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黔东行终字第1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岑巩县龙田镇龙马村岗家沟村民组。
诉讼代表人：晏远国，组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曹显禄，男，汉族，农民，1944年11月13日出生，住岑巩县龙田镇龙马村岗家沟村民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岑巩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吴世胜，县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岑巩县龙田镇龙马村庙山村民组。
诉讼代表人：曹贤仲，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曹贤举，男，汉族，农民，1936年1月5日出生，住岑巩县龙田镇龙马村庙山村民组。
上诉人岑巩县龙田镇龙马村岗家沟村民组、曹显禄因山林土地权属行政处理一案，不服三穗县人民法院（2014）穗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根据被告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争议的山林“高坉山”位于岑巩县龙田镇龙马村，面积10亩，东抵岗家沟土埂，南抵曹显福房屋旁边，西抵老金冲田埂，北抵坳上田埂。2009年7月25日，第三人庙山组村民曹贤举之子因改建房屋需要，经林业部门审批后，在“高坉山”山林处砍伐木材，原告岗家沟组村民曹显禄阻拦，双方及所在村民小组为该山林权属发生争议，原告岗家沟组申请被告作出处理。岑巩县人民政府根据争议双方提供的材料和现场指界，经调查取证核实，认为原告岗家沟组、第三人曹显禄对争议林地没有有效权属依据，第三人庙山组、曹贤举对争议林地有合法有效权属依据，遂根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之规定，于2014年1月15日作出了岑府发（2014）1号处理决定。案经行政复议后，原告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庙山组于1984年1月将“高坉山”承包给曹贤举植树造林，1986年1月，庙山组村民曹显福因在争议林地的左侧（座山为向）开挖屋基与曹贤举发生纠纷，经当时的大队领导何世雍调解，何世雍在曹贤举持有的岑林自字第125号《岑巩县社员自留山证》的“高坉山”山林“西抵显福房子”下备注说明“经调解由房边杉树直上，何世雍、86、1、4号”。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岑巩县人民政府对本案林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是其法定职责，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已依法告知争议双方权利、义务，组织双方进行现场指界、调解，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告提交的岑林权字第34号《岑巩县山林所有证》、林管字第30号《岑巩县山林管理证》不具合法有效权属证据的效力，岑林自字第30号《岑巩县社员自留山证》虽系土地权属的管理使用权权属凭证，但不是所有权权属证据，该证据与争议地无关联，且不能与其他权属证据材料互相印证，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第三人庙山组、曹贤举提交的岑林自字第125号《岑巩县社员自留山证》、岑林自字第125号《岑巩县林业“三定”三证档案表自留山证（三）》的三份证据，来源合法，与争议林地有关联，证据之间能互相印证，被告据此认定第三人庙山组、曹贤举对争议地持有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据作出的岑府发（2014）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适当，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岑府发（2014）1号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岑巩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15日作出岑府发（2014）1号《关于龙田镇龙马村岗家沟村民组与庙山村民组高坉山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岗家沟组交纳。
上诉人岑巩县龙田镇龙马村岗家沟村民组、曹显禄共同上诉称：上诉人提交的山林所有证、社员自留山证系有效的权属及管理证据，登记的山林四至范围涵盖了本案争议山林，原审不予采信错误。庙山村民组及曹贤举提交的岑林自字第125号《社员自留山证》登记的山林不在争议范围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原审认定曹贤举在争议山内造林，但无证据证实，而证人晏文沛证实争议山已分给了上诉人，原审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错误。岑巩县人民政府受理调处申请后，一直没有组织现场勘界，时隔一年半后才作出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上诉人提交的岑林自字第30号《社员自留山证》与曹贤举提交的岑林自字第125号《社员自留山证》是同等效力的证据材料，原审对争议双方分别提交的《社员自留山证》作出自相矛盾的认定，所作判决不公平。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判和岑巩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责令岑巩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
被上诉人岑巩县人民政府、被上诉人岑巩县龙田镇龙马村庙山村民组及被上诉人曹贤举均未提出二审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岑林权字第34号《岑巩县山林所有证》，以此证明原告提供的该证据填证内容有明显涂改和添加现象，与存根联不符，不作为权属的证据采信；2、岑林权字第34号《岑巩县山林所有证存根》，以此证明原告提供的岑林权字第34号《岑巩县山林所有证》经过涂改和添加，原证没有包涵争议山林；3、岑林管字第30号《岑巩县山林管理证》，以此证明该证据的内容有改动，与争议地无关联，且在林业站、档案馆均没有存根，也没有加盖公章，不具有权属证据效力；4、岑林自字第30号《岑巩县社员自留山证》，以此证明证据所记载的地名“大圆子高屯山”处有添加和改动情况，北抵坳不是指最后面的坳，而是指曹显禄自己家的坳，龙田镇林业站和岑巩县档案馆都没有查到存根和档案表；5、庙山生产队分队情况，以此证明分队条例中没有岗家沟与庙山两队山林划分情况记录；6、岑林自字第118号《岑巩县林业“三定”三证档案表自留山证（三）》，以此证明曹显禄自留山不在争议范围内；7、岑林自字第125号《岑巩县社员自留山证》，以此证明曹贤举的自留山证四抵完全覆盖了争议山林；8、岑林自字第125号《岑巩县林业“三定”三证档案表自留山证（三）》，以此证明填证内容与第三人曹贤举的岑林自字第125号《岑巩县社员自留山证》完全相符；9、岑林自字第125号《岑巩县自留山证存根》，以此证明填写内容与第三人曹贤举的岑林自字第125号《岑巩县社员自留山证》完全相符；10、争议山林现场指界记录，以此证明争议双方指认争议山林涵盖情况；11、岗家沟村民组与庙山村民组现场指界图，以此证明争议双方指认争议山林涵盖情况。
原审原告岗家沟组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公民身份证，以此证明原告诉讼代表人的身份情况；2、岑林权字第34号《岑巩县山林所有证》，以此证明争议山林属于原告所有；3、岑林自字第30号《岑巩县社员自留山证》、林管字第30号《岑巩县山林管理证》，以此证明争议山林属于原告所有和管理；4、庙山生产队分队情况，以此证明争议山林属于原告所有和管理；5、2010年8月11日《协议书》，以此证明争议经村委调解不成；6、原告委托代理人对李承银制作的调查笔录，以此证明争议山是曹显禄的自留山证；7、岑府发（2014）1号处理决定，以此证明争议经被告处理，被告的决定错误；8、黔东南府复议字（2014）45号行政复议决定，以此证明争议经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复议，可起诉。
原审第三人曹贤举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984年造林管理合同书，以此证明曹贤举对林地进行管理、造林，庙山组对争议地有所有权，曹贤举享有管理使用权。
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有：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勘查示意图。
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经审查，本院认为，档案材料是人民政府或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岑林自字第30号《岑巩县社员自留山证》没有查找到存根和档案表不是持证人的责任。原审被告和原审法院现场勘查时，均没有在现场勘查图上核实标注岑林自字第30号《岑巩县社员自留山证》登记的山林四至范围，原审判决认定该证登记的山林与争议山无关联的理由不充分；原审第三人曹贤举提交的1984年造林管理合同书只能证明签订造林合同的事实，不能证明造林合同的履行情况，以此认定曹贤举长期经营管理争议山的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虽然是上诉人曹显禄与被上诉人曹贤举为“高坉山”山林权属争议而引起，但因曹显禄、曹贤举分属于不同的村民组，案件实际存在村民组与村民组之间林地所有权争议，岑巩县人民政府调处本案属于其法定职权。岑巩县人民政府处理本案纠纷时，没有对曹显禄、曹贤举分别提交的《社员自留山证》登记的山林与争议山相核实并标注其四至范围，致使双方提交的《社员自留山证》登记的山林是否包含争议山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保管《社员自留山证》存根和档案表不是持证人的义务，岑巩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岑府发（2014）1号处理决定以曹显禄提交的岑林自字第30号《社员自留山证》查找不到存根和档案表而否定该证的证据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所作处理决定认证错误。原审法院虽然对争议山进行了现场勘查，但同样没有在现场勘查图上标注争议双方提交的山林权属证据登记的山林四至范围，原审判认定曹显禄提交的岑林自字第30号《社员自留山证》与争议山无关联亦没有依据，判决维持岑巩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错误。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三穗县人民法院（2014）穗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岑巩县人民政府2014年1月15日作出岑府发（2014）1号《关于龙田镇龙马村岗家沟村民组与庙山村民组高坉山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由岑巩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重新对本案争议作出处理决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岑巩县人民政府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通烈
审 判 员 张秋菊
代理审判员 欧阳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马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