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4民终25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县宁河经济开发区五纬路22号（3-1）。
法定代表人：王永宝，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林，男，197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系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利娟，天津睿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士风，男，1975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陵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思训，男，196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禹城市，由德州市陵城区糜镇东徐村民委员会推荐。
上诉人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久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士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初字第1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久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追加铭大公司与殷延新为本案共同被告或第三人，传唤其对当事人的主要证据出庭质证，以查清案件事实；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裁定准许被上诉人撤回对天津铭大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且不同意上诉人追加当事人申请，导致遗漏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造成错判。1.被上诉人一审起诉时明确将铭大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并在诉状中表述“被告铭大公司也欠被告久缘公司工程款。现行法律及司法实践要求，工程欠款之诉中发包人与承包人未结算的，发包人应当一并列为共同被告，因为发包人既是受益人也是权利义务的最终承受者，在发包人未给付的的情况下承包人有先索抗辩权。天津久缘公司与天津铭大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替天津铭大公司垫付工程款于法无据。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于当事人提出撤诉申请应依据不同情况据实处理。2.天津铭大公司对本案工程既未结算更未支付分文工程款，是最终权利义务继受者，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3.铭大公司是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当事人。转承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工程款拨付经甲方授权由投资人（铭大公司）直接转入甲乙（徐士风）双方双控的共同账户”，天津铭大公司据此应承担直接给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的义务。二、裁判证据不确实充分，不具真实性与合法性。被上诉人的三个主要证据被一审法院毫无辨析地全盘采纳，是不正确的。1、2014年8月19日与殷延新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诉人主张是殷延新的个人行为。一是没有集团公司的直接授权；二是项目部章是殷延新私刻的没有备案。2.2015年9月1日殷延新为徐士风出具的所谓证明，即“经审核确认共计完成工程造价470万元”，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裁判证据有瑕庇。一是该内容为工程结算，然而没附有工程列项、工程量确认等原始凭证；二是殷延新的身份不是证明人故不能以证明的形式确定该内容；三是工程质量问题有没有验收凭证，是否合格均不清楚；四是私刻公章是否是殷延新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行为，上诉人并不知情。3.2014年5月11日殷延新为徐士风打的保证金收条。该条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理由为：一是保证金对应的银行对账单据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而收条写明“打款以银行单据为准”，打款与否不清楚；二是日期一栏中，年的部分有改动，造成日期不明；三是不知是否为殷延新的亲笔签名；四是该笔保证金给谁了不清楚，据后来殷延新传话是给了天津铭大公司，如属实则证明了天津铭大公司实际承载了承包人的角色，如殷延新自己占有就构成犯罪，该证据未经当事人殷延新确认和接受质询不能作为裁判证据使用。三、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转承包合同指向的殷延新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造成遗漏当事人的严重程序错误。理由是：1.殷延新存在个人私刻印章违法行为、无权代理而冒用项目公司的名义签订和履行合同，依法应列为直接责任人，由其个人承担民事责任。2、上诉人与天津铭大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该公司未依约取得施工许可证，工程未达到约定的施工条件而未生效或予以解除。四、原审法院认定殷延新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殷延新既有私刻印章及无权代理等违法行为，同时还涉嫌与被上诉人串通进行恶意诉讼，以达到侵占上诉人财产的不法目的，应依法予以制裁。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确定案由错误，本案应为合伙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涉及的是清算问题，而非工程款问题。2.涉案工程既未经过任何审核验收，也未达到合同约定的工程完成到2000万元结算的付款条件。3.关于殷延新个人假借上诉人名义私刻、伪造“月仙寺项目部”印章并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徐士风亦不是善意的合同相对人，本案不应适用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4.关于天津铭大公司对工程既未结算也未付款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不应狭隘理解合同相对性，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六、一审法院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严重超审限。七、一审法院剥夺上诉人反诉权，程序违法。八、在上诉人没有收到关于管辖权异议的终审裁定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安排开庭审理，剥夺了上诉人相应程序权利。
徐士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关于程序问题。1.是否列工程发包人为被告，被上诉人有选择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和不告不理的原则，被上诉人撤回起诉，一审法院准予撤诉，符合法律规定。2.天津铭大公司不是本案纠纷所涉合同的相对方，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天津铭大公司应该对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且被上诉人也不要求天津铭大公司承担责任，不予追加是正确的。在通过案件初步审理，可以证明殷延新是上诉人的代理人的情况下，申请追加殷延新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3.上诉人一审中以反诉方式请求确认双方于2014年8月19日所签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为反驳意见，不构成反诉，已经当庭告知上诉人按反驳意见处理，且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作出了认定，已经达到了上诉人请求确认的目的。不按反诉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案件事实。1.一审认定殷延新构成表见代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中上诉人认可殷延新是受其委托，与天津铭大公司签署总承包合同的代理人，而且，在总包合同签字部分，也有殷延新的签字，涉案工程第三方监理公司的现场监理刘太平出庭作证，证明殷延新是上诉人在涉案工程的项目代表人。殷延新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曾经将盖有上诉人公章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对复印件上的盖章认可，也认可是上诉人交给殷延新的。可以证明殷延新参与涉案工程，系受上诉人委托。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月19日，上诉人曾设立“天津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任命殷延新为负责人，虽然该分公司与涉案工程无关，但是，可以证明殷延新是上诉人的管理人员。上诉人称其注册德州分公司时对殷延新的权限有所限制，但这是上诉人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第三人，且德州分公司与本案无关。2.虽然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印章系殷延新私刻，没有备案，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即使确认该印章系殷延新私刻，也是上诉人的管理问题，并不能因此否定殷延新的代理权，不影响殷延新构成表见代理。3.涉案合同系无效合同，所涉相互约束的条款均系无效条款，殷延新代表上诉人已经对工程造价做过了审核，证明双方对结算已经达成了协议。被上诉人施工的是地下隐蔽工程，施工期间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上诉人都有人现场监督，随时做过了中间验收和隐蔽验收，并且实际已经填土隐蔽，应视为工程已经通过验收。工程造价中，有72万元系降水费用，降水就是抽取地下水排到别处，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已过，看不到实体工程，也就无从验收。一审中，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工程质量存在问题。4.关于保证金，被上诉人不但提供了殷延新出具的证明，也提供了转账付款凭证，至于是否需要殷延新出庭质证，属于上诉人的问题，殷延新是否出庭质证，不影响证据认定。5、根据一审证据和工程实际，结合2014年12月23日涉案工程奠基仪式照片，可以证实上诉人的副总经理作为公司负责人和代理人殷延新同时出现在奠基仪式现场，且幕布上载明承建方系上诉人，足以证明工程合同已经履行，同时也能印证殷延新的代理人身份。三、关于适用法律。1.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两份合同，都是以上诉人与天津铭大公司所签署工程总承包合同为基础，且双方已经做出结算，对结算结果双方无争议，不属于合伙纠纷，一审适用法律正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十六条第二款是为了保护实际施工人权益所设，并非是抛开合同相对性，由发包人直接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发包人承担的是在欠付工程款前提下的补充责任。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未达到2000万元结算付款条件，也就是知道天津铭大公司按总包合同并不拖欠上诉人工程款。因此，上诉人申请追加或要求追加天津铭大公司，让其承担责任，依法不应支持。
徐士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工程款3980000元并加付利息；2.判令被告给付降水工程款720000元并加付利息；3.判令被告返还保证金1030000元并加付利息；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8日，被告与天津铭大投资有限公司就“山东武城四女寺湿地公园度假旅游综合体项目”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并在合同中载明“殷延新”为代理人。合同对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建筑面积、建筑造价、工程工期、承包方式、付款方式、双方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8月19日，“殷延新”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的名义与原告徐士风就“山东武城四女寺湿地公园度假旅游综合体项目”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第四条约定承包范围为寺院内地宫土建、降水、挖槽、回填、防水；第五条约定工程造价大约6000万元；第七条约定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第八条约定工程完成到2000万元结算，以后按月形象进度拨（土建完成，拨到80%以上），其他工程除按形象拨款外，合同内容完工结算到85%，合同内容完工到85%，合同内容竣工验收合格经甲方审计核实（三个月内完成）后，30天内拨款到95%，余款1年内付清（此款为保修金）；第十条第9款约定双方合同签订三日内乙方（本案原告）向甲方（天津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交纳先期管理费100万元，在垫层施工前再缴纳50万元人民币管理费，此款由甲方承担监管责任，如工程真实性出现问题由其承担，如三日内管理费未支付甲方，本合同自动废除。2014年11月9日，“殷延新”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的名义与原告徐士风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项目名称为月仙寺寮房建设共计约1700m2，约定建设面积为840m2东面三处（共六处先建东面），第五条约定“本寮房账目单独涉及、共同核算，扣除总工本费用后甲乙双方各分得纯利润的50%，如果亏损甲、乙双方各补亏50%”。2014年8月19日至2014年9月2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殷延新”转账103万元。2015年5月11日，“殷延新”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的名义向原告出具收到条，内容为“收到徐士风工程质量保证金103万元，付款时间：天津铭大投资公司在给项目部大雄宝殿退还保证金时或是项目部完成工程量2000万元投资公司拨付款时，项目部一次性返还其工程质量保证金103万元。”2015年9月1日，“殷延新”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的名义向原告出具证明，内容为“经审核确认徐士风项目部，2015年春节前共完成工程造价398万元，春节后截止后期项目部进场四个月降水费用72万元，共计完成工程造价470万元，此数额不包括公司管理费等一切费用，无需审核。”另查明，2015年1月19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设立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任命“尹延新”为负责人，职务为经理。2016年3月14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变更为“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公司负责人变更为“张爱华”。再查明，2015年3月16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以“要求确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于2014年8月19日签订的合同无效”为请求提起反诉，该合同效力问题系本案的审查范围，其请求不构成反诉，应认定为反驳意见。其要求追加“殷延新”和天津铭大投资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追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殷延新”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名义所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是“殷延新”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否构成对被告的表见代理；三是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返还保证金并承担利息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作为自然人不具备涉案工程的建筑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规定，原告与“殷延新”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名义所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与天津铭大投资有限公司就涉案工程所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载明“殷延新”为合同代理人，“殷延新”持有被告的营业执照副本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并交付原告，且2014年12月23日在涉案项目“武城月仙寺大雄宝殿奠基仪式”时被告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树林作为该公司的负责人亦在现场，奠基仪式的幕布载明“承建方：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殷延新”本人作为承建方即被告的代理人参加，并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举行了奠基仪式，2015年1月19日被告成立“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时任命“殷延新”为该分公司的负责人，故原告有理由相信“殷延新”关于涉案工程的行为具有对被告的代理权，“殷延新”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的名义所实施的行为构成对被告的表见代理。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殷延新”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了结算证明，原告已完成的工程造价为470万元，且收到原告支付的103万元合同保证金。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但已实际终止履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470万元工程款并返还103万元保证金，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计算的起始日期，其中470万元的工程款，应当自结算之日即2015年9月2日起算；其中103万元的保证金，从庭审情况来看，“殷延新”以“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的名义向原告出具收条即2015年5月1日时，原告已撤出工地，其利息损失至迟应于次日计算利息损失。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徐士风要求被告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470万元及利息损失，返还保证金103万元及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判决：一、被告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徐士风支付工程款47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47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9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被告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徐士风保证金103万元及利息损失（以103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5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910元，由被告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铭大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应当直接向实际施工人给付工程款，是终极义务人和直接利害关系人，被上诉人所强调的合同相对性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提交证据二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一份，用以证明：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殷延新的权力范围只有接受总公司委托联系业务，无权签订合同，更无权代为收取保证金、出具工程造价无需审核的结算证明等；提交证据三民事起诉状和民事裁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徐士风一审起诉时明确将铭大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并在诉状中表述“请求铭大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裁定准许撤回对铭大公司的起诉，判令天津久缘公司承担全部业务是错误的；提交证据四天津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函一份，用以证明：天津久缘公司与铭大公司签订的合同因铭大公司未依约取得开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工程未达到约定的施工条件而未实际履行，久缘公司只是名义施工人，未参加建设施工；提交证据五合作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徐士风与殷延新是合作共赢的合伙关系，本案案由和法律关系错误，应为合伙纠纷，涉及的是合伙清算甚至涉嫌徐士风与殷延新共同欺诈牟取不当利益违法问题，而非工程款结算给付问题。被上诉人徐士风质证称：证据一是复印件，并非来自一审卷宗，与徐士风提交的证据存在明显区别，天津久缘公司持有该合同原件，是该合同的相对方；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天津久缘公司的主张，该分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29日，双方所争议的合同签订于2014年，不能对抗本案合同，该证据证明了殷延新是天津久缘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天津久缘公司的主张，撤回起诉是徐士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允许撤回起诉并无不当；对律师函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函所涉及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该函形成于2015年12月1日以后，对本案纠纷没有溯及力；对合作协议书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天津久缘公司的主张，所谓合作只是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双方已经办理结算，并不存在利润分配争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本案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二、本案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殷延新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一审确定案由是否正确。三、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返还保证金是否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根据本案事实及有关法律，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作如下分析认定：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2014年8月19日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和2014年11月9日的《合作协议书》中均加盖有“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的印章，载明的甲方均非殷延新个人。殷延新在上诉人与工程发包方于2014年8月8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签署了名字，并将加盖“天津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印章的该合同复印件交给了被上诉人，且写明了“原件有公司保存”的内容。被上诉人主张与其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为上诉人，而不是殷延新个人，在一审起诉状中未将殷延新列为被告。在2014年12月23日举行“武城月仙寺大雄宝殿奠基仪式”时，上诉人副总经理李树林在仪式现场，且奠基仪式的幕布载明工程承建方为上诉人。上诉人在二审中陈述不知殷延新现在何处，不能联系到殷延新。综合以上因素分析，应当认定殷延新并不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一审未将其追加为被告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根据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发包人并不是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司法解释允许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是为了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并不是限制实际施工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本案被上诉人撤回对天津铭大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是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以上诉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殷延新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一审确定案由是否正确。虽然被上诉人徐士风与天津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月仙寺项目部于2014年11月9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但根据2015年9月1日的证明，应当认定双方对施工期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结算，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明确。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请求判令上诉人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根据其诉讼主张，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2014年8月19日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合同在盖章及签名位置方面存在差异，其对此也未作出合理解释；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已经收到被上诉人邮寄的《催告函》，从2015年10月19日的《告知书》的内容分析，应当认定上诉人与殷延新存在联系。基于以上两点分析，应当认定上诉人对于合同内容及徐士风依据合同施工的事实是知情的。因此，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殷延新的行为系代表上诉人的行为，相应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至于殷延新与上诉人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可依法另行解决。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返还保证金是否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天津久缘公司主张其与天津铭大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但其提交的律师函未载明作出时间，不能证明该律师函已经发出，也不能证明其该项主张。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据后来殷延新传话是给了铭大公司”，而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已经联系不到殷延新，故对于其主张的签署殷延新姓名及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殷延新以项目部名义将涉案工程分包给被上诉人徐士风，因项目部不具有法人资格，故对于项目经理部与实际施工人发生的争议，应由承包人即天津久缘公司作为主体承担相应责任。根据2015年9月1日的证明，应当认定对于被上诉人已经完成的工程量和工程造价，殷延新已经以项目部的名义进行了确认，视为双方已经就被上诉人已完成工程的价款进行了结算，该结算对上诉人具有法律效力。以上结算证明中载明的前期工程造价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载明合同当事人为“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与“河北省曲阳县古建园林有限公司”的《工程承包合同》中“其中应扣除徐士风已建设完成的工程量约400万元”的内容相符合。在上述结算证明中，并未载明被上诉人施工的工程存在质量问题，2015年10月19日的告知书中也未载明涉案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上诉人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故上诉人以工程没有验收为由主张上述结算证明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若涉案工程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上诉人可依法另行解决。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收到条单据及银行交易凭证，应当认定其已交纳工程质量保证金103万元，现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并进行了结算，上诉人应当承担返还保证金的责任，上诉人主张的收到条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天津久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910元，由上诉人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玉敏
审 判 员 陈 涛
审 判 员 郑春笋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宋兆源
书 记 员 许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