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鄂01行再7号再审申请人喻赤，女，195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岸区。再审申请人喻斌，女，196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再审申请人喻骞，男，1966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再审申请人喻全春，男，193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上述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建英，男，195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岸区，系再审申请人喻赤的配偶。被申请人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高雄路166号。法定代表人邓万想，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红良，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凯，男，197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系江汉区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51号。法定代表人吕照清，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红良，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凯，男，197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系江汉区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小区38栋2单元。法定代表人黄升，经理。再审申请人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等因诉被申请人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屋管理局）、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区房屋管理局），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确认房屋登记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确认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2006年12月31日登记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原、被告均不服上诉，本院原二审，以“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为由，作出（2016）鄂01行终866号行政裁定：一、撤销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的起诉。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经审理作出（2017）鄂行申411号裁定：本案指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院依法组织合议庭，于2017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建英，被申请人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红良、徐凯，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吕照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由于本案有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再审期间进行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一审查明：1992年2月24日，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1994年5月20日名称变更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与海伦百货签订《拆迁协议书》，由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对海伦百货位于中山大道751号建筑面积38平方米的营业用房拆迁后予以安置。按上述协议中约定的产权调换结算方法，郑有筠（海伦百货）于同日和次日，合计向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缴纳了购房款21100元。同时，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向郑有筠提交了武汉市房屋（土地）标准层分户平面图（权证附图），其中在同益大厦一层平面图中，郑有筠名字填写在图中“l”号位置内。2004年6月19日，市房屋管理局对房产权属证件遗失补发予以公告，其中对权利人郑有筠坐落于中山大道751号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由原填发单位补发相应的权属证件，原遗失权证作废。2004年12月21日，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局与武汉联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银公司”）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授权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局对城开总公司国有资产实行挂牌交易，联银公司愿出资收购城开总公司国有资产。2006年7月，城开总公司作为出让方，第三人城开公司作为承受方，对坐落于江汉区民意街同益大厦1-17层的房屋向第三人区房屋管理局申请权属登记，并提交了相关材料。市房屋管理局经审查后，于2006年12月31日将城开总公司武房自字第15007号《房屋所有权证》所属坐落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的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第三人区房屋管理局作为该权证的填发机关。2007年1月10日，第三人城开公司向第三人区房屋管理局提交《武汉市房产权属登记申请表》，申请对坐落于江汉区民意街中山大道724-780（同益大厦）号一层（建面1212.41平方）予以分证，提交的附表中该大厦一层共28套房号，建筑面积共计1212.41平方米。同月17日，市房屋管理局将第三人城开公司所有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其中一层分证办理为权证编号分别为：武房权证江字第2007000456号-××号的《房屋所有权证》，第三人区房屋管理局作为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的填发单位。次日，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缴纳分证的产权登记费、权属证照印花税共计3480元。2013年12月31日，市房屋管理局向喻赤作出《关于同益大厦1层28套商铺无法办证问题信访事项的回复》。本案中，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认为区房屋管理局办理的上述权属登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且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曾以区房屋管理局为被告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该院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151号行政裁定，以原告所诉被告不适格且拒绝变更为由，驳回了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的起诉。该行政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以市房屋管理局为被告、区房屋管理局为第三人提起了本案行政诉讼。另查明，喻全春系郑有筠配偶，喻赤、喻斌、喻骞系喻全春与郑有筠的子女。郑有筠于1991年8月8日去世。还查明，经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查询，第三人城开公司的《企业信息咨询报告》中，第三人城开公司经营状态为存续。在变更事项中：1994年5月20日，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名称变更为城开总公司；2005年11月18日，城开总公司名称变更为第三人城开公司，企业类型由国有经济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再查明，从2009年9月6日起，启用“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印章，原印章“武汉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作废。2010年1月19日，“武汉市江汉区房产管理局”更名为“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再查明，2007年12月20日，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发展银行武汉分行）作为受托方、湖北省宏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泰公司）作为委托方，第三人城开公司作为借款方共同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由发展银行武汉分行接受宏泰公司委托，在本合同项下向第三人城开公司委托贷款2000万元，期限六个月。第三人城开公司将已办理至其名下坐落于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建筑面积1212.51平方米的房屋28套（房屋权属证号：武房权证江字第2007000456号-××号《房屋所有权证》）抵押至发展银行武汉分行，并对上述28套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发展银行武汉分行作为房屋他项权人办理了武房江他字第200700352号证书。再查明，2010年12月20日，宏泰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请求按生效判决内容对第三人城开公司执行偿还委托贷款本金2000万元及相关利息等，在执行案件过程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8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执字第00073号《执行裁定书》，终结该次执行。原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是否具有适格的主体资格问题。1992年2月24日，城开总公司与郑有筠（海伦百货）签订《拆迁协议书》，对郑有筠位于中山大道751号的营业用房进行了拆迁。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为郑有筠的合法继承人，与市房屋管理局对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具备适格的起诉主体资格。二、关于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公民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喻赤、喻斌、哈骞、喻全春于2013年12月31日在市房屋管理局作出的《关于同益大厦1层28套商铺无法办证问题信访事项的回复》中知晓第三人城开公司申请办理了同益大厦70套（含l层28套）房屋的企业改制房屋转移登记手续，并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并于2007年7月将同益大厦1层28套房产抵押给发展银行武汉分公司的事宜。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通过查询才获悉市房屋管理局办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故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于2015年8月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三、关于本案被诉房产权属登记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被诉房屋登记行为发生在2006年，故建设部令57号《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系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规范性文件。根据建设部令57号《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市房屋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内的房屋登记管理工作。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市房屋管理局在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过程中应当依相关程序进行。根据《武汉市房屋登记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的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对申请登记事项和提交的申请材料证明的事实是否一致进行审查。本案中，市房屋管理局及第三人区房屋管理局提供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产交易权属登记的相关证据中，申请材料包含的《产权转让合同》、江汉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相关文件、武汉市江汉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相关文件、《产权交易鉴证书》等，均能证实经相关审批，对江汉区建设局下属国有企业城开总公司的国有资产挂牌进行交易，联银公司为本次国有产权转让的受让方。在城开总公司企业改制过程中，由江汉区国资办确认的评估报告核准了城开总公司的整体资产总额，该评估报告第三部分《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关于《库存商品房清查评估明细表》序号1：同益大厦总建筑面积为7198.33平方米，其中1层的建筑面积为15.56平方米，故该评估报告属于市房屋管理局办理权属登记的审查内容。同时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权属登记中还提交的经审批不征或减免营业税、减免契税、减免土地收益金的申报表也均针对的是同益大厦1层-17层7198.33平方米同意减免。故在城开总公司整体国有资产企业改制中同益大厦1层国有资产仅为15.56平方米。而被诉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是将城开总公司同益大厦1层建筑面积1212.41平方米的房屋登记于第三人城开总公司。因市房屋管理局未对房屋权属变更登记的申请材料尽审慎的审查义务，导致其办理登记转移中的同益大厦1层房屋面积与实际申请的交件材料房屋面积明显不一致，故被诉房屋登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市房屋管理局已于2007年1月17日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予以注销，其中一层分证办理为权证编号分别为：武房权证江字第2007000456号-××号的28套《房屋所有权证》，且第三人城开公司将上述28套房屋抵押至案外人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综上，市房屋管理局在办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权属登记中未尽到合理审慎职责，但该房屋所有权证已被市房屋管理局注销，故对该《房屋所有权证》的颁证行为确认违法。四、关于市房屋管理局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问题。市房屋管理局在办理被诉房屋权属登记过程中，第三人城开公司于2006年7月17日向第三人区房屋管理局提交的《具结书》，表明城开总公司建设的同益大厦由于企业改制，同益大厦1-17层所属城开总公司的面积办至第三人城开公司名下，原属企业面积不合拆迁户及出售面积，引发的法律纠纷由第三人城开公司负责。故第三人城开公司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在损害发生中所起的作用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对于因不动产权属登记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市房屋管理局作为行政机关仅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三人城开公司作为主要侵权人，对造成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市房屋管理局虽在权属登记中存在过错，但并没有直接导致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的财产损失，仅对其存在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因侵权行为导致的侵权后果及损失赔偿可先通过民事法律途径予以确认和救济后，另案提起行政赔偿之诉。故对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行政赔偿的诉请不予审查。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原审法院对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请不予审理的决定，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2．“补充赔偿责任”属于民事诉讼范畴，不能与行政诉讼的行政赔偿混为一谈；3．原审第三人的《具结书》是对自己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的保证，内容真实无误，但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4．行政赔偿金额（计算至2016年8月）为645.3万元，计算依据为租金损失179.94万元、商铺价值465.36万元，总计645.3万元。原审判决在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对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请不予审理的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违背了行政赔偿的相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对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给上诉人财产权造成的损害，依照法律规定给予行政赔偿。市房屋管理局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1．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不满足法定的起诉条件。原审判决认为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于2013年12月31日在《关于同益大厦1层28套商铺无法办证问题信访事项的回复》才知晓上诉人办理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属于对事实认定错误；2．上诉人办理产权变更以及他项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该行为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本案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法律、法规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原二审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一审相同，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原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1992年2月24日，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与海伦百货签订了《拆迁协议书》，对郑有筠位于中山大道751号的房屋进行了拆迁，已在《武汉市房屋（土地）标准层分户平面图（权证图）》上标注“l”号位置的形式对郑有筠约定了拆迁还建位置。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作为郑有筠的合法继承人，虽享有《拆迁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但该权利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并不意味着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直接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且在被诉行政行为发生之前，涉案房产也从未登记在郑有筠或其继承人名下。故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裁定驳回起诉。一审判决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一、撤销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的起诉。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不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行终866号行政裁定，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审查认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与海伦百货签订《拆迁协议书》涉及的房屋是郑有筠的合法财产，喻赤等四人作为郑有筠的法定继承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裁定认定喻赤等四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错误。喻赤等四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七条规定，裁定：本案指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申请人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申请再审称，再审申请人系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1层l室拆迁还建户，自1992年拆迁还建迄今已有20多年仍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其原因在于被申请人于2006年12月以“企业改制房屋登记方式”将同益大厦一楼28户拆迁还建户的1212.41平方米的房产违法转移登记到第三人城开公司名下，2007年1月17日又以还建房产“变更登记”分证登记的方式为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了28套《房屋所有权证》，其中应属再审申请人的房产也包含其中。第三人城开公司向被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登记内容与有关材料证明的事实截然相反，登记事项与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房屋权利发生严重冲突，但被申请人未尽到审慎职责，通过了转移登记申请。2007年1月17日被申请人以“变更登记”分证房屋方式登为第三人城开公司，并办理了同益大厦1层28套《房屋所有权证》，其中，再审申请人位于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1层1江汉区1室还建房产也包含其中，随后被申请人又为该公司以这28套小证为抵押骗贷2000万元出具了武房他字第2007003524号他项权证，严重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被申请人的违法登记行为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故再审申请人诉请至法院：1、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办理转移登记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系行政行为违法。2、请求判决被告予以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区房屋管理局共同书面答辩称：一、再审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不能证明与其诉请求中所指的产权证有利害关系。再审申请人诉称其系同益大厦拆迁户，且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拆迁协议书》，从而取得了争议房产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书。但拆迁协议书没有对拟安置的房屋坐落、门牌号等作出明确约定，也没有其他材料证明拆迁双方对房屋拆迁后的安置房屋作出了明确约定，并曾经依法向本局申请房屋登记。所以，即使再审申请人依法享有拆迁后的相应债权，但并不能直接取得同益大厦1层1室拆迁还建房产的所有权。二、本局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以及他项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同益大厦系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开发建成，并于1996年办理了初始登记。后经国资委、体改办等部门审批同意，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企业整体资产出售的方式进行了改制，承接企业所有债权债务，并于2005年11月18日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将名称变更为“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而且，在《企业改制通知书》中明确了该企业的营业期限为存续状态，即仍然从原企业2000年7月5日开始连续计算企业的营业期限。即城建公司的改制并非一种新设的方式，对企业债务和资产进行剥离，而是采取资产整体出售，全盘接受企业债权债务的方式来进行。申请人等人与原城建开发总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由与改制后的城建公司承担。上述事实，城建公司提供了主管部门的改制批复方案、产权转让合同、工商登记档案等相关资料，材料齐全，应当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而本局只能据此将该企业名下的所有资产变更登记至改制名下，并办理分户手续。拆迁人应当在与改制企业协商一致后，共同向本局申请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但是直至今日，申请人与城建公司始终未能共同为原告申请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申请，本局无权直接将相关房产转移登记至再审申请人名下。另外，在城建公司与广发银行武汉分行提供了办理抵押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情况下，本局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抵押手续，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综上所述，本局依据申请人提供的全部材料办理相应的房产登记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三、再审申请人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再审申请人诉称其房产于1992年拆迁，1996年还建房屋同益大厦建成，并于1996年就办理了初始登记，即具备了对拆迁户的过户登记条件。那么，再审申请人就应当及时与城建公司协商安置具体房屋的门牌号，共同向本局申请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如果城建公司不予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再审申请人应当及时提起民事诉讼，以确定自己的权利。诉讼时效从此时开始起算。截止今日，再审申请人一直没有提供办理过户所需的全部材料，并与城建公司共同向本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也没有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确定自己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已经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四、再审申请人申请的赔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本局将产权变更登记在同一改制企业名下是办理后一步房屋转移登记的前提，而且本局的登记行为只能是一种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在1994年亦无拆迁协之的备案制度，本局在城建公司提交了全部材料的情形下，为其办理变更登记及抵押登记事实清楚，依据充分，无任何过错，故不存在赔偿。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城开公司未发表参诉意见。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有两类：一是行政相对人；二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关于“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了明确界定：就是被诉行政行为能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增减得失的实际影响就构成“利害关系”，同时也就具备了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1992年2月，城开总公司与郑有筠（海伦百货）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一方面确定对郑有筠位于中山大道751号的营业用房进行拆迁，另一方面确定拆迁安置房就在被诉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之内，也就是说，被诉的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已经或者将要产生增减得失的影响。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根据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和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共同申请，将武房自字第15007号《房屋所有权证》所属坐落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的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于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并办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这意味着《拆迁协议书》确定的郑有筠的安置用房有可能失去。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为郑有筠的合法继承人，自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前所述，原二审裁定认定喻赤等四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二、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根据《武汉市房屋登记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本案的行政主体对申请房屋变更登记事项和提交的申请事项的证明材料是否一致进行审查。在被诉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产交易权属登记的相关事实材料、证据中，有《产权转让合同》、江汉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的批准文件、武汉市江汉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批准文件、《产权交易鉴证书》等，均能证实房屋产权转让合同经相关部门审批，房屋产权转让关系合法成立。在城开总公司企业改制过程中，由江汉区国资办确认的评估报告核准了城开总公司的整体资产总额，该评估报告第三部分《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关于《库存商品房清查评估明细表》序号1：同益大厦总建筑面积为7198.33平方米，其中1层的建筑面积为15.56平方米，故该评估报告属于市房产管理局办理权属登记的审查内容。同时第三人城开公司办理权属登记中还提交的经审批不征或减免营业税、减免契税、减免土地收益金的申报表也均针对的是同益大厦1层-17层7198.33平方同意减免。故在城开总公司整体国有资产企业改制中同益大厦1层国有资产仅为15.56平方米。而被诉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是将城开总公司同益大厦1层建筑面积1212.41平方米的房屋登记于第三人城开总公司。因市房产管理局未对房屋权属变更登记的申请材料尽审慎的审查义务，导致其办理登记转移中的同益大厦l层房屋面积与实际申请的交件材料房屋面积明显不一致。故被诉房屋登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由于被申请人已于2007年1月17日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有权证》予以注销，其中一层分证办理为权证编号分别为：武房权证江字第2007000456号-××号的28套《房屋所有权证》，且第三人城开公司将上述28套房屋抵押至案外人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综上，被申请人在办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权属登记中未尽到合理审慎职责，但该房屋所有权证已被被告注销，故原一审对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办证确认违法并无不当。三、关于被申请人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本案中，被申请人市房屋管理局在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过程中，经审查第三人提交的房屋变更登记申请、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产权交易鉴证书》等办理房屋变更登记的材料客观真实。城开总公司建设的同益大厦由于企业改制，该大厦1-17层所属城开总公司的面积办至第三人城开公司名下符合实际情况和批准文件的要求，原属企业房屋产权面积与《拆迁协议书》所确认的拆迁户还建房面积及出售房屋面积出现申报登记差错而导致权属争议，并非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对“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未尽合理审慎职责”、“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原一审以“市房屋管理局虽在权属登记中因未发现权属争议存在过错，但并没有直接导致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的财产损失，仅对其存在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因侵权行为导致的侵权后果及损失赔偿可先通过民事法律途径予以确认和救济后，另案提起行政赔偿之诉。”综前所述，申请人所称的“侵权后果及损失赔偿”，在未经对双方民事权益即房屋权属进行民事判决确认的前提下，原一审对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行政赔偿的请求未予裁判，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鄂01行终866号行政裁定；二、维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其他费用80元共计人民币6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申请人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志华审判员  周红川审判员  赵云霞二○二○一八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王楠书记员刘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