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民二终字第000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某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范某、冉某，均系湖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某传媒集团。
委托代理人：黄某，该集团法律事务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时某，湖北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某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文某，湖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公司）为与被告湖北某传媒集团（以下简称湖北集团）、武汉某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杨源俊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叶可、张云燕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3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范某、冉某，被上诉人湖北集团的委托代理人黄某、时某，被上诉人印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文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公司一审时诉称：广州公司是湖北集团的新闻纸供应商，双方合作多年，关系良好。2010年7月初，湖北集团安排广州公司向印刷公司发送新闻纸，发往湖北集团指定地点，并交付给湖北集团实际使用。经核实，自2010年7月至2011年1月间，广州公司累计向湖北集团和印刷公司发送新闻纸共83车皮，共4932.758吨，合计货款总值22124073.30元。其中应湖北集团和印刷公司的要求，有25车皮新闻纸共1478.533吨发到湖北集团在武汉市流芳火车站专用柜号；有5车皮新闻纸共297.002吨发到湖北集团在湖北宜昌船舶柴油机械有限公司专用线专用柜号；有5车皮新闻纸共295.899吨发到湖北集团在湖北襄樊火车站专用柜号；有44车皮新闻纸共2594.404吨发到湖北集团在武汉市湖北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三七处专用线专用柜号。湖北集团至今仍欠货款7397883.95元未付。因多次催要未果，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湖北集团向广州公司支付货款7397883.95元及利息（从2011年11月28日起至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印刷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判令湖北集团、印刷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湖北集团一审时辩称：本案纠纷是基于广州公司与印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与湖北集团无关，其仅为收货人，并非买方，不应向广州公司承担付款义务。2010年2月1日，湖北集团与广州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编号为2010-ysc1-04）购买新闻纸，并已支付了合同项下的全部货款，即实际收新闻纸2757.892吨，支付货款12650203.65元，该合同全部义务履行完毕。同年3月2日，湖北集团又与印刷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编号为2010-ysc1-23）购买新闻纸、润版液等印刷材料，也已支付了合同项下的全部货款，即实际收新闻纸3901.615吨，支付货款18600261.35元。综上，湖北集团分别从广州公司和印刷公司购买新闻纸，且均已按时付清了两份买卖合同项下所有的货款，不应当承担任何付款责任。故请求法院驳回广州公司对湖北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
印刷公司一审时辩称：2010年6月，印刷公司与广州公司口头约定，由广州公司向其出卖新闻纸，其以传真订货单或电话告知方式通知广州公司买受新闻纸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到达站、收（提）货单位等，广州公司收到通知后应立即安排发货。双方还约定了单价、支付时间、交付地点等。印刷公司与广州公司之间的新闻纸买卖合同成立。印刷公司共收广州公司提供83车皮新闻纸，并于2010年6月29日至2012年6月7日期间，印刷公司共支付货款15笔，合计14726189.35元。印刷公司与湖北集团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广州公司无关，而广州公司与湖北集团之间的买卖合同亦与印刷公司无关，属不同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广州公司将湖北集团列为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广州公司诉请印刷公司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不应支持。
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3月2日，湖北集团（买方）与广州公司（卖方）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0-yscl-04的《买卖合同》约定：（一）招标和中标：湖北集团通过招标方式采购2010年印刷材料，广州公司对湖北集团的招标进行了实质响应，湖北集团通过法定程序确认广州公司为中标人之一；（二）货物名称为48克优质新闻纸；全规格，1、8、9号机产新闻纸4000吨；单价4350元／吨为到站价且保证在4月底前价格不得改变，之后如市场平均价格发生显著变化，升降幅度超过5%，双方可重新协商，对合同价格进行修改；具体送货地点、数量、规格以湖北集团通知为准；（三）付款：广州公司应按湖北集团通知的时间、数量交货。每批次货物交完后，应将增值税发票、检验证书、详细指标说明、数量清单、验收证书交湖北集团。如货物无质量问题和其他违约事实，湖北集团应于每批次货物验收完后30日内付款；（四）合同的终止：在广州公司对自身违约行为采取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湖北集团可向广州公司发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的书面通知。如果广州公司出现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或延长的期限内提供货物、收到违约通知后20日内或书面认可延长的时间内未能纠正其过错以及未能履行其他义务的情况，湖北集团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后，可以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方法购买类似未交的货物，广州公司应承担湖北集团因购买类似货物所超出的费用部分，并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五）合同执行期限：自2010年2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止。另外，双方还对质量保证及试用、装运和检验、违约的处理及索赔、税费和履约保证金、转让等进行了约定。
上述合同签订后，截至2011年1月30日湖北集团向广州公司购买新闻纸47车皮，数量共计2757.892吨。之后，广州公司向湖北集团开出47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均注明了购货单位为湖北集团、销货单位为广州公司以及货物名称、数量、规格型号、单价等内容。2010年5月至2012年6月间，湖北集团分次向广州公司支付了该47车皮新闻纸的全部货款12650203.65元。
2010年6月28日至2012年6月7日，印刷公司通过传真等方式向广州公司下订货单，并明确产品名称、数量、收货单位及到达站等情况。广州公司收到印刷公司的订货单后，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将新闻纸发送至印刷公司指定的到站地点及收货单位，并由托运人在领货凭证上盖章予以确认，并注明系代印刷公司托运，铁路运输部门亦加盖了承运日期戳。
印刷公司在一审诉讼中确认购买广州公司的新闻纸83车皮数量共计4932.758吨，货款22124073.30元。其中，印刷公司将70车皮新闻纸转卖给其他单位（湖北集团及其下属单位购66车皮、湖北集团传媒集团三峡印务有限公司购4车皮），13车皮新闻纸由其自行提货处理。2010年7月6日至2011年1月14日期间，广州公司向印刷公司开具了该83车皮新闻纸的增值税发票83张，发票上均注明了购货单位为印刷公司、销货单位为广州公司以及货物名称、数量、规格型号、单价、车皮号等，发票金额共计22124073.30元。
2011年6月16日至同年11月21日，广州公司多次向印刷公司发函对帐并催讨货款。其中，2011年11月21日的《催款函》中明确要求印刷公司于2011年11月27日前付清尚欠货款8244883.95元。
2010年6月29日至2012年6月7日，印刷公司向广州公司支付货款14726189.35元，至今尚欠7397883.95元货款一直未付。
另查明：湖北集团通过招标方式采购2010年印刷材料，印刷公司对其招标进行了实质响应，并依法定程序确认为中标人之一。2010年3月2日，湖北集团与印刷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0-ysc1-23的《买卖合同》，并对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及价格以及付款、违约等进行了约定，合同执行期限自2010年2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止。
2012年6月23日，湖北集团向印刷公司发《货款确认函》称：双方于2010年3月2日签订买卖合同，湖北集团共收到印刷公司提供的广州公司生产的新闻纸66车皮（3901.615吨），印刷公司陆续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合计金额18600261.35元后，湖北集团于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间累计向印刷公司支付了18600261.35元。同年6月28日，印刷公司在该函上盖章确认无误。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湖北集团应否向广州公司承担支付本案所涉83车皮新闻纸货款，并作如下评述：2010年3月2日，广州公司与湖北集团签订编号2010-yscl-04《买卖合同》后，广州公司履行了47车皮共计2757.892吨纸张的供货义务，向湖北集团开具了货款金额为12650203.65元的增值税发票，湖北集团亦履行支付了上述全部货款。至于广州公司与湖北集团之间签订的上述《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买卖纸张数量未达到4000吨的部分，是否继续履行还是终止，双方均未明示，亦未提出请求。对于广州公司将本案讼争的83车皮新闻纸发送给印刷公司，是否系湖北集团指定其发送，从广州公司的举证来看，尚无证据证明系湖北集团所为，而且，广州公司就83车皮新闻纸销售后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货凭证中注明委托托运的单位均是印刷公司。印刷公司也认可其与广州公司有买卖业务关系，且差欠货款。同时，从印刷公司自2010年6月28日起，以传真的方式向广州公司发出订货单，明确产品名称、数量、收货单位及到达站后，广州公司以事实行为履行交付货物，双方构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据此，该83车皮新闻纸不是编号2010-yscl-04《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是广州公司与印刷公司间买卖合同中的部分。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广州公司分别与湖北集团、印刷公司形成了两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湖北集团不应承担广州公司与印刷公司之间买卖合同项下的民事权利义务。广州公司以其是湖北集团的新闻纸供应商，认为本案83车皮新闻纸是湖北集团安排其向印刷公司发送并由湖北集团实际使用，要求湖北集团支付83车皮新闻纸货款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广州公司作为卖方履行了向印刷公司交付货物83车皮新闻纸义务，印刷公司应向广州公司支付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武汉某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397883.95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以7397883.9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货款利率，从2011年11月2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计算）；二、驳回广州某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873万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武汉某印刷器材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广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湖北集团与印刷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0-ysc1-23《买卖合同》中并未涉及广州公司生产的新闻纸，该合同与本案无关。原审判决认为湖北集团与印刷公司之间存在单独的买卖合同关系错误。（二）湖北集团作为实际买方接受了广州公司发出的66车皮新闻纸，实际上是对2010-yscl-04《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印刷公司仅是受湖北集团的委托代为购买新闻纸，印刷公司与广州公司之间并无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广州公司是基于2010-yscl-04《买卖合同》向湖北集团和印刷公司供货83车皮新闻纸。湖北集团作为83车皮新闻纸的买方、收货人及实际使用人，应当承担付款义务。（三）湖北集团放弃以较低的价格从其处购买新闻纸的机会而选择高价从印刷公司处购买，实属不合常理，有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之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一、撤销（2012）鄂民汉中民商初字第00203号民事判决；二、湖北集团向其支付货款7397883.95元及利息（从2011年11月28日起至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印刷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湖北集团、印刷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湖北集团答辩称：（一）湖北集团与广州公司签订的2010-yscl-04《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且该合同的履行与本案无关，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涉及的83车皮新闻纸并非2010-yscl-04《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是正确的。（二）湖北集团与印刷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且也已履行完毕，与广州公司无关。（三）广州公司提出的83车皮新闻纸是其委托印刷公司购买的主张，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不应向广州公司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印刷公司答辩称：83车皮新闻纸系是由印刷公司向广州公司购买，其中70车皮转卖给自己公司的客户，13车皮由印刷公司自行提货。广州公司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83车皮新闻纸的增值税发票上显示购货单位是印刷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印刷公司与广州公司才是83车皮新闻纸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与其他公司无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综合当事人诉辩、举证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湖北集团与广州公司之间就涉诉83车皮新闻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湖北集团与广州公司就涉诉83车皮新闻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以及该法第六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之规定，如印刷公司是受湖北集团委托向广州公司购买新闻纸，则印刷公司应以湖北集团的名义与广州公司进行交易，且广州公司亦应收到湖北集团或印刷公司关于委托代理事宜的意思表示。就涉诉83车皮新闻纸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看，印刷公司一直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广州公司发出购货的指令，明确产品的名称、数量、收货单位及到达站点，广州公司按照印刷公司的指令发货。货款是由印刷公司与广州公司结算并支付，而广州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购货方也是印刷公司。2011年期间，广州公司亦是直接向印刷公司发函对帐并催讨货款。即从该合同的履行看，印刷公司一直是以自己的名义向广州公司购买新闻纸，广州公司也是视印刷公司为合同的履行对象。同时，广州公司对提出的印刷公司是受湖北集团的委托代为购买新闻纸的主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故广州公司提出印刷公司是代湖北集团购买涉诉83车皮新闻纸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该83车皮新闻纸的履行期间与广州公司、湖北集团无争议的2010-yscl-04《买卖合同》项下的47车皮新闻纸的履行期间有重叠，但履行情况并不相同。47车皮新闻纸的履行期间是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广州公司直接向湖北集团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载明的购货方为湖北集团，湖北集团于2010年5月至2012年6月间直接向广州公司支付了货款。这与涉诉83车皮新闻纸的履行时间虽然也是2010年至2012年期间，但广州公司是根据印刷公司的指令发货，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购买方为印刷公司、货款由印刷公司向广州公司支付等情况完全不符。如果47车皮新闻纸与83车皮新闻纸均是履行的2010-yscl-04《买卖合同》，则出现了广州公司同一时段履行同一合同完全不相符的矛盾情况，故广州公司提出该83车皮新闻纸是2010-yscl-04《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该83车皮新闻纸并非最终全部由湖北集团收货并使用，其中湖北集团最终使用了66车皮新闻纸，还有13车皮新闻纸由印刷公司自行提走。
综上所述，向广州公司购买该83车皮新闻纸的合同相对方应为印刷公司，湖北集团仅为其中66车皮新闻纸的最终使用人，湖北集团与广州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广州公司提出湖北集团为实际购买人的理由不能成立，广州公司要求湖北集团向其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873元，由广州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源俊
代理审判员 叶 可
代理审判员 张云燕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