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民（商）初字第22617号
原告吴景顺，男，1959年10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吴景连，男，1951年7月20日，退休。
被告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25号。
法定代表人毕燕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晨光，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闫闯，男，1968年10月11日出生。
原告吴景顺与被告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长途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法官张洁独任审判，于2015年10月16日、2015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景顺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景连，被告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宋晨光、闫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景顺诉称：原告2011年至2014年，2014年至2017年先后两次与被告签订了长途汽车经营的合同，合同涉及的汽车车牌号为京X，线路为北京到鞍山，鞍山到北京。其中原告与被告2011年至2014年承包合同已履行完毕，2014年至2017年的承包合同原告提出终止，现已停运。原告与被告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汽车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监督权都为被告所有，原告只负责具体的运输活动，在被告的统一安排下，原告一直是按照1.0班次运行。2014年末，原告得知北京市交通主管部门批的车次是0.5班次，既应当天由北京发往鞍山，第二天才能从鞍山发往北京，就是说被告所管理安排的实际运行是违规运行，黑车运行，严重的破坏了交通管理秩序，而被告隐瞒了这些情况，被告在与原告签订的两份承包合同中，没有明示交通管理部门的批准车次，是欺诈行为。2014年末，原告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拒绝违法经营，提出解除2014年至2017年承包经营合同。2011年到2014年承包经营合同中，第三条甲乙双方权利义务中约定，甲方负责为乙方提供停车场地、发车场地，甲方没有履约。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十九条，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十分不公平。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被告制作的格式合同，其合同中霸王条款甚多，就单独形成的责任条款，原告就有近30条，而被告只有很少量的模糊责任条款。被告应该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二）、（三）款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五十八条规定，两份合同应属无效，被告应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2014年至2017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为无效合同；2、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四惠分公司2011年至2014年签订的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为无效合同；3、被告因合同无效返还原告2195165元及赔偿损失738000元；4、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吴景顺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11年《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及2014年《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省际班线承包经营合同》，证明双方之间有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合同中没有约定班次，被告没有按照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款约定提供终点站，被告没有按照省级班线承包经营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协助办理进站手续。
2、房屋租赁协议及三份招聘协议，证明被告没有向原告提供在鞍山卖票和发车的条件，导致原告损失。
被告北京长途汽车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吴景顺自2002年就明知其承包的线路为每日0.5个班次，北京长途汽车公司自2000年12月25日期获得北京至鞍山线路经营许可，为3辆车1.5个班次，即每车日0.5个班次。该线路一开始由郭小凯承包，后以入股形式转包给常春，吴景顺与常春是合伙人，对该许可明知。第二，两份合同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已明确表述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第三，被告未安排吴景顺按照1.0班次运营。按照合同，承包人在合同期限内享有经营权，车辆班次按行政许可规定的约定。第四，被告出具的第一张班线道路班线许可证明上注明的日期是2007年，是在京X更换为本案京X后，被告申请更换了该许可证明，仅变更了车牌号，其他日期未变更。道路客运班线许可证明是基于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而发放并随车携带的证明文件。由于本线路尚在许可期限内，线路运营车辆由京X更换为京X，因此仅变更了车辆信息，其他信息不变，该证实质上就是原京X使用的同一运营证。
被告北京长途汽车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省级道路旅客线路审批表（复印件）、2007年道路客运班线许可证明（复印件）、2013年道路客运班线许可证明，证明省际班线承包经营合同及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依托行政许可，约定的班次应该就是0.5个班次。省际道路旅客线路审批表、2007年道路客运班线许可证明由于已经过期，所以证据原件已被审批部门收回。
2、2007年3月1日被告和郭小凯签订的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证明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合同之前，该线路是由郭小凯来承包的。
3、郭小凯和常春签订的联营协议（复印件），证明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了每月15个班次，也就是每天0.5个班次。
4、鞍山市铁西区法院民事判决书和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证明在两份判决中原告均作为第三人出现，根据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原告与常春是合伙人，共同从郭小凯处承包了本案诉争的班车线路，原告从签订合同之前就明知是0.5个班次，并在实际运营。
5、原告出示的声明，证明原告一直是线路的实际经营者，原告对车辆按0.5个班次运行是知晓的，根据声明第四项，虽然不是同一个车，但是是同一条线路。
6、协议书（复印件），证明自2002年开始原告就开始承包北京到鞍山的线路，原告与常春是合伙人，风险各担50%。
7、《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及《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省际班线承包经营合同》，证明两份合同是真实有效的。
8、2013年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和2007年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复印件），证明省际客车班次运营是0.5个班次。
9、运输证（复印件）和行驶证，证明该线路承包车辆的基本情况。运输证因为涉案车辆已办理托运，被大兴交通局收回。
10、2011年至2014年结算表，证明原告承包北京到鞍山的线路，实际上是获利的，由于八王坟客运直统计北京到鞍山的在车站的售票款，所以原告单项的站内售票收入大约70多万元。
11、情况说明。证明2011年1月31日涉案车辆号牌更新后，被告申请变更道路运输证和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记载的车牌号，经大兴区交通局客运出租管理所确认情况属实。两个许可证明前后具有承继性。
经庭审质证，被告北京长途汽车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两份合同没有关于班次的约定。但是省际班线运输需要行政许可，2011年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是依托于行政许可的，所以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实际约定的班次应该是0.5个班次。2014年的省际班线承包经营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的编号就是行政许可的编号，约定的也是0.5个班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为书证原件，本院予以确认其真实性。
原告吴景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中为复印件的，不认可真实性；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中为原件的，除2013年道路客运班线许可证明因其未记载按照法律规定应记载的事项所以不认可真实性和2013年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因其没有涉案车辆车牌号不认可真实性外，其他均认可真实性。对被告证据1、8不认可，但认可审批的确实是0.5班次；对被告证据2、3、4、5、6、不认可关联性，亦不认可证明目的，其认为该证据证明的不是2007年以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也不是本案涉案车辆，与本案无关；对被告证据7、9、10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被告证据11，其认为大兴交通局客运出租管理所印章虽然真实，但其证明内容不真实，且大兴交通局不是行政许可部门，没有相关权利，省际班车行政许可需要市级交通局出具许可。被告管理混乱，其依据《道路运输条例》和《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等相关规定应该在2011年更新车辆后重新办理证件，被告没有依法办理。被告提交的证据1、7、8、9、11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2、3、4、5、6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1日，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四惠分公司（甲方）与吴景顺（乙方）签订了《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合同约定：经营期限：2011年3月1日到2014年2月28日；经营内容：乙方自愿经营甲方一部运营车辆及线路，并在合同签署日向甲方支付一部车的一次性经营款为1249000元，该款项在经营期内按月折抵车辆折旧费，每月折旧费为16826.81元。经营车型：青年，牌照号：京X，经营线路：北京至鞍山。经营期内乙方向甲方交纳上述一部车每月经营管理费12000元，乙方于合同签订之日，按每车贰万元标准，向甲方缴纳安全基金，如乙方在经营期内没有发生事故，也未拖欠甲方事故费或违规罚款，经营期满后，安全基金原数退还乙方（不记利息）。甲方负责统一办理车辆保险和承运人责任险，保险费用由乙方负担。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该合同现已经履行完毕。履行过程中，涉案车辆实际运营班次是1.0班次，即北京到鞍山，鞍山到北京，当天往返。
另查，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四惠分公司是北京长途公司的分公司。
2014年2月28日，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甲方）与吴景顺（乙方）签订了《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省际班线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经营期限：2014年3月1日到2017年2月28日；运营线路：乙方承包车辆运营线路，已由甲方依法、按程序向北京市运输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许可，并取得合法运营手续。经营许可证明编号：X号。经营线路：北京市四惠客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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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鞍山客运站。运营车辆牌照号：京X。承包费用：鉴于乙方已缴纳一次性承包款，无需另行支付该款项。乙方在经营期内每月1日前向甲方足额交纳月经营费用12000元整。乙方于合同签订之日，按每车贰万元标准，向甲方缴纳安全基金，如乙方在经营期内没有发生事故，也未拖欠甲方事故费或违规罚款，经营期满后，安全基金原数退还乙方（不记利息）。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履行过程中，涉案车辆实际运营班次是1.0班次，即北京到鞍山，鞍山到北京，当天往返。2014年11月原告吴景顺将涉案车辆退回被告，该合同于2014年11月停止履行。
又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驶证记载如下内容：“号牌号码：京X，所有人：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注册日期：2011年1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京交运管省字X号）记载如下内容：“业户名称：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车辆号牌：京X。经营许可证号：省X。备注：八王坟站-
鞍山。……。”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向北京长途汽车公司出具了日期为2007年11月23日行政许可决定书（编号：X省X），其中载明“起讫地及起讫站点：北京八王坟站-
鞍山；日发班次：0.5班次，经营期限：自2007年11月23日起至2013年11月22日止”。该行政许可决定书到期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又向北京长途汽车公司出具了日期为2013年12月12日行政许可决定书（编号：X省X），其中载明“起讫地及起讫站点：北京八王坟站-
鞍山；日发班次：0.5班次，经营期限：自2013年12月12日起至2017年12月11日止”。
2011年1月31日涉案车辆购买后，因车牌号码变更，北京长途汽车公司向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申请更新了登记日期为2007年11月23日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京客运班许字X号）：“经营者名称：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经营许可证号：省X；起点及站名：八王坟站；讫点及站名：鞍山；车牌号码：京X；有效期：2007年11月23日至2013年11月22日。说明：本证明贴在班车客运标志牌背面，缺一无效……”。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到期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出具了登记日期为2013年12月12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京客运班许字X号）：“经营者名称：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经营许可证号：省X；起点及站名：八王坟站；讫点及站名：鞍山；车牌号码：京X；有效期：2013年12月12日至2017年12月11日。说明：本证明贴在班车客运标志牌背面，缺一无效……”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于2011年签订的《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及于2014年签订的《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省际班线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无法提供2007年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原件，且2013年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原件不真实，大兴交通局不是变更许可的有权部门，无权出具证明，故原被告签订涉案两份合同时，被告没有相关行政许可，京X汽车属于违法经营的意见，根据本院查明事实，京X汽车购买于2011年1月31日，该车按照2007年11月23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的线路运营。北京市大兴区交通局代为受理了被告变更车牌号码的申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根据新车牌号京X更新了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注明车牌号码：京X；有效期不变，为2007年11月23日到2013年11月22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2007年11月23日向北京长途汽车公司出具的行政许可决定书也载明了经营期限：自2007年11月23日起至2013年11月22日止。经本院与北京市大兴区交通局核实，2007年11月23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原件已过期收回，但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复印件依托的线路行政许可与2013年12月12日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一致，且2013年12月12日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决定书明确说明是“延续经营”，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本院确认2007年11月23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复印件的真实性。2013年12月12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为原件，吴景顺没有证据证明该证据是伪造的，本院确认2013年12月12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的真实性。不能认为涉案车辆没有相关行政许可，故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对其隐瞒被告没有合法的行政许可的答辩意见，其第一次庭审中认可随车携带了2013年12月12日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第二次庭审中予以否认但无充足证据足以推翻第一次庭审的相关陈述，且2014年双方签订的《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省际班线承包经营合同》里明确记载了“经营许可证明编号：X号”，本院确认其第一次庭审中的相关陈述。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客运班车驾驶人员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且两份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均记载：“本证明贴在班车客运标志牌背面”，2011年的《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实际运营三年，没有因为未携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受到相关处罚，根据相关规定，可以推定原告也随车携带了2007年11月23日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原告运营涉案车辆时对该行政许可情况明知，故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自始至终一直安排原告按照与备案班次不符的1.0班次运营，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两份合同应属无效的意见，根据本院查明事实，《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和《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省际班线承包经营合同》没有约定具体班次，只约定了经营线路，北京长途公司取得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是0.5班次，两份合同在实际履行中按照1.0班次运营，该行为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的相关规定，性质上属于违法行为。但涉案合同是否有效，与行政违法判断标准不同：第一、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该条款要件之一是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国家利益主要是指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目的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原告主张涉案合同破坏国家道路交通秩序不符合该条款要求；第二、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上和目的上是非法的。原告主张涉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与备案的行政许可不符，不符合该条款要求；第三、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原告主张涉案合同实际按照1.0班次运营，而备案班次是0.5违反合同法基本原则，损害社会利益不符合该条款要求；第四、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该条款所指法律是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订的法律，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且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的，而非管理性强制规定。原告主张涉案合同违反备案的行政许可，涉案合同关于班次的行政许可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吴景顺与北京长途汽车公司订立的两份合同存在上述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两份合同违反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两份合同应属无效的意见：首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两份涉案合同中格式条款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情形；其次，原告未举证证明两份涉案合同中格式条款存在免除被告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故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对原告有经营权和管理权的意见，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处理。故关于原告主张确认原被告之间《经营目标管理合同书》和《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省际班线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返还原告2195165元以及赔偿损失738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景顺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五千一百三十三元，由原告吴景顺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工商银行西直门支行，帐号：×××，收款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张 洁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亚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