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甬余陆民初字第367号
原告：施东阳，男，198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原告：沈远，女，198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姚保利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城区阳光公寓**幢*号。组织机构代码：56703979-0。
法定代表人：马伟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彩珍，浙江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施东阳、沈远与被告余姚保利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10月27日、2016年1月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施东阳、沈远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被告余姚保利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彩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施东阳、沈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9月17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购房款1951369元；三、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购房款利息190487.73元，其中包括自有资金付款1051369元的利息149863.14元（自每笔款项支付之日起至被告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止）和购房贷款900000元的利息40624.59元（以贷款银行出具的凭证为准，暂计算至2015年8月已经支付的利息）；四、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应向贷款银行支付的提前还款违约金（以实际发生额为准）；五、被告配合原告办理退房手续和银行还贷手续；六、被告支付原告购房款一倍的赔偿金1951369元；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6月，被告打着建造余姚市标志性的百万方国际典范项目“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以下简称广场）的旗号，大肆推销涉案商品房“保利乔登国际”。被告在其广告中宣传广场一期占地300亩，包括20余万方的“保利乔登国际”住宅和30万方集文化、娱乐、休闲、餐饮、购物于一体的商业文化综合体；广场二期占地400亩，包括住宅、五星级酒店、办公楼和幼儿园。原告被被告宣传的新型文化商业类房地产项目深深打动，以购买可提供文化商业设施服务的商品房为目的，于2012年9月17日与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购买了“保利乔登国际”12幢905室的商品房。原告以自有资金支付了购房款1051369元，又以银行贷款方式向被告支付了剩余购房款900000元。2014年12月底即《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毛坯房交付时间将至，被告所宣传的广场一期30万方的商业文化综合体却迟迟未向余姚市规划局进行报批，广场二期的土地仍全部为农民占有。经查，至本案起诉之日，广场二期仍然为农民集体土地，根本未收归国有，也更谈不上为被告合法持有。被告因不看好余姚商业市场的前景，打算变更广场一期文化商业综合体的规划，因而迟迟未建。同时，被告根本不具有承建15万方以上工程量的资质。原告认为被告的宣传构成了要约，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自身的承诺，构成了违约，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及法定的退房赔偿条件，具体理由：一、被告对文化商业广场的宣传（包括广场一期30万方的文化商业设施和二期占地400亩，集住宅、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幼儿园于一体的综合体）构成了要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要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解答》第6条规定，出卖人在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上所作的承诺，原则上认定为要约邀请，但若符合下列四个要件的，则视为要约，一是涉及的内容在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之内，二是针对拟销售的商品房和相关设施，三是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四是对合同的订立及房价的确定有重大影响，且出卖人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对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的，视其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情形而定，如出卖人未按照在要约中所作的承诺履行的，则应向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商品开始出现功能集合化的特征，商品房的功能不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居住，其所处地段及周边设施等所带来的投资价值和便利服务等也同样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功能。本案所涉房地产开发以文化商业为主题概念，以文化商业产品的开发为核心和依托，讼争商品房就是一个集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新型商品房，其作为文化商业广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严格区别于一般的、纯粹的住宅，紧密依托于文化商业广场的整体设计，只有文化商业设施与住宅有机嫁接，才能体现本案讼争住宅的价值。本案中，文化商业设施的功能是特殊的并且是被告主打的，其所带来的投资价值、生活的便利性及生活品质的提升无疑影响到原告购买时的预期，对合同的订立及房价的确定有重大影响。从宣传资料中可以发现，一期实建的是20万方的住宅，宣传的是30万方的商业文化，从体量上看，商业文化远远大于住宅；二期除了住宅，还有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幼儿园，商业文化也大于住宅，宣传视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介绍文化商业设施。宣传资料灌输给原告的信息是购买了讼争商品房就可以享受超大体量、超丰富业态的文化商业设施服务，原告支付每平方米13500元的高价购买讼争商品房看中的就是产品可以提供的超大体量、超丰富业态的文化商业服务。因此，被告在销售本案讼争房产过程中对广场的宣传显然已经构成了要约。二、依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原告享有解除权。被告承诺的广场缺失（包括广场一期30万方的文化商业设施和二期占地400亩，集住宅、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幼儿园于一体的综合体）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退房条件；被告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且事实上受限于自身资质不足以及规划与商业市场行情严重冲突，就文化商业广场的建造，被告已陷入履行不能，导致原告购买文化商业类住宅的特定合同目的落空，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三、对被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的根本违约行为，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违约损失，包括房款利息、还贷违约金等，并支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本案中，被告承诺建造的商业文化广场却无法实现，其明知资质不足却依然虚假宣传甚至将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作为重要的宣传内容以误导购房者，使购房者付出同等住宅市场价格近三倍的代价购买其商品房，该欺诈行为无论从内容影响的重大性、主观恶意的程度还是对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害考虑，都不亚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被告承担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综上，原告就被告根本违约、违背承诺、欺诈购房业主的行为向被告提出退房，并多次交涉，但至今未果。
被告余姚保利置业有限公司答辩称：本被告已履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按照该合同第九条的约定，本被告应当在2014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交付符合约定条件的商品房，在上述期限之前，本被告已完成商品房的建设与验收工作，并取得《宁波市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初验意见单》、《余姚市公安消防大队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浙江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余姚市房地产开发住宅小区交付使用条件备案表》。2014年12月26日，本被告向原告发出了《交付通知书》，要求原告在2014年12月31日前办理交房手续。至此，本被告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二、宣传册及宣传视频仅为要约邀请，并非要约，不能以此推定本被告存在违约行为。首先，根据余姚市规划局核发的浙江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附图即“保利乔登国际”住宅规划检测图，宣传册及宣传视频中描述的商业地产项目并不在住宅规划红线范围内；其次，原告诉称中关于对保利商业文化广场的宣传册及宣传视频仅是对余姚保利项目推介式的宣传，并不是对涉案楼盘具体设施或设备的允诺，内容也并不具体明确；再次，房产宣传册的封底明确载明：“本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合同要约，一切以政府批文为准”等字样，在沙盘模型旁注明有“本模型系规划方案设想的实现，仅供购房参考，具体建设结果会与本模型效果存在区别，一切未有列举事项或模型更改，不再另行通知，最终结果则以政府部门核准文件及双方合同约定内容为准”字样；最后，宣传册及宣传视频并没有对商品房价格的确定造成任何影响。商品房的定价依据主要在于开发商的品牌、小区的规模、房屋结构、套型、楼层、朝向等方面，本被告定价时也没有考虑到商业地块开发的因素，而且作为精装修的房屋价格并没有高于余姚市同期、同类型商品房价格，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宣传册、宣传视频对房屋价格产生了影响。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一、对原告施东阳、沈远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作如下认定：
1.《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银行还贷凭证及原告购房基本信息表1组，拟证明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双方建立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以自有资金支付了购房款1051369元，又以银行贷款方式支付了购房款900000元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本案所涉房屋按合同约定已符合交付条件并已通知原告收房；对发票、银行还贷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偿还贷款的内容系原告与银行之间的约定，与被告无关；购房基本信息表系原告自行制作，也与被告无关。本院认为，购房基本信息表的内容只是陈述了诉讼请求中对购房款利息的计算方式，本院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银行还贷凭证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2.腾讯房产网视频公证书及光盘，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一期及二期实景视频与照片，优酷网视频公证书及光盘，对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官网微博与腾讯房产宁波站微博的互动、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官网微博上转载的视频与文字描述及来源、“余姚风月无边”微博主页、余姚生活网房产频道网页的保全公证书及光盘，上海保利佳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和余姚保利置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1组，拟证明被告以委托相关媒体或自行举办产品推荐会的形式，虚构了不存在的广场二期，允诺了以30万方文化商业为主体的广场一期，并且将文化商业广场作为其销售本案讼争商品房的“主打”与“最大卖点”，该宣传与实际不符，被告虚假宣传、欺诈，构成了根本违约的事实。被告对腾讯房产网视频公证书及光盘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视频并非实景拍摄，三维动画显示并没有出现具体确定的文字性描述，仅仅是推介式的宣传，并不是对涉案楼盘具体设施、设备的允诺，视频主要介绍的是“保利乔登国际”住宅包括楼盘、园林景观及住宅房平面图等内容，同时“保利乔登国际”是单独立项规划的项目，保利文化商业广场的建设并不在其规划红线范围内；优酷网视频并非被告授权上传，内容并不具体明确，涉案的“保利乔登国际”系独立的项目，该视频与讼争房屋无关，不构成允诺；其余视频未经被告授权，内容也并不明确，不构成允诺，对照片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内容予以采信，同时对其余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亦予以采信。
3.被告售楼大厅的宣传视频1份，拟证明被告在销售住宅产品期间，在自己的售楼处播放了宣传余姚保利商业文化广场一期、二期的视频的事实，该视频虚构了不存在的广场二期，允诺了以30万方文化商业为主体的广场一期，并且将文化商业广场作为其销售本案讼争商品房的“主打”与“最大卖点”，该宣传与实际不符，被告虚假宣传、欺诈，构成了根本违约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视频是对文化商业广场的整个项目规划设想的三维动画显示，不构成要约。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份，拟证明作为广场一期主体部分的文化商业部分有严格的竣工时间限制即2014年4月30日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是政府与被告之间有关权利义务的约定，该地块允许分期分批开发的，住宅项目已按期开发完毕，该出让合同第十六条规定在时间上是可以延期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5.原告与姚建良的对话录音1份，拟证明被告有不建商业、改建学校的规划，由于被告资金匮乏，根本无法启动受让二期土地的程序，同时被告的总经理姚建良表示愿意就违约、虚假宣传对业主进行赔偿，并提出了赔偿方案，征求原告赔偿意见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姚建良在谈话中明确只代表自己，不代表被告，故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要证明的内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6.余姚市规划局于2014年12月25日出具的《余姚市规划局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回复》1份，拟证明作为文化商业广场一期主体的30万方文化商业并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7.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的宣传册1份，拟证明被告在自行公开发放的宣传册上进行虚假宣传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8.《余姚项目交房优惠活动》1份，拟证明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更名为余姚保利项目，被告以自己的行为确认了其发布过虚假广告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
9.询问函、退房函、乔登国际花园交付通知书及回函、公函及回函、答复函、复函、乔登国际花园精装修工程交付通知书、回函及快递凭证1组，拟证明原告一直不认可本案讼争商品房，并多次向被告提出退房并说明了退房理由的事实。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提出的退房事实与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故不同意退房。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10.原告购房同期余姚在售楼盘对比材料1组，拟证明本案讼争商品房的售价比同期同类商品房价格高出许多，原告之所以购买是看中其文化商业设施，原告支付的购房款对价中包括文化商业设施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告自行制作，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11.《关于公布余姚保利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结果的通知》1份，拟证明被告的资质等级。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12．规划红线图及宗地图各1份，拟证明被告虚假宣传的文化商业部分与已建住宅在同一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只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划用地红线图，不同于商品房开发规划红线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13.上海保利佳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网页信息1份，拟证明上海保利佳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保利集团下属关联企业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与上海保利佳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独立的两个主体。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对被告余姚保利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作如下认定：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宁波市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浙江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初验意见单、余姚市公安消防大队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余姚市房地产开发住宅小区交付使用条件备案表1组，拟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涉案商品房已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具备了商品房交付条件的事实；余姚保利乔登国际花园是经相关部门批准的单独规划的项目，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的其他商服用地的建设是在涉案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之外的事实。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本案涉案地块是属同一个土地出让合同出让的，土地性质是商住，开发规划内外要看规划红线图，单独立项与开发规划内外无关，被告完全没有履行土地出让合同及规划条件书规定的内容。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2.交付通知书及邮寄凭证1组，拟证明涉案商品房已经符合交房条件，被告已通知原告交房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3.房产宣传册及沙盘模型照片各1份，拟证明被告在房产宣传册中注明“本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合同要约，一切以政府批文为准”，及在沙盘模型旁注明有“本模型系规划方案设想的实现，仅供购房参考，具体建设结果会与本模型效果存在区别，一切未有列举事项或模型更改，不再另行通知，最终则以政府部门核准文件及双方合同约定内容为准”字样的事实。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宣传方面的证据是不完全的，被告应当提交所有宣传册，同时被告不能以在宣传册中不显眼处的文字自行约定不构成合同要约。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2011年4月1日，被告与余姚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份，约定：宗地总面积为208385平方米，出让价款为803325460元；第十六条约定，被告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2011年10月30日之前开工，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竣工，被告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30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2012年9月17日，原、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位于余姚市梨洲街道乔登国际花园12幢905室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144.22平方米，总价为1951369元，被告应当在2014年12月31日前，将符合下列各项条件的商品房交付原告使用：1.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2.取得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3.用水、用电、用气、道路具备商品房正常使用的基本条件；4.符合房地产开发项目交付使用备案条件，并取得备案证明文件。后原告以自有资金与银行贷款方式支付了相应的购房款。
被告制作的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的宣传册及宣传视频中有如下表述：“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择址城东南核心，百万方城市多元组合体，集商业、文化、购物、休闲、娱乐、高档住宅、城市广场于一体，以比肩国际的先进视野，为余姚再造一个中心”；“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涵盖大型shoppingmall、星级电影院、中央水景广场、各式旗舰主题馆、精致餐饮以及高档住宅和国际化5A写字楼，中式宫廷花园使住户尊享皇室待遇”；“国际雕塑景观广场、水幕电影的建立，使住户时时都能享受国际文化盛宴，也为其提供一处理想休憩之所，保利改变余姚”；“项目一期地块建筑面积约55万方，其中商业文化部分建筑面积约30万方，高档住宅建筑面积约21.4万方，项目以生活融入品质、商业融入人文、环境融入感情、彰显建筑品味为实际理念，使项目建筑类型丰富、错落有致，将不同个性的商业建筑统一在整体布局之中，将打造成为余姚标志性的国际典范项目”。被告制作的宣传视频还涉及为整个文化商业广场设计的三维动画展示，其中视频中出现了“商铺、住宅、五星级酒店、办公楼等”内容。被告提供的宣传册的封底有“本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合同要约，一切以政府批文为准，开发商保留最终解释权”字样；其提供的沙盘模型处有“本模型系规划方案设想的实现，仅供购房参考，具体建设结果会与本模型效果存在区别，一切未有列举事项或模型更改，不再另行通知，最终则以政府部门核准文件及双方合同约定内容为准”字样。
2014年11月20日及同年11月29日，余姚市公安消防大队分别出具了关于余姚保利置业有限公司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一期住宅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和关于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一期住宅II标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2014年12月1日，余姚市规划局出具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同意居住用房共16幢通过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2014年12月，在余姚市房地产开发住宅小区交付使用条件备案表中，规划等部门在项目单项验收意见中盖章。2014年12月25日，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住宅项目一期、二期、附属工程进行了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随后，被告向原告发送了《乔登国际花园交付通知书》，表明所购房屋可以交付，要求原告在2014年12月31日当日办理交付手续。2015年8月26日，被告又向原告发送了《乔登国际花园精装修工程交付通知书》，要求原告在2015年8月31日办理房屋精装修及改建工程的交付手续。原告以被告宣传的文化商业项目未进行建设存在违约为由拒绝收房，原、被告双方多次通过函件交涉，并与被告负责人姚建良协商赔偿事宜。
另查明：根据规划红线图显示，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文化商业地块（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定的土地范围内）在规划红线范围内；根据余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余姚保利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结果的通知，被告余姚保利置业有限公司核定资质等级为三级。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的宣传册及宣传视频是否构成合同内容；二、若构成合同内容，被告是否存在根本性违约。原告主张被告虚假宣传，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文化商业项目未进行建设，要求被告承担根本性违约责任；被告则主张宣传册及宣传视频系要约邀请，且文化商业地块并非在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故宣传册及宣传视频并非合同的组成部分，不存在违约行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可见，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出卖人就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仅限于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二是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三是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本案中，根据规划红线图显示，原告宣传的文化商业项目所涉地块（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定的土地范围内）在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同时纵观余姚保利文化商业广场整个宣传资料，其中的文化商业项目是被告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卖点，其宣传的内容对一般购房者而言视觉冲击较大，文化商业项目（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定的土地范围内）的布局也比较确定，作为与住宅项目一起进行整体宣传，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存在重大影响，故该宣传册及宣传视频内容应构成合同要约，对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在上述前提下，被告未在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建设文化商业项目，本院综合考虑本案所涉商品房所处周边环境，认为原告未建设文化商业项目，确实影响到商品房的使用功能。且被告与余姚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十六条约定，被告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2011年10月30日之前开工，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竣工，被告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30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现上述出让合同涉及土地范围内的文化商业项目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时间完工，被告抗辩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本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但原告诉请均建立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础上，就被告的违约程度，本院认为尚不构成根本性违约。
综上，原、被告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被告未按约定建设文化商业项目的行为，尚不构成对合同的根本性违约，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及在此基础上的其余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的资质问题，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施东阳、沈远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9546元，由原告施东阳、沈远共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朱浩梁
审 判 员 严 波
人民陪审员 姜加良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代书 记员 史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