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民终字第043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
委托代理人蒋君飞，苏州市姑苏区金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朱全生，苏州市姑苏区金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甲。
委托代理人张晶，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丙。
委托代理人徐二官。
原审原告孙某乙。
原审原告张某甲。
原审原告张某乙。
上诉人王某、孙某甲因与被上诉人孙某丙、原审原告孙某乙、张某甲、张某乙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5）姑苏民四初字第00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王某与被继承人孙福根（1929年9月9日出生，2002年1月29日去世）为夫妻关系，共育有一子三女，即孙某甲、孙秋娥、孙某乙、孙某丙，孙秋娥（2001年7月16日去世）育有张某甲、张某乙二子，被继承人孙福根父母先于其本人过世。
原苏州市郊区虎丘村四组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孙福根，房屋面积49.54平方米（平层4.95平方米＋二层44.59平方米）。
1990年8月，孙福根与案外人李明达达成“协议书”，约定井泉弄12号对面，新建一间楼房二层合计45平方米……
2002年8月，本案当事人起诉李明达，要求其搬出虎丘村4组房屋。经法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李明达于2003年1月18日前将苏州市山塘街井泉弄12-1号房屋腾清交给王某、孙某甲、孙某乙、孙某丙、张某甲、张某乙，王某、孙某甲、孙某乙、孙某丙、张某甲、张某乙于2003年1月18日前一次性支付给李明达房屋造价和室内装修折价款人民币3万元。二、李明达交付房屋时保持室内装修完好，并将室内的电表、水表折价给王某、孙某甲、孙某乙、孙某丙、张某甲、张某乙，王某、孙某甲、孙某乙、孙某丙、张某甲、张某乙支付折价款人民币500元，与第一条协议同时履行。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估价鉴定费人民币2500元，合计2550元，由王某、孙某甲、孙某乙、孙某丙、张某甲、张某乙负担”。
诉讼中，当事人确认支付给李明达的30500元由孙某丙出资，此后该房屋由孙某丙使用、出租至拆迁。
孙某丙主张井泉弄12-1号房屋已于2003年元月由其购买，提供了“购房协议”、“收条”作为证据。“购房协议”载明“现有山塘街井泉弄12-1号住房壹套，面积共计49.54平方米，由产权人孙福根（已故，2002.1.30死亡）第一继承人王某决定：出售给小女儿孙某丙合计人民币柒万伍仟元（75000元）整，�据为准，以防后患”，该“购房协议”落款“出售人：王某（章印），买房人：孙某丙，见证人：张某甲、孙某甲、王某（章印），2003.元.19”；“收条”载明“今收到孙某丙人民币玖仟元正”，落款“孙某甲，2003.1.8”。王某表示“购房协议”上的章原来用于领取工资的，后来不领了，放在抽屉里也不知道了，协议上的章不是自己加盖的，给李明达的钱是孙某丙给的，考虑到孙某丙没有房子，就将房子给孙某丙住了，不是卖给她；孙某甲表示“购房协议”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但仅是涉及李明达的钱由孙某丙来给，没有讲什么75000元的事情，孙某丙仅是有房子的使用权，“收条”收到9000元是事实，时间不一致，这是孙某丙归还孙某甲的钱款，何时何因借款记不清了；孙某乙表示不清楚；张某甲对其签字予以确认，但认为签字部位仅为见证人，表示没有拿到孙某�所述的2000元。
2014年，井泉弄12-1号房屋涉及征收补偿，2014年9月16日，孙某丙以孙福根名义与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苏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征收房屋情况：房屋合法建筑面积110.56㎡，其中住宅110.56㎡，使用土地面积132㎡，乙方（孙福根）选择货币补偿后购买定销商品房的补偿安置方式，货币补偿总金额1154508.04元，其中房屋评估值1007253元、装修及附属物评估值52360元、搬迁补偿费1800元、6个月内临时安置补偿费9287.04元（以面积计算）、电话移机费208元、水电增容费200元、空调移机费2400元、太阳能移机费1000元、病残困老等补助40000元（其中高龄10000元，大病30000元）、会办通过第一期奖励费20000元、不满180㎡20000元，定销房安置明细为：虎丘定销房D地块多层65㎡及55㎡各一套，销售价格7000元／㎡。协议签订后，孙某丙领取了货币补偿�1154508.04元。
另查明：房屋征收分户评估表（汇总）显示：建筑面积110.56㎡=45.36（混合二等）＋4.94（砖木三等）＋5.98（简易一等）＋54.28（砖木三等）。孙某丙表示其购买下来的是房产证中的49.54㎡，含一楼一底和天井中的砖瓦建筑和简易建筑，评估下来是56.28㎡，而评估报告中另外的54.28㎡其没有买下来也没有具体使用，是孙某甲去年搭建出来的，如果这个不一起拆迁，按孙某丙的实际情况拆迁，补偿也能有这么多的。
孙福根名下另一房屋井泉弄12号（建筑面积135.51㎡=15.94＋23.96＋95.61）尚未拆迁。
2014年8月29日，孙某甲与孙某丙签订“证明”一份，载明“今有井泉弄12号孙福根的房屋（110.56㎡）孙某甲拿拆迁补偿款现金贰拾万元正（现金在拿房子后支付），后此房屋的一切事宜由孙某丙处理”，该“证明”另有一曹姓亲戚签字。
2014年10月27日，孙某甲与孙某丙另行达成“协议”一份，约定“现有井泉弄12号孙福根户宅基地上的房屋面积110.56㎡，按征收政策可得D地块定销房二套（即一套为65㎡和一套为55㎡共计120㎡）。经商定孙某丙拿D地块定销房65㎡一套，孙某甲拿D地块定销房55㎡一套（房票由孙某甲领取）和拆迁补偿款人民币叁万伍仟元整，此房屋其他家庭事宜由孙某丙处理……”，该协议另有拆迁公司邓琪签字。
同日，邓琪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确保井泉弄12号孙福根户面积为110.56㎡中孙某丙D地块为75㎡（定销房）”。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向拆迁公司进行调查，其工作人员邓琪表示：被拆迁房屋是孙福根名下的宅基地房，属于山塘二期拆迁范围，其产权证面积为49余㎡，实际丈量为56.28㎡，其宅基地证是一楼一底，根据虎丘地区的拆迁政策，一楼一底�多可认定132＊1.4的面积，其户实地丈量包含南面的54.28㎡，房屋总面积为110.56㎡，所以据此认定拆迁，而孙福根名下的另一处135.51平方米房屋是城镇房屋，属于山塘一期，尚未拆迁。2014年8月29日的“证明”和2014年10月27日的“协议”都是事实，前者因为双方对于给付时间产生争议，所以推翻了，另行签订了后者，实际上两个方案差距不大，后者约定的是3.5万元现金和55㎡的房票一张，仍然要拿钱购买的。
诉讼中，孙某甲表示3.5万元其已收到，孙某丙表示并未从其收取的1154508.04元中出资。
再查明：2014年10月5日，孙某丙分别向孙某乙及张某甲、张某乙的父亲张孝友出具立据各一份，载明：井泉弄12号-1孙某丙拆迁面积56.28㎡房屋补偿款里面贴补给其二人各6万元，付款方式等拿房票后一次性现金付清。此两张立据由孙某乙、张某甲、张某乙提供，其表示其目前不同意此方案，孙某丙要求依法处理。
以上事实，有户口登记表、户口注销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情况说明、房屋所有权证（苏郊房字№0039777，虎丘村四组）、宅基地证、原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2002）金民一初字第891号民事调解书、购房协议、收条、苏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苏中安（2014）评字第02024号房屋征收分户评估表（汇总）、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房屋所有权证（井泉弄**号，建筑面积135.51㎡）、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协议、承诺书、立据两份、原审法院调查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王某、孙某甲、孙某乙、张某甲、张某乙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为：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孙福根名下井泉弄12-1号房屋的货币补偿款1154508.04元；判令孙某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原虎丘村四�孙福根名下房屋（井泉弄12-1号，建筑面积49.54㎡，实际丈量为56.28㎡）原为孙福根与王某夫妻共同财产，在孙福根过世后，本案当事人通过与案外人李明达的诉讼，收回了该房屋，该房屋在未继承析产前为本案当事人共同共有。2003年元月，王某在孙某甲、张某甲的见证下将该房屋以7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孙某丙，虽未征得孙某乙、张某乙的同意，然该协议系其四人真实意思表示，其三人在该房屋中的份额已转让给孙某丙，孙某丙也独自履行了对李明达的给付义务，此后即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至拆迁，故上述房屋相应的拆迁利益（除高龄补助1万元外）与王某、孙某甲、张某甲无关，王某、孙某甲认为签字、盖章不是买卖意思的意见，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张某甲同属继承人之一，故其认为其仅是见证人的意见，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孙某乙、张某乙未参�购房协议的签署，其二人在房屋中的份额可另行与孙某丙结算。
上述井泉弄12-1号房屋（面积49.54㎡，实际丈量为56.28㎡）在实际征收过程中与孙某甲搭建的54.28㎡一并进行了征收补偿，属于孙某甲部分应给付孙某甲，本案孙某甲与孙某丙于2014年10月27日自行达成的协议系其二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即孙某甲取得征收补偿款3.5万元以及虎丘定销房D地块多层55㎡房票的权利义务，该房屋的其余征收补偿利益以及家庭事宜由孙某丙处理。
关于孙某乙、张某乙在井泉弄12-1号房屋中的拆迁利益，虽其二人未参与购房协议的签署，但其二人明知孙某丙独自履行了对李明达的给付义务，对孙某丙十余年来占有使用该房屋亦无异议，原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以及其二人对被继承人孙福根的继承应有份额、本次征收补偿的具体项目和金额，兼顾其�人提供的孙某丙的承诺书情况后，酌定孙某丙给付孙某乙房屋征收货币补偿款8万元，给付张某乙房屋征收货币补偿款6万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孙某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王某苏州市井泉弄12-1号房屋征收补偿款1万元，给付孙某乙该房屋征收补偿款8万元，给付张某乙该房屋征收补偿款6万元。案件受理费15190元，由王某、孙某甲、孙某乙、张某甲、张某乙负担11392元，孙某丙负担3798元，由双方当事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自行结算。
上诉人王某、孙某甲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王某对于转让协议上盖章事宜毫不知情，原审认定王某在孙某甲和张某甲的见证下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缺乏事实依据。即使认定是王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则孙某丙也仅仅“独自履行了对李明达的给付义务”共计30500元，交易对价的另44500元如何履行并未查明。本案所涉交易标的为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宅基地房屋，孙某丙并非适格的受让人，该转让协议亦属无效。2、孙某甲认为，原审法院曲解孙某甲与孙某丙于2014年10月27日达成的协议内容，该协议显然是针对定销房认购资格的分配，而非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3、原审法院以拆迁工作人员的口头解释作为征收补偿的依据，缺乏严肃性，更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孙某丙则辩称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原告孙某乙述称父亲房子应该大家分。
原审原告张某甲、张某乙未陈述意见。
二审另查明，原虎丘村四组孙福根名下房屋（井泉弄12-1号，建筑面积49.54㎡，实际丈量为56.28㎡）之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者：孙福根；共有使用权面积：批建5人。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我国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村民申请宅基地建造住房有严格的规定，宅基地只能由本村村民享有且一般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和福利性。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亦都以户为单位发放，虽以户主一人为登记名义人，但其家庭其他成员均为产权共有人。本案中，原苏州市郊区虎丘村四组房屋（井泉弄12-1号，建筑面积49.54㎡，实际丈量为56.28㎡）的房屋所有权人及土地使用权人虽均登记为孙福根，但该房屋应为家庭共有财产。在孙福根过世后，本案当事人通过与案外人李明达的诉讼，收回了该房屋。该房屋在未继承析产前仍为本案当事人共同共有。2003年元月，王某在孙某甲、张某甲的见证下将该房屋以7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共同共有人之一的孙某丙，虽未征得孙某乙、张某乙的同意，但该协议系其四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即该房屋中属于该三人的份额已转让给了原共同共有人之一的孙某丙，孙某乙、张某乙仍对该房屋有相应份额。上述房屋被拆迁征收后，相应的拆迁利益（除高龄补助1万元外）与王某、孙某甲、张某甲无关，孙某乙、张某乙在房屋中的相应份额应由孙某丙结算支付。王某上诉称其对“购房协议”不知情且私章非其加盖，然该“购房协议”上王某之私章属实，且有亲属孙某甲、张某甲签名见证，王某之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孙某丙独自履行了对李明达的给付义务，此后也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至拆迁，其余当事人亦未对孙某丙之占有提出任何异议，该协议实际已发生法律�力。王某认为该“购房协议”之余款未完全履行故而否认协议之效力，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王某主张余款未付的，因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理涉。
关于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上述井泉弄12-1号房屋（面积49.54㎡，实际丈量为56.28㎡）在实际征收过程中与孙某甲搭建的54.28㎡一并进行了征收补偿，属于孙某甲部分应给付孙某甲。根据孙某甲与孙某丙于2014年10月27日自行达成的协议，孙某甲取得征收补偿款3.5万元以及虎丘定销房D地块多层55㎡房票的权利义务。该协议在明确定销房认购资格的同时，也明确了拆迁补偿款的分配。孙××上诉认为该协议仅针对定销房认购资格的分配，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90元，由上诉人王某、孙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燕芳
审 判 员 祝春雄
代理审判员 林李金
二０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韩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