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粤0308行初2694号原告贺德云，男，汉族，1968年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原告朱广南，女，汉族，1969年4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原告贺乾聪，男，汉族，1993年4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委托代理人张磊，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茜，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公安局南凤派出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凤凰路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K31730335P。负责人王佑雷。委托代理人付泽民，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民警。委托代理人朱泽友，该所民警。第三人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甲子塘社区工作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MB2C161114。负责人吴志柳，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胡长江，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晶，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贺德云、朱广南、贺乾聪因不服被告深圳市公安局南凤派出所作出的有关三原告的户籍核查结果，于2017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办事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磊、张茜，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付泽民、朱泽友，第三人的负责人吴志柳、委托代理人胡长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三原告自入户深圳以来，户口一直由被告管辖，户口本盖有被告公章。2017年，因三原告所属辖区涉及城市更新拆迁补偿，要求对户籍所属辖区予以认定。被告于2017年7月12日出具《核查结果》，认定原告自2000年12月10日至2011年4月6日曾将户口迁出凤凰社区，即不属于被告管辖。但三原告从未向派出所申请户口迁出，且上述认定与原告户口本所盖户籍所在地派出所不一致，侵犯了三原告的实质利益，故三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要求：一、判令撤销被告2017年7月12日作出的《红坳村整村搬迁户籍问题核查结果》；二、责令被告对原告的户籍重新作出认定；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辩称，原告将被告对第三人出具的内部调查报告作为行政诉讼的内容，被告作为被告是不适合的。被告对第三人出具的户籍调查情况是实事求是的，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陈述称，首先、第三人在实施“红坳村整体搬迁”中作出的行为有充分依据。根据《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深发（2003）15号]、《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土地管理办法》[深府（2004）102号]和《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参照《光明新城整体拆迁统建上楼启动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实施细则》，确认如下要点：1、宝安区实施城市化工作的启动时间是2003年10月30日；2、城市化后对原集体经济组织及所属个人的补偿，仍然以村集体为单位核算和实施；3、在具体办理补偿时，村集体的户籍数、人口数以批准两区镇村建制转变之日的户籍数和人口数为准。4、原村民和非原村民根据历史政策，可以享有不同的拆迁安置方法和标准。根据上述规定，第三人在实施“红坳村整体搬迁”项目时，确定户籍和人口数计算的时间点为2003年10月29日，户籍必须是在该时间点登记为红坳村户籍，并区分户籍原村民、户籍非原村民和非户籍居民，制订了不同的拆迁补偿方式和标准。原告诉称被告认定其“不属于南凤派出所”的确切表述应当是不属于“红坳村户籍”。其次，第三人在实施“红坳村整体搬迁”项目过程中，依法对原告等人的户籍情况进行了核实，其户籍不属于“红坳村”，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光明街道办事处《关于调整增设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通知》[深宝光处（2003）70号]，成立了“凤凰社区居民委员会”等九个居委会，并划定了各辖区的地域范围，其中明确载明“美景花园”属于光明社区居委会。第三人于2017年6月5日向被告发出《关于协助核查红坳村整村搬迁项目补充公示等人员居民信息的函》，请求协助核查自2003年10月29日至2015年12月20日期间的迁入迁出记录和家庭成员的信息，其中包括三原告的居民信息。被告核查的三原告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户籍信息显示：三原告中，贺德云系19XX年光明农场招工入户、朱广南系19XX年自越南回归的华侨、贺乾聪系19XX年入籍；三原告20XX年12月10日至20XX年4月6日将户籍地址变更为广东省宝安区光明农场美景X栋X；截至目前，三原告的身份证地址仍然为“广东省宝安区光明农场美景X栋X”。应被告请求，“凤凰居民委员会”核查出具的《凤凰社区关于居住点的情况说明》强调：“红坳村”是属于凤凰社区的，“美景花园……等居住点不属于凤凰社区管辖范围”。综上可以看出，三原告在2003年10月29日这一户籍人口确认的时间点上，不属于凤凰社区红坳村户籍，被告作出的认定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明确。最后，除已达成的协议外，三原告无权享有其他补偿安置待遇。在红坳村整村搬迁过程中，经过调查确认，原告朱广南和贺乾聪在红坳村拥有住宅类建筑面积XX平方米，其中包括有产权的面积XX平方米，未取得产权的面积XX平方米。结合其被拆迁人身份、房屋的权属证书状况和建成时间等，第三人认定原告非“红坳村户籍”，并针对原告朱广南和贺乾聪在红坳村整体搬迁范围内拥有的物业依法作出认定，并落实了补偿政策，前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一）》。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在于除上述补偿外，额外按照《光明新城整体拆迁统建上楼启动区补偿安置方案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规定获得不超过230平方米的“安置房奖励”购买资格，以及原告贺乾聪根据《光明新区红坳村整村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以525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120平方米的“整村搬迁安置房购买指标奖”，第三人认为，鉴于其户籍原因，其要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5日，第三人向被告发出《关于协助核查红坳村整村搬迁项目补充公示等人员居民信息的函》，要求被告核查包含三原告在内的申报属于红坳村、果林村、凤凰村户籍人员自2003年10月29日至2015年12月20日期间的迁入迁出记录和家庭成员信息。2017年7月6日，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办事处凤凰社区工作站向被告发出《关于居民贺德云等3人户籍问题的情况说明》，向被告陈述三原告的住址信息、社区集体股份信息及居委会历届换届选举选民登记信息。该份情况说明中载明“根据《关于调整增设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通知》”三原告“20XX年12月10日至20XX年4月6日期间住址不属于凤凰社区管辖居住点”、“户主反映其户籍信息从一开始就落户在广东省光明华侨畜牧场红坳XX栋XX号，期间居住地址有变更，其户籍从未做任何变更。”2017年7月12日，被告向第三人发出《关于的复函》，并制作《红坳村整村搬迁户籍问题核查结果表格》作为附件回复给第三人，前述复函中记载“此核查结果仅作为赔偿认定的参考，请结合社区、社保、入学记录等证据综合使用”。另查，三原告确认，2000年12月10日至2011年4月6日期间户口簿上的住址为光明农场美景XX栋X号，在此期间内三原告的实际住址确为光明农场美景XX栋X号。但三原告主张原告并未申请过变更户籍住址，且户籍一直受被告管理。再查，被告主张原告所诉的《红坳村整村搬迁户籍问题核查结果》系被告对第三人的内部回函，并未对外公示。第三人陈述称第三人收到被告的前述核查结果后，再结合社区、股份公司、学校、询问证人等之后得出的结论，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整理之后对外公示，公示的核查结果与被告提交的核查结果相比，内容上有删减。原告所诉的《红坳村整村搬迁户籍问题核查结果》中，南凤派出所调查意见为“该居民户籍从南凤派出所成立（即1999年10月）至今系我所管理，……至2000年12月10日户籍地址属于红坳村；2000年12月10日至2011年4月6日户籍地址为光明农场美景XX栋X号（该地址不属于凤凰社区管辖）……”，第三人提供的公示的《红坳村整村搬迁户籍问题核查结果》中，南凤派出所调查意见为“……至2000年12月10日属于红坳村（该人员自1991-12-1/1979-1-21开始为我所管理户籍人员）”以上事实，有《关于协助核查红坳村整村搬迁项目补充公示等人员居民信息的函》、《关于居民贺德云等3人户籍问题的情况说明》、《关于的复函》、《红坳村整村搬迁户籍问题核查结果》、当事人陈述以及庭审记录在卷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原告所诉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收案范围。本案中，一方面，三原告所诉的行政行为的载体为《红坳村整村搬迁户籍问题核查结果》，而该份核查结果系被告应第三人的要求出具的，系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原告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当驳回。另一方面，被告在《红坳村整村搬迁户籍问题核查结果》中出具的意见，内容为对三原告户籍住址变更情况的描述，亦载明三原告“该户籍居民自……至今系我所管理”、“该人员自……开始为我所管理户籍人员”。被告作出的前述《红坳村整村搬迁户籍问题核查结果》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义务并未产生影响，原告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当被驳回。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红坳村整村搬迁户籍问题核查结果》，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贺德云、朱广南、贺乾聪的起诉。本案依法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的诉讼费本院依法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星人民陪审员 姚 艳 红人民陪审员 李 贤 辉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陈芬（兼）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