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2民终13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仰海，天津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欢乐谷分公司翻译。
委托代理人范彦斌，天津卫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穆紫云，天津卫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辉菲舞文化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603号楼6层710室。
法定代表人宋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学忠，天津滨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仰海因演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5）滨汉民初字第6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仰海及其委托代理人范彦斌、穆紫云，被上诉人北京京辉菲舞文化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辉菲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辉、委托代理人袁学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19日，天津滨海航母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母旅游集团）与京辉公司签订《滨海航母俄罗斯演出合同》，约定由京辉菲舞公司组成外籍演员专业演出团队，到滨海航母主题公园内场地进行表演。2015年6月18日，京辉公司与任仰海分别作为甲、乙双方签订《演艺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限和人数：乌克兰舞蹈演员16人，其中8人合同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0月1日，为期3个月；剩余8人合同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为期6个月……甲方权利义务：1.甲方负责办理乙方人员在中国演出和居住的合法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2.甲方承担乙方人员（16名演员）从基辅至天津和从天津至基辅的往返旅费，其中包括必要的演出服装道具托运费……3.合同期间甲方每月5日以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工资（以人民币支付，以转账当日美元汇率为准），8名演员3个月合同，每人每月1200美金；8名演员6个月合同，每人每月1300美金；甲方支付的演出费，从乙方抵达天津之日起，截止到在甲方最后一天表演之日止……7.合同期间，甲方不与乙方演员个人进行洽谈和签订协议。乙方权利和义务：1.乙方演员应服从甲方导演指挥，根据甲方景区表演的总体设计方案参加演出和排练……。”上述合同签订后，任仰海为京辉菲舞公司联系16名乌克兰舞蹈演员，京辉公司委托天津诺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办理了该16名演员来津演出的邀请和申报手续。京辉菲舞公司承担了16名舞蹈演员从基辅至天津的旅费。16名演员于2015年7月2日抵达天津演出，9月初3名演员（6个月合同期限）自行离开，不知去向。9月22日，京辉菲舞公司为6名演员（3个月合同期限）购买返回基辅的机票，送其回国。10月初，任仰海先后为7名演员购买返回基辅的机票，送其回国，支出机票费用24077元、托运费5000元。
任仰海自2015年8月底至10月初多次通过短信、微信及电子邮件方式向京辉菲舞公司法定代表人宋辉追要演员工资。2015年9月10日任仰海还向政府信访部门反映京辉菲舞公司拖欠演员工资问题。2015年9月17日，京辉菲舞公司经理兼翻译在召集舞蹈演员开会时曾讲到，将会直接与舞蹈演员进行结算。
现任仰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京辉菲舞公司给付其工资52400美元折合人民币332740元、利息10000元；2.京辉菲舞公司给付任仰海机票费25000元、包车费1600元、托运费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京辉菲舞公司承担。原审法院庭审中，任仰海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给付金额明确为：3名9月初不知去向的演员工资7800美元（1300美元×3人×2个月），6名于9月22日回国的演员工资19152美元（1200美元×6人×2.66月），7名于10月初回国的演员工资25200美元（1200美元×7人×3个月），合计52152美元，同时主张自每月应付工资之日至2015年10月8日期间的利息10000元人民币。另，任仰海陈述，其与舞蹈演员约定分别按照每月1050美元、950美元的标准向6个月和3三个月期限的舞蹈演员支付演出费用，但至今未向舞蹈演员支付演出费用，只通过京辉菲舞公司经理贲德刚垫付过部分生活费。京辉菲舞公司对任仰海所述垫付生活费一事不予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第一，《演艺合作协议》合同当事人主体的认定问题。从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来看，任仰海负有联系16名舞蹈演员来津演出的义务，该16名舞蹈演员负有向京辉菲舞公司提供演出服务的义务，京辉菲舞公司负有按约定标准支付演出费用的义务；从合同整体条文表述来看，“甲方负责乙方人员车票”、“自乙方抵达天津”等条款约定的乙方应指16名舞蹈演员而言，另外合同大量条款约定了16名演员的演出纪律以及任仰海和京辉菲舞公司各自承担的演员管理义务。从此可见，虽然该《演艺合作协议》为任仰海和京辉菲舞公司双方所订立，但当事人双方及16名舞蹈演员均承担合同义务，并享受合同权利。任仰海履行了联系舞蹈演员的义务，应当获得相应经济利益；16名舞蹈演员履行演出义务，亦应获得报酬。故此，应认定合同主体应包括任仰海、京辉菲舞公司及16名舞蹈演员。京辉菲舞公司提出的“合同乙方系16名舞蹈演员而非原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第二，演出费用的分配及支付方式问题。首先，《演艺合作协议》中约定6个月、3个月期限的舞蹈演员工资标准分别为每月1300美元、每月1200美元，任仰海原审庭审中自述其分别按照每月1050美元、950美元的标准向6个月及3个月期限的舞蹈演员支付演出费用，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任仰海该陈述予以采信，据此可以认定任仰海可以从每名舞蹈演员的演出费用中获取每月250美元的经济报酬。其次，《演艺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于每月5日采取转账形式支付演出费用，但在合同实际履行中京辉菲舞公司并未采取该支付方式，在无证据证实其变更支付方式已征得任仰海同意的情况下，应认定京辉菲舞公司构成违约，应向任仰海承担违约责任。再次，本案存在如下情节：（1）16名演员已经回国或去向不明，客观上难以参加本案诉讼，（2）任仰海至今亦未按照其所述标准向16名舞蹈演员支付演出费用，（3）京辉菲舞公司曾表示向舞蹈演员直接结算工资送其回国，虽然无法认定其已经付清工资，但确实存在其已实际支付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任仰海承担违约责任应以其应得数额（每人每月250美元）为限；16名舞蹈演员应得部分，如京辉菲舞公司确未支付，可由16名舞蹈演员向其主张权利；京辉菲舞公司如果已将任仰海所得部分全额支付给16名舞蹈演员，亦可要求返还。
据此，京辉菲舞公司应向任仰海支付的演出费用数额为：3名9月初去向不明的演员1500美元（250美元×2个月×3人）；6名9月22日回国的演员3990美元（250美元×2.66月×6人）；7名10月初回国的演员5250美元（250美元×3个月×7人）。以上合计10740美元，按照法庭辩论终结之日的外汇牌价美元634.28元计算，折算人民币68121.67元。
关于利息，京辉菲舞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向任仰海支付款项，应自违约之次日起加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京辉菲舞公司2015年7月5日应付本金数额为4000美元（250美元×16人），自2015年7月6日至10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50.66美元（4000美元×4.85%÷360日×94日）；2015年8月5日应付本金数额4000美元，自2015年8月6日至10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34.49美元（4000美元×4.85%÷360日×64日）；2015年9月5日应付本金数额为2750美元（250美元×6人×0.66月＋250美元×7人），自2015年9月6日至10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12.60美元（2750美元×4.85%÷360日×34日）。以上利息合计97.75美元，折算620元人民币。
第三，关于任仰海主张的机票费及托运费、包车费问题。按照《演艺合作协议》的约定，舞蹈演员的返程费用应由京辉菲舞公司承担，虽然京辉菲舞公司辩称10月初回国的7名演员系擅自回国，但考虑到京辉菲舞公司又陈述其已经与该7名演员结清工资，故此京辉菲舞公司仍应承担该7名演员的返程费用。任仰海主张的机票费、托运费有证据证实，予以支持；包车费无证据佐证，原审法院参照从天津滨海新区至北京首都机场的客车交通费用情况，酌定为每人80元，合计560元。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北京京辉菲舞文化经纪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任仰海支付演出费用人民币68121.67元、利息620元人民币；二、被告北京京辉菲舞文化经纪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任仰海支付机票费24077元、托运托运费5000元、交通费560元，合计29637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57元、财产保全费2420元，合计5877元，由原告负担4114元，被告负担1763元。”
原审法院判决后，任仰海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任仰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京辉菲舞公司承担。其主要理由为：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演艺合作协议》的缔约主体有误，合同甲方为京辉菲舞公司，乙方为任仰海，合同明确约定了工资支付方式是向任仰海支付，且注明了任仰海的个人账户，虽然合同内容涉及16名演员的义务，但并无演员签名或委托他人签署，故16名演员并非合同的缔结主体，且从合同效力看，该合同直接约束的是京辉菲舞公司和任仰海，合同中涉及16名演员义务的条款对演员不发生效力，即使演员行为不符合合同约定，演员也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判决认定16名演员为合同缔约主体，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认可当事人可以任意为他人设定义务，违背了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原审判决认定京辉菲舞公司已付清演出费证据不足；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京辉菲舞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方式支付工资，构成违约，另一方面又认定京辉菲舞公司存在已经向演员支付工资的可能性，因此不必按照合同约定向任仰海支付演出费用，自相矛盾；即使京辉菲舞公司已经向演员支付演出费用，也与合同约定相悖，不能支持其未支付演出费用的正当性。
被上诉人京辉菲舞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演艺合作协议》的缔约主体的认定问题，该协议系宋辉代表京辉菲舞公司（甲方）与任仰海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项下有“乙方演员共计16人，演员名单附后”、“甲方负责办理乙方人员在中国演出和居住的合法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乙方演员应服从甲方导演的指挥……”、“乙方有无偿参加甲方在公司内部为本公司所做的广告宣传、拍摄和礼仪活动……演员参加者每小时80元人民币，或者甲方安排其他时间给乙方休息”等表述，其中的“乙方”指代的是演员，同时也有“合同有效期内，乙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签订与该批演员相关的合作协议，不得安排该批演员参加其他演出活动……”、“乙方有责任及时协调演员和甲方之间的关系，如因经纪人个人原因未能及时调解所造成的相关损失及纠纷，后果由乙方负责”的表述，其中的“乙方”指代的是任仰海，从合同内容表述上看，当事人存在对“乙方”界定的含混之处。从合同的整体内容、当事人当庭陈述及双方沟通往来的相关证据看，京辉菲舞公司从航母旅游集团处获得组织舞蹈演员在航母公园演出的业务，并通过任仰海找到了案涉16名外籍演员，演员由京辉菲舞公司管理调配，由任仰海负责协调演员与京辉菲舞公司的关系，协助处理生活需求。任仰海并非演出团队的组织者，与该团队亦没有固定的合作关系，仅是通过其个人工作关系联络了该演出团队，为京辉菲舞公司寻找演员提供了媒介服务。虽然合同约定京辉菲舞公司将演出费用汇入任仰海的个人银行账户，并约定京辉菲舞公司不与演员个人进行洽谈和签订协议，但该内容的订立旨在约束京辉菲舞公司的给款方式，保护任仰海作为居间人的居间利益。虽然从合同形式上，16名演员并未直接与京辉菲舞公司签订演出协议，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授权任仰海作为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但从合同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看，案涉《演艺合作协议》的主要义务是演出和支付演出费用，该义务承受人应分别为16名外籍演员和京辉菲舞公司，同时合同中也约定了任仰海的协调和配合义务，该义务与演员的演出义务同时作为演出费用的对价，16名演员实际到岗工作、接受京辉菲舞公司管理的履行行为，应视为其对该合同项下与其相关条款的确认，只是由于居间人利益的考虑，没有使其作为形式上的缔约人签订合同。综合合同形成过程及实际履行情况，均不能体现任仰海系演员的雇佣者或组织管理者，能够代表演员缔约，该合同项下演出工作已实际进行，演员系通过履行行为对合同内容进行了确认，应视为合同相对方之一，案涉《演艺合作协议》的缔约主体实际应为京辉菲舞公司、任仰海及16名外籍演员，任仰海上诉主张合同相对方不包含16名外籍演员，片面强调了合同的形式，与事实不符，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任仰海主张演出费用的数额，根据当事人双方陈述的事实，京辉菲舞公司、任仰海及外籍演员因演出费用给付问题出现分歧，存在演员罢演和私自离开的情形，案涉外籍演员大部分均已回国，部分下落不明，无法核实演出费用的实际给付情况，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京辉菲舞公司或任仰海向16名外籍演员支付了演出费用，京辉菲舞公司与任仰海均认可居间费用的计算标准为250美元／人／月，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演出时间亦不持异议，故原审判决依该标准计算任仰海应得的居间费用，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外籍演员应得的演出费用，如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已实际给付或出现与合同有关的付款争议，可另行主张。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39元，由上诉人任仰海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教柱
代理审判员 胡 浩
代理审判员 刘美婧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振
速 录 员 尹长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