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民终13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汉族，1960年4月5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多美，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1，男，汉族，1959年11月17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2，女，汉族，1957年12月6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3，女，汉族，1962年2月14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4，男，汉族，1970年4月23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余某1、余某2、余某3、余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17）黔2725民初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6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分割余明仁遗产的房屋使用价值50000元给上诉人；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事实。上诉人张某与被上诉人父亲余明仁系夫妻关系，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3年2月16日张某与余明仁及四被告签订《家庭协议》，约定余明仁去世后，张某享有系争房屋使用权，直到张某去世，若张某不住，应获得3-5万元补偿。2016年3月15日，余明仁起诉张某离婚，2016年4月12日，瓮安县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余明仁上诉，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请求。余明仁去世前，双方多次发生冲突。2016年4月30日，上诉人拿出所谓《遗嘱》，上书：“我以张某在××××年结婚以来，当时给了她三万元钱，自我生病以来，她对我不好，我百年后，我居住的房子由我的四个子女所有，张某无权享受。”此时张某方知该《遗嘱》，认为该《遗嘱》为假；2、一审程序违法。一审中，被上诉人余某2等出示《遗嘱》作为证据后，张某就表示否认，并要求对该《遗嘱》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没有进行鉴定，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一审认定事实不清。2015年9月，余明仁在瓮安县中医院治疗，相关手续皆是张某办理，没有余某2等四人的签字。一审认定“2016年4月，余明仁亲笔写下遗嘱”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该《遗嘱》是余明仁亲笔书写，三名证人并未全部出庭作证，见证人与四被上诉人有勾结嫌疑，该《遗嘱》既不公证，也没有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无法证明其产生于2016年4月30日，也无法保证其真实性。该《遗嘱》与《家庭协议》并不矛盾，《家庭协议》所说的3万元至5万元是张某不住该房屋的经济补偿。《遗嘱》载有余明仁当时给了上诉人3万元是不准确的，张某并未获得该3万元钱，即使获得，也只是彩礼，与家庭协议并部矛盾。另外，一审认定“张某2016年10月搬出房屋另居”也是事实不清。张某是被赶出家门，并非自愿。一审认定“在余明仁亡故前病重期间，已与余明仁分居的原告曾回到余明仁处照顾其二十天。”与客观事实不符，一方面，张某是被赶出家门；另一方面，既然张某照顾余明仁二十余天，就不存在“分居”的说法，出警记录可证明张某被打伤赶出家门的事实，张某提交的医院诊断报告等证据皆可证明其被打伤，赶出家门的事实，一审对此不作认定是错误的。但一审不对此加以认定是错误的；一审认为,《家庭协议》并无“抚养”、“赠与”等文字，因此认定不是遗赠抚养协议是错误的，协议应当看内容，而非机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4、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是错误的。本案中《遗嘱》在没有进行司法鉴定前，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遗赠抚养协议的相关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余某1、余某2、余某3、余某4二审共同辩称：1、本案争议的房屋为四被上诉人之父余明仁婚前财产，如张某已尽抚养义务，且无遗嘱时，方能按照继承余明仁的个人财产和分割两人的共同财产。而余明仁亲笔自书的《遗嘱》中，以表明张某无权继承系争房屋，由四被上诉人享有；2、余明仁的《遗嘱》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中，还余明仁的谈话录音加以佐证。至于见证人是否全部出庭，由法院决定。遗嘱上的身份信息不是必须载明的事项，也无需公证方为有效，遗嘱中所说的三万元是家庭协议中所涉钱款，在录音光盘中，张某以承认并打了收条。关于遗嘱是否鉴定的问题，张某已在一审中表示不鉴定，不讲诚信；3、张某认为《家庭协议》是遗赠抚养协议系错误认识。首先，协议中无“遗赠”、“抚养”的字眼；其次，从内容上看仅涉及房屋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第三，“抚养”是“遗赠”的结果，而遗赠的对象是财产的所有权，并非使用权。四、张某认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中遗赠抚养协议的条款是其错误认识，首先，“抚养人”不是具有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其次，即便张某是该法所指的抚养人，但其未尽生养死葬的义务，没有接受遗赠的资格；最后，《家庭协议》并非遗赠抚养协议，不存在遗赠抚养协议优于遗嘱继承的问题。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维持。
原审原告张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继承余明仁遗留的房屋财产（除去原告分得的部分后按五分之一继承）继承部分价值约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明仁系四被告之父。原告与余明仁于××××年××月××日办理结婚登记。原告与余明仁共同生活期间，于2013年2月16日以余明仁为甲方、原告为乙方写下《家庭协议》一份，内容为“关于甲方死亡后房子的安排分配如下”，“1.乙方只有居住权，可以长久住下去直到死亡，儿女不得赶她出去，但（没有产权）。2.乙方如果再婚可以到男方家去住，不能住在甲方屋里。3.乙方单人为了长久住下去，可以住进门靠右边第一个卧室、过道、洗脸间、卫生间，加上下面煤棚乙方可以有权单住。如果乙方不住此房也可给她3-5万元搬出去住”。甲乙方同意，张碧珍与余明仁均签名，四被告在“甲方子女签名”处签名。
2015年6月，余明仁被查出患前列腺癌（晚期），且与原告发生矛盾，于2016年4月7日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法院于2016年4月16日作出（2016）黔2725民初9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余明仁的诉讼请求。因余明仁不服，上诉至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经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8月二审判决维持后生效。
2016年4月30日，余明仁亲笔写下《遗嘱》，内容为“我以张某在××××年××月结婚以来，当时给了她叁万元钱，自从我生病以来，她对我不好，我百年后，我所居住的房子归我的四个子女所有，张某无权享受”，罗树群、丁常林、郭敬美三人作为见证人在该《遗嘱》中签名。后原告与被告余某1、余某2为家庭琐事与财产损坏发生纠纷，原告与余某1分别于2016年10月的8日、15日、17日向110报警。原告于2016年10月搬出房屋另居。余明仁于2016年12月18日亡故。在余明仁亡故前病重期间，已与余明仁分居的原告曾回到余明仁住处照顾余明仁二十天。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出其被打伤被赶出家门、本案遗嘱存在受胁迫可能、见证人与继承人有串通嫌疑、有两份遗嘱的主张，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提交证据证实，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认定。原告认为《家庭协议》系遗赠扶养协议，与该协议中无“扶养”“赠予”文字的情况不符。原告认为该遗嘱没有指定执行人且由继承人保管不合法、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规定，于法无据，不予采纳。虽余明仁在2013年2月26日《家庭协议》中，明确如果乙方（张某）不住此房也可给她3-5万元搬出去住，但余明仁在2016年4月30日立据的《遗嘱》中明确“房子归四个子女所有，张某无权享受”，况且余明仁于2016年12月18日已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的规定，余明仁于2016年4月30日所立遗嘱有效，张某无权继承双方诉争的房屋。所以，原告依据《家庭协议》提出房屋继承诉求，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5元，由原告张某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从《家庭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本案争议的房屋系被上诉人的父亲余明仁的个人婚前财产，已排除了上诉人的继承权，其协议是签字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个财产的处分，权利人有订立遗嘱处分的权利。本案中，虽然余明仁在生前与上诉人等人签订有《家庭协议》，但随着与上诉人在一起生活产生矛盾，余明仁对其财产又2016年4月30日重新订立《遗嘱》进行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规定，余明仁订立《遗嘱》处分财产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一审据此认定余明仁所立《遗嘱》有效，于法有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主张《遗嘱》效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其应对承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其主张余明仁所立《遗嘱》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另外，关于余明仁所立《遗嘱》的真伪问题，本案在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在询问上诉人是否对《遗嘱》进行鉴定时，上诉人以找不到检材为由自愿放弃鉴定，该行为是上诉人自行处分自已的权利，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又提出对遗嘱进行笔迹鉴定，但其亦未提供相关的鉴定检材，故本院认为其鉴定申请的理由不充分。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莫玉魁
审判员 刘国红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杨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