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54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红，女，1976年5月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青山区（户籍地武汉市青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仁忠，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涛，男，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新化县人，住武汉市汉阳区（户籍地武汉市硚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华道，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红因与被上诉人胡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7民初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红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2017)鄂0107民初713号民事判决；2、改判胡涛立即支付尚欠陈红的购房款310,000元；3、改判胡涛向陈红支付此310,000元购房欠款的利息损失（计自2013年8月30日起至该款实际付清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正常贷款利率标准计算）；4、判令胡涛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认定案件的部分事实错误。其一、一审法院认定陈红最迟应于2015年9月18日前向胡涛主张权利的事实错误。陈红与胡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始于2013年9月18日，该《房屋买卖合同》对胡涛向陈红支付房款的时间约定不明确；但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双方均称，双方口头约定在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后胡涛即应向陈红支付全部的房款。这里的“过户后即应向”是指胡涛立即付款？还是一年、两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等付款？双方对此约定含糊、抽象并不具体；其二、退一步言，即使“过户后即应向”的表述，是一审承办法官所主观判断的“立即支付”，但其在判决中又认定，陈红与胡涛此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曾某向其交纳一万元房款，还有一年的租金一万元抵作房款。陈红有证据表明自己与胡涛房租计算时间是截止于2015年11月底，也就是说胡涛最后支付陈红房款的时间是2015年11月底，那么陈红即使向法院主张权利的起算期也应是自2015年12月初起至2017年11月底止；其三、在胡涛未能付清陈红的全部房款前，胡涛承诺陈红可以一直居住到该房屋被拆迁前；事实上也因为胡涛一直未能付清陈红的全部房款，故该房屋一直被陈红占有、使用、居住直到2017年4月被强制拆迁。由此可见，胡涛附条件和附期限的付清陈红全部房款的约定，也能证明陈红即使向胡涛主张权利的起算日，也应是自2017年4月开始起算；其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陈红的证人李某、肖某、陈某、王某等人的证言效力，认为其等要么是使用了“印象”、“左右”等模糊语言，未能客观、具体陈述购房款的具体金额，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要么是其等与陈红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对此不予采信等。殊不知证人李某、肖某除了当庭陈述，其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单独的书面证言，其书面陈述的案件事实客观、具体；至于其在庭审中接受询问时，偶尔出现了“印象”、“左右”等模糊语言，陈红认为系源于时间的久远和当事人记忆出现障碍，也符合常理，情有可原；至于证人陈某、王某，他们是陪同陈红前往胡涛处追索房款的知情者和在场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只有具备一定亲密关系的人才可能陪同陈红前去追索债务，这本也符合情理，纵然其效力过低，但也不至于被一审法院全盘否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判决本案错误。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陈红的诉讼根本就没有超过2年的时效；即使应该在2015年9月18日之前向胡涛主张权利，因为2015年3月27日，陈红曾经向胡涛主张过权利，那么依照《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一审法院以陈红超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判决同样错误。
胡涛辩称维持一审判决。
陈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涛支付尚欠陈红的购房款310,000元；2、胡涛向陈红支付310,000元购房欠款的利息损失（自2013年8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胡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30日，陈红（卖方、甲方）与胡涛（买方、乙方）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陈红将其位于武汉市青山区9街坊1门5号房屋出售给胡涛；该房屋买卖成交价格为100,000元；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全部房款30日内，将房屋交付给乙方；甲方逾期不交付房屋给乙方，乙方不解除合同的，甲方每逾期一日，按照全部房款的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解除合同的，甲方应退还乙方所付房款，并按全部房款的1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逾期不交付全部房款给甲方，视为不履行合同，甲方不解除合同的，每逾期一日按全部房款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携带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到相关部门办理房地产转移过户手续。办理转移过户手续应缴纳的有关税费，按国家、省、市政策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或由双方另行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该房屋评估价为326,151元，陈红、胡涛为了逃避税收，故在上述合同上约定房屋转让价格为10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后胡涛即应向陈红支付全部房款。2013年9月11日，胡涛缴纳了办理房屋过户的相关税费。2013年9月12日，经房管部门核准登记，该房屋过户登记至胡涛名下。2013年9月18日，陈红（承租方、乙方）与胡涛（出租方、甲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上述涉诉房屋仍由陈红租赁使用，租期12个月（即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止）；租金每月835元，付款方式首次为10,000元/年，以后每次付款10,000元/年（需提前30日天）。合同还对水电等费用的缴纳、转租、拖欠租金、解除合同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涉诉房屋一直由陈红承租居住至2017年4月，现已被拆迁，在租赁期间，陈红向胡涛支付部分房屋租金。陈红认为双方口头约定的房屋转让价款为480,000元。房屋办理过户手续后，胡涛陆续向陈红支付150,000元。此后，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曾某向其交付10,000元房款，还有一年的租金10,000元抵作房款。2016年10月4日，陈红向胡涛催要房款，胡涛承认房款为400,000元，但认为已付清房款。陈红认为截止到起诉时胡涛仅向陈红支付170,000元房款，还差欠310,000元。为维护合法权益，故陈红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涉诉房屋成交价格为100,000元，但该房屋评估价为326,151元。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价格明显低于房屋评估价，且均承认此交易价格是为了规避税收，故该交易价格条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条款。双方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受法律保护。上述合同对胡涛支付房款的时间约定不明确，但在本案审理中，双方均称双方口头约定在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后胡涛即应向陈红支付全部房款。涉诉房屋转移登记的时间为2013年9月12日，故胡涛应于2013年9月12日付清全部房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陈红称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后胡涛仅向其支付150,000元，在其与胡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曾某向其交付10,000元房款，还有一年的租金10,000元抵作房款，此后胡涛未再向陈红支付剩余房款310000元。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为2013年9月18日，那么陈红最迟应于2015年9月18日前向胡涛主张权利。陈红于2017年3月17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陈红虽称其多次向胡涛催要，胡涛同意履行义务，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陈红应对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陈红提交的录音资料形成时间是2016年10月4日，且在录音中胡涛并未承认差欠陈红房款，也未表示继续履行付款义务，不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陈红提交的证人证言，证人与陈红存在利害关系，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充分证明陈红在诉讼时效内向胡涛主张权利或者胡涛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故关于陈红要求胡涛支付房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予支持。胡涛对此的辩称意见，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陈红的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4,250元，由陈红负担，予以免交。
本院二审期间，陈红向本院提交证人陶某的到庭作证，拟证明2015年3月27日陈红曾经通过电话找胡涛讨要剩下的房款，陈红起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陶某到庭后以胡涛对其进行有拍照行为为由放弃作证。双方未向本庭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围绕本案双方争议较大的事实，查阅一审案卷材料，审理查明双方各自对事实的主张、陈述、所举证据情况如下：
1、关于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实际交易金额的情况。
陈红认为双方实际交易金额为48万元，2017年4月24日陈红到庭参加诉讼的庭审笔录中陈述：“我当时咨询过肖某多次，肖称诉争房屋是48万左右，我跟被告（胡涛）谈的就是48万元，我要肖去的目的是被告（胡涛）要求刷卡，肖处有刷卡机，而且合同上10万元是被告（胡涛）要求写的，为了避税”。陈红对此所举证据为证人李某、肖某、陈某的证人证言。证人李某2017年4月24日到庭作证的庭审笔录中陈述：“原（陈红）、被告（胡涛）签订合同时我在场，即青山区房管局。我当时跟肖某去青山区房管局办事。无意中看到双方签订的10万元合同的，我当时还问肖某为什么这便宜，肖回答是避税。我不认识原（陈红）、被告（胡涛）。肖是否认识不清楚。因时间太长，具体记不清楚是谁说的，印象中是房款是48万元”。证人肖某2017年4月24日到庭作证的庭审笔录中陈述：“原（陈红）、被告（胡涛）在青山区房管局签订合同时我在现场，我当时是应原告（陈红）要求去的。李某当时也在场。此外还有个人在场，现在几年没来往了。我们三个人均是应原告（陈红）要求陪同原告（陈红）去的，原告（陈红）称卖房屋后，到我店处刷卡支付。当时双方签合同时，我听过被告（胡涛）说过，只填10万元为了避税，不填40几万。我可以证明原（陈红）、被告（胡涛）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价款约定10万元是为了避税。房屋实际成交价格是48万元左右，具体数字不记得了。”证人陈某2017年5月8日到庭作证的庭审笔录中陈述：“房屋是父母的遗产，考虑到妹妹家庭情况，房子由我妹妹一人继承，但出售后的房款是我们再分配。我和妹妹一起去的青山区房管局，合同上是10万元，实际房价是48万元，是我听陈红说的，当时胡涛也说了房价48万元，签10万元的合同是为了避税”。胡涛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认为，只能证明原（陈红）、被告（胡涛）签订1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双方谈价格的过程证人没有参与，也不知情。
胡涛认为双方实际交易金额为40万元，2017年4月24日到庭的庭审笔录中陈述：“原（陈红）、被告（胡涛）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由双方的民间借贷转化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房屋价款40万，并非原告（陈红）所述的48万元，40万元已向原告（陈红）付清。付款时间是办理完交易手续后付清房款，交易手续时间是2013年9月11日，原告（陈红）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未向被告（胡涛）主张房款，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所举证据为证人曾某的证人证言。证人曾某2017年4月24日到庭作证的庭审笔录中陈述：“我跟原告（陈红）以前是同事关系，此后成朋友关系，2011年原告（陈红）找我借钱，因我也经济紧张，我就将其介绍给被告（胡涛），其与被告（胡涛）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多次发生借贷关系，借款本金金额为15万元，我作为担保人，督促原告（陈红）还款，2013年原告（陈红）称将房屋出售给被告（胡涛），办理过户时我也在场。……房屋成交价款是40万整。当时原告（陈红）告诉我该房屋有人以48万元购买，我告知其出售后将欠款还给被告（胡涛），此后原告（陈红）告知我，出售给他人不放心，出售给被告（胡涛）放心些，原告（陈红）要求以43万元出售，被告（胡涛）及我在青山区咨询过，一致只同意以40万元购买。签订合同是10万元为了避锐。但房管局工作人员称以评估价格为准，评估时间也是当天，实际没有少交税。原（陈红）、被告（胡涛）在房管局签订同及办理过户时我均在场。……但40万元是原告（陈红）通过我谈好的，整个议价过程我都参与了”。
根据以上阅卷情况，陈红提供证人李某、肖某、陈某对当天去青山区房管局的原因、人员说法不一致，对去青山区房管局的原因，李某说是和肖某去青山区房管局办事，肖某说法是三个人均是应原告（陈红）要求陪同原告（陈红）去的。对去青山区房管局的人员，李某说是和肖某二个人，肖某说法是三个人，提到有曾某去，均没有提到有陈某去，陈某说是赔陈红去的，没有提到李某、肖某去。李某、肖某、陈某对房屋实际交易价格虽说到有48万元，但李某的说法是印象中，肖某是具体数字不记得了。陈某的说法是听陈红说的，均未明确肯定为48万元。三人均未参与议价。胡涛提供的证人曾某去青山区房管局有陈红证人肖某作证，曾某证明原告（陈红）通过自己与胡涛谈价，议价过程自己全程参与，陈红提到过有人48万元购她的房屋，但要求以43万元出售胡涛，胡涛与曾某只同意以40万元购买。整个议价过程清楚明了，明确肯定。曾某与陈红、胡涛均是朋友关系，曾某证言证明效力明显较高于李某、肖某、陈某。陈红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证明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实际交易金额为480,000元的证明目的。
2、关于购房款的支付情况。
陈红民事起诉状中称：“……岂知交易手续办结后，被告（胡涛）拿出一张储蓄卡和信用卡通过POS机给原告（陈红）刷卡15万元后，称其卡上没有了钱，需改日再将剩余款支付原告（陈红），但此后被告（胡涛）却并未信守承诺，原告（陈红）多次找被告（胡涛）追索下欠的购房款，被告（胡涛）另行支付给原告（陈红）2万元的现金后，开始是以各种借口推诿，发展至后来避而不见。”为此提供证据2016年9月24日陈红向公安机关报警，被告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询问笔录一份，证人肖某、陈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胡涛在肖某处刷卡，总计付款只有15万元的事实。
2017年5月8日陈红到庭参加诉讼的庭审笔录中，当法官询问陈红自认收到15万元如何支付时，陈红答复：“到肖某的店子里刷卡是属实的，具体金额不能确定，庭后核实了也不能确定。1万元是抵扣的第一年的房屋租金，还有1万元是曾某去取的现金，把我关在车里，因此具体不清楚是谁交给我的”。该份笔录中另记载，陈红对胡涛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银行流水进行质证时陈述质证意见：“所有与陈红、陈某发生的银行流水中只有不到17万元，对其中9万元的刷卡指向不明，我们认可被告（胡涛）支付了17万元”。该份笔录中还记载，法官询问陈红15万元剩下的余款如何交付？陈红答复：“其他的是被告（胡涛）刷卡的钱，是在肖某的店子里刷的。刷卡金额记不清了，不是一个整数，也不是9万元、10万元。”接着法官询问陈红过户当天给了多少？陈红答复：“就是那天在肖某店子里刷卡的钱，其他的均未支付。”当法官询问陈红为何与诉状上不一致？陈红答复：“是断断续续支付的，但是我的印象中只记得总数15万元，后来被告（胡涛）给了2万元，其中1万元是抵扣的房屋租金”。证人肖某2017年4月24日到庭作证的庭审笔录中陈述：“被告（胡涛）到我处刷了卡，不是5万元就是9万元。……当天被告（胡涛）在我处刷卡后，第二天我就交付给原告（陈红）现金了。”当法官询问原告（陈红）证人（肖某）是否向你支付过房款，陈红陈述：“支付过，时间是2013年9月给的现金，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前后被告（胡涛）共同支付我15万元”。当法官让肖某对胡涛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记载2013年9月11日刷卡消费90,000元的银行流水进行辨认并询问“是否向你刷卡的款项”时，肖某答复“过户当天到我处刷的卡”。证人陈某2017年5月8日到庭作证的庭审笔录中陈述：“被告（胡涛）给陈红的钱具体金额为15万元，具体支付方式不清楚。当时说没有现金，是在我朋友肖某的店子里刷卡。”胡涛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认为，证人肖某的证言能够佐证被告（胡涛）刷卡9万元给原告（陈红）的事实。
2017年5月8日胡涛到庭参加诉讼的庭审笔录中陈述：“原告（陈红）的房产证在证人肖某手上，第一笔10万元是2013年9月11日曾某打给原告（陈红）指定的账户，为了将肖某手上的房产证拿回来，具体打给谁是不清楚的，肖某是在场的，是原告（陈红）提供的账号。第二笔是2013年9月11日原告（陈红）带着我们去了肖某的店子里刷9万元。第三笔是2013年9月23日的45000元和2013年10月9日的5000元，是转账到陈红名下的，是原告（陈红）要求延后支付的。另外的就是原告（陈红）欠款，是陈红和陈某一起欠我的。欠款金额是15万元。还有1万元是原告（陈红）、被告（胡涛）当时协商的，房款中提前扣除了一年的房租”。胡涛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曾某2013年9月11日在工商银行付款100,000元凭证，胡涛银行流水凭证、证人曾某的证人证言。证人曾某2017年4月24日到庭作证的庭审笔录中陈述：“当时谈的被告（胡涛）一次性支付原告（陈红）25万元，因为原告（陈红）还向被告（胡涛）借款15万元。事实上过户当天支付了21万元（加上税赋），实际向原告（陈红）指定帐户交付了19万元（笔录前面陈述有：其中10万元是我在青山区房管局下面的银行转给原告（陈红）指定的账户，时间是2013年9月11日。当时交易完成后，我、被告（胡涛）、原告（陈红）一起到肖某处，被告（胡涛）刷卡了9万元）。此后，被告（胡涛）向原告（陈红）支付了45000元和5000元后，转账后给我看了”。陈红对胡涛及其证人曾某的上述说法的意见为：“第一笔和第二笔都不认可，对第三笔共计5万元是认可的。”
陈红对其诉状中所述胡涛刷卡15万元，以及称没有钱的说法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陈红对其开庭审理的每次庭审中对收款方式及金额的陈述没有一致、明确、固定的说法，对每次不同的说法均未举证证实；陈红对如何收取15万元，以及所称收到17万元，收取方式、金额也与其起诉状中的说法不一致，也与其所提供的证人肖某、陈某的说法不能印证。陈红所述仅有胡涛分二次转账50,000元，有10,000元购房款用于抵扣一年租金的事实与胡涛、曾某的说法一致外，能够证明为陈红收到的购房款以外，其他说法不能确定陈红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收到多少款项金额。不能达到证明陈红所述胡涛仅付款17万元，剩余款项未支付的证明目的。胡涛的陈述与其提供的胡涛、曾某的银行流水凭证、曾某、肖某的证人证言均互相印证，证明2013年9月11日胡涛以刷卡消费90,000元的方式向陈红给付了购房款90,000元的事实存在；曾某2013年9月11日向陈红指令账户转账100,000元的事实存在；陈红认可胡涛分二次转账50,000元的事实存在；以及与陈红所述有10,000元购房款用于抵扣一年租金的事实存在。
3、关于陈红与胡涛之间有无借贷关系的情况。
2017年5月8日陈红到庭参加诉讼的庭审笔录中陈述：“我2011年的时候不认识胡涛，有往来的话可能是我当时向曾某借款，但我已经还清。是我向曾某的还款，是曾某指定的账户，我都是与曾某发生的借款，曾某是通过胡涛转账给我的，我还款也是按照曾某的指定还款”。证人陈某2017年5月8日到庭作证的庭审笔录中陈述：“向胡涛借过钱，一次，借款本金是10万元，该10万元已经还清，此次借款与房子无关。当时这笔借款还用我的房子四街坊22门5-1号作了抵押，办理了他项权证。10万元是我现金支付的，开始陆续还款，最后给了7万元现金，后来办理了解除他项权证。借钱时找曾某借的，借条是给曾某出具的。被告（胡涛）与曾某总在一起，所以我以为是向被告（胡涛）借款，但是出具借条是向曾某出具的，他项权证登记的名字是胡涛的名字”。2017年5月8日胡涛到庭参加诉讼的庭审笔录中陈述：“陈某向我借款，向我出具借条。姐妹俩向我借款多次，借款本金有20多万元，抵了房款后，现在已经还清。
陈红、陈某均认可有向曾某钱借，并已经还清，但未提供证明借款时间、方式、金额，还清借款的方式、时间、金额的证据。证明陈红、陈某与曾某、胡涛之间有过借贷关系。胡涛、曾某所述是由双方的民间借贷转化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用借款抵了房款后，现在借款已经还清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4、关于陈红是否写过钱已结清的条子的事实。
陈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一份2016年9月24日前往公安机关报案时的询问笔录中有陈红的陈述：“另外，曾某给我2万元钱的时候，他‘擂’到我要我写个钱已结清的条子给他，我就写了一张钱已付清的条子给了曾某”；证人曾某2017年4月24日到庭作证的庭审笔录中陈述：“当天办理完过户后，我要原告（陈红）在借条后面（15万元的一张借条，不是陈红就是陈某其姐姐）写清‘房款已结清’，被告（胡涛）带回去了”。胡涛2017年4月24日到庭参加诉讼的庭审笔录中陈述：“（借条）2015年我搬家时撕毁了，此前都保留了”。
2016年9月24日陈红是在知道有其书写钱已付清字样条子存在，不知悉条子已被胡涛撕毁的情况下在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准确的说是曾某要求她写的条子，条子也给了曾某，其所述内容系真实。曾某对陈红前往公安机关报警的情况及在公安机关所做询问笔录内容的情况并不知悉，2017年4月24日曾某庭审中所述情况与陈红在公安机关陈述一致，且两人的说法相印证。虽然陈红2017年5月8日庭审中陈述没有写过钱已付清的条子，在派出所写的是虚假的说法。不排除其在2017年4月24日庭审中知道胡涛陈述该借条已经撕毁的说法后，改变了自己的说法。陈红、曾某、胡涛三人的陈述均能够证明确有曾某要陈红写过钱已结清的条子的事实存在。
本院认为，陈红与胡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履行各自合同义务。双方为避税约定转让价为100,000元，而双方实际按房屋评估价320,000元缴纳税费，该价格条款的约定无效，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性。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该合同已办理了房屋转让变更登记手续，陈红现以胡涛欠付购房款起诉胡涛向陈红给付尚欠陈红的购房款310,000元。一审判决认为陈红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驳回陈红诉讼请求，陈红为此提出上诉，二审中，陈红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案卷材料进行了全案审理，围绕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实际交易金额的情况，购房款的支付情况，陈红与胡涛之间有无借贷关系的情况，陈红是否写过线已结清的条子的事实情况进行了审理。陈红对其主张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实际交易金额为480,000元的主张，所举证人证言，没有达到证明胡涛有认可实际交易金额为480,000元的证明目的，也没有提供反驳证据推翻胡涛所主张的实际交易金额为400,000元的观点，其认为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实际交易金额为480,000元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对购房款的支付情况，陈红在诉状中的说法与其诉讼中在开庭庭审中的说法不一致，二次开庭庭审中的说法，及同一次开庭中前后的说法都不能一致，对支付的方式及每次支付金额没有一致的明确的说法，其所述情况也没有与自已所提供的证人证言相印证，不能达到证明陈红已收到170,000元购房款的证明目的，其认为胡涛只支付了购房款170,000元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陈红及其证人陈某认可向胡涛、曾某有过借款，但未举证证明借款已还清的说法，又不认可胡涛、曾某所称有150,000元用借款抵扣购房款的说法。陈红对自已在公案机关所做自己向曾某写过钱已付清的条子的陈述，又在庭审中予以推翻的行为没有做出合理解释并予举证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陈红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陈红未能证明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实际交易金额为480,000元，也不能说清楚自己实际已收购房款实际金额，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陈红没有提供证据，不能达到证明胡涛尚欠陈红的购房款有310,000元的目的。陈红对自已未尽到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驳回陈红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维持。对陈红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陈红诉求已过诉讼时效错误的上诉理由，因陈红将房屋出售给胡涛后，一直租赁在该案涉房屋内，并向胡涛交付租金，向胡涛给付的购房款中有10,000元为第一年的一年租金，该租期的最后时间为2014年9月30日，陈红于2016年9月24日前往公案机关报警的时间仍在租期的最后时间2014年9月30日两年之内，故陈红的诉请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陈红该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认定陈红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间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没有支持陈红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对该判决结果仍予以维持。陈红与胡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中，并未对有无欠付购房款，以及欠付购房款金额、给付方式进行约定，也没有约定因有欠付购房款陈红才在诉争房屋内进行居住，或以租金抵购房款的意思表示，陈红上诉认为《房屋租赁合同》中有胡涛附条件和附期限的付清陈红全部房款的约定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故陈红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陈红系武汉市青山区享受领取武汉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员，经本人向本院提出免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的申请，本院经审核批准并已为其办理了免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的手续，予以免交。
综上，陈红上诉理由中对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其他上诉理由、诉讼理由和上诉请求，以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500元由陈红负担，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继红
审判员 张立新
审判员 王 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刘 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