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云26民终6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永生，男，汉族，1969年3月11日生，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曾选跃，男，汉族，1995年8月16日生，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超，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邵兴明，男，汉族，1970年12月6日生，初中文化，现住文山市。原审第三人：邓金武，男，汉族，1969年4月25日生，初中文化，家住马关县，现住文山市。原审第三人：陈金会，女，汉族，1970年8月30日生，初中文化，现住文山市。原审第三人：冯应文，男，汉族，1975年6月17日生，初中文化，家住马关县，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佳国，力信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上诉人蔡永生因与上诉人曾选跃，原审第三人邓金武、冯应文、陈金会、邵兴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一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蔡永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上诉人曾选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超，原审第三人邓金武、冯应文、陈金会、邵兴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佳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永生上诉请求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一初字第l139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避重就轻，仅认定当事各方无争议的事实和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的事实，对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投资主体”事实避而不谈或认定的“投资”事实不清。l、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文民一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分别以列举方式认定了六个法律事实，与本案�争标的物投资主体相关的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表述为：“……2、原告于2011年8月20日至2013年4月28日间，分14次现金存款给死者曾玉邦，共计359300元。于2012年1月15日至2013年3月27日间，分4次委托文山民丰村镇银行汇款给死者曾玉邦，共计95000元。原告共计存(汇)款给死者曾玉帮助454300元……”，该认定事实不全面。本案的客观事实是，上诉人投资本案诉争标的物，除了一审法院认定的通过现金存(汇)款方式将三七园部分投资款陆续打入曾玉邦账户，由曾玉邦在隆阳区西邑乡王海村樱桃小组代为支付租用村民土地进行栽种三七的租金和支付工人工资等与栽种三七需支出的各种款项外，上诉人在前往三七园实地查看三七长势期间，将部分投资款项以现金交付的形式直接交由曾玉邦控制并代为支付相关款项。另外，本案诉争三七栽种过程中，育苗红籽是上诉人在文山购买并洗�(红籽在运输过程中曾被抢1袋，上诉人的驾驶员到公安机关报案并作了询问笔录)后运往保山××区进行秧苗，上诉人在育苗本案诉争三七园期间，购买高昂红籽价格支付约40余万元。同时，在上诉人的带动下，当地村民李显红、孔光团、李开省分别购买上诉人育苗成功的籽条进行栽种，共得价款约15万元直接交付曾玉邦代为支付相应款项。2、一审法院以片面认定的事实推理得出上诉人投资诉争三七园的事实不能成立的观点错误。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文民一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原告共计存(汇)款给死者曾玉邦454300元。按照原告庭审每亩6300元的造价，总投资38万元的陈述，与2012年每亩造价的市场价格差距较大，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观点错误。具体理由为：(1)一审法院曲解上诉人的意思，错误以为每亩三七园的造价等同于栽种每亩三七�的成本。每亩三七园栽种成本为每亩三七栽种过程中的全部支出，每亩三七园的造价一般只包括每亩三七园的建棚、培育成本、土地成本，而并不含三七苗移栽前红籽购买和培育成本。保山地区土地价格的因素影响，每亩造价6300元的市场价格是上诉人栽种后客观得出的结论。(2)上诉人作为长期经营商业的生意人，在明知自己存(汇)款给曾玉邦用于栽种争议三七园的款项已达数十万元(不含现金交付款项)，却再次向法庭主张实际每亩三七园投资成本6300元，总投资38万元远小于存(汇)款的数额，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二、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应当依法确认争议三七园的投资主体为上诉人。上诉人在诉讼中主张曾玉邦为上诉人雇请管护争议三七园的事实有证据予以印证，具体表现为：1、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列举证人曾某1、曾某2、曾某3、陈某等人的证人证言证明，曾玉邦为上诉人雇请管护争议三七园的工人。该证据与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已举证证明上诉人通过现金存款方式将三七园部分投资款陆续打入曾玉邦账户，由曾玉邦在隆阳区西邑乡王海村樱桃小组代为支付租用村民土地进行栽种三七的租金和支付工人工资等与栽种三七需支出的各种款项的证据相互印证；2、一审法院依职权对被调查人张建安、李开团、孔光龙、李开光、孔光团、李显红、李开省、孔光彩所作《询问笔录》8份证据，该证据印证也能得出“争议三七园的投资主体为上诉人”的事实；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与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对李开省、李显军、张建安、李宏军、夏高洪、邵先昌、李井清调取的证据相互印证，均能得出“争议三七园的投资主体为上诉人”的事实；3、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列举通过存(汇)款给曾玉邦�由曾玉邦代为支付相关款项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依职权向保山市隆阳区农村信用合作社羊邑分社、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调取的蔡永生、曾玉邦的《历史分户明细账》证明的事实相互印证，可以得出曾玉邦为上诉人雇请管护争议三七园的工人，“争议三七园的投资主体为上诉人”的事实。一审法院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根据“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证据评判规则，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上诉人曾选跃上诉并答辩称：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清本案事实后，依法确认本案的案件事实。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关于所争议的三七属于己方所有的理由均不能成立。”该认定明显违背本案客观事实。1、一审人民法院仅认定争议的两园三七属于上诉人父亲曾玉邦管理，而没有作出具体认定完全错误。上诉人父亲曾玉邦同母亲吴金英于2010年5月17日经文山县人民法院判决离婚，上诉人被判归父亲曾玉邦抚养，离婚后我父亲一直单身没有再婚。其孤身一人在外栽种三七多年。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王海村民委员会樱桃寨村民小组的两园三七，也是上诉人父亲栽种。该两园三七一直都是上诉人父亲投资、管理耕种、租地等。在这期间，上诉人的父亲曾玉邦还进行过三七籽条的出售。因此，一审人民法院仅仅认定上诉人父亲管理三七明显错误，属于认定事实不全面。应当认定：曾玉邦栽种、管理、出售(经营)该两园三七。从而得出该两园三七就属于曾玉邦的财产。2、上诉人对三七的管理，一审人民法院遗漏认定，上诉人是基于继承的法律关系对三七进行占有管理。从以上客观事实充分说明，一审法律的这样认为明显违背本案的客观事实，本案所争议的三七被上诉人蔡永生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投资，更没有进行过管理。二、一审人民法院遗漏认定：被上诉人蔡永生是在上诉人父亲曾玉邦死亡后，利用诉讼中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书》将争议三七强行占用管理。被上诉人的这一行为纯粹属于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在一审判决中没有得到认定。综上，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并且遗漏重要事实。这样的判决必然会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案中所争议的三七权属应当属于上诉人。为此，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后，对本案的事实进行重新确认。上诉人蔡永生针对上诉人曾选跃的上诉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理由一致。原审第三人邓金武、冯应文、陈金会、邵兴明同意上诉人曾选跃的意见。上诉人蔡永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涉诉种植于保山市隆阳区西邑乡王海村委会樱桃寨村约70亩三七产权属其所有。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是：1、2011年10月至2013年5月9日间，被告曾选跃的父亲曾玉邦生前曾管理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西邑乡王海村委会樱桃寨村民小组的两园三七。2013年5月10日，曾玉邦死亡于保山市隆阳区西邑乡王海村民委樱桃寨村民小组育苗基地旁的窝棚内。2、原告于2011年8月20日至2013年4月28日间，分14次现金存款给死者曾玉邦，共计359300元。于2012年1月15日至2013年3月27日间，分4次委托文山民丰村镇银行汇款给死者曾玉邦，共计95000元。原告共计存（汇）款给死者曾玉帮454300元。3、2013年5月22日，被告曾选跃管理所争议的两园三七。4、2013年8月16日，本院作出（2013）文民二初字第581号民事裁定书，对争议三七进行查封。因裁定书所需保全的三七面积与实际�符，本院2013年8月18日将已送达的裁定书原本收回。5、2013年10月，原告蔡永生对所争议的两园三七进行管理。2015年2月，原告蔡永生将所争议的两园三七以生七出售，其在庭审中称三七出售款约为40余万元。6、2013年11月20日，施启能病故。2014年1月27日，施启能之妻陈金会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告是否有权利变更诉讼请求，原告确认所有权的诉讼请求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2、争议三七是原告还是被告之父曾玉邦独资栽种；3、争议三七是属于原告所有还是属于被告之父曾玉邦所有。关于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告是否有权利变更诉讼请求；原告在本案中的确认所有权的诉讼请求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的问题。本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案件被发回重审后，原审人民法院应适用第一审普通�序，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既然法律规定发回重审案件按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那么，当事人在发回重审后享有的诉讼权利就应该与原一审时享有的权利一致。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因此，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告是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权利人将失去胜诉权利，即胜诉权利归于消灭。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由此得出，诉讼时效只适用于财产权中的债权性请求权。所有权确认属于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原告要求确认争议三七所有权的诉讼请求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关于争议三七是原告还是被告之父曾玉邦独资栽种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共计存（汇）款给死者曾玉帮454300元。按照原告庭审每亩6300元的造价，总投资38万元的陈述，与2012年每亩造价的市场价格差距较大，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全额投资或被告之父曾玉邦独资栽种争议三七的理由均不充分，不能成立。关于争议三七是属于原告所有还是属于被告之父曾玉邦所有的问题。因原告及被告均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争议三七是己方全额出资栽种，原被告关于争议三七属于己方所有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发回重审后，原告有权变更诉讼请。变更后确认所有权的诉讼请求，不受《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蔡永生要求确认争议三七属其所有的诉请，事实不清，且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蔡永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蔡永生负担。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本案所有权确认属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以恢复物权的原始状态为目的，是基于物权的绝�性和排他性产生，以物的存在为基础，是一种对物的诉讼，当物已消灭时，再行主张物的归属已无实际意义，当事人可就物权消灭后变更的权利状态主张其他权利。双方要求确认所有权的物为特定物，即“种植于保山市隆阳区西邑乡王海村委会樱桃寨村约70亩三七产权”。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认可“保山市隆阳区西邑乡王海村委会樱桃寨村约70亩三七”已由上诉人蔡永生于2015年2月出售处分，争议三七应已转化为债权，且该处三七园地也已归还出租农户，双方要求确认所有权的“物”实际已不存在。上诉人蔡永生起诉要求确认的“保山市隆阳区西邑乡王海村委会樱桃寨村约70亩三七”权属不具备相应的所有权的客体，故其起诉所有权确认纠纷因标的不存在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双方当事人可就出售该处三七所得价款这一债权债务关系另行解决。�上所述，双方争议标的物实际不存在，一审法院受理案件不当。本院依法应予驳回上诉人蔡永生的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一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蔡永生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蔡永生；上诉人蔡永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曾选跃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均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亚靖审判员  王珏云审判员  张 祺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