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青海法海商初字第353号
原告：范延玉，男，汉族，成年，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代理人：邢云科，男，汉族，成年，住山东省文登市。
被告：王昭国，男，汉族，成年，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代理人：魏成林，山东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魏恒，山东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省荣成市东山街道办事处（原东山镇人民政府），地址，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代理人：宋永浩，山东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军，男，汉族，成年，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代理人：宋永浩，山东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延玉诉被告王昭国、山东省荣成市东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山办事处）、周军返还船舶、赔偿经营损失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延玉、委托代理人邢云科，被告王昭国、委托代理人魏成林、魏恒，被告周军以及东山办事处、周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宋永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延玉诉称：1998年5月28日下午2时，原告与王某乙、范某丙等渔民出海作业，途径下谭家养殖场旁边的航道，被王昭国等人用铲车将三人的渔船强行拖上岸（离高潮线20米，离低潮线200米），理由是三人偷拉文蛤，王昭国并报了东山边防派出所、荣成渔政管理站、镇政府（现东山办事处）。东山派出所在了解到船上没有蛤时，明确告知王昭国派出所不管此事。镇政府、渔政管理站到场后，也没有发现原告等人偷拉蛤的证据，在此过程中，三人渔船一直被王昭国掌控，怎么交涉也不放船。下午和晚上原告等人去找王昭国要船仍未果。两天后，其他二人船被要回，但王昭国仍不返还原告之船。无奈，原告向青岛海事法院、荣成市人民法院起诉，但一直未果。十四余年来，原告一直上访、申诉，船始终没有要回，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为此，请求判令被告王昭国返还原告渔船，并赔偿原告十四年来的渔业损失513700元（按每天100元计算，到起诉日为5137天，计513700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费。
为支持其主张，原告范延玉举证如下：
证据一、（2001）鲁经监第2号通知书，用以证明本次诉讼没过时效。
证据二、（2007）鲁民监字第383号通知书，用以证明事项同上。
证据三、律师调查王某甲笔录，用以证明原告和王某甲等人当时每天收入100元以上。
证据四、青岛海事法院对王某乙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其每天收入300多元。
证据五、青岛海事法院对范某丙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原告、王某乙、范某丙向王昭国要过船。
证据六、范某丙等人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原告范延玉向被告王昭国多次要过船，被告王昭国都不给。
证据七、王某乙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原告范延玉的渔船被王昭国拖上岸扣留。
证据八、青岛海事法院对周军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周军委托王昭国看船以及托人向其主张过损失。
证据九、青岛海事法院（1999）青海法威海事初字第14号判决书，用以证明与（2000）荣行初字第29号裁定书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
证据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鲁经终字第11号判决书，用以证明与（2000）荣行初字第29号裁定书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
证据十一、荣成市人民法院（2000）荣行初字第29号裁定书，用以证明与（1999）青海法威海事初字第14号判决书、（2000）鲁经终字第11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反。
证据十二、荣成市渔政答辩状，用以证明荣成市渔政管理站不是侵权主体，与本案无关。
证据十三、下谭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王昭国与本案有关，其承包的是该村委会的海域。
证据十四、荣成市委、市信访局意见书，用以证明本案应当重新审理。
证据十五、荣成市人民法院对宋某丁、王某乙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原审存在疑点，与客观事实不符。
证据十六、荣成市委市政府信访局证明，用以证明三被告与本案有关，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诉讼未过时效。
被告王昭国认为原告证据一、二无法证明原告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相反可以证明该案件已经经过两审终审，其申诉及申请再审的请求也均被驳回，此次原告重新起诉毫无道理。
对证据三、四笔录中提到的100元、300元，认为仅为被询问或调查人的个人收入情况，没有法律效力。况且两人收入情况并不一致，与原告收入情况没有可比性，缺乏证明效力，因此两份证据无法证明涉案渔船每天的收入情况。
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有异议，怀疑该份证据为伪造或编造的。
对证据七，结合证据十五，认为证明人王某乙的表述存在矛盾，证据七中王某乙说是王昭国将涉案渔船拖上岸，而证据十五其笔录所指的“拿出一张名片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并“说他是东山镇一个什么部门的人”的人应为周军，二者相矛盾，因此，两份证据缺乏证明效力。
对证据八无异议，认为并不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对证据九、十、十一，认为三份法律文书之间不存在矛盾之处，均对被告王昭国受托看管渔船的事实予以了认定。
对证据十二，认为是单方答辩，并未否认周军是其工作人员（业务上）的事实。
对证据十三，认为仅证明王昭国为该水域的承包人，无法证明王昭国涉案。
对证据十四，认为中共荣成市委、荣成市人民政府都非国家司法审判机关，该份汇报的建议内容没有法律效力；其次，（2000）荣行初字第29号行政裁定书中并未载明周军曾告诉王昭国“船主来赶船就给他”，王昭国根本不知道有此事。该汇报中“东山镇政府答辩称周军告诉王昭国船主来赶船就给他，但王昭国仍然扣船不给”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本案发生在1998年，该汇报引用的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条“不得委托个人”的规定没有法律溯及力。
对证据十五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内容的证明效力存在疑问，两证人与原告同为因王昭国报案而被处罚的人员，可能存在利害关系，且并不了解真实情况，而是对案情的妄加猜测。该证据没有证明力。
对证据十六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明的仅仅是上访经过，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本身，可以证明原告缠讼的事实，原告多年一直上访申诉，浪费了很多司法资源，给国家和他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到目前为止，法院并未启动再审程序，原一、二审判决的既判力未受到任何影响，现原告又以同一事实另行起诉，法院不应予以受理，受理后也应依法判决驳回。
被告东山办事处、周军同意被告王昭国的质证意见，另补充：对证据三，该证据在形式上不符合调查笔录的基本要求，按照法律规定，律师进行调查必须由两人进行，被调查人的“昭”不是同一字，无法判断被调查人是否为同一人。该笔录的内容扭曲了相关事实。对证据十四，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有独立的审判权，任何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得进行干预，而该证据明显显示相关机关干预了司法独立审判权的行为。
被告王昭国答辩称：一、本案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法律原则，法院不应当受理此案。二、原告所述与事实严重不符。三、原告请求事项毫无依据，应予驳回。
为支持其抗辩，被告王昭国举证如下：
证据一、（1999）青海法威海事初字第14号判决书一份，证据二、（2000）鲁经终字第11号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该案件已经两审终审，法院不应受理此案，两级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经非常明确，即原告弃船而走，王昭国受执法人员周军委托代为看管渔船，不存在强行扣船行为。
证据三、周军的检查证一份，发证机关为山东海洋与水产厅，工作单位为山东荣成市渔政监督管理站，用以证明周军是荣成市渔政监督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其有权委托王昭国代为看管渔船，且该委托行为为职务行为。
原告范延玉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2000年原告起诉时，被告周军承认是代表镇政府，原告起诉的不是行政行为，被告侵犯的是原告的民事权益。对证据三无异议。
被告东山办事处、周军对上述证据皆无异议。
被告东山办事处答辩称：同意被告王昭国的答辩意见，另补充四点：一、原告的诉求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二、原告的诉求已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三、被告东山办事处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也不是本案诉争的诉讼主体，原告起诉东山办事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主张返还渔船、赔偿渔业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周军答辩称：同意上述被告的答辩意见，另补充三点：一、被告周军事发当天是履行的职务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也不是本案诉争的诉讼主体，原告起诉被告周军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周军在1998年5月28日履行职务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无需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承当任何责任；三、原告恶意诉讼的行为对被告周军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持续造成严重影响，周军将根据庭审情况，保留对原告诉讼的权利。
为支持其抗辩，被告东山办事处、周军共同举证如下：
证据一、2000年6月25日荣成市渔政监督管理站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存在非法捕捞的事实，周军履行了职务行为，原告当时弃船而走，任何人没有扣押原告渔船。
证据二、2000年6月25日五位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周军当时没有扣押原告渔船，是原告声称不要渔船弃船而走。
原告范延玉对证据一予以认可。对证据二认为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才有法律效力。
被告王昭国对证据一无异议，认为任何人未扣押原告渔船，也证明了其未扣押原告渔船的事实。对证据二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1998年5月28日下午2时许，原告范延玉与其他渔民王某乙、范某丙等一起到石岛北流海域作业。在被告王昭国的养殖场旁，被告将原告及其他三名渔民的渔船强行拖上岸，理由是他们偷取了被告王昭国承包海域的蛤。被告向荣成东山镇政府渔业办周军报告，同时并报告了东山派出所。被告周军又向荣成市渔政管理站报告。主管机关工作人员到现场处理，并未发现原告等人有偷盗行为，遂意未携证出海为由，对原告范延玉等人处罚，每船罚款1000元。原告不服处罚，并未缴纳1000元罚款，并找王昭国要船。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原告拒绝处罚走了，并说“船我不要啦”。周军遂安排王昭国临时看管该船，别让船受到损失。但王昭国将该船发动机卸下后导致该船失去动力，一直呆在岸边无法移动。后，范延玉多次找王昭国、周军要船，二被告都未能将渔船归还。此事一直处于拖延状态，直至2005年8月4日，“麦莎”台风来临时，由于船体呆在岸边无法移动，致使灭失。后，被告王昭国又将该船发动机弄丢。
事件发生后，原告范延玉于1998年12月以被告王昭国强行扣船为由，通过本院起诉王昭国，要求返还船舶，并赔偿渔业经营损失20000元。1999年5月，原审青岛海事法院以被告接受渔政部门委托看船，不是责任主体为由，作出（1999）青海法威海事初字第14号判决，驳回了原告范延玉的诉讼请求。原告范延玉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告范延玉对执法工作不配合并弃船而走，为防止船舶丢失和损失扩大，东山镇政府工作人员周军要求被告王昭国看护该船，形成了委托看船关系。原告范延玉主张被告王昭国侵权不成立，作出（2000）鲁经终字第1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范延玉于2001年、2007年不服省高院判决申请再审，省高院两次以原告理由不成立为由，以（2001）鲁经监第2号通知书、（2007）鲁民监字第383号通知书予以驳回。
期间，1999年5月，范延玉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东山办事处的扣船行为违法。2000年7月，荣成市人民法院作出（2000）荣行初字第29号裁定，以原告船舶侵权纠纷的诉讼业经山东省高院二审终审，判决对原告之诉讼请求已作出确认，荣成法院不宜也不应该再做出确认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范延玉的诉讼请求。
另查：被告周军任职的荣成市东山镇渔政站，是原东山镇政府（现东山办事处）的下属部门，并无独立法人资格。
周军委托王昭国看管原告船的原因是因为范延玉当时声称不要渔船弃船而走，由于晚上海边很乱，拾东西的人很多，为了防止原告损失的扩大，周军代表镇政府，委托王昭国代为看管。但当范延玉向其要求放船时，其却不予同意，致使纠纷产生并扩大。
原告范延玉实际所有和运营的渔船为“鲁荣渔8470”，挂靠在荣成市石岛镇张家村，长5.8米，宽1.9米，主机功率2.9千瓦（4马力），其渔业捕捞许可证编号为黄鲁第55739号。在庭审中，举出同行证言，用以证明其4马力渔船每天的纯收益为人民币100-300元；三被告虽有异议，但并未举证予以反驳。为查明客观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本院到威海市海洋渔业局渔业科调查，得知在威海市同行业中该4马力渔船的每年纯收益为人民币2万元，低于原告范延玉及证人“每天纯收益为100-300元，每年3-10万元”的主张。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财产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按照民事诉讼中原、被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及要求，通过庭审举证、质证，相应的基本法律事实已经查清。本案争议焦点是：第一、三被告主张原告属于重复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第二、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因具有重大过错的侵权行为而折价赔偿其渔船，以及赔偿14年来的渔业经营损失513700元，有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本案中原、被告各方的过错责任问题。
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原告是否属于重复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是否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1998年12月范延玉仅以王昭国作为被告，提起了非法扣船的赔偿之诉，原审两级法院查明的事实是王昭国系受周军（代表镇政府）委托看船，并非强行扣船，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但船舶仍在王昭国掌控之中，范延玉的合法权益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即便是镇政府、周军与被告王昭国的委托关系成立，在原告范延玉多次找镇政府、周军和王昭国要船，甚至起诉之后三被告均没有放船，最终使原告的船灭失造成全损。从三被告拒绝放船那一时刻，法律关系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委托看船变成了事实上的非法侵占原告范延玉的渔船，侵犯了其对船舶的所有权和渔业经营权益。东山办事处、周军和王昭国具有相应过错，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本案原告范延玉是以要求三被告承担返还船舶物权、赔偿因未能返还期间造成的渔业经营损失为由起诉，很显然，无论是在当事人主体、客体，甚至是诉因上等方面都与原诉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范延玉之诉不属于重复诉讼，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则。
第三，范延玉从向王昭国等人要船未果后，便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先后向青岛海事法院、荣成市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提起诉讼或申请申诉、再审，并十余年间向荣成市信访等，直至到最高人民法院信访，从未放弃自己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4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本案原告范延玉不停的向有关单位申诉、信访，提出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引起了相应的时效的一次次的中断。故，本案范延玉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律上的诉讼时效。
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首次，根据原审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王昭国受周军委托看船，能够直接证明船舶在王昭国手中看管。船舶所有权是一种绝对权，他人负有不得妨碍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之不作为义务；以作为的方式，非法阻碍所有权行使，应当承担相应排除妨碍、返还财产之义务。本案中，范延玉在对周军以其未随船携带捕捞许可证件为由罚款1000元时，态度不够冷静，说“船我不要了”弃船而走，并不会导致其丧失船舶所有权。船舶所有权是一种特殊物权，除非经过过户、注销、强制拍卖等程序，并不会产生船舶所有权的转移或灭失。原告范延玉对此一直未放弃权利，当晚就找王昭国要船，并在周军于1998年6月去荣成党校学习时仍找周军要船。在索要未果后不停地起诉（包括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信访来主张权利，依法被告王昭国负有无条件返还船舶之义务。
其次，王昭国主张船体于2005年8月4日已经灭失，很明显系其处置不当引起：其强行将原告范延玉渔船赶到养殖场海滩上，使船舶没有机械动力的情况下无法拖走，台风来临必然导致损坏、灭失；加之后来又把该渔船的发动机弄丢，被告王昭国具有明显过错。对于渔船的损坏，被告王昭国应当折价赔偿原告范延玉渔船价值损失。鉴于1998年12月范延玉当时仅主张渔船损失为人民币8000元，虽然按照现在市场价值可能要超过该数额，但按照法律上的“禁止反言”规则，应当按照人民币8000元赔偿原告范延玉的渔船损失，并自1998年5月28日起到本案起诉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
第三，关于原告范延玉主张要求被告赔偿其14年的渔业损失问题。原告范延玉本次诉讼，按照每天100元的收益，主张被告东山办事处、周军、王昭国赔偿其14余年来的渔业经营损失513700元。根据本案查明的客观事实：原告范延玉在未丧失船舶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之前，其经营收入是真实合法存在的；且原告范延玉持有相应渔船证书、捕捞证书，并不存在非法经营问题。因此，由于被告的非法侵占、拒不返还船舶之行为，而给原告造成的经营损失，根据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应予赔偿。原告举证的其他相同马力渔船的经营受益为每天100元-300元，并未考虑存在大风等情况不能出海的情形，因此，以威海市同马力渔船平均收益作为其损失的依据较为合理。威海市海洋渔业局作为威海市海洋渔业主管机构，熟悉行业经营状况，其意见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因此，按照每年2万元的平均收益计算，原告范延玉14年来的渔业经营损失为人民币280000元。关于被告辩称的船体自2005年8月便已灭失，之后只存在折价赔偿原告渔船损失，不存在继续赔偿原告渔业经营损失的问题：庭审中原告一直否认其知道渔船灭失，在被告没有举证已经告知原告所谓渔船灭失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原告对此并不明知。原告不可能在不知道渔船“灭失”的情况下，再找“替代船”进行实际经营。故，被告的侵权行为是连续的、持久的，应当按照过错责任比例承担自非法侵占之日起，即从1998年6月被告明确拒绝放船之日起，到本案起诉之日止的14年来的渔业经营损失。
三、关于本案争议的第三个焦点：原、被告当事人的过错问题。首先，被告东山办事处、周军的过错在于：东山办事处在明知道周军委托王昭国看船，特别是原告范延玉去要船之后，应及时通知王昭国将渔船返还给范延玉，尤其是在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将其起诉要求放船，甚至原告范延玉信访之后仍无动于衷，致使原告渔船失控14年之久。周军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在原告范延玉起诉后仍不要求王昭国返还渔船，人为的扩大了该事件的损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过错，依法应当由政府承担，按照本案综合情况，被告东山办事处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按照总损失数额为280000元计算，被告东山办事处应承担224000元。
其次，原告范延玉虽未从法律上放弃船舶的所有权，但其在政府处理纠纷时，擅自离开现场，轻率地将自身财产处于不安全状态，也是本案纠纷及损失产生的一个诱因，其本身存有相应过错，应当自行承担20%的过错责任。
第三，被告王昭国过错在于：其以原告范延玉偷蛤为由，将原告和王昭生、范延路的渔船拖上岸，在当场并没有发现偷窃证据的情况下，本身就负有了无条件的将渔船返还给原告范延玉的义务。之后，其虽受政府、周军的委托替政府看船，但也应看管好船舶，将渔船存放到安全场所，而不是将船体和发动机分离，导致船舶丧失动力而不当灭失。对于渔船本身的损失，王昭国作为财产侵权的直接侵权人，应承担直接折价赔偿渔船价值的责任。对于原告范延玉的渔业经营损失，虽然被告周军提出其告知过王昭国只要原告范延玉去要船就给范延玉，但王昭国明确否认周军说过此话。因此，对于非法侵占原告范延玉渔船，导致范延玉14年来经营不能的损失，王昭国未得到所谓放船的“指令”，对于该渔业经营损失，王昭国可以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为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王昭国折价赔偿原告范延玉渔船款人民币8000元，并支付自1998年5月28日起至本案确定的应付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二、被告荣成市东山街道办事处赔偿原告范延玉渔业经营经济损失人民币224000元；
三、驳回原告范延玉对被告周军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范延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金钱给付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逾期给付，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397元，由原告范延玉承担1197元，被告王昭国承担200元，被告荣成市东山街道办事处承担7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六份上诉状正本，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利民
审判员 丁启学
审判员 李俊锋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谭天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