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1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仙花，农民。
委托代理人：陈宜，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玉健，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秋亚，农民。
委托代理人：丁浙明，浙江正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施维靖，浙江正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昌才，教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宁海县长街镇上山前村。
法定代表人：周秋亚，该社经理。
原审第三人：高远来，农民。
上诉人戴仙花、上诉人周秋亚因健康权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的（2015）甬宁力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分别于2016年4月8日、2016年4月7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周秋亚、俞昌才系夫妻关系，周秋亚系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承包了宁海县长街镇山前村的近800亩农田。2014年9月5日，周秋亚通过他人叫戴仙花到农田赶稻花，约定报酬为100元/天，叫高远来用农用拖拉机拉稻花，约定报酬为120元/天。当天上午10时左右，戴仙花在赶稻花时受伤，随即被送往宁波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5天。2015年1月26日，宁波诚和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戴仙花因故致双下肢毁损伤等，经截肢术治疗，目前遗留双下肢膝关节以上缺失（双侧髋关节活动可），评定其伤残等级为二级伤残，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三级护理依赖（长期护理，住院期间属完全护理），建议其伤后的休养时间为从损伤之日起至安装假肢后3个月为止，营养期限为4个月，建议安装假肢，具体费用以相关假肢中心出具的证明为准。2015年6月份戴仙花先后在宁波康信假肢矫形中心安装了普通型承重自锁碳纤储能大腿假肢、普通型高稳定多轴大功率大腿假肢各一具。
经周秋亚、俞昌才申请，委托宁波崇新司法鉴定所对戴仙花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重新评定。2016年1月5日，宁波崇新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戴仙花于2014年9月5日因故致双下肢毁损经截肢手术治疗目前仍遗留双下肢膝以上缺失的残疾程度属二级，属三级护理依赖（长期护理，住院期间属完全护理）。
原审法院另认定：戴仙花损失有医疗费83783.81元、住院护理费9720元、出院后护理费225741元（53748元/年×30%×14年）、营养费3600元、残疾赔偿金305965元（24283元/年×14年×90%）、住院伙食补助费1650元、交通费420元、鉴定费3050元、住宿费54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92725元（第一次：161500元＋161500元×3次×5%；后两次：90000元×2个+90000元×3次×5%×2个）、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0元，合计1077054.81元。周秋亚已支付戴仙花医疗费83026.81元、住院护理费9720元、住宿费5000元、生活费2000元、假肢费50000元，原审庭审期间给付50000元。
戴仙花于2015年7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周秋亚、俞昌才共同赔偿戴仙花各项损失共计1431174元，原审第二次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周秋亚、俞昌才共同赔偿戴仙花各项损失共计1381174元，高远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周秋亚在原审中答辩称：一、本案戴仙花已按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与实际侵权人高远来达成赔偿协议，无权再向周秋亚索赔，应驳回戴仙花的所有诉请。二、即使周秋亚应承担赔偿责任，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在戴仙花，周秋亚的赔偿责任应低于30%，周秋亚已尽到告知和管理义务。戴仙花受伤原因不明，不是戴仙花陈述的被木桩打伤，而是被拖拉机牵引的绳索割伤。三、即使周秋亚有赔偿责任，那么也应在划分责任的情况下核算赔偿项目，戴仙花主张的赔偿项目金额过高。1.医疗费：周秋亚提供了部分医疗费的发票，戴仙花应提供剩余医疗费发票以确定总共花费的医疗费。2.住院期间护理费：戴仙花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是由周秋亚垫付的，戴仙花不应再另行主张。3.出院后护理费：戴仙花的护理情况是部分护理，即护理人员应当就近选择，戴仙花的居住地点是农村，因此护理费的标准应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年24283元的30%即7284.90元来计算。另外结合戴仙花68岁的年龄及伤情，周秋亚认为可先计算5年，5年后可按照实际情况另行主张较为合理。4.残疾赔偿金：宁波崇新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日期为2016年1月5日，戴仙花是1948年7月21日出生，已年满67周岁，计算期限应为13年。6.残疾辅助器具费：戴仙花选用假肢是不合理的，周秋亚不应当支付假肢的费用，或者只给予首次赔偿，如果必须使用，那么该费用过高。7.误工费：戴仙花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没有被有关公司返聘，无固定收入，偶尔受雇赚钱，不能成为误工费的计赔依据。如果需计算误工费，也只能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的基础上，按戴仙花年龄递减计算，每天不超过50元。8.交通费：交通费发票和戴仙花就诊时间不能对应，票据金额也不足800元。9.营养费过高，请求原审法院酌情认定。10.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过高，请求原审法院认定时考虑责任比例减少。四、周秋亚垫付的费用应扣除。周秋亚已垫付医疗费83026.81元、护理费9720元、住宿费6480元、生活费8000元、假肢费50000元，并另行支付50000元，共计207266.81元。
俞昌才在原审中答辩称：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雇佣戴仙花，俞昌才不是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不应该承担责任。
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在原审中未作答辩。
高远来在原审中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戴仙花与高远来同为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赶稻花或拉稻花，按日计酬，故戴仙花、高远来与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共同受雇于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戴仙花作为具体做工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因施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由雇主即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共同承担责任，但雇员的重大过错可以减轻或分担雇主的责任。因此戴仙花要求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共同赔偿其损失的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俞昌才没有承包宁海县长街镇山前村农田，亦没有雇佣戴仙花做工，因此戴仙花要求俞昌才共同赔偿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戴仙花在诉讼中没有陈述任何事实和理由，却在发表最后意见时提出要求高远来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戴仙花在赶稻花工作中受伤自身是否存在过错，以及高远来作为雇员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周秋亚在原审第一次庭审时未提出异议，事后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亦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周秋亚提出分担责任的辩驳，不予采信。但鉴于戴仙花自认在稻田里受伤，可以说明其在赶稻花过程中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承担15%的过错责任较为合理。高远来与戴仙花及保险机构达成赔偿协议，不能排除高远来是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雇员的事实，不能改变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应当承担雇主的责任，因此周秋亚提出戴仙花已向高远来主张权利，就无权再向其索赔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戴仙花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伤前一直在工作的事实，故对其提出的误工费损失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共同赔偿戴仙花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合计915439.59元，减去已付199746.81元，尚应支付715692.78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戴仙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17”230元，由戴仙花负担6274元，由周秋亚、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共同负担10956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鉴定费2040元，合计5060元，由周秋亚负担。
宣判后，戴仙花、周秋亚均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戴仙花在递交上诉状后，向本院申请缓缴二审案件受理费，经本院审查未予准许。后戴仙花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故本院对戴仙花的上诉不作审查，按戴仙花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周秋亚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周秋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周秋亚与高远来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1.周秋亚将水稻田的赶花车辆牵引工作承包给了高远来，高远来是自带拖拉机、绳索等工具并自行负担柴油费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高远来对戴仙花造成的损害系高远来侵权。2.戴仙花、高远来与保险公司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即戴仙花对于实际侵权人高远来的侵权求偿已经终结。本案系高远来的侵权与周秋亚雇主责任的竞合，高远来已经履行赔偿义务，周秋亚无需再承担责任。二、即使周秋亚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赔偿比例应低于30%。1.周秋亚已经尽到告知和管理义务。戴仙花从事赶稻花工作，周秋亚在开始工作前就已经告知了戴仙花整个赶稻花的工作流程，告知套好绳索或解开绳索后人应站在绳索和稻田外侧田埂上等待。交代完后现场管理人再带领戴仙花及其他雇员完成第一遍赶稻花工作。本次事故完全是因为戴仙花违反工作流程、忽视自身安全、工作玩忽懈怠所致，周秋亚不应承担高于30%的赔偿责任。2.戴仙花系68岁高龄的老人，自身行动及反应缓慢，更应对自身的安全尽到比其他人更高的注意义务，但其违反工作流程、逗留稻田之内，致使自己受伤，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三、原审认定部分赔偿项目金额过高。1.出院后护理费过高。戴仙花居住在农村，应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0%为宜；且其年事已高，应每半年按期支付。2.家属陪同的住宿费不应由周秋亚承担。3.残疾辅助器具费过高。第一次安装的假肢费用161500元过高，应以90000元为准，后续也应以该标准来计算。第二次安装应在实际发生时再主张，原审认定每4年更换一次过短。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戴仙花答辩称：周秋亚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1.高远来与周秋亚之间系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2.周秋亚认为戴仙花、高远来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与事实不符。该协议未经戴仙花签字，也未经戴仙花授权，对戴仙花没有约束力。3.原审判令周秋亚承担85%的责任偏低，戴仙花不应该承担责任。4.护理费是合理的，住宿费也是符合规定的，住宿费是周秋亚直接支付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认定低于市场标准，第二次安装假肢费只支持90000元过低。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周秋亚的诉讼请求。
俞昌才未作答辩。
宁海县长街镇秋亚水稻专业合作社未作答辩。
高远来答辩称：周秋亚并没有将水稻田的赶花车辆牵引工作承包给高远来，高远来是给周秋亚打工的，日报酬120元，戴仙花日报酬100元。保险公司是周秋亚联系的，周秋亚联系好后，高远来只是配合签字，款项是先打到高远来账户，然后再转到周秋亚账户，一共12000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周秋亚与高远来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二、原审对周秋亚的责任认定是否合理；三、原审对护理费、住宿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认定是否合理。
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戴仙花的陈述“2014年9月5日……我在从事周秋亚指定的农活时，被周秋亚雇佣的农用拖拉机牵引的绳索扎伤”；其次，根据周秋亚的证人俞某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高远来是我叫来的，120元一天”；再次，根据高远来在二审中的陈述“我只负责开拖拉机，管理人员在现场指挥，报酬的话反正做小工每天120元……”；可以认定周秋亚与高远来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戴仙花在为周秋亚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故周秋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根据查明的事实，事发前戴仙花从未从事过赶稻花工作，周秋亚雇佣戴仙花后也未对戴仙花进行专业的培训，而赶稻花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且事发时戴仙花已经年满68岁，故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周秋亚应承担85%的赔偿责任、戴仙花应承担15%的责任基本合理。
针对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首先，护理费应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根据宁波崇新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出院后戴仙花护理依赖程度属于三级护理依赖，原审按照宁波市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30%计算14年的护理费用基本合理。其次，关于家属陪同的住宿费，周秋亚一方已经实际支付给戴仙花一方，系当事人自愿支付，并无明显不妥。最后，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本案中，周秋亚对此虽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戴仙花的假肢价格存在明显过高的情形。根据假肢平均使用寿命、每年维修保养费用以及戴仙花提供的发票，原审认定残疾辅助器具费基本合理。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秋亚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56元，由上诉人周秋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阎亚春
审 判 员 陈 艳
代理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代书 记员 贺佳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