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9民终3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菊容，女，汉族，生于1965年12月24日，小学文化，无业。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谭健刚，遂宁市船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云华，甘菊容的丈夫，汉族，生于1966年1月11日，小学文化。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遂宁市东乘车辆有限公司，住所地遂宁市安居区工业集中发展区，组织机构代码72084918—8。
法定代表人敖志平，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岳鹏，四川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甘菊容因与被上诉人遂宁市东乘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乘车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9日作出的（2015）船山民初字第2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甘菊容及其委托代理人谭健刚、吴云华，被上诉人东乘车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岳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东乘车辆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19日，法定代表人为赵亚新。2010年12月8日，重庆海特（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特公司）收购了被告东乘车辆公司，企业名称不变，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敖志平。其中《收购框架协议》第五条第1款第（5）项约定：“对原东乘车辆公司的员工安置问题，由乙方（赵亚新、刘世敏）负责并承担包括拖欠的工资、劳动关系解除补偿、社会保险的办理和缴纳等各项费用。”2010年12月9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书》，主要内容：合同期限为3年，从2010年12月9日起到2013年12月8日止；工作岗位为焊工工作；劳动报酬为月基本工资710元，原告其他工资待遇按甲方公司工资制度规定执行。若从事生产及销售工作的按甲方规定执行计件工资和销售工资制度。合同签订后，原告从事焊工工作，其工资是按计件工资计算，计件工资超过月基本工资时发放计件工资，计件工资低于月基本工资时发放月基本工资710元。2011年3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员工服务保证书，其中第6条约定：“公司因经济不良，或营业清淡，或以机器代替人工，而必须裁减人员时，愿遵照公司通知始时解聘；并按公司规定执行。”2012年以来，原告住院3次共计36天，分别为2012年3月28日至4月13日，2012年7月11日至19日，2013年2月19日至28日。被告支付原告住院的当月工资（延后一个月委托银行代发）为：290.66元、1122.8元和706.57元。2013年2月18日，被告零部件事业部向公司行政部书面反映原告多次不服从工作总体安排的问题，建议由公司行政部约谈原告，并对其作出处理，公司各级管理部门均同意对其进行调离或劝退。2013年5月21日，被告以短信及彩信的形式向原告送达了关于限期办理离职交接的通知，原告知悉后电话联系被告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和离职申请会签表。被告东乘车辆公司同意为原告社会保险购买到2013年5月份，补三个月基本工资后解除劳动关系。2013年5月，被告人力资源部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证明书记载了与原告终止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3年4月30日。后原告甘菊容依法申领了2013年6月至12月的失业保险金。2013年6月9日，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400元。2013年10月，原告以被告未支付病假工资、年休假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为由，向遂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同年10月24日作出仲裁裁决：“一、终局裁决：由被申请人（本案被告）支付申请人（本案原告）经济补偿金996元×3=2988元，扣除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2400元，被申请人实际还应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588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原告在遂宁市商业银行的工资记录、部分转账支票记录、员工工资名册，原告的银行账号、员工工资名册记载账号、系统账号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被告东乘车辆公司自2006年8月1日开始通过银行代发员工工资，连续不间断至2013年6月9日。原告2011年度的工资为：3478元、2785元、4657.11元、2848元、2563.84元、1796.83元、1676.86元、2826.9元、4494.95元、1785.8元、1500元、500元，月平均工资为2576元（保留整数）。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前一年的工资情况如下（含代扣代缴的社保费、津贴、补贴，以工资表为准）：2012年5月900.3元，6月760元，7月1402.9元，8月830元，9月830元，10月900元，11月1110元，12月1797.5元，2013年1月870元，2月930元，3月870元，4月870元，月平均工资为1006元（保留整数）。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遂宁市安居区最低工资标准（【2012】15号文件）为800元/月，该文件执行至2013年6月30日。另查明，原告自《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实行以来，未休年休假。
原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原告的工作年限从何时计算；原告主张的年休假工资是否应当支持；原告住院期间领取的工资是否符合劳动政策规定。关于原告的工作年限的计算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从2003年2月到被告东乘车辆公司上班，仅提供了两名工友的证明，其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从一审法院调取的工资记录看，认定原告在被告单位的工作时间为2006年8月至2013年4月，共6年又9个月。故被告应当支付的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为7042元（即1006元/月×7月）。被告已支付2400元，尚应支付4642元。被告未举证证明在收购前，原股东与原告终止了劳动关系、支付了经济补偿。关于年休假工资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于2008年1月1日施行，故原告2008年之前无带薪休假的待遇。2008年至2012年原告应休年休假，年休假原则应当在当年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用人单位因生产工作等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安排。但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08年至2010年度的年休假待遇，无证据证明存在时效的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已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2011年度的年休假，因存在2012年度安排的可能，故自2013年1月1日起，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被侵害，仲裁时效从此时计算，至2013年12月31日1年仲裁时效期满。2012年度原告本应享受年休假待遇，但从用人单位提供的考勤记录来看，除去原告住院日期，2012年5月至9月，原告仅上班27天，其余均为事假或休假。按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其事假、病假或休假天数已超过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再享受带薪休假待遇。故原告只享受2011年度的年休假待遇5天，被告未安排休假，除已付一倍工资外，被告还应按照原告日工资收入的2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为1184元（即2576÷21.75×5×200%）。关于原告住院期间领取的工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2012年2月至2013年4月，原告住院期间，被告分别支付了原告290.66元、1122.8元、706.57元的工资。其中2012年4月和2013年2月工资低于遂宁市安居区最低工资标准800元。但按照国家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5】309号）的规定，职工生病住院期间，用人单位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但最少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的规定，故被告应补齐2012年4月的工资349元（保留整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之规定，判决：“一、遂宁市东乘车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甘菊容支付经济补偿金7042元、年休假工资1184元、补足病假期工资349元，共计8575元。已支付2400元，尚应支付6175元。二、驳回甘菊容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人民币10元，由遂宁市东乘车辆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甘菊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法院（2015）船山民初字第2169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17000元、额外经济补偿金
8500元、赔偿金34000元、年休假工资报酬不足部分18235元、因病住院期间的工资报酬6017.55元，合计人民币83752.55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06年8月是错误的。（2）一审对于年休假工资是否应当支持及没有享受年休假的工资计算是错误的。（3）关于上诉人住院期间领取的工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一审认定2012年2月至2013年4月上诉人住院期间被上诉人分别支付了上诉人工资290.66元、1122.8元、706.57元，显然是计件工资。同时，被上诉人没有举出充分的证据证实在上诉人住院期间另行支付了工资。住院期间安排上诉人上班而上诉人无法上班，则损失了以上的部分工资，显然应当由被上诉人补足才符合立法精神。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1）应当引用我国《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十条规定，即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额的百分之五十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2）支付了经济补偿金不能免除支付赔偿金的义务。法律没有规定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就不能主张赔偿金。因此，一审法官给上诉人释明并规劝上诉人只主张经济补偿金而放弃赔偿金的做法违背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放弃是无效的。（3）应当引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确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服务承诺书无效。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上诉人自2003年2月进入被上诉人的公司上班，从事的工作又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工作，所以不愿失去。只要被上诉人要求签订就签订，要求签字即签字，但都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应为无效。
被上诉人东乘车辆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所谓的事实错误、引用法律不准确都是没有依据的。
二审中，上诉人甘菊容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中，被上诉人东乘车辆公司提供了甘菊容的请假申请单复印件，拟证明上诉人在工作期间请了病假。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书证经质证后认为，申请单系复印件，且申请单上的字迹并非甘菊容本人所书写，故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二审庭审结束后，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甘菊容请假申请单的原件，经审查，与复印件内容一致，本院对该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够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考勤记录相互印证，从而证实甘菊容曾经于2012年5月8日至2012年6月1日期间请病假。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诉、辩双方各自的意见，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第一，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期限如何计算；第二，原判计算甘菊容的经济补偿金、年休假工资、病休假工资的金额是否正确；第三，上诉人要求由被上诉人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该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甘菊容工资记录可知，东乘车辆公司自2006年8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向甘菊容支付了工资报酬，在此期间，甘菊容客观上已经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虽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自2006年8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已经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其次，根据甘菊容在一审提供的其在遂宁市商业银行工资卡的流水明细单可知，自2008年12月至2010年12月，甘菊容的工资卡上每月仍有代发工资入账，甘菊容主张系东乘车辆公司代发的劳动报酬，东乘车辆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之规定，东乘车辆公司应当承担2008年12月至2010年12月期间甘菊容已经不在该公司工作的举证证明责任，但该公司未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实，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再者，上诉人甘菊容与被上诉人东乘车辆公司于2010年12月9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书》书面约定了合同期限为2010年12月9日至2013年12月8日，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东乘车辆公司与甘菊容于2013年4月30日合意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综合分析以上事实，足以认定甘菊容在该公司工作的年限为2006年8月至2013年4月。因此，原判对于双方形成劳动关系时间为2006年8月至2013年4月的事实认定清楚，本院予以确认。甘菊容虽在本案一审中申请了两位证人黄波、龙定伍出庭作证，拟证实甘菊容自2003年2月开始即在东乘车辆公司从事焊工工作，但其并未提供该公司此期间向其发放工资的依据或其它能够证实双方劳动关系成立的依据，证人黄波、龙定伍又与甘菊容具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认定甘菊容自2003年2月即在被上诉人处上班的证据。据此，上诉人甘菊容提出其实际工作年限为2003年2月至2013年4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甘菊容在东乘车辆公司的工作年限为2006年8月至2013年4月。因《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颁布实施，且解除劳动合同系东乘车辆公司提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之规定，对甘菊容的经济补偿金应当以2008年1月为分界点分段计算。自2006年8月至2007年12月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应当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依照劳动法和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第五条“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之规定，以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甘菊容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进行计算；对甘菊容自2008年1月至2013年4月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十七条之规定，以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甘菊容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进行计算。故甘菊容的经济补偿金应计算为1006元∕月×2个月+1006元×5.5个月=7545元。据此，原审法院计算甘菊容的经济补偿金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被上诉人东乘车辆公司已经向甘菊容支付了经济补偿金2400元，尚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人民币5145元。
此外，甘菊容还提出了原判计算其年休假工资、病休假工资金额错误的理由。本院经审查核实，甘菊容2012年度所请事假或休假的天数已经超过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所规定的单位职工不享受当年年休假限制性规定的天数，故甘菊容不应享受2012年度的年休假待遇。因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职工跨年度休年假，但东乘车辆公司客观上并未安排甘菊容在2011年和2012年休2011年度的年假，而甘菊容于2013年12月31日前向遂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要求东乘车辆公司支付2011年度的年休假工资，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故甘菊容应当享受2011年度的年休假待遇，原判计算甘菊容应当享有2011年度的年休假工资为1184元的方式和数额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甘菊容于2012年2月至2013年4月住院期间，仅在2012年2月所领取的工资290.66元低于遂宁市安居区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人民币800元的80%，原判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判决由东乘车辆公司补足甘菊容2012年4月的工资人民币349元，本院对此亦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上诉人甘菊容提出由东乘车辆公司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和经济赔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查，双方系合意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并未规定在此情况下应当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另行支付额外的经济补偿金，且本案亦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应当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情形，故上诉人提出的该两项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5）船山民初字第21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甘菊容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5）船山民初字第21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遂宁市东乘车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甘菊容支付经济补偿金7042元、年休假工资1184元、补足病假期工资349元，共计8575元。已支付2400元，尚应支付6175元”为“遂宁市东乘车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甘菊容支付经济补偿金7545元、年休假工资1184元、补足病假期工资349元，共计人民币9078元。已支付2400元，尚应支付人民币667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遂宁市东乘车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甘菊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力
代理审判员 姚梓佳
代理审判员 赖 力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姚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