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杭行终字第5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包阿毛。
法定代理人柴美娟（系包阿毛的监护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安市人民政府锦北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徐春。
委托代理人吴立雄。
委托代理人何健。
上诉人包阿毛因诉临安市人民政府锦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锦北街道办）征收补偿行政协议一案，不服临安市人民法院（2015）杭临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锦北街道办与包阿毛在2014年6月30日签订了天外迁建项目金马村青苗迁移处置协议，双方约定：包阿毛服从天外项目建设需要，同意在一周内自行迁移上述项目区块内的自有青苗；锦北街道办在包阿毛完成迁移后五个工作日内向包阿毛支付青苗迁移处置费共计39676元。
原审原告包阿毛于2015年6月23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天外迁建项目金马村青苗迁移处置协议无效；责令锦北街道办按临安市人民政府（2009）42号《临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款支付包阿毛地上附着物补偿费9919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包阿毛自有苗木位于天目外国语迁建项目区块内，经评估机构评估，苗木价格为99190元。为项目建设需要，包阿毛的监护人柴美娟丈夫包某（包某系包阿毛的养子）与锦北街道办在2014年6月30日签订天外迁建项目金马村青苗迁移处置协议，约定：包阿毛同意在一周内自行迁移上述项目区块内的自有苗木；锦北街道办在包阿毛完成迁移后五个工作日内向包阿毛支付苗木迁移处置费共计39676元。同日，包阿毛的监护人柴美娟的丈夫包某又与临安市江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签订绿化苗木买卖合同，将涉案苗木以355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临安市江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签订上述苗木补偿协议和买卖协议当日，包阿毛的监护人柴美娟知道并未有异议。次日，即2014年7月1日，锦北街道办向包阿毛支付苗木补偿款39676元。因包阿毛系残疾人，苗木补偿款及出售款均由包阿毛监护人柴美娟负责管理。后包阿毛的监护人柴美娟多次信访，要求锦北街道办按照苗木实际价格，即评估价格99190元全额补偿。临安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答复认为，包阿毛已经签订苗木补偿协议，补偿款也已到位，如有异议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包阿毛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明，2014年6月30日签订的天外迁建项目金马村青苗迁移处置协议约定的补偿款39676元是按照苗木评估价99190元＊30%＋按约迁移苗木的奖励99190元＊10%确定的，这是临安当地政府对征地过程中涉及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的通常做法。
原审法院认为，锦北街道办对其辖区内集体土地征收涉及的补偿工作具有法定职责。本案争执点一、代表包阿毛签订苗木补偿协议的包某是否有代理权。包某系包阿毛监护人柴美娟的丈夫，又是包阿毛的养子，根据当地一般生活习俗和日常经验，包某的签署行为足以使协议另一方即锦北街道办相信其有代理权。且根据庭审查明，包阿毛的监护人柴美娟当日知道包某代理包阿毛签署苗木补偿协议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包阿毛监护人柴美娟在庭审中就“为什么不提出异议”回答“当时考虑可以先签订（苗木补偿协议）后再起诉合同无效”，足以证明包阿毛的监护人柴美娟知道并认可了包某的代理行为。本案争执点二、本案苗木补偿款是否应全额补偿。包阿毛签订苗木补偿协议后仍享有苗木处分权，并已实际取得对应利益，锦北街道办按苗木总金额的40%补偿包阿毛苗木迁移成本，系双方协商的结果，亦不违反当地政策，并无不妥。包阿毛诉称锦北街道办签订协议时隐瞒政策，但与其庭审中自认“2013年8月就知道《临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临安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指导意见》临政发（2009）42号”不符。综上，包阿毛、锦北街道办在2014年6月30日签订的天外迁建项目金马村青苗迁移处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包阿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包阿毛负担。
包阿毛上诉称，上诉人的基本农田在2010年8月被临安市城市防洪指挥部征用，地上附着物补偿费被上诉人只补偿给上诉人40%。依据临安市人民政府文件临政发（2009）42号第二条（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按照其实际价值计算。被上诉人应按实际价值99190元补偿给上诉人。理由一、上诉人所拥有的是地上附着物，不是青苗，所签青苗迁移处置协议不符事实。理由二、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没有规范性文件及其具体条款，包括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制定机关、发布和生效时间、发布形式等法律依据支持。理由三、被上诉人已违反临安市人民政府文件临政发（2009）42号第二条（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按照其实际价值计算的法律规定。理由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款：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而被上诉人只是临安市人民政府下面的一个小小办事处，只有依法依规的实施权，没有修订政策文件的权力。理由五、通常做法不是法，而且临安余村、集贤、锦南街道等地这些年都是实价全补。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现有五个政策补偿，何来公平公开。理由六、不依法所签协议，从行为开始起协议本身就无效。请求：一、撤销（2015）杭临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二、确认天外迁建项目金马村青苗迁移处置协议无效；三、责令被上诉人按临安市人民政府文件临政发（2009）42号第二条（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按照其实际价值99190元补偿给上诉人。
锦北街道办答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天外迁建项目金马村青苗处置协议》项下标的物是上诉人种植的桂花树和银杏树，无论是从现行国家法律、省市地方法规，还是从临安市的政府规范性文件来看，桂花树和银杏树，都应当归属于“青苗”类。上述《天外迁建项目金马村青苗处置协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愿协商达成，无论是该协议的名称，还是该协议的内容，均已明确该协议解决的是青苗补偿问题，对此，上诉人签订该协议时并未表示异议。上诉人后来处置其桂花树和银杏树时，与临安市江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签订的也是“绿化苗木买卖合同”，而不是将其桂花树和银杏树当做地上附着物来进行处置的。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桂花树和银杏树的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均不违反临安市人民政府临政发（2009）42号文件。根据临政发（2009）42号文件，青苗补偿遵循“有苗补偿，无苗不补”的原则，一般按照当季作物的产值给予适当补偿；地上附着物则按照其实际价值计算给予补偿。早在1990年，针对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各种花木和附属物，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杭州市实施土地管理法规若干问题的规定》就确立了三种不同的补偿方式，对观赏花木、苗木，由用地单位支付移植费给原所有者，移植费由园林、土地管理部门会同被征地单位和个人现场核定。为了更好地保障被补偿人权益，在征地补偿实践中，包括在临安，逐渐形成了地上苗木由补偿人补偿迁移成本，补偿后的苗木由被补偿人自行迁移处置的做法。临安市人民政府正是基于本市征地补偿实践中的这一补偿模式被多次采用、日益成熟，且该补偿模式能较好地平衡各方利益，更好地推进征地拆迁工作，才专门发布规范性文件临政办（2014）42号将该补偿模式最终作为政策明确下来。临安征地补偿实践中的通常做法是按苗木评估价的30%补偿迁移成本，被补偿人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且按协议约定自行迁移苗木的，补偿人再给予10%的奖励。一方面该标准正是参照了《杭州市实施土地管理法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在园林绿化工程实践当中，涉及苗木迁移的，按照园林绿化工程相关定额计算，其迁移费用一般也在被迁移苗木价值的30%上下。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桂花树和银杏树的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并未侵害上诉人权益。被上诉人完全是在相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本着临安市当地征地补偿相关政策的精神，经与上诉人充分协商，而与上诉人自愿签订上述《天外迁建项目金马村青苗处置协议》的，且在该协议签订后就及时、全面履行了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中的任何一种情况。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锦北街道办作为临安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其辖区内与上诉人包阿毛签订被诉补偿协议，主体合法。
本案争议焦点是被诉协议约定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锦北街道办支付上诉人包阿毛青苗迁移处置费共计39676元（案涉苗木评估价的40%），由包阿毛在一周内自行负责将青苗迁移。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依照《临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临政发（2009）42号）第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按照其实际价值计算，锦北街道办应当按照苗木的实际价值补偿，且苗木由其自行处置。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经协商达成合意后，对上诉人的苗木按照苗木价值的40%补偿迁移成本，补偿后的苗木由上诉人自行处置，并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亦不与相关法律规定及政策相抵触。上诉人主张在不发生苗木所有权转移的情况下，由被上诉人按照苗木的实际价值进行补偿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包某系包阿毛养子，亦是包阿毛监护人柴美娟的丈夫，原审法院关于包某的签署行为足以使协议另一方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在诉讼程序中未提供被诉协议存在无效情形的证据材料，故对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包阿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宇龙
代理审判员 廖珍珠
代理审判员 何钦波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汪金枝
附本案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