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2民终11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沿堤南路工贸供销公司综合楼西边二楼。
法定代表人：唐祁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华，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志坚，男，196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樯，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华坚，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山，男，196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
上诉人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典当行）因与被上诉人邓志坚、韦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5）韶曲法民一初字第1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典当行的委�诉讼代理人张启华、被上诉人邓志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樯以及被上诉人韦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典当行的上诉请求：①、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及案件受理费的判项；②、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邓志坚及韦山负担。上诉的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借款合同书》涉及邓志坚与韦山的担保关系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依法是无效担保合同。造成无效担保合同的责任完全在于邓志坚明知同案借款人韦山利用掌握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印章的情况下(这里须说明：该印章一是未经典当行授权；二是典当行由始至终不知该印章的由来，也不确认该印章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三是该印章应属韦山私刻)，仍任由韦山以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各义为其个人借款作担保，这其实就是双方恶意串通行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四十条规定，典当行不承担担保责任。
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在程序上，虽然典当行未书面申请对《借款合同书》、《收条》的时间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以及对该印章上的文字名称与典当行乐昌分公司营业执照登汜名称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但典当行已用答辩形式对此一系列的证据予以否认和质疑。同时，典当行在一审证据质证时也对前述证据再次予以否认和质疑。而当涉及案件事实认定证据明显存疑时，法庭应提醒和征求典当行是否申请对《借款合同书》、《收条》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可见，一审法院就此问题存在不作为，从而造成一审审理程序上存在瑕疵。其次，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也明显存在与事实不符的情形�其一，典当行在乐昌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分公司的名称是“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乐昌咨询分公司”，而《借款合同书》、《收条》上的印章名称是“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显然两者名称之问存在巨大差别，是两个不同的单位和企业。其二，典当行并无授权韦山刻制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印章，更不会确认与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乐昌咨询分公司名称不符的印章。其三，依治安印章管理和企业注册登记管理规定及通常习惯也不允许刻制与企业名称不一致的印章。其四，《借款合同书》在内容和签约时间上，存在改动(将借款期限壹年涂改为叁年，将签约时间2013年涂改为2010年)，明显是存在造假。其五，《收条》写明是现金给付，但邓志坚与韦山并未提供相应足以证明借款资金来源和方式以及出借人邓志坚的借款能力。因此，该《收条》�有虚假性。
三、邓志坚诉韦山已超越诉讼时效。且不论涉案印章的真实性、合法性，也不讲究该《借款合同书》、《收条》的有效性，典当行乐昌分公司早在2011年4月l9日已注销，此时该合同主体已不存在，该分公司已开始清算债权债务，邓志坚就应从注销之日起至2013年4月18日这2年内向典当行乐昌分公司提起诉讼。可邓志坚是在超过诉讼时效的2015年l2月l5日才提起诉讼，明显已过诉讼时效，邓志坚的债权诉讼主张己不受法院的保护。因此，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至此，邓志坚要求典当行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也不成立，亦应驳回。
邓志坚答辩称：邓志坚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典当行认为邓志坚与韦山相互串通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典当行胡乱猜测，也是对邓志坚的诬蔑。在借款时，韦山是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负责人，邓志坚有理由相信韦山有使用公章的权利，而且邓志坚也无法区分典当行乐昌咨询分公司和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区别，也不知道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备案还多了“咨询”两个字。邓志坚和韦山没有任何恶意串通的行为。邓志坚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在程序上没有违法。因为邓志坚与韦山在一审时没有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完全没理由也没有必要去进行相关的司法鉴定。而在印章的事实方面，一审法院已经去乐昌市公安局调查，证明当时典当行乐昌咨询分公司注销的时候交回的公章就是“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公章。这足以证明“典当行乐昌咨询分公司”在刻章的时候，在业务上面使用的都是“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章，是没有“咨询”二字的。而且事实上也根本就不存在有“典当行乐昌咨询分公司”这样一个公章的存在。因此，邓志坚认为一审法院对这方面的事实认定是有理由的。第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邓志坚认为因为典当行在一审的时候对诉讼时效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应视为典当行已经对诉讼时效问题予以认同，二审不应就此问题再次审理。而且事实上诉讼时效也不存在超过的情形，典当行提到的注销也没有通知到邓志坚，故邓志坚并不清楚典当行乐昌咨询分公司已于2011年注销一事。
韦山答辩称：唐明是典当行董事长的亲侄子，是董事长安排来典当行乐昌咨询分公司的，不是韦山招聘来的。唐明不是一般人，典当行乐昌咨询分公司注销后公章唐明仍一直有用，一审法院是根据很多事实来审理本案。典当行说韦山与老同学邓志坚做假有什么可能，如果是做假韦山就不是写55万元了，韦山会写550万元。
2015年12月3日，邓志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①、韦山立即向邓志坚清偿借�55万元及支付借款利息，利息自2011年1月1日起按月息2%计至付清日止，计至起诉日约为64.9万元；②、典当行对韦山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③、案件所有诉讼费用由韦山及典当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邓志坚与韦山是同学关系。2009年3月30日，典当行在韶关市乐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了“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咨询分公司”（以下简称乐昌咨询分公司），并指派韦山任负责人，经营范围为提供典当咨询服务。韦山在担任乐昌咨询分公司负责人期间，刻制了一枚公章，名称为“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但未向当地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大队报备。韦山在开展典当借款业务时，收入贷款交付的利息时，均使用该公章。乐昌咨询分公司成立后，韦山借用典当行名义从事信贷业务，于2009年开始以个人名义陆续向邓志坚借款�至2010年12月3日，韦山共向邓志坚借款550000元，双方于2010年12月3日补签了一份《借款合同书》，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550000元，借款用途为韦山以股东身份注入典当行开展典当相关业务，月息为2%，借款期限至2013年12月3日止等内容。该合同还列明保证人为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并加盖了“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公章。借款后，经邓志坚催收，韦山归还了部分利息，邓志坚在诉讼中确认已归还借款利息5万元，韦山确认归还了利息20万元，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并确认未归还借款本金。2011年4月14日，韦山向乐昌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交回“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公章一枚，并于2011年4月19日在乐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销了乐昌咨询分公司的手续。本案借款到期后，经邓志坚多次催收未果，乃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09年3�23日，典当行与韦山签订《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乐昌咨询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聘任韦山为乐昌咨询分公司负责人，由韦山自筹资金、自主承包经营等内容，2011年4月19日，该分公司经乐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2012年1月1日，典当行与韦山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仁杰典当行授予韦山以典当行名义在乐昌区域内开展典当经营活动，双方同意韦山按“自筹资金、代理经营、有偿管理、损益自负”的经营模式开展经营业务，代理期限为一年。2013年2月20日，双方就上述协议内容，又续签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委托期限为两年，至2014年12月31日止。因双方在经营过程中产生争议，韦山代理经营至2014年4月。韦山确认在承包经营期间，自筹资金以邓志坚名义进行典当借款有23笔。2014年11月21日，韦山向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投案自首，称其与唐祁春涉嫌非法经营及唐祁春涉嫌吸收公共存款或集资诈骗，要求公安机关查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于2014年12月21日作出韶公曲不立字[2014]第0000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该局经审查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典当行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
韦山在担任乐昌咨询分公司负责人期间，多次以个人名义向邓志坚借款共550000元，有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证，韦山对借款事实不持异议，并确认未归还过借款，双方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的规定，邓志坚与韦山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该院予以确认，韦山借款后未归还借款本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邓志坚主张韦山归还借款本金550000元，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对自己主张借款利息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邓志坚与韦山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月息为2%，符合上述司法解释之�定，应予确认。邓志坚主张从2011年11月1日计至起诉之前（2015年12月30日止）利息为649000元，并确认韦山归还利息50000元，韦山则辩称已支付利息200000元，但韦山在诉讼中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已支付利息200000元的事实，亦未提供证据反驳邓志坚之诉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韦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韦山辩称已支付利息200000元，该院不予采信。韦山欠邓志坚利息649000元，韦山确认其已归还利息50000元，尚欠利息599000�及起诉后的利息，韦山应承担清偿责任。
关于典当行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韦山向邓志坚借款55万元时，其担任乐昌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该案借款亦用于其承包典当行的典当借款业务，典当行允许韦山以典当行名义从事个人借贷业务，韦山与典当行签订的《承包协议书》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是不法经营行为。韦山在该案借款合同上保证人一栏加盖了“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公章，以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名义为该案借款提供担保，从韦山提供的乐昌咨询分公司工作人员唐明开具的收取利息的收据，以及韦山出具给典当行付款说明等证据，以及乐昌咨询分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时，也向乐昌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缴回了上述公章，均可以证实乐昌咨询分公司在从事该分公司经营业务时均有使用“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公章之情形。因此，该案借款合同中保证人一栏加盖了“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公章，可认定为乐昌咨询分公司为该案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典当行辩称并没有向公安机关备案刻制“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公章，故不能视为乐昌咨询分公司提供了保证，因分公司公章刻制问题是典当行管理分支机构的内部问题，其不规范管理行为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即该案原告），典当行该辩解无理，不予采纳。
因乐昌咨询分公司作为典当行的分支机构，为该案借款提供保证时，未经典当行书面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和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涉案保证合同应属无效保证合同，但邓志坚作为债权人，对于涉案保证合同的无效并无过错，故应由典当行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邓志坚主张典当行对该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5）韶曲法民一初字第1304号民事判决：一、韦山欠邓志坚借款本金550000元及利息599000元（计至2015年11月30日止），合计1149000元，韦山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支付给邓志坚，并从2015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借款本金550000元的利息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韶关市仁杰典当行对上述第一项判决内容确定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邓志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91元（邓志坚预交10290元）�由邓志坚负担450元，韦山、韶关市仁杰典当行共同负担15141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础上另查明：1、邓志坚在一审期间曾向法院提交了其于2010年2月1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昌市支行开立的个人账户资金往来流水（时间自2010年2月1日起至2012年10月15日止），用以证明邓志坚具有出借涉案款项的能力及涉案借贷真实存在。从该资金往来流水记录只能判断出邓志坚开立的该账户资金往来频繁，但资金的流向及用途仅凭该流水却无法得出结论。2、2010年5月13日，典当行举行全体股东大会并作出《关于成立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乐昌咨询分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同意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乐昌咨询分公司继续经营，同时聘任韦山作为该分公司负责人，并委托韦山负责办理公司变更相关手续。3、一审庭审时，邓志坚对涉案借贷的由来及用途的表述为—“2009年韦山承包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业务，资金紧张才借给他，用于乐昌分公司的资金周转，陆陆续续在借给他。”韦山对邓志坚该说法予以认可，并补充说道—“每笔借款我自己有登记，统计以后补写的借款合同，我每次拿钱会写一个小借条给原告，后面我统计后写了借款合同就把小借条你回来了。”4、本院二审调查询问时邓志坚自述称提交银行流水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出借的能力，至于借款的交付主要不是在流水中反映。韦山对此问题亦称：“他人（指邓志坚，下同）在中山，我（指韦山，下同）在乐昌，他是留了存折在我这里，告诉我密码，很多是由我去银行拿的。也有些是他给现金给我的……”。5、邓志坚在提交给一审法院的《民事诉状》中对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是这样描述—“原告（指邓志坚，下同）与两被告于2010年12月3日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书》，约定原告借给被告一（指韦山，下同）550000元，利息为月息2%，借款期限期限为三年，借款用途是被告一以股东身份注入被告二（指典当行，下同）开展相关典当业务，被告二为被告一提供保证担保。”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定性准确，本院予以认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仅对典当行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根据本�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韦山私刻的“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印章与乐昌咨询分公司之间的关系。二、《借款合同书》的法律效力。三、涉案借贷是否真实存在。四、典当行在本案二审阶段才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应否予以支持。五、典当行对涉案借贷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一、关于韦山私刻的“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印章与乐昌咨询分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典当行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的是乐昌咨询分公司而非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但从本案查明事实分析，韦山对外开展业务时自始自终使用的都是“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印章，本案中从未存在过乐昌咨询分公司的印章，乐昌咨询分公司被典当行注销以及韦山离开典当行后，仍有证据显示典当行对外开展业务时依旧在使用“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印章，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的印章虽为韦山私刻，但无论是韦山、乐昌咨询分公司还是其上级开办单位—典当行，他们对该印章的法律效力均不持异议，加盖有“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印章的文书均可视为代表乐昌咨询分公司，具有法律效力。
二、关于《借款合同书》的法律效力问题。从《借款合同书》的内容分析，该合同既是韦山向邓志坚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同时也是乐昌咨询分公司替韦山作借款保证人的担保合同，《借款合同书》当中包含两层法律关系，其中韦山向邓志坚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系主合同，乐昌咨询分公司替韦山作借款保证人的担保合同系从合同。本案中虽然从合同因保证人乐昌咨询分公司的担保资格问题（根据担保法相关规定，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在未获得法人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作为担保人。）而必然无效，但该从合同无效并不影响主合同的法律效力，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借款合同书》订立时存在一方欺诈或胁迫另一方等恶意行为，《借款合同书》中关于韦山向邓志坚借款部分的内容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违反缔约时及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韦山及邓志坚均在《借款合同书》中签名确认，故《借款合同书》中关于韦山向邓志坚借款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遵照履行。
三、关于涉案借贷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从本案双方举证情况并结合查明事实分析，涉案借贷的真实性问题不容置疑，因为无论是出借人还是借款人，双方对该问题的答案由始至终均不曾有任何改变，典当行虽对涉案借贷的真实性问题不断提出异议，但典当�却不能向法院提交确实且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典当行在本案中应对该问题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为涉案借贷真实存在。
四、关于典当行在本案二审阶段才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因典当行在本案一审阶段从未提出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抗辩理由，典当行在本案二审阶段才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做为抗辩依据，且典当行、邓志坚以及韦山在二审阶段并没有提出新证据，根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之规定，对典当行在本案二审阶段才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典当行对涉案借贷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问题。本案中虽然担保合同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之规定，作为已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且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担保人的开办单位—典当行，其在本案中仍需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但责任比例应与债权人、担保人是否存在�错问题直接挂钩。本案中作为债权人的邓志坚在出借巨额款项之前虽然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但邓志坚却对承担担保责任单位的主体资格问题以及该单位是否具有担保能力问题审查不严，让一个在法律上并不真实存在的“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作为担保主体，而且即使“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真实存在，其作为典当行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在法律上也不允许“韶关市仁杰典当行乐昌分公司”作为担保人，因此，债权人邓志坚在本案纠纷中的过错相当明显，故本院酌定典当行所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维持。典当行的上诉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5）韶曲法民一初字第13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5）韶曲法民一初字第130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5）韶曲法�一初字第13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韶关市仁杰典当行对上述第一项判决内容确定的借款本息在不超过债务人韦山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邓志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591元（邓志坚预缴10290元），由邓志坚负担450元，韦山负担10000元，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负担5141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5591元已由邓志坚预缴10290元，由一审法院退还9840元给邓志坚，韦山应向一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10000元，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应向一审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5141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91元，由邓志坚负担450元，韦山负担10000元，韶关市仁�典当行有限公司负担5141。二审案件受理费15591元已由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全额预缴，本院退还10450元给韶关市仁杰典当行有限公司。邓志坚应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50元。韦山应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伟军
代理审判员 神玉嫦
代理审判员 邓荣斌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书 记 员 何海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