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2民终10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邦兴，男，195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建林，男，1970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男，1961年7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重庆市梁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大勇，男，197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术清，男，197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前富，男，196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友富，男，197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友常，男，197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
上诉人唐邦兴、邓建林因与被上诉人王大勇、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17)渝0236民初3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邦兴、邓建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驳回王大勇在一审中对唐邦兴、邓建林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大勇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中部分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3月18日，原告王大勇在挖机由被告张友富等人租赁后被运输到施工现场，准备开工时”错误。事实是:2016年3月14日前，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合伙承建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二十一标段一期土石方工程后，已与王大勇签订了书面的挖机租赁合同；在2016年3月14日至19日，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承租的王大勇的挖机已支付了王大勇班组的开车费、油钱、过路费、生活费、住宿费等费用共计16063元;2016年3月24日，王大勇的挖机正式计算月租，由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支付。因此，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合伙租赁王大勇的挖机的时间不是2016年3月18日，而是2016月3月14日之前；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合伙支付挖机的月租与前期租赁挖机的相关运输、驾驶员的工资，住房费用各是一笔费用;挖机到施工现场的费用与唐邦兴、邓建林合作协议中的垫资和监管资金用途无关联。系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合伙时自行支付的。因此，一审判决查明租赁合同成立的时间的事实有误；2、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9月11日，原告找被告唐邦兴进行结算……”而事实上，因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承建的土石方工程是比发包方承诺的工程量少了许多，造成亏损，于是四人弃场而走。唐邦兴为了收回自己的垫资款，在工地等待发包方退回油料款。王大勇因出租挖机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导致同样亏损，加之部分挖机租金未收回，在6月就无工程量可施工的情况下停机等到9月。唐邦兴在不知租金多少，租期多长的情况下，出于同情，明知自己出具证明对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签字认可就不生效的情况下，违心地给王大勇出具证明。由此说明一审判决没有查明租赁合同的期限多长，租金如何计算，已支付多少，下欠多少。因此，以唐邦兴出具的证明，作为认定王大勇还有141800元租金未收到很显然是错误的，而且是没有依据的。二、一审判决漏查了部分事实，导致本案事实不清。1、漏查了王大勇与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之间有书面的租赁合同书。只有查明了租赁合同书，才知他们之间的租赁合同的租赁期是多长，每月租金是多少；2、漏查了租赁的挖机前期(进场前)的相关费用，只有查明了这些费用，才能知晓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与王大勇租赁合同中租金是否包含前期费用；3、漏查了王大勇己收取了多少租金；4、漏查了王大勇在2016年6月就停工，为何要在工地停留长达3个月的原因；5、漏查了唐邦兴为何要给王大勇出具证明的真实原因；6、漏查了工程为何量少的根本原因；7、漏查了唐邦兴为何要写明待甲方付清的原因，甲方是谁也不明确。三、一审判决认为部分全部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被告6人……明显具有合伙的特征”。这种认为错误是:2016年3月22日的合作协议，明明是合作而武断地认为是合伙。合作与合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个人合伙的权利、义务就每名合伙人而言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从该合作协议内容来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平等的，因此，不能将合作与合伙混为一谈;唐邦兴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行为仅是垫资和对资金支出的监管行为，与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中行使的权利和义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2、原判认为挖机使用期限是从该协议签订之后才开始计算租金错误系法官自行杜撰出来的，没有证据来支撑，仅凭唐邦兴出具的说明，再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既然挖机使用期限从签订合作协议之后开始计算，那么挖机的前期费用16063元由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支付又如何解释？3、一审判决认为“中途被告唐邦兴作为经手人支付过原告挖机租金”，是没有考虑到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因资金缺口高达100万元，无法交给发包方的油料费才与唐帮兴、邓建林合作的事实，而唐邦兴支付挖机租金是行使垫资人监管资金的这种行为所致，并且是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4人签字认可的，否则就不会认为是替他们垫资，这怎么能以此推断是合伙人中的合伙行为呢？4、一审判决认为“2016年9月11日被告唐邦兴出具的结算单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唐邦兴仅是垫资方，对资金运行的监管，每张开支票据必由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任何一个人签字确认，方可作为垫资的费用。这个清算单没有这四个人签字怎么对他们四人生效。一审判决又是从何处说明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呢？5、一审判决认为:“甲方付款即付清”，这个甲方是谁？是王大勇与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之间的一方吗？是张友常、张友富、肖术清、肖前富与唐邦兴、邓建林一方吗？是土石方工程的发包方吗？唐邦兴、邓建林方认为应是土石方工程的发包方，而且甲方付款立即付清的字样中没有约定由谁支付王大勇，是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还是唐邦兴、邓建林或者说是唐邦兴个人，不得而知。四、一审判决错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案件，当作一个法律关系的案件下判。纵观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归纳起来就只有以下几个方面:1、王大勇与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2、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之间是个人合伙关系;3、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四人与唐邦兴、邓建林二人是合作关系;4、唐邦兴、邓建林二人之间是个人合伙关系;5、土石方工程发包方与张友富、张友富、肖术清、肖前富四人之间是工程承包合同关系;6、唐邦兴、邓建林与土石方工程的发包方名义上承包关系，实际上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的委托代理关系。王大勇在向法院起诉时是以劳务合同关系起诉的，法院通过审理此案后，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是租赁合同关系，唐邦兴、邓建林在答辩时提出的案件定性也是租赁合同关系。才由民一庭审理变更为民二庭审理，并依法追加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为本案的被告。最后法院下判时又以合伙关系判决。这种判决从程序法上和实体法上就违背了民法上的两个原则:1、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案件只能以一个法律关系作为一个案件的原则;2、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既然王大勇是以劳务合同为由起诉，法院释明本案定性为租赁合同关系，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则挖机租赁的相对方只能是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而唐邦兴、邓建林在本案中作为被告就不适格。如果这四个人认为他们与唐邦兴、邓建林是合伙关系，则王大勇在本案之中也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且就本案而言，租赁合同关系成立在前，合作关系在后，那有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案件作为一个案件处理的规定。假若认定合伙关系成立也应当在另一案件中解决，不能在本案之中处理。
王大勇二审答辩称：1、王大勇的挖机是在确定邓建林、唐邦兴的工地武汉交通轨道7号线二十一标段一期土石方工程的事实存在之后(也就是邓建林、唐邦兴与鑫佳祥公司签成协议之后)才从奉节拖运到施工现场的。那张王建新（即王大勇）出具的11000元借条足以说明挖机的到场时间，因为该款是借来付挖机托运费的，由邓建林、唐邦兴雇佣的朱会计支付的。而这个11000元的借款在王大勇与唐邦兴办结算的时候已被唐邦兴在结算清单上扣除。2、唐邦兴、邓建林所说的由张、肖四人支付了王大勇班组的开车费、油钱、过路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共计16063元纯属无稽之谈。王大勇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更没有什么班组。3、张、肖四人并未向王大勇及王大勇的驾驶员支付过任何费用。都是由唐邦兴和邓建林支付的，而每次支付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王大勇已向法庭举示转账凭证。4、王大勇与张、肖四人并未签订挖机租用协议，挖机的月租费是在唐邦兴之子唐家荣通过咨询他在奉节经营挖机的好友之后确定的每月租金52000元。5、唐邦兴、邓建林上诉称在6月就无工程量，挖机停机等到9月，这不是事实。因为6-8月挖机都在工地干活。王大勇有唐邦兴做的统计表和邓建林与甲方陈超的工程结算单。直到挖机被拖走，唐邦兴、邓建林都没有任何方式向我们退还挖机。只是在七月底邓建林通过电话的方式与王大勇取得联系，和王大勇协商从本月起也就是从7月24日起后面的租用费降到每月46000元，当时王大勇也同意了。而且在最后唐邦兴办结算的时候也是这么算的。前4个月按每月52000元算，后7月24日到8月24日按每月46000元算，再到9月5日12天算10天，每天按1500元的租金计算的。总共是269000元。6、任何用工单位或者个人在用工结束之后都是理所当然的要给做工方出结算单，结清账务。唐邦兴在结算清单上面所说的甲方付款即付清，上面的甲方是指的邓建林和唐邦兴。2016年9月11日唐邦兴与王大勇进行结算，唐邦兴、邓建林欠被王大勇租金141800元，并约定“甲方付款后即付清”。足以说明唐邦兴、邓建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给王大勇租金后，不再收回结算清单也勿需由王大勇向唐邦兴、邓建林出具收条，此租赁费141800元已付清了，另一方面也证明只交付清租赁费141800元之后，该结算单作废。
肖术清二审答辩称：大概在2016年3月18日，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通过马德华介绍接到了土石方工程，后面确实是因为缺乏资金，让唐邦兴、邓建林出资。在2016年5月1日后，因实际工程量和现在工程量不吻合，就让唐邦兴自行管理，唐邦兴自行接手工程后，肖术清就要走，他们只给了肖术清10000元的工资，会计报账的3000元肖术清没有签字，唐邦兴也给他报账了。后面邓建林、唐邦兴去找甲方要工程款，工程款账目一直没有公开，肖术清等四人不知晓也没有收到。直到前两天，肖术清才知道工程款是怎么结算的，怎么结清的。鑫佳祥的负责人也是与唐邦兴他们结算的，工程款唐邦兴、邓建林已经私自处理清楚了，不然另案不会撤诉。
被上诉人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均未参加本案二审审理，也未向法庭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王大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邓建林、唐邦兴共同连带支付王大勇挖机租金141800元；2、诉讼费由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邓建林、唐邦兴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经人介绍于2016年3月15日到湖北武汉市承包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二十一标段一期土石方工程，四人分别占25%的股份，并且对工作进行了具体分工。2016年3月18日，王大勇的挖机由张友富等人租赁后被运输到施工现场，准备开工时，中标公司武汉鑫佳祥建设基础劳务有限公司要求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先行支付100万元油料款方可施工。由于资金不足，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邀请唐邦兴、邓建林进行垫资。2016年3月21日，唐邦兴、邓建林与武汉鑫佳祥建设基础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土建劳务施工承包协议》，协议约定了工程名称：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第二十一标段一期工程。工程地址、土石方施工价格、安全管理、结算及付款方式以及在签订承包协议时由唐邦兴、邓建林向武汉鑫佳祥建设基础劳务有限公司垫付油料款100万元等内容。2016年3月22日，唐邦兴、邓建林作为甲方与张友常、张友富、肖术清、肖前富作为乙方签订《土建劳务施工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现甲方与武汉鑫佳祥建设基础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建劳务施工工程项目》与乙方合作，为明确甲、乙双方的经济利益和责任，双方协商对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二十一标段一期土石方工程施工合作相关事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双方义务：1、由甲方负责垫付油料款100万元（已打入鑫佳祥指定的账户）；2、开工后两月内施工现场的日常开支费用由甲方垫付（垫付总金额300万元内，若超出300万元，则由乙方出资）；3、资金由甲方监管；4、由乙方负责施工，以及现场管理、工程质量等，并配合中标单位做好一切相关工作。二、成本收回及利润分配：1、业主单位第一次拨款时收回垫付的油料款及日常支出经费；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所得利润总金额700万元；3、甲方收回以上1、2条款项后，所得赢利归乙方所有，若出现亏损完全由乙方全权承担；4、本工程所有支出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等内容。协议签订后，双方按协议各自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后因各种因素王大勇施工到当年6月后就无法继续施工，至当年9月5日退场。2016年9月11日，王大勇找到唐邦兴进行结算，当日唐邦兴给王大勇出具结算单一份，其主要内容为：<365>王大勇挖机结算单（武汉市地铁7号线），3月25日-9月5日，挖机租金26.9万元，已付12.72万元，暂未付款14.18万元，甲方付款后即付清。
一审法院认为，唐邦兴、邓建林、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土建劳务工程施工合作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该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出资数额、工作分工、盈利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作了明确的约定，明显具有合伙的特征，应认定唐邦兴、邓建林、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系合伙法律关系。王大勇的挖机使用期限是从该协议签订后才开始计算租金，且中途唐邦兴作为经手人支付过王大勇的挖机租金，唐邦兴、邓建林抗辩只是垫资人，不是租赁人的理由不成立。故租赁关系由王大勇与唐邦兴、邓建林、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六人之间形成的。合伙期间因合伙经营的亏损，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唐邦兴于2016年9月11日给王大勇出具的结算单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应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对于结算单约定“甲方付款即付清”，表面看是对履行期间的约定，但该约定明显违背公平原则，除非债权人同意，否则该约定无效。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义务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故王大勇请求判令唐邦兴、邓建林、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共同支付其挖机租金1418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本案中的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可能不利的法律后果按规定应由其本人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唐邦兴、邓建林、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支付王大勇租金141800元。义务人如果未按一审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36元，由唐邦兴、邓建林、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负担。
二审中,邓建林、唐邦兴向本院提交：1、2016年3月23日地铁7号线工程职工安排。证明：地铁7号线工程中邓建林和唐邦兴只负责资金监管，具体工程是由张友富等四人负责。2、2016年6月9日工人名单。证明：工程具体的经管人是张友富等四人，挖机的租赁时间只到2016年6月4日。3、张友富、肖术清签字的工程队租房开支情况。证明：挖机是张友富等四人租赁的。4、2016年3月19日至2016年6月19日肖术清、张友富签字确认的挖机付款凭条、运输车付款、装载机、推土机付款。证明：挖机系张友富等四人租赁的，费用也是他们定的，唐邦兴和邓建林仅系作为财务监管进行垫资。5、借条。证明：挖机不是唐邦兴、邓建林租赁的，邓建林和唐邦兴和张友富等四人也不是合伙关系，合伙关系不会出借条。6、手续费用条子。证明：唐邦兴不是合伙人之一。7、2016年4月30日张友富签字的条子一张。证明：挖机不是邓建林、唐邦兴租赁的，张友富等四人与邓建林、唐邦兴不是合伙关系。王大勇质证后认为：11000元的挖机运输费条子是我签的，借款人王建新是王大勇本人，租金是月结付款，第一次付款是唐邦兴向王大勇打的款。其他证据都与王大勇无关，王大勇并不清楚。张友富是工程的管理工，他在那里负责项目管理是正常的。肖术清质证后认为：肖术清对有肖术清签名确认的条子都予以认可，没有肖术清签字的条子的情况肖术清不清楚。2016年4月30日张友富写的条子是不是他本人签的字肖术清不清楚。
本院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对前述证据综合评述认为：邓建林、唐邦兴提交的七份证据均系2016年3月22日唐邦兴、邓建林、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签订《土建劳务工程施工合作协议》之后所出具，即使该七份证据全部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唐邦兴、邓建林、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六人就本案所涉工程的工人职责安排、付款情况等进行具体分工所为。付款结算、出具欠条的事宜也是因本案所涉挖机需支付租金而产生的，邓建林、唐邦兴举示以上证据，均达不到其证明二人只负责资金监管，与张友富等四人不是合伙关系，具体工程是由肖、张四人承包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七份证据均不予采信。
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一致的。
本院认为，双方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唐邦兴、邓建林与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是否建立了合伙关系；王大勇与唐邦兴、邓建林、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是否建立了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唐邦兴、邓建林、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六人是否应当共同向王大勇支付挖机租金141800元。本院对前述焦点问题综合评议如下：
首先，2016年3月21日，唐邦兴、邓建林与案外人武汉鑫佳祥建设基础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佳祥公司）签订《土建劳务施工承包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了由唐邦兴、邓建林二人承包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第二十一标段一期工程，即唐邦兴、邓建林系该工程的承包方，唐邦兴、邓建林在签订该协议的次日，与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签订《土建劳务施工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确定的工程项目为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第二十一标段一期工程，与唐邦兴、邓建林从鑫佳祥公司处承包的工程是一致的。根据该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唐邦兴、邓建林需承担垫付油料款及日常开支费用等义务；而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则负责工程的施工以及工程管理、工程质量等，就唐邦兴、邓建林收回垫资款和分配利润后的工程盈利归其四人所有。但唐邦兴、邓建林同时也享有分配工程利润的权利，即明确唐邦兴、邓建林应得利润总金额为700万元。故该协议内容明确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出资额、工作分工、盈利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该约定明显具有合伙的特征。从两份协议签订的内容、时间上来看，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四人系自愿加入邓建林、唐邦兴在2016年3月21日所承包的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第二十一标段一期工程的合伙，即该六人实际为共同承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唐邦兴、邓建林与鑫佳祥公司签订承包协议时，系以该二人的名义作为乙方与鑫佳祥公司作为甲方所订立，该份承包协议中并未载明唐邦兴、邓建林系受到张友富等四人的委托与鑫佳祥公司订立承包协议，唐邦兴、邓建林也未能举示张友富等四人向其出具的授权该二人签订承包协议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唐邦兴、邓建林上诉称与张友富等四人系建立了合作关系而非建立了合伙关系，其二人仅是受到张友富等四人的委托与鑫佳祥公司签订承包协议，并为该四人垫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其次，张友富等四人与王大勇协商一致后，租用了王大勇所有的挖机，用于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第二十一标段一期工程的施工。后王大勇按约将挖机交付张友富等四人，于2016年3月18日将挖机运输到了施工现场。因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系合伙关系，且租用王大勇的挖机系用于合伙组织的合伙事务，王大勇在与张友富等四人达成租用挖机的合意时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王大勇已与张友富等四人建立了租用挖机的租赁合同关系。后因张友富等四人资金不足，便邀请了唐邦兴、邓建林进行垫资。唐邦兴、邓建林与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六人自愿达成《土建劳务施工合作协议》，六人实际已对所承包的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第二十一标段一期工程的相关事宜建立了合伙关系。唐邦兴等六人作为合伙组织成员时，与张友富等四人作为合伙组织成员时要完成的合伙事务并未发生变化，但因张友富等四人合伙组织成员的变化，与王大勇建立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亦产生了变化。即租赁合同的一方由张友富等四人变更为合伙组织全体成员，即张友富、张友常、肖术清、肖前富、唐邦兴、邓建林六人。张友富等六人建立合伙关系后，就涉案工程继续租用王大勇的挖机进行施工，在施工后退场时，唐邦兴代表合伙组织向王大勇出具本案挖机结算单是对挖机租赁期间租金的结算行为。合伙组织应当按约支付王大勇挖机租金。现唐邦兴、邓建林上诉称张友常等四人合伙租赁王大勇挖机的时间是2016年3月14日之前，且由该四人支付了挖机月租等费用，与唐邦兴、邓建林垫资和监管资金用途无关联，不应当由唐邦兴、邓建林支付王大勇挖机租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最后，结算单上载明的“甲方付款后即付清”系唐邦兴与王大勇对款项来源和付款方式的约定，唐邦兴是否收到甲方支付的工程款，与其应当按约向王大勇支付挖机租金并无必然联系。故唐邦兴、邓建林上诉称唐邦兴在不知租期多长、租金多少，张友富等四人没有任何一人签字认可就不生效的情况下，出于同情向王大勇出具的结算单的上诉理由与本院查明唐邦兴、邓建林与张友富等四人系合伙关系的事实不符，也与唐邦兴作为出纳支付王大勇租金的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唐邦兴、邓建林、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作为承包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第二十一标段一期工程的合伙人，应当对合伙组织对外所负的尚欠王大勇挖机租金14180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应由唐邦兴、邓建林、肖术清、肖前富、张友富、张友常六人共同支付王大勇挖机租金141800元是正确的，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唐邦兴、邓建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36元，由唐邦兴、邓建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洪
审 判 员 李学文
审 判 员 铁晓松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陈俊颖
书 记 员 唐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