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民终75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7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代理人：陈玫，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登祥，男，197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代理人：何永祥，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马某，女，200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法定代理人：杨某，女，197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系原审第三人马某之母。
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马登祥，原审第三人马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2016）川0107民初2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玫、被上诉人马登祥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永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因继承所得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需要因继承取得财产的标准进行界定，本案讼争的不动产，其权利取得应当以成都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为取得要件，而截至今日，涉案房屋仍未实际取得产权，因而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不应发生分割共同财产的问题；2.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仅有继承权，而没有财产所有权，只有待继承取得财产后，才能享有所有权。且该房屋是上诉人之母邓良玉因拆迁安置协议所得房屋，目前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在法律上仍为上诉人之母邓良玉的个人财产。因此，上诉人因继承享有的财产尚未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无权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被上诉人马登祥辩称，上诉人在偷换概念，混淆了产权取得与产权公示，本案产权取得依据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继承已经开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原审第三人马某无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马登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位于锦江区琉璃一街柳江新居×期×幢×单元1402号房中属于杨某、马登祥及第三人马某各自份额为多少。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马登祥与杨某于2008年11月4日结婚。2009年12月25日生育婚生女马某。2015年5月13日，杨某与马登祥经锦江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15）锦江民初字第253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杨某与马登祥自愿离婚；婚生女马某随杨某生活；杨某和马登祥共同享有的出售成都市锦江区琉璃一街××号×幢2单元14楼2号房屋所享有的债权40000元，由双方各享有一半。2.邓良玉系杨某之母，2010年10月13日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宣告邓良玉失踪的民事判决书。1993年7月12日，锦江区人民法院判决杨清华与邓良玉离婚。2016�5月23日，锦江区人民政府柳江街道办事处锦源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邓良玉与杨清华系原配夫妻，双方生育子女一人，为杨某。邓良玉于1988年9月离家出走，直至法院宣告死亡时下落不明。同时邓良玉父母姓名不详且均早已去世。3.2004年12月21日，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锦江分局颁发成都市锦江区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载明：户主杨某，宅基地共有人邓良玉（母亲），坐落锦江区柳江办琉璃村×组，二楼一间28㎡，底层一间47㎡，共计75㎡。2009年2月杨某与锦江区柳江街道办签订《搬家费、房屋前后附着物及超面积补偿协议书》，协议书载明：杨某所持有的《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证载正房面积75㎡。属住房安置对象的共有4人，其中农业人员4人（含生育指标）。按35㎡/人的安置标准计算，该户住房安置人员面积共140㎡，不足证载正房面积共65㎡。2009年9月22日，杨某与中介方和购买房签订三方《房屋购销合同》，约定将位于锦江区琉璃×街××号×幢×单元1402号房屋出售于购买方。杨某与马登祥对此共同确认该房屋出售的房款二人用于炒股使用。2015年7月21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柳江街道办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09年7月24日，杨某签订《住房现房安置协议书》，安置人员为杨某、马登祥、邓良玉、生育指标，安置房屋位于琉璃×街××号×幢×单元14楼2号（82.39平方米）、琉璃×街××号×幢×单元14楼3号（81.6平方米）。因办理房屋产权需要，现将协议中生育指标改为马某。原协议中生育指标马某于2009年12月25日出生。一审法院认为，杨某、马登祥、马某、邓良玉四人通过拆迁安置取得位于琉璃×街××号×幢×单元14楼2号（82.39平方米）、琉璃×街××号×幢×单元14楼3号（81.6平方米）的房屋，该房屋系四人共同共有，现马登祥与杨某离婚，共同共有的法律基础消失，马登祥有权要求对上述财产进行分割。上述安置房屋共163.99平方米，由杨某、马登祥、马某、邓良玉按份共有，每人均享有四分之一即40.9975平方米的份额。杨某之母邓良玉被宣告死亡后，其继承人为杨某，故邓良玉所享有的拆迁安置房屋中40.9975平方米的份额由杨某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杨某继承其母的房屋份额应为杨某与马登祥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与马登祥各自分得20.49875平方米的份额。故杨某与马登祥各自享有份额为61.49625平方米。后杨某与马登祥共同将琉璃×街××号×幢×单元1402号（81.6平方米）出售，该款项已由杨某与马登祥共同使用，视为杨某与马登祥将各自应当享有的份额在出售的1402号房屋中予以扣除，杨某与马登祥实际享有20.30125平方米。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锦江区琉璃×街××号×幢×单元1403号房屋由马登祥、杨某、马某三人按份共有，其中马登祥享有20.30125平方米份额，杨某享有20.30125平方米份额，马某享有40.9975平方米份额；二、驳回马登祥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08年11月上诉人杨某与被上诉人马登祥结婚，2009年上诉人杨某签订《住房现房安置协议书》，安置人员包括上诉人杨某、被上诉人马登祥、上诉人杨某之母邓良玉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婚生女马某四人。安置房屋为位于锦江区琉璃×街××号×幢×单元1402号（82.39平方米）、1403�（81.6平方米）的房屋两套。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将锦江区琉璃×街××号×幢×单元1402号房屋出卖，卖房所得款项已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使用。2015年5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锦江区人民法院调解自愿离婚。1993年，上诉人之母邓良玉与杨清华被锦江区人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2010年10月，依上诉人申请，上诉人之母邓良玉被锦江区人民法院宣告死亡。邓良玉除上诉人杨某外，没有其他法定继承人。同时，锦江区琉璃一街柳江新居五期房屋已经于2015年3月4日通知办理安置房屋产权证，但讼争的琉璃×街××号×幢×单元1403号房屋至今未还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本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邓良玉及马某对涉案房屋共同享有所有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之母邓良玉被宣告死亡，上诉人作为邓良玉唯一法定继承人对邓良玉遗产享有法�继承权。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除遗嘱中明确只归夫妻一方所有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上诉人因继承其母取得的房屋份额应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已经解除，双方及子女基于婚姻家庭关系对琉璃×街××号×幢×单元1403号安置房屋共同享有所有权的基础消失，被上诉人请求对1403号房屋的份额进行认定和分割具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因涉案房屋目前尚未办理产权证，上诉人对于其母邓良玉的房屋份额仅享有继承权，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此时上诉人因继承享有的房屋份额还没有转化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上诉人无权要求分割房屋份额。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或被宣告死亡时开始。本案中，2010年上�人之母邓良玉被宣告死亡时继承开始发生，且被继承人邓良玉没有其他法定继承人，上诉人自继承开始时即继受取得遗产的合法所有权。而是否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仅是国家行政机关对于权利主体享有不动产所有权的外在物权公示，因继承而取得的不动产自继承开始时即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而是否办理产权登记仅对下一次物权变动产生影响。因此，邓良玉死亡时上诉人则取得原属于邓良玉的房屋份额，而上诉人因继承取得的房屋份额由于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分得属于邓良玉房屋份额的二分之一。对于上诉人所称涉案房屋还未办理产权登记而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某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俐
审判员 杨 晗
审判员 胡炀威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马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