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晋07刑终283号
原公诉机关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来福，男，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任榆次区郭家堡乡近城村村委会主任。2015年1月10日，因涉嫌犯贪污罪、受贿罪被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月23日，经晋中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逮捕。
辩护人高建华、成记林，山西丰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武某某，男，汉族，大学本科文化，中共党员。2015年1月10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6年1月11日经平遥县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霖，山西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法院审理平遥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范来福犯贪污罪、武某某犯贪污罪、受贿罪一案，于2016年9月8日作出（2015）平刑初字第9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范来福、武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平遥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一)2012年8月份，台资企业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中丰田4S店）与榆次区郭家堡乡近城村委签订协议，拟购买近城村位于榆次区汇通路南段东侧附近约12000平方米（18亩）的土地，用于建设一汽丰田汽车4S店。时任近城村村委会主任的被告人范来福，在协助政府为晋中丰田4S店办理落地手续期间，经榆次区台办副主任武某某协调，于2012年9月11日，以项目推进费的名义收取了晋中丰田4S店给近城村的人民币10万元（以下未谈及币种均为人民币）。事后，被告人范来福收款不入账，除将其中的32800元用于支出该项目的有关费用外，余款67200元由其据为己有。案发后，被告人范来福将67200元退出，上缴办案机关。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被告人范来福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及其自书的交待材料：证明晋中丰田4S店在办理落地手续期间，我在近城村委担任村委主任，我受乡政府安排，以近城村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具体配合晋中丰田4S店落地工作，每次开协调会我都要参加。
在2012年上半年，晋中丰田4S店决定要在近城村落地，由于当时村两委班子不团结，村民代表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项目的事情要想让他们签字认可有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经本项目联系人武某某建议，我们在不同场合向周某某提出项目推进费的事情，想让晋中4S店在正常费用的基础上按照项目工程造价的2‰-3‰的比例给付近城村一定金额的费用，解决近城村的矛盾，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展。周总认为我们要的钱多，一直没有明确表态，为促成此事，我和武某某曾多次找周总商谈这个事情，最后一次是在2012年8月前后，榆次区政府召开台湾中部丰田4S店项目推进事宜的协调会，会后，我和武某某把周某某叫到台办武某某的办公室，当场还有台办温主任。就“活动经费”的事情我和武某某分别向周某某讲，他们公司这么大的事情，按照常规怎么也得给村里留一点活动经费。周总当场表态钱可以给，但最多不超过10万元，而且说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要求工地上不能再有人干扰，也不能再找麻烦。我说只要他把钱给了，其他事情就不要担心了，以后的事情我负责。我们谈的这10万元是给近城村委的。2012年9月，周某某把我约至榆次顺城西街八一饭店附近的一个工商银行，要给我现金，因没有预约，通过柜台，周某某把10万元转到了我的工行卡上，我给周某某出了一份收款收据，收据是周某某事先准备好的。具体情况以收据上的内容为准。因为这10万元不属于正常费用，如果要进行账务处理，想要开支就难了。周总同意给10万元主要是为了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是为了项目推进，争取早日投产运行，降低公司成本。这10万元有一部分用于了晋中4S店的支出，其中为10户村民发青苗补偿费大约支出6800元，委派村民孙某某看护工地26000元，但他没有给我打条子。其余67200元我用于个人消费及我所承包4S店工程业务周转。我花这些钱认为别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即使花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向周某某要10万元没有经过村委集体讨论，没有和村里任何人提过，也没有向主管领导汇报。
被告人武某某在侦查机关的被询问笔录及自书的情况说明，证明我从2002年7月起担任榆次区对台办副主任，在晋中丰田4S店办理落地手续期间，主要负责企业和政府之间相互协调及沟通工作。在2012年上半年，因近城村委不团结，影响到晋中丰田4S店项目的整体推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项目的顺利实施，经请示原台办主任温某同意，我和范来福在不同的场合向台商周某某提出，让他按照工程总造价的2‰-3‰的比例给付近城村一定金额的费用，解决近城村的矛盾，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当时周某某认为我们要的多，一直没有表态。为了促成此事，在2012年9月前后，榆次区召开丰田4S店项目推进事宜的协调会，当时我和范来福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之后，我和范来福把周某某叫到我办公室，就“活动费”的事情又和他进行了商谈。我当时和周某某讲：他公司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得给村里留一点经费。周总和我说，钱可以给，但最多不超过10万元。我听了他的意见后，经和范来福商量，表示同意。当时记得好像温主任也在场。这10万元是为了推进项目的实施，用于解决“两委”的矛盾及村民代表之间的矛盾。这个钱是给近城村委的钱，属于不正常费用，是我和范来福在正常费用外额外向开发商要的钱。这10万元是我在场的情况下，因提不了现金，周某某把钱转到范来福的卡上，周某某在事先准备好的签收单上让范来福签了他的名字。事情办妥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至于范来福回去后是否交到村委会，我不知道。因为晋中丰田4S店在近城落地，他公司想在落地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方方面面离不开村委的关照，为了项目的推进，所以同意给近城村10万元。
自书的情况说明：在2012年8月前后，区政府召开丰田汽车4S店项目推进会，会后，范来福、周某某和我回到台办办公室，经过温主任及我们三人共同协商，最终确定由台资企业付村委10万元作为项目前期的推动经费，该10万元主要是用于顺利召开村两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顺利通过企业落地近城村的决定，推动土地手续的办理。
周某某的证言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我是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台湾总公司决定在晋中市开设一家丰田4S店，最后决定落地榆次区近城村。在办理土地征用手续期间，榆次区台办副主任武某某具体负责和我对接；近城村由村委主任范来福和我对接。大概在2012年的上半年，晋中4S店在办理土地征用手续期间，范来福和我说，我公司落地后，他想承揽晋中丰田4S店基建项目。我当时答复他，这一项目已决定由我公司自行建设。随后，他和我讲如果这个项目不让他干的话，让我公司按照工程总造价的2‰-3‰的比例给付他一定金额的管理费（当时工程预算为2000万元）。我说，这个事情需要请示台湾总公司。就这一问题，我记得范来福和我说过多次，每次商谈我都没有明确表态。期间范来福说这个事情时，榆次区台办副主任武某某也数次在场，每次都以积极的态度想方设法促成此事，但每次我都以他们要的太多为由拒绝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我也知道他们只不过以此为借口想问公司要点钱花，我公司想要顺利落地，并完成基建工程，多少总得给他们点钱花。所以，我把这一事情向台湾总公司作了汇报，总公司最终决定以“开展基金”的名义给他们10万元。在2012年8月前后，榆次区政府召开台湾中部丰田汽车4S店项目推进事宜协调会，对项目落地、施工事宜进行了协调，范来福以村委主任的身份参加了会议，武某某也参加了会议，会后，他俩在榆次区对台办公室就“活动经费”的事情又和我谈，他二人都不同程度表达了向我公司要点钱花的意思，他们讲：我公司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得给村里留一点活动经费。我当时因为有了总公司的意见，所以我和他们说，钱可以给，但最多不超过10万元。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后，都没有表示反对，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在2012年9月的一天，记得当时我和武某某在一起，我给范来福打电话约他到榆次区顺城街工商银行见面，因没有预约提不了现金，经范来福同意我把这10万元转到他在工商银行的卡上。我让范来福在我事先准备好的签收单上签上他的名字。签收单在台湾总部。条子上10万元写为“开展基金”，这没有特别的意思，这是我公司为了处理这笔费用自行定义的名称。10万元实际上是为了项目顺利实施给范来福的好处费。因为晋中丰田4S店在近城村落地，而范来福是近城村的村长，我公司要想在落地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并完成工程建设，方方面面离不开范来福的关照。何况这10万元是范来福提出来的，为了协调好我公司和范来福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在征地、施工等问题上，不至于让他故意为难我公司，找麻烦，所以经总公司同意送给了他10万元好处费。
4、温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我原系榆次区台办主任，关于晋中中部丰田4S店落户一事，记得武某某和我说过，为近城村争取10万元的项目推进费一事，至于这10万元的项目推进费给了没有，如何给的，我记不得了。
5、范某甲的证言及发放6800元补偿款花名表一份，证明我是近城村村委的会计，晋中中部4S店在我村落地期间共给过80万元订金、100万元征地补偿款、第三次给了150多万元征地补偿款。不知道还给过一笔10万元的活动经费。不知道村里还雇佣孙某某负责维护工地秩序一事。
在2013年5月的一天晚上，范来福叫我到村委财务办公室说：要给失地的村民发放青苗补偿款一事，我说钱还没有打过来发什么钱，他说“4S店拿过钱来，咱们代发一下，花名表直接拿上让4S店做账务处理”，随后他让我制作了一张发放青苗补偿款的花名表，由他通知的村民，我发的钱，孙福林等10户村民共发了6800元，发完后，我复印了一张，原件范来福拿走了，他说去4S店做账务处理。这次发放的青苗补偿款没有在村委账上入账，范来福说钱是从4S店拿的。
6、孙某甲（孙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我村村长范来福让我去本村丰田4S店守工地、下夜。从2013年5月至2013年年底，具体几个月记不清了，到2014年春节前范来福共发工资26000元左右，我没有出过收据，不知道是范来福个人发的还是村委发的。
7、范某乙的证言，证明我是近城村支部书记，对在2012年9月期间，晋中丰田4S店的总经理周某某以“开展资金”的名义给过近城村10万元一事不知道。
8、范来福签名的收据一份，内容为“收款单兹收到台湾中部丰田汽车公司项目开展经营费人民币十万元整收款人：范来福2012年9月11日”。
9、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卡取、卡存填单两份，证明2012年9月11日周某某银行卡取款100000元存入范来福的银行卡。
（二）晋中丰田4S店落户郭家堡乡近城村后，晋中市国土资源局拟按照公告的征收面积24.66亩（其中4S店实际占地18亩，道路及绿化带占地6.66亩）给近城村返回土地补偿款。2013年12月份，被告人范来福利用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武某某，以近城村村委的名义为晋中市国土资源局虚假出具了一份内容为：我村已如数收到晋中丰田4S店征地补偿款，同意将征地补偿款返回给晋中丰田4S店的证明，晋中市国土资源局据此将应返回给近城村的210.45万元征地补偿款，违规拨付到了晋中丰田4S店的账户上。晋中丰田4S店除将该公司实际占地18亩的土地补偿款153.612万元拨回近城村委外，余款56.838万元予以截留。事后，晋中丰田4S店总经理周某某按照之前的约定以感谢费的名义送给被告人范来福20万元，范来福除将其中的2万元分给武某某外，余款18万元由其据为己有。案发后被告人范来福、武某某将以上非法所得全部退出，上缴办案机关。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被告人范来福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及自书的交待材料：证明大约在2013年下半年间，榆次区台办副主任也就是晋中丰田4S店项目的联络人武某某找到我说，晋中丰田4S店总经理周某某让他来和我协商，说晋中国土局返回的土地补偿款快到位了，是按照公告上的24.66亩进行补偿。他问我这笔款打算怎么处理，我说补偿款应全部打到村委的银行账户上。他说回去看看情况再定吧。过了不久，他又找到我说，4S店实际占了近城村的18亩土地，合同定的也是18亩，只能返村里18亩的补偿款。我说，我个人决定不了，我和其他两委成员碰碰头再说吧。之后，武某某又来找到我说，如果我能以近城村的名义给晋中国土局出具一份证明，把应该返回给近城村委的土地补偿款先打到4S店银行账户上，然后由4S店按照实际的18亩，把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再打到近城村委账户上，并同意把剩余的6.66亩补偿款留在4S店，4S店愿意给我一定的好处费，我问他给多少，他说回去商量后再答复我。过了一段时间，武某某和我说，他和周总商量了，这件事情办好后，周总愿意给我20万元。我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这件事谈妥后不久，武某某拿着一张由他起草的证明找到我，说是近城村原出具的那张证明不规范，需要重新在这份证明上加盖公章，我和他一起去会计办公室加盖了村委的公章，他就离开了。证明的内容主要是证明近城村的土地补偿款，晋中丰田4S店已垫付，同意把土地局返回的补偿款转到4S店。转款证明办好后，武某某具体着手开始办理转款事宜，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手续办好后，晋中市国土局把应拨付近城村的土地补偿款大约210万元全部转到4S店。随后，4S店把其中的18亩土地补偿款150余万元转到近城村委的银行账户上，把剩下的6.66亩土地补偿款56万元留在4S店的银行账户上。国土局拨付的补偿款到账后，周某某打电话把我和武某某叫到中国银行榆次迎宾支行。我和武某某在车上等的，周某某进银行办理提款手续。之后周某某从银行出来把一个装钱手提袋交到我手里，说这是给我的20万元钱，周总就离开了，我从20万元中随手抽出2万元，给了武某某，说是给他的，他嫌我给的钱少，我说以后有机会再补偿他，之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当时就我三人在场，没有其他人，我和武某某也没有出具收款手续。
因为我给晋中国土局出具了转款证明，把应拨付近城村的土地补偿款拨到晋中丰田4S店，使4S店额外得到一笔56万元的土地补偿款，为4S店增加了收益，另外，4S店落地期间，我对周总给了很大的关照，他出于感谢送给我20万元。这件事办的时候，我和武某某有约定，说是最后一个事了，如果办成了，周总给了好处后，他也分的花点，不能让他白辛苦，所以我从周某某给的20万元拿出2万元给了他。剩余的18万元我给儿子结婚用了。
晋中丰田4S店实际占地18亩，但晋中国土局公告上的亩数是24.66亩，多出的6.66亩是4S店厂门沿线至汇通南路中线的面积（包括绿化带在内）。不清楚6.66亩地块所有权是否属于4S店。6.66亩原是我村的机动地，最早修汇通南路时政府已经进行了补偿，这次因晋中丰田4S店项目，再次返回来土地补偿款我认为既不属于近城村，也不属于4S店，应该属于政府。
武某某在侦查机关的被询问笔录及自书的情况说明（2015年1月9日），证明我有问题要向组织主动讲清楚。2014年1月，晋中丰田4S店总经理周某某为感谢近城村原村委主任范来福对他的关照，以好处费的名义送给范来福20万元，范来福将其中的2万元给了我，我愿意把这一问题主动向检察机关如实讲清楚，争取法律对我从宽处理。
大约在2013年下半年，我和周某某相约陪同晋中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去晋中丰田4S店现场办公，途中，晋中国土局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和我们谈起土地补偿款返还的事情。她和我们讲，给村民的土地补偿款如果企业前期已经垫付了，经村委会同意，并提供相关证明，下一步国土局可以把这笔补偿款直接返回企业。之后，经周某某多方咨询得知，国土局将按照占地手续上的面积24.66亩给近城村委拨付土地补偿款，周某某就想把多出来的6.66亩土地补偿款留在企业，但国土局是按照24.66亩整体面积拨付，不可能把企业实际占地面积（18亩）和公益事业占地面积（6.66亩）分开拨付。为此他和我商量，我说这件事要想办成，离不开现任近城村村长范来福的帮助，也许给他些好处这件事就能办成。随后，我陪同周总就这件事情和范来福具体协商，并经范来福同意，以答应给他20万元为条件，以村委会的名义给国土局出具相关手续和证明，把国土局应拨付近城村的24.66亩土地补偿款先打到4S店的银行账上，除把其中的18亩土地补偿款给村里拨回去外，剩下的6.66亩的补偿款留在企业，具体手续由我负责办理。这件事谈妥后，周总休假回到台湾，并安排他公司的业务经理陈某某和我一起办理相关手续。双方谈妥相关事宜后，因近城村提供的转款证明不规范，由我经手在晋中国土局又重新以近城村委会的名义写了一份转款证明，又重新加盖了近城村委会的公章。之后，我把这份重新出具的证明送到晋中国土局，不久晋中国土局按照每亩8万元的标准，把24.66亩的土地补偿款转到晋中丰田4S店，总额210万元左右。款进账后，4S店的财务人员把其中的18亩土地补偿款150万余元，转到近城村委的账上，剩余的6.66亩约56万元土地补偿款留在4S店的账上。之后，周某某打电话把我和范来福分别叫到中国银行榆次区迎宾支行。我到银行后，见范来福在他的车里坐的，他说周总在里面提钱，我们在这里等，周总从银行出来，把一个装钱的手提袋交到范来福手里，说这是给他的20万元钱，让他清点一下，范来福说不用了。周总离开后，范来福从周总给的20万元手提袋中抽出2万元，对我说，这是给我的，让我拿上，我半开玩笑说，就给我这么多吗，是不是有点少了，他说，村里面分钱的人还很多，让我先拿着，以后有机会再补偿我，之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现场就我们三人，没有其他人。我和范来福没有出具过收款手续。
因为范来福作为近城村的村长，他私自做主把近城村的土地补偿款拨到了晋中丰田4S店，而且还给晋中国土局出具了虚假手续，把6.66亩土地补偿款争取到企业，为此，周某某出于对范来福的谢意，送给他20万元。因为我之前就和范来福说过，如果这件事办成了，他答应给我点好处，不让我白付出，为此我收受了范来福给的2万元。我将这2万元其中1万元当天就存到榆次区迎宾路的一个农业银行的卡里，另外1万元拿回家开支了。
晋中丰田4S店征地手续上是24.66亩，实际占地是18亩，这是因为国土局将4S店厂门沿线至公路中线（包括绿化带）的面积6.66亩，也计算在4S店征地手续中，这块地的产权不属于晋中4S店，隶属于政府的公益产权。这块地的土地征用费不是4S店支付的，但其中相关其他方面的费用都是4S店支付的，包括社保基金、地质勘探、环评等。
周某某的证言及自书的情况说明，证明大概在2013年6月的一天，武某某对我说，晋中国土部门返还给近城村的土地补偿款准备近期拨付，是按照拍挂公示的土地面积24.66亩予以补偿（我公司实际占地18亩，另外连绿化带和道路占地共计24.66亩），他还和我说，这笔补偿款有两种拨付形式，一是按照规定直接拨付近城村；二是还可以拨付到企业，但必须得有近城村委会出具的转款证明。如果近城村能出具转款证明，土地部门就能把返还的24.66亩土地补偿款210.45万元先拨付到晋中丰田4S店，之后我公司将实际占地的18亩土地补偿款拨回近城村，其余的6.66亩土地补偿款56万余元就可以留在企业，给企业减少一些损失。当时我不懂大陆的法律，只是让武某某和范来福具体协商。过后不久，大概在2013年6月底的一天见到范来福，他说，他同意为我公司出具转款证明，但提出让我给他40万元，我说他要的太多，这件事情需要报告台湾总部定夺。之后，我于2013年7月4日向台湾总部就此事书面呈报，公司董事长张玉正考虑到企业今后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了实现一汽丰田要求2013年底开业验收的竣工期限，也为了避免衍生其他麻烦，范来福从项目落地以来也给了我们不少的关照，同意给范来福20万元，以此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呈报被总公司签字准许。我把总公司同意给20万元的意见告诉范来福，范来福勉强同意。当时，他还和我说，这件事不要和别人讲，否则我在榆次就不好过了。之后，我因去珠海培训，安排陈奎亮办理相关转款手续。2013年12月，我从珠海回来后，陈奎亮说转款手续已办好，但钱未到账。在2014年1月26日，晋中国土局按照24.66亩，每亩8.5万余元的标准，将共210.45万元的土地补偿款打到我公司账上。在2014年1月27日下午，我和范来福、武某某相约到了中国银行晋中迎宾支行，我从公司的账户提了20万元现金，在银行门口送给了范来福，当时他和武某某在车上等着。他们没有出具收款手续。不知道范来福收下这20万元的去向。这20万元我公司2014年6月以工程款为名下账处理了。事后，陈奎亮和我说过，是依据近城村委给晋中国土部门的转款证明办理的转款手续。证明的主要内容是，我公司已将榆次区2012年第5批次2号区块土地补偿款210.45万元如数支付了，同意土地部门把返还给近城的土地补偿款拨付到我公司，并提供了我公司账号及收款人名称。这份转款证明上表述的内容不真实，这一块土地补偿款我公司没有支付过。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把这笔土地补偿款（210.45万元）先打到我公司的账户上。晋中市国土部门补偿款到账后，我公司将其中的153.612万元拨付给近城村委，是按照实际占地面积18亩的标准拨付的；剩余的56.838万元冲抵了我公司的无形资产。我公司除了支付给近城村委154.612万元土地补偿款外，还支付过近城村委180万元土地补偿款，是按照实际占地面积18亩，每亩10万元的标准补偿的。按照正常手续，这210.45万元应拨付到近城村委，晋中4S店不应该截留国土部门返还给近城村210.45万元土地补偿款中的钱。
关于截留56.838万元的原因是，由于我公司所占近城村地块不是“熟地”征收的，为此我公司垫付了前期的费用，包括土地征收社保费、地质勘探费等大概有41万余元。当时武某某说如果近城村出具相关转款证明，土地部门就按照24.66亩的土地补偿款先拨付到晋中丰田4S店，之后我公司将实际占地的18亩土地补偿款拨回近城村，其余6.66亩的土地补偿款就可留在企业，给企业减少一些损失。
4、陈某某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因周某某外出培训，由我代为办理土地补偿款的汇款工作，2013年12月19日武某某接上我去到国土局前去办理此事，在国土局皆由武某某进行汇款咨询，并由他亲笔书写“近城村同意汇款至企业的证明文件”，并由武某某将该文件捎至近城村由村委盖章。后续备妥文件后，由国土局开具证明，我和武某某去到榆次区地税局办理了完税证明，完成了汇款准备工作。以上作业时间于12月19日、20日两天完成，皆由武某某与近城村接头，我本人未与近城村任何人碰面。
5、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单位证明所证明的内容与周某某所陈述的给付范来福20万元的原因经过基本内容一致。
6、2013年7月4日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关于土地补偿返还事宜向台湾总部的签呈，主要请示内容为“该公司实际使用土地为18亩，绿化带与道路用地6.66亩补偿金人民币568380元还返该公司，但须私下支付近城村干部索取的20万元，因此，建议依照近城村的要求，配合办理土地补偿金返还程序，先将该笔款项（土地补偿金）汇至该公司，再支付给近城村委会1536120元，剩余568380元，依其要求私下给近城村干部20万元，避免工程遭受阻扰被迫停摆”。上述签呈经各级主管签名同意。
7、近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晋中市国土局：我村已如数收到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股份有限公司的征地补偿款，供地面积18亩（征收面积24.66亩，其中道路占地6.66亩），同意贵局将征地补偿款合计2104500元返回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账户，开户行……账号……，榆次区郭家堡乡近城村委2013年12月19日”。
8、银行现金取款单、记账凭证、建筑业发票，证明2014年1月27日周某某在中国银行晋中迎宾街支行提取现金20万元，次日以付劳务费形式下账支出。
9、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查询单、银行卡存款凭条，证明案发当日2014年1月27日下午，武某某名下的卡内存入人民币10000元。
10、范某甲的证言及其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我是近城村会计。晋中丰田4S店实际占地18亩，但晋中国土局公告上的亩数是24.66亩，多出的6.66亩是4S店厂门沿线至汇通南路中线的面积，6.66亩在修汇通南路时政府已经补偿，这次因4S店项目，再次返回的土地补偿款我认为不属于近城村，也不属于4S店，应属于政府。近城村委会没有收到这6.66亩的补偿款，范来福担任近城村委会主任期间，村委会没有收到一笔20万元的土地补偿款。不知道4S店给过范来福一笔20万元的好处费。
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期间，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公司按照实际占地的18亩分两次支付我村征地补偿款180多万元；该款和晋中国土部门应返回我村的土地补偿款没有关系。2014年2月份，晋中国土部门通过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公司的银行账户，按照每亩8万余元的标准，共18亩地，共给近城村拨付150多万元。关于通过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公司的账户拨付补偿款的原因，这件事是原村委主任范来福具体安排的，我记得当时还以村委会的名义出具了一份转款证明，这个证明原是我起草的，但由于写的内容不符合土地部门的要求，后来区台办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主任武某某和范来福一起又拿来一份证明找我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证明的大致内容是，晋中丰田4S店已经将24.66亩的土地补偿款此前已经垫付了，同意国土局将返回的土地补偿款共210多万元转到晋中丰田4S店。这张证明上所表述的内容不属实。这份虚假证明是范来福安排的，具体原因我不清楚。晋中中部丰田4S店只是将其中的18亩补偿款拨到我公司的账上，其余6.66亩的补偿款没有拨回来，大概有56万余元。没有足额支付的原因我不清楚。
2013年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征用我村土地24.66亩，其中6.66亩的征地补偿款已经在2008年修汇通路时，由晋中市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按照每亩8万元的价格支付给我村了，该款已在2011年给失地村民发放。
11、范某乙的证言，证明在范来福担任村主任期间，我是村支部书记。关于6.66亩这件事，我和范来福找过乡长屈瑞明，要求给我们村委会，乡长答复“修汇通路时已经补偿过一次，不能二次补偿，4S店实际占了你村18亩，就收18亩的钱就行”。这次6.66亩再次返回的补偿款我认为应属于政府。村委会是否收到6.66亩的补偿款我不知道，也不知道4S店给过范来福一笔20万元的好处费。
12、晋中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对晋中中部丰田汽修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用地的情况说明”证明：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4日以挂牌方式竞得榆次区2012年第5批次2号地块，总面积11997平方米（合18亩），成交总价1350万元；该地块征地总面积为24.66亩，其中6.66亩为道路和绿化用地。按照“市规设字（2013）50号”用地条件并经该局实地测量，该地块实际供地面积为11997.49平方米（18亩）。道路及绿化占用的6.66亩土地归政府所有；根据《征收土地协议书》，该地块征地总面积为24.66亩，征地补偿款共计210.45万元。虽供地面积为18亩，但对近城村的补偿款是依据《征收土地协议书》中的24.66亩、210.45万元予以补偿的。
13、订金协议，证明近城村委会（甲方）与台湾中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于2012年8月30日签订协议，双方约定，除政府规定土地补偿款外，乙方支付甲方地面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每亩10万元人民币，共计180万元人民币，签订该协议后先行支付80万元人民币作为订金，后续手续在乙方取得国土使用权后，十五日内将剩余100万元支付甲方。
14、晋中市国土局出具的成交确认书、周某某签字的国有建设用地成交确认书，证明在2013年9月24日晋中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竞得地块总面积为11997.49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成交总价为1350万元。
1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地协议，证明晋中市国土资源局（甲方）与近城村村民委员会（乙方）2013年5月15日达成土地产权移交协议，乙方将涉案地块（24.66亩）土地使用权以210.45万元成交价移交晋中市政府。
16、拟征收土地公告、征地告知书、征收土地协议书，证明2012年12月25日晋中市国土资源局榆次分局（甲方）与近城村委会（乙方）签订协议，对涉案地块（24.66亩）甲方予以征收，补偿总额共计210.45万元。上述三份材料，均载明征收近城村的土地为24.66亩。
17、山西省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中国民生银行电汇凭证、一般缴款书回执，证明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晋中市国土局付土地出让金1350万元。
18、支出报账汇总单、收据三份，记账凭证、汇款凭证、近城村村委会收款凭据，证明2013年12月20日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到晋中市国土局土地补偿费2104500元。2014年2月13日该公司付近城村委会土地补偿款1536120元，余款568380元冲抵该公司无形资产。
19、征用地协议，证明2008年3月晋中市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因修建汇通南段城市道路与近城村村委会签订征用地协议，征地188.65亩，首付征地款565.95万元，余款五年内付清。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综合证据：
1、被告人范来福、武某某的户籍证明。
2、中共郭家堡乡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范来福系中共党员，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任近城村村委主任。
3、郭家堡乡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范来福任近城村村委主任期间，范来福受郭家堡乡政府安排，具体负责晋中丰田4S店在近城村落地事宜，其工作主要有负责配合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地面附着物补偿及协调企业落地相关工作。
4、榆次区城建重点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协调台湾中部丰田汽车4S店项目推进事宜的会议纪要，证明2013年6月26日，榆次区政府召集对台办、区住建局、郭家堡乡、近城村相关负责人参会，对丰田4S店项目推进事宜进行了专题研究。议定各有关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服务项目建设。范来福、武某某参会。
5、武某某干部简况登记表等，证明武某某2002年6月起任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6、榆次区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归案情况说明，本案系由晋中市榆次区纪委移送。2015年1月7日，经检察长批准，我院决定对此案进行初查。在对犯罪嫌疑人范来福询问期间，该如实供述了以“项目开展资金”之名，收受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0万元，并将其中6.72万元据为己有的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武某某系因配合调查上述问题时到案的，该在配合调查过程中，主动交待了伙同范来福以出具虚假转款证明的手段贪污20万元土地补偿款的犯罪事实（自己实得2万元），并还主动交待了其以交易方式收受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好处费的问题。2015年1月10日，我院决定对范来福、武某某立案侦查。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范来福、武某某认罪态度较好，涉案款已由二人家属配合全部退出。
7、榆次区人民检察院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实向范来福家属扣押人民币18万元、向武某某家属扣押人民币6万元。纪检监察机关暂予扣留、封存物品等级表，证实向范来福家属扣留人民币67200元，已存银行。
综上，原判认定被告人范来福贪污公款56.838万元，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财产67200元，涉案金额63.558万元，个人实得24.72万元；被告人武某某贪污公款一次，涉案金额56.838万元，个人实得2万元。
原审认为，被告人范来福身为近城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侵吞财政拨付的土地补偿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范来福利用职务便利，采用收入不入账的手段，将公司给付村委之款侵吞，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所犯两罪，应予数罪并罚。被告人武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贪污公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刑事处罚。被告人武某某在配合办案机关查处范来福贪污案件的过程中，主动交代了其伙同范来福等人贪污公款的事实，其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范来福、武某某贪污公款56.838万元之意见予以采纳。对指控被告人范来福贪污公款6.72万元之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此款属集体财产，应以职务侵占罪予以论处。被告人范来福、武某某已将全部犯罪所得予以退出上缴，依法可予从轻处罚。被告人武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共同违法所得20万元，其本人实得2万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被告人范来福小，综上，根据其在犯罪中所起作用、违法所得数额，对其依法可予从轻处罚，经社区矫正机构评估，同意对其适用社区矫正。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原审判决：1、被告人范来福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2、被告人武某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已缴纳）。3、已扣押被告人范来福违法所得人民币24.72万元，其中18万元由扣押机关榆次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予以没收；6.72万元由原办案机关发还近城村村民委员会。4、已扣押被告人武某某人民币六万元，其中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元，由扣押机关榆次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予以没收。余款四万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来福不服，上诉认为：1、一审认定其收取晋中丰田4S店给近城村的人民币10万元，是晋中丰田4S店给范来福个人的保证项目正常推进的合同款，与近城村无关。2、一审判决关于56.838万元一节，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3、上诉人范来福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身份，不构成贪污罪。
上诉人范来福的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与上诉人范来福的上诉理由基本一致。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武某某不服，上诉认为：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上诉人不具备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贪污罪。
上诉人武某某的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与上诉人武某某的上诉理由基本一致。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审认定一致，且证据已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范来福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认定其收取晋中丰田4S店给近城村的人民币10万元，是晋中丰田4S店给范来福个人的保证项目正常推进的合同款，与近城村无关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范来福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上诉人武某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共同证实10万元是范来福要求丰田4S店给付近城村的费用；周某某的证言证实二上诉人问其要钱时说的是给村里的活动经费；证人温某的情况说明证实武某某为近城村争取10万元项目推进费；范来福的供述证实其将10万元中的部分款项用于支付村民相关费用。综合以上证据，能够认定范来福向丰田4S店索要该10万元主观上是为了解决村里的矛盾，客观上也将其中的一部分发放给了相关村民，10万元本应属于村委，而范来福将其中的67200元用于个人消费及个人工程，属于侵吞了本应属于村委的款项。原审认为其利用职务便利，采用收入不入账的手段，将公司给付村委之款侵吞，数额较大，构成职务侵占罪并无不当，故对此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范来福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判决关于56.838万元一节，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以及上诉人武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判决认定该起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范来福伙同上诉人武某某，以近城村委名义向国土局出具的如数收到晋中丰田公司补偿款的证明，与客观事实不符，二上诉人以此虚假证明将政府拨付的土地补偿款56.838万元骗至晋中丰田4S店，并从中获利。二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利用职务上经手、管理土地补偿款的便利，以出具虚假证明的手段骗取、侵吞公共财物，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其行为符合贪污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原判认定该起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此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范来福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人范来福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身份，不构成贪污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范来福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款的管理工作人员，其依法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身份，原判就此已作详细分析评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此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武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人武某某不具备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贪污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武某某与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上诉人范来福勾结，共同出具虚假证明骗取、侵吞国家的土地补偿款，数额巨大，二人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对此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范来福身为近城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侵吞财政拨付的土地补偿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上诉人范来福利用职务便利，采用收入不入账的手段，将晋中中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给付近城村村委之款侵吞，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所犯两罪，应予数罪并罚。上诉人武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贪污公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上诉人武某某具有自首情节，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范来福、武某某退缴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可予从轻处罚。上诉人武某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上诉人范来福小，依法可予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志坚
审 判 员 郑晓勇
代理审判员 刘 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瑜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