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从法刑初字第142号
公诉机关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某甲，中共党员，原系从化区城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住广州市从化区。因本案于2014年2月27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顾浩巍，广东顾浩巍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以穗从检公诉刑诉（2015）8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甲犯玩忽职守罪，于2015年2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从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唐玮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某甲及辩护人顾浩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期间，时任从化区城郊街道办副主任的被告人李某甲，受政府指派作为广某（黄场便道）征地小组的分管领导，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在审核《广汽日野（黄场村便道）征地拆迁青苗补偿明细表》、《（黄场村便道）青苗补偿表》、《征地资金请款申请表》等表格时，不认真履行审核审批职责，未对表格中写明青苗每亩补偿1.7万元及青苗补偿款权属“黄某丁”一户这些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进行核实，便在上述表格中签字确认，导致刘某、黄某甲等人从中侵吞征地青苗补偿款334603.7元，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
被告人李某甲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玩忽职守，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公诉机关当庭列举了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同案人的供认，证人证言，《征地工作流程》等书证，提请法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
辩护人顾浩巍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认为，第一，从法律规定上看，被告人李某甲构成玩忽职守罪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公诉机关在本案中指控的“损失”，客观上并不是被告人李某甲的行为造成的“损失”，也不是刑法上“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失”，而是“他人”的犯罪所得；第二，从法律理论上看，被告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对“他人”的行为承担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在本案中，造成村民应得的本案款项被他人冒领、侵吞的结果，主要原因是刘某、黄某甲两人的故意欺骗行为，次要原因是相关专门知识、技能的审查部门没有尽到法定的监督责任，李某甲只是次要再次要的原因，而且刘某、黄某甲的行为是李某甲不能预见的，至案发时被告人李某甲都处于“不知情”的情景之中，故李某甲不应对该事实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第三，从全案证据来看，“证人证言”中只有刘某一个人指证被告人李某甲有犯罪行为，书证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玩忽职守的行为，被告人李某甲就是本能、正常的履行职责行为，公诉机关人为地扩大了被告人在本案中的责任范围，错误地将被告人的行为认定为玩忽职守；第四，退一万步讲，就算被告人李某甲在签署涉案文件过程中有错，也不应受到刑法处罚。属于刑法上“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范围，不是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综上，其认为被告人李某甲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经审理查明：2009年期间，时任从化区城郊街道办副主任的被告人李某甲，受政府指派作为广某（黄场便道）征地小组的分管领导，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在审核《广汽日野（黄场村便道）征地拆迁青苗补偿明细表》、《（黄场村便道）青苗补偿表》、《征地资金请款申请表》等表格时，不认真履行审核审批职责，未对表格中写明青苗每亩补偿1.7万元及青苗补偿款权属“黄某丁”一户这些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进行核实，便在上述表格中签字确认，导致刘某、黄某甲从中共同侵吞征地青苗补偿款188603.7元，黄某甲个人从中侵吞146000元，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
2014年2月26日，被告人李某甲主动到从化区人民检察院投案，并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起诉指控提供并经公诉人当庭举证的证据证实，其中：
（1）证人刘某的供述，证实2009年5月，国土局将日野黄场便道征地项目交给城郊街政府，其是该项目的组长，负责黄场便道征地工作，其他征地组成员有李某丙锋、张某甲林、黄某丙、黄某甲。5月的一天，明珠工业园国土所工作人员带城郊街征地小组成员（李某甲、其、黄某丙、黄杰华以及黄场村其他村、社干部）到征地现场确认桩界、征地红线，明确征地范围、征地面积（约60多亩），黄某丙和黄某甲负责做被征地农户的思想工作，其负责登记并做资料交到城郊街财政所领取征地、青苗补偿款。
看完征地现场后两、三天，李某甲打电话叫其到他办公室开个征地协调会，到达时，见黄某甲和黄某丙已在办公室里，李某甲对其说：黄场村征地由其带队，文件规定青苗费每亩2万元，现在黄场村的书记、村长提出，他们与被征地的农户谈价格，尽量压低青苗费给农户，每亩不超过17000元，但按20000元每亩报账给财政所，剩下3000元每亩，总额约18万多元差价作为征地组和黄某甲、黄某丙的“征地工作经费”开支。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做法，其提出这笔钱套取出来后先由其保管，再按征地的进度将钱支付给他们，李某甲、黄某甲、黄某丙均同意了其的提议。
征地工作一开始是由黄某丙负责，最高给农户16000元每亩青苗补偿，但征地工作没有进展，过了一个星期，黄某甲提出由他去和农户协调、谈青苗费的价格，其向黄某甲强调，每亩青苗费不能超出1.7万元。大概过了两、三天，黄某甲告诉其说已经和被征地农户谈好青苗补偿价格了，其便与征地工作组的李某丙锋、张某甲林去现场丈量、登记，其中李某丙锋、张某甲林负责丈量，其负责在登记簿上做好丈量记录，在整个丈量过程中，村干部黄某甲、黄某乙宏和被征地农户都在场，被征地农户在其的丈量登记簿上当场签字确认，后其将有农户签字的确认图在登记簿上撕一份交给被征地的农户自己保管。
为了套取18万多元，黄某甲提议，被征的那几个农户都是一个小组的，与他是同一族系，且他在村中有个关系很好的兄弟，叫黄某丁，可以用他的名义来做材料，拿他的身份证来开存折发征地款，其同意后就在征地登记本里虚构了“黄某丁”的征地面积合共44.4679亩，为了达到18万多元的预期套取金额，其同时还在“黄某丁”征地面积下面虚构了一个铁棚。接着，其就用黄某丁的名义做了8张《广某黄场便道征地拆迁青苗补偿明细表》，虚构了黄某丁被征的项目、规格、金额等内容，上面的内容都是被征农户的被征项目，其用“黄某丁”的名义制作了两份资料，一个是44.4679亩×17000元，一个是44.4679亩×3000元，加虚构铁棚的面积，交给城郊街财政所，每亩3000元计算得133403.7元给黄某甲和黄某丙作为“经费”，加上虚构铁棚架的钱，合共188603.7元。李某甲在其制作的以黄某丁为户主的表格上有签名确认，并加了审批意见，所以他当然是知道这笔钱是虚构套取出来的。上述提到的那8张某乙，“户主确认”一项上，“黄某丁”的名都是黄某甲冒签。之后其用“黄某丁”的身份证在建设银行开了两个账户，征地、青苗补偿款发下来后，一个账户是188603.7元，一个账户是947490.5元，其在办公室将这两个存折交给黄某甲时，叫他在一张《明珠工业园区日野围墙旁边（黄场村便道）青苗补偿表》签名了，因为被征农户是黄某丁的名字，所以黄某甲当着其的面在表上还假冒签了两个“黄某丁”的名字，以及黄某乙忠和黄某乙洪某甲的名字。黄某甲在2009年7月5日将188603.7元转到其建行的账户，947490.5元那个账户黄某甲如何交给农户、付了多少给农户，其就不清楚了，都是黄某甲一人支配。以黄某丁的名义套取的1136094.2元是农民的青苗补偿款。
其收了这18万元后，按原来约定，经李某甲同意，逐次从银行拿出现金，在其办公室交给黄某甲和黄某丙，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不信任，所以每次来其办公室拿钱都是两个人一起来的，每次支付钱时，其均要口头或者电话向李某甲请示、报备后才开支和使用。其一共给了给黄某甲和黄某丙三次钱：第一次是在李某甲办公室开会时黄某甲和黄某丙向李某甲提出，需要经费开展工作，李某甲叫其想办法先垫资，其就给了每人一万元；第二次具体时间记不清，是在征地款发放之前，在其办公室里给了他们俩每人20000元；第三次，在18万多元到账后，黄某甲、黄某丙又到其办公室问其拿“征地工作经费”，其又给了他们每人23000元，总共46000元，此外，其还给了村民黄某乙文4000元，黄某乙宏5000元。剩余的25000元，有10000元是用于征地用餐，15000元支付给黄场村五、六、七社的正副社长共6人，这15000元是由黄某甲到其办公室代领的，以上合计在其建行的账户里共提取了14万元给他们。至今还有4万多元仍在其的账户内未支出，由于这4万元在其建行卡里，可以由其自由支配，所以在日常开支中其有用到这笔征地款，其打算征地完成后再拿出来给他们。
在庭审过程中其供述称总共给了四次钱，第一次给了黄某甲、黄某丙每人3万，总共6万，第二次，给了黄某甲18500元，第三次给了李某甲1万，第四次，大概是春节前后，给了黄某甲和黄某丙每人23000元，总共46000元。总共给了黄某甲71500元，给了黄某丙53000元。
（2）证人黄某甲的供述，证实2009年4、5月份，城郊街道办征地组长刘汉文叫其和黄某丙到李某甲办公室商量征地事宜，按照政府文件规定是每亩20000元，李某甲吩咐其尽量压低农户的征地价格，给农户征地标准是青苗补偿款每亩17000元，3000元差价就作为其征地组的“工作经费”。当天刘汉文就带领黄场村全体村干部去看征地现场。一开始的征地工作其没有参与，是黄某丙负责的，但是过了半个月，征地工作毫无进展，刘某就又将征地工作交给其，叫其按17000元／亩的标准来征。其做通农民思想工作并丈量完之后，刘某假借黄某丁名义制作了88万多元青苗补偿款、24万多元附着物补偿款资料交给城郊街财政所出账，并以黄某丁的名义开了两个账户，将113万多元转入这两个帐户，其中一个账户18万多元，另外一个94万多元，这两个账户均由其保管，2009年7月1日，其从18万多元的账户中转账188000元到刘某私人账户，2009年7月5日，从94万多元的账户中转了146000元到其个人账户。以黄某丁名义开户，黄某丁是不知情的。开户时户主签名、户主确认都是其冒签的。因为刘某知道这样做是见不得光的，所以才叫其提供一个没有地被征的农户的身份证给他去开户，以便不被其他人发现有多少钱的征地青苗补偿款。
在黄场便道征地过程中，其和被征地农户谈妥的价格低于17000元每亩，其又按17000元每亩报给刘某，这中间所得的差价就是146000元，该款也是在征地前垫资请被征地农户吃饭、唱K等消费所使用的“经费”。征地组是有经费500元／亩，但是不够其花，而且刘某答应将这个差额给其，所以其就将他套取出来，没有与其他人商量，至于刘某有否向主任李某甲汇报，其不清楚。
在征地过程中，其只找刘某拿过一次3万元，当时是和黄某丙一起，他也拿了3万元。其收到3万元后就交给了黄某乙忠，由他来处理征地善后工作。
在庭审中，其供述称与刘某有协商截取3000元／亩的补偿款，当时政府征地标准是每亩不高于20000元，后来统一按照20000元每亩的标准来补偿青苗费用，刘某要求其按照每亩不高于17000元的标准来征地，节省下来的部分作为工作经费，其在征地过程中按照大约15000元每亩的标准来征地，按20000元每亩的标准报政府审核，差额共320000元，其中给了刘某18万多元，剩余146000元其自己使用，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其自认为该146000元是合法收入，其不清楚相关行为构成犯罪，也没有保留在征地过程中发生费用的票据，没法说清征地的支出。
（3）被告人李某甲的供述，证实明珠工业园通过从化区国土局委托城郊街办事处进行征地，其街道办事处接到该征地项目后，马上成立了以刘某为组长的征地工作小组，小组成员有李某锋、张某林、黄场村书记黄某丙和村主任黄某甲等人。工作小组成立后，其就召集小组成员去黄场村召开征地协调会，之后，其就叫村书记黄某丙及村主任黄杰华去其办公室，并向他们了解被征土地农户及被征土地基本情况。他们告诉其所征土地属于黄场村五、六、七三个社共同所有，但土地上的附着物归承包户个人所有。其也到过现场，知道征地项目涉及五、六、七共三个社的五六个农户，不属于一个人。其吩咐刘某具体实施征地工作，布置完征地工作后，这个项目其就没有具体去操作了。在具体征收过程中，由于土地争议很大，土地没办法征收，只能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
发放征地款的流程是经农户签名确认数额后，征地小组整理农户发放征地款的数据表，交给街道财政所，经街道领导审批、财政所核算后交给其主管领导审批，并按征地小组的数据表到银行给每个农户开户，再将农户的存折交给征地小组，征地小组长再将存折发给农户。发放青苗补偿费的存折必须由农户亲自领取，而且必须是一个农户开一个存折来发放的。历来都是这样发的。
按从化区政府2005年第71号文件的规定，青苗征收以2万元／亩为上限，于是其和征地组的成员都说了该征地项目上的青苗统一按照2万元／亩去征收，财政所也知道。《征地资金请款申请表》、《青苗补偿表》和《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都是其签字确认的，这三种表都是刘某拿来一起给其签的，其记得《征地资金请款申请表》上签的是2万元／亩，后来才知道后面的明细表都是17000／亩，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当时认为财政所已经核过数了所以就没仔细看。其承认工作有疏忽，没有认真看清楚就签字了。当刘某给其签名时，其主要看到第一张征地资金请款申请表上记录的亩数和金额都正确，便写了“请财政所核对后呈街主要领导审批”，然后看到后面几张都是交给财政所核对数额的明细表，所以没看清楚就签字确认了，这是其工作的疏忽。从正常工作角度，其是应该细看一下，如果细看，马上就能发现问题。特别是《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中有一张3000×44.4679亩＝133403.7元作为青苗补偿款，加铁棚架55200元的表，认真看就会发现问题，不存在3000元一亩这样的青苗补偿标准。在其签的青苗补偿明细表上，只有黄某丁一个农户，44.4679亩的889358元补偿款都给了他一户，这是不正常的，其没有仔细看后面的补偿明细表，不知道这些补偿款都给了黄某丁一户，征地过程中，不可能一个村民领其他所有村民的补偿款。其记得村干部黄某乙文曾找过其说他有青苗在日野便道项目中被征，但是征地组没有按照每亩2万元的标准补偿给他，其就让他找征地组组长刘某拿。财政所是知道他们征地补偿标准的，他们审核主要看青苗补偿款是否按标准发放以及数字是否计算正确。其签名代表其对前面工作的认可，可以送上面领导审核了。其承认没有把好关，以致该项目30多万元被有关人员截留、侵吞，造成国家和群众的财产损失。
街道办事处有给征地工作组和村委征地工作经费，给征地组的征地工作经费是每亩500元，给村委的征地工作经费也是每亩500元。交给村委的那部分是财政所划帐到村委的帐户，而征地工作组的经费是由征地组长先向街道借支，再根据使用的经费发票到街道报销入账。刘某从青苗补偿款中拿钱出来用从来没有跟其说过或请示过，给农户的青苗补偿款是绝对不可以动用的。
（4）证人黄某丙的证言，证实2009年上半年，城郊街道办组织相关村委干部到街道办开了动员会，要进行广某便道项目的征地。其所在的村也有被征土地，刘某是征地工作小组长，负责征地的具体落实。动员会后，刘汉文叫其和村长黄杰华到李某甲办公室，李某甲说征地任务紧急，叫他们抓紧落实，说完后，李某甲就离开了。剩下其和黄某甲、刘某在办公室，刘某问其每亩1.2万元左右青苗费能否征地，并说如果能征地成功，到时可以有一些经费给他们三人分。其就回去问村民，但村民不同意，之后刘某又叫其到李某甲的办公室（李某甲不在场），问其每亩青苗费13600元，能否征得下来。其说回去试一试。但还是没有征下来。其跟刘某说没办法征。刘某就叫黄某甲去征。还说叫黄某甲以每亩青苗款1.7万元去征，每亩还可剩下2-3千元“经费”，到时大家（其当时理解是其和刘某、黄某甲三人）可以分。其当时心想：那个便道征地约十亩，这样算的话，总共有“经费”2-3万元，其也可以分得6-7千元，其也没提意见，就离开了。之后征地工作就交给黄某甲去落实了。其只是参与了第一天上午的征地丈量工作，后来他们征地就不再叫其去现场了。
当时是按从化区政府（2005）71号文的标准来补偿青苗费的，该文件规定青苗补偿按果树的大小、品种来补偿，最高每亩不得超过2万元。但由于当时出现农户抢种现象，所以政府后来规定所有土地青苗费都按每亩2万元来补偿，不作丈量。而他们这个项目的征地，青苗补偿费也可以按每亩2万元的统一价格来补偿。但农户是不知道这个新规定的。而刘某作为征地小组长，他是绝对可以按每亩2万元的统一价格来补偿的，所以他才提出不同的价格叫其或黄某甲去征地，也是想通过去压低农户的青苗补偿费（每亩少于2万元），节省出来的钱作为“工作经费”由他们三人分。补给农户的青苗费越低，他们所得的“工作经费”也会越多。
其不清楚农户收取的青苗费的数额和价格，只有黄某甲才清楚。黄某丁和黄某甲在日野便道项目中是没有被征土地的。黄某丁是二社社员，而该项目只在五、六、七三个社有地，所以他在该项目中是没有土地的，黄某甲是居民户口，在其村没有土地。
征地丈量工作做完后，过了几个月，到了2009年年底的一天下午，其在村委时刘某打电话给其，叫其过来拿征地的“经费”，其与黄某甲一起去到刘某的办公室（一楼），当时已下班。刘某从他的一个公文袋里拿出一叠钱，说是他们村的便道征地经费，他分给其和黄某甲各一叠，其的约有2万元，黄某甲的也差不多。
城郊街道办对有征地的村委是有专门的征地工作经费的。其记得，刘某当时亲自拿了10500元现金到村委，说是征地工作经费，当时还分给全体村委干部。这笔钱是作为奖励形式发放的，并未入账。黄某甲虽然负责这个项目的征地工作，但是前期绝对没可能自己垫资。因为征地而使用的经费，是可以到村委或街道办报销的。
（5）证人黄某丁的证言，证实黄杰华是黄场村的村长，他是其老婆的老表，但其和黄某甲很少来往。广某便道征地项目涉及的只有黄场村的五、六、七共三个社，其一直都在黄场村二社生活，属于其家的地也全部在二社，所以其在日野便道中是没有被征地的，更没有拿过征地款。虽然二社在这个项目上没有被征过地，但二社社员黄某乙忠、黄某乙洪某乙黄某乙湖等人在被征的地上开过荒，其听说征地时这部分的青苗补偿已支付给了他们。
其在中国建设银行没有开设过任何账户。其曾把身份证借给过黄某甲，大约在2008年清明节期间的一天，黄场村村长黄某甲问其拿身份证，说是用来接收当时从化区供电局架设高压线铁搭时利用其一分多地搭建水泥桥的征地款，于是其将其的身份证原件给了他，除此之外其再也没向任何人借过自己的身份证。其没有代黄场村各社或黄某甲发放过征地款。
（6）证人黄某戊的证言，证实在2009年6月29日，该项目的征地组组长刘某拿着《征地资金请款申报表》、《青苗补偿表》（1份）以及《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7份）给财政所审核，其计算了明细表中公式的答案全部正确，与《请款申请表》和《补偿表》中的累计数额也一致，其就签了名，之后其将这些表还给刘某，刘某找主任和书记审批后再拿回给其，其根据刘某的要求为“黄某丁”开了两个建行户头，将补偿款分188603.7元和947490.5元分别存入“黄某丁”的户头，并将这些存折和《补偿表》交给刘某，由刘某将存折发给农户。
其看到《明细表》上青苗补偿单价是17000元，但是这些都是征地组负责的事情，其只是负责数据计算的准确性，至于补偿标准、丈量的面积等是否真实，是分管领导李某甲和征地组组长刘某及征地成员负责的事项。其复核时，这些表上的签名都是完整的，复核人张某甲林、李某丙锋、李某甲以及户主黄某丁都有签名。
按照其街道办规定的程序，是征地组领导与征地组首先确认面积、被补偿人等资料的真实性后，其才审核的，其记得应该是李某甲审核签名后，其才核对数字计算是否准确的。其认为财务人员和征地组成员的审核范围是不同的，他们审核数据的真实性，保障这块地的补偿款真的是发给这块地应补偿的农民，财务人员保障发给农民的补偿款计算无误，如果《明细表》上数据就不真实，其计算准确也无意义。
国土部门统一拨来的青苗补偿费是2万元一亩，是应发给农户的，工作经费是另外计算给征地组的，不在这2万元内。
（7）证人陈某乙（城郊街道办财政所会计）的证言，与证人黄某戊的证言基本一致，均证实其只是负责审核青苗补偿款计算是否有误，至于青苗补偿款的真实性由征地组负责。
（8）证人谭某乙（城郊街道办财政所所长）的证言，证实其所在复核青苗补偿时，主要是算一下公式看有没有错，补偿标准方面超过2万元肯定过问，低于2万元就不理了。青苗补偿款这几年都是按2万元一亩封顶算的，09年有2万元一亩的，也有低于2万元的，但没有高于2万元的。黄场村《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中出现1.7万元的单价，按以前工作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就是丈量时谈好1.7、1.8万元，过后再补两三千元，但黄场村同一天弄的1.7万元和3千元，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些表都是李某甲先签，再给财政所签，其没有将原始丈量图的尺寸与《明细表》一一核对，其只是看数字对上就行了，有农户签名、村社盖章、征地组签名，就认为是真实的，其没有能力审核真实性，其自己是看了会计和出纳签名，其就签名、盖章。工作经费是单独申请的，不能从补偿款中出，补偿款是给农民的。
（9）从化区征收或征用集体土地文件，证实果树最高补偿额不得超过每亩2万元。
（10）从化区城郊街开展征地工作流程，证实征地组制出明细表、补偿表、汇总表后，明细表由农户确认，并交身份证复印件，相关表格由村、社、分管领导加意见，再由财政所审核，呈街主要领导审批，开存折，发存折，农民签收，盖指模确认，发放表交财政所入账。
（11）广某项目征地调查责任书，证实从化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委托从化区城郊街道办事处实施广某项目城郊街范围内的征地调查工作。
（12）广某项目征用土地协议书，证实从化区城郊街道办事处与被征地单位从化区城郊街黄场村第六经济社达成征用土地协议。
（13）被告人李某甲对《广汽日野（黄场村便道）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明珠工业园区广汽日野围墙旁边（黄场村便道）青苗补偿表》、《征地资金请款申报表》的签认，证实以上表格中的签名均由其本人所签。
（14）李某甲的身份、任职材料，证实被告人李某甲是从化区城郊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是2009年城郊街黄场便道征地小组的分管领导。
（15）被告人李某甲的户籍材料，证实被告人李某甲的身份情况。
（16）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李某甲于2014年2月26日主动到从化区人民检察院投案。
以上证据，经控辩双方当庭质证、法庭调查查证属实，证据确凿、充分，且证据能互相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李某甲的上述行为。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本案的“损失”，客观上并不是被告人李某甲的行为造成的，也不是刑法上“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失”，而是“他人”的犯罪所得的辩护意见，经查，有《征地资金请款申报表》、《青苗补偿表》以及《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证实上述表格中都有被告人李某甲的签名确认，有刘某、黄某甲的供述，证实其以17000／亩向农户征地，却以20000／亩来上报，从中赚取3000的差价作为工作经费，其中黄某甲从黄某丁账户中转了146000元到其个人账户，转了188000元到刘某的账户，该补偿款是国家的青苗补偿款，是公款，两名同案人将该笔款项存入以“黄某丁”的名义开的存折中，只是转移了财产的保存地点，并未改变该笔款项的性质，这笔款项仍然属于国家财产，黄某甲与刘某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国家财产流失。而正是被告人李某甲不认真履行审核审批职责，未对表格中写明的青苗补偿款1.7万元／亩及青苗补偿款权属“黄某丁”这一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进行核实，便签字确认，导致刘某、黄某甲等人成功侵吞征地青苗补偿款334603.7元，该笔青苗补偿款虽是刘某与黄某甲的犯罪所得，但其犯罪所得来源于国家财产，两人虚构、截留征地、青苗补偿款的行为加上李某甲玩忽职守的行为，导致了国家财产的流失，辩护人刻意将本案的“损失”与“他人”的违法所得区分开来，于本案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人”的违法所得即来源于国家财产，即是本案中因被告人玩忽职守的行为造成的损失。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李某甲只是造成刘某、黄某甲侵吞公款的次要再次要的原因，而且刘某、黄某甲的行为是李某甲不能预见的，故李某甲不应对该事实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有从化区城郊街开展征地工作流程，证实征地组制出明细表、补偿表、汇总表后，先交分管领导加意见，再由财政所审核，呈街主要领导审批，有证人黄某戊、陈某乙、谭某乙的证言，证实财政所只负责审核数据计算的准确性，未对原始数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其都是在征地组分管领导李某甲签名确认之后再签名的，关于征地面积、被补偿人资料的真实性等都是由征地组核实确认的。有被告人李某甲的身份材料，证实被告人李某甲任2009年广某黄场便道征地组的分管领导。有被告人李某甲对《征地资金请款申报表》、《青苗补偿表》以及《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的签认，证实上述表格其都有签名确认，以上证据能相互印证，证实按照正常的征地流程，征地组制作具体的明细表、情况申请表之后，需经分管领导李某甲审核并加具意见，再交财政所复核，呈街主要领导审批后再开存折补偿款给农户，在申请补偿款的过程中，李某甲对数据真实性的审核承担主要责任，正是因为李某甲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对于刘某给其签名的各项表格中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地方都未发现，直接导致刘某、黄某甲的犯罪目的得逞，其所起作用是主要的，理应对造成国家财产损失承担责任。而且辩护人混淆了责任承担的对象问题，刘某、黄某甲承担责任的对象是其犯贪污罪的事实，而李某甲承担责任的对象是其犯玩忽职守罪的事实，其身为征地组的分管领导，具有对征地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审查义务，其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尽到自己的义务，最终导致国家财产的损失，其是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并非如辩护人所说的对“他人”的行为承担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辩护人还认为公诉机关人为扩大被告人李某甲在本案中的责任范围，经查，李某甲作为此次征地小组的分管领导，负有对征地工作全面负责的义务，在其对《征地资金请款申报表》、《青苗补偿表》以及《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签名确认时，应对表格中补偿标准、征地面积及被补偿农户的真实性进行审核，但其在签名时严重不负责任，在对上述事项未审核的情况下就签名确认，导致了国家财产的损失，而其作为征地组的分管领导，对上述事项进行审核属于其正常的工作范畴，公诉机关并没有扩大被告人在本案中的责任范围。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与所查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本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李某甲犯玩忽职守罪，应认定被告人李某甲无罪的辩护意见，首先，从本案的客观方面来说，经查，有刘某、黄某甲的供述，证实在2009年5月份，刘某、黄某甲、李某甲及黄某丙有在李某甲的办公室商量征地事宜，当时李某甲提出在征地过程中给农户的补偿标准每亩不超过17000元，但按每亩20000元报账给财政所，剩下3000元每亩，总额约18万多元的差价作为征地组的工作经费。有政府征地文件及刘某、黄某甲、被告人李某甲的供述，均证实这次征地的青苗补偿标准是每亩20000元。有证人黄某丁的证言，证实其在广某便道中是没有地被征的，更没有拿过征地款。有李某甲签认的《征地拆迁补偿明细表》，证实上述表格都是其本人所签，以上证据均能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李某甲作为征地组的分管领导，在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对表格进行签名时，对表格中每亩17000元的补偿标准及所有户主的名字均是黄某丁等明显与事实不符的事项都不加以审核就签名确认，致使黄某甲、刘某共同套取每亩3000元的青苗补偿款共计18万多元及黄某甲个人套取青苗补偿款146000元，导致国家财产的流失，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观方面。其次，从客体上来说，本案中被告人李某甲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严重不符责任，不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体特征，再次，从主观方面来说，被告人李某甲作为征地小组的分管领导，应该预料到如果其不认真履行职责，不认真对表格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会导致国家财产的损失，其在应当预料的情况下没有预料到，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最后，从主体要件上来说，有李某甲的任职材料及征地小组名单，证实被告人李某甲任从化区城郊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是2009年黄场便道征地小组的分管领导，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符合本罪的主体要件，综上，被告人李某甲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担任2009年城郊街黄场便道征地小组分管领导期间，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对其应该进行审核的表格不认真审核，并在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表格上签名，导致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辩护人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李某甲犯玩忽职守罪，应认定被告人无罪的辩护意见与所查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了玩忽职守罪。被告人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李某甲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某甲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静敏
审 判 员 廖炳照
代理审判员 丘概欣
二０一五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庆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