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62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晓玲，女，1987年6月5日出生，住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
委托代理人卜荣军，北京市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卓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3号楼2306室。
负责人李绍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于海峰，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晓玲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卓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30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王黎担任审判长，法官肖斌、杨扬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任晓玲在一审中起诉称：任晓玲于2009年3月3日入职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先后担任客户顾问、高级顾问、客户经理、直至高级客户经理，公司将任晓玲辞退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9256.25元。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未为任晓玲缴纳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另外，2014年11月26日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以莫须有的事由将任晓玲辞退，并向任晓玲出具了一份《员工辞退通知书》，该公司不但未向任晓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而且未向任晓玲支付2014年11月份的工资7500元。现任晓玲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任晓玲于2009年3月3日起与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2.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支付2014年11月工资7500元；3.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赔偿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未缴纳养老保险的损失3712元；4.赔偿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848元；5.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11075元。
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与任晓玲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自2014年11月26日解除，解除的原因是任晓玲申请自动离职。在任晓玲任职期间，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不存在拖欠其工资的情况。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期间，任晓玲与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之间不是全日制劳动合同关系，其只是兼职，是任晓玲主动要求公司暂不为其缴纳保险。2010年7月，任晓玲正式到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任职并建立劳动关系，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开始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任晓玲与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之间是合法解除劳动关系，故不同意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任晓玲要求赔偿未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损失的诉讼请求，已过劳动争议的时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任晓玲于2009年3月3日入职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2014年3月3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4年3月3日起至2016年3月2日止，任晓玲担任业务经理岗位。
任晓玲主张2014年11月26日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将其违法辞退，为此提交了一份《员工辞退通知书》打印件，内容为：“任晓玲女士：遵循本公司发出的通告B042不当员工处理措失（施），你本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在公司不专注、散布负面消息。以听某某说为由宣扬其他同行的福利待遇高、发展前景广；诋毁我们自身的形象、破坏分行凝聚力和向心力影响分行员工士气的，抱怨或无视公司的相关通告制度不遵章行事的'条款，已经为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经分行经理和人事部共同协商，最后经公司研究讨论决定，请您于2012年11月30日前，办理完毕各项工作移交手续……”。该通知书落款处打印字体显示为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出具日期为2014年11月26日，通知书正文内容偏右下部分盖有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的印章。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否认曾出具过该通知书，主张任晓玲有机会接触公司印章，可能是其私自加盖的，且提出印章的位置不在落款处而在正文上也与常理不合，可能是先有的印章，后打印的文字，系伪造的证据。根据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的申请，法院依法确定并委托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对《员工辞退通知书》中印章与打印文字形成顺序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标注日期2014年11月26日《员工辞退通知书》上“上海卓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印章印文与印刷体字迹形成的顺序是先形成印章印文、后形成印刷体字迹，即先朱后墨。
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主张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系任晓玲主动提出辞职，并提交了任晓玲于2014年11月26日填写的《员工辞职申请表》和《离职交接情况和薪金发放确认表》，其中“离职申明”处注明“凡是填写《员工辞职申请表》的员工均属于自动辞职，本公司在尊重员工本人意愿的同时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任晓玲在该申明下方签字确认。该公司还主张任晓玲在离职前已经在其他公司任职，为此提交了任晓玲担任监事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
任晓玲为农业户口，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未为其缴纳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任晓玲主张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未支付其2014年11月提成工资7500元。
2014年12月1日，任晓玲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其与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于2009年3月3日至2014年11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4年11月工资7500元；3.支付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损失3712元；4.支付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未缴纳失业保险赔偿损失848元；5.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万元。2015年5月19日，仲裁委裁决：1.确认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与任晓玲于2009年3月3日至2014年11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2.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支付任晓玲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养老保险补偿2967.3元、失业保险补偿848元；3.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支付任晓玲2014年7月工资7500元；4.驳回任晓玲的其它仲裁请求。任晓玲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任晓玲于2009年3月3日入职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双方均认可于2014年11月26日解除劳动关系并办理完毕离职手续，故法院确认任晓玲与上海卓威北京公司于2009年3月3日至2014年11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裁决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支付任晓玲2014年11月份提成工资7500元和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补偿848元，对此该公司未起诉，法院视为其认可该两项裁决，故对任晓玲的相应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未为任晓玲缴纳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期间的养老保险，根据本市规定应对任晓玲予以补偿，仲裁委裁决补偿数额为2967.3元，不低于相关标准，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未起诉，法院对此亦不持异议。
任晓玲提交的《员工辞退通知书》中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的印章加盖于正文内容处而非落款处，且经鉴定系先盖章后打印内容（即先朱后墨），明显不符合常理，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提出可能存在私自加盖印章而非其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合理性，故法院认定该份材料不具有证据效力。任晓玲在《员工辞职申请表》上签字认可其属于自动辞职，现其要求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任晓玲与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于二○○九年三月三日至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任晓玲二○○九年三月至二○一○年七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二千九百六十七元三角；三、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任晓玲二○○九年三月至二○一○年七月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八百四十八元；四、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任晓玲二○一四年七月提成工资七千五百元；五、驳回任晓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对方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任晓玲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任晓玲提交的加盖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印章的员工辞退通知书是认定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要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该通知书不具有证明效力是错误的。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确认员工辞退通知书上加盖的公章为其公司印章。公章是公司身份证明，加盖印章也是公司对外意思表示的主要方式。既然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承认了员工辞退通知书是其公司印章，就应初步认定为公司的意思表示。一审时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对员工辞退通知书中正文内容和印章形成的先后顺序提出鉴定，但未对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予以鉴定。经鉴定为先盖章后打印内容，但这一不合理，不应当由任晓玲来解释，这一不合理的结果也不应当由任晓玲来承担。一审法院更不能依据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提出任晓玲有机会接触公司的公章，可能是私自加盖的毫无依据的片面之词，否定员工辞退通知书的证明效力。事实上，任晓玲自到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一直从事市场业务，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也从未将公司公章交由任晓玲保管，任晓玲也从未单独接触过公章，也就不存在私自加盖公章的可能。任晓玲在一审过程中提交了任晓玲与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总部的总裁秘书罗某的微信通话记录，足以证实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及其负责人赵某辞退任晓玲的事实，这也与员工辞退通知书的内容相互印证，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表述中对此未作任何的表述，是对任晓玲主要证据的一楼。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员工辞职申请表、离职交接情况和薪金发放确认表、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长城司鉴[2015]文鉴字第171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及仲裁委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01416号裁决书等相关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双方对于谁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各执一词，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主张任晓玲系主动辞职，任晓玲则主张是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考虑到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负有管理责任，故应由用人单位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作为为用人单位向法院提供了任晓玲填写的《员工辞职申请表》和《离职交接情况和薪金发放确认表》以及任晓玲担任监事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在《员工辞职申请表》中“离职申明”处注明凡是填写《员工辞职申请表》的员工均属于自动辞职。任晓玲为证实系用人单位辞退的事实向法院提供了《员工辞退通知书》以及相关微信记录予以证实，但鉴于任晓玲提交的《员工辞退通知书》中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的印章加盖于正文内容处而非落款处，且经鉴定系先盖章后打印内容（即先朱后墨），明显不符合常理。综合考量双方提供证据的情况本院认为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提供的系列证据能够形成比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并相互印证，依据现有证据能够说明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主张系任晓玲主动辞职的事实具有较高的盖然性。一审法院未支持任晓玲要求上海卓威北京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任晓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4500元，由任晓玲负担（上海卓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已垫付，任晓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予上海卓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任晓玲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任晓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黎
代理审判员 肖斌
代理审判员 杨扬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