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一终字第6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伟斌，男，198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古镇。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妮娜，女，198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现住广东省中山市古镇。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谭红玲、胡宝婷，分别系广东谭红玲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秀弟，女，198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古镇。
委托代理人：陈文珍、吴炳胜，分别系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律师。
上诉人袁伟斌、东妮娜因与被上诉人郑秀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伟斌与东妮娜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6月8日登记结婚。
2012年11月22日，郑秀弟持一份借条诉至原审法院，称其与袁伟斌是朋友关系，袁伟斌因生意资金周转困难于2011年分多次向其借款共计人民币740000元整，袁伟斌于2011年6月4日与其签订上述涉案借条，约定按月息10厘计付利息，并约定了还款时间，但袁伟斌至今分文未还，因袁伟斌与东妮娜是夫妻关系，故要求袁伟斌、东妮娜连带清偿借款740000元及利息125800元。
诉讼中，袁伟斌申请对上述借条上“袁伟斌”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但袁伟斌未按照鉴定机构的书面通知如期预交鉴定费。原审庭审中，袁伟斌、东妮娜确认上述借条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借条只是一种协议，约定袁伟斌向郑秀弟借款740000元，郑秀弟实际上并未完全出借740000元给袁伟斌而是通过转账支付了部分借款，袁伟斌已经通过郑秀弟及郑长弟的银行账号转账将借款全�归还给郑秀弟，双方的借贷关系已经不存在了。郑秀弟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袁伟斌、东妮娜的上述意见从侧面回应郑秀弟与袁伟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表示其不清楚郑长弟与袁伟斌之间有无经济来往，但其并未提供郑长弟的银行账号给袁伟斌。经查，上述借条显示袁伟斌与郑秀弟于2011年6月4日签订一份借条，约定袁伟斌向郑秀弟借款740000元整，利息为月息10厘，并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
郑秀弟称其分七次出借740000元给袁伟斌：1.2011年1月27日中午1时多，郑秀弟接到袁伟斌的电话，袁伟斌称其购买古镇古四怡廷豪园的房子需要在2011年1月27日之前支付首期，因其赶时间回北京过年怕支票转不了款项而无法支付首期就向郑秀弟借款100000元，当天郑秀弟就在农村信用社门口将现金100000元交付给袁伟斌，该第一笔借款100000元是郑秀弟向其朋友曾树沛（男性）借的，曾树沛�收取的货款现金100000元交付给郑秀弟。2.2011年3月10日，袁伟斌称因资金需要向郑秀弟借款，郑秀弟通过古镇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130000元给袁伟斌，该第二笔借款130000元是郑秀弟的自有资金。3.2011年4月12日，袁伟斌再次向郑秀弟借款，郑秀弟在其母亲的农村信用合作存折中取款30000元借给袁伟斌，该第三笔借款30000元是郑秀弟母亲的自有资金，因为家里的存折都是由郑秀弟负责管理的。4.2011年4月28日，袁伟斌第四次向郑秀弟借款，当天郑秀弟接到袁伟斌的电话，袁伟斌称其与其他租户发生纠纷而需要赔付租赁损失，因此向郑秀弟借款，郑秀弟从自己的农村信用社帐户上取出现金80000元在古镇医院门口将该款交付到袁伟斌的手中，该笔借款80000元是郑秀弟的自有资金。5.在袁伟斌第五次向郑秀弟借款前袁伟斌已经问郑秀弟能否帮其借400000元用于买房和买车。2011年5月26日，�秀弟通过自己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帐户转账100000元到袁伟斌农业银行的帐户上。第五笔借款100000元是郑秀弟向其朋友黄国华借的，黄国华将现金交付给郑秀弟以后，郑秀弟将薪金存到其卡上再转账给袁伟斌。6.2011年5月26日中午，郑秀弟将现金100000元交给袁伟斌。第六笔借款100000元是郑秀弟向其朋友黄国华借了钱以后在古镇农业银行门口交付给袁伟斌的。7.2011年6月7日，郑秀弟通过古三村委会的账号向袁伟斌转账退股款200000元。第七笔借款200000元是郑秀弟的父亲用于盖房的，用郑秀弟的名字存在古三村委收取利息。
袁伟斌、东妮娜则称袁伟斌为了走流水账、郑秀弟为了套现，袁伟斌与郑秀弟在签订涉案借条之前也有经济往来，双方都是通过银行转账而非通过现金交付的，郑秀弟陈述其通过上述7笔款项出借740000元给袁伟斌，但从2011年5月26日的进账单显示郑秀弟通过农�银行向袁伟斌转账40000元，而郑秀弟陈述其740000元的构成时并没有提及该款项，说明郑秀弟作了虚假陈述，且借条签订时间为2011年6月4日，从借条第一点可以看出“甲方因发展业务需要”才向郑秀弟借款并出具借条约定袁伟斌向郑秀弟借款740000元，但从郑秀弟转账等情况来看郑秀弟并没有实际支付袁伟斌740000元，具体应该按银行转账来确定郑秀弟向袁伟斌出借的款项总额，并提交袁伟斌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郑秀弟对该银行交易流水明细的真实性确认，认为袁伟斌于2011年6月3日向郑长弟的银行账户转账与本案无关，确认袁伟斌于2011年6月2日、2011年6月3日向郑秀弟的银行账户转账45050元、40050元，但认为袁伟斌是为了提高信用额度要求郑秀弟帮其走流水账，袁伟斌转账给郑秀弟后郑秀弟立即将该款项取出并支付给袁伟斌。
郑秀弟为证实其上述陈述，提交了李用爱的农�信用社存款存折、古三村委会出具的李用爱与郑秀弟为母女关系的证明、郑秀弟的农村信用社的流水单、2011年3月10日的业务查询记录、2011年5月26日的结算业务委托书及2011年5月26日、2011年6月3日、2011年6月7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各一份，还提交了一份古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三份通话录音。袁伟斌、东妮娜对李用爱的农村信用社存款存折及郑秀弟的存款存折流水单的真实性确认，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古三村委会出具的李用爱与郑秀弟为母女关系的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2011年6月7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2011年3月10日的业务查询记录、2011年5月26日的结算业务委托书及2011年5月26日、2011年6月3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对古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其提交古三村委会于2013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对第一份通话录音的真实性确认，对第二、三份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认为该三份通话录音均不能证明袁伟斌向郑秀弟借款740000元并且未归还的事实。郑秀弟对袁伟斌、东妮娜提交的古三村委会于2013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且该证明形式上存在问题，既不是古三村委会出具也不是古三村委会打印的，只是加盖了古三村委会的公章。
经查，李用爱的农村信用社存款存折显示其账户于2011年4月12日取现30000元；郑秀弟的农村信用社存款存折流水单显示其账户于2011年4月28日取现80000元；2011年3月10日的业务查询记录显示郑秀弟于2011年3月10日向袁伟斌的银行账号转账130000元；2001年5月26日的结算业务委托书显示郑秀弟于2011年5月26日向袁伟斌的银行账号转账100000元；2011年5月26日、2011年6月3日、2011年6月7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则显示郑秀弟于2011年5月26日、2011年6月3日向袁伟斌的银行账号分别转账40000元、25000元，中山市古镇镇古三村民委员会于2011年6月7日向袁伟斌的银行账号转账200000元；古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反映其于2011年6月7日根据郑秀弟的要求将其退回给郑秀弟的借款即退股款200000元转账至袁伟斌的古镇农业银行账户；第一份通话录音反映郑秀弟问袁伟斌其欠郑秀弟的借款740000元何时还，袁伟斌对此未作否认，只是要求迟一点；第二、三份通话录音反映袁伟斌的父亲表示要等袁伟斌将房子卖了之后才有钱还给郑秀弟。袁伟斌、东妮娜提交的古三村委会于2013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中市古镇镇古三村民委员会出具的‘退股款’证明与‘郑秀弟’提供的‘证明’格式版本不一一样，古三村民委员会的帐务制度规定‘退股款’必须退到本股民本人帐户上，不能转到其他人帐户上，关于‘郑秀弟’出具证明的事宜，需古三村民委员会调查核实”，无法证实郑秀弟提交的古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虚假。
庭审中，郑秀弟当庭拨打了曾树沛、黄国华的电话；曾树沛确认郑秀弟向其借款100000元，黄国华确认郑秀弟向其借款200000元。袁伟斌、东妮娜未提交其他依据证明在袁伟斌与郑秀弟在出具涉案借条之前有经济往来，也未提交依据证明袁伟斌与郑秀弟之间有经济往来是因为袁伟斌为了走流水账、郑秀弟为了套现。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袁伟斌是否向郑秀弟借款740000元的问题。首先，涉案借条显示袁伟斌与郑秀弟于2011年6月4日签订借条约定袁伟斌向郑秀弟借款740000元，利息为月息10厘，并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袁伟斌、东妮娜亦确认该涉案借条的真实性。其次，郑秀弟称其分七次向袁伟斌提供了借款740000元，并提交�用爱的农村信用社存款存折、古三村委会出具的李用爱与郑秀弟为母女关系的证明、郑秀弟的农村信用社的流水单、2011年3月10日的业务查询记录、2011年5月26日的结算业务委托书及2011年5月26日、2011年6月3日、2011年6月7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各一份，还提交了一份古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三份通话录音，上述证据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郑秀弟分七次向袁伟斌提供借款740000元；虽然袁伟斌、东妮娜提交古三村委会于2013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明拟证实郑秀弟提交的古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真实，但袁伟斌、东妮娜提交的股份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既已超过原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也无法证实郑秀弟提交的古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真实，袁伟斌、东妮娜亦未提交其他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审法院对郑秀弟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采纳，认定袁伟斌向郑秀弟借款740000元。最后，袁伟斌、东妮娜辩称袁伟斌与郑秀弟之间有经济往来是因为袁伟斌为了走流水账、郑秀弟为了套现，但其未提交任何依据予以佐证，亦未提交其他依据证明袁伟斌与郑秀弟在签订涉案借条之前有经济往来，故袁伟斌、东妮娜的该辩解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郑秀弟主张袁伟斌向其借款740000元，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二、上述借款740000元系袁伟斌与东妮娜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共同债务，故郑秀弟诉求东妮娜与袁伟斌对上述借款74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判决：一、袁伟斌、东妮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还借款740000元给郑秀弟，并自2011年6月4日起至本案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月息10厘计付利息给原告郑秀弟；二、驳回郑秀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58元，由郑秀弟负担1810元，袁伟斌、东妮娜连带负担10648元；诉讼保全费1520元，由袁伟斌、东妮娜连带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袁伟斌、东妮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关于2011年6月4日签订的《借条》的性质问题：1.借条只是证明当事人双方之间有借贷的合意，并不能证明已经实际履行了交付义务。因为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借贷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还要有交付款项的事实，所以应首先审查借款合同的内容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借款人是否真实的履行了交付钱款的行为。2.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起诉时提交了一份与上诉人袁伟斌于2011年6月4日签订的一份《借条》，该《借条》载明上诉人袁伟斌因资金周转需要向被上诉人郑秀弟借款740000元，并约定了利息的计付方式、还款的时间和方式。该《借条》在表面上可以说明双方有借贷的合意，但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郑秀弟实际履行交付了740000元给上诉人袁伟斌的义务。该《借条》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6月4日，被上诉人称其在2011年1月27日至6月7日之间，通过现金和转账的方式共向上诉人袁伟斌出借款项共计740000元.但在《借条》中并没有明确记载2011年6月4日之前支付多少借款给袁伟斌，也没有明确记载在2011年6月4日之后应该支付多少借款给袁伟斌，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借条》就是收据的话，袁伟斌是不能计算出借款的总额一定会是740000元。由此可见，该《借条》的性质在本案中只是个借款合同的性质，是双方意向性的借贷确认，并不能说明双方实际履行了《借条》的义务。二、关于被上诉人陈述的交付借款过程的分析：1.关于借款中第一笔现金100000元和第六笔现金100000元的问题：这两次的交付现金共计200000元，不是个小数目，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当庭拨打的电话，便认定上诉人收到了这200000元，证据是不充分的。2.关于借款中第三笔现金30000元的问题：被上诉人称该30000元现金是其从母亲存折中取出来的，家里面的存折都是由被上诉人负责管理的，并提交了其母亲农村信用社存款存折为证。对该存折，上诉人确认存折当日是被取走了30000元，但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将该30000元交付了给上诉人。3.关于交付借款的第四笔现金80000元的问题：这次现金交付是80000元，被上诉人在知道上诉人的账号情况下仍将80000元取出现金来交付给上诉人，这是不合常理的。4.关于2011年6月7日的第七笔借款200000元交付的问题：这一笔款共计200000元，汇出单位的名称是中山市古镇镇古三村委会，不是被上诉人的名字，虽然被上诉人提交了2012年11月7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实是她让古三村委会转账给袁伟斌的，但这份证明是被古三村委会于2013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所否认了的，虽然2013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原审法院认为过了举证期，但上诉人认为古三村委会为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是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的。三、关于被上诉人陈述借款过程的真实性问题：1.2011年6月3日，上诉人曾为了还之前的借款而应被上诉人的要求向其亲弟弟郑长弟的银行帐户6223626030004939867转账还款50000元，但被上诉人却不予确认，说是上诉人与其姐姐有经济往来，但上诉人却不认识其姐姐，只是应上诉人要求才转了50000元过去的，账号也是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所以�给郑长弟的50000元就是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的还款。2.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与其提供的证据是自相矛盾的：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一系列的转账单等证据拟证明其履行了交付钱款的事实，但其当庭陈述交付的细节与其提交的证据存在明显不符的情况，根据其陈述，其向上诉人袁伟斌转账的金额共计430000元，现金交付310000元，但根据其提供的证据二，2011年6月3日被上诉人郑秀弟通过农业银行向上诉人袁伟斌转账25000元，2011年5月6日被上诉人郑秀弟通过其农业银行的账户向上诉人袁伟斌转账40000元，对于这两笔款项，被上诉人并未提及，但却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原审法院也并未对该证据进行审查。因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对于被上诉人关于给付钱款的陈述与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的情况.根据上诉人袁伟斌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上诉人袁伟斌通过工商银行于2011年6月2日、6月3日分别向被上诉人郑秀弟、郑长弟农业银行的账号上转款共计135000元。但是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这种大额资金流转情况，原审法院并未查明银行流转途径和交易主体的账户资金流转情况，就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是错误的。四、关于上诉人已经还款的问题：上诉人已于2011年3月10日至2011年6月3日共转账给被上诉人325050元（其中包括转账给郑长弟的50050元）。对于其中转账还款，被上诉人只确认2011年6月2日的45050元和2011年6月3日的40050共计85100元，但是，就算是被上诉人确认了的还款，原审法院都没有将其从欠款中扣除。五、关于上诉人实际欠款额的问题：被上诉人实际借款为295000元，上诉人已经实际还款325000元，归还欠款295000元以及利息30000元。综上所述，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称其通过现金交付的形式，给上诉人袁伟斌钱款共计310000元�对于如此大额的现金借款，原审法院仅凭借款和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的否认电话就认定该借款事实的存在，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袁伟斌、东妮娜无需向被上诉人郑秀弟清偿借款740000元及利息；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上诉人袁伟斌、东妮娜二审未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郑秀弟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郑秀弟二审提供了以下两份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李用爱与郑秀弟为母女关系的事实；2、人口信息全项两份，拟证明曾树沛、黄国华真实存在的事实。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袁伟斌确认收到古三村委会于2011年6月7日转的200000元，但表示并不清楚该款项的性质，目前古三村委会没�就该200000元向袁伟斌主张权利，袁伟斌也没有向古三村委会返还该20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2011年6月4日的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被上诉人是否已实际向上诉人实际交付借款740000元的问题；二是上诉人是否已还清借款的问题。争议焦点一：首先，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上诉人袁伟斌作为借款人的借条，明确载明了上诉人袁伟斌向被上诉人借款740000元，并约定了利息和具体还款时间。其次，被上诉人为了证明其向上诉人交付了借款740000元的事实，提供了李用爱的农村信用社存款存折、古三村委会出具的李用爱与郑秀弟为母女关系的证明、郑秀弟的农村信用社的流水单、2011年3月10日的业务查询记录、2011年5月26日的结算业务委托书及2011年5月26日、2011年6月3日、2011年6月7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各一份及古三村委会于2012年11月7日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从2011年3月10日起至2011年6月7日止通过转账及现金的方式向上诉人袁伟斌交付了借款740000元。虽然2011年6月7日的借款200000元是古三村委会划出的，但根据古三村委会于2012年11月7日出具的证明，该200000元是被上诉人委托古三村委会代为支付的，袁伟斌承认收到该200000元，但表示并不清楚该款项的性质，目前古三村委会也未就该200000元向袁伟斌主张任何权利；而且，上诉人提供的古三村委会于2013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虽载明“关于郑秀弟出具证明的事宜，需古三村委会调查核实”，但截至二审为止，古三村委会并未另行出具证明否认其于2012年11月7日出具的证明的内容，故本院认定该200000元是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借款。第三，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与袁伟�的通话录音的内容，在被上诉人要求袁伟斌归还740000元借款的时候，袁伟斌并未对借款740000元的事实予以否认，只是表示要迟点归还。综上，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已实际向上诉人袁伟斌实际交付了借款740000元。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主张已归还了325000元给被上诉人，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其只于2011年6月2日、2011年6月3日分别转账了45050元、40050元给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3日转账了50000元给被上诉人的姐姐郑长弟，其余的均未提供证据。对于2011年6月3日上诉人转给郑长弟的50000元，因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郑长弟受被上诉人的委托接受上诉人的还款，而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该50000元的还款不予确认，可由上诉人与郑长弟另行解决。对于2011年6月2日、6月3日上诉人分别转给被上诉人的45050元、40050元，被上诉人主张该款项是为了帮上诉人袁伟斌提高信用额度�转给袁伟斌，已通过提取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交还了给上诉人袁伟斌。经查，被上诉人曾于2011年6月26日、6月3日分别转账40000元和25000元给袁伟斌，该65000元没有包括在被上诉人出借给袁伟斌的740000元内，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除了740000元的借款外，确实还存在其他的金钱往来关系。并且在2011年6月2日、6月3日上诉人分别转给被上诉人的45050元、40050元后，上诉人在2011年6月4日的借条中仍确认向被上诉人借款740000元，而且在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对尚欠被上诉人74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因此，本院认定上述两笔款项与本案的740000元借款无关，对于尚欠的740000元借款本息，两上诉人仍应承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袁伟斌、东妮娜的上诉请求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458元，由上诉人袁伟斌、东妮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军
审判员 吴朝晖
审判员 何亦辉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欧汉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