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116民初2173号
原告：张勇，男，197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志刚，天津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曹瑞英，女，197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教师，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志刚，天津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汇津街62号燕赵大厦写字楼1801室。
法定代表人：米溢，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添琳，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勇、曹瑞英与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6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勇、曹瑞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志刚、被告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添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勇、曹瑞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依法撤销《反担保保证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张勇受雇于天津乾元工贸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刘海新，是刘海新的另一家公司（天津时家工贸有限公司）的员工。受刘海新的指派，张勇担任天津乾元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3月，刘海新以乾元公司的名义向案外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贷款4900000元，由被告为乾元公司提供担保，贷款及担保事宜均由实际老板刘海新亲自出面办理，但由于张勇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在需要签字时由张勇进行签字。被告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对以上事实均知晓。现原告得知，被告声称有原告张勇签字作为保证人的《反担保保证书》，对被告为乾元公司的担保以包括家庭财产进行反担保，但此份《反担保保证书》的内容不是原告张勇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张勇对此并不知情，更谈不上原告同意为刘海新的公司进行担保，原告张勇只不过是刘海新的雇员，不曾得到任何非法利益，原告不可能以自己的财产为他人的巨额债务进行担保，原告曹瑞英根本没有到过签字现场，对保证书的内容更不知情。二原告认为，首先，其签订案涉合同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在合同签订过程中，被告在拟定反担保保证书内容时并未与二原告协商且被告与二原告在反担保保证书上签字时并未让二原告查看合同具体内容且未履行告知义务，故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其次，二原告签订协议系重大误解。合同内容涉及乾元公司，与张勇个人无关。张勇在担保公司签署的所有文件均是张勇错误理解为为了办理乾元公司的相关手续，其当时作为乾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乾元公司进行签字，故乾元公司应当承担案涉合同项下相关担保责任，而非张勇本人。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成讼。
被告担保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在协议上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张勇、曹瑞英在案涉反担保保证书上的签字系本人所签且按捺手印，而二原告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2.原告张勇在案涉反担保保证书上签字系其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原告称其对于协议内容不知情，仅因其为乾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案涉反担保保证书上签字，与事实不符；3.原告曹瑞英对协议内容知情，张勇在协议上签字后，由张勇和兴业银行工作人员陪同下共同至曹瑞英工作地点，找曹瑞英签字，原告曹瑞英称没有到过签字现场与事实不符。被告认为，首先案涉贷款490万元系重大事项，在拟达成此项目前，乾元公司已与被告公司进行长期事前沟通，协议内容是与乾元公司商定后确定的，且被告为履行理性人应尽的合理审慎注意义务，特组织面签，协议签订当天，签订了担保协议书及反担保协议书等多份协议，在每一份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合同上均已明示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案涉反担保保证书上需要签字处明确标明“担保人”、“担保人配偶”，故二原告对其作为反担保人一事明确知晓。其次，原告所述乾元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刘海新，但被告无从得知刘海新及张勇在乾元公司的内部关系，被告对其二人是否就反担保相关事宜达成内部一致不知情，故被告组织面签，要求担保人到场签字，履行理性人应尽的合理审慎注意义务。
为证明其诉讼请求，二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反担保保证书》，证明签署案涉合同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合同订立过程中，被告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存在欺诈行为。该证据是在原告作为被告方的另一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案涉合同由被告单方拟定后，被告公司将合同折叠后直接让原告在无实际内容页面上签字，且案涉合同手填内容（含合同编号及附件中具体内容）均非二原告所书写，原告对合同内容不知情，故原告签字行为非对反担保保证书的认可。
证据2、原告与被告项目负责人陈吉智的谈话录音，证明原告张勇对案涉合同签订存在重大误解，原告曹瑞英并未在案涉合同上签字。第一，被告知晓原告张勇是乾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海新的雇佣人员；第二，签署案涉合同时，被告方未与原告进行协商，当时仅是被告工作人员提供签字页让张勇签字，张勇对案涉合同内容不知情，存在重大误解；第三，曹瑞英并未在案涉合同上签字，被告工作人员从未找过曹瑞英在案涉合同上签字；案涉合同系格式合同。
证据3、原告与刘海新的谈话录音，证明原告张勇对案涉合同签订存在重大误解。原告张勇系乾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海新的雇佣人员；反担保相关事宜由刘海新与被告公司进行协商，张勇并未参与协商反担保及具体合同内容，其签字仅是作为乾元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签字。
证据4、《承诺书》，证明乾元公司实际出资人系刘海新，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张勇系刘海新的雇员，案涉贷款与张勇无关。
证据5、光盘一张（内含视频），证明在案涉合同签字时，被告公司未让张勇查看合同内容，存在欺诈行为，张勇签署合同时对签署合同内容存在重大误解。
证据6、法律意见一份，证明原告得知有案涉合同后，被告公司负责人指示员工实事求是，被告员工才将证据5的视频给原告，法律顾问还埋怨被告公司称证据5对被告非常不利。
证据7、张勇向被告董事长写的书信一封，证明被告米总、张总等批示，张勇向被告公司哭诉无财产系事实。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担保协议书》原件一份；
证据2、《动产抵押合同》原件一份；
证据3、《反担保保证书》原件一份；
以上证据共同证明：乾元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490万元贷款过程中，乾元公司委托被告公司对该笔贷款向银行提供保证担保，为此被告与乾元公司签订担保协议书，并要求乾元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措施（包括动产抵押和张勇及其配偶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合同均在原告证据五录像中体现，为同日订立，在每份合同的签字页上，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地方均注明“法定代表人”。但在案涉合同签字页上明确注明“担保人”及“担保人配偶”之后，张勇及曹瑞英在相应位置签字捺印，故原告对于其在案涉合同上签字是明知的，二原告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应承担其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
证据4、证人文某的证言，证明原告曹瑞英在案涉合同上签字的过程。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5、7，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2、3、4、6，被告虽对真实性均不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在尚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二原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否证明其待证事实、是否对判断案涉合同的撤销具有关联性，本院在判决论理部分再做详述。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5日天津乾元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元公司”）与被告担保公司签订了《担保协议书》（编号为：XRIGDGP201519）约定，被告担保公司为乾元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所借的49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乾元公司以下列方式提供反担保：1.以乾元公司的设备做抵押；2.以张勇在乾元公司100%的股权做质押；3.张勇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该担保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当债权人按保函规定向乙方索赔，且乙方认为索赔文件、单据或证明符合保函规定，乙方迫于履行担保义务而为甲方垫款向债权人支付时，乙方对甲方及其继承人、受让人有绝对的追索权，不受甲方上级单位任何指定和甲方与任何单位签订的任何协议、文件的影响。乙方有权自垫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甲方收取利息，同时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垫付金额的1‰（千分之一）/日，自垫款之日起至甲方实际给付乙方全部垫款之日止。甲方必须在收到乙方的追债通知后的七日内，无条件地向乙方偿清全部垫款及应付违约金。对于乾元公司提供的反担保，于《担保协议书》签订的同日，双方又签订了《动产抵押合同》、《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被告张勇作为乾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了上述协议的签署。
由于乾元公司未能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宣布该笔借款提前到期，并要求被告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为乾元公司代偿借款本息，被告担保公司为乾元公司代偿后，行使追偿权于2016年4月7日将天津乾元工贸有限公司、张勇、曹瑞英起诉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被告张勇、曹瑞英在该案领取应诉材料后，以案涉《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的签订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并不是被告张勇、曹瑞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提起本案之诉讼，请求判令撤销案涉《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
另查，案涉《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的内容为：该反担保保证人愿意以担保人的身份向被告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并向被告担保公司出具其为唯一受益人的、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的担保保证书。担保范围包括被告担保公司所担保的49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罚金、违约金、赔偿金、因借款人违反《担保协议书》应向担保公司支付的违约金，其他有关费用，以及担保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拍卖费、鉴定费、公证费、过户费、税费、调查取证费）。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是否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1）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2）显失公平的。所谓可撤销合同，是指因意思表示不真实，通过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意思表示归于无效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三种可撤销合同，即1.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本案中二原告主张撤销案涉反担保保证书所依据的法定事由，一是被告担保公司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二是二原告因重大误解而签署案涉合同。基于上述二项事由，二原告认为案涉《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请求本院予以撤销。
关于被告担保公司在案涉合同签订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一节，原告诉称被告在拟定反担保保证书内容时并未与二原告进行过协商，且原告张勇在反担保保证书上签字时，系由被告担保公司工作人员将十几份文件加叠在一起并将《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混加到其中，只对原告呈现签字页，让原告在此情形下签字，并未让原告查看具体内容且未履行告知义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认定民事行为构成欺诈须具备如下构成要件：1.行为人主观上须有欺诈的故意；2.客观上实施了足以导致对方产生错误意思表示而签订合同的行为，其表现为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3.相对人在因受欺诈而对要约或承诺的条件产生错误认识的基础上与行为人订立合同。结合庭审中原告提交的案涉合同的签约视频，本案原告张勇作为乾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本人亲自参与了签约仪式的整个过程，原告虽诉称被告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签约过程中，采取加叠文件并混加《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于其中的方式故意隐瞒了案涉反担保保证书的内容，本院认为，原告张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应对自己所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有一定的认知和辨别能力。签约过程中，被告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虽将待签合同加叠后置于原告张勇前，但所有待签合同及文件均处于可以直观发现的位置，并未隐藏于不易发现之处，且合同签订的过程中被告方工作人员亦未有限制或阻拦原告查阅待签协议的行为，原告张勇在签约时对查看签约协议具体内容并不存在任何客观障碍。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签约时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对原告的该项诉请理由，本院难以认定。
关于原告张勇在签署案涉合同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一节。原告诉称，原告张勇在被告担保公司签署的所有文件均是原告张勇错误理解为为了办理乾元公司贷款担保的相关手续，其当时仅作为乾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履行签字职责。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的规定，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行为人自己的大意，缺乏经验或者信息不通而造成的。本案中，原告张勇作为乾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该公司所签署的《担保协议书》中明确列明了乾元公司向被告提供的三种反担保方式，其中第3种反担保方式明确约定为“张勇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原告虽诉称对《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并不知情，但结合本案协议签署的过程及本院在上一节的论述，原告张勇对协议签署及内容的查看并不存在客观上的障碍，且庭审中据原告张勇表述，在本案协议签订之前其本人也曾作为乾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与过类似的担保协议面签过程，对整个流程应是知晓的。原告张勇作为乾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署合同时对合同中的具体内容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对签署合同的法律后果及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理应知晓，原告张勇称其签署保证书时未看阅其中的内容，因此其主观上并不会存在对合同内容误解的错误认识，故原告诉称其在签署案涉合同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认定。
关于原告曹瑞英在何种情况下签字一节，原告曹瑞英对案涉合同配偶人声明中的签名系其本人的签字并无异议，但原告称其对该合同的具体内容并不知情，且误解为与银行签订合同。本院认为，原告曹瑞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署合同时应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同时理应知晓其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及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因原告曹瑞英称其未查阅合同具体内容，故其主观上并不会存在对合同内容误解的错误认识，且原告曹瑞英未能举证证明其对案涉合同内容的看阅存在客观上的障碍，亦或其签字行为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综上原告曹瑞英诉称其在签署案涉合同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以认定。
综上所述，原告张勇、曹瑞英在本案中主张撤销案涉《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的理据不足，无法认定案涉《反担保保证书（自然人反担保）》存在法定的可撤销事由，故对原告张勇、曹瑞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第7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勇、曹瑞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受理费80元，由原告张勇、曹瑞英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福成
代理审判员 耿 亮
人民陪审员 李国祥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高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