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黄石中民二终字第001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从华，个体工商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明顺，退休工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虞荣银，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召达等41人。（具体名单附后）诉讼代表人虞荣安，农民。诉讼代表人邱龙书，农民。诉讼代表人蔡召发，农民。委托代理人董明良，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蔡兆金。原审被告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以下简称蔡清组），住所地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代表人蔡召发，组长。原审被告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邱家晚十二组（以下简称邱家晚组），住所地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邱家晚十二组。代表人邱发刚，组长。原审被告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以下简称虞华岳组），住所地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代表人虞荣刚，组长。上诉人宋从华，董明顺、虞荣银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阳新县人民法院（2014）鄂阳新民重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从华，上诉人董明顺、虞荣银，被上诉人蔡召达等41人的诉讼代表人虞荣安、邱龙书、蔡召发及其委托代理人董明良、蔡兆金，原审被告蔡清组、虞华岳组的组长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邱家晚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故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06年4月17日，邱龙明、“蔡庸森”（应为蔡庸生）、“虞德生”（应为虞德森）以蔡、邱、虞三姓为甲方与乙方宋从华签订了一份合同书，合同约定：1、甲方将从二级公路至蔡清稻场和虞姓公屋前全长约1.5公里的混泥（凝）土路面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给乙方承建；2、付款方式：甲方以每公里16万元承包给乙方，总造价格24万元，甲方将除交通局拨款（10万元）付给乙方外，再将水库水面所有权（应为使用权）从2014年正月初一日（阴历）起至2030年12月30日（阴历）止，及水田使用权从2010年正月初一至2026年12月30日（阴历）日补偿乙方；3、乙方在水库养殖和水田种植期间，水库应交1200元、水田应交1000元给甲方；合同还约定了路面质量及经交通局验收合格后即将交通局的拨款支付乙方等其他事项。“蔡庸森”（应为蔡庸生）、邱龙明、“虞德生”（应为虞德森）以及邱龙开、虞荣强分别在合同书上签名，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汪佐村）作为鉴证方盖章。合同签订后，宋从华即进行路面施工。同年6月25日，因路面施工项目发生变更，宋从华与“蔡庸森”（应为蔡庸生）、邱龙明、“虞德生”（应为虞德森）签订一份增补协议书，约定将水库的使用权增加至2041年12月30日，水田的使用权增加至2037年12月30日（均为阴历）补偿给宋从华抵工程款。“蔡庸森”（应为蔡庸生）、邱龙明、“虞德生”（应为虞德森）分别在合同书上签名，汪佐村作为鉴证方盖章。通村公路工程完工后，2007年蔡、邱、虞三姓将交通部门下拨工程款92115元支付给宋从华。2010年正月，邱龙明将北煞湖40亩水田交给汪承安承包经营。2011年5月30日，阳新县浮屠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浮屠镇政府）与汪佐村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将北煞湖东一格支渠的吴家山组面积40亩和蔡、邱、虞组面积40亩，共计面积80亩，发展水产养殖业，期限30年（即自2011年元月一日至2040年12月30日），浮屠镇政府向汪佐村支付蔡、邱、虞三姓水田的租金216000元（2011年元月至2037年12月）和58284元（2038年至2040年）。协议签订后，浮屠镇政府支付汪佐村租金216000元。蔡召达等人认为其对2006年4月17日的“合同书”及6月25日的“增补协议书”不知情，认为上述协议无效。故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2006年4月17日的“合同书”及6月25日的“增补协议书”无效；2、要求宋从华等赔偿其损失6万元。另认定：2006年，蔡清组的组组长为蔡庸生、邱家晚组的组长邱龙明、虞华岳组的组长虞德森。2013年，蔡清组的组长为蔡召发、邱家晚组的组长为邱发刚、虞华岳组的组长为虞荣刚。2014年，蔡清组的组长为蔡召发、邱家晚组的组长邱发刚、虞华岳组的组长虞荣刚。又认定：争议的北煞湖40亩水田系20世纪70年代原荻田区政府因修建蔡清水库而占用三姓田地所作补偿，该水田、水库一直由蔡、邱、虞三个村民小组集体使用和经营。1999年12月25日，三村民小组为修砂石路将水田和水库经营权在村委会门前公开招标发包，邱龙明依约获得了承包经营权。承包费计50000元，期限10年（阴历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0日）。2002年2月7日，蔡、邱、虞三个村民小组为了偿还砂石路欠款，将水库承包给蔡美海经营4年（阴历2009年12月30日至2013年12月30日），一次性交纳承包费6000元（不包括每年向村委会上交的1200元）。2014年3月14日，邱龙明、虞荣银等人前往蔡清水库投放鱼苗，被承包人马合信阻止，随即引发打斗事件。原审判决认为：一、关于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及增补协议的效力问题。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本案的事实，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否无效，首先要确认双方的合同主体资格是否合法，即蔡庸生、邱龙明、虞德森是否具有发包权。本案中争议的40亩水田一直由蔡、邱、虞三姓的村民小组行使管理经营和收益权。根据1998年11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第十七条“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从上述法律规定看，本案中的修筑公路及将40亩水田、水库的经营权抵债事宜，并无证据证实三个村民小组组长在与宋从华签订合同时曾召开村民小组会议，也没有证据证实过半数村民同意通过和事后也无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追认该行为有效，且当时签名的蔡庸生、虞德森现在明确表示其只代表个人，并未征得群众同意。故蔡庸生、邱龙明、虞德森实际上无权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与宋从华签订合同及增补协议，也就是说蔡庸生、邱龙明、虞德森不具有签订发包合同的主体资格。故蔡庸生、邱龙明、虞德森在未征得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的情况下与宋从华签订合同及增补协议，因而双方不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及增补协议无效。二、关于董明顺、虞荣银的第三人身份是否成立的问题。民事诉讼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对于已经进行的诉讼，就其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利，但是案件处理的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参加到当事一方进行诉讼的人。所谓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一般是指对本诉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实体权利，不能以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出新的证据。本案中，董明顺和虞荣银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请求以无独立的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其二人是否具备第三人资格，必须明确以下问题：（一）宋从华与董明顺、虞荣银之间是否存在转包关系。董明顺、虞荣银称其借给宋从华30万元，因宋从华无钱偿还，则以诉争的水田及水库水面的经营权来抵还，故其二人具有第三人身份。但董明顺、虞荣银与宋从华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其依据的是宋从华在原合同背面写的“此合同整体转让”几个字，该七个字也没指向转让给谁，宋从华本人又未到庭进行证实，此方式也不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和要件，更不能代表转包关系的成立。故董明顺、虞荣银与宋从华之间不具备合同生效的要件，也就不存在转包关系。（二）虞荣银的权利义务问题。虞荣银称其与董明顺均是本案第三人，而其在修路、水田水库的经营过程中无任何经济往来，也没有出现任何权利义务，亦未向本庭提供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证据，故其并非本案的第三人。（三）董明顺是否收取了水田承包款。董明顺称汪佐村将水田承包款汇给了其本人，故其认为自己具有第三人资格。时任汪佐村副主任的邱发鹏（邱龙明之子）证明，其与当时的汪佐村主任范知江（已故）经手汇给了董明顺。但无论邱发鹏还是董明顺均未能提供相关的汇款凭证等证据证明收款方确系董明顺本人。即便董明顺亦收取了该笔水田补偿款，也只能证明其与宋从华之间因30万元的借款而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事实上董明顺、虞荣银亦未提供其与宋从华之间有30万元借款的往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与宋从华之间具有转包关系，更不能证明其具有本案第三人的资格。故董明顺并没有证据证明其收取了水田承包款，董明顺、虞荣银与宋从华之间并不存在转包关系，本案的处理结果也与其二人无利害关系，则董明顺、虞荣银并不具备第三人的资格，故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三、本案中的其他问题。（一）关于蔡召达等人要求赔偿损失的问题。因其在诉讼中未提供损失6万元的证据证实，法院无法予以支持。（二）关于蔡召达等人的起诉人数问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起诉时虞华锐等57人中有邱龙学等16人申请撤诉，其原因是邱龙明系邱家晚组村民、其妻虞荣晚娘家是虞华岳组，亲戚关系众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对邱龙学等16人提出的撤诉申请予以准许。实际上，本案起诉人数的多少，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三）关于蔡召发既是原告又是被告的问题。蔡召发系蔡清组的村民，在起诉时为原告是合法的。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将被告主体变更为组，而其刚好被任命为新一任组长，其身份的转换，也不影响所争议合同的效力。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宋从华与蔡清组、邱家晚组、虞华岳组于2006年4月17日签订的合同书及2006年6月25日签订的增补协议书无效；二、驳回蔡召达等41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董明顺、虞荣银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宋从华，董明顺、虞荣银，均不服。宋从华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一，其与蔡、邱、虞三姓签订修路合同后，为了履行该合同，向董明顺借款几十万元，圆满完成了合同约定义务，该公路也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由于其无法偿还董明顺、虞荣银借款，经与他们商议，将北煞湖40亩水田和蔡清水库的使用权整体转让给董明顺、虞荣银。2011年，浮屠镇政府与董明顺协商，将40亩北煞湖水田进行统一水产养殖，为此补偿了董明顺等216000元。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董明顺、虞荣银目前是诉争蔡清水库的合法使用权人。原审判决认定其与董明顺、虞荣银的转让不成立与客观事实相悖。其二，其当年与汪佐村的蔡、邱、虞三姓签订并非土地承包合同，而是修路合同。只是由于三个组的资金困难，经村、组和群众代表同意，才将北煞湖水田和蔡清水库的使用权予以抵偿。合同的甲方既有原三个组长签字同意，还有群众代表的意见，并经汪佐村同意。因此，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仅凭三个组村民不足10%的群众意见，以三个村民小组与其签订合同未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为由，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三，其与蔡清组、邱家晚组、虞华岳组等签订的修路合同及补充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了八年之久，期间汪佐村三个组的村民无一反对。抵偿修路工程款的40亩水田和蔡清水库的使用权几经转让，其中诉争的40亩北煞湖水田已经由浮屠镇政府对外发包开发养殖业。原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判定合同无效不当。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合同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无效。本案中，用诉争的北煞湖水田和蔡清水库的经营权用来抵偿债务是对付款方式的约定，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土地承包，而且该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民主议事原则规定均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三个组用经营权来抵偿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规定。其二，与前所述，诉争的合同既有原小组的组长签字，又有村民代表同意，而且经汪佐村鉴证，所以其相信原三个小组组长签字是有权代理。至于是否召开村民小组大会讨论相关事项，其无权予以干涉。退一步讲，三个村民小组没有召开小组大会，鉴于合同甲方人员的身份情况以及汪佐村的参与鉴证，其也有理由相信他们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本案诉争的合同也应该有效。其是善意的第三人，合法权利应该予以保护。三、蔡召达等人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本案的蔡召达等被上诉人仅占三个村民小组的村民的9%，同时也并非抵偿流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所以其无权起诉要求确认三个村民小组与其签订修路合同的效力。蔡召达等人完全是三名诉讼代表人借名的诉讼主体，在原审诉讼中，有村民发现自己被借名，故而向法院撤回了起诉。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蔡清组、邱家晚组、虞华岳组于2006年4月17日签订的修路合同及2006年6月25日签订的增补协议有效；判令蔡召达等36人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其因此所蒙受的损失。董明顺、虞荣银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其不是第三人错误。宋从华于2008年8月将诉争合同及增补协议上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其，并在合同原件背面签注“此合同整体转让”；宋从华2013年8月29日出具的证明以及向原审法院申明；均表明宋从华将北煞湖40亩水田和蔡清水库使用权转让给他们。而且，原审判决也认定北煞湖水田被浮屠镇政府收回进行开发，“浮屠镇政府支付汪佐村租金216000元，汪佐村将该款通过三村民小组组长支付给董明顺”等事实，故其是适格的第三人。原审判决否认其为第三人身份不当。二、原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错误。此节上诉理由与宋从华相同。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确定其第三人的身份，改判诉争合同有效。蔡召达等共同辩称：一、北煞湖水田是蔡清组、邱家晚组、虞华岳组的责任田和口粮田，蔡清水库的使用权交付给三组使用和管理是因其修建蔡清水库受到损失而进行的补偿，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保护。三组与宋从华签订的修路合同从未公开，三个村民小组的群众并不知情。直至2013年群众得知北煞湖40亩水田被卖给海大集团之后，在群众的强烈追问下，蔡庸生才于2013年3月6日将合同给蔡召宝。知晓情况的群众于2013年6月15日诉至法院，故其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至于汪佐村在相关合同及增补协议上盖章是受邱龙明的利诱所致，其不知情协议未经群众同意。二、邱家晚组“组长”邱龙明、虞华岳组“组长”虞德森，蔡清组“组长”蔡庸生与宋从华签订的合同是一份蒙骗群众、欺诈合同，原审判决认定其无效，应予以维持。理由是：其一，邱龙明、蔡庸生、虞德森的小组组长身份不是村民小组选举所产生，群众并不认可，不符合村民组织法第十条之规定，不具备签约主体资格。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重大事项需经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会议讨论通过。本案中，邱龙明、虞德森、蔡庸生与宋从华签订修路合同及增补协议书因违反上述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其三，宋从华无修路资质，无资金（宋从华称其是向董明顺借款30万余元来修路），邱龙明利用其妻弟虞荣银、姨夫董明顺，利用宋从华求财心切，以三组修建通村公路为良机，先将合同起草好，不开群众会，不公开招标，暗箱操作，欺蒙虞德森、蔡庸生签字。三、宋从华称将合同整体转让给董明顺等不能成立，董明顺不是本案适格的第三人，无权参与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的转让应取得另一方同意并不得牟利。宋从华与董明顺、虞荣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征得其村组同意，故转让不成立。董明顺与宋从华之间是借贷关系，不是权利义务转让关系。四、修路合同及增补协议书极为不公平，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应予以撤销。签订合同修建的水泥路1.5公里，总造价24万元。而按照当时的价格，诉争道路造价是124550元（1500米长、宽3.5米、高0.18米，总量是945立方米，每立方米的造价是119元），故合同约定的价格明显过高。若合同不予以撤销，国家补贴10万元，北煞湖水田40亩28年使用权的价格为448000元（每亩400元／年×28年×40亩），蔡清水库28年使用权的价格为84万元（每年3万元）。故1.5亩公路造价变成了149万余元，明显不公。五、汪佐村村干部邱发鹏、范知江（已故）无权将北煞湖水田承包给海大集团进行水产养殖，更无权支配蔡清组、虞华岳组、邱家晚组的水田承包款。邱龙明伙同其子邱发鹏私刻上述三个村民小组的公章，违法将承包款216000元处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追回216000元，返还给相关群众。六、蔡召达等人作为户主代表各自的承包经营户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亲笔签名，真实可信。而邱龙明等人利用其亲戚关系，要求相关人员撤诉。事后部分人员出具撤诉经过的说明，表示其是受邱龙明妻子胁迫所致，不愿意撤诉。此节事实，请法院予以查清。七、马合信承包蔡清水库三年，是三个村民小组247名群众签字捺印同意的事情。邱龙明、董明顺等阻止马合信经营，并打伤相关人员，应负法律责任并赔偿10万元的损失。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蔡清组、邱家晚组、虞华岳组述称：他们同意蔡召达等人的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虞德森、蔡庸生、邱龙明等与宋从华2006年4月17日签订的“合同书”及2006年6月25日签订的“增补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蔡召达等人的主体资格及具体人数参与诉讼问题；董明顺、虞荣银是否为本案适格第三人问题。（一）虞德森、蔡庸生、邱龙明等与宋从华2006年4月17日签订的“合同书”及2006年6月25日签订的“增补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上述“合同书”及“增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修路，但对工程款的支付采取的是“以物抵债”，具体而言是将北煞湖40亩水田使用权（从阴历2010年正月初一至2037年12月30日）、蔡清水库水面使用权（从阴历2014年正月初一至2041年12月30日）让渡给宋从华经营。由于抵债的标的是水田和水面使用权，而水田、水面的使用管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的调整。故宋从华上诉提出本案是修路合同，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虽然1998年11月4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本案诉争的“合同书”及“增补协议书”缔约时间是2006年，故不能适用2010年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对村民小组会议的决定事项进行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北煞湖40亩水田及蔡清水库水面28年承包经营权抵债让渡给三个村民小组之外的宋从华使用，故该方案应按照上述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从本案目前提交的证据来看，并无显示时任三个村民小组组长与宋从华签订合同时曾召开村民小组会议，也没有证据证实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表同意。故本案诉争的“合同书”及“增补协议书”属于越权发包、无权处分的行为。对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立法经历了一个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将其定性为效力待定合同，而2012年7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将无权处分合同在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况下，定性为有效合同。本案诉争合同是否有效关键是看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无效之情形。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只有这些强制规定是效力性的规定合同才必然无效。通常情况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具体地表现为“违反……无效”，或者是“不得……，否则无效”。而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并未将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影响设定为一种明确禁止性的效力性规范形式，所以认定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民主议事规则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据不是很充分。其次，在签订诉争合同之前，蔡清组、邱家晚组、虞华岳组经过群众同意曾有将北煞湖40亩水田、蔡清水库抵偿修建砂石路的先例：阴历2000年正月初一至2009年12月30日，曾将北煞湖40亩水田、蔡清水库招标发包给邱龙明经营，10年的承包金共计为5万元；阴历2010年正月初一至2013年12月30日，曾将蔡清水库水面承包给蔡美海经营4年，承包费6000元。本案诉争的合同签约时间是2006年，按照第一次将北煞湖水田和蔡清水库抵债的先例标准，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28年北煞湖水田和蔡清水库的经营权租金应为14万元，加上交通部门的财政拨款，1.5公里公路造价为24万元。然而，双方在2006年4月17日的合同书中约定，蔡清水库和北煞湖40亩水田经营权抵债期限是17年，抵偿债务总额约为14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蔡清水库和北煞湖40亩水田的年租金为8235元，高于第一次群众同意抵债修建砂石路的标准。故蔡召达等人提出2006年4月17日合同是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群众利益的证据并不充分。按照2006年4月17日合同约定的租金收取标准，蔡清水库和北煞湖40亩水田28年应收取的租金约为23万元，加上财政拨款，1.5公里的总造价为33万元，也比较符合2006年6月25日“增补协议书”上描述变更项目的事实。故在当时的背景下，在对蔡清水库和北煞湖水田出租所收取收益的预判下，2006年4月17日“合同书”及同年6月25日的“增补协议书”并不存在损害群众利益之情形。综上所述，在签约之时，诉争合同并不存在无效之情形。然而，由于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加上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支持力度加大，水产养殖业蓬勃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增长，若仍然按照缔约之初约定的期限来履行，显然会导致利益失衡，损害群众利益。在这种情形下，相关村组群众可以请求对之进行调整。（二）蔡召达等人的主体资格及具体人数参与诉讼的问题。本案首次起诉的时间是2013年8月30日，根据2010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均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根据该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村民小组会议决定的合法性至少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就是要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第二，村民小组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但是该条款和其他法律并没有规定主张合同无效必须履行上述法定民主议定程序。故作为蔡召达等村民小组的成员只要认为村民小组组长签订的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就有权提起诉讼。宋从华等提出蔡召达等人无权提起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起诉之初，名义是蔡召达等54名参加诉讼，但从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材料来看，应是代表54位承包经营户所提起。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曾有邱龙学等人提出撤诉申请，但随后也有部分人员提交材料说明撤诉申请的形成经过，表示原先提交的撤诉申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在本院的审理过程中，对相关人员是否参与诉讼进行了核实，其仍然表示原先提交的撤诉申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确定蔡召达等41人所代表的41户承包经营户参与本案的诉讼。宋从华等人提出只有36名村民参与诉讼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以支持。（三）董明顺、虞荣银是否为本案适格第三人问题董明顺、虞荣银为证明其为本案适格的第三人向法院主要提交了如下证据：诉争合同书、增补协议书的原件及宋从华在原合同背面签注“此合同整体转让”；宋从华证明及申明；北煞湖水田被浮屠镇政府收回后给予的补偿。上述材料可以形成证据锁链，而且在本次庭审中宋从华到庭再次重申了合同权利已经转让给董明顺、虞荣银的事实，故本院认定宋从华从诉争合同中所获得的抵偿债务的经营权转让给董明顺、虞荣银。虽然双方约定合同整体转让，但合同中约定的修路义务宋从华已经完成，故实际上宋从华转让的是北煞湖水田、蔡清水库的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宋从华转让上述权利，无需征得蔡清组等三个村民小组的同意，只需履行通知义务。而通知方式有多种，接受款项、要求参与诉讼均是形式之一。在合同权利转让给董明顺、虞荣银等人的情况下，在相关村民群众起诉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案件的处理结果当然与其有利害关系。原审法院认定董明顺、虞荣银不是第三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蔡召达等人提出赔偿损失的请求能否成立问题。本案原审判决驳回蔡召达等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请后，其并未上诉。现其在二审中再次提出虚假诉讼应赔偿其损失的诉请，以及蔡召达等人提出应赔偿马合信损失等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相关群众提出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但其若认为合同履行完毕会显失公平，其可以重新提起诉讼，要求变更履行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阳新县人民法院（2014）鄂阳新民重初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二、三项；二、撤销阳新县人民法院（2014）鄂阳新民重初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一项；三、确认宋从华与蔡、邱、虞三姓2006年4月17日签订的“合同书”及2006年6月25日签订的“增补协议书”有效，驳回蔡召达等人提出请求确认上述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蔡召达等41人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蔡召达等41人承担650元、宋从华和董明顺、虞荣银共同承担6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刘红斌审判员柴卓审判员郭生俊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黄显珠附：蔡召达等41名被上诉人的身份信息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召达，男，197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449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棠，女，196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45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丽娟，女，198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中李四组564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召林，男，196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015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相花，女，1951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456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美炼，男，199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90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作信，女，1963年3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90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召兴，男，1961年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90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召银，男，196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691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霞，女，197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457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美光，男，198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45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召财，男，196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805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召发，男，195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09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合信，女，195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09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涂诗容，女，194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452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召春，男，197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015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乾霞，女，196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08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庸炳，男，194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08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召勇，男，197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804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全，女，197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684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龙水，男，195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邱家晚十二组436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发顺，男，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邱家晚十二组445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龙书，男，195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邱家晚十二组442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龙忠，男，195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邱家晚十二组608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秀情，女，198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木港镇丰台村良上下组。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愈秀，男，1947年7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邱家晚十二组445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发然，男，197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邱家晚十二组014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龙卫，男，1970年8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邱家晚十二组433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于爱，女，1948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蔡清一组448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华益，男，198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681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荣强，男，1966年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组。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荣安，男，196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组。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荣猛，男，196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三溪镇变电站。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荣雄，男，196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606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荣满，男，196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675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德杏，男，196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68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德李，男，196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678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华元，男，198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01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荣武，男，1967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01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荣豪，男，196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605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德桃，男，195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虞华岳十三组69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