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322民初1722号
原告：程国民，男，195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涛，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代奎，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富顺县裕仁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
法定代表人：周祥禄，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四川漆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燕，女，1986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系公司会计。
第三人：屏山红彤彤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
法定代表人：吴红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开良，男，197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系公司员工。
原告程国民与被告富顺县裕仁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仁纺织公司）、第三人屏山红彤彤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彤彤纺织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后，依被告裕仁纺织公司的申请追加了红彤彤纺织公司为第三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国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涛、陈代奎与被告裕仁纺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周燕及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开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程国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7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27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约定：（1）被告将厂房、设备、办公楼、员工宿舍等租赁给原告纺纱；（2）租赁期为5年，即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3）每年租金为70万元；（4）租赁期间原告享受玉洁公司的优惠电价；（5）租赁期间，如被告提前终止合同而违约，应赔偿原告一年租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一直按合同履行。不料，被告公然违约，于2016年1月1日又与红彤彤纺织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一份，合同内容同2015年11月27日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协议》基本一致，只是每年租金为58万元。2015年11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原告先后向被告指定账户转款近80万元。但从2016年3月起，红彤彤纺织公司就在实际使用厂房和设备等，并于2016年5月至2016年8月期间收取红彤彤纺织公司各项费用45万余元。被告违约后，原告多次找人协商未果。2018年4月7日，被告竟先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合同、支付所欠租金及水电气费。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在未与原告解除《租赁协议》的情况下，又将租赁物出租给红彤彤纺织公司，并交付其使用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被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裕仁纺织公司辩称：1.被告裕仁纺织公司并未与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红彤彤纺织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31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协议》是2016年1月1日，此时红彤彤纺织公司尚未成立，故《租赁协议》不成立。且原告程国民借用红彤彤纺织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的是《人棉纱加工合同》，而非《租赁合同》，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2.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变更登记联络员为吴红霞，吴红霞与其公司法人代表吴红英有直接身份关系，红彤彤纺织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原告程国民及其妻子吴红霞；3.原告租赁被告公司厂房、设施设备及经营完成加工义务，为完善收取加工费并出具票据，分别用四川格路博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路博纺织公司）、红彤彤纺织公司名义承揽业务。被告裕仁纺织公司出具票据，主要是为了收取租金、水电气费等。
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陈述：2016年公司与裕仁纺织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在富顺县加工棉纱和麻纱。至于本案原、被告间的协议，以及诉争相关情况等并不了解。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5年11月27日，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签订的《租赁协议》，拟证明双方签订协议后，形成了裕仁纺织公司纺织厂及职工住宿楼的租赁关系，约定的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时间是五年；
2.2016年1月1日，裕仁纺织公司与红彤彤纺织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吴红英是红彤彤纺织公司授权代表人，拟证明被告在与原告签订了纺织厂、职工宿舍及设备等的租赁协议后又将该租赁标的物出租给了第三人，协议中第一条关于租赁标的的情况描述为富顺县晨光工业园区（宋渡大桥旁），该地址恰好是被告公司的住所地，租赁范围包括了办公室、门卫室等厂区范围的设备设施，故上述两份《租赁协议》的标的物是一致的；
3.中国工商银行网上电子回单3份，拟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支付代缴电费、房租的情况，也证明了2016年1月1日后，《租赁合同》的标的物实际是由红彤彤纺织公司在使用，且原告程国民向被告裕仁纺织公司履行了合同相关的支付义务。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裕仁纺织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租赁协议》，无原件核实，无法确定真实性，复印件未加盖公章，无来源及出处，将此协议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不认可，且原告认为两份《租赁协议》标的物一致是错误的，实际上并不一致，授权代表人是吴红英，要求原告说明吴红英是受到谁的授权，无法明确授权主体且红彤彤纺织公司尚未成立，故该组证据不具备证明作用，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3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支付相关款项的不仅有红彤彤纺织公司还有格路博纺织公司。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且补充说明，2016年1月1日，裕仁纺织公司与其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公司有原件。对原告提交的第1、3组证据，本院认为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2组证据，因有原件核实，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力不予认定，将综合全案予以考虑。
被告围绕自己的主张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1.裕仁纺织公司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书，拟证明裕仁纺织公司的基本身份信息，法定代表人为周祥禄；
2.《租赁协议》、《补充协议》，拟证明原、被告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租赁协议》，2016年5月21日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是原告程国民本人写的，原告未履行租赁协议的支付义务，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支付义务以及违约责任，被告可依法解除协议；
3.2016年10月14日原告程国民手写的“承诺”，拟证明原、被告间的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且红彤彤纺织公司在使用场地不是事实。
4.催收电费通知单、电费增值税发票、水费及气费票据，拟证明被告为原告垫付租赁期间所欠的电费43033元（2016年1月至12月）、气费8312元（2016年6月至10月）、水费6280.12元（2016年6月至10月）；
5.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原告通过自己及格路博纺织公司、红彤彤纺织公司总转账支付金额为1307246元，其中支付租金280000元，尚欠租金300000元；应付电费：1070279元，实付电费1027246元，尚欠电费43033元；
6.格路博纺织公司网上信用信息，四川省威远县民政局《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系格路博纺织公司股东，以公司名义支付被告的租金及费用，是共同经营；
7.红彤彤纺织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红彤彤纺织公司法人代表是吴红英，与原告程国民的妻子吴红霞系亲属关系，2018年5月17日公司变更登记联系人为吴红霞，该公司实际经营者是原告程国民及其妻子吴红霞。
8.《人棉纱加工合同》及专用发票7张，拟证明原告借用被告名义与红彤彤纺织公司签订加工合同，而非租赁合同；签订的目的是开专用票据，作为企业专用发票可抵扣税款而非租赁款，实际是作为支付租赁期间的电费；
9.付款明细表及水、电、气票据、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回单，拟证明（1）原告程国民总支付金额为1307246元（包括格路博纺织公司支付15万元、红彤彤纺织公司支付451881元），其中支付租金280000元，尚欠租金300000元；（2）电费增值税发票11张，总金额为1066839元，减去已付电费1027246元，尚欠电费39593元；（3）尚欠水费票据10张，金额为6280.12元；（4）尚欠气费票据6张，金额为8132元；（5）格路博纺织公司网上银行电子回单3张，金额为15万元；红彤彤纺织公司网上银行电子回单6张，金额为451881元，原告程国民网上银行电子回单11张，金额为657365元；
10.在富顺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复印的2016年10月9日，原告程国民向园区管委会、劳动局执法大队、园区派出所出具的《关于本人拖欠工资的说明》，拟证明程国民认可了2015年12月开始承包红彤彤纺织公司，期间都是原告程国民在经营。
11.在富顺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复印的2017年1月，原告程国民向园区管委会、劳动局执法大队出具的《关于本人拖欠工资的说明》，拟证明2015年12月原告开始承包红彤彤纺织公司，因各种原因亏损导致停产，且原告认可了裕仁纺织公司是其本人承租的；
12.2018年1月31日，富顺县公安局《移送案件通知书》复印件，内容为“程国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以上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原告程国民多次否认其是红彤彤纺织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但上述证据均证明原告程国民实际承包该公司，并使用承租的被告裕仁纺织公司厂房。
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程国民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第1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2组《租赁协议》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补充协议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写，且该协议既不代表原告程国民也不代表红彤彤纺织公司，不认可。2016年1月1日程国民已与被告裕仁纺织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原告仅是受红彤彤纺织公司所邀，作为技术顾问开展一定的经营活动，故该《补充协议》中的员工工资、电费等不应由原告支付，该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同时，被告提交上述两份协议拟证明原告违约，应支付租赁费、水电费及承担违约责任，该证明目的在上述两份协议中无法体现，故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4组证据的催收电费通知单、水电气费票据等是被告自己的账目凭证，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5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格路博纺织公司以及红彤彤纺织公司是原告程国民投资的，该组证据恰好证明了红彤彤纺织公司于2016年1月1日与被告签订租赁协议后在实际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对第6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客观事实中原告程国民不是该公司股东。2015年11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租赁协议》时，吴红霞也并非该公司股东；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客观事实中红彤彤纺织公司的法人代表吴红英与原告程国民的妻子吴红霞是亲属关系，但不能依照此关系推定红彤彤纺织公司与原告程国民之间有法律上的关系，不能证明红彤彤纺织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为原告程国民及妻子吴红霞；对第8组证据，即《人棉纱加工合同》及专用发票7张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该组证据与原告程国民无关；对第9组证据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该组证据与本案原告程国民无关联，是被告裕仁纺织公司与红彤彤纺织公司履行合同的相关账目明细，与原告程国民本人无关；对第10-12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关联性方面，虽然是原告程国民名义做的书面说明，就其内容看与本案所诉争的裕仁纺织公司间的租赁合同无关联性，且程国民是受红彤彤纺织公司所聘处理该公司的相关经营事宜，不能证明裕仁纺织公司实际承租经营者是原告程国民。
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第1-9组证据不发表意见，均是公司法人代表对外的合法经营行为，对第10-12组证据，仅从书面证据无法看出原告程国民是被告裕仁纺织公司实际承租经营者，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原告程国民及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结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如下：对第1组证据及第2组证据中的《租赁协议》，本院认为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定案依据。对第2组证据中的《补充协议》落款为裕仁纺织公司及程国民，且内容提及租赁期间的员工工资、电费等，故对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程国民否认落款处的签名是其本人所写，故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将综合全案予以考虑。对第3组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认定。对第4-7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明力将综合全案予以考虑。对第8-1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将综合全案予以考虑。
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围绕自己的陈述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6年1月到10月的《结算清单》，拟证明红彤彤纺织公司在租赁裕仁纺织公司厂房及设备期间的房租、水电气费的结算情况；
2.2016年1月1日，裕仁纺织公司与红彤彤纺织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原件，拟证明裕仁纺织公司与红彤彤纺织公司间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
3.交款单位为红彤彤纺织公司，收款事项为加工费的《收据》4张，拟证明其公司在租赁期间向原告裕仁纺织公司支付加工费的情况；
4.2018年6月22日，红彤彤纺织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公司于2015年底开始筹备，并于2016年3月正式注册成立，成立前开展的经营活动由公司法人代表吴红英签字后生效。
对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程国民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第1-3组证据均无异议，对第3组证据需补充，该4张《收据》恰好证明了被告与第三人间有经济往来关系，且《收据》中收款事由中注明的“加工费”字样与被告和第三人间存在租赁关系并不矛盾。对第4组证据，结合2016年1月1日，裕仁纺织公司与红彤彤纺织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认为第三人是在2015年开始筹备，2016年3月通过工商正式登记。2016年1月1日，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租赁协议，由于第三人公司正在筹备，该协议中虽然只有投资人吴红英的签字，但是第三人在客观事实中明确了2016年3月其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在这期间签订的租赁协议对于协议双方而言是合法有效的，且作为该《租赁协议》的承租方，即本案第三人也明确表示履行了该协议中约定的支付租赁费及相关费用的义务，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租赁协议已经不存在。之后关于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应是基于被告与第三人间的合同关系，与原告无关。
被告裕仁纺织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第1组证据结算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是结算清单，结算应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算账共同签署的单据，该结算清单没有任何签章，应是临时制作的，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对第2组《租赁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力及关联性已经发表质证意见，同时补充一点，该租赁协议有吴红英的签字，但实际履行者是原告程国民；对第3组《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收据的收款事由是加工费，不是租赁费，结合提交的《人棉纱加工合同》，该费用与本案的场地租赁不具有关联性，第三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是很少的。对第4组证据的《情况说明》，与本案的事实不相符合，法人代表在公司成立前以公司名义对外签合同不符合常理，被告与第三人没有合同关系，经济往来的相对人是原告程国民，材料所述向原告程国民借款用于支付房租及电费等，如果事实存在，也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该情况说明是为了应付开庭杜撰的，不认可。
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原告程国民与被告裕仁纺织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结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如下：对第1组《结算清单》，因无法反映结算相对方的结算意见，缺乏结算相对人对该结算清单的意见确认，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确认。第2组《租赁协议》的原件与原告程国民提交的第2组证据的《租赁协议》内容一致，故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将综合全案予以考虑。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力将综合全案其他证据予以评述。对第4组证据《情况说明》，因出自第三人公司，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将综合全案予以考虑。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向四川省屏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了红彤彤纺织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情况表中载明红彤彤纺织公司的法人代表为吴红英，公司成立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该组证据，原、被告均发表质证意见称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程国民与吴红霞系夫妻关系。
红彤彤纺织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31日，法人代表为吴红英，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5月17日，公司变更联络员备案为吴红霞。
格路博纺织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8日，法人代表为ＸＸ良，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程国民系公司监事。
2015年11月27日，裕仁纺织公司（甲方）与程国民（乙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约定租赁标的情况为：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坐落在裕仁纺织公司，租赁范围包括纺场、布场主厂房及附属纺场设备、食堂、职工住宿楼。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为5年。且双方约定，该厂房及设备每年的租金为人民币70万元（包括土地、房产税）。甲方授权代表人处签名为周祥禄，乙方授权代表人处签名为程国民。
2016年1月1日，裕仁纺织公司（甲方）与红彤彤纺织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约定租赁标的情况为：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坐落在富顺县晨光工业园区（宋渡大桥旁），租赁范围包括厂区范围内的厂房、办公室、员工宿舍、门卫室等厂区范围内的设备设施。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为5年。且双方约定，该厂房及设备每年的租金为人民币58万元。甲方授权代表人处为裕仁纺织公司公章，乙方授权代表人处签名为吴红英。
2016年10月9日，程国民向园区管委会、劳动局执法大队、园区派出所出具了《关于本人拖欠工资的说明》，材料中记载：“本人程国民，于2015年12月应裕仁纺织邀请，开始承包该公司。”说明人处为程国民的签名，签名处加盖手印。
2017年1月，程国民向园区管委会、劳动局执法大队出具的《关于本人拖欠工资的说明》，材料中记载“本人程国民，于2015年12月应裕仁纺织邀请，开始承包该公司。承包以来，因种种原因持续亏损，于2016年10月停止生产，现将本人停止租赁后的员工工资事宜作出说明......”说明人处为程国民的署名。
2018年1月31日，富顺县公安局《移送案件通知书》中载明：“程国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赋予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权益受到侵犯时，有依法要求对方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裕仁纺织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原告针对该争议焦点提出了3组证据，证明被告裕仁纺织公司在与其签订《租赁协议》后又与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签订标的物相同的《租赁协议》，导致其与被告间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被告构成根本违约，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提交了共12组证据，证明原告是其公司厂房、设施设备及职工住宿楼的实际承租者，且原告存在拖欠租赁费、水电气费等的违约行为。被告裕仁纺织公司与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间存在《租赁协议》是客观事实。被告辩称原告程国民及其妻子吴红霞是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但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程国民及其妻子吴红霞与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主体混同，故对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2015年11月27日，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协议》与2016年1月1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协议》中，关于租赁物的情况描述，固然在文字表述上不完全一致，但被告裕仁纺织公司的住所地，即四川省富顺县晨光工业园区，且被告没有两处设施设备可供出租，故对被告裕仁纺织公司与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与原、被告签订《租赁协议》的标的物基本一致的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原、被告间《租赁协议》是否实际履行的情况，被告提交了2016年5月21日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原、被告在合同履行期间达成了关于员工工资及电费支付等经营所需事项的补充协议。原告程国民称该《补充协议》中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写，且该书面材料不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与其本人无关。本院认为，2016年5月21日的《补充协议》固然不符合合同的形式要件，且原告程国民否认协议上的名字是其本人所签，但结合被告提交的两份《关于本人拖欠工资的说明》中，原告程国民均自认“于2015年12月应裕仁纺织邀请，开始承包该公司”且说明时间分别为2016年10月9日和2017年1月。由此可知，原告程国民是作为被告公司厂房及设施设备的实际承租及使用者身份做出的说明，且原告并未否认加盖手印的事实，故对2016年5月21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外，基于原、被告间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原告因实际经营所需履行了支付合同相关费用的义务，被告也履行了交付其公司厂房及设施设备给原告的义务。结合被告提交的原告程国民以公司厂房及设备设施等的实际承租及使用者身份，分别于2016年10月9日和2017年1月向晨光园区管委会、劳动局执法大队出具《关于本人拖欠员工工资的说明》的内容可知，原、被告间的《租赁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被告提交的第11组证据中载明原告“因承包后种种原因持续亏损，于2016年10月停止生产”、“公司于10月中旬正式停产”。由此可知，原、被告间《租赁协议》停止履行的原因并非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协议》所致，而是原告程国民因经营亏损，拖欠员工工资导致的。被告裕仁纺织公司与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并未影响原、被告间《租赁协议》的履行。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故对原告程国民要求被告裕仁纺织公司承担违约金7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程国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半收取计5400元，由原告程国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必胜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曾维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