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9民初20902号
原告：上海宝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陆永飞，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威，北京颐合中鸿(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牧荑，北京颐合中鸿(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振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忻志平，经理。
被告：上海万恒经济发展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郑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庆生，上海市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上海市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中本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民京路XXX号XXX幢XXX室。
法定代表人：周海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上海市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宝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振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河公司)、上海万恒经济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万恒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通知上海中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本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牧荑律师，被告振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忻志平，被告万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庆生律师、张华律师，第三人中本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拥有振河公司100%的股权；2、振河公司及万恒公司协助原告办理所涉100%的股权变更登记。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原告与振河公司前股东中本公司协商一致，由原告出资以万恒公司代持的方式收购中本公司持有的振河公司的全部股权。同年1月13日，原告与万恒公司签订《代持股协议》，约定原告委托万恒公司与中本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向中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委托万恒公司持有振河公司100%的股权并代表原告行使股东权利等内容。1月17日，万恒公司与中本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月19日，振河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东由中本公司变更为万恒公司。1月24日，原告支付万恒公司548万元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之后，原告通过万恒公司委派忻志平担任振河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1月7日，万恒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免去忻志平的职务。同年3月29日，振河公司起诉忻志平要求其返还营业执照。原告认为，原告系振河公司的实际股东，代持股协议合法有效。
被告振河公司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述属实，中本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了原告，忻志平是原告委派到振河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并不清楚万恒公司是公司股东。
被告万恒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14年1月13日的《代持股协议》和1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原告伪造，现申请司法鉴定上述协议落款处的公章印文和签字。股权转让应以工商部门备案的转让协议为准，万恒公司已经支付中本公司股权转让款550万元，余款是否付清不清楚，因万恒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发生变更，对1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也不清楚。万恒公司系振河公司登记备案的股东，并非为原告代持。原告支付的548万元系原告和其业务往来款项，并非股权转让款。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持有一份日期为2014年1月13日的《代持股协议》，合同主体为原告和万恒公司，约定原告委托万恒公司与中本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由万恒公司代原告向中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550万元。原告实际受让振河公司100%股权，万恒公司作为名义持股人，代原告行使股东权利等。振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应由原告委派，并以万恒公司名义形成股东会决议。原告委派忻志平作为振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落款为原告公章印文、原告法人章印文、万恒公司公章印文及叶峰私章印文、振河公司公章印文及忻志平私章印文。
原告另持有一份日期为2014年1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主体为中本公司和万恒公司，其中载明振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杨朝阳，约定中本公司将所持振河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万恒公司，振河公司名下物业为位于本市虹口区汶水东路XXX号的整幢房屋、附属装修及相应经营所需设备资产，该物业为振河公司在光大银行黄浦支行的10,950万元贷款提供了抵押担保。振河公司全体股东同意授权杨朝阳为唯一授权代表。在协议有效期内，任何有关协议的纠纷争议解决、法律责任承担和经济责任承担，受让方与忻晨联系的内容视为原公司全体股东的全体知晓和接收。股权转让价格为10,400万元，支付方式为协议签订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万恒公司支付中本公司履约保证金550万元，股权过户后，该550万元转为万恒公司出借给中本公司的借款，期限为六个月，自下述银行贷款办理完成之日起计算，月息1.5%，利随本清，借款协议另行签订。万恒公司以450万元资金，中本公司以前述550万元资金，共同为振河公司所欠银行贷款办理续贷，续贷资金不低于1亿元。续贷完成后，视为中本公司将振河公司的负债清偿完毕，同时股权转让后的振河公司承担续贷后的还款责任，视为万恒公司向中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双方进行交接公司，中本公司向万恒公司交接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公司所有银行账户资料及网银、经营资料、管理资料、财务资料等。协议落款为中本公司公章印文及杨朝阳的签字、万恒公司公章印文及叶峰的签字。
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内档资料显示，2014年1月19日，中本公司与万恒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约定振河公司股权转让总价为1,000万元等。
2014年1月24日，原告支付万恒公司款项548万元，用途注明为“往来款”。同日，万恒公司支付中本公司550万元。同年3月15日，中本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情况证明》，载明2014年1月初，中本公司与原告就振河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谈判，最终原告委托万恒公司作为代持股人，于2014年1月17日与中本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通过中本公司账户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在上述交易过程中，中本公司全程与原告进行谈判、交接，未与万恒公司发生实质接触，故特此证明，万恒公司为代持股人，原告为实际出资人和实际股东。落款为中本公司公章印文和杨朝阳的签字。
2016年1月7日，万恒公司形成《股东决定》，内容为免去忻志平在振河公司的执行董事职务，任命张华为公司执行董事。同年3月29日，振河公司以张华为法定代表人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起诉忻志平要求其返还公司证照、印章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中本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杨朝阳。2016年1月4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海龙。同年11月7日，中本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称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5日的《情况证明》并未出具过，对内容并不知情。落款为中本公司公章印文。
万恒公司成立于1994年7月7日，法定代表人为叶峰。2016年3月1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郑伟。
振河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杨朝阳，2014年1月19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忻志平，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股东中本公司将所持100%公司股权以1,000万元转让给万恒公司。原告现持有振河公司公章、财务章、会计凭证、账簿、报表、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工作人员劳动合同、日常经营对外签订的合同等，万恒公司对此并称当时中本公司未办理交接，所以上述材料不在万恒公司处，不清楚为什么会在原告处。
再查明，2015年2月10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黄浦支行)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振河公司、上海瞻寿实业有限公司、万恒公司、本案原告、杨朝阳、王小雅、忻翀杰、贺一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称2014年9月28日，其与振河公司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振河公司为偿还所欠光大黄浦支行的到期借款，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向光大黄浦支行借款人民币109,490,000元等。同日，光大黄浦支行与振河公司签订《抵押合同》，振河公司以其名下的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XXX号全幢房地产为其向光大黄浦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等。2015年9月28日，光大黄浦支行分别与万恒公司、宝京公司、杨朝阳等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万恒公司、宝京公司、杨朝阳等分别向光大黄浦支行提供主债权为109,490,000元的连带责任保证。该案审理中，因忻翀杰等就其与光大黄浦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承诺函》中本人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落款处“忻翀杰”等人的签名字迹不是本人所写。光大黄浦支行撤回对忻翀杰等人的起诉。法院最终判决《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前到期，振河公司应当还本付息，如振河公司未能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则光大黄浦支行有权就抵押房产即虹口区汶水东路XXX号全幢房地产行使抵押权，万恒公司、宝京公司、杨朝阳等对振河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
审理中，因万恒公司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所持的日期为2014年1月13日的《代持股协议》和日期为2014年1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叶峰的签字、万恒公司的公章印文及叶峰的私章印文进行鉴定，结论为《代持股协议》上的万恒公司公章印文及叶峰的私章印文均与样本不符，《股权转让协议》上的万恒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一致，叶峰的签字系其本人书写。原告认为样本系万恒公司自行提供的，不能证明样本上的公章印文系其常用公章，因此要求重新鉴定。振河公司对鉴定结论并无意见发表。万恒公司对鉴定结论无异议，不同意重新鉴定。
庭审中，杨朝阳述称，其将汶水东路的房屋卖给了忻翀杰，具体方式为由忻翀杰指定的公司收购中本公司在振河公司的股权，当时其系振河公司和中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忻翀杰指定哪家公司并不清楚。2014年1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确系其本人签字订立的，最初忻翀杰是以原告的名义洽谈，之后变更为万恒公司，所以其出具了日期为2014年3月15日的《情况证明》。当时谈的转让价款是10,500万元，付款500万元，受让方承继1亿元银行贷款的还款义务，实际中本收取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因忻翀杰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把振河公司的证照、公章交给了忻翀杰。周海龙当时是汶水东路房屋的承租人之一，并不清楚中本公司与忻翀杰之间的交易。对于2016年11月7日的《情况说明》不清楚，因为公司已经转让给了周海龙。
忻翀杰述称，其系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万恒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叶峰之前和原告签订过委托经营协议，委托原告经营万恒公司，从事国内外贸易。在经营过程中留存了部分利润在万恒公司账户上。当时收购振河公司股权，实际是原告收购，但以万恒公司的名义进行，所以签了《代持股协议》。因为金额比较高，叶峰说为了报表好看，将振河公司的股东登记为万恒公司。2014年1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忻晨是其弟弟。股权转让款最终没有按照该份协议履行，原告通过万恒公司支付了550万元给中本公司，万恒公司也没出资450万元，但银行贷款也审批通过了，该贷款项目中需要万恒公司、自己和自己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当时其本人没有同意，银行另行找人代签了保证合同，将贷款发放。叶峰认为其用万恒公司和振河公司名下汶水东路的房子骗贷，所以双方发生不睦，其提出要求将振河公司股权返还原告，叶峰表示同意，但一直拖延，之后则以万恒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由，称不再负责这个事情。忻志平是其叔叔，是安排到振河公司负责日常管理的。
忻晨述称，忻翀杰系其堂哥，其负责忻翀杰开办的所有公司包括原告的财务工作。《代持股协议》是自己和杨朝阳签订的，基于协议，将股权收购款支付给万恒公司作为收购中本公司所持振河公司股权的款项。因原告与万恒公司有业务往来，万恒公司有2万元应付款，因此550万元股权价款仅支付了548万元。
经本院释明，万恒公司坚持称其收到原告支付的548万元系业务款项，其支付给中本公司的550万元属于股权转让款。如经审理，上述548万元被认定为股权转让款，对于差额部分其不在本案中主张。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万恒公司就振河公司的股权是否存在代持关系。
首先，《代持股协议》落款处的印文虽经鉴定与样本不符，但协议中载明由原告委派忻志平作为振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一内容与工商登记信息相符，忻志平本人的陈述也佐证了上述内容，而忻志平身为振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却表示并不清楚万恒公司是振河公司的股东，这一说法异于常情。在实践中，亦不能排除万恒公司持有多枚公章的可能，故，《代持股协议》落款的公章印文与样本不符，并不必然表示原告与万恒公司不存在代持股关系。
其次，1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万恒公司公章印文及叶峰签字经鉴定，结论均为真实，故该协议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计算和支付，万恒公司表示因法定代表人变更，无法做出说明和解释，并表示应以工商备案的转让协议为准，却又无法说明其支付给中本公司5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工商备案的协议中约定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间的关联。万恒公司对于转让价款是否支付完毕、1月17日的协议如何形成等基本事实均无法作出清晰、符合逻辑的表述，这与其股权受让方的身份明显不符，有违常理。反观原告，1月17日的协议中约定杨朝阳系出让方的唯一授权代表，原告为此提供了杨朝阳担任中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出具的《情况证明》，以证实股权转让的详细过程及实际受让人。庭审中，杨朝阳的陈述也与原告的说法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万恒公司提供了中本公司2016年出具的《情况说明》，但此时中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早已变更为周海龙，而周海龙并非涉案股权转让的经办人，故诉讼后中本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并不能推翻当时《情况证明》所证明的事实。1月17日的协议中也约定忻晨作为联系人，结合杨朝阳、忻翀杰、忻晨的陈述、光大黄浦支行向法院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述三人所述内容与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相吻合，对于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即原告委托万恒公司代为收购振河公司的股权。万恒公司坚称其并非代持股份，又无法对忻晨的身份作出合理解释，对杨朝阳、忻翀杰、忻晨的陈述也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万恒公司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最后，1月17日的协议中约定中本公司将振河公司的证、章、照等材料移交给万恒公司，现上述公司经营必需的材料由原告掌控，杨朝阳自述转让完成后其将材料交给了忻翀杰。万恒公司对此解释称，当时没有与中本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对于为何在原告处并不知情。而根据工商登记信息，2014年1月振河公司股东即变更为万恒公司，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万恒公司作为振河公司的登记股东，却不持有公司经营必需的材料，也未向中本公司或原告主张过，亦有违常理。结合忻翀杰的自述、原告向万恒公司支付548万元款项的事实，可以认定万恒公司系为原告代持股权。
综上，万恒公司称原告支付的548万元系往来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所对应的相应业务或事由，故应认定该款实际为原告支付给万恒公司的股权收购款，杨朝阳作为当时股权转让过程中中本公司的经办人对所收款项亦无异议，故原告实为振河公司100%股权的持有人。振河公司应当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万恒公司履行协助配合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上海宝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被告上海振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二、被告上海振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被告上海万恒经济发展总公司所持有的上海振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变更登记于原告名下，被告上海万恒经济发展总公司应予协助配合。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
案件受理费50,159.99元(原告已预缴)，减半收取为25,080元，鉴定费32,960元，合计58,040元，由被告上海万恒经济发展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海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怡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二条……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6gt;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