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5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吴道庆，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代理人：刘敏，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何如，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鲁贝妮，系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中路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负责人：谭燕华，该营业部总经理。委托代理人：ＸＸＸ，系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朱文磊，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广东广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法定代表人：刘连永，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蔡曼青（本案第三人）。一审第三人：蔡曼青，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一审第三人：湖南泰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法定代表人：王俊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蔡曼青（本案第三人）。一审第三人：王俊杰，男，汉族，1957年8月1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路居委会*组。身份证号码4306021957********。上诉人吴道庆与被上诉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国信营业部）、一审第三人广东广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建公司）、蔡曼青、湖南泰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泰和公司）、王俊杰因证劵托管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5月16日，王俊杰向吴道庆、蔡曼青等40人借用身份证，并委托广某公司的员工温某东向国信营业部办理股东卡。其中，吴道庆的股份账户的账号为40×××60，开户日期2003年5月16日，办理机构为国信营业部；蔡曼青的股份账户的账号为40×××88，开户日期2003年5月15日，办理机构为国信营业部。同年5月25日，王俊杰出资，由温某东向国信营业部办理广某公司法人流通股股份转托管凭单，载明：股东姓名吴道庆，转托管证券公司名称国信广州营业部，股份数量81×××00股，代办转让系统账号40×××60，落款为广东广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并加盖“广东广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的印章。同年5月21日，根据温某东的申请，包括吴道庆股份账户在内的39个股份账户，被并入了蔡曼青名下的账户（股份账户：40×××88，资金账户：21×××91），此后发生多笔股票认购、买卖及现取出交易。根据蔡曼青资金账户的资金对账单显示：2003年11月17日，卖出股东代码40×××60（吴道庆股份账户）的81×××00股广某5的股票，发生金额为253874.25元，同日又卖出股东代码为400127961的40000股广某5的股票，发生金额为125370元；次日，支票取出380000元，包含了吴道庆股份账户卖出广某5股票所得的253874.25元。至2004年11月16日，蔡曼青名下21×××91的资金账户中的资金分多次被向多个公司或个人账户转出，而该转出账户的行为，是国信营业部根据盖有第三人广某公司开户时在印鉴卡预留式样的印章的授权书的指令转账。在本案法庭审理过程中，吴道庆和蔡曼青陈述称，上述股份账户和托管凭证是湖南泰和公司的职员交给蔡曼青的，由蔡曼青转交给吴道庆的。吴道庆和蔡曼青均称不知道股份账户密码和资金账户密码。吴道庆称其买了股票之后一直没有管理上述股份账户和资金账户，直到2011年才发现股票被卖掉且所得资金被转出了。吴道庆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国信证券、国信营业部共同向其返还股票卖出所得款253874元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32826元（暂按年利率5.76%计算至2012年12月17日止，2012年12月17日以后的可得利益损失按本金253874元，年利率6.12%计算至国信证券、国信营业部实际付清全款时止）；2、判令国信证券、国信营业部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讼争的广某公司法人流通股，是由王俊杰借用吴道庆、蔡曼青等人的身份证，由王俊杰出资购买，并委托案外人温某东在国信营业部办理股东卡，而购买后也未将股票交易密码和资金账户的密码告知吴道庆和蔡曼青。因此，可以推断王俊杰对该股票拥有实际控制权，而吴道庆并非该股票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广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温某东对吴道庆、蔡曼青的股份账户及账户内的广某公司股票如何操作的法律后果，理应由王俊杰及挂名占有股票的吴道庆与蔡曼青共同承担。现吴道庆名义购买的广某公司股票于2004年11月前就合并于蔡曼青账户并卖出以及转走所得款项。若广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温某东和国信证券、国信营业部就本案所涉交易涉嫌侵害了上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上述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应在2006年11月届满，期间未有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发生。吴道庆并非该股票的实际控制人，主张从其知道的时间起计算诉讼时效无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吴道庆主张要求国信证券、国信营业部赔偿经济损失253874元及相应利息收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合法民事权利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法院依法不予保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吴道庆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7101元由吴道庆负担。判后，吴道庆不服，上诉至本院称：一、本案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从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至起诉时为止不足一年时间。吴道庆从国信营业部于2012年2月3日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清单》及所附证据材料中得知：2003年5月21日，国信营业部背着吴道庆将其股东账户与主账户蔡曼青并户，同月19日，又将吴道庆的8.1万股股票记入了蔡曼青的股份账户，并于同年11月17日将该8.1万股股票全部出卖。据此，吴道庆于2012年12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一审法院于2013年1月6日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其间不足一年。（二）国信营业部未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告知义务。国信营业部至今未向吴道庆交付“成交报告单”。依照《证券法》（1999年版，下同）第140条关于证券公司在“买卖成交后，应当按规定制作买卖成交报告单交付客户”的规定，国信营业部属于违反交易规则，导致吴道庆不可能知晓自己的股票在当时被买卖成交，即不知道权利被侵害。（三）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至迟应在2014年7月届满。吴道庆是2012年7月才从上述《证据清单》及所附证据材料中得知发现权利被侵害的，依据《民法通则》第135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以及第137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在2014年7月届满。因此，一审判决关于“上述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应在2006年11月届满”的认定，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四）一审法院早已认定本案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对与本案性质完全相同的（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61号案，已经作出判决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票被交易时起算。由于国信营业部未定期向原告寄送对账单，……应从其知道股票被卖即自2011年10月10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合情合理，本院予以采纳。”同一个法院审理本案与该案，在证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前提下，作出完全相反的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自相矛盾。二、一审承办法官存在以下枉法裁判的行为：（一）一审判决采用的证据均未经质证和认证。一审判决对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只用42个字表述为：“原告提交了转委托凭单、股东卡、股票明细对账单、资金对账单、诉状中有关数据的计算依据等证据材料”，并没有对这些证据进行当事人质证和法院认证。一审判决对其他诉讼当事人递交的证据，同样没有进行质证和认证。说明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本院认为”所依据的事实，均没有经过质证和认证。（二）虚构事实。一审判决载明：“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广东广某法人流通股，是由第三人王俊杰借用原告吴道庆、第三人蔡曼青等人的身份证，由第三人王俊杰出资购买，并委托案外人温某东在被告国信营业部办理股东卡，而购买后也未将股票交易密码和资金账户密码告知原告吴道庆和第三人蔡曼青。因此，可以推断第三人王俊杰对该股票拥有实际控制权，而原告吴道庆并非该股票的实际控制人。”以下3个方面的事实证明该认定是虚构的：（1）依据证据《谈话笔录》关于“赚了钱，本金就还给他（注：指王俊杰），亏了本不要我负责”的记载，说明吴道庆与王俊杰之间是一种借贷关系，先由王俊杰垫资借钱给吴道庆购股票，如果赚了钱某就还给王俊杰；如果亏了本就免除该借款。因为本案所涉股票至今未上市，属于亏了本，王俊杰就免除了该借款。所以，一审判决用“可以推断第三人王俊杰对该股票拥有实际控制权”的“推断”，作出关于“原告吴道庆并非该股票的实际控制人”的认定。说明该认定虚构事实；用“推断”来断案，缺乏法律依据。如果王俊杰以后参加诉讼，法院不可能“推断”出王俊杰到时一定会主张“对该股票拥有实际控制权”。所以，在王俊杰缺席审理的情况下，法院就“推断”出王俊杰主张“对该股票拥有实际控制权”，未免为时过早。（2）王俊杰没有“借用”吴道庆的身份证。因王俊杰缺席审理，本案没有王俊杰的任何陈述。一审判决中的“借用”二字，完全是虚构的。（3）吴道庆的《资金对账单》中的所有数据都为零，说明吴道庆的股票交给国信营业部托管后，根本没有记入吴道庆的任何账户。所以，一审判决关于王俊杰“未将股票交易密码和资金账户密码告知原告吴道庆”的认定也是虚构的。（三）隐瞒十分重要的证据及其事实。吴道庆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七份证据，一审判决只用42个字表述为：“原告提交了转委托凭单、股东卡、股票明细对账单、资金对账单、诉状中有关数据的计算依据等证据材料”，隐瞒了十分重要的《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并户担保书》、《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付款凭证》三份证据。在一审法官隐瞒的上述证据中，《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十分重要，因为该协议没有吴道庆的亲笔签名，是他人冒充签订的假协议。为此，吴道庆曾以书面意见形式或在法庭上口头多次强调自己没有在《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上亲笔签名。国信营业部也认可上述《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的签名是他人冒充的。说明吴道庆与国信营业部没有股份转让委托法律关系。那么，国信营业部将吴道庆的股票记入蔡曼青的账户进行交易，就是非法。且国信营业部假借蔡曼青的名义卖出股票，所得款全部进入国信营业部的银行账户然后支取。说明国信营业部非法暗箱操作，违反交易规则。三、一审判决变相非法剥夺了吴道庆的原告主体资格。（一）首先非法剥夺了吴道庆的证券客户主体资格。1999年7月施行的《证券法》共有214个条文，其字里行间没有“实际控制人”这个词。说明实际控制人在本案股票交易时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2006年1月施行的《证券法》共有240个条文，其第148、189、193、222条中有5处出现了“实际控制人”这个词。如第189条规定：“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前款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由此说明，实际控制人并不是股东，仅对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单位的实际控制，不是对自然人的实际控制。吴道庆是自然人不是单位，是本案所涉股票的证券客户，至今没有任何人主张对该股票享有权利，即没有“实际控制人”。但是，一审判决却认定“原告并非该股票的实际控制人，主张以其知道的时间起算诉讼时效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该认定首先非法剥夺了吴道庆的证券客户主体资格。（二）变相非法剥夺了吴道庆原告主体资格。假如本案确有所涉股票的“实际控制人”，也不得作为本案原告。因为享有证券财产权是以登记在国家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户名为依据。吴道庆持有的证券，依法存管在国家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然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委托国信营业部进行交易，且该证券已经实际卖出。理所当然吴道庆是证券客户。当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并非该股票的实际控制人”以后，首先就非法剥夺了吴道庆的证券客户资格，然后认定吴道庆“主张以其知道的时间起算诉讼时效无依据，就等于剥夺了吴道庆的原告主体资格。（三）如果第三人主张享有本案的股权，属于确权法律关系，与本案的股票托管关系完全不同，必须另行经过诉讼确权。如果王俊杰或其他第三人对本案所涉股票主张权利，必须经过诉讼确权。假设该第三人的主张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吴道庆的原告主体不适格后，才可以在程序上裁决“驳回吴道庆的起诉”，但必须同时判决该第三人享有本案股权。但是，一审判决认定吴道庆“并非该股票的实际控制人”后，并没有判决第三人王俊杰享有本案的股权。等于法院将本案股票变相送给了国信营业部。如果这样，吴道庆也还可以就该确权诉讼提出上诉，还有法律救济措施。但是，一审判决在并没有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变相认定吴道庆“并非该股票的实际控制人”即原告主体不适格，却不在程序上裁决“驳回吴道庆的起诉”，而在实体上判决“驳回吴道庆的诉讼请求”，适用的法律却都是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法律规定。这样，等于将吴道庆推上了诉讼的绝路。可见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十分混乱。四、国信营业部在买卖股票的活动中，明显违反交易规则。（一）国信营业部不与吴道庆签订《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违反以下交易规则：《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服务业务试点办法》第39条规定：“投资者应在充分了解投资风险的基础上签署《风险提示书》，并签订委托协议。”（二）国信营业部未经吴道庆的同意，擅自将其证券账户并入主账户蔡曼青的交易程序，违反以下交易规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管理规则》第6．7条规定：“自然人申请办理合并证券账户时，必须由本人前往开户代办点填写《合并证券账户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1、拟合并的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2、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2003年5月21日，国信营业部将蔡曼青与吴道庆的证券账户办理并户登记时，吴道庆和蔡曼青没有一个亲自“前往开户代办点填写《合并证券账户申请表》”。（三）国信营业部不通过客户吴道庆的银行储蓄账户直接取款，违反以下交易规则：1、《证券法》第132条第2款规定：“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必须全额存入指定的商业银行，单独立户管理。”2、国信营业部向投资者提供的格式《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第18条、第19条规定：投资者办理开户手续时，应提供本人代办银行储蓄账户，对储蓄账户进行存取时，应遵守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有关规定。五、国信营业部的从业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吞了吴道庆的股票卖出所得款。本案共涉及股票卖出所得款从中倒流汇给国信证券所属的营业部共七笔总计217．8万元，其中含有来自出卖吴道庆股票的所得款253878元。说明国信营业部的从业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擅自将吴道庆的股票予以盗卖，是为了侵吞客户资金。六、并非是王俊杰借用吴道庆身份证买卖股票，而是吴道庆本人购买的股票，王俊杰是借钱给吴道庆的，当时双方约定赚了钱就还本给王俊杰，亏钱就不用还本，所以股票的实际控制人是吴道庆，而并非王俊杰。另外，王俊杰出具的承诺书，更进一步说明股票的真正控制人是吴道庆。关于时效，股票买来是作为长期投资，这支股票也并非是上市交易的股票，吴道庆买的时候是1块钱，所以不会天天盯着它，而且证劵公司也没有将交易的对帐单提交给吴道庆，吴道庆真正知道自己的股票被盗卖的时间从本案第三人蔡曼青处得知的。综上，本案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由于一审法官枉法裁判，变相非法剥夺了吴道庆的原告主体资格。国信营业部在买卖股票的活动中，明显违反交易规则。故吴道庆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59号民事判决；2、判决国信证券、国信营业部共同连带向吴道庆返还股票卖出所得款253874元以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32826元（暂按年利率5．76％计算至2012年12月17日止，2012年12月17日以后的可得利益损失按本金253874元、年利率6．12％计算至国信证券、国信营业部实际付清全款时为止）：3、判决国信证券、国信营业部连带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针对吴道庆的上诉意见，国信证券和国信营业部辩称：吴道庆根本不是涉案股票的实际权利人。首先，吴道庆没有实际购买股票，吴道庆自己承认了涉案股票的实际出资人是湖南泰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席王俊杰，根据谈话笔录，有吴道庆亲笔签名，吴道庆称赚了钱某就还给王俊杰，亏本就不用其负责，证明吴道庆与王俊杰并非借贷关系，而是王俊杰出资购买股票。第二，从广某公司代吴道庆办理股权的交易帐户的开户资金帐户的并户来看，吴道庆从来没有对涉案股票进行实际操纵和管理，所以吴道庆根本就无法实现对涉案股票享有实际权利，所以他的诉求应基于对权利的享有。即便不考虑吴道庆是否为股票的权利人，但是国信证券和国信营业部有理由相信广某公司与吴道庆是合法代理关系，首先广某公司代表吴道庆去办理开户，至于广某公司代吴道庆将股票资金帐户又同意并户到他人的行为，也让国信证券和国信营业部认为这种做法必然代表吴道庆，所以广某公司将吴道庆资金户口的并户行为显然是构成了表见代理。因此所产生的后果也应由吴道庆承担。关于诉讼时效，（2013）穗越法民二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吴道庆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广某公司辩称：一、广某公司与国信证券只存在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关系，不存在委托买卖股票关系，因而买卖股票的委托无效广某公司与国信证券于2001年12月12日签订的《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表明双方只存在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关系，根本不存在委托买卖股票关系。吴道庆是购买广某公司证券的股东，与广某公司是股东与投资公司之间的关系。故吴道庆与广某公司不是同一民事主体，广某公司无权处分吴道庆的证券。由此说明，广某公司于2003年5月15日向国信证券出具的函件和《印鉴卡》的内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因而广某公司对国信证券买卖股票的委托依法无效。二、假如广某公司的买卖股票委托有效，国信证券也应自行承担超出委托范围的后果。2003年5月15日，广某公司向国信证券同时出具的函件和《印鉴卡》载明，委托温某东凭印鉴从蔡曼青的账户存取保证金。依据国信证券提交的《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第18条“甲方（客户）办理开户手续时，应提供本人代办银行储蓄账户，储蓄账户可作为保证金账户”的规定，广某公司委托温某东只能从蔡曼青的储蓄账户存取保证金。但是，吴道庆的股份转让款是从国信证券的法人账户上取走的。假设广某公司委托有效，国信证券对该超出委托的后果理应自行承担。编号为21×××91的资金账号，是国信证券营业部盗用蔡曼青之名设立的法人账外账。因为该账号明细显示有9笔是用支票取款。用支票取款的银行客户只能是法人单位。蔡曼青作为自然人无资格使用支票。吴道庆的结算资金，全部是从该账外账上提取的。由于国信证券没有为蔡曼青办理银行储蓄账户，广某公司关于委托温某东从蔡曼青的银行账户存取保证金的函件和《印鉴卡》，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三、国信证券应自行承担超出划款协议内容的后果。广某公司之后又变更了上述委托的相关事项，于2003年10月13日在与国信证券签订的《传真委托划款协议书》第3条中强调：“甲方（广某公司）指定如下银行和账号作为与甲方在乙方处（国信证券）开立的资金账户唯一对应的传真划款银行账号。”国信证券依据该协议，虽然向广某公司指定的账户汇了几笔款，但在签订该协议之后的第36天，就于同年11月18日将38万元（含吴道庆的股份转让款253874元），从国信证券自己的账户上汇到了广某公司指定的账户以外的账户上。这样超出该协议内容的后果，理应由国信证券自行承担。四、国信证券直接从自己的账户上支付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明显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国信证券将吴道庆的股票转让款，直接从自己的账户上支付给他人，违反下列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1、《证券法》第132条第2款规定：“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必须全额存入指定的商业银行，单独立户管理。”2、国信证券的《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第5条、第18条、第47条分别规定：“甲方（客户）股份转让的结算资金必须存入其相应保证金账户”、甲方办理开户手续时，应提供本人代办银行储蓄账户，储蓄账户可以作为保证金账户”、“甲方必需同时与乙方（国信证券）和代办银行签署《国信证券》‘银证通’证券委托交易协议书》”。五、广某公司对温某东的非职务行为，依法不承担责任。假设广某公司对温某东的委托有效，但对超出委托范围的非职务行为后果只能由温某东自行承担。广某公司明确温某东只能做蔡曼青的银行账户上取款。在蔡曼青的银行账户以外的国信证券账户上取款，是温某东的非职务行为。蔡曼青辩称：一、本案所发生的一切均与蔡曼青无关，因为当时蔡曼青与国信证券并没有签订股份转让委托协议。蔡曼青与国信证券于2011年10月10日才签订股份转让委托协议。吴道庆的股票是在2003年间被盗卖的。当时蔡曼青与国信证券并没有签订股份转让委托协议。本案所有证据中有关“蔡曼青”的署名（2011年10月10日的除外），都不是蔡曼青所写。特别是国信证券提交的《股份转让委托协议书》中的“蔡曼青”三个字，是国信证券安排他人冒充蔡曼青写的。所以，本案所发生的一切均与蔡曼青无关。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温某东对原告吴道庆、第三人蔡曼青的股份账户及账户内的广某公司股票如何操作的法律后果，理应由第三人王俊杰及挂名占有股票的原告吴道庆和第三人蔡曼青共同承担”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王俊杰借用蔡曼青身份证，不是事实。王俊杰从来没有借用蔡曼青的身份证。是蔡曼青自己把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广某公司办理股东账户卡的。蔡曼青因不看好广某公司的三板股票故未购买。但是，一审判决在没有王俊杰及蔡曼青的陈述的情况下，却无中生有认定：“王俊杰借用蔡曼青的身份证”。三、一审判决认定王俊杰未将股票交易密码和资金账户的密码告知蔡曼青，不符合事实和交易规则。股票的交易密码和资金账户密码，与银行储蓄账户的管理一样，按照交易规则必须由股票所有权人亲自到证券营业柜台凭身份证设置。因为王俊杰或温某东都不是蔡曼青股票账户的所有权人，国信证券根本不可能同意王俊杰或温某东设置蔡曼青的股票交易密码和资金账户密码。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涉案股票“由第三人王俊杰出资购买，并委托案外人温某东在被告国信证券营业部办理股东卡，而购买后也未将股票交易密码和资金账户的密码告知原告吴道庆和第三人蔡曼青”的认定，不符合事实和交易规则。如果国信证券准许王俊杰或温某东设置蔡曼青的股票交易密码和资金账户密码，那么，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只能依法由违规操作的国信证券承担。其实，国信证券没有为蔡曼青办理银行账户，蔡曼青便没有资金账户密码，且吴道庆股票卖出款是通过国信证券的账户取走的。假设蔡曼青有资金账户密码也派不上用场。四、国信证券违规并户，是致使股票被盗卖的根本原因。《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管理规则》第6．7条规定：“自然人申请办理合并证券账户时，必须由本人前往开户代办点填写《合并证券账户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一）拟合并的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二）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2003年5月21日，国信证券违反上述规定将蔡曼青与吴道庆等39个自然人的证券账户办理了并户登记。但是，这40个自然人没有一个亲自“前往开户代办点填写《合并证券账户申请表》”，也没有“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这样，导致吴道庆从此丧失了国信证券的客户主体资格。这是致使吴道庆股票被盗卖的根本原因。五、国信证券违规不给蔡曼青办理银行账户，是致使吴道庆的股票转让款被盗走的根本原因。国信证券不为蔡曼青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明显违反《证券法》第132条第2款关于“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必须全额存入指定的商业银行，单位独立户管理”的规定。这是致使吴道庆的股票转让款被盗走的根本原因。因为即使并了户，吴道庆股票转让款便进了蔡曼青的银行账户，也不会被盗走。湖南泰和公司表示不发表意见。王俊杰则未做答辩。二审期间，吴道庆补充提供了王俊杰于2015年5月10日出具的承诺以及李必胜的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股票的所有人是吴道庆，涉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涉案吴道庆账户的开立、并户、股票买卖及划走资金行为均是由温某东负责完成。2003年6月19日，吴道庆的股份账户经温某东操作认购广某5新股81×××00股。2003年11月17日，吴道庆的股份账户经温某东的操作卖出广某5新股81×××00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二：其一、吴道庆是否是涉案81×××00股广某公司股票的实际权利人；第二，吴道庆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外人温某东用吴道庆、蔡曼青的身份证在2003年5月15日、16日为蔡曼青、吴道庆向国信营业部办理股东卡，并开立成功。其中吴道庆的股份账号为40×××60，蔡曼青的股份账号为40×××88。2003年5月21日，根据温某东的申请，吴道庆股份账户被并入了蔡曼青名下的账户（股份账户：40×××88，资金账户：21×××91）。2003年6月19日，吴道庆的股份账户经温某东的操作认购广某5新股81×××00股。2003年11月17日，吴道庆的股份账户经温某东的操作卖出广某5新股81×××00股。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由于广某5的81×××00股登记在吴道庆的名下，依法原则上应认定由吴道庆享有相应权利。同时，其他主体对吴道庆享有的上述权利并无提出异议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认定依法登记在吴道庆账户的广某5的81×××00股的权利人为吴道庆。在此前提下，即使温某东未持有吴道庆和蔡曼青的授权委托书，但由于吴道庆账户的开立、并户、股票购买行为均由温某东具体负责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温某东的行为后果应由吴道庆承担。同理，温某东此后将上述股票出售及划走资金的行为，均是通过输入正确的股份账户和资金账户密码进行的，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从国信营业部的角度来看温某东的行为应当视为吴道庆和蔡曼青本人的行为，故吴道庆主张国信证券及国信营业部赔偿股票托管损失显然无据，依法不应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在上述分析的前提下，国信证券及国信营业部依法不应承责。同时，从诉讼时效角度看，基于吴道庆账户的开立、并户、股票购买、出售及划走资金的行为均由温某东具体负责完成，法律上应视温某东为吴道庆的代理人。结合本案实际，吴道庆账户的股票出卖和划走资金行为均发生在2003年，且温某东于2004年11月份自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如果股票出售和划走资金行为非系吴道庆所托，吴道庆应当知道自2004年年末起，其权利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吴道庆于2013年1月6日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故本院认定吴道庆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吴道庆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7101元，由上诉人吴道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文莉审 判 员  庄晓峰代理审判员  吴 湛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书 记 员  薛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