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鄂荆门民二终字第001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国盛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国盛，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郑崇兴、郑益挺，浙江跃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四民。委托代理人张玉平，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宁波国盛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四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沙洋人民法院（2014）鄂沙洋民初字第00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崇兴，被上诉人于四民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玉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于四民一审诉称，2007年4月1日，国盛公司与钟祥某食品厂（以下简称某食品厂）签订了为期五年的租赁合同，用于生产水果罐头。国盛公司在租赁期间与于四民达成口头协议，由于四民向国盛公司供应桔子罐头原料，约定货到付款。自2011年10月起至2013年12月止，于四民先后向国盛公司供应桔子罐头原料共计2210850元，除去已付款外，下欠205850元。为此，于四民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国盛公司支付货款205850元；2、国盛公司承担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偿还本金之日止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息）；3、国盛公司赔偿于四民交通费4643元；4、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由国盛公司承担。原判认定，2007年至2012年，国盛公司整体租赁某食品厂，作为生产基地，用于生产水果罐头。2011年10月23日，于四民开始向国盛公司租赁的某食品厂供应罐头原料，至2012年1月4日罐头原料价值2210850元。截止2013年2月8日，国盛公司向于四民支付了货款2005000元，其中国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国盛于2012年7月2日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货款30万元，2013年2月8日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货款10万元，仍下欠205850元。于四民多次到国盛公司处催讨未果，花交通费783元。2014年6月，根据于四民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冻结了国盛公司银行存款21万元。另查明，国盛公司系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陈国盛出资占比90%。国盛公司在租赁某食品厂期间，指定王某甲为原料供应负责人。还查明，某食品厂系湖北沙洋某农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工贸公司）下属企业，2011年国盛公司向农工贸公司交纳租金80000元。原判认为，国盛公司在整体租赁某食品厂期间，某食品厂作为生产基地，于四民向该厂供应罐头原料，国盛公司支付了大量货款，其中国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国盛也多次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货款给于四民，证明于四民与国盛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应受法律保护。于四民交付了标的物，国盛公司依法应当支付货款，故于四民起诉国盛公司支付货款20585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双方没有约定付款的时间，国盛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货物最后交付的时间是2012年1月4日，国盛公司货款付清时间也应是2012年1月4日。国盛公司逾期支付货款，应当承担利息损失，故于四民起诉国盛公司承担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偿还本金之日止利息（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息），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国盛公司欠于四民的货款，于四民到国盛公司所在地催讨，于四民支出的交通费属于国盛公司违约造成的，故对于四民起诉国盛公司支付交通费的请求，予以支持783元，其他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宁波国盛食品有限公司支付于四民货款205850元；二、宁波国盛食品有限公司支付于四民货款利息，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偿还本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三、宁波国盛食品有限公司支付于四民交通费783元；四、驳回于四民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三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57元及保全费1572元，共计6029元，由于四民负担30元，国盛公司负担5999元。宣判后，国盛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国盛公司租赁经营某食品厂依据不足。1、于四民提供的用于证明国盛公司租赁经营某食品厂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显属不当。于四民在一审提供了租赁合同、某食品厂马某甲出具的证明及租赁费发票收据复印件。以上证据中，租赁合同仅是样本，既无国盛公司盖章或签字确认，且甲方为农工贸公司，而盖章却为某食品厂，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证据要件。某食品厂马某甲出具的证明，根据国盛公司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某食品厂已于2012年6月停止经营，所有公章印鉴均已上交主管单位，因此在马某甲出具的该证明上加盖的某食品厂的公章系伪造。对于租赁费发票收据，该证据系复印件，于四民未提交原件进行核对。因此，该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国盛公司并不认可曾支付过租赁费，因此，于四民应提供其他证据辅助证明国盛公司曾支付过租赁费。同时，一审法院认定国盛公司整体租赁某食品厂，没有查清是租赁企业经营权还是企业的场地、设备等。2、一审法院采信湖北省工商信息中心荆门业务部工商登记查询材料，以证明某食品厂登记及国盛公司租赁情况，系无理推定。3、一审法院采信证人张某甲等三人的证言，认定国盛公司租赁经营某食品厂及王某甲为原料供应负责人，张某甲三人中除一人是某食品厂的门卫外，其他二人均非某食品厂职工，其不能证实国盛公司租赁经营某食品厂。二、一审判决认定国盛公司向于四民支付了大量货款，无事实依据。陈国盛多次通过其个人账户向于四民支付货款，只能说明陈国盛个人与于四民之间发生的关系，且以上款项陈国盛通过银行转帐至于四民名下，并非一定系支付货款。三、一审判决采信于四民提供的入库单认定国盛公司与于四民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及欠款，证据不足。该入库单仅在采购员一栏中有王某甲及于四民的共同签名，且于四民也未记载为卖方，因此无法确认入库单的真实性，且依据入库单不能确认于四民向国盛公司出售罐头原料。四、国盛公司提交的汇款凭证，足以证明国盛公司与某食品厂之间系罐头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错误。五、于四民一审提交的起诉状中陈述下欠款除了本金外，还包括部分人工工资，说明于四民诉请的205850元中除了货款外，还有部分并非货款，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审理，但一审法院对国盛公司提出的异议未予理睬。综上，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于四民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于四民答辩称，1、于四民一审提交的马某甲出具的证明及租赁费收据结合起来可证明国盛公司曾租赁经营某食品厂。2、国盛公司提交的陈国盛向于四民汇款的银行交易凭证可证明国盛公司与于四民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陈国盛系国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此外，如国盛公司主张该款系陈国盛个人与于四民之间发生其他关系所支付，则国盛公司应举证证明汇款的原因。3、依据产品入库单确定交易关系是本地的行业惯例，同时入库单可以证明国盛公司尚欠货款的事实与金额。如国盛公司认为于四民提出的欠款额不属实，其应举证证明其已支付的货款数额。4、对于于四民一审起诉时起诉状上所述欠款包括部分工资，并非是指欠款中直接包括工人工资，而是指货款中会包含工人工资等成本。综上，原判采信证据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客观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双方就本案事实存在以下争议：1、国盛公司是否租赁经营某食品厂；2、国盛公司与于四民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如果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国盛公司是否仍欠付货款205850元。针对第一项争议，于四民主张国盛公司租赁经营某食品厂，一审中提交了证据2租赁合同、某食品厂出具的证明及租赁费收据，证据8三名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国盛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提出异议，认为租赁合同仅是样本，国盛公司未在合同一方当事人处签字确认。马某甲出具的证明上加盖有某食品厂的公章，但某食品厂在出具证明之前公章已上交给农工贸公司，因此，该公章应系伪造，且马某甲作为证人未出庭作证。租赁费收据仅系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于证人证言，三证人中仅一人系某食品厂门卫，其余二人均非某食品厂职工，三人的证言不能证明国盛公司租赁经营某食品厂。就该项争议，经综合审查本案证据，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如单独审核，则国盛公司就证据提出的异议有合理之处，但两组证据结合起来，则可证明国盛公司曾租赁经营某食品厂的事实。首先，证据2中的租赁合同确无原本，对于无合同原本的原因，某食品厂厂长马某甲出具的证明中对此作出了解释，即合同原本不慎遗失。该证明出具的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在本案诉讼之前，故该证明的性质应为书证，而非诉讼中的证人证言。同时，据该证明陈述，2011年8月12日国盛公司交纳租赁费8万元的收据系由马某甲向于四民提供，这也说明了租赁费收据复印件的来源以及国盛公司交纳租赁费的事实。对于该证明上加盖的公章是否系伪造，国盛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1情况说明虽然陈述某食品厂于2012年6月停止经营，且该厂公章印鉴已上缴农工贸公司，但对上缴的具体时间未作出说明。鉴于马某甲出具证明的时间在该情况说明出具的时间之前，据此，国盛公司以某食品厂公章上交农工贸公司而主张马某甲出具的证明上加盖的公章虚假，尚不能成立。其次，对于三位证人证言，三证人均陈述2007年—2012年国盛公司曾租赁某食品厂，三人分别曾是某食品厂的水电工及门卫。国盛公司质证时虽然提出对部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具体指出哪些证言不属实以及为何不属实。鉴于证人证言与前述书证反映的内容一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国盛公司曾租赁某食品厂，并无不当。另一方面，国盛公司以其曾多次向某食品厂汇款而主张其与某食品厂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租赁该厂，在某食品厂对此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国盛公司就买卖合同关系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由此，国盛公司主张其与某食品厂系买卖合同关系，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针对第二项争议，于四民主张其与国盛公司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提交了证据4入库通知单，证据5于四民与陈国盛之间的短信通信记录，证据7于四民银行卡及银行查询记录，证据8证人证言。国盛公司否认与于四民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认为上述证据中入库通知单上没有记载销售方，只有采购方，该证据只能证明于四民受他人委托采购罐头原料，不能证明国盛公司向于四民购买罐头原料。其他证据仅能证明陈国盛个人与于四民之间曾有过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国盛公司与于四民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该项争议，本院认为，综合于四民提交的4组证据，可认定国盛公司与于四民之间曾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入库通知单上均有王某甲和于四民的共同签字，于四民称王某甲系国盛公司指定的原料收购负责人，对此，一审证据8出庭作证的三个证人均予以了证实。2、一审证据5和证据7，共同证明陈国盛曾多次与于四民联系付款及陈国盛自其个人账户向于四民付款。国盛公司提出陈国盛付款系基于陈国盛个人与于四民之间的其他关系，但国盛公司对于其他关系究系何种关系未能明确说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鉴于陈国盛系国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其付款行为应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综上，依据于四民向国盛公司供货的入库通知单，结合国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短信表示付款的记录，可认定于四民与国盛公司之间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针对第三项争议，于四民称国盛公司欠付货款205850元，一审提交证据4入库通知单及补充说明予以证实。国盛公司认为补充说明上没有某食品厂的签字和国盛公司的盖章，因此，仅凭该补充说明不足以证明国盛公司欠付货款205850元。对此，本院认为，证据4入库通知单可证明于四民共向国盛公司交付价值2210850元的罐头原料，补充说明中记载了此前国盛公司已付货款的金额和时间以及尚欠货款205850元，如国盛公司认为该记载不属实，则其应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付货款的数额。现其不提交证据，对于欠付货款的数额，只能依据该情况说明认定为205850元。二审查明，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国盛公司在租赁某食品厂期间，曾向于四民收购罐头原料，并支付大部分货款，现尚欠货款205850元未予支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国盛公司应支付下欠货款205850元。同时，因双方未明确约定货款支付的时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买受人应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货款。具体到本案，国盛公司应在最后一批货物交付的同时付清货款，也即2012年1月4日。国盛公司未按期支付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国盛公司应对于四民主张的利息损失及为追索货款支付的交通费亦为赔付。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57元，由上诉人宁波国盛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小云代理审判员  马晶晶代理审判员  熊 蓓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马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