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湘0702行初6号
原告常德市武陵区严枫喜医院（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常德市武陵区丹阳街道办事处紫桥社区滨湖路***号（紫荆庭院*栋*******号）。
投资人严奉喜。
委托代理人廖华国，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侯涛，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系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常德市武陵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常德市武陵区青年路733号。
法定代表人段志刚，局长。
委托代理人闻锋，该局工作人员，系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黄李桃，湖南经卫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常德市武陵区严枫喜医院（以下简称严枫喜医院）要求确认被告常德市武陵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食药监局）行政强制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1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月15日立案受理后，于当月1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枫喜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廖华国、侯涛，被告区食药监局的法定代表人段志刚及委托代理人闻锋、黄李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区食药监局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常武）食药监查扣J[2017]0517-01C号《查封（扣押）决定书》，认为朱传宝涉嫌无《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药品，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七条第一款和《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查封、扣押了朱传宝涉嫌制售假药场所即位于武陵区南坪街道金家坪社区七组民宅仓库内的桶装已配制尚未进行包装的膏状制剂、外包装无标识的密丸等制剂，还有标识为江西天邦药业有限公司的各类抗菌抑菌产品和马来酸氯苯那敏片、醋酸泼尼松片、土霉素等药品，以及用于配制制剂的粉碎机、搅拌机、封口机等物品。2017年6月30日和7月14日，被告对部分与朱传宝涉嫌无许可证配制制剂案无关联的物品解除了查封、扣押。
原告严枫喜医院诉称，2017年5月18日下午2时许，被告工作人员进入原告物质仓库，未出示执法依据（处罚或决定书），当场限制仓库管理人员人身自由，将仓库内绝大部分物质搬走（仅余下部分辅助性器械），并将原告仓库查封。原告委托律师于2017年6月8日向被告发送一份律师函，要求被告依法返还查封扣押物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直到2017年7月14日方将上述扣押物品大部分返还，但导致原告购买的部分药品、杂粮等物质过期失效，造成原告直接损失近20万元。后原告又于2017年11月10日再次向被告发送一份律师函，要求被告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而导致的损失，被告收悉，2017年11月14日回复，但对赔偿事宜不作答复。为此，原告认为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实施的查封、扣押行为不当，造成了原告损失，应该给予赔偿。同时在执法过程中，弄错执法对象、程序违法，没有遵守法定程序，没有告知相关救济权利，没有送达处罚决定，甚至没有留置扣押清单。综上，上述行政行为，违反了合法性、合理性原则，严重影响了原告正常的经营医疗活动，现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武陵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2、赔偿原告因被告强制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XXX元以及查封仓库2个月导致原告直接经济损失XX万元。
原告针对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区食药监局下达的解除扣押文书及起诉材料收取凭证，拟证明：1、原告系具有利害关系的法人，是本案适格原告；2、本案诉讼时效尚未届满，符合法律规定。
2、损失清单，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适用对象错误，程序违法，造成了原告部分物品损失。
3、律师函及药监局的回复，拟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多次向药监局主张权利，第一次律师函被告未作回复，原告不知悉查封扣押主体。
4、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药监局查封扣押现场房屋为医院所租用。
5、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证人见证了当时扣押的情形，并证实医院有部分物品堆积在仓库的事实。
被告区食药监局辩称：一、我局对朱传宝的查封扣押强制措施是依职权采取的合法行政行为。2017年5月17日，我局接举报称有人在武陵区南坪街道金家坪社区七组某居民的一仓库内私制假药，遂联合公安机关进行检查。现场查获朱传宝正在仓库利用各类药品、消毒产品等原料配制制剂。执法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后，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清点物品后制作了查封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由执法人员和见证人签字、并由朱传宝签收后查封扣押了各类原材料和配制好的制剂。鉴于该案涉案地区较广、涉案产品种类较多、案情重大，故在报请区政府同意和领导下，成立了食药监、公安、工商、卫计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工作组，并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督行政执法。8月初，经过联合执法调查，常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我局出具了《常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对武陵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涉案物品的认定意见书》，认定了涉案物品属于假药。朱传宝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经武陵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根据《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第六条的要求，目前，该案件已经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并进入检察机关司法审查阶段。我局扣押的涉案物品除了已经解除的与制售假药无关的部分物品外，也已经随案移交到公安机关，并书面告知了朱传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称《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二条“查封、扣押应当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其他任何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药品及其有关材料可以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等法律规定，以及《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第七条“县（区）、市（地、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职权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的规定，我局作为辖区内的药品行政监管机关，对于涉嫌制售假药的违法行为采取有关行政强制措施是职责所在，责无旁贷。在履行强制措施过程中执法人员均持有行政执法证并亮证执法，执法程序严格规范。是依职权采取的合法行政行为。
二、原告不属于强制行政行为的诉讼适格主体，没有权利提起诉讼。
在我局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中，行政相对人是制售假药的嫌疑人朱传宝而并非原告，原告也不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组织。其一，查封的场所与原告没有利害关系。根据对朱传宝和房主李孝友的询问，查封的场所是朱传宝自行承租的仓库，与房主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另通过对原告投资人严奉喜及其女严姬（医院负责人）的询问，他们均未以个人或医院的名义与房主签订过仓库租赁合同，也未支付过仓库租金，仓库的位置、租用和租金等具体情况只有朱传宝清楚。故涉案仓库与原告无关。其二，仓库内物品与原告没有利害关系。根据我局2017年5月17日对朱传宝的询问和公安机关5月18日对其讯问，朱传宝均陈述仓库内存放的物品不是原告存放的。直到我局于6月8日收到原告委托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来函要求退还原告称仓库内的物品时，至此原告才露面。但经我局分别于6月13日和6月15日对严奉喜和严婳的询问，原告不能提供仓库物品的合法票据等凭证，并且对有关原料、制剂等物品的数量、用途、来源等内容的陈述也是闪烁其词、含糊不清、互相矛盾。为调查清楚真相，我局先后于6月22日、6月29日和7月11日三次对原告下达了《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要求其依法提供有关物品的进货发票等相关手续，原告一直无正当理由未能提交。7月14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我局决定解除部分与违法行为无关的物品的封存扣押措施，直至此时，原告仍未能提供与该仓库内的物品有关的凭据。但鉴于原告曾向我局表示过对仓库内的部分物品拥有所有权，尽管没有相关证明，为防止日后纷争，我局在解除对朱传宝与制售假药无关的部分查封扣押物品的强制措施时，在朱传宝到场的情况下也要求原告派人参与，并送达了一份解除扣押文书由其签收，同时对原告送达了一份《解除扣押的说明》，告知其虽然曾提出过仓库内有其物品但没有证明的事实，以及我局解除有关物品扣押的理由。这是我局本着负责任的原则，根据案件的特殊的复杂性采取的必要性、合理性的处置。上述情况表明，原告既不是行政强制措施中被查封场所的利害关系人，也不是被扣押物品的利害关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对诉讼参加人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在本次诉讼中，原告既非我局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参加人条件，不是诉讼适格主体，无权提起诉讼。
三、行政强制措施的诉讼时效已过，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均已无权提起本次诉讼。
本次行政诉讼行为，是原告认为我局做出的对朱传宝的行政强制措施与其有利害关系而提起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我局于2017年5月17日对朱传宝依法做出的封存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和6月16日出于案情需要对其作出延长扣押期限的强制措施时，明确告知了其“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常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武陵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武陵区人民法院起诉”。对方收悉后，截至今日，行政相对人朱传宝既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诉讼，显然已经放弃了权利。而本不是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原告，也是迟至2018年1月10日才对我局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了本次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也无权提起本次诉讼。
四、原告要求我局对其因强制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其诉求无权无效、无法可依。
第一，原告不具有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行政赔偿的资格。其一，原告主体不适格，不是行政强制措施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如前文所述，我局是依法对制售假药的嫌疑人朱传宝所做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既不是行政相对人也不是利害关系人，我局的行政强制措施并未损害其合法利益。原告无权对我局的行政强制措施提起诉讼，同样也无权在诉讼中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求。其二，己超过诉讼时效。由于我局做出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诉讼时效己过，原告对该行政行为的诉求丧失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的规定可以看出，原告甚至行政相对人朱传宝，其提起的对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或者请求确认违法的行政诉讼，和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求，都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据此，原告不具有在本次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行政赔偿的资格。
第二，原告也不具有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的资格。其一，原告不是法定赔偿请求人。通过前文阐述，我局依据法律规定，按照合法程序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之中所指的“违法”行政行为。该行为是否违法，必须经法定程序予以确认。原告也不属于其所指的“受害者”，两者相互关联，同样也需经法定程序予以确认。既然未经确认，原告就不是法定的赔偿请求人，不具有“受害人”才享有的《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的赔偿请求权。其二，我局也不是法定赔偿义务机关。《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如上所述，在未经法定程序确认的情况下，我局不属于该条规定所指的赔偿义务机关。故尽管原告于2017年11月10日曾委托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所我局发过一份“关于赔偿严枫喜医院损失的律师函”，但由于未经法定程序确认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原告无权向我局提出行政赔偿诉求。况且，我局收到的该份函件，未盖有包括原告和其委托人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的任何印章，也未有任何签名，实为无效文件。据此，原告没有就我局对朱传宝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的资格。所以，原告要求我局对其因强制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其诉求无权无效、无法可依。
综上，原告在本次诉讼活动中，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也不是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的诉讼，我局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查处违法行为并无过错，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所有无效的非法的赔偿诉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一、武陵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证据、依据：
l、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以上证据、依据拟证明武陵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具有药品行政处罚权。
二、行政强制行为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证据：
3、《现场检查笔录》；
4、对朱传宝制作的《询问笔录》及朱传宝身份信息；
5、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芷兰派出所干警2017年5月18日对朱传宝制作的《讯问笔录》；
6、对证人卢彪制作的《调查笔录》；
7、对证人陈海彬制作的《调查笔录》；
8、对仓库房东李孝友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
9、对严制作的《询问笔录》及严奉喜身份证复印件；
10、对（严奉喜之女）的《询问笔录》及严蛔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证据拟证明被告采取行政强制行为有事实依据。
三、程序合法，处置合理的证据：
11、《扣押物品审批表》；
12、《查封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
13、《立案审批表》；
14、被告先后于2017年6月13日、7月17日、7月18日先后三次向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递交的请示报告；
15、《关于对斑土抗(抑)菌液、肤疾宁抑菌软膏、自制膏剂等7种产品给予认定支持的报告》；
16、2017年8月8月4日，常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对武陵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涉案物品的认定意见书》；
17、《扣押延期审批表》及6月16日送达朱传宝的《扣押延期通知书》；
18、被告先后于2017年6月22日、6月29日和7月11日向原告发出的《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
19、被告2017年6月30日制作的《解除查封、扣押审批表》、对朱传宝下达的《解除查封决定书》和《解除扣押决定书》；
20、被告2017年7月11日向原告送达的《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
2l、被告2017年7月14日对原告做出的《解除扣押的说明》；
22、被告2017年7月14日对朱传宝再次下达的《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和《解除扣押物品清单》；
23、原告授权委托人唐宏在2017年7月14日参与解除扣押时向被告递交的授权书、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及执业许可证；
24、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检察院2017年8月1日向被告提出的《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
25、被告于2017年8月7日向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提交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及送达回执；
26、被告2017年8月10日对朱传宝下达的《查封扣押物品移交通知书》；
27、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局2017年8月28日告知被告的《立案决定书》；
28、原告2017年6月8日委托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向被告提交的《关于建议返还部分查封药品的律师函》、2017年11月10日委托“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寄来的一份《关于赔偿严枫喜医院损失的律师函》；
29、被告向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寄发的《关于对“关于赔偿严枫喜医院损失的律师函”的回复》。
以上证据拟证明不具有律师函形式要件，不产生律师函的法律效力；如果原告的主张真实的话，那么从2017年6月8日即知道自己权利受到行政强制行为的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应是从2017年6月9日起6个月内，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四、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以上法律规定，是被告执法权利的法律依据、执法手段及程序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的时效规定，证明被告依法律授权查处制作假药的违法行为；在查处过程中有权采取行政强制行为，被告的查封、扣押行为及延期是合法的、合理的行政行为；结合证据9、10、28，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超过诉讼时效。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中的证据3、4、5、6、7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一是李孝友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陈述的内容与被告调查笔录的内容不一致，具体表现在出租是他老婆经办的他不清楚。二是有相反的证据推翻询问笔录，证明仓库是原告承租的。证据9、10是配合对朱传宝违法行为所作的调查，当时不能提供真实的进货票据是因为被告将票据也一并扣押了。证据三中的证据11-17与原告无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予评论。证据18、19、20原告没有收到，三性不予认可。证据21已收到，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对原告解除扣押事实上认可了原告是被告查封、扣押的利害关系人。证据22不具有关联性。证23三性无异议。证据24-27没有关联性。证居28、29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知道仓库被查封是7月14日的说明，原告才知道被告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且被告的具体回复是在11月，原告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对法律依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不作评论，对证明目的提一点，到目前为止被告没有提供原告涉嫌违法犯罪的证据，没有提供实施行政强制的依据。被告对原告的第一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解除扣押决定书并不能证明原告符合利害关系人和诉讼主体，也不能证明诉讼时效是从7月14日起算。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杂粮豆类开票日期为2017年11月4日，被告采取行政强制是在5月，且购进人不是原告，是健康管理公司，并不能证明2万多的损失，杂粮米出库单未加盖公章，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杂粮米是被告扣押，也不能证明是原告所有。2016年7月2日的批发部的购货单也没有加盖印章，真实性有异议，也不能证明是放在仓库里被查封的；照片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对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相反能证明诉讼时效已过。在6月8日的律师函没有写明哪些物资，只是建议工作人员核对，原告说了可能提供票据，但一直没有提供。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未提供原件。合同是虚假的，因为与原告提供的证据相矛盾，被告的调查笔录是对严奉喜和严婳的，不是对朱传宝作出的。第五组证据，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未遵守法庭宣布的证人不得参加旁听的规定，在作证前参加了旁听，有碍公平公正发表证言，被告不同意质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既然被告于2017年7月11日向原告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就应认可原告系部分被查封、扣押物品的权利人，与行政强制行为有利害关系。被告对原告其他证据的异议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依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17日，被告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武陵区南坪街道金家坪社区七组某居民的一仓库内私制假药，遂联合公安机关进行检查，现场查获朱传宝在无药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下，在仓库内利用各类药品、消毒产品等原料配制制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后，在当地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清点物品后作出了《查封（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由执法人员和见证人签字并由朱传宝签收后查封扣押了各类原材料和配制好的制剂。当日，被告在对朱传宝进行询问调查时，朱传宝陈述该仓库系由严枫喜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置、租用，而其工资则由严枫喜的女儿严婳按月支付5000元，而该公司负责人及股东在接受执法人员询问调查时完全否认仓库由该公司租用，认为该公司与该起违法行为无关。原告的投资人严奉喜及其女严婳在接受询问调查时认可该仓库由医院租用，由工作人员朱传宝联系租用。2017年6月8日，原告委托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关于建议返还部分查封药品的律师函》，言明：2017年5月18日，区食药监局查封、扣押了严枫喜医院药品仓库绝大部分物质，被扣押搬走后至今20余天，仍未作出结论性意见。扣押物质中包括医院正规渠道购买的药品类物质，具体名目医院工作人员与贵局核对确认，核对后的合规物质建议尽快返还医院，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特函请贵局核实后解除部分查封，返还医院合规物质。2017年6月13日，因案情复杂，为办案需要，区食药监局经负责人批准决定延长查封（扣押）期限至2017年7月16日，于2017年6月16日向朱传宝送达了通知书。2017年6月22日、6月29日、7月11日，区食药监局先后三次向原告发出《调取证据材料通知书》，要求提供有关物品的进货发票等相关手续，原告一直未提交。2017年6月30日，区食药监局决定对已查封的金家坪仓库及仓库内存放的与违法行为无关的物品予以解除查封，向朱传宝送达了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2017年7月11日，区食药监局对原告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决定对原扣押的14种产品不予解除扣押，对其余产品解除扣押，向原告投资人送达了决定书。2017年7月14日，区食药监局与朱传宝、原告的代理人唐宏共同办理了解除扣押物品交接手续并出具了《解除扣押的说明》。2017年8月4日，经联合执法调查，常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对武陵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涉案物品的认定意见书》，对涉案产品棕色膏剂、白色膏剂、粉色膏剂、绿色膏剂，属于无证生产的自制膏课目，用于治疗皮肤疾病，含有药品成份，具备药品特征，认定按假药论处。经武陵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根据《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第六条的要求，区食药监局将该案移送至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该局已于2017年8月28日决定对朱传宝等人销售假药案立案侦查。2017年11月10日，原告又委托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关于赔偿严枫喜医院损失的律师函》，该函未加盖律师事务所印章。2017年11月14日，被告针对该函作出了书面回复，告知该案是在区政府领导下开展的联合执法，在市食药监局指导下办案，两级政府法制办与监督指导，理解其保留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2018年1月1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5月17日对金家坪仓库内的物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原告的工作人员朱传宝在场，因朱传宝当时陈述该仓库由严枫喜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租用，被告向该公司调查时该公司予以否认，被告又向严奉喜及其女儿严婳调查，均承认朱传宝是他们所聘请。2017年6月8日，原告委托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内容表明原告已清楚地知道被告对金家坪药品仓库内的物品所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应认定原告在此时已经知道了被告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的行政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应在6个月内即2017年12月9日前提起诉讼，原告于2018年1月10日起诉，已经超过了6个月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予以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常德市武陵区严枫喜医院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志宏
人民陪审员 金可友
人民陪审员 余一民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代理书记员 彭禹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