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海法民一初字第1024号
原告：赵某，住湖北省监利县。
委托代理人：杜玉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胜利，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一被告：姚某，住湖北省监利县。
第二被告：李某，住湖北省监利县。
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思鲁，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光辉，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第三被告：谭某，曾用名谭勇，住湖北省监利县。
第四被告：潘某，住湖北省监利县。
第三被告和第四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坚明，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被告和第四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栩境，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原告赵某诉第一被告姚某、第二被告李某、第三被告谭某、第四被告潘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彭峻峰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的委托代理人杜玉明，第一被告姚某和第二被告李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思鲁、陈光辉，第三被告谭某和第四被告潘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坚明、梁栩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某诉称：2013年9月19日下午18时许，我与第一被告、第三被告在广州市海珠区鹭江球场29号5楼制衣厂因生活口角发生纠纷，双方发生冲突，导致我受伤入院，第一被告、第三被告被刑事拘留。2013年10月12日，因第一被告第三被告已经被拘留，遂委托第二被告作为委托代理人与我到海珠区凤阳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双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其中第五条约定“乙方（第一被告、第三被告）于2013年10月12日支付首期赔偿药费、医疗费、误工费等合计壹拾万元给甲方（原告）；第二期乙方于姚某（第一被告）、谭某（第三被告）解除拘留当天支付贰拾万元给甲方（原告）”，时至起诉之日，第一被告、第三被告仍然没有按照上述约定向我支付第二期赔偿款人民币200000元，而第一被告、第三被告的拘留措施早已经被解除，第一被告、第三被告应承担上述赔偿款的支付责任，第二被告作为第一被告的妻子，也是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代理人，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第四被告向我出具《担保书》，承诺“本人担保姚某和谭某解除拘留当天支付贰拾万元，姚某和谭某不支付由本人支付给受伤者赵某”，故第四被告也应对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现我起诉要求判令第一被告、第三被告向我支付人民币200000元赔偿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第二被告、第四被告对上述请求的200000元赔偿金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位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第一被告姚某和第三被告谭某共同辩称：2013年10月12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第一被告的妻子李某代理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之约定，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款，以“解除拘留”为生效条件，我们签订该协议的真正目的是“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交钱后公安机关能放人”。尽管我们在签订协议后向原告支付了100000元，但我们并没有被解除拘留，反而于2013年10月28日被批准逮捕，且在我们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的庭审中，原告已明确表示对我们的犯罪行为不予谅解，使得《人民调解协议书》所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该条款根本就没有生效，现原告要求我们履行未生效条款所约定的合同义务，明显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二被告李某辩称：我是第一被告的妻子，我代理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是以“解除拘留”为生效条件，签约目的是“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赔偿原告后，公安机关能解除对其实施的刑事拘留，若公安机关未解除对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实施的刑事拘留，原告无权向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主张索赔200000元款项”。签约后，原告在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中，根本没有谅解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的犯罪行为，上述条款根本没有生效，原告无权以未生效条款为依据向我主张权利。同时我是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我所从事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本人承担，原告要求我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我在本案中根本就不是适格的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四被告潘某辩称：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明确约定，是以“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被解除拘留”为生效条件，但该生效条件根本就没有成就，上述条款根本没有生效，原告无权以未生效条款所约定的合同义务为依据，要求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整个案件而言，原告已获得100000元赔偿，之后没有再接受任何治疗，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遭受损失，在原告没有谅解，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已受法律惩处的情况下，再要求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赔偿200000元明显有违社会正义。同时我作为保证人，具有一般担保的先诉抗辩权，在主合同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之前，原告要求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22日，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3年10月12日，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即第二被告与原告共同向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同日，原告为甲方与第一被告、第三被告为乙方，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2013）穗海凤阳调字第305号］，载明纠纷简要情况为“2013年9月19日下午18时许，甲方赵某与乙方姚某在海珠区鹭江球场29号5楼制衣厂，因生活口角问题发生纠纷，期间姚某一方与赵某一方相互动武，导致赵某与李某均受伤入院（双方伤者仍在医院康复），就有关医疗、药费、误工等相关赔偿问题，甲、乙双方于2013年10月12日到派出所（司法所）请求调解”，当事人争议的事项为“赔偿伤人相关药费等金额”，经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于2013年10月12日，首期支付赔偿药费、医疗费、误工等合计壹拾万元给甲方（甲方清楚自我伤情）。二、第二期乙方于姚某、谭某两人解除拘留当天支付贰拾万元给甲方。三、甲、乙双方不再就此纠纷追究对方任何经济及相关责任。四、本纠纷到此终结”。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落款“甲方当事人”处由原告签名，“乙方当事人”处由第二被告签名，第二被告与第一被告为夫妻关系。第四被告则签名出具《担保书》，载明“本人担保姚某和谭某解除拘留当天支付贰拾万元正，姚某和谭某不支付由本人支付给受伤者赵某”。
2013年10月28日，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被公安机关逮捕。2014年1月23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犯故意伤害罪，向本院提起公诉。2014年5月19日，本院作出（2014）穗海法刑初字第206号刑事判决书，查明本案第三被告曾用名谭某，被害人即本案原告陈述“2013年10月12日，我与姚某等人因受伤等医疗费用达成调解协议，由对方一次性赔偿我医药费等一切费用共人民币三十万元。今后我也不追究砍我的人的任何法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是自愿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我至今收到对方的赔偿10万元，按照协议书的内容，姚某、谭某释放后，他们家属再付我20万元，我同意了”，该案开庭审理时，本案原告又称其虽已接受本案第一被告妻子支付的人民币100000元赔偿款，但其要求本案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支付余下人民币200000元，本案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坚持要待两人释放后再支付，故本案原告不同意对本案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谅解；本院认为双方和解协议中赔偿部分并未完全履行，今本案原告反悔表示不谅解本院予以采纳，应视为和解不成立；本院判决本案第三被告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本案第一被告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日等。2014年6月2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庭审中，原告明确本案中主张合同法律关系，不主张侵权法律关系。同时原告确认已收到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所约定的首期赔偿款100000元。
本院认为：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第二期乙方于姚某、谭某两人解除拘留当天支付贰拾万元给甲方”。签订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后，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已由公安机关逮捕，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由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原告于该案庭审中亦明确表示不同意谅解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并未出现两人均被解除拘留的情形。同时原告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陈述“按照协议书的内容，姚某、谭某释放后，他们家属再付我20万元，我同意了”，现亦未出现两人均被释放的情形。因此，上述约定的第二期款项支付条件没有成就，原告要求第一被告、第三被告向其支付200000元赔偿金及利息，并由第二被告、第四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150元，由原告赵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彭峻峰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陈韵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