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川民终字第1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禹，男，197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罗小凤，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明，男，1964年5月17日出生，澳大利亚联邦公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阳光奥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都江堰市紫坪铺镇。
法定代表人关长弓，董事长。
上诉人高禹因与被上诉人蔡明、被上诉人四川阳光奥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奥洲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成民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禹的委托代理人罗小凤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蔡明、被上诉人阳光奥洲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4月15日，都江堰市三汇淀粉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汇公司）设立，股东为张嘉一、高禹、张德林。三人所占的股份分别为53%、23.5%、23.5%，出资额分别为201.4万元、89.3万元、89.3万元。
2000年8月20日，张嘉一、高禹、张德林、关长弓签订《投资转让协议书》，约定：“高禹将原有投资入股的89.3万元全额转让给张嘉一”、“张德林将原有投资入股的89.3万元全额转让给关长弓”，并追加三汇公司的注册资本。根据三汇公司新章程的记载，关长弓、张嘉一的出资总额分别为1290万元、320万元。
2000年12月20日，关长弓向工商部门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将三汇公司更名为阳光奥洲公司；股东由张嘉一、高禹、张德林变更为甘肃四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蔡明。
根据张嘉一的陈述，四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关长弓。由于四方公司、蔡明没有实际出资，阳光奥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张嘉一。2001年10月24日，张嘉一、蔡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蔡明将其在阳光奥洲公司70%的股份转让给张嘉一。同日，张嘉一向工商部门申请公司变更登记。
2001年11月12日，张嘉一、蔡明、四方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张嘉一在阳光奥洲公司所占的67%的股份（1340万元）转让给蔡明；将四方公司在阳光奥洲公司所占的30%的股份（600万元）转让给蔡明。根据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记载，阳光奥洲公司的股东为蔡明、张嘉一，其股份分别为97%、3%。
2002年1月10日，蔡明、阳光奥洲公司向高禹出具《付款计划》，载明：“退原都江堰市三汇淀粉助剂有限公司股东高禹股金伍佰陆拾伍万元，在2002年度中退完”。
2003年5月30日，阳光奥洲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03年5月30日高禹前来我公司要求公司、股东蔡明履行于2002年元月10日承诺的《付款计划》，即支付高禹伍佰陆拾伍万元整的股金（565万元）”。
2003年5月30日，蔡明、阳光奥洲公司向高禹出具《还款承诺》，载明：“由于蔡明先生未能按期给付您的股本金（原都江堰市三汇淀粉助剂有限公司股权）。蔡明先生对此表示歉意，并承诺还款推至2004年二季度以前分次给付完毕”。
2004年12月18日，蔡明、高禹、甘肃工商机电产品销售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公司）签订《关于阳光公司股权转让金及相关欠款的善后处理协议》（以下简称《善后处理协议》）。该协议确认：“2002年1月10日，蔡明先生以四川阳光奥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名义给高禹出具欠条载明：阳光公司欠高禹的股权转让金560万元（详见2002年元月10日《付款计划》）；同日，蔡明向机电公司出具欠条载明：阳光公司欠机电公司款785万元”；“2003年10月22日，蔡明先生在未清偿高禹股权转让金亦未清偿对机电公司欠款的情况下，将阳光公司以零价格无偿转让给了关长弓先生”。该协议中，蔡明承诺：“将积极督促关长弓先生或是采取其他有效的法律行动，尽快将阳光奥洲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至高禹、机电公司名下；蔡明愿尽最大的努力（但不能保证）帮助高禹、机电公司在澳大利亚、香港等地寻找对阳光奥洲公司感兴趣的外国投资者或非投资的合作伙伴，帮助阳光奥洲公司拓展境外业务；如果高禹、机电公司感兴趣，蔡明将帮助其获得澳大利亚一家公司研制的优质节能设备在中国西部地区的销售总代理资格”。该协议还约定：“除约定的补偿方式以外，高禹将不再要求蔡明予以其他补偿；如果高禹、机电公司未能获得阳光奥洲公司的全部股权，或者高禹没有得到蔡明承诺的其他经济补偿，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高禹、机电公司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蔡明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高禹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蔡明立即向高禹支付股权转让金565万元；阳光奥洲公司为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一）蔡明是否应承担向高禹支付股权转让金的责任。
现有证据显示，高禹在2000年8月20日即将其名下的有关阳光奥洲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张嘉一，换言之，高禹与蔡明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但是，在张嘉一于2001年11月12日将其名下股份中的绝大部分转让给蔡明后，蔡明即于次年的1月10日向高禹出具《付款计划》，承诺在2002年度内将565万元的股金退给高禹，并在2003年的《还款承诺》中作了类似的确认。这一系列的事实与高禹在本案中所作的陈述相印证，即股份转让完成后，张嘉一、高禹、蔡明三人协商将股权转让金中的565万元支付给高禹，其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共同证明蔡明曾负有向高禹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义务。
在2004年的《善后处理协议》中，蔡明就上述股权转让金的支付等事项，承诺给予高禹、机电公司其他补偿，其中包括采取措施使阳光奥洲公司的股权回到高禹名下，而高禹也承诺除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以外，不再要求蔡明给予其他补偿。由此可以看出，蔡明所负担的向高禹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义务，已经被高禹、蔡明以及机电公司在《善后处理协议》中所约定的其他补偿方式所取代，因此，无论蔡明是否履行了《善后处理协议》所约定的义务，高禹均无权再向蔡明主张股权转让款。
阳光奥洲公司是否应为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在蔡明出具给高禹的《付款计划》上加盖有阳光奥洲公司的公章，可以视为阳光奥洲公司作出了愿意与蔡明一起承担付款义务的单方允诺。另外，高禹于2003年5月30日前往阳光奥洲公司，要求该公司和蔡明履行《付款计划》的行为，可以看出高禹对阳光奥洲公司加入到债务承担行列中的意思表示是予以认可的。因此，阳光奥洲公司应就蔡明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高禹在事后达成的《善后处理协议》中作出的承诺，实质上是免除了蔡明负担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并且由于《善后处理协议》提出的补偿方式为高禹所接受，能够实现高禹的目的，因此上述债务免除的效力，应该及于阳光奥洲公司，故高禹无权再向阳光奥洲公司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高禹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8260元、其他诉讼费11478元，由高禹负担。
一审法院判决后，高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蔡明、高禹、机电公司于2004年12月18日签订的《善后处理协议》，未约定变更或免除蔡明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义务；蔡明在该协议中的承诺涉及案外人关长弓的权利义务，对其并无约束力，该条款无效；高禹在该协议中承诺不要求蔡明予以其他补偿，并非放弃收取股权转让金的权利，一审判决错误理解和认定高禹、机电公司与蔡明签订的《善后处理协议》的真实意思，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蔡明与阳光奥洲公司向高禹连带支付股权转让金565万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蔡明、阳光奥洲公司负担。
蔡明、阳光奥洲公司未作答辩。
在本院二审限定的举证期限内，高禹提交了一份蔡明于2004年11月向其作出的《承诺》，作为其二审新的证据。该《承诺》的主要内容是：为了顺利履行《善后处理协议》，蔡明承诺将《善后处理协议》第二部分中关于蔡明对高禹的补偿条款，变更为蔡明愿意在高禹、机电公司得到阳光奥洲公司股权后，再以自己的财产补偿高禹180万元，并对补偿款支付时间进行了具体约定。高禹称该《承诺》于《善后处理协议》前一个月作出，拟证明《善后处理协议》中高禹放弃的其他经济补偿，即指该《承诺》中的180万元补偿。
本院认为：该《承诺》反映的内容是对《善后处理协议》相关条款的变更，与高禹所称该《承诺》出具于《善后处理协议》之前的事实存在矛盾，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主要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之一的蔡明为澳大利亚联邦公民，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因蔡明、阳光奥洲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故其未对处理本案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进行选择。鉴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均发生在中国，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应为中国，高禹亦是依照中国法律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国法来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
本案二审需要明确的主要问题是：蔡明是否应向高禹支付565万元股权转让金，以及阳光奥洲公司是否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一、关于蔡明是否应向高禹支付565万元股权转让金的问题。
本案中，尽管高禹系于2000年8月20日将其持有的阳光奥洲公司（原三汇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张嘉一，其与蔡明之间并无直接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但在张嘉一于2001年11月12日又将其持有的阳光奥洲公司67%的股权转让给蔡明后，蔡明即于2002年1月10日向高禹出具《付款计划》，承诺在2002年度中退还原三汇公司股东高禹股本金565万元，并在2003年5月30日的《还款承诺》及2004年12月18日的《善后处理协议》中作了类似的确认。这些证据与高禹、张嘉一的一致陈述相互印证，较为清楚、连贯地反映了高禹、张嘉一及蔡明之间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演化的过程，能够证明张嘉一、高禹、蔡明等相关当事人协商议定由股权最终受让人蔡明将股权转让金中的565万元直接支付给高禹的事实。一审法院亦是基于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认定蔡明曾负有向高禹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义务。对该认定结论，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蔡明向高禹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义务，是否被其在《善后处理协议》中的相关承诺所取代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该协议确认的事实，蔡明在阳光奥洲公司的股权已于2003年10月全部转让给了案外人关长弓，尽管蔡明承诺其将积极督促关长弓将阳光奥洲公司的股权转让至高禹名下，但关长弓作为实际持股人，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或表示同意将其股权转回高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蔡明的该项承诺对关长弓并不能产生约束力，即该项承诺要得以实际履行，取决于案外人关长弓的同意和认可，否则，蔡明的承诺难以兑现，高禹的利益也因此无法保障。同时，该协议已明确约定，如果高禹不能得到阳光奥洲公司的股权或蔡明承诺的其他经济补偿，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高禹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高禹在该协议中承诺的“除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外，其将不要求蔡明予以其他补偿”的内容判断，其愿意放弃其他补偿的前提条件，显然应当是蔡明能够兑现其承诺，高禹并无无论是否取得阳光奥洲公司股权、是否得到蔡明承诺的相关补偿，均不再要求蔡明向其支付股权转让金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因蔡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与高禹之间就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另有协商意见，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在未能取得阳光奥洲公司股权，亦无权向关长弓提出转让股权要求的情况下，高禹主张蔡明向其承担支付565万元股权转让金责任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一审判决关于蔡明所负担的向高禹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义务，已经被其在《善后处理协议》中约定的其他补偿方式所取代的认定结论不当，应予以纠正。
二、关于阳光奥洲公司是否应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尽管蔡明向高禹出具的《付款计划》、《还款承诺》上加盖有阳光奥洲公司的公章，《善后处理协议》中亦有“2002年1月10日，蔡明先生以四川阳光奥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名义给高禹出具欠条载明：阳光公司欠高禹的股权转让金560万元”的表述，但根据《付款计划》、《还款承诺》的内容以及蔡明个人作为《善后处理协议》的签订主体等事实综合判断，足以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应当是由蔡明个人向高禹承担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义务。同时，根据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及相关规定，股东可以转让其股权，但不得抽回出资；股东财产权与公司的法人财产权相互独立，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股权转让金，应当由受让股权的新股东向出让股权的原股东支付，而不能以公司财产向股东支付，否则实际为股东变相抽回出资，并因此损害公司的独立财产权利。高禹要求由阳光奥洲公司对蔡明向其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亦缺乏合法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关于《付款计划》上加盖有阳光奥洲公司公章，可以视为阳光奥洲公司作出了愿意与蔡明一起承担付款义务的单方允诺的认定不当，亦应予以纠正。
综上，高禹要求由蔡明向其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要求由阳光奥洲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主要案件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成民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
二、由蔡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高禹支付股权转让金565万元；
三、驳回高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蔡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8260元、其他诉讼费11478元，共49738元，由蔡明负担39790元，由高禹负担99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350元，由蔡明负担41080元，由高禹负担102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小红
审 判 员 林 涛
代理审判员 许 静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