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06民初11883号
原告：王华娣，女，1951年10月9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苏路支行，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6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14089246B。
主要负责人：喻国安，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祥，江苏苏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伟，江苏苏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王华娣诉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苏路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蕊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华娣，被告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张庆祥、张超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华娣诉称：2016年7月8日，原告在被告处开立账号为62×××44的银行账户并存入现金33700元，2016年8月30日，原告在拟使用上述账号内的存款时发现余额不足，经查询发现款项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手机银行已经转账至他人账户，因该损失系被告未尽资金安全保障义务所致，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返还借款33700元及利息（自取款次日即2016年9月1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辩称：涉案资金系原告自身被诈骗泄露信息所致，被告已尽安全告知义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手机银行可由客户持银行卡号、身份证信息、交易密码、客户预留手机号动态验证码等自助注册开通，原告的账户在注册手机银行和转账时已经向其发送了短信通知，尽到了安全告知义务，不存在过错；原告被诈骗已由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原告王华娣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交了银行卡及该账户交易明细，证明涉案款项流向情况。被告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卡内资金系盗转。
被告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原告银行卡内资金系通过手机银行转出；证据二、原告银行卡开户资料，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开卡时预留的手机号，被告已告知原告妥善保管个人身份及银行账户信息；证据三、手机银行开通流程，证明手机银行的注册和转账需身份证、银行卡号、交易密码、动态口令等完全一致才能完成；证据四、银行系统的手机短信发送记录，证明原告在注册手机银行及对外转账时，被告已向原告发送短信提示尽到告知义务；证据五、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鼓楼派出所立案资料及询问笔录，证明原告系根据诈骗电话到被告处开卡并汇入现金，并在8月31日发现自己被骗到派出所报案，现已作为诈骗案立案侦查。原告王华娣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虽然款项通过手机银行转走，但原告并未开通手机银行，也并未将交易密码告知他人和收到被告发送的短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华娣于2016年7月8日在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申请办理了卡号为62×××44的借记卡一张，预留电话号码为189××××6966。同日王华娣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山西路支行的银行账户向上述账号存入33710元，该笔款项当天即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出至刘鹏旭的银行账号。
2016年8月31日，王华娣至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鼓楼派出所报警称其被骗了33700元，并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6年7月6日9点左右，我家里的座机接到自称中国电信3203号接线员冯楚楚的电话，她说出了我的名字并告诉我涉嫌诈骗，她问我是否于今年6月13日在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2699号营业厅办理一部手机，手机号为133××××0056，我说没有，她说她要跟领导汇报这个情况，后来对方帮我转接到上海市公安局，对方自称是上海警察，姓彭，彭警官说他在一个全国的通缉令上看到了我的照片并发到我的手机上，说我用我的身份证办了三张工行卡，骗了老百姓148万元，需要我协助调查，期间一直通过到下午1点多钟”，“后来我手机接到自称鼓楼公安分局治安大队一个姓杨领导的电话，说一会就有民警过来抓我了，后来我说要给女儿打电话，对方让我保守秘密。7月7日对方说要我重新买一部手机，因为我之前使用的手机已经被监听了，之后我就用这个手机与对方联系，让我把所有的钱汇到中信银行的账户冻结一年零九个月，协助他们调查资金流向，因为办理案件都是在中信银行办理的，其他银行不可靠，然后我将我工商银行卡上的33700元汇到用我本人身份证办理的中信银行卡上，之后对方要走了我的中信银行卡卡号，昨天我查了一下我的中信银行卡发现里面的钱都没有了，银行说是使用手机银行转走的”。2016年9月1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作出鼓公（楼）立字[2016]7977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王华娣被诈骗案立案侦查。但该案至今尚无侦查结果。
另查明，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有柜台开通、网银开通、自助注册三种开通方式，其中自助注册为客户直接在手机银行客户端登录界面点击注册并填写相关信息，开通时需输入卡号、交易密码、身份证号码、动态口令等必填信息。
审理中，原告认可其预留的电话号码系常州市钟楼红叶酒店有限公司所有，并称其接到诈骗电话时对方已知晓原告身份证号码，其仅告知对方银行卡号，但并未告知交易密码，其所有的银行卡密码均相同。
本院认为：王华娣持有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发行的借记卡，其与该行依法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作为经营存、贷款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负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如其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王华娣资金损失，其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问题。王华娣系基于其与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提起的本案诉讼，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基于储蓄存款合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与他人利用银行卡实施犯罪行为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是否侦破本案并不影响王华娣通过民事诉讼要求银行承担民事责任。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承担责任后，也可依法向有关责任人进行追偿。故对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关于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应否赔偿涉案款项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王华娣认为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未尽资金管理安全保障义务，应就银行在银行卡使用过程中具有过错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开通手机银行并进行交易需输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码、交易密码、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及预留手机号码收到的动态口令才能成功，但交易密码、动态口令应只有王华娣知晓。王华娣虽称其手机并未收到相关短信通知，但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提供了其通信系统的后台发送信息，且手机银行的相关操作必须以收到动态口令为前提，结合预留的手机号码并非王华娣所有，王华娣在询问笔录中亦称因犯罪分子告知其预留的手机号码已被监听，其按照指示购买了新的手机和号码，并用新号码与犯罪分子联系，故不排除王华娣原预留的手机号码被犯罪分子盗用的可能性，而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在涉案借记卡的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应符合操作规范。在以手机为载体交易的情况下，银行无法也不可能判断每笔交易是否是银行卡用户真实的交易，而只能根据相关密码、银行卡卡号、动态口令等信息作为其履行相关付款义务的根据，在密码、银行卡卡号、手机号码等相关信息均由王华娣设置或保管的情况下，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在交易时根据银行卡及相关密码审核交易并不存在过错，而王华娣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明显说明其自身对信息泄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对王华娣要求中信银行江苏路支行返还涉案款项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华娣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643元，减半收取321.5元，由原告王华娣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蕊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