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8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绿籽，女，197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凤传，男，1975年6月14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
法定代理人叶绿籽，系林某母亲。
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春有、许烨，福建天衡联合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叶怡坤，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陈海鸣，福建银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绿籽、林凤传、林某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5）同民初字第3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叶绿籽的户籍自1979年8月14日出生后落户于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瓦窑24号，即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所在地。2003年11月18日，原告叶绿籽与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谢洋乡谢洋村村民林凤传登记结婚，婚后叶绿籽未将户口迁出，至今仍落户在被告所在地。2005年1月15日，原告叶绿籽生育林某。林某一出生户口就落户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瓦窑24号。原告林凤传户籍原为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谢洋乡谢洋村27号。原告林凤传与叶绿籽结婚后，因夫妻投靠于2005年4月30日将户籍迁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瓦窑24号。2011年，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集体土地因莲花水库建设需要被征收，2012年9月16日，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召开户主会议，制定了分配方案，该方案载明：“专门讨论户口分钱问题：1.有提议以投票方式确定分配方案，谁该得谁不该得；2.由叶炳焕宣读《同安区农村征地补偿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厦同政（2007）111号；3.由小组成立分配工作小组：叶怡坤、叶评水、叶谋贤……；4.凡独生及二女扎，日后若再违反计生，所补偿数额处罚1.2倍；5.若有异议者暂停发放补偿款，经核实后再补给补偿款。并订立主合同确认。同意者签名：一致同意按（2007）111号条例实施。2012年10月20日，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按照户口向其全组村民分配征地补偿款人民币50000元，但未发放给三原告相应的款项。2013年，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又召开户主会议，制定了《窑市村瓦窑生产小组关于莲花水库征地补偿分配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经多次村民小组户主会，宣读同安区农村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讨论协商后，一致同意按照厦同政（2007）111号《同安区农村征地补偿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贯彻执行并实施。2013年1月20日，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按照户口向其全组村民每人分配征地补偿人民币10000元，但以原告叶绿籽为出嫁女为由未发放给三原告相应的征地补偿款。之后，三原告于2015年8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征地补偿款人民币1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庭审中，三原告举示了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谢洋乡谢洋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二份，证明一内容为：“兹有我村村民林凤传与叶绿籽于2003年11月18日在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其妻叶绿籽，其女儿林某，其两人至今均无享受到谢洋村集体福利。”证明二内容为：“兹有我村村民林凤传，……于2005年4月因夫妻投靠，户籍由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谢洋乡谢洋村27号迁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瓦窑24号，迁入后其本人在我村无享受到任何待遇。”三原告陈述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012年和2013年的分配方案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况且，征地补偿款的发放可能分批进行，对于当时被告未将原告列在发放名单中的行为，并不当然损害了其的权益。所以，根据2012年和2013年的分配方案，其并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情况。2015年9月27日，被告又重新讨论了小组自1981年至2012年期间村民耕地分配办法，明确了“女儿出嫁后，在本小组土地已扣回，永远不能享受耕地权利，不能享受征地补偿款。”被告2015年9月27日的分配方案，侵犯了其的合法权益。被告认为，从1995年开始，按照村规民约田地已经被抽出调整的嫁出和过世的，不得分配补偿款。2003年原告由于嫁出，土地已经分配给别人，所以不得分配征地补偿款。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叶绿籽自出生时起其户籍关系一直在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所在地未变动，原始取得了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集体成员的资格，其婚后未将户口迁出，仍以厦门为实际居住生活地，其生活保障基础并未因结婚而发生改变，未与其丈夫所在地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因此应认定叶绿籽婚后的生活保障基础并未发生改变，仍须依附于被告集体组织，其作为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并未丧失。原告林某作为未成年人，出生后随母亲叶绿籽落户于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处，与其母亲共同生活，显然须依附于其母亲所在集体组织提供生活保障基础，故林某亦为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集体组织成员。原告林凤传户籍原为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谢洋乡谢洋村27号，并不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原告林凤传与叶绿籽结婚后，因夫妻投靠将户籍迁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瓦窑24号。虽然原告林凤传将户籍迁入被告处，但被告并未同意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故林凤传尚未取得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林凤传主张被告支付征地补偿款，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分别于2012年10月20日和2013年1月20日发放征地补偿款人民币50000元和10000元，均未发放给原告叶绿籽、林某时，原告叶绿籽、林某就知道其权利已被侵害，但叶绿籽、林某并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故叶绿籽、林某于2015年8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支付2012年、2013年征地补偿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予保护。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叶绿籽、林凤传、林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叶绿籽、林凤传、林某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叶绿籽、林凤传、林某上诉称，一、上诉人叶绿籽、林某、林凤传三人都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有权参与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并取得相关征地补偿款项。上诉人叶绿籽自出生时起其户籍关系一直在被上诉人处未变动，原始取得被上诉人集体成员的资格，婚后也并未将户口迁出，未与丈夫（上诉人林凤传）所在地形成较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其生活保障基础并未因结婚而发生改变，上诉人叶绿籽一直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上诉人林某作为未成年人，出生后随母亲叶绿籽落户于被上诉人处，与其母亲叶绿籽共同生活，显然也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原审判决中对于上诉人林凤传尚未取得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的认定有误。上诉人林凤传是否取得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并非取决于被上诉人是否同意，而应当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为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林凤传婚后因夫妻投靠落户于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也无权以未同意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为由，剥夺上诉人林凤传依法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即其因结婚落户而应当享有的被上诉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包括取得被上诉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足额获得征地补偿款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此上诉人叶绿籽、林某及林凤传均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依法享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应权利，有权足额获得被上诉人发放的征地补偿款，共计180000元。二、本案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征地补偿款的诉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规定，可见，诉讼时效规定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而本案所涉主要还是身份利益，是基于身份的请求权，该请求权关系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适用诉讼时效则会损害基本人权，故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从我国的民事案由体系看，本案也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是以集体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集体成员依法享有的财产占有、使用、分配的权益，包括依法享有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在我国民事案由体系中属于物权纠纷项下所有权纠纷中的一种。而且，征地补偿款是农村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属基本生存权利。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征地补偿款也是基于物权所产生的请求权，被上诉人对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也不能成立。三、退一步而言，即使本案中，若上诉人的诉求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本案事实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征地补偿款的诉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本案中，关于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和支付，并无具体的截止时间，被上诉人也是分批支付，不能将2012年10月20日和2013年1月20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1、被上诉人于2012年9月16日召开的户主会讨论结果，明确的主要事由：“1、有提议以投票方式确定分配方案，谁该得谁不该得；2、由叶炳焕宣读《同安区农村征地补偿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厦门政（2007）111号】；3、由小组成立分配工作小组；4、凡独生及二女扎，日后若再违反计生，所补偿数额处罚1.2倍；5、若有异议者暂停发放补偿款，经核实后再补给补偿费。”从该户主会可以看出，当时有提议“以投票方式确定分配方案，谁该得谁不该得”，但本案所涉及的补偿款分配，未见相关的投票方式，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将上诉人排除在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之外或者明确上诉人不能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同时，该户主会明确“若有异议者暂停发放补偿款，经核实后再补给补偿费”。从该2012年9月16日户主会的记录看，关于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和支付，并无具体的截止时间，也就不产生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2、2012年10月20日和2013年1月20日，被上诉人进行了两批的征地补偿款分配，原审判决以此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为上诉人于2015年8月26日提起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有误。第一，2012年10月20日和2013年1月20日，被上诉人进行了两批征地补偿款分配，上述两次分配，仅仅是户主会议项下的实施行为，鉴于相关户主会并无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截止时间，上述两批分配也未明确上诉人不能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为此，不能将其作为上诉人权利被侵害的起算点，即不能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第二，2014年6月29日，被上诉人又进行了第三批分配，其发放的金额为2012年10月20日和2013年1月20日两次的累加（60000元），也再次说明被上诉人发放征地补偿款是根据集体组织成员的不同条件和情况分批发放的持续性的行为。为此，原审判决将2012年10月20日和2013年1月20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依据。（二）本案中，若适用诉讼时效，其起算点应该是2015年9月27日“户主会”记录之后，并在上诉人知道该记录之日开始计算。而本案上诉人在2015年8月26日已向法院提起诉讼，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从被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9月27日“户主会”记录可以看出（暂时不论该记录是否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是否有效），若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话，该“户主会”记录明确“女儿出嫁后，在本小组土地已扣回，永远不能享受耕地权利，不能享受征地补偿款”，即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27日才确定不向上诉人发放征地补偿款，在上诉人知道上述决定后，上诉人诉讼时效才开始计算。而本案上诉人在2015年8月26日已向法院提起诉讼，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四、本案上诉人之一林某为未成年人，其出生于2005年1月15日，目前才十岁有余，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谈何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同安区农村征地补偿分配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厦门政（2007）111号】，其完全依法可以取得征地补偿款，而原审判决对其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侵害了未成年人林某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其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窑市村第十五村民小组答辩称，一、上诉人不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无权参与征地款的分配。一审认定上诉人叶绿籽、林某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是错误的。因为：
农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应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础，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集体成员资格的一般条件。上诉人的户口虽在被上诉人处，但他们没有与被上诉人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础，故上诉人三人均不具备被上诉人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具体体现在：一是，上诉人叶绿籽自与林凤传结婚并举行婚礼后就搬到夫家（即上诉人林凤传家）居住，上诉人林凤传、林某更是从未在被上诉人处居住过，三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没有住处，也从未到被上诉人处居住生活，因此三上诉人的生活基础均不在被上诉人处，其户口属于空挂户性质，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是，三上诉人在上诉人叶绿籽婚后从未在被上诉人处取得家庭承包责任田。上诉人叶绿籽婚后，被上诉人在新一轮责任田分配时已将上诉人叶绿籽的份额收回；上诉人林凤传、林某自落户到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也未分配责任田给他们。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依靠，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活基础，具有责任田是证明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主要特征。上诉人一家未取得被上诉人的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进一步证明他们的生活基础不在被上诉人处，也说明他们不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三是，上诉人叶绿籽有弟弟，现已结婚生子，故上诉人林凤传不属于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厦同政（2007）111号”文件第十条（六）及厦门市两级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会议纪要中规定的“有女无儿或儿子没有赡养能力、女儿尽主要赡养义务的入赘女婿，且户口已迁入本村”的情况，且被上诉人也不承认上诉人林凤传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上诉人林凤传主张其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不能成立的。二、一审认定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假设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话，那么，上诉人提起本案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是明显的。首先，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本案。《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这里已明确规定，所有民事权利均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理论上及实践中虽有关于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说法，但上诉人主张的并非物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也仅是就债权方面如何适用诉讼时效作出解释而已，故不能理解为除债权外均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且上诉人主张的征地补偿款也明显属于债权请求权性质，因此，被上诉人有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次，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明确的。即第一次分配5万元时，被上诉人在2012年9月16日召开户主会之前，已先行确定了可参与分配的对象，也就是明确了“谁该得谁不该得”，2012年9月16日召开户主会时，便当场公布可参与分配对象的分配方案，并经到会户主举手表决通过，但户主会的记录仅简单的以“有提议以投票方式确定分配方案，谁该得谁不该得”一句话带过，但该会议记录是经过到会户主签字确认的。会后便将该分配方案上墙公布，在没有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便将分配方案提交村委会审核，村委会审核后再上报镇政府审批，然后由村委会于2012年10月20日打印分配表让被分配对象签字后，再由镇政府直接将款项转入被分配对象的银行账户。第二次分配1万元时，也是经户主会通过后将分配方案上墙公布，在没有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将分配方案提交村委会审核，村委会审核后再上报镇政府审批，然后由村委会于2013年1月20日打印分配表让被分配对象签字后，再由镇政府直接将款项转入被分配对象的银行账户。因此，被上诉人两次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时间是明确的，故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也应分别从2012年10月20日和2013年1月20日起算。第三，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29日补发3个人的征地补偿款不属于第三批分配性质，不存在征地补偿款发放的持续性之说。被上诉人2014年6月29日发放给杨沉、陈雪芬、叶火煅三人的征地补偿款，是因为之前发放征地补偿款时，他们三人已经死亡，被上诉人才没有发放给他们，后他们的亲属多次向被上诉人反应和主张权利，被上诉人经请示村委会和镇政府后，认为他们是在征地公告发布后才死亡的，按区政府文件的规定应当发放给他们，所以被上诉人才会补发给他们。何况被上诉人的这一补发行为，又是发生在这三人的继承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的。第四，被上诉人2015年9月27日户主会不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被上诉人会于2015年9月27日召开户主会，是因为上诉人和叶玉娟、叶丽葵等多人于2015年8月26日就外嫁女未享受到被上诉人之前分配的征地补偿款而提起了三个案件的诉讼，被上诉人针对这三个案件提出的外嫁女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的问题，才召开户主会议，由大家表决是否改变原来规定的外嫁女不能享受征地补偿款的方案，这次户主会仍然是绝大部分人坚持外嫁女不能享受征地补偿款的意见。故该次户主会是发生在上诉人起诉之后，其性质属于对之前分配方案的再次强调，故不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第五，上诉人在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后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已丧失胜诉权利。上诉人的父亲叶再兴在被上诉人召开的两次确定分配对象的户主会都有参加，被上诉人两次的分配名单也都有上墙公布，因此，上诉人是清楚被上诉人两次发放征地补偿款情况的，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没有发放给她，这时其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因此，上诉人应当在被上诉人发放征地补偿款后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而上诉人并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故其起诉明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当然不能给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上诉人认为征地补偿款是暂停发放上诉人及耕地分配办法2015年9月是首次讨论外，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莲花镇窑市村瓦窑村民小组关于莲花水库征地补偿首份公告实施后死亡者征地补偿款发放名单，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29日（第三批）向部分成员发放征地补偿款。发放的金额为2012年10月20日和2013年1月20日两次的累加（60000元）。被上诉人对于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征地补偿款并不是一次性发放的行为，而是陆续在发放。2012年11月1日和2013年1月20日均非补偿款发放的截止日。2、征地补偿款人口分配表，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2年9月27日制定了一份《征地补偿人口分配表》中，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几名外嫁女均有体现在分配表中，上诉人并未被排除在分配名单外后续未发放只是暂停发放。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方面，2014年6月29日发放给杨沉、陈雪芬、叶火煅三人的征地补偿款，是因为之前发放征地补偿款时，他们三人已经死亡，才没有发放给他们，后他们的亲属多次反映和主张权利，我方经请示村委会和镇政府后，认为他们是在征地公告发布后才死亡的，按区政府文件的规定应当发放给他们，所以才会补发给他们的事实。证据二，真实性不予确认，复印件没有标题也不完整，金额没有填写，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能说明当时讨论的结果应该是不发放补偿款。
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莲花镇窑市村瓦窑小组关于莲花水库征地补偿首份公告实施后死亡者征地补偿款发放名单》及签名表，拟证明被上诉人2014年6月29日发放给杨沉、陈雪芬、叶火煅三人的征地补偿款，是因为之前发放征地补偿款时，他们三人已经死亡，举证人才没有发放给他们，后他们的亲属多次向被上诉人反映和主张权利，经请示村委会和镇政府后，认为他们是在征地公告发布后才死亡的，按区政府文件的规定应当发放给他们，所以才会补发给他们的事实。2、（2016）闽02民终字第26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征地补偿款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涉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分别从2012年10月20日和2013年1月20日起算、2014年6月29日向死亡人员的继承人发放的款项不属于持续发放的性质，均已得到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说明征地补偿款是持续发放的行为。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判决事实认定有误。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上诉人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由于与本案同时起诉且案情、上诉理由相同的（2016）闽02民终264号案件已经认定被上诉人两次发放征地款的时间即2012年10月20日、2013年1月20日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上诉人所提证据不足以推翻该生效判决所作认定，且叶绿籽所在家庭户其他成员两次分配时均已领取相应补偿款，故其应当于此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是否被侵害，同时上诉人诉求征地补偿款仍属于金钱给付之诉，属于债权范畴，也非处于持续发生状态，故林某以其为未成年人并不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在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之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叶绿籽、林某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基于以上分析，林凤传即使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起诉亦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驳回其诉求正确，亦应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叶绿籽、林凤传、林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叶绿籽、林凤传、林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宁
审 判 员 李向阳
代理审判员 章 毅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朱燕萍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