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06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某甲。
法定代理人徐玉琳，户籍地四川省简阳市，系上诉人骆某乙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玉琳，户籍地四川省简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文崇，户籍地四川省简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光荣，户籍地四川省简阳市。
上列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文迪波，广东深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立。
委托代理人程丽萍，江西金凤华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骆某乙甲、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8民初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6年1月3日01时55分，骆某乙醉酒后驾驶粤B×××××号小型普通客车沿深盐路由西往东行驶至盐田综合保税区东门路段时，该车车头与被告施工中的人行天桥桥墩发生碰撞，造成骆某乙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盐田大队以深公交（盐田）认字【2016】第A0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骆某乙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导致上述事故的主要过错，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未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是导致上述事故的次要过错，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016年3月11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核认为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责任划分公正并作出维持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复核结论。
骆某乙的遗体于2016年1月23日火化。
骆某乙为城镇居民户籍，本案事故发生时已在深圳市缴交社保一年以上。骆某乙之父即本案原告骆文崇出生于1953年9月7日，需被扶养18年，骆某乙之母即本案原告王光荣出生于1953年3月21日，需被扶养18年，共有2名扶养人对上述二人承担扶养义务。骆某乙之女即本案原告骆某甲出生于2010年11月17日，需被扶养13年，共有2名扶养人对其承担扶养义务。
原告徐玉琳系骆某乙之妻。
事故车辆粤B×××××号登记于骆某乙名下。2016年3月22日，经深圳市华联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事故车辆粤B×××××号因本案事故的实际损失价值为196000元。四原告支出评估费4000元。
四原告曾于2016年3月10日以EMS快递向被告寄送鉴定告知函，告知评估事故车辆粤B×××××号损失价值的时间及地点并通知被告派员参加查勘评估，该快递于2016年3月14日妥投。
以上事实，有交通事故认定书、法医学死亡证明书、火化证明、户籍证明、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户口本、机动车登记证书、价格鉴证报告、评估费发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鉴定告知函、EMS快递单及查询单、社保清单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证实，足以认定。
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等损失合计1579053.86元（包括：死亡赔偿金8189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误工费27048元、丧葬费54096元、交通费20000元、住宿费306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19349.86元、伙食费9000元）的50%即789526.93元；2、被告赔偿四原告车辆损失196000元、评估费4000元的50%即10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认为：一、关于四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因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日为2016年4月13日，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计算。在不考虑责任承担的情况下，法院对四原告的各项主张数额分别认定如下：
1、关于死亡赔偿金。骆某乙为城镇户籍，可适用深圳城镇标准计算该项赔偿金额为818960元（40948元／年×20年）,法院对于四原告该项诉求的金额予以确认。
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依照前述查明的被扶养人情况及其扶养人情况，前13年，骆某乙有3名被扶养人需要其扶养，四原告可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75086.01元（28852.77元/年×13年），第14年至18年，骆某乙有2名被扶养人需要其扶养，四原告可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44263.85元（28852.77元/年×5年÷2×2人），四原告可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总额为519349.86元（375086.01元+144263.85元），四原告主张的超出此金额的部分法院不予确认。被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于法无据，法院不予确认。
则四原告可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338309.86元（818960元+519349.86）。
2、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骆某乙因本案事故死亡的结果给四原告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法院酌定四原告可主张的该项赔偿金额为100000元。
3、关于误工费。四原告未提供误工人员因误工发生损失的证据，被告主张按照108192元/年÷12个月÷30天×20天×3人×60%计算误工费法院予以认可，经核算四原告可主张的误工费为10819.2元，对于四原告该项诉求中超过此金额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4、关于丧葬费。按照《标准》计算，四原告可主张的该损失金额为54096元（108192元/年÷12个月×6个月），法院对于四原告该项诉求的金额予以确认。
5、关于交通费。四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票据与其主张的金额不符，考虑到该项费用属必要支出，法院酌定四原告可主张的该项赔偿金额为5000元。
6、关于住宿费。四原告主张按照30天计算住宿费于法无据，法院不予确认。被告主张住宿期间从事故发生之日计算至骆某乙火化日期共计20天，法院予以确认，按照《标准》计算，四原告的住宿费损失为20400元（340元/天×20天×3人），对于四原告该项诉求中超过此金额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7、关于伙食费。四原告的此项诉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8、关于车辆损失。四原告提交的价格鉴证报告明确了事故车辆粤B×××××号因本案事故的实际损失价值为196000元以及评估机构的资质，法院对于四原告该项诉求的金额予以确认。被告虽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但并未提交足以推翻评估结论的相反证据，故法院对于被告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
9、关于评估费。四原告提交了评估费发票和价格鉴证报告予以证实，法院确认四原告的评估费损失为4000元。
上述赔偿项目金额合计1728625.06元（1338309.86元+100000元+10819.2元+54096元+5000元+20400元+196000+4000元）。
二、关于本案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交警部门对本案事故的责任认定，程序合法、实体正确，法院予以确认，骆某乙负本案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负本案事故的次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故被告应对四原告的前述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345725元（1728625.06元×20%）。四原告关于被告应承担50%赔偿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虽然对于交警部门所作的责任认定有异议，但未提交足以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相反证据，法院对于被告的相关答辩意见不予纳。被告关于其不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相关意见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骆某甲、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赔偿人民币345725元；二、驳回原告骆某甲、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23.82元，由原告骆某甲、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承担1665.18元，由被告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承担1058.64元。上述款项已由原告骆某甲、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预交，被告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所负担之数迳付原告骆某甲、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
上诉人骆某甲、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308民初389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总损失金额的50%赔偿责任即889526.93元（上诉请求金额人民币543801.93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次案件属于典型的侵权责任纠纷，而不属于交通事故纠纷。原审判决以交通事故责任案由来处理本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在起诉状最后一段所援引的法律依据中已经明确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赔偿，而不是道路交通事故。本案一审判决适用的案由为“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该案由不是上诉人自己选择，而是属于一审法院立案庭所自行确定的案由。2、本次事故属于侵权责任纠纷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不符合交通事故形成的形态。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是指在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道路及社会其他场所因机动车之间或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一方发生碰撞所导致的事故。也就是说交通事故的发生必须存在双方当事人，以直接的因果关系结合发生。具体到本案中，受害人骆某乙驾驶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与人行天桥发生碰撞不属于交通事故的表现形态。人行天桥不属于交通事故一方，不符合交通事故要求存在双方当事人的构成要件。3、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旋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法律规定属于特别法规定的侵权责任形态，本次事故符合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被上诉人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作为人行天桥的施工方，理应在施工时设置安全警示标示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保证行人及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其作为侵权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该援引《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而错误援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酌定被上诉人承担20%赔偿比例，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1、本次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而属于侵权责任纠纷，因此应该援引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文的规定，判定被上诉人承担责任。原审判决第七页第三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入、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不属于交通事故的非机动车一方，原审判决认定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应当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错误。本案中《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受害人骆某乙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承担次要责任。也就是说即使本案被认定为道路交通事故，非机动车一方即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应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但是被上诉人没有损失并存在明显的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只适用于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骆某乙属于受害人而不属于侵权人，上述规定明显不适用于本案，因此原审判决援引法律明显错误。2、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上诉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属于施工单位存在明显过错的行为，理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的事故形成形态，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施工单位过错导致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属于特别法，交通事故属于事故的表现形态，仅仅作为交警部门认定事故当事人过错程度的方法，本案客观上属于施工单位过错导致的侵权行为，而不属于一般的交通事故，且上诉人已经在《起诉状》中明确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主张权利。三、原审判决引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问题处理不当。l、原审判决第七页第三行载明“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定被上诉人对四原告的前述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345725元（1728625.06*20%）。”原审判决没有充分的说理及具体的法定事由即主观裁量，认定被上诉人仅仅承担总损失20%的赔偿责任。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因果关系是事故单位未设立警示标示。并且事故发生以后，被上诉人从未有人与上诉人联系，没有赔礼道歉，也没有支付一分钱的赔偿款，此后一直逃避责任，直至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一直抵赖，性质特别恶劣。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2、本案属于侵权责任事故，施工单位存在明显的过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施工单位的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在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存在明显过错的情况下有施工单位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若受害人存在过错，也仅仅是减轻施工单位的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受害人骆某乙虽然经交警部门认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根据过错推定原则，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事故总损失50%的赔偿责任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3、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事故总损失50%的赔偿责任，属于援引《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过错推定施工单位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已经考虑到了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并减轻了施工单位的赔偿责任。4、被上诉人作为人行天桥施工单位同时具有保证公众安全的社会责任，该安全保障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该责任理应大于受害人的谨慎注意义务，故被上诉人应该承担原告全部损失的50%。
被上诉人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认为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死者骆某乙醉酒后驾车，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死者骆某乙是因自己的犯罪行为导致了本次事故的发生。且在事故发生时死者骆某乙酒精度含量为264.99毫克/100毫升，其已进入深度意识不清的状态。二、被上诉人认为本案系典型的交通事故，且交警也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在事故认定责任时，对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划分，死者骆某乙在本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并未对此责任的划分提出异议。三、在本案中，死者骆某乙醉驾是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而被上诉人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是其设置的警示标志未达到法定标准，但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并非被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四、关于被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被上诉人认为其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且死者骆某乙系机动车驾驶人，应尽到谨慎义务，但是其未尽到谨慎驾驶义务，且在本次事故中又有严重的醉驾行为，一审法院依据双方过错而裁定被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合情合理合法。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事故发生后，死者骆某乙的酒精检验结果为264.99毫克/100毫升。
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属死者醉酒后在机动车道驾车行驶过程中发生碰撞而引发，且事故已由交警部门进行勘查、认定和处理，故因本案事故引发的纠纷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对上诉人认为原审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理本案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死者驾车时体内酒精含量为264.99毫克/100毫升，属醉酒驾驶，事故责任已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盐田大队进行认定，并由已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复核确认，交警部门的认定意见程序合法、符合事实和法律，原审据此确定的各方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份额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要求改判被上诉人承担50%的赔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19.1元，由上诉人骆某甲、徐玉琳、骆文崇、王光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建华
审 判 员 李君贤
代理审判员 易 静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林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