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24号
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关建荣，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梁浩华，广东天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伦梓光，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炎荣，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广成，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上列三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为樟，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嘉慧，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开平市百合镇得利丰陶瓷原料厂，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开平市百合考场对面）。
负责人：伦梓光。
一审被告：何嘉乐，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关建荣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开平市百合镇得利丰陶瓷原料厂（下简称得利丰厂）、何嘉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佛中法立民申字第237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关建荣的委托代理人梁浩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为樟、陈嘉慧到庭参加诉讼，得利丰厂及何嘉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1月12日，关建荣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返还关建荣240万元以及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退还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诉讼中，经得利丰厂申请，法院追加何嘉乐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对追加的被告何嘉乐，关建荣明确不要求其承担本案责任。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得利丰厂虽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但从《得利丰陶瓷原料厂合作合同》以及双方的陈述来看，可确认得利丰厂实际上是由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合伙经营。因得利丰厂未登记为合伙企业，故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之间属于民事合伙关系，本案的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另，关建荣虽主张本案的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但关建荣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书面合同关系的存在，且即使关建荣所述投资款是用于设立有限公司属实，在公司成立前，关建荣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之间也属于合伙关系，因此，法院对关建荣主张的案由不予接纳。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关建荣向得利丰厂所投入款项的性质。对此，法院分析如下：首先，从得利丰厂出具的《收据》来看，均载明了款项的性质为投资款，故首先可以确定该款并非关建荣对得利丰厂的借款；其次，关建荣主张该款是用于与伦梓光等拟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款，但关建荣对此并未能提供任何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在对方明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关建荣也无法提供其它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关建荣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法院对关建荣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再次，如关建荣在诉状中所述，关建荣明确知道得利丰厂是由伦梓光等合伙经营，故其向合伙体投入的款项，在缺乏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为加入合伙的款项。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关建荣是否已成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对此，如前所述，得利丰厂并未登记为合伙企业，故对上述问题的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个人合伙的相关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关于“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关于“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可知，对于个人合伙，只要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即为有效，有否书面的合伙协议、是否参与经营管理等，与入伙的效力并不直接相关。具体到本案中，首先，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的答辩意见来看，可确认全体合伙人均同意关建荣入伙得利丰厂；其次，如前所述，关建荣已向得利丰厂进行了实际的出资；再次，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为证实关建荣为得利丰厂采购相关的设备，向法院提交了《证明》一份、《收据》、《小额来帐凭证》等证据，上述证据在内容上能够互相印证，足已证实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的主张，关建荣虽认为所涉款项是伦梓光要购买设备但资金周转困难而向其所借，但关建荣对此并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其时关建荣及何嘉乐均已向得利丰厂投入数百万元的款项，关建荣的主张与常理不符，故法院认定关建荣有实际参与得利丰厂的经营。综合以上三点，关建荣虽未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签订书面入伙协议，但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均确认其合伙人的身份，且关建荣实际向得利丰厂投入了资金，事后也参与了得利丰厂的经营活动，故关建荣已成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
关建荣以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违约未设立有限公司为由，诉请判令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退还投资款，缺乏事实依据，法院对关建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关建荣已成为合伙人且得利丰厂已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关建荣所投入的财产已在经营活动中转化为得利丰厂的经营资产，依法应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关建荣若要退伙，也应先对得利丰厂得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不能直接要求其他合伙人返还其投入的全部投资款，但关建荣可另案以退伙为由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关建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31000元，由关建荣负担。
关建荣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关建荣以其并非得利丰厂合伙人为由，要求收回其投入得利丰厂的240万元。对此，本院分析意见如下：
一、关于关建荣是否合伙人问题。第一，虽然《得利丰陶瓷原料厂合作合同》第二条第2项约定成立公司，该合同签订于2011年6月30日，而登记得利丰厂为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的发照日期为2011年7月8日，目前得利丰厂仍然为个体工商户，反映得利丰厂最初的投资人陈炎荣、陈广成、伦梓光、何日端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合伙体得利丰厂设立为公司，并且关建荣并非该合同的签订人，加之关建荣上诉时亦称其在一审诉讼前从未见过该《得利丰陶瓷原料厂合作合同》，因此，关建荣以该合同约定为由，认为其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口头约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收取关建荣240万元投资款是以得利丰厂名义开具收据，而且另一新加入的合伙人何嘉乐对得利丰厂的投资款也是转入陈炎荣账户，因此，对关建荣以其240万元款项是转入陈炎荣的个人账户为由，认为该款项并非投入得利丰厂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何嘉乐已投入的款项为390万元，根据起诉状内容，关建荣本应投入的款项是385万元。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陈述称由于何嘉乐的投资款已全部到位，故与何嘉乐签订入伙协议并倒签日期，因此，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与何嘉乐而没有与关建荣签订入伙协议的原因是关建荣的投资款尚未全部到位，而非关建荣上诉所称的其没有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达成建立合伙关系之合意，而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书面合伙协议并非是合伙关系存在的必备条件。第四，得利丰厂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在前，关建荣投入240万元在后，关建荣陈述称其父亲曾经在得利丰厂负责技术工作，由此，关建荣应是在得悉得利丰厂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合伙人为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并且是在接受这一事实情况下向得利丰厂投入投资款的，此时关建荣只能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即使其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曾经达成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但这一协议尚未成为事实。尽管关建荣未足额投入385万元，但投资款多少一般是对盈余分配比例和债务承担比例产生影响，不能否定关建荣向得利丰厂投入240万元后即具有的合伙人身份。最后，关建荣已向得利丰厂投入投资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视为合伙人。”因此，关建荣是否参与得利丰厂的经营并非认定关建荣是否合伙人的依据，基于此，对关建荣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不进行审查，同样，对关建荣认为其没有参与得利丰厂的经营管理，要求本院向佛山市禅城区正扬化工仪器机电设备经营部（以下简称正扬经营部）经营者张再调查得利丰厂与其进行仪器交易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合上述分析意见，原审判决认定关建荣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由于何嘉乐亦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原审法院根据得利丰厂的申请，追加其为本案被告亦并无不当。
二、关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应否向关建荣返还投资款问题。涉案240万元自关建荣投入合伙体得利丰厂时起即成为合伙财产，由于合伙财产、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尚未进行清算，在得利丰厂资产状况不明的情况下，对关建荣迳自要求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返还投资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关建荣上诉所提，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上诉人关建荣负担。
再审申请人关建荣不服本院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采用双重标准，严重损害了关建荣的合法权益。
一、关建荣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之间为设立有限公司的关系理据充分。
关建荣的这一主张与《得利丰陶瓷原料厂合作合同》第二条第2款、第3款拟成立项目公司相互印证。关建荣投入的240万元是转入陈炎荣的个人账户，并非转入得利丰厂的账户，也足以证明关建荣的款项并非用于投资得利丰厂，一审法院认为关建荣的240万是投入合伙体明显是认定事实有误。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违反设立有限公司约定，吸收何嘉乐为得利丰厂的新合伙人，导致设立公司不能。
实际上，正是因为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有意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说服关建荣出资成立公司，因为公司不能成立，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在没告知关建荣的情况下再找来何嘉乐入股得利丰厂。
二、一、二审法院认定关建荣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及何嘉乐为合伙关系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一审法院同意追加何嘉乐为被告参加诉讼错误。关建荣只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洽谈成立有限公司，何嘉乐何时以何条件成得利丰的合伙人与关建荣无关。
（二）关建荣没有入伙得利丰厂，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及何嘉乐之间不可能为合伙关系。
1．关建荣没有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之间签订合伙协议。
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主张关建荣清楚《得利丰陶瓷原料厂合作合同》的约定并受合同约束不能成立。其一，关建荣在一审诉讼前，从未见过上述合作合同；其二，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没有按上述合同的约定与关建荣签订合伙协议；其三，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提供给何嘉乐的《同意入伙协议》，可证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在新合伙人入伙得利丰厂时是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办理入伙手续。若关建荣已入伙得利丰厂，应签署相类似的入伙协议，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对此无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关建荣与何嘉乐之间没有合伙协议，如按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称关建荣是得利丰厂的合伙人，那么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与何嘉乐签订《同意入伙协议》时为何不需要征求关建荣的意见并签名确认？
3．如关建荣与何嘉乐同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则得利丰厂的股权比例极为混乱，不合常理。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在一审中称在何日端退出合伙后，何嘉乐出资390万元受让何日端占有得利丰厂21%的股份，同时关建荣出资390万元受让何日端占有得利丰厂21%的股份，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持有得利丰厂的股份没有约定。关建荣当庭提出严重质疑并称如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所称属实，则关建荣与何嘉乐重复占有得利丰厂的份额，或者造成得利丰厂的价值可能被无限地夸大，且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更不可能在已经投入上千万资金后对自己的持股比例漠不关心。庭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的代理人在没有通知关建荣的情况下擅自修改开庭笔录，即便如此，也无法解释清楚得利丰厂内部股份构成问题，显然关建荣不可能是得利丰厂的合伙人。
4．得利丰厂的合伙人参与经营管理具有多种体现，关建荣没有包括定期参与合伙人会议、参与重大经营决策、对大额支出签名同意在内的任何一种约定的方式参与了经营管理，一审法院以关建荣的代付款行为认定参与了得利丰厂的经营管理的理由明显牵强附会。
5．一审法院简单的认为“本案属于个人合伙，只要全体合伙人同意即为有效，有否书面的合伙协议、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与入伙的效力并不直接相关”有偏袒之嫌，也违背了合伙的人合性的根据宗旨。本案没有属个人合伙的证据，也没有全体合伙人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同意关建荣入伙的证据。假如关建荣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成立，则应有关建荣同意何嘉乐入伙的证据。退一步说，即使被申请人认为只有足额出资才能与何嘉乐一样签订类似《同意入伙协议》成为合伙人，那么关建荣也不是得利丰厂的合伙人。
6．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相关的法律条文断章取义，对关建荣上诉理由中针对的焦点问题有意回避。二审法院在认定关建荣是否合伙人身份的问题上简单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的前半部分，完全回避该条文的但书条款。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时，刻意回避该条文的使用前提。
三、一审法院采用了明显的虚假证据，二审法院对伪证刻意回避，并在关建荣提出新证据后仍拒绝关建荣的调查取证申请。
1．本案被申请人提供了两份《支出证明单》以此证明关建荣曾参与得利丰厂的经营管理，关建荣对该证据上“关建荣”的签名真实性予以否认，但被申请人的代理人仍明确表示已向被申请人核实真实性。后关建荣本人到法院向一审法官阐明，被申请人得知后又改口说两份《支出证明单》是关建荣父亲代关建荣签名。
2．本案被申请人提供的正扬经营部出具的《证明》及《收据》，在形式上均有多处明显漏洞，按照法律的规定，关建荣向法院申请要求该经营部经营者张再出庭作证，一审法院非但没有采纳关建荣的代理人的意见，反而采纳上述两份伪证作为判决依据。
关建荣从来没有参与得利丰厂的经营管理，被申请人为达不法目的制作并提供伪证，二审期间关建荣提供了正扬经营部经营者张再的录音，录音中张再明确表示《证明》并非其出具，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居然对关建荣提供的录音证据不审查，对调查取证申请不准予。
据此请求：1.撤销原一、二审判决；2.改判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立即共同返还关建荣240万元及起诉之日起至实际退还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承担。
被申请人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答辩称：关建荣的再审请求无理，应予驳回。
一、关建荣入伙前，得利丰厂为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何日端共同经营的合伙体。
2011年6月30日，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何日端签订《得利丰陶瓷原料厂合作合同》，约定：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何日端各出资300万元设立得利丰厂，出资比例各为25%，经营期限为20年。考虑到税费问题，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决定将得利丰厂设立为以伦梓光为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2011年7月8日，经开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后，得利丰厂登记成立。为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陈炎荣负责财务管理，伦梓光、陈广成负责销售管理，合伙经营。虽得利丰厂工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但实际由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何日端共同经营，其之间为合伙关系，得利丰厂实为合伙企业。
二、关建荣已征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入伙。240万元系关建荣支付给得利丰厂的投资款，二审判决认定正确。
自2011年9月至2013年8月，关建荣的父亲关发添为得利丰厂的厂长，负责厂内的生产经营管理，深知得利丰厂实为合伙企业的情况。关建荣入伙得利丰厂正是经其介绍的。关建荣在明确知悉得利丰厂工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实为个人合伙的情况下，主动提出入伙要求。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协商一致后，同意其入伙要求，并与其达成口头协议：关建荣应于2013年8月30日前向得利丰厂支付投资款390万元，其中40万元作为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先前投资的利息，出资比例依据350万元投资款确定，占合伙企业出资比例的21%；自缴纳第一笔投资款之日起，关建荣即成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2013年6月9日，关建荣支付投资款240万元，并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
关建荣在明知得利丰厂为个人合伙的情况下，提出入伙要求。其入伙已征得原合伙人一致同意，且已依据口头协议约定向得利丰厂支付入伙款240万元（剩余150万元尚未支付），并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关建荣自2013年6月9日起，即成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建荣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
三、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提交的《证明》真实合法，二审判决认定关建荣为得利丰厂合伙人正确。
关建荣成为得利丰厂合伙人后，于2013年6月26日前往正扬经营部购买化验分析仪器设备一批，金额为26580元。后于2013年6月27日，通过配偶董映琴的工商银行账户向正扬经营部的负责人张再转账。为证明关建荣已实际参与得利丰陶瓷厂的经营管理，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于2014年4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正扬经营部开具的《证明》证明上述事实。
该《证明》与董映琴的转账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关建荣作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参与经营。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
被申请人得利丰厂及一审被告何嘉乐再审期间没有答辩。
再审期间，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
何日端与伦梓光签订的《开平市百合镇得利丰陶瓷原料厂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及由陈炎荣帐户向何日端支付的转让款。拟证明关建荣入伙前，何日端已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达成协议，退出合伙体。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一致同意关建荣入伙要求，且关建荣向得利丰厂支付第一笔入伙款后，即成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关建荣要求退伙应该对合伙体得利丰厂的财产进行清算，按比例退还财产份额。
关建荣质证称，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其相关内容与伦梓光向关建荣陈述的转让内容大概一致。但伦梓光是与关建荣商讨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后来在没有通知关建荣的情况下，又找到何嘉乐，关建荣拒绝新增股东，所以其后拒绝继续打款。且从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何日端退伙的条件是3153275.00元收齐后该转让协议才发生效力，而最后一笔转款的时间是2013年7月28日，在此之前，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何日端四人依然是得利丰的股东，如果按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陈述，关建荣打了第一次款合伙就成立，这与入伙需要全体合伙人同意的法律规定矛盾，关建荣的打款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不能视为入伙。该份协议与何嘉乐的同意入伙协议正好可以从正反两面证明，关建荣并非入伙得利丰的合伙体，不具有合伙人的身份。
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采信该证据载明的事实。但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据此所主张的证明内容在该证据中并无反映，故本院对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主张的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
关建荣、得利丰厂、何嘉乐再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2013年6月9日，得利丰厂出具《收据》一份，确认收到关建荣投资得利丰厂的投资款190万元。同年7月18日，得利丰厂又出具《收据》一份，确认收到关建荣投资款50万元。根据关建荣提供的《银行账户历史明细》，上述款项均由关建荣的妻子董映琴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陈炎荣的银行账户转款支付。关建荣现以返还上述投资款合共240万元为由，诉至法院。
2011年6月30日，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以及案外人何日端签订一份《得利丰陶瓷原料厂合作合同》，约定：四投资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共同设立得利丰厂；经营期限为20年；投入资本为1200万元，四投资人各出资300万元，出资比例各为25％。此外，该合同还对出资证明书、股东会、股东权利义务、资金管理、股权转让、公司解散等做出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项目公司未依约设立，而是于2011年7月8日设立了个体工商户得利丰厂，并以伦梓光为业主。
2013年5月10日，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与作为新合伙人的何嘉乐共同签订一份《同意入伙协议书》，内容为：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为得利丰厂合伙人，一致同意何嘉乐作为新合伙人入伙得利丰厂；何嘉乐以现金出资390万元，折合350万元入伙，应于2013年8月30日前全部缴齐。2013年6月9日、6月21日、7月2日、7月16日，何嘉乐向得利丰厂分别支付款项200万元、50万元、50万元、90万元，共计390万元；得利丰厂也分别于2013年6月9日和8月13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何嘉乐投资款200万元和190万元。
2013年6月5日何日端与伦梓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载明：伦梓光收购何日端25%的股份，收购金额为何日端的出资2715325元及利息447950元，合计3153275元。同年6月12日，伦梓光出具《委托书》，委托陈炎荣代付何日端转让其持有的得利丰厂25%股份的转让费。何日端分别于2013年6月17、6月24、7月7日、7月28日收到陈炎荣代付的转让款100万、100万、715305元、437950元。
关建荣妻子董映琴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13年6月27日向张再的账户付款26580元。收款人张再为个体工商户正扬经营部的业主，该经营部于2014年3月13日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2013年6月26日，关建荣在该经营部购买化验分析仪器设备一批，金额为26580元；该经营部向关建荣出具《收据》，并载明今收到购化验分析仪器设备用品一批合计26580元，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2013年6月27日，关建荣通过董映琴的账户将上述款项转入该经营部经营者张再的账户。诉讼中，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一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编号为1000460的《收据》，收据上记载的内容为：“今收到购化验分析仪器设备用品一批共计：26580元（银行转账）。”该收据上盖有正扬经营部的公章。此外，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一方在诉讼中还提交了一份《支出证明单》，该单记载的时间为2013年7月13日，内容为：化验室仪器设备一批、金额26580元；经手用款人为“关建荣”。
2013年11月12日，关建荣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一审法院询问，关建荣称，起诉要求退还款项是因为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得利丰厂违约，导致设立有限公司不成功。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中关建荣称其向得利丰厂支付240万元是想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而非加入合伙，但关建荣对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关建荣向得利丰厂付款时得利丰厂已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故关建荣称向得利丰厂投资是基于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证据不足。现得利丰厂向关建荣开具有收据两张，注明收到关建荣投资款合计240万元，且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均主张关建荣投资是基于合伙的意愿，结合本案现有证据，认定关建荣基于合伙而投资的证据更有优势，故本院确认关建荣向得利丰厂支付的款项是基于合伙的目的。
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主张与关建荣经口头协商关建荣自2013年6月9日向得利丰厂支付第一笔投资款时已经成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关建荣向得利丰厂支付的240万元是对合伙体的投资，现其投资款不能直接收回。故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关建荣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的合伙关系是否成立。对此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关建荣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成立，理由如下：
1．何日端与伦梓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3年6月5日，注明伦梓光收购何日端25%的股份，再审期间，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向本院陈述，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何日端的出资比例原约定均为25%，在实际经营中，伦梓光、陈炎荣各出资350万，出资比例均为29.055%，何日端出资2715325元，出资比例为22.55%，陈广成出资233万元，出资比例为19.34%，《股份转让协议》上何日端持有得利丰厂25%的股份属笔误。对此，本院认为，无论《股份转让协议》中是否存在笔误，由该事实可知，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吸收其他合伙人加入的前提应是何日端退出合伙，而何日端退出的股份占得利丰厂的出资总额的25%或者22.55%。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称其与何嘉乐、关建荣商谈的口头协议均是出资390万，各占合伙比例的21%，则该合伙体以3153275元收回何日端的25%或者22.55%的股份比例，却同时吸收分别出资390万元，各占出资额21%的两个合伙人加入，由此，必将造成各合伙人在合伙体中所占的出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结合何日端退出合伙体都有书面协议的情形，在合伙人出资比例将出现重大变化时却不以书面形式予以确定，不合常理。
2．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与何嘉乐签订了书面的《同意入伙协议》，该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10日。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称，该《同意入伙协议》是何嘉乐全部投资款到位后倒签的，成为合伙人的条件是口头同意协商一致即可，入伙款全部交齐后写一个书面材料是为确认交了多少钱。本院认为，从《同意入伙协议》的名称及内容可知，该书面材料并非简单的确认交钱的金额，而是明确表达接受何嘉乐为合伙人、成为合伙人的出资金额为390万元以及交款的时间截点是2013年8月30。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称《同意入伙协议》是事后倒签，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予以佐证，故认定倒签的理据不足，更为合理的解释是2013年5月10日何嘉乐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就入伙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以书面形式固定，之后何嘉乐按《同意入伙协议》的要求按期支付款项。否则如此巨大的投入，不签订书面的文件，而在款项付完后再倒签，亦有违常理。另外，假如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所言属实，《同意入伙协议》是何嘉乐款项全部交齐后倒签的，则该《同意入伙协议》签订于2013年7月16日之后，而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主张关建荣成为合伙人的时间是2013年6月9日，则此时作为已经成为合伙人的关建荣，理应在合伙体的重要文件上签名，但该份同意接收何嘉乐的《同意入伙协议》上并没有关建荣的签名。由此可知，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对于为何同一时间接收何嘉乐和关建荣两个合伙人，对何嘉乐却签订有书面协议，对关建荣却没有书面协议也不能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
3．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称关建荣已参与合伙体的实际经营管理，相应的证据是关建荣于2013年6月26日经手购买了一批价值26580元的仪器并于次日支付了前述款项，因关建荣已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商议对得利丰厂进行投资，且分别于2013年6月9日、7月18日交纳190万、50万，在这一过程中，关建荣偶尔参与购买部分设备并支付款项有合理的信任基础和理由，据此认定关建荣参与了合伙体的实际管理，显然过于牵强。
综合本案现有证据，虽然关建荣向得利丰厂支付了两笔投资款，但得利丰厂的合伙人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未能提供证据表明已接受关建荣为合伙人，对于合伙的期限、出资比例、参与管理方式、权责分工等主要条款亦无证据证明已达成协议，故应认定关建荣与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的合伙关系并未成立，现关建荣要求收回对得利丰厂的投资款及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作为得利丰厂的合伙人，对该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处理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关建荣的再审请求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560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3）佛城法南民初字第755号民事判决；
二、开平市百合镇得利丰陶瓷原料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关建荣返还投资款24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对前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合共57000元，由开平市百合镇得利丰陶瓷原料厂负担，伦梓光、陈炎荣、陈广成连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怀晓红
代理审判员 林传富
代理审判员 李衍君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陈国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