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65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富田，男，199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田飞飞，女，198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司杨，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玉林，男，197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力威，浙江金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富田、田飞飞为为与被上诉人蒋玉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富田出具了案涉借据，该借据载明2014年7月2日，富田因生意周转所需借款25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2日至2015年1月1日，借据出具时借款已经交付给借款人，出借人一栏空白。现蒋玉林持该借据作为债权人向本院原审法院要求富田、田飞飞归还上述借款。庭审中，蒋玉林自认在交付借款25万元的同时向富田收取了5000元利息。原审另查明，2014年2月14日，富田与田飞飞登记结婚。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富田、田飞飞主张案涉借据系其2014年1月2日出具给案外人王某，现经蒋玉林变造、改动，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蒋玉林作为借据的持有人，现主张债权并无不妥。案涉借款发生于富田、田飞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富田、田飞飞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富田的个人债务，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该笔借款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田飞飞负有共同返还的责任。根据蒋玉林庭审自认，在借款交付当场，收取5000元作为利息，该预先收取的利息应在本金中予以扣除，故认定蒋玉林实际出借的本金为245000元。综上，对蒋玉林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富田、田飞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蒋玉林借款本金245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2月2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蒋玉林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富田、田飞飞负担4975元，蒋玉林负担75元。宣判后，富田、田飞飞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富田与蒋玉林素不相识，蒋玉林并非实际出借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了案外人王某曾长期持有借据的事实。若涉案借据真实，一审中蒋玉林和案外人王某均承认，该借据形成后并不是由蒋玉林持有，而是由案外人王某持有，一审起诉时蒋玉林还没持有这份借据，直至开庭前才从王某处取得。由于借据没有写明出借人，因此一审法院应将借据前后不同的持有人均列明，而一审法院忽略了王某曾长期持有借据的事实，导致也未查明蒋玉林的履行情况。二、一审判决在无法认定蒋玉林是否交付借据约定的金额情况下判决富田、田飞飞返还借款，属于错判。由于借据上没有写明出借人，蒋玉林除了口头陈述是现金交付借款金额外，没有证据证实蒋玉林实际履行了交付义务。而案外人王某长期持有借据，和本案有利害关系，其口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据系变造。富田与蒋玉林素不相识，也从未向蒋玉林借过钱，更未向蒋玉林出具过本案项下的借据。蒋玉林提交法院的“借据”上虽有富田的签字，但因该借据上的借款时间、落款日期等被变造而失实。2014年7月2日系周三，是工作日，富田该日在单位正常上班，从未和蒋玉林签订过借据，收到过款项。四、蒋玉林的主张证据不足。1．借据内容并非一次性书写而成，富田和蒋玉林自始未达成借款合意。蒋玉林诉称“借据”上所有手写内容均由富田于2014年7月2日一次性书写而成，而根据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鉴中心[2016]技鉴字第434号鉴定意见书表明，无法判断该“借据”上的文字系一次性形成的。2．蒋玉林不实际持有借据。蒋玉林提交的“借据”上出借人一栏空白，且庭审中蒋玉林陈述，该“借据”一直由案外人王某保管，蒋玉林不占有、保管该借据。借款到期后，蒋玉林亦未向富田进行催讨，直至第二次起诉后，蒋玉林才取得该借据。3．蒋玉林对款项交付事实的陈述自相矛盾。蒋玉林仅凭借据进行起诉，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在多次庭审过程中，蒋玉林对“借款”发生的经过均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蒋玉林不能清晰地说明具体的借款事实和经过，其主张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五、该借据并非实际存在，蒋玉林也未曾有过付款行为，该借据记载金额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田飞飞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蒋玉林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蒋玉林承担。被上诉人蒋玉林答辩称：1、富田与蒋玉林原来就认识，蒋玉林庭审及王某的一审法庭的调查均已证实这一点，借款已实际发生，富田收款并出具借据。2、蒋玉林主张的证据已经充分，一审其中一份鉴定报告（编号第448号），鉴定结果系借据上期限及落款时间系富田所写，且系同一支笔一次书写形成，虽经再次鉴定结论变为无法判断，按照举证规则富田应当充分举证证明借据是经过变造和改造的，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蒋玉林作为借据的合法持有人，且确实是真实债权。至于中间是否交给其他人保管，不影响其主张债权的权利行使。蒋玉林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自认向富田交付借款25万元的同时收取了5千的利息，且一审法院也依据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将此5千予以扣除，认定借款本金为245000元，借据的形成在一审法院过程中也予以明确，是在蒋玉林饭店包厢里面出具的，蒋玉林与案外人王某在一审的庭审笔录及调查笔录中对于此事实描述基本一致。二审期间，上诉人富田、田飞飞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考勤表，证明富田在2014年7月2日没有离开过单位。证据2、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初字第3008号民事判决，证明蒋玉林在另一个民事借贷案件中提交的借条可以表明蒋玉林作为出借人是会写明自己名字，借条格式和本案借条格式不一致，本案借条并非是蒋玉林格式且不能证明富田和蒋玉林之间的借贷关系。证据3、借条，证明目的同上。被上诉人蒋玉林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质证，蒋玉林认为，证据1，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考勤表不能证明富田在借款发生当日未曾离开过单位或不能离开单位，且此证据早已存在，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被认定为合法证据。证据2、3，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蒋玉林对每一笔借款的不同操作系其自主权利，没有任何规定硬性要蒋玉林在处理某一件事务的时候要提供同样的处理方案，当然两证据也均不属于新证据，同样不可以被认定为合法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诉人富田、田飞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不足以排除案渉借条的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上诉人富田、田飞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2、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条是证明借款关系和款项交付的直接证据，富田虽否认案渉借条所记载的相应“时间”内容，但人民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鉴中心〔2016〕技鉴字第434号鉴定意见书》明确了“无法判断检材借据上借款期限和落款日期中的两个数字‘7’是否经过改造变动、是否一次性书写形成、与手机号码中的数字‘7’是否同一人同一支笔书写形成”，同时明确了“无法判断检材借据上‘落款期限’中两个数字‘2’与样本‘金额’和‘借款期限’以及‘身份证号’中的四个数字‘2’是否同一人同一支笔书写形成”，故富田未能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足以推翻案渉借条中的相应记载内容，本院对案渉借条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富田尚基于案渉借条中“出借人”处系空白等情形主张真实的债权人为案外人王某且案渉借条项下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但案渉借条原件系由蒋玉林于本案中持有，富田亦未能提交相应借款债务已经清偿的有效证据，故富田仍应就案渉借条记载债务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因案渉债务发生在富田、田飞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富田、田飞飞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足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于本案中之适用，故原审判决认定田飞飞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富田、田飞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4975元，由富田、田飞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程雪原审 判 员  陈 剑代理审判员  张 蕊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金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