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8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冉显忠，男，1966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
委托代理人：宋阳，重庆维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晓东，男，196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
委托代理人：罗顺风，重庆圣石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本强，男，197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
原审被告：刘世华，男，197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
上诉人冉显忠与被上诉人何晓东、石本强、原审被告刘世华健康权纠纷一案，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7日作出（2015）涪法民初字第01059号民事判决。冉显忠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6月9日下午，冉显忠联系何晓东为其运输存放于涪陵区洗墨路桥南新苑附近的烘干机，又以300元的价格联系石本强负责设备的装卸工作，同时亦联系刘世华协助监督烘干机的装载运输工作。当日下午14时，何晓东驾驶小型货运车抵达涪陵区洗墨路桥南新苑附近停车场等待运载烘干机，刘世华驾驶长安车随后抵达该停车场，十几分钟后，石本强亦驾驶叉车抵达。何晓东见石本强抵达后，遂爬入货运车车厢拆卸棚杆以方便烘干机的装载。石本强使用叉车将烘干机放入货运车车厢尾部，因烘干机过大妨碍视线，期间刘世华指挥协助其装载烘干机，并指示其将烘干机往车厢内推。石本强听从指示后将烘干机往车厢内推，烘干机往前倾倒，将尚未从车厢出来的何晓东压伤。当日，何晓东被送往重庆市涪陵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53929.04元（冉显忠已支付13000元），住院42天后，于2014年7月21日出院。2014年10月14日，经重庆市涪陵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何晓东右上肢损伤评定为九级伤残，住院治疗期间需大部分护理依赖，误工期180天左右，需营养补助90天左右，续医费（两处取内固定物费）10000元左右。何晓东支付了鉴定费1900元。何晓东要求冉显忠、石本强、刘世华赔偿损失未果，遂于2015年2月2日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冉显忠申请对何晓东的伤残等级重新鉴定，2015年5月11日，经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何晓东的伤属九级伤残。
另查明：何晓东于2010年购买了涪陵区某某路7号2-12-2号房屋并居住生活至今，其母周连碧于1932年4月11日出生，共生育子女何桂兰、何在龙、何在权、何世勤、何晓东五人。
何晓东诉称：2014年6月9日下午，冉显忠为将存放在涪陵区洗墨路桥南新苑对面停车场的一台洗衣设备运输到洗衣店，请我驾驶自有的小型货车为其运送。另外，冉显忠请石本强驾驶叉车将该设备装车，又通知刘世华对装运过程指挥监督。在设备装车前，我为方便设备装车，便打开货车尾门，上到货车车厢拆卸棚杆。石本强见货车尾门打开，没等我下车就叉上设备装上货车。刘世华怕设备在运输途中掉落，在没有确认我安全的情况下，让石本强再把设备往前推。石本强不顾我的安全，用叉车推设备，结果设备被推倒，我被压伤。我受伤后，被送至涪陵区中心医院治疗42天出院。我的伤经重庆市涪陵区司法鉴定所鉴定为九级伤残，住院治疗期间大部分护理依赖，误工期180天，营养补助90天，续医费（取内固定）10000元，我多次找冉显忠、石本强、刘世华要求解决赔偿有关事宜，但他们拖延推诿，拒不赔偿。请求判决冉显忠、石本强、刘世华连带赔偿我医疗费40929.04元（已扣除冉显忠支付的1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400元、伤残赔偿金104426.8元、误工费20003元、护理费5793元、营养费1800元、续医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交通费464元、鉴定费1900元，共计207715.84元。
冉显忠辩称：何晓东与我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我与石本强之间是承揽关系，我与刘世华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何晓东诉称我通知刘世华到现场进行指挥监督不属实，我并没有找人进行指挥和监督，即使进行指挥监督也应当是叉车驾驶员自己找人。本案是因为石本强操作不当将何晓东砸伤所致，应当由石本强和何晓东本人共同承担责任，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刘世华辩称：我是冉显忠的职工，我中午到店里拉货，刚好碰到冉显忠找人在拉洗衣机，当时我在现场，因为是老板的货，就在那里等到起帮忙看一下，并不是冉显忠叫我去的。我在现场根本没叫石本强把叉车再往前推一点，我也不是冉显忠的负责人，我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与事实不相符。
石本强辩称：我不应当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刘世华与冉显忠之间是雇佣关系，我与冉显忠之间也是雇佣关系，是冉显忠请的何晓东去帮其运输烘干机。我与何晓东原本不认识，我作为雇员，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导致他人受伤，责任应该由雇主承担，所以我对何晓东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何晓东，诉称我没有等他下车就将烘干机叉上货车尾箱不属实，当时在现场的时候经过交流，刘世华给我说将设备运往哪里，所以当时我认为刘世华就是冉显忠雇请到现场指挥的人员，我也是听从刘世华的指挥才把烘干机往前推，导致何晓东受伤。因为烘干机比较大，我在后面看不见前面，我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对本案不承担赔偿责任。何晓东在此次事故中也存在重大过错，自己没有注意安全，对其损失自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认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何晓东的受伤系被烘干机压伤所致。刘世华负责协助装卸烘干机，在石本强视野受阻且何晓东尚未从车厢内出来的情况下，错误指挥石本强装载烘干机到货运车车厢尾部并指示其将烘干机往里推。而石本强在往前推烘干机的过程中处置不当将烘干机推倒致何晓东被压伤。石本强将烘干机推倒是致何晓东受伤的直接原因，而刘世华错误指示石本强装载并推烘干机是导致何晓东受伤的间接原因。石本强、刘世华二人的行为与何晓东的受伤存在因果关系，石本强、刘世华二人均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应赔偿何晓东因此造成的各项损失，综合石本强、刘世华二人的过错程度，该院酌情认定刘世华、石本强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关于石本强主张何晓东擅自进入叉车的作业区域，本人存在过错应减轻赔偿责任的意见。该院认为，如叉车作业区本身存在危险性，石本强作为叉车所有人兼驾驶员应在其工作期间随时注意并检查作业区域的安全，应对相关人员予以提醒，而石本强在工作时并未检查其作业区域，亦未提醒告知在场人员其作业期间存在危险。何晓东在石本强驾驶叉车抵达后，为方便烘干机的装载到货运车车厢内拆卸棚杆的行为并不存在过错，石本强、刘世华二人未要求何晓东从货车车厢内出来，亦未告知何晓东叉车已经开始工作，未提醒其在叉车工作期间注意安全，故何晓东在本案中并无过错，该院对石本强要求减轻赔偿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刘世华辩称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并不真实的意见，由于其并未出示证据以证明作陈述时受到欺诈、胁迫或有其他情形导致非真实意思表示，该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石本强与冉显忠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问题。本案中，虽然冉显忠联系石本强为其装卸烘干机，并给予其一定的报酬，但双方之间并无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石本强所使用的叉车系其自己所有，工作时间由其自己安排，并不接受冉显忠的监督和管理。石本强完成装卸工作后，冉显忠给予其报酬，双方以完成的工作量结算工资报酬，石本强与冉显忠之间系承揽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故石本强在工作过程中因过错导致何晓东受伤，应当自己承担赔偿责任。而冉显忠联系刘世华为其协助监督烘干机的装载运输工作，虽并未支付报酬，但刘世华系为冉显忠的利益而进行管理，系帮助冉显忠履行监督协助义务，双方系义务帮工关系。为他人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刘世华在为冉显忠帮工过程中致何晓东受伤，被帮工人冉显忠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世华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并非故意亦非存在重大过失，故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冉显忠和石本强对何晓东的损伤应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
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赔付标准，对何晓东的损失确定为：1、医疗费53929.04元；2、残疾赔偿金104426.8元（100864元（25216元／年×20年×20%）＋被抚养人生活费3562.8元（17814×5年×20%÷5）】；3、护理费2940元（42天×70元／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42天×50元／天）；5、误工费12074.7元【参照城镇私营单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4703元／年÷365天×127天（误工期最长不超过定残前一日，即为2014年6月9日至2014年10月14日）】；6、营养费1800元（90天×20元／天）；7、续医费10000元；8、交通费酌情认定400元；9、鉴定费1900元；10、鉴定检查费532.55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认定5000元，共计195103.09元。虽何晓东户籍为农村居民家庭户口，但其在城镇购买房屋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正当收入来源，残疾赔偿金应以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被抚养人周连碧随何晓东生活居住在城镇，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综上，冉显忠应支付何晓东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97551.55元（195103.09元×50%），扣除已支付的13000元，还应支付84551.55元。石本强应支付何晓东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97551.55元（195103.09元×50%）。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冉显忠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何晓东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续医费、交通费、鉴定费、鉴定检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共计84551.55元二、石本强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何晓东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续医费、交通费、鉴定费、鉴定检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共计97551.55元。二、驳回何晓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20元，减半收取2210元，由冉显忠负担957元，被告石本强负担1119元，何晓东负担134元。如未按本判决履行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冉显忠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上诉理由是：1.我与何晓东是运输合同关系，我与石本强之间是承揽关系，我与刘世华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本案是因为石本强操作不当将何晓东压伤所致，我不承担任何责任。公安机关对刘世华的调查系违法取证，不能作为证据。2.何晓东在本案中有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至少30%的责任。
被上诉人何晓东辩称：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装货物的过程有刘世华、石本强和我，我认为刘世华应当具有重大过错。我认为一审判决正确，我们也接受该判决。本案仅是装货物，没有涉及到运，因此不涉及到运输合同关系。我是为了方便石本强装运冉显忠的货物，在装设备前上了车，因此我不可能是忽视自己的安全，反而是石本强、刘世华没有注意作业的安全，因此我没有过错。刘世华是帮冉显忠，公安机关是否违法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即便是违法的，所描述的事实与庭审情况相符合。
被上诉人石本强辩称：我是叉车驾驶员，冉显忠打电话联系我到某个地方叉烘干机，我晚到了1个小时，当时我一看是烘干机，就问他们谁是负责人，他们就称刘世华是负责人。由于烘干机较大必须要人指挥，当时看到车的棚干是打开了的，由于我看不到，因此刘世华指挥我才开始叉的，并且还叫我往后推，推的时候我也不清楚里面有人。如果我是承揽关系，就不需要他们喊搬运的人及货车，因此我不是承揽关系。
原审被告刘世华陈述：同一审辩称意见。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认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何晓东系被倾倒的烘干机所压伤，石本强在往前推动烘干机的过程中，因处置不当和刘世华的错误指挥是致伤何晓东的直接原因。石本强、刘世华二人的行为与何晓东的受伤存在因果关系，应赔偿何晓东因此造成的各项损失。综合石本强、刘世华二人的过错程度，一审判决认定刘世华、石本强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纳。何晓东与冉显忠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其对货物的发出和装卸未约定负有协助之义务，故其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根据查明的事实，石本强与冉显忠之间系承揽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故石本强在工作过程中因过错导致何晓东受伤，应当自己承担赔偿责任。刘世华为冉显忠协助监督烘干机的装载运输工作，冉显忠虽未支付报酬，但刘世华系为冉显忠的利益而进行管理，双方系义务帮工关系，为他人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刘世华在为冉显忠帮工过程中致何晓东受伤，被帮工人冉显忠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上诉人冉显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4元，由冉显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中林
代理审判员 杨 洋
代理审判员 李 川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赵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