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21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文安，男，197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
委托代理人杨繁华，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启国，男，197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代理人唐晓风、范志恒，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文安因与被上诉人鲁启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民初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徐文安与鲁启国系师徒关系。从2013年4月11日起，徐文安分期分批向鲁启国银行账户汇入资金30800000元，上述资金汇入鲁启国账户后，鲁启国即汇入案外人斯辉苗账户；其中，2014年6月22日徐文安向鲁启国银行账户汇入4300000元，2014年6月26日汇入2000000元，2014年7月9日汇入1000000元。鲁启国在收到斯辉苗汇入的款项后，又分期分批汇给徐文安；其中2014年6月22日的4300000元未汇回，2014年6月26日的2000000元、2014年7月9日的1000000元原额汇回，其余款项均为增加金额后汇回。2016年1月25日，徐文安向原审法院请求依法判决：1、鲁启国归还其4300000元；2、鲁启国支付自2014年6月22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资金利息损失408600元（暂计算至2016年1月21日，计578天，按年利率6%计算）；3、诉讼费用由鲁启国承担。另查明，徐文安曾为与鲁启国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鲁启国立即归还徐文安借款本金4300000元、支付利息500000元。原审法�经审理后，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杭上民初字第241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徐文安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徐文安是否能够基于不当得利要求鲁启国返还43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获利必须无法律上的原因，这一要件是不当得利制度上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因为徐文安主动给付该款，徐文安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本案中，根据徐文安在本案民事起诉状中以及之前的民间借贷案件中的陈述，徐文安给付鲁启国款项，是基于相信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徐文安汇款给鲁启国时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并不欠缺给付的原因。其次，不当得利制度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它并非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公平原则已具体化于它的构成要件中。徐文安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因鲁启国否认，徐文安无法完成举证责任，在诉请被驳回后，再主张不当得利，实质上是徐文安试图用不当得利制度来追求其主观上的“公平结果”，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综上，原审法院对徐文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文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469元，减半收取22234.50元，由徐文安负担，退回22234.50元。
宣判后，徐文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存在问题，最终导致判决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动给付该款，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本案中，原告陈述是相信原、被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原告汇款时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并不欠缺给付的原因。”该观点错误曲解了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这就说明，法律所规定的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必须是：给付了利益，没有合法根据获得利益，给付与获得利益之间具因果关系，造成了给付人的利益损失。获利必须无法律上的原因，这一要件确实是不当得利制度上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一审判决，把不当得利规定的取得不当利益的法律上的原因，曲解为给付的直接原因，是对法律规定理解错误。本案，上诉人是基于与被上诉人发生民间借贷债权而给给付，但被上诉人自始不认为该给付为借贷，双方未就民间借贷达成合意，上诉人给付的目的（原因）不存在也不能达到。故本案双方就构成不当得利。一审判决认为，“故原告汇款时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并不欠缺给付的原因。”该观点又把欠缺给付的原因限缩解释为给付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事实上，不仅仅是给付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会构成欠缺给付的原因，其他诸如对给付基于的法律关系认识错误同样也会成为欠缺给付的原因。二、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因被告否认，原告无法完成举证责任，在诉请被驳回后，再主张不当得利制度追求其主观的‘公平结果’，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该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审判的原则。该判决的观点就是，本案事�上是一个民间借贷，只是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所以上诉人转而借助不当得利来主张权利。这种观点可以作为裁判者的主观判断，但却不能作为裁判理由。因为事实是已经发生的过去，事实无法重新来一遍，无法还原。因此，法律制度设计是对法律事实的认定，法律事实与实际事实可能不一致，但以法律事实认定的为准。本案此前的民间借贷案，已经明确该案不构成民间借贷，且该案判决认为，双方可能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不能以裁判者主观上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本来就是民间借贷，只是没证据败诉了，所以以不当得利来起诉”来作为裁判理由。这违背了以法律事实来裁判而非以主观认为来判案的裁判原则。本案上诉人自始至终也没有主张民间借贷。而是以民间借贷未成立生效，故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此与本案此前的民间借贷案是一脉相�的。上诉人一直认为双方构成民间借贷，基于该错误认识向被上诉人主张民间借贷。结果，被上诉人自始不认为此款项为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案判决也认定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则上诉人所错误认识的民间借贷关系自始就未成立生效。一审法院的观点实际上是质疑上诉人的动机，以上诉人动机不纯来认定该诉不符合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这是典型的以价值判断取代了法律判断。违背了裁判原则。三、有关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得利证明责任的分配中，构成要件2“取得不当利益”、构成要件3“造成他人损失”属于积极的事实，应当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构成要件1“没有合法根据”属于消极的事实，应当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其一，是原告对消极的事实无法举证；其二是从公平的角度看，被告收到原告给付的利益，应当说明其接受给付的依据；三是能证明收受利益原因的相关证据多在被告的控制之中，从离证据远近的角度看，应当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而在本案，上诉人甚至也就被上诉人无法律上的原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举证。上诉人已举证证明上诉人是基于误解双方有借贷关系而交付款项，而借贷关系事实已经生效判决所否认。上诉人无需也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其他任何经济关系的法律事实。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投资关系，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四、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根本不可能适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一，所有的给付都是有法律上直接的原因的，包括错误汇款。其二，由财产变动一方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该方必定举证不能。其三，任何以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都是动机不良的，因为他无法举证证明有其他�律关系，所以借助不当得利来实现公平正义。该理由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有害的。综上，恳请二审法院：1、撤销（2016）浙0102民初341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请；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鲁启国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徐文安的全部上诉请求。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曲解法律”的地方，恰恰是上诉人自己在错误地理解法律，甚至是故意曲解一审法院的认定结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原告陈述是相信原、被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原告汇款时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并不欠缺给付的原因。”上述认定表明，一审法院是在已查明本案系一宗“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人的汇款行为系在其“对某种法�关系主观意识清晰、明确”的前提之下，向“正确的汇款对象”支付了“正确的汇款金额”，因而该给付行为不构成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的论证过程，是完全正确的。二、上诉人认为在不当得利纠纷中关于“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的构成要件属于消极事实，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观点，依法不能成立。“谁主张、谁举证”以及“举证责任的倒置必须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都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我国法律就不当得利构成所要求的“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取得利益与造成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等四个要件从未作出过举证责任方面的例外规定，该四个要件均应由主张构成不当得利的一方完成举证责任。因此，上诉人关于“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的要件属于消极事实，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上诉理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同样不能成立。不当得利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独立的制度，有其固有、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该制度并非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其各个构成要件已经是民法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最后，被上诉人重申，已经由另案生效判决书以及本案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历史交易明细表》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徐文安在与被上诉人鲁启国以及案外人斯辉苗数十笔款项往来过程中的收益率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最低时月化收益有1.5%、最高时则达5%以上。凡此种种均表明：徐文安通过鲁启国账户转付斯辉苗的每一笔款项，既不是其在另案中声称固定月息3%的“借款”，也不是本案所谓的“不当得利款”，而是收益并不确定的“风险投资款”。上诉人徐文安系自愿投入到“高收益、高风险”的民间资本市场活动�，其就应该遵守“风险自担”的投资市场铁律。上诉人就本案提出的各项上诉理由既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也缺乏法律的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予以全部驳回，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徐文安是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的，但根据徐文安在本案一审、二审中的陈述以及其在原审法院（2015）杭上民初字第2415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主张，徐文安均明确表示当时是基于借贷的意思表示汇款给鲁启国，故徐文安的给付行为系以特定的法律关系为基础。现徐文安在鲁启国否认借贷关系且前述民间借贷纠纷未获得法院支持的情况下，转而向鲁启国主张返还不当得利，与不当得利的法�基础相悖，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469元，由徐文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