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昆千民初字第0908号
原告宁加运。
委托代理人高洪峰，江苏维世德（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建锋。
被告昆山强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丁家浜路北侧，组织机构代码79459352-1。
法定代表人周建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庄小英，江苏惟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被告）。
原告宁加运与被告周建锋、昆山强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顺公司）撤销权纠纷一�，本院于2013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苏军伟独任审判，于2014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加运的委托代理人高洪峰、被告周建锋及被告强顺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庄小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加运诉称：2012年8月10日，被告周建锋及其妻子吴雪琴通过原告等人介绍，让案外人严中海借给周建锋45万元用于开立信用证，使用时间半天，待信用证开好从银行贷出款来立即归还。但是，45万元在转账至周建锋妻子的银行账户后，周建锋妻子立即翻脸，不认可上述事实，并且拒不到银行开立信用证，导致原告等人到被告强顺公司处向周建锋妻子强行索要该笔款项，在索要过程中触犯刑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案件发生后，两被告在明知实际损失总共只有不到3万元的情况下，向原告索要10万元，方才同意谅解并出具谅解书，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乘人之危的行为。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判令撤销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谅解协议；2、判令被告周建锋退还误工费300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3、判令被告强顺公司退还修车费及其他物品损失费20343元。
被告周建锋、强顺公司共同辩称：谅解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具有原告诉称的乘人之危之情形，原告要求撤销谅解协议并返还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以及修车费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1、原告将被告周建锋打伤并损坏被告强顺公司的车辆等财物在先，后因涉嫌刑事犯罪被逮捕。当原告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时，原告及其家属委托当时的辩护律师（即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主动找到两被告协商赔偿事宜，而最终签署的该份“谅解协议”也是原告方拟定，并在原告律师的单位签订�而非两被告主动找原告索要赔偿，两被告仅是接受原告提出的条件而已，两被告并未实施任何乘人之危的行为；2、原告的行为导致两被告的损失，原告负有法定的赔偿义务，而该赔偿不以取得受害人谅解为前提，且原告及其当时的辩护人应该十分清楚，无论原告是否积极向被告赔偿损失及取得被告的谅解，均不可能改变对原告行为的定性。即无论是谅解协议本身还是其中的赔偿金额，在客观上均不能达到足以使原告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程度，因此事实上也不可能构成“乘人之危”；3、“谅解协议”中约定的各项赔偿款与客观事实相符。被告周剑锋是被告强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年收入超过百万元，该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对被告的身体还是精神方面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而在周建锋受伤休息期间，无论是对被告周建锋的收入还是对整个公司的正常运作都造成了损害和影响。事实上，原告赔偿的款项根本不足以弥补两被告的实际损失，也正因如此，原告提出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关于被告强顺公司的损失部分，虽然法院在原告的刑事判决书中仅认定了近2万元，但事实上仅就车辆修理部分，被告强顺公司就花费了4万余元，再加上其他财物的损害，被告强顺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4万元。因此，被告并未夸大损失，原告赔偿的金额也符合实际情况。“谅解协议”中所涉及的所有赔偿项目的性质是“赔偿”，并非补偿，即本身带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即使部分高出了标准数额，但既然是出于当事人自愿协商，又是赔偿性质的，因此也不违法。
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24日下午，原告宁加运纠集他人在被告强顺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被告周建锋）内因债务纠纷与被告周建锋发生争执，原告等多人对强顺公司停于大厅前的�牌为苏E×××××的奥德赛汽车进行踢砸，致该车车门玻璃、天窗、前后挡风玻璃等处被损毁，后又将该大厅内的大花瓶2个、茶几1张砸毁，造成损失计19657元。同日下午，原告纠集他人因债务纠纷用拳脚共同对被告周建锋进行围殴，致周建锋多处受伤并致第2、第3腰椎左侧横突骨折。案发后，原告赔偿了被告强顺公司及被告周建锋人民币100000元，两被告对原告等多人的行为均予以谅解。鉴于原告取得了两被告的谅解，均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原告的辩护人认为两被告对刑事案的引发有重大过错，本院以原告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不予采纳，本院根据原告的犯罪情节，认定不宜适用缓刑。依据以上事实和认定，本院于2013年4月19日作出了（2013）昆刑二初字第0225号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宁加运犯故意损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
原告宁加运（甲方，代为赔偿人为严中海）与被告周建锋（乙方）、强顺公司（丙方）于2013年1月16日签订了谅解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就被谅解人宁加运、陆黎明、樊勇民、张利军、郑磊共五人将乙方打伤并砸坏丙方车辆等物品一事达成如下协议：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丙方因为甲方等五人将乙方打伤并砸坏丙方车辆等损失共计100000元，该数额由以下项目组成：1、乙方医疗费10000元；2、乙方误工费30000元；3、乙方因此遭受的精神损失费20000元；4、丙方修车费及其他物品损失40000元。乙方、丙方对宁加运等五人的错误行为表示充分谅解，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到司法机关进行伤情鉴定，并请求司法机关尽快给予被谅解人最大限度的从轻处罚。上述协议及由乙方出具的收条报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昆山市人民法院，该谅�协议有代为赔偿人严中海、乙方的签字及丙方盖章，并注明100000元已经于2013年1月16日当场履行。宁加运于2013年2月4日在该谅解协议签字表示同意该谅解协议并且同意严中海代为赔偿。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谅解协议1份、收条1份、刑事判决书1份、强顺公司的工商登记查询资料1份及被告提交门诊病历卡1份、放射诊断报告4份予以证实。
审理中，两被告向本院提交了昆山市明胜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27日出具的施救费发票1张，昆山市前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16日出具的汽车维修费发票1份、于2012年8月28日出具的估价单1份，证明强顺公司的汽车因损坏产生施救费为400元、汽车维修费为40600元。原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在签署谅解协议时未出示该组证据，且在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被告强顺公司汽车、物品的总损失19657元，被告的证据不能改变�效刑事判决书的效力。
本院认为：原告宁加运等人在对被告周建锋、强顺公司侵权后，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原告宁加运为了取得两被告的谅解获取较轻刑事处罚签署了谅解协议，原告本人在谅解协议上也签字表示同意，被告称宁加运的辩护人即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在签署协议时也在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当庭未予以否认，可以认定原告对于签署谅解协议的法律效果也充分了解，且本院刑事判决书已经对原告的积极赔偿行为取得两被告的谅解予以了酌情从轻处罚。再结合被告强顺公司的车辆维修发生的费用既有发票也有维修费用清单，开具时间在原、被告发生纠纷后不久，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的前述证据不真实，尽管本院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车辆、物品的损失低于维修公司的费用，但只是在维修标准上有区别而已，被告周建锋作为强顺公司的法定代�人因本人受伤造成精神损害及误工损失的事实也属客观存在，即使原告认为赔偿标准过高，可以选择拒绝签署，但原告也认可并事实上履行了谅解协议，认可本院的刑事判决结果，也证明了原告对于赔偿的费用予以认可。综上，该谅解协议系签约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有效，不存在可撤销或变更的法定情形，也不存在被告乘人之危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协议的情形，故原告要求撤销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谅解协议、判令被告周建锋退还误工费300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判令被告强顺公司退还修车费及其他物品损失费20343元等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均不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加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38元，减半收取819元，由原告宁加运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营业部，帐号：10×××99。
代理审判员 苏军伟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晓华
附民事判决书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第五十九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