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2）临行初字第19号
原告临桂县五通镇五通村委会附郭A村民小组（又称五里x村，以下简称“附郭A组”）。
法定代表人龙映x，组长
委托代理人唐秀x，桂林市象山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
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住所地：临桂县临桂镇临政路。
法定代表人陈立华，县长。
委托代理人马任x，临桂县政府林业局干部（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梁光x，临桂县政府林业局干部（特别授权）。
第三人：临桂县五通镇五通村委会附郭B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附郭B组“）。
法定代表人：陈有x，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寅x，广西春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临桂县五通镇五通村委会附郭C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附郭C组“）。
法定代表人周天x，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寅x，广西春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临桂县五通镇五通村委会（以下简称“五通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毛冬x，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年x，村委会委员（一般代理）。
第三人涂翔x。
原告附郭A组不服被告县政府于2012年5月25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2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2012年9月21日同时向被告和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附郭A组法定代表人龙映x及其委托代理人唐秀x，被告县政府委托代理人马任x、梁光x，第三人附郭B组法定代表人陈有x及其委托代理人韦寅x，第三人附郭C组委托代理人韦寅x，第三人五通村委会委托代理人张年x，第三人涂翔x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县政府在2012年5月25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争执地解放后各级人民政府没有确定过权属。解放后到1991年成立五通村公所林场之前属荒山。土地改革后到人民公社时期是五通下街屯村民割草、砍柴的场所。1955年底成立临桂县凤凰林场，1956年扩场建立五里桥造林站。1960年春，因国家修建青狮潭水库，将附郭A组的村民安置到凤凰林场五里桥造林站当工人，1962年又被精简成为城镇居民，1964年为解决其生活问题，又就地安置下放为农业人口，归五通大队管辖。1964年6月28日临桂县林业局、凤凰林场与移民（现附郭A组）协商签订了一份《划山协议书》（以下简称“六四协议”），将凤凰林场五里桥造林站所辖的崇树岭（地名）部分山场划给附郭A组经营管理。“六四协议”第一条记载：“崇树岭：以岭脊为界，倒水东面到岭脚田边为界，北至田边岭脚，南至沙平底岭与崇树岭相接的流水冲槽中的短岭起的松树直到岭脊为界，由冲槽直下杉树边的小沟，再向北斜至厕所12公尺处为界。北属移民所有，南属五里桥林场。”经实地核实，该四至界线东、南、西三面的界线与实地相符，而对“北至田边岭脚”这句话表述不清，实地无法确定。附郭A组提供的当时安置工作组、林业局、林场和移民的代表名单，经查实只有当时临桂县委唐成x和附郭A组的村民龙某x尚健在。唐成x认为时间太久远，对协议没有印象。2012年元月12日（注：应为11日），龙某x现场指认1964年6月28日《划山协议书》中记载崇树岭四至界线中的“北至田边岭脚”的田，是位于争执地西北面且距争执地西北角约200米的岭槽内的两块田。1991年五通村公所为响应国家消灭荒山的号召，召集所辖各村民小组干部和村民代表开会，统一意见后成立五通村公所林场，由各组出地，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包括争执地的林地上种植湿地松，由村公所统一负责管理，利益分成。后因冰雪灾和火灾等原因，于2006年基本砍伐完毕，各村民小组分到地租款每亩20元。2007年4月7、8日，五通村委造册发放长冲岭林场图5种植湿地松土地租地款人民币1470.00元，领款单上有附郭一、三组代表和罗云x等14户村民的领款签字，没有附郭A组的名单。2005年，五通村委将村委林场转让给张振x经营，并签订了《五通村委林场转让租赁协议》，租赁时间为20年（由2005年11月至2025年11月），面积1700亩。张振x于2007年开始在包括争执地的租用林地上种上了速生桉树。2007年3月9日，五通村委林场与有关村民小组、村民签订《五通村委会林场与村民小组签订林场山场租用协议（草案）》，其附图中长冲岭的范围包含有争执地，附郭A组没有参与签订林场山场租用协议，也没有提出异议。2008年7月24日五通村委会又与张振x签订了《补充协议》，重新确认林场租赁面积为1197.3亩，租赁时间改为2007年至2006年年底。之后五通村委会又造册发放了长冲岭（林场图5）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四年的土地租金，并有附郭一、三组李金x、罗云x等人的签字领款，发放表中没有附郭A组及其村民的名单。
另查明：1984年附郭A组村民涂翔x在争执地南边边缘种过柑子树，2007年至2008年砍掉柑子树后又种上桂花树。
临桂县政府遂认为：争执地解放后各级人民政府均未确定过权属。解放后到1991年成立五通村公所林场之前属荒山，当事人对争执地没有耕种过。“六四协议”是1964年政府为了妥善解决水库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经临桂县林业局、凤凰林场和移民（现附郭A组）充分协商签订的，符合当时的政策，本政府予以维护。该协议第一条记载的“崇树岭：以岭脊为界，倒水东面至岭脚田边为界，北至田边岭脚，……”四至界线中“北至田边岭脚”的田，经龙某x现场指认，该田位于争执地西北面且距争执地西北角约200米的岭槽内，相隔有一小岭坳，不在争执地的边缘，与“六四协议”记载不相符；该田的位置应是指争执地南边岭槽下的水田，从1991年五通村公所林场建场至纠纷发生前争执地的一系列管理行为，附郭A组均未提出异议；直到2009年3月贵广铁路征用沙岭背的一小部分林地，附郭A组才以“六四协议”第一条记载崇树岭的四至界线中的“北至田边岭脚”为由主张争执地的全部权属。“六四协议”签订后附郭A组除1984年开始在争执地南面边缘种有少量柑子树外，对争执地没有实施过实质性管业。附郭A组主张争执地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政府不予支持。附郭B、C组从土地改革以来对争执地具有割草、砍柴和管理等一系列长期的管业事实，其主张争执地的全部权属，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本政府予以支持。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一条（二）项以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1996年10月14日林业部令第10号发布）第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一、争执地的林地权属属附郭B、C组集体共有。（详见权属界线图）
二、附郭A组村民涂翔x在争执地南部边缘种植的桂花树于2013年12月前移出完毕，将林地归还附郭B、C组。
本院发出应诉通知书后，被告县政府于2012年10月8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一、证据：
1、附郭A组《确权申请书》，证明向政府申请对争执地确权，主张权属的理由。
2、附郭B、C组《山场林地权属确权申请书》，证明向政府申请对争执地确权，主张权属的理由。
3、《划山协议书》，证明凤凰林场五里桥造林站划出所辖“崇树岭”部分林地给附郭A组经营管理的四至范围。
4、五通村公所林场管护《协议书》、《补充协议》，证明五通村公所（村委）林场的管护情况。
5、长冲岭（林场图5租地款发放表册），证明五通村委造册发放长冲岭（包含争执地在内）种植湿地松的租地款给附郭B、C组及村民，无附郭A组及其村民名单。
6、《五通村委林场转让租赁协议》、《补充协议》、《林场发包实际面积表》、《五通村委林场所范围图》，综合证明争执地含在林场转租范围内，争执地属五通村委林场管辖范围。
7、《五通村委林场与村民小组签订林场山场租用协议（草案）》及范围附图，证明①长冲岭（5图）已包含整个争执地在内；证明②长冲岭是附郭B、C组及该组村民出租给五通村委会，无附郭A组及该组村民名单。
8、《发放表》，证明五通村委会发放长冲岭土地租金给附郭B、C组村民，无原告及其村民名单。
9、《租用协议》及附图，证明五通村委林场整个经营范围与原出地的村民小组含村民重新签订山场租用协议。
10、《五通村委林场山地发包租金领取明细表1图》，证明整个五通村委林场发放了重新承包山场的土地租金给各个村民小组及村民。
11、《集体土地补偿明细表》，证明争执地内铁路用地补偿款系附郭B、C组村民领取。该书证是纠纷发生后的证据，不作为确权证据来使用。
12、现场勘查笔录、勘查图、水田指认图，证明①争执地地名、四至界线及地被物；②龙某x指认1964年6月28日《划山协议书》崇树岭“北至田边岭脚”水田位置；③五通镇司法所2011年9月21日组织当事人现场勘查示意图与2011年10月20日现场勘查图北边界线一致，龙某x参与了此次勘查，并签字认可。
13、对陈正x的《调查笔录》，证明①陈正x位于厄头岭的山场东面与争执地内罗云端的山场交界；②村委林场两次都租用了争执地，争执地属附郭B、C组，没有租用附郭A组的地。
14、对苏建x的《调查笔录》，证明五通村委林场1991年办场，当时种湿地松，村小组以林地参与利益划分。
15、调查场长苏龙x的《调查笔录》，证明①林场建场时没有与出地的村民小组签订《用地协议》；②砍树时每亩付给20元地租给出地的村民小组；③当时没有种五里x村的山场；④2006年整个村委林场转让租赁给张振x；又与村民小组及村民重新签订了用地协议。
16、对龙某x的《调查笔录》，证明：①本人参加了1964年《划山协议书》的签订；②《协议》中崇树岭“北到田边岭脚”的田不到桐山村的田，而是到五马归槽的田为界；③村公所建立林场时，没有与附郭A组签订用地协议；④砍树时，林场没有付地租给附郭A组，后种桉树也没有与附郭A组签订用地协议。
17、调查五通茶场领导的《笔录》，证明争执地不属五通茶场，茶场也没有多余的地让别人占用。
18、调查唐成x的《笔录》，证明其因时间太久，年老了，对1964年划山情况回忆不起，没有印象。
19、对涂翔x的《调查笔录》，证明：①1984年在争执地南部边缘种过柑子树，2007-2008年种桂花树；②1988年组里正式将该地给涂家种，《承包证》找不到了。
20、2011年9月26日，调解笔录，证明本案纠纷经调解达不成协议。
21、2012年元月5日调解笔录，证明：①附郭A组以“六四协议”为证，证明“北至田边岭脚”的田，位于争执地西北角槽中的两块田；②附郭B、C组土改时属五通下街屯，争执地是其砍柴、割草用地；③成立五通村公所林场时，没有用到附郭A组的地；④铁路建设征地时发生纠纷，征地款留在村委，后镇政府下文不准截留征地款，所以才付给附郭B、C组；⑤当时双方不同意再调解，要求政府下文裁决。
22、照片5张，证明政府工作人员带龙某x指认现场和其指认“田”的位置。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广西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一条第（二）项以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1996年10月14日林业部令第10号发布）第十二条。
原告附郭A组诉称，一、土地行政确权事实不清。
1、被告认定争执地解放后各级人民政府均未确定过权属与事实不符。1964年6月28日临桂县政府工作组、临桂县林业局、凤凰林场与移民（原告）共同协商签订了一份《划山协议书》（以下简称“六四协议”），同意将临桂凤凰林场五里桥造林站所属的崇树岭（地名，含争执地在内），以岭脊为界，倒水东面到岭脚田边为界，北至田边岭脚，南至沙坪底岭与崇树岭相接的流水冲槽中的短岭起的松树直到岭脊为界，由冲槽直下杉树边的小沟，再向北斜至厕所12公尺为界。北属移民所有，南属五里桥林场。“六四协议”记载的上述内容表明，争执地解放后政府确定过权属，“六四协议”前属五里桥林场，之后属原告所有。并且，被告认定“六四协议”本政府予以维护，其中争执地权属亦应当认定予以维护，而不能独立于“六四协议”外。
2、被告认定崇树岭四至界线中的“北至田边岭脚”的田应是争执地南边岭槽下的水田与“六四协议”记载不合。因为，“六四协议”记载划给原告所有的崇树岭的四至清楚，其北至界线，是崇树岭的北至岭脚边的田，而非崇树岭北至南边的争执地南边岭槽下的水田。且“北至田边岭脚”的田，经“六四协议”的签字人龙某x现场指认，是位于争执地西北面距争执地西北角约200米的崇树岭岭脚冲槽内的两块田，符合“六四协议”的记载。
3、被告认定“六四协议”签订后原告对争执地除1984年开始在其南面边缘种有少量柑子树外没有实施过实质性管业与事实不合。原告自“六四协议”后，多年来对划给的崇树岭包括争执地在内实施了割草、砍柴等实质性的管业，从未有人提出异议。而第三人以及他人在争执地所实施的管理行为，均是对原告的侵权是无效的，被告对此侵权认定予以支持与法不合。
二、土地行政确权程序违法
1、土地行政确权现场勘查是在2009年，被告当时未有争执双方出示“六四协议”，致原告错误认可争执地北到界线为：北至岭底小路，与龙某x指认的北至界线不合。原告在2010年7月找到“六四协议”后，要求将争执地北至界线延伸至龙某x指认的北至界线以合“六四协议”的四至界线，但被告认定“六四协议”的北到界线应是争执地南边岭槽下的水田，剥夺了原告享有争执地及其以北土地的权益。为此，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现场勘查踩界以查明事实公正判决。
2、被告制作的《沙岭背（崇树岭）权属界线图》未将争执地以北的崇树全部制图，而这是正确认定“六四协议”与崇树岭北至界线关系的关键，亦是原告维权的关键。
3、界线图未依法标示方向，亦未在土地行政确权前征询过原告的意见，剥夺了原告提出异议的权利。
为此，原告特具状诉讼，请求法院：1、撤销被告县政府临政处字（2012）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判令被告对争执地（原告称崇树岭、第三人均称沙岭背）重新确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为其诉请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1、《划山协议书》，证明争执林地四至、权属清晰明确；2、临政处字（2012）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3、市政复决字（2012）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政府维持临桂县政府的处理决定。
此外，原告还申请证人龙某x（男，1935年4月2日出生，附郭A组村民，参加过“六四协议”的签订）出庭为其作证，本院依法准许。龙某x证言称：我参与了六四协议的签订，县里来了两个人；当时北面界线不是卡房养鸡棚那里的田，而是从茶场的崇树岭下来小路的那两块田。1991年村委林场种树问过我，当时每个生产队都出了劳力，由林场统一安排种树的，后来分地租款就没有通知我们了。
被告县政府辩称，1、作出处理决定的主要事实和理由。1960年春国家修建青狮潭水库，附郭A组村民从灵川县搬迁安置到临桂县凤凰林场五里桥造林站当工人；1962年被精简下放成为城填居民，1964年为解决其生活问题，又就地安置转为农业人口，归原五通大队管辖。1964年6月28日临桂县林业局凤凰林场与移民（现附郭A组）协商签订了一份《划山协议书》（以下简称“六四协议”），将凤凰林场五里桥造林站所辖的崇树岭（地名）部分山场划给附郭A组经营管理。该协议第一条记载“崇树岭：以岭脊为界，倒水东面到岭脚田边为界，北至田边岭脚，……”的四至界线，经实地核查东、南、西三面的界线与实地相符，而对“北至田边岭脚”的界线，实地难以确定。该四至界线中“北至田边岭脚”的田，经划山时附郭A组原副队长龙某x现场指认，该水田位于争执地西北面且距争执地西北角约200米的岭槽内，相隔有一小岭坳，不在争执地的边缘，与“六四协议”记载不符；而参与当时划界的原县林业局、林场代表已无法查找。经综合分析，该田的位置应是指争执地南边岭槽下的水田。“六四协议”签订后，附郭A组除涂翔x1984年开始在争执地南面边缘种有少量柑子树外，对争执地没有实施过实质性管业。附郭B、C组从土地改革以来对争执地具有割草、砍柴和管理等一系列长期的管业事实。
二、关于争执地的四至范围问题
答辩人于2011年10月20日召集各方当事人对争执地重新勘察，现场绘制争执地现场勘察图和制作争执地勘察笔录，并有各方当事人的法人代表和群众代表的现场确认和签字，其争执地北面界线与2011年9月21日五通镇政府组织勘界的现场勘查图相同。不存在答辩人剥夺被答辩人要求将争执地北面界线缩小的说法。
三、关于《权属界线图》未标示方向的问题
该图是出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局绘制出版的地形图，图中文字的正上方为北方，这是识别地形图的基本常识。争执地现场勘察图已经是包括整个崇树岭周边的地形地貌。
四、关于土地确权前未征询过被答辩人意见的问题
答辩人作出处理决定是在经多次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作出的。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提出的诉讼理由是不成立的。临政处字（2012）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结果公平公正，请临桂县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附郭B、C组述称：
1、关于争执地的范围。临政处字（2012）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本案争执地名是沙岭背，四至界限为：东至大路；南由岭坳往东对准五通村委林场卡房小门为界；西由岭坳经岭头往北沿岭槽下至岭底；北至岭底小路。面积约11亩。详见权属界线图。这一范围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附郭A组现场勘察时确定的。争执地的范围是本案的诉讼标的物，是确定的。一案一诉，是不容更改的。被答辩人附郭A组出尔反尔的一时将北面界线拓展至桐山方向的水田边，一时又将北面界线拓展到离争执地西北角200米开外的一个岭坳里，这是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
2、关于将争执地确权给答辩人附郭B、C组集体共有是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附郭B组和附郭C组对争执地的占有和管业是历史的，一贯的，从不间断的。古时作为割取生活柴草和烧石灰的用草林地，上世纪90年代种湿地松，2005年后租给张振x种速生桉。争执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一直以来都是由答辩人行使，有山场租用协议及相关领款单据为证。县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广西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一条（二）项以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
3、关于“六四协议”。协议就是合同，合同仅仅对合同主体各方具有约束力，答辩人没有在“六四协议”上签字，对答辩人没有法律效力。答辩人之前也从未听说有什么“六四协议”。“六四协议”所涉地名为崇树岭。争执地所在土岭地名叫沙岭背，这在五通是公认的，有该岭坡的墓碑为证，崇树岭是位于附郭A组对面的另一个土岭。争执地不在“六四协议”划山范围内。
4、关于“六四协议”所涉及的“北至田边岭脚”的田的问题。答辩人认为：该田的位置应是指争执地南边岭槽下的水田。被答辩人附郭A组的龙某x第一次现场指认“北至田边岭脚”的田，指的就是此处的田。理由：此处的田才称得上是田。一大片水田，作为划界限的参照物非常的明显。心理学家和我们的生活常识都共同证明：人的第一感觉是最正确的。龙某x第二次现场指认是位于争执地西北面距争执地西北角约200米的岭脚冲槽内的两块田。答辩人认为这是不成立的。首先这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没有所谓的田，丰水期是沼泽地（潋牛塘），旱季长草则是放牛坪。现场勘查一眼看过去也是杂草丛生见不到田的影子，扒开草丛灌木方才依稀可见有田埂的痕迹，估计是分田到户时哪个勤劳的农户到那里开荒种过一整子农作物。要硬说是田那也太小了不到一分一块，用这样不明显的两块屁股大小的田来作为划分界限的参照物不符合传统习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划分山场界限多以山脊，凹槽、大（小）路、大（小）溪流、成片的田等这些明显的参照物来划界，避免和减少纠纷。
5、关于土地行政确权程序是合法有效的。
6、关于移民权利保障问题。被答辩人附郭A组作为库区移民为国家水利建设作出贡献。答辩人附郭B组和三组作为移民安置地已经划出不少的土地出去，同样也在为国家作贡献。但是，争执地不在划拨的范围，理应受国家法律保护。宪法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在行驶自己权利的同时不能损害国家的、集体的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争执地其实长期以来并无争执，纠纷起缘于新修的贵广铁路从此路过，被答辩人附郭A组认为有利可图就出来主张权利。该地历史沿革清楚，与被答辩人附郭A组界限清楚，权属归附郭B、C组共有是非常清晰的。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对证据认定恰当，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公正，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驳回原告的无理诉请！
附郭B、C组除在行政程序中提交证据给县政府外，在本案诉讼程序中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五通村委会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其代理人述称，争执地一直以来是附郭B、C组的种植地，我小时候也在那里看过牛，其他的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我认为县政府的处理决定是对的。
五通村委会除在行政程序中提交证据给县政府外，诉讼程序中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涂翔x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述称，我是A组的村民，1984年就开始在争执地那里种植柑子，我一家人都住在那里的路底，当时县政府也扶持该项目，20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争执。直到2004年左右我就把柑子树砍掉转种桂花树，种到卡房旁边。当年没有把争执地种满，只是种植到与争执地交界处。我认为县政府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
涂翔x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被告县政府和原告提供的所有书面证据（包括附图和照片），本院均认可其真实性，均可作为本案基本事实的定案依据和参考依据。
二、本院勘察争执地及周边环境时制作的勘察现场平面草图及笔录，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三、对龙志x出庭作证所作的陈述，因其系原告村民，属利害关系人，只作参考。
经审理查明，争执地地名为：附郭A组称崇树岭，附郭B、C组均称沙岭背。四至界线为：东至大路；南由岭坳往东对准五通村委林场卡房小门为界；西由岭坳经岭住北沿岭槽下至岭底；北至岭底的小路（新修的贵广铁路从该路边自西往东方向穿过），面积约11亩。争执地解放后到1991年成立五通村公所林场之前属荒山。自解放后至今各级政府均未确定过权属。土地改革后到人民公社时期是五通下街屯村民割草、砍柴的场所。1955年底成立临桂县凤凰林场，1956年扩场建立五里桥造林站。1960年春，因国家修建青狮潭水库，将附郭A组的村民安置到凤凰林场五里桥造林站当工人（故习惯上又称之为“五里x村”），1962年又被精简成为城镇居民，1964年为解决其生活问题，又就地安置下放为农业人口，归五通大队管辖。1964年6月28日临桂县林业局、凤凰林场与移民（现附郭A组）协商签订了一份《划山协议书》（以下简称“六四协议”），将凤凰林场五里桥造林站所辖的崇树岭（地名）部分山场划给附郭A组经营管理。“六四协议”第一条记载：“崇树岭：以岭脊为界，倒水东面到岭脚田边为界，北至田边岭脚，南至沙坪底岭与崇树岭相接的流水冲槽中的短岭起的松树直到岭脊为界，由冲槽直下杉树边的小沟，再向北斜至厕所12公尺处为界。北属移民所有，南属五里桥林场。”经实地核实，该四至界线东、南、西三面的界线与实地相符，而对“北至田边岭脚”这句话表述不清，实地无法确定。附郭A组提供的当时安置工作组、林业局、林场和移民的代表名单，经查实只有当时临桂县委唐成x和附郭A组的村民龙志x尚健在。经向唐成x调查，其认为时间太久远，对协议没有印象。2012年元月12日（注：应为11日），龙志x现场指认1964年6月28日《划山协议书》中记载崇树岭四至界线中的“北至田边岭脚”的田，是位于争执地西北面且距争执地西北角约200米的岭槽内的两块田。1991年五通村公所为响应国家消灭荒山的号召，召集所辖各村民小组干部和村民代表开会，统一意见后成立五通村公所林场，由各组出地，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包括争执地的林地上种植湿地松，由村公所统一负责管理，利益分成。后因冰雪灾和火灾等原因，于2006年基本砍伐完毕，各村民小组分到地租款每亩20元。2007年4月7、8日，五通村委造册发放长冲岭林场图5种植湿地松土地租地款人民币1470.00元，领款单上有附郭B、C组代表和罗云x等14户村民的领款签字，没有附郭A组的名单。2005年，五通村委将村委林场转让给张振x经营，并签订了《五通村委林场转让租赁协议》，租赁时间为20年（由2005年11月至2025年11月），面积1700亩。张振x于2007年开始在包括争执地的租用林地上种上了速生桉树。2007年3月9日，五通村委林场与有关村民小组、村民签订《五通村委会林场与村民小组签订林场山场租用协议（草案）》，其附图中长冲岭的范围包含有争执地，附郭A组没有参与签订林场山场租用协议，也没有提出异议。2008年7月24日五通村委会又与张振x签订了《补充协议》，重新确认林场租赁面积为1197.3亩，租赁时间改为2007年至2026年年底。之后五通村委会又造册发放了长冲岭（林场图5）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四年的土地租金，并有附郭B、C组李金x、罗云x等人的签字领款，发放表中没有附郭A组及其村民的名单。
另查明：1984年附郭A组村民涂翔x在争执地南边边缘种过柑子树，2007年至2008年砍掉柑子树后又种上桂花树。这些桂花树从现场看，明显成了与争执地的分界线，因争执地范围内全部种上了桉树，现长势旺盛；而划归给附郭A组的“崇树岭”这边（争执地南边）没有桉树，形成了两种植被和地貌。
2009年初，因国家修建贵广铁路征地引发本案山场林地权属纠纷。经县、镇两级政府组织双方多次调解，均未能达成和解协议。2012年5月25日，被告县政府作出临政处字（2012）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附郭A组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2年8月17日市政府作出市政复决字（2012）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临桂县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争执的“崇树岭”（第三人称“沙岭背”）中的北面一小部分（“崇树岭”是一个大岭场，有几百亩面积之宽）。争执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争执地是否在“六四划山协议”划给原告的崇树岭（倒水东面为界）的范围内，换言之，“六四协议”中划给原告的“崇树岭”的北面界线到底如何确定，到底以哪里为界。这是正确解决本案争执地权属到底属于哪一方所有的关键所在。可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考证。一是“六四划山协议”北面界线的表述与现场对照、分析、考证；二是给合争执地的管业事实进行对比、论证。
一、关于“六四协议”对划拨的部分“崇树岭”四至界线（限）的表述。协议第一条记载：“崇树岭：以岭脊为界，倒水东面到岭脚田边为界，北至田边岭脚，南至沙坪底岭与崇树岭相接的流水冲槽中的短岭起的松树直到岭脊为界，由冲槽直下杉树边的水沟，再向北斜至厕所12公尺处为界。北属移民所有，南属五里桥林场。”经实地对照核查，该四至界线东至、西（至岭脊）、南三面的界线与实地相符，能够确定，双方均无异议。而对北面界线的描述“北至田边岭脚”这句话表述不清（因无附图），实地难以确定。经勘查现场周边环境表明，“崇树岭”东面岭底有五通街天铭二组的一冲（一大片）水田呈南北向，与该岭几乎成平行线状态，从321国道边同时呈“南北走向”向北延伸，但这片田并未与该岭“齐头迸进”，即未到该岭的北面顶头（尽头），只到五通村委林场的卡房边就没有田了。从“东面到岭脚田边”，此句指的就是这一大片水田，而“崇树岭”正北面（尽头）岭脚下没有田，再往北（偏东）与该岭相连的隔一条路就是附郭B组的岭场（长冲岭）了，北偏西（同样是崇树岭内）却又是天铭二组的岭场，再往西北角又有一小岭坳，下至岭槽凹底，才是龙志x指认的“北到田边岭脚”中的两块田；即是说，这“两块田”距离争执地（11亩）的西北角有约200米远，中间还隔着天铭二组的岭场（包括小岭坳，面积远超11亩）。而龙志x指认所谓的“田”，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说是两块，一块都未见到。已被茅草、杂木、刺蓬以及零星几株桉树等全遮盖，拨开草木才依稀看到一节疑似“田埂”的痕迹，如算面积的话充其量顶多百来平方米（不足两分地）；而这“田”谁也说不清楚是哪村哪组哪家农户承包的田；即这“两块田”不是通常意义和实际意义上大众认可和接受的水田，甚至连“旱田”、“荒田”都称不上。因而当年“六四协议”划界不可能以这样的“田”作为标志性“参照物”来确定界线的。因而，完全可以排除龙志x指认的田就是“北到田边岭脚”中的田。那么，“北到田边岭脚”中的田，就可以确定是到五通村委林场卡房及附郭A组养鸡棚边止的水田，理由如下：（一）这里是长长的一大片水田的尽头，刚好是争执地南面界线小岭槽（涂翔x种的桂花树处）对直下来的水田，如从“崇树岭”的南面作为立足点（321国道边的水田）朝北望去，这一大片水田足有几百米长，到卡房处为尽头，从传统观念上理解也算得上是“北面”了；因而“划山协议”中的“东到岭脚田边”和“北至田边岭脚”是同一含义，出现的两处“岭脚”、“田边”指的都应是“崇树岭”东面的“岭脚”和与该面岭脚相连的这片水田，除此之外不再有如此明显且可作参照物的田了。因此，县政府认定的争执地南面界线是正确的。（二）当年只是划出一部分“崇树岭”给附郭A组，而不是该岭场的全部，因此，未到该岭的北面尽头也是有可能的。
二、从1991年成立五通村公所林场后至纠纷发生前争执地的一系列管理使用行为，包括建林场卡房，与村组及村民、外地老板签订用地、租地协议、分地租、种桉树等等管业行为，原告附郭A组均未参与，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现场的植被、地貌也完全不同附郭A组所管理使用的南面“崇树岭”，而涂翔x的种植行为也只在边缘部位，具有一定的“试探性”意味。直到2009年3月贵广铁路征地，附郭A组才以“六四协议”第一条记载崇树岭的四至界线中的“北至田边岭脚”为由主张争执地的全部权属。综上所述，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比对、论证，可以得出结论，争执地不在“六四划山协议”中划给原告的“崇树岭”（倒水东面为界部分）的范围内，争执地应属第三人附郭B、C组历史以来管理使用的山场土地（林地）。被告县政府作出的本案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公平公正，本院予以维持。原告之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其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2012年5月25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1）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附郭A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廖伟文
审 判 员 莫桂林
人民陪审员 王林友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蒙玲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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