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荔民初字第1150号原告苏某某，男，197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原告陈某某，女，1967年5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原告苏某甲，男，199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上述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志忠，福建普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某甲，男，196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被告徐某某，女，1973年8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被告陈某乙，女，199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苏某甲诉被告陈某甲、徐某某、陈某乙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志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苏某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志忠及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被告陈某甲、徐某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某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苏某甲诉称，原告苏某甲与被告陈某乙于2014年9月12日经媒人介绍认识后，双方在父母的安排下于2014年9月15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放首定”，由三原告向三被告支付聘金人民币10万元，同月19日（农历八月二十六）双方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三原告再向三被告支付聘金人民币21.8万元及黄金150克（即黄金手镯一个、黄金戒指六个、黄金耳坠一对、黄金项链二条）作为彩礼；原告苏某甲与被告陈某乙举行婚礼后即同居生活，但经过三个月的相处，因双方性格不合，引发争执，致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已无和好的可能，被告陈某乙于2014年12月间（农历十一月）返回其娘家居住至今。请求判令：1.三被告返还原告聘金人民币31.8万元及黄金150克（即黄金手镯一个、黄金戒指六个、黄金耳坠一对、黄金项链二条，折合人民币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被告陈某甲、徐某某、陈某乙于庭审前共同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一份，辩称，三原告所诉的不是事实，三原告到被告家订婚时只支付聘金计人民币11.8万元，其中包含肉面折价款人民币1万元，并非支付人民币31.8万元，给付的黄金是70克，并非150克，收取的聘金及肉面折价款都用于原告族人到被告家订婚时操办酒席的开支；原告苏某甲与被告陈某乙订婚后即同居生活，当被告陈某乙有孕在身时，原告却要悔亲，还要讨还聘金，是原告苏某甲抛弃被告陈某乙，过错在于原告，按农村习俗男方抛弃女方的，无需返还婚约财产；原告按农村习俗给付聘金和黄金是自愿的，应认定属于赠与行为，且原告苏某甲与被告陈某乙已同居几个月，女方还怀孕在身，该婚约财产无需返还，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某甲、徐某某于庭审中另辩称，婚约聘金只有人民币11.8万元，其中于2014年9月15日“放首定”时收到聘金人民币5万元，同月19日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时，再收到聘金人民币6.8万元及黄金手镯一个约70克，还有原告苏某甲的爷爷奶奶按风俗给予被告陈某乙的问候礼：黄金戒指六个、黄金耳坠一对、黄金项链一条，上述金器目前由陈某乙保管；举行婚礼后，原告苏某甲与被告陈某乙即同居生活，2014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原告苏某甲将被告陈某乙送回娘家，让被告陈某乙在娘家生活，并表示愿意支付生活费；原告苏某甲婚内出轨，其爷爷还到被告家调停时，原告苏某甲也明确表示还想跟被告陈某乙共同生活。原、被告对以下事实无异议的，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苏某某、陈某某之子即原告苏某甲与被告陈某甲、徐某某之女即被告陈某乙于2014年9月经媒人介绍认识后，经双方父母协商后订立口头婚约，就婚约彩礼的聘金数额、“放首定”的时间及放定时应给付的聘金、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的时间及迎亲时应给付的彩礼等内容作了约定，但双方未按习俗就上述婚约内容签订“红纸单”；同年9月15日，双方按约定“放首定”，同月19日，原告苏某甲与被告陈某乙未办理结婚登记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开始同居生活；之后，原告苏某甲与被告陈某乙因生活琐事引发感情纠纷，被告陈某乙自2014年12月25日始回娘家居住至今，其间，被告陈某乙怀有身孕。现因三原告主张返还婚约彩礼，双方引发婚约财产纠纷，致讼。案经本院调解，因原、被告各执己见，致调解无效。原、被告对双方婚约约定及实际给付的聘金金额、黄金克数存在异议，本院对此予以查明、分析并认定如下：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苏某甲主张，其与三被告约定的婚约彩礼为聘金人民币31.8万元、黄金150克，并按约定将该婚约彩礼全部给付三被告；被告陈某甲、徐某某、陈某乙则辩称，约定的婚约彩礼为聘金人民币11.8万元（含肉面折价款人民币1万元）、黄金70克，其实际也只收到上述聘金人民币11.8万元、黄金手镯一个约70克及原告苏某甲爷爷奶奶给陈某乙的问候礼：黄金戒指六个、黄金耳坠一对、黄金项链一条；本院认为，原告申请的证人黄春发出庭陈述：“其系男方媒人，按照风俗‘放定’时媒人要一起去才有媒人酬金，其有参与‘放首定’及‘放大定’，原告方由其亲属携带聘金，‘放首定’时给付被告方聘金人民币10万元，‘放大定’再给付聘金人民币21.8万元，其间，原、被告未曾因聘金给付事宜发生过争执。”，证人陈加顺出庭陈述：“其系男方媒人，其未参与‘放定’，其有听说男方第一次给付女方聘金人民币10万元，第二次给付女方聘金人民币21.8万元，‘放定’时黄春发在场。”，证人黄春发、陈加顺系本案缔结姻亲的男方媒人，且与原、被告均无亲戚关系，其证言具有一定的证明力，结合当地存在若迎亲时未按约定给付全部婚约彩礼则不让接走新娘的习俗及双方在迎亲期间并未因婚约彩礼给付事宜发生过争执的情况，根据优势证据及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本院对三原告主张按约定二次给付三被告聘金合计人民币31.8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被告对此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原告主张另有给付三被告婚约彩礼黄金150克，即黄金手镯一个、黄金戒指六个、黄金耳坠一对、黄金项链二条，其中三被告认可有收到的黄金手镯一个（约70克）及原告苏某甲爷爷奶奶给被告陈某乙的问候礼：黄金戒指六个、黄金耳坠一对、黄金项链一条，本院予以确认，另有黄金项链一条，三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有实际给付，不予认定；三被告主张原告苏某甲爷爷奶奶给被告陈某乙的问候礼：黄金戒指六个、黄金耳坠一对、黄金项链一条，属于赠予性质的物品，符合当地长辈赠送新人礼物以表祝福的习俗，予以采信；当地婚约习俗中聘金、金器是不可少的彩礼项目，三被告主张黄金手镯也是赠予物，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被告陈某乙与原告苏某甲未经办理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个月就因生活琐事引发感情纠纷，不再继续共同生活，且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苏某甲给付被告陈某甲、徐某某、陈某乙的婚约聘金数额较大，现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苏某甲要求被告陈某甲、徐某某、陈某乙返还婚约聘金，应酌情予以部分支持。综合考虑原告苏某甲与被告陈某乙共同生活的时间、双方未能共同生活的事由、实际给付婚约彩礼的数额及当地的婚约习俗等因素，并考虑到同居期间被告陈某乙怀有身孕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予以认定被告陈某甲、徐某某、陈某乙按50%的比例返还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苏某甲婚约聘金人民币15.9万元及黄金手镯一个（约70克）。被告陈某乙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出庭抗辩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某甲、徐某某、陈某乙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苏某甲婚约聘金人民币15.9万元及黄金手镯一个（约70克）；二、驳回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苏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7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3335元，由原告苏某某、陈某某、苏某甲负担人民币1667.5元，被告陈某甲、徐某某、陈某乙负担人民币166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郑志生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蒋琳珊相关法条及申请执行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