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河市民三终字第9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左高峰。
上诉人（一审被告）：韦亚行。
二上诉人共同代理人：杨昌剑，广西辉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林怡莹。
委托代理人：莫先益，广西纵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左高峰、韦亚行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覃志凌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韦昌晶、邵彬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蒋园媛担任法庭记录。两上诉人左高峰、韦亚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昌剑，被上诉人林怡莹及其委托代理人莫先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4月份开始，原告林怡莹、被告左高峰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相互支付钱款。2013年9月1日，被告左高峰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向林怡莹借款现金人民币贰拾捌万伍仟元整（285，000元），定于2014年2月1日前一次性还清。借款人：左高峰。2013年9月1日。”原告称该笔借款系被告左高峰从2013年4月份开始多次向其以用于投资生意为由所借的借款，期间被告左高峰向原告清偿了部分借款，后双方于2013年9月1日结算，被告左高峰尚有285，000元借款未清偿，被告左高峰于当日向原告写下上述《借条》一张，约定2014年2月1日前一次性还清，同时收回前面所立的借据。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未能如期还款，引起本案诉讼。
第一次庭审过程中，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提出对本案的借款事实有异议，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伙放贷关系，并提供被告左高峰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的银行流水账单一份，其认为经对账，被告左高峰向原告的汇款多于原告向被告左高峰的汇款，本案借款已还清。同时，表示不清楚本案借款是否系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为查清本案事实，在送达第二次庭审的开庭传票时在传票上注明“为查明本案事实，需被告左高峰本人出庭参加本案庭审活动，如被告左高峰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参加本案庭审活动，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2015年4月2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左高峰、韦亚行无正当理由仍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也未到法院对账，亦未对本案《借条》提出书面异议。
经对被告提供的户名为左高峰（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3年8月31日止）的银行流水账单进行核实，借贷标志注明“借”是被告左高峰转账给原告林怡莹，借贷标志注明“贷”是原告林怡莹转账给被告左高峰。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3年8月31日止，被告左高峰转账给原告林怡莹585，800元，原告林怡莹转账给被告左高峰875，100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出具本案借条后，即2013年9月1日后，双方未有银行转账来往。
另查明：被告左高峰与被告韦亚行于2009年2月3日在河池市金城江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结婚证号：桂金结字010＊＊＊＊81号。未显示离婚记录。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左高峰向原告林怡莹借款人民币285，000元，有被告左高峰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原件为凭，且有原、被告双方出具的银行流水对账单予以佐证，原告请求其偿还该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放贷的关系，且属于民间高利放贷，如有亏损也应当由原、被告双方共同承担，原告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的主张，两被告虽提供了户名为左高峰（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3年8月31日止）的银行流水账单，但此并不足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放高利贷的事实。经核实，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3年8月31日止，被告左高峰转账给原告林怡莹585，800元，而原告林怡莹转账给被告左高峰875，100元，原告转给被告左高峰的款项显然多于被告左高峰转给原告的款项。且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出具本案借条后，即2013年9月1日后，双方未有银行转账来往。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本案借贷事实的存在。另外，本案两次庭审中，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提出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双方在5个月间流水往来高达140多万元，不符合常理，且已经分不清每一笔转账的作用，并表示对本案的主要事实均不清楚。在此情况下，经传票传唤，并在第二次庭审开庭传票上注明“为查明本案事实，需被告左高峰本人出庭参加本案庭审活动，如被告左高峰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参加本案庭审活动，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被告左高峰无正当理由仍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也未到进行对账核实，亦未对本案《借条》提出书面异议。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左高峰自行承担。关于支付利息的问题，被告左高峰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原件中，双方未书面约定借款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9条规定，逾期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即利息计算时间从2014年2月2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关于被告韦亚行是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本案借款系两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左高峰以个人名义对外的欠款，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被告韦亚行未能证明所欠借款系原告与被告左高峰明确约定的个人债务，亦未能证明所欠借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被告韦亚行应与被告左高峰承担本案债务共同的清偿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左高峰、韦亚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原告林怡莹借款本金285，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时间从2014年2月2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息）；二、驳回原告林怡莹本案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左高峰、韦亚行共同负担。
宣判后，左高峰、韦亚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驳回林怡莹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有：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表现在：（1）所谓欠款285，000元上诉人已经还清。上诉人在还款时被上诉人已经将上诉人书写的欠条还给了上诉人，一审时因为搬家未能找到，在收到原审法院判决书以后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归还给上诉人的欠条金额共计37万元，其中就包括本案讼争的285，000元。（2）上诉人在2013年9月1日写给被上诉人的285，000元欠条是想在归还欠款后再向被上诉人借现金285，000元，但是被上诉人一直未付款给上诉人。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既然上诉人已经归还被上诉人欠款，一审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不能的规定驳回林怡莹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林怡莹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请求没有合法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为证实其已经还款的诉讼主张，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当庭提供借条四张，用以证实本案讼争的借款上诉人已经还清，而被上诉人则将借条归还给了上诉人。
被上诉方质证认为：第一、对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出具了这四张借条；第二、对证明的目的有异议。首先，借条总金额达到30多万与本案讼争的285，000元借款是不对等的。其次，此前双方之间发生有多笔借款，2013年9月1日双方在对账时发现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285，000元，因此重新写了一份285，000元的借条，把原来的借条还给了上诉人。因此，这四张借条不能证实上诉人已经还款。
本院认为：四张借条的金额及落款日期分别为：50，000元，2013年5月20日；185，000元，2013年5月20日；90，000元，2013年5月23日；45，000元，2013年5月22日。而本案讼争的285，000元借条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1日，即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9月1日达成合意，左高峰尚欠林怡莹285，000元。左高峰、韦亚行只有提供落款日期在2013年9月1日以后的还款凭证，才可折抵285，000元的借款金额，而仅提供原写的借条显然不能证实已归还本案的欠款。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可予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讼争的285，000元是否已经偿还。
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林怡莹主张，左高峰借款285，000元，提供了左高峰亲笔所写的借条在卷为凭，同时，双方交易的银行汇款凭证亦反映，林怡莹汇给左高峰的金额比左高峰汇给林怡莹的多，据此，应当认定林怡莹已完成了其举证的义务。左高峰、韦亚行主张，借款已经全部偿还，但仅举出了还款日期在2013年9月1日以前的四张借条作为还款凭证，显然不能证实其已经还款的主张，左高峰、韦亚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左高峰、韦亚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75元，由左高峰、韦亚行负担（左高峰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覃志凌
审判员 韦昌晶
审判员 邵 彬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蒋园媛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