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10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强，男，1977年9月26日生。
委托代理人李斌，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达，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苏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汉中门大街301号302室。
法定代表人戴中梁。
委托代理人苏欣，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戴中梁，男，1968年5月18日生。
委托代理人苏欣，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庄义军，男，1970年10月6日生。
委托代理人苏欣，江苏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祝希杭，男，1974年4月29日生。
原审第三人陆飞，男，1975年10月22日生。
上诉人付强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苏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睿公司）、原审第三人戴中梁、庄义军、祝希杭、陆飞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商初字第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强的委托代理人李斌，被上诉人苏睿公司、原审第三人戴中梁、庄义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苏欣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祝希杭、陆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强一审诉称：2012年3月31日，付强和第三人戴中梁、祝希杭、庄义军、陆飞共同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共同组建科技型公司生产销售电子防盗系列和货架电子标签系列产品。合作协议约定了每个人的持股比例及职责范围。考虑到陆飞因个人原因可能最终无法参与合作，各股东一致同意陆飞如果四个月内无法到位，可以退出公司。以上合作条件商定后，在戴中梁的安排下，庄义军办理了公司注册手续，2012年5月15日，苏睿公司成立。陆飞因无法到位而退出公司，其名下15%股份分配给戴中梁5%、祝希杭7%、付强3%。戴中梁在苏睿公司成立前，一直经营江苏江桥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桥公司），戴中梁和庄义军系亲戚关系，公司注册后不久，戴中梁即指示庄义军抽逃了绝大部分注册资本490万元，转移至其控制的江桥公司。苏睿公司成立后，付强和祝希杭依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股东义务，尽职尽责，公司产品于2013年底研发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戴中梁看到公司产品已经成型，觉得付强和祝希杭无利用价值，欲独控公司，遂停发付强和祝希杭工资，于2013年底将付强和祝希杭赶出公司。公司成立后，戴中梁把控公司经营、财务和人事，戴中梁任意抽逃、占用公司资金，其个人财产、江桥公司财产与苏睿公司财产严重混同。同时，公司成立以来从未向付强和祝希杭提交过财务报表。综上，苏睿公司股东之间已经丧失了有限公司存续最基本的人合性要求，也违反了作为公司成立基础的合作协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付强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付强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散苏睿公司。
苏睿公司一审辩称：付强提出的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公司并不具备解散的任何条件，公司经营管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首先，公司的股东会召开没有任何障碍，因股东均出任高管，所以股东会和公司管理会议通常一起召开，且公司规模较小，故在形式上没有区分股东会和公司管理会。法人戴中梁原先经营传统行业，故实际上是由三位第三人进行的。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一直有序开展，从法律上来说即使如付强所述，执行董事不召开股东会议，根据公司章程付强作为持股15%的股东有权自行召集和主持，但付强从未自行召集过，并且对股东会的形成不构成任何的障碍。其次、公司的财务账册管理文件始终对所有股东开放查阅，从未设限制，付强应该举证证明查阅受限或者先行起诉寻求法律保护，不能直接申请解散公司。第三、公司组织一直正常运转，虽未积极履行股东和高管的职责，但执行董事戴中梁一直在规划公司经营，不能将此等同于公司经营管理困难，苏睿公司的投入产出回报的时间和模式不同于传统行业，并不意味着其最终利润无法实现。第四、股东之间的人合基础依然牢固，虽然有个人经济纠纷，但股东正和公司一起共渡难关。综上，公司目前困难及其他股东与付强的矛盾并没有请江苏管委会软件园出面协调，也并非没有其他途径解决，所以不应该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
第三人戴中梁、庄义军一审共同述称，付强所述抽逃资金及财务不公开与事实不符，涉及到抽逃资金及财务公开的事项也不应通过公司解散程序予以解决，而应通过知情权之诉及股东派生诉讼予以解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所述公司经营困难，系比较宏观宽泛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对该情形作出了具体的解释，经营困难主要指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等形成了僵局，导致了公司的经营无法正常开展，本案中，无论是公司的制度设计，还是股东的持股现状，都不会导致公司僵局的出现，因此不存在公司解散的法律事实基础；即使公司存在一时的经营困难，也不应成为公司解散的理由。公司目前的现状是在前期产品的研发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且形成了产品，现在公司依然有大量的存货，解决困难的办法是股东齐心协力，做好公司的研发和销售，而不是将辛苦研发并生产出来的产品当做垃圾处理，然后解散公司，这样才会导致股东的利益真正受损。
第三人祝希杭一审述称，同意解散公司，理由在于：首先，公司在2013年底已经停业，原来其手下的研发人员已被解散，且与公司存在劳务纠纷；其次、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公司现在为戴中梁把控，其他股东基本没有发言权，公司自正式成立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过财务报表，未看过召开股东会的记录，注册当天，戴中梁即挪用500万中的490万，两年后才补齐，研发需要材料时无钱购买；第三、陆飞的股份分配给其他股东后，戴中梁不认可，后才将25万给陆飞；第四、股东之间因为一些事已经失去基本的诚信，无法交流。
第三人陆飞一审述称，2012年4月公司成立时，其与其他股东约定，如果三个月（资金）不能到位，就不参加公司。后陆飞要求退出公司，所有股东是同意的，2013年1月戴中梁将退股款给陆飞，退还其25万，陆飞中间未参与经营，现在同意解散公司。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付强系戴中梁的外甥，庄义军系戴中梁妹夫。2012年3月31日，戴中梁、祝希杭、陆飞、付强、庄义军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根据各方意愿及零售业防盗市场相关前景，拟组建科技型公司生产销售电子防盗系列和货架电子标签系列产品。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公司股东会由5人组成，股份组成及公司职位如下：戴中梁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占公司股份51%，应出资额255万元，实际出资额445万元；祝希杭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产品研发、生产，技术及产品升级、售后服务，占公司股份15%，其中以技术作股10%，应出资额25万元，根据其本人实际情况，首次出资额5万元；陆飞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生产运营及国际市场营销，占公司股份15%，其中以国际市场渠道作股10%，应出资额25万元，实际出资额25万元；付强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国内市场的开拓和销售，占公司股份15%，其中以国内市场渠道作股10%，应出资额25万元，因个人经济原因，首次出资额为5万元；庄义军负责公司财务及其他行政工作，占公司股份4%，应出资额20万元，实际出资额20万元。鉴于公司注册以技术、渠道入股的规定相当严格，无法按法律法规正常手段去评估、确认，因此以技术／渠道作为股份的30%部分计150万元由最大出资方戴中梁代为出资注册。鉴于祝希杭和付强的实际经济情况，祝希杭和付强首次出资5万元，每人各向戴中梁借款20万元以补足出资份额。陆飞因个人原因在四个月内可能无法到位，在陆飞到位之前，陆飞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由祝希杭代为承担。公司产品线为EAS.商品电子防盗系统、ESL.电子货架标签系统、展宝.手机或数码相机的展示保护设备。一旦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出现持续性亏损，经慎重评估后，最大出资方有权暂停公司运作，进行公司重组或者关闭公司。
苏睿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25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一般经营项目为电子产品、五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塑胶制品的研发和销售。股东为戴中梁、付强、陆飞、祝希杭、庄义军，认缴出资分别为255万元、75万元、75万元、75万元、20万元。
苏睿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临时会议由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或者监事提议方可召开。股东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不履行召集股东会决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可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决议通过，但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所作出的决议，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2、股东会议决议解散；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4、公司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5、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时；6、宣告破产。
原审另查明，2014年5月16日，戴中梁以祝希杭、陆飞、付强为被告诉至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要求祝希杭向戴中梁返还垫付注册资金70万元，要求陆飞返还垫付注册资金50万元，要求付强返还垫付注册资金75万元。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合作协议签订后，戴中梁及祝希杭、陆飞、付强共同委托庄义军办理苏睿公司验资、注册登记手续。因祝希杭、陆飞、付强以技术、国际市场渠道、国内市场渠道作价出资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将苏睿公司章程中出资方式登记为：“货币出资”。因祝希杭、陆飞、付强无力完全以现金出资，戴中梁为祝希杭垫付注册资金70万元，为陆飞垫付注册资金50万元，为付强垫付注册资金75万元，戴中梁出资225万元。戴中梁将450万元汇入庄义军的农行卡中。祝希杭实际出资5万元，陆飞实际出资25万元，祝希杭、陆飞均将上述款项汇入庄义军的农行卡中。2012年5月11日，庄义军从其银行卡中分5次共取出500万元，分别以苏睿公司股东的名义填写了现金缴款单，并办理了苏睿公司的验资和工商登记注册手续。苏睿公司登记注册时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注册资金为500万元。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6日作出（2014）雨商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祝希杭向戴中梁返还垫付注册资金70万元、陆飞向戴中梁返还垫付注册资金50万元、付强向戴中梁返还垫付注册资金75万元。祝希杭、陆飞、付强不服，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5日作出（2015）宁商终字第4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对于公司的经营状况，付强陈述：苏睿公司目前无员工、无资金、无销售，公司产品自2013年初生产出来后，错过了市场的销售时机，现公司无法经营，其与祝希杭于2013年底被赶离公司，而陆飞从未参与公司经营。苏睿公司陈述：祝希杭、付强系公司股东，未离开公司，也并非未参与公司经营，产品未销售成功不意味着未开展销售活动。
对于公司库存产品，付强认为：应尽快进行清算拍卖，电子产品越晚越无价值。苏睿公司认为：一定要通过销售实现电子产品的价值，通过软硬件的升级更新换代可实现销售目的。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而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该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不仅是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受理时形式审查的依据，同时也是判决是否解散公司时实体审查的标准。
本案中，苏睿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戴中梁、付强、陆飞、祝希杭、庄义军持股比例分别为51%、15%、15%、15%、4%。根据公司章程，股东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不履行召集股东会决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因此，即使戴中梁未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付强、祝希杭、陆飞各自持股比例均为15%，三人均可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故苏睿公司不存在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情形。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决议通过，根据苏睿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苏睿公司并不存在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戴中梁与付强、祝希杭、陆飞之间虽有纠纷，但鉴于付强系戴中梁的外甥，庄义军系戴中梁妹夫，双方矛盾并未至不可调和的程度，故并未达到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的程度。此外，付强也未举证证明存在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仅凭苏睿公司产品滞销、经营不善不足以作为解散苏睿公司的依据，因此，对于付强主张解散苏睿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付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付强承担。
付强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股东间合作基础已经丧失、“人和性”已不复存在，且一审中第三人陆飞和祝希杭也同意解散公司。五股东共同发起设立苏睿公司的合作基础就是股东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由于戴中梁违反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合作条件，导致股东之间的合作基础早已丧失。合作协议签订时，各股东就考虑到技术、渠道入股无法按照法律法规正常手段去评估、确认，因此以技术、渠道作为股份的30%部分计150万元，由戴中梁出资注册。由此可见，各股东之间在合作协议中已经一致商定了付强、祝希杭和陆飞的技术、渠道的价值不做评估，作价150万元。该部分由戴中梁出资注册，是戴中梁自愿安排，与付强、祝希杭、陆飞无关，况且付强、祝希杭在公司成立后，已经提供了相应渠道、技术。同时，合作协议签订时，考虑到陆飞因个人原因可能最终无法参与合作，各股东一致同意陆飞如果四个月内无法到位，可以退出公司。以上合作条件商定后，在戴中梁的安排下，由庄义军办理了公司注册手续。2012年5月15日，苏睿公司成立。后陆飞确因无法到位而退出股份，随后，陆飞名下的15%的股份由戴中梁分配给自己5%，祝希杭7%，付强3%，可见，陆飞实际已不是公司股东。经过付强和祝希杭的辛勤努力，公司产品于2013年底研发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戴中梁这时看到公司产品已经成型，觉得付强和祝希杭已无利用价值，就停发付资并将其两人赶出公司。苏睿公司及戴中梁、庄义军在一审中虚假陈述，苏睿公司成立时就被戴中梁一手把控，戴中梁抽逃出资、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二、付强诉请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司解散三个条件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付强的诉请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1、公司成立后，戴中梁即将500万元注册资本抽逃了490万元，由于资金短缺，导致其后研发和生产进度受到严重影响。2013年底，戴中梁将付强和祝希杭赶出公司后，至今没有任何销售。可见，公司经营管理已经严重困难。2、公司继续存续，只会进一步侵害付强、祝希杭的股东利益，造成付强和祝希杭的重大损失，直至最后消耗殆尽。公司2013年批量生产出的产品账面价值200多万元，由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价值贬损快的固有特点，巨额的库存产品价值不断贬值，如再不解散公司，及时处理，将毫无价值。3、付强、祝希杭和戴中梁之间的矛盾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导致股东僵局。戴中梁既不收购付强、祝希杭的股份，付强、祝希杭作为小股东又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解散公司。综上，付强的诉请完全符合公司解散条件，苏睿公司应当解散。请求二审法院维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散苏睿公司，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苏睿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苏睿公司、原审第三人戴中梁、庄义军共同答辩称：一、苏睿公司不存在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根据《公司法》及苏睿公司的章程规定，除执行董事戴中梁以外，付强、陆飞、祝希杭各自持股比例均为15%，各自分别拥有超过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均可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事实上，因苏睿公司规模较小，全部股东均分别担任总经理或副总经理职务，股东会和生产经营会议一直合并召开，没有从形式上做严格区分。2015年12月6日，苏睿公司规范了股东会召开的程序，事前发送了召开股东会通知，全体股东在杭州市顶轩茶楼就前期工作事项、后续工作规划和产品中标后的各项准备工作召开股东会商讨并形成会议纪要，全体股东均在该份会议纪要上签了字。目前苏睿公司的经营管理无任何障碍，只是在销售上暂遇困难。二、苏睿公司不存在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根据苏睿公司的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对议决事项作出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决议通过，根据苏睿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东的持股比例，完全不影响股东表决和决议的形成。三、戴中梁与付强、陆飞、祝希杭之间的垫资返还纠纷属个人之间经济纠纷，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的情形。上述垫资返还纠纷已经两审终审判决解决，股东个人之间无任何其他经济纠纷，且该项经济纠纷与本案诉请无任何关联，不能成为付强诉请公司解散的理由和事实依据。股东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并无冲突分歧，这一点可以从2015年12月6日的股东会议纪要上得到充分证明。四、公司存续只会保证股东利益最大程度实现，而非损害股东利益。目前，公司产品已经打开了一定销路，销售困难得到缓解，全体股东在面对共同的困难时反而更加团结，分工协同，为产品投标事宜全力奔走，在经营管理方向和方案上股东之间并无分歧。盘活库存、实现产品销售恰恰能保证股东利益最大程度实现，而盲目解散公司，将科技产品做为废品材料处理会严重降低公司财产价值，从而真正损害股东利益。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付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苏睿公司、原审第三人戴中梁、庄义军为支持其答辩理由，二审中提供两份新证据：证据一、2015年12月1日的股东会通知及2015年12月6日的股东会记录，以证明苏睿公司召开股东会没有任何障碍，股东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够达成一致意见，没有冲突和分歧。证据二、订货合同、收货单及记账凭证，以证明苏睿公司于2015年底至2016年初已经实现了一笔销售，公司产品销售困难在全体股东的努力下正在缓解。
原审第三人祝希杭、陆飞未作答辩。
二审庭审中，付强对苏睿公司、戴中梁、庄义军二审中提供的两份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且不认可苏睿公司、戴中梁、庄义军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苏睿公司、戴中梁、庄义军二审中提供的两份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上诉人付强对原审另查明的“因祝希杭、陆飞、付强以技术、国际市场渠道、国内市场渠道作价出资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将苏睿公司章程中出资方式登记为：‘货币出资’。因祝希杭、陆飞、付强无力完全以现金出资，戴中梁为祝希杭垫付注册资金70万元，为陆飞垫付注册资金50万元，为付强垫付注册资金75万元，戴中梁出资225万元”事实有异议，认为没有该事实存在，并不是工商管理部门的要求，货币出资是双方的约定，不是工商部门的要求，也不是各方的真实意思；戴中梁为祝希杭和付强垫付的注册资金不是70万元和75万元，而是5万元和25万元；被上诉人苏睿公司、原审第三人戴中梁、庄义军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5年12月6日，苏睿公司就“对前期工作的总结和中标后供货问题”召开股东会议，股东戴中梁、庄义军、祝希杭、付强均在股东会记录上签字。
上述事实，有股东会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苏睿公司是否符合解散条件。
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上诉人付强作为持有苏睿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5％（以上）的股东，有权向法院提起请求解散苏睿公司的诉讼。但基于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一般情况下，只要公司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在其非自愿解散时，公权力机关尽可能不去强制其解散。因此付强的诉讼主张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解散的条件。根据法律规定，有请求权的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前提条件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即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首要条件。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付强要求解散公司的主要理由是股东之间存在矛盾、股东抽逃出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不佳，但该情形不能认定苏睿公司目前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不能证明因股东和董事的僵局已经造成了苏睿公司处于事实上的瘫痪状态、公司自治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失灵不能正常进行经营活动，如果任由公司继续存续将会造成公司股东利益的损失。目前苏睿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基本正常。一审判决后，苏睿公司还于2015年12月6日召开了股东会。苏睿公司是否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股东之间是否出现矛盾、是否有股东抽逃出资，不能作为付强申请解散苏睿公司的事由。公司库存产品积压和贬损，并非通过解散公司即能达到增值和处置的目的。若付强认为其他股东有抽逃出资等行为，其无法查阅公司财务账簿，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至于付强与苏睿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矛盾，付强可以与苏睿公司的其他股东共同寻找解决矛盾的其他合理途径，努力使苏睿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得到改善和提升。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付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付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正勤
审 判 员 刘阿珍
代理审判员 曹廷生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