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6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祝君健，男，195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遂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志勇，男，1975年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衢州市衢江区，现住衢州市衢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洪璐，衢州市平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祝君健因与上诉人徐志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遂昌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3民初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祝君健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遂昌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3民初20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挖机转让款11.5万元偿还案涉债务错误。第一，原审法院认为：2013年10月30日，双方形成的协议是对挖机个人合伙散伙的确认和款项的分配。其实，汽车、挖机的个人退伙散伙的清算是在2013年8月下旬形成的，对此，一审中原、被告并无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清算中确认的24.2万元的债务是否己经还清。被上诉人宣称已经还清了，其理由是该债务是以23万元挖机出让款归还的，而挖机清算时就归被上诉人所有的理由是被上诉人在合伙购买汽车时投资了188499元的。可是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188499元并非被上诉人的投资款，也就是说汽车、挖机的投资款都是由上诉人垫付的，共计47万多元。清算时，挖机出让给沙石厂（闻阳洪），23万元出让款归上诉人向闻阳洪收取；汽车归被上诉人，由其以出具借条的方式支付给上诉人24.2万元。挖机不可能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归还24.2万元的债务。第二，2013年10月30日协议的形成是为了提供给大安沙石厂作为大安沙石厂将挖机转让款全部支付给上诉人的依据。该协议的不明确和过于简单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协议的形成是在当年10月17日“承租人变更通知”手续之后，可见挖机的转让与该协议无关。第三，协议中第二条约定“挖机款归祝君健向闻阳洪收取，用以归还徐志勇欠祝君健部分欠款，该约定中的部分欠款”并非案涉债务，而是47万多元的投资款除了已落实的24.2万元以外的23万元的这部分款项。第四，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确认，双方合伙购买的挖机首付款20万元均系上诉人垫付，退一步讲，就算挖机是当年10月份协议转让的，挖机转让后的转让款显然应先偿还上诉人垫付的10万元及利息。为此，原审法院认定挖机转让款的一半11.5万元用于偿还案涉债务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
徐志勇辩称：一、上诉人对原审法院认定挖机转让款11.5万元是偿还案涉债务认定事实是错误的，徐志勇认为双方之间合伙关系在2013年8月经过清算，在2013年9月1日出具借条，以借款的方式确认应归还的合伙股份转让款24万元，合伙包括了合伙经营汽车运输和合伙买挖机。根据借条确认的金额此后被上诉人已经通过两种方式归还了全部借款及利息。一是通过挖机转让所获得的23万元转让款，直接由上诉人向受让人收取。剩余的1.2万元及从9月1日起至挖机款收取日止计算的利息合计2.9万元，用银行存款存入上诉人的账户支付，所以在2013年9月1日后我们共支付合伙股份转让款24.2万元及利息2.9万元，不存在尚欠上诉人24万元本金及利息，所以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驳回。二、上诉人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证据存在不足，根据2013年9月1日出具的借条是24.2万元，而上诉人在起诉状自述支付的汽车合伙款24万元，应返还合伙转让款有0.2万元差额，由此得出双方是经过结算的。从一审上诉人举证的材料能证实双方在汽车和挖机经营期间所有的账目都是由上诉人管理，所以上诉人一审举证了经营期间的原始记账凭证，虽该证据有缺失，但可看出还有利润、投资款的利息没有实际进行支付，这些钱都是在上诉人处，如果说是经过结算的话，双方投资每人18.8万余元的话，剩下的钱还在上诉人处未结未支付的，显然返还的这个合伙股权转让24.2万元就没有这么高的金额，如果要支付24万元，那意味着这么多的分红利息，还应当由上诉人来返还支付给被上诉人，所以举证的证据能印证双方合伙是经过结算的，并且结算后剩余应付的款项是24.2万元。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驳回上诉，或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徐志勇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汽车首付及相关费用合计30多万元，原告投入24万元。”一节均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理由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吴松才合伙通过银行按揭方式购买汽车从事运输，前期所需的购车首付款、车辆购置附加税、车辆保险费、车辆上牌费、营运费、银行按揭手续费和保证金等实际投入合计约37万元，按三方约定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出资50％，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需各承担约18万余元。虽然被上诉人在2013年4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给上诉人有24万元的流水凭证，表面上看似乎被上诉人出资了24万元，但是三方其实是在2012年底左右就商定合伙汽车运输，原定是由被上诉人出面购车和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故上诉人自2013年1月14日至4月3日期间先后分11次通过银行网银转账给原告有15.1699万元（此前曾咨询和预算过按揭贷款购车各项费用）。后因被上诉人年龄原因未通过银行按揭贷款审批，而后改由上诉人名义出面购车和办理银行按揭贷款，为此被上诉人于2013年4月17日通过行银转账回给上诉人24万元（该笔24万元并非全部属于被上诉人的出资，其中有15.1699万元是此前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车款）用于支付的车首付等费用。二、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8月，原告要求退出汽车个人合伙，并将汽车合伙份额全部转让被告，在被告名下的汽车归被告所有，被告同意支付相应的转让对价。”一节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且与事实相违背。理由为：2013年8月底，被上诉人退出合伙是包括退出汽车运输合伙和挖机合伙，双方就汽车运输合伙和挖机合伙中被上诉人合伙份额全部转让给上诉人是经过结算的，而非仅仅退出汽车运输合伙。否则不可能在2013年9月1日出《借条》不明确是汽车运输合伙份额转让的所谓“借款”。三、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10月30日，原告祝君健与被告徐志勇通过协商签订协议，该协议实际是挖机个人合伙散伙的确认和款项分配。”一节也存在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与事实相违背。理由为：1、双方签订该“协议”是对挖机变卖处理后，挖机明确授权委托被上诉人直接向挖机受让人收取、挖机转让款用于归还上诉人欠被上诉人合伙份额转让“借款”的欠款意思，而非合伙挖机散伙的款项分配。2、挖机本来就是以上诉人名义融资租赁的，如果是散伙，就应当会在“协议”上明确是散伙的意思表述。何况，按原审法院认定的挖机融资租赁是被上诉人垫资的，那么挖机散伙变卖的款项就应当全部用于归还被上诉人的垫资，协议上怎么会是“用于归还欠款”而不是“归还垫资款”？又怎么会出现应分配给上诉人一半的款项呢？3、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一下陈述挖机转让款是用于归还其挖机融资租赁的垫资款，一下又改称每人应得一半，徐志勇的一半用于归还其合伙份额转让款的“借款”，一下再次改称徐志勇应得的一半用于归还徐志勇另外一笔10万元借款。如此反复不同的陈述，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如实陈述和不诚实。四、原审法院认为“若借条载明的退伙款项系对汽车、挖机一并进行了结算，原告祝君健退伙所得款项远少于其实际投入，明显与常理不符。”一节更存在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理由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汽车运输、挖机经营中，被上诉人的退伙与合伙份额转让，都是经过结算的，这一点双方在一审开庭中都予以承认的；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汽车运输、挖机的日常经营都是由被上诉人管账记账的，所有记账凭证也都在被上诉人处；3、根据被上诉人一审庭后补充的部分证据，即“2013年4月19日－5月底”“6月份”、“7月份”（注：缺8月份）合伙经营记账流水，可以证实：①每月都有利润（2013年4月19日－5月底是25484元、6月份是27385元、7月份14862元），这些利润都在被上诉人处，实际并未分过红；②双方认缴的投资都是有利息收入的，这些应付计息款项都在被上诉入处，实际并未付过利息；③被上诉人还欠应缴未交投资款。这些管账、记账事实和从未分过红、付过利息的事实，一审法院也到过衢州市衢江区向案外人吴松才了解过，吴松才都已如实陈述以上事实。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的出资（含汽车、挖机）扣除合伙经营期间在其处的应分利润、应付利息和应补交投资款，剩余应得合伙份额转让（散伙）的受让款为24.2万元并不存在所谓的“原告祝君健退伙所得款项远少于其实际投入，明显与常理不符”的情况。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且证据不足。故上诉人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之规定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祝君健辩称：本案关键在于徐志勇是否在汽车的合伙中投资过18.8499万元，一审已认定并非是被告投资款。被告转给原告的每笔钱都清楚，摘要栏都是大安沙石厂，而被告在5月仍以大安沙石厂名义转给原告4.5万余元，被告转给原告的大安沙石厂款项，原告都转给大安沙石厂的出纳账上，都是有账可查的。被告称三方在2012年底左右商定合伙汽车运输，对投资款项已经进行过预测，但其称的款项均出现个位数，投资款出现零头，也是不可能的。故徐志勇称的汽车合伙中的投资是虚构的。祝君健在汽车和挖机合伙经营中分别投资24万元、20万元，加上分红和利息总共投资47万元，双方在八月下旬清算中，徐志勇出具24.2万元借条拿走汽车已经非常合算，挖机自然归祝君健所有。2013年11月，祝君健收回23万元挖机出卖款，是收回投资款，而不是收回案涉欠款。
祝君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志勇归还欠款461450元；2、由徐志勇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原告、被告及案外人吴松才合伙购买汽车从事沙石运输，约定共同合伙通过银行按揭贷款购买解放牌汽车，该汽车首付及相关费用合计30多万元，原告投入24万元。2013年7月，原告与被告共同合伙通过融资租赁方式以租代购一辆现代挖掘机用于沙石营运，该挖机首付款（含押金）约20万元，该款由原告垫付。上述汽车、挖掘机均登记在被告徐志勇名下，也由被告徐志勇申请按揭贷款和申请融资租赁（现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衢州市红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购买该挖掘机，被告徐志勇与现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原、被告约定每月的按揭和租赁费用由经营收入偿还。
2013年8月，原告要求退出汽车个人合伙，并将其汽车合伙份额全部转让给被告，在被告名下的汽车归被告所有，被告同意支付相应的转让对价。2013年9月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约定“今借到祝君健人民币贰拾肆万贰仟元正￥242000，利息月2％（2份）3年还清安月结清”。该款实际上系对原告退出汽车个人合伙的合伙份额转让对价的结算。2013年10月30日，原告祝君健与被告徐志勇通过协商签订了协议，载明“一、双方合伙购买的现代牌挖机一台，作价贰拾叁万转让给闻阳洪；二、挖机款归祝君健向闻阳洪收取，用以归还徐志勇欠祝君健的部分欠款”。该协议实际是对挖机个人合伙散伙的确认和款项的分配。2013年11月5日，现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租人）与徐志勇、闻阳洪签订了《承租人变更协议》，承租人由徐志勇变更为闻阳洪，之后的融资本金511166.28元由闻阳洪继受。2013年12月2日、2013年12月27日，原告分别收到挖机转让款16万元和7万元，合计23万元。之后，被告陆续支付了2.9万元（于2014年10月18日支付原告2万元、于2016年3月23日支付0.5万元，于2016年4月16日支付0.2万元、于2016年8月3日支付0.2万元）。经该院列表计算，查明被告尚欠本金13.668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10月30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并扣除已付的2.9万）（详见表格附后）。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原告、被告及吴松才系合伙经营汽车的个人合伙；原告、被告系合伙经营挖机的个人合伙。原告退出汽车个人合伙，经过结算，由被告接收其汽车的合伙份额，并同意给付24.2万元的对价（出具了24.2万元借条）。该结算凭证系原、被告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各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协议约定，原、被告将挖机转让给案外人，实际上是挖机个人合伙的散伙。被告已经以其应得的挖机转让款11.5万元偿还了部分欠款，后续又偿还了2.9万元，故被告尚欠13.668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10月30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还清日止，并扣除已付的2.9万）。综上，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志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祝君健剩余款项13.668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10月30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并扣除已付的2.9万）；二、驳回原告祝君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11元，原告祝君健负担2111元，被告徐志勇负担2000元。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2018年4月3日吴松才的询问笔录进行质证。祝君健质证认为，对该笔录没有异议，吴松才在笔录中劝徐志勇汽车卖掉后应归还祝君健的借款可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徐志勇质证认为，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陈述的部分事实有异议，吴松才说要徐志勇还祝君健钱是指在清算后要还钱。本院经审查认为，吴松才的笔录可以证实汽车经营散伙后汽车由徐志勇经营，吴松才在2014年徐志勇卖掉汽车时曾经和徐志勇说要还祝君健钱的事实。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3年4月，祝君健、徐志勇及案外人吴松才合伙购买汽车从事沙石运输，约定共同合伙通过银行按揭贷款购买解放牌汽车，该汽车首付及相关费用合计340450元，祝君健于2013年4月17日投入24万元。2013年7月，祝君健与徐志勇共同合伙通过融资租赁方式以租代购一辆现代挖掘机用于沙石营运，该挖机首付款（含押金）约20万元，该款由祝君健垫付。上述汽车、挖掘机均登记在徐志勇名下，也由徐志勇申请按揭贷款和申请融资租赁（现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衢州市红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购买该挖掘机，徐志勇与现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祝君健、徐志勇约定每月的按揭和租赁费用由经营收入偿还。
2013年8月底，祝君健、徐志勇就汽车运输合伙和挖机合伙事宜进行结算，合伙关系终止。2013年9月1日，徐志勇向祝君健出具一张借条，约定“今借到祝君健人民币贰拾肆万贰仟元正￥242000，利息月2％（2份）3年还清按月结清”。2013年10月30日，祝君健与徐志勇签订一份协议，载明“一、双方合伙购买的现代牌挖机一台，作价贰拾叁万转让给闻阳洪；二、挖机款归祝君健向闻阳洪收取，用以归还徐志勇欠祝君健的部分欠款”。2013年11月5日，现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租人）与徐志勇、闻阳洪签订了《承租人变更协议》，承租人由徐志勇变更为闻阳洪，之后的融资本金511166.28元由闻阳洪继受。2013年12月2日、2013年12月27日，祝君健分别收到挖机转让款16万元和7万元，合计23万元。之后，徐志勇陆续支付了2.9万元（于2014年10月18日支付祝君健2万元、于2016年3月23日支付0.5万元，于2016年4月16日支付0.2万元、于2016年8月3日支付0.2万元）。一、二审中徐志勇、祝君健均确认合伙清算后汽车的所有权归徐志勇。
本院认为：在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2013年9月1日的借条系双方在8月底对汽车运输、挖机租赁经营的合伙进行清算后再由徐志勇出具，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仅是对汽车运输经营合伙的结算，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本案争议焦点为合伙清算后案涉挖机的归属，即案涉挖机转让款23万元的归属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合伙清算后均确认汽车权属归徐志勇所有，但是对挖机的权属，双方均主张归各自所有，且双方均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汽车运输经营合伙和挖机租赁经营合伙期间资金投入情况来看，祝君健就汽车运输经营合伙投入24万元，有其转账凭证为依据；为挖机租赁经营合伙投入20余万元，有双方当事人的确认，可以认定祝君健在汽车、挖机经营过程中投入合伙资金44万余元；徐志勇虽主张其为汽车经营合伙投入了13笔共计18.8499万元的款项，但从其提供的款项转账明细来看，部分款项存在着个位数的情形，且备注为“大安沙场”，而祝君健为此则提供了相应的银行明细证明其已经将所涉款项转账给大安沙场进行反驳，故就目前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来看，无法就徐志勇向合伙体的具体投入作出明确的认定。同时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汽车运输、挖机租赁合伙期间的盈余状况。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0月30日所签订的协议中确实存在着挖机款项归祝君健收取，用于归还徐志勇欠祝君健的部分欠款等内容，但从祝君健在双方合伙期间投入44万余元，而且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合伙期间存在亏损的情形下，一般来说清算时祝君健最少应当取回与其投入基本相当的款项，故在汽车权属明确归徐志勇的前提下，鉴于祝君健投入汽车运输经营的24万元，而挖机的首付双方均明确是由祝君健支付的情形下挖机权属归祝君健，再由徐志勇出具24.2万元借条给祝君健，方与祝君健实际投入基本相当。同时也与吴松才陈述在2014年徐志勇卖掉汽车后和徐志勇说要其还祝君健钱的说法相印证。故本院认为祝君健的主张更符合常理，可以认定合伙清算后案涉挖机权属归祝君健。如前所述，挖机权属归于祝君健，挖机转让款亦应由祝君健享有，故一审法院认定23万元挖机转让款项的一半属于徐志勇归还祝君健的款项有误，应予以纠正，徐志勇在2014年10月18日后向祝君健支付的2.9万元款项应按先支付利息再支付本金的清偿规则偿还案涉借条所涉的24.2万元借款本息，鉴于祝君健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徐志勇归还截止2017年10月10日止的借款本息461450元，并未对后续利息进行主张，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置，故本案的利息计付时间点截止为2017年10月10日止。
综上所述，上诉人祝君健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徐志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遂昌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3民初203号民事判决；
二、徐志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祝君健借款242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10月30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17年10月10日至止，并扣除已付的29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1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22元，均由徐志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翁王婷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李 倩
-?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