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4民终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峄城支行，住所地：枣庄市峄城区中兴大道26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4864602746F。负责人：郑秀伦，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文，男，198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员工，住枣庄市薛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桂利，男，197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峄城区。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峄城支行（以下简称峄城农行）因与被上诉人孙桂利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404民初1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峄城农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涉及到尾号为1667银行卡在交易时处于其控制之下。通过一审调取的枣庄市峄城区公安派出所出警证明，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曾因为银行卡被盗刷报案。二、一审责任分配不当。退一步讲，假设本案资金是他人”盗取”。银行卡最为重要的安全保障是银行卡的密码。即便是被上诉人将借记卡遗失，只要其密码不泄露，他人无法支取一分钱的资金。而本案中被上诉人账户密码由被上诉人自身掌握，被上诉人也是唯一密码掌控者。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未能证实自己尽到审慎使用银行卡义务，被上诉人对自己账户安全的最重要保障的泄露导致的资金风险，至少应该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明显过重。孙桂利辩称，一、被上诉人没有接到消费的短信提示，其不可能每天都去银行刷卡查询，卡是在其不知情情况下被盗刷。二、其所有借记卡密码只有其一个人知道，密码不可能泄露。其在办理借记卡时银行规定办卡人员必须用手机号码绑定银行卡，如若丢失手机办卡人员的信息有可能泄露。从这方面讲银行有一定的责任。孙桂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5，974.2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30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开通网上银行并签订《网上银行服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原告办理电子银行业务时，应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有效，原告信息如有更改，应及时办理电子银行业务变更手续，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原告承担。原告使用被告电子银行业务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通过正确的网址或号码等办理；在安全的环境中使用××毒软件、安装系统安全补丁等合理措施；设置安全性较高的密码，避免使用简单密码或容易被他人猜到的密码等，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原告承担。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电子银行业务风险提示》一份，原告注册开通了农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银行业务，亲自领取了（网上银行参考号和授权码、K宝证书、动态口令卡），已阅读《风险提示》知悉和了解其所提示本方应注意的风险事项，并已签字领取《风险提示》（客户留存联）。《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显示，原告开通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绑定的手机号码159××××31666，后原告又使132××××21111的手机号码。原告将号码159××××31666的手机卡交付他人使用。2016年2月29日至2016年3月4日，原告银行卡交易金额为36，965元，原告诉称不良交易35，975元。2016年5月13日，枣庄市公安局峄城分局派出所出具《报警证明》一份，载明：”2016年3月10日8时13分，孙桂利拨打'110'报警称发现其本人农业银行卡被盗刷了”。原告提供中国联通业务凭据，用以证明被告未向原告发出短信提醒原告银行卡钱款减少情况。被告提供短信流水明细一份，该明细由被告自己提取，用以证明2016年2月29日到2016年3月4日，原告的每笔金额变动被告都向原告发送了短信进行提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孙桂利向被告峄城农行申领借记卡，被告峄城农行经审核后向原告孙桂利发放涉案借记卡，二者之间已依法形成储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原告网上注册手机银行的流程，原告需要输入银行账号、密码、身份证号等信息一步步经系统全部校验成功后方能注册成功，才能通过手机银行办理终止余额变动提醒及转账等业务。涉案借记卡交易方式为凭密码交易，密码一般由持卡人本人设置并仅为其掌握，交易时通过银行系统数据库自动扫描的形式核对，他人包括柜台交易时银行的工作人员都不知晓。本案中，原告将号码为159××××3166的手机卡交付他人使用，该卡密码遗失或泄露的风险增大。且即使不是原告本人在网上办理开通手机银行并进行对外转账，但如案外人能够同时提供准确的原告本人的借记卡账号、身份证号、交易密码等进行手机银行的注册，原告对密码等相关信息的泄露亦存在一定的过失。原告对此应自行承担30%的责任。通过网上办理注册手机银行等业务是银行正常的业务渠道，并不需要本人亲自前往柜台签字办理，客户可以通过银行提供的电子平台办理业务、进行交易。但从收益和风险相一致的要求来看，银行通过电子平台避免了对客户身份的实质性审查，为其经济上获取更多收益创造了条件，因此银行对客户通过电子平台办理业务进行交易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及危险也应当负有防范和制止义务，原告并未收到被告发出的短信提醒原告银行卡钱款减少情况，被告对于原告孙桂利的存款损失应承担70%的责任。故被告峄城农行应赔偿原告孙桂利储蓄存款35，975×70%=25，182.5元，对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峄城农行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孙桂利损失25，182.5元；二、驳回原告孙桂利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9元，由原告孙桂利负担210元，被告峄城农行负担48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审认定事实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法院根据持卡人提供的银行卡、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短信流水、报警证明等证据，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对涉案借记卡被他人对外转账事实的认定，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二、关于原审对双方责任认定问题。孙桂利在峄城农行申请办理涉案借记卡，峄城农行同意办理并交付卡片，双方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峄城农行负有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的义务，对其便于经营业务而开设的存款支付方式负有安全支取的保障责任。峄城农行作为银行卡业务的推出方，对客户通过电子平台办理业务进行交易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及危险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其自身开设的电子银行系统产生的存款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孙桂利作为涉案银行卡的密码持有人，该密码由其设定，除其本人知道之外，任何人包括峄城农行在内均无法查询得知，故其对密码等相关信息的泄露亦存在一定过失，应当自行承担部分密码泄露的风险和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原审法院综合考量银行和储户对合同义务的违反程度，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酌情确定峄城农行承担70%、孙桂利承担30%的实体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峄城农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9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峄城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梦审判员  金颖审判员  赵慧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