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621民初587号原告吴加生。委托代理人唐永军，江苏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立青，江苏锦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东台市溱东镇蓝绿秸秆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东台市溱东镇鲍南村十五组（王佩俊经营性用房内）。负责人王佩俊，社长。委托代理人倪兴宏，海安县南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吴加生诉被告东台市溱东镇蓝绿秸秆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蓝绿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邢毅、法官助理王泽清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加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唐永军、陈立青，被告蓝绿合作社的负责人王佩俊及其委托代理人倪兴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加生诉称：原告在海安县大公镇一草场进行秸秆加工。2014年2月，原告与被告达成口头秸秆代销协议，约定由被告联系运输公司车辆至原告草场拉草，所得销售款项在扣除代销费用后交付给原告。被告安排运输公司车辆于2014年2月23日到原告草场拖运加工的秸秆35.1吨（已结算），2014年6月5日到原告草场拖运加工的秸秆37.5吨，2014年6月16日到原告草场拖运加工的秸秆36吨，以每吨280元计，后两车货款合计20580元，经原告多次索要，均未予支付。原告认为，被告代原告销售秸秆后，应当在扣除相应手续费用后将货款及时归还给原告，被告一直拒不支付货款，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为原告草场所在地，即海安县大公镇马舍村。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秸秆代销款20580元。被告蓝绿合作社辩称：被告没有与原告就秸秆买卖达成口头协议或签订书面合同，与原告从未发生业务，也未装运过原告的秸秆，没有支付过原告的秸秆款，也不欠原告的秸秆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了以下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结算单1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两车秸秆，计73.5吨，结算价每吨280元。2、张军兰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被告曾给付原告货款8800元，尚有两车草款未与原告结算。3、郑某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原、被告间曾达成口头协议，并已实际履行。4、无锡市惠泽运输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被告曾通知运输公司到原告草场运输秸秆。5、童金川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童金川曾向被告购得秸秆三车并且已支付货款。6、承诺书1份，证明向原告出具结算清单的郑某系被告股东之一，其与原告发生的经营行为系职务行为。第二组证据：证人郑某到庭所作证言。郑某陈述，我与王佩俊、王炳生共同出资设立蓝绿合作社。王佩俊出资13万多，王炳生出资16万，我现金出资60000元，设备出资作价50000元，另有干股。我参与生产、管理，加工技术是我带去的，从原料收购、定价、用工、生产包括销售价格谈判、车辆运输、资金回笼、费用审批都是我负责。因合作社不可以用外地人做负责人，所以由王佩俊担任负责人，但王佩俊在合作社不负责什么，他没有功夫。2014年2月的一天晚上，吴加生请我和王佩俊、张军兰夫妇在大公镇吃饭，谈到2015年将其全年生产的草交给合作社代销，当时还有一王姓的人参加。价格、生意都是我跟吴加生谈的，所有的都是我作主。草的价格根据行情，运输由我负责调度，重量以客户签收为准。一天，我、王佩俊、张军兰三人在海安县莫邮储银行用我的名字开了户，我将存折、卡都交给张军兰，由张军兰管理。合作社没有独立的账户，除河南有一笔是张军兰收的现金外，所有交易都是用我的账户。合作社有自己的草场，为了区分，合作社的草用安徽的汽车运输，代购代销的草用无锡的汽车运输。为吴加生代购代销的草款共三笔，全部汇到我的账户，2月27日一笔，6月1日一笔，还有一笔6月十几号。无锡的汽车来装第二车草时，吴加生称由于下雨、停电装不了车，第二天，我到吴加生草场，看到吴加生自己找了车子在装货。因吴加生不守承诺，期间卖了若干车草，我跟王佩俊商量，把吴加生第二、第三笔草款压到2015年再付。一天，吴加生到我办公室，我写了结算单，因为黑笔用完了，我换了圆珠笔，时间是同一天。场上一切都是我操作的，所有的账都有我的签字，账只能由我结。吴加生的草款一定是张军兰拿的，存折和卡没人有权拿，只有张军兰有权拿。王佩俊想占有草场，为出资打过好多次架，所以分伙。承诺书第4条所指的银行卡就是以我的名字开的卡，是合作社唯一的卡。经庭审质证，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非被告所出具，也没有加盖被告公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3、4、5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几份证言一致指向与原告发生的秸秆买卖的是证人郑某，证据4、5恰恰证明秸秆都是郑某所购买，货款都汇入郑某的个人账户，原告并没有与被告发生实际的经营业务，也没有与被告发生经济往来和货款结算。需要说明的是，张军兰原系被告负责人之妻，几年来一直有夫妻矛盾，已经东台市人民法院处理离婚，对张军兰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6系复印件，被告不予质证。证人证言恰恰证明是证人与吴加生发生的买卖，系证人所为，非合作社所为，被告及合作社的其他出资人、负责人均不知情。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作的有利于证人本身的证言部分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吴加生质证认为，证言反映了案件的基本事实。从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订立了代销稻草秸秆的口头协议，且被告安排车辆到原告草场先后运输三次，销售后，仅支付了一笔货款，剩余两笔货款没有支付。庭审中王佩俊陈述，合作社由我全权负责，支付每一笔草款都要经过我同意。合作社经营正常使用张军兰的农行卡和沙岗信用社的信用卡，农行卡是合作社设立前张军兰在南莫办理的。这笔账（指原告主张的货款）打到郑某账户，而不是合作社账户，我跟张军兰离婚后，卡全部被张军兰带走了。本院对以上证据逐一审核并综合分析，作如下认证：1、证据1已经郑某确认，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2、证据3、4、5属于证词，因证词出具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前述证词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虽然原告提供的证据6系复印件，被告不予质证，但王佩俊庭审中陈述，合作社的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就是承诺书上的时间；承诺书第4条所指银行卡，是以张军兰名字在南莫农行开设的农行卡，用于合作社的资金收支。因此，对证据6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4、证据2、6均系郑某证言。郑某在证据2中称，2014年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吴加生请王佩俊夫妻和我吃晚饭，吃饭过程中，“合作社”与吴加生达成代销稻草的口头协议，“合作社”分别于2014年2月23日、6月5日、6月16日去吴加生草场发稻草三车，三车稻草都发给福建华安汰口的童金川，童金川分别于2014年2月27日、6月11日、6月22日转入9860元、12000元、11000元到“合作社”账户中。由于吴加生没有履行口头协议，由“合作社”出纳张军兰以现金方式与吴加生结算了第一车草款，其余草款至我离开“合作社”时都没有给付吴加生。证据2系事先打印后由吴加生签名捺印，在是谁与吴加生洽谈代购代销以及草款汇入谁的账户问题上与庭审陈述不相一致。郑某承认秸秆款汇入其账户，因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蓝绿合作社由王佩俊、王炳生、郑某等人发起，于2013年10月21日成立，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60万元，业务范围：组织收购、销售成员种植的农作物秸秆……。2014年2月，郑某与吴加生洽谈了秸秆代购代销事宜，将吴加生的三车秸秆销往福建，福建客户将三笔秸秆款汇入郑某账户后，郑某仅与吴加生结算了第一笔秸秆款。2014年6月28日，郑某向吴加生出具结算单，内容为：“吴加生：第二车，接收重量37.5吨.第三车接收重量36吨，合计73.5吨。备注：待福建货款到账付款，结算价280元/吨.东台市溱东镇蓝绿秸秆专业合作社（郑）”。2014年8月29日，王佩俊向郑某出具承诺书：“从2014年8月29日与合作人郑某解除合作关系，相关事宜承诺如下：1、郑某投股现金陆万与一年的劳动报酬由外欠往来款付给（①陈广余7万元.②杨玉来27260元.③泰兴羊场1.2万元）一切往来款归郑某所有。2、郑某以物投股的2台打包机归郑某所有，修理费贰万元，各负担一半，即壹万元整。3、工人张春玲医药费……。4、银行卡1张、现金归王配俊所有（卡现在王配俊手中保管）。5、除以上事宜，东台市溱东镇南绿专业合作社一切债权债务、法律的与郑某无关。承诺人：王佩俊”。郑某在承诺书下方书写‘接受以上承诺郑某’”。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所提交的证据应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达成了秸秆代购代销的口头协议，也不足以证明被告为原告代销了秸秆，更不能证明郑某的行为系代表蓝绿合作社的职务行为。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秸秆款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加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4元减半收取157元，由原告吴加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14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账号：4782）。审 判 员 邢 毅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王泽清见习书记员 景和敏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