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06民初4705号
原告：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北路119号华成大夏七楼。
负责人：康宏，男，196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恩施市，系该所主任，
被告：湖北省投资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水果湖东一路19号。
法定代表人：何大春。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长德，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菱，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与被告湖北省投资公司（以下简称省投资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婧独任审判，于2017年8月23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康宏，被告省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长德、桂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代理费损失327万元及相应利息；2、被告赔偿原告仲裁费和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费4808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案件基本事实和纠纷产生过程。2003年8月，被告与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要求该所指派康宏律师代理其与湖北昌达化学工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05年5月23日，该律师与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达成业务清结协议，并随后转入原告处执业。2005年8月1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变更协议》，指定该律师继续代理该案。2011年6月14日，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就该案实际处理结果向原告“按债权实际到账金额的6.5%支付风险代理费”。原告律师经艰苦诉前调查后提起诉讼，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22日作出（2003）鄂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湖北昌达化学工业公司向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307万元、支付自1990年6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30日期间，按年息3.6%计算的利息（逾期按原民诉法232条规定处理）、宜昌市经济贸易委员会承担连带补充清偿责任。2004年9、10月间，原告律师代理被告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变更宜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被执行人，并于2010年底指定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执行。2012年元月，原告律师提供线索并冒雪驾车带同执行人员前往宜昌冻结了被执行人持有的湖北宜化集团有限公司估算价值数十亿元的股权，足以清偿案件所涉全部债权。后据了解，2013年1-3月间，一直坚定主张全面实现债权的被告，未经与原告协商同意，还刻意避开原告代理律师，竟然单方面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放弃该案全部利息和罚息（暂以2013年元月30日为截止日，金额约为4515万元，计算式附后，参见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3条、294条的规定）。此后被告称实际收回债权2307万元，只能据此向原告结算代理费。由此，2013年3月14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代理费1702811.32元，致使原告蒙受代理费损失327万元。虽后经原告多方协商，被告拒绝给予原告代理费损失补偿。无奈之下，原告曾于2014年3月8日向贵院提起诉讼，被以“缺乏能够证明你所与省投资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代理合同》”为由拒绝立案审理。其后，原告多次请求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同意配合，经过反复查找才找到律师事务所保管的原合同文本。该合同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为此，原告作为申请人向武汉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做出（2015）武仲裁字第0001356号仲裁裁决。经原告申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鄂01民特498号《民事裁定书》，以该裁决混淆法律关系、认定事实不清、裁非所请而构成超载为由，撤销了裁决。二、被告依法应赔偿原告代理费损失。其一、被告在原告代理的案件执行后期（委托事务处理后期），未经通知，单方面与债务人协商、达成、签订执行和解，事实上解除了原告包括知情权、协商权、签约权在内的代理权，也剥夺了原告代理律师依《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而享有的作为参与诉讼的独立主体的涉案法律文书受送达权，应视为其事实上单方面解除了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该解除合同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93、94条的规定，也明显违反了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本合同生效后，双方不得擅自变更、解除合同”的约定。根据《合同法》第97、98条的规定，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因此遭受的代理费损失。其二、被告违约解除合同的行为结果给原告造成了代理费损失。被告委托原告代理的借款纠纷由来已久，至2003年其委托代理维权时，由于债务人以拒绝对账确认债务、人员回避等方式蓄意逃废债务，其涉案债权已濒临诉讼时效届满、连债务人都找不到的危险境地。订立委托代理合同后，原告在办案经费开支、时间消耗、人员精力与智慧的投入等方面可谓超负荷忠实履行了代理职责，承担了被告实现债权的人财物成本，代价之高，难出其右。如前所述，原告突破性实现了对被告委托事项的司法保护，查找并申请执行法院冻结了债务人足额资产，涉案债权的全面实现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或然或必然的法律和事实障碍，原告的代理可以视为“完成委托事务”。由于原被告委托代理合同确立的是风险代理关系，原告当然成为被告委托事务（案件）处理结果的利害关系人，对案件处理结果享有重大风险合同利益和道义权益。在事实上解除原告代理权的情形下，被告与被执行人私相授受，放弃债权，事实上给原告造成了代理费损失。其三、基于风险代理关系，被告应该按照涉案实际冻结的财产可变现价值为基数向原告计付代理费。依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依据案件处理结果从被告处取得代理劳务报酬，原告代理过程中承担了除诉讼费外全部费用（长达十余年的通讯、交通、燃油、办公费、人员工资等经常性开支和难以计数的查询、住宿、误餐、招待、信息等费用），其成本回收和风险回报也都与案件处理结果息息相关。依法理，申请人已经当然享有除代理权之外的之于放弃债权、执行和解这类实体权利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同意权）。被告明知于此，却故意单独与债务人和解，其结果不但损害了涉案国有金融债权，也非法剥夺了原告的上述权利，极大损害了原告代理权和合同权益，对原告明显不公。被告放弃债权的执行和解行为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其导致的涉案债权回收金额巨幅减少的结果也不能归责于原告。其四、比照《合同法》第405条、407条规定的“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原告也有权作为受托人请求作为委托人的被告按照完成委托事务的情形全额支付约定的代理费，或就报酬差额部分请求被告赔偿（参见《民法通则》第112条）。综上所述，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国有资产损失严重，也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巨大损失，依法应当赔偿差额代理费损失（亦即按照案件执行中实际冻结的财产可变现价值、在涉案债权范围内全额支付代理费），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省投资公司辩称：一、原告认为被告存在单方面解除合同之违约行为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纯属主观臆测，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1、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且已实际履行完毕，被告从未向原告作出过明示或默示的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收到过被告关于解除合同的通知。即使原告认为被告行使了单方解除权，原告也并未按照合同法规定行使撤销权，反而是收取了被告支付的巨额律师费，由此足以证明原告明知且认可被告的履约行为。2、原告将被告自行签订和解协议的行为解释为单方解除代理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与被告随后如约支付风险代理费这一事实存在基本逻辑冲突。被告与宜昌市国资委签订和解协议后，立即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了律师费，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由此可见，被告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解除合同。《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及《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明确约定了风险代理费按照如下方式支付：“a.债务人或关系人以现金、支票方式执行的，待资金到甲方银行账户后，甲方按债权实际到账金额的6.5%支付；……d.未经诉讼程序甲方实现债权或不论是否进入诉讼程序放弃债权（经甲方通报乙方认可的除外），则应按实现或放弃债权的4‰补偿乙方。”被告与宜昌市国资委于2013年2月签订《和解协议书》时确认的债权金额总计73885328.92元，被告最终仅收回债权本金2307万元（实际到账金额）。被告在收到宜昌市国资委偿还的借款本金2307万元后，随即依约向原告支付了全部风险代理费1702811.32元，计算过程：23070000×6.5%＋（73885328.92－23070000）×4‰。3、被告在与债务人签署和解协议前已告知原告该和解方案，不存在事实上解除其知情权、协商权在内的代理权情形。恰恰相反，被告在国资委的协调下所作的所有行动都是原告充分知晓的，即便是根据原告提交的原告于2012年9月12日向被告发出的《律师事务函》，也明确提到“贵公司法审部门…通报了贵公司目前已就在该案中只要求被执行人归还本金的执行和解方案上报省国资委的情况。为此，本所特就有关事项致函贵公司…”“二、鉴于贵公司在本案中债权属国有金融债权，且案件在司法强制执行程序中经本所及代理律师全力查找发现并申请法院冻结了被执行人足额偿债资产，本所再次强烈建议贵公司在正式作出中心引起司法程序终结的法律后果的巨额债权减让意思表示时，健全手续，明确责任，审慎为之…”的相关处理内容。由此可见，被告在签署和解协议前已将省国资委批复、和解方案、和解进展向原告作了说明，原告也就该和解事项充分发表了代理意见，整个和解过程原告是充分参与并知晓的，故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其知情权、协商权等与事实不符。4、《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甲方在委托期间可以变更对乙方的授权范围，乙方应该接受”。因此被告有权随时变更授权范围，即使原告认为被告自行放弃债权构成对原告授权范围的变更，亦不构成违约，更谈不上解除。综上，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放弃对湖北昌达化学工业公司借款利息的行为，既不是向原告作出单方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意思表示，也不构成对《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违约，被告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二、被告与原告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无论是一般代理还是特别代理，受托人（原告）应当始终依照委托人（被告）的指示和要求处理委托事务。原告认为被告自行处分委托事项意味着解除委托关系的主张，违反了合同法的明文规定和立法宗旨，没有法律依据。1、委托人对代理人权利的授予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在代理权所涉范围发出或受领意思表示的能力，也即委托人对委托事项仍享有自行处分的权利。因此，委托人授权他人处理委托事务，与自行处理委托事务，二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共存的，委托人自行处理委托事务不能当然等同于委托人作出解除委托关系的意思表示。2、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自愿接受和解，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行为，是被告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被告与宜昌昌达化学工业公司借款纠纷一案，2004年进入执行阶段后债务人始终拒绝履行任何债务，且被执行人宜昌市国资委在执行过程中千方百计尝试通过包括行政干预等手段在内的不讲诚信的途径妨碍本案债权实现。经被告多方沟通和被告上级单位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主管部门省国资委在执行过程中的多方协调，历时八年之久，最终被告根据省国资委的批复及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指示，同意与被执行人宜昌市国资委签订《和解协议》，也是为了及时回收债权，降低诉讼风险，最大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作为代理律师，应当尊重并理解委托人关于接受调解、和解的自主选择。3、委托合同的订立目的是完成委托人所委托事务的处理，所以《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受托人同意。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则意味着上述条文在实践中可以扭曲为“委托人需要变更指示的，应当经受托人同意”，这显然违背了《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范目的。原告基于多收代理费的目的，不同意委托人接受和解，甚至提起仲裁或诉讼要求被告赔偿代理费，上述行为侵犯了委托人在诉讼中的自主处分权，加重了委托人的诉讼风险，不利于社会和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也应属无效。三、原告认为“被告未取得原告同意即放弃部分债权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代理费损失，要求被告以涉案冻结财产可变现价值为基数计付风险代理费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1、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律师收取费用的标准以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因最终处理结果只有1个，即实际发生的结果（《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明确按“实际到账金额”支付风险代理费），故原告以假想的债权实现结果为依据计算代理费损失是错误的，有违风险代理的收费原理。被告与债务人的借款纠纷一案，涉及到多方政府机构的博弈和公共利益的权衡，执行难度非常大，且案件执行涉及相关国有资产的处置，被告需要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省国资委等的最终决定进行执行。即使法院已冻结被执行人的相关资产，因存在相关的政策风险，能否真正实现被告全部债权仍不可知；且法院冻结的被执行人财产为公司股权，股权的实际价值取决于公司真实的净资产，最终执行结果是否多于和解结案的数额并不确定。湖北省国资委于2012年8月14日下发的“鄂国资法规函【2012】153号”《省国资委关于宜昌市国资委与省投资公司债务纠纷和解的回复意见》，同意宜昌市国资委债务以现金方式偿还本金、利息豁免的债务和解请求。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原告主张的“涉案债权的全面实现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或然或必然的法律和事实障碍”根本不能成立，因此原告设想的代理费损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2）款中，原被告双方就被告未通报原告认可放弃债权如何计算风险代理费进行了明确约定：“d.未经诉讼程序甲方实现债权或不论是否进入诉讼程序放弃债权（经甲方通报乙方认可的除外），则应按实现或放弃债权的4‰补偿乙方。”因此，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放弃的债权部分，被告只能要求原告按照前述合同约定向被告要求补偿，而不是按照原告主观臆想的计算方式。被告签订《和解协议书》时放弃的债权总额为50815328.92元（73885328.92－23070000），被告签订协议后，已依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2）款d项向原告支付了203261.32元（50815328.92×4‰）的补偿。由此可见，被告放弃部分债权不仅没有造成原告的损失，反而就放弃部分给予了原告充分的补偿。综上，原告认为涉案债权的全面实现不存在任何法律或事实障碍，并断定执行结果必定优于和解结果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认为和解结案造成了代理费损失的主张纯属主观臆想。四、被告已按委托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了代理费，原告认为比照合同法第405条、第407条可向委托人要求赔偿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1、原告依据合同法第407条要求被告赔偿，赔偿金额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计算，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对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放弃债权的部分如何处理进行了明确约定：“不论是否进入诉讼程序放弃债权（经甲方通报乙方认可的除外），则应按实现或放弃债权的4‰补偿乙方。”（《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2）款d项）。被告事实上也严格按照该约定支付了原告203261.32元（50815328.92×4‰），原告已获得合理补偿，不存在其他损失。2、合同法第407条规定的受托人损失赔偿，是指受托人受到的实际损失，原告在已获得203261.32元合理补偿后，再主张327万元代理费损失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原告主张的代理费损失不是实际遭受的损失，纯属根据虚构的债权实现结果进行的主观推算，没有实际发生的票据、凭证，毫无事实依据。3、从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可知，原、被告双方对受托案件执行结果是有预判的。被告充分考虑原告已付出的劳动和执行难度，将债权实现部分的代理费率从2%提高到了6.5%。原告在《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第2条也明确承诺“对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做好充分准备，并对案件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干扰给予充分理解”，同时双方约定“原《委托代理合同》其他条款不变”。因此，原告在已预见到昌达案因行政干预无法实现全部债权的情况下，仍然同意按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放弃债权的部分按4‰补偿，事后又反悔要求按照6.5%赔偿，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禁反言原则，不但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反而应当赔偿因此给被告造成的损失。4、如果原告的荒谬主张得到支持，那么该判例将为受托人律师通过风险代理绑架委托人意志大开方便之门，严重违反了委托合同立法目的，将产生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收取相应的费用，但律师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如律师为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限制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其行为不应受法律保护。综上，被告已按约定带着极大的诚意，充分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按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向原告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额报酬，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现在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和承诺，要求被告支付巨额代理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8月21日，省投资公司（委托人：甲方）与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载明：一、甲方委托乙方并同意乙方指派康宏、杨翊律师担任甲方的代理人。乙方同意甲方的委托。二、委托事项：1、代理甲方与湖北昌达化学工业公司借款纠纷（其中债权本金2307万元，债权利息1265.8752万元）的处理事宜。2、乙方的具体权限见授权委托书。……五、代理费支付与收取(1)乙方基本代理费为人民币壹拾贰万元，甲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即支付6万元；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再行支付3万元；案件处理完毕，余额3万元同风险代理费一并结付。（2）乙方风险代理费按下列规定收取：a、债务人或关系人以现金、支票方式执行的，待资金到甲方银行账户后，甲方按债权本金实际到账金额的2%支付；超过债权本金的，按超出部分实际到账金额4%支付。b、债务人或关系人以甲方认可的资产抵债的，待资产办理完相应资产评估手续，过户到甲方名下后，甲方按资产评估价值的8‰支付。c、债务人或关系人以甲方认可的股权抵债的，待抵债股权办理完相应过户手续后，甲方按抵债金额的7‰支付。d、未经诉讼程序甲方实现债权或不论是否进入诉讼程序放弃债权（经甲方通报乙方认可的除外），则应按实现或放弃债权的4‰补偿乙方。……十二、本合同生效后，双方不得擅自变更、解除合同。如乙方擅自解除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已经收取的，全部退还；未收取的，不再收取。如甲方擅自解除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已经收取的，不予退还；未收取的，甲方仍应按照约定的时间、方式支付。……十四、为履行该合同所发生的纠纷，由武汉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2005年5月23日，康宏律师与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达成业务清结协议，约定康宏承办的未了结法律事务由康宏继续承办，其与委托人的代理合同关系中代理方的权利义务由康宏所在新的执业机构承受。2005年8月10日，省投资公司（委托人：甲方）与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变更协议》。该协议约定：鉴于乙方律师康宏系由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变更执业机构而转入乙方执业，而根据其与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订立的业务清洁协议，乙方应为甲方与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对湖北博尔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昌达化学工业公司纠纷诉讼和执行案的委托代理合同受托方的权利义务承受人。……本协议一经双方签章成立，则乙方应被视为甲方就上述案件与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受托人，原合同对甲、乙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2011年6月14日，省投资公司（甲方）与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原《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2）a修改为：债务人或关系人以现金、支票方式执行的，待资金到甲方银行账户后，甲方按债权实际到账金额的6.5%支付风险代理费。同时约定，原《委托代理合同》其他条款不变。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1日受理了省投资公司与湖北昌达化学工业公司、宜昌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康宏律师系省投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22日作出【2003】鄂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湖北昌达化学工业公司偿还省投资公司借款本金2307万元。二、湖北昌达化学工业公司支付省投资公司上项本金的利息（自1990年6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息3.6%计算）。三、宜昌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在湖北昌达化学工业公司不能偿还上述债务时，承担清偿责任。后省投资公司以湖北昌达化学工业公司、宜昌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为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宜昌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变更为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底将案件指定由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执行，洪湖市人民法院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湖北宜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全部国有股份。2012年，省投资公司（甲方）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乙方）达成和解协议书，约定乙方于本协议书签订之日，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本金2307万元、案件受理费188653.76元、案件执行费143520元，合计人民币23402173.76元。二、若乙方按期足额向甲方支付了第一条所述款项，则甲方放弃追偿乙方未支付的利息及迟延履行金，本案执行终结。三、若乙方未按期足额向甲方支付第一条所述款项，则甲方继续享有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鄂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向乙方追偿本金、全额利息、迟延履行金及案件受理费和执行费的权利，本案恢复执行程序。后省投资公司按照实现债权的本金2307万元的6.5%和放弃债权金额的4‰共计向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支付风险代理费1702811.32元。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认为还需按照放弃债权金额的6.5%支付律师代理费，故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5年7月29日，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根据《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省投资公司给付代理费327万元。该委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5）武仲裁字第0001356号裁决，驳回了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的全部仲裁请求。
2016年5月25日，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武汉仲裁委员会（2015）武仲裁字第0001356号裁决，该院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鄂01民特49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武汉仲裁委员会（2015）武仲裁字第0001356号裁决。
以上事实有《委托代理合同》、《业务清结协议》、《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2003）鄂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和解协议书》、（2015）武仲裁字第0001356号裁决书、（2016）鄂01民特498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投资公司关于宜昌昌达执行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宜昌昌达被执行人应付本息和迟延履行金及其他费用明细表》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省投资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执行过程中未经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同意达成和解协议是否违反《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
省投资公司与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以及之前同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即使是特别授权，当事人亦有权自主决定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本案中，《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并未约定省投资公司与他方达成和解协议需要经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同意，故省投资公司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未经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同意达成和解协议不违反合同的约定。对于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认为省投资公司签订执行和解的行为系单方面解除了与其委托代理合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向本院申请调取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关于省投资公司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案的执行卷宗，查明该案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财产的时间、价值等状况，查明该案执行和解的过程和参与人员、执行终结等事实。本院认为，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申请调取卷宗的主要目的是证明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对省投资公司的执行和解不知情，也未参与。如前所述，省投资公司自行和解不违反合同约定，故调取该案的卷宗与本案的审理无关，故对于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要求调取证据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d项约定“未经诉讼程序甲方实现债权，或不论是否进入诉讼程序放弃债权（经甲方通报乙方认可的除外），则应按实现或放弃债权的4‰补偿乙方”。关于放弃债权的数额，省投资公司认为系50815328.92元，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在诉状中初步估算是4515万元，省投资公司已经按照放弃债权数额的4‰支付了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费。
综上所述，省投资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费，故对于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要求省投资公司支付代理费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要求省投资公司赔偿仲裁费和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费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3345元减半收取16672.5元，由原告湖北齐达新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审 判 员 杨 婧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 项久清
书 记 员 胡飞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