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901号
原告上海出版印刷物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云清。
委托代理人李宏，上海市中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福明。
被告上海潮福贸易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国潮。
委托代理人吴国俊，上海市功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文杰，上海市功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井泉纸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敬东。
委托代理人谷良琪，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仁，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出版印刷物资公司与被告上海潮福贸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经被告上海潮福贸易公司申请，本院依法追加上海井泉纸业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韩文江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出版印刷物资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宏律师、徐福明，被告上海潮福贸易公司委托代理人吴国俊律师、吴文杰律师，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谷良琪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出版印刷物资公司诉称：原、被告存在纸品买卖的业务关系，双方于2015年2月9日、4月14日分别签订了一份纸品销售合同，就纸品买卖事宜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被告未按约支付货款。2015年5月4日经对账，被告确认截止至2015年4月30日共计拖欠原告货款4，106，116.76元。之后，被告通过交付两张金额为6万元支票的方式支付了12万元货款，尚欠3，986，116.76元货款未支付，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986，116.76元。
被告上海潮福贸易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纸品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纸品销售业务关系，由于第三人经过原告的评估，在原告处的授信额度仅有300万元，授信额度不足，所以原告不能继续向第三人大量销售纸品。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关系，所以就协商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于2015年2月9日、4月14日分别签订纸品买卖合同，向原告购买纸品，但货物实际都是原告直接交付给第三人，货款也由第三人直接支付原告。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被告经与第三人核实后，在原告向其送达的《帐（账）款核对函》上确认了尚欠原告的货款金额为4，106，116.76元，该货款实际应当由第三人向原告支付。原告提供的两份合同总金额是4，007，932.38元，但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货款有410万余元，且起诉状上还提到被告支付过12万元，实际上被告没有支付过原告任何货款，即使支付过付款，因为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付款凭证等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实际货款、已付货款的金额，被告尚欠货款的金额也无法确认。即使被告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为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两份《还款协议》中均载明了第三人拖欠原告的货款中已经包含了被告所欠的货款3，415，494.46元，在原告委托律师于2015年4月30日向第三人发送的律师函中，原告也认可了第三人拖欠原告的货款中包含了被告所欠的4，981，216.76元，所以原告、被告、第三人已经约定了被告对原告的债务也已经转移给第三人，原告应向第三人主张该笔债务。
第三人上海井泉纸业有限公司称：确实是其与原告存在纸品的买卖合同关系，当时因第三人在原告处的授信额度不足，其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系朋友，口头商定以被告的名义代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纸品买卖合同。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合同项下的货物直接送至第三人指定的地点，货款应由第三人向原告支付。对于原告诉讼请求中主张的货款3，986，116.76元，没有异议，同意由其支付。
针对被告的答辩和第三人的述称，原告认为：在其与被告签订本案所涉的两份销售合同之前，其与被告也存在纸品买卖的业务关系，被告也通过将出票人为案外人的支票或银行承兑汇票以背书等方式交付原告以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原告事后才得知第三人为了扩大自己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影响，通过其他纸品销售公司向原告购买纸品，所以第三人找到被告，由被告向原告订购纸品。之后，因第三人愿意替被告承担债务，原告也表示接受，所以与第三人签订的两份《还款协议》以及发送给第三人的律师函中均载明了第三人拖欠原告的货款中包含了被告拖欠原告的货款，但这是债的代为履行，并非债务的转移。原告从未与被告约定或向被告表达过同意被告将对原告所负的债务转移给第三人。第三人没有按约代被告支付被告拖欠原告的货款，目前第三人濒临破产，已经无力代被告支付该笔货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
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19日，被告通过传真方式向原告发送《订购单》一份，载明：订购方为被告、供货方为原告；克重为“58”、品名为“晨鸣轻涂”、规格为“860”、数量为“700”，单位为“吨”，送“西口”。同年2月9日，原、被告通过传真的方式，签订销售合同一份（合同编号：XXXXXXXX）。该合同载明：原告为供方、被告为需方；销售纸品的名称为“晨鸣轻涂铜版（纸）”、数量374.256吨，含税价为5，430元／吨、金额为2，032，210.08元；到货地点为需方指定；付款（结算）方式为货到60天付银行承兑（汇票）；违约责任为，供方延迟供货、需方延迟付款，均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每日违约金为合同金额的0.5%。当天，原告向被告开具了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含税金额为2，032，210.08元。
2015年3月5日，被告通过传真方式再次向原告发送《订购单》一份，向原告订购精书（纸）、双胶（纸）、米黄道林（纸）等纸品共计195吨，并载明部分货物送至广东省东莞市察步镇刘星巷村环翠路，另一部分货物送至上海市嘉定区翔方路XXX号。同年4月14日，原、被告签订销售合同一份（合同编号：XXXXXXXX），载明：供方为原告、需方为被告；销售纸品为，克重为55、规格为860的精制轻涂纸206.704吨、胶版卷筒纸38.915吨、道林卷筒纸62.984吨、胶版卷筒纸38.634吨、精书纸26.703吨，货款总计为1，975，722.30元（以发票为准）；交（提）货方式为供方送货；到货地点为需方指定地点；验收标准中约定了以上海汉宏纸业有限公司与晨鸣纸业质量协议为准；付款（结算）方式为2015年5月25日付款；违约责任为，供方延迟供货，需方延迟付款，均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每日违约金为合同金额的0.5%，等等。当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金额共计1，975，722.30元。
审理中，被告、第三人均确认，上述两份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实际是第三人需要购买，货物由被告指定原告直接交付给第三人或第三人的客户。第三人确认收到上述两份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
2015年4月1日，原告、第三人签订《还款协议》一份，载明：截止至2015年3月31日，第三人欠原告货款9，499，590.99元（含被告的3，415，494.46元），欠原告未开（发）票已发货的货款约650万元（具体按实际开票金额为准）；第三人承诺在2015年4月15日前，陆续支付拖欠的货款，并保证在2015年4月15日前将所欠的9，499，590.99元全部结清；在第三人付清9，499，590.99元货款后，第三人同意将第三人逾期支付的9，499，590.99元货款，按每吨70元计算资金占用款，由原告开具仓储发票，第三人承诺在2015年4月25日前结清；第三人确认欠原告的未开票已发货货款约650万元，因第三人资金困难，原告同意延迟一个月收款，第三人同意原告直接以“每吨30元加70元”开具增值税发票给第三人，并承诺在2015年5月25日前结清此笔货款。当月16日，原告、第三人又签订《还款协议》一份，载明：截止至2015年3月31日，第三人欠原告货款9，499，590.99元（含被告的3，415，494.46元），欠原告未开（发）票已发货的货款约650万元（具体按实际开票金额为准）；第三人承诺在2015年4月30日前，陆续支付拖欠的货款，并保证在2015年4月30日前将所欠的9，499，590.99元全部结清；在第三人付清9，499，590.99元货款后，第三人同意将第三人逾期支付的9，499，590.99元货款，按每吨70元计算资金占用款，由原告开具仓储发票，第三人承诺在2015年5月25日前结清；第三人确认欠原告的未开票已发货货款约650万元，并承诺在2015年5月31日前陆续还清其中的350万元，剩余300万元，第三人同意原告按“每吨70元以仓储费发票”开具给第三人，并承诺2015年6月25日前结清此笔货款。
2015年4月30日，原告委托律师向第三人发送律师函一份，载明：经双方确认，至2015年4月28日，原告应收第三人纸张欠款17，169，989.13元（含被告的4，981，216.76元），期间，双方于2015年4月1日、4月16日分别订立了还款协议，但第三人未能履行还款义务，要求第三人在接到此函后五日内就还款事项以明确的方式回复原告。
在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4日的《帐（账）款核对函》上，被告确认截止至2015年4月30日，共计拖欠原告的款项金额为4，106，116.76元。之后，被告向原告交付两张出票人均为案外人上海万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号码分别为XXXXXXXX、XXXXXXXX、金额均为6万元、收款人均空缺的上海农商银行支票，被告在两张支票复印件上的收款人处填写了被告名称并在被背书人处加盖被告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章。原告因催讨货款未果，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以上事实由销售合同、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款协议、律师函、账款核对函、支票及庭审笔录等为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综合原告的诉讼理由、被告的答辩意见、第三人的陈述并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存在的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所涉纸品买卖合同的主体；二、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986，116.76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第三人均认可本案所涉两份纸品买卖合同系其通过传真方式与原告签订，但认为系第三人借用被告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实际的合同主体是原告和第三人，原告也实际向第三人交付了合同项下的货物。原告则认为合同主体是其与被告，其根据被告的指令直接向第三人交付货物，但货款应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本院认为，从被告先后向原告发送两份订购单、在本案所涉的两份买卖合同的文本上盖章并通过传真方式交付原告形成了两份买卖合同，可以认定该两份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均为原告与被告，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审理中，被告与第三人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代理关系，被告系代理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即使该代理关系真实存在，也不影响被告与原告签订的两份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为原、被告以及合同的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第三人均主张根据两份《还款协议》中载明的内容，原告、被告、第三人已经达成了被告将对原告所负的3，415，494.46元债务转移给了第三人，从原告向第三人所发的律师函中向第三人催讨的债务包括了被告的4，981，216.76元，也可以印证，所以原告应向第三人主张该债务。原告则认为，两份《还款协议》载明的内容不是债务的转移，而是债的代为履行，基于第三人自愿替被告履行债务，原告也予以同意，所以在律师函中也一并向第三人催讨，但第三人没有按约履行该债务，所以原告仍有权要求被告履行。本院认为，两份《还款协议》中将被告拖欠原告的3，415，494.46元货款包括在第三人拖欠原告货款金额中，并由第三人支付的约定，根据文义，无法得出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根据原告向第三人发送的律师函中载明的第三人拖欠原告货款金额中包括了被告拖欠原告的4，981，216.76元货款之内容，亦无法得出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如果被告、第三人主张的债务转移成立，那么被告对原告的债务已经消灭，被告在之后就不应再对其拖欠原告的款项予以确认。但在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两份《还款协议》及原告向第三人发送律师函之后，被告仍在《帐（账）款核对函》上对其拖欠原告4，106，116.76元款项予以确认。这表明原告对被告的债权并未消灭，有权向被告主张该笔欠款。因此，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第三人的上述述称本院均不予采信。此外，就被告向原告交付两张支票的性质，本院认为，被告通过在支票复印件上的收款人处填写被告名称和被背书人处加盖被告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章的行为，可以认定系被告向原告支付12万元。被告支付该12万元款项的时间发生于《帐（账）款核对函》之后，也可以印证《还款协议》并非约定了债务的转移，被告还在履行其对原告的付款义务。现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帐（账）款核对函》确认拖欠原告4，106，116.76元款项之后，除了原告确认收到的12万元之外，还支付过原告其他货款。据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剩余的欠款3，986，116.76元。
综上所述，两份纸品购销合同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被告未举证证明拖欠原告的债务已经发生转移，在其确认拖欠原告货款4，106，116.76元后，仅向原告支付了12万元，仍需继续支付拖欠的剩余货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潮福贸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出版印刷物资公司货款3，986，116.76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8，688.93元（原告已预缴），减半收取19，344.47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韩文江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夏璐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