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琼民提字第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第四市政工程公司琼海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立兴，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丽英，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段方群，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彦国。
委托代理人：杜成龙，海南法立信律师�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星，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北京市第四市政工程公司琼海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与被申请人刘彦国债权纠纷一案，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2年12月24日作出（2012）琼海民一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刘彦国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5日作出（2013）海南一中民三终字第7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2013）琼民申字第63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15年2月12日立案后，本院依法由审判监督第一庭审判员吴浩云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赖凯萍、陈焱共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政琼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姜丽英、段方群以及刘彦�的委托代理人李星到庭参加诉讼。刘彦国本人经本院两次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彦国于2012年1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以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时隔12年未向其支付双方于1998年8月21日确认的工程款142.1万元（人民币，下同）为由，请求法院判决：一、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142.1万元和利息102.312万元（利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应支付利息时间为自双方确定之日即1998年8月21日起计算，暂计至2010年9月20日），共244.412万元。二、北京市政琼海公司负担本诉的诉讼费用和相关财产保全费。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以刘彦国与本案债权无关以及债权客观真实性存在问题为由，请求法院驳回刘彦国起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8月21日，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作为债务单位与作为债权单位的山东临沂建筑公司制作了一份《结欠单》，并由�彦国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董立兴、李鸿×分别代表两单位在《结欠单》上签名，同时加盖北京市政琼海公司的公章。《结欠单》中载明结欠工程款总额为壹佰肆拾贰万壹仟元，受益工程地点为官塘、文昌、琼海、海口、三亚。同日，刘彦国与董立兴、李鸿×又制作了一份《明细表》，并由其签名及加盖北京市政琼海公司的公章。《明细表》中所记载的欠款数额与《结欠单》所记载的欠款数额一致，但在《明细表》中载明：官塘项目尚欠38.60万元、文昌项目尚欠19.10万元、琼海项目尚欠8.00万元、海口项目尚欠49.20万元，其中李光耀（注：实为李广耀）尚欠12.30万元；三亚项目尚欠27.20万元，其中尚欠王启江10.00万元、马文夫7.30万元、李茹堡（注：实为李如宝）5.90万元、李光耀4.00万元。《结欠单》和《明细表》中债权单位未加盖公章，自制作后一�由刘彦国保存。2011年5月，刘彦国持上述《结欠单》和《明细表》作为证据，以临沂市万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平公司）名义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偿还《结欠单》所记载的工程欠款。后经该院查明，万平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31日，而《结欠单》和《明细表》的制作时间是1998年8月21日，由于制作时万平公司尚未成立，该院于2011年11月11日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万平公司的起诉。刘彦国遂以其个人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刘彦国的代理人曾表示，万平公司是在筹办过程中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承包工程，《结欠单》中所填写的债权单位“山东临沂建筑公司”就是刘彦国筹办的万平公司名称的缩写，并提供了一份由该公司出具的《关于债权人的身份说明》，证明刘彦国所主张的142.1万元债权是其个人债权，与该公司无关�而后，刘彦国又对《结欠单》中所填写的债权单位予以纠正，认为其记载的债权单位是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而不是万平公司，“山东临沂建筑公司”系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名称的缩写，同时认为起诉过程中代理人将原债权单位表述为万平公司有误，应予纠正。2002年7月25日，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东信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德公司），刘彦国称该公司在变更名称时已将《结欠单》所载明的142.1万元债权转让给刘彦国，并提供该公司于2012年10月26日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予以印证。此外，刘彦国还提供了信德公司于同日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证实《明细表》中所列载的李广耀、李如宝、王启江、马文夫四人均是其公司员工，行为归属公司。经该院向李广耀、李如宝调查了解，证实了信德公司的证明�容。另查明，刘彦国虽然一直持有《结欠单》及《明细表》，但没有提供相关的施工合同材料，也没有提供《结欠单》中记载的债权单位给其转让债权的原始资料以及债权人向北京市政琼海公司追偿该借款的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谁是《结欠单》记载的债权人。《结欠单》已明确表明债权单位是山东临沂建筑公司，但该公司没有加盖公章，仅有刘彦国个人签名。刘彦国虽然一直持有《结欠单》，但无法证实债权单位的存在以及该债权单位就是万平公司或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虽然上述两个公司出具证明证实该债权属于刘彦国个人所有，但该公司与债权单位不具有关联性，其证明内容欠缺法律上的证明效力，无法证实《结欠单》上的债权人就是刘彦国。且由于没有《结欠单》上记载的债权单位将债权转让给刘彦国或万平公司和山�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的原始证明材料，刘彦国主张该债权归其所有证据明显不足。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刘彦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353元，由刘彦国负担。
刘彦国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另查明，一、《结欠单》是由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作为债务单位是与刘彦国制作的，而非与山东临沂建筑公司。二、经手会计姓名为李鸿德。三、李广耀、李如宝到庭证实，《结欠单》上的债权单位是他们公司（即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名称的缩写，他们1994年至1997年间代表公司为北京市政琼海公司进行工程施工，但债权债务归刘彦国承受，当时刘彦国是公司负责人，工程都是刘彦国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进行结算。四、刘彦国是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发起人及股东之一，现仍为信德公司的股东之一。五、一审法院对北京市政琼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立兴进行法庭调查时，其承认《结欠单》和《明细单》上的工程项目除了文昌工程项目未做外，其余地点的工程项目都做了，并承认《明细表》上的李广耀、李如宝、王启江、马文夫四人曾为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所承包的工程进行劳务施工，但对该公司是否已向上述四人支付了劳务费，一审时其认为工程款已结清，但未提供证据证实。
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一、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是否真实存在拖欠《结欠单》上的款项142.1万元。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作为债务单位与刘彦国签订了《结欠单》和《明细表》，有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立兴及其会计李鸿德签名确认，并加盖该公司公章，刘彦国签名亦确认属实。双方对《结欠单》和《明细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同时，北京市政琼海�司承认承包过《明细表》上所列的四个项目工程以及李广耀、李如宝、王启江、马文夫曾对其承包的工程进行过劳务施工。因此，《结欠单》和《明细表》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合法，依法应确认有效。自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在《结欠单》和《明细表》上签字确认其尚欠142.1万元后，该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已支付该笔款项，故该公司尚欠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北京市政琼海公司辩称《结欠单》和《明细表》内容不真实，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明细表》上所载明的原欠金额多少、已付金额多少、尚欠金额多少等债权债务关系事项具体、详细、明确，该公司的辩解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二、刘彦国是否为该笔款项的合法债权人。《结欠单》和《明细表》落款处的债权一方均为刘彦国个人签名，并无盖有其他债权单位的公章。在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未要求刘彦国提供“山东临沂建筑公司”出具相关授权委托书及刘彦国应在《结欠单》上盖公司公章的情况下，其与刘彦国个人制作的《结欠单》和《明细表》，应视为北京市政琼海公司认可刘彦国对该笔劳务费享有权益。根据刘彦国、李广耀、李如宝的陈述以及信德公司出具证明内容，足以认定本案《结欠单》上的劳务费是刘彦国以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工程进行施工的劳务费用，《结欠单》上的“山东临沂建筑公司”实为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的缩写名称。由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在确认《结欠单》上的欠款数额时参与结算并签名的是刘彦国，现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也证实该公司于2002年7月25日变更前的债权债务由刘彦国全部承担，包括本案债权。因此，本案债权的债权人应认定�刘彦国本人。刘彦国请求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支付劳务费142.1万元合法有理，予以支持。但因双方没有协议约定利息，故刘彦国请求支付利息不予支持。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彦国支付工程劳务费142.1万元；三、驳回刘彦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6353元，合计52706元，由北京市政琼海公司负担。
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再审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刘彦国的诉讼请求，并由刘彦国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其主要理由是：一、原判认定刘彦国是142.1万元的债权人缺乏证据证明。1、《结欠单》和《明细表》纰漏百出。两份证据上没有债权单位“山东临沂建筑公司”的签章，刘彦国无权主张为其个人债权；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从未在文昌做过工程；《明细表》载明的“李光耀”、“李茹宝”名称出错。2、刘彦国无法证实“山东临沂建筑公司”就是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信德公司的证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二、刘彦国以虚假的事实提起本案诉讼，其以万平公司名义起诉债权被一审法院驳回起诉后，又以其个人名义起诉。在诉讼过程中，其先主张债权单位为万平公司，后又改称债权单位是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足见其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三、有新的证据证明《结欠单》和《明细表》所载明的债权并不真实。
刘彦国请求维持原判，除原一、二审的理由外，其主要的补充意见是：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不能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也无法证明该公司关于《结欠单》和《明细表》所载明的债权并不真实以及该笔债权已经全部支付的主张。
再审中，北�市政琼海公司新提交了6份证据。证据1-4：北京市政琼海公司的财务资料复印件，证明该公司已付清王启江、李如宝、马文夫、李广耀等山东包工队的劳务费用，该公司与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也不存在刘彦国代替上述四人承担债权债务。且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与王启江、马文夫、李如宝三个包工队之间的劳务费均分别独立核算，刘彦国为山东二处（队）的经理，主要管理人员有李广耀等。王启江队在2005年1月30日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结清全部劳务费用，马文夫队的劳务费用在2005年2月1日已经通过汇款本人直接签收的方式全部结清，李如宝提供劳务的时间是1997年到1998年，施工过程中不存在欠付，李广耀的劳务费用在2000年12月31日支付完毕，足以证明《结欠单》和《明细表》并不真实。证据5-6：北京市政公司原党委书记鲁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琼海万泉河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原成本控制部经理魏瑛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述两份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债权是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为支付琼海万泉河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介费所杜撰，并不真实存在。
刘彦国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上述证据不属于法定新证据，不能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第二、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上述证据是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单方制作的，仅以王启江和李广耀的证据为例，签名的字迹不一样，而且证据中很多费用与劳务费没有关系。即便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明细表》和《结欠单》的内容已经支付。本案债权是发生在刘彦国和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之间，与山东省临沂市建设工程发展公司无关。对证据5鲁某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对关联性无异�。上述证人证言的取得不符合形式要求，没有询问人及记录人。证人鲁某未出庭，无法进行质证，其和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证言的证明力非常低，证明内容也超出证人所证实的范围。对证据6魏瑛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没有提供魏瑛的任职证明，无法证明魏瑛是琼海万泉河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且中介费在两个公司的合同中没有约定，魏瑛本人对中介费的兑现、《结欠单》等并不清楚。
本院认为，证据1-4属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所掌握的证据，从形式上看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且从内容上看，上述证据仅能初步证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向李广耀、李如宝等人支付了生活费、工资款等劳务费款项，不能必然证明所发生或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所涉债权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也不能必然证明本案不存在刘彦国主张的债权关系，故对于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鲁某的《情况说明》虽然属于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的证据，符合再审新证据的形式要求。但从证据种类看，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因鲁某未出庭作证，无法确认其证言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魏瑛的《情况说明》属于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的证据，符合再审新证据的形式要求。且魏瑛本人已出庭接受询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于其能否证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关于《结欠单》和《明细表》是为支付给魏瑛所在的琼海万泉河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介费而制作的主张，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
再审查明，一、魏瑛的《情况说明》载明：在我任“万泉河股份”成本控制部经理期间，琼海公司承接了万泉河股份市政工程项目。一天该公司经理吴建林�到我，说该项目有一笔中介费要支付给我们，可以通过变通的方式解决。我及时将该情况汇报给时任总经理明建，明建总经理坚决不同意收受，并明确表示只要琼海公司保质保量完成相关市政工程项目就是对我们公司的最大支持，支付该项目中介费用的方案最终没有实施。二、北京市政琼海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董立兴到庭陈述：刘彦国是山东几家施工队的负责人，其在北京的时候就和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吴建林很熟。当时吴建林和我说要倒一笔中介费给万泉河公司，已经找好了施工队刘彦国。《结欠单》是吴建林拿来让我签字的，当时单子上已经盖有我们公司的公章，但没有刘彦国的签字，其他内容都是写好的。《结欠单》和《明细表》都是我们公司制作的，我签字的时候刘彦国并不在场。签完字后吴建林就把单子拿走了，大概过了十天半个月，吴�林和我说没有实施这个事情。吴建林之后没有再和我说过《结欠单》后续的事情，具体事情都是吴建林一手运作的。之所以把《结欠单》交到刘彦国手里，是因为按照通常的做法，我们先把单子交给刘彦国，刘彦国再拿着单子到公司要钱，公司审批拨钱给刘彦国后，刘彦国再返还给我们。直到2010年的时候我才接到电话主张这笔款。单子一直没有取回来是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亲自办的，当时没有在意，也没有权利过问。为了应付内部管理，所以还伪造了《明细表》。当时做工程没有合同。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结欠单》及《明细表》上记载的债权是否存在。二、刘彦国是否为该笔债权的合法债权人。
一、关于《结欠单》及《明细表》上记载的债权是否存在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彦国据以主张债权存在的主要证据为《结欠单》和《明细表》，上述证据载明结欠工程款总额为142.1万元。虽然刘彦国在原审诉讼中对该债权的相关问题陈述并不清楚，且在再审中未按本院的要求到庭接受询问，在本院对其不出庭的行为训诫，再次要求其到庭接受询问，以便查清该债权的形成及上述证据产生的情况等问题，刘彦国仍未配合到庭接受询问，客观上导致本院对上述问题无法查明，但鉴于《结欠单》和《明细表》有刘�国及北京市政琼海公司经理董立兴及会计李鸿德的签字，并加盖该公司公章，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亦认可上述证据为该公司与刘彦国制作，且原件由刘彦国持有，故仍应据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作出认定。考虑到上述证据载明的内容已表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尚欠工程款总额142.1万元的基本事实，刘彦国持上述证据的原件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应视为其已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相关的事实。北京市政琼海公司虽然反驳称上述证据系该公司为支付中介费而与刘彦国杜撰，债权并未实际发生，并提供魏瑛及董立兴的证言加以证明。从魏瑛的证言看，魏瑛仅能证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的经理吴建林告知其要支付一笔中介费给其所在的公司而被公司经理明建拒绝的事实，鉴于其对该笔中介费的数额、来源以及具体的操作方式等细节均不知晓，其证言无法直接证明《结欠单》和《明细�》就是为该笔中介费所制作。从董立兴的证言看，其关于《结欠单》和《明细表》是为中介费所制作仅是基于吴建林的告知，其并非此事的实际操作者，对于吴建林与刘彦国之间相关的商谈细节以及吴建林事后是否有和刘彦国就《结欠单》和《明细表》进行处理等事宜，董立兴并不了解。对于为何《结欠单》和《明细表》原件自1998年一直由刘彦国持有，其亦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由于直接操作此事的吴建林已于2006年去世，而刘彦国对此亦予以否认，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所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说，即便本案债权存有疑点，但北京市政琼海公司应当预见签字盖章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其基于其他目的而在《结欠单》和《明细表》上盖章且原件被他人持有长达十多年而不解决，亦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本院认定《结欠单》及《明细表》上记载的债权存在。
二、关于刘彦国是否为该笔债权的合法债权人的问题
如前所述，《结欠单》和《明细表》所载明的债权存在。因双方均承认上述证据中载明的债权单位“山东临沂建筑公司”不存在，本案债权形成后的十多年间，亦无其他债权人就本案债权主张权利，可能存在的债权人信德公司也出具《证明》证实该笔债权由刘彦国享有，且上述证据中的的债权人签名均为刘彦国个人所签，原件亦由刘彦国持有，故应认定刘彦国为该笔债权的合法债权人。北京市政琼海公司以债权单位不存在以及信德公司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为由否认该笔债权为刘彦国个人债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鉴于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向刘彦国支付了上述债权，刘彦国据此诉�该公司予以支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但因双方未约定利息，故对刘彦国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但原判在驳回刘彦国利息请求的情况下，仍判决由北京市政琼海公司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52706元不当，应予纠正，根据本案的情况，应由双方各承担26353元。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海南一中民三终字第
70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52706元，由北京市第四市政工程公司琼海公司和刘彦国各负担263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浩云
代理审判员 赖凯萍
代理审判员 陈 焱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晓青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