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闽01行终7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陆伟杰，男，195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代理人丁学良，男，1948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向高街人才大楼。
法定代表翁焰春，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常华，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蔡常珠，女，该局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福清市地方税务局，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元洪路新加坡城北侧。
法定代表人张忠，局长。
委托代理人方国建，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陆伟杰因诉被上诉人福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2行初18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因要求原用工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问题，自2009年起多次向被告投诉、信访，亦曾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关于原告的社会保险费缴纳的相关问题，被告已经多次作出答复，并已公告要求其原用工单位履行缴纳义务，但由于原用工单位自2007年起未年检、处于营业执照被吊销状态，查找不到公司相关负责人，原告诉求未能实际实现。本案被诉的《福清市劳动保障监察通知书》实质上系被告对原告再次要求用工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事项作出的答复，该答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八）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陆伟杰的起诉。
上诉人陆伟杰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被诉监察通知书是具体行政行为，涉及被上诉人受理上诉人的社会保险费稽核和追缴结果，对上诉人有实际影响。虽然一审法院裁定未记载被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在庭审中的抗辩意见和证据，但从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行政诉讼答辩状》中陈述意见和主要证据，说明被诉监察通知书是在其收到“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发来司法建议函，要求对陆伟杰一案再次进行处理，受函后”作出的，其认为“已经依法依规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诉监察通知书系被告对原告再次要求用工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事项作出的答复，该答复对原告的权力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显然认定事实错误，应该予以纠正。第二、被诉监察通知书主要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法定义务。1、根据《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三条规定，稽核上诉人的社会保险费起征时间是被上诉人法定的职责范围。被诉监察通知书以附件《关于为陆伟杰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作为证据，但附件内容显示的核算结果起征时间与法院查明的事实明显不同。2、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被诉监察通知书“如融达公司逾期未到我局相关经办机构办理登记补缴手续，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你可向我市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税务机关）反映办理。”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征缴程序。第三、自2009年6月被上诉人受理了上诉人的投诉，要求融达公司替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但直至2010年5月6日融达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期间并未予处理，说明怠于履行法定义务的事实存在。其于2011年4月10日向融达公司作出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行政处理决定书，但之后就再无执行结果可询，虽经上诉人多年信访催促，甚至行政诉讼，但均被其以营业执照吊销等事由进行推诿、敷衍了事。所以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同时“营业执照被吊销状态和查找不到相关负责人”不是无法履行法定义务的法定事由。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撤销被上诉人2017年3月29日《福清市劳动保障监察通知书》；3、对上诉人的诉求事项，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4、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依法从期满之日起按日处100元罚款。
被上诉人福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上诉人一案基本情况。2011年3月25日，答辩人针对上诉人反映事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要求融达公司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无法找到相关人员接收文书，后通过福州日报进行公告送达。2014年1月6日，上诉人再次向答辩人邮寄诉求函，答辩人再次电话联系告知上诉人“我局受案后，融达公司就已关闭，且该公司现处吊销状态，查找不到相关负责人，无法核实相关情况，请他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办理解决”。上诉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审法院认为答辩人负有对上诉人于2014年1月6日提出的诉求进行审查并给予书面答复的义务，于2014年11月25日判决要求答辩人限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诉讼后，答辩人再次组织工作人员对该案展开全面调查，同时向法院等相关部门调取证据材料，材料显示上诉人在2001年5月至2003年12月已经在福清市参加社会保险登记并缴费，而且调取的判决书中无法确定其与融达公司的劳动关系期间，从法院审理情况可知双方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争议较大。答辩人最终认为该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上诉人通过相关程序确认其与融达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并于2015年3月9日向上诉人邮寄《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告知相关情况。期间上诉人不断信访，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发来司法建议函，要求对上诉人一案再次进行处理。答辩人于2016年12月12日再次向上诉人寄送《通知书》，告知相关情况。同时向福清市人民法院寄送《关于陆伟杰一案办理情况的答复函》，说明了办理情况。2017年1月11日，上诉人不服答辩人作出的《福清市劳动保障监察通知书》（融劳监告﹝2016﹞82号），向福清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基于从保护弱势群体等方面考量，答辩人于2017年3月29日通过公告送达方式向融达公司发出了《关于为陆伟杰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要求该公司按答辩人相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算的缴费期间的应缴数额为上诉人办理登记补缴手续。同时，把相关情况及政策依据书面告知上诉人。二、对上诉人提出相关问题，答辩如下：（一）上诉人与融达公司的劳动关系问题。根据相关判决及上诉人与融达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所体现的情况，根据《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上诉人与融达公司的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应是1993年12月至2000年2月。（二）上诉人与融达公司的社会保险问题。上诉人与融达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00年2月就已终止，而上诉人于2009年6月才向答辩人举报投诉相关事宜，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答辩人对上诉人的诉求依法可不予办理。答辩人通过公告送达方式对融达公司作出了两次的责令整改，穷尽措施，均未果。根据《社会保险法》等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地税机关责令限期缴纳。答辩人已在《通知书》中详细告知上诉人。（三）缴费起征时间认定问题。上诉人的社保缴费只能自《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和《福建省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条例》实施之日起征。福清市自2004年9月才把医疗保险参保范围扩大到非公企业，起征日期应为2004年9月。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诉求。
一审第三人福清市地方税务局述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裁定。二、关于《福清市劳动保障监察通知书》及附件《关于为陆伟杰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内容的答辩意见。1、因医疗保险费的登记、申报不由一审第三人负责，所以不应向一审第三人反映办理，而应向福清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反映。2、《社会保险法》、《福建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规定，社会保险费征缴包括登记、申报、征缴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程序上存在先后顺序，即用人单位先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再申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最后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根据申报的金额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若用人单位未按申报的金额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补足。本案中，融达公司没有为上诉人补充申报，人社局也未在社保系统中为上诉人核定申报的数据，从法定程序上而言，一审第三人是无法跨越申报这个环节直接进行催缴。另，《社会保险法》自2011年7月1日才开始施行，而本案诉争的社会保险费是2009年之前，而应适用《福建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该办法第十条规定“社会保险登记、申报经及相应的权限由劳动保障部门委托地方税务机关办理”，一审第三人只是受委托机关，其法律责任应由委托机关负责。故若因申报问题引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应当由委托机关即人社局负责。以上是对《福清市劳动保障监察通知书》及附件《关于为陆伟杰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中所体现的程序性问题进行了抗辩，但上述程序问题并没有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故原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三、一审第三人已对上诉人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并答复。请求：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本案中，被诉《福清市劳动保障监察通知书》的附件《关于为陆伟杰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中关于上诉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缴费期间、应缴数额等内容，涉及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上诉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于法无据，应予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2行初187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谢红波
审 判 员 曾 莹
审 判 员 张厚磊
审 判 员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蔡陈飞
书 记 员 朱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