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282号
原告：东莞市元泰鞋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肖烈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程世卓，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玲，女，汉族，1977年2月15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系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的经营者。
被告：王瑛，女，汉族，1975年3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解涛，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莞市元泰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泰公司”）诉被告王玲、王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24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刘超担任主审法官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由审判员叶汉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刘超、人民陪审员方肖君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元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程世卓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玲、王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解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元泰公司诉称：被告王瑛于2006年4月在东莞市厚街镇赤岭村工业区注册成立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唯一的投资人以及法定代表人均为被告王瑛。2010年2月，被告王瑛决议解散并注销了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2009年9月，被告王玲在上述同一地址注册了一家个体工商户，字号为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从成立即实际承接了原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实际经营者仍然是王瑛。原告为被告的一家供应商，自2006年至今持续与被告有业务往来，销售各种大底给被告。2009年以前原告与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业务，2009年以后被告王瑛即以振朝鞋业名义向被告下订购单。经查询，在东莞厚街以振朝名称注册的个体户及企业只有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与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公司实际经营者、公司财务、采购等工作人员均无实质变化，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的部分对账单仍然以茂杰名义对账。双方的交易流程为，原告的业务与被告采购联系后，制作报价单传真给被告，被告王瑛修改签字确认。被告王瑛签字以“振朝鞋业”名义下达《振朝鞋业订购单》，传真给原告确定订购明细。原告遂组织生产成品后送货给被告，被告工作人员收货验收后即在原告的《送货单》签字确认。原、被告约定付款期限为月结60日扣5%，等到月结之日，原告提供请款明细表并附送货单请款联、报价单、材料订购单给被告，被告工作人员核对无误后即在请款明细表上签字确认，交给原告原件或者传真给原告。等到到期日，被告汇款即完成交易。案涉争议的是被告拖欠原告货款2012年9月份至2013年6月份货款共计456，899.40元，未付456，899.40元；以上款项，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延期等为由推拖，现无还款之诚意。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是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原告依约向被告送货，被告也接受了货物，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付款。被告以上行为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还认为，2013年5月、6月货款虽然没有到期，但被告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原告可依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要求被告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还认为，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作为个体工商户，其登记的业主为被告王玲，被告王玲应当承担个体工商户的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被告王瑛作为实际的经营者，应当作为共同诉讼人承担连带责任。诉请：1、被告王玲、王瑛向原告连带支付456，889.40元及利息，利息依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王玲辩称：一.王玲依法独立经营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王瑛不应对王玲和元泰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承担任何责任。王瑛为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的一名员工，其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王玲承担；二、王玲尚未支付元泰公司的货款不足456，889.40元；三、王玲尚未支付元泰公司的全部货款均应扣除5%的折扣后予以计算；四、2013年1月16日，王玲已向元泰公司支付其2012年9月份的货款67，000元港币（折合65，867元人民币）和40，000元人民币现金。王玲向元泰公司超额支付其2012年9月份应得货款之现金人民币40，000元，应当进行相应抵扣；五、2012年12月份，王玲尚未支付元泰公司的货款应当扣减人民币1，032元的差价，因为本月货物的个别单价是参照双方签字盖章前的单价予以计算，实际单价低于原计算单价；六、王玲与元泰公司之间约定的货款支付时间为：月结60日（即从元泰公司送货次月起，延后60日支付货款），因此，截至元泰公司起诉之日，其2013年5月和2013年6月的货款尚未到期，依法应当驳回元泰公司本次主张2013年5月和2013年6月货款之诉求。元泰公司也未依法通知王玲终止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因此本案对上述货款纠纷依法不应予以处理。元泰公司可直接向王玲主张债权，也可待上述债权到期后另行起诉；七、元泰公司提供的部分送货单，并无王玲的签收，实际上王玲并无收到上述货物：例如2012年8月31日NO0000908和NO0000914号送货单载明的货物；八、元泰公司提交的部分请款明细表没有王玲的签字和盖章确认；九、元泰公司多次存在迟延交付货物的现象，给王玲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元泰公司应赔偿其迟延交货给王玲造成的损失或在王玲应当支付的货款中进行相应的抵扣。如2012年7月20日，王玲向元泰公司采购货物（订购单编号NO.0000000029）要求元泰公司在2012年9月5日交货，实际上，元泰公司到2012年9月24日才交货（详见送货单NO.0001348和NO.0001345），如2013年5月28日，王玲向元泰公司采购货物（订购单编号NO.00000000）要求元泰公司在2013年5月29日交货，实际上，元泰公司到2013年6月21日才交货（详见送货单NO.0002733）。
被告王瑛辩称：一、王瑛和元泰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更不存在拖欠王玲货款的行为，王瑛不应支付任何货款。2010年2月5日，王瑛依法注销了其投资设立的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之后王瑛从未以自己或者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和元泰公司之间进行过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因此王瑛、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与王玲、元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没有关联性，王瑛不应对元泰公司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二、王瑛为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的员工，并非其实际经营者，王瑛履行职务的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不应由王瑛承担，而应由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承担。王玲依法独立经营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王瑛也并非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的实际经营者，因此王瑛不应对王玲与元泰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射出部2012年9月、11月的货款68，663.60元以及加工部2012年9月-2013年6月的货款388，235.80元，共计456，899.40元，并提交以下证据为证：
（一）关于射出部2012年9月、11月的货款：原告提交了《射出部请款明细表》传真件、《报价单》传真件、《订购单》传真件、《送货单》原件为证，其中①《请款明细表》，客户名为振朝，显示2012年9月送货数量为12，700双，货款金额为65，867元；2012年11月送货数量为9，148双（含40双样品），货款金额为42，796.60元；客户签收处均有“符金梅”字样，请款明细表注明相应的订单号、送货单号、规格、单价，经查，《请款明细表》上的订单号、送货单号与该月《订购单》、《送货单》能够一一对应，规格、单价与《报价单》亦相互对应；②《报价单》为传真件，《报价单》第一条约定付款为“人民币付款，此单价扣5%，不含税票，付外币按当天汇率计算”，报价单右侧备注部分将原印刷体的单价修改为手写单价，该手写单价与《请款明细表》上双方交易的单价一致，在价格修改手写部分还标有“王总、王瑛”字样；③《订购单》为传真件，其中2012年9月货款的订购单显示振朝鞋业订购12，700双，交货日期为2012年9月5日；2012年11月货款的订购单显示振朝鞋业订购9，108双，交货日期为2012年10月15日及2012年11月5日；并均注明需“按指定日期交货不得延误，倘因延误致使振朝鞋业遭受损失时，应无异议赔偿”，订购单底部总经理处为“王瑛”签名字样；④《送货单》为原件，客户名为振朝，内容与请款明细、订购单能够对应，2012年9月货款的送货时间分别为2012年9月6日、2012年9月18日，客户签收处均为“杨向阳”；2012年11月货款的送货时间晚于订购单上约定的时间十五天至一个月左右，客户签收处均为“李强”。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2012年9月、11月请款明细表》，被告以没有原件为由不予确认真实性，后在庭审证据交换过程中，本院从被告的证据中发现《2012年9月请款明细表》的原件，被告称该原件系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夹在证据中交给代理人，被告代理人称对此不知情并当庭确认《2012年9月请款明细表》的真实性，但仍主张对请款单上的单价及总价存在争议。鉴于被告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本院当庭进行了训诫；对于《报价单》传真件、《订购单》传真件，被告均不确认真实性；对《送货单》，被告确认真实性，确认签收之人为被告振朝厂的员工。
（二）关于加工部2012年9月、10月、11月、12月、2013年1月、3月、4月、5月、6月的货款：原告提交了《加工部请款明细表》原件、《加工部报价单汇总》传真件、《订购单》传真件、《送货单》原件为证，其中①《请款明细表》，客户名为振朝，显示2012年9月货款金额为105，984元；2012年10月货款金额为28，909.90元；2012年11月货款金额为59，557.20元；2012年12月货款金额为132，751.40元；2013年1月货款金额为32，179.40元；2013年3月货款金额为5，990.40元；2013年4月货款金额为38，289.60元；2013年5月货款金额为22，829.40元；2013年6月货款金额为1，744.50元；总货款金额为428，235.80元；客户签收处均有“蔡×、符金梅、茂杰蒋惠琼、梁海英”字样，请款明细表注明相应的订单号、送货单号、规格、单价，经查，《请款明细表》上的订单号、送货单号与该月《订购单》、《送货单》能够一一对应；②《报价单》为传真件，《报价单》约定付款为“人民币付款，此单价扣5%，付外币按当天汇率计算”，报价单价格部分将原印刷体的单价修改为手写单价，在价格修改手写部分还标有“王瑛”签名字样；③《订购单》为传真件，其内容与送货单能够印证，并均注明需“按指定日期交货不得延误，倘因延误致使振朝鞋业遭受损失时，应无异议赔偿”，订购单底部总经理处为“王瑛”签名字样；④《送货单》为原件，客户名为振朝，内容与请款明细、订购单能够对应，货物的送货时间大多晚于订购单上约定的时间十五天至一个月左右，客户签收处为为“李强、刘平、杨向阳、何娟”等字样。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请款明细表》的真实性确认，确认对账之人为被告员工，但对上面记载的金额、数量、单价不予确认；对于《报价单》传真件、《订购单》传真件，被告均不确认真实性；对《送货单》，被告确认真实性，确认签收之人如杨向阳、李强、刘平等为被告振朝厂的员工。另被告主张送货单号为0000912、0000914、0000908的货物没有收到，经查该三张单收货人处为空白，但仓库处有“许杰标”字样签名，被告表示不清楚许杰标是否是其员工。
至于被告的付款情况，被告于原告起诉前分别支付了2012年9月射出部、加工部各40，000元货款。另被告主张通过林澍元于2013年1月16日向原告支付了67，000元港币，并提交兆丰国际商业银行香港分行支票复印件为证。原告表示该支票去银行承兑未果并当庭将原告持有的支票原件退还给了被告。为查明支票有无进行兑付，本院要求被告在庭后三个工作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核实意见，逾期未提交视为支票没有进行兑付，但被告至今未向本院提交任何书面意见，但在本院于2014年2月28日的问话中被告明确支票未兑付，并主张林澍元为振朝厂经理。
至于被告王玲主张的2012年12月货款应扣差价1，032元，被告王玲当庭主张为2012年12月的货款应按双方之前交易的单价计算，且主张跟原告电话沟通后原告同意扣除1，032元，但被告当庭也表示无法具体指出该差价所对应为哪笔货物或哪笔单价。经本院询问，原告表示不同意扣差价，并表示不清楚该差价如何产生。至于被告王玲主张的逾期送货的损失，王玲表示在原告提交的订购单中第一条做了约定，原告则表示双方没有进行具体约定。另被告当庭确认并无证据证明因原告逾期送货所造成的具体损失。
至于交易习惯，双方一致确认为月结60天，即每月月底对账，次月开始60天付款。至于扣款5%，双方均确认存在该约定，原告认为该约定的前提是被告能按时付款，否则不得扣款5%，并确认案涉诉求的货款并没有扣除5%；被告认为扣款5%是在单价及总价的基础上扣除，与是否按时付款无关。
关于被告王玲与王瑛的关系，被告确认是亲姐妹关系，原、被告均确认王瑛在王玲开办的振朝鞋厂任总经理。经查，王瑛系已注销的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与东莞市厚街镇赤岭塘头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该公司于2010年2月5日注销；王玲系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的经营者，该个体户于2009年9月14日成立，并与东莞市厚街镇赤岭塘头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王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所签的《个体工商户字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所留的电话1355670****为王瑛的电话。原告主张王瑛为东莞市振朝鞋厂的实际经营者，应对王玲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则表示王瑛仅为职务行为，且王瑛作为经理需要经常联系客户，故在工商登记档案中留有王瑛的电话。另，本院从（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43号原告东莞华冠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王玲、王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调取《还款计划书》、《未付款明细单》复印件，其中在《未付款明细单》的落款处有“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厚街振朝鞋厂”公章，两个公章中心位置均有王瑛字样签字，在公章下方并有“属振朝同一家，王瑛10／31”签字字样。被告对《还款计划书》、《未付款明细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没有原件，且称在（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43号已提管辖权异议。再查，原告主张出具支票的林澍元为王瑛的丈夫，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并向本院提交一份《未婚证明》原件，该证明为东莞市东城区办事处东泰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内容为王瑛为景湖花园紫荆路3座B梯302居民，婚姻状况为未婚。原告对《未婚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不能证明王瑛的婚姻情况。
另被告王玲申请对李强、梁海英在送货单、请款明细表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询问，被告表示该两名员工已经辞职。因签名鉴定需要本人至庭提取样本，现被告无法通知该两人到庭配合鉴定，故本院以鉴定已无必要为由不予准许。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请款明细表》、《报价单》、《订购单》、《送货单》、《支票》、《名片》、《工商登记资料》、《货款总表》，被告王玲提交的《付款凭证》、《兆丰国际商业银行香港支行支票》、《收据》、《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未婚证明》，本院从（2014）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143号原告东莞华冠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王玲、王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调取的《还款计划书》、《未付款明细单》及庭审笔录、问话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被告王玲未在本院释明的时间内提交林澍元开具的67，000元港币支票已经兑付的书面意见，但在本院问话时又确认支票未兑付，现原告已将其持有的支票的原件归还给被告王玲，故被告王玲提出已向原告支付67，000元港币的抗辩已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并无证据证明出具支票的林澍元为王瑛丈夫，故对此本院不作认定。综合庭审中各方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交易的总货款为多少；二、被告王玲尚欠货款金额为多少；三、被告王瑛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案涉交易的总货款为多少。
首先，关于射出部2012年9月、2012年11月的货款。被告确认射出部送货单及2012年9月份请款单的真实性，并确认送货单及2012年9月请款单上签收之人为被告王玲的员工，在被告并无证据证明该签名不是员工本人签收的情况下，本院对送货单及2012年9月请款单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又因订购单、报价单、2012年11月的请款单与送货单、2012年9月的请款单等之间能够相互映证，本院亦确认订购单、报价单、2012年11月的请款单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另被告主张请款单上的单价、数量、总价不能采信，但被告方人员符金梅在对账时并未进行手注修改，且请款单系对送货单的汇总，被告不能仅仅以口头方式主张该价格或金额不符，而应有书面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被告的该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根据请款单及送货单计算出射出部2012年9月的货款为65，867元、2012年11月的货款为42，796.6元。
其次，加工部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的货款。被告确认加工部所有请款单及除许杰标签收之外的其他送货单的真实性，并确认除许杰标外的签字之人为被告员工，在被告并无证据证明请款单、送货单上签名不是员工本人签收的情况下，本院对加工部除许杰标外的送货单及请款单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又因三张许杰标签收的送货单与该月请款单能够对应，且被告亦对许杰标是否为其员工表示不清楚，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三张许杰标签收的送货单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亦予以确认。综上，加工部的请款单、送货单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确认，另订购单虽然为传真件，但内容能够与送货单、请款单映证，故本院亦确认订购单的真实性。另被告主张请款单上的单价、数量、总价不能采信，但被告方签收人员在对账时并未进行手注修改，且请款单系对送货单的汇总，被告不能仅仅以口头方式主张该价格或金额不符，而应有书面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被告的该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根据请款单及送货单计算出加工部2012年9月的货款为105，984元、2012年10月的货款为28，909.90元、2012年11月的货款为59，557.20元、2012年12月的货款为132，751.40元、2013年1月的货款为32，179.40元、2013年3月的货款为5，990.40元、2013年4月的货款为38，289.60元、2013年5月的货款为22，829.40元、2013年6月的货款为1，744.50元。
综上，案涉射出部2012年9月、2012年11月以及加工部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的总货款为536，899.40元人民币。
二、被告王玲尚欠货款金额为多少。
至于被告王玲主张2012年12月货款应扣差价1，032元，经查双方并无就此达成过约定，且被告王玲自身都无法说明该差价指向为哪笔货物及哪笔单价，故本院对被告王玲的此项抗辩不予采信。至于逾期送货的损失，被告并未说明逾期送货的损失金额为多少，也无证据证明逾期送货是否导致了损失发生，故被告王玲要求将逾期送货的损失抵扣本案货款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被告要求原告赔偿逾期送货的损失，属于独立的诉讼请求，应当以反诉或起诉的方式提出，而本案中被告王玲仅仅以答辩的方式提出，本院依法对其不予处理。
现案涉射出部、加工部自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的总货款为536，899.40元，又因双方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60天并扣款5%，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将按时付款作为扣5%的条件，故本院对原告主张按时付款扣5%的说法不予采信，并认定总货款扣减5%后应为510，054.43元。现被告王玲已支付了射出部2012年9月的货款40，000元、加工部2012年9月份货款40，000元，故尚有430，054.43元货款未支付，对于原告诉求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截至原告起诉之日2013年7月24日，案涉2013年4月（含当月）之前的货款付款期限均已届满，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原告诉求被告立即支付2013年5月至2013年6月的货款于法有据。综上被告王玲应立即向原告支付未付的全部货款430，054.43元。
至于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逾期付款应赔偿逾期付款的损失，现原告诉求的利息并未违反上述规定，故利息应按每月货款应付款时间分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现原告自愿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7月24日起计算2013年4月（含当月）之前未付货款的利息，属于其自行放弃权利，本院予以确认；至于2013年5月至2013年6月的未付货款利息，本应从月结60天届满之次日起计算利息，因王玲拒不付款的行为已经构成预期违约，原告可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要求被告王玲支付全部货款，现原告诉求从起诉之日起计算2013年5月至2013年6月未付货款的利息，亦合法有据。综上，案涉利息应以430，054.4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7月24日起计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三、被告王瑛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认为被告王瑛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被告王玲在设立东莞市振朝鞋厂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登记档案中所留的联系电话为王瑛电话，虽然王玲当庭解释为王瑛为振朝厂经理为方便联系客户所留，但此时东莞市振朝鞋厂尚处于登记注册阶段，所留王瑛电话与保持客户的联系之间并无关联性，其用途仅用于工商登记注册之用，本院有理由相信王瑛即为东莞市振朝鞋厂的实际经营者；其次，通过报价单、订购单可知，案涉交易都是王瑛进行报价并进行订购，且报价单上对单价进行手写修改的人也为王瑛，而单价属于合同主要条款，足以显示王瑛为东莞市振朝鞋厂的实际控制人；最后，王瑛作为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东莞市茂杰鞋业有限公司虽然已经注销，但在原告发给东莞市振朝鞋厂的2013年1月份请款明细表中，落款签收处仍出现“茂杰蒋惠琼”字样，可以看出东莞市振朝鞋厂实质上系王瑛在进行控制及运作。综上，本院认定王瑛为东莞市振朝鞋厂的实际经营者，其应对王玲案涉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王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元泰鞋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30，054.43元；
二、限被告王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元泰鞋材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430，054.43元人民币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7月24日起计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三、被告王瑛对本案债务在判项一、二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东莞市元泰鞋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王玲、王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077元，由原告承担77元，由被告王玲、王瑛承担4，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汉光
代理审判员 刘 超
人民陪审员 方肖君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胡佩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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