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越法民四初字第184号
原告：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负责人：朱国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朱国林，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兰妹，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港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开曼群岛，营业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26号华润大厦40楼4001-02，现下落不明。
法定代表人：区可华，董事。
被告：连云港中港印煤炭储配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连云区。
法定代表人：莫大为，董事。
委托代理人：石安琴，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雄敬，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诉被告中港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印集团”）、连云港中港印煤炭储配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印煤储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负责人朱国林，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委托代理人石安琴、张雄敬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港印集团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本院依法于2014年9月11日向被告中港印集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要求被告中港印集团到庭参加诉讼。现公告期限届满被告中港印集团没有到庭应诉，本院依法作缺席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两被告委托原告处理被告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煤炭公司）之间因2008年8月27日、2008年9月3日和2008年9月11日签署的《煤炭供需合同》以及2008年11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产生的一切索赔纠案相关的法律事务。原告依约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项下的义务，被告却无故中途解除申请人的代理权。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约定，两被告除应偿付原告已发生的律师费和办案费共约人民币12万元，还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849933元以及原告因被告违约而额外支出的费用，故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利息损失共计人民币120万元（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和法律费用。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委托代理协议及收款账号指定确认书；
2、（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判决书；
3、（2013）粤高法民四终字第41号判决书；
4、账单及工作描述（为打印件）；
5、航泰所主要工作内容及相关事件摘要（为打印件）；
6、滞期费计算表（为打印件）；
7、委托查档服务协议；
8、交通费发票、机票及保险费发票、住宿费发票。
被告中港印集团无答辩，亦没有提交证据。
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辩称：原告代理被告中港印集团、本公司与山西煤炭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0年9月20日提起诉讼，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8日作出一审驳回被告主要诉讼请求的判决。被告不服，先后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和再审申请，分别于2013年10月14日、2014年6月30日被维持、驳回。一、原告在一审阶段不积极履行义务致使被告权利受损，故被告丧失了对原告的信任，在一审未宣判前中途解除了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因解除合同事由不可归责于被告，故被告不应支付违约金及利息损失。1、原告未妥善履行调查证据的义务，在事先未与被告沟通，未获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当庭擅自撤回调取证据的申请，未尽到法律专业人士的高度注意义务，导致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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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中1400余万元损失赔偿被法院驳回；2、原告未及时与法院沟通，怠于向被告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甚至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内案件都毫无进展；3、被告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且因不可归责于被告的事由解除合同无需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被告是因为上述原告种种不勤勉尽责地履行义务的行为才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造成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于原告，被告无需为此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二、被告已支付案件启动费人民币15万元，其中已包括从2010年8月24日至2010年12月31日原告诉请的律师费和办案费人民币12万元；被告是出于无奈而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原告提出的因违约而额外支出的费用人民币1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三、原告请求的经济损失过高。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终审判决被告只获得了人民币493万余元的赔偿款，即使被告未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由原告继续代理，完成一审、二审、执行程序的代理，其也仅能获得风险代理费98.6万余元。换言之，被告单方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后，原告也仅是损失了预期的98.6万余元。因而，原告诉请的120万元赔偿明显高于其可预见的损失。同时，一审历时两年，根据原告于2013年12月23日电子邮件中索要的，及其自己认为能够得到的律师费也仅仅为10万余元，根据其提供的工作时间表记录，原告的工作时段到2012年底就结束了。所以，即使原告继续代理，二审、再审历时一年半，工作量不会大于一审，显然与其起诉提出的120万元不符，所以，原告诉请的120万元赔偿有违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原告未能勤勉尽责地履行诉讼代理人的义务，给被告造成了目前难以挽回的损失，失去了被告基本的信任，被告迫于无奈而非无故才行使《委托代理协议》的法定解除权，且因解除合同的事由不可归责于被告，故被告无需为此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此外，被告已支付了原告诉请的律师费和办案费人民币12万元，且原告请求的经济损失远高于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被告不同意支付违约金，但同意支付原告在2013年11月25日的邮件中索要的代理费用103400元，同意支付原告证据8中有票据的交通、住宿、机票费用，同意支付查档费1300元。
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1年5月20日原告与两被告的《委托代理协议》；
2、（2011）穗中法民四初第1号开庭笔录（为复印件）；
3、（2011）穗中法民四初第1号民事判决书；
4、（2014）民申字第821号民事裁定书；
5、2011年10月18日至10月19日朱国林与被告邮件往来（为网络打印件，无中文译本）；
6、2012年7月26日、2012年8月3日、2012年8月6日朱国林与被告的邮件往来（为网络打印件，无中文译本）；
7、2013年12月23日，朱国林与被告的邮件往来（为网络打印件，无中文译本）；
8、银行汇款单、发票（为复印件）。
9、从2010年8月24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朱国林和段潇的工作时间表（为打印件，无中文译本）；
10、2013年11月25日的帐单（为打印件，无中文译本）。
经审理查明：2010年8月16日，被告中港印集团通过电子邮件委托原告处理被告中港印集团、中港印煤储公司与案外人山西煤炭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2010年10月14日，原告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立案手续。2010年12月10日，被告中港印集团向原告出具了授权委托书。2011年1月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两被告与案外人山西煤炭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案号：（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两被告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山西煤炭公司给予原告（即中港印集团、中港印煤储公司）人民币14101282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08年11月26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并给予原告优先进口煤炭的供应权；2、判令山西煤炭公司赔偿滞期费损失人民币5245124.05元及其利息损失（自原告支付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3、判令山西煤炭公司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在该案诉讼期间，两被告于2011年2月21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向广州海关调查并收集山西煤炭公司自2008年11月26日起至今在全国各口岸进口煤炭的全部信息及相关书面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煤炭进口报关单，煤炭进口数据统计。
2011年5月20日，原告（受托方，为乙方）和两被告（委托方，为甲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其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的律师处理甲方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因2008年8月27日、2008年9月3日和2008年9月11日签署的《煤炭供需合同》以及于2008年11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产生的一切索赔纠纷案相关的法律事务。第一条，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委派朱国林律师和／或段潇律师和或其他律师作为甲方处理前述纠纷的委托代理人，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第二条，乙方的工作范围：1，向甲方解答与签署纠纷有关的初步法律问题；2、调查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信息；3、调查相关证据材料；4、为甲方或协助甲方草拟、修改、审查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文书文件；5、为甲方处理本案诉前和诉讼阶段（一审、二审、执行阶段）的相关法律事务；6、代表甲方与法院沟通联系，并依照甲方的指示申请证据／财产保全；7、代表甲方与有关方进行协商、和解、调解会议，签署和解协议；8、根据甲方指示处理其他委托事项；第三条，甲方委托乙方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包括与第三方和解等权利。如有必要，甲方将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书》；第四条，甲方应履行以下义务：1、及时、真实、详尽地向乙方提供与前述纠纷有关的全部文件及背景材料，并承担因违反本条款而产生的对各方不利的责任；2、积极、主动配合乙方律师为甲方利益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并根据实际需要为乙方律师提供必要条件和其他便利；3、按本协议第六条约定的方式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和办案费用；第五条，乙方应履行以下义务。1、积极、负责地为甲方提供本协议第二条范围内的服务，依法切实维护甲方利益；2、为甲方保守案件及商业秘密；第六条，律师费及办案费用的计算及支付：1、因《煤炭供需合同》滞期费索赔所产生的诉前证据材料整理、翻译、滞期费计算、起草滞期费索赔的起诉文书等事项（截止至收到法院正式受理通知书之日），甲方同意按照乙方律师工作时间支付乙方律师费用并据实结算办案费用。a）乙方律师的小时费率。朱国林律师：人民币1600元；段潇律师：人民币1400元；其他非合伙人律师：人民币1050-1250元；其他律师助理：人民币800元-1000元，上述费率并非固定，而随经办律师的水平和经验及物价水平适时予以调整；b）乙方律师因处理本条第1款事务而产生的办案费，如：差旅费、通讯费、复印费、邮递等由甲方承担并支付；c）甲方应在乙方提供账单和工作时间列表后7天内支付律师费和办案费；2、甲方已向乙方支付案件启动费用（提供管辖权法律意见，确定案件管辖权）人民币15万元；3、考虑到乙方在处理本案事务的大量投入以及本案诉讼存在的不确定性，除支付本条第1、2款约定费用外，甲方同意按照本款下列约定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a）若甲方和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庭外和解协议书，或法院出具调解书或作出生效判决书，甲方同意按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实际履行前述生效法律文书所得（包括甲方实际所获补偿款、获赔金额和实际抵消款金额）之和的20%（大写：佰分之贰拾整）向乙方即时支付风险代理费；b）为便于甲乙双方支付和收取前述3（a）节的风险代理费，甲方不可撤销的指定乙方为甲方本案的收款代理，不可撤销的指定乙方如下代收代付人民币账号作为本案甲方的收款账号：户名：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账号：97×××20；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期交所支行；汇款路径：SPDBCNSHXXX；行号：076428；c）若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在后续合作交易给予甲方有偿、抵消到期或未到期债权、分期付款或部分履行等方式履行本案前述法律文书，甲方不可撤销地同意并确认乙方有权按照案款执行进度在所收款项中扣除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实际履行款（包括甲方实际所收补偿款或实际所获赔款及实际抵消款）之和的20%作为乙方的风险代理费；4、在乙方追偿过程中产生的检验、鉴定费、专家费用、工商登记查询费用、公证费用、法院或国家主管机关收取的任何费用，由甲方承担并支付。乙方在办案过程中发生的翻译费用，由甲方承担并据实结算；5、甲方怠于支付律师费和或办案费用，乙方有权暂停提供律师服务；第七条，如甲方无故解除或终止本协议，或甲方违反本协议第六条第3款的约定，甲方除应偿付乙方已发生的律师费和办案费用，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849933元（即本案起诉金额的4：%）；第八条，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之部分；第九条，本协议采用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签署，协议扫描件或传真件与协议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
根据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提交的（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案件《开庭笔录》显示，2011年4月19日，原告作为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在上述案件的庭审中当庭撤回了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广州海关调查并收集山西煤炭公司自2008年11月26日起至今在全国各口岸进口煤炭的全部信息及相关书面证明材料的调查取证的申请。上述《开庭笔录》记载：“审：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想证明的内容，该证据对本案的处理有何影响？原告：想证明被告从2008年11月26日至今进口了非常多煤炭，违反了《备忘录》的约定，并没有给原告任何进口优先权，我方向海关核实，但是海关不肯提供书面证据。由于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给予我方优先进口煤炭供应权的义务，故撤回调查取证的申请”。庭审中，原告表示：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原告申请调查山西煤炭公司与第三方进行贸易往来的相关口岸材料，由于山西煤炭公司的律师当庭承认山西煤炭公司与第三方有很多贸易往来煤炭销售，主审法官告知原告申请调取海关数据的目的已经实现，建议原告撤回调查取证的申请。原告考虑到山西煤炭公司在庭审中并没有否认有跟第三方进行相关煤炭交易，且两被告多次催促原告加快审理，撤回上述调查取证申请亦不会影响两被告的权益，所以原告为了被告的利益，简化审理程序，缩短审理时间，才撤回了调查取证的申请。在中院的判决书也有提及，山西煤炭公司没有相关证据证实其没有与第三方进行贸易，故原告撤回调查取证申请不会影响被告的利益。由于被告认为20%的代理费过高，才无理由地解除代理合同，故原告在本案中不存在过失，也没有不履行申请调查取证义务。
2012年7月26日，被告中港印集团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原告提出单方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的要求。2012年9月6日，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变更诉讼代理人通知》和《授权委托书》，将该司的诉讼代理人由原告变更为山西晋浩律师事务所。庭审中，原告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但表示其当时拒绝了被告中港印集团上述解除合同的要求，被告中港印集团亦没有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变更诉讼代理人手续。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则表示：鉴于原告在（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案件的一审阶段未经两被告同意，擅自撤回了申请法院向广州海关调查并收集山西煤炭公司自2008年11月26日起至今在全国各口岸进口煤炭的全部信息及相关书面证明材料的调查取证的申请，造成了两被告1400余万元损失未能得到法院支持，以及原告未及时与法院沟通且怠于向被告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导致案件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内毫无进展，被告遂向原告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的要求。
2012年11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认为“《备忘录》约定山西煤炭公司在在煤炭市场状况好转后，在双方未来的合作中，给予中港印煤储公司让利总额14101282元的等额补偿，并给予中港印煤储公司进口煤炭的优先供应权。该《备忘录》约定山西煤炭公司给予补偿及优先权的履行条件、期限、方式均不明确，山西煤炭公司并无合同义务向中港印煤储公司支付人民币14101282元及其利息，在双方并无就煤炭质量、数量、品种、交货期限、到达港、价格、交货方式、运输责任、卸货条款、结算时间、付款方式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给予优先供应权的条款不具有操作性，因此对中港印、中港印煤储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遂判决：一、山西煤炭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中港印集团支付滞期费人民币4934228.71元及其利息（从2010年9月29日计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中港印集团及中港印煤储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同时载明：“诉讼中，2011年2月21日，中港印集团、中港印煤储公司向本院申请向广州海关调取并收集山西煤炭公司自2008年11月26日起至今在全国各口岸进口煤炭的全部信息及相关书面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煤炭进口报关单、煤炭进口数据统计。开庭时，中港印集团、中港印煤储公司表示由于山西煤炭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给予中港印集团、中港印煤储公司优先进口煤炭供应权的义务，故撤回该调查取证申请”。上述判决书亦载明“原告中港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原告“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朱国林、段潇。
之后，两被告与山西煤炭公司因不服（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均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10月1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3）粤高法民四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随后，两被告不服（2013）粤高法民四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2014）民申字第821号民事裁定书，其中认为“中港印煤储公司在《备忘录》中承诺，‘在煤炭市场状况好转后，在双方未来的合作中，给予乙方上述让利总额的等额补偿’。中港印集团、中港印煤储公司虽然提供了煤炭市场签订合同后逐渐好转的证据材料，但由于该补偿款的支付是以煤炭市场状况好转以及中港印煤储公司与山西煤炭公司未来合作两个条件为前提。在中港印煤储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山西煤炭公司有进一步合作的情况下，上述《备忘录》约定的补偿款支付条件并不具备，中港印集团、中港印煤储公司要求山西煤炭公司支付补偿款的理由不成立；中港印集团、中港印煤储公司在一、二审审理期间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经向山西煤炭公司报价，山西煤炭公司未与其签订合同，而在同等条件下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中港印煤储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山西煤炭公司违反《备忘录》中关于煤炭优先供应权的承诺，中港印煤储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遂裁定驳回两被告的再审申请。
2013年11月25日，原告向两被告寄送《账单》及《工作描述》。上述《账单》其中载明“关于：与山西煤炭公司之间因2008年8月27日、2008年9月3日和2008年9月11日签订的煤炭购买合同有关纠纷，整理滞期费相关证据及起诉；律师费：接受贵司关于题述事宜的委托，整理文件／证据、翻译、计算滞期费，就滞期费索赔起草起诉状等，人民币91940元；办案费：翻译费人民币8693.12元，差旅费（广州）人民币2782.8元，电话、传真、邮寄、复印和其他人民币869元，合计人民币103415.92元”。上述《工作描述》则详细载明原告接受两被告委托后，从2010年8月24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每日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及律师费人民币91940元的计算依据。庭审中，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对上述事实及费用予以确认，并表示同意支付人民币103415.92元给原告。另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表示上述《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案件启动费15万元已包括从2010年8月24日至2010年12月31日原告诉请的律师费和办案费人民币12万元，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原告主张两被告赔偿120万元包括有关滞期费的律师费及办案费用103415.92元、查档费1300元，财产保全的成本利息48000元（120万按年利率2%＊2年）、差旅费11868元（差旅费5868元＋后续费用6000元）、违约金849933元，律师费用18万元，并提交了2013年11月25日《账单》、《委托查档服务协议》、差旅费发票【金额共计5868元，其中包括：2013年11月24日上海浦东至广州飞机票，金额1190元，印刷序号：63314305902；2013年11月25日广州至上海虹桥飞机票，金额1250元，印刷序号：63253898341；2013年11月26日上海浦东至太原飞机票，金额1140元，印刷序号：46090644121；2013年11月26日太原至上海虹桥飞机票，金额1250元，印刷序号：46090692266；意外伤害保险费合计100元（其中面值20元2张，发票号码：01637414、00555531；面值30元2张，发票号码：00523330、00529672）；住宿费发票298元，号码：15347781；上海市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160元（面值20元3张，发票号码：0611460、06114611、06099636；面值100元1张，发票号码：03338444）；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10元（面值10元1张，发票号码：00623392）；交通费453.2元（包括：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定额发票面值10元6张，发票号码：18848415、18848416、18848417、21872481、21872482、21872460；出租车费48.8元，发票号码：08914120；出租车费42.4元，发票号码：08219577；出租车费16元，发票号码60799109；出租车费36元，发票号码64720716元；出租车费20元，发票号码02177362元；出租车费108元，发票号码02177367元；出租车费122元，发票号码00186187元；过路费15元，发票号码：16637111元）】予以证明，但就财产保全的成本利息48000元、差旅费后续费用6000元及律师费用18万元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庭审中，原告表示若无本案纠纷，原告代理其他案件可至少获得18万律师费。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则表示：交通、住宿、机票等费用应据实支付，同意支付差旅费5868元；同意支付有关滞期费的律师费及办案费用103415.92元、查档费1300元，不同意支付财产保全的成本利息48000元及律师费用18万元；因原告原因导致1400万元的货款损失，被告发现自身的利益受到影响，对原告产生不信任才解除代理关系，鉴于解除合同的原因不归责于被告，故违约金不具有法定条件，不同意支付违约金。
诉讼过程中，被告又表示：因原告账单中律师费所包含的翻译工作与办案费中翻译费的翻译工作内容相同，故不同意支付《账单》中翻译费8693.12元。原告对此则表示：翻译费8693.12元是英文证据材料在中国诉讼所需中译文的翻译费；因海事、滞期费等相关证据材料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原告律师需对翻译人员完成翻译后的译文进行校核，这部分工作属于法律服务，所需的工作时间按照小时费率计收，故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另原告表示其账单中滞期费金额汇总有错误，将电话、传真、邮寄、复印等费用869.00元错写为869，00元，导致无法将该金额计算在内。
本院认为：被告中港印集团是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是涉外委托合同纠纷，应按照涉外案件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原告接受两被告委托处理与案外人山西煤炭公司之间索赔纠纷案的相关法律事务，原告据此作为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诉讼，该案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故上述委托合同的履行地包括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辖区内，故本院作为依法享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之人民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另因原、被告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涉案委托合同的履行地、原告及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的住所地均在我国，故本案应适用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双方争议的准据法。
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根据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及履行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两被告解除涉案委托合同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2012年7月26日，被告中港印集团向原告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的要求；2012年9月6日，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变更诉讼代理人通知》和《授权委托书》，将诉讼代理人由原告变更为山西晋浩律师事务所，故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自被告向原告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协议》要求之日即已解除。
判断两被告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被告解除委托合同的事由是否归责于原告。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辩称其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原告在（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案的一审阶段未经两被告同意，擅自撤回了申请法院向广州海关调查并收集山西煤炭公司自2008年11月26日起至今在全国各口岸进口煤炭的全部信息的调查取证的申请，导致两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造成两被告1410万元补偿款未能得到法院支持；二、原告未及时与法院沟通且怠于向被告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导致案件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内毫无进展。本院对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理由如下：一、对于第一个抗辩理由，本院认为，原告当庭撤回调查取证的申请与两被告诉请山西煤炭公司赔偿补偿款1410万元未获法院支持并无关联。首先，虽然当事人对于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但是该申请是否被法院准许则需要法院根据案件实际需要进行决定，因此，原告即使没有主动撤回上述调查取证申请，也存在不予接纳的可能性；其次，从上述调查取证申请的证明目的来看，在于获得山西煤炭公司自2008年11月26日起至今在全国各口岸进口煤炭的全部信息，而山西煤炭公司其主营项目就是煤炭的采购及销售，故通过推断即可知晓山西煤炭公司会从第三人处采购煤炭，原告据此撤回调查取证的申请是有理由的；其三，即使上述调查取证申请被法院准许，其所要证明的内容与两被告诉请1410万元补偿款未获支持也没有关联。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四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均认为因《备忘录》约定的条件不明确，双方需进一步明确补偿方式、履行期限等，故中港印、中港印煤储公司要求山西煤炭公司支付补偿款人民币14101282元的理由不成立，遂驳回该项诉讼请求；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821号民事裁定书，亦认为支付补偿款1410万是以煤炭市场状况好转以及中港印煤储公司与山西煤炭公司未来合作两个条件作为前提的，两被告虽然提供了煤炭市场签订合同后逐渐好转的证据材料，但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山西煤炭公司有进一步合作，故认定两被告要求山西煤炭公司支付的理由不成立；由此可见，上述调查取证申请所要证明的内容是山西煤炭公司从第三人处进口煤炭，未履行其优先供应权的承诺，与各级法院不予支持两被告1410万元补偿款的诉请没有关联；最后，两被告分别于2011年7月、9月要求与原告解除《委托代理协议》，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28日才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据此两被告解除委托合同时并不知晓判决结果，被告以1410万元诉请未获法院支持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二、对于第二个抗辩理由本院亦不予认可，理由如下：首先，从证据形式看，虽然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提交了被告中港印集团与原告之间来往的电子邮件拟证明原告在2011年10月到2012年7月的9个月时间里未及时与法院沟通案件进展并怠于向被告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但上述电子邮件并无中文译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民事诉讼法》第69条“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的规定；其次，从证明目的看，被告中港印集团与原告的邮件往来仅能反映原告与被告中港印集团之间的沟通情况，并不能证明原告与法院沟通案件进展情况，且原告是否怠于与法院沟通与该案的审判进展之间并无必然关联，故本院对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的该抗辩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两被告解除委托合同的事由不可归责于原告，故两被告因解除委托合同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关于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数额问题。根据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被告无故解除或终止协议，被告除应偿付原告已发生的律师费和办案费用，还应支付违约金人民币849933元。根据合同约定，律师费及办案费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因滞期费索赔所产生的诉请证明材料整理、翻译、滞期费计算、起草滞期费索赔的起诉文书等事项，该部分按照原告律师工作时间支付费用；第二部分为提供管辖权法律意见及确定案件管辖权的案件启动费15万元；第三部分为风险代理费，即若法院就两被告与山西煤炭公司案件作出生效判决，山西煤炭公司实际履行前述生效判决所得之和的20%，或者山西煤炭公司在后续合作交易给予两被告补偿、抵消到期或未到期债权、分期付款或部分履行等方式履行本案前述法律文书的实际履行款之和的20%。
原告已于2013年11月25日向两被告寄送《账单》及《工作描述》，被告收到后并未提出异议，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有关滞期费的律师费及办案费用103415.92元、查档费1300元，是有理由的，亦符合合同约定，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因律师费中翻译费与办案费中翻译费，系不同的工作范围，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故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现表示不同意支付律师费中翻译费8693.12元，理由不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第二部分案件启动费15万元，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抗辩称该笔费用已包含律师费及办案费，但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2点约定，该笔案件启动费为提供管辖权法律意见，确定案件管辖权所支付的费用，并不包含律师费及办案费，故本院对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的上述抗辩不予认可。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违约金849933元，鉴于本案两被告因不可归责于原告原因解除《委托代理协议》，故根据合同约定除应当偿付原告已发生的律师费和办案费用，还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849933元，本院对原告的该诉请予以支持。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抗辩称原告诉请金额过高，根据《委托代理协议》中双方有关风险代理费的约定，（2011）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案已作出生效判决，判决山西煤炭公司向被告中港印集团支付滞期费人民币4934228.71元及利息，故按20%计算原告可能获得的风险代理费约为98.6万元，明显大于违约金849933元，故原告与两被告约定的违约金849933元并不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院对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的上述抗辩亦不予采信。
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差旅费5868元，被告中港印煤储公司对此表示同意支付，本院对此予以照准。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财产保全的成本利息48000元（120万按年利率2%＊2年）、差旅费的后续费用6000元以及律师费18万元，但对财产保全的成本利息48000元及差旅费的后续费用6000元及律师费18万元并未提供证明予以证明，本院对此均不予支持。
另原告要求两被告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11月25日起的利息损失，合法有理，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港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连云港中港印煤炭储配中心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经济损失共计960516.92元（其中包括律师费及办案费用103415.92元、查档费1300元、差旅费5868元、违约金849933元）给原告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中港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连云港中港印煤炭储配中心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利息损失（以960516.92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给原告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
三、驳回原告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7330元，由原告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负担3458元，被告中港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连云港中港印煤炭储配中心有限公司负担1387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中港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连云港中港印煤炭储配中心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中港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连云港中港印煤炭储配中心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及被告连云港中港印煤炭储配中心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中港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次日起7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徐晓红
人民陪审员 冼静文
人民陪审员 朱曼宜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