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782民初12881号原告：杭州诚盛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江南村。法定代表人：俞兰英，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裘灿钢，杭州市萧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浙江物产中大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诚信大道266号B幢五楼。法定代表人：徐斌毅，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远，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滕露露，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上海衡导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西渡莘奉公路322号5幢1083室。法定代表人：李孝东。原告杭州诚盛鞋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物产中大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杭州诚盛鞋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裘灿钢与被告浙江物产中大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远、滕露露到庭参加诉讼。后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法追加上海衡导实业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杭州诚盛鞋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裘灿钢与被告浙江物产中大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上海衡导实业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杭州诚盛鞋业有限公司诉称，2015年1月7日，双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被告向原告购买女鞋17280双，单价为26.7元/双，总计货款461376元。原告按期履行合同并开具了发票，然货款经原告多次催讨无果。现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61376元。被告浙江物产中大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一、外贸代理制下进出口企业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外贸代理制，在此种制度下，普通货物进出口买卖的流程一般会涉及到四种主体：1.生产商，也就是生产并销售货物的国内企业；2.中间商，对于生产商而言，中间商是货物的买受方，而对于出口货物的最终买受人即外国客户而言，中间商是与之成立买卖合同的出卖方；3.出口代理商，由于我国实行外贸代理制，而非全面放开进出口经营权，因此，生产商与中间商不享有进出口经营权。无论是生产商自行与外国客户签订买卖合同出口货物、还是中间商在国内向生产商采购后出口货物给外国客户，均需通过出口代理商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在此种情形下，出口代理商仅为代理出口业务，并非货物买卖合同的主体；4.外国客户，即货物的最终买受人。二、前述四种主体可能的法律关系模式。1.第一种：生产商自行与外国客户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委托出口代理商报关出口货物。2.第二种：中间商分头联系生产商和外国客户，分别与之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并委托出口代理商报关出口。3.第三种：出口代理商单独、或者与中间商（外国客户），作为共同买方向生产商购买货物，然后出口销售给外国客户。前述三种模式下，被告作为出口代理商，仅在最后一种模式中才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原告作为生产商才有权请求被告支付货款。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模式中，只要原告生产的货物是由被告代为出口报关和办理退税的，都会出现原告向被告出具增值税发票和其他法定的报关材料。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原告是否能够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属于第三种模式的进出口模式关系，而非第一种和第二种。三、被告仅为案涉买卖合同的货物出口代理商，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货款。1.前文已经述及，无论在哪一种模式中，只要原告生产的货物是由被告代为出口报关和办理退税的，都会出现原告向被告出具增值税发票和其他法定的报关材料。原告在本案中所提及的即为此类证据，均为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及退税之用，在我省的司法实践中，此类手续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被告系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国内生产商、中间商提供物流、报关、信保、收汇、退税等综合性服务，其本质上是外贸服务外包平台，业务性质为代理出口业务。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特点是，将商品贸易和流通服务两个传统环节进行分离，让企业专注贸易本身，而把外贸服务外包给综合服务企业。被告的企业性质，决定了被告只能接受生产企业委托的代理出口，不能成为货物买卖合同的主体。3.原告提供的购货合同的签约日期是2015年1月7日，而装箱单上填的装箱日期是2015年1月1日，也就是说，按照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是把货物完成报关手续装船发运后六天，才与被告签订了购货合同，这明显严重违反常理。该份合同不但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反而证明原告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份合同上盖章，仅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交给被告办理出口报关手续。4.被告将举证证明，案涉货物的买方是上海衡导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导公司），而非被告。选择原告作为生产商、决定订购货物的数量和价格等事宜，均由原告与衡导公司协商确定，被告从未介入其中，当然不应认定为买卖合同主体。5.对于案涉货物，被告只负责按照衡导公司的委托，代为办理出口报关、外汇收结、出口退税等出口报关手续，增值税发票也是原告应衡导公司的指示开具的，并由衡导公司转交给被告。被告收取原告五张增值税发票，也是基于被告与衡导公司之间《服务协议》的约定及衡导公司的指示。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系案涉货物买卖合同的主体，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货款，请求驳回原告诉请。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补充陈述，原、被告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1月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确是后面补签的，货物是2015年1月2日送至宁波港口的。第三人衡导公司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购货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说明一点：该购货合同上没有被告的盖章，是被告以QQ文件的方式发送给原告的。被告质证：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此前没有看到过这份合同，也没有向原告出具过该合同范本。证据2，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五份，证明原告开具给被告总计涉案货款461376元发票的事实。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基于外贸行业的特殊性，被告作为代理出口商，在报关及退税流程中必然要跟生产商发生名义上的材料交接。如果要办理增值税退税，就必须由生产商向出口代理商开具以出口代理商为购买方、以生产商为销售方的增值税发票，该发票不能作为认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依据。证据3，装箱单打印件一组，证明2015年1月2日原告按被告指示把该批货物送至宁波港口。被告质证：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QQ聊天记录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的业务员与万利鞋业一部之间关于本案所涉合同的签订、发票的开具及货款的催讨支付方式的约定。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经过原告对万利鞋业的说明可以发现，真正和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是万利鞋业。本案货物是2015年1月1日装船发运，四个月之后才签订名义上的合同，恰可以证明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为支持自己的抗辩，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及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服务协议复印件[原件存于（2016）浙0782民初12876号案卷中]、衡导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衡导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孝东的QQ账号查询结果打印件、被告员工与衡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孝东的QQ聊天记录打印件及载有全部聊天记录的光盘各一份，证明衡导公司系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被告受衡导公司的委托，为案涉货物代为出口报关，系出口报关商，并非买方。原告质证：服务协议与本案无关；对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QQ账号查询结果打印件与本案无关；QQ聊天记录打印件，这是被告与衡导公司之间的聊天往来，与本案无关。证据2，衡导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孝东指定的开票联络人QQ账号查询页面打印件、被告员工与衡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孝东的开票联络人的QQ聊天记录打印件及载有全部聊天记录的光盘、QQ聊天记录中涉案货物开票工厂的工商登记查询信息打印件各一份，证明案涉增值税发票系原告应衡导公司的指示，按照衡导公司的要求开具给衡导公司，再由衡导公司转交给被告的。原告质证：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衡导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抗辩及质证的权利。根据原告、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及证据审核认定的有关规定，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复印件，且未有原、被告双方的盖章确认，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2，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情况予以评述；证据3，为复印件，没有原件予以核对，被告对真实性亦有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4，对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对服务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协议能够客观反映被告与衡导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对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QQ账号查询结果及QQ聊天记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结合服务协议，可以达到被告拟证明的目的；证据2，对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4年6月24日，被告（乙方）与衡导公司（甲方）签订服务协议一份，约定：衡导公司负责产品供应商的接洽、产品的指定以及一般贸易出口项下供应商所提供货物的增值税发票的开具；被告作为衡导公司的代理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完成产品的物流安排、出口通关、外汇收结、外汇核销、出口退税等各项出口工作，期限为一年。衡导公司保证在本协议期限内对被告因与衡导公司指定供应商、海外买家签订《三方合作协议》、《购货合同》、《销售合同》等文件而产生的一切义务进行债务承担。2015年5月23日、2015年5月25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总价款为46137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张。时至今日，原告尚有461376元的款项未收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由原告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认为，原告根据出售货物的情况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交付于被告，被告收取了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该行为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但原告未能提供与被告协商订立的书面合同，而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与第三人衡导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在目前外贸代理出口实务中，大量存在卖方向代理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形，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不能仅以增值税发票来认定。被告辩称收取原告增值税发票是基于被告与衡导公司服务协议的约定，符合我国目前代理出口的贸易习惯。综上，比较本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之抗辩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第三人衡导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杭州诚盛鞋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20元，由原告杭州诚盛鞋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舒 怡人民陪审员  杨丽青人民陪审员  毛国新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四日书 记 员  金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