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巴东民初字第01257号
原告向美英。
被告谭明悦（系原告向美英之夫）。
被告谭明贵。
原告向美英诉被告谭明悦、谭明贵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谭林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美英，被告谭明贵、谭明悦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美英诉称：2009年8月5日，二被告在巴东县清太坪镇人民调解委员的主持下达成协议，协议约定被告谭明悦将我管理多年的“贯顶山”（山林地块名，下同）部分山林转让给被告谭明贵。协议签订后，被告谭明贵之妻杨国珍认为是将“贯顶山”全部山林都转让给被告谭明贵，遂自行在山林上砍伐树木，并损坏我的饮水管，遂与我产生了争议，我为了息事宁人，未与被告谭明贵计较。2012年11月29日，巴东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告知我与被告谭明贵之妻杨国珍存有林权争议，我方才得知二被告签署了《调解协议书》。二被告均系非农业户口，无林地承包经营权，也无权处理由我经营管理的林地，故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法律效力。二被告签订《调解协议书》时，我与被告谭明贵之妻杨国珍均不在场，对《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亦不知情。二被告将我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山林擅自处分，侵害了我合法权益。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于2009年8月5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
被告谭明贵辩称：1984年，原告向美英、被告谭明悦分家立户后依法取得了“后冲坡”的自留山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贯顶山”的林地早在1984年就发包给了以谭文介为户主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并由谭文介、向戌珍、谭明书、谭明忠、谭明圣、谭万英等6人共同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向美英及我的妻子杨国珍均不享有该处林地的承包经营权；1984年，原告向美英及被告谭明悦私自篡改了杨国珍的《自留山证》，致使杨国珍的《自留山证》上登记的山林界址与山林实际标注的界址不一致。为此我多次请求巴东县清太坪镇柘木水村民委员会及清太坪镇人民政府处理纠纷，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实地查勘、多次组织二被告及其兄弟共同协商后，父亲谭文介给二被告各自转让山林一块，原告向美英诉称的“贯顶山”系被告谭明悦转让给我的不属实；原告向美英诉称，争议林地“贯顶山”在2009年5月10日就登记在其《林权证》的范围内，但此次登记的内容和程序均不合法，故清太坪镇人民政府才报告巴东县人民政府请求撤销原告向美英的《林权证》；原告向美英在《调解协议书》签订的第二天即2008年8月6日即在“贯顶山”的小路边砍伐各种树木100多棵，其在诉状中陈述的对《调解协议书》不知情也不属实；原告向美英诉称的我损坏其饮水管无事实依据；我虽然是非农业户口，但是是农业户口的家庭成员，受让兄弟转让给我的自留山是合法的，原告向美英蛮不讲理，以致纠纷多次调解未果。综上，请求法院判决维护《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保护我合法的林地承包经营权。
被告谭明悦未发表答辩意见，亦未提交任何证据。
原告向美英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调解协议书》1份，用以证明《调解协议书》没有原告向美英的签名，应属无效。
经质证，被告谭明贵认为该份《调解协议书》属实。
证据二、户主分别为谭文介、谭明悦的《自留山证》各1份、户主为杨国珍的《自留山证》2份及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向美英的《林权证》1份（均系复印件），用以证明原、被告争议的“贯顶山”登记在原告向美英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范围内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谭明贵认为原告向美英的《林权证》本身属实，但与1984年的《自留山证》相冲突，已被清太坪镇人民政府报告巴东县人民政府请求撤销，其他证据属实。
证据三、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向大军的《林权证》2份，用以证明原告向美英的山林与向大军的山林界址相互毗邻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谭明贵只认可1984年《自留山证》。
证据四、结婚证及户口簿各1份（复印件，经核对与原件无异），用以证明原告向美英与被告谭明悦系夫妻关系及原告向美英为农业户口户主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谭明贵认为该组证据属实。
证据五、向宏国于2012年12月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1份，用以证明被告谭明贵没有按照《调解协议书》履行义务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谭明贵认为该份证据不属实，也不清楚该份《证明材料》中所陈述的向宏国与邹喜福的谈话内容。
证据六、照片7张，用以证明争议山林“贯顶山”中的水源被被告谭明贵堵塞、破坏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谭明贵认可“贯顶山”中存在水源属实，但照片中并不能证明系何人堵塞、破坏水源的。
被告谭明悦经质证认为原告向美英提交的证据均属实。
被告谭明贵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调解协议书》、巴东县林业局《告知书》、谭明贵、杨国珍于2013年5月出具的书面材料各1份（均系复印件）及巴东县清太坪镇人民政府《关于注销柘木水村一组向美英编号为A4203051275巴政林证字（2009）第069796号﹤林权证﹥的报告》、杨国珍于2009年7月15日出具的《关于应属于杨国珍的增补自留山、山林的使用说明及证明》各1份、照片2张，用以证明二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有效且被告谭明贵已按照该《调解协议书》履行义务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向美英认为照片中所记载的其在“贯顶山”林地中砍伐树木以便走路畅通属实，但不清楚《调解协议书》，其余证据均不属实；被告谭明悦认为《调解协议书》、巴东县林业局《告知书》属实，不知晓巴东县清太坪镇人民政府《关于注销柘木水村一组向美英编号为A4203051275巴政林证字（2009）第069796号﹤林权证﹥的报告》及照片，其余证据不属实。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依照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综合审核后认定如下：
对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即《调解协议书》、户主分别为谭文介、谭明悦的《自留山证》各1份、户主为杨国珍的《自留山证》2份，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相关证据；被告谭明贵提交的巴东县清太坪镇人民政府《关于注销柘木水村一组向美英编号为A4203051275巴政林证字（2009）第069796号﹤林权证﹥的报告》系基层人民政府就原、被告山林权属争议所出具的公文书证，来源合法，能证实原、被告山林纠纷产生的原因、过程及处理方案，与本案有关联，本案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被告谭明贵提交的照片2张，因原告向美英认可其在“贯顶山”的山林中砍伐树木以便走路畅通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原、被告各自提交的其余证据，因与本案诉争的合同效力纠纷无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信。
根据本院采信的有效证据及庭审查明的情况，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谭明贵、谭明悦为同胞兄弟，系谭文介之子，现均为非农业户口人氏。1984年时，以谭文介为户主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自留山证》上共登记有两处地块名为“贯顶上”的自留山，但此两处山林并不毗连，其中一处位于“水井漕”（小地名），另一处位于被告谭明贵房屋后面。同年，二被告各自分家立户单独居住生活，被告谭明贵以其妻杨国珍为农业户口，承包了“贯顶上”（非谭文介《自留山证》内）、“水井湾”（山林地块名）两处山林，被告谭明悦也依法承包了“后冲坡”（山林地块名）的自留山一处，前述三处山林已于1984年7月12日分别登记在以杨国珍、被告谭明悦为户主的《自留山证》内。2008年，本县实施林权制度改革，谭文介已病故。谭文介的其他子女均自愿放弃对原谭文介《自留山证》内的两处山林“贯顶上”主张权利，唯二被告对前述两处山林主张权利，并产生了争议。该争议后经相关部门调处，由原告向美英、被告谭明悦承包经营位于“水井漕”处的“贯顶上”山林，由被告谭明贵及其妻杨国珍承包位于被告谭明贵房屋后面的“贯顶山”山林。在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原告向美英将被告谭明贵“管顶上”的山林全部填写到原告向美英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范围内，并登记在以原告向美英为林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人的《林权证》（编号：A4203051275巴政林证字第（2009）第069796号）内。被告谭明贵向原告向美英主张权利遭到拒绝，双方遂又因林地权属发生纠纷。纠纷发生后，经巴东县清太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二被告遂作为各自家庭的代表，于2009年8月5日签订了《调解协议书》，约定位于被告谭明贵房屋后面、原谭文介《自留山证》内的“贯顶山”的山林由被告谭明贵及其妻杨国珍家庭管理使用。协议达成后，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收回颁发给原告向美英的《林权证》，致使被告谭明贵无法得到权利保障。《调解协议书》签订的当年，原告向美英即按照该《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行使或主张行使合同权利。原告向美英与被告谭明贵后因其他事项产生纠纷，相关部门多次调解未果，原告向美英遂于2013年11月1日诉至本院，主张二被告于2009年8月5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因侵害其林地承包经营权且原告向美英对该协议内容不知情，属于无效的合同，请求法院确认《调解协议书》合同无效。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山林“贯顶山”在2009年5月10日即被登记在原告向美英的《林权证》内，同年8月5日，二被告签订《调解协议书》，约定“贯顶山”由被告谭明贵、杨国珍家管理使用。因被告谭明悦并非“贯顶山”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故其与被告谭明贵签订合同并流转“贯顶山”的承包经营权，属无权处分行为，侵害了现登记在原告向美英《林权证》内的“贯顶山”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被告谭明悦无权处分原告向美英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系本案原告向美英主张《调解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之一。本院认为，被告谭明悦的无权处分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二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因为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即为，原告向美英是否对《调解协议书》予以追认？
原告向美英主张《调解协议书》无效的另一理由，是其对《调解协议书》的内容长时间不知情，亦未进行追认。本院认为，认定原告向美英是否对该《调解协议书》进行追认，要综合审查其主观意思和客观行为，而且，在原告向美英主观意思难以审查、诉称未对《调解协议书》予以追认的情况下，就要特别注重审查其有无追认或默示追认的客观行为。原告向美英在庭审中陈述，二被告签订协议的当天，其本人未在场，只知晓二被告签订了协议，但不知协议的具体内容；另陈述2009年农历腊月，其要求到“贯顶山”上去砍伐灌木等以确保走路畅通，2010年被告谭明贵也要求到“贯顶山”上去砍伐灌木等以确保走路畅通；原告向美英在对被告谭明贵提交的照片2张进行质证时，亦认可其曾在“贯顶山”上砍伐灌木等以便走路畅通。综合分析原告向美英的以上客观行为后，本院认为：一、原告向美英于2009年农历腊月要求到“贯顶山”上去砍伐灌木等以确保走路畅通，正是《调解协议书》第一条所确定的谭明悦的合同权利，本院认定原告向美英至迟在2009年农历腊月即知晓了《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调解协议书》签订至今已逾四年，原、被告因山林权属产生矛盾已有多年，林权纠纷经多个部门调处解决，原告向美英和被告谭明悦系夫妻关系，其诉称起诉前才知晓《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不符合普通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故本院对原告向美英诉称的其在起诉的前一天才知晓《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对被告谭明悦辩称的一直未告知原告向美英《调解协议书》及其内容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二、原告向美英、被告谭明贵均已依照《调解协议书》的第一条主张权利，表明原告向美英已认可了《调解协议书》的效力，故本院认定，原告向美英依照《调解协议书》的第一条主张权利的客观行为已构成对《调解协议书》的追认，对其诉称未对《调解协议书》进行追认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调解协议书》已于2009年8月5日成立并生效，原、被告均应按照合同内容全面、诚实地履行各自义务。原告向美英亦未举证证明该《调解协议书》存有其他无效的法定事由，合同效力亦应当予以维持。原、被告在履行《调解协议书》的过程中，任何一方违约的，另一方均可依法主张权利。
本案另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即被告谭明贵作为非农业户口人氏，能否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方而签订《调解协议书》。原告向美英主张被告谭明贵是非农业户口人氏，不具备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资格，故《调解协议书》亦应属无效。本院认为，非农业户口人氏并非不能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被告谭明悦作为非农业户口人氏，也可依法取得“后冲坡”的自留山的承包经营权；《调解协议书》约定的是“贯顶山”的山林由被告谭明贵及其妻杨国珍家管理使用，被告谭明贵是代表其家庭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而其家庭成员中妻子杨国珍系农业户籍，可依法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并且杨国珍亦认可被告谭明贵的缔约行为，故本院对原告向美英诉称被告谭明贵是非农业户口人氏，不具备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资格，故《调解协议书》亦应属无效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依据巴东县清太坪镇人民政府《关于注销柘木水村一组向美英编号A4203051275巴政林证字（2009）第069796号﹤林权证﹥的报告》中所认定的事实，《调解协议书》的形成过程及缔结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原谭文介《自留山证》内两块“贯顶上”的山林的处理方案，同时纠正原告向美英将被告谭明贵“贯顶上”的山林全部填进原告向美英的《林权证》内的行为。二被告作为谭文介之子，代表各自家庭，签订关于原在其父亲谭文介《自留山证》内的山林如何处理的《调解协议书》，符合本地一般交易习惯和社会风俗习惯，亦应认定有效，以保护交易安全。
二被告系同胞兄弟，虽因本案而诉诸法院，但血浓于水的亲情始终不能割舍，双方均应当遵循签订合同的本意而互相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努力维护双方家庭的团结、平安、和谐。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向美英要求确认被告谭明悦、谭明贵于2009年8月5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向美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款邮汇至恩施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必须注明汇款用途和上诉人名称）。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谭 林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向子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七条第一款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
（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
（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
第十一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66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