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甘07民终26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李家墩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韦荣，该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文灿，甘肃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友种业)。法定代表人高希光，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陈莉萍，甘肃方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李瑞文，男，汉族，1965年4月16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农民。上诉人李家墩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金友种业、一审被告李瑞文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7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家墩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韦荣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文灿、被上诉人金友种业的委托代理人陈莉萍、一审被告李瑞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5月25日，原告与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就2013年玉米制种签订了一份《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该合同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高希光的印章及委托代理人宋成将的签字。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生产代号为JYB-11、JYB-12、JYB-13的玉米种子，同时对质量指标、价格等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后原被告于2013年8月16日，在甘肃省张掖市忠信公证处对该份合同进行了公证。2013年5月25日，为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原、被告又签订一份《制种玉米种植附加协议》，该合同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高希光的印章，双方对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3年6月22日，原、被告出具一份《制种面积确认书》，该合同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印章及宋成将的签字。经双方丈量核实，2013年原告为被告制种的最终核算的有效面积为2265.7亩。2014年1月15日，原、被告出具一份李家墩村制种玉米结算清单，该清单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印章及宋成将和被告李瑞文的签字。经双方结算，被告应支付的总金额是5862735.2元，除去被告已支付的亲本款、投资款、借支款、农药款、化肥款合计942244元后，被告下欠种子款4920491.2元。就付款事宜，由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被告李瑞文作为甲方代表，双方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一份《付款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乙双方于2014年1月15日进行种子款结算，实欠种子款4920491.2元；（二）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于2014年1月25日前付种子款2370000元，下欠部分由村委会向农户担保或借款，公司（指被告）承担2%的利息；（三）下欠部分的款项，限于2014年3月20日前，一次性连本带息付清。2014年3月3日，原、被告双方就2014年玉米制种合作事宜，签订一份《玉米制种协议》，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做了约定，该合同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印章及代理人李瑞文的签字。2014年7月7日，原、被告签订一份《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该合同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高希光的印章和被告公司委托代理人李瑞文的签字，后双方于2014年8月26日，在甘肃省张掖市忠信公证处对该份合同进行了公证。2014年7月9日，原、被告出具一份2014年李家墩村制种面积确认书，经被告公司与村社对2014年制种面积核实，制种面积为2503.6亩，上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印章及代海龙的签字。2014年9月4日，原、被告出具一份金友种业、李家墩村种子款结算单，该结算单由村委会文书张炜书写，其上记载，2014年1月15日结算实欠种子款4920491.2元，被告于春节前分三次共付2330000元，包括年前付40000元给韦荣名下，春节前共付2370000元，2014年4月9日付1300000元，8月26日付450000元，4月30日付30000元，3月29日付10000元，最后下欠760491.2元，结算人为张炜、韦荣、李瑞文。在三人签字以下，有韦政德签字。之后在韦政德签名以下又记载：9月12-16日电汇50万元，10月20日，转账20万元（书记卡15万，汇村账5万），下欠制种款60491.2元。在庭审中经调查，该段文字也是张炜书写。2015年7月20日，原、被告出具一份金友种业2013-2014年尾欠李家墩村制种玉米款结算单，该结算单由韦荣和李瑞文进行结算，上记载，总面积为2405.4亩，服务费为60135元，应收制种款4810800元，抽雄补助8000元，总收入4878935元，被告已支付的款项分别是：前期投资400000元，付亲本款134107.2元，付农药款65484元，上述合计599591.2元，2014年12月11日，收制种款850000元，2014年12月16日，收制种款800000元，2015年2月12日，收制种款950000元，2015年2月13日，收制种款1000000元，2015年3月27日，收制种款200000元，2015年5月19日，收制种款150000元，2015年7月，收制种款300000元，总计收制种款4250000元，2014年下欠29343.8元（4878935元-599591.2元-4250000元）,2013年欠579659元，合计下欠609002.8元。在韦荣、李瑞文签字以下，有被告李瑞文给原告书写的欠条一张，其内容为“今欠到李家墩村2013年制种款579659元，20014年29343.8元，共计609002.8元，出具人金友公司李瑞文”。在庭审中被告金友种业不认可此欠条，并称2015年公司与李瑞文没有丝毫关系，也没有委托其与原告结算。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双方诉讼争议的焦点问题（一）、二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应如何承担责任？（二）、被告实欠原告的制种款金额，应如何计算？首先，关于二被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告主张，其诉讼请求应当由被告金友种业承担，且原告方也不同意追加李瑞文为本案被告，因为李瑞文是金友的副总与村委会进行制种的，且对此事高希光是知晓并同意的，2013年、2014年的结算李瑞文是代表公司进行的，李瑞文的行为是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其与原告签订的种子款结算单应当由被告金友种业承担，对此被告辩称2013年、2014年与原告的制种事实是存在的，但是是被告李瑞文借用我公司资质进行的，玉米种子的收购方是被告李瑞文，故应该由被告李瑞文承担付款责任，虽然我们认为金友不应承担责任，但因已加盖印章，故公司对李瑞文2014年9月4日结算单写下的2013年的欠款60491.2元，对外承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在2013年、2014年原告与被告进行玉米制种的整个过程中，从签订合同、面积核算、付款到结算等事宜中，被告李瑞文均是以金友种业的代表人的身份与原告进行的，在庭审中，被告李瑞文也多次强调，其在2013年、2014年均是作为被告金友种业的副总，在公司经理高希光的授权之下与原告进行的结算等各种活动，且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均加盖被告金友种业公司的印章和经理高希光的印章，应该可以认定，被告李瑞文的行为是得到被告金友种业的授权和认可的，故本案中，被告李瑞文是作为被告金友种业的代表人与原告进行的制种，其行为是被告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该由被告金友种业承担。其次，关于被告实欠原告的制种款金额，应如何计算的问题。原告进行的陈述是，关于2013年的制种款，在原被告于2014年的1月23日签订的《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2014年1月15日双方结算后，被告实欠原告种子款4920491.2元，被告于2014年1月25日前付种子款2370000元，下剩部分由村委会向农户担保或借款，公司承担2%的利息，于2014年3月20日之前，一次性连本带息付清。原告基于此，主张2013年被告实欠原告种子款579659元，并陈述因为村委会的管理人员经常更换，好多凭证在不同的人手里，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由于大部分凭证不在结算人张炜、韦荣的手里，而且从该份证据的韦政德以下的内容是另一个人书写的，是后来重新进行核算后书写的，才得出的60491.2元，这是村委会欠农户的种子款，而不是金友欠村委会的。后在2014年4月10日，村委会代金友种业支付了种子欠款387000元，但至今为止金友种业都没有向村委会支付387000元。2015年7月20日经双方结算，被告欠原告2013年种子款579659元，是由村委会代金友种业支付的387000元种子款，加上村委会欠农户种子款60491.2元，和利息131562.4元合计形成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原告的说法，其主张的2013年的制种款是579659元，其主要包括被告李瑞文向韦政德的借款387000元，和2014年9月4日，结算单上最后一行写的60491.2元制种款，合计是447491元，再加上欠款的利息131562.4元，利息和本金加起来为579659元，但原告计算有误，利息本金合计应该是579053.6元。或者，按照原告提供的对账单计算，被告于2014年4月9日实际支付1000000元，而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1300000元，和2014年8月26日实际支付150000元，而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450000元，按照原告的说法，被告实欠原告2013年的制种款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60491.2元，而应该是660491.2元，但其中还应包括被告李瑞文向韦政德的借款387000元，扣除该借款，被告2013年实欠的制种款应该是273491.2元，而不是原告诉讼的579659元。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原、被告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制种玉米种植附加协议》、制种面积确认书、李家墩村制种玉米结算清单和2014年1月23日的《付款协议》双方无异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进行玉米制种以及欠款的事实，从原告提供的2014年9月4日金友种业、李家墩村种子结算单以及两份对账单来看，被告对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上记载的各项数据双方无异议，被告金友种业认为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上记载的“下欠制种款60491.2元”应该是双方结算无误的结果，但原告主张被告于2014年4月9日实际支付1000000元，而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1300000元，和2014年8月26日实际支付150000元，而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45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并不能完全认定是被告实际支付的金额，不论从双方的交易还是现实中的给付习惯来看，除了转账之外，应该还有其余的付款方式，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不能推翻结算单。但按照原告提交的2015年7月20日金友种业2013-2014年尾欠李家墩村制种玉米款结算单上记载2013年下欠579659元以及两份对账单，被告实欠的制种款均与原告主张的金额存在出入，对此，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9月4日，被告李瑞文作为被告金友种业的委托人和原告出具的结算单，其真实性应当更加可信，但2015年7月20日，被告李瑞文在明知自己已和被告金友种业解除了委托关系后，与原告出具了这份金友种业2013-2014年尾欠李家墩村制种玉米款的结算单，是李瑞文与韦荣进行结算，双方均已知晓李瑞文不代表公司，原告的陈述也前后矛盾，李瑞文既认可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又书写了2015年7月20日的欠条、结算单，故2015年7月20日的结算单上记载的2013年拖欠的制种款的数额无法令人置信，且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能相互印证，故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不予采信。综上，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能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双方均签字，并在庭审中经质证认可，其相对真实有效，可以作为原告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制种款的证据。原告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2013年的制种款579659元的诉讼请求，因其证据不能互相印证，故一审法院依据2014年9月4日双方出具的结算单认定，2013年被告实欠原告的制种款应是60491.2元。关于被告李瑞文给韦政德出具的借条，虽然该借条由被告公司经理高希光提供担保，上面记载此款由村委会代付农户2013年的种子款。庭审中，被告李瑞文也陈述该笔借款确系用于支付种子款，按照原告村委会的陈述，该借款已计算至被告应付的制种款579659元中，则该借条无效，反之则借条有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将该笔借款认定为被告公司向村委会的借款，将其计算到被告金友种业拖欠2013年的制种款中，也应该反映在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上，而不是直到2015年7月20日结算时才进行计算。该借条与原告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不相吻合，故该证据我们只能从证明的内容认定为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涉及的是李瑞文、韦政德、高希光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涉及的当事人和及法律关系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理。关于2014年拖欠的制种款，在2015年7月20日韦荣与被告李瑞文出具的金友种业2013-2014年尾欠李家墩村制种玉米款结算单上，经双方结算，2014年下欠的制种款是29343.8元，对此被告金友种业认为：“若被告李瑞文对此无异议，则被告金友种业也认可”，对于此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是被告金友种业的自认行为，予以采信。综上，2014年被告实欠原告的制种款应是29343.8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86948.85元，因原被告之间至2015年7月20日还在结算，且原告诉讼的2013年的制种款579659元并无法律依据，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2013年玉米制种款60491.2元，2014年玉米制种款29343.8元，合计898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被告李瑞文在本案中不承担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60元，由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负担8714元，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046元。一审判决宣判后，李家墩村委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一、一审以下事实认定错误：1、判决书第13页认定“被告于2014年4月9日实际支付100万元，而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130万元，和2014年4月9日实际支付15万元，而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45万元，按照原告的说法，被告实欠原告2013年的制种款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60491.2元，而应该是660491.2元。”该认定是错误的，截止2014年4月9日，被上诉人欠上诉人制种款应是760491.2元加60万元即1360491.2元。2、2014年4月9日结算单上记载的60491.2元不是双方结算的结果，而是村委会内部清算村委会欠农户的种子款。3、一审判决一再提到“应该有其他付款方式”，但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还有其他付款方式或支付了其余款项。4、2014年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再没有进行过制种，无法知晓李瑞文与被上诉人的关系，且直至2015年，种子款的支付事宜都是与李瑞文联系、结算的，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李瑞文仍然是该公司副经理，一审认定“双方均知晓李瑞文不代表公司”是不属实的。5、经2014年9月4日结算，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种子款760491.2元，结算单上最后一行写的60491.2元，是村委会欠农户的种子款而不是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种子款。6、387000元是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农户支付的种子款。该款出借人是韦政德，系李家墩村支书，借条上注明“该借款由村委会代付农户款”，该款被上诉人并没有向上诉人支付。一审混淆法律关系将上诉人向农户代付的种子款混同于被上诉人向农户支付的种子款。7、2015年7月20日的结算单，第二页被上诉人认可2014年下欠29343.8元，也就认可2015年7月20日的结算是李瑞文代表被上诉人公司进行的，显然对2013年的结算也是代表被上诉人进行的结算。一审法院对2013年欠款不予认定显然是避重就轻，偏袒被上诉人。8、一审已经认定李瑞文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庭审中李瑞文对所有他签字的都认可。2014年9月4日结算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种子款760491.2元，有李瑞文的签字，该款应当予以认定。结算单上最后一行写的60491.2元，并没有李瑞文的签字，也就不能认定是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种子款。二、一审程序错误。本案双方当事人对2013年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的种子款4920491.2元均无异议，依据民诉法的规定，支付种子款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而不在上诉人。一审法院一再要求上诉人举证，而不要求被上诉人举证，显然不符合举证规则。一审认定“应该还有其余付款方式”，但被上诉没向法庭提交其他付款方式及付款的金额，法庭也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相反，上诉人提交了银行账单，证实2014年4月9日付款金额是100万元而不是结算单中记载的130万元，2014年8月26日付款金额是15万元而不是结算单中记载的45万元。依据证据规则，对书证有相反证据的，应当不予认定。一审以一份协议否定公力证据，不符合人民法院的认证规则。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对其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上诉请求明确予以放弃。要求二审法院查明2015年7月20日的结算协议系李瑞文代表金友公司签订及李瑞文具条向韦政德所借387000元并非民间借贷，而是代公司偿付的种子款的事实即可，对其余事实理由亦不再主张。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二审当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4年4月10日，由张炜书写的《借款387000元的结算说明》一份，李瑞文签字确认结算情况属实；2、2011年1月9日金友种业出具给李瑞文的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为代表公司签订种子代繁合同；3、2011年1月10日金友种业出具给李瑞文的委托书，内容为：“委托李瑞文经理代表金友种业负责公司生产基地的落实工作。”4、2011年1月8日金友种业《关于李瑞文同志职务任职的通知》，聘任李瑞文同志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一年。5、2014年12月20日金友种业出具给李瑞文的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签订2015年代繁合同。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金友种业对张炜书写的结算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与本案的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且李瑞文与上诉人明显恶意串通，转移自己风险，从而损害被上诉人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被告李瑞文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并提出：金友种业出具给我的委托书等材料原件由我保管，因一审时没有提供，应上诉人要求我将复印件给了他们一份。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我代表的是公司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本院认为，张炜系上诉人李家墩村委会文书，其书写的结算说明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0日，李瑞文虽在该说明上签字确认，但无证据印证该证据形成时间即为落款时间，且该证据依法不属于新证据，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诉人提交的李瑞文任职通知及授权委托书三份，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该部分证据能够证明：2011年1月8日，金友种业聘任李瑞文为该公司总经理，任期一年；此后，在各委托书所载的授权时段，李瑞文以被上诉人金友种业名义，在其授权范围内从事民事行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因被上诉人金友种业未按时付清上诉人2013年度农户制种款，2014年4月，经李瑞文与上诉人协商，由上诉人代付农户种子款30万元。同年4月10日，李瑞文就该款及利息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韦政德现金叁拾捌万柒”，并备注“此款由村委会代付农户2013年种子款”，被上诉人金友种业的法定代表人高希光作为保证人在该借条上签了字。此后，被上诉人金友种业或一审被告李瑞文均未向上诉人或韦政德偿付该款项。另查明，韦政德系上诉人李家墩村委会支部书记，李瑞文出具的该借条一直由上诉人保管持有。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一致，应予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家墩村委会与被上诉人金友种业分别于2013年、2014年签订了玉米制种合同，在合同签订及履行的相关过程中，一审被告李瑞文均是以被上诉人金友种业代表人的身份，参与进行合同签字、付款及结算等相关事宜。因此，李瑞文的行为系代表金友种业的职务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金友种业公司承担。2014年4月，因偿付制种农户种子款，双方约定由上诉人筹款30万元代付农户，为此，一审被告李瑞文向上诉人李家墩村委会支部书记韦政德出具387000元的借条一张。该借条从表面上分析，符合民间借贷的形式要件，但究其实质，李瑞文与韦政德之间并未发生实际的借贷关系，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缓解支付农户种子款的矛盾而达成的一种种子款支付方案。该借条中的款项，由上诉人向各制种农户发放后，仍然属于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种子款（包含利息）的范畴，被上诉人仍应承担偿付责任。一审认定该款为李瑞文、韦政德、高希光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2015年7月20日，一审被告李瑞文与上诉人形成的结算单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基于李瑞文原系金友种业经理身份，2013年、2014年李瑞文一直参与和上诉人之间的制种、结算等事宜，结合2014年12月被上诉人金友种业仍为李瑞文出具授权委托书的事实，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李瑞文的结算行为仍然代表了金友种业。因此，该结算行为有效，该结算单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判处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757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项；二、撤销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757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三、被上诉人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上诉人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2013年玉米制种款579659元，2014年玉米制种款29343.80元，合计609002.8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一审案件受理费10760元，由被上诉人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760元，由被上诉人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力   珍审判员 白登山审判员胡宏睿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尹   建   兵附：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