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佳行通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家水，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赖家泉，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迪，湖北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新安，男。
原审被告杜礼军，男。
上诉人深圳市佳行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行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新安及原审被告杜礼军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民二初字第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5月2日，彭新安将6件货物托运给佳行通公司运输至湖南省衡山县，佳行通公司出具了xxxxxxx号《某某某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载明货物名称为家电，包装为纸箱，件数为6，运费现付400元，交货方式为自提，彭新安未申请保价、未支付保价费，托运单上的托运协议第1条约定“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险，如不参加保险，出现货损、货差等，最高赔付金额为运费的3倍”，托运单上的托运协议最后一行用加粗黑体字标明“注意事项：我已阅读本条款，并接受约定”。庭审中，彭新安确认托运单上的发件人栏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否认佳行通公司有向其告知保价和免责事由。
2014年5月4日，佳行通公司将彭新安托运的货物运至长沙“省物流园”后中转给衡山再兴物流货运站（以下简称再兴货运站）运至衡山，再兴货运站出具了000xxxx号《某某物流快运服务部托运凭证（代托运合同）》，载明“家电5件草席1件共6件，现付120元”，托运凭证的托运合同第5条约定“赔偿责任：货物遇到丢失、损坏属承运方责任范围内的1、已办理保价运费的，按投保价值100%赔偿；部分损坏的按保价的平均值赔偿。2、未办理保价运输的，最高赔偿不超过该货物运费的10倍；部分损失按平均运费分摊”。
2014年5月7日，彭新安在衡山县再兴货运站提货时，发现托运货物中一台某型号的50寸海信电视机屏的外包装有破损，彭新安称在发现有破损后即将该电视机运至海信维修点检测，而佳行通公司辩称是彭新安在签收后运回家发现电视机有损坏才运去检测的。佳行通公司提供的证据《广运达物流有限公司运货凭证（货运清单）》显示彭新安已经对托运货物签收，但彭新安称非本人所签。彭新安称于5月7日当日即将损坏的电视机拿回提货点再兴货运站返运给佳行通公司，再兴货运站出具了xxxxxxx号《某某物流快运服务部托运凭证（代托运合同）》，该托运凭证地址和电话栏均填写的是佳行通公司的赖某某的电话，经办人为“杜”。彭新安称“杜”是再某货运站的工作人员。在庭审中，佳行通公司称未收到彭新安退回的电视机，现涉案电视机下落不明。后双方即协商赔偿事宜，彭新安要求佳行通公司赔偿电视机损失5599元，佳行通公司认为其无过错，但仍愿意赔偿彭新安1000元。后双方就赔偿数额未能协商一致，彭新安遂具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佳行通公司向彭新安赔偿损坏的电视机损失费5599元；2、佳行通公司向彭新安赔偿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300元、电视机送检测的车费100元、律师代书起诉状费500元、资料费50元；3、佳行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另查，长沙市雨花区广运达货运服务部和再兴货运站均系个体工商户，户主都是杜礼军，佳行通公司提供的证据《广运达物流有限公司运货凭证（货运清单）》系再兴货运站提供。
原审法院认为，彭新安将货物交付佳行通公司托运并支付运费，已形成货物运输关系，根据合同目的，物流公司有义务妥善保管和照顾货物的运输安全直至到达目的地，如无法定免责事由，承运人应当对货运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彭新安损坏的货物虽然经两家物流公司运输，但均是陆路运输，应当由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佳行通公司确认彭新安在再兴货运站提货时，已经发现涉案电视机的外包装有损，鉴于再兴货运站在发现电视机外包装有损时应当固定毁损货物的具体状况及毁损的程度，其也有条件作此方面的证据固定，但其在未作固定的情况下将货物交给彭新安，放任彭新安保管、处置电视机，现佳行通公司又不认可彭新安举证的电视机毁损程度的证据，故实际毁损程度难以查明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佳行通公司承担。因此，法院认为佳行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且彭新安提货后发现货物有损坏，已及时将所提货物返还再兴货运站，再兴货运站也予以接收并出具了托运凭证，即对货物的损坏的事实进行了认可，因此，不能视为所托货物已签收，故佳行通公司依托《广运达物流有限公司运货凭证（货运清单）》证明彭新安已签收货物、承运人不再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本案中，佳行通公司提供的托运单是承运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而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告知对方免责事由的形式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即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佳行通公司开具的托运单上的托运协议载明“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险，如不参加保险，出现货损、货差等，最高赔付金额为运费的3倍”的内容仅说明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险，未说明如参加保险而发生货损货差时的赔偿责任，亦未说明出现可归责于承运人的货损、货差时的赔偿责任，显然是佳行通公司通过格式条款以限额赔偿的方式减轻了货物毁损、灭失时的赔偿责任，单方面限制了托运人索取赔偿的权利，违反了公平原则；托运单上的托运协议对限额赔偿并未进行明显标注，使用的字体字号也小于其它文字，在托运协议最后一行用加粗黑体字标明“注意事项：我已阅读本条款，并接受约定”处也没有彭新安的签名；佳行通公司与杜礼军亦未向法院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开具、送交托运单给彭新安时已对限额赔偿条款尽到了明确说明、告知和提示的义务。因此，该托运单上的托运协议关于免责事由告知和声明的形式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佳行通公司主张货物毁损应当按托运协议以运费的3倍进行赔偿的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在对格式条款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理解。涉案货物毁损赔偿数额应当按照货物交付时的市场价格计算，鉴于涉案电视机下落不明视为全损，故应当对电视机予以全额退还，彭新安向法院提交了由深圳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2014年5月1日出具的海信彩电led50k600x3d的发票，能够充分证明彭新安托运的涉案电视机实际价值为5599元。彭新安主张的其余赔偿项目，缺乏法定或者约定的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杜礼军经法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理应承担消极应诉、答辩与举证的后果，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佳行通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赔偿原告彭新安5599元；二、驳回原告彭新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5元（原告彭新安已预交），由被告深圳市佳行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佳行通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佳行通公司无需向彭新安赔偿5599元，并判令由彭新安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认定“……实际毁损程度难以查明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佳行通公司承担”，认定事实错误。彭新安在提货时发现外包装有破损，但在打开外包装检查电视机没有异常后在《广某达物流有限公司运货凭证（货运清单）》签字收货，该凭证是彭新安亲笔书写，写的不是本人的姓名，但该凭证项下的涉案物品由彭新安运走，在彭新安处。彭新安称不是本人所签，不是事实。彭新安对涉案电视机签收后将其运走，佳行通公司不能拒绝彭新安提走其货物的权利，不能说让涉案电视机进行鉴定或佳行通公司固定证据后再提走，这种做法明显不符合常理。彭新安认为没有问题愿意提走涉案电视机，佳行通公司有什么理由不让其提其所有的电视机。2、从本案的证据来看，没有证据证明佳行通公司在运输的过程中损坏涉案电视机，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彭新安提货时发现外包装有一点凹陷，当即现场拆包检查电视机，在确认没有问题后就将货物签收并把货物提走。如果货物有问题，彭新安不会将货物提走并在签收单上签名的。佳行通公司已经完成了交货义务，交货之后发生的涉案电视机毁损，会有很多可能性，佳行通公司没有赔偿的义务。同时，彭新安当面对涉案电视机验收并运走，当场并没有发现异常并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对货物进行验收合格。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能由佳行通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彭新安将涉案电视机从佳行通公司处运走以后，从佳行通公司处到彭新安家里的这个范围内，也是可以发生涉案电视机毁损的情况，总之，彭新安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佳行通公司对涉案电视机的毁损存在过错，原审法院判令由佳行通公司赔偿彭新安涉案电视机全款，明显不当。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彭新安在庭审中明确承认其职业为物流公司的经理，对货运的流程及货运行业的惯例了如指掌，当然对运输合同中的条款也能够充分的理解和知悉，该条款没有违反公平原则，相反是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佳行通公司提交的托运单中约定“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险，如不参加保险，出现货损、货差等，最高赔付金额为运费的3倍”，且用区别于其他颜色的放大字体载有“注意事项：我已阅读本条款，并接受约定”，彭新安在该条款的后方签名确认。退一步讲，即使在运输过程中涉案电视机出现毁损，按照协议约定即货物发生毁损最高赔付金额为运费的3倍，原审法院认为该条款约定不明且属格式条款，明显适用法律不当。
被上诉人彭新安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关于责任承担的事实认定清楚。二、佳行通公司在上诉状第一点陈述彭新安已于当天在货物签收单上签收并验收货物完好无损运回家，不是事实。我是提货当时就发现涉案电视机有凹陷，打开包装查看后与提货档口即再兴货运站的管理员杜礼义一起租车运去衡山县海信特约售后服务维修专门店（鑫磊电器维修部袁某，海信授权服务商编号为sh湘10b006，电话0734-58××××2）检测，并出具了屏裂鉴定用户信息的证明。2人又一同返回将涉案电视机拿回再兴货运站退回给佳行通公司股东赖家泉，杜礼义出具了运单号为xxxxxxxxx的托运单和一份当时提货的事实证明为证。佳行通公司说《广某达物流有限公司运货凭证（货运清单）》上的“彭新安”字体是我本人所写，不是事实。1、该字体与工作人员之前填写的“彭新安”笔迹一致。2、杜礼义拿出《再兴物流快运服务部托运凭证（代托运合同）》的签收单要我签收，我不同意签收。三、佳行通公司说我是物流公司的经理，对货运的流程及物流行业的惯例了如指掌，不是事实。1、我于2014年3月10日应聘就职深圳市深某物流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主要负责人事招聘、后勤和车队的调度管理，并不熟知公司的所有业务流程。2、2014年5月2日，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发货，发货时佳行通公司工作人员并没有向我说明运托运单的条款，我只知道佳行通公司是经营者，我是消费者，与我的工作岗位无关，谁损坏谁负责，这是公理，要诚信经商、公平交易才能赢得市场。
杜礼军在二审时未应诉、答辩和提交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彭新安将涉案货物交付佳行通公司托运并支付运费，双方已形成货物运输关系，同时，涉案货物虽然经两家物流企业运输，但均是陆路运输，应当由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对运输全程承担责任。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相应地，根据合同目的，佳行通公司有义务妥善保管和照顾货物的运输直至安全到达目的地，如无法定免责事由，其应对货运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佳行通公司赔偿彭新安5599元正确，理由如下：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佳行通公司提供的托运单是承运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托运单上的托运协议载明“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险，如不参加保险，出现货损、货差等，最高赔付金额为运费的3倍”的内容仅说明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险，未说明如参加保险而发生货损、货差时的赔偿责任，亦未说明出现可归责于承运人的货损、货差时的赔偿责任，显然是佳行通公司通过格式条款以限额赔偿的方式减轻了货物毁损、灭失时的赔偿责任，单方面限制了托运人索取赔偿的权利，违反了公平原则；同时，托运单上的托运协议对限额赔偿并未进行明显标注，使用的字体字号也小于其它文字，在托运协议最后一行用加粗黑体字标明“注意事项：我已阅读本条款，并接受约定”处也没有彭新安的签名，且佳行通公司与杜礼军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开具、送交托运单给彭新安时已对限额赔偿条款尽到了明确说明、告知和提示的义务。因此，该托运单上的托运协议关于免责事由的告知和声明的形式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案应认定佳行通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已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相关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且该条款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该格式条款无效，故佳行通公司主张货物毁损应当按托运协议以运费的3倍进行赔偿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相应地，在对格式条款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理解，因此，本案不符合按照托运单的限价条款进行限价赔偿的情形。
第二，佳行通公司确认彭新安在再兴货运站提货时已经发现涉案电视机的外包装有损，再兴货运站在发现电视机外包装有损时应当固定毁损货物的具体状况及毁损的程度，其也有条件作此方面的证据固定，但其在未作固定的情况下将货物交给彭新安，放任彭新安保管、处置电视机，且彭新安提货后发现电视机有损坏，已及时将所提货物返还再兴货运站，再兴货运站也予以接收并出具了托运凭证，即对货物的损坏的事实进行了认可；因此，佳行通公司意欲依据《广运达物流有限公司运货凭证（货运清单）》证明彭新安已签收货物、承运人不再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相应地，因佳行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虽然佳行通公司不认可彭新安提交的电视机毁损程度的证据，但再行货运站已将电视机返运给佳行通公司，现电视机下落不明，致使实际毁损程度难以查明，不利后果应由佳行通公司承担，因此，佳行通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之规定，按涉案电视机的实际价值5599元予以全额赔偿。
综上所述，上诉人佳行通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佳行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飞
审 判 员 黄国辉
代理审判员 付璐奇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秦 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