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73民终10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赵淑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映腾、蔡德好，均为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郭南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达俊、王竹萍，均为北京市北斗鼎铭（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刘景明。
上诉人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月公司）、原审被告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华书店）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知民初字第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新月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新月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星文公司复制和发行DSD版与黑胶CD版两种形式的专辑，均属于光盘载体形式，符合与新月公司签订的授权合同约定，不构成侵权。二、星文公司与新华书店为长期合作关系，新华书店经销的涉案专辑是在授权期内从星文公司处进的货，不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8月29日销售单显示的3张专辑是DSD版，该证据与黑胶版没有关系。该销售单显示的只是一次供货的数量，业务流水账显示的累计数量超过20张，这与新月公司购买到的5张专辑的情况并不自相矛盾；而且因为该销售单涉及的是DSD版，那么在黑胶版的业务流水账中当然没有显示，也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自相矛盾的地方。星文公司并未在合同期满后超期销售涉案专辑，已经售出的涉案专辑无法回收，新华书店销售的是星文公司发行的正版音像制品，早已向星文公司付款，因为新月公司已获得了相应的版权收益，权利已用尽，不构成侵权。新月公司欲证明星文公司超期销售，举证责任应在新月公司。三、新月公司购买涉案音像制品未经公证保全，星文公司对该专辑不予认可。
新月公司答辩：星文公司逾期发行《我要去西藏》DSD、未履行全面回收义务及未经授权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等，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事实和理由：一、星文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错误。二、星文公司在合同终止后未及时履行回收义务并逾期发行《我要去西藏》专辑DSD版构成侵权，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新华书店也未尽到审查义务。根据新月公司与星文公司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星文公司应在2013年12月24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时停止出版和委托复制本案音像制品，并依约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内收回相应未售出的音像制品。然而，广州新华书店经营的新华书店北京路音像销售中心销售大量侵犯新月公司歌曲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其中收录了新月公司享有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我要去西藏》等十首歌曲。甚至在诉讼过程中，新月公司于2016年7月14日和7月16日仍能在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到《我要去西藏》DSD和《我要去西藏》黑胶CD数张，表明星文公司并未尽到全面的回收义务。新月公司先后在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获得5盘《我要去西藏》DSD，该数量已远超过星文公司提交的《销售单》显示的向新月公司的供货量。三、星文公司未经新月公司授权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构成侵权，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广州新华书店未作答辩。
新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广州新华书店立即停止销售收录了歌曲《塑料花》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并销毁所有库存；2、星文公司立即停止发行收录了歌曲《塑料花》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并销毁所有库存；3、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连带赔偿侵犯新月公司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经济损失以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开支费用共计20000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涉案歌曲的权利来源及其法律状态事实。新月公司是从事经营演出及娱乐业务的有限公司，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3日作出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及认定部分载明：原北京彩虹月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月公司”）于2008年10日21日迁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后，企业名称变更为新月公司，原彩虹月公司先后与《我要去西藏》、《高原蓝》、《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火凤凰》、《七月的草原》、《幸福花儿开》共七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签订了《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依约取得上述七首作品的著作财产权。此后，新月公司与《套马杆》、《塑料花》两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签订《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约定新月公司获得上述两首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另，彩虹月公司与《爱不在就放手》的词曲作者签订《音乐作品许可使用合同》，约定彩虹月公司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取得该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据此，新月公司依法享有《我要去西藏》、《高原蓝》、《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火凤凰》、《七月的草原》、《幸福花儿开》、《套马杆》、《塑料花》九首歌曲的著作财产以及获得《爱不在就放手》歌曲的独占许可使用权。再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3日作出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及认定部分载明：2009年，新月公司出版了《我要去西藏》音像制品，其中收录了乌兰托娅演唱的《我要去西藏》、《高原蓝》、《爱不在就放手》、《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火凤凰》、《七月的草原》、《幸福花儿开》、《套马杆》、《塑料花》十首歌曲，该出版物印有“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等版权信息，从而认定新月公司是上述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的录音制作者，依法享有该制品所收录歌曲的录音制作者权。新月公司出示的正版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专辑收录有涉案《塑料花》等10首歌曲。该制品外包装封底处署名“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版号：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光盘上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以及相关的版权信息。
二、关于涉案被控侵权行为事实。2015年1月22日，新月公司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了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一盒，并取得广州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0070713号《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及销售小票和银联单各一张，其中《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载有“音像制品4套，单价70元，金额合计280元”等信息；销售小票载有“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DS**盒，金额65元”等信息。银联单显示收款人是广州新华书店。上述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的外包装为一硬纸盒，带有塑封包装，该制品外包装封底处署名“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版号：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并标注了“01、我要去西藏；02、高原蓝；……；05、塑料花；……10、幸福花儿开”等10首曲目信息。经当庭查验，新月公司提交的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尚未开封，一审当庭拆封上述光盘，该音像制品内含1张CD光盘,盘芯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1，盘面署名“我要去西藏乌兰托娅最具特色天籁女声首张个人天碟DSD(DirectStreamDigtal)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ISRCCN-F18-09-323-00/A.J6，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信息。当庭使用法庭计算机播放新月公司主张权利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和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中的同名歌曲《塑料花》进行比对，新月公司认为涉案被控侵权歌曲《塑料花》与其权利作品《塑料花》在词、曲、音源方面完全一致。又查，根据新月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6-7，2016年7月14日，新月公司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了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两盒，并取得广州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0030772《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及销售小票和银联单各一张，其中《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载有“音像制品4套，单价70元，金额合计280元”等信息；销售小票载有“星文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D**两盒，单价65元，金额共计130元”等信息；银联单显示收款人是广州新华书店。同月16日，新月公司又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到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一盒，并取得广州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0030774《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及销售小票各一张，其中《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载有“音像制品1件，金额65元”等信息；销售单载有“星文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D**一盒，金额65元”等信息。另，关于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的来源问题。星文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了其与新月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以及所附的《版权节目制作证明》和委托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音像出版社）、新会佩斯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斯公司）出版、复制涉案被控音像制品《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DSD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编号：0817712）。其中在《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中订明由新月公司制作的《塑料花》（演唱：乌兰托娅）等十首歌曲的录音制品授权给星文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新月公司同意将《塑料花》等十首歌曲录音制品编辑为一张专辑，授权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复制；星文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自行确定发行数量，并自行加工复制发行，但十首歌曲录音制品的其他权利，包括不限于著作权及录音制作者权仍由新月公司享有；星文公司承担录音制品复制品的全部复制加工费及出版发行费用，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十首歌曲以非专辑形式使用，如拼拆使用或制作卡拉OK、MTV；本次发行许可费用40000元，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全额支付，新月公司必须在2008年12月30日前将完整母盘交付给星文公司；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有效期为五年，在合同期满前30日内，双方未达成新的合同或同意续期，则本合同终止，星文公司应在合同终止后及时收回相应未售出的音像制品，全部收尾工作应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之内结束，本合同自双方签章时生效等。2008年12月26日，新月公司出具《版权节目制作证明》，内容为：新月公司全权组织、策划、制作乌兰托娅专辑CD唱片（含“塑料花”等十首歌曲），所涉及的演唱、编配、录制等各项工作由新月公司负责完成，现以该专辑独家发行方式授权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复制品等。根据星文公司提交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编号：0817712）显示，出版单位广东音像出版社委托复制单位新会佩斯光电有限公司复制激光唱盘（CD）母盘，复制数量为8000张，交货时间自2008年12月26日起至2009年12月25日止。新月公司在庭审质证中对星文公司邮寄提交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版权节目制作证明》、《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被控侵权音像专辑是发行合同期满（2013年12月23日）之后销售的，即星文公司在发行合同期满后没有收回未售出的音像制品，而是继续复制发行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侵犯了新月公司享有对涉案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收录的同名歌曲《塑料花》的录音制作者权。
三、其他查明事实。1、星文公司系2002年12月30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主要从事国内版音像制品批发等业务。星文公司认为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是其供应给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正版音像制品。星文公司为此也邮寄一份《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销售单》（2012年8月29日）以及一份自行制作的《业务流水帐》，其中销售单载明星文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涉案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DSD三盒。《业务流水帐》显示星文公司自2009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共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涉案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DSD38盒。新月公司在质证中认为星文公司在第一次邮寄提交的销售单（2012年8月29日）中载明仅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3盘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但新月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共向广州新华书店购得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5盘，超出了星文公司的供货记录。星文公司其后又提供了自行制作的《业务流水帐》（日期检索自2009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目的想证实其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38盘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但该《业务流水帐》故意隐瞒了具体的发货时间，存在重大瑕疵，无法证实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有合法来源。况且，广州新华书店在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后仍不断销售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新月公司在2016年7月14日和7月16日分别在广州新华书店内购买到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故广州新华书店没有停止侵权行为，也没有举证证实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的合法来源。2、新月公司在本案中曾起诉广东音像出版社和佩斯公司，要求广东音像出版社、佩斯公司停止出版、复制含有涉案被控侵权歌曲《塑料花》的音像专辑《我要去西藏D**》。佩斯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出示了新月公司与星文公司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以及广东音像出版社出具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佩斯公司发给广东音像出版社的《确认函》和《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佩斯公司接受广东音像出版社的复制委托后，按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已向广东音像出版社核实复制委托事项是否真实才开始复制工作，故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且实际为星文公司加工复制涉案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DSD共5000张，最后一次交货时间为2009年3月16日，加工费为4115.04元。在一审庭审中，佩斯公司确认涉案被控侵权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DSD是其复制的，但是在委托期限内复制，故佩斯公司没有侵犯新月公司主张的复制权。新月公司在质证中对佩斯公司所举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随后，新月公司申请撤回对广东音像出版社、佩斯公司的起诉。2016年8月18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5）穗越法知民初字第83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新月公司撤回对广东音像出版社、佩斯公司的起诉。3、新月公司认为佩斯公司仅确认复制涉案被控侵权音乐专辑5000张，而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既不到庭陈述意见，也不提供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的真实的供求关系和供销数量，且在《专辑制品发行合同》履行期限早已届满的情况下，新月公司在市场流通领域仍能购买到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故广州新华书店的销售行为，星文公司的发行行为，均侵犯了新月公司享有对涉案歌曲《塑料花》录音制作者权中的发行权。4、新月公司针对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就包括涉案歌曲《塑料花》在内的十首歌曲，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四十宗侵害著作权诉讼【案号：（2015）穗越法知民初字第835-854号、第857-876号】。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新月公司是否享有涉案收录有歌曲《塑料花》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的录音制作者权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新月公司提供的收录有涉案歌曲《塑料花》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的外包装及光盘中，载有“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等版权信息，光盘盘芯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该出版物标有出版社、版号、著作权人以及发行人等规范的版权信息，应认定为合法出版物。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新月公司出示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1、40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据上述裁判文书查明和认定的事实，足以证实新月公司对歌曲《塑料花》享有录音制作者权中的发行、复制等著作权利。
二、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的销售行为及发行行为是否构成侵权问题。经当庭比对，涉案被控侵权歌曲《塑料花》与新月公司收录在《我要去西藏》DSD同名录音制品《塑料花》的词、曲及音源上完全一致。虽然星文公司提供了其与新月公司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以及自认其向广州新华书店供应收录有涉案被控侵权歌曲《塑料花》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但《专辑制品发行合同》订明合同签订时间为2008年12月24日，有效期为五年，且在合同终止后，星文公司应及时收回相应的未售出音像制品，全部收尾工作应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之内结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九十八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故星文公司应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时（2013年12月24日）停止出版和委托复制涉案音像制品，并依约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内收回相应未售出的音像制品，但星文公司并没有举证证实其如何收回未售出的音像制品，也没有举证证实其实际向广州新华书店供应涉案音像制品的数量，且广州新华书店也没有举证证实其与星文公司存在涉案音像制品的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举证证实其销售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的合法来源。在星文公司自认与广州新华书店存在涉案音像专辑存在供求关系的情况下，亦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具体的进货数量。虽然星文公司提交的《销售单》显示其于2012年8月29日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了3盘《我要去西藏》DSD，但新月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从广州新华书店共购买获得5盘《我要去西藏》DSD，已超出星文公司的供货量。反观星文公司其后所举的2009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的《进销业务流水帐》显示的交易时间是2011年8月10日至2012年3月27日，却没有前述《销售单》记载的交易时间和项目（2012年8月29日），故星文公司提交的《销售单》与《进销业务流水帐》存在冲突，在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均没有到庭陈述意见和全面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星文公司所举的《销售单》及《进销业务流水帐》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再从佩斯公司提供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号码：04558340，开票时间：2009年3月16日）以及佩斯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的意见来看，佩斯公司合共复制了5000张涉案音像制品，并在2009年3月16日将涉案制品交付给星文公司，故星文公司可在2009年3月16日后在中国大陆发行涉案音像制品，但新月公司在发行合同约定的回收时间期满（2014年6月24日）后，于2015年1月22日仍可购买到收录有涉案被控侵权歌曲《塑料花》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特别是新月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于2016年7月14日和7月16日仍能在广州新华书店购买到上述音像制品，表明星文公司并未尽到全面的回收义务，广州新华书店明知涉案音像制品已处于诉讼争议期间仍在销售涉案音像制品，表明其亦未尽全面审查和注意义务，故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均存在过错。鉴于广州新华书店没有举证证实其销售的收录有被控侵权歌曲《塑料花》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有合法来源，且星文公司也没有举证证实涉案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是在发行合同期内复制以及提供给广州新华书店销售，也没有举证证实其如何履行回收义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由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承担不举证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星文公司的合法来源抗辩不予接纳。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在发行合同期满以及清理期结束后，仍发行、销售涉案收录有《塑料花》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行为，侵犯了新月公司享有对涉案作品《塑料花》录音制作者权中的发行权，故广州新华书店应立即停止销售涉案收录有《塑料花》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星文公司立即停止发行涉案收录有《塑料花》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并连带赔偿新月公司的经济损失和合理的维权费用。至于新月公司主张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销毁库存侵权音像制品问题。因一审法院已判令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停止侵权行为，且新月公司没有举证证实该二者尚有库存侵权音像制品以及侵权音像制品的具体存放地点和数量，故由新月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新月公司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鉴于新月公司因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侵权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和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因侵权行为所获利润均无足够证据证实，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广州新华书店及星文公司侵权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经营规模、销售价格以及新月公司取得权利作品所支付的对价和新月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付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并考虑新月公司针对涉案歌曲《塑料花》在内的十首歌曲同时提起四十宗系列诉讼等因素，酌情认定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共同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000元（该款含新月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新月公司请求数额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收录有涉案歌曲《塑料花》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发行收录有涉案歌曲《塑料花》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三、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1000元给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四、驳回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承担285元，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承担1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新月公司享有涉案歌曲的录音制作者权，受法律保护。新月公司为证明星文公司和广州新华书店有侵权行为，提交的被诉音像制品和发票等交易凭证等证据，购买行为虽未经公证保全，但上述证据已足以证明被诉音像制品为广州新华书店所销售、为星文公司所发行。星文公司关于此节的上述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本案二审中的关键争议在于被诉音像制品是否属于星文公司在其与新月公司的合同期内所发行。
星文公司与新月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签有《专辑制品发行合同》，被授权发行涉案音像制品专辑，约定有效期为5年，合同终止后星文公司应及时收回相应的未售出音像制品，全部收尾工作应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之内结束。根据上述约定，至新月公司购得被诉音像制品之时，合同已经终止。在此情况下，星文公司辩称被诉音像制品为合同有效期内所发行，其负有举证责任。如果星文公司在此节上举证充分，且能证明已履行其在权利能力范围内的回收义务，则无须承担侵权责任，此即为其所谓的“权利用尽”。然而，星文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此节，一审法院已作详尽评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本院不支持星文公司提出的被诉音像制品为合同有效期内所发行之事实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星文公司和广州新华书店侵权，并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并无不当。鉴于此，关于星文公司与新月公司在二审诉讼中提出的被诉音像制品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发行载体，不影响上述认定。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应予维持，星文公司提出的上诉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志柱
审 判 员 佘朝阳
审 判 员 张 姝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冯海青
书 记 员 高 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