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2民初7868号
原告：解卫卫，男，1955年3月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杰，男，1958年1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五洲全新医药有限公司法务部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
被告：刘进元，男，197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湖北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医保太洋大药房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西马庄34号楼901号。
法定代表人：刘进元，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湖北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解卫卫与被告刘进元、被告北京医保太洋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洋公司）公司设立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解卫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杰，被告刘进元、太洋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解卫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太洋公司章程、2012年10月10日太洋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情况说明无效；2、确认被告刘进元设立太洋公司的行为无效；3、确认北京医保太洋大药房转为太洋公司（由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公司）无效；4、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法院依法判决。事实和理由：原告解卫卫在2008年12月6日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为北京医保太洋大药房（以下简称太洋大药房），经营药品和保健品等，经营场所为北京市通州区西马庄34号楼901号。2009年5月20日，原告解卫卫与被告刘进元签订了承包协议书，约定将太洋大药房承包给被告刘进元。因被告刘进元系原告解卫卫的女婿，故承包协议中并未约定承包费。2015年原告解卫卫发现被告刘进元在未经原告解卫卫同意的情况下将太洋大药房转为太洋公司。后原告解卫卫调查发现被告刘进元将太洋大药房变更为太洋公司的时间为2012年10月份，注册资本为10万元，股东为原告解卫卫与被告刘进元，出资比例为原告解卫卫出资1000元，所占比例为1%，被告刘进元出资99000元，所占比例为99%，被告刘进元为法定代表人。原告解卫卫还发现被告刘进元办理企业变更手续的太洋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和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中解卫卫的签字均非原告解卫卫本人书写。故原告解卫卫认为被告刘进元将太洋大药房变更为太洋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原告解卫卫的经营权，太洋公司设立违反了公司法，属于无效设立。
原告解卫卫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承包协议》一份，系原告解卫卫与被告刘进元、案外人解文凤签署，证明原告解卫卫将太洋大药房交由被告刘进元与案外人解文凤承包；
2、太洋大药房营业执照，证明太洋大药房的经营者为原告解卫卫；
3、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太洋公司2012年10月10日股东会决议以及太洋公司章程，系原告解卫卫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调取，证明上述三份文件中解卫卫的签字均非原告解卫卫本人书写；
4、太洋公司营业执照，证明太洋公司是由太洋大药房变更而来；
5、工商信息打印件，证明太洋大药房由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太洋公司。
被告刘进元与太洋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解卫卫在起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原告解卫卫与被告刘进元存在亲属关系，原告解卫卫与案外人解文凤为父女关系，被告刘进元与案外人解文凤系夫妻关系。2008年底，经家庭内部协商一致，决定以原告解卫卫个人经营的形式注册成立太洋大药房这一个体工商户。在原告解卫卫的口头授权之下，被告刘进元代为办理个体工商户的登记、药品经营许可证申请等手续，同时个体工商户成立后的实际经营者一直都是被告刘进元本人，包括场地租赁、药物采购和出售在内的业务均由被告刘进元负责，经营所得收入基本用于其与案外人解文凤的家庭支出。原告解卫卫对此知情，且基本不参与太洋大药房的经营。2009年5月份，因被告刘进元与案外人解文凤之间发生家庭矛盾，原告解卫卫在明知太洋大药房由被告刘进元实际经营的情况下，以太洋大药房经营者的身份要求被告刘进元在一份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承包协议上签字，被告刘进元迫于无奈在协议上签字。后双方矛盾平息，太洋大药房继续正常经营。2012年《北京市开办药品零售企业暂行规定》经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施行，对药品零售企业负责人的学历和知识结构做出了强制性要求，原告解卫卫由于未达到上述规定的最低学历要求，不符合开设药店的基本要求，药品经营许可证面临随时被吊销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将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公司，同时以符合学历要求的被告刘进元作为法定代表人才能继续从事药品零售业务。被告刘进元在原告解卫卫知情的情况下将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公司，并完成了验资、入资、核准登记等手续，以其个人资产10万元向公司注资。被告刘进元变更个体工商户为公司的行为是在家人全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并非像原告解卫卫所述在2015年才发现。在太洋公司设立过程中，原告解卫卫不仅知情，还积极提供身份证原件配合变更登记，同时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永顺支行工作人员还专门电话通知原告解卫卫公司账户发生变化。如果如原告解卫卫所述，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原告解卫卫不可能连墙上挂的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变更都不知情，明显与常理相悖。实际情况为2015年底被告刘进元与案外人解文凤再次因家庭纠纷发生争吵，原告解卫卫多次带家属到太洋公司吵闹，导致太洋公司的正常经营受到扰乱，被告刘进元不堪骚扰被迫将药店交给原告解卫卫。原告解卫卫还企图以公司变更存在瑕疵为由将被告刘进元经营的太洋公司夺走，如果仅仅依据个体工商户设立或变更公司的行为存在瑕疵就否定被告刘进元的经营成果，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2、原告解卫卫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违反相关法律对诉讼程序的要求，且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当股东会决议内容违法时，应当提起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当决议形式违法时，应提起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本案中，工商部门已经依法按照股东会决议将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公司，说明该决议在内容上并无违反法律之处，而原告解卫卫提出的主张是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显然属于对表决程序有异议，因此按照公司法规定应当提起撤销之诉，而原告解卫卫提起的是决议效力确认之诉，不应得到支持。即使原告解卫卫提起撤销之诉，也因为已经过了60天的除斥期间，原告解卫卫已经丧失撤销权。基于同样理由，原告解卫卫关于确认章程无效的诉讼请求亦不应得到法庭支持。至于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属于在公司设立变更登记过程中由出资人向工商部门提交的一份申请材料，应当由工商部门审判并确认其效力，不应由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确认其效力。3、原告解卫卫的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公司设立行为属于典型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太洋公司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是在登记机关和公司设立人之间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而不是原告解卫卫与被告刘进元之间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原告解卫卫要求确认被告刘进元设立太洋公司的行为无效只能通过行政诉讼进行。故原告解卫卫请求判决被告刘进元设立太洋公司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原告解卫卫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解卫卫的起诉或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刘进元与太洋公司提供如下证据予以证明：
1、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调取的核发营业执照情况、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证明书、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表、经营者基本情况表各一份，证明2008年12月份是由被告刘进元代原告解卫卫办理个体工商户太洋大药房的登记及领证手续，两次手续办理过程原告解卫卫均知情，如果本案个体工商户转为公司无效，那么个体工商户的设立本身也应当无效；
2、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调取的验资报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缴存入资资金凭证各一份，证明太洋公司注册资本均由被告刘进元实缴出资，证明被告刘进元为太洋公司的实际经营者；
3、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证明太洋公司的经营场所由被告刘进元租赁，进一步证明被告刘进元是太洋公司的实际经营者；
4、关于太洋公司暂停营业的告知函，证明原告解卫卫与案外人解文凤纠结家属扰乱公司治理，导致太洋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被告刘进元迫于无奈向北京市通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暂停营业的事实。
经本院庭审质证，被告刘进元与太洋公司对于原告解卫卫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于原告解卫卫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原告解卫卫对被告刘进元与太洋公司提交的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调取的核发营业执照情况、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证明书、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表、经营者基本情况表以及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调取的验资报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缴存入资资金凭证的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于被告刘进元与太洋公司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现原告解卫卫对于被告刘进元与太洋公司提交的下列证据有异议：
1、原告解卫卫对于被告刘进元与太洋公司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合同中王立凤的签字并非王立凤本人书写。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被告王立凤本人未到庭对于合同的真实性进行确认，且被告刘进元与太洋公司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2、原告解卫卫对于被告刘进元与太洋公司提交的关于太洋公司暂停营业的告知函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太洋公司向北京市通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并加盖太洋公司公章，故本院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原告解卫卫与案外人解文凤系父女关系，被告刘进元与案外人解文凤为夫妻关系。太洋大药房于2008年10月份成立，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原告解卫卫，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场所为北京市通州区西马庄34号楼901号，经营范围为零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等。2012年9月18日，太洋大药房取得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为太洋公司。2012年11月22日，太洋公司领取营业执照。
原告解卫卫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调取的工商档案材料显示：1、在太洋大药房转型为太洋公司的过程中，太洋大药房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提交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内容为：“解卫卫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北京医保太洋大药房，注册号为110112601014568，同意将该个体工商户转变组织形式为有限公司。本人承诺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仍由本人承担”。情况说明下方个体工商户签名处签有“解卫卫”字样。2、2012年10月10日，太洋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原个体工商户转变为有限公司，转变后企业名称为太洋公司；同意选举被告刘进元担任执行董事职务，同意聘任刘进元担任经理职务；同意选举解卫卫担任监事职务；同意公司注册资本为10万元，由股东刘进元出资9.9万元，股东解卫卫出资0.1万元；已于2012年10月9日在北京晨报刊登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同意变更公司营业期限为20年，同意经营范围变更为零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同意公司新的章程。股东会决议下方全体股东亲笔签字处签有“刘进元”和“解卫卫”字样。3、太洋公司章程一份，规定了太洋公司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时间、公司机构及其产生办法、公司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在章程下方全体股东签字处签有“刘进元”和“解卫卫”字样，并加盖太洋公司公章。原告解卫卫称上述三份文件中“解卫卫”均非原告解卫卫本人书写，被告刘进元在原告解卫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解卫卫作为经营者的太洋大药房由个体工商户变更为太洋公司；因原告解卫卫将其作为经营者的太洋大药房交由被告刘进元及其案外人解文凤经营，双方为亲属关系，故并未收取承包费；原告解卫卫将太洋大药房交由被告刘进元与案外人解文凤承包后，并不参与太洋大药房的经营管理，也不享受分红；在2015年被告刘进元与案外人解文凤因家庭问题发生矛盾时，被告刘进元将案外人解文凤打伤，原告解卫卫到药店去的时候看见太洋公司的营业执照才发现太洋大药房变更成为太洋公司。
被告刘进元认可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2012年10月10日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中解卫卫签字均非原告解卫卫本人书写，而是由其代签；太洋大药房是被告刘进元以原告解卫卫名义设立的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的设立材料中解卫卫的签字也是被告刘进元代签，系原告解卫卫口头授权；设立太洋大药房时谁出资并不清楚，因为是以家庭方式设立，原告解卫卫、被告刘进元与案外人解文凤的账目并不清楚；太洋大药房设立后主要由被告刘进元与案外人解文凤经营，原告解卫卫极少参与经营，收入主要用于被告刘进元与案外人解文凤的家庭生活；刘进元将个体工商户变更为太洋公司时与原告解卫卫协商过，办理变更手续时原告解卫卫还提供身份证协助办理，在农商行永顺支行开立银行账户时，银行还向原告解卫卫打电话核实过；工商档案中显示的2012年10月10日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但系原告解卫卫授权被告刘进元办理，章程是一种范本，为了办理方便就未要求原告解卫卫本人签字，而是由被告刘进元代签。
原告解卫卫对于被告刘进元关于其授权被告刘进元办理个体工商户转为有限责任公司手续的陈述不予认可。现原告解卫卫以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2012年10月10日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中解卫卫的签字并非原告解卫卫本人书写为由要求确认上述三份文件无效。
另查，案外人解文凤于2016年5月17日将被告刘进元诉至本院，要求与被告刘进元离婚，后案外人解文凤撤诉。
上述事实，有原告解卫卫提交的承包协议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股东会决议、太洋公司章程、企业工商信息打印件，被告刘进元与太洋公司向法庭提交的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调取的核发营业执照情况、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证明书、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表、经营者基本情况表、验资报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缴存入资资金凭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确认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确认被告刘进元设立太洋公司行为无效、确认太洋大药房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太洋公司无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二是太洋公司章程、2012年10月10日太洋公司股东会决议能否确认无效。
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公司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符合该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该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同时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违反该法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公司登记机关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对公司法人人格的获得和对公司设立行为的否定，皆为行政主导模式，即由公司登记机关运用行政职权作出。即使公司设立上存有瑕疵，一般情况亦是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补正。在本案中，原告解卫卫以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2012年10月10日太洋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太洋公司章程中的解卫卫的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其本人对此亦不知情认为太洋公司违法设立，并以此为由否定太洋公司的设立效力。但太洋公司在申请设立过程中向工商部门提交了太洋公司的章程和股东会决议，工商部门亦有备案。故原告解卫卫要求确认被告刘进元设立太洋公司行为无效、确认太洋大药房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太洋公司无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且太洋公司在申请设立过程中向工商部门提交了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该份文件属于设立过程中向工商部门提交的文件，工商部门依据该份文件进行审核并准许太洋公司设立，故确认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情况说明无效亦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处理。
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公司章程与股东会决议在性质上均属于股东之间的协议，是公司股东对公司的组织形式、经营决策形成的一致意见。太洋公司章程与2012年10月10日股东会决议中解卫卫的签字均非原告解卫卫本人书写，原告解卫卫并未参加该次股东会，被告刘进元亦表示并未召开此次股东会；原告解卫卫称其对股东会决议、太洋公司的章程以及太洋大药房转变为太洋公司均不知情，被告刘进元称原告解卫卫知情，且被告刘进元是在取得原告解卫卫口头授权的前提下办理的个体工商户转公司的手续，原告解卫卫对此不予认可，被告刘进元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办理个体工商户转公司的手续取得了原告解卫卫的同意，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解卫卫以自己的行为认可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公司的行为。故太洋公司章程与2012年10月10日股东会决议并非原告解卫卫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太洋公司章程与2012年10月10日股东会决议无效。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北京医保太洋大药房有限公司章程与被告北京医保太洋大药房有限公司2012年10月10日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亲笔签字处签有“刘进元”和“解卫卫”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二、驳回原告解卫卫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刘进元与被告北京医保太洋大药房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公告费（以公告费确定的票据为准），由被告刘进元与被告北京医保太洋大药房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于素娟
人民陪审员 王国生
人民陪审员 陈铁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马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