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陕行终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良，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中山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云江，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建民，该分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张伟，该分局窑店派出所教导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咸阳市公安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公安协调办公室。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金旭路。
法定代表人：卜振勋，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宝晋，该协调办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兰池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杨占文，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薛文安，该管委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徐周，陕西松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窑店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董延安，该征迁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杜建勇，该征拆办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稍门什字东南角开元商住广场*幢*单元*****室。
法定代表人：胡兵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南航空，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刘兴良因诉被上诉人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以下简称渭城分局）、咸阳市公安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公安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秦汉协调办）、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秦汉新城管委会）、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秦汉征拆办）、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佳轩公司）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赔偿损失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1行初7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按照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整体规划要求，就兰池三路项目涉及的租用毛王村二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及地面附着物补偿的有关事项，对刘兴良位于窑店镇毛王村的房屋及地面附着物进行了清点，刘兴良在《地面附着物清点表》上签字确认。根据《地面附着物清点表》，秦汉新城管委会应对刘兴良家征迁房屋及地面附属物补偿价款为52269元。2013年6月4日，秦汉新城管委会与原告刘兴良签订了《征迁补偿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约定，秦汉新城管委会一次性支付刘兴良地面附着物补偿费、搬迁费共计54269元。同日，刘兴良向秦汉新城管委会书写了“承诺书”，内容为“本人刘兴良我保证我所签的协议代表了所有产权真实意愿，无任何虚假成分，按时交房。如有产权异议等遗留问题，由我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秦汉新城管委会无关。签完协议四日内交房。”
2013年11月11日凌晨2时许，四、五名身份不明的人突然闯入刘兴良的妻子于振葵所住的毛王村住房内，以其次子刘虎打工时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为由，将于振葵从家中骗至渭城区文汇西路。于振葵没有和那几个人去医院，而是找到其丈夫刘兴良后，和刘兴良一同赶往医院，但未见到刘虎，俩人意识到被骗了，急忙赶回毛王村的家中，发现房屋被拆，家中2万元现金、家用电器、古币、三轮摩托车等物品丢失。原告随即向驻地的窑店派出所报案。窑店派出所接到原告报案后，依据咸阳市公安局《关于印发秦汉新城空港新城公安协调办案件管辖行政管理等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咸公指发〔2012〕137号）咸阳市公安局第七条：“对于群众的报警和求助，原则上由属地公安机关先期进行处置。明确与建设项目有关的，由属地公安机关移交至秦汉新城公安协调办或空港新城协调办查处。”故窑店派出所在填写了《值班日志》后将原告及其报案材料移送至秦汉新城公安办。秦汉新城公安办随即与原告制作了《询问笔录》，详细询问了案发当时的情况，并派出警力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察、拍照。根据现场勘察及对原告的询问，秦汉新城公安办认为这是一起因拆迁而引发的经济纠纷，秦汉新城公安办在与秦汉新城管委会协商后，将案件移送至秦汉新城管委会。
2014年1月24日，刘兴良收到秦汉新城管委会对其拆迁房屋的补偿款54269元。
2014年2月20日，刘兴良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秦汉新城管委会、公安渭城分局起诉到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后刘兴良于2014年4月17日自愿申请撤诉。
2015年5月29日，刘兴良作为原告，以行政不作为为案由，将公安渭城分局、秦汉新城公安办、秦汉新城管委会、秦汉新城征迁办起诉到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后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作为一审对本案进行审理。庭审过程中，原告刘兴良又申请将佳轩公司追加为被告参与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刘兴良就其妻于振葵所住毛王村房屋被拆、财物损失一案，原告刘兴良已于2014年2月20日向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公安渭城分局、秦汉新城管委会行政不作为违法。后刘兴良于2014年4月17日，向渭城区人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主动撤回了诉讼。2015年5月29日，刘兴良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公安渭城分局、秦汉新城公安办、秦汉新城管委会、秦汉新城征迁办、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要求确认五被告行政不作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现原告刘兴良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立案条件。其要求法院确认五被告行政不作为违法、赔偿损失之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六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刘兴良要求确认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咸阳市公安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公安协调办公室、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行政不作为违法，并要求五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48万元、原告刘兴良之妻于振葵精神损失费2.4万元之起诉。
上诉人刘兴良上诉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于2014年向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撤诉并非本人自愿，且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中，上诉人增加了咸阳佳轩公司为被告，也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佳轩公司负主要责任。并增加了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妻子精神损失费2.4万元的诉讼请求。请求：（一）判令渭城分局承担没有及时出警，没有查清是谁强拆，损失是多少的责任；（二）判令秦汉协调办承担包庇，没有保护宪法赋予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责任；（三）判令秦汉新城管委会承担违约责任；（四）判令秦汉征拆办承担签订协议无效；（五）判令咸阳佳轩公司封存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渭城分局答辩称：（一）渭城分局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所以不存在不作为。（二）上诉人已经向有管辖权的秦汉协调办报警，渭城分局也已经将案件移送秦汉新城公安办。（三）上诉人就本案事实和依据曾经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已经撤诉。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秦汉协调办答辩称：（一）上诉人刘兴良报警后，被上诉人秦汉协调办民警对上诉人刘兴良进行了接待并及时对上诉人所述案件制作了询问笔录，对案件现场进行了勘查，认定上诉人所述为民事案件后，将调查材料上报秦汉管委会，随后秦汉管委会征拆办负责处理此事，上诉人民警在确认本案是拆迁行为后，才未继续对本案进行调查。（二）上诉人民警调查情况后，曾明确向上诉人告知，本案是强制拆迁行为，不属于被上诉人秦汉协调办管辖的危害和破坏建设项目的一般刑事、治安案件，并告知其向房屋所在地的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秦汉新城管委会答辩称：上诉人提起的诉讼系重复起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秦汉征拆办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依照拆迁征地红线依法拆迁，在本案拆迁中有上诉人的自愿签订的拆迁合同书。（二）上诉人被拆迁房屋的拆迁款也已经于2013年7月打入上诉人账户中。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佳轩公司答辩称：被上诉人佳轩公司对本案拆迁事实不了解，也未对上诉人房屋进行拆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20日，刘兴良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秦汉新城管委会、渭城分局起诉到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对其房屋被强拆进行立案，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9800元，后刘兴良于2014年4月17日自愿申请撤诉，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准许刘兴良撤诉。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兴良曾于2014年2月20日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向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理中，上诉人刘兴良于2014年4月17日向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准许上诉人刘兴良撤诉。2015年5月29日，刘兴良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公安渭城分局、秦汉新城公安办、秦汉新城管委会、秦汉新城征迁办、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要求确认五被告行政不作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虽然本次诉讼中，上诉人增加了被告和诉讼请求，但其基于的事实和依据为同一事实和依据，现上诉人刘兴良提起的诉讼系重复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六）项的规定，当事人重复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刘兴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焦玉珍
代理审判员 温永宏
代理审判员 王 鑫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崔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