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顺民初字第4710号
原告高海艳，女，1969年8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鑫，北京市顺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鹤日服装厂，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张镇赵各庄村南，组织机构代码10249XXXX。
法定代表人张怀松，厂长。
委托代理人张雪霞，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海艳与被告北京市鹤日服装厂（以下简称鹤日服装厂）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海艳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鑫、被告鹤日服装厂的委托代理人张雪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海艳诉称：
我于2008年9月24日入职鹤日服装厂，岗位是操作工，月工资3221元。工作期间鹤日服装厂未按照法律规定为我缴纳社会保险，未安排我休年假，也未支付年假工资，且每日安排我加班3.5小时，未依法支付我加班工资，故我于2014年12月6日以鹤日服装厂未依法为我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与鹤日服装厂解除了劳动关系。我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后，顺义区仲裁委未支持我全部申请请求，故我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我与鹤日服装厂自2008年9月24日至2014年12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2.鹤日服装厂支付我2008年9月24日至2014年12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936.5元；3.鹤日服装厂支付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金5000元；4.鹤日服装厂支付我2012年12月6日至2014年12月6日未休年休假工资2665.6元；5.鹤日服装厂支付我2012年12月6日至2014年12月6日延时加班工资70945.3元。
被告鹤日服装厂辩称：
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我厂认可仲裁裁决结果。高海艳主张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金，我厂不同意支付，理由是我厂是乡镇企业局认定的乡镇企业，无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另外我厂在每月发放的工资中，已另行支付了高海艳社会保险补偿，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我厂均无须支付高海艳未缴纳养老及失业方面的补偿金。我厂在每年中均以现金形式支付高海艳年假工资，故不同意高海艳的该项诉讼请求。高海艳若存在加班情况，我厂均已足额支付了加班工资，高海艳已签字领取。高海艳在职期间的工资我厂均已足额支付，我厂无须为高海艳缴纳社会保险且已支付其补偿金，高海艳以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不成立，我厂不同意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经审理查明：
高海艳系农业户口，2008年9月24日入职鹤日服装厂，双方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月工资为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2014年12月6日，高海艳以鹤日服装厂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通过邮寄的方式向鹤日服装厂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鹤日服装厂于2014年12月7日收到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2014年12月19日，高海艳以鹤日服装厂为被申请人申诉至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确认与鹤日服装厂自2008年9月24日至2014年12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裁决鹤日服装厂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延时加班工资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3月3日做出裁决，确认高海艳自2008年9月24日至2014年12月6日与鹤日服装厂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高海艳的其他申请请求。高海艳不服该仲裁裁决结果，持诉称理由及请求诉至本院。
本院审理中，鹤日服装厂认可与高海艳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为2008年9月24日至2014年12月6日。
鹤日服装厂主张按照法律规定，乡镇企业无需为农业户口的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故不同意支付高海艳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为证实其主张,鹤日服装厂提交北京市顺义区乡镇企业局就“北京市鹤日服装厂企业性质界定”的复函加以证实。该复函内容为：“张镇人民政府：你镇关于北京市鹤日服装厂界定乡镇企业性质的函已收悉，现答复意见如下：经核实，北京市鹤日服装厂成立于1989年，是由张镇政府（原张镇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投资兴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为3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前款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该企业完全符合条款规定，因此我局认为北京市鹤日服装厂属于乡镇企业。北京市顺义区乡镇企业局，2007年10月18日。”高海艳对鹤日服装厂提交该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主张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11月11日已发文件废止该函，鹤日服装厂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不符合法律规定。
高海艳主张鹤日服装厂没有安排其休年休假，安排其延时加班也没有支付加班工资，故要求按月工资为基数以200%的标准支付其2年共10天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及延时加班费。鹤日服装厂主张每年已发放高海艳100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同时每月还支付有保险补偿和加班费。为证实其主张，鹤日服装厂提交了2012年10月至2014年10月的工资表。工资表显示每月基本工资为本市最低工资、每月发放有社保费、加班费，工资表还记载有每月出勤天数，另2013年4月11日至5月10日和2014年8月1日至8月31日工资表记载“工资总额”栏后有“年假工资现金”栏，该栏记载每人现金发放1000元年假工资。高海艳对部分月份工资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其签字时没有社保费栏，也没有年假工资栏，是鹤日服装厂事后添加了上述内容，其实际没有领取1000元年假工资及社保费。鹤日服装厂就工资表职务一栏、储蓄一栏及实发一栏的解释是职务一栏指出勤天数，储蓄一栏指打入银行卡内数额，实发数指以现金形式发放的数额。高海艳对鹤日服装厂的解释不予认可，指出鹤日服装厂工资表结构不符合常理，且计算基数也不对。
高海艳就其主张的延时加班费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并就其工资构成陈述鹤日服装厂为其计件发放工资，也按出勤天数发放工资，综合是按月产值除以班小组人数，没有计发基数。
另，鹤日服装厂与高海艳认可高海艳解除劳动关系之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2821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书、乡镇企业界定函、工资表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
本院认为：
高海艳与鹤日服装厂认可双方自2008年9月24日至2014年12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加以确认。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其存在加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高海艳就其存在延时加班的情况负有举证责任，其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实。且高海艳陈述鹤日服装厂发放其工资按照计件方式也按照出勤天数计算，综合是按照产值除以班小组人数计发，故鹤日服装厂发放高海艳的工资中已包含效益工资，对高海艳存在加班的行为支付了相应报酬。综上，本院对高海艳要求鹤日服装厂支付延时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
至于高海艳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鹤日服装厂虽提交工资表证实分别在发放2013年4月11日至5月10日和2014年8月1日至8月31日工资时发放高海艳年假工资1000元，该两个月工资表即使有高海艳签字，但从工资表看，每人发放均为1000元，工资表结构前面已明确工资总额，后面又附加年假工资，年假工资又不包括在工资总额内，显然工资表结构不符合逻辑。鹤日服装厂还陈述上述两个月内其厂将工资发放至高海艳银行卡中，年假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其此种行为不符合常理。另鹤日服装厂员工应享受年假天数并不相同，年假工资数额不应相同，在当年度未结束、员工是否休年假尚不确定的情况下，鹤日服装厂发放员工年假工资的行为亦不符合常理。综上，本院对鹤日服装厂每年发放高海艳1000元年假工资的主张不予采信。鹤日服装厂没有安排高海艳休年休假，经本院认定鹤日服装厂未支付高海艳年假工资，应全额支付高海艳未休年休假工资。高海艳主张的年假天数及计算年假工资的标准有误，本院予以调整，具体年假工资数额，由本院进行核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自2011年7月1日施行，鹤日服装厂在该法施行后没有依法为高海艳缴纳社会保险，虽其主张已支付高海艳保险补偿，但其未依法为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行为已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高海艳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鹤日服装厂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支付高海艳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具体数额由本院进行核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高海艳与被告北京市鹤日服装厂自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一四年十二月六日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告北京市鹤日服装厂支付原告高海艳二○一三年和二○一四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一千二百一十八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
三、被告北京市鹤日服装厂支付原告高海艳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元五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
四、驳回原告高海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北京市鹤日服装厂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被告北京市鹤日服装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建
人民陪审员 李振涛
人民陪审员 柳显金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仝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