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最高法民终24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朱子阳，男，汉族，1971年7月19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朝瑛，贵州同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水荣，浙江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瑞丽市鸿志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人民路东侧。法定代表人：林长青，该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庆扬，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能杰，云南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戴永祥，男，汉族，1956年8月8日生，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上诉人朱子阳因与被上诉人瑞丽市鸿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志公司）、戴永祥民间借贷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初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9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子阳与被上诉人鸿志公司、戴永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子阳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朱子阳就一审判决第一项对被上诉人鸿志公司名下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姐告东路东侧、320国道南侧的瑞房权证瑞丽市字第××号的房产和瑞国用（2009）第91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朱子阳与戴永祥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实际上是在戴永祥转让鸿志公司股权之后签订”属认定错误。2、一审认为“戴永祥无权处分鸿志公司所有的房地产用于其个人债务的抵押，故无权将鸿志公司所有的房地产权利凭证交付给朱子阳”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与物权法并不冲突，一审判决引用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否定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九条的效力明显错误。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与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并不冲突，一审判决以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排除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的适用明显错误。3、戴永祥作为鸿志公司的唯一出资人、唯一所有权人、法定代表人，完全有权处分鸿志公司的房地产和将该房地产设定抵押。一审判决基于对戴永祥是否有权处分鸿志公司财产的认定错误，适用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否定戴永祥以鸿志公司财产向朱子阳抵押担保的效力，明显错误。鸿志公司辩称，（一）一审对于涉及鸿志公司的事实部分认定清楚，应予维持。1、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是在鸿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之后形成的。2、《借款合同》对鸿志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戴永祥无权用鸿志公司的房地产为其个人债务设定抵押。在整个过程中，朱子阳和戴永祥具有主观恶意。（二）一审对涉及鸿志公司的判决部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三）朱子阳偷换概念，对一审判决书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企图混淆是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二项。戴永祥辩称，其确实于2011年7月18日借了2500万元，其当时是鸿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房产也是戴永祥的，那时戴永祥的抵押物只有鸿志公司证件等，在借条中也载明了抵押的房产，换了借款合同后，同样也明确了一样的抵押物，后来其就划掉了原来的借据。因为利息变了所以其要求更换。戴永祥在一审中讲述过这个事实。借款是事实，戴永祥认同这个事实。朱子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戴永祥立即归还朱子阳借款本金2500万元;（二）判令戴永祥立即支付朱子阳利息36233333.3元（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暂计至2017年6月30日。此后的利息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朱子阳有权对鸿志公司名下位于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姐告东路东侧、320国道南侧的瑞房权证瑞丽市字第××号的房产和瑞国用（2009）第91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就第（一）（二）项款项享有有优先受偿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18日，时任贵州宏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朱子阳，委托贵州宏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戴永祥指定的高琼茹（戴永祥当时的妻子）账户转账25000000元。鸿志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9月11日，鸿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唯一的自然人股东戴永祥退出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自然人股东变更为林长青。2015年7月17日，朱子阳向云南省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鸿志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30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要求对鸿志公司所有的，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姐告路东侧、320国道南侧的房产和建设用地使用权（房产证号：瑞房权证瑞丽市字第××号，土地证号：瑞国用（2009）第9**号）享有优先受偿权；要求戴永祥基于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的原因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朱子阳向法院提供了《借款合同》和《收款收据》等证据，其中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载明：鸿志公司向朱子阳借款25000000元，双方约定每月利息为750000元，借款期限为2年，自2011年7月18日起至2013年7月17日止，另外还就逾期违约金等事宜进行约定。鸿志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姐告路东侧、320国道南侧的房产和土地（房产证号：瑞房权证瑞丽市字第××号，土地证号：瑞国用（2009）第9**号）提供抵押担保。朱子阳和戴永祥分别作为贵州宏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鸿志公司的签约代表在合同末尾签字按印，贵州宏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鸿志公司均未加盖公司印章。2016年10月20日，云南省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德民初字5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朱子阳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等证据经鉴定，个人按印、公司盖章时间均在2013年8月之后形成，并且借款合同约定的出借人、借款人与银行汇款双方不吻合，不足以证实朱子阳与鸿志公司之间借贷关系真实存在，故驳回朱子阳要求鸿志公司和戴永祥连带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以及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2017年3月29日，朱子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云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签订借款合同及实际收款人均系戴永祥，不能证明戴永祥向朱子阳所借款项用于鸿志公司的经营，2011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等证据，经云南省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形成于2013年8月14日之后，故《借款合同》等证据落款时间是不真实的，从鉴定意见看均发生在戴永祥转让鸿志公司股权之后，故《借款合同》等对鸿志公司无法律约束力，据此驳回朱子阳的上诉。2017年8月2日，朱子阳依据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向一审法院提出如前诉请。一审法院另查明，戴永祥将约定抵押的房产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凭证原件交付朱子阳，但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戴永祥将所借款项用于其设立的其它公司，未曾归还朱子阳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朱子阳提起本案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被告戴永祥是否应归还原告朱子阳借款本金及利息；（三）原告朱子阳是否对鸿志公司所有的房地产有优先受偿权。关于原告朱子阳提起本案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朱子阳向云南省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鸿志公司作为主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同时作为抵押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要求戴永祥基于一人股东的身份承担连带责任，该案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7）云民终222号民事判决，认定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均是戴永祥，鸿志公司没有借款。朱子阳遂根据（2017）云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作出的认定，在本案中以戴永祥为主债务人，提出诉讼，要求戴永祥作为主债务人归还借款，鸿志公司作为抵押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两案诉讼当事人的地位、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均不同，故朱子阳起诉不构成重复诉讼。关于被告戴永祥是否应归还原告朱子阳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戴永祥认可其与原告朱子阳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朱子阳按照约定支付了25000000元的款项，已经全部履行了义务。戴永祥收到款项后，没有按期归还本金并支付约定的利息，违反了《借款合同》的约定，原告朱子阳有权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要求戴永祥偿还25000000元的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高于法律规定的上限，但原告朱子阳只要求戴永祥按照24%的年利率支付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朱子阳提出的归还本金并按24%的年利率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朱子阳是否对鸿志公司所有的房地产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生效的（2017）云民终222号民事判决认定，与原告朱子阳签订借款合同及实际收款人均系戴永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戴永祥向朱子阳所借款项用于鸿志公司的经营，2011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等证据，经云南省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鉴定形成于2013年8月14日之后，故《借款合同》等证据落款时间是不真实的，从鉴定意见看均发生在戴永祥转让鸿志公司股权之后，故《借款合同》等对鸿志公司无法律约束力。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签署时间为2011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实际上是在戴永祥转让鸿志公司股权之后签订，戴永祥不再担任鸿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无权代表鸿志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借款合同》中关于以鸿志公司房地产设定抵押的约定不是鸿志公司与朱子阳达成合意的结果，戴永祥签署的合同对鸿志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其次，生效的（2017）云民终222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戴永祥也自认，《借款合同》系戴永祥个人与朱子阳签订，戴永祥个人借款且并未用于鸿志公司经营，该《借款合同》及该笔借款与鸿志公司无关，戴永祥与鸿志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戴永祥无权处分鸿志公司所有的房地产，无权就该房地产为其个人债务设定抵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的规定，戴永祥无权处分鸿志公司所有的房地产，《借款合同》中关于设定抵押的约定无效，对鸿志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最后，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中，就鸿志公司房地产设定抵押并未进行抵押登记，朱子阳不能主张其享有抵押权。如前所述，戴永祥无权处分鸿志公司所有的房地产用于其个人债务的抵押，故无权将鸿志公司所有的房地产权利凭证交付给朱子阳，因此，既使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朱子阳也不能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一）被告戴永祥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朱子阳借款25000000元及利息（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利息为36233333.3元；从2017年7月1日起的利息以25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朱子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7967元由戴永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子阳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作为二审新的证据：1、借条。拟证明2011年7月18日戴永祥向朱子阳借款，戴永祥作为瑞丽市经天纬地珠宝有限公司（鸿志公司）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将名下所有的土地和房产用于向朱子阳抵押。2、承诺书。拟证明2011年7月18日戴永祥向朱子阳借款，戴永祥表明其作为鸿志公司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下资产向朱子阳抵押借款的意思表示，交付土地房产权证的事实。3、费用单据。拟证明朱子阳到现场查看土地房产和办理抵押登记，并补充证明戴永祥用诉争土地房产抵押的事实。鸿志公司质证认为：1、对借条，朱子阳表示在本案二审开庭前才找到的理由不能成立，且与朱子阳在另案审理期间询问笔录的表述相矛盾，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2、对承诺书，因朱子阳当庭表示不能提供原件供核对，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对费用单据，均已用于朱子阳的公司记账和报账，故不是朱子阳的个人行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戴永祥质证认为：对朱子阳提交的借条、承诺书、费用单据均予以认可，载明的借款时间和金额都是事实。鸿志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作为二审新的证据：1、送达回证。拟证明朱子阳在2016年6月21日收到鉴定意见书，法院明确告知应当在七日内提出质证意见，并明确是否申请鉴定人员出庭。2、笔录。拟证明朱子阳承认借款合同是在2013年8月3日之后形成的，同时明确放弃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朱子阳质证认为：认可送达回证和笔录上是其本人的签字，但认为当时的表述是不准确的。戴永祥认为：上述事实其没有参与，不发表质证意见。戴永祥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作为二审新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还款协议、还款协议书（补充）和还林长青借款的收据、五百万元的银行还款收据、七千万元还款的银行支付凭证。拟证明戴永祥与林长青之间实际是借款，不是真实的股权转让。朱子阳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戴永祥在另案审理过程中也提交了相应材料，应通过另案其他途径解决。鸿志公司质证称，认可其真实性，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朱子阳对鸿志公司名下的案涉房产和地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朱子阳主张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要依据是，朱子阳与戴永祥之间的《借款合同》签订于2011年7月18日，当时戴永祥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鸿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自然人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戴永祥已将案涉房屋和土地产权证书交由朱子阳持有，因登记部门原因未办理抵押物登记，故朱子阳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鸿志公司抗辩主张朱子阳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要依据是，鸿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自然人股东已于2012年9月11日由戴永祥变更为林长青，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系在鸿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之后形成，故戴永祥无权再用鸿志公司的房地产为其个人债务设定抵押。本院认为，生效（2017）云民终222号民事判决所采信的司法鉴定结论认定，标称时间为“2011年7月18日”的《借款合同》原件上，“朱子阳”、“戴永祥”指印形成于2013年8月14日之后。朱子阳和戴永祥在该案的审理中未推翻该鉴定结论。虽然朱子阳上诉主张，司法鉴定结论仅认定了指印形成时间，对字迹形成时间不能确定，并提交了一份手写并已划掉的借条作为二审新的证据，主张该借条是2011年7月18日形成的原始凭据，但是，朱子阳也当庭陈述，其据以主张权利的“2011年7月18日”《借款合同》的真实形成时间实则并非2011年7月18日，而是手写并已划掉的借条形成两个多月之后另又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此外，经法庭询问，朱子阳和戴永祥对于《借款合同》上其本人的指印与字迹是否同时形成，以记忆不清为由，表示不能确定。本院认为，朱子阳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是“2011年7月18日”《借款合同》，故即便戴永祥与朱子阳之间确实在2011年7月18日形成了手写并已划掉的借条，朱子阳也并非依据该借条主张权利。在已有鉴定结论认定《借款合同》原件上的指印形成于戴永祥不再担任鸿志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自然人股东的情况下，且朱子阳亦自认《借款合同》落款时间“2011年7月18日”并不真实，其对该合同确实形成于戴永祥担任鸿志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自然人股东期间，负有进一步的举证责任。戴永祥与案外人林长青之间是否确有真实的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不属于本案审理之范围，但各方当事人均确认，鸿志公司已于2012年9月11日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自然人股东由戴永祥变更为林长青，故戴永祥与林长青在2012年9月11日存在转让鸿志公司股权之事实。在此之后，戴永祥如与他人签订《借款合同》，在既未加盖鸿志公司印章也未将款项用于鸿志公司经营的情况下，不能当然认为戴永祥仍然有权以鸿志公司名义作出设定抵押的意思表示。抵押权的设定须以抵押人有权处分该财产为前提，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朱子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7967元，由朱子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晓云审 判 员 黄 年审 判 员 潘勇锋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肖玉坤书 记 员 刘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