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5）东行初字第1272号
原告居小玲，女，1956年7月16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大兴胡同45号。
法定代表人张健，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颖，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安琪，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干部。
原告居小玲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以下简称东城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一案，于2015年12月30日单独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被告委托代理人郭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2月3日，东城公安分局对赔偿请求人居小玲的国家赔偿申请作出京公（东）赔决字【2015】第01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第11号赔偿决定），主要内容为：本机关于2015年10月13日收到居小玲邮寄的国家赔偿申请，居小玲要求东城公安分局赔偿因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2015）东行初字第189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第189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本机关于2015年2月2日作出的东公信息公开字（2014）第165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以下简称第165号告知书）而造成其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人民币51417元。本机关认为，东城法院认为第165号告知书具有可撤销内容，不属于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法定情形，故判决撤销了东城公安分局作出的第165号告知书并责令东城公安分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东城公安分局已依据判决对申请人居小玲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了东公信息公开字（2014）第165号-非政《非政府信息告知书》（以下简称第165号非政告知书）并送达了申请人。东城公安分局的上述行为并没有对申请人的合法权利义务造成影响，亦未侵害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申请人要求东城公安分局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抚慰金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赔偿。
原告居小玲诉称，原告于2014年12月18日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被告公开2011年2月2日以原告为被训诫人的“训诫书”。2015年2月2日，被告出具第165号告知书，后被东城法院判决予以撤销。因被告的行为被判决撤销，造成原告一系列经济损失，故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向被告提起国家赔偿。但其决定不予赔偿，故原告请求法院判决：1、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第11号赔偿决定；2、判令被告依法赔偿原告自南京至北京之间火车往返（交通）费用887元；3、判令被告依法赔偿原告在北京市内交通费100元及在京住宿费400元；4、判令被告依法赔偿本案信息公开申请表格及诉状等邮费、复印费共计30元；5、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人民币51417元。
原告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2011年3月14日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当地公安机关根据“训诫书”将原告行政拘留；
2、吴鑫发、阮极忠的证言，证明该2人于2011年2月2日看到原告从北京同仁医院附近被带到久敬庄，并不是从总理住地被带过去的；
3、火车票两张及交通费、住宿费单据6张，证明原告计算赔偿数额的依据；
4、第11号赔偿决定，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证据。
被告东城公安分局辩称，我分局于2015年10月13日收到居小玲邮寄的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赔偿其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51417元。我分局经审查认为，东城法院认为第165号告知书具有可撤销内容，不属于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法定情形，判决撤销了我分局作出的第165号告知书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我分局已依据法院判决对申请人居小玲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了第165号非政告知书并送达了申请人。我分局的上述行为并没有对申请人的合法权利义务造成影响，亦未侵害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居小玲所谓的经济及精神损害系其自己的行为造成。我分局按期出具了赔偿决定，请求法院驳回居小玲的诉讼请求。
被告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国家赔偿申请书及信封，证明原告于2015年10月12日向被告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被告于同年10月13日收到申请及该申请书的请求事项；
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
3、第165号告知书；
4、第189号行政判决。
被告用证据2-4证明原告提起国家赔偿申请提交的证据以及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的事实；
5、第165号非政告知书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证明被告履行法院判决对原告重新作出答复并且送达的情况；
6、第11号赔偿决定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赔偿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
本案经开庭审理，并听取了当事人的质证、辩论意见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认证如下:
被告提供的证据1-6，内容真实、取得程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2主张其被行政拘留以及其不存在上访行为等事实与被告是否承担赔偿义务没有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3取得方式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内容真实，但其系补强证据，因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证据4系被诉行政行为，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不予采纳。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15年2月2日，东城公安分局对居小玲2014年12月18日所提“2011年2月2日，申请人到位于北京市东交民巷总理住地进行非正常上访，后被民警当场查获的（2011）第2704号训诫书”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第165号告知书。主要内容为：“居小玲：您好，我们于2014年12月22日受理了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具体见《登记回执》东公信息公开字（2014）第165号-回。经查，居小玲2011年2月2日到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17号上访，东交民巷派出所对其进行训诫，出具了训诫书，此情况已向居小玲告知，如需书面训诫内容请向东交民巷派出所索取。”居小玲不服，于2015年2月向东城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上述告知书违法。东城法院经审理认为，东城公安分局在第165号告知书中答复原告有关“东交民巷派出所2011年2月2日对原告进行训诫并出具训诫书”的告知内容，证据不足，故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第18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东城公安分局作出的第165号告知书，并责令东城公安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内对居小玲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同时驳回了居小玲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2015年7月16日，东城公安分局重新作出第165号非政告知书，告知申请人居小玲申请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本机关不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答复。居小玲仍不服该告知书，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另案解决。此后，居小玲于2015年10月12日以邮寄形式向东城公安分局申请国家赔偿，请求赔偿其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共计51417元。东城公安分局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不予赔偿的第11号赔偿决定。居小玲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本院认为，2012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还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以上规定表明，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应当同时具备以下要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本案中，居小玲是以东城公安分局2015年2月2日作出的第165号告知书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撤销为由，向赔偿义务机关东城公安分局提出国家赔偿请求。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该告知书被撤销是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内容缺乏相应证据支持。并且，该告知书被法院撤销后东城公安分局重新作出了答复，并告知居小玲申请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因此，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尚不能认定居小玲的财产权或人身权受到违法行政行为即第165号告知书的侵害。居小玲要求法院撤销被诉第11号赔偿决定并判令东城公安分局赔偿其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51417元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居小玲的全部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鹏英
人民陪审员 郎 谨
人民陪审员 郑 璐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