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浙06行终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市大唐耀华家私厂，经营场所诸暨市大唐镇开元东路***号。经营者郭信耀，男，196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代理人杨汤英，浙江信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寿怒威，浙江信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诸暨市大唐耀牌家具店，经营场所诸暨市大唐镇开元东路***号。经营者江建华，女，196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代理人郭信耀（系经营者江建华之夫），男，196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诸暨市永昌路12号。法定代表人杨永水，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马丽学，副局长。委托代理人余波，男，诸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建昌，男，196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上诉人诸暨市大唐耀华家私厂（以下简称“耀华家私厂”）、诸暨市大唐耀牌家具店（以下简称“耀牌家具店”）因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8）浙0681行初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周建昌曾在原告耀华家私厂从事木工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原告耀华家私厂为第三人周建昌缴纳工伤保险至2016年6月。2016年11月23日上午10时半左右，第三人周建昌在操作木工铣床过程中不慎被机械伤到，导致右手受伤，伤后被送往诸暨市人民医院治疗。2016年12月28日，第三人周建昌以工作单位为耀华家私厂向被告诸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诸暨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缺少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被告要求第三人周建昌补正。后第三人周建昌提请劳动仲裁确认与原告耀华家私厂的劳动关系。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4月7日作出诸劳人仲案字〔2017〕第0291号仲裁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确认周建昌与耀华家私厂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7年5月2日，第三人周建昌再次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受理后，经调查核实，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诸人社工伤认定[2017]4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周建昌所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耀华家私厂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6年7月至2016年11月，第三人耀牌家具店为周建昌缴纳工伤保险。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诸暨市人社局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企业职工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本案被告主体适格。一、关于事实认定方面。本案中，第三人周建昌与原告耀华家私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已经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调解书确认，原告在工伤认定举证期限内未提供任何证据，其又在《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申请受理决定书送达回执》的备注中写明“同意周建昌工伤认定”，被告根据第三人周建昌提供的证据及其调查核实的事实作出本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主张工伤事故发生时，第三人周建昌的用工单位应是第三人耀牌家具店，理由是仲裁调解书中第三人周建昌与原告耀华家私厂并未明确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且工伤事故发生时，第三人周建昌的工伤保险由耀牌家具店缴纳。该院认为，第三人周建昌在申请劳动仲裁时明确其工作时受伤的事实，双方据此达成调解协议应视为双方确认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包含第三人周建昌受伤时的工作时间。另外，虽然耀牌家具店自2016年7月起为周建昌缴纳工伤保险，但并不能以此对抗周建昌与原告耀华家私厂经仲裁调解确认的事实劳动关系。并且，原告在涉案《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申请受理决定书送达回执》的备注中写明“同意周建昌工伤认定”，也可证明原告认可第三人周建昌受伤时的用工单位是原告耀华家私厂。故原告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二、关于程序方面。被告诸暨市人社局在2017年5月2日收到第三人周建昌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后，于当日向原告邮寄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因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被告根据其调查核实的事实作出诸人社工伤认定[2017]456号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原告辩称其是在2017年6月13日才收到《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故被告于2017年6月20日就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程序严重违法。该院认为，被告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寄送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执，投递记录显示2017年5月3日已签收，原告在送达回执上明确签署收件时间为2017年5月2日，应视为被告在原告举证期限届满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综上，被告诸暨市人社局作出的诸人社工伤认定[2017]4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原告的诉请，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第三人耀牌家具店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发生阻止本案审理的效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耀华家私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耀华家私厂上诉称：1.诸暨市人社局的送达程序严重违法，并在用人单位举证期限未满的情况下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耀华家私厂的合法权益。涉案《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2日，EMS邮递单显示的签收时间为2017年5月3日，签收人一栏为“朋友代收”，签收主体不明。耀华家私厂实际收到该举证通知书的时间为2017年6月13日，举证期限应截止到2017年6月23日，而诸暨市人社局却在2017年6月20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对邮件签收人的情况只字不提，直接认定耀华家私厂于2017年5月3日签收邮件，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2.诸暨市人社局对用工主体的认定错误。涉案诸劳人仲案字〔2017〕第0291号仲裁调解书仅确认周建昌与耀华家私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未明确该事实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事实上，周建昌2016年11月发生事故时的实际用工单位为耀牌家具店，后者对此并无异议，且为周建昌缴纳了2016年7月起的工伤保险费用。诸暨市人社局作为工伤保险主管单位，明知周建昌的工伤保险参保情况，却未调查核实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工主体等内容，违反了《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之规定。3.诸暨市人社局未调查核实周建昌发生事故时的工作地点，所作认定工伤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周建昌发生事故的地点位于开元东路505号耀牌家具店厂区，即其事发时工作地点是在耀牌家具店而非耀华家私厂。诸暨市人社局、一审法院均认定周建华是系在耀华家私厂工作受伤，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耀牌家具店上诉称：1.诸人社工伤认定[2017]456号认定工伤决定对用工主体、工作场所的认定错误。2016年11月发生事故时，周建昌的用人单位实为耀牌家具店，其工伤保险参保情况也证明2016年7月开始，周建昌的用人单位已从耀华家私厂变为耀牌家具店。耀牌家具店的经营者江建华与耀华家私厂的经营者郭信耀系夫妻，两店实际均由郭信耀管理，经营场所同在开元东路，相距100多米。周建昌发生事故时的工作地点在开元东路505号耀牌家具店厂区内。一审法院未查清上述重要事实，认定事实不清。2.诸暨市人社局的工伤认定程序违法，未向耀牌家具店调查、核实，也未告知举证及陈述、申辩权利。耀牌家具店作为周建昌的实际用工及工伤保险缴纳主体，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直接关系到相应工伤保险能否依法理赔的问题，会对耀牌家具店的权益产生直接影响。诸暨市人社局在明知周建昌的工伤保险参保情况下，未调查核实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工主体、受伤地点等情况即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不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耀华家私厂、耀牌家具店对另一方的上诉意见均无异议。针对耀华家私厂、耀牌家具店的上诉，诸暨市人社局答辩称：1.2017年4月7日，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诸劳人仲案字〔2017〕第0291号仲裁调解书，确认周建昌与耀华家私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周建昌在耀华家私厂从事木工工作。该仲裁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周建昌是以2016年11月23日在耀华家私厂操作木工铣床过程中受伤为由要求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故仲裁调解书已对周建昌受伤当时的事实劳动关系作出确认，不存在两上诉人所称事实劳动关系不明、用工主体未查清的情况。2.答辩人收到周建昌以“耀华家私厂”为用人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以邮寄方式向耀华家私厂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该邮件于2017年5月3日被签收，耀华家私厂在送达回执上签署收件时间为“2017年5月2日”。但耀华家私厂在规定举证时间内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且在送达回执上备注了“同意周建昌工伤认定，但因违规操作失误所造成”内容。答辩人经调查核实，认定周建昌受到的事故伤害属工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3.如前所述，周建昌申请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为“耀华家私厂”，答辩人向耀华家私厂告知受理情况、通知举证，符合法律规定。耀牌家具店有关答辩人未向其调查核实，侵犯其举证及陈述、申辩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诸人社工伤认定[2017]456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针对耀华家私厂、耀牌家具店的上诉，周建昌答辩称：1.周建昌于2005年起陆续为耀华家私厂工作。2016年3月起至受伤时的用人单位是耀华家私厂，由郭信耀发工资、缴纳社会保险。本案诉讼前，周建昌从不知道耀牌家具店的存在，也不知道工伤保险的缴纳单位已变为耀牌家具店。2.周建昌是在耀华家私生活馆后面的厂房里做木工，受伤地点即为工作场所，并非在耀牌家具店工作。3.涉案送达回执上的收件时间、备注等内容是郭信耀填写完后，要求周建昌拿给诸暨市人社局的，备注内容的实际填写时间为2017年5月13日，不是2017年6月13日。综上，诸暨市人社局认定周建昌所受伤害系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上诉人耀华家私厂、耀牌家具店对于周建昌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无异议，分歧在于周建昌2016年11月23日发生事故时的用人单位、工作地点的认定。首先，周建昌与耀华家私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已经诸劳人仲案字〔2017〕第0291号生效仲裁调解书确认。耀华家私厂虽主张该调解书仅是对其与周建昌2016年7月之前的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但从调解书的内容看，周建昌明确陈述其于2016年3月5日进入耀华家私厂从事木工工作，同年11月23日上午10时半左右在操作木工铣床过程中受伤，要求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耀华家私厂明知上述情况，仍与周建昌达成仲裁调解，其有关耀华家私厂并非周建昌发生事故时的用工主体的上诉意见，与已有生效仲裁调解书不符，也与其在涉案《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申请受理决定书送达回执》备注的“同意周建昌工伤认定，但因违规操作失误所造成”意见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其次，结合上述查明的事实及耀华家私厂、耀牌家具店一致陈述，两上诉人的经营者系夫妻，日常经营、管理由郭信耀负责，两上诉人2016年7月更换周建昌工伤保险缴费单位时未告知周建昌本人。耀牌家具店仅以其系事故当时周建昌工伤保险缴费单位为由，主张与周建昌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耀华家私厂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及本案诉讼期间均未提交周建昌之情形不属于工伤的反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被上诉人诸暨市人社局基于现有已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材料，认定周建昌2016年11月23日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耀华家私厂、耀牌家具店相应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针对耀华家私厂、耀牌家具店提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程序违法的问题。经审查，被上诉人诸暨市人社局于2017年5月2日受理周建昌的工伤认定申请，同日向上诉人耀华家私厂登记的经营场所邮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执，该邮件于次日被签收。耀华家私厂虽否认2017年5月3日收到上述邮件，但未能对其实际收到涉案送达回执并签署“收件时间”、填写“备注”等作出合理说明。一审法院认定耀华家私厂于2017年5月3日收到上述邮件、诸暨市人社局系在耀华家私厂举证期限届满后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鉴于周建昌系以耀华家私厂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耀牌家具店有关诸暨市人社局未向其告知举证及陈述、申辩权利，属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诸暨市大唐耀华家私厂、诸暨市大唐耀牌家具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傅芝兰审判员  蒋 瑛审判员  范卓娅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何佳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