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甬象商初字第439号
原告：象山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原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象山县丹西街道工业示范园区园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智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奚利宏，浙江人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倪国千，象山丹城东达工艺针织厂业主。
委托代理人：谢忠明，象山县民信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象山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栋公司）为与被告倪国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2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瑛适用简易程序，于2012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奚利宏、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谢忠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申请的证人陶某、蒋某甲、马某以及被告申请的证人王某、蒋某乙出庭进行陈述。被告于庭审中提出鉴定申请，并于2012年4月27日向本院递交《工资单书写时间鉴定申请书》，要求对原告向本院提供的2010年10月至2011年8月的工资单中陶某以及蒋伟道的签名进行书写时间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所于2012年12月26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2）鉴字第1597号《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2年12月26日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院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2月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奚利宏、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忠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申请的证人石某以及被告申请的证人俞某、陶某出庭进行陈述。庭审中，原、被告一致要求本院给予30日的庭外调解期，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伟栋公司起诉称：2011年9月，原告（当时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19日更名为现在名称）向被告经营的象山丹城东达工艺针织厂（以下简称东达厂）出售32支全棉共计13吨，具体事宜由原告公司的业务员陶某经办。原告交付货物后，东达厂开具入库单，对双方交易的棉纱数量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对每吨棉纱价格的约定，货款总额为372000元。该款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72000元。庭审中，原告将货款金额变更为364000元。
为证明上述诉称事实，原告伟栋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予以佐证：
（1）2011年9月15日至2011年9月23日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出库单》四份以及2011年10月7日的《象山东达工艺针织厂入库单》三份，拟证明原告共向被告发售32支全棉纱13吨以及被告对该交易总量予以确认的事实；
（2）2011年1月至10月的原告公司工资单各一份以及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奚利宏与陶某谈话所制作的谈话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公司的业务员陶某经办上述棉纱交易的事实；
（3）《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两份，申请证人陶某、蒋某甲、魏某、马某出庭作证。经本院准许，证人陶某、蒋某甲、马某出庭进行陈述。其中证人陶某在庭审中陈述称：证人之妻于2006年开办象山锦华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华公司），证人于该公司成立至今一直在该公司工作，该公司也曾与被告经营的东达厂发生过业务往来，但因公司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证人同时于2010年8月至2011年10月在原告处担任业务员。2011年9月，被告打电话给证人要棉纱，于是证人打电话给原告公司的保管员，从原告处拉了13吨棉纱给了被告，总货款是30多万元，当时手续并非证人办理。证人告知过被告棉纱系原告提供，应在15天内付清棉纱款，之后原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给被告，但是被告声称不是锦华公司开具的不予接收，由此后补了入库单，至于来料单位填写的是证人的名字，并非是证人所写，而是东达厂的人员所写，证人拿到被告的入库单时也向被告提出是原告所供货物，但是被告坚持货物是向证人所拿。证人向被告之妻借款440000元属实，收到蒋某乙交付的50000元也属实，但该50000元是证人向被告所借的借款，非系被告支付的棉纱款，被告并未支付过棉纱款，证人至今仍尚欠被告借款490000元，并未以锦华公司的货款与之相抵扣。证人蒋某甲在庭审中陈述称：证人是原告公司的仓库保管员，自2011年正月十五开始在原告处工作，月工资为2300元，扣除保险，可领取2072元。对于棉纱的发货事宜，一直都是由陶某在负责，并不须经领导同意。2011年9月，证人应某的要求从仓库拉出13吨棉纱给东达厂，当时没有专门的送货单，只是开出了出库单。证人马某在庭审中陈述称：2011年9月，原告公司的蒋某甲叫证人将货拉至东达厂，也将出库单给了证人，当时用的是运输拖拉机，一般二吨多一次，大概拉了三、四次，中途被告跟证人车队的小魏联系，小魏又叫证人等将货拉至了其他地方，其中一车是放在东达厂的，其余的是拉至其他地方的，签收货物的话是一起签收，并不是送一车签一车，证人运输的是第一车，所以没有回单，送到别人处的收条，蒋某甲不愿意要，一定要东达厂的。之后证人等去要回单，东达厂的老板娘说回单已经交给了陶某，对于之后的事情，证人不清楚。原告提供上述证人拟证明本案所涉13吨32支全棉纱系由原告出售给被告的事实；
（4）2011年1月至10月的原告公司通讯补贴费清单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公司补贴公司员工每人通讯费300元中有陶某的事实；
（5）2010年9月至12月的原告公司工资单及通讯补贴费清单各一份，拟证明陶某在2010年9月就已进入原告公司担任业务员的事实；
（6）由浙江巨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鹰公司）及宁波鑫衲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衲公司）于2013年1月22日出具的证明、由原告于2011年8月17日开具给巨鹰公司的增值税发票、2011年8月9日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出库单》各一份、原告针对巨鹰公司制作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结算清单》两份、原告与巨鹰公司于2011年8月22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原告于2011年9月27日开具给鑫衲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以及原告针对鑫衲公司制作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结算清单》各一份，其中两份证明载明：“兹证明我公司于2011年8月9日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购买17S全棉计25kg（单价28元／kg，共计人民币700元），该交易具体事宜由我公司采购人石某与伟栋公司业务员陶某接洽。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证明单位：浙江巨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具印章）2013年1月22日石某13.01.23”，“兹证明我公司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有稳定的棉纱买卖业务往来，在2011年11月前该交易具体事宜由我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伟栋公司业务员陶某接洽。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证明单位：宁波鑫衲制衣有限公司（盖具印章）2013年1月22日林某”，拟证明陶某系原告公司的业务员，负责对外棉纱销售的事实；
（7）《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一份，申请证人林某、石某出庭作证。经本院准许，证人石某出庭进行陈述，其在庭审中陈述称：证人与原告的老板是业务关系，后与原告公司业务员陶某联系并发生棉纱买卖关系，总共发生业务金额大概为几百万元，有时是与陶某签订合同，有时是与原告签订合同，货款都是与原告进行结算。
被告倪国千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在2011年9月是向陶某之妻开办的锦华公司购买13吨棉纱，并非是向原告所购买，且被告已支付给陶某货款50000元，余款陶某同意在其向被告的借款中予以抵扣，故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上述辩称事实，被告倪国千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予以佐证：
（1）锦华公司的工商登记基本情况以及象山县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出具《证明》各一份，其中证明载明：“兹证明陶某，性别男，身份证××，在我象山县社保系统中无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情况属实，予以证明。象山县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盖具印章）2012.3.26”，拟证明陶某系锦华公司的股东以及原告并未为陶某缴纳过养老保险，故陶某并非原告公司的员工的事实；
（2）由锦华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开具给东达厂的《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转账支票存根、由陶某于2011年9月5日及2011年11月9日出具的收条以及于2011年7月10日出具给被告之妻童紫霞的借条（均为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曾多次与锦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陶某曾向被告之妻童紫霞借款440000元以及被告曾支付货款50000元的事实；
（3）被告与其妻童紫霞的《结婚证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与童紫霞系夫妻关系的事实；
（4）《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一份，申请证人王某、蒋某乙出庭作证。经本院准许，证人王某、蒋某乙出庭进行陈述。其中证人王某在庭审中陈述称：证人与原、被告都是同行，与陶某不存在业务关系。证人有时也将买棉纱的业务介绍给陶某，知道陶某也开了一家公司，听说过被告向陶某买棉纱，也曾听被告说过陶某向被告借款的事情。但是对于陶某的棉纱从哪里来的以及是陶某将自己公司的棉纱卖给被告还是将原告公司的棉纱卖给被告等具体情况不清楚。证人蒋某乙在庭审中陈述称：2011年11月9日，被告打电话给证人，称向陶某买棉纱没有钱问证人暂借50000元，之后陶某在象山县中医院从证人处拿走了50000元，并出了收条给证人，证人当时不知道该款具体是什么款，陶某出收条时也没有讲过是支付货款所以出具收条，之所以打收条，是因为陶某说收条与借条是一样的，之后被告将该笔钱还给了证人，证人也将收条给了被告。被告提供上述证人拟证明被告系向陶某购买棉纱以及已向陶某支付货款50000元的事实；
（5）由陶某、童紫霞、俞某、蒋某乙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2011年8月初在蓝奇咖啡馆，倪国千向象山锦华纺织有限公司陶某商谈采购32支棉纱价格及数量，长期分批供纱，每月从货款中扣除部分资金作为还款（借款）。在场人员有：倪国千、陶某、蒋某乙、俞某、童紫霞。特此证明。证明人签字：陶某童紫霞俞某蒋某乙2013年2月2日”，拟证明被告是向锦华公司购买棉纱而非向原告购买的事实；
（6）谈话录音资料两份，拟证明陶某本人承认发货给被告的棉纱系锦华公司的棉纱的事实；
（7）《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一份，申请证人俞某、蒋某乙、陶某出庭作证。经本院准许，证人俞某、陶某出庭进行陈述。其中证人俞某在庭审中陈述称：证人与陶某是业务关系，做到2010年就没有再做了。陶某一直以来是锦华公司的，证人也知道被告向陶某购买棉纱并从陶某向被告的借款中抵扣货款的事情，当时在蓝奇咖啡馆商谈购买棉纱，对于棉纱的种类，是需要什么买什么，也没有确定具体的单价和数量，抵扣多少货款也未确定，棉纱从哪里来、最终货款有无抵扣借款以及借款的具体金额，证人不清楚，从来不曾关注过棉纱从哪里来，但发票都是锦华公司开的。2013年2月2日，证人与陶某等一起吃好饭后到象山百士德咖啡馆商谈并出具了证明。证人陶某在庭审中陈述的内容与第一次庭审中陈述的内容基本一致。
被告并于第一次庭审中提出鉴定申请，同时于2012年4月27日向本院递交《工资单书写时间鉴定申请书》，要求对原告向本院提供的2010年10月至2011年8月的工资单中陶某以及蒋伟道的签名时间进行司法鉴定。
经审理，原、被告对对方举证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认为出库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是原告内部的单子，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目的，对于入库单的真实性则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表证被告与陶某之间所发生的买卖关系。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对工资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工资的发放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的签字，同时工资的金额不符合常理，领导和一般职工的工资相同，存在后补的嫌疑，至于谈话笔录将结合证人陶某的证言一并质证。对原告提供的三位证人的证言，原告没有异议。被告则认为证人陶某的证言前后矛盾，其称收条中所载款项是借款，是明显不可能的，其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证人蒋某甲称其是正月十五开始上班，应该是二月份，而在原告一月份的工资单中就已有其工资记录，而且其是原告公司的仓库保管员，同样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证人马某称是被告叫其送至其他地方，但送货肯定有送货单，不可能再过一个月去补签。原告对此解释为证人蒋某甲的基本工资为2000元，通讯费为300元，养老保险是放在另外一个公司中，因为其原先在另一家关联公司上班，二月份才调到原告处，但是一月份的工资也一并由原告发放。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通讯费不可能每个员工都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要求对签名的书写时间进行鉴定。对此，原告承认签名系后来补签。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对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认为陶某不是原告公司的业务员，而是锦华公司的员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证人很清楚地说明了陶某是原告公司的业务员的事实，能够与陶某签字的出库单、合同等相印证，如其不是原告公司的业务员，则其没有签字的权利。被告认为陶某本身是锦华公司的员工，其在原告公司仅是赚点外快，而且购买棉纱是9月份的事情，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公司的员工投资开办另一家公司是允许的，原告也承认未给陶某缴纳养老保险，但以此不能否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认为真实性可向陶某进行核实，对关联性则存有异议，增值税发票与本案所涉的买卖关系没有关联，收条中的50000元的性质不明，仅是陶某的个人行为，与原告无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没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原告认为证人王某的证言反映出其对本案的了解是基于被告所说，等同于被告陈述，至于借款的话，也是陶某个人借款，与本案无关联性；证人蒋某乙的证言从其最后陈述的意见来看，并不能最终确定50000元是货款还是借款，对于公司之间的交易，应该开具专用的收款收据，通过个人出具收条的方式来支付货款是违反一般交易惯例的。被告对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无异议；但认为证人蒋某乙的证言有点模糊，借款不可能出具收条，当时被告讲得很清楚，至于中间出了什么问题，被告不清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故现真实性无法确认，也缺乏证据构成的要件，其中内容只涉及商讨，并不涉及货款以借款抵扣的事实。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谈话人之一是否为陶某本人无法确认，对谈话内容的真实性也有异议，认为四段录音资料系被告私录，且每段音频时间均只有短短几十秒，明显经过了剪辑、删选，不能排除谈话人是在受到胁迫、利诱之后所说，也不能排除被告只保留对其有利的录音内容，而删除了对其不利的部分，退一步讲，即使该录音资料真实，也恰恰证明本案所涉13吨棉纱是原告所有，后通过陶某出售给被告，故原告与被告存在买卖关系，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对被告提供的证据（7），原告认为证人俞某的证言不能证明陶某是以锦华公司的名义销售棉纱给被告，证明中的内容是协商购买32支全棉，而其却主张要什么棉纱即提供什么棉纱，而且对于棉纱的数量、单价以及如何结算货款，如何以货款抵扣借款，其都是不清楚的，所以当时只是初步的商谈，尚未确定具体事宜，也没有真的以货款抵扣借款，其又讲到与陶某之间的业务关系持续至2010年，对之后的情况不清楚，但本案的业务却是发生在2011年；证人陶某的证言与其在第一次庭审中的证人证言相符，其讲到货是由原告提供，其系代表原告进行销售，并将该情况告知了被告，销售本案的13吨棉纱时起从未提出与被告以货款抵扣借款，故对其证言应予采纳。被告对证人俞某的证言没有异议，陶某是一直以锦华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棉纱；对于证人陶某的证言则认为真假皆有，其讲到除本案棉纱外，其余都是锦华公司销售的，而本案棉纱是从原告处调过来，再销售给被告的。
对被告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所于2012年12月26日作出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2）鉴字第1597号《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标注日期分别为“2011.1”至“2011.8”的《宁波梅山保护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2011年X月工资单》上右上角“蒋伟道”署名字迹不应是标注日期分别形成，而应是同期书写形成；2.标注日期分别为“2011.1”至“2011.8”的《宁波梅山保护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2011年X月工资单》上右上角“陶某”署名字迹不应是标注日期分别形成，而应是同期书写形成。对此鉴定意见，原告对工资单中“蒋伟道”、“陶某”署名字迹系同期形成的解释为因原告原先的注册地址为宁波市梅山保护港区，公司财务账目也都是由宁波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因为保税港区的企业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加之税务部门查账不是很严格，所以当时原告的账目做得并不是很规范，账目中仅有记账凭证而没有工资发放的原始凭证，而在2011年10月，原告的注册地址经工商变更为象山，所有的账目也一并迁入象山，而象山的税务部门对账目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原告在2011年10月制造了上述工资单，故当时只是出于规范财务账目的目的，而非诉讼需要。被告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除去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以及双方对鉴定意见无异议外，双方提供的其余证据经对方质证均存有一定的异议，鉴于当事人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也无当时经被告签收的送货单、入库单等佐证买卖合同关系发生的直接证据，故对于双方各自提供的上述间接证据意欲证明的待证事实，本院不再另作单一认证，而将在争议焦点部分予以综合分析认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与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原告还是陶某之妻开办的锦华公司；二、被告经由蒋某乙转手给付陶某的50000元款项系支付本案货款还是陶某向被告的借款。
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陶某系其公司业务员，系代表原告履行职务行为与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则认为其一直以来均系与陶某之妻开办的锦华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首先，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6），可以获知陶某在2011年11月前对外确曾以原告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代表原告与其他公司洽谈业务并签订合同，故虽然被告提供的证据（1）确能够反映出原告未曾为陶某缴纳过养老保险以及陶某同样在其妻开办的锦华公司工作，但亦不能以此当然来割裂原告与陶某之间的劳动关系，故陶某的身份存在多重性；其次，依照被告、陶某以及被告提供的证人俞某的证言，可以确认在本案棉纱买卖发生之前，被告系一直与锦华公司存在着棉纱买卖关系，被告并与陶某约定以部分货款抵扣借款，故本案与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究系原告还是锦华公司对被告而言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再者，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除去受到被告质疑的陶某的证言外，尚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陶某在向被告供应棉纱时确曾披露了原告的合同相对人的地位，对于收条，也是以陶某个人的名义出具，且陶某在庭审中的证言与其私下和被告所说存在矛盾之处，故本院难以仅凭其证言即认可其曾向被告披露过原告。在此种情况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从之前的分析可知，被告与陶某之间存在着以货款抵扣借款的约定，而从被告的抗辩情况来看，被告的意思表示也非常明确，其就是与锦华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并以此来抵扣借款，故作为被告，其若知晓棉纱是原告所供而非锦华公司，其并不会与之订立合同。综上所述，本院认定与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陶某之妻开办的锦华公司。
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认为该50000元性质不明，系陶某的个人行为，与原告无关；被告则认为该款系其所支付的货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借款当出具借条而非欠条、收条之类应系一般常识，故陶某主张借款却出具收条的行为显与常理不符；其次，就被告来说，不管其认为与之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锦华公司抑或原告，在其货款尚未结清的情况下向陶某给付款项应首先理解为与货款相抵而无必要将事情复杂化；再次，若该50000元确系被告给付陶某的借款，被告在收到收条时当提出异议并将收条及时换成借条为妥，以避免不必要的歧义，但现被告持有的却仍为收条。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对于该50000元的抗辩意见成立，该50000元从被告的意思表示来说当认定为支付货款。
综上分析，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3）、（5）、（6）以及证据（4）中证人蒋某乙的证言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2）、（3），被告提供的证据（7）中陶某的证言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1）所欲证明的陶某非为原告员工的事实基于上述分析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5）系后补，本院不作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6）、（7）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4）中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据（7）中俞某的证言，鉴于两位证人均未十分明确本案与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陶某而非原告，故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至于鉴定意见，鉴于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原、被告的诉辩陈述，举证质证和本院认证，本院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2011年9月，陶某从原告处拉走32支全棉共计13吨出售给被告经营的东达厂，共计货款总额为364000元。2011年11月9日，被告经由蒋某乙转手给付陶某50000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基于本院在争议焦点部分的阐述，原告尚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佐证其系合同相对人的主张，故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尚未成立，本案原告的主体地位不适格。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64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基于被告收取的货物系陶某从原告处拉走，原告可向陶某另案主张相关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象山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6760元，鉴定费17600元，合计24360元，由原告象山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81×××01，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并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判长 翁 羽
审判员 陈 瑛
审判员 翁华杰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白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