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8102民初1167号
原告：孙振山，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琳，黑龙江博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韩杨双鹏，男，回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文，黑龙江建三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伟方，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景贤，黑龙江红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振山因与被告韩杨双鹏、李伟方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春阳独任审判。于同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振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琳、被告韩杨双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文、被告李伟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景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韩杨双鹏的证人赵某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振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韩杨双鹏、李伟方赔偿孙振山先期投入成本70286.7元，待鉴定结果确认后变更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及本案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韩杨双鹏、李伟方承担。事实与理由：孙振山于2016年在洪河农场第四管理区承包种植张文仲家庭农场的土地250亩种植水稻，韩杨双鹏租种洪河农场第四管理区的旱田地种植玉米，孙振山的水稻地南侧、东侧与韩杨双鹏的玉米地相邻。2016年6月23日至27日之间韩杨双鹏雇佣李伟方的无人机进行田间除草作业，由于管理操作不当对孙振山所种植的水稻产生药害，导致绝产面积达88.5亩，事情发生后，多次与韩杨双鹏、李伟方协调沟通，二人拒不到场，而且相互推卸责任，导致孙振山先期投入及药害发生后补救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共计70286.7元，为此孙振山诉至法院，要求韩杨双鹏、李伟方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孙振山先期投入成本70286.7元。
审理中孙振山变更诉讼请求：将原诉讼请求变更为赔偿损失131915.21元，另解药1458元，共计133373.21元，另起诉费、鉴定费、公证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评估报告中绝产88亩，按鉴定结果406.7公斤/亩，计35789.6公斤，1.48元/斤，计105937.2元；减产面积81亩，计8776.35公斤，1.48元/斤，计25977.996元；合计131915.21元。定价是根据孙振山在卖粮时的打款凭证和小票计算的。
韩杨双鹏辩称，2016年6月20日，韩杨双鹏委托其长工赵某与李伟方签订了喷药合同书，李伟方用其无人机为韩杨双鹏种植的玉米地喷药，双方形成了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如果李伟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过错造成第三方的损失或其自身损失，应当由李伟方承担，韩杨双鹏无赔偿义务。韩杨双鹏没有实施造成孙振山损失的行为，孙振山所主张的损失与韩杨双鹏无关。孙振山的证据不能证实韩杨双鹏应承担赔偿责任。孙振山损失数额应当为减少产量的损失，其中已经包括孙振山前期投入的成本。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孙振山对韩杨双鹏的诉讼请求。
李伟方辩称，1.根据韩杨双鹏的答辩，其对委托长工赵某与李伟方签订喷药合同这一事实是认可的。该合同中明确约定“喷施后药品所产生的药效及产生的不良后果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通过上述约定能够证明，双方对因喷施农药有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由韩杨双鹏承担已明确；2.李伟方为韩杨双鹏喷施的农药均是由韩杨双鹏自行提供和调配，李伟方并未参与也不知情。故在喷施过程中，李伟方不存在过错行为，不应承担责任；3.李伟方具备操作无人机的资格，在喷施过程中也是完全依照操作规程进行，并没有任何过错行为，因此无论是否造成损失均与李伟方无关。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孙振山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及韩杨双鹏、李伟方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建三江农垦区公证处出具的（2016）黑垦建证内民字第315号公证书及公证费票据各一份。意在证明与孙振山相比邻的地韩杨双鹏（××）在雇佣李伟方的无人机为自己的地喷洒农药时造成孙振山的地受损，经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以及因公证支出公证费用1500元。韩杨双鹏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其只能证实孙振山地发生损害的事实，不能证明其损害与喷洒农药有关，是喷药导致的，该公证书没有绘制孙振山地受到损害面积的现场图，无法证明孙振山损害的实际面积与现场公证笔录记载的面积相符。李伟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公证书只是对水稻药害现状进行现场勘验，没有提取和保存勘验物的样本，证明不了孙振山主张的其作物受损与韩杨双鹏雇佣李伟方无人机喷洒农药有因果关系。公证书本身只是对现场状况的公证，其不具有查明孙振山作物是否受到药害及受药害原因的作用，证实不了孙振山的主张；对于公证费票据，韩杨双鹏及李伟方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己方不应该承担。
证据2.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黑求农技［2016］农技鉴（意）字第43-2号农业技术鉴定意见书一份及鉴定费用票据二张、《补正书》一份。意在证明⑴孙振山种植的水稻所受药害与韩杨双鹏、李伟方喷洒的农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⑵孙振山所受漂移物药害损失程度及百分比为水稻种植面积88亩全部绝产，减产的有81亩。水稻全部绝产的按406.7公斤/亩计算，减产损失为108.35公斤/亩；3、证明支出鉴定费10886元。韩杨双鹏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⑴该鉴定结论无相应的数据报告支持，首先鉴定机构没有对受害作物及土壤取样进行农药品种及含量的检测，无法得出由于韩杨双鹏、李伟方喷药造成孙振山地受到药害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科学结论。鉴定过程中未采用任何的科学检测仪器和设备进行检测、分析，仅凭鉴定人员的主观臆断便得出了被告方喷药与孙振山受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结论。该结论无相应的检测分析数据支持，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无法排除其他因素作用造成的孙振山损害的事实的可能性；⑵鉴定报告中没有现场图，无法证明孙振山受损面积与鉴定书中的受损面积相符；⑶鉴定中的平均产量及产量损失的取样方式过于简单，取样点过少，无法证明孙振山真实的平均产量及产量损失。孙振山应当用未受药害的收割的产品来证明其发生的产量损失。测产结论不客观，不能证明孙振山真实的产量损失。对鉴定费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鉴定费用因鉴定结论无法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故此因鉴定支出的费用应由孙振山自行承担。李伟方与韩杨双鹏的质证意见一致，并补充以下质证意见：⑴鉴定报告没有对孙振山种植作物的土壤进行科学检测，无法排除孙振山农作物受损是否受到上年农药残留的可能性；⑵鉴定报告没有对农作物本身进行科学检测，没有证据证明农作物所受药害是何种药害所致。单凭鉴定人员的主观推测及直观感受来推定农作物所受药害即为韩杨双鹏让李伟方喷洒的农药不具备科学性及客观性，该结论不能成立；⑶鉴定报告中对于所受药害作物的当年平均产量及作物地块本身当年的产量的认定没有进行科学的取样、检测，鉴定报告本身也没有附其陈述的平均产量及相邻地块产量的相关数据及证据，不具备客观性。综上，鉴定结论因不具备科学性、客观性、无法证明与被告方的喷施行为具有关联性而不能成立。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二被告对《补正书》无异议。
证据3.烟嘧.莠去津和2，4D（滴）丁酯照片三张。意在证明⑴这两种农药是韩杨双鹏喷在自己地所用的药物也是孙振山地里受到药害的药物，这两种药的照片是在韩杨双鹏土地现场捡取的实物拍的照，在韩杨双鹏地里取样的时候洪河派出所备案了，派出所去人去现场了，对这一事实韩杨双鹏不否认；⑵烟嘧.莠去津药物上明确标注严禁用无人机喷洒。二被告明知有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韩杨双鹏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孙振山没有证据证明这是韩杨双鹏使用后留下的药瓶，不能证实韩杨双鹏使用了该农药，并且烟嘧.莠去津说明书上并没有标明无人机不能喷洒该药，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孙振山要证明的问题。李伟方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李伟方受雇于韩杨双鹏，为其喷施农药，至于喷施何种农药是由韩杨双鹏提供和决定，李伟方并不知情。通过鉴定结论能够证明孙振山与韩杨双鹏认可的玉米苗所用除草剂的药品名称是2，4D（滴）丁酯，而该药品说明当中并没有禁止使用无人机喷洒，所以李伟方不存在任何过错，其他质证意见同韩杨双鹏。
证据4.惠农庄稼医院出具的缓解药害的票据一张，金额为1458元。意在证明孙振山的地里受药害之后为了减少损失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购买解药益护、百色百泰、碧护、十全大补并因此支出1458元的事实。韩杨双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认为该票据不是正式发票，不能证明孙振山购买了票据上的药品用于治疗其所受药害，孙振山也无证据证明票据上的药品具有解除药害的作用，并且将该药品用于其种植的水稻。李伟方的质证意见与韩杨双鹏的一致。
证据5.2016年12月23日黑龙江建三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河支行交易明细一份、收粮人刘海红证明一张、称重单两张。意在证明孙振山卖粮57.68吨，价格是1.48元/斤，银行打款的钱数是170732元；证明孙振山当时售粮的价格是1.48元/斤，孙振山的损失是按这个价格计算的。韩杨双鹏对交易明细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该明细账不能证明与孙振山售粮有关；对刘海红的证明和称重单两份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认为刘海红没有出庭，无法证实该证明是刘海红亲笔书写和证明内容的真实，称重单也无法证实是韩杨双鹏售粮时发生的票据，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不能证明原孙振山售粮的价格为1.48元/斤。李伟方的质证意见与韩杨双鹏的一致。
证据6.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和交承包费的票据一张。意在证明受药害的土地是孙振山承包和耕种的，孙振山是适格的主体。韩杨双鹏、李伟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
韩杨双鹏为支持其辩解主张，庭审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韩杨双鹏与李伟方签订的喷药合同书一份。意在证明2016年6月20日韩杨双鹏与李伟方签订了喷药合同书，双方形成了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李伟方用其无人机为韩杨双鹏种植的玉米地喷药的事实。孙振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⑴此证据不能证明韩杨双鹏与李伟方之间是加工承揽关系，从合同当中的字样也是雇佣关系，涉及到的农药也应该是韩杨双鹏提供农药及相应的农药配比技术以及是否对邻地农作物产生药害，因为韩杨双鹏是农民他自己清楚，所以说不符合加工承揽的法律特点；⑵李伟方是无人机的所有人，他应当了解无人机应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以及在何种天气下使用，无人机的使用特点和特性无人机所有人应掌握和了解，所以孙振山受药害韩杨双鹏与李伟方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李伟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⑴韩杨双鹏与李伟方之间形成的是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理由同意孙振山质证的意见；⑵根据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喷施农药后所产生的药效及不良后果全部由韩杨双鹏承担与李伟方无关，该约定证明了李伟方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⑶李伟方是严格按照操作程序及要求进行的无人机喷洒，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担责任。
证据2.证人赵某的证人证言一份。意在证明2016年6月20日韩杨双鹏和李伟方签订了喷药合同，双方形成了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以及李伟方用其无人机为韩杨双鹏种植的玉米地喷药的事实。韩杨双鹏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该证言证明了韩杨双鹏与李伟方之间形成了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李伟方按照天气情况确定喷药的时间，如果李伟方存在过错造成第三方损失应当由李伟方承担，与韩杨双鹏无关。韩杨双鹏于7月6日雇车喷药500余亩，而药害发生的时间原、被告共同确认的是7月3日到4日，韩杨双鹏喷药行为与此次药害无关。孙振山质证认为：⑴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韩杨双鹏和李伟方之间的加工承揽关系。一部分事实客观能够证实韩杨双鹏与李伟方之间均有混合过错责任给孙振山造成的损失，如配备农药是韩杨双鹏的责任，而根据天气进行无人机喷施农药应该是无人机驾驶人员根据天气状况及范围都具备才能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而孙振山地里所残留的农药正是韩杨双鹏和李伟方所喷洒的农药；⑵关于证人证实的其他玉米地是否残留农药以及玉米秆是否在韩杨双鹏喷洒农药之前就已经留存该农药的这一事实没有证据证实，所以韩杨双鹏与李伟方均不应免责。李伟方对该证人证言中的关于李伟方提供的是格式合同及合同中第二条的约定证人是凭借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所以不符合证言的法律要求（要客观真实不能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所以对该部分证言有异议，证人与韩杨双鹏系雇佣关系，该理解和判断显然是作出对韩杨双鹏有利的理解和判断，因二人之间是利害关系人故该部分证言无效。证人证实了喷施何种农药及用量配方均是由韩杨双鹏及证人决定，与李伟方无关，在这一过程中李伟方不存在任何过错。同时证人也证实了在其对喷施时间有一个总体要求的前提下李伟方选择适合无人机作业的天气状况进行喷施，显然李伟方在喷施农药过程中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依照要求喷施农药，显然不存在任何过错。证人证实其对500余亩玉米地雇佣他人二次喷药，并且喷施的是相同的农药显然不能排除在其二次喷施过程中产生漂移的可能。
李伟方为支持其辩解主张，庭审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2016年6月20日李伟方与赵某签订的喷药合同书一份。意在证明⑴韩杨双鹏与李伟方之间是雇佣的法律关系；⑵因李伟方完成雇佣工作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全部由韩杨双鹏承担。孙振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从合同看是雇佣关系，实际上是租赁关系，应该说韩杨双鹏租用的是李伟方的无人机，所以说无论他们两者是什么关系，他们的侵权对孙振山造成的损害后果是韩杨双鹏与李伟方混合过错造成的结果，所以均应对孙振山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韩杨双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合同约定的内容与合同法规定的加工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相符合，韩杨双鹏与李伟方是加工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和租赁关系。韩杨双鹏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李伟方由于过错造成了孙振山的损失也应由李伟方承担。
证据2.大疆创新授权售后服务站合作协议、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富裕农机经销处营业执照、李伟方培训证书各一份。意在证明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富裕农机经销处负责人李忠余与李伟方系父子关系；李伟方具有使用无人机、操作无人机的授权和资格，符合使用无人机的主体资格条件。孙振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⑴根据证人当庭证实操作无人机的是4个人，该证据也只能证明李伟方有操作资质，不能证明其他人有操作资质；⑵不能排除李伟方的过错责任，恰恰因为李伟方有专业资质更应该知道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情况下可以操作无人机喷药。韩杨双鹏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同时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李伟方是专业的无人机驾驶人员，对无人机喷药业务非常熟练，具备避免发生药物漂移的能力和认知。如果确实由于李伟方操作失误造成孙振山的损失应由李伟方承担。
证据3.关于无人机飞行器的飞行环境要求一份、2016年10月24日气象证明二份。意在证明无人机飞行环境要求风力在5级风以下，该气象证明证实了在2016年6月23日至27日期间洪河农场风力均在5级风以下，适合无人机的飞行环境要求；同时证明2016年8月31日洪河农场出现阵风八级的东北风也就是说孙振山农作物减产的原因还有因农作物倒伏导致，而鉴定结论在测产时没有排除其原因，显然对于孙振山的农作物受药害所造成的减产在鉴定结论中实际上包含了倒伏导致的减产，鉴定结论不具备客观性。孙振山对该组证据中关于洪河农场气象站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其只能证明当时当天的自然情况不能证明是否适应飞行器飞行，更不能证明飞行器喷洒农药是否适合飞行；关于农场气象站8月31日天气情况的气象证明不能证明有台风一定会造成孙振山的地中所种植的农作物受损，而且也没有证实当年洪河农场其他农作物受台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绝产情况，所以说不能证明本案的问题；关于飞行器的飞行环境要求因为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假如是真实的情况也只能说明飞行器的飞行的情况，不能证明飞行器是否适合载有农药喷洒作业。韩杨双鹏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
证据4.关于无人机的使用说明书中与本案有关的内容（二页）。意在证明⑴无人机是在GPS定位模式下飞行，不可能超出定位的范围；⑵证明飞行高度是2米--
3.5米之间，飞行环境要求5级风以下，结合第三组证据说明李伟方严格依照无人机的飞行要求进行的作业，不存在任何过错。孙振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加盖任何单位的公章；对其证明的问题也有异议，认为：⑴这只是飞行器空飞适用的方式和标准，并不能证明可以载农药进行飞行、喷洒农药作业；⑵飞行器只能是说明飞行器在5级风以下作业，不能证明在5级风以下使用喷洒农药作业，结合李伟方所举的证据3气象台有风这一事实，证实了是李伟方喷洒农药造成孙振山损失的，证实漂移药害就是二被告（韩杨双鹏配备农药，李伟方喷洒）所致。无人机GPS定位也是人为操作，无论是范围还是高度都是人为操作，有人为操作就应该结合一定的知识进行操作，所以李伟方推卸不了责任。韩杨双鹏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李伟方如何操作无人机不清楚。
本院的认证意见：对孙振山提供的证据1，韩杨双鹏与李伟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但未提供有利的反驳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孙振山提供的证据2，虽韩杨双鹏与李伟方对其鉴定过程和依据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但亦未提供有利的反驳证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对孙振山提供的证据3、4、5，因韩杨双鹏与李伟方均有异议，且孙振山无其他证据能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孙振山提供的证据6，因二被告均无异议，能证明孙振山是适格的原告，本院予以采信。对韩杨双鹏提供的证据1和李伟方提供的证据1，因原、被告各方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韩杨双鹏提供的证据2，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中证人赵某代韩杨双鹏与李伟方签订喷药合同为韩杨双鹏所种植的玉米地喷施农药、所喷施的两种农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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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酯、烟嘧.莠去津）为韩杨双鹏提供和自行调配用药量、喷施农药时间为2016年6月22日至7月4日、与韩杨双鹏种植点相邻的孙振山种植的地块中种植有水稻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该证言中的其他内容，因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对李伟方提供的证据2，因孙振山与韩杨双鹏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李伟方提供的证据3中的气象证明证据，因孙振山与韩杨双鹏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3中的关于无人机飞行器的飞行环境要求的证据，因原告方有异议，且为复印件，无法查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李伟方提供的证据4，因孙振山与韩杨双鹏对其真实性均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及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16年，孙振山种植位于洪河农场第四管理区内的水稻，其地东侧、南侧与韩杨双鹏承包种植的玉米地相邻。同年6月20日，韩杨双鹏雇佣李伟方的无人机为其种植的玉米地喷施农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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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酯、烟嘧.莠去津（玉米苗后除草剂），韩杨双鹏的长工赵某代其与李伟方签订了喷药合同书，双方约定：“甲方：李伟方乙方：赵某乙方雇佣甲方用喷药无人机为其地喷施农药；喷施农药的药品由乙方自行提供（自己配方），甲方只负责喷药，喷施后药品所产生的药效及产生的不良后果全部由乙方自己承担，与甲方无关。”同年6月22日至7月4日期间，此期间（6月23日-7月3日）洪河农场风速在2.3-5.6级之间，李伟方用其无人机为韩杨双鹏种植的玉米地喷施农药，韩杨双鹏对所喷施用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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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酯、烟嘧.莠去津（玉米苗后除草剂）进行选配，李伟方用自己的无人机负责实际操作作业，李伟方具备无人机操作资格。喷洒农药的过程中，农药发生空中漂移，造成孙振山与韩杨双鹏相邻地中的水稻出现漂移药害。此后，双方协商赔偿未果，孙振山诉至本院要求韩杨双鹏、李伟方赔偿其前期的各项投入损失共计70286.7元，审理中孙振山变更诉讼请求，要求韩杨双鹏、李伟方赔偿水稻绝产和减产的经济损失131915.21元及购买解药1458元，共计133373.21元，以及起诉费、公证费、鉴定费由二被告承担。
2016年7月11日，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区公证处依孙振山的申请对受药害地块及地上农作物进行了证据保全，出具（2016）黑垦建证内民字第315号公证书，公证记录为：本次现场勘验采取录像、照相的方式提取了稻苗的现状，经测量，孙振山申请证据保全的药害面积88.5亩，稻苗叶桔黄，根部呈黑色，根系发黄，拔出稻苗后，稻苗的主颈与颈基部脱离、腐烂。孙振山为此支出公证费用1500元。
本案审理中，孙振山提出鉴定申请，本院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机构出具了黑求农技［2016］农技鉴（意）字第43-2号农业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申请人种植的水稻田受漂移药害与被告喷洒农药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申请人种植水稻受漂移药害损失程度的百分比为：88亩为绝产；81亩水稻田为减产；减产损失量每亩为108.35公斤/亩；绝产损失量每亩406.7公斤/亩。3.申请人种植水稻受漂移药害的面积为169亩。4.申请人种植的土地是否有药害残留和对下一年种植影响程度的百分比：由于被鉴定水稻田属于漂移药害，药害程度不均，药害残留量不等；所以无法完成对残留量的检测；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只能在下年播种前对受害水稻田提早泡田、洗田，或对不同药害程度的土样进行栽培试验。孙振山为此支出鉴定费用10886元。2016年12月21日，孙振山因认为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内容存有瑕疵，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本院向该鉴定机构发函，该鉴定机构回复司法鉴定《补正书》（附农药药瓶照片附件）对该鉴定意见书中第四部分分析说明中漏写的药名补正为：所用药名为“2，4-D丁酯、烟嘧.莠去津（玉米苗后除草剂）”。
另查明，在鉴定机构回复的《补正书》附件涉案农药的图片中显示，农药“2，4-D丁酯”，药瓶上名称为“2，4-滴丁酯”。该两个名称系同一种农药，仅名称叫法不同。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韩杨双鹏与李伟方的喷施农药行为是否给孙振山的农作物造成损害及此损害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二、赔偿数额的计算问题。
关于焦点一、韩杨双鹏与李伟方的喷施农药行为是否给孙振山的农作物造成损害及此损害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
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韩杨双鹏为其玉米地喷施农药过程中发生相邻孙振山土地中的水稻受药害，经鉴定机构鉴定，该药害的损害结果与被告方喷施农药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导致以上农作物部分减产和绝产，孙振山种植的农作物损害结果已经实际发生，因果关系明确，系喷施农药发生飘移药害所致，侵权行为人应负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至于韩杨双鹏辩解称其与李伟方之间订立的是承揽合同自己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我国合同法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综合本案案情，李伟方的无人机在从事喷施农药作业时，其为实际操作人，是以自己的操作技术对无人机作业享有实际控制权，符合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承揽的主要工作的法律构成要件，双方之间形成了承揽法律关系，李伟方应对自己交付的工作成果负责。本案中李伟方已具备无人机基本操作技能资格，应能预见到无人机操作不当及天气影响等因素产生的不利后果，此期间（6月23日-7月3日）洪河农场风速在2.3-5.6级之间，在操作飞行时应充分履行防范和注意义务，采取必要措施避免给相邻区域内其他农作物造成损害，但其在喷施农药过程中已发生农药漂移导致损害结果实际发生，因其未履行充分的注意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有过错，是致孙振山农作物发生药害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韩杨双鹏作为农业承包经营者，应知晓农业技术、农药的使用方法和喷施农药所需的区域环境、天气等情况要求，且该喷施的农药烟嘧.莠去津的使用说明书中明确写明使用要求“禁止使用弥雾机喷药”却仍使用无人机喷施该药致农药发生漂移产生药害，亦存在过错，其应对孙振山的药害损害后果承担次要的民事责任。至于李伟方辩解称其与韩杨双鹏之间对因喷施农药导致损害后果的责任负担问题有约在先，发生药害己方不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因该约定为双方的内部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的效力只局限于签订合同的双方，故不能因此免除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不发生对外效力，此辩解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赔偿数额的计算问题。
孙振山自愿将赔偿先期投入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赔偿农作物产量损失，是其对民事权利的正当行使，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院认为，结合鉴定意见，孙振山水稻绝产88亩，减产81亩，绝产损失产量为406.7公斤/亩，减产损失产量为108.35公斤/亩。庭审中孙振山主张减产和绝产的水稻按1.45元/斤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韩杨双鹏与李伟方均表示认可该赔偿的计算价格，但不同意各自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鉴于韩杨双鹏应承担的次要的赔偿责任以及本院确定的李伟方的主要赔偿责任，且其对该赔偿价格认可，故赔偿数额计算为：绝产损失103789.84元（88亩×406.7公斤/亩×1.45元/斤）；减产损失25451.42元（81亩×108.35公斤/亩×1.45元/斤）；合计129241.26元。综合本案，本院确定韩杨双鹏赔偿责任占30%即38772.38元；李伟方赔偿责任占70%即90468.88元。对孙振山购买解药的费用，因缺少证据支持其真实性，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韩杨双鹏赔偿原告孙振山水稻绝产、减产的经济损失38772.38元，被告李伟方赔偿原告孙振山水稻绝产、减产的经济损失90468.88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孙振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67元，减半收取后为1484元，由原告孙振山负担46元，由被告韩杨双鹏负担431元、李伟方负担1007元；公证费1500元、鉴定费10886元，计12386元，由被告韩杨双鹏负担3716元、李伟方负担86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审判员 张春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赵旭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