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碧才与邓计干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一 案 二 审 民 事 判 决 书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怒中民一终字第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桑碧才，男，1965年9月26日生，白族，云南省泸水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计干，男，1934年8月1日生，白族，云南省泸水县人。
委托代理人：刘竹，泸水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上诉人桑碧才因与被上诉人邓计干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泸水县人民法院（2013）泸民一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9日在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桑碧才、被上诉人邓计干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确认的本案事实是：原告邓计干与被告桑碧才均系泸水县洛本卓白族乡托拖村委会村民，属同村不同组，原、被告争议地位于泸水县洛本卓乡托拖村委会，争议地名为“秋义局”，1993年，原、被告双方因权属争议而到乡政府申请调解，乡政府出具了一份处理意见；2006年，原告邓计干到泸水县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申请解决，泸水县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洛本卓乡托拖村木科局组民桑碧才与么井干组民邓记干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事调查结果的通知》；2007年，原、被告双方继续发生争执，2007年2月26日原村干部干付东、冠保东进行调解，并出具《关于邓记干与桑碧才土地争议问题的调解说明》，2010年，原告邓计干将位于泸水县洛本卓乡托拖村委会，地名为“秋义局”的土地，上证于合同编号为0807083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发包方为泸水县洛本卓乡托拖村么井干组，承包方为邓计干；承包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四至界限为：“东至路一条，南至李扒光地，西至安站，北至水角”。故原告以被告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在承包期限内应当予以保护。本案中泸水县洛本卓乡托拖村么井干组将位于泸水县洛本卓乡托拖村委会，地名为“秋义局”的土地承包给原告邓计干，承包合同编号为08070830，原告在承包期限内享有承包经营权，应予以保护，故支持原告停止侵害，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秋义局”土地被告虽未持有权属凭证，但实际耕种管理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原告诉请被告赔偿经营权、收益权损失，因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收益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桑碧才停止侵害原告邓计干在“秋义局”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返还原告在“秋义局”的承包土地；二、驳回原告邓计干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被告各交纳50元。
原审判决宣判后，桑碧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泸水县人民法院（2013）泸民一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争议的位于“秋义局”的土地，在合作社前是由木科局组的农户者付扒和么井干组的农户才么干两家共同耕种，合作社时，将该地一分为二，一半归木科局组，一半归么井干组，归木科局组的这一半由我承包，么井干组的这一半承包给邓计干是事实。我承包后，从1982年到1992年一直不间断的管理、耕种，在这十年间没有发生争议和纠纷。1993年3月，因政府启动劳务输出政策，我全家就搬迁到缅甸，因此，我将坐落在“秋义局”的这块地留下给我岳父耕种。谁知邓计干乘我不在家之机，将我一直耕种管理长达十多年的地说成是他的，硬将这块地从我岳父手中抢走，并将该地转包给了托拖村俄吉邓组农户波四干。因我当时在缅甸，我岳父与我们又不是同一个组，也不知内情，我的地就这样被邓计干抢走。1994年我从缅甸返回家乡，与邓计干进行交涉，托拖村委会两委班子通过调查取证，认为该地确实属于我，为此将“秋义局”属于我的这块地归给我。因邓计干不服，同年又到乡政府进行调解，结果乡政府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样把该地归给我，因此直到今天我一直耕种。除了我去缅甸的那一年被邓计干抢去之外，我已经管理耕种三十多年。关于土地上证的情况，当时是由承包人自报为准，办证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没有到实地去看，因此四至界限的划定情况也是由土地承包人报的为主。当然大多数农户都会按照实际的、准确的土地四至界限来报，而邓计干则不然，他别有用心，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属于他的土地与属于我的土地一并上进了他的土地证里，邓计干的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是侵犯了我的土地经营权的行为。事实上，我在“秋义局”的这块承包地，除了我去缅甸那一年被邓计干从我岳父手中抢去，多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都是由我管理耕种，如果说土地是邓计干的，他为什么偏偏乘我不在的那年才将我的土地抢去转包给波四干呢？而我94年回来后，又怎么能收回我在“秋义局”的这块地呢？但一审法院却不顾这一事实。我回来后，也曾到村里要求登记上证，但他们告诉我，我在“秋义局”的这块地成了争议地，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有争议的土地不能登记，这是我在“秋义局”这块土地没有被上进我的土地证里的原因。但我不明白的是，本该归属我的这块地既然成了争议地，我不可以上证，邓计干为什么可以上证？难道这块地对于我来说是争议地，而对于邓计干来说就不是争议地了吗？一审法院不根据历史事实，不去深入走访调查，不去听取木科局组和么井干组的意见，仅凭一本土地证就将本应该属于木科局组、由我承包的土地判给了么井干组的邓计干，这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将属于我的承包土地判决给邓计干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邓计干答辩称，上诉人桑碧才在上诉状里说，合作社以前，这块“秋义局”的地属于么井干社和木科局社，两社共同所有。但是，合作社后，由于不便管理和耕种等原因，经过两社领导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作了调换，么井干组把坐落于“九吾德”的地调给了木科局组，木科局组将坐落于“秋义局”的这块地调给了么井干组所有。从此以后两社互不干涉，这事两社老人都知道，可以走访调查。上诉人说他从82年到92年不间断的管理和耕种是假话，是他编造出来的。1980年包产到户时，把原有的集体所有土地划分到农户承包，当时因我家庭困难，搬迁到保山市芒宽一带承包土地，故第一次承包时，集体把“秋义局”这块地划分给光介普、光丽普两家承包。到了1982年，政府动员，我从芒宽回到了家乡，因当时好多农户没有分到承包地，第二次重新划分土地，把“秋义局”这块地承包给我经营管理。我从82年到92年在这块承包地上不间断的管理耕种，期间双方都没有发生争议和纠纷，当时桑碧才父母都在，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不知为什么，1993年开始，桑碧才抢了我“秋义局”的这块承包地，我多次与他交涉，首先是托拖村委会两委班子进行调解，但他们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办公室里把争议地调解给了无依据的桑碧才。当时我不服他们的处理结果，直接向乡政府和乡司法所反映了这一情况后，乡政府和司法所作出了裁决，将该地归给了我。但他不服从乡政府和司法所的裁决，仍然我行我素。从82年到92年长达十年之久，上诉人桑碧才从来没有提出“秋义局”这块地是他的，这十年来一直是我耕种管理的。关于土地承包合同书的问题，上诉人说当时发土地证是承包人自报为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当时工作人员是根据划分土地时原始记录和本社的会计档案进行登记，根本不存在自报为准。上诉人编造这些谎话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难道木科局组二十多户人家都上了土地证，偏偏你家就上不着证，这是可能吗？上诉人说他去缅甸后，将争议地留下给老岳父管理和耕种，我乘他不在的时候，从他岳父手中抢走了争议地，这是一派胡言。本来这块地就是我的，我有合法的承包合同证书，四至界限清楚，我无需去抢。而上诉人却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这块争议地属于他，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在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上诉人桑碧才是否侵犯了被上诉人邓计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不应该返还侵占的土地？
上诉人桑碧才认为，争议地是自己的，其没有侵占邓计干的承包地，不应该返还该地，位于“秋义局”的这块地应该由自己来耕种。
被上诉人邓计干认为，上诉人桑碧才侵犯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返还被侵占的土地，位于“秋义局”的土地是属于自己的，有合法的承包合同证书。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邓计干对位于“秋义局”的争议地有承包合同证书，故其对该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的规定，在承包期限内，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上诉人主张位于“秋义局”的争议地，自己虽未持有权属凭证，但一直由自己耕种管理，争议地属于自己的观点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桑碧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丽华
审 判 员 和丽瑞
代理审判员 过强儒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庞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