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秦民终字第2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农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翟某，农民。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赵铁骑，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曾用名李京京），农民。
委托代理人薛明山，河北碣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翟某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昌黎县人民法院（2013）昌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李春富与贾淑兰为夫妻，李春富于1992年死亡，贾淑兰于2009年死亡。夫妻二人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为李某、李才（已故）、李淑娟、李淑凤。1981年3月1日李才与王秀云婚生一女周某（原名李京京），1986年李才与王秀云离婚，1987年3月25日周某与母亲王秀云的户口由钱庄子村迁往两山乡八里庄村居住，改名为周某。李某与翟某为夫妻关系。李春富生前在本村修复有砖木结构的住房6间，李某、李才二人各自结婚后，李某居住前面三间，李才居住后面三间。李才居住的房屋位于本村村东，东至道，西至李，南至道，北至道。1981年9月23日，李才居住的房屋，产权登记在李春富名下，并由昌黎县人民政府发放了房产印契（契税字第Nˋ00021837）。昌黎县公安局昌黎镇派出所户籍登记显示李才居住在昌黎镇后钱庄村9组258号。1986年李才离婚后未再婚，2001年4月23日李才死亡。该房屋现由李某及翟某占有。
周某随母亲生活后，与父亲李才未来往。李才死亡后，李某与翟某为李才办理了丧葬事宜。
在后钱庄村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该村村委会1984年台账记载：1984年3月15日“稻田地”承包情况：每人0.62亩，以李春富名义承包3.72亩，人数为6人，应为李春富、贾淑兰、贾明修、李淑娟、李淑凤、李淑娟之子。以李才名义承包1.86亩土地，承包人为3人，应为李才、王秀云、李京京三人。李某名下1.24亩，人数为2人，应为李某妻翟某及其女儿。1982年3月12日以“稻田改大田地”承包情况：李春富，0.416亩；李某0.164亩；李才0.278亩。1989年后钱庄村土地进行微调整，李淑娟及其子的“稻田地”1.24亩土地由李春富名下调出单独立户，李才名下三人承包地变更为二人即1.24亩。村委会称1989年台账丢失，只有1984年建立的台账。李春富、贾淑兰、贾明修、李才死亡后，村委会未将上述人员的承包地收回，其原承包土地由李淑娟、翟某继续耕种，后翟某将“稻田地”1.5亩调给李淑娟，剩余土地均由李某、翟某耕种。2011年因修路“稻田地”及“稻田改大田”3.32亩土地被国家征用，其土地补偿款215800元（每亩650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款3320元，以上总计219120元由翟某领取。庭后调查过程中，翟某认可1989年土地调整时李才名下三人承包的“稻田地”1.68亩变更为二人即1.24亩，0.62亩已调出。
原审法院认为，李才居住的三间正房，位于昌黎镇后钱庄村9组258号，昌黎县人民政府所颁发的房产印契显示系李才父亲李春富所建，故该房属于李春富、贾淑兰的遗产。周某主张该房系李才遗产，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明争议房屋系李才遗产的有效证据，原审法院对周某主张继承李才房产二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周某作为李才的女儿，可以代位继承李春富、贾淑兰遗产，该部分继承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周某可另行起诉解决。李才生前所承包的土地，李才死亡后，后钱庄村委会未收回，根据承包土地被国家征用而产生的补偿款项应参照被继承人的遗产分割的处理原则，周某主张继承李才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稻田地”承包情况，1984年后钱庄村委会台账记载：以李春富名义承包3.72亩，以李某名义承包的1.24亩（实为翟某及其女二人承包土地），以李才名义承包的1.86亩。“稻田改大田地”承包情况：李春富，0.416亩；李某0.164亩；李才0.278亩。综上，涉及被征收的土地总计应为7.678亩。1989年从上述土地中调给李淑娟及其子1.24亩，李才名下减少一人去掉0.62亩，后李某耕种后又调给李淑娟1.5亩，除去上述调出土地后承包土地应余4.318亩（7.678亩-1.24亩-0.62亩-1.5亩）。与2011年征地时丈量的3.32亩，相差0.998亩。因该村委会无法提交该村1989年调整后土地相关台账，故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相差的0.998亩土地由李春富、李某、李才三承包户均担，即每户减少0.33亩。按1984年台账记载李才名下涉及征收土地应为2.138亩（1.86亩＋0.278亩），1989年李才调出一人的0.62亩后应余1.518亩（2.138亩-0.62亩），扣除每户减少的0.33亩，李才名下承包土地实余1.188亩（1.518亩-0.33亩），该地征收时按每亩65000元计算补偿款，李才应得土地补偿款77220元（65000元／亩×1.118亩）。周某系李才的法定继承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李才遗产，但周某于1986年随其母亲共同生活，一直未与父亲李才来往，李才的丧葬事宜均由李某及翟某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可分给李某与翟某适当的遗产。故周某应分得其父亲李才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的80%即61776元（77220元×80%），李某及翟某分得李才承包土地征地补偿款的20%即15444元（77220元×20%）。翟某领取了李才的承包土地征地补偿款，因李某与翟某系夫妻关系，故应由李才、翟某共同返还周某61776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李某、翟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周某61776元。2、驳回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某、翟某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后钱庄村书记张春海、村主任张立永调查笔录中，二人均为1989年之后上任的，对于1989年调整承包土地的情况不清楚，并且以1989年台账丢失为由，无法证实1989年后调整承包地情况，李某实际的承包地情况，二人笔录证实的情况应不予认定。因2011年修路，李某、翟某承包地3.32亩被国家征用。一审法院认定“按1984年台账记载，李才名下涉及征收土地应为2.138亩。1989年李才调出一人0.62亩，余额1.518亩，扣除每户减少的0.33亩，李才名下承包地1.188亩”，实际李某、翟某家（包括李才）承包地并没有全部征用，征用的只有3.32亩。也就是即使李才名下承包地是1.188亩，也没有被全部征用。李才承包地涉及征地的亩数，因没有调整地后的台账记录，无法确定。比较公平的计算方式应为李某、翟某家庭承包地（包括李才）共计六人，每人平均被征用0.55亩，李才承包地征收补偿款数应为35750元。另外，依据一审认定，李某、翟某分得李才20%的征地补偿款比例偏小，因为李才生前看病、生活的大部分花费都是由其哥嫂李某、翟某支出。周某从未尽过任何赡养义务。2、一审法院认定，李才承包地补偿款应参照遗产处理的方式没有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周某辩称：周某是李某家庭承包土地补偿款的唯一继承人，李某、翟某并不是李才分得土地补偿法定继承人，当然对本案的主张理由不成立。关于李才土地被征用1.188亩的事实是一审法院通过调查依法确认的，故原审法院判决是正确的。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周某的父亲李才生前所承包的后钱庄村土地，在李才去世后，后钱庄村村民委员会并未收回，一审法院认定“按1984年台账记载，李才名下涉及征收土地应为2.138亩。1989年李才调出一人0.62亩，余1.518亩，扣除每户减少的0.33亩，李才名下承包地为1.188亩”，该1.188亩土地的事实是通过有效的证据认定，本院予以确认。该土地补偿款77220元（6500元／亩×1.118亩），应由李才所得。李才死亡后取得的土地补偿，应当参照被继承人的遗产分割的处理原则处理。周某系李才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李才的遗产。由于周某父母早年离婚，周某从小随其母生活，李才生前的生活照顾和病逝的丧葬事宜均由李某及翟某处理。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将李才承包土地补偿款77220元的80%分给周某，20%分给李某、翟某，其比例分配比较公平合理。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某、翟某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4元，由上诉人李某、翟某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彦军
审判员 邓喜军
审判员 贾晟途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单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