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隆民一初字第1125号原告戴建军，男，195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隆回县。委托代理人彭凌，湖南普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戴长生，男，193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隆回县。被告廖颜芳，女，1935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隆回县，系被告戴长生之妻。二被告共同授权委托代理人杨子固，湖南志涛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授权委托代理人戴剑斌，男，住隆回县，系两被告儿子。原告戴建军与被告戴长生、廖颜芳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邓卓毅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邓卓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光武、邓慈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欧阳超担任法庭记录。原告戴建军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彭凌，被告廖颜芳、郭美财及郭美财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子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建军诉称：原告系二被告之子。1984年3月，原告委托父亲戴长生在横江村七组购买了一块1分1厘的土地，准备用来建房。1984年9月18日，原告取得了《隆回县私人建房许可证》。之后，被告戴长生在该相邻之地买了一份二厘土地，1985年4月23日，戴长生也取得了《隆回县私人建房许可证》。1986年，父母要求将两块地合起来由三兄弟建房，产权归三兄弟所有。原告表示同意。1986年底，房屋建成（即296号房屋），房屋共两层半（每层两套件），还有厨房、楼梯间。1987年9月26日，原、被告及弟戴剑鸣、戴剑斌在亲戚戴延生、张鹤寿的支持及见证下签订了《分配房屋意见书》，对该房屋的所有权进行分配。通过抽签，原告分得该房屋的第一层靠西方两小间的所有权及第三层靠东方向一套间的修建权。同时，该房修建费用由三兄弟分摊。1987年10月17日，原告支付了分摊到自己名下的4492元债务及利息。1992年许，原告与弟弟戴剑鸣修建了第三层房屋。1998年5月，原告因卷烟厂房改，搬到自己分得的房屋居住。1998年9月，二被告向隆回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分配房屋意见书》无效，后自知理亏撤诉。2015年5月，原告听说二被告于2011年将该房屋赠与给他人，便找到二被告交涉并要求二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过户手续，但遭到拒绝。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及原告弟弟戴剑鸣、戴剑斌于1987年9月26日签订的《分配房屋意见书》有效；确认隆回县桃洪镇桃洪西路196号房屋第一层以中垛南北方向中线为界、中线以西两小间加南墙及第三层靠东方向一套间房屋归原告所有；判令二被告协助原告将上述房屋产权过户到原告名下。被告戴长生、廖颜芳辩称：一、原告起诉现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保护时效，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告要求确认有效的《分配房屋意见书》是1987年9月26日签订的。1998年9月10日，两被告在廖保堂、戴运芳的参与下，在隆回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向长女戴晓军、次女戴丽军、长子戴建军、次子戴剑鸣及其他在场人宣读了《对自家房屋产权及其宅基地使用管理权的声明》，该声明第一点即“完全废除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应为九月二十六日）写的房屋分管协议书”。在宣读完声明之后，除原告之外的所有在场兄弟姐妹均签字同意父母意见，戴建军发表了“不要土地，要二万元补偿”的意见，但对声明的其他内容没有异议，而且，戴建军后来又要了土地，其以自己的行为接受了声明的全部内容。因此，原告1998年9月10日即已知道两被告决定废除了1987年9月26日的《分配房屋意见书》，且接受了声明中应当享受的权利，此次原告提起确认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二、原告所述事实虚假，其诉请无事实依据。横江村七组的宅基地是被告夫妇1984年11月10日出资购买的，面积应为一分九厘七毫（后增至二分六厘四毫）。1985年10月，两被告建起一栋三垛二间铺面的二层楼房，1992年两被告再加修了第三层前面一截。两被告从1996年5月起开始加修第三层后面一截，从1996年11月5日开始修建第四层楼房直到1996年12月20日完工。在加修过程中，除两被告大女儿戴晓军出资出物外，其他开支均由两被告承担。因1987年9月26日的《分配房屋意见书》早已废除，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要求确认有效的《分配房屋意见书》已被后来被告夫妇的声明和赠与协议及公证赠与书所解除，且该解除行为均取得了双方的同意。因此，《分配房屋意见书》事实上已经废除，法律上已无履行的必要。1987年9月26日，被告夫妇因无力偿还建房债务，对房产和债务进行了分配。1998年9月10日，两被告重新对房屋产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做出声明，明确废除1987年的《分配房屋意见书》，因原告和戴剑鸣曾为修建房屋偿还过部分债务，两被告决定在房后所购横江村8组的空坪地中划出100平方米土地给原告建房，给戴剑鸣二万元做补偿。戴剑鸣当场同意了声明的全部内容，原告除不同意补偿土地而要现金外，对声明的其他内容并无异议。1999年5月11日，两被告在1998年声明的基础上重新立据将补偿给原告宅基地面积增加到112平方米，原告随后在此宅基地上修建了自己的住房并将其出售给他人。因此，原告对声明的内容已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示全部接受。1987年的《分配房屋意见书》解除后，两被告重新取得了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此后的《房屋赠与协议书》和公证《赠与书》当然具备法律效力，原告无权干预和阻拦自己父母对财产的处分。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戴建军隆建字01号建房许可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建房手续合法；2、戴长生222号隆回县私人建房许可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建房手续情况；3、对原告的接待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对整个案情的陈述；4、对王建基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在1998年时发生争议，两被告不准原告在房屋居住，原告对该房屋行使了占有和使用的权利；5、对郭凤姣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因诉争房屋发生争议及原告对房屋的占有、管理、使用情况；6、对阳昔梅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在卷烟厂改制欲搬回家居住时与其母亲因房屋发生争议的情况及原告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7、对姚禄贤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在卖掉后面那座房屋后又搬回296号房屋居住，且原告在出售后面那座房屋时，原告母亲要求买受人支付其1万元地皮款；8、对谢艳梅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讼争房屋的占有情况；9、对尹晚英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296号房屋的修建、分配情况、原告对其所分得房屋的占有居住情况、房屋的第三层是原告与戴建鸣出资修建的、原告从296号房屋搬出去后，其家具仍放在房屋的三楼和一楼，戴剑鸣在房屋赠与协议后获得20万元补偿；10、1998年民事答辩状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两被告1998年起诉的情况；11、1999年3月11日《立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96号房屋背后土地情况，《立据》上面没有约定将原始分配协议废除；12、《房屋赠与协议书》及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违法赠与讼争房屋情况；13、1987年9月26日《分配房屋意见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987年合建房屋的出资情况及对诉争房屋的分配情况；14、1988年6月22日《契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讼争296号房子是三兄弟的房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原告证据1建房许可证没有具体的日期，原告说是9月份的，但我可以说是296号房屋后面那个房子的许可证，且建房许可证不是权利证明，房产的权利证明是房屋所有权证，我方有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和原始契约，但原告均没有；证据2的建房许可证同样不是权利证书，不能证明房屋权属，只能说明在房屋修建过程中，有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也不能说明戴长生的房屋只有100多个平方米的面积，其面积应当以房屋所有权证为准，当时以原告的名义申请建房许可证是为了规避1984年科级干部不许建房的规定，原告对审批手续都不清楚，原告提交证据1、2是为了证明其有建房许可证，所以土地是他的，但他没有房屋所有权证；对证据3总的意见是原告不尊重父母的劳动成果，想将家庭的整个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其陈述的“委托被告戴长生购买一块地皮”及购买土地的面积均不属实，土地的购买日期是1984年11月份，原告陈述其1984年9月18日取得了私人建房许可证，但原告提供的建房许可证看不清日期，且如果是1984年9月18日则逻辑不通，因为当时原告的父亲还没有购买土地，原告说“我父亲也买了一分二厘地”不属实，戴长生购地皮的面积并不是一分二厘，原告说自己母亲拿了他三年工资不属实；原告说1986年其父母要与其合建房屋，其表示同意不属实，如果是合建，原告不可能同意与自己两个弟弟分配房屋，原告说1986年时房屋修到两层半不属实；原告关于房屋分配的陈述与合建相矛盾；原告花了4492多元属实，但并不是原告在购买地皮和修建房屋而花费了4492元，而是原告父亲在修建房屋时欠了1.2万元的债务，在分配房屋后原告偿还4492元。证据4到证据8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4、5只能证明房屋居住和纠纷情况，不能证明房屋所有情况，房屋所有权应当通过其他权利证书来证明；证据5的证人其陈述听到原告说是他们三兄弟合建的系传来证据，需要有其他证明，且被告代理人戴剑斌就没有出过一分钱；证据6系评判性语言，不能证明是原告的房子，且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陈述“戴建军说房子是我建的，我有契约”，但原告并没有契约证明原告建了房屋，最初的契约只能证明原告分到了房子；对证据7的内容没有意义，原告用其父母的土地建了房屋后再卖给姚禄贤属实；证据8的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如果原告的官司打赢了，证人不仅可以得到20万元，还可以分房子，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应不予采信，同时证人对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评判；对证据10我方认可以下事实：第一页最后一句话建房资金由戴长生筹措；第二句话戴长生起诉的时候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起诉原告时超过了诉讼时效，现在原告起诉被告时怎么就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的起诉在申明之后，因此原告早就知道了申明；对证据11立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是对98年申明的变更，这说明原告对98年申明的确认，原告接受了土地，既算是被告的变更行为，也是原告的确认行为，这一立据反映了申明以后，其他兄弟都没有得到补偿，而原告却得到了补偿，这是因为废止了之前的分配协议；对证据12的赠与协议没有异议，对证据13分管协议书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是已经被废止；对证据14的契约没有异议，土地出售方是横江村八组，买地人是本案被告戴长生，而建房人是本案原告。被告戴长生、廖颜芳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1984年11月10日的契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两被告于1984年11月10日购买了原桃花××乡××村第七组铺背后集体土地一块用于建房基地；2、该宅基地面积一分九厘七毫，计币1182元，钱契面交，分文未欠，四抵分明；2、1988年4月4日的超面积收条，拟证明：1、至1988年4月4日，戴长生实际占有横江七组屋场基地2分6厘4毫，并对超出的面积部分补款154元；2、以上2分6厘4毫不含横江村8组的9厘土地；3、1988年6月22日契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戴长生于1988年6月22日在横江村七组即自己房屋后面（南边）购买了横江村八组宅基地面积2分2厘5毫，该宅基地后来赠给戴建军修建房屋，戴建军又卖给了姚禄贤；2、宅基地合计人民币1800元，契款两清；4、隆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988年11月7日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即讼争房屋的法定所有权人为戴长生；5、隆国用（92）字第紫54-182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991年9月8日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戴长生，该土地为1984年购买的；6、隆回县宅基地有偿使用缴费手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992年7月21日颁发的该手册户主为戴长生；7、1987年9月26日的《分配房屋意见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房屋宅基地系戴长生夫妻于1985年买下的（实为1984年）；2、1985年10月在横江村七组宅基地上戴长生夫妇新建三垛二间铺面的平顶房屋两层共计八小间及附属的厕所、猪栏、厨房等杂屋，总造价1.3万元；3、该协议确立了房屋的分配方案及债务分担责任；4、对暂不分配的部分待三兄弟合股修好第三层厨房后，再由兄弟三人协商均分（后来即1992年第三层前面一截由戴长生夫妇修建，1996年又加修了后面一截和第四层）；5、该协议关于房屋基地的买卖事实、房屋分配前的修建事实有原告的签名确认，戴长生夫妇对分配的房地产拥有事实上的完整产权；6、该协议完全否认了原告诉状陈述“原告委托夫妻戴长生在横江村七组购买了一块1分1厘的土地”这一事实；8、1988年9月10日《戴长生、廖颜芳夫妻对自家居住房屋产权及其宅基地使用管理权的声明》、见证书及家庭会议记录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1、1998年9月10日，戴长生夫妇当着长女戴晓军、长子戴建军、次子戴建鸣、次女戴丽军及其他在场人之面宣读了上述声明；2、该声明确认了增修的两层中只有大女儿戴晓军有过出资出物行为，戴长生夫妇对房屋和土地拥有完整的产权和处分权；3、由于1987年9月26日写分配房屋意见书时，戴剑斌年幼，且未征求二个女儿意见及后来增修了二层等实际情况，戴长生夫妇在声明中废除了1987年的房屋分管意见书；4、对实际承担外债的戴建军、戴建鸣予以补偿，即在房后的空坪地划100平方米的土地补给戴建军建房，在房屋处理或遗嘱时给戴剑鸣二万元做补偿；5、因戴晓军在增修后二层房屋时出资出物，次女戴丽军尽了赡养义务，对其三姐弟在以后房屋处理或遗嘱时再予以适当补偿；6、本声明一式十份，立书人、儿女、在场人及见证机关各执一份，因此戴建军在1998年9月10日时就已知道父母废除了1987年的《分配房屋意见书》；7、该声明书是对分配房屋意见书的一种民事法律变更行为（或解除行为）；9、1999年5月11日的立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该立据是戴长生夫妇对1998年9月10日声明书的进一步确认，并将划100平方米的土地给戴建军变更为112平方米；2、戴建军持此立据到国土部门办理了用地手续并修建了房屋，后于2003年7月将自建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给姚禄贤，这表明戴建军对声明内容表示接受并已实际履行；10、2011年8月6日的《房屋赠与协议书》复印件及收条复印件二张，拟证明：1、戴长生夫妇自愿将自己所有的房地产作价60万元赠与给戴晓军、戴晓鸣、戴剑斌三兄妹，戴剑鸣同意领取20万元补偿不再占有该房屋的所有权；2、戴剑鸣已实际领取补偿款，同时对戴丽君亦有三万元补偿；3、戴剑鸣的行为亦是对1987年房屋分配意见书的否定和对房屋赠与的肯定；11、2011年8月19日的《赠与书》复印件及《赠与书公证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2011年8月19日，在隆回县公证处的公证下，戴长生夫妇自愿将自有的房地产权利赠与给戴晓军、戴剑斌姐弟两人各占一半；12、戴长生记录的1996年5月起修建房屋经费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从1996年5月起修建第三层、第四层房屋，除拆除418房子的材料费外，戴长生仍支出经费总计18254.25元；13、郭名久证明一份，拟证明1984年时因政策规定科级干部不能在城镇新建住房，廖颜芳去当时的紫阳区公所办理私人建房许可证时，便以戴建军名义在时任区公所秘书的郭名久手中办理，事实上为戴长生夫妇建房；14、对廖颜芳的接待笔录一份，拟证明：1、买地、修房均由戴长生夫妇出资，加层只有戴晓军出资出料；2、1987年写了分配房屋意见书，1998年戴建军在场，又写了一份声明书，废除了分配房屋意见书，因戴建军承担过修房屋的债务，所以给予其112平方米的宅基地用于建房，戴建鸣亦因承担过修房债务亦得到了20万元的补偿；3、戴建军将在父母所赠宅基地上修建的房屋卖给了一个姓姚的；4、赠与书是戴长生夫妇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坚决予以维护；5、以戴建军的名义办理建房许可证是为了规避当时的政策；6、戴建军夫妇未尽任何赡养义务；15、对廖保常的接待笔录一份，拟证明戴长生夫妇写《声明》时廖保常在场，是戴长生夫妇的真实意思表示；16、对戴晓军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1、296号房屋修建前面的二层半房屋是戴长生出的资，加修后面的一层半也是两被告部分出资，证人将418两栋房屋拆除后的所有材料用于加层；2、所有地基亦是戴长生夫妇出资；3、戴建军执行了1998年的《声明》并在划给其的宅基地上修建了房屋，戴剑鸣也领取了20万元的补偿；4、1998年9月10日的家庭会议及声明过程除戴剑斌外，其他兄弟姐妹均在场；5、对父母的赡养戴建军从不参与，由其他姐弟轮流负责。17、姚禄贤证明一份，拟证明2003年7月5日，姚禄贤购买了戴建军的房屋，并签订有契约，占地面积113.2平方米，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据1我方在诉状中只写了一分一厘多，当时以被告的名义办理建房手续是客观存在的，买地的行为不能否定合建的事实；被告证据2、3有一份6月22日的协议，该协议载明南抵三弟兄的房屋，那么两被告认可了讼争房屋属于三兄弟而不是两被告；证据4是房产证书，原告今年才知道被告办了证，且办证行为与本案没有冲突，家庭合建房屋落户在父亲名下很正常；对证据5质证意见与证据4一样，被告不能凭此否定1987年房屋分管协议书的效力；对证据6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7是1987年的分配房屋意见书，对该协议书我方予以认可，但不同意被告的举证目的，双方争议的究竟是合建问题还是分配债务问题，该房屋总造价1.3多元，并不是欠债1.3万元，而每一个人偿还的债务基本是建房造价的三分之一，原告支付了钱，就不应该存在产权问题；证据8系1998年10月的声明，被告代理人认为声明之后，原来合法的分配自动解除，但原告不同意该声明，也未在家庭记录上签字，且其偿还了债务并对后面的加层支付了相应的价款，不能单凭被告的单方意思表示就解除分配协议；对证据9的三性没有意义，单对被告的举证目的持有异议，该立据不能推断出原告已接受1998年的声明，因为原告后面在另外一个地方购买了一块地用于修房，原告母亲得知后就找到原告，说这里面还有一块地，原告就用这块地建房子算了，这是两被告作为父母对原告的照顾；证据10系赠与协议，原告今年5月才看到，并由此引发争议，在没有解除房屋分配协议的情况下，两被告将原告的财产赠与给其他人不合法，这样的赠与是无效的；证据11是赠与公证书，该公证书不能对抗1984年的分配协议书；证据12不是原始凭证，且两被告具体操办修建房屋第三层，有关票证在被告手中很正常，最终还是要看原始的协议，而原始协议说第三层由戴建军和戴剑鸣修建，如果是戴建军一个人加层建房，则由戴建军保存，但第三层是两兄弟合建的；证据13系郭名久的证明，不符合证明的形式要求，从内容上讲，以原告的名义来审批不符合常理，1987年的房屋分配协议讲的很清楚，如果证人看了该协议，也不会出具该证明，证人凭借与被告的交情出具了该证明，我方不予认可；证据14系当事人陈述，凡是与原告主张的事实及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相冲突的部分，我方都不予认可；证据1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16的大部分虚假，且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我方不予认可；证据17的内容属实。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合议庭评议后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1、13、14与被告证据9、7、3完全一致，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意义，本院确认其证明效力；原告证据12与被告证据10中的《房屋赠与协议书》属同一份证据，且两组证据中的其他材料能够相互作证，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1、2与被告证据4、5、6均是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其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原告证据10与被告证据1、2、8系书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待证事实相关联，具备证据的证明效力；被告证据11系《赠与书》及《赠与书公证书》，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证据12是戴长生记录的1996年5月起修建房屋经费结算表，因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证据3与被告证据14均系当事人陈述，原告有关自己购买地皮的陈述没有土地买卖契约等原始证据佐证，有关其父戴长生购买土地的陈述亦与被告证据1即1984年11月10日的契约相矛盾，而廖颜芳有关购买地基的陈述能够与相关原始契约相佐证，本院予以采信；有关讼争房屋的修建情况，结合双方均认可的《分配房屋意见书》对房屋修建和对房屋分配原因的介绍以及被告证据13即郭名久的证言，本院对廖颜芳的该部分陈述予以采信；原告有关房屋分配的陈述基本属实，但结合《分配房屋意见书》，其并非承担房屋总造价的三分之一，而是承担修建房屋所欠债务和利息的三分之一；对房屋第三层、第四层的修建情况，两人陈述完全向左，但均没有其他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对两人陈述的其他情况，有其他证据佐证或者对方予以认可且与本案相关联的，本院予以采信；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或者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证据13是证人证言，其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4-9与被告证据15-17都是调查笔录，原告对被告证据17的调查笔录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其他调查笔录，有其他证据佐证或者对方认可的部分，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你，本院予以采信；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部分及猜测、推断和评论性语言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庭审调查，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被告戴长生与廖颜芳系夫妻，原告戴建军系两被告长子。除原告之外，两被告还生育有长女戴晓军、次子戴剑鸣、次女戴丽军、幼子戴剑斌。1984年11月10日，被告戴长生在原桃花××乡××村第七村民小组以1182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块面积为一分九厘七毫的土地作为宅基地。该地块“东抵肖梓庭同志房屋，南抵公路地界，西抵乡店围墙，北抵八组土坑下，四抵分明”。1984年11月18日，因当时县委县政府规定科局级领导干部不能再城镇新建住房，两被告便以原告的名义办理了面积为一分一厘的私人住房许可证。次年4月23日，戴长生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面积为一分二厘的私人建房许可证。同年十月，两被告在其1984年11月10日购买的地块上修建起一座两层房屋（讼争296号房屋）。该房屋东抵肖梓庭房屋西垛，西抵桃花坪乡代销店（老石灰厂）东端围墙，南抵衡黔公路，北抵横江村八组土坎。因该房屋占地面积超出戴长生1984年11月10日购买宅基地面积一厘四毫，戴长生还补交了154元土地款。该房屋当时的总造价为13000元。1987年9月26日，因建房时欠款过多，债主急催还款，而两被告无力支付全部债务，故召开家庭成员讨论会，立下《分配房屋意见书》（以下简称87意见书），将其亲自新建房屋的所有权和债务责任平均分配给戴建军、戴剑鸣、戴剑斌三兄弟。通过抽签，地上铺面以中垛南北高中线为界，中线以西铺面两小间加南墙至公路边余地归戴建军所有。同时，该意见书还约定所有债务及利息4492元于1987年10月17日一次性付清。两被告以立书人的身份在《分配房屋意见书》上签字，原告及戴剑鸣、戴剑斌均签字同意父母意见。原告在付款期限届满后二十日左右兑现了上述4492元。1988年6月22日，戴长生与横江村8组签订了一份《契约》，双方在契约中约定戴长生以1800元的价格购买了改组一块面积为二分二厘五毫的荒土。同时，双方在《契约》中议定地块座向为“东抵肖梓庭地基，南抵戴建军、戴剑鸣、戴剑斌住房……”。1988年11月7日，讼争房屋296号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是被告戴长生，共有人一栏为空，建筑面积为228.84平方米。1991年9月8日，讼争296号房屋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亦是被告戴长生。1998年9月10日，两被告当着其大女儿戴晓军、大儿子戴建军、次子戴剑鸣、次女戴丽军及在场人廖保南之面宣读了《戴长生、廖颜芳夫妇对自家房屋产权及其宅基地使用管理权的声明》（以下简称98声明），其主要内容为：“一、完全废除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写的房屋分管意见书……四、在一九八七年时，因修建房屋借的外债，大儿子戴建军、二儿子戴剑鸣，每人各承付了肆仟叁佰元债务……决定给予戴建军、戴剑鸣两兄弟补偿，即在房后的空坪地面中划壹佰平方米的土地给大儿子戴建军做建房使用……给二儿戴剑鸣两万元人民币以补偿，该款在房屋处理时或遗嘱时兑现”。98声明宣读后，除戴建军认为父母的决定不合适、不合理并拒绝在《家庭会议记录》上签字外，两被告其他子女均签字同意父母意见。同年，两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87意见书无效，后撤回起诉。1999年5月11日，两被告立下字据，从其1988年6月22日购买的横江村8组的地块中划出112平方米给原告建房使用。原告后在该地块上修建了房屋并于2003年7月5日将该房屋以15.2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姚禄贤。房屋出售后，原告从卖房款中拿出1万元交给被告廖颜芳。2011年8月6日，两被告作为赠与方与受赠方戴晓军、戴剑鸣、戴剑斌签订了一份《房屋赠与协议》，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将讼争房屋作价6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后，由戴晓军、戴剑斌一次性支付戴剑鸣20万元，此后房屋归戴晓军和戴剑斌所有，戴剑鸣不再占有该房屋所有权。2011年9月16日和2011年11月3日，戴晓军和戴剑斌分别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戴剑鸣支付补偿款10万元。2011年9月19日，在隆回县公证处的公证下，两被告在《赠与书》上签名、捺印。该《赠与书》的主要内容为“一、将该房屋（桃洪西路296号）所有权（包括房屋增建面积、房屋占地及空地）赠与戴晓军、戴剑斌两个子女（各占二分之一）……”。2015年5月，原告得知上述赠与情况后即与两被告交涉但未果。同年7月6日，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其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另查明，原告通过87意见书所分得的房屋至今没有他人居住，原告放置了一些家具在其中。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诉讼时效问题；二是87意见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三是98声明和1999年《立据》与87意见书的关系。对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被告提出原告在两被告宣读98声明的时候既已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又以自己的行为接受了声明的全部内容，故其此次提起的确认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虽然不同意98声明，且两被告之后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87意见书无效，但后来两被告撤回起诉，而原告依据87意见书所分得的房屋一直由其占有，两被告对此没有提出异议，故在两被告撤诉后至2015年5月原告知道两被告将讼争房屋赠与给其他姐弟这段期间，原告并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依据现有证据综合分析，1999年5月11日的《立据》只能证明两被告赠与过宅基地给原告，而不能证明该赠与行为是对98声明的履行，更不能以此推出原告以自己的行为接受了声明的全部内容。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于87意见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原告认为讼争296号房屋属于家庭共有财产，87意见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达成的分配协议，是对原、被告双方家庭成员就讼争房屋所达成分配方式的固定，其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原告与弟弟戴建鸣、戴建斌各取得了296号房屋三分之一的所有权。被告认为讼争296号房屋属于两被告的财产，87意见书的实质是赠与协议，其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两被告将396号房屋赠与给原告及戴剑鸣、戴剑斌。所谓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并且赠与可以附义务。对附义务的赠与，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87意见书开头写到“立书人——戴长生、廖颜芳。为将亲自新建的房屋分配给儿子戴建军、戴剑鸣、戴剑斌兄弟三人各管其业而立书”，两被告在87意见书中将分配的原因阐述为“由于建房时借款过多，现在债主急催还债，我们夫妇目前无力支付全部债务……”。由此可知1984年讼争房屋的修建应当是两被告在购买地皮后向他人借款完成的。同时，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与《房屋所有权证》均以被告戴长生的名义办理。而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此，讼争房屋在1987年分配的时候并非家庭共同财产，而是两被告夫妻共同财产。两被告在1987年立下《分配房屋意见书》系对原告三兄弟的赠与，原告等三人在87意见书上签名“同意父母义务”表示其接受父母赠与，赠与合同因此成立并生效。同时该赠与附有义务即原告与戴剑鸣、戴剑斌三人应当各自在1987年10月17日一次性付清所有债务及利息4492元。因此，87意见书主要产生赠与的法律效力。原告以1988年6月22日的《卖契》载明戴长生购买横江村八组的荒土“南抵戴建军、戴剑鸣、戴剑斌房屋”为由提出讼争房屋系家庭共有，但该《卖契》签订在87意见书之后，按照当地乡规民约，父母将房屋分配后该房屋的所有权即归子女所有，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持。对98声明和1999年《立据》与87意见书的关系问题。因87意见书实质上是赠与协议，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且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其依据撤销权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法律效力，无需相对人同意。因此，98声明实际上是对87意见书的撤销，使87意见书的效力归于消灭，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效力，因该意见书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对于98声明与1999年《立据》的关系，被告认为《立据》是对98声明的履行，但其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戴建军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由原告戴建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卓毅人民陪审员  刘光武人民陪审员  邓慈燕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代理书记员  欧阳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一百九十条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