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5民终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军，男，汉族，1964年7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县福集镇。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建新，女，汉族，1958年8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中平远路。
委托代理人莫继军，四川康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保成，男，汉族，1951年12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下云沟巷。
委托代理人李厚明，四川长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世国，男，汉族，1949年10月22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州医学院附院。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毛丽平，女，汉族，1965年1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百子路。
委托代理人王玉生，四川大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林，男，汉族，1965年7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钟鼓楼巷。
委托代理人王河，四川蜀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建军、黄建新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15）江阳民初字第1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建军、黄建新及黄建新的委托代理人莫继军与被上诉人余保成的委托代理人李厚明、被上诉人陈世国、被上诉人毛丽平的委托代理人王玉生、被上诉人刘林的委托代理人王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第三人黄建新于2004年11月申请设立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经泸州市江阳区卫生局核准，该院为私营所有制形式，注册资本200万元。2005年1月，黄建新将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设立为个人独资企业，泸州市江阳区卫生局于2006年1月1日向该医院核发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机构性质为营利性，有效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2007年4月30日，被告余保成与第三人黄建新、陈世国以余保成为甲方，黄建新、陈世国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合同书，约定余保成向泸州慈善路中医院注入现金120万元，任医院董事长；甲方全权委托乙方对医院全面管理，乙方提供医疗技术、营销、经营、及人财物的管理和医院营业范围内的手续，期限为六年；医院建立由董事长领导下的院长责任制，甲方为董事长，乙方为董事；医院每年按总营业利润除日常管理和正常运行费用外，向余保成缴纳10万元……。2008年1月30日，黄建新以自己资金有限，不利于医院的发展和开拓新的业务为由，申请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有资金实业的余保成担任。2008年2月26日，经卫生行政机关许可，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法定代表人由黄建新变更为余保成。2008年10月21日黄建新以该医院经营不善、需变更为非营利性医院为由，向泸州市江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销登记。
2009年9月8日，被告余保成与原告刘建军签订转让协议约定：余保成将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包括医院的无形资产、现有的设备实施等转让给原告刘建军，转让金为180万元，当日支付订金10万元。同日，刘建军与黄建新签订聘用合同书约定：聘用时间从2009年9月8日至2018年9月7日；刘建军主持医院全面工作，分管骨科、外科、财务、药房等工作；刘建军聘请黄建新为副院长分管内科，并协助刘建军管理医院其他事务；医院会计由刘建军指派，出纳由黄建新指派；外科的建立和门诊电梯由刘建军投入，医院的开支刘建军承担2/3，黄建新承担1/3；每月按总营业额的3%提取风险金，医疗事故等费用从风险金里支出，年终将剩余风险金的50%按刘建军2/3，黄建新1/3的比例分配，剩余风险金的50%移入下一年；每年扣除成本和所有费用开支后，盈亏按刘建军2/3、黄建新1/3的比例分配；泸州慈善路中医院2009年9月8日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由黄建新承担与刘建军无关。2009年9月12日刘建军与陈世国签订协议，就医院交接工作进行相应的约定。2009年9月15日黄建新经余保成委托，以法定代表人余保成身体状况不能胜任医院工作为由，申请变更为刘建军。2009年11月4日，泸州市江阳区卫生局向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明该医院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为刘建军，医院性质为非营利性。2009年9月至2010年1月期间，刘建军在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参与了诊断、管理等工作。
2009年12月22日，被告余保成与第三人陈世国、黄建新签订协议书,除阐明“甲方（余保成）将其投资的部分另行转让，造成双方不能按合作协议合同书继续经营”等事项外，还约定“双方对组建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各自投入的部分，由双方共同清理，各自收回，并由各方对所收回的投资自行处理……”等内容。2009年12月31日，余保成与刘建军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泸州慈善路中医院转让金变更为160万元，刘建军于2009年12月31日将余款150万元存入余保成指定账户；转让前债权债务由余保成负责，转让后债权债务由刘建军负责；余保成在收到转让款后按现状顺利移交给刘建军，移交内容包括现有设备设施、各种协议、各种证照、银行账户等，没有使用的发票不能缺失；余保成负责解除与黄建新、陈世国的一切协议；违约按转让总价的30%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相应的损失。该协议附有医疗设备清单和协议中相关文书资料。同日，由案外人刘贵书（又名刘琼莲）经办，通过第三人刘林的账户向余保成账户存入150万元，余保成向刘建军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刘建军转让款150万元，2009年9月8日收取的10万元定金转为转让款，转让总价160万元已付清。
2010年1月1日，原告刘建军与案外人刘贵书（系刘林的姐姐）及本案第三人毛丽平（系第三人刘林的前妻）在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召开会议，拟办理医院移交手续，其间刘建军与第三人黄建新、陈世国发生争执，黄建新表示不卖医院，导致移交未能进行。同日，黄建新向毛丽平的账户存入150万元，毛丽平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黄建新还款150万元，退出医院一切管理事务。2010年1月12日，余保成与黄建新、陈世国签订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财产中不属于余保成部分的财产确认书，对泸州慈善路中医院中属于黄建新、陈世国的财产进行确认。2010年1月21日，刘建军与余保成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转让协议涉讼，管辖法院为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10年1月28日，刘建军以余保成为被告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按约将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交接给原告；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48万元。
上述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余保成于2013年9月25日出具股份转让说明，表示将其在泸州市慈善路中医医院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股份，折合人民币160万元转让给第三人陈世国、黄建新。陈世国于同年10月26日出具股份转让说明，表示将其在泸州市慈善路中医医院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股份，折合人民币100万元转让给黄建新、李志成（案外人）……有关刘建军在医院门诊4、5楼的简易装修和投资另案处理，不在这次股权股份转让之内。同年10月28日，黄建新与李志成签订合作办院协议约定：李志成占股份51%，黄建新占股份49%……年终按实际收入各50%分配……。2014年3月25日，黄建新出具股份转让说明，表示将其在泸州市慈善路中医医院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股份，折合人民币100万元转让给李志成。同年9月1日，李志成出具承诺书，主要内容是：本人持有泸州慈善路中医院50%的份额，……本人承诺在黄建新支付转让款400万元的当日将50%的份额转让给黄建新，此后泸州慈善路中医院的任何事宜均与本人无关。同年9月5日，黄建新与郭燕（案外人）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黄建新将其拥有的泸州市江阳区南城新马路社区卫生服务站、泸州慈善路中医院50%的出资份额转让给郭燕，转让后双方各占50%的出资份额，……。
本案审理中，原告刘建军申请对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自2010年1月至今的经营情况进行鉴定，因鉴定机构要求提供的鉴定材料当事人（主要是第三人黄建新）未能提供，导致鉴定工作无法进行，鉴定机构退回鉴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作协议合同书等协议的性质及效力如何认定；二是被告余保成与原告刘建军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三是第三人刘林、毛丽平是否是购买泸州慈善路中医院的实际出资人。
一、当事人之间订立的相关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
1、关于被告余保成与第三人黄建新、陈世国订立的合作协议合同书。首先，从该协议的整体内容上看，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情形，故该协议合法有效。虽然该协议涉及的投资医院在订立协议时属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应当由一个自然人投资，但余保成向该医院投入120万元是一个客观事实，“由一个自然人投资”的规定并不能否认余保成在该医院占有一定财产份额这一事实。其次，双方约定“甲方（余保成）一次性向乙方注入现金120万元，任董事长；甲方全权委托乙方（黄建新、陈世国）对医院全面管理，乙方提供医疗技术、营销、经营、及人、财物的管理和医院营业范围内的手续……；医院建立由董事长领导下的院长责任制，甲方为董事长，乙方为董事；医院每年按总营业利润除日常管理和正常运行费用外，向余保成缴纳10万……”等内容，表明双方确属合作开办医院的关系，但双方对各自在该医院的财产份额并未明确划分，直至2010年1月12日才通过订立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财产中不属于余保成部分的财产确认书予以划分。在此之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的规定，该医院的财产应视为双方按份共有。2008年10月黄建新对该医院办理注销登记的行为，并未改变该医院实体存在的事实，也未改变双方对该医院的投资及财产份额事实。
2、关于原告刘建军与被告余保成订立的转让协议。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该规定，转让协议约定将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包括无形资产、现有的设备设施等转让给刘建军，由于在该医院的财产中余保成与第三人黄建新、陈世国均享有相应财产份额，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黄建新、陈世国同意将其财产份额转让给刘建军，因此，转让协议中余保成将讼争医院的无形资产、现有设备设施中涉及黄建新、陈世国的财产份额转让给刘建军的约定应属无效。其次，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据此，转让协议中余保成将讼争医院财产中自己享有的财产份额转让给刘建军的约定应属有效。至于黄建新提出的转让协议约定转让讼争医院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的主张，因相关事实反映该协议实质并非转让《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是对投资主体的变更，故对该主张应不予支持。
3、关于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黄建新订立的聘用合同书及与第三人陈世国订立的协议。首先，聘用合同书的内容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情形，应当认定有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精神：当事人签订的经济合同虽具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聘用合同书虽名为聘用，但其中包含的“医院会计由刘建军指派，出纳由黄建新指派；外科的建立和门诊电梯由刘建军投入，医院的开支刘建军承担2/3，黄建新承担1/3；每月按总营业额的3%提取风险金，医疗事故等费用从风险金里支出，年终将剩余风险金的50%按刘建军2/3，黄建新1/3的比例分配，剩余风险金的50%移入下一年；每年扣除成本和所有费用开支后，盈亏按刘建军2/3，黄建新1/3的比例分配；……”等内容，足以显示双方属合作开办医院的关系，因此，该协议应当视为黄建新接受与刘建军合作办院，并对刘建军受让余保成的财产份额予以认可，但双方对余保成财产份额的具体比例未予明确。其次，刘建军与陈世国签订协议就医院交接工作进行的相应约定，也无违法之处，应当认定有效。并且，该协议也可以视为陈世国对刘建军受让余保成在该医院的财产份额予以认可。
4、关于被告余保成与第三人黄建新、陈世国订立的协议书。首先，该协议内容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情形，应当认定有效。其次，该协议关于“双方对组建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各自投入的部分，由双方共同清理，各自收回，并由各方对所收回的投资自行处理……”等约定，因余保成在订立该协议时其财产份额已转让给原告刘建军，所以，约定内容中“各自收回，并由各方对所收回的投资自行处理”的条款对刘建军无约束力，但可以视为是为刘建军与黄建新订立的聘用合同书履行创造条件。同时，双方还可以聘用合同书及协议书为基础，对刘建军在医院中的财产份额作进一步约定。
二、被告余保成与原告刘建军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根据该规定，当事人协商解除合同属实施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发表的载体，可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形式。首先，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刘建军通过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向余保成作出了解除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其次，默示形式只有在有法律规定或交易习惯允许时才能使用。就解除合同而言，并无法律规定可以采用默示形式。而根据交易习惯，即使推定刘建军同意解除合同，也应当是根据如果存在“余保成将购买医院的款项退给刘建军”的事实来推定。而本案的事实是第三人黄建新向第三人人毛丽平的账户存入150万元，毛丽平出具收条，并且毛丽平在作为证人和第三人的身份陈述“刘建军是否在退款现场或是否知道、同意退款”等事项时前后矛盾，结合其他证据也无法认定，因此，根据交易习惯不能认定刘建军当时同意解除转让协议。
三、关于第三人刘林、毛丽平是否是购买泸州慈善路中医院的实际出资人的问题。
首先，从本案相关证据看，刘林、毛丽平自本案纠纷发生时就拒不认可自己是购买该医院的实际出资人。其次，虽然购买医院的150万元款项系由案外人刘贵书经办，通过刘林的账户向余保成账户存入，2010年1月1日毛丽平也参与了拟办理医院移交等活动，因余保成出具的收据载明的是收到刘建军转让款150万元，并且转让协议的双方是刘建军与余保成，故相关事实不能反映刘林、毛丽平是购买该医院的实际出资人。据此，对被告提出的刘林、毛丽平是购买泸州慈善路中医院的实际出资人的主张应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余保成与原告刘建军订立的转让协议部分有效且并未解除，刘建军与第三人黄建新订立的聘用合同书也合法有效。转让协议约定将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的无形资产、现有设备设施等转让给刘建军，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余保成只能将讼争医院财产中自己享有的财产份额转让给刘建军，加之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黄建新、陈世国同意将医院全部资产转让给刘建军，所以，转让协议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刘建军有权主张余保成在该医院的财产份额。也就是说，刘建军通过聘用合同书继续与黄建新合作办院，所能主张的财产份额除在聘用合同书中与黄建新另作的约定外，其余只能是余保成此前的财产份额。因此，对刘建军提出的继续履行转让协议，被告将泸州慈善路中医院（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财产）交付原告的主张应当不予支持。此外，因余保成在转让协议中擅自处分黄建新、陈世国的财产份额，导致刘建军不能根据转让协议及双方订立的补充协议取得当时泸州慈善路中医院的全部无形资产、设备设施，属违约行为，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补充协议第六条关于违约责任按转让总价的30%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相应损失的约定，余保成应当向刘建军承担违约金的金额为160万元×30%=48万元。此外，关于刘建军提出的被告支付原告应归原告的医院经营纯收入损失1200万元的主张，属另案解决的问题，本案不予处理。关于刘建军提出的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在医院的装修和设备投入费用80万元的主张，属应在其与黄建新合作办院法律关系中解决的问题，本案中不宜处理，故对该主张本案中也不予支持。关于在刘建军与余保成、黄建新、陈世国发生诉讼纠纷后，余保成、陈世国出具股份转让说明，黄建新与李志成签订合作办院协议，黄建新出具股份转让说明，李志成出具承诺书，黄建新与郭燕签订合作协议书等民事行为的效力及认定问题，应当另案解决，本案中不宜处理。
据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保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给付原告刘建军违约金48万元；二、驳回原告刘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34520元（含原告刘建军增加诉讼请求补交的87640元），由原告承担87640元，被告余保成承担46880元。
宣判后，上诉人刘建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继续履行刘建军与余保成签订的《医院转让协议》；依法判令余保成立即将泸州市慈善路中医医院全部（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其中原属于余保成的部分份额交付上诉人经营管理，并赔违约金48万元。其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泸州市江阳区法院（2015）江阳民初字第1947号判决书认为余保成与刘建军订立的《转让协议》仅部分有效依据不充分。原审判决认定协议部分有效的主要依据是余保成与黄建新、陈世国签订的《合作协议合同书》，原判依据该《合同书》判决余保成与黄建新、陈世国系合作开办医院的关系，而认定余保成将诉争医院中涉及黄、陈的部分转让给刘建军属于无效。但该《合同书》中既没约定余、黄、陈各占医院的股份、也没约定利润分配比例如、风险承担比例等，而是“甲方（余保成）全权委托乙方（黄建新、陈世国）对医院全面管理，医院每年按总营业利润除日常管理和正常运行费用外，向余保成缴纳10万元”。因此，该《合同书》不具备合作开办医院的实质要件，而是余保成作为医院的所有人，委托黄、陈进行管理并收取承包费10万元的承包合同。二、原审判决认定刘建军与黄建新属于合作开办医院关系无正当理由。原判认定刘建军与黄建新属于合作开办医院的主要依据是刘、黄签订的《聘用全同书》。该合同书名称为“聘用”，内容实质为刘聘用黄担任诉争医院的副院长。该《聘用合同书》并未约定刘黄各占医院股份比例、也无“医院属于人共有”字样，不具备合伙的实质条件，且聘用期为10年。聘用期内提出合同终止的一方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聘用合同书》的上述约定不符合合作开办医院的性质、特征。三、原判未明确判定被告余保成将原属于自己的部分无形资产、设备设施交付，导致《聘用合同书》无法实施。原判虽认定了余保成与刘建军订立的《转让协议》涉及余保成的医院份额合法有效、刘建军与黄建新签订的《聘用合同书》也合法有效，明确了刘、黄属于合作开办医院的关系，但并未明确刘黄各占医院的股份比例，致判决无法实施、无法执行。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请求依法改判。
上诉人黄建新也不服，同时也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对原审判决认定的错误事实予以改判。其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余保成与刘建军之间的《转让协议》没有解除的事实不清且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2013年9月25日被上诉人余保成已经将其在泸州市慈善路中医医院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股权折合160万元转让给了上诉人黄建新及陈世国，并以收取了转让款160万元。而原审不顾该事实，错误认定余保成与刘建军之间的《转让协议》没有解除。也就意味着刘建军可以向余保成主张其所持有泸州市慈善路中医医院的股份、但余保成在该医院已经没有股份，上诉人与陈世国已经善意取得了余保成的股份，并支付了对价的转让款。因此，上诉人黄建新认为，原审错误认定余保成与刘建军之间的《转让协议》没有解除，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上诉请求予以改判。同时针对上诉人刘建军的上诉，答辩认为，刘建军与余保成签订的转让协议是未经其他合伙人的同意是无效的。聘用合同利用医院管理混乱，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
被上诉人余保成答辩称，针对上诉人刘建军的上诉答辩称，诉争的中医医院实际上是合伙开办的医院，转让医院本人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转让行为是无效的。刘林和毛丽平是实际出资人，刘建军与余保成签订的买卖协议已经实际解除，余保成已经将自己的份额转让给了黄建新和陈世国，合同已经无法实际履行，上诉人刘建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上诉人黄建新的上诉，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事实确有错误，转让协议实际解除后，余保成将实际投资人的钱通过第三方支付给黄建新。
被上诉人陈世国答辩称，针对上诉人刘建军的上诉答辩称，同意被上诉人余保成的代理人的答辩意见。针对上诉人黄建新的上诉，答辩认为同意上诉人黄建新的意见。
被上诉人毛丽平答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刘林答辩称，同一审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庭审中另查明，在2010年1月1日，双方在移交医院过程中，发生争执导致移交受阻，毛丽平从中协调，经毛丽平证实，“当时黄建新与刘建军发生纠纷后，黄建新与刘建军互不见面，是双方通过认可把钱退还给了我保管的。”最后，经余保成授权由黄建新将转让款150万元退还给了毛丽平，并由毛丽平出具收条并承诺退出医院管理。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黄建新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余保成和刘建军之间的《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实际解除？针对上诉人刘建军的上诉请求，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余保成与刘建军签订的《转让协议》是部分有效还是全部有效？二、刘建军和黄建新签订的《聘用合同书》是否属合作开办医院？三、原判决余保成将属自己的部分资产交付给刘建军是否明确？
针对上诉人黄建新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余保成和上诉人刘建军之间的《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实际解除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2010年1月1日，刘建军与毛丽平、刘贵书等在实际接收该医院的过程中与黄建新、陈世国发生纠纷，致使刘建军不能顺利进场接收医院，通过协商，余保成、黄建新将150万元转让款退还给毛丽平，同时，毛丽平书面承诺退出医院一切管理事务，在此期间刘建军并未提出异议，据此，应当认定刘建军等人认可与余保成签订的转让协议已经实际解除。协议解除后，余保成负有将刘建军交付的10万元订金予以返还的义务。因此，原审认定该转让协议没有解除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黄建新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针对上诉人刘建军的上诉请求，首先就刘建军与黄建新签订的《聘用合同书》是否属合作开办医院的问题？也就是上诉人刘建军上诉称的双方属合作开办医院关系有无正当理由？对此本院认为，该《聘用合同书》虽名为聘用合同，且也约定了聘用期为10年，但从聘用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聘用合同有如下约定：如“本院会计由乙方指派、出纳由甲方指派。医院的一切支出由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否则支出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外科的建立和门诊电梯由刘建军投入，医院的开支刘建军承担2/3，黄建新承担1/3。”“每月按总营业额的3%提取风险金，医疗事故等费用从风险金里支出，年终将剩余风险金的50%按刘建军2/3，黄建新1/3的比例分配，剩余风险金的50%移入下一年”。“每年扣除成本和所有费用开支后，盈亏按刘建军2/3，黄建新1/3的比例分配；……”等内容，同时，还约定了“药品和器材按比选办法，本着价廉质优原则，由双方研究决定。”“医院人事变动、工作人员安排、待遇等问题”、“医院的维修、设备投入”等需双方共同研究的事项。聘用合同书的上述约定，完全符合合作合伙法律关系所具有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赢亏的基本特征。因此，双方所签订的尽管名为《聘用合同书》，但根据该《聘用合同书》所约定的权利义务等内容实质，可以认定上诉人刘建军与黄建新签订《聘用合同书》的关系为合作开办医院的关系，而非上诉人所称的双方属合作开办医院关系无正当理由。故上诉人刘建军的该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上诉人刘建军与被上诉人余保成签订的《转让协议》是部分有效还是全部有效？上诉人刘建军认为该《转让协议》为全部有效，而不是原审认定的部分有效。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余保成与陈世国、黄建新于2007年4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合同书》虽未约定余保成与陈世国、黄建新各占医院股份、利润分配及风险承担比例，但从该《合作协议合同书》所约定的“合作方式”、“利益分配”、“协议变更”、“违约责任”等具体内容来看，双方属合作开办医院关系，同时根据余保成与陈世国、黄建新三方于2009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阐明“余保成将其投资的部分另行转让”、“双方对组建泸州慈善路中医医院各自投入的部分，由双方共同清理，各自收回，并由各方对所收回的投资自行处理……”等，原审认定三方当事人为合作开办医院关系，其医院财产为三方当事人共有并无不当。同时，结合上诉人刘建军与黄建新于同日所签订的《聘用合同书》，因该《聘用合同书》明确是上诉人刘建军与黄建新双方为合作开办医院关系。如被上诉人余保成与陈世国、黄建新签订的《合作协议合同书》认定被上诉人余保成对医院享有全部财产权、被上诉人余保成与上诉人刘建军签订的《转让协议》全部有效，都将与上诉人刘建军与黄建新于同日所签订的明确双方为合作开办医院关系的《聘用合同书》相矛盾、且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据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余保成与上诉人刘建军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仅对余保成的财产部分有效，而对黄建新和陈世国的财产部分无效，即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因此，原审认定上诉人刘建军与被上诉人余保成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属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并无不当。上诉人刘建军上诉认为属全部有效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第三、关于上诉人刘建军上诉称，原判决未明确判定余保成将属自己的部分资产交付给上诉人刘建军，致《聘用合同书》无法实施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前述关于刘建军与余保成的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实际解除的理由，本院认为该转让协议已经实际解除，因此，并不存在余保成将属于自己的部分资产的交付和《聘用合同书》的实施问题。故上诉人刘建军的该上诉理由和请求也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建新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刘建军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依法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正确、部分错误，本院依法应予纠正。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15）江阳民初字第194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余保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给付原告刘建军违约金48万元；”和第二项即“驳回原告刘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由余保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刘建军订金10万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134520元（含刘建军增加诉讼请求补交的87640元），由刘建军承担87640元，余保成承担468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620元，由刘建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朝云
审 判 员 卓 波
代理审判员 李 霞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连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