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48436号原告：上海庆翊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东川公路***号。法定代表人：蒋正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秋萍，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清，上海乐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汇乐(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旺角花园街*******号好景商业中心**号楼****室。董事：吴世诚。被告：吴世诚，男，198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军，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代高，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红梅，女，197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东，上海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庆翊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汇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至主文前简称汇乐公司)、吴世诚、张红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秋萍、李清源，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军、蒋代高，被告张红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庆翊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返还货物折价款524160.94美元，折合人民币XXXXXXX元；2、判令被告张红梅返还货物折价款中的人民币300万元；3、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以人民币XXXXXXX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4年7月1日起计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4、判令三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7年原告与被告汇乐公司开始进行外贸业务合作，由被告汇乐公司向原告采购塑料玩具用品，并由原告业务员即本案被告张红梅与被告吴世诚对接，被告吴世诚系被告汇乐公司的董事和代表人。自2011年开始，三被告利用长期贸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和交易习惯，除正常贸易外，被告吴世诚与被告张红梅串通，被告张红梅欺瞒原告，按照被告吴世诚的需货要求下单并擅自安排仓库发货，至2014年6月，有13票货物由被告汇乐公司非正常提走，货款累计524,160.94美元。因原告与被告汇乐公司系滚动订货滚动付款，双方一直订货发货付款收款，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发现三被告侵占原告财产的行为。2014年6月，公司在核实被告汇乐公司未付货款的过程中，发现了部分货物由被告汇乐公司非正常提走。经与被告张红梅核实，被告张红梅承认没有按照正常流程将货物发给被告汇乐公司，为逃避刑事责任和更大的经济赔偿责任，被告张红梅愿意赔偿原告人民币300万元。但被告张红梅没有按时支付，原告于2014年7月2日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报案并受理，被告吴世诚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了限制出入境等措施。2015年10月，被告吴世诚到案承认收到原告上述13票货物。2016年6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建议原告向法院起诉追究三个被告的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吴世诚、张红梅串通，采用非正常手段将货物发给被告汇乐公司，破坏了原告对货物的支配关系，致使原告丧失了对货物的控制权和取得利益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责任；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上述非正常提走的货物类型，被告汇乐公司同时以同样的价格与原告还有正常的贸易往来。综上，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共同辩称，三被告间不存在串通和侵占原告财产的事实，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张红梅辩称，原告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与被告汇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被告间不存在串通和侵占原告财产的事实，而被告张红梅与原告间的赔偿协议系受胁迫而签订且内容显失公平。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协议》、生产任务单、出货清单、张红梅信件，证明被告吴世诚与被告张红梅串通，不按照正常程序将货物发送给了被告汇乐公司，被告张红梅对侵权事实予以了自认并自愿赔偿原告人民币300万元。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认为，《协议》系原告与被告张红梅所签，与其无关，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生产任务单系原告单方制作，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出货清单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无法反映货物由谁接收，对于信件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无关联性。被告张红梅认为，《协议》系原告事先准备好，由原告原董事长和被告张红梅的舅舅胁迫被告张红梅所签；生产任务单中张红梅手写部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出货清单真实性认可，但与被告汇乐公司无关，仅系对业务所作说明；对于信件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信件形成于2014年6月20日，协议形成于2014年6月29日，证明了被告张红梅受到了胁迫。本院对《协议》、出货清单、张红梅信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生产任务单中被告张红梅手写部分真实性予以确认。2、《受案回执》和《撤销案件决定书》，证明原告就本案相关事实曾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于2016年6月以本案属于民事案件为由决定不予立案，原告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认为，《受案回执》无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撤销案件决定书》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张红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撤销案件决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基于被告张红梅的质证意见以及公安机关立案事实的客观存在，本院对《受案回执》真实性予以确认。3、案涉货物统计表及8份生产任务单、产品工艺卡，证明案涉货物由被告张红梅根据被告汇乐公司的要求制作和下达生产任务。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单方面制作，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生产任务单中的客户名称为“事柏齐”公司，“WF”的缩写均与被告汇乐公司无关，而产品工艺不能证明货物系为被告汇乐公司制作，亦无法与生产任务单对应，且无被告汇乐公司员工签字确认，以上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非法侵占原告财产的事实。被告张红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系职务行为，所有的货物收发均按照公司流程进行。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原告订单管理系统的公证书，证明案涉货物所依据的8张订单13批货物均由被告张红梅操作，在原告的订单管理系统均有所反应，货物已经发给了被告汇乐公司。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系原告内部管理系统，是否经过更改不能确认，故对证据中的数据和时间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系统中有登记就证明货物已经生产没有必然联系。被告张红梅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证据证明了其作为业务员，其权限受管理系统约束，其行为系职务行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2014年4月22日原告员工发给被告张红梅邮件，内容为订单、产品、金额，要求张红梅向被告汇乐公司催讨；2014年3月21日被告汇乐公司的员工发给原告代理人指示发送某一批次货物的邮件，证明被告汇乐公司指示原告生产货物。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对第一封邮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第二封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无法与生产任务单对应，且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张红梅对第一封邮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承认工作中确有往来邮件，对第二封邮件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与其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张红梅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供如下证据：公安机关接报回执单、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张红梅在其丢失业务单据造成公司货款损失的情况下，原告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由，由原告原董事长奚银德找到其好友即被告张红梅的舅舅，要求被告张红梅签署了协议，被告张红梅处于害怕，被迫在协议文本上签字，7月2日被告张红梅认识到其不应当承担责任，故去公安机关报案。原告对接报回执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原告同样于7月2日由奚银德向公安机关报案；情况说明的签字人奚银德的签字笔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内容不予认可，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问询；对被告张红梅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接报回执单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情况说明真实性不予确认，与其无关。本院对公安机关接报回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情况说明，因仅有签名，而说明人未出庭作证，故该证据不属于证人证言，仅能作为书证，因原告承认了签字人笔迹的真实性，故对该书证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书证的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综上，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举证和质证意见，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汇乐公司曾存在货物买卖关系，被告张红梅作为原告业务人员曾经具体操作双方的货物买卖业务。2014年6月29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张红梅作为乙方签订《协议》，内容为：“乙方在担任甲方销售员期间，与汇乐(香港)有限公司接触并发生业务往来。汇乐(香港)有限公司将海外客户塑料玩具订单委托甲方加工生产。在此期间，乙方应客户汇乐(香港)有限公司要求，以稍低于总经理确认价的单价委托甲方生产塑料玩具。乙方为拓展业务，提升业绩，采用签订阴阳合同方式，以稍低于总经理确认价的价格与汇乐(香港)有限公司签订塑料玩具的委托加工合同，同时以市场价格的报价合同提供给甲方用于加工生产。甲方与汇乐(香港)有限公司发生业务以来，没有对业务往来款进行对账、审核。致使甲方在随着与汇乐公司业务量的增加，相互间产生的应付货款的差异增大，造成甲方与汇乐公司货款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乙方在从事销售员工作期间与汇乐(香港)有限公司签订阴阳合同价格的差异；2、甲方在接受汇乐公司订单委托加工生产过程中产生质量问题应向汇乐(香港)有限公司支付的赔偿费；3、甲方在接受汇乐公司委托加工生产过程中没有按汇乐(香港)有限公司要求的期限交付货物，造成延期交付的损失费用。现甲方与乙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乙方在甲方担任销售员工作期间向公司虚报，为汇乐(香港)有限公司加工生产塑料玩具的单价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其有过错行为，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故由乙方赔偿甲方人民币300万元，期限为壹星期。2、甲方在达成此协议后，不得再追究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因与汇乐(香港)有限公司业务往来中产生的一切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签订协议之前，被告张红梅于2014年6月20日以书面的方式向亲朋好友表达了悲观厌世的情绪和照顾家人的要求，但均未明确原因事实。2014年7月2日，被告张红梅至公安机关，反映其于2014年6月29日14时许，在其居住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前哨路XXX弄XXX号XXX室内被娘舅陆国忠(浦东合庆人)以张红梅工作(上海庆翊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上的失误可能导致刑事责任为由签署了一份赔偿上海庆翊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人民币300万元的协议，公安机关告知系经济纠纷至相关部门解决。同日，原告原法定代表人奚银德至公安机关以被告张红梅等涉嫌职务侵占为由报案，2016年6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本院认为，本案被告汇乐公司住所地位于香港地区，本案诉讼标的所涉事实发生在内地，当事人并无约定法律适用问题，且在审理中同意适用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因此，本案适用内地法律为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基于协议所产生请求权因其向公安机关报案，其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自报案之日起中断，公安机关于2016年6月1日决定撤销案件，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重新计算，故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非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基于侵权责任的请求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应当就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及张红梅之间存在主观上的串通事实、侵占原告财务的行为事实、原告存在损害事实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原告所提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协议》系原告与被告张红梅所签，其内容中涉及被告汇乐公司部分，并未经过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的自认，被告张红梅的书面信件亦与其串通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侵害原告财产的事实无关联性。而货物清单、生产任务单、产品工艺卡、邮件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受到侵害的具体物及其权益，即不能证明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侵权事实的存在。在原告不能证明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存在侵权事实的情况下，张红梅在载有“乙方应客户汇乐(香港)有限公司要求，以稍低于总经理确认价的单价委托甲方生产塑料玩具。乙方为拓展业务，提升业绩，采用签订阴阳合同方式，以稍低于总经理确认价的价格与汇乐(香港)有限公司签订塑料玩具的委托加工合同，同时以市场价格的报价合同提供给甲方用于加工生产。”内容的协议上签字，并作出了赔偿人民币300万元的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张红梅是否存在受胁迫情形，本院虽不能认定，但原告与被告张红梅于同日均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明确不存在犯罪事实，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张红梅存在侵权行为，该协议的原因事实并未得到原告证据的佐证，被告张红梅向原告所赔偿人民币300万元的给付义务并无相应对价，协议内容亦显失公平，被告张红梅在本案中以此抗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信。综上，原告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汇乐公司、吴世诚、张红梅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庆翊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2241元，由原告上海庆翊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上海庆翊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被告吴世诚、被告张红梅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汇乐(香港)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智永审 判 员  张 炜人民陪审员  周志勇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唐 云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