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2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英，女，197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赞，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剑卿，女，196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志伟、张婉媚，均系广东本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全瑞富，男，1969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上诉人陈丽英与被上诉人潘剑卿、原审第三人全瑞富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7）粤0605民初90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7年12月13日公开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陈丽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赞、被上诉人潘剑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媚、原审第三人全瑞富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涉讼房屋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1605房，登记权利人为原告、第三人，各占50%的份额。2010年7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同日，两人签署并向婚姻登记部门提交《离婚协议书》，约定：一、子女抚养问题：双方婚后生育2个小孩，姓名全荃，性别女，于1993年9月4日出生；姓名全力，性别男，于1998年10月30日出生。双方同意全荃、全力的抚养权归女方，男方用本协议约定归女方所有的涉讼房屋属于自己的份额折抵子女的抚养费（含教育费、生活费），男方随时享有探视权，但须提前1天通知女方。二、双方财产分割如下：1.双方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2.涉讼房屋归女方所有，男方有义务协助女方办理房产更名手续等。2005年5月23日，涉讼房屋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宝安支行，编号2005BXXX；2012年12月17日，涉讼房屋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宝安支行，编号5D120XXX；2012年12月14日注销编号2005BXXX抵押；2013年6月3日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宝安支行，编号5D130XXX，该笔借款的借款人为原告、第三人，贷款金额为950000元。该院于2015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原告潘剑卿诉被告麦锡洪、钟挺秀、全瑞富、陈丽英、杨振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508号。在审理过程中，潘剑卿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经审查，该院于同月21日作出（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508-1号民事裁定，并于同年7月14日查封了涉讼房屋。2016年3月16日，该院作出（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508号民事判决，判决麦锡洪、全瑞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188912.5元、计至2015年4月30日的利息110965.17元及从2015年5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188912.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予原告潘剑卿；驳回潘剑卿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潘剑卿在上诉期内未提起上诉，麦锡洪、全瑞富虽提起上诉，但上诉请求中没有要求陈丽英承担该案债务的内容。同年6月14日，陈丽英向该院提出解除查封的申请，理由是上述查封房屋在其与被告全瑞富离婚时，已协议约定房屋离婚后归其一人所有，且一审判决未判令其承担本案债务。该院经审查于同年8月5日作出（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508-2号民事裁定，依法解除对陈丽英占有的涉讼房屋二分之一份额的查封。后原告以其为所有人为由对该院上述查封提出查封异议，为该院（2016）粤0605执异334号案。该院经审查，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执行裁定，认为涉讼房屋登记在原告、第三人二人名下，二人各占二分之一份额。现未发现上述权属存在变更、转让或消灭的有效登记，而原告提供的《离婚协议书》虽约定离婚后涉讼房屋归原告一人所有，但该协议约定属其内部约定，不足以对抗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该院依据房产登记信息对第三人占有的涉讼房屋二分之一份额予以查封于法有据，原告的异议请求，理据不足，驳回原告异议申请。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对涉讼房屋是否享有排除查封的实体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涉讼房屋归原告所有，但涉讼房屋目前仍登记在原告与第三人名下，两人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离婚协议并非法律规定的变更物权的合法方式，在涉讼房屋权属登记未变更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述协议约定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原告主张对涉讼房屋全部享有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根据《离婚协议书》对涉讼房屋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二分之一份额实际享有的权利仍为债权。原告享有的该债权能否排除查封，需要根据具体案情做出判断。首先，该债权与被告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债权处于平等的地位，不能单纯依据原告债权先于被告债权成立而优先保护原告债权。其次，原告与第三人在协议约定涉讼房屋归原告所有后，仍然以双方名义共同将涉讼房屋作为抵押物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宝安支行借款并办理抵押登记，可见其一，原告与第三人仍共同对涉讼房屋为使用收益，对于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有明显过错；其二，原告与第三人对外仍将涉讼房屋中登记于第三人名下的二分之一份额作为第三人责任财产对待。再次，原告虽主张其占有使用涉讼房屋，但未举证予以证明，该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最后，《离婚协议书》约定第三人将其名下的涉讼房屋的二分之一份额折抵子女抚养费，但原告及第三人又于庭审中又自认第三人仍向原告支付抚养费，两者有矛盾之处，再结合上述共同对涉讼房屋使用收益的情节，《离婚协议书》是否实际履行存疑，原告及第三人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上，本案案情与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案案情显有不同，被告基于善意所产生的对于物权登记的信赖利益应受保护，原告诉请解除对涉讼房屋登记于第三人名下的二分之一份额的查封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判决驳回原告陈丽英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陈丽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法院（2017）粤0605民初909号民事判决，改判解除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全瑞富名下的涉讼房屋的二分之一份额的查封；2.依法改判原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3.依法判决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于本案中的离婚协议对于涉讼房屋产权的约定能否对抗申请执行人作出了错误的认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的物权效力与合同效力并不彼此冲突和排斥，上诉人因离婚协议取得的房产并不因未及时完成物权法上的变更登记而丧失对房产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订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未办理物权登记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民事合同是有效合同，而不能因“未办理物权登记的”而处于效力待定。合同是发生物权变动的重要原因，不动产物权上的登记与否，均不能影响不动产物权的合同效力，故两者之间的效力彼此融合，并不产生实质冲突和排斥。本案中，上诉人陈丽英因2010年与原审第三人全瑞富因为离婚而达成的《离婚协议书》明确约定将双方共有房屋（即本案涉讼房屋）归上诉人一方所有，全瑞富因此不再承担法定的支付抚养费的义务。《离婚协议书》作出当日即在深圳市宝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存档。因此，无论是从婚姻法还是从合同法的角度而言，该离婚协议对于房产归属的约定都是合法、有效的，双方亦未对该离婚协议有过任何纠纷或争议。当合同的效力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上诉人事实上已经依照合同取得房屋所有权，只是在还没有根据物权法的要求及时作出变更登记期间对于依合同取得的产权没有产生对外公示的效力，但这并不影响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程序上的登记而获得该项物权法上的公示效力，从而将合同的效力与物权效力真正同步统一。在未进行登记程序期间，如果因为与上诉人毫不相干的金钱债务而对上诉人因合同而取得房产的效力发生冲突而导致上诉人失去房产，将直接导致原本合法有效的合同的效力非法且无故丧失，这无疑是违背了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立法宗旨的。2.原审判决错误地认定上诉人实际享有的债权与被上诉人享有的对原审第三人的债权处于平等地位。首先，上诉人因离婚协议约定而取得的房产权利，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便获得了排斥他人购买、使用、受益和处分的权利，应视为具有物权属性的准物权，司法实践上也将其作为房屋登记变更请求权。同时，在上诉人的依协议而获得的房产因其他与上诉人无关的金钱债权而被查封时，上诉人将因此获得消除侵害的请求权。相对于被上诉人因与原审第三人的金钱债务而获得的请求权而言，上诉人的准物权或请求权明显与被上诉人的债权请求权上存在若干不同，不论从权利的种类、权利成立的时间、权利的属性上都明显优于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的债权。其次，从立法宗旨和伦理上看，与被上诉人的金钱债权相比，上诉人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婚姻关系解除之时约定涉讼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原审第三人将其涉讼房屋名下的份额折抵其一子一女的抚养费。从功能上看，该房产具有为上诉人及其子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事实上自2010年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离婚后，原审第三人也没有另行支付抚养费给上诉人。如果因未及时变更产权人而对本应属于上诉人的房产予以执行，则必将对上诉人的子女的生存及抚养造成直接的严重的影响。3.上诉人因离婚协议取得涉讼房屋所有权，在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金钱之债形成之时早已不再成为原审第三人的责任财产，原审第三人亦从未将该房产作为抵押物对其金钱之债提供担保，执行上诉人理应获得的房产权益无疑是不合法的。从性质上看，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金钱债权，系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解除五年后始产生，属于原审第三人的个人债务，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亦无异议。从时间上看，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债权债务纠纷发生于上诉人已经与原审第三人离婚四年之后，其时涉讼房屋实质上已经因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离婚协议约定而不再成为原审第三人的责任财产。从客观事实及常理上说，原审第三人的借款行为开始于离婚后两年之后，根本不可能在离婚时便先知先觉与上诉人恶意串通逃避原审第三人同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原审第三人亦未在任何时候将该房产作为抵押物对其债务进行担保。因此，仅凭未及时变更登记便将本属于上诉人的房产认定为原审第三人的责任财产是没有法律依据的。4.原审判决认为相对于上诉人依法取得房产的权利而言，更应保护的是“被告基于善意所产生的对于物权登记的信赖利益”的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首先，本案被上诉人对于执行上诉人房产而言自始至终没有善意。被上诉人一开始便知道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已经离婚的事实，但在申请查封时没有到婚姻登记机关查询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离婚协议是否对申请查封房产作出过约定，甚至于在与原审第三人的诉讼中恶意将上诉人也作为被告一并起诉，同时查封了上诉人名下的房产。上诉人得知涉讼房屋被查封后，立即向执行法院提交了《解除查封申请书》和《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对此明知，并且其也明知原审法院作出该金钱债务与上诉人无关的判决时，也仍坚持申请查封。到本案一审期间，上诉人通过努力查询到了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诉中的另外一个被告的房产信息，多次协商要求被上诉人撤回对上诉人房产的查封申请，转而查封真正的该被查封人的责任财产，但被上诉人仍然拒绝上诉人合理的撤换要求。据此，被上诉人在明知该房产属于上诉人的情况下，依然要求查封，并拒绝申请查封真正该查封的财产的要求，显然全无“善意”，并且已经构成恶意侵犯他人合法财产，该等恶意不应成为法律所保护的所谓“善意的”“信赖利益”。5.上诉人对于涉讼房屋未及时变更登记没有明显过错。首先，由于解除婚姻人身关系远比一般关系的解除要复杂得多，因此法律上对于依据离婚协议取得房屋产权的登记时间没有硬性规定。本案中，正是因为涉讼房屋一直在银行抵押贷款导致产权证书被银行扣留而无法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并且在婚姻解除时也存在当事人一方也因为不希望对方再婚而不配合过户的情形，而且本案的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系完全不懂法不知法的一般民众，对于不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的风险的理解显然不能以一个学法之人哪怕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之人的标准去要求。因此，上诉人对于未及时变更登记没有明显过错。这个观点也被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告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解读所肯定，在下文有专门引述。综上所述，本案离婚协议对于涉讼房屋产权的约定能够对抗申请执行人，上诉人对涉讼房屋所享有的权利能够阻却对涉讼房屋的执行。二、原审判决对于《离婚协议书》的履行作了错误的认定。首先，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仍共同对涉讼房屋为使用收益，对于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有明显过错”是错误的。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无论在书面文件还是在庭审上均对房屋为何没有及时变更是因为银行抵押贷款未清偿的原因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对于银行的抵押贷款，在未办理房产登记变更的情形下，均是按房产证上的名字办理，这是银行的业务办理要求。但原审法官却以此为由，推断上诉人与第三人仍共同对涉讼房屋为使用收益，并因此得出其对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有明显过错的结论，显属错判。其次，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未举证占有使用涉讼房屋为由而对该事实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对于上诉人只有一套房产的事实，上诉人已经提供《房地产权抵押登记查询表》，除此之外无法提供其他证据。原审法院完全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上诉人是否有其他房产，或者上诉人是否将涉讼房屋出租收益。如果被上诉人方有质疑，也应提供证据进行质疑，而非上诉人凭空证无。同理，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承认涉讼房屋一直由上诉人及其子女居住时，也能够通过唯一房产只能自用的常理进行判断，除非法院依职权调查或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其他房屋居住或者有将涉讼房屋出租出售的事实。再次，原审判决不顾法庭上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于抚养费的解释而断然作出不符合事实“但原告及第三人又于庭审中又自认第三人仍向原告支付抚养费，两者有矛盾之处”的认定，显属妄认。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上诉人一直坚持原审第三人在离婚后没有再交抚养费的事实。在庭审中，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从未自认原审第三人仍然另行向上诉人支付抚养费，而是实事求是说明原审第三人基于父亲对子女的爱护，而曾偶尔支付过极其少量的生活补助，其数量加起来都不足一万，该事实在庭审笔录中都应有记录。但不知为何在判决书中却出现如此不顾事实的认定，令人质疑法官的立场。因此，原审判决根据以上错误的认定而作出“《离婚协议书》是否实际履行存疑，原告及原审第三人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结论显属荒谬。三、原审判决违背了法律对于妇女儿童的保障，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婚姻法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基于人身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的法律，对于妇女和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在《离婚协议》对于作为抚养费替代物的房产的归属及处分上应贯彻立法机关对于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的维护和保护。本案中原审法院对法律的偏颇理解及对事实的歪曲认定无疑是对妇女及受抚养子女合法权益的严重损害。四、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及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解读中，不难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离婚协议能阻却执行的裁判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6期（总第236期）第219页至226页最高人民法院案例(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中认定钟永玉因离婚协议获得房产在未办理变更登记时，其请求权应优于与本案类似的金钱债权，从而得出了因离婚协议而对房产享有权利能阻却对涉讼房屋的执行。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法学博士，王毓莹法官提出了“在司法实践中，双方离婚，往往约定将房屋归属于负责抚养子女的一方，为防止对方再婚，通常不变更房屋的产权归属。此时，若允许执行，则其基本生活将无保障。因此，只要不是双方串通恶意逃债，应当支持其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的观点。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对于本案相关的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标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答辩称，离婚协议书当时是约定在原审第三人的儿子满十八岁后将涉讼房屋的全部所有权过户到儿子名下。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陈述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没有意见。上诉人陈丽英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的鸿荣源物业鸿景园收费通知单及鸿景园管理处出具的居住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在离婚后，该讼争房屋一直由上诉人及其子女居住，水电费、管理费是从上诉人的账户扣除的，管理处证明也佐证这一事实。上诉人陈丽英在本案法庭调查之后又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2.4B-1605扣款明细，拟证明物业管理费一直由陈丽英用本人银行卡支付；3.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借记卡交易明细对账单，拟证明涉讼房屋一直由陈丽英居住，并且完全是由陈丽英支付的物业管理费；4.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涉讼房屋一直由陈丽英居住，并且完全是由陈丽英支付的物业管理费；5.《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拟证明2005年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购买涉讼房屋时主借款人为全瑞富，账号也是全瑞富的账号，贷款期限为20年。6.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拟证明2012年12月10日陈丽英通过银行工作人员提供的小贷担保公司在银行申请消费贷款99万元，贷款期5年，贷款通过全瑞富账户归还。7.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拟证明2013年5月24日陈丽英通过银行工作人员提供的小贷担保公司在银行申请消费贷款95万元，贷款期10年，贷款通过全瑞富账户归还。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认为已过诉讼时效，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就上诉人提交的收费通知单上可以显示该涉讼房屋的客户名称为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客观上说明该涉讼房屋为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所有；对居住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明仅能证明上诉人在涉讼房屋居住，并不涉及其他相关的证明内容;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4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涉讼房屋的物业管理费由上诉人支付，并不能否定涉讼房屋为上诉人陈丽英与第三人全瑞富共同共有；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7的“三性”没有异议；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7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7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7未提出反对意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508号民事判决中显示被上诉人潘剑卿与原审第三人全瑞富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2年7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陈丽英对涉讼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陈丽英应当就其对涉案财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陈丽英与原审第三人全瑞富于2010年7月30日签署《离婚协议书》办理离婚登记，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涉讼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原审第三人有义务协助上诉人办理房产更名手续。该约定是双方婚姻关系解除时对财产分配的约定，在涉讼房屋办理过户登记至上诉人名下之前，上诉人享有的是对涉讼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不同于被上诉人的金钱债权请求权，能够排除本案对原审第三人名下涉讼房屋的二分之一份额的保全。首先，上诉人陈丽英与原审第三人全瑞富办理离婚时间是在2010年7月，原审第三人全瑞富与被上诉人潘剑卿发生借贷关系是在2012年7月。上诉人的请求权早于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借贷关系的时间；其次，上诉人的请求权系针对涉讼房屋的请求权，是对涉讼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的，而被上诉人的债权为普通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涉讼房屋只是作为原审第三人的责任财产成为被上诉人的债权的一般担保。上诉人对涉讼房屋享有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优先于被上诉人的普通金钱债权；再次，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金钱债权是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婚姻关系解除后产生的，属于原审第三人的个人债务。在该债权债务发生时，涉讼房屋因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离婚协议约定，已不再是原审第三人的财产。在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涉讼房屋不影响被上诉人的责任财产。由此，上诉人的请求权即使排除被上诉人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被上诉人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最后，关于本案涉讼房屋未能及时办理过户问题。在本案中上诉人对涉讼房屋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家庭及与原审第三人曾经的夫妻身份关系，涉讼房屋基本一直处于抵押状态，且原审第三人在法庭调查中亦明确表示涉讼房屋要等到其儿子年满十八周岁方协助办理过户。故，涉讼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的主要原因并非缘于上诉人自身。关于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问题。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及本案上诉人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均是由于原审第三人全瑞富的原因引起，故本院确定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原审第三人全瑞富负担。综上所述，上诉人对涉讼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上诉人陈丽英在诉讼中提出解除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全瑞富名下涉讼房屋二分之一份额的查封主张，因对执行标的解除查封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实体审理后的程序处理问题，并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故本案不予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及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的规定，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不得对原审第三人全瑞富名下的涉讼房屋二分之一份额采取执行措施，该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的（2016）粤0605执异334号执行裁定失效。原审法院作出的（2017）粤0605民初90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909号民事判决；二、在（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508号案中不得保全原审第三人全瑞富名下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1605房的二分之一份额；三、驳回上诉人陈丽英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审第三人全瑞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照栋审判员  李蔚婕审判员  尹小娜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梁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