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73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权，男，196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素霭，女，196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卓朋，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智恩，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宏兴鸿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麦建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广东信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平市文广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
法定代表人：甄青霞。
原审被告：甄青霞，女，196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
上诉人杨文权、周素霭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宏兴鸿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兴鸿公司）、开平市文广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广公司），原审被告甄青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20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杨文权、周素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卓朋、周智恩，被上诉人宏兴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麦建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文广公司、原审被告甄青霞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文权、周素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宏兴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宏兴鸿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中，杨文权、周素霭的户籍地址与经常居住地并不一致，且二人已多年未在户籍地址居住。若一审法院按照户籍地址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杨文权、周素霭是无法收到的。一审法院在送达材料时应穷尽直接送达手段，若仍是无法送达的，才可公告送达并在判决中予以说明。然而，一审法院并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送达予杨文权与周素霭，剥夺了二人的诉讼权利，直接缺席审判违反法定程序。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杨文权与宏兴鸿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一）“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及开平市基某达制衣厂（以下简称某裕达厂）均非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无法查询“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实际上该公司也根本不存在，这一点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作了说明。退一步而言，即便宏兴鸿公司单方认为某裕达厂就是“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是欠款单位之一，但某裕达厂于2009年3月6日成立，早已于2013年7月23日注销工商登记。众所周知，无工商登记的组织机构进行经营活动是违法的，某裕达厂既然已注销工商登记，就不可能再以该字号进行经营活动，这也是宏兴鸿公司在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之前应尽注意义务进行审查的内容。况且，某裕达厂在工商登记注销后已再没有进行经营活动。因此，不管是“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还是某裕达厂，均非本案牛仔布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
（二）杨文权也非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如前所述，“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根本不存在，故杨文权不可能也从未担任“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文权虽然曾是某裕达厂的经营者，但该厂早已于2013年7月23日注销工商登记。因此，杨文权也无权更无法以“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或某裕达厂）的名义向宏兴鸿公司购买供应牛仔布。
（三）宏兴鸿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应当是文广公司。在宏兴鸿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对账明细表上法定代表人确认签名栏中，并没有杨文权的签名。相反，欠款单位文广公司曾在2016年4月对账明细表中法定代表人确认签名（盖章）栏处盖章确认。这也恰恰证明了，宏兴鸿公司与文广公司之间存在牛仔布买卖合同关系，它们才是本案中真正的合同当事人。另外，宏兴鸿公司提交的号码为X54及X512的送货单中收货人签名栏有文广公司的盖章。上述送货单和对账明细表相互印证了，形成了明确的证据链，证明本案的收货人和欠款单位均是文广公司而非杨文权。
三、杨文权对文广公司债务的担保，已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间，保证责任依法免除。如前所述，宏兴鸿公司与文广公司之间存在牛仔布买卖合同关系，杨文权作为担保人仅在对账明细表上签署，但未明确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杨文权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对于保证期间，宏兴鸿公司与杨文权也未作约定，根据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按照宏兴鸿公司与文广公司签订的对账明细表的时间计算，杨文权对该债务的保证期间于2016年11月30日届满。而宏兴鸿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间。宏兴鸿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杨文权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杨文权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
四、周素霭无需对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虽然周素霭与杨文权是夫妻关系，但既然杨文权不承担本案债务，那么周素霭也不应承担偿还上述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连带责任。退一步而言，假如法院认为杨文权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但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非宏兴鸿公司说了算，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宏兴鸿公司所主张的债权，并非基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周素霭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更何况杨文权的保证责任已过保证期间，周素霭依法也不应承担责任。
五、文广公司实际拖欠宏兴鸿公司的货款数额，并非宏兴鸿公司主张的金额。按照文广公司与宏兴鸿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由双方对货物的缸号、颜色、数量、单价等进行验收，并由文广公司盖章确认。从宏兴鸿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来看，只有单号为X504、X52的送货单有文广公司盖章确认，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另外，该部分送货单的总额为1145579.80元，与宏兴鸿公司主张的货款1115158.80元不相符。因此，实际欠款金额仍需进行财务核算。经向文广公司了解，其已清偿了部分涉案货款，且有证据予以证明，并非宏兴鸿公司主张的货款1115158.80元完全没有支付。法院应查明此部分事实，以免宏兴鸿公司获取不当利益。
宏兴鸿公司辩称：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杨文权、周素霭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送达程序错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
二、自2010年9月开始，宏兴鸿公司买卖合同交易的对象始终是杨文权（某裕达厂）。这一事实从宏兴鸿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的抬头可以反映出来。尽管从2010年开始交易以来，杨文权先后通过某裕达厂、基发制衣厂、文广公司的账户向宏兴鸿公司支付过货款，宏兴鸿公司也根据付款账户的不同开具了相应抬头的发票，但这并不能改变杨文权（某裕达厂）是交易对象的事实。杨文权通过基发制衣厂、文广公司向宏兴鸿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仅仅是基发制衣厂、文广公司根据其要求代为汇款的行为，并非交易对象的改变。因此，本案的欠款人是杨文权而非文广公司。
三、本案债务是杨文权生产经营所产生，且发生在杨文权与周素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周素霭依法负有共同清偿义务。
四、杨文权于2016年5月1日签署对账明细表时确认的欠款本金是1115158.80元，在此之后未再向宏兴鸿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杨文权、周素霭上诉主张宏兴鸿公司主张的货款数额有误无理。
文广公司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
甄青霞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
宏兴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文权向宏兴鸿公司支付货款1115158.80元及从2016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周素霭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文广公司、甄青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文权、周素霭、文广公司及甄青霞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8月7日至2015年12月29日期间，杨文权以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宏兴鸿公司购买供应牛仔布。2016年3月1日，甄青霞、文广公司在宏兴鸿公司提供的对账明细表的担保人处签名及盖章，自愿对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欠宏兴鸿公司2015年8月至12月的货款1115158.8元提供担保，并约定于2016年3月31日前结清货款，逾期不付按月利率2%计算赔偿。2016年5月1日，文广公司、杨文权分别在宏兴鸿公司提供的对账明细表上盖章、签名对上述货款1115158.8元进行确认，并约定于2016年5月31日前结清货款，逾期不付按月利率2%计算赔偿。至庭审结束时，杨文权、甄青霞、文广公司均没有向宏兴鸿公司清偿上述货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杨文权于2009年3月6日成立个体工商户基某达制衣厂，该厂于2013年7月23日注销。杨文权与甄青霞于2009年6月12日登记离婚。杨文权与周素霭于2010年4月2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宏兴鸿公司主张杨文权欠其货款1115158.80元，并提供了送货单、对账明细表等佐证，杨文权未提出抗辩或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对宏兴鸿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杨文权应向宏兴鸿公司支付货款1115158.80元。杨文权收取货物后，未及时付清货款，宏兴鸿公司主张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理由充分，法院予以支持。文广公司、甄青霞作为担保人在对账明细表上签名，但未明确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文广公司、甄青霞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宏兴鸿公司与文广公司、甄青霞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按照双方签订的对账明细表，甄青霞、文广公司所担保债务的保证期间分别于2015年9月30日、2015年11月30日届满，宏兴鸿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宏兴鸿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文广公司、甄青霞承担保证责任，文广公司、甄青霞免除保证责任。周素霭与杨文权是夫妻关系，本案债务发生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二人的夫妻共同债务，二人应共同偿还。杨文权、周素霭、文广公司及甄青霞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文权、周素霭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1115158.80元并以实欠货款为本金从2016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予宏兴鸿公司；二、驳回宏兴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杨文权、周素霭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836.4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9836.42元，由杨文权、周素霭共同负担。
二审中，杨文权、周素霭，及宏兴鸿公司均围绕各自的主张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该部分证据，本院将在下文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进行综合认定。
经审理，本院除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杨文权表示“某裕达厂曾经与被上诉人存在交易关系，但该厂注销后，因为没有经营了，就没有再发生交易了，至于被上诉人与开平市文广制衣有限公司的贸易关系杨文权是不清楚的。从工商资料登记来看，某裕达厂与开平市文广制衣有限公司登记的经营者是不同的，投资人也不同，两主体不存在任何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各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杨文权、周素霭应否对诉争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首先，杨文权在二审期间确认某裕达厂与宏兴鸿公司之间曾存在交易关系，宏兴鸿公司以某裕达厂欠其货款未付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有交易事实的支持。
其次，宏兴鸿公司二审提交的8份送货单记载的客户名称均为“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而其中4份单据收货人签名栏加盖了某裕达厂的印章；同样地，宏兴鸿公司二审提交的2份对账单记载的欠款单位亦为“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而对账单下方均加盖有某裕达厂的印章。虽然杨文权在二审期间对该部分证据中加盖的印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该印章印文与某裕达厂全称一致，杨文权作为原某裕达厂的经营者，对其此项抗辩事实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宏兴鸿公司提交的该部分证据予以采纳。依本案已查明事实可知，某裕达厂于2013年7月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而上述单据记载的交易发生于2012年4月至2015年5月期间，反映在某裕达厂注销前即有以“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宏兴鸿公司发生交易的情况。
再次，宏兴鸿公司二审提交的送货单中，部分单据的收货人签名栏由“关芳”签署，与宏兴鸿公司一审提交的争议货款形成的交易单据中的收货人签名情况一致。况且，从名称来看，某裕达厂的经营处所、业务范围以及字号与“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均相同，宏兴鸿公司主张其不清楚某裕达厂的注销情况，诉争货款对应的交易与其之前与某裕达厂之间产生的交易有延续性合理可信。
最后，杨文权主张某裕达厂与文广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但其却于诉争2015年4月对账明细表中签名，虽签署于担保人栏，但其对于缘何提供此项担保并未作出任何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其抗辩并不可信。至于杨文权、周素霭二审提交的支付凭证及发票，仅可反映文广公司曾向宏兴鸿公司转账及后者向前者开具发票的事实，与杨文权是否与宏兴鸿公司存在诉争交易关系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理由，诉争2份对账明细表虽记载欠款单位为“开平市基某达制衣有限公司”及文广公司，但涉诉交易的买受人应确定为杨文权。一审判决就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杨文权就此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周素霭的责任问题。因诉争债务形成于杨文权与周素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杨文权、周素霭并未举证证明涉诉经营所得未用于家庭生活，未举证证明杨文权与宏兴鸿公司明确约定该债务为杨文权的个人债务，亦未能证明杨文权与周素霭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宏兴鸿公司知道该约定。因此，诉争债务应认定为杨文权与周素霭的夫妻共同债务，周素霭应与杨文权负共同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杨文权、周素霭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836.42元，由上诉人杨文权、周素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儒峰
审判员 刘 坤
审判员 何希红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书记员 史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