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商终字第82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发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功达。
委托代理人：奚明强。
委托代理人：张炳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雅戈尔国际贸易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巨乐。
委托代理人：许如春。
委托代理人：鲍君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恒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茅育战。
上诉人广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宁波雅戈尔国际贸易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戈尔公司）、上海恒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烨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4）甬鄞商初字第1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雅戈尔公司与恒烨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合同》一份，约定雅戈尔公司委托恒烨公司对雅戈尔公司进口的货物进行仓储保管及装卸作业，货物存放期间所有权属于雅戈尔公司，恒烨公司必须凭盖有雅戈尔公司提货用的财务专用章，方可发货，如无雅戈尔公司正本提货单，恒烨公司擅自将货物发给第三方，则需承担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根据该合同约定，雅戈尔公司陆续将进口的聚乙烯交恒烨公司仓储保管，截至2014年9月29日，雅戈尔公司分十九批次在恒烨公司处存放的涉案产品如下：2014年2月12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186.978吨（规格F2-12EXPE），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每吨美元173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付款美元323510元；2014年2月15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241.963吨（规格LDF-0824B），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每吨美元164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付款美元396880元；2014年2月15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263.975吨（规格LDF-0824B），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每吨美元164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付款美元432960元；2014年2月15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209.77吨（规格LDF-0824B），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每吨美元164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付款美元344400元；2014年9月11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247.479吨（规格LH0030），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每吨美元1625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付款美元402187.50元；2014年9月11日、9月12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246.775吨（规格LF12130），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每吨美元1625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付款美元402187.50元；2014年9月12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247.498吨（规格LF12130），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每吨美元1625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付款美元402187.50元；2014年8月2日存放HDPE（高密度聚乙烯）259.789吨（规格HB0035），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每吨欧元120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付款欧元312000元；2014年3月6日存放HDPE（高密度聚乙烯）191.14吨（规格52518），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为欧元1091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5月9日付款欧元212202.30元；2014年3月6日存放HDPE（高密度聚乙烯）174.962吨（规格52518），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为欧元1091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5月9日付款欧元194001.20元；2014年2月24日存放HDPE（高密度聚乙烯）173.336吨（规格52518），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为欧元1091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付款欧元190993.99元；2014年2月24日存放HDPE（高密度聚乙烯）175.132吨（规格52518），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为欧元1091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付款欧元194172.60元；2014年3月21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296.865吨（规格19N430），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为美元1795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5月9日付款美元533115元，该批货物尚存76.865吨；2014年5月6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241.935吨（规格LDF820A），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为美元173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6月16日付款美元418573.50元；2014年8月5日存放HDPE（高密度聚乙烯）243.304吨（规格HB0035），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每吨欧元120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付款欧元292500元；2013年8月18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197.903吨（规格19N430），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为美元156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3年9月6日付款美元308880元；2013年8月21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272.230吨（规格19N430），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为美元156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3年9月6日付款美元463320元，该批货物尚存260.98吨；2013年10月15日存放LDPE（低密度聚乙烯）296.982吨（规格19N430），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为美元150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3年10月14日付款美元445500元，该批货物尚存112.075吨；2014年2月13日存放HDPE（高密度聚乙烯）296.99吨（规格7000F），雅戈尔公司进口该批货物的单价为欧元1130元，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付款欧元336649.83元，该批货物尚存157.49吨。上述货物均系雅戈尔公司受宁波华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聚公司）等单位委托进口。2014年2月14日，恒烨公司向广发公司出具货权证明两份，载明广发公司存放恒烨公司处聚乙烯470.25吨（规格19N430）。2014年6月20日，恒烨公司向广发公司出具货权证明两份，载明广发公司存放恒烨公司处规格TR-131的聚乙烯306吨，规格LDF820A的聚乙烯242吨，广发公司就该批货物与宁波思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扬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并向思扬公司支付价款人民币6793800元。2014年6月24日，恒烨公司向广发公司出具货权证明两份，载明广发公司存放恒烨公司处规格F2-12的聚乙烯187吨，规格LDF-0824B的聚乙烯313吨，广发公司就该批货物与思扬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并向思扬公司支付价款人民币6250000元。2014年6月27日，恒烨公司向广发公司出具货权证明一份，载明广发公司存放恒烨公司处规格52518的聚乙烯177吨，广发公司就该批货物与思扬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并向思扬公司支付价款人民币1947000元。广发公司在向原审法院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后，于2015年1月20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起诉恒烨公司，请求确认规格为LDF820A的聚乙烯242吨为其所有。
雅戈尔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雅戈尔公司与恒烨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合同》一份，约定雅戈尔公司委托恒烨公司对雅戈尔公司进口的货物进行仓储保管及装卸作业，货物存放期间所有权属于雅戈尔公司，恒烨公司必须凭盖有雅戈尔公司提货用的财务专用章，方可发货，如无雅戈尔公司正本提货单，恒烨公司擅自将货物发给第三方，则需承担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根据该合同约定，雅戈尔公司陆续将进口的塑料产品（聚乙烯）交恒烨公司仓储保管，截至2014年9月29日，共有3909.328吨聚乙烯在恒烨公司处存放。因无法向恒烨公司提取上述货物，请求判令：恒烨公司立即交付3909.328吨聚乙烯或赔偿雅戈尔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39092896.16元。
恒烨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涉案货物系案外人汪克成实际控制的华聚公司、思扬公司等几家公司委托雅戈尔公司代理进口，并存放在恒烨公司处。按以往的惯例，恒烨公司凭雅戈尔公司员工的口头通知以及汪克成实际控制的华聚公司等几家公司的指令进行放货，雅戈尔公司事后会补交书面的提货单。2014年9月，有很多客户对涉案货物主张权利，恒烨公司作为保管单位无法甄别货物的权属，于是暂停涉案货物的提取，并没有说不归还货物给雅戈尔公司。恒烨公司已于2014年10月14日到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以下简称江东公安分局）报案，汪克成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已涉嫌犯罪，应待公安机关查明事实后再交还货物，故应驳回雅戈尔公司的诉讼请求。
广发公司在原审中陈述称：雅戈尔公司请求恒烨公司交付的部分货物属于广发公司所有，系广发公司向案外人富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思扬公司购买，案件与公安机关办理的汪克成涉嫌诈骗一案系同一事实，广发公司也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根据雅戈尔公司所述，涉案货物系华聚公司委托其进口，那么货物所有权应属于华聚公司，广发公司对其中的部分货物支付合理对价，并取得恒烨公司出具的货权证明，是最后一手的货物合法持有人。故应驳回雅戈尔公司的诉讼请求。广发公司于2013年11月26日向富源公司购买470.25吨聚乙烯，存放于恒烨公司处，2014年6月20日、6月24日、6月27日共向思扬公司购买1225吨聚乙烯，存放于恒烨公司处。至今尚有1269.25吨聚乙烯存放在恒烨公司处，现雅戈尔公司申请法院查封了该部分聚乙烯，并诉请恒烨公司交付，损害了广发公司利益，请求判令涉案的1269.25吨聚乙烯属于广发公司所有。
恒烨公司在原审中针对广发公司的请求答辩称：广发公司请求的货物确实存在，恒烨公司是根据汪克成实际控制的公司的指令来办理出货，但是最终货物属于谁需要由法院来确定；广发公司同时在其他法院起诉，属于重复诉讼，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雅戈尔公司在原审中对广发公司的请求答辩称：广发公司诉请的货物是雅戈尔公司进口，所有权属于雅戈尔公司，广发公司即使支付了货款，也是受汪克成所骗，所有权没有变动；广发公司同时在其他法院起诉，又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案件诉讼，属于重复诉讼，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雅戈尔公司与恒烨公司之间的仓储合同合法有效，雅戈尔公司作为存货人，可以随时提取仓储物，如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对雅戈尔公司要求恒烨公司交付仓储货物的请求，予以支持，但数量应以恒烨公司确认的库存报表及入库货物确认单来确定。若恒烨公司不能交付全部货物，则应就不能交付的货物赔偿损失，雅戈尔公司主张按货物的进口价格予以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故应按货物进口的单价和库存数量，确定雅戈尔公司可获赔偿金额。雅戈尔公司主张按对外付款当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左右的外汇卖出价折算成人民币来计算赔偿金额，具备合理性，予以支持。恒烨公司及广发公司认为案件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该院认为，案件审理的是雅戈尔公司、恒烨公司之间的仓储合同关系，从查明事实来看，并无证据表明双方的仓储行为涉嫌犯罪，而且除规格7000F的高密度聚乙烯296.99吨、规格19N430的低密度聚乙烯约100吨、规格HB0035的高密度聚乙烯约40吨外，其余已被查封的货物，基本与雅戈尔公司诉请交付的货物吻合，雅戈尔公司基于对仓储货物的所有权向恒烨公司主张交付，理应不受其他法律关系的影响，即使恒烨公司及广发公司所述的诈骗犯罪存在，也是存在于第三人与案外人之间，与基于仓储合同产生的民事纠纷并不冲突，故对恒烨公司及广发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广发公司在浦东法院起诉恒烨公司的时间，在该院追加第三人之后，故广发公司以第三人参加案件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广发公司认为其已经取得货物所有权的观点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恒烨公司不是货物所有权人，只是货物保管单位，其无权单方改变货物权属，其向广发公司出具货权证明的行为，仅能表明恒烨公司认可货物属于广发公司，只能在恒烨公司与广发公司之间产生效力；第二，恒烨公司出具给雅戈尔公司的入库货物确认单是原始的仓单，详细载明了货物的各种信息，是确定谁有权提取货物的凭证，广发公司虽持有货权证明，但并不是原始存货人，其要取得货权，必须有存货人或仓单权利人认可，而非作为保管人的恒烨公司，故货权证明不具备仓单的效力，不能据此确定货物的权属；第三，广发公司也不具备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广发公司称向他人购买涉案货物，但其所述的卖方富源公司、思扬公司并非货物所有人，广发公司既未举证出卖方具备享有货物所有权的表象，也未举证就出卖方是否享有所有权进行过核实，同时，广发公司在接受恒烨公司出具的货权证明时，也未就恒烨公司是否有权出具货权证明进行核实，也未要求恒烨公司出具原始仓单。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5月1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恒烨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雅戈尔公司交付十九批次的聚乙烯（2014年2月12日存放的186.978吨（规格F2-12EXPE、单价人民币10661元）；2014年2月15日存放的241.963吨（规格LDF-0824B、单价人民币10106元）；2014年2月15日存放的263.975吨（规格LDF-0824B、单价人民币10106元）；2014年2月15日存放的209.77吨（规格LDF-0824B、单价人民币10156元）；2014年9月11日存放的247.479吨（规格LH0030、单价人民币9958元）；2014年9月11日、9月12日存放的246.775吨（规格LF12130、单价人民币9958元）；2014年9月12日存放的247.498吨（规格LF12130、单价人民币9958元）；2014年8月2日存放的259.789吨（规格HB0035、单价人民币9782元）；2014年3月6日存放的191.14吨（规格52518、单价人民币9442元）；2014年3月6日存放的174.962吨（规格52518、单价人民币9442元）；2014年2月24日存放的173.336吨（规格52518、单价人民币9462元）；2014年2月24日存放的175.132吨（规格52518、单价人民币9462元）；2014年3月21日存放且尚存的76.865吨（规格19N430、单价人民币11208元）；2014年5月6日存放的241.935吨（规格LDF820A、单价人民币10766元）；2014年8月5日存放的243.304吨（规格HB0035、单价人民币9782元）；2013年8月18日存放的197.903吨（规格19N430、单价人民币9567元）；2013年8月21日存放且尚存的260.98吨（规格19N430、单价人民币9567元）；2013年10月15日存放且尚存的112.075吨（规格19N430、单价人民币9192元）；2014年2月13日存放且尚存的157.49吨（规格7000F、单价人民币9702元）］，由雅戈尔公司自行于上述货物存放处领取；二、若恒烨公司不能履行上述第一项判决的义务，则对不能交付的聚乙烯，按上述第一项判决载明的单价计算赔偿款，由恒烨公司于上述第一项判决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十日内支付给雅戈尔公司；三、驳回广发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7264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恒烨公司负担；广发公司参加诉讼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340元，由广发公司负担。
广发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广发公司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恒烨公司应当向雅戈尔公司交付涉案货物、广发公司不具备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且不享有部分涉案货物的所有权、本案不涉及刑事犯罪这三方面内容有异议。一、原审法院判令恒烨公司应当向雅戈尔公司交付涉案货物是错误的。雅戈尔公司存放于恒烨公司处的货物所有权归属并未查明，虽然在雅戈尔公司与恒烨公司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中对涉案货物的物权作了约定，但该协议只能约束雅戈尔公司与恒烨公司，不能作为确定涉案货物归属权的依据。雅戈尔公司在原审中称其购买涉案货物系受华聚公司委托进口，在此情形下，除非有特别约定，涉案货物所有权应属于华聚公司，雅戈尔公司仅为华聚公司的代理人。虽然雅戈尔公司在原审中称其与华聚公司签订的委托进口合同中约定在华聚公司全额支付货款之前涉案货物所有权属于雅戈尔公司，但雅戈尔公司并未出示过该委托进口合同原件，雅戈尔公司应承担拒绝举证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认定广发公司的货物来源“富源公司、思扬公司并非涉案货物所有人”是没有依据的。从广发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中可以看出，涉案货物实际已经脱离雅戈尔公司及恒烨公司的控制，已经被其他单位报关，在此情况下恒烨公司客观上已无法交付涉案货物；二、原审法院认定广发公司不具备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且不享有部分涉案货物的所有权是错误的。广发公司由恒烨公司确认货权，在2014年6月获得涉案货物所有权并存入恒烨公司，且通过恒烨公司实际控制涉案货物，应当认定是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广发公司出具了其与富源公司、思扬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及相应货物凭证，故原审法院认为广发公司“未举证证明出卖方具备货物所有权的表象”是罔顾事实的。而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广发公司应在接受恒烨公司出具的货权证明时，就恒烨公司是否有权出具货权证明进行核实，且要求恒烨公司出具原始仓单，过分加重了广发公司的注意义务的，不符合交易习惯。雅戈尔公司在原审中承认其系受华聚公司委托进口货物，涉案《仓储保管合同》中所涉的货权保留条款不能对抗广发公司因善意取得而拥有的物权；三、本案应当移交公安机关处理。雅戈尔公司系汪克成实际控制的华聚公司的代理人，其无权向恒烨公司主张赔偿。雅戈尔公司在原审中表示汪克成盗用雅戈尔公司经办人员的手机向恒烨公司发出放货指令，导致恒烨公司向华聚公司发放涉案货物，可见本案与公安机关审理的汪克成合同诈骗案系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应当移交公安机关按照先刑后民的程序进行处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涉案货物所有权归广发公司所有或裁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雅戈尔公司答辩称：一、雅戈尔公司进口的每一单货物均有相应的进口合同、商业发票、提单、装箱单等一套完整的进口单据予以证明，且雅戈尔公司均已通过信用证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货物运输至上海港后，雅戈尔公司委托恒烨公司保管并储存于上海市保税区仓库。货物报关后恒烨公司向雅戈尔公司提交相应入库货物确认单，雅戈尔公司与恒烨公司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明确进口货物在恒烨公司仓库保管时所有权属于雅戈尔公司，恒烨公司必须凭盖有雅戈尔公司提货用的财务专用章方可发货。目前绝大部分涉案货物处于海关监管下物权未转移，货物所有权人均有据可查，海关登记也是清楚的，上述情况足以证明涉案货物所有权人实际为雅戈尔公司；二、恒烨公司在原审中称雅戈尔公司业务经理陈钟告知恒烨公司依据华聚公司的书面指令发货并报关，事后雅戈尔公司会将相关提货单补交给恒烨公司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三、广发公司与思扬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及恒烨公司出具的货权证明实际系思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汪克成与恒烨公司法定代表人茅育战为骗取广发公司的货款而虚构的，广发公司已经知晓被骗的事实并已向江东公安分局报案。思扬公司不是货物所有权人，无权处分货物。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恒烨公司未作答辩。
二审中，雅戈尔公司向本院提供雅戈尔公司与案外人华聚公司、宁波逸高塑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高公司）、宁波广恒塑化贸易有限公司、OrientalPlasticIndustryCO，LTD签订的《合作协议》复印件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方（雅戈尔公司）与乙方（即上述华聚公司、逸高公司、宁波广恒塑化贸易有限公司、OrientalPlasticIndustryCO，LTD共四家公司）的合作事项是在货物进口后将货物销售给乙方指定的购货方或由乙方直接向甲方付款提货。在购货方或乙方按实际成交价格付清货款且乙方按差价补足不足部分货款后方可提货。雅戈尔公司提交该证据拟证明在华聚公司等未付清涉案货物货款的情况下，涉案货物系属于雅戈尔公司所有。
广发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协议并无落款时间，无法确认该《合作协议》是否本案所涉的华聚公司委托雅戈尔公司进口货物的合同。即使按照该协议，也不能证明涉案货物属于雅戈尔公司所有。涉案货物是雅戈尔公司受华聚公司等公司委托进口的，在此过程中雅戈尔公司只是代理人。在该合同中约定，货物进口及销售中的一切风险均由乙方自行承担，根据谁拥有所有权就由谁承担风险的原理，说明货物的所有权应属于乙方，也就是华聚公司等委托人所有。
广发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恒烨公司出具给江东公安分局的证明材料（一）和证明材料（二）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在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宁波检察院）作为汪克成涉嫌诈骗一案的案卷材料，证明材料（一）的主要内容系恒烨公司对仓储单据进行核查后，将其接受华聚公司指令后出具了存货证明或入库确认单的货物的明细，其中确有客户名称显示为“广发商贸”的货物存放于保税区仓库。证据材料（二）的主要内容系恒烨公司对截至2014年10月30日存放于保税区仓库中涉案货物的数量统计及已被华聚公司等提货但并无相关书面提货凭证的涉案货物明细。广发公司提供该证据拟证明涉案货物由恒烨公司根据华聚公司指令，交付给广发公司后存入恒烨公司保管的事实；2.江东公安分局制作的被询问人为茅育战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询问时间为2015年2月9日8时30分至2015年2月9日10时40分），原件在宁波检察院作为汪克成涉嫌诈骗一案的案卷材料。在该《询问笔录》中，茅育战称“汪克成用华聚公司名义曾委托雅戈尔公司代理进口一批4000多吨的货物……按照合同上约定，我公司要接到雅戈尔公司的书面指令才可以放货，但是实际操作中，雅戈尔公司常常先是以口头指令我公司放货，之后再补书面材料的，所有货物都是雅戈尔公司的部门经理陈钟口头指令我公司凭汪克成的指令办理货物，之后会补书面材料的……陈钟是负责雅戈尔公司塑料这块业务的部门经理，以前我公司也都是听陈钟口头指令的，我公司也没有再去雅戈尔公司更高级别的领导处求证过，但是此前的交易过程，雅戈尔公司均在事后补交了书面材料，所以这次交易，我公司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雅戈尔公司会补交相应的书面材料……未出库的货物要看有没有被雅戈尔公司或者汪克成卖掉，没有被卖掉，那么所有权是雅戈尔公司的，卖掉了的货物所有权就是其他人了……从法律货权角度来讲，虽然汪克成委托雅戈尔代理进口该批货，但是货物的所有权还是雅戈尔公司的，只有雅戈尔公司同意让汪克成去卖，那么汪克成才能卖……根据我公司记录来看，确实有未出库的货物被卖掉了，我公司也出具了相应的货权材料，具体情况如下表格（表格中显示有部分未出库而出售货物的下家是“广发商贸”）……在汪克成要求我开对应雅戈尔公司货物的时候，每笔货我都是在咨询过陈钟的情况下，得到听汪克成安排或者可以答复后，才出具相应货权证明的，至于汪克成和雅戈尔公司方面是怎么谈的，我就不知道了”，广发公司提供该证据拟证明恒烨公司系依照交易习惯根据雅戈尔公司业务经理陈钟及汪克成的口头指令将涉案货物交付给广发公司并入库保管的事实；3.浦东法院（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213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2014）浙甬商外初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各一份，前者审理的是广发公司与恒烨公司仓储合同纠纷，后者的证据来源是中国裁判文书网。浦东法院（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213号民事裁定书中描述：浦东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向江东公安分局调取了甬公东诉字（2015）第1521号起诉意见书，在该案庭审时向广发公司出示并听取其意见。为避免重复起诉，该案以裁定驳回广发公司起诉结案。宁波中院审理的（2014）浙甬商外初字第97号案件系为解决宁波瑞生世纪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生公司）与富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在该民事判决书中描述：经瑞生公司申请，宁波中院向江东公安分局调取了该分局对茅育战及其员工王曌天所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涉及该案的货物由华聚公司委托雅戈尔公司代理进口，并委托恒烨公司保管存放。2014年2月12日，恒烨公司向雅戈尔公司出具了一份入库货物确认单，并作相应的入库记录。其后恒烨公司根据华聚公司指令向海宏化工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海宏公司）出具入库货物确认单。2014年3月3日，根据海宏公司指令，恒烨公司向宁波市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艺品公司）出具一份入库货物确认单。2014年6月19日，富源公司与工艺品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一份，向工艺品公司购买该案所涉货物。2014年7月31日，恒烨公司向富源公司出具一份货权证明。按照恒烨公司确认的先后顺序，涉案货物形式上的“货权人”分别为雅戈尔公司、海宏公司、工艺品公司、富源公司、瑞生公司。广发公司提交该组证据拟证明上述两案的审判人员均向江东公安分局调取了涉案笔录，说明汪克成涉嫌诈骗一案确对查明案件事实有重大影响，原审法院应当依职权向相关公安机关调取证据；4.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曙法院）（2014）甬海商初字第1135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证据来源是中国裁判文书网。该案审理的是宁波亿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源公司）与恒烨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海曙法院认为，亿源公司与恒烨公司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合同明确约定了货物出库的充分必要条件（不包含货权人单方口头指令），现恒烨公司未按此出库指令执行（恒烨公司依据亿源公司业务员腾某的微信通知出货），致亿源公司无法足额提取货物，显属违约，故亿源公司有权要求恒烨公司返还货物、赔偿无法提取货物部分的损失及相应违约金。广发公司提供该证据一方面拟证明人民币贸易在自贸区内系常态的事实，另一方面拟证明广发公司与恒烨公司的仓储合同关系系因广发公司与案外人买卖已在仓库内的货物而依法成立并生效，按照该案的审理思路，双方签订《仓储买卖合同》，广发公司又持有货权证明，则恒烨公司应当据此向广发公司交付货物；5.江东公安分局制作的被询问人为茅育战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询问时间为2015年2月9日11时00分至2015年2月9日12时50分），原件在宁波检察院作为汪克成涉嫌诈骗一案的案卷材料。在该《询问笔录》中，茅育战称，其对以下情况均已知晓：广发公司曾和工艺品公司的离岸公司富源公司签订过销售合同，由广发公司向富源公司购买塑料粒子；广发公司与富源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所交易的货物对应的备案编号与雅戈尔公司所持涉案货物对应的备案编号一致；广发公司之所以会向富源公司购买塑料粒子，是因为汪克成通过海宏公司将货权仍然是雅戈尔公司的货物卖给了工艺品公司，随后经过汪克成介绍，广发公司接手该批货物；广发公司随后将涉案货物转卖给汪克成实际控制下的逸高公司。恒烨公司之所以在明知货权属于雅戈尔公司的前提下仍为工艺品公司出具货权证明是因为雅戈尔公司的业务经理陈钟对其表示汪克成委托雅戈尔公司代理进口的货物，进境后都听汪克成指令办理，不管货权属于谁，雅戈尔公司之后都会补齐书面材料。茅育战认为广发公司提供的两份货权证明不是恒烨公司出具的，因为两份货权证明左上角有恒烨公司的抬头名称，但是恒烨公司出具的货权证明从来不采用这种样式。广发公司提供该证据拟证明恒烨公司根据雅戈尔公司及汪克成的指令放货，涉案470.25吨19N430聚乙烯已经富源公司卖给广发公司，广发公司对上述货物拥有所有权的事实；6.江东公安分局制作的被询问人为茅育战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询问时间为2015年2月9日13时00分至2015年2月9日14时30分），原件在宁波检察院作为汪克成涉嫌诈骗一案的案卷材料。在该份《询问笔录》中，茅育战称，其知晓广发公司与思扬公司之间有贸易往来，该几笔涉案货物的货主均是雅戈尔公司，其中有部分货物还没有完税报关。恒烨公司与广发公司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进口通关代理合同》均是真实的，因雅戈尔公司业务经理陈钟口头指令恒烨公司按照汪克成的指令处理涉案货物，广发公司与思扬公司的交易是汪克成促成的，故在收到思扬公司传真指令后，恒烨公司向广发公司出具了货权证明。广发公司提交该份证据拟证明恒烨公司根据雅戈尔公司及汪克成的指令放货，涉案242吨820A聚乙烯、306吨TR-131聚乙烯、313吨0824B聚乙烯、187吨F2-12聚乙烯、177吨52518聚乙烯已经思扬公司卖给广发公司，广发公司对上述货物拥有所有权的事实；7.江东公安分局制作的、被讯问人为汪克成的《讯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讯问时间为2015年2月13日8时50分至2015年2月13日10时00分），原件在宁波检察院作为汪克成涉嫌诈骗一案的案卷材料。在该份《讯问笔录》中，汪克成称，其虚构了一批470.25吨19N430聚乙烯卖给工艺品公司，后在其介绍下工艺品公司通过自己的离岸公司富源公司将该批货物卖给广发公司。相关备案清单、货权证明均是汪克成伪造的。广发公司提交该证据拟证明汪克成采取诈骗手段与广发公司发生470.25吨19N430聚乙烯交易，造成广发公司损失的事实；8.江东公安分局制作的被讯问人为汪克成的《讯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讯问时间为2015年2月28日9时10分至2015年2月28日10时50分），原件在宁波检察院作为汪克成涉嫌诈骗一案的案卷材料。在该份《讯问笔录》中，汪克成称，其经思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钟同意，使用思扬公司名义，用雅戈尔公司名下的货物与广发公司发生交易，并指令恒烨公司向广发公司出具了货权证明。广发公司提交该证据拟证明汪克成采取诈骗手段通过思源公司与广发公司发生三笔交易，造成广发公司损失的事实。
雅戈尔公司经质证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故真实性无法确定。从内容上看，系恒烨公司根据华聚公司指令发货的情况。但华聚公司并无货权，根据雅戈尔公司与恒烨公司的《仓储保管合同》，恒烨公司亦无权在没有书面指令的前提下转让货权，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此外，华聚公司的诈骗行为是产生证据1所示情形的根本原因。证据2中茅育战口述其系在得到陈钟口头通知的情况下将货权转移的，这一说法没有依据。何况即使陈钟真的作出这种口头通知，恒烨公司也应当以其与雅戈尔公司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中约定的发货方式为操作准则，不应接受口头通知。此外，茅育战也承认涉案货权属于雅戈尔公司，系由雅戈尔公司进口、存储的，华聚公司无权指令恒烨公司转卖第三方。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份裁定书恰恰证明广发公司是被汪克成所骗，雅戈尔公司与恒烨公司之间的仓储合同纠纷与此无关，广发公司受骗事宜已经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本案没有移送的必要。对证据5-8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5-8形成的时间很早，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茅育战及汪克成在证据5-8中陈述的内容均没有证据予以支持，且茅育战也承认涉案货权是属于雅戈尔公司的，其称接到雅戈尔公司员工陈钟的口头指令放货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思扬公司实际也是汪克成控制的，并非陈钟的公司。根据茅育战的描述，整个诈骗的过程陈钟其实也没有参与的。汪克成伪造单据诈骗广发公司货款的行为与本案审理的仓储合同纠纷是两个法律关系，广发公司已经就汪克成诈骗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已经查得很清楚，并没有雅戈尔公司涉嫌诈骗广发公司的情形。本案中，货权属于雅戈尔公司，没有雅戈尔公司的书面指令，恒烨公司无权放货，汪克成也无权与他人形成买卖关系。
恒烨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雅戈尔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系复印件，且并无合同签订时间，故无法确定该协议的真实性及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广发公司提供的8组证据的证据来源合法，故对其形式真实性均予以认定。证据1系恒烨公司单方制作，未得到雅戈尔公司的认可，无法证明广发公司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5、6均为公安机关对茅育战的《询问笔录》，所述内容大致相同，但各方均未提交证据佐证恒烨公司接到雅戈尔公司经办人员陈钟口头指令放货的事实，且《仓储保管合同》中约定恒烨公司必须凭盖有雅戈尔公司提货用的财务专用章方可发货，如无雅戈尔公司正本提货单，恒烨公司擅自将货物发给第三方，则需承担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故证据2、5、6均无法证明广发公司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证据7、8系公安机关对汪克成的《讯问笔录》，汪克成所述内容亦无证据佐证，无法据此证明广发公司拟证明的事实，故无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3中浦东法院（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213号民事裁定书可以证明广发公司就本案所涉事项诉至浦东法院后该院为避免重复起诉，裁定驳回广发公司起诉的事实。但证据3无法证明广发公司拟证明的事实，广发公司并未向原审法院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资料，原审法院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就有关情况向公安机关进行了解，故本院对证据3不予认定。证据4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雅戈尔公司与恒烨公司签订的涉案《仓储保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除上述《仓储保管合同》之外，雅戈尔公司提交了合同、商业发票、提单、装箱单、信用证单据等文件以及其与恒烨公司签订的《委托保管协议书》、由恒烨公司开具的入库货物确认单、库存报表以证实涉案货物系由雅戈尔公司进口并委托恒烨公司进行仓储保管及报关的事实，各方对该事实均无异议。恒烨公司主张其依据雅戈尔公司员工陈钟的指令放货的事实未得到相应证据支持，且口头指令并不属于上述《仓储保管合同》约定的放货方式，雅戈尔公司作为存货人，有权要求恒烨公司交付货物。广发公司认为雅戈尔公司要求恒烨公司交付的货物中有部分是其向思扬公司及富源公司购买并委托恒烨公司进行仓储保管的货物。本院认为，委托人付清货款之前，代理人对货物享有所有权符合外贸交易惯例。本案中各方均认可雅戈尔公司系受华聚公司等委托进口涉案货物，但并无证据证明华聚公司已付清货款并享有涉案货物所有权，且亦无证据证明雅戈尔公司已按照《仓储保管合同》中约定的指令要求恒烨公司放货。广发公司向案外人购买货物并已付款，且恒烨公司向广发公司出具部分涉案货物的货权证明情况属实，但无法据此认定广发公司已享有其主张的涉案货物所有权。根据目前查明的情况，并无证据证明本案审理的仓储合同纠纷涉嫌经济犯罪，案外人汪克成涉嫌诈骗一案与本案并无必然关联，且广发公司已就汪克成涉嫌诈骗一事向江东公安分局报案，本案并无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必要性。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340元，由上诉人广发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代书 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