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6民终42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建康,男,195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代理人：沃亚琪、马阳杨，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浙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平江路328号2号楼315室。法定代表人：胡金娟。委托代理人：丁蓉，浙江正大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葛建康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浙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线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民初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葛建康的委托代理人沃亚琪与被上诉人浙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丁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葛建康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归还借款92400元及自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经寻找，找到被上诉人出具并加盖公章的《领款收据》，金额为92400元，与借条金额一致。被上诉人浙线公司辩称，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对借款组成前后作不一致陈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葛建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浙线公司归还借款92400元及自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浙线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葛建康持有盖有浙线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3日的“借条”一份，载明：“浙线公司向原股东葛建康借人民币玖万贰仟肆佰元整，此款定于贰零壹拾肆年叁月底（2014年3月底）前归还，借款付清后收回借条”。葛建康自认上述“借条”载明的内容以及落款时间均由其本人书写。葛建康另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借条于2013年12月3日出具，款项系出具借条当天交付给浙线公司；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分别于2013年5月9日、6月27日、6月29日和7月2日向浙线公司交付上述借款，并记入财务账册，2013年12月2日由其书写好“借条”内容，次日即2013年12月3日由浙线公司加盖公章，并由葛建康本人书写落款时间。另认定，2013年8月10日，葛建康向浙线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浙线公司借款人民币计壹拾壹万叁仟玖佰伍拾元整（113950.00元）”。时任浙线公司股东并兼任出纳的葛建康在现金日记账中记载“2013年8月9日还葛113950元”。2013年12月2日，甲方车小英（原法人代表）与乙方金锦洲（转让后法人代表）于签订协议一份，约定车小英在浙线公司出资中的22.95万元转让给金锦洲，2.7万元转让给胡金娟，公司其他股东放弃受让权。双方并协议：1、股权已转好，钱款已交割清，无任何经济纠纷；2、浙线公司所有欠车小英个人钱款已交割清，无任何经济纠纷；3、双方协调补偿车小英1.14万元，至此无任何经济纠纷；4、到2013年12月2日止，浙线公司无债权债务，如果2013年12月2日前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原法定代表车小英负责；5、车小英应于2013年12月10日前协助办好工商、税务、银行等的相关手续。同日，车小英将浙线公司公章一枚移交给胡金娟（现浙线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认定，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接受该院委托，对上述“借条”中加盖的印章印文以上字迹内容（以下简称JC1-1）与落款于2013年12月3日（以下简称JC1-2）是否系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该意见书反映，JC1-1与JC1-2字迹体现同一人书写习惯特征，虽为同类型黑色墨水笔书写形成，但二者出墨迹量不同，显微镜下笔画显现形态不同，笔画间露白特征不同。鉴于书写工具的可更换性，不能完全排除上述差异系更换书写工具所致的可能性，但JC1-1字迹书写墨迹从始至终，墨色均匀，不存在书写过程中因书写工具缺墨导致需要更换书写工具现象，且JC1-2字迹在整张“借条”书写布局上存在不合理现象，综上检验分析认为JC1-1和JC1-2字迹不属同一时间连续书写形成。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葛建康与浙线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有效。葛建康要求浙线公司归还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但其庭审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与其他在案证据存在矛盾。第一，葛建康提供的债权凭证，从其行文表述以及“借款付清后收回借条”等内容看，符合民间借贷中借条的一般特征。但葛建康对该“借条”的形成过程、款项来源、交付经过均不能作出清晰、合理的陈述，且前后矛盾。葛建康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借条”系其于2013年12月2日书写好内容，次日由浙线公司加盖公章，并由其本人书写落款时间形成，款项分四笔陆续出借给浙线公司，与起诉时及第一次庭审中关于“借条”系于2013年12月3日形成并于当日交付借款的陈述明显不一致。第二，葛建康提供的财务账册反映的四笔款项总金额为95250元，与“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92400元无法对应。即使葛建康第二次庭审关于“借条”形成过程及款项如何交付的陈述属实，则案涉“借条”系对此前借款的结算凭证，但该情形又和车小英与金锦洲于2013年12月2日签订的协议中关于“到2013年12月2日止，浙线公司无债权债务，如果2013年12月2日前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原法定代表车小英负责”的约定相违背。第三，浙线公司另向法庭提供了葛建康于2013年8月9日出具的内容为收到浙线公司113950元的收条，并已记入财务账册，该金额远远超过讼争借款，且收条出具于葛建康所称四笔款项的交付时间之后。葛建康现自认其与浙线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进一步反驳了其关于案涉借款交付过程的陈述，浙线公司抗辩即使借贷关系成立，葛建康所称四笔借款已全部还清的意见亦较为合理。此外，结合葛建康系浙线公司原股东兼任公司财务工作的特殊身份，案涉“借条”本身亦存在违背常理之处。民间借贷实践中，除出借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借条的主文内容及落款时间一般由借款人书写，本案葛建康自认上述内容均由其本人所写，且根据鉴定结论，落款时间在整张“借条”的书写布局上存在不合理性，与“借条”内容并非同一时间连续形成，不符合民间借贷的通常交易习惯，浙线公司认为案涉“借条”的主文内容及公章在公司股权变更之前已经形成，后葛建康持该“借条”让股东胡金娟签字确认的陈述，存在一定合理性，也与“借条”中经涂改的胡金娟签名、浙线公司提供的“借条”复印件相互印证。综上所述，该院认定葛建康主张所依据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并对其要求浙线公司归还借款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葛建康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73元，由葛建康负担。鉴定费2400元，由葛建康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葛建康提交领款收据两份，以证明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以及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交付款项。被上诉人浙线公司质证认为，2013年8月6日的领款收据有异议，被上诉人财务未见该笔款项，且该领款收据上经办人系上诉人本人，不能证明交付款项事实。2013年10月10日领款凭证予以认可，但与上诉人社保费用进行了抵销。被上诉人浙线公司提交葛建康养老保险明细单一份，以证明2013年10月10日领款凭证上的款项已抵销。上诉人葛建康质证认为系被上诉人单方面制作，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认为，对上诉人葛建康的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具体理由在下文阐述。被上诉人浙线公司提交的证据系其单方制作，上诉人葛建康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葛建康与被上诉人浙线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葛建康为证明与被上诉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但纵观其提供的相应证据：一方面，借贷合意方面。上诉人葛建康提交了2013年12月3日由被上诉人浙线公司的出具的“借条”，但该“借条”经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鉴定认为，“借条”中落款日期与“借条内容”不是同一时间连续书写形成，故上诉人葛建康提交的“借条”存在瑕疵，对其证明力存疑。另一方面，款项交付方面。上诉人葛建康在原审诉状中陈述“借条出具同日以现金交付”，此后又提交现金日记账陈述“分别于2013年5月9日、6月27日、6月29日、7月2日分四次交付共计95250元”，二审中又提交两份领款收据陈述“分别于2013年8月6日、10月10日分两次交付共计92400元”，上诉人葛建康多次推翻其陈述的事实。尽管上诉人葛建康在二审中提交了两份领款收据，但2013年8月6日的领款收据内容表明上诉人葛建康既作为出借人，又作为借款人的经办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该款项已交付，且被上诉人浙线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领款收据尚不足以证明款项已交付。虽然被上诉人浙线公司认可收到2013年10月10日领款收据项下款项，但因本案上诉人葛建康系以讼争“借条”提起诉讼，而该“借条”存在瑕疵，即请求权基础存在瑕疵，故本院对该笔款项不作处理。综上，上诉人葛建康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尚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6元，由上诉人葛建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单卫东代理审判员  张 帆代理审判员  杨 华二〇一七年一月五日书 记 员  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