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29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富侠，女，1954年2月1日生，汉族，徐州医学院退休职工，住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红军（系杨富侠之夫），男，1953年3月4日生，汉族，徐州医学院退休职工，住徐州市泉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友栋，男，1969年1月10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国安投资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建国东路户部商都8-15号。
法定代表人：丁彦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友栋，男，1969年1月10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
上诉人杨富侠因与被上诉人高友栋、徐州国安投资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76）苏0311民初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3日进行审理。上诉人杨富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红军，被上诉人高友栋（同时作为被上诉人国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富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2010年11月3日《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已履行完毕，本案借款发生在该协议履行完毕四年之后，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按该《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执行没有证据证实。国安公司的股东系高友栋和其妻子丁彦语，实为皮包公司、夫妻店，且在本案借款发生时已不再经营。上诉人并未与国安公司签订协议，收款收据上也未加盖公司印章，上诉人是基于对高友栋个人能力的信任才将借款交付给高友栋。2、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企业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高友栋为国安公司实际控制人，一审中高友栋明确表示本案所借款项没有用于公司经营，就应当推定其个人使用。因此，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被上诉人高友栋答辩称：1、高友栋虽是国安公司的股东，但也是国安公司的员工，涉案理财款收据上被上诉人高友栋的身份是经办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虽然国安公司在理财款收据上没有盖章，但国安公司对其职务行为予以了认可。2、国安公司与上诉人在2010年有过理财合同关系，虽然2011年的理财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但上诉人明显是基于对国安公司的信任才和被上诉人高友栋联系，要求和国安公司进行理财关系合作；如果上诉人是基于对高友栋个人的信任，为何在理财款收据上对高友栋“经办人”身份的签字没有提出异议？而且，上诉人当时也没有要求签订理财合同，其真实意思明显是对2010年理财合同内容的再次认可，并按2010年理财合同的内容执行，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3、高友栋及国安公司在庭审中从未明确表示过涉案款项没有用于国安公司的经营。因此，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国安公司辩称：同高友栋的答辩意见，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杨富侠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国安公司、高友栋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利息2.1万元（按照月息1%，自2015年4月15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1月15日，实际支付数额计至被告实际全额偿付之日止），本息合计12.1万元；2、诉讼费由国安公司、高友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3日，杨富侠与国安公司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国安公司的经办人员为高友栋。协议约定：甲方为杨富侠，乙方为国安公司，甲方和乙方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将人民币5万元交与乙方，乙方为管理人并保证该笔资产的合法性，乙方接受对甲方该资产进行管理的委托；协议期限为2010年10月3日至2011年11月3日，期限为一年，委托年收益10%；乙方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资金进行抵押管理，并将收益10%按年付给甲方，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协议签订后，杨富侠与国安公司均按照约定履行了合同。
2015年4月，杨富侠通过高友栋于2010年的上述往来中提供的名片与高友栋取得联系，并表示其有部分现金可以在其处理财，高友栋表示同意，双方口头约定此次理财按照2010年签署的委托协议执行。2015年4月15日，杨富侠与高友栋会面，杨富侠交与高友栋现金7万元，高友栋向杨富侠出具收款收据一张，收据注明“委托理财款”，单位盖章处为空白，经手人处有高友栋的签字。2015年4月20日，杨富侠再次与高友栋取得联系，并交与高友栋现金3万元，高友栋向杨富侠出具收款收据一张，收据注明“理财款”，单位盖章处为空白，经手人处有高友栋的签字。协议期满后，因未如约向杨富侠归还本金及支付利息，杨富侠多次索要未果，遂以诉称理由起诉来院。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结合双方的陈述及证据分析，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协议关系，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关于涉案协议的性质，该案中杨富侠与高友栋口头约定理财方式按照2010年签署的委托协议执行，即杨富侠将现金交其进行投资管理，期限为一年，年收益为固定年息10%。因此，双方虽约定杨富侠将资产交由其进行投资管理，但无论盈亏均保证杨富侠获得固定本息回报，因此双方之间的协议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因此，该案法律关系应为借款合同关系。
关于该案借款合同的主体。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涉案借款关系产生的过程为：2015年4月，杨富侠通过2010年与国安公司的经济往来中获得的高友栋的名片信息与高友栋取得联系，并向其询问了相关的经营情况，后向高友栋表达了理财意向，双方至此达成口头协议，即按照2010年杨富侠与国安公司签订的协议执行，后高友栋自杨富侠处拿取了款项，并向杨富侠出具了收款收据，同时在收款收据上经手人处签字。综合前述过程可以看出，杨富侠是基于2010年协议的顺利履行并因此获得收益，对国安公司产生了合理信赖，遂与高友栋取得联系并商讨理财事宜，在洽谈过程中，杨富侠对高友栋的身份亦是明知的，这与双方协商按照2010年协议的约定归还本息及收据上载明高友栋为经手人反映的事实相一致。因此，高友栋在涉案合同的达成中仅作为经办人履行的为职务行为，涉案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应为国安公司。杨富侠诉请高友栋承担还款责任，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该案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问题。杨富侠与国安公司基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一年期满后国安公司将固定利息10%及本金给付杨富侠。但借款到期后，国安公司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息，故杨富侠要求国安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富侠、国安公司约定借款利率为年息10%，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富侠主张按照月利率1%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借款到期后，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应予支持”，现杨富侠主张按照年利率12%给付逾期期间的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支持按照年利率10%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徐州国安投资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杨富侠借款100000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10%，自2015年4月16日起，以本金70000元为计，计算至2015年4月20日，自2015年4月21日起，以本金100000元为计，计算至被告实际偿付之日止）。二、驳回杨富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0元，减半收取1360元，由徐州国安投资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从本案的借款发生过程来看，上诉人杨富侠主动联系高友栋向其表达理财意向，其对于通过高友栋能够获取投资收益的预期，应系源于2010年与国安公司之间的投资理财协议顺利履行并因此产生对国安公司理财回报的合理信赖；2015年杨富侠再次与高友栋商讨本案理财事宜时，双方亦口头约定此次理财按照2010年签署的委托理财协议执行，杨富侠接受高友栋以经办人身份出具的理财款收据亦未提出异议。虽然本案法律关系界定为借款合同，但从本案事实来看，杨富侠两次缔约磋商时的认知应为委托理财，而并非与高友栋之间的有息借贷，基于其委托理财的意愿，其所欲缔约主体的指向应为国安公司。因此，一审法院以高友栋在涉案合同中为经办人履行的职务行为，进而认定涉案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为国安公司并未不当。杨富侠主张本案借款与之前理财协议无关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杨富侠主张高友栋将所借款项用于其个人使用，但其对高友栋将涉案款项用于个人使用的事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高友栋对此亦未予认可。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杨富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50元，由上诉人杨富侠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宏
代理审判员 汪佩建
代理审判员 张 涛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蒋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