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04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立侠，女，1983年10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邢珂铭，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铁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和畅路6号。
法定代表人王沛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静，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立侠因与被上诉人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绫致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20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黄海涛担任审判长，法官王黎、法官龚勇超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立侠及其委托代理人吴铁军、绫致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刘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立侠在一审中诉称：刘立侠于2005年5月27日入职绫致公司工作，任导购职务。刘立侠在职期间勤奋工作每日加班，休息日节假日也不允许休息。绫致公司未给刘立侠缴纳社会保险及公积金，诸多违法行为给刘立侠造成了损失。因繁重的工作压力加上绫致公司的诸多不合法情形，刘立侠于2007年8月22日离职。绫致公司的诸多违法行为让刘立侠的权益受到了巨大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经刘立侠的积极争取，2014年3月20日双方达成书面协议，按照协议约定，绫致公司同意支付刘立侠60万元补偿金，双方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再无其他争议。协议明确约定绫致公司应该在2014年5月31日前将补偿金汇至刘立侠的帐户中，但是协议签订后，绫致公司反悔，至今拒绝履行。现刘立侠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绫致公司支付刘立侠补偿金60万元。
绫致公司在一审中辩称：绫致公司对刘立侠所提交的补偿协议并不知情，此系绫致公司的员工关系经理赵××擅自与员工签署的，不是绫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大背景看，赵××与公司200多名员工签订了补偿金总额高达1.2亿元的协议，她是公司的员工关系经理，而非人力资源部经理，其权限不包括与员工签订离职补偿协议。补偿协议上加盖的是人力资源部的章，该章是内部公章，不具有对外效力。该协议是在刘立侠离职多年之后才签订的，明显不符合常理，刘立侠是自行离职，根据法律规定，其不应获得任何补偿。离职补偿如针对的是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则应予向有关部门补缴，不应以现金形式发放补偿，该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发生法律效力。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补偿协议是有效的，协议中约定的离职补偿金额与员工的工作年限、工作岗位及工资收入不符，明显过高显失公平，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刘立侠不应获得补偿。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刘立侠主张其于2005年5月27日入职绫致公司，2007年8月22日离职，职务为导购，在职期间绫致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绫致公司称刘立侠于2005年7月1日入职，于2007年8月离职。
刘立侠提交了显示签订时间为2014年3月20日的协议一份，甲方为绫致公司，乙方为刘立侠，协议内容为：乙方于2007年8月22日因个人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给予乙方60万元；以上补偿金已涵盖所有法定补偿及赔偿，乙方同意在甲方支付了上述款项后，与甲方再无社会保险等任何劳动争议和离职补偿方面的要求，并不再要求甲方为其缴纳在职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及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其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损失赔偿，并确认对其在甲方工作期间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不存在任何异议；甲方在收到乙方对本协议的签字确认回复后，将以上款项于2014年5月31日之前汇入乙方所提供的银行卡中；此协议为最终协议，乙方不得在签订本协议之后另行提出关于社会保险及其他等相关要求。该协议下部甲方签章处盖有绫致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印章。
刘立侠称其离职后一直与绫致公司联系，在2014年双方签订了协议，绫致公司的人事经理赵××在协议上加盖的印章，并且2014年6月5日绫致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同意支付补偿款项。刘立侠主张60万元的补偿款包括社保补偿、离职补偿、加班费等。刘立侠为农业户口。
绫致公司主张于2014年6月发现该公司员工关系经理赵××与包括刘立侠在内的二百余名已离职员工签订了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高额补偿协议，该公司对此并不知情，赵××的工作职责不包括对外签署补偿协议，无权代表公司签署如此不合理的补偿协议，人力资源部印章不具备对外效力，且补偿金额显失公平；2014年6月4日后该公司遭到了签订补偿协议人员的围堵，公司员工受到跟踪和恐吓，该公司未授权员工认可支付补偿款项。
2015年3月31日，刘立侠持与本案相同请求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同日，仲裁委书面通知刘立侠不予受理。刘立侠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刘立侠认可其提交的补偿协议系绫致公司的人事部门经理赵××与其商定签署，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赵××具有与离职员工签订补偿协议的权限。在刘立侠因个人原因离职6年多后，用人单位与其签订此具有高额补偿内容的协议，明显对绫致公司不利，也不符合常理，并结合赵××于协议上加盖的系人力资源部的印章而非绫致公司的公章或合同章的事实，法院难以认定赵××具有代表绫致公司签订涉案协议的权限，故对绫致公司主张该补偿协议非其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答辩意见，法院予以采信。因此，法院认定涉案协议对绫致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刘立侠要求绫致公司支付6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立侠的诉讼请求。
刘立侠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赵××是本案的关键人物，若赵××因与员工签订《补偿协议》涉及刑事犯罪，那么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明案情并认定赵××是否越权是查明本案事实的关键环节，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补偿协议》的签订为赵××个人行为不当；二、赵××为绫致公司人事经理，主管公司人事工作，其具有代表绫致公司签订涉案协议的权限，刘立侠有理由相信赵××在绫致公司加盖人力资源部门印章的行为为绫致公司的行为，《补偿协议》是在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形下签订，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绫致公司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刘立侠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对刘立侠的上诉请求均不予认可，同意一审判决。经济补偿协议不是绫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绫致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绫致公司对协议的制定和签署并不知情，协议都是绫致公司人力资源部关系经理赵××单独签订的，直到2014年5月，上百名员工围堵公司索要补偿金，绫致公司才知道上述协议的存在，经济补偿协议存在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不可能是绫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补偿协议上加盖的是人力资源部的章，该章是内部公章，不具有对外效力。该协议是在刘立侠离职多年之后才签订的，明显不符合常理。刘立侠是自行离职，根据法律规定，其不应获得任何补偿。离职补偿如针对的是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则应予向有关部门补缴，不应以现金形式发放补偿，该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审中，本院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绫致公司主张赵××并非人力资源总监，其不具有签署上述离职补偿协议的权限，并向法院提交了《励志时尚》杂志中有关赵××人物专访《绫致时装金牌De“调管”》为证。刘立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该专访内容显示，赵××系人力资源员工关系经理，其带领的HR员工关系组主要负责员工关系和员工福利。
绫致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赵××在签署协议后不久即失去联系，公司以赵××涉嫌利用协议签署侵占公司财产向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报案。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已经受理。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协议及仲裁委京西劳人仲字（2015）第24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励志时尚》杂志中有关赵××人物专访《绫致时装金牌De“调管”》等相应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补偿协议是否是绫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首先，补偿协议系绫致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赵××与刘立侠商定签署，双方对于赵××的职位及工作内容各执一词，绫致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励志时尚》杂志中有关赵××人物专访《绫致时装金牌De“调管”》以证明赵××并非人力资源总监，其不具有签订离职补偿协议的权限，该专访内容显示赵××系人力资源员工关系经理，其带领的HR员工关系组主要负责员工关系和员工福利，刘立侠虽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其次，在刘立侠离职6年多后，用人单位与其签订此具有高额补偿内容的协议，其时间与内容不符合常理；再次，刘立侠主张补偿款中包含加班工资、未缴足社保补偿等，但其并未向法院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依法应享有上述补偿；最后，协议上加盖的系人力资源部的印章而非绫致公司的公章或合同章。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并结合本案中绫致公司已就赵××涉嫌利用协议签署侵占公司财产向公安机关报案的陈述，本院认为刘立侠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涉案补偿协议系绫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本院对刘立侠根据涉案协议要求绫致公司给付60万元款项的上诉请求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刘立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刘立侠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立侠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海涛
代理审判员 王 黎
代理审判员 龚勇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吴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