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5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建华，男，汉族，1956年11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代理人何铭华，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少国，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李亚辉，该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凤琴，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邱丽莹，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慎垣，男，汉族，1955年8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体号码440622195508024317。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妙贤，女，汉族，1959年2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体号码440622195902104366。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志雄，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钱嘉志，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骆上文，男，汉族，1971年4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原审被告吴丽佳，女，汉族，1983年10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吴川市。
上诉人高建华、佛山市南海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慎垣、潘妙贤及原审被告骆上文、吴丽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沥民一初字第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骆上文、吴丽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高建华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以本金500万元从2014年5月24日计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二、吴慎垣、万盛公司对上项债务中借款本金300万元及以本金500万元从2014年5月24日计至2014年7月22日、以本金300万元从2014年7月23日计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高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第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借款本金利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50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30080元（高建华已预交），由骆上文、吴丽佳、吴慎垣、万盛公司按上述判决主文确定的责任方式负担，并应连同上述借款本息一并付回高建华，原审法院不另行收退。
上诉人高建华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吴慎垣仅对骆上文2014年3月20日当天的50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是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高建华与骆上文、吴丽佳之间借款事实正确。（二）原审判决对2014年7月12日由骆上文作为“承诺人”、吴慎垣作为“担保人”出具的还款承诺书所列明的内容有误。原审判决忽视了还款承诺书中“于2014年10月30日之前将所有欠款全部还给出借人”这一关键表述，主观错误地将吴慎垣的担保范围固定为2014年3月20日的500万元借款。（三）骆上文向高建华的借款应由吴慎垣在借款本金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的担保责任。本案借款和担保过程如下：2013年8月28日，骆上文借高建华500万元，此有借条和划账记录为证；2014年3月17日，骆上文借高建华500万元，有高建华委托第三方划款记录为证；2014年3月20日，骆上文借高建华500万元，有借条及划账记录为证，该笔借款由万盛公司盖章确认提供了保证担保；2014年4月14日，骆上文向高建华归还200万元；同年4月18日归还90万元、同年4月23日归还210万元，合计500万元；而该笔款项实际上是经高建华与骆上文商议后，确认骆上文用于归还2013年8月28日借据所借的500万元。因此，截止2014年4月23日，骆上文实际欠高建华的借款合共1000万元，其中包括了2014年3月17日划款和2014年3月20日借据所记载的借款。2014年5月17日，吴慎垣同意为骆上文在2014年3月20日之前向高建华的借款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签署过程中，吴慎垣当时是自愿为骆上文的债务担保且非常清楚地了解担保的债权金额为1000万元本息。按正常逻辑分析，如吴慎垣仅为2014年3月20日当天发生的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那么其不可能在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的文件上签字确认。2014年6月4日，骆上文写下确认书，确认尚欠高建华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延期至2014年7月1日前还清本金及利息等，证明其拖欠高建华1000万元的事实无误，对此吴慎垣也非常清楚。由于骆上文在2014年7月1日没有归还欠款1000万元，于是经高建华、骆上文、吴慎垣再次协商，由骆上文、吴慎垣在2014年7月12日共同向高建华出具了还款承诺书，进一步向高建华明确欠款事实和担保范围，该还款承诺书确认了骆上文拖欠高建华借款1000万元，吴慎垣愿意为该1000万元欠款担保，进一步证明了吴慎垣自愿为骆上文的1000万元借款本息提供担保。此外，原审判决对2014年5月17日的还款协议书“2014年3月20日向高建华所借的……”前擅自添加了一个“于”字作为定语分析也是不当的。综上，吴慎垣担保的范围为1000万元借款。而万盛公司已由原审法院明确认定为对2014年3月20日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据此，2014年3月17日骆上文的借款500万元由吴慎垣提供保证担保、2014年3月20日骆上文的借款500万元由吴慎垣和万盛公司共同提供保证担保。虽然吴慎垣于2014年7月22日向高建华归还了200万元（实际上当时是由骆上文通知高建华还款200万元，高建华不知道该款项是属于吴慎垣的还款），但由于高建华、骆上文、吴慎垣并无界定该笔还款对应的借款，从我国法律原则出发，担保人提供保证担保是为了保障债权人顺利实现债权的角度考虑，该笔还款不应作为免除万盛公司担保责任的依据，骆上文或吴慎垣归还的200万元应视为对2014年3月17日借款500万元的还款，尚余300万元未予清偿。因此，本案所涉的2014年3月20日借据所反映的欠款为500万元并无归还，吴慎垣和万盛公司应继续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二、原审判决认定潘妙贤不承担还款责任明显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本案债务应认定为吴慎垣与潘妙贤的夫妻共同债务，潘妙贤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万盛公司应当对骆上文所欠的2014年3月20日借款500万元本息及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从原审判决的认定及以上分析可知，本案所涉的2014年3月20日借据的欠款500万元并无归还，万盛公司作为该笔借款的担保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高建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2.改判吴慎垣、潘妙贤、万盛公司对骆上文、吴丽佳对高建华所负债务中借款本金500万元及以500万元本金从2014年5月24日计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吴慎垣、潘妙贤、骆上文、吴丽佳、万盛公司共同负担。
上诉人高建华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上诉理由：一、本案起诉时高建华并未分开起诉，是原审法院立案时基于财产保全的考虑要求分开立案。原审法院对两案分开审理效果不好，请求二审法院将两案统一审理、统一裁判。二、本案中存在两份担保文件，即使第一份担保文件在担保数额方面存在争议，但第二份担保文件足以认定吴慎垣担保的债务为1000万元。三、吴慎垣不可能不知道借款数额，担保人不清楚借款金额一般只会产生于借款未交付的情况下，但本案中吴慎垣提供担保时借款已经交付。吴慎垣基于第一份担保文件的个别字眼问题企图逃避担保责任。
上诉人万盛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骆上文已经归还2014年3月20日的借款，万盛公司的担保责任已消灭。（一）高建华与骆上文之间有多笔大额金钱往来，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先借先还的情形。2012年1月27日至2014年4月25日期间，骆上文共向高建华付款24笔，合共46891511元，在数额如此巨大、频繁的资金往来中，恐怕当事人自己也无法分清到底哪一笔还款对应哪一笔借款，故不能简单推定为先借先还。原审判决认为“没有特别注明的情况下，推定为归还较早之前的借款”，结合三份协议的内容确定骆上文总欠款1000万元（后由吴慎垣归还200万元变为800万元），但是在审查万盛公司的担保责任时，却将骆上文的债务总额与万盛公司的担保债务混为一谈，属于混淆概念。因为虽然2014年5月17日骆上文承认尚欠1000万元，但根据原审判决的认定，高建华于2013年7月19日向骆上文转款1000万元，2013年8月28日借给骆上文500万元，2014年3月17日借给骆上文500万元，3月20日借给骆上文500万元，合共2500万元。高建华仅对其中2014年3月20日的500万元进行了担保。在2014年3月20日之后，骆上文向高建华归还了500万元（2014年4月14日200万元、4月18日90万元、4月23日210万元），在审查万盛公司的担保责任时，不能简单地推定该500万元是归还2014年3月20日以前的借款而不是归还2014年3月20日的借款，还应根据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考量。（二）2014年3月20日后，高建华与骆上文签订了多份还款协议，吴慎垣均有作为担保人签名，但没有万盛公司作为担保人盖章确认。在2014年4月归还500万元后，高建华与骆上文分别于同年5月17日、6月4日、7月12日三次签署协议，三次均有吴慎垣作为担保人签名，而且每次协议都约定了不同的履行内容和方式。换言之，高建华、骆上文、吴慎垣经过重新协商，重新确定履行期限和内容，但是，三次签约均没有万盛公司盖章确认。可见，高建华和骆上文为明确债务，每次协商均签订新的协议重新确认，每次均由担保人吴慎垣重新签名担保，但没有要求万盛公司再次盖章担保。综合上述情况可推定2014年4月归还的500万元就是同年3月20日的借款，故解除了万盛公司的担保责任。换言之，旧的担保借款协议已被三份新协议取代，万盛公司的担保责任已不复存在。（三）骆上文于2014年4月24日将其持有的万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并于同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没有涉及本案债务，说明骆上文在转让股权之前将该债务已经清偿完毕，间接证明了万盛公司担保的借款已经清偿。而且，骆上文的还款单据由万盛公司提供，是骆上文将该还款依据出具给万盛公司并告知万盛公司该笔担保债务已经清偿完毕。因此，不能机械地认定骆上文与高建华的债务是先借先还，骆上文于2014年4月归还的500万元正是归还2014年3月20日的借款，万盛公司已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二、万盛公司对骆上文借款的担保因为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而无效。（一）万盛公司为骆上文的债务担保没有经过万盛公司股东会决定同意。2014年3月20日，时任万盛公司股东的骆上文与高建华订立借条并在担保人一栏加盖万盛公司的公章为其债务提供担保。当时万盛公司的股东为黄广生和骆上文，法定代表人为黄广生。万盛公司为骆上文提供担保并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更未经股东会同意，只是骆上文私自利用公司公章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对此，万盛公司保留追究骆上文损害公司权益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大会决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六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公司资产或以公司名义为本公司的股东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但经股东大会决议同意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相关解释，万盛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担保因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而无效。（二）原审判决以推定的方式来代替正式的法律规定是错误的。“公司为股东担保必须经股东代表大会决议”是法律强制性规定，并不是效力待定的规定，法律上并没有其他股东知情、追认等而变为有效的除外规定。而且知情并不等于同意，何况仅由一张支票上的私章推定为知情亦依据不足。私章根本不能等同于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公司报表可以盖私章，支票必然盖私章，但股东会决议、会议记录绝不可能以私章代替，必须有明确的决议和记录并被股东本人签名确认。支票上的私章是为资金安全而交由银行预留的印鉴，在资金使用方面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因私章保管不善而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支票上有另一股东黄广生的私章是财务上的要求，不能证实黄广生对万盛公司担保事宜知情，更不能据此推断为同意进而代替法定形式的股东会决议。何况，该支票与担保完全是两回事，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三）原审判决认定万盛公司对担保承担全部责任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万盛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是公开的，高建华与骆上文一直以来也有多次大额金钱往来，高建华与万盛公司也有一些资金往来，高建华对于骆上文与万盛公司的关系是明知的，但高建华接受骆上文为股东的万盛公司担保时并没有尽到应当注意和谨慎审查的法定义务，存在明显过错，甚至属于明知而故意为之，对此其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债务人骆上文借款时作为万盛公司的股东没有经过股东会同意，私自利用万盛公司的公章在借条上盖章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骆上文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是故意严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的行为，其对此也应承担主要责任。万盛公司因为保管公章不善，被骆上文私自使用，但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故万盛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即使认定万盛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其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承担的责任最高不超过2014年3月20日借款未偿还部分的三分之一，即承担不超过100万元的担保责任。（四）万盛公司仅应对借款合同中借款本金承担担保责任。因为万盛公司与骆上文之间的担保合同无效，合同中关于利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等约定无效，万盛公司无需对上述债务承担责任，仅需对借款合同中未偿还的本金承担责任。三、原审判决既然认定本案500万元借款已归还了200万元，又判令骆上文归还500万元与事实不符，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万盛公司上诉请求：1.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2.驳回高建华对万盛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建华负担。
被上诉人吴慎垣、潘妙贤答辩称：一、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担保范围的确定。吴慎垣作为在担保人在2014年5月17日的还款协议中签名，担保范围确定为“2014年3月20日向高建华所借……”即仅限于骆上文于2014年3月20日向高建华实际产生的借款。至于吴慎垣与骆上文于2014年7月12日签名的还款承诺书，由于高建华并未签名，故该承诺书并非协议书的形式，不是新协议。因此，吴慎垣的担保范围仅限于2014年3月20日实际发生的借款，原审判决关于担保范围的查明和认定是准确的，应予维持。二、吴慎垣是碍于朋友情面无偿担保，现已背负了巨额担保债务，苦不堪言，吴慎垣的原意也仅对发生于2014年3月20日的单笔债务提供担保而已，不应扩大担保人的责任范围，加重担保人的责任负担。综上，原审判决正确，高建华的上诉无理，应予驳回。此外，吴慎垣、潘妙贤还坚持原审答辩意见。
高建华针对万盛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万盛公司陈述自相矛盾，一方面其声称本案担保未经股东公司同意、其他股东不知情，另一方面又于一审期间举证时声称骆上文在转让股权前已提供了所谓的还款账单告知其已还款。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合同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是我国法律规定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不得为股东债务提供担保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六条规定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相反根据上述指导意见第七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效力根本不涉及需要股东会决议同意的问题。四、万盛公司以其未在2014年3月20日之后的担保文件上签名为由主张其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理由不成立，万盛公司已经签订过担保合同，此后无需再次对担保责任予以确认。至于万盛公司所称其股权转让问题，一方面无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另一方面即使是真实的亦不得对抗第三人，对高建华没有约束力。五、关于万盛公司的担保数额问题。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存在多笔借款时，还款时未明确归还哪一笔借款的，应按时间顺序偿还先期的借款。本案中，吴慎垣在2014年7月所偿还的200万元并非是偿还万盛公司所担保的2014年3月20日的500万元借款。此外，骆上文没有提起上诉，二审亦未到庭，说明债务人认可原审判决确定的尚欠借款本金数额。
万盛公司针对高建华的上诉答辩称：万盛公司在2014年4月25日之前的股东是骆上文和黄广生，万盛公司的股权变更之后，骆上文和黄广生已不再是万盛公司的股东。本案起诉时，万盛公司的股东是李振和李亚辉，两新股东对万盛公司之前的情况不清楚。万盛公司在接到本案起诉状后找到骆上文，其提供了三张还款单称已经偿还了三笔借款，故不存在高建华所称万盛公司陈述相互矛盾的情况。本次担保行为发生于2014年3月20日，当时的股东还是骆上文和黄广生，法定代表人是黄广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本案万盛公司的担保无效。此外，按照高建华的先借先还的主张，万盛公司的担保在先，吴慎垣的担保在后，故吴慎垣归还的200万元应当是先偿还万盛公司担保的500万元借款。
原审被告骆上文、吴丽佳二审期间未作陈述。
各方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原审判决第一项，各方均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根据高建华和万盛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吴慎垣的担保责任范围如何确定；2.潘妙贤应否承担清偿责任；3.万盛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本院针对上述问题分析如下：
一、关于吴慎垣的担保责任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经查，吴慎垣为骆上文对高建华所负债务设立的担保，先后存在两份担保文件，其一为2014年5月17日高建华、骆上文、吴慎垣三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其二为吴慎垣作为担保人、骆上文作为承诺人于2014年7月12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在上述第一份担保文件中，三方约定“乙方（骆上文）因资金紧张暂时无法按时偿还2014年3月20日向甲方（高建华）所借约定年月日前还款清本息的款项大写壹仟万元……”，现高建华与吴慎垣对该约定存在争议，高建华主张吴慎垣的担保范围为骆上文于2014年3月20日当天发生的500万元借款及此前发生的借款500万元合共1000万元借款本息，其强调的数额问题；吴慎垣则主张其担保范围仅限于2014年3月20日当日骆上文的借款，由于2014年3月20日骆上文向高建华的借款实际上仅为500万元而非1000万元，故吴慎垣主张其担保范围仅为骆上文的500万元借款，其强调的时间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在上述第一份担保文件语言表达存在瑕疵、理解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暂且不论其作何种解释更为合理，但上述第二份担保文件的担保范围则是十分明确的，根据吴慎垣、骆上文于2014年7月12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中“经核对确认，本人于＿年＿月＿日向出借人高建华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约定归还日期为2014年10月31日。本人郑重承诺如下：于2014年10月30日之前将所有欠款全部还给出借人……”的内容，足以认定吴慎垣对骆上文尚未清偿的借款100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可见，结合第二份担保文件考量，关于第一份担保文件的理解，高建华的主张显然更为合理。原审判决对上述第一份担保文件作出了对担保人有利的解释，但忽略了对上述第二份担保文件的审查，导致将吴慎垣的担保范围错误地认定为仅限于骆上文于2014年3月20日当天的500万元借款，属于证据审查不全面，本院对此予以纠正。至于吴慎垣辩称还款承诺书无高建华签名的问题，本院认为，该还款承诺书系骆上文、吴慎垣向高建华所作的还款和担保承诺，高建华未在该承诺书上签名并不影响该承诺书的法律效力。由于吴慎垣于2014年7月22日偿还了200万元本金，本院已在（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542号案中作为还款予以扣减，故本案所涉借款500万元本息即原审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吴慎垣仍应承担担保责任。由于担保文件中未约定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吴慎垣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方式承担保证责任。高建华的该项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潘妙贤应否承担清偿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是指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本案中，吴慎垣的担保之债属于纯负担行为，无证据显示潘妙贤从该行为中获益，难以认定吴慎垣所负担保债务为其与潘妙贤共同生活所负之债，故本案债务不宜认定为吴慎垣与潘妙贤的夫妻共同债务，高建华上诉请求潘妙贤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万盛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经查，万盛公司在骆上文于2014年3月20日向高建华出具的借款数额为500万元的借条中作为担保人盖章，万盛公司在本案中的担保责任主要涉及担保效力如何认定及担保责任范围如何确定两个问题。
（一）关于担保效力问题。万盛公司上诉主张其为骆上文的债务提供担保因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而无效，其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此，本院认为，万盛公司为骆上文的债务提供担保，其作为公司组织及公司行为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调整，同时其以合同形式对外担保行为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制约。万盛公司的担保效力问题，因其并未超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合同行为的范畴，故应首先从合同法相关规定出发展开评判。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上述“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作出了如下解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将是否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法人主体，其合同行为在接受合同法规制的同时，亦受作为公司特别规范的公司法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公司法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为合同无效。另外，上述法律规范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譬如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何种形式召开、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志，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以违反股东会决议程序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公司动辄以违反股东会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原则，更有违公平正义。至于万盛公司股权变动、股东变更问题，此为公司内部新旧股东之间的纠纷，旧股东转让股权时未向新股东如实披露公司担保债务或者旧股东向新股东错误告知担保债务已实际清偿等问题，均不影响该司作为法人主体对外担保责任的承担。综上分析，万盛公司的担保行为合法有效，高建华对万盛公司享有的担保权利依法应予保护。万盛公司主张其担保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担保责任范围问题。据上文认定，万盛公司的担保合法有效，故其应对骆上文2014年3月20日的500万元借款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因骆上文曾于2014年3月20日之后曾向高建华还款500万元且骆上文的另一担保人吴慎垣于2014年7月22日向高建华偿还了200万元，那么上述还款是否为2014年3月20日的500万元借款的还款成为确定万盛公司担保责任范围的关键。关于在借贷双方存在多次借款时还款先后顺序如何确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务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的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在骆上文于2014年3月17日、2014年3月20日向高建华各借款500万元之前，骆上文对高建华还负有已经到期的债务，如借条签订于2013年8月28日、借款期限为一个月的500万元借款。而骆上文于2014年3月20日之后向高建华的还款500万元，没有证据显示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500万元还款对应何笔借款，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3月20日之后骆上文归还的500万元系偿还早于2014年3月20日到期的债务是正确的，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万盛公司上诉称骆上文于2013年3月20日之后偿还的500万元即为偿还2013年3月20日的借款并主张其担保的债务已经清偿完毕、担保责任已经免除，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同理，吴慎垣于2014年7月22日向高建华偿还的200万元，应视为其作为担保人偿还骆上文2014年3月17日而非2014年3月20日的借款。因此，万盛公司所担保的骆上文2014年3月20日500万元借款本息即原审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尚未清偿。由于万盛公司的保证担保未约定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万盛公司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方式承担保证责任。此外，万盛公司上诉称高建华与骆上文于2014年3月20日之后三次签署协议均有吴慎垣作为担保人签名但无万盛公司盖章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万盛公司在2014年3月20日的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盖章，担保已经设立，只要其担保的债务未清偿，担保责任就不能免除；万盛公司未在高建华与骆上文于2014年3月20日之后三次签署的协议上盖章，不能推定高建华同意免除万盛公司的担保责任，故本院对万盛公司的上述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导致处理结果欠妥，本院予以纠正。高建华的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万盛公司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沥民一初字第6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沥民一初字第60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吴慎垣、上诉人佛山市南海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沥民一初字第6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向上诉人高建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第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减半收取250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30080元，由骆上文、吴丽佳、吴慎垣、万盛公司共同负担；二审受理费77600元，由高建华负担15600元，吴慎垣负担15600元，佛山市南海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6400元。高建华、佛山市南海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各向本院预交二审受理费46800元、30800元，高建华多交的31200元，经其书面申请，本院予以退还；吴慎垣、佛山市南海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向本院交纳二审受理费15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学彬
审 判 员 蔡成中
代理审判员 吕倩雯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何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