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66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联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联丰村上南路3365号。负责人：陆金明，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超，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胡盼，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申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上南路3365号。法定代表人：蒋镇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上海市李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海，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恒大房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上南路3899弄115幢102室。法定代表人：孙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新宇，上海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联丰村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申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上海恒大房产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8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联丰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超、韩胡盼，被上诉人上海申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葛海，原审第三人上海恒大房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新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联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联丰村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系争的1,720万元（人民币，下同）款项的性质。第一、《联合开发协议书》必然是蒋镇林签署的，恒大公司只是按其要求配合而已。第二、被上诉人获得1,720万元的巨额利益，但对价仅是协议约定的三项工作，显然难以成立；而且，这三项工作的主体显然只能是上诉人，而不是与上诉人无关的被上诉人。第三、根据恒大公司的陈述，其亦认为被上诉人并非村属企业。第四、蒋镇林利用职务之便，以自己控股的公司收取恒大公司支付的巨额利益费，其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由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1,720万元系被上诉人基于《联合开发协议书》取得的包干利益费，显然并不合理。该笔款项的性质应为恒大公司开发系争土地除向国家缴纳的法定征地费用之外，经协商后同意额外支付给上诉人或者说全体村民的补贴或补偿，至于款项的名称如何并不重要。二、被上诉人的收款行为应系代收，即代上诉人收取款项，而该代收行为的决策人和执行人为蒋镇林。既为代收，则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负有返还价款的义务。三、从房地产行业及公司操作实务来说，恒大公司支付的1,900万利益费如果列支开发成本或者完成财务做账，必须提供合同及发票，但上诉人并非商业实体，无法签署《联合开发协议书》，也无法对外提供可列支开发成本的发票，因此，蒋镇林代表上诉人决定由被上诉人收钱也是合理的，而《联合开发协议书》只是做账和收款的工具，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四，恒大公司一审代理人虽表示过恒大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书面或口头的任何约定，但其亦在其后陈述协商时蒋镇林都是以村委会名义，其认为被上诉人就是村委会掌控的公司，所以是同一个主体。同时，结合恒大公司表示涉案《情况说明》系其真实意思，故可以得出结论：恒大公司与蒋镇林代表的上诉人对于1,900万利益费的事宜存在约定，只是没有签订书面协议而已。上海申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丰公司）辩称，一、系争款项为基于联合开发协议产生的开发利益费，与恒大公司支付给政府的土地补偿款以及恒大公司支付给上诉人的100万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而是独立存在的。二、土地补偿款与开发利益费分别是法定和约定的，一审法院认定联合开发协议有效，则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没有权利主张协议书对应的款项。三、本案负责上诉人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是上海XX管理中心，该中心本身就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对于被上诉人和恒大公司的开发事项，上海XX管理中心和上诉人都是明知的。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代收款项，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五、恒大公司支付上诉人的100万元也是列支开发成本的，故上诉人所谓与被上诉人签约系为了恒大公司走账的说法难以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海恒大房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述称，支付系争款项的基础系上诉人与恒大公司开发土地，双方口头约定支付该款项，款项的名称并不重要，其性质为法定征地费用之外支付给上诉人的补偿。恒大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仅是出于财务做账需要，并未实际履行，选择被上诉人签约是根据蒋镇林的指示，其提出被上诉人是村里的公司，要求上诉人将款项打给被上诉人，故被上诉人应是代收款项，应当返还给上诉人。恒大公司一审的代理人对于法律问题的判定不准确，其陈述与涉案《情况说明》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说明为准。联丰村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申丰公司返还联丰村村委会土地补偿费共计1,720万元，以及以1,7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4年1年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计算的利息；2、申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2月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向上海恒大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出具了沪浦土征（95）412号《关于同意恒大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建造恒宇居住小区征用土地的批复》，同意由上海恒大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征用三林乡土地311,026平方米及部分带征土地，包括涉诉的倪行、孙家弄、八字、南沈、昌浦堰生产队土地批租的申请。2001年1月11日，上海恒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甲方）和浦东新区征地事务部（乙方）签订《征用土地费包干使用协议书》，约定“确认包干总额为41,871,271元，扣除计算费率部分11,104,988元和由甲方于2002年年底直接支付给三林镇规土所的4,564,829元，甲方应直接支付给乙方26,201,454元。”2002年6月18日，由建设规划部门向上海恒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核发沪浦计农规建（02）-06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准予该公司将进行施工建设。2002年2月7日，联丰村村委会收取上海恒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支付的开发利益费100万元。一审另查明，上海恒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设立于1993年9月24日。2002年6月25日，上海恒大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名称为“上海恒大房产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27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发证。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于1994年12月29日。2002年11月19日恒大公司（甲方）和申丰公司（乙方）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1、联合开发地块的位置为三林镇联丰村倪行、孙家弄、八字、南沈、昌浦堰生产队，占地面积466.539亩，用于开发建设商品住宅。……3、该项目的建设资金来源由甲方筹措，并出资建设，乙方利用原地之便尽力支持甲方的开发建设，妥善解决开发过程中的善后事宜；4、该项目的利益费按包干分配，即甲方支付乙方利益费闭口包干价1,900万元。本协议签订生效后支付总价款的40%，为760万元，2003年每季度支付总价款的15%,为285万元，直至2003年底前全额付清。5、乙方的权利义务：（1）配合甲方办理各种手续，提供各种方便。特别是对已列入规划及批租范围的零星土地，协助办理补征地手续；（2）配合做好本项目范围内的征地、吸劳养老及地区稳定等工作；（3）配合做好本项目范围内居民、各类经济实体的搬迁工作。”双方法定代表人在其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确认。2002年11月26日、2003年1月24日、2003年7月9日、2003年10月10日、2003年12月24日，申丰公司分别收取恒大公司支付的开发利益费580万元、285万元、285万元、285万元、28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若为实施城市规划占用集体土地的，应由国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用为国家所有，改变土地性质为国家土地，由国家给予农民集体和个人法定补偿。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联丰村村委会是否有请求权，其请求权基础为何？联丰村村委会认为被征用土地系联丰村村委会所有的集体土地，现该土地被征用开发，相应的土地补偿费由恒大公司支付给了申丰公司，侵害了其物权，因此其基于物权请求权主张要求申丰公司返还相应土地补偿费并支付利息损失。申丰公司则认为申丰公司基于《联合开发协议书》获得本案系争款项，系其合同项下的权利，并非土地补偿费，和联丰村村委会无关。联丰村村委会的集体土地已经被国家征收，因此联丰村村委会已经丧失了对该土地的物权，联丰村村委会和申丰公司之间无法律关系，对申丰公司无请求权。即使联丰村村委会有请求权也是债权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因此不同意联丰村村委会的诉请。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土地补偿费的支付主体来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用地单位向市土地局征地事务部办理征地包干手续。由县土地管理部门与用地单位协商、签订征地费用包干协议。征地包干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本案中，恒大公司经政府批准征用联丰村村委会土地，后恒大公司和浦东新区征地事务部签订了《征用土地费包干使用协议书》，约定了土地补偿费等相关包干费的金额，并由恒大公司依约向浦东新区征地事务部支付了相应的包干费用（包括土地补偿款）。之后的征地事宜就由浦东新区征地事务部组织实施。因此联丰村村委会基于土地被征用所产生的土地补偿费向申丰公司主张，主体上不适格。其次，从联丰村村委会提供的证据来看，根据法律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本案中，联丰村村委会以恒大集团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明函》作为主张其基于对土地的所有权向申丰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但《联合开发协议书》签订主体为申丰公司和恒大公司，恒大集团公司和恒大公司系先后设立的两个独立的公司主体，联丰村村委会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恒大集团公司对此行为有恒大公司的合法授权，故恒大集团公司没有出具《情况说明》及《证明函》的主体资格。在该《情况说明》上未有恒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盖章，也未加盖有恒大公司印章，其上签字的王小明作为恒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本案庭审，其庭审陈述的内容存在前后不一致并和《情况说明》的内容存在出入的情况。根据王小明的陈述上述《情况说明》系由联丰村村委会制作后要求公司盖章的，并非由其恒大公司制作，且王小明当庭陈述《联合开发协议书》确系恒大公司与申丰公司所签，同时陈述项下的款项系“开发利益费”而非“土地补偿费”，有的支付凭证上写成“土地补偿费”可能是笔误，并表示恒大公司与联丰村村委会就补偿问题没有达成过口头和书面的任何约定，确认恒大公司向申丰公司支付1,720万元系基于《联合开发协议书》，其向法庭表示以其庭审陈述为准，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联丰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明函》从形式到内容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联丰村村委会所提供的《联合开发协议书》以及相关发票、支票和记账凭证等，只能证明签约双方确立的权利义务以及履约的情况，无法证明联丰村村委会曾与恒大公司或与申丰公司就土地补偿费用达成过任何意向，故联丰村村委会无证据证明其有权利指向本案系争1,720万元。再次，从合同相对性角度来看，合同缔结于签约双方之间，条款内容仅对缔约方产生效力，除合同当事人之外，任何合同外的第三方均不能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无权向合同缔约任何一方提出权利主张，或要求合同缔约任何一方向该第三方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系争1,720万元系《联合开发协议书》项下的款项，而该协议系申丰公司和恒大公司签订的，联丰村村委会并非该协议的签订方，因此联丰村村委会无权基于《联合开发协议书》向申丰公司主张协议项下约定的权利。故联丰村村委会要求申丰公司返还土地补偿费1,72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联丰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0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0,000元，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联丰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系争的1,720万元款项及相应利息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与恒大公司二审中均主张系争款项系上诉人与恒大公司协商一致由恒大公司支付给上诉人的国家法定征地费用之外的补偿，恒大公司出于财务做账需要，根据蒋镇林的指示，与被上诉人签订形式上的《联合开发协议书》并向其支付上述款项，被上诉人系代上诉人收款，故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返还该款项及相应利息。被上诉人则认为系争款项系其基于履行《联合开发协议书》而由恒大公司支付的该合同项下的开发利益费，并不存在代上诉人收款的情况。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二审中，上诉人主张系争款项的请求权基础相较一审已发生变更，其与恒大公司虽一致确认双方之间就征地事宜存在口头的补偿协议，但二者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蒋镇林代表上诉人曾指示恒大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并委托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收取系争款项。况且，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否定涉案《联合开发协议书》的真实性。由此，本院难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收款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基于委托关系的请求权基础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系争款项及相应利息，本院亦实难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5,000元，由上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联丰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 焱
代理审判员 娄 永
代理审判员 蒋庆琨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胡 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