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永，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XX镇XX岛XX。委托代理人徐倍歆，上海市铭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姚志洁，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XX路XX居XX栋XX。委托代理人徐倍歆，上海市铭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戴萍，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XX路XX区XX栋XX单元XX室。委托代理人谭政明，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永、姚志洁因与戴萍之间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4）松民二(商)初字第1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永、姚志洁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倍歆，戴萍的委托代理人谭政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上海A厂（以下简称：A厂）系个人独资企业，该企业的设立时间为2006年12月30日，设立之初的投资人为戴萍，登记的出资金额为100,000元（人民币，下同）。该企业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号XX幢XX层，企业的经营范围为：羊绒衫生产，加工及销售。2014年12月22日，A厂的投资人由戴萍变更为杨永，杨永登记的出资金额也为100,000元。陕西B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牛某（系戴萍之夫）。B公司设立于2005年1月20日，其经营范围包括：羊绒制品的销售，羊绒衫、绒毛制品的生产、销售等等。2011年3月3日，杨永、姚志洁委托案外人苏某某，通过苏某某的交通银行账户向戴萍转账500,000元。同月16日，杨永、姚志洁与牛某签署《工厂转让合同》。合同抬头处的出卖人（甲方）一栏，写明为A厂，买受人（乙方）一栏，写明为杨永、姚志洁。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愿意将其独资设立于上海松江区XX镇XX号X幢X楼工厂及厂内设备生产机器连同附属物件（700多公斤羊绒纱线以及2,000多件羊绒毛衣），全部出卖于乙方，乙方愿依约付价承买。合同第二条约定：转让价款合计1,000,000元，具体包括厂房现有客户资源及无形资产、厂房内及其设备固定资产、700多公斤羊绒纱线、2,000多件羊绒毛衣。其中的500,000元作为诚意定金于转让合同订立合同日由乙方全部一次性付清于甲方。余下500,000元由甲乙双方协议，若乙方无法在2011年之前交清，则和甲方协商先将700多公斤的羊绒纱线，或者羊绒毛衣留置在甲方处直到交清剩余款项，乙方意愿是留置羊绒纱线给甲方，然后利用现有渠道销售库存的羊绒毛衣。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接受诚意定金同日由甲方伙同乙方至合同第一条所载工厂地址，将工厂建筑物以及生产机器连同附属物件全部逐件验对，交乙方。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对于转让标的物交付同时，已告知乙方并经乙方言明所交接的所有物品包括库存的纱线和羊绒，甲乙双方清点的数据为完整确认。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承诺在转让协议签订起的一年内，留在工厂帮助乙方尽快熟悉所有行业知识，提供纱线等技术支持等。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甲方同意协商帮助乙方解决羊绒原料的资金周转困难，所有羊绒原料方面的订单，由甲方进行羊绒原料的调配，乙方负责生产加工，为期一年半。非羊绒原料订单的资金周转部分，在订单金额过大，乙方无法承担的情况下，希望甲方能负责原料调配，由乙方负责生产加工，为期一年半。合同第十五条约定：乙方的工厂管理期限以签署协议，缴纳诚意定金后（500,000元整），3月1日起正式接手进行管理。根据甲方提议，乙方正式自主负担工厂运营成本的日期从4月1日起核算。合同落款部分，甲方一栏处，由牛某签字确认，而乙方一栏处，则由杨永、姚志洁签字确认。合同签订以后，直至2014年4月本案起诉时，转让的双方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另查明：2013年1月，杨永、姚志洁曾以戴萍、牛某作为共同被告，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案件的案号为（2013）松民二（商）初字第350号（以下简称：350号案件）。在上述案件中，杨永、姚志洁称在与戴萍签订工厂转让合同之后，其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然而戴萍违反合同约定，未能按约办理相关证件的交付及工商的变更，且也未按约履行协助义务，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要求单方行使法定解除权。在该案件中，戴萍、牛某辩称，其已经按照约定交付设备、财务，杨永、姚志洁实际控制A厂，故不同意杨永、姚志洁的相关诉讼请求。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3年7月29日作出（2013）松民二（商）初字第350号判决书，判决驳回杨永、姚志洁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书送达之后，双方均未上诉。戴萍以其已经按照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交付义务，杨永、姚志洁未按约定支付戴萍余款并偿付戴萍代垫的相关费用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杨永、姚志洁偿付戴萍企业转让款500,000元；二、杨永、姚志洁偿付戴萍逾期支付转让款的利息损失（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3月6日计算至2014年9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息百分之六点五计算）；三、杨永、姚志洁偿付戴萍垫付的费用980,000元（具体包括垫付的工厂房租、水电费、代缴社保金、员工住房的房租和员工房屋的水电费、运输费、代垫工资支出及工厂日常开支）；四、杨永、姚志洁偿付戴萍逾期偿付代垫费用的利息损失（以98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4月1日计算至2014年9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息百分之六点五计算）。审理中，戴萍又变更诉讼请求，其原请求的第二、四项的截止日均由2014年9月1日变更为实际付清之日止，参照的标准则由年利率百分之六点五变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原请求中第三项的代垫费用由980,000元变更为1,004,729元，故第四项利息的基数也一并变更，且第四项的利息起算时间也由2012年4月1日变更为2012年10月1日。杨永、姚志洁则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一、戴萍偿付加工款1,510,850元；二、戴萍交付杨永、姚志洁700公斤羊绒纱线、2,000件羊绒毛衣；三、戴萍交付杨永、姚志洁A厂的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四、戴萍协助杨永、姚志洁办理A厂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五、戴萍交付杨永、姚志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企业资料。审理中，就杨永、姚志洁的第一项反诉请求，因其明确其请求的基础是基于承揽合同关系，且承揽关系发生的主体与本案并不一致，故原审法院向其释明，因两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不宜作为反诉处理之后，杨永、姚志洁未再将第一项作为请求内容。同时，由于杨永、姚志洁反诉请求的第四项已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变更完毕，故其申请撤回该项请求。故此，杨永、姚志洁明确的反诉请求最终为三项，即原请求的第二、第三、第五项。2014年9月1日原审的庭审中，鉴于戴萍、杨永、姚志洁均确认标的企业即A厂尚登记在戴萍名下，且双方均当庭表示愿意至工商部门配合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因此，原审法院当庭释明并限期双方进行办理。2014年12月22日，变更登记完毕，A厂的投资人由戴萍变更为杨永。另，在2015年9月25日的庭审中，戴萍与杨永、姚志洁就A厂的公章、A厂的财务章当庭进行交接。且戴萍另将以下材料交与法庭：1、法人章（戴萍）；2、A厂的税务登记证（正本）；3、A厂的税务登记证（副本）；4、A厂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5、A厂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6、A厂的开户许可证；7、工商行政管理注册号变化证明等。原审中，戴萍坚持认为，在2011年3月6日至同年9月30日期间，其为杨永、姚志洁垫付A厂运营所需的各项费用近百万的问题，于2015年1月9日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依据戴萍提供的各类凭证、现金日记账、发送的电子邮件以及杨永发送的电子邮件（详见报告第二页），于2015年8月21日出具（2015）司会鉴字第151510号关于“戴萍与杨永、姚志洁给A厂在2011年3月6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垫付的房租、运输费、日常开支、员工工资、员工社保员工住房房租及水电费等经营款项”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经鉴定，A厂在2011年3月6日至同年9月30日期间，戴萍支付款项874,206.40元，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戴萍支付运输费用69,150元，分别由姚志洁签字1,510元、赵某某签字55,850元（其中2011年3月6日至2012年3月31日期间43,540元，2012年4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12,310元），及牛某等人签字的11,790元；二、除运输费外，A厂2011年3月6日至2012年3月31日期间，戴萍支付费用280,237.55元；三、除运输费外，A厂2012年4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戴萍支付费用524,818.85元（包含国际通话费2,005.44元）。同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就上述结论在鉴定意见书中作出如下说明：一、对于上述审计，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A厂规范、完整的报表、总账、明细账、记账凭证，致使审计受到限制；按照《会计法》规定，款项的收付、收入、支出的应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而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完整的会计记录加以印证，因此只能依据现有银行对账单笔、现金流水簿记录的支出来核对、统计戴萍的垫付费用；二、因2015年6月3日杨永在发给审计部门的电子邮件认为其自2012年3月29日离开工厂，4月1日起不再经营，自2012年4月1日起工厂的一切费用与其无关，故审计部门在无法判断杨永所述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前提下，对于费用支出的时间段进行了分类统计。戴萍认为，对于鉴定意见书的数额予以认可，上述款项是戴萍为A厂支付，且其中的工资都是为A厂的员工发放。杨永、姚志洁则认为，鉴定意见书所涉的款项即使是戴萍支付，但并非为A厂支付，也不能代表为杨永、姚志洁代付，且事实上是为戴萍自己支付。原审法院认为：就标的企业A厂的转让，牛某(戴萍的丈夫)接受投资人戴萍的委托之后，与杨永、姚志洁签订《工厂转让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所涉内容也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为有效。因此，讼争合同的双方即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本、反诉意见，本案现争议焦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审法院逐一分析：一、戴萍作为转让合同的出卖方，其是否按约履行转让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其是否有权在本案中主张转让的余款500,000元。对此，杨永、姚志洁拒绝支付的主要理由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抗辩意见。一是，戴萍未能按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二是，戴萍未能向被告交付经营过程中必须的印章，如法人章、财务专用章，以及会计凭证等证据；三是，戴萍未能按约向杨永、姚志洁提供客户资源及其他无形资产；四是，戴萍未能按约交付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即700多公斤的羊绒纱线和2000多件羊绒毛衣等。原审法院注意到，杨永、姚志洁的上述抗辩理由在350号案件中均有涉及。在该案件中，杨永、姚志洁曾以上述理由认为戴萍构成违约，因而要求行使合同解除权。最终，350号案件驳回杨永、姚志洁的解除请求，并且就此理由在判决书中也作出充分的表述。故此，本案的意见与该案一致，并需要强调的是：一、合同第五条系附生效条件的条款，由于该生效条件未成就，因此未办理工商登记不构成违约。况且，在本案的审理中，经戴萍的配合，上述变更登记已经办理完毕，故杨永、姚志洁不能以此对抗应尽的付款义务；二、无论是印章、资料的交接，或是杨永、姚志洁主张的实物即羊绒纱线、毛衣的交接，其重点在于认定双方的转让合同签订之后，是否办理相关的交接手续。正如350号案件中的认定理由，由工厂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和合同条款来看，合同是双方在杨永、姚志洁偿付500,000元的诚意金后补签。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当事人已经完成工厂建筑物（包括所著门窗户、扇厂、内隔屏、添造物、电气、自来水设施等在内）及生产机器联通附属物件的验对和库存纱线、羊绒毛衣的清点。具体的交接时间以合同约定显示的是2011年3月1日。因此杨永、姚志洁关于戴萍未履行标的企业交付义务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难以采信。综上，杨永、姚志洁理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偿付戴萍转让余款500,000元。至于戴萍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问题，考虑到双方在转让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付款的具体时间点，故原审法院将该起始时间调整为办妥企业变更登记的次日，即2014年12月23日，标准则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由于在前述部分原审法院已经认定标的企业在2011年3月1日交付完毕，该交付包含杨永、姚志洁现主张的库存纱线、羊绒毛衣等，故杨永、姚志洁的该项请求，原审法院难以支持。二、在双方当事人的转让协议签订之后，自2011年3月6日至2012年9月30日，戴萍是否为标的企业即A厂垫付相关款项的问题。同样，如350号案件所述，双方当事人在2011年3月的企业交接之后，因合同约定戴萍需要留在A厂内协助杨永、姚志洁开展生产经营，因此在2011年3月6日至2012年9月30日之间，戴萍是否为标的企业垫付各类费用，是双方的又一争议所在。对此，戴萍认为，其在上述时间段合计垫付各类费用近百万，并提供各类凭据。杨永、姚志洁对此则予以否认，认为该垫付不管真实与否，并不是为杨永、姚志洁的利益垫付，实际受益人是戴萍自身。为此，原审法院在接受戴萍的申请之后，就相关内容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2015年8月21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在A厂2011年3月6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戴萍支付款项874,206.40元。同时，鉴定人员在庭审中还补充认为，虽然结论是戴萍支出过上述款项，但是是否为A厂支付无法判定。因为上述时间段的账簿，当事人没有提供，且在审计中发现该时间段，A厂没有收入。另外，审计过程中还发现，戴萍的丈夫牛某名下的B公司在有关网站上显示，其登记的地址与B公司一致，故审计部门更加无法判断具体费用是否为标的企业垫付。原审法院认为，审计结论所显示的仅是戴萍在此期间支付的费用，是否为标的企业的经营所需，有待于戴萍进一步加强证据。现一方面没有完整的财务账册，另一方面以B公司相关网页显示的经营地址，再结合证人的相关证言，原审法院同样无法判断上述钱款是否为标的企业的经营所垫付，因此戴萍的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亦难支持。三、关于杨永、姚志洁主张的印章交接及财务凭证交接问题。关于印章。由于A厂的公章、A厂的财务章已经当庭进行交接，原审法院不再赘述。法人章属于戴萍的私人印鉴，不宜交付，至于发票专用章，因鉴定人员在庭审中也陈述，该印章可以用其他印章替代，故杨永、姚志洁的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财务凭证等资料问题，同样因没有证据证明在戴萍处，故杨永、姚志洁的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也难支持。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杨永、姚志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戴萍转让款人民币500,000元；二、杨永、姚志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戴萍逾期利息损失（以人民币5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23日始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戴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杨永、姚志洁要求戴萍交付700公斤羊绒纱线、2,000件羊绒毛衣的诉讼请求；五、驳回杨永、姚志洁要求戴萍交付A厂的法人章、发票专用章的诉讼请求；六、驳回杨永、姚志洁要求戴萍交付A厂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企业资料的诉讼请求。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向戴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86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0元，鉴定费人民币45,000元，合计诉讼费人民币65,104元，由戴萍负担人民币43,323元，由杨永、姚志洁负担人民币21,781元。杨永、姚志洁不服原判上诉称：转让合同约定应当全面转交A厂的人、财、物，而戴萍至今未转交客户资源以及无形资产，也无证据证明杨永、姚志洁实际占有和控制了合同项下的700多公斤羊绒纱线及2000多件羊绒毛衣；戴萍按照转让合同约定，留置了上述羊绒制品，如要杨永、姚志洁支付剩余的转让款，也应当判令戴萍交付上述羊绒制品。故请求二审改判驳回戴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杨永、姚志洁的全部反诉请求。戴萍答辩称：其已经将A厂交付给上诉人杨永、姚志洁，转让合同约定的纱线和羊绒毛衣已经清点完毕并交付给杨永、姚志洁而并未留置在戴萍处；另350号案件中，杨永、姚志洁也承认毛衣已经销售了部分，并承认系其管理羊绒毛衣和纱线；双方当事人在转让合同中约定了工厂、设备机器、羊绒纱线等为转让标的，杨永、姚志洁所称的无形资产、客户资源等在合同中是空白的，并没有约定其范围，因此实际上双方转让的并不包括该些内容；即使合同有上述转让内容，杨永、姚志洁已经实际经营了一年多，期间戴萍也帮助其经营，牛某带领杨永、姚志洁接待客户等活动，也就是向杨永、姚志洁交接客户资源，因此所谓的销售渠道及客户资源也已经实际全部移交了。故请求驳回上诉。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工厂转让合同成立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杨永、姚志洁以戴萍未按约交付客户资源和无形资产、返还700公斤纱线和2000件毛衣作为其不付款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系争的转让合同约定，戴萍转让的A厂包括了现有的客户资源及无形资产，但对于客户资源、无形资产的具体内容、范围、交付方式等均未作进一步明确约定。原审考虑到350号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转让合同系在双方交付诚意金和清点完成后补签的事实，且现上诉人杨永、姚志洁仍无证据证明客户资源、无形资产的内容及交付方式等，故对杨永、姚志洁以此为由作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另一方面，依据转让合同内容，在双方签订该转让协议之前，双方即已经对转让工厂的全部设备、附属物及库存物品进行了清点和移交，在350号生效判决中亦确认，返还700公斤纱线和2000件毛衣曾承认部分羊绒毛衣已经被其处理。故原判认定上述纱线毛衣已交付给杨永、姚志洁，而未返还700公斤纱线和2000件毛衣的相应理由原判已经充分阐明，本院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由上诉人杨永、姚志洁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海云
代理审判员 卢 颖
审 判 员 何 玲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程勇跃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