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7民终9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凤元，男，1974年6月2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富，男，1980年6月4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杨志帮，阳春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春市八甲镇罗城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八甲镇罗城村。
法定代表人：黄世湖，该村委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绍辉，男，196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阳春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大庆，男，1976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裕棋，男，195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凤远，男，1972年10月14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行美，女，1974年6月8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吴文明，男，1976年9月1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
上诉人李凤元、李文富因与被上诉人阳春市八甲镇罗城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罗城村委会）、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李凤远、欧行美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6）粤1781民初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1999年11月23日，罗城村委会与杨绍辉签订《承包山地种植马占相思经济林的合同》，由杨绍辉在罗城村委会辖区的金岗垌小牛岭（小地名）种植马占相思树，按总产值金额罗城村委会占15%、杨绍辉占85%分成，承包期为30年。2015年9月25日，罗城村委会以汕湛公路建设的理由，向阳春市林业局申办了地籍小班号为14……00的采伐证，证号为00×××××0，采伐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至2015年11月31日，在金岗垌小牛岭采伐量为65立方米的马占相思树。2015年11月19日，杨绍辉与合伙人杨大庆、黄裕棋将金岗垌小牛岭的马占相思树木（该树木利润杨绍辉占50%，杨大庆占25%，黄裕棋占25%）砍伐工程承包给李凤元，双方口头约定：以105元/吨承包给李凤元砍伐，完成10吨左右结算支付采伐树木工程款给李凤元。2015年11月21日晚，李凤元与李凤远、欧行美、李仕超、龙胜安、李婢美、龙维彬、李拥康（又名李定显）、李文富8人协商一致：砍一吨木的工钱是80元，每个伐木民工收入不够200元/天，就由李凤元补足，如果超过200元/天，工钱也一起结算给民工。2015年11月22日早上，李凤元包一辆面包车把8名民工及带上伐木工具（2把油锯及8把砍木刀）送到阳春市八甲镇，由杨大庆帮助安排好民工住宿的地方。2015年11月23日，李凤远、欧行美、李仕超、龙胜安、李婢美、龙维彬、李拥康（又名李定显）、李文富8人开始在金岗垌小牛岭伐木。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共支付了20000元的伐木费，其中1万元支付给龙胜安，1万元支付给李凤元。2015年12月10日上午8时30分，李文富对一棵高约6－7米，树粗约20－30厘米的马占相思树进行砍伐，李文富凭十年左右的伐木经验，先用油锯从树的左边开始锯树，再在右边锯，并自信该树会往左边倒下，并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当李文富从该树的右边锯了约半分钟时，该棵树并没有按李文富预想的方向倒下，而是向山脚李仕超的方向倒下，该棵树在倒下的过程中砸中李仕超的后脑部、腰背部等，将李仕超砸成重伤，李仕超当场晕倒，工友将李仕超送到阳春市八甲卫生院抢救，用去医疗费485元，后因伤势严重，当天转到阳春市中医院抢救，治疗至2016年2月25日，经救治无效，阳春市中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实李仕超于2016年2月25日死亡。李仕超在阳春市中医院住院81天，发生医疗费用253815.23元，其中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垫付27000元，李凤元垫付3.4万元，李文富垫付7500元，李凤远、欧行美支付了71736.4元，尚欠阳春市中医院住院医疗费131118.23元。李仕超在住院期间请专家会诊用去5000元，外购药品、护理物品等用去12051.5元，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李凤元、李文富对李仕超在医院所发生的医疗费及医院外购药品、护理物品费用、专家会诊费合共271351.73元没有异议。李凤远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罗城村委会、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李凤元、李文富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共653208.73元给李凤远、欧行美。
李仕超1995年7月6日出生，是李凤远、欧成美的儿子，李凤远、欧行美及李仕超的户籍登记住址均为贵州省黎平县雷洞乡塘婢村四组。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属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争议的焦点：一、因李仕超死亡造成李凤远、欧行美的经济损失问题；二、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何种的法律关系；三、因李仕超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谁承担责任，责任的大小问题。下面就本案争议的焦点作如下论述：
（一）因李仕超死亡造成李凤远、欧行美的经济损失问题。根据李凤远、欧行美的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和参照《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为12245.6元/年，李凤远、欧行美的经济损失如下：1、根据《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李仕超死亡时20周岁，死亡赔偿金应为：12245.6元×20年=244912元；2、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地区2014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4790元/年，丧葬费为：64790元÷2=32395元；3、医疗费：271351.73元，有医疗机构收费收据及医院的证明、发票、收据等证实，应予以确认；4、李凤远、欧行美请求误工费150元/天×2人×81天=12150元，在庭审过程中可见，李仕超从事砍伐树木工作，民工每天收入不少于200元，李凤远、欧行美请求低于实际收入，应予以支持；5、对于李凤远、欧行美请求处理丧事交通住宿费1万元，虽然李凤远、欧行美没有证据证明，也尚未发生，但属必然发生，考虑李仕超的父母及亲属从贵州省黎平县雷洞乡到广东省阳春市处理李仕超的丧葬事宜必然发生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情况特殊，按三人三天计算，酌定交通费每趟700元，住宿费标准340元每天，误工费参照李仕超误工150元每天的标准，700元×3人×2次+（340+150）元/天×3人×3天＝8600元；6、李凤远、欧行美主张住院护理费：150元/天×2人×81天=24300元，虽然没有诊断证明予以证实，但因李仕超伤情严重，应采信陪护人员为李凤远、欧行美，计算的标准也在伐木民工的收入范围内，应予支持；7、李凤远、欧行美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2人×81天=8100元，李凤远、欧行美主张每人每天50元，按两人计算住院伙食费，应调整为每人每天100元，按1人计算，其主张81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8、李凤远、欧行美主张精神损失费5万元，考虑到李仕超的死亡带给其亲属极大的精神伤害，结合本地经济情况和审判实践，李凤远、欧行美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予以支持。因李仕超的死亡造成李凤远、欧行美的经济损失共：244912元+32395元+271351.73元+12150元+8600元+24300元+8100元+50000元＝651808.73元。
（二）对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从形成法律关系的先后顺序分析：1、罗城村委会与杨绍辉签订《承包山地种植马占相思经济林的合同》，由杨绍辉在罗城村委会辖区的金岗垌小牛岭种植马占相思树，按总产值金额罗城村委会占15%、杨绍辉占85%分成，承包期为30年。根据双方订立合同的名称及内容的实质，杨绍辉承包罗城村委会的林地种植马占相思经济林是林业承包合同关系，按总产值金额罗城村委会占15%、杨绍辉占85%分成的实质是杨绍辉以15%的总产值支付林地承包款，而不是其他法律关系。2、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三人约定合伙经营已向阳春市林业局申办了地籍小班号为14……00的采伐证，证号为00×××××0，采伐65立方米的马占相思树，卖树所获利润杨绍辉占50%，杨大庆占25%，黄裕棋占2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规定，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之间构成了个人合伙关系。3、关于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三人合伙体与李凤元之间的关系。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将金岗垌小牛岭砍伐马占相思树工程交由李凤元负责砍伐施工，双方口头约定：以105元/吨承包给李凤元砍伐，完成10吨左右结算支付采伐树木工程款给李凤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双方按砍伐马占相思树木一定量（10吨左右）结算报酬，李凤元承揽了伐木工程，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三人合伙体与李凤元之间形成了承揽合同的法律关系。4、2015年11月21日晚，李凤元与李凤远、欧行美、李仕超、龙胜安、李婢美、龙维彬、李拥康（又名李定显）、李文富等8人协商一致：砍一吨木的工钱是80元，每个伐木民工收入不够200元/天，就由李凤元补足，如果超过200元/天，工钱也一起结算给民工。李凤元与李仕超等8名民工到金岗垌小牛岭采伐马占相思树，砍伐树木工程款由李凤元或李凤元委托的亲属龙胜安收取，支付民工的工钱由李凤元安排和负责，李凤元委托其亲属龙胜安管理民工、结算和收取砍伐树木工程款，中间差价款25元/吨，是李凤元承揽伐木工程赚取利润的来源。8名伐木民工是利用李凤元提供的油锯，按李凤元的指示进行伐木工作，很明显，根据《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的规定，李仕超等8名伐木民工是受李凤元雇请，双方形成雇佣关系。
（三）因李仕超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谁承担责任，责任的大小问题。1、李仕超因在伐木过程中受到李文富的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李文富因在伐木过程中的过错，造成李仕超受到侵权，应当对因李仕超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同时，因李仕超没有保持伐木作业安全的距离，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应减轻侵权人李文富的责任，但受害者李仕超的过错很小，减轻的责任以10%为宜，对比李文富与受害者李仕超的过错，李文富应承担90%的侵权责任。2、因为李仕超、李文富均是李凤元雇请的民工，与李凤元形成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及《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李文富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李凤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李文富在伐木过程中无采取安全措施，致使树木倒下砸中李仕超，属重大过失。因雇员李文富有重大过失致李文富受到损害，其应当与雇主李凤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李仕超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李凤元承担90%的赔偿责任，赔偿651808.73元×90%＝586627.86元给李凤远、欧行美，李文富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根据《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作为雇员李仕超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李凤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仕超承担10%的责任也由雇主李凤元承担，故李凤元还应赔偿雇员李仕超自身过错责任的651808.73元×10%＝65180.87元给李凤远、欧行美。在事发后，李凤元、李文富已分别支付了医疗费3.4万元、7500元，扣减已支付款项后，李凤元实应赔偿610308.73元给李凤远、欧行美，李文富应对其中的579127.8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因为罗城村委会与李仕超没有形成任何法律关系，李凤远、欧行美请求罗城村委会赔偿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4、根据《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三人合伙体与李凤元之间形成了承揽合同的法律关系，没有证据证明定作人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故李凤远、欧行美请求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对于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已支付的27000元医疗费，属于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的自愿行为，本案中不作调整。
罗城村委会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凤元在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610308.73元给李凤远、欧行美；二、李文富对李凤元上述赔偿款中的579127.8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李凤远、欧行美其他的诉讼请求。一审本案受理费10332元，由李凤远、欧行美负担679元；李凤元负担9653元，李文富对其中的9160元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李凤元、李文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李凤远、欧行美的损失由罗城村委会、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杨绍辉与合伙人杨大庆、黄裕棋将金岗垌小牛岭的马占相思树木砍伐工程承包给李凤元，是错误的。杨绍辉雇请杨大庆、黄裕棋对林木砍代进行管理的，不是合伙人。阳春市八甲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对杨大庆、黄裕棋的《调查笔录》的内容有：“问：砍伐的贵州民工是谁请的？杨大庆：……，该林场的老板是杨绍辉，杨绍辉请我与黄裕棋管理，除去费用再分成，杨绍辉占百分之五十，我与黄裕棋占百分之五十作为两人工资，……；黄裕棋：属实。……”。龙维彬的《调查笔录》证实“是杨大庆和黄裕棋请我们砍伐的，并对我们进行日常管理，指挥砍伐树木，杨大庆、黄裕棋在2015年11月26日预支2000元作为伙食费，2015年11月30日支付工钱8000元”。同时，杨绍辉与杨大庆、黄裕棋不存在任何合伙协议。李凤元没有以105元/吨承包砍伐工程及不存在完成10吨左右结算支付采伐树木工程款。先是杨大庆打电话叫李凤元帮找人砍木并告知李凤元工钱105元/吨，然后李凤元帮杨大庆找到人去砍木。在砍木过程中，李凤元从不参与管理，这有阳春市八甲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对杨大庆、黄裕棋的《调查笔录》及龙维彬的《调查笔录》证实。且砍伐吨数早已超过10吨，但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从来没有与李凤元进行结算，李凤元于2015年12月11日收取的1万元，是事故发生后代伐木工人收取的工钱，并全部用作受害人的医疗费，其中只有7000元由李凤元直接收取，另外3000元由伐木工人龙胜安收取。李凤远、欧行美一审时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杨大庆直接将工钱交给砍伐工人。故原审认定李凤元收取1万元伐木费的事实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认定罗城村委会与杨绍辉之间是林业承包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应为合伙关系。根据《承包山地种植马占相思经济林的合同》中“按总产值金额罗城村委会占15℅、杨绍辉占85℅分成”的约定，罗城村委会收取的林地承包款是由总产值决定的，罗城村委会在林木种植经营过程中承担风险，双方的合作模式是一方出林地，一方出资及经营管理，收成按总产值分成。该合同更符合“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合伙法律关系特征，故应认定双方是合伙经营关系，属于所砍伐林木的共同所有人。2、原审法院认定杨绍辉与杨大庆、黄裕棋是合伙关系，是错误的，应为雇佣关系。根据阳春市八甲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对杨大庆和黄裕棋所作的笔录，清楚表明其两人获得卖树利润50℅，应为杨绍辉雇请其两人管理所支付的工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分红。原审以此认定为合伙关系错误，应为雇佣关系。3、原审法院认定李凤元与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是承揽合同关系错误，应为居间关系。首先，不存在原审认定的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支付1万元给李凤元的事实，对具体收款及所收到款项用途在上文中已作陈述。其次，对于“105元/吨”砍伐工钱的口头约定，实为杨大庆、黄裕棋为招募工人，由作为中间介绍人李凤元代其向工人说明的条件，应视为针对不特定对象而发出的合同要约。第三，李凤元的责任仅是与8名伐木工人存在保证每名工人每天不少于200元，不够200元/天，由李凤元补足的口头约定。该约定是李凤元出于对杨大庆的信任而承担的担保责任。第四，“完成10吨左右结算支付采伐树木工程款给李凤元”纯属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的一面之词，无证据证实，其目的是为了推卸赔偿责任。事实上，两者间从未结算过伐木工钱。第五，伐木工人的工资全部由杨大庆直接支付。因此，双方是居间合同关系，因李凤元没向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收取任何费用，属无偿居间行为。4、原审法院认定李凤元与受害人李仕超等8名伐木工人是雇佣关系，是错误的，应为居间关系。首先，即使李凤元与伐木工人有过“砍一吨的工钱是80元，每个伐木民工收入不够200元/天，就由李凤元补足，如果超过200元/天，工钱也一起结算给民工”的口头约定，但该约定是促使居间成功而采取的激励措施，向伐木工人收取25元/吨差价，是有偿居间的体现，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同时该约定仅是担保责任。其次，不存在原审认定的“李凤元委托其亲属龙胜安管理民工、结算和收取砍伐树木工程款”的事实。杨大庆、黄裕棋在阳春市八甲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所作笔录中明确承认，其两人受杨绍辉委托对伐木工人进行管理，同时也承认了李凤元并不参加管理。结合伐木工人李凤远在八甲派出所作“是杨大庆负责发工钱给我们的”及龙维彬在镇维稳中心作“……，是杨大庆和黄裕棋请我们砍伐的，并对我们进行日常管理，指挥砍伐树木，杨大庆，黄裕棋在我们进场后2015年11月26日预支2000元作为伙食费，2015年11月30日支付工钱8000元，”的陈述笔录，足以证明在伐木过程中的管理人是杨大庆、黄裕棋，并由其两人直接与伐木工人结算工钱。李凤元仅起到介绍人的作用。三、原审判决李凤元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李文富对部分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错误的。1、李凤元是居间介绍人，对受害人李仕超的死亡无须承担赔偿责任。2、李文富作为雇员，在从事佣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九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同样无需承担赔偿责任。3、罗城村委会、杨绍辉作为砍伐林木的所有人，其委托杨大庆、黄裕棋对林木砍伐进行管理，并由其两人雇请了包括受害人李仁超在内的8名工人伐木，罗城村委会、杨绍辉与伐木工人直接形成了雇佣合同关系，对受害人李仕超的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4、即使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与李凤元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罗城村委会、杨绍辉作为砍伐林木的所有权人也有义务对砍伐工人进行安全防范义务教育，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和日常监督管理，但罗城村委会、杨绍辉没有履行义务，存在过错；同理，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也有过错，应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5、本案应认定为安全生产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罗城村委会、杨绍辉作为发包人，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杨大庆、黄裕棋受委托作为伐木现场的管理人，应当能够预见到伐木工作的危险性，其两人没有履行安全防范义务，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既没有主动或要求他人设置安全辅助人员（负责观察树木倒向、及时疏散附近人员），也没有提醒或要求伐木工人配带安全头盔，因疏于履行安全监督、管理义务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管理上的行为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绍辉答辩称：李凤元、李文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提供的阳春市八甲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调查杨大庆、黄裕棋的调查笔录不是新证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已质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1、杨绍辉将金岗垌小牛岭的马占相思树木砍伐工程承包给李凤元事实清楚，双方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小牛岭65立方米的马占相思树经批准砍伐后，杨绍辉委托杨大庆与李凤元议定价格由李凤元承包采伐工程，双方口头约定毎吨树木105元/吨。李凤元雇请李仕超等8名民工砍伐，负责砍伐工具，指定其亲属龙胜安管理砍伐树木的民工和收取砍伐树木结算工钱；杨绍辉在完成树木砍伐工作后按约定计价由李凤元支付给民工，而非以工作时间为标准计付工资；李仕超等8名民工一次性交付工作成果，不是连续性提供劳务。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李仕超等8名民工是由李凤元雇请管理，由李凤元管理、支付工资，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与李仕超等8名民工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2、李凤元作为砍伐林木的承包人，雇请李仕超、李拥康、李凤远、李婢美、欧行美、龙维彬、龙胜安、李文富8名民工采伐马占相思树，以80元/吨支付工钱给上述8名民工，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是以105元/吨计算支付给李凤元，李凤元收取了25元/吨的工头费。李仕超等8名民工是受李凤元管理，受李凤元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本案中，李凤元收取了工头费，没有到场参加管理，仅委派其亲属龙胜安负责管理，由于其管理不善，对8名民工进场砍伐树木安全指导存在明显过错，导致李文富砍伐倒下的树木将李仕超直接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李凤元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3、造成李仕超受伤经抢救无法死亡的原因是李文富不按操作规程操作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李文富明显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4、李仕超不具备从事采伐树木的资质，不注意安全，在砍伐树木时没有保持相应的安全距离，导致自己受到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5、李凤元上诉称其与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及8名民工是居间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上述第3点已讲明各方当事人之间关系，李凤元虽没有直接参与管理，但其委托龙胜安管理，并收取了伐木款，足以证明李凤元雇请李仕超等8名民工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大庆、黄裕棋的答辩意见与杨绍辉的答辩意见一致。
罗城村委会未提供答辩意见。
李凤远、欧行美答辩意见：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解决本案纠纷。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阳春市八甲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对杨大庆、黄裕棋的《调查笔录》的内容有：“问：砍伐的贵州民工是谁请的？杨大庆回答：是李凤元请来的，该林木老板是杨绍辉，杨绍辉请我与黄裕棋管理，除去费用再分成，杨绍辉占50%，我与黄裕棋占50%作为二人工资，杨绍辉与我和黄裕棋将该林木承包给李凤元砍伐，李凤元请了8名贵州民工砍伐树木。黄裕棋回答：属实。问：你们是否签订过合同或协议？杨大庆回答：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是口头号约定：杨绍辉以每吨树木105元/吨给李凤元，我方与李凤元办理结算手续，李凤元以多少与贵州民工结算我不清楚，听说是李凤元以每个民工200元/天。李凤元收取工头费，从来不参加对其雇请的民工进行监督管理……。黄裕棋回答：属实”。
还查明：龙胜安是李凤元的姐夫。李仕超等人在砍伐林木时没有戴安全头盔。
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纠纷。本案当事人对原审认定李仕超死亡所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损失共为651808.73元，及李凤元已为李仕超支付医疗费3.4万元，李文富已支付75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各方当事人之间属何种法律关系，谁应对李仕超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李凤元、李文富上诉主张罗城村委会与杨绍辉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属涉案林木所有人。由于罗城村委会将涉案林木的土地发包给杨绍辉承包，双方订立的合同除约定罗城村委会按总产值15%分成外，没有约定杨绍辉应缴林地承包费，也没有约定罗城村委会承担杨绍辉承包经营期间的经营风险，故双方约定的该分成款实质上是杨绍辉承包期间应缴的林地承包费，原审据此认定双方是林业承包合同关系正确，应予以维持。李凤元、李文富的上述上诉主张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
李凤元、李文富上诉主张原审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杨绍辉与杨大庆、黄裕棋之间应为雇佣关系，李凤元与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以及李仕超等民工之间应为居间合同关系，则罗城村委会、杨绍辉及管理人杨大庆、黄裕棋与李仕超等8名民工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应对李仕超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李凤元、李文富仅以杨大庆在接受有关单位调查时讲到“除去费用再分成，杨绍辉占50%，我与黄裕棋占50%作为二人工资”，主张杨大庆、黄裕棋所得实际是工资收入，杨绍辉与杨大庆、黄裕棋之间应为雇佣关系。对此，杨大庆、黄裕棋及杨绍辉予以否认，并认为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由于合伙形式多样化，也可一方出技术或劳务与他人形成合伙关系，故杨大庆、黄裕棋在调查时所讲其得到的分成为工资，并不能成为否定合伙关系的依据。同时，李凤元、李文富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杨大庆、黄裕棋及杨绍辉不是合伙关系，而是雇佣关系，李凤元、李文富仅以杨大庆、黄裕棋其中一段陈述主张杨绍辉与杨大庆、黄裕棋之间是雇佣关系，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李凤元承认其与杨大庆、黄裕棋口头约定以105元/吨价格砍伐林木，李凤元再叫李仕超等8人到场砍伐林木的价格为每吨80元，并承诺每人每天工钱不少于200元。从李凤元承认事实证实，李凤元承接该砍伐工作到再叫民工砍伐赚取了每吨25元的差价，参与砍伐人员由李凤元组织，民工砍伐价格由李凤元决定的，并且李凤元对工人工钱的发放有决定权。李凤元没有直接参与该片林木砍伐管理工作，但已指定其亲属龙胜安负责该片林木砍伐工作；期间，李凤元自己及通过其指定的管理人员龙胜安收取了杨大庆分别支付的1万元林木砍伐费用。至于李凤元称1万元是李仕超出事后才收取，并用于支付医药费的问题。该款何时收取及收取后如何使用，不影响砍伐费由李凤元先收取再分配事实的认定。综合分析上述证据，应认定李凤远承揽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发包的该片林木砍伐工作，双方形成承揽关系；李凤元承接该砍伐工作后，再请李仕超等8人砍伐，与砍伐工人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李凤元上诉称收取每吨25元差价为居间费用，并以此主张与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及李仕超间均是居间合同关系，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与李仕超形成雇佣关系。李凤元上述主张与其写给杨大庆的收款收据注明的收到“马占工钱费”相矛盾，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每吨25元为居间费用，上述主张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
对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问题。李凤元在组织李仕超、李文富等8人砍伐过程中，其雇请的民工李文富过于自信地判断砍断树木倒下的方向没有其他工作人员，而没有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或疏散其他工作人员，以致砍倒的树木砸中李仕超，致李仕超受伤死亡的后果，李文富有重大过错。李仕超没有戴安全头盔，没有注意生产安全及保持伐木作业安全的距离，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原审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李文富承担90%的责任，由李仕超自行负担10%的责任正确，应予以维持。由于李文富是李凤元雇请的工人，为李凤元提供劳务，其从事劳务工作过程中致人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李凤元作为李文富的雇主，应对李文富因工作致李仕超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李文富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认定受害人李仕超有一定过错，应自行负担损失的10%正确，但原审又以李仕超是李凤元的雇员，将李仕超因自已过错应负担的10%的责任确定由雇主李凤元承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过错责任不相符，应予纠正。
由于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与李凤元是承揽合同关系，李凤元承揽该砍伐工作后自行组织施工，负有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义务，李凤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李凤元上诉主张即使是承揽合同，罗城村委会、杨绍辉、杨大庆、黄裕棋未尽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义务，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的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
综上，李仕超死亡所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损失共为651808.73元，李仕超应自负10%，即为65180.87元；李凤元、李文富对90%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连带赔偿586627.86元，减去李凤元、李文富分别支付的3.4万元、7500元，两人应连带赔偿545127.86元给李凤远、欧行美。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6）粤1781民初580号民事判决；
二、李凤元、李文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损失545127.86元给李凤远、欧行美。
三、驳回李凤远、欧行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332元，由李凤远、欧行美负担1033元，李凤元、李文富负担92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03元，由李凤远、欧行美负担990元，李凤元、李文富负担89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关 衡 勋
审判员 何 桂 霞
审判员 司徒达国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林 宗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