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榆民初字第03256号
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
负责人罗海俊。
委托代理人张向军、白海艳，陕西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旭。
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与被告李旭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7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成熙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向军、白海艳、被告李旭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诉称：2007年6月1日，被告李旭与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签订了《协警员聘用合同》。2013年10月9日，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榆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榆林市财政局、榆林市监察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关于清退临时聘用与借调人员的通知》（榆政人社发（2013）505号），该文件中明确载明：“各行政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原则上将所有临时聘用、借调人员全部予以清退。”2014年2月11日，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授衔民警岗位安排和清退临时聘用人员的通知》（榆公交发（2014）37号），该文件中载明：“各直属大队，除厨师、门卫等必要岗位外，其余未经支队政治处聘用备案的临时人员一律进行清退，各直属大队要在2014年2月底前自行将临时聘用人员全部清退。”2014年2月27日，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将包括被告李旭在内的所有临时聘用人员召集，通知全体解除《协警员聘用合同》，书面公示被清退人员名单，并办理清退手续。但包括被告李旭在内的少数人仍然坚持认为双方存有聘用合同关系，要求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继续安排岗位。2014年3月5日，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发文《关于清退交通协管员的决定》（榆公交二发字（2014）21号），载明：“按照要求，经大队队务会议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对大队原聘用的协管员全部予以清退，终止所签订的《协管员聘用合同》，解除聘用关系。附：被清退协警员人员名单。”被告李旭属于被清退人员之一。2015年1月28日，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了关于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与李旭劳动争议一案，并于2015年3月16日作出榆市劳仲案字（2015）第20号裁决书，裁决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二大队为李旭补办补缴2007年5月至2014年3月的各项社会保险中的单位部分。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认为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裁决显失公正。具体理由为：1、从2007年6月1日以来，双方建立的应是劳务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合同关系，故社会保险费亦应计算在工资中，不应另行支付；2、上级政府部门的政策属于不可抗力，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据此有权解除聘用合同。3、李旭申请仲裁的时效已超60天仲裁时效，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不应受理。基于上述理由，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协警员聘用合同为劳务合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无需缴纳社会保险；2、确认双方解除协警员聘用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无需支付违法解除经济补偿金；3、本案诉讼费由李旭承担。
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榆林市人社局文件、榆林市交警支队通知、榆林市交警二大队的决定书各一份，用于证明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遵照上级政府部门文件通知解除劳务合同，属于签订劳务合同时无法预计的情况变化，应当视为不可抗力，交警二大队解除劳务合同无责任。
第二组：榆林市仲裁委的裁决书、送达回证各一份，用于证明双方的劳动争议经过法定前置程序，并未超过法定时效。
被告李旭辩称：2014年4月1日，李旭向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5年3月16日，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等方面存在错误。1、裁决书认定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解除与李旭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该认定明显违背事实，违反法律规定。事实上，李旭属于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员工，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不能违法与李旭解除劳动合同，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应当让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存在，并让李旭返岗；2、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应当依法给李旭补交各种社会保险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基于上述理由，原告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应当继续存在并让原告返岗，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应当向李旭支付2007年5月进入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处工作到辞退为止违反同工同酬给李旭造成的工资差额，并补交从2007年5月到现在的各种社会保险（工伤、医疗、养老、失业、生育）及住房公积金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负担。
被告李旭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李旭对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双方解除合同的责任在于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从目前实际情况看，交警部门清退了150名协警后，又招聘了230名协警，故违反了相关文件精神，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况。且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并未按照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对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作如下认证：
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被告李旭有异议，经审查，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够证明上级党委、政府部门就全市临聘人员清退事宜所作出的统一安排部署，应属解除合同中不可抗力的事由，故对其证明目的依法予以采信；对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被告李旭无异议，该组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双方的劳动争议经过法定前置程序，且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时效，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查明以下事实：
2007年5月份，被告李旭在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处从事协警岗位工作，双方签订有《协警员聘用合同》。2013年10月9日，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榆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榆林市财政局、榆林市监察局四部门联合发文作出榆政人社发（2013）505号《关于清退临时聘用与借调人员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行政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原则上将所有临时聘用、借调人员全部予以清退。2014年2月11日，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榆公交发（2014）3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授衔民警岗位安排和清退临时聘用人员的通知》，该文件要求各直属大队，除厨师、门卫等必要岗位外，其余未经支队政治处聘用备案的临时人员一律进行清退。2014年2月27日，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会议通知辞退了被告李旭。2014年3月5日，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作出榆公交二发字（2014）21号《关于清退交通协管员的决定》，按照上述两文件要求，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经大队队务会议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对大队原聘用的协管员全部予以清退，终止所签订的《协管员聘用合同》，解除聘用关系。2015年1月28日，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了关于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与李旭劳动争议一案，并于2015年3月16日作出榆市劳仲案字（2015）第20号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二大队依法补办申请人李旭各项社会保险手续，补缴申请人2007年5月到2014年3月的各种社会保险，申请人缴纳个人部分，被申请人缴纳单位部分，具体缴费金额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二、驳回申请人李旭的其他仲裁请求。裁决书作出后，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不服榆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榆市劳仲案字（2015）第20号裁决书，诉至本院，提起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李旭离开原工作岗位的上一个月工资为1200元，榆林市当年最低工资1280元。
本案经本院多次调解，因双方争议较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劳务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向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合同双方对人身关系并无从属性，且劳务报酬指向固定的劳务内容或工作量，报酬以等价有偿的原则予以确认；而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间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人身具有约束关系，劳动者除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且劳动报酬按劳动的数量、质量确定，体现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本案根据上述两种合同特征区别，李旭与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之间建立的属于劳动合同关系。故依法对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请求确认双方为劳务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与李旭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是否合法。从本案事实劳动关系看，双方于2007年5月起建立劳动关系，期间双方多次签订《协警员聘用合同》，至2014年3月5日，双方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程序、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十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本案所涉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榆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榆林市财政局、榆林市监察局四部门联合发文作出的榆政人社发（2013）505号《关于清退临时聘用与借调人员的通知》，是根据榆林市经济情况、人事编制改革、财政政策规定等客观情况作出的统一安排部署。而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为榆林市属财政全额拨款行政机关，其行为必须符合人事、编制和财政政策规定，其行为也必须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根据上述规定，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符合相关规定。故对李旭以非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本案中，因李旭与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之间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依据上述规定，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应当向李旭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庭审中查明李旭离开原工作岗位的上一个月工资为1200元，低于最低工资水平1280元，应以1280元计算并由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向被告李旭支付。
关于同工同酬问题，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内在编干警，具有相应警号、警衔、警官证，具有单独的执法主体资格，但韦伟身份为协警，并不具有相应警号、警衔、警官证，不具有单独的执法主体，其工作任务为协助执法，故两者间的工作内容并不相同，且在编人员属于公务员序列，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调整范畴，其管理标准亦不一致，故李旭关于同工同酬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关于补足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除此之外，未规定由法院受理。本案中李旭请求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补交从2007年5月到2014年3月的各种社会保险（工伤、医疗、养老、失业、生育）及住房公积金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但征缴社会保险费是社保管理部门的职责，社保管理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系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李旭应向社保管理部门寻求解决，且李旭亦未提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而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该项请求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故依法驳回李旭的此项诉讼请求。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四十条（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十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与被告李旭于2014年3月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二、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由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向被告李旭支付因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月工资1280元。
三、驳回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与被告李旭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榆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负担5元，被告李旭负担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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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审判员 成 熙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程熙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