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酒民二终字第2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超。
委托代理人李志军，甘肃长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玉生。
委托代理人张永锋，酒泉红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志磊。
上诉人陈国超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敦煌市人民法院（2014）敦民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国超的委托代理人李志军，被上诉人贾玉生及委托代理人张永峰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杨杰、任志磊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原告贾玉生与被告陈国超系朋友关系，2011年12月，原告贾玉生与被告陈国超经口头协商，二人决定合伙购买一台斗山牌370挖掘机在陕西神木的煤矿上挖煤。为筹备购买挖掘机的资金，原告贾玉生与胡旭东、崔虎林、李潮武与邮政银行敦煌支行签订小额贷款联保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贾玉生与胡旭东、崔虎林、李潮武自愿成立联保小组，推选贾玉生为联保小组牵头人，贾玉生可以根据联保小组任一成员的申请，签订多次借款合同，在单一借款人最高贷款本金余额不超过5万元，联保小组合计贷款本金余额不超过20万元内发放贷款。联保小组成员自愿为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发放的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联保小组的配偶同意联保小组成员从事借款及保证行为，对联保小组成员的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付桂荣、张琴、杨红、代生婷作为原告贾玉生、崔虎林、胡旭东、李潮武的配偶在联保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签订后，原告贾玉生、崔虎林、胡旭东、李潮武分别与邮政银行敦煌支行签订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分别向邮政银行敦煌支行贷款5万元，四人共计贷款20万元，贷款期限为一年。李潮武所贷5万元，李潮武自用34000元，剩余16000元借给了原告贾玉生，胡旭东、崔虎林也将所贷的款全部借给了原告贾玉生，包括原告贾玉生自己所贷的5万元，原告贾玉生共筹集资金166000元。原告贾玉生将其中的15万元用于向斗山公司支付370挖掘机的首付款，剩余16000元支付了将挖掘机从敦煌运至陕西神木的运费。在原告贾玉生与被告陈国超合伙经营期间，被告杨杰以按揭形式贷款购买四台翻斗车，参与到合伙经营之中。原告贾玉生与被告陈国超、杨杰在煤矿经营了一个多月，原告贾玉生提出退伙，遂离开陕西神木回到敦煌。此后，被告任志磊加入到被告陈国超、杨杰的合伙经营之中。因斗山牌370挖掘机耗油量大，被告陈国超将370挖掘机更换成了DX380型挖掘机。三被告经营至2012年下半年，因经营不善，银行的按揭贷款无法及时清偿，DX380型挖掘机被斗山公司开走，四台翻斗车在神木的煤矿，三被告遂陆续回到敦煌再未去煤矿进行经营。因原告贾玉生、崔虎林、胡旭东、李潮武未按时偿还邮政银行敦煌支行的贷款本息，2012年12月4日，在原告贾玉生、被告陈国超在场的情况下，邮政银行敦煌支行工作人员李志明执笔书写“转款凭证”一份，内容为：“贾玉生于2012年12月4日在邮政银行的贷款壹拾伍万整（¥150000元）现转入陈国超名下壹拾伍万整（¥150000元）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全部由陈国超来偿还，本人保证于2013年9月30日前还清，以此为据。”被告陈国超在“还款人”处签名，崔虎林在“见证人”处签名。后被告陈国超将李潮武在邮政银行敦煌支行的贷款16000元本息清偿。被告陈国超、杨杰偿还原告贾玉生在邮政银行敦煌支行的贷款利息5918.99元（2013年1月6日至12月20日期间），偿还胡旭东在邮政银行敦煌支行贷款利息5880.16元（2013年1月4日至12月21日），偿还崔虎林在邮政银行的贷款利息5245.32元（2013年1月4日至11月4日期间）。后因经营不善，被告陈国超再未偿还原告贾玉生、崔虎林、胡旭东在邮政银行敦煌支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2013年邮政银行敦煌支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贾玉生、崔虎林、胡旭东、李潮武及各自配偶偿还原告贾玉生、崔虎林、胡旭东名下的贷款本息。经原审法院审理，2014年1月2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4）敦民初字第95、96、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贾玉生、崔虎林、胡旭东及各自配偶偿还贾玉生、崔虎林、胡旭东各自名下的5万元贷款及利息，贾玉生、崔虎林、胡旭东、李潮武互负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1月9日，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陈国超承担清偿责任。诉讼中，被告陈国超申请追加杨杰、任志磊为本案被告。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陈国超对于双方合伙购买挖掘机进行生产经营的事实均予认可，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在合伙经营中，原告中途提出退伙，被告陈国超给原告出具“转款凭证”一张，自愿承担原告在邮政银行敦煌支行15万元的贷款本息的清偿责任。事后，被告陈国超按照“转款凭证”的约定，向邮政银行敦煌支行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后因经营不善，被告陈国超再未向邮政银行敦煌支行还款。因邮政银行敦煌支行起诉原告等人，要求承担还款义务，经原审法院审理，判决支持了邮政银行敦煌支行的诉讼请求。故被告陈国超应当按照约定，依法向原告承担还款义务。被告陈国超辩称，原告主张的15万元贷款本息属三被告的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转款凭证”仅是对原告投资款的确认，不属于原、被告之间的债务凭证，故不同意承担还款义务。因原告与被告陈国超合伙购买挖掘机时，被告杨杰、任志磊尚未参与合伙经营，且被告杨杰、任志磊在“转款凭证”上亦未签字认可，“转款凭证”的性质属被告陈国超给原告出具的退伙结算凭证。被告陈国超与被告杨杰、任志磊之间属另外一个合伙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被告陈国超的辩解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陈国超偿还原告贾玉生合伙投资款15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该笔投资款自2013年12月20日（以5万元计息）、2013年12月21日（以5万元计息）、2013年11月4日（以5万元计息）起至贷款还清之日止在邮政银行敦煌支行产生的贷款利息，由被告陈国超偿还原告贾玉生。
宣判后，陈国超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称：本案并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贾玉生两人合伙，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贾玉生及杨杰、任志磊四人合伙关系。“转款凭证”仅是上诉人同意代为偿还贾玉生在银行的贷款及利息，只能视为上诉人对贾玉生投资款的认可，且该转款凭证无任何一位合伙人的签字同意，其他合伙人未书面同意贾玉生退伙，也未参与清算，故贾玉生的退伙行为应属无效，一审认定转款凭证的性质属退伙结算凭证，无任何事实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退伙人对原合伙债务，应当承担清偿责任。本案被上诉人退伙时，未进行合伙事务清算。一审认定为两人合伙，并判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贾玉生的合伙投资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贾玉生当庭以“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原判”等为理由进行了答辩。
被上诉人杨杰、任志磊未答辩。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据以定案的证据，经原审开庭质证，又经二审核查，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有效，足以证实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国超与被上诉人贾玉生双方口头议订，合伙购买挖掘机进行生产经营，被上诉人贾玉生依约出资，随后被上诉人贾玉生便提出退出与上诉人陈国超的合伙关系，经上诉人陈国超与被上诉人贾玉生协商，上诉人陈国超自愿承担被上诉人贾玉生为购买合伙生产工具而在银行的贷款，该行为属于上诉人陈国超对被上诉人贾玉生债务的承担，为此，上诉人陈国超向被上诉人贾玉生出具的“转款凭证”，应属退伙结算的性质。上诉人陈国超不依承诺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上诉人主张转款凭证仅是上诉人同意代为偿还贾玉生在银行的贷款及利息，只能视为上诉人对贾玉生投资款的认可，不具退伙结算凭证性质，该主张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贾玉生出具书面“转账凭证”，自愿承担被上诉人贾玉生银行债务的意愿相矛盾，该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原审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贾玉生合伙，被上诉人贾玉生投入合伙资金，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贾玉生提出退货时，出具的“转款凭证”，据以认定“转款凭证”具有退伙结算凭证的性质，并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贾玉生合伙投资款及相应利息，处理正确，并无不当。上诉人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陈国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涛
审 判 员 曹 平
代理审判员 李庆丰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海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