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厦民终字第24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福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敬业，男，197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江纯静，女，198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本钢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洋，男，1972年6月1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一伟，男，197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
原审第三人厦门鑫钢宇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玉林。
上诉人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本钢钢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钢销售公司）、原审第三人厦门鑫钢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钢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3）思民初字第11677-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国贸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敬业、江纯静，本钢销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洋、王一伟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鑫钢宇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12月13日、2012年3月7日和2012年4月10日，本钢销售公司与鑫钢宇公司签订三份编号为xmbglz-03、xmbglz-07和xmbglz-08的《厦门本钢钢铁销售有限公司2012年冷轧产品购销协议》（以下简称《2012年冷轧产品购销协议》），约定2012年期间，鑫钢宇公司向本钢销售公司订购冷轧产品。2012年8月15日，鑫钢宇公司向本钢销售公司出具一份函件，称其与本钢销售公司签订的2012年度协议，协议编号xmbglz-03、xmbglz-07和xmbglz-08，其中8月份合同款项将委托国贸集团公司付款。2012年9月12日，国贸集团公司通过鑫钢宇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FJH1208-17的、以本钢销售公司为合同相对方的《厦门本钢钢铁销售有限公司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约定国贸集团公司向本钢销售公司采购冷卷844吨，总金额合计4158498.5元。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经本钢销售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对前述《购销合同》中加盖的本钢销售公司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经鉴定，该《购销合同》中加盖的“厦门本钢钢铁销售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工商档案中留存的材料所加盖的印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本钢销售公司因此支付鉴定费28500元。
2012年9月5日，国贸集团公司另与鑫钢宇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GMBGXGY12089B的《代理采购协议》，约定国贸集团公司代理鑫钢宇公司向本钢销售公司采购冷卷，货物情况以国贸集团公司与本钢销售公司于同日签订的前述《购销合同》的实际交货情况为准；鑫钢宇公司确认双方签订的供销合同各项条款，受供销合同各项条款约束，承担供销合同及代理采购协议履行过程中的一切风险和各项费用；鑫钢宇公司对供货方的资信及履行供销合同负全部责任，由此产生的争议或索赔，由鑫钢宇公司自行解决；不论供销合同的履行情况如何，鑫钢宇公司都对国贸集团公司负无条件支付货款、代理费及各项费用的责任；供货方到货后，鑫钢宇公司按付多少款提多少货的原则到仓库提货；一旦供货方对国贸集团公司提出索赔、仲裁或诉讼，国贸集团公司有权利和义务理赔或应诉，理赔及应诉的结果及费用由鑫钢宇公司承担等。
2012年9月21日，国贸集团公司向本钢销售公司提供金额为100000元、523774.76元及2973041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合计3596815.76元。
2012年11月28日，国贸集团公司、本钢销售公司、鑫钢宇公司及案外人厦门正永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永公司）签订一份《四方协议》，就因由国贸集团公司代理鑫钢宇公司及正永公司向本钢销售公司采购冷轧材所产生的返利、追溯退补款及鑫钢宇公司和正永公司所缴交的2012年度保证金的支付、结算达成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将国贸集团公司代理采购4-10月（不含9月）的冷轧材所产生的返利及追溯退补冲抵货款等。
国贸集团公司因主张未收到编号为FJH1208-17的《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13日向本钢销售公司送达起诉状。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6月24日，国贸集团公司的福建地区三钢钢材销售工作人员周泳向鑫钢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玉林发送一条短信，内容为：“本钢贸易-
正永0918A合同缺货发票金额556.9万，缺货本金198万，最后2个合同亏损56.4万；计代理费、违约金正永欠款合计396.9万。板材：本钢销售-
鑫钢宇87，89合同缺货发票金额953.9万，缺货本金204.6万，最后2个合同浮亏142.8万；计代理费、违约金鑫钢宇欠款合计510.5万。”
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国贸集团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3）思民保字第60号民事裁定，查封、冻结本钢销售公司价值390万元的存款或等值财产。国贸集团公司因此支付保全费5000元。
国贸集团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FJH1208-17”号购销合同，本钢销售公司向国贸集团公司返还货款3596815.7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自2012年9月2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0%分段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暂计至2013年8月12日为253275.78元）；2、本钢销售公司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及保全费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讼争的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是谁？
对于本钢销售公司是讼争的买卖合同的主体，国贸集团公司与本钢销售公司均无异议，且本钢销售公司已实际接受了货款，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的争议在于谁是本钢销售公司的合同相对方。
国贸集团公司主张，其是讼争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理由如下：1、《购销合同》的签约主体是国贸集团公司与本钢销售公司，合同中没有以明示或默示方式表明合同相对方另有他人，且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包括收货主体）的约定均直接指向国贸集团公司；2、没有证据证明《购销合同》经过鑫钢宇公司的确认，或鑫钢宇公司受讼争《购销合同》的约束；3、根据《代理采购协议》，鑫钢宇公司只有在向国贸集团公司付清《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的货款后才享有讼争《购销合同》项下货物的权利，国贸集团公司享有独立于鑫钢宇公司的地位，有权独立控制货物；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只有在“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本钢销售公司才享有选择合同相对方的权利，本案不属行该情形；5、本钢销售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签订讼争合同时，已知悉国贸集团公司系代理鑫钢宇公司采购货物。
本钢销售公司主张，讼争合同关系中，其合同相对方为鑫钢宇公司。鑫钢宇公司与本钢销售公司签订《2012年冷轧产品购销协议》后，2012年4月10日，鑫钢宇公司又与本钢销售公司、国贸集团公司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鑫钢宇公司在资金紧张时，可委托国贸集团公司以代理采购的方式支付货款，国贸集团公司的代理结果由鑫钢宇公司承担。此后，鑫钢宇公司与国贸集团公司签订多份的《代理采购协议》。本案讼争的《购销合同》是国贸集团公司为履行其与鑫钢宇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与本钢销售公司签订的，本钢销售公司对国贸集团公司作为代理人的身份是清楚的。从2012年11月28日的《四方协议》中也可以看出2012年4-10月期间，国贸集团公司已经代理鑫钢宇公司向本钢销售公司采购了钢材的事实。鑫钢宇公司向本钢销售公司出具的委托函来看，2012年5-10月，鑫钢宇公司每月均是委托国贸集团公司支付货款，据此，本钢销售公司对于国贸集团公司与鑫钢宇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已经知悉。
本钢销售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2012年冷轧产品购销协议》及《厦门本钢钢铁销售有限公司2012年冷轧产品购销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方协议》、《代理采购协议》复印件十份、《购销合同》复印件七份、委托函六份支持其前述主张。国贸集团公司对《四方协议》、编号为GMBGXGY12087B的《代理采购协议》无异议，对《补充协议》、其他《代理采购协议》以及全部的《购销合同》、委托函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分析认为，本钢销售公司对于国贸集团公司无异议的两份证据，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于《补充协议》，虽本钢销售公司已出示原件，但因该协议上加盖的国贸集团公司印章与国贸集团公司使用中的印章明显不同，国贸集团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原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九份《代理采购协议》及《购销合同》，因本钢销售公司无法提供原件核对，在国贸集团公司表示异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本钢销售公司提供的六份委托函及《2012年冷轧产品购销协议》，因其已出示了原件，国贸集团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故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虽国贸集团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上加盖的本钢销售公司印章不真实，但国贸集团公司为购买《2012年冷轧产品购销协议》8月份合同项下的钢材向本钢销售公司支付货款，本钢销售公司亦已接受，故双方仍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上述证据，鑫钢宇公司已于2012年8月15日书面告知本钢销售公司其将委托国贸集团公司支付《2012年冷轧产品购销协议》8月份合同款项。国贸集团公司与鑫钢宇公司之间的《代理采购协议》系于2012年9月12日签订，故国贸集团公司、本钢销售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时间不可能早于2012年9月12日。综合上述因素，本钢销售公司在与国贸集团公司订立合同时应当已经知道该合同系国贸集团公司代理鑫钢宇公司与本钢销售公司订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讼争合同只约束国贸集团公司和本钢销售公司，因此，讼争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为本钢销售公司和鑫钢宇公司。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国贸集团公司系以鑫钢宇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本钢销售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关系；本钢销售公司在与国贸集团公司订立合同之前，已收到鑫钢宇公司发出的委托函件，已知晓国贸集团公司系作为鑫钢宇公司的代理人与其签订合同，因此该合同直接约束本钢销售公司与鑫钢宇公司。国贸集团公司依照该合同主张权利，其主体不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国贸集团公司的起诉。
国贸集团公司不服原审裁定，提起上诉称：1、本钢销售公司在与国贸集团公司签订合同时，根本不知国贸集团公司与鑫钢宇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首先，原审法院以鑫钢宇公司2012年8月15日致本钢销售公司的函认定本钢销售公司知悉代理关系，而该函仅是鑫钢宇公司的单方声明，且未经追认，对国贸集团公司没有约束力，内容上也仅是委托国贸集团公司代为支付货款，并无证据证明委托国贸集团公司代理采购货物。其次，原审法院在本钢销售公司订立合同的时间上认定错误。混淆了合同订立与合同成立的区别。根据本案本钢销售公司的证据显示，本钢销售公司于2012年7月27日作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且在相关合同上盖章，因此，订立合同的时间应当是2012年7月27日。再次，原审法院认定鑫钢宇公司与本钢销售公司为合同相对人错误。鑫钢宇公司伪造国贸集团公司的印章之《购销合同》、《委托函》及其虚假陈述之委托付款函，本钢销售公司基于以上发货，而国贸集团公司向本钢销售公司付款是基于鑫钢宇公司伪造国贸集团公司的印章之《购销合同》，原审法院不顾鑫钢宇公司实施的欺诈行为，仅将本钢销售公司的交货与国贸集团公司的付款行为联系起来称之为合同履行。2、原审法院认定合同相对方为鑫钢宇公司和国贸集团公司的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鑫钢宇公司仅于2012年8月15日告知本钢销售公司由国贸集团公司代为支付货款，并不足以证明本钢销售公司知道国贸集团公司与鑫钢宇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第三人必须明确知道代理关系，原审法院将该条款的使用范围扩大至推定知道的情况。其次，上述法律条文要求第三人知道代理关系是在订立合同时，而本案中本钢销售公司订立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7月27日，鑫钢宇公司告知委托付款是2012年8月15日，因此，即使本钢销售公司推知了代理关系，也是在订立合同之后，原审法院认定讼争合同相对方为本钢销售公司与鑫钢宇公司系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即使本钢销售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了国贸集团公司与鑫钢宇公司的代理关系，讼争合同的特殊约定也仅约束国贸集团公司与本钢销售公司。合同明确约定“需方”、“收货人”均为国贸集团公司，即使本钢销售公司知悉代理关系却做出上述约定，也表明订立合同时本意是直接约束国贸集团公司和本钢销售公司。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关键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裁定撤销（2013）思民初字第11678-1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并由本钢销售公司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
本钢销售公司答辩称：1、本钢销售公司在签订讼争《产品购销合同》时，已完全知悉国贸集团公司与鑫钢宇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四方协议》的内容是对2012年度国贸集团公司代理采购事项的总结及相关遗留问题的处理，《四方协议》和相关《代理采购协议》足以说明本案的代理采购交易模式。2012年度《产品购销协议》和鑫钢宇公司的《委托函》也可以证明本钢销售公司知道国贸集团公司和鑫钢宇公司之间以“代付款”为主的代理关系。本钢销售公司二审时提交的证据也足以说明上述事实。2、本钢销售公司提交的鑫钢宇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手机和公证书，都可以证明本钢销售公司已按交易惯例交付了货物，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国贸集团公司已经就讼争合同对鑫钢宇公司进行了结算和催促欠款，其债务人是鑫钢宇公司，也证明了国贸集团公司向鑫钢宇公司追索欠款的具体情况，国贸集团公司对交货事实及其与鑫钢宇公司之间的债务总额，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和确认。国贸集团公司与鑫钢宇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3、本钢销售公司、国贸集团公司、鑫钢宇公司之间自2012年4月起发生钢材贸易往来，形成固定的交易模式，均是由鑫钢宇公司提货，国贸集团公司从未提出异议。本案的相关货物也是按照惯例交付给鑫钢宇公司，国贸集团公司对此是知情的，也向鑫钢宇公司追索欠款。只因鑫钢宇公司资金紧张，国贸集团公司追索未果，才起诉本钢销售公司，其目的在于转嫁自身经营风险。4、国贸集团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鑫钢宇公司出具的《委托函》是书证，国贸集团公司是否追认并不影响其效力。因三方之间有固定的交易模式和习惯，鑫钢宇公司委托国贸集团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主要目的是要其履行代付货款的代理义务，与委托函内容并不矛盾，也正因如此，才有本钢销售公司将货物直接交付给鑫钢宇公司的交易惯例和交付事实。上诉状中所述的“2012年7曰27日作出订立合同意思表示的相关合同”中所指合同不详。虽合同有部分印章系伪造，但并未违反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其余大部分印章是真实的，交易行为已实际发生，与之前的交易惯例也一致。本案讼争合同是《产品购销合同》，而2012年7月27日是本钢销售公司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订立《买卖合同》的时间，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截至2012年9月，本钢销售公司与国贸集团公司之间已多次发生并完成交易，文件的签订时间对本案已无实际意义。《合同法》第402条规定“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亦即合同的主体是委托人和第三人，该条款没有所谓“特殊情形”的规定，上诉观点无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裁定。
鑫钢宇公司未做陈述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审理中，本钢贸易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2014年5-12月，本钢销售公司与鑫钢宇公司《产品订货单》及本钢销售公司与本钢板材公司《买卖合同》，拟证明：1、国贸集团公司、本钢销售公司、鑫钢宇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一直为：鑫钢宇公司先向本钢销售公司发出产品订货单，之后本钢销售公司根据订货单与本钢板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然后国贸集团公司，依据上述订货单及买卖合同，与本钢销售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并与鑫钢宇公司签订《代理采购协议》，履行代理义务；2、国贸集团公司起诉所及的编号为FJH1208-14和编号为FJH1208-17的《产品购销合同》，与2012年8月本钢销售公司与鑫钢宇公司的《产品订货单》及本钢销售公司与本钢板材公司《买卖合同》，及国贸集团公司与鑫钢宇公司签订的《代理采购协议》中，产品的品种、规格、数量均一致。
国贸集团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均与本案无关，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订货单中体现的收货单位是本钢国贸代鑫钢宇公司，故是本钢销售公司代理鑫钢宇公司向本钢板材公司采购货物，与本案无关，是本案之外的法律关系，本案涉及的是国贸集团公司向本钢销售公司采购货物。
鑫钢宇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鑫钢宇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关的诉讼权利。
本院认为，本钢销售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系其与鑫钢宇公司或案外人之间的订单及合同，本案讼争合同为本钢销售公司与国贸集团公司之间的编号为FJH1208-17的购销合同，故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且本钢销售公司未在一审时提交上述证据，本院对以上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双方对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国贸集团公司是否有权依据讼争《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FJH1208-17）主张权利。
本案中，国贸集团公司因与本钢销售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提起民事诉讼，其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讼争《购销合同》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符合起诉的条件，国贸集团公司有权依据该合同提起诉讼。关于本案讼争《购销合同》是否能直接约束本钢销售公司和鑫钢宇公司，属本案的实体内容，故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国贸集团公司的起诉符合我国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和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3）思民初字第11677-1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审 判 长 叶炳坤
审 判 员 师 光
代理审判员 曹滢颖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黄轶君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