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铜中民二终字第000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松山，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保坤，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素萍，女，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素萍，女，汉族。
上诉人杨松山因与被上诉人李保坤、杨素萍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2014）印民初字第00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松山、被上诉人杨素萍并代表被上诉人李保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杨松山受聘于铜川市王益区王益法律服务所（简称王益法律服务所）。2012年2月20日，杨松山持王益法律服务所（2012）铜王区王益法代字第018号空白合同，由杨素萍签了李保坤的名字。约定由杨松山代理李保坤申请国家赔偿事宜，李保坤按赔偿标的额的30%支付代理费及报销差旅费。因李保坤未依约支付上述费用，2012年11月20日，王益法律服务所与杨松山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李保坤拖欠的代理费等转让给杨松山。杨松山据此向李保坤、杨素萍催讨代理费。杨素萍否认与王益法律服务所签订过代理合同，拒绝支付费用。2012年12月，杨松山诉至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后又撤回了起诉。经查，王益法律服务所称，杨松山挂靠在该所，以律师名义代理案件。所里挂靠人员为工作方便，持有盖章的空白合同，可以和当事人先办理手续，案件办完后将卷宗交回所里。杨松山代理李保坤的案件所里不知道，杨松山到所里办理债权转让协议时才知道。杨松山有所里的合同，所里认可。本案在庭审中，杨松山承认其在与杨素萍签订代理合同时，没有法律服务资质证书。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服务市场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符合司法部规定的执业条件和聘用程序，办理执业登记，领取《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第四十二条规定，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予以行政处罚。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应当具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第五十五条（三）项规定，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予以行政处罚。本案中，杨松山要求李保坤、杨素萍清偿债务，实质上是基于杨松山代表王益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王益法律服务所聘用不具备法律服务执业资格的杨松山，以该所名义签订法律服务合同，并进行诉讼代理行为。虽经王益法律服务所事后追认，即使该合同是真实的，也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王益法律服务所指派不具备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的人员代理案件，已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王益法律服务所和杨松山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无效。杨松山要求李保坤、杨素萍支付基于该合同产生的代理费、利息及差旅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松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元，由杨松山负担。
杨松山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合法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王益法律服务所与李保坤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也不违反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的规定。一审判决依据司法部的部门规章认定委托代理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双方所签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是为王益法律服务所讨要债务，并非个人收取案件代理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代理资格不妥，最多应被看作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间没有依法行使撤销权，除斥期间经过，其撤销权灭失。2、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申请对被上诉人在代理合同上签名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但是一审法院未委托鉴定即作出判决，导致本案关键事实不清。一审法院非法剥夺上诉人的权利，程序违法。3、代理人已经完成委托人指派的法律事务，委托人获赔150000元，依约应收代理费45000元，另需支付办案差旅费300元。被上诉人应当支付。
李保坤、杨素萍答辩称：被上诉人没有与王益法律服务所签定代理合同。杨素萍称，代理合同上李保坤的名字是不是自己代签的，记不清了。杨松山此前为被上诉人代理过其他案件，代理合同可能是上次的，这次被上诉人没有委托杨松山代理案件。杨松山不是律师，没有资格代理案件。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杨松山提供了王益法律服务所的聘用合同。该合同载明的聘用期限为“本合同的有效期三年，自二00九年元月一日起，到二0一二年元月一日止。”证明2012年2月20日签订上述委托代理合同时，杨松山既不具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质，也非王益法律服务所聘用人员。本院调取了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会谈纪要一份，王益法律服务所函一份。二审另查明，2012年6月27日，杨松山持有王益法律服务所函，以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名义参加了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组织的协商会议。李保坤在协商过程中表示“律师说的是我的意见”，说明其对杨松山的代理行为是认可的。杨素萍对杨松山参加协商并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李保坤认可其已取得了150000元的款项。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代理合同是否有效；2、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3、杨松山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1、关于代理合同的效力。杨松山提供了书面代理合同，缔约人一方是王益法律服务所，另一方为李保坤。杨素萍对合同上李保坤的签名是否系其代书拒绝回答，只是坚称未与王益法律服务所签订代理合同。从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座谈纪要等证据看，杨松山持有王益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函参加了协商过程，李保坤、杨素萍均参与了协商。李保坤本人对王益法律服务所指派杨松山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是认可的，杨素萍也未提出异议。王益法律服务所对与李保坤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亦表示认可。说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约定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书面代理合同存在瑕疵，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虽然，杨松山既不具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也非王益法律服务所聘用人员，但是杨松山并非委托代理合同的缔约方，其身份情况不影响代理合同的成立。因此，李保坤与王益法律服务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王益法律服务所指派不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从事法律服务的行为，应当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本案不予涉及。
2、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查明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人民法院有权就鉴定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如认为不需要鉴定，人民法院可以不组织鉴定。人民法院就鉴定问题做出决定，只有正确与否的问题，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经本院审查，书面代理合同签名的真伪，不影响双方代理合同关系的成立。杨松山申请鉴定的事项对查明案件事实确无必要，不属于必须鉴定的情形。一审法院依法驳回杨松山鉴定的申请，并不违反法定程序。
3、杨松山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的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应当由该所统一收费，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私自收费。同理，参照相关法律规定的精神，任何公民个人亦不得以提供法律服务的名义收取费用。王益法律服务所与杨松山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该所依法收取业务费的权利转让给杨松山，是变相允许个人收取业务费的行为。上诉人杨松山称，自己是为王益法律服务所讨要债务，并非个人收取案件代理费。但是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是，杨松山取代王益法律服务所成为债权人，收取的费用成为杨松山个人的财产，其实质必然是个人收取代理业务费用。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性质，法律服务所收取业务费的权利不得转让给个人。因此，王益法律服务所与杨松山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杨松山不能取得该项债权。
综上，虽然王益法律服务所与李保坤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但是王益法律服务所与杨松山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杨松山不能取得相应债权，不能成为债权人，无权要求李保坤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代理费、差旅费。杨松山的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虽然一审判决认定委托代理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但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处理结果正确，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2元，由上诉人杨松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 判 长 任平印
审 判 员 刘坤琪
代理审判员 海 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