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15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横街子村花墙子97号。
法定代表人：寇风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高鸽，北京市元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连志，男，1960年5月1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邓连志之儿媳），女，1988年3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波，女，1963年9月1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刘波之儿媳），女，1988年3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女，2009年1月10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于某（邓某之母），女，1988年3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女，1988年3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成亚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46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成亚信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高鸽，邓连志与刘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某之法定代理人兼被上诉人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成亚信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金成亚信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承担。事实和理由：金成亚信公司与邓国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邓国峰系刘喜磊雇佣员工。邓国峰发生事故时，不是因为金成亚信公司的工作外出，不属于金成亚信公司工伤范围。
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金成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
金成亚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无须支付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91300元；2.无须支付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丧葬补助金31338元；3、无须支付邓某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供养亲属抚恤金379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以金成亚信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支付丧葬补助金38778元；2、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3、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648000元。2016年5月31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1485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金成亚信公司支付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91300元；二、金成亚信公司支付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丧葬补助金31338元；三、金成亚信公司支付邓某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供养亲属抚恤金37920元；四、驳回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的其他仲裁请求。金成亚信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该院。
邓连志、刘波系邓国峰之父母，于某与邓国峰系夫妻关系，邓某系双方所生之女。2013年12月9日，邓国峰因交通事故死亡。金成亚信公司没有为邓国峰缴纳社会保险。
1.关于劳动关系，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主张邓国峰原系金成亚信公司员工，于2013年10月8日入职金成亚信公司从事司机工作，就其主张提交了朝阳仲裁委作出的京朝劳仲字[2014]第06331号裁决书，该裁决书认定：“于某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北京市死亡医学证明（复印件）及出事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均加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支队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的印章印迹，金成亚信公司未出庭质证，故本委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邓国峰发生交通事故时所驾驶的车辆为“福田”牌中型厢式货车，车号为×××，邓国峰当场死亡。出事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显示号牌号码“×××”、所有人为‘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此外，北京市死亡医学证明（复印件）显示邓国峰的死亡日期为2013年12月9日，生前工作单位是金成亚信公司。于某提交的证据己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邓国峰与金成亚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的工作期限属于用人单位应当掌握管理的事项。金成亚信公司未出庭未提交相关证据，故本委对于某关于邓国峰于2013年10月8日入职金成亚信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朝阳仲裁委作出裁决：确认邓国峰与金成亚信公司在2013年10月8日至2013年12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还提交了朝阳仲裁委的送达证明，显示：京朝劳仲字[2014]第06331号裁决书已于2015年1月16日以公告方式向金成亚信公司送达。金成亚信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表示上述裁决是错误的裁决，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金成亚信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谈话记录；2、寇风麟情况说明；3、仲裁申请书；4、税务登记信息；5、金成亚信公司的年检信息；6、仲裁开庭笔录；7、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的地址信息；8、机动车买卖合同；金成亚信公司主张其公司的运输分公司将车卖给了刘喜磊，因为刘喜磊未将车款交齐，因此车没有过户，还是在运输分公司名下；9、借款单；10、京朝劳仲字[2014]第06331号裁决书，金成亚信公司称确认劳动关系的那次仲裁，其公司不清楚开庭的事宜，只是收到了裁决书；11、物美配送中心司机行程表，该司机行程表上承运商显示为金成亚信公司，车号为×××，邓国锋，金成亚信公司称司机名称为“邓国锋”而非“邓国峰”；12、运输协议；13、企业查询信息；14、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金成亚信公司主张证据12到证据14的证明目的是交通事故发生时，邓国峰运输的货物是其公司承包给刘喜磊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时雨运输有限公司，也就是说邓国峰是为北京时雨运输有限公司工作；15、房山交通支队事故科的询问笔录；16、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7、刘喜磊身份证复印件。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对金成亚信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无法证明金成亚信公司的主张；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是金成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没有证明力；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金成亚信公司的主张，恰恰可以证明于某是依法申请劳动仲裁；证据4到6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于某是依法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也是依法审理的，不存在违法行为；证据7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系金成亚信公司分公司，无独立法人资格，依法应由金成亚信公司承担其权利义务；证据8到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无法证明金成亚信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复印的时间，按照法律规定公告期结束日视为送达金成亚信公司的日子；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述行程表在原仲裁和行政诉讼以及工伤认定时均出示了原件，上述原件均是从本案交通事故现场的车辆中由交警让邓国峰家属取得，恰恰可以证明邓国峰是为金成亚信公司运送货物工作途中发生的事故，应属工伤；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跟本案无关且该协议乙方为刘喜磊而后面加盖的却是北京时雨运输有限公司公章，明显前后矛盾；证据13到1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15该询问笔录是与原件一致，但不能证明金成亚信公司的证明目的且与事实不符；证据16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判决书并没有被告方出庭，审理的内容也不是金成亚信公司与邓国峰之间的劳动关系，最终的判决也未涉及金成亚信公司与邓国峰之间的劳动关系，且在该判决前已生效的劳动仲裁裁决书已认定金成亚信公司和邓国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金成亚信公司的诉讼主张；证据1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与本案无关。
2.关于工伤认定情况，2015年6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该《认定工伤决定书》显示“调查核实情况如下：邓国峰系金成公司员工。经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仲字[2014]第06331号裁决书确认邓国峰与金成公司自2013年10月8日至2013年12月9日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12月9日，邓国峰受单位指派在给物美送货途中出车祸死亡。单位2015年5月27日派人到我局接受调查时称，邓国峰非金成公司员工。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金成公司的观点我局不予采信。邓国峰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当日，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了《工伤证》，其中显示：“姓名：邓国峰，工作单位：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负伤时间：2013年12月9日，工伤类型：因工死亡”。金成亚信公司对工伤决定不服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朝阳区人保局）调查收集的证据能够证明邓国峰与金成亚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邓国峰在前往房山运送货物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邓国峰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前述规定中关于认定工伤的要求，朝阳区人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符合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金成亚信公司在朝阳区人保局调查过程中主张邓国峰不是其单位员工，非因其工作外出，不应认定工伤，但其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金成亚信公司向该院提交的证据亦不具有证明被诉工伤认定结论违法的证明目的，对其诉讼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朝阳区人保局收到第三人于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履行了受理、调查、告知、作出认定结论、送达等程序，朝阳区人保局履行程序的情况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朝行初字第579号行政判决书：驳回金成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金成亚信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京03行终199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劳动关系，金成亚信公司主张邓国峰不是其公司的员工，是刘喜磊雇佣的员工，与金成亚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刘喜磊并未到庭陈述相关事实，且已经生效的京朝劳仲字[2014]第06331号裁决书认定金成亚信公司与邓国峰自2013年10月8日至2013年12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现金成亚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该院对金成亚信公司关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
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另参照《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是指该职工的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第三条规定上条规定的人员，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并有下列情形之一，可按规定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一）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二）工亡职工配偶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三）工亡职工父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四）工亡职工子女未满18周岁的；（五）工亡职工父母均已死亡，其祖父、外祖父年满60周岁，祖母、外祖母年满55周岁的；（六）工亡职工子女已经死亡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孙子女、外孙子女未满18周岁的；（七）工亡职工父母均已死亡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兄弟姐妹未满18周岁的。综上，仲裁裁决认定邓国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及供养亲属抚恤金均不高于法律规定，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亦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判决：一、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91300元；二、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支付丧葬补助金31338元；三、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邓某支付二〇一四年一月至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期间供养亲属抚恤金37920元；四、驳回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金成亚信公司与邓国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已经生效的京朝劳仲字[2014]第06331号裁决书认定金成亚信公司与邓国峰于2013年10月8日至2013年12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亦确认邓国峰系金成亚信公司员工，并认定邓国峰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虽金成亚信公司不服该认定提起行政诉讼，但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及我院审理，均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现金成亚信公司在本案中主张邓国峰系刘喜磊雇佣的员工，但刘喜磊并未到庭陈述相关事实，且金成亚信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金成亚信公司关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处理并无不当。
邓国峰在工作期间因工死亡，按照相关规定，其近亲属有权要求金成亚信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审核定数额均不高于法律规定，邓连志、刘波、邓某、于某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金成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咸海荣
审 判 员 程 磊
代理审判员 常洪雷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刘佳钰
书 记 员 蔡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