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新都民初字第330号
原告赵世豪，男，198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岳池县，现住新都区，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成燕，女，1983年9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岳池县，现住新都区，身份证号：。（系原告妻子，特别授权）
被告刘正举，男，195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南江县，现住新都区。矸葜ず牛13026195405106057。
委托代理人候涛，四川北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赵世豪与被告刘正举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4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由速裁庭审判员罗勇于2015年1月22日在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世豪及其委托代理人成燕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正举及其委托代理人侯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6月12日，原告向被告所管理的维也纳商业广场二期天簇三十二停车场缴纳了2014年6月13日至2014年8月13日的停车保管费120元，委托被告为原告所有的新雅马哈摩托（车架号：LBPPCJLHZD0001612）进行保管看护。2014年6月29日下午5时许发现该车辆被盗，至今仍未追回。原告认为被告收取停车场保管费用，被告负有保障停车安全的义务，应保证其提供的场地本身的安全性及合理限度内保障车辆不因第三方的缘故毁损、灭失。但被告不认真履行保管职责，致使原告车辆丢失，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因原、被告就赔偿问题未能协商一致，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11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间接经济损失3500元。
被告刘正举辩称，原告所起诉的主体错误，被告刘正举系成都中鹏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并在该公司的安排下在维也纳2期地下室看管维也纳商业广场二期小区住户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因被告看管车辆的行为属于其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被告所就职的成都中鹏实业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因保管合同是保管人就有偿或无偿地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在约定的期限和应寄存人的要求返还该物的合同，而原告与被告未签订保管合同，原告也未将车钥匙与行驶证交付被告保管，故原、被告之间的关系系场地租用关系而非保管合同关系，应当认定为原告租用成都中鹏实业的停车场，原告自己应自行承担车辆丢失的后果。加之被告之所以向原告出具欠条，是由于原告的多次纠缠被告迫于无奈而出具的，不能构成被告的自认，故被告在法律上并没有赔偿原告损失的义务。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举出如下证据予以证明：
1、原、被告身份信息，以此证实原、被告主体适格；
2、由被告刘正举向原告出具的收到原告停车费的收据3份，以此证实原告缴纳天籁三十二停车费的情况，双方存在保管合同关系；
3、原告购车新雅马哈摩托（车架号：LBPPCJLHZD0001612）的销售单，计款11000元，证明原告丢失财产的价值；
4、由被告于2014年7月5日向原告出具的欠条1份，内容为“欠到赵世豪摩托车钱8000元，捌仟元欠到人：车场刘正举”证明被告所欠原告赔偿款8000元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刘正举对原告举出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两份2013年的收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2014年6月12日的收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认为与本案无关，且被告也无法确定原告的购车情况，故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份欠条的产生原因是需要说明的，原告的摩托车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丢失的被告也无法确定，被告认为原告的车是在外面丢失的，因为该小区的停车场内是从来没有丢失过车辆的，但因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赔偿，并带领很多人前往堵了停车场入口，后报了警，但是原告报警已经是在丢失车辆后3、4个月之后了，被告是迫于无奈才向原告出具的欠条，后原、被告协商，被告同意赔偿原告2000元，并将赔偿款给了原告，原告也出具的收条。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举出如下证据予以证明：
由原告赵世豪于2014年11月26日向被告刘正举出具收条1份，以内容为“今收到刘正举2000.00（人民币贰仟元整）摩托车赔偿款，赔偿总金额依2014年12月10日后法院判决为准”，此证实原告收到被告给付的现金2000元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赵世豪对被告举出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原告赵世豪于2014年6月13日起将其购买的新雅马哈摩托车停放于被告刘正举所管理的维也纳商业广场二期天簇三十二停车场内，并向被告交付了2014年6月13日至2014年8月13日的停车费120.00元。后原告车辆于2014年6月29日被盗，至今未追回，故原告认为被告不认真履行保管职责，致使原告车辆丢失，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要求被告承担赔偿义务。被告刘正举于2014年7月5日向原告出具的欠条1份，内容为“欠到赵世豪摩托车钱8000元，捌仟元欠到人：车场刘正举”，并于2014年11月26日向原告支付摩托车赔偿款200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和庭审笔录等为证。
本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平等协商、公平交易等原则缔结并切实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的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本案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何种法律关系。被告认为被告系成都中鹏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并在该公司的安排下在维也纳2期地下室看管维也纳商业广场二期小区住户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因被告看管车辆的行为属于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依据法律规定，被告认为应由用人单位即成都中鹏实业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正举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未向本院举出劳务合同、雇佣合同、工作证、工资表、银行工资卡入账明细等证据证明其与成都中鹏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且原告亦主张被告系本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故本院对被告主张其主体不适格的辩称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被告主张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场地租赁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不是场地租赁合同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在租赁合同中，标的物的质量等具体情况关系到承租方的权利。在缔结合同时，租赁物必须确定下来，且为承租方所中意。而在停车场停车时，车主对具体车位一般都不介意，因为车辆停放在哪儿要完全听从停车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属诺成性的双务有偿合同，其内容应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期限和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而且租赁合同中不允许出租方或租赁方行使留置权，并且承租人在租赁期满前返还租赁物的还构成违约。而停车场停放车辆主要凭据是收据或停车牌，它的内容简单，有的要缴费，有的不要缴费（如宾馆、饭店免费停车），车主无论停放多长时间，随时可以取走。车主如欠缴停车费，管理人员完全可以留置该车辆。最后，租赁合同所转移的是租赁财产的使用权，因而出租人对租赁物必须拥有合法的使用权。从目前停车场情况看，除极少数宾馆、商场所经营的较为规范的停车场外，大多数停车场都属于利用广场或街道占道经营，换言之，其对停车场地一般都未履行法律程序以取得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自然谈不上依法租赁车位的问题。由于车位租赁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而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规定》与国土资源部的有关规章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出租自己已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必须经政府国有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还必须依法办理登记手续。退一步说，避开停车场业主对住宅小区土地无使用权不谈，那么它将车位所占土地面积的使用权每次出租给需要使用停车位的人员时，都必须经过国土部门的批准和登记方为有效，但这在实际操作上是做不到的。因此，若确认本案为车位租赁关系，则该租赁合同因为违反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法定程序可能是无效的。另外，若从租赁的法律关系讲，一般情况下，承租人在自己租赁的场所内失窃，出租人并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本案根本无法被认定为场地租赁合同关系。本案当事人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也不是保管合同关系，理由如下：首先，保管合同的实践性特征要求其成立必须完成保管物的交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七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保管合同必须以物的交付为成立要件，而完成保管物“交付”的法律前提则体现为保管人对物的实际占有和控制。也就是说，保管物的交付必须转移保管物的占有。若占有的转移不能使保管人直接控制和管领保管物，则保管合同不能成立。虽然车辆的保管不同于其他物品的保管，但作为保管物时，它的交付也必须能够体现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对车辆的实际占有和控制这一本质法律特征。由于车辆本身的特殊性，使得保管人无法控制车辆的自由移动。因此，车辆保管的交付也应体现其特殊性，即除非是在全封闭式停车场中，车辆寄存人必须将能够控制车辆转移的车钥匙及行车证等交付给保管人后，才能完成对保管车辆的交付，保管合同才能成立。当然，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则属于特殊情形。在本案中，原告赵世豪停放车辆的行为根本未满足上述保管合同关系成立所要求的实质要件，在该车的钥匙并未交与停车场的前提下，车辆始终由原告实际保管，该车何时停放、何时开走皆由原告自行决定，停车场对该车出入并不能进行实际的完全控制和占有。其次，关于本案原告举出的停车发票是否是保管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八条“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之规定，作为保管凭证，除双方有交易习惯外，其应该记载保管物交付的时间、地点、当事人的名称、保管物的种类、性质、保管期限等事项。在本案中，原告赵世豪提供的停车场收据上既没有没有车号记载，也没有载明关于原告车辆车辆的停放、保管、领取、风险承担等权利义务，故该票据根本无法证明原告何时将何种车辆停放或领取于被告管理的停车场，因此本院认定此票据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所以并不能成为证明保管合同成立的凭证。最后，原告赵世豪负有证明车辆保管合同成立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原告赵世豪依据保管合同关系起诉，理应对该保管合同的成立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任何合同的订立都需要当事人双方必须意思表示一致。在本案中，原告主张保管合同关系，应依法承担证明双方具有签订保管合同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一致并订立保管合同的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原告赵世豪只提供了三张停车场管理收据，该票据凭证并未记载任何与保管合同有关的内容，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具有订立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被告刘正举在答辩中一再强调双方形成的是一种场地租赁的法律关系，也从侧面反映出双方根本没有订立保管合同关系的合意，双方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因此，在原告无法证明双方具有订立保管合同的合意且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本院认为，被告刘正举实际管理维也纳商业广场二期天簇三十二停车场，原告赵世豪向其缴纳了停车费，并将其所有的摩托车停放于被告管理的停车场，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即被告对原告的摩托车提供有偿看管的服务，并有义务保障其管理停车场的安全性及在合理限度内不因第三方的缘故致其所看管的车辆受毁损、灭失。被告收取的停车费不是作为保管费用，此时若发生车辆丢失，被告虽不能按照保管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但其停车已另行有偿收费，即意味着被告对原告所停放的车辆负有一定意义上的安全防范义务，因此应当根据其收费的数额与车辆的价值比率，参照车辆丢失保险与赔偿的标准，合理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关于确定本案被盗车辆损失赔偿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于2014年7月5日向原告出具的内容为“欠到赵世豪摩托车钱8000元，捌仟元欠到人：车场刘正举”的欠条系原、被告就被盗车辆损失赔偿数额达成的赔偿协议，被告虽主张是受胁迫出具的欠条，但未向本院举出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本院认定原、被告达成的赔偿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本院确定本案被盗车辆损失赔偿数额确定为8000元，对被告主张该协议无效的请求予以驳回。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间接损失3500元的诉讼主张，由于原告未举证证明因保管物丢失给其造成的间接损失，故本院对原告该请求不予支持。品迭被告刘正举于2014年11月26日向原告支付摩托车赔偿款2000元。品迭后，由被告刘正举赔偿原告赵世豪6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正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世豪赔偿款6000元。
二、驳回原告赵世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刘正举负担（此款原告已垫付，执行时一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 勇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