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0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金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龙耀兰，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桑波，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明，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静煜，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泽烽，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孙永忠，男，汉族，1961年5月16日出生。
原审被告栾绍梅，女，汉族，1960年7月9日出生。
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庄明、原审被告孙永忠、栾绍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3）深南法民一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2月29日，孙永忠、栾绍梅作为借款人，向庄明签署《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庄明先生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借期贰个月，自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借至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还。”该《借据》并显示：“抵押车辆：粤B××××5奥迪FV××××ATG发动机号码0××××5、粤B××××5欧雅TM××××1U发动机号码APK××××93、粤B××××V奥迪W××××B4H发动机号码CG××××886”，亦有手书字样：“我自愿将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作为抵押担保。”落款处有“孙永忠代栾绍梅”、“栾绍梅”的签名及红光阳公司的公章，并有案外人孙国卿作为见证人签名。
当日，孙永忠、栾绍梅作为借款人，签订了第一份《借款人补充条款》，内容为：“今有本人孙永忠、栾绍梅于2012年2月29日借到庄明先生现金（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借期二个月，我自愿于每月29日支付利息和服务费用按借款数额每月5%支付给出资人。”当日，孙永忠、栾绍梅作为借款人，庄明作为出资人，案外人张凤云、邓洁作为见证人，共同签署了第二份《借款人补充条款》，内容为：“借款人孙永忠，于2012年2月29日所借庄明先生现金壹佰伍拾万元整人民币，定于2012年4月28日还款，此借款如到期未还，所产生的滞纳金将按每天0.5%支付给出资人庄明先生，借款到期不还，出资人有权追讼借款人所有欠款的权利。”
2012年2月29日，庄明通过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3向孙永忠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6转款95万元；2012年3月1日，庄明通过其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户62××××××××××××68取款47.5万元，又存至孙永忠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户62××××××××××××72账户中。庭审中，庄明主张其余借款本金7.5万元为现金支付。
2012年4月29日，孙永忠、栾绍梅作为借款人，又签署《借据》一份，内容为：“我于2012年2月29日向庄明借现金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原来定于2012年4月28日之前还款，现因我业务还需要继续使用该笔借款，于是经庄明同意，我继续使用该笔现金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并定于2012年5月28日之前还清全部本金和利息，逾期按照借款总额的日千分之五计算向庄明支付滞纳金（原2012年2月29日借据中的抵押条款和补充条款在本次借款中继续适用）。”红光阳公司在日期处加盖公章。
2012年10月12日，庄明作为甲方，孙永忠、栾绍梅作为乙方，红光阳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了《延期偿还借款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同意乙方继续使用该借款人民币150万元至2012年11月28日，双方约定利息和服务费仍按借款额每月5%计付。乙方应于2012年11月28日前将借款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前期所欠利息人民币30万元（违约金未计）及本次利息和服务费人民币7.5万元一并支付给甲方。逾期支付，乙方还应按未付金额日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乙方未能如约偿还债务引发诉讼，乙方还应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二、乙方继续以下列车辆作为上述借款及利息、违约金的抵押：粤B××××5奥迪FV××××ATG发动机号码0××××5、粤B××××5欧雅TM××××1U发动机号码AP××××093、粤B××××V奥迪WA××××4H发动机号码C××××××××，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同时到车管所为甲方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三、丙方为甲方对乙方上述债权及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可能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服务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偿还上述债务，丙方应向甲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连带保证责任的期限自2012年10月28日起两年。”在该协议书末尾丙方盖章处，有红光阳公司加盖公章及栾绍梅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上述《延期偿还借款协议》并载明：“2012年4月29日，乙方到期未能偿还借款（期间支付了两个月利息人民币15万元）……乙方在2012年6月29日前又支付了两个月利息人民币15万元。”庭审中，庄明确认上述载明内容。孙永忠、栾绍梅亦确认已还利息30万元，但认为还款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应当折抵本金。
2013年1月5日，庄明为本次诉讼与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于当日向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6000元。2013年6月20日，其又与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合同》，约定本次代理实行风险收费，即律师费按人民法院判决书、调解书支持金额或双方和解金额的5%收取律师代理费。该笔风险代理律师费尚未实际支付。
另查，孙永忠、栾绍梅于1982年3月13日结婚，系夫妻关系。红光阳公司于2003年11月6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栾绍梅，股东为栾绍梅、栾某甲、孙某甲。2012年12月27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金波，股东变更为任某、徐某、于某、黄某。
在审理过程中，红光阳公司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粤南（2013）文鉴字第78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2年2月29日《借据》落款处孙永忠代栾绍梅文字下方“栾绍梅”签名、2012年4月29日《借据》借款人处“栾绍梅”签名及2012年10月12日《延期偿还借款协议》落款丙方法定代表人处“栾绍梅”签名笔迹均是栾绍梅本人书写；2、2012年2月29日《借据》担保处、2012年4月29日《借据》落款借款人处、2012年10月12日《延期偿还借款协议》落款丙方处“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印文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红光阳公司为此支付鉴定费35240元。
以上事实，有《借据》两份、《借款人补充条款》两份、《延期偿还借款协议》、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中国民生银行储蓄欠款回单及储蓄存款回单、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民事委托合同、结婚证、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资认定。
原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庄明向法院提交的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孙永忠、栾绍梅向其借款本金150万元，本院对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还款情况，孙永忠、栾绍梅已还利息30万元，其中超出法定标准的部分，应冲抵本金。庄明主张的利息及违约金标准，两项合并已超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超出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庄明主张30万元已还款项的具体日期为：孙永忠、栾绍梅分别于2012年3月1日、2012年4月1日、2012年5月1日、2012年6月1日还款7.5万元。孙永忠、栾绍梅对还款时间有异议，但庭后未提交相应情况说明，故法院采信庄明关于还款时间的主张。具体计算明细如下（见附表一）：
附表一
欠款金额（元）年利率四倍日利率还款时间借期计息天数还款金额（元）应付利息（元）冲抵本金（元）15000006.31%0.000691506842012.3.12012.2.29-2012.3.12天750002074.572925.51427074.56.31%0.000691506842012.4.12012.3.2-2012.4.131天7500030591.844408.21382666.36.31%0.000691506842012.5.12012.4.2-2012.5.130天7500028683.746316.313363506.31%0.000691506842012.6.12012.5.2-2012.6.131天750002864746353128999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债务应当清偿。”故孙永忠、栾绍梅应当向庄明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289997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6月2日起算，以1289997元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关于红光阳公司的担保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并未明确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担保必然导致该担保无效。对于封闭性公司，由于股东人数少，股东通常兼任公司董事或高管，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地分离，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类事项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但通常也不违背股东的意志。况且股东会决议系公司内部决策，债权人作为第三人，除非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否则债权人即为善意第三人，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中，不仅有红光阳公司盖章确认其担保行为，更有该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即栾绍梅签名予以确认。因此，法院认为，红光阳公司的担保行为有效。
另，庄明主张依《延期偿还借款协议》约定，其支付的律师费6000元、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1000元、查询费100元、及风险律师费10万元均应由各被告连带承担。但根据其提交的证据，仅律师费6000元、保全费5000元有相关发票予以佐证，法院确认其为本次诉讼支付律师费6000元、保全费5000元，其余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孙永忠、栾绍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庄明借款本金1289997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6月2日起算，以1289997元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被告孙永忠、栾绍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庄明律师费6000元；三、被告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对被告孙永忠、栾绍梅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原告庄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三被告共同负担（此款原告已预缴，不退，二被告应负担之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红光阳公司预付的鉴定费35240元，由其负担。
被上诉人庄明一审诉讼请求为：1、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立即偿还本金150万元；2、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自2012年6月29日起按照月5%支付利息至款项还清为止，且自2012年4月29日起按照日0.5%标准支付逾期利息至款项还清为止；3、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承担庄明为实现债权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6000元、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1000元、查询费100元、风险代理律师费10万元；4、三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担保行为有效，无法律依据。1、《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涉案担保系上诉人对原审被告夫妇向被上诉人借款之债务所提供的担保。其中，原审被告二为上诉人当时的大股东。因此，按照上述法律条款之规定，涉案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但是，上诉人并未就涉案担保召开过股东会，更不存在相应决议。显然，涉案担保违反了上述法律条款之规定。2、《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有关“《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并未明确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担保必然导致该担保无效”的认定是错误的。（1）该条款使用了“必须”词，说明该条款属于强制性规定，而非倡导性规定或任意性规定。（2）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具体性质、立法背景和宗旨来看，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由于1993年《公司法》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在实践中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高管滥用公司资产对外违法担保的情形时有发生，使得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与威胁。在此背景下，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在赋予公司对外担保权的前提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程序做了强制性规范。上述强制性规范，旨在保障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应遵循严格的决定程序，而且也警示债权人严格审查担保合同的签约程序，以防范担保无效的法律风险。有关公司担保的规范内容不仅约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且也约束担保债权人，从而遏制公司无序恶意担保行为的发生，可见《公司法》第16条在性质上属于效力性法律规范，对担保法律关系的所有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3）着重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是新《公司法》的宗旨。需要说明的是，能够操控公司为其债务提供担保的都是公司的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因此，如果《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将违反该规定的担保行为认定为有效的话，则必然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和公司自身的利益，这恰恰是与《公司法》的宗旨相违背的。（4）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封闭性公司，由于股东人数少，股东通常兼任公司董事或高管，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地分离，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类事项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但通常也不违背股东的意志”，上述认定是错误的。法律并未如此限定。如前所述，《公司法》的修改加强了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如果大股东恣意妄为，而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任意以公司资产为自己之债务提供担保，这难道不违背其他中小股东的意志？（5）司法实践中也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莫惠容等与苏自达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珠海市金世纪房地产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上诉案（下称创智信息案）。3、涉案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涉案担保无效。4、由《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权力在于股东会。而原审被告栾绍梅在未得到股东会授权的前提下，以上诉人的名义为其夫妇私人债务提供担保，属于越权行为。而对于原审被告栾绍梅的越权行为，被上诉人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因此，按照《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原审被告栾绍梅的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涉案担保当属无效。二、担保无效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一、二承担。1、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合同无效的，有过错方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2、被上诉人未履行审查义务。（1）《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强制性规定，担保法律关系的各方当事人及其利益相关者，均有义务予以遵守并约束自己的行为。即担保人应召开股东会并形成相应之决议，担保权人应审查相关担保行为是否通过股东会决议。因此，担保权人的相关审查义务，是《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强制性所赋予的。（2）被上诉人依法负有审查之义务，即在上诉人为两原审被告的借款提供担保时，应对担保的合法性予以审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审查只是形式上的审查，即只要审查是否有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即可，而不必审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与程序合法性。显然，这样的审查并不是苛求债权人，而是善意第三人为了保护交易的安全应尽之义务。纵观本案，被上诉人在接受上诉人的担保时，对涉案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决议，未予任何审查。而被上诉人应当知道没有股东会决议担保是无效的，且会损害上诉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但是，被上诉人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显然，被上诉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在创智信息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定相关担保行为有效，就在于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3、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是善意第三人，显然是错误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公司为股东进行担保之条件有着明确的规定，任何债权人在接受相关担保时，都必须履行形式审查的义务。而被上诉人将大量金钱出借给原审被告二夫妇，其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法律的规定的。但是，被上诉人却无视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尽到应尽的审查义务，放任原审被告栾绍梅从事损害上诉人及其他股东权益的行为，其当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4、对于涉案担保无效，上诉人并无任何过错。原审被告栾绍梅擅自以上诉人的名义为其夫妇私人债务提供担保，且未经过股东会决议。被上诉人在两原审被告未提供股东会决议的前提下，仍然接受上诉人的担保，损害了上诉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显然，案涉担保无效的责任完全在于被上诉人和两原审被告，上诉人对此无任何责任。此外，原审认定借款总额150万元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庄明实际仅提供了142.5万元借款，另外，原审关于利息的计算是错误的。被上诉人2012年2月29日转账95万元，2012年3月1日才出借47.5万元，但原审判决从2012年2月29日开始按照150万元本金计算利息错误，另外利率应按六个月以下计算，原审却按照六个月至一年的利率计算。原审判决认定的律师费缺乏证据证实，该款是否已经退还，被上诉人是否实际负担该笔6000元是不确定的。综上，上诉人恳请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庄明答辩称：一、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早已明确，以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规定作为担保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2期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与北京大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江苏银大科技有限公司等代理合同纠纷案件”，最高院在该案中明确：公司违反新修订《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定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二、上诉人的担保符合担保时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担保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出借款项时，上诉人的所有股东均为原审被告一、二的直系亲属，且原审被告二为大股东、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为公司资金周转已将自住房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向亲友四处借款，本案所借款项的实质也是为了盘活公司及上诉人的周转资金，借款目的与上诉人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原审被告二为筹借公司运转资金将公司财产作为担保符合担保时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需求，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审被告栾绍梅以法人代表身份提供的担保合法有效，没有超越其权限，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中，栾绍梅系当时公司法人代表、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公司作为担保并加盖公司印章，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超越法人代表的权限，而且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上诉人的担保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权限，因此，该担保行为有效。四、《合同法》的精神以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为目的，在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上，应遵循“宁使合同有效”原则。交易稳定与安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为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许多法律在制定时都考虑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果担保人都依公司法第十六条抗辩担保合同或者投资行为的有效性，不仅增加了担保权人的审查义务，更使得企业法人的公章、法人行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形同虚设，使交易相对人转而只注重董事会或股东会的书面决议，使得每一笔交易均必须有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才有保证，这显然违背了公司的立法初衷。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属于公司内部的决策程序，其目的在于限制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权限，防止他们滥用权限，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当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法定代表人违反这种内部约束机制，应通过内部责任追究机制解决，而不是通过外部追究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综上，涉案担保为有效担保，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于借款金额，原审被告栾绍梅、孙永忠在原审调查时均予以确认。关于律师费的问题，是被上诉人庄明主动解除合同，故没有退还。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调查后，上诉人向本院出具书面确认函，表示认可一审判决关于借款本金、借款利率、计算方式以及律师费等方面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因此，原审被告栾绍梅在未经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代表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庄明达成担保合意属于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对于该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的代表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以具体调整此类担保合同关系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认定本案有关代表行为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原审被告栾绍梅代表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签订的担保条款是否有效取决于被上诉人庄明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审被告栾绍梅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在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庄明知道原审被告栾绍梅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被上诉人庄明是否应当知道原审被告栾绍梅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是公司在提供担保前进行内部决策时的权力配置和审议程序，是典型的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权力行使的法律规范。而被上诉人庄明仅为一个普通的自然人，其在本案所涉纠纷中进行的是最普通的民间借贷交易，因此，在该交易过程中不宜苛求被上诉人庄明知晓公司法当中关于公司治理结构权力行使的法律规范。相反，原审被告栾绍梅作为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相对被上诉人庄明更有义务知晓公司法中有关公司治理结构权力行使的法律规范。被上诉人庄明在有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情况下相信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愿意对原审被告栾绍梅的借款进行担保，并不背离一个普通人的法律认知水平，亦不能成为认定被上诉人庄明并非善意相对人的充分理据。故原审认定本案所涉担保条款对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具有约束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如果原审被告栾绍梅的越权代表行为造成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或者该公司其他股东利益损失，有关受害人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原审认定的其他事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不再审查。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 墨
代理审判员 李东慧
代理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