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民再62号抗诉机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田某，女，195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河西区妇女联合会退休干部，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广文，天津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某1，男，198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中国足球协会员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广文，天津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某2，男，194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天津市钟表厂退休干部，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来友，天津永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伟，天津玖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某3，女，1954年7月1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文教用品七厂退休工人，住天津市河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来友，天津永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伟，天津玖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黄某4，女，1948年1月24日出生，美国国籍，天津市津畜皮件厂退休工人，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某（黄某4丈夫），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伟，天津玖臻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田某、黄某1因与被申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一中民五终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津检民监〔2017〕46号民事抗诉书，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民抗2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员赵必华、助理检察员张景志出庭。申诉人田某、黄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广文，被申诉人黄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来友、崔伟，�申诉人黄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来友、崔伟，被申诉人黄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某、崔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田某、黄某1提供的新证据遗嘱，足以推翻原判决。1996年遗嘱虽在原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但田某、黄某1在庭审结束后才发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的规定，田某、黄某1逾期提供新的证据的理由成立。该遗嘱虽有“立书人信某”“黄某代笔”的表述，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诉房屋为黄某、信某生前购置，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遗嘱内容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故1996年遗嘱并非代书遗嘱，而是自书遗嘱，不存在形式无效的情形。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证实1996年遗嘱中签名是真实的。故，1996年遗嘱作为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对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的判决。终审判决认定1000万元房屋补偿款均为遗产，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信某获得1000万元补偿款，系基于2011年与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在该两份协议中均未列明补偿款的构成。但2004年2月5日北京市西城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的《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载明，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对涉诉房屋的补偿包括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标准租部分货币补偿、房屋重置成新价款、对黄某5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等项目。该《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是对双方民事争议的处理，确立了对涉诉房屋依法�给予的补偿项目，在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信某未作出例外约定的情况下，双方约定的补偿款应包括《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所列全部补偿项目，即1000万元补偿款中包含了对黄某5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终审判决将1000万元房屋补偿款均作为遗产，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综上，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2015）一中民五终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且该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田某、黄某1称，其提供的1996年遗嘱是被继承人亲笔书写，对自己财产处分的真实意愿；原判决对遗产范围认定错误，本案涉及的拆迁款应为62万元，不应将本案其余938万元中含有补偿给申诉人的专项款也认定为遗产一并分割；申诉人对二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在分割遗产时也应考虑给申诉人多分，而不应平均分配，故本案应为遗嘱继承案件。黄某2、黄某3、黄某4辩称，不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抗诉理由不能成立。黄某5提交的1996年遗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认定为代书遗嘱，但是1996年遗嘱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构成要件。检察院的民事抗诉书中第8页第19行中表述不准确，该遗嘱不是田某、黄某1在庭审结束后才发现。2004年北京市西城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的《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并未实际履行，双方另行达成补偿协议，因此对双方没有约束力。黄某2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华支付原告应继承的房屋补偿款250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某2、黄某4、黄某5、黄某3系兄弟姐妹关系。父母黄某、信某生前共育有子女四人，即长子黄某2、长女黄某4、次子黄某5、次女黄某3，被继承人信某于2002年12月25日去世�黄某于2009年6月22日去世。二被继承人生前购买坐落北京市西城区房屋一套，产权登记在被继承人信某名下。2002年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对讼争房屋进行动迁，直至2011年11月9日黄某5向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提交声明一份，声明内容上方有被继承人信某署名，落款时间2002年11月22日，内容为“关于北京新开胡同房屋一切事宜由黄某5处理，该房屋属黄某5个人所有。”字条下方有黄某5所写：“本复印件与原件内容一致，情况真实，如有因使用本复印件引发的与原件内容不符的，或有法律责任及道德风险，由本复印件的提供者（原件持有人）黄某5承担相应责任。与北京市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声明人黄某5天津市和平区某某路某号，2011.11.9”。同时另书写承诺书一份：“本人黄某5，现住天津市和平区某某路某号，系北京市西城区房屋产�人信某（已故）之子。房屋产权人信某生前已委托我为此拆迁的委托代理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由我代为办理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搬离所居住房屋，领取拆迁补偿款等事宜。信某其他子女黄某2黄某4黄某3对此次拆迁补偿事宜的代理委托无任何异议。如今后本人及信某其他子女出现任何与此次拆迁补偿事宜有关法律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后果，与北京西都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2011年11月9日，黄某5以被继承人信某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北京市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西拆许字（2002）第62号，甲方（拆迁人）因为危旧房屋项目建设，需拆除乙方（被拆迁人）在拆迁范围内私产房屋；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款共计62万元……”。同日，双方再次签订北京市西城区�旧房改造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该协议又约定：“甲方需拆除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房屋。甲方除按照双方已签订的《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给付乙方拆迁款外，甲方另付乙方其他补偿款938万元……”。2011年11月9日，黄某5与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共同签订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各项补偿补助费领、付款凭证，领取项目一栏中注明货币补偿款62万元、补助938万元，合计1000万元。2011年11月21日，黄某5以转账形式领取上述1000万元。为此黄某2成讼至法院，要求平均继承该款项。庭审中，黄某5主张被继承人信某留有遗嘱并提交原件，内容为：“关于北京新开胡同房屋一切事宜由黄某5处理，该房屋属黄某5个人所有”落款信某并加印章，经质证黄某2及黄某4、黄某3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此黄某亦表示其所主张的遗嘱确系其个人所写，但是其母真实意思表示，并曾有其父母亲笔所书赠与其个人房产的遗嘱，因被偷窃无法举证。另查，就争议的1000万元补偿款的明细及来源，法院向北京西都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取证，该公司负责人就此解释为：“房屋于2002年进行拆迁，按当时拆迁办法，一是选择安置房屋交房款，二是外迁异地安置，三是货币补偿。到了2011年与信某家签订拆迁协议时，已经没有安置房屋，相距十年后，由于周边房价发生很大变化，考虑市场因素，原来弃房补偿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市场标准，参考北京市拆迁范围周边二手房的价格，签订了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拆迁协议中62万元是放弃两个三居室，一个两居室房屋补偿款。到2011年价格发生巨大变化，又签订185号补充协议，再补偿938万元。1000万元补偿款就是针对房屋的补偿，不包括其他因素的补偿性质...”一审法院判决：一、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房屋拆迁补偿款1000万元，由原、被告各继承250万元；二、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被告黄某5返还其已领取750万元，（其中给付原告黄某2250万元、被告黄某4250万元、被告黄某3250万元）；三、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黄某担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交付本院。黄某5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补偿款1000万元中，60.44%为黄某5一人所有；2.人民币8万元、美金若干元、红木家具一套四当事人平均分割；3.黄某5为被继承人购买墓地费用43342元四当事人平均承担。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4、黄某3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案外人黄某6作为黄某4一审期间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黄某6所持黄某4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未经相�公证认证。二审期间，黄某4明确表示委托案外人黄某6作为其在一审期间的诉讼代理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于黄某6在一审中代表其陈述的意见均予认可。本院二审认为，关于1000万元房屋补偿款是否均属遗产范围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调查核实补偿款发放的情况，认定涉案1000万元房屋拆迁补偿款均为被继承人所留遗产并无不当。黄某5虽主张该1000万元中60.44%的份额系补偿给黄某5的公司，应属黄某5个人所有，但黄某5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且与一审法院就1000万元补偿款的明细及来源的调查结果不符，故黄某5的该项主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在没有有效遗嘱的情况下，涉案款项由双方当事人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每人应当继承人民币250万元。关于黄某5主张其已尽到了法定赡养义务，应多分得遗产的意见，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黄某5主张遗产范围还应包括人民币8万元、美金若干元、红木家具一套应予平均分割以及黄某5为被继承人购买墓地的费用应平均负担的意见，因黄某5在一审中未予主张，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此亦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黄某5对此应另行主张。关于黄某5主张一审中黄某4的授权委托书存在瑕疵以及黄某6的代理人身份不合法，本案应予发回重审的问题，因黄某4委托黄某6进行代理系其真实意思表示，黄某4亦对黄某6的代理行为均予以认可且该代理行为并未损害黄某4的合法权益，亦未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故对于黄某5的该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期间，田某、黄某1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1996年3月13日，立书人信某、黄某代笔的遗书，证明被继承人生前留有遗嘱，本案应为遗嘱继承案件，而非法定继承；证据二、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1996年3月13日所立遗嘱的真实性。经质证，黄某2、黄某3、黄某4对田某、黄某1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二不予认可，鉴定系申诉人单方委托，不符合鉴定委托程序。笔迹鉴定只是针对遗书中“信某”“黄某”的签名进行鉴定，对遗书其他内容没有鉴定，不能证明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自书遗嘱的法定条件是立遗嘱人亲自书写，遗嘱的内容没有进行鉴定，不能确定是否由立遗嘱人本人亲笔书写，故不予认可。被申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出具分别于1983年7月26日、1983年8月18日作出的的公证书两份，证明案外人信某1子女黄甲、黄乙、黄丙、黄丁放弃对北京市西城区房产�承权，上列遗产由其母信某1继承；信某1将上述房产改为其姐信某所有，被拆迁的房屋并非黄某和信某共同购置，而是信某个人财产。经质证，田某、黄某1对黄某2、黄某3、黄某4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983年7月26日制作的公证书，本案的遗嘱是1996年3月13日所立，公证书目的是房屋登记在信某名下，而非放弃继承，不能达到被申诉人的目的。公证员作出的公证是对盖章进行公证，不能证明房产为信某个人所有，需要证据加以补强。根据黄某2的出生日期是1944年，按照时间推断，该涉诉房产为共同财产。对证据1983年8月18日制作的公证书，无法证明被申诉人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再审另查明，本案在检察机关申诉期间，本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某5于2017年5月3日去世，黄某5之妻田某、其子黄某1作为继承人继续申诉。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一致，对二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因黄某4系美国籍，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首先应确定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故本院确认中国法律应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对于申诉人提供的新证据1996年遗嘱，其内容如何理解及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2.1000万元房屋补偿款是否全部系被继承人名下房产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房屋拆迁补偿所得及如何分配的问题。围绕以上焦点，结合各方意见，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1996年遗嘱内容理解及效力问题申诉人主张其提供的1996年3月13日所立遗嘱为共同遗嘱�本院认为，共同遗嘱是遗嘱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遗嘱人共同订立一份遗嘱,对死亡后共同遗留的财产进行分割的一种遗产继承方式。我国立法对共同遗嘱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但共同遗嘱亦应符合遗嘱一般构成要件，即主体资格要求、形式要求、意思表示要求及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本案中，诉争房产系被继承人信某、黄某夫妻名下共同财产，二人有对遗产进行处置的权利，符合主体资格要求。在形式要件中，共同遗嘱应为订立人中一人书写，双方签字，注明日期，但是在本案中，在最后落款处为“黄某代笔，1996年3月13日”“立书人信某，1996.3.13”。若为共同订立遗嘱人则不应注明“代笔”，二人皆为立书人；从该遗嘱内容来看，立遗嘱人皆以第一人称“我”来表述，可以认定为立书人信某一人意思表示，不符合共同遗嘱中意思表示应�订立人共同意思表示的要求，故该份遗嘱不能认定为共同遗嘱，实为立书人信某一方意思表示，由黄某代笔订立的遗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信某所立遗嘱并没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代笔人黄某系利害关系人，故该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形式要件。二、关于1000万元房屋补偿款是否均为遗嘱财产的问题2004年2月5日北京市西城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的《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中载明，北京市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对涉诉房屋的补偿包括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标准租部分货币补偿、房屋重置成新价款、对黄某5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等项目，但经查证该裁决书并未实际履行�北京市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给付上述货币补偿款的前提是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二日内，信某一家搬至北京市大兴区临时周转。同时将原北京市西城区的私产房8间，腾空交申请人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拆除，自建房一并拆除。信某在收到裁决书后既未履行裁决内容，也没有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2011年11月9日，黄某5以被继承人信某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书中均没有包括对黄某5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等项目。故1000万元房屋补偿款为被继承人生前房屋拆迁所得，均应认定为遗产。综上所述，申诉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一中民五终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强审 判 员  赵会平代理审判员  祁 洁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马伟杰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