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赣行终3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胜开，男，汉族，1968年11月19日出生，住江西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浮梁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浮梁县朝阳大道45号。法定代表人邱晨阳，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洪顺华，该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辉来，江西昌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成开，男，汉族，1962年11月9日出生，住景德镇市浮梁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桂花，女，汉族，1953年8月12日出生，住景德镇市浮梁县。上诉人林胜开因其诉浮梁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2行初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林胜开1968年出生于浮梁县王××乡××组东××组，1991年与景德镇市昌江区吕蒙乡历尧村村民周爱荣登记结婚，1994年将户口迁入历尧村。2016年5月林胜开曾向浮梁林业局提交申请林权仲裁，后浮梁林业局林权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洪顺华曾到林成开家中进行调查并协调该林权纠纷，因一直协商未果，林胜开遂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浮梁县人民政府向林成开、朱桂花颁发的林权证。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农村林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依法承包或划分的林地享受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另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故林权证的颁发是以村民小组作为发包方，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承包对象。林胜开已经离开了本案所涉及林地村民组织，其户籍已经迁移，其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能成为林权的主体，不符合颁证登记的条件。至于可能涉及林胜开与原生家庭共同享有林地的经营成果等权益，可通过相关途径主张。综上，林胜开诉请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林胜开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林胜开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一直提出，在2005年-2006年间，被上诉人浮梁县人民政府曾颁发过林权证，且2005年间是以家庭为集体发的林权证后被收回。上述事实，林成来、朱桂花在庭审中已确认，上诉人亦提交了2006年浮梁县人民政府向其他人颁发的林权证加以证实，并一再要求浮梁县人民政府提供2005年、2006年的底册进行查证。但原审法院及浮梁县人民政府对于上诉人的请求均不予理会。上诉人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但原审法院却对上述事实不予认定，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二、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上诉人在案件受理后，分别于2017年7月19日、8月29日向原审法院递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和追加被告申请书，但原审法院却对接收上述申请书进行隐瞒，对上诉人追加被告于庭前上诉人还遭到法官喝止不能提及，对调查取证申请原审法院则从未给予上诉人任何回复，致使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无法了解到浮梁县人民政府在2005年以家庭为集体发的林权证相关信息及对浮梁县人民政府向林成开、朱桂花颁发的林权证无法进行明确。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上述行为，不仅剥夺了上诉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亦可能具有偏帮行为，明显对原本处于弱势的上诉人不公平。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其一，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递交了一本浮梁县人民政府于2006年向其他人颁发林权证，但原审法院却不予审核质证，并当庭退回；其二，关于林权问题，林成开、朱桂花对于上诉人分山均无异议，其中林成开在庭审中表示“当时我父亲划了大概四分之一给原告”，而朱桂花在庭审中则表示其他兄弟分得了一块她的山，若把那块山还给她，她就把山还给上诉人。这也说明了上诉人有权分得山。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浮梁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浮梁县人民政府向林成开、朱桂花颁发林权证程序合法。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规定，浮梁县人民政府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为林成开、朱桂花颁发林权证。林胜开在浮梁县人民政府为林成开、朱桂花颁证期间，并未依据上述规定提出异议申请或主张权益，之后在公告期内也未依法提出过异议，颁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之处。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的相关规定，农村林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承包经营的发包方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属期限是30—70年。本案林胜开在1994年就将户籍迁移，并离开本案所涉及林地的村民组织生活，其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当然不能成为责任承包经营对象。而本案涉及的新一轮农村林地承包开始于2004年，故此林胜开在诉讼请求中将林成开、朱桂花依法取得的责任承包经济林地作为争议的林权，明显缺乏法律依据。至于可能涉及林胜开与林成开、朱桂花之间原家庭（其父亲在世时）所承包林地的经营成果等权益，林胜开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另案主张。三、林胜开提出的2005—2006年的林权证问题无事实依据。依据《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林权制度改革始于2004年，前期是传达和宣传阶段，浮梁具体实施是在2005年，由于浮梁是林业大县，任务重工作量大，到本案所涉及林地的林权证的颁发时间是2007年，在此之前并未向林成开、朱桂花或其他人颁发林权证，林胜开诉称的2005—2006年颁发的林权证实属子虚乌有。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林胜开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林成开、朱桂花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期间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林业三定时期登记造册的载有林众贤的自留山登记表、2007年林成开、朱桂花的《林权登记申请表》、林胜开的居民户口簿等证据材料随案卷移送本院，经本院审查核实，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审期间林胜开提交的证明材料，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关于新证据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林胜开于1994年迁入景德镇市昌江区，其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其主张的涉案林地既有自留山也有责任山。本院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关于“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的规定以及第二十二条关于“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承包方承包集体土地需与发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且于承包合同生效时方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法定职责，且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承包方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需以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存在为前提。本案中，上诉人林胜开就诉争的责任山主张承包经营权登记需提供土地承包合同、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其他已获得承包经营权的证明材料等法定权属来源证明，但其并未提供其取得本案诉争责任山承包经营权的法定权属凭证。同时，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关于“林业三定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其原在农村的自留山的山权和天然林林权收归当地集体所有”的规定，林业三定后农村户口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的，其原在农村的自留山山权收归当地集体所有。本案中，涉案自留山虽有林业三定时期，以林胜开的父亲林众贤为户主的自留山登记表，但林胜开已于1994年迁入景德镇市昌江区且其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其依法不再享有涉案自留山的林权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关于“提起诉讼应该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以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而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上诉人林胜开起诉要求撤销被上诉人浮梁县人民政府就涉案林地的颁证行为，必须是该颁证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才能认定其与该颁证行为有利害关系。因林胜开既不能提供其主张涉案责任山承包经营权的法定权属凭证，又不再享有涉案自留山的林权主体资格，其与浮梁县人民政府就涉案林地的颁证行为无利害关系，不符合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规定，无权对此提起行政诉讼，应驳回起诉。原审驳回林胜开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2行初6号行政判决；二、驳回林胜开的起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退还林胜开。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 芬审 判 员  陈雯雯审 判 员  章 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万进福书 记 员  张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