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云05行终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隆阳区板桥镇高海社区村民委员会乌鸡村五组（以下简称高海村乌鸡村五组）。
负责人高晓丽，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隆阳区板桥镇高海社区村民委员会乌鸡村六组（以下简称高海村乌鸡村六组）。
负责人刘阿平，组长。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建忠，云南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安富，保山市隆阳区龙泉法律服务所土地事务法律服务部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隆阳区政府）。
住所地：保山市隆阳区永昌社区杏花路**号。
法定代表人段生荣，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安荣，云南援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顺才，保山市隆阳区林权管理服务中心主任。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隆阳区板桥镇高海社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海村委会）。
住所地：隆阳区板桥镇高海社区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李义云，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龙，云南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高海村乌鸡村五组、六组诉被上诉人隆阳区政府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17）云0502行初7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5日在本院1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海村乌鸡村五组组长高晓丽、六组组长刘阿平及委托代理人赵建忠、赵安富、被上诉人隆阳区政府委托代理人张安荣、刘顺才、第三人高海村委会主任李义云及委托代理人杨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973年原高海大队将该大队四、五、六生产队的部分山林集中为保留山进行统一管理，其中包括本案案涉山林。1981年成立茶山专业队对保留山进行管理。1991年以高海办事处为发包方，李吉贵为承包方，将保留山承包给李吉贵管理使用，党员、村干部、群众代表在合同书上签字或捺印，板桥镇政府、板桥林业站作为监证单位在合同书上盖章，见证单位是板桥法律服务所。2003年板桥高海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将高海村委会集体山地承包给朱国伟管理使用。2007-2008年进行林权制度改革，第三人高海村委会申请将案涉山林滩坑登记在其名下。2009年7月12日被告下属单位隆阳区林业局给第三人颁发了隆阳林证字（2009）第0002820943号0530502112700JDS00004《林权证》。2012年3月1日第三人将原承包给李吉贵的山林发包给胡国昌管理使用今。上述过程均有原告方的历届负责人在相关材料上签名或捺印。原告以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隆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于2009年7月12日颁发给第三人的隆阳林证字（2009）第0002820943号0530502112700JDS00004《林权证》。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规定，被告隆阳区政府具有对本案辖区内确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职责。根据国家林业局第1号令《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隆阳区林业局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后收集材料，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然后颁发林权证，被告的行政行为主体适格，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予以维持。关于原告提出被告未进行公示，原告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主张，在被告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中，案涉山林自1973年成为保留山后，一直由第三人作为权利人管理及发包。第三人申请林权登记时向被告提交的材料中，以及颁发了林权证后的案涉山林承包合同书中，均有原告方的组长签名或捺印；被告提交的《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显示被告进行了公示。原告的历届负责人知道第三人对案涉山林管理、申请登记、发包的过程并签字或捺印认可，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出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海村乌鸡村五组、六组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海村乌鸡村五组、六组负担。
上诉人高海村乌鸡村五组、六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7）云0502行初76号行政判决，依法予以改判（即撤销被上诉人颁发给第三人的隆阳林证字（2009）第0002820943号0530502112700JDS00004《林权证》（地名滩坑）。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1）一审判决篡改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将对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的书面质证意见交给法庭，均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一审判决简单草率归纳上诉人质证意见，篡改质证意见。上诉人提出第三人不符合申请颁发林权证的主体资格情形，是指不符合林资发[2007]33号《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一）项对申请颁发林权证的主体资格规定，但一审判决却篡改为“第三人没有所有权，没有申请对案涉山林为其颁发林权证的主体资格”；一审判决确认：“被告提交的两组证据，经质证原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完全篡改了上诉人质证意见的真实意思。（2）第三人虚报、谎报资料，被上诉人审查把关不严，导致案涉林地所有权登记发证错误。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存在申请主体不合法、违反法定程序和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但一审判决却完全采信。一是虚假公告问题，被上诉人提交的《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中写的公示期限是10天，第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写的公示期是7天，明显自相矛盾，一审判决予以采信；二是第三人申请出庭的5名证人，证人前言不符合后语，欲证明林改期间公告过，当问及公告内容时，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公告承包土地的事，所证明的公告内容与案涉林地登记发证毫无关系，但一审判决予以采信。2.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1973年，原高海大队将该大队四、五、六生产队的部分山林集中为保留山进行统一管理，其中包括本案案涉山林。”，歪曲了客观事实，真正的历史事实依据有1973年7月24日《关于高海第四、五、六队山林决定》一、二、三条规定，李学守山房子处“地基坪子”的3亩土地为保留山，属于四、五、六队所有。该地基坪子的3亩土地在乌鸡村（五、六队）与独家村（四队）交界处，占着乌鸡村（五、六队）与独家村（四队）各队的一部分土地，因此发生争议，当时经大队干部和三个队的干部协商解决形成决议，将该地基坪子的3亩土地定为保留山，在保留期内属于三个队所有，同时允许四队在该保留山建盖守山房子，并可开挖2分菜地。该《决议》第四条规定现有茶山属于三个队联营。很明显，该《决议》并不是规定乌鸡村（五、六队）与独家村（四队）所有的山林都属于三个队所有，也不是整体的山林土地，只有3亩保留山。除此之外，各队还有茶地、山林，如果说仅3亩土地，那么乌鸡村（五、六队）又何需李学守山32年。再者，《决议》对3亩保留山和茶地规定的范围是四、五、六队，并不是原高海大队。（2）一审判决认定：“1981年成立茶山专业队对保留山进行管理”错误。事实是，1981年成立大队专业队只对水清河洼子（原名小红坡、高家坟）的茶厂、茶山及赵家山（林改时命名滩坑、老龙洼、放牛坡）的部分茶地进行统一管理，而对案涉山林并没有统一管理。乌鸡村安排李学守护滩坑、老龙洼的山林一直到1992年。（3）一审判决认定：1991年第三人高海办事处将保留山承包给李吉贵使用，党员、村干部、群众代表在合同书签字或者捺印……故意歪曲事实，掩盖违法行为。李吉贵承包的并不只是保留山3亩，而是整个赵家山（含滩坑、老龙洼、放牛坡）360亩。党员、村干部、群众代表在合同书上签字捺印虚假，第三人搞了一份“1991年3月12日《山林承包签订合同到会人员》签名表”存在虚假性，一是到会人员签名均为一人笔迹所写，其中群众代表高延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当时不在家，在盈江帮儿子带娃娃，没有参加会议，签名捺印不是本人所为；党员高正禄提出不是本人签名和捺印；此外，表中所列乌鸡村（五、六组）党员高延相、高正法已故，无法对证；到会人员签名表存在暗箱操作。二是没有会议内容，也没有会议决议，所谓的到会人员也没有在合同书签字、捺印。按正常程序，应先召开会议，将山林承包事项提交会议讨论，形成会议决议，然后按照会议决议拟写合同书，最后签订合同。（4）一审判决认定：2003年板桥高海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将高海村委会集体山地承包给朱国伟管理使用。有原告负责人签名，该认定歪曲事实、庇护违法。第一承包给朱国伟的水清河洼子（原名高家坟、小红坡）的土地只是原大队专业队集中管理使用，其土地所有权一直属于乌鸡五、六组，从来没有依法变更过所有权。一审判决凭什么依据认定为高海村委会的集体土地。第二、该承包行为违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第三、该承包行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谓两委、组长会议没有会议内容，也没有会议决议。开会签名日期是2003年9月29日，同年10月1日才签订合同，乌鸡六组组长刘国富、五组党小组杨仕茜、高自明、杨有光、李凤鸣5人均没有参与签订合同，不可能知道承包合同具体条款和内容。既然召开会议，就应当有会议记录，记录提交会议讨论事项及会议决议，作为拟写合同依据。（5）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历届负责人在林改相关材料和2012年3月1日发包给胡国昌的山林承包合同签名、捺印，认定彻底错误。第一、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的提交证据证明，只有乌鸡五组刘开英以村两委成员的名义在《林权登记申请表》和《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中签名，但刘开英没有参加林改实施方案会议，不知道林改情况，虽然在《林权登记申请表》和《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签名，总认为高海村委会是申请办理林地使用权，且刘开英从来没有向本组村民透露该情况，原六组组长曾明宽并没有在任何材料上签名，不存在原告历届负责人签字、捺印的事实。第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告五组组长刘开英、六组组长曾明宽没有参加2012年2月14日《高海村委会山林承包工作会议》，二人不知道山林承包合同方案和内容，在2012年3月1日签订合同之前刘开英、曾明宽不可能也没有将承包内容通过村民讨论。2012年3月1日高海村委会与胡国昌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中关于地名、面积等合同内容与林权证登记的内容完全不相同。所以，该二人虽然在《山林承包合同书》上签名，也无法知道林改时将案涉林地所有权登记给第三人的事实。（6）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下属单位隆阳区林业局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后收集材料，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然后颁发林权证”纯属歪曲事实、践踏法律。被上诉人提交的《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中写的公示期是10天，而第三人提交《情况说明》中写的公示期是7天，自相矛盾，事实上根本没有公示。此外，假设进行公示，也不符合《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登记机关对已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公告期为30天”的规定，程序明显违法。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1）一审判决掩盖第三人签订山林承包和申报林改材料弄虚作假的事实，庇护被上诉人对申请主体、权属证明等审查不严和违反法定公告程序违法行为，片面认定上诉人自1973年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错误。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2）被上诉人在案涉林地登记发证中明显存在对申请主体、权属证明等相关材料审查把关不严，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民主、公告等法定程序，一审判决为掩盖上述情形，片面认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完全错误。《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林资发[2007]33号）第三条（一）项规定（即对林权登记发证审查申请人主体资格的规定），第三条（二）项2规定（林权发生变更，应到初始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第四条规定（严格审查把关，确保林权登记合法有效），第六条规定（严格依法行政，强化岗位培训，确保林权登记发证准确无误）；《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林权发生变更的，林权权利人应当到初始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第十条规定（法定公告期限为30天），第十一条（二）项规定（林权证明材料须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员自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规定（四）项规定（对民主程序的规定）；《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决定》第（五）条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第（二十）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的林改方案须经过村民会议表决通过），第（七）条规定（改革内容）。落实经营主体的“四权”是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二）、（三）、（五）、（六）项规定。
上诉人第一委托代理人认为：1.被上诉人颁发给第三人涉案《林权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1）被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没有达到法律法规要求的程度，且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一是林权登记表中第三人作为申请人自己出具权属证明，用于证明自己拥有涉案林地所有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具体内容与事实不符，填写的承包期限内容存在错误。被上诉人在审查时没有发现明显存在的错误。二是该权属证明中要求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户长代表签名及会议记录，但经过法庭调查并没有相应材料。（2）不能以承包合同书作为涉案林地权属证明，合同书仅能证明涉案山林以第三人发包，不能证明权属。根据1973年《关于高海第四、五、六队山林决议》，争议的部分林地写的很清楚是四、五、六队联合经营，1981年《关于茶山专业队问题的决议》也写明以第三人为代表，将全村茶地进行统一管理成立了专业队，只是证明相互投入的方式，没有对权属进行更改，上诉人在决议后一直认为涉案山林由第三人经营管理，因此对第三人的经营管理行为没有提出异议，但不等于第三人已经取得争议山林所有权。被上诉人以承包合同取代合法有效山林证明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国家林业局规定林权证明材料须合法有效，承包合同不能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山林的权属，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好依法审查职责。林权发生变更的，应当提交变更的证明材料，被上诉人认为是初始登记，而初始登记应当提交原始权属由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上诉人所有权的由来。（3）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进行过依法公告的有效合法证据，仅第三人提交了情况说明，隆阳区林业局没有权力委托第三人进行公示，且该情况说明是第三人自己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自己进行了公示，没有证明效力。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首先，一审法院忽略了两个问题，将承包合同书当作林权有效证明来看。其次，对举证责任承担方面，被上诉人没有对依法履行公告义务提交证据并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被告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关于本案的起诉期限，应使用不动产的起诉期限，适用二十年起诉期限规定，上诉人未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第二委托代理人补充：1.合法的林权登记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权属来源真实合法有效、无争议、程序合法。第三人的权属来源有承包合同、自己出具的权属证明和决议，被上诉人没有依法进行严格审查，不能仅因承包合同加盖了板桥镇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公章，忽略了权属来源不足的问题。2.对于公示问题，公示主体是林业主管部门，涉案林地权属进行公示的证据不足，无相关公示痕迹记录。3.林权登记申请表中登记的林木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4.涉案林地所有权不属第三人。上诉人承认第三人进行发包，同意承包，但不等同于认可权属归第三人。5.上诉人以前的组长签字不免除被上诉人公告的义务，被上诉人不公告，群众无法知悉。
被上诉人隆阳区政府答辩：1.一审判决对证据审查严格、采信正确。一审法院组织被上诉人、上诉人、第三人对证据进行严格质证，保障了当事人质证权利。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上诉人、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表述正确，即使三方的部分质证意见进行高度浓缩，是为了判决精简，不存在篡改任何一方质证意见。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涉案林地《林权证》申请档案材料：《林权登记申请表》、《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森林、林木、林地范围图》、《村（组）权属证明》、高海村委会与承包户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审批表》、《林权证》；第二组是适用法律法规依据。以上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依据第三人申请，依据《森林法》、《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对第三人颁发涉案林地《林权证》。所有材料真实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公示问题，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可知，第三人将公示在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的各个范围内进行了张贴（其中包括上诉人的小组范围）。公示时间为一个月以上，有些因没有撕，长期保留粘贴在墙上。当时粘贴人员为时任副主任的李仁义，其职务和工作经历恰恰证明了公示的事实。其他证人证言也能印证，林权制度改革前召开了会议，办理林权登记时（将林权确权第三人）在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的各个范围内进行了公示。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林权证》来看，公示时间2008年3月22日开始，本案林地颁证时间是2009年7月12日，时间间隔充分印证了公示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上诉状中所说虚假公告。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颁发给第三人高海村委会《林权证》的行为主体适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第三人申请林权登记时和取得《林权证》后均是知情的。（1）被上诉人颁发给第三人高海村委会《林权证》的行为主体适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2）上诉人在第三人申请林权登记时和取得《林权证》后对被上诉人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均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被上诉人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是依据《森林法》、《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作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是依法履行职责。一审判决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并无不当。（2）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在第三人2008年3月申请林权登记和2009年取得《林权证》后均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上诉人间隔8年以上时间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虽然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针对不动产直接提起诉讼的情形，是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受理的规定。本案已依法受理，上诉人起诉是要求撤销《林权证》，并非不动产，因此一审法院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第一款正确。综上，请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认为：1.被上诉人颁发《林权证》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涉案林地自1973年就权属问题达成了协议，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若干问题的规定，农民集体连续适用二十年以上的，归该集体所有，故被上诉人颁发给第三人《林权证》是正确的。2.林权登记的相关材料中有上诉人五组、六组以前组长对权属已经归第三人的签名认可，且经历了公示等相关环节，被上诉人颁证合法。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4.关于起诉期限，涉案林地在几次承包过程中，时任五组、六组的组长都予以执行，知道林权登记情况，在知晓情况下没有提出行政诉讼，在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丧失诉权。
第三人高海村委会述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判决正确，应予维持。1978年全民大搞多种经营，发展茶叶生产，当时大队同各生产队协调后，对涉案包括其他组的山林进行统一管理至现在近四十年，任何人没有提出过权属争议。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根据《六十条》确定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于下列原因发生变更的，按变更后的现状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于土地开发、国家征收、集体兴办企业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进行过土地调整的”的规定，同时根据该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的规定，案涉林木林地权属已归第三人。2.上诉人主张撤销林权证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期限，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案涉林权证于2009年7月12日颁发，颁发中上诉人的组长、代表均参加办理相关事宜，如与邻近村的山林纠纷和现场勘测等工作，如果有诉权，当时也应当知道享有诉权，时隔近九年，上诉人才提出，已超过诉讼期限，丧失了诉权，其诉求不应受法律保护。3.上诉人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应依法驳回上诉。一是案涉林权证是对第三人林权登记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上诉人早已因集体兴办企业调整林地原因丧失所有权，已不是该行政行为相对人，也不属于有利害关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该行政行为对上诉人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八）项的规定，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二是本案适用法律法规是《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人提交的材料符合该法规的条件和内容，具备颁证法定条件。第三人认为，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及第三人提交的林权登记申请，《高海村委会与承包户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村（组）权属证明》、《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等，因此第三人的申请符合颁发林权证的条件，被上诉人为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符合《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要求，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综上，第三人因集体兴办企业调整取得案涉林木林地权属，并实际使用近四十年，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第三人依照法律规定条件和程序取得林权证，颁证行为应受法律认可和保护，且颁证到现在长达九年，上诉人的起诉已过诉讼期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认为：1.坚持经一审提交的书面证据及证明目的和一、二审答辩中的观点。2.上诉人没有取得诉讼主体资格。以乌鸡五、六组名义起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涉及村民利益事项应当召开村民会讨论决定。本案中，一是上诉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更没有讨论决定书面材料，仅凭几个人的签字代替不了“决定”。二是村民签名有不实之处，其中五组外出务工人员82人、监狱服刑人员2人、不属本组人员5人、未成年人4人，六组外出务工人员42人、监狱服刑人员3人、不属本组人员10人、未成年人10人等不可能签名或签名也属无效，此外所有村民签名均出自一人之手，“花名册”样式一样，涉嫌故意操作、恶意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23号）“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修订后第二十四条）履行民主议定程序。”上诉人试图用部分村民签名代替民主议定程序，明显不合法，没有取得应有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起诉人无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3.上诉人认为的林木林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应首先适用行政部门确权前置程序，上诉人未经行政确权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驳回其起诉。本案争议焦点属于林木权属纠纷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森林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属于有关行政机关职权范围，人民法院应避免通过司法处理变相为违法确权，即法理上的行政确权前置程序，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上诉人未经行政部门确权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本案因集体兴办企业进行土地调整，应按变更后的现状确定集体所有权。人民法院审查土地林地行政管理机关对土地林地权属关系的确认事实，必须以合法的权属证件、历史档案资料和调查勘测记载等为依据，凡是基于以上法律事实所发生的，有利于双方生产、生活，有利于经济管理、公益事实，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土地林地权属转移的，都应予确认和保护。综上，上诉人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上诉人起诉行为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系林木林地使用权纠纷，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属行政确权前置程序（权属归第三人高海村委会已是不争的事实），现上诉人未经行政确权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请依法驳回上诉。
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隆阳区政府于2009年7月12日为第三人高海村委会颁发了隆阳林证字（2009）第0002820943号《林权证》，其中0530502112700JDS00004《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登记载明：林地所有权××隆阳区板桥镇高海村委会，坐落隆阳区板桥高海村委会，小地名滩坑，面积92.2亩，主要树种云南松，林种用材林，林地使用期70年，终止日期2078年12月31日，四至东孟官农户地交界、南孟官山洼子交界、西朱国伟桉树地交界、北朱国伟桉树地交界。被上诉人提交的1.2008年3月16日编号0530502112700JDS00004《林权登记申请表》，载明：申请人姓名（单位名称）高海村委会，林地所有权人、坐落、小地名、主要树种、林种、林地使用期、终止日期及四至与0530502112700JDS00004《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相一致，时任上诉人五组组长刘开英在该《林权登记申请表》中签名盖章；2.2008年3月16日《隆阳区板桥高海村委会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载明林地所有权人、四至、小地名、面积等与0530502112700JDS00004《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相一致，其中参与人时任上诉人五组组长刘开英在该《隆阳区板桥高海村委会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中签名盖章。2012年3月1日，第三人高海村委会作为发包方（甲方）与承包方（乙方）胡国昌签订《山林承包合同书》，载明“一、甲方将集体位于孟官村山林及××山林交界处（山林具体四至以林权证为准）名为赵家山的山林有偿承包给乙方经营、管理。山林共分三块，面积以承包给独家村李吉贵的合同面积360亩不变。……”，参加人员时任上诉人五组组长刘开英、六组组长曾明宽在该《山林承包合同书》中签名捺印。经核实，该《山林承包合同书》涉及相应争议林地。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隆阳区政府于2009年7月12日颁发给第三人高海村委会隆阳林证字（2009）第0002820943号《林权证》0530502112700JDS00004《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将涉案林地（滩坑）所有权确认给第三人高海村委会，颁发《林权证》前时任上诉人五组组长的刘开英分别在第三人2008年3月16日《林权登记申请表》、《隆阳区板桥高海村委会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签名盖章，认可第三人对涉案林地所有权申请登记、权属勘查；被上诉人于2009年7月12日为第三人颁发《林权证》，第三人作为发包方（甲方）于2012年3月1日与承包方（乙方）胡国昌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涉及争议相关林地，且载明承包“山林具体四至以林权证为准”，时任上诉人五组组长的刘开英、六组组长的曾明宽在该《山林承包合同书》“参加人员”中分别签名捺印，因上诉人自己没有《林权证》，此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上诉人已为第三人颁发了《林权证》，上诉人参与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明确了承包山林具体四至以《林权证》为准，因此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林权证》对争议林地登记内容。综上，上诉人自2012年3月1日之起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上诉人为第三人颁发了涉案林地所有权《林权证》，知道或应当知道颁证内容，因被上诉人于2009年7月12日颁发给第三人《林权证》时未告知上诉人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起诉期限从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2012年3月1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2012年3月1日）起最长不得2年，上诉人于2017年7月26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证据确凿，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17）云0502行初76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原告隆阳区板桥镇高海社区村民委员会乌鸡村五组、六组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何延武
审判员 李海斌
审判员 王甸芳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书记员 谢霄宵
附：本裁定适用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二）驳回起诉；
第七十九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对原审法院受理、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错误的，应当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受理的，在撤销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迳行驳回起诉。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