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108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渭西村。
法定代表人：周建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熟市锋达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常熟市尚湖镇颜巷村。
法定代表人：曹体谦，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合，江苏正大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熟市锋达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1民初3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部分，改判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上诉费由锋达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过高。锋达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利息损失或违约金损失高于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
锋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锋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常成公司支付货款3206260.70元；2、判令常成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货款本金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至一审判决生效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3、判令诉讼费由常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成公司登记设立于2001年5月16日，股东登记为周建牛、王新伟，法定代表人登记为周建牛。2009年12月26日，常成公司（甲方）与章新伟、陶敏江（乙方）签订《承包协议》，约定由甲方将其位于锦凯欧印染公司对面的东厂区交由乙方进行承包，承包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12年6月20日，苏州市常盈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盈公司）登记设立，股东登记为章新伟、翁永红、方瑢，法定代表人登记为章新伟。
一审庭审中，锋达公司表示章新伟自2009年开始承包了常成公司，2015年因为矛盾而不再合作。2010年开始，章新伟、周建牛以常成公司名义与锋达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由锋达公司供应煤炭。锋达公司所供应的煤炭由周建牛、章新伟共同使用。常盈公司设立后，锋达公司也与常盈公司发生了独立的煤炭供应业务。就常成公司名义发生的业务，常成公司现结欠锋达公司3206260.70元。锋达公司多次催讨未果。常成公司表示，章新伟与常成公司之间确系承包关系，但是锋达公司主张的业务不是常成公司的员工签收的。2012年章新伟设立了常盈公司。锋达公司本案中主张的业务可能是其与常盈公司发生的，与常成公司无关。所以应当驳回锋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庭审中，锋达公司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常成公司并进行了质证：
1、送货单87份，载明：时间为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收货单位为“苏州常成印染”、“苏州常成”、“常成印染”；送货单位为“常熟锋达”；签收人分别为“徐龙”、“刘振祥”、“王伟峰”、“周建牛”、“高元（云）林”、“邵建芬”等人；货物名称为“煤”、“水洗煤”、“混煤”等。上述送货单主要系由“徐龙”签收。锋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徐龙是承包人章新伟聘请的厂长，但周建牛也是雇佣徐龙的；高云林是周建牛聘请的厂长；邵建芬是徐龙聘用的；刘振祥是章新伟聘请的。这些送货单证明2012年6月至2013年1月，双方之间实际发生的煤炭供应情况。常成公司质证后认为：只有一份送货单是常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牛签字的，是因为当时章新伟不在厂里，其要求周建牛替他签字的。还有一张送货单是常成公司的员工高元林签字的，其也是代章新伟签收的。锋达公司提供的其他送货单，常成公司并没有签收过，签字人员并非常成公司员工，故常成公司不认可锋达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后来章新伟自己成立常盈公司，与其妻子翁永红为该单位的股东。所以常成公司认为锋达公司与常盈公司有业务往来，该部分送货单有可能是给常盈公司的供货。常盈公司的厂区与常成纺织印染在一个厂区，但并不是用一个锅炉。常成公司与章新伟签订承包协议时就写得很清楚，账目是分开的，不混同，当然所用的煤也是各自向各自的供应商所购买，常成公司也有自己的供应商。但经一审法庭要求后，常成公司一审庭审后未核实自己的供应商是谁。
2、煤炭进货清单9份，清单上签有“章新伟、翁永红2016.1.1”字样，载明：日期自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总金额为3617727.90元。上述清单每页上均签有“章新伟、翁永红2016.1.1”字样。锋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常成公司原来的承包人章新伟确认双方从2012年6月份开始发生了上述清单上的业务，与锋达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也是基本是一致的。锋达公司与常成公司发生的业务都是翁永红负责记账的，所以她都输入了电脑。翁永红做完账后还要送一份给周建牛的女儿，周建牛女儿是主办会计。这些清单在2015年之前就形成了，是翁永红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给锋达公司的。后来是章新伟先签字确认的，但没有写日期。2016年1月1日，锋达公司找到翁永红，翁永红在清单上签字并注明日期。二人签字时间相隔好几个月。常成公司质证后认为：上述煤炭进货清单签字时间显示是2016年1月，章新伟和翁永红系夫妻关系。翁永红又与锋达公司股东曹体谦是亲戚关系。常成公司有理由认为章新伟与锋达公司串通损害常成公司的利益。因为章新伟在2015年3月5日就失踪了，现常成公司及常盈拖欠货款的客户均在寻找章新伟下落。而锋达公司不仅能找到章新伟签字确认，还能从章新伟处获得其与常成公司签订的合同，可见锋达公司与章新伟的关系是不一般的。章新伟与翁永红两人的签字恰巧能说明上述煤炭是供应给常盈公司的，而不是给常成公司的。2009年与常成公司签订承包协议的是陶敏江和章新伟，如果是因承包关系就认定常成公司需要承担付款责任，那么煤炭进货清单上不应出现翁永红的名字，而应是章新伟与陶敏江的签字。常成公司曾经从陶敏江处了解到已开具发票的相应货款，章新伟已私下全部给付了锋达公司。常成公司质证后，锋达公司则表示翁永红与曹体谦系亲戚关系，也正因是亲戚关系，锋达公司才通过翁永红母亲找到章新伟的。
3、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54份，载明：开票时间为2010年7月31日至2013年1月27日，购货单位为常成公司，销货单位为锋达公司，价税合计4994054.10元。锋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锋达公司已经将部分业务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开具给了常成公司，价税合计4994054.10元，常成公司已抵扣。还有200多万元业务尚未开具发票，因为常成公司一直未付款。常成公司质证后表示：锋达公司已开具给常成公司的发票，常成公司均已收到，也进行了抵扣。但是因为当时章新伟没有自己的单位，所以其借用了常成公司的名义进行了开票。常成公司抵扣后的款项折抵了章新伟结欠常成公司的费用。
4、承兑汇票复印件1份，载明：金额为20万元，由常成公司背书给其后手。背书栏中盖有“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和“章新伟印”印章。承兑汇票复印件正面上签有“曹体谦2014年1.11”字样。锋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锋达公司最后一次收到常成公司的款项是常成公司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20万元。常成公司质证后认为：该份承兑汇票恰恰证明了章新伟是走的常成公司的帐户，这20万元是章新伟付的。在常盈公司成立以前，常成公司将帐户借给章新伟使用，并利用常成公司单位名义开具发票。但常盈公司成立后，章新伟基本就用自己的单位对外经营。
5、律师函及邮寄凭证各1份，证明2015年12月14日，锋达公司曾委托律师向常成公司发送过律师函，要求常成公司支付结欠的货款3205398.30元。常成公司质证后认为：锋达公司确实在2015年向常成公司发送过律师函，但具体内容常成公司记不清了。
6、承包协议复印件1份、银行印鉴卡复印件1份，载明：常成公司将其东厂区承包给章新伟、陶敏江，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中国建设银行留存的印鉴卡片上印有“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章新伟印”印章，常成公司在更换/送存印鉴通知上加盖了公章。锋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2009年12月26日常成公司与章新伟、陶敏江签订过承包协议。按照承包协议，常成公司授权章新伟有另外一套印章的，章新伟有权以常成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章新伟的签字是完全可以代表常成公司的。常成公司质证后认为：对承包协议是认可的。在常盈公司成立以前，常成公司将帐户借给章新伟使用。但常盈公司成立后，章新伟基本就用自己的单位对外经营。为何会有章新伟私人印章，常成公司法定代表人记不清了。
7、（2015）相黄商初字第0043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载明：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相城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立案受理了苏州某公司与常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该案中，苏州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2013年9月、2014年4月形成的加盖有“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或“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对账单2份。常成公司在该案中认可章新伟的公司是挂靠在常成公司的，业务是章新伟的公司直接与苏州某公司发生的。“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或“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章是由章新伟控制使用的，常成公司对印章的效力予以认可。在该案中，常成公司还自述章新伟的公司自负盈亏，常成公司不参与章新伟公司的经营，涉及发票抵扣、做账等内容，由章新伟公司提前准备资料，定期到常成公司财务处进行汇总。后相城法院判决常成公司支付苏州某公司相应的货款。本案锋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该判决可以证明章新伟手上的印鉴在2014年12月份仍在使用，更加证明章新伟加盖印鉴能代表常成公司。常成公司质证后认为：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8、常成印染与锋达物资开票与付款往来明细1份，载明：2010年7月31日至2013年1月27日，锋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常成公司以及常成公司支付锋达公司货款的明细情况，发票数为54份，开票总金额共计为4994054.10元，付款有承兑方式、转账方式，已开票部分总结欠款为1063668.30元。其中到2011年年底结欠338532.80元，2012年至2014年1月11日常成公司付款75万元。该明细上签有“章新伟翁永红2016.1.1”字样。锋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该份明细是常成公司方打印给锋达公司的。该明细与上述提交法庭的煤炭进货明细的签字形成时间是一致的，章新伟、翁永红的签字不是同一天。证明锋达公司与常成公司自发生业务往来开始，锋达公司共计开具了54份发票，以及常成公司付款情况。常成公司质证后认为：发票已经抵扣，对于已付金额是300多万，是章新伟走的常成公司的帐，具体只有章新伟与锋达公司清楚。章新伟有两个身份，一是常成公司的承包人，二是常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章新伟通过常成公司处走账的金额就是锋达公司开票的金额。
9、锋达公司与常盈公司之间的财务记账明细打印件4份，载明：就账目上显示，常盈公司至2016年结欠锋达公司货款802608.75元。
煤炭进货清单1份4页，载明：2012年11月2日至2013年12月10日，煤炭进货总金额为2226987元。其中前3页清单上加盖了常盈公司的公章。
送货回单134份（部分系以收款收据呈现），载明：时间为2012年7月13日至2013年12月10日，收货单位为“新常成印染”、“常盈印染”，送货单位为“曹”，收货一方签有“章”、“林永康”、“章公羽”、“周佃祝”等字样，货物名称为“煤”。上述送货单主要系由“章”签收。
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12份，载明：开票时间为2013年5月7日至2014年12月31日，购货单位为常盈公司，销货单位为锋达公司。
付款凭证复印件2份，载明：常盈公司曾向锋达公司付过款项20万元。
锋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这些业务是锋达公司与常盈公司发生的，是单独记账的，和常成公司之间是两回事。另外记账明细上往来账目是欠80多万元，但是不止这个数的，因为还有发票没有开具。因为章新伟先是承包了常成公司，后来在2012年又设立了常盈公司，常盈公司正式挂牌前，锋达公司不清楚具体名称，故与常盈公司发生业务时送货单上用的新常成印染。而锋达公司与常成公司是在2010年就已经有了业务往来。常盈公司具体工作地点与常成公司不在同一个厂区里面，机器设备也是不混同的。常成公司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1、锋达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恰恰证明锋达公司与常盈公司有业务往来。2、其次章新伟与锋达公司的煤炭进货清单上签字时间是2016年1月，是在常盈公司成立之后，且翁永红是常盈公司的股东及监事，章新伟与翁永红是共同签字，应认定为代表常盈公司，而不能代表常成公司。3、锋达公司不能证明清单所列货物是由常成公司单位员工签收。锋达公司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送货单签收人员除2张是常成公司单位人员外，其余均是常盈公司员工，并非常成公司单位员工。故锋达公司诉称300多万元是与常成公司之间的往来，常成公司不认可。另外，常盈公司自成立起在其自己的厂区生产经营，2012年下半年才搬迁至常成公司厂区生产经营的，由常成公司将厂房和锅炉出租给常盈公司。
10、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载明：2011年12月31日，章新伟（乙方）与周建牛（甲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由甲方将常成公司3号、5号、6号车间和门口大棚一半出租给乙方使用；甲方将大锅炉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大锅炉为共同使用，所用人工水电煤全部由乙方承担。双方各装汽表，乙方根据甲方使用汽吨数，按照双方同时生产天数时每吨汽的成本价格（人工水电煤），向甲方收取……。锋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章新伟与常成公司明确了共同使用锅炉。常成公司质证后认为：该合同为复印件，不予认可。事实上，章新伟和常成公司没有共用锅炉。但2011年至2012年之间，章新伟与常成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但没多久又签了一份解除协议。现在租赁合同与解除协议均找不到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庭审中，常成公司还向一审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锋达公司并进行了质证：
2011年至2013年常成公司员工工资发放表复印件、2014年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名册复印件，证明常成公司单位没有叫“徐龙”的员工。锋达公司质证后认为：1、对保单附属的名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工资结算表无法确认，都是常成公司单方制作的。2、这组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理由是常成公司承包给章新伟，法人代表周建牛也在，常成公司内部是两个分公司，即使常成公司提供的材料都是真实的，周建牛只对自己聘用的员工有支付工资的义务，对章新伟聘用的员工没有支付工资的义务。这组证据不能否认锋达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是章新伟聘用的，不能说明对外不能代表常成公司签收货物。锋达公司提供的发票、付款依据都证明常成公司对徐龙为主的签收行为是认可的。
一审庭审后，锋达公司还向一审法庭提交了2010年、2011年的送货单78份，载明：时间为2010年6月27日至2011年10月28日，收货单位为“常成印染”，送货单位为“曹”，收货一方签有“徐龙”、“章”、“翁”、“王伟峰”、“刘振祥”等字样，货物名称为“煤”。其中2011年6月12日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为“徐龙”。常成公司质证后认为：这些送货单非常成公司员工签收，所以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送货单是真实的，在常盈公司成立后，他们的签字也是代表常盈公司签字的。且2012年之前的送货单的台头为“常成印染”，而2012年后的送货单台头为“苏州常成印染”。常成公司同时表示综合锋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认定送货单上签字人员系常成公司员工，章新伟系常盈公司的，故除已向常成公司开具发票之外的业务往来，不能认为是以常成公司名义与锋达公司发生的。
一审庭审后，锋达公司还向法庭提交了（2016）苏0507民初241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载明：2016年5月20日，相城法院立案受理了常熟某公司与常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中，常熟某公司要求常成公司支付货款，并向法庭提交了2013年1月至2014年10月16日的送货单128份、承兑汇票复印件1份。送货单系由“章新民”、“章公羽”、“翁永红”、“章新伟”、“林永康”、“邹黎民”、“刘振祥”、“周佃祝”、“王才高”等人签收。该案中，常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相城法院经审理后查明：常成公司因经营需要在2013年至2014年间向常熟某公司购买五金配件，相应货物由常成公司的工作人员签收。后相城法院判决常成公司支付常熟某公司货款。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庭审后，法庭还发现，2016年3月2日，相城法院立案受理了常成公司与常盈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苏0507民初886号。该案中，常成公司要求常盈公司支付房屋租金及相关费用。常成公司提交给相城区人民法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所约定的租赁物、租金等内容与本案中锋达公司提交法庭的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中所约定的内容一致，合同签署时间也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锋达公司提交的承包协议及常成公司在其他法院诉讼中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2009年至2014年，章新伟与常成公司系挂靠关系，章新伟以常成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生业务往来。锋达公司就煤炭业务开具给了常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常成公司也已经进行了抵扣，章新伟也以常成公司名义向锋达公司支付过货款，故一审法院认定锋达公司与常成公司之间发生了煤炭业务买卖业务往来。锋达公司提交的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的87份送货单、煤炭进货清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承兑汇票、律师函、承包协议、开票与付款往来明细、2012年之前的送货单等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案中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的相应业务是章新伟以常成公司名义与锋达公司发生的。结合章新伟及翁永红出具的进货清单上载明的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的货款总金额3617727.90元、章新伟及翁永红出具的开票与付款往来明细上载明的2011年年底欠款为338532.80元以及2012年至2014年1月11日常成公司付款7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常成公司现结欠锋达公司的货款为3206260.70元。常成公司仅对锋达公司已开具发票的部分予以认可，对于其他业务认为系锋达公司与常盈公司发生，但常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锋达公司的主张。相反，锋达公司承认其与常盈公司另外有业务往来，并提交了相应的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煤炭进货清单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认为常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章新伟与常成公司系挂靠关系，锋达公司自认“徐龙”、“刘振祥”等人系章新伟雇佣的员工，所以常成公司关于“徐龙”、“刘振祥”等人不是常成公司员工的主张不能阻却锋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至于章新伟与常成公司的内部结算，应当由章新伟与常成公司另行结算。故一审法院对锋达公司要求常成公司支付货款3206260.7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锋达公司曾向常成公司发送过催款函，故现要求常成公司自2017年4月6日起至一审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的主张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据此，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常熟市锋达物资有限公司货款3206260.7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3206260.7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6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上述款项如采用转帐方式支付，请汇入常熟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常熟方塔支行，账号：62×××69。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44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7443元，由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锋达公司预交的诉讼费由一审法院退回，常成公司负担的37443元由常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关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常成公司未向锋达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构成违约，现锋达公司主张常成公司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自一审起诉之日起至一审判决生效之日止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常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水娟
审 判 员 蒋毅颖
审 判 员 李晓琼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陆 庆
书 记 员 严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