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6民初7096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金龙新街***号***室。
负责人：彭立新，主任。
被告（反诉原告）：陈爱军，女，1967年5月8日生，汉族。
被告（反诉原告）：杨春豪，男，1993年4月13日生，汉族。
被告（反诉原告）：杨水江，男，1941年7月19日生，汉族。
被告（反诉原告）：黄美方，女，1944年8月7日生，汉族。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再明，男，1962年2月7日生，汉族。
原告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诉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6年4月6日，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提起反诉，本院决定立案并进行合并审理。2016年9月29日，本院作出（2016）沪0116民初2641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原告不服而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5月8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负责人彭立新、被告陈爱军、杨春豪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再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共同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71,252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0月，四被告委托原告为其代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同年11月13日，双方签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一份，约定一审期间的律师服务费以《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第二条规定，律师服务费为71,252元，四被告应于2015年11月18日前支付。签约后，原告按约指派彭立新律师承办受托事务，履行了全部诉讼代理义务，该案经法院判决后，对方也已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可是，四被告并未按约支付律师服务费，原告遂起诉来院。
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辩称：本案争议的关键是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的来源问题，合同是违法所得，合同记载的签约时间是2015年11月13日，但真实签约时间是2015年11月15日，这由被告陈爱军与彭立新律师之间的通话记录和原审证人张翠娣、吴文华、沈桂宝的证词可以佐证；2015年11月15日，彭立新律师电话通知被告方去律所签约，但被告陈爱军明确表示被告杨春豪在外工作、无法前来，后被告陈爱军与前述三位证人一起去了律所，彭立新律师拿出一叠材料让我们签字，证人张翠娣表示其不是当事人就不用签了，被告陈爱军本人签字了，其他被告的名字由证人代为签字，而且当被告陈爱军看到材料中有显示律师费38,000元时，就向彭立新律师提出异议，彭立新律师表示是律师费是虚高的，为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需要。据此，四被告以对律师费用、签约时间、签约地点构成重大误解而向本院提起反诉，请求判决撤销2015年11月13日签订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请求判令原告赔偿四被告精神损失费71,252元。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一份，以此证明原、被告间因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而成立委托代理关系，且双方就律师费进行明确约定；2、委托书一份，以此证明四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出庭的事实；3、民事起诉状及赔偿费用清单各一份，以此证明原告依约履行代理事项的事实；4、民事判决书一份，以此证明法院确认了原告的代理行为，且该案已经执行完毕，原告提供了全部代理服务；5、上海市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及计算依据，以此证明原告按照最低标准计算律师费的事实。
经质证，关于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委托书、民事起诉状及赔偿费用清单，四被告确认经朋友介绍而委托原告作为代理人的事实，但表示其中只有被告陈爱军系本人签名，其他三被告系他人代为签名，且落款日期应为11月15日，同时还表示上述材料是一并签字的，而其中具体内容被告陈爱军在签字时并不清楚，被告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对上述材料的具体内容也不清楚；关于民事判决书，四被告对此无异议、并表示愿意按照判决书确定的律师服务费10,000元支付给原告；关于上海市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及计算依据，四被告表示对此并不清楚，原告也未向被告出示过或者解释过，且在被告陈爱军签字时，彭立新律师表示律师费是由交通事故的肇事方承担。
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为证明其抗辩和反诉主张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彭立新律师与被告陈爱军于2016年1月13日第一商谈律师费的计算草稿一份，以此证明原告确认的律师费是62,252元；2、被告陈爱军与彭立新律师之间的通讯记录，以此证明被告陈爱军的陈述均由通讯记录可以佐证；3、四被告代理人王再明与彭立新律师的微信记录，以此证明彭立新律师向被告陈爱军催讨过律师费、四被告代理人王再明曾询问彭立新律师关于律师费应付的数额；4、证人张翠娣、吴文华、沈桂宝的证词，以此证明彭立新律师拿了一堆材料说是开庭需要的，要求签字，但被告陈爱军表示只有其一人来了，被告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未曾同来，彭立新律师说没有关系，可以代签，所以，被告陈爱军签字后，其他三被告的名字由三位证人代为签字；5、投诉事项处理决定书一份，以此证明按照规定和常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律师费不超过10,000元；6、被告杨春豪与刘法官的谈话录音，以此证明被告陈爱军是受害者；7、金额为38,000元的律师费收据一份，以此证明原告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向法院提交的，但事实上四被告并未支付过该律师费；8、鉴定报告及照片，以此证明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在签字时有部分条款是空白的，关于律师费的数额是原告事后添加上去的。
经质证，关于律师费计算草稿，原告确认是按照最低标准计算的清单；关于通讯记录，原告确认是其与当事人之间的联系记录；关于微信记录，原告确认其内容是真实的；关于证人证词，原告确认被告陈爱军系本人签字，确认证人陈述代为签字的事实，但认为证人是被告陈爱军的朋友及亲戚；关于投诉事项处理决定书，原告表示没有异议；关于被告杨春豪与刘法官的谈话录音，原告表示与其无关；关于律师费收据，原告确认被告未支付过律师费，但认为是为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起诉证据的需要而虚开的；关于鉴定报告及照片，原告表示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并不熟悉该鉴定机构。
经审核，原告提交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委托书、民事起诉状及赔偿费用清单，四被告只是对其中律师费的数额及被告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的签名持有异议，但鉴于四被告确认委托原告作为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代理人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但关于律师费的具体数额需结合本案事实和其他相关证据再作认定；原告提交的民事判决书，系生效判决，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上海市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及计算依据，其中律师费收费标准，系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本院予以采信，律师费计算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并未得到被告方的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核，四被告提交的律师费计算草稿、通讯记录、微信记录、投诉事项处理决定书、鉴定报告及照片等证据，原告对此并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四被告提交的证人证词，原告确认证人代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签字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四被告提交的谈话录音，系被告杨春豪未经刘法官的准许而录音，其中内容未经刘法官的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四被告提交的律师费收据，虽然双方均确认未实际支付过该律师费，但鉴于该证据系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确定律师费的基础，本院对此可以采信。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被告陈爱军之夫杨卫东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杨卫东之妻陈爱军、杨卫东之子杨春豪、杨卫东之父杨水江、杨卫东之母黄美方经朋友介绍而委托原告代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诉讼事务。2015年11月13日，原告方承办律师彭立新通知被告方到其律师事务所办理委托手续，被告陈爱军按时赴约、被告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因故未能一同前往，彭立新律师代表原告与被告陈爱军签署了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委托书、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民事起诉状及赔偿费用清单，上述材料中被告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的签名、彭立新律师让陪同被告陈爱军的证人张翠娣、吴文华、沈桂宝代为签署。此后，彭立新律师作为四被告的代理人向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交通事故的肇事方及相关保险公司赔偿损失，其中四被告主张的赔偿费用清单中律师费为38,000元，且彭立新律师作为四被告的代理人和被告杨春豪一同出席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庭审。2015年12月18日，本院作出（2015）金民一（民）初字第4164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判决支持的律师代理费为10,000元。判决生效后，肇事方及保险公司及时履行了判决书确定的赔偿义务，四被告领取了相应的赔偿款。2016年1月13日，彭立新律师依据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要求被告陈爱军支付律师费62,252元，被告陈爱军未予同意。
原审中，四被告认为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中律师服务费“柒万壹仟贰佰伍拾贰元整”，系原告事后添加、与其他条款并非一次形成，特提出痕迹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上海锦曼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经鉴定，确认未发现“柒万壹仟贰佰伍拾贰元整”等文字与其他条款文字不是一次形成的痕迹特征。四被告为此支付鉴定费5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一是委托律师代理合同是否可以撤销，二是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应当支付的律师服务费是多少。
关于委托律师代理合同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主张因就律师费用、签约时间和地点构成误解而与原告签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四被告对委托原告代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诉讼事务并无异议，原告指派的彭立新律师代为书写起诉状、代为向法院起诉立案、并出席庭审，四被告对此并无异议，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判决生效后，四被告对彭立新律师提供的代理服务并无异议。由此表明四被告对于委托原告并由原告指派彭立新律师办理代理事项、以及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不存在误解。关于彭立新律师代表原告与被告陈爱军在原告办公场所签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的事实，彭立新律师与被告陈爱军对此也不存在误解，至于签约时间是11月13日还是11月15日，并不能据此否认四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诉讼事务的事实，故不能因此认定被告方构成误解。彭立新律师与被告陈爱军均确认合同中被告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的签名由他人代签，只能说明彭立新律师执业行为不严谨、不规范，但也不能据此认定被告方构成误解。关于律师费用数额的争议，只能说明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在签约时已经协商一致，原告按照合同收取律师服务费依据不足，但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对委托合同存在误解、也不能否定委托合同的成立。因此，双方签订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构成重大误解的情形，四被告主张应予撤销，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被告基于撤销委托合同而要求原告赔偿精神损失71,252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应当支付的律师服务费的数额问题。首先，原告依据委托律师代理合同，要求四被告支付律师服务费71,252元，依据查明的事实，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在签署时存在瑕疵，可原告又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就被告方应付的律师服务费为71,252元已经协商一致，故原告要求四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其次，依据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审理情况，虽然原告向法院提交了金额为38,000元的收据，但双方均确认并未实际支付，虽然被告陈爱军在签字时、以及被告杨春豪在出庭时知晓了彭立新律师向法院提出的律师费是38,000元，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就被告方应付的律师服务费为38,000元已经协商一致的事实，故不能认定被告方应付的律师服务费为38,000元。再次，在四被告领取赔偿款后，彭立新律师与被告陈爱军协商律师费时，曾提出按照律师收费标准计算的律师服务费为62,252元，但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只能说明是原告的单方意思表示，也不能作为认定被告应当支付的律师服务费的数额。最后，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中约定，律师服务费按照政府部门规定收费标准收取，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已经就收费标准告知被告方、且被告方同意按收费标准支付律师服务费，故本院不能按照收费标准确定被告方应当支付的律师服务费的数额；按照司法实践，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法院可以支持的律师服务费的最高限额是10,000元，就彭立新律师代理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而言，生效判决确定的律师服务费也是10,000元，庭审中，被告方亦表示同意按照判决书的确定支付原告律师服务费10,000元，因此，在原告未举证证明已经就法院判决支持的律师服务费数额与按照收费标准收取的律师服务费数额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明确告知被告方，且被告同意另行按照收费标准支付律师服务费的前提下，按照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判决确定的律师服务费10,000元、作为认定被告方应当支付的律师服务费，是恰当而合理的。
关于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在原审中支付的鉴定费5000元的费用承担问题，因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证明四被告申请鉴定事项的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依法应由四被告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人民币10,000元;
二、驳回原告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其余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的反诉诉讼请求。
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2元，由原告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负担742元，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负担50元，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反诉案件受理费791元，由被告陈爱军、杨春豪、杨水江、黄美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高丽宏
审判员 钱 静
审判员 王庆廷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崔 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
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
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