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7民终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世云，男，198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洛，男，197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阳江市江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红艺，女，198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小伟，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爱芳，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东越星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号*楼****房。法定代表人：许泽荣。上诉人黄世云因与被上诉人曾洛、叶红艺，原审被告广东越星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越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6日作出（2014）阳城法民二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黄世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4月4日，黄世云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曾洛、叶红艺互负连带责任立即支付货款575382.88元及利息（其中314821元的利息从2010年5月18日起算；8800元的利息从2010年5月31日起算；225元的利息从2010年6月4日起算；202656.88元的利息从2010年6月15日起算；12880元的利息从2010年7月9日起算；36000元的利息从2010年7月23日起算；上述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项时止）给黄世云。2、越星公司对上述货款575382.88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曾洛、叶红艺、越星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0年5月18日开始，黄世云向曾洛供货，其中：2010年5月18日，曾洛应付货款为314821元；2010年5月31日，曾洛应付货款为8800元；2010年6月4日，曾洛应付货款为225元；2010年6月15日，曾洛应付货款为202656.88元；2010年7月9日，曾洛应付货款为12880元；2010年7月23日，曾洛应付货款为36000元。上述款项共计575382.88元，黄世云多次催促曾洛支付所拖欠的货款，但曾洛一直拒绝给付。黄世云无奈曾向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派出所报案。叶红艺是曾洛的配偶，上述债务发生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叶红艺应承担连带责任。曾洛一审答辩称：（一）曾洛不需要承担本案的任何法律责任，因为黄世云未能提供与曾洛之间的买卖合同以及其他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关证据，而本案真正的材料需方即合同相对方是越星公司，即黄世云起诉对象错误，曾洛不需要承担本案的任何法律责任。（二）曾洛仅代表越星公司签收过一次材料，且该次材料款越星公司已经委托曾洛支付完毕，其他的进货单签收人曾洛不认识，与曾洛无关。（三）本案黄世云提起的诉讼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不能再行使其追索权。（四）叶红艺对于本次交易及交易结果既不知情也没有法律上的关系。故叶红艺对于本案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五）黄世云第一次庭审已经承认其诉讼请求里面收到了曾洛支付的75535元和160000元。（六）黄世云自己陈述越星公司未到庭，无法查明事实，故本案未查明事实需要曾洛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符，于法律无据。（七）曾洛签收的一张进货单是代表越星公司在越南工地所签收的，属于职务行为，个人不应当承担责任。叶红艺没有作答辩，在举证期限内亦没有提供证据。越星公司没有作答辩，在举证期限内亦没有提供证据。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世云提供2010年5月18日的《进货清单》一张、2010年5月31日《送货单》一张、2010年6月4日《送货单》一张、2010年6月15日的《进货材料单》2张、2010年7月9日《送货单》一张、2010年7月23日的《收款卡》一张等证据主张：黄世云于2010年5月18日向曾洛提供价值314821元货物，该货物由曾洛本人签收并在《进货清单》上签名确认；除此之外，黄世云还分别于2010年5月31日向曾洛提供价值8800元的货物，当时是曾洛的亲戚“曾庆光”签收的货物；于2010年6月4日向曾洛提供价值225元的货物，当时并不是曾洛本人签收，但由于盖章单据手续不齐没有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的签名；于2010年6月15日向曾洛提供价值203656.88元的货物，当时是曾洛的员工封飞龙在进货单上代签“曾洛”的名字接收的货物；于2010年7月9日向曾洛提供价值12880元的货物，签收人是曾洛的员工，但曾洛的员工没有在《送货单》上签名落款；于2010年7月23日向曾洛提供价值36000元的货物，当时黄世云是在白云机场交货给曾洛的员工，上面没有收货人的签名，上面盖了“货已提清”和“自提已发货”两个印章，那两个章是黄世云向代理商拿货的时候是代理商盖的，盖章单上制表人签名是曾洛的员工签的，具体是什么名字黄世云看不清。上述款项共计575382.88元，经黄世云多次向曾洛追付未果，遂成讼。对于黄世云提供的2010年5月18日《进货清单》，曾洛经质证，对该证据的打印体内容及曾洛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黄世云与曾洛对于该《进货清单》所载“差27件配件未收”中的27件配件是否已经交付及相应的价格与数量，存在比较大的争议。黄世云主张清单上“差27件配件未收”的字样是曾洛所签写的，对于该27件配件黄世云是否已经补齐应该由曾洛承担举证责任，同时主张黄世云提供的2010年6月15日两张《进货清单》中可以证明“差27件配件未收”的材料黄世云已经补齐，补齐配件的价格约为10000元，但具体的价格与数量庭审中无法核实。曾洛主张2010年5月18日《进货清单》载明所差的27件配件，曾洛与越星公司至今都没有收到，所差的27件配件是清单上所列的弯头、直通、三通（90度）、存水弯，价值共计约为80000元，具体的价格、型号及黄世云是否已经补齐该些材料，应该由黄世云进行举证证明，同时黄世云提供2010年5月18日材料清单上抬头手写载明“越南”，扣除尚未配送的27件配件，黄世云提供的该货物实际价值是235535元，该235535元货物实际上是越星公司向黄世云购买用于在越南承接的工程，曾洛只是越星公司的员工，曾洛只在2010年5月18日代表越星公司签收过一次货物，货款235535元货物曾洛已代越星公司全部支付给黄世云。对于其上述主张，曾洛提供了越星公司与越南银岸皇达国际旅游与娱乐有限责任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2日在广州签订的《越南岘港皇冠假日酒店精装饰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曾洛于2010年10月26日向黄世云支付电器五金材料款的《收款收据》两份、越星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越星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对于曾洛提供的上述证据，黄世云经质证认为，曾洛提供越星公司与越南银岸皇达国际旅游与娱乐有限责任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12日在广州签订的《越南岘港皇冠假日酒店精装饰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以认可；对于曾洛提供的《收款收据》，黄世云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承认收到曾洛支付的货款235535元，但认为黄世云提供2010年5月18日《进货清单》上实际发生的交易金额为374821元，并不是曾洛所说的235535元；对越星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曾洛提供由越星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的真实性及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与黄世云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曾洛，不是越星公司。庭审中，黄世云与曾洛对曾洛于2010年5月18日在该《进货清单》上签写的“差27件配件未收”材料一致确认为是弯头、直通、三通（90度）、存水弯，并确认该《进货清单》上所列的货物总价为314821元。对于黄世云提供的2010年5月31日、2010年6月4日、2010年7月9日的《送货单》、2010年6月15日的《进货材料单》、2010年7月23日的《收款卡》，曾洛经质证认为：曾洛只于2010年5月18日代表越星公司签收过一次货物，曾洛是越星公司的员工，其本人没有员工，不认识黄世云主张的封飞龙或曾××，没有授权其他人代其签收过货物，对黄世云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针对第一次庭审争议的焦点，黄世云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补充提交了黄世云与曾洛及封飞龙之间的往来邮件及录音，拟证明黄世云与曾洛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邮件中并没有出现越星公司的相关内容及黄世云曾在2012年4月向曾洛主张过权利，当时有警察在场，曾洛的身份信息已经记载在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派出所。对于黄世云补充的上述证据，曾洛经质证认为：邮箱是谁的、邮件是发给谁、由谁发均无法确认，另外黄世云提交的邮件第一页收件人显示“越星公司”，足以证明黄世云知道货物的合同相对方是越星公司，与曾洛无关，所有的邮件都是白纸打印，没有任何单位盖章及签名，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黄世云提供的录音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不能作证据使用，另外，录音中的警察没有姓名与编号、黄世云的员工也没有姓名与公民身份号码，录音的内容与黄世云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自相矛盾，且录音没有经当事人同意，故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另查明，曾洛与叶红艺于2002年10月15日登记结婚。越星公司是一间从事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水电、空调制冷设备、通风设备的技术服务；音响、灯饰技术服务的企业法人，2015年3月23日止，该公司的状态是登记成立，没有被吊销、注销的情况，股东分别是许泽荣、曾沥，法定代表人是许泽荣。诉讼中，根据黄世云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到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派出所调取2012年4月5日该所处理黄世云与曾洛因拖欠货款引发纠纷一案的材料，经查，白鹤洞派出所办案民警口头回复其派出所并没有处理黄世云与曾洛纠纷的报警记录及相关材料。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有：一、本案黄世云是与曾洛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与越星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二、如何认定尚欠货款的具体数额是多少？三、黄世云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首先，本案中，黄世云主张曾洛尚欠其货款575382.88元，提供了2010年5月18日的《进货清单》一张、2010年5月31日《送货单》一张、2010年6月4日《送货单》一张、2010年6月15日的《进货材料单》2张、2010年7月9日《送货单》一张、2010年7月23日的《收款卡》一张，经庭审质证后，2010年5月18日的《进货清单》有曾洛的签名确认，且曾洛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予以采纳。由于2010年5月31日、2010年6月4日、2010年7月9日的《送货单》及2010年6月15日的《进货材料单》、2010年7月23日的《收款卡》上没有曾洛本人的签名或越星公司的盖章确认，且黄世云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2010年5月31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的曾庆光及代曾洛在2010年6月15日《进货材料单》上签名的封飞龙与曾洛存在雇佣关系，或与越星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同时2010年6月4日与2010年7月9日的《送货单》及2010年7月23日的《收款卡》均没有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的签名或盖章，法院亦未能核实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黄世云提供2010年5月31日、2010年6月4日、2010年7月9日的《送货单》及2010年6月15日的《进货材料单》、2010年7月23日的《收款卡》均不予采纳，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次，虽然曾洛提供了越星公司与越南银岸皇达国际旅游与娱乐有限责任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12日在广州签订的《越南岘港皇冠假日酒店精装饰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用于证明曾洛于2010年5月18日向黄世云购买的装修材料是用于越星公司在越南承建的工程，但由于越星公司没有到庭应诉，曾洛也没有提供其与越星公司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工资单流水账或社保缴纳清单等较为客观的证据予以证实其与越星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曾洛仅提供盖有越星公司公章没有盖章人签名及日期的《工作证明》主张是越星公司越南项目部员工，负责于2010年5月18日向黄世云采购材料一批的事实，不予采信。2010年5月18日，黄世云向曾洛提供PVC线管、直通、单底合、双底合、PVC排水管、弯头、三通、存水弯、管码等装修材料一批，是由曾洛本人接收货物且签名确认，根据曾洛提供的《收款收据》显示，2010年10月26日，曾洛也是以其个人名义向黄世云支付货款235535元。黄世云与曾洛在交易过程中及支付货款中均是以曾洛个人名义进行，并非是以越星公司的名义进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虽然黄世云与曾洛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本案中曾洛向黄世云购买装修材料，应认定黄世云与曾洛之间实际已形成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黄世云请求越星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黄世云与曾洛在第二次庭审中均确认2010年5月18日曾洛签名确认《进货清单》上所列货物的总价是314821元，且确认曾洛在《进货清单》上签写“差27件配件未收”该27件配件材料是弯头、直通、三通（90度）、存水弯，但对于是否已经交付及相应的价格与数量，诉讼中，黄世云与曾洛存在比较大的争议。首先，由于曾洛签名确认并签写“差27件配件未收”的《进货清单》原件是由黄世云持有且诉讼中是由黄世云作为证据提供，黄世云在诉讼中也承认2010年5月18日黄世云向曾洛提供货物时是差27件配件未提供，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黄世云作为供货方应该承担其已实际向曾洛补交所差的27件配件。但在诉讼中，黄世云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曾洛签写《进货清单》之后向曾洛补交了所差的27件配件，且庭审中曾洛否认黄世云向其补齐了所差的27件配件，故黄世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黄世云主张其已向曾洛补齐《进货清单》上所差的27件配件这一事实不予采信。其次，虽然黄世云与曾洛在诉讼中一致确认《进货清单》上载明“差27件配件未收”的材料名称是该清单上的弯头、直通、三通（90度）、存水弯，但对于这27件配件的具体型号、数量与价格，双方均无法举证证明，在庭审中双方也无法明确陈述该27件配件的价值，因此，根据现有的证据与查明的事实，认定为该27件配件的价值为2010年5月18日《进货清单》上所载弯头、直通、三通（90度）、存水弯等材料所列的总价值，即该27件配件的总价值为74504元。本案中，曾洛尚欠黄世云的货款为4782元（314821元-74504元-235535元）。关于焦点三，黄世云与曾洛于2010年5月18日在进行交易时没有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对于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该规定是法律为买受人设定的履行付款义务的时间，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时间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该规定只是消灭了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合法抗辩事由，即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其付款义务时拒绝履行。另外，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对债权人而言，是具备了行使收取价款权利，而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应当主张债权。因此，黄世云在曾洛签名确认签收货物之日起20年内可以随时要求曾洛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黄世云于2014年4月4日提起诉讼，应认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曾洛应向黄世云支付尚欠的货款47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2010年5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本案曾洛的债务是发生在曾洛与叶红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曾洛尚欠黄世云的货款47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应认定为曾洛与叶红艺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叶红艺应对曾洛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越星公司、叶红艺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限曾洛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尚欠的货款47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2010年5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给黄世云；二、叶红艺对本判决第一项内容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黄世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178元，由黄世云负担11081元，曾洛、叶红艺负担97元，公告费由黄世云负担。黄世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曾洛、叶红艺立即支付货款339847.88元及利息（利息从2010年5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退上述款项时止，以上述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曾洛、叶红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关于曾洛所欠货款的事实认定错误。黄世云于2010年5月18日向曾洛提供价值314821元货物，该货物由曾洛签收；2010年5月31日提供价值为8800元的货物，由曾洛的亲戚“曾庆光”签收；2010年6月4日，提供7225元货物；2010年6月15日提供了203656.88元货物，由曾洛的员工封飞龙签收；2010年7月23日提供了36000元货物，由曾洛的员工签收。以上货物均由曾洛或者曾洛的员工签收的，均应由曾洛承担还款责任。关于所谓“差27件配件”的说法，是曾洛自己的单方的说辞，黄世云并未确认，事实上，根据黄世云提交的邮件可以看出，黄世云已经完全按照曾洛的要求进行送货，已经依照约定完整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二）关于利息计算标准不当。曾洛、叶红艺应付利息应按照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第8号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银行（银发）[2003]第251号通知第三条：“逾期贷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本案中，曾洛一直拖延支付货款，应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一定的标准计算应支付给黄世云的利息。曾洛、叶红艺二审答辩称：（一）曾洛签收的进货清单，即314821元材料清单，签收行为是代表越星公司，曾洛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因此曾洛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进货清单上注明“差27件配件未收”，到现在曾洛也未代表越星公司签收过，对该27件配件是否已交付，应由黄世云承担举证责任。（三）叶红艺与本案没有关系，不需承担法律责任。越星公司二审期间未进行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黄世云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有：2015年1月26日的黄世云与封飞龙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曾洛欠黄世云共339847.88元。经过庭审质证，曾洛、叶红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经过庭审质证，黄世云未能证明上述证据通话人员的身份以及内容的真实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是黄世云与曾洛在履行货物买卖合同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院在二审诉讼中仅围绕朱开春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曾洛所欠黄世云货款数额问题及欠款利息应当如何计付问题。本案中，2010年5月18日的《进货清单》有曾洛的签名确认，黄世云与曾洛均确认《进货清单》上所列货物的总价是314821元，本院对该清单上载明的货款总价为314821元予以确认。同时，双方确认曾洛在《进货清单》上签写“差27件配件未收”中的27件配件材料是弯头、直通、三通（90度）、存水弯，但对于这27件配件的具体型号、数量、价格和总价格，双方均无法举证证明，黄世云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后来已经补交了上述配件给曾洛，原审法院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核定该27件配件的价值为2010年5月18日《进货清单》上所载弯头、直通、三通（90度）、存水弯等材料所列的总价值，即该27件配件的总价值为74504元，从而认定曾洛实际收取2010年5月18日《进货清单》上载明的货物款项为240317元（314821元-74504元）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而2010年5月31日、2010年6月4日、2010年7月9日的《送货单》、2010年6月15日的《进货材料单》、2010年7月23日的《收款卡》上均没有曾洛本人的签名或越星公司的盖章确认，且黄世云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2010年5月31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的“曾庆光”及代曾洛在2010年6月15日《进货材料单》上签名的“封飞龙”与曾洛存在雇佣关系，或是由曾洛授权签名，或与越星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同时2010年6月4日与2010年7月9日的《送货单》及2010年7月23日的《收款卡》也没有任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的签名或盖章，曾洛对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也不予认可，黄世云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对黄世云提供2010年5月31日、2010年6月4日、2010年7月9日的《送货单》及2010年6月15日的《进货材料单》、2010年7月23日的《收款卡》不予采纳，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因此，原审法院根据现有的证据与查明的事实，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认定本案中曾洛尚欠黄世云的货款为4782元（314821元-74504元-235535元）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黄世云主张曾洛尚欠其货款339847.88元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欠款利息应当如何计付问题，黄世云在向原审法院起诉的时候主张曾洛尚欠货款的利息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原审判决曾洛尚欠黄世云货款的利息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并无不当，黄世云上诉主张曾洛尚欠货款的利息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一定的标准计算超出了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黄世云的上诉理由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26元由上诉人黄世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国雄审 判 员  梁宗军代理审判员  蔡旻霏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书 记 员  谢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