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兵01民终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阿拉尔市鸿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207220968X2，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
法定代表人：邓新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星红，新疆君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绪华，新疆阿拉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松连（死者王某某妻子），女，1974年3月3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园林（死者王某某长子），男，1991年10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应远（死者王某某父亲），男，1943年6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古蔺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廷容（死者王某某母亲），女，1947年12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古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朝初，四川省古蔺县乐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良杰（死者王某某次子），男，1993年3月23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
原审第三人：王少健，男，1968年9月23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
上诉人阿拉尔市鸿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梅松连、王园林、王应远、梅廷容、王良杰、原审第三人王少健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2017）兵0103民初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鸿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星红、路绪华与被上诉人梅松连、王良杰及其梅松连、王园林、王应远、梅廷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朝初、原审第三人王少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添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上主观臆断，同时采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错误。2、原审法院并没有查清王某某为什么在一个月内签订两份《棉花地管理合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少健系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王少健与王某某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个人行为，邓某1与王某某签订的合同没有标的，事后发包人也没有确认，故一审法院采信两份《棉花地管理合同》并确认王某某与上诉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错误。3、上诉人与王少健签订的《棉花租赁合同》，体现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且王少健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原审认定王少健系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错误。4、上诉人公司与王少健，王少健与王某某签订的合同均明确约定承包期内承包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或工作期间的安全由承包人自己负责的内容，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从其约定。
王良杰以及梅松连、王园林、王应远、梅廷容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口头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公正。死者王某某与上诉人系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应当确认劳动关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等。
原审第三人王少健当庭口头答辩称，王少健与上诉人之间系土地承包关系，并非上诉人工作人员；王少健自主招工并发放工资，王某某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关系等。
梅松连、王园林、王应远、梅廷容、王良杰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王某某与鸿添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视同工伤；2、判令鸿添公司赔偿工亡补助金672320元；3、判令鸿添公司支付王某某丧葬费48000元；4、判令鸿添公司赔偿原告交通费3000元；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对第2、3、4项诉讼请求已于一审审理时撤回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梅松连系死者王某某之妻，王园林、王良杰系死者王某某之子，王应远系死者王某某之父，梅廷容系死者王某某之母。二、王某某于2017年3月1日经人介绍到鸿添公司从事棉花管理工作。当日，鸿添公司工会负责人邓某1以邓某2的名义代表公司同王某某签订管地合同，合同约定劳动报酬按照250元/亩核算，要求王某某以公司领导为核心，实行统一安排，定人定岗，按照现代农业管理模式接受鸿添公司的安排和管理。三、因工作调整，王某某被鸿添公司安排到王少健管理的第一师十团二十一连2、3号地从事劳动，2017年3月15日，王少健以个人名义与王某某签订一份棉花管理合同。合同相关内容如下：1、王某某的管理面积为232亩，劳动报酬按照250元/亩核算，在4-9月份每月预发800元生活费并提供住房；2、合同首部明确指出，由于国际、国内市场环境，根据公司（即鸿添公司）的实际情况，要求转变观念、改变经营理念，完善农业管理体制，各阶段工作要有序安排、监督、落实，减少民工劳动强度，又要达到（公司）良性运行、巩固发展、提高总产值的效果。3、合同明确要求王某某以农场（即鸿添公司）领导为核心，实行统一安排，定人定岗，按照现代农业管理模式接受安排和管理。
四、鸿添公司为王某某等管理鸿添公司土地的工人购买集体意外伤害保险，王某某在鸿添公司管理土地期间从鸿添公司财务部门预支800元生活费用。五、2017年4月22日，王某某根据鸿添公司管理人员王少健的安排加班补种棉花，劳动过程中突然晕倒，后被送往阿拉尔医院抢救治疗，因医治无效于当日18时30分许死亡，经阿拉尔医院诊断为脑出血死亡。六、王某某死亡后，原告与被告鸿添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于2017年5月5日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确认王某某与鸿添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7年7月6日第一师阿拉尔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不予支持原告的仲裁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事实和理由部分诉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仲裁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无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仲裁过程中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都不是本案司法审查范围，对该问题不予处理，原告可以向其主管部门表达诉求,本案仅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结果予以司法审查，即王某某与鸿添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一、王某某的用工主体是被告鸿添公司还是第三人王少健；二、王某某与鸿添公司之间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法律关系。
一、王某某的用工主体问题。
首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2017年3月1日鸿添公司工会负责人邓某1以邓某2的名义代表公司同王某某签订管地合同。虽然该合同未加盖鸿添公司印章或者邓某2本人签名，但邓某1是鸿添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鸿添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2的亲属，其以邓某2的名义与王某某签订管理合同，所管理的土地也是鸿添公司经营的土地，因此，邓某1与王某某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履行鸿添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鸿添公司承担，因此，该合同的相对人为鸿添公司与王某某。
其次，王少健作为鸿添公司的管理人员，其为完成内部管理合同的目的以个人名义与王某某签订合同，也系履行鸿添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鸿添公司承担，因此，该合同的相对人仍然是鸿添公司与王某某。
第三，根据鸿添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2与死者家属的电话录音，充分证实王某某的用工单位系鸿添公司，也印证了邓某1或者王少健与王某某签订的管理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均为鸿添公司和王某某，之所以签订两份合同，是因为王某某服从公司的安排变更了作业区域。王少健虽然自认系用工主体，但王少健作为公司的内部管理人员，与鸿添公司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王少健自认的目的旨在规避鸿添公司的法律责任，因此，对王少健的这一自认事实，不予认可。
综上，鸿添公司以及王少健辩解“用工主体系王少健并非鸿添公司”，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二、王某某与鸿添公司之间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法律关系。
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的，以劳动给付为目的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为被服务方提供特定的劳动服务，被服务方依照约定支付报酬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两者之间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明显区别：1、身份隶属关系不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在身份上具有隶属性，从属于用人单位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属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劳务关系中用工者和提供劳务者双方之间属于平等主体关系，双方地位平等，没有明显的地位差异。2、获得报酬的基础不同。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获得报酬的基础在劳动本身，即付出劳动就应当享受报酬，具体工资计算的方式可以分为计时工资、计件工资等形式；劳务关系更多的侧重于劳务物化成果或者以物化成果获得报酬，而不直接以劳务作为获得报酬的依据或者说以完成既定具体工作任务作为报酬依据。本案中，王某某在鸿添公司从事棉花地管理工作，服从鸿添公司的工作安排，工资报酬按亩计算并由鸿添公司预付生活费，该项工作也是鸿添公司作为农业开发公司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王某某在劳动者主体上符合《劳动法》第十五条“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规定的劳动者主体资格，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规定的按照劳务关系处理的主体范畴。从身份隶属性上分析，根据合同内容要求王某某以公司领导为核心，实行统一安排，定人定岗，按照现代农业管理模式接受公司的安排和管理，王某某于鸿添公司而言，具有强烈的被管理与管理色彩，即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并非平等主体之间形成的劳务承包关系。因此，王某某与鸿添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属于劳动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确认王某某与鸿添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鸿添公司及王少健辩解“王某某与王少健形成劳务关系”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王某某与被告阿拉尔市鸿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一份2018年1月17日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客户回单，用以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系土地承包关系，原审第三人2017年承包土地盈利755453.44元，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已将此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原审第三人。
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关系。
原审第三人予以认可。
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
通过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该份证据仅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不能证明上诉人支付的是原审第三人承包土地的盈利，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人之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和受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本案邓某1代表邓某2与死者王某某签订《棉花地管理合同》虽然名称并非劳动合同，但从合同内容看，明确了王某某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和工资报酬，要求王某某全年农业管理各阶段工作，以农场领导为核心，实行统一安排，严格服从上诉人的管理安排，有明显的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符合劳动合同的特点。原审第三人王少健与王某某签订的《棉花地管理合同》是对上诉人与王某某所签合同的进一步细化，该合同明确了王某某的管理地号和管理面积，其余内容均一致。原审第三人称其借用了上诉人的合同，但原审第三人名下并无公司，合同内大量管理性条款、涉及公司的内容，原审第三人均未审查出来，与客观事实不符，故对其该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原审第三人称其与上诉人之间是土地承包经营关系，故其与王某某签订的《棉花地管理合同》系以其个人名义与王某某签订的雇佣合同，而非代表上诉人与王某某签订的劳动合同。首先，原审第三人提交了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用以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系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从该合同约定看，原审第三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原审第三人自己陈述其农资、农用机械设备等均由公司提供，农产品统一交公司，不符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点。合同约定原审第三人签订合同时应向上诉人每亩地交纳500元棉花种植管理质量保证金，原审第三人亦未交纳；其次，原审第三人称其2013年1月1日承包3000余亩土地至今，但其对每年盈利亏损情况并不了解，甚至未保留任何其自承包土地以来账目资料，不符合常理。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客户回单也仅能够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给原审第三人支付的是2017年承包土地的盈利；第三，上诉人在召开公司管理土地人员开会时，明确向大家介绍原审第三人是队长，负责管理工作。基于以上因素考量，原审第三人与王某某签订的《棉花地管理合同》系代表上诉人与王某某签订的劳动合同的职务行为，一审认定上诉人与死者王某某之间系劳动关系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阿拉尔市鸿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熊 芳
审判员 琚红彬
审判员 闫立新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杨亚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