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榆中法民三终字第000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甲。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乙。
委托代理人贺某某。
委托代理人李某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甲。
委托代理人李某乙。
委托代理人张某乙。
上诉人马某甲、马某乙因与被上诉人张某甲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神木县人民法院（2012）神民初字第00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某甲、马某乙的委托代理人贺某某、李某甲被上诉人张某甲的委托代理人李某乙、张某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某煤矿原为某村民委员会开办的集体企业。2004年5月16日，某村民委员会与被告马某乙签订《某煤矿转让协议书》，曹庄村民委员会经曹庄村民签字确认后将某煤矿永久性转让给被告马某乙，并经（2004）神公证经字第392号公证书予以公证。2004年7月6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抬头处的甲方为“原某煤矿”，法定代表人马某甲，乙方为“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甲，落款处的甲方为被告马某甲、马某乙，乙方为张某甲，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联办某煤矿，矿名不变，张某甲为法人代表，任董事长，甲方派一名董事、一名会计，乙方派两名董事；某煤矿现有一切手续和财产均属现联办煤矿，由甲乙双方按股权比例共同共有；联办期限从2004年7月11日开始到该矿的井田服务年限完毕为止，联办结束后，甲乙双方应按所占股份对联办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予以清算和清理；煤矿股权分配：总股119股，甲方持19股，乙方持100股，乙方新注入资金20000000元，分三期交纳给甲方作为甲方的前期建井投资，款项若不按期交纳，股金除已交款不予退还外，甲方有权将煤矿收回，煤矿联办后，由联办煤矿集体无偿付给原矿主马某甲每年140000工资，于每年的公历7月11日付清；联办结束后，煤矿的不动产（土地、房屋、高低压线路、变压器）无偿归旧矿主，动产由联办双方按股份比例所有；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依约将20000000元分六次全部付给二被告，二被告共向原告出具了前期建井投资款收据六支，某煤矿也向原告出具20000000元收据一支，注明的事由为入股股金款（曹庄矿矿井前期投资款）。但原、被告并未及时办理某煤矿负责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此，2007年4月12日，某煤矿（甲方），负责人张某甲，与被告马某甲、马某乙（乙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前言内容为：2004年7月6日，张某甲与马某甲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此后张某甲为某煤矿的法定代表人，马某甲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协议书签订后至今，张某甲实际行使着甲方法定代表人的职权，但因种种原因，某煤矿法定代表人及煤炭生产许可证负责人的变更手续一直没有办理完毕。2007年初，某煤矿的采矿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手续因故保管在马某甲手中，现甲乙双方及张某甲在认可2004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效力的情况下，就相关事宜达成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书》约定：甲方一次性给予乙方4800000元，其中包括乙方配合甲方办理某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和煤炭生产许可证负责人变更登记手续的报酬（即某煤矿法定代表人和煤炭生产许可证负责人由乙方变更登记为张某甲负责煤矿工作之下的煤矿指定的人员）3000000元整，按照2004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每年给予马某甲140000元工资的约定，甲方一次性给予马某甲工资1800000元整，上述4800000元由甲方于本协议签订时向乙方当面付清，乙方同时将某煤矿的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等煤矿全部证照交给甲方某煤矿管理，具体交给张某甲，此后，甲方不再向马某甲支付工资，乙方获得的4800000元可能产生的税费由某煤矿承担；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在两个月内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并及时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负责人的变更登记手续；本协议书自甲方盖章、乙方及张某甲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当时，某煤矿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二被告在协议上签名、捺印，原告曾于2007年3月6日向某煤矿出具授权委托书，将其在某煤矿的管理权全权授权委托李某乙行使，李某乙在协议上加盖了原告的私章，并写上“张某甲由李某乙代笔”，另有刘增田、李某乙等5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协议上还注明“款以（已）付清”字样。当日，原告派贺国荣向被告马某甲打款4800000元，《补充协议书》上标注了“款以（已）付清”字样。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将某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指定的人员王荣。另查，某煤矿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延至2011年12月3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11月13日作出的关于同意调整榆林市某煤矿和茂泉煤矿资源整合方案的批复规定，某煤矿在3年内实施关闭。现并未关闭。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与二被告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于2004年7月6日签订《协议书》，虽该协议书抬头处的甲方为原某煤矿，法定代表人马某甲，乙方为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甲，但落款处的甲方为被告马某甲、马某乙，乙方为张某甲，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的双方是原告和二被告，抬头处所载的两单位并未在协议书上加盖任何印鉴或附相关手续，亦未以任何方式表示认可并同意履行该协议书，且在该协议书签订后履行该协议的双方也是原告和二被告，另某煤矿与被告马某甲、马某乙于2007年4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也明确说明“2004年7月6日，张某甲与马某甲签订了《协议书》”，故该《协议书》应为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约定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原告与二被告在履行《协议书》过程中，原告以某煤矿负责人的身份代表该矿与二被告于2007年4月1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对《协议书》中约定的相关事项进一步明确或补充，签订《补充协议书》后，某煤矿、原告、二被告对约定的内容予以履行。签订《补充协议书》亦是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后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约定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二被告辩称《协议书》未加盖印章，协议未生效，因签订《协议书》的双方系原告和二被告，并非抬头处所载的两单位，不存在盖章与否的问题，签订协议各方已对该协议予以履行，且《补充协议书》中也说明了《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马某甲签订的，二被告的该辩称理由不成立。被告辩称补充协议主体不适格，且原告张某甲未签字，协议也未履行，但从《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是对履行《协议书》的进一步明确或补充，两份协议相互联系，李某乙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签字，原告曾向李某乙出具过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李某乙行使其在某煤矿的管理权，原告对李某乙在《补充协议书》上代其签字从未提出过异议，被告在协议上签字时亦未对此提出异议，从《补充协议书》的履行过程看，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各方已履行，对被告该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二被告辩称原告将股份转让给李某乙，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经本院调查，原告仅是委托李某乙行使其在某煤矿的管理权，被告该辩称理由不成立。二被告辩称某煤矿已关闭，双方合作期满，但据陕西省政府作出的批复，某煤矿尚未到实施关闭的最后期限，二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矿已关闭，二被告的该辩称理由不成立。至于二被告辩称的原告背着二被告等将某煤矿的采矿权人马某乙变更为“某煤矿”、协议书的性质是煤矿联办协议等内容，不是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的答辩，本院不予理究。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原告张某甲与被告马某甲、马某乙于2004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某煤矿与被告马某甲、马某乙于2007年4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有效。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告马某甲、马某乙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马某甲、马某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2004年7月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煤矿联办《协议书》联办期满关闭，终止履行。2、2007年4月1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其协议本身不生效，并该《补充协议》确认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得确认有效。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一审中上诉人要求调查某煤矿分红情况，以证明被上诉人将该矿权利义务背着上诉人让与李某乙这一事实，原审法院只与李毅一人核实，程序违法。2、某煤矿与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履行期限完毕，终止履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从此终止。根据马某乙与某村民委员会签订《某煤矿转让协议书》明确规定采矿权人是马某乙不作变更，依据煤矿联办《协议书》约定联办后双方共同遵守联办前后甲方和其他单位和个人签订的协议，由此可见，马某乙永远是该煤矿的采矿权人，联办后任何人没有这个权利。这就证实该矿所有人、采矿权人都是马某乙。3、双方的《协议书》为联办煤矿协议，协议约定联办期限从2004年7月11日开始到该矿的井田服务年限完毕为止。联办结束后，甲乙双方应按双方所占股份对联办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清理。所以联办结束，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终止，煤矿原来的采矿权、所有权都归上诉人一方。4、该煤矿2011年已关闭，采矿许可证的期限2011年底终止，所以煤矿联办《协议书》联办结束，协议终止。5、被上诉人将采矿权人变更为神木县永新乡某煤矿侵害了上诉人马某乙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违反约定致使联办《协议书》无法有效履行，该《协议书》应无效。联办期间，被上诉人将自己在该款的股份卖给李某乙构成违约，所以联办《协议书》不但无效，被上诉人也没有诉权。6、双方2007年4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不生效，没有履行。某煤矿负责人是马某甲，不是张某甲，联办期间上诉人也是煤矿联办人，所以《补充协议书》甲方主体不合格，自然无效。7、《补充协议书》约定协议自甲方盖章、乙方及张某甲签字之日生效，结果张某甲作为协议一方由李某乙代签，违法约定，协议不生效。《补充协议书》上诉人也未实际履行，上诉人没有出具480万元的收条，是案外人李国荣给上诉人马某甲支付的钱，不是煤矿支付的钱。《补充协议书》约定协议签订后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在两个月内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并及时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负责人的变更登记手续，事实上两个月内没有办理，说明双方没有履行《补充协议书》。而且该协议超过履行期限，5年后在确认该协议效力，于法无据。
被上诉人张某甲答辩称：1、合同或协议，除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外，一般从成立时即生效。合同是否有效，属于对合同效力的法律评价，与合同是否履行完毕无必然关系。合同因履行完毕而终止，意味着一份有效的合同不再继续履行，但不能据此否认合同的效力；而合同无效，意味着合同自始无效，即便已实际履行，也不能改变合同的自始无效性，从而会直接导致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所以，上诉人提出《协议书》履行期限完毕，终止履行，双方的权利、义务从此终止，不属合同效力的抗辩理由。2、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另一方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并不能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相反，即便一方无违约行为，只要符合《合同法》第52条的任一情形，合同无效。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一方违约，导致《协议书》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此外，我方也并无违约之处，采矿权人由马某乙变更为某煤矿，是因从2002年开始，国家统一要求将采矿权人登记为煤矿企业本身，属于国家政策调整，并不属于任何一方违约。而且张某甲从未将股份卖给任何人，李某乙仅为张某甲的代理人，且代理行为也得到了上诉人的认可。上诉人将代理人说成股权受让人，既混淆了法律概念，也无事实依据。3、2004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抬头处的甲方虽为某煤矿，法定代表人马某甲，乙方为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甲，但落款处的甲方为马某甲和马某乙，乙方为张某甲，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的双方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抬头处的两单位并未盖章或附相关手续，亦未以任何方式表示认可并同意履行该《协议书》。而且履行该《协议书》的双方也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2007年4月12日某煤矿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也明确说明“2004年7月6日张某甲与马某甲签订了《协议书》”，故该《协议书》应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补充协议书》是对《协议书》约定的相关事项的进一步明确或补充，两份协议相互联系，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补充协议书》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已对约定内容全部履行。故该《补充协议书》应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李某乙依据张某甲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作为张某甲的委托代理人，代理张某甲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字，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字时，对李某乙的代理行为并未提出异议，此后上诉人履行《补充协议书》的行为，也表明其对该代理行为的认可。故上诉人称《补充协议书》因被上诉人张某甲本人未签字不生效，该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在2007年4月12日《补充协议书》签订当日即向上诉人支付了《补充协议书》约定的480万元，该《补充协议书》上也注明“款以（已）付清”。4、上诉人称《补充协议书》的有效期为两个月，属认识错误。双方没有按约定在两个月内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属于构成违约，与协议的有效期限为两个法律概念。《补充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已办理了某煤矿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至于办理变更登记时已超过《补充协议书》约定的两个月期限，并不影响《补充协议书》的有效性，也不会改变《补充协议书》已履行这一客观事实。5、诉讼时效是指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权利具体指要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为债权请求权，具有给付内容，为给付之诉。而本案为确认之诉，系请求法院确认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之诉，属于支配权范畴，无给付请求和内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6、一审程序并不违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人民法院依上诉人申请调查了某煤矿管理账务的人员李毅和刘增田，据李毅讲，某煤矿没有分红账，可证明人民法院已进行了相应调查和收集工作。上诉人因不满调查结果，便声称一审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上诉人不能举证，自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本质上讲，仍属于当事人举证的范畴，如出现人民法院也无法收集证据或收集的证据不能令申请人满意时，该举证不能的后果，仍应由当事人承担。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歪曲事实，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这一民事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上诉人在二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陕西省人民政府和神木县煤炭局文件各一份，证明该矿已经关闭，说明联办协议已经终止，应按协议书内容执行。
第二组：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和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该矿属于上诉人注册的煤矿，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营业执照是骗取登记的。
第三组：采矿许可证一份，证明根据双方约定，采矿权人马某乙不能做变更，被上诉人违法约定。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本案我方诉请的是两份协议的有效性，与该协议是否终止履行没有必然联系。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这两份证据只是对煤矿负责人的恢复，与本案诉争无关，一审中我方提交的营业执照也是真实的。对于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2002年以后采矿权人不能登记在个人名下是由国土资源部门决定的，双方约定不能对抗法律，且我们约定双方股份按份共有。
本院二审查明，某煤矿现已被陕西省政府列入2012年第三批关闭煤矿名单，并由神木县煤炭局下发的神煤局发（2012）237号文件通知关闭。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三组证据，均是关于该矿现状以及该矿相关登记手续的文件，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但由于该证据与本案原告诉讼请求无关联性，故对该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于2004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07年4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均对两份协议签署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只是对两份协议的效力各执一词，因从两份协议签署的形式和内容可以确认该两份协议属于上诉人马某甲、马某乙与被上诉人张某甲之间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签署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合同是否有效以及合同最终的履行情况，并不影响对合同效力的法律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且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出现，所以上诉人马某甲、马某乙与被上诉人张某甲之间于2004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07年4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为有效合同。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效力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本案为确认之诉，并非给付之诉，也无给付内容，所以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效力，并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据此，上诉人马某甲、马某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马某甲、马某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晓炯
审判员 柳 强
审判员 惠东东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羽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