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06民初8319号原告：程伟军，男，196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杰，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江安国，男，196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武汉市江岸区，被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负责人：周伟，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永明，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被告：余振华，男，1966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前进，湖北乾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爱平，湖北乾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王法青，男，196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武汉市新洲区，被告：呙勇，男，198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武汉市武昌区，被告：王惠，女，198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登记住址武汉市新洲区，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锋，湖北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程伟军诉被告江安国、被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后，2018年1月26日，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经本院依法委托，2018年6月7日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年1月29日，原告程伟军申请追加余振华的妻子张萍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2018年10月23日、2019年3月4日，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杰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孙圌、人民陪审员王伶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程伟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杰，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永明，被告余振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爱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江安国经本院合法传唤（公告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2019年6月11日，原告程伟军向本院提交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对被告江安国、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的起诉。2019年6月13日，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向本院递交申请书，认为出借人程伟军、借款人江安国、担保人余振华构成虚假诉讼罪，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拒绝和原告程伟军调解，也不同意原告程伟军撤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2019年6月17日，原告程伟军申请追加王法青、呙勇、王惠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再次变更诉讼请求。原案件承办法官以本案原告提交新证据且法院必须就新证据开庭质证，由此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院应受理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由，要求移转案件。2019年7月15日案件承办法官调整，2019年8月2日本案经院长批准延长本案审限3个月。鉴于原告提交的新证据及追加当事人申请，本院追加王法青、呙勇、王惠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11月12日组成由审判员蔡萍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孙圌、人民陪审员赵文继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程伟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杰，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永明，被告余振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爱平，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江安国经本院公告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程伟军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江安国、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返还原告借款本金700万元整；2、要求被告江安国、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向原告支付利息（以700万元为基数，年利率24%从2014年10月20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3、要求被告江安国、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被告江安国、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11日，原告和被告江安国、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签订《借款合同》，原告通过银行汇款和现金支付的方式向被告江安国付款1200万元整（此后被告江安国还款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0月11日至2014年10月20日止，逾期未归还每日按照借款金额的千分之五付违约金，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为保证人，自愿承担无限担保责任，还约定原告向被告江安国、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追索因违约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律师费用等。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在明知自己不具备法人资格且未经过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情况下提供担保，对上述保证条款无效负有过错，应当和被告江安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多次向被告江安国、被告余振华主张还款，两被告至今一直没有偿还借款本息；向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主张赔偿，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一直没有赔偿。为此，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2018年10月29日，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江安国返还原告借款本金700万元；2、判令江安国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700万元为基数，年利率36%从2014年10月20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3、判令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对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判令被告余振华对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被告江安国、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9年7月3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江安国返还原告借款本金700万元整；2、判令被告江安国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700万元为基数，年利率36%从2014年10月20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3、判令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对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判令被告余振华对第1、2项诉讼请求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被告王法青、被告呙勇、被告王惠对余振华欠付程伟军的借款及违约金承担80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6、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江安国对原告程伟军负有借款本金700万元及违约金4989369元的借款债务。现有新证据《确认书》证明余振华于2019年4月17日承诺自愿对前述借款偿还800万元，另有新证据《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证明王法青、呙勇和妻子王惠于2019年4月18日自愿对余振华的前述债务在最高额为8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证据证明被告王法青、被告呙勇、被告王惠与本案正在进行的诉讼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王惠与呙勇为夫妻关系，王惠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江安国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向法院陈述事实或提供证据。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辩称，一、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对本案诉争借款并未提供担保，同时对诉争借款担保无效也没有过错，本案诉争借款合同担保人处为他人所盖假章，该行为证明根本就没有发生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为诉争借款担保的事实，所以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既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主体及主观方面，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与其他对外开展金融业务的支行性质完全不同，湖北银监局与武汉农商行总行均未批准或授予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对外开展金融业务的职权，从主体方面来说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并无对外担保的资格，既不能也不会擅自对外提供担保。2、法律规定方面，我国担保法及其解释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者企业为他人提供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对强令其为他人提供保证的行为，有权拒绝。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也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是武汉农商行总行下辖的一级支行，而且是特殊的清收支行，并不对外开展金融业务，连柜台和网点都没有，更无对外提供担保的授权，因此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认为本案应参照我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认定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不承担民事责任。3、鉴定结论方面，本案开庭前，经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申请，法院依法摇号确定鉴定机构，经三次到武汉市工商局取检样（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两次、鉴定机构一次），并三次组织庭前会议针对检材检样质证，鉴定机构最终出具鉴定结论载明，本案借款合同上加盖的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均与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的真实印章不同，因此从鉴定结论上来看，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不应承担民事责任。4、余振华个人行为方面，在本案诉争借款发生期间，虽然余振华确实担任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的主要负责人，但根据武汉农商行总行对其个人职务的授权和汉口支行经批准仅作为清收支行的业务范围，余振华均不应也无权对外代表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提供任何担保，其个人对外提供担保实际上也是违反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相关规章制度的。本案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有支配巨额资金的能力；并非完全不懂金融机构交易规则和人事职权方面的常识，但仍然要求余振华加盖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在此暂不论印章真假）提供担保，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有理由认为其行为可认定为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依据我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5、出借人系恶意有过错，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没有过错。程伟军即出借人明知银行受到严格的金融监管，不可能对于民间借贷提供担保，还要求余振华加盖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公章明显系恶意，而且加盖的公章还是假的；从银行自身对公章的严格管理，根据监管规定和行内制度也不能对外提供担保；余振华加盖假公章系其个人违法犯罪行为，不能代表银行对外提供担保，而且出借人对此明知，因此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没有过错也无法控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原告诉讼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1、超过保证期间。我国担保法及其解释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本案，本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10月11日，还款期限在2014年10月20日，借款期限仅10日，且并未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应自2014年10月20日起计算六个月，故保证期间早已于2015年4月19日届满，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2、超过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为2年，201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民法总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为3年。根据2018年7月2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权利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前，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9月30日前已经届满的，义务人已经确定取得了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该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施行而消灭。结合本案事实，借款发生在2014年10月11日，还款期限在2014年10月20日，原告在2017年10月10日提起诉讼早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其诉讼时效应在2016年10月20日届满，在2017年9月30日前已经届满的，符合上述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故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予以驳回。三、原告与余振华涉嫌虚假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构成虚假诉讼罪。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通常情况下债权债务关系仅发生在出借人、借款人与一般保证人之间，金融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和监管规定是不可能提供担保的，而本案原告与余振华将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列为担保人之一，并加盖虚假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已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恳请法院予以充分考虑并将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移送办案机关予以追诉，并追究出借人程伟军、借款人江安国、担保人余振华伪造公章和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四、对原告程伟军违反法定程序变更诉讼请求和提交的新证据均有异议，请求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和接受，由原告程伟军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上所述，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认为原告对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的诉请。被告余振华辩称，1、借款合同没有生效，是无效合同，该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没有成就；2、原告未提供主债务人履行合同的依据，举证没有完成；3、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应承担担保责任，虽然法律规定金融机构不能对外提供对外担保，但这只是担保效力问题，不影响担保行为的事实；4、鉴定结论没有通知被告余振华取样，程序不正当，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5、主债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6、被告江安国通过朋友账户分期还款800万元。7、原告程伟军变更诉讼请求及提交新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共同辩称，1、同意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被告余振华有关程序违法和诉讼时效超过的观点。2、据了解被告王法青开办的公司在搞房地产开发急需资金，2019上半年余振华拿着一份空白担保书找到王法青说他可以贷款800万元，贷来后一人得400万元，前提是要求王法青用土地担保还要增加一个有收入来源的人签字担保，王法青在公司急需资金情况下就在空白担保书上签字，然后办理土地抵押手续，因为土地抵押手续没办下来，就打电话给余振华，余振华当时说既然抵押权办不下来，贷款也办不下了，签的担保书作废，此事就不了了之。显然余振华在本案是担保人，不是借款人。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的担保与本案无关联。如果是原告程伟军所陈述的情况，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作为一个正常思维人是肯定不会在这样担保书上签字的。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7日，余振华就任农商行汉口支行行长。2014年7月8日，农商行汉口支行发布《公示》载明：主要负责人余振华；业务范围对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下辖所有支行的表内及表外不良贷款（包括剥离Ⅰ、剥离Ⅱ、已置换、已核销不良贷款）及待处理抵债资产进行集中管理、清收和处置，已经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原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江安国作为借款人、余振华作为担保人的《借据》载明：江安国今向程伟军借到现金1200万元，借款期限为10天，逾期未归还则每日按照借款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余振华作为保证人出具没有落款时间的《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承诺：为保障债权人程伟军债权的实现，我愿意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江安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连带无限责任最高额保证；被保证的主债权是指自2014年10月11日起至2014年10月20日期间因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的借据所形成的的最高额为1200万元的债权；保证期间直至债权人全部该合同范围内所有款项；保证范围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利息、罚息、综合费用、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各种费用；余振华同意无论债务人或者其他方是否为上述全部或部分债务已提供或将来提供包括抵押、质押、留置、保证等其他的担保，余振华的连带保证责任不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原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1日，程伟军作为出借人、江安国作为借用人、农商行汉口支行作为担保人、余振华作为担保人的《借款合同》约定：江安国因公司急需资金周转，特经农商行汉口支行、余振华担保向程伟军申请借款，借款金额1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0月11日起至2014年10月20日止，逾期未归还则每日按照借款金额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在借用期限届满后，江安国应于2014年10月20日之前以银行转账方式将借用资金及利息划入程伟军的个人银行账户内；农商行汉口支行、余振华所有个人和公司为江安国的借款行为无条件承担个人无限担保责任和公司无限担保责任；江安国、农商行汉口支行、余振华违约，程伟军可以按照借款金额20%收取违约金，江安国、农商行汉口支行、余振华逾期不能支付的部分每天按所欠金额的千分之五另行收取逾期违约金。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的借用资金款项全部清偿后终止。借款合同首页和尾页加盖“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印章”。2014年10月11日，程伟军账户取款1140万元转入江安国账户。原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2日的《证明》载明：我行收到武汉新农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划入资金1200万元整用于归还相关贷款。证明上加盖“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财务专用章”。2015年11月12日，农商行委员会发布通知，称余振华因涉嫌违规违纪，经研究决定免去余振华农商行汉口支行总支部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农商行汉口支行（主持全面工作）职务，接受组织调查。2016年11月21日，农商行给予余振华留用察看两年处分，留察期间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2017年11月30日，程伟军和余振华签订《连带还款及担保协议》约定，在2014年10月11日程伟军和江安国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债务人江安国是由余振华介绍给程伟军，余振华对此笔借款承担全部的担保责任；由于债务人所借款项长时间未还，余振华自愿对该笔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现程伟军与余振华约定借款合同的保证期限为4年，从2014年10月21日至2018年10月20日。2018年1月26日，农商行汉口支行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1、请求对原告程伟军所提供的《借款合同》上2枚印章印文“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与农商行汉口支行真实公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2、请求对原告所提供《证明》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汉口支行财务专用章”印章与农商行汉口支行真实财务专用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经本院组织农商行汉口支行和程伟军对检材样本进行质证并对外委托鉴定，2018年6月7日，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湖北两江法鉴定所[2018]文鉴字第59号）载明鉴定意见为：1、签约日期为“2014年10月11日”的《借款合同》首页“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的印章印文与样本（2018WJ59YB1-4）不能作出有效判断；2、倾向认定签约日期为“2014年10月11日”的《借款合同》尾页“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的印章印文与样本（2018WJ59YB1）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形成；3、倾向认定签约日期为“2014年10月11日”的《借款合同》尾页“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的印章印文与样本（2018WJ59YB4）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形成；4、签约日期为“2014年10月11日”的《借款合同》中尾页“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的印章印文与样本（2018WJ59YB2、3）不能作出有效判断；5、落款日期为“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二日”的《证明》中“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汉口支行财务专用章”的印章印文与样本（2018WJ59YB5）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形成。庭审中，余振华陈述借款合同是在农商行汉口支行余振华的办公室加盖，余振华本人在借款合同上盖的农商行汉口支行的印章，这个印章是真实的农商行汉口支行印章；当时叫办公室分管印章的办公室吴姓主任拿印章加盖；盖财务专用章的证明是余振华加盖的，都是一起从农商行汉口支行办公室拿过来加盖的，是真实的;送检的材料余振华没有参与质证，对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不发表意见，只想说明涉案农商行汉口支行印章和农商行汉口支行财务专用章是余振华盖的，印章是真的。2018年7月10日，原告程伟军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书》，本院未予回复。在本院第三次庭审后原告程伟军于2019年11月12日再次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书》；并于2019年11月14日向本院递交《重新鉴定申请书补充意见》，称根据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湖北两江法鉴定所[2018]文鉴字第59号），鉴定样本（2018WJ59YB1）与鉴定样本（2018WJ59YB3）的对比，两枚公章明显不一致，由此可见，农商行汉口支行在工商局存档的最少有2枚以上的公章，在工商局存档中，农商行汉口支行申请了3枚公章作为样本，只有一枚和《借款合同》中公章不一致，由于农商行汉口支行有多枚印章，其中一枚公章和《借款合同》中不一致，不代表所有农商行汉口支行在工商部门留档的都不一致，因此原告程伟军认为必须对2014年10月份以前农商行汉口支行在工商局存档的所有公章进行鉴定，才能确定《借款合同》中公章的真伪。对原告程伟军的重新鉴定申请，2019年11月29日，本院明确答复：1、原告程伟军在农商行汉口支行提交本院的鉴定样本上签署书面意见，同意该样本作为鉴定取样的样本；2、从工商部门调取的样本无法作出和本案鉴定检材印章一致的结论；3、原告程伟军申请重新鉴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情形，因此本院对原告程伟军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原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的余振华《确认书》，确认江安国于2014年10月11日向程伟军借款12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4年10月11日至2014年10月20日，余振华自愿作为本次借款的担保人，逾期利息金额为每日千分之五；借款以后，江安国只偿还了500万元；余振华对此借款自愿偿还800万元整给程伟军。原告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保证人为王法青、呙勇、王惠的《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承诺：为保障债权人程伟军债权的实现，王法青、呙勇、王惠愿意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余振华之间所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连带无限责任最高额保证；被保证的主债权是指自2019年4月18日起至2020年4月17日期间因债权人与债务人余振华签订的确认书所形成的最高额800万元的债权；保证期间为上述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人王法青自愿为此次借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将名下坐落于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新光村使用面积为2320.49平方米的土地抵押给程伟军，土地证号为武新国用（2005）第38**（转企），如不能按期归还借款本息，程伟军有权拍卖王法青抵押的土地，用于优先清偿借款本息及经济损失；保证人呙勇自愿为此借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以武汉欣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份作为抵押，如不能按期归还借款本息，程伟军有权拍卖呙勇的股份，用于优先清偿本息及经济损失。上述《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尾部的王法青、呙勇及王惠签名在本院向上述三人送达应诉材料时，经向上述三人核实，为上述三人签署。在本院第三次庭审后，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于2019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请求对原告程伟军向本院提交的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签名的《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的名字是不是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亲笔所签进行司法鉴定。对于王法青、呙勇、王惠的上述鉴定申请，本院明确答复：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已经认可《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上签名是三人亲笔所签；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在《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上承诺的是对2019年4月18日起至2020年4月17日期间的主债权提供担保，保证范围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余振华签订的确认书所形成的最高额800万元的债权，而被告余振华对原告程伟军出具确认书确认的是800万元的担保债权，不是主债权，该确认书形成于2019年4月17日，在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签名的《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承诺保证的形成主债权期间前形成，与本案无关。因此本院对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向本院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原告程伟军提交借据、江安国签字的借款合同、转账凭证，证明原告程伟军对被告江安国享有1200万元借款债权，且原告程伟军诉讼期间自认被告江安国已偿还500万元借款。江安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未对上述债务进行抗辩，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依原告举证确定原告程伟军和被告江安国之间7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并有效。原告程伟军要求被告江安国向其偿还700万元借款本金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江安国逾期未归还700万元债权，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被告江安国应自2014年10月21日起以7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为标准向原告程伟军支付逾期利息。2017年11月30日原告和余振华签订《连带还款及担保协议》，余振华自愿对2014年10月11日江安国对原告的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余振华和原告约定借款合同的保证期限为4年。该协议约定内容并无法律规定无效情形，应合法有效并拘束协议各方当事人。江安国向原告借款1200万元约定的还款期为2014年10月20日，原告程伟军在2017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尚在余振华承诺的四年保证期限内，原告要求余振华对江安国偿还本金700万元及支付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余振华抗辩称原告并未举证主债权成立、农商行汉口支行应承担担保责任、主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江安国已偿还800万元主债权，和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且余振华对其抗辩意见也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2019年4月17日的余振华《确认书》，余振华仅对800万元借款本金承诺承担担保责任，缩减了担保范围，且未经主债权人即原告和主债务人即江安国同意，本院不以该《确认书》作为确定余振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事实依据。《借款合同》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印章”及《证明》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财务专用章”，经本院委托鉴定，不能确定为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加盖，对农商行汉口支行为江安国向原告举债进行担保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原告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确认农商行汉口支行对被告江安国借款担保无效系因担保人农商行汉口支行存在过错，被告农商行汉口支行应对被告江安国返还原告程伟军借款本金70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借款合同》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印章”及《证明》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财务专用章”涉嫌印章私刻及涉嫌伪造证据、虚假陈述、捏造担保义务的虚假诉讼行为，本院将依法移交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在《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上承诺的是对2019年4月18日起至2020年4月17日期间的主债权提供担保，保证范围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余振华签订的确认书所形成的最高额800万元的债权，而被告余振华对原告程伟军出具《确认书》确认的是800万元的担保债权，不是主债权；该《确认书》形成于2019年4月17日；在被告王法青、呙勇、王惠签名的《个人无限责任担保书》承诺保证的主债权期间前形成。故原告程伟军要求被告王法青、被告呙勇、被告王惠对余振华欠付程伟军的借款及违约金承担80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经合议庭合议、法官会议及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一、被告江安国偿还原告程伟军借款700万元；二、被告江安国支付原告程伟军逾期还款利息（逾期利息自2014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三、被告余振华对上述一、二项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程伟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被告江安国对原告余振华应付款，由被告江安国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程伟军。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3736元，由被告江安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萍人民陪审员 孙 圌人民陪审员 赵文继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樊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