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再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安录，男，汉族，1945年2月1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湖北省武汉市大件运输公司退休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炳鑫，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李民，男，汉族，1978年4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炳鑫，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高桥经济发展区台中大道特1号。
法定代表人：陈宗建，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岸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赵家条319号。
负责人：陈静敏，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建，男，汉族，1953年7月29日出生，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前进二路21号3楼3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得明，男，汉族，1957年8月28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兵，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彩娥，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安录、彭李民因与被上诉人杨得明、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通公司）、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岸分公司（以下简称民通江岸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6日作出（2011）岸民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杨得明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600号民事裁定，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1）岸民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发回该院重审。该院于2013年6月17日作出（2013）鄂江岸民商重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彭安录、彭李民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10月22日本院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755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彭安录、彭李民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9月1日，该院以（2014）鄂民申字第00282号民事裁定，驳回彭安录、彭李民的再审申请。彭安录、彭李民仍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鄂检民(行)监[2015]42000000152号民事抗诉书，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鄂民监三抗字第0001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6年6月23日作出（2016）鄂01民再102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755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3）鄂江岸民商重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发回该院重审。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6）鄂0102民再5号民事判决。彭安录、彭李民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彭安录、彭李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炳鑫，被上诉人杨得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兵、肖彩娥，被上诉人民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宗建及民通江岸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彭安录、彭李民不服再审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民再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彭安录、彭李民在再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上诉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彭安录、彭李民提交的两份证据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法务部以该公司名义出具的《证明》和湖北通达旺机动车辆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车是否为非法拼装车的鉴定报告可以证明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和裁判结果错误，足以推翻原判决。二、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三、再审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鉴定报告不是上诉人申请法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鉴定报告属于原审中未发现的和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的新证据。
杨得明辩称，1.上诉人在重审时列举证明材料从证据形式和关联性上，不能证明涉案车辆是拼装车，不足以推翻原审认定事实。2.上诉人以涉案车辆为拼装车为由请求撤销转让协议，但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3.再审重审认为鉴定报告不是新证据也不符合证据的法律规定，没有采纳鉴定报告程序合法有效。因此，请求法院维持再审一审判决。
民通公司和民通江岸分公司共同辩称，彭安录、彭李民和杨得明转让交易的内容、金额、付款过程，民通公司从未参与其中，与民通公司无关，民通公司只是涉案车辆的挂靠单位。请求法院维持原判。
彭安录、彭李民向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车辆转让协议》；2．民通公司、民通江岸分公司、杨得明共同返还480000元购车款及20000元欠条；另外承担经济损失（以480000元为本金从2009年10月17日开始至给付之日止，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3．民通江岸分公司、民通公司、杨得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彭安录与彭李民系父子关系，想购买吊车用于经营活动，经人介绍与民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宗建认识。陈宗建带彭安录查看了鄂Ａ×××××号吊车（以下简称涉讼车辆），彭安录较为满意。涉讼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民通江岸分公司，陈宗建称该车的实际所有人为杨得明，车辆买后就可赚钱，车还是挂靠在民通江岸分公司。彭安录、彭李民按照陈宗建的说法与杨得明见面，口头约定了车辆价格。彭安录、彭李民筹得款项后和杨得明于2009年10月15日在民通江岸分公司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并于当天将480000元给付杨得明，下欠20000元出具了欠条。购得车辆后，彭安录、彭李民发现涉讼车辆机动车行驶证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道路运输证不能合法经营大型吊车。经车辆管理部门查询，该车登记原始档案为外省转至武汉，民通江岸分公司购置此车辆的二手车发票价格为50000元。彭安录、彭李民与杨得明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与车辆实际登记不一致，车辆到底是谁所有均不清楚，双方所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不合法。民通公司、民通江岸分公司、杨得明以欺骗手段，虚构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车辆可进行合法经营、虚构车辆价格，导致彭安录、彭李民违背真实意愿购车。重审中，彭安录、彭李民以涉讼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缺少购置发票，该车为拼装车辆存在严重瑕疵，交易中与民通公司、民通江岸分公司及杨得明认知地位悬殊，且车辆交易价格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为由，认为与杨得明订立的《车辆转让协议》显失公平。彭安录、彭李民在再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车辆挂靠合同书无效；2．撤销彭李民与杨得明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3．民通公司、民通江岸分公司、杨得明共同返还480,000元购车款及20000元欠条；另外承担经济损失（以480000元为本金从2009年10月17日开始至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4．民通公司、民通江岸分公司、杨得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鉴定费。事实、理由与原审一致。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再审一审查明，彭安录与彭李民系父子关系。民通江岸分公司系民通公司开办的分公司。
涉讼车辆系重型专项作业车，出厂日期为1994年6月1日；1998年12月20日，该车在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初次注册登记，所有权人为案外人杨洪新；2005年6月23日在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注册登记，所有权人变更为案外人李勇；2007年4月18日在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管所办理注册登记，所有权人变更为案外人鲁小权；2007年8月，杨得明从鲁小权处购得涉讼车辆后与民通公司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将该车辆挂靠于民通公司，并将该车所有权登记于民通江岸分公司名下，车牌号为鄂Ａ×××××，《机动车行驶证》记载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道路运输证》记载车辆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
2009年9月，彭安录获知涉讼车辆拟出售，经他人介绍遂与杨得明取得联系。协商后，彭李民与杨得明于2009年10月15日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杨得明将车牌号为鄂Ａ×××××号货车转让给乙方彭李民。从即日起，一切交通事故及电子眼违章等事故由乙方负责。2009年10月16日之前的任何事故及电子眼由甲方负责”。双方还口头商定购车款为500000元。2009年10月16日，彭安录、彭李民与民通公司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将涉讼车辆挂靠于民通公司。次日，彭安录、彭李民向杨得明支付480000元购车款后，杨得明将涉讼车辆交付给彭安录、彭李民，彭安录、彭李民向杨得明出具借条：“今借杨得明20000元”。2009年12月8日，彭安录领取了涉讼车辆2009年至2010年审验合格行驶证原件、检验合格证标志、强保标志及强保单复印件。2010年11月19日，彭安录领取了涉讼车辆《道路运输证》及彭李民《从业资格证》。
原审中，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依原告彭安录、彭李民的申请，委托湖北安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华评估公司）对涉讼车辆的价格进行司法鉴定，该公司作出鄂安华评报字（2011）第013号《市场价格评估报告书》，结论为涉讼车辆在评估基准日2009年10月17日的评估值为289333元。根据《市场价格评估报告书》所载内容并结合鉴定人员接受庭审质询时意见，安华评估公司的评估方法为：本次鉴定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即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因涉讼车辆在市场上已没有销售，安华评估公司采用替换法确定一种性能最接近的车型，通过市场询价的方式确定重置全价为1240000元；根据《汽车报废标准》（国经贸经<1997>456号）及《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干规定的通知》（国经贸资源<2000>1202号）的规定，涉讼车辆的最长使用年限为20年（240个月），而该车已实际使用184个月（1994年6月出厂—2009年10月评估基准日），以此确定成新率为23.33%；（240－184）÷240×1240000元＝289333元。
另查明，抗诉书载明，彭安录、彭李民在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期间提交其通过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委托通达旺评估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出具的鉴字[2015]2015015号鉴定报告。通达旺评估公司对鄂Ａ×××××重型专项作业车辆是否为非法拼组装车辆进行鉴定评估。该鉴定报告载明鉴定事由：鄂Ａ×××××专项作业车是否为非法拼装车辆进行鉴定评估。鉴定依据：1.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鉴定委托书；2.涉讼车辆鄂Ａ×××××重型专项作业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道路运输证》、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机动车注册登记证编号为370003418862机动车注册登记摘要栏信息所对应的车辆非我公司生产，在1994年本年度未生产”的证明(复印件)；3.鉴定人员现场查勘收集的车辆照片等有关鉴定标的情况方面资料。鉴定情况分析说明：“1.登记证书显示车辆型号为XZJ5380JQZ40,而底盘铭牌上的型号是XZJ5380JQZ，缺数字‘40’；2.登记证书显示车辆厂日期为1994年06月06日，该车标牌上的出厂年月为1995年02月，机动车行驶证上登记为1998年12月20日；3.登记证书显示制造厂商名称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缺文字‘有限’；且铭牌上的字母、数字以及其制作工艺均不规范，有打磨、更改痕迹；4.登记证书显示发动机型号‘6113’，实物勘察该车为‘614010083’；5.登记证书中显示总质量为78000kg，行驶证显示总质量为38000kg；操作室中铭牌显示额定总起重量为QY50即起重50吨；在道路运输证上的吨位是12吨；四个数字互不相符。另外，在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中车辆厂牌型号一栏填写的是海虹牌40T(吨)；6.登记证书中显示功率为152KW，该功率与2.4L本田牌小轿车相当，不适用于重型专项作业车且安全隐患严重；7.当事人彭安录提供的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法务部出具的该公司在1994年本年度未生产起重量为40吨、总质量78吨的汽车起重机的证明；8.因该车露天停放数年，设备老化且无燃油、缺电、部分零件锈蚀严重，无法启动，仅对车辆外观部分可观察部件进行拍摄取证；9.现场拓印发动机号92001825，该拓印号排列高低不一，数字排列不均，为非法打印发动机号；10.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供的档案查询结果表合格证编号为000000000000000，该编号为空号，不存在，无法解释”。鉴定结论：根据上述10个疑点分析：鄂Ａ×××××重型专项作业车，该车多项登记信息不匹配，经实地勘察取证，该车确定为非法拼装车。鉴定日期：2015年05月21日至2015年06月16日。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再审一审认为，我国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公安部于1997年5月20日颁布实施《机动车注册登记工作规范》规定：车管所负责对本辖区内的车辆注册登记；新车注册登记应审核新车来历凭证即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验证盖章的机动车销售发票和国产机动车的《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购置附加费缴纳凭证等；应检查机动车车型和技术参数等。涉讼车辆已于1998年12月20日经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注册登记，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车登记存在违法情形，且未通过其他途径撤销车辆登记的行政行为，故该院认为涉讼车辆在初次登记时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核要件。车辆登记档案信息显示合格证编号为0的空号，并不能确认涉讼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确认车辆权属的登记证书也不含该项内容。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认为涉讼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购置发票，为拼装车辆存在严重瑕疵的诉讼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拼装车，2001年6月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第307号令)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拼装车，是指使用报废汽车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以下统称‘五大总成’）以及其他零配件组装的机动车”，“本办法所称报废汽车(包括摩托车、农用运输车，下同)，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在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期间自行委托作出的涉讼车辆为拼装车的鉴定报告，虽然罗列10项疑点，但多为涉讼车辆外观标识与登记的参数不一致，个别参数的功率与专项作业车的性能有差距即信息不匹配等，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对涉讼车辆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配件即拼装车的内涵和外延等进行鉴定；数年露天存放，设备老化且无燃油，缺电无法启动，也成为非法拼装车的依据；该鉴定报告确认涉讼车辆为非法拼装车，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所得出鉴定意见不宜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因此，该鉴定报告，人民法院在再审申请阶段不宜采纳。其原因在于，再审申请的审查范围仅限于法定事由是否成立，且要求的释明度和证明度都不必等同于本案审理。该鉴定报告并非属于原审中未发现的新证据，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在原审中数次变更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的理由，对涉讼车辆也申请过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该鉴定报告由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的委托代理人直接委托鉴定机构，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提供的证据形成不符合法律规定。正因为该鉴定报告系单方面申请委托，在对方当事人提出质疑后，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主动向该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对涉讼车辆在2009年购买时是否为非法拼装车进行鉴定，经该院委托，摇号确定鉴定机构，武汉天隆佳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日退案，理由为“因时间间隔较长，不确定因素较多，与之本案鉴定标的相关信息与技术状况无法追溯和确定，本鉴定评估机构依据案件要求无法展开鉴定评估工作”。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要求对涉讼车辆现在状况进行鉴定，不能真实反映2009年10月购车时的车辆状况。
至于涉讼车辆登记的生产单位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法务部出具的证明，系该公司法务部出具，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则该证明，该院依法不予采信。
涉讼车辆于1998年12月20日初次注册登记，多次转让登记过户；原审被告杨得明购买时，经交通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登记过户，相关资料存有档案，安全性能等获得检验，允许上路行驶。因此，涉讼车辆为合法使用车辆。对于车辆行驶证和营运证上记载车辆用途，武汉市公路运输管理部门确认涉讼车辆具备营运资格。原审原告彭安录身为多年驾驶吊车的老司机，有长期从事起重运输作业工作的经历，购买涉讼车辆理应具备相应的经验，2009年10月购买后，实际履行转让协议，并以实际车主与民通公司重新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双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系买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自2010年11月9日提起诉讼，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在各个诉讼阶段，变更不同理由要求撤销《车辆转让协议》，再审中以拼装车为由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同时其要求民通江岸分公司、民通公司、杨得明共同返还480000元购车款及20000元欠条，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要求确认《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无效，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宜一并处理。据此，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6）鄂0102民再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彭安录、彭李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60元、鉴定费3800元、邮寄费40元，共计12800元由原告彭安录、彭李民负担。
彭安录、彭李民在本院再审二审审理中提交两份证据：1.车辆照片上面有杨得明的手机号，拟证明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停车场停放的车辆就是涉案车辆，是杨得明卖给彭安录的。2.彭安录的残疾证。拟证明应当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经法庭质证，杨得明称，两份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车辆已经卖给彭安录、彭李民了，而彭安录是否是残疾人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民通公司和民通江岸分公司的质证意见与杨得明相同。本院认为，彭安录、彭李民提供的车辆照片不能充分证明照片上的车辆就是杨得明卖给他们的车辆，亦不能证明杨得明卖给他们的车辆是拼装车。彭安录的残疾证不能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本院对彭安录、彭李民提供的二份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再审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讼车辆是否为拼装车。
本院二审认为，2001年6月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第307号令)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拼装车，是指使用报废汽车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以下统称‘五大总成’）以及其他零配件组装的机动车”，“本办法所称报废汽车(包括摩托车、农用运输车，下同)，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彭安录、彭李民在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期间自行委托作出的涉讼车辆为拼装车的鉴定报告，虽然罗列10项疑点，但多为涉讼车辆外观标识与登记的参数不一致，个别参数的功率与专项作业车的性能有差距即信息不匹配等，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对涉讼车辆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配件即拼装车的内涵和外延等进行鉴定；涉讼车辆数年露天存放，设备老化且无燃油，缺电无法启动，也作为非法拼装车的依据；该鉴定报告确认涉讼车辆为非法拼装车，不符合有关法律和相关规定，其所得出鉴定意见本案不宜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该鉴定报告由彭安录、彭李民的委托代理人所属的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直接委托鉴定机构作出，彭安录、彭李民提供的证据形成不符合法律规定。正因为该鉴定报告系单方面申请委托，在对方当事人提出质疑后，彭安录、彭李民主动向再审一审法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对涉讼车辆在2009年购买时是否为非法拼装车进行鉴定，经该院委托，摇号确定鉴定机构，武汉天隆佳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日退案，理由为“因时间间隔较长，不确定因素较多，与之本案鉴定标的相关信息与技术状况无法追溯和确定，本鉴定评估机构依据案件要求无法展开鉴定评估工作”。彭安录、彭李民要求对涉讼车辆现在状况是否为拼装车进行鉴定，由于法院依据有关规定委托的鉴定评估机构无法对涉讼车辆在2009年10月购车时进行鉴定评估工作，因此，法院不能对涉讼车辆是否为拼装车作出认定。
有关涉讼车辆登记的制造单位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法务部出具的证明，系该公司法务部出具，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则该证明不能充分证实涉讼车辆是否是拼装车。
即使将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法务部出具的证明和通达旺评估公司作出的鉴字[2015]2015015号鉴定报告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也不足以证明涉讼车辆是否是拼装车。
我国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公安部于1997年5月20日颁布实施《机动车注册登记工作规范》规定：车管所负责对本辖区内的车辆注册登记；新车注册登记应审核新车来历凭证即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验证盖章的机动车销售发票和国产机动车的《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购置附加费缴纳凭证等；应检查机动车车型和技术参数等。本案涉讼车辆已于1998年12月20日经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初次注册登记。2005年6月23日在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注册登记，2007年4月18日在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管所办理注册登记。2007年8月，杨得明购得涉讼车辆后与民通公司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将该车辆挂靠于民通公司，并将该车所有权登记于民通江岸分公司名下，车牌号为鄂Ａ×××××，《机动车行驶证》记载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道路运输证》记载车辆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上述多次注册登记均经过车辆登记管理部门审核登记，现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多次注册登记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彭安录、彭李民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车注册登记存在违反法律和其他相关规定的情形，且其未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本案涉讼车辆注册登记的行为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故可以认定涉讼车辆的注册登记符合法律和相关规定。虽然本案车辆登记档案信息显示合格证编号为0的空号，但并不能因此确认涉讼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因此，彭安录、彭李明认为涉讼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购置发票，为拼装车辆存在严重瑕疵的诉讼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涉讼车辆于1998年12月20日初次注册登记，多次转让登记过户；杨得明购买时，经交通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登记过户，相关资料存有档案，安全性能等获得检验，允许上路行驶。因此，涉讼车辆为合法使用车辆。对于车辆行驶证和营运证上记载车辆用途，武汉市公路运输管理部门确认涉讼车辆具备上路行使资格。彭安录身为多年驾驶吊车的老司机，有长期从事起重运输作业工作的经历，购买涉讼车辆理应具备相应的经验，2009年10月购买后，实际履行转让协议，并以实际车主与民通公司重新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双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系买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自2010年11月9日提起诉讼，彭安录、彭李民在各个诉讼阶段，变更不同理由要求撤销《车辆转让协议》，再审中以拼装车为由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其要求民通公司、民通江岸分公司、杨得明共同返还480000元购车款及20000元欠条，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彭安录、彭李民要求确认《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无效，该项诉讼请求系再审一审新增加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彭安录、彭李民在再审一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超出了原审的诉讼请求范围，且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宜一并处理。如果彭安录、彭李民认为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可以依法另行起诉。
综上，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彭安录、彭李民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彭安录、彭李民的上诉，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民再5号民事判决。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960元，由上诉人彭安录、彭李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政喜
审 判 员 何学年
审 判 员 吴 婷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
法官助理 杨中玉
书 记 员 卢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