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1281行初7号
原告韦旭坤，男，1962年6月3日生，壮族，户籍所在地河池市宜州区。
被告河池市公安局宜州分局，住所地:宜州区庆远镇中山大道。组织机构代码：00805572-7。
法定代表人莫世亮，局长。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陈宇，该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唐科，该局干部。
被告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河池市宜州区金宜大道3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1281579447345U。
法定代表人梁宁，区长。
委托代理人潘文，河池市宜州区法制办干部。
原告韦旭坤不服被告河池市公安局宜州分局（下称宜州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被告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政府（下称宜州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于2017年9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于同年9月11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韦旭坤、被告宜州公安分局副局长覃秉吉及该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宇（特别授权）、唐科、被告宜州区政府副市长方镇强及该被告委托代理人潘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审结。
被告宜州公安分局以原告韦旭坤不服宜州市（现河池市宜州区）、河池市和自治区检察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未按《信访条例》规定，于2016年10月14日到北京市××非××区上访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于2017年3月8日作出宜公（治）行罚决字[2017]009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对原告韦旭坤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决定。原告韦旭坤不服该处罚决定，向被告宜州区政府申请复议。被告宜州区政府于2017年8月1日作出宜政复决字[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宜州公安分局的上述处罚决定。
原告韦旭坤诉称，原告在2009年被诈骗一案，被告宜州公安分局至今没有丝毫作为，因此，原告于2016年10月14日到北京上访。而被告宜州公安分局却在时隔五个月之后，违反由违法行为地管辖原则，并在没有北京警方移交案件的情况下，于2017年3月8日作出宜公（治）行罚决字[2017]009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被告宜州区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违法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就是错误的。因此，请求：1、依法撤销宜公（治）行罚决字[2017]009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宜政复决字[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韦旭坤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2、《行政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宜州公安分局已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3、《行政复议决定书》、《延期审理通知书》、《送达回证》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宜州区政府已经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的决定；4、《关于韦旭坤信访案件的答复》、《提供庭审需要证据意见书》、《关于韦旭坤来访反映有关问题的答复》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上访是事出有因，并非无理上访。
被告宜州公安分局、宜州区政府辩称，一、原告有到北京××××区上访的违法事实；二、被告宜州公安分局对原告的违法行为有管辖权；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宜州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1、2、3、4、5”，分别为受案登记表、传唤审批表、延长询问期限审批表、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用以证明程序合法；证据“6、7、8、9、10”，分别为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拘留执行回证、抓获经过，用以证明原告的到案过程以及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和相关送达情况；证据“11、12、13、14”，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检查笔录，用以证明原告承认违法事实以及被告已履行处罚前的事先告知义务和原告享有相关权利的告知义务；证据“15、16、17、18、19”，分别为《关于移交韦旭坤信访案件的函》、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工作说明、户籍证明、违法犯罪记录材料，用以证明原告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并受到北京警方训诫的情况。
被告宜州区政府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一）证据“1、2、3、4、5、6、7”，分别为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提出答复通知书、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用以证明行政复议依法定程序受理和送达；证据“8、9”，分别为宜州公安分局复议答辩书、宜州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目录及相关材料，用以证明已对被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和证据依法进行了审查；证据“10”即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已告知复议申请人（原告）延期审理；证据“11、12”即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其已依法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原告。（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该案件应由违法行为地即北京警方处理，被告宜州公安分局在没有北京警方移交手续的情况下对原告进行处罚的程序违法，也没有管辖权。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证据不能成为原告非法上访的理由。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内容真实，能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证明了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2、3”分别与被告宜州区政府提供的证据“3、2、10”相同，原告提供的证据“2”与被告宜州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7”相同，能证明原告身份以及原告受到行政处罚，并收到处罚决定书和复议决定书，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4”内容真实，但只能证明原告曾向相关部门反映并要求解决相关诉求，相关部门亦向原告作出书面答复，而不能成为原告到中南海××××区上访的理由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韦旭坤于2016年10月14日到北京市××周边非××区上访，被当地警察带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府右街派出所对其进行训诫教育后将其送至马家楼接济中心。原告经宜州区驻京工作人员劝导后自行返回宜州。被告宜州公安分局于2017年3月6日收到宜州区信访局《关于移交韦旭坤信访案件的函》以及相关证据材料后，于同日对原告韦旭坤信访案件进行立案调查，2017年3月7日将原告韦旭坤传唤至治安管理大队进行调查询问。2017年3月8日作出宜公（治）行罚决字[2017]009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对韦旭坤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同日，将韦旭坤移送执行拘留。2017年5月8日，原告韦旭坤向被告宜州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被告宜公（治）行罚决字[2017]009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年8月1日，被告宜州区政府作出宜政复决字[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宜州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原告韦旭坤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于2017年3月6日作出《工作说明》，证实原告韦旭坤于2010年9月14日起至2016年10月14日止到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共计5次。
本院认为，公民个人如需上访寻求解决相关诉求的，应当严格依照《信访条例》规定的合法途径进行。本案原告曾因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带离和劝返，其在明知该区域属非访区后仍再次到该非访区上访，扰乱了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其行为应当予以处罚。关于原告的违法行为应由谁管辖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管理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据此，原告韦旭坤居住地的宜州公安分局可以对其违法行为行使管辖权。同时，只要有证据证明原告在北京市有违法事实，而北京公安机关尚未对其进行处罚的，宜州公安分局就可以对其违法行为予以处罚。本案原告受到北京警方的训诫，是对其违法行为予以警示和教育，并非行政处罚。原告是被北京警方送至接济中心后经工作人员说服后自行返回宜州，而被告宜州区公安局是在宜州区信访局移送上访案件材料后对原告上访案件进行立案调查，没有两地警方之间直接交接的过程，而且交接并非法定程序。因此，原告韦旭坤关于没有北京警方移交的证据，宜州公安机关对其处罚的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被告宜州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处适当，被告宜州区政府的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韦旭坤请求撤销被告河池市公安局宜州分局宜公（治）行罚决字[2017]009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政府宜政复决字[2017]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韦旭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案件受理费汇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98，开户行：河池农行城东分理处。逾期未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韦良汉
审判员 陈再庭
审判员 韦明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覃永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