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10民初8553号
原告：余忠林，男，195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喜（系原告余忠林女婿），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330号2幢402-406室。
负责人：马力华，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玲玲，浙江临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忠林为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6月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郁军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忠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喜、被告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玲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忠林起诉称：2017年1月23日22时许，李春喜驾驶原告余忠林车辆经过杭州市余杭区良线附近时发生单方事故，造成车辆受损，原告余忠林支出维修费26059元、拖车费600元。案涉车辆原告余忠林向被告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投保，保险期间为2016年12月30日00时起至2017年12月2日24时，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被告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应根据保险合同予以理赔。故原告余忠林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支付余忠林车辆维修工料费26059元、拖车费600元；二、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余忠林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一份，用以证明余忠林向平安财险公司购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的事实。
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用以证明2017年1月23日案涉车辆在杭州市余杭区良线附近发生单方事故，造成车内乘客受伤、车辆受损的事实。
3.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一份，用以证明案涉车辆经过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定损金额为26059元的事实。
4.施救拖车费发票一份，用以证明余忠林因案涉事故支出拖车费600元的事实。
5.手机短信截屏二份、杭州仲裁委员会调解书一份，用以证明案涉车辆在向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投保之前即已经注册为优步网约车，事故发生后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已对乘客的损失7660.23元、救护车费用130元进行理赔的事实。
6.浙江申通时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公司）结算单一份，用以证明案涉车辆尚在修理过程中，截止目前已产生修理费20600元的事实。
7.修理费发票一份，用以证明截止目前余忠林已向申通公司支付修车费16500元的事实。
被告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答辩称：对余忠林陈述的事故发生经过、车辆损失情况等无异议，浙Ａ×××××在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处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保险期间为2016年12月30日00时起至2017年12月29日24时止。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但余忠林未提供修车费发票，无法确定理赔金额。且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驾驶员李春喜正通过网约车软件进行营运服务，根据合同规定，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驾驶员李春喜的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各一份，用以证明案涉车辆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
2.投保人声明、免责条款各一份，用以证明根据合同条款，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且已经如实告知免责条款的事实。
3.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代理人董玲玲与事故发生时乘客朱玉玲之间的电话录音材料一份，用以证明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李春喜通过网约车平台约车，接到乘客后发生事故的事实。
被告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对原告余忠林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但保险单中记载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保险单中重要提示中也明确被保险人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证据2、4，三性均无异议，但施救费用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不应赔付；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余忠林已实际支付修车费用；证据5中短信截图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余忠林在购买保险时已经注册网约车平台，车辆性质发生改变，但购买保险时并未通知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证据5中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且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就人损部分进行赔付系因工作人员失误；证据6，三性均无异议，但修理费金额应以维修公司出具的发票为准；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余忠林主张的金额与发票记载金额不一致。
原告余忠林对被告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3，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余忠林及被告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余忠林提供的证据1-7，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能证明案件相关情况，本院均予以认定；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提供的证据1-3，余忠林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2016年11月3日，余忠林在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处投保，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向余忠林出具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被保险机动车为浙Ａ×××××轿车，保险期间自2016年12月30日00时起至2017年12月29日24时止，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赔偿限额为65398.4元，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为50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的赔偿限额为1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的赔偿限额为4座×10000/座，此外，余忠林还投保了车损险不计免赔条款，保险单重要提示中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保险条款中约定“在保险期间内，保险车辆因改装、加装、变更用途后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本通知义务，因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投保人声明中载明“保险人已通过书面形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书面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余忠林在投保人声明中签字，并确认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
2017年1月23日22时许，李春喜驾驶浙Ａ×××××轿车通过优步网约车平台接单，行驶至杭州市余杭区良线附近时与路边石墩相撞，造成车上乘客受伤，车辆受损的事故，李春喜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李春喜通过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讯通拖车服务部将车辆拖至浙江申通时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修理，产生施救拖车费用600元。经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定损，车辆损失金额为26059元，余忠林已实际支付修理费16500元。后余忠林向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申请理赔，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拒绝赔付，故余忠林诉至本院，请求上判。
本院认为：余忠林与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就浙Ａ×××××号轿车形成的机动车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保险单及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期间内，保险车辆因变更用途后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虽为格式条款，但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已在保险单重要提示部分单独列明，在保险条款中对相关免责条款字体进行加粗，且余忠林也在投保人声明中签字确认，应当视为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已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条款内容作出明确说明，相关免责条款对余忠林具有约束力。根据浙Ａ×××××车辆行驶证、保险单中记载，车辆性质为非营业，但事故发生时李春喜正驾驶车辆通过优步网约车平台接单后运送乘客，庭审中，余忠林也明确在通过网约车平台接单并完成后会获得一定的报酬，故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处于营运状态，车辆使用性质由非营运变更成营运后明显增加了案涉车辆的行驶风险，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针对不同用途的车辆收取不同档次的保险费，余忠林负有将车辆改变用途情况通知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的义务，平安财险公司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因余忠林未尽到告知义务，案涉车辆损失平安财险公司余杭支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余忠林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忠林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66元，减半收取233元，由原告余忠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郁军伟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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