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211民初568号
原告：吴登红，男，1969年7月3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江北高家村*组，现住无锡市新吴区。
被告：朱磊，男，1981年9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无锡市滨湖区，现住无锡市滨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陶（系朱磊妻子），女，1985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
原告吴登红与被告朱磊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登红，被告朱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吴登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朱磊赔偿占用的9000元；2、判令朱磊返还代理费2000元；3、判令朱磊赔偿自2016年4月11日至今其交通费开支2980元、生活费开支656元；4、判令朱磊赔偿其为本案开支的律师费500元；5、判令朱磊承担本案鉴定费4960元；6、判令朱磊赔偿其损失8万元。事实和理由：其于2016年3月口头委托朱磊代理其与无锡市友谊不锈钢艺术装饰有限公司（下称友谊公司）的劳动纠纷案件，但其从未出具任何书面授权委托书。2016年4月11日，其从朱磊处收到友谊公司的赔偿款33000元。后其认为赔偿过少欲提起诉讼，在准备诉讼材料时才发现朱磊没有律师执业资格，在仲裁阶段一直以自然人的身份作为其代理人；并且发现朱磊向无锡市滨湖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下称滨湖仲裁委）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等重要材料上的签名并非吴登红本人所签。2016年8月23日，经其多次催要，朱磊才将滨湖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调解书交给其，其根据仲裁调解书得知友谊公司应赔偿给其的费用为42000元，而非从朱磊处领走的33000元，其余9000元一直被朱磊占有，故该9000元应由朱磊返还。另外，朱磊在仲裁过程中伪造授权委托书、与滨湖仲裁委工作人员串通欺诈其的行为，造成其重大的经济损失，朱磊应赔偿其相应经济损失。
朱磊辩称：在吴登红与友谊公司的劳动仲裁纠纷中，吴登红于2016年4月11日向其出具了书面的授权委托书。当天，其接受吴登红委托参加滨湖仲裁委组织的调解，经调解滨湖仲裁委作出仲裁调解书，由友谊公司支付吴登红42000元，双方一揽子解决纠纷。当天吴登红签署承诺书，承诺收到友谊公司补偿后，不再进行涉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和法院起诉等相关的活动。2016年5月9日，其将收到友谊公司支付的33000元，交给了吴登红。其在整个授权代理过程中不存在侵占友谊公司赔偿款，以及造成吴登红损失的情形。关于第1项诉请，该9000元差额应由友谊公司支付，吴登红可向友谊公司主张，其并未占有该9000元，故不应由其承担该9000元支付义务。关于第2项诉请，其确实收到2000元代理费，但后来已于2016年7月中旬将2000元代理费返还给了吴登红。关于第3项诉请，其中交通费用数额较大不真实，生活费系吴登红自己的开支，与其无关。关于第4项诉请，律师由吴登红聘请，产生的律师费不应由其承担。关于第5项诉请，鉴定费应由吴登红自行承担。关于第6项诉请，其并未造成吴登红损失，不应承担所谓8万元损失。
经审理查明：2016年2与26日，吴登红向滨湖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友谊公司赔偿护理工资、加倍工资、归还罚款等费用合计53000余元。2016年4月7日，滨湖仲裁委组织庭审，该次庭审吴登红与友谊公司未达成调解方案。2016年4月11日，滨湖仲裁委组织该案进行调解，朱磊作为吴登红代理人代表吴登红与友谊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滨湖仲裁委作出锡滨劳人仲案字[2016]第211号仲裁调解书，调解协议为：一、友谊公司于2016年4月11日支付未结工资，双倍工资，加班费，工伤待遇，单位应承担的社保部分等共计42000元，以上款项包括申请人所有仲裁请求，申请人放弃社保投诉；二、双方履行完上述义务后，再无其他纠葛。在仲裁案卷中，还载有如下资料：1、2016年4月11日“吴登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受托人为朱磊，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即除一般权限外，还有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增加仲裁请求，进行和解、调解，提起反申请等。2、朱磊出具的承诺书，承诺代办吴登红的仲裁事宜，其不收取任何费用。3、2016年4月11日，“吴登红”签署的《承诺书》，主要载明吴登红收到友谊公司补偿后，不再进行涉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和法院起诉等相关的活动，并对此事作出保密承诺。
又查明，2016年4月27日，朱磊向吴登红出具书面材料，载明请吴登红2016年5月10日前往朱磊处拿取裁决书。2016年5月9日朱磊向吴登红出具《证明》，载明朱磊共收到33000元工资和赔偿金，交给吴登红。
2016年5月16日，吴登红向朱磊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兹委托你帮本人诉友谊公司的代理费用案结后支付，届时本人只需要57000元，余下作为办案费用，不足57000元本人不支付服务费。”2016年6月13日，朱磊向吴登红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吴登红与友谊公司的经济纠纷在法院判决后确保金额为57000元，于2016年7月25日到无锡大明人才公司朱磊处领取，逾期由朱磊负责。”2016年8月23日，朱磊向吴登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兹有吴登红的诉讼案件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决定，此案于2016年10月11日结案，并将法院判赔的补偿金57000元于同日交付吴登红，如若到时未到账朱磊负责。（原2016年8月23日前的所有字据均作无效）”。2016年10月17日，朱磊向吴登红出具《欠条》，载明欠吴登红67500元，于2016年11月11日归还吴登红。
诉讼中，吴登红陈述：其与友谊公司有个劳动仲裁案件，其在2016年4月8日委托朱磊处理，但是双方从未签订书面的授权委托书。4月11日，其支付朱磊2000元代理费。当天，滨湖仲裁委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时其也在场，但滨湖仲裁委的工作人员不让其参与调解过程，由朱磊与友谊公司代理人进行协商。其提出要求由友谊公司赔57000元，但仲裁员不同意，其将赔偿金额从57000元降到了47000元，仲裁员还是不同意，仲裁员提出赔偿金额为33000元，其认为能拿一点是一点，所以同意了33000元的调解方案。后来其准备到法院起诉友谊公司，法院要求其提供调解书，其向仲裁员要调解书，仲裁员说调解书在朱磊处，其就向朱磊要调解书，但朱磊说没有拿到调解书。5月9日，其从朱磊处拿到友谊公司赔偿的33000元。此后其又找朱磊，朱磊称可以到法院起诉友谊公司，且分别于5月16日、6月13日、8月23日、10月17日出具了如上书面材料，朱磊称可以通过诉讼确保获赔金额为57000元。朱磊陈述：2016年4月11日前几天，吴登红找到其，让其代理与友谊公司的劳动仲裁纠纷，当时其并未答应，吴登红表示只要能拿到钱其他问题不需要其负责，也不会上诉、上访，其同意代理此案。4月11日，吴登红出具书面的授权委托书，其代表吴登红与友谊公司进行调解，当天调解时双方达成的调解方案系由友谊公司赔偿吴登红33000元。此后吴登红因没有拿到调解书来找其，其又与友谊公司协商将赔偿金额调高了9000元即为42000元，滨湖仲裁委作出了新的调解书，但落款日期仍为4月11日，此后其拿到了该调解书。吴登红对于赔偿金额不满意，准备到法院起诉，仍然让其代理诉讼案件，其便写了5月16日的情况说明，但是实际上由于吴登红写下了4月11日的承诺书，没有办法再起诉友谊公司，所以后来吴登红一直找其理论并到其单位闹事，在这种情况下，其出于息事宁人、自认倒霉并愿意自己出钱赔偿吴登红的想法，分别出具了6月13日、8月23日、10月17日的如上材料。但是此后吴登红拿着这些材料到市区两级劳动部门以及信访部门，发现并未到法院提起诉讼，所以其收回了上述补偿协议。
吴登红为证明第3项诉讼请求，提交1、公交车交通费票据758张，金额为2980元；2、生活费票据32张，金额为656元。吴登红陈述，因本案纠纷，其一直没有上班，天天去政府部门反映，要求滨湖仲裁委撤销仲裁调解书，并解决其问题，从2016年开始一个星期去朱磊处两趟，发生了大量的公交车交通费；另外其到南京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开支了656元的食宿费、餐饮费等。吴登红为证明第4项诉讼请求，提交律师费发票两张，称其中400元律师费用于委托律师调取朱磊身份信息查档使用；100元律师费用于本案案件咨询。关于第6项诉讼请求，吴登红陈述，该8万元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自2016年4月11日其一直未上班至今每月误工损失4000元；2、因为此事其和老婆吵架、打架，造成其精神损害，相关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3、因此事造成老婆精神损害，赔偿其老婆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4、儿子从宁夏赶回来协助其处理此事，产生的交通费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吴登红申请对滨湖仲裁委仲裁案卷中4月11日授权委托书以及承诺书中“吴登红”的签名非系其本人所签、捺印非其本人捺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在通知双方谈话后当场采集吴登红右手食指和中指指纹各5枚。2017年5月24日，鉴定机构通知吴登红补充采集指印样本。2017年6月30日，鉴定机构根据吴登红签名的样本和检材进行比对分析，作出如下鉴定意见：1、署期“2016.4.11”的《承诺书》中“吴登红”的签名字迹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书写；2、署期“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一日”的《授权委托书》中“吴登红”的签名字迹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书写。对于该鉴定意见，朱磊不持异议。吴登红不认可该鉴定意见，以法院工作人员不能录取其指印和笔迹，必须由其本人至鉴定机构录取指印和笔迹为由申请重新鉴定。本院认为吴登红的重新鉴定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
上述事实，由仲裁调解书、授权委托书、承诺书、证明、情况说明、票据、鉴定意见、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就吴登红与友谊公司之间的劳动仲裁纠纷，吴登红委托朱磊处理该纠纷，吴登红与朱磊之间成立委托关系。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首先，根据滨湖仲裁委的仲裁案卷，结合吴登红与朱磊的陈述，2016年4月11日滨湖仲裁委调解时，吴登红本人接受了33000元赔偿金额的调解方案，朱磊作为代理人最终签订的调解协议的赔偿金额为42000元，高于吴登红当时接受的赔偿金额，朱磊在调解过程中不存在侵害吴登红利益的行为。其次，仲裁调解书一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即发生法律效力，吴登红在4月11日调解后反悔。但是，造成吴登红无法以向法院起诉方式重新主张相关赔偿权利的原因在于4月11日吴登红向友谊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该承诺书中吴登红明确放弃了相关诉讼权利。因此吴登红所谓朱磊与滨湖仲裁委工作人员串通、伪造授权委托书等造成其无法获得更高赔偿金额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
关于吴登红的第1项诉讼请求，根据已经生效的仲裁调解书，9000元赔偿款的支付义务主体为友谊公司，该9000元应由吴登红通过法定程序向友谊公司主张，吴登红未提交证据证明该9000元已由朱磊侵占，因此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第2项诉讼请求，朱磊在劳动仲裁案件中曾承诺不收取任何费用，因此所收取的2000元代理费应予返还，朱磊称其已返还该2000元，但对此未予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2000元应由朱磊返还给吴登红。关于第3项诉讼请求，虽然造成吴登红无法以向法院起诉的方式重新主张赔偿的原因在于吴登红，但朱磊明知起诉已无可能，仍在5月16日之后数次欺骗吴登红已经提起法院诉讼程序，同时还作出确保获赔金额的承诺，上述种种承诺势必会导致吴登红发生本不必要的交通费开支等等，结合双方的过错以及吴登红提交的相关交通费、生活费票据，本院酌定由朱磊赔偿吴登红交通费、生活费开支合计1000元。关于第4项诉讼请求，律师费系由吴登红自行开支，其主张由朱磊承担律师费缺乏法律依据，故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第5项诉请，吴登红提起司法鉴定，但鉴定意见与吴登红申请事项相悖，应由吴登红承担鉴定费。关于第6项诉请，吴登红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该项损失，所谓误工费、儿子交通费与本案纠纷之间缺乏关联性，本案系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合同纠纷，也不存在造成委托人等精神损害，故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朱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归还原告吴登红代理费2000元。
二、被告朱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赔偿原告吴登红交通费、生活费开支合计1000元。
三、驳回原告吴登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朱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80元，由吴登红负担2112元，由朱磊负担6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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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李敏嘉
人民陪审员 崔晓平
人民陪审员 肖锦芳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万智渊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