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浙0106行赔初9号
原告孙桂花，女，194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孙建雄，男，196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系原告女婿，住杭州市萧山区，现住地。
被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306号。
法定代表人方敏，厅长。
委托代理人方莹萍，该厅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巍竞，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桂花（以下称原告）因与被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以下称被告）环保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6年10月14日立案后，于同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孙建雄、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方莹萍和张巍竞到庭参加诉讼。案经合议庭合议，审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以及（2015）杭西行初字第291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被告给予原告长达3年的违法发放机动车黄色合格标志，要求被告登报声明赔礼道歉、书面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在浙江省内消除不良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计323.44万元、赔偿精神损失费131.4万元。3年的保险估计1万元，交通工具及租用车等费用，除了21个已经罚款的天数在用车外1074天，每天消耗租用交通工具费500元计53.7万元、21个电子眼黄标车高污染车罚款2100元。精神损失费每天300元计1095天计32.85万元。汽车折旧费，当时购买车价格应该在50万元左右，按国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是10年，所以每年5万元/年，3年15万元。误工费每天300元，计10.95万元，合计113.71万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该进行退一赔三的赔偿，被告应赔偿合计454.84万元。原告浙Ａ×××××号牌车于2015年3进行年度安全监测（含环保尾气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合格并依法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被告违法自授其权颁发“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的行政许可。环发[2009]87号文件”即《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性质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生效时间是2009年10月1日，其调整的对象为该规定生效后生产的车辆，环保局把本来就无法律授权的黄标贴到2008年以前已停产的车上，这一溯及既往的行政行为违反了《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被告依据一般规范性文件增设标志管理并施行超出法律授权的权限管理事项，所进行的“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颁发行为严重违法并事实造成对原告实际利益的侵害。诉请判令：一、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合计323.44万元；二、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合计131.4万元；三、被告登报声明赔礼道歉，书面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5）杭西行初字第29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判决被告的行为违法。
2、赔偿申请书。证明向被告申请赔偿。
3、浙环行赔[2016]2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不予赔偿。
4、交通罚款记录。证明原告的车被罚21个电子黄标眼。
5、保险证明。证明原告车辆合法证明。
6、其余材料（2013、2015、2016年环保合格标志及副本9张、机动车行驶证、孙建雄寄给环保厅的快递单、2份告知书及送达回证、保险发票、关于进一步黄标车淘汰的实施意见）。证明被告行为违法。
被告辩称，一、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只有当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职权侵犯行政相对人人身权的情形下才承担相应的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责任，侵犯人身权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核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行为未侵犯赔偿请求人的人身权，故要求赔礼道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八项规定，被告核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原告的保险费、租用交通工具费、高污染车辆罚款、车辆折旧费、误工费等损失的发生，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同时，原告关于赔偿金额的计算，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原告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要求赔偿的损失为行政行为对其所造成的损失，即证明各类费用已发生并与被告核发黄色环保标志这一行政行为有直接、必然的关系。原告申请行政赔偿时，未提交相关材料证明各类费用已实际发生；且经被告告知补正各项赔偿请求的相关证据材料后，原告仍未补正，故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依据：
1、行政赔偿申请材料。证明原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
2、来访事项登记书。证明原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予以接收。
3、行政赔偿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及邮寄材料。证明被告通知原告补充造成其财产损害的相关证据材料。
4、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及邮寄材料。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的证据，被告的意见如下：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仅是确认被告核发黄色标志这一行政行为不合法，与原告起诉的行政赔偿的事实以及因果关系没有相应的关联。证据2、3，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原告实际上不遵守相应的交通法规，与本案不存在因果关系。证据5，有异议，不能证明与行政赔偿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证据6，对环保标志的真实性认可，行驶证的关联性有异议，快递单、告知书及送达回证无异议，发票和保险公司情况说明仅能证明其投保，对实施意见本身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据，原告的意见如下：证据1、2、3，无异议。证据4，对决定书有异议，应该赔偿。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1，系生效法律文书，无需认证。证据2、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4-6，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被告的证据1-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4，可以证明被告作出了不予赔偿决定，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
（2015）杭西行初字第291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被告于2015年3月17日就浙Ａ×××××小型越野客车向孙桂花核发编号为3301150124006839的黄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行为违法。该黄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有效期至2015年6月。
2016年8月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赔偿申请，要求被告赔偿因向其核发黄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造成的经济损失323.44万元、精神损失费131.4万元。2016年8月9日，被告发出补正告知书，要求原告在10日内提供2015年3月17日核发编号为3301150124006839的黄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有效期至2015年6月），有效期间内造成其财产损害的相关明细、清单、凭证等证据材料。原告未再提交材料。被告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于2016年9月29日送达原告。原告诉至本院。
另查明，案涉原告所有的车牌号码为浙Ａ×××××号的机动车注册登记日期为1995年9月22日，属于在国家环保部门发布的《环保达标车型公告》目录中无记录的车型。2015年3月17日，被告根据《浙江省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办法》及《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按照机动车注册登记时间，向原告核发了案涉黄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2015年11月19日，原告提交机动车排放鉴定申请，经实车鉴定，该车装有电喷发动机、氧传感器、三元催化器，2015年11月20日，经排气污染物检测结论为合格，被告核发了绿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４）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５）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案涉被告核发编号3301150124006839的黄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行为已经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被告已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原告的起诉符合以上前提条件。本案的审查对象是原告的赔偿请求能否成立。
关于原告所提经济损失的赔偿请求，本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了行政赔偿的具体范围，第三条规定了侵犯人身权的情形，第四条规定了侵犯财产权的情形。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违法行政行为“造成损害”是取得赔偿的前提，对财产权损害的赔偿仅限于直接损失。据此，本案需审查原告所提经济损失赔偿是否属于案涉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原告提出的经济损失具体项目为：车辆保险、交通工具及租用车等费用、汽车折旧费、误工费、黄标车高污染车罚款。被告核发编号3301150124006839的黄色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行为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的主要原因是案涉车辆经排放控制装置核查的技术鉴别，实际上符合核发绿色环保标志的条件。根据《浙江省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办法》，核发案涉黄色环保标志引起的后果是相较于绿色环保标志，案涉车辆在该黄色环保标志有效期间内（2015年3月17日至2015年6月）将受到高污染车区域限行等限制。“直接”在语义上是指“不经过中间事物的”，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直接损失”应当是由行政行为直接引发的损失。而车辆保险、租用交通工具费、汽车折旧费、误工费，暂且不论是否实际产生了这些费用，这些费用的产生与核发案涉黄色环保标志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显然不属于直接损失。关于黄标车高污染车罚款，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和公定力，在被依法撤销或确认违法前，行政行为相对人应受此约束，后续罚款的产生并非被告核发案涉黄色环保标志这一行为直接引发，故前述罚款也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
关于原告所提精神损失的赔偿请求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的请求，本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可见，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仅适用于侵犯人身权的情形。本案中，被告核发案涉黄色环保标志不涉及侵犯人身权的情形，不适用该条款。
综上，原告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孙桂花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俊洁
人民陪审员 狄建华
人民陪审员 王琴君
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何治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