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203民初627号
原告：王爱。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同军，铜川市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杨建利。
被告：杨升。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航善，陕西红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爱与被告杨建利、杨升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爱诉称：原告与被告杨升之母何爱芝（病故）系直饮水机销售人员，2015年8月，原告通过被告杨升之母将14台“华津时代”反渗透直饮水机存放在被告家中，其中10台“巨无霸”、4台“超霸”。2017年2月，原告听说何爱芝病逝，便和另外两位同事前去祭拜，并与被告对账，确定原告存放了14台直饮水机。同年8月，原告去被告家中拉取直饮水机时，被告确认直饮水机存放的数量，但却以家中其他亲属阻止不让拉走为由推托至今，拒不返还。原告找被告多次协商未果，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直饮水机14台；2、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杨建利、杨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在被告家中存放14台直饮水机，也没有存放事实。被告家中有何爱芝生前留下的笔记本，上面记载在2015年之前，何爱芝分三次购买了60台直饮水机，现家中剩余31台，没有记载原告存放饮水机的事实，本案不存在原告所诉的存放事实，也不存在返还问题，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爱为了支持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
1、手机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微信截图影像资料证据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家中存放14台直饮水机的事实。
被告杨建利、杨升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录音是原告与被告杨升的语音聊天，内容是原告一直希望杨升确认存放14台直饮水机的事实，但杨升一直没有明确确认，而且原告所说的存放过程二被告没有参与，杨升的母亲也没有告知过二被告存放过程。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存放事实。
2、原告自书对货单一份，证明在杨升之母何爱芝病故后，原告与杨升及证人冯英俊一起对账，确定14台直饮水机在被告家存放的事实。
被告杨建利、杨升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对账单，一是没有二被告签字确认，二是数量不对，被告家中存货只有31台，不是36台，证据内容不真实，不应采信。
3、进货明细一份，证明何爱芝的进货总数和进货时间，2014年10月初在铜川进货10台，2014年10月18日进货20台，2014年10月30日进货30台，因货款不够，只发了5台货，三次进货共计35台。
被告杨建利、杨升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单据显示2014年10月18日进货20台，2014年10月30日进货30台，与何爱芝笔记本记载吻合，能够证明何爱芝两次进货50台而不是35台。
4、原告进货明细单两份，证明原告王爱的进货数量。在2014年10月16日进货10台，2014年10月18日进货13台，2015年9月28日进货10台，三次进货33台，2014年10月在铜川进货10台。
被告杨建利、杨升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5、铜川市鑫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与何爱芝分别进货的数量。
被告杨建利、杨升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明主体资格与证明内容不相符，内容是在鑫兴公司和西安华津公司的进货情况，该主体无法证明进货事实，证据不足以证明进货数量。
6、原告自书何爱芝销售直饮水机数量清单一份，证明何爱芝的进货数量减去销售数量就是现在家中剩余的饮水机数量。
被告杨建利、杨升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销售清单是原告自己书写，没有何爱芝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事实。
7、证人魏菊风出庭作证，证明何爱芝和王爱的进货总数，2014年10月初，何爱芝在铜川市鑫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魏菊风处进货10台超霸，10月中旬，在省公司进货20台，月底培训时省公司搞活动，何爱芝决定进货30台，但只打了5台机子的货款，剩余25台货款一直未打，公司也没有发货。魏菊风清楚何爱芝在西安省公司的进货，也知道进货量。王爱在铜川市鑫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魏菊风处进货10台，在省公司进货33台，共43台。何爱芝去世后，陈友玲、冯英俊和王爱给魏菊风打电话说何爱芝不在了，他们去祭拜，王爱给魏菊风说她把货对了。后来就发生纠纷，魏菊风给王爱说进货数都能对上，双方能和解最好。
被告杨建利、杨升对证人魏菊风证言的质证意见为：魏菊风的身份是铜川市鑫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何爱芝不光在铜川也在西安进货，两个进货渠道，不是所有的进货都要经过魏菊风的公司，证人证言达不到证明目的。
8、证人冯英俊出庭作证，证明在2014年8月份以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王爱让冯英俊从货运部拉了10套超霸直饮水机放到何爱芝家，当时好像只有何爱芝一个人在家。何爱芝去世后，王爱和冯英俊几个人前去祭拜了。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今年年初，王爱让冯英俊一起去何爱芝家对证她存放在何爱芝家的直饮水机，当时二被告都在家，王爱、冯英俊和杨升用何爱芝以前的笔记本对账，好像是何爱芝的机子放在房子的左边，王爱的在右边。后来王爱去拉机子了没拉走，王爱叫冯英俊去也没解决。冯英俊给杨升做工作，说让王爱拉走12台，给他家放下2台，又给杨升打了几次电话，打通过一次，杨升说行，后来再没打通过电话。
9、证人陈友玲出庭作证，证明陈友玲让她儿子用自己家的车给王爱拉过10台超霸直饮水机到何爱芝家，何爱芝去世后，陈友玲、冯英俊和王爱去了何爱芝家，王爱在何爱芝家存放饮水机的事实他家人都认可，具体销售了多少台不清楚。
被告杨建利、杨升对证人冯英俊、陈友玲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该两份证人证言证明各自拉过10台饮水机存放在何爱芝家，共20台，但王爱称存放了14台，相互矛盾，另冯英俊和陈友玲与本案原告均有利害关系，对账事实涉及到的数额无法确定，不能证明存放事实。
被告杨建利、杨升为了支持其反驳主张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如下：
何爱芝生前的笔记本，证明何爱芝在2014年10月份分三次共进直饮水机60台，与存放数量一致，笔记本记载内容与原告出示的10月18号、30号的进货单可以相互印证。
原告王爱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笔记本记载内容只是何爱芝自己记录，没有相关证据印证，不能证明进货数量。
本院对原告王爱提供的证据分析后认为，证据1属录音资料，原告在录音中谈到其在被告家中存放14台直饮水机，但被告一直未明确确认该事实，依照法律规定录音资料不能单独作为确认事实的证据，需要其他证据印证，且该证据不能明确存放的事实；证据2、6属原告自书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3、4、5属于证明原告与被告杨建利之妻何爱芝的进货渠道和进货数量，与其是否在二被告家存放直饮水机及存放型号、数量无关联性；证据7魏菊风证言，证明王爱和何爱芝进货数量，与本案存放事实无关联性，证明存放数量双方对过数且对上了，也是听原告说的，故双方对过数量的证言证明的对货事实系传来证据且系听原告述说，故不能证明存放事实；证据8、9系证人冯英俊、陈友玲的证言，各自证明曾给王爱往被告家送过10台货，二被告均不知情，且王爱再无其他证据印证送货、销售及现还在二被告家存放14台直饮水机的事实。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现其在二被告家存放14台直饮水机的事实，对以上证据本院均不能确认。
本院对被告杨建利、杨升提供的证据分析后认为，被告提供的何爱芝生前的笔记本记载的本人进货数量与该案件无关。
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可以证实如下法律事实：原告与被告杨建利之妻即被告杨升之母何爱芝（病故）曾经均为直饮水机销售人员。2014年期间，双方均在铜川、西安购买过直饮水机然后销售。
另查明，何爱芝于2017年1月25日病故，其家中现仍存放31台直饮水机。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王爱是否在被告杨建利、杨升家存放14台直饮水机；二、二被告有无义务返还原告14台直饮水机。
本院认为：返还原物纠纷是指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人返还该物的纠纷。本案中，原告无直接证据证明在二被告家存放14台直饮水机，提交的所有证据及证人证言关联性不强，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不足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即在二被告家中存放14台直饮水机的事实，亦不能证明二被告对原告存在侵权行为。故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原物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爱对被告杨建利、杨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王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俊峰
审 判 员 白晓梅
人民陪审员 杨彦妮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