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8）鄂执复114号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肖雄文，男，汉族，1966年10月1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熊松，女，汉族，1968年1月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申请执行人：武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号。诉讼代表人：武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单洞路*号国际大厦*座**楼。负责人：戴昌久，武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组长。复议申请人肖雄文、熊松因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的（2018）鄂01执异387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武汉中院查明，原告（反诉被告）武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证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熊松、肖雄文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16年4月1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84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84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熊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武证公司返还股票处置款2173419.62元，并偿付欠款的利息损失（以2173419.62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二、被告（反诉原告）肖雄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武证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熊松、肖雄文的反诉请求。如果被告（反诉原告）熊松、肖雄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4210元，反诉费7962元，均由熊松、肖雄文共同负担。熊松、肖雄文对上述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鄂民终9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此，武证公司向武汉中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7年2月6日以（2017）鄂01执86号立案执行，并于2017年3月3日向熊松、肖雄文发出执行通知书。2018年3月，肖雄文、熊松向武汉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称，根据武汉中院840号民事判决及（2017）鄂01执86号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本案执行标的为原武证公司“股票处置款”在合同纠纷事项下其具有“返还”义务，但不是在债权债务事项下负有“偿还”责任。现就执行中涉及的执行方式、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提出异议，请求中止（2017）鄂01执86号执行通知书继续执行。事实及理由：由于异议人缺乏诉讼经历、也没聘请律师，同时检察机关对抗诉申请已立案审查，致使拖延了执行通知书要求的财产报告。但迄今为止，熊松股票账户仍真实有效，没有发生撤销登记及物权变更情况；按目前查实的熊松证劵账户及资产情况，基本可以确定熊松证劵账户没有外部资金或股票来源；原审中推定武证公司股票“交易购得”，但没告知推定了何时何地、如何交易、购得多少数量股票；如果查实到该股票款项，异议人愿立刻处置、返还并愿意以自由房产一套担保履行此项义务。另外，武证公司破产管理人查证确认，未发现武证公司与熊松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及交易流水，也没有发现熊松账户上“三特索道”股票资金来源于武证公司的记录。原武证公司关闭前，没有与异议人提出该项问题，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正式协议也确认没有未尽事项。因此，目前没有武证公司任何相关的财务、财产、业务记录，无股票成交、资金、股份清算资料，也没有柜面操作的资金划转、股款上账凭证，异议人的证券账户及自有股票具有严格、规范的证券登记和商事登记，证券资产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具有权威的权利证明和法律效力。账户证券资产形成于1993年“三特索道”公司第二次增资扩股配售个人原始股，主要由肖雄文与民企人士合作、使用熊松的身份资料，按规则要求完成认购缴款、证券登记后，托管于在武证公司开立的熊松证券账户。1997年“三特索道”于汉柜撤牌前账户曾集中卖出，由于价格挂高未全部成交。1998年汉柜交易由政府部门关闭，股份集中托管，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确认异议人账户“三特索道”股票余额为58×××00股。2007年“三特索道”股票于深交所上市交易，次年10送转5股，与异议人2017年最后卖出的数量完全一致。将异议人自有证券资产混同为本案执行标的进行“返还”，应该先依法解决证劵登记和物权变更问题。对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应向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发起行政诉讼，或申请撤销变更其账户的证券（物权）登记事项。武汉中院另查明，在本案执行期间，熊松、肖雄文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终925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已于2017年6月6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9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熊松、肖雄文的再审申请。武汉中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执行异议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或者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立案，并在立案后三日内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熊松、肖雄文作为被执行人现请求中止执行，且其所述事由均不属于针对该院具体执行行为所提异议，不符合执行异议的受理条件。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熊松、肖雄文的异议申请。肖雄文、熊松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其提交的复议申请书载明的理由与前述异议理由相同。本院复议审查查明，武汉中院异议裁定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事实：一、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武汉中院840号民事判决载明该案具体情况如下：原告（反诉被告）武证公司向武汉中院诉称，2015年4月，武证公司与熊松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对以熊松持有的、托管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九席”席位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特索道，股票代码002159）股票及历年股息、红利，并约定：1、在三特索道股票复牌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置变现；2、在处置完毕三特索道股票后，武证公司同意向熊松支付290000元的权益补偿款，剩余资金由熊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武证公司账户。2015年7月22日，熊松将三特索道股票卖出，扣除税款等费用后获取资金收益2463419.62元（包括历年红利17067.37元）。武证公司得知后，要求熊松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返还处置款项，但熊松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肖雄文与熊松系夫妻关系，熊松所占有的股票处置款系熊松与肖雄文所负共同债务，肖雄文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请求法院判令：1、肖雄文与熊松向武证公司支付2173419.62元；2、肖雄文与熊松向武证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人民币2,888.00元（从2015年7月29日计算至判决生效时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85%计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3、判令由肖雄文与熊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反诉原告）熊松、肖雄文辩称，一、武证公司对所诉资产没有任何主张权益的事实依据。武证公司主张的款项是熊松账户于2015年7月22日卖出所持股票扣除税项和交易费用后形成的，是合规合法的现金资产。按武证公司《关于请求协助办理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处置变现工作的函》，双方之间的争议标的物即是熊松证券账户处置变现前的三特股份。1993年8月，肖雄文使用爱人熊松的身份证原件委托开立了证券账户，后应原武证公司业务部门请求，把该账户作为备用的交易账户，并提供了账户资料。后肖雄文及关系人参加三特股份个人股配售，因来不及开设其他账户，而熊松账户对方并未实际使用，就将上述个人股票合法登记于熊松账户中，当时只作股份托管，与其它交易也并不冲突。后来相关部门开始使用此账户，财务人员跟踪核算时曾误将该股份登记为交易资产，但因没有相应的交易和资金记录并不成立。这种失误在实际操作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发生交易后，打开证券账户，各种库存证券是集中在一起并列显示的，并没作剔除，也没有因此产生争议。大约1997年5月武汉证券有一次大的“清理重组”，应肖雄文要求，上述有关部门进行业务清理后停用了此账户。原武证公司于2005年底破产清算遭行政关闭，肖雄文于2006年3月办理了正式离职手续。从停用熊松账户到武汉证券关闭近9年，武证关闭后至2014年9月总计18年时间里，熊松所持上述股票未有任何权属争议，原武证公司没有任何部门或个人就账户相关问题与答辩方交涉或请求任何事项。三特股份于汉柜交易摘牌后，直至2007年8月才重新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交易，此后经历了证券市场的长期低迷，2015年又因策划重组长期停牌，种种原因使熊松所持有的三特股票演变成了长线投资。2014年近9月，肖雄文接到所谓武证公司清算组工作人员电话，对方声称熊松女士为武汉证券代持了三特索道股票，要求配合处置后返回资金。肖雄文感到非常惊讶，并声明从来就没有，也没听说过为武证代持股票的事情，此后对方人员反复纠缠。熊松多次要求对方提供相关资料或代持协议，对方不仅不予提供，还不断威胁不配合他们工作的后果。按法律精神，国家保护私有财产，公民没有对其私有财产自证清白的义务，尽管如此，熊松还是对自身账户持有的三特股份来源等基本情况作了说明。结合本案情况，取得或享有股票权益要么是参加一级市场发行认购，要么是于二级市场交易买进。迄今超过一年时间里，武证公司一直对熊松账户中“三特索道”股票提出争议和权益主张，但是即使到正式起诉，他们除了提交给我们一些一厢情愿的“函”和毫无价值的“清算组”背景材料外，没有提出主张股票权益的片纸只字的事实依据。二、武证公司虚设权益依据，误导事实真相，诈取协议。武证公司早己关闭，其后10年，先是由有关部门委托某律师事务所成立清算组，随后清算组经指定充任破产管理人，本案的形成及过程实际上都是由所谓代表人借武证公司之名主导和操作的。对上述争议股票标的，一方面肖雄文、熊松确信当初于一级市场配售了个人股，另一方面武证公司坚称于二级市场买入了流通股，同一标的股票有了不同的来源说法。如果双方均没有说谎，那就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了对标的物的辨识差异，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证券账户上发生了回转交易，即是说，账户先是卖出了托管股票，价格回落时又重新买进了同样的股票，类似平时说的高抛低接。在这种情况下，肖雄文、熊松的托管股票就因错误卖出而消失了，而库存股票按交易清算记录确实就是新买进的。如果真是这样，就对肖雄文、熊松非常不利了，而且武证公司早己实体不存，肖雄文、熊松该向谁去讨回资产?肖雄文、熊松要维护自身利益，现实的做法只能是控制账户中的库存股票要求补偿，并向对方收取管理费。肖雄文当时在武证公司不同部门工作，并不了解账户具体交易情况，也是因武证关闭，没法在原托管券商处要求打印账户资料，不是肖雄文、熊松可查阅的账户资料，清算组手里掌握却拒绝提供给我们。由于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称，虽将信将疑，但我们并不能否定对方说法，长时间里，肖雄文、熊松都感到棘手和被动，只能按武证公司要求接受所谓协商，既抵制，又配合，在长期压力下也同意签订了所谓《协议书》。因为不确定到底是哪种情形，也有最后司法解决的心理准备，因为到了法庭质证阶段就可要求查证交易记录了。对方只要出示账户资料很容易厘清问题，用不着这么麻烦。武证公司肯定掌握情况，兵不厌诈吧?也可能资料本身就对他们不利，或者只是从资料中发现了财产线索，“惦记”上了?现在可以确定是对方说谎了，长期困扰肖雄文、熊松的疑惑基本清楚了，而证据刚好是武证公司无意间暴露的。在对方证据《关于申请授权武汉证券破产财产管理人处置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请示》的内部材料中，第2项“证券资产情况”清楚载明:“未发现该股份的资金是来源于武证公司的记录”，这才是事实真相!那么，武证公司的财产权益从何而来?诉讼主张因何而生?种种诱导欺诈因何而施?这份内部材料对方写于2015年4月，此前武证公司一直声称有有力的交易和资金证据，现在正道貌岸然地依所谓协议证据充当原告，真是令人惊奇。三、所谓《协议书》依照法律规定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分列了可撤销合同的两种情形，即“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该协议书依照法律规定应予以撤销。首先，该协议签订存在重大误解。如上所述，由于对方拒绝提出账户资料和事实证据，并误导事实真相，在假设武证公司没有说谎、欺骗的前提下，肖雄文、熊松做出了证券账户中可能发生回转交易的判断，在此重大误解情况下，肖雄文、熊松维护自身权益只能提出股票抵偿之类的要求。由于当时三特索道因策划重组长期停牌，在对方不断纠缠，并同意解决股票增值收益分配和肖雄文资产管理报酬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协议。这本只是先期、单项的协议，然而武证公司认为依协议己得到最大利益，并不解决其他事项，股票处置变现后就催促划款，遭到拒绝后他们就以所谓合同纠纷发起诉讼。其次，该协议书是显失公平的。武证公司对标的资产根本没有任何提出争议和主张权益的客观依据，现在却无中生有地靠所谓协议享有了绝大部分资产权益。而且，协议中只有约定事项，并没有发生能导致资产权转移的双方交易行为，他们的权益哪里来的?该协议无任何对等公平原则可言，实际上只是单方面侵占了他人资产，这是在暴力打劫或明抢的情形下才可能发生的情况。该协议签订过程中，武证公司实施了一系列不正常手段，诸如捏造、哄骗、诱导、讹诈、威胁等等，他们坚称掌握交易和资金方面有力证据，让我们准备承担严重后果;声称要找肖雄文、熊松单位领导反映情况，严肃处理;妄称清算组就是武汉中院成立的，是上下级、威胁向公安部门刑事立案，直接抓人等等，这些都给肖雄文、熊松无端造成了长期极大的抑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同欺诈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上述协议签订，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武证公司在上述资产纠纷提不出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以欺诈肖雄文、熊松订立合同为手段，进而以所谓协议为唯一事实证据制造了本合同纠纷案。2006年3月，肖雄文正式办理离职手续时，曾与原武证公司签订《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按该协议第5条规定“经审查，肖雄文未拖欠或已归还欠款、财物、文件”，上述协议早于9年前签订并执行，对方代表人只有清算法人代表的有限地位，根本没有权限也无任何理据改变上述协议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对破产管理人的有关规定，其职责是对破产企业的财产行使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明明“未发现股份资金来源于武汉证券的记录”，怎么跟破产财产强行扯上关系的，本案纠纷纯属对方代表人超越权限，蓄意操弄。四、肖雄文与熊松是夫妻关系，但没有因为夫妻关系就必须是被告，武证公司将肖雄文追加为被告理由不充分。同时，熊松、肖雄文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武证公司根据双方协议、依合同违约责任支付290000元；返还长期占用的股资及合理资金成本946000元。武汉中院查明，2015年4月27日，熊松（甲方）与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处置甲乙双方合作以甲方名义持有的、托管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九席”席位上的“三特索道”股票及其历年股息、红利。甲方通过开设个人证券账户、资金账户、银行账户等，通过深圳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处置变现上述股票。在本次处置完成后，甲方向乙方提交加盖证券营业部公章的交易流水清单。鉴于三特索道目前处于停牌状态，双方一致同意在该股票复牌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置变现工作。在甲乙双方共同处置上述股票后，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290000元权益补偿款，即：在实际成交金额扣除相关税费后，优先支付甲方290000元，剩余资金（包括因税费减免金额）由甲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乙方账户或指定的账户。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相关条款，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应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2015年7月22日，熊松将其证券账户中的87750股“87×××50股票卖出，并将所得资金全部转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建设大道证券营业部资金合并对账单显示：熊松账户中2015年4月27日红利转入17067.37元，2015年4月28日银行转取17000元，余67.37元；2015年6月23日利息归本0.20元；2015年4月30日证券蓝补“三特索道“股票87750股，87×××507月22日卖出“三特索道”股票87750股，87×××502.58元，清算金额2853748.97元，扣除限售预扣预缴款407396.92元，账户资金余额为2446419.62元（含红利余额67.37元、利息归本0.20元）；2015年7月23日银行转取2446419元，账户内资金余额0.62元。熊松在处置“三特索道”股票获取资金后，未依协议约定将资金返还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2015年7月24日，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向熊松发出请求其返还三特索道股票处置款的函，要求熊松于三日内将处置款超过29万元的部分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账户内，并提供证券账户交易流水清单等。熊松收到催收函后，拒绝将处置款返还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双方发生争议，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遂向武汉中院提起诉讼。武汉中院另查明，熊松与肖雄文系夫妻关系，肖雄文原为武证公司上海总部负责人。1993年8月12日，肖雄文以熊松名义开立深圳证券交易账户（证券账户号码2204444220××××4447托管中心托管账户（托管账户号码0022044002××××4447至1998年期间，武证公司向肖雄文借用熊松的证券账户，用于该公司进行股票交易。1998年10月14日，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将58500股“58×××00即“三特索道”股票登记至熊松的托管账户中。因“三特索道”公司送、转股，上述股票数量增至87750股。87×××508月，武证公司因违规经营被中国证监会取消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2006年3月6日，肖雄文与武证公司协议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2008年1月8日，武证公司被宣告破产进入破产还债程序。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期间，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工作人员多次通过电话、QQ与肖雄文联系协商处置“三特索道”股票事宜。2015年4月2日，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向武证公司债权人委员会各成员提交关于申请授权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处置“三特索道”股票的书面请示。请示的主要内容为：1993年8月12日，武证公司以熊松的名义分别在武汉证券登记中心开设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湖北省股权托管股份有限公司开设托管账户。1993年至1998年期间，武证公司用104号营业部—熊松账户进行了大量证券交易，且与武汉三特索道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多笔抵押融资事项。管理人通过查阅武证公司1993年至1998年财务资料，未发现财务资料中有武证公司与熊松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及交易流水。1998年10月14日，熊松在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托管账户新增58500股“58×××00股票，“三特索道”于2007年8月17日上市，并于2008年5月16日每10股送转5股。根据熊松、肖雄文口述以及三特索道公司提供的信息显示，上述“三特索道”87750股统87×××50信证券中信九席席位上，尚未补充登记至熊松个人账户上。管理人多次与熊松电话联系，熊松表示不知情，请管理人联系肖雄文。后管理人与肖雄文多次电话沟通联系，其表示要求补偿。管理人于2014年10月18日向肖雄文送达了要求协助处置股票变现工作的函，并与肖雄文协商，肖雄文最后提出补偿金额为290000元。请债权人委员会就是否同意授权管理人就处置“三特索道”股票向熊松补偿290000元进行表决。其后，武证公司债权人委员会表决同意了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的请示。武汉中院还查明，武证公司提交的该公司1993年11月3日内部往来收入传票显示收入熊松股资440000元，1995年2月17日取款凭单显示熊松账户取款35455.87元。针对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1、2015年4月27日关于共同处置“三特索道”股票的协议书是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熊松证券账户中87750股“87×××50股票的归属当如何认定问题。武汉中院认为，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与熊松于2015年4月27日签订的关于共同处置三特索道股票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熊松、肖雄文辩称熊松证券账户中的87750股三87×××50为熊松个人所有，2015年4月27日协议书的签订属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其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其一，2015年4月27日协议书明确约定了本案争议的“三特索道”股票系双方合作以熊松名义持有并托管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九席”席位上的，熊松在处置完股票后应将扣除29万元权益补偿款的余额部分全部返还给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即熊松与武证公司之间是代持股票的关系，熊松并非股票的真正所有人。武证公司依据协议主张自己的权益并无不当。其二，熊松、肖雄文答辩中对协议内容予以否定，但不能就自己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肖雄文称该股票系其自己于1993年通过关系认购的三特公司原始股，但在诉讼中肖雄文拒绝就其认购原始股的具体情况进行陈述，也不能提交其认购原始股的缴款凭证等原始凭据。熊松、肖雄文还称双方协议书系在武证公司工作人员哄骗、威胁情况下签订，但其亦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熊松、肖雄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三，87750股三87×××50其价值就普通个人而言应为一项重大财产，熊松、肖雄文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肖雄文还具有证券从业经验，其明知股票为自己所有而与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签订协议，约定将股票处置款交还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显然与常理不符。而且，如果该股票系熊松、肖雄文认购取得的原始股，股票登记在熊松的名下，武证公司也并未控制使用熊松的证券帐户，熊松可以自由交易该股票，则熊松无论是一直持有还是卖出该股票均与武证公司无关，熊松则没有与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签订共同处置协议的必要。反之，如果熊松因其证券账户被武证公司控制使用而导致其不能自由处置自有的股票，从常理分析，则应是熊松积极向武证公司主张自有股票的权益，而不是武证公司主动向熊松主张。本案中，在武证公司向熊松、肖雄文提出协商处置股票之前，熊松、肖雄文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未向武证公司主张过相关股票的权益。由此可见，熊松、肖雄文所主张的事实及理由有违生活常理，无法予以采信。其四，本案争议的股票现有证据能够显示的来源是1998年10月14日由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登记至熊松的托管账户中，但该次托管不是股票原始取得的来源。对于原始取得，熊松、肖雄文不能提交其认购三特公司原始股的证据，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的内部文件也有“未发现该股份增加的资金是来源于武汉证券的记录”的表述，而经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申请，本院向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调查，因时间久远，该股票的原始取得情况亦无法查明。故本案中没有确定的证据能够证明争议股票的原始取得和归属，但从武证公司在1993年至1998年期间借用熊松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的事实，结合双方共同处置股票协议的约定，以及武证公司确实存在经营和财务管理违规、混乱以致进入破产的情况，根据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可以认定该股票系武证公司通过交易购得。综上，熊松、肖雄文的辩称理由不成立，其要求撤销2015年4月27日协议书本院不予支持，熊松处置完“三特索道”股票后未能依协议约定向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返还股票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应将290000元补偿款之外的余额部分返还给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并赔偿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武证公司请求的利息损失系按贷款利率计算，鉴于武证公司正处于破产清算状态，其资金并非用于生产经营，故其利息损失应按存款利率予以计算。肖雄文系熊松配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熊松、肖雄文在本案中不能证明上述债务系熊松的个人债务，故肖雄文应对返还股票处置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熊松、肖雄文反诉请求武证公司支付补偿款290000元，因武证公司诉请返还的款项中已扣除该款，故不存在另行支付的问题；关于1993年11月3日武证公司内部往来收入传票载明的“熊松股资44万元”，系武证公司的内部账目，且发生在武证公司借用熊松证券账户交易期间，熊松、肖雄文不能证明该资金为其私人自有资金，其请求武证公司返还相应本息本院亦不予支持。二、武汉中院于2017年3月3日向熊松、肖雄文发出执行通知书的内容为：你们与武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日作出的840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武证公司于2017年2月6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依法立案执行。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责令你们自本通知书送达后即履行下列义务：一、向申请执行人武证公司返还股票处置款2173419.62元及利息；二、向申请执行人武证公司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三、负担案件受理费24210元、反诉费7962元；四、承担执行费用。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6日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申981号民事裁定书载明该案具体情况如下：肖雄文、熊松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案涉股票处置协议有效，违背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熊松账户上的三特股票不是武证公司的财产，并未发生武证公司利用熊松账户买入三特股票的事实，且在武证公司与肖雄文解除劳动关系时，双方已确认没有任何争议纠纷。双方协商、签订合同只涉及武证公司购买、遗留在熊松账户的股票处置，而账户资金系卖出其自有库存股票形成，与双方协议没有任何关系。配合处置武证公司股票的协议没有事实基础，该协议未真正成立，也无法执行。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超出诉讼请求。法人机构利用他人、特别是个人的账户运作的情形，是严重违法行为，不应得到支持。二审把合同纠纷审成股票财产争议，超出武证公司诉讼请求，审非所诉。股票不能代持，根据法律规定，持有人必须在购买和经国家授权的登记机构完成登记后才能确立财产权利，证券账户的法律意义即是持有人拥有账户内证券资产的权利证明。我方股票具有完全证券登记资格，长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有效存管，还附带上市公司股东名册登记，资金账户亦有严格商事登记手续，这些都充分权威的表明我方账户财产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定该权益为对方所有，没有任何依据和理由。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申请调取相关证据未予调取。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掌握全部熊松个人账户资料，申请人向二审申请调取，但二审法院未调取熊松历史账户交易资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若存在武证公司在1993年至1998年期间借用熊松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的事实，那么交易或买入三特股票只能发生在约1994年底至1997年中三特股票在汉柜挂牌期间，清算记录应载于熊松在沿江大道营业部开立的0100001746号资金账户。但该账户在协商时不让看，申请人要求质证账户资料无人理睬，二审时书面申请法院调取未获同意。二审把仅涉及处置武证公司股票的言词材料，作为该股票为武证公司所有的证据，偷换概念。四、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在对方的内部请示材料《关于申请授权武汉证券破产财产管理人处置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请示》中说的是处置熊松账户自有股票，把申请人配合处置对方股票的账户权益补偿要求曲解为申请人的分配意愿。该材料简单用武证公司直接开立账户、自营交易、抵押融资误导债权人会议成员，但对武证公司如何购买三特股票、形成该项股票资产的过程和财务、财产记录均未提到。该材料中明确载明“未发现财务资料中有武汉证券与熊松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及交易流水”。熊松账户在股权中心托管的三特股票未发现资金是来源于武汉证券的记录。五、本案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不自动具有诉讼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破产财产管理人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一、二审法官应依法主动回避而未回避。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五、六、七、八、十一、十三项之规定，请求撤销（2016）鄂民终925号民事判决，判令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赔偿其29万元、支付其精神抚慰金6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一、关于肖雄文、熊松应否按照双方协议约定返还武证公司案涉股票处置款项问题。双方对熊松股票账户中87750股三87×××50际出资人存在分歧，武证公司认为系其借用熊松名义买入，肖雄文、熊松认为该股票系其自有库存股票。从双方协商并于2015年4月27日签订处置股票协议书的事实看，曾存在武证公司利用熊松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鉴于该账户中的87750股股87×××50人是武证公司还是熊松，双方均未举出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原判决根据双方的通话记录、共同办理账户解锁、熊松长期未向武证公司主张权利等证据和事实综合判断，按照优势证据规则，认定熊松并非股票的真正所有人，肖雄文、熊松应依约返还股票处置款项并无不当。肖雄文、熊松申请再审称，并未发生武证公司利用熊松账户买入三特股票的事实，与其数次提到如果该账户中尚有武证公司股票愿意配合处置的观点矛盾，且与其同武证公司签订案涉股票处置协议的行为矛盾，其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肖雄文、熊松称肖雄文与武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双方确认无任何争议，以证明该账户内财产系其个人财产，但因该账户系熊松账户，肖雄文离职时，武证公司与肖雄文确认无任何争议纠纷，并不能证明武证公司自认熊松账户内股票并非其财产。肖雄文、熊松该观点亦不能成立。肖雄文、熊松认为熊松账户中仍有其自有库存股票，但在双方的处置协议中，其并未作出区分，与常理不符，称该协议并未真正成立，也无法执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双方所签订案涉股票处置协议性质问题。虽然肖雄文、熊松称法人机构利用他人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系违法行为的观点正确，但武证公司利用熊松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的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之前，此后双方签订股票处置协议并非双方协商利用熊松账户进行股票交易，而是双方对账户内已存有的股票进行处分的行为，是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清理其资产时对该账户内的财产权益进行处置和分配时双方所达成的合意，与相关法律所禁止的借用账户进行股票交易扰乱市场的行为并不相同，原审对相关财产权益进行认定并未超出审理范围，将该协议界定为双方具有结算性质的协议亦无不当。以此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及超出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三、关于新证据认定及相关证据调取问题。肖雄文、熊松申请再审称，其向法院申请调取熊松历史账户交易资料等未获准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经查，在一审时，法院已对该账户中股票情况进行了调查，一审法院曾委托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进行调查，但因时间久远，该股票的原始取得情况等已经无法查明，故依据现有证据，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对本案事实做出判断并无不当。肖雄文、熊松申请再审所称新证据即对方的内部请示材料《关于申请授权武汉证券破产财产管理人处置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请示》在原审已经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其内容亦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肖雄文、熊松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诉讼主体及回避问题。原判决将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表人代为诉讼或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肖雄文、熊松以根据相关规定，破产财产管理人应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为由，认为法官系破产财产管理人的归口监管部门领导，实属对法律谬解，不符合应当主动回避的情形。综上，肖雄文、熊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五、六、七、八、十一、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驳回肖雄文、熊松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综合前述武汉中院异议裁定和本院补充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肖雄文、熊松的异议请求和理由可见，其二人异议请求虽是针对武汉中院的执行通知书提出，形式上是对执行行为提出异议，但执行通知书是按本案执行依据即840号民事判决的主文来确定履行义务内容的；从其二人提出的异议和复议理由来看，陈述主要的观点和理由均是在该案一审、二审、申请再审过程中提出并被生效民事判决和民事再审审查裁定所驳回。因此，其二人提出执行异议的实质是对生效民事判决有关争议焦点的认定和判决的结果不服，依法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执行异议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应作为执行异议案件受理。武汉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驳回肖雄文、熊松的异议申请，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并无不当。肖雄文、熊松坚持认为生效民事判决错误的，应另行寻求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综上，肖雄文、熊松的复议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肖雄文、熊松的复议申请，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执异387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施峰峰审 判 员 张 磊审 判 员 杨斌崇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法官助理 刘春艳书 记 员 汪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