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06民初16243号原告：雷宇，女，196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浪，重庆普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腾达，重庆普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重庆科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3-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0863325151。法定代表人：何秀君，重庆科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明，重庆金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雷宇与被告重庆科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宇的诉讼代理人李浪、陆腾达，被告重庆科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王长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雷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8500元（2500元/月×9个月＋3000元/月×2个月）；2.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4000元（2667元/月×1.5个月）；3.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3月未付工资1490.43元、2017年7月未付工资1000元；4.被告支付原告失业保险待遇损失18900元（1050元/月×15个月×120%）。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其第四项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失业保险待遇损失189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1日原告入职被告处，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原告于2017年6月15日以被告未依法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和未依法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为由向被告提出辞职，原告于2017年7月7日正式办理离职手续。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被告重庆科庆医疗机械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农村户口。2017年6月15日，原告向被告作出《辞职信》，以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及未依法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为由，向被告提出辞职。2017年6月16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该《辞职信》。2017年6月17日，被告签收了该邮件。2017年7月24日，原告就经济补偿金、双倍工资等问题向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0月9日作出渝沙劳人仲案字[2017]第573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告的全部仲裁申请。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于法定期间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重庆合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希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7年3-7月的社会保险，其中2017年3月个人应缴费为248.40元、单位应缴费为621.01元，2017年4月个人应缴费为310.50元、单位应缴费为869.42元。还查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为何秀君，股东为吴军和何秀君，吴军持股比例为90%。合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吴静，股东为吴军和吴静，吴军持股比例为40%。被告认可吴军和何秀君是夫妻，吴静是吴军和何秀君的女儿，被告的股东吴军和合希公司的股东吴军系同一人。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举示了如下证据：1.抬头为“重庆科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X年X月工资及报销表”八份，分别是2016年3月以及2016年6-12月，该八份工资及报销表的落款也为“重庆科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其中2016年3月的落款日期为“2016.5.10”，其余七份的落款日前均为下月中旬。2.抬头分别为“重庆科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2017年3月基本工资表”、“重庆科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2017年3月绩效工资表”二份，落款也均为“重庆科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时间为“2017.4.20”。前述两组证据的十份工资表中均有员工的签字和“吴军”的签名，被告认可该签名的“吴军”就是被告以及合希公司的股东吴军，吴军也是被告的经理，在被告处从事管理工作。被告辩称被告和合希公司是关联公司，存在混同，两个公司的办公地点相同，但是工作人员不同，谁缴社保就是谁的员工；原告是由合希公司缴纳社保，就是合希公司的员工；原告举示的工资表也是合希公司的，只是合希公司做账的人用了被告的格式，没有改抬头和落款，吴军签字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被告为证明原告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举示了如下证据：被告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的工资表（来源于被告的会计凭证）、合希公司2017年1-3月的工资表以及一个名为“雷宇”的男性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有一名技术服务人员也叫雷宇，与本案原告同名，但是被告的员工雷宇不是本案原告雷宇，本案原告是合希公司的员工。被告举示的工资表与原告举示的工资表在表格形式上完全不同，但是原告认可2016年11月、2017年1月被告的工资表以及2017年1月合希公司的工资表上的签字是原告的签字，其余的工资表均不是原告的签字。原告称每月至少会签一份工资表，有时会签两三份，是为了做账的需要而找员工签字的，这种工资表不是本人领取工资的工资表，金额也不是员工本人当月的工资，所以原告在签字时是不看抬头的。被告辩称其只有一名叫“雷宇”的员工，就是被告所举示身份证的雷宇，该雷宇至今在职。但是原告称被告所说的雷宇在原告入职前已经离开了被告处，为此原告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了被告所称雷宇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重庆临江门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从2015年11月起为被告所称的雷宇缴纳社会保险至今。被告辩称其所说的员工雷宇并不在被告处坐班，被告按月向该雷宇发放工资、造工资表，但没有为其购买社保，至于该雷宇是否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也不能确认和判断。庭审中，原告还述称其在被告处从事的是文员工作，每月是固定工资，2017年2月及之前是2500元，2017年3月起是3000元；被告收到原告的辞职信后，原告还在被告处上班，因为需要工作交接，而老板一直没有安排人，直到2017年6月底开始交接，至2017年7月7日交接完毕，因此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应为2017年7月7日；被告在2017年7月初原告离职前已经向原告发放了2017年6月的工资3000元，而2017年7月的工资并未发放；2017年3月被告还在原告的工资中扣除了两个月单位应承担的社保部分，应当向原告返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应当对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在劳动关系存在的情况下，由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具有管理的权力和责任，劳动者的档案材料、工资发放记录等均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的事项，因此应当由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情况等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举示了抬头和落款均为被告名称的工资表。在这些工资表中，领取工资的员工均有在表格的“签收人”处签名，表格以外的空白处只有吴军的签名，而吴军是被告的最大股东，也是被告的管理人员。因此，原告举示的工资表可以证明是被告在向其发放工资。虽然被告辩称原告举示的工资表实际是合希公司的工资表，但是被告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该主张，理由如下：第一，被告举示的其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的工资表中，每个员工在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都不固定且起伏很大，绩效工资出现起伏尚属可能，但是每个员工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均不一致且起伏较大，就有悖于常理和生活经验。第二，被告举示的其公司的工资表中，2016年11月的工资表明显与其他月份不同，前后月份均有的吴某富、彭某才等人并没有出现在工资表中，反而有多达十几名其他月份没有的名字出现在该月的工资表中，其中就包括何某勇、张某梅和赖某娥。该三人的名字还出现在被告举示的合希公司的工资表以及原告举示的工资表中，如果按照被告所说原告举示的工资表中是合希公司的员工，现合希公司的员工出现在被告编入会计凭证的工资表中，明显是不符合会计规范要求的，而被告并没有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第三，被告一直辩称其只有一名叫“雷宇”的男性员工，其举示的工资表中的“雷宇”就是该名男性，该名“雷宇”至今在职。但是原告举示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该名“雷宇”从2015年11月至今都是由另一个公司一直为其缴纳社保。针对原告，被告辩称谁为其参保就是与谁存在劳动关系，针对其所说的“雷宇”，被告又辩称谁参保不一定说明就是与参保人存在劳动关系，对于法庭询问被告是否与其所称的“雷宇”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辩称其也不能确认和判断。被告对于本案原告与其所称的“雷宇”在是否与参保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陈述上自相矛盾。第四，被告辩称原告举示的工资表是合希公司的工资表，但是被告举示的合希公司2017年1-3月的工资表与原告举示的工资表在形式上完全不同，被告举示的合希公司的工资表中没有张某梅，何某勇、赖某娥、雷宇三人在这三份工资表上的每个签名也明显不一致，与原告举示的工资表上该三人的签名也不一致，可见被告举示的合希公司的工资表是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的。第五，被告辩称原告举示的抬头为科庆公司的工资表是合希公司的，作为企业经营、记账、纳税重要凭证的工资表长期、持续使用他人的名称，明显有悖常理和会计、税务规范，在法庭询问抬头为科庆公司的工资表如何进行合希公司的纳税时，被告也没有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综上，被告举示的工资表在工资金额上存在有悖于常理的随意性，在编制上也存在有违会计规范的地方；被告否认原告举示的工资表中是其员工，但是这些员工又出现在被告自己的工资表中，被告却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被告所称的至今在职的男性“雷宇”长期是由另一单位缴纳社保；结合原告所称被告确有一名男性“雷宇”在其入职前已经离开以及原告有时会签多份工资表，本院据此认定被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就是反映被告员工真实情况的工资表，也不足以证明其中的“雷宇”就不是本案的原告而是另有其人，故不足以推翻原告举示的抬头和落款均是被告名称的工资表。因此，在原告举示的证据可以证明是被告向其发放工资，而被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告该主张的情况下，本院采纳原告的主张和证据，认定为原告发放工资的就是被告。劳动关系最主要的特点是人身依附性和经济隶属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的劳动关系的成立条件也反映了该特点，即：（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具有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原告的工作地点在被告的办公地点，原告的工作也是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是原告的工资是由被告发放。虽然原告的社会保险不是被告而是合希公司缴纳的，但是在被告认可其与合希公司存在关联、混同的情况下，原告的工资发放单位与参保单位虽不一致，但结合劳动关系的特点，本院认为劳动报酬的发放更能反映劳动关系的实际情况，因此本院认定向原告发放工资的单位就是原告的用人单位，即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原告的入职时间和工资标准应当由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没有举示任何相关的证据，被告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本院采纳原告的主张，认定原告的入职时间是2016年4月11日。结合原告举示的工资表及其主张，可以看出原告的工资标准在2017年2月及之前是应发工资每月2500元，从2017年3月起是应发工资每月3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原告入职后一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016年5月11日至2017年4月1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8051.73元（2500元/月÷21.75天×15天+2500×9个月+3000元/月×1个月+3000元/月÷21.75天×6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不是以其自己的名义而是以第三方的名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违反了社会保险应当由用人单位为其劳动者缴纳的强制性规定，以第三方名义缴纳社会保险也会对原告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产生障碍，造成原告社会保险待遇的损失，因此被告的行为构成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现原告正是以此理由向被告作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于2017年6月17日通过邮寄方式送达了被告，因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6月17日因原告行使单方解除权而解除，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为满一年不足一年半，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二个月原告的月平均工资为2625元[（3000元/月×3个月+2500元/月×9月）÷12个月]，因此被告应当支付原告1.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3937.50元（2625元/月×1.5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现原告举示的工资表显示，被告在原告2017年3月的工资中扣除了社会保险费2166元，该笔费用明确载明是2017年3、4月个人和单位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之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社会保险费包括个人应当缴纳的部分和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部分，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现被告不仅在原告的工资中代扣了其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还扣除了被告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故原告可以要求被告进行返还。2017年3、4月原告应缴费为558.90元，被告应缴费为1490.43元，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3月工资中多扣除的1490.43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在2017年6月17日已经因原告行使单方解除权而解除，而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之后仍然在向被告提供正常的劳动，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劳动关系解除后的2017年7月的工资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前提之一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第五项规定，劳动者本人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现原告即属于非因其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虽然第三方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但是第三方并没有为原告足月缴纳社会保险，且第三方缴纳社会保险仍然会导致原告在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时无法从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失业保险金，因此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失业保险待遇损失。由于原告系农村户口，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以及《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农民合同工失业领取的是一次性生活补助，农民合同工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标准按单位为其实际缴费年限应享受的失业保险金标准的50%一次性发放，单位未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或者单位因欠缴失业保险费在限期一年内仍未缴清欠费，造成失业人员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单位应比照失业人员工作年限应享受失业保险金的120%予以赔偿。现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为满一年不足两年，依据《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可以领取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因此被告应当支付原告失业保险待遇损失1890元（1050元/月×3个月×50%×12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科庆医疗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支付原告雷宇2017年3月工资1490.43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8051.73元、经济补偿金3937.50、失业保险待遇损失1890元，合计35369.66元。二、驳回原告雷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本院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辛 灵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范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