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民申2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合江，男，196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克拉玛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林，新疆农林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启云，新疆农林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洪苏，男，197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新疆石油管理局供热公司职工，住克拉玛依市。
再审申请人刘合江因与被申请人刘洪苏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02民终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合江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定。申请人调取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相关案卷宗得知，该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2017年3月28日分别作出（2014）克执字第423号和（2014）克执字第423-2号执行裁定书。该院于2016年12月30日才向申请人送达了具有具体执行内容的执行回转裁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之规定。在上述具有具体执行内容的执行回转裁定书未送达申请人前，申请人依据当时生效的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克中字民一终第50号民事判决，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取得争议土地完全合法。其占有争议土地是在履行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具有法定的免责条件，申请人不存在违约行为。二、原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的可得利益损失为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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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间的损失，缺乏有效证据证明。1、两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均认定：申请人刘合江2014年4月16日才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克中字民一终第50号民事判决，并通过人民法院从被申请人刘洪苏手上取得争议土地。这足以认定在此之前，争议土地系被申请人占有、使用。2、两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均认定：2013年4月10日，申请人刘合江与被申请人刘洪苏达成一份《和解协议书》，该协议已对2013年全年争议土地的租金及争议解决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这足以认定2013年度全年争议土地不应在本案是否有可得利益的损失计算在列。3、二审法院另查明：所谓刘合江将占有刘洪苏的339亩土地租与案外人卢奎的合同履行至2014年后，2015年未再继续履行。这实际是因为2015年被申请人刘洪苏已经将争议土地强制收回。2015年度争议土地也不应在本案是否有可得利益的损失计算在列。三、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2013年4月10日，申请人刘合江与被申请人刘洪苏达成一份《和解协议书》，该协议已对2013年全年争议土地的租金及争议解决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那么就算申请人刘合江应该支付被申请人刘洪苏20**年争议土地的租金，刘洪苏也应凭借《和解协议书》另行立案起诉。人民法院不应在本案中自行依照《鉴定意见》认定2013年争议土地的赔付数额。四、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被申请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承担合同不能履行的违约责任，向原告赔偿农业经营可得利益797504.13元。一审法院根据这一诉讼请求判决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赔偿609280.68元后被申请人未上诉。由此可以认定被申请人刘洪苏在一、二审的诉讼请求均为农业经营可得利益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与直接损失是完全的两个法律概念。二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二审第14页第3行）确认：直接损失包括土地经营使用权人投入的成本，如种子......等，还包括土地经营使用权人对土地占有使用带来的，如租金。那么在被申请人刘洪苏未主张直接损失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直接依照算出的租金损失判决申请人承担违约责任系明显超出诉讼请求之判决。综上，请求依法再审。
刘洪苏在接受本院询问时发表意见称，不同意刘合江的再审申请及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刘合江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刘合江于2011年以合同无效（解除合同）为由，向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为本案被申请人刘洪苏），该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克民一初字第772号民事判决；刘洪苏不服该民事判决，向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于2012年4月10日作出（2012）克中民一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书确认刘合江与刘洪苏于2004年5月12日签订的《土地经营转让协议》无效，判令刘洪苏向刘合江退还400亩土地，刘合江向刘洪苏退还基础建设费112000元。后刘合江依据前述民事判决，于2012年4月16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争议土地进行强制执行。后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本院于2013年3月19日作出（2013）新民抗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2013）克中法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2011）克民一初字第772号民事判决及（2012）克中民一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并驳回刘合江的诉讼请求。（2013）克中法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现为生效法律文书。
根据已生效的（2013）克中法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刘合江与刘洪苏于2004年5月12日签订的《土地经营转让协议》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继续履行该协议。（2013）克中法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撤销了（2011）克民一初字第772号民事判决及（2012）克中民一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实质上驳回了刘合江以合同无效（解除合同）为由发起的诉讼的全部诉讼请求，即本案双方签订的《土地经营转让协议》自始有效。刘合江因对（2012）克中民一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内容申请强制执行而取得、占有争议土地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系针对执行回转作出的规定，该法条的本质含义为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后，依据被撤销法律文书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人民法院负责督促或强制执行，而非待人民法院作出有关执行回转的裁定并送达当事人之后才予返还。且据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相关谈话笔录内容显示，刘合江对于刘洪苏申请执行回转的请求是清楚的，负责执行回转事宜的法官亦明确向其告知了执行回转事宜，要求其返还争议土地。刘合江关于其占有争议土地是在履行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具有法定的免责条件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1、经核实，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0日作出（2012）克中民一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刘合江于2012年4月16日即向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2）克中民一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内容，原审判决关于刘合江申请执行的时间记为2014年存在笔误，但未影响本案事实认定。2、刘合江与刘洪苏于2013年4月10日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由刘合江先行种植争议土地，确定2013年度争议土地的租金为224000元，该租金款项归属于再审案件审理后确认的土地使用权人。后（2013）克中法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签订《土地经营转让协议》应属有效，即刘洪苏为《和解协议书》所指的争议土地使用权人。依据本案鉴定意见，原审判决认定争议土地2013年度的损失金额为108676.93元，远低于《和解协议书》确定的租金损失224400元，且刘洪苏对于2013年度争议土地的损失未提出上诉。原审判决采纳鉴定意见，认定争议土地2013年的损失金额为108676.93元，客观上并未扩大刘合江承担责任的范围即未加重刘合江的给付义务。3、刘合江与案外人卢奎于2013年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刘合江将包含本案争议土地在内的700亩土地出租给案外人卢奎，租期自2013年10月21日至2017年10月21日，年租金为364000元。刘合江于2013年10月22日收取了案外人卢奎交纳的364000元租金。案外人卢奎实际种植一年后未再继续履行该合同。刘合江申请再审称案外人卢奎未再继续合同的原因系刘洪苏已于2015年强制收回争议土地，但经核实，刘合江于2017年6月5日在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谈话笔录中陈述，”我把土地租给了卢奎，定了四年协议，他只种了一年，就不种了，注明：同年10月中旬就跑了，地空了3年。因为那年亏损了，那年他种的棉花，种棉花不挣钱”。该陈述与刘合江申请再审理由相悖，即案外人卢奎未再继续履行合同的原因并非刘洪苏强制收回争议土地，且不符合本案执行回转的实际情况。因此，刘合江关于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有效证据证明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三、刘合江与刘洪苏于2013年4月10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约定了争议土地2013年度的租金为224400元，单纯根据（不考虑争议土地的种植收益、实际租赁与否、其他赔偿等情况）该《和解协议书》内容及（2013）克中法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内容，该224400元租金应归属于刘洪苏。刘洪苏一审诉讼请求为要求刘合江支付争议土地的农业经营可得利息损失，即刘洪苏本身并未直接主张争议土地的租金损失。本案鉴定意见亦为争议土地的农业经营（种植农作物）可得利益损失，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该《和解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原审判决亦未根据《和解协议书》内容确定争议土地2013年度的租金损失。刘洪苏是否还应当依据《和解协议书》内容另行主张争议土地的租金损失，属于其自身诉讼权利的行使，本院在本案中对于该问题不予评价。
四、本案刘合江与刘洪苏签订的《土地经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妥善履行各自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刘洪苏主张的农业经营可得利益损失发生的直接原因即是刘合江违反协议约定，占有争议土地，导致刘洪苏不能行使对争议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损害了刘洪苏的合法权益。基于此，刘洪苏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刘合江赔偿争议土地的农业经营可得利益损失。即使”可得利益损失”与”直接损失”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但在本案中，基于同一块争议土地，对于同一合同相对人（刘合江与刘洪苏）而言，亦不可能同时产生例如租金（第三人承租）的直接损失和自行种植土地产生的农业经营可得利益损失。在结合本案鉴定意见所确认的争议土地农业经营可得利益损失与争议土地租金损失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为减少当事人诉累，依照刘洪苏的诉讼请求，结合鉴定意见并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确认争议土地的农业经营可得利益损失为609280.68元，由刘合江向刘洪苏支付该款项并无不当。
综上，刘合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合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伊 利
审 判 员 张 斌
审 判 员 祁 万 杰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法官助理 周 鑫
书 记 员 傲云才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