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30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会玲，女，1966年7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何会玲之夫)，1964年4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90号。
负责人:李晓光，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君丽，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皆军，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东郊农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机场路和平农场站北。
法定代表人:马青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鹏，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2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金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君丽，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皆军，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会玲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朝阳支行）、被上诉人北京市东郊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郊公司）、被上诉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会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何会玲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商行朝阳支行、东郊公司、农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何会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从1984年6月至2016年7月一直连续工作，中间没有断过，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从1992年10月至1994年9月期间，是在东郊公司工作，中间也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所以这期间的社保记录中断，完全是由东郊公司与农商行朝阳支行办理交接手续违法造成的，故应由农商行朝阳支行、东郊公司、农商行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1992年6月9日劳动部、国家档案局印发的《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则将用人单位的档案管理职责予以法定化。因用人单位遗失档案造成劳动者发生损失的，劳动者有权请求赔偿。
东郊公司辩称，不同意何会玲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对于何会玲所提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予认可，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何会玲的上诉请求。
农商行朝阳支行、农商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1.一审法院认定“何会玲于2009年7月办理内退未再出勤，因此其无依据要求按在岗标准发放工资、享受年休假工资”，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庭审中，何会玲对其办理内退手续的一系列证据的真实性均持认可态度，何会玲办理内退是劳资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据此，一审法院驳回何会玲要求农商行朝阳支行、农商行支付在岗待遇与内退待遇的工资差额及享受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一审法院以何会玲“未就社保赔偿金108万元数额进行举证”，驳回何会玲要求农商行朝阳支行连带支付减少工龄的社保赔偿金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举证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何会玲在一审中未对其提出的社保赔偿金108万元的金额举出任何证据，一审法院适用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驳回何会玲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3.何会玲要求社保赔偿金的诉求不属于法院的劳动争议受案范围。4.因何会玲个人原因，何会玲至今尚未办理退休，尚未领取过养老金，更不存在养老金损失的事实，何会玲要求赔偿养老金的差额无事实依据。5.从实体角度而言，农商行朝阳支行、农商行不应承担任何形式的养老金差额的赔偿责任。6.何会玲要求农商行朝阳支行、农商行承担支付社保赔偿金责任，应建立在何会玲与东郊公司完成在先举证责任的前提之下，即：何会玲和东郊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原东郊农场为何会玲交纳了1992年10月至1994年9月期间养老保险且该养老保险的记录手册随同档案进行了向农商行朝阳支行、农商行移交的事实。否则，农商行朝阳支行、农商行对事实不存在的保险记录手册无法丢失和忽视，同时对不存在的事实也无法举证，更无从谈及必须承担任何责任。
何会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农商行朝阳支行支付差额工资290500元；2.农商行朝阳支行支付未休年假工资41931元；3.农商行朝阳支行及东郊公司支付减少工龄的社保赔偿金1080000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如下事实：
1.何会玲主张其于1984年6月19日入职东郊公司，后于1994年9月带着档案调入北京市农村信用社朝阳联社（以下简称北京朝阳联社），担任会计，该信用社后改制为农商行朝阳支行，其于2009年7月办理内退，并于2016年7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另何会玲称其平均应发月工资为5500元左右，最后出勤至2009年7月，工资支付至2017年4月。
农商行朝阳支行主张何会玲于1994年9月调入北京朝阳联社，进入银行系统，后该信用社改制归入农商行；农商行朝阳支行称何会玲担任会计，月工资为税后4500元左右，工资支付至2016年7月，此后由于其个人原因不办理退休手续，找到单位领导，故单位向其发放了每月的生活费。
东郊公司称其在何会玲调动工作后已将档案移交，其目前无法查询何会玲的工作情况。
2.何会玲就其主张提交：（1）北京市农工商总公司（以下简称农工商公司）工人调动介绍信、农转非招工审批表、工资审批表、职工升级审批表，证明其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4年6月，东郊公司一直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直到1994年9月其劳动关系转入北京朝阳联社，转入之后直到1994年10月才开始缴纳社保，农商行为其缴纳社保的时间差了一个月，另北京朝阳联社于2005年10月改制，名称变更为农商行朝阳支行；（2）证明，证明其在调入农商行朝阳支行的时候社保关系没有衔接上，东郊公司系于1986年11月至1992年9月为其缴纳养老保险；（3）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实发工资数额。
农商行朝阳支行质证意见：1.未提供原件，但是农商行朝阳支行在何会玲的档案中见过这些材料，根据其提供的工人调动介绍信，显示其调动时间为1994年10月31日，也是其实际报到日期，农工商开具介绍信的时间为1994年10月17日，其单位因为中间的交叉问题，是从1994年10月1日起薪，所以其给何会玲缴纳社保的起始月份为1994年10月，另何会玲参加工作的时间与其无关，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是这几份证据材料是在何会玲的档案中存在；农转非招工审批表、工资审批表、职工升级审批表均是何会玲在东郊公司工作时的材料，与其无关；2.没有原件，这是东郊公司所出具，其曾见过，但是真实性无法核实,何会玲调至其处系1994年10月，所以即使该证据为真实的，欠缺了1992年10月至1994年9月的社保缴纳记录，也不能证明何会玲连续缴纳保险，且据其了解北京市是在1992年10月才开始缴纳养老保险，之前为视同工龄阶段；3.真实性认可，且2016年7月之后何会玲已经达到退休年龄，其没有义务再发放工资，但其为了保证何会玲的生活才发放了相关费用。农商行质证意见同农商行朝阳支行。东郊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3.农商行朝阳支行就其主张提交：（1）劳动合同书，合同载明“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乙方符合甲方内部退养制度的相关条件，乙方同意按照甲方内部退养制度的规定执行”、“乙方按甲方内部退养制度的规定内退后，其月工资标准按照甲方内退的规定执行”，落款处有何会玲签名；（2）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内部退养审批表,显示内部退养时间为2009年7月，并显示内部退养金为2680元，本人签名处有何会玲签名，落款时间为2009年6月17日；（3）承诺书，载明“本人，何会玲，已于2009年7月1日按照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有关内部退养规定办理完毕内部退养手续。本人在此承诺：一、本人办理内部退养手续时系完全自愿，并无胁迫与欺诈。二、本人已知晓《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员工内部退养管理办法》（京农商行发[2009]336号）规定的重新上岗事宜。鉴于个人原因，本人现[放弃上岗机会],故请求继续实行内部退养，在本人劳动合同被依法解除或终止前享受内部退养待遇……”，落款处有何会玲签名，落款日期为2009年8月12日；4.北京市社会保险和个人权益记录，该记录显示何会玲的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为21年10个月，其中1996年前实际缴费年限为1年3个月，证明单位没有欠缴漏缴何会玲的养老保险；5.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资格核准告知书，证明其为何会玲办理退休手续过程中被社保经办机构告知，何会玲的养老保险待遇审核不合格，并认为何会玲在作为合同制工人期间需缴纳养老保险，但欠缺1992年10月至1994年9月的缴费记录，这是在东郊公司工作期间欠缴，与其无关。
何会玲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1.真实性认可，签名真实性认可,但是合同载明的内部退养制度其没有看到；2.真实性认可,是本人签名,工龄连续计算,包含在东郊公司工作期间的工龄，而简历显示为1984年6月参加工作，其在农商行朝阳支行工作的时间为1994年9月14日;3.真实性认可,是本人签名,但是落款时间为后签的；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当时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工人，东郊公司缴纳了养老费，农商行朝阳支行当时至少有2次清册，但是都没有进行相应的申报，导致其现在有10年零4个月工龄的差额，影响其退休及养老金的金额。
东郊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1.虽然不是公司所出具的文件，但是鉴于何会玲和农商行朝阳支行均认可，故其对真实性亦予以认可；2.虽然不是公司所出具的文件，但是鉴于何会玲和农商行朝阳支行均认可，故其对真实性亦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3.虽然不是东郊公司的文件，但是鉴于何会玲和农商行朝阳支行和农商行均认可，东郊公司对其真实性认可，质证意见同证据2；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仅记录了具体时间，不能证明农商行朝阳支行对何会玲从入职及现在工龄的连续认定作出否定性说明；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公司作为国企，对于所有职工，均为统一缴纳养老保险，不存在漏缴，所有的缴费记录均在何会玲调离时保存在档案中，1992年开始缴纳养老保险的时候均为人工记账，1996年清册将所有的资料记载入计算机中，何会玲从1996年已经调离公司，所以公司的清册没有其，但是农商行及农商行朝阳支行作为国企也应该有清册过程，所以其应该有相关的登记，农商行给何会玲出具的内部审批表中已经明确记载了工作情况，其记载是从档案中得来，若说其他的记录没有则不可信。
2016年12月2日，何会玲持本案诉求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朝阳仲裁委以京朝劳人仲不字（2017）第001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对何会玲的仲裁请求不予受理。何会玲不服该决定，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何会玲主张其2009年8月之后的工资待遇与其应发待遇存在差额，农商行朝阳支行主张何会玲于2009年7月办理内退未再出勤，其亦按照双方约定的数额支付了工资，故不存在工资差额未予支付，何会玲虽称其系被迫内退，但农商行朝阳支行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均有何会玲签名，并显示有内退后的工资待遇，并未显示何会玲不同意内退，故该院对农商行朝阳支行关于何会玲自2009年7月内退的主张予以采信，何会玲关于按照在岗期间工资待遇标准支付工资的请求并无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何会玲自2009年8月后处于内退状态并未出勤，其要求支付未休年假工资的请求并无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另何会玲要求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东郊公司支付减少工龄的社保赔偿金1080000元，其并未就所主张的赔偿金数额进行举证，其要求两单位支付该笔款项并无依据，该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会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询，何会玲表示其减少工龄损失的上诉请求构成为，估算每月损失3000元，自达到退休年龄开始暂计30年，总金额应为1080000元。
另询，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何会玲均认可，何会玲尚未办理退休手续。
2017年12月28日，北京市东郊农工商联合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市东郊农场有限公司。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农商行朝阳支行是否应当支付何会玲差额工资以及未休年假工资；二、农商行朝阳支行及东郊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何会玲减少工龄的社保赔偿金。
关于工资差额，何会玲主张其于2009年7月至正式退休前的内退期间应当按照在岗工资补足差额。对此本院认为，何会玲与农商行《劳动合同变更书》载明：自2009年7月起，乙方（何会玲）施行内部退养，按照甲方（农商行）内部退养制度的规定执行。何会玲亦认可《劳动合同变更书》及《内部退养审批表》的真实性，在何会玲并未否认农商行的内退工资标准的情况下，其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假工资，何会玲认可其2009年7月正式办理内退后不再出勤，故而一审判决未支持其未休年假工资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何会玲要求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东郊公司支付减少工龄的社保赔偿金1080000元的主张，因何会玲并未就赔偿金的数额计算依据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而就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何会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何会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尚晓茜
审 判 员 金妍熙
代理审判员 王世洋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汤和云
书 记 员 郑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