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本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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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鄂01行终1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05号。
法定代表人张军，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二路59号。
法定代表人廖云峰，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红旗渠路4号。
法定代表人熊楠，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硚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崇仁路61号。
法定代表人严栓，主任。
委托代理人黄牧川，湖北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汉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汉南路25号。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荆南街14号。
法定代表人陈彤，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所地武汉市东湖高新大学园路18号光电子创新中心领航园二期4号楼2单元1楼。
法定代表人陈建武，局长。
委托代理人江涛，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同馨花园1栋3单元8层701室。
法定代表人刘纯啟，董事长。
原审被告武汉市洪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52号（南湖城市大厦）。
法定代表人方颢，主任。
原审被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88号市民服务中心B区2楼。
法定代表人王东舫，局长。
上诉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管委）、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岸区城管委）、武汉市江汉区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汉区城管委）、武汉市硚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硚口区城管委）、武汉市汉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汉阳区城管委）、武汉市武昌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昌区城管委）、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东湖高新城管局）、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飞达公司）、原审被告武汉市洪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洪山区城管委）、原审被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经开城管局）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行初5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15日市政府颁布《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建设的意见》（武政[2009]20号），确定的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建设总体思路为“政府指导，引进企业运作的模式”，选择具备一定技术经济实力的企业，并与之依法签订服务合同，由企业自主投资建设、自主经营管理、自负盈亏。根据上述文件精神，被告东湖高新城管局、洪山区城管委、武昌区城管委、汉阳区城管委、经开城管局、江岸区城管委、江汉区城管委、硚口区城管委（以下简称八被告城管委）于2009年6月20日至6月26日分别与原告鑫飞达公司签订内容相同的《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共8份）。《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由八被告城管委就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授权原告鑫飞达公司经营，由原告鑫飞达公司按照《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建设的意见》（武政[2009]20号）的建设要求，投资建�服务系统，并承担整个项目的运营、维护、管理和相关事宜的全部费用，原告鑫飞达公司自主建设、自主经营管理、自负盈亏。各被告同意原告鑫飞达公司利用服务系统站点设施和便民自行车车体发布户外广告作为投资回报，对于符合武汉市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的，由各被告为原告鑫飞达公司办理户外广告设置许可手续。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2017年12月31日期满。协议期满后，服务系统的广告发布权和经营权由八被告城管委无偿收回，服务系统的运营和管理由八被告城管委接管。原告鑫飞达公司在公共场所设置的固定资产，经第三方评估，通过招投标由中标单位按中标价支付给八被告城管委。2010年5月20日至6月11日期间八被告城管委分别与原告鑫飞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1》，约定由原告鑫飞达公司在2010年完成新的站点建设并投放一定数量的自行车，并就双方权利义务进行进一步明确。2013年3月22日八被告城管委与原告鑫飞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2》，约定运营期至2017年12月31日，就有关新增广告资源的使用、原告鑫飞达公司建设的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运营标准、双方权利义务、原告鑫飞达公司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考核标准、处罚和解除协议的标准、协议终止事项、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补充约定。原告鑫飞达公司按照上述《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的内容投资建设并营运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2013年9月4日被告市城管委向原告鑫飞达公司发放1年期的《武汉市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在上述《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履行过程中，被告市城管委根据武汉市政府有关会议精神制定了《关于我市公共自行车运营模式改革的工作方案》，设�“创新公共自行车建设运营管理模式，由‘企业投入建设、企业运营管理’的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转变为‘政府投资建设、政府运营管理’的新模式”的公共自行车运营改革工作目标。原告鑫飞达公司收到被告市城管委送达的《关于我市公共自行车运营模式改革的工作方案》后，于2013年10月12日向被告市城管委递交《回函》，称“一、原则上同意并全力配合支持贵委提出的改革工作方案的实施；二、将我司前期投资的公共自行车项目站亭、站棚、设备设施及自行车等全部资产以捐赠形式移交给政府；……建议由政府指定的审计机构对项目投资和收支情况进行评估、审计，在扣除政府对项目的全部补贴后，差额部分比照公交候车亭的模式，对企业前期建设的亭棚和异地设置的户外大牌给予一定年限的特许经营权，作为平衡补偿。”2013年10月12日被告市城管委向武汉市�府递交《市城管委关于改革我市公共自行车运营模式的请示》（武城管文[2013]72号），内容为“我市公共自行车项目自2008年底开始筹划启动，在项目的建设与运营机制上采取‘政府主导扶持、企业投资运营、企业自负盈亏’的模式……由于制度设计和体制上的不完善，造成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规模在快速扩大之后，企业服务质量和系统运营状况与广大市民与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为从根本上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建立长效、有序、健康发展机制，经与鑫飞达公司协商，鑫飞达公司自愿退出公共自行车建设运营。以兼顾各方利益、依法依规为原则，由市财政局负责委托法定审计和评估单位对项目盈亏状况进行审计。企业历年实际合理投入在扣减各级政府部门补贴、各项收入、社会捐赠后，若企业确有亏损，则采取延长现有广告牌经营许可期的方式对企业进行补偿�具体年限根据审计结论和现有广告资源的评估价值或拍卖价值确定。”八被告城管委全权委托被告市城管委处理与原告鑫飞达公司终止或解除《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及变更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主体的相关事宜。2014年3月24日被告市城管委向原告鑫飞达公司出具《关于对鑫飞达公司公共自行车项目进行审计、评估的函》，告知原告鑫飞达公司由市财政局委托法定审计和评估单位对公共自行车项目进行审计、评估。2014年4月10日被告市城管委向武汉市政府递交《市城管委关于加快推进公共自行车项目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的请示》（武城管文[2014]31号），称“由于与鑫飞达公司签订的《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协议》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为顺利解除与鑫飞达公司的合同关系，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以审计�果为依据，采取延长鑫飞达公司现有广告资源经营许可期、回购鑫飞达公司在公共场所自行投资设置的固定资产残值两种方式作为提前终止协议的途径和条件。……二、市财政局负责委托法定审计（评估）机构对鑫飞达公司公共自行车项目进行审计（评估），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确定鑫飞达公司在公共场所自行投资设置的固定资产残值（不含捐赠及政府投资补贴的部分），以此作为项目回购的依据，并确定鑫飞达公司现有广告资源（含站亭、站棚、异地设置的户外大牌广告）的延长期限。”2014年4月18日被告市城管委向武汉市财政局出具《市城管委关于对鑫飞达公司公共自行车项目审计（评估）需求及目的有关建议的函》。2014年4月24日武汉市财政局向原告鑫飞达公司下达《武汉市财政局关于对鑫飞达公司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项目进行评审的通知》，要求原告鑫飞达公司配合提供相关资料和必要的工作条件。2014年7月1日武汉兴业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武汉市财政局的委托出具《武汉市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专项评审报告书》（武兴会专字[2014]第2091号）（以下简称《评审报告书》），对便民自行车项目建设投入情况、项目整体收支情况、各年度项目运营收入情况、项目建设运营成本及支出情况；政府补贴的收取及使用情况、鑫飞达自行投资设置的固定资产残值情况进行了评定。2014年7月2日武汉恒兴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武汉市财政局的委托出具《武汉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共自行车评估咨询项目评估咨询报告书》（武恒兴源评报字[2014]第2006号）（以下简称《评估咨询报告书》），对原告鑫飞达公司站亭、站棚、户外大牌、自行车车身广告在2009年7月至2014年3月的收入情况、原告鑫飞达公司公共自行车�目运营的站亭、站棚、柜系统、自行车、运输车辆、其他设施设备、办公设备和库存物资等实物资产在评估咨询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的市场价值等事项进行了评估。根据上述《评审报告书》、《评估咨询报告书》的结论，原告鑫飞达公司运营的公共自行车项目截止2014年3月31日系亏损状态，且公共自行车项目站亭、站棚、柜系统、自行车、运输车辆、其他设施设备、办公设备和库存物资等实物资产在评估咨询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的市场价值数额较大。2014年7月14日原告鑫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纯啟在一份《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上签名并书写“原则上同意”。该《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甲方为八被告城管委，乙方为原告鑫飞达公司。《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内容为：“为确保本市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持续发展，为市民提供满意的�务……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合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均应严格遵守并全面履行。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自即日起，解除（或终止）就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签订的全部合同（协议）以及相关（或配套）协议，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再履行。二、乙方在建设运营公共自行车系统及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产生的各项亏损，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三、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将自行车、站亭、站棚、使用政府补贴资金置办的设施设备及资产，以及其他与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运营有关的资产整体无偿移交给甲方，由甲方自行处置。乙方承诺整体资产移交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同时，站亭、站棚广告所涉资产，乙方应在前述期限内，一并移交给甲方。车身广告、站亭广告、站棚广告、户外广告、大牌广告的广告经营许可权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收回。乙方应终止前述广告的经营权。四、甲乙双方自愿放弃因合同（协议）解除或终止向对方主张赔偿经济损失或承担法律责任的权利。乙方负责清偿因建设经营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项目所形成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员工的劳动争议，基于合作、建设、广告经营、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各种合同纠纷及各种预收款等形成的债务，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任何补偿、赔偿。五、乙方必须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办卡押金（市民交纳的诚信保证金）清单，同时公开登报，并于报纸刊登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集中清退退还用户办卡押金（全额退还）。……”其后，八被告城管委相继在上述《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上盖章确认。盖章时间已无法确定，但八被告�管委出庭表示认可《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自2014年7月之日起发生效力。《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签订后，原告鑫飞达公司按照解除协议的约定向八被告城管委移交了相应辖区内的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站点实物。2015年5月28至2015年7月14日原告鑫飞达公司分别向八被告城管委所在辖区的基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与八被告城管委2014年7月14日签订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上述法院经审理，均认为原告鑫飞达公司与八被告城管委签订的《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属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相关争议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属于行政案件，故向原告鑫飞达公司分别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鑫飞达公司的起诉，原告鑫飞达公司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均自行撤回上诉。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7日作出驳回原告鑫飞达公司起诉的《民事裁定书》。原告鑫飞达公司2017年3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请如前。
原审法院认为，《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由八被告城管委分别与原告鑫飞达公司签订，被告市城管委并非上述协议的主体。被告市城管委实际系基于八被告城管委的全权委托而参与处理与原告鑫飞达公司终止或解除上述协议的相关事宜，被告市城管委并非上述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鑫飞达公司将市城管委列为本案共同被告系错列被告。2014年7月14日原告鑫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纯啟在《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上签名并书写“原则上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的规定，原告鑫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纯啟2014年7月14日在《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签字的法律后果由原告鑫飞达公司承担。之后八被告城管委相继在上述《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上盖章确认，虽具体盖章时间无法查证，但各被告当庭表示认可《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自2014年7月14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自2014年7月14日起成立。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告鑫飞达公司要求撤销与八被告城管委于2014年7月14日签订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围。二、本案原告鑫飞达公司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三、《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是否应当被撤销。一、原告鑫飞达公司要求撤销与八被告城管委于2014年7月14日签订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围。2009年9月至2013年3月八被告城管委与原告鑫飞达公司陆续签订的《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系八被告城管委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建设的意见》（武政[2009]20号）文件精神，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原告鑫飞达公司协商订立的协议，上述协议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的内容。2014年7月14日八被告城管委与原告鑫飞达公司签订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系八被告城管委出于公共自行车建设运营管理模式改革的整体需要，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的目标，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原告鑫飞达公司协商订立的协议，同样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上述《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均属于行政协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中关于行政协议的规定较匮乏，而现实中行政协议纠纷的类型远远超过现有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中已经列举的类型。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协议纠纷案件类型不应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两种情形。本院认为�将原告鑫飞达公司诉请要求撤销与八被告城管委于2014年签订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认定为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围，符合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协议纠纷条款的应有之义。二、本案原告鑫飞达公司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本案系原告鑫飞达公司认为其与八被告城管委签订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内容显失公平要求法院判决予以撤销，认定原告鑫飞达公司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结合上述条款的精神，应当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2014年7月14日，原告鑫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纯啟在《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上签字后，原告鑫飞达公司在一年之内陆续起诉至八被告城管委所在辖区的八家基层法院。上述各基层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认定原告鑫飞达公司与八被告城管委签订的《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及相关协议属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相关争议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属于行政案件，故裁定驳回原告鑫飞达公司的起诉。原告鑫飞达公司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自行撤回上诉，并据此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鑫飞达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之内以起诉方式主张权利，在陆续收到被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书》后及时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期限。三、《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是否应当被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由于行政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关于撤销行政协议的相关规定，故要认定原被告双方诉争的2014年7月14日《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是否应当被撤销，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而对外签订行政协议时，既要遵循行政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同时也应当遵守合同法各�基本原则及民事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本案中，2013年被告市城管委已确定武汉市公共自行车运营模式由原来的“企业投入建设、企业运营管理’的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转变为“政府投资建设、政府运营管理”新模式的整体工作目标。为了实现上述公共自行车运营改革的工作目标，被告市城管委作为八被告城管委的委托单位，与原告鑫飞达公司就原有《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解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举证情况，截至2014年4月�被告双方实际已就上述协议解除相关事宜形成初步意见，原告鑫飞达公司同意提前解除协议，由武汉市财政局负责委托法定审计和评估单位对项目盈亏状况进行审计。根据审计评估结果，若原告鑫飞达公司对项目的投入在扣减各级政府部门补贴、各项收入、社会捐赠后确有亏损，则采取延长现有广告牌经营许可期的方式进行补偿。从被告市城管委2013年10月12日向武汉市政府递交的《市城管委关于改革我市公共自行车运营模式的请示》（武城管文[2013]72号）、2014年4月10日向武汉市政府递交的《市城管委关于加快推进公共自行车项目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的请示》（武城管文[2014]31号）内容来看，被告市城管委对于前述协商初步意见是认可并积极推进实施的。原告鑫飞达公司及被告市城管委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武汉兴业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及武汉恒兴源资产评估有限公�接受武汉市财政局的委托于2014年7月1日、7月2日针对便民公共自行车项目出具了《评审报告书》及《评估咨询报告书》，认定截止2014年3月31日原告鑫飞达公司运营的公共自行车项目系亏损状态，且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实物资产在评估咨询基准日2014年3月31日的市场价值数额较大。各被告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欲提前解除至2017年7月31日到期的《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与原告鑫飞达公司签订书面解除协议时，应当考虑《评审报告书》及《评估咨询报告书》结论中认定项目亏损情况以及实物资产价值情况。而从2014年7月14日原被告签订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内容来看，并未将《评审报告书》及《评估咨询报告书》作为协议签订的基础。原告鑫飞达公司向各被告移交的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运营有关资产中包含了由该公司自行投入的资金形成的部分，《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第三条中约定原告鑫飞达公司将与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运营有关的资产整体无偿移交给各被告而不予补偿，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规定的公平原则，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第三条“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将自行车、站亭、站棚、使用政府补贴资金置办的设施设备及资产，以及其他与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运营有关的资产整体无偿移交给甲方”的部分应予撤销。《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签订后，原告鑫飞达公司已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向八被告城管委移交了相应辖区内的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站点实物，各被告应当本着公平原则，以《评审报告书》及《评估咨�报告书》的结论为依据，妥善处理好原告鑫飞达公司所移交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实物资产的补偿问题。2014年7月14日八被告城管委与原告鑫飞达公司签订《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解除双方前期签订的《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实际系各被告履行公共管理职责的需要。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原告鑫飞达公司亦同意提前解除《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且在《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签订后原告鑫飞达公司已向八被告城管委移交了全部的项目实物资产，《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根据八被告城管委与原告鑫飞达公司在前期签订的《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原告鑫飞达公司经营公共自行车项目系自负盈�，该公司在上述协议解除之后自行承担相应经济损失或对外承担法律责任、自行处理协议解除的后续问题符合前期协议的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故本院认为，除前节所述的原告鑫飞达公司向各被告无偿移交项目资产的内容显失公平应予撤销之外，《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其他内容不具有可撤销的情形，均合法有效。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被告武汉市洪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被告武汉�武昌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被告武汉市汉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被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城市管理局、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被告武汉市江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及被告武汉市硚口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签订并于2014年7月14日成立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第三条中“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将自行车、站亭、站棚、使用政府补贴资金置办的设施设备及资产，以及其他与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运营有关的资产整体无偿移交给甲方”的部分，上述协议的其余部分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武汉鑫飞达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市城管委、江岸区城管委、江汉区城管委、硚口区城管委、汉阳区城管委、武昌区城管委、东湖高新城管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过诉讼期限、原审认定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同时程序违法等。请求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行初59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公共自行车管理需要，2014年7月14日，本案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鑫飞达公司签订生效的《关于解除（或终止）合作的协议》解除双方前期签订的《便民自行车项目管理服务协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该协议第三条“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将自行车、站亭、站棚、使用政府补贴资金置办的设施设备及资产，以及其他与便民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运营有关的资产整�无偿移交给甲方”的部分，属于显失公平，理应撤销。原审判决对此的处理并无不当。至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原审判决已分别进行了解析，本院对该解析及证据的采信和评判均依法予以确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文亮
审 判 员 肖 丹
审 判 员 刘 忠
二〇一八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兼) 花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