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9民初1245号原告：朱×1，女，1943年6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民，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2，男，1951年6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进华，北京市门头沟区法律援助中心公职律师。第三人：朱×3，女，1954年2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云涛（朱×3之子），1982年3月5日出生。原告朱×1与被告朱×2，第三人朱×3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立案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8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民，被告朱×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进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朱×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补偿款300000元。事实与理由：我与被告系姐弟关系，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309号（以下简称309号）房屋系我主要出资出力建设，现该房屋已拆迁。被告朱×2就309号房屋签订了相关补偿协议，获得4套安置房及部分安置补偿款。被告朱×2曾口头答应给予我一套安置房，后变卦，故我与被告就拆迁利益的分割产生纠纷。2016年1月29日，我与被告经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调解后达成口头协议，由被告给付我300000元。但时至今日，被告仍未能将300000元补偿款给我，为维护我合法权益，特依双方达成的协议提出如上所请。被告朱×2辩称，原告并非309号房屋的共居人，且309号房屋系我与配偶、子女共同建设，与原告无关，1999年我们曾签订一份分家协议，明确309号房屋归我所有，现原告起诉分家析产纠纷缺乏事实依据。309号房屋系之前在大峪沟的房屋拆迁所得，在大峪沟建房时原告确曾对我给予过经济上的帮助，也确曾帮助建房，出于对原告的感激和补偿，我在第三调解室答应给原告300000元。但该协议的性质应为口头赠与协议，赠与财产尚未交付，我方可以要求撤销赠与。第三人朱×3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陈述如下意见：对第三调解室朱×2答应给朱×130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对社员建房用地审批表及1999年签订的分家协议的真实性也无异议，但本案系朱×1与朱×2之间的纠纷，与我无关。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各方无争议事实如下：朱×4与朱×5（身份证明材料名字为朱×5）系夫妻，育有朱×1、朱×2、朱×3、朱×6四子女。朱×4于1965年2月26日去世，朱×5于2001年12月6日去世，朱×6于1975年去世，朱×6去世时无配偶子女。朱×5一家原居住在土改时分配的老房中，后因房屋年久失修，于1973年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沟申请宅基地建房。1983年，朱×5一家在大峪沟所建房屋因拆迁，获得拆迁补偿款7000元，同时给朱×5一家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高家园另批宅基地建房，建成后形成北京市门头沟区×××308号（以下简称308号）房屋、309号（以下简称309号）房屋。1999年11月10日，朱×5、朱×1、朱×2、朱×3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一九八三年矿务局征收朱×5家房产8间，区政府批示门地字（83）42号由大峪村委会安排在现住址×××308、309号盖房10间，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区政府批示建房表中申请人为朱×2并注明本产是哥俩搬迁，此申请人名遗留一些问题，为此朱×5母子四人将房屋分开如下：一、朱×5住309号院中房产北房4间、西房2间，产权归朱×5和朱×2所有，但记朱×5名下，朱×5百年之后此院房产全部归朱×2所有；二、朱×3现住308号院中房产北房3间、西房1间为朱×3所有，注明，地方是搬迁过来的，此房产为朱×3独资所建，盖房时用了拆迁时旧柁，朱×3已把钱交给朱×5了；三、朱×1在此声明，为了全家人，此前我出过钱和力我不计较，放弃自己继承的权利。以上是朱×5母子女4人自愿达成一致意见。当事人签字：朱×5、朱×1、朱×2、朱×3，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该协议同时附有主持调解的村委会干部及法律顾问的签名。朱×1、朱×2、朱×3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关于协议第三条朱×1放弃自己权利的意思表示，朱×1解释为，由于当时308号、309号房屋系建在集体土地上，自己已经结婚并搬至苹果园居住，无法将财产带走，故表示放弃房屋。2012年1月14日，朱×2与房屋征收部门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征收人朱×2在门头沟区×××309号有房屋5间，建筑面积118平方米，被征收人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人口2人，分别为朱×2、李淑芝；被征收方式为房屋产权调换；安置房为一套二居室、一套三居室，实际安置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3.06平方米，被征收人应补交差额安置面积房款13770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支付被征收人补偿款共计243449元，其中包括房屋征收评估价款70324元、临时安置费64800元、搬迁费354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有线电视移机费300元、空调移机费600元、热水器移机费300元、宽带费350元、工程配合奖80000元、提前搬家奖15000元、残疾人补助8000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在本协议经审计部门审计通过，且被征收人完成搬迁，经三方确认并签署《交房验收单》后，将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或房屋征收货币补偿价、被征收奖励、补助费扣减应缴房款后共计229679元，存入以被征收人名义开立的账户，并将存折交给被征收人。2016年1月，朱×1与朱×2参加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节目并进行调解。节目中，朱×1陈述朱×2曾答应给其一套安置房，但后反悔；朱×2认可曾承诺给朱×1一套安置房，但基于家庭的实际状况以及承诺时缺乏考虑的缘故所以反悔。经节目组调解员反复调解，朱×2现场表示为感念朱×1曾经对其的帮助，其愿给予朱×1300000元作为补偿，朱×1亦表示接受该300000元补偿。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亦认可节目结束后该300000元至今尚未履行。各方争议事实如下：一、关于1973年建房情况：朱×1主张：1973年建房时系以母亲朱×5名义申请的大峪村的集体土地，当时朱×1已经转为居民并在首钢公司上班，每月工资都交给朱×5，朱×5、朱×2、朱×3均系大峪村农民，在村里挣工分，故建房全部由朱×1出资，朱×2、朱×3主要负责出力。朱×2主张：1973年建房的建房款主要由朱×5提供，使用的是老房子的料和朱×2从队里拉的石头，朱×1给拉过一车末子灰，朱×1是否将工资交给朱×5其不清楚，其在村里劳动年终工分结算钱均交由母亲朱×5保管。朱×3主张：1973年建房是以朱×5名义申请宅基地由全家共同建设，主要由朱×1出资，朱×2和朱×3出力，使用了老房子的坨和檩条，朱×1拉回来的木料，朱×1上班后工资都交给家里。各方均认可1973年建成后的房屋主要由朱×5、朱×2、朱×3居住使用。二、关于1983年建房情况：朱×1主张：7000元拆迁款均交由朱×5保管，朱×5如何处置其不清楚；308号房屋由朱×3所建；309号房屋由朱×2所建，建房时朱×1给朱×2拉的地基砖。朱×2主张：309号房屋由朱×2主持建设，当年朱×2夫妻参加生产队劳动结算的800多元都用于建房，不够部分由母亲朱×5提供，用了7000元拆迁款的一部分，但具体数额记不清楚了。朱×3主张：7000元拆迁款均交给了朱×5，308号房屋由朱×3出资并主持建设，309号房屋由朱×2主持建设，朱×2建房用的7000元拆迁款，朱×1作为家中老大给朱×2建房出资出力了。各方均认可1983年建成后的308号房屋由朱×3一家居住使用，309号房屋由朱×5及朱×2一家居住使用。朱×2为证明1983年建房情况，申请本院调取了（1997）门民初字第1224号原告朱×3诉被告付贵臣排除妨碍纠纷一案中的社员建房用地审批表，该审批表载明：申请人朱×2；现住址高家园；家庭成员本人、母亲、妻子、之子、之女、妹妹、妹夫、外甥；申建房屋大小共10间。朱×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其从未见过该社员建房用地审批表，且1983年申请建房时母亲朱×5尚在，建房是以母亲朱×5的名义申请的。朱×2、朱×3对该证据无异议。另查，在（1997）门民初字第1224号一案中，朱×1系原告朱×3的委托代理人。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1997）门民初字第1224号卷宗内的社员建房用地审批表，原告朱×1虽主张其从未见过该审批表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结合当年案件情况及朱×1在（1997）门民初字第1224号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对朱×1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指出，该审批表仅能证明1983年建房系以朱×2名义申请以及审批时的家庭成员情况，无法直接证明对所建房屋的出资出力情况，本院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及房屋变迁情况，可以认定朱×1对涉案房屋建设有过一定的贡献。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朱×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应诉，不影响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原告所起诉案由系分家析产纠纷，经本院审理后查明，原告主张依据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诉至本院要求被告依约履行，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本院依法将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因双方都认可存在涉案的口头协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第三调解室中朱×1与朱×2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的性质。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朱×2虽主张309号房屋系其本人主持建设，但亦未否认其中有朱×1对其的帮助与贡献。1999年各方签订的协议对308号、309号房屋的权属进行了分割，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自愿签订，当属合法有效，朱×1在该协议中亦声明对其此前出过的钱和力不计较，放弃继承的权利。但在309号房屋拆迁后，双方因拆迁利益产生争议并自愿接受第三调解室调解。纵观协商过程，相关人员在双方之间进行了多次沟通，双方对于解决方案也进行过多次协商与调整，最终朱×2基于朱×1对家庭的贡献以及亲情关系，同意给付朱×1300000元作为补偿，该口头协议并非赠与合同。被告朱×2提出该协议系赠与协议，在赠与财产实际交付前可以予以撤销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该口头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积极履行该协议，对朱×1要求朱×2给付3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朱×2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朱×1补偿款3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五千八百元，由朱×2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付 蕾代理审判员  马婧怡人民陪审员  王金锁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