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17民初1597号
原告：余国华，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新洲区人，户籍地武汉市新洲区，现住武汉市新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宏祥，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凤凰支行，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凤凰大道3号。
负责人：汪红斌，该支行行长。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洲支行，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衡州大道。
负责人：廖朝辉，该支行行长。
二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明，湖北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余国华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凤凰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武汉凤凰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5日立案后，经原、被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洲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武汉新洲支行）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宏祥，被告农行武汉凤凰支行的负责人汪红斌、被告农行武汉凤凰支行、农行武汉新洲支行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国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存款被他人盗刷损失425,206.98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承担从2017年4月6日起至实际支付日为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2年10月7日在被告农行武汉凤凰支行开立了卡62×××144的借记卡，该账户开通消息服务、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业务，该卡一直由原告保管和使用，密码由原告自己控制与掌握。今年4月5日下午，原告在家中与朋友在家聊天喝茶，于五时许发现以上借记卡于当日下午14时30分16秒在外地通过POS机消费419,786.07元，14时33分41秒又通过ATM机支出查询费4元，同日14时33分53秒又通过ATM机支出5,351.40元；因异地消费还被扣除手续费65.51元。原告发现后当即与被告农行武汉凤凰支行客户经理联系，并立即致电95599报案，同时向防诈骗中心和110报案后，又到当地派出所报案，为证明原告的借记卡可以正常使用，原告于19时15分17秒通过电话转款10元钱，原告该借记卡的余额仅为102.99元，后于21时20分43秒在被告ATM机上用原密码取款100元。案件发生后，因公安机关告知该案是一起银行卡被盗刷案并已立案侦查，何时破案、能否追回赃款无法作出判断，后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希望能够对自己卡被盗刷的损失425,206.98元给予赔偿，但被告以需要由上级部门来解决为由，拒绝了原告的赔偿要求。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已形成了借记卡合同关系，在该卡由原告随身保管的情况下，原告的借记卡却被他人复制，并在香港被人在ATM机和POS机上取款和消费，说明被告发行的借记卡在ATM机和POS机上不能识别真伪，所发行的卡不具备基本的防范措施，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被告未能根据约定尽到保证原告存款安全的义务，应对其行为承担违约责任，理应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贵院判如所请！
被告农行武汉凤凰支行辩称，1、原告使用农行发行的金穗借记卡，开户时已接受《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农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协议》）、《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以下简称《农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等相关管理规定，其中金穗借记卡第四�说明：申领金穗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凡密码相符金穗借记卡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发卡行依据密码为持卡人办理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签名仅作为持卡人认可交易金额的辅助措施。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借记卡密码，因密码泄露或卡片保管不当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负责。根据以上规定，原告将借记卡密码告知家人，在借记卡密码使用和保管过程上存在泄密现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二、目前国内外金融机构发行的银行借记卡、贷记卡或其他金融支付工具等，在现有的科技防范上均不能完全做到无法不被不法分子克隆、伪造。在关于如何正确使用银行卡和支付密码具体措施上，我行在客户开户时进行了相关知识的讲解和普及，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局等管理部门的要求，按规定时间推出IC芯片卡。同时在各大报纸、电台及自己的营业场所都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告知客户：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和老式磁条卡到就近银行营业网点更换新的IC芯片磁条卡；并通过发放宣传折页、电子滚动屏播放等措施宣传安全使用银行卡和安全保管银行卡密码等。同时银行业务凭证进行了更新，在新的业务凭证回单反面印制了客户须知，对客户如何使用和保管支付工具载体、支付密码、个人信息变更等进行了重点提示。我行已尽到了告知义务，但原告对此置若罔闻，应承担一定的责任。3、借记卡上的资金被盗属实，在案发当日交易显示，原告从收到第一笔资金被下账的信息时间是2017年4月5日14时30分16秒，但原告是在当日下午19时16分向我行客户经理反映，时间跨度近五小时，而且在原告反映时，资金已下账。根据我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第十二条说明：对于挂失生效前发生的资金损失发卡行不承担损失，原告应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农行武汉新洲支行辩称，1、本案应认定为伪卡侵权纠纷。传统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是银行和储户通过柜台当面存取现金，而现在的银行卡业务则是包括了持卡人可以随时通过各种自助终端进行存取现金，原告申请开通的ATM机自助转账功能与被告之间是电子银行服务合同关系，在这种合同关系中，银行有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责任，中国人民银行颁布《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39条规定“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发卡银行可凭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作为记账凭证。”可见，在银行卡业务双方发生交易中，双方发生交易信赖的不再是身份凭证而是账户和密码信息。银行只验证账号和密码信息正确即可进行取款和支付。银行卡业务的特�就是要求持卡人必须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并确保安全使用。2、实践中，就单个银行卡而言，个人用卡不当所致账户和密码泄密是大概率事件，而银行系统问题导致泄密是小概率事件。原告的账户资金被他人盗取，根本原因在于账户和密码信息泄漏，该信息泄漏必然与原告方不安全使用银行卡和密码的行为有关，本案中，原告方多次将其银行卡及密码交给其儿子和他人办理银行卡取款业务，其行为违反了双方的约定，由于账户信息和密码泄漏，原告方的账户资金实际上早已处于危险状态，而被告单位对此情形不知情也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据此可认定原告方没有尽到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的义务，原告方有明显过错。3、银行的确有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但审查银行是否尽到责任，应当根据通行的义务标准来衡量。根据现行的银行卡业务标准�银行的ATM机只识别银行卡上的账号和户名信息，且银行的ATM机自助交易只有监控录像而无人值守，这些技术为伪造交易提供了可能性，但这是现行银行卡业务的技术现状和固有风险，且已构成行业交易惯例或双方交易条件的组成部分，并非银行存在单方面履约瑕疵。同时，银行卡的作用并非只储蓄支付工具，它仅是记录持卡人账号和户名信息的号牌，密码才是双方对特定账户进行交易的工具。本案受理伪卡的ATM机并非被告方所管理，被告方并没有接触伪造卡，只是根据银联系统传递过来的信息扣划资金，被告方对此电子交易信息进行处理完全是正常标准的履约行为，本案公安机关没有侦破，不能确定原告的银行卡是否被盗刷。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过错，且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应等公安机关破获后再审理。综上所述，本案被告扣划资金的行为符合国家颁布�银行卡业务标准和双方合同约定，没有违反保障客户账户资金安全的责任，尽管原告方证明本案交易不是自己所实施是他人利用伪造卡所为，然而他人犯罪得逞的根本原因是原告方泄露了自己账号和密码，被告没有过错，原告对此要承担全部责任，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短信记录截图、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电话清单，被告对以上证据来源有异议，提出没有相关单位盖章，经查，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经查，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被告方申�，向公安机关调取了本案在侦查阶段的相关材料，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在公安机关陈述时，陈述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和侄子知道该银行卡密码的事实。该笔录是案发当日余国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应该是余国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余国华提出自己侄子不知道银行卡密码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0月7日，原告余国华在被告农行武汉新洲支行下属的二级支行农行武汉凤凰支行办理了卡号62×××14的银联借记卡（磁条卡），该卡开通消息服务、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业务。2017年4月5日下午五时许，余国华在家中翻看自己的手机时，看到中国农业银行系统发送的短信4条，显示以上借记卡于当日14时30分16秒，在外地通过POS机消费419,786.07元，14时33分41秒通过ATM机支出�询费4元，14时33分53秒通过ATM机支出5,351.40元；同时因异地消费被扣除手续费65.51元。余国华发现上述情况后即与在家中的朋友说了此事，并用自己保管的借记卡于当日19时15分17秒通过电话转款10元钱，于19时16分42秒与农行武汉凤凰支行客户经理联系，于19时43分01秒起分别致电95599农行客服、防诈骗中心和110报案，之后到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凤凰镇派出所报案，并持上述借记卡于21时20分43秒在农行武汉凤凰支行ATM机上取款100元，此时该借记卡上的余额为2.99元。
2017年4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凤凰镇派出所向余国华出具《受案回执》，内容为余国华于2017年4月5日报称被诈骗一案已受理，余国华可通过电话查询案件进展情况。现该案由新洲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侦办，该大队提供的情况说明，显示上述借记卡通过POS机消费419,786.07元的地点为香港青衣城�大福店，通过ATM机分别支出的查询费4元和消费的5,351.40元的地点为香港恒生银行有限公司，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庭审中，原、被告对上述资金系由案外人持伪卡消费、支取和被银行扣划手续费共计425,206.98元的事实无异议。
另查明，被告农行武汉新洲支行在省一级分行转授权范围内进行相关业务经营和涉及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权限。农行武汉凤凰支行是农行武汉新洲支行下属的二级支行，只负责对营业网点日常门市业务账务进行处理，无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权限。
本案发生后，原告认为被告未能根据约定尽到保证原告存款安全的义务，多次与二被告沟通，希望二被告对卡被盗刷的损失425,206.98元给予赔偿，因双方协商未果，故余国华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本案应如何定�。原告余国华在农行武汉凤凰支行办理银行借记卡，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因2011年修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颁布实施后，因申领、使用、注销借记卡引发的银行卡纠纷案件的案由不应再界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而应界定为借记卡纠纷，故本案案由为借记卡纠纷。被告提出属伪卡交易纠纷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被告是否对原告卡内存款被盗刷承担责任。农行武汉凤凰支行向余国华发放银行卡，应尽到银行对储户存款的安全保障和存款人安全使用银行卡的义务，即要对所发的银行卡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轻易盗用，同时还应保证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安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由此可以看出，保护储户存款安全既是商业银行的法定义务也是合同义务，农行武汉凤凰支行作为借记卡的发卡行，应当提供完善的技术设备，包括难以复制的银行卡和能够识别复制卡的交易终端，具备识别真伪的技术和硬件设施，确保储户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并加以使用，保障借记卡内资金安全。本案中，盗刷终端设备虽不是农行武汉凤凰支行所有，但仍是农行武汉凤凰支行所加入的银联组织系统内的终端设备，应视为农行武汉凤凰支行提供的刷卡设备。虽然密码的使用意味着对交易者身份及交易内容的确认，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证实，讼争的借记卡密码系被他人非法盗取使用，故该密码交易不能视�原告本人行为。诉争的借记卡在原告掌控之下于异地发生四笔非正常交易，说明被告行不能准确识别伪造的银行卡，对持伪卡交易的案外人支付了原告银行卡内的款项，未尽到对储户银行卡内资金安全的保障义务，在银行卡刷卡安全使用方面存在管理漏洞，直接导致原告的账户资金被盗用，是造成原告损失的主要原因，故应对原告的资金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对二被告提出原告应承担全部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由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作为涉案银行卡的密码持有人，该密码是由原告设定，除其本人知道之外，任何人包括被告在内均无法查询得知，银行卡只有在操作密码与设定密码一致时，才能交易成功，是密码交易制度的基本准则，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原、被告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有妥善保管好银行卡及密码，�止泄漏被他人盗取的义务，本案现有的证据证实，原告在日常生活及生意往来中，对于涉案银行卡及个人信息均有多人知晓，银行卡密码亦有他人知晓，其违反了与被告之间应妥善保管借记卡密码防止泄漏的约定，对银行卡存款损失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针对农行武汉新洲支行提出的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中止审理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余国华和农行武汉凤凰支行、农行武汉新洲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且刑事犯罪的实施主体并不是本案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虽然公安机关尚未破案，但究竟是何人以何种方式刷卡消费，并不影响本案处理，不属于民事案件中止审理的情形，故农行武汉新洲支行上述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即使因第三方责任引起的违约，仍应由合同当事人即银行负违约赔偿责任。银行在履行了民事赔偿责任后，也同时获得了追偿权，可向持伪卡刷卡的人或其他相关责任方就其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另行主张追偿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由于原、被告对争议的存款损失均存在过错，综合考量银行和储户对合同义务的违反程度，根据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来确定双方过错责任，本院酌定原告负10%的责任，被告负90%的责任。原告主张自2017年4月6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按照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因被告农行武汉凤凰支行是被告农行武汉新洲支行的二级支行，无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权限，故本�的民事赔偿责任由被告农行武汉新洲支行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洲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赔偿原告余国华经济损失382,686.2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82,686.2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余国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678.10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洲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程秀瑛
审 判 员 程术杰
人民陪审员 黄丽娟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喻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