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004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艾×1，男，1929年9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艾×3（艾×1之女），1951年4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国辉，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石景山区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号方地大厦。
法定代表人韩庆文，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秀山，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实兴腾飞置业发展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危改小区8号楼写字楼706室。
法定代表人陈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兵兵，男，1987年9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莉莉，女，1988年3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2，男，1953年12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艾×4（艾×2之女），1989年7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樊子权，北京市京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艾×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2）石民初字第02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艾×1在原审法院起诉称：我是58号院的房主，50年代获得房产证，确定我是该院户主，当时家庭人口3人，我、艾×3以及妻子三人，至今我没有答应过把房子给别人，房子是我、妻子及女儿共有财产。我有妻子儿女，没有与兄分家。我的人事档案中《工人登记表》没有委托过任何人填写，艾×1姓名也不是本人签写。1986年，我对原老房子进行翻盖建设，多年看重与艾×2叔侄关系，后让其腾房未果。艾×2编造谎言，冒充产权人与开发商签订了拆迁协议。我提供的原土地所有证存根及1986年居民翻建审批表，足以证明我系被拆迁房屋权利人，艾×2没有权利代理我签订补偿协议，属无权处分。诉讼请求：1、确认艾×2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石景山分中心（以下简称土储中心）、北京实兴腾飞置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实兴公司）签订的58号院内8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补充协议及《北京市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艾×2在原审法院答辩称：艾×1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坐落于58号房屋产权人是艾×2，不是艾×1。艾×1提供的土地证存根上的三间房屋已不复存在，我提供的艾×1《工人登记表》记载内容足以证实艾×1已将涉案房屋赠与给我的父亲艾×5，1957年以后我一家长期在该处居住并进行了翻建、扩建，艾×1也没有提出异议。我作为被拆迁房屋产权人，与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艾×1的诉讼请求。
土储中心在原审法院答辩称：艾×1并非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无权确认协议无效，亦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艾×1提交的50年代土地房产所有证，是上世纪50年代法律凭证，随着6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法制建设的发展变化，尤其1982年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农村宅基地都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北京市农村建房管理办法公布实施前，由当时人民政府发给村民的地照自然失效，因此艾×1持有土地所有证已经失效，不具备法律效力，本案被拆迁房屋经过翻建扩建，艾×1提交的土地所有证上的房屋已灭失，土地所有权证房屋与被拆迁房屋不符，不能证明对被拆迁房屋有所有权，也不能证明艾×1和被拆迁房屋有关系。翻建表上艾×1信息与原告信息不符合，土储中心对被拆迁房屋信息进行了合理确认，土储中心和被拆迁人的协议合法有效，土储中心委托实兴公司入户调查，被拆迁人艾×2在被拆迁房屋居住，且签订具结保证书，履行了相关协议，所以土储中心对被拆迁房屋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作为拆迁主体，有理由相信艾×2享有被拆迁房屋所有权，并且对艾×2进行了合理补偿，艾×2签订协议后，将房屋交给土储中心，现房屋已经被拆迁，协议已履行完毕，协议是双方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如艾×1认为艾×2侵占其财产，可另案主张。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艾×1的诉讼请求。
实兴公司在原审法院答辩称：艾×1对诉争房屋没有权利，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艾×1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存根已经失效，不能作为对诉争房屋享有权利的依据，艾×1不在诉争房屋内居住，诉争房屋是艾×2翻建扩建，艾×1对房屋不享有权利，艾×1提交的翻建证明，不是艾×1，而是另有其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按法律规定程序进行，合法有效，实兴公司与土储中心系委托代理关系，不应作为被告。请求法院驳回艾×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艾×1与艾×5（于2002年10月22日死亡）系兄弟关系，艾×2与艾×5系父子关系，艾×1与艾×2系叔侄关系。
1953年，艾×1一家从58号院搬至二区居住至今。同年，艾×5一家搬至58号院居住至今。1982年7月1日，艾×5户籍登记地址为58号，艾×2及其妻子于1985年9月20日将户口迁至58号。艾×1及其女儿、女婿户籍登记地址为13栋16号。
1985年，原33号院变更为现58号院。
2009年7月，土储中心委托北京松松房屋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对58号院（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进行入户调查，并填写房屋拆迁基本情况调查表。
2009年12月，土储中心取得涉案房屋所在地区的拆迁许可。土储中心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实兴腾飞公司签订授权委托书，授权受托人代为与被拆迁人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对受托人在授权范围从事的一切事宜均予以认可。
2010年3月，艾×2向拆迁人出具《具结保证书》，承诺诉争房屋为艾×2所有，无其他权利人，无任何权属争议，如因权属发生纠纷，艾×2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负责解决纠纷，与拆迁人无关。
2010年4月7日，土储中心作为拆迁人（协议甲方）与被拆迁人艾×2（协议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甲方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58号所有房屋及附属物，被认定补偿建筑面积247.92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叁人，户主艾×2，之妻高×、之女艾×4。
2010年6月13日，实兴腾飞公司与艾×2签订《北京市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2010年6月17日，土储中心与艾×2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现涉案房屋已被拆除。
2010年，艾×2诉至法院要求实兴公司、北京松松房屋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给付拆迁补偿款，2010年12月13日，法院作出（2010）石民初字第402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实兴公司、北京松松房屋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裁定驳回艾×2的起诉。
另查明：艾×1提供上世纪50年代《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以证实其系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该证据记载显示：艾×1为33号（现58号）户主，房屋共三间。艾×2、实兴公司、土储中心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50年代《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不能证实现有房屋产权状况，亦不具有产权证明效力。
艾×1另提供1986年3月28日加盖有街道城建科印章的石景山区居民翻建房屋审批表及附图复印件，以证实其系申请翻建的房屋及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该证据记载内容显示：申请人艾×1，住33号，现有房间数壹间，原拆原建数1间，合14.2平方米，翻建房屋左右两侧分别与艾×5及艾×61间旧房相邻；翻建房屋审批表一式三份，本人、城建科、房地产管理局各一份。
法院经到石景山区档案馆核实，上述房屋审批表及附图复印件与档案馆保存资料一致。艾×1主张房屋审批表中的“艾×1”系其本人。艾×2主张翻建房屋审批表中的“艾×1”为证人艾×1（男，1963年2月18日出生，户籍登记地址30楼3单元201号，以下称“小艾×”）。对此，艾×2申请“小艾×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小艾×1”出庭作证陈述称：原33号院即现在58号院，“小艾×1”的父亲在该处留有一间房屋，1986年“小艾×1”以自己名义申请翻建了一间15平方米的房屋，后该房屋被拆迁，不清楚有无其他叫艾×1的住户。
法院经到北京门头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调查核实，该单位工作人员答复称：该单位原来名称为某机械队，“小艾×1”为该单位员工。该单位提供的“小艾×1”人事档案信息显示，“小艾×1”籍贯为五里坨村，1984年至今一直在该单位工作。
艾×2提供艾×1人事档案某公司退休审批表，以证实艾×1自1948年至1990年退休一直在某公司工作，翻建房屋审批表中“艾×1”工作单位信息与艾×1实际状况不符。对此，艾×1称，翻建房屋审批表中工作单位系随意填写。
艾×2另提供1979年11月2日填写的某铁公司艾×1的人事档案《工人登记表》，以此证实艾×1于1957年在分家析产后将涉案房屋已赠与给艾×5所有。其中《工人登记表》中记载的“解放前后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内容为：解放前，有河滩旱地六亩、水地一亩、房三间，以做工维持生活；解放后，经土改查实确定有旱地三亩……房三间……。“个人需要说明的问题”处记载内容为：……2、旱地在五四年三月间公安部占用了，水地在同年因修丰河被占用了，房屋在57年与艾×5分家时给他了。
艾×1称，《工人登记表》中记载的内容并非其本人填写，亦非其本人签名。
法院经到北京首建恒信劳务公司人力资源部调查核实，其工作人员答复称，工人人事档案登记表中签名及相关信息一般由本人书写，艾×1《工人登记表》中记载的信息是否为他人填写并不清楚。
另查明：2011年，艾×1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土地储备中心与艾×2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以及实兴腾飞公司与艾×2签订的《北京市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无效。2011年12月9日，法院作出（2011）石民初字第32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石景山区分中心与艾×2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无效、北京实兴腾飞置业发展公司与艾×2签订的《北京市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无效。因艾×2、土储中心、实兴公司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4月1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一中民终字第372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在二审过程中出现新证据，可能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及判决结果，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
本案庭审中，艾×1称，其于1953年将三间北房及整个院落借给艾×5居住，并将户口迁出，1979年3月其出资将三间北房拆除建西房五间，1986年经审批翻建北房一间，2007年建西房两间，2008年建东房三间，建房之后由艾×5一家居住使用。艾×2称，1953年艾×5与艾×1换房居住，1953年艾×5一家搬至涉案三间房屋内居住，1977年至2007年先后翻建、新建房屋11间。
艾洪生另申请证人周×、鲁×、陈×、李×等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供相应票据凭证，以证实艾×2翻建、新建房屋的事实。艾×1对上述证人证言及票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户籍证明信、户籍信查询信息表、户口本、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拆迁许可证、授权委托书，《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石景山区居民翻建房屋审批表及附图、艾×1人事档案资料、“小艾×1”人事档案资料、调查工作记录、“小艾×1”证人证言、（2010）石民初字第4027号民事裁定书、（2011）石民初字第3242号民事判决书、（2012）一中民终字第3726号民事裁定书、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尽管艾×1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记载艾×1为58号户主，但艾×1承认其于1953年将户口迁出并搬出居住，艾×5一家搬入该处居住并将户口迁入。另外，艾×1虽否认《工人登记表》非其本人填写及签名，但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工人登记表》记载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根据《工人登记表》中记载的“房屋在57年与艾×5分家时给他了”相关内容及双方陈述，可以认定艾×1在1957年对原有三间房屋作出相应处分的意思表示。现艾×1、艾×2均主张对原有三间房屋进行了翻建、扩建。可见，《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记载的户主信息、房屋间数与2010年拆迁时房屋、户主信息及实际居住状况不相符合。因此，艾×1所持《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并不能充分反映58号院被拆迁时涉案房屋真实权利主体状态。
艾×1虽主张1986年经审批翻建北房一间。因居民翻建房屋审批表中并未明确“艾×1”的具体身份，且证人“小艾×1”亦出庭作证主张其系居民翻建房屋审批表的权利主体。因艾×1主张的居民翻建房屋审批表中的工作单位系随意填写不仅与常理不符，且艾×1的实际工作单位、原有房屋间数及具体坐落位置与居民翻建房屋审批表及附图中记载的信息不符。鉴于艾×1亦未能提供该证据原件。故法院难以采信1986年居民翻建房屋审批表中申请权利主体“艾×1”系本案原告艾×1。
综上，艾×1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土储中心、实兴公司明知艾×1系被拆房屋的产权人并与艾×2恶意串通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侵害艾×1合法权益的事实。根据艾×2在被拆迁房屋实际居住及入户户籍调查状况，土储中心、实兴公司从形式上有理由信赖艾×2系被拆迁房屋合法权利人，并与之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及选房协议。
现艾×2与土储中心、实兴公司签订了拆迁协议，原有房屋已被拆除，原房屋的财产权益已经转化为拆迁利益，艾×1要求确认涉案的三份协议无效，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艾×1的全部诉讼请求。
艾×1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艾×2与土储中心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无效，与实兴公司签订的北京市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无效；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是：一、原审法院对关键的事实认定不清，对于产权的变动以及翻建的事实均没有查清，对事实的推导和认定也是错误的，缺乏依据；二、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艾×2服从原审法院判决，不同意艾×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土储中心服从原审法院判决，不同意艾×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实兴公司服从原审法院判决，不同意艾×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双方均认可艾×1于1953年搬至金顶街居住至70年代，后搬至现住处。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艾×1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记载艾×1为58号户主，但艾×1一家已于1953年将户口迁出并搬出居住至今，同年，艾×5一家搬至该处并将户口迁入居住至今。艾×1主张其1986年其对老房屋进行了翻建，对此，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故艾×1主张其于1986年其对老房屋进行了翻建，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工人登记表》，原审中艾×1称并非其本人填写及签名，二审中艾×1方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对此进行鉴定，由于该登记表只能反映艾×1是否将原有三间房屋给予了艾×5，而就本案查明的事实，原有三间房屋早已拆除，艾×1不能否认艾×2一家对本案争议房屋的合法占有，故其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原审法院认定根据艾×2在被拆迁房屋实际居住及入户户籍调查状况，土储中心、实兴公司从形式上有理由信赖艾×2系被拆迁房屋合法权利人，并与之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及选房协议是正确的。综合以上，根据现有证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土储中心与艾×2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以及实兴公司与艾×2签订的《北京市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艾×1主张艾×2无权处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艾×1要求确认诉争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艾×1负担（已交纳三十五元，其余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艾×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适思
审判员 刘秋燕
审判员 王爱红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赵梦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