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48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伟峰，男，198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茂垠，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红林，男，197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明旭，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伟峰因与被上诉人徐红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2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伟峰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275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徐红林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徐红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没有查明徐红林出具的《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产生的原因。《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是非法无效的。2012年前后，蔡伟峰因参与郑某主导的百家乐游戏，欠郑某55万元。郑某为使该款项合法化，于2012年5月3日强制蔡伟峰向徐红林打了《收条》和《借条》各一张，注明日期均为2012年5月3日。同日，蔡伟峰还被要求在空白的《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上签名和捺印。同时，郑某还收走了蔡伟峰名都花园221栋1单元10层A室房产证和土地证作为抵押。后徐红林安排人员上门不断找蔡伟峰收款。蔡伟峰因百家乐游戏而误入郑某圈套，已经输了很多钱，此后还要再付55万元，一是确无经济实力；二是赌球是非法的，因此打的《借条》和《收条》和只有签名或捺印的空白《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也是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的；三是徐红林并没有向蔡伟峰出借现金，也没有向蔡伟峰打款，故蔡伟峰拒绝付款。对上门强制收款的人员蔡伟峰曾多次报警，警方对这些人员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后徐红林擅自在上述空白的《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上填写了30万元、管辖和日期等内容，并提起了虚假的民事诉讼。为什么会写上30万元和日期均是2013年6月28日，是因为徐红林在该日正好有一个在工商银行发生的取款凭证，徐红林自认为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提起了诉讼。其实该取款凭证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另，若是徐红林认为蔡伟峰对其有借款，理应持2012年5月3日的《借条》和《收条》向蔡伟峰主张权利。（二）徐红林出示的关键性证据《欠条》、《个人借款合同》和《取款凭证》完全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1.对于《个人借款合同》，除捺印是蔡伟峰所为外，名字及其他内容均不是蔡伟峰所写，是徐红林为了取得非法利益自己填写的。理由：（1）《个人借款合同》为事先拟定，系精心设计的填空式；（2）既然是填写，最后日期一般为借款人自写，而鉴定结果明确认定为不是蔡伟峰所写；（3）实务中一般签名行为为：签名、签名并捺印两种，只有文盲才会出现只捺印不签名的情形。而蔡伟峰是本科毕业且是羽毛球裁判，其只捺印却不签名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只能是被强制的结果。2.对于《欠条》，内容是徐红林自填，其中内容有“至今未还”，“至今”说明绝不是《欠条》最后的注明日期2013年6月28日当天。而《个人借款合同》的最后注明日期也为2013年6月28日，即这个《欠条》绝不是针对《个人借款合同》的。另欠条和借条是有区别的，欠条更可能因债权纠纷引起的，并非因民间借贷所引起。故《欠条》与《个人借款合同》之间没有关联性，一审认为两者有关联性没有事实依据。（三）本案一审法院无管辖权。《个人借款合同》系徐红林单方自填的伪证，不应被采信，其中的管辖约定当然也是无效的，一审法院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确定管辖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被上诉人徐红林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徐红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蔡伟峰向徐红林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及支付利息（期内利息以30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6月28日起至2015年8月27日止，按月息2%计算，为156,000元；逾期利息以30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8月28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完毕为止，按月息2%计算），并支付因追索债务而产生的律师费20,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蔡伟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8日，徐红林与蔡伟峰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徐红林贷给蔡伟峰300,000元，于签字完后一次性交付给蔡伟峰，借款利息为月息2%，借款期限为1个月（即至2013年7月27日），违约方承担因追偿而产生的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调查取证费等），争议解决方式为协商或诉讼，双方协商解决不成，则提交徐红林所在地江岸区人民法院解决。徐红林在上述合同上签名，蔡伟峰在上述合同上签名并按手印。同日，蔡伟峰向徐红林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本人蔡伟峰在2013年6月28日因做生意周转欠徐红林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小写300,000元），至今未还，特立此据为凭。”蔡伟峰在该欠条上签名并按手印。同日，徐红林在中国工商银行取款300,000元后，当即将现金300,000元交给蔡伟峰。嗣后，蔡伟峰未偿还借款。徐红林多次催要借款未果，故诉至法院。一审审理中，蔡伟峰要求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分别作出三真司法鉴定中心（2017）痕鉴字第HW0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三真司法鉴定中心（2017）文鉴字第W0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7）痕鉴字第HW0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文件日期为2013年6月28日《个人借款合同》中，乙方署名“蔡伟峰”签名处捺印指印是蔡伟峰右手食指所留。（2017）文鉴字第W0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6月28日”的《个人借款合同》中乙方签字处“蔡伟峰”签名笔迹与提供的“蔡伟峰”样本笔迹是否为同一人所书写，仅依据现有提供的样本笔迹，无法做出确定性鉴定意见；2.“蔡伟峰”签名笔迹与按指纹的先后顺序为先签名后捺印；3.落款处“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6月28日”中阿拉伯数字笔迹与提供的“蔡伟峰”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所书写；4.乙方签字处“蔡伟峰”签名笔迹、指纹的形成与其他填充处内容笔迹形成的先后顺序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做出确定性鉴定意见；1.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8日”的《欠条》中欠款人处“蔡伟峰”签名笔迹与按指纹的先后顺序为先签名后捺印；2.除欠款人处“蔡伟峰”签名笔迹外，其他填充处内容笔迹与提供的“蔡伟峰”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所书写；3.欠款人处“蔡伟峰”签名笔迹、指纹的形成与其他填充处内容笔迹形成的先后顺序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做出确定性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徐红林与蔡伟峰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及蔡伟峰向徐红林出具的《欠条》，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徐红林将借款给付蔡伟峰后，蔡伟峰应按约定向徐红林偿还借款及支付利息，但蔡伟峰至今未偿还借款及支付利息，已构成违约，现徐红林要求蔡伟峰偿还借款300,000元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蔡伟峰辩称双方无借款事实，因徐红林提交的《个人借款合同》、《欠条》及取款凭证，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借款300,000元的事实，而蔡伟峰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其辩称的事实，故蔡伟峰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徐红林主张因追索债务而产生的律师费20,000元，因徐红林未提交证据证实该费用实际发生的具体数额，故对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蔡伟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徐红林支付借款300,000元；二、蔡伟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徐红林支付利息（以300,000元为本金，按月息2%，自2013年6月28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徐红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徐红林与蔡伟峰是否因借款问题发生过纠纷，根据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的《询问笔录》和《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能证明案外人对蔡伟峰的寻衅滋事行为与徐红林有关，故本院不予确认。2.关于2012年5月3日蔡伟峰向徐红林出具的550,000元《借条》和《收条》，徐红林本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借款无关，故本院不予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蔡伟峰上诉主张徐红林并未实际出借款项，《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中的300,000元是赌博欠款并非借款，蔡伟峰应当对其主张的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蔡伟峰既没有申请郑某出庭作证，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本案借款是因赌博欠款而来；关于蔡伟峰因欠债被他人寻衅滋事一事，经公安机关调查并未涉及徐红林，故蔡伟峰认为徐红林不可能再向其提供借款，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蔡伟峰既不能举证证明本案借款系因赌博形成，也不能证明徐红林采取非法手段逼迫其签订《欠条》和《个人借款合同》，蔡伟峰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并结合全案证据，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蔡伟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40元，由上诉人蔡伟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兰审判员 汤晓峰审判员 张 剑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