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1民终59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瑞泽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始信路乡村花园沁园14-201室，组织机构代码76083606-2。
法定代表人：闻敬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洪国，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丹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霞西路合肥大学城商业中
法定代表人：海道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超，安徽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仁业，安徽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合肥瑞泽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合肥丹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丹霞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191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瑞泽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洪国、被上诉人丹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瑞泽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瑞泽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丹霞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既不清亦错误。
1、本案先后二次开庭，法庭归纳了如下争议焦点：即，A、合同性质及基于合同性质所致税负应由谁承担？B、约定土地成本溢价部分税款在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由谁承担？C、合同及补充合同效力关系？法庭在归纳上述争议焦点的同时，征询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由此，瑞泽源公司在同意法庭归纳的上述争议焦点的同时，建议将“双方约定将土地溢价部分作为包含于‘约定土地成本’进入成本的清算依据，由此该约定土地成本进入成本的票据提交当构成谁的义务、责任亦作为争议焦点；丹霞公司在同意法庭归纳的上述争议焦点的同时，建议将“项目清算与税务清算区别”作为争议焦点。然纵观一审判决却回避、偏离了上述当予查明的争议焦点，特别是“双方约定将土地溢价部分包含于‘约定土地成本’进入成本作为清算依据，由此该约定土地成本进入成本的票据提交当构成谁的义务、责任这一重要的争议焦点。由此，不仅致对事实认定在逻辑关系上难以周延，且致事实认定不清与错误，更为重要的是导致判决结果不公。
2、一审判认定称：“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约定：‘……。除上述丹霞公司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瑞泽公司承担。’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关于上述丹霞公司承担税金外，但并未否定《合作开发合同》关于‘除上述丹霞公司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瑞泽公司承担’之约定。上述约定明确了税款如何承担以及由谁承担问题，即除土地溢价部分应缴纳的增值税55000000元外，其他税款由瑞泽公司承担”。该认定无疑是于实不符的，是断章取义、任意曲解的。对此，按上述一审判决逻辑，合同中约定税后利润为3640万元，而补充合同则没有该所谓的税后利润为3640万元之约定，是否还要按照合同约定另外承担该所谓的税后利润3640万元？瑞泽源公司为澄清本案事实，有必要提示合同及补充合同的下列内容：即，A、合同约定双方共同派员组建项目部以共同投资、共享收益予以开发经营[见合同第二章、第四章]，而补充合同约定乙方以甲方名义，独立、自主组织实施开发经营，甲方提供必要的印章支持[见补充合同第二条]。B、合同约定的土地约定成本价为300万元／亩[见合同第2.2条]，而补充合同约定的土地约定成本为380万元／亩[见补充合同第一条第4项]。C、合同约定税后利润为3640万元[见合同8.1条]，而补充合同删除了该所谓的税后利润为3640万元，从而约定甲方应得收益人民币11809万元。D、合同约定进入核算成本的约定土地成本为300万元／亩[见合同第7.1条]，而补充合同约定进入核算成本的约定土地成本为380万元／亩[见补充合同第一条第4项]。E、合同约定土地溢价增值税甲方按照实际缴交低于暂估5500万元，其差额部分归甲方所有，因此产生其他税费（所得税）由甲方承担，如实际缴交金额高于暂估金额5500万元，超出部分由乙方承担。除上述甲方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乙方承担[见合同第7.3条]，而补充合同却删除了上述“除上述甲方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乙方承担”的内容[见补充合同第三条第1项第2目]。该上述合同及补充合同内容不一，充分证明所涉法律关系性质及权利义务作出了变更。由此，首先，从合同及补充合同二者效力上看，《补充合同》签订时间在后，其效力当然的高于时间在先的《合作开发合同》。其次，从法律关系性质上看，补充合同将原本较为脆弱的合作开发关系彻底的颠覆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了。其三，正是基于彻底颠覆成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之性质，方致上述所指税负条款的变更，即补充合同删除了合同中关于“除上述甲方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乙方承担”的内容。否则，没有必要就相同的事宜、内容在以补充合同中重复约定。唯有如此，方显事实真相，符合双方的真实合意。否则，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亦不合常理。其四，补充合同所谓的“甲方应得收益”当为所得税税前收益。否则，何以没有延用合同关于“税后利润”之表述？合同及补充合同中约定的将上述“约定土地成本”中包含的土地溢价款进入成本予以核算又做何种解释？
3、一审判决称：“另查明：……。2015年6月29日，受瑞泽公司和丹霞公司委托，安和税务师税务所作出《审核咨询报告》，其中，土地费用以600000元／亩纳入成本核算”。对此上诉人认为：首先，该《审核咨询报告》是应土地增值税清算目的而产生的。其次，一审判决没有对因何原因导致土地费用仅以600000元／亩纳入成本核算，而没有按照合同及补充合同之约定将上述所指约定土地成本进入成本核算之事实予以查明、展示。其三，正是缘于丹霞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将当予进入成本的约定土地成本票据提供入账，方致上述以600000元／亩纳入成本核算的产生，致本案诉讼之产生。对此，合同及补充合同均有约定，而一审判决却视而不见、刻意回避，令瑞泽源公司难以理解与接受。
4、一审判决为支持其错误判决结果，对当予认定的合同性质刻意予以回避。如前所述，补充协议已经对合同关于税款条款做出了变更。即补充协议之约定效力当优于合同约定。一审判决援引已经被补充协议作出变更的无效力的合同条款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合意的一种错判，该认定是错误的。假设[仅仅是假设]补充协议约定不明，则当从法律规定。由此，合同性质关系到法律适用，瑞泽源公司不能接受一审判决的错误认定与对合同性质的观点。
本案事实是：瑞泽源公司受让丹霞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约定土地溢价款亦包含在“约定土地成本”中，约定该约定土地成本当进入成本予以核算，然转让方的丹霞公司却没有提供能够进入成本的有效票据，致土地溢价款因无法进入成本而产生巨额所得税赋。作为该土地转让款的收益方丹霞公司本当承担收益所致所得税，却即没有可供能够进入成本的票据，亦不同意承担自身收益所致所得税。本案瑞泽源公司已经全面适当地将每亩380万元价款按照约定给付丹霞公司。
二、丹霞公司承担提供约定土地成本的入账票据，或者承担空缺票据数额所致所得税是当予承担的合同责任。
1、从转让土地使用权主体归属上看，系丹霞公司，即双方当事人已经约定将土地溢价款亦包含在约定土地成本中进入成本核算。由此，丹霞公司提供土地成本构成的全额票据，且达到能够进入成本在所得税税前扣除项之会计核算、税务稽查之标准，不仅是合同应有之意，且属提供土地主体一方的法定义务。
2、该土地是以约定溢价后的数额作为核算成本的，而该溢价利益的享有方亦为丹霞公司。由此，本作权利、义务对等之原则，丹霞公司亦当承担提供土地成本构成的全额票据。唯有如此，方属公平。
3、瑞泽源公司按照约定承担并全额给付了土地价款，依据会计核算“有流出，即当有票据”之常例，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丹霞公司亦当对因得益于上诉人给付该款项而按照给付数额提供符合标准的土地成本构成票据。
综上，无论是从瑞泽源公司、丹霞公司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上看，或者是从双方合意上看，亦或从会计核算规则、税法之要求精神上看，丹霞公司均当做到将“约定土地成本”达到符合会计核算制度、税务稽核之成本标准，且能够依据所得税法使得约定土地成本进入成本作税前扣除。即该所涉义务、责任均当由丹霞公司无条件承担是不争的事实。事实已经证明丹霞公司没有提供约定土地成本费用的合法票据，致不能依据所得税法作税前扣除项处理，由此所致所得税税赋负担当由丹霞公司承担。
三、关于本案合同性质及法律适用。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案合同性质当归属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由此，对涉及到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溢价款，转让方即本案丹霞公司当在合同签订后即当按照相关税法规定对溢价部分缴纳相关税费，并将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缴纳相关税费的票据交付入账，以达到依据所得税法作税前扣除项处理。相关税赋的承担亦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性质承担。
四、一审判决结果不仅是不公的，且系对丹霞公司违法行为获取重大利益的支持。丹霞公司存在违约、违法的竞合行为，该行为受到一审判决之支持，并由此而获取巨大利益，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且于法相悖。
五、一审判决没有客观“镜像”展示瑞泽源公司一审诉状内容及庭审阐述的观点，而对于丹霞公司的观点却作大幅渲染。由此，对丹霞公司存有偏袒之嫌亦为可见。
丹霞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1、关于案件争议焦点问题。首先，争议焦点的归纳，仅为法庭为抓住重点，明晰审判思路，顺利指导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从而快速查明案件事实的一种措施。一审法院已征求双方意见，归纳相应的争议焦点，双方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争议焦点的归纳，与案件事实的查明无必然联系及程序法上的要求。
其次，一审法院已针对争议焦点进行了详细的说理、阐述，论据充分。瑞泽源公司上诉要求针对争议焦点逐一说理，既无依据也无必要，也不符合司法实践中判决文书的制作要求。
再次，瑞泽源公司称一审判决未涉及约定土地成本票据提交责任主体问题，该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双方合同中并未约定所谓的约定土地成本票据，双方诉争本质为土地溢价所涉及所得税承担主体，而与瑞泽源公司所称的票据提供主体根本无关联。一审判决已针对所得税承担主体等进行充分说理和阐述，并对安和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报告进行认定（其中包含土地实际成本入账等问题），其内容已涵盖瑞泽源公司所称的票据等问题。
2、关于合同中约定所得税承担主体的理解。
从瑞泽源公司一审意见及上诉理由中看，瑞泽源公司对主合同中土地溢价由其承担相应所得税并无异议，其系对补充合同关于所得税承担主体的理解产生异议。
（1）瑞泽源公司称补充合同中未出现关于“税后利润”表述，系否定主合同关于甲方收益相关条款的约定，该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补充合同中用“收益”表述，而未沿用主合同“税后利润”表述，但二者定义是一致的。主合同第13.2.2条约定，项目开发收益指“项目开发全部收入扣除约定的项目开发费用及其他有关费用、税金后的税后净利润”。补充合同第三条第1款对丹霞公司约定收益进行了解释，明确丹霞公司实际应获得的收益为11809万元。按主合同第13.2.2条约定，该应得收益11809万元应为已扣除各项税费后的净得数额，土地溢价所对应的所得税应由瑞泽源公司承担。
（2）瑞泽源公司在上诉理由及一审中，一直混淆了项目清算与税务清算区别。其上诉理由中所称300万元/亩、380万元/亩均是项目清算的概念。首先，项目清算依据为主合同第7.1条，其目的是通过模拟清算，以双方约定的成本计算方法，测算各自利润数额。而税务清算依据为主合同第7.2条、7.3条，其目的是为纳税申报及各自税金承担提供依据，其成本依税法规定，以实际发生为原则，其中土地成本应以实际成本（当初所缴纳的出让金每亩60万元）计入。截至目前，双方当事人仅开展了部分税务清算，由于项目尚未最终销售完毕，最终税金尚未确定；双方尚未开展项目清算。瑞泽源公司有意混淆二者的区别，意图将土地溢价所产生的所得税等税赋强加于丹霞公司，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
其次，项目清算中约定土地成本的多少，与税务清算中税金承担主体并无关联。主合同约定丹霞公司约定土地成本为320万每亩，另取得税后利润3640万（80万元每亩）；补充合同对此进一步解释，实际上约定土地成本即380万元每亩。而这些均属于在项目清算中的约定，与税务清算及税金承担主体并非同一问题，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依据主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税务清算过程中，所涉及的所得税均应由瑞泽源公司承担。
（3）补充合同并未改变主合同关于税金承担主体的约定。首先，补充合同的第一段写明“为更好的履行主合同，现经双方友好协商，依据主合同约定的原则共同制定如下补充合同”，此约定表明，补充合同在原则上并没有突破主合同的约定，更多的是从操作层面、条款释义方面进行了明确、细化。另外，补充合同第五条约定，补充合同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合同的条款只有在与主合同条款约定明显不一致的，补充合同相应条款的效力将优先。从补充合同约定来看，仅有第三条第2款约定（涉及瑞泽源公司因原规划方案重新设计原因，对付款时间进行协调调整）对主合同条款进行了修改，而其他条款均系解释性、细化条款，并未改变主合同约定。
其次，补充合同关于土地溢价所涉及的所得税承担主体事宜，并未改变主合同约定。补充合同中没有任何一处表述，明确说明需修改主合同约定的土地溢价所涉及的所得税承担主体。瑞泽源公司所称补充合同第三条第1款关于税金表述，与主合同相比并不完整，未表述“除上述甲方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乙方承担”。丹霞公司认为，该款表述仅系摘录主合同部分条款内容，其标题亦注明“对甲方（丹霞公司）约定收益的解释”，这已明确表明，此条款系释义性条款，并非修改主合同。试想，如果有瑞泽源公司所称对税金修改的内容，这样如此重大的修改，与主合同不一致的约定，补充合同中岂不详细说明修改之处？
再次，补充合同不仅未修改主合同关于税金承担主体的约定，反而在该补充合同第三条第1款、第3款等内容中进一步约定丹霞公司所得11809万元为收益（税后金额），土地溢价所涉及的所得税等应由瑞泽源公司承担。
3、瑞泽源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中安和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咨询报告》，土地费用以60万元/亩纳入成本核算，一审法院未查明因何原因导致未按约定成本纳入核算。该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首先，该报告中瑞泽源公司亦盖章认可；其次，税务师事务所核算增值税等，依法纳入土地实际成本，符合税法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瑞泽源公司上诉理由中多次提及要求丹霞公司提供约定成本的票据，丹霞公司再次重申，该上诉理由既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系瑞泽源公司混淆了项目清算与税务清算区别所致。《审核咨询报告》系进行部分的税务清算，依税法当然应当按土地实际成本核算，其中涉及的土地溢价所产生的所得税按合同由约定的主体（即瑞泽源公司）承担即可。
4、瑞泽源公司对一审法院关于税金承担与合同性质无关的认定不服，该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及法律。丹霞公司认为，无论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还是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均不能否定双方所签订协议的效力，更不能否定其中关于土地溢价所产生的所得税由瑞泽源公司承担的约定。
二、丹霞公司没有义务提供瑞泽源公司所称的约定土地成本入账票据，亦无需承担空缺票据相关责任。
1、双方合同中从未约定关于约定土地成本需要入账票据问题，法律亦无此规定。
2、瑞泽源公司始终强调约定土地成本入账票据，系其一直对项目清算与税务清算理解混淆所致。项目清算是双方的模拟清算，其中涉及约定土地成本的定义，但并非税金计算及税金承担主体的依据。只有税务清算才核算实际税金，税务清算依税法规定，按土地实际出让金等成本，而非按双方约定的成本计入，税务清算系为向税务部门纳税提供依据，合同中约定了土地溢价涉及所得税的承担主体。
3、涉案合同为合资、合作开发合同，而非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4、退一步说，即使合同约定丹霞公司需提供土地约定成本入账票据，其亦与双方诉争的所得税承担主体无关，依合同约定，瑞泽源公司此时仍应承担土地溢价部分的所得税。
三、关于本案的性质及法律适用。
1、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应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区分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规定。该《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第二十四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依据双方于2010年8月27日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第二章“合作形式与条件”、第四章“项目机构运作及程序”、第十章“风险承担”等，双方采取丹霞公司提供土地使用权，瑞泽源公司提供全部开发资金，双方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方式进行合作，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基本特征。丹霞公司提供土地使用权进行合作，但并非瑞泽源公司所称的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双方主合同第10.1条、10.2条中约定了丹霞公司应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显然不属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而应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
2、本案中合同性质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还是属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对税金承担主体等合同约定并不产生影响。即使属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双方在主合同及补充合同中关于税金承担主体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当属有效。如同常见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可以约定卖方所得房款为净得价款，卖方所有税金由买方承担，其关于税金承担主体约定虽与税法规定不一致，但二者并不矛盾，前者属于民法范畴，后者属于行政法范畴，司法实践中一般认定双方约定为有效。本案税金承担约定的本质与上述情形相同，双方在主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了丹霞公司所得收益具体数额，所得税等税金由瑞泽源公司承担，其亦属合法、有效，与合同的性质并无关联。
四、一审判决结果客观公正，依法保护国有资产不致流失。
丹霞公司系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全资国有公司，涉案项目合作开发获得了国资委的准许。双方合作开发期间，合肥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由合作之初的每平方米四千元，上涨至销售期间的六七千元），丹霞公司仅依约取得合作之初约定的收益11809万元，其余收益归瑞泽源公司，丹霞公司收益如何能称之巨大利益？
五、瑞泽源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没有客观展示一审诉状内容及庭审观点，而对丹霞公司的观点大幅渲染，该上诉理由过于牵强附会。一审判决客观公正的展示了各方观点，对于丹霞公司的正确辩解予以采纳，符合法律规定及判决文书的制作要求。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完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瑞泽源公司的上诉请求。
瑞泽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丹霞公司承担土地溢价部分应缴纳的所得税500000元（该土地溢价部分实际应缴纳的所得税约22960000元，剩余款项将另案主张）；2、丹霞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31日，丹霞公司与合肥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通过挂牌方式受让取得位于合肥××区××大道南、叠嶂路××面积约45.55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金额27330678元（约600000元/亩），规划用途为住宅及商业项目。2010年8月27日，丹霞公司与瑞泽源公司就上述土地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签订了一份《合作开发合同》，约定：丹霞公司提供面积约45.55亩项目用地，瑞泽源公司提供全部开发资金，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双方按合同约定共同投资、共享收益。项目名称暂定为“徽苑”，项目开发运作过程和经营活动以丹霞公司名义进行，双方共同组建“徽苑项目部”负责项目开发。土地按3000000元/亩（合计136650000元）作为约定土地成本，丹霞公司按约定方式承担土地溢价部分土地增值税。瑞泽源公司投资包括应付土地投资款136650000元和项目建设除土地成本外所需资金。丹霞公司投资包括提供用于项目合作开发的土地、办理项目用地初始登记费1093227.12元以及投入的前期建设费用343354元。项目销售过程中，若瑞泽源公司代丹霞公司支付土地溢价部分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相应扣减。项目开发成本包括约定土地成本、项目用地初始登记费1093227.12元、丹霞公司投入的前期建设费用343354元、项目建设成本、销售成本以及其他与项目开发有关的一切成本与费用。项目全部竣工交付购房业主后10日内双方共同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项目进行清算，清算依据为土地按3000000元/亩计算，其他按实际发生计算，审计报告作为双方利润分配计算依据。在税务清算过程中，因土地溢价产生的土地增值税由丹霞公司按约定方式承担，并依据清算结果自行申报缴交，如实际缴交金额低于暂估税金金额55000000元，其差额部分归丹霞公司所有，因此导致差额部分产生其他税费（所得税等）由丹霞公司承担；如实际缴交金额高于暂估税金金额55000000元，超出部分由瑞泽源公司承担。除上述丹霞公司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瑞泽源公司承担。考虑到项目开发以瑞泽源公司为主进行运作，瑞泽源公司同意，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均需确保丹霞公司投资回收（包括约定土地成本、项目用地初始登记费和前期建设费）不减少，且获得税后利润36400000元，如清算报告载明的税后利润少于该数额，则瑞泽源公司应在项目清算报告出具后30日内以现金方式补足给丹霞公司。其余税后利润归瑞泽源公司所有。双方约定的税后利润系指已按税法规定扣除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金后的净利润。经营亏损的风险由瑞泽源公司承担。因一方过错造成的风险由责任方承担。土地溢价是指丹霞公司因合作开发所获得超出土地实际成本部分的收益，包括约定土地成本与土地实际成本的差额以及丹霞公司依约可获得的税后利润34600000元。合同还对项目违约责任、合同的解除、终止、争议解决等事宜作了约定。2010年9月6日，双方签订一份《补充合同》，约定：项目清算依据为土地成本（按3800000元/亩）、项目工程决算（工程造价）、基础工程、报建、营销、管理、财务等各项实际发生费用。丹霞公司实际应获得的收益为土地总价173090000元（3800000元/亩×45.55亩），扣除约定丹霞公司应承担土地溢价部分的土地增值税暂估金额55000000元，丹霞公司实际应得收益人民币118090000元。在税务清算过程中，如上述土地溢价部分的土地增值税实际缴纳金额低于55000000元，其差额部分归丹霞公司所有，导致差额部分产生相关税费（所得税等）由丹霞公司承担；如实际缴纳金额高于55000000元，超出部分由瑞泽源公司承担，与丹霞公司无关。《补充合同》还对投资、收益及其收回等作了约定。后因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就土地溢价部分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承担主体问题发生了争议，瑞泽源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另查明，双方共同开发的“徽苑”项目后更名为“紫御府”项目，该项目于2010年12月开始开发，2011年9月开始预售，2013年4月完成开发。2015年6月29日，受瑞泽源公司和丹霞公司委托，安和税务师事务所作出《审核咨询报告》，其中，土地费用以600000元/亩纳入成本核算。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纳税是企业应尽的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在税务清算过程中，因土地溢价产生的土地增值税由丹霞公司按约定方式承担，并依据清算结果自行申报缴交。如实际缴交金额低于暂估税金金额55000000元，其差额部分归丹霞公司所有，因此导致差额部分产生其他税费（所得税等）由丹霞公司承担；如实际缴交金额高于暂估税金金额55000000元，超出部分由瑞泽源公司承担。除上述丹霞公司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瑞泽源公司承担。”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虽有关于税款之约定，但并未否定《合作开发合同》关于“除上述丹霞公司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瑞泽源公司承担”之约定。上述约定明确了税款如何承担以及由谁承担的问题，即除土地溢价部分应缴纳的增值税55000000元外，其他税款由瑞泽源公司承担。虽然我国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承担税款。税法对于税种、税率、税额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而对于实际由谁承担税款没有作出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约定税款如何承担以及由谁承担属于缔约双方交易环节中经济利益的分配，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中纳税义务人的强制性规定并不抵触，故双方关于税款的约定并不违反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之规定，属合法有效协议。据此，瑞泽源公司要求丹霞公司承担土地溢价部分应缴纳的所得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瑞泽源公司以双方签订的合同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为由要求丹霞公司承担相应税款，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性质系合同的根本属性，属于合同类型划分的范畴，缔约双方对权利义务约定的效力并不取决于双方签订的合同是什么性质或什么类型。本案中，因双方签订的合同对税款承担情况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税款约定属合法有效协议，其效力并不取决于合同性质或合同类型，故瑞泽源公司此项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瑞泽源公司要求丹霞公司承担土地溢价部分应缴纳的所得税500000元及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合肥瑞泽源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合肥瑞泽源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及《补充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双方二审争议的焦点，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案涉合同法律性质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该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综合双方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内容，从第二章“合作形式与条件”、第四章“项目机构运作及程序”、第十章“风险承担”等内容来看，双方采取丹霞公司提供土地使用权，瑞泽源公司提供全部开发资金，双方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方式进行合作，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基本特征。且双方合同第10.1条、10.2条中约定了丹霞公司应承担的相应风险，丹霞公司并非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因此本案双方合同性质不属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而应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
二、关于双方对案涉项目土地溢价所涉及所得税承担主体的约定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在税务清算过程中，因土地溢价产生的土地增值税由丹霞公司按约定方式承担，并依据清算结果自行申报缴交。如实际缴交金额低于暂估税金金额55000000元，其差额部分归丹霞公司所有，因此导致差额部分产生其他税费（所得税等）由丹霞公司承担；如实际缴交金额高于暂估税金金额55000000元，超出部分由瑞泽源公司承担。除上述丹霞公司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瑞泽源公司承担。”瑞泽源公司上诉主张，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删除了上述“除上述甲方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乙方承担”的内容，即是对税金承担主体约定的变更。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补充合同的第一段写明“为更好的履行主合同，现经双方友好协商，依据主合同约定的原则共同制定如下补充合同”，此约定表明，补充合同在原则上并没有突破主合同的约定，更多的是从操作层面、条款释义方面进行了明确、细化。补充合同的条款只有在与主合同条款约定明显不一致的，才依照补充合同的约定。其次，补充合同并未有关于土地溢价所涉及的所得税承担主体进行变更的约定。瑞泽源公司称《补充合同》第三条第1款关于税金表述，与主合同相比并不完整，未表述“除上述甲方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乙方承担”。但不能就此认定双方就土地溢价所涉及的所得税承担主体问题进行了合意变更。从两份合同的体系来看，《补充合同》第三条第1款的表述仅系摘录主合同部分条款内容，其标题亦注明“对甲方（丹霞公司）约定收益的解释”，这已明确表明，此条款系释义性条款，并非修改主合同。并且，从社会一般经验来看，如果双方合意对所得税承担主体这一重要内容进行修改，应在《补充合同》明确说明，而不仅仅是省略主合同中已明确约定的条款。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并未否定《合作开发合同》关于“除上述丹霞公司承担税金外，其他税金由瑞泽源公司承担”的约定，并无不当。既然双方对税务清算中的税金承担问题已进行了明确约定，且该约定并未违反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之规定，因此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现瑞泽源公司突破合同约定，要求丹霞公司承担土地溢价部分应缴纳的所得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关于瑞泽源公司主张的丹霞公司应提供票据入账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合同中从未有关于丹霞公司需提供约定土地成本票据入账的约定。其次，双方对土地成本按3800000元/亩计算的约定系是对项目清算标准的约定。项目清算是双方的模拟清算，其中涉及约定土地成本的定义，但该约定土地成本并非税金计算及税金承担主体的依据。只有在税务清算中才核算实际税金，且税务清算依税法规定，按实际土地出让金额纳入成本核算，而非按双方约定的成本计入。双方对税务清算中税金的计算方式及金额均无异议，而是对土地溢价涉及所得税的承担主体产生争议，而该问题如前所述，双方在合同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约定。因此，瑞泽源公司上诉主张的提供约定土地成本票据入账问题，既不在双方合同约定的事项范围内，也没有相关会计核算制度、税务稽核规则之规定，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双方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明确了税款如何承担以及由谁承担的问题，即除土地溢价部分应缴纳的增值税55000000元外，其他税款由瑞泽源公司承担。现瑞泽源公司要求丹霞公司承担土地溢价部分应缴纳的所得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瑞泽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合肥瑞泽源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建群
审判员 方玮韡
审判员 余海兰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金婉莹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