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民终4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登，男，1995年5月7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键文，江西神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逸成，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卫东，男，1955年4月3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顺义区，现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系高登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金萍，女，1968年7月13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系高登之母。
上诉人高登因与被上诉人高卫东、杨金萍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7民初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登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7民初32号民事判决；2、依法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赣中民三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关于维持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08）章民一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第六项判决内容之判决；3、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房屋××90%份额归高登所有；4、本案诉讼费用由高卫东、杨金萍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房产系高卫东与杨金萍婚姻存续期间所购，购置该房产时，高登年纪尚幼，无独立财产，该房产出资系其父母共同财产，所购置的房产也应为其父母共同财产。高登父母购置该房产时及离婚诉讼期间，均无证据显示双方有将该涉案房产90%份额赠与高登的共同意思表示。据此，高登无权主张本案案涉房产90%的份额，该事实认定显然错误。理由如下：1、高登与高卫东、杨金萍系亲属关系。高卫东于2004年6月22日，以高卫东、高登名义与北京诚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房屋（房屋产权证号为：京房权证宣私字第××号），产权登记人为：高卫东、高登共有，其中高登占房屋90%的份额。所以，在公示公信的房产登记上高登系房屋90%的所有人。2、关于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房屋，系登记于高卫东、高登名下，购买时已付清全部房款。高登占房屋所有权90%的份额是高卫东和杨金萍对于高登的赠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权应以登记为准。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如果夫妻将购买的房屋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那就意味着将购买的房屋赠与未成年人。而且，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的诉争房屋系全款购买，高卫东、杨金萍对于高登的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不可撤销。3、高卫东与杨金萍离婚诉讼纠纷，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章民一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将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的诉争房产进行分割。后，杨金萍、高卫东均不服该一审判决，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1）赣中民三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章民一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第六项判决内容。高卫东、杨金萍离婚诉讼过程中，高登未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终审裁判作出后，也未有任何人员或组织就相关诉争房产的判决处理结果向高登予以告知。就该诉争房产中90%的份额，高卫东在离婚纠纷一、二审诉讼期间均认可是对高登的赠与，系高登的财产，并且以此为由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要求对于高登份额不得予以分割。但在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中，高卫东却改口陈述当年是为了防止夫妻一方随意处置房产而登记在高登名下，其说法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之规定，对于纯获利益的合同，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订立合同，不满十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本案中，所有权证以及登记薄上将权利人登记为当时是未成年人的高登名下的事实，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很明显地体现为行为人具有赠与的意思表示；从高卫东、杨金萍一致同意和代为申请登记的默示的积极行为，同样可以推断出行为人具有代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虽然未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是从各方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赠与合同的意愿，从具体行为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推定形式。因此，对于没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的情况，由高登父母所从事的民事行为来看，应当认定赠与合同关系成立。再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之规定，即使是纯获利益的合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不能单独为民事活动，应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本案中，高登父母既是赠与人，又是受赠的代理人，这涉及到法定代理人“自己代理”的效力问题。在此情况下，若将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显然不利于维护无行为能力人的利益，违反“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的原则，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据此，对于将财产登记为未成年子女的房屋，应作有利于该子女的考虑，以充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综上所述，高登是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诉争房产的明确产权人，高卫东、杨金萍将诉争房产作为夫妻财产分割，明显错误。本案诉争房产的90%应属于高登名下的合法财产，是经过高卫东、杨金萍的共同合意赠与所取得的财产。高卫东、杨金萍离婚诉讼中分割属于高登名下的财产属错误裁判，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上诉。恳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依法裁判，支持高登的全部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7民初32号民事判决，撤销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赣中民三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关于维持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08）章民一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第六项判决内容之判决，并判令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房屋××90%份额归高登所有，切实维护高登的合法权益。
针对高登的上诉请求，高卫东辩称，原审判决程序正当、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高登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的诉争房屋是杨金萍、高卫东婚姻存续期间购置的。购置该房屋时，高登尚未成年，因杨金萍、高卫东均是再婚，在购置该房屋时杨金萍、高卫东为了防止配偶任意处分财产而将该房屋的90%的份额登记在高登名下，并没有将其赠与给高登的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赠与合同的两个基本法律特征是赠与人有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与受赠人的意思表示，受赠人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这也是赠与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的本质特征。但是高卫东、杨金萍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房屋赠送给高登共同的意思表示。在高卫东与杨金萍离婚诉讼一审、二审、再审审查申请程序中，杨金萍均提出了要求分割诉争房屋的请求，这足以证实，高卫东、杨金萍并没有就房屋赠与高登达成共同的意思表示。同时，高卫东、杨金萍离婚诉讼案件进行了长达近十年时间，高登明知法院将该房屋认定为高卫东、杨金萍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高登从未提出过异议。显然，高登也没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且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将该房作为高卫东、杨金萍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高登既未出资购买，亦未承担因该房产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现高登提出要求诉争房产按90%的份额判决归其所有，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二、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将该诉争房产判定为高卫东、杨金萍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高登不享有该房产的份额。高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为据，主张对争议之房产享有90%的份额，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能予以支持。本案诉争房产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为高卫东、杨金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属于赠与高登的财产。高卫东、杨金萍系再婚夫妻，后因感情破裂，杨金萍于2008年5月向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7日作出（2008）章民一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其后，杨金萍、高卫东均不服，向原审法院提出上诉。原审法院于2011年5月31日作出（2011）赣中民三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后，高卫东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审查申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赣民申字第803号民事裁定，驳回高卫东的再审申请。在三级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高卫东与杨金萍均提交证据证实本案诉争之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杨金萍是高登的亲生母亲，在明知高卫东与前妻有婚生子女的情况下，并未提出诉争房产的90%份额已经赠与给高登的主张，而是在全案诉讼过程中，对诉争房产均要求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三级法院的裁判文书均将诉争房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判决进行了分割。显然，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已将该诉争房产判定为高卫东、杨金萍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高登不享有该房产的份额。再者，民事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应当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作出判断，这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本案中，诉争房产于2004年购买，并办理了产权登记权属证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2007年3月16日公布，同年10月1日施行，故高登以此后颁布的法律认定以前发生的民事行为，不符合法律适用的最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规定不动产以登记为准的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前所有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产权登记条例》中均未有类似规定，故高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为据，提起本案诉讼，不能得到支持。此外，虽然我国物权公示原则规定不动产权属采取登记主义，但不动产物权登记应区分为外部效力和内部效力。内部效力应通过探究该不动产登记背后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不动产的权属。夫妻将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登记于未成年子女名下，在夫妻离婚时，不能简单地完全按照登记情况将房屋认定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应当考虑夫妻双方在购买该房屋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况且，本案中，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将该诉争房产确定为高卫东、杨金萍的夫妻共同财产。三、高登提起诉讼不符合情理。本案中，高卫东、杨金萍是高登的亲生父母，高登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卫东、杨金萍将诉争房产90%份额赠与其所有的前提下，提起诉讼，强要父母的财产，违背常理，一定是有其他人挑唆所致。高登与高卫东系父子关系，不论本案判决结果如何，均会对高登今后的生活、工作和社会交往、直至以后的财产继承造成不利的影响，恳请二审法院作好高登和杨金萍的思想工作，促使高登撤回起诉，以挽回不利的影响。综上，高登以本案诉争房产系高卫东、杨金萍赠与所得，要求按照房屋产权证登记的90%份额判决归其所有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符合现行社会的常理，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基本事实的基础上，驳回高登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正确的判决结果，维护高卫东的合法权益。
针对高登的上诉请求，杨金萍辩称，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的诉争房屋是杨金萍、高卫东婚姻存续期间购置的。起初是杨金萍在北京看好房源，并签订了《购房合同》，回江西之后高卫东去北京支付剩余的房款，产权登记在高卫东、高登名下，其中高登占90%的份额。当时的购房目的就是为了高登能落户在北京，能更方便读书和考学。因为高登出生数月就由杨金萍的母亲在江西省兴国县抚养，接受的教育条件不好，为了高登的将来着想，才决定购买了诉争房产。后来，杨金萍和高卫东离婚，以为高登年纪尚幼小，房产不属于高登，杨金萍就在离婚诉讼中提出了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请求。如果法律有规定，父母给孩子买房，登记在未成年人子女名下，房屋产权登记人享有财产权利，那么杨金萍愿意服从法律的规定。
高登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赣中民三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关于维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08）章民一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第六项判决内容之判决；2、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房屋××90%份额归高登所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高卫东、杨金萍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卫东与杨金萍于1994年1月开始同居，1995年5月7日生育本案原告高登。1999年9月，高卫东、杨金萍登记结婚，2000年8月双方协议离婚，2002年10月18日，双方复婚。2004年6月22日高卫东以本人及高登二人名义从北京诚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手中购买了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的房产（即本案诉争的房产），其中登记为高登份额占90%，高卫东占10%。2008年5月，杨金萍诉至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要求与高卫东离婚，分割包括本案房产在内的共同财产。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准予双方离婚，本案诉争房产归高卫东所有，高卫东支付821558.50元给杨金萍。原审法院于2011年5月31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上述一审判决。判决之后，高卫东仍不服，以上述一、二审判决处分了高登享有份额的房产，侵犯了高登的权利等理由，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1年11月19日以高登系未成年人，无经济收入，购买房屋的出资仍系共同财产，作出裁定驳回高卫东的再审申请。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房产系高卫东与杨金萍婚姻存续期间所购，购置该房产时，高登年纪尚幼，无独立财产，该房产出资系其父母共同财产，所购置的房产也应为其父母共同财产。高登父母购置该房产时及离婚诉讼期间，均无证据显示双方有将该涉案房产90%份额赠与高登的共同意思表示，其中高卫东陈述系为防止夫妻一方随意处置房产而登记在高登名下，杨金萍则在离婚诉讼中直接要求将本案诉争房产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本案中房产虽有90%份额登记在高登名下，但从该房的出资情况及高卫东、杨金萍的陈述等来看，夫妻双方自始至终并无将该房产赠与高登的合意,本案房产的真正权利人并非高登，而是高卫东、杨金萍。因此本案中高登无权主张本案涉案房产90%份额。综上，高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高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10元由高登负担。
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高卫东、杨金萍是否已将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永定门内大街3号院7号楼1单元103室涉诉房屋90%的份额赠与高登？原审法院作出的（2011）赣中民三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中第一项维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章民一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应否撤销？
本院二审期间，高登、高卫东、杨金萍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一、二审查明，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的案涉房产是2004年6月22日高卫东以本人及高登二人名义从北京诚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购买，并办理了京房权证宣私字第××号房屋产权证，载明高卫东、高登二人共有，其中高登份额占90%，高卫东份额占10%。该处诉争房产是高卫东、杨金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共同财产购买，产权登记为高卫东、高登二人名下，购买房产时高登年纪尚幼，仅为九岁，无独立财产，该房产出资系其父母共同财产，故原审判决认定所购置的诉争房产为高登父母即高卫东、杨金萍的共同财产，符合客观事实，应予维持。虽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但是夫妻将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登记于未成年子女名下，在夫妻离婚时，不能简单地完全按照登记情况将房屋认定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因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分为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对外效力是指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不动产物权经登记后，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与登记权利人发生的不动产交易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内效力是指应审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真正的权利人。实际生活中，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屋后，可能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而将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但这样并不意味着该房屋的真实产权人即为未成年子女，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审查夫妻双方在购买房屋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真实意思确实是将购买的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时应将该房屋认定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由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暂时管理；如果真实意思并不是将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时应将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本案中，一、二审已查明，高登父母购置该房产时及离婚诉讼期间，均无证据显示双方有将该涉案房产90%份额赠与高登的共同意思表示，其中高卫东陈述系为防止夫妻一方随意处置房产而登记在高登名下，杨金萍则在离婚诉讼一、二审以及再审审查程序中均要求将本案诉争房产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故从案涉房产的出资情况及高卫东、杨金萍的陈述等来分析，夫妻双方自始至终并未形成将该房产赠与高登的合意,本案房产的真正权利人并非高登，而是高卫东、杨金萍。高登上诉提出从房产按份共有的比例来分析，可以确定高卫东、杨金萍是经过慎重商量，共同决定将诉争房产赠与高登，但该上诉主张仅是高登的主观推测，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况且，高卫东、杨金萍离婚诉讼经历一审、二审、再审审查等诉讼程序，时间跨度近十年，期间高登也明确知道法院生效判决对诉争房产的处理结果，即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直至离婚纠纷生效判决执行完毕，高登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可见高登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并未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虽然诉争房屋90%的份额登记在高登名下，但高卫东、杨金萍的真实意思并不是将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高登，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的案涉房产应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第129条规定，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与未成年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但是前述规定应理解为仅适用于未成年人是接受其他人而不是自己父母的赠与。合同法上的赠与是一种交易行为，交易必须有双方当事人，且双方当事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活动须由法定代理人行使或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进行。如果受赠子女是未成年人，按一般常规应由这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接受赠与，并与赠与人订立赠与合同。但如果受赠人不是接受其他人而是自己父母的赠与，那么赠与人与接受赠与人皆为未成年人的父母，从而产生自己与自己发生民事法律行为，这样的行为一般不发生合同法上的效力而成立赠与。故本案中高登上诉提出案涉房产90%份额是父亲高卫东及母亲杨金萍在购房时对其的赠与行为，发生合同法上的赠与效力，该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此，在确认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大街××院××楼××单元××号的案涉房产系高卫东、杨金萍夫妻共同财产的前提下，在离婚诉讼中依法予以分割，在明晰产权归属的同时，由取得房屋所有权的高卫东支付一定价款补偿给杨金萍，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及原审法院本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分别作出的（2008）章民一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和（2011）赣中民三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中对于案涉房产的处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综上，高登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10元，由高登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国运
审判员 陶松兵
审判员 刘伟伟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 英
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