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3民终6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建萍，男，汉族，1962年12月4日生，住江西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成，江西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联达冶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峡山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131590633451。
法定代表人：刘春灏，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弘，江西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建萍与被上诉人江西联达冶金有限公司（下文简称联达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2017）赣0313民初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建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成、被上诉人联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曾建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工作津贴39600元的诉请未予支持错误。1、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了《生产经营责任状》第三部分“考核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奖励条款及其奖励金额，但却将工作达标的举证责任颠倒了。从逻辑和生活常识上分析，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理应对其制定的考核指标、考核方案以及对上诉人的考核情况进行举证，而这一块上诉人是无法举证的，即被上诉人应该对上诉人的考核达标情况进行举证，如考核不达标影响到了奖励的发放，被上诉人有义务向员工说明理由，并有义务向法庭提供考核不达标的相关证据。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应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2、上述奖励制度及其奖励金额（即每月奖励金额正职为1650元，副职为正职的70%）经过多年的实施，已经成为上诉人等联达公司中层干部的一块固定收入，双方都把它叫做“工作津贴”。2014年1月1日后，被上诉人暂时停发了“工作津贴”，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告知停发理由，为此，上诉人所在的萍乡市新群企业公司等六家分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联合书面请示被上诉人，要求按期发放“工作津贴”（详见一审被告证据二⑤请求继续发放分公司在职管理干部工作津贴的请示），2015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向六家分公司所在的居委会发放告知函，告知从2015年12月1日起开始不再为上诉人等人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公积金和津贴，这份告知函不但意味着被上诉人单方解除了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还意味着告知了“工作津贴”不再发放的时间，反过来，这就证明了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之前所拖欠上诉人等联达公司中层干部的“工作津贴”必须补发。二、一审判决按照2015年萍乡市湘东区最低工资标准1430元计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公，且自相矛盾，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了上诉人提供的工商银行萍乡市峡山口支行出具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六张为有效证据，该证据清晰地证明了上诉人2015年的月工资为3100元（被上诉人停发的“工作津贴”1150元除外），并且与萍乡市新群企业公司出具的证明及二十四张工资表证明的内容完全吻合、互相印证，但后者却被一审判决以不符合有效证据的规定而不予认定，最终导致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原、被告双方均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情况”。2、退一步讲，既使一审判决不采信3600元（实发工资）+1150元（拖欠的“工作津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3款规定：“月工资是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前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另考虑到上诉人作为分公司负责人和被上诉人中层干部的身份，依法也只能按照2015年度萍乡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927元的标准计算，而不能按照2015年萍乡市湘东区最低工资标准1430元计算。三、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因其未与上诉人签订无固定劳动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00200元的诉请未予支持错误。截止到2009年底，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用工已经届满一年，但被上诉人仍未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3款之规定、视为双方从从2010年1月1日起就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签订无固定劳动期限劳动合同的行为一直持续到2015年底其发函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第2款之规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因其未与上诉人签订无固定劳动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306000元（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共计算72个月，按每月1150元+3100元计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书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采信、认定事实、计算标准及适应法律方面均有明显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答辩人没有按月向上诉人支付所谓“工作津贴”的义务，更不存在拖欠上诉人“工作津贴”的情形，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此项诉请不予支持的判决完全正确。2004年6月，应企业改制要求，答辩人将原属于答辩人公司的集体资产，以作价折股的形式赠送给了石咀岭等六家企业公司，并将其分为了班子工作基金和企业发展基金两个部分，股额的利金，由答辩人根据答辩人公司经济效益情况，按比例分配支付。由此便产生了工作基金收益分红由答辩人以“工作津贴”名义按月代发给各企业公司班子成员的历史。
2012年6月，答辩人与石咀岭等六家企业公司再次协议确定，各企业公司将班子工作基金和企业发展基金全部转做合资企业发展股金，与答辩人一起共同组建焖罐渣厂项目，项目建成后，按各自投资比例对焖罐项目享有效益、承担风险。
即从那时起，各企业公司班子成员工作基金及企业发展基金的分红合在一起，转为从焖罐渣厂产生的效益中按持股比例支出，由此也出现了，答辩人后来将分红直接支付给各企业公司，由其自行分配的情况了。这便是所谓“工作津贴”的由来，其性质并非答辩人按月支付给原告的工资或奖金，故答辩人没有任何义务，也没有任何理由按月向其支付，更不存在拖欠之情形。上诉人的该一诉请，根本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属于完全正确。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案中答辩人并未对上诉人作出任何有关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的决定，故本案的举证责任并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之规定。因此，上诉人据此条款的上诉理由，依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二、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无劳动关系，无需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新群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的独立法人单位，其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并非隶属于答辩人的下属企业。
而上诉人在新群公司任职期间，从事的是新群公司业务范围内的工作，接受的是新群公司的管理，其工资标准、发放形式等事项，均由新群公司确定，答辩人对此毫不知情，更不可能委托新群公司向其发放工资。其次，答辩人对上诉人的任命，乃是因特殊的历史原因所致，并不是答辩人基于劳动关系的委派。萍乡钢铁厂未改制前，新群居委会属于萍乡钢铁厂管理，萍乡钢铁厂改制后，按照上级指示精神，萍乡钢铁厂便将其划归答辩人托管，直至2015年，石咀岭等六个居委会完成“两委”选举后，答辩人才结束了对新群居委会的托管。而新群公司本属新群居委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与新群居委会之间是按照“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运行模式开展日常工作，即居委会干部就是公司的管理人员，故凡是新群公司任职的管理人员，必须是新群辖区范围内的居民。正是基于上述特殊的原因，所以有关新群公司管理人员的选聘，均是由新群居委会自行考察选聘后，再由答辩人对其下发《任命书》。答辩人的该种任命，仅是名义托管的一种形式，并非答辩人基于与某个人有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委派。另外，《生产经营责任状》签订主体乃答辩人与新群公司，其签订的基础是答辩人将原属于答辩人公司的集体资产，以作价折股的形式赠送给了石咀岭等六家企业公司后，双方产生的名义托管关系，并不能由此就确定上诉人作为新群公司员工理所当然就接受了答辩人的劳动管理。更何况，自2012年6月，答辩人与石咀岭等六家企业公司签订了《关于将联达公司量划给分公司的发展基金和工作基金转作合资企业发展股金的决定》后，答辩人与石咀岭等六家企业公司之间便从名义的托管关系演变成为了更纯粹的股份合作关系，故，自那时起，双方便未再签订过《生产经营责任状》了。因此，退一步讲，就算《生产经营责任状》体现了答辩人对上诉人的管理之意，也仅限于签订责任状的当年有效，而不能想当然的涉及到随后所有时间。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确定，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无劳动关系，无需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退一步讲，即使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请求，也已超过了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间。上诉人起诉状中称自2008年开始在新群公司任职，按照该时间，即使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请求，也已超过了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间，不应再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上诉人曾建萍对答辩人的上诉，依法依理都不能成立，答辩人特此恳请人民法院秉公审理，依法改判确认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以示法律公正。
曾建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从2008年下半年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并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从2016年1月1日起解除；2、联达公司支付拖欠其工作津贴27600元（从2014年1月－2015年12月按每月1150元计算24个月）；3、联达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875元（从2008年下半年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共计算7.5个月，按每月1150+3100元计算）；4、联达公司向其支付因其未与曾建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306000元（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共计算72个月，按每月3100元+1150元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6月18日联达公司与包括萍乡市新群企业公司在内的六家企业公司签订《联达公司集体资产分配协议》，协议约定将联达公司原集体资产赠送给包括萍乡市新群企业公司在内的六家公司。2012年3月20日，曾建萍从江西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辞职，并前往新群公司工作，联达公司从2012年4月起替曾建萍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2015年11月30日，联达公司下达《关于不再代缴社会保险费、公积金和津贴的告知函》，该告知函声明：“……，从2015年12月1日开始，江西联达冶金有限公司决定不再为您居委会人员代缴各项社会保险费、公积金费和津贴。停代缴名单：廖达中、廖永生、曾建萍。”曾建萍、联达公司双方为此产生纠纷，曾建萍向湘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6年11月15日，湘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湘）劳人仲裁字（2016）14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同意申请人（即本案曾建萍）要求解除与被申请人（即本案联达公司）劳动关系。二、由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12年3月20日至2016年1月）计4个月×1430元＝5720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曾建萍不服，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曾建萍曾获得2013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获得联达公司颁发的荣誉证书。《生产经营责任状》第三部分“考核办法”第四条规定：“按企业公司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给予奖励（每月奖励金额为正职1650元，副职为正职的70%）……。”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曾建萍前往萍乡市新群企业公司后，其与联达公司是否成立劳动关系以及联达公司是否需要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二、联达公司是否应当按照1650元/月的标准支付工作津贴给曾建萍；三、联达公司是否应当向曾建萍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间的两倍工资。争议焦点一，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提供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的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曾建萍向提供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荣誉证书等证据证明其接受了联达公司的劳动管理，联达公司与新群公司之间签订的生产经营责任状的内容亦显示，曾建萍接受了联达公司的劳动管理，其中第三部分“考核办法”第四条规定了奖励条款，而奖金亦属于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故双方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故认定曾建萍与联达公司之间在2012年3月30日之后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11月30日，联达公司下发告知函，告知曾建萍将停止缴纳各项社保费用，并于2016年1月起停止替曾建萍缴纳各项社保，应当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在2015年12月31日解除。联达公司提出其与曾建萍不存在劳动关系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不予采纳。曾建萍要求联达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曾建萍要求按照4250元/月（3100元/月+1150元/月）计算，但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现曾建萍、联达公司双方均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情况，萍乡市湘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按照2015年萍乡市湘东区最低工资标准1430元/月计算并无不妥，予以认可。争议焦点二，《生产经营责任状》第三部分“考核办法”第四条规定：“按企业公司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给予奖励（每月奖励金额为正职1650元，副职为正职的70%）……。”，曾建萍对工作达标承担举证责任，现曾建萍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曾建萍的上述意见不予支持。争议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支付双倍工资的适用情形，故对曾建萍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经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曾建萍与被告江西联达冶金有限公司从2012年3月30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并于2016年1月1日起解除；二、被告江西联达冶金有限公司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曾建萍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5720元（4个月×1430元/月）；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曾建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曾建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提交一组证据，被上诉人于2013年12月13日与萍乡市新建企业公司及萍乡市石咀岭企业公司签订的两份《生产经营责任状》，欲证明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工作津贴。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不能作为二审的新证据，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显示与被上诉人签订《生产经营责任状》的主体非萍乡市新群企业公司，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除此，本院以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二审经审理补充查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工资表及银行流水显示，上诉人2015年的月平均工资为3100元。除此，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对此并未上诉，现被上诉人在二审中再次抗辩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支付工作津贴；上诉人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支付工作津贴问题。上诉人认为依据被上诉人与萍乡市新群企业公司签订的《生产经营责任状》中第三条考核办法的第4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向其发放工作津贴，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2014年和2015年的工作津贴，应提交萍乡市新群企业公司与被上诉人在2014年和2015年签订的《生产经营责任状》予以证实，但上诉人仅提供了被上诉人与萍乡市新群企业公司签订2009年的《生产经营责任状》，无法证实被上诉人与萍乡市新群企业公司在2014年和2015年也签订了《生产经营责任状》，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拖欠工作津贴的诉请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本案中上诉人2015年的月平均工资为3100元，故上诉人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为31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2年3月30日至2015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计算上诉人经济补偿金的时间为4个月。综上，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12400元（3100元/月×4月）。
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上诉人2012年3月30日在被上诉人处工作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已视为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曾建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2017）赣0313民初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认原告曾建萍与被告江西联达冶金有限公司从2012年3月30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并于2016年1月1日起解除”、第三项“驳回原告曾建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2017）赣0313民初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被上诉人江西联达冶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曾建萍支付经济补偿金124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被上诉人联达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彪
审判员 易 康
审判员 严林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易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