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宁01民再31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海斌，男，198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宁夏永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生，宁夏维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宁夏维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宏丽，女，1987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宁夏永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生，宁夏维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宁夏维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生才，男，197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宁夏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文利，宁夏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永宏，男，196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宁夏永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生，宁夏维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宁夏维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海龙，男，1988年4月9日出生，汉族，司机，住宁夏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生，宁夏维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宁夏维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朱海斌、张宏丽因与被申请人陈生才、原审被告朱永宏、朱海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银民终字第623号民事判决，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9日作出（2016）宁民申65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朱海斌及朱海斌、张宏丽，原审被告朱永宏、朱海龙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生、张帅，被申请人陈生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文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海斌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兴庆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和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银民终字第62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各项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大九九”的单价认定事实不清，二审未予复核。1、第八账本183页注明的”补：2011年6月22日大九九玖佰肆拾伍件×365”是否是被申请人陈生才在申请人签字后另行后填补内容，申请人申请鉴定，一审法院未启动鉴定程序，认为双方各持一联，申请人出具己方持有的一联即可判定，并在判决书中载明申请人曾当庭出示过其持有的第二联，但未提交法庭，据此确认上述问题为双方补充核算，明显有误，申请人提供的录音证据反映被申请人拿走了申请人的账本，一审未予采信。2、申请人向一审提供的《内部调拨单》，被申请人陈生才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且认可”大九九”的单价以《内部调拨单》价格为准进行计算，因此，《内部调拨单》中关于”大九九”单价的记载应作为货物价格计算的唯一证据。一审就”大九九”的单价向厂家调取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不应作为计算依据。3、申请人在一审向法庭出示的四份中国农业银行存折、九份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存折及四份黄河银行回单足以证实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货款13072145元，一审法院认为总款为12876215元明显与证据不符，计算错误。申请人参与了红九九的三次促销，一审法院没有将促销优惠价共计26677.5元计算至已付款中，计算错误。二、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011年5月23日、7月27日、11月30日、12月14日的四份存款回单系申请人持有，该四笔款项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妻子任瑜共同参加促销活动的货款，任瑜负责收钱，并将钱存入银行后将存款凭条交付申请人，作为日后结算依据。根据惯例存款凭证谁持有，谁就是存款人。二审法院的认定违背了生活习惯，推定申请人未支付贷款，违反证据规则。陈生才辩称，”大九九”单价证明系我方申请，一审法院依职权到厂家核实的证据，系有效证据，再审申请人对价格进行遐想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约定货款存入被申请人指定的银行账户，被申请人妻子任瑜的指定银行账户尾数为0034，双方在几年的交易中从事了五六百笔，货款均打入尾号为0034账户，再审申请人持有的4张存单银行账号的尾数为0026，该四笔存款与申请人没有关系。被申请人销售点营业房由申请人使用，被申请人在对外结算和接待业务时即在该销售点营业房进行相关业务的洽谈和结算，任瑜办完相关业务时，就经常前往该销售点，这4张存款回单是任瑜办完业务时随意丢弃在办公点，被申请人持有。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成立，请予以驳回。原审被告朱永宏、朱海龙的答辩意见同再审申请人朱海斌、张宏丽的再审意见。陈生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朱海斌、张宏丽、朱永宏、朱海龙向原告支付货款202万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生才与朱海斌签订一份《聘用合同》，双方约定陈生才聘用朱海斌经营管理银川市东环市场南楼x号店铺，陈生才以批发价每天给朱海斌供应货物，朱海斌在批发价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加价销售货物，加价款为朱海斌的劳动所得；朱海斌每天应将货款存入陈生才指定的账户，不得赊欠或挪用。合同签订后，陈生才自2010年4月13日至2012年11月8日期间，向朱海斌供应了126种价值13627509.10元的货物。朱海斌每次收到货物后，在陈生才提供的账本中逐页签名确认，发货记录由陈生才手工书写，每页注明每次的发货日期、货物名称及数量，陈生才将朱海斌签名后的第一联留存，并将该页的第二联复写件交给朱海斌以供双方对账核算。其中第一册账本的第23页和第30页、第三册账本的第74页和第77页、第四册账本的第92页、第六册账本的第144页无被告朱海斌的签名（账本中的页码系陈生才自行编排，无签名确认的货物未计算在上述货款总额中）。朱海斌自2010年4月16日至2012年10月25日期间，向陈生才或陈生才妻子任瑜的银行账户（户名陈生才，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尾号为”6004”；户名任瑜，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尾号为”0034”）分509次存入货款共计12272615元。2012年11月21日，陈生才认为朱海斌侵占货款，向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报案。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双方在供货和销售过程中存在账目不清等问题，该案不构成职务侵占，故于2013年2月19日决定不予立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陈生才将八册账本中的收货单逐页以自制表格的方式列明货物的名称、数量、单价及价款[其中对货物”红九九火锅底料”（账本中称”大九九”）的单价确认为：2010年9月18日之前为330元，2010年9月19日至2011年1月8日期间为360元，2011年1月9日至2012年2月26日期间为365元，2012年2月27日至2012年11月8日期间为295元]，朱海斌逐页进行核对，并在每页收货表格上标注了自己的质证意见。法院汇总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并结合陈生才给朱海斌提供的《内部调拨单》（该《内部调拨单》中列明部分货物的名称及单价，其中每件40袋包装的”大九九”调拨价为295元，同时另注明其中的货物”金品香”、”一品鲜”、”1.2和2.5巧妈妈老抽”、”红锅灶花椒油”、”908G昊运鸡精”为”6送1”，”5升巧妈妈”为”10送1”，红九九火锅底料销售10000件以上，每件支付1元销售费，销售15000件，每件支付1.50元销售费），组织双方当事人对部分有争议的货物相关内容进行确认，双方当事人对部分货物的名称、数量及单价达成一致意见，但对于”大九九”的单价、第七册账本第160页关于2012年4月14日发货记录的”小九九壹仟壹佰肆拾元，大九九叁佰贰拾元正（整）”属于金额还是件数、第八册账本的第183页（该页发货单涉及的发货日期为2012年11月2日至11月8日）中注明的”补：2011.6.22大九九玖佰肆拾伍件×365”是否为陈生才在朱海斌签名后另行填补存在争议。另查明，重庆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出具一份《证明》，证明该公司生产的红九九牌火锅底料（指”大九九”）原装箱工序由手工完成，每箱装入50袋（每袋400克），后采用机械化装箱，每箱装入40袋，自2011年12月1日起，将每箱的指导销售价格由之前的每件360元调整到每件290元。再查明，2011年5月23日、7月27日、11月30日、12月14日，陈生才的妻子任瑜在其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尾号为”0026”的账户分别存款23万元、83600元、13万元、16万元，共计603600元。上述四笔银行存款回单的原件由朱海斌持有。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朱海斌、张宏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陈生才支付货款611139.60元；二、驳回原告陈生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60元，由原告陈生才负担16014元，被告朱海斌、张宏丽负担6946元。陈生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4）兴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做出公正的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朱海斌、张宏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上诉费用及一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一致。二审法院认为，陈生才与朱海斌形成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关系，双方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应由朱海斌承担。虽然朱永宏、朱海龙参与经营，但与陈生才无合同关系，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约定和相应货物的买卖数量及单价，确定相关货物返利合计140154.50元并无不妥。朱海斌每次收到货物后，在陈生才提供的账本中逐页签名确认。其中第一册账本的第23页和第30页、第三册账本的第74页和第77页、第四册账本的第92页、第六册账本的第144页无朱海斌的签名。朱海斌不认可收到无朱海斌签名部分的货物，法院无法确认朱海斌收到该部分货物。陈生才请求改判这6页出库单上货款730505元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朱海斌自2010年4月16日至2012年10月25日期间，向陈生才或陈生才妻子任瑜的银行账户（户名陈生才，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尾号为”6004”；户名任瑜，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尾号为”0034”）分509次存入货款共计12272615元（计算明细见一审判决书）。对于货物”大九九”的单价，虽然《内部调拨单》中确定每件40袋包装的”大九九”调拨价为295元，但《内部调拨单》上没有写时间。根据重庆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每件40袋包装的”大九九”自2011年12月1日开始生产销售，每件的指导销售价格由之前的每件50袋包装的360元调整到每件290元，且陈生才与朱海斌在确认第八册账本第183页关于补充2011年6月22日945件”大九九”过程中，标注了该货物的单价为每件365元。因此《内部调拨单》的形成时间应在2011年12月1日之后，故确定”大九九”的单价在2011年12月1日之前以陈生才自认的每件330元、360元或365元计算，在此日期之后的单价以每件295元计算。对于第八册账本的第183页中注明的”补：2011.6.22大九九玖佰肆拾伍件×365”是否为陈生才在朱海斌签名后单方填补的问题，因涉案账本的收货单由陈生才与朱海斌各持一联，是否为陈生才事后填补，只要朱海斌出示其自己持有的一联即可判定，但朱海斌未提交，且一审法院在2014年1月10日开庭审理案件时，朱海斌曾当庭出示过其持有的第二联，但当庭未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故确认双方补充核算的”2011.6.22大九九玖佰肆拾伍件×365”为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后的行为，朱海斌应当支付该货款。《内部调拨单》中没有”老十三香”、”汤圆粉”的单价，一审法院的计算并无不妥。朱海斌、张宏丽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虽然朱海斌持有2011年5月23日、7月27日、11月30日、12月14日的四次共计603600元的银行存款回单，但是存款业务是由陈生才的妻子任瑜办理。双方的交易付款习惯是朱海斌每天将货款存入陈生才或任瑜固定的银行账户，而上述四个日期的当日，朱海斌均另向任瑜的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尾号为”0034”银行账户存入过货款，且11月30日的当日办理过三次存款业务。按照朱海斌所述，任瑜从朱海斌处收取货款后，将货款存入银行，然后将存款回单再交回朱海斌，在此一系列行为过程中，朱海斌完全有机会要求任瑜出具收款凭证或直接将货款存入任瑜的尾号为”0034”的银行账户，但朱海斌未要求任瑜出具，且其当日又去银行向双方指定的结算账户另行存入货款。银行存款回单不能证明603600元是朱海斌采取其他方式直接支付货款，且这种付款方式不符合陈生才、朱海斌双方五百多笔付款的交易习惯，亦不符合财务规定，故不能确定上述603600元为朱海斌支付的货款。陈生才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陈生才给朱海斌供应货物的价款总计13627509.10元，扣除朱海斌已支付货款12272615元和返利140154.50元，朱海斌、张宏丽还应向陈生才支付货款1214739.60元。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四笔银行存款处理不符合财务规定。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变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朱海斌、张宏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陈生才支付货款611139.60元”为朱海斌、张宏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陈生才支付货款1214739.60元；二、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陈生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陈生才负担10000元，朱海斌、张宏丽负担129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11元，由朱海斌、张宏丽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申请人朱海斌向再审提供记账计11页系其本人所记，申请人自述总数系任瑜核算后所写，但没有任瑜的签名确认，不能达到申请人的证明目的。重庆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出具的《证明》写明：”我公司原装箱工序由手工完成，由生产工人手工完成折箱后装入50袋400克火锅底料包装成为一箱完工产品。2011年初，我公司投入生产技术改造后工序装箱项目，引进了世界500强企业生产的ABB模块式机器手，因机器手只能完成与四成倍数的装箱贷数。结合了解市场消费者需求，同时兼顾机器手能完成的装箱工艺，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将400克火锅底料每箱袋数由50袋调整为40袋，每箱货品指导销售价由360元调整为290元。于2011年12月1日开始执行。”2014年12月18日，一审法院就该份《证明》到重庆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予以核实，该公司财物部经理说明，该证明系该公司出具，内容属实。因此，上述《证明》具有证明力。被申请人向原审提供的第五个账本第116页记明：2011年7月13日，小九参佰玖拾件、大九九柒佰贰拾玖件，促销40送1；第118页记明：2011年7月23日，大九九柒佰贰拾玖件、小九参佰玖拾件，促销，两次促销补29大、15小；第137页记明：2011年11月30日，大九九玖佰肆拾伍件，分销745件。申请人称本次也是促销，被申请人不认可。关于申请人称其向被申请人支付货款13072145元，自述2012年3月22日存入的8万元一审电子表格未统计入内，未计算该笔8万元。经核，申请人向原审提供2012年的存折第4页面显示：2012年3月22日网银转账8万元，同日，网银转账16万元。被申请人陈生才自述，系其将其他账户的款项错转至该账户上，因此，随即又转出去16万元。该页面还显示，2012年3月22日网银转账8万元的项目划有横线并标示”×”符号。该标示说明该笔存款有误，已被更改。本院再审认为，申请人向原审提供2012年的存折显示，2012年3月22日存入的8万元系网银转账，与申请人现金存款不相符合，且该日网银转账的8万元已被抹去，被申请人陈生才也予以合理解释，原审未计入申请人的付款总额并无不当。被申请人提供的账本明确载明促销40件送一件，因促销给申请人补送”大九九”29件、”小九九”15件，申请人也签字予以确认，因此，申请人关于促销应给其返利26677.5元系重复主张，原审未予计算也无不当。关于本案货品”大九九”的价格，重庆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表明，货物因机器包装替代人工包装，包装箱中调味品的数量由50袋调整为40袋，因包装规格降低导致价格的调整，由原价360元调整为290元。申请人向一审提供的《内部调拨单》未注明时间，但该调拨单注明：400G红九九（即”大九九”）规格为1箱40袋，调拨价295元，与重庆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调价后的价格相符合。重庆红九九食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依职权予以核实，申请人未提供相反证据反驳，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依据，原审关于双方所述”大九九”的价格认定正确，再审不予调整。本案四份存款回单虽然由申请人朱海斌持有，但陈生才提供的银行存款凭条上的客户签字系任瑜和陈生才所书写，申请人朱海斌也认可该四笔款项是任瑜与陈生才存入。朱海斌辩称，该四份存单系促销货物的款项，陈生才之妻任瑜收取促销款后将存单交付其结算，但存单上并未注明系促销款，也未作其他说明，双方之间以陈生才设立的营业存款专户进行结算，因此，申请人关于该四份存款回单系结算凭据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申请人朱海斌、张宏丽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银民终字第62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开前审判员  范宁萍审判员  王文花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