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渝行终9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秀英，女，1964年6月14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
法定代表人张国清，市长。
一审第三人重庆市巴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巴县大道85号。
法定代表人刘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余飞，重庆市巴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菲麟，重庆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秀英因诉重庆市人民政府（简称重庆市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5行初30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刘秀英系案外人钟跃祥（已故）之孙女，刘伟系钟跃祥之孙子，刘秀英与刘伟系姐弟关系。1985年8月25日，钟跃祥、刘荣福、刘荣华、刘荣富、刘伟签订分家协议约定，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洞子口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第042613号，建筑面积63.08平方米）房屋的其中两间在钟跃祥去世后由刘秀英继承。2001年8月17日，刘伟将该乡村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
2009年8月3日，重庆市政府以渝府地[2009]727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巴南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简称《征地批复》）批准征收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垭口社、新屋社、唐家林社集体土地32.5351公顷，其中耕地27.3817公顷。2009年9月9日，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简称巴南区政府)发布了巴南府发[2009]127号《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界石镇桂花村垭口社、新屋社、唐家林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2009年10月19日，巴南区政府发布了巴南府发[2009]137号《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巴南区城市规划建设征收界石镇桂花村垭口社、新屋社、唐家林社部分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刘伟所有的乡村房屋（乡村房屋所有权证第0426**号）在该次征地范围内。2010年2月8日，刘伟与巴南区政府征地办公室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并领取了刘伟、李玲（刘伟之妻）、刘自然（刘伟之子）3人住房货币安置款、货币安置装修费、搬迁补助费、货币奖励费共计276000元。
因认为自身也应当享受住房货币安置和优惠购买经济适用房权益，刘秀英向巴南区政府申请了行政协调。2016年1月13日，巴南区政府作出《行政协调意见书》。2016年3月2日，刘秀英向重庆市政府申请行政裁决。2016年3月21日，重庆市政府作出渝府地裁[2016]28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简称《征地争议裁决》）并邮寄送达刘秀英。该裁决认为：“巴南区于2010年2月将042613号乡村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费用足额支付给持证人刘伟户，符合征地实施时的相关文件规定。征地实施时，刘秀英不属于征地范围内在籍农业人口，在征地批文下达之日前，未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也未长期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不符合《重庆市征地安置补偿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55号令）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条关于住房安置的相关规定。”该裁决的结果为：“对申请人提出的‘房屋被征收，给予住房货币安置和优惠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裁决请求不予支持；对申请人提出的‘土地被征收，应赔偿土地费和缴纳社保赔偿’的裁决请求未经巴南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调，不符合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相关规定，不予裁决。”刘秀英不服重庆市政府作出的《征地争议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裁决。
另查明，因分家析产纠纷，刘秀英以刘伟、李玲为被告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3年2月22日，经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内容如下：“现登记在刘伟、李玲名下的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洞子口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字第042613号，建筑面积为63.08平方米）房屋一套由刘秀英分得东面建筑面积34.4平方米房屋一间（长8.6米，宽4米）；剩余建筑面积28.68平方米房屋两间由刘伟、李玲分得。”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据此，重庆市政府作为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具有对刘秀英提出的申请进行裁决的职权和职责。被诉《征地争议裁决》系重庆市政府针对刘秀英作出，刘秀英与该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刘秀英认为重庆市政府作出的《征地争议裁决》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刘秀英因对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经巴南区政府协调，在协调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刘秀英向重庆市政府申请裁决，重庆市政府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被诉《征地争议裁决》，程序合法。
对于刘秀英要求给予住房货币安置和优惠购买经济适用房的问题。《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征地批文下达之日前，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被拆迁房屋的征地农转非人员为住房安置对象。”该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在政府批准征用土地之日前，长期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城镇人员，具有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且城镇确无住房的被拆迁人，经住房安置方审核同意后，可申请按本办法规定的住房安置标准按建安造价的50%优惠购买住房。”本案中，在征地实施时，刘秀英不属于征地范围内在籍农业人口，在《征地批复》下达之日前，既未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也未长期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故不属于上述规定中住房安置对象。刘秀英认为其应当适用《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但刘秀英通过民事调解方式分得刘伟部分房屋系在征地及补偿实施完毕后，且刘伟作为该乡村房屋的产权人未在征地实施时提出分家析产，也已接受补偿安置，故刘秀英不能适用该条规定作为住房安置对象。
对于刘秀英要求赔偿土地费和缴纳社保赔偿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行政协调是申请行政裁决的前置条件。本案中，刘秀英在向巴南区政府申请行政协调时，并未提出该协调事项，故其直接要求重庆市政府予以行政裁决不符合上述规定。
综上所述，重庆市政府作出的《征地争议裁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秀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秀英负担。
刘秀英上诉称，一、1985年签订分家协议，刘秀英对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洞子口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字第042613号，建筑面积为63.08平方米）房屋的其中两间享有继承权，且生效民事调解书亦认可刘秀英对该部分房屋享有所有权；二、刘伟只领取了涉案房屋中5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补偿款，案外人刘云富也只领取了房屋（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字第0426**号）中33.8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补偿款，两套房屋共计有30平方米建筑面积没有补偿，该部分属于刘秀英所有；三、刘秀英在城镇确无住房居住，应对其予以安置补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重庆市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重庆市巴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简称巴南区国土局）提交书面意见称，在2010年实施征地补偿时，涉案房屋产权人系刘伟，刘伟与巴南区政府征地办公室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并领取了相应补偿费用。而刘秀英在实施征地补偿时，并非征地范围内的在籍农业人口，没有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亦没有在征地范围内长期居住。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刘秀英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亦不符合优惠购房条件。虽然刘秀英在2013年通过民事调解取得了涉案房屋的部分产权，但其取得房屋产权的时间在《征地批复》下达之后，重庆市政府对其裁决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请求驳回刘秀英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重庆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
B1、渝府地[2009]727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巴南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B2、巴南府发[2009]127号《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界石镇桂花村垭口社、新屋社、唐家林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
B3、巴南府发[2009]137号《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巴南区城市规划建设征收界石镇桂花村垭口社、新屋社、唐家林社部分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证据B1—B3拟证明本次征地由重庆市政府批准，重庆市政府有权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裁决。
B4、《行政协调申请书》；
B5、刘秀英身份证复印件；
B6、巴府行协字[2015]第4号《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调答辩通知书》；
B7、《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调意见书》；
B8、《行政裁决申请书》；
B9、《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转办函》；
B10、渝府地裁[2016]28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
B11、邮件查询单；
B12、EMS快递单；
证据B4—B12拟证明重庆市政府作出被诉行政裁决程序合法。
B13、《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
B14、重庆市巴南区房地产权产籍监理所于2009年11月2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
B15、《住房安置申请》；
B16、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垭口社出具的《证明》一份；
B17、刘伟的身份证复印件；
B18、李玲的身份信息；
B19、《界石镇桂花村垭口社户籍调查情况表》；
B20、常住人口户籍信息（刘伟）；
B21、常住人口户籍信息（李玲）；
B22、常住人口户籍信息（刘自然）；
B23、刘伟户《全户人口增减记载》；
B24、乡村房屋所有权证（042613号）；
B25、《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征地补偿安置费领款表》；
证据B13—B25拟证明涉案房屋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由刘伟持有，刘伟已经签署《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并领取了相关补偿安置费用。
刘秀英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
A1、《桂花村土地流转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两份（钟跃祥、刘荣富）；
A2、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3）巴民初字第00452号民事调解书；
A3、乡村房屋所有权证（042613号）和乡村房屋所有权证（042614号）。
证据A1—A3拟证明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钟跃祥、刘荣富、刘伟名下，但是实际上刘秀英对部分房屋享有所有权，民事调解书上也确定了刘秀英享有34.4平方米建筑面积所有权。
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责令重庆市政府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
C1、《刘伟户的房屋清理丈量记录表》；
C2、《桂花村垭口土地流转房屋清理丈量计算汇总表》。
巴南区国土局在法定期限内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举示证据。
经一审庭审质证，刘秀英对重庆市政府举示证据B1—B3无异议；对证据B4—B12无异议，但认为《征地争议裁决》的内容违法；对证据B13—B25无异议，但认为刘伟签了《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并不代表其领取了属于钟跃祥部分的补偿款；对一审法院责令重庆市政府举示的证据C1、C2无异议；巴南区国土局对重庆市政府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重庆市政府对刘秀英举示的证据A1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也不能证明刘秀英对该两套房屋享有部分所有权；对证据A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民事调解书中只确定刘秀英分得了刘伟名下房屋的34.4平方米建筑面积，未涉及到刘荣富的房屋，且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时，涉案房屋已经被征地拆迁，不能达到刘秀英的证明目的；对证据A3无异议；巴南区国土局的质证意见与重庆市政府一致。
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重庆市政府举示的证据B1—B25及一审法院责令其举示的证据C1、C2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刘秀英举示的证据A1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A2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证据A3中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042613）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乡村房屋所有权证（042614）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达到刘秀英的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
前述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的认证正确，被认证采信的证据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系刘秀英认为重庆市政府作出的《征地争议裁决》违法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征地争议裁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刘秀英提出的“房屋被征收，给予住房货币安置和优惠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第一项裁决请求。重庆市政府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刘秀英在《征地批复》下达之日前，不属于征地范围内在籍农业人口，在征地范围内未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也未长期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事实。虽然刘秀英于2013年2月22日经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取得涉案房屋（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字第0426**号）中34.4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所有权，但该时间在《征地批复》下达之日后，且征地补偿已经实施完毕，刘伟作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也领取了补偿费用。故刘秀英不符合《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相关规定，其并非住房安置对象，巴南区国土局并无对其进行住房安置和同意其优惠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职责，重庆市政府据此对该项裁决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刘秀英提出的“土地被征收，应赔偿土地费和缴纳社保赔偿”的第二项裁决请求。重庆市政府在受理刘秀英的行政裁决申请后查明，刘秀英向巴南区政府申请行政协调时并未提出该项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未经协调程序的请求，被征收人不能径行向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申请裁决，故重庆市政府对该项请求不予裁决，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秀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秀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佳佳
审判员 吴永铭
审判员 许 勇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陈晓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