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甘07民终8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英，女，汉族，1939年5月8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住甘州区甘浚镇工联村一社*号，身份证号码6222011939********。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多廷，甘肃森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增军，男，汉族，1971年10月8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住甘州区甘浚镇巴吉村六社*号，身份证号码622201197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国，甘肃陈兴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甘州区宁和园A区40号楼、42号楼1-2层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066001447G。负责人：化立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健，甘肃方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秀英因与上诉人李增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7）甘0702民初7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秀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多廷、李增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国、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秀英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王培孝与李增军承担同等责任错误，李增军驾驶的机动车辆，王培孝是行人，同向行驶，由于李增军超速行驶，将王培孝及潘进光、周涛等三人刮倒后逃逸，王培孝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其次，被上诉人有逃逸行为，甘州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王培孝由西向东步行与红色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事故，造成王培孝受伤，肇事后该车驶离现场。李增军在甘州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笔录中陈述，在事发时其经过事发路段，车上有一位乘员，没有注意到行人散步，没有感觉到异常或异响，没有注意有人喊叫”等，赵铁山陈述李增军驾驶的车辆在6O码以上，经过事发路段时，赵铁山就在副驾驶座位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王培孝无任何过错，李增军超速行驶，逃逸现场，应负全部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王培孝负同等责任错误。三、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王培孝死亡，李增军具有逃逸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该案属于刑事案件，应移送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为了规避法律，判决王培孝承担同等责任是极其错误的，致使被上诉人没有受到刑事责任追究，极大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李增军辩称，1、王秀英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同等责任错误的理由我们赞同；2、本案事发时李增军确实经过了事发地点，但并未发生事故，交警部门勘查，李增军的车辆没有碰撞痕迹，所以李增军不应承担责任；3、李增军不存在肇事逃逸，不存在承担责任的问题，如果确实存在肇事逃逸的问题，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交警部门证明，李增军经过了事发地点，但并未发生事故，不应承担刑事、民事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同意李增军的意见，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李增军驾驶的车辆就是肇事车辆，李增军不承担责任，平安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理赔责任。李增军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基于工作的需要，几乎每两天从肃南县康乐镇回甘州区甘浚镇巴吉村的家，所走过的线路经张肃公路到甘浚镇星光村岔路口到巴吉村(巴晨公路)。当天副驾驶上还有另外一人，当时我的车确实没有碰人，甘州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对此事进行了立案侦查，对有可能知情的所有人员均作了调查，还对上诉人的车辆进行了痕迹检验，确实不存在碰人的事实，并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充分说明，当天上诉人的车确实没有发生交通事故。2、事故证明当中对”唯一性”的解释明显有误，法院适用”高度盖然性”判案明显不当。在当天事发时段，上诉人的车辆确实经过了事发地点，可能也是通过监控路段的其中一辆车，从肃南康乐镇到甘浚镇、再沿巴晨公路到巴吉村共有两个监控探头，分别安装在张肃公路康乐镇向东300米处和甘浚中学门口。但是在这两个有监控的路段中间从西向东有4个岔路口，不经过甘浚镇政府就可以到工联村。而从东向西共有9个路口，无需到甘浚镇，就直接上了巴晨公路。也就是说有11个路可以不经过监控路段，就直接到工联村。因此不排除在同一时点上有车辆不经过监控路段、而是通过其他11个路口上了路，经过工联村之后又从其他路口逃逸的可能。事发后，交警部门对上述事实已经调查清楚，本案中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目击者的辨认笔录、没有证人的直接证明、没有痕迹检验的情况，一审法院在未查明相关事实，被上诉人不能举证的情况下，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王秀英辩称，根据交警部门证明、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定李增军驾驶的车辆就是肇事车辆，李增军肇事后逃逸依法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对李增军的上诉理由无异议。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受害人王培孝的受伤死亡与被上诉人李增军驾驶车辆通过事发路段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李增军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综合事故发生时间时的状况，受害人王培孝与李增军负同等责任”。对此认定，上诉人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1、原审法院认定上述情况依据的第一组证据是甘州区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原审法院认为该事故证明认定，被上诉人李增军驾驶车辆在事发时途经事故地点，且具有唯一性。事故证明达到高度盖然性，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李增军为本次事故肇事方。对此上诉人认为不能成立。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同时证明被上诉人李增军驾驶的甘G792**东风牌普通客车车体未发现撞擦痕迹。根据现有证据证明，当时撞伤受害人王培孝的车辆车速较快，与受害人王培孝有较大力碰撞，路过车辆驾驶员尹平都听到”咚”的撞击声，肇事车辆没有撞擦痕迹是不可能的。被上诉人李增军驾驶的甘C792**东风牌普通客车车体未发现撞擦痕迹，只能证明该车不是肇事车辆。其次，事故证明认定被上诉人李增军驾驶车辆在事发通过路段具有唯一性。但不排除其他车辆从其他岔路口驶入可能性。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李增军驾驶车辆在事发时途经事故地点，且具有唯一性作为主要证据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系肇事方不能成立。且被上诉人李增军驾驶的车辆副驾驶位有乘客赵铁山。如果事发时被上诉人撞伤受害人王培孝，当时与王培孝一起还有两人，赵铁山不可能没有发现。原审法院在没有其他新证据的前提下，直接认定被上诉人是肇事方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2、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增军系肇事方依据的第二组证据是证人潘进光、周爱珍等人陈述，对此上诉人有异议。首先，根据证人潘进光、周爱珍、安吉东、尹平、王学平陈述，看到肇事车辆为红色面包车，车牌号有数字”8””7”对此证据真实性上诉人有异议。事发时间为6月22日21点30分许。即使是夏天，这个时间天色己暗，视觉已经模糊，目击证人能看到车辆颜色是红色尚可说过，至于看到车速60码以上的车辆的牌号，可能性不大，故对上述证据上诉人有异议，认为部分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其次，如果上述证人事发时发出呼叫，上诉人车上乘客赵铁山又不知道，只能证明肇事方不是上诉人李增军。上诉人认为，因在场证人的证言有直接冲突，又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该依据客观证据认定事实。本案最直接客观证据是被上诉人李增军驾驶的客车车体未发现撞擦痕迹，如果没有其他的直接客观证据抗衡，原审法院应该认定被上诉人不是肇事方。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增军是本次肇事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二、上诉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九条，本案中受害人王培孝事故发生时已年过75岁，原审法院按照8年计算死亡赔偿金不能成立。三、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交通费500元过高，不能成立。四、判决上诉人承担诉讼费2730元，不能成立。首先，诉讼费不属于保险公司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范围。且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项下死亡赔偿金已经达到赔付限额，原审法院超限额判决上诉人赔付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增军系事故肇事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王秀英117592元不能成立。王秀英辩称，1、一审认定李增军驾驶的车辆是肇事车辆，李增军肇事后逃逸应负事故全部责任；2、死者生于1944年，一审法院按8年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李增军辩称，1、同意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2、保险公司将上诉人列成被上诉人错误；3、事发当时李增军确实经过了监控录像、经过了事发地点，但并未肇事，通过证人证言及交警部门的排查，李增军车辆未任何痕迹，李增军未肇事，不存在逃逸，故不承担王秀英的损失。王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260365.50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秀英系王培孝姐姐、王培孝生前系孤寡老人(无配偶及子女)。2016年6月22日21时10分许，王培孝由西向东步行至甘州区甘浚镇工联村学校以东38米处时，与同向行驶的红色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事故，造成王培孝受伤，肇事后该车驶离现场，王培孝经送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后于2016年6月25日死亡。事故发生后，甘州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过调查，作出甘公交证字（2016）第0075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根据调查及视频监控资料证实：甘州区甘浚镇巴吉村六社汽车驾驶员李增军所属甘G792**号东风牌小型普通客车事发时途径事发地点且具有唯一性，现因甘G792**号东风牌小型普通客车车体未发现撞擦痕迹，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本起交通事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一、被告李增军驾驶的甘G792**号车辆是否系本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车辆、被告李增军是否应承担责任？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60365.5元的计算标准及法律依据？就第一个焦点问题，即被告李增军驾驶的甘G792**号车辆是否系本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车辆、被告李增军是否应承担责任。原告认为，根据交警部门的事故证明，认定被告的车辆在事发时途径事发地点，且具有唯一性，按照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达到了高度盖然性，可以认定被告驾驶的车辆就是肇事车辆，被告发生事故后逃逸，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被告认为，事发通过路段具有唯一性不能排除其他车辆从其他岔路口驶入的可能性，被告驾驶的车辆并未与行人发生碰撞，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具有说服力，从而证明争执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本案中，根据交警部门对事发时的在场证人调查，证人陈述肇事车辆为”红颜色面包车、车牌号中有数字'8'、'7'”，经过对相类似车辆进行排查后，同为红颜色的甘GB86**号、甘G363**号面包车在事发时均未通过事发路段，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及视频监控资料证实，李增军驾驶的”甘G792**号红色小型普通客车”事发时途径事发地点且具有唯一性，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李增军驾驶的车辆是否与王培孝发生碰撞或刮擦，但结合证人反映的情况”听到'咚'的声音后，红色面包车由西向东向巴吉村方向过去了，尘土散后，路南边躺着两个大人，一个小孩”，综合上述证据，根据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原告王培孝的受伤死亡与被告李增军驾驶车辆通过事发路段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李增军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由于交警部门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本起交通事故责任，综合事故发生时的状况，酌定王培孝与李增军负同等责任。就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故对原告的合理损失，认定如下：其中，医疗费为7592元、死亡赔偿金190136元、丧葬费27226.5元、误工费949.3元、护理费63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交通费500元；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停尸费10500元，其虽然提供了丧葬公司出具的收条，但该条据并非正规票据，且停尸费包含在丧葬费中，该项诉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0000元，因交警部门根据现有证据对事故责任无法做出认定，故对此诉请，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合理诉请共计227096.8元。关于二被告之间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李增军驾驶的甘G792**号红色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平安财险公司张掖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且在此次事故中，并不存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故被告平安财险公司张掖支公司首先应在交强险的各项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双方当事人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原告的合理诉请共计227096.8元，被告平安财险公司张掖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医药费7592元、死亡赔偿金110000元，合计117592元；不足部分109504.8元，被告李增军赔偿50%，即54752.4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王秀英医药费、死亡赔偿金共计117592元；二、被告李增军赔偿原告王秀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共计54752.4元；三、驳回原告王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5205元，由原告王秀英负担2072元，被告李增军负担403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中心支公司负担2730元。原告已全额交纳，被告负担的部分，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增军提交了路径事故地点的线路图（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事发时其途径事发地点不具有唯一性，经质证，上诉人王秀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李增军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对一审认定的”王培孝由东向西步行至甘州区甘浚镇工联村学校以东38米处”纠正为”王培孝由西向东步行至甘州区甘浚镇工联村学校以东38米处”外，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确定事故发生的事实、原因并认定事故责任的重要证据。对于交警部门认为事实不清，双方的过错无法确认，也无法确定事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全案相关证据，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有无过错进行判断并作出认定，以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交警部门经调查，根据证人陈述肇事车辆为”红颜色面包车；车牌号中有数字'8'、'7'”；听到'咚'的声音；看到一个男的抱着一个老汉在路南边蹲着，肇事车由西向东行驶等情节，并结合监控资料对相类似车辆进行排查后，确定李增军驾驶的”甘G792**号红色小型普通客车”事发时途径事发地点且具有唯一性，但经该部门勘验因甘G792**号红色小型普通客车车体未发现撞擦痕迹，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本起交通事故责任。为此，确定本案民事赔偿责任，涉及以下问题：1.对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法律性质如何认定。《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证据之一，人民法院应依法对交通事故证明的效力予以审查。在本案中，由于交警部门未认定双方有无违反交通法规，无法确定交通事故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做出推定，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归责原则对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有无过错做出判断，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于法有据。2.关于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根据王培孝的伤势情况，导致其损伤有三种可能性：一是自己摔伤；二是与李增军驾驶的车辆相撞或刮擦；三是由第三方导致。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是指在举证规则的基础上，将双方当事人举证内容所赋予的证明力作比较，以优势原则作为最终判断的标准。因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基本事实各执一词，在无法完全达到客观真实的情况下，根据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规定的证据高度盖然性归责原则进行判断。王秀英提供的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关于王培孝的诊断证明载明”急性颅脑损伤、右侧面部皮肤擦伤、脑干、右额叶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胸部闭合性损伤、左肺上叶后段肺挫伤、双肺下叶肺挫伤、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结合证人证言及王培孝年龄特征可排除王培孝自己摔伤的可能性。在交警部门处理及一、二审期间，李增军认可事故发生时经过了事发路段，但其一直主张未发现路上有行人，未发生交通事故，在诉讼过程中亦未提供由第三方导致王培孝受伤可能的相关证据；相反李增军的陈述与目击证人尹平、王学平、潘进光、周爱珍、赵铁军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可以排除王培孝自己摔伤或由第三方导致受伤的可能。因此，交警部门虽未确认双方的过错责任，但其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甘G792**号红色小型普通客车”事发时途径事发地点且具有唯一性与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确信李增军的驾车行为与王培孝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故一审法院对双方提供证据证明力的评价妥当，李增军在诉讼过程中未提供第三人导致王培孝受到损害，其主张王培孝的死亡与其驾车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过错责任的确定问题。因机动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机动车驾驶人在驾车行驶时应承担高度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6条规定：”机动车行驶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三）遇雾、雨、雪、沙尘、冰雹，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本案虽然没有具体的气象资料确定事发当时的具体能见度数值，但该次事故发生时正值夜间，能见度较低，作为李增军系车辆驾驶员，应当对在此种条件和路况下驾驶车辆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谨慎驾驶，将车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意外的发生。由于其未尽到该义务，未能及时发现路面行人，发生事故，对该次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由于交警部门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本起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一审法院综合该次事故发生时的状况，根据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酌定王培孝与李增军负同等责任符合案件实际。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诉讼费用的问题，应当根据保险公司和诉讼发生之间存在的关联性来进行判断，即诉讼费用的承担，按照其是胜诉还是败诉来判断其是否需要承担，平安保险公司认为对受害人王培孝死亡赔偿金按照8年计算、交通费500元过高的理由与事实不符，认为其不应承担诉讼费2730元的理由无法律依据。综上，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5元，由上诉人王秀英负担2072元，李增军负担403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中心支公司负担27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芝琴审判员  杨祝续审判员  刘曙光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