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行终100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凤凰坪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平宣，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新屋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荣玉，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土凤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罗昌仁，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陈家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陈庆和，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头坝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才就，组长。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蒋荣和,广西永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荔浦县荔城镇滨江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玉清，县长。
委托代理人黎敦桥，荔浦县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张永宾，广西柳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
法定代表人周家斌，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林，桂林市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花篢镇大同村委同乐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孙春学，组长。
委托代理人罗昌俊，男，196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荔浦县。
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花篢镇大同村委更古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蒙天祥，组长。
委托代理人孙春能，男，195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荔浦县。
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黄学祯，主任。
上诉人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凤凰坪屯（以下简称凤凰坪屯）、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新屋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新屋屯）、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头坝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头坝屯）、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土凤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土凤屯）、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陈家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陈家屯）因其诉荔浦县人民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林地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3行初8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凤凰坪屯诉讼代表人廖平宣、新屋屯诉讼代表人廖荣玉、头坝屯诉讼代表人廖才就、土凤屯诉讼代表人罗昌仁、陈家屯诉讼代表人陈庆和，被上诉人荔浦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黎敦桥、张永宾，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张林，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花篢镇大同村委同乐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同乐组）诉讼代表人孙春学及委托代理人罗昌俊，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花篢镇大同村委更古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更古组）诉讼代表人蒙天祥及委托代理人孙春能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会（以下简称凤联村委会）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第三人凤联村委会与第三人同乐、更古组因“东茶山”部分山林的权属问题发生争执。该争执地位于更××水库往××约××处，属于“东茶山”一部分，其四至界限是：东以长龙坪转进的冲为界，南从“东茶山”河（又称头坝河）至半边肩（地名）上到软坳为界，西以岭顶分水为界，北至岭顶为界;面积约700亩;地面附着物有杂树、杂草、少量野生马尾松和几穴祖坟。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荔浦县人民政府将包括争执地在内的“东茶山”进行分配。林业“三定”时期，荔浦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8月30日给第三人同乐组颁发《山界林权证》，该证登记“地名：“东茶山”，面积：650亩，四至界限：东与凤联岭水沟为界，南到凤联岭水沟止，西到龙虎山尾往上岭顶以分水为界，北到岭顶分水为界。经核实，该证登记的地名、面积和四至与争执地基本相符。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时期，荔浦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1月19日给第三人同乐组颁发《山权林权证》，登记了“东茶山”的山权林权。荔浦县人民政府受理本案纠纷后，于2009年6月2日对争执地进行现场勘验，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图，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及第三人同乐、更古组在重新调处阶段均认可并表示不再进行重新勘验。2014年9月25日，第三人凤联村委会作出书面声明，表示放弃争执地的权属主张，不再参与此后调处及诉讼。经过询问、调查、调解及听证等程序，荔浦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2日作出荔政处字[2015]10号《荔浦县人民政府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0号处理决定），将争执地所有权确权归同乐组集体所有。第三人同乐组和更古组相互认可争执地为该两个小组共有。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不服该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3月9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6]50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50号复议决定），维持荔浦县人民政府10号处理决定。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10号处理决定及50号复议决定，并判令荔浦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行政程序方面。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认为荔浦县人民政府重新调处本案纠纷时，未组织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违反法定程序。荔浦县人民政府受理本案纠纷后，于2009年6月2日对争执地进行现场勘验，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图，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及第三人在重新调处阶段均认可该勘验情况并表示不再进行重新勘验。因此，被诉行政处理决定虽有程序瑕疵，但并不影响各方当事人实体权利，不足以据此撤销被诉行政行为。（二）认定事实方面。1、土地改革时期，荔浦县人民政府是否将争执地进行分配的问题。首先，第三人同乐、更古组提供的其村民廖求富、罗茂贤和蒙大庆的三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虽无四至界限记载，面积亦与争执地不符，但登记的“东茶山”名称与争执地有关联性，该三份存根涉及“东茶山”内容的部分未有涂改，该证真实合法，可以证实争执地土改时期已经进行分配的事实。其次，新屋屯村民罗常富、刘木森的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长龙坪”虽不在本案争执地范围内，但“长龙坪”与争执地同属“东茶山”范围内，故该证可以佐证争执地土改时期已经进行分配的事实。因此，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认为包括争执地在内的整个“东茶山”属于其共有的水源山，未进行土改分配的理由不能成立。2、第三人同乐、更古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是否可以作为确权依据。该两证系荔浦县人民政府认可的，颁发给第三人同乐组的权属凭证，且登记的名称和四至界限与争执地基本相符，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无相反证据推翻，荔浦县人民政府确权时予以采信，并无不当。3、第三人凤联村委会的《山界林权证》是否可以作为确权依据。该证本应由荔浦县人民政府审核后颁发，但经审查，该证为第三人凤联村委会干部自行填写，未经政府审核备案，且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庭审质证时亦认可该事实，认为该证来源不合法。另外，第三人凤联村委会虽然持有该证，但其在调处过程中作出书面声明，明确表示放弃主张争执地权属。因此，荔浦县人民政府不采信该证，亦无不当。综上，第三人同乐、更古组提供的三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具有证据优势，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将争执地确归第三人同乐组集体所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适用法律方面。荔浦县人民政府基于查明的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六）项的规定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证据，足以否定同乐组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的效力。1、荔浦县人民政府调处办调查笔录证明，争议的“东茶山”部分山场土改以来没有划分，争议山场一直由五上诉人管理、使用。2、同乐、更古组向荔浦县人民政府提出，只要争议山场的一半。3、荔浦县人民政府未能举证证明同乐组的《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不是其自行填证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争议的山场是五上诉人的水源山，荔浦县人民政府应该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处理本案。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10号处理决定、50号复议决定，判令荔浦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被上诉人荔浦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1、本府调处办调查笔录不能证实争执地在土改时没有划分。第三人同乐、更古组提交的土改证存根足以证实争执地在土改时已分配给第三人。虽然本府调处办依法形成的笔录材料合法，但调查笔录的证明效力明显不及书证的证明效力。2、第三人同乐、更古组在本府调处办组织调解时曾经提出只要争议山场一半的方案，因调解未果，该方案不能作为处理权属纠纷的依据。3、第三人同乐、更古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当中廖求富、罗茂贤和蒙大庆的三份存根登记有“东茶山”，与本案有关联性，一审判决已认定该三份存根涉及“东茶山”内容的部分未有涂改，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存根为伪造，故该三份存根真实、合法，可以证明争执地在土改时期已经进行过分配的事实。（4）第三人同乐组的《山界林权证》、《山权林权证》是由当时落实山权林权工作组成员罗昌禄负责填写并且加盖乡镇人民政府公章，而凤联村委会的《山界林权证》则是由其村干在套印有“荔浦县人民政府”公章的空白证上自行填写“东茶山”内容，也没有上报乡镇人民政府盖章备案，明显不能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本府第一次作出处理决定未将争执地确定给凤联村委会后，凤联村委会未提出行政复议，其后以书面形式放弃本案争执地权属主张，反证了该村委会《山界林权证》的不合法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府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是因为第三人同乐、更古组对争执地权属主张有充分的事实依据，适用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四)项是因第三人同乐、更古组的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是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诉人以本府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诉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争执地在土改时已分配给第三人部分村民，第三人提供的3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均可证实。而上诉人提供的2份《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记载“长龙坪”，经核实不在争执地范围内，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其以此主张争执地权属，缺乏事实依据，荔浦县人民政府在行政确权时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是正确的。同时，第三人同乐、更古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山权林权证》所记载的内容与争执地基本相符，上诉人并无其他证据否认其真实性，荔浦县人民政府认定其效力并以此作为确权依据，是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规定的，为此，本府在行政复议审理过程对第三人同乐、更古组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定亦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判决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请是正确的。（二）本府作出50号复议决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同乐、更古组述称：（一）2011年1月23日经荔浦县人民政府组织本组和上诉人双方到“东茶山”现场勘查定位确定争执地，经过三年多的反复程序，在2014年9月29日由荔浦县人民政府专案组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荔浦县人民政府专案组负责人当场提出到争执地现场再次勘察的问题，双方当事人都说不必要。2014年10月29日，荔浦县人民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召开听证会，听证会对各方提供的证据经过质证、辩论、陈述。荔浦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2日作出10号处理决定，在法律上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二）上诉人诉称本组提供的证据有瑕疵，但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的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属举证不能。（三）本组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能够证明争执的“东茶山”在土改时期己经分配过，属本组所有。而凤联村委会在2007年与本组争执时，庭审出据的刘木森和罗常富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填的长龙坪(地名)一处，也证实了“东茶山”山场在土改时期己经分配过。（四）凤联村委会在重新调处争执地的过程中，放弃对争执地的权属，上诉人不能用凤联村委会与本组的调解笔录证明本组只要争执山场的一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10号处理决定、50号复议决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供2011年1月23日荔浦县人民政府绘制的“争议地东茶水源山现场图”，用以证明争执地是上诉人的水源山。荔浦县人民政府认为“水源山”是此份草图的标题写法，不是法律上的认定；桂林市人民政府认为不能因为标题写水源山就确认争执地是上诉人的水源山；第三人认为争议的不是水源山的问题，是争执地的权属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因上诉人在一审审理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而在二审中提供，本院依法不予接纳。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本案定案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据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2007年同乐、更古组向荔浦县人民政府申请对本案争执地进行确权，被申请人是凤联村委会。荔浦县人民政府于2010年5月17日作出荔政处（2010）10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将争执山岭权属确权给同乐组集体所有，在法定期限内，双方都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诉讼。2012年5月14日，荔浦县人民政府以荔政处（2010）10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遗漏凤凰坪、新屋屯为由，作出荔政处（2012)8号《关于撤销荔政处（2010）10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的决定》，决定重新进行调处。荔浦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重新成立专案组，对本案争执地进行调处。
本院认为：荔浦县人民政府经调查、调解及听证，在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争执地权属为其所有的情况下，认定一审第三人同乐、更古村民小组提供的三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具有证据优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六）项的规定，作出10号处理决定，将争执地确权归一审第三人同乐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本案争执地土改时期是否进行过分配的问题。经核实，荔浦县人民政府在调处本案纠纷时，于2009年6月2日对争执地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图，上诉人及一审第三人在荔浦县人民政府重新调处阶段均认可上述勘验情况并表示不再进行重新勘验，因此，可以认定荔浦县人民政府2009年6月2日对争执地进行现场勘验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图真实有效，争执地四至、面积清楚，属“东茶山”的一部分。一审第三人同乐、更古组提供的其村民廖求富、罗茂贤和蒙大庆的三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虽无四至界限记载，面积亦与争执地不符，但登记的“东茶山”名称与争执地有关联性，可以证实争执地所属的“东茶山”在土改时期进行了分配的事实。且上诉人新屋屯村民罗常富、刘木森的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长龙坪”虽不在本案争执地范围内，但“长龙坪”与争执地同属“东茶山”范围内，故该证可以佐证“东茶山”土改时期已经进行分配的事实。上诉人主张包括争执地在内的整个“东茶山”是属其所有的水源山，土改期间未进行分配与事实不符。
关于第三人同乐、更古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是否可作为本案确权依据的问题。“林业三定”时期，荔浦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8月30日给一审第三人同乐组颁发《山界林权证》，该证登记“地名：东茶山，面积：650亩，四至界限：东与凤联岭水沟为界，南到凤联岭水沟止，西到龙虎山尾往上岭顶以分水为界，北到岭顶分水为界。”经核实，该证登记的地名、面积和四至与争执地基本相符。在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时期，荔浦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1月19日给一审第三人同乐组颁发《山权林权证》，登记了“东茶山”的山权林权，经核查，时任落实山权林权工作组成员罗昌禄于2009年和2015年荔浦县人民政府进行调查时，均证实一审第三人同乐组的《山权林权证》是其负责填写，并证实当时填写有2份底册，一份保存在村公所，一份交乡政府保存。上诉人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一审第三人同乐、更古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系一审第三人自行填写的，故荔浦县人民政府采信上述二证，并无不当。至于一审第三人凤联村委会提供的《山界林权证》的效力问题。该证上虽然有荔浦县人民政府印章，但该证为一审第三人凤联村委会自行填写，且未经荔浦县人民政府审核备案，上诉人一审庭审中亦认为是凤联村委会自行填写的，故一审法院不采信该证是正确的。且一审第三人凤联村委会在荔浦县人民政府重新处理阶段作出书面声明，放弃争执地的权属主张，不再参与此后调处及诉讼。
关于争执地的实际管业事实的问题。争执地所在的“东茶山”，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是由凤联大队负责封山育林，生产责任制后，大队逐年砍伐林木后，没有再管理。荔浦县人民政府的现场勘验笔录证实，争执地内现有杂树、杂草、少量野生马尾松和几穴祖坟。一审第三人同乐、更古组称从解放前其就有茶山一百多亩在争执地上，但荔浦县人民政府证实茶山现在已被砍光。上诉人诉称其从五十年代一直管理争执地，但是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故，上诉人主张争执山场一直由其管理、使用，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荔浦县人民政府作出的10号处理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50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凤凰坪、新屋、头坝、土凤、陈家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伊里
审判员 宋玉杰
审判员 陆 海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孙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