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杭江商初字第773号
原告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公有资产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葛喜龙。
委托代理人王进、姜红红。
被告杭州东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明东。
委托代理人沈来有。
委托代理人游弋。
第三人戴木根。
第三人倪国耀。
第三人叶连奇。
原告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公有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管中心）为与被告杭州东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港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于2013年6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叶文军独任审判，并于2013年7月25日通知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3年7月25日、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公管中心委托代理人王进、姜红红、被告东港公司委托代理人沈来有、游弋、第三人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公管中心诉称，东港公司系由镇属企业杭州四季青建筑工程公司于2000年改制后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公管中心持有东港公司30%股权、戴木根持有东港公司1.02%股权、倪国耀持有东港公司1.02%股权、叶连奇持有东港公司0.64%股权。东港公司在未依法通知股东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的情况下于2013年6月6日召开了股东会，并作出了《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关于对昆山房产项目利润结算分配方案的决议》、《关于补提公司二次改制利润结算相关基金的决议》。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而东港公司在未通知部分股东的情况下召开了股东会会议，该会议召集程序违法。故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内，请求法院撤销。同时，《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关于对昆山房产项目利润结算分配方案的决议》、《关于补提公司二次改制利润结算相关基金的决议》3份决议违反了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首先《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利润时，应当提取10%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注册资本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由此条可以看出，法定公积金的提取应按照年度利润，而并非为单独的项目利润，同时提取的比例为10%，而非20%。故决议中按项目利润20%提取法定公积金的规定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其次，新公司法已经取消了公益金提取的规定，故决议中按项目利润10%提取公益金的规定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最后，《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四款的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分配，故决议中按项目利润15%提取职工发展基金的规定违反了公司法关于税务后利润分配的规定。同时，净利润为收入（包括投资收益）减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后所得的金额，由此公司净利润已经扣除了管理费用，而职工奖励基金属管理费用，决议中规定在净利润中予以列支与财务制度不符。显然3份决议实质上为东港公司大股东欲利用其大股东的身份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其过分提取了公积金和公益金，并通过提取发展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来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对小股东是显失公平的。原告公管中心诉请判令撤销东港公司股东会2013年6月6日《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关于对昆山房产项目利润结算分配方案的决议》、《关于补提公司二次改制利润结算相关基金的决议》。
被告东港公司辩称，一、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已于2004年退股并领取了退股款及结算红利，其已不是东港公司的股东。2004年，东港公司向公管中心的主管部门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四季青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四季青街道办）报告部分股东自愿选择退股，四季青街道办批复同意。包括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一共有32位自然人选择退股，并同东港公司结算了退股本金2010300元及红利。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等32位股东退股后，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等32人已不属于东港公司的股东，虽然此次退股没有在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但其实质已不具备股东资格，故东港公司没有必要通知其参加股东会。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实际上也认可了其不具备东港公司股东资格的身份，其也未向东港公司主张任何股东的相关权利，而且公管中心对股东名册进行了确认，其认可戴木根等32位退股人已不是东港公司的股东，故公管中心以自相矛盾的理由主张撤销股东会决议，法律依据不足。
二、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等32位退股股东股份早已转让给了现在的8位自然人股东，东港公司股东名册中已无该32位退股股东。戴木根等32位自然人股东退股并领取了退股本金2010300元及结算红利后，戴明东等继续持股的8位自然人股东于2004年向东港公司交纳股本金2010300元，受让了32位退股人2010300元的股份，该事实公管中心是知道的并且无任何异议。8位继续持股的自然人股东受让32位退股人的股份，其系公司内部的股份转让，符合旧《公司法》及旧《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后，东港公司根据旧《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将股份受让后的戴明东等8位自然人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公管中心对此是明知的，并在股东名册上签字盖章予以确认。2013年5月，为完善公司股份管理工作，其中29位退股人与8位继续持股人办理了股份变更的工商登记，但戴木根等3人不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不配合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而工商机关需要股份转让协议才能办理变更登记，为不影响已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股东的股份变更登记工作，东港公司无奈在公司章程中保留了戴木根等3人的名义股东的名字。但戴木根等3人不配合办理股份变更登记，不影响其股份已变动的事实存在。根据旧《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及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我国对公司股份变动效力的界定实行的是公司内部登记生效主义和公司外部登记对抗主义，公司内部的股份登记变动之时即为股份变动之时，故在戴木根等3人在东港公司自行保留的股东名册中已无股东名字及公管中心已对该股东名册进行了确认的情况下，公管中心以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单上仍有戴木根等3人名字为由，认为戴木根等3人为东港公司股东的理由不足。
三、东港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未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禁止性规定，均属公司内部自治行为，其决议内容合法有效。公管中心主张的股东会决议内容的违法性未涉及《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和《关于补提公司二次改制利润结算相关基金的决议》，东港公司仅就《关于对昆山房产项目利润结算分配方案的决议》的合法性进行答辩。（一）昆山项目利润是东港公司2009年度的利润，基本上是2009年度东港公司利润的全部，东港公司在股东会决议时提取公积金同样属年度利润提取的公积金，股东会作出决议并无不妥。昆山房产项目是2009年完工结算的，东港公司分得该项目税后利润为5382万元，占当年度利润的99%以上，系2009年度利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考虑到以项目利润结算的审计报告为依据，故东港公司股东会以昆山项目作出的利润分配决议并无不当。（二）东港公司股东会作为东港公司的权力机构，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均有权作出决议，有权作出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及职工奖励基金的决议。（1）10%的公积金提取是提取的最低限额，《公司法》并不限制公司提取10%以上的公积金，特别是《公司法》允许股东会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且修改后东港公司章程亦对任意公积金的提取作了规定，故东港公司股东会决议提取10%法定公积金、10%任意公积金，合计20%的公积金并无不当。这既符合东港公司历年来提取公积金20%的作法，也符合旧公司章程第38条提取20%公积金的规定，与新的公司章程相符合。同时更为主要的是从历年来看，至2009年初，东港公司虽经努力但盈利能力欠佳，仅提取注册资本10%的公积金，故此次为夯实公司经济基础，股东会决定在利润较好的情况下，提取较高的公积金以有利于公司的平稳发展，增强抗风险的能力。（2）旧《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应当提取利润5%-10%作为法定公益金，同时旧公司章程第38条也有相应的规定，虽然新《公司法》取消了公益金提取的规定，但并没有禁止公司提取公益金，故东港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提取公益金并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符合修改后公司章程的规定，系公司内部的自治行为，合法有效。（3）此次东港公司提取的奖励基金是东港公司因对外投资收益而对有贡献员工的奖励，昆山项目的投资收益是东港公司历年来最大的一笔收益，东港公司为奖励员工多年付出的努力，故按照昆山项目的收益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给员工，这没有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属公司的内部自治行为，公司决议合法有效。该做法也吻合了旧公司章程提及的15%的职工奖励基金。（4）利润分配的决议已获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第三人戴木根陈述，当时戴木根以为这是分红利的钱，叫戴木根签字，戴木根没有文化的，签字拿钱就走了。后来他们分红利时戴木根就拿不到了，已有好几年没有拿了。退股戴木根并不知情的，戴木根以为是红利。戴木根不同意东港公司提出的说戴木根退股的观点。2013年6月6日东港公司召开股东会没有通知戴木根，对东港公司召开的股东会戴木根不认可的，认为股东会决议应该要撤销。一是要求恢复戴木根的股东权益；二是2004年的分红的股本金，将税也交掉了，是什么意思？三是2012年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时，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三人是不同意的，后来怎么变成同意了？
第三人倪国耀陈述，同意戴木根的意见，倪国耀也以为是分红的。为何股份转让2012年才来办，04年时为何不签协议？何况股份分红也要第三方审计、资产评估的，不可能由东港公司说了算、分多少就是多少的。2013年6月6日东港公司召开股东会没有通知倪国耀，对东港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倪国耀不认可的，认为股东会决议应该要撤销。
第三人叶连奇陈述，同意戴木根、倪国耀的意见。2013年6月6日东港公司召开股东会没有通知叶连奇，对东港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叶连奇不认可的，认为股东会决议应该要撤销。
原告公管中心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0年1月18日东港公司公司章程1份，以证明公管中心及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均为东港公司股东的事实。
（2）2013年6月6日东港公司股东会《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关于对昆山房产项目利润结算分配方案的决议》、《关于补提公司二次改制利润结算相关基金的决议》各1份，以证明东港公司在未通知股东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的情况下召开股东会，并作出3份股东会决议的事实。
（3）2001年4月20日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公司章程1份，以证明公司章程第33条规定，股份一经认购不得退股，职工认购的股份在股金全额交纳的一年后可在企业内部转让，先法人后职工，转让和继承必须办理过户手续。
（4）2013年5月7日东港公司章程修正案1份，以证明公管中心及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均为东港公司股东，且东港公司对此事予以认可的事实。
（5）2004年8月3日补充协议1份，以证明公管中心所分取的3648158.96元属于红利。
被告东港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04年5月20日报告、2004年6月2日“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各1份，以证明公管中心主管部门四季青街道办对“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批复“同意在自愿基础上职工退股”。
（2）“32位退股股东退还股本金情况”1份、“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36份、东港公司职工退股红利表5页、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职工自愿退股名单1份，以证明8位自然人选择继续持股，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等32人自愿选择退股，并且已经收到退还的股本及红利，失去股东身份。
（3）“其他8位股东出资注入资金情况（受让股份）”1份、缴款凭证若干，证明戴明东等8位股东受让自愿退股股东的股本并交纳股本金，包括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的32位股东的股权转让后，其不再是公司的股东。
（4）东港公司股东入股花名册1份，以证明股东退股并实际转让股份后，东港公司保存的股东名册上仅有公管中心与8位自然人股东，没有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等32位退股股东，公管中心对退股员工不是公司股东的事实是明知的。
（5）关于对昆山房产项目利润结算分配方案提取基金的说明、《关于对昆山房产项目利润结算分配方案的决议》各1份，以证明东港公司利润分配中提取职工奖励基金、公积金、公益金的必要性。
（6）2008年12月31日四季青街道企业会计报表1份，以证明至2008年底东港公司盈余公积金仅103万余元。
（7）“东港公司历年提取基金情况”1份，以证明从历史情况来看，东港公司历年利润非常少（昆山项目除外），东港公司为夯实基础，历年来提取的公积金均在20%左右。
（8）企业转制合同1份，以证明量化股是不能退给职工的，所有权在东港公司转制清算时是要还给公管中心的。
第三人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未提交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原告公管中心提交的证据1、4的2份公司章程，复印于企业工商档案，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公管中心的股东身份各方当事人并不存在争议，关于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的股东身份，该2份证据仅能证明该3人系工商档案记载的东港公司股东。证据2决议3份，该证据可以证明东港公司股东会于2013年6月6日作出该此决议的事实，召开股东会是否通知股东的事实该证据不能反映。证据3公司章程，对其真实性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因此该证据可以证明公管中心所主张的章程内容，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由公管中心与东港公司签订，其中有东港公司以往年度红利公管中心得30%计3648158.96元的内容，因此该证据可以证明公管中心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东港公司提交的证据1报告、方案，其中“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系报告的附件，四季青街道办在报告上注明“同意在自愿基础上职工退股”并加盖公章、在“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加盖公章，因此该2份证据可以证明东港公司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中的“32位退股股东退还股本金情况”上无任何签章，本院不予确认；36份“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中的3份的尾部“股东签名愿退股”处分别由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签名，该证据可以证明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选择退股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其余33份方案以及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职工自愿退股名单所涉的股东并非本案当事人，本院不予审查。退股红利表，该表中列明了股东的姓名、各次入股金额、量化股金额、红利金额，扣税金额，由领款人签名；戴木根、叶连奇对其签名真实性没有异议，倪国耀对其中1次领款的签名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另1次领款的签名真实性虽有异议，但也表示钱是其自己去领的；因此该些退股红利表可以证明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领取了东港公司退还的股本及红利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中的“其他8位股东出资注入资金情况（受让股份）”上无任何签章，本院不予确认；缴款凭证，可以证明戴明东等人向东港公司交付投资款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东港公司股东入股花名册，该证据的尾部有“第10页共10页”的文字，而东港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仅1页，未有前面的9页，并且提交的1页亦经过了裁剪，该证据不完整；该证据记载的落款日期为2004年10月6日，而从证据2可知，叶连奇表示愿意退股、领取退还的股本及红利的时间为2005年2月2日，戴明东等人向东港公司交付投资款的时间为2004年11月及以后，时间上存在矛盾；因此，应认定该份股东入股花名册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的股东名册，该证据不能证明东港公司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证据5，东港公司欲用以证明利润分配中提取职工奖励基金、公积金、公益金的必要性，而必要性问题是在一定事实基础上所作的判断，其本身并非民事诉讼中证据用以证明的特定事实，因此对证据5本院不予确认。证据6、7，由东港公司制作，其真实性缺乏佐证不足以认定，对证据6、7本院不予确认。证据8转制合同，由原杭州四季青建筑工程公司与公管中心签订，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约定，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公管中心原名称为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于2003年5月变更名称为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于2006年3月变更为现名称。
东港公司由原杭州四季青建筑工程公司于2001年转制而来，转制后的企业名称为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后变更为现名称。2000年9月，公管中心与原杭州四季青建筑工程公司曾签订过1份企业转制合同，约定：将原杭州四季青建筑工程公司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总股本金308万元，公管中心入股30%为924000元；原杭州四季青建筑工程公司职工入股70%为2156000元，其中30%为净资产量化股646800元，70%为职工现金股1509200元；等等。
东港公司设立时共有41名股东，包括公管中心及40名自然人股东，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系自然人股东。东港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记载，东港公司总股本1000万元，合1万股，其中主管单位集体股300万元，占总股本的30%，职工个人股占总股本的70%，包括职工直接投入的现金6353200元及量化股646.8股，量化股按职工贡献大小、入股多少量化给企业职工，股权归主管单位集体所有，职工享受红利分配；章程第33条规定，职工入股，必须按时足额交纳股金，领取股权证书，股份一经认购，不得退股，职工认购的股份在股金全额交纳的1年后可在企业内部转让，先法人后职工，现金股可依法继承，转让和继承必须办理过户手续。
2004年5月20日，东港公司向四季青街道办提交报告，内容为：东港公司极大部分职工股东纷纷要求自愿退股分利，经东港公司董事会研究，将根据2004年3月街道审计小组对东港公司的审计报告，通过公司财务结算方案，由股东自愿选择继续参股或退股；等等。2004年5月28日，四季青街道办批复，同意在自愿基础上职工退股。
“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系上述报告的附件，其内容为：东港公司的建筑施工资质兼并给其他单位，原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名称不复存在，现变更为东港公司，原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清理工作基本完成，东港公司召开董事会研究，决定对原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资产进行结算；资产清算范围为自转制后至2004年3月份止的现有全部资产；结算后总资产包括资产增值总额18517934元，旧钢管折价612000元，昆山“阳光昆城”房地产项目利润按19698000元结算，3项总资产为38827900元；资产分配为：1、提留固定工下岗工资及福利费用3799192元，提取33%所得税11559484元，3、红利分配总额23469224元，4、其中街道分得红利30%计7040767元，5、其中公司股东70%计16428457元，6、公司股东原投资（量化股）5521400元，分得红利比例为1：2.975倍（兑现时财务按规定代扣个人调节税）；这次东港公司原则上考虑职工股东全部退股和分得红利，退股或继续参股由股东自愿；如股东继续参股者，东港公司决定不予退股和按此方案分得红利，将继续按股承担东港公司往后的风险和利益，如愿退股者，将分期兑现上述计算出的红利和退还现金股，同时由东港公司收回其量化股，今后将不参加东港公司红利分配及不承担东港公司的盈亏；股东必须在2004年6月2日至2004年6月8日内由本人签名作出对本方案的选择，交给东港公司财务室留档，逾期作为自行放弃，东港公司另行处理；等等。该“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尾部设有“股东签名”1栏，分为“继续参股”、“愿退股”2个选项；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均在“愿退股”处签名，其中叶连奇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05年2月2日。
戴木根、倪国耀的股份均包括现金入股87000元、量化股15000元。东港公司在2004年6、7月左右分2次向戴木根、倪国耀各支付了现金股87000元、1.5倍红利130500元、量化股红利22500元、1.475倍红利128325元、量化股红利22125元。叶连奇的股份包括现金入股55000元、量化股9000元。东港公司在2005年2月2日向叶连奇支付了现金股55000元、2.975倍红利163625元、量化股红利26775元。东港公司亦向其他选择退股的股东支付了现金股、现金股红利、量化股红利。2004年11月、2005年2月，戴明东等8位东港公司自然人股东向东港公司支付了数额不等的投资款。
2004年8月3日，公管中心与东港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公管中心30%股份计300万元，按8%的回报率实行定额回报，每年年终结清，盈亏东港公司自负，公管中心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经审核确定以往年度企业红利共18150044.59元，扣除国家所得税5985414.71元，公管中心得30%计3648158.96元，企业积累367890.11元，公管中心得30%计110367.03元，两项合计为3758525.99元，在协议签订前公管中心一次性收回；昆山投资房地产项目待全部完工后，所得利润按30%股份比率分配给公管中心；以往年度其他应交款2812354.02元暂留东港公司，今后未交部分按比率分配；等等。
2013年6月6日，东港公司召开股东会，未通知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参加；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及东港公司的章程记载，东港公司股东有12名，包括公管中心及11名自然人股东，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是自然人股东。该次股东会作出了《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关于对昆山房产项目利润结算分配方案的决议》、《关于补提公司二次改制利润结算相关基金的决议》；对该3份决议，公管中心表示不同意，其余8名到会的自然人股东表示同意。
《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内容为，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对原公司章程的第14条、第15条、第19条、第29条进行了修正。
《关于对昆山房产项目利润结算分配方案的决议》内容为，根据昆山房产项目2009年财务清算审计报告显示，按股份东港公司分得该项目税后利润总额为53827671.43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东港公司2012年8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税后利润总额按下列程序结算分配：1、提取公积金20%；2、提取奖励基金15%；3、提取公益金10%；4、红利按股份分配（进行统一分配兑现）。
《关于补提公司二次改制利润结算相关基金的决议》内容为，2004年8月3日东港公司二次改制时，公管中心与东港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结算清单第2点增值资本税后利润为12160529.88元，未按《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所规定提取相关基金提取相关基金进行了分配，根据2012年8月16日东港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按下列程序重新计算调整分配：1、提取公积金20%为2432105.98元（12160529.88元×20%）；2、提取奖励基金15%为1459263.59元（12160529.88元-20%×15%）；3、提取公益金10%为826916.03元（12160529.88元-20%-15%×10%）；4、红利按股份分配总额为7442244.28元，其中其他股东70%分配为5209571元，公管中心30%分配为2232673.28元；公管中心原在未提上述3项基金的前提下已分得3648158.96元，应退还东港公司1415485.68元，在昆山房产项目结算红利分配中抵扣。
本院认为，关于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的东港公司股东身份本案当事人存在争议，公管中心、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主张该三人仍是东港公司的股东，东港公司主张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已于2004年退股，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在东港公司的股份已经转让给了东港公司的其他自然人股东。本院认为，关于东港公司所称的退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无此概念，按其文义应解释为退还股份或退还股东出资，应通过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来实现。虽然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在2004年、2005年作出了愿意退股的意思表示，并从东港公司领取了退还的股本金及分红，但是东港公司至今未减少过注册资本，所谓的退股并未完成。即使将退股广泛地解释为包括股份转让在内，由于股份转让是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应由出让人与受让人就转让股份的数量、价格达成合意，本案审理中并无证据显示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与他人就其在东港公司的股份的转让达成过合意，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及东港公司章程的记载，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至今仍是东港公司股东，因此所谓的退股亦未完成。综上，应认定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至今仍是东港公司的股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东港公司于2013年6月6日召开股东会，作出了《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等3份决议，但未通知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参加股东会，该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公管中心有权在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等3份决议。
公管中心还主张上述3份决议违反了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1、法定公积金的提取应按照年度利润而非单独的项目利润，提取的比例应为10%而非20%，决议中按项目利润20%提取法定公积金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取消了公益金提取的规定，决议中按项目利润10%提取公益金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3、决议中按项目利润15%提取奖励基金（职工发展基金）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四款关于税务后利润分配的规定；4、净利润已经扣除了管理费用，而奖励基金属管理费用，决议中规定在净利润中予以列支与财务制度不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公管中心主张上述3份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与其要求撤销上述3份决议的诉讼请求相矛盾。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时，可以不再提取。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从上述规定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并不禁止公司提取高于10%的法定公积金，亦未要求必须以年度税后利润为基础就提取法定公积金作出决议，公司提取公益金、奖励基金亦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禁止，因此上述3份决议内容并未违反公管中心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此外，公管中心虽然提及了上述3份决议违反了公司章程规定，但在起诉状中并未说明决议中的哪项内容违反了东港公司公司章程的哪项规定，本院不予审查。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杭州东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2013年6月6日作出的《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
二、撤销被告杭州东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2013年6月6日作出的《关于对昆山房产项目利润结算分配方案的决议》。
三、撤销被告杭州东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2013年6月6日作出的《关于补提公司二次改制利润结算相关基金的决议》。
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元，由被告杭州东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交纳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叶文军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李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