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民终134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铁山，男，196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董微明，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龙光科，贵州贵信（施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大林，男，197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现住贵州省凯里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红雨，女，1980年3月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山县人，户籍地湖南省衡山县，现租住于贵州省凯里市。
上诉人王铁山因与被上诉人杨大林、王红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7）黔2601民初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铁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于2017年3月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合伙协议并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尚未通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继而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适用和理解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规定，解除合同的通知系单方解除合同的告知行为，通知到达时合同就解除，若对方不认同解除行为则应当在3个月内起诉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而本案系上诉人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不是上诉人单方告知解除合同行为，且告知行为也并非是判决解除合同的前置条件和法定事由。另外，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2017年1月20日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被上诉人要求偿还借款，一审法院于3月3日开庭审理，上诉人已明确告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上诉人于2017年3月7日起诉后，被上诉人收到起诉状副本也知道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意见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协议约定还款方式是从利润中扣还，但双方已实际变更了还款方式，被上诉人于2015年3月24日归还3万元。被上诉人至今一直未履行合同已近4年，已丧失了合作的基础，持续维持现状将扩大上诉人的利益。
被上诉人杨大林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王红雨未作答辩。
王铁山向一审法院院起诉请求判决：1、解除原、被告2013年11月1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判决二被告返还借款17万元，并承担违约金33150元（违约金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6%计算，从2013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3、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7日，王铁山与杨大林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杨大林负责提供在丹寨汞矿合法开采的矿产品交给王铁山进行加工等合作。王铁山借资20万元给杨大林作为矿山前期开采费用，借款在销售产品后从杨大林应分利润中扣还给王铁山。利润分成为：矿产品销售后，扣除双方应承担的汽车运费后，剩余金额按双方各自50%进行分配。合作期限以杨大林和丹寨汞矿等相关单位及个人签订的合同期限为限（附杨大林跟汞矿签订的合约一份），如遇杨大林将在丹寨汞矿承包的应有权利转让，此合作协议依然生效。《合作协议》中提到的附杨大林跟汞矿签订的合约指的是黔东南晋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丰公司”）与贵州山源晟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源晟公司”）于2013年8月14日签订的《井下施工聘用协议书》。该协议书系以杨大林及于清菊作为山源晟公司一方与晋丰公司所签订。该协议书约定，履约时间暂定一年，自2013年8月起至2014年8月止。2013年12月1日，王铁山通过银行转账20万元给杨大林。
同时查明，2013年12月31日，晋丰公司告知山源晟公司，由于《采矿许可证》于2013年12月到期，晋丰公司需要办理延续工作，停止一切井下生产活动。待取得新《采矿许可证》，并报批恢复生产后，再通知山源晟公司安排有关生产活动，具体时间待定。因晋丰公司一直在办理矿产延期手续，至2014年8月1日，晋丰公司与山源晟公司重新签订《井下施工聘用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履约时间自2014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18日（贵州省丹寨金汞矿与黔东南晋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终止日）。
再查明，2015年3月，杨大林转账3万元给王铁山。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是否应解除双方于2013年11月1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问题。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结合本案，王铁山与杨大林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其真实性，有效性予以确认。庭审中，王铁山认可杨大林与晋丰公司签订的《井下施工聘用协议书》的真实性，杨大林与晋丰公司继续签订《井下施工聘用协议书》中第十八条约定，协议履行时间自2014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18日，该期限亦是贵州省丹寨金汞矿与晋丰公司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终止日。因杨大林与王铁山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了合作期限以上述杨大林与丹寨汞矿约定的期限为限，为此，王铁山与杨大林的《合作协议》尚未到期。我国合同法立法目的是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十分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于合同解除规定了两类，即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合同中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款。另一种情况是在合同签订后，经双方协商解除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为法定单方解除权，即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几种情形：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条规定的单方解除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当事人一方具有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2、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的是合同主要义务;3、经另一方催告;4、迟延履行的一方在被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其主要义务时，另一方在催告之后，并不立即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而应当在催告之后，经过一段合理的期限，以使迟延履行的一方有足够的时间去履行其主要债务。在满足上述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后，还要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到达对方，自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就本案而言，王铁山与杨大林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款，且在合同签订后，双方也未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为此，本案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情形。本案《合作协议》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以及法定解除的形式问题。庭审中，王铁山诉称，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此要求解除合同，且其已通过电话和当面的方式告知了杨大林解除合同。杨大林不予认可，且提出了双方的合作协议未到期限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抗辩意见，本院应审查其抗辩理由是否成立。首先，因双方的《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以杨大林与丹寨汞矿等相关单位及个人签订的合同期限为限，而从杨大林所提交的证据来看，合作期限未到期，且晋丰公司也告知了杨大林所在的山源晟公司采矿许可证还在办理中。为此，王铁山与杨大林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目的是否确实无法实现不能够确定。其次，从王铁山要求解除其与杨大林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形式来看，其未按照合同法规定的形式向杨大林提出解除合同，且至本案审理终结前，王铁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将解除合同的通知告知了杨大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为此，王铁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铁山诉请解除与杨大林于2013年11月1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法于约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的《合作协议》未解除，且双方约定的借款归还的方式即在销售产品后从杨大林应分利润中扣还给王铁山。为此，王铁山现要求杨大林违反双方协议的约定提前返还借款17万元及要求承担违约金3.315万元，于法于约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王铁山诉请王红雨返还借款17万元及违约金3.315万元系因该债务发生在杨大林与王红雨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如上所述，因王铁山对杨大林的诉讼本院不予支持，为此，其要求王红雨返还借款及承担违约金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为：驳回原告王铁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50元，减半收取2175元，由原告王铁山负担。
本院理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铁山与被上诉人杨大林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但合同的履行期限却以杨大林与丹寨汞矿约定的期限、丹寨汞矿委托晋丰公司经营管理的期限以及杨大林代表山源公司与晋丰公司签订的《井下施工聘用协议书》中约定的履行时间为限，故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履行截止日期应为2020年7月18日，合同尚未到期，上诉人王铁山与被上诉人杨大林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现不能确定。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分析，该协议并未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也未赋予一方单独解除合同的权利。本案中，上诉人以上一次起诉及本次起诉视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同意，证明双方之间就合同解除并未达成一致协议，故本案不存在合同的协议解除情形。
另外，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具有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情形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从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分析，只有在发生不可抗力或者一方当事人严重违约、根本违约、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当事人才享有合同解除权，才能解除合同。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既受期限的约定，同时汞矿的开采，当事人应当预见合同履行会受到行政审批、自然因素等等的影响，从而导致合同正常履行的时间可能会很长，现距合同到期尚有近三年时间，能否实目合同目的，尚不能确定。故不能说明被上诉人现在未能交货构成严重违约、根本违约、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
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了解除合同的程序，而适用该规定的前提上应具备《合同法》所规定的约定的或者法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50元，由上诉人王铁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厚祥
审 判 员 李楠楠
审 判 员 沈 智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杨 建
书 记 员 赵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