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5民再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伟生（CHENG，WaiSang），男，1953年2月19日出生，香港居民，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少新，广东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肖钟强，男，汉族，1953年3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凡，国信信扬（汕头）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郑伟生与被申请人肖钟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汕龙法民四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郑伟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2016）粤05民终179号民事判决。郑伟生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16）粤05民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由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林艺枝主审并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权、吴东升参加合议，书记员颜东彤担任记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郑伟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少新，被申请人肖钟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郑伟生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本院（2016）粤05民终179号民事判决和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5）汕龙法民四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申请人肖钟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肖钟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一、二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合约无效错误。1、一、二审判决错误认定郑伟生没有股权处分权，无权转让本案涉讼股权，从而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合约无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二审判决既认可持有景达公司全额股权的华平纺织公司是由郑伟生全额投资的，但却认定郑伟生无权转让本案涉讼股权。然而连肖钟强自己在一审时也承认郑伟生系本案涉讼股权的实际控制人。也就是说，在签订本案股权转让合约时，肖钟强就已相信郑伟生有权处分景达公司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即便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其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同时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该合同有效。既然本案股权转让合约的相对方也认为其有理由相信郑伟生有权转让景达公司的股权，且郑伟生又是景达公司及华平纺织公司的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上述两个公司不可能不会同意郑伟生转让本案股权。因此，郑伟生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约是完全有效。2、一、二审法院从未了解华平纺织公司是否同意或追认郑伟生转让本案股权一事，也从未要求郑伟生补充提交华平纺织公司是否同意郑伟生转让本案涉讼股权的任何资料，甚至在股权转让合约的相对方也认可郑伟生有权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合约的情况下，认定郑伟生没有股权处分权、本案股权转让合约无效错误。3、二审判决以华平纺织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出具声明，华平纺织公司已将其所持有的景达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蔡镇平，故不构成对郑伟生行为的追认，该认定明显错误。华平纺织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再次对郑伟生的行为作出书面追认，法律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或限制。二、原一、二审判决遗漏本案股权持有人华平纺织公司及与本案也有利害关系的股权共同受让人郭少伟，属于遗漏必要参加诉讼当事人，程序违法，依法应当重审。三、原一、二审判决未全面、客观审查郑伟生提交的证据，简单认为郑伟生提交的证据证明肖钟强属单方面违约缺乏合理根据，证据审查错误，导致错误判决郑伟生返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1、一、二审对郑伟生提交的多份证据不予认定错误。郑伟生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并非单一证据，而是能相互印证本案系因肖钟强一方资金不到位而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合约的，合约的解除并非肖钟强所诉称的因为股权转让税费问题。双方商定在合约解除后，由郑伟生返还肖钟强1400万元，而不是17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2、一审诉讼过程中，肖钟强也承认通话录音中的声音系其本人，一审法院却还以该录音资料不完整为由认定其有疑点，该认定也属错误。不完整并非就有疑点，录音不完整是因为郑伟生当时与肖钟强通话时，一开始并没有录音，后听他说要解除合约，才开始录音，并在谈话结束前结束了录音，而不是删除了中间的通话内容。肖钟强本人也承认通话录音中的内容，该内容证明了本案股权转让合约系因肖钟强一方资金不到位而先提出解除的。3、上述内容也与“同意书”等其它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互相印证了本案事实，但一、二审判决还是认定其存在“疑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郑伟生与肖钟强是经证人蔡某和林得文二人介绍认识并谈成股权转让合约的，甚至对于催款乃至后来合约的解除及赔偿事宜的全过程，上述二人均在场并全程参与。郑伟生与郭少伟签订《同意书》，还是在林得文经营的木材厂由当时在场的林得文提供其厂里的便笺书写的。以上情况足以证明本案股权转让合约的解除是因肖钟强资金不到位而提出解除，双方最后达成由郑伟生返还肖钟强1400万元的事实。由于蔡某和林得文是肖钟强一方的关系人，一、二审对上述证人证言没有进行调查取证，导致对本案事实做出错误认定。四、导致解除合约的过错责任在于肖钟强，其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1、解除合约是肖钟强一方提出的，肖钟强在一审过程中已自认该事实。2、本案二审庭审时，肖钟强承认电话录音提及的“阿伟”就是郭少伟，且与肖钟强是朋友关系。另外，肖钟强承认收到郑伟生退回的1400万元，而该1400万元是郑伟生按照郭少伟短信提供的“佘俊龙”银行账户进行转账，该金额与郭少伟确认的“同意书”上金额一致。3、按照合约，郑伟生可获得转让价款为2600万元，而后来卖给蔡镇平的价格是2260万元，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知，郑伟生不可能在能卖高价的情况下反而选取低价出售。本案正是基于肖钟强无资金完成股权交易情况下要求解约退款并愿意赔偿300万元作为郑伟生的损失补偿。4、郑伟生已经按照双方协商确定的1400万元将该款于2015年1月底付还肖钟强，肖钟强在时隔四个月后起诉要求追还300万元及利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郑伟生依法有权代为签订景达公司股权转让合约，本案股权转让合约有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并依法判决驳回肖钟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肖钟强答辩称，一、原一、二审判决结果正确。2014年5月9日，郑伟生与肖钟强订立的合约并不是股权转让书，其法律性质是立约定金合同的性质，是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而订立的。但因双方就股权转让增值税的承担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因此郑伟生迟迟不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而且在2014年12月26日，郑伟生已经与第三人蔡镇平完成了景达公司股权转让的全部交易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完成股权交易后，郑伟生既未告知肖钟强，而且仍拖延归还肖钟强的股权转让款，其行为有违诚信原则，是严重违约行为。因此，一、二审法院判令郑伟生返还肖钟强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是正确的。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郑伟生在一审中无法提供真实、合法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郑伟生上诉提到的所谓“录音不完整并非就有疑点”的意见也是错误的，不完整就是有疑点，因为不能准确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形，不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视听资料不能单独做证据使用”。因此，郑伟生在没有提供其他真实、合法证据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郑伟生没有证据证明案外人郭少伟是肖钟强的合作伙伴，该主张属单方猜测。郑伟生提供的“同意书”，没有原件进行核对，且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一、二审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肖钟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郑伟生立即归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二、判令郑伟生支付未归还款项300万元的利息46171.23元（按同期贷款利率5.35%计算，从2015年1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5年4月15日）；三、郑伟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5月9日，肖钟强与郑伟生签订一份合约，约定：“兹有郑伟生把汕头景达冷冻有限公司出售给肖钟强先生，价格人民币贰仟陆佰万元。肖钟强先生付定金人民币：贰百万元。然后签股权转让书时再付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正。然后工商局签全部手续时再付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正。交易完成。”同年5月12日，肖钟强通过佘俊龙的账户向郑伟生汇款200万元。同日，郑伟生出具定金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肖钟强先生银行转账给本人的款项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整，本人确认上述款项200万元人民币系肖钟强先生受让景达冷冻公司的100%股权的定金”。同年6月24日，肖钟强向郑伟生付款500万元；同年6月26日、7月1日，肖钟强通过佘俊龙的账户分别向郑伟生汇款500万元、200万元。同年7月1日，郑伟生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肖总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正”。同年8月8日、8月22日，肖钟强通过佘俊龙的账户分别向郑伟生汇款150万元、150万元。至此，肖钟强合共向郑伟生付款17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5日、1月8日、1月27日，郑伟生分4次退款共1400万元至肖钟强指定的佘俊龙的账户。根据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5月12日出具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景达公司是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郑伟生，投资者是汕头市华平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平纺织公司），住所地为汕头市××路西侧汕头水果中心市场内；华平纺织公司是台港澳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投资者是郑伟生。根据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5月26日出具的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2014年12月26日，景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郑伟生变更为蔡镇平。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名称由华平纺织公司变更为蔡镇平。2015年5月22日，华平纺织公司作为甲方，蔡镇平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4年12月26日签订《汕头高新区景达冷冻厂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现由于该股权项下土地部分面积因政府规划为绿化带需割离，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款由原约定的2400万元变更为228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一、郑伟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肖钟强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该款自2015年4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肖钟强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170元，由郑伟生负担。
郑伟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肖钟强对郑伟生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庭审中，郑伟生提交了华平纺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静芳于2015年10月29日出具的声明书，声明该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均知悉郑伟生与肖钟强等人协商并签订有关股权转让合约的相关情况，而且完全同意郑伟生代表华平纺织公司与他人签订关于景达公司股权转让的一切相关合约。同时声明，郑伟生是华平纺织公司的投资人，也是华平纺织公司持有100%股权的景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案证据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涉港股权转让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双方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合约是否有效；二、郑伟生是否应当返还余下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关于双方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合约是否有效的问题。虽然郑伟生个人独资成立华平纺织公司，华平纺织公司又独资成立景达公司，但景达公司与华平纺织公司均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只有股东才有权向他人转让其持有的股权。景达公司的股东是华平纺织公司，而不是郑伟生。郑伟生无论是作为华平纺织公司的股东，还是作为景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无权以个人身份将景达公司出售给他人并收取股权转让款。并且，郑伟生以个人身份收取景达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不仅会侵犯华平纺织公司的法人财产权，还会损害与华平纺织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郑伟生与肖钟强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合约应认定无效。华平纺织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书面声明，是在本案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才出具的。因华平纺织公司已将其持有的景达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蔡镇平，故该声明不构成对郑伟生上述行为的追认，不影响对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合约法律效力的认定。因此，郑伟生上诉主张双方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合约有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合约无效，依据充分，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郑伟生是否应当返还余下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合约无效，郑伟生个人收取肖钟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依法应当予以返还。双方原已协商一致取消本案股权转让的交易，郑伟生也已退还肖钟强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故对余下的款项300万元，郑伟生应当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郑伟生上诉主张双方已达成由肖钟强赔偿郑伟生300万元的协议，故其只需退还肖钟强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对该主张，郑伟生负有举证责任。因此，本案处理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合约是否成立有效，而是郑伟生主张双方已达成由肖钟强赔偿其300万元的协议是否有证据予以证明的问题。郑伟生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中，其与肖钟强的手机短信截图和通话录音，肖钟强对手机短信截图的真实性、通话录音的完整性均提出异议。且从手机短信和通话录音的内容看，仅能证明双方曾有协商取消股权转让的交易，但无法证明肖钟强同意其已付的定金200万元郑伟生无需返还，更无法证明双方有协商由肖钟强赔偿郑伟生300万元这一事实。郑伟生提供的《同意书》没有原件可供核对，且该《同意书》没有肖钟强本人的签名，郑伟生也没有举证证明在《同意书》上签名的郭少伟的身份情况，郭少伟本人也没有到庭为郑伟生作证，因此该份证据同样无法证明双方已达成由肖钟强赔偿郑伟生300万元的协议。郑伟生上诉提到的两位知情人蔡某和林得文，也无法通知到庭接受询问或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因此，郑伟生提供的上述证据本身缺乏证据效力，对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证据之间也根本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难以证明其提出的上诉主张，依法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郑伟生应将余下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退还肖钟强。郑伟生上诉主张其无需返还余下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因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判令郑伟生返还肖钟强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该款从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合理合法，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郑伟生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170元，由郑伟生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原一、二审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相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再审期间，郑伟生申请本院依职权向证人蔡某、林得文调查了解2014年12月26日，肖钟强的合伙人郭少伟和郑伟生协商终止汕头市高新区景达冷冻厂有限公司股权交易事宜，郑伟生书写的《同意书》原件由郭少伟带走。合议庭经与蔡某、林得文联系，均不同意到庭作证，并均称对郑伟生、肖钟强双方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宜并不清楚。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郑伟生的再审申请和双方的陈述，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仍是双方在原一、二审期间争议的问题，即：一、双方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合约是否有效；二、郑伟生是否应当返还肖钟强余下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
关于双方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合约效力问题。为此，需确定郑伟生是否有权代为景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景达公司作为一家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出资人为华平纺织公司，华平纺织公司是景达公司的唯一股东；而华平纺织公司是一家香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郑伟生是华平纺织公司实际投资人、唯一的股东；郑伟生又是景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伟生虽不是景达公司的直接股东，但双方在协商股权转让合同事项时，一直没有提及郑伟生的代理权限效力问题。而且，郑伟生于2014年5月12日向肖钟强出具的《定金收款收据》中，明确载明“本人作为景达冷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同意将景达冷冻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肖钟强先生或其指定的公司”，由此可见，双方在协商关于景达冷冻公司股权转让时，均知悉郑伟生与华平纺织公司和景达公司之间的关系并认可郑伟生代理权限的问题。而作为原告一方，肖钟强起诉请求判令郑伟生返还其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的理由，一直是主张因双方对增值税费由谁承担问题产生纠纷而导致无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非郑伟生没有代理权限而导致转让股权合同无效。一审庭审后，提出郑伟生的代理权限问题，华平纺织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静芳就此问题才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声明，对郑伟生代理华平纺织公司转让景达公司股权行为予以追认。事实上，在郑伟生提交的证据中，华平纺织公司将景达公司股权转让他人，并于2015年5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出让方的委托代理人依然是郑伟生，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也在一审质证时得到肖钟强的确认。我国《公司法》规定，只有股东有权向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持有的股权。但综合以上理由，本案应确认郑伟生为有权代理华平纺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郑伟生与肖钟强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约应认定为有效。一、二审认定郑伟生无权代理华平纺织公司与肖钟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因而认定双方合约无效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再审予以纠正。
关于郑伟生是否应当返还余下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的问题。首先应分析是否有证据确认合同违约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其次应分析是否有证据认定违约金为300万元的问题。本案双方在协商股权转让过程，虽于2014年5月9日签订合约，约定郑伟生将景达公司股权转让给肖钟强，价格为2600万元，肖钟强先付定金200万元，双方于签定股权转让协议时付1100万元，待至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时再付1300万元。合约签订后，肖钟强除按约支付200万元定金外，又陆续通过自己和案外人佘俊龙的账户，于2014年6月24日、6月26日、7月1日、8月8日、8月22日共汇给郑伟生1500万元。但双方一直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对照双方签订的合约，肖钟强在双方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已多支付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肖钟强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对于解除合同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均未能提供直接有效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郑伟生在一审时提交证据1、证据2和证据3，即与肖钟强通话的手机短信截图、通话录音以及一张案外人郭少伟所签的“同意书”照片等，内容片面，缺乏较完整的意思表示，同时也缺乏证据的合法性，不予采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郑伟生既不能证明是肖钟强违约，也没有证据证实违约金的数额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确认为300万元。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认定双方是经协商后解除合约，不存在违约问题。合约解除后，郑伟生已返还肖钟强1400万元，尚欠300万元，郑伟生应予返还。原一、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合约无效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再审予以纠正，但一、二审判决郑伟生应返还肖钟强300万元处理恰当，可予维持。郑伟生提出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粤05民终17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艺枝
审判员 黄 权
审判员 吴东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颜东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