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5）沙行初字第69号
原告陈见旭，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代理人苗嵬，辽宁众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少彬（系原告儿子），住大连市中山区�
被告大连市教育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
法定代表人赵阳，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玉莲，该局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金洪智，辽宁申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见旭诉被告大连市教育局（以下简称“市教育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0日、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见旭的委托代理人苗嵬、陈少彬，被告市教育局的委托代理人孙玉莲、金洪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见旭诉称，我原为大连市甘井子区教师进修学校的一名特级教师，在职期间获得过很多奖励。退休后为发挥�热于1999年欲自办一所民办学校。时任大连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教委”)干部的周家昌，因曾是我的学生，表示愿帮我成立学校。我自筹资金，租赁四层楼作为教舍，招聘教师，备齐教学设备等等，做了大量的组建学校的工作。周家昌提出，为顺利开办学校，最好搞联合办学，于是他找到大连宏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良公司”），名义上宏良公司与我联合办学，并以宏良公司名义向市教委提出办学申请，由我担任校长、法定代表人。2000年6月20日，市教委（现市教育局）作出《关于同意成立大连兴华高级中学的批复》，明确认定大连兴华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兴华高中”）校长、法定代表人为我。在学校成立后，招收学生，开展正常教学，2000年9月11日，宏良公司单方向市�委提交了《关于聘任周家昌同志为兴华高中校长》的报告。同日，市教委出具了两份介绍信，同年9月14日又出具了两份介绍信，内容分别为：更换兴华高中法人；办理关于更换兴华高中法人印章及财务印章作废声明事宜；刻兴华高中校印；兴华高中公章作废。我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2002年3月20日贵院一审判决市教委出具四份介绍信的行政行为违法。市教委不服，提起上诉。2004年5月13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但在此期间，市教育局于2003年9月仍下发以周家昌为法定代表人、校长的兴华高中办学许可证。我再次提起行政诉讼，2006年6月1日市法院终审判决确认市教育局下发办学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违法。但市教育局并未纠正违法行为，且于2008年5月22日再次颁发以周家昌为法定代表人、校长的办�许可证。我再次提起诉讼，一审、二审败诉，向市法院申诉被驳回后，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提起再审。省高院裁定指定市法院再审，市法院仍维持二审判决。我再次向省高院申请再审，2014年10月15日，省高院作出（2014）辽行提字第2号终审判决：一、撤销市法院于2013年2月25日作出的（2012）大审行终再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市法院于2010年3月29日作出的（2009）大行终字第321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贵院2009年9月23日作出的（2009）沙行初字第60号行政判决书；二、撤销市教育局于2008年5月22日向兴华高中颁发的教民210201300000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至此，历经15年的办学许可证纠纷告终。在此期间，我妻子千般辛苦，到处奔波申诉，先后到市政府、信访、新闻媒体机构、政法委等部门，为打官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妻子已经去世了，我已80多岁。多年来，我在经济、精神上都受到了重大损害，这与市教育局的违法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市教育局赔偿我办学投资款403157元；2.被告市教育局赔偿我11年工资660000元；3.被告市教育局赔偿我支付的律师费36000元；4.被告市教育局赔偿我交通费3000元；5.被告市教育局赔偿我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1152157元。
以上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2001）沙行初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2002）大行终字第76号行政判决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市教�于2000年9月14日出具4张介绍信，剥夺了原告兴华高中法定代表人和校长的职务，其行政行为被撤销；第二组证据包括（2004）沙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书、（2005）大行终字第125号行政判决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市教育局于2002年6月7日下发以周家昌为法定代表人、校长的兴华高中办学许可证，该行为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违法，并责令市教育局重新处理；第三组证据包括（2009）沙行初字第60号行政判决书、（2009）大行终字第321号行政判决书、（2012）大审行终再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2013）辽行监字第118号行政裁定书、（2014）辽行提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市教育局于2008年5月22日再次颁发了以周家昌为学校法定代表人和校长的兴华高中办学许可证，该行为被省高院生效法律文书撤销。第一组证据至第三组证据为原告提起行政赔偿的依据。第四组证据�《市教育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用以证明原告于2015年3月25日向被告市教育局提起行政赔偿，市教育局于2015年5月19日决定不予赔偿；第五组证据包括张翠萍证人证言及调查笔录、证人张翠萍出具的学校筹建情况明细、原顺利证人证言及调查笔录、通用记账凭证及票据，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向兴华高中投资403157元；第六组证据包括2012年8月、2015年1月律师费发票，用以证明原告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用；第七组证据包括火车票、出租车发票，用以证明原告因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产生的交通费用；第八组证据为照片，用以证明原兴华高中校址情况。
被告市教育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原告请求本局赔偿其所谓的办学投资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无法律依据。首先，原告证明其出资的证据系兴华高中的内部记账凭证，抛开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原告作为当时兴华高中的负责人，管理学校财务账簿，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出资情况。其次，原告所谓的办学投资款42万元即使存在也是其与宏良公司在合作筹建兴华高中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纠纷，原告应与兴华高中和宏良公司自行协商或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与本局的行政行为无关。二、原告主张的11年工资收入损失，与本局的行政行为无因果关系且无法律依据。首先，原告是否能够持续在学校担任职务，获得劳动报酬，系学校内部事务，本局无权干预。兴华高中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只能由兴华高中自己决定，无论是现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还是已废止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均没有规定本局有权利任免该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当时适用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教育机构改变名称、性质�层次，应当报审批机关批准；变更其他事项，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显然，根据该规定，兴华高中变换法定代表人，只需自行决定并报本局备案即可，本局不仅没有审查的义务，也没有审查的权力。原告失去兴华高中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兴华高中的内部行为，本局无权干预。因此，原告主张的11年工资收入损失与本局行政行为无因果关系，系其与兴华高中的劳动人事纠纷。其次，根据原告提交的个人信息显示，2000年其与宏良公司筹建兴华高中时已过退休年龄，并已享受退休待遇。综上，原告主张11年工资收入损失66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告关于律师费和交通费支出的赔偿请求无法律依据。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仅规定赔偿相对人的财产权和部分人身权，不赔偿其他权利，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原告的律师费和交通费的支出属于其在诉讼活动中的支出，不属于因本局的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与本局的行政行为无因果关系。因此原告关于律师费和交通费支出的赔偿请求无法律依据。四、原告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无法律依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由此可见，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只对受到侵害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给予赔偿，对其他人身权的侵害，则不予赔偿。本局的行政行为没有对原告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造成侵害，因此原告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以上主张，被告市教育局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兴华高中理事会成员情况表及相应的身份证复印件、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大立信会师民验字[2003]081号验资报告复印件、大源会师审字[2004]第017�审计报告复印件、大信社审字[2006]第114号审计报告复印件、大信社审字[2007]第132号审计报告复印件、大信社审字[2008]第132号审计报告复印件、《兴华高中地址变更申请书》复印件、《加强安全使用租赁房屋的函》复印件、《关于划拨教学楼、宿舍楼予兴华高中无偿使用的决定》复印件、《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复印件、《理事会决议》复印件、《兴华高中理事会推选决议》复印件、《关于通过兴华高中章程修订案的决议》复印件、《关于聘任周家昌为兴华高中校长的决议》复印件，以上证据用以证明被告2002年6月7日颁发的兴华高中办学许可证被确认违法后，为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营及学生的合法权益，被告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要求进行补正，经过形式审查重新作出处理；第二组证据为2009年7月24日法院庭审笔录，用以证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
被告市教育局申请通知宏良公司、兴华高中、周家昌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后于法庭审理时撤回申请，因原告在庭审时坚持主张与宏良公司、兴华高中、周家昌不存在民事纠纷，故对被告的撤回申请，本院予以准许。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没有原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使被告提供的证据具备原件，其所有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能否认行政赔偿的依据，省高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已经作出了生效判决。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第一组证据作为行政赔偿的依据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二组证据中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关于恢复其兴华高中法定代表人身份及校长职务的诉讼请求，可以证明原告请求赔偿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该组判决认定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补正，被告据此进行补正，并作出了新的办学许可证，该组判决已经执行完毕。此外，原告以该组判决作为行政赔偿依据同样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三组证据中的生效法律文书是省高院在未组织庭审的情况下书面审理作出，判决内容不公正，此外，该判决与原告提出的所有行政赔偿主张不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对第四组证据无异议。第五组证据根据原告自述被原告离开学校时带走，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票据中存在大量白条甚至是原告自己书写的说明，且发票不规范，所有的票据均不能证明款项系由原告投入。证人张翠萍与原告儿子认识多年，多次旁听原告与被告的行政诉讼庭审，对争议情况清楚，而且该证人陈述前后矛盾，对原告不利问题均以记不住回答，对原告有利问题均能记清，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原顺利的证言与本案诉讼主张没有因果关系，其证言只能证明原告作为学校筹建的经办人和负责人，无法证明款项的来源。第六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用与本案有关、是否符合律师收费标准，且律师费不在行政赔偿范围内。第七组证据中的出租车发票属于不必要的交通费支付，所有票据均不能证明与本案相关案件审理相关，且交通费不包含在行政赔偿范围内。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定照片拍摄的时间及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六组及第七组证据中的高铁票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第七组证据中的�他票据，因关联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第八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生效法律文书，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0年1月18日，案外人宏良公司向市教委（现被告市教育局）提交了《关于成立兴华高中的请示》，主要内容是：我公司与陈见旭等人合作，举办民办兴华高中，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投资体制为股份合作制，陈见旭为法定代表人等内容。2000年6月1日，市教委作了批复，内容为：学校名称为兴华高中；学校性质为民办普通高级中学；校长、法定代表人为陈见旭等内容。2000年9月11日，案外人宏良公司向市教委提交了《关于聘任周家昌为兴华高中校长的报告》，主要内容为：“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聘任周家昌同志为兴华高�校长（法人代表），免去陈见旭同志的兴华高中校长（法人代表）职务，请备案。”当日，市教委向商业银行甘井子支行和大连报社出具介绍信，内容为“更换兴华高中法人事宜”和“办理关于更换兴华高中法人印章及财务印章作废声明事宜”，同年9月14日，市教委又向甘井子区公安分局和大连报社出具介绍信，内容为“刻兴华高中校印”和“兴华高中公章作废”。就上述市教委出具4张介绍信的行为，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市教委出具行政介绍信的行政行为，恢复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市教委作出的出具介绍信的行为超越职权范围，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对原告当庭增加的“恢复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诉讼请求，不予准许。2002年3月20日，本院作出（2001）沙行初字第28号行政判决，撤销市教委出具上述介绍信的行政行为，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市教委不服，提起上诉，市法院作出（2002）大行终字第7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2年6月7日，被告市教育局向兴华高中颁发教社政字02012号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其正本主要内容包括：名称兴华高中；地址甘井子区华北路272号；法定代表人周家昌；举办者宏良公司等内容。就该行政行为，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市教育局作出的上述具体行政行为，恢复原告陈见旭兴华高中法定代表人、校长职务。本院于2005年4月13日作出（2004）沙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一、维持被告市教育局作出的上述行政行为；二、驳回原告陈见旭关于恢复兴华高中法定代表人、校长职务的诉讼请求。原告陈见旭不服，提起上诉。市法院于2006年6月1日作出（2005）大行终字第125号行政判决：一、撤销本院（2004）沙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二、维持本院（2004）沙行初字第70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三、确认市教育局为兴华高中颁发教社政字02012号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四、责令市教育局对兴华高中办学许可证问题重新作出处理。（2005）大行终字第125号行政判决的主要理由为：市教育局在举办者未提交兴华高中资产及经费来源证明的情况下，为其颁发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主要证据不足；市教育局作出的同意成立兴华高中的批复内容认定是合作办学，陈见旭为法定代表人，在市教育局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中，却认定举办者只有宏良公司，法定代理人也变为周家昌，因此市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的内容与其作出的批复内容不一致，不符合相关规定；董事会未成立，市教育局根据宏良公司的单方申请即更换法定代表人适用法律错误；市教育局颁发办学许可证的行为依法应予撤销，但由于兴华高中已经开展教学活动，若撤销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确认其违法，并由市教育局采取补救措施。
依据（2005）大行终字第125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内容，2008年5月22日，被告市教育局在兴华高中举办者宏良公司补充相关材料后为其颁发了教民210201300000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内容为：名称兴华高中；地址大连市高新园区七贤岭路学子街8号；负责人周家昌；有效期三年等内容。就该行政行为，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市教育局于2008年5月22日为兴华高中颁发办学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被告市教育局对兴华高中许可证的问题�新作出处理。本院于2009年9月23日作出（2009）沙行初字第60号行政判决，维持被诉的办学许可证，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陈见旭不服，提起上诉。市法院于2010年3月29日作出（2009）大行终字第32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陈见旭不服，向市法院提出申诉，该院于2011年7月22日作出（2011）大立二行监字第8号驳回通知书，驳回其申诉。陈见旭不服，向省高院申诉，省高院于2012年6月13日作出（2012）辽行监字第26号行政裁定，指令市法院进行再审。市法院于2013年2月25日作出（2012）大审行终再字第9号行政判决，维持原二审判决。陈见旭不服，再次向省高院申诉。省高院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2013）辽行监字第118号行政裁定，由省高院提审该案。2014年10月15日，省高院作出（2014）辽行提字第2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市法院于2013年2月25日作出的（2012）大审行�再字第9号行政判决，撤销市法院于2010年3月29日作出的（2009）大行终字第321号行政判决，撤销本院于2009年9月23日作出的（2009）沙行初字第60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市教育局于2008年5月22日向兴华高中颁发的教民210201300000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2014）辽行提字第2号行政判决的主要理由有：被告市教育局重新为兴华高中颁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行为与（2005）大行终字第125号生效行政判决的要求不相一致，而且合作办学行为发生在2000年，当时生效实施的是《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市教育局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重新颁发办学许可证，兴华高中补充的理事会推选决议、章程修正案等材料都是在陈见旭被剥夺了法定代表人、校长的权利，无法参与学校管理活动的情况下形成的，不能作为更换法定代表人的合法材料。市教育局颁发办学许可证行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2015年3月25日，原告陈见旭向被告市教育局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请求事项包括：赔偿办学投资款420000元；赔偿11年工资660000元；赔偿律师费36000元；赔偿交通费3000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1169000元。被告市教育局于2015年5月19日作出《市教育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原告陈见旭因上述诉讼行为发生了交通费、律师费。
本院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以及《国家赔�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上述规定明确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1.存在违法行政行为；2.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后果；3.违法行政行为与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赔偿请求人在时效内提起赔偿请求。
关于是否存在违法行政行为问题。本案中，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系基于被告市教育局作出的以下三个行政行为：一是市教委（现市教育局）于2000年9月11日、9月14日向商业银行甘井子支行、大连报社、甘井子公安分局出具介绍信的行政行为，该行为被本院及市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撤销；二是被告市教育局于2002年6月7日作�的向兴华高中颁发教社政字02012号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该行为被市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违法；三是被告市教育局于2008年5月22日作出的颁发教民210201300000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该行为被省高院生效法律文书撤销。以上三个行政行为业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违法或撤销，原告主张被告存在上述三个违法行政行为，本院予以认可。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被告抗辩称原告就被告作出的向商业银行甘井子支行、大连报社、甘井子公安分局出具介绍信的行政行为以及颁发教社政字02012号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赔偿，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就被告市教育局作出的上述第一个行政行为，即出具介绍信的行政行为，原告应自该行政行为被生效法律文书撤销或确认违法之日起的两年内提起行政赔偿，现原告就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赔偿已经超过两年，且未提供诉讼时效中止的证据，故对被告提出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市教育局作出的颁发教社政字02012号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的行政行为，虽于2006年6月被业已生效的（2005）大行终字第125号行政判决确认为违法，但该判决亦同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原告此时可期待被告就行政行为进行补救或重新处理，尚未明确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而被告市教育局于2008年5月22日颁发教民2102013000002号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行政行为，亦是对（2005）大行终字第125号行政判决的执行，两者具有延续性，故应以原告知道被告作出的最终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利，即省高院作出（2014）辽行提字第2号行政判决，作为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故对被告提出的原告就被告作出的颁发教社政字02012号社�力量办学许可证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赔偿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是否存在合法权益受侵害的损害后果问题。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市教育局赔偿办学投资款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其投资损失情况，理由如下：一、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兴华高中是由原告和宏良公司合作办学，原告对此予以认可。现原告主张与宏良公司仅是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实际投资均由自己负担，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主张，亦不能证明其与宏良公司就兴华高中的具体合作方案、投资情况、收入分配等情况。原告与宏良公司就兴华高中的投资情况未经确定前，无法确认原告的投资数额。且经法庭审理，原告坚持与案外人宏良公司之间就兴华高中无投资或其他民事纠纷。二、即使原告提供�凭证及发票等证据系筹建兴华高中所实际发生，其中发票、收条等证据证明的内容为支出情况而非原告投资情况，载明投资款的凭证为通用记账凭证、内部缴款单以及原告自己签名加盖印章的投资证明，并无验资报告，而根据原告主张以上的会计材料均由自己掌握，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本院无法认定。三、原告提供兴华高中筹建时出纳张翠萍的证言用以证明以上会计凭证的真实性及投资情况，但根据张翠萍证言，原告投资方式系将投资款交给张翠萍，由张翠萍将款项存入原告固定银行账户，后期存入兴华高中账户，需要支出时由张翠萍从上述银行账户取款。但原告及证人张翠萍均未提供将投资款存入银行账户的相关凭证。且证人张翠萍的上述陈述与原告及证人原顺利陈述的由原告将投资款直接支付各项花费相矛盾。此外，原告律师对证人张翠萍所作的调查笔录中证人张翠萍称，2000年9月14日前兴华高中招生83人，收学费、宿费、伙食费共计458550元，其中385520元存入银行，该笔款项后被查封。但在庭审中证人张翠萍称该笔款项包括学费及原告的投资款，其前后证言相互矛盾。证人原顺利自称对原告投资数额并不知晓，其只负责筹建学校的采购情况，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原告投资数额的依据。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投资款损失数额，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行政机关违法行为对公民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市教育局赔偿其11年工资、律师费及交通费�诉讼请求，并非由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被告市教育局的违法行政行为并非《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虽被告的行政行为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违法和撤销，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其直接损失的数额，故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见旭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晓宇
审 判 员 陈莹莹
代理审判员 姜林子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 丹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