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6民终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锦华，男，汉族，1967年10月22日出生，住丘北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金成，男，汉族，1949年7月6日出生，住丘北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范某3，男，汉族，1978年8月3日出生，住丘北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永丽，女，彝族，1981年5月10日出生，住丘北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范某1，女，彝族，2002年2月16日出生，住丘北县，系范某3长女。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范某2，女，彝族，2004年3月16日出生，住丘北县，系范某3次女。
法定代理人：范某3，男，汉族，1978年8月3日出生，住丘北县，系范某1、范某2之父亲。
上诉人李锦华因与被上诉人范金成、范某3、杨永丽、范某1、范某2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使用普通程序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锦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71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范金成于2008年1月14日经协商一致后达成一项土地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范金成自愿将其所承包的坐落于王家昌房子背后的地块转让给原告长期管理使用，协议约定的转让费为4000.60元，原告当日就一次性付清了所有转让款，并根据协议约定开始管理使用该地块。但该地块地理位置是斜坡，土地贫瘠，不利于耕种。原告聘请挖机来将该地块平整，又雇车将挖出的土块运出去，共花费112800元。至今该地已经平整具有经济价值。上述情况，对于整个解放寨的村民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需要证据证明，也能够说明，上诉人已经在该地上投入过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投入改造该地具有过错与事实不符。范某3与范金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养父子关系，范某3是跟随其母改嫁给范金成而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诉人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的争议地是范金成多年来栽种的自留地，上诉人完全有理由认为范金成对该地具有当然的管理使用权。签订合同以后，上诉人及时支付了范金成款项，并及时聘请挖机进行改造，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时，因为范某3不愿意赡养范金成而导致该买卖的出现，同时改造的时候，范金成一家人并不在家而是外出打工，改造完毕具有利用价值后，范某3才提出其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明知而故意改造该地，不符合客观事实。二、范某3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物权的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确权的基础是1999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也就是其记载的土地面积、来源应当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范某3持有的经营权证来源于范金成的1999年土地承包合同书。而该合同书上并无有关于该地“公路边上”的记载。因此，以此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二审中，上诉人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得知该地已经被改造完毕，产生相关费用，应当就此损失向有关部门申请鉴定，确认损失数额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未查明的情况下直接驳回显然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实属错误裁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范金成、范某3、杨永丽、范某1、范某2未发表答辩意见。
李锦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金成退还李锦华已经支付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4000.60元，赔偿李锦华全部经济损失共计112800.00元，两项共计116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范金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锦华与范某3、杨永丽、范某1、范某2因争执本村“公路上边”的土地发生纠纷。范某3、杨永丽、范某1、范某2于2016年8月23日就该地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本院判决后范某3、杨永丽、范某1、范某2不服，上诉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后经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李锦华与范金成签订的《出卖土地合同书》和《土地转让决定书》均为无效合同，并判决李锦华将该争执地返还范某3、杨永丽、范某1、范某2。庭审中，李锦华不能举证证明范金成收到土地购买资金4000.00元，也不能举证证明在产生纠纷期间其擅自对争执土地进行了平整改造产生具体费用是多少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李锦华与范金成签订的《出卖土地合同书》和《土地转让决定书》均为无效合同，李锦华在产生纠纷期间擅自投入资金对争执地块进行改造，李锦华本身自己存在过错，应该承担过错责任；李锦华主张范金成退还其支付的土地购买资金4000.00元，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故本院对李锦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锦华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2636元，减半收取1218元，由原告李锦华负担。
李锦华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有异议。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李锦华于签订协议当日就付清转让款4000.60元的事实。
范金成、范某3、杨永丽、范某1、范某2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未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虽然李锦华与范金成签订的《出卖土地合同书》和《土地转让决定书》为无效合同。但结合《出卖土地合同书》当中约定李锦华以4000.60元购买争议土地，以及李锦华从2008年开始耕种管理争议土地的事实，能够认定李锦华已经支付购地资金4000.60元给范金成。故李锦华针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所提出的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过二审审理，本院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
范金成系范某3的继父。范金成于2008年1月14日与李锦华签订《出卖土地合同书》，约定李锦华以4000.60元的价格向范金成购买坐落于王家昌房子背后的一块土地（即本案争议土地）。后因担心土地不允许买卖，双方又于2008年9月8日签订《土地转让决定书》，约定因范金成年老多病无力耕种，决定将该地送给李锦华。李锦华在支付合同约定的购地资金4000.60元后即开始管理使用争议土地，并对争议土地进行平整改造。
争议土地实际被登记在范某3所持有的09364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承包方代表为范某3，经营权共有人为杨永丽、范某1、范某2、范金成）。范某3、杨永丽、范某1、范某2于2016年8月23日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李锦华返还争议土地。该案经过两审，最终由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26民终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李锦华与范金成签订的《出卖土地合同书》和《土地转让决定书》无效，并由李锦华返还争议土地给范某3、杨永丽、范某1、范某2。因李锦华与范金成就确认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问题协商不成，李锦华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范金成退还其已经支付的土地出让金4000.6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12800.00元。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范金成是否应当向李锦华退还购地资金4000.60元及赔偿经济损失112800.00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首先，在本案中，李锦华所支付的购地资金4000.60元系范金成因《出卖土地合同书》所取得的财产，现《出卖土地合同书》已被确认无效。则范金成依法应将该笔资金返还给李锦华。李锦华要求范金成退还购地资金4000.60元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其次，李锦华明知其受让争议土地未经过发包方同意，仍擅自投入资金对争议土地进行平整改造，其自身对此存在过错。此外，对争议土地进行平整改造并非《出卖土地合同书》和《土地转让决定书》当中所约定的合同条款。即履行该两份合同不必然支出平整改造争议土地的费用，李锦华平整改造争议土地所支出的费用不属于因两份合同无效而必然遭受的损失。因此，李锦华要求范金成赔偿其因平整改造争议土地遭受的经济损失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锦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717号民事判决。
二、由范金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还李锦华购地资金4000.60元。
三、驳回李锦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636.00元，减半收取1218.00元，由李锦华负担1176.00元，范金成负担4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36.00元，由李锦华负担2552.00元，范金成负担8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秦永兴
审判员 张 祺
审判员 刘 曼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阳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