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6民终44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花木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53号。
法定代表人：郭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志，山东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华，系烟台市花木公司法务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贵松，男，196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亮、姜婷，山东华宇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烟台市花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贵松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4）芝民社一初字第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烟台市花木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从而导致错误判决。1、被上诉人提供的盖有“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专用章”的《林贵松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工程量最终确认数额》表是虚假证据，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2、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价格确认表”和“工程量最终数额”两份来支持其诉讼请求，但在庭审质证中，被上诉人对出具时间的陈述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经鉴定公章、私章均为扫描生成，是被上诉人伪造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3、从整个施工的工程情况看，上诉人承包的整个工程分小区内和小区外，小区内早已完工，且已结清工程款，小区外发包给被上诉人的人工费为每平方米13元，而被上诉人提供的确认表中却每平方米15元，还要加工铺装零工34万元，这明显不符合常理；4、上诉人承包甲方工程以来，没有直接雇佣人员，而以承包的形式对外发包，没有财务凭证做账，至于工资表上的时间2014年是因为2013年的账目已经终结，所以为了平账，账只能做到2014年，对此被上诉人也是认可的，一审法院不应以该工资表推定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合理性；5、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的劳动报酬，双方之间账目已结清。
被上诉人林贵松答辩称，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劳动报酬是事实，一审判决正确，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林贵松在一审诉称，2014年2月18日，原告组织24名农民工为被告承包的烟台市芝罘区套口锦绣新天地小区进行道板铺装、绿化等施工。截至2014年10月22日被告尚欠原告人工费等费用537625元。故具状请求被告支付人工费等费用537625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计算的利息。
烟台市花木公司辩称，（一）原告向法庭提供的《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价格确认表》和《林贵松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工程量最终确认数额》手写件和打印件各2份，经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虚假证据，且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无法自圆其说，不应也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使用。（二）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被告雇佣原告进行了部分施工，双方没有雇佣合同和手续，只是零星工程，而原告所持有的四份非常正规的证据材料中仅加盖了工程部印章是不正常的，最起码也应加盖单位的合同专用章。其次，从被告提供的向原告付款的凭证来看，原告所施工的每一个零星工程完毕后，被告都与原告进行了结算，且有的凭证中还写明了工程内容，说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属于即时清结，根本无需在整个工程完工后再进行工程量确认。再次、根据被告单位提供的工程投标文件、综合单价以及竣工后的图纸计算的包工包料总额来看，原告所施工的涉案工程，总价款为300,733.52元，这其中包括工程材料以及机械费等，而原告所诉要求被告支付人工费就590,625.00元，远远超过了被告包工包料的工程量，就是说被告如果将原告的人工费用支付后，将材料费等都垫进去还不够，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通。（三）原告于2014年3月所施工的工程为小区外道路铺装，根本就没有绿化工程。且也没有公司将工程项目人工费对外承包后，还要承担其在施工过程中的零工及工人上下班的班车费用，更何况原告所诉的涉案工程零工费用比铺装费用高出将近5倍，而本案中涉案工程的场地平整全部由建设单位负责，被告承包的工程是具备铺装条件的场地，不再需要零工再进行处理。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系被告单位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内设部门。2014年10月23日，原告具状至一审法院请求被告支付人工费等费用537625元及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
原告与被告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案有以下争执焦点：
（一）原告与被告是否签订了《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价格确认表》和《林贵松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工程量最终确认数额》。
原告主张：2014年2月18日，原告与被告单位的技术员王某在套口锦绣新天地工地上的一个仓库中签订了《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价格确认表》手写件，亲眼看见王某加盖了公章，后因手写件不规范，所以又向王某要了一份打印件，打印件是第二天给原告的。《工程量最终确认数额》手写件是原告本人在当天12点以前手写的，由王某和原告测量的工程量，亲眼看见王某加盖了公章，打印件也是王某当天打印给原告，并亲眼看见王某加盖了公章。
被告否认与原告签订过《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价格确认表》和《林贵松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工程量最终确认数额》，但认可原告为被告招标的套口锦绣新天地小区进行道板铺装工程的施工。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18日、加盖有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专用章的《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价格确认表》打印件（以下简称证据1）、手写件（以下简称证据3）各一份，内容均为：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与原告双方协商同意如下价格，道板铺装每平方米15元；上车石每平方米15元；锁边石每平方米15元；挡土墙每平方米125元；绿化井每个150元；铺装零工每个工日160元；绿化零工每个工日100元；上下班用面包车拉人每天160元（按每车次拉8人核算）；工地用自卸三轮车每天350元；因石子、沙砾不由原告承包，故工程竣工后出现的任何质量问题均由被告项目部承担，铺装零工不分大、小工，统价每工日160元，人工费每月15日项目部支付给原告90%，余下10%竣工后一次性结清，如被告违约，原告可随时停工。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称，上述两份确认表均是其与被告方的技术员王某在项目工地的一个仓库中所签，手写件是原告本人手写的，亲眼看见王某加盖了公章。又因其认为手写的不规范，所以向王某要了一份打印件，不清楚在哪打印的，是由王某在次日给的。后在鉴定结论出具后的第三次庭审中，原告又表示上述两份证据实际盖章时间为2014年8月中旬。证明原告为被告所承揽的套口锦绣新天地工程进行施工，双方约定的施工项目的单价。
2、2014年9月12日加盖有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专用章的《林贵松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工程量最终确认数额》打印件（以下简称证据2）、手写件（以下简称证据4）各一份，内容均为：道板铺装每平方米15元，工程量为5038平方米，计75570元；上车石每平方米15元，工程量为278平方米，计4170元；锁边石每平方米15元，工程量为689平方米，计10335元；挡土墙每平方米125元，工程量为107.80平方米，计13475元；绿化井每个150元，工程量为3个，计450元；水泥做压顶每个15元，工程量为20个，计300元；铺装零工每个工日160元，工程量为2149.50天，计343920元；绿化零工每个工日100元，工程量为720天，计72000元；上下班用面包车拉人每天160元，工程量为358天，计57280元；工地用自卸三轮车每天350元，工程量为37.5天，计13125元。原告称，上述两份证据均是在2014年9月12日当天加盖的公章，手写件是在当天12点以前写的，王某和原告测量的工程量，当时还有一个叫高德芹的工人扯尺，手写件是其亲眼看见王某加盖了公章。当时其认为手写的不规范，所以要了一份打印件，不清楚王某在哪打印的，打印件也是当天给原告的。证明原告为被告施工的工程量，工程价款为590625元。
被告否认与原告签订过证据1、证据2、证据3和证据4。
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落款处“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专用章”印文是否盖印形成；证据1、证据2是否同一天打印形成；证据3、证据4落款“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专用章”印文是否同一天盖印形成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该中心认为证据1和证据2落款甲方处“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专用章”印文及乙方处“林贵松印”印文均为喷墨打印形成，不是印章直接盖印形成。于2015年7月3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一）证据1、证据2落款处“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专用章”印文和“林贵松”印文均为打印形成，不是直接盖印形成。（二）无法判断证据1与证据2的打印文字是否同一天形成。（三）证据3、证据4落款处“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专用章”两枚印文不是落款标称时间间隔盖印形成，而是相近时间盖印形成。一审法院要求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相近时间”作出进一步说明，该中心于2016年11月10日回复如下：“相近时间”是指不同的文件之间，或同一份文件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形成时间接近。文书鉴定中“相近时间”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不是确切的时间概念，其时间长短是相对于需检文件之间标称的时间间隔而言。如需检文件之间标称的时间间隔为几个月到1年，“相近时间”通常可理解为1个月之内，甚至更短。被告交纳了鉴定费6300元。
原告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根据鉴定意见证据1和证据2两份材料本身就是打印件，鉴定意见为印文均为打印形成，不是直接盖章形成，2014年12月2日开庭时，原告曾说此两份打印件打印好后由被告方王某拿走，第二天才给原告，所以其认为是被告弄虚作假，而其并不知情。对证据3、证据4手写内容，首先鉴定结果显示印章是真实的，可以证明证据3和证据4手写的内容是经被告认可和确认的。关于鉴定意见中该两份材料中印章不是在落款标称时间盖章形成的，而是在相近时间盖印形成的情况，原告称，标称时间为2014年2月18日手写的价格表实际上是在2014年8月份左右加盖的印章。因为在2014年2月18日，原、被告双方曾经签订了一份价格确认表，后在2014年8月中旬由于下雨造成原告施工的停车场绿化带下沉，被告要求原告进行维修，于是原告提出增加零工费用，由原来的每天155元增加到每天160元，被告也同意，所以原告就将2014年2月18日手写的价格确认单交给了被告，被告在2014年8月份重新出具了一个价格确认表。后又在以后的庭审中，原告又表示是在时间临近9月份的8月30日签订和盖章的。至于原告的私章的保管情况，原告先称是由自己保管，给两份手写件盖章的时候，其把私章交给王某，并看着王某在上面盖的印，盖完后便将私章拿回。另外2张打印件也是王某要的原告的私章当着原告的面加盖的。加盖完后又将其私章归还了。加盖其私章是其亲眼所见，但加盖公章，其并没有看见，加盖的时间就是上面打印的时间。在以后的庭审中又称王某曾把其私章拿走过，时间不超过一上午或一下午，在把打印件交给其时又将私章归还。8月30日和9月12日签两份确认表均是这个情况，2月18日签的不是这个情况。
被告认为从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以证实，两份打印件中的原、被告印章均为打印形成的，如按原告在庭审中所述，该打印件是被告工作人员打印后给他的，而原告还说是亲眼看见王某加盖的印章，那么原告本人的印章应该是真实的。然而原告本人的印章也是打印形成的，这充分证明该两份证据是原告伪造的假证。
3、2014年2月18日价格确认表的照片一张，该表中载明零工涂装每日155元，时间是2月28日。原告称，该张确认表被告已经在2014年8月收回，被告又重新出具了一份2014年2月18日的价格确认书（就是庭审中提供的）其中零工的价格为原来的155元变为160元，实际盖章时间是2014年8月中旬。
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一审法院要求原告提供照片的原始载体，原告表示在庭后因不擅使用智能手机，在操作时不慎删除故不能提供。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他原是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工地只是负责测量和工程的质量，工程量是其去测量，再向公司汇报，汇报后由公司与施工人员核对后付款。像合同、单价等不经他手，均由公司定价。“烟台市花木新天地锦绣新天地项目专用”章由他持有使用，但原告提供的上述两份手写的价格确认表中印章不是他加盖的，他也没有在价格确认书上加盖过公章，不可能给原告盖章。两份打印件不是他打印的，他没有见到过该表。价格确认表中有些工程量原告根本没有干过，再加上单价和工程量都比实际高，总价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其工地加料加人工干的活总共才30万元。他平时一般开车到工地，车都不锁，就下去忙去了，章一直都在车上。现在他已经不在公司干了，但章确实不是其盖的。
2、被告单位的锦绣新天地景观绿化工程投标文件一份，其中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中载明：序号为14一行中，项目编码为040204001005，项目名称为“人行道块料铺设1.块料品种：普通人行道板；2.块料规格：200*100*60；3.3cmM7.5水泥砂浆”，“综合单价组成”一栏中“人工费”为7.05。序号为15一行中，项目编码为040202014005，项目名称为“水泥稳定砂砾1.厚度：厚度15cm；2.抗压强度：2.0MPa;3.土基夯实”，“综合单价组成”一栏中“人工费”为2.80。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中载明：序号为14一行中，项目编码为040204001005，项目名称为“人行道块料铺设1.块料品种：普通人行道板；2.块料规格：200*100*60；3.3cmM7.5水泥砂浆”，计量单位为㎡，工程数量为4726.800，金额（元）一栏中综合单价为50.47，合价为238561.60。序号为15一行中，项目编码为040202014005，项目名称为“水泥稳定砂砾1.厚度：厚度15cm；2.抗压强度：2.0MPa;3.土基夯实”，计量单位为㎡，工程数量为4726.800，金额（元）一栏中综合单价为29.91，合价为141378.59。被告用上述证据证明因为涉案工程是被告方通过招投标取得的工程项目，按照当时的招标文件原告所施工的道板铺装的人工费是9.85元，该9.85元就是整个道板铺装的人工费每平方米9.85元，而原告向法庭提供的价格表的道板铺装的人工费是每平方米15元，而且该价格表中铺装的零工费用不包括在内，通过提供当时的招标文件中确定的单价，来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其取得该工程的时候，人工费是9.85元每平方米，而原告制作价格确认书的单价是15元每平方米还包括零工，该费用远远超越了承揽时的费用，该表不符合常理。
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原告无关。原告是依据与被告商定的工程价款以及最终确认的工程价款进行结算的，至于被告与招标单位谈的价格与原告无关。
（二）原告为被告施工的工程量。
原告主张：其本次主张的均是在签订2014年2月18日价格确认书后才进行施工的工程量，包括大约80%的墙外铺装工程、20%的墙内的铺装工程、以及所有的墙内绿化以及室外的挡土墙。起诉的涉案的工程就是整个新天地小区的墙外的道板铺装工程，还包括整个小区墙内楼前、楼后的铺装道板工程、绿化工程、车位工程、挡土墙工程、下管道、绿化景，总的来讲被告的整个工程都是由原告施工。当时约定的价格的是道板铺装每平方米15元，零工不包括在内，除了铺道板砖和绿化以外，其他的所用的零工都需额外计算，包括人工上沙粒、人工找平、人工回填场地、下电管、下水管、所有的沟、坎都需人工进行回填，只有上面的程序完成后才能铺装道板，所以铺装道板是15元，其他的程序还要额外计算人工费。
被告辩称，原告在2014年2月以后所施工的工程均是墙外工程，不包括绿化工程。原告为其施工的工程量应按其单位提供的、由委托方与监理方共同确认的工程量明细为准。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证人林某1、林某2、林某3出庭作证。原告称：三位证人是跟着其干活，由其雇佣并发放工资。林某1从2014年2月18日开始跟着其干被告的工程，铺装位于套口经济适用房的36至43号楼四周停车位工程及绿化工程以及局部挡土墙，原告和其协商是一个月一结算工资，原告在2014年8月中旬（约13号左右）给了其2000元。该工程是9月12日完工的，全体24人都从工地上撤出，具体24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林某2是其雇佣的驾驶员，开车接送工人，平时在工地干点杂活，多的时候能拉12、13、14、15个人，少的拉7、8个人，工资也是一个月一结算，车1天160元，人一天130元，大概干到6月底7月初，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之后其就不干了，给了其多少钱想不起来了，还欠其1.8万元左右。林某3是干杂活的，也是在36到43号楼干活，哪需要上哪去，没有什么固定的活，工资也是1个月一结算，每天是130元，一直干到底到2014年9月份。原告在2014年8月中旬给他2000元，还欠其2.1万元左右。该3人是跟着其干36到43号楼工程。证明涉案的工程是由包括原告在内的24名农民工施工完成。该3人是其中的3位。
证人林某1称：其跟原告干活3、4年了，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从2014年正月十五以后便跟着原告到黄务西小区干瓦匠，主要是理停车位、栽树，具体的哪个楼不知道。其与原告商量的工资是每天150元，一个月一结算，原告共给了不到2000元，还欠不到2万元，其干到9月份。一起干活的人员不定，基本上每天保持在大约7到9个人之间。
证人林某3称：其在2014年以前也给原告干过活，2014年正月十五以后原告找其一起干活，其主要是干零工，栽树、栽草，在2014年跟原告主要是在黄务套口干到9月上旬，干活的具体位置不清楚，主要是干停车位工程、栽树、栽花、栽草，其本来与原告商量工资是10来天结算，但一直到2015年春节的时候经过其多次讨要，原告才给了其2000元，还欠1.8万元左右，目前还没有结算，工地上一起干活的多的时候有24、25个人，少的时候有的20个人。
证人林某2称：其是2014年正月十五以后开始给原告干活，当时是原告到家里找的，让其用自己的车送人，送人到工地后，有的时候在那干活，有时有事就走了，下午到点再过去拉人。其总共给原告干了80来天，从正月十五以后陆续干到2014年七月中旬，当时商量工资是一个月结算，工资按每天用车160元计算，没有其他的钱。现在原告欠的都是用车的钱。每天拉送工人有时是7、8个人，多的时候是10个左右。平时在工地上有多少个人不清楚，大约10个左右。
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真实。首先原告提供的三个证人证言根本就没在涉案工地干过活，否则，不可能连工地在哪里都不知道。其次，三个证人证言之间的陈述与原告的陈述不相一致。三个证人证言陈述的工地人数、发工资的时间、以及工费的数额相差太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6年1月15日出具的，加盖“烟台市锦绣新天地工程项目部”印章的证明一份，内容为“烟台市花木公司所承接的烟台市宏丰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锦绣新天地第五标段小区内景观绿化工程于2013年12月底全部施工完毕。小区外围铺装工程于2014年3月份开始施工，外围无绿化工程。与烟台市花木公司的工程结算正在审核办理决算中”。证明原告施工的项目外围无绿化工程，原告亦未对外围绿化工程施工。
原告表示，绿化工程应该是包括在2013年的工程之内，但在2013年没有绿化完，只绿化了一点点，故其余的绿化工程全部转到2014年2月18号的工程之后。该份证据与原、被告之间实际施工的工程内容以及双方签订的工程量及价格结算材料是相互矛盾的，其认为应该以后来双方签订的工程量内容以及工程价格进行结算。
2、发包人为“烟台市宏丰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人为“烟台市花木公司”于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锦绣新天地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载明“现场土石方已由建设单位按照设计规定要求进行平整”。证明场地平整工程由建设单位负责，而非由原告进行平整。
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系。
3、2015年1月21日出具的，加盖“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专用章”的锦绣新天地景观绿化外围工程量明细一份及《烟台市花木公司根据甲方监理确认后的锦绣新天地第五标段景观绿化工程的竣工图》图纸一宗，确定2014年3月份施工的外围部分工程量：1、道板铺装：5025.71平方米（垫层砂砾由机械挖掘机、铲车平整），2、上车石：251.40米，3、锁边石：566.5米，4、挡土墙：70.12立方米，5、排水井：2个雨水井（含42米管安装）、1个沉淀池（含5米管安装），6、挡土墙压顶：10米（0.6米宽0.06厚水泥砂浆）（本工程无零星工程）。证明2014年3月份施工的外围部分工程量。
原告认为，其已经提供了2014年9月12日的工程量确认表，在表中已经确认了工程量，该份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没有其签字确认，其不予认可。2014年12月2日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已经明确认可工程量是原告施工，同时表明欠付原告的工程款已经付清了，当时法庭让被告提供证据，至今被告也未提供，被告仅仅提供了假工资表，而假工资表的金额就是根据原告的工程价款计算的。
4、2016年11月25日被告出具的锦绣新天地景观绿化外围工程人工费单价，内容为：道板铺装：13元/平方米；上车石：9元/米；3、锁边石：9元/米；4、挡土墙：90元/立方米；5、排水井+1个沉淀池360元；6、挡土墙压顶：15元/米。
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原告与被告均不申请对工程量与单价进行司法鉴定。
（三）被告支付给原告工程款的数额。
被告主张，其自2014年2月27日起至同年8月29日，分别通过现金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工程款72050元。
原告则主张，被告仅支付了工程款56000元，被告于2014年8月14日通过银行存到原告的卡上16050元是他人支付的工程款，不是被告支付的。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4年8月14日烟台银行客户回单一份，内容为：户名为林贵松、账号为72×××13、金额为16050元，证明其于2014年8月14日向原告账号为72×××13的账户内存款16050元。
原告对证据本身没有异议，但表示此款不是被告支付的，是他人支付。针对原告的此项抗辩理由，原告在一审法院限期内未提供相关证据。
2、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转账单各3张，证明被告在2014年2月25日付给了原告1000元、同时3月14日付给原告3400元、同时4月28日付给原告2000元；同年4月5日付给原告10000元、同年5月19日付给原告14000元、同年5月21日付给原告9000元、同年6月12日付给原告3000元。共计为42400元。
原告对证据本身没有异议，但认为应该以收条为准，其收到被告的款就一定给被告出具收条，无论是银行转账还是现金。
4、原告给被告出具的2014年2月至9月间工资表11张，证明原告从2014年2月至2014年9月从被告处领取了工资541500元。
原告表示，这些工资表上“领款人签字”所有人员均是其一个人所签，这是被告为了逃税用发工资的名义来支付工程款，上述工资表中的工资被告并未实际支付。这些工资表上月份其不是其书写的，实际上是去年的工资表，做工资表就是为了要工程款，实际上原、被告之间没有用工关系，这些工资被告都没有支付过。且工资表与被告签字盖章确认的工程价格确认表以及工程量确认数额这两份证据矛盾，如果发工资，被告就不会向原告出具工程价格明细以及工程量数额这两份材料。
5、收条四张，其中2014年2月27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档土墙陆佰元正￥600.00林贵松14.2.27”；5月28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人民币壹仟元正￥1000.00林贵松14.5.28”；7月17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人民币伍仟元正￥5000.00林贵松14.7.17”、8月29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人工费柒千元正，7000.00套口小区14.8.29”，证明其支付给被告现金13600元，同时也证明在道板铺装工程以外，如还需要增加零工，原告每施工一个阶段完了一个项目，被告都及时将款付给原告，其单位均立即付款了，如600元的档土墙费用，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单价确认表和工程量确认表。
原告对上述收条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中7月17日的5000元记不清是2014年2月18日以前还是以后的。同时其在2014年8月22或23日还给被告出具了一张总收条，金额为46000元，时间自2014年2月18日至2014年8月23日，被告总共给其46000，王某让其出具了总收条，原来的收条也没有收回。
被告否认曾收过原告出具的46000元的收条。
6、2014年1月24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套口工地所有人工费计220080元（今已收48900.00）”，余下171180元一次性结算清。身份证号370631196103265510林贵松2014.1.24。证明在2014年1月24日之前，原告原来所施工的款项已全部付清，而不是如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讲的被告还欠付6000余元。
原告认为这是2013年的工程款，与本次诉讼没有关系，其本次诉请的工程款是2014年2月18日以后的。
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价格确认表》、《林贵松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工程量最终确认数额》、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单、中国光大银行转账单、烟台银行客户回单、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等为证，还有原告与被告的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均经开庭质证和法院审查认证，可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虽然原告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存在瑕疵，但无法否认加盖有“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专用章”的2014年9月12日《林贵松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工程量最终确认数额》的真实性，再结合被告庭审中提供的金额为541500元的2014年2月至2014年9月的工资表，亦从侧面可以佐证原告所主张的工程款金额，故对该份证据应予以采信。被告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信。原告确认已收到被告工程款56000元，但否认2014年8月14日通过银行存到原告的卡上16050元是被告支付的工程款，因该证据的原件是被告持有，而原告在一审法院限期内未能提供系他人支付工程款的相关证据，故被告的此项主张，法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应支付原告工程款518575元。现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工程款518575元及利息的主张，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多诉部分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判决：一、被告烟台市花木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林贵松工程款518575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23日起至判决生效执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林贵松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烟台市花木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76元，由原告林贵松负担190元，被告烟台市花木公司负担8986元。鉴定费6300元，由原告林贵松负担。限原告与被告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欠付被上诉人的劳务费以及欠付劳务费的具体数额。上诉人将其承包的套口锦绣新天地道板铺装、绿化等工程劳务分包被上诉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欠付其劳务费537625元，虽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及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存在一定瑕疵，但上诉人无法否认加盖有“烟台市花木公司锦绣新天地项目部专用章”的2014年9月12日《林贵松2014套口锦绣新天地工程量最终确认数额》的真实性，再结合上诉人庭审中提供的金额为541500元的2014年2月至2014年9月的工资表，亦从侧面可以佐证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劳务费数额，被上诉人已确认已收到上诉人支付的劳务费56000元，但否认2014年8月14日通过银行存到被上诉人卡上16050元是上诉人支付的劳务费，因在一审法院限期内未能提供系他人支付劳务费的相关证据，故本院依法认定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劳务费数额为518575元，对被上诉人多主张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主张其不欠被上诉人的劳务费，其已结清上诉人的劳务费72050元，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76元，由上诉人烟台市花木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栾建伟
审判员 张燕华
审判员 于 青
二〇一八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王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