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26民终6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宏，男，1988年9月27日生，汉族，居民，住丘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鹏，男，1994年3月27日生，汉族，居民，住丘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英，女，1968年1月4日生，汉族，居民，住丘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冲，男，1996年8月9日生，汉族，居民，住丘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家，女，1990年7月13日生，汉族，居民，住丘北县。委托代理人：王洪兴，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自明，男，1973年1月2日生，汉族，居民，住丘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光辉，男，1966年4月18日生，汉族，居民，住丘北县。上诉人刘树宏、刘树鹏、李桂英、刘树冲、刘树家与被上诉人刘自明、王光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20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8月2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刘树宏及其五上诉人的代理人王洪兴，被上诉人王光辉及其代理人廖汝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树宏、刘树鹏、李桂英、刘树冲、刘树家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云2626民初20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改判被告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云2626民初206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依法应予以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证人邓某系阿额村小组长和认定《土地转让合同书》上证明人杨宏召系阿额村小组干部缺乏证据证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王光辉及邓某、杨宏召系阿额村小组干部，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王光辉、邓某、杨宏召的一面之词，便偏听偏信，径直武断采信被上诉人王光辉的证明观点实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由村小组长代笔，村干部作证，证明发包方已同意该转让行为”实属偷换概念、张冠李戴，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方。第一、被上诉人一审没有证据证明《土地转让合同书》的代笔者邓某和证明人杨宏召系阿额村小组长和小组干部。第二、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证明，本案争执的承包地“野狗山”的发包方是“丘北县树皮乡矣得村阿额组”不是邓某和杨宏召。第三、本案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的变更，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的规定，应由发包方阿额村小组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份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过半数同意……”的规定，开会讨论决定同意转让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才能生效。第三、“代笔”即是“代书”与“同意”系意思完全不同的两个词语，一审法院把“代书”视为“同意”实属偷换概念、张冠李戴。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之间转让承包地“野狗山”并未的得到发包方丘北县树皮乡矣得村阿额组的同意，一审法院偷换概念、张冠李戴，认为“由村小组代笔，村干部作证，证明发包方已同意该转让行为”实属错误，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方。三、一审认为“原告自1999年土地承包至今均与刘自明共同生活，没有理由不知道刘自明将争执地转让给王光辉”纯属想象断案，不尊重事实。首先，虽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刘自明自1999年户口没有分开，两被上诉人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书》的时间为2010年正月13日，但是2010年至2015年期间，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刘自明均各自在外打工，均没有在阿额村生活，承包地均是由刘自明出租给他人种植庄家。上诉人于2015年年底打工回来准备在家养牛才知道两被告转让“野狗山”承包地并不违反逻辑，一审法院凭什么理由认为上诉人早就应当知道呢？其次，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证明，上诉人及刘自明等6人对“野狗山”承包经营权享有共有权。两被上诉人明知“野狗山”承包地是上诉人和刘自明6人共同共有承包经营权，在经“野狗山”承包经营权共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情况下，背着“野狗山”的承包经营权其他共有人私人进行转让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和《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两被告所签订转让“野狗山”的《土地转让合同书》违法无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背着“野狗山”承包地的其他共有人，且在未经“野狗山”承包地发包方丘北县树皮矣得村阿额组同意的情况下，将承包地“野狗山”进行买卖的行为依法属于违反行为；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云2626民初206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依法应予以改判。恳求上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2017）云2626民初20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王光辉答辩称：2010年正月13日刘自明将阿额村“野狗山”，四至界限北至杨光映，上至大路，下至小路，南至邓召所的一块土地转让给本村答辩人王光辉耕种，当时双方都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答辩人王光辉依约支付6000元转让费给刘自明，并由当时任阿额村小组组长的邓某代书《土地转让合同书》，村干部杨宏召及村民王光春作证。土地转让至今七、八年时间，双方及被上诉人均没有任何争议，答辩人也从来没有改变受让土地的适用性质。综上所述：1、刘自明与答辩人王光辉转让涉案土地使用权时，由村小组代笔、见证，村干部和村民作证，足以证明刘自明与答辩人王光辉转让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自愿、合法，并且得到了发包方的同意、许可。2、五被答辩人自1999年土地承包至今均与刘自明共同生产、生活，理应知道或应当知道刘自明已将涉案土地转让给答辩人王光辉的事实。所以根本不存在刘自明与答辩人王光辉恶意串通。侵犯五被答辩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县五被答辩人以确认答辩人王光辉和刘自明签订的合同无效为由，起诉、上诉要求确认涉案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无效，将涉案的土地“野狗山”返还给五被答辩人的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望二审法院再次查证核实本案客观事实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自明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树宏、刘树鹏、李桂英、刘树冲、刘树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两被告2010年正月13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无效；2、判令王光辉将“野狗山”承包地返还原告。一审法院确认法律事实：1999年，土地延包到户时，刘自明、刘树宏、刘树鹏、李桂英、刘树冲、刘树家及已故的王安刘、王桂仙以刘自明为户主，承包得阿额村位于“野狗山”的一块承包地，并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刘树宏、刘树鹏、李桂英、刘树冲、刘树家至今仍然与刘自明共同生活。2010年正月13日，经刘自明与王光辉协商达成协议，刘自明将前述“野狗山”的承包地以6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光辉使用，并请当时任阿额村小组长的邓某代书，村干部杨宏召及村民王光春作证，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书》。王光辉受让取得该承包地使用权后，至今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审查采信的原告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转让合同书》和王光辉提供的《农民集体承包合同书》、邓某、王光春的当庭证言在卷佐证。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审查的原告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转让合同书》和王光辉提供的《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邓某、王光春的当庭证言在卷佐证。一审认为，刘自明与王光辉转让该承包地使用权，由村小组代笔，村干部作证，证明发包方已同意转让该行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刘自明与王光辉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原告认为刘自明与王光辉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无证据证明，且原告自1999年土地延包至今均与刘自明共同生活，没有理由不知道刘自明将争执地转让给王光辉，因此，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树宏、刘树鹏、李桂英、刘树冲、刘树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刘树宏、刘树鹏、李贵英、刘树冲、刘树家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法律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王光辉是否有理由相信作为户主的刘自明有权代表家庭转让经营承包权证上的部分土地；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的效力如何。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采取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即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本案中，刘自明作为五上诉人承包户的户主在2010年正月13日就与王光辉协商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书》，将家庭承包的部分土地转让给王光辉户管理耕种，至2016年11月10日五被上诉人起诉时已有6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五上诉人从未对刘自明的行为提出过异议，故王光辉是有理由相信作为户主的刘自明是有权代表家庭转让经营承包权证上的部分土地的。对合同效力的问题。五上诉人以王光辉与刘自明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为无效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认为，2010年正月13日，刘自明与王光辉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由当时任阿额村小组组长的邓某代书，村干部杨宏作证，刘自明将前述“野狗山”的承包地以6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光辉使用，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书》，王光辉受让该承包地使用权后，至今未改变土地适用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十四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方式”，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故刘自明有权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其与王光辉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情形。故五上诉人刘树宏、刘树鹏、李桂英、刘树冲、刘树家认为刘自明与王光辉恶意串通的上诉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树宏、刘树鹏、李桂英、刘树冲、刘树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琴审判员 秦永兴审判员 张文科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