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吉01民终19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周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郭艳蓉，辽宁盛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丹，女，1972年5月15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委托代理人：李冰，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玉，男，197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上诉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信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丹、李红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吉0192民初7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通信诚公司在原审时诉称：2014年6月5日，汇通信诚公司与李红玉签订《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李红玉以融资租赁的方式租赁汇通信诚公司一汽丰田牌汽车（车牌号为吉AL50**）一辆，租赁期限36个月，每期租金14350.14元。但自2014年12月起，虽经汇通信诚公司多次催要，李红玉拒不支付租金等费用。合同约定，李红玉连续二期未向汇通信诚公司支付租金，李红玉应即刻付清全部款项及支付滞纳金等，且汇通信诚公司有权行使抵押权。李红玉应承担汇通信诚公司因追索合同权利产生的律师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李红玉夫妻双方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汇通信诚公司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2.李红玉向汇通信诚公司赔偿损失及费用暂定537897.37元[损失及费用=全部未付租金444854.34元+逾期支付租金滞纳金91043.03元（暂时计算至2016年6月28日，从2016年6月29日起的滞纳金以444854.34元为基数，按1.2‰/天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律师费2000元]；3.确认《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车牌号为吉AL50**的一汽丰田牌）的所有权归汇通信诚公司所有，李红玉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4.汇通信诚公司可以就本诉讼请求第3项所指的租赁物与李红玉协议折价，或者将该租赁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用于清偿李红玉按诉讼请求第2项付款义务；如所得价款不足清偿上述债务，则不足部分由李红玉继续清偿，如所得价款超过上述债务，则超过部分归李红玉所有；5.赵丹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赵丹、李红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汇通信诚公司主张其与李红玉之间成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李红玉抗辩称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汇通信诚公司与李红玉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中的约定、吉林省隆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隆孚公司）、汇通信诚公司、李红玉三方签署车辆交接单的记载以及汇通信诚公司提供的招商银行汇款回单的内容显示，汇通信诚公司向隆孚公司支付融资款，承租人李红玉向出租人汇通信诚公司租赁车辆，经销商隆孚公司向李红玉交付车辆，这只是具备了融资租赁合同的表象。然而，隆孚公司于2014年6月6日向李红玉付款38.5万元，汇通信诚公司于2014年7月15日向隆孚公司付款38.5万元，从这一款项流动的事实可以看出汇通信诚公司向隆孚公司所付款项并非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融资即购车款。因此，李红玉提出的该款是汇通信诚公司通过隆孚公司向李红玉提供的贷款的主张应予支持。因此，汇通信诚公司与李红玉之间实质是融资租赁合同掩盖下的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本案应属名为融资租赁，实为民间借贷。但鉴于汇通信诚公司经该院释明不变更诉讼请求，该院如按民间借贷审理，一是与汇通信诚公司诉讼请求不符，二是无法查清全部事实。因此应依法驳回汇通信诚公司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汇通信诚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9180元，退还汇通信诚公司。宣判后，汇通信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是:一、本案系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汇通信诚公司是承租车辆的唯一所有权人,李红玉对承租车辆仅有使用权。一审裁定认为“本案应属名为融资租赁”,属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1.依照最高院融资租赁解释第一条规定,法院应结合租赁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一审法院仅依据一个转账记录就错误的认定本案不是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2.依照汇通信诚公司与李红玉、赵丹签订的《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由李红玉自主选择车辆及经销商吉林省隆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孚公司),并直接与经销商签订汽车买卖合同,作为本融资租赁合同的附件;汇通信诚公司是承租车辆的唯一所有权人;汇通信诚公司明确禁止李红玉作出影响汇通信诚公司所有权的任何行为;承租车辆只是由李红玉“占管”。上述合同条款已经明确了承租车辆的买卖双方和出租方、承租方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具备明确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3.经汇通信诚公司、李红玉及隆孚公司三方在《车辆交接单》签章,确认了李红玉承租人的身份,后办理了车辆登记和抵押登记。汇通信诚公司依约向李红玉选择的隆孚公司支付购车款,李红玉已按约支付5期租金,即双方已通过事实行为确认融资租赁关系。4.汇通信诚公司为李红玉使用承租车辆时方便处理年检、交通事故等事务,授权将承租车辆登记在李红玉名下,同时为限制李红玉对承租车辆有销售、转让等侵害汇通信诚公司所有权的行为,依法办理抵押登记,符合最高院融资租赁解释第九条之规定,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采用上述抵押登记的方式保护权利,不影响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5.公安部在给最高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研究室的答复:《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均明确:“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最高法院给上海高院的复函(2000执他字第25号)均确定了不能简单以公安机关登记认定所有权。因此,汇通信诚公司与李红玉、赵丹签署的租赁合同具备明确的融资租赁意思表示,是融资租赁合同性质,并且已经实际履行。一审裁定认为“只是具备了融资租赁合同的表象”,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二、本案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裁定认为“本案实为民间借贷”,属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1.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假如汇通信诚公司与李红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之间应该存在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及交付资金的行为。本案中双方之间没有借贷的约定和意思表示,也没有借贷的事实发生,更没有汇通信诚公司向李红玉交付资金的行为,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裁定认为“双方之间实质是融资租赁合同掩盖下的民间借贷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租赁合同、车辆交接单等均是三方严格按照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进行签署与履行。而隆孚公司向李红玉付款的性质及金额如何,应是李红玉与隆孚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汇通信诚公司无关,汇通信诚公司无法参与,也无从得知李红玉与隆孚公司之间是否有欺瞒汇通信诚公司的买卖、借贷或者其他关系,一审法院仅依据付款金额相同就错误的认定“该款是汇通信诚公司通过隆孚公司向李红玉提供的贷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符合人民法院受理及审理诉讼案件的法律规定,即使本案非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亦应审理并裁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汇通信诚公司起诉,适用法律错误。1.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起诉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汇通信诚公司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具体明确,且已提供证据证明所依据的事实属实并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应依法审判,而一审裁定依照此条驳回汇通信诚公司起诉是适用法律错误。2.依照最高院融资租赁解释第一条规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即使本案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亦有效,法院应从合同实际约定的法律关系实质,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法律适用,并据此作出公正裁判。一审法院仅因与汇通信诚公司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就不解决纠纷而裁定驳回起诉,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李红玉、赵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赵丹、李红玉辩称：一、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基本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并非融资租赁。赵丹在原审庭审中已提供《购车协议书》原件证明涉案车辆是李红玉从案外人吉林省驰海物资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处购买取得,并进行了车辆登记,李红玉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同时,赵丹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大额支付交易来账清单》原件,证明2014年6月6日汇通公司通过隆孚公司向李红玉出借38.5万元的借款事实,这与汇通公司自认的其向经销商支付38.5万元完全吻合。李红玉以涉案车辆作为抵押物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汇通公司并未提供购车合同,提交的购车款票据金额431200元与其自认实际向经销商支付的38.5万元不符。汇通公司主张其为车辆唯一所有人缺乏证据证明。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自身诉讼权利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汇通公司虚构法律关系经释明后仍坚持以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起诉的行为属于恶意诉讼,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起诉基本条件。三、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汇通公司释明可变更诉讼请求后,汇通公司不同意变更。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若径行对汇通公司未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裁判,就等同于人民法院代理汇通公司行使起诉权利,同时剥夺了李红玉、赵丹的抗辩权利,违反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四、原审裁定结果并未给汇通公司带来实际损失,同时也保障了李红玉、赵丹的抗辩权利,彰显了司法公正,也与司法实践相符,应予以维持。本院审理查明：2014年6月5日，汇通公司与李红玉签订了《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由李红玉自行选购汽车，直接与经销商隆孚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同年6月6日，隆孚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李红玉支付385000元。汇通公司提交的《车辆交接单》显示案涉车辆交付给李红玉的时间亦为6月6日。同年6月12日，车辆登记管理机关记载案涉车辆由案外人吉林省海驰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转移登记至李红玉名下，获得方式为购买。同年6月25日，汇通公司为抵押权人，办理了案涉车辆的抵押登记。7月15日，汇通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隆孚公司431200元，汇通公司称该部分款项中包括支付案涉车辆的款项385000元。本院认为，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当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当事人的实际履行情况不同时，应当探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汇通公司与李红玉所签订的《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系由李红玉与隆孚公司签订车辆买卖合同，汇通公司向隆孚公司直接支付购车款，但本案中，案涉车辆先交付至李红玉，继而更名至李红玉名下，汇通公司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之后才向隆孚公司支付款项，说明汇通公司对于尚未支付货款即发生了车辆所有权从原车主转至李红玉之事系明知，而且其不能提交李红玉与隆孚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即不能举证证明李红玉与隆孚公司之间约定先办理车辆的更名手续后收取车款，而隆孚公司在没有收到车款的情况下即将车辆办理更名过户至李红玉名下，与车辆的通常交易习惯不符，更与常规买卖合同不相符合的是，作为出卖方的隆孚公司在交付给李红玉车辆的同时亦向李红玉转账给付款项385000元，而根据汇通公司的陈述其在以上内容均办理完毕后才向隆孚公司支付购车款385000元，综上事实，能够认定汇通公司并没有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以作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融资债权担保的意思表示，即本案合同中仅有融资，并无融物内容，而是以案涉车辆的抵押权作为融资的物权担保，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本质并不相符。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并非汇通公司所主张的融资租赁合同，并在汇通公司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驳回汇通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汇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雨萍代理审判员  于小依代理审判员  胡月皓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尤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