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14民终7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伟邦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黄金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铸安，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鹏，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旺兴达（丰顺）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丰顺县汤坑镇铜盘村。法定代表人：冯理爱，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万厚，男，197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丰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旺兴达（丰顺）电子有限公司第三分厂。住所地：梅州市丰顺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第*号。负责人：邱万厚。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福林，广东宏泰（梅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云娥，女，196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丰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云金，女，197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丰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厚星，男，197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奕棍，男，196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丰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培春，男，195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丰顺县。原审被告：丰顺县汤坑镇春和电声配件厂。住所地：广东省丰顺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号块地。经营者：邱培春、巫丹丹。上诉人江西伟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伟邦公司”）与被上诉人旺兴达（丰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兴达公司”）、邱万厚、旺兴达（丰顺）电子有限公司第三分厂（以下简称“旺兴达第三分厂”）、蔡云娥、蔡云金、黎厚星、罗奕棍、邱培春、原审被告丰顺县汤坑镇春和电声配件厂（以下简称“春和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法院（2016）粤1423民初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西伟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鹏、梁铸安，被上诉人旺兴达公司、邱万厚、旺兴达第三分厂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福林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蔡云娥、蔡云金、黎厚星、罗奕棍、邱培春经本院公告开庭传票，原审被告春和厂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西伟邦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和事实，以证据无法确认指定收货人及证实所欠货款数额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是片面和错误的。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货物签收人是旺兴达公司的收货人。上诉人与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之间于2010年9月份起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向旺兴达公司销售电镀添加剂等产品，由邱万厚、蔡云娥、黎厚星、罗奕棍等人收货后，旺兴达公司向上诉人结算了部分货款，此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首先，上诉人与旺兴达公司、第三分厂的交易过程中，对货物进行签收的一直是邱万厚、蔡云娥、黎厚星、罗奕棍等人，签收单据上的货物均为邱万厚及其妻子蔡云金在报价单上确认单价的产品。旺兴达公司也支付了前述货物中相应的部分货款，证据贯穿了双方整个交易周期各重点环节，已形成了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确认报价-交收货物-发票抵税-支付货款”的完整证据链，事实足以证明，对于已签收但未支付的货款，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应当承担相应的支付义务。其次，根据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亲自到旺兴达第三分厂进行实地调查所取得的证据录音及照片证实，黎厚星与罗奕棍一直在旺兴达第三分厂工作，任职技术人员，而旺兴达第三分厂负责人邱万厚的妻子蔡云金及其姐蔡云娥则作为管理人员对旺兴达第三分厂财务、业务、生产进行管理。证据足以证实，前述的各收货人均任职于旺兴达第三分厂，收货人对货物的签收应当视为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对货物的签收。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拖欠货款金额的事实。上诉人与旺兴达公司发生买卖交易以来，上诉人一直依照约定向旺兴达第三分厂交货，检验并在附带的送货单上产品型号及数量进行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收货，其中，签收人分别为负责人邱万厚、罗奕棍以及产品报价单上指定的收货人蔡云娥、黎厚星等人。旺兴达第三分厂收货后，上诉人的财务根据交易情况生成对账单并向旺兴达第三分厂提供，由该厂负责人邱万厚的妻子核对后回传，交易过程中，报价单、送货单、对账单上记载的产品型号、数量、单价、总价呈一一对应的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已向旺兴达第三分厂发送货物金额已达人民币1677012.50元。前述事实所依托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旺兴达公司及邱万厚对证据及事实予以否认但既不申请鉴定也未提供反驳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对反驳上诉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没有举证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三、被上诉人对于已付货款中转账支付的辩解明显不符合行业实际交易习惯，且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依法不应被采信。1、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庭上承认了收到上诉人提供的发票并支付了款项，但其表示交易是即买即用买卖关系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本案中，电镀添加剂产品不是统一规格、简单采纳就能直接使用的货物，不同的添加剂厂商甚至同一厂商内部不同型号产品的规格、成分差异较大，产品的使用需要根据加工用途经买卖双方不断的实验、测试、调试后才能最终投入生产使用，被上诉人“即买即用”的辩解在实际交易中不可能实现。2、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的证据“增值税发票”与“银行转账记录”均系“即买即用”的交易中产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有责任阐明其主张的“即买即用”买卖交易中，其购买产品型号、价格、用途及产品的最终去向等内容，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实际上，“即买即用”的说法，只是被上诉人在面对无法推翻的增值税发票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了其已付本案部分货款的情况下，依法不应被采信。四、假设收货人并非旺兴达公司的工作人员，收货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蔡云娥、罗奕棍、黎厚星等人并非旺兴达公司或第三分厂的指定收货人，则其作为货物的签收人，收取了上诉人交付的产品，应当承担货款支付的义务，其拒不到庭应当视为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法院应当依法判决由其承担货款支付责任。被上诉人旺兴达公司、邱万厚、旺兴达第三分厂辩称，第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对应证据充分，上诉人并不存在与被上诉人之间欠款的事实，上诉人也没有履行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上诉人将所述的货物交付于被上诉人的事实。第二、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充分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交付了相应的货物以及被上诉人事实上有拖欠上诉人货款的证据，相应的送货单和对账单均没有被上诉人的确认，所以，一审法院依据相关的法律来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合法、合理。第三、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均为单方制作，没有被上诉人的确认，而且，在现实的经济交往中，被上诉人旺兴达公司购置相应的化学制品，有转账的依据和增值税发票相互对应，均为切实履行完毕，上诉人并不能够依据双方之前的交易推定欠款的事实，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强调并不能够单纯的依据交付货物的事实。所以，上诉人缺乏交付货物的证据。第四、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据原一审在2015年12月9日的庭审记录中，上诉人所强调的欠款事实对应的送货单是发生于2011年11月11日至2012年7月7日，假如上诉人所陈述的双方交易习惯为月结30天付款，那么，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应当计算至2012年8月7日，但是，本案的一审诉讼至2015年10月，也就是说，本案已经超出了法定的诉讼时效。第五、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上诉人依据无效的证据，违背了法律逻辑的推论，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来佐证上诉人已履行了交付货物，所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蔡云娥、蔡云金、黎厚星、罗奕棍、邱培春和原审被告春和厂未提交答辩意见。江西伟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承担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277736.72元；2、判令被告连带承担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12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全部货款为止；3、案件诉讼费和律师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江西伟邦公司经营范围为电镀制剂等化学试剂的生产销售，被告旺兴达公司经营范围为扬声器、电声配件等的生产销售。原告江西伟邦公司提供的2011年8月31日和2010年9月1日的两份“报价单”，2011年报价单主要内容：“购买产品名称三价铬蓝白锌皮膜处理剂，单价为每公斤23元，商号春和，联系人邱先生，付款和结算方式月结30天，交货数量以送货单为准，指定收货签收人蔡云娥、黎厚强等人或见授权委托书，本报价单经买方签章确认之日生效，并立即具有产品购销协议之效力，有效期至双方买卖关系终止日，传真件同具效力，请确认后签名并回传至020-34621390。确认负责人签名邱万厚、确认广州市绿胜化工有限公司、江西伟邦公司”。原告称该报价单是原告制作好后拿复印件给邱万厚签名，“蔡云娥、黎厚强等人”字样是被告旺兴达公司的员工所签的。被告旺兴达公司和邱万厚认为该报价单是复印件，“蔡云娥、黎厚强等人”字样和原告公章是原告为本次诉讼而添加的。一审法院征询了原告及被告旺兴达公司和邱万厚的意见，对上述报价单中的签名部分是否是原件持不同意见，是否需要通过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相关鉴定，双方均同意鉴定，但均认为该鉴定应由对方申请。2010年报价单主要内容：“购买产品名称三价铬蓝白锌皮膜处理剂、三价铬常温彩锌皮膜处理剂、碱性无氰镀锌主光亮剂等，商号春和电镀厂，联系人邱先生，付款方法月结，订货后3天内送货，交货数量以送货单为准，指定收货签收人蔡云娥、黎厚强等人，本报价单经买方签章确认后具有产品购销协议之效力，传真件同具效力，请确认后签名并回传至020-34614XXX。确认负责人签名蔡云金、确认江西伟邦公司”。被告旺兴达公司和邱万厚对上述两份报价单的三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报价单也仅仅是一种要约行为，并不是最终的买卖合同。原告提交的47张送货单中，2010年11月至12月份共4张，2011年1月至10月份共31张，2011年11月至12月份共4张，2012年1月至7月共8张。这些送货单购方均为春和厂，购方联系人均为邱万厚。2011年10月以前的送货单中有被告邱万厚验货签名的共5张（送货单日期分别为：2010年11月19日、2011年3月5日、2011年3月24日、2011年4月14日、2011年5月11日），签名为“罗”18张、“强”9张、“徐”1张、“罗奕滚”1张、“罗奕棍”1张。2011年11月以后的送货单中，签名为“黎厚强”9张、“强”2张、“云娥”1张。原告提交的2010年9月至12月、2011年1月至3月对账单复印件上的客户名为春和厂，签名确认人为蔡云金，总金额分别为339175元和211475元，合计550650元。2011年4月至12月、2012年2月、2013年5月、2013年8月的对账单均无人签名确认。原告提交的2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日期是从2011年5月7日至2014年6月9日，总金额为50万元，其中2011年5月至10月共5张11万元、2011年11月至2014年6月共18张39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购货单位名称为被告旺兴达公司，销货单位为原告江西伟邦公司，货物名称为三价铬蓝白锌皮膜处理剂。原告提交的银行汇款回单显示，被告旺兴达公司在2013年7月份至2014年7月份共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16万元。原告提交了13份其公司出具的“收据”，证明原告在2011年5月至11月期间收到春和厂支付的2010年9月至12月、2011年3月份货款共计625150元，2011年9-11月份货款共计12万元。原告在庭审中称被告所欠货款为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7日期间的，合计277736.72元。另查明，被告旺兴达第三分厂成立于2011年6月2日，负责人是邱万厚，经营范围为五金制品加工，属旺兴达公司的分公司。被告春和厂成立于2000年3月6日，经营场所：丰顺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10号块地，经营者为邱培春、巫丹丹，现在该厂的经营场所已部分出租给被告旺兴达公司作第三分厂的经营场所，部分厂房闲置。2010年12月26日，被告邱培春与被告旺兴达公司签订了《车间租赁合同》，约定邱培春将丰顺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第十号块，合计500平方米出租给被告旺兴达公司作生产电镀盆架、钉子的第三分厂，同时，旺兴达公司必须做好电镀生产的一切环保手续，租赁期限为五年，从2011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租金每月800元等。同日，旺兴达公司出具了一份任命邱万厚为第三分厂负责人的《任命书》。被告邱万厚在庭审中称其曾于2011年3、4月份期间在春和厂工作过，在工作期间所签的单据是代表春和厂，但被告邱万厚所签单据的货款均已结清。被告邱万厚与被告蔡云金是夫妻关系。广州市绿胜化工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江西伟邦公司与旺兴达公司合作过程中，绿胜公司曾受江西伟邦公司委托送货给春和电镀厂，因此产生的货款均属于江西伟邦公司等”。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录音资料及照片，用于证明蔡云娥、蔡云金、黎厚星、罗奕棍等人是旺兴达第三分厂的工作人员的事实。被告旺兴达公司认为录音资料及照片没有合法的来源和载体，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1年1月至2011年4月原告与惠丰物流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及出仓单、送货单、运费支付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旺兴达公司及邱万厚交付货物的事实。被告旺兴达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予以否认。一审法院依职权对被告邱培春、蔡云金、蔡云娥、罗奕棍、黎厚星的社保纪录进行查询，据查，被告邱培春养老保险缴费单位为丰顺县自由职业参保单位，被告蔡云金养老保险缴费单位为丰顺县林业局，被告蔡云娥养老保险缴费单位为丰顺县汤坑镇供销社，被告罗奕棍、黎厚星无社保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起的是合同之债，原、被告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原告凭“报价单”和“送货单”等主张被告旺兴达公司欠其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货款277736.72元，被告旺兴达第三分厂、邱万厚、春和厂、邱培春、蔡云金、蔡云娥、罗奕棍、黎厚星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各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中的验收人是谁签的名，是否为被告旺兴达公司或邱万厚指定的收货人；3、被告旺兴达公司是否拖欠原告货款，所欠货款数额如何确认。一、关于原告与各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告提交的报价单、送货单、对账单显示的购买商号均为“春和厂”，2011年4月前联系人为邱万厚或蔡云金，2011年5月后联系人均为邱万厚，均无被告春和厂盖章或该厂负责人邱培春签名，被告邱万厚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获得春和厂的授权或在春和厂任职，且蔡云金与邱万厚是夫妻关系，据此可认定邱万厚以“春和厂”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在旺兴达第三分厂成立之前，应认定邱万厚和蔡云金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认定被告春和厂、邱培春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1年1月，被告旺兴达公司租赁场地开办第三分厂，被告旺兴达公司于2010年12月26日任命邱万厚为旺兴达第三分厂负责人，原告送货的地址即是该分厂的厂址，且支付货款的付款人均为旺兴达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货单位均为旺兴达公司，因此，2011年1月后应认定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认为被告蔡云金、蔡云娥、罗奕棍、黎厚星是被告旺兴达公司的员工，但一审法院向丰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查询，无被告旺兴达公司对他们交费的记录，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因而无法确定被告蔡云金、蔡云娥、罗奕棍、黎厚星是被告旺兴达公司的员工，至于送货单中“罗”、“罗奕滚”、“罗奕棍”是否本案被告罗奕棍所签，送货单中“黎厚强”、“强”是否本案被告黎厚星所签，送货单中“云娥”是否本案被告蔡云娥所签，由于蔡云娥、罗奕棍、黎厚星均未到庭，且该签名不完整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因而无法认定被告蔡云娥、罗奕棍、黎厚星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对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中的验收人是谁签的名，是否为被告旺兴达公司或邱万厚指定的收货人的问题。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送货单的验收人签名有“黎厚强”、“强”和“云娥”，原告认为“黎厚强”、“强”即是黎厚星，“云娥”即是蔡云娥，他们是“报价单”中邱万厚指定的收货人。原告提交的证据为两份“报价单”，2010年“报价单”买方签名为蔡云金，2011年“报价单”买方签名为邱万厚，指定的收货人为蔡云娥、黎厚强等人，“蔡云娥、黎厚强等人”字样是手写填空上去的，其余内容包括填空的内容均是打印的。原告认为该报价单是原告制作好后拿复印件给邱万厚签名，“蔡云娥、黎厚强等人”字样是被告旺兴达公司的员工所签的。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既然原告将“报价单”送给邱万厚或蔡云金签名，显然指定收货人名字也应该由邱万厚或蔡云金一并书写，而原告认为非常重要的收货人却由被告旺兴达公司其他员工书写显然不合常理。在原告未提供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蔡云娥、黎厚强等人为被告旺兴达公司的指定收货人。据此原告提交的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的送货单不能认定为被告旺兴达公司的收货凭据。至于送货单中“黎厚强”、“强”“云娥”是否本案被告黎厚星和蔡云娥所签，由于蔡云娥、黎厚星均未到庭，且该签名均不完整，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该签名为本案被告黎厚星和蔡云娥所签。三、关于被告旺兴达公司是否拖欠原告货款，所欠货款数额如何确认问题。原告主张所欠货款是从2011年11月份至2012年7月7日期间的，合计277736.72元，原告提交的“报价单”仅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银行流水单仅能证明双方有业务往来，但无法证明交易的数量；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和对账单均无被告旺兴达公司的有效签章。因此这些证据均无法证实被告旺兴达公司所欠货款的确切数额，故原告要求被告旺兴达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和要求被告旺兴达第三分厂、春和厂、邱万厚、邱培春、蔡云金、蔡云娥、罗奕棍、黎厚星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江西伟邦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30元，由原告江西伟邦化工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江西伟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欠款清单、欠款记录、送货单（2011年11月-2012年7月），以证明所欠货款为277736.72元。对比欠款清单和送货单：1、欠款清单第一栏送货时间：2011-11-11（共1单，品名A01-432E，数量159.58，送货金额3111.72元，单据号GZ-SH1001080），数量与送货单（GZ-SH1001080）中A01-432E的数量不一致，且时间也不一致，不予确认；2、送货时间2011-12-24（共4单，分别为：品名A01-432E，数量500，送货金额9750元；品名A02-350B，数量1000，送货金额20000元；品名A01-439E，数量2000，送货金额46000元；品名A02-350A，数量1500，送货金额31500元；单据号GZ-SH1001103），其中送货单（单据号GZ-SH1001103）中，品名A01-439E数量为1500，与欠款清单载明的数量不一致，对此不予确认。虽然送货单的时间与欠款清单中时间不一致，但江西伟邦公司已对此作出合理说明，对上述其余3单，予以确认。3、送货时间2012-2-17（共2单，分别为：品名A01-432E，数量375，送货金额7312.5元；品名A01-439E，数量375，送货金额8625元；单据号MZ-SH1214929），与送货单单据号（MZ-SH1214928）不一致，不予确认。4、送货时间2012-2-20（共3单，分别为：品名A02-350A，数量375，送货金额7875元；品名A01-432E，数量375，送货金额7312.5元；品名A01-439E，数量375，送货金额8625元，单据号MZ-SH1214930），因送货单的时间与欠款清单中时间不一致，对此不予确认。其余欠款清单载明的时间、数量、金额均与各送货单一致，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江西伟邦公司经营范围为电镀制剂等化学试剂的生产销售，旺兴达公司经营范围为扬声器、电声配件等的生产销售。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江西伟邦公司凭“报价单”和“送货单”等材料向旺兴达公司主张欠其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的货款277736.72元。根据江西伟邦公司的上诉主张及旺兴达公司、邱万厚、旺兴达第三分厂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及处理意见如下：关于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旺兴达公司于2010年12月26日任命邱万厚为旺兴达第三分厂负责人。虽然报价单、送货单、对账单中购买商号均为“春和厂”，但联系人一栏中仅有邱万厚或者蔡云金（两人为夫妻关系）签名，并无春和厂的印章，且没有证据显示邱万厚或者蔡云金为春和厂的工作人员，难以认定春和厂或邱培春与江西伟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旺兴达公司于2011年1月租赁场地开办第三分厂，并于2011年6月2日正式成立旺兴达公司第三分厂。从两份报价单、送货单、送货地址、支付货款的付款人、增值税专用发票可知，两份报价单各自有邱万厚或蔡云金的签名确认，送货单中亦有邱万厚或蔡云金的签名，送货地址为旺兴达公司第三分厂，支付货款的付款人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旺兴达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可以认定在旺兴达第三分厂成立后，旺兴达公司、旺兴达公司第三分厂与江西伟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旺兴达公司、旺兴达公司第三分厂、邱万厚又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反驳江西伟邦公司的主张。因此，从现有证据来看，可以认定邱万厚是履行职务行为。蔡云娥、蔡云金、黎厚星、罗奕棍只是报价单约定的收货人，均与江西伟邦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送货单（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中的收货人是否代表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履行职务的问题。江西伟邦公司提交的47张送货单中（2010年11月至12月份共4张，2011年1月至10月份共31张，2011年11月至12月份共4张，2012年1月至7月共8张），购方均为春和厂，购方联系人均为邱万厚，收货人中签名分别以“邱万厚”、“罗”、“强”、“徐”、“罗奕滚”、“罗奕棍”、黎厚强”、“强”、“云娥”等形式出现。报价单收货人中载明蔡云金、黎厚强等人，江西伟邦公司称这是旺兴达公司或邱万厚书写的，但旺兴达公司、邱万厚、旺兴达第三分厂对此不予认可。虽然报价单邱万厚的签名和收货人中蔡云金、黎厚强等的签名笔迹明显不相同，但并不能排除不是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工作人员所代签。而送货单（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中载明的产品型号，与报价单中产品型号相一致。且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邱万厚在诉讼中陈述2011年11月之前的货款已结清。从双方交易习惯和送货地址（旺兴达公司第三分厂）、报价单、对账单、支付凭证等综合分析，应认定送货单（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中的收货人是代表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履行职务行为。关于旺兴达公司是否拖欠江西伟邦公司货款，所欠货款数额如何确认问题。江西伟邦公司主张所欠货款是从2011年11月份至2012年7月7日期间，合计277736.72元，提供了送货单、欠款清单，并有报价单、对账单、支付凭证予以佐证。而旺兴达公司、旺兴达公司第三分厂、邱万厚又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反驳上述主张。因此，江西伟邦公司主张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邱万厚欠其货款，予以支持。关于货款数额，江西伟邦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欠款清单、欠款记录、送货单（2011年11月-2012年7月），以证明所欠货款为277736.72元。对比欠款清单和送货单：1、欠款清单第一栏送货时间：2011-11-11（共1单，品名A01-432E，数量159.58，送货金额3111.72元，单据号GZ-SH1001080），数量与送货单（GZ-SH1001080）中A01-432E的数量不一致，且时间也不一致，不予确认；2、送货时间2011-12-24（共4单，分别为：品名A01-432E，数量500，送货金额9750元；品名A02-350B，数量1000，送货金额20000元；品名A01-439E，数量2000，送货金额46000元；品名A02-350A，数量1500，送货金额31500元；单据号GZ-SH1001103），其中送货单（单据号GZ-SH1001103）中，品名A01-439E数量为1500，与欠款清单载明的数量不一致，对此不予确认。虽然送货单的时间与欠款清单中时间不一致，但江西伟邦公司已对此作出合理说明，对上述其余3单，予以确认。3、送货时间2012-2-17（共2单，分别为：品名A01-432E，数量375，送货金额7312.5元；品名A01-439E，数量375，送货金额8625元；单据号MZ-SH1214929），与送货单单据号（MZ-SH1214928）不一致，不予确认。4、送货时间2012-2-20（共3单，分别为：品名A02-350A，数量375，送货金额7875元；品名A01-432E，数量375，送货金额7312.5元；品名A01-439E，数量375，送货金额8625元，单据号MZ-SH1214930），因送货单的时间与欠款清单中时间不一致，对此不予确认。其余欠款清单载明的时间、数量、金额均与各送货单一致，予以确认。经核算，上述不予确认的金额为88861.72元（3111.72元+46000元+7312.5元+8625元+7875元+7312.5元+8625元），予以确认的金额为188875元（277736.72元-88861.72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经查，江西伟邦公司与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邱万厚之间未约定违约金，江西伟邦公司主张旺兴达公司、旺兴达第三分厂、邱万厚向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本院予以支持。旺兴达第三分厂与旺兴达公司系隶属关系，邱万厚是履行职务行为。因此，旺兴达公司逾期未向江西伟邦公司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旺兴达公司应承担向江西伟邦公司支付货款18887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2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全部货款为止）的义务。一审法院驳回江西伟邦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江西伟邦化工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法院（2016）粤1423民初857号民事判决；二、旺兴达（丰顺）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江西伟邦化工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88875元及从2012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全部货款为止的利息；三、驳回江西伟邦化工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30元，由江西伟邦化工有限公司负担2616元，由旺兴达（丰顺）电子有限公司负担36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30元，由江西伟邦化工有限公司负担2616元，由旺兴达（丰顺）电子有限公司负担36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洪远审 判 员  罗锡芳代理审判员  黄基烽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叶嘉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