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1522民初1037号
原告：祝某伟，男，1963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潢川县。
委托代理人：武东志，河南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易某博，男，1975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光山县。
委托代理人：易善良，河南紫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易某宇，男，1988年10月23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光山县，住信阳市羊山新区。系易某博的侄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唐某发，男，1965年06月22日生，汉族，住光山县。
第三人：胡某富，男，1966年07月15日生，汉族，住潢川县。
原告祝某伟诉被告易某博、第三人唐某发、胡某富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于2017年6月2日依法转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祝某伟及其委托代理人武东志、被告易某博的委托代理人易善良、易某宇、第三人胡某富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唐某发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租赁物、赔偿机械设备损失，并支付合同解除前已产生的租赁费282220元，支付违约金（逾期日暂计算至2017年3月10日共141天，日3‰计算）119379.06元；2、赔偿合同解除后占用期间产生的经济损失（暂计算至2017年3月10日前共141天，参照原告个人应得租赁费1370元/日的标准）193170元；并支付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了其第1项诉讼请求中关于被告返还租赁物、赔偿机械设备损失的请求。事实与理由：2013年01月19日起，原告与第三人唐某发、胡某富共同在光山县新建了两条石灰生产线和石子生产线及相应的生产厂房、场地，工厂建成后由于种种原因，三方未能持续经营，经协商三方同意将生产线及配套设施一并对外租赁，2013年9月12日被告与祝某伟、第三人唐某发、胡某富签订了租赁合同，2013年9月26日又对租赁合同部分条款签订补充协议；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7年（2013年9月26日—2020年9月26日），每年租赁费为1500000元，每半年支付750000元，三人分别收取租赁费。2016年3月28日又到了支付租赁费的时间节点，被告拖延支付，此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解除合同之诉。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6年10月20日经终审判决正式解除后，被告始终占有场产至今，未返还场产�原告及第三人，没有支付已经发生的租赁费，也没有支付该期间产生的占用费用。原告认为，被告逾期支付租赁费属于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除应当足额支付租赁费外还应按合同约定按日3‰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同时被告在占有原告场产的过程中间也应当赔偿对应的占用损失。综上所述，由于被告的违约支付租赁费及侵占原告场产的事实，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
被告辩称，一、原告祝某伟要求答辩人支付合同解除前已产生的租赁费282220元不应得到支持。相反，原告还应当退还答辩人超交的租赁费。首先，光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4日已判决（见豫15**民初491号民事判决书）解除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合同的理由有两个：一是答辩人承租土地及厂房后，因受政策影响，无法继续生产经营；二是原告租赁的土地无用地手续，需要办理的环保手续没能办理，导致答辩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也就是说，租赁的场地因原告不能提供租赁物的使用、生产手续，从2013年9月租赁的第一天起就不应该生产，如果生产就是非法生产。正是因为如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答辩人多次受到土地、环保部门的处罚。为了规避处罚，导致答辩人的生产只能偷偷摸摸进行。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第四条第（二）6、7项约定，周边老百姓、环保由甲方（原告）解决。环保手续2013年前办好，中途停产，工人工资、机械租赁由甲方（原告）解决。据此约定，答辩人从开始就不应当支付原告任何租赁费。但原告已从答辩人处领取2013年9月28日至2016年3月28日租赁费共125万元。其次，光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2015年12月7日，易某博以短信形式通知三被告，要求解除《租赁协议》。2015年12月10日，被告唐某发作出书面答复意见，“收到信息，考虑到易某博实际困难，因国家政策调解无法生产，同意解除合同”。2016年1月30日，祝某伟作出书面答辩，“我于2015年12月7日收到易某博委托易某宇发给的信息，内容要求解除与我、胡某富、唐某发三人2013年9月所签订石灰生产线及场地租赁合同。”易某博在通知祝某伟等人时已明确2015年12月10日正式停产。《合同法》第九十六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据此规定，双方租赁合同解除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租赁费结算应当至2015年12月10日。第三，答辩人认为就不应该支付原告租赁费，退一步讲，既使按人民法院判决解除租赁合同时间计算，也应当计算至光山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时，即从2016年3月28日至一审判决的2016年8月14日止计135天，共184931元{135天×（500000元÷365天）}，而不是原告要求的计算至二审判决之日期（2016年10月20日），即282220元。理由是：1、一审判决后，只有胡某富提出上诉，而原告祝某伟没有提出上诉，证明祝某伟同意一审判决，同意一审判决解除合同时（2016年8月14日）不再向其支付租赁费。2、虽然合伙人胡某富提出了上诉，由于二审维持了原判，说明一审判决解除合同是正确的。二审判决不仅维持了一审解除合同的判决，而且确定了租赁合同解除时间。二审的维持判决已确认租赁合同从一审判决之日就已经解除。双方权利义务终止，承租人交纳租赁费的义务也应终止。3、在答辩人起诉解除合同前已经停止生产，没有占有使用租赁物。法院依法解除后，答辩人不仅没有使用租赁物，而且还额�出钱请人看管场地和生产设备，答辩人没有受益。在这种情况下，租赁费只能计算至一审法院判决解除之日。二、租赁合同解除后，对租赁物的移交是合同双方的附随义务，并不是承租一方的附随义务。《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租赁合同是法院判决解除的，双方都收到了判决书，对合同解除时间和事实双方都是明知的，租赁合同被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后，根据该法律规定，租赁物的移交是出租方和承租方共同附随义务。承租方易某博应当交付租赁物，但出租方祝某伟等人应当接受租赁物。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租赁合同解除条件发生后，承租方不愿意退出而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方起诉解除租赁合同。比喻：出租的房屋，判决解除合同后，承租方继续占有使用租赁物而受益。在这种情况下，租金计算至承租方退出房屋时为止。而本案提出解除合同是承租方易某博，易某博早已履行了通知义务，并愿意交付租赁物，而出租方祝某伟等人以要求易某博恢复原状为借口不愿意接受。2015年12月7日，答辩人委托易某宇短信通知原告及其合伙人将于2015年12月10日正式停产，并要求原告当日来公司办理交接事宜，原告书面答复收到短信，但原告没有来办理交接事宜。解除租赁合同民事判决书生效后，2016年12月5日和6日，答辩人二次短信通知原告祝某伟及其合伙人，要求他们于2016年12月7日上午10点来场内办理交接。而2016年12月7日上午10时只有唐某发来场接谈，胡某富于当天上午9点15分与其律师顾问程保军来到厂区转了一圈，在9点50分离开了，而原告祝某伟当天根本没有到厂区来。由于原告祝某伟�胡某富没有到场，交接事宜无法办理。无奈，答辩人委托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1月8日向原告祝某伟及合伙人书面送达通知函。通知原告等人7日内前来办理移交手续，原告回复要求答辩人必须恢复原状再移交，要求答辩人承担保管职责。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易某博在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前和解除后已通知了出租方，证明易某博对移交事宜是积极的。相反，是原告（出租方）对解除合同不满，故意拖延租赁物的交接，是原告不履行解除合同附随义务。因此，本案租赁物没有移交不是承租人易某博的责任，故在计算租赁费时应当计算至一审法院判决解决合同时。三、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违约金，并要求答辩人赔偿占用期间的经济损失和机械设备损失的请求不应支持。首先，光山县人民法院豫15**民初491号民事判决书对解除合同的原因有明确认定，是因为原告不能提供用地手续和�家政策变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法办理好各种证照手续，致使答辩人易某博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而解除。在此期间，答辩人向法院提起解除合同诉讼，诉争租赁合同处于待定状态，并不是答辩人违约导致的。其次，如前所述，不能办理移交的责任完全属于原告，答辩人没有违约行为。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经济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答辩人在经营期间，没有损坏原告任何租赁设备，双方对合同终止时租赁设备在什么状态下交付没有约定。在生产过程中，租赁设备的磨损属于正常，已包含在租赁费中。同时，经原告方同意，答辩人投资上千万元进行了技改，添加了设备。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合同终止后，原告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折价给答辩人。为此，答辩人保留向原告及合伙人追偿新增固定资产折价款的权利。基于以上，请求人民法院查�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唐某发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供书面答辩和相关证据。
第三人胡某富述称，我认为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之所以要求被告恢复原状是因为被告添设了新设备。2016年12月7日上午我们到厂的时候，被告仍让人在厂里工作，根本没有转交厂区的意向。
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7年7月27日以第三人胡某富就返还涉案租赁物另行向本院对被告易某博主张权利，且本院已传唤其参加诉讼，为便于本院审理案件，故书面申请撤回了其第1项诉讼请求中关于被告返还租赁物、赔偿机械设备损失的请求，原告的该申请，是其对诉权的处分，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本院经庭审举证、质证、辩论，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确认如下：1、原告祝某伟与第三人唐某发、胡某富将三人合伙经营的位于光山县徐寨村的两条石灰生产线系统和一条石子生产线系统的各种设备，以及相关的生产厂房、场地、办公场所租赁给被告易某博经营。2013年9月12日，原告祝某伟、第三人唐某发、胡某富与被告易某博签订了《租赁合同》，同年9月26日，合同双方又对租赁部分事宜进行补充，并签订《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合同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为7年，即2013年9月26日—2020年9月26日止”；“租赁费每年为1500000元，甲方（即原告祝某伟与第三人唐某发、胡某富）三人分别收取租赁费，每人500000元；年租赁费分两次交纳，每半年交750000元，第一次付款定于2016年9月26日交接手续时，第二次付下半年的款在下半年的前七天内，以后如此类推直至七年”；“因国家政策调整，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时，本合同自行终止”；“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如期如数交付租金，每逾期一天，应按欠交租金总额的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016年3月28日又到了支付租赁费的时间节点，被告未支付。
2、2016年2月29日，易某博向本院对涉案租赁物出租方即祝某伟、胡某富、唐某发三人提起解除合同之诉，请求本院确认其与祝某伟、胡某富、唐某发于2013年9月1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及2013年9月2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已解除，如不能确认前述合同已解除，请求判令解除前述合同。本院经审理于同年8月14日依法作出（2016）豫1522民初4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及《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因胡某富不服此判决，提起上诉，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同年10月20日依法作出（2016）豫15民终2728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本院（2016）豫1522民初49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2016）豫15民终2728号民事判决、（2016）豫1522民初491号民事判决，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因用地手续、相关证照、环保问题不完善，依据现行国家政策，被告不能继续经营，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导致合同解除。
3、《租赁合同》及《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解除后，2017年元月8日，被告易某博委托河南紫弦律师事务所向祝某伟、唐某发、胡某富三人分别邮寄送达律师事务所通知函，要求三人接到通知后7日内到租赁场地协商移交租赁物事宜。但此后，原告及第三人唐某发、胡某富未同时到场与被告协商移交事宜。
当事人双方争议的事实：一是涉案合同解除的原因是谁造成的？二是涉案合同解除的时间是何时？三是2016年3月28日至合同解除前，被告应否给付原告个人份额租金？四是涉案合同解除后，至涉案租赁物移交前，涉案租赁物是否系被告占用？如系占用，占用期�是多长？被告应否比照约定的租金给付原告应得份额的占用损失？造成损失的利息应否赔偿？五是被告应否承担违约金？经庭审举证、质证、辩论，本院分析认定事实如下：第一，涉案合同的用地手续、相关证照及环保问题没有解决，是原合伙人即原告及第三人的遗留问题，即使由被告负责办理，原告及第三人也有配合义务。因此，双方均有责任。第二，涉案合同于2016年8月14日被本院判决解除后，因胡某富不服提起上诉，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0月20日作出判决，维持了本院判决。二审判决不作出，本院判决不生效。故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应以二审判决作出的时间即2016年10月20日为准。第三，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10月20日期间，涉案租赁合同未解除，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故被告应按合同约定给付此期间原告个人份额的租金。第四，2016年10月20日，涉案租赁合�解除后，被告并未及时移交租赁物，直至2017年1月8日，其委托河南紫弦律师事务所以邮寄的方式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了通知函，通知原告及第三人于接到通知后7日内到租赁场地办理移交事宜。至此，被告履行了租赁合同的附随义务即移交租赁物，由于原告及第三人接到通知后，并未到同时到租赁场地与被告协商移交事宜，导致无果。因此，从合同解除次日即2016年10月21日起至2017年1月8日被告委托河南紫弦律师事务所发通知函止，被告没有依据占用租赁物，但其继续占有，故其应给付占有期间造成原告的损失，此损失比照原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2017年1月8日后至同年3月10日占用期间的损失，因2017年1月8日后，租赁物未移交，并非被告不愿意移交，而是出租方即原告与第三人不能同时协商与被告办理移交手续，故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占用期间造成损失的利息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五，被告于2016年3月28日，虽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租金，但因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相关证照手续办理无果、国家政策调整等客观原因致使被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告因此于2016年3月28日前已向本院提起解除租赁合同之诉，合同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此情形下被告未缴纳应缴纳租金，并非构成违约，故被告不应给付原告违约金。
本院认为，原告祝某伟与第三人唐某发、胡某富与被告易某博于2013年9月12日、9月26日分别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在租赁期限内，因国家政策调整等客观原因致使被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租赁合同》及《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经诉讼已于2016年10月20日依法予以解除。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的各项诉求应否得到支持？本院分析如下：对原告主张的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10月20日租赁合同解除前其应得部分的租金282220元[206天×1370元/天（500000元÷365天/年）]，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合同解除后被告占用期间产生的经济损失（暂计算至2017年3月10日前共141天，参照原告个人应得租赁费1370元/天的标准）19317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求，本院认为，被告易某博于租赁合同解除后，没有及时履行其附随义务即移交租赁物，应承担不利后果，即其继续占有期间应当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具体损失标准可以比照原告个人应得部分的日租金标准1370元计算，但被告易某博实际占用期间，应当从二审判决作出之次日起即2016年10月21日至其委托河南紫弦律师事务所给原告及第三人唐某发、胡某富发书面通知函之日即2017年1月8日止共计79天。被告应赔偿原告此期间的损失为：108230元（1370元/天×79天）。对此期间之外，原告主张被告占用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占用期间损失的利息，没有相关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逾期日暂计算至2017年3月10日共141天，日3‰计算）119379.06元的诉求，本院认为，被告易某博于2016年3月28日虽未继续给付租赁费，但鉴于此时诉争合同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易某博没有缴纳此期间的租赁费，未构成违约，故对原告的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唐某发经本院合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易某博给付原告祝某伟租赁�28222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被告易某博赔偿其占用租赁物期间造成原告祝某伟的损失10823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三、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478元，由原告承担2300元，被告易某博承担717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夏惠凤
审 判 员 成良仁
人民陪审员 周德莲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詹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