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2218号原告：许锡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捷，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法定代表人：陈迪安，该公司董事长。被告：龚裕东。被告：龚俊纶。上列三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健美，上海永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达峰，上海永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龚凯捷，男，1967年2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许锡栋与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建工集团)、龚裕东、龚俊纶、龚凯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2月13日、4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锡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捷，被告江苏建工集团、龚裕东、龚俊纶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健美、金达峰，被告龚凯捷到庭参加诉讼(谢健美仅参加首次庭审)。审理中，当事人合意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期限最多延长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锡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四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41,720元；2、判决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以141,72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的自2011年8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1年6月起向XXX家居上海XXX商场建筑工程的施工工地供应车档等建材，该工程由被告龚裕东、龚俊纶、龚凯捷以被告江苏建工集团的名义承包，江苏建工集团在该工程的仓库保管员侯某某、薛某某确认收到原告供应的货物，江苏建工集团在该工程的材料员薛某甲认原告的货款为341,720元，但四被告拖欠该款至今。因此，四被告应当共同支付原告上述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其中的141,720元及利息，保留其余权利。被告江苏建工集团、龚裕东、龚俊纶共同辩称，涉案工程由江苏建工集团总承包，龚裕东、龚俊纶系江苏建工集团的员工，该两人未承包涉案工程，故该两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江苏建工集团既未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也未收取原告的货物，又未向原告付过货款，故双方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江苏建工集团将涉案工程中的部分工程、部分采购项目分包给龚凯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XXX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建筑公司)，侯某某、薛某某、薛某甲均系XXX建筑公司的员工而非江苏建工集团的员工，该三人签名确认的内容对江苏建工集团、龚裕东、龚俊纶没有约束力；原告在之前的起诉状中称被告支付了部分货款，但在本案中称被告分文未付，自相矛盾；即使原告享有货款权利，因原告至2014年才主张权利，故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龚凯捷辩称，涉案工程由江苏建工集团承包，龚凯捷、XXX建筑公司均未承包涉案工程，龚凯捷、侯某某在涉案工程中均为江苏建工集团工作(龚凯捷负责财务工作，侯某某担任仓库保管员)，薛某某、薛某甲均系江苏建工集团的员工而非XXXX建筑公司的员工，龚裕东在江苏建工集团内部承包了涉案工程并借XXX建筑公司的银行账户就工程款进行走账，故龚凯捷不应当对原告主张的货款承担责任；即使原告享有货款权利，因原告至2014年才主张权利，故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许锡栋为证明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涉案工程的城建档案材料、(2013)浦民一(民)初字第6317号案件的案卷材料、(2014)鼓商初字第1925号案件的民事裁定书及相关笔录等证据，并请求本院调取(2016)沪0115民初29727号案件的案卷材料作为原告的证据。被告江苏建工集团、龚裕东、龚俊纶为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材料、(2014)鼓商初字第1925号案件的起诉状、XXX建筑公司以及江苏省XXXXXX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机读材料等证据。原、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根据上述无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8年12月5日，被告江苏建工集团与案外人上海XXXXXXXXX有限公司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由江苏建工集团总承包施工XXX家居上海XXX**建筑工程，工程总价为24,000万多元，被告龚裕东以江苏建工集团的授权代表人身份在该合同上签名。上述工程的开工日期为2009年9月10日、竣工日期为2011年5月28日。在施工过程中，案外人侯某某在2009年10月的一份建材送货单上签名，该送货单上的货物由江苏建工集团确认进场；案外人薛某某、徐某某在2010年9月的交货人为张某的一份建材库单上以保管员身份签名。上述送货单、库单均装入相关政府部门保管的上述工程的城建档案。在本院(2013)浦民一(民)初字第6317号张勇与江苏建工集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龚裕东、龚俊纶(本案被告)以江苏建工集团工作人员的身份作为江苏建工集团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开庭，该两人确认江苏建工集团就上述工程向张某采购了部分建材并向其分包了部分施工工程，对张某举证的证据(2011年1月案外人薛某甲签名确认单价、薛某某签名确认收到对账单的《2010年度材料对账单》，薛建葵分别在2011年1月、6月、7月签名的《机械费对账单》、《确认单》、相关单价及套数材料)不持异议，并认可薛建葵在上述工程中系江苏建工集团的员工。张勇在上述案件的诉讼前已经取得上述证据所涉的款项，本院对该案所作判决的内容指向的是张勇分包的施工工程款，依据的是施工工程款的审价结论。2014年1月，原告许锡栋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鼓楼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鼓商初字第1925号。在该案中，原告诉称其自2011年6月20日起向涉案工程供应建材，江苏建工集团的员工薛某某等人经与原告对账后在2011年7月25日确认原告的供货金额为341,720元，江苏建工集团的员工薛某甲在原告之后的催款中确认原告的供货金额为341,720元，要求江苏建工集团支付部分货款141,720元及利息。在该案起诉状中，原告曾将薛建葵列为共同被告，称薛建葵挂靠于江苏建工集团，要求薛某甲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在该案审理中，薛某甲称龚裕东聘请其做材料员，其不是江苏建工集团的员工。后原告以需要补充证据为由申请撤诉，南京鼓楼法院于2015年2月裁定准许撤诉。2016年4月，原告许锡栋以龚裕东、薛某甲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沪0115民初29727号。在该案起诉状中，原告称其向涉案工程供货341,720元，被告“至今仍欠原告较多款项未支付”，要求龚裕东、薛某甲支付货款141,720元及利息。原告在该案起诉时举证了《浦东御桥路宜家家居许锡栋款项汇总》复印件一份作为证据，该证据有薛建葵签名但无签署日期。原告在之后补充提供《结算单》一份作为证据。在该案审理中，本院经原告申请依法追加了江苏建工集团、龚俊纶、龚凯捷为共同被告。原告在追加被告后要求五名被告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但在法庭辩论中不再要求龚凯捷、薛某甲承担付款责任。薛建葵在该案庭审中称其在2009年1月至2012年底期间在江苏建工集团工作，未签订劳动合同，系上述工程的材料采购员，代表江苏建工集团采购材料，确认原告在该案中举证的《结算单》由其出具。后原告申请撤诉，本院于2016年10月裁定准许撤诉。案外人XXX建筑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2011年5月7日时的企业状态为吊销未注销，股东为龚凯捷、侯某某。案外人江苏省XXXXX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江苏建工集团等。审理中，原告许锡栋举证其在(2016)沪0115民初29727号案件中曾举证的《结算单》一份，其内容为原告向涉案工程供货金额为341,720元，签名落款内容为薛某甲、2012年9月。原告另举证《清单》一份，其内容为2011年6月20日、7月5日供应车档等建材的名称、数量、单价、金额，总金额为341,720元，签名落款内容为收到对账单一份、侯某某、薛某某、2011年7月25日。江苏建工集团、龚裕东、龚俊纶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认为即使真实也属无效；龚凯捷表示不清楚上述证据是否真实。审理中，被告江苏建工集团、龚裕东、龚俊纶举证《电子转账凭证》七份、《情况说明》一份、《请款单》二份。上述《电子转账凭证》载明江苏省XXXXX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至7月期间七次向XXX建筑公司付款，用途均为“付上海XXX材料款”，金额合计2,500万多元。龚裕东在黏贴上述凭证的材料上签名确认“所需资金按上述用途支付，如有违反，本人愿意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上述《情况说明》的出具人落款盖章为“江苏省XXXXX有限公司”，其内容为江苏省XXXXX有限公司确认上述凭证涉及的款项系其代江苏建工集团支付。上述《请款单》载明龚凯捷在2010年8月期间曾以总经理身份签名同意薛某甲领取XX建筑公司的支票用以支付材料款等。对上述证据，原告不认可真实性，并认为与本案无关；龚凯捷对真实性无异议。第二次庭审中，在原告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指定的举证期限早已届满的情况下，一名自称薛某某的人中途到庭称供应商要求其出庭作证。经询问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其称不认识该证人、不清楚有证人出庭作证、不清楚原告举证的相关证据的签名人叫“薛某某”还是叫“薛某乙”。基于以上情形，本院依法不准许该自称薛某某的人作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包括请求保护民事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主张向涉案工程供应了建材，要求四名被告共同支付货款及利息，四名被告抗辩与原告无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故原告应当对其向四名被告出卖了建材、四名被告负有付款义务以及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待证事实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根据在案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待证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主要理由是：第一，涉案《清单》系复印件，原告解释未能提供原件的原因为原件在对账后已被侯某某、薛某某收取。通常情况下，买卖双方对标的物、价款等事项进行对账所形成的书面材料至少会一式二份、各持一份，出卖方在对账后、买受人未付款前不持有对账单原件的情形不符合常理，故不能将该复印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原告应当承担不能提供证据原件的不利后果。退一步而言，即使涉案《清单》确为侯某某、薛某某签署，也仅能证明涉案工程中的工作人员侯某某、薛某某收到原告提供的供货金额为341,720元的对账单，但收到对账单并不等同于认可对账单的内容，故不能根据该清单认定原告主张的供货事实成立。第二，薛某甲确认其出具了涉案《结算单》，该证据能够证明薛某甲在2012年9月确认原告向涉案工程供应了金额为341,720元的货物。但是，由于涉案工程于2011年5月已经竣工，无证据证明该工程的总承包施工单位江苏建工集团授权薛某甲在涉案工程竣工一年多后仍可以对外进行货款的结算确认，也无证据证明薛某甲在出具《结算单》时是江苏建工集团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仍属于代表江苏建工集团有效履行与涉案工程的货款结算确认等相关的职务行为，故上述《结算单》的性质属于证人出具的书证，不能将该证据认定为江苏建工集团对原告作出的类似于欠条的货款结算凭证，不能将薛某甲确认行为的性质认定为原告向江苏建工集团主张货款权利。同时，龚裕东、龚俊纶虽在张某起诉的案件中代表江苏建工集团认可薛某甲相关签名的效力，但由于薛某甲在该案中的签名发生在施工期间或者工程竣工后不久，该些签名所涉的货款在该案起诉前已经付清，该案处理的是需经审价确定的部分施工工程款，故龚裕东、龚俊纶在该案中认可或者不认可薛某甲签名的效力对该案争议款项的认定并无实质性影响，不能因龚裕东、龚俊纶在张某案件中认可薛某甲签名的效力而认定薛某甲在本案中的签名也当然对江苏建工集团或者龚裕东、龚俊纶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在《结算单》系薛某甲个人出具，其内容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属于缺乏证明力的孤证，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成立。第三，原告作为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谁是买受人，但原告就同一事实，在2014年1月向南京鼓楼法院起诉时曾称薛某甲挂靠于江苏建工集团而要求薛某甲与江苏建工集团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在2016年4月向本院起诉时仅将龚裕东、薛某甲作为共同被告，后追加江苏建工集团、龚俊纶、龚凯捷为共同被告，后又不要求龚凯捷、薛某甲承担付款责任，在本案中又未将薛某甲作为被告。上述情形足以表明原告对自己与谁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谁是付款义务人等基本事实认识模糊不清、矛盾反复，原告的上述做法不符常理。同时，原告在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不妥善保存原始送货凭证等证据的做法不符常理；原告在前案诉状中称其供货341,720元，被告“至今仍欠原告较多款项未支付”，此与原告在本案中称被告未付过分文货款的陈述明显矛盾，原告对该矛盾的解释不合理；原告在前案起诉时仅举证了《浦东XXX路XXXX家居许锡栋款项汇总》复印件证据，但未举证涉案《结算单》，其在起诉时未提供已持有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的做法缺乏合理性，故涉案《结算单》的实际形成时间存在疑点，其内容的真实性不能仅因薛某甲的确认而成立。综合考虑上述情形，在原告未能提供买卖合同、原始供货凭证、原始对账单、被告曾支付货款的证据等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存在重大疑点，未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第四，涉案工程由江苏建工集团总承包施工，龚裕东在涉案《总承包施工合同》上的签名身份系合同一方主体的授权代表、在涉案《电子转账凭证》的黏贴纸上的签名内容指向的是其保证资金按用途使用，龚凯捷在涉案《请款单》上的签名内容指向的是其批准薛某甲领取昌润建筑公司的支票以支付材料款等。上述情形既不能证明龚裕东、龚凯捷、龚俊纶分别或者共同以江苏建工集团的名义承包了涉案工程，也不能证明该三人分别或者共同与原告就涉案工程的建材供应成立了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退一步而言，即使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成立，龚裕东、龚俊纶、龚凯捷也不应当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另外，即使江苏建工集团抗辩的XX建筑公司分包了涉案工程的部分工程、部分采购项目的事实成立，即使原告确向涉案工程供货，也不等于原告的供货用于XX建筑公司分包的项目，更不能得出应当由XX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凯捷个人承担付款义务的结论。第五，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在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卖双方对付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不能补充约定，按照合同或者交易习惯也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货款，不同时付款的，出卖人即可以买受人迟延付款、其权利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故上述情形下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买受人收到标的物之日起算，不能从出卖人在二年之后的任意选择的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因此，退一步而言，即使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成立，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不存在何时付款的交易习惯，故被告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货款，诉讼时效由此开始起算。涉案《清单》、《结算单》不足以证明被告确认拖欠原告货款，不能将出具上述材料的日期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或者重新起算的日期。因原告主张的最后一次送货日期为2011年7月5日，故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该日起计算二年。因无证据证明存在原告在上述二年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原告至2014年1月才提起诉讼，故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许锡栋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134元，减半收取计1,567元，由原告许锡栋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根华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高 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