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9民终18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宗森，男，汉族，1945年12月14日出生，住高州市。
诉讼代理人李太贤，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梁小云，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耀兵，男，汉族，1969年7月14日出生，住高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小萍，女，汉族，1973年3月10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耀勇，男，汉族，1963年7月13日出生，住高州市。
上述三位被上诉人的共同诉讼代理人林佳燕，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宗森因与被上诉人梁耀兵、林小萍、梁耀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5）茂南法民二初字第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梁耀兵于2008年8月30日向叶宗森出具一份《借条》，内容为：“兹借到叶宗森人民币陆拾贰万叁仟叁佰肆拾壹元（￥623340.00元），特此为证（用本人的房屋、汽车、花场等实物作抵押），月息1分。房屋地址：茂名市××××房，我哥哥房地址：茂名市××××房）”。梁耀兵在借款人处签名按捺，许某某在证明人一栏处签名。梁耀勇于2008年6月26日出具一份《担保书》，内容为：“本人愿意以××××房的房产权为我弟梁耀兵向叶宗森所借用的款作担保，期满款项还清为止。担保物为龙湖一街23号9梯701房的房产证”。叶宗森向梁耀兵催促还款未果，于2015年10月3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梁耀兵、林小萍共同偿还叶宗森借款本金623340元；2、判令梁耀兵、林小萍共同偿还叶宗森上述借款从借款之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536072.4元（利息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3、判令梁耀勇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其提供房产抵押价值范围内的担保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梁耀兵、林小萍、梁耀勇共同承担。诉讼中，梁耀兵主张涉案借款并非真实的借款，而是其工作单位茂名市海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地公司)在1999年至2002年期间的亏损及未收回债权。梁耀兵对其主张提供了海地公司的企业工商登记资料、款项往来明细、款项凭证等证据，另外还出示了两份《借条》，其中一份是2006年8月30日出具的，内容为：“兹借到叶宗森人民币捌拾捌万陆仟捌佰元正，以何亚健的房产证作抵押，代款还清还房产证，特此证明”。另一份是2008年8月30日出具的，内容为：“兹借到叶宗森人民币捌拾捌万陆仟捌佰元正，以何亚健的房产证作抵押，代还清款房产证归还，并以林小萍购买的茂名市×路×号大院×号房作抵押（该房属于我夫妻共有）”。上述两份《借条》的借款人处均有梁耀兵的签名按捺。梁耀兵据以主张从2002年以来叶宗森威逼梁耀兵以《借条》的方式对海地公司的亏损及未收回债权进行确认，涉案《借条》正是从2002年起每隔两年按叶宗森的要求重新书写演变而来的，叶宗森并未支付过借款623340元给梁耀兵。叶宗森对此不予确认，并明确其与梁耀兵之间存在多次借贷关系，而涉案的该次借款623340元是分多次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梁耀兵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具体支付款项的时间及数额。梁耀兵和林小萍是夫妻关系。梁耀勇提供的房产尚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许某某于2016年3月3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关于梁耀兵2008年8月30日写给叶宗森的借据，是茂名市海地化工有限公司于2002年8月份公司结算出来的未回收款、公司亏损和利息款，借据上的金额是原借据扣除梁耀兵后来回收的部分货款支付给了叶宗森后的结余金额，该借条是每两年叶宗森要求梁耀兵重写，当日没有支付现金”。以上查明的事实,有叶宗森提交的身份证、《借条》、《担保书》、人口信息表；梁耀兵提交的企业登记资料、收款凭证、借款单、《借条》两份、《情况说明》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生效与否取决于借款是否真实交付，即出借人需对其与借款人存在借款关系及其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叶宗森提供《借条》及《担保书》，主张梁耀兵向其借款623340元。叶宗森还需承担其已将款项交付给梁耀兵的法定举证义务。叶宗森在庭审中无法陈述清楚涉案借款623340元具体交付过程，也没有提交足以证明其经济状况及资金来源的有关证据，致使原审法院对涉案借款的资金来源、交付事实等借贷事实难以查明。梁耀兵、林小萍、梁耀勇抗辩涉案借款并非真实借款，并提供了另外两份分别为2006年8月30日及2008年8月30日的《借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上述规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不能仅凭借条来认定借贷关系，还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结合本案，从梁耀兵、林小萍、梁耀勇提供的另两份《借条》的金额均是886800元以及涉案《借条》的金额623340元来看，涉案该笔借款不符合日常借贷习惯，且在未还续借、同一时间段内频繁出具借据，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进行分析，本案借贷关系存在诸多疑点，因此在叶宗森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已经将款项交付给梁耀兵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叶宗森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35元、保全费3520元（叶宗森已预交），由叶宗森负担。
上诉人叶宗森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本案的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确认。《借条》是梁耀兵亲笔书写，梁耀兵在庭审中亦确认《借条》的真实性，如果没有借款事实，梁耀兵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会出具《借条》给叶宗森。叶宗森是一名企业家，经营多家大中型企业，手上经常有几百万的流动现金。梁耀兵向叶宗森借款时是多方游说、乞求，借款后就想赖账，否认借款的真实性，原审判决竟然无视真实的借条，仅凭梁耀兵口头陈述就否定借款，明显是有意偏袒。至于梁耀兵所称《借条》是被逼迫而写的，这更是为了逃避债务无所不用其极。原审开庭时，梁耀兵、梁耀勇当庭承认是其亲笔书写了《借条》、《担保书》。梁耀兵、梁耀勇二人是同胞兄弟，且是打滚商场多年的生意人，叶宗森当年已经63岁，根本不可能威逼年轻力壮的梁耀兵写《借条》，也不可能威逼梁耀勇做担保。且如果是叶宗森威逼梁耀兵、梁耀勇写的，梁耀兵、梁耀勇不可能不报案。二、原审判决以海地公司的账册及两份《借条》复印件即否认本案借款的真实性，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理由有：1、海地公司的账册与本案毫无关系。叶宗森既不是海地公司的股东，也不是海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反，梁耀兵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一直是梁耀兵控制经营，该公司盈亏均与叶宗森无关，也与本案无关。2、梁耀兵提供的两份《借条》与本案毫无关联。该两份《借条》均是梁耀兵出具，上面没有叶宗森的任何签字，原审判决竟然用作否认本案借款的依据，这样的逻辑显然是荒唐的。三、叶宗森就本案的借款事实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原审判决对举证责任采取双重标准，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本案中，梁耀兵是确认其出具《借条》的真实性，即可认定本案的借款关系真实存在。但原审判决又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将举证责任推给叶宗森，明显是适用双重标准。请求：1、撤销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5)茂南法民二初字第68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支持叶宗森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梁耀兵、林小萍、梁耀勇承担。
被上诉人梁耀兵、林小萍、梁耀勇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不存在真实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梁耀兵从未向叶宗森借款623340元。理由有：1、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梁耀兵从未收到叶宗森主张的涉案借款，叶宗森亦未能对其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举证证明叶宗森将本案借款实际交付给梁耀兵的事实。2、叶宗森在一审庭审中无法陈述清楚本案借款的具体交付过程，也没有提交足以证明其经济状况及资金来源等有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叶宗森在上诉状中提及的广东甘泉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高州金山陶瓷矿事业公司，但在上述公司的工商登记公示信息中均无叶宗森的相关信息。4、叶宗森主张的涉案借款确实与梁耀兵无关，实际上系海地公司在1999年至2002年期间的亏损及未收回的债权。叶宗森作为海地公司的董事长，其两个儿子叶国辉和叶国强是海地公司股东，占股80%，其女儿叶国娟系海地公司财务，叶宗森一家人完全控制海地公司财务进出。海地公司每一笔资金都要由梁耀兵或业务员写一份借据，回收货款后由叶宗森或其女儿掌管，并且每笔都要提取高额的利息。本案借条上的款项实际上是1999年到2002年海地公司亏损及未回收的债权。叶宗森威逼、胁迫、利诱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梁耀兵负责收回对外债权及承担海地公司经营亏损。5、梁耀兵自2008年8月30日签下借条之后，叶宗森从未要求梁耀兵还款，或通过任何途径向梁耀兵主张权利。6、证人许锦泉的情况说明证实，叶宗森与梁耀兵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借款交付，证人陈耀芳的证人证言也表示借条系由海地公司的亏损和应收货款转化而来的。由此可以证明，梁耀兵与叶宗森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能仅凭借条来认定借贷关系发生，还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二、梁耀兵、林小萍、梁耀勇提供的另两份《借条》的金额均为886800元以及涉案《借条》金额623340元来看，本案借贷关系确实存在诸多疑点，叶宗森仅凭一份《借条》作为证明借贷关存在显单薄，更无进一步证据证实叶宗森有交付借款给梁耀兵。本案是大额的现金借款，不应当出现“40元”的零头，不符合日常借贷习惯。且先有担保书而后有借条，现实中不可能预知将来会发生借款而事先写好担保书用于借款，明显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且《借条》上无写明借款用途，明显不符合叶宗森一向借贷习惯。三、林小萍根本不知道有本案借款的存在，且本案借款金额数额巨大，远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叶宗森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故涉案债权债务与林小萍无关。四、本案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梁耀勇非本案适格保证人，不应当作为保证人对本案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在本案《借条》非真实有效的前提下，担保书作为主合同的从合同，依法应当无效。且已超过保证期间，保证人亦依法不应予对上述借款承担保证责任。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借款是否实际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本案中，出借人叶宗森虽然提供了借款人梁耀兵出具的《借条》及担保人梁耀勇出具的《担保书》，请求梁耀兵、林小萍共同偿还本案的借款及请求梁耀勇承担保证责任。但借款人梁耀兵抗辩称本案的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叶宗森并没有向梁耀兵实际交付借款623340元，《借条》中记载的款项实际上是叶宗森掌控的海地公司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从《借条》上记载的证明人许锦泉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足已证明本案《借条》记载的款项并非属于叶宗森与梁耀兵之间的借款，而是属于海地公司应收而未收回的货款。许锦泉作为《借条》上记载的证明人，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具有可靠性，应予采信。结合本案的借款金额是623340元，并不符合日常借贷习惯等事实来看，可以认定本案中梁耀兵对本案借款并未实际发生的抗辩作出了合理的说明。因此，叶宗森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本案的借款已经实际发生。但从叶宗森提交的证据来看，其并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本案的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给梁耀兵，叶宗森甚至连借款具体分多少次交付，每次交付的具体数额等基本事实也无法说清，更没能提供其在借款期间财产变动情况、证人证言等其他佐证证实交付借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叶宗森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能认定本案的借款已经实际发生。故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的借款未实际发生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235元（上诉人叶宗森已预交），由上诉人叶宗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江剑兵
代理审判员 赖慧嫦
代理审判员 巫 钊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梁 哲
速 录 员 陈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