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5民初43628号
原告：上海子瑜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刘经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杭炜，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纯峰，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谢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宏，上海市宏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怡，上海市宏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杨文显，执行董事。
原告上海子瑜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船公司)、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被告沪颂公司下落不明，故转为适用普通程序，采用公告方式进行送达，并于2017年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杭炜、被告沪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沪颂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子瑜实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自2012年3月6日至2012年4月30日的货款人民币9,719,466.78元；2、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自2012年4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请2为：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自2012年5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沪船公司于2011年9月9日签订了《购货合同》，由被告沪船公司向原告购买钢筋、型材、板材、线材等钢材，双方约定合同订单生效后一年内分阶段供货，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被告沪船公司收到订单货物后当月25日核算一次，次月25日前付清全款。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2012年3月20日，被告沪船公司要求原告将自2012年3月6日开始的供货发票开至被告沪颂公司名下，且出具《授权书》一份，载明：委托被告沪颂公司作为发票接收方，材料采购款由被告沪船公司直接支付。收到被告沪船公司的《授权书》后，原告分别于2012年4月17日、4月23日继续向被告沪船公司供货2,452,485.12元、2,422,103.04元，并将供货发票开至被告沪颂公司名下，加上2012年3月6日原告向被告沪船公司供货的4,844,878.62元，原告根据被告沪船公司的要求将发票重新开具给被告沪颂公司的货款，该期间原告共向两被告供货9,719,466.78元。原告一再催促两被告付款，被告沪颂公司对结算后的货款金额进行了确认，但两被告始终未付款。根据原告与被告沪船公司的《购货合同》约定，如被告沪船公司逾期付款，应按总欠款的0.03%向原告支付滞纳金，两被告逾期付款应支付相应的滞纳金。被告沪颂公司作为被告沪船公司的受托人，接受了原告向被告沪船公司的供货，接受了原告开具的发票并且与原告进行了货款确认，依法具有共同付款的义务。2012年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后，因被告沪船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案外人王盛、王爱娣合同诈骗，2013年2月原告先行撤诉，向浦东和虹口区经侦支队报案。2015年6月，被告沪船公司的员工王爱娣、被告沪颂公司的大股东王盛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刑，但在刑事判决书中未确认原告的货款属于刑事诈骗的范围。
被告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辩称，原告分别于2012年、2013年向本院起诉，后分别于2012年、2013年3月撤诉，本次诉讼系原告第三次提起诉讼，故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涉及的交易发生于原告与被告沪颂公司之间，应由被告沪颂公司承担责任。被告沪颂公司及其员工在本案中的行为不构成对被告沪船公司的表见代理，故被告沪船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本案纠纷未纳入刑事范畴，不意味着应当由被告沪船公司承担其他责任。
被告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未到庭应诉答辩。
经审理查明，被告沪船公司原名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自2013年1月更名为现有名称。
原告与被告沪船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2011年9月12日至2012年2月23日期间，原告与被告沪船公司签订了11份《供货合同》，约定：被告沪船公司向原告购买钢材，合同款结算方式为月付款。合同落款处被告沪船公司部分加盖了“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合同专用章(1)”字样的印章。
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沪船公司陆续供货，其中2011年11月19日、11月25日的2份《钢材供货确认单》显示：采购方为被告沪船公司，并加盖了“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字样的印章，收货确认人处有“黄向华”签名。被告沪船公司表示该2份《钢材供货确认单》上的“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系“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印章变造而成，“黄向华”并非被告沪船公司员工，但同时其亦认可该2份《钢材供货确认单》涉及的货物为其与原告《供货合同》项下交付的货物，该货物由被告沪船公司转卖给被告沪颂公司并由沪颂公司直接向原告提取。
期间，被告沪船公司向原告陆续支付货款。2012年5月13日，原告向被告沪船公司发送《询证函》，载明截至2012年2月，被告沪船公司尚欠原告货款15,130,833.80元。2012年9月7日，被告沪船公司向出具一份《应付账款确认函》，载明：截至2012年9月7日，被告沪船公司尚欠原告材料款10,737,101元。
2012年11月12日，原告曾向本院提起诉讼【(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3349号】，称2012年1月至3月期间，原告向被告沪船公司销售钢材12,797,101元，要求被告沪船公司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10,737,101元。此后，因原告未缴纳诉讼费，该案按撤诉处理。
审理中，原告与被告沪船公司均确认，2012年9月7日的《应付账款确认函》中提及的材料款10,737,101元系针对11份《供货合同》项下的货款余款。
另查明，原告向法院提供一份签约日期为2011年9月9日的《购货合同》，合同签订方显示为原告与被告沪船公司，该合同约定：被告沪船公司向原告采购钢材，原告负责把货物送到被告沪船公司指定仓库地点；被告沪船公司收到订单货物后当月核算一次，次月25日付清全款；被告沪船公司以采购定单方式向原告定货，定单依据为本合同，被告沪船公司以传真或邮件形式通知原告，原告收到采购订单后两个工作日内签字盖章并向被告沪船公司报价确认接受定单；收到原告货物后，被告沪船公司应立即进行验收并在货单上签字，被告沪船公司指定黄向华签字验收，如指定负责人不在场其他人代签应加盖被告沪船公司公章；被告沪船公司不能按合同日期付款时应按总欠款的0.3%的滞纳金交付给原告。合同的落款处加盖了“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字样的印章，经核实，该印章系“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印章变造而成。
2012年3月20日，被告沪颂公司原负责人王盛向原告交付了由被告沪船公司出具的一份《授权书》，载明：“兹授权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我公司材料采购发票接收方，有效期为2012年3月20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在此期间，我公司各类材料采购发票开至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材料采购款由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直接支付。”
2012年3月8日，原告将金额为4,844,878.62元的钢材交付被告沪颂公司，被告沪颂公司在《钢材供货确认单》上盖章确认。同时，原告针对该批货物亦提供一份采购方为被告沪船公司的《钢材供货确认单》，其中收货人一栏中签署了“黄向华”字样。
2012年4月17日，原告将金额为2,452,485.12元的钢材交付被告沪颂公司，被告沪颂公司在《钢材供货确认单》上盖章确认。同时，原告针对该批货物亦提供一份形成于2012年4月19日、采购方为被告沪船公司的《钢材供货确认单》，其中收货人一栏中签署了“黄向华”字样。
2012年4月23日，原告将金额为2,422,103.04元的钢材交付被告沪颂公司，被告沪颂公司在《钢材供货确认单》上盖章确认，收货人一栏中签署了“黄向华”字样。
2012年5月13日，原告向被告沪颂公司发出《询证函》，载明截至2012年5月被告沪颂公司欠原告货款9,719,466.78元，被告沪颂公司在《询证函》上盖章确认。2012年9月7日，被告沪颂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应付账款确认函》，载明：截至2012年9月7日，其尚欠原告材料款9,719,466.78元。
再查明，2012年11月15日，原告曾就本案系争三笔货款向两被告提起民事诉讼【(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3387号】。期间，此后，被告沪船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负责人王爱娣与被告沪颂公司负责人王盛因涉嫌合同诈骗被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立案侦查，原告就本案系争三笔货款9,719,466.78元曾向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报案。2013年3月12日，原告就(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3387号案件向本院申请撤诉。
2015年6月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沪二中刑初字第129号刑事判决，判决中中查明：王爱娣系被告沪船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负责人。2011年7月，王爱娣为完成被告沪船公司下达的销售业绩指标，与被告沪颂公司负责人王盛商议决定，由王盛以沪船公司名义向供货商采购钢材后，再将该钢材出售给被告沪颂公司，并通过交易各方发票、货款的流转来实现被告沪船公司的账面销售额。因被告沪颂公司拖欠大量货款，被告沪船公司于2012年3月决定暂停钢材贸易业务，并明确告知王盛。王盛在明知上述情况后，仍以沪船公司名义对外采购钢材，并在供货商要求核实王盛的身份时，由王爱娣出面谎称王盛系被告沪船公司员工。2012年5月，王盛在王爱娣帮助下冒用被告沪船公司名义先后与案外人上海融高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康灿物资有限公司、南京优特钢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钢材，骗取上述三家公司8,000余万的钢材。
(2014)沪二中刑初字第129号刑事判决书中未将本案系争的三笔货款认定为王盛、王爱娣诈骗金额。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为：原告提交的《购货合同》、授权书、原告与被告沪颂公司的询证函、供货确认单、(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3387号裁定书，被告提交的《供货合同》、支付凭证、原告与被告沪船公司的询证函、(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3349号案件的起诉状及民事裁定书、司法审计报告、(2014)沪二中刑初字第129号刑事判决书，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沪颂贸易对系争的三笔货款所对应的买卖关系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以及原告主张债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首先，对于2012年3月8日原告交付给被告沪颂公司的金额为4,844,878.62元的钢材。因2011年9月9日的《购货合同》被查明被告沪船公司的公章系变造，且原告与被告沪船公司未就该批货物签订单独的供货合同，故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与被告沪船公司之间订立有书面的买卖合同。从实际送货情况看，送货单上签收人“黄向华”系2011年9月9日的《购货合同》指定，尽管原告认为在2011年11月19日、11月25日向被告沪船公司送货的《钢材供货确认确认单》上亦显示有“黄向华”签名、以此可推定“黄向华”系被告沪船公司员工，但被告沪船公司认为该两批货系被告沪船公司转卖给被告沪颂公司并由被告沪颂公司直接提取，原告无法进一步证明“黄向华”系被告沪船公司员工，亦无法证明货物系向被告沪船公司交付。此外，盖有被告沪船公司公章的《授权书》指明被告沪颂公司作为被告沪船公司材料接收方的起始时间为2012年3月20日，原告虽称受被告沪船公司联系人王爱娣、被告沪颂公司王盛要求将货物送至被告沪颂公司，但原告无法证明王爱娣、王盛的行为构成对被告沪船公司的表见代理。结合原告将4,844,878.62元的钢材送至被告沪颂公司，且被告沪颂公司对此予以确认的行为，该批货物的买卖关系应建立于原告与被告沪颂公司之间。
其次，对于2012年4月17日、23日原告交付给被告沪颂公司金额为2,452,485.12元、2,422,103.04元的钢材。虽然原告与被告沪船公司就该两批货物亦未签订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但之前王盛将被告沪船公司出具的《授权书》交付给原告，指明2012年3月20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沪颂公司系被告沪船公司的材料接收方，原告据此将前述两批货物交付至被告沪颂公司，且被告沪颂公司已经确认收到货物，应视为原告已经向被告沪船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即便被告认为王盛取得《授权书》行为非法，对原告而言，因王爱娣系原告与被告沪船公司贸易往来的联系人，之前亦有经被告沪船公司认可原告将货物直接交付至被告沪颂公司的先例，故王盛交付《授权书》的行为亦构成了对被告沪船公司的表见代理。故原告要求被告沪船公司支付该两批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可予支持。至于被告沪颂公司对该两批货物仅为材料接受方，并非共同购买方，故原告要求被告沪颂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针对本案系争的三笔货款，原告曾于2012年11月15日提起诉讼，并于2013年3月12日撤诉。此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据此时效再次中断，2015年6月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沪二中刑初字第129号刑事判决，至此原告方知系争的三笔货款未作为刑事处理范畴，新的诉讼时效应从刑事判决生效之日重新计算。故原告于2016年6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主张两被告支付自2012年5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因原告与两被告未约定支付货款时间，应视为合同款项及时结算，且被告沪颂公司在2012年5月13日对欠款进行确认，现原告自2012年5月26日始进行主张，本院可予支持，但具体支付者以实际买方为准。被告沪颂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视其放弃抗辩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子瑜实业有限公司货款4,874,588.16元；
二、被告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子瑜实业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4,874,588.16元为本金，自2012年5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三、被告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子瑜实业有限公司货款4,844,878.62元；
四、被告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子瑜实业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4,844,878.62元为本金，自2012年5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五、驳回原告上海子瑜实业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790元，由被告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1,020元，由被告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0,7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 静
审 判 员 杜晓淳
人民陪审员 王 平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沈晨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相对人由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
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