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42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炳文。
委托代理人杨天福，男，1945年4月4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莫水贵，农村居民。
委托代理人但兴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华碧，农村居民。
委托代理人但兴明。
上诉人孙炳文与被上诉人莫水贵、伍华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5日作出（2013）长法民初字第02620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孙炳文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9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蔺莉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蔡涛主审，与代理审判员彭海波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对案件的审判，于2013年10月16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孙炳文及其的委托代理人杨天福，被上诉人莫水贵、伍华碧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但兴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炳文在一审中诉称，2013年1月2日，我在莫水贵、伍华碧（系夫妻关系）处买了生猪25头，次日上午发现猪不吃饭、猪蹄脱壳，我就通知莫水贵、伍华碧来看。莫水贵、伍华碧来看了情况后，叫兽医李海寿来看病，莫水贵、伍华碧支付了医药费。当天我即与莫水贵达成协议，约定如果我在莫水贵、伍华碧处买的小猪25头在20日内死亡，莫水贵承担70%的责任。但医生未将猪医好。同月4日，我买的猪死了8头。我又通知莫水贵、伍华碧来，莫水贵、伍华碧没有来，只是喊宏伟兽药部的张伟、张虹来给病猪进行解剖，医生发药给猪医病，但还是没有医好。现莫水贵、伍华碧卖给我的25头猪全部死亡，我原有的23头猪也因病毒感染死亡。莫水贵、伍华碧叫我不报畜牧局，他拿钱来医。现要求莫水贵、伍华碧赔偿因病猪造成的损失共85150元（含25头猪的本钱18600元，23头猪按照市场价每头1050元，共24150元，购买猪药7480元，饲料费27000元，请医生的费用1600元，诉讼费2320元，交通费4000元）。
莫水贵、伍华碧在一审中共同辩称：孙炳文于2013年1月2日向我们购买了25头猪属实。同月3日，孙炳文称我们卖的猪生病了，我们就到孙炳文的猪场，和孙炳文商量如果是我们的猪生了病，我们就把猪拉回去，孙炳文不同意。同日我们和孙炳文达成协议属实。孙炳文称同月4日死了8头猪并通知我们去不属实，我们也未喊医生去看猪，是孙炳文自己找的医生。猪是一证一标，如果孙炳文能证明是我们卖的猪死了，我们愿意按照协议在25头猪的范围内赔偿，但应扣除保险公司赔偿的金额。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买方需要报检，但买卖时孙炳文并未报检，车辆、人员是孙炳文自己带来的，孙炳文也应承担相应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2日，孙炳文在莫水贵、伍华碧处买了生猪25头。次日，孙炳文发现猪不吃饭、猪蹄脱壳，就通知莫水贵、伍华碧去看。当天孙炳文与莫水贵签订了协议，协议载明“孙炳文买莫水贵小猪25头，如果在20天内死亡，莫水贵承担70%责任”。李海寿作为证明人在协议上签名，另一买猪人高树荣也在协议上签了名。同月19日，因为孙炳文的猪生病，莫水贵、伍华碧支付孙炳文4500元医药费。
同时查明，莫水贵、伍华碧猪场的生猪经过畜牧站的合格检疫后，发放动物免疫证明和耳标，耳标佩戴在猪身上，动物免疫证明上的耳标号同猪佩戴的耳标上的号码相同。孙炳文在向保险公司投保时，畜牧站会重新配发新的耳标用于参保，但原来的耳标一直佩戴在猪身上，不作更换。保险公司理赔时，在投保头数范围内根据新耳标进行赔偿。
2012年11月16日，孙炳文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投保政策性生猪养殖保险，保险数量150头。2013年1-2月，孙炳文共向保险公司理赔46头猪，金额21000元。理赔猪的耳标号与孙炳文向莫水贵、伍华碧购买的猪的动物免疫证明登记的耳标号不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孙炳文诉称向莫水贵、伍华碧购买的25头猪全部死亡，其原有的23头猪也因被莫水贵、伍华碧病猪的病毒感染死亡，但相关证据只能证明其曾向保险公司理赔过46头猪，并不能证明死亡的猪的来源以及死亡的原因，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孙炳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炳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0元，减半收取1160元，由原告孙炳文负担（原告已交纳）。
孙炳文不服一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3）长法民初字第02620号民事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莫水贵、伍华碧承担。事实和理由：孙炳文有大量的事实和政府职能部门和当事人的证实。从民事责任优先原则是：“法律的人道和正义是法的社会功能的体现。”有关孙炳文和莫水贵、伍华碧之间已经达成的生猪买卖协议是本案要点，由因卖方的生猪是有病毒带入孙炳文方的现场而造成这一损失的事实无可非议，本案的起诉状到判决书没有提及，以证据和事实就有多达拾条之上：为什么一审法院竟然还背离事实、证据下了制裁的法律文书，有失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莫水贵、伍华碧在二审中答辩称，1、莫水贵、伍华碧提供的生猪是合格的，无疫情的仔猪。我们实行的一证一标，每头猪的耳标是唯一的。根据王远、高树荣的证词和会议纪要，可以证明我们的仔猪是无疫情。我们实行的是民间的买猪看猪，交付地点也是莫水贵、伍华碧的场地，所有权至交付时已经转移。孙炳文的疫情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告作出认定，不能说是我们的猪导致疫情。有多重潜在的因素可能导致疫情。而且对方死亡的猪在保险公司理赔时的猪并不是莫水贵、伍华碧出售的。综上，孙炳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二审中，经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孙炳文向莫水贵、伍华碧购买的仔猪是否在约定的期限内死亡以及孙炳文猪场死亡的猪是否是因向莫水贵、伍华碧购买的仔猪所引起。
本院认为，关于孙炳文向莫水贵、伍华碧购买的仔猪是否在约定的期限内死亡以及孙炳文猪场死亡的猪是否是因向莫水贵、伍华碧购买的仔猪所引起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由于莫水贵、伍华碧猪场的生猪经过畜牧站的合格检疫后，发放了动物免疫证明和耳标，耳标佩戴在所买的仔猪身上，动物免疫证明上的耳标号同仔猪佩戴的耳标上的号码应相同；而孙炳文举示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死亡的仔猪佩戴的耳标上号码与莫水贵、伍华碧卖出的仔猪耳标号相同。虽然孙炳文举示了部分证据（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出具的《证明》；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出具的《孙炳文1月-2月理赔情况》；3、证人李海寿、张虹、杨金木、王宫林、张伟、高树荣的出庭证词），但该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孙炳文向莫水贵、伍华碧购买的仔猪在约定的期限内（20天）死亡，同时，该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孙炳文猪场死亡的猪死亡的原因是向莫水贵、伍华碧猪场购买的仔猪所引起；因此，本院对孙炳文上诉认为，其向莫水贵、伍华碧猪场购买的仔猪已全部死亡，孙炳文猪场死亡的猪死亡的原因是向莫水贵、伍华碧猪场购买的仔猪所引起，莫水贵、伍华碧对此应当赔偿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孙炳文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1元，由上诉人孙炳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蔺 莉
代理审判员 蔡 涛
代理审判员 彭海波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彭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