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2民终102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曲永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君，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仁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仁财。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东玲，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耀栋。
原审第三人：孙洪华。
原审第三人：青岛昌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耀栋，经理。
以上三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志，山东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史汝义（史汝意）。
原审第三人：李红梅。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汝义（史汝意）。
上诉人曲永杰与被上诉人魏仁远、魏仁财以及原审第三人王耀栋、孙洪华、史汝义（史汝意）、李红梅、青岛昌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鑫公司”）股权转让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6）鲁0281民初9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曲永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君，被上诉人魏仁远、魏仁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玲，原审第三人王耀栋、孙洪华、青岛昌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志，原审第三人史汝义，原审第三人李红梅的委托代理人史汝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曲永杰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80万及相应利息，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3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结合上诉人曲永杰递交上诉状及庭审中补充的上诉意见，本院归纳事实和理由：一、昌鑫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2011年8月17日将注册资本由360万元增加到500万元，140万属于新增注册资本，昌鑫公司在行政诉讼中也自认，上诉人在500万元注册资本下仅取得28%的股权未实现合同目的，也与股东会决议不符，要求撤销错误公司变更登记。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自认及孙洪华代持股权证明与昌鑫公司登记资料及公司在行政诉讼中自认的事实相较，不能形成证据优势，无法推翻140万元是新出资的事实。如被上诉人以增资140万元方式交付股权履行合同，莱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撤销该增资登记，被上诉人就确定没有履行交付股权并办理变更登记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构成违约。原审法院认定140万元属股权交付方式错误；二、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在维持360万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向上诉人交付30%股权，在上诉人增资140万元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00万后应将上诉人持股比例变更为49.6%，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仅交付28%股权构成违约。如认定140万为股权交付方式，上诉人负有缴纳出资义务，虽然昌鑫公司；；验资时垫付，但上诉人负有偿还该140万元义务，严重损害上诉人利益。三、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违约，上诉人有合同解除权；四、被上诉人提交股权代持证明系其诉讼过程中与昌鑫公司等串通伪造，原审法院认定孙洪华代持2%无事实依据；五、原审认定上诉人交付420万元用于公司探矿没有事实依据；六、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同意书和代持股权协议不是真实的，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获取不当利益；七、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利用上诉人对公司制度缺少经验，以欺诈方式履行合同，伪造证据，虚假陈述，不仅违背诚信原则且已涉嫌犯罪。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1、变更股权登记手续最迟为2011年8月9日，此时公司注册资本为360万元，股东和决议和增资日期晚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变更登记手续日期，股权转让与公司增资是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2、同意书日期倒签，本身存在瑕疵，自认仅发生于诉讼过程中，原审对同意书、代持证明认定错误，被上诉人不具有合同约定股份份额，应依法解除合同。
被上诉人魏仁远、魏仁财答辩称，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对登记股东、实际股东及持股比例进行详细说明及明确告知，对上诉人不存在任何隐瞒，上诉人已持有昌鑫公司30%股份，被上诉人通过增资方式履行股权交付义务，上诉人同意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及实际全面经营公司行为予以确认。上诉人称公司增资登记非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系另外合同关系，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在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应已发现权利受到自以为是的侵害，至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至今未收到上诉人股权转让款，上诉人主张返还140万元系不当得利不符合不当得利法律要件，上诉人无权主张返还。庭审中被上诉人补充答辩意见：1、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3条，上诉人应当于签订协议时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签订时间是2011年7月20日，而上诉人并没有按照约定如期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于2011年7月22日、8月11日转帐给第三人昌鑫公司，至今没有支付被上诉人。2、证据六、七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任何的瑕疵。
原审第三人史汝义、李红梅的答辩意见同魏仁远、魏仁财的意见，补充答辩意见是，1、第三人是在上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之后于8月12日以增资的方式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补充的第一个理由不成立。2、关于上诉人补充的证据六、证据七所表述的内容，包括本案的被告及第三人及公司、公司的其他股东均确认证据六、证据七所表述的内容，所以即使不存在证据六、七的情况下，法院也应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处理，上诉人该理由也不成立。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应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昌鑫公司的答辩意见是，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转让前的股权结构，转让后的持股比例全体股东进行了确认，上诉人已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享有了昌鑫公司30%的股权，合同目的已经达到，并且上诉人主导了入股后昌鑫公司的生产经营，股权转让款420万元并未支付给被上诉人而是用于昌鑫公司，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条件和可能。二、为了在形式上股权交付，各股东同意以上诉人增资方式实现，所以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并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显名股东决定以上诉人增资的方式吸收其为新股东，增资款由昌鑫公司支付，上诉人称增资款是其向昌鑫公司借款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对持股比例做了明确说明，不存在欺诈和可撤销情形且已履行完毕，要求维持原判。
曲永杰一审诉讼请求：1.魏仁远、魏仁财返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80万元，及以28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2月1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违约金人民币103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项约定的违约金为人民币280万元，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103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2007年4月19日，第三人孙洪华出资人民币300万元成立昌鑫公司。2010年7月21日昌鑫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变更为360万元，登记股东由孙洪华变更为孙洪华（出资额300万元，持股比例为83.34%）、李红梅（出资额30万元，持股比例为8.33%）、魏仁财（出资额30万元，持股比例为8.33%）。2011年6月10日，昌鑫公司进行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孙洪华变更为王耀栋。
2011年7月20日，曲永杰与魏仁远、魏仁财及第三人王耀栋、孙洪华、昌鑫公司、史汝义（史汝意）、李红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转让方（甲方）：魏仁远（工商登记股东名称为魏仁财），受让方（乙方）：曲永杰。《山东省荣成市菜园子地区金矿普查》探矿权登记在昌鑫公司名下，该公司的登记股东为孙洪华、魏仁财、李红梅，实际股东为王耀栋（孙洪华）、魏仁远（魏仁财）、史汝意（李红梅），占股比例为王耀栋占股份50%，魏仁远占股份30%，史汝意占股份20%。经甲、乙双方协商，魏仁远将20%的股份转让给曲永杰，具体协商如下：一、魏仁远将在该公司占有的30%股份中的20%转让给曲永杰，曲永杰同意受让。二、魏仁远保证其对转让的股份具有完全的处分权，并保证该转让行为已经公司股东会通过，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三、双方确定20%股份的转让款为280万元，于签定协议时一次性支付。魏仁远给曲永杰出具收到条。四、在协议签字魏仁远收到转让款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魏仁远为曲永杰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费用由曲永杰承担）。五、本协议曲永杰签字，视为曲永杰对公司及登记在公司名下的探矿权已作充分了解，转让之前公司对外无债权、债务，公司股东之间无债权、债务纠纷。如产生转让之前的债权、债务，与曲永杰无关，但股东魏仁远代表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探权区内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由公司享有和承担，曲永杰予以确认。六、协议签字后，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违约。甲方违约，应按转让款的价值承担违约金；如乙方违约，甲方不予退还转让款。”该协议由史汝意、李红梅、曲永杰、王耀栋、孙洪华、魏仁远、魏仁财签字确认，由昌鑫公司盖章确认。同日，第三人史汝义（史汝意）与曲永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史汝意将在昌鑫公司占有的20%股份中的10%转让给曲永杰，股份转让款为140万元，其他内容同与魏仁远签订的上述协议。2011年7月22日、2011年8月11日，曲永杰通过青岛长寿食品有限公司账户分别向第三人昌鑫公司账户汇入股权转让款200万元、220万元，共计420万元。青岛长寿食品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其代曲永杰支付上述款项至昌鑫公司账户，用于购买史汝意、魏仁远持有的股权。对该款项的支付，魏仁远、魏仁财称，股权转让款打到了昌鑫公司账户后用于公司探矿，待探矿结束后，等矿权转让或公司获得利润后再行支付该笔款项。第三人王耀栋称是曲永杰自己要求将该款打入昌鑫公司账户的。曲永杰称，打入昌鑫公司账户是公司及原股东都同意的，是其他股东要求的。2011年8月12日，昌鑫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以下股东会决议：1.同意吸收曲永杰为公司股东；2.公司注册资本由360万元增至5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140万元由新股东曲永杰以货币出资140万元。2011年8月12日，户名为曲永杰的青岛莱西元泰村镇银行活期储蓄存折开户，该账户于2011年8月16日存入140万元，并于同日支出140万元。2011年8月16日，昌鑫公司验资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8月16日，昌鑫公司已经收到股东新增注册资本140万元，缴存于昌鑫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西支行开立的存款账户15×××08账号中，转增后昌鑫公司全部股东的货币出资额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其中曲永杰股本总额140万元，占注册资本28%。2011年8月17日，昌鑫公司变更了工商登记，注册资本由36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登记股东由孙洪华、魏仁财、李红梅变更为孙洪华（出资额为300万元，占股比例为60%）、曲永杰（出资额为140万元，占股比例为28%）、魏仁财（出资额为30万元，占股比例为6%）、李红梅（出资额为30万元，占股比例为6%）。审理中，曲永杰认可新增出资的140万元，实际是由昌鑫公司垫付，之所以要新增这140万元，目的就是要取得昌鑫公司的控股权。2015年12月11日，原审原告曲永杰向原审被告魏仁远、魏仁财发出《解除合同告知函》，主张解除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并通知原审被告在收到告知函之日起60日内将股份转让款14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返还曲永杰。该告知函已由魏仁远、魏仁财签收。2015年，魏仁财、魏仁远、王耀栋、孙洪华、史汝义、李红梅签订《同意书》一份，载明“青岛昌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孙洪华（王耀栋）将其代持的魏仁财（魏仁远）股权21.67%中的20%转让给曲永杰、代持的李红梅（史汝意）11.67%中的10%转让给曲永杰，采取增资方式转让，各方均表示同意。同意人：魏仁财、魏仁远、王耀栋、孙洪华、史汝意、李红梅。该同意书倒签日期为2011年8月11日。2016年5月8日，孙洪华出具《代持股权证明》一份，载明“青岛昌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登记股东孙洪华60%的股权当中代持魏仁财4%的股权，代持李红梅4%的股权，代持曲永杰2%的股权，特此证明。证明人：孙洪华2016年5月8日。”昌鑫公司对此加盖公章确认。2016年5月11日，曲永杰将莱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诉至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莱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1年8月17日作出的昌鑫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昌鑫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该诉讼。该案经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16）鲁02行终635号行政裁定书，认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曲永杰在庭审中的自述可以确认，曲永杰在2011年8月17日昌鑫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时明确知道该变更登记的事实，并且之后还参与了昌鑫公司的经营活动。曲永杰就该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裁定驳回曲永杰原审起诉。
关于曲永杰是否参与昌鑫公司经营的情况。2012年9月27日，昌鑫公司与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第二工程处签订《关于终止〈山东荣成市菜园子矿区铜矿详查〉工作合同的协议书》，曲永杰作为昌鑫公司代表在该协议上签字。2013年11月5日，曲永杰手写“矿费用统计”材料一份，载明打钻、请专家等费用总计300.2万元；另曲永杰手写“补充打钻”材料一份，载明打钻、评审等费用合计123.14万元。曲永杰陈述该两份材料系王耀栋提供，因为史汝义、魏仁远不参与金矿管理，为了让他们相信，王耀栋要求曲永杰抄写一遍拿给史汝义和魏仁远看，才按照王耀栋要求抄写了一遍。魏仁远、魏仁财及第三人对曲永杰的陈述提出异议，认为从曲永杰成为公司股东之后，公司的具体经营行为是由曲永杰负责。曲永杰就该两份材料所作陈述，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昌鑫公司取得探矿权的情况。2010年6月21日，昌鑫公司与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签订《探矿权转让合同》，约定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将拥有的《山东省荣成市菜园子地区金矿普查》探矿权转让给昌鑫公司，转让价为135万元。被告魏仁远、魏仁财提供的二份《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显示昌鑫公司对《山东省荣成市菜园子矿区金矿勘探》项目享有探矿权，二份证书有效期限分别为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6月30日、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第一次保留）。
原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并不禁止股东内部对各自的实际出资数额和占股权比例做出约定，在曲永杰受让昌鑫公司股权前，昌鑫公司的全部实名股东与登记股东均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一致认可王耀栋占股比例为50%、魏仁远占股比例为30%、史汝义占股比例为20%，原审院对各股东自认的持股比例予以确认。原审原告主张原审被告仅持有昌鑫公司8.33%的股权，却转让20%的股权给原审原告，其转让的股权存在权利瑕疵，该主张与昌鑫公司的实际持股情况不符，原审法院院不予采信。原审原告、二原审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魏仁远、魏仁财是以增资的形式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还是股权转让协议与增资为两个法律行为；2.魏仁远、魏仁财是否构成根本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庭审中，二原审被告及原审第三人均主张实际是以增资的形式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一致确认原告实际持有昌鑫公司30%股权，其中登记的股份28%，另外2%的股份为登记股东孙洪华代持。曲永杰主张2011年8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其作为新股东新增注册资本140万元，与股权转让协议为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曲永杰称其在支付了4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后，暂时没有能力支付新出资，因王耀栋与曲永杰关系密切，王耀栋同意由昌鑫公司垫付140万元增资款，之所以要新增140万元出资，目的就是要取得公司的控股权。对于新增出资部分股权，曲永杰称已对原审被告及原审第三人失去了信任，双方丧失继续合作的基础，不想偿还昌鑫公司140万元出资，也不想在昌鑫公司占股28%，所以提起了行政诉讼，目的在于撤销新增出资股权登记。
结合本案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曲永杰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从本案事实发生的时间看，《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于2011年7月20日，曲永杰分别于2011年7月22日、2011年8月11日向昌鑫公司付款，2011年8月12日昌鑫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曲永杰同意新增注册资本14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股东会决议的作出相隔23天，曲永杰对在昌鑫公司占股比例的意思表示发生重大变化，并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或作出合理说明。第二，公司新增资本的认缴比例，关系到公司内部各股东股权比例的变化，除全体股东另有约定外，公司在新增资本时，各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2011年8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仅载明新增注册资本由新股东曲永杰以货币出资的内容，其他股东并未认缴出资，亦未对增资后各股东的占股比例作出约定。已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股权的曲永杰，如欲通过新增资本取得控股权，亦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第三，从新增资本的缴存情况看，新增的140万元注册资本实际由昌鑫公司账户支付，而非由曲永杰另行出资缴纳。曲永杰关于与王耀栋关系密切，王耀栋同意由昌鑫公司代为垫付的主张，第三人王耀栋不予认可，且王耀栋作为昌鑫公司第一大股东与曲永杰通过新增注册资本达到控股地位存在着直接利害冲突，曲永杰的该项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曲永杰关于股东会决议中新增资本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受让股权为两次独立的投资行为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二原审被告主张的以增资形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工商变更登记的意见，予以采信。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上所述，昌鑫公司通过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将曲永杰登记为占股28%的新股东，且二原审被告及其他股东均确认昌鑫公司登记股权比例与实际比例不一致，曲永杰实际在昌鑫公司占股30%，另外2%为孙洪华代持股。曲永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为持有昌鑫公司30%的股份，现其合同目的已经达到。二原审被告及第三人通过增资的形式完成工商登记的行为，虽然合同履行的方式上存在瑕疵，但并未损害曲永杰的利益，不构成违约。曲永杰以二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双方丧失合作的信任基础为由，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符合合同法关于法定解除、约定解除的条件，二原审被告及第三人提出异议，原审法院对曲永杰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的效力，不予确认。曲永杰主张二原审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曲永杰主张的违约金，因二原审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原审法院释明两个问题：1.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曲永杰已先后向昌鑫公司账户汇入股权转让款共计420万元。二原审被告对于该股权转让款汇入昌鑫公司的情况知悉，且对该款先用于金矿的探矿，待探矿结束后，等矿权转让或公司获得利润后再支付的意见，没有提出异议。二原审被告在2011年8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庭审中均认可以增资形式将曲永杰曲永杰吸收为新股东，并以增资形式履行变更股权登记义务，二原审被告的行为表明其认可原告已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2．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对外经营的基础，具有对外公示效力，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后不得抽逃公司注册资本。本案曲永杰、原审被告及原审第三人通过新增注册资本方式为曲永杰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该行为法律后果应由曲永杰、原审被告及原审第三人共同承担，不得因股东之间的内部争议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曲永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440元，公告费5000元，共计42440元，由原告曲永杰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二审期间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统一调解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案件事实，2011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魏仁远将其持有昌鑫公司20%的股份转让上诉人曲永杰，股权转让款为280万。同日史汝义将其持有昌鑫公司10%股份转让上诉人，股权转让款为140万元。协议签订后，股权转让款本应由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人魏仁远和史汝义，但实际履行中上诉人分别于2011年7月22日、8月11日将420万元直接汇入昌鑫公司，并于2011年8月12日作出新增注册资本股东会决议。上述股权转让款支付及增资决议作出互相衔接，相互联系，系基于同一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以公司增资形式获得股权变更。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与股东新增注册资本为两个独立法律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魏仁远需要收到股权转让款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为上诉人曲永杰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后，上诉人应首先要求履行基于股权转让获得股权变更手续，在转让股权比例变更确定后再行根据股东增资比例确定增资后股权比例。但根据本案的事实，在公司注册资本为360万元时，上诉人并未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是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期间，召开股东会作出新增注册资本的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360万修改为500万，并据此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此后上诉人参与了昌鑫公司的经营，至2015年12月前上诉人未提出异议。综合案件事实，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形成证据优势，原审法院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以增资昌鑫公司的形式履行股权转让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相关主张与案件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30%的持股比列，孙洪华确认代持曲永杰2%的股权，该事项亦经过昌鑫公司及其他股东认可。上述股份登记瑕疵并不足以构成上诉人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上诉人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不能成立。
对于8月12日股东会决议涉及上诉人曲永杰增资款140万元的问题。曲永杰开立个人验资账户，昌鑫公司向该账户打入140万元，原告曲永杰又将该款打入昌鑫公司作为出资款。但上诉人曲永杰在此之前已经分别向昌鑫公司账户汇入股权转让款共计420万元，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此情况均知悉并同意。同时，被上诉人及昌鑫公司均主张系以增资140万元的形式吸收上诉人曲永杰为公司股东，因此，应视为曲永杰已经实际支付了140万元增资款。基于对以增资形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认识，上诉人对昌鑫公司投入420万元魏仁远、史汝义在内的公司股东均已受益，可以视为上诉人已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
综上，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存在根本违约行为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44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亚梅
审判员 盛新国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润之
书记员 姚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