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1841号
原告：赵生，女，1954年5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育东（原告之夫），1954年3月1日出生，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北京市康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京，男，1956年8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艳艳（原告之妻），1956年11月2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北京市康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ＸＸ智，男，1934年7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被告ＸＸ智之女），1963年8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威，男，1970年1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曲仕英，女，1946年11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威（被告曲仕英之子），即本案被告王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生、赵京诉被告ＸＸ智、王威、曲仕英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进行开庭审理，原告�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育东、原告赵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艳艳及二原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刘健、被告ＸＸ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及被告ＸＸ智、王威、曲仕英共托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张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生、赵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新华街×号房产由原、被告按份共有，二原告各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北京市西城区北新华街×号房产原系二原告的外祖父王某6所有，原登记门牌号为北新华街四号。王某6与妻王李氏共育有五名子女，分别是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1育有ＸＸ智及ＸＸ强两子，王某2、王某3、王某4均无子女，王某5育有赵某及原告赵生、赵京三名子女。ＸＸ强于2014年10月3日去世，被告王威系ＸＸ强独子，被告曲仕英系ＸＸ强的妻子。王某6夫妇去世后并未留下遗嘱，所留房产未进行分割。现王某6的五名子女也都已经过世。2015年9月，北新华街面临拆迁，二原告找到被告ＸＸ智、曲仕英商量拆迁款分配事宜，才知道北新华街房产已过户到ＸＸ智及ＸＸ强名下。二原告认为，涉案房屋是祖辈遗留房产，因未立下遗嘱，且多年来也未实际分割，二原告应对该房产享有共有权。赵某已放弃对涉案房产的权利。所以王某6的祖遗房产应归孙子女及外孙子女赵生、赵京、ＸＸ强、ＸＸ智四人共有，二原告各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二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涉案房屋房产证的照片打印件；
2、王某5人事档案摘抄；
3、北太平庄派出所证明信；
4、ＸＸ强户籍档案摘抄；
5、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材料；
6、1984年及1995年房屋产权档案材料；
7、北京市国立公证处档案资料；
8、证明信；
9、1951年房屋产权档案材料；
10、西长安街派出所证明信。
三被告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要求驳回原告的起诉。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立即全面废除了国民党的旧法律，故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日伪北平市政府等档案材料仅具有历史记载之用，不具备法律效力。涉案房屋解封后重新登记的产权人是王某1、王某3、王某4三人共有，因此产权人并不是王某6，故涉案房屋与王某5及其后人无关。二、王某5一家人的户口曾经于1958年9月份暂时迁入涉案房屋地址内，后于1971年9月迁出。对此，王某5的暂时居住并不是她取得房屋所有权、继承权的依据。三、文革后，1984年6月重新发还了涉案房屋，这是对涉案房屋的第二次确权。在发还的同时，因王某1、王某3已去世，故于1985年按照规定办理了公证遗产继承手续、王某4房产赠予手续，故涉案房屋当时已为ＸＸ智、ＸＸ强共有。四、因ＸＸ强于2014年10月3日去世，应由ＸＸ强之妻曲仕英、之子王威继承其遗产，故该房产目前属于三被告共同所有。综上，涉案房屋与二原告无关。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三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1951年房屋产权档案材料；
2、王某1遗产公证书；
3、王某3遗产公证书；
4、赠与说明；
5、声明；
6、房屋产权登记书复印件；
7、王某4死亡证明；
8、房屋所有权证；
9、ＸＸ强死亡证明；
10、民国36年户口调查表复印件；
11、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及附件。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及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前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经审理查明：
一、涉案人员间的关系
王某6、王李氏夫妇育有一子四女，分别为儿子王某1，女儿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
王某1于1909年2月8日出生，于1966年5月20日去世。王某1、刘某夫妇，育有二子ＸＸ智及ＸＸ强。ＸＸ强、曲仕英夫妇育有一子王威。ＸＸ强于2014年10月3日去世。
王某3于1911年1月4日出生，于1975年8月5日去世。
王某4于1918年2月25日出生，于1992年9月1日去世。
王某5于1922年9月28日出生，于1981年4月24日去世。王某5、赵某1夫妇，育有一子二女，分别为本案原告赵京、赵生及案外人赵某。1958年9月15日，王某5、赵某1、赵京、赵生户口由宫门口二条迁入北新华街×号，1971年2月9日，赵生户口迁入顺义大孙各庄，1971年9月22日，王某5、赵京二人户口迁入索家坟×号。诉讼中，赵某明确表示不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亦不参与诉讼。
二、诉争房屋情况
（一）建国前的档案记载情况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显示：
中华民国廿六年土地所有权登记申请书载明，申请人王某6，性别男，年龄六十，坐落北京市内二区北新华街胡同门牌×号，定着物情形及现值房十一间。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王某6将契纸土地注册执照遗失。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五日，王某6申请补领买契。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王某6具结承诺，内七区北新华街四号房地契证曾经遗失由本人补领，现产权已为本人所有，补领契证系本人自为。
（二）建国后的档案记载情况
1.1951年房地产所有证（换字第×××号）载明：为左列房地已由现权�人申请登记经审查属实特发给所有证以凭管业此证；房屋现状，坐落第五区北新华街×号，权利人姓名王某1等三人。1951年3月29日，北京市城区房地登记表载明：第5区北新华街胡同×号，间数11，建筑面积156.8。1951年产权共有执照载明：本市第五区北新华街×号房地产一处房屋十一间系属王某1等三人共同所有，业经审查准予登记除发给换字第二三六〇九号房地产所有证外另发产权共有执照以为凭证，共有权利成数平均共有，产权共有人王某4、王某3。
2.因文革产继承发还，房屋产权登记书载明：收件日期1984年6月22日；登记种类为换证；坐落于西城区（新）北新华街×号（旧北新华街×号）；间数11、建筑面积156.8㎡；交验契证为房产所有证1件、共有执照1件，继承证明2件；产权来源为文革产继承发还；原产权人王某4，68岁；现产权人ＸＸ智，52岁，ＸＸ强，45�。
3.后因变更，房屋产权登记书及房产平面图显示：收件日期1995年4月26日；登记种类：统一登记；坐落于西城区（新）北新华街×号、×号（旧北新华街×、甲×号），平房2、3、4、5、6幢共9间，建筑面积120.6；二层楼房1幢(1-1,1-4)，共4间，面积57.1，现产权人ＸＸ智、ＸＸ强二人。
（三）涉案房屋的相关公证情况
1985年5月27日，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85）西证字第162号公证书载明：王某1死亡后，在西城区北新华街×号遗有房产拾壹间。（此房产系与王某3、王某4共同所有）死者生前无遗嘱，其父母均于解放前死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死亡王某1的遗产份额应由其妻及子女继承。现其妻刘某、次子ＸＸ强均声明放弃继承权，故上述遗产应由其长子ＸＸ智继承。
1985年5月27日，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85）西证字第161号公证书载明：查王某3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在北京死亡。死亡后在西城区北新华街×号遗留房产拾壹间。（此房产系与王某4、王某1共有）死者生前无遗嘱，其父母均于解放前死亡。死者生前未婚，一直与其侄ＸＸ强共同生活数十年，已形成相互抚养关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死者王某3留有的遗产份额应由其侄ＸＸ强继承。
（四）涉案房屋产权的赠与情况
1985年6月2日，王某4向西城区房产管理局出具材料载明：我将西城区和平门内北新华街×号房产产权的1/3赠与侄子ＸＸ智及ＸＸ强所有。立此为证。备注：王某4于1985年6月11日上午亲自来局办理赠与。
（五）涉案房屋的翻建情况
另查，1984年因和内储蓄所用房危险需进行翻建，因与毗邻的新华街×号ＸＸ强住房（西房三间，系私房）影响施工，经银行、西长安街房管所及ＸＸ强协商，拟将其住房（西房三间）和储蓄所一并翻扩建为二层小楼，在楼上安排不小于ＸＸ强现住房面积，由王居住，并同意其保留产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材料、户籍证明、房屋产权证、房屋产权登记档案、公证书、公证档案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诉讼中，有可能出现在双方当事人穷尽了证据后，事实仍处于未查清的状态。此时，法院只能依据法律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对案件进行裁判，判令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因未完成举证义务而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本案中，二原告主张涉案房屋产权人原为外祖父王某6，王某6去世后，原告之母王某5未放弃继承，王某6之女王某3去世后，王某3所继承的王某6的涉案房产由ＸＸ强继承不合法，王某6之女王某4所继承的王某6的涉案房产未继承，王某6的孙子女及外孙子女仅为ＸＸ强、ＸＸ智、赵生、赵京、赵某，因赵某明确放弃继承，故原为王某6名下的涉案房屋应由ＸＸ智、ＸＸ强、赵京、赵生共有，每人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三被告的抗辩意见主要为：第一、二原告认为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的，应由原告负责举证证明，在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登记错误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第二、二原告诉求的实质仍为继承纠纷，距被继承人死亡至今，远超过二十年这一最长的保护期限；第三、二原告对诉争房屋的产权登记行为有异议的，应另案诉讼，不属于共有权纠纷。
对于原告的诉请，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逐层分析如下：
二原告对涉案房屋所主张的共有权利涉及祖孙三代的两个层级的继承问题，即王某6与其子女王某2、王某1、王某3、王某4、王某5之间的继承与被继承的问题；以及王某3、王某4与其继承人之间的继承问题。对于这两个层级的继承问题，原告均持有异议：
第一、对于第一个层级的继承，二原告主张王某5作为王某6之女，涉案房屋原为王某6所有，在王某6去世后，王某5未放弃继承，即王某5与其他子女实际上继承了涉案房屋产权，王某5继承的房屋产权进而由王某5的继承人即本案原告予以继承，故对涉案房屋享有共有权利。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房地契不具有中华人�共和国不动产产权登记的权属证明之法律效力。其次、在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举证权利的情况下，本案能够查明的涉案房屋的最早的产权人登记情况为1951年10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政局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以及产权共有执照载明的王某1、王某4、王某3三人。本案中，没有王某6夫妇具体的死亡时间，相关公证文书载明王某6夫妇于1949年以前去世，双方当事人对此予以认可，王某1去世于1966年。王某6夫妇的去世距今已逾六十八年，王某1去世也已超过五十年，王某1的二子中的一子ＸＸ强也已去世。在此情况下，被告ＸＸ智以及ＸＸ强的继承人曲仕英、王威不能说明1951年王某1、王某3、王某4如何取得涉案房屋产权实属正常，被告不应承担证明其上一辈人王某1、王某3、王某4的权利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相反，根据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５日府秘一字第１７４８号令�布并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地登字第５４８５号布告公布修正的《修正北京市城区房地产权登记暂行规则》第二条规定：凡属左列各项登记，除法令另有规定外，由本局依本规则办理之。1.总登记凡私产本领有房地产所有证者，应由所有人亲自到本局声请登记；2.转移登记因买卖、赠与、交还、继承，而转移房地产者，除因继承由继承人取具证明单独声请登记外，均由当事人双方会同办理。3.变更登记凡新建、改建、拆除、分割、合并、更正、批余房地产者，除需会同关系人者得另行通知办理外，均由所有人亲自声请登记。……第五条规定：声请登记时需携带有关契证、名章、戳记、户口簿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如系代理人，并应携带委托人的委托书，必要时得责由代理人出具两家殷实商店之保证。……第七条房地产如系共有者，应由各共有人会同声请登记，�定一人执证，其他共有人各执共有执照。在有上述规定以及1951年10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政局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已载明“经审查属实特发此证”的情况下，二原告主张王某1、王某3、王某4隐瞒其他继承人存在进行虚假申请并获得错误登记的，应对该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二原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为，在没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以后的涉案房屋的房地契情况，亦没有1949新中国成立至1951年10月31日前的房屋产权的连贯登记的情况下，王某1、王某3、王某4是在解放前既已成为房地契的权利人，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依法申请房屋产权证书，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该三人依据其他途径取得涉案房屋产权，存在多种可能。但因本案可查的涉案房屋的最早的权属登记为1951年，距今已六十六年，相关的其他证据材料已无法查找；二原告之母亲王某5在其�生之年，从未起诉主张对涉案房屋的权利，现王某5也已去世三十六年。现二原告以王某5的继承人的身份主张对涉案房屋的权利，如此迟延的权利行使，自应承担因时间久远无法查证的后果。现二原告以王某6有五名子女，在王某6去世后，王某5没有放弃继承，就应依法继承原王某6名下的涉案房产进而享有共有权的推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对于第二个层级的继承，二原告主张王某3就涉案房屋的产权由ＸＸ强继承不合法以及王某4就涉案房屋的产权份额没有继承。对此，本院分别予以讨论如下：
本案现已查明，王某3于1975年8月5日去世，根据王某3所在居委会出具的材料证明，王某3生前没有结婚，生前与其次侄ＸＸ强共同生活、共同吃住；ＸＸ强所在单位亦出具证明，ＸＸ强之姑王某3生前未婚，未曾参加工作，无任何收入，一直由ＸＸ�抚养照顾，直至去世；相关公证文书亦载明，王某3生前未婚，一直与其侄ＸＸ强共同生活数十年，已形成相互抚养关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死者王某3留有的遗产份额应由其侄ＸＸ强继承。
针对王某3就涉案房屋的产权由ＸＸ强继承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自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在此之前调整继承问题的法律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但是婚姻法中关于继承的问题仅仅涉及配偶之间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当时，在办理王某3的遗产公证之时，对于第二顺位的继承问题，没有完整具体的法律层面的规定。本案当中，二原告主张应依据继承法去衡量继承法施行之前的公证的合法性于法无据。关于王某3遗产的继承问题，本院认为，涉案公证书的处理符合基本的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在查明了对被继承人生养死葬情况的基础�，公证王某3的遗产由对其多年扶养照顾的次侄予以继承，符合公序良俗以及基本的公平原则。而且即便按照继承法的规定，考虑第二顺位继承人的问题，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四款也规定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故综合对被继承人王某3的扶养情况，王某3所遗留的房产由其次侄ＸＸ强继承并无不当。
针对王某4就涉案房屋的产权是否未被继承的问题，根据审理中查明的事实，1985年6月2日，王某4向西城区房产管理局出具材料载明：我将西城区和平门内北新华街×号房产产权的1/3赠与侄子ＸＸ智及ＸＸ强所有。立此为证。备注：王某4于1985年6月11日上午亲自来局办理赠与。因文革产继承发还，房屋产权登记书载明：收件日期1984年6月22日；……产权来源为文革产继承发还；原产权人王某4，68岁；现产权�ＸＸ智，52岁，ＸＸ强，45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继承证明为1985年5月27日，王某4为1918年2月25日出生，ＸＸ智为1934年7月1日出生，故在王某468岁、ＸＸ智52岁之时为1986年，所以该文革产的继承发还应在1986年，在该文革产继承发还的房屋产权登记书中已记载原权利人王某4，现产权人ＸＸ智等二人，故应认定在1985年6月2日王某4在房产管理局办理了赠与之后，王某4就涉案房屋的产权已在1986年文革产继承发还中一并过户至了ＸＸ智和ＸＸ强名下。有赠与之合意，房屋产权也已过户至受赠与人名下，故王某4就涉案房屋的产权在王某4在世期间已做处理，不存在没有继承的问题。
综上，二原告诉请确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新华街×号房产由原、被告按份共有，二原告各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京、赵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万五千二百三十二元，由原告赵京、赵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袁 佳
人民陪审员 张立红
人民陪审员 王培发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甘雯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