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崇州刑初字第358号
公诉机关崇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唐建川，男，1965年6月出生，汉族，四川省崇州市人，专科文化，住崇州市。2015年3月24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4月2日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由崇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温江区看守所。
辩护人宋永奎，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律师。
崇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崇检公诉刑诉（2015）3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唐建川犯受贿罪，于2015年10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崇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朱正冬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唐建川及其辩护人宋永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间，困公诉机关补充侦查，本院两次决定延期审理，2016年5月23日本案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崇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至2014年，被告人唐建川在担任崇州市交通局出租车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出管办”）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多个出租车公司在运营证年审过程中提供便利，收受崇州市出租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出协”）贿赂329,307元。案发后被告人唐建川家属为其退赃245,00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唐建川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32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唐建川当庭自愿认罪，但辩称该款项是“出协”给“出管办”的赞助款，不是给其个人；其所收到的款项均用于“出管办”的公务开支，且其收到的现金只有245,000元。
辩护人宋永奎提出，被告人唐建川只收到245,000元，其余的款项不是唐建川保管，且用于各种公务开支，不能认定为是唐建川受贿的数额，受贿数额应当只有245,000元。
针对被告人唐建川及其辩护人宋永奎的辩解，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以下指控证据：
1、另案被告人付某某记载的关于2010年至2014年“运营证年审费”的收支状况情况表及2014年收取“年审费”的收据，证实：2010年“出协”收到出租车“年审费”为59,700元，其中支付唐建川现金40,000元，其余19,700元用于协会开支；2011年260台车每辆车300元，收取“年审费”78,000元，支付唐建川现金45,000元，其余款项用于唐建川同意的各项开支；2012年收取“年审费”78,000元，支付唐建川现金60,000元，购买烟酒、支付就餐费等17,600元，余400元；2013年收“年审费”78,000元，支付唐建川现金60,000元，购买烟酒、支付就餐费17,200元,余800元；2014年收取“年审费”99,900元，其中支付唐建川现金60,000元，烟酒开支12,607元，还隆吉公司借款10,000元，余17,293元。综上，2010至2014年“出协”收取“年审费”共计393,600元，其中19,700元用于“出协”开支，支付唐建川现金265,000元，支付烟酒、就餐费用开支64,307元，余18,493元。
2、另案被告人邓某某的供述。他是2001年任崇州市光大出租汽车公司董事长至今。崇州市“出协”是2006年成立，他一直担任协会会长。成立之初有5家成员单位，分别是众合公司、光大公司、隆吉公司、天一公司、九龙公司，2014年又增加了蜀诚公司。副会长是天一公司的徐树强，其他公司的负责人是协会理事成员；付某某任协会秘书长兼会计和出纳，2014年之前协会秘书长是马志明，2014年后就是付某某。“出协”的财务由付某某负责，“出协”的收费主要有会费，一个驾驶员每年60元，培训费，一个驾驶员每年50元，广告费，服装费等收入；支出主要是他和付某某的工资，之前是马志明的工资，还有就是服务费、资料费、先进表彰费等。协会的开支需要经过他签字同意的。“出协”是在“出管办”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2009年之前是出租车驾驶员自行到崇州市检测站去进行车辆检测，检测合格后由崇州市“出管办”盖章通过年审，“出协”没有收取出租车道路运输证年审费。因为手续繁琐、耗费时间等原因，2010年他召集“出协”理事成员开会，他在会上提出出租车不上检测线了，由出租车公司自行组织检测，由崇州市“出管办”派人参加监督检测，检测合格后由崇州市“出管办”盖章通过年审，由“出协”统一收取年审费，出租车公司按照每辆车每年360元的标准向驾驶员收取年审费，“出协”向出租车公司收取年审费按照每辆车300元的标准，这个提议在会上得到一致通过后，他把这个想法给崇州市“出管办”主任唐建川说了，并且告诉唐建川年审费由付某某来收取，收的钱就交给崇州市“出管办”来安排，当时唐建川没有说什么，表示默认，后来就按这种方式操作了。
2010年收取的出租车道路运输证年审费是包括在“出协”的收费项目里的，大概收了6万元，其中有4万元由付某某交给了唐建川。2011年，他给付某某说收取的出租车道路运输证年审费不属于协会的收入，他们协会没有开支过，不能做在协会的账上，因为崇州市民政局每年都要来“出协”查账，但可以由“出协”出具收据代收年审费。2011年后，他们“出协”的账上就没有体现有出租车道路运输证年审费了。每年的7月份，由付某某开好收据，盖好“出协”的章，按每辆车每年300元的标准向出租车公司收取年审费，然后由付某某自己保管。付某某每次收了钱后都会给他说哪个出租车公司收取了多少年审费，并且把收的钱交给了唐建川。收取年审费和交给唐建川是他安排付某某去做的。
崇州市“出管办”下发的道路运输证件年审工作文件中第十四款“所有车辆应持有检测站有效检测合格单和定级单”，这个规定他清楚，这个规定是按照交通部的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制定的，是不违规的，但实际出租车公司在进行年审的时候，没有提供检测站的有效检测合格单和定级单，如果出租车公司有这两个单子就不会给唐建川交年审费了。
3、另案被告人付某某的供述。他1979年至1993年在青海省第二炮兵部队服役，1993年至1997年在崇州市交通局执法队工作，1997年至今在崇州市“出管办”工作。2000年崇州市“出协”成立，他兼任出协的会计及出纳至今，2015年开始还兼任“出协”秘书长。2000年之前他是崇州市“出管办”的普通工作人员，2000年起担任“出管办”的会计至今。2014年马志明退了后他兼任秘书长。崇州市“出协”的收入项目主要有驾驶员的会费、广告费、培训费、服装费。支出项目主要是人员工资、会务费、表彰奖励费、资料费等，费用的支出都要经过会长邓某某的签字。
2009年之前出租车驾驶员自行到崇州市检测站去进行车辆检测，检测合格后凭检测报告到崇州市出管办盖章通过年审，崇州市出管办没有收取过出租车运营证年审费。2010年开始以“出协”的名义收取出租车运营证年审费，驾驶员就不用开车到崇州市检测站去上线检测了，驾驶员就把车开到出租车公司里面去检测，崇州市“出管办”派人到出租车公司去盖年审章，每年6、7月份，检测完后邓某某会长给他打电话，让他到各个出租车公司去收取出租车运营证年审费。
2010年“出协”会长邓某某给他说，以“出协”的名义按每辆车每年300元的标准向出租车公司收取年审费，各个出租车公司的车辆数是由邓某某提供给他的，他按照邓某某提供的车辆数量开好票盖上“出协”的章到各个出租车公司收取年审费。2010年由于天一公司有一辆出租车没有运营了，只收了199辆出租车的年审费，共收了5.97万元钱；2011年至2013年每年都是收的260辆出租车的年审费，每年共收取7.8万元钱；2014年由于有些出租车检测不合格，是按400元的标准收取的年审费，2014年一共收取了9.12万元年审费。开具的收据是经过邓某某同意他在外面买的，收据盖的是“出协”的章。
2010年他收齐5.97万元的出租车运营证年审费后，就问邓某某怎么处理，邓某某就给他说把收取的5.97万元年审费拿给唐建川，然后他去找唐建川，唐说先拿4万元现金给他。2010年收取的出租车运营证年审费入了“出协”的账，后来他就给邓某某提出来，因为崇州市民政局要审计“出协”的账务，而给唐建川的现金，唐又没有打条子，怕民政局审计的时候通不过，然后邓某某就说把收取的出租车运营证年审费单列出来，不记入“出协”的账上，收取的年审费就全部交给唐建川。他收取的出租车运营证年审费的收支情况每年都有记载。2011年至2014年期间收取的年审费没有记入“出协”的账，是单独做的记载。2010年所收取的57,900元，交给唐建川现金40,000元，余19,700元作为“出协”日常公用开支。2011年所收取的78,000元，他分三次将45,000元现金交给唐建川，另外2011年11月21日经唐建川同意，报销他平时所垫支的唐建川消费的烟、酒等支出10,000元，剩下的23,000元用于支付唐建川开支的就餐、烟酒等费用。2012年收取的78,000元，他分四次交给唐建川现金60,000元，17,600元用于支付唐建川开支的就餐、烟酒等费用，剩余400元。2013年的78,000元，他分四次交给唐建川现金60,000元，除剩余800元，其余的17,200元用于支付唐建川开支的就餐、烟酒等费用。2014年的99,900元，他分两次交给唐建川现金60,000元，还有10,000元用于归还隆吉公司借款，剩余17,293元，其余用于烟酒等开支。四年收入总计39.36万元。帮唐建川支付他所消费的餐饮是在新津县新义镇的一家农家乐结的账，烟酒是在崇州市蔡家碾唐安西路的一家副食店结的账。
收取的出租车运营证年审费交给唐建川,除了他，还有邓某某知道。交钱给唐建川的时候没有其他人看到，每次都是在唐建川的办公室拿现金给他的。因为邓某某是“出协”的会长，他又在协会领工资，邓某某让他去收年审费的，唐建川又是他在崇州市“出管办”的直接领导，他是按他们说的去办，具体邓某某和出租车公司及唐建川之间是怎么商量的他不清楚。
打击非法运营出租车工作是有办案经费的，之前每查处一台非法运营出租车950元，后来总补助增加到1100元,2013年后办案经费就截止了。这些办案经费包括执法人员的就餐费、补助等，就不再另外报销执法人员的执法开支了。给唐建川的现金里和帮他支付的各种费用里没有“出管办”用于打击非法运营出租车工作开支的伙食费、租车费等费用，也没有用于出租车运营证年审工作开支的伙食费、辛苦费、补助等费用。2010-2014年期间，春节、逢年过节，唐建川没有给他发过奖金、补助。
大概2005年，因为“出管办”经费紧张，他们就以“出管办”的名义向天一出租车公司借款20000元用于发工资，借条是由他打的，天一公司徐树某安排分司财务人员把钱支给他们。2012年的时候，唐建川把天一公司退还的借条给他，说这笔钱已经还了，让他把借条收好，唐建川没具体说是用什么钱还的。
4、证人张某的证言。2000年他担任“出管办”行政办公室主任，2014年12月调至交通局服务中心工作至今。每年的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的年审工作前要成立工作小组，组长是唐建川，其他成员有稽查队的成员、后勤的人员和各家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一般有他、许某、卜某、周某等人。2010年以前，出租车需要在运营证年审的当月到检测站进行上线检测，由检测站出具有效的检测合格单和定级单，2010年后他们在审查时，就没有要求出租车驾驶员出具年审当月上线的检测单和定级单，只要是有同年内的检测合格单复印件，他们就盖章。2010年7月，根据“出管办”主任唐建川的安排，只要有同年的检测合格单复印件，就算是崇州市“出管办”下发的道路运输证年审的相关通知第三条第14款“所有车辆应持有检测站有效检测合格单和定级单”过关了，只要其他规定符合就可以盖年审合格印章了，以后每年年审就按照这个惯例执行了。他知道“出协”在收取出租车年审费，但是钱的用途他不清楚。唐建川个人没有给他发过年终奖或者红包。
5、证人李某的证言。2012年他任“出管办”稽查队副中队长。2010、2011年是稽查队队员轮流去参加出租车运营证年审的，他去过一回。2012年至2014的出租车运营证年审他都参加了，主要工作是到出租车公司去检查车辆外观、内部设施有无损坏、车辆有无安全隐患，检查合格后再给运营证盖章。出租车运营证年审没有收过费，因为专门有文件禁止收年审费。在给出租车运营证年审期间吃饭等开销有时候是出租车公司出钱，有时候是出纳付某某出钱，具体的他不清楚。年审结束后，唐建川没有单独发过辛苦费。从2000年到2014年，他每年都参加打击非法运营出租车工作。一般都是由分管稽查队的副主任带队，唐建川一般不会亲自带队，只是偶尔来看看。参加打击非法运营出租车工作没有补助。工作吃饭等开销一般由带队的副主任支付。距离远才在外面吃饭，在市区就工作完了回家吃饭。2010至2014年春节或者逢年过节期间，唐建川没有单独给他发过奖金、补贴或者送过钱。
6、证人卜某的证言。2008年他任“出管办”一分队副队长，2013年任稽查队队长。他参加过三、四年的出租车运营证年审工作，主要参与外检工作，是到出租车公司上门服务。出租车运营证年审没有收过费，按规定是不能收费的，年审期间吃饭等开销前几年是出租车公司招待的，2013年后年审完各自回家吃饭，偶尔在外面吃饭是出纳付某某付的钱。年审结束后，唐建川没有给他们单独发过辛苦费。打击非法运营出租车工作他参加过。一般都是由分管稽查队的副主任带队，唐建川一般不参加带队。打击非法运营出租车工作有补助。2012年前每查出一台非法运营出租车，单位给400-450元的办案经费，主要用于吃饭等开销，剩余部分分给每个人。办案经费是带队的副主任在“出管办”的出纳处登记过后领的。2013年后就没有办案经费了。工作吃饭等开销一般由带队的副主任支付。2010至2014年春节或者逢年过节期间，唐建川没有单独给他发过奖金、补贴或者送过钱。
7、证人周某的证言。他是1999年到崇州市交通局“出管办”工作的。每年年审人员不固定，通常是四个人一起去上门年审。他主要是负责对车辆现场检查,是否收取年审费他不清楚。对出租车运营证进行年审，唐建川没有给他发过辛苦费。2012年之前,由于崇州市“出管办”纳入财政之前，进行过打击“野的”的行动,一般在节前由稽查队进行打击,违章处理室进行处理。打击“野的”,行动完之后就收工了,没有在外面吃过饭，唐建川没有给他发过辛苦费，也没有给他发过过节费。
8、证人彭某的证言。他是1999年到崇州市交通局“出管办”上班的。每年夏天都会对出租车进行年审。主要检查出租车车容车貌,有无安全隐患等。2003年,取消运管费之后好像就没有收费了。唐建川没有给过他们出租车年审的辛苦费。在2012“出管办”纳入财政之前,他们有打击“野的”的行动,每扣一台车,单位发放450元,用于打击“野的”等发生的一些餐费等,剩余的由全体执法队员一起分,唐建川没有给过他们打击“野的”的辛苦费。逢年过节，唐建川也没有给他们发过过节费。
9、证人谢某的证言。2010年至2014年他任“出管办”副主任。他参加过打击非法运营出租车，没有带过队。2013年以前打击非法运营出租车工作是有办案经费的，每查出一台非法运营出租车有400-450元的办案经费，主要用于平时吃饭等开销，剩余部分分给每个参与办案的人员。办案经费是带队的副主任在出管办的付某某的手上领的，发钱是都制作了表、签了字的。2013年后就没有办案经费了。2010至2014年春节或者逢年过节期间，唐建川没有单独给他发过奖金、补贴或者送过钱。
10、证人许某的证言。“出管办”成立时他就到出管办工作,先后担任“出管办”稽查队队长和“出管办”的副主任，一直负责打击非法营运的客运车辆。2013年7月,他又分管“出管办”的财务工作,主要就是“出管办”一些费用的报销由他负责审核。打击非法营运客运车辆的工作用餐费用一般就是由参与执法的人员先垫钱支付,然后拿到“出管办”的财务上去报销，一般都没有补助，偶尔如果是节假日加班执法，一般每人每次50元的标准，补助的钱是由每个执法队队长造表,然后到“出管办”财务上把钱领出来发给大家。唐建川不参与打击非法营运的客运车辆,一般只参加每年的一些安全检查。唐建川没有发过执法补助给他们。“出管办”没有收过出租车营运证的年审费。
11、证人杨邦某的证言。2011年他任“出管办”的副主任,2013年至2014年底担任“出管办”的书记。他任副主任时主管打击非法客运车辆，担任书记后分管党建工作。打击非法客运,他们每扣一台车,财政会提供一百元的专项打击基金,发放给大家或者有时用于打击非法客运在外吃饭的费用。对非法营运的客运车辆进行打击,唐建川没有给他们发过相关的补助。逢年过节唐建川也没有给他们发过过节费，“出管办”也没有给相关领导送过礼拜过年。
出管办每年要对出租车营运证进行年审,由张某负责，要收费,每辆车收费几百元,具体他不清楚,由出租车公司收取之后交给付某某。付某某是“出管办”的财务股股长,付某某在崇州市“出协”是否有职务他不清楚,但是“出协”的钱也都是由付某某保管。
12、证人陈某（系崇州市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某（系崇州市交通局副局长）、朱海某（系崇州市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浩某（系崇州市交通局纪检组长）、李家某（系崇州市交通局党组成员）、朱明某（系崇州市交通局总工程师）等人的证言，均证实他们都不知道崇州市“出协”收取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费的事情。“出管办”对出租车运营证年审不收费。2010年至2014年期间逢年过节时，“出管办”以及唐建川本人没有给他们送过红包、礼金等财物。
13、证人徐树某的证言。他2002年起担任天一出租车公司经理。2009年以前，崇州市的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要到检测站进行检测，检测通过后再到崇州市“出管办”盖章。由于这样年审很麻烦，2010年崇州市“出协”会长邓某某召集5家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开会，他们在会上达成一致，由“出协”会长邓某某找崇州市“出管办”进行协调，由“出管办”到出租车公司来进行上门服务，出租车营运证的年审就不用到检测站进行了，“出协”按每辆车每年300元的标准向出租车公司收取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费，出租车公司则按360元的标准向出租车驾驶员收取，剩余的60元作为出租车公司的年审费用。他们公司收取的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费都是由“出协”的会计付某某到公司上门收取，每年付某某按每辆车每年300元的标准开好“出协”的收据到公司来收取。2010年他们公司是21辆出租车，交的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费是0.63万元；2011年我们公司的出租车增加到35辆，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我们公司交的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费都是1.05万元。2010年“出协”开会时就说好了由付某某来公司收取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费，不需要邓某某打招呼了，已经形成习惯了，每年出租车营运证年审结束后，过几天付某某就来收年审费。
14、证人毛某的证言。2005年他任崇州市九龙运输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旅游出租分公司的安全科长，主要负责本公司出租车的日常管理工作。公司负责人张云某。大概2009年，成都市交委发了文件，要求运营车辆必须进行等级评定，要到车辆检测站去进行上线检测后再到崇州市出管办盖章通过年审。据了解，周边区市县的出租车都没有强制要求进行等级评定，只有崇州才有这样的要求，一台出租车去上线检测要花四、五百元钱，而且还要一天的时间，耽误正常运营，出租车司机意见很大，公司压力也大。于是公司出面将这些意见反映给了“出协”，希望协会出面与出管办协调这个事情。2010年，协会组织五家出租车公司一起开会，经过商讨，由邓某某会长出面与崇州市“出管办”协调，争取出租车不再上检测线检测。后经“出管办”同意，由出租车公司自行组织检测，邀请崇州市“出管办”派人参加监督检测，检测合格后由崇州市“出管办”盖章通过年审。各公司按照每辆车每年360元的标准向驾驶员收取年审费，“出协”再按照300元的标准向出租车公司收取，每辆车60元的差额，由各公司自行管理用于年审过程中的工作业务开支。每年7月份，“出管办“派出3-5人到公司上门进行出租车年审，主要检查各车辆相关资料，车容车貌等。他们公司按照每台车300元的标准将钱交给协会后，就不再到检测站上线检测评级了。这样让公司和驾驶员都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公司收到钱后，都是由他将钱汇总交给付某某，付某某向他们公司出具盖有协会公章的收据。2010年至2014年期间，他们公司有24台出租车，每年他们公司来按每台3**元共7200元的标准交给付某某，五年共交给付某某3.6万元。每次都是给付某某现金。
15、证人陶红某的证言。他是崇州市隆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经理。按有关部门规定，要求运营车辆必须进行等级评定，要到车辆检测站去进行上线检测后再到崇州市“出管办”盖章通过年审。2010年，协会组织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开会，经过商讨，邓某某会长表示由他出面与崇州市“出管办”协调，争取让出租车不再上线检测。后邓某某会长告诉他们，“出管办”同意由出租车公司自行组织，请崇州市“出管办”派人上门服务进行年审。邓某某会长还说，这个事情是给驾驶员节约时间和检测费，是做好事，但各公司要按照每辆车每年360元的标准向驾驶员收取年审费，然后再将按照每辆车300元的标准交给“出协”，每辆车60元的差额，由各公司自己管理用于年审业务开支。会后，他将这个事情给公司老总胡少某汇报，胡总说不给驾驶员增加负担，这个钱由公司出了。这样，每年7月份，“出管办”派人上门到指定地点进行出租车年审。他们公司按照每台车300元的标准将钱交给协会，公司和驾驶员都减少了年审手续办理的麻烦。付某某收到钱后向他们公司出具盖有协会公章的收据。2010年公司有10台车，有一台停运，就没有进行运营证年审，其他9台车按每台3**元的标准给了付某某2700元；2011年至2014年期间，他们公司有22台出租车，每年我们公司来按每台3**元共6600元的标准交给付某某，五年共交给付某某2.91万元。每次给付某某的都是现金。
16、证人张某的证言。他是2011年初任众合公司经理。2009年以前，崇州市的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要求出租车到检测站进行检测，检测通过后再到崇州市“出管办”盖章。2010年开始，出租车营运证年审就在出租车公司进行，由“出管办”上门服务。2010年他还是技术安全科科长，当时经理是王贵某。王贵某参加了“出协”的相关会议，曾给他说起过由“出协”的会长邓某某找崇州市“出管办“协调，由“出管办”的工作人员到公司上门服务，他们几家出租车公司按每辆车每年360元的标准向出租车驾驶员收取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费，然后按每辆车每年300元的标准交给协会，剩下的60元用于出租车营运证年审开支，他就配合好“出管办”做好出租车现场年审工作。他们公司收取的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费都是由“出协”的会计付某某上门收取，每年付某某按每辆车每年300元的标准开好收据到他们公司来收取年审费。2010年公司是80辆出租车，交了2.4万元；2011年他们公司的出租车增加到92辆，2011年、2012年、2013年他们公司交的出租车营运证年审费都是2.76万元；2014年他们公司的出租车还是92辆，但有部分出租车是交的400元的营运证年审费，具体金额以财务上查实的金额为准。
17、证人唐玉某的证言。他于2009年至今在崇州市蔡家碾附近唐安西路30号开卖烟酒零售的铺子。唐建川经常到他的铺子上买烟、酒水和一些零食。唐买东西是先记账，累积到2至3千元左右后由“出管办“的会计付某某来结一次账。记账和结账的凭证都没有保存，都是结完账后就撕了。这几年唐建川在他铺子上买过多少烟酒具体数字记不很清楚，2012前大概每年约几千元，2013后大概每年有1万多近2万元。付某某在他铺子上拿过烟酒，但都是给他们唐主任拿的。因为每次拿烟酒之前，付某某都要打电话来问他，有没有什么烟什么酒，他们主任需要。一般都是唐主任自己过来拿的。等账目累积到2、3千元左右，付某某就来结账了。
18、证人李某的证言。她经营一家农家乐，名字是“李豆花农家乐”，大概有10多年了。唐建川在她经营的农家乐消费过，大约有4、5年了，每年都要来消费几次，就是钓鱼、吃饭。一般都是记账，每年由他们“出管办”的会计来结一次账，一年大概消费几千元。
19、证人徐某的证言。他是天一出租车公司的副总经理。大概2005年，“出管办”因经费紧张，唐建川到他们公司借过2万元。大概2012年，唐建川到他公司找到他，将“出管办”的2万元借款归还了，他收到钱后就把借条退给了唐建川。
20、被告人唐建川供述。他1999年调到崇州市“出管办”任副主任，2010年任主任。2014年12月崇州市“出管办”被撤销，成立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担任执法大队大队长。崇州市“出管办”负责对全崇州市出租汽车行业的管理，对违章、违规经营的查处和非法运营客车的打击，对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的年审也属于行业管理的范畴。“出管办”和出租车公司是上下级，对出租车公司是监督、管理和服务关系。
2009年前，对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的年审是由出租车驾驶员持证到检测站进行车辆检测，检测合格后由“出管办”盖章通过年审，当时没有收取年审费用，因为这样操作手续繁琐，有时候一天都弄不完一辆车，驾驶员就找出租车公司，提出简化手续的要求。公司给协会反映，协会召集几家公司开会，商量由出租车公司统一收取年审服务费，按照每台车300元左右收取，协会会长邓某某会同四家出租车公司老总找到他，说他们想简化年审手续，方便驾驶员，同时由协会出面统一收取出租车的年审费用，收到的钱由协会统一拿给“出管办”进行开支，他听了后就同意了。按照《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是必须到检测站检测年审，但是成都市颁布的《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没有要求必须到检测站年审，所以他们就依据《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上门去年审，“出管办”不收费，由“出协”收取年审费。按照相关政策，“出协”是不允许收取出租车驾驶员这个费用的。从2010年开始，年审小组就采取到出租车公司去上门服务年审，驾驶员不到检测站进行车辆检测。他是组长，副组长杨邦某、谢某、许革，其他成员是张某、卜某、李某、周某、彭某，每年都要以“出管办”名义下文确定年审小组而且还要召开年审工作会。从2010年开始，出租车公司会收取一定的年审服务费，也就是驾驶员说的年审费，每台车收360元，由驾驶员出这个钱，这360元中公司留60元，剩下300元交给协会，由协会会计付某某收取并管理。在2010年年审费用收齐之后，协会会长邓某某、众合公司老总张某、天一公司老总徐树某、九龙公司老总毛某、隆吉公司老总陶红某来他办公室找他，说为了支持“出管办”工作，也是为了各个公司的营运需要，希望主管部门加大对非法运营车辆的打击力度，规范出租车市场，他们几家公司就商量，把“出协”每年收取的出租车运营证年审费支持主管部门，也就是将其中一部分钱交给出管办，实际上除了2010年是交部分年审费给“出管办”以外，2011年到2014年收取的年审费全部都交给了出管办。2010年是200台出租车，每台3**元，大概收了6万元；2011年、2012年、2013年是260辆出租车每300元，每年大概收了7万8千元；2014年也是260台车，但是部分车是按照每台4**元收取，具体情况我不清楚，2014年收取了大概9万多元。2010年至2014年共计收取了38万多元。
这38万多元除了2010年有部分用于“出协”开支外，其余的钱大部分都用于“出管办”的开支，主要用于工作开支，用于打击非法运营的调查取证，车站守点、乡镇去调查取证等活动的伙食费、租车费。付某某记载的2010年至2014年出租车年审费收支情况表他看过，上面记载的开支情况基本相符，除2013年记载支付给他2万元现金，他不太确定外，其余的收支情况都是属实的。经他回忆，2010年他从付某某收取的出租车年审费中拿了4万元现金；2011年拿了4万5千元现金；2012年6万元现金；2013年拿了4万元现金；2014年6万元现金，共拿了24万5千元现金。每次拿钱，都是他让付某某拿多少，付就拿多少。除了直接拿现金给他外，他还让付某某帮他支付了一些“出管办”公务接待的烟酒钱和一些公务招待开支，从2011年至2014年，共计3万余元。这些烟酒都是他让付某某固定从一个烟酒铺子上拿的，地点位于崇阳镇蔡家碾老骨科医院对门。公务招待开支一般都是在新津县新义镇的一个叫李豆花的农家乐消费的。
每年年审结束后，他都给年审小组的成员发过辛苦费，每个人发1000—2000元不等，每年大概万把块钱，总共开支5万余元；2010年至2013年，每年春节前，他给中层干部每人发1000元的过节费，给班子成员每人发2000元的过节费，这四年算下来共计5万余元。每次都是单独发给他们的，发的时候给他们说这个是协会发的补助。另外还有用于打击非法运营的调查取证等活动的伙食费、租车费，每年大约花费1万多元，五年共计花费了五六万元。这些钱都是他从付某某拿给他的现金中开支的，是由他直接支付出去的。每年过年给相关领导拜年花费有2万元左右，有崇州市交通局的领导还有成都市交委相关处室的领导。
大概2005年，“出管办”因经费紧张，曾以“出管办”的名义向崇州市天一出租车公司借过2万元，并以“出管办”的名义打了借条。2012年时，他从付某某那里拿的现金里面拿了2万元把这笔钱还给了天一公司副经理徐某，徐某把借条退给他，他把借条交给了付某某。
21、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关于被告人唐建川到案经过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唐建川在接到检察机关通知后，即到案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22、崇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成立崇州市出租车行业管理办公室的通知》、被告人唐建川的任职文件及干部任免审批表、参照公务员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登记表，证实被告人唐建川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23、《汽车运输业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部第13号）、《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崇州市“出管办”关于道路运输证件年审工作的相关文件、崇州市机动车检测站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表及汽车检测报告样表，证实崇州市“出管办”要求出租车运营证年审时提供检测机构的定级检测单具有相关法律依据。
上列指控证据系检察机关依法侦查收集，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人唐建川与另案被告人邓某某的供述，证人徐树某、毛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了“出协”的会长邓某某与被告人唐建川在事前已达成了合意，由“出协”出面收取“年审费”交给“出管办”开支，由同时身兼“出协”及“出管办”会计的付某某收取并保管，“出管办”对出租车运营证进行年审时不再要求出租车去检测站进行定级检测。
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4年期间，崇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为了让出租汽车不经过机动车检测站进行定级检测而通过运营证的年审，向时任崇州市交通局“出管办”主任的被告人唐建川进行行贿。被告人唐建川利用职务之便，为多个出租车公司在运营证年审过程中提供便利，收受崇州市出租行业协会贿赂共计329,307元，后将其中的2万元用于偿还“出管办”的债务，其余款项用于就餐、烟酒等开支。案发后被告人唐建川家属为其退赃245，000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唐建川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受贿罪。崇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唐建川犯受贿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予以支持。
“出协”违反行业规范，为使出租车免于去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就能通过运营证的年审，而向“出管办”交纳所谓的“年审费”，属于一种行贿行为，其所交纳的“年审费”的性质即为行贿款。根据被告人唐建川、另案被告人付某某的供述及证人杨邦某、张某、谢某等人的证言，证实“出管办”收到该笔款项只有被告人唐建川及会计付某某知道，其他人工作人员（包括主要领导）均不知晓。在此种情况下，被告人唐建川独自开支该笔款项，且未记入单位的账务，不能认定为单位受贿。对被告人唐建川关于其所收受的款项是“出协”给“出管办”的赞助款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受贿的数额，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建川受贿数额为329,307元，其中包括唐建川从付某某处支取的现金265,000元及付某某受唐建川安排去结帐的烟酒、就餐等费用的开支64,307元。被告人唐建川及其辩护人宋永奎均提出受贿数额应当认定为被告人唐建川实际收到245,000元。根据被告人唐建川的供述，他除了直接从付某某处领取现金外，还让付某某帮他支付了一些“出管办”公务接待的烟酒钱和就餐费等。对于付某某记载的“年审费”收支情况，除2013年支付2万元现金被告人唐建川表示不能确定外，其余的收支情况唐建川均无异议。付某某记载烟酒、就餐等费用开支为64,307元，说明唐建川认可付某某所记载的该笔费用的开支数额，且有证人唐玉某、李某的证言佐证。付某某在唐建川的安排下支出了该款项，该款项应当计算在唐建川受贿的数额内。关于唐建川收取的现金差异2万元的问题，因付某某关于“年审费”收支情况记载系原始记载，是书面证据，较被告人唐建川的口供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故对该书证予以采信，认定被告人唐建川收取现金为265,000元。综上，本院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建川受贿329,307元予以支持，对被告人唐建川及其辩护人宋永奎关于唐建川受贿数额为245,000元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公务开支的问题，依照法律规定，行为人将受贿的款项用于公务开支，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唐建川将受贿款项用于公务开支。根据证人杨邦某、张某、谢某、徐某等人的证言及付某某的供述，公务开支有相应的财政支出及单位开支，没有使用过唐建川的个人支出。对被告人唐建川及其辩护人宋永奎关于所收到的款项均用于公务开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人唐建川在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真诚悔罪、积极退赃，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唐建川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款、第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唐建川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O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羁押之日）起至二O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止。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二、对被告人唐建川的违法所得64，307元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以下无正文）
审 判 长 王秀琴
人民陪审员 张春文
人民陪审员 胡春杨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郭其异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三款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