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再11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胜利四路**号。
负责人：童波，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倩，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晏，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湖北省盛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城东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靳烽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慧东，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交行宜昌分行）因与被申请人湖北省盛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合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终1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2月4日作出（2016）鄂民申238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交行宜昌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倩、李晏，被申请人盛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靳烽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慧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交行宜昌分行申请再审称：（一）原二审法院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错误认定本案事实。1、交行宜昌分行严格按照《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及《保证合同》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无违约行为。交行宜昌分行与盛合公司为开展贷款担保合作义务，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盛合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借款人与交行宜昌分行签订借款合同项下的保证合同中签字、盖章，即表示盛合公司对借款人在交行宜昌分行的该笔贷款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2014年1月23日，盛合公司为借款人宜昌市泓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泓通公司）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保证合同》，其与交行宜昌分行之间形成合同关系。2014年1月24日交行宜昌分行收到盛合公司递交的《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盛合公司表示：“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和借款人的申请，我公司已经与借款人办妥反担保抵（质）押登记或反担保保证手续，根据贵行与我公司签订的债权额为人民币贰佰万元整的《保证合同》（编号：保A101E140051）之规定，我公司同意对借款人在2014年1月23日开立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请贵行按相关合同履行与借款人的放款手续。”其后2014年1月26日，交行宜昌分行依据借款合同约定向借款人泓通公司账户发放贷款，符合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约定，亦与《合作协议》第三条第4款：“乙方（被申请人）办理完成担保手续后，应及时向甲方（申请人）出具《放款通知书》，作为甲方发放贷款的依据”的约定契合。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西陵支行（简称以下简称交行西陵支行）并非涉诉合同主体，在本案所涉合同关系中不享有权利，亦不承担义务，无权代表交行宜昌分行对涉诉贷款进行监管、冻结。交行宜昌分行与交行西陵支行均属于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双方系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盛合公司向交行西陵支行发出的《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对交行宜昌分行无约束力。原二审法院认定盛合公司向交行西陵支行发出的《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对交行宜昌分行产生约束力缺乏事实基础，亦背离合同相对性原则。3、即使交行宜昌分行收到了盛合公司发出的《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基于盛合公司已经明确通知交行宜昌分行解除该冻结，交行宜昌分行依约发放贷款亦无任何违约之处。盛合公司发出的《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中载明暂时冻结泓通公司账户资金的原因为双方的反担保手续尚未办理完毕，而该事由在盛合公司发出《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的第二天2014年1月24日即已经消除，基于此，盛合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向交行宜昌分行发出《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明确其已经与借款人办妥反担保手续，请交行宜昌分行按相关合同履行与借款人的放款手续。此后交行宜昌分行依约向泓通公司发放贷款行为无任何不当。4、从盛合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向交行宜昌分行提交《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到交行宜昌分行2014年1月26日发放贷款，再到盛合公司2015年1月4日收到申请人发出的《履约保证责任通知书》，历时一年之久。期间，盛合公司未就该笔贷款的发放或者反担保是否存在问题与交行宜昌分行有过任何的联系和交集，更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之后，在签收《履约保证责任通知书》直至本案起诉之时又经过一年时间，盛合公司也未向交行宜昌分行提出任何异议，再次印证盛合公司从始至终均知晓并同意交行宜昌分行发放贷款。5、原二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主观推测双方当事人以往的交易过程及交易惯例是错误的。（二）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交行宜昌分行与交行西陵支行系相互独立的诉讼主体，原二审法院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将交行西陵支行牵连到涉诉合同关系中，导致本案法律关系混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交行宜昌分行与盛合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的《保证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依据该合同，盛合公司就涉诉贷款向交行宜昌分行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交行宜昌分行在债务人有到期应付的债务时，扣划盛合公司在交行开立账户中的资金用于清偿债务，符合合同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盛合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盛合公司答辩称:（一）交行宜昌分行与交行西陵支行系同一主体。我国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民法通则都对法人身份有明确的规定，交行宜昌分行与交行西陵支行的民事主体地位和民事行为效力是一体的，与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地位规定有本质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即便交行宜昌分行和交行西陵支行是两个不同主体，在民法中也构成了表见代理。交行宜昌分行主张其与交行西陵支行系不同主体于法无据。（二）本案所涉保证合同签订方为交行宜昌分行，履行给付义务方为交行西陵支行，双方是同一法人主体。双方所做出的法律行为皆系围绕着诉讼标的进行，同时双方为同一主体所做的行为，不存在出现双重责任关系。（三）本案借款担保合同中贷款方交行宜昌分行系违约方。1、因交行宜昌分行非窗口单位，其不办理具体的现金流转业务，不为客户开设资金账户。该合同的履行由宜昌分行指定其分支机构交行宜昌分行西陵支行履行支付业务。三方共同缔结《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交行西陵支行在该告知函中承诺：“同意冻结宜昌市泓通科技有限公司资金贰佰万元，待我行收到湖北省盛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后再对资金予以解冻。”并由交行西陵支行负责人签字确认。之所以要将放款和解冻分两步走，其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放款是要求银行方履行义务的行为，解冻是实现借款人权利的行为，掌控该过程则是实现担保人合同权利的保证。银行方未履行其承诺私自解冻，明显构成违约，造成担保人的反担保权利未完全实现，包括担保物的交接、最终审核、设定连带保证人等。在解冻后，保证人失去对程序的控制，很多反担保手续均为后期仓促补办，根本无追偿价值，造成至今仍未追回借款。2、交行宜昌分行作为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保证人盛合公司的合同权利未得到保障，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四）《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的含义。2014年1月24日，担保方盛合公司向贷款方交行宜昌分行出具《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因贷款发放帐号已经被冻结，故示意由贷款方交行宜昌分行将资金放款至借款人泓通公司在交行西陵支行开设的账户是安全的，是符合合理的交易流程的。《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系双方一直延用的范本，其中“我公司已与借款人办妥反担保（质）押登记或反担保保证手续，请贵行履行放款手续。”首先，《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并未同意银行方解冻。其次，整个反担保的实现除了必要的登记手续的办理，还包括了担保物的交接、审验、变更、提供连带保证人等等，所以规定以解冻为最后的反担保确认，并将解冻设定了要式条件。因此《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授权的是银行放款，不能作为银行方直接解冻的理由。（五）盛合公司提交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过往的同类交易证据足以证实交行宜昌分行违约。盛合公司提供的某矿业公司同类业务的交易过程证据，明确显示了交易的合理过程，分别由《账户监控冻结申请书》、《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四步组成，并在最后担保人合理实现了担保权利。在本案中银行方未按承诺履行义务，造成了担保方的合同权利义务未实现，并造成借款未追回的严重后果，因此担保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六）担保方盛合公司已向银行方交行宜昌分行提出异议。因在本案所涉业务中，银行方系担保方的上游客户，在没有根本原则问题出现的情形下，担保方盛合公司是不会轻易与银行方产生矛盾的。但本案在出现担保人盛合公司的保证金被强行划款时，盛合公司多次与交行宜昌分行交涉，并在交涉无果后起诉。足以证明盛合公司始终保留其合法追诉的权利。综上所述，为保障盛合公司合法的合同权利，并追究交行宜昌分行不依约履行义务的行为，请求驳回交行宜昌分行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
盛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交行宜昌分行返还盛合公司代偿款2052766.8元，并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2015年1月4日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月23日，泓通公司与交行宜昌分行签订了编号为A101E140051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主合同），约定泓通公司向交行宜昌分行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同日，盛合公司与交行宜昌分行签订了编号为A101E140051的《保证合同》，约定盛合公司愿意为实现上述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该日，泓通公司向交行西陵支行提交了《账户监控冻结申请书》，主要内容为：泓通公司经盛合公司担保，向交行西陵支行申请贷款200万元。因泓通公司未办理完反担保手续，特向交行西陵支行申请冻结账户资金200万元，请交行西陵支行在泓通公司反担保手续完成后接到盛合公司的《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再予解冻。当日，盛合公司向交行西陵支行发出了《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主要内容为：泓通公司经其担保，向交行西陵支行申请贷款200万元，因该公司未办理完毕反担保手续，经该公司申请交行西陵支行对该公司的资金账户冻结200万元，待盛合公司与该公司反担保手续办理完毕后，交行西陵支行接到盛合公司《账户监控冻结通知函》后方可解冻。泓通公司在该告知函下面对上述意见再行盖章确认，该告知函最下部有交行西陵支行行长杨志勇的签字：“同意冻结泓通公司账户资金200万元，待我行收到盛合公司《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后再对资金予以解冻。”2014年1月24日，盛合公司向交行宜昌分行发出了《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和借款人泓通公司的申请，我公司已经与借款人办妥反担保抵（质）押登记或反担保保证手续，根据贵行与我公司签订的债权额为200万元整的《担保合同》（编号为保A101E140051）之规定，我公司同意对借款人在2014年1月23日开立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请贵行按相关合同履行与借款人的放款手续。”同日，泓通公司向交行宜昌分行提交了《提款申请书》，申请提款200万元。交行宜昌分行盖章确认：“同意按上述条件于签署之日起三个银行工作日内放款。”2014年1月26日，交行宜昌分行通过交行西陵支行向泓通公司放款200万元。2014年12月29日，交行宜昌分行向盛合公司送达了《履约保证责任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因对泓通公司的200万元借款将于2015年1月24日到期，泓通公司连续3个月未能履行偿还银行贷款利息义务，根据编号为A101E140051《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通知盛合公司在接到本通知书后三日内履行保证责任，包括本金及逾期产生的罚息。如逾期未履行，将根据《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扣划贵公司在交行宜昌分行开立的任一账户中的资金用于清偿。该通知书于2015年1月4日被盛合公司签收。当日，交行宜昌分行从盛合公司的交行帐号上扣划了2052766.8元用于代偿泓通公司的相关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交行宜昌分行与泓通公司之间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盛合公司与交行宜昌分行之间存在保证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交行宜昌分行通过扣划盛合公司的相关款项以要求其在保证范围内承担相应保证责任的行为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本案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效力予以确认。虽然泓通公司、盛合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向交行西陵支行书面表达过暂时冻结200万元的借款，待盛合公司发出《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之后再予解冻的意思,但本案的贷款人为交行宜昌分行，虽然200万元的资金是通过交行西陵支行发放，贷款人交行宜昌分行并不受上述意思表示的约束；且2013年1月24日盛合公司向交行宜昌分行发出了书面的《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其中载明“我公司已经与借款人办妥反担保抵（质）押登记或反担保保证手续”、“同意对借款人在2014年1月23日开立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请贵行按相关合同履行与借款人的放款手续。”由此可见，交行宜昌分行随后的放款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当泓通公司逾期还款后交行宜昌分行通过《履约保证责任通知书》告知盛合公司需承担保证责任，且最终扣划了盛合公司账户上的2052766.8元以代偿泓通公司所欠的相应债务，亦是要求盛合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体现，符合《保证合同》的约定，故对于盛合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对于交行宜昌分行的辩称予以认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盛合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942元，由盛合公司负担。
盛合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交行宜昌分行返还盛合公司代偿款2052766.80元，并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2015年1月4日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二审法院认定，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与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交行宜昌分行扣划盛合公司账户款项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
（一）关于杨志勇签收《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的效力问题。交行宜昌分行认为本案的出借人为交行宜昌分行，杨志勇作为交行西陵支行的负责人签收该函，不能代表交行宜昌分行。经审查，本案借款合同的出借人虽为交行宜昌分行，但实际贷款发放方为交行西陵支行。商事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交行宜昌分行主张权利时认为交行西陵支行发放借款等同于其发放借款，涉及可能承担义务时则认为交行西陵支行负责人的签收行为不具有效力，逻辑明显矛盾，故认定杨志勇签收《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的行为代表交行宜昌分行。
（二）关于盛合公司能否依据《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要求交行宜昌分行冻结泓通公司账户的问题。法人的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如无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商业银行不得冻结法人的资金账户。案涉《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均无冻结泓通公司账户的约定，但泓通公司向交行宜昌分行提交了《账户监控冻结申请书》，申请交行宜昌分行冻结其账户资金2000000元；盛合公司向交行宜昌分行发出《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申请冻结泓通公司资金2000000元，待该行接盛合公司《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后方可解冻。如交行宜昌分行不同意冻结，上述《账户监控冻结申请书》和《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对交行宜昌分行本无约束力。但既然杨志勇签字确认“同意冻结泓通公司账户资金200万元，待我行收到盛合公司《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后再对资金予以解冻…”，就应当认为泓通公司、盛合公司、交行宜昌分行对冻结泓通公司账户资金200万元，待交行宜昌分行收到盛合公司《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后再对资金予以解冻达成协议。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三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盛合公司得以依据《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要求交行宜昌分行冻结泓通公司账户。因为资金账户冻结后，产生的后果就是在冻结范围内资金只能流进，而不能放出，故盛合公司发出《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时泓通公司的账户是否有2000000元资金，对上述定性和法律后果均不产生影响。
（三）关于交行宜昌分行能否依据《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发放贷款，允许泓通公司提款的问题。盛合公司在通知书中申请交行宜昌分行按相关合同履行与借款人的放款手续，但该通知书中无任何同意允许泓通公司提款的意思表示。根据《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的要求，应当理解为盛合公司同意交行宜昌分行放款，但交行宜昌分行应当对该款予以冻结，在交行宜昌分行收到盛合公司《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后方可允许泓通公司提款。从交行宜昌分行与盛合公司以往的交易过程也可以看出，此类情况下完整的流程应该是盛合公司先向交行宜昌分行发出《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交行宜昌分行同意后，盛合公司再向交行宜昌分行发出《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交行宜昌分行向借款人账户发放借款，最后盛合公司向交行宜昌分行发出《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交行宜昌分行允许借款人提款。交行宜昌分行违反约定，在未收到《账户监控解付通知函》的情况下允许泓通公司提款，并在债务到期后扣划盛合公司的账户款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至于交行宜昌分行主张的盛合公司签收《履约保证责任通知书》视为该公司同意扣划的主张，因该通知书的内容为要求盛合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盛合公司并未在该通知书上注明同意扣划，因此其签收行为只能表明盛合公司收到了该通知，而不能得出盛合公司对交行宜昌分行扣划行为无异议的结论。
综上所述，盛合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1、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6）鄂0503民初313号民事判决；2、交行宜昌分行返还盛合公司扣划款2052766.80元，并从2015年1月5日起，按照同期商业银行存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3、驳回盛合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9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942元，均由交行宜昌分行负担。
再审期间，交行宜昌分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的证据：
证据一，《动产抵押登记书》及《抵押物清单》。
证据二，《最高额反担保质押合同》及质押清单。
证据三，《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及附件清单。
证据四，《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证据五，《查档证明》。
证据六，《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
以上证据拟证明：1、基于盛合公司为泓通公司银行贷款提供的担保，泓通公司已在银行放款之前提供了充足的反担保。因此，盛合公司才于2014年1月24日向交行宜昌分行发出《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交行宜昌分行据此于2014年1月26日发放贷款没有任何不当。2、泓通公司对盛合公司提供的银行贷款担保提供了充足的反担保，充分保障了盛合公司的权益。盛合公司在清偿贷款后应当向泓通公司追偿，而不是要求银行返还其代偿款项。3、泓通公司向盛合公司提供了充足的反担保并办理相关手续，盛合公司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履行清偿义务。
盛合公司对交行宜昌分行提交的上述新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泓通公司虽然办理了反担保手续，但因反担保手续是在银行私自放款解冻后补办的，担保物有瑕疵，造成贷款未追回。
再审期间，盛合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即交行宜昌分行及交行西陵支行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交行宜昌分行及交行西陵支行均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双方为同一法人。
交行宜昌分行对盛合公司提交的新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法律规定，商业银行的分行、支行均具有独立的诉讼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对交行宜昌支行、盛合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交行宜昌支行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六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盛合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因交行宜昌分行及交行西陵支行系依法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具有各自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独立开展业务、承担责任，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再审查明，交行宜昌分行与盛合公司签订《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双方经友好协商，同意就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和个人经营贷款等零售贷款业务开展合作。协议第三条第4项约定：“乙方（盛合公司）办理完反担保手续后，应及时向甲方出具《放款通知书》，作为甲方（交行宜昌分行）发放贷款的依据”。第三条第9项约定：“乙方未能按时划拨代偿款项的，乙方授权甲方直接从乙方在甲方的保证金账户上进行扣划，乙方对此不持任何异议。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扣划保证金的书面通知后的10个工作日内补足保证金”。
再审另查明，2014年1月24日，盛合公司与泓通公司就案涉贷款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泓通公司以其所有的工程船等机械设备为案涉贷款提供反担保。2014年1月25日，盛合公司与泓通公司签订一份《最高额反担保质押合同》，泓通公司为盛合公司对案涉贷款的担保提供最高额质押反担保。
本院再审认为，交行宜昌分行与盛合公司签订的《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及《保证合同》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交行宜昌分行向借款人泓通公司的放款行为符合《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及《保证合同》约定，交行宜昌分行在泓通公司逾期还款后扣划盛合公司保证金账户中的2052766.8元款项以代偿泓通公司所欠的相应债务，亦具有合同依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交行宜昌分行不应承担返还扣划款项及相应利息的民事责任。具体理由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交行宜昌分行与交行西陵支行均属于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各自在总行授权范围内独立开展业务，两者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盛合公司向交行西陵支行发出的《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对交行宜昌分行无约束力。交行西陵支行并非本案涉诉合同相对方，且并无代表交行宜昌分行对涉诉贷款进行监管、冻结的授权，盛合公司虽辩称，其向交行西陵支行发出《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符合双方交易惯例，但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其此项主张，故交行宜昌分行不应对盛合公司与交行西陵支行之间的支付结算关系承担法律责任。其次，盛合公司发出的《账户监控冻结告知函》中载明，暂时冻结泓通公司账户资金的原因为双方的反担保手续尚未办理完毕，而盛合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向交行宜昌分行发出的《同意担保贷款发放通知书》中已明确载明，盛合公司已经与借款人泓通公司办妥反担保手续，请交行宜昌分行按相关合同履行与借款人的放款手续。此后交行宜昌分行于2014年1月26日依约向泓通公司发放贷款，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且从交行宜昌分行再审提交新证据显示，盛合公司与泓通公司确已于2014年1月26日前办理了反担保手续。再次，因借款人泓通公司未按期偿还本案所涉贷款，盛合公司依《保证合同》约定应承担保证责任。按照盛合公司与交行宜昌分行签订的《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如盛合公司未能按时划拨代偿款项，授权交行宜昌分行直接从盛合公司的保证金账户上进行扣划，盛合公司对此不持任何异议，故交行宜昌分行从盛合公司账户中扣划相应款项代偿泓通公司所欠贷款符合双方合同约定。
综上所述，交行宜昌分行的再审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终1774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6）鄂0503民初313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239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942元，均由湖北省盛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浩
审 判 员 徐艺
审 判 员 兰飞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戈凯
书 记 员 张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