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4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1060弄1号16楼。
法定代表人：顾宏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敏，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红，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蓝村路2号2幢1-3层。
负责人：张文，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勇，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清华，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分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51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中融公司及邮政银行的上述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融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邮政银行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作为担保人这一事实未经中融公司审批，并未加大中融公司的风险，未违背风险共担原则的根本目的。该认定实际违背及曲解了中融公司与邮政银行的合同模式所体现的合同精神。邮政银行的行为直接违反了涉讼《保证合同》第十二条的特别约定，中融公司就此有权解除合同。该特别约定的设立目的在于要求邮政银行必须存在风险敞口，以实质性提升其信贷质量，并不存在邮政银行所谓的两种解释。邮政银行要求A公司提供的担保显然覆盖了全部主债权，使邮政银行的风险敞口闭合，该情形正是涉讼《保证合同》中明确未经中融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应当被禁止的。其次，中融公司的资金来源于财政，为保障财政资金的安全，才与邮政银行约定了比例担保的合作模式。A公司提供的担保，看似降低了中融公司的担保责任金额，但同时也降低了中融公司为邮政银行设定的700万贷款总额15%的敞口风险，导致邮政银行对风险的把控动力不足，从而导致中融公司最终承担保证人的风险增加。此外，邮政银行自始至终隐瞒的行为证明其违约主观意图明显。邮政银行意识到采取A公司的担保措施会增加中融公司的风险，故可以隐瞒。其次，一审判决认定邮政银行将已经执行到的款项等从中融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中扣除，系邮政银行处分自身权利，事实上减轻了中融公司的风险，属于错误认定。邮政银行从第一次起诉至最终确定诉请金额，期间历经多次变更，诉请金额随着中融公司举证的不断加强而相应不断减少。2、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中融公司提供的A公司账户交易明细是间接证据，不能证明张某提供的1,050,200元是邮政银行对其承担的15%风险采取的变相质押措施，该认定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亦错误认定了间接证据的证明力。中融公司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对邮政银行各个环节不合理之举一一呈现。邮政银行始终刻意回避解释105万元资金在各个账户中不合理往来的原因，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现资金流转始终发生在邮政银行，邮政银行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邮政银行辩称：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中融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融公司承担支付邮政银行5,033,800元的保证责任；2、中融公司支付邮政银行违约金35万元；3、诉讼费由中融公司承担。一审审理中，邮政银行自愿将（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54号案件中执行到的款项1,077,882.85元从中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应偿付邮政银行的款项中予以扣除，并表示若有从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顾某、张某和A公司执行到的其他款项，均优先抵扣中融公司在本案中应支付给邮政银行的款项，并撤回中融公司支付邮政银行违约金35万元这项诉讼请求，故邮政银行变更诉讼请求为：1、中融公司承担支付邮政银行4,872,117.15元的保证责任；2、诉讼费由中融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4日，A公司在邮政银行处开立A公司9393账户。
2013年11月27日，从张某账户（帐号为XXXXXXXXXXXXXXX7518）向A公司9393账户转入款项1,050,200元。同日，从A公司9393账户向A公司0072账户转入款项1,050,000元。
2014年1月2日，邮政银行与中融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2013226040号的《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应借款人B公司的申请，中融公司同意为B公司与邮政银行签订的编号为31000272100213100001号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保证的方式提供担保；邮政银行经审查，同意中融公司作为B公司的保证人；根据邮政银行与B公司签订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B公司向邮政银行借用本金700万元，月利率为5.50‰，借款期限自2014年1月7日至2015年1月7日；中融公司同意就上述贷款本金的85%为B公司向邮政银行提供保证担保；中融公司的保证责任随B公司履行主合同还款义务或中融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或邮政银行因B公司违约收回贷款等情况相应减少或解除；中融公司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12个月；中融公司对保证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邮政银行发现B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主合同规定的还款义务，应及时通知中融公司，并由双方共同采取补救措施，尽可能减少损失；双方特别约定：为了体现风险共担的原则，邮政银行对中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以外的贷款部分的担保措施应当在向中融公司提供审核的有关审贷文件中注明，如邮政银行实际采取的担保措施与注明的不一致的，应事先通知并征得中融公司的书面同意，否则应视为邮政银行违约；邮政银行违反双方特别约定的，中融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保证合同。
2014年1月2日，邮政银行作为贷款人与B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了编号为31000272100213100001号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币种为人民币；本金金额为70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本合同项下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单笔贷款具体期限以《小企业贷款（手工）借据》的约定为准；本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包括（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可复选）：由保证人张某、顾某提供保证担保，和其他担保方式为中国C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担保。
2014年1月7日，邮政银行向B公司发放贷款700万元。
2014年7月22日，中融公司向邮政银行发送了《提前收回贷款通知书》，其上记载：“据我公司了解，目前B公司已涉及诉讼，未来经营情况变数较大，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根据相关合同的约定，请贵行尽快采取提前收贷措施。”同日，邮政银行收到该通知书。
2014年8月1日，从A公司0072账户向A公司9393账户转入款项1,050,000元。同日，从A公司9393账户向A公司0001账户转入款项95万元。
2014年8月20日，从A公司0001账户向顾某账户转入款项95万元。同日，顾某购买名称为“邮银财富.债券2014年第31期”的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95万元。2014年8月24日，邮政银行下属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支行扣划顾某账户款项95万元。2015年2月26日，理财产品到期结息，共向顾某账户转入款项973,658.90元。
2014年9月5日，邮政银行向中融公司发送了2014年7月22日的《提前收回贷款通知书》的回函，其上记载：“B公司并未涉及诉讼；《提前收回贷款通知书》中所涉及的提前收贷措施，截至回函之日，B公司并未涉及诉讼，与贵司所述内容不相符；因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就《提前收回贷款通知书》中所明确“企业已涉及诉讼”不符合我行与B公司所履行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提前收回贷款之情形。”
2014年9月5日，中融公司再次向邮政银行发送了《提前收回贷款通知书》，其内容与2014年7月22日发送的《提前收回贷款通知书》一致。
2015年5月21日，邮政银行向中融公司出具《承担担保责任告知函》，其上记载：“邮政银行贷款客户B公司由中融公司担保，贷款本金700万元，于2015年1月2日到期，现已逾期4个多月；因邮政银行对B公司采取了积极的司法措施，共有保全款项1,076,919.61元，中融公司代偿本金有所变化，根据《保证合同》约定，需要中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请中融公司在收到本告知函后10个工作日内将贷款本金5,923,080.39元的85%代偿至邮政银行账户。”
2015年7月19日，（2015）浦执字第14037号保全了顾某银行存款账户974,840.90元，保全了A公司9393账户103,041.95元，两项共计1,077,882.85元。
2015年11月6日，中融公司向邮政银行出具了《解除保证责任通知函》，认为以存单质押及顾某购买理财产品系邮政银行单方面所要求的一种担保措施，邮政银行的做法违反了《保证合同》第七条、第十二条的约定，依据《保证合同》第十三条约定，邮政银行与中融公司的《保证合同》于邮政银行收到该通知函之日起解除，中融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另查明，根据（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张某、顾某、A公司于2014年1月2日分别与邮政银行签订了《小企业保证合同》，为B公司在编号为31000272100213100001号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1月7日，邮政银行向B公司发放了贷款7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1月7日至2015年1月2日。
再查明，2015年11月17日，中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变更名称为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邮政银行与中融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依法成立，当属有效，缔约双方理应恪守。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邮政银行是否违反了《保证合同》第十二条双方特别约定条款：“为了体现风险共担的原则，乙方（本案邮政银行）对甲方（本案中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以外的贷款部分的担保措施应当在向甲方提供审核的有关审贷文件中注明，如一方实际采取的担保措施与注明的不一致，应事先通知并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否则应视为乙方违约。”邮政银行认为：1、应从风险共担的字面表述和目的解释《保证合同》第十二条。风险共担的字面意思是“甲方和乙方的风险都降低”的担保措施，风险共担的目的是禁止乙方单方面采取任何不能达到风险共担目的的担保措施（如果有，需得到甲方同意），因此对于“乙方对甲方承担担保责任以外的贷款部分的担保措施”的真实合理意思是“乙方（采取仅）对甲方承担担保责任之外的贷款部分（而不同时对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贷款部分）的担保措施”。因此，采取对所有本金的担保措施，属于风险共担。2、《保证合同》第十二条属于格式条款。根据中融公司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中融公司属于财政系统支持的政策性担保公司，特别为财政系统推荐的企业提供担保，从该背景出发，必须使用格式合同及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应采用邮政银行对该条款的解释，即只减少邮政银行风险，未相应减少中融公司风险的担保措施才构成违约。因此，邮政银行将A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降低了双方的风险，且将法院执行到的款项从中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中相应予以扣除，体现了风险共担的原则，实现了风险共担的目的。3、张某、顾某的法律地位都是连带责任保证人，以其所有财产承担保证责任，顾某购买理财金的款项来源于张某存于A公司账户的款项，因此，张某、顾某的财产无论以何种形式存放，都属于保证责任的范围，并不是新的担保措施。另外，中融公司基于张某的证言认为顾某的理财金属于保证金，但张某证言与事实不符，不具备可信度，中融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顾某受到了胁迫，受邮政银行控制的事实。综上，邮政银行没有违反《保证合同》第十二条特别约定，中融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中融公司认为：1、邮政银行与中融公司之间的比例担保合作模式和原则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性担保，要求邮政银行在风险共担的前提下严控信贷风险，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2、邮政银行对其承担风险的15%敞口部分通过事前控制张某提供的105万元而得到充分保障，违反了风险共担的合作精神及《保证合同》的特别约定。本案700万元的15%为105万元，在邮政银行与B公司（张某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磋商贷款期间，A公司（张某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在邮政银行处开立了账户，张某向该账户转入了1050,200元，后该笔款项在A公司的三个账户中极其不合常理地往来，直至2014年8月1日，其中的95万元转入顾某在邮政银行处新开的账户购买了收益率低于借款利率的理财产品。该95万元及剩余在A公司账户的10万元被邮政银行申请查封并扣划，故邮政银行对该105万元采取的是变相质押措施。3、邮政银行未如实披露A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事实，违反了《保证合同》第十二条特别约定。根据该约定，存在两种担保措施，一是担保范围完全不涉及甲方担保风险部分的贷款，另一种是担保范围同时担保甲、乙双方担保风险部分的贷款，而不论哪种都直接违反了风险共担的原则，并不是只要担保了全部的债权范围邮政银行即可免责。因为A公司担保措施的增加使邮政银行的风险大大降低，不可能与中融公司共担风险。综上，邮政银行违反了《保证合同》第十二条的特别约定，中融公司已经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书面通知邮政银行解除保证责任，故中融公司不再承担本案所涉借款的保证责任。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保证合同》第十二条特别约定风险共担原则的目的在于严格控制信贷资金风险，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涉案《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担保人有顾某、张某和本案中融公司，并未涉及A公司，但是根据（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A公司对B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A公司连带责任的担保范围是B公司基于《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产生的所有债务，并非仅是邮政银行承担15%本金风险部分的债务。虽然A公司作为担保人这一事实未经中融公司审批，但该行为并未加大中融公司的风险，亦未违背风险共担原则的根本目的。而且邮政银行自愿将已经执行到的款项，以及之后可能从张某、顾某和A公司处执行到的任何款项均先从中融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中予以扣除，该行为系邮政银行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与法不悖，且事实上减轻了中融公司的风险，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此，邮政银行并未违反《保证合同》第十二条特别约定。2、本案中，2013年11月27日，张某从其账户向A公司9393账户转入款入1,050,200元；同日，A公司从其9393账户向0072账户转入款项1,050,000元。2014年8月1日，A公司从其0072账户向9393账户转入款项1,050,000元；同日，A公司从其9393账户向0001账户转入款项95万元。2014年8月20日，A公司从其0001账户向顾某账户转让款项95万元。中融公司通过提供A公司账户交易明细、顾某账户交易明细、A公司在工行的客户存款对账单等证据来证明张某向A公司转入的1,050,200元以及之后在A公司三个账户之间相互流转的105万元即张某为了获取贷款而向邮政银行提供质押这一事实，但是该些证据均系间接证据，其证明力无法直接证明张某提供的1,050,200元就是邮政银行对其承担的15%的风险采取的变相质押措施这一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中融公司的这一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邮政银行的行为没有违反《保证合同》第十二条特别约定，故中融公司的保证责任没有解除。鉴于邮政银行自愿将已经执行到的款项1,077,882.85元从中融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扣除，故中融公司应在700万元的85%扣除1,077,882.85元即4,872,117.15元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中融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B公司欠邮政银行的借款本金中的4,872,117.15元范围内对邮政银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融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后，有权向B公司追偿。一审案件受理费45,776元（邮政银行已预缴），减半收取计22,888元，由中融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融公司依据涉讼《保证合同》第十二条特别约定条款，认为邮政银行的行为违反了该条约定，中融公司依法享有解除合同权利，不承担担保责任。认定中融公司指称的违约行为是否符合了条款中约定的违约情形，应当对约定内容进行解释。
特别约定的内容为“为了体现风险共担的原则，邮政银行对中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以外的贷款部分的担保措施应当在向中融公司提供审核的有关审贷文件中注明，如邮政银行实际采取的担保措施与注明的不一致的，应事先通知并征得中融公司的书面同意，否则应视为邮政银行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院认为，所谓“通常理解”，应当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对条款进行理解，该条约定中关于违约情形的文义表述清楚，即在邮政银行向中融公司提交审核的审贷文件中，若提交当时存在其他担保措施，应当在文件中注明，若实际采取了未予注明或与注明内容不一致的担保措施，则应征得中融公司同意，否则视为邮政银行违约。对该约定违约情形的表述，显然不应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
从目的解释角度而言，中融公司认为该特别约定的设立目的在于要求邮政银行必须存在风险敞口，以实质性提升其信贷质量；而邮政银行则认为风险共担的字面意思是“甲方和乙方的风险都降低”的担保措施，风险共担的目的是禁止邮政银行单方面采取任何不能达到风险共担目的的担保措施；采取对所有本金的担保措施，属于风险共担。对此本院认为，作为《保证合同》的签约双方，在条款中设定“为了体现风险共担的原则”，应当是指中融公司与邮政银行风险共担。从中融公司的角度而言，其可能存在的风险为主债务人逾期还款后作为担保人进行代偿，而邮政银行作为债权人，可能的风险无非为贷款不能收回，债权无法实现，现中融公司所称的15%无担保措施敞口风险，正属于邮政银行的风险范围。关于敞口风险存在的必要性，中融公司主张为了实质性提升其信贷质量，本院理解为最大化避免贷款逾期的发生，该设立目的显然符合双方的共同期许。中融公司对条款设立的目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邮政银行若认为风险共担的目的是禁止邮政银行单方面采取任何不能达到邮政银行与中融公司风险都降低的担保措施，完全可以在约定违约情形中予以明确表述，即禁止邮政银行单方面擅自同意设定担保范围仅仅为所欠本金的15%的担保措施或明确若有其他担保措施，必须担保范围大于所欠本金的15%。况且，“风险共担”应当涵盖风险的增加及降低，不应仅仅限于降低双方风险，就此而言，邮政银行的解释具有片面性，不尽合理，本院难以采信。综上，涉讼《保证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文义清晰，设立目的明确，文义表述与条款设立目的相一致，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适用情形。
关于邮政银行的违约行为，中融公司认为有二，一是张某转入A公司账户1,050,200元构成质押担保；二是A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关于质押担保是否成立，一审法院相关认定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A公司的担保事实，有生效判决予以查明，邮政银行与A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并未征得中融公司的同意，违反了第十二条特别约定，邮政银行就此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涉讼《保证合同》明确约定，若邮政银行违反了第十二条特别约定，中融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保证责任，故中融公司要求解除保证合同，不承担保证责任，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邮政银行无权要求中融公司就主债务人的欠款承担担保责任，相关一审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中融公司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本院对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5135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分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8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776元，均由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冬梅
审判员 周 欣
审判员 桂 佳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凌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