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0民终7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波，男，197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军燕，女，198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峰，山东鸿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忠超，男，197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国静，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建军，男，198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王波、张军燕因与被上诉人杨忠超，原审被告王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7）鲁1002民初3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王波、张军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在酒的价格认定上证据采信随意，未尽到谨慎审核的审判职责，导致酒的价格事实认定不清。酒的价格应由上诉人王波与被上诉人杨忠超确认，按指示提货的人不知道也不管价格。提货人在杨忠超出具的《销货清单》上签字，只具有对货物的签收效力，不具有对货物价格的确认效力。在诉讼之前杨忠超从未向王波出示过标有酒的价格的《销货清单》，也没有告诉过王波A4郎酒的价格为108元/瓶，108元/瓶等有关酒的价格的内容，是事后杨忠超单方添加且未经王波认可。2014年4月4日双方有过一次结付，王波将6万元汇票交给杨忠超，当日杨忠超付给王波现金1万元，并约定剩下的5万元，其中的4万元用酒顶，另再给王波1万元现金。杨忠超在该结付凭证上对酒的价格做了注明：A4郎酒200元/箱，龙凤酒90元/瓶，总理府120元/瓶。王波认可上述价格，这也是双方对酒的价格的确认，是双方的合意。上述凭证在杨忠超只针对王波、张军燕提起的另一诉讼（2017）鲁1002民初3193号案件中，王波已提交一审法院。且上述案件与本案的一审法官是同一法官，法官对该证据与三起关联案件存在的关联性应是清楚的。即便王波缺少诉讼法律知识，本次诉讼中未能单独提交上述证据进行抗辩，但庭审事实表明当事人双方对酒的价格存在较大争议，A4郎酒108元/瓶的价格远远超出当时的市场价格。面对这样的庭审状况，一审法官有义务对当事人行使释明权，让当事人对酒的价格申请司法鉴定，法院应以司法鉴定结论作为价格确认依据，而不是将王波蒙在鼓里，偏听偏信杨忠超对价格的不公平主张。A4郎酒的价格应为200元/箱；2.一审程序存在不当之处，客观上放纵了杨忠超对诉权的滥用。王波与杨忠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连续不间断地发生，标的物是同类同品种的酒，结算方式也不是即时给付而是不定期结付，且一直都没有最终清账。从诉的要素说，三个案件的诉具有同一性：当事人及诉讼地位相同，标的买卖合同纠纷也具有同一性，诉的理由即起诉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是相同的。杨忠超仅以提货人不同，将一个总标的额一分为三，以三个不同的标的额提起了诉讼，但实际上三起诉讼中涉及的交易额，无法做具体分割，因为结算给付节点、结算数额与每次提货时间、每次提货数量存在交叉，并非一一对应。本案与（2017）鲁1002民初3191号、（2017）鲁1002民初3193号案件，本来是一个诉，但杨忠超故意将其拆分为三个案件，其用意在于：故意制造事实上的混乱，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利用王波法律知识的欠缺，使2014年4月4日双方就酒的价格达成合意的结付凭证，失去作为抗辩证据出现在本案及（2017）鲁1002民初3191号案件审理的机会；3.一审法院对杨忠超滥用诉权的行为未能采取合理措施，客观上对杨忠超滥用诉权的行为起到助推加力作用。对杨忠超故意将一个诉拆分为三个诉的诉讼行为，一审法院没有作出合并审理的决定，却顺应杨忠超的诉讼请求，对三起案件分别审理，并将（2017）鲁1002民初3191号、（2017）鲁1002民初3194号案件先行作出判决，在客观上给杨忠超利用王波诉讼法律知识的欠缺，再次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王波不知道提起上诉或上诉失利，上述二起案件的判决即生效，对酒的价格的确认将成为尚未裁决的（2017）鲁1002民初3193号案件确认价格的依据，王波将因此而遭受不合理的严重损失，杨忠超反而会因三起案件获取超出市场价格的巨额利益；4.王波一审时提交的2013年5月4日、2014年4月4日两份单据所载款项，应与一审法院审理的（2017）鲁1002民初3191号、3193号、3194号案件合并审理并予以抵销；5.本案诉讼争议标的虽发生在王波与张军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案涉债务是王波以个人名义所为，所涉事项与二人家庭日常生活无关，张军燕对此亦不知情，其数额、频率、次数也远远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张军燕对案涉债务不承担民事责任。
杨忠超辩称，1.关于酒的价格，本案所有单据均由被上诉人杨忠超书写，之后由王波指派的于诗奎签名，虽然有部分单据未体现酒的单价，但王波连续购买杨忠超A4郎酒达20多次，其他有单价的单据如本案2013年5月22日的收条能体现王波向杨忠超购买郎酒的单价为108元/瓶。杨忠超曾到济南大润发超市购买与本案同规格的郎酒，其单价为186元/瓶，而杨忠超卖给王波的单价是108元/瓶，已远低于市场价；2.关于王波要求抵销的6万元汇票，与本案无关，该单据以酒水顶房未实际履行，且单据上载明A4郎酒200元/箱系顶账价格不能按市场价作为参考；3.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证据交换时王波并没有否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而王波二审中又否认单据内容，应承担举证责任，王波关于A4郎酒的价格理由不能成立；2.杨忠超一审立案时环翠区人民法院告知因三起案件当事人不一致，不能作为一个案件处理，王波实际是找借口拖延诉讼；3.王波要求将2013年5月4日、2014年4月4日两份单据的价款与本案债务抵销，是单方面的意愿，两份单据自杨忠超书写之日起至2017年7月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该两份单据未经庭审质证且杨忠超否认两份单据的法律效力，王波要求抵销没有法律依据；4.上诉人张军燕当庭补充上诉请求要求改判其对本案债务不承担民事责任，超过了上诉期限，杨忠超不予认可，张军燕变更上诉请求应在上诉期内进行，另外其交的上诉费未包含该项请求，二审不应进行审理。
原审被告王建军未到庭答辩。
杨忠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判令三被告连带偿还原告欠款258348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三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波、张军燕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3年4月27日登记结婚。2013年5月4日，被告王波委派被告王建军到原告处购买白酒，被告王建军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A4郎酒52°叁佰叁拾箱整。2013年7月12日，被告王波委派被告王建军到被告处拉酒，被告王建军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要货单位王波，产品名称A4郎52°，单位：箱，数量：66，单价：（×6×108元/瓶）=42768元，未付。2013年7月2日，被告王建军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今欠39°古酿1×6五箱整，（5×6×58=1740元）。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被告王波认可其委派被告王建军自原告处购买52°A4郎酒，且对被告王建军出具收条中记载的郎酒的数量没有异议，故应予认定原告与被告王波存在郎酒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王波自原告处购买52°A4郎酒396箱的事实。被告王波虽对收条中记载的郎酒单价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且根据原告在另案中提交的收条中亦记载52°A4郎酒每箱六瓶、每瓶单价108元，故本院对原告按108元计算52°A4郎酒单价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王波欠付原告郎酒价款为330×6×108+66×6×108，即256608元。被告王波否认收到原告39°古酿五箱，被告王建军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将该酒交付给被告王波，故该酒款1740元应由欠条出具人王建军承担付款义务。本案原、被告未约定付款时间，原告通过起诉方式向被告主张还款，原告起诉之日应视为主张权利之日。故被告王波、王建军应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17年7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分别以256608元、174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涉案欠款发生在被告王波、张军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张军燕无证据证实原告与被告王波就该借款约定为个人债务，亦无证据证实二被告约定分别财产制且原告对此明知，故应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二被告共同偿还。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王波、张军燕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波、张军燕给付原告杨忠超酒款256608元，并自2017年7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25660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二、被告王建军给付原告杨忠超酒款1740元，并自2017年7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17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上述第一至二项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2588元，被告王波、张军燕共同负担2538元，被告王建军负担50元；保全申请费1020元，由被告王波、张军燕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A4郎酒的价格应如何确定；2.本案应否与（2017）鲁1002民初3191号、（2017）鲁1002民初3193号案件合并审理；3.上诉人王波提出的抵销主张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上诉人张军燕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1，案涉A4郎酒的价格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上诉人王波、张军燕主张，根据王波在（2017）鲁1002民初3193号案件中提交的被上诉人杨忠超于2014年4月4日出具的单据，载明A4郎酒的价格为200元/箱，该价格是双方议定的价格。在3193号案件的二审法庭调查过程中，王波提供的其与烟酒批发商刘丽的微信聊天记录亦能够证明，即便经过多次物价上涨，A4郎酒仍能以200元/箱的价格买到。于诗奎虽受王波委派取酒，但只能确认数量，不能确认价格。对此，本院认为，根据（2017）鲁1002民终3193号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3年5月22日，王波委派于诗奎到杨忠超处买酒，收据载明A4郎酒的价格为108元/瓶，于诗奎在收据中签字确认，后于诗奎又二次到杨忠超处分别购买A4郎酒七十四箱、二箱。因一审庭审过程中，王波与杨忠超均认可A4郎酒每箱六瓶，每瓶价格一样，于诗奎受王波委派购酒，其对酒的价格的确认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王波承担。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于诗奎签字确认的收据中载明的A4郎酒的价格为108元/瓶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王波的相关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本案应否与（2017）鲁1002民初3191号、（2017）鲁1002民初3193号案件合并审理的问题。上诉人王波、张军燕主张，王波与被上诉人杨忠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连续不间断地发生，标的物是同类同品种的酒，结算方式也不是即时给付而是不定期结付，且一直都没有最终清账。从诉的要素说，三个案件的诉具有同一性：当事人及诉讼地位相同，标的买卖合同纠纷也具有同一性，诉的理由即起诉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也相同，三起案件应当合并审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合并审理，是指人民法院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诉讼合并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和裁判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法院认为可以将若干案件合并审理的，原则上应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本案一审时，王波、张军燕并未要求将本案与（2017）鲁1002民初3191号、（2017）鲁1002民初3193号案件合并审理，其在二审中请求合并审理，但杨忠超不予认可亦不同意，因此，本案并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法定条件；其次，在（2017）鲁1002民初3191号案立案时，杨忠超基于王波委派于诗奎购买酒品的行为，除要求王波、张军燕支付货款，还要求于诗奎、毕战英连带支付货款；在（2017）鲁1002民初3193号案立案时，杨忠超基于王波欠付其酒款、饭费及饮料款等款项，仅要求王波、张军燕承担付款义务；在本案立案时，杨忠超基于王波委派王建军购买酒品的行为，除要求王波、张军燕支付货款，还要求王建军、邵园园连带支付货款。虽在（2017）鲁1002民初3191号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杨忠超撤回了对于诗奎、毕战英的起诉，一审法院判决王波、张军燕承担付款义务；在（2017）鲁1002民初3193号案件中，一审法院判决王波、张军燕承担付款义务；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杨忠超撤回了对邵园园的起诉，一审法院判决王波、张军燕、王建军承担付款义务。从上述三起案件的具体情况看，杨忠超与王波多次发生酒品、其他物品买卖合同关系及欠付饭费关系，三起案件案涉的当事人不尽相同，买卖物品及欠付费用的种类亦不尽相同，当事人之间并非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再次，王波上诉还主张，三起案件中涉及的交易额无非具体分割，一审法院未在三起案件中统一认定其所主张的A4郎酒200元/箱的价格，亦未支持其要求抵销三起案件款项的主张，使王波、张军燕遭受不合理的损失，杨忠超反而因此获取超出市场价格的巨额利益。对此，本院认为，三起案件无论合并审理还是分案审理，关于A4郎酒的价格问题及王波要求抵销的主张，人民法院均应结合当事人的举证情况，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相应认定和评判，不因合并审理抑或分案审理而区别对待，一审法院未将三起案件合并审理，并未损害王波、张军燕的程序权益和实体权益。综上，杨忠超将三起案分案起诉，并未滥用诉讼权利，一审法院未将本案与（2017）鲁1002民初3191号、（2017）鲁1002民初3193号案件合并审理，并无不当。王波、张军燕的相应上诉意见，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上诉人王波提出的抵销主张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王波、张军燕上诉主张，王波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提出要求将杨忠超于2013年5月4日、2014年4月4日出具的二份单据所载明的款项数额及酒品数量与其所欠杨忠超的款项予以抵销，一审法院以杨忠超对该债务不予认可，告知王波应另行起诉，不予受理错误，王波的抵销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予以抵销。被上诉人杨忠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4）法复3号批复，上述两份单据自杨忠超书写之日起至2017年7月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该两份单据未经庭审质证且杨忠超否认两份单据的法律效力，王波要求抵销没有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首先，关于王波提交的2013年5月4日单据，其中载明“今欠餐费壹拾壹万元正A4郎酒肆佰陆拾伍箱正杨忠超2013.5.4日”，杨忠超认可该单据是其出具的，但主张是因王波承诺以该单据记载的饭费11万元及465箱A4郎酒置换房产才出具的，而王波并未履行交付房产的义务。本案中王波并未对该单据形成的原因进行合理的说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基于债权债务关系已履行了己方特定的义务。王波未证明该单据所载明债权债务关系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即无法证实其基于该单据所形成的债权真实存在，因此该单据不能用以抵销其欠付杨忠超的债务，王波主张依据2013年5月4日的单据抵销其欠付杨忠超的酒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王波提交的2014年4月4日单据载明的“2014.4.4收王波承兑汇票陆万元整，当日付现金壹万元正，欠肆万元酒款”,杨忠超虽认可上述单据是其出具的，但否认该单据的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法定的债务抵销应具备的条件之一为双方之间互负债务互享债权，本案王波主张对杨忠超享有债权，杨忠超不予认可，该单据上既记载了双方基于承兑汇票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时还记载了一部分特定酒品的价格，不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告知王波另行起诉，未损害其实体权益。综上，上诉人王波、张军燕的相应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4，上诉人张军燕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张军燕上诉主张，本案诉讼争议标的虽发生于王波与张军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案涉债务是王波以个人名义所为，所涉事项与二人家庭日常生活无关，张军燕对此亦不知情，其数额、频率、次数也远远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张军燕对案涉债务不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夫妻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王波以个人名义欠付杨忠超的货款及饭费，结合负债金额的大小、当地居民日常消费水平、当事人的职业及双方交易习惯等因素，应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杨忠超据此以案涉债务属于王波、张军燕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应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王波、张军燕共同偿还，并无不当。因此，张军燕的相应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王波、张军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6元，由上诉人王波、张军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永忠
审判员 宫建军
审判员 于 晶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