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4民初7381号原告:北京南方联合商贸中心，经营场所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鼓楼东街**号底商。经营者:张清风，男，198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军，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圣纲，北京卓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健伟华光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155号。法定代表人：程育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忠，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南方联合商贸中心（以下简称南方中心）与被告北京健伟华光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方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军、刘圣纲，被告健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育青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方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健伟公司支付南方中心钢材款43万元；2.健伟公司支付南方中心逾期付款利息（以43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2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健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南方中心与健伟公司之间系钢材买卖关系，南方中心向健伟公司供应钢材，健伟公司向南方中心支付货款。经双方结算，健伟公司至今尚欠南方中心货款43万元未付。经多次催要，健伟公司向南方公司出具两张北京农商银行的转账支票，支票金额共计43万元。但经承兑，上述支票因出票人即健伟公司的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无法承兑。现健伟公司仍以各种理由拒绝付款。健伟公司辩称：不同意南方中心的诉讼请求。南方中心编造买卖合同事实进行虚假诉讼。健伟公司从未与南方中心发生过交易往来。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23日，健伟公司经核准成立，法定代表人姓名登记为“程育清”。2014年11月28日，健伟公司的营业执照上载明的法定代表人姓名变更为“程育青”。2015年1月6日，健伟公司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留存的法定代表人姓名章“程育清”印鉴被注销。南方中心向本院提交了两张北京农商银行转账支票作为证据。其中一张支票（以下简称支票一）编号为06559473，载明出票日期为2014年6月20日，收款人为南方中心，金额为30万元，并盖有健伟公司财务专用章和“程育清”印。南方中心称其去银行承兑该张支票时被银行告知健伟公司账户内无钱可供承兑。另一张支票（以下简称支票二）编号为06559474，载明出票日期为2015年4月2日，收款人为南方中心，金额为13万元，亦盖有健伟公司财务专用章和“程育清”印。该张支票于2015年4月3日被银行退票，理由为“出票人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的支票”。健伟公司对上述两张支票上盖具的财务专用章和“程育清”印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表示支票上的其他内容系南方中心伪造，依据包括涉案两张支票出票时间间隔较长却编码联号以及健伟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章“程育清”已于2015年1月变更为“程育青”，不可能以“程育清”印章出具支票二。南方中心另向本院提交了手机通话录音一份，称通话时间为2015年5月16日，通话双方为健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育青与南方中心的业务员张庆辉。通话内容显示：张庆辉表示公司在催款，要求程育青近期将支票载明的共43万元钱款付清；程育青则表示43万元（支票）其中一张载明13万元的其已经支付；张庆辉认可程育青已经支付了13万元，还剩30万元未付；程育青称其收到某项钱款后准备把外账清完，要求张庆辉把发货的账弄清楚，并同意付齐余款。庭审中，南方中心认可健伟公司已经支付了其于本案中所主张的43万元货款中的13万元。健伟公司认可上述通话内容的真实性，但表示通话的时间无法确认。程育青出庭陈述称：健伟公司与南方中心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涉案支票系其丢失后不知为何被张庆辉所持有；程育青与张庆辉进行上述通话，系因为张庆辉与案外人赵昌辰存在合作关系，程育青帮赵昌辰付款，张庆辉找不到赵昌辰后，才向程育青催款；程育青认可通话中涉及的支票就是本案中南方中心举证的支票。张庆辉出庭作证称；健伟公司与南方中心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2015年5月16日程育青与张庆辉通话，张庆辉向程育青催款43万元，因该笔货款系张庆辉负责的业务；涉案两张支票系程育青前后分两次送到张庆辉家中，30万元的支票先送，13万元的支票后送，具体时间已记不清；43万元中程育青支付了13万元，剩余30万元程育青以无钱支付为由至今未付；赵昌辰与程育青都是张庆辉联系的客户，程育青不可能替赵昌辰支付货款。健伟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一份，显示2014年6月22日至2014年7月19日期间，程育青分多次共向张庆辉支付了67万元。健伟公司称2014年6月21日之后，程育青以个人名义替赵昌辰向张庆辉支付了67万元，已经超出了南方中心主张的43万元。张庆辉出庭作证称，上述67万元与涉案的43万元货款无关，与赵昌辰亦无关，都是供应给程育青的其他钢材的货款。另查，健伟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收到本案起诉书及传票。上述事实，有支票、退票理由书、营业执照、电话录音、银行转账记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关于涉案两张支票是否真实。支票一、支票二上均盖有健伟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程育清”印章，健伟公司对该财务专用章和“程育清”印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公章、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健伟公司抗辩称涉案两张支票除上述公章、印章外，其余填写部分均系南方中心伪造，理由包括：1.涉案两张支票系健伟公司丢失，不知何故被南方中心所持有；2.涉案两张支票出票时间间隔较长却编码联号；3.“程育清”名章已于2015年1月变更为“程育青”，不可能以“程育清”名章出具支票二。对此本院认为，健伟公司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两张支票存在丢失情形，而支票联号并不足以推定存在支票伪造行为，根据程育青与张庆辉的通话内容，可知程育青对张庆辉方持有涉案两张支票系明知且不持异议，故健伟公司上述第1、2项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健伟公司虽然于2014年11月28日将公司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姓名从“程育清”变更为“程育青”，于2015年1月6日将其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留存的法定代表人姓名印鉴“程育清”予以注销，但上述情形均不能证明健伟公司于支票二出具日期之前已将原“程育清”名章销毁，故并不能够证明支票二系伪造，健伟公司上述第2项抗辩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确认南方公司提交的涉案两张支票为真实票据，南方中心不存在伪造行为。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南方中心主张其与健伟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其未提交书面买卖合同，但程育青在与张庆辉通话时要求张庆辉弄清发货的账目、南方中心收取健伟公司的支票等情形具有买卖行为的高度盖然性。健伟公司抗辩称其与南方中心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称程育青与张庆辉通话时提及的付款内容以及程育青向张庆辉转账付款的行为系程育青代案外人赵昌辰履行付款义务，但就其主张的代付行为，健伟公司未能提交任何证据加以佐证。鉴于上述证据情况，本院对南方中心关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予以支持，对健伟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健伟公司是否履行了付款义务。南方中心认可健伟公司已经付清支票二上所载明的13万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再支持。程育青与张庆辉通话时已认可43万元中仅支付了13万元，南方中心称上述通话发生于2015年5月16日，虽然健伟公司对该通话日期未予认可，但因该通话内容中已提及涉案的两张支票，而支票二载明的出票日期为2015年4月2日，故上述通话应当发生于2015年4月2日之后，据此健伟公司主张的程育青于2014年6月22日至2014年7月19日期间向张庆辉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共67万元应未包含程育青于通话中认可未付的30万元。因此本院对南方中心要求健伟公司支付30万元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南方中心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支票一虽已失效，但因南方中心未提交银行退票的相关手续，故本院无法确认该支票未承兑成功的原因系健伟公司责任还是南方中心未及时承兑，本院亦无法确定张庆辉向程育青电话催款发生于2015年4月2日之后的具体日期，故本院仅支持以30万元为基数，自健伟公司收到本案起诉书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对南方中心主张的超出部分不再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健伟华光家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南方联合商贸中心货款300000元；二、被告北京健伟华光家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南方联合商贸中心逾期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北京南方联合商贸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原告北京南方联合商贸中心负担2343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健伟华光家具有限公司负担540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 笛人民陪审员  路玉国人民陪审员  杨秀文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程新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