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终10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荣生，男，1951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应民，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崇超，男，197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群峰，湖北立丰（十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荣生因与被上诉人张崇超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荣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应民，被上诉人张崇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群峰、王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荣生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初248号民事判决；2.驳回张崇超的诉讼请求，改判确认刘荣生与张崇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3.判令张崇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6年2月3日、2月4日、2月5日张崇超向刘荣生支付的9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张崇超代其控制的湖北九州方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投资公司）偿付该公司欠刘荣生所在的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钢管补偿款。有证据证明，两公司间存在上述债务，且未通过其他方式清偿；张崇超与九州投资公司以及刘荣生与武汉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账户混同的情况。张崇超亦未提供证据证明90万元系付股权转让款。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款项为张崇超向刘荣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依据。2.刘荣生已履行催告义务，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法定条件。刘荣生不仅在解除通知书中明确说明曾多次催告未果，亦提供双方当事人间往来短信证明存在催告行为，张崇超亦当庭承认刘荣生曾向其催讨过股权转让款。二、一审判决遗漏了刘荣生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系行使约定解除权的主张，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刘荣生主张解除合同，不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也包括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行使约定解除权。该协议第七条约定：“关于刘荣生股权转让给张崇超以及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00万元的协议书规定上的内容，张崇超必须按协议书上的内容执行，否则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当事人出于对法律的误解，该条款“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表述应理解为“股权转让协议解除”。一审判决既已认定张崇超存在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违约行为，则刘荣超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张崇超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争议的90万元系张崇超通过个人账户转账至刘荣生个人账户，且2015年6月5日协议书载明，双方除股权转让款外已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2016年7月15日九州投资公司向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了40万元钢管补偿款，该公司收款后并未提出异议。九州投资公司向刘荣生归还的100万元本系该公司借款，还款事实不能证明张崇超与九州投资公司之间存在账户混同。二、一审法院并未遗漏刘荣生的诉讼请求和主张。刘荣生一审起诉时提出解除合同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行使法定解除权，一审法院仅需围绕该诉请及理由，对行使法定解除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刘荣生一审开庭前未行使过约定解除权，一审法院不可能对该事实进行裁判。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仅强调张崇超需实际承担300万借款债务，“否则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约定实质不具有法律评价意义。即便刘荣生享有约定解除权，张崇超也已在开庭前将股权转让款足额支付给了刘荣生，其再主张行使约定解除权已丧失事实基础。三、张崇超不存在违约行为，刘荣生不享有合同解除的权利。股权在转让时不具经济价值，张崇超以远超其他股权转让方的价格受让刘荣生的股权，系基于友情。张崇超明确表示其暂无经济能力支付股权转让款，需刘荣生帮助九州投资公司房产项目对外销售后，回款仍不足支付时，张崇超才受到付款期限的限制。刘荣生未销售任何房屋，故张崇超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其未按约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不构成违约。股权价值显著上升后，刘荣生启动诉讼程序主张回收股权及股权溢价损失，意在谋取更大经济利益，有违诚信。四、一审法院认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无效正确。刘荣生关于曾多次催告张崇超履行合同债务并给予合理期限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刘荣生仅能证明其向张崇超提出解除合同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其曾向张崇超主张过股权转让款。《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上陈述的“多次催告无果”，仅为刘荣生单方陈述，张崇超从未予以承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刘荣生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方式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张崇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荣生向张崇超发送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荣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17日，刘荣生作为发起人向九州方园公司投资1000万元，取得该公司5%股权1000万股，九州方园公司为刘荣生发放了《股权证》。2015年3月28日，刘荣生和张崇超（九州方园公司的另一发起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荣生同意将在九州方园公司占有的5%股权，即1000万元的股权以1000万元转让给张崇超；刘荣生原来持有九州方园公司5%的股权证即日作废；刘荣生必须协助张崇超办理工商注册变更及公司股东会相关决议；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张崇超即享有公司5%的权利，承担5%的义务，刘荣生不再享有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违约造成给另一方的损失由违约方承担全部责任；关于刘荣生股权转让张崇超以及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公司300万元的协议书上规定的内容，张崇超必须按协议上的内容执行，否则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同日，双方就张崇超应付上述股份转让款1000万元及九州方园公司向刘荣生借款300万元的清偿方式，又签订《关于刘荣生股权转让给张崇超以及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00万元协议书》，约定：刘荣生帮张崇超持有的九州投资公司宜昌项目房屋销售，所销售产生的现金用于支付刘荣生的股权转让款，原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公司的人民币300万元款项不计息按原本由张崇超筹措资金借给九州方园公司，还给刘荣生。具体还款来源为九州投资公司宜昌项目房屋销售款，若刘荣生帮助销售九州投资公司宜昌项目房屋产生的回款不足以支付以上款项，张崇超保证在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到600万元给刘荣生（不计息），若2015年12月31日以后余款700万元按月息6‰计息并保证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以上款项；本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的组成部分，经双方签字生效等。
上述补充协议中关于九州方园公司下欠刘荣生的个人借款300万元的约定有误，九州方园公司在上述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已于2014年10月22日归还了刘荣生200万元，补充协议签订时，九州方园公司仅下欠刘荣生100万元借款。2015年6月5日，张崇超和刘荣生签订《协议书》，对上述事实进行确认，并约定截至2015年6月5日，双方个人之间借款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结清，互不相欠。2016年7月14日，九州方园公司向刘荣生归还了上述100万元欠款。2015年9月16日，九州方园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的证券持有人为：张崇超、深圳前海晟庭天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林详君，张崇超的持股比例为97%。2015年9月21日，九州方园公司登陆新三板挂牌交易，交易方式为协议交易。协议签订后，张崇超分别于2016年2月3日、2月4日、2月5日分别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30万元、10万元，合计90万元。2016年3月28日，刘荣生就与张崇超股权转让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5月12日，刘荣生委托操天亮在宜昌市夷陵区公证处的公证下，向张崇超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通知书上载明：“2015年3月28日，本人与你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我持有的九州方园公司的5%股权转让给你，你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时至今日，转让款你分文未付。经多次催告无果，本人已于2016年3月17日向你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2016年4月29日，我再次通过邮政特快专递（1078645173212）向你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通知你解除于2015年3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请你收到此通知之后，将我所持有的1000万股的九州方园公司的5%股份记载于该公司的股东名册”。张崇超亦于2016年5月12日向刘荣生发出《对刘荣生先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的回复》，针对刘荣生2015年4月29日发给他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回复称：1.据补充协议，刘荣生应帮助销售张崇超持有的九州投资公司宜昌项目的房屋，所销售产生的现金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张崇超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置条件，但是至今，刘荣生没有履行该项约定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2.刘荣生发来的通知书陈述张崇超至今未支付任何转让款等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基于约定，尽管刘荣生违约，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不成就，但仍然向刘荣生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积极履行了义务。3.张崇超没有收到通知书中所说的3月17日向张崇超送达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4.对于九州方园公司300万元借款，事实上九州方园公司早于2014年10月已归还全部借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刘荣生向张崇超隐瞒了真实还款情况，对于这一事实刘荣生也认可。刘荣生单方解除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张崇超也不同意解除等。
九州投资公司于2014年12月20日取得了九州方园大厦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书。本案诉讼中，张崇超于2016年11月14日汇款250万元给刘荣生。刘荣生向张崇超发出《关于张总汇250万元款项性质与处理意见的函》，征询250万元款项性质并表明如果250万元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则予以退回。张崇超于2016年11月21日回函称，25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刘荣生遂于同年11月22日回函称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表明将退还250万元。后刘荣生于2016年11月23日将该250万元退回张崇超。张崇超后于2016年11月29日再次回函刘荣生，函称刘荣生单方解除协议的行为无效，刘荣生不接受250万元的行为不影响张崇超已按约支付部分股价款事实的成立。2016年12月21日，张崇超再次向刘荣生汇款960.4万元。刘荣生再次将该960.4万元退回到张崇超。
2016年7月4日，刘荣生以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5月22日为九州方园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违法为由，向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判决撤销上述变更登记。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股东变更登记不属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登记事项，且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亦未于2015年5月22日为九州方园公司办理股东登记，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裁定，驳回刘荣生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刘荣生对《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单方行使解除权是否有效，上述协议是否已经解除及法律后果问题。刘荣生和张崇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在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张崇超已取得刘荣生转让的九州方园新能源公司股权1000万股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予以确认。但张崇超没有在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即2015年12月31日前向刘荣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直至2016年2月5日亦仅支付股权转让款90万元，张崇超存在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本案中，张崇超在刘荣生发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之前，已支付90万元股权转让款。虽然张崇超存有迟延履行债务的违约行为，但刘荣生只有在对张崇超下欠的主要债务催告履行，张崇超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义务时，刘荣生才能享有对上述两份协议的单方解除权。刘荣生举出的2016年5月12日向张崇超送达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上载明，“……多次催告无果，本人已于2016年3月17日向你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2016年4月29日，我再次通过邮政特快专递（1078645173212）向你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通知你解除于2015年3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通知书只能证明刘荣生于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向张崇超提出了解除合同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实刘荣生在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之前对张崇超有过催告履行债务的行为。即使该通知书上载明的“2016年3月17日向张崇超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是真实的，但也只能证明刘荣生从2016年3月17日起一直在向张崇超主张解除合同，仍不能证实在2016年3月17日之前，刘荣生对张崇超有过催告履行债务的行为。本案审理中，刘荣生陈述了其于2016年3、4月份找张崇超协商、催要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张崇超在本案审理中并未认可，相反，其陈述了刘荣生并不是催要股权转让款，而是要求返还九州方园新能源公司的股权，其不同意刘荣生返还股权的主张而要求用出售九州方园大厦房屋的款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故在本案中刘荣生就其单方解除协议之前，曾向张崇超催告履行本案债务，并给予张崇超合理履行期限的相关事实并未举出充足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刘荣生于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对两份协议单方行使解除权，不符合合同法定解除的相关法律规定。刘荣生于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分别向张崇超送达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均无效，均不能产生解除双方之间两份协议的法律效力。另外，张崇超在收到刘荣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前，已对第一期股权转让金部分履行，在张崇超收到刘荣生解除协议通知书后，也采取了切实有效的履行行为以促使交易完成，即于2016年11月14日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250万元，在刘荣生将该款退还张崇超后，张崇超又于2016年12月21日再次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960.4万元。从合同的整体履行来看，张崇超对第一期股权转让金迟延支付的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虽然刘荣生后来两次将张崇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退回张崇超，拒绝接受张崇超履行合同义务，但刘荣生上述行为不影响张崇超履行合同义务行为的有效性。就双方之间合同目的而言，刘荣生转让股权系为了取得现金，而张崇超收到刘荣生的解除协议通知后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也使刘荣生的合同目的可以得到实现，双方合同继续有效和履行符合鼓励并保护交易的原则。故刘荣生关于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于2016年5月12日已解除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张崇超在本案中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问题，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刘荣生帮张崇超销售九州方园大厦房屋，所销售现金用于支付刘荣生股权转让款，若刘荣生帮助销售房屋的款项不足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张崇超保证依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从上述约定来看，销售九州方园大厦房屋，筹集股权转让金支付给刘荣生的主义务人是张崇超，虽然双方约定刘荣生帮助张崇超销售房屋，但张崇超并没有明示刘荣生销售何房屋，什么时候销售，销售的房屋是否已经具备销售条件，即双方对刘荣生如何履行上述义务及上述义务履行的标准并未作出明确约定，张崇超亦未举证证明曾就上述义务履行的具体内容向刘荣生作出明确指示或安排，故不能认定刘荣生未履行上述义务。另外，双方还约定无论房屋销售情况如何张崇超都应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张崇超关于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可以拒绝支付刘荣生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崇超还抗辩称刘荣生单方解除合同会影响九州方园公司正常经营，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因其上述抗辩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刘荣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刘荣生于2016年4月29日、2016年5月12日分别向张崇超发送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均无效，均不能产生解除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荣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举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刘荣生提交的证据：刘荣生与张崇超间的手机短信，拟证明刘荣生在收到40万元钢材补偿款后对该款性质提出异议，认为已收讫的90万元是钢材补偿款，而非股权转让款。
张崇超质证认为，短信的真实性存疑，与证明目的间无关联性。款项性质应由转款人决定或转款人与收款人协商一致确认，张崇超未认可90万元系钢材补偿款。且无论该款性质如何均不能证明刘荣生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法律规定。
张崇超提交的证据：九州方园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走势图，拟证明九州方园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成功后股价上涨，刘荣生起诉并非因为张崇超不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为取得更多利益违背诚信。
刘荣生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与证明目的不具关联性。九州方园公司挂牌后股价波动很大，既有高于转让价格的时候，也有低于转让价格的时候，不能证明刘荣生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有违诚信。
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与各自的证明目的间均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院应否对刘荣生行使合同约定解除权进行审查；2.刘荣生与张崇超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已经解除？本院现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焦点一。张崇超提起本案诉讼意在否定刘荣生行使合同解除权形成的既有法律效果，本案的裁判对象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是否得以解除。至于当事人主张的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究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关于约定解除权的规定，还是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均属支持主张的理据，不是本案的裁判对象，不对人民法院的裁判范围产生拘束力。易言之，即使当事人仅主张解除合同系基于法律规定而非当事人约定，人民法院仍可对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约定解除权行使要件进行审查，并依据查证的事实对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是否已经解除作出裁判。况且，刘荣生在《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中并未明示解除合同的依据，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也曾向一审法院表示，张崇超违约事实客观存在，股权转让合同依据法定解除权或约定解除权均可得到解除。因此，本案中人民法院应当就当事人间是否约定有合同解除的条件以及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是否成就等事项进行审查。
关于焦点二。刘荣生与张崇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关于刘荣生股权转让张崇超以及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公司300万元的协议书上规定的内容，张崇超必须按协议上的内容执行，否则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因合同无效的条件不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不能由当事人自行约定，故该条款的真实意涵应根据合同文义和合同目的来解释推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甲方即享有公司5%的权利，承担5%的义务，乙方不再享有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立即成立并生效，张崇超即时受让刘荣生持有的九州方园公司股权。故协议第七条不是关于合同生效条件的约定，该条款订立的目的显然在于敦促张崇超严格依照合同履行给付股权转让价款义务，并赋予刘荣生在对方违约时可采取特定救济的权利，即“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依照社会一般观念，这种“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后果，主要指刘荣生与张崇超之间不发生股权转让的交易，张崇超应将已受让的股权返还刘荣生。《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的违约救济途径在行权方式和法律效果上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关于通过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赋予当事人合同解除权无异。因此，将《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认定为当事人间关于合同约定解除的条款，既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超出社会一般观念的认知。张崇超关于因刘荣生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帮助销售房屋义务，张崇超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其迟延付款不构成违约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刘荣生帮助销售房屋义务的内容约定不明导致无法履行，并且不构成张崇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对待给付，故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予以认同。张崇超未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在2015年12月31日前向刘荣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不仅构成违约，而且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刘荣生据此享有对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权。刘荣生2016年5月12日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送达张崇超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
综上所述，刘荣生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初24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崇超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张崇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小丹
审判员 方 庆
审判员 王 赫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