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37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崇付，男，196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詹进、刘鹭华，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小芬，女，1979年5月3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文，福建典格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黄崇付因与被上诉人徐小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17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崇付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崇付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签订所谓《商品房购房意向书》，原审判决认定存在双方签约事实，缺乏依据，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签订《商品房购房意向书》的事实。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举证的《商品房购房意向书》没有原件，但其中体现的合同条款与证人证词、微信记录、短信记录所反映的协商过程相吻合，上诉人也确认其意图购房讼争房产，曾经与售房人员洽谈，并按照指示支付了20万元款项后到售房中心洽谈签订购房意向书事宜；还认为自2015年10月24日上诉人前往售房中心后至2015年11月2日之前，上诉人未再与证人联系，与上诉人主张的其在售房中心现场对购房意向书产生质疑并拒绝签订要求退款的事实不符，与双方此前交流沟通频繁的交易习惯不符，故应认定《商品房购房意向书》已经签订。上诉人认为，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0条及第60条规定：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复印件作为证据使用的，应以有证明该复印件真实性的其他证据佐证为前提。本案中，被上诉人未提供《商品房购房意向书》原件，其提供微信、短信记录以及证人证言仅仅表明了双方对购买讼争房产进行协商的过程，以及上诉人按照指示支付款项后，前去售房中心洽谈的事实，根本没有体现或者提及任何关于双方已经签订所谓购房意向书的内容，无法证明签约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在该购房意向书没有原件以供核对的情况下，要认定该证据作为本案的依据，依法应有其他相关证据与该证据相互印证或者佐证，足以证明存在该证据所反映的事实，证明该复印件的真实性，而原审判决在其他证据均没有体现签订购房意向书，无法证明复印件真实性、明显缺乏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就推断出已经签订购房意向书的事实，显然没有任何根据。更为重要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短信往来的证据来源和证人均为被上诉人的利害关系人，从证据的证明力上分析，该组证据的证明力较弱，根本不足以印证本案重要的待证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且被上诉人未能举证上述微信和短信具备电子证据所必须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连续性要件。此外，被上诉人作为从事专业房产销售工作的被上诉人，在其所谓签署认购书不持有原件，仅留有一份照片，且在双方多次沟通中对购房意向书只字未提，显然有违常理。至于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2015年10月24日以后再也未与证人联系，判定所谓与此前交流沟通频繁交易习惯不符，也不能成立。事实上，暂且不谈证人是被上诉人的利害关系人，证人的身份仅是销售接待人员，对售房主要条件没有决定权，主要负责与上诉人的前期沟通。而上诉人到现场发现无法达成购房一致意向后，便聘请律师向实际收款人即被上诉人发函索取讼争款项，不再与证人沟通联系，并不违背常理，因此，本案不存在所谓上诉人与证人构成交易习惯，更谈不上不符合交易习惯。2、即使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签订意向书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文本体现的内容仍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文本中，关于“定金二十万元”并非上诉人的字迹，更重要的是，所谓照片文本的尾部还手写增加了“乙方于2015年10月24日支付定金200000元，于2015年11月3日支付7007800元，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手写部分的增加条款同样也不是上诉人的字迹。同时，上诉人还注意到，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短信和微信记录中，从未确认该20万元是属于所谓定金性质，因此，即使如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签订意向书的事实，但从上述照片文本体现的手写部分以及手写增加条款，上诉人均有条件自行修改或添加，尤其就添加的手写条款，并未体现按照惯例由签约双方进行签字确认的事实。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原审判决在无其他证据足以佐证的情况下，认定双方签署的案涉意向书，径直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存疑且可以进行添加修改的照片文本确定为认购书内容，并将该文本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显属不当。二、暂且不谈真实性问题，假设双方签订了《商品房购房意向书》，其性质上属于认购权转让合同，且无法实际履行，上诉人可以撤销并要求返还款项，原审判决错误，应予纠正。1、《商品房购房意向书》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其性质上应属于认购权转让合同。原审判决认为，该购房意向书详细约定了讼争房产的门牌号、面积、单价、总价、合同定金、房款支付方式等内容，已经具备了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要件，应当视为房屋买卖合同。上诉人认为该认定错误，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上诉人认为，本案案涉的购房意向书中被上诉人根本不是讼争商品房的有权出卖人，且认购书缺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也不存在出卖人收取购房款的事实。因此，案涉意向书性质上不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审认定错误。事实上，该意向书的性质属于认购权的转让合同，转让方的目的是利用相关资源，通过转让认购权与其取得认购权之间的差价获取利益，是典型的炒房行为。该行为严重影响了房市的稳定发展，也严重损害了国家税收权益，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2、被上诉人未能证明其享有意向书载明的认购权对外转让的权利，上诉人有权要求返还款项。根据该份购房意向书的内容，意向书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为，被上诉人将其享有的讼争房产认购权转让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享有讼争房产的认购权且有权将该认购权转让给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履行意向书的前提条件。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开发商签订关于讼争房产的认购书，其中约定开发商同意为被上诉人保留认购权的时间为720天，自2010年3月20日至2012年3月19日止，还约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人应与认购人名字相符，如更名也仅限于认购人的直系亲属，双方还约定认购期满后，开发商有权没收定金，也有权将讼争房产售于他人。而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商品房购房意向书》签订时间是2015年10月，早已超过其与开发商认购书中保留认购权的时限，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亲属关系，显然，即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购房意向书，上诉人也无法真正取得相应的认购资格。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其他人签订的认购书等，上诉人认为，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购买人的购买行为的真实性以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联性，未经全面依法审查，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
被上诉人徐小芬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应当维持原判，上诉人黄崇付上诉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本案事实一：上诉人黄崇付已经和被上诉人徐小芬签订一份《商品房购房意向书》。因上诉人事后发现其购买的房产价格高了，欲图毁约，并索回已经交纳的购房定金。为支持该事实观点，被上诉人不仅提交了《商品房购房意向书》影印件，更有证人证言、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及被上诉人自身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等予以证明。这些证据与意向书合同的条款及协商过程高度吻合，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本人到售房中心购房及洽谈签订购房意向书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有理有据，上诉人的上诉人理由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商品房购买意向书，该意向书内容对诉争房产面积、单价、总价均作了详细约定，且意向书载明上诉人所交付的20万元为定金，而非上诉人原审起诉书陈述“订金”（上诉人原审诉由本来是以不当得利主张，后又变更为缔约过失）。而且上诉人本人作为购买方即乙方在意向书中亲笔签名确认。虽然被上诉人未能提交原件，但是从复印件当中的笔迹、电话，结合上诉人提交的诉状及银行转账单据均可见三者签名完全高度一致，上诉人否认到被上诉人售楼处签署该意向书的说法有悖于事实，不能成立。2、被上诉人提交一份被上诉人售楼小姐杨某与上诉人黄崇付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息往来。根据微信的字面信息及证人出庭展示的语音通话，可以清晰还原上诉人当时购买诉争房产的真实情况，双方在微信上已就房屋的单价进行多方的交涉，最终达成意向，上诉人在转账完定金之后，依约到售楼处签署意向书。短信息同时证明上诉人转完定金之后，到售楼处办理手续。证人在11月2日催促上诉人履行约定，但是上诉人毁约，拒不履行。上述证据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支付该20万元款项是用于购买诉争房产的定金，而非订金。双方之间就购买诉争房产具体情况已经达成意向，并签署协议，并不存在所谓的缔约过失或不当得利。故原审判决以《商品房购房意向书》，结合微信记录、短信记录、证人证言等其余相关证据对证明该事实完全准确，符合客观事实。3、上诉人认为即便双方当时存在签订意向书的事实。但否认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文本体现的内容，更加无稽之谈。既然上诉人承认了签订该意向书（注：事实双方的确也签署了），那么作为完全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一式两份的合约中亲笔签名，却又以上述条款非上诉人本人手写为由不予承认，显然缺乏法律常识。在该协议书中并非只有定金20万一栏是手写部分，协议书中除了该部分还有房产地点、门牌号等等，书写方式只是协议的形成方式而不涉及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事实二：被上诉人承接涉案房产所在楼盘的尾盘销售，具备签约资格，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合法有效，因为上诉人违约，不再履行合同。诉争房产已经由被上诉人转售给第三方，印证上诉人具备认购权转让资格，开发商也已经配合办理房产过户之手续。上诉人撇开协议真实性问题，假设了双方签订了《商品房认购意向书》，认为协议无法履行，可以撤销合同。首先，原审中上诉人并没有要求撤销合同，因此被上诉人无法展开答辩。其次，那么针对上诉人该诉求，被上诉人只能认定上诉人确认其已经承认签订《商品房认购意向书》，才进行如下答辩。原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有任何过失。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缔约过失方应当具有下述情节：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其他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并没有上述过失之处。而且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有权利处置诉争房产，而且被上诉人也已经实际处分了上述房产，上诉人之所以毁约完全是自身不守诚信，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1、被上诉人与开发商厦门翔安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书。该认购书证实诉争房产是被上诉人向开发商认购的尾盘。被上诉人有权利处置诉争房产。2、被上诉人与第三方叶束霞签订的购房意向书及银行交易明细，也可以证实在上诉人毁约之后，被上诉人将诉争房产转售给第三方，并得到开发商的认同，已由开发商与第三方签订正式买卖合同，并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虽然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具体合同，但是被上诉人申请法庭予以取证。该段事实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有权处置该房产，具有诉争房产购买权的转让权。同时也证实开发商认同其与被上诉人之前所签订认购书的期限予以顺延。3、被上诉人提交的与上诉人本人签订的意向书中第二点：（2）甲乙双方合意，乙方的购房款中，定金贰拾万元以现金形式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其余房款按乙方与开发企业的《认购书》约定支付。可见，作为乙方的上诉人，在签署意向书时已经明确知道，该房产是甲方即被上诉人内部认购，其最终需要自己与开发企业另行签署《认购书》。4、证人杨某的微信录音中，上诉人本人明确知道“该房产是开发商股东已经买过去，是给开发商股东买呀”，而且其在该录音以后，并确认完单价四万一之后，随即向约定账户支付定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证实上诉人在付款之前对诉争房产要向个人购买的情况明知，对单价也已经认可。因此被上诉人与开发商之间所签订的合同与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关联，且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签约时是明知该房产是内部认购，其最终需要与开发商签订一手房产买卖合同。因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与开发商签订合同的存在瑕疵作为抗辩不能成立。5、证人杨某当庭的证言完全还原了当时的具体情况：诉争房产是被上诉人向开发商购买的尾盘，其受雇于被上诉人进行尾盘销售。上诉人多次看房并已达成购买意向，支付定金。上诉人之所以毁约是因为房价高于二手房而毁约。上述证据可以证实，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从购房意向磋商，到达成意向签署意向书，再到履行协议约定催告上诉人依约履行，被上诉人都没有任何的过失。被上诉人完全有权利转让诉争房产的购买权，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本案中签约的是转让房产的认购权，而且客观事实证实被上诉人有权转让认购权。法律上也没有禁止自然人之间不可转让房产认购权，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的合约应当得到履行。然而上诉人自行毁约，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所交定金自然无需返还。
黄崇付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徐小芬立即向黄崇付归还200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4日，黄崇付前往位于金榜公园旁的领秀城销售中心，拟选购领秀城项目的4号楼9层01室商品房（即讼争房产）。经向销售中心的杨姓销售人员了解，欲购买讼争房产需要先行支付200000元款项。当天14时27分52秒，黄崇付通过自己名下尾号为8805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00000元至徐小芬名下尾号为6636的建设银行账户中。
2015年11月2日，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向徐小芬邮寄发出一份《律师函》，称受黄崇付委托，要求徐小芬立即退还黄崇付200000元订金。函中称，因黄崇付与销售中心销售人员多次就房屋销售价格及其他销售合同条件等事宜进行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且黄崇付无法确认徐小芬代开发商收取该款项是否具有开发商的正式授权，故徐小芬收取该款项无任何合法依据，应予退还。
徐小芬确认收到讼争的200000元款项及律师函，但认为该款项系购房定金，无需退还。
为证明其主张，徐小芬举证以下证据：《商品房购房意向书》（黄崇付）照片打印件一份、《公证书》一份、《领秀城商品房认购书》一份、《商品房购房意向书》（叶束霞）复印件一份、银行交易明细一份及证人杨某的证词。其中《商品房购房意向书》（黄崇付）内容为：黄崇付意向认购徐小芬位于厦门市文曾路金榜公园西大门南侧的“领秀城”商品房4号楼9层01室，建筑面积175.8m2，单价41000元／m2，总价7207800元。双方合意，购房款中定金200000元以现金形式支付至徐小芬指定账户，其余房款按黄崇付与开发企业的《认购书》约定支付。在徐小芬收到黄崇付支付的上述款项时，为黄崇付办理签署正式的《商品房认购书》，并由黄崇付按认购书缴纳定金及房款。徐小芬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必须保证本意向书项下的房屋指定出售给黄崇付，如果出现徐小芬违约，应当承担赔偿损失。该协议下方有“徐小芬”（甲方）、“黄崇付”（乙方）字样的签名，黄崇付的联系电话为“139×××××××8”，并手写备注“补充：乙方于2015年10月24日支付定金¥200000，于2015年11月3日支付¥7007800，并签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对《商品房购房意向书》（黄崇付），黄崇付认为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其从未签过这个意向书。
《领秀城商品房认购书》中体现：徐小芬于2010年3月20日向厦门翔安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认购了领秀城4号楼9层01单元房产，认购期间该司承诺为徐小芬所认购的房屋保留720天，即至2012年3月19日止，徐小芬应在上述规定期限内与该司签妥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房款，签定合同时买受人应与商品房认购书中的认购人名字相符，如需更名也仅限于徐小芬的直系亲属。《商品房购买意向书》（叶束霞）中体现：徐小芬与叶束霞就讼争房产签订了商品房购买意向书，约定单价为42292元，总价7434933.6元，定金50万元；并备注叶束霞于2015年11月13日支付定金50万元，于2015年11月16日支付2212533.6元并签认购书，于2015年11月19日支付1282400元并签合同，余款344万元向银行按揭。《领秀城商品房认购书》中体现：叶束霞于2015年11月6日与厦门翔安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该认购书，认购讼争房产，单价28000元，总价4922400元，叶束霞应在2015年11月19日前与该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房款。徐小芬的银行交易明细体现：徐小芬的银行账户于2015年11月13日收到叶柳芬转账支付的20万元及张才丁转账支付的30万元，并于11月14日收到叶束霞转账支付的2012533元。黄崇付对《领秀城商品房认购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即便是真实的，徐小芬也无权处分讼争房产；对《商品房购买意向书》（叶束霞）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真实交易应当由房管部门备案合同来证实；对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款项与讼争房产的关系，更不能证明徐小芬有权处置讼争房产；对《领秀城商品房认购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认购书也仅是买卖意向书，徐小芬没有开发商的委托材料，没有证据证明徐小芬有权代开发商与黄崇付签订合同。
《公证书》中体现：杨某于2015年12月23日到公证处将其与微信好友（微信号为：×××）往来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固定，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杨某与微信名为“好人一生平安（微信号：×××，手机联系人：黄崇付）”的微信好友在2015年10月23日下午相互添加为微信好友，当晚7时46分，“好人一生平安”联系杨某称“小杨你好，我下午看了你们领秀城四号楼五楼跟你上午看的同个户型，原来租给人家办公的，现在已经搬走了，房东才卖三万五千六，一次性户口可谈到更低，你们的九楼要四万，总差四层，就差一个带户口，你问一下他们四万行否，可以就早点回复。我比较干脆，谢谢！”当晚9时24分，杨某回复“黄总，如果这个价格早卖掉了。我之前一组客户按揭的向优惠1000元可是人房东不肯卖，我看您也是真心想买的，而且要一次性付款，要不您看加个1000块，4万1，我去帮您商量看看。”“9楼看中庭最合适了，就只有这套房子，分分钟卖掉，一手房干净干脆，反正我不卖我同事他们也会卖。如果4万1您能接受我尽量帮你争取。”其后“好人一生平安”回复了三段语音内容。当晚9时43分，杨某回复“那您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打电话问下。因为一手房有一手房的价值，其实如果您算下，户口若可买再加上中介费税费也要80万，这样就算5楼的让您谈下来相当于一平也要4万。如果多花个一二十万的话可以买到更高楼层，免去其他不定因素和交易简单的一手房何乐而不为呢。我会尽我所能去谈看看，行就行，不行至少我也尽力了”；“价格合适的话您可以直接一次性付款签合同吗？”当晚9时55分，“好人一生平安”回复“谁会买三个户口呢，总而言之比二手高的挺多啦，你说就也是一手干净干脆啦，4万的话可以直接一次性付款签合同。可以下周全款到齐。”当晚10时01分，杨某回复“好，明天给您答复”。2015年10月24日下午1时13分，杨某发微信称“黄总，4万申请不下来。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因为只有一套，对于一手房需要户口来说这个定价价格非常好卖，所以这个优惠下不来。”“好人一生平安”在当天下午1时26分与杨某互发两条语音信息。当天下午2时32分，“好人一生平安”发送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照片一张给杨某。杨某收到后立即回复“已到账，您现在过去售楼部，我有交代我同事帮忙办理”。黄崇付对该公证书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其与杨姓销售人员确有沟通，但认为无法证明其与徐小芬曾达成正式的认购意向书，并认为从双方微信聊天内容来看，杨姓销售人员称讼争房产系一手房，而黄崇付在支付了讼争款项后到售楼处签合同时发现内容不对，就没有签字。
证人杨某在作证时出示了前述公证书中固定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聊天记录，并称：其系厦门领秀城房地产销售人员，从2015年年初大概工作到2016年春节前收盘，卖的是尾盘。当时是同事介绍过去的，没有签劳动合同，其是由徐小芬招聘进来的。当时整个楼盘卖的差不多了，剩下几套内部有关系人员和开发商有签认购协议的房子拿来卖，大概剩下几十套，如果有人要有意向买，要先和他们售楼处的领导徐小芬签意向书，签完意向书后一个星期左右要和开发商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直接做网签合同，然后再做备案登记。其大概卖了10套左右。讼争的901室是其另外一个同事卖掉的，其没有卖成这套。当时黄崇付来看房是其接待的，看了3次就交了20万元的定金。价格是其跟黄崇付谈的，谈完黄崇付自己去找徐小芬签意向书，签字当时其不在场。签约前其与黄崇付电话和微信沟通，已经谈过单价，黄崇付要求按照每平方4万元的价格来买，其答复说最低只能每平方41000元，黄崇付要同意这个价格才去签合同、交定金。其有与黄崇付电话确认黄崇付同意这个价格，然后才约了去签约。签约当时，黄崇付是先付了20万元，才签约的。当时其人在老家，黄崇付又着急要房子，所以签约时其不在场。一周之后要与开发商签合同了，其在11月2号电话通知黄崇付来签约，黄崇付称他觉得价格太贵，不买了并要求退款。杨某有短信告知黄崇付不买算违约，黄崇付称要叫律师处理，其他事情不在杨某的权限范围内，其就没有再处理这个事情了。杨某与黄崇付的短信聊天记录显示：2015年10月24日下午2时01分，杨某将徐小芬的账号信息提供给黄崇付，并告知其“您转完给我打个电话，确认到账售楼部这边会给您填写购房意向书”。黄崇付回复“20万已转，我现在去售楼处吧”，杨某回复“好的”。2015年11月2日下午2时19分，黄崇付短信联系杨某，向其提供自己的银行账号信息，要求退款。当天下午6时42分，杨某回复“请明天依据约定来签约”，黄崇付回复“你们是乱搞的，我信不过了，希望尽快把款打回给我，不然我交律师走法律程序了”。对证人证言，黄崇付未发表质证意见。对短信聊天记录，黄崇付认为该短信内容无法证明讼争的200000元款项性质为定金，仅能证明是售楼部工作人员“小杨”要求黄崇付先行预付200000元至徐小芬的银行账户，款项到账后再前往售楼部办理购房手续，当黄崇付前往售楼部时发现上当受骗，遂拒绝与徐小芬签约，并于2015年11月2日要求徐小芬退款。
以上事实，有黄崇付提供的转账凭证、律师函，徐小芬提供的购房意向书、公证书、商品房认购书、银行交易明细、证人证言及法庭笔录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虽徐小芬举证的《商品房购房意向书》（黄崇付）仅有照片无原件，但其中体现的合同条款与证人杨某的证词、微信记录、短信记录所反映的黄崇付与杨某协商的过程相吻合；黄崇付本人也确认其意图购买讼争房产，曾经与领秀城售房中心的杨姓售房人员洽谈，并按照该售房人员的指示支付了讼争的200000元款项，之后到售房中心洽谈签订购房意向书的事宜；而自2015年10月24日14时黄崇付前往售房中心后至2015年11月2日之前，黄崇付未再与杨某进行任何微信或短信联系，这与黄崇付主张的其在售房中心现场对购房意向书产生质疑并拒绝签订要求退款的事实不符，也与双方此前交流沟通频繁的交易习惯不符。综合上述事实，本院对徐小芬主张的双方已经签订了《商品房购房意向书》的事实予以采信。该意向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该购房意向书还详细约定了讼争房产的门牌号、面积、单价、总价、合同定金、房款支付方式等内容，已经具备了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要件，应当视为房屋买卖合同，对双方发生约束力。讼争的200000元款项在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定金，黄崇付已于2015年11月2日以拒绝签订商品房认购书并要求退还讼争款项的实际行为表明其将不履行其与徐小芬签订的《商品房购房意向书》，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定金罚则，黄崇付无权要求徐小芬退还定金。黄崇付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作出判决：驳回黄崇付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黄崇付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黄崇付、徐小芬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黄崇付、徐小芬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黄崇付确有意购房，确有支付该20万元，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该20万元是否是定金。由于黄崇付称其未签订讼争的《商品房购房意向书》，徐小芬亦未能提供《商品房购房意向书》的原件，因此，该款是否是定金，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黄崇付在意图购房时进行的微信沟通、短信沟通是双方当时协商过程的原始记录，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这些记录中均未能证明当初双方有确定支付的该20万元的性质是定金。一审法院以黄崇付确有购房意图，且确已支付20万元而认定黄崇付一定有签订《商品房购房意向书》，且《商品房购房意向书》一定有确定该20万元为定金缺乏逻辑性，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使黄崇付有签订《商品房购房意向书》，由于徐小芬提供的是照片中的《商品房购房意向书》，1、要改变照片中的《商品房购房意向书》的内容在技术上并不困难；2、《商品房购房意向书》中，“定金贰拾万”系他人手写，“补充：乙方于2015年10月24日支付定金¥200000，于2015年11月3日支付7007800，并签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是他人手写，且没有双方当事人对该条款的签字确认，因此，在黄崇付否认的情况下，徐小芬以该照片中的《商品房购房意向书》称双方确定该笔款项是定金性质，证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徐小芬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无法确定该笔款项系定金的情况下，黄崇付要求退还该笔款项，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但是黄崇付要求徐小芬支付该款项的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17526号民事判决；
二、徐小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黄崇付20万元；
三、驳回黄崇付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均由徐小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聆
审 判 员 柯艳雪
审 判 员 章 毅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潘婉燕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