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金堂民初字第2177号
原告唐中国，男，1961年6月1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代理人孙乾勇，四川原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分行。住所地：四川省金堂县。
负责人阚辉，行长。
委托代理人付强，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瑞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
负责人李建菊，财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人双，男，1985年6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系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余涛，男，1986年4月25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四川省郫县，系公司员工。
被告上海瑞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傅郁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人双，男，1985年6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系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余涛，男，1986年4月25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四川省郫县，系公司员工。
被告四川省泛亚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靳站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炼，男，1980年8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系公司员工。
原告唐中国与被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分行（下称金堂农商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9日受理后，被告金堂农商行申请追加上海瑞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下称瑞方分公司）、上海瑞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瑞方公司）、四川省泛亚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泛亚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予以准许。依法由审判员廖文孝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中国及原告委托代理人孙乾勇，被告金堂农商行的委托代理人付强，被告瑞方分公司、瑞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人双、余涛，被告泛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中国诉称，原告于1981年1月1日应征入伍，1984年1月1日退伍。1994年10月到被告金堂农商行原金堂县高板镇农村信用合作社（下称信用社）工作，岗位为驾驶员，后又在会计科、保卫科、柜员、对账员岗位工作，一直工作到2014年9月，被告金堂农商行突然口头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从2014年9月停发工资。原告金堂农商行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双方多次签订劳动合同，但在2008年4月30日续订劳动合同时，原告要求被告金堂农商行依法与原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遭到被告金堂农商行拒绝，原告无奈之下，只有与信用社订立了期限为2008年4月30日至2021年4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信用社在该劳动合同上盖章。该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第6项约定，“乙方的绩效工资按照金堂联社规定执行（绩效系数点从参加信用社工作时间起，以0.4为基数，再按年乘以0.05%×60%，两者相加后系数点不超过0.8，职工1.0），被告金堂农商行一直按此条支付原告的绩效工资，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同工同酬的规定，系违法无效条款，故被告金堂农商行应按100%补发原告的绩效工资。在原告务工期间，被告金堂农商行有13个月未为原告缴纳社保费，被告金堂农商行依法应当补缴。由于被告金堂农商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金堂农商行继续履行与原告2008年4月3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被告金堂农商行支付原告2014年9月至被告金堂农商行正常发放的工资时止；被告金堂农商行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金堂农商行支付原告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时间从2008年5月1日至被告金堂农商行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止，标准按2013年的平均工资4561.89元／月；被告金堂农商行为原告补缴漏缴的13个月社会保险费；被告金堂农商行从2008年到正常发放工资时止，按100%补发原告的绩效工资。在庭审中，原告认可2008年4月30日原告与被告金堂农商行协议解除劳动合同，随后至2011年4月30日期间与被告泛亚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再随后与被告瑞方分公司形成劳动关系，但均是在被告金堂农商行务工，故变更诉讼请求为，1、原告与被告瑞方公司间的劳动合同从判决之日解除；2、被告瑞方公司支付原告2014年9月至解除劳动合同时的工资，按上年度月平均工资4561.89元计算，被告金堂农商行和被告泛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金堂农商行支付原告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时间从2008年5月1日至原告与被告瑞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止，标准按2013年的平均工资4561.89元／月计算，被告泛亚公司和被告瑞方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三被告共同为原告补缴1994年10月、11月12月、1995年1-10月、2008年5月、2014年9月至原告与瑞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止的社会保险费；5、三被告按100%补发原告从2008年5月起至原告与瑞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止的工资，标准为每月4561.89元×20%=912.38元，加倍支付拖欠工资的赔偿金，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6、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5个月（22年工龄加3年军龄）×（4561.89元＋4561.89元×20%）=136856.15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的二倍赔偿金136856.15元×2=273712.30元；7、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2013年度第四季度的绩效工资4000元及2013年年终绩效工资约26000元，2014年全年的绩效工资（包括年终绩效工资）约50000元。
被告金堂农商行辩称，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只能证原告与被告金堂农商行劳动关系时间为2007年8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且于当日解除了劳动合同。在2007年8月1日前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清楚。请求驳回原告针对被告金堂农商行的诉讼请求。
被告泛亚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泛亚公司劳动合同期间为2008年4月30日至2011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时已给付经济补偿金。
被告瑞方公司、瑞方分公司辩称，瑞方分公司于2011年6月1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至2014年9月5日和19日两次函告原告，因原告违反瑞方分公司劳动纪律，要求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但原告拒绝协商。原告与被告瑞方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4年8月31日。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81年1月1日应征入伍，1984年1月1日退伍。1994年10月原告到被告金堂农商行原信用社工作，岗位为驾驶员。2007年8月1日，原告与信用社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08年7月31日，原告岗位为汽车驾驶员，工资标准为660元／月。2008年4月30日，原告唐中国与信用社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协商同意解除劳动合同，信用社根据原告连续14年工龄，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9240元（月平660元），但该经济补偿金原告至今未领取。根据原告提供的2007年8月1日劳动合同、2008年5月工资表、2008年2季度绩效花名、2008年信用社职工绩效花名、补2008年绩效花名、2008年12月信用社职工补助花名等证据载明，原告2008年4月30日与被告金堂农商行解除劳动合同时的基本工资为660元／月，绩效约915元／月、押运费690元／月，合计2265元／月。
2008年4月30日，原告与被告泛亚公司订立劳动合同书，载明的部分内容为被告泛亚公司聘用原告并外派至合作单位信用社工作，岗位为驾驶员，合同期限至2011年4月30日止，工资起点为1060元，原告的绩效工资按照金堂联社规定执行（绩效系数点从参加信用社工作时间算起，以0.4为基数，再按年乘以0.05×60%，两者相加之后系数点最高不超过0.8）等。同日，原告还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书封面载明的用人单位为被告泛亚公司，而尾部甲方为信用社，并由信用社在该合同上盖章，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合同期限至2021年4月30日止，月工资起点1060元，绩效工资按照金堂联社规定执行（绩效系数点从参加信用社工作时间算起，以0.4为基数，再按年乘以0.05×60%，两者相加之后系数点最高不超过0.8）职工1.0。后原告仍在被告单位一直持续务工。2009年7月28日，甲方成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市联社）与乙方被告泛亚公司签订《员工派遣服务协议书》，载明的部分内容为乙方根据甲方提出的人力资源需求和岗位说明进行公开招聘，由甲方进行审验达到上岗要求确定名单，乙方按甲方的考核情况核发派遣员工工资，乙方为派遣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等。根据原告2010年5月至2011年4月工资表载明，该期间被告泛亚公司为原告发放工资，月平均工资为3683.50元，原告的社会保险主要由被告泛亚公司办理缴纳。2014年12月2日，通过被告瑞方分公司账户向原告唐中国支付解除其余泛亚公司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工作年限3.17年，补偿3.5月工资）9228.90元。
2011年5月30日，甲方金堂农商行与乙方瑞方分公司签订《劳务外包服务协议书》，约定的部分内容为甲方将门卫、驾驶员等岗位外包给乙方，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外包费用。2011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瑞方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该合同部分内容为合同期限至2014年5月30日，岗位为驾驶员，月工资1060元等。2014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瑞方分公司订立了期限至2020年5月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有原告严重违反被告瑞方分公司或合作单位劳动记录或规章制度的；被告瑞方公司或其合作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与合作单位的合同关系终止，或因合作单位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被告瑞方分公司与合作单位的合作关系提前解除或无法全部履行，需裁减人员的等。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原告仍在被告金堂农商行处务工，2014年8月31日前原告实领12个月的平均工资原、被告认可约为3770元。被告瑞方分公司称2014年9月5日向原告住址四川省金堂县高板镇商业街42号经“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向原告邮寄《告知书》，但原告否认收到该邮件，被告瑞方分公司提交的邮件回单载明内件品名：必须本人签收，改退批条载明：本人拒收；被告瑞方分公司称9月19日又向地址四川省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469号经“圆通快递”向原告邮寄《告知书》，原告也否认收到该邮件，被告瑞方公司提交的邮件详情单载明内件品名为空白，代收人姓名处填写已为收件人允许代为签收。被告瑞方分公司提交的二份《告知书》内容一致，载明的主要内容为“2014年7月15日，我公司接到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人力资源部通知，从2014年9月1日起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取消驾驶员岗位，你在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的最后工作日为2014年8月31日。故公司决定，与你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在你结束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的外包工作后重新安排工作单位。我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8月28日在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与你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你结束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的外包工作后重新安排工作相关事宜，你两次均不同意公司解决方案。公司现再次通知你，请你在收到本通知后于2014年9月25日前到我公司人力资源部找张人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在你结束成都农商行金堂支行的外包工作后重新安排工作单位的相关事宜，逾期未到，视为你自动离职，我公司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终止”等。2014年9月30日后，原告未再到被告金堂农商行处上班，于是向金堂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14年10月13日受理，仲裁请求为裁定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等。
另查明，2009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及章程。该章程规定，“本行设立后，原成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和各项业务由本行承继”。2010年1月1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复同意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开业。《成都农商银行派遣员工管理办法》规定，派遣员工的需求审批和招聘由总行统一负责，用工单位将派遣员工退回劳务派遣公司的情形有试用期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工单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工单位造成重大损失、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或劳务关系、无效劳动合同、被追究刑事责任、不能胜任工作或经培训、调岗仍不能胜任工作等，派遣员工实行结构薪酬制，主要由岗位工资、绩效工资、福利三部分组成。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意见，有劳动合同书、社保缴费信息、工资表、绩效花名、银行转款明细、补偿金支付审批表、劳务外包协议、员工派遣协议，与原告务工相关的检查通知书、责任书、出勤登记表、照片、押运登记薄、考核登记表、查库证明，申请书，退伍军人证明书，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及超期未审结案证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申请表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邮件回单及告知书，中国银监会和四川银监局的批复及成都农商行的章程，成都农商银行派遣员工管理办法以及原、被告的身份资料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告唐中国于1994年10月起在被告金堂农商行原高板信用社务工，应认定与现被告金堂农商行形成劳动关系，直到2008年4月30日，原告与被告金堂农商行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至此，原告与被告金堂农商行劳动关系终止。此后原告与被告泛亚公司订立劳动合同，至2011年5月期间双方具有劳动关系，又从2011年6月起，原告与被告瑞方分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虽原告唐中国的用人单位主体先后变为被告泛亚公司或瑞方分公司，但原告唐中国的实际用工单位一直是被告金堂农商行。
1、对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瑞方公司间的劳动合同从判决之日解除的问题。原告与被告瑞方分公司订立最后一次劳动合同期限至2020年5月1日，虽被告瑞方分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因原告违反公司劳动纪律要求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但被告瑞方分公司并未举示原告违反公司劳动纪律的依据；根据被告瑞方分公司举示的《告知书》，其载明的内容为被告金堂农商行取消原告驾驶员岗位，故需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另行安排工作，虽在庭审中被告金堂农商行认可曾口头通知了被告瑞方分公司，但被告金堂农商行和瑞方分公司并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被告金堂农商行取消了原告驾驶员岗位的事实，即仅有有利害关系的被告陈述意见，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被告瑞方分公司在《告知书》中载明的拟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成立；根据被告瑞方分公司提交的向原告邮寄送达《告知书》的邮件投递单，因投递文件处为空白或不明确，在原告不认可已收到该《告知书》的情况下，被告并不能证明向原告邮寄的信件为被告向本院提交的《告知书》；被告瑞方分公司提交的《告知书》还载明，原告在被告金堂农商行的最后工作日为2014年8月31日，被告瑞方分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8月28日、9月12日三次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但均遭原告拒绝，表明被告瑞方分公司在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已通知了原告的最后工作日，在庭审中被告瑞方分公司也认为2014年8月31日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自此，原告于2014年8月31日离开工作岗位，依法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原、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等，表明原告依法寻求劳动保护。综上，被告瑞方分公司在不具有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告知了原告最后工作日，按原告所述无奈离开被告工作岗位，被告瑞方分公司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于2014年8月31日解除了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虽形式上被告瑞方分公司还想与原告通过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但也遭原告拒绝，在反复与原告提及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方的原告唐中国，为寻求仲裁、诉讼保护离开工作岗位并无过错，应归责于被告瑞方分公司，若在审理中原告不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原告与被告瑞方分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本院应予以支持。但原告唐中国在诉讼中的2015年8月9日变更诉讼请求，同意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劳动合同，表明原告不再要求按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结合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主张，也就实际认可了被告瑞方分公司对其劳动合同的解除，故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应为被告瑞方分公司违法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的时间2014年8月31日。
2、对原告请求被告瑞方公司支付原告2014年9月至解除劳动合同时的工资，按上年度月平均工资4561.89元计算，被告金堂农商行和被告泛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第1项所述理由，原、被告劳动合同于2014年8月31日已解除，被告不应再支付原告此后的工资，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3、对原告请求被告金堂农商行支付原告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时间从2008年5月1日至原告与被告瑞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止，标准按2013年的平均工资4561.89元／月计算，被告泛亚公司和被告瑞方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原告在整个务工期间，均与被告分别签订书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被告均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故原告的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4、对原告请求三被告共同为原告补缴1994年10月、11月12月、1995年1-10月、2008年5月、2014年9月至原告与瑞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止的社会保险费的问题。因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是社会保险征缴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的行政关系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应予以驳回。
5、对原告请求三被告按100%补发原告从2008年5月起至原告与瑞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止的工资，标准为每月4561.89元×20%=912.38元，加倍支付拖欠工资的赔偿金，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从2008年5月起，原告与被告金堂农商行间不具有劳动关系，故被告金堂农商行不应再支付原告的工资；原告与被告泛亚公司劳动合同期间，根据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被告泛亚公司依据该劳动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的劳动报酬（包含绩效工资），被告泛亚公司并未违反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也未违反法律关于职工劳动报酬相关规定，原告请求同工同酬、补足与其他职工绩效工资差额部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瑞方分公司劳动合同期间，根据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被告瑞方分公司同样支付了相应的劳动报酬，并未违反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对原告的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6、对原告请求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5个月（22年工龄加3年军龄）×（4561.89元＋4561.89元×20%）=136856.15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的二倍赔偿金136856.15元×2=273712.30元的问题。根据第1项所述理由，因被告瑞方分公司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被告瑞方分公司应当依据该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二倍经济补偿金。被告瑞方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应为2014年8月31日前12个月平均工资3770元；支付期限，应依据该法第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原告唐中国从1994年10月就在被告金堂农商行原告信用社工作，虽2008年4月30日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后原告先后与被告泛亚公司、瑞方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但原告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实际的用工单位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劳动合同主体发生变化，加之2008年4月30日原告与被告金堂农商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被告金堂农商行至今未支付、原告至今也未领取解除劳动的经济补偿金，且该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有误，同时被告泛亚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是其单方计算，并于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的2014年12月2日通过被告瑞方分公司账户向原告账户支付，表明原告并不认可上述经济补偿金的支付。综上，原告劳动关系主体虽发生变化，常人便知这并非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本人原因，被告瑞方分公司违法解除与原告间的劳动合同，应支付原告与被告金堂农商行建立劳动关系起至原告未实际务工之日止的赔偿金，即从1994年10月至2014年8月31日止，支付20个月的赔偿金，为3770元／月×20×2=150800元，但应扣除被告泛亚公司通过被告瑞方分公司实际支付原告的经济补偿金9228.90元，余141571.10元。原告请求将军龄作为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年限，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金堂农商行、被告泛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7、对原告请求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2013年第四季度的绩效工资约4000元及2013年年终绩效工资约26000元，2014年全年的绩效工资（包括年终绩效工资）约50000元的问题。虽原告提供的有关农商行派遣员工管理办法中有绩效工资规定，但原告与被告瑞方公司间的劳动合同中并无绩效工资的约定，被告瑞方分公司支付原告劳动报酬，应当依据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且未违反相应法律规定，故原告的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上述被告瑞方分公司应承担的经济给付责任，因被告瑞方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瑞方公司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二）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唐中国与被告上海瑞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于2014年6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4年8月31日解除；
二、被告上海瑞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唐中国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41571.10元，被告上海瑞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唐中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上海瑞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廖文孝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赵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