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102行初705号
原告何泽伟，男，1964年7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江永县。
被告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路4号。
法定代表人林乐虎，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星，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魏东，北京市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干部。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3号。
法定代表人苗圩，部长。
委托代理人马慧琴，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人员。
第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7号。
法定代表人范云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智光，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晓玲，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泽伟不服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北京信管局）作出的答复行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作出的行政复议行为，于2017年7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移动）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何泽伟，被告北京信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徐星、魏东，被告工信部的委托代理人马慧琴、徐华，第三人北京移动的委托代理人李智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信管局于2014年9月3日作出“信访复字﹝2014﹞062号”答复（以下简称62号答复），主要内容为：经核查，手机号码137XXXX****通信记录，该号码于2013年10月17日激活使用，于2013年10月18日以点播方式产生梦网信息费10元，通信费1.5元，导致欠费0.37元停机。梦网信息扣费均有提醒短信，未发现计费差错。建议你方对手机质量进行监测，或依法申请仲裁及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信管局于2015年3月9日作出“信访复字﹝2015﹞8号”答复（以下简称8号答复），主要内容为：我局收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兴分局（以下简称大兴工商分局）移转的申诉信后，经核实，与2014年7月14日你向我局来信相同，我局于同年9月4日将回复内容邮寄至你方预留地址，但同年12月22日收到邮局退信，退信理由为“逾期退回”，多次拨打手机号码，均显示停机，无法联系到你。现将办理结果再次邮寄：经核查，手机号码137XXXX****通信记录，该号码于2013年10月17日激活使用，于2013年10月18日以点播方式产生梦网信息费10元，通信费1.5元，导致欠费0.37元停机。梦网信息扣费均有提醒短信，未发现计费差错。建议你方对手机质量进行监测，或依法申请仲裁及向法院提起诉讼。
2017年7月3日，工信部作出“工信复决字[2015]第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主要结论为：北京信管局收到何泽伟的投诉信后，及时对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处理，并在60日内将调查处理情况书面答复何泽伟，履行了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
原告何泽伟诉称：其向北京信管局提交举报信，举报北京移动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下简称《电信条例》）第四十条第（三）项、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北京信管局将原告的举报信交给北京移动办理，构成滥用职权。北京移动对原告举报信处理后，出具《关于信件字2014第63号办理情况报告》，北京信管局根据上述报告出具62号答复，其行为亦构成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被告违反撤销及滥用职权作出的62号答复，应予撤销，判决重做行政行为。2015年2月，大兴工商分局将原告《请求大兴工商分局履行查处欺诈行为的职责》的举报信转移给北京信管局，而北京信管局明知自己没有查处电信经营者实施欺诈消费者行为的职权，却超越职权管辖了原告举报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并将原告举报欺诈消费者行为的举报信界定为前述举报北京移动故意中止用户电信服务的行为的内容相同，并依据北京移动的报告出具8号答复，也应予撤销。原告不服62号答复和8号答复，于2015年9月向工信部提起行政复议。工信部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工信复驳字[2015]171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原告不服，向一中院起诉。一中院作出（2016）京01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工信部作出的工信复驳字[2015]171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责令对原告何泽伟于2015年9月7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判决于2016年7月18日生效。工信部确没有履行判决：第一，工信部未缴纳诉讼费；第二，工信部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第三，工信部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该重做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应予撤销。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信访复字﹝2014﹞062号”答复，并判令北京信管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撤销“信访复字﹝2015﹞8号”答复，并判令北京信管局将该举报信退回工商部门处理；3、撤销“工信复决字[2015]第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对北京移动公司多扣话费的投诉，用以证明原告诉求；
2、《终止消费者权益争议调解告知书》，用以证明北京移动多扣原告话费；
3、（2014）东民初字第12453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法院对原告起诉北京移动多扣话费一事作出民事判决；
4、何泽伟的《中国移动北京有限公司恶意中止用户服务还拒绝道歉，请求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依法处理》，用以证明北京信管局的处理；
5、《关于信件字2014第63号办理情况的报告》，用以针对原告投诉，是由北京移动作出处理；
6、62号答复，用以证明北京信管局作出答复；
7、对北京移动公司欺诈行为的举报，用以证明北京信管局应该履责；
8、对举报欺诈行为的答复，用以证明大兴工商分局将原告的举报线索移转至北京市信管局；
9、北京市信管局对大兴工商分局移送函的答复，用以证明北京市信管局给大兴工商分局回函；
10、8号答复，用以证明北京市信管局对原告关于欺诈行为的举报作出答复；
11、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的复议申请。
12、“工信复驳字[2015]171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用以证明工信部维持了62号和8号答复；
13、（2016）京01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用于证明判决书生效时间及工信部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超期。
被告北京信管局辩称，其对何泽伟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履行了法定职责，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北京信管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中国移动北京有限公司恶意中止用户服务还拒绝道歉，请求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依法处理》的信件及信封，用于证明我局于2014年7月14日收到了原告寄送的该信件；
2、62号答复及寄送、退信凭证，用于证明我局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的申请事项予以答复，程序合法；
3、2015年8月3日原告自取回复签字凭证，用于证明62号答复已送达；
4、大兴工商分局寄送的案件移送函（京工商兴消保移字(2015)02号）及信封，用于证明我局于2015年2月6日收到了该案件移送函（京工商兴消保移字(2015)02号)；
5、8号答复及寄送凭证，用于证明我局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的申请事项予以答复，程序合法；
6、2015年3月9日北京信管局向大兴工商分局做出的8号答复，用于证明我局在法定期限内对其他行政机关移送的事项予以答复，程序合法；
7、北京移动于2014年8月向我局报送的《关于信件字2014第63号办理情况的报告》，用于证明我局就原告的申请事项进行了调查；
8、原告与北京移动之间就该事项所涉民事诉讼一、二审判决书，用于证明北京移动在该事项中不存在服务瑕疵、违约责任欺诈行为。
被告工信部辩称，其在受理复议案件后于法定时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且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工信部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邮寄信封，用于证明工信部于2015年9月14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2、(2016)京01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用于证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要求工信部重新受理原告于2015年9月7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工信复通字【2017】第79号），用于证明工信部于2017年4月11日受理并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要求北京信管局对行政复议申请提出答复的通知；
4、《行政复议答复书》（京信管复答字【2017】06号】，用于证明北京信管局于2017年4月21日向工信部作出行政复议答复；
5、《延期审理通知书》（工信复延字【2015】第171号），用于证明因案件情况复杂，工信部于2017年6月9日作出延期审理决定，并送达原告；
6、被诉复议决定及交邮凭证，证明工信部于2017年7月3日作出驳回原告行政复议请求的决定书，并依法邮寄送达原告。
第三人北京移动述称，何泽伟和北京移动之间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已经法院一、二审判决，均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何泽伟无证据证明北京移动存在服务瑕疵、违约责任或者欺诈行为，请求法院驳回何泽伟本案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北京移动未向我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原告何泽伟认可被告北京信管局提交的证据材料1、3、4；不认可证据材料2、5、6、7、8的证明目的，认为北京信管局的处理程序并不合法。原告何泽伟对于被告工信部提交的证据材料1、2、4、5予以认可，对于证据材料3和6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被告北京信管局对于原告何泽伟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北京信管局对于被告工信部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均予以认可。
被告工信部对于原告何泽伟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同北京信管局的质证意见。被告工信部对于被告北京信管局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均予以认可。
第三人北京移动对于原告何泽伟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同北京信管局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北京移动对于被告北京信管局、被告工信部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均予以认可。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如下认定：原告何泽伟提交的证据材料6、10、12，被告北京信管局提交的证据材料2中的62号答复和5中的8号答复、被告工信部提交的证据材料6中的被诉复议决定均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宜作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使用。何泽伟、北京信管局、工信部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证据形式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和当事人的一致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4年7月11日，何泽伟向北京市信管局提交投诉信，投诉北京移动存在非法中止向原告提供电信服务等违反《电信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行为，请求北京信管局进行查处。北京信管局于同年9月3日作出62号答复，但62号答复因故未送达至何泽伟。2015年1月27日，何泽伟向大兴工商分局提交投诉信，投诉北京移动公司存在采用弄虚作假手段使其提供的服务分量不足等欺诈消费者、违反《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行为，请求大兴工商分局进行查处。大兴工商分局于同年2月4日将何泽伟的举报移转至北京信管局处理。北京信管局收到大兴工商分局移转的何泽伟投诉信后，于同年3月9日作出8号答复。何泽伟不服，于2015年9月7日以北京信管局为被申请人、北京移动为第三人向工信部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请求记载为：“被申请人故意采用作出‘四不象信访文书’的手段来拒绝履行查处第三人中国移动北京有限公司故意违反《电信条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的法定职责，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查处第三人故意违反《电信条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的行为。同时，还要撤销被申请人违法作出的[2014]062号、[2015]8号信访文书”。工信部于2015年9月14日收到原告的前述复议申请，于同年11月10日作出“工信复驳字[2015]171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向何泽伟送达。何泽伟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上述《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请求判令工信部重做决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6）京01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上述《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责令工信部于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何泽伟于2015年9月7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工信部重新受理了何泽伟2015年9月7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7年4月11日通知北京信管局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依据等材料，并于同年6月9日作出延期审理30天的通知，于同年7月3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何泽伟不服被诉复议决定，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何泽伟曾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北京移动137XXXXXXXX号码，（该号码亦为本案涉诉的北京移动号码），该案件案由为“电线服务合同纠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于2015年1月8日作出“（2014）东民初字124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何泽伟以北京移动存在欺诈为由，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但其未向法院提供被告存在欺诈的充足证据，故判决驳回何泽伟要求北京移动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诉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317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上述民事判决结果。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相关规定，北京信管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管理机构，具有接受对所辖区域内电信运营企业举报投诉并开展相关调查处理工作的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工信部具有接收、审查行政复议申请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本院注意到被告北京信管局接到何泽伟提交的及大兴工商分局转交的涉案投诉书后，依职权开展相关核实工作，并对北京移动进行调查。北京信管局依照上述调查核实结果、结论作出的62号答复和8号答复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且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作出的“（2014）东民初字12453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二中民终字第03171号”《民事判决书》均未认定何泽伟和北京移动之间的电信服务合同履行有欺诈行为，上述判决亦佐证了北京信管局依照上述调查核实结果、结论作出的62号答复和8号答复的合法性。
对于工信部的复议程序而言。根据法院判决，工信部应于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何泽伟于2015年9月7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工信部对于何泽伟的行政复议申请应自受理之日起不得多于九十日，此期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受理复议申请后的法定处理期限。具体到本案中，工信部在庭审中认可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其重新对何泽伟的行政复议申请的判决的时间为2016年7月19日。上述判决生效之日，工信部即负有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开始重新启动处理何泽伟于2015年9月7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职责。但工信部却于2017年7月3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从工信部重新处理何泽伟于2015年9月7日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时间上而言，已经远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期限，故工信部在受理何泽伟行政复议申请的程序上的确存在违法之处。基于工信部重新受理了何泽伟的复议申请后，认定北京信管局在收到何泽伟投诉信后，及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处理，并在法定期限内将调查处理情况书面答复何泽伟，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该认定并无不当，故工信部在重新处理何泽伟的行政复议申请程序上违法之处并未对何泽伟的复议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本院对工信部未在合理、法定期限内对何泽伟行政复议申请的重新予以处理的行为予以确认违法，对何泽伟要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作出的“工信复决字[2015]第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
二、驳回原告何泽伟本案中针对“信访复字﹝2014﹞062号”答复和“信访复字﹝2015﹞8号”答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炳汝
人民陪审员 娄 萌
人民陪审员 张京颖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苏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