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民终4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时辉，男，198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经商，住江西省安福县，现住西安市莲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程，陕西许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先佳，男，1978年11年5日出生，汉族，经商，住湖南省耒阳市，现住西安市雁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程，陕西许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顺池，男，198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经商，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吉星，上海赢火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强，上海赢火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白进宝，男，1969年4月8日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雄县。
原审第三人：李大参，男，197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经商，住上海市松江区，
上诉人黄时辉、邓先佳因与被上诉人余顺池、原审被告白进宝、原审第三人李大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吉中民二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时辉、邓先佳及他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程，被上诉人余顺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吉星、童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白进宝、原审第三人李大参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时辉、邓先佳上诉请求：撤销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吉中民二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余顺池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余顺池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没有起诉权利。原审第三人李大参所谓的“债权转让”没有通知上诉人，余顺池不是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2．本案实际上应该是一起合伙纠纷，本案所涉资金实际上是工程款的预支预付。3．法院在没有追加另一合伙人李大声的情况下，原审所查明的所谓事实是不清楚、不全面的。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又以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处理本案更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本案是一起合伙纠纷，应该依照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合伙纠纷进行处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余顺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本案200万是借款不是工程款，借条上明确约定200万是借款而不是工程款，借贷双方达成借款的合议，李大参并已交付出借款项，借贷关系成立。其次，上诉人黄时辉、邓先佳在一审中提交的2013年12月13日的协议书能够证明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之间的合伙关系，且对本案债务的承担比例达成共识，同时确认该借款用于购买新设备。上诉人黄时辉、邓先佳所说的合伙关系与本案无关，余顺池是本案适格原告，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三人，因合伙经营需要向李大参借款，李大参已经履行出借义务，其三人与李大参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三人未能归还借款，李大参将该债权转让给余顺池，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债权转让行为也以书面通知债务人，符合法律规定，余顺池取代李大参成为原借贷关系的新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归还借款。
余顺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黄时辉、邓先佳共同返还余顺池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2、黄时辉、邓先佳共同支付余顺池利息（以所欠款项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自出借之日起计算）；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共同承担。补充：白进宝共同投资成立合伙体向李大参借款用于合伙体经营，所以白进宝应与黄时辉、邓先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2012年，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在合伙承揽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一队土石方工程期间，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李大参借款，为此，李大参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点向邓先佳转账300万元。2012年4月16日，黄时辉向李大参出具借条，载明：“今借李大参现金200万元整，借款人：黄时辉”。后由于未归还借款，李大参将借款形成的债权转让给余顺池，双方于2013年7月7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李大参将黄时辉、邓先佳借款300万元的债权无偿转让给余顺池，由余顺池直接向黄时辉、邓先佳主张债权，包括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该协议除双方各执一份外，分别给黄时辉、邓先佳发送一份。同时，李大参向黄时辉、邓先佳出
具《债权转让通知》，要求黄时辉、邓先佳直接向余顺池履行返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等义务。该债权转让通知由余顺池于2013年7月10日通过EMS邮政特快专递向黄时辉、邓先佳送达。因黄时辉、邓先佳未按债权转让通知履行归还债务的义务，余顺池遂提起诉讼。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李大参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李大参认为因与余顺池之间另外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将黄时辉、邓先佳的债权转让给余顺池，由余顺池主张该债权；并且，根据当事人申请，追加白进宝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因合伙经营的需要，向李大参借款，黄时辉为此向李大参出具借条确认借款200万元，该事实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不持异议，应予认定，借贷双方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黄时辉、邓先佳未能归还借款，收回借条，李大参即将该债权转让给余顺池，为此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债权转让行为已书面通知债务人黄时辉、邓先佳，符合法律规定。余顺池取代李大参成为原借贷关系的新的债权人，享有对债务人的债务进行追偿的权利，属于本案纠纷的适格原告，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有义务向余顺池归还借款。李大参与余顺池的债权转让协议虽约定转让标的为300万元，但李大参原享有的债权表现形式只有黄时辉借款200万元的借条，因此，余顺池也仅就该债权200万元享有权利。由于借款未约定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余顺池要求支付利息也只能从其主张债权时开始起算。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认为向第三人李大参的借款是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一队预支的工程款，缺乏依据，且借条作为一种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本应在工程结算后进行冲抵销毁，但未予冲抵销毁，故其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顺池偿付借款2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11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分段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余顺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27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8278元，由余顺池负担11000元，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负担27278元。
在二审诉讼中，黄时辉、邓先佳在二审庭审中提出追加李大声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认为，在一审诉讼中因李大声的个人信息不全，一审法院未能追加李大声参加诉讼。在本院审理中，黄时辉、邓先佳也未提供李大声的详细信息，李大声与本案诉争的款项无直接联系，是否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黄时辉、邓先佳提交了五组证据。第一组：九采区组织架构和人员情况；证明李大声和李大参都代表九采区一队，黄时辉等人代表施工方。第二组：银行账号和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李大参代表九采区一队多次给黄时辉打款，证明财务上有多次往来，是工程款支付关系。第三组：费用报销单，其中有一份2012年7月5日李大声的机票报销单，证明李大参是九采区一队的财务人员。第四组：现金账表，李大参给九采区一队记的账，证明李大参在九采区一队上班。第五组：出车记录仪，证明李大参的职务。以上证据证明对象：黄时辉、邓先佳与白进宝以及李大声作为合伙人履行与宁夏石嘴山市国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一队土石方工程施工的情况，以及本案的定性问题。证明目的和作用：1．黄时辉、邓先佳与白进宝以及李大声（李大参的亲属），为了承接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一队土石方工程，组成合伙组织，四人属于合伙关系。2．在合伙组织的代表黄时辉与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一队签订施工合同后，随即展开各项施工工作，形成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注入财务记账凭证、账表、报销单、通讯录、出车记录等。在这些材料中，既能证实李大声属于双重身份，合伙组织的合伙人（工程施工方），又是九采区一队队长（工程发包方）。同时，李大参作为九采区一队的财务人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向实际施工方支付工程款。3．在九采区一队土石方施工过程中，发包方支付公司施工费用通过李大声的亲属（同时又是九采区一队财务人员）李大参进行的，李大参实际上转给邓先佳的300万是预支工程款，由于没有最终结算因此由黄时辉出具《借条》。李大参的转账属于职务行为，其付款是代表九采区一队向施工方支付的工程预付款。4．因此，本案根本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黄时辉、邓先佳与白进宝及李大声属于合伙关系，与九采区一队属于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与李大参之间没有借贷法律关系。余顺池质证认为：证据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异议；没有公司的盖章也没有相关负责人的签字；宁夏正义关煤矿管理架构中并未看到李大声和李大参的任职情况，会计是吴风琴，出纳是俞江（应是余红，上诉人可能笔误），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财务是李大参，无法证明李大声和李大参代表九采一队，黄时辉等人代表施工方。该份证据的证明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二，对银行账号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上诉人所说的李大参代表九采区一队多次给黄时辉打款，相反可以看出余红多次给黄时辉汇款，财务上有多次往来，而余红的职务是九采区一队出纳，代表九采区一队支付工程款的应该是余红而不是李大参；李大参2012年4月13日支付的款项是借款而不是工程款；该证据黄时辉、邓先佳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没用公司抬头也没有相关负责人签字；2012年1月5日李大参作为报销人填写费用报销单报销机票费用1483元，只有李大参在报销人处的签字；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既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现金账并不能看出是李大参所写，无法证明上诉人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既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相关负责人签字，出车记录并不能直接得出李大参的职务，该份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证明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黄时辉、邓先佳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黄时辉、邓先佳无法证明该证据的合法来源，相关的宁夏正义关煤矿九采区一队未出具证明，不能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二，有银行的印章，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李大参与黄时辉曾有资金往来，但不能证明李大参支付工程款。黄时辉、邓先佳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李大参借款和李大参将借款形成的债权转让给余顺池的表述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认为，一审诉讼中，余顺池提交的借条和转账凭证以及债权转让通知、EMS快递单能够证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亦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是借贷纠纷还是合伙纠纷；2．余顺池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3．诉争的200万借款是否真实存在。
关于本案是借贷纠纷还是合伙纠纷。本院认为，余顺池依据黄时辉向李大参出具的借条和李大参向邓先佳转款凭证，主张债权，黄时辉、邓先佳认可借条和转款的事实，该事实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一审法院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黄时辉、邓先佳上诉认为本案款项系李大参支付给自己合伙组织的工程款，本案实际上是一起合伙纠纷，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对黄时辉、邓先佳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认可。
关于余顺池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本院认为，黄时辉向李大参出具200万元的借条，李大参向邓先佳转款300万元，对这一事实黄时辉、邓先佳均未否认。李大参的债权转让给余顺池亦有债权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通知及EMS快递单证实，合法有效，余顺池替代李大参提起诉讼，主张对黄时辉、邓先佳、白进宝的债权，是行使其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余顺池是本案适格主体，黄时辉、邓先佳上诉称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余顺池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上诉理由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诉争的200万借款是否真实存在。黄时辉向李大参出具200万元的借条，李大参向邓先佳转款300万元，对该借条与转款不相吻合的情况，余顺池辩称李大参与黄时辉、邓先佳是多年朋友，黄时辉、邓先佳因购买新设备向李大参借款，李大参借款300万元，而黄时辉仅出具200万的借条，另100万元黄时辉承诺过几天补借条，之后一直未补。黄时辉、邓先佳称李大参是正义关煤矿九采一区的工作人员，其支付的300万元其中100万元是付已结算的工程款，200万元为预付工程款，李大参的付款行为是职务行为。本院认为，余顺池主张该200万元的款项为借款，其提供了黄时辉的借条和向邓先佳转款的凭证，能够证明借款事实。黄时辉、邓先佳主张该200万款项是李大参代表正义关煤矿九采一区预付工程款，仅提供证据证明李大参为正义关煤矿九采一区的工作人员身份，但并未提供正义关煤矿九采一区委托付款的证据，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余顺池提供的证据具有优势。根据民事证据规则，一审法院支持余顺池的主张正确，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时辉、邓先佳的上诉理由，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278元，由黄时辉、邓先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颖
审判员 吴爱民
审判员 王 冬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 娟
附件：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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