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04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文波，男，汉族，1976年7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胜畅，男，汉族，1967年2月18日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少章，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桐样，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西乡大道宝源新村*号综合楼。
主要负责人：张文波。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红兵，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文波、上诉人高胜畅因与原审第三人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文波上诉请求：一、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高胜畅依法向张文波偿还合作款17,835,175元；二、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为高胜畅向张文波支付利息损失（以17,835,175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7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暂计至上诉之日止，利息损失为2,286,811.5元。三、由高胜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高胜畅提供了所谓的借款300万元，但高胜畅并未提供该笔款项的转账凭证或使用凭证。一审法院依据《惠州超畅地产房产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土地转让款项（现金部分）的明细》（以下简称《转让款项明细》），认定高胜畅曾提供了所谓的借款300万元，但是高胜畅并未提供该笔款项转账凭证或使用凭证。经核对本项目的财务数据，收购和运营本项目的过程中，双方的合伙财产中并不存在该笔款项。而且在本案一审过程中，高胜畅也未能提供该笔款项的转账凭证或使用凭证。根据《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的案例，借款合同除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外，还应当实际履行相应款项的交付义务。本案中，高胜畅既未提供该笔款项的转账凭证，亦未提供该笔款项的使用凭证，仅依据《转让款项明细》无法证明该笔款项已经实际履行。因此，不应认定高胜畅曾提供了借款300万元。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收益分配比例为高胜畅60%,张文波40%,与双方共同书面确认的《转让款项明细》明显不符。一审法院依据利害关系人林某甲作出的说明，认定双方的收益分配比例为高胜畅60%、张文波40%，与双方共同书面确认的《转让款项明细》中的记载明显不符。而且一审法院针对同一份书证《转让款项明细》作出不同的认定，一方面一审法院依据《转让款项明细》认定高胜畅提供借款300万元，另一方面对《转让款项明细》记载的收益比例又不予认可，两者自相矛盾。要么两项均予以认可，要么两项均不予认可。因此，一审法院关于双方收益分配比例的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张文波与高胜畅共同无争议地书面确定双方的收益分配比例为高胜畅51%、张文波49%。首先，2012年4月17日，张文波与高胜畅共同签署了《转让款项明细》，明确确定了双方的项目收益分配比例为51%和49%。这是双方明确的合意，无任何争议。其次，《转让款项明细》系张文波与高胜畅根据广东德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盛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某甲的要求出具，实际执行过程中，德盛业公司也是按照51%和49%的比例进行付款，高胜畅从未提出60%和40%的比例。2、张文波提起诉讼前，高胜畅从未就双方的收益分配比例提出异议或主张。2011年5月10日，张文波与高胜畅和德盛业公司签订了《土地及股权转让协议书》。最后一笔项目转让款的付款时间为2013年3月，付款时间长达数年。但是从2013年3月至张文波提起诉讼前，高胜畅从未要求张文波对其引荐事实进行确认，并要求变更双方之间的收益分配比例。仅在本案发生后，高胜畅才提出应当按照60%和40%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说法。3、所谓的项目经高胜畅引荐成功，未得到双方的一致认可，林某甲作出的说明不能作为认定双方项目收益分配比例的依据。“引荐”的认定标准是张文波与高胜畅自主约定及认可的范畴。本案由始至终，双方从未认可过所谓的由高胜畅引荐的事实，也从未按照所谓的60%和40%的比例执行过。而且符合“引荐”的标准，属于张文波与高胜畅双方之间的事务，林某甲无权进行判定。高胜畅以有利害关系的林某甲出具说明和作证的方式，证明项目的再次整体转让系高胜畅引荐成功，证据不足。而且，高胜畅与林某甲同为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人，老家居住地址相隔仅有数百米，两人至今仍有大量的经济往来，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林某甲作出倾向性的陈述不足为怪。4、高胜畅称项目再次转让成功系经其引荐，与事实严重不符。早在2010年，张文波已经通过他人介绍认识林某甲并通过电话、短信、见面等多种方式商谈项目转让的相关事宜（经询问电信局，通话记录、短信记录等仅能保存两年，因此张文波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张文波提起诉讼后，高胜畅利用与林某甲在项目运营中建立的亲密关系，要求林某甲出具虚假证明，称项目转让系经高胜畅成功介绍引荐，与事实严重不符，不应作为认定双方收益分配比例的依据。三、一审法院以快递查询单上没有高胜畅签名为由，对张文波请求按照发出《律师函》的时间计算利息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理由不成立。为要求高胜畅尽快支付合作款及收益，2015年2月16日，张文波曾委托北市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马勇律师向高胜畅发出《律师函》（催款函（2015)001号《律师函》是通过EMS权威合法途径送达，地址系高胜畅身份证上的合法地址，且无退回记录，送达方式与司法文件的送达方式一致。而且高胜畅并未提供反证，证明其未收到《律师函》。一审法院以快递査询单上没有高胜畅的签名为由，对张文波请求按照发出《律师函》时间计算利息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理由不成立。因此，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应当从张文波发出《律师函》的时间开始计算。综上所述，张文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上诉人高胜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张文波的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撤销高胜畅与张文波于2010年1月17日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项关于向四川省地产房产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地产房产公司）支付3000万元转让款的相关约定；4、改判张文波向高胜畅返还多收的土地项目及股权转让款4,363,700元及逾期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3月12日起计)；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张文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第三人朗道事务所将其在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转由张文波享有，与事实严重不符。2、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合作协议》中第二条第2项关于3000万元包括直接支付给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转让款及必要的相关费用的约定符合情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张文波利用其法律顾问的身份，在与高胜畅签订《合作协议》时，坚持由其负责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洽谈项目购买事宜，并刻意向高胜畅隐瞒事实情况，虚构事实，声称该项目整体转让价格为3550万元，虚报并不存在的另外3000万元转让款，张文波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作为合作方的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涉嫌欺诈，根据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应予以撤销。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诉朗道律师所等人项目转让合同纠纷的惠州市博罗案件当事人混同，涉诉标的一样，证据事实也基本相同。博罗案件中，四川地产房产公司要求朗道律师所承担还款赔偿责任，并把张文波等合伙人列为共同被告，后张文波又申请追加高胜畅为共同被告，共同向四川地产房产公司承担项目转让的还款责任。而在本案中张文波又主张要求高胜畅将其认为另外应支付给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项目转让款3000万元支付给他，张文波的主张已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博罗法院原一审判决认定高胜畅与该案无关，但现二审法院惠州中院已于2017年3月8日裁定发回重审，如博罗法院重审时还是认定高胜畅与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土地项目转让协议无关，则会导致与本案一审判决相反的判决。如博罗法院改判高胜畅直接向四川地产房产公司支付项目转让款，而在本案中一审判决又判令高胜畅向张文波支付给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所谓项目转让款，则会导致重复判决，即高胜畅就涉案项目将因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直接向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和间接通过张文波支付项目转让款，重复承担双重还款责任。高胜畅在本案审理期间多次申请要求将案件移送惠州中院合并审理或中止待惠州下达生效判决后再行审理，但一审判决未准许，违反法定程序。综上，高胜畅不服一审法院判决，请求依法改判。
针对张文波的上诉，高胜畅辩称：一、关于是否向高胜畅借款300万元的问题，高胜畅和张文波在各自付了450万元及100万元共550万元给四川地产房产公司指定案外人以后，根据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取得了博罗公司的股权及其拥有的涉案项目的土地。在后续几年的运作中，所有费用基本上都是高胜畅个人垫付或代支。双方在2012年4月17日款项明细表格中对高胜畅所垫付的费用作了阶段性的结算和确认，同一天双方又签署了付款委托书给案外人林某甲，并由林某甲在应支付给高胜畅和张文波的土地转让款中单独列出一笔300万元汇给高胜畅。一审法院关于该问题的认定结论正确。二、关于收益分配比例问题，该项目最后经由高胜畅介绍引荐给林某甲，林某甲出庭的证言及情况说明完全可以证明该事实。因此双方的分配收益应该是按照扣除成本后的六四分成。至于林某甲因何按照51%、49%分别支付转让款给双方，只因为双方与林某甲的股权转让比例就是51%、49%，转让款项明细和相关的委托书是给林某甲支付转让款的凭据，并非张文波和高胜畅的收益分配比例。张文波和高胜畅内部之间按照怎样的比例支付，应当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针对高胜畅的上诉，张文波辩称：对方的诉求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客观事实。对方要求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条款，但已经超出撤销权的行使期限。本案是合伙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另案是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这是一个外部关系，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相关案件在惠州法院审理过程中，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已经明确变更了诉讼请求，确认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的合同有效，只是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另案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性。在惠州案件中，目前的被告也不包括对方，只是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高胜畅申请中止审理，不应予以支持。
原审第三人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与张文波意见一致。
张文波向一审法院请求：1.高胜畅退回多收的项目款17,835,175元；2.高胜畅支付逾期利息4,399,103.72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2月17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暂计算至2016年9月30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高胜畅承担。
高胜畅反诉请求：１.确认张文波、高胜畅于2010年1月17日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项关于向四川地产房产公司支付30,000,000元转让款的相关约定无效并予以撤销；２.张文波向高胜畅返还多收的土地项目及股权转让款4,363,700元及逾期利息748,375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3月12日起暂算至反诉之日）；３.张文波承担本案的本诉和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09年12月18日，四川地产房产公司（作为甲方，以下简称四川地产房产公司）与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位于广东省××××十一地块（宗地编号分别为01010005165、01010005080、01010005077、01010005082、01010005084、01010005087、01010005089、01010005092、23020000005、01010005094、01010005097）的土地开发项目，转让总价款为25,500,000元。双方后因《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发生纠纷，四川地产房产公司诉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张文波、高胜畅、案外人彭某、梁某等人项目转让合同纠纷，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已作出（2015）惠博法民一初字第24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支付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尚欠的土地转让款12,716,270元及违约金，张文波、梁某等人作为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对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彭某作为张文波的妻子对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当事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该案正在二审审理阶段。
2010年1月17日,高胜畅作为甲方、张文波作为乙方、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一份《房地产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双方经友好协商，经乙方引荐介绍项目，就双方合作位于广东省××××县汤泉的房地产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鉴于甲乙双方合作的房地产项目现状（1）宗地编号01010005165的土地（土地使用权面积64000平方米），现权利人登记为惠州国营汤泉林场；（2）宗地编号为01010005080、01010005077、01010005082、01010005084、01010005087、01010005089、01010005092、23020000005、01010005094、01010005097，位于博罗县××汤泉林场赤竹坑××地段及温坑地段的十宗地（土地使用权面积共135993平方米），现权利人登记为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博罗分公司；（3）相关土地使用权证系1993、1994、1995年期间办理，均为出让用地。一、合作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概况…，以上十一宗土地合计面积共199993平方米，其位置与四至范围及现状的具体情况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乙方确认截止到本协议签订之日，以上土地均已取得合法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因办前述土地使用证所需向行政机关缴纳的土地款（土地出让金等）已经全部缴清。乙方保证截止到本协议签订之日，已经获得授权对前述土地使用权全权进行处置；二、合作价款及支付时间：1、甲、乙双方同意共同出资5,500,000元作为本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第一期出资，其中甲方出资4,500,000元，乙方出资1,000,000元。前述第一期出资的支付时间为2009年1月18日，出资方式为现金。该笔5,500,000元款项专款用于替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向翟某支付债权回购款（详见附件《协议书》）；2、该房地产开发项目权益由乙方负责向四川地产房产公司购买并协助完成相关过户转让手续，甲、乙双方同意为此支付30,000,000元，包括直接支付给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转让款以及必要的相关费用，此项费用的支出手续以及其他相关手续的办理由乙方负责；3、甲、乙双方确认除第一笔出资5,500,000元外，其余购地款均由甲、乙双方以该项目进行运作融资得来的款项进行支付，双方确认在其他融资款项未到位之前，无需对方增加出资来支付余下的购地款和其他项目费用；4、在项目第一期融资款项到位后，甲、乙双方确认双方可先收回第一期投资5,500,000元，并留下必要的项目开发周转款项后（不少于5,000,000元），应尽可能优先支付余下的转让价款……。三、双方的权利、义务……7、考虑到本项目的来源以及前期工作，本项目的股权和收益，甲、乙双方的分配比例为51%和49%。但是，如果本项目经甲方引荐成功，以项目再次整体转让的形式实现项目收益，则甲方的收益分配比例为60%，乙方为40%。四、担保，丙方同意为甲方支付的第一笔款项4,500,000元作担保，即在甲方付款之日起，如果甲方的该笔资金有任何损失，由丙方负责全部偿还给甲方，但同时甲方在该项目的股权和收益权亦全部转让给丙方或丙方指定的第三方，而无需另行通知。
张文波、高胜畅共同确认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就是双方共同取得签订《合作协议》时登记在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博罗分公司（以下简称博罗分公司）名下的10块地和登记在惠州国营汤泉林场名下的1块土地的使用权，并在取得使用权后对11块地进行合作开发或将土地使用权转让他人获利，且张文波、高胜畅已按《合作协议》第二条第1项的约定向四川地产房产公司支付5,500,000元，其中张文波实际支付1,000,000元，高胜畅实际支付4,500,000元。
张文波、高胜畅与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共同确认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在《合作协议》中仅是为高胜畅支付的第一笔款项4,500,000元提供担保，并不享有《合作协议》所涉的其他权利义务。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中主张其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签订的《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中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的所有权利义务实际由张文波享有，并确认张文波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
张文波、高胜畅共同确认签订《合作协议》时，双方均知悉登记在惠州国营汤泉林场名下的一块地的实际使用权人为博罗分公司，且博罗分公司的全部股权持有者为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并共同确认签订《合作协议》时，双方均已知悉登记在博罗分公司名下的10块地中有几块地被他人占用，还需通过合法途径取回实际使用权，还有几块地存在需进一步勘界等问题。
2010年1月11日，四川地产房产公司与张文波、高胜畅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将其持有的博罗分公司100%的股权中的51%的股权转让给高胜畅、49%的股权转让给张文波，转让价格均为1元。2010年1月28日，博罗分公司的股东由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变更为张文波、高胜畅，公司名称变更为惠州超畅地产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畅公司），并在工商部门对股东和公司名称的变更进行了登记。张文波、高胜畅共同确认《合作协议》中所涉及的取得11块地的使用权实际是通过前述股权转让方式取得博罗分公司的全部股权取得。
2011年5月10日，广东德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盛业公司）与张文波、高胜畅共同签订一份《土地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张文波、高胜畅将超畅公司拥有的涉案11块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德盛业公司，转让金额为55,000,000元。
2012年3月6日，张文波、高胜畅分别与林某甲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共两份合同），分别约定高胜畅将其持有的超畅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林某甲，转让价格为1,468,800元，张文波将其持由的超畅公司39%的股权转让给林某甲，转让价格为1,123,200元。2012年3月6日，张文波与林某乙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张文波将其所持有的超畅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林某乙，转让价格为288,000元。
张文波、高胜畅共同确认向林某甲、林某乙转让超畅公司的股权的实际交易价格为上述《土地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所约定的55,000,000元，林某甲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取得了涉案11块土地的使用权，林某乙为林某甲指定的股权受让人。三份《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转让金额1,468,800元、1,123,200元、288,000元均为象征性的约定，并未实际履行。
2012年4月16日，超畅公司的股东由张文波、高胜畅变更为林某甲（持90%）、林某乙（持10%）。
张文波、高胜畅共同确认高胜畅收到林某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8,028,800元、张文波收到林某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1,958,700元，合计收到49,987,500元，其余5,012,500元(55,000,000元-49,987,500元)为林某甲扣取的土地税费等相关费用。
2012年4月17日，张文波与高胜畅签署一份《惠州超畅地产房产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土地转让款项（现金部分）的明细》（以下简称《转让款项明细》），其上记载：林某甲应以现金支付的第一期股权及土地转让价款总额（第二期款项以支票支付）为21,705,020元，应扣除税金1,632,000元，应扣除滞纳金582,896元，惠州超畅地产房产发展有限公司曾向股东高胜畅借款3,000,000元用于项目运作，现应向高胜畅归还的借款金额3,000,000元，林某甲应以现金支付的实际款项总额16,490,124（21,705,020元-1,632,000元-582,896元-3,000,000元，法院备注），高胜畅51%股权及土地转让价款11,069,560.2（21,705,020×51%），张文波49%股权及土地转让价款10,635,459.8（21,705,020×49%），扣除款项、公司向股东还款后剩余款项中高胜畅占51%的金额为8,409,963.24元（16,490,124×51%），扣除款项、公司向股东还款后剩余款项中张文波占49%的金额为8,080,160.76元（16,490,124×49%），林某甲实际应向高胜畅支付的金额为11,409,963.24元（8,409,963.24元+3,000,000元），林某甲实际应向张文波支付的金额为8,080,160.76。高胜畅主张根据前述《转让款项明细》的记载超畅公司向其借款3,000,000元用于项目运作，且林某甲也按此《转让款项明细》记载的金额分别向张文波、高胜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故应确认超畅公司向其借款3,000,000元。张文波主张该《转让款项明细》记载的借款只是双方的约定，高胜畅实际并未向超畅公司支付借款。
证人林某甲到庭主张其受让张文波、高胜畅的涉案11块土地使用权和股权项目是高胜畅通过林某甲哥哥林某丙引荐后购买的。
张文波、高胜畅现因双方根据《合作协议》应得的利润金额存有争议而诉至法院。张文波主张双方取得涉案11块地使用权的对价是《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价格35,500,000元（5,500,000+30,000,000元），35,500,000元包括张文波应支付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转让款25,500,000元和张文波为了消除土地使用权上的各种权利瑕疵产生的费用，故高胜畅还应退还张文波17,835,175元[收到款项28,028,800元-应收利润（49,987,500元-30,000,000元）×51%]。
高胜畅主张双方取得涉案11块地使用权的对价是张文波、高胜畅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2元以及张文波、高胜畅代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向案外人翟某支付的5,500,000元，故双方取得涉案11块地使用权的对价是5,500,002万元;并主张其在（2015）惠博法民一初字第249号案件的诉讼中才知晓张文波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转让款是2,550,000元，而不是30,000,000元，故主张张文波以欺诈方式，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项，请求撤销该条款，此外，张文波应退还高胜畅4,363,700元[收到款项21,958,700元-应收利润（49,987,500元-投资成本5,500,000元-投资成本3,000,000）×40%+出资1,000,000元]。高胜畅主张张文波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且本案应移送惠州中院合并审理或中止以待惠州中院的判决结果再行审理。
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于2008年4月3日成立，张文波、案外人梁某等均系合伙人。2014年1月21日，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经主管单位批准组织形式由普通合伙所变更为个人所，其负责人为张文波。
一审法院认为：张文波、高胜畅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合作协议》订立的目的是双方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受让涉案11块土地的使用权，并后续通过土地开发或转卖他人获利。《合作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高胜畅、张文波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受让取得了实际持有涉案11块土地使用权的博罗分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将博罗分公司的名称变更为超畅公司，此后又将超畅公司的全部股权以55,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林某甲和林某甲指定的受让人林某乙，并实际收取了林某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9,987,500元，从而完成了《合作协议》订立的目的。对于最后的转让价款49,987,500元，其中高胜畅实际收取28,028,800元、张文波实际收取21,958,700元，双方均无异议，故对此金额，法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金额。《合作协议》第二条“合作价款及支付”第1项约定双方第一期出资5,500,000元，高胜畅出资4,500,000元、张文波出资1,000,000元；第2项约定该房地产开发项目权益由张文波负责向四川地产房产公司购买并协助完成相关手续，双方同意为此支付30,000,000元，包括直接支付给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转让款以及必要的相关费用，此项费用的支出手续以及其他相关手续的办理由张文波负责。据此，《合作协议》约定的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应为款项5,500,000元和30,000,000元，合计35,500,000元。张文波、高胜畅确认双方按约支付了第一期款项5,500,000元。对于第二条第2项约定，张文波虽未直接向四川地产房产公司购买涉案土地使用权，但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签订了《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取得了涉案11块土地使用权，并约定转让价款为25,500,000元，且该份《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在《合作协议》签订时间之前，而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亦在本案中确认《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中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的权利义务实际由张文波享有，而实际上张文波也将其根据《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与高胜畅进行合作，这亦符合《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乙方（张文波）保证截止到本协议签订之日，已经获得授权对前述土地使用权全权进行处置”。由此应认定张文波完成了第二条第2项约定的“该房地产开发项目权益由张文波负责向四川地产房产公司购买并协助完成相关手续”条件，故购买的价格应认定为“双方同意为此支付30,000,000元”。第1、2项约定的35,500,000元，虽然高于《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约定的25,500,000元，但由于《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款明确约定30,000,000元包括直接支付给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转让款以及必要的相关费用，由此可见双方签署《合作协议》时明知35,500,000并非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转让价款，包括了其他的费用。对于必要的相关费用的合理性，由于签署《合作协议》时双方均知悉一地块还登记在惠州国营汤泉林场名下尚需进一步确权，有几个地块被他人占用，还需取回实际使用权，还有几地块需进一步勘界等问题，因此法院认为双方关于相关费用的约定是符合情理的，张文波不存在欺诈行为，故高胜畅诉请撤销《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项，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高胜畅主张双方是通过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对价为2元，再加上第1期款项5,500,000元，但该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高胜畅知道或应当知道，四川地产房产公司不可能以2元的价格出让土地使用权，该2元的约定仅是象征性的约定，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若实际转让价款仅是5,500,002元，高胜畅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就应知道《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项关于30,000,000元的约定存在欺诈，应向法院申请撤销该条款，但至张文波提出本案本诉前，高胜畅并未向法院申请撤销该条款，故对高胜畅关于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对价为5,500,002元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合作协议》约定的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对价35,500,000元，法院予以确认。
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签署的《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所涉纷争，系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之间的项目转让合同纠纷，这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的审理无需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对高胜畅关于本案应移送惠州中院合并审理或中止本案诉讼待惠州中院判决后再行审理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除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外的其他成本支出，法院认为《转让款项明细》中明确记载了超畅公司向高胜畅借款3,000,000元应予以归还，张文波签名确认同意林某甲在应支付的款项中先归还高胜畅，这足以确认该款项的真实性。高胜畅虽未提交相关的转账凭证，但已经明确说明3,000,000元都是以现金方式为了合作项目支出，包括差旅费、住宿费、为消除土地使用权各种瑕疵所支出的费用，该主张符合情理，故对高胜畅主张的向超畅公司借款3,000,000元，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张文波所支出的费用，由于《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项约定房地产开发项目权益由张文波负责向四川地产房产公司购买并协助完成相关手续，双方为此支付的30,000,000元中包括直接支付给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转让款以及必要的相关费用，张文波未提供证据证明转让款以及必要的相关费用超出了30,000,000元，故对张文波实际支出无需再另行计算。综上张文波、高胜畅根据《合作协议》共获得的利润应为11,487,500元（49,987,500元-35,500,000元-3,000,000元）。
《合作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双方的分配比例为51%和49%，如果项目经高胜畅引荐成功，以项目再次整体转让的形式实现项目收益，则高胜畅的收益分配比例为60%，张文波的为40%。实际履行中，涉案土地使用权项目实际是整体转让给林某甲而实现项目收益。林某甲到庭证实该项目系高胜畅引荐，张文波虽否认林某甲的主张，但未提供任何反证证实，故法院认定双方的收益分配比例按约应为高胜畅为60%、张文波为40%。此外，高胜畅、张文波确认对第1期款项各支付了4,500,000元、1,000,000元，对此金额，法院予以确认。因此，高胜畅应得的金额为14,392,500元[（11,487,500元×60%）+4,500,000元+3,000,000元]。张文波应得的金额为35,595,000元[（11,487,500元×40%）+1,000,000元+30,000,000元]。由于高胜畅、张文波分别收到转让款28,028,800元、21,958,700元,故高胜畅应返还张文波13,636,300元(28,028,800元-14,392,500元)。张文波主张返还17,835,175元中高于13,636,300元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高胜畅关于张文波返还4,363,700元的诉请，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合作协议》中未约定利润款项分配的具体时间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法院酌定高胜畅从张文波主张权利之日即提出本案诉讼之日（2015年12月18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张文波主张从其发出律师函即2015年2月17日开始计算利息损失，但其提供的发出律师函的快递查询单没有高胜畅的签名，故对此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未约定利润分配的具体时间，高胜畅关于张文波主张还款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胜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张文波合作款13,636,300元。二、被告高胜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张文波利息损失（以13,636,3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8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三、驳回原告张文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高胜畅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75,259.33元，张文波变更诉请，法院退回22,288元。本诉受理费152,971.33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文波负担49,353.53元，高胜畅负担108,617.8元。反诉受理费106,809.25元，由高胜畅负担。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纠纷，就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本院做如下分析：
一、关于本案的审理是否须以另案的审判结果为依据的问题。2009年12月18日，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签订《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以转让价25,500,000元取得涉案11块土地使用权。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中确认《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中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的权利义务实际由张文波享有。张文波、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与高胜畅在2010年1月17日签订《合作协议》之前，张文波已经取得了涉案11块土地的受让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签订的《土地开发项目转让协议》，以及张文波、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基于该协议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均与高胜畅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四川地产房产公司与张文波、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纠纷亦与本案的审理无关。高胜畅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合作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张文波与高胜畅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第一期出资5,500,000元款项专款用于替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向翟某支付债权回购款；第二期出资30,000,000元，包括直接支付给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转让款以及必要的相关费用，此项费用的支出手续以及其他相关手续的办理由张文波负责。高胜畅主张“其他相关费用”需在支出时经双方共同予以认可。但《合作协议》中的约定为“所有的项目支出除合同里约定的以外，均需在支出时由双方共同予以认可”，而该30,000,000元显然是在合同中第二项第2条明确约定的费用，无需双方另外确认。据此，《合作协议》约定的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合计为35,500,000元，高胜畅明知该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给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的转让款。同时，高胜畅主张其与张文波通过受让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博罗分公司股权的方式获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股权转让款仅为2元，再加上第1期款项5,500,000元，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对价仅为5,500,002元，显然与事实不符。高胜畅以张文波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未告知其与四川地产房产公司约定的涉案十一块土地的实际转让价、虚报30,000,000转让款为由，主张张文波存在欺诈，要求撤销《合作协议》第二项第2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文波与高胜畅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
三、关于项目收益的认定及分配问题
高胜畅与张文波已经实现了《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获得了四川地产房产公司博罗分公司的股权，成立超畅公司持有涉案土地的使用开发权，高胜畅持股51%、张文波持股49%。2011年5月10日，超畅公司以55,000,000的价款将股权转让给德胜业公司。林某甲及林某乙受让了高胜畅持有的51%股权和张文波持有的49%股权，林某甲按照股权比例分别向高胜畅支付了28,028,800元，向张文波支付了21,958,700元，共计49,987,500元。根据《转让款项明细》的记载，超畅公司向高胜畅借款3,000,000元应予以归还，张文波签名确认同意林某甲在应支付的款项中先归还高胜畅该笔借款。因此，高胜畅获得款项中应当扣除该3,000,000元后，再按照双方约定的收益分配比例确认双方应得的款项数额。
按照《合作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如果项目经高胜畅引荐成功，以项目再次整体转让的形式实现项目收益，则高胜畅的收益分配比例为60%，张文波的为40%。涉案土地使用权项目以整体转让给林某甲实现了项目收益。林某甲到庭证实该项目系高胜畅引荐，张文波虽否认林某甲的陈述，但未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反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收益分配比例为高胜畅60%、张文波为40%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张文波主张获得49%的分配收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计算张文波与高胜畅的应收款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因张文波、高胜畅在收到林某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并未就双方之间的利益分成进行核算，亦未在《合作协议》中约定收益分成的时间、条件及逾期付款利息。张文波主张自其向高胜畅发出《律师函》之日起计算应付款的利息，缺乏依据。况且，张文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高胜畅邮寄《律师函》的地址为双方事先明示或默认约定的有效送达地址，该邮件亦未由高胜畅本人签收。对于张文波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定高胜畅从张文波提起本案诉讼之日（2015年12月18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恰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张文波、高胜畅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207,235.6元，由张文波负担103,617.8元，高胜畅负担103,61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瑞 香
审判员 李 飞
审判员 付 璐 奇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胡谈盛（兼）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