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丽龙行初字第28号
原告杨方发，农民。
委托代理人吴方军，浙江天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庆元县松源街道石龙街26号。
法定代表人叶青，任县长。
委托代理人陈剑荣，任庆元县屏都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委托代理人吴传户，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丽水市花园路1号。
法定代表人黄志平，任市长。
第三人陈光玉，农民。
第三人范世梅，农民。
共同委托代理人叶光胜，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方发诉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丽水市人民政府，第三人陈光玉、范世梅林业行政管理一案，于2015年5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方发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方军，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陈剑荣、吴传户，第三人陈光玉、范世梅及共同委托代理人叶光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庆山屏决字（2014）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决定坐落庆元县屏都街道坑里村土名“五砻湾野猪凹湾”山场以上段分水下段至樟树为界，左边山场归第三人户管理，右边山场归原告户管理。被告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有：1.解决山林使用权纠纷申请书、要求解决山林争执申请、关于要求调处山林可能性纠纷的申请书，待证第三人要求解决与原告的山场纠纷事件；2.立案审批表；3.原告、陈光玉、范世红、范世梅、范世妹五人身份证明，待证五个当事人的信息情况；4.2008年对陈光玉、原告的调查笔录，待证双方对两户之间的左右界址发表各自表述的事实；5.吴发明、吴安明、姚户生的调查笔录，待证三人一同指认划分界至为山场上段分水为界，下段至樟树；6.周世良、黄福明的调查笔录，待证原告带周世良、黄福明到山场划分界至以及原告告知两个承包人的山场界至；7.黄福荣、张正焜的调查笔录，待证明确山场界至；8.范延隆自留山使用证、范延隆坑里村壹队换、补发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清册，待证其右至是与原告山毗邻；9.原告坑里村壹队换、补发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清册；10.双方山林纠纷现场图；11.2014年对陈光玉、原告的调查笔录；1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及《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3日作出丽政复决（2015）6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庆山屏决字（2014）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申请理由不成立。决定维持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的庆山屏决字（2014）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被告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有：1.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审批表，待证受理程序合法；2.行政复议案件结案审批表，待证结案程序合法；3.送达回证3份，待证送达程序合法；4.庆政字第023593号自留山使用证，待证1983年双方自留山交界的表述是范延隆山上分水下侧面为界；5.庆政字第023604号自留山使用证，待证1983年双方自留山交界的表述是杨方发山；6.庆政完善字第0036927号自留山使用证，待证1990年后双方自留山交界的表述是范延隆山埋酒瓶为界，与1983年证表述不一致；7.1990年庆元县坑里村壹队（组）换、补发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清册2份，待证1990年后双方自留山的交界是范延隆埋酒瓶和原告山上段分水下段埋瓶为界，与1983年证表述不一致。
原告杨方发诉称，2014年6月，第三人陈光玉、范世梅与原告因土名“五砻湾”山场权属争议，向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作出行政决定。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庆山屏决字（2014）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书。原告对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不服，于2015年2月5日向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4月22日，原告收到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决定。原告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1983年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原告户5个人分得土名为“五砻湾”自留山山场的使用权，有庆政字NO023593号浙江省庆元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为证，证载面积4亩，四至为上至岗、下至田、左至范延隆山上分水下侧面为界，右至吴安明山合水。后原告与范延隆到山场做界至确实。自此以后，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的界至就是“上段分水，下段埋瓶为界”。1990年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对山场完善登记，原告的“五砻湾”自留山山场四至登记为上至五砻湾顶、下至田、左至范延隆山埋瓶为界、右至吴安明山合水埋瓶为界，而且范延隆1990年的自留山使用清册上登记的争议山场与原告的界至是“右至杨方发上段分水，下段埋瓶为界”，这与原告的界至相吻合。2006年原告的林权证上登记的左至也是“范延隆埋瓶为界”。以上权属证书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争议山场界至是“左至范延隆山埋瓶为界”，清楚明确。但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决定坐落庆元县屏都街道坑里村土名“五砻湾野猪凹湾”山场以上段分水下段至樟树为界，左边山场归原告管理，右边山场归第三人户管理。原告认为“下段至樟树为界”的说法毫无依据，因为所有的权属证书中没有“下段至樟树为界”的记载，也没有任何事实说明争议的山场界至与樟树有关。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和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完全违反了上述条例的规定，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认为如果按照原告的指界，第三人山场面积就不是证载面积了。据此就决定纠纷山场“以上段分水下段至樟树为界”，原告认为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本案中，原告认为依据这一规定，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上述决定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综上，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完全无视政府机关出具的自留山使用证、《林权证》上记载的内容，毫无理由地决定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争议山场界至划分为“以上段分水下段至樟树为界”，原告认为被告的决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违反法律规定维持了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决定，也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原告认为本案的争议山场应以权属证书记载的“埋瓶为界”为界至。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明，待证原告诉讼主体身份；2.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第三人户籍证明，待证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3.庆政字第023593号自留山使用证，记载双方以埋瓶为界、庆政完善字第0036927号自留山使用证、第27号庆元县林权证申领登记一览表、庆元县屏都乡坑里村一队换、补发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清册两份、浙庆林证字（2006）第屏都11-027号的林权证，待证涉案山场的界至的事实；4.庆山屏决字（2014）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书，待证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对争议山场作出的决定；5.行政复议决定书，待证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
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辩称，认定山林权属必须以林业“三定”登记为准。1990年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双方山场左右毗邻交界，以上段岗分水、下段埋瓶为界，既然注明上段和下段，说明山场上段有以岗分水的地形地貌，下段没有岗，但所划的下段界至一定是与上段连成直线，而不是斜线。下段瓶埋好后不久，第三人陈光玉的丈夫范延隆遇车祸去世，而第三人陈光玉本人因腿部高度截肢，根本不能去山场。双方的山场面积共计9亩，原告户登记面积4亩，第三人户登记面积5亩，多分一亩。如果按原告的指界，双方的山场左右交界不是以岗分水直下，而是斜形，那么第三人户的山场面积就只剩下不足3亩。答辩人在处理本案时，不但以双方山林权属登记为依据，而且询问了当年一起在现场参加划山分山场的村、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并向在原告“五砻湾”山场采伐经营过林木的证人周世良等人进行了调查，还召集双方多次勘察现场等，在此基础上才作出了双方以上段分水下段至樟树为界的处理决定。综上所述，答辩人所作出的庆山屏决字（2014）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给予维持。
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辩称，一是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于2015年2月5日提出复议申请后，答辩人按照行政复议相关规定及时受理、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并送达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二是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纠纷，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自留山使用权界址争议。1983年原告与第三人的自留山证记载双方的交界是范延隆山上分水下侧面为界和杨方发山。1990年完善责任制时，自留山使用证清册记载双方的交界是“范延隆埋酒瓶”和“杨方发山上段分水下段埋瓶”为界。2006年发林权证延用这一界址。双方1983年分得自留山后，1990年对双方界址在表述上有变化，只是希望把界址表述得更明白，实际界址并未变化。本案以1983年自留山证记载为依据，参考划分自留山时的份额判定双方界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主张以“埋酒瓶”为界址的具体位置，与客观事实不能相互印证，其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丽政复决（2015）6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维持。
第三人陈光玉、范世梅述称，认定山林权属应以林业“三定”登记为准。1983年，第三人户涉案山场登记的四至是上岗顶、下田、左姚户生山合水、右杨方发山。1990年完善时，双方为了进一步明确山场左右毗邻界址，根据1983年分山时指定划界的位置，在填写登记时写明上段分水下段埋瓶为界。因为双方毗邻交界的山场上头一段有明显的山岗，而下段则是平坦的山体，所以注明以埋瓶为界。第三人陈光玉肢体高度残疾，女儿幼小，当年到山场分山划界等都是丈夫范延隆经手处理。范延隆于1997年遭遇车祸身亡。纠纷发生后，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根据双方山林权属登记，调查询问当年一同参与和负责划分山场的村、队干部和群众代表，结合山场的地形地貌，双方分山面积等实际情况，决定双方山场以上段分水下段至樟树为界。第三人认为，从分山划界来看，分水显然是指岗分水。既然是岗分水作为划分双方山场的毗邻界址。那么，按照常规常理下段应与上段直线对接，而不可能斜线划分。范延隆去世后，原告完全有条件将原埋瓶位置移动，因为酒瓶可以启出地面重新埋设。“五砻湾”山场总共9亩，原告户登记4亩，第三人户登记5亩。以分水直下为界，双方所分山场基本均等，如果按原告所指的“埋瓶”为界，那么，第三人剩下的山场不足3亩，而原告的山场至少达6亩。综上，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以上段分水下段至樟树为界，既符合当年分山划界的实际，又公平合理，且有利于今后管理。原告起诉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恳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埋瓶窟照片1张。
对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证据1不持异议，请法庭注意第一份材料上双方发生争议的时间是2006年9月16日；证据2、3不持异议；证据4第三人陈光玉陈述，丈夫是1997年去世，可以证实双方的纠纷发生在1998年，但原告认为是2006年；证据5三个证人的调查笔录持两点异议，据说吴发明是第三人范世梅的干爹；分山的时候下段是以樟树为界，按照证人笔录里陈述樟树有茶杯大小，法庭可以查证樟树的年轮去确认这组证据的真实性；证据6证人作证原告的指界是以樟树为界，此证言不符合常理；证据7笔录时间已经发生纠纷，纠纷时间是1998年；证据8、9、10、11不持异议。第三人质证认为无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2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程序和适用法律正确；其他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质证认为，本案四至界至不清，应当考虑面积因素。同时证人证言证实以樟树为界。
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从照片来看，第三人在纠纷山场拍摄，不能证实待证事实。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质证认为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予以认定，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未在庭审中出示，亦未经质证，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4、5系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评价；其他证据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予以认定，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认证，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原告与第三人系庆元县屏都街道坑里村第一村民小组村民。1983年林业“三定”时，原告与范延隆（第三人陈光玉丈夫、范世梅父亲）等同小组八户参加分山。在对“五砻湾野猪凹湾”山场进行分配时，原告与范延隆山场左右毗邻。原告的左至与范延隆的右至毗邻，原告山场的左至登记为范延隆山上分水下侧面为界，范延隆山场的右至登记为杨方发山。后来，原告与范延隆到山场埋瓶做界至，无其他农户参加。1990年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双方对山场进行完善登记，原告山场左至登记为范延隆埋瓶为界，范延隆山场右至登记为杨方发上段分水下段埋瓶为界。1997年，范延隆因车祸去世。2000年至2001年期间，原告雇请同村村民黄福荣在“五砻湾”山场栽种毛竹时，原告妻子告知黄福荣，称山场有株樟树，不要将毛竹种植到别人的山场上去。2007年，原告将“五砻湾”山场的杉树卖于村民周世良、黄福明等人采伐。周世良证明原告指认的山场左至是从樟树向岗顶延伸。后因周世良等人砍错林木，赔偿第三人陈光玉500元而化解了纠纷。2008年5月，原告在现纠纷山场一侧内砍伐杉树而发生纠纷。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经组织双方调解不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及《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了庆山屏决字（2014）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了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和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为庆元县屏都街道坑里村第一村民小组成员。双方“五砻湾”山场左右毗邻，双方的争议属于林地使用权争议。1983年，原告山场左至登记为范延隆山上分水下侧面为界，面积为4亩。范延隆山场的右至登记为杨方发山，面积为5亩。双方山场登记的界至不明确。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根据在原告“五砻湾”山场采伐经营过林木的证人周世良等人的证言和当时参加分山人员的证人证言，决定纠纷山场双方以上段分水下段至樟树为界，与实际相符。经实地勘察，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决定双方下段界至的樟树在下侧面上，符合1983年原告山场左至登记。同时该决定也与双方登记的面积相符。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在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后，进行了调查取证，组织了双方调解。在调解不成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作出了庆山屏决字（2014）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本案中，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维持了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作出复议决定的有关证据。虽然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未出庭出示证据，但原告只是认为复议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未提异议。同时从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看，其已经履行了复议的相关程序，程序上并无不当。原告认为与第三人的山场应以埋瓶为界的诉讼主张，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经勘察纠纷山场，也未发现有埋瓶的痕迹。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庆山屏决字（2014）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并对本案争议山场的使用权属进行重新认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的诉讼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方发要求撤销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庆山屏决字（2014）1号山林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并对本案争议山场的使用权属进行重新认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方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丽水市支行；户名：丽水市财政局非税收入待清算户；账号：850101040010313401001。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邱良名
审 判 员 陈 龙
人民陪审员 扈炳祥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吴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