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6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付星，男，汉族，1959年6月28日出生，户籍住址：河南省唐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潭文菊，女，汉族，1965年9月20日出生，户籍住址：河南省唐河县。
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小华，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龙丰上排红花湖路**号。
法定代表人：许琼来。
委托代理人：董华萍，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智伟，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付星、潭文菊与上诉人惠州市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下称红花湖管理中心）因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3年12月4日，原审原告陈付星、潭文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388834.7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3年10月13日下午，两原告二女儿陈某（女，1997年11月2日出生）到被告所管理的红花湖××××道骑自行车游玩。16时许，当骑行至红花湖绿道5公里处的急弯陡坡时，由于该处道路弯急路陡，警示标志不明显，加之在该坡道上刚刚发生了一起骑自行车女游客摔伤事件，景区工作人员、保安和游客都在帮忙救治该名伤者，陈某见此情景，为躲避前方人员，冲下坡道时失控摔倒在坡道急弯处，当时即受伤昏迷不省人事。后经120救护车接至中国人民解放军173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20日晚23时死亡。红花湖景区是供市民和游客等公众休闲游玩的地方，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作为管理方，有义务做好景区的安全保障工作。然而，红花湖绿道自2010年6月启用以来，自行车骑行者途中摔倒、摔伤等事故每周都有发生，其中不乏有伤亡严重的。绿道的5公里处坡度最大，而且有连续S型拐弯，是骑行安全事故的高发路段。事发当天，该地点就接连发生两起骑行摔伤事故。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的管理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致使游客摔伤事故频发，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死者陈某死亡造成如下损失：1、医疗费：31832元，2、误工费：3459+20.83×8=1328元，3、护理费：（10000+3459）+20.83×8=5169元，4、伙食费：50×8×3=1200元，5、住宿费：150×8×2=2400元，6、丧葬费：56401÷2=28200.5元，7、死亡赔偿金：30227×20=604540元，8、家属办丧交通、食宿、误工费：300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以上九项合计金额：777669.5元。根据《侵权责任法》，被告未尽到安全注意、提醒、防护义务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重要原因，应对本次事故承担50%的民事责任。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红花湖管理中心辩称，一、被告系合法成立的国家4A级景区，属于免费开放的公益性景区，其安全保障义务仅限于一般性提醒、提示义务。首先，红花湖景区系惠州市政府为了给惠州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地方，打造国家级园林城市而设立的免费公益性景区，自红花湖景区设立以来，惠州市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了一个集自然、人文、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景点，受到市民的广泛好评，已经成为惠州市的一张名片，目前和西湖共同作为国家级4A景区，正在申办国家级5A景区。红花湖景区设立以来受到广泛赞誉，其通过国家级景区认证充分证明了景区的高标准安全性和可靠性。其次，红花湖景区属于免费、公益性景区，其安全保障义务大大低于经营性景区，只需尽到一般性提醒义务即可。原告和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旅游服务及任何合同关系，被告并不负有保证进入景区游客人身、财产安全的合同义务。公益性组织的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应止于一般预见，经营性组织设立的目的是通过不特定主体的流动来提高其获得收益的机会，而公益性公园由政府或社会公益资金出资建造、维护，其并不进行盈利活动，不向公众收取费用，游客可以自由出入、游玩，游客和公园之间不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如果以营利性组织所要尽的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去要求公益性、开放性组织，一方面会加大政府管理该类型机构的成本，致使政府不愿意多设立这样的使民利民场所，导致公共性公园的萎缩，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公民群体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收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因此公益性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同于营利性场所的要求。公益性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其应该采用一般标准，即只要尽到一般的合理限度安全保障义务即可，比如，在道路没有明显坑坑洼洼，能够骑行的情况下，下坡时提醒要减速慢行或下车推行，就已经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公益性机构作为一个开放性质的场所，其面向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其准入范围也是没有限制的，且作为参与人参与公益性场所，是为了在不支付对价的情形下使用其提供的服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参与人应对其参与场所应尽到自身注意义务，未成年人的父母应该对未成年人尽到监护义务，公益性场所只要提供的服务没有明显瑕疵与安全隐患，且对隐蔽性危险进行了告知即可免责。二、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存在管理责任，并且不能进一步证明因被告的管理行为与死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即侵权行为不能成立。本案应由原告举证证明因被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且由于被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死者陈某的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否则，因缺乏侵权行为要件不能认定存在侵权行为。原告并不能举证证明被告管理上存在严重的安全缺陷，反而从其提供的部分现场照片（未真实反映景区的警醒提示、防护、救助措施）可以看出坡道平缓，设置了警示标志，并且大部分游客存在严重的安全意识不足。三、被告作为免费公益性景区已经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游客安全，已经尽到甚至超越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一、被告在事发5公里上坡处设置了警示牌事前提醒游客下段为下坡路段应减速慢行，并在坡顶处设置了广播系统提醒游客下坡路段应步行推车下坡，在各个转弯处均设置了警示牌。第二、专门安排两名安保人员劝阻下车步行推车，但由于景区无权对游客人身自由进行限制，仅限于口头提醒劝阻。第三、在各个下坡转弯处设置了广角镜，增强游客视野，同时在各转弯处设置了由塑料轮胎、防护网建成的防撞栏，防止因游客未刹车导致速度过快撞向墙壁。第四、在5公里处坡顶设置了医务室，安排专业医务人员对因未刹车导致速度过快摔伤游客进行救治。第五、被告对景区内自行车均投保了人身意外保险，对于在景区内租赁的自行车发生意外的均可通过意外保险进行索赔。综上，被告作为公益性开放景区已经尽到甚至超越了法定的一般性注意义务，尽到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四、死者及其监护人安全意识淡薄，对事故的发生和结果存在明显过错。第一、死者陈某为1997年出生，事发时为16岁，系未成年人。未成年出外游玩应由监护人陪同，被告作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第二、死者自行车系在景区外租赁骑入景区，由于景区外自行车多为无证经营，未进行车辆检测，车辆质量状况不明，并且未投保人身意外险，致使索赔困难。第三、原告提交的证据6《病历》第一页显示，死者系下坡时不慎摔倒。另外，骑行时，死者并未采取佩戴头盔、护膝等必要防护措施。第四、死者死因为头部着地，系由于车速过快所致，未采取刹车制动措施或者制动措施不当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剧烈撞击造成死亡。如死者听取景区劝阻下车推行，或者采取制动措施得当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如此过快的车速，也不可能导致如此剧烈的撞击。第五、过去骑车是人人都会，但现在骑自行车已成为一项体育运动，像其他体育运动一样会存在风险，需进行专门训练，而死者并没有接受过训练。第六、事发当日为重阳节，人流量特别大，死者及其父母应该明知这一点，进而减小骑车速度，但死者仍然高速骑行，且未及时正常制动，导致悲剧发生，死者没有尽到自身注意义务，死者父母未尽到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五、惠州市人民政府为景区建造、设计、施工以及权利主体，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仅为日常管理人，非侵权责任主体，原告诉请主体不当。红花湖景区的土地权利人、设计、施工、建造主体均为惠州市人民政府，惠州市人民政府为红花湖景区的所有权人，而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仅为所委托代为日常管理主体，无权对景区道路进行改造。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责任，责任主体也是惠州市人民政府。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第一、红花湖景区为惠州市人民政府建立的民生工程，为惠州市人民带来福祉，景区在规划、建造、施工过程均以国家级景区为标准，目前为国家4A级景区，其安全性已经国家质量评定。其二、红花湖景区作为免费开放的公益景区已经采取各种防护措施对游客人身安全进行保障，已经超越了法定一般性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其三、死者及监护人存在安全意识淡薄，防护意识不足的行为系导致本次事故的主因。故此，被答辩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受理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请，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惠州市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是惠州市园林局属下的二级事业单位企业法人，红花湖景区属政府规定的免费开放景区，该景区的日常管理由被告负责，景区内的环湖绿道全长18公里。受害人陈某1997年11月2日出生，是原告陈付星、潭文菊的二女儿，于2010年9月开始就读于惠州市英华学校初中部，于2013年6月参加惠州市中考。2013年10月13日是重阳节，当天下午15时许，陈某在红花湖景区外租赁自行车后，没有佩带头盔、手套等任何防护措施，到红花湖××××道骑行。骑行至5公里下坡处，当时景区工作人员正在该处处置另一起意外事故，受害人因躲避该处发生的事故，导致自行车失控摔倒受伤昏迷。15时48分，120救护车接报后将受害人接至中国人民解放军173医院救治，因颅脑损伤并对冲伤，恶性脑水肿，受害人住院8天后抢救无效于2013年10月20日死亡，住院期间原告支付医疗费31832元。
以上事实，有经原、被告双方质证的主体及身份信息资料、病历及相关医疗证据、120收单派车登记、死亡报告及火化证明、照片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引发的侵权纠纷。关于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问题，被告是惠州市园林局属下的二级事业单位企业法人，惠州市红花湖景区虽是免费景区，但被告履行的是对景区进行日常管理的职责。因此被告在红花湖景区的管理上有法律属性，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关于被告是否尽到了相应的管理义务及责任划分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红花湖景区作为免费景区，其安全保障义务的确应有别于收费景区，一般情况下，其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相对于收费景区要低。被告也提供了广告提示牌等照片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管理义务。但是，本案发生在2013年重阳节当天，属于景区人流高峰期。陈某骑行至景区环湖绿道5公里处下坡路段时，该处已经发生了另一起意外事故，景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被告在处置该事故时，应当注意到因重阳节人流量大而可能存在的危险，应采取紧急措施，如设置绕行区域或特别提示，加强对该路段游客的疏导与管理。也就是说，在5公里下坡处已经发生了事故，且人流量特别大这一特定情形中，被告的管理责任和义务应相比平时更高。故本院认定被告没有尽到完全的安全管理义务，对陈某的死亡后果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另一方面，自行车运动虽然深受大众欢迎，但是该运动也是一种危险性较高的体育活动，无论是对自行车的要求、骑行对象的技能及至防护，都有一定的要求。陈某作为未成年人，在当天骑行时，没有戴头盔、手套等保护措施，在景区外租赁自行车后，在人多下坡路段，未充分意识到骑行安全，采取骑行的方式下坡，最终摔倒导致死亡，说明陈某主观上还是缺乏安全意识，对造成的死亡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两原告作为其监护人未尽到教育职责和监护义务，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综上，结合本案的案情，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应承担原告损失的10%的责任。
陈某于2010年9月起在惠州读初中，应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等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方法，并参照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统计年度的统计数据，结合原告诉请，原告本次事故受到损害的项目范围及数额为：医疗费318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50元/天×8天）；死亡赔偿金604534.2元（30226.71元×20年）；丧葬费28200.5元（56401元÷2）；护理费2400元（属特护，150元/天×8天）；家属料理后事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3000元（酌情以3人、10天计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酌定），合计700366.7元。被告承担10%的赔偿责任，应向原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0036.67元。原告超出该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惠州市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陈付星、潭文菊经济损失70036.67元。
二、驳回原告陈付星、潭文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00元（原告申请缓交），由原告陈付星、潭文菊负担500元，被告惠州市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负担500元。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上诉人陈付星、潭文菊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337号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损失的30%；3、判决原审及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
原审法院存在以下事实方面的认定不清楚:一、原审法院认定红花湖景区是免费景区不符合客观事实。
红花湖景区虽然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但作为管理人的被上诉人并不是纯公益性的单位，其经费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是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得到政府的直接拨款。二是中心通过承包对景区的有关管理工作，从而获得由政府支付的有关费用，如景区道路及有关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费、绿化养护费、环境卫生保洁费等;三是中心通过政府授权，对景区内的门面店铺收取出租租金，对游客临时停放在景区停车场的车辆收取停车费，对景区周围社会自行车出租公司收取一定的事故救援费用等。四是被上诉人利用景区场地，自营电瓶车、自行车出租店面收取费用。
二、红花湖绿道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被上诉人有疏于防范的事实。其一，5公里处的急弯陡坡(本案发生地点)是事故多发的危险地段。红花湖绿道自2010年6月启用以来，自行车骑行者途中摔倒、摔伤等事故每周都有发生，其中伤亡严重的都发生在本案发生地点。在广大市民多次反映呼吁下，红花湖景区管理中心承诺将5公里处弯道改直、降坡和加宽，2012年6月20日的惠州日报惠州新闻就报道过此事，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直到今年3月，景区又发生骑行摔死事故，惠州市政协委员等多名社会知名人士均对景区安全管理提出了质疑，惠州市市委书记亲自批示的情况下，中心才于2014年4月份将5公里处进行裁直降坡加宽，南方都市报就此作出报道，景区负责人许琼来接受采访时承认事故从此大幅下降。其二，绿道管理混乱，增加自行车骑行危险。景区没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控制、防范危险或损害的制度措施，绿道未严格区分人行道和骑行道，游客步行、自行车骑行规则也不明确。随处可见逆向行驶的自行车骑行者，也经常有机动车径直驶入红花湖景区，在绿道上高速飞驰，造成险象环生。节假日安全宣传和管控措施不到位。《惠州市绿道管理暂行规定》【惠府(2011)125号】第三十五条规定:绿道具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绿道安全管理制度，加强节假日游览的安全管理。今年重阳节当日(也是事故发生日)景区客流量达到7万人之多，已超过景区的实际承载能力，被告明知人多拥护会造成安全隐患，在节假日人流高峰期，却未采取安全宣传、加强疏导、监控危险、游客限流等有效的安全防护和管控措施，以确保游客安全。
原审法院证据认定上存在瑕疵:被上诉人提供的广告提示牌等照片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已适当履行了必要的安全保障和管理义务。其一，关于“下坡推行”的临时提示牌，明显是事后放置的，上诉人提供的照片显示同一地段并没有此提示牌。其二，目前仅有的几处提示牌不够醒目，有些提示牌上的字太小要等到骑行到和提示牌平行的位置以后才看得到，这对于骑车的人来说，根本起不到提醒注意的作用。而且，事发路段警示标识处于绿道骑行方向左侧：设置不科学并且当天游客很多遮挡了标志，骑行在靠右侧的人根本看不到标识上的文字。其三，光凭一张音箱照片并不能证明其在当时就在播放安全提示宣传内容。事实上当时根本就没有在进行播放，如同当天视频监控系统也是坏的一样，广播系统是否完好有待证实。
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酌情认定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损失比例过低:第一，即使公共场所是免费开放的，其也不是减轻公共场所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条件。“营利说”欠缺理论依据，实际上在许多非营利的场所尚存风险，管理人若不尽“善良家父”的安全保障义务，则公众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也与公益的宗旨不符，在非营利的公共场所管理者身上，他们承担的更多应该是社会责任。既然5公里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要么不开放，要么必须在采取裁直、降坡、加宽等措施消除危险后才予开放，而不能以免费为由降低或减轻其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向社会公众开放度较高的公共场所管理人，一般要比向社会公众开放度较低的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要高。根据公安部、建设部的规定，公园管理人在管理工作中应对公园各项基础设施进安全检查，及时发现隐患，组织专门技术人员对园内桥梁、涵洞、缆车、索道、游艺设施、险峻路段等重点部位认真检测，对存在重大隐患的设施要立即进行维修，消除隐患，从而有效地保护游客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预防和尽可能避免侵害的发生。《广东省绿道建设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绿道管理部门和管理单位应当建立绿道管理维护制度和安全巡查制度，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对绿道进行管理维护，加强绿道安全管理，在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设置警示标识，落实防范和应急措施，确保绿道安全和正常使用。第三，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采用特别标准。如果在一个经营活动领域或者一个社会活动领域，存在对未成年人具有诱惑力的危险时，经营者或者社会活动组织者必须履行最高的安全保障义务。
综上，原审法院在事实不清楚，证据认定存在瑕疵以及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无法使上诉人服判，特诉至贵院，恳求贵院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红花湖管理中心答辩称:红花湖景区是公益开放性的，由财政补贴的方式保障运营；尽管红呼呼管理中心对涉案的事故发生表示遗憾和痛心，但是上诉人主张按照收费景区的标准甚至超过这一标准要求承担责任是不恰当的。事故发生时，我放的医护人员、安保人员正在就前一事故的伤者进行救治，假如陈某能在当时减慢速度悲剧是可以避免的。事故发生后，我方对绿道的改造工作，并不是表示此前就不合格。
上诉人红花湖管理中心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037号判决书中的第一判项，改判上诉人无需向两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赔偿金;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担。
主要事实与理由:
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完全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而需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法院在判决第7页认定，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管理义务。但是，原审法院同时认为“本案发生在2013年重阳节当天，属于景区人流高峰期。陈需枫骑行至景区环湖绿道5公里处下坡路段时，该处已经发生了另一起意外事故，景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被告在处置该事故时，应当注意到因重阳节人流量大而可能存在的危险，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如设置绕行区域或特别提示，加强对该路段游客的疏导与管理。也就是说，在5公里下坡处已经发生了事故，且人流量特别大这一特定情形中，被告的管理责任和义务应比平时更高。故本院认定被告没有尽到完全的安全管理义务，对陈某的死亡后果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从本案的事实来看，原审法院扩大了安全管理(保障)的法定限度，强加给上诉人过多的义务，使上诉人承担本不应承担的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37条是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原则性规定，只是说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该条并未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款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因未尽合理限度内的保护义务而致使他人人身损害的，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因此，责任人是否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责任承担的判断标准。
显然，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限制在上诉人可以预见的范围内。
作为一个开放性、公益性、免费性公园的管理者，考虑到重阳节人流大，上诉人已经在5公里下坡处专门安排两名安保人员要求骑行游客下车推行，不得骑行，并设置广播系统不停广播要求游客下车推行，减速慢行，注意危险。加上平时已经设置的警示牌、广角镜等措施，可以说，上诉人已经从视觉、听觉等角度多位一体地尽到了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陈某只要注意、遵循这4、5项提醒、劝阻、禁止措施中的任何一项，都不会发生本案的悲剧。陈某对上诉人的各项警示措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意孤行，这岂是上诉人所能预见的!超出可预见的范围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岂能说是合理？
实际上，因听从劝告，骑行速度慢，当时正处理的事故的游客摔倒后并无大碍，更未有生命危险，这也从侧面反映上诉人对陈某的死亡后果不应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处理前一事故时，上诉人应设置绕行区域或特别提示，加强对该路段游客的疏导与管理。关于“设置绕行区域”，显然是原审法院对红花湖绿道的情形不够了解而想当然认为该如此。红花湖绿道属于环形、近似封闭的道路，且道路并不宽敞，在人流如此大的情况下，根本不能设置绕行区域。关于“特别提示”，当时上诉人特意安排两名保安在路边用扩音器提示危险，又何尝不是特别提示。上诉人工作人员有限，人流高峰期，各个地点都要增派人手，在处置前一事故的同时，又哪来时间立即、马上设置所谓的绕行区域。
在判断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时，应当考虑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采取预防和控制风险措施所存在的困难和可行性。公共场所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是谨慎的注意义务而非宽泛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无需设、无法设安全警示标志或采取措施的，过分扩大管理者的义务，将导致滥诉现象的发生，权利与义务的不统一、风险与收益的不一致，利益保护的不均衡，最终必将导致公益性公园管理成本的不可控，进而导致公益性设施萎缩，损害惠州市民的合法利益，造成实质性的不公平。
综上，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完全的安全管理义务，进而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请贵院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针对红花湖管理中心的上诉，陈付星、潭文菊答辩称：红花湖管理中心是政府出资的事业单位，并非公益性组织。涉案事故发生的绿道原先是作为赛道设计，向公众开放后并未进行整改；只是后来由于社会公众的强烈意见才进行整改，该中心的负责人也表示经整改后事故大幅下降。红花湖管理中心在重大节日并未加强防范，现场也没有医护人员。
本案二审中，陈付星、潭文菊提交三张事发现场的照片，证明事发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经整改后事故发生率大幅降低。红花湖管理中心认为，不能确定照片的拍摄地点，即便是也只能说明是对道路的优化而不是改造，更不能证明之前的设计不达标。
本案在二审中，经本院提议，陈付星、潭文菊提出的调解意见是：红花湖管理中心至少承担20%的责任，红花湖管理中心的调解意见是：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可以基于人道方面考虑支付三万元补偿。最终，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查明，陈付星、潭文菊及红花湖管理中心对一审查明的涉案事故发生经过及造成的损失金额均无异议，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责任分担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纠纷。在涉案的造成陈雪峰死亡的事故中，涉及到三方主体的责任，即受害者陈某、陈某的监护人陈付星夫妇、绿道管理者红花湖管理中心。涉案的事故发生时间是2013年10月13日，1997年11月2日出生的陈某才刚刚年满16周岁。骑行自行车尽管是一个年满16周岁的女性可以掌握的技能，但是在红花湖绿道上骑行可能遭遇的危险，陈某是无法预见及合理处置的。特别是在事发路段已经出现他人摔伤且正在救治的情况下，陈某选择继续骑行通过并最终导致其摔倒、死亡的事实，显然说明陈某的处置方式极为不当。此外，陈某在红花湖管理中心辖区外租赁自行车，该自行车是否定期检修并符合安全标准等，以及陈某在骑行过程中没有佩戴头盔、手套等护具，也是其摔倒后伤情加重的原因之一。在骑行者不遵守景区管理规定、不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的情况下，任何景区都无法“确保绿道的安全和正常使用”。陈付星、潭文菊作未成年人陈某的监护人，在陈某选择重阳节这个人员集中的时间到红花湖骑行自行车，在其已经通过公开报道等渠道知道红花湖绿道存在诸多危险因素的情况下，一方面没有选择陪同骑行以确保安全，一方面没有尽到教育并提示陈某注意危险的责任，而是任由陈某单独进入红花湖绿道骑行，应当承担监护不力的责任。红花湖管理中心作为事发绿道的管理者责任，其是政府出资设立的事业单位，其责任就是对包括事发绿道在内的红花湖景区进行管理。管理的内容应当既包括场地、设施，也包括旅游秩序。上诉人红花湖管理中心所称一审判决加重了其作为管理人的责任、超过了其可以预见的范围，尽管红花湖管理中心在事发当天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以保障景区秩序，但是在事发路段已经发生一场骑车摔倒事故的情况下，值班人员及救护人员全力投入对该事故的处置，而未能将事故发生的情况提前在事发地前方进行提示以引起骑行人的足够注意。因此，对本案所涉及陈某摔伤致死的事故，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红花湖管理中心尽管可以得到政府拨款、获取维护管理费用及租金和停车费等等，但是并不向前来游玩的社会公众收取与景点门票类似的任何费用，是公众可以免费游玩的开放性场所。与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不同的是，红花湖管理中心只能根据批准的人员编制、规定的用途安排工作人员和使用资金使用等方面并不具备自主权。因此，红花湖管理中心作为管理人在已经针对事发当天为重阳节游客较多而采取应对必要措施的情况下，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应当减轻。上诉人陈付星、潭文菊所称红花湖景区不是免费景区没有证据支持，其认为红花湖管理中心疏于防范尽管属实但不是导致陈某骑行摔倒的根本原因。综合以上方面的因素，一审法院作出的陈付星一方应当自负90%责任、红花湖管理中心承担10%责任的处理，基本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付星、潭文菊和上诉人红花湖管理中心的上诉主张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其判决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由上诉人陈付星、潭文菊负担500元、上诉人红花湖管理中心各负担500元，双方分别多预交的500元由本院直接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志文
审判员 赖锦荣
审判员 郑 杰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彭科梅
黄美静
附：相关裁判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