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2515号
原告东莞市卡特尔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蔡玉琼，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刘建荣，广东沃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慧冰，广东沃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吉亿电机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许作名，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坚，男。
委托代理人柏晓俊，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莞市卡特尔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特尔公司”）诉被告上海吉亿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本案因案情复杂，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继续审理。本案于2015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卡特尔公司委托代理人刘建荣，被告吉亿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坚、柏晓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卡特尔公司诉称：2014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经销商经销合同（非排他性）》，约定原告在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有权销售被告生产制造或代理的设备。在此基础上，双方另行签订了《销售合同书》及《订货单》，向被告订购机器1784台，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1，206，237元。合同签订后，原告累计已向被告支付货款及预付款4，559，447元，但被告仅向原告交付281台，价值1，578，700元。
2014年11月28日，被告将其打印好的《付款承诺书》拿给原告员工梅某某，声称已经按合同交付全部货物，要求梅某某在《付款承诺书》上签字盖章。梅某某因此误以为被告确实已将1784台设备全部完成交付，遂签署《付款承诺书》。在签署过程中，无论是被告还是签字人梅某某均未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账，被告也未向梅某某提供任何双方业已确认的对账单或业已完成送货的送货单以核实。原告认为，《付款承诺书》系原告存在重大误解情形下签署，故原告起诉要求判令：撤销原告于2014年11月28日签署的《付款承诺书》。
被告吉亿公司辩称：2014年11月28日，原、被告对于双方2013年、2014年所有交易往来进行核对确认。《付款承诺书》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梅某某与原告一一核对后，在梅某某电脑打印之后签字盖章的。梅某某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的配偶，同时他的名字也出现在合同、送货单上，梅某某对于双方往来交易情况非常清楚。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为了逃避债务，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1日，卡特尔公司作为甲方，吉亿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经销商经销合同（非排他性）》。合同第一条经销关系约定，甲方有权依本合约销售乙方所生产制造或代理之变频器、伺服电机及永磁同步电机等产品，甲方即成为乙方广东省地区指定经销商；经销期间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第二条订货程序约定，对于未来三个月的销售计划，甲方应于三个月内下单订货，订单应当以书面方式发出，乙方应当于收到订单次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回复甲方进行确认，经乙方回复确认，买卖合同即成立。合同第三条交货方式及运费约定，乙方送货的，甲方应签署收货单据，同时甲方应提供其企业法人代表的书面授权书给乙方，明确规定授权可以签字收货的职员名单；甲方自提的，甲方签署收货单据即视为乙方已完成交货；由乙方代办运输的，乙方将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即视为交货，甲方除应事先付清代办运输费外，还应提供甲方企业法人代表授权的人员所签署的收货单据交运输人带回乙方。合同第九条第四款约定，本合约及依本合约发生的买卖合同发生争议，甲乙双方无法协商解决的，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审理中，卡特尔公司向本院确认，在实际送货过程中，在送货单中列明相应送货地址或收货人，并未出具上述合同约定的书面授权书。
另查明，自2013年6月28日至2014年9月25日期间，吉亿公司与卡特尔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书》共计23份，卡特尔公司向吉亿公司发送《订货单》共计5份，均由卡特尔公司向吉亿公司采购驱动器、伺服电机等货物。其中，5份《订货单》尾部由卡特尔公司盖章，梅某某签字。以上《销售合同书》及《订货单》合计总标的额为6，229，710元。吉亿公司已向卡特尔公司开具总金额为6，229，71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卡特尔公司已向税务部门办理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手续。审理中，吉亿公司向本院陈述，梅某某是卡特尔公司法定代表人蔡玉琼的配偶，是卡特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是《订货单》的下单人及部分货物的签某人。卡特尔公司向本院陈述，梅某某与其法定代表人蔡玉琼没有办理结婚证，但确实以配偶身份一起生活过。
2014年11月28日，卡特尔公司向吉亿公司出具《付款承诺书》一份，列明：“我司总共目前欠贵司2，453，363元，我司目前已提供房产抵押相关材料，以增加我司出货信用额度；针对目前所欠2，453，363元，我司做如下汇款承诺：1、2014年12月3日前付40万元；2、2014年12月31日前付50万元；3、2015年1月30日前付30万元；4、2015年2月28日前付20万元；5、2015年3月30日前付30万元；6、2015年4月30日前付30万元；7、2015年5月30日前付清剩下余款。8、付款形式均已现金汇款方式支付。”付款承诺书尾部由被告盖章，梅某某签字。嗣后，卡特尔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3日，2014年12月16日，2015年3月30日，2015年4月16日各支付吉亿公司200，000元，合计支付800，000元。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包括上述款项在内，卡特尔公司自2013年6月起共计向吉亿公司支付货款4，576，347元。
2015年5月8日，吉亿公司向本院提起（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348号案件诉讼，要求卡特尔公司支付货款1，653，363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院依法将该案与本案合并审理。
审理中，吉亿公司为证明其已向卡特尔公司交付价值6，229，710元的全部货物，另向本院提供与28份《销售合同书》及《订货单》相对应的送货单，并明确编号为XXXXXXXXX的《订货单》其确实只交付了38台设备，因为卡特尔公司不支付货款，故其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没有继续供货。同时，吉亿公司对本院陈述，在其代理商体系中，送货体系分为几个层次，有的是其直接向代理商送货，有的是按照代理商的指示将货物交付代理商的客户，还有将货物先交付给其大的代理商，再由大的代理商交付给具体的代理商；本案中送达深圳市宝安区的地址是其他代理商的地址，再由其他代理商交付给卡特尔公司；另外，还有按照卡特尔公司的指示向案外人交付货物的。卡特尔公司对吉亿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非卡特尔公司东莞市长安镇宵边万和街XXX号地址的部分送货单不予认可，认为其未收到相应货物。
上述事实，有《经销商经销合同（非排他性）》、《销售合同书》、《订货单》、送货单、《付款承诺书》、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但原告主张其在重大误解情形下出具了《付款承诺书》，故请求撤销。对此问题本院作如下阐析：
首先，卡特尔公司系吉亿公司的经销商，卡特尔公司向吉亿公司采购货物后需再对外出售。虽然《经销商经销合同（非排他性）》第三条约定卡特尔公司应出具书面授权书明确授权收货的人员名单，但卡特尔公司亦确认，在实际送货过程中其并未出具书面授权书。故在实际送货时，吉亿公司将货物直接交付卡特尔公司指定的案外人签某亦符合常理。
其次，吉亿公司提供了与28份《销售合同书》及《订货单》相对应的所有送货单，货物总价值为6，229，710元，且卡特尔公司已将吉亿公司向其开具的总金额为6，229，71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部门办理了认证手续。从以上证据及事实可以认定，吉亿公司已向卡特尔公司交付了6，229，710元的货物。扣除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的已付款4，576，347元，卡特尔公司尚欠吉亿公司货款1，653，363元。
再次，梅某某在5份《订货单》尾部签字，并签某了部分送货单，卡特尔公司亦确认梅某某与其法定代表人蔡玉琼以配偶身份一起生活，故梅某某对于原、被告之间的具体交易往来应当清楚明晰。且卡特尔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书》系对于自身大标的债务的确认，在签字盖章之前理应对于具体账目进行核对。卡特尔公司称其在未核实具体数额的情况下仅根据吉亿公司的要求出具《付款承诺书》，显然有悖常理。同时，《付款承诺书》中确认的欠款金额2，453，363元，扣除之后支付的800，000元，得出尚欠金额1，653，363元，与吉亿公司提供的所有货物交付凭证金额扣除卡特尔公司所有已付款金额后的数额完全一致。
如上所述，能够确认《付款承诺书》符合客观事实，系卡特尔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卡特尔公司要求撤销《付款承诺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东莞市卡特尔机械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427元，由原告东莞市卡特尔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为国
审 判 员 凌吕华
人民陪审员 张俭俭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姚海萍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