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终278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夏朝阳。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仁平，浙江震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国锋。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季卫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敏，江苏润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朝阳因与被上诉人陈国锋、季卫峰船舶所有权份额转让引起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商字第00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夏朝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仁平，被上诉人季卫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敏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陈国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朝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夏朝阳一审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国锋、季卫峰承担。事实和理由：1、夏朝阳对陈国锋享有的70万元债权虽进入执行程序，但未能受偿分文。如季卫峰对此有异议，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2、在《合作承包协议》和《投资协议》中，船舶实际所有权人均约定了430万元的转让价格，足以证实股权转让发生时33%船舶的市场价。如被上诉人对该交易价格有异议应当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认定化学品船的市场价值受航运市场不景气影响降幅较大系主观认识错误。3、撤销权之诉无需第三人知晓债务人转移财产将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为必备要件。无论季卫峰是否知晓，只要陈国锋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其股权损害了债权人夏朝阳的利益，夏朝阳均有权向法院申请撤销。
季卫峰辩称：季卫峰获得案涉船舶33%股权，支付的对价是4952615.75元，高于股权原始价格430万元。案涉船舶有另外两位股东，季卫峰是在另外两位股东不同意内部转让股权的前提下，在陈国锋面临案涉股权被司法拍卖的情况下，应陈国锋的请求，在代付相应执行款，并结清之前的债务后获得案涉船舶股权的。故季卫峰支付了合理对价，不存在夏朝阳所说的明显低价转让的情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夏朝阳一审诉讼请求：1、撤销陈国锋、季卫峰于2014年3月12日签订的《代付款及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中对“舟通8”轮股权70万元部分的转让，并恢复至陈国锋名下；2、本案诉讼费由陈国锋、季卫峰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6日，舟山通洲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洲公司）、张义发、陈国锋签订《合作承包协议》，称对原“旗胜8”轮、现“舟通8”轮股份及合作方式明确如下：1、“舟通8”轮实际所有权人为通洲公司、张义发、陈国锋三方平均享有，为办理转港需要，委托通洲公司与南京江海油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旗胜8”轮买卖合同。2、“舟通8”轮经营管理由通洲公司、陈国锋全权负责，盈亏及各项经营管理费用、保险、修理费用等所有费用由通洲公司、陈国锋全部承担，与张义发无关。3、通洲公司、陈国锋以固定方式向张义发支付投资回报，每月回报率为1.5%，年回报率18%。
通洲公司、张义发、陈国锋购得“旗胜8”轮后进行了登记，舟山海事局于2010年7月7日签发的登记号码为070310000305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显示：“舟通8”轮系船籍港为舟山的散装化学品船，原船名“旗胜8”，原船籍港为南京，现船籍港舟山，取得所有权日期为2010年6月11日，船舶所有权人为通洲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袁信军）。
2010年11月1日，陈国锋与夏朝阳签订《投资协议》约定：1、“舟通8”轮所有人及经营人均为通洲公司，总投资额为1290万元，现期租给舟山卓远船务有限公司使用，月租金39万元。2、对于陈国锋在“舟通8”轮中占有33.3%的股权，即430万元，夏朝阳认购股份100万元，其中50万元为现金出资，另50万元为银行贷款出资（“舟通8”已在舟山工行营业部办理了抵押，按股权比例陈国锋享受贷款额度200万元，其中50万元转让给夏朝阳，并由夏朝阳承担该50万元的贷款利息）。3、夏朝阳按股份比例享受与陈国锋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因该船为期租模式经营，每月按租金扣除船员工资、保险费、年修等费用后实际所得利润分红，陈国锋将分红所得按夏朝阳股份比例扣除50万元银行贷款利息后每季一次汇给夏朝阳指定账户。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生效。协议签订后，因陈国锋此前欠夏朝阳18万元，夏朝阳于2010年11月23日向陈国锋支付了投资款32万元，即已按《投资协议》履行了出资义务。后陈国锋称要还银行贷款，夏朝阳于2011年10月21日汇款20万元给陈国锋。夏朝阳向陈国锋支付的投资款共计70万元，但陈国锋仅向夏朝阳支付了投资收益2万元。
2014年3月12日，陈国锋与季卫峰签订《代付款及股权转让协议》，称因陈国锋对外欠款诉讼，就季卫峰代陈国锋支付对外相关欠款并与陈国锋结算相互间债权债务，陈国锋挂靠在通洲公司名下的“舟通8”轮三分之一股权转让给季卫峰等事宜约定如下：1、陈国锋需要季卫峰对外代付的款项项目及金额：经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调解的应支付给通洲公司的借款本息1066715.75元，以及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调解的应支付给李文钦的借款本息1720900元。2、陈国锋结欠季卫峰的借款本息2165000元。3、季卫峰代付完毕后，陈国锋将挂靠在通洲公司名下的“舟通8”轮三分之一股权以430万元转让给季卫峰，以冲抵季卫峰代付款及前述欠款。股权转让后，陈国锋、季卫峰之间因代付款及之前欠款产生的债权债务消失。4、股权转让后，季卫峰应承担“舟通8”轮自2014年1月1日起的债权债务。
2014年3月14日，通洲公司、季卫峰、张义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舟通8”轮股份及合作方式明确如下：1、“舟通8”轮原股份所有人为通洲公司、张义发及陈国锋，现陈国锋已将其享有的“舟通8”轮三分之一股权转让给季卫峰，通洲公司、张义发已同意季卫峰成为该轮的所有人之一，“舟通8”轮现所有权人为通洲公司、张义发、季卫峰三方，股权平均持有，各占三分之一。2、原通洲公司、张义发、陈国锋与舟山卓远船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光船租赁合同》继续履行至2015年12月31日止，陈国锋在该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由季卫峰享有和承担。
因陈国锋未依约支付投资收益，且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季卫峰，夏朝阳于2015年4月17日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其与陈国锋签订的《投资协议》，并由陈国锋返还投资款70万元，支付投资收益51.86万元。宁波海事法院于2015年7月3日作出（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确认因陈国锋已将其所有的“舟通8”轮股权全部转让给季卫峰，夏朝阳与陈国锋之间的《投资协议》因投资标的消失已实际解除，并判令陈国锋向夏朝阳返还投资款并支付投资收益。该判决已生效，夏朝阳亦就该判决在宁波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2014年3月12日，季卫峰代陈国锋向李文钦偿还了欠款170万元，李文钦出具收条予以确认，并承诺放弃剩余款项，相应执行案件终结。同时，季卫峰还代陈国锋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了执行费20900元。2014年3月14日，季卫峰又代陈国锋向通洲公司偿还了欠款1094757元。季卫峰系陈国锋之妹夫。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所有权份额转让引起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陈国锋与季卫峰签订的《代付款及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有效，且已实际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国锋与季卫峰之间的涉案财产转让是否具有可撤销权。
（一）关于夏朝阳可行使撤销权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夏朝阳对陈国锋享有的债权，虽经宁波海事法院（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但夏朝阳已就该判决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债权未能实现及未能实现的债权数额。因此，夏朝阳诉请撤销陈国锋的涉案财产转让中价值70万元的部分，缺乏充分事实依据。
（二）夏朝阳主张的撤销权能否成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情形包括：1、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2、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本案中，首先，季卫峰代陈国锋向通洲公司、李文钦偿还的款项以及代缴的执行费共计2815654元，故陈国锋向季卫峰转让涉案财产不属于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形。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明显不合理低价”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虽然涉案协议规定陈国锋享有的“舟通8”轮三分之一股权价值430万元，但该价值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就船舶而言，在使用中必然发生折旧，价值降低，且受此前数年航运市场不景气的影响，此类船舶的市场价值降低幅度较大。因此，即便在陈国锋将涉案船舶三分之一股权转让给季卫峰时，季卫峰仅代陈国锋偿还对外欠款2815654元且对陈国锋无其他债权，也无法据此认定该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的百分之七十，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此外，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季卫峰在受让涉案船舶股权时，知道夏朝阳对陈国锋享有债权，案涉转让行为将对夏朝阳的债权造成损害。综上，即使不考虑夏朝阳对陈国锋享有的债权数额这一基础，夏朝阳诉请撤销陈国锋与季卫峰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夏朝阳提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夏朝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夏朝阳提交了三份证据：1、武汉海事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武海法执字第00666号之一。拟证明：夏朝阳通过执行程序从陈国锋处受偿11234.13元，尚有100多万没有执行到位。2、舟山通洲船务有限公司的证明一份（扫描件）。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各自的股权价值为430万元。3、季卫峰自2014.3-2016.12通过案涉船舶取得的分红情况（扫描件）。拟证明：季卫峰一直按照股权430万元分红的，收益比较稳定。
季卫峰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和内容没有异议，但是该裁定书仅认为陈国锋暂无财产执行，并非没有财产执行，夏朝阳有义务继续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有财产的线索。案涉船舶股权并非陈国锋的财产。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夏朝阳的观点。船舶33%股权原值430万元，但在2014年3月12日，市场价是否值430万元，没有证据认定。如果该时间点33%股权市场价值430万元，船舶另外两股东完全有优先购买权。季卫峰与陈国锋签订的协议明确是以495万的对价获得33%的股权。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仅凭利润分配的金额不能反映出船舶股权的市场价，而且该表中可以看出利润分配并非完全连续一致，也有市场波动。
本院认证意见：季卫峰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在处理意见部分予以评述。
季卫峰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含：1、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2、陈国锋向陈海虹出具的50万元借条；3、2017.8.16陈琴的书面证词和身份证复印件；4、2013.11.1-2014.2.2陈琴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5、陈国锋2017.10.4出具的书面证明。该组证据拟证明季卫峰借款陈国锋50万元的事实。第二组证据包含：1、2003.11.18入股经营合同（联营合同）；2、2003.11.18授权委托书；3、2005.2.12季卫峰与陈国锋签订曙光1号承包协议；4、2005.10.23陈国锋向陈海虹出具借条70万元和还款计划书；5、2017.9.21南京江海油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组证据拟证明季卫峰入股曙光1号的经过，并将船舶出让款转为借款的相关事实。两组证据共同证明季卫峰与陈国锋结清216万债权债务的相关事实。
夏朝阳对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1、关于民生银行借款业务回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关于陈国锋向陈海虹出具的50万元借条，该证据在一审时已经提交过，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仅仅证明了陈国锋此时向陈海虹提出50万元借款的合意，陈海虹是否真实向陈国锋交付了50万元，季卫峰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进行证明，对于该笔业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3、对于2017.8.16陈琴的书面证词和身份证复印件，该证据从形式上来说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现在证人并未出庭，季卫峰无法证明其言语的真实性。4、对于2013.11.1-2014.2.2陈琴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对证明力有异议，上述取款不能证实是由陈国锋所用，仅仅证明有取款记录，与本案无关。5、对于陈国锋2017.10.4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陈国锋的证明与其在一审时的当庭陈述和夏朝阳提交的录音证据相悖，应当以其一审陈述为准。
夏朝阳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于2003.11.18入股经营合同（联营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2、对第2、3份证据质证意见同第1份证据。3、对第4份证据，一审时已经提交过。该两份证据的出具时间均为2005.12.23，出具借条在前，还款计划在后，能够证明当时是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而产生的还款，并非基于陈国锋和季卫峰之间的股权纠纷而产生的借贷，季卫峰无法证明其所述内容的真实性。4、对第5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夏朝阳对内容不知情，不发表意见，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意见：除书面证言外，夏朝阳对两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在处理意见部分予以评述。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季卫峰提交的书面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争议的问题是陈国锋与季卫峰订立的《代付款及股权转让协议》中70万元的部分能否撤销。根据诉辩观点，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一）夏朝阳是否具有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资格；（二）季卫峰获得案涉股权是否支付了合理对价。对此，本院作如下评判：
首先，对夏朝阳是否具有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资格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宁波海事法院的生效判决（2015年7月3日），夏朝阳与陈国锋就案涉船舶的投资协议因投资标的消失已实际解除，陈国锋因此向夏朝阳负有返还投资款70万并支付投资收益的义务。自此，夏朝阳成为陈国锋的债权人。夏朝阳亦明确其债权确立的时间是宁波海事法院的判决生效之日。而陈国锋与季卫峰的股权转让协议订立于2014年3月12日，早于夏朝阳成为陈国锋债权人的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根据该法条的文意，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系已经具有债权人地位后，对债务人的行为行使撤销权。而本案债务人陈国锋的转让行为发生在夏朝阳债权确立之前，不符合该条的适用条件。据此，夏朝阳对陈国锋享有债权的范围、夏朝阳能否从宁波海事法院判决的执行程序中实现债权对本案的处理均无实质影响。
其次，对季卫峰获得案涉股权是否支付了合理对价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季卫峰对外代陈国锋支付相应款项的事实。有争议的是陈国锋与季卫峰之前欠款产生的债权债务。本院认为，按照陈国锋与季卫峰的股权转让协议，季卫峰获得案涉股权的对价包括两类：两笔对外代付款项和陈国锋与季卫峰之前欠款产生的债权债务。该协议已明确表明，股权转让后，陈国锋与季卫峰因代付款及之前欠款产生的债权债务消失。该协议作为证据，其本身就可以证明股权转让对价不仅有对外代付款，还有双方之前因欠款产生的债权债务。结合季卫峰在一审、二审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证明陈国锋通过转让案涉股权的方式，将其之前对季卫峰的债务予以消灭。故季卫峰获得债权的对价远超过一审认定的对外代付款金额。即便将案涉船舶33%的股权按照430万元计算，季卫峰支付的对价也超过了该价格的70%（301万）。夏朝阳关于陈国锋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如前文所述，案涉股权转让时夏朝阳尚未成为陈国锋的债权人，遑论季卫峰知道受让股权会对夏朝阳造成损害。夏朝阳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季卫峰受让股权具有恶意。故夏朝阳关于季卫峰以不合理低价受让债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夏朝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夏朝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江
审判员 欧海燕
审判员 戴启芬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马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