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威商终字第3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山。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晓林。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艳军。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立民。
以上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璇，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祖存。
委托代理人：龙海，山东伟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志山、张晓林、高艳军、高立民因与被上诉人谷祖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威高商初字第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0月28日，原告王志山、张晓林、高艳军、高立民诉称，2011年9月至10月间，四原告经中间人高新华介绍，以每吨2500元的价格将当年种植的271.69吨牛蒡出售给被告谷祖存，并按双方口头协议的约定，将上述牛蒡通过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王婆配货站运送至被告谷祖存指定的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某村冷库。但被告谷祖存一直拖欠牛蒡货款不付，请求判令被告谷祖存给付四原告牛蒡款679225元。
被告谷祖存辩称，被告与案外人高新华多年来存在收购桔梗业务关系。2011年，被告口头委托高新华在内蒙古赤峰市租赁200亩地用于种植牛蒡，被告购买了牛蒡种子，联系了技术员到赤峰当地指导种植，并陆续以现金和汇款等方式支付高新华47.5万元，由其支付土地租金、人工费，购置地膜、化肥等，牛蒡收获后再由高新华联系货运，送至山东临沂市苍山县庄坞镇涌泉后村，由付可举进行加工。被告虽然收到过高新华运送到临沂的9车鲜牛蒡，但该牛蒡均是被告自己承租的土地生产，与四原告无关，被告与四原告间不存在买卖牛蒡合同关系，故拒绝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查，案外人高新华（曾用名高立军）是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王营子村人，多年前即与被告谷祖存存在买卖桔梗关系，高新华在赤峰市当地收购桔梗，再卖与被告谷祖存。
2012年11月27日，高新华与范守军及原告王志山、张晓林、高艳军、高立民到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报案，该局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中的报案内容记载：“高新华报案称，2011年10月，山东威海的谷祖存让高新华在赤峰地区代收牛蒡，约定每吨2500元，另外每吨给高新华200元手续费。高新华从王志山处赊购196.69吨，欠款476725元；从张晓林处赊购48吨，欠款12万元；从高艳军处赊购20吨，欠款5万元；从范守军和高立民处赊购13吨，欠款3.25万元。高新华将收购的277.69吨牛蒡通过锦山镇王婆配货站发到谷祖存指定的山东临沂付可举的保鲜库，经付可举真空包装加工后被谷祖存拉走，谷祖存以牛蒡部分腐烂、未能全部售出为借口，拒不支付货款。”喀喇沁旗公安局于2012年12月12日决定对谷祖存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13年1月7日，威海市公安局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民警在被告谷祖存的住所将其抓获，移送给喀喇沁旗公安局。谷祖存于2013年1月14日被刑事拘留，其向喀喇沁旗公安局交纳了60万元涉案资金款、10万元保证金，于2013年1月17日被取保候审。喀喇沁旗公安局经侦查以谷祖存涉嫌合同诈骗罪移送审查起诉，喀喇沁旗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4年3月20日决定对谷祖存不起诉。2014年4月8日，原告王志山、张晓林、高艳军、高立民诉至喀喇沁旗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谷祖存给付牛蒡货款679225元。被告谷祖存提出管辖权异议，喀喇沁旗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其异议成立，案件移送原审法院审理。四原告提起上诉，内蒙古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遂移送至原审法院。
另查，原告高艳军系高新华胞弟，原告高立民系高新华远房哥哥，原告王志山系高新华表弟。
四原告关于其与被告谷祖存之间建立买卖牛蒡口头合同关系的经过，在本案中述称，其与被告谷祖存是通过高新华认识，2011年中秋节后，被告谷祖存到赤峰收购药材时，原告张晓林、高艳军、高立民曾与高新华、被告谷祖存一起吃饭，谈到四原告当年种植了大片牛蒡，高立民谈到买卖牛蒡事宜，具体价格是原告事后直接与谷祖存商定的，没有他人在场，看在谷祖存与高新华之间的关系上，四原告以每吨低于市场价500元即2500元的价格卖与被告谷祖存。这一口头买卖关系是四原告与被告谷祖存直接建立的，没有高新华从中作介绍或者代理，高新华与谷祖存之间也存在买卖牛蒡关系，但并非四原告的诉请，配货、发货也是四原告与王婆配货站直接电话联系，王婆配货站是否又联系了其他配货站，原告不清楚，当时没有书面配货单，原告提交的配货站协议书是与被告发生纠纷后，到配货站查找单据时，配货站提供的。收货人是被告谷祖存指定的山东临沂一冷库，冷库的负责人付士金出具了收货条。
原告王志山在公安机关调查时称，其通过高新华认识被告谷祖存，接触过两次，没有谷祖存的联系方式。他出资60多万元，通过高新华承包了300多亩地种牛蒡，山东的谷祖存联系高新华说要收购牛蒡，高新华告诉说每吨2500元，这样王志山地里出的190.69吨牛蒡都让高新华收走了。高新华告诉王志山，谷祖存答应2012年1月给钱，直到4月也没给钱，王志山就找高新华，让他找谷祖存要钱，谷祖存找各种理由不给钱，高新华就和他们一起报案了。原告张晓林在公安机关述称，他租了52亩地，高新华让他种牛蒡，说他有销路、有种牛蒡的机器，种子也是高新华卖给他的。牛蒡成熟后拉到高新华家，共48吨，每吨2500元，价格是高新华定的，同意就留下，不同意就拉走，张晓林打听过别人，这个价格是高价，外地价格在2300元-2400元，所以张晓林就同意把48吨牛蒡赊销给高新华。张晓林找高新华要钱时，高新华说他把这些牛蒡都卖给山东威海的谷祖存了，他还从王志山、范守军、高艳军、高立民处一共收购了679225元的牛蒡，都卖给谷祖存了，谷祖存没把货款给他。后来张晓林怀疑高新华得到钱不给他，高新华就把谷祖存的电话给张晓林，张晓林给谷祖存打电话，谷祖存称没有给高新华结算，他从高新华手中收的牛蒡跟张晓林说不着。原告高艳军在公安机关称，被告谷祖存来过牛家营子镇让高新华帮他收购过桔梗。2011年，高艳军种了20多亩牛蒡，10月份成熟后找车拉到高新华家，说好每吨2500元，共20吨，过完秤就回家等着，过了阳历年去找高新华要钱，高新华说都卖给谷祖存了，还有其他人的牛蒡，一共679225元，谷祖存也没给他钱，后来报案了。牛蒡的价格是高新华定的，同意就留下，不同意就拉走，高艳军打听过，当时山东的价格在2200元-2300元，所以高艳军同意把20吨牛蒡赊销给高新华。原告高立民在公安机关称，他不认识谷祖存，也没见过面，没找谷祖存要过钱，就是找高新华要钱，高新华再找谷祖存要钱。在公安机关的另一报案人范守军称，其与高立民是朋友关系，一起做买卖，范守军通过高立民认识了高新华。2011年10月份，高新华找到他和高立民，说给山东的谷祖存收购牛蒡，每吨2500元，这样共从范守军和高立民手中收购了13吨牛蒡，一直没给钱，找高新华要钱，高新华就说谷祖存拖着不给钱，后来联系不上谷祖存了，高新华找上他们几个一起报案了。范守军称不认识谷祖存，也没见过面。
四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供了“配货站协议书”7份，用以证明原告的发货情况。该协议书均为印刷的表格式文本，旁边标注协议书共三联，第一联为存根联，系白色单据，第二联为承运方联，系蓝色单据，第三联为发货方联，系粉色单据。表格中设有必要的配货内容栏，还有车主签字、车主收费后签字、发货人签字、收货人签字、配货单位盖章等栏目。该7份单据中，发货人签字、收货人签字栏均为空白，其中1份系白色单据，无印章和配货站名称，装货时间为2011年10月14日，车主及驾驶员姓名为“张木华”，货物名称“牛棒”，发货人栏未填写，收货人姓名为“谷”，卸货地址为山东临沂，重量不少于30吨。另外6份系蓝色单据，其中2份盖有“喀喇沁旗王婆空车配货站”（以下简称“王婆配货站”）专用章，装货时间分别为2011年10月13日和23日，车主分别为赵海龙、“张目华”，货物名称“牛棒”，发货人为张老板、高老板，收货人均为谷老板，卸货地址为山东临沂，重量均为“保30吨”；另外4份盖有“赤峰石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峰物流公司”）财务专用章，装货时间分别为2011年10月22日、10月27日、11月10日和11月31日，3份车主为尹祥臣、1份车主为宋建彬，驾驶员分别为赵振东、徐福阳、宋建彬、徐福阳，发货人均为“高利民”，货物名称“牛蒡”，收货人均为谷老板，卸货地址均为山东临沂，重量分别为32.69吨、33吨、33吨、34吨。以上7份协议书货物重量共计222.69吨。
被告谷祖存对原告提供的“配货站协议书”质证认为，所显示的内容并非协议，无法证实发货人与四原告的关系，且收货人没有签收，亦不能证实该货物系由被告或被告指定的人员接收；配货协议书中有4份盖有石峰物流公司印章、1份无印章只在车主签字处签有“张木华”字样，只有2份盖有王婆配货站章，这与原告诉称货物均由王婆配货站发出不符，所加盖的财务专用章也不符合盖章要求。故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原、被告间存在买卖关系。
原告诉至喀喇沁旗人民法院时，曾向该院提供了8份“货物运输协议书”复印件，表格名称和印制格式均与提供给原审法院的“配货站协议书”不一致，但表格印制的栏目基本一致。因是复印件，无法确认协议书的颜色，亦无法确认系协议书的第几联，均未加盖印章，但配货单位盖章处签有“王婆”字样，装货时间分别为2011年10月13日、10月14日、10月22日、10月23日、10月27日、11月10日、11月17日、11月30日，车主姓名分别为赵海龙、张目华、尹祥臣、宋建彬，货物名称均为“牛棒”，发货人均为高新华，收货人均为“谷老板”，卸货地址均为山东临沂，重量28-34吨不等，共计252.69吨。
根据原告的申请，原审法院还依法调阅了由喀喇沁旗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现存于喀喇沁旗人民检察院的侦查卷宗。卷内有高新华作为提供人，向喀喇沁旗公安局提供的“货物运输协议书”复印件8份，与四原告向喀喇沁旗人民法院提供的“货物运输协议书”复印件完全一致，与四原告向本院提供的“配货站协议书”不一致。
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对王婆配货站的经营者王秀兰进行了调查，其认可原告向喀喇沁旗人民法院提交的8份货物运输协议书系该站出具，认可四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7份配货站协议书中盖有该站印章的2份系该站出具，否认其他协议书与该站有关，否认曾向其他物流公司分流牛蒡的货运业务。王秀兰认可的2份配货站协议书经与8份货物运输协议书对照，有时间和车主姓名相符的货物运输协议书相对应，但发货人不同，配货站协议书的发货人分别是“张老板”和“高老板”，货物运输协议书中的发货人均为“高新华”。
原告为证明被告的收货情况，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署名付士金的手写收货条复印件12份，原告称其只有复印件，原件存于公安机关卷宗。收货条落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9月20日、9月23日、9月26日、9月30日、10月2日、10月6日、10月10日、10月14日、10月18日、10月21日、10月24日、10月28日，内容为收到内蒙赤峰高新华运来（配送）（加工）鲜牛蒡32-34吨不等，12份收货条数量共计397吨。被告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证据显示的是以付士金名义收到高新华配送的牛蒡，与原、被告无关。高新华在原审法院调查时称，其不认识付士金，亦不持有上述单据。经原审法院调阅谷祖存涉嫌合同诈骗案的侦查卷宗，卷内没有付士金的收货条，亦没有公安机关调查付士金的材料。
四原告为证实其所买卖牛蒡的价格，提供了“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中药材种植经销商会”出具的“牛营子中药材市场药材协会2010年至2012年中药材价格表”，该表显示牛蒡2010年每公斤10-12元，2011年5-7元，2012年4-5元。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内容无异议，但认为原、被告间如存在买卖牛蒡合同关系，应以双方的约定作为价格认定依据。
对于被告谷祖存关于其通过高新华在赤峰承租土地种植牛蒡的陈述，高新华予以否认。该案在审理过程中，依法对高新华进行了调查，高新华称，其认识谷祖存有八九年了，他为谷祖存收过桔梗，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收牛蒡的事情与他无关，他不清楚原告等个人如何租地种植牛蒡的，他本人不种植牛蒡，也没向原告收购过牛蒡，原告与谷祖存协商牛蒡价格时，他不在场，具体发货事宜高新华也不清楚，但帮忙联系过司机。高新华向付可举购买了打沟机给原告用，原告欠其机器租用费，高新华还找付可举联系了技术员来赤峰指导原告种植牛蒡。之所以跟原告一起到公安机关报案，是因为原告以为高新华与谷祖存一起合伙坑骗他们，另外原告找不到谷祖存家，高新华知道谷祖存的住址。
高新华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称，谷祖存只是通过他在赤峰收购牛蒡，不参与种植，四原告自己承包土地种植牛蒡，高新华通过谷祖存介绍，向山东省临沂市仓山镇庄乌村付可举购买了挖沟机提供给他们用，并通过付可举从当地找来两个技术员到赤峰指导种植，技术员的工资是高新华付的。
被告谷祖存提供了其委托代理人龙海律师调查付可举、付可芳、黄建海的证言、黄建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徐州冠鹏食品有限公司的书面证明。付可举称，其以前就因业务关系认识被告谷祖存，2011年初，谷祖存告诉他在赤峰租了200亩地种植牛蒡，让他加工，谷祖存还通过付可举联系聘用付可芳到赤峰进行技术指导；付士金是和付可举一个村的，无业，谷祖存要收牛蒡时，付可举帮忙联系了付士金等人到赤峰操作机器；由于虫害造成损失，5月份，付可举还帮助谷祖存买了部分牛蒡种子补苗；10月-11月份，从赤峰陆续运来8车牛蒡，毛重大约200吨，加工后的成品不到180吨，质量都不好，产量也低；谷祖存自己收货、验货、付运费；当年临沂最好的牛蒡每斤0.5元。付可举的证言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基本一致，但其在公安机关称，牛蒡当时每吨2000元左右和不到2000元；其没见过高新华，但通过电话，谷祖存和高新华先后打电话给他买打沟机，高新华说他就是谷祖存说的要买打沟机的人，高新华给付可举汇了款；买牛蒡种子也是谷祖存和高新华先后给他打电话；由于谷祖存认为赤峰发来的牛蒡数量不对，怀疑付可举派去的人和高新华偷他的牛蒡，付可举和谷祖存吵了一架，谷祖存就把另外一车牛蒡运到别处加工了，所以付可举共加工了8车。付可芳证实，谷祖存在赤峰租了200亩地种植牛蒡，当地人不会种，2011年清明节时，其经同村付可举介绍，到赤峰给谷祖存干活，当地人高新华帮谷祖存管理，发货时也是姓高的在那边负责；付可芳在赤峰干了40多天，到10月份出牛蒡时，付可芳又去赤峰帮着谷祖存监督发货，这次大概五六天，谷祖存把工资都发给他了。付可芳的证言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基本一致，但其在公安机关称，高新华支付了他43天的工资5000元，并为高新华出具了收条，种牛蒡用的水带、汽油机、铁锨等工具是高新华付钱买的；他听付可举说谷祖存在赤峰有200亩地中牛蒡，他以前不认识谷祖存，在赤峰指导时，谷祖存曾到牛蒡地里去过一次，高新华介绍说这是谷老板他才认识，谷祖存对他说“你多费费心，把牛蒡种好”；他从赤峰回来后，高新华曾打电话问过他们这边牛蒡的市场行情，付可芳说好的每斤6-7角，次的每斤3-4角；在出牛蒡的时候，谷祖存又给了他700-1000元路费，到赤峰教高新华他们挖牛蒡。黄建海和徐州冠鹏食品有限公司的证明均证实，2011年11月份，谷祖存妻子崔雪梅给黄建海打电话，说谷祖存在赤峰租了200亩地种植牛蒡，让他帮着买牛蒡种子，同时他还帮高新华买过牛蒡种子，崔雪梅给他汇款2万元，高新华汇款1万元，他把种子都邮寄给了高新华。上述证言与其提供给公安机关的证明内容一致。
被告谷祖存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其自2011年3月至2011年11月间通过其妻崔雪梅农业银行卡号62×××10向高新华农业银行卡号62×××13转账、现金交付等方式，付给高新华种植牛蒡相关费用47.5万元的明细。高新华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认可期间收到谷祖存交付的大部分款项，但称上述款项均系谷祖存偿还欠其桔梗款，并因此其与谷祖存之间的桔梗款项全部清偿。在原审法院依法向其调查时称，其现在已记不清每笔款项的支付情况，但认可谷祖存提供给公安机关的付款明细属实。
除支付上述款项外，被告谷祖存还主张其为在自己承租的土地上种植牛蒡，曾向江苏徐州冠鹏食品有限公司黄建海购买了2万元牛蒡种子，由黄建海直接发往赤峰给高新华。黄建海对此予以证实，高新华亦予以认可，但称因谷祖存拖欠其桔梗款，垫付的2万元种子款用以冲抵桔梗款。高新华称自己另外还向黄建海购买了1万元牛蒡种子，向付可举购买了部分牛蒡种子。黄建海对此予以证实。高新华称上述牛蒡种子均卖与四原告。
被告谷祖存在本案和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均否认与四原告间存在买卖牛蒡关系，但其曾在公安机关讯问时表述过：高新华把谷祖存自己地里的230吨牛蒡和高新华自己的牛蒡30吨发到付可举的加工厂，谷祖存听说高新华把谷祖存地里的100吨牛蒡卖给了别人，很生气，因此高新华那30吨牛蒡钱一直没给他；2011年好的牛蒡价格是每吨2600元，差的是1000多元，扣除加工费、保险费、运费等费用，还欠高新华不到1万元；高新华共发了9车牛蒡到临沂，除了第4车发到张玉同的冷库，其余8车都发到付可举的冷库，共约260余吨；谷祖存听高新华说第一车货里有高立民12吨、高艳军4.45吨，第二车里有高艳军2.3吨，最后一车货是高新华的22吨，但张晓林说这车货是他的，上述共计40.75吨，这些牛蒡款还没有付，因为跟高新华之间根本没有定过价，其余的货都是谷祖存自己的。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四原告主张其与被告谷祖存之间存在口头买卖牛蒡合同关系，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对合同的成立及履行负有举证责任。从原告的陈述来看，其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和其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前后矛盾，存在明显差异，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与其他相关证人的陈述吻合程度较高，而其在本案中的庭审陈述则与其他证据的矛盾点众多；被告谷祖存在与原告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方面的陈述一直比较稳定，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期间和本案审理期间，均称其通过高新华在赤峰承租土地种植牛蒡，与原告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其用以证明发货给被告的“配货站协议书”，仅有2份是其述称的王婆配货站出具，但与其提供给喀喇沁旗人民法院的“货物运输协议书”以及高新华提供给喀喇沁旗公安局的“货物运输协议书”不一致，而原告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发货人是高新华，原告的证据无法证实发货人是原告；原告提供的收货条既非被告出具，亦无证据证明系被告指定的人员出具，而收货条的内容却再次证明发货人非原告；从原告主张的牛蒡重量来看，原告述称其通过配货站运给被告的牛蒡重量（271.69吨）与其向原审法院提供的配货单据所载重量（222.69吨）、与其提供的署名付士金的收货重量（397吨）均不一致，也与其向喀喇沁旗人民法院提供的配货单据所载重量（252.69吨）、即高新华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配货单据所载重量不一致。综上，四原告的述称及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将271.69吨牛蒡交与被告，即不能证实其与被告间存在买卖牛蒡合同关系，被告不负有向原告支付牛蒡货款的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牛蒡款679225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志山、张晓林、高艳军、高立民要求被告谷祖存给付牛蒡货款679225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96元，财产保全费3916元，共计9212元，均由四原告负担。
上诉人王志山、张晓林、高艳军、高立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口头买卖牛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2013年1月15日的讯问笔录第2页倒数第2行自认承诺单独给张晓林牛蒡款，其陈述“我给他发过短信，我说如果第九车是他自己地里的，我就单独给他支付货款”，第3页第12行自认曾经收受并加工了四上诉人发给其的牛蒡“只有第一车货里有高立民12吨，高艳军4.45吨，第二车有高艳军2.3吨，最后一车高新华22吨，合在一起40.75吨”。被上诉人曾在公安机关讯问时表述过，高新华把谷祖存自己地里的230吨牛蒡和高新华自己的牛蒡30吨发到付可举的加工厂。以上被上诉人的自认可以说明，被上诉人收到了四上诉人种植的牛蒡，说明与四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2、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赤峰承租土地种植牛蒡。租赁200亩土地却没有书面合同，不符合常理。关于牛蒡产量的说法不符合赤峰实际气候条件，王志山承租300亩土地，出产牛蒡190.69吨，张晓林承租52亩土地，出产牛蒡48吨，高艳军承租20多亩土地，出产牛蒡20吨。可见亩产不足1吨。谷祖存称其委托高新华租赁了200亩土地，发运了230吨到付可举的加工厂，又有100吨被高新华卖给他人，共330吨牛蒡，显然不符合常识，谷祖存说了谎言。从谷祖存陈述的给了高新华47.5万元投入来看，也远高于收益。因而被上诉人租赁土地种植牛蒡的说法不能成立。3、谷祖存没有履行给付价款的义务。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2013年1月13日的讯问笔录第4页第3行，“问：你把高新华地里产的30吨牛蒡出售后，将牛蒡款付给高新华了吗？答：没有……”，而被上诉人又多次声称，260吨牛蒡中大部分是他租赁的土地所产的，说明被上诉人未将款项付给上诉人。4、关于牛蒡数量，即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是260吨还是40.75吨，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有货品名称为“牛棒”、有收货人姓名为“谷”、卸货地点为山东临淄一冷库、收货人为曾受雇于谷祖存的付士金的7份运货总重量达222.69吨的《配货站协议书》。关于价格，上诉人自认当初与被上诉人约定每吨2500元，原审法院如果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也应当依据合同法规定，以“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中药材种植经销商会”出具的“牛营子中药材市场药材协会2010年至2012年中药材价格表”，2011年每公斤牛蒡5-7元来计算。综上，被上诉人将四上诉人辛辛苦苦种植的牛蒡据为己有，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谷祖存答辩称，本案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一审向法院提交了7份配货站协议书，之前上诉人向内蒙喀喇沁旗人民法院和喀喇沁旗公安局分别提交了8份货物运输协议书，意图证实其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但经法院审理查明，上述7份配货站协议书和8份货物运输协议书之间完全不一致，上诉人据以证明买卖关系存在的关键证据相互矛盾，且未提交其他书面证据证实买卖合同的存在；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相关证据及庭审中，上诉人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就牛蒡的买卖达成过合意，理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四上诉人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原告，不是案件的适格原告，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陈述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通过高新华与被上诉人协商买卖牛蒡事宜，发货也是高新华发的，因为四上诉人是农民，不了解货物运输，再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直接协商买卖牛蒡事宜。被上诉人陈述其委托高新华在松山区城子乡塔子村租地；被上诉人不能提供高新华向其发货260吨牛蒡的发货单，称发货单是在发货人手中，不可能在收货人处，收到货物清点之后直接支付运费给司机。对于谷祖存在公安机关讯问时陈述有40.75吨牛蒡款未付，法庭询问应当付给谁时，被上诉人称，这是被上诉人与高新华之间的关系，与四上诉人无关。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牛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牛蒡款。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牛蒡合同关系，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王志山在公安机关调查时称，其通过高新华认识被告谷祖存，通过高新华承包了300多亩地种牛蒡，高新华告诉说每吨2500元，190.69吨牛蒡让高新华收走了。张晓林在公安机关述称，他租了52亩地，高新华让他种牛蒡，牛蒡成熟后拉到高新华家，共48吨，每吨2500元，价格是高新华定的，张晓林同意把48吨牛蒡赊销给高新华。后来张晓林怀疑高新华得到钱不给他，高新华就把谷祖存的电话给张晓林，张晓林给谷祖存打电话，谷祖存称没有给高新华结算，他从高新华手中收的牛蒡跟张晓林说不着。上诉人高艳军和高立民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此类似。高新华在原审法院调查时称，谷祖存收牛蒡的事情与他无关，他不清楚上诉人等个人如何租地种植牛蒡的，也没向上诉人收购过牛蒡，具体发货事宜也不清楚。从上述陈述来看，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牛蒡合同关系，证据不充分。即使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陈述，被上诉人自认收到了其牛蒡，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据能够证实将牛蒡发给被上诉人，但是被上诉人的自认和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据只能证实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种植的牛蒡，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达成了收购牛蒡的合意，因为被上诉人自认的是委托高新华在赤峰种植牛蒡，四上诉人的陈述中也说明了高新华让他们租地种牛蒡，并收购牛蒡。所以上诉人上诉理由和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主张。且上诉人提供的运输单据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也无证据证实发货人系上诉人。从上诉人主张的牛蒡重量来看，其述称通过配货站运送给被上诉人的牛蒡重量（271.69吨）与其向原审法院提供的配货单据所载重量（222.69吨）、与其提供的署名付士金的收货重量（397吨）均不一致，也与其向喀喇沁旗人民法院提供的配货单据所载重量（252.69吨）、即高新华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配货单据所载重量不一致。原审认定上诉人不能证实其将271.69吨牛蒡交与被上诉人，即不能证实其与被上诉人间存在买卖牛蒡合同关系，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92元，由上诉人王志山、张晓林、高艳军、高立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秀霞
代理审判员 黄 诺
代理审判员 薛淑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邹 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