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青民终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国珍男，汉族，1948年2月2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现住青海省西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祁辉成，张萍（实习），青海智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荣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金月巷99号。法定代表人：李荣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迪，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荣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457号1号楼1257室。负责人：李康明，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迪，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海荣豪工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东路53号。法定代表人：杨绍君，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徐国珍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荣佳公司）、浙江荣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青海荣豪工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荣豪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青0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国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祁辉成、张萍，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迪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青海荣豪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国珍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青0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查清事实后改判：（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不一致。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2月16日将西宁市城东区建设局拨付给青海荣豪公司的棚户区改造费用1000万元转入尾号为4089的账户，上诉人提出此账户是浙江荣佳公司案涉项目负责人李荣良的账户，还提交了录音资料用于佐证该事实，一审法院却没有调查尾号为4089的账户归属，该笔1000万元是否属于青海荣豪公司支付给浙江荣佳公司的工程款，在判决书中也未对此事实进行分析认定，并将青海荣豪公司已经向浙江荣佳公司全额支付1100万元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青海荣豪公司已经向浙江荣佳公司全额支付1100万元，或是浙江荣佳公司收到的工程款远超应当支付的1100万元，徐国珍收到的款项最终来源应当是青海荣豪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退款协议》约定的1100万元付款条件尚未成就错误。（二）一审法院存在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青海分公司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退款协议》作为合同的一种，具有合同相对性，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应向上诉人支付1100万元垫资款，且双方在协议中也并未表述以第三方的付款作为《退款协议》中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标准。（三）一审法院对《退款协议》条款的解释错误，有失公允。一审法院将《退款协议》中”未付的1100万元分别由被上诉人青海荣豪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青海分公司的第一、二次工程款中分两次支付给上诉人，每次支付人民币550万元。”解释为”青海荣豪公司未向浙江荣佳公司每期支付至少550万元工程款，浙江荣佳公司就无需向徐国珍支付案涉款项，浙江荣佳公司向徐国珍支付案涉款项以青海荣豪公司付款在先为条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转入1000万元的工程保证金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案涉工程施工，浙江荣佳公司接手案涉项目后期的施工，让上诉人退出，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退还前期投入及1000万元工程保证金是基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理的要求，一审法院对《退款协议》作出这样的解释，与《退款协议》第六条相互矛盾，且上诉人要承担建设方资金不到位而导致浙江荣佳公司不能及时支付的风险，若被上诉人青海荣豪公司每次转款若都少于550万元、或每次转款不经过公司账户，那么会导致上诉人的债权永远不能实现。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在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调取被上诉人青海荣豪公司与浙江荣佳公司、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的账户的银行交易明细，法院查明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收到了青海荣豪公司支付的300万元，法院还查明在2016年12月15日西宁市城东区建设局给青海荣豪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的棚户区改造资金，2016年12月16日青海荣豪公司就将1000万元转入尾号为4089的账户，上诉人提出此账户是浙江荣佳公司案涉项目负责人李荣良的账户，还提交了录音资料用于佐证该事实，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调查尾号为4089的账户是谁的，该笔1000万元是否属于青海荣豪公司支付给浙江荣佳公司的工程款，一审法院却未对此进行查明，此为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错误，因此请求法院查明本案全部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及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辩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退款协议》产生是在于以下基础：案涉工程为垫资工程，施工协议中明确约定，且上诉人知悉。2016年8月以来停工，徐国珍垫资施工，撤资以后荣佳公司直营，所有工程款来往必须走公账；工程款分两期支付。一、二期工程款附条件履行，浙江荣佳公司收款。所有工程款来往必须走公账，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意思自治，不存在私人账户收款，二审法院调取的李康明账户的收款与本案诉争的工程款转让没有关系；第二，本案法律性质没有错误，案由是民事诉讼的名称，本案表面上是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还是工程款垫资纠纷，最高法院在案由规定中也不存在这一案由，且最高法院有判例，对垫资承包施工引起的工程款纠纷，案由确定为建设工程施工纠纷，所以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正确；第三，本案公平合理，符合真实意思表示。《退款协议》明确规定支付给徐国珍的款项从一、二期工程款中支付，青海荣豪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该协议是附条件的合同，《退款协议》明确从款项中支付，还有监督、担保，没有直接表述为浙江荣佳公司收到款项给徐国珍支付550万元，因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与前两期工程款挂钩，从款项中扣除。该协议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协议，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协议。上诉人知道本案所有的事实，知道这是垫资工程，我们垫资1.7亿，上诉人垫资621万；应当共同承担风险。本案程序合法，一审法院调取了浙江荣佳公司与青海荣豪公司之间的流水明细，合法，一审法院没有核实并无不当，请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求。徐国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浙江荣佳公司及其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共同支付徐国珍欠款11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97万元，合计1397万元；2.依法判令青海荣豪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24日，徐国珍代表浙江荣佳公司与青海荣豪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协议书》，约定甲方青海荣豪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位于西宁市八一路中段荣豪?杨公馆棚户区改造项目B标段第4、5、6、7、10号共5幢商住楼整体工程承包给乙方浙江荣佳公司施工，乙方在接到甲方入场通知书进场后交付保证金2000万元于甲方指定账户上，保证金在一方完成甲方规定的工程量后，由监理单位审定甲方工程部核实后分期返还给乙方用于工程建设（第一期在乙方完成B标段工程正负零平口后返还保证金1000万元，第二期在乙方完成B标段工程主体工程封顶后返还保证金1000万元）。对工程进度与付款方式约定为乙方将B标段工程的5栋楼正负零平口工程完成，甲方据此工程量拨付工程款，具体为：1.乙方将B标段工程5栋楼的正负零平口后30个工作日之内，经监理单位核实甲方工程部审定后，工程款按所完成工程量的80%计算给付工程款；2.B标段工程的5栋楼正负零以上所完成的工程量，乙方必须在每月20日前报监理单位核实，每月25日前报甲方工程部审定，甲方于次月5日前支付乙方80%的工程款。该协议签订后，徐国珍进行了实际施工。2015年徐国珍作为甲方与乙方浙江荣佳公司、担保方青海荣豪公司签订了《退款协议》，约定徐国珍退出青海荣豪公司荣豪?杨公馆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施工，由浙江荣佳公司接手项目后期的施工。对前期甲方施工中投入的成本、费用和相关的交接事宜确定为：1.乙方应支付甲方前期投入的成本及费用总计1300万元，该款项在2015年11月20之前，乙方同意先支付甲方50万元，包括2015年9月26日付的10万元。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甲方50万元，2016年1月20日前支付甲方100万元；剩下的1100万元分别由担保方（建设方）支付给乙方的第一、二次工程款中分两次支付给甲方，每次支付550万元。以上款项为实际支付款项，乙方不得有任何克扣，由担保方监督支付给甲方，乙方无异议；2.原甲方向乙方借的用于该项目施工前期向担保方支付的1000万元的保证金，因乙方继续承建该工程的施工，所以甲方与乙方签订的原保证金借款合同自本《退款协议》签订之日起废除，所有条款不再履行；3.甲方已经退出该项目的施工，前期该项目劳务班组缴纳给甲方的保证金390万元和水电班组的缴纳给甲方的保证金250万元转移到乙方的名下，与甲方无关，乙方无异议。徐国珍出具的保证金收条原件收回；4.前期甲方施工期间的所有应付班组工程款和剩余供应商材料款，由乙方支付，与甲方无关，乙方无异议；5.其中甲方2015年7月15、16日向葛小兰的250万元借款，2014年9月4日向杜雨风的100万元借款，2015年1月7日向吴秋亚的50万元借款，浙江荣佳分公司垫付的杨公馆材料款47万元。以上借款本金和借条承诺的所有利息全部转移到浙江荣佳公司名下，由其偿还。徐国珍出具给以上人员的借条原件全部收回；6.担保方做为该项目的建设方，见证并担保乙方对甲方该款项的支付情况，担保方有权在乙方的工程款中直接扣除，支付给甲方。乙方无异议。《退款协议》签订后浙江荣佳公司已向徐国珍支付200万元，现尚有1100万元未付。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系浙江荣佳公司在青海省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青海荣豪公司分别于2016年9月1日给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账户转款100万元、9月13日转款200万元。2017年9月26日、27日浙江荣佳公司分别收到青海荣豪公司给付的现金15万元、27万元，承诺将收到的现金全部发放到民工手中，否则承担全部法律责任。2016年11月19日城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浙江荣佳公司承包建设杨公馆棚户区改造工程，未依法按约支付农民工工资，拖欠农民工劳务工资达3200余万元，作出宁东人社劳监令字第43号《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整改决定书》。现青海荣豪公司荣豪?杨公馆项目处于停工状态。关于案涉支付款项的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对此浙江荣佳公司主张本案系因工程垫资发生纠纷，徐国珍投入的工程款应当按照其实际出资金额结合利息计算，徐国珍的实际投资只有621.319万元，双方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退款协议》约定支付的1300万元中除621.319万元外，其余部分是补助，请求法院重新审核，参照民间借贷相关规定重新确定支付款项的数额。徐国珍主张签订《退款协议》时其实际投入数额是1800万元，通过对账三方商议由浙江荣佳公司支付1300万元，青海荣豪公司支付300万元作为补偿，最终应支付的款项是1600万元，浙江荣佳公司已经依照协议履行，现又推翻协议，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退款协议》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浙江荣佳公司主张协议约定的徐国珍前期实际投入的成本是621.319万元，并就该主张向法院提交财务汇总表、附表、财务凭证等证据。徐国珍对此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这只是部分票据，徐国珍支付的款项还包括向青海荣豪公司等支付的费用，双方在核对账目中一直有分歧，所以才形成三方协议。一审法院认为《退款协议》对于徐国珍投入的成本及费用、形成的债务等事项均有明确说明，浙江荣佳公司虽然否认协议约定投入成本及费用的真实性，但其实际已经依据协议约定向徐国珍付款共计200万元。浙江荣佳公司对协议的实际履行，应视其对协议约定债务的认可。同时浙江荣佳公司虽就其主张提交财务凭证，但该财务凭证并不能反映三方核对账务的情况，一审法院也不能就此推断1300万元中除621.319万元外的部分实际支付的是高额利息，由此给予核减。因此，即使该协议是对双方之前垫资及利息的结算，也应一并认定为欠款本金，对徐国珍主张的1300万元的债权应予以确认，浙江荣佳公司已支付200万元，剩余债权为1100万元。关于《退款协议》约定的1100万元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退款协议》是本案三方当事人对徐国珍参与案涉建设项目经营期间的权利义务进行清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约定，主要涉及徐国珍不再参与案涉建设项目的相应补偿。《退款协议》是徐国珍决定退出项目，浙江荣佳公司决定全部接收项目的情况下签订的，对项目债权债务进行清理是签订该协议的基础和前提，案涉当事人应依照协议约定的内容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退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剩下的1100万元分别由担保方（建设方）支付给乙方的第一、二次工程款中分两次支付给甲方，每次支付550万元”。因此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对此约定如何理解：是建设方每次支付工程款的数额在550万元以上，且与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工程款的支付时间对应，还是只要建设方有付款行为即为条件成就，至于建设方付款的数额在所不问。这涉及合同解释问题，关于合同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认为，对比《退款协议》中先期200万元支付的有关约定”2015年11月20日之前乙方同意先支付甲方50万元，包括2015年9月26日付的10万元。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甲方50万元，2016年1月20日前支付甲方100万元”，从字义理解，先期的200万元由浙江荣佳公司直接支付给徐国珍，对于1100万元支付则实际反映了双方一致认可待青海荣豪公司分两次向浙江荣佳公司支付每次至少550万元工程款后，再由浙江荣佳公司从中向徐国珍支付的意思表示，对1100万元双方之所以将建设方支付工程款作为付款条件，是因为徐国珍投资于案涉项目，实际受益人为青海荣豪公司，且由于浙江荣佳公司是垫资施工，徐国珍收到的款项最终来源应当是青海荣豪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因此该约定实际还确定青海荣豪公司付款每次支付工程款的数额至少为550万元，才符合当事人的交易目的。因此《退款协议》有关案涉款项支付的约定解释为待青海荣豪公司分两次向浙江荣佳公司支付至少1100万元工程款后再向徐国珍支付更为符合合同目的。该约定同时可以表明徐国珍自愿承担由于建设方资金不到位而导致浙江荣佳公司不能及时支付的风险，该风险的具体承担方式及后果应当表现为案涉款项的给付，即青海荣豪公司未向浙江荣佳公司每期支付至少550万元工程款，浙江荣佳公司就无需向徐国珍支付案涉款项。浙江荣佳公司向徐国珍支付案涉款项以青海荣豪公司付款在先为条件。现徐国珍主张债权，依法应承担付款条件成就的举证责任，经一审法院审查，青海荣豪公司向浙江荣佳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两次共计300万元，另有35万元系专项支付农民工工资费用，除此之外徐国珍并未举证证明青海荣豪公司已经向浙江荣佳公司全额支付1100万元，或是浙江荣佳公司收到的工程款远超应当支付的1100万元。由于青海荣豪公司拖欠工程款，案涉建设项目处于停工状态，青海荣豪公司与浙江荣佳公司之间并未结算，一审法院院也未查到浙江荣佳公司存在怠于履行促成付款条件不成就的行为，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应认定《退款协议》约定的1100万元付款条件尚未成就。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徐国珍主张债权依法应承担付款条件成就的举证责任，但根据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退款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其现在就要求浙江荣佳公司、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支付欠款，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徐国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62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徐国珍负担。二审审理中，经上诉人徐国珍申请，本院依法从中国银行青海分行调取证据：李康明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交易明细一份。上诉人徐国珍质证认为：二审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2016年12月16日、2017年1月3日、2017年1月12日、2017年1月13日青海荣豪公司分别给李康明转款1000万、200万、50万、50万，共计转款1300万元，结合《退款协议》第1条，青海荣豪公司给浙江荣佳公司支付超过1100万元，所以浙江荣佳公司应当支付1100万元。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浙江荣佳公司直营工程，都应从公账出入，青海荣豪公司转帐转款专用，走的都是公账，该款经核实是案外人与青海荣豪公司的个人借款，李康明个人所负债务，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青海荣豪公司向李康明个人账户共计转账1300万元的事实。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徐国珍为证明自己诉求提交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收据》一份及录音光盘一份，拟证明其一审提交的2016年12月16日通话记录确为徐昕与李荣良的通话事实。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及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方向均不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通话人的真实身份，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理由，提交新证据：李康明欠条一份。拟证明：本院调取的李康明银行交易明细，是李康明个人向青海荣豪公司的借款，与本案协议付款条件无关。上诉人徐国珍质证认为，欠条的真实性、客观性、证明方向均不予认可，理由在于欠条2017年1月15日形成，我们所举的2016年12月16日转账凭证，欠条是为了应付法院调取的转账流水。本院认为，该欠条因青海荣豪公司与李康明均未出庭确认，加之上诉人徐国珍对真实性持有异议，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12月16日、2017年1月3日、2017年1月12日、2017年1月13日青海荣豪公司分别给中国银行账户尾号为4089的李康明个人账户转款1000万、200万、50万、50万，共计转款1300万元。根据双方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退款协议》第1条1100万元支付是否为附条件履行的约定，若为附条件履行约定，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2.逾期付款利息297万元计算依据的问题；3.青海荣豪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问题。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评判如下：一、《退款协议》第1条1100万元支付是否为附条件履行的约定，若为附条件履行约定，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一）关于《退款协议》第1条1100万元支付是否为附条件履行的约定问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5年徐国珍作为甲方与乙方浙江荣佳公司、担保方青海荣豪公司签订了《退款协议》，该协议第1条约定：”乙方应支付甲方前期投入的成本及费用总计1300万元，该款项在2015年11月20之前，乙方同意先支付甲方50万元，包括2015年9月26日付的10万元。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甲方50万元，2016年1月20日前支付甲方100万元；剩下的1100万元分别由担保方（建设方）支付给乙方的第一、二次工程款中分两次支付给甲方，每次支付550万元。以上款项为实际支付款项，乙方不得有任何克扣，由担保方监督支付给甲方，乙方无异议”。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该1100万元支付的顺序，从该约定内容可以看出，徐国珍和浙江荣佳公司实际均认可是先由青海荣豪公司向浙江荣佳公司支付工程款后，再由浙江荣佳公司向徐国珍支付；其次，关于青海荣豪公司向浙江荣佳公司支付工程款达到的数额，从《退款协议》所约定的需从青海荣豪公司向浙江荣佳公司支付的两次工程款”中”分两次分别支付550万元字义理解，应当解释为青海荣豪公司向浙江荣佳公司支付的两次工程款，每次支付的金额至少为550万元，或累计支付的工程款至少为550万元后，浙江荣佳公司方能向徐国珍支付该协议约定的每次的550万款项，否则该条约定的从青海荣豪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支付徐国珍款项将无从谈起。另结合本案查明的徐国珍曾承包案涉项目，实际受益人为青海荣豪公司，且在徐国珍退出项目后又由浙江荣佳公司垫资施工的事实；徐国珍二审所自认的青海荣豪公司向浙江荣佳公司支付工程款第一期是在案涉项目正负零平口，第二期按照月进度付款事实；以及《退款协议》先期200万元的支付均由浙江荣佳公司直接支付徐国珍，而案涉1100万元则专门约定先由青海荣豪公司支付于浙江荣佳公司后，再由浙江荣佳公司支付给徐国珍等事实可以看出，《退款协议》约定的徐国珍收到的案涉1100万元款项的最终来源应是青海荣豪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同时还可以表明徐国珍签订《退款协议》之时是愿意承担由于建设方资金不能到位而导致浙江荣佳公司不能及时向徐国珍付款的风险。因此，本院认为，《退款协议》第1条约定的1100万元的支付确为附条件履行的约定，徐国珍取得1100万元款项的条件是青海荣豪公司先向浙江荣佳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第一期或累计支付至少在550万元后，浙江荣佳公司方应向徐国珍支付《退款协议》约定的第一次550万元款项，第二次550万元的支付亦是如此，否则浙江荣佳公司无需向徐国珍支付相应款项。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青海荣豪公司确在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分四笔向中国银行尾号为4089的李康明个人账户共计转款1300万元，其中2016年12月16日一笔已达到1000万元。但结合此前青海荣豪公司向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支付的300万元均是公对公账户转款的情形，本院尚不能直接认定上述1300万元为青海荣豪公司向浙江荣佳公司或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同时，徐国珍亦无其他证据可证明上述1300万元为青海荣豪公司向浙江荣佳公司或浙江荣佳青海分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也不能证明是其所认为青海荣豪公司与浙江荣佳公司存在恶意串通、为自身利益阻止条件成就的行为，故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付款条件成就。因此，本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认为《退款协议》约定的1100万元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逾期付款利息297万元计算依据以及青海荣豪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问题，鉴于本院认为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故对此不再进行分析评判。另外，关于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本案案由问题，上诉人徐国珍认为其与浙江荣佳公司之间为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属案由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浙江荣佳公司及其青海分公司认为，本案实际是工程款垫资纠纷，一审法院案由认定正确。本院认为，双方所签订的《退款协议》实际仍是基于上诉人徐国珍就退出所承包工程相关事宜与浙江荣佳公司所达成的结算，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国珍因无证据证明案涉1100万元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待其有证据证明付款条件成就时，可另行向浙江荣佳公司等相关当事人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620元，由上诉人徐国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祁得春审 判 员 张满成审 判 员 吴晓琴二〇一八年四月四日法官助理 余慧玲书 记 员 哈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