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滨刑初字第86号
公诉机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倪××。2014年7月30日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被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并于同日由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执行。
辩护人李赫，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侯佳音，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津滨检公诉刑诉（2014）15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倪××犯挪用公款罪，于2014年11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杨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倪××及其辩护人李赫、侯佳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8年3月至2012年5月间，被告人倪××利用其担任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出纳，负责保管公司发票、法人章等职务便利，先后帮助公司会计佟欣（已判刑）冒领转账支票19张，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2694394元，归佟欣个人使用；又违反财经制度帮助佟欣获取现金支票14张，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495000元，归佟欣个人使用；佟欣通过上述手段共计挪用公款3189394元，案发前，在挪用未超过三个月时，佟欣主动归还900000元，余款2289394元，案发后，佟欣已全部归还。
为支持其指控，公诉机关随案移送以下主要证据：1.证人刘××、王一×、马一×的证言及同案犯佟欣的供述；2.工商登记资料、营业执照复印件、员工登记表、任职情况说明、劳动合同、银行对账单等书证；3.侦查部门出具的案件来源、抓获经过，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告人倪××的户籍证明材料等其他书证材料；4.被告人倪××的供述与辩解。依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未经合法批准擅自帮助他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认定，被告人倪××系从犯，并提出量刑建议，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倪××庭审中辩称，在佟欣获取的涉案的33张支票中，其本人只给佟欣拿了其中的10余张，其余的均是佟欣趁其不在岗时偷拿的，其既未帮佟欣填写过支票，也未得到任何款项，故，认为自己只是失职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犯罪。其辩护人提出：1.起诉书认定，涉案的33张支票，均是佟欣从被告人倪××处获取，与同案人佟欣及被告人倪××的供述相矛盾，属认定事实不清；2.公诉机关据以指控被告人倪××构成犯罪的主要证据是同案人佟欣的供述，但佟欣的供述，前后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故，公诉机关的指控属于证据不足；3.被告人倪××与佟欣没有挪用公款的通谋，没有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没有使用该笔公款，不构成挪用公款罪；4.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制度混乱是导致佟欣犯罪的根本原因，而不应当归罪于倪××。依据上述理由，辩护人认为，公诉指控被告人倪××犯挪用公款罪，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判决被告人倪××无罪。
经审理查明，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是由国有企业天津天保市政有限公司和国有企业天津市绿化工程公司出资成立的，该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亦属国有企业。
2006年8月至2013年8月间，被告人倪××受聘担任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出纳，主要负责保管公司现金支票、转账支票、保管公司法人人名章、开具发票、与银行进行资金往来结算、各项费用报销及装订财务凭证等工作。
2008年3月一天，公司会计佟欣（已判刑），以有私事需要用钱，向被告人倪××提出要拿一张公司的支票，被告人倪××表示同意，后被告人倪××违反公司的财务审批制度，违规擅自给佟欣提供了一张盖好法人人名章和公司财务章的转账支票，佟欣即用此支票挪用了公司的款项。自此，从2008年3月至2012年5月间，佟欣先后从被告人倪××处获取转账支票19张、现金支票14张，其中，部分支票系被告人倪××直接提供给佟欣，部分支票系佟欣趁被告人倪××不在岗期间私自拿取，被告人倪××发现其保管的支票被佟欣私拿后，只是要求佟欣尽快还款，并未采取其他有效的制止措施。佟欣将所获取的支票填写好日期、金额、及虚构的用途等相关项目，盖上公司的法人人名章和财务章后，用19张转账支票，挪用公司款项2694394元，用14张现金支票挪用公司款项495000元，佟欣将其所挪用的公款用于个人购买住房、偿还住房贷款及日常消费等。佟欣共挪用款项3189394元，其中，被挪用的款项900000元，在挪用未超过三个月时，已主动归还，构成犯罪数额的公款2289394元及其利息，佟欣至其案件审结已全部归还。
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同案人佟欣供述证实，其是2004年进入国有企业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工作的，开始担任的是出纳工作，2006年6月起担任会计一职，2008年3月至2012年5月间，其担任公司的计财部长助理，倪××担任出纳。当时为了个人购买住房、归还已购买住房的贷款、改善父母生活及日常生活中花销等原因其想挪用单位的公款，其对倪××提出想挪用公司的一笔钱以应付急用，倪××开始不同意，其对倪××说，会尽快把钱还上，出了问题由其自己承担，不会连累她，因其是倪××的领导，倪××也没有办法，后来就同意，在倪××的配合下，其先后从公司取得了19张转账支票和14张现金支票，共33张票据，这些票据中有倪××亲自交给其的，也有其趁倪××不在的时候偷拿的，其偷拿后，倪××上班后发现了，其就答应倪××会及时将钱还上，其把上述33张票据，按照票据的相关的规定填写好日期、金额及虚构的用途等事项，并盖好法人人名章和财务章后，到银行转账或提现，其中，19张转账支票其从公司的账上转走现金2694394元，为方便转款，在转款之前，其先让朋友马二×在渤海银行天津塘沽支行，以马二×自己的身份办理了银行卡，开设了个人账户，后其将上述款项，都转入了马二×的个人账户，供其个人使用；现金支票的提现方式是，其先填写好票据的相关事项后，由其本人到渤海银行天津保税区支行直接提取现金，14张现金支票共提现495000元，其将所挪用现金，存入其个人银行卡内供其使用，上述33笔，其共计从公司挪用公款3189394元。其从未把所挪用的公款记在公司的账上，当银行对账单与其公司财务账目不一致时，其即将所挪用的公款在公司账上记为“未达账项”，这样公司的对账单和银行的对账单就看不出问题了，其以此种方式数次挪用公款一直未被公司发现，到2012年5月，其所在的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被深圳玉禾田环境事业发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收购，同年7月，玉禾田公司财务人员在核对账目时，发现了其挪用公款的事实，经初步审核后，公司告知其挪用公款的数额是2155316.24元，并让其限期三天归还，其即于2012年7月17日、20日分三次将上述款项归还给了公司。
2.证人马二×证言证实，其与佟欣是朋友关系。从2008年3月份到2012年5月份，其帮佟欣转存过二、三十笔钱，有200多万元。第一次转钱是2008年年初，佟欣让其以其本人马二×的名字去开立一张渤海银行的银行卡，帮助倒一笔钱。并解释说，因为佟欣公司的账户是渤海银行的，所以，在开渤海银行开户的话，钱到账的比较快一些，而且说这些钱是她个人的，是她与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有合作业务，这些钱都是公司给付的业务款，用她自己本人的名字不方便，就想以别人的名字开个账户帮她转这些钱。其作为佟欣的好朋友，出于朋友间的义气就同意了，之后，其就按照佟欣的要求，到渤海银行天津塘沽支行开立了一个个人的银行账户，后来陆陆续续用这个账户，替佟欣转了很多次钱，其开立的渤海银行的银行卡，由佟欣自己保管，每次都是佟欣拿来盖好财务和法人章的转账支票，并把转账支票上的项目填写完整后和银行卡一并交给其，然后，其拿着转账支票到渤海银行的网点去把支票转到其本人马二×名下的渤海银行卡里，然后，佟欣自己把钱取走。其先后办理了两张渤海银行的银行卡，第一张卡号是62×××78，用这张卡转了8笔钱，共计632394元，后来这张卡找不着了，佟欣就让其又去办了一张渤海银行的卡，其就又办理了一张卡号为62×××71的渤海银行卡，其用这张卡又帮佟欣转了11笔钱，共计2062000元。其用上述两张银行卡共计帮佟欣转19笔钱，共计人民币2694394元。其帮佟欣转钱只是出于朋友义气，其未得到任何好处。佟欣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日常花费很高，她也挺孝顺，经常给家人买营养品、补品，另外，她还购买了金额不小的商品房。
3.证人刘真国证言证实，其系深圳玉禾田环境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2年5月，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挂牌被深圳玉禾田环境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收购。其作为集团财务经理受深圳玉禾田环境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派到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处理收购接管事宜，2012年7月，公司另一财务经理邢维喆，通过核对财务账目发现有几笔账不平，就去找出纳倪××对账，邢维喆觉得这些账存在可疑之处，就向其汇报，其就让邢维喆去银行进一步核对账单，后通过银行账单与公司财务的对账，发现有好多笔“未达账项”不平，并发现这些钱都是被佟欣用公司的转账支票转账到一个叫“马二×”的人，在渤海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上，经询问公司的出纳员倪××，倪××说这些钱都被佟欣挪走用了，后经详细统计，佟欣所挪用公款的具体数额是2155316.24元，公司让佟欣限期三天还款，佟欣于2012年7月17日、20日分三次将所挪用款项还给了公司，还完上述款项后，公司发现还有几笔钱存在可疑之处，后公司向检察机关进行了举报。
4.证人王二×证言证实，2009年11月至2012年5月，其在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该公司收、付款的流程是，当公司需收款时，由出纳收钱并给付款方开发票，把钱存到公司的银行账户，再拿着发票的记账联和银行存款进账单交给会计做账；当公司需付款时，由用款部门填写付款申请表，具体经办人和部门负责人签字，交给主管会计签字，再交给财务负责人、主管副经理和总经理签字后，把付款申请表和相关票据交给会计做账，拿着会计做的凭证到出纳那里支取款项。支票是由出纳管理，出纳到银行买支票并保管，使用时要在支票上盖公司的财务章和法人人名章，其在公司任职时，公司财务章由会计佟欣保管，公司法人人名章由出纳倪××保管，2012年5月，公司被收购，其离开时不知道佟欣挪用公款之事，只是后来才听说佟欣挪用了公司200多万元公款的事情。
5.书证：
⑴.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任职情况证明、员工登记表证实，倪××从2006年8月至2013年8月担任公司计财部出纳的事实；
⑵.倪××的劳动合同复印件证实，倪××与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签有劳动合同的事实；
⑶.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文件、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内资企业集团设立登记审核表、内资公司基本情况（户卡）、天津港保税区园林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法人）名录、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证实，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为国有企业的事实；
⑷.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塘沽支行出具的账号为，62×××78、62×××71的渤海银行账户流水单，佟欣使用该两个账户以转账支票的方式，从2008年3月18日至2012年5月10日间挪用公款19笔，共计人民币2694394元，其中2012年5月9日挪用45万元，5月10日挪用45万元的事实；
⑸.户名：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账号：20×××39的账户对账单：证实，佟欣通过现金支票的方式从2010年3月8日至2011年10月13日挪用公款14笔，共计人民币495000元；
⑹.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0000359号退款凭证：证实，佟欣家属于2014年3月4日，向该院退款人民币1034077.76元的事实。
6.案件来源、抓获经过证实，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会计佟欣挪用公款一案中，发现该公司出纳倪××有帮助佟欣挪用公款之嫌，后于2014年7月30日以涉嫌挪用公款犯罪对倪××立案侦查，同日，倪××到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对自己挪用公款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于当日被取保候审，本案即案发。
7.居民信息表，证实被告人倪××的出生日期、出生地等基本身份情况，表明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8.被告人倪××供述证实，2006年8月至2013年8月间，其在天津天保园林环卫发展有限公司担任出纳，负责保管公司的转账支票和现金支票，当时佟欣是公司的会计，也是其的直接领导，佟欣挪用公款所使用的转账支票和现金支票都是其负责保管的，从2008年3月到2012年5月，佟欣从其处先后拿过大约30多张支票，有时是佟欣直接当面向其要支票，有时是佟欣趁其请假的时候，自己偷偷拿走支票，每次其发现支票少了就问佟欣，佟欣就承认了是她自己拿的支票。佟欣第一次拿支票是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佟欣对其说要从公司拿一张支票，并说是自己因私事想要用一些钱，还说用一段时间就尽快归还，其本意不想给，但没办法因为佟欣是其领导，于是其就把一张转账支票盖好法人人名章和财务章交给了她，支票上的日期、金额、用途都是佟欣自己填写的，具体填多少钱其不知道。自此之后，佟欣就陆陆续续从公司拿支票，有转账支票也有现金支票，到2012年7月公司改制后，核对财务时发现账目不对，就发现了佟欣挪用公款的行为，让其对账，其经过核对发现佟欣挪用了200多万元公款，公司让佟欣还款，后来，佟欣就按照公司核查的数额将钱还给了公司。
上述证据，均经法庭举证、质证、认证，所有证据均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诸证据间，彼此关联，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故，本院对上述诸证据及其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上，针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对控、辩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综合评判如下：
公诉机关指控认为，被告人倪××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佟欣获取支票，使得佟欣挪用公款二百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倪××与佟欣没有挪用公款的共谋，倪××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使用所挪用的公款，其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法庭认为，被告人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佟欣获取票据，使得佟欣挪用公款二百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如下：
首先，主观故意，在佟欣与被告人倪××共同挪用公款的犯罪中，佟欣是挪用公款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积极追求者”，其挪用公款的主观故意的是明确的，对被告人倪××而言，其确是被动参与，但究其主观故意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佟欣首次向被告人倪××提出因私事想用单位的支票挪用公款时，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的被告人倪××，职责之所在应予以制止，即便是其制止不能，亦应有义务、有责任向公司领导汇报检举，但，被告人倪××非但不制止，而采取在佟欣多次请求下，予以同意的做法，并把首张转账支票盖好法人人名章和财务章后交与佟欣，正是由于被告人倪××的包庇、纵容和怠于行使自己职权的行为，使得佟欣挪用公款的行为，一再得逞，从主观故意上说，佟欣是积极追求的直接故意，被告人倪××是放任的间接故意，两人的相互结合，使得挪用公款的犯罪才得以完成，故而，被告人倪××是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的。
其次，客观行为上，佟欣挪用公司二百余万元公款所使用的33张票据中，有部分是倪××直接交与佟欣的，有部分是佟欣私自拿取的，不管二者数量多少，但性质是相同的，一是，被告人倪××明知佟欣挪用公司的公款，仍直接将支票交与佟欣，其所提供的帮助行为，使得佟欣的犯罪得以完成；二是，当被告人倪××发现佟欣偷拿了其保管的支票时，明知佟欣偷拿支票也是为了挪用公款，但，被告人倪××只是找佟欣予以核实，得到佟欣的认可后，即听之任之，并未采取任何制止行为，被告人倪××的这种包庇和纵容行为，客观上对佟欣挪用公款犯罪得以完成，也起到了帮助作用。
最后，从事实证据上看，辩方认为：一、认定佟欣涉案的33张票据均是从倪××处获取，属事实不清，其认为，佟欣私自拿取的部分，不应当认定为是倪××的行为，关于此节，如前所述，无论是倪××直接交与佟欣的部分，还是佟欣私自拿取的部分，其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倪××帮助佟欣实施犯罪的手段行为；二、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是佟欣的供述，但佟欣的供述在细节上有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而，属证据不足。经查，同案人佟欣所供述的其挪用公款的主观故意、过程、公款的去向、使用等事实是真实的，其从倪××处获取转账支票和现金支票的方法、支票的数量等事实与被告人倪××的供述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且得到相关书证及其他证据的佐证，佟欣供述中细节上的不一致，并不影响案件的定性。三、公司管理制度混乱导致佟欣犯罪，不应当归罪于倪××，显然，公司管理制度混乱与否，与被告人倪××犯罪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人倪××作为公司的出纳，负责保管公司的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支票，本应履行依规使用，依法监管之责，但其明知佟欣违反财务制度，私拿私用支票，挪用公款，仍给佟欣提供帮助，使得佟欣的犯罪得以完成，进一步危害了公司的正常财务制度。综合以上所述，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出的，被告人倪××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倪××身为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未经合法批准，擅自帮助他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人倪××帮助佟欣挪用公款的数额为228939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挪用公款15万元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挪用公款“情节严重”，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及多次挪用公款等几种情形，显然，被告人倪××帮助佟欣挪用公款的行为应认定为“情节严重”，应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处刑罚；但，被告人倪××在共同犯罪中，其辅助作用，是从犯，应减轻处罚；被告人倪××归案后，在侦查阶段能如实供认其犯罪事实，虽在庭审中对其行为性质予以辩解，但仍能供认其主要犯罪事实，故亦可认定为其有坦白情节，对其可从轻处罚；同案人佟欣已将所挪用的公款及其利息，全部予以归还，减轻了社会危害程度，故对被告人倪××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本院量刑时将对被告人倪××的犯罪事实、情节、危害后果及法定、酌定情节，综合评定，并且认为被告人倪××的行为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故可对其依法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倪××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对被告人倪××，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云洁
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
人民陪审员 朱永华
二〇一五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刘 旭
附：法律释明：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2.第九十三条第二款：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3.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4.第二十七条第一、二款：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5.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6.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7.第七十六条：
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
二、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以挪用公款1万元至3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以挪用公款15万元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挪用公款“情节严重”，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或者数额虽未达到巨大，但挪用公款手段恶劣；多次挪用公款；因挪用公款严重影响生产、经营，造成严重损失等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