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51民初5961号原告：肖波宇，男，1968年3月4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青，上海铠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水娃娃化妆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周玉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勤，上海信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肖波宇与被告上海水娃娃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水娃娃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3日受理。立案后，原告口头提出追加李某某作为被告，后明确不追加被告。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原、被告申请自行调解并申请继续适用简易程序，但双方未就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后因本案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7年12月1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青、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勤到庭参加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肖波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水娃娃公司于2015年6月14日签订的《产品代理合同书》；2.被告退还原告代理费22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后原告于开庭前变更委托诉讼代理人，并变更诉请为：1.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6月14日签订的《产品代理合同书》；2.被告退还原告代理费220,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以22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5日(原告向被告付清220,000元之次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之赔偿金；4.诉讼费由被告负担。鉴于与本案同期审理的以水娃娃公司为被告的数十起诉讼中，除肖波宇外，其余原告方均基于水娃娃公司违约致合同应予解除，且肖波宇在起诉之初亦以相同事由作为请求权基础，故本院依法向原告进行了必要的法律释明，原告坚持变更诉请如上，并变更其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为：在被告百般诱惑下，原告于2015年6月14日到上海参加招商会，原、被告双方签订《产品代理合同书》一份(以下简称“系争合同”)，原告足额支付合同项下代理费220,000元。被告宣称是产销研一体的大集团，但拒绝原告参观工厂的要求；被告承诺有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但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事情；原告曾根据合同约定的退出机制打电话给被告要求退还代理费，但至今未退；原告向被告订购产品，但被告一直缺货；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返利；在原告于2017年3月加入了其他客户组建的微信群之后，原告感觉上当，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欺诈。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认为被告以欺诈的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系争合同，故诉至本院，请求撤销系争合同。被告水娃娃公司辩称，承认原告肖波宇主张的以下事实：双方于2015年6月14日签订了《产品代理合同书》，原告已支付合同项下代理费220,000元。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理由：1.被告不存在于签订系争合同之前对原告进行误导和夸大宣传的欺诈行为；2.原告主张被告未向其给予返利，实际上被告向其支付了新开店返利16,700.80元，并将代理区域内经销商的进货返利挂账，需待原告下订单才发送，况且该节事实属于合同有效前提下的履约问题，不构成原告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3.即便原告根据合同约定的退出机制要求退还代理费，这也属于解除合同的范畴，不构成原告基于欺诈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系从事化妆品、美容仪器等产品销售的公司。2015年6月14日，原、被告签订《产品代理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成为被告旗下“爱沐空间”及其他系列品牌产品在湖北省孝感市的总代理，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6月14日起至2018年6月13日止，双方明确约定：1.原告在合同签订后，向被告支付代理费220,000元，该款是原告在本合同约定区域内及在约定的时间内取得本合同约定产品代理权益的付出；2.被告全权负责原告代理区域内门店或销售商发展，被告在代理区域内新发展经销商，每发展一家经销商给予原告定额现金返还支持，即精品店返15,540元、形象店返19,540元、旗舰店返25,540元(税前)，税后现金在门店开业三个月后，经考核经营盈利后返还；3.原告有权在约定区域内销售“爱沐空间”及其他系列品牌产品，经双方约定原告取得如下权益：享受代理折扣进货，享受被告发展代理区域内门店及经销商的现金奖励及后续进货差价；4.原告自行承担销售所需的一切资金及经营盈亏；5.合同有效期内，被告按商品标明零售价的三折供货给原告，特供商品或促销活动折扣另行指定；6.原告可享受区域内所有经销商进货返利，一年内累计进货200,000元及以上，公司给予返利10,000元现金作为对原告的广告支持，每年返还一次；7.被告收到原告货款后，且被告接到原告指定到货地点后三至十个工作日内发货，个别缺货产品在三十天内发货，特殊情况可延期；8.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数额为100,000元，但如果违约金无法弥补守约方因违约行为遭受的损失，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进一步赔偿相关损失；9.双方确认并承诺，任何一方的各种广告宣传等资料不构成本合同条款，被告各种广告宣传资料中的销售理念、产品风格等不作为本合同的相关事项或补充条款，如有相关测算，仅仅只是说明成功的可能性，并不是对原告经营事业获利的承诺，双方所有的权利和义务均以本合同或双方签署的其他协议为准；10.本合同签订后90天内，原告认为自身确无能力代理的，可向被告提出退出申请，经被告确认后可解除合同……超过本合同签订后90天的，从第91天起，关闭退出机制，原告无权申请退出机制。立约后，原告依约付清上述代理费220,000元。嗣后，原告作为区域内总代理，未另行支付货款用于购买产品；被告于2016年1月1日向原告支付16,700.80元，双方就该笔钱款的用途存在争议，原告认为系进货差价，被告认为系代理区域内新开店现金返利。另查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自2016年下半年起发生供货困难。为此，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代理商数十人于2017年5月、7月两次至被告在上海静安区永和路118弄的办公地点寻求权利救济，未与被告达成一致意见，引发数十起诉讼。原、被告无法就撤销合同、退还代理费等事宜达成一致，遂涉讼。再查明，被告水娃娃公司设立于2012年6月11日；2015年10月26日，经工商登记变更，公司股东由周玉顺、崔林森、李某某、钱新红，变更为崔林森、钱新红、李某某、余ＸＸ，法定代表人由周玉顺变更为余ＸＸ；2016年5月5日，经工商变更登记，公司股东由余ＸＸ、钱新红、李某某、崔林森，变更为崔林森、钱新红、李某某、周玉顺，法定代表人由余ＸＸ变更为周玉顺；2017年7月3日，经工商变更登记，公司股东由崔林森、钱新红、李某某、周玉顺，变更为崔林森、钱新红、周玉顺。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产品代理合同书》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代理合同关系。经质证，被告无异议。证据2，原告妻子与被告职员陈球通话录音文字整理稿及音频文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曾向被告申请退出机制，但最终没有退成，因此系争合同中的退出机制是虚假的。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反映的是双方就合同解除进行沟通，而被告未收到原告的退出申请。证据3，《产品价格明细及二次进货折扣》四页，用以证明被告提供的产品价格没有更新过，不包含新产品，而原告最终拿到的产品是新产品，不在该表格范围内。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原告拿到了哪些新产品，也无法证明原告享受了新的折扣，且该证据体现的是合同履行情况，与原告主张的撤销合同无关。证据4，《业前准备手册》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没有按照手册内容提供服务；该手册误导原告，使其误认为被告采用的是加盟的形式，具体是在手册第10页涉及微信营销，但被告没有做微信营销。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手册中关于微信营销的内容是指被告指导原告用自己的微信进行营销，并且该手册系被告于签订系争合同之后交付原告，不存在在签约之前进行误导的情况。证据5，9581号、9582号公证书、被告官网截图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存在欺诈宣传，就9581号具体是指：1.第6页第1段第3点，系被告在58网上的广告，此处的承诺是虚假的；2.同页第2段第1点，使用了“最”等字眼，违反了广告法；3.同页第3段第3点、第7页第4点，此处也是虚假宣传，普通老百姓容易被诱惑；4.第11页第2段，系被告在3158招商加盟网上的广告，写明“3免招商模式”，免品牌使用费、免加盟费、免保证金费，但实际上原告支付了220,000元加盟费；5.第13页“300%的利润空间”是虚假宣传；6.第14页的成功案例是虚假宣传，第2段首句关于被告是产学研一体化企业的描述也是虚假宣传。就9582号具体是指：第17页“吃一锅饭”微信群中名为“一笑而过”的人称“爱沐坑死我们了”，该群是由被告在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代理商组建，佐证了被告在9581号的虚假宣传没有做到，且证明原告直至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被欺诈受骗。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就9581号而言，58网上的广告并非被告发布，在第7页认证信息中可以证明，且第5页注明费用是1至5万元，而被告的代理商、经销商都没有如此低的费用，与系争合同的情况不符；关于第11页的“3免招商模式”，被告未向原告收取所涉三种费用，实际收取的是代理费，且该费用在系争合同中手写标注，原告也已实际支付，故其在签订合同时对代理费是明确知晓的，不可能受到“3免招商模式”的误导，不构成撤销系争合同的理由；关于第13页“300%的利润空间”，只是描述一种可能性，若客户经营得当，确实能够实现，但仅是最高限度的表示，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不构成误导；关于第14页的成功案例，描述的是一种经营得当的可能性，所述一年六位数的收入即十多万元，对于经营得当的客户并不夸张；关于产学研一体化，化妆品的配方是被告与韩国公司进行合作，生产是由被告的关联公司负责，所以并不是虚假宣传。就9582号，在证据中无法体现微信群成员的身份，无法体现是否为被告的客户，且对话时间为2017年3月15日，不构成对原告签约时的欺诈；关于第17页的截图，系争合同中没有保证客户不亏损的约定，且5.5折的折扣是提供给经销商的，本案原告属于代理商，因此欠缺关联性。就官网截图，关于产学研一体化的意见同前述意见；对于办公场所、生产基地的面积，被告已经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宣传属实，不构成虚假宣传。证据6，《门店手册》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存在虚假宣传，具体是指：门店数量、300%利润、CCTV奖励。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第3页中列明了2015年7月至10月的活动，而系争合同签订于2015年6月，故该手册对原告签订系争合同不构成影响；倒数第2页，该手册对应的代理商标准与本案不同，与本案欠缺关联性；就300%利润等表述的意见，同前述质证意见。证据7，原告银行转账明细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付清了代理费。经质证，被告无异议。被告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银行转账凭证一份，用以证明被告通过案外人李某某向原告汇款16,700.80元，系原告代理区域内经销商刘佳欢的新开店现金返利。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笔钱系经销商的销售返利。证据2，《客户发货登记表》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未向被告订货，被告已将经销商进货差价的货值挂账，但因原告从未订货故尚未发放，若原告订货，被告同意向其发货。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商品房预租)房屋租赁合同》一份，代表被告签约的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余ＸＸ，用以证明被告的办公场所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被告不存在虚假宣传。经质证，原告认为看不清承租方的签名，无法体现系被告法定代表人所签，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案外人上海启耀金属有限公司与案外人上海千素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素公司”)之间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千素公司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加工生产合同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的生产场地符合宣传所称的面积。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无法提供证据原件，无法证明千素公司是真正的生产商，且《委托加工生产合同书》是2016年8月到期，《厂房租赁合同》是2017年8月到期，不能证明被告委托了千素公司进行生产。证据5，公证书、授权书及翻译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系与韩国公司合作在我国境内经营“爱沐空间”化妆品业务。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6，最快75天回本的实例证据一组，包括：《产品销售合同书》、营业执照、身份证、《合作经营合同书》、《合同审批表》、店铺照片、《客户发货登记表》、发货记录，用以证明案外人刘1、刘某2于2015年10月11日与被告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并于2016年1月15日开业，该店2016年1月至3月的销售收入为94,779元，每月租金加物业管理费为2,990元，三个月为8,970元，装修成本约20,000元，被告于上述期间内向该店发货66,809.35元，假设全部发货成本均计入销售成本，全部装修成本均计入上述期间成本，则成本合计95,779.35元，收入与成本相当，故该店保守估计75天可以实现回本。经质证，原告仅认可《产品销售合同书》的真实性，对其他证据认为系被告单方制作，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例子中的案外人系经销商，与原告代理商的模式不同。证据7，《订货政策》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产品销售的毛利润非常高，符合宣传中的表述。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仅为政策，不是客观事实。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证据1、7，被告证据2、5)，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逐项分析如下——对原告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针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所涉对话系原、被告就退出问题进行沟通，而根据系争合同关于退出机制的约定，解除合同需经被告确认，上述对话内容无法体现原、被告就解除合同达成了一致意见；况且，被告是否履行退出机制属于合同履行问题，与原告主张的欺诈欠缺关联性。故就该证据，本院认定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原告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针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从落款时间分析应是原、被告签约时形成，仅凭该证据，无法形成比对，进而无法印证原告所称其拿到的产品不在该表格范围内的意见属实；原告经本院要求后未就其开店进货的情况予以核实反馈，同时对被告证据2暨《客户发货登记表》不持异议，而该表载明原告未向被告进货，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故就该证据，本院认定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原告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针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中就微信营销区域推广及销售的内容属于介绍类信息，并未要求被告进行微信营销，而是指导原告自行微信营销。故就该证据，本院认定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原告证据5、6，就9581号公证书中发布于2013年7月12日的58网广告内容，本院认为，该则广告在认证信息栏不能体现系被告发布，且标注的合同价款与被告的经营模式不同，另外，原告主张该则广告使用“最”等字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但该法系2015年修订后对“最”等用语予以规范，故58网广告在真实性、关联性方面存在瑕疵，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其他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针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就9582号公证书，从微信群的对话记录分析，难以体现发言人的真实身份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且对话没有原告的参与，难以体现其主张的至此时才知被欺诈的情况属实，故就9582号公证书，本院认定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关于该组中其他证据能否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在案证据及已查明事实进一步予以认定。对被告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针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笔汇款的金额16,700.80元符合系争合同中关于新开店现金返利的税后金额，亦与同期审理类案中的新开店现金返利金额一致；原告虽主张该笔钱款系经销商的销售返利，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就该证据，本院认定能够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应认定为新开店现金返利，而非其他用途。对被告证据3，本院认为，该证据中通过笔迹辨识，承租方签名人为“余ＸＸ”的可能性较大，而余ＸＸ确曾系被告法定代表人；且根据同期类案审理中确认的事实可知，经销商、代理商数十人曾至被告的办公地点进行维权，地点正是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东方环球企业中心(本院注：该地址暨闸北区永和路118弄)，证明被告在上述地点确有办公地点。故就该证据，本院认定能够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证据4，本院认为，被告未就两份合同提供原件以供核实，且被告在庭审中自认千素公司与其系关联公司，则两家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就该证据，在真实性方面存在明显瑕疵，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证据6，原告对《产品销售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就该组其他证据，本院认为，相关材料均为被告单方制作，相关案外人未到庭作证或接受问询，故在真实性方面存在明显瑕疵；即便属实，该事例系基于买卖合同，与本案代理合同不同，故在关联性方面亦有不足。故就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证据7，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纳。针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载明的代理商进货价格远低于销售价格，能够证明利润空间较大；原告认为该证据仅为政策，并不是客观事实，而该证据名为“政策”，并非保证每名客户均可实现高利润的合同义务，本院对原告的该意见不予采信。故就该证据，本院认定能够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存在以欺诈手段诱使原告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与其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书》的行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基于上述法律规定，认定争议焦点的关键在于，被告是否在签约前故意告知原告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原告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与之签约。就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被告欺诈行为，本院结合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逐项认定如下：1.关于3158网站广告中涉及的“3免招商模式”，即免除品牌使用费、加盟费、保证金，本院认为，该模式作为被告的宣传手段，在所免费用的名称上与原告实际交纳的代理费存在明显不同，且按照普通商事主体的通常理解，上述宣传不足以导致原告对《产品销售合同书》中手写特别标明的“代理费220,000元”产生误解，若依原告的逻辑，则其实际支付220,000元的行为与其对“3免招商模式”的认知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不符合常理；2.关于300%利润，被告在此处的广告用语为“利润空间”，并非对所有客户保证均能实现该利润，且结合对被告证据7的认证意见，被告的订货政策在理论上可以满足较大的利润空间；3.关于成功案例，该案例中并未对代理商的利润作出承诺，且描述不存在明显夸大的情况，原告认为该案例虚假，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4.关于产学研一体化企业，结合被告证据5以及同期类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发生供货困难始于2016年下半年，在此之前被告客观上具备一定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5.关于对专卖店店员给予产品补贴，该项补贴的前提是开设店铺、聘用店员，而原告经本院责令，未就其开店时间、进货账目等基本情况予以核实，无法证明实际开设店铺并雇佣店员，亦无法进一步证明店员补贴系虚假宣传；6.关于《门店手册》，从手册中列明的宣传活动分析，该手册制作于2015年10月之后，而原、被告签订系争合同于2015年6月14日，故该手册形成于签约之后，不足以影响原告在签约时的意思表示；7.关于被告仅发展了一家经销商，因系争合同中未就被告发展经销商的数量、时限予以明确，故该节事实属于合同履行的范畴，难以认定为被告误导原告与之签约；8.关于退出机制，根据系争合同约定，适用退出机制并解除合同需要被告确认，原告单方提交退出申请的行为依约并不能取得当然解除合同的效果，故退出机制的成功与否属于合同履行的范畴，不足以对原告签约时的意思表示构成实际误导。同时，系争合同是原告至被告所在地上海参加招商会之后签订，作为代理合同的被授权方，在合同中已经写明：双方确认并承诺，任何一方的各种广告宣传等资料不构成本合同条款，被告各种广告宣传资料中的销售理念、产品风格等不作为本合同的相关事项或补充条款，如有相关测算，仅仅只是说明成功的可能性，并不是对原告经营事业获利的承诺，双方所有的权利和义务均以本合同或双方签署的其他协议为准。在此背景下，原告有义务也有条件审查合同内容的真实性，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风险。现原告主张被告在签约前存在欺诈行为，该意见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现有的证据，系争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亦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并导致合同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便原告具有撤销权，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于2017年3月才知晓上述欺诈行为，但从其主张的欺诈行为分析，至少就前述第1项行为暨原告基于“3免招商模式”认为不应支付费用，原告理应在合同签订并付清代理费时(2015年7月)既已知晓，而原告于2017年提起本案诉讼距彼时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除斥期间，其撤销权理应消灭。另，本院考虑到系争合同有效期尚未届满，原告已付清代理费，只要双方当事人本着重合同守信用的原则，平等协商，经过努力合同目的亦存在实现的可能性。即使今后根据情况合同确难履行，也应在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基础上，对善后事宜另行平等协商或通过诉讼解决。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以欺诈行为诱使原告与其签订系争合同的意见，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肖波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原告肖波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洋人民陪审员  沈徐福人民陪审员  钱永培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吴 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6gt;若干问题的意见》68．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