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4民初180号
原告：天津一商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610092。
法定代表人：郭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强，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乍浦经济开发区中山西路***号。组织机构代码：75591888-3。
诉讼代表人：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彬豪，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宁波益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高新区科贸中心*号楼**层*****号房。
法定代表人：南爱光，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告天津一商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第三人宁波益腾贸易有限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前由本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4）浙嘉商初字第2号、（2014）浙商终字第43号一二审民事裁定书。原告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7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17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彬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履行《货权转让委托书》的交货义务，向原告交付DO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2000吨（价值2314万元），并赔偿损失686万元。后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3000万元的债权。事实和理由：2013年11月11日、11月24日和12月12日，被告在第三人转让给原告2000吨DOP的《货权转让委托书》上盖章，确认第三人在被告处有2000吨DOP货权。2014年1月2日、7日，原告两次致函被告，要求被告按《货权转让委托书》的约定向原告交付2000吨DOP，但被告拒绝履行交货义务，造成原告损失。
被告辩称，原告是向第三人购买DOP，与被告没有合同关系。《货权转让委托书》上被告的印章系根据第三人方的南雄平要求加盖，第三人当时在被告处没有2000吨的DOP货权，《货权转让委托书》上载明的DOP货权系虚构。被告在第三人实行诈骗后，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该案由港区公安分局侦查。被告于2016年11月11日经平湖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财产交接时没有这些货物，所以原告请求被告交付2000吨的DOP是不能支持的。如果法院支持该诉讼请求，鉴于被告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原告要经破产债权申报程序主张自己的权利。
第三人未陈述意见。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货权转让委托书》三份（2013年8月9日一份、2013年11月11日二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有以《货权转让委托书》作为货权转让凭证的交易习惯。
2.《货权转让委托书》三份（2013年8月22日一份，2013年12月9日二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有以《货权转让委托书》作为货权转让凭证的交易习惯。
3.《销售合同》一份、《银行承兑汇票》二份、《特种转账借方传票》二份、《货权转让委托书》（2013年11月11日）一份，证明被告确认原告在被告处有700吨DOP的事实。
4.《销售合同》一份、《银行承兑汇票》二份、《客户回单》二份、《货权转让委托书》（2013年11月24日）一份，证明被告确认原告在被告处有700吨DOP的事实。
5.《销售合同》一份、《银行承兑汇票》二份、《客户回单》二份、《货权转让委托书》（2013年12月12日）一份，证明被告确认原告在被告处有600吨DOP的事实。
6.提货通知（2014年1月2日）二份，证明原告通知被告要求提取2000吨DOP，被告对于存放数量予以确认。
7.提货通知书（2014年1月7日）、EMS快递单、《EMS快递查询》各一份，证明原告再次通知被告，要求提取2000吨DOP。
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对2013年8月9日《货权转让委托书》没有异议，2013年11月11日的两份《货权转让委托书》是因为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诈骗行为而虚构，被告员工被骗才盖的印章。证据2，认可2013年8月22日《货权转让委托书》，2013年12月9日的两份《货权转让委托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与第三人也没有关系，是被告与原告、案外人浙江亿马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的货权转让关系。证据3、4、5，对销售合同本身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处存有DOP的事实。2013年11月11日、11月24日、12月12日的三份《货权转让委托书》是第三人通过诈骗方式、被告在未知情的情况下加盖的。证据6、7，没有异议，但是仅能证明原告通知要提取货物，不能证明货物真实存在。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立案决定书，证明2014年3月27日嘉兴市公安局港区分局对被告总经理郑军的报案进行立案。
2.2014年6月14日第三人原会计方璐丹笔录，证明第三人账面欠原告3010万，说明第三人还没有履行合同供货义务；原告的承兑汇票已贴现，部分款项被南雄平逃走时带走。
3.2014年6月14日第三人方的周雯雯笔录，证明2013年8月30日700吨DOP、2013年11月20日700吨DOP和2013年12月4日600吨DOP销售时，第三人在被告处没有库存，这些货权转让都是老板南雄平让周雯雯所做；
4.2014年1月5日被告方的刘鹏山笔录，证明南雄平是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刘鹏山在《货权转让委托书》盖章时，没有核实过南雄平（第三人）名下DOP的存量；南雄平所订的DOP只有4吨左右没有交货；南雄平骗取了2000吨货物的《货权转让委托书》。
5.2014年3月10日刘鹏山笔录，证明2000吨DOP《货权转让委托书》是被南雄平骗取盖章的。
6.2014年1月10日方璐丹笔录，证明2012年第三人与被告真实的DOP交易总量为660吨，2013年为2728.84吨；南雄平离开时带走公司资金1220万元。
7.2014年1月11日史帅峰笔录，证明2012年被告与第三人DOP交易总量为966吨，2013年为2453.84吨。
8.2014年1月10日向第三人调取的入库单和合同，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所购DOP均已入库。
9.2014年6月14日周雯雯提供的第三人合同履行台账，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所购DOP均已提货，在被告库存为3.88吨。
10.被告的销售订单查询，证明2012年至2013年被告共与第三人发生DOP交易为3419.84吨。
11.（2014）甬东商初字第1105-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根据被告报案，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嫌犯罪故裁定驳回该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12.（2016）浙0482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和指定管理人通知书，证明2016年11月11日平湖市人民法院受理了被告破产清算申请，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10，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刑事案件或者合同关系，并不影响原告按照《货权转让委托书》向被告要求提取货物。证据11，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本案的再审裁定效力高于被告提供的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书与本案也不具备关联性。证据12，对真实性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至于被告认为部分《货权转让委托书》上其印章是受第三人欺骗而加盖，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事实来判断被告是否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责任。被告提供的证据1-10系被告报案及公安派出所对相关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对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能否证明被告的主张，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证据1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2，原告对真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第三人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11月20日、12月4日签订《销售合同》三份，约定原告向第三人购买DO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700吨、700吨、600吨，价款为812万元、812万元、690万元。原告以交付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足额支付了货款。第三人于2013年11月11日、11月24日、12月12日出具《货权转让委托书》，载明“被告：我公司在贵公司的DOP柒佰吨（另两份分别是柒佰吨、陆佰吨）的货权转让给原告，凭原告有效提货指令提货。”被告在三份委托书上加盖其合同专用章（2）予以确认。2014年1月2日、1月7日，原告两次向被告发出提货通知，表示拟定于2014年1月10日开始从被告处提取DOP货物2000吨。
另查明，在上述交易之前，原告曾两次向第三人购买过DOP各600吨，第三人分别于2013年8月9日、8月22日出具《货权转让委托书》并由被告加盖合同专用章（2）确认。被告对该两笔交易真实存在没有异议。
再查明，被告在接到原告的提货通知后，于2014年1月向嘉兴市公安局港区分局举报第三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南雄平等涉嫌诈骗，称第三人转让给原告的2000吨DOP完全是虚构，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处理。2014年3月19日，嘉兴市公安局港区分局告知被告，南雄平涉嫌诈骗一案已立案调查，2014年3月27日，嘉兴市公安局港区分局决定立案侦查。
2014年2月26日，本院受理了原告诉被告、第三人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履行《货权转让委托书》的交货义务，向原告交付2000吨DOP（价值2314万元），并赔偿损失686万元。本院经审理认为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故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7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17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2016年11月11日，平湖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482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被告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2017年7月11日，原告企业名称由天津裕华经济贸易总公司变更为天津一商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71号民裁定，第三人明知其在被告处没有2000吨DOP货权，但基于欺诈的目的与原告签订2000吨DOP《销售合同》，第三人实际控制人南雄平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以及向被告出具《货权转让委托书》的行为涉嫌犯罪。但原告系因被告在《货权转让委托书》上盖章，向被告提出交付2000吨DOP及赔偿损失的主张。被告在《货权转让委托书》上盖章的行为与第三人控制人南雄平涉嫌诈骗犯罪的事实虽有牵连，但并非同一事实。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在《货权转让委托书》上盖章的行为本身涉嫌犯罪。原告向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属于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第三人作为出卖方负有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之后被告在《货权转让委托书》上盖章确认第三人的2000吨DOP在被告处，并承诺可以凭原告的提货指令提货，表明第三人的交付义务以债务转让的形式转移到被告处，原告对此予以接受，则债务转让成立，被告因此负有向原告交付2000吨DOP的义务。被告辩称其工作人员在《货权转让委托书》上加盖印章系受第三人欺骗，对此，如前所述，被告在《货权转让委托书》上盖章的行为没有证据表明本身涉嫌犯罪，该行为与第三人的南雄平涉嫌犯罪的事实虽有牵连，但并非同一事实，故《货权转让委托书》的效力并不受此影响。退一步讲，即便《货权转让委托书》无效，由于被告在明知第三人没有2000吨DOP存放在被告处、第三人要求被告盖章具有欺诈他人的非法目的的情况下，未拒绝第三人的不法要求，而给予协助配合，明显存在过错，理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原告在本案交易之前，与被告、第三人完成过两次DOP买卖，交易模式与本案相同，则原告基于交易习惯以及对被告真实印章的信赖进行本案三笔交易，属于善意无过错，自身无须承担责任。
考虑到原告不论是要求被告交付货物还是赔偿其货物价值的损失，因被告已在申请破产清算过程中，无法再实际履行，均只能变更为确认破产债权金额，现原告诉讼请求已作变更，应予支持。2000吨DOP的价值为2314万元，原告对被告享有的该笔债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利息损失问题。原告与被告未约定DOP的交付期限，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告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现原告于2014年1月2日、1月7日两次向被告发函要求提货，并确认在2014年1月10日前提货，故2014年1月10日可以认定为履行期限。被告未能按期交货，原告请求其赔偿利息损失可予支持，具体可以以货物价值2314万元为基数，参照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计算。原告请求按贷款基准年利率4.35%的1.95倍计算缺乏依据，可按1.5倍计算，自2014年1月11日计算至法院受理被告破产申请之日2016年11月11日，金额为427.8万元。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在被告处享有债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天津一商投资有限公司对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享有2741.8万元的债权；
二、驳回天津一商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天津一商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6508元，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负担175292元。保全费5000元，由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褚 翔
审 判 员 汪先才
代理审判员 陈 蓉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