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502民初561号原告：王苗，女，1985年1月5日出生，汉族。被告：渭南市三贤中学。法定代表人：郭高峰，校长。委托代理人：邓建军，陕西赛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坤，男，196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第三人：渭南市临渭区教育局。负责人：闵渭安，局长。委托代理人：任晓东，男，197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原告王苗与被告渭南市三贤中学、第三人渭南市临渭区教育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苗及被告渭南市三贤中学（下称三贤中学）委托代理人邓建军、王坤、第三人渭南市临渭区教育局（下称区教育局）委托代理人任晓东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三贤中学法定代表人郭高峰、第三人区教育局负责人闵渭安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与原告继续履行合同；二、被告补缴2007年8月至2017年1月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三、被告补发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工资，共计18546元；四、被告与原告在2007年8月30日至2017年1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五、被告向原告支付加班加点工资20560元；六、被告拖欠原告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两个月课时费共计876元；七、被告未向原告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证明的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07年8月30日至2016年1月29日应聘至渭南市下吉中学处从事英语教师工作。2007年8月30日原告填写员工入职信息表，从2007年9月1日起正常出勤，原告入职后一直在渭南市下吉中学(现渭南市三贤中学)处工作。2007年8月30日至2016年1月29日在渭南市下吉中学(现渭南市三贤中学)工作，工作期间被告未向原告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被告与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6年工资表，载明原告月薪1200元、课时费表载明原告课时费月薪438元；2016年2月被告未向原告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证明，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由于2016年7月31日原渭南市下吉中学变更为现渭南市三贤中学，依据渭南市临渭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公告第二十期(事登局2016年7月31日)。现在原告的各种社会保险费未缴纳、拖欠原告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两个月课时费共计876元、被告未向原告支付加班加点工资20560元。综上所述为维护法律尊严，为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九条、第八十二条、第四十条、第五十条、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第二款、第20条第一款、第54条、《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百条、第四十八条、第九十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民法通则》第137条、《行政处罚法》第29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0条，《最低工资规定》第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3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4条、第2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1条、第2条、第4条、第12条、第23条、第13条、第26条、《最低工资规定》第3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3条、第6条第三款、第7条、第9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相应法律及民事赔偿责任。另原告王苗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将其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二、三、四及事实与理由变更如下：一、诉讼请求二笔误“2017年1月”变更为“2017年至问题解决之日”。二、诉讼请求三笔误“2017年1月”变更为“2017年至问题解决之日，共计30000余元”。三、诉讼请求四笔误“2017年1月”变更为“2017年至问题解决之日”。四、事实与理由：1、笔误“原告自2007年8月30日至2016年1月29日应聘至渭南市下吉中学处从事英语教师工作”，变更为“2007年8月30日至2016年8月31日应聘至渭南市下吉中学处从事英语教师工作”。2、笔误“2007年8月30日至2016年1月29日在渭南市下吉中学(现渭南市三贤中学)工作”，变更为“2007年8月30日至2017年至问题解决之日，在渭南市下吉中学(现渭南市三贤中学)工作”。3、笔误“2016年2月被告与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变更为“被告与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又原告王苗当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诉状中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2007年8月至案件执行之日的各项社会保险”；第三项诉请为补发2016年2月至案件执行之日的工资，按照《教师法》第25条规定，每月5135元；第四项诉请为自2007年8月至2017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11个月工资共计33000元；第五项诉请为被告支付原告加班加点工资共计20560元；第六项诉请为被告拖欠原告2015年12月及2016年1月，两个月的课时费共计876元；第七项诉请为被告向原告承担未出具书面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赔偿责任，每月5135元，从2016年2月计算至案件执行之日。被告三贤中学辩称，一、原告王苗与原下吉中学之间的劳动关系履行不能是地方教育资源调配整合使然，并非被告三贤中学的主观意愿。为了使临渭区教育资源得到初步优化整合，使农村学生接受到优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教育公平，2011年临渭区根据全区教育发展实际，启动实施高中进城薄弱学校改造投资项目，按照“高中向城区集中、初中向镇驻地集中、小学相对集中”的思路，完成高中学校全部进城和农村义务段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原下吉中学便是本次列入调整范围的众学校之一。原下吉中学在政策调整下，与故市中学、吝店中学合三为二，成立了如今的渭南市三贤中学、渭南市尚德中学。三校合二，必然导致原在校教、职工的大调整，并校裁员不可避免。由于原下吉中学因合并而解散导致法人归于消灭，劳动合同由于缺乏一方主体，而归于终止。因此，原告王苗与原下吉中学之间的劳动关系履行不能是地方教育资源调配整合使然，并非被告三贤中学的主观意愿。二、原告王苗要求补发其离职后工资无法律依据，要求支付加班工资及拖欠课时费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正如原告王苗诉称：“2007年8月30日至2016年1月29日在渭南市下吉中学(现渭南市三贤中学)工作”。那么很明显，原告王苗至少是在2016年1月29日离开工作岗位的，之后就再也没有在被告三贤中学工作过，也再没有给三贤中学提供任何形式的劳动，显然，原告王苗要求被告三贤中学补发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的工资无法律依据。被告三贤中学属公立学校，学校教、职工的上下班时间与同地区所有高等公立中学实行统一课时制度，根本不可能存在加班加点的情形。而在工资发放上，学校是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发放，亦从未有过拖欠不付的情形。由此，原告王苗诉请被告三贤中学向其支付加班加点工资20560元及拖欠的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两个月的课时费876元于事实无据。因此，原告王苗要求补发其离职后工资无法律依据，要求支付加班工资及拖欠课时费无事实依据，应依法不予支持。三、原告王苗要求被告三贤中学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补交五险的诉请己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应依法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即就是劳动者主张其权利的期限是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身权利受到侵犯之日起一年内，超过一年就丧失了胜诉的权利。正如原告王苗诉状中载明的那样。原告自2007年8月30日至2016年1月29日应聘至渭南市下吉中学处从事英语教师工作。也就是自2007年开始，其就明确知道了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而其直至2016年才申请仲裁，早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劳动争议案件诉讼时效与仲裁时效的关系。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就丧失了请求法院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的法律制度。仲裁时效是指具有诉讼权利能力的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否则，法律规定消灭其申请仲裁权利的一种时效制度。而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仲裁是诉讼的必经程序。对仲裁前置的诉讼案件，究竟应适用哪个法定期间。我国《仲裁法》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劳动法》对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没有规定，劳动争议案件就适用该规定的行使权利的法定期间。因此，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寓于仲裁时效之中。劳动争议案件超过仲裁时效即丧失胜诉权。就劳动争议案件而言，只要当事人申请了仲裁，仲裁裁决书送达后15天内向法院起诉，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不应当通知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劳动争议案件超过了仲裁时效，仲裁委裁定不予受理，而法院以其未超过诉讼时效受理，并对其实体进行了裁决，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仲裁时效规定就失去了意义，劳动争议仲裁也就形同虚设。所以，劳动争议案件超过了仲裁时效即丧失了胜诉权。因此原告王苗要求被告三贤中学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补交五险的诉请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结合本案现实情况，依法做出公平、公正的裁判，以维护被告三贤中学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区教育局述称，一、区教育局与原告王苗之间并未建立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从原告王苗的诉状陈述的事实来看，原告称其于2007年8月份受雇于原下吉中学从事英语教师工作，也就是说原告并非受雇于区教育局从事英语教师工作，而区教育局管理的教职工队伍全部系在编人员，即就是区教育局聘用临时人员从事教学工作，也严格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签订《聘用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但原告王苗并未通过区教育局的聘请从事教师工作，事实上，原告王苗也从未给区教育局提供过任何劳动或者劳务。所以，区教育局与原告王苗之间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二、区教育局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正如原告王苗诉称的那样。原渭南市下吉中学变更为现渭南市三贤中学，依据渭南市临渭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公告第二十一期。那么，原渭南市下吉中学也好，现渭南市三贤中学也罢，均属于独立的法人事业单位，是有资格对外承担民事权利与义务的主体。显然，原告王苗将区教育局列为本案第三人于法无据，区教育局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驳回原告王苗对区教育局的起诉。经审理查明，2007年8月30日原告王苗经人介绍进入原下吉中学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6年1月，因下吉中学放假，原告王苗离开下吉中学再未上班，下吉中学自2016年2月以后未给原告王苗发放工资。2016年1月29日根据统一安排，原下吉中学及原蔺店中学从原址搬迁至渭南市区，2016年3月7日渭南市临渭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渭南市临渭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渭南市下吉中学等学校更名的批复》【渭临编发（2016）9号文件】，同意将渭南市下吉中学更名为渭南市三贤中学。后原告王苗向渭南市临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渭南市临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渭临劳人仲案字（2016）14号裁决书，裁决：申请人王苗的所有请求予以驳回。王苗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下吉中学未为原告王苗办理社会保险。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渭临编发（2016）9号文件、仲裁裁决书等在卷为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王苗主张其与被告三贤中学之间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要求与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但原告王苗2007年8月30日开始是与原下吉中学建立劳动关系，2016年1月原下吉中学按照安排与原蔺店中学搬迁并更名为三贤中学以后，原告王苗并未在更名后的三贤中学工作，其与三贤中学之间并未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故原告王苗要求继续与被告三贤中学履行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王苗要求被告补缴其2007年8月至案件执行之日的各项社会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缴费单位逾期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征缴社会保险费是上述行政机关的职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从上述法律规定的文义看，显然不包括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形。根据前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纠纷并非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故对原告王苗要求被告三贤中学为其补缴社会保险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王苗要求被告补发2016年2月至案件执行之日的工资，但是根据原告自己陈述其自2016年2月以后并未实际上班，即其自2016年2月以后并未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如果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是不能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资的。另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从该规定中对“工资”的定义可以看出，“工资”的定位是“劳动报酬”，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显然不能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故本院对原告王苗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2月以后工资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王苗还要求被告承担2007年8月至2017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11个月工资共计33000元，其实质是要求被告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王苗2007年8月30日即进入原下吉中学工作，下吉中学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从2007年9月开始，其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而其直至2016年才申请仲裁，早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另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支付的二倍工资属于惩罚性赔偿金，并不是工资报酬，应受仲裁时效约束，故原告王苗要求被告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的请求已超过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王苗认为2012年7月20日至2013年6月下吉中学高三代课教师表上有其名字，且上面有上课时间安排，故被告应向其支付加班加点工资20560元。但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原告王苗主张的寒暑假补课属实，但就寒暑假补课的补课费被告已向原告进行了发放，且原告自己陈述被告在寒暑假期间也已经向其发放了工资。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加班加点工资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又原告王苗主张被告拖欠其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两个月课时费共计876元，但其所主张的课时费并未有法律依据，且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工资总额的组成部分并不包括原告王苗所主张的课时费，故本院对原告王苗这一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王苗还主张被告应承担未向原告出具书面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告主张被告应承担未出具书面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但根据前述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人书面证明的，应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且原告王苗也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因被告未向其出具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书面证明给其造成损害的事实及数额，故本院对原告王苗这一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苗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卫民审 判 员  刘 莎人民陪审员  杜邦运二０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陈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