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合民二终字第009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梁园镇路口村，组织机构代码59017311-1。
法定代表人苏松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发蒙，安徽黄发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腊梅。
委托代理人刘勋，安徽百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晓军，安徽百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青山。
委托代理人刘勋，安徽百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晓军，安徽百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上诉人李腊梅及许青山因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5）肥东民一初字第00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从事家庭养殖。2014年8月27日，原告与被告李腊梅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李腊梅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等物料，被告李腊梅在饲养过程中，肉猪属原告财产，被告不能擅自处理，被告负责养殖的场地、设施及劳动力，以及到原告指定的地点领取物料（料肉比在2.35-2.65之间），回收时间不得迟于委托养殖开始后的第150天，回收标准为单头体重在160斤以上，7.5元／斤，160斤以下6.5元／斤，被告对未交付的肉猪按每头2500元的标准向原告赔偿等。合同签订后，2014年8月28日，被告从原告处领猪苗499头，猪苗价款为244786元，交纳保证金50000元。养殖期间，被告从原告处领取药物价款为18670.2元。2015年1月27日，回收肉猪到期后，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肉猪，由此双方发生纠纷。2015年2月15日，在该肉猪10多天无人喂养下，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该肉猪进行保全，由原告按合同的最高价（7.5元／斤）回收，肉猪的数量为290头，重量为25160公斤，价款为377400元。在保全过程中，被告请求从猪款中先支付其聘用的工人工资，本院根据案情确定返还40000元给被告支付工人工资。
2015年1月27日，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清偿原告猪苗、饲料、药品款723629.8元，赔偿原告522500元（违约金）。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李腊梅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被告李腊梅在养殖到期后，没有交付肉猪，保全的肉猪数量上与被告李腊梅应交付肉猪的数量相差209头，被告李腊梅显然违约。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李腊梅给付猪苗244786元、药品18670.2元、饲料款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理由正当。虽原告交付被告李腊梅的饲料单据上不是李腊梅签收，李腊梅不认可饲料的数量，但根据合同约定的料肉比，按料肉比的最低标准和保全的肉猪数量以及不同饲料的最低价格（每公斤3.75元）计算，饲料款应为221722.5元（25160公斤＊2.35料肉比＊3.75元／公斤）。双方约定的未交付的肉猪按每头2500元计算违约金过高，根据回收的肉猪平均价款每头为1300元，违约金应以每头价款的30%计算为390元，即违约金为81510元。以上合计为566688.7元。减去猪款337400元（扣除返还的40000元），保证金50000元，被告李腊梅还应给付原告179288.7元。被告李腊梅、许青山系夫妻关系，应共同承担给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李腊梅、许青山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179288.7元。案件受理费16015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18035元，由原告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负担6555元，被告李腊梅、许青山负担11480元。
上诉人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两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领取饲料221722元事实不清。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养殖合同》，猪苗、药物、疫苗均从上诉人处先免费领取，数量和金额以领用单确认为准，待肉猪回收时再结算。虽然领取物料的“授权委托书”不是被上诉人李腊梅本人签名，但也是其授权驾驶员江天坛签字，每次领取饲料和药物都是两被上诉人在上一批饲料和药物快用完时，通知驾驶员，并由驾驶员签字后从上诉人处领取相应的饲料和药物运输至两被上诉人的养猪场。被上诉人以授权委托书不是其本人签字辩称未从上诉人处领取任何饲料，显然不能成立。1、根据《委托养殖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不能从其他地方购买饲料，并且也没有提供从其他地方购买的证据；2、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只要签字即可先免费领取饲料和药物，不可能会从其他地方自行付款购买饲料；3、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赔偿清单”中包括剩余饲料拆算费用，也能证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领取饲料；4上诉人一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明确陈述多次为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领取饲料并运输至被上诉人养猪场，被上诉人养殖所用饲料均是从上诉人处领取的，在每次运输饲料至被上诉人养猪场内均没有见到有其他品牌的饲料。被上诉人实际领取的饲料根据物料领用单应认定为460173元。一审认定两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领取饲料221722元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违约金过低。被上诉人共从上诉人处领取499头猪苗，直在一审法院两次强制保全下只向上诉人交付290头肉猪，未交付209头，距合同约定的交付数额相差近一半，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委托养殖合同》明确约定对未交付的肉猪按每头2500元的标准向公司做出赔偿。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违约金522500元，一审判决违约金过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肥东县人民法院（2015）肥东民一初字第00766号民事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连带支付上诉人858729元。
李腊梅，许青山辩称。首先：李腊梅和许青山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其次，其上诉主张的饲料款没有事实依据。对其要求的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李腊梅履行了合同义务，除了自然死亡的外，其他都已移交。另，违约金标准过高。
上诉人李腊梅，许青山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所涉猪苗、饲料、药品系上诉人购买并支付相应款项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本案《委托养殖合同》第一条第二项，第四条，可以明确看出上诉人并非系购买被上诉人的猪苗及物料、药品，只是负责养殖管理，然后根据养殖成果交付产品，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系上诉人购买上述猪苗及物料、药品进而判决上诉人支付相关费用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也不符合合同本意及双方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合同原则。二、被上诉人应承担养殖期间肉猪死亡风险并支付上诉人死亡肉猪补贴款104500元。根据《委托养殖合同》约定，肉猪产权属于公司所有，因此在饲养期到成品期肉猪正常死亡的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且2015年1月5日起至2015年2月15日法院保全肉猪期间均有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管理、饲养，即从2015年1月5日起肉猪就由被上诉人管理，这期间肉猪的死亡应由被上诉人负责，另外，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及履行合同实际情况，在肉猪死亡后被上诉人应给予上诉人死亡肉猪补贴款，即500元／头×209=104500元，用来补贴上诉人在养殖过程中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以确保家庭农场主利益的平稳。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请求保全死亡猪只的数量未予审查并保全，且未查清死亡猪只的数量，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众所周知，在猪苗饲养期间，猪只因疾病及疫情死亡属于正常现象，双方合同约定对正常死亡猪只计入残废和淘汰，并由公司给予家庭农场主（400元一600元）补贴，上诉人在饲养期间对死亡猪只也按照被上诉人要求进行了无公害处理及拍照证明，为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也申请一审法院予以现场对死亡猪只进行清点，但一审法院未予以审查并保全，且未提及具体死亡猪只数量，相反简单的将被上诉人保全后未能交付的猪只一律计入上诉人违约赔偿项目中，片面的扩大上诉人承担的风险及赔偿责任，根据肥东县白龙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被上诉人在2015年1月5日至7日对生猪进行数目清点时发现少了95头猪，至少也能证实双方争议的猪的数量仅仅为95头，剩余404头被上诉人已经进行了确认，除去报案的95头猪及保全的290头，尚有至少114头猪不应计算在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范围内，对此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明并纠正。四、一审法院未能准确查明药品具体金额，也未对饲料具体数量金额予以查明，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委托养殖合同》约定所需的饲料、药品、疫苗均系公司财产，应由公司提供。退一步讲即使需要上诉人承担相关费用也应按照合同约定经上诉人签字确认，以此来确定种类、数量和单价。（1）关于药品，一审中上诉人对于相关药品的签字予以认可，但金额并未经双方庭审现场累加核算，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18670.2元药品持有异议，应由被上诉人提供相应原件双方庭审现场累计核加，以查明事实。（2）关于饲料，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关于饲料的领用单均非上诉人签字，授权委托书被上诉人也确认系伪造，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简单的以肉料比进行计算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同时按照不同饲料的最低价格（每公斤3.75元）的数值，上诉人也不知如何计算得出，“不同饲料的最低价格”又是以何为标准，一审法院均未能详细阐明，又谈何保证是最低价格，况且被上诉人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均能是伪造所得，上诉人又如何信赖其是最低价格，上诉人也有理由怀疑被上诉人为己私利伪造领用单数量及金额从而加重上诉人责任，且在2015年1月5日起至2015年2月15日法院保全肉猪期间既由被上诉人员接收涉案猪只，此期间必然产生饲料费用，该费用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饲养期间肉猪正常死亡的事实，轻易判定凡是未交付的肉猪均由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而在计算饲料款中价格和数量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轻易裁决判决所述数额也有失公正。五、一审法院诉讼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判决许青山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系养殖回收合同纠纷，许青山并非合同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许青山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同时被上诉人起诉时也即对许青山的诉请予以了撤除，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也并未将许青山列为被告，不应由许青山承担共同给付责任。（2）一审法院从2015年1月27日立案至2015年8月20日判决之时已经远超过一审普通诉讼时限6个月规定。（3）一审审判组织的组成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书首页明确合议庭组成人员系孙继俊、凌燕和人民陪审员杨宇，而落款却为孙继俊、张跃文和人民陪审员杨宇，前后相互矛盾，二审也应予以纠正。（4）被上诉人总诉请金额1246129.8元，一审法院仅支持上诉人给付179288.7元，但却要求上诉人承担诉讼费11480元，不符合规定也有失公正，二审应予以改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请求撤销肥东县人民法院（2015）肥东民一初字第00766号判决，依法改判；2、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辩称，被答辩人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1、根据合同约定饲料疫苗不是无偿提供。2、其没有反诉。3、死猪补贴没有合同约定。对未交付的肉猪承担赔偿责任。4、答辩意见同我方上诉意见。5、一审程序合法。两上诉人是夫妻关系，是以家庭单位履行的合同。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1、李腊梅、许青山领取的猪苗、饲料、药品、疫苗的价款；2、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标准是否过高；3、案涉肉猪死亡的风险应由何方承担；4、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要求许青山承担连带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除上述争点外，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关于李腊梅、许青山领取的猪苗、饲料、药品、疫苗的价款问题。首先，案涉合同第四条第2项明确约定“公司提供给家庭农场主的各种物料及肉猪回收价格，均为流程定价”，李腊梅领取猪苗及药品的单据中，均记载了单价及总价，以上说明猪苗、饲料、药品、疫苗的领取均非无偿的，否则无需记载价格。其次，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提供饲料领取单中并无李腊梅、许青山签字确认，所以对前者上诉主张的饲料价款，不予确认。再次，案涉合同明确约定了料肉比。在李腊梅、许青山未提供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依据领料单的不同饲料的最低价，根据已回收肉猪的总重量，按约定的肉料比得出的饲料价款，并无不妥。
关于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标准是否过高的问题。案涉合同约定违约金标准为每头2500元，而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少收一头猪造成的损失，原审判决根据回收肉猪的价格等酌定违约金标准为回收价的30%，并无不妥。
关于案涉肉猪死亡的风险应由何方承担的问题。首先，案涉合同约定：肉猪在回收过磅前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家庭农场主负责；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特殊情况时应及时汇报，猪只的死亡和淘汰须经双方共同确认，否则视为私自变卖猪只处理；如肉猪非因管理原因死亡的，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给予补偿。从以上约定可以得出案涉肉猪非因管理原因死亡的风险由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承担。其次，李腊梅、许青山提供的照片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肉猪的死亡非因其管理原因造成的。综上，李腊梅、许青山主张不应承担案涉肉猪死亡风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要求许青山承担连带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案涉合同约定的是家庭养殖，且许青山系李腊梅之夫，李腊梅是代表其家庭在案涉合同中签字的。李腊梅、许青山关于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李腊梅及许青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594元，由肥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负担6698元，李腊梅及许青山负担389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健
审判员 陈 烜
审判员 欧 健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顾斯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