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临民初字第1659号原告易正雄，男，1954年9月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临湘市人，无业。委托代理人李洪，岳阳市岳阳楼区洛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住所地：临湘市长塘镇新生村。法定代表人李军，该厂厂长。被告何能福，男，196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临湘市人，个体户。被告李想元，女，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临湘市人，个体户。原告易正雄诉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何能福、李想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5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易正雄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洪、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法定代表人李军、被告何能福、李想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易正雄诉称：被告李军与被告何能福合伙开办的临湘市新生花炮厂。2015年10月21日上午10时许，被告李想元打电话给原告，要求其到新生花炮厂装车，原告在仓库装烟花时，仓库另一处存放鞭炮（高度为5米)突然倒塌，正好打在原告头部，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花费医疗费用十多万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1、请求法院责令被告负连带责任赔偿因原告提供劳务所受到伤害的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共计233228.41元。原告易正雄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易正雄的基本情况；第二组证据，长塘派出所与新生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原告母亲陈香妈1933年11月23日出生，婚后生育6个子女，陈香妈为原告抚养对象及抚养时间；第三组证据，易飞雄等人证明，证明2015年10月21日原告受伤是为两被告从事雇佣劳动中所受的伤害，其伤害原因是原告在仓库搬运鞭炮时旁边约5米高的鞭炮突然倒塌所致；第四组证据，1、入出院及手术记录，2、住院发票，用药清单，证明（1）原告在岳阳市二人民医院住院两次的治疗经过及住院时间；（2）原告治疗期间的医药费为116541.41元及原告住院期间的用药名称。被告何能福、李想元陈述原告有眩晕症史，可向岳阳市二人民医院医生咨询原告受伤前是否有发病；第五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发票，证明原告损伤被评定为九级伤残，医疗建议追加医药费6000元，护理时间为300天，鉴定费1400元；第六组证据，劳动合同、收入证明，证明原告受伤后由其儿子护理，护理时间为300天。护理人员每月平均工资为4500元/月；第七组证据，易正良、易望月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是站到堆放的四个花炮高度上摔下受伤的。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口头答辩称：被告从原告摔伤至今没有参与过问此事，原告所诉完全不实，我虽然是炮厂的法定代表人，但在炮厂没有股份，因为炮厂最初是我喊他们一起搞的，但后来我没钱就把股份卖掉了，炮厂总共有10个股东。我只是在那里挂了一个名，他们每月给我5000元的工资给我。被告何能福、李想元与新生花炮厂是承包关系，故被告不应承担责任，另炮厂的土地是易家和吴家的。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被告何能福、李想元口头答辩称：原告陈述完全不实。1、原告本身就有眩晕症，他是在装炮的时候没有注意，站到堆放的四个花炮高度上摔下受伤的，一个花炮的高度约38cm，而且人掉下来的时候炮根本没有垮。2、易正雄是易家组装炮的联系人，我们来了车要装炮，就先打电话通知他，他就联系别人，有的时候原告本人亲自参加，有事时他会叫别人去。3、我夫妻俩人与炮厂是承包关系，按照厂房每平方米75元计算承包款，炮厂大概有900平方米，我们大约每年向炮厂交纳承包费67500元。被告何能福、李想元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庭审质证时，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其他证据认为不清楚。原告出事至今从未找过我。被告何能福、李想元对第一、二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有异议，证人证言不实。对第四组证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清楚。对第五组证据是原告个人行为不清楚。对第六组证据有异议，原告受伤一直是其妻子护理的，其儿子并未亲自护理，只是回家看了几次。对第七组证据无异议。本院根据原告举证及被告质证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1、2组证据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三、七组证据易飞雄等人的证人证言、证词，对其伤害原因只能证明原告在仓库搬运鞭炮时从第四个炮高度摔下所致，不能证明是因为旁边5米高的鞭炮突然倒塌所致。对第四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五组证据因被告未提出重新鉴定，本院予以采信。对第六组证据因属于孤证，原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相佐证，原告受伤后大部分时间是原告妻子护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本院所采信的证据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可以确认如下案件事实：临湘市新生花炮厂由若干股东集股组建于临湘市长塘镇新生村易家及吴家两组土地，多年来形成一条惯例，该炮厂凡有杂事需请人的，必须是该两组村民。被告何能福、李想元夫妇承包该条生产线，并在该厂享有部分股权。其上交承包款方式，按承包该厂厂房面积计算承包款，每年上交炮厂承包款约6万多元，承包期间共用新生花炮厂生产资质许可证。2015年10月21日，因有客户需装车，被告李想元便打电话通知原告装车，原告便约了几个人到被告所属仓库装烟花。上午10时许，由于烟花炮堆放较高（每堆近10个烟花炮，每个烟花炮高度约38CM）原告站在第四个烟花炮上才能拿到最顶上的炮，在搬炮过程中不慎从炮上摔下致头部受伤。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0天至2015年11月20日出院，医药费为76993.35元，门诊药费为239元。2016年1月11日再次入院进行修补手术治疗18天，至2016年1月29日出院，医药费为33309.6元，共计住院58天。医药费为110541.41元。2016年5月21日，原告伤情经岳阳市湘北司法鉴定所鉴定为9级伤残。医疗建议：自最后一次出院之日起继续追加医药费4000元、康复费2000元，自受伤之日起误工300天（需陪护1人）。为此原告花费鉴定费1400元。原告住院期间，被告何能福、李想元支付了原告5000元。另查明，原告系农村户口，现年62岁，被扶养人陈香妈，1933年出生，生育6子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责任认定。二、原告的损失计算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原告受雇为被告何能福、李想元提供劳务，并由被告支付报酬，已形成一种雇佣劳动关系。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应依法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原告从事该项劳动时，应考虑到自身体力及安全因素，对此事故发生，应负次要责任，原告应承担30%的责任。被告何能福、李想元未对受雇人员在从事劳动过程中的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当货物堆放较高时，未考虑到装车时的人身安全和货物安全，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应承担70%的责任。关于焦点二：原告虽然年满62岁，但作为农村人口还须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并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故应按国有各行业平均工资标准（农、林、牧、渔业）计算原告的误工费。原告主张的营养费，因没有医嘱，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在雇佣劳动中受伤，给原告造成一定的伤害，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要求给予精神抚慰，但原告的请求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故对过高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同时提出交通费损失。因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票据，又不能说明理由，本院酌情予以采纳。庭审中，原告主张护理人员是由其儿子长期护理，按4500元月平均工资计算护理费，因不能提供确实充分证据证实是其儿子长期护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依法核定原告损失为：1、住院期间的医疗费110541.41元、后期医疗费600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3480元（58天×60元/天）；3、护理费25500元（300天×85元/天）；4、误工费14490元（210天受伤之日至定残之日止×69元/天）；5、交通费2000元；6、残疾赔偿金39574.8元（10993元/年×18年×20%）；7、精神抚慰金7000元；8、被抚养人生活费1615元（9691元/年×5年×20%÷6人）；9、鉴定费1400元。合计211601.21元。故被告何能福、李想元应承担148120元（211601.21元×70%），原告易正雄自行承担63481.21元（211601.21元×30%）。关于焦点三：被告何能福、李想元系夫妻关系，与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虽然是承包与发包关系，但是一种内部承包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何能福、李想元承包炮厂与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是共用该厂同一资质。且安全生产包括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过程，故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应当与被告何能福、李想元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第十第第一款第（一）、（三）、（四）、（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何能福、李想元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易正雄因雇受伤损失148120元（已给付款项可以抵扣）。余款63481.21元，由原告易正雄自行承担；二、被告临湘市新生花炮厂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易正雄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798元，由原告易正雄承担1536元，被告何能福、李想元承担326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谌海燕审 判 员  雷 略人民陪审员  陈小垂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敖 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