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民终16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严海丽。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荆愿、李春生，均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锡晓。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清云，广东通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鼎和财险惠州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孙锡晓原审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8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荆愿、李春生、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清云到庭参与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鼎和财险惠州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2、请求二审法院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被告方投保的保险车辆粤Ｂ×××××向原告方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与我司是保险合同关系，应严格依照合同法相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8条也对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的情况也进行了列举：造成人员死亡、受伤的；发生财产损失的事故。
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也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根据前述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护现场，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撤离现场。
本案中，原审法院也认定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确认驾驶员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第二天投案自首，虽然交警部门未认定驾驶员逃逸行为，但已经确认事故发生后驾驶员逃离现场。被上诉人在庭审的过程中称，事故发生时并未察觉撞到受害人，事后发现车辆有碰撞痕迹遂于第二天到交警车查看”。根据被上诉人车辆受损的照片上很明显的看出，被上诉人事故发生时驾驶的粤Ｂ×××××号小型轿车表面损毁严重，其挡风玻璃己破损，车头也严重撞毁，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的过程中居然诡辩称自己并未察觉撞到受害人，严重违背客观事实。车辆的损失情况极为严重，而且挡风玻璃破碎可以证明事故发生时的碰撞力度，前档玻璃破碎也正常影响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被上诉人居然声称不清楚发生碰撞事故，明显存在有意识的逃避法律的追究逃离现场行为，或者我方可以认为事故发生时并不清楚被上诉人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究其背后就是存在疑似酒驾、毒驾或掉包及无证驾驶等禁驾事由而逃避法律的追究行为；驾驶员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饮酒、吸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以及是否存在其他禁驾事由，都是确定他是否承担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被上诉人的逃离行为，已经导致交警部门及保险公司对事故的实际性质无法进行判断。
根据上述情况，上诉人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有意识的逃避法律的追究逃离现场，致受害人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导致受害者抢救不及时死亡。被上诉人第二天才到交警处自首，即使被上诉人是投案自首，也只是减轻刑事处罚的情节，不能否定被上诉人肇事逃逸行为。因此，在本次事故中，被上诉人肇事逃逸的情节是客观存在的。
肇事逃逸属于商业险免责条款，且免责条款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就本案行为已是明显的逃逸行为，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情形，属于商业险的免责情形。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属于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也规定了“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处罚。因此，在从合同条款的文义中可以解读出逃逸或逃离现场的情况下，该条款虽然属于免责条款，但不属于合同法第四十条所规定的“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不应认定为无效条款。而且肇事后保护现场与不得酒后驾车一样，属于驾驶员应当知晓的基本常识，适用逃逸不赔条款时不应苛求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倘若从合同条款的文义中无法得出只有在逃逸或逃离现场的情况下保险人方可拒赔结论，而是宽泛地表明只要驾驶人离开现场保险人即可拒赔，则该条款属于“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的格式条款，应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认定为无效条款。本案中驾驶员明显存在故意逃离现场行为，是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属于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不应避重就轻应遵循行政法规而不是讨论保险人是否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因此逃逸拒赔条款为合同有效条款，被告方仅仅以保险人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为由否认其效力的，不应予以采信。
肇事逃逸是严重的违背交通管理行政机关行政法规行为，也违背了社会道德。如果本案被上诉人诉求得到支持，将无意中助长这种危害社会公众安全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相关法规将变一纸空文。
被上诉人孙锡晓答辩称：1、原审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判决公正，于法应予维持；2、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于法予以驳回。
原审原告孙锡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给付原告孙锡晓保险金人民币469252．2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孙锡晓为粤Ｂ×××××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其为该车在被告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责任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保险期限均自2014年3月14日0时起至2015年3月13日24时止。2014年11月9日21时20分许，原告孙锡晓驾驶粤Ｂ×××××号小型轿车从侨场方向往陈江方向行驶，行经陈甲路与五一大道路口路段时，与从陈江往侨场方向推电动车的案外人曾某发生碰撞，造成案外人曾某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肇事后原告孙锡晓驾车离开现场，于2014年11月10日08时30分许投案自首。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作出441306[2014]第N00020号《道路交适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孙锡晓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经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主持，事故受害人曾某亲属曾得某、曾某才、曾某荣、曾某荣于2014年11月21日与孙锡晓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内容如下：“一、被申请人孙锡晓于2014年11月21日向申请人曾得某、曾某才、曾某荣、曾某荣一次性支付受害人曾某死亡赔偿款伍拾捌万元整（580000.00)，上述530000元赔偿款包括但不限于死亡赔偿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参加处理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害赔偿费等；二、被申请人孙锡晓付清上述580000元款项后，因受害人曾某与被申请人孙锡晓之间发生上述交通事故产生的权利义务全部终结，申请人曾得某、曾某才、曾某荣、曾某荣与被申请人孙锡晓均不得再因本次事故向对方主张权利；三、事故发生后，因抢救受害人曾某产生的抢救费由被申请人孙锡晓负担(凭发票支付)；四、因上述事故造成粤Ｂ×××××车的损失由被申请人孙锡晓自行承担。”上述协议已经本院确认，原告孙锡晓已按该协议约定将赔偿款支付给受害人曾某的亲属。后原告就本次事故已支付的赔偿款向被告申请赔偿时，被告按其核算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支付了110747．76元。为追索上述469252．24元损失，原告孙锡晓于2015年6月23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受害人曾某(1955年12月3日出生)系农业家庭户籍，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书》显示，事故发生前，受害人曾某与惠州市惠城区远鑫五金加工店签订了期限为2013年3月12日至2015年3月12日的书面劳动合同，工作内容为杂工。惠州市惠城区远鑫五金加工店于2014年11月21日出具载有如下内容的《证明》：兹有曾某自2009年3月至2”4年11月在该厂工作，自2013年10月至2014年10月平均工资为2580元。原告为证明曾某事故发生前的工作状况，还提交了惠州市惠城区远鑫五金加工店出具的工资条及该加工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惠州市公安局陈江派出所于2014年11月21日出具的《证明》显示，曾某自2009年3月份起在陈江街道××小区××房居住。
再查，原告称，事故发生时，其因有急事赶回家，并未觉察撞到了受害人，事后发观车辆有碰撞痕迹遂于第二天到交警处查看，其未逃逸。被告辩称，原告于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属于商业险内的免责情形，原告的剩余损失其不负赔偿责任。根据其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中第六条第六项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先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原告对此不予以认可，称被告未向其出示过该保险条款。被告为此向本院提交了《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该单的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载明：“本人就粤Ｂ×××××号牌车辆，向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交、商险，确认以下事项：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份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在投保人签字处(盖章)签有“孙锡晓”字样。原告对该投保单的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向本院中请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对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13日的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上投保人信息、投保车辆信息、投保人签字栏中“孙锡晓”签名与送检的孙锡晓样本签名进行比对鉴定，以确定是否为同一人书写。2017年2月27日，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作出广湖司鉴所(2017)文鉴字第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落款日期为20144年3月13日的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上投保人信息、投保车辆信息、投保人签字栏中“孙锡晓”签名与送检的孙锡晓样本签名书写习惯本质不同，不是同一人书写。”
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双方存在保险合同关系的事实无异议，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为：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超出交强险限额外部分是否应由被告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予以承担?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显示，原告于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后于第二天早上主动投案，交警部门并未作出原告属于“逃逸”的认定；其次，即使原告在本次事故中构成逃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被告提供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为格式条款，被告在与原告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向原告尽到明确的说明与提示义务，但根据广东省西湖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13日的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上投保人信息、投保车辆信息、投保人签字栏中“孙锡晓”签名与送检的孙锡晓样本签名书写习惯本质不同，不是同一人书写。”据此，应认定原告在投保时，被告未尽到明确的说明与提示义务，其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中第六条第六项规定，不产生效力。因此，被告提出原告于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属于商业险内的免情形，其对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超出交强险限额外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已依约交纳了保费，被告也应按约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原告孙锡晓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也已按照其与受害人曾某亲属达成的调解协议支付了580000元赔偿款，经核算，原告支付的上述赔偿款并未超过其依法应赔偿的数额，对此，被告理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对原告的上述损失进行赔偿，现被告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支付了110747．76元，对原告剩余的469252．24元损失，被告并未予以赔付。故，原告要求被告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付损失其损失469252．24元，具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应于本担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500000元的限额内向原告孙锡晓支付赔偿款人民币469252．2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339元，鉴定费7000元，合计15339元，由被告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并未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结束后，鼎和财险惠州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拍摄于2014年11月10日的案涉粤Ｂ×××××被保险车辆的损毁情况照片。照片中显示粤Ｂ×××××车辆右挡玻璃及车头处有明显的碰撞痕迹。
2017年8月16日，本院依职权到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就案涉交通事故调取相关档案资料进行调查。经查阅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存留的案涉交通事故卷宗材料，在“嫌疑人孙锡晓指认肇事车辆相片”部分留存的事发时粤Ｂ×××××被保险车辆的发动机盖处有明显凹痕，且前挡风玻璃有明显的大面积破损。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孙锡晓是否存在肇事逃逸行为；2、鼎和财险惠州支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
本案中，根据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孙锡晓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离事故现场，根本未履行法律规定的保护事故现场、及时抢救伤者等救治义务。孙锡晓的逃逸行为严重违反了交通法律法规。孙锡晓主张之所以逃逸系因为当时对事故的发生并不知情，在第二天发现车辆的碰撞痕迹之后即主动到交警部门自首，但根据本院从交通部门调取的证据来看，在案涉事故中被保险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及车头盖处有大面积的明显碰撞痕迹，在事故发生当时孙锡晓应该有明显的感知，孙锡晓的主张不符合一般的生活常识，本院不予采纳。孙锡晓的肇事逃离现场行为符合肇事逃逸的形式外观，主观上亦不存在为躲避受害人家属报复等情形，未能对受害人及时实施救助导致其死亡，孙锡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属于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车辆肇事逃逸。同时，因孙锡晓的肇事逃逸行为，致使孙锡晓是否存在酒驾、醉驾等违反法律规定的驾驶行为的事实无法查清，孙锡晓存在严重过错，因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鼎和财险惠州支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条款》的相关规定，肇事逃逸属于违法行为，为一般性的社会常识，投保人通过阅读保险条款即可理解，无需保险公司再进一步向投保人解释定义和法律后果。本案中，鼎和财险惠州支公司将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条款中通过字体加粗加黑的形式提醒投保人，该提示的形式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孙锡晓并未否认收到鼎和财险惠州支公司出具的保单及保险条款，即鼎和财险惠州支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肇事逃逸免责的条款生效，对双方具有拘束力。因此，孙锡晓肇事后逃逸，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综上所述，上诉人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823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孙锡晓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受理费8339元，鉴定费7000元，合计15339元，由被上诉人孙锡晓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339元，由被上诉人孙锡晓负担，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诉人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支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巍
审判员 徐国华
审判员 陈金升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