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6民初4303号
原告：郑瑞金，女，195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波，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委，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联立清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凌芬，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瑞康，上海市致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陆锦芳，男，1960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弄***号***室。
第三人：樊钧，男，195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弄***号***室。
第三人：凌芬，女，1963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梅陇四村***号***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瑞康，上海市致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荣强，男，195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西康路***号***室。
原告郑瑞金与被告上海联立清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立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本院依法通知陆锦芳、樊钧、凌芬、黄荣强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后转为适用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5日审理了本案,原告郑瑞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波、廖委，被告联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本案第三人)凌芬，被告联立公司与第三人凌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瑞康，第三人陆锦芳，第三人樊钧，第三人黄荣强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原告郑瑞金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瑞金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享有被告35%的股权；2、被告应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向工商登记机关登记；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第三人陆锦芳于1992年登记结婚，于2015年登记离婚。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于2003年6月、7月向被告投资675,000元，并与被告股东签署了相应的《股东备忘录》、《资金投入备忘录》，各方确认原告拥有被告的35%股权。2004年6月1日，被告出具了《董事会决议》，盖章确认原告占有公司35%股权，同时通过“利润分红的决定”，按照股东的股权比例进行分红。此后，被告多次按照原告夫妻在被告的股权比例进行分红，原告及陆锦芳也一直参与公司的经营。虽然原告不具备被告股东的形式特征，但是具有股东所具备的实质特征。另，从原告家庭内部来看，虽股东备忘录仅有一人签字，但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投资，但因原告与陆锦芳的离婚协议约定对外投资归原告所有，因此确认原告享有全部对被告35%的股权。鉴于上述情形，原告已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已实际享有了股东权利。根据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联立公司辩称，第一，原告至今未向被告投入任何资金，被告与原告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原告诉称不符合事实。第二，被告公司在1998年11月16日登记成立，成立时注册资金为500,000元，至今注册资金没有变化，也未增资，未发生股东转让股权的事情。第三，原告主张其在2003年投入675,000元至今，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四，原告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若原告认为其在2003年投资了675,000元，当时就应要求被告进行股权确认及工商登记。被告不同意原告诉请，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陆锦芳述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其与第三人樊钧、凌芬是朋友，约定一起投入资金获取一项美国产品的代理权，将代理权拿到后对外销售。当时并未提及入股被告，因不懂法律所以当时写为股份，实际只是约定按投资比例分配利润。当时也未进行被告公司的增资或股东的工商登记，因不存在对被告的股份，所以在离婚协议上也未写明。在离婚协议上涉及的“投资”，是股票、基金、信托等，并不存在公司的股份。另外，其所有投入的资金已经全部收回，但因其本人负责销售，对利润贡献较大，因此收回投资款后依旧按照盈利的35%作为销售奖励。
第三人樊钧述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基本情况同第三人陆锦芳的陈述一致。材料中提及的35%仅是投资利润的分配。2003年至2007年对当时的投入进行了分红，2007年至2012年左右将当时投入的钱款陆续归还给陆锦芳、凌芬及其本人，即675,000元已实际归还第三人陆锦芳，第三人陆锦芳也出具了收据。
第三人凌芬述称，第三人陆锦芳、樊钧的陈述属实，当时三人签署的是利润分配的方案。在进口代理产品销售业务上陆锦芳、樊钧贡献较大，因此陆锦芳、樊钧各占35%，其本人占30%。但当时三人签署的协议很不严谨，陆锦芳签了原告的名字，其与樊钧也签了名，是为了迎合原告的要求。第三人陆锦芳是销售骨干，被告的主营业务就是销售进口的清洁设备。因其与陆锦芳、樊钧是好朋友，在陆锦芳的投入资金归还后，做成业务则利润仍按照35%的比例给予陆锦芳，并书写了协议。原告提供2015年的股份确认书就是三人私下的承诺，写好后放在公司，是原告用陆锦芳的钥匙，私自从公司取走。
第三人黄荣强述称，1998年被告成立，因当时公司效益不佳，就离开了公司，并未参与管理；自公司成立以来，其未参与过经营也未获取过分红。其未签过关于股权变更的任何材料，被告股东并未发生过变更；其与第三人陆锦芳未签订过代持股协议等材料，自离开被告公司后再未接触过第三人陆锦芳。本案的涉案协议等都是事后了解到的，增加股东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相关证据，本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陈述，对资金投入备忘录(2003年6月1日)、股东备忘录、收款凭证、资金投入备忘录(2003年7月18日)、董事会决议、股东分红备忘录、陆锦芳银行流水、股东分红明细分配记录、离婚协议、离婚证、工商开业登记材料及公司章程、工商基本信息、收条等证据予以采纳。本院根据前述采纳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以下法律事实：
一、被告联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被告联立公司于1998年11月16日登记成立，资金数额500,000元，法定代表人凌芬，股东为凌芬(出资200,000元，占注册资本40%)、黄荣强(出资150,000元，占注册资本30%)、樊钧(出资150,000元，占注册资本30%)。此后未作变更登记。
二、第三人樊钧、第三人凌芬、第三人陆锦芳(或原告郑瑞金)就共同开展经营活动等形成的文件
(一)2003年6月形成《股东备忘录》，记载：上海联立清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自2003年6月1日起，由樊钧、凌芬、陆锦芳重组合作。原公司名称不变。由于事实上“联立”公司由三人组合而成，为使合作三方的利益不受到任何侵犯，且能长期友好、公平和规范合作，特立此备忘录。一、公司股份的投入及分配。三人均以现金方式投入。樊钧占公司总投入的35%股份；陆锦芳占公司总投入的35%股份；凌芬占公司总投入的30%股份。二、原联立公司(2003年6月1日前)账目清算方式。A.2003年5月30日前，樊钧、凌芬将原联立公司的账目全部盘清结清……B.2003年6月1日前的“联立”应收账款，由樊钧、凌芬承担负责，不列入移交账目范围，只在6月1日后的“应收账目”中反映。以后每收到上述应收款中的货款，均由樊钧、凌芬提取，以完全提清作为结束。若有上述应收账款中的坏账，也由樊钧、凌芬二人承担。C.2003年6月1日前的联立公司的债权和债务及其他应尽的责任，均由樊钧、凌芬承担。三、股东的权益：股东会采取一票否决制。任何决策均须由三人共同商讨决定。四、财务报销制度：公司的任何报销凭证和凭据须由经手人签名，再经三人共同签字认可后方可报销。公司采购进货，金额在五千元以下，由一名股东签名认可；金额在两万元以下，须由两名股东签字认可；金额超出两万元，则必须由股东三人共同商讨核实后签名确认。国内物品的批量采购，每三个月由三人共同进行一次价格审核……五、股东的分工：陆锦芳主管销售；樊钧主管售后服务；凌芬主管行政事务。股东应熟悉公司一切事务，在做好分管工作的同时，应随时了解、配合、支持其他股东的工作。六、中介的处理制度：任何中介的支付，须有股东2人以上共同进行操作。并有其中一人确认，如有违规或进行假中介，一律处以10倍金额的罚款，并取消当年分红。七、对股东拆股的规定。如遇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且又无正当理由，一方提出退股时，自该方提出即日起计算，取消当年分红资格。一年后归还股金，利息以当月银行公布的利率予以计息。八、股东的假期规定。(1)公休假：股东每人每年享有10天的公休假期(年内使用，过期作废)。(2)病假和事假：全年累计超过15天以上，超过部分按月工资的50%扣除(按天计算)……病假事假全年累计超过180天，作自动退股处理，红利按日七折计算。九、股东守则。(1)股东应全力以赴共同为公司谋利益；(2)股东之间应做到肝胆相照，实事求是。不相互猜疑，不互相推诿；(3)股东在处理内外事务过程中应谨慎从事，多协商讨论，多互相帮助；(4)股东之间应友好相处，克己奉公，忌义气用事。若发生争吵行为，则每次扣除双方当事人各五千元整。以上九项即为备忘录全部条款。若有未尽事宜，股东三人应本着友好、公平原则随时商讨修改或补充增加，并由三人签署新的备忘录。原告郑瑞金、第三人樊钧、凌芬、陆锦芳在该备忘录上签名。
原告郑瑞金处保管的由其与樊钧、凌芬签名的《股东备忘录》上，仅第一条中“陆锦芳占公司总投入的35%股份”为“郑瑞金占公司总投入的35%股份”，其他内容与上述《股东备忘录》一致。
(二)2003年6月1日形成《资金投入备忘记录》，记载：2003年6月1日，上海联立清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第一期)总投资金额为：1,228,570元……其中：樊钧所占股份为35%，计430,000元；陆锦芳所占股份为35%，计430,000元；凌芬所占股份为30%，计368,570元。第三人樊钧、凌芬、陆锦芳签名。
原告郑瑞金处保管的由其与樊钧、凌芬签名的2003年6月1日《资金投入备忘记录》，除“陆锦芳所占股份为35%”记载为“郑瑞金所占股份为35%”外，其余内容格式等均与上述《资金投入备忘记录》一致。
(三)2003年7月18日形成的《资金投入备忘录》，记载：2003年7月18日上海联立清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第二期投入金额为700,000元。其中樊钧占股份的35%，金额为245,000元；郑瑞金占股份的35%，金额为245,000元；凌芬占股份的30%，金额为210,000元。第一期为1,228,570元+第二期为700,000元，至此上海联立清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投资额为1,928,570元。樊钧、凌芬与郑瑞金在该份备忘录上签名。
三、关于郑瑞金、陆锦芳提供的资金及收益等情况
2003年6-7月，郑瑞金与陆锦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与樊钧、凌芬合作从事经营活动，合计提供资金675,000元。
审理中,原告郑瑞金提供：(1)2004年6月1日形成的《董事会决议》，记载：上海联立清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04年6月1日经董事会一致同意并通过“关于联立公司所产利润进行部分分红的决定”。公司此次需分配的利润为333,300元，具体分配比例为樊钧占有股份35%，所得分红金额为116,650元；陆锦芳占有股份35%，所得分红金额为116,650元；凌芬占有股份30%，所得分红金额为100,000元。樊钧、凌芬、陆锦芳在落款处签名，并加盖有联立公司公章。(2)2005年6月20日形成的《股东分红备忘录》，记载：2005年6月13日，经财务账务核算后决定进行利润分红，具体分配如下：樊钧实得分红金额300,000元、陆锦芳实得分红金额300,000元、凌芬实得分红金额250,000元。樊钧、凌芬在落款处签名，并加盖有联立公司公章。
审理中，被告联立公司提供部分财务账册，显示：2003年5月22日收款凭证记载借陆锦芳100,000元；2003年5月30日收款凭证记载借陆锦芳180,000元。2003年6月2日收款凭证记载借樊钧222,885元，借陆锦芳150,000元，借凌芬177,160元。2003年7月15日收款凭证记载借凌芬210,000元、借陆锦芳245,000元、借樊钧105,000元。
审理中，第三人樊钧、凌芬、陆锦芳均确认陆锦芳提供的675,000元款项已通过樊钧、凌芬的个人账户全部返还。
另查明，原告郑瑞金与第三人陆锦芳于2015年7月31日登记离婚，二人签署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载明：“家庭其他投资理财有价证券归女方所有，男方应配合女方把男方名下的证券资产过户给女方”。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要求确认其享有被告35%的股权，为此提供《资金投入备忘录》《股东备忘录》等证明其作为股东出资并参与公司经营，又提供《离婚协议》证明其已与第三人陆锦芳协商确认由其享有被告的股权。但是，被告是具有封闭性和人合性特点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股东一般具备以下特征：(一)与其他股东共同订立公司章程；(二)向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三)在有关登记机关或公司股东名册中登记为股东。然而，原告郑瑞金亦或陆锦芳均不具备前述特征，具体分析如下：
(一)原告诉请涉及到注册资本的增加及股东身份的变更，均系公司经营的重要事项，故理应由所有股东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并订立公司章程。虽然由凌芬、樊钧与原告或陆锦芳形成的《资金投入备忘录》《股东备忘录》的条款涉及到了一般公司章程的基本事项，但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应当由全体股东共同制定。黄荣强虽确认在2003年之后未参与公司经营，但其也并未退出公司或者为他人代持股权，其仍为被告股东，理应参与对公司章程的变更。然前述备忘录的形成，股东黄荣强(占公司30%股份)始终未参与也不知晓。故，凌芬、樊钧与原告或陆锦芳订立的备忘录不能视为被告的公司章程。故，郑瑞金或陆锦芳不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与其他股东共同订立公司章程的特征。
此外，关于原告认为其根据离婚协议中“家庭其他投资理财有价证券归女方所有”的约定而获得被告股份的观点，若陆锦芳与郑瑞金之间系股权转让，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应征询其他股东的意见，然前述转让未经征询，何况凌芬、樊钧、黄荣强在审理中均表示不接受或同意原告作为被告股东，故原告的主张亦不成立。
(二)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举证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后，公司未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前述公司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可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的获得，首要的实质要件系完成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本案中，《资金投入备忘录》中所涉的投资，在被告账册上以“借款”予以记载，而并未以投资款或注册资本作为记账科目。况且，《资金投入备忘录》对樊钧、凌芬、陆锦芳(或郑瑞金)的股份占比分配，是按照三人在2003年6月以后提供资金的金额比例确定，并未计入被告原注册资本500,000元及樊钧、凌芬原出资额。事实上，在本案所涉的各份备忘录中并未提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何况，若各方确有重组公司的意愿或对被告进行增资，理应与第三人黄荣强协商一致，或从其手中转让股权再行增资，但各方均未就此方向推进工作。因此，郑瑞金与陆锦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与樊钧、凌芬合作从事经营活动，所共同提供的675,000元款项，并非系对被告的增资，即郑瑞金或陆锦芳不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向公司认缴注册资本的特征。
(三)虽然2003年6月1日之后，各方形成的文件在名义上称为“股东”、“董事”等，但被告并未向郑瑞金或陆锦芳签发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或出资证明书，亦未将郑瑞金或陆锦芳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中；郑瑞金或陆锦芳也未与黄荣强形成任何代持股协议。此外，郑瑞金、陆锦芳在多份备忘录的相同条款中以“非此即彼”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原告处保存的《股东备忘录》记载“郑瑞金”的仅有一处，即占公司总投入的35%股份，其他包括具体分工事项、成员等的内容均记载为陆锦芳，而非郑瑞金；且原告处保存的关于分红的文件中，也均记载陆锦芳获得分红的金额，而非以郑瑞金名义分配。故第三人凌芬、樊钧、陆锦芳述称关于由郑瑞金签名的备忘录的形成系出于顾忌到其情绪存在高度盖然性，即真正与凌芬、樊钧共同合作进行经营活动的是陆锦芳，并非郑瑞金，而陆锦芳确认提供的675,000元已陆续收回。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在2003年6月1日之后至今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从未就公司股东成员的增加、变更[即陆锦芳(或郑瑞金)作为股东]或增资向有关部门申请变更登记。故，郑瑞金或陆锦芳不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在有关登记机关或公司股东名册中登记为股东的特征。
综上所述，原告郑瑞金要求确认享有被告股权，并要求登记为股东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至于，原告郑瑞金对其与第三人陆锦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经营活动而共同提供的675,000元而存有的争议，可另行诉讼解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瑞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550元，由原告郑瑞金承担(已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晶
审 判 员 陆维溪
人民陪审员 陶佰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梁诗园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