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民终21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华山，男，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旭，上海永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亚玲，女，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广新，广西鹏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华山因与被上诉人黄亚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7）桂0303民初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华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涉案款项47000元及利息的还款责任；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从“收据”的内容分析，双方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款项时，出具收条而非借条。二、从其他证据分析，双方也不是民间借贷。上诉人将款项实际出借给案外人的利息与收取被上诉人的利息相同，不存在利差；上诉人以本人名义向案外人出具借条并提起诉讼，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及行业惯例黄亚玲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黄亚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币50000元及利息38000元（从2014年2月6日起至2017年4月5日止，月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后利息至付清为止；二、所有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黄亚玲交来参加秦舒文、龙江梅借款10万元出资伍万元整（50000元），月利6%，已付壹个月。收款人：马华山”。同日，原告通过广西农村信用社向被告转款28000元。关于剩余22000元，原告主张是现金支付。此后，原告向被告催款未果，诉至法院。庭审中，原告主张首月利息3000元是之后支付的。被告主张当场扣除支付原告的首月利息3000元，实际共收到原告47000元。另查明：2016年12月6日，案外人秦舒文、龙江梅向被告出具借条一份，约定二案外人向被告借款10万元，借款期限两个月，利息按每月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支付，逾期按每天总借款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同日，被告通过广西农村信用社向案外人龙江梅转账94000元。2016年1月18日，被告向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案外人秦舒文、龙江梅偿还借款本金414100元及利息，包括上述借款10万元。二案外人表示认可该借款，后调解结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该院认为，首先，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的基本特征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本案中，原、被告在收条中约定月息6%，并未约定合伙亏损的负担，与个人合伙共负盈亏这一基本特征不符合；其次，案外人秦舒文、龙江梅出具的借条上借款人只有被告的名字且被告已以个人名义向秀峰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了债权；再次，被告主张本案是合伙关系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因此，本案原、被告之间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关于焦点二，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因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条未约定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因此，原告可随时向被告主张债权，现原告于2017年4月13日向法院起诉主张其权利，时效应当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因此，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虽未签订借条或借款协议，但有收条、转款凭证为据，且被告在庭审笔录亦认可收到原告47000元，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原告依照约定向被告提供借款，现被告经原告催促未偿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关于首月利息支付时间，庭审中，原、被告对此各执一词，因收条中注明“月息6%，已付壹个月”，该院认定首月利息的支付时间以收条落款时间即2013年12月6日为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因本案借款利息3000元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该院按照实际借款数额47000元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因借条中约定月息6%超出法律规定，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马华山偿还原告黄亚玲借款47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47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从2014年2月6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亚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0元（原告黄亚玲已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000元，由原告黄亚玲负担60元，由被告马华山负担94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马华山申请证人韦某出庭作证。韦某陈述己方原与黄亚玲认识，因商量借款给秦舒文、龙江梅的事，己方才认识马华山。黄亚玲与马华山都出资借款给了秦舒文和龙江梅；黄亚玲跟韦某说过借给秦舒文的借款她出了钱。以上陈述拟证明马华山与黄亚玲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黄亚玲的质证意见是：韦某只是主观判断马华山和黄亚玲是共同出资给秦舒文和龙江梅，并无证据证实，证明力低，不足以采信。对证人证言的分析认定：从庭审查明事实看，韦某与马华山因借款给秦舒文、龙江梅才认识，与黄亚玲更为熟悉，其不存在偏袒马华山的理由，因此，本院认可韦某证言的真实性，其证言的证明力，本院将在论述部分综合阐述。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而应发回重审？二、案涉款项的性质？本院综合评述如下：一、关于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而应发回重审的问题马华山于2013年12月6日出据的《收条》，写明收到黄亚玲的款项，并由黄亚玲留存该《收条》。因此，该收条指向的相对方是黄亚玲和马华山；黄亚玲亦是凭借该《收条》提起诉讼并将马华山作为案件被告。因此，一审法院据此确定当事人为黄亚玲和马华山并无不妥。马华山辩称一审应将秦舒文和龙江梅追加为被告或第三人，但秦舒文和龙江梅并非案涉《收条》的相对方，追加为当事人的目标仅为查清案件事实，而秦舒文在一审时已经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无必须追加为当事人的必要。因此，马华山的该辩称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案涉款项性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马华山于2013年12月6日收到黄亚玲的50000元，并向黄亚玲出据《收条》证明该事实，现黄亚玲主张该50000元是出借给马华山的借款，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但本院认为黄亚玲并未完成己方的举证证明责任。首先，马华山向黄亚玲出具的是“收条”而非“借条”。从语义上分析，“收条”仅表明的是一种收到款或物的事实状态，其本身并不必然表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能直接证明黄亚玲和马华山之间存在出借款项的合意。其次，从该《收条》的内容看，《收条》明确写明黄亚玲交给马华山的50000元是作为“参加秦舒文、龙江梅借款10万元出资”，说明黄亚玲在将款项交给马华山时目的指向很明确，即用于出借给秦舒文、龙江梅。因此，该《收条》的内容也无出借50000元给马华山的意思表示。再次，马华山收到黄亚玲的50000元后，连同己方的50000元出资一并出借给秦舒文、龙江梅，收取的利息与己方在《收条》载明的给付黄亚玲的利息并无利差，亦不符合低息借款再高息转借他人谋利的民间借贷通行做法；且从一审提交的证据看，马华山在收取黄亚玲款项期间，完全有经济能力单独出借款项给秦舒文一方，无需向黄亚玲借款以凑足出借款项，因此，马华山并不存在向黄亚玲借款的需求和理由。最后，作为实际借款人的秦舒文和在场人韦某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黄亚玲和马华山是共同借款给秦舒文一方。从秦舒文、韦某与黄亚玲、马华山的关系看，秦舒文、韦某无故意偏袒马华山一方作伪证的理由。因此，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二人的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据此，黄亚玲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这一基本事实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黄亚玲的诉请，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黄亚玲和马华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妥，本院予以纠正。综合全案证据，黄亚玲将50000元交予马华山，马华山接受黄亚玲的委托，办理与秦舒文、龙江梅的借款事务，秦舒文一方对此亦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劳务合同，受托人应当在接受委托后向委托人提供劳务，即以委托人的费用办理委托事务。因此，黄亚玲与马华山之间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构成委托法律关系。本案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四部分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确定案由，本案的案由应当是委托合同纠纷，一审将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马华山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7）桂0303民初56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黄亚玲一审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5元，共计1975元，由黄亚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卉审判员 关玉霞审判员 容 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秦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