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4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负责人：彭智峰。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巴萍萍，浙江萍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阮炳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红楼特种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忠其。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廷树，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红楼特种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楼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2012年7月10日，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与浙江蓝天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2年授字第068号《授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向蓝天公司提供10000000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12个月，即从2012年7月10日起到2013年7月9日止。2、2012年7月10日，红楼公司向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一份。该担保书载明：贵行和蓝天公司于2012年7月10签订了编号为2012年度授字第068号的《授信协议》。根据《授信协议》，在2012年7月10日至2013年7月9日的授信期间，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为10000000元的授信额度。经授信申请人要求，本保证人同意出具本担保书，自愿为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贵行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保证人未按本担保书规定清偿所担保的债务，贵行有权从本保证人在贵行开立的账户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从本保证人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中扣款，直至付清《授信协议》项下授信申请人拖欠贵行的所有债务为止。3、2012年10月25日，承兑银行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甲方）与承兑申请人红楼公司（乙方）签订《银行承兑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乙方应于每笔承兑票据到期日前一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于其在甲方开立的账户，以备支付到期票款；经甲方办理承兑的汇票到期日，甲方凭票无条件支付票款。如汇票到期日前乙方未足额交付票款时，甲方有权从乙方在甲方开立的任何存款账户上扣款以作支付。因乙方不足交付或其账户余额不足扣收而致甲方垫付的票款，由甲方按《支付结算办法》有关规定计收罚息。海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杨夏春等为该银行承兑债权向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提供保证担保。2013年5月，红楼公司向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申请承兑两份商业汇票，汇票签发日期为2013年5月7日，到期日为2013年11月7日。红楼公司确认向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存入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50%的保证金（账号以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系统自动生成为准），该资金自进入该账户之日起即视为特定化和移交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占有，作为上述商业汇票承兑业务的担保。经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确认后，红楼公司于当天出票，并向其在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存入7000000元保证金。4、2013年11月7日，红楼公司在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账户中存入资金7000000元，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该账户中扣款7009679元用于归还蓝天公司借款。5、2015年9月24日，该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蓝天公司构成骗取贷款罪。根据该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2012年7月10日、10月15日，蓝天公司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虚构了与浙江丰润建材有限公司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并以提供虚假报表、工业品买卖合同等贷款资料的方式，分两次向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合计贷款10000000元。取得贷款后，蓝天公司擅自改变资金用途，一直未归还贷款。2014年12月25日，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返还红楼公司款项7009679元；二、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按年利率5.6%赔偿红楼公司自2013年11月7日起至退还日止的损失（暂计至2014年12月6日止为425558元）；三、案件受理费由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与红楼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红楼公司向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对于蓝天公司向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在授信总额为10000000元的授信协议项下所有债务向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成立。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招商银行从红楼公司账户中扣款应抵充的债务问题。针对该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如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的两笔债务均已到期，因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就产生清偿抵充顺序问题。首先，本案银行承兑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应于每笔承兑票据到期日前一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于其在甲方开立的账户，以备支付到期票款。红楼公司于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向其在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开立的账户存款7000000元，结合履行方式、存款金额和日期，显然系红楼公司履行银行承兑合作协议债务的行为；其次，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和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均有权从保证人红楼公司的账户中扣款。本案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将所扣款项用以偿还蓝天公司的借款，系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单方面指定抵充；第三，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并未对指定抵充作出规定，但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双方当事人对债务清偿有约定时应按约定履行，债权人不能排除约定单方指定抵充顺序。本案双方对银行承兑债务清偿有约定，红楼公司已按约定履行了7000000元银行承兑债务，应当认定该银行承兑债务已清偿。综上，无论保证合同是否有效，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所扣款项均应抵充银行承兑债务。故该院确认红楼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在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账户中存入资金7000000元履行银行承兑债务，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扣款后，该银行承兑债务已清偿。因对保证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不予评价，该院对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扣收的其余9679元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因该院确认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所扣款项应抵充银行承兑债务，故红楼公司要求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返还7009679元存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红楼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847元，由红楼公司负担。
宣判后，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前后矛盾，2013年11月7日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的账户中扣收的7009679元应认定为红楼公司为蓝天公司代偿的担保债务，而非履行其自身的银行承兑债务。（一）原审认定在同一份判决书中前后矛盾。原审判决在证据认定部分，对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提交的据以证明案涉款项系招商银行依约扣划的代偿款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本院查明的事实”中认定“红楼公司在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账户中存入资金7000000元，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该账户中扣款7009679元用于归还蓝天公司借款。”但是在“本院认为”中又认定：“故本院确认红楼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在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账户中存入资金7000000元履行银行承兑债务，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扣款后，该银行承兑债务已清偿。”“本院认为”与查明事实截然相反，相互矛盾。（二）原审法院的认定与生效的刑事判决矛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生效的（2015）杭富刑初字第361号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案涉款项系红楼公司为蓝天公司支付给招商银行富阳支行的代偿款。在刑事判决中，依据对该笔款项性质的认定，对被告人蒋红国进行定罪量刑，且亦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对被告人蒋红国送监执行刑罚，现该刑事判决未被撤销，红楼公司亦未提交足以推翻刑事判决对该笔款项性质认定的证据，原审判决对案涉款项的性质作出与生效刑事判决不同的认定，显系错误。（三）原审法院认定的三条理由均不能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红楼公司确实在2013年11月7日向其账户中存入700万元，但账户上的钱还是红楼公司自己的钱，红楼公司并没有丧失支配控制权，红楼公司还是可以通过企业网上银行、支票等支付结算系统对账户进行有效控制，只有银行日终扣款了，把钱从红楼公司账户上扣划到银行的账户上了，他所谓的还款才完成。因此不能以存款行为来认定还款行为，还款行为应当以银行的日终扣款行为为准。（2）原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扣款的约定属于“单方面指定抵充”，而银行承兑协议则认定是“双方对银行承兑债务清偿有约定”，并得出“债权人不能排除约定单方指定抵充顺序”的结论。实际上，无论是保证合同，还是银行承兑协议，都是双方约定，均非“单方面指定的抵充”，也均未对扣款行为的先后顺序做出约定，何来“排除约定单方指定抵充顺序”。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但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首先，上述第二十条规定的前提是“债务人的给付”。所谓给付，给付是一种履行债务的行为，如果是向债权人给付金钱，那么就应该是向债权人交付现金或将款项汇入债权人的账户。而本案中债务人只是将款项存入自己的账户，严格的讲还不是给付。而且，按照《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确立的契约精神，本案也得不出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扣收7009679元是归还红楼公司自己的银行承兑债务的结论。理由如下：（1）《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的立法本意，是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债权。（2）本案中无论是担保合同，还是银行承兑协议，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未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抵充顺序有约定。（3）蓝天公司欠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贷款债务（即红楼公司的担保债务）早已逾期，而红楼公司欠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银行承兑债务则于2013年11月7日日终才到期。（4）红楼公司欠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银行承兑债务有案外人提供担保，而红楼公司为蓝天公司担保的债务无并无其他担保。根据以上几条，都可以认定红楼公司应当先归还担保债务，再归还自身债务。因此，即使按照《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的立法本意，也应认定案涉款项系红楼公司为履行担保义务而归还蓝天公司的借款。三、本案的争议焦点不是从红楼公司账户扣款应抵充债务的先后顺序问题，而是本案保证合同是否有效，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是否有权扣收红楼公司担保债务的问题。原审认定本案保证合同成立，但对保证合同的效力不予评价。事实上，在原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辩论最多的就是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对涉及骗取贷款罪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问题，已经在原审辩论中充分发表了意见，并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136号民事判决书等典型案例。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该《规定》的精神不仅适用于民间借贷纠纷，同样可以适用于金融借贷纠纷。综上，原审判决虽驳回红楼公司的诉讼请求，但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对案涉款项性质进行了错误认定，使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的担保人处已经实现的担保债权面临返还的风险，变相侵犯了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合法权益，现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5）杭富商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扣划红楼公司的款项7009679元系红楼公司为履行保证义务而支付给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代偿款，驳回红楼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红楼公司答辩称：一、红楼公司的担保人在承兑汇票到期前向红楼公司存款账户交入票款是按承兑协议约定作出的履约行为，该款项是履行承兑汇票协议的专用款项。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根据承兑协议，在承兑汇票到期日前，红楼公司应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入开立于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处的账户。红楼公司的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11月7日，因此，红楼公司必须在2013年11月7日前将票款足额交存到红楼公司开立于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处的账户。正是根据承兑协议的上述规定，红楼公司才由担保人杨夏春从杭州鑫璐实业有限公司（以上简称鑫璐公司）借取了700万元，支付至红楼公司开立于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处的账户，以履行承兑协议约定的支付票款的义务。因此，该700万元资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存款资金，而是红楼公司履行承兑协议的票款资金。尤其重要的是根据承兑协议，红楼公司支付票款的唯一途径是将票款存交于开立在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处的账户，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途径。对于该项事实，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也是完全清楚的。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称该款项是一般的存款，其作为债权人有权根据担保合同进行扣划，不符合诚信原则。二、在红楼公司存款被扣转前，红楼公司已明确拒绝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要求代偿蓝天公司贷款的要求。在蓝天公司贷款到期后，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曾向红楼公司要求代偿，但红楼公司明确告知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因蓝天公司涉嫌犯罪，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该案属于刑事犯罪，不同意代偿。因此，双方对于是否应按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已发生争议，该笔款项不可能是红楼公司的代偿款。而且，对于红楼公司不同意代偿的态度，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是完全知晓的。三、红楼公司和担保人积极履行承兑协议的行为，应得到法律的鼓励和保护。蓝天公司于2013年年初发生债务危机后，红楼公司也一起卷入危机，由于银行资金收紧，红楼公司也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在2013年11月7日本案承兑汇票票款到期前，红楼公司实际上已无力归还。在此情况下，红楼公司及担保人杨夏春为了维护公司及个人的信用，仍努力从鑫璐公司调集了700万元的资金来履行本案承兑协议的债务。这一积极履行债务的行为应该得到鼓励，法律应该给予保护。如果将这一积极履行债务的款项进行强行扣划用于归还存在争议的担保贷款，并且为法院所认可，那将是对红楼公司及担保人履约积极性的极大伤害，有悖于社会良善的价值观。四、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代偿”不能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诉称，蒋红国案的刑事判决已认定了代偿的事实，因此，代偿事实应成立。红楼公司认为，刑事判决关于红楼公司“代偿”的事实是依据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客户经理包君霞的证言作出的（见刑事判决书第7-8页），而作为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客户经理的包君霞当然是根据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强行扣转红楼公司资金形成的结果向警方作证的。对于红楼公司不接受扣转存款的态度，证人包君霞当然是不可能向警方表明的。本案款项是否为代偿款，应从当时红楼公司通过鑫璐公司调集的目的去认定，而不应按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强行扣转所形成的事实结果来认定。综上所述，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红楼公司向本院提交鑫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工商登记材料各一份，拟证明鑫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杨夏春。以上证据经质证，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认为该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以上证据系客观真实，予以确认。
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红楼公司2013年11月7日打入其在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账户中的700万元应认定为归还承兑汇票到期款，还是代蓝天公司偿还贷款。首先，根据刑事判决，在2012年7月至2013年3月期间，蓝天公司有近4000万元银行贷款均系由红楼公司担保，除案涉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贷款外，其余均未予偿还。该事实表明，红楼公司在主观和客观上均不具有为蓝天公司代偿其担保债务的意愿和行为。其次，红楼公司系在承兑汇票到期日即2013年11月7日存入700万元，与应付承兑汇票到期款一致，且款项亦是由该银行承兑债务的担保人杨夏春从其关联公司筹集，该事实表明，红楼公司存款700万元系为归还其到期承兑汇票款项。我国合同法虽未对单方指定抵充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事人意思自治出发，对该700万元认定为归还承兑债务更有利于支持和保护企业主动清偿债务的诚信行为。另外，刑事判决认定的仅是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对款项归还事实上的争议并不作审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招商银行杭州富阳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847元，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 正 茂
审 判 员 夏 明 贵
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边 佳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