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鲁06民再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盛娟，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牟启娜，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张超，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牟啟超，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肖严鹏，山东鲁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晨希，山东鲁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孙盛娟因与牟啟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4）芝民再重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孙盛娟的委托代理人牟启娜、张超，牟啟超及其委托代理人肖严鹏、张晨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8年12月15日，孙盛娟起诉至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称，我与牟啟超系母子关系，我和丈夫牟朝江原在北上坊张家营承包了2亩菜田。1997年春，牟啟超与我们协商在该2亩菜田里改种冬青，收入平分，我们同意后将菜田交给牟啟超耕种至今。2008年因政府进行潜水管网改造支付土地补偿款8734元，被牟啟超领取占有。请求牟啟超返还2亩菜田及土地补偿款8734元。
牟啟超辩称，我父亲牟朝江代表全家12人承包了北上坊村张家营菜田5.16亩，因父母已年迈无力耕种，于当年就将菜田分给了4个子女，其中分给我和次子牟建利各1亩，后来牟建利将其分得的1亩转给我，我便长期管理耕种该2亩菜田，后来改种果树。2008年政府进行潜水管网改造，在我的2亩菜田里走管道，破坏了地上树木，付给我地上附着物补偿款8734元，该补偿款与孙盛娟无关。另外，孙盛娟在将土地已转给我26年后要求收回土地，也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孙盛娟的诉讼请求。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原一审查明，牟啟超系孙盛娟长子。1983年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时，牟啟超之父牟朝江代表全家12人承包了位于北上坊村张家营菜田5.16亩，每人0.43亩，承包期至1997年12月31日。此后，牟朝江对该5.16亩菜田进行了家庭分配，但对如何分配双方陈述不一。孙盛娟主张除了自己留下2亩菜田外，其余菜田分给了其他子女。牟啟超辩称父母没有留下菜田，而是全部分给了子女。双方对诉争菜田何时交由牟啟超耕种也存有争议。孙盛娟主张1997年交给牟啟超耕种，此前由孙盛娟夫妇在此种菜。牟啟超辩称在1983年承包当年就分给子女耕种，自己耕种的2亩菜田后来改种果树至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1998年1月1日，烟台市芝罘区北上坊村民委员会（简称北上坊村委会）进行了土地延包，牟啟超之妻高玉兰在延包合同书上代签牟朝江的名字。合同载明仍由牟朝江继续承包张家营菜田2亩，承包期5年，至2002年12月31日。1999年10月，牟朝江去世。2000年1月1日，北上坊村委会再次与菜田承包人签订菜田补充合同，诉争菜田承包人仍为牟朝江。因当时牟朝江已去世，牟啟超也已将户口迁出北上坊，遂由牟啟超在补充合同上代签牟朝江的名字。此次合同期仍至2002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后再未续签，北上坊居委会（即原北上坊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虽然合同期满，但该菜田补充合同至今仍为有效。2002年和2003年政府向承包人征收农业税等税费，核发证书户主均为孙盛娟的名字。2008年政府在对区河进行污水管网改造时，管道经过诉争土地，政府为此支付了补偿款8734元，该款由牟啟超领取。后孙盛娟向牟啟超主张返还2亩菜田未果，遂于2008年12月12日起诉，请求牟啟超返还2亩菜田及补偿款8734元。
审理中，该院向牟啟超释明，如果法院判决牟啟超向孙盛娟返还土地，牟啟超有权主张孙盛娟赔偿其因改种果树等相应付出及相关损失，但牟啟超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主张孙盛娟赔偿其相应损失。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原一审审理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属于林地承包经营外，承包地交回的时间应当在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对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投入，对该当事人请求承包方给予相应补偿的，应予支持。”本案诉争菜田在1983年由牟朝江代表全家与北上坊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此后虽然牟朝江对菜田向子女进行了分配，但对于如何分配，双方陈述不一。从1998年和2000年两次签订的延包合同和补充合同看，明确诉争菜田的承包人仍为牟朝江，牟朝江在1999年去世，遂由牟啟超代牟朝江在2000年的补充合同上签字。由此可以确定，诉争菜田的承包人一直是牟朝江，而非牟啟超。牟朝江去世后，因诉争菜田系家庭承包制，其名下的2亩菜田应由孙盛娟继续承包经营。因此，孙盛娟有权要求牟啟超返还菜田。牟啟超主张牟朝江自1983年承包菜田后，就将菜田分归牟啟超及其他子女，意欲证明牟朝江对诉争菜田已实际转让给牟啟超，但从上述事实看，本案诉争菜田并未进行转让，而且牟啟超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牟朝江将诉争菜田转让给牟啟超。孙盛娟将该菜田交由牟啟超耕种管理，双方对菜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以及流转后的承包合同权利义务的变更情况，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进行约定，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孙盛娟将菜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牟啟超的情况下，依法应认定由牟啟超代耕代种。现孙盛娟要求收回菜田，应予支持。至于牟啟超在经营管理期间自行交纳相关税费，因菜田由牟啟超管理，自应由牟啟超交纳，并不能因此证明菜田承包经营权已被转让。因此，牟啟超的辩解不予采纳。关于政府因区河污水治理支付的补偿款，虽然孙盛娟主张系土地补偿款，但土地补偿款依法不属于土地承包人而专属于土地所有者集体所有，该补偿款应为地上树木补偿款。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依法应归地上附着物所有人所有，而牟啟超在开始管理菜田时，并无树木等地上附着物，系牟啟超在耕种期间所产生，因此，该补偿款依法应归牟啟超所有，孙盛娟无权主张。因没有证据证明牟啟超在耕种诉争菜田时与孙盛娟或牟朝江对菜田种植有限制性约定，故牟啟超在菜田上改种果树并不违反约定及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定不影响实际耕种人主张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对此，牟啟超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请求孙盛娟赔偿其相应损失，牟啟超可另案主张。牟啟超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因双方并未约定具体的代耕时间，孙盛娟可随时主张，牟啟超的辩解于法无据，不予采纳。鉴于承包地上农作物尚未至收获期，具体的收获期又不好确定，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返还土地的时间为2010年12月1日前。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的规定，于2010年6月4日作出（2009）芝民社二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1、限牟啟超于2010年12月1日前将管理的原牟朝江承包的位于北上坊张家营土地2亩返还给孙盛娟；2、驳回孙盛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孙盛娟负担。
牟啟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牟啟超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为由，于2011年4月8日作出（2010）烟民四终字第12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孙盛娟述称，原审中，我的诉讼请求明确，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清楚，对法院在原审中认定事实的正确性没有异议，请法院维持原审判决，支持我的诉讼请求。
牟啟超辩称，诉争的2亩菜田自1983年家庭承包之日起，即由牟朝江分给我经营至今，原审对此认定事实错误；由于家庭承包户内承包经营权的分配不属于法院司法程序确定的范围，不应由法院立案审理，所以请法院驳回孙盛娟的起诉。
2014年10月20日，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街道北上坊居民委员会在出具的证明中载明：“位于北上坊村张家营菜田5.16亩，是1983年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时，牟朝江代表其家庭12口人承包的（每人0.43亩，牟啟超家2口人），我村分给牟朝江户后，其家庭内部如何分配的我村委不清楚。牟啟超与孙盛娟争议的约2.0亩菜田，自1985年左右就一直由牟啟超耕种。由于在1998年和2000年续签合同时，牟啟超户口落到了孙家庄，因此，我村没有与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直以来该2.0亩菜田的农业税费均由牟啟超向本村委交纳。所以，虽然2.0亩菜田一直由牟啟超耕种，但由于我村没有在牟朝江与牟啟超之间参与其内部分配，牟啟超又没有与本村委另签订合同，所以争议菜田经营权的归属应由其家庭内部解决。”对此，孙盛娟承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称该2.0亩菜田由牟朝江代表家庭承包后并没有分给牟啟超经营，其经营权仍归孙盛娟所有。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因此，农村土地的承包主体是“户”，而不是单个的“人”。本案以牟朝江家庭为单位的统一的权利主体的农户是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主体，而不属于孙盛娟、牟啟超某一个成员。孙盛娟、牟啟超虽然在家庭承包前后已分户生活，但所分各户均未独立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或与集体组织另行签订承包合同，因此，各分户的家庭成员仍然属于承包方的家庭成员。1983年间，牟朝江代表全家与北上坊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之后署名“牟朝江”的1998年和2000年又两次签订的延包合同和补充合同，均系以牟朝江为代表的“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与北上坊村委会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应为有效。1999年牟朝江去世后，因其他家庭成员尚存，按照减人不减地的原则（被征用的除外），其他家庭成员仍有共同的承包经营权。在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后，对于牟朝江如何进行了家庭内部分配，孙盛娟、牟啟超各持己见，陈述不一，且双方均未提供相关证据，该院亦查无实据。本案的焦点是：本案是否应由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日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前款所称承包合同是指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农户，以及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该《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本案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因为家庭成员个人并没有承包经营权，也就无权转让该权利；本案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因为家庭成员个人不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本案不是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因为承包户内部成员要求分割或者确认承包经营权产生的纠纷不具有侵权纠纷的法律属性，当事人提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之诉的前提条件是应当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被侵害的权利范围，即所承包经营的北上坊张家营2亩菜田土地使用权是否分割、何时分割、怎样分割，而对此合法有效的证据就是农户与发包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孙盛娟、牟啟超至今均没有与发包方为此另行签订承包合同和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具备提起承包经营权侵权之诉的前提条件；本案没有形成代耕代种的法律关系，因为代耕代种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应是集体组织的农户或者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关系明确的实际承包者；本案不是继承、析产的法律关系，因为孙盛娟、牟啟超均没有对此提出诉辩主张，也没有继承、析产的法律事实；本案不是农村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因为根据孙盛娟的诉讼，其请求的是返还2亩菜田及土地补偿款8734元，而要求返还2亩菜田土地补偿款的前提条件是孙盛娟应拥有该2亩菜田的承包经营权，而该承包经营权因孙盛娟、牟啟超均未与北上坊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致其均未实际取得。根据孙盛娟、牟啟超的诉辩主张和该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系农村承包户内部家庭成员之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的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授权村民委员会管理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作为土地所有人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有权管理协调好农户内部成员之间因承包地分割发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已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二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涵盖了解决家庭内部承包土地纷争的内容。因此，农村家庭成员之间土地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依法进行调解或者仲裁，或者由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员会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原审对牟朝江家庭内部土地划分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之诉立案审理缺乏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第（一）项、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4）芝民再重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驳回孙盛娟的起诉。原审案件受理费150元，退付给孙盛娟。
孙盛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再审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再审法院依据其原审对牟朝江内部土地划分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之诉立案审理缺乏法律依据为由驳回孙盛娟的起诉，完全是适用法律错误。⑴本案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人为孙盛娟的丈夫牟朝江的事实清楚，牟啟超不是土地的承包者，长期侵占孙盛娟承包的土地理应返还依法有据，这与家庭内部土地划分毫无关系。⑵牟啟超全家的户口迁出北上坊村落户至孙家庄村，根据北上坊的规定，牟啟超没有土地承包权。由此充分说明该案诉争的2亩菜田并非承包户内部家庭成员之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2、再审裁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诉争的2亩菜田，经芝罘区法院一审、烟台中院二审判决生效归孙盛娟所有距今数年，孙盛娟申请执行近两年，2013年3月18日牟啟超起诉孙盛娟对诉争2亩菜田要求的赔偿，经芝罘区法院（2011）芝民社二初字第444号判决驳回牟啟超的诉讼请求，牟啟超上诉经两次开庭后牟啟超撤回上诉。通过这一事实不难看出，诉争2亩菜田的归属孙盛娟与牟啟超已经无争议，现再审法院撇开芝罘区法院（2011）芝民社二初字第444号判决，驳回孙盛娟的起诉，事实依据在哪？孙盛娟在庭审中补充上诉称，孙盛娟于2008年11月向烟台市芝罘区法院就本案诉争内容提起诉讼，而再审法院根据2010年1月1日起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为断案依据，实属不当。本案所诉争的菜地从未进行过转让分割。综上，再审法院裁决错误，损害了孙盛娟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孙盛娟的诉讼请求。
牟啟超口头答辩称，孙盛娟所称的涉争2亩菜地经营承包与事实不符，菜地系牟朝江家庭12人承包，牟啟超自1983年开始经营菜地，且牟啟超在别处没有其他承包经营土地，涉争菜地系牟啟超的最基本生活保障收入来源，请求法庭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孙盛娟的起诉。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983年牟朝江代表全家12人承包的北上坊村张家营菜田5.16亩，现只剩下本案中双方诉争的2亩，另外3.16亩均被村委收回了。涉案的该2亩地现在由牟啟超管理，地里栽种的树木。孙盛娟和牟啟超就该2亩地均未单独与北上坊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
另查明，原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摘抄北上坊村委账册，记载：1、1983年分菜田，牟朝江一户分得4级地0.35亩、5级地4.81亩，共5.16亩。2、1997年至2001年，牟朝江名下菜田张家营2亩，每亩交提留105元，共210元（2001，2000），1998-1999年每亩提留165元，共330元。1984年、1985年的账册中仍然与1983年一致，没有体现出分地的具体情况，1986年至1997年之间的账册中没有相关记载。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农村土地的承包主体是“户”，而不是单个的“人”。1983年牟朝江代表全家12口人承包了位于北上坊村张家营菜田5.16亩，每人0.43亩，该5.16亩菜田的承包方为牟朝江全家12口人的“户”，而非其户内的某一个成员。之后，牟朝江将5.16亩菜田进行了分配，对于何时进行的分配、如何进行的分配，双方陈述不一致，分得土地的户内成员均未单独与北上坊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说明这种分配只是家庭户内实际承包经营行为的分离，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农户之间发生流转的情形，因此，这种家庭户内实际承包经营权的再分配，并不引起5.16亩菜田的承包户为牟朝江户的变化。涉案的2亩菜田系5.16亩菜田中的一部分，双方均无异议。1998年延包时，延包合同载明仍由牟朝江继续承包该2亩菜田。2000年1月1日，北上坊村委会再次与菜田承包人签订菜田补充合同，虽然此时牟朝江已去世，但因该合同是家庭承包地的补充合同，牟啟超在补充合同上代签牟朝江的名字，北上坊村委会并无异议，且北上坊村委会的账册亦记载1997年至2001年，牟朝江名下菜田张家营2亩。之后虽未再签订合同，但北上坊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虽然合同期满，但该菜田补充合同至今仍为有效。孙盛娟或牟啟超又均未就涉案的2亩菜田与北上坊村委会另行签订承包合同，说明诉争2亩菜田的承包人仍为牟朝江家庭户，该地仍应由牟朝江户继续承包。至于该2亩菜田当初是分给谁的、为什么由牟啟超管理耕种，属于家庭户内的事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虽然2013年3月18日牟啟超起诉孙盛娟对诉争2亩地要求赔偿，经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1）芝民社二初字第444号判决驳回牟啟超的诉讼请求，牟啟超不服上诉后其又撤回上诉，但此也改变不了涉案2亩菜田系家庭户内承包经营权分离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以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的受案范围而驳回孙盛娟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孙盛娟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4）芝民再重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郝严卫
审判员 张婷婷
审判员 刘光星
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
书记员 吴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