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27民终17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国琴，女，1993年6月12日生，汉族，户籍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长中，男，1979年6月7日生，汉族，户籍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委托代理人：杨安华，男，1953年11月1日生，汉族，贵州瓮安人，户籍住所地：瓮安县，系杨长中之父。上诉人尹国琴因与被上诉人杨长中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2日作出（2016）黔2725民初4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国琴的上诉请求：１、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遗漏未查明本案主要事实，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书中所认定的瓮安县职业中学对面的门面出租的时间、租金及各项合同条款，上诉人一无所知。上诉人夫妻二人并不认识原告，也没有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合同。2、一审判决书中所认定的瓮安县职业中学对面的门面，上诉人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查出是银盏镇飞练村徐忠发修建，范富杰不具有出租权。二、上诉人没有收到一审的开庭传票，一审未经合法传唤被告人而缺席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4、85条规定：法院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达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本案中，由范华文（范富杰的父亲）签字的开庭传票送达回证对上诉人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理由：1、上诉人并非“本人不在”，一审法院应将传票直接送达上诉人签收。但是，一审没有将传票直接送交上诉人，也没有采取合法的方式送达传票。2、上诉人不知道需要签收开庭传票，也没有授权范华文签收。范华文在签收开庭传票后，并没有将传票及时转交给上诉人，直到10月11日才将判决书和传票转交上诉人，其代签收行为导致上诉人丧失了诉讼权利。3、法律规定只有与当事人同住的成年家属才可以代签收法院诉讼文书。本案中，范华文与范富杰分家多年，各有独立的户口，范华文一家三口居住在××村××组，上诉人作为另一个家庭居住在××村××组，范华文与上诉人并没有经常在同一住所共同居住生活，其代签收法院传票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4、我国法律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本案中，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向上诉人送达开庭传票，上诉人并不知一审开庭时间，无法按时到庭，因此，一审缺席判决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综上，请二审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对本案作出公正改判。杨长中二审答辩称：一、答辩人租了瓮安县职业中学对面的简易门面，是与上诉人的丈夫签了合同，有答辩人与范富杰签订的合同为证，可范富杰已死，上诉人就认为死无对证，请二审驳回其无理上诉请求。二、上诉人认为没有收到一审开庭传票的问题。法律规定可以留置送达，一审留置送达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长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退还租金439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长中与被告尹国琴丈夫范富杰（已死亡）于2016年3月5日签订《门面租赁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为范富杰、乙方为杨长中，约定甲方将位于瓮安县职业中学（银盏工业园区）对面的门面4间约100㎡租赁给乙方使用，租期一年，时间从2016年4月24日至2017年4月24日，全年租金6000元（不含税收、规费），由乙方按先交租金后使用的原则，从签订合同之日起按年度交付甲方。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交付了一年租金6000元，并得到租赁门面经营使用。2016年8月3日，因瓮安县经济开发区农产品超市项目用地施工建设，由贵州瓮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瓮安县银盏镇人民政府发出书面通知，对于范富杰违规搭建的板房经营门面（即本案租赁门面），要求于2016年8月5日前予以拆除。为此，原告于接到通知当日搬离租赁门面。嗣后，原告要求被告方退还剩余租期的租金，被告方至今未退还原告相应租金。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承租被告家的板房门面用于经营，并已按约定交付一年租金6000元；租赁期间因租赁板房系违规搭建，由于国家规划建设需要，所租赁门面不能继续使用，原告为此搬出租赁门面，至此双方租赁合同应视为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出租人应承担退还承租人剩余租期的租金，扣除原告实际租赁期间2016年4月24日至2016年8月3日的租金，应退还租金为6000元－（6000÷12个月×3.33个月）＝4335元。因出租人范富杰已死亡，生前与被告尹国琴系夫妻关系，其将搭建板房门面进行出租行为应视为对家庭财产的处置，由此造成的债务则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原告诉求被告尹国琴承担退还租金的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诉求退还金额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因被告尹国琴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本案可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尹国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还原告杨长中租金四千三百三十五元；二、驳回原告杨长中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尹国琴承担。（因原告已预交该款，由被告在给付前述款项时一并给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二审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中，被上诉人杨长中与上诉人尹国琴之丈夫范富杰（已死亡）于2016年3月5日签订《门面租赁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为范富杰、乙方为杨长中，约定甲方将位于瓮安县职业中学（银盏工业园区）对面的门面4间约100㎡租赁给乙方使用，租期一年，时间从2016年4月24日至2017年4月24日，全年租金6000元（不含税收、规费），由乙方按先交租金后使用的原则，从签订合同之日起按年度交付甲方。合同签订并实际履行，在履行过程中，因建设需要，该租赁门面需要拆除，被上诉人接到政府通知后搬离门面。由于租赁期间未到，因此，就未到期期间的租赁费，出租方应予返还。对于本案上诉人尹国琴提出的，杨长中与其丈夫范富杰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否真实，租金是否实际支付的问题。上诉人尹国琴主张杨长中与其夫范富杰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对此，尹国琴二审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证实：“房子是我家的，房子是我拿来做生意的，当时房子国家已经征收了，就想当趁国家还没有征用先拿来做点生意，后面因为小孩读书就没有办法做生意了，房子是空起的，就送给范富杰住，后面因为生意不好范富杰就想合伙，后面我们就没管他了，后面我问干儿子，我干儿子就他和范富杰是好朋友，合伙关系，就让他先做生意，我们就没有在意这个事情。”证人陈某的上述证言仅能证实其是房主，因故将房子送给范富杰住，对于范富杰如何使用房子并不了解。该证言不能否定范富杰将争议房屋租赁给杨长中的事实。另外，根据杨长中与范富杰于2016年3月5日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约定，全年租金6000元，由乙方（杨长中）按先交租金后使用的原则，从签订合同之日按年度交付给甲方（范富杰）。二审中，杨长中提供了其本人借记卡帐户历史明细清单。该清单载明杨长中于签订合同的当日取款二次共7000元，又随即存入1000元，实际取款6000元，与本案双方约定的租金金额及租金交付时间完全一致，也符合先交全年租金后使用的原则。因此，本案上诉人尹国琴主张杨长中与其丈夫范富杰签订的租赁合同不真实，租金未支付均与事实不符。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送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经联系得知尹国琴在兴义，便短信通知其将在本人兴义的地址告知人民法院，以便将本案的诉状、应诉通知、传票等邮寄送达。当时尹国琴的短信联系电话为137××××81，与尹国琴二审提供的地址确认书中的电话联系方式一致。经电话联系，尹国琴委托其公爹范华文到法院领取应诉材料和开庭传票。范华文于2016年9月5日领取了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传票、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须知等。由于尹国琴已指定代收人，一审根据其指定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符合法律规定。尹国琴认为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尹国琴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尹国琴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一铭审判员  王 军审判员  陆育义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