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82民初125号
原告：杨冠英，女，197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经商，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男，1972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系原告丈夫。
被告：义乌市尚经印染厂，住所地：义乌市赤岸镇报国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罗其剑。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正勇，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冠英为与被告义乌市尚经印染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1月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凯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被告义乌市尚经印染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正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冠英诉称，2014年6月至8月，被告向义乌市恒旺煤炭有限公司购买煤炭，还款合计874096.8元，上述货款被告至今未有支付。义乌市恒旺煤炭有限公司系原告独资设立，该公司于2015年6月5日注销，原告作为出资人对该公司债权予以继承。现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874096.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被告义乌市尚经印染厂辩称，本案已经经过诉讼时效，原、被告之间不认识，双方没有发生过任何买卖关系，被告是与苏宝（苏长宝）发生买卖关系，因为苏宝欠被告100余万元货款，苏宝卖给被告的煤是抵扣欠被告的货款的。综上，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开庭笔录二份、过磅单复印件41份、苏长宝询问笔录（经申请调取）一份，证明卖给被告的煤炭是原告，苏长宝是介绍人。
被告质证认为，对过磅单，应该提供原件，没有提供原件，我方不同意质证。如有原件，对三性均有异议，上面显示的货主是苏保，而收货方有的是被告，有的是远东，那过磅单的双方应该是苏保与被告或远东，且过磅单有的是收据联，有的是发票联。对两份开庭笔录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且该份庭审笔录也反映出发生买卖关系的是原告与第三人苏宝，因此，我们也请求法庭追加苏宝为第三人，便于查清本案的案情。对苏长宝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且该份笔录可以反映出苏长宝与原告之间至少是合伙关系，实际上他们之间是一个买卖关系，主要是反映在苏长宝曾经也有12万多元的款项付给过吴建，也就是原告的丈夫，从这里反映苏长宝与原告之间是买卖关系。且从这份证据的形成看，是一个讯问笔录，这份笔录的前提是原告向经侦大队以苏长宝涉嫌犯罪的名义进行控告，经过公安的询问，到底苏长宝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这份笔录反映了原告与被告之间不认识，原、被告之间没有发生买卖关系。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说明一份、对账单二份，证明：1、被告与苏宝发生过买卖关系，与原告无关。2、苏宝欠被告款项的事实。3、苏宝以煤炭抵偿货款的事实。
二、苏宝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苏宝的身份情况。
三、银行往来凭据复印件（原件在苏宝处）四份，证明苏宝支付原告部分货款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1、说明是苏长宝本人写的，当时是被告要求他这样写的，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账单是真实的，他有欠尚经印染厂的钱，但当时他没有跟我讲具体欠多少钱。当时他在我们厂的边上办沙厂，后来大家慢慢熟悉起来。2、身份证这上人是苏长宝，大家都叫他苏宝的。3、银行转账凭证是真实的，是苏长宝付我的，不是付尚经印染厂的货款，是付另一个厂的货款。当时我送了十五、六万元的货物，我把票据给苏长宝，让他帮我结账的。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及证据审核认定的有关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二份开庭笔录，系此前以义乌市恒旺煤炭有限公司的名义起诉被告时形成，该案当时并未对双方争议问题进行实体处理及认定，笔录内容亦无法佐证原告主张，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庭后已提供过磅单原件（实为40份），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询问笔录来源于公安机关，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至于能否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另对于记载单位为“远东”或“远东印染厂”的过磅单，原告主张该厂与被告系同一经营者或合伙经营，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故应认定该部分过磅单与本案欠缺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原告认可证据一的证明系“苏长宝”书写，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原告对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苏长宝”尚欠被告款项的事实。原告对证据二、三无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明力。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谁是与被告发生煤炭买卖关系的相对人？现就该争点分析如下：1、从本案买卖关系建立的过程来看，被告自始至终均是与苏长宝联系和协商购买煤炭的事宜，原告亦自认至今都不认识被告的“老板”或“老板娘”，当时送煤炭时认识的是“远东”的老板，而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远东”与被告的关系。2、从本案煤炭的交付情况来看，交付煤炭的原始凭证是电子过磅单，在被告方签收的过磅单中，除编码为0000907的一份过磅单货主姓名处署名为“吴建”（即原告丈夫）外，其余过磅单均署名为苏长宝日常的常用名“苏保”或者为空，故被告不可能认知此份过磅单之外其他过磅单中的煤炭亦是自原告处购买。3、从本案煤炭货款的履行情况来看，原告与被告并不相识，在向法院起诉前无证据表明曾直接向被告催讨货款；依据被告提供对账单，苏长宝确实欠被告100多万元的债务。被告通过其购买煤炭，过磅单中亦备注货主为“苏保”，在此情形下被告与其协商以煤炭货款抵债亦属合理。苏长宝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中亦认可上述抵债情况，并确认上述煤款应由其向原告方支付，且已支付12万元。4、从原告与苏长宝的关系来看，苏长宝自述其与原告方合伙做煤炭生意，赚钱各半分，原告则述称苏长宝仅是给他介绍客户的，报酬按每吨煤十到二十元计算。庭审中，原告确认收到苏长宝支付的12万元，但认为系苏长宝自其他客户处收取的煤炭货款，可知双方至少存在通过苏长宝出售煤炭后又由其收取货款的情形，在此情况下，相对方对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无从可知，将苏长宝认定为供货方并无过错。至于原告与苏长宝之间的关系，苏长宝亦认可相应的煤炭货款应由其负担，双方可另行处理。综上，货主姓名署名为“吴建”的过磅单，被告确认收货，并应对货物来源明确知情，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货款；其余过磅单中的煤炭，被告并不知原告系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原告无权主张。
根据本院已确认证明力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义乌市恒旺煤炭有限公司系原告于2013年10月8日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与2015年6月5日注销。2014年6月16日，被告向该公司购买煤炭，并在货主姓名为“吴建”（原告丈夫）的过磅单上签字确认收货，煤炭净重24.48吨，单价为820元，货款合计20073.6元。庭审中，被告自认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另，2014年6月至8月期间，被告还多次向苏长宝购买煤炭，并以苏长宝之前欠其款项抵偿煤炭货款。原告主张苏长宝仅系其客户的介绍人，上述煤炭实际系被告向其购买。2014年9月24日，义乌市恒旺煤炭有限公司曾起诉被告主张上述全部煤炭货款，经两次开庭审理，于2014年12月11日撤回起诉。后原告又向义乌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控告苏长宝及被告涉嫌诈骗，2016年4月17日，该队曾传唤苏长宝并对其制作了询问笔录。现原告再次就上述货款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依据上文论述，购货单位为“远东”或“远东印染厂”的过磅单与本案无关联性，货主姓名为空或“苏保”的过磅单原告无权主张，故依据现有证据可认定的被告尚欠义乌市恒旺煤炭有限公司货款数额为20073.6元，该货款被告应及时支付。义乌市恒旺煤炭有限公司系原告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在其依法注销后，该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由原告承继。现原告主张被告自起诉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但原告就本案债务先后向法院及公安机关提起主张，由此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公安机关直至2016年4月17日仍就该案进行相关调查，至原告本次起诉，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关于被告追加苏长宝为第三人的申请，本院认为，苏长宝并非法定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人，而依据苏长宝本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安机关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其他相关证据，已足以查明相关事实，故无需追加。综上，原告诉请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有事实依据的辩解，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义乌市尚经印染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冠英货款人民币20073.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7年1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杨冠英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270元，由原告负担6000元，被告负担2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凯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颜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