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42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巧利，女，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富民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枣园西路229号西安前进企业集团9楼。
法定代表人：郭保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路，陕西鼎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培，陕西鼎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倪巧利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富民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民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6）陕0104民初6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倪巧利，被上诉人富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路、朱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倪巧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富民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涉案车辆的经营权由原始车主通过向国家缴纳经营权出让金取得，之后一直处于延续状态，从未因车辆和车牌号的变更而发生变更；政府给予的经营权优惠期限均由实际经营的个人车主享有，出租车公司仅是履行代收代缴义务。其通过合法交易行为向原车主支付了高额购车费，之后又实际承担了经营权有偿使用费，故其已通过支付合理对价方式继受取得了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虽然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经营权许可证等载明登记人为富民公司，但涉案车辆经营权及财产所有权一直由其实际掌控、出资及行使。一审法院仅以上述证件为据认定涉案出租车辆的经营者为富民公司，实属不当。物权归属不应以合同约定作为依据，其与富民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债权法律关系，不能改变实际权利归属。一审法院将物权法律关系与债权法律关系相混淆，剥夺了其对物权的请求权，违反法律规定和民法原则。涉案车辆登记在富民公司名下，仅为形式登记，不能影响其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基本事实。本案其主张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其所有和享有，应当适用《物权法》的规定，而非《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富民公司辩称，之前车辆的承包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该车辆的牌照号业已不存在，故本案不能延续之前辆车的承包合同。无论之前的车辆还是现在的车辆，经营权证书登记的经营企业均为富民公司，经营主体未发生过变更。出租汽车系裸车价值与经营权相结合的产物，上诉人承包的车辆均是以车队名义对外经营，上诉人仅是承包权的权利主体，不能由于签订了承包合同而引起产权发生变更。
倪巧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陕Ａ×××××（车架号LGXC16AF7G0153715，发动机号为43H6A2024）出租车所有权归其所有；2、富民公司协助其将该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行驶证更名至其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富民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民公司系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车牌号为陕Ａ×××××号比亚迪出租车登记在富民公司名下，由倪巧利承包经营。后陕Ａ×××××号比亚迪出租车到达报废年限，于2016年11月1日更新为陕Ａ×××××号出租车。
2010年10月9日，甲方（发包方）富民出租公司与乙方（承包方）倪巧利签订《车辆承运合同》，约定，甲方提供出租车辆完成的手续和设施（计价器、顶灯、座套等）；车辆牌照所有权归甲方，承包期间，车辆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乙方只有车辆牌照的使用权和营运权，实行单车营运，定额承包、超额归己；承包期满后，甲方收回车辆牌照及使用权和营运权，车辆残值归乙方处置；该承包车辆的车型：比亚迪，车牌号为陕Ａ×××××、车架号为LGXC16AF4A0194519，发动机号为4CA4A1964，车辆登记日期2014年12月10日，承包期限自2010年9月1日至2016年11月10日；乙方承包时，应向甲方缴纳交通事故风险保证金2000元；营运期间，乙方于每月10日向甲方缴纳税金、管理费共1026元；甲方拥有客运出租汽车的经营权和车辆牌照的所有权；乙方有权从事客运出租车运营，并享有缴纳承包费用后的收益权，不得将车辆交给他人或无从业资格的人员营运。除此，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该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所有人、购买人均为富民公司。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颁发的《经营权证书》登记的经营企业也为富民公司。《车辆承运合同》签订后，车辆由倪巧利承包经营，倪巧利向富民公司按月交纳承包金。2016年10月28日，车架号为LGXC16AF4A0194519，发动机号为4CA4A1964号的比亚迪轿车作为出租车经营年限届满，倪巧利将该车辆登记在案外人名下，并取得车牌号为陕Ａ×××××。2016年10月17日，倪巧利银行账户转账支出76000元，倪巧利称该款项系其用于购买车架号LGXC16AF7G0153715，发动机号为43H6A2024号的比亚迪汽车，该车辆在购买时购买方名称为富民公司，临时牌号为陕Ａ×××××号。
审理中，倪巧利认为诉争车辆系倪巧利出资购买，故主张该车辆的所有权，其中包括该车单车资产和车辆牌照及与营运有关的其他权利的所有权。富民公司称，车架号LGXC16AF7G0153715、发动机号43H6A2024号的比亚迪汽车系富民公司车辆，现已经由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颁发出租汽车牌照号为陕Ａ×××××，倪巧利至今尚未与富民公司签订关于该车辆的承包合同，现车辆由倪巧利占有、使用。本案审理过程中，倪巧利确认其主张将陕Ａ×××××号车辆的所有权归倪巧利所有，并要求富民公司协助倪巧利将该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及行驶证更名至倪巧利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表现为对不动产和动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机动车牌照是该车辆区别于其他车辆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依附于车辆本身的一种身份识别标识。对于出租汽车来说，除了未与出租车车牌、证照等相统一的裸车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即经营权是由行政机关通过特定许可的形式，由出租车行政管理机关审核批准，许可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性车辆的资格，它由特定行政机关许可，并有一定许可经营期限。倪巧利作为诉争出租车承包经营者主张该辆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归其所有，是将出租车裸车的财产价值与出租车经营权共同作为物权的权利客体，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倪巧利称，车辆经过几次更新，但车辆均是自己出资购买，认为“谁出资，谁所有”，由此推定本案争议出租车应归其所有。“谁出资、谁所有”并非国家法律规定确定物权归属的唯一原则，还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综合认定。根据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倪巧利主张的车架号LGXC16AF7G0153715、发动机号为43H6A2024号的比亚迪汽车，购买发票登记在富民公司名下，临时牌号为陕Ａ×××××号。该车辆已经由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颁发出租汽车牌号陕Ａ×××××，但涉案出租车的行驶证、经营权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买车辆的发票均记载为富民公司，倪巧利主张该车辆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并且要求将该车辆的出租汽车经营权归其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倪巧利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倪巧利要求确认陕Ａ×××××出租汽车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倪巧利要求被告西安富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配合其于公安机动车辆登记部门将陕Ａ×××××出租车汽车的登记变更至原告倪巧利名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倪巧利已预交），由倪巧利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车辆登记日期2010年9月1日。除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倪巧利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调取涉案陕Ａ×××××号、陕Ａ×××××号、陕Ａ×××××号出租车更新上牌时（机动车行驶证上的登记时间），各企业向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递交的出租汽车上户申请表，证明新车上户是以个人身份申请上户的，车的权利归其所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属问题。
涉案车辆为出租汽车，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但出租车除了裸车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经营权的取得须经特定行政机关予以审批许可，并颁发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是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均为出租车公司，结合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均登记或开具为富民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出租车公司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
鉴于出租车辆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故每次新车上户亦须经营者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倪巧利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特定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涉案车辆经营权证书可以反映出富民公司为经营企业（经营者），同时倪巧利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倪巧利关于其拥有此前车辆经营权、现涉案车辆经营权系其此前拥有的经营权延续而来之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出租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承包经营方式与倪巧利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车辆承包给倪巧利营运，双方形成承包法律关系，倪巧利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承包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富民公司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关于倪巧利申请本院调取的新车上户申请表及经营企业新车上户申请表等，均系出租车经营企业在申请办理经营权证书和道路运输证等手续过程中向特定行政机关提交的资料，不能作为最终确认现涉案车辆经营权归属的依据。特定行政机关对相关资料审核后，以颁发经营权证书的形式批准确认经营权主体，倪巧利所要求调取的资料不足以对抗特定行政机关核发的经营权证书。因此，倪巧利申请调取的资料，已无调查收集之必要，对于倪巧利的上述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倪巧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倪巧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亦君
代理审判员 赵羽嘉
代理审判员 林 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小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