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358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崔建宏，男，195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名林，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妍，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城北东街**号。
法定代表人：李晋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文华，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玉坪乡玉荐村。
法定代表人：胡学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波，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天平，山西神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崔建宏因与被申请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环能）、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元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终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崔建宏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之情形，依法应当再审。一、原判决认为崔建宏应当向潞安元丰主张权利，而无权向潞安环能主张权利，系适用法律错误。1、崔建宏与潞安环能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时，潞安元丰并非合同主体之一，未在此协议书中盖章确认，且当时签订协议时，潞安元丰并未成立，根本不具有承担债务的条件。2、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潞安元丰从未取代潞安环能成为债务主体，对于5600万元的支付，其是辅助潞安环能履行债务，对于3340万元的债务，潞安元丰的决定需要经过潞安环能的批准。因此，此约定虽名为“负债”，实质上是潞安元丰辅助潞安环能完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针对上述协议条款的法律认定，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即由第三人履行的规定来进行认定，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3、即使按照协议条款的字面意思来解释也应认定为并存的债务承担，本案中所讼争�协议从未明确出现潞安元丰承担债务后，免除潞安环能债务的约定，也没有相关其它证据显示本案当事人曾有此明确的意思表示。在潞安元丰承担债务但未实际履行时，不能据此免除潞安环能的责任。在履行增资扩股协议过程中，潞安元丰的事后加入行为，仅能表示其愿意成为债务承担主体之一，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明确表示免除潞安环能相关债务时，潞安元丰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单纯通过潞安环能出资的事实和协议中关于负债的约定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是错误的。二、协议第四条第2项的约定是关于付款期限的约定而非付款条件的约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为付款条件，系法律适用错误。如果将此协议条款认定为附条件的合同，则其前提条件是债权本身不确定，即当符合某一条件时，债权成�，当不符合某一条件时，债权不成立，债权处于不确定性状态。因此如果认定为附条件合同，则应表述为当投产后则付款，如未投产则不付款。附期限的合同首先是债权确定，所考量的仅是何时履行问题。本案中崔建宏对潞安环能的债权是确定的，无论从协议本身的约定，还是从其它相关证据，包括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公告等佐证，均明确认可了3340万元债务的存在，可见债权已经确定。因此，无论从约定本身的字面意思来看，还是从法律定性来看，此约定均应认定为付款期限的约定，故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债权。三、崔建宏在本协议中的担保责任，在潞安环能完成增资后，因债权债务混同而导致担保责任消灭，且由于担保形式不符合担保的实质条件，因此担保责任自始不成立。崔建宏所担保的是探矿权转为采矿权这个行为，如果探矿权无法转为采矿权，则崔建�以股权和未支付3340万元价款承担担保责任，可见崔建宏所担保的主债务是一种行为及行为后的结果。依照协议约定来看，崔建宏作为自然人根本不可能拥有探矿权，而本案中探矿权的所有权人为更名后的潞安元丰，因此从协议内容和协议的实际履行来看，探矿权转采矿权，此债务的履行主体只能是潞安元丰及其实际控制人潞安环能。而债权人则只能是协议签订主体之一的潞安环能及其控制下的潞安元丰，由此可知，此债权债务在潞安环能完成增资扩股后，债权人和债务人已经实际上混同，而债权债务的混同是债消灭的原因，故担保人已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四、一审法院判非所请，二审法院对部分上诉请求遗漏审判。崔建宏一审诉请为请求判令：1、潞安环能偿还3340万元，并支付利息；2、潞安元丰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为：潞安元丰支付申请人欠款3340万元，直接�变崔建宏的诉请。崔建宏二审上诉请求为：1、撤销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00098号判决；2、改判潞安环能承担3340万元，潞安元丰承担连带责任，并支付利息。二审判决归纳争议焦点将潞安元丰的连带责任排除在外，对崔建宏的上诉请求，遗漏审判。一、二审判决对潞安元丰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均未说明，更未判决，明显程序违法。五、是否适用情势变更条款并非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否适用不影响对本案法律适用的判断。崔建宏并未在提起诉讼中予以提起适用情势变更条款变更协议条款的相关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此判决，完全是依职权的司法裁判行为，且本案焦点本身并不在于是否应适用情势变更条款，关键问题是在于潞安环能应否承担付款义务、付款期限是否确定以及担保责任是否存在的问题。因此即使一审法院适用情势变更错误，但也并不影�二审法院对于上述关键问题的判断。但二审法院在上述关键问题的法律适用上依然错误，直接导致崔建宏的合法主张无法得到支持。
潞安环能答辩称，一、潞安环能不是案涉3340万元的支付主体。潞安环能只有增资扩股的义务，且早已履行完毕。协议明确约定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治元丰）是支付主体，且长治元丰已实际部分履行。1、潞安环能已经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1亿8千万的增资扩股义务。2、协议明确约定3340万元的探矿权价款的支付主体是长治元丰，且经崔建宏签字确认。3、长治元丰已依约实际履行了支付第一笔5600万的义务，崔建宏亦接受并出具收据，但3340万元的支付条件是长治元丰拟建的姚家山煤矿投产，目前还不具备支付条件。4、潞安环能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通过的《股东崔建宏债权转股权的议案》是由于崔建宏多次无理催要，潞安环能基于稳定合作关系提出的初步设想，且该决议并未经过国资监管部门批准。5、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该条规定的是第三人代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但在本案中，潞安环能不是崔建宏的债务人，崔建宏也不是潞安环能的债权人，长治元丰更不是代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探矿权属于潞安元丰，探矿权价款应由潞安元丰支付。二、原判决认定“协议第四条第2款的规定”是对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的约定正确。本案是附条件的合同，条件不成就则款项不能支付。三、3340万是崔建宏担保探矿权转采矿权的担保款，该担保条款不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原判决认定无误。四、一、二审判决不存在“判非所请”、“遗漏审判”的情形。一审虽然错误的适用了情势变更条款，但不存在判非所请的问题，实际是再审申请人认识错误。五、潞安环能全力帮助配合潞安元丰推进项目核准以早日实现投产，崔建宏的诉请是在逃避股东责任和赔偿责任。
潞安元丰答辩称，一、崔建宏关于“该3440万的给付主体是潞安环能，潞安元丰承担连带责任”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1、案涉3340万元的给付主体，《增资扩股协议书》中双方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约定，协议签订后，长治元丰已实际履行并得到崔建宏的再次确认。2、长治元丰已更名为潞安元丰，潞安元丰依法承继长治元丰的权利义务，所以潞安环能对案涉3340万元没有支付义务。3、《增资扩股协议书》的整个交易过程表明，潞安环能没有支付给崔建宏8940万元的探矿权折价款的义务。4、案涉3340万元，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及“并存债务”的理由。崔建宏和潞安环能约定5600万及3340万的给付主体在于长治元丰，且长治元丰已支付5600万元，崔建宏向长治元丰出具了收据，剩余3340万至今尚未具备约定的支付条件，但支付义务仍在长治元丰即潞安元丰。二、再审申请人认为协议第四条第2项的约定是关于付款期限约定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协议第四条第2项明确约定，另外3340万元待长治元丰拟建的临县姚家山煤矿投产后，按煤炭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归还给崔建宏，直到付清为止。这一约定表明，姚家山煤矿投产是给付条件，以煤炭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是给付方式。原判决认定无误。三、协议中3340万的担保责任合法有效。协议中第8条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担保条款，原判决认定该担保条款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四、原判决不存在“判非所请”、“遗判漏判”的情形。1、崔建宏一审请求潞安环能偿还3340万元，并支付利息711.8万元�共计4051.8万元，潞安元丰承担连带责任。一审认定“潞安环能作为潞安元丰的控股股东，其已经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因此其并非本案欠款主体，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本案并不涉及支付利息问题，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虽然错误适用了情势变更条款，但不存在崔建宏所称的“判非所请”“直接改变申请人诉请”的问题。2、当事人均未对二审总结的争议焦点表示异议，二审归纳的焦点也未排除潞安元丰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并不存在“遗漏审判”的情形。五、一审判决违法依职权认定和适用情势变更条款，作出错误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为：原判决对诉争3340万元给付主体的认定是否有误；诉争3340万元的给付条件是否成就；原判决是否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形。
一、关于原判决对诉争3340万元给付主体的认定是否有误的问题。首先，崔建宏申请再审称其与潞安环能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时，潞安元丰并非合同主体之一，未在此协议书中盖章确认，且当时签订协议时，潞安元丰并未成立，不具备承担债务的条件。但根据《增资扩股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的约定，8940万元系长治元丰对崔建宏的负债，且2006年9月长治元丰已向崔建宏支付了5600万元，虽然崔建宏与潞安环能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时潞安元丰未成立，也未在协议上盖章确认，但潞安元丰系长治元丰经变更名称后的公司，长治元丰变更名称前召开了股东会会议通过了章程修正案，并经过了山西省工商局的核准登记，名称变更并不导致责任主体变更，故潞安元丰应承担给付责任。其次，潞安环能作为潞安元丰的控股股东，对潞安元丰的公司决定享有相应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崔建宏要求潞安元丰履行债务的过�中，潞安元丰向潞安环能多次请示并不能得出潞安环能系3340万负债的责任主体的结论，崔建宏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再次，崔建宏主张《增资扩股协议书》并未出现免除潞安环能债务的约定，应视为并存的债务承担。但是并存的债务承担需债务加入人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方能确定，《增资扩股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并无共同承担本案债务的相关表述，崔建宏申请再审时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为潞安元丰与潞安环能系并存的债务承担人。故原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崔建宏应当向潞安元丰主张权利，崔建宏上述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诉争3340万元的给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崔建宏申请再审认为《增资扩股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应认定为附期限的合同条款，因为附条件的合同，其前提条件是债权本身不确定，处于不确定性状态，而附期限的合同的债权是确定的，所考量的仅是何时履行问题，且本案中崔建宏对潞安环能的债权是确定的。经查，《增资扩股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载明：“……另外3340万元待长治元丰拟建的临县姚家山煤矿投产后，按煤炭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归还给崔建宏，直到付清为止。”根据该约定可知，崔建宏对诉争3340万元享有债权是确定的，但附期限法律行为对期限一般要求该期限须为将来确定发生的事实而没定的期限，虽然崔建宏对潞安元丰享有确定债权，但是并不代表临县姚家山煤矿投产这个事实是未来必然发生的，该煤矿是否能够投产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故上述约定是一个附条件的协议条款，临县姚家山煤矿投产是所附条件，按煤炭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偿还给崔建宏，直到付清为止是给付方式，原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妥。崔建宏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判决是否存在遗漏诉讼请求情形的问题。首先，崔建宏一审请求潞安环能偿还3340万元，并支付利息711.8万元，共计4051.8万元，潞安元丰承担连带责任。但一审认定潞安环能作为潞安元丰的控股股东，已经履行完出资义务，因此潞安环能并非诉争3340万元的给付主体，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本案并不涉及支付利息问题，故对崔建宏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一审判决并不存在崔建宏所称的“判非所请”“直接改变申请人诉请”的问题。其次，各方当事人对二审法院归纳的三个争议焦点都未提出过异议，且这三个争议焦点也未排除潞安元丰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性，二审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形。故崔建宏该项申请再审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崔建宏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崔建宏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慧卓
审 判 员 杨立初
审 判 员 刘京川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金 悦
书 记 员 武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