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松民一终字第118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武占国，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刘志勇，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前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一审被告）：梅显军，现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林友祥，吉林巨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占国与上诉人梅显军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前民初字第3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武占国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志勇，上诉人梅显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林友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原告武占国诉称：2015年6月份，我通过中间人马力峰将两头牛交给梅显军放养，放养费每头牛500元。2015年7月份，梅显军通知我说红白花牛蹄甲子掉了。我找兽医治疗几天也没治好。我将牛交给梅显军放养，梅显军收取了放养费，理应对牛有保管义务。而梅显军却将牛放养成废牛，不能走路，应赔偿我受到的损失。请求法院判令梅显军赔偿够牛款16000元，牛归梅显军所有。梅显军辩称：我发现武占国的牛有病以后，进行了积极治疗，并及时通知了武占国。但是，武占国找来兽医治疗一段后，便放弃治疗。我要求武占国把牛拉走，他没拉走。武占国对牛的死亡有过错。武占国的牛是病死的，牛蹄甲子掉了与牛死因无关。牛是武占国的财产，我不能对牛的残值进行处理，我已经尽到了看护的义务，没有过错。武占国提出的牛的价格没有根据，不同意赔偿。请求驳回武占国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6月，经马某某介绍和帮助，武占国将其一头红白花色的4岁母牛和一头红牛交给梅显军放养，放养费每头牛500元。因这两头牛与梅显军放养的其他牛不合群，当天，梅显军曾要求武占国把牛拉回去。后经武占国、马某某、梅显军商议，同意将其中的红牛用绳子栓住。2015年7月份，梅显军电话通知武占国给牛治病。武占国于7月14日、15日两次带长龙乡兽医夏某某给其红白花牛治疗。诊断为：该牛右后蹄壳脱落，造成患畜不食。对此，梅显军不予认可。武占国与梅显军在处理赔偿问题上发生争执，武占国放弃继续治疗，并且拒绝将病牛拉回家中养护。2015年8月11日，梅显军从农安县找来兽医孙某某，初步印象诊断为：肝片吸虫病。梅显军花诊疗费400元，但孙某某出具的为非正规收据。对此诊断，武占国不予认可。2015年8月13日，该牛死亡。梅显军将牛死亡的事情通知了武占国。武占国带夏某某到场查看，但是双方均未对该牛的死因进行鉴定，以及对死牛的残值做出保值处理。武占国诉至法院，要求梅显军买牛价格16000元给予赔偿，或以该牛相当的母牛抵偿。一审法院认为：武占国雇佣梅显军为其放牛，双方达成了雇佣放牧合同关系。因用绳子拴养过程中，造成该牛右后蹄壳脱落。梅显军通知武占国找兽医诊治，武占国在治疗期间与梅显军对赔偿纠纷的解决发生争执，放弃继续治疗，并且拒绝将病牛拉回家中养护，造成该牛死亡。双方均未对该牛的死因进行鉴定，以及对死牛的残值做出保值处理。因原物灭失，造成其价值无法评估。武占国的牛在梅显军放牧期间受伤，双方对处理问题发生争议，可以通过评估确认损失程度再解决问题。武占国作为牛的所有人，有义务及时管护自家的病牛。但是武占国明知该牛需要诊治的情况下，放弃继续治疗，并且拒绝将病牛拉回家中养护，造成损失的扩大。况且，即便是腿部受伤与牛的死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该牛的腿部受伤造成的损失程度、死因以及当时的价值均无法确认。对此，武占国负有主要责任。在梅显军放牧期间造成牛的伤害后果，梅显军有管理不当的过错责任，应适当予以赔偿。所收取的放牧费500元，亦应退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梅显军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给武占国造成的损失3000元；二、梅显军返还给武占国放牧费500元；三、驳回武占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剩余100元，退还给武占国。武占国二审上诉称：梅显军没有放养此牛，而是将用绳子将牛拴住不管，致使牛蹄甲子全部快掉，无法走路、吃草。经兽医诊断，已无治疗价值。在调解和诉讼期间，梅显军没有对牛进行喂养，致使牛被饿死。我不应承担主要责任。调解期间，梅显军同意赔偿我5000元，但我没有同意。牛死在梅显军处，残值的处理应由梅显军负责。一审法院认为残值应由我处理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梅显军赔偿购牛款1.6万元。梅显军二审答辩称：牛的价款1.6万元没有依据。牛是病死的，与我无关。梅显军二审上诉称：1.牛的死亡与我放养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牛是因患“肝吸虫病”而死亡，不是我在放牧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而死亡。在发现牛生病后，我及时通知了武占国，武占国放弃了治疗。2.我在本案中无任何过错。武占国的牛同我所放养的其他牛不合群，武占国同意拴着饲养。3.牛的价值无法确认，一审法院判决赔偿武占国3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武占国在牛没有死亡时就提起了诉讼，牛在诉讼过程中死亡，故不应再继续审理，应另行告诉。5.在一审审理中，武占国并未要求返还其放牧费500元，一审判决返还放牧费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武占国的诉讼请求。武占国二审答辩称：牛是花1.6万元买的，应当认定。放牧费应当退还给我。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15年6月，经马某某介绍，武占国将其所有的两头牛委托给梅显军放养，其中一头为红白花牛，另一头为红牛。放养费为每头牛500元。因武占国的两头牛与梅显军所房养的其他牛不合群，经武占国、梅显军和马某某三人商议，决定将红牛拴住饲养。2015年7月13日，因红白花牛蹄壳脱落，梅显军通知武占国对该牛进行医治。2015年7月14日、15日，武占国带兽医到梅显军处连续两日对患牛进行了治疗，后再未进行治疗。2015年7月20日，武占国诉至吉林省前郭县人民法院，请求梅显军赔偿购牛款1.6万元，并要求将患牛判归梅显军所有。2015年8月13日，该患牛死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牛的价值为多少、死亡的原因为何、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应如何划分及放养费是否应当返还。1.关于牛的价值问题。武占国在一审审理中虽提供了张某某的书面证言，称其以1.6万元将红白花牛出售给武占国，但张某某在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时，其只证实了武占国在其处购牛，对武占国以何价格购牛并未表述。因此，武占国所提供证据并不能足以证实牛的价值为1.6万元。另外，即使武占国确实以1.6万元购得该牛，亦不能以此认定为武占国的实际损失，该牛的价值应以该牛死亡时同种类牛的实际市场价值为准。在二审审理中，梅显军对该牛的价值为1.6万元予以否认，并称市值为5000至6000元，武占国亦承认该牛死亡时牛的市场价值有所降低。因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及客观情况，酌定该牛死亡时的价值为1万元。该1万元即为武占国在本案中的实际损失。2.关于牛的死亡原因问题。本案中，武占国将牛委托梅显军放养后牛蹄壳发生脱落是不争的事实。在梅显军将该事告知武占国后，武占国只对该牛治疗了两次即放弃治疗，随后便提起诉讼请求梅显军进行赔偿。梅显军虽称其在2015年8月11日其找兽医孙某某为该牛进行了诊治，且提供了诊断、处方及收据。但梅显军提供的上述证据所盖公章为“农安县杨树林人民公社红山大队兽医所”。众所周知，“人民公社”、“大队”等系我国早年有关机构所用名称，该称谓已变更多年，现上述名称命名的兽医所仍进行诊疗活动并出具“诊断”，有违客观常理，对上述证据不能予以采信。因此，不能认定在该牛牛蹄壳脱落后，梅显军对该牛进行过治疗。对梅显军主张的该牛死于“肝片吸虫病”亦不能予以采信。基于以上分析，应认定该牛系因在梅显军放养管理期间发生右后蹄壳脱落后未得到长期有效治疗而死亡。3.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武占国将其所有的两头牛交由梅显军放养，并与梅显军约定每头牛放养费为500元。实际上，梅显军与武占国间系委托关系，二人达成的系有偿委托合同。武占国为委托人，梅显军为受托人，委托费用为每头牛500元。一审判决认定武占国与梅显军间系雇佣关系不当，应予纠正。因此，武占国虽以侵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本案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亦应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损害赔偿。”本案中，梅显军在二审审理中虽否认其将红白花牛拴住喂养，并辩解称牛蹄之所以受伤是因栓红牛的绳子绊倒所致。但根据梅显军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其称“蹄子确实是被勒的”，只是强调称“武占国栓的绳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梅显军在二审审理对牛蹄壳因何受伤与一审所述并不一致，亦未说明理由，故应以其在一审审理中所述为准。另外，根据梅显军在一审审理中提供的照片，该牛右后腿下部有明显被勒过痕迹，由此可以认定牛蹄壳脱落系因该牛右后腿被拴所致。另外，无论武占国同意还是梅显军自行决定，牛被拴住喂养并不必然导致蹄壳脱落，梅显军作为受托人，尤其是在牛被拴住喂养期间，其对牛更应加强看管和保护，以避免牛因挣脱或绳索过紧而受伤。因此，梅显军在其受托放养该牛期间，未尽受托人必要的注意义务，致使牛蹄壳被勒脱落，其具有过错。另外，在得知武占国表示不再对该牛进行治疗并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后，梅显军仍然保管该牛，未将该牛送回武占国处且未对该牛继续进行治疗，梅显军对牛的死亡亦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武占国虽将该牛委托梅显军放养，但在得知该牛受伤后，其作为所有人应积极进行救治，以避免损失的扩大。无论其与梅显军间因牛受伤发生如何争议及是否提起诉讼，其对该牛积极进行救治的义务不能免除。而本案的事实是武占国在得知该牛受伤后，并未将牛取回，且只对该牛治疗了两次便放弃治疗。在武占国提供的长龙乡顺鑫兽医诊所出具的证明中亦证实“该牛因右后蹄壳脱落造成患畜不良，本站出诊二次，后因畜主与放牧人员发生争执造成后期无法诊疗”。因此，武占国作为牛的所有人，在得知该牛受伤后，亦未尽积极救治义务，对该牛的死亡亦具有过错。综上，根据梅显军与武占国的过错程度，结合牛的受伤及死亡原因，酌定梅显军在本案中承担50%的责任为宜，剩余50%的责任由武占国自行承担。一审判决确定责任比例不当，应予纠正。4.关于放养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即当事人在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提起诉讼，亦有权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按照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案件进行审理，不能超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此即为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本案中，武占国在提起诉讼时并未请求梅显军返还放养费500元，在诉讼中亦未增加该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梅显军返还放养费500元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予撤销。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2015）前民初字第3187号民事判决。二、梅显军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武占国赔偿款5000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500元，由武占国、梅显军各负担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 丽审判员 于 涛审判员 姚德满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