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并民终字第12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荣卫虹，男，汉族，个体，住太原市小店区。
委托代理人张煜，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崔国梁，男，汉族，住太原市杏花岭区。
委托代理人段治峰，山西汇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住所地襄汾县陶寺乡张再村。
投资人郭金鳌。
委托代理人闫永平，山西行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荣卫虹与被上诉人崔国梁、原审第三人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以下简称海军选矿厂）因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小民初字第1561号民事判决，荣卫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3）并民终字第569号民事裁定，撤销小店区人民法院（2012）小民初字第156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小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荣卫虹不服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荣卫虹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煜，被上诉人崔国梁及其委托代理人段治峰，原审第三人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委托代理人闫永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确定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崔国梁与冯寅、荣卫虹签订的《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总经理《目标考核责任书》》（以下简称《目标考核责任书》）、《合伙协议》、《股东协议》的效力；二是确定荣卫虹已付及尚欠承包费用的金额；三是确定荣卫虹在海军选矿厂投入固定资产的费用，及其未经崔国梁认可的投资费用能否按股份比例由崔国梁承担，以及该费用能否抵顶荣卫虹所欠承包费；四是崔国梁要求荣卫虹支付逾期交纳股份转让款的违约金和荣卫虹要求返还的股份转让金，可否在本案中作出处理。首先，《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但该规定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行为内容），不妨碍公务员违反资格限制而签订合同的效力，故崔国梁、冯寅与荣卫虹签订的《目标考核责任书》、《合伙协议》、《股东协议》合法有效。故荣卫虹要求解除目标考核等上述合同，并返还承包费2554709元，理由与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其次，崔国梁依《目标考核责任书》的约定应收取的承包费为8000000元×49%=3920000元。关于荣卫虹已支付的承包费除无争议的三笔共计1708400元（300000元＋200000元＋1208400元）外，荣卫虹在承包海军选矿厂期间支付崔国梁的560000元，因未注明款项性质，故应认定为承包费，上述荣卫虹已支付的承包费共计2268400元。另外，虽崔国梁向荣卫虹的借款1350000元性质为借款，但考虑到荣卫虹尚欠崔国梁承包费，此款抵顶部分承包费为宜。荣卫虹代崔国梁垫付的拉矿费107980.5元，亦抵顶部分承包费为宜。荣卫虹主张崔国梁向其拿走286309元应抵作承包费，因其未提供付款凭证，不予认定。再次，对于荣卫虹承包海军选矿厂期间投入的固定资产，其中10KV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工程（增容）产生的工程款100287.26元，此部分投入虽未能取得崔国梁的同意，但崔国梁也从中受益，故崔国梁应按其股份比例承担该部分投资费即100287.26元×49%=49140元，此款从荣卫虹应付的承包费中扣除为宜。购买LHJ879江铃皮卡车一辆、海军选矿厂厂区等进行施工支出的费用303722元以及购买594000元的矿山设备，荣卫虹均未提供相应合同的原件及合理的票据加以证明，此部分的投资，不予认定。荣卫虹应支付崔国梁的承包费为：3920000元-2268400元-1350000元-107980.5元-49140元=144479.5元。崔国梁主张承包费的利息损失9172元（620000元×6%／365×90天），虽双方未约定，但荣卫虹拖欠承包费已构成违约，该费用应支付崔国梁。最后，崔国梁要求荣卫虹支付逾期支付4000000元股份转让款的违约金500000元，及荣卫虹反诉要求崔国梁返还股份转让款4000000元，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作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荣卫虹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崔国梁承包费144479.5元及利息损失9172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崔国梁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荣卫虹的反诉请求。
上诉人荣卫虹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诉称，一、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1、判决认定2011年6月1日《目标考核责任书》，因海军选矿厂实际持有人崔国梁、冯寅与新的合伙人荣卫虹于2011年6月22日签订了新的《合伙协议》及2011年7月3日签订新的《股东协议》，该《目标考核责任书》已终止履行。重审判决认定该《目标考核责任书》有效并据此作出判决是错误的。因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时，上诉人不是选矿厂的股东和合伙人，所以根据《目标考核责任书》的约定，上诉人担任选矿厂总经理期间，完成800万元利润时不奖不罚，没有持股比例就无法参与分红，完成任务超过1000万元时，可取得超过1000万元部分的50%。2011年6月22日，在《目标考核责任书》尚未履行的情况下，崔国梁、冯寅与上诉人重新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约定，吸收上诉人入股，崔国梁将其名下的股份转让给上诉人三股，转让价400万元。转让后，崔国梁、冯寅、荣卫虹三人的持股比例为49%、21%、30%。崔国梁为董事长，企业盈利后依据各自股权享受分红。同时还约定投入流动资金，其中崔国梁1733100元、冯寅933200元、荣卫虹1333200元，三人共投入流动资金3999500元，如有违约自愿承担50万元的违约金。2011年7月3日，崔国梁、冯寅、荣卫虹再次签订《股东协议》，约定荣卫虹担任选矿厂总经理，上任时间由原定的2011年7月1日顺延至2011年7月5日，最终结算日为2012年7月5日。由上述协议可以看出，2011年6月1日选矿厂董事会与荣卫虹签订的《目标考核责任书》尚未履行就产生了新的《合伙协议》和《股东协议》，该《目标考核责任书》再也无履行的必要，实际上也没有履行。新的《合伙协议》和《股东协议》对选矿厂的经营作出了重大调整。（1）收益方式发生变化。合伙协议约定企业盈利后依据各自股权享受分红，不再要求上诉人或任何其他人完成企业利润目标。合伙协议推翻了《目标考核责任书》的利润分配方式。（2）基本流动资金发生变化。《目标考核责任书》要求上诉人自行解决流动资金，合伙协议约定三人分别投入流动资金。合伙协议使海军选矿厂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伙企业，而不是发包单位。（3）上诉人企业总经理的职务来源于2011年7月3日企业股东大会的决议，而不是承包经营的任命。新的合伙协议、股东协议虽未明确解除原《目标考核责任书》，但全体股东一致就企业经营方式做出了决定，由原企业发包经营改为各股东按比例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目标考核责任书》实际已解除。2、重审判决认定崔国梁于2011年6月23日、6月27日、6月30日分别向海军选矿厂交纳流动资金136万元、23万元、11.24万元，履行了合伙人交纳流动资金的义务证据不足。上诉人接管企业是流动资金是零，一审判决在没有企业帐册等财务资料的情况下草率认定崔国梁已履行了出资义务，证据不足。3、重审判决认定“2011年7月18日，崔国梁、冯寅二人将1000000元作为流动资金支付至杜国军账户上”是错误的。事实上是2011年8月26日，冯寅汇了1000000元到杜国军帐上，该款于2011年11月15日由荣卫虹返还给了冯寅。4、重审判决认定“荣卫虹不认可其中1000000元是流动资金，并称该款是其此前向冯寅的借款”，严重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从未说过向冯寅借款，事实是冯寅向上诉人借款。二、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裁决有误。1、重审判决以荣卫虹尚欠崔国梁承包费为由，将崔国梁欠荣卫虹的借款135万元和荣卫虹代崔国梁垫付拉矿费用107980.5元抵顶所谓荣卫虹欠崔国梁承包费是违法的。合同法规定抵销分法定抵销和约定抵销，崔国梁向上诉人借款135万元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上诉人并未向崔国梁主张权利，该债权属于未到期债务，双方均未主张抵销，法院判决抵销于法无据。2、重审判决依据已解除的《目标考核责任书》认定崔国梁应收取的承包费为800万元×49%＝392万元是错误的。如前所述，《目标考核责任书》未实际履行，根据股东协议约定，上诉人在担任总经理期间的工作目标为年创利润600万元，从简小林与崔国梁签订的还款协议可以证实。另一合伙人冯寅也认可。据此，上诉人不欠崔国梁承包费。3、重审判决未认定崔国梁从上诉人处拿走286309元是错误的。有原财务人员证言证明，法院未进行核实，作出错误认定。4、重审判决不认定上诉人为企业生产经营购买的江铃皮卡车及厂区施工费用303722元和矿山设备594000元是错误的。崔国梁对上诉人购买矿山设备是认可的，由于上诉人被突然赶出企业，所有资料无法取得，原审法院仅以上诉人未提供合同原件拒绝认定是错误的。5、重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崔国梁承包费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据以认定承包费的目标考虑责任书从未履行，《合伙协议》和《股东协议》对企业合伙人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约定。上诉人支付崔国梁经营收益已超过崔国梁应得收益，上诉人不欠崔国梁承包费和收益款。各合伙人履行的《合伙协议》和《股东协议》未约定企业经营收益的支付时间，重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利息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应予支持。1、请求依法解除上诉人与崔国梁签订的《目标考核责任书》、《合伙协议》和《股东协议》。签订《合伙协议》和《股东协议》后，《目标考核责任书》已无履行意义，实际已解除。根据《合伙协议》，崔国梁应交流动资金，实际没有按约定交纳，严重影响企业生产，崔国梁私接变压器，被供电部门要求整改，并拆走变压器，上诉人不得不对电力系统进行改造。崔国梁拒不履行投入流动资金义务，也不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013年，上诉人已发函要求解除合伙协议，上诉人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2、上诉人要求崔国梁返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投资损失110万元及利息应予支持。综上所述，重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有错误，请求撤销重审判决，判决解除上诉人与崔国梁签订的《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总经理《目标考核责任书》》、《合伙协议》和《股东协议》，判决崔国梁返还上诉人股份转让款400万元，退还承包费2554709元并赔偿上诉人固定资产损失1100000元，支付自2011年6月至2014年2月的利息1256400元及利息。
被上诉人崔国梁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上诉状中所说的第一项应予维持。2、上诉状第二项不应当支持，承包责任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的问题，且不存在解除合伙协议，如果要主张应另案起诉。3、上诉人对合伙关系提起反诉，该反诉不成立。4、400万元转让股份属合伙，不应在承包关系解决，赔偿损失不存在，即使投入也是投入企业。5、承包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否定承包责任书实际履行是不对的，合伙协议和承包协议是共存的，合伙协议比承包协议更进一步完善了其义务，上诉人成为股东后才放心让其承包。6、关于流资问题，对流动资金被上诉人提供了大量的真实的证据，大家约定后确认了基本流资，从一审证据反映，当时交了250多万，因崔国梁是主要股东，多交是正常的，不是说多交了就有问题。7、对于135万，当时应荣卫虹的要求打的借条，是可以抵消的，最初诉讼时荣卫虹认可抵顶承包费。8、承包费按800万元确定是正确的，荣卫虹主张变更成600万元，没有证据。皮卡车款是从崔国梁账户上支出的，并不是荣卫虹买的。9、上诉人认为崔国梁拿走286309元不是事实。10、判决利息损失应当支付。崔国梁实际的承包费用是少拿了不是多拿了。真实退了56万的流动资金，因我的错误，没写清内容明细，我就承担了。11、反诉请求要解除协议不应支持，承包协议已履行完不存在解除，《合伙协议》和《股东协议》在本案中不应一并处理。综上，要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述称，1、尊重一审法院对第三人的认定，一审判决应予维持。2、第三人支持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日，甲方海军选矿厂董事会（崔国梁、荣卫虹、冯寅）与乙方荣卫虹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一份，协议约定，本厂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负责本厂的全面经营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在乙方自愿的基础上，甲方研究决定由乙方担任本厂总经理，任期一年，时间自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并与乙方签订任期内的《目标考核责任书》，具体内容为：1、乙方保证全年纯利润完成800万元以上，800万元-1000万元视为完成任务，不奖不惩，依据所持有股份参与分红。2、全年利润超出1000万元时，超过1000万元以上部分给予奖励，即凡是超过1000万元的利润，乙方分取50%，余下50%由崔国梁、冯寅按各自股权来分取；3、如果全年利润达不到800万元，视为没有完成目标考核，以自己在本厂所属股权或流资补足不足部分，每月5日结算上月分红，2012年6月25日考核全年任务，兑现以上奖惩条款。4、乙方在任期内自行解决基本流资以外不足的流动资金，保证流资充足不影响生产。5、经甲方同意的固定资产投入以及证照费用应计入所考核的利润，分红时，从利润中减去再分红，除此以外的其它任何费用均应计入成本，本书所指分红为纯利润，即收入减去各项成本开支以外部分。责任书签订时，荣卫虹非海军选矿厂股东，未在海军选矿厂投入流动资金。
2011年6月22日，崔国梁、冯寅、荣卫虹三人签订《合伙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海军选矿厂原属赵海荣个人独资企业，于2010年底转让给崔国梁、冯寅二人，因证照方面的客观因素，崔国梁、冯寅2人均不符合担任法人代表的条件，故暂时由郭金鳌担任法人代表，待条件具备后再另行作变更登记，郭金鳌在担任法人代表期间并不承担海军选矿厂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也不承担本厂的任何债权和债务。现因崔国梁、冯寅二人在合伙经营海军选矿厂过程中，资金短缺、经营困难，经崔国梁、冯寅、荣卫虹友好协商，一致决定吸收荣卫虹为新的合伙人，崔国梁自愿将自己名下股份转让给荣卫虹三股，转让价为4000000元，此款荣卫虹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给崔国梁。三人重新确定的股份比例为：崔国梁占总股本的49%，冯寅占21%，荣卫虹占30%。三人组成海军选矿厂新的董事会，崔国梁为董事长，冯寅为监事，荣卫虹为执行董事，三人依据自己所持有的股份在董事会中享有表决权，企业盈利后依据各自的股权享受分红。三人还应以以下数额投入基本流动资金：崔国梁应投入流动资金1733100元，冯寅应投入流动资金933200元，荣卫虹应投入流动资金1333200元，三人共投入流动资金3999500元。此款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上交至海军选矿厂财务室。协议签订之前海军选矿厂的任何债权债务与荣卫虹无关。协议自签订之日起执行，各股东均应遵照执行，如有违约自愿承担500000元违约金。
2011年7月3日，崔国梁、冯寅、荣卫虹三人签订《股东协议》一份，协议第一条第三项约定：购买价值3000元以上的固定资产，必须经所有董事同意，并在《购买固定资产审批表》上签字认可，否则不予认定为固定资产投资。协议第二条约定，所有董事确认荣卫虹原定2011年7月1日正式上任，现顺延至2011年7月5日上任，最终结算日为2012年7月5日。协议第三条约定，在荣卫虹负责经营期间，新增固定资产设备（基建不折旧）按使用五年计算折旧。
2011年6月22日，荣卫虹以顶账方式支付崔国梁股权转让金200万元，崔国梁出具收条一份，内容载明：“今收到荣卫虹海军选矿厂股份转让金2000000元，余款2000000元荣卫虹于2011年7月5日前一次性付清”。2011年7月11日，荣卫虹支付崔国梁股权转让金300000元，2011年7月25日，荣卫虹支付崔国梁股权转让金1000000元，2011年8月26日，经崔国梁、冯寅、荣卫虹协商，一致同意将荣卫虹应付的剩余700000元股权转让金抵顶崔国梁个人应支付的部分流动资金，崔国梁为此出具收条一份，内容载明：“今收到荣卫虹股权转让费700000元”。至此荣卫虹已全部付清崔国梁股权转让金4000000元。
2011年7月11日，崔国梁、冯寅将海军选矿厂移交于荣卫虹经营管理。2011年7月18日，冯寅将1000000元作为流动资金支付至杜国军账户上，后冯寅又支付荣卫虹100000元作为流动资金。2011年8月20日，荣卫虹向崔国梁、冯寅出具收条一份，内容载明：“今收到崔国梁、冯寅入海军选矿厂流动资金1800000元”，其中的流动资金1100000元崔国梁与冯寅各自占有的比例，崔国梁认为其占79%即869000元，冯寅占21%即231000元，冯寅对二人各自所占比例不清楚，荣卫虹则不认可其中1000000元是流资，并称该款是之前海军选矿厂向荣卫虹的借款。2011年6月23日，崔国梁向海军选矿厂交纳流动资金1360000元，2011年6月27日交纳流动资金230000元，2011年6月30日交纳流动资金112400元，荣卫虹不予认可。2011年11月15日，荣卫虹退还冯寅1000000元流动资金。
2011年9月9日，荣卫虹支付崔国梁承包费300000元。2011年10月11日，荣卫虹支付崔国梁承包费200000元。2011年11月5日崔国梁收到荣卫虹支付的560000元，2012年5月1日崔国梁向荣卫虹借款1350000元。至2012年6月3日，荣卫虹以替崔国梁向简小林偿还债务的形式支付崔国梁承包费1208400元。另荣卫虹称，崔国梁从其处拿走286309元。
另查明，海军选矿厂原用电容量为1105KVA（630KVA变压器一台、475KW高压电机一台）。2011年7月，海军选矿厂向襄汾供电支公司申请进行增容用电，申请增容至1355KVA（630KVA、250KVA变压器各一台、475KW高压电机一台），在得到批准后，海军选矿厂于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进行了10KV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工程，工程总价款为100287.26元。2011年7月10日，荣卫虹替崔国梁垫付拉矿费107980.5元。庭审中，荣卫虹称其投入海军选矿厂的固定资产包括：为海军选矿厂10KV工程支出100287.26元，购买LHJ879江铃皮卡车一辆支出102000元、海军选矿厂厂区等进行施工支出303722元以及购买了594000元的矿山设备。
再查明，海军选矿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海军选矿厂投资人郭金鳌出具的书面材料表述，该厂的所有人为崔国梁，本人只是挂名法人，厂内的债权债务与其无关。现荣卫虹已撤离海军选矿厂，荣卫虹称是被强行赶走的，该厂现由崔国梁代管。
确认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崔国梁向法庭提交的《合伙协议》、《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总经理《目标考核责任书》》、《股东协议》、2011年9月9日《收据》、2011年10月11日《收据》、2012年6月3日《收条》、2011年11月5日《收条》、2012年5月1日《借据》、2011年8月26日《收条》、2011年6月23日《收据》、2011年6月27日《收据》、2011年6月30日《收据》、2011年7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海军选矿厂2010年用电计费单、通话详情单、海军选矿厂2011年1-6月用电量计费清单、海军选矿厂2012年用电计费清单、海军选矿厂初次用电安装手续、用电增容申请；荣卫虹向法庭提交的《合伙协议》、《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总经理《目标考核责任书》》、2011年11月15日《收条》、《10KV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从工程概算书》、《10KV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从工程结算书》、《增容用电请示》、2011年9月9日《收据》、2011年10月11日《收据》、2012年6月3日《收条》、《还款协议》、2011年7月10日《证明》、2011年6月22日《收据》、2011年7月11日《收据》、2011年7月25日《收据》、2011年8月26日《收据》、海军选矿厂2011年7月-2012年6月电费计费清单、机动车行驶证、郭金鳌书写的情况说明、海军选矿厂工商档案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关于崔国梁身份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崔国梁是万柏林区工商局工作人员，在其辖区外的襄汾县陶寺海军选矿厂入股，没有证据证明利用职务便利，但作为公务员经商，参与营利性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公务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但该规定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行为内容），不妨碍公务员违反资格限制而签订合同的效力，崔国梁身为公务员，参股公司是违法行为，但属于行政处分的范畴，不影响与其他人之间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对崔国梁在本案中违反公务员法进行营利性经营活动及收入，本院已向有关单位和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由有关单位进行严肃处理。
从协议的内容看，2011年6月至7月期间，崔国梁、冯寅、荣卫虹先后签订的《目标考核责任书》、《合伙协议》、《股东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伙协议》、《股东协议》除约定股东的权利义务外，对《目标考核责任书》也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6月1日，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时荣卫虹尚不是股东，但责任书中约定荣卫虹完成全年纯利润800-1000万元，依据所持股份参与分红，如果利润达不到800万元，荣卫虹以自己所属股权或流资补足不足部分，还约定到期后，股东之间实行竞争上岗，同等条件下优先荣卫虹签订下一期《目标考核责任书》，说明《目标考核责任书》已给荣卫虹预设了股东身份及权利义务。6月22日《合伙协议》中约定崔国梁转让给荣卫虹股份，确立了荣卫虹股东身份，合伙协议约定了三人的持股比例，依据所持股份在董事会中享有表决权，企业盈利后依据各自股权享受分红以及其他权利义务。这些约定是对三个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责、权、利的一般约定，并未否定《目标考核责任书》中的特别约定。《股东协议》中确认荣卫虹在《目标考核责任书》中原定2011年7月1日上任顺延至7月5日。这都对《目标考核责任书》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从签订的时间上看，都是在荣卫虹正式管理海军选矿厂之前，说明了三个人对荣卫虹承包、入股有一个协商过程。荣卫虹也按《目标考核责任书》约定管理海军选矿厂并支付崔国梁、冯寅承包费，也证明《目标考核责任书》的实际履行，另一合伙人冯寅对此也予以认可。荣卫虹主张《目标考核责任书》尚未履行就产生了新的《合伙协议》和《股东协议》，该《目标考核责任书》没有必要履行，实际上也没有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荣卫虹主张承包费由800万元协商成600万元，也证明了对《目标考核责任书》的实际履行。荣卫虹主张支付600万元承包费不是《目标考核责任书》，而是履行新的口头协议，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故崔国梁、冯寅与荣卫虹签订的《目标考核责任书》、《合伙协议》、《股东协议》合法有效。
根据《目标考核责任书》的约定，荣卫虹应按全年800万元利润对应的崔国梁的股份支付崔国梁的分红款。荣卫虹主张已口头协商800万元降为600万元，提供了冯寅认可其按600万元分红，但不能提供崔国梁同意认可的充分证据，荣卫虹应按《目标考核责任书》约定支付崔国梁分红款。原判认定荣卫虹应支付崔国梁的承包费为144479.5元正确。
上诉人荣卫虹的反诉请求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崔国梁起诉请求荣卫虹支付拖欠的承包费，上诉人荣卫虹反诉请求依法解除其与崔国梁签订的《目标考核责任书》、《合伙协议》、《股东协议》；并要求崔国梁返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支付违约金、投资损失110万元、固定资产增加费用等，这些反诉请求与本诉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还涉及解散合伙关系以及股权转让纠纷，需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及股权转让效力进行确认，同时还涉及其他合伙人，在本案中无法一并审理，应另案处理。荣卫虹主张崔国梁从财务拿走286309元，会计也未到庭作证，崔国梁也不认可，可在合伙纠纷中一并处理。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判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41849元，由上诉人荣卫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焦跃峰
审判员 雷 晨
审判员 赵文林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赵梓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