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民终25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博，男，汉族，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萍，女，汉族，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柳先，广西柳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广杰，男，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正红，广西中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博、刘建萍因与被上诉人王广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2017）桂0331民初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博、刘建萍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柳先，被上诉人王广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正红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博、刘建萍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符合事实。一、上诉人出具100万元借条给被上诉人的时间应当是2014年7月2日而不是2014年7月20日或21日。二、100万元借条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借够数额给上诉人。2012年11月19日的40万元应是双方合伙做物流生意的投资款，上诉人从2013年1月起，按每月10000元给被上诉人作为盈利分红；2014年7月2日，因被上诉人退伙，把40万元投资款作为上诉人向对方的借款，当时被上诉人拿打印好的100万元借条要求上诉人填写，在上诉人提出质疑时，被上诉人称上诉人还欠40万元投资的利润未给付，加上上诉人有时因资金紧张向被上诉人借款共100万元，所以上诉人才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填100万元借条，未约定利息。出具借条当天，上诉人筹得40万元资金，就将40万元汇到被上诉人账户。但被上诉人收到该款后说不用改借条，以后还清款后再退借条给上诉人，造成该借条一直在被上诉人手中。如果2014年7月21日被上诉人出借60万元给上诉人，没有理由转账20万元，取现支付40万元。三、上诉人支付25000元给被上诉人的月份只有2014年8至10月和2015年1月、2月，并非一直规律支付。四、30万元是被上诉人垫付的合伙做果苗生意投资款，上诉人已偿还175000元。五、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但一审却认定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诉请。王广杰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广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壹佰叁拾万元整（￥1300000.00），利息叁拾叁万捌仟元整（￥338000.00，利息暂计至2017年2月28日，剩余利息以13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息2%计算至二被告实际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何博与被告刘建萍系夫妻关系，二被告与原告王广杰系朋友关系。2012年11月19日，原告王广杰通过其账号为62×××11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40万元至被告刘建萍账号为95×××15的农业银行账户，次月起，被告刘建萍上述账户于每月18日至20日定时向原告转账10000元，2014年7月20日被告何博、刘建萍向原告出具了一张借款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次月起，被告刘建萍上述账户每月定时向原告转账金额变为25000元。2015年2月11日被告何博、刘建萍又向原告出具了一张借款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2016年1月1日，被告刘建萍与何博向原告出具了一张限单，内容为“原欠王广杰人民币在2016年3月底以前还清欠款，到期不还按原利息付。”另查明，被告何博在2014年7月2日向原告转账40万元，2015年3月17日向原告转账35000元、4月8日向原告转账40000元，2016年12月31日向原告转账4000元；被告刘建萍在2014年12月21日向原告转账21100元、2015年4月1日向原告转账49200元、4月23日向原告转账32500元、2016年3月31日向原告转账19万元、6月3日向原告转账13480元、10月27日分别向原告转账10000元、9900元、12月30日向原告转账4000元；2014年7月21日，原告账号为62×××72的银行账户共有四笔交易信息，其中一笔为取现40万元，还有一笔为转账20万元，收款账号为62×××13，该账号对应的户名为被告刘建萍。再查明，2015年初，原告与被告何博合伙在嫁接枳壳、酸柑苗并于2015年2月6日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平均出资，不计利息”，但合同中未载明双方具体出资额。2015年4月7日及6月18日，被告何博分两次将投资款共计175000元给付给原告王广杰，原告向被告出具了收条。除双方认可的上述事实外，被告认为原告并未实际向其支付130万元借款，原告认为被告支付给其的1264180元并非偿还借款本金，其中一部分系支付利息，另一部分系双方的其他经济往来。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该院认为：1.关于2014年7月21日的借条100万元。原告提供了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并提供了相应的转款凭证，对无转款凭证的40万元作了合理的说明，被告对该借款100万元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借条系原告投资被告物流公司的投资款及分红所构成，其未能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所辩称的每月定时支付分红10000元的说法也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被告的辩解无证据证实，因此该院对被告的辩解不予采信，而原告提供的转款凭证、银行交易明细与其庭审陈述相互吻合，故该院认为2014年7月21日的借条100万元应由三部分组成：2012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刘建萍转账的款项40万元、2014年7月21日原告向被告刘建萍转账的20万元及取现的40万元，因此，对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100万元的事实，该院予以认定。2.关于2015年2月11日的借款30万元。原告提供的借款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证实了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对该借款30万元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借款30万元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系合伙投资关系，被告对于这一辩解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被告提供的收条仅证实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投资款，但从收条的内容与借条的内容来看，并无法证实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同时结合合作协议的内容以及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该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2015年2月11日的借款30万元系投资款，故该院对被告的辩解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30万元的事实，该院予以认定。3.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约定借款利息的问题。根据被告在2016年1月1日向原告出具的限单所示，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口头约定有利息，被告辩称该限单系受原告逼迫所写，但其无相关证据证实，故该院不予支持。同时结合原、被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该院调取的原告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在借款为40万元时，被告刘建萍每月的还款金额均为10000元，在借款为100万元时，被告刘建萍每月的还款金额均为25000元，在借款为130万元，被告刘建萍在2015年4月23日向原告付款32500元，这与借款金额按月息2.5分计付是相吻合的，因此，被告的辩解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和本案查明的事实相互矛盾，而原告的主张与原告提供的证据和本案查明的事实相吻合,在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事实而被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原告主张的事实的情况下，该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另，庭审过程中，原告提出增加诉讼请求，但庭审结束后，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向该院递交书面材料及缴纳诉讼费用，故该院对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何博、刘建萍向原告借款130万元的事实，有二被告书写的借条为凭，且二被告也予以认可，被告辩称上述借款系双方之间的投资款及分红款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被告辩称其已经偿还了借款1264180元，经该院查实，虽然双方没有在借条上约定有借款利息，但被告向原告出具的限单以及原、被告双方每月的银行交易凭证与原告主张的双方口头约定按月息2.5分计息是相吻合的。自2012年12月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二被告共计向原告付款的1309180元中（原、被告双方共同认可的1264180元+2012年12月19日支付的10000元、2013年2月19日支付的10000元及2014年8月20支付的25000元），对于2012年12月至2015年2月21日间，被告刘建萍每月固定向原告转款的10000元、25000元共计325000元应为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的上述期间的借款利息。关于被告何博在2014年7月2日向原告转账40万元、被告刘建萍在2014年12月21日向原告转账21100元，该院认为，一方面，被告按借条所载金额偿还利息直至2015年2月21日，如果上述款项是偿还借款本金的话，二被告在2014年7月2日及12月21日后支付的利息不应该是每月25000元，而应该相应减少；另一方面，被告何博向原告转账40万元的日期为2014年7月2日，而100万元借条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7月20日，借条形成时间在被告转账时间之后，且被告陈述借条内容为其自行填写，被告辩称上述40万元系偿还借款本金与其于2014年7月20日出具100万元借条的行为与日常经验不符，故上述两笔款项与本案借款无关。二被告在2015年2月21日后向被告支付的款项，在原、被告双方均无证据证实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被告何博在2015年3月17日向原告转账35000元、4月8日向原告转账40000元，2016年12月31日向原告转账4000元、被告刘建萍在2015年4月1日向原告转账49200元、4月23日转账32500元、2016年3月31日向原告转账19万元、6月3日向原告转账13480元、10月27日分别向原告转账10000元、9900元、12月30日向原告转账4000元均应视为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被告于2015年4月7日及6月18日支付的款项175000元系投资款，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因此该款项不能用于抵扣本案借款本息。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3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按先还息后还本的法定原则，对于被告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24%但未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不宜用于扣减借款本金，故自2012年12月起，二被告共向原告支付利息713080元，根据双方约定的月息2.5分计算，上述利息计付至2016年2月21日[（713080元-325000元）÷（1300000元×2.5%）≈12]，2016年3月之后的利息二被告尚未支付。该院认为民间借贷的主要作用在于公民之间资金互通有无，目的在于方便公民之间的生产生活，因此对于2016年3月之后的利息，该院认为按年利率24%计付至起诉之日止为宜，对于起诉之后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该院不予支持，故二被告还应支付原告借款利息312000元（130万元×2%×12个月）。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被告何博、刘建萍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王广杰借款本金1300000元及利息312000元；二、驳回原告王广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542元，减半收取9771元，由被告何博、刘建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广杰提交证据如下：《安疆种苗记录账本》和《料潭接苗记录账本》各一本，账本中有何博对每次投入合伙款项的签名确认，拟证明何博在合伙中确认的投资共计168750元，与己方收到投资款175000元的收条基本相符，进而证明30万元的借条与合伙无关。何博、刘建萍的质证意见是：两本账本上的记录只是合伙开支的流水，仅能证明合伙发生了多少费用，不能证明30万元的借款与合伙无关。本院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和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两本账本为王广杰记录，何博对合伙投入的数额分阶段签字认可，因此，本院对账本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比对两本账本所记录的数额与何博、刘建萍给王广杰的银行转账明细单，并无数额一致的款项，且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合伙项目已结算完毕再无其他经济往来；因此，对王广杰主张2016年6月3日转入的13480元、10月27日转入的9900元、12月30日转入的4000元和12月31日转入的4000元与讼争借款无关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认定上述转账均系支付讼争款项。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讼争借款的实际数额是多少？二、何博、刘建萍已经归还的款项数额和性质？本院综合评述如下：一、关于讼争借款实际数额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王广杰持何博、刘建萍向其出具的借到100万元和30万元的《借条》提起诉讼，已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何博、刘建萍欲以100万元《借条》中的款项系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及部分借款已归还进行抗辩，应提供证据佐证己方观点。但本院认为何博、刘建萍并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一是其中关于40万元为合伙投资款转化形成的辩解。何博、刘建萍称2012年11月19日王广杰转账给己方40万元系双方合伙从事物流经营的投资款，其后己方在长达20个月的时间内每月向王广杰转账的1万元系支付利润，但一则何博无合伙协议等书证证明，二则每月利润为固定数额不符合经营规律；因此，对此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二是其中另有40万元已在当日归还王广杰的辩解。王广杰为证实借款实际已交付，提交了银行取现40万元的交易凭证，虽然该交易凭证不能直接证明款项已给付何博、刘建萍，但结合《借条》的数额，王广杰将款项交付何博、刘建萍有较高的可能性。何博、刘建萍辩解未收到该40万元，称《借条》中的这40万元应当是以前多笔零碎借款的累加，后又于出具《借条》的当日筹集到40万元现金已归还给王广杰；但，若何博、刘建萍能于当日筹措到现金，应在归还原有借款后，直接出具60万元的借条才更符合常理，而何博、刘建萍的做法与常规方式大相径庭，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何博、刘建萍的该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据此，王广杰出借130万元的证据更为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何博、刘建萍已经归还的款项数额和性质的问题分析该问题必须先确定讼争借款是否约定有利息。首先，虽然100万元《借条》并未体现有利息的约定，但该《借条》由2012年11月19日的40万元借款发展而来。如前所述，何博、刘建萍在借到40万元款项后长达20个月每月在相近日期支付1万元，何博、刘建萍本人否认是归还本金，因此，每月的1万元符合民间借贷支付利息的习惯。其次，何博、刘建萍在2012年11月19日收到40万元和出具100万元、30万元《借条》后，均在次月及随后的数月相近的日期按同一月利率（即2.5%）转账给王广杰，这也间接证明双方之间口头约定有借款利息。再次，2016年1月1日，何博、刘建萍出具王广杰的《限单》明确载明，所欠王广杰的款项“到期不还按原利息付”，该限单虽未明确利率标准，但证明何博、刘建萍对王广杰的欠款是约定有利息的。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借条及限单的表述，结合各月有规律的金额给付，认定讼争借款的利率为月2.5%并无不妥。在确定讼争借款口头约定有利息后，应分析以下款项的性质：一是2014年7月2日何博转给王广杰的40万元。何博辩称100万元《借条》实际应是2014年7月2日出具，但该《借条》落款处的“20”字样虽有涂改痕迹，亦是日期在阿拉伯数字“20”与“21”两个数字间存疑，并不能解释2日出具的《借条》为何在数字“2”后进行添加和涂改，因此，何博、刘建萍的辩解理由与常理不符；况且，王广杰当月21日转账给刘建萍20万元，若该《借条》在2日出具，何博、刘建萍对该20万元的性质无法作出合理说明。因此，本院不认可何博、刘建萍的辩解理由，不认同7月2日的40万元为归还100万元《借条》中的借款。因该40万元转账发生在讼争《借条》出具之前，如双方有证据证明系其他债权债务，可另行诉讼进行救济。二是2015年4月7日和6月18日《收条》载明的175000元。何博与王广杰之间虽存在种植酸柑苗的合伙事实，但在双方均确认合伙已结算的情况下，无证据证实30万元《借条》所涉的借款与合伙事宜有关。因此，本院认同一审法院的观点，不认可该175000元为何博、刘建萍向王广杰的还款。三是《借条》形成后其余数笔无规律的转账款项。如证据分析阶段所述，王广杰与何博之间的合伙项目已结算完毕，而王广杰账本记载的数据与银行转账的数额无一一致，因此，本院不认可这些转账为合伙经营往来。在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除合伙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应将这些转账视为支付讼争借款本息。据此，一审法院将2014年12月21日刘建萍转账的21100元排除在还款范围之外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因此，何博、刘建萍支付的款项应当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的顺序抵充。一审除未将21100元计入何博、刘建萍已支付的利息总额外，其余计算数额正确，本院不再赘述。据此，何博、刘建萍还应支付的利息应为290900元（312000元－21100元）。综上所述，何博、刘建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2017）桂0331民初7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2017）桂0331民初7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何博、刘建萍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被上诉人王广杰借款本金1300000元及利息2909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王广杰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2年内,向一审法院或者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9771元，由何博、刘建萍负担9000元，王广杰负担7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542元，由何博、刘建萍负担19000元，王广杰负担5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卉审判员 关玉霞审判员 容 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秦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