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瑶行初字第00031号
原告：汪明星，男，196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系汪振辉父亲。
原告：张宏珍，女，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系汪振辉母亲。
原告：孙秀媛，女，198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系汪振辉配偶。
原告：汪某。
法定代理人：孙秀媛，女，198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系汪某母亲。
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德宝，系原告孙秀媛父亲。
共同委托代理人：曹采峰，安徽皖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
法定代表人：武长江，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凯，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原告汪明星、张宏珍、孙秀媛、汪金金诉被告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以下简称瑶海分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于2015年6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5年6月16日立案后，于2015年6月1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汪明星、张宏珍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德宝、曹采峰，被告瑶海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明星、张宏珍、孙秀媛、汪金金诉称，2014年1月10日下午2时许，受害人汪振辉准备到工地干活，不知被谁用手机通知到瑶海区定远路××宾馆301室。3时左右到达宾馆时，遇到被告的三名便衣警察在三楼，房间还有另两人（据说是吸毒人）在场。后没有几分钟，汪振辉就从三楼厕所处跌下，便衣警察立即下楼将其送至市二院抢救，19时左右警察手机通知汪妻孙秀媛到医院，6天后汪振辉死亡。方庙派出所在2014年1月22日给的文字通知是“意外事件死亡”，但没有盖章，也无告知人等。案发后我们多次到国家、省和市公安部门上访，都被敷衍。5月14日分局才给我们一个“告知笔录”，内容从报案到鉴定等全是假的和事后整理的，说是“自行坠楼死亡”，与前面的矛盾。我们要求被告赔偿或补偿，遭到严词拒绝。仅表示若愿意火化尸体，他们可以协调有关部门减免尸体冷藏火化费用。我们认为汪振辉没有见警察就跑甚至跳楼自杀的任何因素和必要。这是一起公安在执法过程中措施不当，防范不力，粗暴执法，涉嫌暴力等行政违法行为导致的命案。汪振辉的死绝对不是“自行坠楼”，而是外力作用，与警察的粗暴违法执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监控录像（有照片为证）能证明，便衣警察与汪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有过相遇和接触，警察对汪至少有询问等常规性动作。汪坠楼后警察立即下楼查看并打电话给急救中心，这也能说明问题。另据病历记载，死者腰部等处的伤可能就是外力所致，也不排除有暴力行为（参与治疗的省立医院汪主任也说不排除打斗）。医院的死亡小结是颅底骨折等所致，而自跳一般是不大可能头部着地的。被告否认不了其有“其他违法行为”。其王科长称那天汪振辉是来蹭吸毒的，说明他们早有安排，不可能不捉“猎物”。行政违法和行政赔偿是归责原则，即违法归责加上结果归责原则。违法归责中的法是广义的法，实体程序法律法规等都包含，既有积极的作为性违法，也有消极的不作为违法。本案的结果是一个年轻体壮的生命在瞬间无缘无故的陨落，被告拿不出受害人自行过错的证据，就要承担结果归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贵院，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
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一、原告身份证、户口簿一组，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及家庭成员关系。二、死亡原因告知笔录及笔录抄件，证明公安机关及方庙派出所两次告知原告的通知。被告的告知形式不合法，告知内容也不真实。三、死亡小结及住院病案、检查报告单，证明受害人死亡及受伤害的情况，汪振辉在坠落前有暴力殴打的痕迹，这些伤情并非跌下来所能造成的。四、照片十张（视频下载），证明汪振辉在15时之前正常，可以下楼正常行走买香烟。事发时间大约在15时05分左右，07分三名警察惊慌失措地下楼，后大批警察过来。五、光盘附文字整理资料，证明公安机关之前已经掌握汪振辉有吸毒史，所以警察和汪振辉在事发当天是有接触的。文字整理资料的第七页载明汪振辉有吸毒史，公安机关当时就是去抓吸毒人员的，民警在上楼过程中与汪擦肩，汪以为民警要采取行动，开始躲避逃跑。第八页中称汪已经因吸毒被处罚一次，再抓到就要强制戒毒。
被告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辩称，原告称“瑶海公安分局行政违法致人死亡”与事实不符。事实情况是：2014年1月10日14时许，瑶海分局刑警一队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中，发现涉毒人员王××有入住定远路××宾馆的轨迹。刑警一队3名侦查员前往入住宾馆调查。现场调查得知××宾馆的信息登记系统是××宾馆在实际使用。侦查员进入星缘宾馆后，依法向宾馆负责人赵××、徐××出示证件，询问住宿人员登记情况，并查询网上住宿登记信息。在检查过程中，一名侦查员发现宾馆靠北的305房门虚掩，房间内窗户、窗帘紧闭，有两名男子涉嫌吸毒，三名侦查员遂一道依法核查涉嫌吸毒两人的身份。经现场初查，两名涉毒人员分别是陶××和施××，两人均称就他们两人吸毒，并无他人。于是，侦查员依法对现场进行勘验、取证，就在侦查员依法取证时，宾馆负责人赵××来到被查房间，告诉侦查员说有一名男子躺在该楼院外的地面上，有受伤情况。接报后，侦查员立即下楼查看，并询问宾馆负责人赵××、徐××，楼下男子是不是××宾馆旅客，但赵、徐二人均表示不认识该男子，不是其旅客，因地面上男子有受伤迹象，侦查员依法进行先期处置，及时开展救护和保护现场工作，配合辖区方庙派出所做好后期相关工作。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第六条和第九条规定依法执行公务，侦查刑事案件，查处行政案件和现场盘问涉嫌违法犯罪嫌疑人。根据相关调查材料证实，汪振辉的死亡属于非正常死亡，其死亡结果与我局民警执行公务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综上所述，原告诉称“瑶海分局行政违法致人死亡”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一、王德文住宿登记记录，证明侦查员前往“××旅馆”和“××旅馆”检查的原因。二、刑警一队出具的关于汪振辉坠楼情况说明，证明侦查员前往宾馆查询，发现涉嫌吸毒的两名嫌疑人，发现伤者并及时救治，属于依法执行职务。三、施××和陶××的询问笔录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汪振辉吸毒后自行离开，侦查员未见到汪振辉，与汪振辉没有接触。四、赵××、徐××夫妇询问笔录材料，证明侦查员与汪振辉没有任何接触。五、高×和张××询问笔录，证明汪振辉坠楼过程。六、勘验检查分析报告，证明汪振辉属于意外事件坠楼死亡。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10日13时许，陶××、施××（吸毒人员）在位于合肥市瑶海区定远路××宾馆305房间内吸食冰毒。汪振辉（外号光头）打电话给陶××问其在哪里，称要和李××一起到××宾馆房间内吸食冰毒。13时40分左右，汪振辉和李××到××宾馆305房间，见到陶××、施××两人，并将陶有新、施一俊吸剩的冰毒吸完。汪振辉提出“我们一起去搞点东西”，后陶××与汪振辉、李××到五里井电机厂宿舍附近购买200元冰毒，14时许返回××宾馆305房间，汪振辉、李××继续吸食，几分钟后李××离开宾馆。过了二十分钟左右，汪振辉吸食完冰毒看没有香烟了，随后出去买香烟，未将房门锁上。14时30分左右，瑶海分局刑警一队三名民警前往××宾馆抓捕吸毒人员王××，在宾馆住宿登记处查询的过程中，其中一名民警发现305房间门虚掩，推开后发现两男子（陶××、施××）正在吸食冰毒，三名民警遂对两人予以控制并对吸食冰毒的现场进行拍照和取证。15时04分左右，案外人高×目击汪振辉在二楼（宾馆东面山墙三楼与二楼衔接处）的沿子上面从北向南的方向走，当时二楼就他一人，汪振辉双手扒着二楼沿子的铁皮，在走了几秒之后，突然掉下，摔到地面。宾馆老板赵××上楼来告诉民警楼下广济大药房门前有一男子躺在地上，一名民警赶到现场查看后，立即到旁边的同仁医院喊医生抢救。2014年1月10日15时20分左右，120急救车到现场将汪振辉送至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于1月16日死亡。死亡小结记载汪振辉系因：1、创伤性急性硬膜下出血、创伤性脑疝、创伤性大脑水肿、弥漫性脑损伤、脑干损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底骨折、头皮裂伤；2、腰椎横突骨折而入院，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原告认为汪振辉的死亡不是“自行坠楼”，而是与警察的粗暴执法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遂诉讼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方三名民警在查办涉毒案件过程中，程序合法，没有违法执法行为。没有证据证明办案民警与死者汪振辉有接触，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对汪振辉实施了行政行为，或该行为导致汪振辉死亡，被告的执法行为与汪振辉的死亡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汪明星、张宏珍、孙秀媛、汪某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业剑
审 判 员 方 劼
人民陪审员 王富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杨 兰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