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02民初4437号
原告：施某1，男，1995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施某2，女，1970年5月8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东，南通市江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施某3，男，1955年9月25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被告：施某4，女，1946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被告：施某5，女，1949年3月2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被告：施某6，女，1953年4月1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被告：施某7，女，1958年5月2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施某1、施某2与被告施某3、施某4、施某5、施某6、施某7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施某1、施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南通市崇川区濠西园24幢205室房屋归原告继承所有。事实和理由：施大生（2012年去世）与施惠英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六人，分别为施某3、施进保（1999年去世）、施某4、施某5、施某6、施某7。施进保与施某2系夫妻关系，生有一子施某1。1999年10月，南通市房地产实验开发公司与施大生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位于南通市崇川区城北九组施大生名下的建筑面积为173.75平方米的家庭共有房屋拆除，协议中约定共拆使用面积145平方米，其中施大生夫妇得50平方米，其余使用面积由施某3、施某1、施某4、施某5、施某6、施某7平均分配，每户平均使用面积16平方米，各自按规定产调或货币安置。1999年11月26日，施大生与施某3、施某2签订《协议书》，约定上述拆迁房屋的产权归施大生所有，施大生去世后由施某3、施某1继承。2001年6月，施大生与施某1共同选购了南通市崇川区濠西园24幢205室房屋，选房时施大生承诺将施某1作为共有人进行登记，但2008年该房登记时产权人只有施大生一人。现原告要求将该房登记在自己名下遭拒，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施某3辩称，案涉房屋应属施大生所有，各继承人都有权继承该房屋。施某1在该房中仅有其自身的16平方和母亲施惠英的25平方，合计只有41平方，而案涉房屋面积有80多平方。
被告施某4辩称，施某3所称16平方、25平方是使用面积，案涉房屋80多平方是建筑面积。施进保去世时，其单位给了母亲施惠英2万元养老费，其本人还给了施惠英5000元，施惠英将上述款项用于购买案涉房屋。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施某5辩称，父母将养老的2万元用于购买案涉房屋，原告在该房中仅占有41平方的份额。
被告施某6辩称，购房款2万元是施进宝去世时其单位给的抚恤金，当时因为担心原告施某2改嫁，所以家里协议将该房登记在施大生、施某1两人名下，但之后登记时只登记了施大生一人。现在原告施某1已成年，同意该房归施某1所有。
被告施某7辩称，原告在购买案涉房屋时没有出资，父亲去世后原告也未服侍过母亲施惠英，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施大生与施惠英系夫妻，生有二子四女，分别为施某3、施进保、施某4、施某5、施某6和施某7。施进保与原告施某2系夫妻，生有一子即原告施某1。施大生于2012年11月5日去世，施进保于1999年4月2日去世。
1987年7月，施大生户获批在原南通市郊区钟秀乡城北村九组原有149.2平方米的房屋东首新建24.75平方米房屋一间，建后房屋面积合计173.95平方米，当时该户常住人口有施大生、施惠英、施进保、施某6、施某7、施某3、姚桂萍（施某3之妻）、施志峰（施某3之子）八人。
1999年10月9日，南通市房地产实验开发公司（甲方、拆迁实施单位）与施大生（乙方、被拆迁人）签订《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载明：“因翡翠园工程建设需要，根据《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对乙方原住城北九组建筑面积173.95平方米（使用面积145平方米）的房屋进行拆迁，乙方应得各类补偿合计88850.8元。安置方式为产权调换，根据乙方要求及提供家庭析产书条款，共拆使用面积145平方米，其中施大生夫妇得50平方米，其余使用面积由其子女（六个）平均分配，施某4、施某5、施某6、施某7、施某3、施某1（孙）平均使用面积为16平方米每户，各自按规定产权调换或货币安置。拆除房屋补偿、附属物、树木补偿等归施大生夫妇所有，乙方另有房屋一间建筑面积25平方米，同意给钱思平安置（带证违章）。”该协议上钱思平即被告施某3。
同年11月23日，施大生夫妇、钱思明（被告施某3）、施某2在公亲的见证下签订《协议书》，载明：“兹有钱世明（即被告施某3）、施美容（即原告施某2）为提供父母居住、提供生活费及近期拆迁房屋产权归属，经三方协商、公亲在场见证，自愿立下协议如下：一、钱世明提供濠北路9号4幢102室，施美容提供濠北路9号4幢404室；二、4幢102室为父母居住，4幢404室房租归父母所有，供其生活费用；三、近期拆迁房屋两套，产权归施大生所有，待父母240岁之后，由钱世明、施某1继承。”
之后，施大生夫妇将其根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得的50平方米使用面积份额平均分配给两子，施某3分得25平方米，因施进保已经去世，应分给其户的25平方米由其子施某1继受。施某7、施某6将各自分得的16平方米出让给施某3，施某3用根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分得的使用面积、从父母处分得的使用面积，以及上述受让所得使用面积，与拆迁实施单位实行产权调换，获得安置房屋本市翡翠花园12幢302室房屋一套，并将该房登记在其名下。施某4、施某5亦各自以分得的16平方米使用面积，与拆迁实施单位实行了产权调换。施某1名下根据《拆迁协议》应分得16平方米使用面积，以及从施大生夫妇处分得25平方米使用面积，施大生、施某1以上述合计41平方米使用面积与拆迁实施单位实行产权调换，获得安置房屋本市濠西园24幢205室。该房建筑面积83.43平方米，使用面积58.92平方米。被拆除面积部分的各项补偿费用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之间的差价为60401.02元，施大生、施某1户实际于2000年4月18日交款25000元，其余款项未付。2001年6月28日，南通市房地产实验开发公司出具《濠北路商品房工程拆迁安置、调房结算联系单》，载明施大生、施某1户无遗留问题，可办理有关结算手续。施某2、施某1后实际居住濠北路9号4幢404室，濠西园24幢205室房屋用于出租，租金交由施惠英收取。2005年1月25日，施大生将濠西园24幢205室登记在其名下。2016年7月20日，施惠英出具《声明》，载明如果濠西园24幢205室房屋中有其产权份额，其自愿将该份额赠与施某1。经本院询问施惠英，施惠英表示《声明》内容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交给开发公司的25000元中，2万元是施进保生前单位发放的抚恤金，另5000元来源记不清了。其余应交的3万余元因开发公司照顾其而免交。原告主张25000元均为其所出，被告施某3、施某5、施某7主张该款均为施大生夫妇所出，被告施某4、施某6主张其中2万元是施进保生前单位发放的抚恤金，另5000元由施进保生前存放在施某4处，施某4后将该款交给施惠英用于支付房款。
本院认为，城市房屋拆迁实行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是指拆迁人用自己建造或购买的房屋产权与被拆迁人的房屋进行产权调换，并按被拆迁房屋的评估价和调换房屋的市场价进行差价结算的行为，拆迁人以实物形态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以调换的房屋和被拆迁房屋进行产权调换，被拆迁人拥有调换房屋的产权。本案中，从施大生户1999年签订的《拆迁协议》可以看出，该户同时对被拆迁房屋进行了分家析产，施大生夫妇以及各子女均获得相应的面积分配，并因此取得与所获面积对应的安置权利。次子施进保由于其时已经去世，其应分得的面积由其子施某1继受，施某1相应的也可在所获面积的基础上按规定进行产权调换或货币安置。之后，施大生夫妇、原告施某2和被告施某3在公亲的见证下签订《协议书》，就施大生夫妇的赡养及拆迁房屋的产权归属进行了协商，但因为施大生夫妇将其名下50平方米使用面积的份额平均分配给了施某3和施某1，上述《拆迁协议》和《协议书》在实际履行时发生了一定的变更，施某3单独用其名下取得的全部使用面积份额，与拆迁实施单位实行产权调换，获得翡翠花园房屋一套，并登记在自己名下，改变了《协议书》中两套拆迁房屋产权归施大生所有的约定。对此，《协议书》另两方当事人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对其行为的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施大生夫妇处分其名下使用面积份额的行为，其法律性质属于赠与，因为其时房屋已被拆除，故赠与的标的只能是使用面积份额自身所包含的财产权益和相应的安置权利。案涉濠西园24幢205室房屋是由施某1名下41平方米使用面积的份额通过产权调换的方式取得，根据前述产权调换的法律属性，施某1实际应为该房的所有权人。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房屋差价由谁支付问题，首先，房屋差价由谁支付并不能决定案涉房屋的权利归属，该房的权利归属只能依据对应的被拆迁房屋面积的权利归属确定。其次，原、被告双方以及施惠英对该款的来源说法不一，主要争点在于究竟是原告方出资还是施大生夫妇出资，但双方都提到25000元中包含有施进保生前单位发放的20000元抚恤金，双方均未举证证明该笔抚恤金的具体发放对象，本院只能根据抚恤金的法律属性依法进行确定。抚恤金属于死亡职工生前单位发放给职工近亲属的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抚慰金，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属于职工近亲属的共同财产。本案中，施大生夫妇、施某2和施某1均系施进保的近亲属，该抚恤金应属上述四人的共同财产。施大生夫妇以及施某2在支付购房款时将其中应属于其的份额用于出资，基于该三人和施某1之间的血亲关系，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可以视为是对施某1的赠与。此外开发公司照顾免交的部分款项，并不代表在案涉房屋中有对应的财产性权益，在本案中并无实质性意义。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1999年施某2作为施某1的法定代理人，与施大生夫妇以及施某3签订《协议书》，自愿将包括该房在内的两套安置房屋产权归施大生所有，将来由施某3、施某1继承。该约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也未侵害施某1作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合法有效。施大生之后将该房登记在其名下的行为符合《协议书》约定，发生物权效力。
由于施某3已经将施大生夫妇赠与其的25平方米使用面积合并用于调换安置房屋并登记在其名下，根据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其不应再对以施某1名下面积产权调换的房屋主张继承权，亦即按照《协议书》原来的约定，两套产权调换房屋本应都登记在施大生名下，之后由施某3、施某1分别继承。因施某3已经提前取得房屋的产权，案涉房屋自应按约由施某1继承。此处的继承因施某1并非施大生的法定继承人，实际应为遗赠。《协议书》第一、二条并非遗赠所附的条件，故部分被告以原告未对施大生夫妇尽赡养义务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施大生已经去世，案涉房屋系其在与施惠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中属于施大生的一半份额应由施某1接受遗赠，属于施惠英的一半份额因其已通过《声明》自愿赠与施某1，该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确认。但因赠与的财产为不动产份额，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手续，施某1可在办理登记手续后，取得该部分份额的所有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现登记在施大生（已故）名下的南通市崇川区濠西园24幢205室房屋，其中属于施大生的一半所有权份额归原告施某1所有，另一半属于施惠英的所有权份额，在依法办理登记手续后，归原告施某1所有。
二、驳回原告施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500元，减半收取计3750元，由原告施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7500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账号：47×××82）。
审判员 于劲松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奚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