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046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碧野，男，1992年10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廉君，河北省徐水县遂城镇永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会来，男，1992年5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年顺伟，河北省徐水县大王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涛，男，1992年12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薛富和，河北省徐水县大王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宁，男，1962年5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金玲，女，1960年12月20日出生。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史春辉，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00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宁、贾金玲在原审法院诉称：刘铭枢与刘宁、贾金玲属父子、母子关系。刘铭枢于2014年8月4日凌晨被发现死亡。2014年8月3日晚上，刘铭枢同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及张××一起在回龙观镇北店嘉园大排档喝啤酒。几人在大排档喝完酒后，又到清河的尚艺墅歌厅喝酒唱歌，期间几人又喝了若干啤酒。后刘铭枢驾驶张××骑来的摩托车回家，在行驶至昌平区G6东辅线北郊农场桥南下桥口处时，刘铭枢撞到道路东侧的监控设备立杆上，造成刘铭枢死亡。刘铭枢死亡后，案外人张××同刘宁、贾金玲达成调解协议，张××给予了刘宁、贾金玲一定数额的赔偿。但是作为共饮人，本案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与刘铭枢互相敬酒，在刘铭枢过量饮酒的情况下，未进行极力劝阻，尤其是在刘铭枢喝完酒后，没有尽到有效劝阻不让其驾驶摩托车，其行为直接为刘铭枢的死亡创造了条件。李志国在明知摩托车没有相关手续的前提下，将摩托车借给张××驾驶，同样也为刘铭枢的死亡创造了条件。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李志国，在刘铭枢死亡后，始终没有到刘宁、贾金玲家中商谈此事。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刘宁、贾金玲诉至法院，诉讼请求：判令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李志国支付刘宁、贾金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人民币136440元。
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在原审法院辩称：张碧野、刘海涛、刘会来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刘宁、贾金玲诉称的“作为共饮人……其行为直接为刘铭枢的死亡创造了条件”实属肆意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宽泛化。刘铭枢的死亡与张碧野、刘海涛、刘会来没有任何因果关系。首先，张碧野、刘海涛、刘会来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劝阻义务。死者邀请张碧野、刘海涛、刘会来去喝酒吃饭，敬酒本无可厚非，但喝到一定量后，张碧野、刘海涛、刘会来都劝其不要再喝了，但死者非要到歌厅再喝。张碧野、刘海涛、刘会来已经尽到了法律赋予其的合理劝阻义务。至于“极力劝阻”、“有效劝阻”，法律并没有苛求。然而，这与刘铭枢的死亡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次，刘铭枢的死亡是其负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刘铭枢在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醉酒后驾驶借来的没有登记、没有安全技术保证的摩托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这是造成刘铭枢死亡的直接原因。对此，张碧野、刘海涛、刘会来不仅进行了劝阻，而且还叫来出租车，但刘铭枢不肯坐车，非要骑案外人张××借来的摩托车。造成死亡事故的发生，除刘铭枢本身的过错外，张××将车钥匙交给刘铭枢，是造成刘铭枢死亡的直接原因，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上所述，刘铭枢的死亡与张碧野、刘海涛、刘会来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张碧野、刘海涛、刘会来已经尽到了法律所赋予的劝阻义务，因此，张碧野、刘海涛、刘会来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宁与贾金玲系夫妻关系。刘铭枢系刘宁、贾金玲之子。2014年8月3日晚9时许，刘铭枢、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店嘉园小区的一家大排档就餐，用餐期间五人均喝了啤酒。当晚23时许，五人用餐完毕离开大排档后，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的尚艺墅歌舞厅唱歌，刘铭枢、张碧野、刘会来、张××四人又喝了啤酒。2014年8月4日凌晨2时许，五人从歌舞厅出来后，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乘坐出租车离开，刘铭枢驾驶二轮摩托车（悬挂号牌：京C063**）返回其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马连店村的租住房屋。当日凌晨3时，在刘铭枢由南向北行驶至北京市昌平区G6东辅线北郊农场桥南下桥口处时，车辆前部撞到道路东侧的监控设备立杆上，造成刘铭枢死亡。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查证核实，刘铭枢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其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57.9mg／100ml，故认定刘铭枢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另查一：悬挂“京C063**”号牌的二轮摩托车系由李志国购买，该车辆未按规定进行登记，事发当晚由张××借用。本案刘宁、贾金玲起诉时，将李志国列为本案被告，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自愿撤回对李志国的起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宁、贾金玲表示放弃对张××的赔偿请求。
另查二：刘宁、贾金玲系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乡××村农民，在家务农。刘铭枢亦系农村户口。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刘铭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过量饮酒及酒后驾车可能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的危险后果应有充分的认知，但其在醉酒后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情况下，驾驶未经登记、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造成其死亡，对该损害后果的发生，刘铭枢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基于与刘铭枢共同聚餐、饮酒等先行行为，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照顾义务，特别是在刘铭枢呈现醉酒状态，已基本失去对自己行为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四人均有义务采取一定措施防止刘铭枢发生危险。因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并未尽到相应的照顾义务，对刘铭枢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故四人应连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辩称其已尽到劝阻义务，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该辩解理由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法院酌情确定刘铭枢自身应承担80％的责任，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应承担20％的责任。因刘宁、贾金玲放弃对张××的赔偿请求，故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对张××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针对刘宁、贾金玲主张的各项损失，法院认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刘铭枢系农村户口，现刘宁、贾金玲主张按照北京市2013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18337元／年），按20年计算，法院不持异议。经计算，该项损失金额为366740元。二、丧葬费，法院按照北京市2013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5793元／月），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损失金额为34758元。三、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综合考虑刘铭枢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以及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损失金额为5万元。四、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刘宁、贾金玲系务农人员，且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对刘宁、贾金玲主张的该项损失，法院不予支持。经计算，上述各项损失总金额为451498元。根据上述责任比例，四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90299.6元，故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应连带赔偿刘宁、贾金玲67724.7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连带赔偿原告刘宁、贾金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四元七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执行。二、驳回原告刘宁、贾金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张碧野、刘会来上诉称：导致刘铭枢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交通事故，刘铭枢对事故的发生负全部责任。张××将从李志国处借来的未登记摩托车借给刘铭枢驾驶存在过错，李志国作为车辆所有人将未登记摩托车出借也有过错。张××或李志国是本案的赔偿主体。张碧野、刘会来与死者共同饮酒的行为并非其死亡的原因，与死亡后果的发生并无因果关系，且张碧野、刘会来已经尽到了照顾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张碧野、刘会来不承担赔偿责任。
刘海涛上诉称：首先，根据法律规定，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的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法律并未规定共同饮酒人互负安全保障义务，故刘海涛作为共同饮酒人对刘铭枢的死亡并不存在过错；其次，张××将从李志国处借来的未登记摩托车借给刘铭枢驾驶存在过错，李志国作为车辆所有人将未登记摩托车出借也有过错，张××、李志国均应是本案的责任主体，原审法院遗漏摩托车所有人李志国作为赔偿主体错误，即使刘宁、贾金玲撤销对李志国的起诉，原审法院也应将李志国承担的责任部分予以扣除；再者，刘铭枢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根据过错程度应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责任，故刘宁、贾金玲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支持；另外，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即使刘海涛应当承担责任，也应该根据其过错大小和原因力比例按份承担赔偿责任，其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刘海涛不承担赔偿责任。
刘宁、贾金玲针对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辩称：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作为共同饮酒人，未尽到充分的照顾义务，明知饮酒过量可能导致不良后果，却没有积极有效地进行劝阻，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的消极行为虽不是刘铭枢死亡的直接原因，但直接为刘铭枢的死亡创造了条件。张××存在过错，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三人也存在过错，二者并不矛盾。李志国并非共同饮酒人，其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综上，不同意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公安派出所证明、交通队询问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酒精检验报告、死亡证明、尸体检验鉴定书、车辆安全技术检验报告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利益的除外。”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对于刘铭枢的死亡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同饮酒是一种经过合意的民事活动，饮酒过程中不仅仅存在道德义务，也存在法律义务。作为共同饮酒人，有相互扶助、照顾、护送的义务，特别是对于醉酒者，应当予以最大限度的扶助，将其护送至家中交由其亲友照管或者送至医疗机构救治，使其脱离危险的环境和状况。本案中，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在刘铭枢因醉酒对自身行为失去控制力的情况下，未对其驾驶摩托车的行为进行积极有效的劝阻，并协助其选择安全的出行方式，对于刘铭枢死亡后果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上诉认为其曾对刘铭枢的行为进行过劝阻，尽到了安全照顾义务，但其就此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从当晚的实际情况来看，刘铭枢当时处在醉酒状态，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完全有能力帮助其改变出行方式，避免其不戴安全头盔驾驶摩托车。即使如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三人所述其对刘铭枢进行过劝阻，那么此种劝阻也非充分有效，并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作为共同饮酒人对于刘铭枢的死亡存在共同过失。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应对刘铭枢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本案是否应追加其他主体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的责任，无论被侵权人向一个或者数个连带责任人请求承担责任，都不影响被请求的连带责任人对外承担全部责任。对内而言，一个或者数个连带责任人承担了连带责任之后，其内部责任根据侵权人各自的过错、原因等确定。故被侵权人是否追加被告不影响被请求的连带责任人对全部责任的承担。本案中，刘宁、贾金玲放弃对张××的赔偿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刘宁、贾金玲也未对原审法院判决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对张××应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提出上诉，故本院对此不持异议。而刘宁、贾金玲自愿撤回对李志国的起诉，李志国也未与刘铭枢共同饮酒，故原审法院未追加李志国作为被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如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认为李志国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可另行解决。
第三，原审法院判决支持刘宁、贾金玲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是否正确、适当。精神损害赔偿是受害人因人身权益受到损害及遭受精神痛苦而获得的金钱赔偿。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时，应综合考量侵权人的过错、主观故意、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后果等因素，如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刘铭枢与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张××的过错程度，以及刘铭枢死亡的损害后果，在法院自由裁量权范围内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万元并无不当。刘海涛针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提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千五百一十四元，由刘宁、贾金玲负担七百六十七元（已交纳），由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负担七百四十七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千四百九十四元，由张碧野、刘会来、刘海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新
审 判 员 陈 伟
代理审判员 张 琦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黄慧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