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晋民申字第9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来安，男，汉族，1950年1月12日生，住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下丁里村。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晋中市榆次水利建筑工程队（原榆次县水利机械凿并队）。住所地：榆次区桃园巷**号。法定代表人：侯纪红，该队经理。再审申请人张来安因与被申请人晋中市榆次水利建筑工程队（以下简称工程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晋中中法民终字第74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来安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以其于2009年7月15日曾因双方间的劳动争议进行过诉讼，诉讼主体一致、诉讼请求实质内容相同为由，认定本案为重复诉讼错误。依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对重复起诉作出了明确规定：构成重复起诉应当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一是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其主张欠缺第三个条件，前诉要求工程队为其办理各项社会保险，本案中要求工程队给予保险赔偿，两者请求事项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依据法律规定在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未开立帐户的情况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已经不能再补办，劳动者有权主张赔偿，二者不相重复。（二）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晋民申字第460号民事裁定书，用词不当，判决错误。前诉仅以程序不合法为由驳回起诉并未对实体部分进行审理，前诉结果并没有认定其实体权利不成立。因此，本案实体部分的审理并不会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按照现行法律程序规定，双方之间为民事纠纷，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均属于合法的劳动合同主体，双方之间属于劳动争议纠纷。本案诉讼程序合法，前诉依据的“特定时期，特殊政策”这项法律用语有违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用此不当法律素语确定判文主体，不能对抗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应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三）审判组织的组成人员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一审法院在未依法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随意更换合议庭组成人员的行为，严重的剥夺了当事人在诉讼期间要求回避的合法权利，直接影响案件的公平、公正和法律的尊严。二审法院在事后以作出补正为由维持一审法院结果纯属违法违规。（四）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定。其于1972年到工程队从事打井工作，并签订书面合同，合同期限一年，期满后双方未续签合同，但其仍在工程队工作，工作岗位、工作内容未进行过变更，一直工作至1982年6月份，有工资表为证，双方己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工程队因生产原因召开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职工会议，决定让其放假待岗，等待通知。其多次找过单位领导，要求安排岗位，但单位领导均以会“尽快安排”为由让继续等待通知。其每年都找工程队要求解决，均未果。到2008年时，全国展开“大接访”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国家政策规定允许个人查询档案，其查阅了招工时的各项文件，依据原榆次县革命委员会革生发（70）174号文件及劳动局（75）革劳字第109号文件，其当时被工程队招用为新建县营企业合同工人，从法律上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08年8月13日工程队向榆次区政府上报了《关于李运武等49人要求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情况报告》的请示，2013年4月18日榆次区水利局向榆次区政府提交《关于张来安等49人确认劳动关系的请示》的请示报告，榆次区水利局子2014年6月3日向张来安等人作出了《关于原县打井队临时（合同）工要求解决其养老保险等问题的答复》，答复称：“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66人（当时现有计划外用工人数，……”，告知其己被清退，此时才得知被单位清退，但经其到工程队处查询当时的工资表显示，1982年时在岗工人共计81人（不包括正式工、干部），依据山西省榆次县革命委员会文件榆革发（1980）013号，榆次县劳动局榆劳字（1982）001号文件，被清退66名计划外临时工亦工亦农人员后，根据70年（174号）文件仍有招用的15个合同工未被清退。其系未被清退的15人之列，也至今未接到工程队的任何关于辞退的通知，依据时任局长贾世绪等领导的证明材料，工程队于1982年6月下旬安排其放假待岗。依据《山西省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由企业填写《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待业职工管理机构各执一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规定，其现在主张权利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应当由工程队承担举证责任，工程队未能举证证明，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劳动关系至今未解除。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工程队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其办理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但其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现该项社会保险已经不能再进行办理与补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工程队应当依法给予赔偿。区政府按神龙焦化厂每年壹万元给予赔偿，其在工程队工作了十二年，赔偿金额十二万元。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七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改判：（一）撤销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晋中中法民终字第748号民事裁定书。（二）工作了十二年，区政府按神龙焦化厂每年一万元给予贴补。（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工程队承担。工程队辩称：（一）张来安再次诉请法院确认其与工程队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并按照国家法律政策给予办理养老、医疗等保险，或给予补偿，与其2009年的起诉请求，实质内容并无二异，无其他新的事实和理由，构成重复诉讼。根据1982年清理、压缩打井队计划外用工66人有关资料显示，张来安属于66人清理人员之列。根据榆次区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办作出的榆信联发（2014）13号会议纪要，进一步确认张来安等108人均属于被清理压缩的范围，经核实相关清退的文件，已对属于清退范围的人员进行过传达，不存在张来安说的未予通知。张来安并无其所谓的新证据，更谈不上足以推翻原裁定。张来安与榆次区农林水利办公室及生产大队订立的打井辅导员合同，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已经按照当时的政策处理，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二）张来安已于上世纪80年代被清退不再工作，依照民法规定时至今日其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主张无法支持。（三）工程队并非与张来安当年订立合同的相对方，也并非合同权利义务的继受主体，张来安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起诉主体错误，其应依照合同内容向公社的生产队主张诉求。本案应驳回起诉。（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人员完全合法，法院告知了合议庭成员和当事人权利，一审法院已将“王荣之”裁定补正为“王荣芝”。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是否重复诉讼。张来安以工程队为被告，以与工程队存在劳动关系为由，2009年起诉请求判令工程队为其办理参加社会保险统筹事宜，2015年即本案再次起诉请求办理相关社会保险。一二法院以两次诉讼诉讼主体一致、诉讼请求实质内容相同，本次诉讼标的已由前诉法院作出了生效裁判为由，认定本案为重复诉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关于“严重的剥夺了当事人在诉讼期间要求回避的合法权利，直接影响案件的公平、公正和法律的尊严”之事由，一审法院己就上述事项作出民事裁定书进行补正，张来安亦未提供影响公平公正的相关证据。关于新证据事由，张来安提供了工程队、水利局、原榆次县等单位和个人相关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或在2009年的起诉时已提交过，或不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及时提交的情形，依法不能认定为新证据。综上所述，张来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七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来安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邓高原审 判 员  彭志祥代理审判员  高 艺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殷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