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河市行终字第20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茂成，男，系死者罗贵父亲。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凤玲，女，系死者罗贵母亲。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艳义，女，系死者罗贵妻子。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某。
法定代理人韦艳义，罗某母亲。
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卢坚，广西卢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谢湘勤，局长。
委托代理人苏继庭，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唐俊，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
上诉人罗茂成、李凤玲、韦艳义、罗某因公安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年6月26日作出的（2014）大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罗茂成及上诉人罗茂成、李凤玲、韦艳义、罗某等四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卢坚，被上诉人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安局（简称大化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苏继庭、唐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12月2日，罗贵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大化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16日被逮捕。经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2014年2月20日被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2014）大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在羁押期间，2014年3月6日21时42分，罗贵在19号监舍本人床位上看电视时突然呼吸困难、四肢抽筋并瘫软下来，被相邻床位的同监舍在押人员梁冰冰发现，梁冰冰一面叫人报告管教干警，一面组织同监舍的黄鹏、蓝国香、韦玉良等人进行紧急施救。当班的管教民警韦景干及时赶到该监舍一面指挥同监舍的人续续施救，一面拨打120急救电话和报告看守所的领导，看守所值班领导韦海英及时赶到并组织续续施救。21时52分，大化县医院120急救人员赶到，对罗贵进行简单施救后于22时接回医院抢救。因抢救无效，罗贵于2014年3月6日23时30分死亡。罗贵死亡后，大化县公安局按照法律程序启动调查处理程序，对罗贵死亡的原因进行调查，先后对罗贵同监舍的在押人员询问调查，对管教干警询问调查，并调取了罗贵发病前的监控视频资料及相关的证据，组织死者罗贵家属观看视频资料，没有发现罗贵在羁押期间被殴打和其他被虐待行为。对罗贵的尸体进行病理检查和尸体检验法医学鉴定。经委托河池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检验，检验结果：在所送检的检材中，未检出常见有机磷类农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及毒鼠强。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又通过河池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罗贵尸体检验鉴定，鉴定意见：死者罗贵系心源性疾病（如冠心病）发作引起猝死。于2014年3月26日被告将鉴定意见通知书送达死者罗贵家属并由其父亲罗茂成签收，告知其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并告知如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后四原告未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直到庭审结束后才提出重新鉴定申请，错过了重新鉴定的时间。经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对罗贵死亡结果的审查，审查结果：大化县看守所在押人员罗贵在押期间因心源性疾病（冠心病）发作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属正常死亡。另查，罗贵在被刑事拘留前入所检查显示：罗贵有××史，未发现其他疾病。入所后，看守所根据其要求带上其曾经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查治疗的病历本于2013年12月17日、2014年1月22日两次到大化县人民医院取药，医生每次给其开丙硫氧嘧啶片一瓶（100片），并遵医嘱给其服用。在罗贵突发疾病前未发现其有看守所条例所规定不宜羁押，变更强制措施的疾病。罗贵死亡后，原告罗茂成、李凤玲、韦艳义、罗某于2014年6月9日向被告大化县公安局申请行政赔偿，被告经审查后认为：1、罗贵死亡属于正常死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款之规定；2、罗贵患有××，但未达到“患有××”之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不予受理。为此，四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一审判决认为，罗贵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依法应当受到刑事拘留，在刑事拘留前入所检查时被查曾患有××史，但未达到看守所看守条例规定的不予收押的法定情形，大化看守所予以收押，入所后也未发现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发（1990）247号印发）《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所列不宜继续收押，变更强制措施的疾病。看守所在看守期间对其管教严格按照监规进行管教，没有发生同监舍犯罪嫌疑人互殴或虐待的现象，看守所亦未发生其他违法或失职行为。期间，根据罗贵的要求两次到大化县医院取药按医嘱治疗其××。由于罗贵自身的原因，突发心源性疾病，发病时看守所管教干警及时赶到组织抢救，并报120及时接到医院抢救。没有怠慢和延误抢救时机的行为，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职责。由于抢救无效，罗贵于当日23时30分死亡。罗贵死亡后经病理检查和医学鉴定，罗贵死亡的原因系心源性疾病（如冠心病）发作引起猝死，并非××引起其死亡，罗贵的死亡属正常死亡。被告大化县公安局在本案中没有过错或其他失职行为，罗贵的死亡与被告大化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看守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大化县公安局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原告罗茂成、李凤玲、韦艳义、罗某以被告没有及时给死者罗贵患有××情日益严重，并最终因病发作且抢救不及时是导致其死亡的最根本的诱发因素，请求被告大化县公安局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罗茂成、李凤玲、韦艳义、罗某的赔偿诉讼请求。
上诉人罗茂成、李凤玲、韦艳义、罗某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罗贵“正常死亡”与被告（即被上诉人）的过错和失职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错误理解并过分强调了罗贵的“正常死亡”结果，却无视罗贵死亡的前因，导致严重错误地认定罗贵的死亡与被告的过错和失职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结论严重地背离了本案的基本事实。根据我国《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在押人员死亡分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正常死亡是指因人体衰老或者疾病等原因导致的自然死亡。非正常死亡是指自杀死亡，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他杀、体罚虐待、击毙等外部原因作用于人体造成的死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定义，罗贵确属“正常死亡”，但是，必须追查清楚的是，到底是谁的过错和失职，使罗贵一步一步地“因……疾病……导致……死亡”呢？一审判决没有从根本上查明这个最基本的事实问题。按一审判决的逻辑，罗贵“正常死亡”——被告就没有过错和失职——两者之间就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本案而言，这个逻辑很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二）罗贵“正常死亡”不仅与被告的过错和失职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罗贵死亡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被告的过错和失职。1、被告的第一个过错和失职表现在：被告在为罗贵办理“新入所健康检查”时，没有查出罗贵有××（如冠心病）”。从被告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新入所健康检查表》的记载中，罗贵只有××“甲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心电图检查”等其他所有项目中，均为“正常”或“未见异常”。这就足以证明，要不就是罗贵根本就没有××（如冠心病）”（也就是说，尸体检验鉴定结论完全错误）；要不就是罗贵有××（如冠心病）”，但被告却是因为过错和失职，没有检查出来，导致其无法得到有效的管护和治疗。2、被告的第二个过错和失职表现在：2013年12月2日，被告在为罗贵办理“新入所健康检查”时，就已经明确知道罗贵已经患有××，但是，被告并没有对罗贵进行任何的治疗，而是一直拖延了15天后，才在2013年12月17日拿着罗贵的旧病历去医院拿药。那么，一个本来就天天都大量吃药的××患者，连续15天都不能吃药治病，绝对会导致病情加重，并会因病死亡。因此，罗贵的死，是被告的过错和失职造成的。3、被告的第三个过错和失职表现在：被告为罗贵到医院拿药时，只是带着罗贵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的旧病历，而不是带着罗贵本人亲自到医院检查，也不是根据医院的最新检查结果来对症下药，被告通过这种过于自信的经验式办法取药治病，就是造成罗贵病情加重并最后因病死亡的根本原因。4、被告的第四个过错和失职表现在：被告为罗贵取的药，无论是从药的种类上，还是从药的数量上，远远不可能对罗贵的病情起到控制和治疗的作用。从罗贵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的旧病历中，以及罗贵在家里一直服用的药品种类和数量来看，罗贵日常所必须的药品种类多，数量大。但是，在罗贵被羁押长达95天的时间里，被告却仅仅为罗贵取过两次药，分别是2013年12月17日和2014年1月22日，每次只拿一种药“丙硫氧嘧啶片”，每次拿的药最多只能服用17天。也就是说，在被羁押的95天内，罗贵共有61天（95-17x2）没有药可以服用。被告不给罗贵药服用，就等于变相加重他的病情，就等于对罗贵进行慢性的迫害。被告的这种行为，不是过错和失职，难道还是故意为之的吗？5、被告的第五个过错和失职表现在：被告任用不具有从医资格证书的“狱医”覃雪苗和黄瑞兴为罗贵诊断、开药、服药和治疗，这种无证行医的行为就是不折不扣的非法行医，现在罗贵被他们非法行医致死了，还应当依法追究非法行医者的责任，也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领导责任。根据我国《执业医师法》第14条的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狱医”也是医师中的一种，无论是通过公务员招考还是通过分配调动到看守所任“狱医”一职，都必须“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才能上岗、执业。但是，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就要求被告提供其“狱医”的从业资格证书，直到一审判决下达之日，被告至今也无法提供。因此，被告作为一个正式的国家机关，却给被羁押的罗贵非法行医，这么明显的过错和失职，就直接造成了罗贵在看守所不能得到有效的健康检查；就直接造成了罗贵在患有××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时也不能得到及时、准确的诊断，从而不能得到看守所及时给予其决定不得收押并依法取保候审或变更强制措施，就直接造成了罗贵在需要到医院治疗时看守所未能及时组织当地医院负责治疗。这样的过错和失职，造成了罗贵××情加重并最终因病死亡，被告就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三）正因为被告的上述过错和失职，才造成了罗贵有病得不到医治，也才造成了罗贵病情加重没有被及时发现，最后造成了罗贵从有××、从没病到有病（假如其真的是因××（如冠心病）死亡的话”）而死亡。二、一审判决不加鉴别地采信《尸体检验鉴定结论》作为唯一的证据来判决被告对罗贵死亡没有过错和失职，也作为判断罗贵死亡与被告的过错和失职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1、根据法律的规定，“鉴定意见”只是所有证据种类中的一种，法律并没有赋与这类证据最高或唯一的证据力，采信该证据必须同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其证明力。2、退一万步而言，就算《尸体检验鉴定结论》中认定罗贵死于心源性疾病是客观的，但该结论也无法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被告收押罗贵时，罗贵没有心源性疾病，那么，被告收押罗贵后，罗贵什么时候开始患××？第二、罗贵患××后，为什么病情会在不到95天的时间内发展得如此“神速”并要了他的命？第三、罗贵身上发展得××，为什么不能在羁押期间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疗？3、事实上，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也很明确：《尸体检验鉴定结论》最多只能说明罗贵是死于什么病，但不能解决他为什么会死于这个病。4、罗贵如果真死于心源性疾病，也完全是由于被告的过错和失职行为所造成！因此，应当综合全案的证据，认定被告在羁押罗贵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错和失职行为，且该过错和失职是造成罗贵因病死亡的最根本的原因，被告应当因此承担赔偿责任。三、鉴于一审判决对《尸体检验鉴定结论》存在前述多项错误采信情况，上诉人要求对被告的非法行医行为与罗贵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并要求对罗贵的死因进行重新鉴定，以明真相，还法律以尊严，还被羁押人以公道。四、本案历经了被告不予国家赔偿，再到一审法院非法决定不予立案受理，再到上诉，再到二审裁定立案受理，再到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的公正性和司法独立性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因此，恳请上级人民法院更全面、更公正、更独立地审理本案。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十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九条、第三十四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在行使羁押职权时侵犯了罗贵的人身权，其应对罗贵的死亡负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人民币1047580元（52379元×20年）；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罗茂成生活费30000元（1500元／年×20年）；李凤玲的生活费30000元（1500元／年×20年）和罗某的生活费24000元（1500元／年×16年）；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80000元。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大化县公安局答辩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二）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未存在上述侵权行为。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检查、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在本案中，大化县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不存在上述侵权行为。三、《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违法使用武器、警械，殴打、虐待在押人员，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在押人员死亡的，依法依纪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在本案中，大化县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职权，未违法使用武器、警械，未存在殴打、虐待、唆使、放纵行为。综上所述，本案在押人员罗贵的死亡，是人体衰老或疾病等原因导致“猝死”自然死亡，属于正常死亡。大化县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未违反《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七条、《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二十八条等规定，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赔偿请求无法律依据，因此，特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查，一审法院据以定案的证据可作为二审定案的依据。
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罗贵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于2013年12月2日被大化公安局刑事拘留，在拘留前的入所健康检查中其自述有××史，但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十条规定的不予收押的法定情形，入所羁押后也未发现患有《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司发（1990）247号印发）中所列的不宜继续收押，变更强制措施的疾病。在罗贵被羁押期间，亦没有发生同监舍犯罪嫌疑人互殴或虐待的现象。根据罗贵提出的服药治疗××的要求，管教干警也通知罗贵的家属提供医院病历本两次到大化县医院取药，并且严格按医嘱按时按量给其服药治疗××。2014年3月6日，罗贵突发心源性疾病，发病时看守所管教干警及时赶到组织抢救，并报120及时接到医院抢救。没有怠慢和延误抢救时机的行为，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职责。由于抢救无效，罗贵于当日23时30分死亡。经病理检查和医学鉴定，罗贵死亡的原因系心源性疾病（如冠心病）发作引起猝死，属正常死亡。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在对罗贵进行羁押管教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以及其他违法、失职行为。罗贵的死亡与被上诉人依法对其羁押管教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罗贵的死亡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罗茂成、李凤玲、韦艳义、罗某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申国毅
审 判 员 寇四清
代理审判员 韦荷嫩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祥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