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民终1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建宏，男，195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委托代理人：张名林，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宋妍，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吕梁市临县玉坪乡玉荐村。法定代表人：胡学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付波，男，1971年4月2日出生，系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委托代理人：石天平，山西神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治市城北东街**号。法定代表人：李晋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牛文华，女，1984年7月14日出生，系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员工。上诉人崔建宏、上诉人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元丰）因与被上诉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环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的（2015）长民初字第00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崔建宏的委托代理人张名林、宋妍，上诉人潞安元丰的委托代理人付波、石天平，被上诉人潞安环能的委托代理人牛文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建宏于2015年9月9日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潞安环能、潞安元丰迟迟不履约，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潞安环能偿还3340万元，并支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711.8万元，共计4051.8万元；2、潞安元丰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崔建宏系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并持有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持有山西省××县姚家山4号和5号煤炭普查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140XXXXXXXX711]。为合法取得临县姚家山煤炭资源探矿权并开发建设，潞安环能（甲方）于2006年7月8日与崔建宏（乙方）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协议约定：一、乙方同意甲方注资对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的股本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注册资本、公司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方式为：1、注册资本金为贰亿元（￥20000万元）。2、甲方认缴出资额壹亿捌仟万元（￥18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90%，出资方式为货币。首次出资额为50%，即9000万元，其余部分自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两年内缴足。3、乙方认缴出资额贰仟万元（￥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10%，出资方式为无形资产（探矿权）。首次出资额为50%，即1000万元，其余部分自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两年内缴足。......三、乙方同意对山西省××县姚家山4号、5号煤炭资源的探矿权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折价为人民币一亿零九百四十万元（￥10940万元）。其中包括：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在双方洽商期间缴纳的探矿权价款人民币一千零四十万元（￥1040万元）。四、甲、乙双方均同意对现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持有的探矿权折合价款做如下安排：1、其中有2000万元作为乙方认缴出资，占股本调整后的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比例10%。2、剩余部分8940万元作为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对乙方的负债；其中5600万元在公司注册资本调整后十日内支付给乙方，另外3340万元待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拟建的临县姚家山煤矿投产后，按煤炭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归还给乙方，直到付清为止。......八、甲、乙双方同意在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后续交临县姚家山煤炭资源探矿权价款，同时立即着手对该资源进行补勘，抓紧办理探矿权转采矿权手续。因各种原因造成探矿权转采矿权手续无法办理，乙方承诺承担全部责任，乙方用新公司10%的股权和未支付的3340万元价款作担保，作为对甲方的赔偿。......。协议签订后，被告潞安环能于2006年8月向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支付第一期投资款9000万元。2006年9月，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5600万元。2008年3月21日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2008年7月，潞安环能向潞安元丰支付第二期投资款9000万元。之后，为早日实现投产，潞安元丰积极推进项目核准，于2011年1月和5月，取得了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2011年8月份之后，又相继取得了国家能源局、国土资源部、山西地方电力有限公司等相关部门的批复和函件。2014年11月25日，因未取得项目核准，山西省煤矿建设秩序监管督查工作组向潞安元丰姚家山煤矿下达未批先建煤矿停工（停产）通知书，要求其立即组织停工停产，并确保安全。2015年2月9日，潞安元丰出台《关于解决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崔建宏股权和债务的办法和建议》，就解决所欠崔建宏3340万元债务问题提出四种方案。另查明，2014年9月16日国土资源部出具《关于同意延续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姚家山井田划定矿区范围预留期的函》，同意将姚家山井田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国土资矿划字[2011]054号）中的预留期延续至2016年10月11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潞安环能与崔建宏于2006年7月8日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是双方在自愿、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所签订，系各自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禁止性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协议。协议订立后，原被告双方均已按照协议约定完成了各自的出资义务，而股本调整后的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名称也已经在2008年3月21日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为潞安元丰。在崔建宏和潞安环能均同意对原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山西省××县姚家山4号和5号煤炭资源探矿权折价为10940万元的情况下，崔建宏作为持有股本调整前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全部股份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有权获得和支配原公司的该部分收益。虽然崔建宏和潞安环能在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将10940万元中的2000万元作为崔建宏对股本调整后新公司的认缴出资，剩余部分8940万元作为股本调整后新公司对崔建宏的负债，并由股本调整后的新公司在注册资本调整后十日内支付崔建宏5600万元，另外的3340万元待股本调整后的新公司拟建的临县姚家山煤矿投产后，按煤炭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归还给崔建宏，但时至今日，虽然股本调整后的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早已更名为潞安元丰公司，且其也已经依照原先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将5600万元支付给崔建宏，但由于受国家经济形势变化和政策性因素影响，姚家山煤矿建设进度推进缓慢，虽然也取得一些相关国家部委的批复和函件，但终因未能取得项目核准而被迫停工停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鉴于本案增资扩股协议订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致使协议目的无法实现，若继续按原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将会对崔建宏显失公平，因此应对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给付3340万元的相关约定进行变更，加之潞安元丰也曾就解决崔建宏的股权和债务问题提出过一些解决方案，说明其对增资扩股协议履行过程中已经发生情势变更的事实也予以认可，故对崔建宏要求潞安元丰偿还3340万元债务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至于崔建宏要求潞安元丰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本案并不涉及支付利息问题，故对于崔建宏要求潞安元丰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虽然本案增资扩股协议系潞安环能与崔建宏签订，但潞安环能作为潞安元丰的控股股东，其已经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因此其并非本案欠款主体，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崔建宏欠款3340万元。（二）驳回崔建宏的其它诉讼请求。崔建宏、潞安元丰均不服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00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崔建宏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其一，注册资本金与股权转让款法律性质不同，不应混淆使用。2006年7月8日，崔建宏与潞安环能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此协议签订主体和履行合同义务的主体均为崔建宏和潞安环能。协议所约定内容其实质为股权转让协议，即由潞安环能购买崔建宏在原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的股份，并在取得控股地位后，增资扩股以达到合法取得临县姚家山煤炭资源探矿权并开发建设。协议签订后，崔建宏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全部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潞安环能在通过潞安元丰支付崔建宏部分股权转让款5600万元后，剩余3340万元并未支付。原审判决认为潞安环能已支付注册资本金1.8亿元，已经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因此其并非本案欠款主体，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潞安环能支付的钱款在到达潞安元丰账户后，潞安元丰至今未将相应欠款支付崔建宏，且其款项性质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注册资本金，两者法律性质不同，不能混淆。其二，签订合同主体应成为履行合同义务的第一债务人。”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签订双方为崔建宏与潞安环能，协议书本质为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在协议书中约定潞安环能所欠股权转让款3340万元由变更注册后的潞安元丰按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归还上诉人，直至付清为止，但是潞安元丰迟迟不予投产，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并未支付相应欠款。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双方约定债务由第三人承担，在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时，仍应由合同相对方履行，即潞安环能履行。据此，潞安环能作为合同签订主体，在潞安元丰不履行支付欠款义务时，潞安环能应承担相应的履行义务。原审判决潞安元丰履行还款义务适用法律不当。为此，崔建宏上诉请求:1、撤销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长民初字第00098号民事判决；2、改判潞安环能承担欠款3340万元，潞安元丰承担连带责任，并判决支付同期贷款利息共计711.8万元。3、全部诉讼费由潞安环能、潞安元丰承担。潞安环能答辩称：（一）《增资扩股协议书》是双方自由自愿达成的契约，都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潞安环能及时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增资扩股义务，依法依约不对本案承担责任。（三）3340万元是崔建宏担保探矿权转采矿权的担保款。探矿权转采矿权尚未实现，崔建宏主张担保款是逃避合同义务。（四）潞安环能全力帮助配合潞安元丰推进项目核准以早日实现投产。崔建宏的诉请是在逃避自己的股东责任。（五）崔建宏关于利息的主张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潞安元丰的答辩意见同潞安元丰。潞安元丰上诉称：（一）崔建宏的诉讼理由缺乏证据支持。崔建宏与潞安环能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第四条第二款明确约定：该3340万元待”拟建的临县姚家山煤矿投产后，按煤矿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归还给乙方，直到付清为止”。但姚家山煤矿目前尚未取得项目核准，连申请采矿权登记证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并未投产，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不具备给付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崔建宏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二）一审法院越权消灭了该3340万元的担保义务和赔偿责任。双方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因各种原因造成探矿权转采矿权手续无法办理，乙方承诺承担全部责任，乙方用新公司10％的股权和未支付的3340万元价款作担保，作为对甲方的赔偿”。也就是说，《增资扩股协议书》不仅对该3340万元约定了严格的支付条件，而且赋予了该3340万元的担保义务。按照双方约定和担保法的规定，取得采矿权并实际投产是支付该3340万元的先决条件。一审法院越权、违法”变更”合同约定，严重损害了潞安元丰的财产权益。（三）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其一，本案不存在适用情势变更的法定前提条件。《增资扩股协议书》中”投产后按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取”以及”因各种原因造成探矿权转采矿权无法办理，乙方承诺承担全部责任。乙方用新公司的10％的股权和未支付的3340万元价款作担保，作为对甲方的赔偿。”这一担保义务和赔偿责任的设定表明，各方当事人充分预料到探矿权转为采矿权的客观困难，并未无法预见。其二，违反适用情势变更的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通知》对适用”情势变更”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一审法院直接适用，系违法、越权行为。其三，”情势变更”的适用应当以”当事人请求”为先决条件。本案中当事人没有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侵犯了潞安元丰及潞安环能的合法权益。（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此，潞安元丰上诉请求:1、撤销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长民初字第00098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崔建宏一审诉讼请求；三、全部诉讼费用由崔建宏承担。崔建宏答辩称：（一）潞安元丰基于《增资扩股协议书》第4条第二款，认为协议的付款是投产后支付，由于未投产，因此无须支付，对此。崔建宏主张该条款是付款期限条款。由于期限约定不明，故根据法律规定，崔建宏可随时要求付款；（二）潞安元丰基于《增资扩股协议书》第8条约定，认为该约定为担保条款和赔偿条款，由于担保协议未解除，故无须付款。对此，崔建宏认可该条款为担保条款和赔偿条款。但是，其一，当潞安环能完成注资后，探矿权转采矿权形成了混同，崔建宏的担保责任已经解除，崔建宏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其二，根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股权质押需经过登记机关的登记，金钱质押需金钱本身固定化，此两个条件为质押形式的实质条件。此条款不符合质押的实质要件，质押不成立。其三，此条款的约定，直接将崔建宏作为股东应当获得的利益予以排除，属于不公平的约定。潞安环能答辩称：同意潞安元丰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二审期间，上诉人潞安元丰提交了三部分证据：第一部分证据为：山西省水利资源厅的晋水资源函[2016]73号《山西省水利厅关于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姚家山煤矿240万t/a与配套选煤厂项目取水许可申请的意见》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许可[2016]059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欲证明：1、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潞安元丰仍在办理项目取水许可手续；2、取水许可批准后3年内，建设项目未通过核准，取水文件自行失效；3、尚未取得项目核准，煤矿不具备投产条件，崔建宏诉请的3340万元仍不具备给付条件。第二部分证据为：一审开庭笔录。欲证明：一审庭审归纳的争议焦点中，没有情势变更问题，庭审中没有涉及情势变更。第三部分证据为：上诉人崔建宏的代理人在一审中的四份代理意见。欲证明：1、2015年12月10日庭审时的代理意见及2016年1月20日的补充代理意见，均未涉及情势变更；2、2016年5月12日的补充代理意见认为：”双方所签订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无法适用情势变更条款”；3、2016年7月19日的补充代理意见中，请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将履行条件变更为”3340万元由潞安环能公司在2016年7月31日前支付”。这一变更诉讼请求的提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的”变更诉讼请求，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之要求，是无效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潞安环能亦提交山西省水利资源厅的晋水资源函[2016]73号《山西省水利厅关于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姚家山煤矿240万t/a与配套选煤厂项目取水许可申请的意见》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许可[2016]059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两份证据，欲证明：潞安元丰继续积极推进项目核准，取得取水许可批复，以早日实现投产。崔建宏对上述证据质证称：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相关的批复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的许可意见等等，其年限从2011年7月18日始，一直延续到2015年长达5年，而双方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06年。故不能说明潞安元丰积极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1月28日，山西省水利厅发晋水资源函[2016]73号《山西省水利厅关于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姚家山煤矿240万t/a与配套选煤厂项目取水许可申请的意见》，报请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审批。2016年4月13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作出黄许可[2016]059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批准了潞安元丰年取水量63.00立方米。一审开庭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庭审后，2016年5月12日的崔建宏代理意见载明：”原告已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除原告的3340万元债权没有实现以外，原被告双方所签订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无法适用''情势变更''条款”。2016年7月19日的崔建宏代理意见载明：”恳请法庭考虑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崔建宏与潞安环能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价款3340万元的履行条件，将原履行条件''3340万元待潞安元丰拟建的临县姚家山煤矿投产后，按煤炭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归还崔建宏，直到付清为止''变更为''3340万元由潞安环能在2016年7月31日前支付''以保障债权人崔建宏的合法权益”。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根据当事人在上诉、答辩及庭审中陈述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潞安环能是讼争的3340万元的给付主体是否成立。（二）讼争的3340万元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三）本案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关于焦点一。崔建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上诉主张”潞安元丰是代为履行，潞安环能承担第一位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潞安元丰由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变更而来，注册资本2亿元。崔建宏是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持有该公司全部股份。2006年7月8日，潞安环能与崔建宏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双方确认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持有的探矿权折合价款10940万元。约定：其中2000万元探矿权折价款为崔建宏的认缴出资，占潞安元丰的注册资本比例为10%。那么剩余的8940万元探矿权折价款则应为潞安环能的认缴出资。也就是说，潞安环能占潞安元丰注册资本90%，出资1.8亿元。潞安环能应当在出资8940万元购得崔建宏在长治元丰矿产有限公司股权的基础上，向潞安元丰新增出资9060万元即完成其出资义务。但是，根据双方《增资扩股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潞安环能认缴出资额壹亿捌仟万元（￥18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90%，出资方式为货币。首次出资额为50%，即9000万元，其余部分自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协议签订后，潞安环能于2006年8月向潞安元丰支付投资款9000万元及2008年7月向潞安元丰支付投资款9000万元，合计支付货币1.8亿元。据此出资方式的约定，潞安环能出资1.8亿元，包括了8940万元崔建宏股权转让金。因此，潞安环能与崔建宏双方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剩余部分8940万元作为潞安元丰对崔建宏的负债”是完全成立的。即潞安环能以货币出资1.8亿元完全履行增资扩股义务后，将应支付崔建宏8940万元的股权转让金的义务全部转移给了潞安元丰，并且该债务转让行为得到了债权人崔建宏的同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潞安元丰为讼争3340万元的支付主体。债权人崔建宏应当向潞安元丰主张权利，而无权向潞安环能主张权利。因此，对于崔建宏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首先，崔建宏认为，《增资扩股协议》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系付款期限的约定，并非付款条件的约定。由于此付款期限未约定明确的时间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2项的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3340万元的债权。潞安元丰（潞安环能）认为，《增资扩股协议书》不仅对讼争的3340万元约定了严格的支付条件，而且赋予了担保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潞安环能与崔建宏在《增资扩股协议书》中明确约定：3340万元待长治市元丰矿产有限公司拟建的临县姚家山煤矿投产后，按煤炭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归还给崔建宏，直到付清为止。上述约定说明，对于讼争的3340万元，双方约定了支付的条件和支付的方式。临县姚家山煤矿投产是给付崔建宏3340万元的条件，以煤炭实际产量吨煤10元计算是给付崔建宏3340万元的方式。崔建宏主张”《增资扩股协议》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系付款期限的约定”不能成立。其次，潞安环能认为，《增资扩股协议》第八条系担保条款和赔偿条款的约定。崔建宏对此不持异议，但认为，其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混同，债本身消灭。故担保责任不存在，赔偿责任亦不存在；其二，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股权质押需经过登记机关的登记，金钱质押需金钱本身固定化。本案质押未符合实质条件，质押不成立；其三，此条款不公平。对此，本院认为，潞安环能与崔建宏在《增资扩股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因各种原因造成探矿权转采矿权手续无法办理，崔建宏承诺承担全部责任，崔建宏用新公司10%的股权和未支付的3340万元价款作担保，作为对潞安环能的赔偿。也就是说，双方《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了担保条款，该条款不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崔建宏主张其不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根据查明的事实，姚家山煤矿探矿权尚未转为采矿权，姚家山煤矿尚未投产。其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三条第一款：”开采下列矿产资源，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一）国家规划矿区和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内的矿产资源；”的规定，姚家山煤矿具备投产采矿的首要条件是取得国土资源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截止目前，姚家山煤矿建设项目尚未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核准审批，尚未取得国土资源部核发的《采矿许可证》，不具备投产采矿条件。2014年11月25日，山西省煤矿建设秩序监管督查工作组到姚家山煤矿工业广场进行检查，并出具《未批先建煤矿停工（停产）通知书》（编号2014002号），也印证了姚家山煤矿不具备投产采矿条件。其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的规定，崔建宏没有证据证明，潞安环能在潞安元丰具备投产采矿条件情形下迟迟不予投产。况且，作为潞安元丰的股东，潞安环能占潞安元丰注册资本90%，崔建宏仅占潞安元丰注册资本10%。在潞安元丰具备投产采矿条件情形下而不投产，潞安环能的损失更大。潞安环能没有理由在潞安元丰具备投产条件的情形下而不投产。潞安元丰、潞安环能二审提交的山西省水利厅晋水资源函[2016]73号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作出黄许可[2016]059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等新证据，亦证明潞安环能、潞安元丰一直在推动项目的向前发展，潞安环能并未阻止姚家山煤矿投产。因此，探矿权转采矿权手续尚未办理，临县姚家山煤矿尚未实现投产，潞安元丰向崔建宏支付3340万元的履行条件尚未成就。故崔建宏诉请”潞安环能、潞安元丰支付其334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适用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在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中约定：因各种原因造成探矿权转采矿权手续无法办理，崔建宏承诺承担全部责任。该条款说明双方对探矿权转采矿权存在的风险是有预见并甘愿承担的。因此，本案不具备适用情势变更的法定前提条件。其次，崔建宏主张潞安环能、潞安元丰支付其3340万元的理由是：潞安环能、潞安元丰迟迟不履约，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显然，本案亦不符合情势变更适用的”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法定前提条件。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就如何具体适用情势变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即适用情势变更条款必须经过审核程序，原则上以高级人民法院审核为主，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一审法院未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而直接适用情势变更条款，违反了法定程序。因此，潞安元丰上诉主张”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0009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崔建宏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43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4390元，由崔建宏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红雯审判员  宋政富审判员  樊文霞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智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