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27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新快达媒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533号综合楼自编201-208房。法定代表人：赵淑壮。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静，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健，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勤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天华街34号101自编3号。法定代表人：谭永茂。委托诉讼代理人：扶兵奇，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新快达媒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快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勤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新快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静、杨健，万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永茂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扶兵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快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原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勤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的规定，《团购合同》是传真件，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传真件表现形式与复印件一样，可以篡改和伪造。勤峰公司可以将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新快达公司印章、签字与传真件文本拼接，然后在传真件上复制发送。其次，传真件上显示的号码、时间、发出方都可以在传真机上进行设定，因此勤峰公司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和修改。最后，《团购合同》上的号码是075782669545，新快达公司从设立至今住所地一直在广州，区号0757的号码很明显不应属于新快达公司，《团购合同》的发送方、收取方均不是新快达公司，故该合同不可信。（二）《团购合同》印章模糊，不能确认印章与新快达公司的关联性。（三）《团购合同》上“祝志坚”的签字真实性存疑，即使系其本人签字，也属祝志坚的个人行为。虽然祝志坚当时是新快达公司的员工，但其在《团购合同》上的签字无法确认是本人所签，即使属实，其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在无授权的情况下，也应视为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属于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四）双方实际上没有履行合同。1.勤峰公司没有履行交货义务。勤峰公司提交的销售单是内部资料，可以自行修改、伪造。销售单上的签字可能是他人冒签，仓库地址不是新快达公司使用的仓库地址，传真号码不是新快达公司所使用。因此，销售单不具有真实性，不能单凭此认定勤峰公司履行交货义务。2.勤峰公司没有开具收款发票。勤峰公司声称祝志坚以现金方式支付590300元货款，该款对企业来说属于金额巨大的款项，从财务风险角度来说，新快达公司不可能在无任何书面授权或约定的情况下，将巨额现金交给员工再由员工代为付款，此不符合常理。根据财务制度和相关法律规定，如交易真实存在且新快达公司曾支付该笔款项，则须勤峰公司开具等额合法的发票用以平账，否则会出现资金缺口，难以避开审计查账。另一方面，《团购合同》明确系收到勤峰公司发票后才付款，可见勤峰公司应当在收取款项前已开具过发票，但其并无提供发票或其他票据为证，其行为与自身提交的证据矛盾，有故意损害新快达公司利益之嫌。（五）勤峰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从原审判决第6页第5行所述情况，结合李国活证人证言可知，勤峰公司知道且应当知道祝志坚并未获得新快达公司的授权代理。再者，虽然祝志坚原为项目经理，但祝志坚自始不享有以新快达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权限，李国活是项目部副总监，正常来说，李国活职级更高，且有更高的决定权、更强的执行力。故理应联系李国活洽谈更有利促进双方合作，但勤峰公司却舍近求远联系职级更低的祝志坚，显然不合逻辑。可见，勤峰公司一开始就清楚祝志坚没有被授权，勤峰公司不是善意第三人，不构成表见代理，双方也从未合作过，不存在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条件。勤峰公司答辩称：第一，新快达公司与勤峰公司关于合同的谈判及订立除当事人参与之外，还有目前仍在新快达公司任职的李国活参与，订立地点是在新快达公司的住所地。第二，新快达公司的在职员工李国活出具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所采用。因为李国活参与了合同的谈判和订立，并且是新快达公司的员工，与本案存在明显利害关系。第三，勤峰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签收人既有祝志坚，又有新快达公司的在职员工李国活，勤峰公司也收到了部分货款。第四，勤峰公司向新快达公司开具了部分发票。综上，新快达公司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货款的义务。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勤峰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快达公司向勤峰公司支付剩余货款80600元；2.新快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勤峰公司表示其与新快达公司于2014年7月23日签订《团购合同》，约定如下主要条款：1.新快达公司向勤峰公司一次性订购20000箱饮料；2.新快达公司须提前3个工作日向勤峰公司下达提货要求，勤峰公司接到新快达公司的提货要求后必须按时足量准备好货品；3.勤峰公司按照新快达公司的配送要求，将新快达公司所需之货品配送到新快达公司指定地点。双方交接后，新快达公司须在送货单上签章确认；4.新快达公司收到勤峰公司货品和勤峰公司的发票后，必须在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本合同约定的产品订购价格向勤峰公司全额支付货款；5.本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7月1日到2014年9月30日止等条款。为证明该事实，勤峰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团购合同》予以证明。新快达公司对勤峰公司提供的《团购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理由是其公司从未持有及使用过“广东新快达媒体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公章。原审庭审中，勤峰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供《勤峰批发部销售单》，用以证明其在与新快达公司签订上述合同后，向新快达公司交付涉案货物如下：2014年7月23日交付293900元的货物；2014年7月24日交付46000元的货物；2014年7月25日交付63210元货物；于2014年7月26日向新快达公司交付110290元的货品；2014年7月30日交付60200元，上述合计货物总金额为573600元。另外，勤峰公司表示上述的销售单的客户签字确认未付款一栏均有新快达公司的职员祝志坚或李国活的签字确认。此外，勤峰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供上述两人的名片，用以证明该两人为新快达公司的职员。新快达公司对上述销售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理由是新快达公司提供的销售单并无新快达公司的签章。至于勤峰公司提供的祝志坚及李国活的名片，新快达公司对该名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就表示该名片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审庭审中，新快达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主要证据：1.祝志坚的职位申请表、身份证及劳动合同，用以证明祝志坚于2013年7月2日入职新快达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离职；2.《询问通知书》，用以证明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对祝志坚涉嫌合同诈骗一案进行调查；3.《控告书》，用以证明新快达公司曾就祝志坚的诈骗行为向公安机关控告；4.《客户合作协议》，用以证明新快达公司的公章为仅有“广东新快达媒体服务有限公司”的字样，而并无“合同专用章”这几个字。勤峰公司对新快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理由是该证据均为复印件，且为新快达公司内部资料，与本案无关联性；2.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就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勤峰公司认为其于新快达公司之间的交易一直是于新快达公司的员工联系，新快达公司员工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且勤峰公司已经按约履行了涉案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原审诉讼中，新快达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供李国活出具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新快达公司从未授权祝志坚与勤峰公司合作。相关的合作交易一直由其本人跟进，且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李国活还表示勤峰公司的送货地址并非新快达公司指定的仓库，相关的货物也非其本人或祝志坚签收。此外，新快达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供（2015）穗海法刑初字第377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祝志坚因合同诈骗被判处刑罚，目前在服刑中。勤峰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理由是该证人目前仍为新快达公司员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至于判决书，勤峰公司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另查明，祝志坚为新快达公司项目经理，李国活为新快达公司项目部副总监。该两人在新快达公司负责货物的采购、零售方面工作。祝志坚于2014年9月30日离职，李国活目前仍在职。再查明，勤峰公司表示涉案货物是按新快达公司指定的交付到位于芳村口仁厚直街2号41号仓。新快达公司则表示其仓库在广州市天河路533号综合楼。此外，勤峰公司表示其交付590300元的货物后，祝志坚曾以现金方式向勤峰公司支付509700元，剩余货款80600元至今未付。新快达公司则表示其公司对支付货款有严格规定，只能转账，而不能支付现金。原审法院认为：勤峰公司就其与新快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原审法院提供《团购合同》及《勤峰批发部销售单》予以证明，新快达公司则以涉案合同的公章并非其公司的公章，且签订合同的员工已因合同诈骗被判处刑罚为由，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不予确认。故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勤峰公司与新快达公司的职员祝志坚签订合同的行为对勤峰公司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并使得新快达公司成为合同的相对人及承担合同责任。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表见代理属于广义上的无权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因具有足以使得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面特征，因而被代理人须承受行为人所实施行为之法律效果的制度。对于表见代理的表现形式及其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其中“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是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必要条件，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是以相对人对无权代理的发生无过错为要件的。也就是说，客观上代理人必须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表或假象。同时，这种假象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即令善意的相对人出于同样的环境下都会合理依赖代理权的存在。关于本案勤峰公司与祝志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形成表见代理的问题。首先，从订立合同的过程来看，勤峰公司曾与新快达公司的项目部副总监李国活取得联系，之后再与新快达公司的项目经理祝志坚联系。勤峰公司为此提供该两人的名片予以证明，新快达公司及其职员李国活对此并不否认。由此可见，双方之间曾就货物买卖进行过接触洽谈；其次，从涉案合同签订及履行期间李国活及祝志坚的身份来看，该两人均为新快达公司在职人员，并主管新快达公司零售及采购工作。涉案合同是在2014年7月23日签订，祝志坚是在2014年9月才离职。而李国活目前仍在新快达公司任职。也即涉案合同发生时，该两人均任职于公司并主管零售及采购工作，该两人担任的职务及身份足以让勤峰公司相信祝志坚所为是职务行为；再次，从合同履行的情况来看，勤峰公司就其交付的货物向原审法院提供了销售单，相关的销售单上均有祝志坚或李国活的签字确认，勤峰公司也是按照祝志坚的要求将涉案货物交付至其指定的地点。故勤峰公司已按约履行涉案货物的交付义务；最后，新快达公司提供的刑事判决书可见，也认定祝志坚利用其担任新快达公司项目部经理的身份，伪造印章与他人签订合同实施诈骗的事实。综上，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及举证、质证意见，并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认为祝志坚的身份及行为足以让勤峰公司相信祝志坚有代理权，并依法认定勤峰公司与祝志坚签订的合同行为对新快达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关于勤峰公司主张的货款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勤峰公司向新快达公司交付590300元的货物后，新快达公司通过祝志坚向勤峰公司支付509700元，余款80600元至今未付。现勤峰公司诉请新快达公司向其支付该货款，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7年5月23日判决：新快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勤峰公司支付货款806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20元，由新快达公司负担。经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在二审庭上，当勤峰公司被问及与新快达公司的合同的签订过程时，勤峰公司回答双方以前没有业务往来，这次业务是因为新快达公司一位高老板和李国活到勤峰公司洽谈采购饮料的事宜。后祝志坚说以后天河的采购业务由其负责，当时李国活也在场。合同在祝志坚、李国活的办公室签订，祝志坚与李国活是一起办公。勤峰公司的传真件，因为签订后新快达公司说要领导审批，所以等领导审批后再传真给勤峰公司。至于传真序号为0757的问题，勤峰公司也不清楚。销售单的第四张、第五张都是李国活签的。《团购合同》是祝志坚所签。二审庭上，当新快达公司被问及为何部分货物是李国活签收的，新快达公司回答其也不知道，没有问过是不是李国活签的，新快达公司认为签名不真实，签名的“活”字与合同上“活”字的签法不一致，但其于原审没有申请笔迹鉴定。新快达公司二审陈述其之前与勤峰公司没有任何接触。签合同没有专门会议室，一般是对方盖好章拿原件到新快达公司，新快达公司走流程经领导签名盖章后再送给对方。新快达公司的公章是有专人保管，并且盖章必须有法务、财务在场。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新快达公司的上诉及勤峰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勤峰公司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有无过错、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以及新快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表见代理应当符合代理的表面要件，即表见代理人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活动，与第三人缔结民事关系。在本案中勤峰公司是首次与新快达公司进行合作。勤峰公司陈述合同是在新快达公司签订，新快达公司亦承认之前与勤峰公司洽谈过饮料采购事宜，勤峰公司获取了新快达公司员工李国活和祝志坚的名片，勤峰公司陈述的合同签订过程与新快达公司陈述的其对外签订合同签订的一般流程相符。《团购合同》签订后，依照该合同所交付的货物中有部分是由新快达公司的员工李国活签收，即新快达公司已履行了合同。故本案具备表见代理的表象，构成表见代理，原审认定新快达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正确。其次，新快达公司陈述前后矛盾，原审对其陈述不予采信正确。新快达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由李国活出具的《证人证言》的证据，该《证人证言》中记载，勤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清楚知道祝志坚当时并非代表新快达公司与其交易的，因这些合作一直由李国活负责的时候就谈判失败。而新快达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称新快达公司与勤峰公司以前没有任何接触。由此可见新快达公司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与其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由该《证人证言》可见，李国活曾代表新快达公司与勤峰公司进行过合作的交涉。新快达公司对合同上祝志坚的签名及销售单上李国活的签名表示存疑，但是未申请对两个签名进行鉴定，甚至直至二审还称未与其员工李国活核对过签名的真实性，让人无法采信其陈述。再次，勤峰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新快达公司认为《团购合同》上的号码区号是0757，显然不是广州的区号，更不属于新快达公司。对此，本院认为，勤峰公司在庭上陈述的交易方式，先在新快达公司签订合同，将合同交给新快达公司审批，再由新快达公司传真给勤峰公司，这一交易方式与新快达公司陈述的交易方式基本一致。依照该《团购合同》所送达的货物中有部分是由新快达公司的员工李国活签收，新快达公司对李国活的行为未予以否认，也未认为李国活与祝志坚一样冒用其名义实施犯罪活动，故李国活签收货物应认定为新快达公司履行合同。新快达公司既然已经履行合同，那么《团购合同》上传真号的问题应由其承担解释的责任。关于没有开具发票和以现金支付款项的问题，勤峰公司作为收款人，接受对自己更为便捷的收款方式并没有过错。至于新快达公司认为勤峰公司应选择职位更高的李国活洽谈合作，选择职位较低的祝志坚不合逻辑，新快达公司的这一认为也缺乏依据。故勤峰公司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并无过错。最后，其他理由原审判决已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在本案中，祝志坚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产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后果，被代理人即新快达公司应当向勤峰公司承担责任。故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新快达公司向勤峰公司支付货款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新快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0元，由上诉人广东新快达媒体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欣欣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钟晨曦陈莹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