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41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禹城森琪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梁家镇范庙村。
法定代表人：吴洪燕，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军，山东金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洪燕，男，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禹城森琪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山东省德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军，山东金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红红（系吴洪燕之妻），女，197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军，山东金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经利，男，196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禹城市工商银行员工，住山东省德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怀民，山东禹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瑜，男，196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大夫，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磊，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圆，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秀芳，女，196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山东省禹城市卫生计划生育局职工，住山东省德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怀民，山东禹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禹城森琪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孙经利因与被上诉人王瑜、原审被告王秀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商初字第3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瑜对禹城森琪的诉讼请求；2.涉诉费用由王瑜、孙经利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认定事实不清。王瑜无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交付义务。王瑜提供的借款合同标的为450万元，但其以304.8万元起诉，说明王瑜有大量的借款没有实际履行交付，同时一审法院仅凭王瑜提供的转帐记录，将借款本金确定为224.8万元过于草率。王瑜提供的转帐明细中，只显示王瑜的存贷明细，无禹城森琪、吴洪燕一方帐户转帐的记录，无法从中看出王瑜的主张依据，2012年1月21日的20万元、2012年3月8日20万元、2012后7月2日的20万元、2012年9月6日的59.9万元和2013年4月1日的25万元均未转到禹城森琪、吴洪燕名下。截止2015年6月份，禹城森琪、吴洪燕总共向王瑜支付本息合计163.6万元，但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不予认可，对此作以下说明，第一、第二笔款项40万元，第四、第七、第八笔本金104.9万元，未收到；第三、第五、第六笔本金，已收到，共79.9万元；截至2015年6月，吴洪燕、禹城森琪已分37次共给付王瑜本息163.6元，但一审时却只认定了其中63.6万元，对其中100万元不予认可。赵红红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对借款事项从未参与，亦未向王瑜做过承诺或担保，赵红红与吴洪燕虽系夫妻关系，但涉案借款均用于禹城森琪经营活动中，与吴洪燕的家庭生活无关。无证据证明孙经利将其所谓的40万元转给禹城森琪、吴洪燕。二、审理程序违法。一审庭审时王瑜表述前后矛盾，之后法庭让王瑜庭后再去调取证据，违反了民事程序规定，且一审时的认定依据未组织质证，其中对借款合同在未核实的情形下认定为有效证据；孙经利提交张志华的证人证言，应当需要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时亦未遵照程序规定进行。三、适用法律错误。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王瑜未提供履行了付款义务的证据，借款人先期支付的款项，先充抵利息后偿还当期本金，吴洪燕、禹城森琪自2012年2月29日开始给付王瑜本息，但一审法院却从2015年11月9日开始认定吴洪燕、禹城森琪支付的本息。
王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孙经利辩称，王瑜在2012年1月21日、2012年3月8日分别转给王秀芳的40万元均交付了吴洪燕，其中2012年1月21日20万元分两笔15万元、5万元转入吴洪燕账户，且为连续转账。2012年3月8日的20万元在一审庭审时吴洪燕及禹城森琪已自认收到，该20万元中有4.9万元为禹城森琪会计张志华所取现金，即使张志华未出庭亦无影响此事实。故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否认收到王瑜通过王秀芳账户出借的40万元款项与事实不符。
孙经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事实与理由：一、审理程序违法。对于借款合同与转账凭证之间有无及如何对应、投资合同是否为借款合同、投资合同是否出现根本违约、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超过等事实，王瑜均未主张或举证，但一审主审法官却替王瑜主张并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二、认定事实错误。1.孙经利在借款合同和投资合同上的签字，均未以担保人身份。根据合同中有关条款，孙经利亦无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2.孙经利在一审答辩时对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问题作出明确的抗辩陈述，但一审时对连带保证的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未有效区分，错误认定为王瑜未放弃对孙经利担保责任的追索，得出未超过担保时效（一审法院独创的法律术语）的结论。3.转款凭证和借款（投资）合同无关联性，应视为书面合同未成立，不应认定孙经利对未成立的借款（投资）合同承担担保责任。4.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利息及金额、已还款金额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7月2日补签的《借款合同》因与转账凭证对应，均成立并生效，并据此裁判利息及担保责任等事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时以合同约定了借款常见条款而未约定风险条款为由，在被上诉尚未提出该主张的情况下，将投资合同错误认定为借款合同。5.一审时认定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孙经利、王秀芳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且在王瑜未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官代王瑜主张并认定构成根本违约，判决被告提前还款，亦为认定事实错误。
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辩称，孙经利未将40万元交付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一审时认可2012年3月9日的20万元，原因在于禹城森琪、吴洪燕一直与孙经利有其他经济往来，庭后经核实，该20万元与本案无关，系其他出借人出借，非王瑜给予的款项。孙经利应当凭借转账凭证印证主张。
王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王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共同偿还王瑜借款304.8万元、利息148.908万元（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1月9日，还应计算至实际支付利息之日止）；2.孙经利作为保证人对禹城森琪、吴洪燕的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秀芳在孙经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向王瑜承担责任；3.请求判令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孙经利、王秀芳承担涉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瑜自2012年1月21日起，分别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吴洪燕的账户转入本金共计人民币224.8万元，其中第一笔款项、第二笔款王瑜分别于2012年1月21日、2012年3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各转入王秀芳的账户人民币20万，共计人民币40万，后经孙经利、王秀芳以及其儿子孙某的账户全部转入到吴洪燕的账户；其中184.8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转入吴洪燕的账户内，具体转款明细为：第一笔本金2012年1月21日人民币20万元；第二笔本金2012年3月8日人民币20万元；第三笔本金2012年4月10日人民币59.9万；第四笔本金2012年7月2日人民币20万；第五笔本金2012年8月4日人民币10万；第六笔本金2012年8月9日人民币10万；第七笔款项2012年9月6日人民币59.9万；第八笔本金2013年4月1日人民币25万。王瑜在给吴洪燕转入第四笔本金（即第四笔本金2012年7月2日人民币20万）后，与禹城森琪有限公司、吴洪燕、孙经利补签了《借款合同》，前后共计签订了10份《借款合同》和1份《投资合同》。分别为：1.2012年6月8日签订了1份人民币20万元的《借款合同》；2.2012年7月8日签订了1份人民币80万元的《借款合同》；3.2012年8月8日签订了1份人民币50万元的《借款合同》；4.2012年9月8日签订了1份人民币50万元的《借款合同》；5.2013年4月1日签订了1份人民币25万元的《借款合同》；6.2013年12月1日签订了1份人民币70万元的《借款合同》；7.2014年5月1日签订了1份人民币30万元的《借款合同》；8.2014年9月28日签订了1份人民币50万元的《借款合同》；9.2014年12月17日签订了1份人民币10万元的《借款合同》；10.2015年4月16日签订了1份人民币65万元的《借款合同》；2014年10月17日禹城森琪和吴洪燕给王瑜出具借款80万元的借条及欠息31.5万元的欠条各1份，庭审后，王瑜以该借条与欠条并非王瑜所出借为由撤回对此借条与欠条的诉请。2012年6月8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乙方（王瑜）借款给甲方（吴洪燕）金额20万元，期限为2年，自2012年6月8日至2014年6月7日止，无特殊情况顺延，合同成立；利息为月息3分，每月结息一次，8日付息，100万元每月加付1000元利息；甲方担保风险由孙经利承担。王瑜、孙经利、吴洪燕分别签名，禹城森琪盖章。其余的9份借款合同除借款数额、借还款时间不一致外，其他的合同内容同该合同的内容。孙经利只未在2015年4月16日的借款合同中签名。截止至2015年6月禹城森琪偿还王瑜利息共计人民币63.6万元。分别为：2012年2月29日人民币0.6万元；2012年3月21日人民币0.6万元；2012年4月2日人民币0.6万元；2012年4月21日人民币0.6万元；2012年6月8日人民币1.2万元；2012年6月15日人民币1.9万元；2012年7月8日人民币1.9万元；2012年7月15日人民币1.2万元；2012年8月3日人民币0.6万元；2012年8月9日人民币1.9万元；2012年8月14日人民币1.2万元；2012年9月3日人民币0.6万元；2012年9月11日人民币3.7万元；2012年10月8日人民币6.2万元；2012年11月8日人民币6.2万元；2013年5月2日人民币0.9万元；2013年6月4日人民币0.9万元；2013年7月人民币0.9万元；2013年8月人民币0.9万元；2013年9月人民币1.8万元；2013年10月人民币0.9万元；2013年11月人民币6万元；2013年12月人民币0.9万元；2014年1月人民币0.9万元；、2014年4月人民币0.9万元；2014年5月人民币0.9万元；2014年6月人民币0.9万元；2014年7月人民币0.9万元；2014年8月人民币0.9万元；2014年9月人民币0.9万元；2014年10月人民币3万元；2014年12月人民币2.4万元；2015年1月人民币2.7万元；2015年4月人民币3.3万元；2015年5月人民币2.7万元；2015年6月人民币1万元。自2012年1月21日至2012年11月8日，王瑜出借的本金共计人民币199.8万（借款合同约定200万），吴洪燕全部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三分利息支付。2012年11月8日起禹城森琪、吴洪燕开始欠付王瑜部分利息。2013年12月起，禹城森琪、吴洪燕欠付部分利息后，王瑜与禹城森琪、吴洪燕、孙经利签订的《借款合同》（2013年12月1日签订人民币70万的《借款合同》、2014年5月1日签订人民币30万的《借款合同》、2014年9月28日签订人民币50万的《借款合同》、2014年12月17日签订人民币10万的《借款合同》、2015年4月16日签订人民币65万的《借款合同》），共计5份，王瑜不再有本金的支付，而是对前期借款未支付的利息作为借款本金。2014年12月17日双方签订的《投资合同》，金额为人民币390万元，390万元是王瑜与禹城森琪、吴洪燕、孙经利将前期《借款合同》的总金额（2014年12月17日之前签订的借款合同）再加上2014年9月28日至2014年12月17日未支付的利息折算为总金额为人民币390万元。合同约定：甲方（王瑜）投资金额截止2014年12月1日共计390万元，期限为3年，自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止，无特殊情况顺延，合同成立；利息为月息3分，乙方（禹城森琪、吴洪燕）须按时结息，其中300万元为相对固定投资，每半年结算一次利息，自2014年10月1号计算，下次结息时间为2015年3月31日，以此下推；其中90万元每月结息一次，自2015年1月1日起每月1号结息，结息为2.7万元；乙方风险由中间人孙经利承担。王瑜、孙经利、吴洪燕分别签名，禹城森琪盖章。《投资协议》签订后，森琪公司、吴洪燕按照约定的时间、利息、金额支付了一期利息后，又迟延支付利息，至2015年6月支付了人民币1万元的利息后不再向王瑜支付利息。2014年12月17日之后又另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仍然仅是针对前期未支付的利息折算成本金签订的。以上事实，有王瑜提供的8笔转账凭证、10份《借款合同》、一份《投资协议》，被告提供的1份还款明细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8笔转账凭证、10份《借款合同》、1份《投资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上合同均应认定合法有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一、王瑜与禹城森琪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款本金为多少，利息是否超出法定；二、吴洪燕及配偶赵红红是否应当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三、孙经利、王秀芳是否应当向吴洪燕、禹城森琪、赵红红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其担保责任期限是否超出诉讼时效。焦点一，王瑜与禹城森琪签订的10笔《借款合同》、一份名为《投资协议》实为借款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与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王瑜实际支付给禹城森琪的借款金额与借款合同的金额不一致，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关于借款本金的数额，借款合同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50万元，王瑜实际出借的本金为人民币224.8万元，王瑜诉讼请求的本金224.8元，利息计算至2015年11月9日为人民币117.40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王瑜在本金中已扣除利息，应该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本金。王瑜按照实际出借本金的数额请求偿还，符合法律的规定。双方于2014年12月17日签订的投资合同，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是实际没有借款数额的《投资协议》，是双方针对前期（2014年12月17日之前）签订的借款合同的一个总结，该协议的金额为人民币390万元。且合同中约定了借款期限、利息及利息的支付期限和方式，没有约定风险条款，该合同实际为借款合同，而非投资合同。因吴洪燕、禹城森琪、赵红红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已构成根本违约，王瑜有权要求吴洪燕、禹城森琪、赵红红返还借款本金。故王瑜要求吴洪燕、禹城森琪、赵红红偿还借款本金224.8万元，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自2013年12月1日始签订的几份《借款合同》是双方将前期未支付的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签订的《借款合同》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本金。但吴洪燕、禹城森琪、赵红红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王瑜要求吴洪燕、禹城森琪、赵红红超出部分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自王瑜的出借日起至2015年11月9日，以实际出借金额人民币224.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合计为人民币1804177.99元。明细如下：1.本金人民币20万元，2012年1月21日-2015年11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人民币182546元;2.本金人民币20万元，2012年3月8日-2015年11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人民币176134元;3.本金人民币59.9万元，2012年4月10日-2015年11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人民币515140元;4.本金人民币20万元，2012年7月2日-2015年11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人民币160938元;5.2012年8月4日借款本金人民币10万元、8月9日借款本金人民币10万元，合计人民币20万元，2012年8月9日-2015年11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人民币312670元;6.本金人民币59.9万元，2012年9月6日-2015年11月9日期间的利息为人民币456443.99元;上述利息合计为人民币1804177.99元（即自原告出借之日起至2015年11月9日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森琪公司、吴洪燕、赵红红已支付的利息金额人民币63.6万元应予以扣除。即本金人民币224.8万元及自王瑜出借之日起至2015年11月9日未支付利息合计人民币1168171.99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自2015年11月9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本金人民币224.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本院予以支持。截至2015年11月9日，超出利息1168171.99元的利息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焦点二，在10份《借款合同》、1份《投资协议》中均是吴洪燕个人签字并盖有禹城森琪公章，所有款项也均转入吴洪燕的名下，应视为吴洪燕与禹城森琪的共同借款，且禹城森琪为一人公司，吴洪燕与禹城森琪应依法对王瑜的借款及本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赵红红与吴洪燕系夫妻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吴洪燕、赵红红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相关债务承担约定，且王瑜知道该约定，故赵红红、吴洪燕应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焦点三，孙经利在9份《借款合同》和《投资协议》中均以担保人身份签名，是被告孙经利为王瑜的借款本金及其利息承担担保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担保责任成立，孙经利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王瑜要求孙经利承担担保责任，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经利在2012年6月8日至2014年12月17日期间的9份《借款合同》中以担保人的名义签名，表明王瑜从未放弃对孙经利担保责任的追索，且孙经利亦在2014年12月17日的投资合同中以担保人的名义签名，而该合同尚未到期。故孙经利称已过担保时效，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秀芳作为孙经利前妻，不管担保行为是否发生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均未以担保人的名义在《借款合同》签字确认，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故王瑜要求王秀芳承担担保责任，理由欠妥，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审理期间，王瑜自愿撤回对禹城森琪和吴洪燕于2014年10月17日出具的80万元借条及欠息31.5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判决如下：一、禹城森琪偿还王瑜借款本金人民币224.8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二、禹城森琪支付王瑜拖欠的借款利息1168171.99元（2015年11月9日前，按年息24%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三、禹城森琪支付拖欠王瑜的借款利息，以借款人民币224.8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四、吴洪燕对上述一、二、三条款承担连带责任；五、赵红红对上述一、二、三条款承担连带责任；六、孙经利对上述一、二、三条款承担连带责任；七、驳回王瑜对王秀芳的诉讼请求；八、驳回王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380元，王瑜负担7950元，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孙经利负担2443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孙经利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禹城森琪为自然人独资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涉案借款的数额及还款情况;2.赵红红、孙经利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3.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涉案借款数额，一审中王瑜提供其通过银行转帐方式直接转入吴洪燕帐户184.8万元的转帐明细，以及王瑜分别于2012年1月21日、2012年3月8日通过银行转入王秀芳的账户20万，共计人民币40万，后经孙经利、王秀芳以及其儿子孙某的账户全部转入吴洪燕的账户的证据。对于王瑜通过银行直接转入吴洪燕帐户184.8万元款项，吴洪燕、赵红红、禹城森琪虽辩称只收到79.9万元，但二审期间经法院释明后，亦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2012年3月8日通过银行转入王秀芳的账户20万，一审中吴洪燕、赵红红、禹城森琪已予以认可，二审中又对此予以否认，本院不予采信。2012年1月21日的20万元，吴洪燕、赵红红、禹城森琪虽不予认可，但其对于2012年2月29日偿还利息0.6万元的事实，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关于禹城森琪收到了该20万元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王瑜共计向禹城森琪支付借款224.8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偿还款项，吴洪燕、赵红红、禹城森琪主张禹城森琪已经支付本息163.6万元，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未能举证证明该支付款项中所包含的本金及利息具体情况。故此，一审法院根据涉案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及查明的事实，认定禹城森琪于2015年11月9日前支付的款项均系利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根据禹城森琪的性质及涉案借款转入吴洪燕名下的事实，认为吴洪燕系共同借款人，并根据借款发生于吴洪燕与赵红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之事实，判决吴洪燕、赵红红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孙红利应否承担担保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基于王瑜与禹城森琪之间借贷关系的发生，后双方签订涉案9份《借款合同》和《投资协议》，孙经利在涉案9份《借款合同》和《投资协议》中均以担保人身份签名，均系孙经利为王瑜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判决孙经利就禹城森琪之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无不当。孙经利主张王瑜之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孙经利在涉案9份《借款合同》和2014年12月17日《投资协议》中均以担保人身份签名的行为，表明王瑜从未放弃对孙经利担保责任的追索，故此，孙经利主张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一审程序并无不当，孙经利该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禹城森琪、吴洪燕、赵红红、孙经利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760元，由禹城森琪食品有限公司、吴洪燕、赵红红负担32380元，由孙经利负担323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 飞
审判员 刘晓菲
审判员 高希亮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