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泰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224民初117号
原告：刘吉来，男，1943年6月23日出生，住所地泰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奎，泰来县建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石永堂，男，1953年6月17日出生，住所地泰来县。
原告刘吉来与被告石永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吉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奎、被告石永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吉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石永堂立即给付树苗款7000元、利息12600元（本金7000元×0.01元×180个月），合计19600元，并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1年，石永堂购买刘吉来樟子松树苗7000株，欠款7000元，当时约定年末给付。到期后，刘吉来找石永堂索要树苗款，石永堂一直以汤池镇政府没给结算为由拖延至今。直到2014年12月30日，被告才将2002年4月28日汤池镇政府经手人于某出具的欠据复印件交给刘吉来，并在该复印件上标注了此据31820元，其中含刘吉来樟子松树苗7000株、人民币柒仟元整，经手人石永堂。刘吉来拿着该欠据复印件，到汤池镇人民政府、到于某家、到石永堂家多次查找索要未果，故诉讼至法院。
石永堂辩称，刘吉来诉称石永堂在刘吉来处购买樟子松树苗7000株不属实，石永堂既没有买刘吉来苗木，也没有与刘吉来签合同以及所谓约定当年给付苗木款。事实真相是：2001年雨季造林时，刘吉来的樟子松树苗因没有销路，找石永堂帮忙联系销售出去，当时石永堂是林业局职工且负责汤池镇造林技术指导，经石永堂联系汤池镇政府当时负责造林工作的副镇长于某，汤池镇政府同意购买树苗，刘吉来自己将树苗送到汤池镇政府。因赊欠刘吉来树苗款的是汤池镇政府，什么时间给付树苗款是汤池镇政府说了算，而不是石永堂说了算的，石永堂只是一个帮朋友寻找销路的联系人，而不是购买人。至于31820元欠据复印件的由来是因为于某不认识刘吉来，于某给联系人石永堂出具了1张欠树苗款31820元的欠据。因为该欠据31820元中还有其他人的树苗款，所以石永堂只能给刘吉来这张欠据的复印件，石永堂在复印件上以经手人签名只是证明此31820元中含刘吉来樟子松苗7000株、人民币7000元。该欠据原件中明确写明用苗单位是汤池镇政府，经手人于某，与石永堂无任何关系。基于上述事实可知石永堂根本不是本案的被告，与刘吉来没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不是刘吉来诉请标的的给付义务主体。本案的诉争标的不是民间借贷，据石永堂所知，在产生赊购事实后没有约定利息，因此不存在给付利息，故刘吉来诉请的利息12600元无法律依据。
本案争议焦点是：1.刘吉来与石永堂之间树苗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2.石永堂是否负有给付刘吉来树苗款本息的义务。
刘吉来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泰来县汤池镇政府给石永堂出具的欠据复印件一份，并称是2014年12月30日刘吉来找石永堂要树苗款时，石永堂拿出这份欠据的复印件在右下角写上“此据31820元，其中含刘吉来樟子松苗木7000株人民币：柒仟元正，经手人石永堂”交给刘吉来。证明在该欠据31820元中含有刘吉来7000颗樟子松树苗款7000元，更证实了该树苗是石永堂在刘吉来处回收后卖给汤池镇政府，否则该欠据应该是汤池镇政府给刘吉来出具而不是给石永堂出具。石永堂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我即没有买刘吉来的苗木也没有给刘吉来出欠据，该欠据证明不了我从刘吉来手中买树苗的事实。
石永堂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证人于某到庭作证的证言（内容略）。刘吉来对该证言质证没有异议。石永堂质证称，当时（出欠据时）证人不知道刘吉来和其他卖树苗户是谁，所以汤池镇政府就给我出具了欠据。其他没有异议。
证据2.欠据原件一份，证明是汤池镇政府欠刘吉来树苗款，不是石永堂欠刘吉来的。刘吉来质证对欠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在该份欠据中体现不出欠刘吉来樟子松树苗款7000元字样，其中31820元、每株1块钱的内容也没有体现出汤池镇人民政府欠刘吉来7000元树苗款的事实，故该份欠据只能证实汤池镇政府确实欠石永堂31820元的事实，证实不了石永堂所陈述的31820元树苗款中含多少家的树苗款多少元。该欠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联性，望法院不予采信。
上述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均经庭审质证，通过对上述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认证如下：当事人对刘吉来提供的欠据复印件和石永堂提供的欠据原件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予以佐证。对证人于某到庭作证的证言中，与欠据原件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内容予以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雨季造林，时任汤池镇政府副镇长（主抓造林工作）于某找到在县林业局造林总站工作的石永堂，提出镇政府不知道哪有卖树苗的，让石永堂帮助调树苗，石永堂便告知刘吉来将7000株樟子松树苗送到汤池镇，刘吉来雇车将树苗送到汤池镇政府林业站，由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带路把树苗送到伯大街植树现场，接收树苗的人组织人员卸车后，将收到树苗的小票交给了刘吉来。后石永堂找时任汤池镇政府主要领导索要树苗款，得到的答复是没有钱给，让于某给石永堂出具欠据。石永堂又找于某，于某让石永堂提交小票给出具欠据。石永堂向刘吉来等卖树苗各户收齐小票后，于2002年4月28日找到于某，双方根据小票计算出汤池镇政府欠包括刘吉来在内的各户树苗款合计31820元，然后由于某书写了金额为31820元的欠据交给石永堂，在该欠据上于某写明“上款系2001年雨季造林用樟子松2年生大苗款31820株×1元用苗单位：汤池镇人民政府经手人于某”的内容。之后，石永堂多次找汤池镇政府催要欠款未果。2014年12月30日，石永堂在于某出具欠据的右下角写上“此据31820元，其中含刘吉来樟子松苗木7000株人民币：柒仟元正，经手人石永堂”的内容交给刘吉来，刘吉来拿此据到汤池镇政府催要欠款仍无果，遂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庭审中，刘吉来主张1999年其购买石永堂樟子松幼苗时，石永堂承诺待成苗时负责回收。石永堂又于2001年购买其樟子松树苗后转卖给汤池镇政府，并承诺于当年年末付款。刘吉来作为主张与石永堂买卖关系成立的出卖人，对其上述事实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本案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上述事实主张成立，理由是：其一，于某给石永堂出具的欠据中已写明用苗单位即购买树苗的是汤池镇政府；其二，石永堂在欠据复印件上以经手人的名义写上“此据31820元，其中含刘吉来樟子松苗木7000株人民币：柒仟元正”的内容后交给刘吉来，而且刘吉来拿此据到汤池镇政府催要过欠款，这说明刘吉来对石永堂不是树苗买受人这一事实是认可的；其三，证人于某当庭陈述是其找石永堂提出镇政府不知道哪有卖树苗的，让石永堂帮助调树苗，其并未证明是向石永堂直接买树苗，而且称在给石永堂出具欠据时，不知道都是欠谁的树苗款。换个角度思考，如果刘吉来所述石永堂购买其樟子松树苗后转卖给汤池镇政府属实，因其亲身经历整个买卖树苗的过程，那么其对相关事实的陈述应当具有合理性，但在诉讼过程中，刘吉来的陈述存在不合常理之处。其一，刘吉来称“（往汤池镇）送树苗后石永堂答应年末付款”，既然不是马上给钱，刘吉来就应当要求买受人石永堂给出具欠据等凭证，而事实上没有；其二，刘吉来称“树苗送到伯大街植树现场，卸车后领车送树苗的人把接收树苗的小票拿回林业站”，既然小票是出卖人刘吉来交付树苗的凭证，自然应当由本人妥善予以保管，怎么可能让买方的人拿走呢。综合分析本案当事人陈述和证据，可以确认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刘吉来按石永堂通知将树苗送至汤池镇政府指定地点后，刘吉来与汤池镇政府间的买卖合同即成立并生效。从刘吉来将小票交给石永堂，由石永堂拿着小票与于某算账并由于某代表汤池镇政府给石永堂出具欠据时起，刘吉来就与石永堂建立起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委托石永堂办理与汤池镇政府结算树苗款事宜。只是当汤池镇政府不履行给付树苗款的义务时，石永堂没有即时将这一情况告知刘吉来，致使刘吉来没有及时向汤池镇政府主张权利，从而导致本案纠纷的发生。
综上所述，刘吉来主张其与石永堂存在买卖树苗合同关系及石永堂负有给付其树苗款义务的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吉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0元，减半收取145元，由刘吉来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金丰红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李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