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民监三再终字第000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福升，男，土家族，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邓西寿，湖北仁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宜昌市天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夷陵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志军，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刘福升与被申请人宜昌市天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4日作出（2005）长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刘福升不服，向该院提出申诉，该院于2005年6月21日作出（2005）长民监字第08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再审后于2005年10月12日作出（2005）长民再初字第07号民事判决。刘福升不服，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4月7日作出（2006）宜中民再终字第00014号民事判决。刘福升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09年12月22日作出（2009）鄂民再申字第00430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于2010年11月29日作出（2010）宜中民再终字第48号民事裁定，撤销该院（2006）宜中民再终字第00014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05）长民再初字第07号民事判决、（2005）长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1年5月19日作出（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刘福升不服，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1年10月31日作出（2011）宜中民再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刘福升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2）鄂民再申字第0027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刘福升及其委托代理人邓西寿，天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志军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人公司诉称，其与刘福升多年以来有着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刘福升欠其摩托车货款及配件款，经多次催讨无果，故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福升向其支付拖欠的187884.10元货款，并承担该货款自2004年1月1日至清偿期间的逾期利息。
刘福升辩称，其于2003年6月29日经过双方对账后向天人公司出具欠条，欠款金额为192156元。之后其陆续向天人公司支付部分货款，且天人公司又收回部分摩托车，另外天人公司当初还承诺刘福升销售每台摩托车有返利，以上项目款项之和与其欠条所载欠款相抵，刘福升不再欠天人公司货款，请求法院驳回天人公司的诉讼请求。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查明：刘福升与其前妻余成英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开办“长阳盈盈摩托车总汇”经销店，以余成英的名义依法登记注册了工商营业执照，主营业地在该县火烧坪乡，同时在该县龙舟坪镇、资丘镇设有分店。2002年初，刘福升与天人公司建立了劲隆摩托车购销业务关系，双方约定由天人公司提供摩托车，刘福升在长阳区域内自主销售。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刘福升给天人公司交纳抵押金5000元，尔后釆取整体赊购或部分赊购摩托车并陆续付款的方式进行经营。2002年度，刘福升总计销售392辆劲隆牌摩托车；2003年度，刘福升总计销售278辆劲隆牌摩托车。
2002年11月9日，刘福升与天人公司对此前的货款往来进行了对账，双方确认，截止该日，刘福升欠天人公司货款159035元。此后，双方继续业务往来。2003年5月18日，刘福升在天人公司提取摩托车31辆，价值117930元，刘福升支付部分货款后向天人公司出具了117000元的欠条。2003年6月20日，刘福升在天人公司提取摩托车51辆，价值191850元，刘福升于同年6月29日向天人公司出具了192156元的欠条。此后，刘福升再未从天人公司提取摩托车，上述刘福升欠天人公司货款共计468191元。2003年1月9日至10月17日，刘福升分8次向天人公司偿还货款共计236841元。2003年12月3日，刘福升向天人公司退摩托车17辆，价值60067元。刘福升偿还货款及退车抵销所欠天人公司货款共计296908元，尚欠天人公司货款171283元（468191元-296908元）。
另外，刘福升在2003年1月至8月为促销劲隆摩托车，在其总代理区域内花费广告费4300元，送礼品促销花去9200元。刘福升在天人公司提取长安牌微型车（宣传用车）1辆，于2003年4月12日付汽车款3万元。2004年6月8日，刘福升给天人公司退回17种摩托车配件，价值2212.90元，天人公司在配件“应收款明细账”中冲减此款，使应收款降为2951.10元。
同时查明，刘福升与其前妻余成英于2004年2月4日登记离婚，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均由刘福升承担，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不追加余成英参加诉讼。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在诉讼中曾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账，因案件过时太久，双方财务单据遗失严重，无法对账，双方仅对2002年度及2003年度销售摩托车的数量及退摩托车的数量予以确认。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认为：1.关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问题。刘福升及其前妻余成英依法登记注册“长阳盈盈摩托车总汇”经销店，经销的不单有天人公司提供的劲隆牌摩托车，还有其他公司提供的各类摩托车，所有摩托车均自主定价销售。刘福升与天人公司之间购销摩托车的行为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双方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2.关于双方当事人对经销劲隆摩托车是否约定了返利的问题。因双方均未提供书面的买卖合同，在是否约定返利、其返利的具体内容如何，主张这一权利的刘福升的说法前后不一，且双方当事人也是各执一词。刘福升经手销售的异型摩托车返利结算表及望建平转给刘福升的4辆摩托车领取返利的《证明》，不足以证明刘福升与天人公司之间2002年度和2003年度购销劲隆摩托车可以参照执行。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刘福升应当提供返利约定的充分、确凿证据，即返利的具体条件和标准等相关内容。只有在返利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得到完全证明的前提下，天人公司才承担“是否已经返利”的举证责任。故有关“返利约定”的举证责任应由刘福升承担。3.关于刘福升2003年6月29日出具的欠条是单次欠款还是累计欠款的问题。该欠条中注明了此款系2003年6月20日货款，这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2003年6月20日当天购销摩托车的商品调拨单相印证；调拨单上的货款数额比欠条上的货款数额仅少306元，天人公司释明此306元系增加的上车费，其解释基本合理。因为刘福升在2003年6月29日以前的2笔欠款共计276035元，至同年6月29日当天已还款4笔共计172750元，尚欠103285元，这与306元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由此证明，2003年6月29日刘福升所立欠据，就是同年6月20日的单笔货款，并非是对此前欠款的累计所得。4.关于本案其他相关问题。双方当事人均表示不追加刘福升的前妻余成英参加诉讼。根据刘福升与余成英达成的离婚协议及不诉不理的原则，余成英可不参加本案诉讼。刘福升主张天人公司应承担宣传车（长安微型车）款3万元，但从其提供的收据上看，天人公司收取的是汽车购买款，双方之间应属于另一独立的买卖关系，不能在本案中一并解决。刘福升在其总代理经销的区域内为促销劲隆摩托车，自主决定的相关支出，不管多少，均应自负其责。刘福升主张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05）长民初字第16号案卷正卷第46页天人公司《应收款明细账》中显示其仅欠天人公司2951.10元，经查，该账目期初余额为5164元，于2004年6月10日发生一笔预收金额为2212.90元的商品退回业务，两项冲减后，期末结存金额为2951.10元。该账目中商品退回业务的记载与刘福升提供的2004年6月8日退回17种摩托车配件的事实相印证，且2004年度双方仅此一次业务往来，由此证明，天人公司制作的《应收款明细账》，确属摩托车配件应收款明细账，并非购销摩托车应收款明细账。综上，刘福升与天人公司之间购销摩托车，双方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天人公司供货后，刘福升应支付下欠货款，天人公司收取刘福升的5000元押金应予以退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一）驳回刘福升的申诉请求；（二）刘福升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天人公司支付货款166283元（171283元-5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630元、诉前保全费3800元，再审案件上诉费9300元，均由刘福升负担。
刘福升不服上述判决，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其与天人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代销而非买卖关系。天人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商品流转凭证均系“商品调拨单”而非商业发票，说明商品流动系本单位内部之间的商品流转；刘福升在代销活动中的风险即法律后果由天人公司承担，这是代销关系区别于买卖关系的根本标志。2.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以举证责任之说推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根本没有关于返利的约定是错误的。3.天人公司在本案首次诉讼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曾自己主张刘福升2003年6月29日所写欠条为累计欠款，且2003年6月20日调拨单上的货款数额与2003年6月29日的欠条数额有306元的差价，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认定其为单笔欠款没有事实依据。
天人公司答辩称：1.在本案重审之前的历次诉讼中，刘福升从来没有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提出过异议，且刘福升曾承认是以批发价向天人公司购销摩托车，天人公司持有刘福升出具的多份欠条及刘福升出具的双方签字的对账单均清楚地表明是货款，这些均是表明双方之间买卖法律关系的书证。2.天人公司起诉刘福升偿还货款，刘福升抗辩认为不欠货款，要求支付返利。根据证据规则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该提供证据证明。刘福升应该提供双方认可的书面证据进行证明，没有证据和证据不足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3.在2004年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2005）长民初字第16号案件中，刘福升两次认可2003年6月29日书写的欠条是真实的，按照禁止反言的规则，刘福升主张此欠条不真实的主张应不予支持。刘福升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刘福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宜中民再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查明，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该院予以确认。该院认为：1.关于本案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书面的合同，根据本案已经查清的事实来看，刘福升与天人公司在发生劲隆摩托车购销业务期间，均釆取由天人公司给刘福升供货，天人公司将摩托车以批发价（调拨价）给刘福升，刘福升然后按零售价（加价销售）在长阳地区销售，天人公司每次给刘福升供货，刘福升给付部分货款，对下欠部分办理欠据，之后通过汇款或者现金方式给付。以上事实可以证明，本案中天人公司与刘福升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虽然刘福升销售不出去的摩托车天人公司也收回，但刘福升对售出摩托车的定价、收款等均是以其本人（或者其夫妇开办的长阳盈盈摩托车总汇）的名义进行并享有权利承担风险，而与天人公司无关，刘福升关于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为代销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双方当事人有无返利的认定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书面的买卖合同，对双方发生购销业务关系期间是否约定返利、返利的具体内容如何，双方当事人说法不一，各执一词。该院在审理中要求天人公司提供与刘福升发生购销业务关系期间的财务凭证，天人公司提出因过时太久、公司财务账遗失严重导致公司现有的财务凭证不全，向该院提交了部分财务账本，该院在从天人公司提供的财务账本中只查阅到刘福升经手销售的异型摩托车在2002年5月23日至7月24日在天人公司领取返利款的结算表4份、刘福升接受望建平转给的劲隆摩托车4辆，惠丰公司给予补差款1200元的《说明》及相关凭证4份，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刘福升与天人公司之间2002年度和2003年度购销的劲隆摩托车均可以参照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刘福升应对其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返利约定提供证据证明，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刘福升在本案中提出双方之间存在返利约定，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3.关于2003年6月29日欠条的认定问题。本案重审之前的原一审中，天人公司以刘福升2003年6月29日累计欠款192156元主张权利，在庭审调查中，天人公司认为该主张有误，遂以累计欠款187884.10元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准许天人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关于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可以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天人公司在诉讼状中陈述“刘福升累计欠货款192156元，于2003年6月29日立欠据一张”，同时，其在庭审中又陈述“该欠款仅为6月20日货款”，并提供了2003年6月29日欠据、2003年6月20日商品调拨单等证据，以推翻其原主张。商品调拨单上的货款数额比欠据上的货款数额仅少306元，天人公司关于306元系增加的上车费的解释合理。刘福升在2003年6月29日以前的2笔欠款共计276035元，至同年6月29日当天已还款4笔共计172750元，尚欠103285元，这与306元相差甚大。而欠据的书写人刘福升没有证据推翻其本人当时在欠据上对所欠货款数额标注为2003年6月20日货款的说明，按照原始书证的记载，原再审关于上述事实的认定正确，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刘福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
刘福升不服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1.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代理关系（代销），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采用陆续发货、陆续回款、不定期对账的代销模式，且业务往来单据使用同一经营主体内部流通的商品调拨单，而非买卖双方之间的发票；天人公司收取刘福升押金，对刘福升定有销售任务，双方之间有隶属关系；天人公司可独断收回刘福升未卖出的摩托车，刘福升对其销售的摩托车不具有所有权。2.2003年6月29日所立欠据上载明的欠款192156.00元系累计欠款，并非单笔欠款。天人公司在2004年起诉刘福升时，在其诉状中自认2003年6月29日的欠条记载的为刘福升累计欠款；该欠条上记载的欠款数额与2003年6月20日的提货款相差306元，天人公司称该差额为上车费，但该批摩托车系厂家直接发货，不存在上车费。3.天人公司应按双方确认的2002、2003年度刘福升销售摩托车的总量，以300元／辆标准向刘福升支付返利。天人公司是履行返利支付义务的当事人，其作为公司负有完整保存财务会计档案资料的法定义务，故本案应由天人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在天人公司账册中调取的证据证明对刘福升的返利标准应是300元／辆。综上，天人公司应向刘福升支付的“返利”远超刘福升所欠该公司的货款，两项折抵，天人公司反欠刘福升返利款。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天人公司的诉讼请求。
天人公司坚持其在二审中的答辩意见，请求维持一、二审判决。
双方当事人在本案再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再审查明，天人公司账册记载刘福升尚欠该公司配件款2951.10元，因其为天人公司单方记录，刘福升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为摩托车货款总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一、二审判决其余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申请再审、答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2.2003年6月29日刘福升出具的欠条是累计欠款还是单笔欠款；3.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未结算的返利及返利的标准。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1.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书面合同，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在摩托车销售合作期间，采用天人公司给刘福升发货，刘福升支付部分货款后对余款向天人公司出具欠条，而后以自己的名义（或者以“长阳盈盈摩托车总汇”的名义）自主定价对外出售的方式经营，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天人公司收取刘福升押金，刘福升未售出的摩托车，由天人公司收回，可视为该买卖合同所附条件。至于天人公司未开具发票，而使用商品调拨单，则属行政管理范畴，不影响双方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确立。刘福升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系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刘福生在天人公司处拿货后以自己名义自行定价对外销售，不符合代理关系的法律特征。刘福生坚持主张其与天人公司之间系代理关系，主要目的在于主张天人公司应当给付其代理费用，进而论证双方之间应当存在返利的约定。本院认为，即使本案系天人公司委托刘福生销售摩托车，双方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由于刘福升自行定价销售摩托车，可从差价中获利，双方之间并不必然会以返利的形式支付委托费用。而在买卖合同关系中，为了促进双方之间的交易，附加条件，约定返利，亦属合理。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无论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乃至刘福生坚持的代理关系（代销），其法律关系的定性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返利的约定并无实质影响。
2.关于2003年6月29日刘福升所立欠条上载明的192156元欠款是累计欠款还是单笔欠款的问题。刘福升确认该欠条的真实性，该欠条在所欠金额后明确注明“2003.6.20货款”，系该日提货的单次欠款。并且，该欠条金额与刘福升2003年6月20日提货的货款仅有306元的差额，天人公司对此差额的产生亦有合理解释。刘福升一再主张此欠条为累计欠款，但从现有证据来看，其在2009年6月29日前向天人公司的还款与其出具的欠条欠款相抵，尚欠天人公司103285元，此数额与2009年6月29日刘福升出具的欠条载明的192156.00元欠款相距甚远，刘福升也未提供任何反证，证明其累计欠款与此金额基本吻合，其主张2009年6月29日欠条所载为累计欠款，本院不予支持。天人公司2004年首次起诉时在其诉状中确曾主张2003年6月29日欠条上的欠款为累计欠款，但其后向法庭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欠条为单次欠款，并依法在庭审辩论终结前变更了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相关规定，天人公司主张2003年6月29日刘福升出具的欠条所载应为单次欠款，本院予以支持。
3.关于双方是否存在未结算的返利及返利的标准问题。从现有证据来看，天人公司在2002年对特定车型和特定批次的摩托车确曾向刘福升支付过返利，但该返利均已结算完毕，且返利标准根据车型、来源的不同每辆从20元、100元到300元各不相同。对于返利支付的条件和标准、双方是否还存在其他返利的约定、是否还存在未结算的返利等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且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院认为，作为具有平等关系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刘福升与天人公司有谨慎保管双方之间签订的书面合同和双方往来单据的同等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天人公司主张刘福升欠其货款，应当对欠款的存在及数额承担举证责任；同理，刘福升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未结算的返利，则其应当对未结算返利的存在及数额承担举证责任。刘福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未结算的返利，且其对返利标准的表述前后不一，其主张对其2002、2003年度销售的所有摩托车均按照300元／辆计算未结算返利，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案系发回重审的一审案件，应适用普通一审程序，天人公司为原告，刘福升为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但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做出的该案判决错列当事人诉讼地位，将刘福升错列为“申请再审人”，将天人公司错列为“被申请再审人”，在判决中对天人公司的诉讼请求也未作引述。同时，该判决主文第一项“驳回申请再审人刘福升的申诉请求”表述错误，第二项“申请再审人刘福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被申请再审人宜昌天人公司支付货款166283元（171283元-5000元）”当事人诉讼地位表述不当，应予纠正。再则，该判决超越权限决定上诉费用的最终负担，案件受理费的计算亦不正确。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宜中民再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未指出以上错误，直接维持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亦属不当。
综上，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宜中民再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认定刘福升欠天人公司货款171283元，扣减刘福升曾交付的押金5000元后，应向天人公司支付166283元正确，但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宜中民再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
二、刘福升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宜昌市天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166283元。
三、驳回宜昌市天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058元，诉前保全费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58元，共计11916元，均由刘福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莉萍
代理审判员 高 倩
代理审判员 李 承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冯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