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93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征，女，1980年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双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承，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泽恩，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振洋，男，1973年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莹霞、徐小玲，均为广东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南洋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史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富君、叶晓晶，均为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维，男，1965年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逸文，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征、上诉人于振洋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南洋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称肿瘤医院）、被上诉人石维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15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肿瘤医院于2009年12月15日成立，杨征入职肿瘤医院，岗位是护士，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2016年12月1日，肿瘤医院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内容为杨征为该单位员工，2004年7月19日入职，2016年12月1日与肿瘤医院解除劳动关系。2016年12月2日，杨征（甲方）、肿瘤医院（乙方）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双方一致同意于2016年11月30日起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甲方应在2016年11月30日前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填写《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完成工作交接，离职后不得作出有损公司名誉或利益之行为。甲方办理完成相关交接手续后，乙方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甲方提供劳动合同解除的证明并办理相关的离职手续。二、乙方按照合同法规定，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欠付工资40709.09元至甲方用于接收薪资的银行账户。甲方同意：由于乙方正在进行解散清算程序，甲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93600元，待乙方解散清算完毕后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从2016年12月1日开始，甲方停止上班，乙方停止经营，开始启动解散清算程序。三、甲、乙方共同确认：乙方为甲方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生育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11月30日。四、自2016年11月30日起，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解除，甲方不得继续以乙方名义开展任何与公司相关的业务活动，并承诺继续遵守与乙方签订的《保密协议》内容，否则，甲方因就此违约行为赔偿乙方相关损失。五、本协议系甲、乙双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之结果，是解决双方之间劳动争议的所有安排和规定，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杨征在协议书甲方处签名捺印，肿瘤医院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新民在乙方处盖章。
2017年4月18日，杨征出具《承诺函》，载明：“本人杨征原是广州南洋肿瘤医院有限公司（简称为公司）员工，于2016年11月30日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现本人承诺：放弃以任何方式再向公司要赔偿／补偿金，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加班费等等各项赔偿／补偿；承诺在公司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重启公司运营后15日内与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岗上班。如果公司不能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并重启公司运营的，本承诺函则作废。员工继续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此前双方已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支付经济补偿金。特此承诺！”。杨征在《承诺函》落款处签字捺印。
同日，石维、于振洋出具《欠条》，载明：“针对员工杨征于2017年4月18日已出具了《承诺函》，现石维、于振洋承诺尚欠员工经济补偿金合计人民币93600元（大写：玖万叁仟陆佰元）。承诺在2017年8月1日前支付30%，余款在2018年5月31日前付清。逾期支付的，计算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2%计算。若广州南洋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不能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或员工未依照《承诺函》按时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岗上班的，则该《欠条》自动作废，员工有权继续要求广州南洋肿瘤医院有限公司按照此前双方已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支付经济补偿金”。杨征在员工签名处签名捺印，石维、于振洋在欠款人签名处签名按捺。
2017年5月8日，肿瘤医院进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赵晓东成为法定代表人，2017年6月13日，肿瘤医院进行企业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案外人上海嘉采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控股股东，并重新开始营业。
杨征与肿瘤医院于2017年7月1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日。在仲裁庭审笔录中，杨征陈述其于2017年5月8日回肿瘤医院上班，肿瘤医院称2017年7月1日杨征已在其公司上班。
杨征于2017年10月19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肿瘤医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103473.53元；2、肿瘤医院支付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8277.88元。2017年12月4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17】2701号案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杨征的全部仲裁请求。
原审庭审中，杨征称：1、肿瘤医院在未预先通知杨征的情况下，于2016年11月30日单方面向杨征宣布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6年12月2日以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作为支付拖欠工资的前提条件，要求杨征签署该协议书，杨征迫于生活压力，只能按照肿瘤医院要求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2、杨征对肿瘤医院暂停营业的事实不知情，《承诺函》是杨征向石维、于振洋出具的，并非向肿瘤医院出具的；石维、于振洋当时和我方洽谈，肿瘤医院债务过高，引进新股东需要降低肿瘤医院债务比例，以肿瘤医院股东身份向杨征出具《欠条》承诺若肿瘤医院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由石维、于振洋代付经济补偿金，但石维、于振洋不能全权代表肿瘤医院。肿瘤医院于2017年5月31日前已经转让股权，引进新股东。为此杨征提交了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企业登记资料，经济补偿金计算基准、杨征工资汇总表（应发工资计算平均工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仲裁庭审笔录及仲裁申请书、仲裁裁决书、肿瘤医院董事会决议复印件、股东转让出资合同、公司章程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公告等证据证实。
肿瘤医院对杨征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于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是新股东进入公司之前签订的，新旧股东交接时新股东并无找到该份劳动合同原件，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依据该劳动合同所建立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11月30日协商一致解除；2、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证明杨征与肿瘤医院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杨征无权主张代通知金；3、对于劳动仲裁裁决书查明的事实部分有异议，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时间应该2017年6月13日，对于仲裁裁决书认定部分有异议，《欠条》是石维、于振洋与杨征签订的，与肿瘤医院无关；4、对企业登记资料证明内容有异议，石维、于振洋虽为肿瘤医院的股东，但股东和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主体，不能以股东身份代表公司，且从《欠条》内容看出，石维、于振洋以其个人名义签订《欠条》，属于个人行为，应由石维、于振洋自身承担责任；5、对于杨征工资汇总表中入职时间有异议，应以仲裁裁决书所认定的入职时间为准。表格中的补偿工龄补偿金基数与数额及代通知金数额肿瘤医院不予认可，以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的经济补偿金数额为准。6、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书，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明书可以印证杨征与肿瘤医院于2016年11月30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7、对于仲裁庭审笔录及申请书无异议，对于工资数额需要核实；8、对于董事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及章程，肿瘤医院新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时间是2017年6月13日，且该证据显示肿瘤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并非石维、于振洋，石维、于振洋无权代表医院。9、对于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公告，无法判断与本案的关联性，杨征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时，限期改正指令书及公告载明的问题已经完成整改，不存在杨征所称被迫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情形。
石维、于振洋对杨征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于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经济补偿金计算标准、工资汇总表及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真实性无法核实，由法院认定；2、对于仲裁裁决书，石维、于振洋签署《欠条》的行为是履行工作职责，并非个人行为；3、对企业登记资料的关联性有异议；4、对于仲裁庭审笔录及申请书，石维、于振洋在劳动仲裁阶段并非作为被申请人参与仲裁，杨征在诉讼阶段将石维、于振洋列为被告不符法律程序；杨征主张石维、于振洋签订《欠条》与《承诺函》是石维、于振洋的个人行为是与事实不符，当时由于肿瘤医院前大股东原因，石维、于振洋根本无法加盖肿瘤医院的公章，且前大股东委派的法定代表人张新民不履行工作职责，无奈之下石维、于振洋才在《欠条》上进行签名，因此不能认定石维、于振洋在《欠条》上的签名属于债务承诺；5、对于肿瘤医院董事会决议、章程，该证据证明肿瘤医院发生股权转让及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石维、于振洋在肿瘤医院股份转让过程中股权被稀释，并无收益；6、对于指令书及公告，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关联性有异议，限期改正指令书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之前，并不存在杨征所述的因基于生活压力被迫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情形，而限期改正指令书所涉及的仅为工资，该部分拖欠工资已于2016年12月支付完毕。
肿瘤医院称：1、《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明确约定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数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待肿瘤医院解散清算完毕后一次性支付给杨征，杨征在明确知晓经济补偿金数额及计算标准的情况下出具《承诺函》，该《承诺函》实际是杨征与肿瘤医院双方协商变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经济补偿金条款的补充约定，该《承诺函》的协商及签署过程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承诺函》合法有效；由于肿瘤医院最终成功引入新股东投资并重启了公司运营，并于2017年5月8日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根据杨征于2017年4月18日向肿瘤医院作出的承诺，杨征于2017年7月1日与肿瘤医院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该重新签署劳动合同的行为正是杨征履行《承诺函》承诺的内容，侧面印证杨征系自愿出具《承诺函》，《承诺函》签署过程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2、杨征于2017年4月18日与石维、于振洋签订的《欠条》是石维、于振洋个人作出的承诺，两人当时均非肿瘤医院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肿瘤医院，《欠条》与肿瘤医院无关。从《欠条》内容来看，杨征和石维、于振洋已同意由石维、于振洋个人向杨征支付经济补偿金，石维、于振洋应该承担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为此肿瘤医院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承诺函》、工商登记信息、劳动合同及《欠条》等证据予以证实。
杨征对肿瘤医院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杨征与肿瘤医院劳动关系在2016年11月30日解除，其解除原因是肿瘤医院单方面要求解除；2、对于《承诺函》，杨征是向石维、于振洋出具的，且《承诺函》与石维、于振洋出具的《欠条》互为前提，石维、于振洋向杨征谎称代肿瘤医院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此情况下杨征出具了《承诺函》，实际上石维、于振洋至今未支付，石维、于振洋的承诺具有欺诈的成分；3、对于工商登记信息无异议；4、对于劳动合同无异议；5、对于《欠条》的关联性有异议，石维、于振洋是以自然人的身份向杨征出具的。
石维、于振洋对杨征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承诺函》、工商登记信息及劳动合同由法院认定；2、对于石维、于振洋签署的《欠条》对其关联性有异议，石维、于振洋签署《欠条》的行为是履行工作职责，并非个人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石维、于振洋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杨征要求肿瘤医院支付未及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的一倍金额的赔偿金是否可以在本案中处理；二、肿瘤医院是否应支付代通知金；三、肿瘤医院是否应向杨征支付经济补偿金，石维、于振洋对杨征主张肿瘤医院支付经济补偿金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四、肿瘤医院是否应向杨征支付未及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必要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为诉讼当事人。杨征以肿瘤医院作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诉讼中将仲裁中遗漏的当事人作为被告直接起诉有法律依据，故杨征将石维、于振洋列为本案被告，程序合法，并无不当。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杨征在劳动仲裁请求基础上增加诉讼请求，主张肿瘤医院未及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应按一倍支付未及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石维、于振洋对经济补偿金支付承担连带责任，该增加的诉请在事实和法律关系上与杨征仲裁阶段主张肿瘤医院支付经济补偿金具有不可分性，故杨征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合并审理，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杨征于2016年12月2日与肿瘤医院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杨征与肿瘤医院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杨征与肿瘤医院均应遵守，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杨征与肿瘤医院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肿瘤医院按照约定向杨征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93600元，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现杨征提交的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公告等证据不足以证实该协议书系肿瘤医院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存在杨征被迫签订该协议书的情形，故杨征提出肿瘤医院未提前30天通知杨征解除劳动合同，主张肿瘤医院应支付杨征代通知金8277.88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三，首先，杨征于2017年4月18日出具了《承诺函》，该《承诺函》明确约定杨征承诺放弃以任何方式向肿瘤医院索要赔偿/补偿金，承诺在公司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重启公司运营后15日内与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岗上班，如果肿瘤医院不能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并重启公司运营的，本承诺函作废。杨征与肿瘤医院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后，杨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数额的情况下，在石维、于振洋以引进新股东为由与其协商后，杨征自愿出具《承诺函》内容，承诺放弃对肿瘤医院索要赔偿/补偿金，该承诺系杨征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杨征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根据该《承诺函》的约定，现肿瘤医院已成功引进新股东并于2017年5月8日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并重新营业，且于2017年7月1日与杨征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原审法院对该《承诺函》的效力予以确认。其次，杨征称《承诺函》是在石维、于振洋诱导情况下向石维、于振洋作出的，从未向肿瘤医院作出任何放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承诺，《承诺函》以《欠条》为前提条件，石维、于振洋未履行《欠条》的情况下，杨征有权向肿瘤医院主张权利，杨征与肿瘤医院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日期超出引进新股东投资、重启公司运营后15日的期限，但杨征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杨征出具该《承诺函》时存在被欺诈的情形，且杨征与石维、于振洋于同日签订了《欠条》，该《欠条》内容约定石维、于振洋承诺尚欠杨征经济补偿金93600元并约定了经济补偿金给付时间及逾期利息，如肿瘤医院不能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并重启公司运营的或杨征未按照《承诺函》按时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岗上班的，则该《欠条》作废，杨征有权要求肿瘤医院按照此前双方已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支付经济补偿金，故石维、于振洋未履行《欠条》的义务并非《承诺函》约定的无效条件。同时，签订该《欠条》时，石维、于振洋是肿瘤医院的股东并非法定代表人，根据该《欠条》内容及落款处签名显示，该《欠条》是石维、于振洋个人所作的承诺而不是肿瘤医院所作的承诺。现肿瘤医院已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并重启公司运营，杨征亦已按照《承诺函》、《欠条》的约定在肿瘤医院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重启运营后与肿瘤医院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岗上班，该《欠条》生效的条件成立。最后，石维、于振洋虽辩称肿瘤医院前大股东及其委派的法定代表人张新民因股权纠纷，怠于行使管理职责，为安抚员工情况，也是应肿瘤医院现股东的要求才出具《欠条》，石维、于振洋作为自然人，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其签署《欠条》是履行职务行为，而并非债务加入，根据《欠条》所记载的内容，承诺人和落款人均是石维、于振洋，该《欠条》并无肿瘤医院承诺的意思表示，且石维、于振洋作为肿瘤医院股东而非法定代表人，为了引进新股东，承诺支付杨征经济补偿金作为条件，要求杨征出具《承诺函》，属于石维、于振洋的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
综上，杨征主张肿瘤医院支付杨征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征主张石维、于振洋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3600元，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四，杨征与肿瘤医院在2016年12月2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经济补偿金待肿瘤医院解散清算完毕后一次性支付给杨征，杨征称肿瘤医院至今未向杨征支付经济补偿金，故主张肿瘤医院应按经济补偿金额的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杨征加付经济补偿金，但杨征已于2017年4月18日出具《承诺函》，承诺放弃以任何方式向肿瘤医院索要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故杨征主张肿瘤医院向杨征支付未及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石维、于振洋支付杨征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93600元；二、驳回杨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石维、于振洋负担。
杨征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杨征与肿瘤医院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当时由于肿瘤医院已经拖欠员工几个月的工资，员工只好在肿瘤医院制作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但是，此后肿瘤医院一直拖延支付工资，更未支付经济补偿金。杨征多次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和维稳办投诉，有关部门也多次指令肿瘤医院改正，并下发了限期改正指令书。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杨征并非与肿瘤医院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肿瘤医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一审否定杨征对本案系肿瘤医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并进而否决杨征请求支付代通知金的诉求，认定事实错误。
二、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是其法定义务，主张经济补偿金是杨征的法定权利，肿瘤医院的股东以代付经济补偿金为谎言，欺骗杨征出具《承诺函》放弃经济补偿金，显失公平，应依法认定无效。杨征是基于石维、于振洋承诺了代为支付经济补偿金并出具《欠条》，才作出《承诺函》，两者是一体的和相互关联的，文件是石维、于振洋制定的，现实证明完全是石维、于振洋设置的骗局。石维、于振洋隐瞒肿瘤医院的经济负担，分别制作《承诺函》和《欠条》，并刻意在形式上割裂《承诺函》与《欠条》关联性。肿瘤医院以欺骗手段诱导杨征作出《承诺函》是显失公平的，依法应归属无效。
三、杨征放弃经济补偿金的意思表示是附条件的，当所附条件未成就时，杨征依然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一审未全面、综合审查《承诺函》和《欠条》的内容，认定事实不清。杨征是否将放弃经济补偿金是附条件的，如果肿瘤医院在引入新股东启动公司运营后15日内没有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则员工就有权继续向肿瘤医院主张经济补偿金。因此，本案必须审查肿瘤医院引入新股东的时间与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肿瘤医院最迟已在2017年5月31日引进了新股东，2017年7月1日与杨征签订劳动合同。无论是从2017年5月5日，还是从2017年5月31日开始计算引入新股东的时间，至肿瘤医院与杨征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即2017年7月1日），均远远超过了《承诺函》设定的15天，杨征依然有权向肿瘤医院主张经济补偿金，即使不按实际工资计算，肿瘤医院也应按照《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确定的补偿金额支付。
四、基于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合法性，虽经杨征等群众代表多次投诉并经相关劳动保障部门责令纠正，肿瘤医院依然拒不依法支付，依法应当加倍支付赔偿金。
综上，杨征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111民初157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改判肿瘤医院向杨征支付经济补偿金103473.53元，加倍支付因逾期拒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103473.53元，向杨征支付代通知金8277元；3、二审诉讼费由肿瘤医院承担。
肿瘤医院针对杨征的上诉答辩称，一、双方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杨征已经放弃向肿瘤医院追索经济补偿金，故肿瘤医院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代通知金。杨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充分知悉经济补偿金计算公式和数额的情况下签署协议，是对其自身权利的有效处分。杨征称是被迫签订没有任何依据。肿瘤医院已经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双方协商解除的，杨征有责任提供证据支撑其反驳肿瘤医院的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认定双方协商解除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
二、《承诺函》是杨征在知悉经济补偿金标准的情况下出具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承诺函》应认定合法有效。杨征在签署《承诺函》后履行了与肿瘤医院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承诺，以及杨征在一审陈述签署《承诺函》的过程均表明，杨征是自愿签署《承诺函》的。杨征也知道《欠条》并非肿瘤医院出具的，杨征在一审中陈述签署《欠条》的过程，证明确实是两位股东个人承诺承担经济补偿金，与肿瘤医院无关。
三、根据《承诺函》，只有在肿瘤医院没有引进新的股东并重启运营的情况下，员工才能要求肿瘤医院支付经济补偿金。但现在肿瘤医院已经引入新的股东并重启运营，杨征不能要求肿瘤医院支付经济补偿金。
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杨征的上诉请求。
石维针对杨征的上诉答辩称，石维不存在代肿瘤医院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石维是代表肿瘤医院签署《欠条》，而不是以个人名义支付经济补偿金。
于振洋针对杨征的上诉答辩称，同意石维的意见。
于振洋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于振洋与石维签署《欠条》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欠条》形成的背景及杨征的诉请范围，直接判令于振洋与石维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1、由于之前的股东纠纷，肿瘤医院前法定代表人张新民一直怠于行使职责，肿瘤医院的公章也一直被前大股东复星集团所管控。于振洋与石维作为公司股东不得已才出面处理协调员工补偿事宜，于振洋与石维签名是当时为安抚员工情绪、代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而非承诺债务加入或债务承担。一审仅以欠条落款处的签名就认定该《欠条》是石维、于振洋个人所作的承诺而不是肿瘤医院所作的承诺，是错误的。
2、于振洋与石维在肿瘤医院股权转让过程中，不但没有任何受益，其个人股权还被稀释及质押，从常理而言，是不可能再将原属于肿瘤医院的债务转为个人债务，于振洋与石维也不具备该履行能力。
3、就“《承诺书》及《欠条》是向何方出具的”这一问题，杨征在劳动仲裁阶段及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杨征在劳动仲裁阶段认为《欠条》所载明的付款义务最终应由肿瘤医院承担，于振洋及石维仅是代理肿瘤医院与员工协商处理相关事宜的。而一审法院却遗漏该事实径行判定经济补偿金为于振洋与石维的个人债务，是错误的。
4、杨征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明确要求肿瘤医院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振洋及石维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要求于振洋及石维直接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故即使于振洋及石维在本案中需要承担责任，也须以主债务人即肿瘤医院承担责任为前提。杨征的诉讼请求说明其了解于振洋及石维在《欠条》上的签名行为，是于振洋及石维代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明确知道于振洋及石维不是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适格主体，也不具备该履行能力，一审法院判决明显超出杨征的诉讼请求范围。
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存在明显错误，实体判决不公。本案中，杨征在劳动仲裁阶段并未将于振洋及石维列为被申请人，也未要求于振洋及石维承担任何责任。但在起诉时，杨征将于振洋及石维均列为被告，同时要求于振洋及石维对于肿瘤医院支付经济补偿金承担连带责任，杨征的起诉明显违反了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应当驳回杨征对于振洋、石维的诉讼请求。
综上，于振洋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111民初1571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于振洋无需向杨征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93600元，由肿瘤医院向杨征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936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肿瘤医院、杨征承担。
杨征针对于振洋的上诉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对石维、于振洋的责任认定。
肿瘤医院针对于振洋的上诉答辩称，一、于振洋只是肿瘤医院的股东，在签署《欠条》时也不是肿瘤医院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肿瘤医院。于振洋称，因为肿瘤医院原法定代表人怠于履行职责，其才签署《欠条》，恰恰证明了签署《欠条》是属于于振洋的个人行为。在《欠条》的第一段以及第二段是上下文可以看出，于振洋、石维和肿瘤医院分指不同的主体，石维、于振洋是为提高其个人的股权价值而承诺个人向杨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石维、于振洋股权估值的提升，已在股权转让和增资交易中获得实现。石维、于振洋没有按照约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属于违约行为，杨征应向石维、于振洋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而且，石维、于振洋至今仍是肿瘤医院的股东，有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能力。
二、肿瘤医院在仲裁阶段已经申请追加于振洋、石维为被申请人。一审认为仲裁存在遗漏当事人予以追加。故一审法院将于振洋、石维列为当事人是合法的。石维、于振洋也需要承担签署《欠条》的法律后果，向杨征支付经济补偿金。
石维针对于振洋的上诉陈述称，同意于振洋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征与肿瘤医院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约定肿瘤医院应向杨征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的金额和时间。同时，《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签订时，肿瘤医院拖欠工资的情况已经得到解决。因此，杨征主张其是被迫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要求肿瘤医院向其支付代通知金的理由，缺乏足够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从杨征出具的《承诺函》的内容看，杨征承诺放弃要求肿瘤医院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并承诺在肿瘤医院引进新股东投资并重启运营后15天内与肿瘤医院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岗上班。同时，杨征在《承诺函》中还表明，如果肿瘤医院不能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并重启运营，则杨征有权要求肿瘤医院按照《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经济补偿金。虽然，在《承诺函》中没有注明相对人，但杨征承诺放弃的是自己对肿瘤医院的权利和自己对肿瘤医院的义务，以及在约定的情形出现时，杨征对肿瘤医院所享有的权利。因此，石维、于振洋接受《承诺函》的行为，应当是作为肿瘤医院的股东和负责人而履行的职务行为。根据《承诺函》的内容，在肿瘤医院重启运营后15天内与肿瘤医院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岗上班，是杨征相对于肿瘤医院的义务而不是权利。而杨征在出具《承诺函》放弃对肿瘤医院主张权利后，可以重新向肿瘤医院主张权利的前提，是肿瘤医院不能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并重启运营。但肿瘤医院已于2017年6月13日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并重新开始营业。由此，杨征重新要求肿瘤医院按照《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石维、于振洋虽然是肿瘤医院的负责人，但在杨征出具《承诺函》后，石维、于振洋是以个人名义向杨征出具了《欠条》。在《欠条》中，石维、于振洋明确确认其要向杨征支付经济补偿金，并注明了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和支付的时间，以及逾期支付的利息标准等。同时，石维、于振洋还确认，石维、于振洋不承担《欠条》中约定的支付经济补偿金责任的条件，是肿瘤医院不能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或杨征未依照《承诺函》按时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岗上班。据此，原审法院认定该《欠条》是石维、于振洋个人所作的承诺，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现肿瘤医院已经成功引进新股东投资，杨征亦已经与肿瘤医院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岗上班，故根据石维、于振洋在《欠条》中的承诺，原审法院判决石维、于振洋向杨征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至于肿瘤医院是否应当支付赔偿金，石维、于振洋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直接责任，以及原审法院审理的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该部分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杨征虽上诉认为肿瘤医院经多次投诉，仍拒不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应当加倍支付赔偿金，以及于振洋上诉认为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追加被告，对石维及于振洋在本案中的责任认定不当，但在本院审理期间，杨征、于振洋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杨征、于振洋该部分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征、于振洋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于振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瑞晖
审判员 肖 凯
审判员 黄小迪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彭泽鑫
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