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135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阎良区人防器材厂，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住所地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办胡张村。
法定代表人：孙瑞川，该企业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瑞川，男，194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攀峰，男，197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秀兰，女，194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军，陕西缔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建政，男，195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新科，男，1957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明华，男，194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凤伦，女，194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士林，男，193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
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猛、高涛，西安市阎良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西安市阎良区人防器材厂（以下简称阎良人防厂）、孙瑞川、孙攀峰、赵秀兰与被上诉人吕建政、侯新科、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以下简称五被上诉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因不服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5）临潼民初字第01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阎良人防厂、孙瑞川、孙攀峰、赵秀兰上诉请求：1、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5）临潼民初字第0183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将案件发回重审或判决驳回五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阎良人防厂承担。事实和理由：1、阎良人防器材厂于2002年进行变更登记时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了西安康胜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书》，一审庭审中亦作为证据提交法庭，一审判决认定阎良人防厂增加企业注册资本以及上诉人孙瑞川、孙攀峰缴纳股东出资未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提交验资报告有误；2、阎良人防厂曾于2002年3月1日召开的10人股东代表参加的股东会议记录，该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9.2万元增加至100万元，其中孙瑞川投资50万元，孙攀峰投资40.8万元，五被上诉人曾申请对该会议记录中五被上诉人的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被上诉人吕建政、侯新科、赵明华、张凤伦的签字均为本人亲笔书写；同时，双方当事人均向法庭提交了2002年3月20日全体股东签字的《章程》，上面载明孙瑞川认购569550股，孙攀峰认购408000股，五被上诉人未对该章程上的本人签名申请司法鉴定，视为认可该章程。综上所述，人防厂的增资及孙瑞川投资50万元、孙攀峰投资40.8万元是经过股东会一致同意的。
五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孙瑞川在未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的情况下虚构其增资50万元、孙攀峰注资40.8万元，阎良人防厂从未收到过该笔投资款。综上，请求法院维持原判。
五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诉请：1、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孙攀峰的股东身份无效；2、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孙瑞川所占股权比例无效；3、依法确认被上诉人赵秀兰的股东身份无效；4、诉讼费和鉴定费由阎良人防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86年1月19日，西安市××区合作经营三合农机修造厂给吕建政、侯新科、赵明华、张士林填发股金证，载明：吕建政入股股金600元，侯新科入股股金2000元、赵明华入股股金1500元、张士林入股股金1500元。1987年1月17日给张凤伦填发股金证，载明：张凤伦入股股金1000元。1989年7月5日，西安市××区阎良乡新跃村民委员会向西安市××区阎良街工商行政管理所申请开业登记，企业法人名称为：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新跃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出资证明书出资单位意见栏显示：该企业村委会投资5.5万元，企业自有4.5万元，企业所有权归村委会。1989年7月13日，经阎良区乡镇企业局批准，阎良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为该企业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载明：企业名称：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住所：阎良区××村，法定代表人：孙瑞川，注册资金：9.22万元，经济性质：集体，经营方式：来料加工、制造修理，经营范围主营：人防器材工程制造兼营农机修造、机械加工。2002年3月13日，西安市阎良区人防器材厂向阎良区工商局申请，将该集体企业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提供了企业章程，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等相关资料。2003年1月24日，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阎良分局给该企业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载明：企业名称：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住所：阎良区××村，法定代表人：孙瑞川，注册资金：壹佰万元，经济性质：股份合作制，经营方式：制造、加工，经营范围主营：人防工程设备制造、机械加工。2007年4月28日，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与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办事处签订土地租用合同，将该企业由西安市××区三合村迁至西安市临潼区栎阳镇。2010年8月2日，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将企业原住所西安市××区三合村变更为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办事处。2017年8月27日，吕建政、候新科、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以孙瑞川伪造五人签名和印章，制造“决议”和“会议记录”，欺骗工商登记，擅自将其儿子孙攀峰、妻子赵秀兰增加为企业股东，严重侵害其的合法权益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孙攀峰、赵秀兰的股东身份无效；确认孙瑞川所占股权比例无效。
一审审理过程中，吕建政、候新科、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要求对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工商登记档案中的企业章程、章程修改案、职工代表会议记录、股东决议书、授权委托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投资协议、关于董事会选举董事长和聘任经理的证明文件、关于股东选举董事监事的证明文件、关于本企业董事监事经理住所的证明文件的五人签名字迹的真伪和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陕中金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66号司法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1-1.2-1中“吕建政”签名笔迹与样本中吕建政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检材3-1.4-1中“吕建政”签名笔迹与样本中吕建政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检材中“赵明华”签名笔迹与样本中赵明华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检材中“侯新科”签名笔迹与样本中侯新科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检材中“张凤伦”签名笔迹与样本中张凤伦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检材2-5中“张士林”签名笔迹与样本中张士林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检材中3-5、4-5中“张士林”签名笔迹与样本中张士林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又查，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1995年度年终职工分配工资明细表中股金分红栏显示：侯新科股数2000元、李玉义股数2000元、赵明华股数1500元、张士林股数1500元、吕建政股数600元、孙凯峰股数1000元、张凤伦股数1000元、贾振序股数2000元、薛文斌股数2350元、赵秀兰股数5400元、张建民股数1100元、吴江股数2000元。企业注册资本对照表显示：孙瑞川股数69550元。2002年3月13日，西安市阎良区人防器材厂向阎良区工商局申请变更该企业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给工商管理部门提供的企业章程、章程修改案、职工代表会议记录、投资协议、关于董事会选举董事长和聘任经理的证明文件、关于股东选举董事监事的证明文件、关于本企业董事监事经理住所的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中，关于股东的签名有瑕疵。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增加企业注册资本，增加孙瑞川的出资额，新增孙攀峰为企业股东和出资额，未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未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提交验资报告。
上述事实，有原审原、被告及第三人陈述、股金证、企业工商登记档案、司法文书鉴定意见书、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载卷左证，足以认定。
原审法院据此认为，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在申请变更该企业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增加企业注册资本，增加孙瑞川的出资额，新增孙攀峰为企业股东，未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且未经2/3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亦未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提交孙瑞川、孙攀峰的验资报告。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孙瑞川增加部分的股权比例应认定无效，对孙攀峰股东资格应认定无效。因赵秀兰在企业改制前认缴股金5400元，故对要求确认赵秀兰股东身份无效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孙攀峰在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的股东资格无效。二、确认孙瑞川在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新增注册资本中所对应的股权比例无效。三、驳回原告吕建政、候新科、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要求确认赵秀兰股东资格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告吕建政、候新科、赵明华、张凤伦、张士林负担134元，被告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负担266元。鉴定费28500元，由被告西安市××区人防器材厂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五被上诉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阎良人防厂、孙瑞春、孙攀峰、赵秀兰对原审判决认定“关于股东的签名有瑕疵”有异议，认为表述不详；同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阎良人防厂“未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未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提交验资报告”与事实不符，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综上，本院对原审判决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本案当事人于一审期间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材料及上诉意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上诉人孙瑞川在阎良人防厂的增资及上诉人孙攀峰在阎良人防厂的股东资格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我国《公司法》颁布于1993年。为规范企业行为和进行企业改制，并确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地位，1996年，经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西安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在西安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律效力。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企业形式，与公司制企业在制度和运营模式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也具有一定的共性，二者均为现存合法的企业形式，应当遵守《条例》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条例》第二条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股东按照协议，各自以货币、实物、技术等作为股份投入，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特点，实行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的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一）项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职工全员入股、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通过改建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当制定改建的总体方案，经资产所有者同意，由职工（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通过相应的决议。《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根据股金来源和资产归属，可设职工个人股、集体股、法人股。职工个人股是指股份合作制企业内部职工用其个人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股份。集体股是指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用原企业集体共有的资产、集体成员联合投资形成的资产，以及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后的公共积累资产投入所形成的股份。从上述规定可知，股份合作制企业属于集体经济组织，遵循的原则首先是职工全员入股，集体企业通过改制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当制定改建的总体方案并由职工（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通过相应决议，且《条例》规定原企业集体共有的资产系集体股。涉案纠纷即是阎良人防厂在2002年由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引起的。根据双方无异议的事实，1989年，阎良人防厂申请开业时，由新跃村委会投资5.5万元，企业自有4.5万元，企业所有权归村委会。至2002年改制之前，企业的经济性质一直为集体性质。上诉人阎良人防厂、孙瑞川、孙攀峰、赵秀兰提交的2002年3月14日的《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显示，企业申请变更事项为“经济性质”，申请变更内容从“集体”变为“股份合作制”，但企业从业人数变更前后均为39人。双方当事人均提交的2002年3月27日申报的《产权界定申报表》中，阎良人防厂投入资金（其他投入者投入）合计92000元，经营积累（其他投资者权益）合计35127.81元，企业界定资产共计127127.81元。依照上述事实，阎良人防厂在由集体性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性质时，按《条例》规定，应当制定改建的总体方案并由职工（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通过相应决议，同时确定职工39人全员入股，并确定经营积累的资金为集体股。本案中，阎良人防厂仅召开11人参加的职工代表大会，也未制定总体方案并通过相应决议，并在改制后将企业股份全部划分在14名个人的名下，而对企业原职工未做任何安置，此节，上诉人孙瑞春当庭亦明确承认。阎良人防厂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表决程序既不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二款关于“对企业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实行一人一票制”的规定，亦不符合《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股东会会议作出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上诉人阎良人防厂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的决议既违反《条例》的程序规定，也违反《条例》的实体规定，故对上诉人孙瑞川在阎良人防厂的增资及上诉人孙攀峰在阎良人防厂的股东资格应认定无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阎良人防厂、孙瑞川、孙攀峰、赵秀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西安市阎良区人防器材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勤耕
审 判 员 郝海辉
代理审判员 魏 哲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 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