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桂0902民初2315号原告：杜意英，女，1962年6月8日出生，汉族，系玉林市玉州区名山街道旺瑶社区第十二居民小组成员，现住玉林市玉州区，委托代理人：盘达，广西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蒋剑飞，广西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玉林市玉州区名山街道旺瑶社区第十二居�小组。住所地：玉林市玉州区名山街道旺瑶社区。法定代表人：杜志东，组长。委托代理人：杜承辉，男，195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玉林市玉州区，委托代理人：杜乾忠，男，194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玉林市玉州区，原告杜意英诉被告玉林市玉州区名山街道旺瑶社区第十二居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4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何洪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6月28日、7月10日和7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吕玉凤担任法庭记录。原告杜意英及其委托代理人盘达，被告玉林市玉州区名山街道旺瑶社区第十二居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杜志东（以下简称：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及其委托代理人�承辉、杜乾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意英诉称，其于1962年6月8日在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出生，至今未迁出过户口，一直是被告成员。1984年10月份以前，其与被告的其他成员一样均获得一份责任田承包，被告分包有水田和旱田给其承包至1984年9月份止。1984年10月份以后，被告在进行责任田调整时以其已经出嫁为由，收回了其承包的全部责任田，且被告在1984年10月份进行土地调整承包和1995年间进行土地延包时，均未再分包有责任田给其承包，直至现在被告亦没有分配任何本组集体经济收益给其。为维护其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一、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发包0.982亩责任田（其中：水田0.762亩、旱地0.22亩）给原告杜意英承包；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负担。原告杜意英对其诉称的事实在2017年5月24日（立案之日）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以及原告为被告内的成员。2、《关于名山镇旺瑶村第十二村民小组杜意英与本村民小组责任田承包纠纷的处理意见》、《玉州区名山街道办事处旺瑶村12农经社出嫁女杜意英承包责任田被强行收回问题的调处情况汇报》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玉林市玉州区司法局民事司法所、玉林市玉州区农业局经调查核实，一致认为被告收回原告责任田，不予分配收益的行为严重违法，并作出了被告应发包该原告同本组成员同等的责任田；在收益分配中享有同本组成员同等的分配份额的处理意见。3、杜承球户的《土地承包使用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内的成员享有的土�承包责任田为0.982亩责任田（其中：水田0.762亩、旱地0.22亩）。在2017年7月5日向法院提交有玉林市公安局环东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所在旺瑶社区属于环东派出所管辖，原告从未办理过户籍迁移业务。在2017年7月12日向法院提交有玉林市公安局名山派出所出具的《1981年至1989年旺瑶村11-12队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的户口一直在旺瑶村12队，一直未迁出过，1981年至1989年都是在其父亲的户口，也证明原告从出生至今都是旺瑶村12队的成员，不能因为原告作为出嫁女，被告就不分责任田给原告。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辩称，原告杜意英诉称其于1962年6月8日在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出生，至今未迁出过户口，一直是被告成员，不全是事实。1984年10月以前，原告与其居民小组的成员一样均获得�份责任田承包。1984年10月以后，其居民小组在进行责任田调整时，由于原告当时已经出嫁，按照当时的其居民小组习俗，以及参照本社区的其他居民小组做法，出嫁女是没有分得责任田承包的，其居民小组根据原告户口迁出的情况以及原告已经是出嫁女，所以没有分责任田给原告承包。1984年10月间，其居民小组对本组的田地进行了调整，对享受责任田的成员，本组进行了一个月的公示，况且原告的父亲杜承球当时也是参与本组承包责任田分配的工作人员之一，原告对本组分配责任田的所有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包括1995年间本组进行土地延包时，原告对再分包的责任田也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事实上，原告已于1984年10月前已经从当时的旺瑶村村民委员会将其户口迁出到广东省台山市内，后于2000年1月26日将其户口以及其四个子女的户口迁回的旺瑶社区安居，整过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在现时的旺瑶社区档案中，已经记录存档在案。1984年4月1日起，国家实行计划生育，而原告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已经超生多胎，但没有向当地政府部门和其居民小组缴交过任何计划生育超生费用，当地政府部门和其居民小组也无法收缴原告的超生罚款，正因为原告已经不是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成员；1996年起当地政府实行教育附加费征收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其居民小组也无法收缴原告的教育附加费，也是因为原告不是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成员。原告诉称其为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成员，对于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的事宜，原告没有尽到做旺瑶人的责任。根据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原告要求被告分配本组集体经济收益给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杜意英的诉讼请求。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对其辩称的事实在2017年7月3日向法院提供旺瑶社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欲证明原告曾经将户口从旺瑶社区迁出到广东台山市内。在庭审过程中向法院提交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的《1984年分地明细账本》，欲证明1984年被告分地到各户的情况，被告根据原告已经出嫁以及原告的户口已迁出等情况，不分责任田给原告，在原告父亲杜承球户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中当时所登记6人，是没有原告份额的，原告和原告的父亲对此均没有向被告提出如何异议的事实。在2017年7月13日向法院提交证据有：玉林市公安局名山派出所出具的杜承辉、杜志东等二户《1981年至1989年旺瑶村11-12队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在1981年至1989年间旺瑶村11-12队人口出生登记情况，与杜承球户一样，同样不能反映出杜承辉、杜志东等二户人员的户口迁出、迁入的情况。本院针对被告提供的旺瑶社区《常驻人口登记表》，于2017年7月4日依职权到旺瑶社区对其社区的《常驻人口登记表》进行调查和核实，就旺瑶社区内的成员户口迁出、迁入情况，本院对旺瑶社区文书苏名疆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旺瑶社区文书苏名疆还向本院提供了一份旺瑶社区2000年的《常住人口登记表》。经过开庭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在2017年5月24日向法院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和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无异议，认为原告的《居民身份证》是玉林市公安局玉州分局于2007年间发证的，被告进行田地调整时间是在1984年10月间，进行田地延包时间是在1995年间，原告领取《身居民份证》时，被告的田地已经分配好了；对证据2，被告没有收到这两份文件，不了解文件内容情况；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该证�欲证明的内容无异议，认为原告的父亲杜承球是被告内的组员，曾参与本组田地发包分配工作，杜承球对当时本组发包的责任田是没有异议的。对原告在2017年7月5日向法院提交有玉林市公安局环东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户口曾经从旺瑶社区迁出过。对原告在2017年7月12日向法院提交有玉林市公安局名山派出所出具的《1981年至1989年旺瑶村11-12队常住人口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不能反映出杜承球户的成员户口迁出、迁入的情况。原告对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向法院提交的《1984年分地明细账本》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该证据是手写的，而且没有任何关于杜承球的记录。从关联性上看，无法证明被告为何不发包责任田给杜意英承包的主张，�好也证明了原告的主张，被告于1984年10月以后没有发包田地给原告承包的事实是成立的。对被告在2017年7月3日向法院提供旺瑶社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广东省台山市是县级市，但是登记表上没有记录迁离的具体时间和地址，该登记表无法证实被告要证明的问题，户口迁出或迁入应以派出所登记为准。对被告在2017年7月13日向法院提交证据有：玉林市公安局名山派出所出具的杜承辉、杜志东等二户《1981年至1989年旺瑶村11-12队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据的效力由法院认定，认为拿杜志东户和杜承辉户的户口登记情况来反驳杜意英的户口的登记情况是不可采取的，是没有可比性，无法证实户口登记情况，在派出所的户籍登记情况来看，原告确实没有办理过任何户口的迁出迁入手续。原告对法院向旺瑶社区文书苏名疆的《询问笔录》和苏名疆向本院提供的2000年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户口的迁出迁入应以派出所为准，苏名疆的回答以及对本案的看法是客观真实的。被告对法院向旺瑶社区文书苏名疆的《询问笔录》和苏名疆向本院提供的2000年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根据旺瑶社区旧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原告确实已经将户口迁到广东台山，2000年1月26日才迁回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各方提出异议的书证，因各自无相反证据予以否定，且该类书证确与双方诉辩事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故本院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综合原告杜意英的诉称意见和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的辩称意见，�及全案证据进行分析，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杜意英出生于1962年6月8日，在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长大成人，直至原告出嫁之前，原告的户口一直登记在被告处，是被告的成员。1984年10月以前，原告与被告的其他成员一样，对被告份内的田地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一份责任田承包。后来，原告外出打工，结识了广东省台山市中的人麦某荣，双方恋爱并在一起同居生活，于1984年9月14日生育长子麦某某，这时原告与麦某荣之间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事实婚姻关系。此后，原告与麦某荣又属生育了三个女儿。1984年10月至12月期间，被告在对其本组的田地进行调整时，召开了本组成员大会，会议作出了决议，即被告份内的成员每人可承包0.982亩责任田（其中：水田为0.762亩、旱地为0.22亩），有明细账的原始记录在案。在这次田地的调整中，被告居民小组共有254名�员能参与田地的调整。为此，被告以公告的形式，对能够享受田地承包的所有成员进行了一个月的公示，以此作为告示，便于被告与本组成员对田地调整有关人员互相进行核实和修正。当时，原告的父亲杜承球（后以杜承球儿子杜意通名字登记）户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共有6人：父亲杜承球，母亲蒋节华，杜意通，杜意坤，杜意林，杜意明。由于原告当时已经出嫁，被告按照其居民小组习俗，以及参照本社的其他居民小组做法，对出嫁女是没有分责任田承包的，被告根据原告户口迁出的情况以及原告已经是出嫁女，所以被告没有分责任田给原告承包。1984年10月间，被告在对本组田地进行调整时，原告的父亲杜承球自始至终参与被告田地的调整工作，杜承球是参与被告承包责任田分配的工作人员之一，原告及其父亲杜承球对被告在这次田地调整，没有分配责任�给原告承包，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即使是1995年间，被告对其本组田地进行延包时，原告对被告延包的田地，在没有分得责任田承包，亦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事实上，原告在1984年10月之前，即在被告对本组田地进行调整之前，其已经到当时的旺瑶村村民委员会里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将其户口从旺瑶村村民委员会迁出。2000年1月26日，原告又将其户口以及其四个子女的户口迁回的旺瑶社区（原旺瑶村村民委员会）安居，这个过程在现时的旺瑶社区档案中，已经记录在案。2002年8月8日，原告领到了以其杜意英的名字为户主，由玉林市公安局名山派出所颁发的《户口簿》。2005年3月间，原告便以被告收回其承包的责任田不准其承包为由，向玉林市玉州区司法局名山司法所申请，要求该司法所调查处理。2005年6月3日，玉林市玉州区司法局名山司法所作出了《关于名山镇旺�村第十二村民小组杜意英与本村民小组责任田承包纠纷的处理意见》，该处理意见载明：“一、旺瑶村第十二村民小组发包给杜意英同本组组员同等的一份责任田。二、杜意英是旺瑶村第十二村民小组组员应享有本组组员的同等权利，在村民小组收益分配中享有同本组组员同等的分配份额。”2006年4月4日，玉林市玉州区农业局根据玉林市人大办于转来的（2008）信字118号信访件，于2006年4月8日作出《玉州区名山街道办事处旺瑶村12农经社出嫁女杜意英承包责任田被强行收回问题的调处情况汇报》，该情况汇报内容载明：“一、旺瑶村第十二村民小组应当停止违法行为。二、杜意英是旺瑶村第十二村民小组组员，应享有本组组员的同等权利，在村民小组收益分配中享有同等的分配份额。三、旺瑶村第十二村民小组重新划分杜意英�本组成员同等的承包责任田。四、建议转名山街道办事处，再一次组织调解，如若不成，做好原告调查取证后，提请玉州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2017年5月24日，原告在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政府没有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发包0.982亩责任田（其中：水田0.762亩、旱地0.22亩）给其。另查明，从1984年4月1日起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原告没有按照政策实行计划生育，生育有子女四人，属于超生户，但原告没有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或者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缴纳计划生育超生费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或者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也无法追收到原告的超生罚款，正因为原告已经不是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的成员；从1996年起政府有关部门在实行教育附加费征收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或者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也无法征收到原告的教育附加费，也是因为原告不是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成员。可见，原告诉称其为被告的居民小组成员，但对于被告的居民小组的事宜，原告是没有尽到其做被告的居民小组成员的责任。原告将其户口从旺瑶村村委员会迁出，到广东省台山市夫家落户，是否分配到责任田，在庭审结束时，有原告仍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综合原告杜意英的诉称意见和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的辩称意见，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综合评判如下：本院认为，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即实行以家庭为户的土地承包经营�度。1984年10月至12月期间，被告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和有关文件精神的规定，对其本组的田地进行调整。在调整田地过程中，被告为了使调整的田地能够公正、公平、公开进行，召开了本组成员大会，会议最后作出了决议，在被告内的每个成员可承包0.982亩责任田（其中：水田为0.762亩、旱地为0.22亩）。而被告居民小组有资格参与田地的调整的成员共有254名。为使被告内的每一个成员能够得到一份责任田承包，被告在会议结束后，便以公告的形式在本组内进行了告示，对有资格享受田地承包的成员名单等内容进行了一个月的公示，有足够的实际让本组成员对田地调整进行核实和修正。当时，原告的父亲杜承球（后以杜承球儿子杜意通名字登记）户有资格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共有6人：父亲杜承球，母亲蒋节华，杜意通，杜意坤，杜意林，杜意明。而没有原告“杜意英”的名字，之所以没有原告的名字和分得责任田给原告承包，是因为原告当时已经出嫁，且原告的户口已经迁出，不在旺瑶村村民委员会内。被告根据旺瑶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本组户口迁出迁入以及原告已经出嫁的情况，所以没有分责任田给原告承包。被告在对本组田地进行调整时，原告的父亲杜承球自始至终参与被告田地的调整工作，是参与被告承包责任田分配的工作人员之一，原告及其父亲杜承球对被告在本次调整分配责任田没有分配给原告承包，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即使在1995年间，被告对其本组的田地进行延包时，原告对没有分到责任田承包亦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直至现在时间已有三十多年。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原告诉称其于1962年6月8日在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出生，至今未迁出过户口，一直�被告成员，与事实不符。原告成年后外出打工，在打工中结识了广东省台山市中的人麦某荣，双方相互恋爱并一起同居生活，并于1984年9月14日生育长子麦某某，此后，原告与麦某荣又属生育了三个女儿。事实上，原告在1984年10月之前，即在被告对其本组田地进行调整之前，已从当时的旺瑶村村民委员会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将其户口迁出了旺瑶村村民委员会。2000年1月26日，原告又将其户口以及其四个子女的户口一起迁回的旺瑶社区（原旺瑶村村民委员会）安居，这个过程在现时的旺瑶社区档案中，已经记录在案。2002年8月8日，原告才领到了以其杜意英的名字为户主，由玉林市公安局名山派出所颁发的《户口簿》。原告庭审结束时仍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将其户口从旺瑶村村委员会迁出，到广东省台山市夫家落户，是否分配有责任田。原告主张其自1962年6月8日在被�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出生，至今未迁出过户口，一直是被告成员，与事实不符，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根据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原告要享受被告份内的权利，也应承担被告份内事情的义务。但是，原告三十多年来对被告份内事情均没有参与，更不用说去履行义务，因此，原告对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份内事宜未尽到义务。从1984年4月1日起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原告没有按照政策实行计划生育，生育有子女四人，属于超生户，但原告没有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或者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缴纳计划生育超生费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或者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也无法追收到原告的超生罚款，正因为原告已经不是旺瑶社区的成员，准确说不是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的成员；从1996年起政府有关部门在实行教育附加费征收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者被告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也无法征收到原告的教育附加费，也是因为原告不是旺瑶第十二居民小组成员，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发包0.982亩责任田（其中：水田0.762亩、旱地0.22亩）给其承包，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有悖于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故对原告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意英的起诉。本案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该款由法院退还给原告杜意英。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或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一式五份，上诉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300元（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城东支行，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57），逾期不交也不提出免交、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何 洪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吕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