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34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约来，男，195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燕群（系蔡约来之子），住襄阳市襄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红军，男，198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书燕（系蔡红军之妻），198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荟（系蔡红军之女），200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习海，襄阳市襄州区大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蔡约来因与被上诉人蔡红军、孟书燕、蔡荟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7民初2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约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燕群，被上诉人蔡红军、孟书燕、蔡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习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约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蔡红军等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蔡约来等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2005年动地时，其向村民小组申请多要了3.2亩耕地，并按当时的每个人130元的标准给村民小组缴纳了9个人1170元的“人头钱”，从而取得了诉争土地的承包权，之后，其一直在耕种，相关补贴也是由其领取，蔡红军等人并未提出异议；2、蔡红军虽名义上在2005年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始终未实际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村委会2016年对蔡红军等人的承包地重新确权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只有4.8亩地，并无诉争土地；3、承包经营权证不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要件，土地承包合同成立时，承包方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蔡红军等人没有缴纳诉争土地的任何费用，故关于诉争土地的承包合同没有成立，蔡红军等人未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解决，而不是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
蔡红军、孟书燕、蔡荟辩称：服从原判。
蔡红军、孟书燕、蔡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蔡约来返还耕地3.2亩；2、判令蔡约来自2005年10月1日起至返还耕地之日止，每亩按200元支付土地转让费；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蔡约来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9月30日，原襄樊市襄阳区人民政府颁发了编号为06072504026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经营权证载明：发包方为襄州区朱集镇李坡村委会，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蔡四五、蔡腰娃、蔡红军、孟书燕、蔡荟五人，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期限自2005年9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经营权证还载明，承包地总面积为8亩，承包地块总数4块。承包地块情况为：“洋田地”3亩（东：焕朝、南：路、西：海云、北：沟）、“大块地”1.8亩（东：海云、南：沟、西：志贵、北：路）、“大块地”2亩（东：万春、南：路、西：约来、北：沟）、“庄上地”1.2亩（东：富战、南：沟、西：约来、北：路）。颁证时，蔡红军在外务工，其父亲蔡四五通过电话告知其将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2亩“大块地”及1.2亩“庄上地”，合计3.2亩耕地，交由蔡约来耕种。蔡约来自2005年起至今一直耕种讼争的3.2亩土地。2016年初，蔡红军欲向蔡约来索要上述3.2亩耕地，蔡约来不同意返还，经朱集镇李坡村村民委员会及朱集镇信访部门调解无效，为此引起诉讼。一审判决另查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载明的五名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中，蔡四五系蔡红军的父亲，已于2009年1月1日死亡。另一共有人蔡腰娃系蔡红军的叔叔，蔡腰娃于2011年2月10日死亡，蔡腰娃生前与蔡四五家庭为同一农户，随蔡红军生活，无配偶、子女。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本案讼争土地的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以蔡四五为承包方代表的农户家庭获得原襄樊市襄阳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即被确认取得了相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承包农户中蔡四五、蔡腰娃死亡，死者的土地份额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蔡红军、孟书燕、蔡荟要求蔡约来返还讼争的3.2亩耕地，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本案实际，应予支持。蔡红军、孟书燕、蔡荟还诉请要求蔡约来自2005年10月1日起，按每年640元的标准支付土地转让费。蔡约来耕种讼争土地属实，但蔡红军、孟书燕、蔡荟未向法庭提交双方就支付相关费用进行过约定的证据，也未提交费用计算标准的证据，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蔡约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蔡红军、孟书燕、蔡荟返还编号为06072504026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登记的“大块地”2亩（东：万春、南：路、西：约来、北：沟）、“庄上地”1.2亩（东：富战、南：沟、西：约来、北：路），合计3.2亩土地；二、驳回蔡红军、孟书燕、蔡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蔡约来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蔡红军、孟书燕、蔡荟已于2005年9月30日取得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案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循的原则；第十九条规定了土地承包应当履行的程序；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土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蔡红军、孟书燕、蔡荟承包经营权记载的承包期限为2005年9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蔡约来在一审诉讼中陈述，2005年其找村书记、小组长、生产队长，将蔡红军不要的2块地划到自己家，并认可未与发包方就诉争土地签订承包合同，仅交纳了“人头钱”，随后实际耕种，并领取相应补贴。即使按照蔡约来的主张，仅取得个别村组干部的同意，交纳“人头钱”，并不能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等补贴，是国家为了促进粮食生产，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对种粮农民的补贴，蔡约来对诉争土地进行了耕种、管理，依法可以领取相应的补贴，但实际耕种、领取补贴，亦不能导致其取得相应的土地承包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更何况，本案中，蔡约来并未与发包方就诉争土地签订承包合同，蔡约来的相关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蔡约来上诉还提出，村委会2016年对蔡红军等人的承包地重新确权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只有4.8亩地，并不包含诉争土地。经查，蔡约来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李坡村村民委员会加盖骑缝章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中发包方（章）、发包方负责人（签章）以及签订日期一栏均为空白，缺少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蔡红军亦不认可承包方代表一栏中签字为其本人所签，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蔡约来的相关上诉主张。综上所述，蔡约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蔡约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焦静平
审判员 黄 鹂
审判员 何小玲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严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