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302刑初509号
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韦科达，男，1977年11月3日生，壮族，大专文化，检疫员，原系来宾市兴宾区某畜牧水产技术推�站站长，官方兽医，中共党员，户籍地来宾市兴宾区，住来宾市兴宾区。因涉嫌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于2017年6月28日被取保候审。现住在家。
辩护人蒙华，广西道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叶鸿志，广西桂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检察院以兴检公刑诉[2017]4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韦科达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于2017年10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国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韦科达及其辩护人蒙华、叶鸿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8年9月至2017年7月10日间，�告人韦科达担任来宾市兴宾区某畜牧水产推广站站长。2014年1月27日，其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水产局颁发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官方兽医资格，负责的动植物检验检疫工作。在工作往来中，韦科达认识了滕某1并与其成为好朋友。2016年2月至3月间，韦科达在检疫工作中，为徇私情，违反国家行政法律、法规规定，在没有明确生猪产地来源、未经现场检验检疫的情况下，先后授意他人代其为滕某1开具了货主分别为李某1、吴某、李某3、韦某2共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导致产地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的2204头生猪，顺利进入南宁市武鸣区和崇左市宁明县等地的屠宰场，合法宰杀后流入市场，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重大隐患和严重威胁。
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事实，向法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机关认为，被告人韦科达作为动植物检疫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徇私舞弊，违反规定出具多份《动植物检疫合格证明》，伪造检疫结果，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此，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韦科达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开具的23份《动植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的事实予以认可。其辩称不知道是外地的生猪，认为生猪是滕某1他们公司的生猪，相信他了，同时其本人也没有收受滕某1的任何好处，其没有开具23份《动植物检疫合格证明》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
被告人韦科达的辩护人蒙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提出异议。其提出�下辩护意见：1、本案中被告人韦科达并没有徇私舞弊或伪造检疫结果的行为。广西仙境猪业有限公司作为韦科达工作辖区最大的养猪场，滕某1只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是股东或者法人，他不可能为公司的利益与韦科达存在不正当关系，其次本案涉案票据中，滕某1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其不可能与韦科达存在私利关系，所以2016年2月至3月期间，滕某1联系韦科达出具养猪场生猪检疫证明时，韦科达基于工作职责范围应该为滕某1出具检疫票证，不能认为这是徇私。2、韦科达指示为没有发生检疫的非封锁区农户开具合格证明，没有违背法律规定。本案中，滕某1所在仙境养殖场是韦科达长期检疫的没有发生疫情的非封锁区农户，韦科达根据农业部的《动物检疫管理办法》有关产地检疫第十四条“出售或者运输的动物，经检疫符合下列条件，由官方兽医�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一）来自非封锁区或者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的规定指示协检员开具检疫证明是符合法律要求的。3、本案涉案重要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韦科达存在伪造检疫票证的行为，不应对被告人定罪处罚。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来看，无法确定涉案票证就是韦科达授意他人开具的票证。因为涉案票证存在管理不严格情形，不能排除涉案票证被他人在韦科达不在场未经韦科达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具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所以，本案所涉案票证是谁所开，这一最关键事实无法查明，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4、被告人韦科达不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适格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条、农业部《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五条，均明确规定由卫生�督部门依法行使检疫职责，韦科达没有相关立法行政授权，不行使和承担动物防疫职责，所以被告人韦科达不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适格主体。5、本案被告人韦科达的行为没有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没有达到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的立案标准，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失职罪。
综上，本案主要事实不清，被告人韦科达不具备犯罪主体不适格，其没有实施伪造检疫结果的行为，其的行为不属于犯罪，只是违法。
被告人韦科达的辩护人叶鸿志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提出异议。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韦科达不具有《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中徇私舞弊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具有徇私的客观行为。首先滕某1是仙境养猪场的副总经理，被告人韦科达经常到该养猪场进行检查防疫、检验检疫、采集样本等工作，对该养猪场防疫工作是了解的。认为该养猪场的外卖生猪是符合检验检疫安全规范的，因此相信了滕某1出卖的生猪是他们养猪场的，对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涉及的生猪却不是仙境养猪场的。这个情况被告人韦科达本人是完全不知情的。其次被告人韦科达与滕某1没有任何的私情，其不是徇私才给滕某1开具检疫合格证的。2、被告人韦科达不具有《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中伪造检疫结果的行为。本案涉及的23份检疫合格证并不是伪造出来的，也不是造假而来，公章也是真的。至于检疫结果只是由于被告人韦科达工作上不够认真负责，过于相信滕某1的话，没有到装载生猪现场查看，叫人用真实的票据开具检验检疫合格证，此种情形不属于刑法中“伪造”的行为。3、被告人韦科达不具有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中的适格犯罪主体。被告人韦科达并没有法定的动物检验检疫的职责，虽然其拥有“官方兽医资格证”，但不能表明其当然具有动物检疫的法定职责，所以其身份并不符合《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中的适格犯罪主体。4、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在本案中不具有合法的追诉权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未经现场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或者对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拒不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兽医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本案被告人韦科达没到达外调出卖生猪装载上车的现场�行检疫，符合上述的法律规定，应由兴宾区南泗乡人民政府或兴宾区畜牧局进行处分，而不应该由公诉机关来追诉。目前被告人韦科达已经受到了其上级机关的处分，公诉机关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显然是错误的。5、动物检疫检验现场应该包括出卖装载时的现场，也包括在养殖场即将出卖时的现场。
综上所述，被告人韦科达不具有徇私舞弊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徇私的事实，客观上没有伪造检疫结果的行为，同时被告人韦科达不具有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中的适格犯罪主体。被告人韦科达的行为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
经审理查明，2008年9月至2017年7月间，被告人韦科达担任来宾市兴宾区某畜牧水产推广站站长。2014年1月27日，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水产兽�局颁发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官方兽医资格，负责动植物检验检疫工作。2013年，在工作中认识了广西仙境猪业有限责任公司南泗养殖场的副场长滕某1，后成为朋友。2016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韦科达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没有明确生猪产地来源，未到生猪现场检验检疫的情况下，应滕某1的请托，先后授意本站协检员代其为滕某1开具了货主分别为李某1、吴某、李某3、韦某2共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导致产地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的2204头猪顺利进入南宁市武鸣区和崇左市宁明县等地的屠宰场，合法宰杀后进入市场，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安全隐患。
2016年6月16日，被告人韦科达在来宾市兴宾区畜牧局纪检组长的陪同下，到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⑴立案决定书，证明2016年7月20日，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韦科达涉嫌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对其立案侦查。
⑵户籍证明，兴宾区水产畜牧局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韦科达于1977年11月3日生，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2008年9月至2017年7月20日，韦科达担任某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
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兴宾区水产畜牧局职责文件，证明兴宾区水产畜牧局依法实施全区动物及其产品检疫工作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动物及其产品生产、加工、屠宰、流通等环节的监督及违法违规的查处。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性质为事业单位，其职责包括畜禽与畜禽�品检疫等。
⑷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文件[桂渔牧函（2014）40号]、官方兽医上岗证（桂某兴宾官方兽医0052号），证明2014年1月17日，韦科达具有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的官方兽医资格。
⑸2011年12月31日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部关于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六条禁令》的通知规定，证明畜牧兽医行政执法的六条禁令，其中第二条、第五条规定，严禁不检疫就出证；严禁不按规定实施饲料畜药质量监测。违反上述禁令者，将视情节轻重，按现行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给予记过、记大过、降职、撤职、开除等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⑹高检发释（2006）2号《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有关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案（第413条第1款）�证明采取伪造、变造的手段对检疫的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等虚假的证明或者出具不真实的结论的，应予立案。本案符合上述规定。
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证明货主为“李某1”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有13份，共计1291头生猪；货主为“吴某”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有8份，共计711头生猪；货主为“李某3”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有10份，共计152头生猪；货主为“韦某2”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有1份，共计50头生猪。上述检疫票证落款日期自2016年2月至2016年3月间，这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均以韦科达作为官方兽医的名义签字开具的，且韦科达确认这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应滕某1的请托为其开具的，�疫票上的内容均按滕某1提供的信息填写，且未到生猪现场进行检疫所开的检疫合格证明。
⑻到案经过，证明2016年6月16日，被告人韦科达在兴宾区水产畜牧局纪检组长的陪同下，到兴宾区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⑼回收动物检疫证明记录单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第二联，证明以李某1、吴某、李某3、韦某2（除1车外）4个货主所拉的生猪进入南宁市武鸣双汇屠宰场宰杀。
⑽高速公路出入收费站通行记录，证明桂Ａ×××××等14部运猪车辆从2016年2月至3月间，均未从来宾辖区高速路入口处进入高速路，出口处均为武鸣辖区出口。
⑾耳标发放情况说明（附清单），证明2015年12月8日、2016年2月，韦科达分别从兴宾区水产畜牧局领取耳�号为1536套、9984套。
⑿车辆信息材料，证明运输生猪的货车挂靠运输公司的情况。
⒀动物协检员聘用合同，证明从2015年3月起畜牧推广站聘用韦某1、覃某为该站动物协检员，期限为二年。协检员的职责必须严格执行检疫的“六条禁令”依法检疫。
⒁关于编号4505897551等26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领取及回收核销的情况说明，证明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间，韦科达从来宾市兴宾区卫生监督所领取26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间，韦科达交由该所核销的情况。
2、证人证言
⑴雷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7月至2016年上半年，其做过贩卖生猪的生意，之后不做了，从事运输生猪生意。在做生猪贩卖期间，认识了李某1、韦某2、吴某他们，也合伙做过贩卖生猪生意。其不认识韦科达，但认识滕某1，因为其与滕某1是生意合作伙伴关系，他（滕某1）在个很大的养殖场做经理。[侦查人员出示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给雷某辨认]，其（看）是的，以货主为李某1、吴某、李某3、韦某2这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是其通过滕某1去找畜牧水产推广站开具的，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所涉及生猪2204头，除了以货主韦某2所涉及的生猪拉去崇左市宁明县峙浪乡屠宰场外，其余22份所涉及的生猪拉去南宁市武鸣县华侨投资区双汇屠宰场，且上述这些生猪产地确实不是来宾市兴宾区的，而是李某1、吴某、韦某2等人在防城港市和崇左市等下面的各区、县收购来的，其负责在来宾市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这23份检疫票，有部分是拉生猪的货车司机到来宾市拿的；有部分是其亲自开车送给货车司机的；有部分是其开车送到双汇屠宰场给司机的。送检疫票时连带送生猪耳标，打好猪耳标，这样生猪才能拉进屠宰场。
⑵滕某1的证言，2013年其到广西某猪业有限责任公司南泗养殖场工作，现任南泗养殖场副场长，主要负责管理员工及场地打扫消毒工作，协助场长管理生猪的生产和销售。2013年，经过南泗养殖场王某（场长）的引见认识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韦科达。2016年2月至3月间，其帮过柳州二基地屠宰场一个雷姓（雷某）老板找过韦科达开过检疫票（证），因为之前南泗养殖场的生猪拉到柳州二基地屠宰场给他（雷某）代卖，其才认识雷老板。其记得帮姓雷的老板大概开具二十份左右的检疫票，（出示23份检疫票）经其仔细辨认，以货主李某1、吴某�李某3、韦某2的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是其打电话给韦科达叫他帮开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所需要填写的内容比如货主姓名、生猪头数、到达地点、货主牌号、时间等，雷老板通过137××××3788这个手机把上述内容用短信发给其，后韦科达通过电话交代站（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站）里的工作人员帮其开具的检疫票，官方兽医签上韦科达的名字，得到23份检疫票，其通过南泗至来宾的班车托运到来宾市区交给雷老板。
⑶王某的证言，证明其是广西仙境猪业有限责任公司南泗养殖场的场长，滕某1是该场的副场长，他协助其负责养殖场的生产管理，主要负责生猪的生产和销售。本场外调生猪所开的检疫合格证明，一般是其到畜牧推广站开具的，除非其不在南泗，由其交代滕某1去开检疫合格证明。（出示以货主为李某1等4人的23份�疫票）其看了这些检疫票后，说明以上标号（票号）是2016年的标号（票号）。不是其公司的，具体是哪个公司的，可以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兴宾区畜牧水产兽医局的疾控中心查询。
⑷李某1的证言，证明其从事宰杀生猪，也做过贩卖生猪生意，现在在市场卖猪肉。在贩卖生猪期间，主要是贩猪到宜州、南宁武鸣、桂林。2016年2、3月份，其在防城港拉猪到南宁武鸣华侨投资区双汇屠宰场，所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是从来宾市兴宾区出具的，具体怎么出具其不清楚，都是姓陈的“阿三”去办的。（出示以货主为李某1的18份检疫票），这18份检疫票所涉及的18车生猪其只拉三车生猪，余下的15车生猪是姓陈的“阿三”所拉的，这些生猪都是在防城港装车。三车生猪是�从防城港拉到南宁武鸣华侨投资区双汇屠宰场。
⑸吴某的证言，证明其从事贩猪生意。大概2015年或2016年这样，贩卖生猪给南宁双汇屠宰场。以货主为吴某的8份《动物检疫票》，其通过关系找人到来宾市兴宾区开的，每一车生猪开一份检疫票，其付给关系人800元人民币，也就是花钱买检疫票的市场价。2016年3月份，其通过持有的8份检疫票，调运了700多头生猪给南宁市华侨投资区的双汇屠宰场。
（6）蔡某1、陈某、欧某、黄某1、黄金明、黄某2的证言，均证明他们是个体运输户，从事运输生猪生意。2016年3月间，他们持有以货主为李某1、吴某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从防城港拉生猪到南宁武鸣华侨投资区双汇屠宰场。这期间，他们并没有在来宾市区拉过生猪。
�7）闭文斌、黄某3的证言，证明闭文斌是桂Ｆ×××××货车的所有人。雇请司机黄某3开这辆货车。这辆货车已经拆除全部的护栏，不可能拉生猪，可能别人盗用闭文斌的这辆车的车牌号拉生猪。
（8）韦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3月，其与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站签订有动物协检员聘用合同，合同期限为2年，其被聘为该站的协检员。2015年，其帮过韦科达开具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疫票都是开往来宾市区河东（西）屠宰场。
（9）谢某1的证言，证明其与韦科达是夫妻关系。韦科达在畜牧水产推广站工作，任站长。2015年和2016年，其帮过韦科达开具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有空其呆在（推广站）办公室里面。每次开票都是姐夫覃某告诉其填录《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内容，然后按照他所说的内容填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面。
（10）覃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3月12日，其与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站签订动物协检员聘用合同，期限为二年，在南泗辖区内协助推广站从事动物检疫工作。其与韦科达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还有亲戚关系（覃某的妻子谢妹珍与韦科达的妻子谢某1系同胞姐妹）。（出示23份检疫票）经其辨认（以货主为李某1、吴某、李某3、韦某2开具23份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疫票上的字不是其的笔迹，其想起来了，当时韦科达不在站里，他在来宾，是他叫其开的票。检疫票上的货主其不认识，当时来开票的人讲是仙境养殖场的生猪调运南宁。因为事前韦科达电话通知其，他不在站里，所以叫其开票。开票的内容是根据来开票的人事先写好的字条、有时出示手机上的信息。上面写有货主的姓名、生猪头数、启运地及到达地、生猪耳标号，然后其让谢某1按照字条（内容）填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来开票的人大概40多岁的男子，讲的是来宾话。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韦科达自书说明材料和情况说明：其叫韦科达，在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任站长，是一名检疫员（官方兽医）。在2016年检疫工作中，将票证放在站里，交给动物协检员覃某使用。由于工作忙，（辖区）养殖场场主来开票时找不到其（本人），于是交代覃某帮忙开。当时广西某猪业（有限公司）养殖场是南泗最大的一个场，存栏量出栏量较大，经常找其开票，认识了滕某1，平时也混熟了。2016年2月至3月间，滕某1打电话给其讲要开票，其讲不在家，叫他到站（里）找覃某开，之前其也交代过覃某是仙境场（开）来的就开给人家。其作为官方兽医不在场的情况下，覃某为滕某1开具了22份往南宁市武鸣县华投区双汇屠宰场，一份往崇左市宁明（县）峙浪乡屠宰场的检疫票证，当时车辆信息、耳标都是到站里填写，过程中覃某没有核实过、（未）见过装猪车辆，这是其过后知道的。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检疫员的六条禁令”的规定，为什么帮他（滕某1）开（检疫票），是因为平时较熟，面子上过不去，他的场（养殖场）也较大，有那么多猪觉得很正常，后面意识到严重违规了！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重大隐患。
韦科达的供述：2008年9月至今，其在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任站长、检疫员，有《官方兽医证》。其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对辖区内的生猪交易进行检验检疫，主是是对鸡、鸭、牛等畜禽类进行宰前检疫，检疫合格的就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宰后肉类合格的出具《产品合格证》。其与滕某1、王某他们认识，是因为之前他们经常来跟其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来往多了就成朋友关系。（出示23份检疫票）经其（看后）回忆，以货主为李某1、吴某、李某3、韦某2，涉及生猪2204头，官方兽医署名韦科达的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都是滕某1找其开具的。其没有见过这些猪；也没有检疫过这些猪；也不知道这些猪的产地来源、是否有养殖档案。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的启动地及到达地、生猪的头数、货主、车牌号、耳标号等信息，是滕某1打电话跟其讲的，其再打电话跟协检员（覃某）讲这些信息，后来其就交代覃某，以后滕某1来找你，你就按他讲的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给他好了。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空白栏填写的内容的（字体）笔迹是其妻子谢某1的，包括官方兽医�字栏上的名字。检疫票证上的货主其不认识，检疫票证也是滕某1拿去给这些人（货主）的。之所以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给滕某1，是因为滕某1是朋友、熟人，他经常在南泗街上请其吃饭、吃粉，碍于情面就没有拒绝他，就开票给他了，但其以及本人亲属没有得到滕某1的好处。
针对被告人韦科达及其辩护人蒙华、叶鸿志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韦科达在本案中主观上是否有故意的问题。被告人韦科达及其辩护人叶鸿志均提出韦科达没有徇私舞弊的主观故意，经查，被告人韦科达作为一名检疫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猪宰前必检的原则，而其在没有核查生猪产地来源及货主情况，没有到生猪现场检疫的情况下，碍于朋友情面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他人，明知其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可能产生社会危害后果，而对这种后果持放任的态度，韦科达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因此被告人韦科达及其辩护人叶鸿志提出此项辩解、辩护意见，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韦科达是否具有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主体的问题。被告人韦科达的辩护人蒙华、叶鸿志均提出韦科达不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适格主体的辩护意见，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人员”，在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规定关于渎职中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人韦科达在编制上虽然属于事业编制，但其作为一名检疫员（官方兽医），实际上行使了对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和行使监督、检查等，承担了国家事务的管理职责，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和上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因此被告人韦科达符合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主体。二辩护人提出的此项辩护意见，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
3、关于本案涉案的重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被告人韦科达的辩护人蒙华提出本案涉案重要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韦科达存在伪造检疫票证行为，不应对被告人定罪处罚。经查，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来看，有提取以货主为李某1等人的23份检疫票；有证人滕某1陈述以货主李某1等人开具的23份检疫票证是其找韦科达�具的，且检疫票证上的内容均按雷老板（雷某）提供填写；有证人雷某陈述以货主为李某1等人的23份检疫票证是其通过滕某1在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站开具的，且检疫票证所涉及的生猪产地均不是来宾市兴宾区，且每开一份检疫票，李某1等人同意开支800元费用；有证人李某1陈述以其为货主的18份检疫票所涉及的18车生猪均在防城港装车拉去南宁武鸣华投区双汇屠宰场；有证人吴某陈述以其为货主8份检疫票在来宾市兴宾区开具的，且其是花钱买来的；有证人蔡某2等6人陈述他们均是个体运输户，从事运输生猪生意，他们持有以货主为李某1、吴某的检疫票从防城港市拉猪到南宁武鸣华投区双汇屠宰场；有覃某、谢某1陈述23份检疫票是韦科达授意覃某开的、谢某1填写检疫票证上的内容，与被告人韦科达供述其没有检疫生猪，没有核查生猪产地来源及货主等，在必查的情况下，就为滕某1出具了2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事实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因此认定被告人韦科达授意他人为滕某1开具以货主为李某1等人的23份检疫票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辩护人蒙华此项辩护意见，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
4、关于被告人韦科达在本案中是否有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行为的问题。辩护人蒙华、叶鸿志均提出被告人韦科达在本案中没有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行为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韦科达与滕某1是朋友关系，平时很熟、经常在一起吃饭，当滕某1请托韦科达出具检疫票证时，被告人韦科达碍于情面、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检疫的生猪未进行检疫私自为滕某1出具了检疫结果，足以说明被告人韦科达为徇私情，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出具检疫结�的行为。故二辩护人提出的此项辩护意见，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韦科达作为一名检疫员（官方兽医），违反法律规定，明知应当检疫的生猪未进行检疫，在工作中徇私舞弊、故意违背事实私自为他人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伪造检疫结果，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韦科达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案发后，被告人韦科达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授意协检员代其出具《动植物检疫合格证明》的事实，虽然其提出主观上没有故意为他人出具《动植物检疫合格证明》，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实属对本案行为性质的辩解，均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应认定被告人韦科达具有自首情节。鉴于被告人韦科达系自首，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收受他人好处，犯罪情节较轻，且其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思，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符合缓刑条件，本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根据被告人韦科达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韦科达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缓刑考验期间，实行社区矫正。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本院或者直接向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覃仪晏
审 判 员 谢丽行
人民陪审员 韦 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小佩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四百一十三条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款所列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应当检疫的检疫物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七十五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第七十六条对宣�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