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5民初6571号原告杨扬，男，1962年4月3日出生，住乌鲁木齐市。委托代理人陈大伟，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百鸟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号林达大厦*座**层B。负责人罗辉。被告罗辉，女，1979年5月17日出生，住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原告杨扬诉被告北京百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百鸟所）、罗辉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默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薛培丽、王璧珠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扬的委托代理人陈大伟到庭参加了诉讼。百鸟所、罗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扬起诉称：2013年12月1日，杨扬与百鸟所签订《委托协议》，约定委托费用5万元，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法院判决日或者于审查起诉阶段中结案之日止。百鸟所指派罗辉作为委托事项的代理人。之后，百鸟所负责人罗辉以办案所需事后结算为由，要求杨扬支付巨额款项，杨扬共计向罗辉支付30万元。但在《委托协议》履行过程中，因罗辉受到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行政处罚，2015年7月27日起至2015年10月26日期间停止执业，无法履行委托义务。2015年10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杨XX的案件作出裁定之后，杨扬与百鸟所、罗辉口头协商解除了《委托协议》，但双方并未就退款事项达成一致。后罗辉自行在2015年11月3日、4日分别向杨扬退还了5万元，共计10万元，剩余款项一直未退还。因百鸟所、罗辉自身原因未能完成委托事项，约定的代理费应当全部返还。因全部款项均由罗辉收取，且罗辉在委托过程中存在过错，罗辉也是百鸟所的主任，故罗辉应当对百鸟所返还全部诉讼代理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故杨扬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百鸟所向杨扬返还20万元；2、百鸟所向杨扬赔偿利息损失（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4年1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罗辉对返还20万元及赔偿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4、百鸟所、罗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被告百鸟所未到庭应诉，百鸟所在证据交换时发表答辩意见称：本案是一个诉讼代理合同纠纷，诉讼代理是百鸟所与杨扬之间的，委托人是杨扬，被委托方是百鸟所，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是5万元，该5万元律师费用是应当支付的，杨扬也支付了，至于杨扬称的5万元以外的费用与本案无关。百鸟所已经履行了代理义务，从杨XX被公安拘留之后，百鸟所的律师就履行了会见、咨询、辩护工作，有卷宗为证，也有公检法部门办理接待的手续为证。杨扬没有向百鸟所书写委托书，但百鸟所也派出了律师，是杨扬无理由拒绝书写出庭委托书。涉案的案件持续长达3年之久，却只向杨扬收取5万元，且通过百鸟所的代理，丁XX签署撤案申请书，杨XX取保候审，百鸟所完全履行了代理义务。故不同意杨扬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罗辉未到庭应诉，但在证据交换时发表答辩意见称：同百鸟所的答辩意见。罗辉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即使需要承担责任，也应当由百鸟所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百鸟所原名北京洛辉中煌律师事务所，2016年9月20日经北京市司法局核准更名为百鸟所（以下统称百鸟所）。2013年12月1日，杨扬与百鸟所签订《委托协议》，约定：委托人杨扬经与百鸟所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百鸟所指派罗辉律师担任涉嫌诈骗罪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杨XX的辩护人；2、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杨扬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五万元人民币；3、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法院判决日或者于审查起诉阶段中结案之日止；4、委托协议如需变更，另行协商。协议签订当日，杨扬向罗辉的个人账户支付2万元。次日，百鸟所向杨扬出具三张发票分别为律师费2000元、9000元、9000元，共计2万元。2013年12月11日，杨扬向罗辉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13万元。2013年12月19日，杨扬向罗辉的个人账户转账5万元。2014年1月20日，杨扬向罗辉个人账户转账支付10万元。以上共计30万元。百鸟所接受委托后，指派罗辉担任杨XX涉嫌诈骗罪的辩护人，罗辉会见了杨XX两次。2015年7月27日，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东司罚决字》[2015]第001号，被处罚人罗辉，该处罚决定书称：……罗辉于2013年3月21日接受魏某委托，为其子魏某某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一案担任辩护人。2013年3月21日和22日，罗辉分两次私自收取魏某向其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汇款共计人民币25万元，并私自使用、侵占该笔费用，直至2014年9月才将该笔费用缴入百鸟所……我局认为：罗辉作为执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未通过律师事务所，私自收取并使用、侵占委托人费用，构成私自收取费用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罗辉停止执业三个月的行政处罚（自2015年7月27日起至2015年10月26日止）。2015年9月1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三中院）作出（2015）三中刑初字第XXX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称杨XX因涉嫌诈骗罪于2013年10月22日被羁押，2014年1月8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7月22日被逮捕……判决：被告人杨XX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责令被告人杨XX退赔被害人丁XX人民币二百一十四万六千伍佰元。宣判后，杨XX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10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高院）作出（2015）高刑终字第XXX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两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杨XX的辩护人均为北京市慧学律师事务所律师舒XX。诉讼中，百鸟所和罗辉认为《委托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对此，向法庭提供了杨XX案件的卷宗作为证据，上述卷宗主要系杨XX在侦查阶段的询问笔录、口供、批准逮捕以及取保候审材料。但杨扬对卷宗材料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均为复印件。百鸟所和罗辉还提供了两份撤案申请书，称系经过其工作，杨XX案的受害人丁XX认为其与杨XX之间系经济纠纷，申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撤销杨XX案。杨扬对两份撤案申请书真实性均不认可，并认为两份丁XX书写的撤案申请书原件都在罗辉处，说明罗辉没有将其提交给公安机关。百鸟所和罗辉还提供了一份2013年12月1日的《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杨扬根据法律的规定，聘请百鸟所律师罗辉为杨XX涉嫌诈骗案件杨XX的辩护人。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即日起至侦查终结之日止。百鸟所和罗辉称该份证据证明杨扬对其委托期限就是到侦查终结之日止。杨扬对该《委托书》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委托书内容系罗辉伪造，称当时杨扬委托罗辉时，曾签署了部分空白的委托书给百鸟所和罗辉，认为双方的委托期限已经在《委托协议》中明确，即使《委托书》内容真实，与《委托协议》内容不冲突，亦包含在《委托协议》的期限中。上述事实，有《委托协议》、《委托书》、银行转账凭证、发票、东司罚决字[2015]第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三中刑初字第XXX号刑事判决书、（2015）高刑终字第XXX号刑事裁定书、卷宗、撤案申请书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主要存在三个争议焦点：一、关于委托费用的问题。本院认为杨扬就委托事项向百鸟所共计支付委托费用30万元。《委托协议》中约定的委托费用虽然是5万元，但是杨扬除了向罗辉的个人账户支付该5万元之外，还向罗辉个人账户支付了25万元，罗辉并未向法庭证明杨扬与百鸟所或罗辉之间还存在其他任何委托事项或经济往来，并且上述30万元支付的时间比较接近，故本院认为上述30万元均系基于《委托协议》支付，系《委托协议》签订后双方对委托费用进行了调整。二、关于委托期限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的委托期限为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法院判决日或者于审查起诉阶段中结案之日止。《委托协议》明确约定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法院判决日或者于审查起诉阶段中结案之日止。百鸟所和杨扬称委托协议有效期并不是委托期限，但结合本案的委托事项以及支付30万元委托费用的情况来看，委托期限应系《委托协议》的重要条款，虽然写的是协议有效期，应当认为系对委托事项期限的约定。“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法院判决日或者于审查起诉阶段中结案之日止”，从文义理解以及从涉嫌犯罪案件的委托代理情况来看，就是指如果到侦查阶段就决定不予起诉并结案那么委托义务到此为止，如果提起公诉则委托义务应当到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为止，对于百鸟所和罗辉所说审查起诉阶段中结案之日止就是指委托义务到审查起诉阶段结束，本院不予采信。百鸟所和罗辉称委托书有效期就是至侦查终结之日止，并提供了《委托书》，从内容来看，《委托书》中的有效期与《委托协议》不同，虽然该《委托书》上签名系杨扬所签，但是结合该《委托书》的出具时间和内容，系在同一天就同一事项向百鸟所和罗辉出具两份有效期完全不同的委托，不符合常理，且《委托协议》系以百鸟所名义与杨扬签订，并且加盖百鸟所的公章，故《委托协议》的证明力应当高于《委托书》，双方对委托事项的完成期限应当以《委托协议》约定为准。三、关于委托事项的履行问题。本院认为百鸟所没有完成委托事项。杨XX在2015年7月22日被逮捕，随后被提起公诉，北京市三中院和北京市高院分别在2015年9月18日和10月28日作出判决和裁定，杨XX案已经终结。而在杨XX被提起公诉和上述两审案件审理阶段，罗辉恰好被作出行政处罚停止执业，根本不可能完成委托事项，事实上也是由杨扬另行委托他人完成对百鸟所的委托事项。故百鸟所、杨扬并没有完成委托事项。百鸟所、罗辉提供的两份《撤案申请书》由于无法确认是否为丁XX书写，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百鸟所、罗辉提供的关于杨XX案卷宗材料，仅有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使内容真实，也只能说明百鸟所和罗辉履行了部分委托义务。杨扬称双方已经在2015年10月28日口头协商解除了《委托协议》，因此罗辉退还了10万元。结合《委托协议》的履行情况以及罗辉向杨扬退还10万元代理费的情况，本院认可杨扬所说，双方的《委托协议》已经口头协商解除。《委托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合同解除的后果，但百鸟所没有完成委托事项，完全系其指派的罗辉律师个人问题导致，合同解除后，杨扬要求百鸟所退还全部委托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罗辉已经退还10万元，现杨扬要求百鸟所退还尚未退还的2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百鸟所未能及时退还杨扬的委托费用导致杨扬产生利息损失，故对于杨扬主张的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但杨扬自认《委托协议》于2015年10月28日解除，故利息起算时间应当自2015年10月28日起算为宜。关于杨扬要求罗辉承担连带责任一项，罗辉个人收取了杨扬支付给百鸟所的委托费用，说明罗辉存在不规范执业行为，应受到相应行政处罚，关于其称罗辉履行代理义务存在过错，罗辉系百鸟所负责人，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百鸟所、罗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百鸟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扬返还二十万元；二、被告北京百鸟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扬赔偿利息损失（以二十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杨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四千九百五十元，由被告北京百鸟律师事务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默菡人民陪审员  薛培丽人民陪审员  王璧珠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