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09民终24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雅红，女，199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保华，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焕芬，女，197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间市。
三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芬霞，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坤，男，199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间市。
委托代理人：姚静，女，河北京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雅红、宋保华、崔焕芬因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河间市人民法院（2015）河民初字第3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坤诉称：宋保华、崔焕芬系宋雅红的父母。原告与宋雅红经媒人介绍相识相恋后，2014年阴历8月12日订婚，后原、被告举行了结婚仪式。经媒人之手，原告先后给付了被告16万余元的彩礼，原告恋爱期间给被告购买三金、首饰、手机等物品。除此之外，举行结婚仪式前，被告多次到原告家中，原告父母给付了被告过节费若干。现原、被告已分手，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被告应当依法返还彩礼。故起诉，请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彩礼17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宋雅红、宋保华、崔焕芬辩称，一、答辩人没有收到原告彩礼，不同意返还。结婚前，原告给付嫁妆费及结婚费用共计10万元，但该款已为双方结婚购买了物品及用于宋雅红婚后的日常开销、××。王坤与宋雅红分开的责任在王坤，其对婚姻严重不负责任，背信弃义、毁弃婚约在先，致使宋雅红及其父母身心遭受了严重打击，故不应返还彩礼。二、案件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王坤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王坤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2、证人王某、曹某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署名为王某的书面证言一份，内容为“我是王坤与宋留孝村宋雅红的媒人，男女双方订婚、结婚时经我之手，王坤给了女方宋雅红家彩礼162000元。现在双方已分手，男方通过我向女方所要彩礼，女方一直不给。媒人王某2015年10月20日”。原告称，因媒人不会写字，所以是经媒人同意，由他人代写后写的她的名字。
4、录音光盘一份、原告称根据录音整理的书面材料一份，原告称能证实被告认可彩礼是17万元。
5、证人王某的当庭证言证实，原、被告先搞的对象，后让我当的媒人。王坤给宋雅红彩礼了。订婚时给了八万，宋雅红家回多少，没有经我的手，我不知道。娶的时候给了十万，押回来两万。送小贴给了两千。这些都是经我手给的。其对证据3的书面证据查看后表示，我不会写字，手印也不是我按的。
6、购买三金的发票（三张）及购物小票（六张），证实金戒指是2015年2月14日购买的，金项链、吊坠、耳钉是2015年2月10日购买的。共计13500元。
对于上述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媒人当庭已表示其不会写字，上面的手印不是她按的，所以不属实。对证据4，录音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且没有司法鉴定，不认可。对证据5，证人证言大部分是虚假的，说的与事实不符。退回去的钱证人没有说。对证据6，金戒指的发票，孩子没跟我说过，我不知道。对其它票据没异议。但这些物品，因宋雅红从原告家离开时比较仓促，没有带走，全部在原告处。
被告对自己的答辩主张，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认定，王坤与宋雅红经人介绍相恋后，于2014年农历八月十二订婚，2015年农历正月初十双方按当地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2015年10月13日宋雅红回到父母家，双方分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订婚及商议举行结婚仪式过程中，原告王坤经媒人王某之手给付被告宋雅红彩礼162000元。
原审认为，原告通过媒人给被告钱财，目的是为了与被告结婚，此款应认定为彩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本案原、被告按照当地习俗已经举行了“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故被告可适当返还彩礼。证人王某证实，经其手原告共给付被告方162000元，被告称其证言不属实。因证人系原、被告均认可的媒人，且被告方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证人所证实的内容予以确认。因双方同居生活时间较长，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彩礼可按60%予以退还，即162000元×60%=97200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三金等物品，这些物品系男女在交往过程中，购买、给付的，可视为赠予，不予返还。被告辩称原告给付的钱均已为原、被告结婚及生活所花费，但被告方即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其辩解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其辩解不予支持。因实践中，彩礼往往是交付给女方的长辈，且本案被告宋雅红在订婚接受彩礼时尚未满十八周岁，故被告宋保华、崔焕芬应承担返还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被告宋雅红、宋保华、崔焕芬共同返还原告王坤彩礼款972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被告宋雅红、宋保华、崔焕芬共同负担2230元，原告王坤负担1470元。
宣判后，宋雅红、宋保华、崔焕芬不服，上诉至本院。其主要上诉理由：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案由应为同居析产，而非返还彩礼；2、上诉人宋保华、崔焕芬作为被告不适格；3、原审认定彩礼的事实错误。彩礼为8万元，被上诉人给付彩礼时，当天女方又押回4万元；4、原审对上诉人的嫁妆未一并审理错误。
王坤辩称，本案案由应为返还财产，被上诉人请求的是返还彩礼，双方同居期间，没有同居共同财产，谈不上同居析产；本案主体适格，被上诉人通过媒人将彩礼直接给付上诉人，且彩礼均由三上诉人支配，三上诉人是接受彩礼的主体；原审对彩礼认定由媒人的当庭陈述，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宋雅红的电话录音中对彩礼的数额也得到证实；上诉人所说的嫁妆情况不属实，且上诉人在原审中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返还嫁妆与本案无关。
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证人崔某（系上诉人崔焕芬之姐）、宋中雨（系上诉人宋保华的叔伯兄长）、郑凤蝉（系上诉人宋雅红的叔伯婶婶）的证言。崔某证明，订婚时王坤给了8万彩礼，女方退回4万。宋中雨证明，订婚时男方给了女方8万彩礼，女方返回4万。举行仪式时是否又给钱，就不知道了。郑凤蝉证明，2014年阴历八月十二，男方给了女方8万元，女方退回4万。被上诉人认为，三证人不在订婚现场，该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对给付彩礼的数额认定并不仅是依据媒人的书面证词，而是结合当时证人的陈述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宋雅红的电话录音，对媒人的当庭陈述也经过法庭质证，内容是经过双方及法庭的核准。
另上诉人提供了证人高某（其爱人宋大学与上诉人宋保华系叔伯兄弟）、苑书女（系上诉人宋雅红的大妈）的证言，用以证明男方来了两辆车拉走了嫁妆等。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证人是否在场无法核实。上诉人提供了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复印件（无印章），用以说明购买嫁妆的现金支出。被上诉人认为该单系复印件，且未加盖银行网点的专用章，其与购买嫁妆无关联性。
本院另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返还彩礼，且提交了相关证据，故本案的案由应为返还财产纠纷，而非同居析产，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往往是将彩礼由男方直接给付女方的父母，已表达对女方父母的敬重。本案中，被上诉人亦是通过媒人将彩礼直接给付上诉人，故宋保华、崔焕芬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关于上诉人接受彩礼的数额问题，本院认为，原审认定男方经过媒人给付女方的彩礼为162000元，该数额只扣除了举行仪式时女方押回的20000元。但订婚时按当地农村习俗，女方亦要押回少部分彩礼。本院审理中，上诉人提供的崔某、宋中雨、郑凤蝉的证言，就证明订婚时女方要押回彩礼符合当地农村风俗，本院予以采信，但证明就仅订婚就押回40000元，不符合常理，且三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故对该数额不予采信。参照原审中媒人王某的证人证言中“娶的时候押回来两万”的标准，酌定订婚时押回彩礼的数额亦为20000元，即女方实际接受男方的彩礼为142000元。原审根据双方同居时间及实际情况，彩礼按60%予以退还无误，即上诉人应退还上诉人142000元×60%=85200元。关于上诉人诉称的返还嫁妆问题，由于双方争议较大，且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可另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间市人民法院（2015）河民初字第3284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宋雅红、宋保华、崔焕芬共同返还被上诉人王坤彩礼款8520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230元，由三上诉人负担1115元，被上诉人负担11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希荣
审判员 郭景岭
审判员 程晓明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杨 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