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4民初108号
原告：李明哲，男，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地区。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慧，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强，男，1958年5月5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明哲与陈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因管辖权问题，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7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明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於飞，陈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明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其和陈强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25日，其和陈强签订了《股权赠与协议》一份，具体内容为:“由于陈强先生不慎遗失之前的股权赠与协议，现要求补签如下：本人李明哲持有溧阳市天目湖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40%的股权，本人同意无偿赠与陈强先生本人所持股份百分之五（5%）做为管理奖励”。现李明哲认为该《股权赠与协议》无效。首先，协议中所称的溧阳市天目湖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目湖俱乐部）为外商独资企业，唯一股东是法属萨摩亚群岛的JMC.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MC公司），李明哲并非天目湖俱乐部股东，而其与陈强签订《股权赠与协议》，未经JMC公司授权，其并无权利向被告赠与股权，故《股权赠与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次，天目湖俱乐部系外商投资企业，该股权赠与未经审批机关批准，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再次，虽然双方对2016年5月25日补签的《股权赠与协议》所反映的原“股权赠与协议”的签订时间存在争议，但即使按被告主张的原股权赠与协议发生在天目湖俱乐部股权变更登记到JMC公司之前，则股权赠与也并未经天目湖俱乐部当时的其他股东同意，因此，该协议也侵犯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第四，涉案股权赠与协议作为赠与合同，未实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视为赠与财产未交付，则该协议未生效，现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已经明确不愿意履行该协议，因此该协议无效。鉴于陈强持有上述协议在各种场合均以天目湖俱乐部股东名义进行各种活动，故其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陈强辩称，一、天目湖俱乐部于2003年11月组建，陈强是组建人之一，当时与所有其他投资人约定其以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入股，股份占5%，并以李明哲赠与其股权的形式进行股权分配，当时双方签订了赠与协议，并已履行，而JMC公司在2005年12月才变更为持有公司100%股份的股东，股权转让时间发生在被告持有隐名股权之后，因此股份赠与行为与JMC公司无关。二、自公司成立时起，陈强就以公司隐名股东和总经理的身份一直管理公司至今。之所以2016年时要求明确其股权，是因为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公司要停业，政府并给予补偿，故陈强要求明确其持有的股份，因发现原有赠与协议已遗失，故进行补签。三、李明哲与胡森俊股权纠纷也正在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应以该案审理为前提，故应中止审理。四、李明哲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李明哲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强经质证，对涉案《股权赠与协议》、天目湖俱乐部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李明哲经质证，对天目湖俱乐部《外商投资企业开业登记申请书》、2004年11月18日和2005年12月18日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
一、双方对现股权赠与协议反映的已遗失的原股权赠与协议签订的时间和协议证明的内容存在争议。
原告主张原股权赠与协议发生在JMC公司成为持有天目湖俱乐部100%股权的股东之后，所以原告实际已不是天目湖俱乐部的股东，其无权向被告赠与JMC公司拥有的天目湖俱乐部的股权。至于股权赠与协议上载明其持有天目湖俱乐部40%的股权，是因为其是持有JMC公司40%股权的股东，故其误以为其持有天目湖俱乐部40%的股权。
被告则主张原有股权赠与协议签订于天目湖俱乐部成立时，同时原告同意赠与的股权也是属于原告持有的股份，并非JMC公司的股权。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赠与协议系对已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的补签。虽然双方对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签订时间陈述不一，但根据李明哲曾在2004年11月18日至2005年12月18日期间持有天目湖俱乐部40%股权的事实，对照股权赠与协议中“李明哲持有溧阳市天目湖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40%的股权”的表述，可以认定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签订于2004年11月18日至2005年12月18日期间。因此，原告同意赠与被告的股权是原告当时持有的天目湖俱乐部股权，而现补签协议是对当时发生股权赠与行为的承认。
二、原告向被告赠与股权时，有无通知当时天目湖俱乐部的其他股东。
原告认为即使按被告认为的原有股权赠与协议发生在JMC公司成为公司股东之前，则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当时原告将股权赠与的情况通知了其他股东李明仁和胡森俊。
被告则认为，当时赠与股权是在公司组建过程中所有投资人协商一致形成的意见，事实上，被告也一直以公司股东和总经理的身份对天目湖俱乐部进行管理至今，而其他股东很少管理公司。因此，其他股东对其是隐名股东的事实是认可的。
本院认为，被告未提供就其与原告签订股权赠与协议的事实已通知了当时公司其他股东的证据。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以天目湖俱乐部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议、享受公司盈利分配权利等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湖俱乐部于2003年11月7日在江苏省溧阳市注册成立，登记的企业类型为独资经营（台资），经营范围餐饮、住宿、棋牌、游泳池、网球、马术俱乐部、垂钓、健身房、标准练习高尔夫球场的经营；旅游接待；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观光生态农业开发。该公司登记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股东胡森俊、李明仁、李明哲，出资额分别为360万、340、3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胡森俊。2004年11月18日的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显示，该公司股权由胡森俊持股36%、李明哲持股30%、李明仁持股34%变更为胡森俊持股10%、李明哲持股40%、李明仁持股50%，董事长李明仁。2005年12月18日的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显示，该公司股权由胡森俊持股10%、李明哲持股40%、李明仁持股50%变更为ＪＭＣ公司持股100%，法定代表人李明仁。2005年，天目湖俱乐部公司章程第三条载明：“独资经营者名称：ＪＭ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外文名称为：ＪＭ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法定地址为：萨摩亚法定代表人：李明仁国籍：中国台湾”。20
2016年5月25日，李明哲与陈强签订一份《股权赠与协议》，载明：“由于陈强先生不慎遗失之前的股权赠与协议，现要求补签如下：本人李明哲持有溧阳市天目湖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40%的股权，本人同意无偿赠与陈强先生本人所持股份百分之五（5%）做为管理奖励，特立此协议为证。股权受让人：陈强立协议人：李明哲”。根据《股权赠与协议》所反映的事实，此前，双方曾于2004年11月18日至2005年12月18日期间签订过一份股权赠与协议，后该协议遗失，现《股权赠与协议》系对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的补签。
被告未提供已遗失股权赠与协议签订时通知了天目湖俱乐部的其他股东的证据。也未提供能证明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或其他股东认可其隐名股东的证据。
被告未提供双方对已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报经国家相关行政机关审批的证据。
双方对签订股权赠与协议为何未曾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解释为：原告认为其不懂中国大陆法律；被告认为因当时已明确股权赠与了被告，被告也一直作为公司总经理管理公司，故双方也就没有去办理变更手续。而2016年补签协议是因为政府对公司的补偿金即将到位，因此，股东之间的权益必须明确。
本案争议焦点：1、原、被告双方原赠与协议的签订时间。2、涉案股权赠与行为是否需经相关行政机关审批以及未经审批是否合同无效。3、公司股东向公司外的第三人赠与股权是否应征求其他股东的同意，未征求意见，是否侵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4、涉案股权赠与是否已经完成，原告认为其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表明了原告不愿履行赠与义务，即撤销赠与协议，从而导致赠与协议无效，这一观点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李明哲系台湾人，故本案属于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民商事关系确定法律适用。双方签订《股权赠与协议》，已形成合同关系。由于涉案合同双方当事人未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故应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股权赠与协议》所涉公司系在中国大陆注册，根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应适用中国大陆法律。
一、关于原、被告双方原赠与协议的签订时间的问题。
本院认为，李明哲与陈强签订《股权赠与协议》，该《股权赠与协议》系对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的补签。虽双方对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签订时间认识不一，但根据《股权赠与协议》中“李明哲持有溧阳市天目湖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40%的股权”的表述和李明哲曾在2004年11月18日至2005年12月18日期间持有天目湖俱乐部40%股权的事实，可以认定遗失的股权赠与协议的签订时间在2004年11月18日至2005年12月18日之间，而现股权赠与协议仅是对原有协议存在事实的承认。因此，该股权赠与协议的效力与JMC公司是否同意赠与无关。
二、涉案股权赠与行为是否需经相关行政机关审批以及未经审批是否合同无效。
本院认为，2000年发布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十条规定，外资企业分立、合并或者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根据该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变更应该经过相关行政机关的审批，而在未经批准之前，股权变更协议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而非无效。天目湖俱乐部属于外资企业，其股权变更应遵守外资企业法的规定。但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赠与协议未体现出需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意思表示，在签订协议到双方发生纠纷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双方也从未协商过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被告也一直认为其是隐名股东，直到纠纷发生前，因公司可能面临关停，并可能得到政府补偿，被告才认为必须明确股东间权益。因此，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赠与协议的性质更接近于双方仅是约定被告享有原告5%股权对应的财产权，而并不是成为显名股东。我国法律允许隐名股东享有相应股份的投资收益权，根据2010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企业名义股东，实际投资者请求确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外商企业股东的，需要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的情况征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因此，本案中的股权赠与协议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无需经过审批同意。而2016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举办外资企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该规定明确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变更不再需要经过审批。故本院对李明哲关于涉案股权赠与因未经批准而无效的意见不予采纳。
三、公司股东向公司外的第三人赠与股权是否应征求其他股东的同意，未征求意见，是否侵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关于原、被告双方在签订股权赠与协议时，未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对赠与协议效力的影响。首先，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但公司法对股东将股权赠与股东以外的人是否应征求其他股东意见，以及其他股东是否有优先购买权和如何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没有规定。事实上，股权赠与因具有无偿的特性，故不同于股权转让，正因为其不存在对价关系，因而也不存在其他股东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其次，如前所述，因原、被告之间的赠与协议并未约定被告需成为公司显名股东，协议签订后十余年内，双方也均未有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意思表示。因此，在受赠人未请求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并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并不涉及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总之，涉案股权赠与协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股东向公司外的人转让股权需要征求其他股东意见，而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的情况。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二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一方股东将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其他股东以该股权转让侵害了其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转让方、受让方以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即使按照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将原告视作股权转让方，则原告以股权赠与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侵犯了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确认协议无效也无不应得到支持。
四、涉案股权赠与是否已经完成，原告认为其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表明了原告不愿履行赠与义务，即撤销赠与协议，从而导致赠与协议无效，这一观点是否成立。
原告认为，涉案股权赠与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赠与股权实际未完成转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现原告在赠与股权转移之前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赠与合同无效，表明了其不再愿意履行赠与行为的意思，即在本案诉讼中撤销了对被告的股权赠与，故被撤销了的赠与协议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表。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股权变更登记并不是股权变更协议生效和股权转移的必要条件，只是未经登记不具公示效力，因而不能对抗第三人，而股权变更双方当事人之间，只要股权变更协议对股权变更时间或变更条件没有特别约定，则股权变更协议生效后即发生了股权变更。如前所述，涉案股权赠与虽发生在外资企业，但协议并不以相关行政机关批准为生效要件。该协议依法成立即具法律效力，股权在原、被告之间即已发生转移。故原告认为其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表明了原告不愿履行赠与义务，即已撤销了赠与协议，故现赠与协议已不再有效的这一观点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李明哲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明哲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472元，由原告李明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山西路支行；账号：10×××75）。
审 判 长 吕福清
审 判 员 时 坚
审 判 员 刘 颖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张 玺
书 记 员 陈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