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6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锦贵，男，196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福聚，男，住济南市，由济南市章丘区文祖街道办事处东窑头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卫杰，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中鲁特种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石建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克平，山东琴岛（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锦贵因与被上诉人济南中鲁特种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鲁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7）鲁0181民初5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锦贵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董锦贵的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中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工伤保险条例》是国家强制性规定，中鲁公司强制董锦贵签订《协议书》，不足额发放工伤待遇，违反法律。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治疗工伤期间的工资福利五级、六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按照国家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不变，由用人单位按月支付。原工资福利待遇是指职工未被确认职业病前，原用人单位对职工按照出勤对待而发给的全部工资和福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六级伤残的，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六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60%，并由用人单位按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协议书》中约定，甲方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其伤残津贴符合法律规定，但支付时间和金额不符合并违反法律规定，应该从2015年12月29日评残之日发放60%的本人工资，而《协议书》是从2016年10月计发。计发金额不是诊断职业病2016年8月15日前12个月的平均缴费工资计发，应按出勤（伤前）计算缴费工资，2929元/月×60%=1757.4元，缴纳各项个人保险后，实际金额低于2017年最低工资1810元/月，减去已发的1267.95元/月，差额为542.05元/月，乘以5个月为2710.25元，应依法补齐。一审未依法审查《协议书》违法法律规定无效，认定伤残津贴执行时间、金额错误。2.董锦贵20**年6月至10月伤残津贴被停发。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董锦贵5月22日提起仲裁，8月21日仲裁结案。一审10月11日开庭，诉讼请求发生在庭审中，所以董锦贵主张2017年6月至10月伤残津贴，应为9050元。3.董锦贵诊断职业病时间为2016年8月15日，一审错误认定为2016年5月。伤残鉴定为2016年12月26日，一审错误认定为2016年10月，并以错误认定《协议书》为据认定发放停工留薪期限，导致克扣欠发11月、12月40%工资，发放金额违反《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和劳动法第七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董锦贵伤前出勤工资应为实发3188.20元/月，而《协议书》是违法依2302.35元/月发放，3个月差额2657.55元，加上11月、12月提前发放伤残津贴，致克扣欠发6498.05元。由于董锦贵维权投诉，中鲁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补发3612.73元，仍欠发2885.32元。一审未能依法审理，认定事实错误。4.《协议书》中认定2016年5月诊断职业病错误，应为2016年8月15日。2016年5月经查体机构查为职业病异常，应从5月至8月15日为职业病查体期间，应适用2012年6月颁布的《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49号）规定，且董锦贵除期间查体、办理手续外，正常出勤劳动，但中鲁公司减发工资4669.95元。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无视法规规定致判决错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规定了减少劳动报酬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董锦贵在仲裁及一审中提供了诊断书、认定书、伤残鉴定书、社保机构确认伤前（职业病诊断）12月平均缴费工资明细、银行出具的伤前12月实发工资证明、停工留薪期、伤残发放期津贴期间实发津贴证明等证据，仲裁、一审却说没有提供证据。董锦贵按时间到庭，一审法官不知道庭审安排，急忙开庭，未认真审理、质证，没有董锦贵上交的材料及证据，仲裁时索要答辩状没给，中鲁公司现场制作答辩状，董锦贵索要不给。2.《协议书》的签订，利用董锦贵对《工伤保险条例》不了解、不全面掌握，采取欺诈、恐吓、胁迫的方法签订，违反法律规定，应依法认定为无效，而有效部分仍然有效。劳动法第十八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劳动合同的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不准在工伤津贴发放标准纠缠，就是违法恐吓、欺诈、剥夺董锦贵的合法权利。3.董锦贵已经领了伤残津贴，依法享受离岗休养。如住院治疗，应按《工伤保险条例》发放伤残津贴，并每年上调标准。如身体恢复再次评残为7级及以下，就可以安排回岗工作。4.董锦贵20**年5月诊断为矽尘肺错误，应为8月。至10月劳动能力鉴定错误，应为12月29日评残，以此订为10月止停工留薪期并计算待遇违反《工伤保险条例》，仍存在差额欠发。5.工伤待遇是工伤保险支付，与单位协议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下列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二）获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疗、康复等职业病防治服务；（五）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以及危及生命健康的行为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劳动者行使所列权利。因劳动者行使正当权利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其行为无效。”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调解协议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纠正。调解达成协议，不能强迫，调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追索……工伤保险待遇等案件，如给付数额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中鲁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董锦贵声称“退出生产线至退休及离岗休养”与事实不符。《协议书》约定，如果身体状况转好，是必须要工作的，如无法上班的，需出具医疗证明，才能发放病假工资。时至今日，董锦贵未提供任何医疗证明，无正当理由不工作，系旷工,已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及《协议书》约定。二、中鲁公司在董锦贵原工资待遇保留不变的情况下，按停工留薪期限发放停工留薪待遇，只要原工资待遇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即符合法律规定。而中鲁公司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停工留薪期6个月，双方确定的标准进行了补发，且远远高于最低工资标准，是合法有效的。董锦贵要求停工留薪期工资待遇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即2929元进行发放无法律依据，该标准适用的条件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而非“停工留薪工资”。因此，董锦贵认为少发2826.16元停工留薪工资无合同及法律依据。董锦贵自2016年5月3日在埠村煤矿医院进行检查，5月4日在济钢总医院检查，5月5日在山东省职业病医院检查，2016年8月31日至10月25日在山东省职业病医院住院共计56天，而2016年10月18日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认定董锦贵为工伤。因此，董锦贵的停工留薪期限为：5月3日、5月4日、5月5日检查时间、2016年8月31日至2016年10月18日工伤认定期间为49天，工伤认定后，应属于劳动能力鉴定期间，停工留薪期限应为52天。但中鲁公司为了照顾董锦贵，在《协议书》中约定停工留薪期限为6个月，并按每天120元，按照《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规定“月计薪天数21.75天”计算。因此无论从停工留薪期限上，还是从计算标准上均对董锦贵有利，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三、董锦贵诉请增加7360元未经仲裁，不应得到支持。四、董锦贵被评定伤残后，中鲁公司可以安排董锦贵工作，不能发放伤残津贴。但其需要继续治疗的，提供医疗证明的可以发放病假工资，董锦贵要求支付欠发伤残津贴2447.25元无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二）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六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60%，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由于双方保持劳动关系，按《协议书》约定，如果身体状况转好，是必须要工作的，而用人单位也可以安排工作，如无法上班的，需出具医疗证明，才能发放病假工资。《山东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从评定伤残等级的次月起，按照《条例》和《试行办法》的规定享受因工伤残待遇。需要继续治疗的，必须有工伤协议医疗机构的休假证明，其工伤医疗费予以报销，但不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由用人单位发给生活津贴，其标准不得低于因病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59条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该情况的病假工资应按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但董锦贵未提供任何医疗证明，也不到中鲁公司上班，其不属于“难以安排工作”的情况，而中鲁公司也可不发放病假工资。但为照顾董锦贵，中鲁公司将2017年1月至6月20日期间的病假工资按2626元的60%计算为1575.6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307.65元，应发1267.95元。中鲁公司支付的该病假工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能因中鲁公司按2626元的标准的60%支付病假工资，而推出中鲁公司向董锦贵发放的是伤残津贴，更不能得出董锦贵已经享受“伤残津贴待遇”“难以安排工作”的结论。因此董锦贵要求支付欠发伤残津贴2447.25元无法律依据。五、董锦贵要求支付职业查体期间的工资差额4669.95元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1.《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承担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第二款：“劳动者接受职业健康检查应当视同正常出勤。”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是用人单位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而中鲁公司并未组织董锦贵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系董锦贵自行进行，因此该规定并不适用。2.董锦贵仅于2016年5月3日在埠村煤矿医院进行检查，5月4日在济钢总医院检查，5月5日在山东省职业病医院检查，查体期限仅为3天，与其声称的3个月严重不符。3.董锦贵请求将2016年5月至7月3个月的职业查体按照出勤发放工资，虽然其要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但按《协议书》约定，该期限已包含在2016年5月至10月份的停工留薪期间，且中鲁公司已经发放了停工留薪待遇，董锦贵不得要求重复发放。
董锦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中鲁公司支付赔偿董锦贵工伤待遇停工留薪欠差额2826.16元；2.依法判决中鲁公司支付6级伤残津贴差额2447.25元，今年六月至十月增加额7360元；3.依法判决中鲁公司支付职业查体期间（包括在岗工作）欠发差额4669.9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董锦贵系中鲁公司职工。2016年8月15日山东省职业病医院诊断董锦贵患职业性矽肺病；2016年10月18日董锦贵的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2016年12月26日董锦贵之伤被鉴定为六级伤残。二、2017年3月25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共同达成以下协议：1.乙方（即董锦贵，下同）住院期间无法正常工作时，甲方（即中鲁公司，下同）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为乙方发放伤残补贴（六级为本人工资的60%，其中因本人工资低于上年度缴费工资按缴费工资执行），并按规定为乙方缴纳各种社会保险，乙方今后不得在工伤津贴的发放标准上纠缠，甲乙双方不再存在任何纠纷。2.乙方出院期间，如身体状况良好须到甲方正常上班，甲方会根据乙方身体状况，安排适合其体能的工作，乙方工作期间，甲方按照其出勤天数和岗位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如乙方出院后因身体状况较差，无法到甲方上班，乙方需到医院开具病假条交由甲方，病假期间按照甲方考勤制度发放病假工资。4.乙方自2016年5月在山东省职业病医院确诊为职业性矽肺，至10月份工伤认定后并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期间，共计6个月为乙方的停工留薪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停工留薪期原福利待遇不变，甲方于2017年2月27日将乙方2016年5月至10月份的工资，按照原福利待遇进行补发，6个月共计补发工资3612.73元，已打入乙方工资卡。至此，乙方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已全部结算完成，乙方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张权利，今后甲乙双方就停工留薪期工资待遇问题不再有任何纠纷。5.乙方2016年5月至11月期间医药费用按有关规定已结算完成，今后甲乙双方不再存在任何纠纷。6.乙方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查体费518元，乙方可到甲方财务部签字领取现金。乙方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甲方已上报至济南市工伤保险处，待本月底下月初由工伤保险基金拨款，到账后乙方到甲方财务部签字领取。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三、2017年5月中鲁公司向董锦贵支付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于2017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事实清楚，该协议书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董锦贵虽然主张当时存在恐吓、欺诈、胁迫的情形，但对于其主张的事实，董锦贵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加以证实。对该《协议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双方《协议书》，双方已就董锦贵的伤残补贴、病假期间的病假工资、停工留薪期工资待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协商一致，双方应当共同遵照该协议履行。现董锦贵再次向中鲁公司主张工伤待遇停工留薪欠差额、伤残津贴差额、职业查体期间（包括在岗工作）欠发差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当由董锦贵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对于董锦贵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董锦贵增加诉讼请求，主张2017年6月至10月伤残津贴差额7360元，未经仲裁程序，故本案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锦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董锦贵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董锦贵就其与中鲁公司订立《协议书》的事实向本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第二款规定：“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锦贵与中鲁公司订立《协议书》就医疗费用、停工留薪期期间和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劳动能力鉴定查体费用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虽然董锦贵主张《协议书》的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但是上述相关规定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否定《协议书》的效力。关于董锦贵主张订立《协议书》时，中鲁公司采取欺诈、胁迫的方法，本院认为，从《协议书》的内容看，《协议书》已经载明了伤残津贴、停工留薪期工资的法定标准以及董锦贵本人工资低于上年度缴费工资等事实。也就是说，在董锦贵订立《协议书》时对上述事实是明知的，与董锦贵关于中鲁公司采取欺诈方法的主张相矛盾。董锦贵主张如果其不订立《协议书》，中鲁公司将不向其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但是若中鲁公司未依法向董锦贵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董锦贵可以采取申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等方式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主张的该情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胁迫情形。综上，董锦贵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申请证人出庭，本院不予准许。董锦贵和中鲁公司订立《协议书》已经就停工留薪期期间和工资、伤残津贴进行了约定，董锦贵在此之外再行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伤残津贴差额，本院不予支持。董锦贵主张的职业查体期间欠发工资差额已经包含在停工留薪期期间，在中鲁公司已经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的情况下，董锦贵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关于董锦贵主张的2017年6月至10月伤残津贴差额，确系未经劳动仲裁程序，一审法院未在本案中审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董锦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董锦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海涛
审判员 何菊红
审判员 唐鸣亮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马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