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京01行初772号原告浙江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东海西路701号。法定代表人马永钧，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黄镇繁，浙江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员工。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号。法定代表人ＸＸＸ，行长。委托代理人刘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龚静燕，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原告浙江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公司）认为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兴业公司诉称：1.原告向被告举报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在办理进出口贸易信用证下福费廷业务过程中涉嫌违反被告相关规定并涉嫌构成洗钱犯罪，向被告申请调查交通银行的洗钱行为，要求对查证属实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如交通银行涉嫌洗钱犯罪，则将案件移送并报告侦查机关。根据法院判决书载明的事实可知，汪克成多年来进行金融和商业诈骗行为，其利用实际控制的宁波华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聚公司）以及注册在塞舌尔共和国的海宏化工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海宏公司）和注册在伯利兹的E.M.ABusinessCorporaiton（以下简称EMA公司）,用虚假的仓单或提货单虚构基础交易，并以该虚构的基础交易为基础，利用华聚公司委托的其他公司与这些海外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通过这些虚假基础交易以及在信用证下提交虚假单据或进行“转罗圈”进行欺诈以非法获取包括交通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对信用证提供的融资。此外，交通银行还为汪克成实际控制的境外受益人海宏公司和EMA公司开设离岸账户，用以接受融资款项，并通过包括交通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的离岸账户以TT汇款的方式，将信用证诈骗所得款项逐个转到汪克成在国内的其他银行所开设的关联公司的账户中去，以达成整个信用证诈骗的资金循环，将前述黑钱洗白。汪克成及其公司和交通银行已经明显涉嫌洗钱和其他相关金融犯罪。原告受骗与华聚公司交易，以海宏公司为受益人开立信用证。海宏公司收到信用证后，通过交通银行向开证行提交了信用证要求的全套单据，但这些单据均系伪造的。交通银行明知海宏公司系利用虚假交易进行信用证诈骗，仍为其办理福费廷融资业务，导致海宏公司信用证诈骗得逞；2.交通银行未履行金融监管规定的有关反洗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下简称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法律规定，为防止洗钱，金融机构有义务在开户时对其客户及其交易方进行身份识别，有义务保存有关客户和交易的书面记录，有义务对客户及其交易进行持续监管，并有义务在发现可疑客户和交易时采取进一步措施，甚至向国家反洗钱部门汇报。交通银行在为海宏公司、华聚公司等进行开户、贴现、转款等金融服务时，出现故意或重大过失，未能履行其反洗钱法律义务，从而给原告造成实际的和潜在的重大经济损失；3.被告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未依据法律规定对交通银行的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处罚。反洗钱法赋予被告的反洗钱的职责首先体现在，被告有责任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在职责范围内调查可疑交易活动，接受单位和个人对洗钱活动的举报。当发现金融机构违反反洗钱法时，被告负有行政处罚的职责。原告已向被告提供多份交通银行洗钱的证据，并要求对其进行调查处罚，但被告拒绝履行法定职责；4.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导致原告无法获得交通银行在上述违法行为中具有主观过错的证据，这一点直接关系到原告能否在民事诉讼中追究交通银行的责任。因此，原告与被告的不履职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综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依规检查并处罚交通银行的违法违规行为。被告中国人民银行辩称：1.原告与其举报事项之间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首先，反洗钱法第八条规定，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的主要内容是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反洗钱监管是为了督促金融机构依法履职，更好的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维护金融秩序。原告并非被告对交通银行实施反洗钱监管的直接相对人，也未提供自身合法权益受到被告行政行为侵害的证据。原告所称的损失，由信用证诈骗导致，且结果已经发生，与被告事后是否进行调查无关。其次，被告对于交通银行的监管与原告提起的相关民事诉讼是完全独立的事件；2.举报涉及的交通银行涉嫌洗钱一事已无进一步启动反洗钱调查的必要。第一，举报涉及的案件已经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处理，不宜再启动行政调查；第二，举报人对于洗钱的理解有误，洗钱主体应为汪克成或其控制的公司，而非交通银行；3.被告已经充分履行监管职责。2017年2月23日，被告将交通银行总行纳入2017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同年3月1日，开展对交通银行总行2016年度反洗钱履职情况的分类评级工作。同年7月18日，启动对交通银行总行及其3家一级分行反洗钱执法检查的立项工作。同年7月19日，向交通银行总行下发反洗钱执法检查的预通知。同时，被告所属各支行也持续开展对交通银行分支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工作。综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经查，2017年1月17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关于要求央行调查交通银行洗钱行为的申请书》，认为交通银行在办理进出口贸易信用证下福费廷业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给相关主体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故申请被告依法履行职责，调查处理交通银行的洗钱行为。其申请事项如下：1.要求就交通银行题述业务中的洗钱行为展开调查；2.要求针对交通银行题述业务中查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3.要求如交通银行涉嫌洗钱犯罪，将案件移送并报告侦查机关。被告所属的反洗钱局经研究认为，该举报中涉及的案件已由银监会、当地公安和法院处理，已无启动反洗钱调查的必要，建议做归档处理。此外，鉴于举报人提出，相关涉事银行机构存在反洗钱合规问题，建议将该举报件转相关处室酌情处理。因认为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同时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有利害关系，是指原告的合法权益有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负有考量和保护原告相关权利的义务，则原告的相关权益就有可能因为行政机关未尽上述义务而受到侵害；反之，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并不负有前述考量和保护义务，则原告与行政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对于履责类案件而言，申请人请求行政机关实施特定行政行为予以保护的权利必须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即相关法律规范已经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负有应申请人的申请实施特定行政行为以实现其个体合法权利保护之职责。本案中，关于利害关系，原告认为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导致其无法获得交通银行在上述洗钱违法行为中具有主观过错的证据，而这一点直接关系到原告能否在民事诉讼中追究交通银行的责任。结合前述论述可知，原告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取决于我国反洗钱的相关法律规定中是否赋予了被告应原告的申请实施特定行政行为以实现其上述权利保护之职责。对此，反洗钱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制定本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洗钱活动，规范反洗钱监督管理行为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维护金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由此可知，我国反洗钱监管制度的功能在于预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其保护的是一种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原告诉称的通过反洗钱监管调查和处罚以获取交通银行在洗钱违法行为中具有主观过错的证据，进而在民事诉讼中追究交通银行责任之权利，并非上述反洗钱法律规范所明确规定的保护对象，被告在反洗钱监管执法中也不负有考量和保护原告所述权利的义务，故原告与其举报事项之间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其提起的本案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院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浙江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于本裁定生效后7日内退还原告浙江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如不服本裁定，当事人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 锋审 判 员  张美红代理审判员  徐钟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肖 克书 记 员  冯晓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