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淮法行初字第35号
原告董玉兵。
被告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住所地淮安市淮安区建淮乡人民政府东侧。
被告姚春，男，40岁，系淮安区公安分局交巡警大队工作人员。
第三人石卫星。
第三人石卫东。
原告董玉兵与被告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姚春及第三人石卫星、石卫东撤销交通事故认定书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20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玉兵诉称，2012年2月21日19时20分左右，因此日是农历正月三十没有月亮，路灯刚刚开，路面昏暗。原告驾驶苏H08B**号小型普通客车，沿楚州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金銮华庭大门前时，因此路段刚刚驶过交通信号灯不到15米，车速还未达正常速度，突然发现有个人从右侧绿化带的隔离台上跳下横穿马路，与其相距仅有三四米，我立即刹车，可因距离太近，右车灯部位还是碰撞上了受害者孙桂琴。当时她晃了一下尚未跌倒。由于事发地段处于交通信号灯不到仅四五米处，来往车辆和行人很多也很拥挤，与我同方向行驶的一辆红色三轮车也因避让不及将受害人撞到，三轮车还对受害人腹部进行了碾压。我见状立即下车，只见受害人正被压在电动三轮车的下面，我便叫三轮车驾驶员和我一起将三轮车掀起并拖到一边，紧急着又拨打“110”和“120”。当时因心急拨打“110”时只讲我“面包车”撞人了，没讲三轮车。不久120急救车到了现场，我又和急救人员将受害人抬上车带往医院抢救去了，当110警车到现场时，我才发现红色电动三轮车车主已溜走了。当时有很多围观者都在现场亲眼见到此场景的。所以我后来到交警大队做调查笔录时也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也未注意经办警察即被告姚春有无记录在卷，被告姚春还对我说“你有交强险和三责险（30万）两个保险，基本够赔了，不需要找三轮车车主了，免得麻烦。”我因对受害人的伤情不太清楚，加之听姚春这么一讲，真的以为没多大事情了。仅按被告姚春的要求交了15万元的受害人医药费静候消息，当时原告称拿不出这么多钱，被告姚春说垫付的费用保险公司会在理赔款中返还的。原告才筹了15万交到被告处。此后被告姚春一直未有找过我。直到2012年11月9日。受害人的直系亲属即两第三人诉至法院要求原告和保险公司赔偿，才知道受害人系一级伤残并已去世。（此间我曾找到被告姚春，并将诉状给他看，他也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且自己也认为受害者孙桂琴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系次要责任；有原告与姚春录音资料为证）。此时我才得知事故责任认定早在2012年4月27日就下发了，唯有我未有拿到。
淮安区人民法院之前在开庭审理此民事案件时，原告又请了除目击证人陈凤玲以外的章万海、蒋厚超、朱建先，朱长进等四位目击证人到庭作证，均证明案发现场孙桂琴就在电动三轮车肚下面。但两被告却应作为而不作为。更令原告气愤的是事故发生后他仅要我预交了15万元的伤者孙桂琴医药费（按照常规，参加保险的肇事车主，交警不应当让其预交如此高额的医药费），此后我再未有他的任何通知。也未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两被告为驳回原告的知情权和申辩权，明显违法。在法院庭审过程中，原告曾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疑异，并请四位目击证人到庭作证，但法官称其只能按被告所提供的责任认定书作为定案依据。故对原告的抗辩不予采信。
原告认为受害者孙桂琴的交通违法行为属于《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责任确定规则》）过错行为的“主动型行为。”依照《责任确定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负主要责任。而原告的交通违法行为只是驾驶的机动车经检验不符合技术安全标准（其实在检测报告中并无原告驾驶的车辆不符合技术安全标准的记录）。按规定应属于“缺失型行为”。《责任确定规则》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缺失型行为对于应当避免的交通事故未能避免的，起主要以上作用，难以避免的起次要作用或不起作用。该第三条第（四）又规定，评判缺失行为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应当避免，应当法律法规对安全驾驶的要求和一般驾驶人的安全驾驶能力作为依据。然而被告所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却强加给原告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强行认定原告的行为是：“主动型行为”，明显不公。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2、董玉兵姚春谈话笔录一份；3、询问笔录一份；4、淮安公交认字（2012）第1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5、送达回证2份；6、（2012）淮法民初字第122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4）苏审三民申字第00950号民事裁定书一份；7、江苏大业天平律师事务所询问笔录三份；
被告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辩称：1、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法工办复字（2005）1号）答复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我队在规定时限内，于2012年4月28日已将认定书送达给董玉兵朋友。2013年2月21日民事赔偿庭审过程中，该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再次向董玉兵出示，董玉兵已明确知道该责任认定书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是行政诉讼的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姚春作为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交通巡警大队事故处理科民警，系履行法定交通事故处理职责的工作人员，不应是行政诉讼被告。4、事故责任认定准确。我队下达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合法有效，其作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被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均予采信。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事故责任认定适当，故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法工办复字（2005）1号）；2、2013年2月21日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一份。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董玉兵对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和姚春提起诉讼，其中姚春系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的工作人员，是自然人，不能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即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根据该规定，被诉交通事故认定书仅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故原告董玉兵关于撤销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交巡警大队作出的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予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董玉兵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志群
审 判 员 季学平
代理审判员 陈洪玉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闫瑞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