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1537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金龙。
委托代理人：宋校红，广东君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集盈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某芳。
委托代理人：汪萌，广东尚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某才。
委托代理人：刘彬，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柳某。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宝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洞明。
委托代理人：邱凌，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乐文，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某。
委托代理人：林存锋、林珈峰，广东旭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陈金龙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集盈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集盈公司）、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源发公司）、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金源发公司）、惠州市宝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宝安公司）、刘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二初字第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岳淑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国华、陈金升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金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3)惠城法民二初字第639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一项和第三项判决。2、确认上诉人陈金龙在第二被上诉人源发公司、第二被上诉人金源发公司—与第四被上诉人宝安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所占有的18．5％的权益中，有2％属于上诉人陈金龙所有，1％属于第五被上诉人刘某所有。3、判令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第一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的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在“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2010年8月26日，集盈公司又委托本公司股东刘某与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签订《合同书》并约定：1、三方共同确认，源发公司欠集盈公司办证债务2000万元及借调该笔款的费用1000万元；2、源发公司与金源发公司将在与宝安公司《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拥有该项目可售商品房面积的18．5％份额权益中，提供3个百分点以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集盈公司。”上述这部分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上述《合同书》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第一被告集盈公司，何来一审法院认定的提供3个百分点以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集盈公司呢?《合同书》中的丙方就是刘某，而非集盈公司。如果刘某是第一被告的代理人，那么集盈公司也应在《合同书》中出现，同时列明代理人是刘某。显然，刘某是以自己的名义在《合同书》中出现的，并不是一审法院所说认定为代理人和职务行为。二是《合同书》上第1条明确写明是第二被上诉人、第三被上诉人欠刘某办证债务为2000万元，及借调款费用1000万元。三是在《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只出现了第三被上诉人和第四被上诉人，合同主体从未见到有第一被上诉人集盈公司，也没有见到将3个百分点的权益转让给第一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和约定。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存在错误，与事实不符。
二、一审法院确定此案件的案由明显错误，本案的案由不应定为委托合同纠纷。从第一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可以看出，集盈公司是要求确认第一被上诉人在第二被上诉人、第三被上诉人与第四被上诉人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所占有3％的权益，实质并不是主张委托代理纠纷，而是项目权益的转让纠纷。一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书中也是支持第一被上诉人在《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占有3％的权益。上述争议的请求和法律关系的主线完全符合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的法律特征，而非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81条第(3)款，本案应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中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做为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来审理，案由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难以自圆其说。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2010年8月26日签订的《合同书》是刘某的职务行务是错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刘某自己认为其不是职务行务，他认为是自己本人的民事法律行为，上诉人及除第一被上诉人以外的其他被上诉人也均这么认为，表现在《合同书》上没有出现第一被上诉人。二是事实上刘某本身也是在《合同书》中以自己的名义出现，并没有代理第一被上诉人，也没有代表第一被上诉人，何来职务行为?三是刘某处分3％的权益给上诉人不是一审法院说依据《授权委托书》行使的，是刘某自己的权利，其权利来源于第三被上诉人与第四被上诉人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以及上述除第一被上诉人外其他被上诉人对刘某权利的认可。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明确规定，委托代理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从上述《合同书》中可以看出刘某的行为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第一被上诉人集盈公司的名义，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说的代理关系和职务行为。一审中没有证据表明集盈公司是受让了3％的权益，也没有见到第一被上诉人当时有受让3％权益的意思表示。至于其代理费用，那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与3％的权益是两个概念。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四、第五被上诉人刘某以人民币1500万元的价格转让2％的权益给上诉人陈金龙合法、有效，陈金龙的请求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和保护。2011年7月27日，上诉人与第二、第三、第五被上诉人签订了《项目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是四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得到第一被上诉人的认可，没有违反《合同法》52条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在原判决书中认定刘某的转让行为是无效和无权代理，是错误的。理由是：首先，上诉人与刘某等签订《协议》时，刘某向上诉人交付了第一被上诉人集盈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刘某芳的《委托书入刘某芳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足以说明刘某芳是代表第一被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其次，从授权的内容看，刘某在两个合同中所有的责、权、利都由刘某行使。其中一个合同是2009年11月27日刘某芳代表集盈公司与第三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办理合同》，这份合同的主体是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刘某芳做为法定代表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合同委托刘某处理是关于集盈公司单位的责、权、利，一审法院却认定是刘某芳个人的行为，明显是与《委托书》的内容相悖的。再次，集盈公司的股东是刘某芳和刘某两人，《委托书》中有两个股东都签名确认将百分之二的权益转让给上诉人，也足以认定集盈公司是同意的。最后，陈金龙在与刘某、第二、第三被上诉人转让上述权益过程中，刘某芳做为集盈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其签署的《委托书》也足以让上诉人相信其是可以代表集盈公司的，刘某的转让和代理行为也应认定为有效。
另外，上诉人已经将1500万元交付给了刘某，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经其他当事人认可和同意。一审法院以所谓代理无效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也不利于交易的稳定与安全。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确定案由不准，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刘某转让2％的权益给上诉人是合法、有效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第一被上诉人集盈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集盈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答辩人认为，2010年8月26日所签订的《合同书》中所确认的3％的权益与答辩人无关的上诉意见是错误的。事实上是2009年11月27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委托办理合同》，约定由答辩人代为办理三栋镇SD04号土地的相关手续至第三人宝安公司名下。代办费用为人民币2000万元。后答辩人办理完毕后，因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及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无力向答辩人支付上述费用，各方便于2010年8月26日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代办费用总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在宝安房产项目中折抵3％的权益给答辩人，虽然该份《合同书》是由答辩人股东刘某签署，但该《合同书》在附件中明确注明，其依据为2009年11月27日答辩人与麦科特源发实业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至此依据合同相对性可以确认，该3％的权益应归属于答辩人所有。而被答辩人只片面的提出《合同书》，而不提其他，同时，根本不顾及在该《合同书》中的最后附件约定内容，明显属于歪曲事实。
二、一审法院案由确定正确。被答辩人不能忽略该3％权益的来源，其追本溯源是来自于2009年11月27日签订的《委托办理合同》。被答辩人不能本末倒置。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且存在虚假陈述。首先，答辩人再次强调，答辩人在一审过程中已经向本案各当事人说明，被答辩人所谓的《合同书》系刘某自己名义是明显错误的，该《合同书》落款处有明显注明，附件为2009年11月27日签订的《委托办理合同》，因此，被答辩人不能无理的将归属于答辩人的3％的合法权益与代理费用割裂开来；
其次，被答辩人根本无法证明其向刘某支付的1500万元。一审法院也同样要求被答辩人与刘某就该1500万元的问题另行寻求途径解决。被答辩人是否支付过1500万元我们都不得而知。第三，被答辩人声称《项目股份转让协议》是四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得到答辩人的认可。答辩人何时认可过该转让?四方合意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全部都是真实意思。被答辩人口口声声说该3%权益与答辩人无关，被答辩人又为何表述得带答辩人认可？
第四，在一审过程中，答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交了答辩人从成立伊始至一审法院法庭辩论终结前的全部工商登记。在刘某转让股份时，答辩人的股东有三人，被答辩人是如何认定答辩人股东是两人，怎么认定答辩人是同意的。
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不能将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作为上诉理由来达到损害答辩人合法权益的非法目的，其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上诉状表述自相矛盾，恳请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源发公司答辩称：我司认为集盈公司与刘某之间的关系是公司内部的关系，至于3%的权益归属于谁，由法院查明后裁判为准。对于源发公司而言，我司至于集盈公司的或者集盈公司的代表发生过一次委托办证的关系。作为我司，只需要给付一次3%的权益。如果刘某取得3%，那么集盈公司即不能向我司主张另外债权。
被上诉人宝安公司二审时答辩称：1、我司由始至终都是与金源发公司进行项目合作，并未涉及其他任何第三方，该案是源发公司内部纠纷，从未与我司有关联。2、关于权益的问题，我司认为我们与金源发公司是变动的，之前是18.5%，后面签的合同还有扣除60多万的费用。在没有结算之前，数字都是变动。3、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一个与本案有关联的案件（二审提交），金源发公司与麦科特公司解除协议。该数额无法恒定确定的。如果确定数额的话，无疑给我司增添额外的合同义务。
被上诉人刘某二审时答辩称：我方与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基本一致，需要重申的是刘某对一审原告的第一项及第三项诉讼请求均不认可。对于第二、三、四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中，所占有的18.5的权益中，其中2%的权益在第五被上诉人刘某转让给上诉人之间属于第五被上诉人刘某的个人合法权益，有完整的处分权利。其中的1%的权益则属于第五被上诉人刘某的个人所有。具体理由有：1、对于源发公司与集盈公司于2009年11月28日所签订的《委托办理合同》由于乙方即集盈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于2010-3-20日前完成委托代理事项，因此，按照合同约定，该合同已经终止并失去效力。集盈公司已经退出委托代理关系。并且在一审提交的2011-2-22源发公司、集盈公司以及柳某所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也明确终止了该委托办理合同所述的集盈公司的代理权限。2、刘某在此后承接了该委托代理事项，并在事实上完成委托代理义务，通过刘某的努力也完成了该事项。并于2010-6-26日刘某与源发公司、刘某才、金源发实业公司、柳某签订合同书，明确了刘某是以个人名义作为合同的丙方而享有该项目3%的权益。3、签订合同书的相对方均明确认可刘某是以个人的委托代理行为而进行受偿。4、2011-7-27日，刘某芳与刘某签订的委托书第二条内容所认可的事项应视为刘某芳作为集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这双重身份对刘某3%的权益的认可。最后提请合议庭注意：上诉人陈金龙与刘某所签订的项目股份转让协议书的落款日期与刘某芳与刘某所签订的委托书的日期是一致的。恰恰是由于当时陈金龙所存在的顾虑，因此，在签订协议书之前让刘某芳与刘某签订了该委托书。因此，上诉人与刘某主观上并不存在向一审时原告集盈公司所说的恶意。刘某所享有的3%的权益是个人的合法权利，拥有完整的处分权利。
被上诉人金源发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惠州市集盈实业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原告在第一被告、第二被告与第三人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所占有的18.5%的权益中，有3%归属于原告所有;二、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向原告连带返还债权及委托代理报酬950万元;三、第三人应向原告履行《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3%的合作权益；四、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陈金龙，依法申请参加本案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本案讼争的3%权益，2%属陈金龙，1%属刘某，集盈公司没有任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7月20日，金源发公司与宝安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金源发公司将其拥有的位于三栋镇上洞坦陂村开发用地151875平方米与宝安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金源发公司负责将合作项目土地（商住用地）办理过户到宝安公司或宝安公司指定的公司名下。金源发公司为履行金源发公司与宝安公司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的义务，委托集盈公司代为办理将三栋镇上洞坦陂村SD04号土地（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改变土地功能为商住用地并摘牌至宝安公司名下。首先，其以源发公司的名义与集盈公司于2009年11月27日签订《委托办理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一是本次委托代办费用2000万元，国土及规划部门摘牌、过户办证所需的费用由源发公司负责。二是委托办理时间从2009年11月30日起至2010年3月30日止，四个月内办出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交易中心摘牌到宝安公司名下的成交确认书；三是如集盈公司未能在约定的四个月内办出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交易中心摘牌到宝安公司名下的成交确认书给源发公司，集盈公司自愿将与源发公司发生的所有借款借据作无效单据抵销处理（双方所有的债权债务全部抵清，双方再无经济上的纠纷）。注：借款借据共肆张，合计人民币920万元（其中刘某借款借据共壹张，合计人民币140万元，刘某芳借款借据共叁张，合计人民币780万元）。如集盈公司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办出上述土地摘牌到宝安公司名下的成交确认书，双方的借款借据仍作有效处理。三是付款方式：源发公司用惠州市财政局批复的上述土地的征地补偿款作为其支付集盈公司代理上述用地申请挂牌办证等事项的付款担保。集盈公司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代理任务后，源发公司扣除已付订金一次性支付代理费用给集盈公司。《委托办理合同》签订的当日，源发公司向集盈公司出具《担保书》，同意用惠州市财政局批复的上述土地的征地补偿款作为其支付集盈公司的代理费用，如集盈公司不按约定期限完成代理任务，本《担保书》在2010年3月30日止无效。
《委托办理合同》签订后，2009年11月28日，集盈公司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我司于2009年11月27日与麦科特源发实业公司签订了《委托办理合同》一份，委托事项是将惠城区三栋镇上洞坦陂围地段的商住用地一块，地号为SD04号，面积15万平方米（以实际办证面积为准）到惠州市国土资源局办理摘牌到惠州市宝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现我司委托刘某先生全权负责办理上述委托事项，包括签订补充协议和收取代理费用等。委托期限至本委托事项办结为止。特此委托！”。
2010年6月29日，涉案土地摘牌成功，出让人惠州市国土资源局、竞得人宝安公司与交易主持人惠州市土地与矿业交易中心签订了《惠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上述土地亦过户至宝安公司名下。
2010年8月26日，集盈公司又委托授权本公司股东刘某与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签订《合同书》并约定：1、三方共同确认，源发公司欠集盈公司办证债务2000万元及借调该笔款的费用1000万元，共计3000万元；2、源发公司与金源发公司将在与宝安公司《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拥有该项目可售商品房面积的18.5%份额权益中，提供3个百分点以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集盈公司。
2011年2月22日，集盈公司与源发公司、柳某（坦陂村合作项目金源发公司股东）签订《协议书》并约定：1、集盈公司完成了全部委托代办事项，但未能在约定的时间（2010年3月30日前），集盈公司同意相应减少回报奖励；2、三方均同意按奖励与债权债务一并处理的原则，一共支付集盈公司950万元，该950万元包括上述《委托办理合同》和《承诺书》约定最后凭借据核实的源发公司向集盈公司（刘某芳名下）借款680万元以及改变用地功能、摘牌成功奖金270万元；上述950万元，其中680万元借款由源发公司（股东刘某才）在坦陂土地项目的合作权益中偿还集盈公司；奖金270万元由源发公司（股东刘某才）和柳某同样在坦陂土地项目的合作权益中共同偿付给集盈公司（刘某才70%、柳某30%）。3、集盈公司与源发公司2009年11月27日签订的《委托办理合同》和相关的《委托书》、《担保书》、《承诺书》在三方签订本《协议书》后解除终止，互不追究。
2011年7月27日，陈金龙与刘某及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签订了《项目股份转让协议书》，刘某将其通过债务抵偿所得，即金源发公司与宝安公司《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拥有该项目可售商品房面积3%的权益，转让2%给申请人，作价1500万元，刘某自己仍保留1%的权益。在上述转让协议中，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均签名盖章予以确认。为慎重起见，在签订上述转让合同时，陈金龙也要求集盈公司予以确认。集盈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芳于当日出具一份《委托书》给刘某和陈金龙，确认以下两份合同：即2009年11月27日刘某、刘某芳与源发公司所签《委托办理合同》及2010年8月26日刘某与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所签的《合同书》，全部权利由刘某行使，期限从合同从法律意义上终止为止。上述转让合同签订后，陈金龙称依约付清了1500万元权益转让款给刘某。陈金龙提供了部分汇款凭证及《付款情况说明》证实其付款情况：2011年1月17日、4月29日，其通过他人帐户转款300万元、200万元共计500万元至刘某帐户，2011年7月29日，其通过本人帐户转款300万元至刘某帐户，2011年7月29日，其以支付现金方式，支付刘某现金700万元，刘某于当日写下收到1500万元的《收款收据》一张。
另查明一，集盈公司于2008年11月15日前已收取源发公司支付订金200万元。现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没有履行其他义务，经集盈公司多次催收未果，诉至本院请求解决。
另查明二，集盈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某芳。发起股东为刘某芳（出资额40万元，持股比例40%）、刘某（出资额30万元，持股比例30%）、王永雄（出资额30万元，持股比例30%）。2012年11月13日，黄小洪将其30%的股权中的15%转让给刘某芳，15%转让给刘某。至此，刘某芳在集盈公司的持股比例为55%，刘某为45%。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诉讼主体资格证明、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明、委托办理合同、合同书、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委托书、惠州市局档案查询打印清单、补充协议书（一）、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一、源发公司与集盈公司于2009年11月27日签订《委托办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内容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委托办理合同》签订后，集盈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刘某全权办理涉案土地的摘牌过户事项，包括签订补充协议和收取代理费用等。因此，2010年8月26日，刘某与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签订《合同书》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该《合同书》的约定，源发公司认可欠集盈公司办证债务2000万元及借调该笔款的费用1000万元，共计3000万元，同时通过以开发权益抵偿债务的方式，源发公司与金源发公司同意将在与宝安公司《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拥有该项目可售商品房面积的18.5%份额权益中，提供3个百分点以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集盈公司，至此，源发公司与金源发公司因委托集盈公司办理涉案土地的摘牌过户事项产生应向集盈公司支付的代办费用及调该笔款项的费用已经结清，集盈公司也因此拥有了源发公司与金源发公司与宝安公司合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可售商品房面积的3%的份额。
二、关于刘某将集盈公司拥有的源发公司与金源发公司与宝安公司合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可售商品房面积的3%的份额处置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2009年11月28日，集盈公司出具了给刘某的《授权委托书》所明确的代理权限是全权办理涉案土地的摘牌过户事项，包括签订补充协议和收取代理费用等，也就是说代表集盈公司办理涉案土地的摘牌过户事项并收取公司应得的代理费用，收取的代理费用归集盈公司所有，依照该《授权委托书》，集盈公司的委托期限应在2010年8月26日，即刘某与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签订《合同书》，集盈公司获得源发公司与金源发公司与宝安公司合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可售商品房面积的3%的份额时终止。刘某若要处分上述公司收益，必须取得集盈公司的另外特别授权。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2011年7月27日，陈金龙与刘某及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签订了《项目股份转让协议书》，刘某将集盈公司通过债务抵偿所得，即金源发公司与宝安公司合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可售商品房面积的3%的份额，作价1500万元转让2%给陈金龙，刘某自己保留1%的权益，没有取得集盈公司的授权，系擅自处分公司财产权益的无权代理行为，且事后集盈公司对刘某的该行为一直未予追认，故该民事法律行为对集盈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明知上述财产权益早在2010年8月26日已归集盈公司所有，在刘某无集盈公司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仍然见证刘某擅自处分集盈公司的上述财产权益，也是错误的。
三、陈金龙提供的2011年7月27日刘某芳出具给刘某的《委托书》的效力问题。该《委托书》的内容为“本人刘某芳对以下所列两个合同应承担的责、权、利全部委托刘某先生（身份证号：）代为行使，代为行使权力的时间至两个合同从法律意义上终止为限。合同内容：1、2009年11月27日麦科特源发实业公司与刘某、刘某芳所签的委托办理合同。（合同书见附件一）；2、2010年8月26日麦科特源发实业公司、刘某才（甲方）；柳某（乙方）；刘某、刘某芳（丙方）签订的对甲方3000万元人民币债权前合同书。（合同书见附件二）”。由此可见，该《委托书》是刘某芳作为集盈公司股东的身份而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刘某的委托授权，授权的内容是其委托刘某履行《委托办理合同》、《合同书》所约定的其作为集盈公司股东应履行的义务，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应行使的权利，取得其作为公司股东应取得的利益，该《委托书》不能作为刘某芳以集盈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授权刘某处理公司涉案财产权益的依据。
四、2011年2月22日，集盈公司与源发公司、柳某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集盈公司950万元债权的清偿义务人是刘某才、柳某，但刘某才、柳某不是本案的被告，集盈公司如认为需要主张该《协议书》中约定的债权，可以另行诉讼解决。
综上所述，源发公司与集盈公司签订的《委托办理合同》，刘某与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上述合同签订后，集盈公司完成了涉案土地的摘牌过户义务，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也通过权益抵债的方式，将其与宝安公司合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可售商品房面积的3%的权益份额抵偿给集盈公司，从此已不再拖欠集盈公司的委托代理报酬，故集盈公司要求确认本案讼争的3%权益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刘某在无集盈公司特别授权其处置公司权益的情况下将金源发公司与宝安公司合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可售商品房面积的3%的权益份额，作价1500万元转让2%给陈金龙，1%留给自己所有，系无权代理行为，损害了集盈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应确认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自行为开始时就没有法律约束力，陈金龙在明知刘某在无集盈公司特别授权其处置公司权益的情况下仍然与刘某及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签订了《项目股份转让协议书》获取本应属于集盈公司的权益，损害了集盈公司的合法权益，其应与刘某承担连带过错责任，故刘某要求依法确认本案讼争的3%权益有2%归陈金龙所有，1%属于自己所有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信。陈金龙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本案讼争的3%权益有2%归自己所有，1%属于刘某所有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某、陈金龙之间的财产权益转让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集盈公司在与被告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第三人宝安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所占有的18.5%的权益中，有3%属于原告集盈公司所有；
二、驳回原告集盈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三、驳回第三人陈金龙要求确认原告集盈公司在与被告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第三人宝安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所占有的18.5%的权益中有2%属于自己所有，1%属于第三人刘某所有的请求。
本案受理费239300元（原告集盈公司已预交），由原告集盈公司负担119650元，被告源发公司、金源发公司共同负担119650元。第三人陈金龙提起独立诉讼请求所预交的受理费70900元，由第三人陈金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刘某是否对2010年8月26日《合同书》项目可售商品房面积3%的权益有所有权？2、本案2011年7月27日《项目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
关于本案刘某是否对2010年8月26日《合同书》项目可售商品房面积3%的权益有所有权的问题。因2008年7月20日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与惠州市集盈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办理合同》、2010年8月26日刘某与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麦科特源发实业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上述2010年8月26日合同是基于2009年11月27日《委托办理合同》的代办费用产生的，故2010年8月26日《合同书》约定的刘某所有的项目可售商品房面积3%的权益，是代表惠州市集盈实业有限公司所有，而不是刘某个人所有。
关于本案2011年7月27日《项目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2011年7月27日惠州市集盈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芳出具一份《委托书》，因当时惠州市集盈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有三人即刘某芳、刘某、黄小洪，刘某芳的意见不能代表黄小洪，因此委托书不能代表惠州市集盈实业有限公司的意见。2011年7月27日，陈金龙与刘某、麦科特源发实业公司、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股份转让协议书》，因刘某没有得到惠州市集盈实业有限公司的特别授权，也未取得惠州市集盈实业有限公司3%项目可售商品房面积权益，刘某无权处分上诉3%的权益，故上述《项目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
综上所述，陈金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900元，由上诉人陈金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淑敏
审判员 徐国华
审判员 陈金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徐静华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
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
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
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
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