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2民终49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博林，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义，天津同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森，天津同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芳（已故刘永基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杨，天津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元广（已故刘永基之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杨，天津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杜会艳，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义，天津同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森，天津同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大港支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道62-1号。
主要负责人：赵占民，总经理。
上诉人徐博林因与被上诉人袁芳、刘元广及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大港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大港支公司）、杜会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6民初60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期间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基去世，刘永基的法定继承人袁芳、刘元广依法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博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义、李晓森，被上诉人袁芳、刘元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杨，原审被告杜会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义、李晓森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人保大港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博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纳不准确。事故发生时，上诉人驾驶的机动车为绿灯通行，而刘永基虽然无法确定其是否闯红灯，但其违反禁行标识，存在违章行为。一审判决将“交通事故证明”直接作为事故责任认定是错误的。另外，刘永基未取得驾驶证，不具有驾驶资格，其所驾二轮摩托车没有牌照，该车不具有上路资格。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推定本起交通事故为同等责任，完全是主观臆断的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3、刘永基的监护人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刘永基是一名14岁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母袁芳，其父刘元广是刘永基的法定监护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袁芳、刘元广负有法定的监护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袁芳、刘元广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杜会艳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意见。
人保大港支公司未作答辩。
袁芳、刘元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医疗费1670718.9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900元、交通费5000元，共计1713618.97元，要求由人保大港支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人保大港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内按照责任比例承担50%的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由徐博林、杜会艳承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一审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日16时15分许，刘永基（已故）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登记的绿色雅马哈牌两轮普通摩托车，沿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与迎新街交口左转弯时，与沿世纪大道由东向西行驶的徐博林驾驶的津Ｍ×××××号白色长城牌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刘永基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委托北京龙晟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鉴定如下内容：1.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与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的接触痕迹；2.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与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的行驶方向；3.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在事故发生时的骑推行状态；4.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的驾驶员是否为徐博林；5.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的车辆类型；6.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与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在事故发生时的行驶速度；7.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与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在事故发生时是否违反交通信号通行。该所出具京晟【2015】交鉴津字第10033号、10033-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车身左前部与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前车轮及车身右侧前部发生过碰撞；2.事故发生时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由东向西行驶，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行驶；3.事故发生时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处于骑行状态；4.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的驾驶人系徐博林；5.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的技术参数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中关于两轮普通摩托车技术参数的要求；6.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在事故发生时的最小行驶速度为63.94km/h;无法确定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在事故发生时的行驶速度；7.无法确认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与雅马哈牌燃油二轮车在事故发生时是否违反交通信号通行。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大港支队事故处理大队于2016年2月16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显示：该路口东西方向信号灯设置不一致（由东向西信号灯是绿灯时，由西向东信号灯有可能是红灯，也有可能是绿灯），经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走访查证，该路口无监控录像，也没有找到直接证实事故当事人刘永基违反交通信号灯的证据和证人，致该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另查，2015年10月2日至2016年3月4日，刘永基因特重型内开放性TBI（脑挫伤伴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骨骨折、颅底骨折、脑疝、创伤性硬膜外血肿、弥漫性轴索损伤、硬膜下积液、交通型脑积水、手术后颅骨缺失、创伤后脑实质出血、脑脊液鼻漏、创伤后伤口感染）、失血性休克、泌尿系感染、消化性感染、电解质紊乱、低蛋白营养不良、心肌损害、心功能不全、贫血、脓毒血肿症、呼吸衰竭、肺挫伤、气胸纵隔气肿在天津市环湖医院住院治疗154天。出院医嘱为：出院后继续至其他相关医院行肢体康复锻炼，加强护理，预防昏迷及长期卧床并发症的发生，病情变化随诊。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3月29日，刘永基因脑出血术后、植物生存状态、颅骨去骨瓣减压术后、气管切开术后、腰大池腹腔分流术后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5天。出院医嘱为：继续治疗、加强营养支持治疗、变化随诊。2016年3月29日至2016年5月4日，刘永基因脑出血术后、植物生存状态、脑积水、颅骨去骨瓣减压术后、气管切开术后、腰大池腹腔分流术后、泌尿道感染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36天。出院医嘱为：变化随诊。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9月26日，刘永基因继发性脑积水、脑室粘连、脑梗死、积水性脑膨出、脑外伤后遗症、脑外伤恢复期、颅内感染在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住院治疗145天。2016年11月25日至2016年12月14日，刘永基因××、脑外伤术后综合症、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压疮、会阴部间擦疹、右腋静脉、锁骨下静脉血栓形成、肝功能不全在天津市海河医院住院治疗19天。刘永基共计住院治疗379天，花费医疗费共计1670718.97元。
再查，杜会艳系徐博林驾驶的津Ｍ×××××号长城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杜会艳与徐博林系母子关系。该车在人保大港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和300000元限额的商业三者险各一份，并投保了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当事人询问笔录、公安网查询等，能证实无号牌绿色雅马哈牌两轮普通摩托车驾驶人刘永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其驾驶未登记的机动车，未戴安全头盔。徐博林驾驶机动车，通过路口未发现情况，导致两车相撞、刘永基受伤的事实。关于事故责任划分问题，因该路口东西方向信号灯设置不一致（由东向西信号灯是绿灯时，由西向东信号灯有可能是红灯，也有可能是绿灯）。经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走访查证，该路口无监控录像，也没有找到直接证实事故当事人刘永基违反交通信号灯的证据和证人，致该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通过本案庭审调查，本案事故双方均系机动车，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对方的过错足以导致本案交通事故。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实际情况以及审判实践，推定各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负同等的过错，确认由刘永基与徐博林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杜会艳系徐博林驾驶的车辆的所有人，其对于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故杜会艳不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徐博林驾驶的车辆在人保大港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又因双方车辆均系机动车，已确认刘永基与徐博林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因此刘永基的损失由人保大港支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的50%，由人保大港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商业三者险赔偿仍有不足的，由徐博林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刘永基的诉讼请求：1.医疗费1670718.97元，刘永基提交了医疗费票据以及诊断证明书、住院病案证实其主张，依法予以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37900元，刘永基共计住院治疗379天，刘永基主张的数额符合法律规定，故依法支持刘永基住院伙食补助费37900元。3.交通费5000元，刘永基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一审被告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刘永基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以上刘永基损失共计支持1708618.97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大港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的医疗费限额内赔偿原告刘永基损失1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大港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赔偿原告刘永基损失300000元；三、被告徐博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永基损失549309.49元；四、驳回原告刘永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9元，由原告刘永基负担47元，由被告徐博林负担456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对本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否正确。经本院核实，根据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大港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记载，刘永基（已故）驾驶两轮普通摩托车与徐博林驾驶的小轿车在交叉路口发生碰撞，造成刘永基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走访查证，该路口无监控录像，也没有找到直接证人，致该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经鉴定徐博林驾驶的小轿车在事故发生时的最小行驶速度为63.94km/h。本院认为，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交叉路口，徐博林驾驶小轿车在通过该路口时理应注意安全、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刘永基驾驶两轮摩托车在通过该路口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安全驾驶。徐博林与刘永基驾驶车辆在通过该交叉路口时，均未能做到安全礼让，在确保安全条件下通过该路口，且现无证据显示哪一方闯红灯，一审判决结合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发生时的事实认定、庭审调查、现有证据并结合考量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确认由刘永基与徐博林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刘永基的监护人应承担监护责任之主张，因被上诉人刘永基监护人应承担的监护责任与本案确认由刘永基与徐博林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并无关联，对此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徐博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47元，由上诉人徐博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教柱
审 判 员 白玉明
代理审判员 闫 萍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施小雪
书 记 员 史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