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23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男，1946年8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李×1之妻），1949年4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2，男，1948年11月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3，男，1950年11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4，男，1954年11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5，女，1944年11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6，女，1952年11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7，女，1957年11月21日出生。
上列七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胡爱军，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8，男，1932年5月3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9（李×8之子），1960年11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0，女，1935年12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1，男，1939年5月28日出生。
原审被告李×12，女，1963年3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李×12之夫），1959年11月28日出生。
原审被告李×9，男，1959年12月23日出生。
上诉人李×1、李×2、李×3、李×4、李×5、李×6、李×7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13997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1月，李×8、李×11、李×10共同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被继承人李×13与李×14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李×15、李×8、李×11、李×10四个子女，李×14于1965年去世，李×13于1988年去世。李×15于2007年去世，李×15之妻陈×于2011年去世，二人生前育有子女九人，即李×1、李×2、李×3、李×4、李×9、李×5、李×6、李×7、李×12。李×13曾经拥有北京市东城区××39号房屋（以下简称39号房屋）38.5间，1958年该房收归国有，2012年经李×13继承人申请，北京市东城区房管局拟给原产权人李×13发放补贴1556658元，现我们诉至法院要求继承分割上述补贴款，诉费对方承担。
李×1、李×2、李×3、李×4、李×9、李×5、李×6、李×7、李×12辩称：认可对方所述的亲属关系及其去世时间和补贴款数额，但不认可对方的诉讼请求。根据相关意见书，39号房屋其产权性质系国家所有，并非李×13的私产。而根据落私办的意见，其发放的补贴款是根据当时的居住人口、解决在该房居住人口的住房困难而给予的补贴，因此该补贴款应按15人予以均分。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李×13与李×14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李×15、李×8、李×11、李×10四个子女，李×14于1965年去世，李×13于1988年去世。李×15与陈×系夫妻关系，二人生前育有子女九人，即李×1、李×2、李×3、李×4、李×9、李×5、李×6、李×7、李×12。李×15于2007年去世，陈×于2011年去世。李×13生前曾经拥有39号房屋共38.5间，1958年该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除自住5间外，其余房屋被收归国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后至2011年，李×11等人开始为上述房屋信访反映。
2011年8月30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住建委）出具复查答复意见书，其中载明：“依据其家提交的户籍证明，初步核查当时其家符合补留条件的有15口人，已留下5间自留房，拟按10间货币补偿标准，……”
2012年11月8日，住建委出具批复，其中载明：“现李×13的家属提交了户籍证明，经核定其家庭人口符合补留条件的有15人，已留自留房5间，故按10人标准进行货币补贴。经评估，补贴金额为人民币壹佰伍拾伍万陆仟陆佰伍拾捌元整（人民币1556658.00元），补贴款核发给原产权人的继承人。”
2013年5月6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东城房管局）出具《关于李×11同志来信的答复》，其中载明：“经评估，补贴金额为壹佰伍拾伍万陆仟陆佰伍拾捌元（小写：人民币1556658.00）。补贴款核发给原产权人李×13，若李×13已故由李×13的继承人在办理继承公证后领取。”
2015年5月8日，东城房管局向法院出具《证明》：“现将补留自留房货币补贴人民币壹佰伍拾伍万陆仟陆佰伍拾捌元整（小写：1556658元）核发给原东城区××39号房屋原产权人李×13。”
原审审理中，法院前往东城房管局进行调查，该局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司科长答复说，该补贴款是针对原产权人李×13发放的，涉及15人或10人只是房管局核算时考虑的，该款应按李×13遗产处理，由其子女继承。李×1、李×2、李×3、李×4、李×9、李×5、李×6、李×7、李×12曾提出对诉争补贴款进行确权之诉，法院亦向其释明法律，但李×1、李×2、李×3、李×4、李×9、李×5、李×6、李×7、李×12未起诉。
原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李×13名下待发的补留自留房货币补贴款的认定和归属曾经产生异议，根据住建委和东城房管局出具的批复、答复和证明，该款应核发给原产权人李×13，并且明确说明若李×13已故由李×13的继承人领取。另经法院调查核实，东城房管局也已明确答复，该款应按李×13遗产处理，由其子女继承。因此，李×13名下待发的补留自留房货币补贴款应作为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判决：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待发的、李×13名下的补留自留房货币补贴款一百五十五万六千六百五十八元归李×8、李×10、李×11、李×1、李×2、李×3、李×4、李×9、李×5、李×6、李×7、李×12共有，其中李×8、李×10、李×11各享有三十八万九千一百六十四元五角，李×1、李×2、李×3、李×4、李×9、李×5、李×6、李×7、李×12各享有四万三千二百四十元五角；二、驳回李×8、李×10、李×11、李×1、李×2、李×3、李×4、李×9、李×5、李×6、李×7、李×12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1、李×2、李×3、李×4、李×5、李×6、李×7均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撤销原判，依法审理。李×1、李×2、李×3、李×4、李×5、李×6、李×7的上诉理由为：本案诉争补偿款并不全是李×13的个人遗产，而是政府依据相关政策对当事人在册户籍人口李×13等十五人的补偿，李×13的份额仅占补偿款的十五分之一。李×8、李×10、李×11、李×9、李×12均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证明信、人事档案、死亡证明、住建委信访事项复查答复意见书、自留房评估申请书、私房落征合同、关于李×11同志的答复、东城区落私办证明、批复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诉争补偿款1556658元是否为李×13的遗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私房改造后留给房主自住房产权归谁所有问题的批复》中载明：私有出租房屋改造后，留给房主的自住房产权仍属原房主。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本案诉争补偿款1556658元是针对1958年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时，未按政策留足自留房的补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批复，自留房的产权应属原房主。因此本案为补留自留房而产生的补偿款1556658元应属于原房屋产权人李×13。原审法院依据本案已查明事实，结合东城房管局、住建委所出具的答复、证明、批复，认定诉争补偿款1556658元为李×13的遗产，并按法定继承原则予以分割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李×1、李×2、李×3、李×4、李×5、李×6、李×7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相关部门在计算补留自留房补偿款时，虽以当时家庭在册人口数核算补偿标准，但并不能据此得出该补偿款系发放给全部在册人口的结论。李×1、李×2、李×3、李×4、李×5、李×6、李×7的上诉主张，缺乏必要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8807元，由李×8、李×10、李×11各负担4700元（李×11已交纳，李×10、李×8均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李×1、李×2、李×3、李×4、李×9、李×5、李×6、李×7、李×12各负担523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8807元，由李×1、李×2、李×3、李×4、李×5、李×6、李×7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磊
审 判 员 林 立
代理审判员 侯晨阳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ＸＸ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