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15民初6359号
原告：陶敬路，男，1984年12月30日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江波，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岔路口分理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593542015X），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双龙大道829号南方花园瑞阳居4幢106、107室。
负责人：董晖，银行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奭、男，银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伟、男，银行员工。
原告陶敬路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岔路口分理处（以下简称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建行岔路口分理处于2017年10月12日将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星、汪民霞变更为林明奭、成伟。2017年6月21日，原告陶敬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江波、被告建行岔路口分理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民霞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10月16日，原告陶敬路、被告建行岔路口分理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奭、成伟到庭参加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敬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损失15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3月3日起至实际赔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2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一张卡号为62×××65的借记卡（该卡仅设置了取款密码，网银等功能均未开通），并于当日存入1500000元现金。2016年5月底，原告至银行取款，发现卡内余额为0元，经查询交易明细得知卡内存款在2016年3月2日当日就被不明单位扣划，随后原告向公安报案，被告以公安介入为由拒绝赔偿。
被告建行岔路口分理处辩称：1、该案可能涉及经济犯罪，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该案件是由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得伟业公司）发起的代扣服务，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天翼公司）于2016年5月9日14时到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公安于2016年5月9日以好得伟业公司涉嫌集资诈骗受理，因案件涉及到犯罪，应移送到相关机关处理。2、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天翼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越秀支行）于2015年10月1日签订了《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第一项约定委托项目为天翼公司运用建行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渠道为天翼用户提供代收代付及资金清算等服务。该条第二项约定建行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渠道可受理的账户类型包括：建行个人活期账户（存折和借记卡）。原告在被告处办理的是借记卡，符合办理代收代付业务账户类型。且被告办理代收代付业务具有合法合理的依据，没有过错，原告的损失是由好得伟业公司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与被告无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查明如下事实：2016年3月2日，原告陶敬路在被告建行岔路口分理处开设一张银联途牛龙卡借记卡，卡号为62×××65，设置了取款密码并汇入1500000元，该存款为活期存款。当日，该1500000元以50000元每笔，分30次被扣划至广东天翼银行划扣资金过渡户，银行交易摘要为代收。2016年6月21日，案涉借记卡收到案外人陈某1卡号为62×××35账号汇入的50000元，原告陶敬路于2017年6月21取出20000元，6月22日取出20000元，6月23日取出10000元。庭审中，陶敬路称该50000元其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款项，当时其已经报警，其以为系退还被扣划的款项。
原、被告双方对如下事实及证据存有争议：
1、被告提交订单详情页，证明原告款项变动系因好得伟业公司向天翼公司发出指令，要求将原告在建行账户的存款分30次，每次50000元扣划至湖北好得伟业公司的账户，天翼公司向被告发出扣划指令。
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系打印件，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将原告的资金转入好得伟业公司，这一资金走向无法查明，不予认可。
2、被告提交天翼公司支付运营管理平台流水打印件，证明原告账户1500000元在2016年3月2日的交易时间及款项走向，只能反映流水，无法反映最终走向。
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
3、被告提交建行越秀支行与天翼公司签订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天翼公司与好得伟业公司签订的《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外部）——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约定：天翼公司运用建行越秀支行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渠道为天翼公司用户提供代收代付及资金清算等服务；天翼公司确保其合作商户已取得收付费客户对其在指定的账户上收取相关费用的有效授权，天翼公司代理其合作商户收付有关费用须获得其合作商户的有效授权和交易指令；有效授权应以天翼公司与其合作商户、天翼公司合作商户与收付费客户书面签署的协议或授权书为准。《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外部）——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约定：由天翼公司利用其“电子支付平台-
企业账户支付”为甲方提供[充值、提现、转账、支付]交易服务提供支付服务；好得伟业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使用天翼资金归集服务中提供的以下服务作为好得伟业公司收取其代理/终端客户业务应交款的支付手段：对公网银、无磁无密银行对公代扣、无磁无密银行对私代扣、捆绑银行代付、无磁无密银行对公代付、无磁无密银行对私代付；“银行卡无磁无密银行代扣”，指付款方（好得伟业公司代理/中断客户）与好得伟业公司之间已存在法律关系，并签订扣划协议，同意并授权好得伟业公司代表付款方向天翼公司发送支付指令，由天翼公司根据该指令完成资金支付过程。证明：原告在款项变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交易基础，可能是基于代扣。案涉的30笔扣款，是好得伟业公司向天翼公司发起，天翼公司向建行发起。
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协议主体并非本案原被告，协议内容与当事人之间的借记卡合同内容无关。如被告认为原告与第三方有代扣协议，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被告向本院提交一份调查取证的申请，被告在申请中称：在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正在侦查的好得伟业公司曾某诈骗案中，曾某陈述陈某3向曾某介绍了陈某2，陈某2介绍了陶敬路，陶敬路签订过一份承诺书并将承诺书及银行卡、身份证、及存款凭证交给了陈某2，再由陈某2交给陈某3，陈某3交给曾某，曾某依据前述信息进行扣款，现请求法院依法向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取相关证据。依据被告的申请，本院前往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取了好得伟业公司实际控制人曾某的笔录、陈某3的笔录、陈某2的笔录、曾某手机内微信聊天记录、广州市公安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曾某等人涉嫌诈骗罪的资金流向所做的鉴定报告书以及法院对曾某所做的调查笔录。其中曾某在本院的调查笔录中陈述：陈某3向其介绍了陈某2，陈某2又介绍了陶敬路；陶敬路和陈某2签过一份承诺书，承诺书、银行卡、身份证、还有存款小票照片，陶敬路发给陈某2，陈某2发给陈某3，陈某3发给其，其拿到资料录入天翼平台进行认证，再进行扣款；这150万是借款，陶敬路也知道这笔款会被划走；陈某1系其员工，陈某1汇给陶敬路的款项是还款或是利息，具体是什么其已记不清了。本院在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查过程中了解，该支队没有掌握陶敬路与好得伟业公司之间的代扣授权协议或陶敬路出具的承诺书。
被告称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对自己的钱存入建行后所要发生的事情是明知的，且原告也已收到案外人曾某因高息集资支付原告的利息，原告发现1500000元被扣划后曾经通过中间人联系过曾某退还1500000元，这也说明曾某与原告是认识的。
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不认同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与曾某认识，如存在高息集资，被告应提供原告曾出具承诺书的证据。
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案涉借记卡后，双方之间形成了兼具储蓄存款以及委托结算、消费等多重性质的权利义务的借记卡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1、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广州市公安局处理的问题。对于被告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的申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1民终2279号终审裁定，裁定该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由本院审理。
2、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被告提交的代收代付协议、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可知，依据被告与天翼公司之间的协议，被告为天翼公司的用户提供代收代付及资金清算等服务，即天翼公司向被告发出指令，被告即可根据天翼公司的指令将指定账户的存款扣划至天翼公司的账户。同时，天翼公司应确保其合作商户已取得收付费客户对在其指定的账户上收取相关费用的有效授权。依据天翼公司与好得伟业公司之间的协议，天翼公司向好得伟业提供无磁无密银行代扣代付业务，同时好得伟业公司应与客户签订协议并取得授权。本案中，好得伟业公司向天翼公司发出代扣原告案涉银行卡内存款的指令，每次50000元，一共发出30次指令。天翼公司接到指令后，向建设银行发出扣划指令，建设银行依据双方之间代收代付协议进行了扣划。前述扣划行为符合好得伟业公司与天翼公司、天翼公司与建设银行之间的协议，但这一系列行为合法有效的前提是原告曾授权好得伟业公司扣划其存款。被告及曾某虽声称原告实际向曾某的中间人出具了承诺书，且被告申请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调取该承诺书，但经调查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没有所谓的承诺书，被告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份承诺书的存在。综上，被告的扣款行为虽符合其与天翼公司的合同约定，但由于该行为无原告的授权，其扣划行为缺乏合同依据，故扣划行为违反了原被告之间的借记卡合同约定，被告应承担返还存款责任。由于原告陶敬路已收到50000元的退款，故其实际损失为145万元，银行实际应返还存款金额应为1450000元。被告违反约定扣划原告的存款，该行为显属违约，应承担原告的利息损失。关于利息损失的标准，由于原告在被告处存入1500000元系活期存款，原告对该笔存款的可期待收益即为该笔存款的活期利息，且被告对该笔存款的可预见损失也仅限于活期利息，故原告的利息损失范围应在其可期待收益范围内，原告的利息损失应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由于2016年6月21日，陶敬路收到50000元退款，并于2017年6月21取出20000元，6月22日取出20000元，6月23日取出10000元，故取出部分的存款利息自2016年3月3日计算至取出之日止。经计算，该50000元产生的活期利息为230.81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岔路口分理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陶敬路存款145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1450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自2016年3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50000元的利息为230.81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8350元，由原告陶敬路负担612元，被告建行岔路口分理处负担1773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孙 祥
审 判 员 霍 翔
人民陪审员 张武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孙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