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2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建义，男，196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杰，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洪，男，1973年2月2日出生，畲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阚建军，江苏濠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陈岭，江苏濠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风良，男，197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兴，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娜，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上诉人黄建义因与被上诉人雷洪、张风良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43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建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杰，被上诉人雷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陈岭，被上诉人张风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兴、王美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建义上诉请求：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黄建义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2015年5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掩盖了雷洪和张风良之间相互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首先，2015年5月11日，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就黄建义与雷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出具调解书，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5年5月20日。显然，从时间先后顺序上就可以看出，雷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故意转移财产的嫌疑。其次，雷洪向张风良转让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18%股权的价格是648.90万元，实际上就是雷洪对A公司的实际出资额。而且，张风良没有保留《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因此，涉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再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且在工商部门实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没有发生张风良向雷洪支付对价的事实。最后，雷洪多次承认，为规避法院执行，其将系争A公司18%股权交由张风良代持。第二，退一步讲，即便雷洪将股权转让给张风良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远低于股权的实际价值。首先，股权转让前一个月A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75,556,301.09元。其次，股权转让之后第二日，张风良以其持有的A公司37%股权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使A公司获得银行贷款2亿元。再次，张风良作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制和操纵着该公司，对于股权的实际价值是清楚的。
雷洪辩称，第一，雷洪同意黄建义的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2015年5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是雷洪为规避债务而签订的，形式上是低价转让，实质上是股权代持，并非股权转让。而且，雷洪以648.90万元的价格转让系争A公司18%股权明显低于实际价值。因为，A公司2015年4月月度会计报表中期末所有者权益为75,556,301.09元，5月月度会计报表中期末所有者权益为74,381,837.36元，且张风良于2015年5月22日将其持有的A公司37%的股权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使A公司获得该银行贷款2亿元。另外，雷洪在一审时所提供的涉案股权变更登记实际办理人周某的邮件截图可以表明系争A公司18%股权是由张风良代持。第二，张风良至今未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雷洪支付对价。2013年12月31日的50万元是雷洪向张风良的借款，2014年1月13日的400万元是张风良清偿其对雷洪的债务。而且，从时间上来看，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一年多张风良就已向雷洪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常理。第三，黄建义要求雷洪承担律师费没有事实依据，且该费用数额偏高，有无实际发生也不得而知，黄建义没有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
张风良辩称，其不同意黄建义的上诉请求。第一，黄建义已丧失行使撤销权的权利。首先，黄建义行使撤销权已超过除斥期间。黄建义应于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之日起通过工商系统公示知道系争股权转让事宜。而且，雷洪于2015年9月29日的笔录中披露了其已将A公司18%股权转让给张风良。因此，黄建义应在其与雷洪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的执行期间就知道系争股权转让事宜。依据法律规定，自黄建义知道或应当知道系争股权转让之日起至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其次，黄建义行使撤销权已超过其债权范围。在（2015）嘉桐执民字第1746号案件中，黄建义已对雷洪执行到了100万元，且就未执行到位的债权查封了雷洪所持有的宁波B有限公司的股权。第二，黄建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首先，黄建义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行使撤销权，但又认为张风良与雷洪之间恶意串通。显然，黄建义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和事实理由并不一致。其次，雷洪既认为其向张风良转让股权是无偿的，又认为是张风良为其代持股权。但是，无偿转让和代持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的法律要件和后果是不同的。因此，雷洪所发表的意见自相矛盾。再次，《股权转让协议》是六方合意的结果，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第三，股权转让为有偿转让，且张风良已支付相应的对价。据此，张风良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黄建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即撤销2015年5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雷洪将其持有的A公司中的18%股权转让给张风良的行为；2.雷洪和张风良共同负担黄建义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费331,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1日，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就本案黄建义、雷洪间民间借贷纠纷进行调解，并作出（2015）嘉桐商初字第317号民事调解书，其中载明的调解协议内容如下：雷洪于2015年8月15日前支付黄建义借款本息及律师费、诉讼费合计570万元（该款于2015年6月30日前支付285万元，余额285万元于2015年8月15日前支付），如有一期逾期支付，则黄建义有权就其起诉主张的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按月息3%自2014年11月15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及律师费23万元、诉讼费31,042.50元，扣除雷洪已付部分一并向法院申请执行……其后，雷洪未按约履行，黄建义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9月29日，法院让雷洪申报财产，雷洪陈述：当时其占A公司18%股权，因该案诉讼，经协商，其股份由公司代持，由公司支付该案所涉欠款。股权18%转让给公司法定代表人即张风良……但股权转让后，公司未帮其付清欠款，导致该案执行。2015年12月28日，法院经查明雷洪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故作出（2015）嘉桐执民字第174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于2016年6月7日查封了上海市奉贤区XX公路XX号1-5层不动产。A公司提出执行异议，其作为证据提供的对股东调查笔录显示：股东均认为张风良支付过股权转让款给雷洪，先支付过几百万元，然后张风良代雷洪向公司偿还了雷洪的两笔2,500万元的借款本息，有关股权转让对价款，就是由已付款项和代为偿还债务的债权中予以抵扣构成的；股东变更登记中的有关文件仅是变更工商登记的格式文本，签约前已经与雷洪结算完了。
2015年5月20日，雷洪作为甲方、张风良作为丁方与案外人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A公司注册资本3,605万元，雷洪出资648.90万元，占18%，雷洪将所持有A公司18%股权作价648.90万元转让给张风良……同日，A公司受让股权后的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并通过公司章程，张风良出资额为1,333.85万元，亦申请工商变更登记。
2015年5月22日，作为质权人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作为出质人的张风良签订《质押合同》，就A公司向质权人贷款2亿元，由出质人将其于A公司的1,333.85万元股权向质权人出质。同日，工商部门办理了上述股权出质登记手续。张风良质押股权时提供的A公司的财务报表显示2012年末所有者权益合计165,331,300.50元。
2016年12月27日，张风良就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起诉雷洪及A公司，要求雷洪偿还借款本金2,301.10万元及利息，张风良自认应付股权转让款余款198.90万元从中抵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8日作出（2016）沪0120民初2271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张风良与雷洪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与该案无关，可另行解决，现张风良要求雷洪归还其受让债权中2,301.10万元借款本金，与法不悖，并支持了张风良的请求。
一审法院另认定，A公司2012年度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显示，公司2012年12月31日账面资产总额为257,061,096.15元，所有者权益为110,331,300.50元。A公司2015年4月月度会计报表中期末所有者权益为75,556,301.09元，5月月度会计报表中期末所有者权益为74,381,837.36元。
一审法院又认定，2013年12月31日，张风良通过银行转账给雷洪50万元。2014年1月13日，雷洪短信确认收到张风良的4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黄建义认为因雷洪无偿转让股权，退一步说也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对黄建义造成损害而请求法院撤销股权转让行为。张风良则以除斥期间届满及股权转让对价属合理作出抗辩。一审法院认为，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现张风良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黄建义于之前的执行案件中就知晓雷洪与张风良的股权转让事宜以及存在无偿或低价转让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张风良有关撤销权期间届满的抗辩不予采信。
对于黄建义主张雷洪无偿转让股权，一审法院注意到《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雷洪以648.9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A公司18%的股权转让给张风良。可见，黄建义所称“无偿”缺乏依据，至于雷洪是否收到股权转让款属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涉，雷洪若认为权利受损可另行向张风良主张。此外，黄建义还补充认为雷洪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的情形，结合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同一协议中其他股东股权转让的价格，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款与注册资本挂钩等因素，一审法院认为，黄建义、雷洪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以及张风良知道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这一情形，故黄建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黄建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544元，减半收取计29,772元，由黄建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雷洪依法提交了新证据，即经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公证的雷洪与案外人林某（A公司原股东）的电话通话录像（光盘一张），以证明2015年5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林某转让其持有的A公司6%股权所获得对价的实际金额为675万元，而非协议中约定的216.30万元，这就表明雷洪当时所持有的A公司18%股权的价值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648.9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实际上是股权代持。黄建义质证认为，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张风良质证认为，其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且上述证据无法通过林某获得高于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来证明雷洪将股权转让给张风良的实质是由张风良代持。本院认定如下：首先，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新证据；其次，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再次，上述证据无法证明雷洪原持有的A公司18%股权现由张风良代持。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黄建义、张风良未依法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本案二审庭审中，黄建义明确表示，其系基于雷洪向张风良无偿转让而非基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A公司18%股权给其造成损害而行使撤销权。雷洪则在二审庭审中同意黄建义的上述说法。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5年5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雷洪向张风良转让股权的价格是648.90万元。其次，依据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6）沪0120民初22710号民事判决书，张风良在该案中主动要求在雷洪欠款的金额中抵扣其未向雷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98.90万元。可见，雷洪向张风良转让A公司18%股权并非是无偿的。至于雷洪是否已实际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属另外的法律关系，雷洪如果认为其权利受损，可另行向张风良主张。此外，雷洪辩称其并未将系争股权转让给张风良，实际是张风良为其代持股权，但雷洪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因为，案外人周某于2015年4月向雷洪发送的电子邮件中所涉及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并未由雷洪和张风良签名确认；A公司原股东林某即便获得高于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也不能由此推断出雷洪与张风良之间现存在代持股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黄建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544元，由上诉人黄建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朝炜
审判员 庞建新
审判员 胡 瑜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吴娟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