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10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振芳，女，194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罗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清萍，女，199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罗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曾用名王某2)，男，200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法定代理人：杨某，女，197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上列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专，男，197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现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与原告周振芳系母子关系。上列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芬，系广东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华群，女，1982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现住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俊领，男，198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磊，男，198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上述龚华群、黄俊领、钱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良、温碧霞，均系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法定代理人杨某）与上诉人龚华群、黄俊领、被上诉人钱磊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4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一审的意见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向原审法院诉称：2016年3月6日，龚华群、黄俊领以“宜佳喜卫浴有限公司”（下简称宜佳喜公司）股东的身份，与王时波签订《宜佳喜卫浴股份合同》，邀请王时波加盟2015年4月1日成立的宜佳喜公司，同时约定王时波在宜佳喜公司中负责产品研发、技术改进更新、市场调研、设备的建设、生产技术人员的组织、安排生产效率、生产成本控制、了解行业竞争产品原材料的组织谈判、配套工作的协调等工作，并约定王时波基本工资为10000元/月，三年不变。当日，王时波进入宜佳喜公司工作，宜佳喜公司没有与王时波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为王时波购买社会保险。2016年7月14日18时30分许，王时波被发现倒在宜佳喜公司车间内，经到场的120医生诊断已死亡。经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查，龚华群、黄俊领与王时波签订的《宜佳喜卫浴股份合同》中所称的于2015年4月1日成立的宜佳喜公司并没有进行股份登记，未依法取得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另，宜佳喜公司经营所在地江门市杜阮镇龙榜村大坪的厂房由钱磊承租，故钱磊实为宜佳喜公司的隐名股东。综上，因双方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民事诉讼，恳请法院依法判令：一、确认王时波与龚华群、黄俊领、钱磊之间自2016年3月6日至2016年7月14日期间存在非法用工关系；二、龚华群、黄俊领、钱磊立即向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支付一次性赔偿金623900元、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311950元；三、龚华群、黄俊领、钱磊立即向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支付王时波2016年3月6日至7月14日的工资共计42999.87元；四、龚华群、黄俊领、钱磊立即向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返还王时波的投资款50000元；五、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龚华群、黄俊领、钱磊承担。在一审开庭期间，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撤回上述请求第四项，并得到龚华群、黄俊领、钱磊当庭同意。龚华群、钱磊、黄俊领答辩称：一、龚华群、钱磊与死者王时波的关系是宜佳喜公司筹备阶段的股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也不是雇佣关系，更不是非法用工关系，故对王时波死亡不需承担任何的赔偿或补充责任；二、黄俊领与死者王时波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不需要对其承担赔偿责任；三、王时波是在工作时间外因个人疾病死亡，与公司筹备阶段无关，其他股东无需对其承担补充责任；四、死者王时波的工资已经全部领取，且其工资属于宜佳喜公司筹备阶段的债务，应当从公司筹备阶段的财产清算余额予以支付，而不应当由龚华群、钱磊承担；五、王时波出资仅为20000元，且投入的款项已作为公司筹备阶段的财产，是否需要退还应当在清算筹备的所有债务后，按照各方的出资比例分别退还，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不能直接要求龚华群、钱磊、黄俊领退还，同时是否退还投资款，属于股东协议纠纷，不应在本案处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和结果一审经审理查明，周振芳与案外人王礼祥（已故）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子女5人，子女情况：女儿王时玲、女儿王清芝、儿子王时波、儿子王晓专和儿子王微。王时波与前妻生育女儿王清萍，后王时波与杨某登记结婚并生育儿子王某1，现王时波与杨某已离婚。龚华群与钱磊系夫妻关系，于2009年6月19日登记结婚。2016年3月5日，钱磊（乙方）与案外人黄杰清（甲方）签订关于租赁杜阮镇龙榜村大坪厂房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大坪约1916.45平方米厂房、空地1000平方米租赁给乙方，甲方在2016年5月1日前将厂房交付乙方使用，合同期限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21年5月1日止等内容。2016年3月6日，龚华群（甲方）、黄俊领(乙方)与王时波（丙方）签订《宜佳喜卫浴股份合同》，合同约定：龚华群、黄俊领出资于2015年4月1日成立宜佳喜公司，现估值450000元，现为了公司发展更快、更大、更健康，特请王时波以股份形式加盟公司，丙方投资为50000元股份6%，另甲、乙双方共同在原始股份让分2%作为丙方技术形式参股，丙方在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实际持股8%，2017年3月31日甲、乙方再让出2%给丙方为技术股，2017年4月1日丙方实际持股10%（不满2年不可分原始股份）；风险方面，投资有风险发生意外，三方都有责任和义务承担风险责任，如公司中途经营不善投资失败出现亏损状态时，三方都有责任义务按股份比例进行承担责任，丙方只承担个人持股的80%的承担责任，因其它为技术股份不需要负责面有甲乙方负责减轻丙方责任压力；2016年三方合作之前的应收、应付债权债务问题，丙方只按合同后的第二个月财务报表和实际出货单及投资方面来衡量，丙方薪资标准丙方基本工资为10000元/月，三年不变，春节放假请假无工资；工作分工，丙方主要负责产品研发、技术改进更新、市场调研、设备的建设、生产技术人员的组织、安排生产效率、生产成本控制、了解行业竞争产品原材料的组织谈判、配套工作的协调，乙方负责跟进材料采购组织，客户的新品及时开发跟进配送货安排，生产人员的协调，工厂建设，配合丙方工人的组织调配，乙方工资为5000元/月，三年不变，无加班及各项个人补贴；甲方负责市场调研行业方向的发展，资金的组织，公司工作的全面协调工作，甲方除正常业务费用公司报销外，暂无需公司支付工资，待公司正常运行后三方面商量给予甲方工资标准最高权都不可超出6000元/月等内容。签订合同后，王时波的前妻杨某于2016年3月期间代王时波支付投资款20000元，由杨某转账给黄俊领。2016年4月27日，王时波曾到江门市××区XX卫生院就医，主诉头晕半天，初步诊断为眩晕、高血压病，其做了输液治疗，但其拒绝入院治疗。同年7月14日18时30分左右，王时波被发现在宜佳喜公司车间上倒地，经在场员工拨打120后，江门市××区XX卫生院医生到场抢救后证实王时波死亡，死亡原因心肌梗死。王时波的尸体完成法医学检测后已火化。2016年8月4日、8月16日，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杨某分别向江门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委分别于同日以宜佳喜卫浴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办理注册登记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和龚华群、黄俊领、钱磊是自然人，主体资格不适格，不符合受理条件而不予受理，对上述不予受理处理，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不服于2016年8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江门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业务信息体统内未发现有“宜佳喜卫浴股份有限公司”、“宜佳喜卫浴有限公司”的企业机读登记资料。2016年5月30日、7月4日，被告方（钱宁）分别代王时波偿还了信用卡款项合计1000元。一审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中，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是死者王时波的母亲和女儿、儿子，是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相应的继承权，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龚华群、黄俊领、王时波签订《宜佳喜卫浴股份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一审予以确认。本案中的宜佳喜公司是龚华群、黄俊领、王时波签订《宜佳喜卫浴股份合同》欲申请设立的公司，签订该合同后三人以该经营主体名义开展前期筹备工作，合同约定王时波负责生产技术管理，其基本工资为10000元/月，因此该经营主体应对王时波已经付出的劳动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关于王时波的入职时间。从钱磊与案外人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6年5月1日起的内容，结合钱宁在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的询问内容和证人证言等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一审认定王时波系2016年5月1日正式入职宜佳喜公司。至2016年7月14日王时波死亡，王时波工作有两个月又14日，其应获得的劳动报酬为24666.67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月÷30日/月×14日）。目前，龚华群、黄俊领已表示公司已停止运作，不可能再成立了。根据三人在公司的股份比例予以分担，此时王时波持股比例8%，龚华群、黄俊领合计持股比例92%，龚华群、黄俊领应承担王时波的劳动报酬22693.33元（24666.67元×92%），龚华群、黄俊领垫付的报酬1000元予以扣除，龚华群、黄俊领仍应当向王时波支付劳动报酬21693.33元。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主张按照非法用工的标准请求赔偿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六十六条“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指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或者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的伤残、死亡童。前款所列单位必须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金”、第六条“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造成死亡的，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支付一次性赔偿金，并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规定，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并没有提供其已经通过工伤认定的证据，因而其主张王时波系工伤，没有提供相应工伤认定依据，一审不予确认。本案系宜佳喜公司筹建过程中发生的股东死亡事件，并非严格意义的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事件，王时波作为宜佳喜公司开办者之一，其死亡时的死亡原因是心肌梗死，且其自身有高血压疾病，事发前其曾到医院就诊时医生要求其住院但被拒绝，根据目前证据无法证实其死亡与工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鉴于王时波的工作也是为整体企业利益而付出，三个股东均为受益者，现王时波已死亡，其他股东应对其作出适当补偿。至于补偿的标准，参照《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对本案进行处理，该规定第十条“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死亡，发给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或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补助费的标准：3个月工资（月工资按当地上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计，下同）；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标准：6个月工资；一次性抚恤金标准：在职职工6个月工资；离退休人员3个月工资。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死亡，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按养老保险有关规定发放待遇；在职职工因病死亡或非因工负伤死亡，除有规定纳入社会保险支付的地方外，由企业按上述标准发给死亡抚恤待遇”的规定，本案事故发生在2016年7月，江门市××区上一年度（即2015年）职工月平均工资5206元。经计算，王时波的直系亲属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与一次性抚恤金共计78090元（5206×3＋5206×6＋5206×6），根据上述出资比例，龚华群、黄俊领应当支付71842.8元（78090元×92%）。关于钱磊的责任问题。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主张钱磊为隐名股东，本案中钱磊确实以其名义与案外人签订租赁合同，但该租赁合同并不能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的依据，如果如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所述，也会损害了王时波的合法权益，因此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该主张依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驳回其要求钱磊承担责任的请求。综上，龚华群、黄俊领应当向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支付王时波的劳动报酬21693.33元、王时波的直系亲属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与一次性抚恤金共计71842.8元，合计93536.13元。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诉讼请求超出上述数额部分，一审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四条，参照《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于2017年1月10日作出（2016）粤0703民初4781号民事判决：一、龚华群、黄俊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支付王时波的劳动报酬21693.33元；二、龚华群、黄俊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支付王时波的直系亲属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与一次性抚恤金共计71842.8元；三、驳回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64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0644元，由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承担9651元，龚华群、黄俊领承担993元。当事人二审的意见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公司筹建过程中发生的股东死亡事件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1、在王时波与龚华群、黄俊领签订的《宜佳喜卫浴股份合同》中，龚华群、黄俊领已经确认宜佳卫浴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日成立。2、企业在筹备成立阶段及在生产经营阶段的工作内容是完全不同的，王时波入职宜佳喜公司后一直从事的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工作内容。宜佳喜公司自2015年4月1日成立，已经完成了企业的筹备工作，王时波入职时，宜佳喜公司虽然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但是一直以来均以该主体的名义从事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王时波入职后宜佳喜公司从事工作内容也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工作内容，与公司筹备成立的工作内容没有丝毫的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宜佳喜公司在2016年的7月份还处在筹备过程中的事实依据何在？难道仅仅是因为该公司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就认定该公司处于筹备过程中？(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并非严格意义的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事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6就是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向江门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王时波一案申请了劳动仲裁。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费，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承担其工伤待遇，却不能提供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诉定书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裁决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但下列情形除外：……（二）非法用工单位与非法用工中的伤亡人员就赔偿问题发生争议的。”的规定，非法用工索赔案件是不需要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的。故上诉人主张非法用工索赔的程序正确，是否为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事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案的事实，即王时波与宜佳喜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王时波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宜佳喜公司的用工行为是否合法等案件事实，根据相关的法律进行认定。(三)本案实为宜佳喜公司在未取得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的情形下，违法招用王时波等人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王时波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因突发疾病死亡的事件，但是由于龚华群、黄俊领恶意不为宜佳喜公司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导致本案王时波的死亡无法认定为工伤，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就本案请求适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规定的内容执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钱磊应当与龚华群、黄俊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703民初478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龚华群、黄俊领、钱磊立即向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支付工资、一次性赔偿金、丧葬补助费等其他赔偿金共计978849.87元（详见附后的《赔偿清单》）；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龚华群、黄俊领、钱磊承担。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在二审问话调查时补充如下：1、不能仅凭厂房租赁合同上的日期就武断地推测王时波的入职日期，应从一审认定的如下事实判定王时波的入职日期并确定核算工资的期限：（1）工厂厂房是2016年5月1日前交付使用的，并非是从5月1日后才开始使用；（2）按租房惯例，在正式启租前，房东都会给承租方1到3个月的免租期，事实上，也是在2016年5月1日前工厂已开始进场并正常生产经营；（3）王时波与宜佳喜公司是2016年3月6日签署的协议，签署协议时王时波即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开始工作；（4）王时波的妻子杨某于2016年3月19日和20日分别给黄俊领支付共计2万元投资款，也表明在5月1日前王时波即已开展实际性工作；（5）从一审庭审现场我方证人覃某的证词中也证明工厂在5月1日前早已开始正常生产；（6）从一审庭审现场对方的两位证人的证词中也表明工厂在3月份从顺德搬到江门后很快即投入生产；（7）从庭审的调阅的派出所笔录也显示王时波在5月1日前已在工厂开始实际性工作。从以上7点事实才能明确推断出王时波的入职时期并非是一审判决书中判定的从5月1日起薪。2、一审判决适用的《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是错误的，应适用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和《工伤保险条例》。（1）《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是广东省劳动厅1997年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在该规定的最后一条（第13条）明确载明“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实施，今后国家有新规定按国家新规定执行”，而2010年《工伤保险条例》和《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相继实施，从法律效力而言，新法优于旧法，国家法律高于地方政策，一审判决无视近几年出台的高位法，却故意适用20年前地方性法规是错误的；（2）《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开头即明确了该政策实施目的是为了适应劳动制度改革的需要，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该政策是着眼于调解建立了劳动关系的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关系或争议。但在本案中，对方一直否认与王时波建立了劳动关系，并不认可王时波是企业职工，在申请劳动仲裁阶段，也因为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而不将其作为企业看待，既然王时波与对方之间不是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关系，那么一审适用的《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书多处出现前后矛盾之处：（1）关于公司的成立时间，一审判决书第六页已认定宜佳喜公司是2015年4月1日成立，第八页又认定宜佳喜公司是龚华群、黄俊领、王时波三人签定协议时欲申请设立的公司，前面说已成立，后面又说欲成立，前后矛盾，说法不一；（2）关于王时波的入职时间，一审判决书引用了《厂房租赁合同》和《合伙协议》，并确认了厂房是2016年5月1日前交付使用，还确认了三方是2016年3月6日签订了《合伙协议》，又确认了双方证人证言中5月1日前即开始招用大量工人开始生产，但一审判决书却突然将王时波的入职日期定为2016年5月1日，王时波开展工作是从3月份开始，判决书上的判定入职日期却是从5月1日开始，前后矛盾；（3）关于公司是否处于筹建过程，在一审判决书第10页，单方面采信了对方的主张，完全无视派出所笔录和一审庭审现场双方的证人证言陈述的事实，明明早已开工，并非还在筹建，尤其是从对方两位证人证言中不难得出工厂从顺德迁到江门后租用的是现成厂房，很快即开始生产，从一审庭审现场提交的大量照片也能得到工厂早已正常生产的结论，并非处于筹建过程。因此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处于筹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4）关于王时波的身份认定，判决书中前面说王时波的死亡是筹建过程中发生的股东死亡事件，将王时波的身份定性为股东，并判令支付王时波的工资，后面又适用《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来处理，都表明对王时波的身份已经明确定性为企业职工，前后矛盾；（5）关于非法用工的认定，一审判决书确认了公司未办理工商注册，但判决书后面又表述为王时波的死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事件，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确认了对方公司无营业执照，另一方面又不确认该事件是非法用工，前后矛盾。4、一审判决认定王时波的死亡无法证实与工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1）从司法实践上讲，对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应作宽泛理解，一般的裁判要旨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对职工是否因工作原因受伤不应限制过严，职工只要非因个人原因为了完成工作而伤亡的，应认定与工作有关，只要职工受伤的原因是工作行为引起的，就应当认为是工作原因，一审判决参考的证据包括就医记录、病史记录等，均是一面之词，并未经当庭质证，也无相关证人证言证实，且在一审判决上对死者在工作时间、工作状态猝死在工作现场的实情根本不予描述，得出死亡与工作无直接因果关系的结论过于牵强，也有悖于司法实践常理；（2）针对本案，死者是履行正常工作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符合用人单位的正当利益，应当认定与工作有关；（3）《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款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2014年《最高法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工伤认定中的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4）从立法本意上看，《工伤保险条例》、《最高法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均突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工伤认定中，应采取相对宽泛、较为合理、有利于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对于本案的情况，也不应限制过窄，应回归立法本意，从是否为了完成工作、是否符合用人单位的利益等方面宏观把握认定是否与工作有关，只要无《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的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之外，都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一审判决书中将王时波的死亡原因定性为与工作无直接因果关系是有悖于现行法律法规的，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精神。龚华群、黄俊领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具体如下：(一)关于龚华群、黄俊领是否需要向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支付王时波劳动报酬的问题。首先，王时波应得的劳动报酬，其本人已经领取，只是龚华群、黄俊领无法提供具体的单据予以证明；其次，王时波的劳动报酬属于龚华群、黄俊领与王时波在公司筹备阶段或者合作期间产生的债务，依法应先以各股东投入的资本与合作期间累计的财产清偿，经清算后，当上述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包括王时波应得的劳动报酬时），各合伙人再按照股份比例分别承担，而不应在未经清算且不能确定上述财产是否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就直接认定由各股东按照股份比例承担；再次，王时波应出资5万元，但仅出资2万元，尚有3万元未出资，其应得的劳动报酬应先与其未出资金额相抵扣后，不足部分才由其他股东按照股份比例承担。(二)关于龚华群、黄俊领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责任的问题。一审判决以“但鉴于王时波的工作也是为整体企业利益而付出，三个股东均为受益者，现王时波已经死亡，其他股东应对其作出适当补偿”为由认定本案龚华群、黄俊领应当作出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1、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可知，王时波于2016年7月14日18点30分左右在消防通道处倒地后不治身亡，死亡原因为心急梗死，龚华群、黄俊领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死亡时间在下班之后，且不在提供劳动期间，因此王时波不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死亡，不是为股东利益导致死亡的。2、龚华群、黄俊领在本案中无任何过错，王时波死亡完全是自身原因造成的，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可知，其死亡原因是心急梗死，且自身有高血压疾病，事发前曾到医院就诊时医生要求其住院但被拒绝，所以王时波死亡与龚华群、黄俊领无任何关系。3、一审判决提出“王时波的工作也是为整体企业利益而付出”的认定补充责任理由有错误，王时波是在非工作岗位、工作时间死亡，其并不是在工作时间由于工作而导致死亡的，故“为整体企业利益而付出”的说法明显不妥；王时波的死亡是基于自身原因，如果让无过错的两上诉人承担责任不符合法理，有违公平原则。4、一审判决参照的补偿标准过高。《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有冲突，已不再适用，故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仅需计付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而不需计付供养其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综上，请求二审判决：一、撤销一审第一、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诉讼请求。二、判决由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对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的上诉，龚华群、黄俊领答辩称：1、根据三方签署的股份合同，已证实王时波在宜佳喜公司占有股份，有出资，三方之间的关系包含在公司筹备阶段的股东关系或者一般合伙合作关系，可以肯定不是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不存在非法用工问题；2、周振芳一方强调要适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属于未能清楚理解该规定的适用范围，该规定已明确规定，存在非法用工单位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该员工属于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但在本案中，已经非常确定王时波死于心急梗死而不是受到事故伤害或者因患职业病，因此王时波在本案不存在适用上述规定的前提条件；3、王时波在工作时间外因个人疾病死亡，不是为股东的利益而死亡，龚华群、黄俊领没有受益，且在其死亡中不存在过错，故不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龚华群、黄俊领的上诉，周振芳一方答辩称：龚华群一方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理由：1、王时波与宜佳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从双方签订的《宜佳喜卫浴公司股份合同》中有对王时波的工作内容进行约定，以及在庭审过程中证人包括钱宁等在派出所作的笔录均证实王时波与宜佳喜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时波依据出资协议和章程所享有的股东权利与劳动关系是并列的两个法律关系，股东并没有免费为公司提供劳务的义务；2、龚华群一方应当按照非法用工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赔偿周振芳一方，详细理由见我方上诉状；3、龚华群一方一直在主张宜佳喜公司属筹备阶段，但至今为止没有提交其为该公司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龚华群一方由始至终都在滥用公司法人的独立地位以达到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4、龚华群一方在上诉状中明确该公司没有清算，既然其主张该公司没有成立，何来清算；5、从《宜佳喜卫浴股份合同》的组成要件看，其实际就是劳动合同，具备了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报酬等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从实际履行上看，也是典型的劳动关系，死者王时波从事的岗位是公司业务组成部分，也接受公司的管理和制度约束，现实中既是合伙人又是员工的双重身份的情况已普遍存在，因此，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和判定支付王时波的工资也确认王时波的劳动关系存在；6、我方再次强调确立非法用工的核心判定依据是在于公司是否依法作了工商登记，不办理工商登记不是逃避法律责任的保护伞，对方以未办理营业执照为由，虚构公司始终处于筹备阶段，是强词狡辩，处于筹备阶段是一个明确工作内容的阶段，在筹备阶段有明确的筹备工作事项，因此对方强调的筹备阶段完全是借口。二审期间，周振芳一方提供江门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6年8月26日对申请人王晓专申请认定王时波的死亡属工伤而作出的蓬人社工认不受(2016)19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经龚华群一方质证无异议。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判决理由、结果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在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提供新的证据。二审另查明，双方申请证人一致证实，宜佳喜公司上下班时间为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8时。2016年7月14日下午，傅家学、黄锦学俩人向公安部门反映证实：傅家学、黄锦学与王时波下班后在宜佳喜公司饭堂吃饭，王时波饭后估计返回车间拿手机，当行至车间走廊时突然摔倒，傅家学距王时波仅4至5米，傅见此即上前将王扶起，并叫就在附近的黄锦学帮手，打电话120通知医生到场。在一审，龚华群、黄俊领申请证人黄某证实：当日(王时波死亡日)晚上下班后黄某跟黄时波在食堂吃饭，饭后抽个烟，王时波去拿东西。再查明，2016年8月26日，江门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申请人王晓专申请认定王时波的死亡属工伤而作出的蓬人社工认不受(2016)19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认为申请人王晓专未能提供王时波与宜佳喜公司的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决定不受理对王时波的工伤认定申请。申请人王晓专己超六个月未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一、本案性质是劳动争议纠纷还是生命权纠纷；二、王时波与龚华群、黄俊领是否有存在非法用工关系；三、王时波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或视同工伤；四、王时波死亡，周振芳等三人应否得到救济，此相应责任应由谁来承担。一、对本案性质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二点“1、关于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原则上确定‘法律关系性质’加‘纠纷’……”。王时波的亲属周振芳等三人，以王时波与龚华群、黄俊领签订《宜佳喜卫浴股份合同》，以月工资10000元进入宜佳喜公司工作，因该公司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及为王时波购买社会保险，宜佳喜公司为非法用工，王时波在车间内死亡为由请求确认王时波与龚华群、黄俊领、钱磊存在非法用工关系，并以宜佳喜公司非法用工的法律规定请求给予王时波亲属赔偿90多万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同时，周振芳等三人向江门市××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不予受理，向蓬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不受理，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案显属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性质，而非生命权纠纷案件。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生命权纠纷有误，二审应予纠正，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劳动争议纠纷。二、王时波与龚华群、黄俊领是否存在非法用工关系问题。（一）王时波与龚华群、黄俊领签订《宜佳喜卫浴股份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法，一审认定合法有效，是正确的。该合同实质有两部分内容，一是王时波投资50000元入股宜佳喜公司，在2017年3月31日前占8%股份；二是王时波在宜佳喜公司负责产品研发，技术改进等方面的工作，月薪为1万元。从上述第二部分内容看，王时波确受雇于宜佳喜公司工作。（二）依《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的规定，非法用工是指无营业执照或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违法用工的情形。宜佳喜公司在王时波受雇工作时无办理营业执照，未依法登记、备案，故宜佳喜公司与王时波的用工关系，应确认为非法用工关系。三、王时波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或视同工伤。首先，在本案起诉前王时波的亲属已向XX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对王时波的死亡确认工伤申请，但被该局于2016年8月26日以蓬人社工认不受（2016）19号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现超六个月未见提起行政诉讼，现该决定书已经生效。其次，根据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只要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应视为工伤，但本案王时波突发疾病死亡是发生在宜佳喜公司下午下班后，王时波饭后返回车间拿东西，走到车间走廊突发疾病而亡，并非在工作时间或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而死亡，此种情形，不应视为工伤。四、王时波死亡，周振芳等三人应否得到救济，此相应责任应由谁来承担的问题。首先，根据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授权而制定的，对非法用工中的伤亡事件应先遵循工伤程序处理，人民法院对非法用工中劳动者的工伤认定仍应依《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确定，这与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伤认定依据一致。故在非法用工中，只有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工伤认定的条件后，才有可能适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要求用工单位进行赔偿。且该办法第二条明确“本办法所称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无营业执照或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而本案王时波的死亡，并非因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引起伤亡，而是其在非工作时间和非工作岗位因自身有高血压疾病死亡，事发前王时波曾到医院就诊时医生要求其住院但被拒绝，在饭后心肌梗死，故周振芳等三人依上述条例、赔偿办法请求赔偿不应予支持。其次，用人单位应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此为用人单位的作为义务，我国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都作出明确规定，是不存在可以免除此义务的特殊情形。宜佳喜公司无办理工商登记，王时波就无法进行社会保险登记，龚华群、黄俊领与王时波签订《宜佳喜卫浴股份合同》，以月薪10000元由王时波负责产品研发等工作，此为非法用工行为，致王时波发生伤亡无法从社会保险部门得到救济。因宜佳喜公司未办理工商登记，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用工单位，因此，相应责任应由经营者、出资人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当然，王时波亦是出资人之一，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再次，一审法院综合考虑王时波是不能认定为工伤，但基于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等情况，参照适用地方性法规《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标准计付本案的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一次性抚恤金，并依出资比例分担是合情合理和恰当的，二审应予维持。另外，关于王时波的入职时间问题。从钱磊与案外人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21年5月1日止，租金从次月(即2016年6月1日)起计等内容，宜佳喜公司不可能早于2016年5月1日此时间正常营运，结合钱宁在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的询问内容和证人证言等证据，及周振芳一方无法提供在2016年5月1日之前王时波准确入职宜佳喜公司的时间证据，且杨某代付投资款行为并不能证明宜佳喜公司就已实际营运，一审认定王时波系2016年5月1日正式入职宜佳喜公司较为妥当。还有，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钱磊是隐名股东，一审判决驳回周振芳等三人请求钱磊承担连带责任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虽然确定案由有误，但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处理上是恰当的，应予维持。双方当事人上诉理据均不充分，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6580元，由周振芳、王清萍、王某1负担5644元，龚华群、黄俊领负担9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均成审 判 员  何小萍代理审判员  覃乃友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书 记 员  肖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