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3民初4139号
原告：金华军,男，1970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号。
法定代表人：金涛，该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虹、吴昊，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金华军为与被告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7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叶东晓独任审判，于2017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华军，被告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到庭参加诉讼。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由本院院长批准，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华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300000元（本金1000000元，2001年2月13日至2004年2月14日的三年到期利息300000元），2006年4月至2017年5月的利息（系本金利息，未包含在三年到期利息中）；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1年2月13日，因借款人袁关富向原告借款，原告以及借款人袁关富、担保人袁龙彪就《借款合同》的公证事实，到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原杭州市公证处）办理公证。《借款合同》约定由原告借给袁关富1000000元，借款期限三年，同时约定，袁关富以自己分别每年所养殖的十二万只成品商品甲鱼全部抵押给申请人，同时愿意将自己经营的杭州袁富养鳖场的全部房产设施物作为还款担保。经被告审核，出具了（2001）杭证民字第5306号公证书，并明确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该份《借款合同》到期后，因袁关富以及担保人袁龙彪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多次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申请出具强制执行文书。但被告一直以不能确认债权为由拒绝出具，反而做出了《关于拒绝为金华军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为此，原告不服，向杭州市司法局提出申诉，2006年6月5日，杭州市司法局做出了维持被告决定的行政申诉决定书。原告再次不服，向浙江省司法厅申请行政复议，2006年11月1日，浙江省司法厅撤销了杭州市司法局的行政申诉决定书。2007年2月11日，被告又做出了关于对杭证决字（2006）第1号的说明。并且，被告负责人答复，因出证期限已经超过，现不能再签发执行书了，建议原告通过诉讼程序与袁关富、袁龙彪解决债权债务关系，并承诺承担诉讼案件以及聘请代理律师的全部费用。由于被告的过错，在原告申请出具强制执行文书时，没有按照规定程序，通知担保人袁龙彪，导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一方面确认了借款人袁关富确实欠了原告的借款，另一方面担保人袁龙彪因被告的未通知而脱保。最终，由于被告的过错，导致目前该笔债权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案件中，仅为普通债权而没有优先权，对杭州袁富养鳖场的拆迁赔偿款，原告无法取得。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规定：“公证机构以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
被告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答辩称：一、被告出具的《关于拒绝为金华军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过错。2004年2月16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根据原告与袁关富、担保人袁龙彪于2001年2月1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签发执行证书。被告受理后于2004年2月16日，明确告知原告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五条的规定对债务人是否不履行合同义务和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异议进行审查，若经查实有关未履行借款合同义务的事实，被告将不予出具执行证书。2004年2月27日，被告向袁关富发函征询对前述《借款合同》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异议，袁关富于2004年3月4日向被告提出书面异议，认为其虽然与原告于2001年2月13日签订借款合同并公证，但原告之后并未实际履行借款给付义务，故不存在还款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公证程序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被告经审查认为原告的出证申请所依据的《借款合同》存在履行情况不真实的情况，且原告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合同约定的借款义务。故被告于2006年2月6日出具《关于拒绝为金华军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决定不予签发执行证书，建议原告通过诉讼审判程序，救济其债权。同时告知原告不服该决定的救济途径。因此，被告做出的《关于拒绝为金华军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不存在任何过错。二、原告主张损害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称由于被告出具《关于拒绝为金华军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导致其产生经济损失1300000元。主要理由为被告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导致担保人袁龙彪脱保以及导致原告丧失优先债权而享有普通债权。被告认为，首先，原告通过诉讼、执行程序最终未能执行全部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债权，事实上属于民事诉讼固然存在的风险，原告将诉讼风险转化为经济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原告向被告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行为并未剥夺原告按照《担保法》第26条的规定向担保人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权利，也未剥夺原告通过诉讼程序救济债权的权利。原告认为其享有优先债权，应及时通过诉讼途径实现优先债权，否则应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故原告诉称其产生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被告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与原告承担诉讼风险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三、被告一直在资助原告主张权利且原告承诺自行承担诉讼风险。被告考虑到原告的实际困难先后向原告资助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补助等共计95123元。并且原告于2007年2月13日向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不再对被告不出具执行证书提出任何异议，债权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无论诉讼结果如何，由原告自行承担，与被告无关。因此，原告已经承诺自行承担诉讼风险，本案中原告诉称的经济损失事实上即为诉讼风险，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所述，被告出具的《关于拒绝为金华军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的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也并未损害原告的任何权益，原告应自行承担诉讼风险，故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中，除《杭州市公证处串通他人重复公证，恶意拒绝开具执行证书证据说明》被告认为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杭州市公证处串通他人重复公证，恶意拒绝开具执行证书证据说明》系原告出具，仅能作为原告陈述的意见而非客观证据，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2月13日，原告金华军作为出借人，与借款人袁关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袁关富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借款期限三年，从2001年2月15日至2004年2月15日，年利息10%，当年年利息于每年年底支付；还款日期为2004年2月15日前，逾期支付，每日按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袁关富以自己分别每年所养殖的十二万只成品商品甲鱼全部抵押给原告，同时愿意将自己经营的杭州袁富养鳖场的全部房产设施物作为还款担保；袁关富违反协议，应赔偿原告实际损失，并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协议公证后作为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袁龙彪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当日，原告金华军以及借款人袁关富、担保人袁龙彪在杭州市公证处（后变更为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即本案被告）办理公证。杭州市公证处经审核后出具了（2001）杭证民字第5306号公证书，并明确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借款期限届满后，因袁关富未归还借款，原告金华军于2004年2月16日向杭州市公证处提出申请，请求出具执行证书，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4年2月27日，杭州市公证处向袁关富发函，希望其于2004年3月10日前偿还借款本息。2004年3月4日，袁关富向杭州市公证处书面提出异议，称其与金华军及其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比较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当初与金华军等签订了数份借款协议，并经杭州市公证处及西湖区公证处公证，但这几份公证过的借款协议均未履行，即金华军等均未将钱借给袁关富，所以并不存在还本付息。故请求杭州市公证处慎重考虑，不要向金华军出具强制执行证书，以免局面复杂。2004年4月14日，杭州市公证处告知原告，袁关富已向杭州市公证处提出异议。2005年3月14日，杭州市公证处书面答复原告，称由于袁关富对债权文书中约定的借款给付义务有疑义，而原告一直未提供已履行借款给付义务的证据，故不符合出证要求，建议原告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与袁关富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2006年2月6日，杭州市公证处出具《关于拒绝为金华军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该决定认为：金华军向本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提供给本处的《三方投资合作协议承诺书》、《资产转让协议书》、《投资协议书》、《解除协议书》等证据所列债权并不能当然等同于上述借款债权，金华军至今未提供已履行借款给付义务的证据，况且袁关富对上述借款合同中的还款义务有疑义。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公证程序规则》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本处决定：不予签发执行证书。建议金华军通过诉讼审判程序，以救济其债权。原告不服，于2006年4月6日向杭州市司法局提起申诉，要求撤销杭州市公证处的上述决定。2006年6月5日，该局作出了维持杭州市公证处《关于拒绝为金华军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的行政申诉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浙江省司法厅申请行政复议，2006年11月1日，该厅以不应受理金华军的申诉为由撤销了杭州市司法局的行政申诉决定书。
2007年3月30日，原告就其与袁关富、袁龙彪民间借贷纠纷案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7年8月1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07）杭民一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判决袁关富归还金华军借款本金1000000元，支付利息892500元、违约金100000元，合计1992500元，限袁关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驳回金华军的其他诉讼请求。袁关富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袁关富于2007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归还金华军借款本息1500000元。
因原告金华军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和律师费，经省司法厅和司法局建议，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于2007年2月向金华军资助费用40000元，为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交保全费20123元。2007年2月13日，金华军出具承诺书，承诺收到上述资助款项后，决不再对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不出具执行证书提出任何异议，债权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无论诉讼结果如何，由其本人承担，与公证处无关。2014年1月27日，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再次补助金华军35000元。
另查明，2003年8月28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杭法执字第1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杭州袁富养鐅场所有的在杭州袁富养鐅场内的编号为4号暖棚、11号暖棚、12号暖棚、编号为5-6号暖房等等房产设施物作价1021090元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李宗坤抵偿债务。
本院认为：原告金华军向本院提起侵权赔偿之诉，必须举证证明本案被告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有损害原告的过错行为、存在损害结果、被告的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认为被告未出具执行证书的行为存在过错，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五条的规定，对债务人是否不履行合同义务和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异议进行审查并无不当，当债务人袁关富对经过公证的借款合同中的还款义务提出疑义，而原告又未能进一步提供已履行借款给付义务的证据时，被告已建议原告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与债务人袁关富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之后被告出具《关于拒绝为金华军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主张的损害结果是经济损失1300000元，认为被告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导致担保人脱保以及原告丧失优先债权而享有普通债权。对此本院认为，原告通过诉讼确定了债权，但经过执行程序未能执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属于民事诉讼存在的风险，被告未出具执行证书的行为并未剥夺原告按照法律规定向担保人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权利。原告与债务人袁关富约定的之间的借款到期日为2004年2月15日，而借款合同中作为担保物的杭州袁富养鳖场的全部房产设施物早在2003年8月28日就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杭法执字第1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李宗坤抵偿债务。因此，即便原告将诉讼风险转化为经济损失，该经济损失与被告未出具执行证书亦无因果关系。况且，因原告无力支付诉讼费和律师费，被告多次资助原告合计人民币90123元，原告承诺收到上述资助款项后，决不再对被告不出具执行证书提出任何异议，债权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无论诉讼结果如何，由其本人承担，与公证处无关。原告现仍因被告不出具执行证书为由提起诉讼，有违诚信原则。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金华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5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250元，由原告金华军负担。
原告金华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判员 叶东晓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周伴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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