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7民终4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一道河中路126号亿家综合�公楼1-3号。
负责人：张健，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善文，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滨西路9号大西洋中心25-27层。
负责人：程凤飞，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麒，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魏思国，男，1971年3月6日出生，住所地：安徽省毫州市利辛县，
原审被告：阜阳市ＸＸ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一道河中路高王庄60号29栋2户。
法定代表人：张显忠，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鹰潭市顺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黄庄乡政府。
法定代表人：徐正杰，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余之雄，男，1962年1月28日出生，住所地：湖北省蕲春县，
原审被告：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蕲春支公司，住所地：蕲春县漕河镇蕲春大道328号。
负责人：曾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昕，该公司职员（一般授权）
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原审被告魏思国、阜阳市ＸＸ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鹰潭市顺泰物流有限公司、余之雄、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蕲春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704民初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中心支公司（下称天安财保阜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善文，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下称太平洋财保厦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麒，原审被告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蕲春支公司（下称信达财保蕲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昕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魏思国、阜阳市ＸＸ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ＸＸ行公司）、鹰潭市顺泰物流有限公司（下称顺泰公司）、余之雄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平洋财保厦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5年4月25日6时30分许，被告魏思国驾驶皖Ｋ×××××（赣Ｌ×××××）牵引车（车辆分别挂靠于ＸＸ行公司、顺泰公司、由被告天安财保阜阳公司承保商业险），在行驶到沪渝高速路768KM+800M处时，与黄伟驾驶的鄂Ｊ×××××货车（车辆所有人余之雄，由被告信达财保蕲春公司承保商业险）发生追尾交通事故，导致皖Ｋ×××××（赣Ｌ×××××）失控撞上护栏。驾驶员徐晓习驾驶的承运车C98852（豫Ｃ×××××）撞上停于路面的皖Ｋ×××××（赣Ｌ×××××）牵引车，造成承运车上货物损毁。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魏思国承担第一次事故全部责任，在第二次事故中，徐晓习承担第二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二人应承担第二次事故的次要责任。第二次事故造成承运车豫Ｃ×××××车载货物受损，被保险人向原告投保货物运输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委托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查勘，认定损失为381617.70元，扣除15%免赔后，原告付保险赔偿为324375.05元。2015年8月3日，原告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324375.05元。原告已取得向责任方追偿的代位追偿权。经原告了解，本次事故的货损，案外人李彬在鄂州市鄂�区法院提起诉讼，应原告保险赔偿中15%免赔部分货损57242.50元及其他损失提起索赔，（2015）鄂鄂城民初第01976号案件中，认定被告魏思国、余之雄对事故各承担15%责任，被告太平洋财保阜阳公司、被告天安财保阜阳公司在交强险内承担责任，被告信达财保蕲春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魏思国、余之雄对保险免赔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阜阳ＸＸ行公司、鹰潭顺泰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原告支付赔偿货损保险赔偿金324375.05元应由各被告承担30%责任。为97312.50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货损97312.50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5日6时30分许，被告魏思国驾驶皖Ｋ×××××（赣Ｌ×××××）牵引车（车辆分别挂靠于ＸＸ行公司、顺泰公司、由被告天安财保阜阳公司承保商业险），在行驶到沪渝高速路768KM+800M�时，与黄伟驾驶的鄂Ｊ×××××货车（车辆所有人余之雄，由被告信达财保蕲春公司承保商业险）发生追尾交通事故，导致皖Ｋ×××××（赣Ｌ×××××）失控撞上护栏。驾驶员徐晓习驾驶的承运车豫Ｃ×××××（豫Ｃ×××××）撞上停于路面的皖Ｋ×××××（赣Ｌ×××××）牵引车，造成承运车上货物损毁。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魏思国承担第一次事故全部责任，在第二次事故中，徐晓习承担第二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魏思国、黄伟承担第二次事故的次要责任。第二次事故造成承运车豫Ｃ×××××车载货物受损，被保险人向原告投保货物运输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委托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查勘，认定损失为381617.70元，扣除15%免赔后，原告应付保险赔偿为324375.05元。2015年8月3日，原告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324375.05元。另查明，本次事故的货损，案外人�彬在鄂州市鄂城区法院提起诉讼，应原告保险赔偿中15%免赔部分货损57242.50元及其他损失提起索赔，（2015）鄂鄂城民初第01976号案件中，认定被告魏思国、余之雄对事故各承担15%责任，被告太平洋财保阜阳公司、被告天安财保阜阳公司在交强险内承担责任，被告信达财保蕲春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魏思国、余之雄对保险免赔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被告ＸＸ行公司、顺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货损97312.50元。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太平洋保险厦门公司已依保险合同约定支付豫Ｃ×××××车载货物损失324375.05元。根据本案事故责任认定，本案货损应由负事故次要责任的被告魏思国和余之雄承担30%即97312.00元。原告已付货损后依法享有追偿的权利。因被告魏思国和余之雄所有的车辆分别在被告天安�险阜阳公司和信达保险蕲春公司购买了商业险，且原告诉请均能在被告所购买的商业险中足额赔付，故被告魏思国、余之雄、ＸＸ行公司、顺泰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安保险阜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太平洋保险厦门公司支付保险赔款48656.00元（97312.00元×50%）。二、被告信达保险蕲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太平洋保险厦门公司支付保险赔款48656.00元（97312.00元×50%）。本案诉讼费1116.50元，分别由被告魏思国、余之雄各承担558.25元。
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公司不服鄂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我院请求：1、请求中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被上诉人支付保险赔偿款28621.4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起交通事故，与被上诉人诉求金额相关的货物实际总损失为381617.7元，按照第二次事故责任的划分，上诉人承保的皖Ｋ×××××/赣Ｌ×××××重型牵引半挂货车与鄂Ｊ×××××中型仓栅式货车一并承担次要责任，即须共同赔偿豫Ｃ×××××/豫Ｃ×××××重型牵引半挂货车的货物损失381617.7×30%＝114485.3元，如扣除两车已依据鄂州巿鄂城区法院（2015）鄂鄂城民初01976号生效判决而赔偿的货损57242.5元，则尚余57242.8元未予赔偿（已由被上诉人依据货运合同代为赔偿了）。但本次被上诉人提起的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金额却是381617.7×（1—15%）×30%＝97312元，超出了两次次责尚未赔偿的57242.8元，显然被上诉人诉讼金额错误。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就在于被上诉人理赔时，未扣除车主已通过法院判决而从上诉人等处得到的57242.5元，让车主获得了“额外利益”（按被上诉人货运险保险合同约定，15%的绝对免赔率理应由车主承担，况载货车辆在第二次事故中自担主责，而车主却借助诉讼又变相要了回来）。这违背了保险的补偿原则，增加了道德风险，其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因为保险代位权是保险法基于保险利益原则，为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而产生的一种债权移转制度,《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处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而本案被上诉人对应予扣减的被保险人既得的赔偿不予扣除，事后也未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应视为对被保险人的赠与，但对该赠与法律并未赋予保险人法定的代位求偿权，即不可再转嫁于上诉人。因此，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求金额最多不能再超过57242.8÷2＝28621.4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不当。保险代位求偿权不是一种独立的请求权，而是法定请求权的转让，故《保险法》没有为其设定单独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与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相同，即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也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第三者侵害时起计算，以2年为限。本案所涉事故发生于2015年4月25日，而法院受理被上诉人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6月12日，时间已经过2年，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开庭前程序部分的叙述中谈及本诉案的受理日期为2017年4月20日，而上诉人一审答辩时提出已过诉讼时效，法官未提及该受理日期，举证质证阶段，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而一审法院却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在充分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纠正一审中的错误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太平洋财保厦门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二审庭审中辩称：一、关于费用计算，一审认定事实无误，判决正确；二、关于诉讼时效，根据《保险法》及《保险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16条，保险人在取得代位权后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被告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蕲春支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二审庭审中辩称：我司已经按照一审判决履行了义务。
二审�，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公司、被上诉人太平洋财保厦门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被告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蕲春支公司在庭审中提交了一份证据：付款凭证叁份，拟证明其已经按照一审判决履行了义务。
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公司、被上诉人太平洋财保厦门公司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蕲春支公司提供的证据来源真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22日，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蕲春支公司按照原审判决已经履行义务。
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公司应承担多少责任？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一、太平洋财保厦门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已给付投保人李彬�物理赔款324,375.05元，这其中包含了应当给付的227062.53（381617.7×15%×70%）元和魏思国、余之雄承担的97312.50元。太平洋财保厦门公司代为给付投保人李彬后可以向魏思国、余之雄主张追偿。此项权利依法受法律保护，应予支持。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公司上诉认为：“自己与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蕲春支公司已经在另案中赔付了案外人李彬57242.50元，还余57252.50元未付。原审判决数额已超过该数额。而且太平洋财保厦门公司也违反了合同多赔付了57242.50元予李彬”。根据合同约定，太平洋财保厦门公司应当给付的数额并未超过。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公司与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蕲春支公司给付数额应当是97312元。对上诉人多支付的部分应当由其自行主张。本案中上诉人应依法向太平洋财保厦门公司偿还代垫部分。
二、诉讼时效的期间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保险理赔款支付时间是2015年8月3日，那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从垫付之日起开始，而并非从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故上诉人称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诉讼费的数额与负担方式不变，二审诉讼费300元由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ＸＸ军
审 判 员 邹 围
审 判 员 宋光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法官助理 杨帅阁
书 记 员 张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