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苏08行终23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云，女，汉族，1983年8月6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山西省绛县。
委托代理人刘安申，男，汉族，1979年1月18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山西省闻喜县，系上诉人刘云丈夫。
委托代理人马春生，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烟草专卖局，住所地淮安市淮阴区北京北路529号。
法定代表人ＸＸ，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冯根叶，该局专卖管理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张潇，江苏天哲（淮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住所地淮安市淮阴区淮河东路。
法定代表人丁锐，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尹传群，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蓬涛，江苏淮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云诉被上诉人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烟草专卖局（以下简称淮阴烟草局）、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以下简称淮阴公安分局）行政强制和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7）苏0804行初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云的委托代理人刘安申、马春生，被上诉人淮阴烟草局的机关负责人陈京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冯根叶、张潇，淮阴公安分局机关负责人陶学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尹传群、王蓬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云一审诉称：2015年10月，苏州一“客户”找到原告原来开办的商店，要求为其购进一批香烟，约定货到苏州后按照市场价格结算，原告购进相应货物后，通过货运网联系运输车辆运送货物，于同年10月12日凌晨运输至宿迁境内刚过××区的高速路途中，二被告联合执法拦截车辆将原告价值1814150元的12000条香烟予以查扣。同年10月13日，原告到被告烟草局找到稽劲松科长，向其提供了营业执照和烟草零售许可证，同时，被告淮阴公安分局对原告做了笔录，并告知原告回去等消息。期间，原告多次奔走于二被告单位之间，被告始终没有向原告提供任何扣押手续，也没有任何答复。直到2017年4月10日，被告烟草局向原告手机发了一份公告，公告要求原告到烟草局接受调查处理。后原告向江苏省烟草局投诉后，江苏省烟草局于2017年5月8日向原告出示一份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复印件，被告淮阴烟草局从未向原告送达过该通知书。之后，原告得知二被告私自将查扣的先行登记保存期间的香烟变卖。原告认为，二被告在执法中违反管辖区域办案，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在长达两年时间内没有向原告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非法查扣和变卖原告巨额财产，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二被告扣押、拍卖原告烟草制品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814150元。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被告淮阴烟草局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的“淮阴区烟存通字【2015】第3208041262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和二被告共同实施的拍卖涉案卷烟的行为违法，并由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814150元。
淮阴烟草局一审辩称：1、被告作出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正确，程序合法，认定王维明的违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2、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因涉案卷烟数额巨大，涉案人员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被告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将涉案香烟予以拍卖，公安的侦查处理行为程序合法、证据充分。3、淮阴公安分局认为不应当追究该案郭碧波的刑事责任，于2016年12月将案件移送被告淮阴烟草局处理后，被告要求原告前来接受调查，但原告刘云拒绝接受被告的调查，被告履行相关程序后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处理决定，将涉案卷烟的拍卖所得上缴国库，程序合法。4、原告主体身份不适格。本案所涉卷烟数量12000条，且通过香烟的条形码能够表明均是整批次的香烟，原告没有提供其购买该批次香烟有关货款的支付凭证，没有证据证明其是涉案香烟的所有权人，因此刘云以本案原告身份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
淮阴公安分局一审辩称：1、原告所诉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淮阴公安分局对涉案物品依法扣押和拍卖的行为系被告依据刑事诉讼法授权实施的刑事司法行为，依法由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应驳回原告的起诉。2、淮阴公安分局只是作为烟草局行政执法行为的协助单位，并非实施主体，查扣行为的作出以及实施均非淮阴公安分局，淮阴公安分局在现场只是起到协助的职能，防止他人阻挠执法。因此，原告因2015年10月12日的行为将公安局作为被告系诉讼主体错误。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2日00:10，被告淮阴烟草局在被告淮阴公安分局的配合下，在宿淮××××段截获一辆车牌为晋Ｍ×××××高栏货车，在车上查获南京（红）6150条、苏烟（五星红杉树）1800条、利群（新版）3750条、中华（软）75条、中华（硬）225条，共计12000条，案值1812750元。经询问，承运人王维明系涉案车辆车主，班国华系王维明雇佣驾驶员，郭碧波系跟车押车人员，三人陈述该批卷烟从山西运城闻喜县装货发往上海，承运人无法提供烟草专卖品准运证或其他有效证明。被告淮阴烟草局执法人员将货车押回淮阴烟草局接受调查，对涉案卷烟清点并拍照取证后，以王维明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被告单位负责人批准，被告淮阴烟草局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淮阴区烟存通字【2015】第3208041262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决定对涉案12000条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车主王维明在该通知书上签名确认。
2015年10月12日，被告淮阴烟草局对上述案件立案调查，经询问涉案车上人员王维明、班国华和郭碧波，确认涉案卷烟系车主王维明在闻喜县信息部找到的活，送货的男子用小货车将这批货物打包为100多个箱子送到闻喜县环城路边，在路边上货发车前往上海，约定货到上海后，该男子将3000元运费打到车主王维明卡上，车主王维明没有询问箱子里装的具体货物名称，该男子手机号码为17085004803（苏州联通号码）。车主王维明雇佣的驾驶员班国华陈述了涉案货物在宿淮××××段被查获的事实，对车上货物不知情，同时叙述车上的小年轻（负责押车的郭碧波）从发车就在车上了，郭碧波在车上接电话只是嗯一声，一般不讲话就挂了。郭碧波叙述一个女子请他在这趟车上负责盖一下帐篷、学学开车，对车上货物亦不知情。
因案值较大，行为人涉嫌非法经营，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被告淮阴烟草局于2015年10月12日撤销立案，决定将上述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涉案卷烟一并移送淮阴公安分局。同日，被告淮阴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决定对淮阴区“10.12”非法经营案立案侦查。2015年10月12日，被告淮阴公安分局对郭碧波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并作出《扣押决定书》，决定对涉案卷烟予以扣押。2015年10月，被告淮阴公安分局以扣押的卷烟不易长期保存为由，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决定将涉案卷烟委托拍卖机构予以拍卖，经拍卖，除去佣金，涉案卷烟拍卖所得为1340595元。后经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刘云坚称自己是涉案卷烟货主，但其对卷烟来源、购买经过等均无法做出合理陈述，被告淮阴公安分局于2016年9月18日解除对郭碧波的取保候审。
因该案虽不构成非法经营刑事案件，但当事人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涉嫌无证运输卷烟，被告淮阴公安分局于2016年12月27日撤销该案，并将该案移送被告淮阴烟草局处理。被告淮阴烟草局于2017年1月3日立案调查，因自称为涉案卷烟货主的刘云未能到被告烟草局依法接受处理，被告淮阴烟草局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淮阴烟处理【2017】第00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将涉案卷烟按无主财产处理，依法将暂存在淮阴公安分局的拍卖款项上缴国库。
原告认为，二被告在执法中违反管辖区域办案，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在长达两年时间内没有向原告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非法查扣和变卖原告巨额财产，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遂于2017年7月25日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二被告扣押、拍卖原告烟草制品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814150元。因原告在诉状中将诉讼请求表述为确认“二被告共同实施的扣押和拍卖”行为违法，而本案实际涉及有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公安机关作出的扣押决定和拍卖、烟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等涉及多单位、多种类行为，一审法院无法确定原告诉请审查的行为对象，诉讼请求不明确。案件庭审前，法院多次向原告释明有关起诉条件的法律规定，原告均表示坚持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庭审中，经法院当庭作出两次释明后，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被告淮阴烟草局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的淮阴区烟存通字【2015】第3208041262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和二被告共同实施的拍卖涉案卷烟的行为违法，并由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81415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原告刘云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二被告是否共同实施了被诉拍卖行为，拍卖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三、被诉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是否合法。四、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一、关于本案原告刘云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庭审中，被告淮阴烟草局主张刘云并非涉案卷烟货主，无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被告淮阴公安分局虽然在刑事案件调查中不能确认刘云系涉案卷烟的货主，但在二被告对涉案车上人员的询问中，能够确认刘云与涉案卷烟的运输行为有一定的关联，结合刘云在淮阴公安分局的刑事侦查中和淮阴烟草局后续的调查处理中坚称自己为货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刘云与涉案卷烟的被登记保存和拍卖的行为有利害关系，就被诉行为有原告主体资格。
二、关于被诉拍卖行为的可诉性。庭审中，原告主张拍卖涉案卷烟系本案二被告共同实施，并诉请确认拍卖违法。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淮阴公安分局所举证据能够证明，对于涉案卷烟的拍卖，系被告淮阴公安分局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依据刑事诉讼法所实施的刑事司法行为，被告淮阴烟草局并未共同参与实施。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原告刘云诉请审查的拍卖行为，系被告淮阴公安分局按照刑事诉讼法授权实施的行为，由此引发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不予理涉。
三、关于被诉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的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理办法》的规定，运输烟草专卖品应当向职能部门申请办理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烟草专卖品准运证是运输烟草专卖品必备的合法证件，应随货同行，证货相符，并只能在有效期限内使用1次；各级烟草专卖局有权对涉嫌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及其运输工具进行暂存检查，但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本案中，被告淮阴烟草局经被告淮阴公安分局的配合，在辖区范围内对涉案车辆和人员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卷烟的行为予以查处，符合上述法律、规章规定；执法过程中，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表明身份后对车上人员进行询问并制作了检查笔录，对涉案无准运证的卷烟依法清点卷烟品种、数量后，被告淮阴烟草局根据案情和收集证据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和《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经过其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的情况下做出本案被诉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程序合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无不当。关于由车主王维明签收确认相关文书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先行登记保存属于行政处罚法对执法机关普遍授权的一种证据保全行为，目的系防止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作出该行为并不需要以查明卷烟的货主为前提，而随车持有准运证系运输人员合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法定义务。因此，被告淮阴烟草局所作检查笔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由运输车辆车主王维明确认和签收的行为，并无不当。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有关被告淮阴烟草局跨区域执法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系伪造的主张，被告淮阴烟草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截获涉案车辆的地点在其管辖范围内，亦能证明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的合法性，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纳。
四、关于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提出行政赔偿的前提为被诉行为被确认违法。本案中，被告淮阴烟草局作出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行政赔偿，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刘云请求确认被告淮阴公安分局实施的拍卖行为违法的诉讼主张，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淮阴烟草局作出本案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刘云诉请确认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违法并要求判决被告予以赔偿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云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刘云不服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二被上诉人共同扣押、变卖上诉人香烟的行政行为合法，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二被上诉人不具有行政执法的管辖权，涉嫌钓鱼执法，超越职权。被上诉人是在上诉人车辆经过宿迁境内时查处的，并不在淮安境内，且是在等候过程中对上诉人车辆进行围追堵截，因此，被上诉人没有管辖权，涉嫌钓鱼执法。2、一审法院确认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行为并非上诉人起诉要求确认违法的行为。二被上诉人将上诉人香烟查扣后，始终没有向上诉人及相关行为人送达《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该通知书上也非车主王维明签字；从该通知书的编号来看，居然在其后查处所发通知书编号之后，明显具有伪造嫌疑。3、本案二被上诉人在联合执法中查扣上诉人巨额价值香烟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被上诉人在刑事案件受理前的查扣行为就是联合执法，在未全面调查取证、未查清案件事实、未通知上诉人情况下，即以烟草案值较大为由移送公安以刑事案件处理，变相驳夺了上诉人的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4、2017年6月12日淮阴烟草局作出的淮阴烟处理【2017】第00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将上诉人的香烟按照无主财产处理的行政行为明显违法。该处理决定始终没有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起诉主要针对二被上诉人违法查扣和违法变卖行为，变卖过程中拍卖行为违法，拍卖资料伪造，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二被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赔偿。上诉人作为被违法查扣、变卖香烟的所有人，具有合法经营香烟的许可手续，运输车辆未取得营运烟草的运输许可证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提供了合法手续后，二被上诉人应当将得烟返还，但二被上诉人不顾事实与法律，采取违法手段，钓鱼执法，跨区域执法，违法查扣并变卖上诉人巨额价值香烟，导致上诉人1814150元巨大财产损失，债台高筑，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淮阴烟草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淮阴公安分局答辩称：一、上诉人对淮阴公安分局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淮阴公安分局对淮阴烟草局移送的案件依法立案侦查，对涉案物品依法扣押，因其不易保存，依法委托拍卖的行为均系依据刑事诉讼法授权实施的刑事司法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二、淮阴公安分局扣押物品及拍卖行为程序合法。首先，本案案件来源于淮阴烟草局的移送，涉嫌非法经营；其次，本案接受移送后，依法立案侦查，对涉案物品进行了扣押，对于不易保存的涉案物品，及时组织拍卖，经侦查后认定不构成犯罪，及时进行了销案，并按规定将该案移送至淮阴烟草局，拍卖款也一并移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卷移送至本院，本院经审查对一审采信的证据以及认定的事实均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申请车主王维明出庭作证，其在作证过程中，对于淮阴烟草局提供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中“王维明”是否是其本人签名，其表示“这个不太像”。淮阴烟草局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上诉人如果认为《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中“王维明”不是王维明本人所签，其可以申请鉴定，但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申请。二审中，上诉人在二审庭审结束后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一份，要求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中“王维明”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还提交了下述证据材料：1、2016年11月9日上诉人刘云与嵇劲松谈话视频录音，证明淮阴区烟草局作出的《证据先行保存通知书》系事后伪造。2、他人提供的淮阴区烟草局于2016年12月6日对其作出的《证据先行保存通知书》，编号【2016】3208040514。本案所涉的通知书编号为【2015】3208041262，本案发生在2015年，时间相差一年半，但单号相差一百多号。3、打款清单，证明购进香烟的过程中给出卖方打款的记录。4、烟草出卖人杨丽、刘少庆、段明星出具的证明，证明其进货的途径。证据3-4证明打款账户地址与本案涉案香烟的地址批号相对应，证明这批香烟是上诉人从出卖人处购买的，上诉人是香烟的货主。5、澎湃新闻与拍卖过程中的竞拍人张洪礼的采访录音，张洪礼表示其没有购买过香烟、也未付过钱，属于虚假拍卖。6、2017年11月10日淮安市烟草专卖局纪检监察处回复两份（电话录音），第一份回复内容可证明拍卖公司不具备拍卖资质，竞拍人张洪礼也没有烟草批发的资质，第二份回复内容中说明了淮阴区烟草局办案违法。7、《淮阴烟草淮阴公安违法办案证据材料》一本，证明两被上诉人在办案过程中各个节点存在的问题。
淮阴烟草局质证认为：证据1、证据登记保存通知书是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形成的客观证据，该证据由执法人员及当事人签字，作为原始证据具备法律效力。证据2、有关通知书编号的差异，是因为执法人员所领取的通知书只有在用完后才会向烟草局领取新的通知书，并不是按照每个案件的发生时间先后按序领取，所以编号的问题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认定通知书是否真实的理由。证据3-4、上诉人提交的烟草出卖人杨丽等三人的证明属于证言，证人证言应该经法庭质证，在证人未出庭的情况下无法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审查，该证言显然不能作为二审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给有关人士打款的记录，无法证实上诉人一方与收款人之间是因香烟买卖而发生的款项转移，在没有买卖合同等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证明上诉人刘云与本案所涉香烟具有所有权的关系。证据5-6、公安机关对不宜长期保存的香烟采取委托拍卖的方法，是刑事案件侦查程序中的侦查行为，不是行政案件审查对象，因此，就拍卖公司的拍卖资质、竞买人的资质问题，均非本案审查范围。证据7、不予认可。
淮阴公安分局质证认为：赞同淮阴烟草局的质证意见。关于证据3，上诉人在之前的调查中多次陈述，香烟是其在当地多家收购而来，但本次庭审中又说是从三出卖人处购买所得，其陈述自相矛盾。
针对上诉人二审中提供的材料，本院认为，除了2017年11月10日淮安市烟草专卖局纪检监察处回复之外，其余均是一审裁判之前就有的证据材料，上诉人应该在一审中予以提供，但其未有提供，而是在二审中提供，该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中新证据的范畴，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淮安市烟草专卖局纪检监察处回复，从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来看，无法播放听取，淮安市烟草专卖局亦非本案当事人，没有办法核实其真实性，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书面内容来看，主要是为了证明拍卖行为违法，而拍卖行为系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授权实施的刑事侦查行为中的一部分，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对其提供的这一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刘云就淮阴烟草局2017年6月12日作出的淮阴烟处理【2017】第001号行政处理决定，明确表示将另案诉讼，本院经查询，其于2018年2月8日已向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正在审理之中。
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本案诉讼所针对的是何种行政行为，该行为是否违法；2、上诉人要求行政赔偿是否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上诉人本案诉讼所针对的是何种行政行为，该行为是否违法。
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因此，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且一般情况下应符合“一诉一行为”的基本原则。本案中，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起诉淮阴烟草局和淮阴公安分局两个被告，且要求确认“二被告扣押、拍卖原告烟草制品的行为违法”，而淮阴烟草局实施的是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淮阴公安分局在刑事侦查行为中实施了扣押、拍卖的行为，上述行为分属不同的主体、不同的程序，当事人将上述行为放在同一起诉讼中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其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并无不当。在一审法院释明下，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自己的诉讼请求为针对联合执法行为，具体指的是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同时就拍卖行为一并要求审查，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明确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不存在上诉人上诉中所称的审查错误的问题。
其次，从上诉人明确所要审查的行为来看，其所主张的拍卖行为，属于淮阴公安分局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授权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一审未予审查，符合法律规定。
第三，关于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理办法》条规定：“各级烟草专卖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在对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活动进行检查和处理过程中，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涉嫌从事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活动和场所进行检查，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二）对涉嫌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及其运输工具进行暂存检查，但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三）对涉嫌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有关合同、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等进行查阅、复制；（四）对涉嫌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当事人、嫌疑人、证人进行调查和询问。”因此，淮阴烟草局对于涉嫌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行为，有权进行查处，对于涉嫌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有权进行暂存检查，其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具有法律授权；其在登记保存过程中，告知了当时的车主王维明，王维明在该通知书上予以签字，王维明在一审庭审作证时，针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中“王维明”是否是其本人签名，其表示“这个不太像”，既未肯定，也未否定，上诉人如果认为不是王维明本人所签，可以申请鉴定，但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申请，二审中，上诉人在庭审结束后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要求对“王维明”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对其要求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淮阴烟草局在登记保存了涉案香烟后，在法定的七日内依法进行了处理，因该案案值较大，涉嫌非法经营刑事犯罪，遂将该案移交给公安机关处理。因此，淮阴烟草局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并不违法。
第四，从本案来看，上诉人刘云一直主张自己是涉案香烟的所有权人，仅就上诉人本案所诉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来讲，在没有其他行为情况下，上诉人有权进行诉讼，一审法院作实体审理并无不当。但是，从全案来看，被上诉人淮阴烟草局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淮阴烟处理【2017】第001号行政处理决定，决定将涉案卷烟按无主财产处理，依法将暂存在淮阴公安分局的拍卖款项上缴国库，这一决定才是对上诉人权利产生根本影响的行为，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放在这一行为过程中，仅是属于该行政处理行为中的过程性行为，上诉人也客观上就该行政处理行为向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新的诉讼，因此，其就该行政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可以在该案中予以主张，其认为行政处理决定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作审查。
第五，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没有管辖权的问题。本院认为，从上诉人在淮阴公安分局以及王维明等人在淮阴烟草局、淮阴公安分局询问中的谈话来看，均明确表示该车辆是行驶到淮安××被查处，现又予以否认，与事实不符，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要求行政赔偿是否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因此，行政行为违法是当事人主张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本案中，上诉人所诉的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并不违法，上诉人依此主张行政赔偿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冬然
审 判 员 石亚东
审 判 员 孙聂娟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柏娟娟
书 记 员 金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