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502民初3167号
原告：孙某1，男，1942年12月27日生，汉族，天津市塘沽盐场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塘沽区。
原告：孙某2，女，1946年7月12日生，汉族，天津市红桥区糖果糕点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南开区。
原告：孙某3，女，1959年3月3日生，汉族，天津卷烟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
原告：张某1，男，1967年2月3日生，汉族，天津银健出租公司职工，住天津市和平区。
原告：张某2，男，1971年4月4日生，汉族，天津市友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职工，住天津市河西区利民道景兴西里2号708-7101.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智，聊城高新昌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孙某4，女，1953年6月6日生，汉族，聊城大华商业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告：孙某5，女，1975年6月28日生，汉族，聊城拖拉机厂下岗职工，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升，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聊城市东昌府区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前许街东昌府区建设局院内。
法定代表人：连某，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辉，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张某1、张某2与被告孙某4、孙某5、第三人聊城市东昌府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张某1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智、被告孙某4、孙某5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升、第三人聊城市东昌府区房屋征收办公室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肖新街69号被拆迁192平米中的115.2平米的房屋补偿权益归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所有；2、肖新街69号被拆迁192平米中的38.4平米归张某2、张某1所有。事实和理由：肖新街69号宅院的所有人是孙鸣珂、杨保荣。杨保荣于1979年去世，孙鸣珂于2003年去世。孙鸣珂、杨保荣共育有五名子女，分别为孙伯惠（1986年去世）、孙某1、孙某2、孙伯铃（2009年去世）、孙某3。被告孙某4系孙伯铃的妻子，孙某5是孙伯铃的女儿。肖新街69号原是孙鸣珂父辈的祖遗宅院。1984年孙某1协助孙鸣珂拆除肖新街69号原南屋三间，改翻建北屋四间，新建房中的一间房的檩条和四间房的椽子为孙某1出资购买；1991年孙鸣珂建东屋和大门，孙某1、孙某2分别投资1000元；1997年孙鸣珂建西屋，孙某1、孙某2分别投资2000元、3000元；2002年孙鸣珂建南屋，孙某1投资5000元。孙鸣珂原为聊城市弹簧厂的职工，退休后在饭店多年做厨师，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孙鸣珂晚年不能工作后采取的是天津、聊城两地养老的生活方式，直至去世。杨保荣去世前多年患病且无工作，其经济上依靠孙某1、孙某2供给，生活上依靠孙某3照料。2016年二被告采取欺骗的方法与东昌府区房屋征收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确认房屋征收面积为192平米。肖新街69号是孙鸣珂、杨保荣的遗产，孙鸣珂、杨保荣去世后，其遗产应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分割。二被告采取欺骗手段独自私吞遗产，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少分遗产。张某2、张某1作为孙伯惠的儿子，代位继承，主张192平米中的38.4平米的拆迁权益归张某2、张某1所有。
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诉求不能成立，原告所述出资建房及照顾孙鸣珂等均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被征收的房屋并非原告所述系孙鸣珂父辈的祖宅。该旧宅基的面积、尺寸、方位均与原来的宅基发生变化。1984年翻盖的房屋系孙鸣珂祖宅的南屋，翻盖后则成了目前被拆迁宅基的北房。对该宅基的变化、房屋的建造等客观事实，在（2016）鲁1502民初4731号案件审理中东昌府区柳园办事处利民居委出具了证明，且出具证明的利民居委工作人员董清晨出庭作证，因此，被拆迁的宅基房屋并非原告所述的孙鸣珂父辈祖宅。其次：原告诉称在1984年翻建北屋、1991年建造东屋和大门（实际建造时间是1992年）、1997年建造西屋及南屋（实际建造时间是1999年）时均有出资与事实不符，并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某1在1984年翻建被拆迁北屋时确实来过一次，但呆了没几天就回去了，没有给孙鸣珂一分钱，且1984年之后，原告就基本断绝了与被告及孙鸣珂的往来。关于房屋建造的事实，在（2016）鲁1502民初4731号案件审理中，当时帮忙建设西屋的耿西庆、程书智及姚型旺、刘世贵等均出庭确认该房屋的建造、出资等均是被告孙某4及已故的孙伯铃操办，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其他证人杨某、王某、房某等人的陈述也能证实被拆迁房屋建造的整个过程，由此足以佐证被告孙某4和已故孙伯铃建设被拆迁房屋的整个过程。2002年孙鸣珂已经基本瘫痪在床，不能行动，且南屋的建造时间是1999年而不是诉状中所述的2002年，原告连实际建造房屋的时间都记不住，何谈实际参与建造并出资。三、从孙鸣珂的年龄、建房时间判断，被拆迁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应为被告孙某4和已故的孙伯铃。1、孙鸣珂于2003年去世，享年84岁。1984年翻建北屋时已经65周岁，而当时原告已在天津成家、上班，也很少回聊城居住和生活，因此孙鸣珂在客观上没有建造房屋的需求。孙鸣珂回到聊城后一直和孙某4和孙伯铃共同生活，被告孙某5于1975年出生，而祖宅上唯一一间南屋（后被翻盖称被拆迁房屋的北屋），已经满足不了需求，且被告孙某4和孙伯铃都有固定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也基于客观居住需求而建设更多的居住房屋。2、被拆迁房屋的东屋、大门实际建造时间是1992年，并不是房产证上登记的1991年。当时孙鸣珂已是73周岁的老人，身体状况很差。根据孙某4的回忆，孙鸣珂因身体状况经常住院治疗，加上需要救济原告孙某3，因此基本没有积蓄。被告孙某4在商业公司上班，孙伯铃和被告孙某5在当时的拖拉机厂上班，一家三口均有固定收入，并且孙某5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当时的居住条件已经不能满足共同居住和生活，因此孙某4和孙伯铃出资建造东屋及大门。3、被拆迁房屋的西屋及南屋实际建设时间为1999年，而不是登记证书上记载的1997年，当时孙鸣珂已是80岁的老人，基本瘫痪在床。被告孙某5已与赵勇订婚，××，为了照顾孙鸣珂和孙伯铃，为了方便孙某5和赵勇帮忙照顾家里的两个病人，孙某4出资建造了西屋和南屋，赵勇也全程参与了建设房屋。房屋建好后赵勇便帮助孙某4和孙某5共同照顾孙伯铃及孙鸣珂，直至去世。4、至于孙鸣珂的经济能力，孙鸣珂虽在当时的弹簧厂退休，但1984年的退休金数额也是微乎其微，××缠身，平时支出的医药费就不少，基本没有多少积蓄。原告虽生活在天津，但生活的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原告孙某3还一直借助于孙鸣珂的救济生活。原告孙某1在2000年左右，也因在天津买房子而回聊城向孙鸣珂要钱。因此，孙鸣珂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住房需求来建设房屋，且基于实际情况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曾经为建房出资。被告在（2016）鲁1502民初4731号案件审理中申请多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被告出资建房的事实。虽然被拆迁房屋登记在孙鸣珂名下，但建设房屋的出资人、组织建设的人均为被告孙某4及孙伯铃，且建设完成后一直居住使用，应是实际所有权人。
二、孙鸣珂自1968年回到聊城居住生活后，原告很少回聊城看望老人，××重期间，原告就未再回聊城照顾老人，并未对孙鸣珂尽到赡养义务。（2016）鲁1502民初473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提交了被拆迁房屋四邻常住人员的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而证人孙某6、孙某7与孙鸣珂存在亲属关系，碍于情面不愿出庭作证，但均同意接受法院调查以确认自己证言的真实性。所有的证人证言均证实，原告极少回到聊城照顾孙鸣珂，而这恰恰证实被告孙某4、孙某5及孙伯铃对孙鸣珂的悉心照顾。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孙鸣珂的养老方式是聊城、天津两地养老，更是不可能的。孙鸣珂回到聊城后，就很少去天津，对于这一点被告认为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而被告所提交被拆迁房屋四邻的证据则能够证实，孙鸣珂老人在去世前一直在聊城居住生活，且原告很少回来。
三、签署拆迁补偿协议时，被告未采取欺骗行为
被告一直在被拆迁的房屋内居住，且在2001年办理房屋的产权证时均是被告孙某4办理。签署拆迁补偿协议时，工作人员也并未要求被告出示房产证，作为拆迁部门对被拆迁房屋的状况应当了解，拆迁部门基于居住的实际情况，且当地户籍信息中并未显示孙鸣珂有其他子女。故东昌府区房屋征收中心与被告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无过错，被告并不存在欺骗行为。综上，被告认为被拆迁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为被告所有，原告无权要求分割。
第三人东昌府区房屋征收办公室辩称，2016年5月26日房屋征收部门的相关人员丈量肖新街69号实际居住人孙某4的房屋，因被告孙某4没有提交房产证及土地证，后由土地部门出具了该房产的土地认证，于2016年6月12日由被告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后得知该被征收房屋存在纠纷，故没有结算补偿款，也没有选择安置楼。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孙鸣珂的聊房权证柳字第××号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证明肖新街69号房屋登记在孙鸣珂名下，该房产属孙鸣珂的遗产。
2、1989年3月5日的孙鸣珂名下的聊柳利国用字2014号土地登记申请书，证明肖新街69号土地使用权人为孙鸣珂，使用面积为255.78平米。
3、案涉房产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房屋征收平面图、房屋征收调查表，证明肖新街69号孙鸣珂名下被拆迁房屋面积192平米，被告与拆迁管理部门签订补偿协议。
被告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全；另该申请审批书出具的时间是2001年，孙鸣珂已82周岁，瘫痪在床，不可能办理相关手续。该审批表上孙鸣珂的签名系孙某4代写，并以孙鸣珂的名义缴纳了相关费用。
被告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6年利民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孙伯铃于1983年调回聊城工作，1984年翻建案涉三间南屋并增建其他房产。孙伯铃及孙某4在该村没有其他宅基地。
2、2001年、2002年以孙鸣珂的名义缴纳办理房产证的票据2张，证明被告孙某4以孙鸣珂的名义缴纳相关费用，孙鸣珂仅仅是登记房主，并非该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
原告对被告的证据1不予认可；对证据2异议称该费用即使孙某4缴纳，也不能证明房屋所有权的转移。
经审理查明：孙鸣珂（1919年出生，2003年去世）、杨保荣（1979年去世）夫妇共育有孙伯惠（1986年去世）、孙某1、孙某2、孙伯铃（2009年去世）及孙某3五名子女。孙伯惠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张某1、张某2；孙伯铃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被告孙某4、孙某5。孙某1于1987年去天津工作，子女均在天津，在聊城没有房产；孙伯惠、孙某2、孙某3及其子女均在天津工作、生活，在聊城没有房产。原告张某1称其母于1986年去世，已三十余年没有和原、被告联系。
孙鸣珂与杨保荣在1968年之前一直在天津工作、生活，1968年孙鸣珂从天津回到聊城在案涉院落中居住，孙鸣珂于1979年在原聊城市弹簧厂退休。被告孙某4与孙伯铃于××××年结婚，婚后在肖新街租房。当时案涉院落中有三间南屋，由孙鸣珂单独在此居住。孙伯铃于1983年从外地调动工作回到聊城，1984年将三间南屋翻建成四间北屋后与孙鸣珂一直居住，翻建该三间南屋时孙某1购买檩条五根。
1989年12月原告聊城市土地管理局为孙鸣珂颁发了聊柳国用（89）字第201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为255.78平米，该宅基地东为孙伯仲，西为路，南为路，北为孙伯仲，用途为住宅。2001年12月9日办理的孙鸣珂名下的房屋所有权申请审批书显示：孙鸣珂名下有位于柳园办事处肖新街69号院落一套，该证上显示：建成年份为84年、砖木结构的北屋面积为68.85平米；建成年份为97年、混合结构的西屋面积为77.48平米；建成年份为91年、混合结构的东屋面积为7.6平米。附属物为36.6平米。
2016年6月12日，被告与第三人东昌府区房屋征收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显示：被征收房屋面积为192平米（96平米+87.6平米+8.4平米），补偿金额为810462.72元；被征收附属物面积为39.33平米，补偿金额为8652.60元；树木补偿为700元；搬迁奖励为82627.53元，临安费为2880元；另太阳能、有线电视等补偿700元，上述共计908902.85元。
原告在诉状中称1991年孙鸣珂建东屋和大门，孙某1、孙某2各投资1000元；1997年建西屋，孙某1、孙某2各投资2000元、3000元；2002年孙鸣珂建南屋，孙某1投资5000元。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对其主张没有提交证据。原告孙某1在庭审中称何时建设东屋、西屋不清楚，其当时均不在聊城。
原告主张被告采用欺骗手段签订拆迁协议，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
本院认为，对肖新街69号所有权人为孙鸣珂的房屋所有权申请审批书中显示的1984年建设的北屋68.85平米，建设该房时孙某1购买檩条五根，孙伯铃由外地调动回聊城工作，孙伯铃及被告孙某4均有工资收入。孙鸣珂时年65岁，身体条件尚可，有退休工资，按照当地的习惯，作为家中的长子（孙某1）、次子（孙伯铃）为改善孙鸣珂的居住条件，会在孙鸣珂的主持下建设房屋，孙伯铃及孙某1对建设该房屋的付出，应视为对孙鸣珂的赠予，该房产应属孙鸣珂的遗产。该68.85平米的房产拆迁后增至96平米，该房产的拆迁权益应由原、被告继承。
对于1991年建设的东屋7.6平米及1997年建设的77.48平米的西屋，建房时原告均不在聊城，原告无据证明其出资建房。孙鸣珂年事已高，并且已具备居住条件。原告无据证明孙鸣珂出资建房，被告称其出资建设，但该房产建设在孙鸣珂拥有使用权的宅基地上，虽然该房产登记在孙鸣珂名下，本院认为该房产认定为孙鸣珂与孙伯铃的共同财产为宜。该房产拆迁后增至96平米，孙鸣珂应得权益由原、被告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孙伯惠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张某2、张某1，孙伯惠的应得份额由张某2、张某1继承；孙伯铃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孙某4、孙某5，孙伯铃应得份额由孙某4、孙某5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杨保荣于1979年去世，孙鸣珂与被告共同生活至2003年去世。原告无据证明孙鸣珂采用聊城、天津轮流居住的方式养老，故应认定被告对孙鸣珂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当多分。对1984年建房68.85平米，签订拆迁协议后增至为96平米，因被告与孙鸣珂共同生活且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本院认为被告分得孙鸣珂遗产的65%，原告继承35%为宜。被告应继承份额为62.4平米，原告应继承份额为33.6平米。
对1991年建设的东屋7.6平米及1997年建设的西屋77.48平米，属被告和孙鸣珂共同共有，签订拆迁协议后变更为96平米，被告应分得48平米，孙鸣珂应得的48平米由原、被告继承，被告应得65%，原告应得35%。被告应继承份额为79.2平米，原告应继承份额为16.8平米。原告均不在聊城生活、工作，原告主张被告采用欺骗手段签订拆迁协议，证据不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享有肖新街69号被拆迁192平米中的37.8平米的房屋补偿权益。
二、原告张某1、张某2享有肖新街69号被拆迁192平米中的12.6平米的房屋补偿权益。
案件受理费9254元，原告负担6755元，被告负担249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义军
审 判 员 张 焱
人民陪审员 何景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邢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