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4民终1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校锋，男，199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委托代理人：李康、徐雅云（实习），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科技园内6区***号。组织机构代码72424485-2。法定代表人：赵贵明。委托代理人：程浩，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乡市盛元中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中山东路*号。组织机构代码68558445-8。法定代表人：胡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殳征军，浙江隆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校锋、福州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桐乡市盛元中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桐乡市人民法院（2015）嘉桐民初字第1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校锋的委托代理人李康，上诉人中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程浩，被上诉人盛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殳征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校锋上诉请求：撤销桐乡市人民法院（2015）嘉桐民初字第171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王校锋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盛元公司和中宝公司未向王校锋履行告知涉案车辆曾有过保养维修记录的义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欺诈行为，于法无据。1、盛元公司和中宝公司均故意隐瞒涉案车辆出售前因事故经过维修的重要产品信息和真实情况，仅告诉王校锋该车属于高库存车，故低于市场指导价格出售，诱使王校锋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签订购车合同。中宝公司作为宝马授权的经销商，负责涉案车辆的三包，应当知道车辆的维修和保养信息是车辆的重要信息。事故维修信息是非常规维修信息，应随车流转，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最终的消费者。盛元公司作为销售名车多年的销售商，应当知道每辆宝马品牌车辆的维修和保养信息均可以从宝马授权经销商维修档案中查询，但盛元公司在销售和交付车辆时未尽到查询车辆信息的审慎义务。中宝公司以已经告知案外人、盛元公司以不知道涉案车辆维修保养信息为由否认故意隐瞒涉案车辆的事故维修记录的事实。王校锋若在购车前知道车辆有过事故维修记录这一信息的话，就不会购买该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故意隐瞒涉案车辆的维修记录，并告诉王校锋车辆因属高库存车而低于市场指导价销售，诱使王校锋购买涉案车辆，已构成欺诈。2、不能以涉案车辆损害较轻微，且中宝公司已经作了恢复性修补及保养后，未影响车辆外观、安全性能和使用功能为由，认定中宝公司销售涉案车辆时未故意隐瞒，不存在欺诈之故意。3、王校锋购买车辆后，对车辆进行登记是正当的履约行为，不能以王校锋办理了车辆初始登记而认定王校锋在购车时未受到欺诈或接受涉案车辆的缺陷，相反，王校锋在办理车辆初始登记之后才得知该车已经有过维修的事实，并一直要求退车和赔偿。综上所述，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故意隐瞒涉案车辆在销售给王校锋之前因事故而进行维修等维修保养信息，诱使王校锋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购买该车。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按照该条规定，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应承担欺诈经营的责任，按照王校锋的要求赔偿购买车辆价款的三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该条规定，王校锋可以请求撤销涉案车辆买卖合同，由王校锋退回车辆，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返还购车款。二、一审法院不支持王校锋要求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赔偿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其他损失110095.41元的主张，于法无据。王校锋在不知道受到欺诈的情况下，为正常使用新购车辆而为车辆购买保险和缴纳购置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撤销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后，车辆保险和购车税等购车费用是王校锋的直接损失，理应由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赔偿。三、一审法院判决一审诉讼费用36713元由王校锋承担34273元不合理。本案是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的错误造成，王校锋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且一审法院已认定部分事实，故诉讼费理应由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承担。针对王校锋的上诉中宝公司辩称，涉案车辆2012年生产，2013年进口到中宝公司，2015年实际销售给王校锋，车辆生产时间在其提供给王校锋的合格证上有清楚记载，故王校锋应当知道该车是高库存车。车辆长期放置不用也会坏，因此，未售出的高库存新车也必须维护和保养。中宝公司对库存时间较长的新车进行维护保养并将维护过程予以记录，不存在故意隐瞒或欺诈的情况，一审对此所作出的认定是正确的。涉案车辆的行驶里程为57公里，在正常的新车范围内。维护和保养不会影响车辆的外观和安全性，因此，无论从何角度来讲，涉案车辆属于新车。一审法院对王校锋主张的购置税和保险费的赔偿不予支持正确。针对王校锋的上诉盛元公司辩称，1、盛元公司认可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车辆并非事故车辆，而是库存车，该车的瑕疵并不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2、中宝公司对涉案车辆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说明，该车所做的PDI是行业惯例，是对库存车辆采取的保护性措施。3、盛元公司于2015年4月25日通知王校锋去提车，而王校锋委托盛元公司提车，2015年4月26日王校锋就将车提走，盛元公司并不清楚车辆的实际情况。因此，盛元公司不存在欺诈王校锋的行为。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中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桐乡市人民法院（2015）嘉桐民初字第17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王校锋对中宝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车辆系盛元公司销售给王校锋的，车辆买卖法律关系仅发生于盛元公司与王校锋之间，与中宝公司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中宝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本案的法律后果。二、涉案车辆系高库存车，由中宝公司批发给二级合作经销商杭州和记行的，杭州和记行又将该车批转给下家经销商。中宝公司已经明确告知杭州和记行，该车属于高库存车，车辆养护属于库存车的正当范围。该车几经转手，最后由杭州尚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盛元公司签订《汽车代购协议书》，由杭州尚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给盛元公司。中宝公司与盛元公司无直接法律关系，且已经对杭州和记行尽到告知义务。若中宝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则杭州和记行、杭州尚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均需承担本案法律责任，一审法院未依职权依法追加属于程序错误。三、《新车订购单》中明确记载涉案车辆原价为1205000元，而王校锋与盛元公司之间约定的成交价为751000元，两者差价高达454000元，属于明显的不合理低价，王校锋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了解该车存在一定的质量瑕疵，属于高库存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买受人在缔约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主张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买受人在缔约时不知道该瑕疵会导致标的物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的除外。中宝公司已经告知盛元公司和王校锋涉案车辆属于高库存车，且王校锋购买价格畸低，王校锋应当知道该车辆存在一定的瑕疵。结合本案，涉案车辆的瑕疵并不影响车辆外观、安全性能和使用功能，因此，一审判决中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正确。四、王校锋并未因购买涉案车辆造成重大损失，一审认定损失21万元明显偏高，中宝公司即使存在过错，盛元公司的过错程度明显高于中宝公司，但盛元公司仅承担1万元过错责任，而中宝公司却承担20万元过错责任，判决明显不公。五、一审判决中宝公司承担因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而造成的过错损失，超出王校锋诉请范围，程序错误。针对中宝公司的上诉王校锋辩称，一、中宝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应与盛元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涉案车辆系中宝公司提供，车辆的档案信息也是由中宝公司录入和保管，销售发票由中宝公司出具给王校锋，三包凭证、维修保养手册也是由中宝公司出具给王校锋。中宝公司是“宝马”品牌授权的经销商，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中宝公司也是涉案车辆销售商之一。二、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未告知王校锋涉案车辆曾维修过，存在瑕疵，诱使王校锋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购买该车。中宝公司以涉案车辆低于指导价销售给王校锋为由而推定王校锋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车存在瑕疵是混淆了“高库存车”与“瑕疵”的概念。事实上，2015年涉案车辆的市场实际售价在70万元左右，王校锋并未以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购买涉案车辆。王校锋实际以75.1万元的裸车价购买涉案车辆，而非中宝公司发票载明的68万多。三、法律并未规定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结果才能认定欺诈，只要当事人基于欺诈作出错误认识表示，就可以根据法律要求欺诈者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尤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承担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而不是消费者的实际损失。综上，中宝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中宝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中宝公司的上诉盛元公司辩称，1、中宝公司是涉案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依据《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认定销售方的有力证据是发票而不是合同，本案发票是由中宝公司开具的，将近70万元的购车款是支付给中宝公司的。2、盛元公司按照王校锋的要求（以70多万元的价格购买宝马640）在市场上找车，盛元公司联系杭州尚誉公司，杭州尚誉公司又将找车的任务委托给了杭州和记行。盛元公司仅仅是帮助王校锋找车的中介人，从相关司法解释及判例来看，合同形式与合同实际内容不一致的，应以实际履行的合同内容确定合同性质，故盛元公司与王校锋之间属居间合同关系。表面上虽然盛元公司与王校锋签订的是新车订购单，但实际上，盛元公司仅获利1万余元，和居间合同相对应。3、盛元公司不知道杭州尚誉公司将找车任务委托给了杭州和记行，中宝公司称已经将涉案车辆的实际情况告知了杭州和记行，但没有证据证明，盛元公司对车辆的实际情况毫不知情。4、涉案车辆官方指导价是120多万元，王校锋要求以70多万元购买，故按照常理，王校锋对所购车辆存有瑕疵是有心里准备的，且王校锋可以从车上的铭牌了解该车的出厂时间，其对于所购车辆系库存车是清楚的。5、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路虎”汽车赔偿案件与本案类似，该案中“路虎”车辆所存在的问题远大于本案“宝马”车辆所存在的问题，该案仅判令汽车销售商赔偿消费者30多万元，故以此为参照的话，本案判令赔偿王校锋20多万元偏高。6、中宝公司称盛元公司存在过错是推卸责任，盛元公司2015年4月25日去提车时，按照惯例中宝公司应在交车单上写明车辆经过PDI检修情况，但中宝公司没有告知盛元公司，盛元公司亦是受害者。综上，请求二审依法判决。王校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校锋返还车辆，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退还王校锋购车款751000元；2、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赔偿王校锋购车款三倍的赔偿金2253000元；3、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赔偿王校锋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其他损失共110095.4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8日，王校锋与盛元公司签订《新车订购单》，约定王校锋向盛元公司订购一辆宝马牌车辆（型号为640i，车身颜色为黑色，内饰颜色为米棕色），成交价格为751000元，王校锋应付订购金51000元。同日，王校锋支付盛元公司订金51000元。同年4月20日和23日，中宝公司分别收到付款人为蒋昊的汇款5000元和朱国芬的640购车款681850元。同年4月24日，中宝公司开具购买方为王校锋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金额为686850元，车辆型号为宝马BMW640iGranCoupe6A01，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WBA6A010XCDY65719，发动机号码为07348211N55B30A。同年4月27日，盛元公司将上述车辆交付给王校锋，王校锋在车辆、资料检验移交单上检验内容部分客户签（章）字栏签名。同年4月29日，王校锋缴纳车船税1125元、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费950元和机动车商业保险费21195.41元。同年5月13日，王校锋缴纳车辆购置税88900元并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并在车辆、资料检验移交单上移交部分客户签（章）字栏签名并署期。一审另查明，王校锋已向盛元公司支付《新车订购单》约定的全部购车款751000元。朱国芬系盛元公司的工作人员。诉争车辆在中宝公司处库存期间曾进行过保养和维修，分别于2014年4月14日进行全车抛光，于同年5月13日因左前门有凹而进行左前门喷漆，于同年8月26日进行发动机油等保养，于同年11月14日拆卸和安装前、后轮。但中宝公司未将上述情况告知王校锋和盛元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王校锋与盛元公司签订《新车订购单》，盛元公司在收取王校锋购车款项后将实际车价转付中宝公司，最终由中宝公司向王校锋出具车辆销售发票，盛元公司参与提车和提供协助王校锋办理相关车辆登记手续服务。虽盛元公司辩称其在和王校锋签订《新车订购单》后再与尚誉公司签订《汽车代购协议书》，中宝公司辩称其系将车辆以批发价批发给杭州和记行，但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出相关的追加申请。故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均应作为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接受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范和约束。一、关于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未向王校锋履行车辆曾进行过保养维修的告知义务是否属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行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可见，欺诈的成立，不仅应存在经营者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事实，亦应满足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这一要件。本案中，诉争车辆在库存期间受到的损害较轻微，中宝公司作了恢复性修补及保养后，未影响车辆外观、安全性能和使用功能。且诉争车辆不存在在维修档案以外的其他缺陷，王校锋亦办理了车辆初始登记。中宝公司未向王校锋全面履行诉争车辆曾进行适度保养和轻微维修的义务，不足以使王校锋陷入购买车辆的错误认识并作出错误购车表示。故对于王校锋要求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退一赔三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责任大小问题。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该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作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未告知或未有效告知王校锋诉争车辆曾进行过保养维修的行为，虽未构成欺诈，但已侵犯王校锋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本案实际，即诉争车辆在中宝公司处库存时间较久；实际出售给王校锋的价格与官方市场指导价差距较大；车辆交付时表面状况处于“新车状态”；交付完成至办理初始登记的时间相对较长；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在本案中存在的过错大小等情形，酌定由盛元公司和中宝公司分别赔偿王校锋10000元和200000元。对于王校锋要求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赔偿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其他损失共110095.41元的主张，因上述款项系车辆正常办理登记和使用所必须产生的费用，要求赔偿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第四十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宝公司赔偿王校锋200000元；二、盛元公司赔偿王校锋10000元；上述款项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驳回王校锋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71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6713元，由王校锋负担34273元，由盛元公司负担82元，由中宝公司负担2358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校锋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的证据。证据一、录音光盘一份，证明王校锋于2015年4月29日找盛元公司交涉时，该公司总经理称如车辆进行过维修，可以按照退一赔一处理，盛元公司隐瞒车辆真实情况，构成欺诈。证据二、三包凭证一份，证明中宝公司系涉案车辆的品牌授权经销商，是其向王校锋提供涉案车辆并保证质量。另外，中宝公司知道车辆的最终消费者是王校锋，且有王校锋的具体联系方式。证据三、保修服务手册一份，证明中宝公司是涉案车辆的品牌授权销售服务中心，理应对涉案车辆进行负责。证据四，销售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在2015年12月嘉兴骏宝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所售与涉案车辆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车辆价格为71万元。王校锋以75.1万元购买属市场价，并非以低价购买。中宝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实王校锋所要证明的事实。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王校锋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显示涉案车辆2012年6月生产，而销售发票2015年4月24日开具，中宝公司没有隐瞒该车系高库存车的事实。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保修服务手册注明生产日期是2012年6月。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合同上无甲方签字，构不成一份合同，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盛元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盛元公司工作人员的录音，也只能说明中宝公司并未向盛元公司说明车辆存在瑕疵。证据二、证据三无异议。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意见如下：证据一、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中宝公司、盛元公司对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出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中宝公司系“宝马”汽车品牌经销商，涉案车辆三包凭证销售者信息一栏中载明“名称：福州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发票日期：2015.4.24”。涉案车辆保修服务手册车主信息一栏载明“姓名或单位名称：王校锋”。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王校锋、中宝公司、盛元公司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二、中宝公司或盛元公司在向王校锋出售涉案车辆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三、中宝公司或盛元公司是否应当对王校锋作出赔偿及如何赔偿。关于争议焦点一，《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除非经授权汽车供应商许可，汽车品牌经销商只能将授权品牌汽车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本案中，中宝公司系“宝马”汽车品牌经销商，现无证据证明其已获得授权汽车供应商许可，可以将授权品牌汽车不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因此，中宝公司应将“宝马”汽车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盛元公司并非“宝马”汽车品牌经销商，其并无销售“宝马”汽车的资格。事实上，王校锋与盛元公司签订《新车订购单》后，盛元公司只是为王校锋在市场上寻找该型号的“宝马”车辆，盛元公司通过其他汽车销售公司得知中宝公司处有同类型车辆销售，即通过其他汽车销售公司将王校锋个人信息告知中宝公司，后中宝公司将涉案车辆委托物流公司运至盛元公司并最终交付给王校锋。涉案车辆销售发票由中宝公司直接开具给王校锋，并由中宝公司开具用户名为王校锋的三包凭证和保修服务手册。盛元公司在本案车辆销售中只起到居间、介绍的作用。因此，中宝公司应为涉案车辆的销售商，王校锋系与中宝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中宝公司认为涉案车辆系由盛元公司销售给王校锋的，车辆买卖法律关系仅发生于盛元公司与王校锋之间，中宝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即使杭州和记行、杭州尚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参与了涉案车辆的流转，因相对于王校锋而言，车辆销售主体为中宝公司，中宝公司属于涉案车辆的最终销售方，故原审未追加杭州和记行、杭州尚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被告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涉案车辆的维修档案中并无该车曾上路行驶而发生交通事故或在被运输途中发生事故而进行维修的记录。虽然涉案车辆在中宝公司库存期间因左前门有凹而进行左前门喷漆，但该损害较轻微，且中宝公司作了恢复性修补及保养后，未影响车辆外观、安全性能和使用功能。因此，标的物曾进行适度保养和轻微维修的事项不属于标的物的重大事项。中宝公司未向王校锋全面履行涉案车辆曾进行适度保养和轻微维修的告知义务，不足以使王校锋陷入购买车辆的错误认识并作出错误购车表示。王校锋上诉认为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故意隐瞒涉案车辆在销售给王校锋之前因事故而维修及其他维修保养信息，诱使王校锋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购买该车，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此，一审对王校锋要求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退一赔三的主张不予支持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三，王校锋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中宝公司、盛元公司承担责任。一审查明中宝公司、盛元公司在向王校锋出售涉案车辆时虽不存在欺诈，但存在侵犯王校锋的知情权的事实，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决中宝公司、盛元公司承担因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而造成的损失，并未超出王校锋诉请范围。涉案车辆在交付给王校锋之前在中宝公司控制之下，中宝公司掌握车辆的情况，故中宝公司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高于盛元公司。一审综合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的过错程度及本案实际，酌定由盛元公司和中宝公司分别赔偿王校锋10000元和200000元并无不当。王校锋要求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赔偿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其他损失共110095.41元的主张，因中宝公司和盛元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过程中并不存在欺诈，王校锋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的请求无法得到支持，故王校锋主张的上述办理车辆登记和使用所产生的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费用，一审按照当事人之间的胜败比例分摊诉讼费用正确，王校锋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王校锋、中宝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713元，由王校锋负担27413，中宝公司负担4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 灿审 判 员  杨海荣代理审判员  管仁亮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林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