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昌民初字第2164号
原告（反诉被告，下称原告）王爱英。系死者袁延伟之母。
原告（反诉被告，下称原告）黄玉杰。系死者袁延伟之妻。
以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谢建华，山东大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下称原告）袁华禹。系死者袁延伟之子。
法定代理人徐艳杰。
被告王大伟。
委托代理人兰洪波，山东睿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下称被告）王聚山。系被告王大伟之父。
委托代理人李美霞。
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负责人罗卫，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永存，该公司职工。
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负责人丁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月辉，该公司职工。
原告王爱英、黄玉杰、袁华禹与被告王大伟、王聚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安诚保险公司）、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紫金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爱英、黄玉杰委托代理人谢建华，原告袁华禹法定代理人徐艳杰，被告王大伟委托代理人兰洪波、被告王聚山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美霞，被告安诚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徐永存，被告紫金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任月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5年5月20日4时50分，被告王大伟无证驾驶轿车沿昌邑市北海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富昌街路口处，与沿富昌街由西向东行驶的袁延伟酒后驾驶的悬挂轿车发生碰撞，致袁延伟死亡、车辆损坏。昌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王大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袁延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一直未予赔偿原告的损失。另外，被告王大伟驾驶的车辆在被告安诚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在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为维护原告方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各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745832.4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王大伟辩称，发生事故属实，但事故责任为主次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全额赔偿不当，应按责任承担。被告王大伟驾驶的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应由保险公司先予赔偿，剩余部分被告王大伟愿与原告协商处理。
被告王聚山辩称，被告常年在潍坊工作，当时被告王大伟开车到昌邑，被告王聚山并不知情，因此，被告王聚山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安诚保险公司辩称，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合理的直接赔偿范围内予以赔付。事故发生后，被告王大伟并未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对事故的发生经过不知情，无法核实案件的真实性，不予赔偿。
被告紫金保险公司辩称，根据商业保险合同约定，被告不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第一，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保险责任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李美霞，而被告王大伟显然不是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李美霞在此事故中并无损失，因此，被告王大伟驾车发生事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被告保险公司不能替王大伟承担赔偿责任。并且保险责任不属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无需提示说明；第二，被告王大伟系无证驾驶，属于法定禁止性行为，被告保险公司无需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条款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保险人从未就保险条款未收到而向保险公司提出过异议，且保险条款均在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被保险人有足够的途径知悉保险条款的内容；第三，被告王大伟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无正当理由离开现场，于次日投案，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事由，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第四，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后离开现场再报案有合理的，但也有大量疑似酒驾、毒驾或无证驾驶等禁驾事由，若支持驾驶人无合理理由擅自离开现场而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则极易引发道德风险，也违反了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更无法体现正确的道德导向。
被告王聚山反诉称，2015年5月20日4时50分，被告王大伟与袁延伟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袁延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该事故造成被告王聚山车辆损失及其他损失47885元，请求法院判令原告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偿2000元，剩余损失承担30%即14365.5元，共计赔偿16336.5元。反诉费用由三原告承担。
针对被告王聚山反诉，原告王爱英、黄玉杰辩称，被告王聚山的反诉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是不充分的，原告只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其余视被告王聚山提交证据情况予以质证。
原告袁华禹辩称，对被告王聚山的反诉，不同意赔偿。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0日4时50分，被告王大伟无证驾驶轿车沿昌邑市北海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富昌街路口处，与沿富昌街由西向东行驶的袁延伟酒后驾驶的悬挂轿车发生碰撞，致袁延伟死亡、车辆损坏。事故发生后，被告王大伟离开现场，于当日17时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该事故经昌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王大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超速行驶且发生事故后未保护现场的违法行为比袁延伟酒后驾驶悬挂其他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超速行驶且未按规定让行的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起的作用大，过错严重，认定被告王大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袁延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袁延伟因该事故死亡，昌邑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对其尸体进行了检验鉴定，并作出（昌）公（交）鉴（尸）字[2015]038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依据法医检验记录并结合事故调查情况，袁延伟头面部、胸腹部多处损伤，双耳道、鼻腔流血，肋骨多发骨折，腹部膨隆，波动感（+），颜面、双眼睑结合膜及口唇苍白，说明面部、胸腹部受外力作用至多脏器损伤、出血，分析认为袁延伟系多脏器损伤、出血致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被告王大伟驾驶的轿车登记车主为被告王聚山。该车在被告安诚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为122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保险期间自2014年8月17日0时起至2015年8月16日24时止。另该车辆同时在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为李美霞，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为300000元，并投保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自2015年1月6日0时起至2016年1月5日24时止。
死者袁延伟，男，197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昌邑市公安局民警，户口性质为非农业，生前住昌邑市颐城华府第三栋楼二单元102室，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其母王爱英，生于1945年4月9日；其妻黄玉杰；其子袁华禹，生于2002年9月23日，也即本案的三原告。原告王爱英育有子女3人。针对袁延伟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三原告主张以下损失：死亡赔偿金584440元（按城镇居民标准29222元/年×20年），丧葬费2623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06884.17元（死者之母王爱英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按城镇居民标准18323元/年÷3人×10年=61076.67元；死者之子袁华禹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8323元/年÷2人×5年=45807.5元），抢救费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以上共计747554.17元。对上述损失，被告对死亡赔偿金无异议；对抢救费有异议，认为原告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否则不认可；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有异议，认为主张数额均过高。
另查明，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22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832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882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7962元。
再查，因被告王大伟系无证驾驶且事发后离开现场，被告紫金保险公司不同意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提供了车辆的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条款一份、商业险投保单一份、青岛市机动车风险提示书一份。其中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条款第四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毁损，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法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各分项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在责任免除条款中，第六条约定：“下列情况下，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七）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八）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另外，该被告所提供的商业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一栏内容为：“……2、贵公司已向本人交付并详细介绍了《紫金保险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内容，特别是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知悉其含义，同意投保”。并在投保人处签有“李美霞”的名字。李美霞当庭否认投保人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并称未收到保险条款，对于王大伟深夜私自驾车外出，该称当时并不知情。庭审后，被告王大伟对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所提交的投保单中的“李美霞”签名申请笔迹鉴定，经本院委托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对车辆的商业险投保单中“李美霞”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潍鑫司鉴所[2016]文痕检字第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李美霞的签名与样本李美霞的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对该鉴定意见，被告王大伟、紫金保险公司均无异议。被告王大伟为此支出鉴定费2000元，要求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承担。被告紫金保险公司认为被告王大伟并未提交正式发票，对鉴定费不予承担。
又查，被告王聚山所有的事故车辆的损失经被告王大伟委托山东省大公价格评估事务所对其车损进行评估，认定车损43885元，支出评估费2200元。被告王聚山还支付施救费800元、拆检费3000元，以上损失共计49885元。被告王聚山主张袁延伟驾驶的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因此要求三原告先在交强险财险损失赔偿限额内承担2000元，其余损失47885元由三原告承担30%即14365.5元，共计16366.5元。三原告均表示不放弃继承袁延伟的遗产，原告王爱英、黄玉杰同意承担被告王聚山事故损失10%的赔偿责任，被告袁华禹不同意赔偿。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鉴定文书、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询问笔录、结婚证、户籍证明、商品房预售合同、交强险保单、商业险保单复印件，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投保单，被告王聚山提供的价格评估结论书、施救费发票、评估费收费单据、拆检费发票及原、被告的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被告王大伟与袁延伟发生交通事故并致使袁延伟死亡属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职权进行现场勘查后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进行了事故成因分析，确定王大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袁延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主要有二个：一是原告的损失如何认定；二是被告紫金保险公司对原告主张的合理损失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双方争执的第一个焦点，即原告的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无异议，本院直接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丧葬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袁延伟因涉案事故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害，且袁延伟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支持；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因死者袁延伟系城镇居民，故本院对死者之母王爱英、死者之子袁华禹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抢救费，被告提出异议，且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袁延伟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给三原告造成的合理损失为：死亡赔偿金584440元，丧葬费2623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06884.1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以上共计727554.17元。
关于双方争执的第二个焦点，即被告紫金保险公司对原告主张的合理损失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问题。
本案中，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提交的商业三者险的合同条款责任免除条款中的第六条第六、七、八项载明“下列情况下，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七）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八）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上述条款是保险人的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关于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被告王大伟无证驾驶被保险车辆，且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被告紫金保险公司主张免除其保险责任，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该免责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提交的车辆的投保单中“李美霞”的签名经鉴定不是投保人李美霞本人书写，且李美霞称其未收到保险条款，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向投保人李美霞提供商业险保险条款，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商业险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关于“明确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对此的要求是：“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未证明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更未提供证据证明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免责条款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已进行了明确说明。因此，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三者险合同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关于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提出的被告王大伟不是被保险人李美霞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本案事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被告王大伟未经被保险人李美霞允许驾驶被保险车辆及无证、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违法情形，被告紫金保险公司均作为责任免除条款在保险合同的第六条第六、七、八项中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其应当对责任免除条款向被保险人李美霞进行提示，而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保险人李美霞提供保险合同条款并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被保险人李美霞在未收到保险条款的情况下，关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责任内容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均无从知晓，因此本院对被告紫金保险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被保险人的免责条款，保险人未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被告紫金保险公司关于其根据商业险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在商业险责任限额内对三原告的合理损失进行赔偿。
综上，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被告王大伟驾驶的事故车辆在被告安诚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因此，应由被告安诚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三原告110000元。三原告超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的损失617554.17元（727554.17元-110000元），根据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合同，被告紫金保险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300000元限额内，对三原告上述损失的70%（617554.17元×70%）承担限额赔偿责任，即承担300000元，剩余损失132287.92元（617554.17元×70%-300000元）应由被告王大伟承担。被告王大伟支出鉴定费2000元，提交有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正式发票，且经鉴定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提交的商业险合同中的投保人签字并非李美霞本人书写，故鉴定费用2000元应由被告紫金保险公司承担。被告王大伟和被告王聚山作为家庭成员，对涉案事故车辆均具有使用权，被告王大伟作为成年人，应当知晓无证驾驶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王聚山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死者袁延伟系其所驾驶的事故车辆的投保义务人及直接侵权人，该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被告王聚山财产损失，因此，被告王聚山要求原告先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承担2000元，其余损失按责任承担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王爱英、黄玉杰、袁华禹经济损失1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二、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王爱英、黄玉杰、袁华禹经济损失3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三、被告王大伟赔偿原告王爱英、黄玉杰、袁华禹经济损失132287.9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四、被告王大伟支出的鉴定费2000元，由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承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五、驳回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原告王爱英、黄玉杰、袁华禹在袁延伟遗产范围内赔偿被告王聚山事故损失16366.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1258元，由原告负担3377元，被告王大伟负担788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09元，减半收取10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11258元，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姜泽平
人民陪审员 高玉山
人民陪审员 王存彬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