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10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港海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中路人才大厦12楼1207房。
法定代表人：杨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树、唐华英，均系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鲁磨路306号。
法定代表人：樊涛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子华，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波，男，196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郭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湖北中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芳北路1号第六层。
代表人：万伟跃，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房智明，四川和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港海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杨波、原审第三人湖北中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5）鄂洪山民商重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4日、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深圳市港海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华英，被上诉人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子华，原审第三人杨波的委托代理人郭鹏，原审第三人湖北中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代表人万伟跃及其委托代理人房智明，到庭参见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07年6月，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二公司）因东莞市丽水佳园项目纠纷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需缴纳保证金，6月19日，深圳市港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海公司）通过中信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向中建三局二公司电汇105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载明为“付银行担保金”。6月20日，中建三局二公司向湖北中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深圳分公司）出具编号为№0023971的内部收据，载明“今收到湖北中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系付代办于东莞市丽水佳园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案所办理的4200万元财产保全保函保证金及手续费，金额壹仟零伍拾万元（￥10500000元）”。同日，中恒深圳分公司向港海公司出具了编号为7706420的《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深圳市港海投资有限公司交来：代收东莞市丽水佳园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某所办理4200万元财产保全保函保证金及税费，金额壹仟零伍拾万元（￥10500000元）”。
2007年12月19日，湖北中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向中建三局二公司出具《关于中恒公司申请取回保证金事宜的请示》，载明“二公司：现东莞丽水佳园案将于2008年元月15日开庭，为顺利打赢官司，由于前期为办理查封保全共用1050万元的保证金，其中还有168万元留在公司未用，现分包单位要在后期展开系列工作，资金面临很大困难；同时年底将至，材料商的材料款也要支付，恳请公司将剩余的款项中的100万元划给中恒公司，以便正常进行下一步工作。请公司给予支持为感。”
另查明，中恒公司是中建三局二公司的扶持企业，根据双方的《扶持协议》，中建三局二公司在南方地区总包范围内的分包工程，凡属中恒公司经营范围内的施工任务，采取议标的形式，直接分包给中恒公司施工。中恒深圳分公司是中恒公司下设的无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
在东莞市丽水佳园项目中，中建三局二公司是总承包方，中恒深圳分公司是分包人，杨波是实际施工人。中恒深圳分公司负责中建三局二公司与杨波之间的结算和协调，工程款的结算均通过中恒深圳分公司中转。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件审结后，港海公司要求中建三局二公司返还上述1050万元，中建三局二公司则认为与港海公司之间没有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借款关系。2012年8月，港海公司以中建三局二公司为被告，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与中建三局二公司2007年6月19日的担保合同成立并有效。该案经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深中法立民终字第29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移送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管辖。2013年9月，港海公司又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判令中建三局二公司返还保证金105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案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3）鄂洪山民商初字第00353号民事判决。港海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13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追加中恒深圳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港海公司与中建三局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中恒深圳分公司向港海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虽载明有“代收”字样，但中建三局二公司予以否认，中恒深圳分公司亦无其它证据佐证“代收”；而中建三局二公司向中恒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内部收据中的“代办”，既可以按港海公司的观点理解为中恒深圳分公司代中建三局二公司向港海公司办理，也可以理解为中建三局二公司代中恒深圳分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理。因当事人之间就上述1050万元并无书面合同，故案件事实须结合其它证据作出认定。港海公司虽向中建三局二公司账户直接电汇1050万元，但事后的财务手续却不是港海公司与中建三局二公司之间直接发生的，而是中恒深圳分公司向港海公司出具收据，中建三局二公司向中恒深圳分公司出具收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认定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即港海公司与中恒深圳分公司之间、中恒深圳分公司与中建三局二公司之间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否则与常理不符，港海公司、中建三局二公司就无必要通过中恒深圳分公司各开各的收据。同时，中恒公司在2007年12月19日向中建三局二公司要求支配1050万元中的100万元，也进一步证明了中恒深圳分公司并非是简单的代收代付。综上所述，港海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中建三局二公司之间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港海公司直接要求中建三局二公司返还105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港海公司、中恒深圳分公司可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港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800元由港海公司负担。
判决后，港海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中建三局二公司返还上诉人借款1050万元及利息，并由中建三局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律师费。事实和理由为，一、重审法院对本案基本关键事实的认定出现严重错误，导致上诉人根本无从按照重审判决所认定“可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1、重审判决认为中恒深圳分公司代中建三局二公司向港海公司出具收据，虽注明为“代收”，但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代收”。此理由完全无视中恒深圳分公司的负责人万伟跃作为亲历者的证人证言，也无视中恒深圳分公司庭审中的陈述，更无视中恒深圳分公司代中建三局二公司收付款是因为扶持关系形成的交易习惯，完全颠倒了本案的基本事实。2、重审判决对两份收据的“代收”、“代办”进行了错误的解释与认定，违背基本事实。二、重审判决中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本案存在两个法律关系，此认定既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也是对法律的错误适用。三、本案中，港海公司已经完成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基本举证责任，中建三局二公司否认借贷关系的成立，应承担反驳的举证责任，否则就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被上诉人中建三局二公司答辩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杨波及中恒深圳分公司均陈述同意上诉人港海公司的上诉意见和观点。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港海公司向本院提交申请：1、申请证人万伟跃出庭作证；2、申请依职权调取中建三局二公司收取港海公司1050万元的财务会计分录。经合议庭评议，认为万伟跃作为中恒深圳分公司的负责人，是本案的当事人，其陈述的内容应为当事人陈述，不属于证人证言性质，不允许万伟跃作为证人出庭。对于中建三局二公司收取港海公司1050万元的财务会计分录，合议庭当庭要求中建三局二公司于休庭后10日内提交法庭，但中建三局二公司逾期未予提供。
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港海公司与中建三局二公司就1050万元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港海公司向中建三局二公司汇款1050万元，中建三局二公司亦认可收到该1050万元。但中建三局二公司否认与港海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了其向中恒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以及2007年12月19日中恒深圳分公司向中建三局二公司要求支配1050万元中100万元的请示，关于两份收款收据中“代收”、“代办”的理解，原审判决已经阐述，在此不再赘述。结合其后1050万元使用中的情况，可以认定中恒深圳分公司并非简单的代为出具收据的关系。港海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与中建三局二公司借贷关系的成立。上诉人港海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相应证据支持，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800元，由深圳市港海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波
审判员 廖艳平
审判员 陶 歆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 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