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3民终23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乐军，男，196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宏旭粮店业主，现住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利，山东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北城(上诉人宋乐军之子)，男，199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淄川林城杂粮经营部业主，现住淄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小文，男，199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卿，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乐军因与被上诉人董小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16）鲁0302民初2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乐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利、宋北城，被上诉人董小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乐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60万元的欠条为被上诉人亲笔书写,一审判决不顾此客观事实,驳回上诉人一审追偿借款诉求错误。一审中上诉人主张60万元的借款事实存在,提供的主要证据是由被上诉人亲笔书写的2014年7月18日60万元欠条,被上诉人对欠条真实性无异议,承认为其书写,但辩称是在上诉人家玩”扎金花”赌博欠下的。为此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提出2016年8月15日到淄川公安分局报案，对于其报案，公安机关调查后并未立案，因没有赌博犯罪事实。在此后两次开庭审理中，被上诉人除陈述主张外，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支持其主张的证据。被上诉人2014年7月18日书写60万元欠条时已23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既然是赌博欠下的欠条，被上诉人就应报案或一年内诉讼要求撤销该无效民事行为，至上诉人2016年7月底起诉追偿该借款已两年多的时间，被上诉人始终不主张，却在诉讼后提出是赌博所欠，赖账行为明显，被上诉人一审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不公正。二、一审以上诉人及儿子表述取款地点不准确，不能提供原始照片载体为由，认为上诉人证据不足而驳回诉讼请求错误。1.证实2013年11月5日借给被上诉人30万元的资金来源。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是2013年10月18日从光大银行贷款50万元的贷款凭证，取款凭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实际上上诉人对于该30万元借款资金来源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也符合资金来源合法真实有效的规定。上诉人的错误仅表现在陈述取款地点上，是张店还是淄川。其实取款凭条上的经办人等内容，均能证实是张店的光大银行，因此应以该取款凭条记载反映内容为依据，而不应以上诉人记忆不准确的表述为依据，何况2017年4月25日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己承认错误，纠正为从张店光大银行取款。一审不顾上诉人二次庭审中纠正错误表述事实，一味揪住原陈述错误而认定资金来源证据不足存在错误。当事人陈述虽然是口头证据，但较之书面证据显然单薄且效力较低，因此应以书面证据记载为准。2.2014年4月8日，借给被上诉人17万元现金中有10万元是上诉人儿子宋北城，2014年4月2日、4月3日两次取款，加上家中保险柜中7万元给被上诉人的，宋北城从淄川取款表述是正确的，仅表述是从淄川光大银行提款是不准确的，但卡是光大银行的。2017年4月25日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提供两份从淄川齐商银行取光大银行卡10万元的凭证照片，纠正了第一次庭审中从淄川光大银行取款的错误表述。法院也到齐商银行去查证过，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据此上诉人举证资金来源的真实合法性责任已经完成。一审判决仍揪住上诉人一审原表述取款地点不准确的错误，不顾二次开庭提供新证据足以证实资金来源真实合法性的事实，偏颇认定资金来源证据不足存在错误。3.第2笔借款17万元中涉及2014年4月8日被上诉人收取款17万元的照片一张,照片中涉及的被上诉人本人及17万元现金事实,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是上诉人自提款,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该照片中所载明的事实，结合其他证据应完全能够证实上诉人出借17万元给被上诉人的事实。因时间较长，上诉人宋北城原手机损害而导致原始载体灭失，而照片证据不同于其他电子证据，在照片能够证实涉案事实，对方又无反驳证据的前提下，一味强调原始载体，并据此认定不能提供、证据不足，是错误和不全面评判相关证据的做法。4.2014年7月18日给被上诉人10万元现金，上诉人为证实家中有现金30万元，从中借给被上诉人10万元，同时提供了同日在银行存款20万元的银行流水作为佐证，该事实一审判决未提及，但上诉人资金来源真实合法是客观存在的。三、被上诉人将借款用于博彩、赌博是客观事实，该事实与涉案事实相关联，一审判决对此事完全未作表述是回避该事实的不恰当做法。第一次开庭时为证实被上诉人借款去向，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视频资料一份，当庭播放，彩票站老板证实被上诉人在彩票站输彩票达100余万元的事实，充分证实本案借款被上诉人用于了博彩、赌博等，这一事实与本案借款相联系，能够更进一步证实涉案借款事实。一审判决未做表述，证据中也未提及该光碟视频。四、被上诉人不敢做测谎，证实其心虚不敢正视涉案借款。第一次开庭后，审判人员提出双方测谎，上诉人当即同意，当时就书写申请书，并缴纳3000元费用，而被上诉人却不同意测谎，庭审中亦支吾推脱，不做测谎。后来法庭也说不能做证据使用而未做，但此事实充分证实被上诉人心虚不敢正视涉案借款的心理。而法庭迁就被上诉人意见，也让上诉人心存疑虑。
董小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全面、客观审核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依据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判决。首先，当事人的陈述是法定证据的一种，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综合其他证据认定事实，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为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行为，除提供欠条等债权凭证外，应当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上诉人在提供了欠条之外，虽然提供了银行对账单等，但其当庭陈述的取款地点错误，与银行对账单、公安询问笔录等证据相互矛盾。在涉案款项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上诉人及其子均将三笔款项的取款银行、地点陈述错误。正常情况下，两人分别在不同时间取款，且数额巨大，不可能将该事实记错。因此一审对当事人的陈述和书证进行了综合判断，依法对其资金来源的证据不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上诉人陈述的三笔款项的支付均是现金支付，明显与常理不符。关于第一笔款项，根据其提供的证据，该款项系其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淄支行的贷款，既然该笔款项是商业贷款（贷款借据载明为“购贷”），上诉人必定是专款专用，从上诉人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交易日期、摘要栏等可以看出，2013年11月10日存在“退抵押费”550元、“退评估费”500元，同时可以看出该银行卡每月10日“还贷”3250元。因此上诉人的该笔款项是用于了特定用途，其根本不可能出借给被上诉人。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未按照贷款用途使用贷款，根据常理，大额现金存放银行更加安全，取款后必定短时间内消费或者支付，因此上诉人陈述其在取款并持有30万元现金达19天后支付给被上诉人，明显与常理不符。关于第二笔款项，上诉人之子陈述其于2017年4月2日、4月3日从银行取款50000元、49900元，外加保险柜现金7万元，合计17万元，于2017年4月8日支付给被上诉人，该陈述明显不合常理，为何不用更加直接、方便、安全的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因此，上诉人必定没有出借该17万元。关于第三笔款项，其陈述保险柜存有30万元现金，2014年7月18日向银行存款20万元，同日支付给被上诉人10万元。该20万元的存款账户为上诉人之子的账户，与上诉人无关。同时，存款证明并非取款、支付证明，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将10万元现金支付给了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之子的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上诉人之子的习惯为一旦有钱便将钱款转存到活期宝，与其陈述保险柜经常有大量现金不符。因此，上诉人陈述的三笔款项的支付，均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经不起逻辑推敲，充分说明借贷事实不存在，一审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完全正确。
宋乐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60万元及诉讼至判决生效期间约计三个月利息18000元（月息1分）；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宋乐军要求被告董小文偿还借款60万元，提供被告董小文书写的欠条一张，主张借给被告董小文的款是分三次交付：第一笔是从光大银行贷款于2013年10月18日从光大银行淄川吉祥广场的银行柜台提出50万元，于2013年11月5日交付30万元；第二笔是其儿子宋北城于2014年4月2日和3日从淄川吉祥广场的中国光大银行淄川支行取款10万元，加上家中保险柜里的7万元共17万元；第三笔10万元是2014年7月18日从家里保险柜里取出借给被告，加上3万元利息共计60万元。被告董小文对于原告主张不予认可，并于原告起诉后于2016年8月15日到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报案，声称并未借原告钱，是原告及其家人约其在原告家里玩“扎金花”赌博而欠下原告的钱，后来受原告的胁迫而写下三张60万，一张20万的欠条，原告起诉的是其中的一张。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对于被告的报案未予立案处理，至今查无结果。原告主张的第一笔50万元是从中国光大银行淄博分行营业部提取的；第二笔是用原告的光大银行的银行卡从齐商银行淄川支行提取的。原告提供了照片一张证明2014年4月8日被告拿走钱时的情景，但是不能提供拍摄该照片的载体；被告对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陈述是原告的儿子宋北城去银行提钱其开车拉着他的场景。在第二次开庭时经出示法院调取的中国光大银行淄川支行于2014年6月26日成立开始营业的照片后，原告对于中国光大银行淄川支行第一、二笔款的提取地点作了更改，说是颅脑受伤记忆上的错误。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诉讼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提供证据不能或不提供证据将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就借款事实，原告陈述的第一、二笔款的提取地点错误，当时的中国光大银行淄川支行并未开业，对于大额的款项原告及其儿子宋北城的陈述均与事实不符，故对原告提供的资金来源的证据不予采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仅提供欠条，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6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宋乐军此后如有新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乐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980元，由原告宋乐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偿还其涉案借款本金6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就涉案借款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了2014年7月18日60万元欠条一份，并主张该60万元款项均为现金交付，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笔证据为2013年10月18日光大银行临淄支行贷款借据及50万元取款凭证，2013年11月5日交付30万元；第二笔证据为2014年4月2日、3日光大银行淄川支行账户50000元、49900元取款明细，加上家中保险柜中7万元，合计17万元；第三笔证据为光大银行淄川支行2014年7月18日20800元存款明细，证明上诉人家中有现金30万元，借给被上诉人10万元现金，加上3万元利息，剩余的20万元同日存入银行。被上诉人辩称欠条系其本人出具，但是因赌博欠下上诉人款项，受胁迫出具，双方不存在真实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自己作为出借人将涉案大额款项出借给被上诉人，不仅应提交相应债权凭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还应对大额款项已实际交付被上诉人即借贷关系的成立和真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是，首先，涉案欠条出具日期为2014年7月18日，上诉人所提交的第一、二笔款项日期均为2013年，上诉人虽解释当时三笔款项均打过借条，涉案60万元欠条系打的总条，但该凭据为“欠条”而非借条，且欠条上亦未有款项由来的体现。其次，三笔款项发生时间均间隔不到半年，在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未曾偿还过款项的情况下，上诉人仍频繁出借给被上诉人，与常理不符，上诉人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交相应证据。第三，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对于涉案第一、二笔款项取款的地点等重要事项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亦未作出合理解释。综合当事人举证及款项交付、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情况，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完成其已足额交付被上诉人涉案借贷款项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80元，由上诉人宋乐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光龙
审判员 李灵福
审判员 刘 宁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彭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