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61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河元，男，194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中国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广州代表处，住所地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白云国际机场航站楼编号C3192-2A房。
负责人：刘小媛，该处首席代表。
委托代理人：张楠，广东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自编一号。
法定代表人：邱嘉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申珅，女，1989年9月9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亚洲航空公司（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住所地马来西亚雪兰莪州47301八打岭再也霹美广场披菊1/39路帕尔马大厦塔楼B第13楼B-13-15室。
法定代理人：A某。
上诉人郑河元因与被上诉人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广州代表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亚洲航空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郑河元在原审诉称：郑河元于2013年1月23日在马来西亚沙巴机场乘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KotaKinabaluINTLAirport（BKI）至Guangzhou（CAN）航班回广州，该航班于当天18:00登机至当天23:15到达。登机前，郑河元办理了行李托运手续，沙巴机场工作人员称行李超重2公斤需加收100马来西亚元，但未给任何收款单据。航班到达后，郑河元在行李领取处一直等不到本人行李。2013年1月29日，郑河元再次前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询问行李遗失一事，当天下午4时，郑河元在机场警务室警官的陪同下反复两次查看2013年1月23日由沙巴机场运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行李传送带的全程录像，发现郑河元的行李并未抵达。之后，郑河元至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行李处警务室查阅航班当晚行李运抵录像，发现郑河元行李确未在马来西亚沙巴机场运上飞机。2013年2月23日，郑河元亲自飞至马来西亚沙巴机场询问行李遗失事宜，机场工作人员不得已承认行李未装上飞机、遗失。郑河元于2013年3月24日在当地警方报案并留下口供。从行李遗失之日起几个月内，郑河元经过多次电话、传真甚至亲自飞往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沙巴机场、沙巴州警察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这几个地方之间辗转奔波，但行李遗失事件至今仍毫无进展。郑河元作为一个七旬老人孤身海外碰到这种屈辱的事还有负于委托本人携带礼品的海内外亲友，两年多来的辛酸煎熬，每每想起寝食不安，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综上所述，为维护郑河元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恳请原审法院依法判决：一、判令对应退还郑河元以行李超重2公斤为借口被其职员侵吞的100马来西亚元并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判令三被上诉人对郑河元行李遗失所造成的损失2万马来西亚元（行李中现金1万余马来西亚元、行李中物品价值约1万马来西亚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判令三被上诉人对郑河元造成的精神折磨予以书面道歉；四、判令三被上诉人给付郑河元机票费用1万元人民币及精神损害赔偿费用2000元人民币；五、判令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郑河元在原审中举证如下：1.自行书写的追索行李申请书等材料；2.亚航复函等相关材料，无中文译本；3.马来西亚沙巴警局报警回执等相关材料，无中文译本；4.机票预订行程单、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行李运输事故记录、香木购买单据、交运行李证明单。
被上诉人亚洲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亚航）、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广州代表处（以下简称亚航广州代表处）在原审辩称：郑河元起诉的要求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一、郑河元没有证据证明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收取了行李超重费用；二、郑河元没有证据证明行李中有货币和贵重物品，根据相关规定，入境货币或物品价值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应该申报，但郑河元无向海关或亚航方面申报，且没有保价，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郑河元的行李物品情况和价值；三、即便郑河元所述属实，根据《华沙公约》约定，物品没有申报和保价的情况下，赔偿为不超过每公斤20美元，在此范围内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四、根据郑河元的证据，申诉丢行李后，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给予了赔偿方案，没有任何怠慢行为，不需要道歉；五、郑河元要求赔偿机票费用，无证据证实与本案有关，无法证明该费用的产生属于本案纠纷解决的必要费用；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我国法律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且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有积极的与郑河元沟通，所以不应该赔偿精神损失费。
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在原审无举证，其对郑河元的举证质证如下：证据1为郑河元自行书写，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2中确认第一页为亚航出具，内容为对郑河元行李遗失的确认并同意按照《华沙公约》约定的标准进行赔偿，该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证据3因无原件、无中文译本，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证据4中第二页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行李运输事故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郑河元丢失的行李重量15公斤，该组其他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原审辩称：一、根据郑河元提交的材料，明确显示行李未随航班到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未接触过行李，所以本案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无关；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没有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引发的对郑河元侵权；三、郑河元没有证据证实损失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有因果关系；四、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与郑河元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和其它关系。综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审被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原审无举证，其对郑河元的举证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2和3因无原件，无公证、认证和中文译本，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4第二页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行李运输事故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因郑河元查询行李情况而出具，仅记录了行李运输起始航线航班，无其他证明作用。其他证据无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1月23日，郑河元在马来西亚沙巴亚庇国际机场乘坐亚航的航班至中国广州，登机前，郑河元办理了行李托运手续，托运行李重15公斤。航班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后，郑河元发现行李未同时抵达，已经遗失。之后，郑河元确认行李在马来西亚沙巴亚庇国际机场未装机并遗失，多次与三被上诉人及相关部门沟通，亚航确认行李遗失并同意按照《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华沙公约)》（以下简称《华沙公约》）的相关规定给予赔偿，但郑河元未接受。
2015年5月12日，郑河元就本案纠纷起诉亚航广州代表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至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5年7月28日，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根据（2015）广铁中法立民终字第28号管辖权异议裁定书，将案件移送原审法院管辖，原审法院于2016年1月8日立案受理。2016年4月26日，原审法院追加亚航为本案原审被告。
另，原审法院因郑河元的举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要求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并提供中文译本，但郑河元拒绝。
以上事实，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行李运输事故记录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管辖权及法律适用问题。亚航为外国企业，本案属于涉外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因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运输目的地位于原审法院辖区，原审法院有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且起诉标的额在原审法院受案标的额范围内，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涉及适用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等法律规定予以适用，但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条约已经转化或者需要转化为国内法律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因涉案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签约双方所在国均为《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公约》）的成员国，故本案应适用《蒙特利公约》处理。
结合各方当事人在原审的诉辩，本案在原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谁应对郑河元行李丢失承担责任及承担何种责任。郑河元购买了亚航作为承运人的飞往中国广州的机票，郑河元与亚航之间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亚航作为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现双方均确认郑河元的行李已在马来西亚沙巴亚庇国际机场遗失，亚航未按照运输合同的约定将郑河元的行李安全运输到目的地，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亚航广州代表处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均非运输合同相对方，亦无证据证实亚航广州代表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对郑河元行李丢失负有责任，故郑河元要求亚航广州代表处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郑河元要求亚航给予赔偿，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其所举证据均不能证实丢失的行李内的现金等贵重物品情况，且其亦未向海关申报超值物品或依规声明物品价值，没有证据证实亚航工作人员侵吞其100马来西亚元，亦没有证据证实因行李丢失造成的精神及机票等其他损失情况，故郑河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亚航同意按照《华沙公约》规定的标准，给予郑河元赔偿，因《蒙特利公约》第五十五条规定“与其他华沙公约文件的关系在下列情况下，本公约应当优先于国际航空运输所适用的任何规则：一、该项国际航空运输在本公约当事国之间履行，而这些当事国同为下列条约的当事国：（一）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华沙签订的《华沙公约》”，故本案应适用《蒙特利公约》。《蒙特利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二、在行李运输中造成毁灭、遗失、损坏或者延误的，承运人的责任以每名旅客1000特别提款权为限，除非旅客在向承运人交运托运行李时，特别声明在目的地点交付时的利益，并在必要时支付附加费。在此种情况下，除承运人证明旅客声明的金额高于在目的地点交付时旅客的实际利益外，承运人在声明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故由于郑河元办理行李托运时并没有特别声明在目的地点交付时的利益，并缴付必要的附加费，故原审法院结合《蒙特利公约》《华沙公约》的有关规定，酌情确定亚航赔偿郑河元损失5000元人民币。对于郑河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公约)》第二十二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亚洲航空公司赔偿郑河元5000元人民币；二、驳回郑河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800元人民币，由郑河元负担700元人民币，亚洲航空公司负担100元人民币。
判后，上诉人郑河元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案发经过同原审判决所列，但其行李丢失是一般行李遗失还是亚航内部职工盗窃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及亚航应负何种责任的问题由法院判决。亚航在本案中的作为：2013年1月23日，其就行李丢失向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行李处交涉，经数次追问至同月29日才得到回复称沙巴机场已将行李送达白云机场并开付票据。后经指引其到白云机场警务室查阅该班机行李的运送情况，最终确定行李没来。经白云机场与亚航交涉，亚航沙巴机场承认行李确实在沙巴丢失。亚航如对行李丢失及时进行勘查应该有发现。亚航的律师称其三次（两次由妻子陪同）去沙巴机场并到沙巴警察局报案没有证据不符合事实，其订机票、登机从护照签证可以体现，并有其三年内多次传真、电话要求亚航保留录像为证。其要求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赔偿其个人3次、其妻子2次从广州或香港往返沙巴机场的机票15000元，并赔偿其与妻子从汕头往返广州15次的车旅食宿费共15000元。众所周知，托运行李包中的小到一小瓶香水、一个打火机都能检测出来，亚航称不知道其行李内有一沓马来西亚币和其他物品不是事实，故坚持要求亚航赔偿行李损失费4万元人民币。由于亚航纵容抵赖、推诿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其的精神、身体造成极大伤害，其不再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坚持要求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书面道歉。二审中，郑河元明确上诉请求为：1、要求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赔偿郑河元的行李损失费20000马来西亚元；2、要求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赔偿郑河元从广州或香港往返沙巴的机票10000元人民币；3、不再要求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赔偿食宿费15000元人民币；4、不再要求精神损害赔偿；5、要求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赔偿郑河元100马来西亚元并书面道歉；6、坚持要求法院责成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提供案发时在沙巴机场托运郑河元行李的过程、沙巴机场的职员索要100马来西亚币、沙巴机场行李运作过程、行李内容显示的录像资料。
被上诉人亚航广州代表处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郑河元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且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外文证据的要求，因此造成了郑河元的举证不能，郑河元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亚航承认在运输合同中，有违约行为即未能将郑河元的行李按要求运送至目的地，其认为一审判决是合理的。
被上诉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郑河元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亚航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中，郑河元向本院陈述：1、关于其被侵占100马来西亚元的问题，事发经过是这样的：2013年1月23日当地时间下午6：30左右，其到沙巴亚庇机场柜台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办理托运的女性马来族工作人员说其行李超出2公斤，要另行收取100马来西亚元。其表示可以拿出2公斤行李，但该人员不同意，且没有告知行李中不允许携带现金，直接收取其100马来西亚元后，没有向其提供相关票据。其推断是该人员看到其行李中有厚厚一沓50元面值马来西亚币共计200张的钞票，处于贪欲而觊觎其的钱和物品，这是导致行李丢失的直接原因。其没有证据证明该过程，所以坚持要求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提供相关录像。2013年1月27日亚航广州代表处的一位男性经理在白云机场警务处曾口头表示愿意赔偿其100马来西亚元，可以证实该事实的真实性。后来其在沙巴亚庇机场交涉，对方也是口头承认此事的。2、其没有证据证实其行李内由现金1万马来西亚元和物品价值1万多马来西亚元。物品包括有亲戚托携带的已保存近百年的鱼鳔和2公斤的沉香。3、其所主张的机票具体是2013年2月21日、3月2日其与妻子从广州白云机场到沙巴亚庇机场的往返机票，2014年3月1日、3月9日其与妻子从香港机场到沙巴亚庇机场的往返机票，2014年1月30日其个人从香港机场到沙巴机场的单程机票，有其向沙巴警察3次报案为证。机票的往返时间间隔八九天甚至十天，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在马来西亚期间，其曾去机场反映并要求解决问题，也曾探亲访友、也曾在亲戚家或宾馆休息。其没有主张亚航赔偿机票费用的法律依据。其一直奔波要求解决行李丢失问题，四年内已因此事导致疝气、白内障、胆囊胰腺发炎三次住院，身体状况不好。且其年事已高，家人不放心其单独外出处理此事，所以由其妻子陪同一起前往沙巴亚庇机场。从情理上，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就应该赔偿其和妻子的机票费用。3、关于书面道歉，其不要求对方赔偿生病住院的费用，但亚航没有提供录像资料、存在过错，坚决要求对方正式书面道歉，其不清楚相关法律依据，由法院对此作出认定。
本院认为：
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被告亚航为外国企业，本案属于涉外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涉及适用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等法律规定予以适用，但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条约已经转化或者需要转化为国内法律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的规定，涉案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签约双方所在国均为《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公约》）的成员国，故本案应适用《蒙特利公约》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
关于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郑河元购买了亚航作为承运人从马来西亚沙巴亚庇机场飞往中国广州白云机场的航班机票，故郑河元与亚航之间形成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并依法成立并生效，亚航应当在约定期间内将郑河元及行李安全运输至约定地点。经查，郑河元搭乘涉案航班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后，其行李未同时抵达。郑河元、亚航现均确认郑河元的行李已在沙巴亚庇机场遗失。亚航未能按约定将郑河元的行李安全运抵中国广州白云机场并交付给郑河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亚航广州代表处并非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无证据证实亚航广州代表处对郑河元的行李丢失负有责任，故亚航广州代表处在本案中无需对郑河元的行李丢失承担责任。至于郑河元的行李丢失是一般行李遗失还是亚航内部职工盗窃，郑河元和亚航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在本案中并不影响亚航作为承运人因对郑河元的行李丢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院对此不予调处。原审判决对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在本案中的责任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行李损失费20000马来西亚元，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郑河元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丢失行李内的现金及物品的情况及价值，且其在办理行李托运前未向海关申报超值物品或是向亚航声明物品价值，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至于郑河元坚持要求亚航、亚航广州办事处提供案发时录像资料予以证实的问题，郑河元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不包括该项请求，故本院在二审期间对该项请求不予审查,郑河元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退一步说，即使录像资料显示郑河元的行李里有现金及鱼鳔、沉香等物品，郑河元仍应对现金及物品的真伪、数量和价值进行举证，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郑河元行李损失价值为20000马来西亚元，故郑河元要求赔偿行李损失费20000马来西亚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机票费用10000元人民币，一是郑河元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三次乘坐飞机从广州或香港往返马来西亚沙巴亚庇机场（其中两次由其妻子陪同）是属于解决其行李丢失问题的必要性。二是郑河元未向法院提交机票等票证证实机票的时间和金额等具体情况。三是郑河元向本院自述三次停留时间均在八九天至十天，其除向沙巴亚庇机场反映问题和向沙巴警察报警外，还曾探亲访友和休息，该陈述不足以证实其机票费用是完全用于解决行李丢失事宜。故郑河元要求赔偿机票费用10000元人民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100马来西亚元的问题，郑河元亦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足以证实亚航工作人员侵吞其100马来西亚元，故原审不予支持其该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维持。至于郑河元要求亚航、亚航广州代表处进行书面道歉，因《蒙特利公约》、《华沙公约》中规定，对于运输合同中行李丢失的赔偿限于财产限额责任，不包括书面道歉的形式，故郑河元要求书面道歉无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亚航作为承运人未能将郑河元的行李运抵中国广州白云机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案情，酌情确定由亚航赔偿郑河元损失5000元人民币符合《蒙特利公约》、《华沙公约》的相关规定。郑河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郑河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宾
审判员 潘志刚
审判员 余军梅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伍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