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08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工业区榆顺路7号。
法定代表人：庄申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男，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占臣，男，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钧盛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号南银大厦***室。
负责人：王国君，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恭申，北京市钧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申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钧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钧盛律师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3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申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钧盛律师所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钧盛律师所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案件基本事实是，双方于2015年7月所签《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约定，钧盛律师所为北京申安公司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顾问费用10万元，包括六项基本法律服务；如果有符合条件的诉讼或者仲裁案件，须另行签订协议，支付代理费用。2016年初，北京申安公司因李平渝和凯维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被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裁定对北京申安公司及子公司贵州盘南申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南公司）2500万元予以冻结和提取。北京申安公司指派常年顾问律师唐恭申代表两家公司同时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唐律师认为代理该案要收费，北京申安公司认为，执行异议不是诉讼或者仲裁案件，而是应当按照《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第一条第6项的约定包含在常年顾问服务项目当中，不应当支付费用。但是唐律师还是向北京申安公司寄送了以盘南公司为一方的委托代理协议，要求办理该案共支付（即北京申安公司和贵州公司）50000元代理费。由于北京申安公司未同意，唐律师并未坚持，仍然代表两家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法院最后中止了对北京申安公司的执行，但未中止对盘南公司的上述执行。后因唐律师在永川案件上工作懈怠，顾问合同到期后上诉人未再与其续签，遂引起该案纠纷。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该代理事务均由北京申安公司指派，并未实际与盘南公司存在委托关系。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明确认可，故钧盛律师所撤回对盘南公司的起诉。一审判决存在如下错误：一、采取举证责任倒置错误。一审把本应当由钧盛律师所举证证明“执行异议应当收费”的举证责任，变更成了让北京申安公司应当举证“不应当付费”的举证责任，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也不符合《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举证责任承担的规定。二、钧盛律师所并未证明其代理的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另行收费。双方合同第二条第6项约定“接受甲方委托，办理其他法律事务”，属于包含在每年10万元费用服务范围之内的应有义务。举证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顾问合同》第四条第2款而不属于第二条第6项，是钧盛律师所的义务，但一审当中并无其提供的相应证据。三、原审曲意理解双方合同中的“诉讼”。北京申安公司与钧盛律师所在合同中约定的“诉讼”并不是专业的、深奥的、理论的法律术语，而是“打官司”，不是一审法院理解的参与“属于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不是“跑到法院去”。一审法院不去探寻当事双方签订合同的初衷和目的，仅凭自己对法条的偏执理解，自然无法探寻签订合同时的真实目的。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双方合同中的法律服务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提供合同第二条所列的包括该条第6项“接受甲方委托，办理其他法律事务”在内的法律服务，费用是第四条第一款的每年10万元；二是提供第四条第二项的法律服务，又有“免费”和“收费”的区分，符合收费条件的法律服务，“应另行签订委托协议……收取代理费”，不符合收费条件的，也不再另行收费。一审没有区分钧盛律师所的诉请是否属于收费范围，而是直接引用《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置该合同第二条第6项和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于不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进而再引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进行裁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这种裁决结果也必然是错误的。五、一审按照3%判决计费错误。“执行异议”非“诉讼”案件；钧盛律师所未证明该法律服务系另行计费的服务；3、双方未“另行签订委托协议……收取代理费”；4、按照处理事务金额的0.2%计费，只收取总共50000元的费用，这是钧盛律师所办理此委托事务时向北京申安公司发出的邀约，此才是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却置双方的初心于不顾，按照引起纷争时的心思揣度委托事务之时的意思表示，让一个没有依据，也没有主张过的恶意得逞。综上所述，望二审判如所请。
钧盛律师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北京申安公司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说法不能成立。钧盛律师所已经举证，诉讼案件要单独收费。执行异议属于特殊的诉讼程序，影响实体权利。钧盛律师所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但诉讼案件需要单独收费。不同意北京申安公司的上诉意见。
钧盛律师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申安公司支付代理费75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7年5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7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申安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0日，钧盛律师事务所与申安公司签订了《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参加外地诉讼、外地仲裁、本地诉讼标的额300万元以上的，应另行签订委托协议，按诉讼标的的3%收取代理费。”2016年7月4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渝0118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本院在执行李平渝申请执行凯维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案外人北京申安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北京申安公司称，北京申安公司与盘县政府及德感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由北京申安公司与盘县政府注册成立盘南公司，由北京申安公司投资款项作为盘南公司的注册资金和工程垫付款，工程垫付款属借款性质，盘南公司向德感公司按约定拨付工程款，北京申安公司也与凯维齐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法院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要求北京申安公司协助执行，将被执行人凯维齐的应收款2500万元直付法院，无法律依据，申请撤销和终止对该款的执行......裁定如下：中止对德感公司、凯维齐在北京申安公司应收款2500万元予以冻结和提取的执行。”根据2016年7月12日的（2016）渝0118执异2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的记载，钧盛律师事务所指派了唐恭申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了执行异议。一审诉讼中，双方认可未就执行异议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北京申安公司陈述其拒绝支付代理费的原因系执行异议不属于诉讼。钧盛律师事务所主张按照执行异议涉及的2500万元的3%计算代理费。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参加外地诉讼、外地仲裁、本地诉讼标的额300万元以上的，应另行签订委托协议，按诉讼标的的3%收取代理费。”虽然钧盛律师事务所与北京申安公司未就执行异议签订委托协议，但（2016）渝0118执异2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以及北京申安公司的陈述意见足以证明钧盛律师事务所作为北京申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执行异议，因此双方成立事实上的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按照《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代理费按照诉讼标的的3%收取，（2016）渝0118执异23号执行异议中涉及的标的为2500万元，故代理费应为750000元。由于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形式约定该代理费的支付时间，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钧盛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中要求北京申安公司支付该750000元代理费，该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虽然双方未约定代理费支付时间，但由于法院已于2016年7月4日作出执行异议裁定，故钧盛律师事务所要求自起诉之日起2017年5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申安公司辩称执行异议不属于《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第四条第2款所约定的诉讼。该院认为，《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并未明确将执行异议排除在外，而执行异议虽然发生在执行阶段，但仍涉及实体权利的裁决问题，属于民事诉讼活动。此外，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变更了《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关于代理费用的计算方式。因此，该院对北京申安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钧盛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750000元；二、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钧盛律师事务所支付逾期利息（以7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北京申安公司与钧盛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履行过程中，因北京申安公司对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渝0118执1558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提出执行异议，北京申安公司委托钧盛律师事务所指派了唐恭申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了法院对该执行异议的审查活动。现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对钧盛律师事务所的此次受托代理行为应否支付律师代理费以及执行何种标准。北京申安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不属于诉讼活动，不应适用《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的约定。但执行程序作为民事诉讼全部程序之一，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提出的执行异议的审查涉及了对其实体权利的审查和判断，属于民事诉讼活动，需要律师专门针对法院裁判结论而提供法律服务，明显有别与《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第二条列举的“其它法律事务”的范围，故本院对北京申安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就参加法院对执行异议的审查程序，虽然北京申安公司与钧盛律师事务所并未另行签订委托合同，但钧盛律师事务所实际委派律师参加，北京申安公司予以接受，北京申安公司仍应当按照《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第四条第二款“参加外地诉讼、外地仲裁、本地诉讼标的额300万元以上的，应另行签订委托协议，按诉讼标的的3%收取代理费”的标准支付代理费。就付费标准问题，北京申安公司提出，应按照钧盛律师所认可的委托代理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基本代理费为执行标的2500万元的0.2%即50000元计费，但该合同系钧盛律师事务所欲与案外人盘南公司订立但最终未能达成合意，故本院对北京申安公司的该主张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按照《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的约定，确定代理费按照诉讼标的的3%收取计750000元，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北京申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50元，由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珊
审 判 员 陈红建
审 判 员 李 丽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代 濛
书 记 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