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2民终5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风采路**号。负责人：李劲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英花，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双耀，男，1967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赖伟勤，女，1971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贵新，广东龙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通，男，199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双耀、赖伟勤、陈伟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翁源县人民法院（2017）粤0229民初1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46221.54元给郑双耀、赖伟勤；二、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第三者商业责任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420195.84元给郑双耀、赖伟勤。三、限陈伟通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337741.21元给郑双耀、赖伟勤。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01.19元，由郑双耀、赖伟勤负担87.57元，陈伟通负担4961.64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负担6851.98元。上诉人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较一审判决减少420195.84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保险公司承保的商业第三者险在本案中能否免赔，对于其他双方无争议事项，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保险公司承保的商业第三者险在本案中能否免赔的问题。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根据上述法条，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肇事逃逸是法律、行政法规明文的禁止性规定，商业第三者险与交强险是有区别的，商业第三者险属于投保人自愿购买的责任保险，虽然客观上有填补受害人损失的作用，但其设立目的是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负担，而非填补受害人的损失。肇事逃逸是针对行为进行责任倒推即肇事逃逸本身就直接推定全责，肯定加重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范围，肇事后逃逸免赔的条款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也有加大逃逸者的违法成本，从而促使其遵章守法的导向作用，故上诉人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在商业第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郑双耀、赖伟勤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保险公司关于逃逸免责的条款是格式条款，肇事车辆因是新车，保险是由卖车的4S店代办，陈伟通并未在保险条款上签名，更未收到保险公司的任何保险条款的文件，保险公司未尽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向陈伟通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其次，逃逸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只有“无证驾驶”、“醉驾、毒驾”等才是禁止性规定情形。“逃逸免责”属于普通免责条款，应当履行告知义务。退一步来说，即使逃逸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其保单提示亦是“请详细阅读对应险种的免责条款”，而保险公司根本未将任何保险条款的文件交予陈伟通，如何阅读?因此，该提示无效，保险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二、此次事故造成两人当场死亡在前，逃逸在后，未扩大保险公司的损失。根据事故认定书，并无“受害人受伤，驾驶员逃逸导致受害人抢救不及致死亡”等扩大损失的情形，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陈伟通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与二审调查询问，亦未提交任何书面答辩意见。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导致2人死亡，3车不同程度损坏，经交警部门调查核实认定，陈伟通负事故全部责任。另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229刑初3号刑事判决也认定—“陈伟通无视国家法律，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交通事故后逃逸，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既然陈伟通的行为已构成刑事上的“交通肇事逃逸”这一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且保险公司与投保人陈伟通签订的商业第三者险保险合同条款中有关于这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可予免赔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事由时，法律明确规定保险人仅需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即可，而无需向其他免责条款那样要对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才生效。因此，本案中商业第三者险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否生效就成为本案应优先审查确定的问题，而审查该问题的标准就是保险人是否对该条款作出提示。经查，一审原告郑双耀、赖伟勤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曾将陈伟通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作为证据之一提交法院，翁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管股在该保险单中加盖公章并注明—“此件由陈伟通提供复印，原件由其（即陈伟通）保存，复印件与原件相符。”陈伟通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可。另据上述保险单“重要提示”第1条注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从上述已查明事实分析判断，陈伟通与保险公司订立商业第三者险保险合同后已收到了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等保险合同的组成文件，只不过陈伟通不向法院提交罢了。而保险公司留底存档的商业第三者险保险合同中已用加黑加粗（明显区别于其他合同条款）字体注明肇事逃逸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因陈伟通既不能举证证明没有收到商业第三者险保险条款，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收到的商业第三者险保险条款中保险公司没有对肇事逃逸保险公司免责部分予以提示，故该免责条款在本案中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可据此免赔。一审判决第二项所涉420195.84元应转由侵权人陈伟通负责赔偿。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合同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处理该问题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导致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翁源县人民法院（2017）粤0229民初11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翁源县人民法院（2017）粤0229民初11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翁源县人民法院（2017）粤0229民初111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限陈伟通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757937.05元给郑双耀、赖伟勤”；四、驳回郑双耀、赖伟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901.19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负担684元，陈伟通负担11129.62元，郑双耀、赖伟勤负担87.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02.94元，由陈伟通负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已向本院全额预缴二审案件受理费7602.94元，本院退还7602.94元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陈伟通须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602.9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良锋审判员  江晓华审判员  何伟军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罗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