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鲁民提字第26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姚爱国。
委托代理人：李莉萍，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
法定代表人：李玮，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安乙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吕军，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姚爱国因与被申请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2015）鲁民提字第26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姚爱国的委托代理人李莉萍，被申请人中泰证券的委托代理人安乙文、吕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7月22日，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向济南市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姚爱国系齐鲁证券员工，齐鲁证券为将姚爱国培养成中国证监会的注册保荐代表人，齐鲁证券向姚爱国提供了各种业务培训和实习机会，并承担了相关的培训、考试、差旅等费用，还专门为姚爱国安排了带薪学习假期。2008年12月，姚爱国通过了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取得了准保荐代表人资格。齐鲁证券与姚爱国签订《劳动合同之补充协议
--
准保荐代表人协议》约定“自乙方（姚爱国）在甲方（齐鲁证券）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之日起，至少应为甲方服务满三年”。为使姚爱国尽快达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保荐代表人的注册条件，齐鲁证券在众多的准保荐代表人当中优先将其安排为“宝通带业”IPO项目的协办人。中国证监会于2010年3月25日核准了姚爱国注册保荐代表人资格。齐鲁证券安排姚爱国作为“宝通带业”IPO项目的协办人是姚爱国由准保荐代表人转为保荐代表人的必要条件。2010年4月10日，姚爱国以存在“理念的差异”为由，提出辞职申请后即行离职。姚爱国提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导致齐鲁证券为姚爱国付出的各种代价（包括但不限于承担了相关的培训、考试、差旅等费用，提供各种业务培训和实习机会，优先安排其参与“宝通带业”IPO项目）全部损失。为此齐鲁证券花费100万元紧急引进了一名保荐代表人。姚爱国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全部经济损失。齐鲁证券申请仲裁，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庭审理，作出了（2011）济劳人仲裁字第59号裁决书，裁决姚爱国赔偿齐鲁证券经济损失49960元。齐鲁证券不服该裁决，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判令姚爱国向齐鲁证券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判令姚爱国赔偿齐鲁证券经济损失1508.5万�；3、判令姚爱国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姚爱国辩称，1、姚爱国与齐鲁证券签订的劳动合同因不是姚爱国本人签字，效力存疑。2、齐鲁证券违约在先，导致了姚爱国的离职。双方在《劳动合同之补充协议--
准保荐代表人协议》第三条规定，姚爱国成功注册后，齐鲁证券应一次性给姚爱国30万元奖励，但未兑现；齐鲁证券也未支付姚爱国2010年3月份、4月份的工资。3、齐鲁证券主张的违约金100万元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第二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第二十五条规定“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在姚爱国为齐鲁证券工作期间，齐鲁证券既未为姚爱国承担专项培训费用，也未和姚爱国约定竞业限制条款，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齐鲁证券不得与姚爱国�定由姚爱国承担违约金。4、齐鲁证券主张的经济损失1508.5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请求驳回齐鲁证券的诉讼请求。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8年2月1日，姚爱国委托他人与齐鲁证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的合同期限自2008年2月1日起至2011年1月31日止，姚爱国同意根据齐鲁证券的工作需要担任投行业务类岗位工作，工作地点为上海，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齐鲁证券每月以法定货币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姚爱国工资，工资支付按公司员工薪酬管理办法、绩效考核办法、全员营销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执行。2009年7月25日，齐鲁证券、姚爱国又签订了《劳动合同之补充协议-
准保荐代表人协议》，内容为：“鉴于：乙方（姚爱国）已通过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并与甲方（齐鲁证券）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经甲方研究同意，担任甲方上报中国证监会保荐项目的协办人。现经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协议，约定如下：1、本协议为甲乙双方2008年2月1日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本协议的内容与劳动合同的规定产生冲突，以本协议之约定为准。2、乙方承诺，自担任保荐项目协办人至完成保荐代表人注册期间，不单方面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如果违反承诺，赔偿违约金50万元（税前）。3、如果项目成功发行，乙方必须在甲方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乙方成功注册后，甲方一次性给予乙方人民币30万元（税前）奖励，并自注册后的第二个月起享受甲方有关的保荐津贴；若乙方单方面要求不在甲方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则乙方退回之前在甲方领取的所有保荐津贴。4、自乙方在甲方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之日起，至少应为甲方服务满3年。5、乙方拒绝在甲方注册的，乙方应赔偿甲方违约金人民币50万元（税前）；乙方在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后，若未能履行本协议相关义务，服务期不满3年的，应退回甲方已支付的保荐津贴和一次性奖励，并赔偿违约金人民币50万元（税前）。出现上述情况，甲方有权终止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停止支付乙方保荐代表人待遇。6、本协议作为甲乙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补充协议，除本协议修改和补充的条款以外，《劳动合同》其它内容继续有效。《劳动合同》与本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7、本协议一式贰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8、本协议未尽事宜，应当在友好协商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达成一致。”2010年3月2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齐鲁证券报送的《关于姚爱国同志注册登记为保荐代表人的请示》作出证监许可（2010）352号《关于核准姚爱国保荐代表人资格的批复》，核准姚爱国保荐代表人资格。2010年4月10日，姚爱国以“由于理念的差异”为由提出辞职，姚爱国的部门领导于2010年4月19日在辞职信中签署“拟同意，请领导批示。”后齐鲁证券上海苗圃路证券营业部出具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载明双方于2010年4月29日合同解除。
另查明，姚爱国离职前2010年3月的应发工资为49960元，其中基本工资l8000元，奖金8960元，补贴津贴23000元。2011年4月28日，齐鲁证券向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裁决姚爱国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508.5万元。该委经审理后作出裁决：l、对齐鲁证券要求姚爱国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万元，不予支持；2、姚爱国赔偿齐鲁证券经济损失49960元；3、对齐鲁证券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齐鲁证券为证实其培训费用情况，提供财务凭证若干，称�公司作为“宝通带业”IP0项目的保荐主承销商，于2009年12月成功保荐“宝通带业”IP0项目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该项目签字保荐代表人为林某某、廖某某，协办人为姚爱国。2009年l2月因廖某某辞职，保荐代表人变更为林某某和陈某。项目完成后，对保荐代表人林某某、廖某某（陈某）发放“保荐签字费”各24万元（税前），共计48万元（税前）。齐鲁证券称因“宝通带业”IP0项目而直接产生的培训费用为22820元；培训期间的差旅费包括：林某某为27120.08元，廖某某为21996.91元，陈某为4966元，姚爱国为9120元。齐鲁证券解释称培训是两种意义上的培训，一是直接培训及其产生的费用；二是从侧面反映出来让姚爱国担任宝通带业项目协办人，是对其一种专门的培训，协办人最重要的意义是通过这个项目获得保荐代表人的注册。姚爱国认为，齐鲁证券提交的证据已过了举证期限，不应作为判决的依据；协办人利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及技能为齐鲁证券“宝通带业”IP0项目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而齐鲁证券却将其视为对姚爱国的一种培训，是在偷换概念；将林某某等人的差旅费算作对姚爱国的培训费，是不合理的；另将整个项目产生的费用都算到对姚爱国的培训费上，明显不合逻辑。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涉及的《劳动合同》系姚爱国委托他人与齐鲁证券签订，已经实际履行，且在合同期限内，齐鲁证券、姚爱国双方又签订了《劳动合同之补充协议-
准保荐代表人协议》，明确载明“本协议为甲乙双方2008年2月1日所签�的《劳动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齐鲁证券、姚爱国双方于2008年2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予以认定。《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第二十三条规定：“……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第二十五条规定：“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关于齐鲁证券主张的100万元违约金，齐鲁证券称是按照《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的50万元和第五条约定的第二个50万元相加所得。济南市市中区法院认为，补充协议第二条中约定的50万元违约金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为无效。关于补充协议第五条中约定的第二个50万元违约金，虽然齐鲁证券安排姚爱国作为“宝通带业”IP0项目的协办人是姚爱国的正常工作，但姚爱国通过真正参与保荐项目获得实践经验和技能，也确实为姚爱国由准保荐代表人转为保荐代表人提供了必要条件，可以视为对姚爱国的专业技术培训。因姚爱国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后仅半个月即提出辞职，违反了服务期约定；虽然齐鲁证券没有直接为姚爱国提供专项培训费用的证据，但应考虑到齐鲁证券难以举证的实际情况；综合齐鲁证券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酌定姚爱国向齐鲁证券支付25万元的违约金。对于齐鲁证券该项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齐鲁证券主张的1508.5万元经济损失，齐鲁证券称包括已发放的保荐津贴33万元、为填补职位空缺新引进保荐代表人的100万元人才引进费及姚爱国违反服务期约定导致的损失1375．5万元。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认为，补充协议第五条中虽然约定姚爱国在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后服务期不满3年的，应退回齐鲁证券已支付的保荐津贴，但根据补充协议第3条的约定，姚爱国“自注册后的第二个月起”才开始“享受甲方有关的保荐津贴”，而姚爱国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后仅半个月提出辞职，尚未开始享受齐鲁证券有关的保荐津贴，故对于齐鲁证券要求姚爱国退回保荐津贴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九十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解除劳动合同是劳动者的一项权利，但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则是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姚爱国提出辞职申请后，齐鲁证券为避免姚爱国辞职造成进一步的损失，与姚爱国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这并不免除姚爱国赔偿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责任。但齐鲁证券以行业协会会员投行业务收入中位数为标准，简单乘除计算出姚爱国离职造成其损失1375．5万元，缺乏依据，不予认定。对于齐鲁证券主张的人才引进费100万元，由于并非姚爱国辞职后紧急引进，也不能作为齐鲁证券损失的计算依据。但是姚爱国的突然辞职，必然会给齐鲁证券的工作节奏带来影响，由于姚爱国岗位的重要性，必然导致齐鲁证券安排具有同样资格能力的人员接替姚爱国的工作，而接替人员需要一段时间熟悉适应姚爱�的工作内容，期间齐鲁证券支付给接替人员的待遇一般不会低于姚爱国的待遇，从合理的角度考虑，酌定姚爱国赔偿齐鲁证券一个月工资数额的损失，标准为姚爱国2010年3月的工资数额49960元。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市民初字第1409号民事判决：一、姚爱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齐鲁证券支付违约金250000元。二、姚爱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齐鲁证券损失49960元。三、驳回齐鲁证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姚爱国负担。
姚爱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遵守法律规定并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酌定判令姚爱国�齐鲁证券支付违约金25万元是错误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规定相违背。姚爱国与齐鲁证券签订的《劳动合同》不是关于技术培训的协议，也没有包含竞业限制的内容；《劳动合同补充协议-
准保荐代表人协议》通篇没有出现专业技术培训的字样，也没有出现对姚爱国进行专项培训的意思，该协议也不是齐鲁证券对姚爱国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或约定竞业限制的协议。因此，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另，齐鲁证券一直主张对姚爱国进行过专项培训，从而主张违约金。但齐鲁证券没有提供对姚爱国进行培训的任何证据，齐鲁证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姚爱国不应承担所谓的违约金，原审判决姚爱国承担违约金25万元错误。2、一审判决姚爱国赔偿齐鲁证券损失49960元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姚爱国在书面通知齐鲁证券、并完成工作交接，与齐鲁证券经友好协商解除合同后才离职的。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八条第四款“乙方（姚爱国）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在办理工作交接时支付”，齐鲁证券给姚爱国出具退工单时，并没有要求姚爱国赔偿经济损失。因此，姚爱国认为，姚爱国的离职并没有给齐鲁证券带来任何经济损失。3、齐鲁证券尚欠姚爱国近两个月的工资没有支付，因此，姚爱国不应赔偿齐鲁证券的损失。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齐鲁证券的诉讼请求，并由齐鲁证券负担上诉费用。
齐鲁证券答辩称：1、一审判令姚爱国向齐鲁证券支付违约金适用法律正确。齐鲁证券与姚爱国签订的《劳动合同之补充协议--
准保荐代表人协议》具有专项�训协议的性质。齐鲁证券指派姚爱国担任证券发行项目的协办人，是为了将姚爱国培养成为一名保荐代表人。这种培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培训，是企业对员工的一种高层次职业投资行为，是为了留住和培养人才，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措施。培训的形式并不限于课堂教育，更多地体现在具体岗位上的能力培养，不能将本案中这种特殊的培训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培训。2、原审酌定违约金的数额具有事实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培训费用，包括用人单位为了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有凭证的培训费用、培训期间的差旅费用以及因培训产生的用于该劳动者的其他直接费用。而“因培训产生的用于该劳动者的其他直接费用”作为一种概括性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培训场地费用、师资费用、教材费用、因培训支出的特别补贴或津贴等等，并非姚爱国理解的那�狭义。齐鲁证券让姚爱国担任宝通带业IPO项目的协办人，实际上就是给其提供了一个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的考核与培训机会（过程），这种机会（过程）并不是每一个通过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的员工都能遇到的。而证券发行项目的稀少性，决定了这种机会（过程）的稀缺珍贵性；并且，这种机会（过程）并不是没有成本代价的，如同航空公司将一名实习飞行员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机长一样，其过程中的花费和支出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培训费发票就能衡量的。3、一审判令姚爱国赔偿齐鲁证券经济损失于法有据。首先，根据姚爱国的一审答辩，姚爱国认为本案是齐鲁证券违约在先，由于齐鲁证券的原因导致其提出辞职，现又主张是协商解除，前后矛盾，因而本案不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其次，合同解除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与损失赔偿，姚爱国不能只享有辞职权利而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对于本案双方来说，无论是劳动合同还是补充协议，都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任何一方都不能无视基本的诚信原则而随意反悔。最后，姚爱国认为齐鲁证券出具退工手续就是同意其辞职的理解不符合逻辑。因为无论双方以何种方式解除劳动关系，在齐鲁证券一方最终的体现肯定是办理退工手续，但办理退工手续并不代表劳动关系是协商解除，也不说明齐鲁证券放弃主张权利。4、姚爱国认为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八条第四款，齐鲁证券在出具退工单时没有要求其赔偿损失，就表明了齐鲁证券没有经济损失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合同约定的“经济补偿金”是指法定情况下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一笔价款，属于劳动者享有的法定权利。姚爱国将本案所涉的劳动合同第八条第四款中约定的“经济补偿金”理解为“劳动者支付给用人单位的损失赔偿金”，显属错误。5、根据齐鲁证券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姚爱国的工资已经发放至2010年3月份，不存在拖欠其3月份工资的情形。至于4月份的工资，因姚爱国辞职后即行离职，没有提供劳动，所以齐鲁证券有权不予支付。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另查明，姚爱国认可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引进姚爱国，曾向其支付了30万元的费用。截至2009年7月31日，齐鲁证券让姚爱国担任宝通带业IPO项目的协办人时，齐鲁证券共有5名符合条件的协办候选人。姚爱国于2010年5月28日与齐鲁证券进行了辞职后的工作交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保荐代表人是证券行业有特殊任职资格要求的岗位，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个人申请保荐代表人资格，除了通过保荐代表人胜�能力考试外，还必须担任过境内证券发行项目的协办人。本案中，齐鲁证券在姚爱国通过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后，从多名准保荐人中优先安排姚爱国担任宝通带业IPO项目的协办人，为姚爱国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创造了所必需经历的任职机会，使之取得了成为保荐代表人的唯一通道。在姚爱国协办宝通带业IPO项目过程中，齐鲁证券安排两名有经验的保荐代表人对其进行专业的辅导，提升姚爱国的素质、能力。齐鲁证券和姚爱国对这次机会的重要性都非常清楚，为此齐鲁证券在推荐姚爱国成为该项目协办人的同时，双方又自愿签订了《劳动合同之补充协议-
准保荐代表人协议》。该协议第五条约定“乙方在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后，若未能履行本协议相关义务，服务期不满3年的，应退回甲方已支付的保荐津贴和一次性奖励，并赔偿违约金50万元”。姚爱国在取得保荐�表人资格后，理应遵守在协议中的承诺，诚实信用地履行有关服务期的约定，但姚爱国在注册为保荐代表人后仅半个月即提出辞职，违反了合同约定，故应承担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不仅规定了劳动者享有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提出辞职的权利，以此来保证劳动力的正常流通，在第九十条还规定了劳动者如果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亦应承担赔偿责任。姚爱国是于2009年4月10日提出辞职申请的，齐鲁证券为避免姚爱国辞职造成进一步的损失，于2009年4月29日即向其出具了退工证明，与其办理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但姚爱国直至2010年5月28日才与齐鲁证券进行了工作交接。由此看出，姚爱国主张在完成工作交接，并与齐鲁证券经友好协商解除合同后才离职的，其离职没有给齐鲁证券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定。由于姚爱�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和保荐代表人的稀缺性，其突然离职必然导致齐鲁证券经营受到影响，齐鲁证券需要引进同样资格的人员来填补空缺。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姚爱国自认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引进他，向其支付了30万元的引进费用。鉴于以上事实与理由，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姚爱国支付齐鲁证券25万元的违约金和49960元的损失，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姚爱国主张齐鲁证券尚欠其近两个月的工资没有支付，其不应再赔偿齐鲁证券损失。因姚爱国在一审过程中并未提出反诉，齐鲁证券亦不予认可，法院不能确定齐鲁证券是否拖欠姚爱国两个月工资，故对其请求不予处理，其可另行主张权利。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0日作出（2012）济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姚爱国负担。
姚爱国�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一）《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第五条违约责任规定：“公司对于具有下列情况的员工可以约定违约责任：（一）培训费、服务期及违约责任的约定。公司为员工提供专项培训费、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员工约定服务期，非公司原因，员工违反服务期的约定，要承担违约责任。1、下列费用列为培训费：（1）公司出资组织的境内外学习、考察的费用；（2）参加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会；（3）按公司《员工教育培训管理办法》规定报销的员工个人在职教育学费；（4）其他公司出资为员工提高专业技能而进行的培训。2、培训费审批与认定：所有培训费均由人力资源部认定，并建立统计台账。3、培训费累计支付至2万元时，约定服务期1年，培训费每增加2万元，服务期增加1年。4、员工违反培�服务期限约定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尚未履行期限所应分摊的培训费向公司支付违约金。5、关于服务期及相关违约责任的约定，必须在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上明确约定。……。”本案中，齐鲁证券始终无法举证双方签订培训协议，向姚爱国提供了专项培训，支付了培训费用，约定了服务期，齐鲁证券无权向姚爱国主张违约金。（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除培训协议及竞业禁止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约定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劳动合同之补充协议-
准保荐代表人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服务期，明显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培训协议服务期，基于该服务期产生的违约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规定，属于无效约定。（三）原审判决将姚爱国的工作即认定为正常工作，又认定为培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劳动合同》的约定及《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任何一个人都能通过本职工作获得实践经验和技能，任何的本职工作均可视为专业技术培训。该认定于法无据，自相矛盾。二、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一审认为，虽然齐鲁证券安排姚爱国作为“宝通带业”IPO项目的协办人是姚爱国的正常工作，但姚爱国通过真正参与保荐项目获得实践经验和技能，也确实为姚爱国由准保荐人转为保荐代表人提供了必要条件，可以视为对姚爱国的专业技术培训。因姚爱国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后仅半个月即提出辞职，违反了服务期约定；虽然齐鲁证券没有直接为姚爱国提供专项培训费用的证据，但应考虑到齐鲁证券难以举证的实际情况；综合齐鲁证券提供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酌定姚爱国向齐鲁证券支付25万元的违约金。上述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首先，将本职工作认定为技术培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同时，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其次，既然查明齐鲁证券没有直接为姚爱国提供专项费用的证据，为何酌定姚爱国向齐鲁证券支付25万元违约金。根据证据规则，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后果，一审判决枉法并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二审维持该认定事实同样缺乏证据证明。（二）有关49960元赔偿金缺乏证据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法条规定了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1、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2、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本案中，既不存在姚爱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保密协议、竞业禁止义务情形，姚爱国辞职也未给齐鲁证券造成损失，齐鲁证券依法无权向姚爱国主张赔偿金。（三）姚爱国收到中山证券30万元的引进费用与本案没有关联，二审判决居然以此为据，认为一审判决姚爱国支付齐鲁证券25万元的违约金和49960元的损失，并无不当。二审审理思路完全错误，严重违反民事审判“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原则。要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齐鲁证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齐鲁证券承担。
姚爱国再审申请期间，齐鲁证券更名为中泰证券。中泰证券答辩称，一、姚爱国提起再审的“申请事由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的规定。姚爱国在二审中已经提交了《齐鲁�券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并经过了双方质证。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二、再审申请事由二依法不成立。1、原审对25万元违约金的认定合理有据。证券行业保荐代表人的从业资格具有特殊性，其培养不同于一般的行业。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代表人资格的取得需要具备3年以上保荐相关业务经历，并在最近3年内的证券发行项目中担任过项目协办人，且需要通过所任职的保荐机构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从事保荐相关业务的推荐函、承诺函等材料。因此，证券从业人员要想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依赖于保荐机构提供的证券发行项目等资源及保荐机构的认可，而保荐机构的此种资源是有限及有价的，只会提供给愿意长期为本单位工作的人员。本案中，正因为姚爱国当时同意为中泰证券长期工作，中泰证券才为其提供了这种资源及机会。而姚爱国与中泰证券作为从事保荐业务的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均有相应的从业经验和知识。故姚爱国对双方所签订的《准保荐代表人协议》应当具有完全的判断力和辨别力，对协议的目的及后果亦应当是明知的，《准保荐代表人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审基于此作出的违约金认定合法有据，也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2、关于49960元的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姚爱国于2010年3月25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注册为保荐代表人，2010年4月10日即向中泰证券提出辞职，并即行离职，应赔偿损失。原审法院判决姚爱国赔偿中泰证券损失于法有据，但以姚爱国一个月工资为损失标准数额太少。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姚爱国的再审请求。
本院再审另查明，齐鲁证券于2015年9月9日更名为中泰证券。姚爱国再审提交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与二审中已提交并经双方质证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内容一致，不属于新证据。中泰证券再审中提交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终字第0012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的内容与本案事实无关联性，且案情不完全一样，该份判决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上述事实由二审调查笔录和山东省工商管理局提供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变更情况证实。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二审终审后，齐鲁证券更名为中泰证券，依据法律规定，齐鲁证券的权利义务均应由更名后的中泰证券承受，中泰证券为本案再审中的合法诉讼主体。本案再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姚爱国是否应向中泰证券支付25万元违约金。二、姚爱国支付中泰证券49960元的赔偿金是否正确。
一、关于姚爱国是否应向中泰证券支付25万元违约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共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只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共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规定的情形，用人单位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除此之外，约定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的条款无效。本案事实不涉及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根据该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劳动者支付违约金的前提是劳动者违反服务期限的约定，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限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尽管姚爱国再审中提交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不属于新证据，但二审中双方质证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可以作为本�的参考。该管理办法规定：下列费用列为培训费：（1）公司出资组织的境内外学习、考察的费用；（2）参加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会；（3）按公司《员工教育培训管理办法》规定报销的员工个人在职教育学费；（4）其他公司出资为员工提高专业技能而进行的培训。本案中，中泰证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为姚爱国支付过上述专项培训费用，中泰证券与姚爱国签订的《劳动合同之补充协议-
准保荐代表人协议》第五条的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共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该约定无效。原审将中泰证券安排姚爱国担任宝通带业IPO项目的协办人视为中泰证券对姚爱国的专业技术培训不当，应予纠正；在中泰证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为姚爱国提供专项培训费用的情况下，原审酌定姚爱国向中泰证券支付25万元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二、�于姚爱国支付中泰证券49960元的赔偿金是否正确的问题。姚爱国在其被核准保荐代表人的15天后就提出辞职申请，中泰证券为正常开展业务，须安排其他有资格的人员接替姚爱国的工作，而接替人员在新的工作岗位和环境中确实需要一段时间熟悉适应工作内容，适应期间的待遇不会低于姚爱国的待遇，原审根据实际情况从合理角度考虑，酌定姚爱国赔偿中泰证券一个月工资数额的损失49960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欠当，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再审申请人姚爱国部分再审申请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1）市民初字第14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姚爱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齐鲁证券损失49960元；
三、撤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1）市民初字第14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姚爱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齐鲁证券支付违约金250000元、第（三）项，即驳回齐鲁证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20元，中泰证券与姚爱国各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林灿
代理审判员 苏 瑁
代理审判员 司晓伟
二〇一六年四�十一日
书 记 员 田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