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辽行终字第000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艳，女，198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大连市金州区岩鑫液化气站车队安全管理员，住址大连市金州新区光明街道社区南棉路。
委托代理人：田洪生，男，194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大连市101中学退休教师，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金州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
法定代表人：徐长元，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车家明，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才慧杰，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苏艳因诉大连金州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州管委会）确认强制维修违法并行政赔偿一案，对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行初字第31号行政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艳及其委托代理人田洪生，被上诉人金州新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车家明、才慧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告苏艳居住在大连金州新区光明街道光明社区南棉路37号6单元6层1号，房屋面积136.50平方米，房屋由金州区城市开发公司（现责任单位金业公司）于1991年开发建设。2012年11月24日，苏艳向光明街道光明社区居委会及金业公司反映房屋客厅天棚下陷变形，存在安全隐患。2012年12月1日，金业公司向苏艳发出《紧急告知》，主要内容：为避免出现安全事故，需人员和家具立即般出现房，临时住房费用由金业公司承担；将采取紧急措施，在下陷屋面下面打起支撑架构，防止屋面坍塌，造成更大损失；为下陷屋面设计整改方案，保证屋面整改质量达标等。2013年2月22日，房管中心向苏艳、田洪生发出《关于尽快撤离现居住房屋的建议》，建议认为，房屋安全隐患较大，随时可能出现塌陷事故。为了排除安全隐患，保障你们以及其他住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请配合我中心及其他各单位的工作，尽快从现居住的房屋内撤离，以便责任单位对房屋进行维修和恢复。建议：一、你们居住的房屋已出现屋面塌陷，存在安全隐患。二、责任单位已提供临时安置房屋，为保证你们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请你们立即撤离。三、若对现居住的房屋有任何诉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在房屋出现下陷变形后，为保护苏艳家人及楼下住户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房管中心、金业公司、光明街道、质监局就房屋的维修、安全对苏艳及其家人进行大量的规劝、协商工作，要求其尽量配合金业公司对房屋进行维修，对房屋的置换问题多次进行沟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向其他住户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其立即搬出避险。其间，光明街道及社区、土地房屋局、房管中心工作人员也对苏艳做了大量的规劝、协调工作，最终未达成协议。2013年5月3日，房屋屋顶坍塌。为了维护公共安全，金州管委会决定对苏艳居住房屋房顶进行“强制维修”。2013年8月15日，光明街道、派出所、质检中心、应急办、公证处和社区相关人员对原告房屋进行“强制维修”，对客厅物品进行清点、封存、公证。随后，金业公司对房屋客厅天棚塌陷物进行清理，修建房屋屋顶。9月25日，金业公司按照被告下属部门应急办的要求与苏艳沟通，向其交付房屋钥匙，苏艳拒绝接受房屋。11月8日，派出所、光明街道、公证处等人员与苏艳共同到案涉房屋，三间卧室门有金业公司贴有封条，苏艳称经清点，收藏的藏品全部丢失。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三个，第一，被告是否参与了原告所诉的“强制维修”行为。第二，如参与，被告行为性质的界定及是否合法。第三，原告主张的丢失物品的损失，被告是否应当予以赔偿。关于被告是否实施了被诉的“强制维修”行为。从原告提供的《光明街道人大工委关于田洪生来信的处理情况报告》、照片等证据可以看出，2013年8月15日维修施工现场，有街道、派出所等被告金州管委会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场，并实施了维持秩序等相应行为，故可以认定被告参与实施了被诉行为。在原告一家不同意金业公司入室维修的情况下，被告金州管委会组织街道、派出所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实施的被诉行为应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关于被诉行为的性质界定及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系因房屋质量事件而引发的。在初期房屋质量事件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被告及其部门又进行了协调处理仍未有结果后，为了预防和避免可能发生的危害社会安全事件，被告采取了应急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发生或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故本案被告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行政强制法规范的行政强制行为，不受行政强制法的规范和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制定本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故，被告作为当地人民政府负有应对可能发生危害社会安全事件的职责。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本案中，位于顶楼的原告房屋屋顶出现了下沉，导致该楼六层住户的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在危险不确定的情况下，所在辖区的光明街道、房屋局等部门立即上报，并对原告房屋质量事件进行了协调处理。期间，光明街道、金业公司向原告及其他住户多次下发了临时搬迁、尽快转移的紧急通知。2013年5月3日，原告房屋屋顶部分坍塌，被告与相关部门在再次协调未果的情况下，被告决定“强制维修”。同年8月15日，被告组织光明街道、派出所、质检中心、应急办、公证处和社区相关人员对房屋进行了“强制维修”。本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是在按照通常的行政程序和行政手段实施管理时，为了保护原告及楼房其他住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而实施了应急措施的行政紧急行为。被告的行政紧急行为，依法及时，控制了事态发展，避免其发展为更严重的危害社会安全事件，被告的行为，减轻、消除了可能对原告及楼内其他住户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且被告及其部门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与房屋质量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故，被告实施的行为合法。关于原告主张的丢失物品的损失，被告是否应当予以赔偿问题。如前所述，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社会安全事件，被告采取应急措施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如果被告行政紧急行为的行使存在给原告造成财产损失，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形，原告可以通过相应的途径、程序要求被告进行补偿，使其权益得到保护。但原告诉称在房屋维修的过程中，其大量藏品丢失，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要求被告予以赔偿。本院认为，其该请求迥异与政府行政紧急行为的补偿行为，其请求事项已构成刑事案件。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应当对其主张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现原告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故其赔偿请求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其10万元精神抚慰金的诉请，因原告的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行政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苏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根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苏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苏艳负担。
上诉人苏艳上诉称，被上诉人至今都不承认自己实施了“强制维修”行为，也就是说原审法院认定的“突发事件”根本不存在。突发事件按正常程序也应先由一级政府认定后宣布，才能接下来采取措施，金州区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有什么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临时措施也是要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原审法院认定“强制维修”行为合法是错误的。关于物品损失的举证问题，原审法院什么时候让我举证啦？自己的东西能没有证据吗？只是还未到举证那一步罢了。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确认“强制维修”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
被上诉人大连金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答辩称，在房屋出现坍塌，危及楼下居民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光明街道办事处作为辖区的主管机关，组织金业公司对房屋进行维修不仅保障了苏艳（田洪生）的人身、财产安全，而且避免了发生更大安全事故的可能，维护了大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请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光明街道人大工委关于田洪生来信的处理情况报告》、照片等证据，认定被上诉人所属街道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实施了强制维修行为，事实认定准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一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有采取应急措施的职权。上诉人所居住房屋的屋顶出现下沉险情后，被上诉人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金业公司与上诉人进行了多次协商，准备对涉案房屋进行维修，但由于金业公司与上诉人就补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上诉人拒绝搬出涉案房屋进行维修。随着雨季来临，险情进一步扩大，房屋屋顶（第六层）出现部分坍塌，严重危及楼下大多数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不采取紧急维修措施，有可能会引发重大安全事故。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不配合维修的情况下，组织相关人员对客厅内物品进行清点公证、封存，由金业公司对天棚塌陷物进行清理，对屋顶进行修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实施的行为合法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丢失物品的赔偿问题。在对上诉人房屋进行强制维修时，公证机关对维修现场（客厅）物品进行了公证、封存，没有发现上诉人主张的价值3000余万元的邮票等收藏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上诉人负有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的举证义务。由于上诉人不能提供3000余万元邮票等收藏品损失的证据，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苏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康宪雷
审判员 宋梅梅
审判员 武 江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