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23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国兴，男，196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树祥，浙江近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根，男，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临浙，浙江世纪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贝夫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工业区月工路888号3幢111室。
法定代表人：檀朝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宋云飞，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耀，绍兴市明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高列钢，男，198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沈国兴、王振根与被上诉人上海贝夫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夫公司）、原审被告高列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民初8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国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商树祥，王振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临浙，被上诉人贝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云飞、王光耀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高列钢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国兴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贝夫公司的起诉。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沈国兴不是本案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主体。1.王振根是绍兴佳兰染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贝夫公司之间的染料买卖均以该公司名义进行，并非王振根与贝夫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故不存在沈国兴与王振根合伙与贝夫公司进行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2.送货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都证明贝夫公司是与佳兰公司、浙江亚太特宽幅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公司）和浙江山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浙江山川轻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川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非与沈国兴、王振根、高列钢等个人的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判证据采信错误。1.2015年1月23日的对账单无沈国兴签字，部分内容系贝夫公司单方打印，未经沈国兴认可，不能证明沈国兴与王振根存在合伙关系。2.贝夫公司提供的2015年3月、4月、5月的对账明细表中购货单位均为亚太公司，没有沈国兴签字，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三份回执联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回执没有清单，不清楚款项构成；格式由贝夫公司拟定，合同相对方不明确；高列钢作为佳兰公司出纳，无权代表山川公司、亚太公司和沈国兴个人对账；对账金额不正确；2016年1月28日的回执联中未明确写“金额正确”，且诉讼中佳兰公司明确欠有4828.62元未付清。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贝夫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合伙关系。原判未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审查沈国兴与王振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也未引用合伙的法律条文。
王振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贝夫公司的起诉。事实与理由：一、王振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1.王振根是佳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贝夫公司和上海五皆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皆公司）之间的染料买卖都是以佳兰公司名义进行，送货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也都是直接向佳兰公司开具，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贝夫公司是与佳兰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王振根个人。王振根的行为是职务行为。2.贝夫公司提供的2015年1月23日对账明细表中，也明确其是与亚太公司等三家公司发生的染料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直接开具给这三家公司，证明合同相对方是三家公司，而不是作为自然人的王振根。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王振根与沈国兴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王振根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佳兰公司与贝夫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与其他人和其他企业无关，且佳兰公司已基本付清贝夫公司的货款。1.佳兰公司与贝夫公司共计发生染料买卖692000元，贝夫公司向佳兰公司开具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佳兰公司以承�汇票方式支付货款495746.38元，通过高列钢代付宋云飞191425元，实际仅欠贝夫公司货款4828.62元。2.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性质，贝夫公司开具以佳兰公司为购货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交易对象只能是佳兰公司，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无关。贝夫公司将王振根作为涉案买卖合同相对人提起诉讼，并要王振根对与三家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事实和法律不符。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的，可以根据送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作出认定。本案中，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相对方只能依据对账单、送货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购货方来确定。故购货方只能是三家公司。三、贝夫公司提出的要求连带支付的货款金额自相矛盾，且证据不足。根据贝夫公司提供的2015年1月23日对账单的记载，其与山川公司的共计货款426400元的业务已结清；该对账单上涉及的佳兰公司货款共计692000元，根据前述理由，佳兰公司仅欠货款4828.62元；涉及亚太公司的货款金额为325000元；从山川公司了解情况看，该公司财务账上尚欠贝夫公司货款尚有267000元。根据上述，即使亚太公司和沈国兴分文未付，三家公司合计欠款最多不足33万元，贝夫公司诉请金额明显不正确，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另2016年1月28日回执联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理由与沈国兴就这一项内容提出的上诉理由相同。
贝夫公司辩称，一、沈国兴、王振根的诉讼主体适格。沈国兴、王振根认可的2015年1月23日的对账单上明确载明欠款主体就是沈国兴、王振根，对这一对账单上签字的仓库保管员高泉松、财务人员高列钢的签字也均予认可。二、贝夫公司员工与王振根�通话及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沈国兴与王振根是合伙关系。三、原判认定的欠款金额正确。2016年1月28日的对账单明确了欠款金额，高列钢签字予以确认，沈国兴与王振根对高列钢的签字行为都是认可的。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高列钢二审中未作陈述。
贝夫公司于2016年8月1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沈国兴、王振根、高列钢立即支付货款437353.6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贝夫公司持有对账单一组，其中2014年8月21日的对账单记载：“上海贝夫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本单位至2014年8月31日止，共欠你单位货款计人民币肆拾伍万肆仟贰佰伍拾叁元六角二分（454253.62），无讹。”签字处有高列钢、王振根的签名。2015年1月23日的对账明细表上所载购货单位（个人）为山川公司—王振根、沈国兴，佳兰公司—王振根、沈国兴，亚太公司—沈国兴，截止2015年1月23日，王振根和沈国兴拖欠贝夫公司货款578253.62元，该对账明细有高泉松签字，财务会计处有高列钢签字。2015年1月31日的对账明细表上记载，购货单位（个人）亚太公司—沈国兴，2015年1月份所欠开票货款为98500（不开票货款为92590），仓管员、财务会计处有高列钢签字，购货单位（个人）处有沈国兴签字。2015年3月30日的对账明细表上记载购货单位（个人）为亚太公司—沈国兴，2015年2月至3月所欠开票货款为60000（不开票货款为56400），该对账单的仓管员和财务会计处均由高列钢签字确认。2015年4月29日的对账明细表上记载购货单位（个人）为亚太公司—沈国兴，2015年4月所欠开票货款为105000（不开票货款为98700），该对账单的仓管员和财务会计处均由高列钢签字确认。2015年5月29日的对账明细表上记载购货单位（个人）为亚太公司—沈国兴，合计金额为60000元，�对账单的购货单位（个人）处由高列钢签字确认。2015年6月1日对账单载明“本公司（个人）截止到2015年5月31日共计拖欠上海贝夫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陆拾叁万柒仟叁佰伍拾叁元陆角贰分（637353.62），无讹”，并有“财务已对账高列钢”的手写字样。2016年1月28日的对账单载明“上海贝夫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个人）截止到2016年1月28日，共计欠贵公司人民币肆拾捌万柒仟叁佰伍拾叁元陆角贰分（487353.62），无讹”，并有“已对账高列钢”的手写字样。
同时查明，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贝夫公司曾向山川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2014年3月至12月，贝夫公司曾向佳兰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2014年3月至2015年8月，贝夫公司曾开具收据6份，载明以现金、承兑等方式，从佳兰公司处收到货款。2015年2月至6月，高列钢曾从其个人账户汇入宋云飞个人账户191425元。2016年4月26日，贝夫公司开具收据1份，载明从王振根处收到承兑方式支付的货款50000元。又王振根系佳兰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与贝夫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谁。贝夫公司提交的2015年1月23日的对账明细中所载的增值税发票编号、送货时间及金额与沈国兴、王振根、高列钢提交的增值税发票、送货单均能相互印证，说明当时对账的内容包括贝夫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项下的货物。但该对账明细上载明“2015年1月23日王振根和沈国兴拖欠上海贝夫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货款合计金额伍拾柒万捌仟贰佰伍拾叁元陆角贰分”，表明贝夫公司在对账时确认的主体为王振根和沈国兴。贝夫公司提交的录音中王振根亦自认其系与沈国兴合伙，短信微信中贝夫公司业务员亦向王振根、沈国兴追讨货款，此后的对账单、对账明细中亦有�振根、沈国兴的签字，表明系双方的连续对账和对于对账主体的认可，综合以上情节，应当认定交易的相对方为王振根、沈国兴。而高列钢系作为财务人员进行对账，不对贝夫公司主张的货款承担支付责任。沈国兴、王振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高列钢、沈国兴与其主张的三家公司身份关系的证明，其自行提交的送货单中的签收人也均为同一人高泉松或高列钢，而非各自不同的签收人；且如系贝夫公司与三家公司发生独立的买卖关系，双方对三个公司的买卖交易进行连续总体对账，亦不符合商业交易的常理，故该院对沈国兴等三人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沈国兴等同时提出欠款主体为案外人五皆公司，但对账单已明确载明所欠货款为贝夫公司的货款，故对该辩称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根据2016年1月28日的对账内容及此后支付货款情况，沈国兴、王振根尚应支付贝夫公司�款437353.62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沈国兴、王振根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贝夫公司货款437353.62元；二、驳回贝夫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860元，由沈国兴、王振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二个方面，一是贝夫公司主张的买卖合同相对人如何认定，沈国兴、王振根的合伙关系能否认定，二人是否需就贝夫公司主张的货款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二是如沈国兴、王振根需承担货款支付责�，则具体的欠款金额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方面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贝夫公司为证明合同关系成立于其和沈国兴、王振根之间，提供了对账单、回执联、短信微信和通话记录等证据，综合审查这些证据，已足以证明贝夫公司的合同相对方为沈国兴和王振根。首先，从2015年1月23日的对账单的内容看，明确载明拖欠货款的主体是沈国兴和王振根。虽该对账单上同时出现案外三家公司的名称，但公司名称后特别标注了沈国兴和王振根个人。其次，因该对账单上签字人非两上诉人本人，沈国兴和王振根对此提出了该对账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主张。经查，该对账单上有高泉松和高列钢二人签字，而高泉松、高列钢的签字可以约束两上诉人：其一，沈国兴、王振根在与贝夫�司业务员的短信微信和通话过程中，多次明确高列钢有权对双方之间的交易进行对账确认；其二，沈国兴、王振根自己提供的涉及三家案外公司为抬头的送货单中，高列钢和高泉松均曾作为收货人代表签字；其三，按照沈国兴、王振根的主张，如果贝夫公司是与案外的这三家公司分别发生交易的，那么其对高泉松、高列钢二人为何同时可以作为三家公司的收货人员这一点难以作出合理解释；其四，王振根作为佳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主张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但对于其曾以山川公司的名义收货的事实也未作出合理解释；其五，贝夫公司业务员与王振根微信短信中曾将高列钢签字的对账单发送给王振根，王振根也未提出异议。再次，短信微信和通话录音中，沈国兴和王振根对自己是付款主体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承认。王振根还以个人名义向贝夫公司支付过货款。综上所述，原判认定本案与贝夫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为沈国兴和王振根是正确的。沈国兴和王振根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应为案外三家公司、部分对账单和回执联不应认定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此外，关于沈国兴和王振根提出的二人并非合伙关系、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经查，原判并未明确认定二人系合伙关系，而是依据沈国兴和王振根明确自己是付款主体、部分对账单和回执联中有二人的签字、双方系连续对账、王振根曾陈述与沈国兴系合伙等情况，综合认定二人需承担共同支付涉案货款的责任。因此，原判未适用有关合伙关系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另外，从本案交易内容分析，沈国兴和王振根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其行为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就涉案货物买卖而言，具有共同经营的特征，其民事责任亦具有连带性，故原判判令二人承担共同支付责任并无不当。至于沈国兴与王振根之间的内部关系如何，与本案无关。
关于第二方面的争议焦点，即欠款金额的认定问题。对此，本院认为，贝夫公司提供的有高列钢签字确认的2015年6月1日回执联与2016年1月28日回执联相互印证，结合期间王振根和以佳兰公司名义所为的付款事实，足以证明贝夫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是正确的。对该二份回执联的真实性，沈国兴、王振根和高列钢均予确认，而其对本案的证明力，在前述第一方面的争议焦点评述时已作分析，足以认定，不再赘述。现沈国兴、王振根上诉提出欠款金额有误，但未提供证据推翻前述有证明力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沈国兴、王振根以形式上的三家公司收货、付款情况为据，对原判认定欠款金额方面所提出的的诸多质疑，系以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案外三家公司且三家公司各�独立与贝夫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成立为基础，显然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沈国兴和王振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60元，由上诉人沈国兴和王振根各负担39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小梁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张 靓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