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4）昆法委赔字第4号
赔偿请求人林志良，男，194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
赔偿义务机关：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盘龙法院）。
住所地：昆明市盘龙区白云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斌，院长。
委托代理人范文敏、刘学俭，均系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代理权限均为一般授权代理。
赔偿请求人林志良因错误执行申请盘龙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盘龙法院（2014）盘法赔字第0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案件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赔偿请求人林志良于2014年2月19日向赔偿义务机关盘龙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请求盘龙法院赔偿：1、（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尚未执行的本金人民币47918元；2、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人民币504972元（自1993年6月20日至2012年12月4日标的人民币107918元按照同期银行利息10‰的双倍计算）；2012年12月4日至2014年8月31日标的人民币47918元的利息为人民币17605元；3、误工损失及差旅费人民币50000元。以上三项共计应当赔偿人民币614495元。
其理由：第一、1994年6月赔偿请求人依法向盘龙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当时被执行人昆明祥和经营服务公司注册资本120万元及其经营收入是有能力支付人民币208000元，履行法定义务。由于盘龙法院严重不负责，滥用职权，违反执行程序，违法出具《委托打价函》交由被执行人送到“云南省物价局”，估价单位在没有任何实物为依据的情形下，将出厂价为人民币208000元的商品估价为人民币60800元，该行为已侵犯、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之后，云南省高级人法院依法委托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指令盘龙法院必须按生效的判决执行，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纠正了赔偿义务机关的执行错误，但延迟了执行的期限；第二、赔偿义务机关违反法律关于中止执行的情形和客观事实作出裁定中止执行。申请人向盘龙法院提供被执行人银行账号有可供执行的现金，仓库中储有大批供销售的各种钢材及销售地址，但经办法官拒绝执行，并于1996年6月17日故意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违法中止案件的执行；第三、赔偿义务机关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从1995年1月底至1996年才执行了人民币10572元。1996年6月，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请求继续执行尚未执行的案款人民币107918元，赔偿义务机关不但不执行，反而认为已多执行了人民币26974.47元，并要求赔偿请求人退赔。赔偿义务机关用欺诈手段阻止当事人依法执行生效判决书的权利，其行为严重违反法律，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后经赔偿请求人多次上访，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查后，才决定恢复执行（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2月6日发出《监督指令》，盘龙法院依法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执行完毕。但其始终不履行法定的执行职责，赔偿请求人每月一次向昆明中院打求助电话，每星期一次向盘龙法院请求执行，一直持续五年；第五、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要挟、胁迫的手段强行赔偿请求人出具《承诺保证书》减少90%的执行案款，并保证不上访。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第六、赔偿义务机关以《承诺保证书》为依据驳回赔偿请求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错误，赔偿请求人于2012年11月12日出具的《承诺保证书》是属于无效行为。
赔偿义务机关盘龙法院答辩称：第一、我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没有过错。民事判决生效后，因诉争服装已无法原物返还，诉讼中双方对诉争服装的价格未达成一致意见，我院委托云南省价格事务所按物品清单所列内容进行估价并无不当，已按估价对案件及时、全额进行执行；第二、赔偿请求人林志良坚持认为此批货物出厂价为人民币208000元，但并未得到被执行人认可，也未通过上诉、申诉等途径，对货物价值重新进行确认，反而长期就执行程序进行信访，多次在我院办公区域吵闹，妨碍正常办公秩序。为此我院于1996年取得被执行人上级单位支持，支付人民币40000元给赔偿请求人林志良，希望其息诉罢访。此款并非对货物价值的重新认定，但赔偿请求人林志良反而以此为理由，要求继续执行剩余部分。至2012年12月4日，赔偿请求人林志良对（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出具了书面承诺保证书，承诺案结事了息诉罢访，自愿放弃其认为的人民币208000元总价的剩余部分人民币47918元，就此了结本案执行；第三、赔偿请求人林志良向本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后，经我院审查，（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并无不当，所以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林志良系（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案件原告，其与被告昆明祥和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因侵权纠纷，被告于1993年6月20日造册拉走其经销的420箱服装。盘龙法院于1993年12月5日作出（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二日内按1993年6月20日的看查清单赔还原告420箱服装，逾期不能返还按服装出厂价折价赔偿。诉讼费人民币5680元由被告承担。判决进入执行后，因诉争服装已无法原物返还，盘龙法院委托云南省价格事务所按物品清单所列内容进行估价，评估价值为人民币60082元。截止1995年3月24日共计执行人民币65762元发还原告，（其中含案款人民币60082元、诉讼费人民币5680元）。赔偿请求人林志良不服估价结论，坚持认为此批货物出厂价为人民币208000元，并长期上访。1996年5月17日，盘龙法院发还执行款人民币40000元给赔偿请求人，同时以被执行人无执行条件为由中止该案执行。2007年2月6日，我院向盘龙法院发出《监督指令》，认为盘龙法院在执行中未按执行依据（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逾期不能返还按服装出厂价折价赔偿原告”已经确认的折价方法折算价格作为执行标的，而是以委托评估作价为执行标的，导致该案虽按评估价确定的标的已经多执行2万余元给申请人林志良但其仍然不服，长期上访，对此指令盘龙法院对（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行为予以纠正。2012年11月12日，林志良出具《承诺保证书》及《收条》，认可该案已全部执行完毕，并保证就此案结事了，息诉罢访，案件执行终结。2012年12月4日，林志良收到盘龙法院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发还的人民币60000元。2013年11月4日，林志良以邮寄方式向盘龙法院申请国家赔偿，2014年2月25日，盘龙法院立案受理，同年4月22日作出（2014）盘法赔字第0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驳回赔偿请求人林志良的赔偿申请。
以上事实有（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盘龙法院1994年7月7日出具的委托打价函、云南省价格事务所出具的估价结论及收款通知单、（1995）盘执裁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盘龙法院1999年7月15日作出的执行通知书、全国人大、云南省人大、盘龙区人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转办函、2007年2月6日昆明中院作出的监督指令、2012年11月12日林志良出具的承诺保证书及收条、（2014）盘法赔字第0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系赔偿请求人林志良认为盘龙法院未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未按照（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折价金额执行完毕而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经审查，盘龙法院作出的（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其内容为“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二日内按1993年6月20日的看查清单赔还原告420箱服装，逾期不能返还按服装出厂价折价赔偿。诉讼费人民币5680元由被告承担。”但该判决书中确定的1993年6月20日的看查清单上并没有标明服装的价款，卷宗所收录的材料中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对涉案420箱服装的具体价格经过双方当事人确认或法院认证。而赔偿请求人在国家赔偿程序中提交了6张宁波运动服装厂工业统一发票（复印件），该发票上所记载的金额与其自己主张的该批货物出厂价为人民币208000元的金额亦不吻合。据此不能证明赔偿请求人林志良主张该批货出厂价为人民币208000元的事实成立。同时，赔偿请求人林志良于2012年11月12日出具了《承诺保证书》及《收条》，明确表示认可该案已全部执行完毕，并保证就此案结事了，息诉罢访，案件执行终结。虽然其在申请国家赔偿时认为系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要挟、胁迫的手段强行其作出上述承诺保证，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故赔偿义务机关在执行（1993）盘经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中并不存在违法应予国家赔偿的情形，该院以此驳回赔偿请求人林志良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并无不当。据此，本院赔偿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盘法赔字第0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