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4民初3312号
原告路淑英，女，1933年6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大山，1963年1月17日出生，北京市昌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北京鸿安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永安路26号401室。
法定代表人陈键，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莉，女，1982年8月11日出生，被告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代理人郭彩霞，女，1978年8月16日出生，被告公司职员，现住北京市昌平区。
被告王强，男，1963年12月5日出生。
第三人曹文莉，女，1978年10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伟，北京市正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旒，北京市正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路淑英与被告北京鸿安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安公司）、王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路淑英的委托代理人孙大山，被告鸿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莉、郭彩霞，被告王强，第三人曹文莉的委托代理人刘伟、刘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路淑英诉称：2014年12月29日鸿安公司与王强之间之间签订了《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回迁房认购协议书)》，合同约定王强购买鸿安公司开发的房屋一套(坐落于昌平x号楼x号)，王强没有购买资格。上述房屋原始取得实际为原告拆迁补偿所得并以拆迁款购买此房屋(价值196440元)，房屋本应由原告购买，可是在签订回迁房认购协议书时我的代理人王晓申(路淑英之子)私自将购买人写成王强。王强又于2015年5月将其妻子名字登记到此房本上。王晓申、王强及鸿安公司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所以，提出上述请求。诉讼请求：要求确认鸿安公司与王强2014年12月29日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回迁房认购协议书)》无效，房屋所有权归我。
被告鸿安公司辩称：路淑英说买卖合同无效，我们认为合同是真是有效的，也是通过合法程序取得了房产证。
被告王强辩称：承认有些是事实，所有协议都是我委托我弟弟帮忙代签的，让我弟弟把房子写我名下。
第三人曹文莉述称：一、本案是路淑英与王强恶意串通而提起的诉讼，意在侵害本案第三人曹文莉对涉案房屋的合法权益。在路淑英提起本案之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3日刚刚一审审理完本案被告王强与本案第三人曹文莉之间的离婚案件，并作出了(2015)朝民初字第50141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准曹文莉与王强离婚，但未对双方按份共有的x号楼x号房屋(即本案所涉房屋)进行分割。而现在王强与路淑英恶意串通通过诉讼否认双方之前对本案所涉房屋的处置，从而侵害我对房屋的合法权益。我相信，尊敬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一定能识破其虚假诉讼的恶意，保护我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二、路淑英主张王强和鸿安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回迁房认购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是与事实不符的。(一)王强取得涉案房屋的认购权，是经过本案路淑英路淑英的代理人王晓申确认的。从本案路淑英提交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可以看到，在此次拆迁补偿安置中，本案路淑英路淑英是全权委托王晓申进行处理的。且在本案起诉状中路淑英也明确王晓申是其代理人。在王强与鸿安公司2009年6月13日签订的《回迁房认购协议书》中路淑英的代理人王晓申对王强取得认购权是签字确认了的，即路淑英是将其对安置房屋的认购权自愿处置给了其儿子王强的。(二)王强取得涉案房屋的购买资格是经拆迁人鸿安公司书面确认的。上述(一)中已经阐明，王强对涉案房屋的认购权是其母亲即本案路淑英自愿处置给他的，而2009年6月13日鸿安公司在与王强签署的《回迁房认购协议书》中盖章确认，即证明作为拆迁人的鸿安公司是确认路淑英将其对涉案房屋的认购权处置给其儿子王强的。(三)路淑英用其拆迁款为王强支付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属于其对王强取得回迁房购买权的确认，因此《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合同法第5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综上，路淑英主张王强和鸿安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回迁房认购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是与事实不符的。王强与鸿安公司签订的《回迁房认购协议》和《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路淑英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三、路淑英要求确认王强和鸿安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回迁房认购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己过诉讼时效。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作为拆迁中最为重要的两项内容”拆迁货币补偿”和”回迁房认购”是同时进行的，本案所涉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和《回迁房认购协议书》均是2009年6月13日签署的，如果说路淑英在拆迁过程中仅清楚拆迁货币补偿，而遗漏或不知情另一重要的回迁房认购环节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常识和基本情理的。因此，从诉讼时效角度来说，路淑英的诉讼请求是己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路淑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给被告、第三人造成诉累，恳请贵院驳回起诉，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路淑英与王强系母子关系。王强与曹文莉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3年3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2月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
2009年6月13日，路淑英给王小申、王晓辉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我们路淑英、王辉、王强、王小申经友好充分协商决定以王晓辉、王小申为我家的代表人，代表我家签收我家《房屋拆迁评估报告》，并与北京鸿安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王晓辉、王小申在办理我家拆迁过程中签署的一切文件我们均承认，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日，路淑英作为乙方与鸿安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主要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25间，建筑面积323.54平方米，用地面积498.51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7人，实际居住人口7人，分别为王晓申、路淑英、王雨婷、冯华、王晓辉、范维英、王铭淑；乙方房屋的区位价补偿款共计922477元，房屋重置成新价补偿共计152548元，附属物35730元，以上拆迁补偿款合计1110755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450587元，其中包括：搬家补助费4853元，其他补助费445734元。该协议上有王晓申作为代理人签字。
2009年6月13日，王晓申代王强（乙方）与鸿安公司（甲方）签订《回迁房认购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所售房屋暂定名x小区，乙方自愿购买高层x号楼x层x号房屋，该回迁房性质为住宅，合同约定建筑面积89.80平方米；双方同意上述房屋89.80平方米以2600元/建筑平方米计价，总计233480元；乙方同意上述购房款由乙方依据拆迁协议取得的拆迁补偿款中支付，多退少补。协议签订后，鸿安公司在2012年12月底交付了上述回迁房。
2014年12月29日，鸿安公司与王强签订了《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商品房房屋坐落在昌平区x号楼x层x号，房屋实测建筑面积共83.56平方米，房屋价款为196040元。
2015年5月20日，王强与曹文莉取得了昌平区x号楼x层x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书，二人按份共有，分别享有50%的共有份额。
在审理中，路淑英与王强均提出被拆迁的房屋建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该房屋属于路淑英。路淑英提出原房屋被拆迁后共获得五套回迁安置房，王晓申及王晓辉各得两套，另一套即是本案诉争房屋，该房屋应属于路淑英所有。王强提出涉案房屋是其通过与王晓申私下协商由自己做买受人与鸿安公司签订的合同，路淑英对此不知情。路淑英提出接收涉案房屋后由自己出资装修并一直居住至今；王强对此不持异议；曹文莉表示对此不知情。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回迁房认购协议书》、《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房屋产权证书、委托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相应证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回迁房认购协议书》是依据路淑英给王晓申出具的委托书，有王晓申代表王强与鸿安公司所签订，该协议应视为王晓申受路淑英委托所签订。而鸿安公司与王强所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则是依据《回迁房认购协议书》、为办理房房屋所有权证书而签订的合同。因此，上述合同均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路淑英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路淑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四千三百元，由原告路淑英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 涛
人民陪审员 王宝珍
人民陪审员 赵红霞
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索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