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天峨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峨行初字第7号
原告管德顺，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罗懿。
委托代理人管恩福，男，汉族。
被告天峨县六排镇人民政府，地址：天峨县六排镇＊＊号。
法定代表人向兰锋，镇长。
委托代理人牙韩辉。
第三人管银凤，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莫文，男，汉族。
原告管德顺不服天峨县六排镇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于2014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4年3月13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管德顺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懿、管恩福、被告委托代理人牙韩辉、第三人管银凤及其委托代理人莫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天峨县六排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认定：双方当事人均为城东社区小河三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72年，经生产队长、生产队会计等社员参加讨论，同意申请人用自留地与被申请人调换宅基地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自留地调整，土地调整后双方均未改变其土地用途。申请人属于没有宅基地的城镇居民，其所使用该宗宅基地符合“一户一宅制”政策；被申请人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没有相关证据加予佐证，对其主张该宗争议宅基地的权属，本机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五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申请人管银风与被申请人管德顺争议的宅基地属城东社区小河三队集体所有由申请人管银风户使用。
被告于举证期限内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事实方面的证据：（一）争议地现场勘查相关材料：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草图、管银凤房屋平面示意图、管德顺房屋平面示意图、管银风在争议宅基地上现在的房屋现状。证明：争议宅基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四至范围及其面积；当事人管银凤户在诉争宅基地上的房屋现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二）书证：1、管银凤持有的《房产所有权证》；2、管德顺持有的《房产所有权证》；3、管德顺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4、天峨县科技局与管恩会等人的土地置换协议书。证明：1、当事人管银风在诉争的宅基地上拥有50.22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证。2、当事人管德顺在诉争的宅基地相邻边，拥有72.13平方米的房产。3、管德仁、管德胜、管仁枝等人在那周乡六排屯的瓦厂拥有房屋、田地情况。天峨县科技局与管恩会、管恩勇、管恩建在诉争宅基地相邻边的土地置换情况。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三）询问笔录：管德顺、管银风、韩玉莲、全冬梅、管德仁、索爱梅、调解笔录、现场勘查调解笔录。证明：1、反映现争议宅基地历史管护、土地交换、土地调整的情况以及各方拥有宅基地的根源。2、当事人作为小河三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72年，经生产队干部、社员参加讨论，同意管银凤户用自留地与管德顺户调换宅基地，系同一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土地调整，调整后双方亦未改变土地用途，且同一年管银风在原址上拆旧建新，并于1988年办理了《房产所有权证》，双方互换土地的事实清楚。二、程序方面的依据：1、调处申请书；2、现场勘查调解笔录、现场勘查草图、管银凤房屋平面示意图、管德顺房屋平面示意图、管银风在争议宅基地上现在的房屋现状、调解笔录；3、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书、峨政复决字（2014）1号复议决定书、六排镇人民政府更正函；4、纠纷调解通知书、纠纷调解通知书送达回证、处理决定送达回证、复议决定送达回证、更正函送达回证。证明：镇政府在接到调处申请后依职权受理立案，告知争议各方权利义务，给争议各方充分陈述、举证、答辩的权利，进行现场勘查时，通知争议各方到实地现场指认，并在作其他调查取证工作后征求各方调解意愿，最后形成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并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复议的权利，该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三、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五款；2、《广西壮族自治区山林土地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原告管德顺诉称，一、六政处（2013）1号认定事实错误。1、被告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处理错误。在处理本案过程中被告只调查了韩玉莲、全冬梅、管德仁三个证人，三个证人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自相矛盾。这些证人证言均是受到各方当事人的亲情影响而作出的。事实上，原告早在1953年4月13日就已取得了天峨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明确载明原告所有的位于“瓦厂”的“房屋贰间（壹分柒厘）、房地贰间（肆分柒厘）”，也就是现在原告的正房2间和包括第三人强占的原告原来的偏厦在内的2间“房地”。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其有关规定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或者发证时的档案清册，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证据的材料”之规定，原告已在1953年4月13日依法取得了天峨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实原告所取得的两间房屋和连着房屋的两块房地（即原告后来所起的、现在管仁凤占有的偏厦），来源合法，应受法律保护。但被告在整个处理过程和处理决定中，只字不提原告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而是偏听偏信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证人证言。因此，被告以三位证人证言作为定案的依据，其处理结果错误。2、被告审查案件证据不认真，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因为原告在1953年4月13自己取得了现争议地（原来的“瓦厂”）《土地房产所有证》后，该房地的使用权依法应归原告使用。1971年为有利于第三人生产劳动方便，原告将自己的偏厦借给第三人暂住。可后来第三人趁原告不在家将偏厦拆除另建土坯房，第三人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土地合法使用权。为此，在第三人拆除原告的偏厦起土坯房后，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要求第三人拆除土坯房退还偏厦地基，但第三人利用其丈夫在县公安局工作的权利之便始终不予归还。到了1975年，矛盾不断升级，因此，县派驻农村工作队老宋等组织双方调解，叫第三人调整一块土地与原告的偏厦调换，但后来又将第三人调换给原告的土地调整给了本队的全冬梅户和管德仁户，事实上原告根本就没有得到第三人调换的土地，第三人强占原告偏厦拆旧建土坯房的行为，纯属于土地使用侵权行为，法理不容。但到了1988年8月18日，原告依法办理了《房产所有权证》后，第三人不知怎么也取得了这块争议地的《房产所有权证》。按照正规的办理程序，第三人在办理《房产所有权证》之前，应填写一份《房屋相邻户异议书》，由相邻房子的四至邻居填写房屋四邻的异议意见，但被告提供的《房产所有权证》没有《房屋相邻户异议书》佐证值得质疑。其次，原告取得的《房产所有权证》办证日期是1988年8月18日，《房产所有权证》编号为“桂房证字第18××92号”，而第三人办证日期是1988年8月23日，但《房产所有权证》的编号却是“桂房证字第18××59号”，在证号之间，相差33本《房产所有权证》，难道有人在原告来办理6××号《房产所有权证》前，早就为第三人填写了相隔33位证号的6××号《房产所有权证》吗这只能证明第三人所取得的《房产所有权证》来源不合法，不受法律保护。但被告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根本没有审查《房产所有权证》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被告的处理违反法定程序。1、被告拒收原告证据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在收到第三人的调取申请书后，应当在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送达原告，并告知原告在20日内提出答辩意见和提供相关权属纠纷的证据材料。但被告收到第三人2011年10月22日的调处申请书后，至今16个月未送达原告，更没有告知原告享有答辩和举证的权利，直到2012年3月19日，被告的工作人员通知原告到被告人大办公室作调查笔录时，原告才知道第三人向被告申请调处。但当原告向被告提供原告于1953年4月13日合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第三人侵占的宅基地是原告的不动产时，被告的工作人员当面拒收。原告认为，原告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天峨县人民政府核发的，上面盖有天峨县人民政府当时的县人民政府印章，有人民政府县长蔡子鹏的印鉴，依法受法律的保护。2、被告非法剥夺原告查阅证据的权利。《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权属纠纷调处活动，有权查阅对方当事人提出或者调处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原告有权查阅第三人管银凤提出或者调处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但2012年3月19日被告办案人员叫原告到六排镇人大办公室做笔录，原告知道第三人管银凤向被告申请调处后，曾多次要求查阅有关证据材料，均被被告办案人员予以拒绝。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程序规定。三、六政处（2013）1号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五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是土地使用权纠纷的发生应当由谁处理，属管辖权规定，不是实体权利处理的依据；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内容是我国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没有第五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章用七个条文对调处的依据和证据作了专门规定（该条例的第九至第十七条），是实体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但被告没有适用。所以被告处理本案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第三人与原告争议的争议地，原是原告在1953年4月13日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宅基地，权属清楚，这有当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凭。原告给第三人暂住是事实，但这块地不可能成为争议地。但因被告认定事实错误，处理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有误，导致了处理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如诉讼请求。
原告为其诉称提供以下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解放后1953年已经取得房产所有权。
被告六排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争议地四至范围及经营情况的认定。镇人民政府调处工作组接到申请人权属调处申请后即派人深入实地调查，组织争议各方到争议地进行现场勘查，并根据房屋产权部门确认的当事人管银凤房屋四至界限，勾绘形成争议屋基的现场勘查图，各方当事人均在勘查图上签字按手印，形成现场勘查草图及笔录，经现场勘查得出争议屋基的四至范围、面积及现实居住情况，经确认，争议房屋的宅基地总面积为50.22平方米。其四至范围为：东至菜地；西至科技局；南至管德顺；北至科技局。目前争议的宅基地上，尚保存当事人管银凤户1972年修建的土坯房屋全貌。因此，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宅基地的四至范围、面积及宅基地上的房屋居住情况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争议宅基地所有权事实的认定。争议的宅基地原是原告母亲吴老满（己故）修建的一间偏厦茅草房，用于放置石磨和堆放柴草等。第三人管银凤系城东社区小河三队社员，与原县公安局干警莫仁和（己故）结婚后随丈夫到县公安局单位公房居住。1971年，为按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第三人与原告母亲协商临时居住该间偏厦茅草房，经同意后全家人入住该茅草房。1972年，经生产队队干、社员参与讨论，同意第三人用本户的一宗自留地（现管德仁户房屋处）与吴老满的偏厦茅草房进行互换。同年，因该偏厦茅草房破败不堪，第三人将偏厦茅草房拆掉，在原址上重新修建土坯住房，因与吴老满户共用一堵墙，第三人就补给吴老满共墙费40元人民币。之后，第三人户一直居住在新修建的土坯房至1986年底。期间，1975年，县派驻农村工作队对小河三队社员自留地进行调整，将第三人互换给吴老满的自留地调整给本队社员全冬梅户，1984年，全冬梅户被调整到小河蔬菜队，原与吴老满户互换后调整给全冬梅户使用的土地又被调整给管德仁户使用o1986年底，因第三人修建的土坯房年久失修，不能居住，第三人就搬到县政府大院内居住至今。1988年8月，第三人就该土坯房办理了桂房证字第18××59号房产所有权证。同年第三人申请办理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时，因原告提出权属主张而无法办理。答辩人认为：双方当事人均系六排镇城东社区小河三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72年，经生产队干部、社员参加讨论，同意管银凤户用自留地与管德顺户调换宅基地，系同一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土地调整，调整后双方亦未改变土地用途，且同一年管银凤在原址上拆旧建新，并于1988年办理了《房产所有权证》，双方互换土地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确认。而原告管德顺持有的挂房证字第18××92号《房产所有权证》不属于本案争议的宅基地范围之内，而且也没有与第三人管银凤持有的桂房证字第18××59号《房产所有权证》重叠。因此，原告持有的《房产所有权证》不能作为现争议宅基地的确权依据。原告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也无法确认该《证》涉及的宅基地就是本案诉争的宅基地。所以，同样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宅基地的所有权依据。综上，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申请人双方的当事人向镇人民政府申请调处，镇调处工作组受理后将通知书发放给各方，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组织争议各方进行现场勘查，形成勘查草图和确认房屋产权部门绘制的房屋平面示意图，各方当事人均签字按印，同时，调处工作组还进行了其他的调查取证工作，在查明基本事实后又征求争议双方的调解意愿，终因意见分歧过大，未达成调解协议而形成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告知当事人有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三、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双方争议的宅基地，鉴于双方当事人均系六排镇城东社区小河三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72年，经生产队干部、社员参加讨论，同意管银凤户用自留地与管德顺户调换宅基地，系同一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土地调整，调整后双方亦未改变土地用途，且同一年管银凤在原址上拆旧建新，并于1988年办理了《房产所有权证》，双方互换土地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诉争宅基地的房屋一直属于第三人所有的事实。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五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山林土地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争议的宅基地进行确权处理。该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
综上所述，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予以维持。
第三人管银凤对其述称没有提出书面答辩，亦未提供任何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一、被告提供事实方面的证据（一）争议地现场勘查相关材料，（二）书证1、4，（三）询问笔录（韩玉莲、全冬梅、管德仁、索爱梅）。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其他证据作为定案参考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可作为本案定案参考依据。二、被告提供程序方面的证据，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宅基地位于天峨县六排镇城东社区小河街天峨县科技局办公楼背后，争议四至范围：东面接杨世选户莱地，南面接管德顺户房屋，西面及北面均与天峨县科技局办公楼相邻。争议总面积50.22平方米。1972年原告管银凤户在现争议地上修建的土坯房屋现还保留全貌。争议地原是原告户修建的一间偏厦茅草房，用于放置石磨和堆放柴草等。第三人原是天峨县六排镇城东社区小河三队社员，结婚成家后随丈夫到天峨县公安局单位公房居住。1971年为按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第三人与原告的母亲吴老满（已故）协商临时居住原告户修建的这间偏厦茅屋，经原告家人同意后，第三人全家入住该偏厦茅屋。1972年，经原告的母亲吴老满同意，并经生产队队干、社员参与讨论，同意第三人用本户一宗自留地与原告户的偏厦茅房进行交换。同年，第三人将该偏厦茅房拆掉，在原址上重新修建土坯住房，因与原告户共墙，当时第三人还补给原告的母亲吴老满共墙费人民币40元。之后第三人一直居住在新修建的土坯住房到1986年底。期间1975年，县派驻农村工作队对小河三队社员自留地进行调整，将第三人户换给原告户的自留地调整给了本队社员全冬梅户，1984年，全冬梅户被调整到小河蔬菜队后，将原调整给全冬梅户使用的土地又调整给本队管德仁户使用。1986年底，因第三人修建的土坯房年久失修，不能居住，第三人搬到天峨县政府院内居住至今。1988年8月18日，原告取得该土坯房的房产所有权证，建筑面积72.13平方米，证号为：桂房证字第18××92号。同年同月23日，第三人也取了其修建的土坯房的房产所有权证，建筑面积50.22平方米，证号为：桂房证字第18××59号。同年，第三人申请办理其修建的土坯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时，原告提出权属主张而发生争议。双方发生争议后，经被告多次组织调解未果，被告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六政处（2013）1号《关于城东社区小河三组居民管德顺与管银凤宅基地使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天峨县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2014年1月27日，天峨县人民政府作出峨政复决字（201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六排镇人民政府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土地是双方所在的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1972年，经双方所在的集体讨论同意第三人用自留地与原告调换宅基地，调整后双方均未改变土地用途，且第三人于同年在原址拆旧建新房时，原告亦无异议，双方并于1988年8月办理了各自的《房产所有权证》。原告认为其所持有的1953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权属的确权依据，但由于1963年9月27日颁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改变了农村土地（宅基地）的所有权性质，实行了农村土地公有化，个人不能再享有土地所有权，该证记载的土地所有权也自然失效。因此，原告持有1953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所作的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适当。原告主张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六政处（2013）1号处理决定，本院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管德顺请求撤销被告六排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的六政处（2013）1号《关于城东社区小河三组居民管德顺与管银凤宅基地使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50元（开户银行：农行河池分行城东分理处，开户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98）。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韦光盛
审 判 员 岑少怀
人民陪审员 黄光崇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黎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