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06民再4号抗诉机关：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杭州市钱江新城市民中心C座。法定代表人：郭禾阳，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洵熙、刘梦莎，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沈公羽，男，195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大学，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号。法定代表人：吴朝晖，校长。申诉人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与原审原告沈公羽、原审被告浙江大学人事争议一案，不服本院（2015）杭西民初字第94号判决向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杭检民（行）监【2016】33010000102号民事抗诉书，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浙01民抗11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2016年12月5日，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朱堂军出庭。申诉人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洵熙、原审原告沈公羽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浙江大学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意见：原审被告浙江大学对沈公羽所作的自动离职处理决定符合规定的条件，也未违反法定程序；该处理决定文件并非针对沈公羽个人，而属于学校官方公文，通知到浙江大学内部所有机构，是一种公开的告示，应当视为已经送达给沈公羽本人。从浙江大学和沈公羽将辞职手续日期倒签为2003年10月17日的行为看，沈公羽对劳动关系已在2003年终止也是认可的，故浙江大学2003年10月所作的自动离职决定有效符合本案实际。按照相关文件规定，自动离职决定的生效与否，关系到沈公羽本人的工龄认定、退休待遇等个人利益，浙江大学又帮助沈公羽补办辞职手续，将导致沈公羽的工龄可以连续计算，故原审认定自动离职决定未生效，将导致社保开支增加，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综上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提出抗诉。申诉人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称:对事业单位逾期不归人员按照自动离职处理政策依据充分明确，自动离职决定是对法律事实和法律后果的确认，相关文件并未规定必须送达，原审以没有送达为由认定浙江大学的离职决定对沈公羽不生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原文件存在的前提下，浙江大学又为沈公羽出具《辞职证明书》实质是共同骗取社保待遇的行为。原审原告沈公羽作为一名员工、教授应当知晓浙大的规章制度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考察期满后未要求续假、也未和学校进行联系，自动离职事实清楚；况且，原审原告沈公羽提出诉请要求撤销通知，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该判决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特提出申诉。原审原告沈公羽再审辩称：1、关于是否自动离职，在国务院文件和教育部文件中，逾期未归不属于自动离职，如逾期未归，单位可以保留原职，按照国家规定也不是自动离职。企业的自动离职不适用于全民单位的科技人员,不存在实质性的自动离职问题。2、我和浙江大学有关部门都是有联系的，这期间一直为浙江大学作贡献。浙江大学所述的联系不上不是事实，也未将自动离职通知到我和有关部门。浙江大学在一审中自己也说管理上有问题，把我列为自动离职是有误的。抗诉书所说的侵害国家利益是不存在的，学校也出具了同意辞职证明书，这整个诉讼并不是我的意愿，所以不存在侵害国家利益。3、直至2014年7月份，我去西湖区社保局办退休手续的时候知道浙大作出自动离职决定，故原审原告提起仲裁、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被告浙江大学在再审中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原告沈公羽向本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浙江大学于2003年10月23日作出的关于对沈公羽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事实理由如下：原告沈公羽于1989年开始在被告浙江大学处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2年1月10日，原告沈公羽被公派赴美国短期学术访问，后因与耶鲁大学合作研究发表论文，故未能按时归校。2003年10月23日，被告浙江大学的浙大发人（2003）45号文件对原告沈公羽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根据浙大发人（2003）28号文件《关于简化和规范教职工出国（境）程序的通知》规定，公派出国（境）人员超过学校批准的期限未归，按逾期处理。逾期超过3个月，学校发文不再保留公职。自发文之日起半年内，不再保留公职人员可向学校申请办理辞职手续，超过半年则按自动离职处理。但被告浙江大学在对原告沈公羽作出自动离职处理决定之前，并未发文不再保留原告公职，故原告沈公羽认为被告浙江大学的自动离职处理决定违反了上述文件的规定。2010年6月，原告沈公羽向被告浙江大学申请补办辞职手续，被告浙江大学批准了原告的辞职。原审被告浙江大学在原审中辩称：原告沈公羽于2002年1月10日出国后未归，被告浙江大学一直无法联系上原告沈公羽。2003年10月23日，被告浙江大学对出国未归人员进行集中处理，将原告沈公羽作为因私出国逾期未归人员按自动离职处理。2010年6月，原告沈公羽到被告浙江大学处进行沟通，被告浙江大学经过调查，认为原告沈公羽不属于自动离职的情形，故被告浙江大学同意了原告沈公羽的辞职申请，并补办了辞职手续。原审认定，沈公羽于1989年参加工作，在浙江大学处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2年1月10日，沈公羽被公派出国访问考察，为期10天。到期后，沈公羽未按时归校。2003年10月23日，浙江大学对沈公羽作出自动离职处理决定，但未将该处理决定送达给沈公羽。沈公羽于2005年回国，未再回浙江大学处工作。2010年6月，沈公羽向浙江大学提出补办辞职申请，浙江大学同意了沈公羽的申请，并向沈公羽出具了同意辞职证明书，日期倒签为2003年10月17日。2014年11月26日，沈公羽向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4年12月2日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沈公羽不服该通知书，于2014年12月26日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原审认为，职工擅自离职按自动离职处理而发生的人事争议属人事争议处理的范围。沈公羽主张要求撤销浙江大学对其做出的自动离职处理，而该处理尚处于浙江大学内部研究下文阶段，尚未就此向沈公羽履行送达程序。该处理在未送达前，对沈公羽不产生法律效力。尚未生效的处理决定，就意味着沈公羽与浙江大学之间尚未产生该项人事争议，故沈公羽主张撤销尚未生效的处理决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沈公羽的诉讼请求。原审原告沈公羽在原审中提供证据如下1、浙大发人【2003】45号文件1份2、浙大发人【2003】28号文件1份证据1、2共同证明被告违反法定程序对原告作自动离职处理决定。3、不予受理通知书1份，证明本案已经过仲裁。4、浙江大学同意辞职文件1分，证明浙江大学所作离职决定违法。申诉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3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辞职证明有异议，时间与事实不符，实际办理时间2014年、倒签时间2003年，由于原审原告沈公羽擅自离职，双方不存在关系。申诉人在再审中提供证据如下：1、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民初字第94号民事判决，证明沈公羽的陈述、举证、浙江大学的抗辩和举证。2、浙江大学《关于对张筱菲等11人作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浙大发人【2003】45号），证明已对沈公羽作出自动离职处理的事实。3、2010年6月5日沈公羽《补办辞职申请报告》及浙江大学为其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03年10月17日的《同意辞职证明书》，证明原审原告沈公羽与被告浙江大学共谋虚构事实，企图骗取社保待遇的事实。4、浙江大学《关于请求给予原浙江大学辞职教授沈公羽办理退休的函》，证明出具同意辞职证明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待遇问题。5、浙江大学的答辩状，证明其配合原告沈公羽的诉讼活动。6、原人事部人办函（1998）101号《人事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及自动离职参加工作后工作年限计算问题的复函》，浙劳险（1995）221号《关于企业部分职工连续工龄及缴费年限计算问题的通知》及浙人社法（2011）221号《关于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基本养老金保障等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证明1、“自动离职”与工龄认定及其退休待遇的关系；2、该类诉讼案件与职工利益有关，与国家利息和公共利益有关，但与诉讼中的作为被告浙江大学的用人单位利益无关。原审原告沈公羽经质证认为：证据1、2、4没有异议。证据3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沈公羽与被告浙江大学没有虚构事实，都是按照浙江大学的程序来办理，从来没有共谋过。证据5浙江大学的答辩状我没有看到过。浙江大学没有配合过我。证据6我没有自动离职，也没有侵害国家和社会利益。原审原告沈公羽在再审中提供证据如下：0、一审原告应诉通知，证明原审判决是正确的。1、2002年-2004年原审原被告之间的通讯记录，证明一审原被告之间经常保持联系。2、2002年-2006年期间，一审原告以一审被告为工作单位所发表的科学研究论文，表明一审原告在出国后仍为一审被告做学术贡献。3、2002年-2005年期间，一审原告以一审被告为工作单位所主持和完成的科研项目，表明一审原告在出国后仍为一审被告做学术贡献。4、2004年-2007年期间，一审原告辅助指导博士研究生和被挂名指导硕士研究生论文，表明一审原告在出国后仍为一审被告做学术贡献。5、一审被告内部有关文件和批准一审原告的辞职证明书，表明一审被告作出自动离职是错误的，所以给我办理了辞职手续。6、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文件，表明一审被告作出自动离职是错误的。7、公证书，表明一审原告论文检索来源。8、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目的是为了参加这次申诉。申诉人经质证认为：证据0、不是证据，是原告的陈述。证据1、无论真实与否均不能达到原审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审原告沈公羽已经不是浙大教授，以校外人的身份和校内的人进行教研合作，反而恰恰证明原审原告知道已经自动离职。证据2、发表论文和是否属于本单位职工是两个概念。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无论真实与否均不能达到原审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同证据1。证据4、质证意见同证据1。证据5、浙江大学和沈公羽已经知道自动离职的事实，只是为了决定原审沈公羽的待遇问题。证据6、是短期考察不是留学，对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根据国发（1986）73号第三条第二段第一句话，都没有规定单位作出自动离职应当以什么方式送达。证据7、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也不能达到质证目的，不是以单位职工和教师身份完成这些工作。证据8、没有异议。原审被告浙江大学未提交证据，其经传票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对原审中原审原告沈公羽提供的证据、对申诉人在再审中的证据均和本案具有关联，其中对原审中原审原告沈公羽提供的证据4，现有证据表明系补办，真实时间为2010年6月，故不予认定。对原审原告在再审中提供的证据0、1、2、3、4、7和本案无因果关系，不予认定，其他证据和本案具有关联。依据上述相关证据和当事人在再审中的陈述，本院经再审认定事实和原审基本一致。再审审理中，经向原审被告浙江大学了解，其表述：1、2010年6月沈公羽回国办理辞职手续沟通时，不清楚是否和沈公羽讲到过关于已经作出自动离职的相关事情，但按照正常流程应该告知。2、关于辞职时间倒签到2003年10月17日的事情。因双方均认可沈公羽的工龄到2003年10月，且按照浙江大学的文件规定，在作出自动离职前应先作出是否保留公职的决定，但浙江大学未发，所以其作出自动离职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但实体上认为不存在问题。3、离职决定是否实际送达沈公羽本人不清楚，但明确已经送达到浙江大学所属相关单位。另查明：自2003年起，原审原告沈公羽未从原审被告浙江大学处领取过工资。本院再审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审原告沈公羽作为原审被告浙江大学的教授、部门负责人应当知晓原审被告浙江大学的系列规章制度，对出国考察逾期不归的，应当预见到浙江大学会作出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庭审中，原审原告沈公羽也明确其自2003年起一直未在浙江大学领取过工资，在2005年回国后也未和浙江大学联系，其应当知晓其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直至2010年6月才进行沟通，提出补办辞职申请，且原审被告浙江大学已将自动离职通知到浙江大学内部所有机构，故应认定原审原告沈公羽应当知道浙江大学已经对其作出了自动离职。而原审原告沈公羽于2014年11月向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撤销原审被告浙江大学于2003年10月23日作出的关于对沈公羽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原审以原审被告浙江大学未将离职决定送达沈公羽、该决定未对沈公羽发生效力为由驳回其诉请存在法律适用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原审被告浙江大学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杭西民初字第94号民事判决。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钟林审 判 员  唐庆芳代理审判员  孙怡悦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金 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