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17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乙。
法定代理人蒲某乙，女，汉族，1975年1月16日出生，系被上诉人母亲。
上诉人吴某甲为与被上诉人吴某乙抚养费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沙民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被告吴某乙与原告吴某甲系父女关系，与蒲某乙系母女关系。原审法院受理原告与蒲某乙离婚纠纷一案后，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蒲某乙与吴某甲自愿离婚；二、婚生女吴某乙由蒲某乙抚养，吴某甲从2011年1月起于每月15日之前给付蒲某乙小孩抚养费人民币5000元，至小孩满二十三周岁止”。原审法院对协议内容依法予以确认，并于2011年1月18日出具（2011）深南法民一初字第372号《民事调解书》。因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蒲某乙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审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3年9月29日向原告发出（2013）深南法执字第2635号执行令。
原告主张蒲某乙为调入深户与其假离婚，并提供了拟引进人员调查表、沙河街道办流动人口信息卡、计划生育调户证明的复印件和QQ聊天记录的打印件予以证明。被告以无原件为由，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
原告主张小孩出生至今一直与原告共同生活，并提供了社区居委会证明、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证明、幼儿园证明的复印件予以证明。被告对社区居委会证明及幼儿园证明予以确认，称社区居委会证明内容是蒲某乙与被告一起生活；被告对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原告主张蒲某乙趁其出差时搬家，带走孩子拒不告知去向，并提供了物品放行单、录像截图、报警回执予以证明。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告主张其每月收入3200元，经济困难，蒲某乙每月收入12000元，并提供了江苏某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工资单、蒲某乙工资收入清单（邮件截图）、原告长子的学费清单、还贷凭证予以证明。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江苏某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工资单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予以认可。
被告主张原告有三处房产、四个公司，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并提交了深圳某某花园的房产证、民事调解书、江苏某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出资情况表、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银行进账单、入资资金证明、银行询证函、税务发票、深圳市某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某某装饰工程（襄樊）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某某电子通信（襄樊）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银行贷款对账单、建行白金信用卡消费记录等证据复印件予以证明。被告提交的江苏某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某某装饰工程（襄樊）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某某电子通信（襄樊）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原告。原告称其仅在深圳有一处房产，四个公司的资料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不予确认；原告确认其在银行贷款100万元，但认为该证据系被告非法取得。
被告主张孩子抚养费用大，并提交了吴某乙费用的相关票据予以证明。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被告应提供与发票对应的明细详单作为参考依据。
被告主张蒲某乙与原告离婚后，经济独立，没有共同生活，并提交了原告在无锡的租房合同、火车票及借条予以证明。原告称其未在无锡居住，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吴某甲的一审诉讼请求是：一、根据原告实际生活和经济收入情况，变更（2011）深南法民一初字第372号民事调解书的抚养费为800元／月；二、本案诉讼费用原、被告各承担一半。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签署离婚协议时受到欺诈、胁迫，不论双方协议离婚的目的为何，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愿签署离婚协议后，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按照双方约定的数额按月支付抚养费。原告主张其经济困难，要求降低抚养费为每月800元，但原告作为江苏某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仅凭该公司出具的工资单不能单独证明其收入状况，故对原告月收入3200元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被告主张每月抚养费8750元（房租及水电费用3000元、生活费1800元、教育费用3000元、医疗费用300元、文化娱乐费用450元、交通费用200元）并提交部分票据为证，根据深圳市的生活水平及被告的实际需求，原审法院对上述支出项目及数额予以采信，但考虑到房租及水电等部分费用系蒲某乙与被告共同支出，且蒲某乙本人有固定经济收入，经济基础较好，而原告另有长子抚养，故对原告提出的请求予以部分支持，酌定原告每月支付被告抚养费4000元。关于抚养费的给付期限，根据双方的约定，原审法院确认给付至被告年满二十三周岁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原告吴某甲每月支付被告吴某乙的抚养费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变更为人民币4000元，于每月15日前支付至被告吴某乙年满二十三周岁止；二、驳回原告吴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吴某甲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吴某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l、上诉人原告实际月工资3200元，一审判决上诉人每月支付4000元抚养费，且支出大于收入，判决的4000元来源缺乏依据，如果明知上诉人没有支付能力，强制执行一审判决，则有可能危及上诉人稳定，严重影响上诉人的最低生活保障与最基本的人权，请求依法改判；2、上诉人请求改判一审每月支付时间，改为按年度第三季度支付，因为上诉人现负债严重，按月支付资金无调剂缓冲余地，加上每月刺激上诉人想起孩子分别的痛苦，情感上受不了；3、上诉人请求抚养期限调整为法定期限，上诉人现52岁，离23岁还有19年，届时已达71岁，早已过了正常的工作期限，孩子和上诉人分居后打击巨大，结合我国人均男性寿命71岁，弥留之际只能将遗产分配给孩子，不想死后还背负代理人蒲某乙制造的这个“债”。事实和理由为：一、上诉人一审提供的3200元工资明细单，有银行税款缴纳凭证和个人所得税款凭证证明，一审却以代理人蒲某乙凭空杜撰的8750元生活费用作为依据，判决原告承担一半4000元的费用，等于是让上诉人全部承担，上诉人不服。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孩子的确需要4000元，也应按照上诉人和代理人收入比例再次分割分配，才为合理。二、上诉人月工资3200元，代理人蒲某乙月工资12000元，鉴于上诉人和代理人实际收入水平，按说各养一个孩子较为合理，而上诉人微薄的收入不仅要负担女儿抚养费，还要负担长子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用，上诉人没有给付能力。三、上诉人在一审中多次强调让代理人拿出上一年度孩子的实际开支情况作为庭审判决的参考依据，确保满足孩子能够健康成长需要，方便掌握孩子实际开支，可未被一审采纳，仅凭蒲某乙的杜撰的生活标准来判决，对于用于孩子必须的基本保障费用判决不明，不利于孩子今后的保障。如按照年48000元的抚养费标准，将势必造成上诉人的二个孩子生活的极度反差。四、希望法庭酌情考量与本案有关的事实与情况，原2011年1月18日调解书中自行约定的5000元抚养费是基于暂时离婚还在一起共同生活照顾孩子为基础，而蒲某乙于2013年9月8日背信弃义、带走孩子不辞而别、卷走家中财产和存款，把共同生活贷款债务全部留给原告。现原告至今贷款度日，蒲某乙又恶意执行共同生活期间的抚养费13余万元也是贷款中的一部分，才导致原告不得不提出变更抚养费的。由于蒲某乙突然的变故，原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一审判决继续沿用3年前的调解书抚养费的约定作为依据、满足代理人蒲某乙随意匡算的8750元，判决上诉人承担4000元，显然有失公允。至于代理人称上诉人有支付能力，除非拿出近2年的收入证据和经济来源佐证，否则一审判决的4000元根本没有依据。五、上诉人除了深圳l套房产外，在其他任何地方均没有房产，原99年离婚调解书房产仅7平方所有权早已过户给对方并转让物业不复存在。蒲某乙撒谎编造出来的其他房产车子和政府补贴200万元子虚乌有。至于四个公司，某某电子公司07年婚后本人再也没有打理过且属于外方投资企业。某某装饰公司早在2002年注销。深圳某某公司处长期歇业状态。江苏某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婚内，至今负债。如果上诉人真有那么好的条件，也不会提出变更抚养费的诉求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请求法院根据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吴某乙答辩称：一、上诉人吴某甲提供的江苏某某公司3200元的月工资是虚假的；二、上诉人吴某甲不但有支付能力，除了原有的几个公司和房产、写字楼之外，还创办了新公司，经济情况良好；三、根据深圳市属于中国一线大城市生活水平和孩子实际需要的客观考量，吴某乙的每月开支8750元真实可信，一审予以采信，是有依据的；四、结合孩子居住和上好学校是目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请法院考虑蒲某乙为孩子买学区房有巨大经济负担的新情况，以求纠正一审的缺漏。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吴某甲与蒲某乙曾就吴某乙的抚养费在2011年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孩子由蒲某乙抚养，抚养费为每月5000元，支付至吴某乙年满二十三周岁。吴某甲虽主张该双方系假离婚，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吴某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离婚及子女抚养此类重大协议时应经过充分考虑，抚养费数额的拟定亦综合了双方收入、经济能力及子女需求等多方面考虑，双方均应遵照该调解协议约定的抚养费金额执行，无重大情势变更或非经双方协商不能轻易变更。吴某甲主张其月工资仅3200元，且还有一子需要抚养，应相应调低抚养费及支付年限，本院认为，吴某甲本人系江苏某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持股比例达97%的大股东，该公司注册资本达1500万元，由该公司出具的工资证明证明力明显不足，吴某甲亦未提交其他证据充分证明其经济情况在离婚协议签订后急剧恶化。从离婚协议本身亦无法看出双方约定每月5000元抚养费的基础是双方共同生活，吴某甲关于约定5000元抚养费的基础已经消失的主张不能成立。在吴某甲签订调解协议时，其还有一子需要抚养的情况已经客观存在，吴某甲以还有一子需抚养请求调低抚养费的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吴某甲请求调低抚养费及调整支付年限的证据不充分，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鉴于原审将抚养费调低至每月4000元，蒲某乙并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吴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国 林
代理审判员 伍 芹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硕（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