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云0114行初73号
原告王琼芬，女，汉族，1966年1月8日生，云南省嵩明县人。
委托代理人刘伯群，男，汉族，1949年2月16日生，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林传惠，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负责人姚振康，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艳，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雪梅，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余鹏，男，汉族，1983年9月24日生，系该公司主管，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赵毅敏，云南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
法定代表人乔贞强，职务院长。
委托代理人李乾，云南八谦（昆明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董诗桃，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王琼芬不服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昆明人社局）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的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6年11月30日受理后，由审判员司马衍、邓宗斌、人民陪审员马娅莉组成合议庭，2017年3月1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琼芬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伯群、林传惠，被告昆明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杨艳，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余鹏、赵毅敏，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的委托代理人李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昆明人社局于2016年5月25日受理原告王琼芬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按规定将认定结论送达当事人。
原告王琼芬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昆明人社局2016年7月15日对原告作出的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诉称:2002年1月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招用原告到其单位工作，工作岗位为该院康复科保育员。2013年1月1日，昆明市儿童福利院通过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劳务派遣的形式管理原告的工作，原岗位不变。
2016年3月26日，原告上夜班，当天夜间，原告整夜都在照顾生病儿童，没有休息过。次日早原告又接着打扫卫生、给孩子喂早餐、洗衣服。原告在洗完儿童衣物，前去二楼晾衣时，因劳累过度，头昏眼花，就从高1.03米的护栏处摔到了一楼。原告摔下去后昏迷不省人事。恰逢该院白班工作人员刘玉华来接班，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对原告进行急救。
2016年3月28日上午，原告被送至解放军533医院进行抢救治疗，诊断为：腰2椎体压缩性骨折（压缩全椎体1/2）伴椎管内占位。当天下午，医院在原告全身麻醉下进行了腰2椎体切开复位手术(现内置6颗钢针)。
2016年3月28日，即原告全麻手术第二天一早，在原告术后意识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原告所在康复科的负责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陈远连科长，强制原告丈夫刘绍群按照她的要求抄写一份材料给她，材料中必须抄写成是原告自己从楼上跳下去的，这样他们单位才给原告支付医疗费和申报工伤认定。原告丈夫是昆明市盲人五金厂的残疾人，家庭经济困难，为了给原告及时治疗，迫于陈远连的淫威，背着原告，按陈远连的要求抄写了那份与事实不符的材料。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相关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者利益的；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无效。”
综上所述，既然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所依据的材料是无效的，那么该认定书也应该是无效的，应该予以撤销，对原告在工作中因工作原因摔伤予以认定工伤。
被告昆明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被告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16年5月25日，我局受理王琼芬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后向用人单位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出《用人单位举证通知书》，该单位在规定时限内向我局举证。我局经审查用人单位和职工亲属提供的工伤有关材料，并开展调查工作。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程序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不予认定或者视同为工伤”的认定结论，并按规定送达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理由和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十种情形，受伤职工必须符合其中一项的法定情形又没有第十六条的禁止性情形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本案中，王琼芬自己跳楼受伤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法定要件及其他认定为工伤的法定要件。
三、原告所述理由不能认定为工伤。（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规定中的“工作时间”是指法律规定或者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包括不定时工作制的时间、合法加班的时间以及完成单位临时安排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是指覆盖工人因工作而需在场或前往，并在雇主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一切地点。“工作原因”是指伤害与其本职工作有必然联系。本案王琼芬作为用人单位派遣到儿童福利院的保育员，因遭受托管儿童亲属投诉，用工单位儿童福利院就该事件向其进行调查核实并予以处理，之后王琼芬未采取正确方式，自行跳楼的情形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的要件。（二）我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主张的观点与事实不符。首先，落款为2016年3月28日由原告口述、原告丈夫执笔的说明中，原告自认是其突然哭起来，自己往下跳的事实经过；落款为2016年4月2日由原告口述、原告丈夫执笔的情况说明中，原告自认跳楼起因是托管儿童亲属与其吵架后用工单位向其多次问话让其不堪重负导致跳楼，该事实与我局向其他证人调查的情况一致，并无证据证明原告与其丈夫受到威胁才写下该两份情况说明。其次，根据我局工作人员到现场勘查的结果来看，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在三楼设有洗衣房和专门晾晒衣物的场所，二楼扶栏没有任何可以晾晒衣服的设施，不存在也不允许在二楼扶栏上晾晒衣服。且扶栏自地面有1.03米的高度，原告身高1.56米，正常情况下不应出现因晾晒衣服从二楼摔到一楼的情况。第三，工伤认定中最重要的三要素之一是“工作原因”，认定为工伤必须满足“工作原因”这一法定条件，“工作原因”是指职工的行为是为了满足生产、工作的目的，而非因个人的目的。王琼芬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因生产、工作目的导致的伤害，也不是由于执行职务或业务而发生的伤害，而是自己故意跳楼所致，其所受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没有必然的联系，即非工作原因，因此不予认定为工伤。（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根据本条规定，本案王琼芬自残自杀的情形同样不能认定为工伤。
综上所述，我局对王琼芬作出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持我局依法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昆明市儿童福利院的陈述意见与被告昆明人社局的一致。
被告昆明人社局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第一组证据：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2、昆劳社通[2009]41号文件《关于调整工伤认定委托下放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3、昆劳社通[2009]130号文件《补充通知》。要证明被告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具有执法主体资格及权限。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琼芬及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对被告昆明人社局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第二组证据：4、《工伤认定申请表》；5、说明1份、《情况说明》2份、王琼芬、刘绍群身份证明、结婚证；6、诊断证明书、急诊病历；7、劳动合同及备案表；8、排班表；9、福利院的情况说明；10、华金福、陈远连证词及身份证明；11、调查笔录2份；12、现场照片；13、岗位职责；14、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要证明被告于2016年7月15日对王琼芬作出“不予认定或视同为工伤”的工伤认定结论的事实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琼芬对该组证据提出以下意见：第4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第5项证据中“2016年3月28日王琼芬（口述）刘绍群（执笔）”的书证认为笔迹和指纹不是刘绍群书写和按印，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2016年4月2日”和“2016年4月10日”的二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是刘绍群书写，但不能证明原告是故意从楼上跳下来摔伤的；对王琼芬、刘绍群身份证明、结婚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第6至第8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第9项的福利院的情况说明认为该情况说明没有任何人签字，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对第10、第11项证据不予认可。对第12项现场照片认为没有原件核对，不予认可。对第13、第14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第二组证据的第5项中“2016年4月2日”、“2016年4月10日”的《情况说明》及福利院的情况说明认为应当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认定本案事实，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对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第5项“2016年4月10日”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第三组证据：16、《工伤认定申请表》（同2组证据）；17、《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18、《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19、送达回证；20、授权委托书、介绍信及被委托人律师证、身份证明。要证明被告执法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琼芬及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对被告昆明人社局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第四组证据：21、《工伤保险条例》；22、《工伤认定办法》，要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以及工伤认定程序依据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琼芬及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对被告昆明人社局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原告王琼芬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要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经庭审质证，被告昆明人社局及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对原告王琼芬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第二组证据：3、云南省急救中心《电话受理记录单》；4、云南省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5、解放军533医院《急诊病历》；6、解放军533医院《门诊病历》；7、解放军533医院《入院记录》；8、解放军533医院《出院证》；9、刘玉华的《情况说明》；10、2016年4月14日陈远连的《情况说明》；11、杨红琼的《情况说明》。要证明2016年2月27日，原告在工作当中，因晾晒儿童袜子时不慎摔伤。
经庭审质证，被告昆明人社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3至第8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认可关联性，只能证明受伤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受伤与工作有关。对第9项刘玉华的《情况说明》认为刘玉华没有亲眼目睹原告坠楼的情况。对第10项陈远连的《情况说明》认为是一份传来证据。对第11项杨红琼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9、10、11项三个《情况说明》的证人也是事后到了现场，并没有目睹原告跳楼的情况。
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9、10、11项三个《情况说明》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三份情况说明并没有对原告如何摔伤做相应说明，只是事后的一个口述，并不是整个事件完整过程的反映，只是片面反映。
第三组证据：12、刘绍群《关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通知》。要证明刘绍群是听力障碍残疾人士；13、昆明市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情况；14、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机构代码证。要证明两个第三人的主体资格情况。
经庭审质证，被告昆明人社局及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对原告王琼芬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云南省劳动合同书》；2、《云南省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协议书》；3、《云南省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协议书》；4、《昆明市劳动合同登记名册（备案表）》；5、《补充协议》。要证明在本案案发时，原告王琼芬与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将原告王琼芬派遣至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工作。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琼芬、被告昆明人社局及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第二组证据：6、由原告王琼芬口述其丈夫刘绍群执笔的《情况说明》。要证明原告王琼芬对事发经过的陈述情况。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琼芬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要求做笔迹及指纹鉴定。
被告昆明人社局及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针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事项，也同时提出鉴定申请。
第三组证据：7、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康复科陈远连与儿童官佳琴对话录音（2016年4月8日）及录音文字整理稿；8、儿童官佳琴《常住人口登记表》；9、刘玉华出具的《情况说明》；10、陈远连出具的《情况说明》；11、华金福出具的《关于护理员王琼芬摔伤的处理经过》；12、杨红琼出具的《情况说明》；13、《昆明市儿童福利院职工为王琼芬捐款名单》、王琼芬出具的《收条》；14、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到医院到原告家中看望慰问原告王琼芬的视频资料。要证明：1、事发后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康复科陈远连走访了解事发经过，事发前原告与儿童官佳琴发生对话，官佳琴全程目睹事发过程，该录音文字整理稿为陈远连向官佳琴了解事发经过录音。从官佳琴的描述，原告王琼芬系自己从二楼跳下致伤；2、证人刘玉华、陈远连、华金福、杨红琼对事发经过的陈述；3、原告受伤后，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组织职工捐款，并已将捐款交给原告王琼芬。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琼芬对第7项对官佳琴的录音及录音整理的资料认为该证据的取证从程序到实质都是违法证据，对合法性不予认可。对第8、9、12、13、14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10、11项证据认为华金福和陈远连陈述的都是传来证据，不予认可。
被告昆明人社局对第7、8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第9、10、11项刘玉华、陈远连和华金福的《情况说明》，认为刘玉华是在事发后才知道原告摔伤的情况，其陈述是不全面的，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第13、14项捐款名单和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关联性。
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官佳琴的录音认为取证形式上有一定瑕疵外，其余意见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没有证据向本院提交。
本案中原告申请的证人刘绍群出庭作证，要证明“2016年3月28日王琼芬（口述）刘绍群（执笔）”的书证上的笔迹和指纹不是刘绍群书写和按印。同时，原、被告及第三人均对“2016年3月28日王琼芬（口述）刘绍群（执笔）”的书证均提出鉴定申请，本院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天禹司法鉴定中心[2017]司鉴字第532027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书证“落款处‘刘绍群’签名上按有的指印与提取作比对检验的刘绍群捺印的样本右手拇指指印是同一人所留”及“落款处‘王琼芬’签名上按有的指印与提取作比对检验的王琼芬捺印的样本右手拇指指印是同一人所留”；出具天禹司法鉴定中心[2017]司鉴字第53202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书证上“全部内容检材字迹与提取作比对检验的刘绍群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
经质证，原告王琼芬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的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鉴定结论。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综合诉辩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昆明人社局提交的证据中第一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第二组证据中的第5项“2016年3月28日刘绍群（执笔）王琼芬（口述）”的书证、“2016年4月2日王琼芬”《情况说明》、“2016年4月10日刘绍群（执笔）王琼芬（口述）”《情况说明》”三份证据材料，系原告单方制作的自己关于事故发生经过的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的性质，其中存在的矛盾之处将结合其他证据佐证案件的事实，第二组的其余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王琼芬提交的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第三组证据中第7项陈远连与儿童官佳琴对话录音（2016年4月8日）及录音文字整理稿，因证据形式欠缺法定要件，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第三组其余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各方当事人申请对“2016年3月28日刘绍群（执笔）王琼芬（口述）”的书证进行鉴定后，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及人员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结论有依据，该两份鉴定意见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该份书证系原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申请鉴定，也是证人刘绍群当庭否认并愿意申请鉴定，鉴定结论与刘绍群当庭的陈述相互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二）项“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试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第（七）项“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之规定，证人刘绍群与本案原告具有亲属关系，其作出的有利于原告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王琼芬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构成要件，能否被认定为工伤，即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本院认为，首先，认定工伤的法定要件是事故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事故发生是因工作原因导致，本案的有效证据能够证实以下事实：王琼芬系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职工，被派遣到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从事保育员工作；事故发生时是其工作时间即2016年3月27日上午7:40分左右，王琼芬在给孩子吃早点；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工作场所即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但本案的证据不能证实王琼芬从昆明福利院二楼掉下摔伤与工作原因有关，即王琼芬所受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其次，“2016年3月28日刘绍群（执笔）王琼芬（口述）”的书证经过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绍群”、“王琼芬”的指印与本人一致，书证的字迹与刘绍群本人一致。刘绍群、王琼芬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书写、捺印的书证承担后果。该书证证明了王琼芬受伤是自己往下跳所致，且书证的内容与证人陈远连、华金福证言一致。“2016年4月2日王琼芬”《情况说明》、“2016年4月10日刘绍群（执笔）王琼芬（口述）”《情况说明》”同样系原告单方陈述，但上述证据对王琼芬如何受伤的事实的描述与“2016年3月28日刘绍群（执笔）王琼芬（口述）”的书证不一致，并且不一致之处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王琼芬在诉状中陈述是因为劳累过度，在晾晒衣服时摔到一楼，庭审中陈述是在晾晒袜子时，因袜子掉落，自己去拿袜子摔到一楼。二楼护栏的高度有1.03米，原告王琼芬身高1.50米以上，无论其何种陈述均不能按常理导致原告越过扶栏摔到一楼。最后，本案的其他证据也能证实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故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王琼芬系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职工，被派遣到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从事保育员工作。2016年3月27日上午7:40分左右，王琼芬在昆明市儿童福利院给孩子吃早点时，因之前与用工单位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发生工作上的分歧，自己从福利院二楼跳至一楼受伤。后被昆明市儿童福利院送至解放军第533医院抢救，经医院诊断为腰2椎体压缩性骨折伴椎体管内占位。王琼芬于2016年5月10日向昆明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昆明人社局受理后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本院认为：原告王琼芬作为工伤认定中受伤害的劳动者，对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服，依法享有起诉的权利，是适格的原告。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昆明人社局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行政机关，有权对辖区内的劳动及工伤社会保障纠纷进行裁决处分，故被告昆明人社局行政主体资格适格，具有执法权限。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被告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用人单位，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是王琼芬的实际用工单位，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依法应参加诉讼。如前所述，原告王琼芬所受事故伤害不能被依法认定或视同为工伤，王琼芬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情况，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申请鉴定，并向鉴定机构支付以下鉴定费用：原告王琼芬支付4000元，被告昆明人社局支付2500元，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500元，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支付2500元。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有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出鉴定申请，应当自行负担各自的鉴定费用。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第六十二条，以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琼芬请求撤销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1603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琼芬承担。各方当事人已支付的鉴定费用（原告王琼芬支付4000元，被告昆明人社局支付2500元，第三人昆明厚致百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500元，第三人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支付2500元），各方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司马衍
审 判 员 邓宗斌
人民陪审员 马娅莉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