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02民初1787号
原告：马爱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大保，湖北三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保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相祖，湖北凡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襄阳中支公司）。
代表人：蒋治文，平安财险襄阳中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伟，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爱民与被告袁保国、平安财险襄阳中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爱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大保、被告袁保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相祖、被告平安财险襄阳中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爱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平安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82922.11元［其中，医疗费8351.21元、误工费5000元、护理费627.9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60元、交通费100元、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6428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不足以弥补原告损失的部分由被告平安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袁保国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23日16时30分，原告站在被告袁保国驾驶的车辆前方扶吊车吊起的货物，货物摆动时将原告左手挤压仓库大门之间，造成原告左手拇指断裂。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襄阳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7天，花医疗费8351.21元。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原告无责任，被告袁保国负全部责任。原告的伤情经法医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双方为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无果。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袁保国辩称：本案属被保险车辆在作业过程中致伤原告的意外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根据保险条款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事故认定书中有关其负全责缺乏事实依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平安财险襄阳中支公司辩称：本次事故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系特种车辆在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原告各项损失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原告受伤时在车上，属车上人员险赔偿范围；原告各项诉讼请求过高，请求依法核减；其公司不承担诉讼费、鉴定费；请求驳回原告对保险公司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12月23日16时30分，被告袁保国驾驶鄂f×××××号重型普通货车在襄阳市樊城区邓城大道解放店北侧湖北信通物流公司院内16号仓库向后倒车出仓库大门时，未注意观察，致在货车车厢上站立用手扶货物的马爱民左手与仓库大门挂碰，造成马爱民左手受伤的交通事故。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樊城大队于2017年1月6日作出襄（樊城）公交认字［2016］第b66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袁保国驾驶机动车辆违反货车载人规定，倒车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及第五十条：“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附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之规定，在事故中有全部过错，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马爱民无责任。
本案肇事车辆鄂f×××××号重型普通货车（随车起重运输车）登记所有人为襄阳市路得安运输有限公司，实际系袁保国夫妻所有，挂靠在襄阳市路得安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经营。被告袁保国之妻朱小会与襄阳市路得安运输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了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有效期为三年）。被告袁保国持有准驾车型为b2的驾驶证。襄阳市路得安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为鄂f×××××号重型普通货车仅投保了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3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且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事故发生后，原告马爱民被送至襄阳市中医医院救治。原告为此支付急救费390元、门诊医疗费262.80元。后原告马爱民在该院住院治疗7天，并于2016年12月30日出院，花住院医疗费7698.41元。入院及出院诊断均为（西医）：左（l）手拇指末节软组织骨质缺损骨外露。出院医嘱：1.继续药物巩固治疗，保持伤口干燥，预防感染，伤口换药，2-3天／次；2.注意休息；3.术后14天视伤口愈合情况门诊医师指导拆线；4.尿素8.66↑mmol／l，注意复查，肾病科门诊自行治疗；5.如有不适，随时就诊。2017年1月17日，襄阳中立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襄中立司鉴所［2017］法医初鉴字第0040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马爱民左手拇指远节缺失之损伤构成《道标》ⅹ（十）级伤残。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800元。
事发后，被告袁保国向原告支付现金5000元，用于原告的医疗费。原告马爱民经常居住地在襄阳市襄城区庞公河心村村民委员会。原告之女马琴琴出生于1999年8月20日。原告之母出生于1945年3月11日，共育有子女四人。原告之父已于1973年去世。原告定残时，其女已年满17岁，其母已年满71周岁。
庭审中，被告袁保国对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提出异议，认为事故认定书查明的事实与实际事实不符，原告马爱民站在车下前方扶车辆所吊的货物时，吊运过程中，货物摆动时与右后车厢发生碰撞挤到原告的左手，原告受伤时不是在车上，交警部门认定袁保国负事故全部责任无依据，不应采信。原告马爱民在庭审中陈述其在车下扶货物，本身吊的东西不平衡，扶着的货物要倒挤到门时碰伤其手，并称事发后血流过多、饥饿，记忆不清。而事发后袁保国于2016年12月23日19时50分至20时20分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对事情经过陈述称：“2016年12月23日16时30分许，我驾驶鄂f×××××号重型货车在湖北信通物流公司院内的16号仓库倒车时，没有注意，车厢上的装卸工马爱民在车上帮我看路，倒车过程中，马爱民的手扶着车上货物角铁时与仓库大门相挂，马爱民左手大拇指第一指节被挤断，我听到马爱民喊声后停车，我下车查看后联系朋友开车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大约17时多我电话通知保险公司，后来又报了警。”对事发前双方状态陈述称：“事发前，我驾驶大货车从仓库内向外倒车，车上拉的铁架子，倒车速度不快，可能倒车角度没有把握好，我货车左车厢离仓库大门距离非常近，仓库内没有灯，视线不太好，当时我倒车时车上货物有点超出车厢，马爱民自己主动上车厢上帮忙扶着，我也没有反对他上车，更没有制止他站在车上，马爱民站在车厢上帮我看路，倒车时我没注意他手扶着铁架子。”马爱民于2016年12月24日13时10分至40分在襄阳市中医医院住院部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对事情经过陈述称：“2016年12月23日16时30分许，袁保国驾驶货车在邓城大道北侧湖北信通物流公司院内倒车，当时我站在车厢上，因为货车拉的角铁有点超宽，而仓库门又比较窄，不好倒车，我站在车厢上帮他看着路，因为袁保国车头在仓库内，仓库视线有点暗，当他向后倒车时，货车左车厢离仓库大门比较近，我用手赶紧扶了一下超宽的角铁，他刚好货车向后一倒，将我左手大拇指挤到仓库大门上了，当时我大拇指第一指节就被绞断了，血就流出来了，我赶紧喊袁保国停车，袁保国将车停下，袁保国见状赶紧联系朋友开车将我送市中医院。”经质证，原告马爱民称其在车下受伤，当时车在仓库中间的场地上，是车主让其说在仓库大门口，向交警部门陈述是车主和老板协商后，安排其这样说。被告袁保国称在交警队的陈述是老板黄春明让其说的，事发时马爱民在车下受伤。后本院通知被告袁保国通知其老板黄春明到庭接受质询，但黄春明至今未到庭，且袁保国未对其主张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被告袁保国为证明事发时马爱民在车下受伤，提交了证人李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看见鄂f×××××的车号司机在场地吊装时，由黄春明的工人马爱民在地面上扶，不小心伤到马爱民的左手大拇指。我看到的就是这些。”经质证，原告马爱民对上述证明的内容不持异议；但被告平安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对该证明不予认可，认为无证据证明事发时证人在现场，而马爱民及袁保国于事发后第一时间在交警部门的陈述均称马爱民在车上受伤。
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属实。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原告受伤时是在肇事车辆之上还是在车辆之外。原告马爱民及被告袁保国于事发后第一时间在交警部门的陈述均称袁保国倒车时，马爱民在车厢上扶着车上货物（角铁）帮袁保国看路，货物与仓库大门碰撞挤伤原告左手拇指。原告马爱民与被告袁保国于事发后第一时间对事发经过的细节陈述非常详细且二人陈述一致，该陈述更具有可信性，交警部门根据涉案双方的陈述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原告马爱民与被告袁保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均否认了在交警部门的陈述，并主张马爱民受伤时在车下，但原告马爱民在收到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后并未提出异议，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而被告袁保国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故原告马爱民、被告袁保国关于马爱民受伤时在车下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袁保国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因过错行为造成站在其车车厢上的原告马爱民受伤，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肇事车辆虽在被告平安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马爱民受伤时属本车上人员，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第三者”的范围，故原告主张被告平安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马爱民因本案事故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侵权人袁保国予以赔偿。
对原告马爱民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依法评析认定如下：
原告主张医疗费8351.21元，有正规医疗费票据证实，但其中包含被告袁保国支付的5000元，原告实际自付医疗费3351.21元，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只认定医疗费3351.21元；原告主张误工费5000元（25天×200元／天）过高，原告因伤住院治疗7天期间确存在误工，其出院时医嘱其注意休息，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院外需休息误工的天数，而原告主张其在外务工每天收入200元无证据证明，原告系农村居民，且经常居住地在农村，故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可参照2017年度湖北省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计赔误工费，即认定误工费603.38元（2017年度湖北省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31462元÷365天／年×7天）；原告主张护理费627.90元（7天×89.70元／天），原告因伤住院治疗期间确需他人护理，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本院认定护理费626.68元（2017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32677元÷365天／年×7天）；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560元（80元／天×7天）过高，本院依规支持140元（20元／天×7天）；原告主张交通费100元，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考虑到其就医的时间、地点以及次数等因素，结合原告提供的相关票据，本院酌定予以支持；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64283元（2017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9386元×20年×10%＋被扶养人生活费：其母2017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20040元×9年×10%÷4人＋其女2017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20040元×1年×10%÷2人），原告经常居住地在农村，且原告未举证证明事发前其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其所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故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本院认定残疾赔偿金25450元（2017年度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2725元×20年×10%），原告定残后其女还需扶养1年，其母还需扶养9年，原告之女一年需被扶养人生活费546.90元（2017年度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10938元×1年×10%÷2人），原告之母一年需被扶养人生活费273.45元（2017年度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10938元×1年×10%÷4人），二被扶养人一年需被扶养人生活费共820.35元，未超出上一年度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0938元，故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3007.95元（其女2017年度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10938元×1年×10%÷2人＋其母2017年度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10938元×9年×10%÷4人），即对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认定28457.95元；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综合考虑到本案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支持3000元。
综上，本院支持原告马爱民因本案事故受伤遭受的合理、合法损失为：医疗费3351.21元、误工费603.38元、护理费626.6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元、交通费100元、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8457.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共计36279.22元。依法应由被告袁保国予以全部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袁保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马爱民各项损失共计36279.22元；
二、驳回原告马爱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5元，由原告马爱民负担177元，被告袁保国负担13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青燕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马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