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民终11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玉龙，男，1988年9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中伟，上海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芯怡，江苏名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祝龙，男，1977年8月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安徽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玉龙因与被上诉人祝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6民初74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玉龙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祝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祝龙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审漏判，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但未在庭审中释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及双方权利义务。曹玉龙在一审中多次要求处理合同解除后的车辆返还问题，一审法院未予理会且判决事项未涉及，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查明事实不清，认定法律关系有误。1.现有证据及客观事实反映，曹玉龙、祝龙之间的合同标的系车辆质押权，而非车辆所有权。祝龙清楚知悉涉案车辆所有权人是祁发锋，且《汽车转押协议》特别约定如车主赎回车辆应积极配合等。祝龙于本案中主张双方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违背客观事实。2.一审法院遗漏查明祝龙将涉案车辆交给合肥睿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东公司）的相关过程，未认定该行为性质。即使睿东公司与祁发锋之间是抵押合同关系，睿东公司行使抵押权相对方系祁发锋，也非祝龙。祝龙作为转质押权利人，无权将涉案车辆交给睿东公司。祝龙应向睿东公司主张返还车辆。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即使涉案合同性质为车辆买卖合同、曹玉龙无权处分，也不影响合同有效。祝龙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情形，故祝龙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解除，系适用法律错误。
祝龙辩称：一、双方之间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祝龙、曹玉龙之间除本案车辆买卖交易外，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曹玉龙因对祝龙负有债务而将质权转让给祝龙的事实基础。结合双方一审庭审中对《汽车转押协议》签订情况的陈述及协议签订后对价支付、车辆交付的行为，双方签订的协议名为车辆转押协议，实为车辆买卖协议。二、曹玉龙无权擅自处分涉案车辆，因曹玉龙无权处分导致涉案车辆所有权未能转移的，祝龙作为买受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三、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如曹玉龙认为有请求需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可向法院提出反诉或通过其他方式处理。四、涉案车辆并非祝龙主动交付睿东公司，睿东公司对涉案车辆享有的抵押权在车辆管理所办理了登记手续，其以实现抵押权为由在派出所将该车辆拖走，派出所亦要求祝龙将车辆交付睿东公司，祝龙对此没有过错。曹玉龙并非涉案车辆所有权人，无权要求祝龙返还涉案车辆。
祝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解除祝龙、曹玉龙之间的《汽车转押协议》；曹玉龙返还祝龙146995元（含中介费2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祝龙（乙方）与曹玉龙（甲方）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汽车转押协议》一份，记载：甲方将皖Ａ×××××白色奥迪车（型号为FV7205LADBG，登记所有权人为祁发锋，登记抵押权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合肥睿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押给乙方；甲方保证对车辆享有质押权，享有转质押权利；车辆转押时甲方应向乙方交付车辆有关权属权利证书及相关手续；该车辆转押后发生交通事故，交通违章等所产生法律责任、经济责任与甲方无关；如车主需要赎回车辆，甲乙双方协商后应积极配合甲方赎回车辆。同时，该合同下方的空白处还手写有“该车辆转押后发生的被盗、被抢及交通事故、交通违章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发生的任何经济责任与甲方无关，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该协议签订后，祝龙即向曹玉龙支付了对价144995元，并向中介方支付2000元中介费。曹玉龙也向祝龙交付了案涉车辆。同时，曹玉龙还向祝龙交付了祁发锋签署的《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委托书》及《收条》各一份。其中《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记载：借款方将自己名下的汽车即案涉汽车质押给出借方以获得借款105000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12月14日至2017年1月14日。该合同的出借方一栏有祁发锋的签名。《委托书》记载：祁发锋如逾期不能还清借款即委托＿全权处置借款时质押的案涉车辆。《收条》记载：祁发锋收到金彪现金105000元（其中转账金额为100000元）。一审审理中，曹玉龙表示《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中祁发锋的签名写错了地方，祁发锋实际上是借款人，而非是出借人；金彪是其合伙人，与祁发锋的借款手续都是金彪办理的。金彪亦到庭表示收条中的款项是曹玉龙直接转给祁发锋的，收条等手续是其办的，所以写的是其名字。
2017年1月18日，曹玉龙将案涉车辆的登记信息（含上述两抵押权人信息）发给祝龙妻子。2017年3月28日，案涉车辆被抵押权人睿东公司拉走。
一审审理中，祝龙陈述：其是通过朋友认识的曹玉龙，并口头商定由曹玉龙将案涉车辆卖给其；当时，曹玉龙还称车辆的银行抵押快还清了，到时候如果车主要赎车，其可以还，也可以不还；于是，其在看好车后向曹玉龙支付了车款；至于协议，是曹玉龙提供的，而且说只要签个协议就可以，于是其就直接签了；但双方之间实际并无债权债务关系与转质押关系，而是买卖关系。曹玉龙先确认其与祝龙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并陈述：其并未告知祝龙是将案涉车辆卖给祝龙的，而仅是告知祝龙案涉车辆是抵押车，不能过户的，如果能过户就不止双方约定的价格了。后又陈述：中介带祝龙来买车的时候，其先还不想卖，并问祝龙是不是做车辆转让等生意的同行；祝龙说不是同行，但表示没事的。
以上事实，有祝龙提供的汽车转押协议、付款凭证、情况说明、机动车信息、情况说明、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委托书、收条，曹玉龙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汽车转押协议以及本院制作的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曹玉龙与祁发锋及案涉车辆的关系问题。根据曹玉龙提供给祝龙的《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委托书》及《收条》，再结合曹玉龙向车辆登记所有权人祁发锋转账及金彪的陈述，可认定祁发锋向曹玉龙借款并将案涉车辆质押给了曹玉龙。也即，曹玉龙作为质权人对出质人祁发锋的案涉车辆享有质权。
关于祝龙与曹玉龙的关系问题。曹玉龙依据其与祝龙签订《汽车转押协议》主张双方间系转质押关系。祝龙则主张与曹玉龙系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虽该二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名为《汽车转押协议》且协议中也记载曹玉龙对案涉车辆享有的是质权以及车主如需赎回，双方应在协商后予以配合，但根据该二人关于《汽车转押协议》签订情况的陈述及协议签订后祝龙向曹玉龙支付对价，曹玉龙向祝龙交付车辆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履行行为，可认定祝龙、曹玉龙之间并不存在基于担保债务而形成的转质押合意，而是名为车辆转押协议实为买卖合同关系。据此，祝龙主张双方签订的《汽车转押协议》实际应是买卖合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
关于《汽车转押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祝龙、曹玉龙之间实际是以曹玉龙享有案涉车辆处分权为基础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在曹玉龙实际仅享有该车辆质权的情况下，曹玉龙出卖案涉车辆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据此，祝龙要求解除该名为转押协议，实为买卖合同的《汽车转押协议》，合法有据，应予支持。解除时间为曹玉龙收到本案诉状副本之日即2017年5月10日。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及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祝龙、曹玉龙的车辆买卖合同因曹玉龙对车辆不具有处分权而解除，故祝龙要求曹玉龙返还其支付的对价，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但金额应为144995元。至于案涉车辆，因已被抵押权人睿东公司拉走，且祝龙、曹玉龙对案涉车辆抵押情况均知晓，故案涉车辆无法由祝龙返还给曹玉龙以及祝龙因此支付的购车中介费2000元损失的风险应由其二人各自承担。
另，案涉车辆虽已被抵押权人睿东公司拉走，但祝龙也实际占用使用2月有余，故祝龙应向作为质权人的曹玉龙支付相应的车辆占有使用费。至于占有使用费的金额，一审法院综合案涉交易价格及祝龙的实际占有使用的期间等因素，酌情确定为3000元。
综上所述，祝龙、曹玉龙签订的《汽车转押协议》于2017年5月10日解除；曹玉龙返还祝龙价款144995元；祝龙支付曹玉龙占有使用费3000元。考虑到支付便利，前述两项付款义务直接相抵，即曹玉龙实际返还祝龙价款14199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祝龙与曹玉龙签订的《汽车转押协议》于2017年5月10日解除。二、曹玉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祝龙价款141995元。三、驳回祝龙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20元、财产保全费1270元，合计2890元，由曹玉龙负担。
二审另查明，曹玉龙作为甲方、祝龙作为乙方签订的《汽车转押协议》载明：“甲方现将车牌号为皖Ａ×××××的车辆转押给乙方，具体协议如下：一、车辆品牌奥迪型号FV7205LADBG车架号＿发动机号524971车辆实际公里数3053644颜色白色车辆转押价格＿大写＿。二、甲方保证对上述车辆享有质押权，享有转质押权利。三、车辆转押时甲方应向乙方交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书以及相关手续。四、该车辆转押后发生交通事故，交通违章等所产生法律责任，经济纠纷与甲方无关。五、如车主需赎回车辆，甲乙双方协商后应积极配合甲方赎回车辆。六、甲方保证该车辆为车主本人抵押在甲方并且履行了相关手续，同时也告知了车主预期后果的利害关系。七、甲方保证该车辆不会变性为，盗抢，诈骗，租赁车辆，否则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合同下方空白处（手写）：“该车辆转押后发生的被盗、被抢及交通事故、交通违章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发生的任何经济责任与甲方无关，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审再查明，祝龙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于2017年4月持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调查令至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调取涉案车辆登记信息，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就涉案车辆出具的车辆登记信息载明，涉案车辆抵押情况为：“抵押登记日期2016年1月20日，抵押经办人阮成，抵押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抵押登记日期2016年11月15日，抵押经办人唐敏，抵押权人合肥睿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高校园区派出所于2017年4月27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7年3月28日下午，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高校园区派出所接报警称有人在芜湖市弋江区中央城Ca区地下车库因为车辆问题发生纠纷。民警到现场了解系：祝龙（身份证号码为）于2017年元月17日购买了一辆二手奥迪Q3汽车（车牌号皖Ａ×××××，发动机号52491，车架号LFV3B28U7F3053644），停放在芜湖市弋江区中央城Ca区地下室停车场内，合肥睿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现后以其对该车享有抵押权并出示相关证明材料后要求将车开走，双方争执不下，后将车开到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高校园区派出所内进行处理。合肥睿东投资管理公司在向公安机关承诺将该车拉走后按照国家规定处理，并当场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后于当日将该车拉回合肥。特此说明。”
二审中，曹玉龙陈述，其认为其与祝龙之间是债权转让关系。
上述事实，由祝龙提交的《汽车转押协议》，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出具的车辆登记信息，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高校园区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曹玉龙、祝龙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汽车转押协议》，祝龙向曹玉龙支付对价144995元后，曹玉龙将涉案车辆交付祝龙。2017年3月28日，睿东公司、祝龙因涉案车辆发生争议，双方至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高校园区派出所处理，后涉案车辆被睿东公司拉走。祝龙因此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其与曹玉龙之间签订的《汽车转押协议》，并由曹玉龙返还车辆相应款项等。
关于祝龙、曹玉龙之间的关系，曹玉龙二审中认为双方是债权转让关系。祝龙认为，双方之间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曹玉龙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祁发锋出具的《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委托书、收条等，因祁发锋并非本案当事人且未到庭，本院对上述材料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上述材料真实，曹玉龙据此对祁发锋享有105000元债权并就涉案车辆享有质权，却以144995元对价将上述债权转让于祝龙，有悖日常经验法则，故曹玉龙认为其与祝龙之间系债权转让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祝龙、曹玉龙一致确认，双方之间除涉案车辆款项往来外无其他债权债务。曹玉龙与祝龙签订《汽车转押协议》，缺乏为担保债务而设定质权的基础条件，故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系汽车转质押关系。根据曹玉龙、祝龙关于《汽车转押协议》签订情况的陈述及协议签订后双方之间对价支付、车辆交付的相关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
本案中，祁发锋并未到庭确认曹玉龙就涉案车辆享有质权，曹玉龙将涉案车辆卖于祝龙，属于无权处分，但上述无权处分行为不影响《汽车转押协议》效力，涉案《汽车转押协议》应为合法有效。涉案车辆被登记抵押权人睿东公司拉走，导致祝龙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解除情形，祝龙要求解除合同并由曹玉龙返还车辆价款，应予支持。一审法院酌情扣除祝龙两个月车辆使用费后判决由曹玉龙返还祝龙141995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曹玉龙在本案一审中并未提出要求祝龙返还涉案车辆的反诉请求，其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曹玉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元，由上诉人曹玉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军芳
审判员 叶 刚
审判员 周 红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