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5民初79号
原告:江西凯瑞林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樟树市观上镇。
法定代表人：邹小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顺，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毛，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宜支行。住所地江西省分宜县天工大道西侧***号。
负责人：罗剑，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男，1987年4月20日生，汉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员工，住新余市渝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海珠，男，1972年1月22日，汉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员工，住，
被告：江西省物资储运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意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波，江西经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黄平，江西经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分宜县鸿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分宜县城西货场。
法定代表人：罗冬苟，该公司经理。
原告江西凯瑞林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原告）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宜支行（下称工行分宜支行）、被告江西省物资储运总公司（下称储运公司）、被告分宜县鸿辰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鸿辰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6年7月7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顺、李小毛，被告工行分宜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钟海珠，被告储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波、吴黄平，被告鸿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冬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工行分宜支行、储运公司、鸿辰公司共同赔偿原告损失共计约240万元，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2年工行分宜支行因借款合同纠纷起诉鸿辰公司，对鸿辰公司货场内的所有煤炭申请了财产保全。原告因有2500吨煤炭和300吨煤矸石存放在该货场内，立即对该保全提出了异议。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鸿辰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冬苟调查询问时，罗冬苟口头承认货场内2500吨煤炭和300吨煤矸石的所有人为原告。在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原告、储运公司、工行分宜支行在场的情况下，罗冬苟对以上属于江西原告所有的煤炭和煤矸石的具体位置进行了指认。原告也提供了煤炭采购过磅单、《煤炭及计量设施租赁协议》、支付货场租金的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但至今原告的煤炭和煤矸石没有解封，被当成鸿辰公司的财产拍卖处理。工行分宜支行在明知查封错误的情况下要求继续查封原告的财产。储运公司在没有履行监管职责，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将原告所有的2500吨煤炭和300吨煤矸石认为是被质押的煤炭。鸿辰公司隐瞒煤炭被质押、被监管的事实，将货场租赁给原告。因以上三被告共同的原因导致原告所有的煤炭和煤矸石被拍卖处理，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此，原告提起诉讼。
被告工行分宜支行辩称，1、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对诉争的2500吨煤炭和300吨煤矸石享有所有权。2、工行分宜支行基于维护贷款债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和保全，并依据生效判决提起强制执行申请，均为合法行为，并非侵权行为。且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产生了240万元的损失，有故意夸大损失赔偿金额之嫌。3、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在之前工行分宜支行诉鸿辰公司的诉讼中应为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其因自身原因未参加诉讼，也未在知道权益受损的六个月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视为放弃其诉权。另外原告提出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未在15日内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应视为第二次放弃其诉权。原告在程序上已经两次放弃主张权利，实质已丧失诉权，其提起本次诉讼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驳回起诉。
被告储运公司辩称，1、原告从未委托过储运公司看管煤炭，即便原告对诉争煤炭享有所有权，也是因为鸿辰公司刻意隐瞒煤炭被质押被监管的事实，将货场租给原告所造成的。在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执行措施的过程中，原告提出了保全异议与执行异议，法院先后驳回其异议，储运公司基于与工行分宜支行及鸿辰公司的三方协议、法院的保全与执行裁定，监管、协助保全、协助执行该批煤炭，合理合法，并未侵害原告的权利。2、生效判决书已认定工行分宜支行对分宜城西货场内重量为6530.38吨煤炭享有质权，原告主张煤炭其中的部分为其所有，应追究鸿辰公司以无所有权财产出质导致损失的责任；如果原告认为工行分宜支行对该批煤炭不享有质权，则应申请再审。综上，储运公司从未侵害原告的权利，请求法院依法裁判，驳回原告对储运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鸿辰公司辩称，鸿辰公司对原告在货场内存放煤炭的事实一直都予以认可，也从未隐瞒，并且还挂上标志牌予以提示。但鸿辰公司无权干涉执法，原告起诉鸿辰公司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对鸿辰公司的诉请。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一、从各地采购煤炭的资金往来凭证、过磅单、承运人出具的运费收据。拟证明：原告从乐平、南昌、湾坡、辽市、西村等地采购煤炭合计约7704吨，由承运人黄海涛、徐长平、陈轰林、武海龙送到本案所涉货场。
经质证，工行分宜支行、储运公司、鸿辰公司均认为该组证据材料是原告采购煤炭的相关凭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这些煤炭曾经送至本案所涉的货场。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该组证据可予以认定。
二、《煤炭及计量设施租赁协议》、《煤炭存放协议证明单》、转帐凭证三张、租金收据两张、押金收据一张。拟证明：原告租赁鸿辰公司的货场用于存放煤炭，原告支付租金，截止至2012年5月30日，经原告与鸿辰公司双方确认，原告尚剩余2500吨库存煤炭在货场。
经质证，工行分宜支行认为，《煤炭及计量设施租赁协议》上只有鸿辰公司的盖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签订时间是在2012年3月13日，发生在工行分宜支行与鸿辰公司签订商品融资监管协议办理贷款之后，鸿辰公司无权对货场另行出租，因此该协议是无效协议。《煤炭存放协议证明单》不能证明原告的煤炭存放在案涉货场。转账凭证的收款人是罗小勇，用途是货款，因此不能证明转账是用于租金支付。储运公司认为，《煤炭及计量设施租赁协议》明显违反了三方签订的商品融资监管协议，鸿辰公司无权再将货场租赁给原告。《煤炭存放协议证明单》是鸿辰公司单方出具的，与事实不符。该组证据材料已由（2012）余民二初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认定为不能确认案外人对货场煤炭具有所有权。鸿辰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所涉及的事实均发生在原告与鸿辰公司之间，当事人鸿辰公司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该组证据可予以认定。
三、《煤炭购销合同》、分宜县涌泉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结算清单8页、增值税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前三份证据材料拟证明煤炭当时出售价格以及数量，《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在工行分宜支行诉鸿辰公司与储运公司的案件中对热卡量所作的鉴定，拟证明原告存放在案涉货场的煤炭重量。
经质证，工行分宜支行、储运公司、鸿辰公司均认为，不能因另案鉴定意见书中所涉及的五堆煤炭的重量与本案原告主张的煤炭重量大致相同，即认定原告对案涉货场内2500吨煤炭享有所有权；另该组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向分宜涌泉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的煤炭是从案涉货场内运出的。
本院认为，原告作为一外地企业，在分宜租赁货场用于与当地公司进行煤炭交易，符合常理。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分宜县涌泉贸易有限公司在2012年期间存在长期购销煤炭关系。至于货场内剩余煤炭重量，应当以直接当事人鸿辰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据来进行认定。
四、《谈话笔录》一份、《公安询问笔录》。拟证明：鸿辰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冬苟在接受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的调查询问时，以及在原告报案后公安机关进行询问时，罗冬苟亲口承认其出租给原告使用的货场内的煤炭归原告所有。
经质证，工行分宜支行、储运公司均认为，该两份笔录反映的事实是，罗冬苟确认诉争货场内有15000吨煤炭是用于向工行分宜支行质押，并未确定原告所存放煤炭的具体数额，且罗冬苟的陈述仅为个人陈述，真实性不能认定。鸿辰公司对该两份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
本院认为，《谈话笔录》、《公安询问笔录》能够证明罗冬苟在接受法院、公安调查询问时，承认原告在案涉货场中存放有煤炭，但对于原告所存放煤炭的数量，罗冬苟并不清楚。
五、《财产保全异议申请书》、《执行异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在知道权利被侵害后向法院提出了异议。
经质证，工行分宜支行、储运公司、鸿辰公司均认为，该份证据材料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违反了法律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原告在2012年8月2日对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已提起了财产保全异议，应当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并没有参加诉讼，也没有在知晓权利被侵害后6个月内提起相关的诉讼。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该组证据可予以认定。
六、煤炭购销合同、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煤炭买卖合同；2012年2月15日的网上银行记账凭证、2012年2月22日工行记账凭证（该组证据系重审中提交）。拟证明：1、原告从江苏科尔能源有限公司以790元一吨购进1000吨煤炭后以830元一吨卖给新化县和天顺煤炭经营部，因此原告就该1000吨煤炭的损失为83万元；2、从生米码头到分宜货场的运费为4.3万元。3、生米码头的租金为0.9万元。
经质证，工行分宜支行认为，1、对于合同和过磅单发票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即使合同真实，也仅能证实原告曾向江苏科尔公司购买过煤炭，但原告所举全部证据，均不能证明该煤炭存放在本案货场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2、对于付款凭证，假如是真实的，只能证实原告有过付款行为，不能证明货物运到了鸿辰贸易的货场内。储运公司认为，认可工行分宜支行的质证意见，原告所谓的运费实际是货款，并不是运费；如果是运输到港，应提供相应的运输合同以及货物交付凭证证实该合同是否履行、是否将1000吨煤炭运输到了鸿辰贸易的货场。鸿辰公司认为，不清楚该批货物是否运到了货场。
本院认为，原告原审中已举证（即第一组证据）证明了货物的来源。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从江苏购进的1000吨煤炭运至了案涉货场，故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七、原告与辽市煤矿、湾坡煤矿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原告与分宜涌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发票（该组证据系重审中提交）。拟证明：原告从辽市煤矿、湾坡煤矿以540元/吨、545元/吨购进煤炭后，以596元/吨卖给分宜涌泉贸易有限公司，按此卖出单价计算，原告1500吨煤炭的损失为89.4万元。
经质证，工行分宜支行认为，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发票是2012年9月开具的，未注明煤炭品位，且开票时间不一定就是卖出时间，不能确定发票上煤炭的品位与原告所称的存放在鸿辰公司货场的煤炭品位相一致，原告提供的是2012年1月签订合同时的价格，但财产保全是在2012年8月，2012年的煤炭行情大幅下降，所以该合同价格没有可参考性，原告想要证明煤炭损失应提供财产保全时同样品位煤炭的价格。储运公司认为，合同非原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合同中约定数量远超过原告主张的数量，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鸿辰公司认为，对此事实不清楚。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存在重叠。对于煤炭单价，经核实发票，2012年9月原告出售给分宜涌泉贸易有限公司的煤炭价格应为569元/吨，该价格可作为计算原告煤炭损失的参考。
工行分宜支行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一、《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书》、《财产保全异议书》、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余民立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人民法院审查了工行分宜支行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后，认为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采取了相应的保全措施，工行的财产保全是正当合法的。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在提出了财产保全异议后，按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撤销财产保全裁定。储运公司、鸿辰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可予以认定。
二、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余民初字第00040号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赣民二终字第15号判决书》。拟证明：生效判决确认了工行分宜支行对涉案货场内现存的6530.38吨煤炭的质权是合法有效的，同时确认了煤场计量设备租赁协议及煤炭存放协议书不能认定原告对货场内的煤炭具有所有权。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生效判决书均认可煤炭数量为6530.38吨，未明确该6530.38吨煤炭是属于工行分宜支行享有质权的煤炭，还是属于原告所有。储运公司、鸿辰公司对该组证据材料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为生效判决书，依法可予以认定。
三、《商品融资合同》、《商品融资质押协议》、《清单》、《煤炭购销合同》、《发票》、《租赁质押物品协议书》、《租赁仓库合同书》。拟证明：鸿辰公司已经将货场租赁给储运公司，储运公司是该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此时鸿辰公司将货场重复出租的行为是无权处分。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告因重复出租行为导致的损失应由鸿辰公司承担。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工行分宜支行享有质押权的煤炭数量有15000吨存放在货场，在煤炭质押期间货场内的煤炭没有被调换过。储运公司对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所涉的货场已由鸿辰公司租赁给储运公司，如果鸿辰公司将货场又租赁给原告，是鸿辰公司隐瞒了货场被租赁的事实，也对储运公司隐瞒了违法租赁的事实，对此储运公司不应承担责任。鸿辰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可予以认定。
储运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交了对王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王某2012年4月到储运公司担任监管员，期间没有任何外单位的煤运到监管场地，也没有外单位的煤从这里运出去过。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王某是储运公司的员工，其证言不应采信。工行分宜支行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鸿辰公司认为对王某的调查笔录在证据形式上是证人证言，王某应当出庭接受质询，没有正当理由未出庭，对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该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王某未出庭接受法庭及当事人的质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鸿辰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1年7月24日，鸿辰公司与储运公司签订一份《租赁仓库合同书》和一份《储存质押物品协议书》，约定：鸿辰公司将位于分宜县城西工业园自有厂房和仓库（即货场）租赁给储运公司使用，租赁的仓库仅限于存放鸿辰公司质押给工行分宜支行的质物；租赁费用为1元，租赁期限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鸿辰公司全部偿还工行分宜支行、储运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协议书项下的债务或工行分宜支行正式通知储运公司终止监管时止。并约定：质押物入库时，鸿辰公司保证每一批质物来源合法，且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否则鸿辰公司自行承担一切责任。
2011年8月4日，工行分宜支行与鸿辰公司签订一份《商品融资合同》，约定鸿辰公司以煤炭作为质押担保，向工行分宜支行借款550万元。同日，工行分宜支行与鸿辰公司、储运公司三方签订一份《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鸿辰公司将其所有的存放于分宜县城西工业园货场的煤炭质押给工行分宜支行，工行分宜支行、鸿辰公司将质物交由储运公司监管，储运公司接受工行分宜支行委托并按照工行分宜支行的指示监管质物。并约定：鸿辰公司保证享有质物的所有权和完全的处分权。《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签订当日，工行分宜支行、鸿辰公司向储运公司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通知书载明质物种类为洗精煤，重量为15000吨；要求储运公司在监管期间应确保监管的质物为洗精煤，质物最低价值或最低数量始终不得低于975万元或15000吨。2011年8月18日，储运公司向工行分宜支行签发质物清单（代动产质押专用仓单）。质物清单载明质物为19610.89吨无烟煤，上述质物已存放于储运公司拥有使用权的仓库/场地。
2012年1月1日，原告与分宜涌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一份长期煤炭购销合同。为便于履行该合同，原告于2012年3月13日与鸿辰公司签订一份《煤场及计量设施租赁协议》，约定：鸿辰公司将其位于分宜县城西工业园的自有货场出租给原告，作为原告存放煤炭的场地；租赁期限从2012年3月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并约定了租金及其他费用的承担等。后原告从乐平、南昌、湾坡、辽市、西村等地采购煤炭运至该货场，并在2012年4月之前因交易而有过煤炭进出现象，2012年5月30日，鸿辰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煤炭存放协议证明单》，确认原告尚剩余库存煤炭2500吨。此后原告在该货场未再进、出过煤炭。
2012年7月31日，因鸿辰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归还贷款，工行分宜支行向本院起诉鸿辰公司、储运公司及罗冬苟等人，请求判令工行分宜支行在质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申请对分宜县城西工业园货场内的煤炭进行财产保全。同日，本院作出（2012）余民立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并依据该裁定书对分宜县城西工业园货场内的煤炭采取了查封措施。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工行分宜支行提出对已被查封的煤炭数量和质量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委托，江西省煤矿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载明分宜城西工业园货场内煤炭共计6530.38吨（含煤炭和煤矸石）。2012年12月10日，本院作出（2012）余民二初字第00040号判决书，认定分宜城西货场内煤炭质押物重量为6530.38吨（该判决书第十八页倒数第六行），判决工行分宜支行享有对质押物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权。储运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5月26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储运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该案执行过程中，原告于2013年8月5日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作出（2014）余执异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院作出的（2012）余民二初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确认工行分宜支行对鸿辰公司在货场内的所有煤炭（共计6530.38吨）享有优先受偿权，未认定原告在鸿辰公司煤炭货场存有煤炭，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工行分宜支行、储运公司、鸿辰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的损失应当如何确定。
关于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
根据鸿辰公司与储运公司签订的《租赁仓库合同书》和《储存质押物品协议书》，以及鸿辰公司与工行分宜支行、储运公司三方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案涉货场自2011年7月24日后，仅限用于存放鸿辰公司质押给工行分宜支行的质物，且鸿辰公司保证每一批质物来源合法，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和完全的处分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否则鸿辰公司自行承担一切责任。鸿辰公司在明知货场不能另作他用的情况下，向原告隐瞒事实，将货场出租给原告，并且亦用于存放煤炭，导致原告存放的煤炭被认为是鸿辰公司的质物而由质权人工行分宜支行申请后被法院查封、拍卖，给原告造成损失，鸿辰公司主观上存在过错，其应当对因该过错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即给造成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工行分宜支行基于保护自己的债权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和保全及强制执行申请，储运公司协助法院保全和强制执行，均不存在过错，其行为均不属侵权，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二、关于原告的损失。
原告主张其损失为240万元，其构成为：1、煤炭2500吨，其中1000吨系以790元/吨从江苏科尔能源有限公司购进，拟以830元/吨的价格出售给湖南省新化县和天顺煤炭经营部，损失为83万元，另外，从江苏到南昌生米码头的运费为5万元、生米码头的租金为9000元，从生米码头到分宜货场的运费为4.3万元，以上共计93.2万元；另1500吨煤炭以当时出售给分宜涌泉公司的价格596元/吨为标准，损失计为89.4万元；2、煤矸石300吨，以200元/吨计算，损失为6万元；3、以上两项合计188.6万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4%计算，4年利息为48.4万元，4、差旅费3万元。对此本院认为，1、关于原告主张的2500吨位煤炭损失。鸿辰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出具的《煤炭存放协议证明单》能够证明当时原告确实尚剩余2500吨煤炭存放于案涉货场，现该2500吨煤炭已被处理，原告取得原物已不成为不可能，故该2500吨煤炭应当折价计为原告损失，关于损失数额，原告所举证据仅能证明其从江苏科尔能源有限公司购进的1000吨煤炭从江苏航运至生米码头，并不足以证明该1000吨煤炭运送到了案涉货场，且原告原审中举证主张其煤炭的来源时，亦从未提出货场中存放有来自江苏的煤炭，其陈述前后存在矛盾。故原告主张该1000吨煤炭应以830元/吨计算损失，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参照原告与分宜涌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及原告于2012年9月7日开具给分宜涌泉贸易有限公司的销售煤炭税务发票上的价格，本院酌定2500吨煤炭按569元/吨计算损失，计币1422500元。2、关于原告主张的300吨煤矸石损失。原告提交的《煤炭存放协议证明单》仅能证明原告尚有2500吨煤炭存放在案涉货场。鸿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冬苟虽陈述原告在货场中存放有煤炭，但只指认了煤堆，未能确定重量，而货场内的煤矸石被查封后经鉴定仅有286.11吨，与原告主张的重量不相吻合，并且原告主张以200元/吨计算煤矸石损失，亦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对原告主张的6万元煤矸石损失，本院不予认定。3、关于利息损失。原告存放在货场的煤炭于2012年7月底被查封，导致不能处分，至今已经4年有余，不但给原告造成煤炭销售直接损失，同时也造成利息损失。原告主张4年的利息损失，符合事实与法律，应当予以支持。根据本院确定的煤炭销售直接损失1422500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认定原告4年的利息损失为341400元（1422500×6%×4）。4、关于差旅费。原告虽主张3万元差旅费损失，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故其这一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本院认定原告的各项损失为1763900元。
综上，原告的诉讼主张部分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分宜县鸿辰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西凯瑞林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1763900元；
二、驳回原告江西凯瑞林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原告江西凯瑞林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890元，被告分宜县鸿辰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91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其副本共五份，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甘致易
审 判 员 赵素萍
代理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日
书 记 员 杨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