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03民终56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于俊刚，男，197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洛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学锋，河南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畅陶杰，河南焦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志方，男，198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会智，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艳，女，198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会智，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国泰，男，197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原审第三人：董新宇，男，199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涧西区。上诉人于俊刚因与上诉人杨志方、被上诉人王艳艳，原审第三人董新宇、陈国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3民初2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俊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学锋、畅陶杰，上诉人杨志方和被上诉人王艳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会智，原审第三人董新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陈国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俊刚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杨志方、王艳艳共同偿还上诉人款项153.5万元及按照月息25000元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为止；二、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在王艳艳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为涉案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有违事实与法律规定。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回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答复中明确: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该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除外。据此，一般情形下，配偶应对另一方举债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如配偶一方主张不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应就该债务承担举证责任，配偶一方不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的，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民通意见》第43条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民通意见》和《婚姻法解释》属于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在解释未明确债务性质的情况下，应适用《民通意见》的相关规定。本案中，一方面，在合作关系结束经对账后杨志方向于俊刚出具了借条，属于经营性债务的转化，应按民通意见的规定处理。另一方面，一审期间王艳艳也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债务形成不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存在除外情形，只是辩解其已与杨志方离婚。在上述情况下，径行认定王艳艳不承担还款责任，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二、王艳艳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借条出具于2015年10月31日，约定于2016年4月1日偿还，而王艳艳与杨志方于2016年7月19日协议离婚，因此该笔借款形成于王艳艳与杨志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王艳艳对该笔借款的形成原因及过程清楚明了并部分参与。2015年3月份，于俊刚与杨志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用王艳艳名下的冠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所有资产为上诉人提供担保，虽担保形式不合法律规定，但王艳艳向于俊刚交付了加盖有冠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公章的载明该公司厂房等资产统计的便条，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提交该便条。该行为足以说明王艳艳对该笔借款的形成过程明知且参与。3、杨志方在一审中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在本案债务形成期间，杨志方与王艳艳夫妻之间存在频繁的大额资金往来，且王艳艳也存在向于俊刚归还借款的行为，足以认定王艳艳与杨志方夫妻之间财产混同。因此，认定涉案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有违事实本身。三、一审法院认定杨志方归还上诉人借款金额1427000元判决不当，应依法改判杨志方、王艳艳偿还上诉人款项153.5万元及按照月息25000元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为止。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倒数第三行“2015年10月31日，杨志方根据对账结果……期限届满未还款”，本院认为部分“杨志方于2015年10月31日向于俊刚出具的借条为双方合作结束后进行对账的结果…”，再结合本案上诉人所提交2015年10月31日由杨志方所出具借条载明款项160万，一审法院判决明显前后矛盾。一方面认定借条系对账结果，真实有效，且被上诉人期限届满未还款。另一方面则脱离借条，在无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还款17.3万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尚余1427000元未向上诉人支付，明显判决不当。本案中，杨志方在合作结束经对账后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当中，上诉人也对借条形成的事实过程提交充分证据进行证实，法院应以此为据，作出判决，依法改判杨志方、王艳艳偿还上诉人款项153.5万元及按照月息25000元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为止。四、王艳艳与杨志方的离婚协议中将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全部转移给王艳艳，双方的行为系恶意逃避债务，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借条中明确约定杨志方应于2016年4月1日前归还借款，然而杨志方未能如期履行还款义务，且随即于2016年7月19日与王艳艳协议离婚。杨志方在明知对上诉人还欠有巨额债务需要清偿的情况下，与王艳艳串通协议离婚，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转移至王艳艳名下，王艳艳与杨志方存在逃避清偿债务的故意。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虽然其二人已协议离婚，上诉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其二人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杨志芳、王艳艳共同辩称，一审判决关于王艳艳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应驳回于俊刚的上诉，其余意见同杨志方上诉意见一致。董振宇述称，董振宇在山西的行为都是受杨志方的领导，其余坚持其在一审时发表的意见。杨志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维持第二项，支持杨志方反诉请求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于俊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错误。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杨志方反诉请求和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不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本案纠纷性质是民间借贷纠纷系定性错误，应当认定为合伙清算纠纷。一审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6行“2015年8月，因无法再向洛阳荣拓焦化有限公司供煤，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三方对账，杨志方需归还于俊刚1497000元出资款，之后杨志方陆续还款70000元，尚余1427000元。2015年10月31日，杨志方根据对账结果向于俊刚出具借条一张……”，说明一审法院认定该借条出具的基础法律关系仍然是合伙清算结果的确认，不是真正的民间借贷纠纷，但一审法院判决仍然按照民间借贷纠纷认定以及判决，一审认定法律性质完全错误，结果当然错误。2、杨志方提起反诉，该反诉和于俊刚的本诉性质一致，应当对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于俊刚提起的诉讼本质上是合伙清算纠纷，杨志方反诉也是合伙清算纠纷，本诉和反诉性质一致，应当合并审理，但一审判决认定反诉和本诉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系严重错误。3、一审判决书笫5页倒数第6行“2015年8月，因无法再向洛阳熔拓焦化有限公司供煤，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三方对账，杨志方需归还于俊刚1497000元出资款，之后杨志方陆续还款70000元，尚余1427000元。2015年10月31日，杨志方根据对账结果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系认定错误。（1）杨志方、于俊刚、陈国泰、林学贵合伙结束时间是2015年5月20日前，而不是一审判决书认定的2015年8月结束。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合伙期间起止时间系2015年3月底或4月初(2015年3月29日于俊刚给杨志方支付第一笔合伙出资30000元)至2015年5月20日前(杨志方提供的有林学贵、杨志方、于俊刚签字的三张结算单注明的时间分别为:4.7一4.14、4.21一4.28、5.8一5.15(于俊刚、杨志方、李远志签订的合伙协议时间系2015年5月20日)，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合伙期间最后一笔生意就是截止2015年5月15日。该生意结束后，于俊刚、杨志方、李远志于2015年5月20日签订合伙协议，前一个合伙结束，签订新的合伙协议完全符合现实情况。但于俊刚主张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合伙期间截止时间为2015年7月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于俊刚不能提供自2015年5月20日于俊刚、杨志方、李远志签订合伙协议后，合伙事宜系执行履行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合伙期间合伙事宜的任何书面证据，如果还是履行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合伙期间合伙事宜，为什么林学贵、陈国泰再无任何签字的文件？因此，于俊刚主张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合伙期间截止于2015年7月完全是在撒谎，是在掩盖于俊刚、杨志方、李远志签订合伙协议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杨志方需归还于俊刚1497000元出资款没有证据支持。一审中于俊刚没有出示任何书面证据证明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三方对账，杨志方需归还于俊刚1497000元，所谓的杨志方需归还于俊刚1497000元完全是于俊刚单方陈述，杨志方始终没有认可，一审法院仅仅凭于俊刚单方陈述，于俊刚没有出示其出资1497000元的银行水流证明，在没有其他书面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就草率认定于俊刚单方陈述，认定杨志方需归还于俊刚1497000元。（3）杨志方出具的银行流水证明杨志方还多支付于俊刚212500元。通过杨志方和于俊刚的银行流水转账数据加减，杨志方已经证明其支付给于俊刚给杨志方的款项多212500元，杨志方已经完成自己举证责任，证明于俊刚所谓出资1497000元完全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13行认定2015年5月20日杨志方、于俊刚、李远志签订的合伙协议没有实际履行错误。（1）于俊刚否认该合同实际履行，于俊刚应当承担举证的责任，但于俊刚没有向法庭出示任何证据证明该合伙协议没有履行，因此，于俊刚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此不做任何分析，就草率采信于俊刚的单方陈述。（2）杨志方一审中出示大量证据证明该合伙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一审判决对此却只字未提。李远志出庭作证证言证明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李远志作为杨志方、于俊刚、李志远合伙协议的签订人，对合伙协议是否履行非常清楚，李远志出庭作证证明该协议实际已经履行，于俊刚和杨志方筹措购买煤炭的流动资金，李远志筹措结算煤炭的资金，李远志受杨志方的指令向于俊刚、董新宇的银行汇款的银行流水也证明该款系履行合伙煤炭生意的款项，而不是其他款项，李远志和于俊刚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董新宇出庭陈述证明在山西采购煤炭持续至2015年7月，是李远志、于俊刚、杨志方合伙期间可能的终止时间。董新宇作为于俊刚的亲外甥，完全代表于俊刚的利益，而不是仅仅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跟着杨志方领取工资，即使从杨志方领取工资，也是代表受杨志方和于俊刚共同雇佣来执行合伙事项，同时代表于俊刚的利益来监督合伙执行事宜。董新宇自认其转账给杨清弟的60万系支付采购煤炭款，如果董新宇该陈述真实，印证于俊刚、杨志方、李远志的合伙协议已经实际履行。陈国泰的书面答辩状也证实于俊刚向李远志询问熔拓焦化厂回款情况陈述均证明合伙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李远志出庭作证于俊刚在2015年至2016年多次打电话或发信息询问熔拓焦化厂回款情况也证明该合伙协议已将实际履行，否则，对一个没有实际履行的合伙协议，于俊刚没有必要询问李远志代煤款的回款情况。5、杨志方给于俊刚出具的160万元借条不是杨志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杨志方从来没有借过于俊刚任何款项，于俊刚不能出示任何其向杨志方银行转账160万元的证据。对于大额的民间借贷纠纷，出借人不但要出示借条、借据等书面借款凭证，还要出示其真实银行转账凭证。本案于俊刚除了出示借条以外，不能出示其转款160万元的银行凭证。因此，于俊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杨志方给于俊刚出具的160万元的借款凭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杨志方被于俊刚欺骗情况下出具。杨志方、陈国泰、于俊刚第一次合伙期间，杨志方、陈国泰、于俊刚三方对每一次结算均签字确认，经最后结算，实际盈余100402.657元，三人签订书面结算文件，说明三人均有书面固定证据的意识。但杨志方、于俊刚、李远志第二次合伙期间，至今没有签订书面最后盈亏的文件，三人没有进行最终结算，这种情况下，杨志方不可能给于俊刚出具160万元的借条。杨志方之所以给于俊刚出具160万元的借条，完全是于俊刚声称其和妻子经常因为此事闹矛盾，为了应付妻子，才出具此借条，该借条不是杨志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对应的银行流水证明，该借条的借贷关系不能被采信。通过杨志方和于俊刚的银行流水转账数据加减，杨志方已经证明其支付给于俊刚的款项多212500元，杨志方已经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根本就不欠于俊刚的任何款项，杨志方的银行流水证据就是证明自己是受骗的最好证据。6、本案160万元借条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第二款“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应前款规定”。于俊刚、陈国泰、杨志方第一次合伙中，杨志方提交的于俊刚、杨志方、林学贵签字的结算单仅仅载明最后利润总额，也没有载明如何分配利润，没有载明应该退还于俊刚具体金额的合伙出资，因此，该三张结算单不是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通过调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应该退还于俊刚合伙出资的债权债务协议。借条和借据不是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调解书、和解书，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均强调由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当事人出具的书面文件，但借条或借据系一方当事人单方给另一方当事人出具的书面文件，没有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当事人签章，借条、借据与调解书、和解书或者清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清算协议是有本质区别的，于俊刚把借条说成就是调解、和解或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7、一审判决按照年利率6%自2015年11月1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错误。本案争议的性质是普通合伙清算法律关系，但判决却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判决杨志方承担同期银行利息，明显前后矛盾，二审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本案的争议系普通民事合伙纠纷，且该民事合伙已经实际履行，该合伙没有结算完毕，出具借条不能代表合伙关系已经达到合同性质的债权债务确认凭证，法院应当以普通民事合伙案由审理本案，杨志方已经出示大量证据证明给于俊刚出具的160万元借条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于俊刚不能给其160万借条出示其他辅助证据证明真实有效，人民法院应该驳回于俊刚的诉讼请求。于俊刚辩称：一、就借条本身而言。1、杨志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书写借条的法律后果以及需承担的法律责任清楚明了，应对自己的行为负相应责任。2、2016年5月12日，杨志方向于俊刚还款65000元，进一步印证了杨志方对借条本身真实性的认可。二、就第一次合作协议终止时间而言。1、一审庭审中，杨志方在反诉状中称“第一次合作因种种原因无法继续进行，杨志方、于俊刚、陈国泰对合作关系期间的盈亏结算后，盈余100402.657元，并约定其中50000元分红款给于俊刚”。合作关系应先清算，后终止，未经清算不能认定合伙关系终止。本案中杨志方仅于2015年7月7日、2015年7月27日向被上诉人于俊刚转过5万元的款项，可见第一次合作协议终止时间应晚于2015年7月27日。2、于俊刚一审中向法院提交大益普洱茶员工询问笔录两份，该两份笔录均能证实2015年8月初，上诉人与杨志方、陈国泰曾持银行流水在该茶社对账的事实。佐证了合作关系终止时间应为2015年8月以后。三、2015年5月2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二)并未实际履行。杨志方以2015年5月20日为分界点，来认定于俊刚与杨志方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于2015年5月20日终止，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因一：两份协议签订主体不一，属于完全独立的两份协议，不存在只有协议一终止后，才能签订协议二的情形；原因二：协议二并未实际履行。包括于俊刚在内，杨志方、李远志均未出资；原因三：根据2015年8月对协议一进行清算，于俊刚出资200余万元，通过合作，5个月仅取得利润5万元，将200万元存入银行所产生的利息远高于该5万元。这也是为何于俊刚未实际履行协议二的原因之一，且根据生活习惯，在该情况下于俊刚没有理由加大投资数额；原因四：根据协议二内容显示，于俊刚与杨志方共同出资500万元。可见该协议并未对二人的出资比例进行明确的约定，属于约定不明确的协议，该协议本身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原因五:杨志方与李志远就购买煤炭合作十几年有余，双方存在大量资金往来。杨志方除与于俊刚等人就购买煤炭签订过合作协议外，也同时与其他人存在购买煤炭的合作关系，资金混同必不可免。因此，杨志方一审出具的证据不能证实协议二的实际履行。三、杨志方向于俊刚出具的借条系第一次合作协议后清算所得，该借条应得到法律保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定性正确。1、杨志方、于俊刚以及陈国泰均认可第一次合作最终以取得利润10万余元而告终。可见第一次合作是盈利状态；2、杨志方、于俊刚以及陈国泰均认可第一次合作协议最终未能继续下去;3、第一次合作协议终止后，作为唯一的出资人于俊刚有权取得利润，并于合作终止后取回出资款项；4、合作终止后，杨志方未向于俊刚返还剩余投资款。杨志方于2015年10月31日向于俊刚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本身体现的是双方之间就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于俊刚有权依据民间借贷关系提起诉讼。四、就举证责任而言。于俊刚向原审法院提交《借条》一份，并出具双方之间的账目往来明细，已举证完毕。且根据《借条》显示，杨志方认可借款数额为160万元。一审庭审中，于俊刚为还原案件真实情况，自认该160万元中，投资款为149.7万元，加上每月2.5万元的利息，连本带息打成160万元的条子。一审法院根据于俊刚的自认，又根据于俊刚提供的证据查明杨志方于出具借款后偿还借款7万元的事实，判令杨志方仅向于俊刚偿还142.7万元。就借款数额部分，一审法院判决客观公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志方全部上诉请求。王艳艳述称，同意杨志方的上诉意见。董振宇述称：董振宇在山西的行为都是受杨志方的领导，坚持其在一审的意见。于俊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原告款项1535000元及按照月息25000元计算至被告应承担至本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杨志方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于俊刚返还杨志方款项212500元；2、于俊刚承担本案反诉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签订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为：“一、为了便于向洛阳榕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供应煤炭，经三方协商特收购洛阳智阳商贸有限公司，由杨志方、陈国泰负责该公司收购事宜并保证该公司在过户时债权债务清算明晰，不存在任何纠纷，如果因清算不清，在公司以后经营中造成损失的，由杨志方、陈国泰承担相应的责任。榕拓焦化有限公司人员占50%股份，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三方分别占35%、10%、5%股份，各方均按此比例分享利润。二、初始合作由于俊刚出资2000000元，杨志方、陈国泰负责该项目的协调事宜。三、由于俊刚任公司的财物总监，公司资金的使用需由于俊刚签字审批。四、初期为了保证于俊刚的资金安全，经三方协商，由杨志方向于俊刚出具2000000元借条，并以洛阳冠瑞机械设备公司全部资产及办公场所所占有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担保，陈国泰作为见证人。五、合作期间，三方对利润分享比例及合作事项另有约定的，重新订立合作协议。”协议签订后，2015年8月，因无法再向洛阳榕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供煤，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三方对账，杨志方需归还于俊刚1497000元出资款，之后杨志方陆续还款70000元，尚余1427000元。2015年10月31日，杨志方根据对账结果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载明“今借到于俊刚现金壹佰陆拾万圆整（1600000），保证于2016年4月1日前归还。”期限届满未还款。庭审中，杨志方出具2015年5月20日，李远志、于俊刚、杨志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协议内容为“一、经协商，甲、乙双方各出资伍佰万元整，根据每次与榕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分期出资，均以现金出资。二、甲、乙双方各占50%的股份，并以此比例分享利润，一份合同一结算。三、双方约定，由甲方负责协调榕拓焦化公司方接煤。及时结算货款事宜，乙方负责发煤事宜。四、双方保证资金用于向榕拓焦化公司供应煤炭，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他用。五、任何一方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或者擅自将资金挪用他用，影响及时供应煤炭的，由违约方承担，由此给合作他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并按月息2分支付相应的资金利息等。”该协议落款为甲方李远志，乙方于俊刚、杨志方。对该合伙协议，于俊刚庭审表示并未实际履行。另查明，杨志方与王艳艳于2010年7月8日登记结婚，2016年7月19日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杨志方于2015年10月31日向于俊刚出具的借条为双方合作结束后进行对帐的结果，杨志方尚余1427000元未向于俊刚支付。杨志方庭审中表示借条是在其被欺骗的情况下出具的，但杨志方并无提交相关证据用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无法予以支持。杨志方应偿还于俊刚1427000元，因原、被告双方未对利率作出约定，故利息应按照年利率6%自2015年11月1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债务虽然发生在杨志方与王艳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笔债务系原、被告合伙关系结束后对出资款项的结算，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被告王艳艳不承担还款责任。反诉原告杨志方要求于俊刚返还212500元款项与本案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反诉原告可另案另诉，故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杨志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于俊刚款项1427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5年11月1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于俊刚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杨志方的反诉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1979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790元由被告杨志方承担22311元，原告于俊刚承担2479元（已由原告先行垫付，待执行时由被告向原告一并结清）；反诉受理费4488元由反诉原告杨志方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依据一审中杨志方提交的《合伙结算单》《原材料采购结算单》显示，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合伙期间向洛阳榕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供煤时，挂在李远志名下，李远志每吨收取5元费用，李远志收取洛阳榕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煤款后再转付给杨志方或杨志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三份结算单显示李远志应转款3358175.84元。另查明，杨志方与王艳艳2016年7月19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第二条约定全部财产即位于洛阳市××工区××龙广场××区住房××及室内家电，以及奥迪Q5轿车一辆、本田雅阁轿车一辆、宝马525轿车一辆全部归王艳艳所有。出具借条后的2016年4月，王艳艳银行账户还向于俊刚转款65000元。其余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杨志方2015年10月31日向于俊刚出具借条是否系双方清算后债权凭证问题。杨志方称双方对合伙事务并未最终清算，因于俊刚和其妻子经常因此事闹矛盾，其为了应付于俊刚的妻子才出具的借条。杨志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一、杨志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道出具的借条的法律后果，其称系为了应付于俊刚妻子才出具的借条，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本案中，于俊刚、杨志方、陈国泰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由于俊刚负责出资，杨志方、陈国泰负责收购事宜。因供煤时挂在李远志名下，李远志与洛阳榕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结算后将款项再转付给杨志方或杨志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故杨志方负有返还于俊刚出资款的责任。三、杨志方所称其返还于俊刚的2992500元已超过于俊刚向其支付的款项。因杨志方所称其返还于俊刚的2992500元中部分是转给了董新宇，董新宇一审中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到的款项用于支付煤款和运费。而且经营过程中，需资金滚动发展，故不能认定杨志方支付给于俊刚的款项均为最终返还的投资款。四、杨志方称第一次合伙期间于俊刚出资直接转入第二次合伙体即于俊刚、杨志方、李远志的合伙事务中，于俊刚称2015年5月20日的合伙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杨志方并未提供其和于俊刚、李远志签订合伙协议后合伙向洛阳榕拓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供煤的直接证据。本院认为，无论第二次合伙协议是否实际履行，依据于俊刚和杨志方提供的银行流水，于俊刚2015年7月10日之后再无向杨志方转款的行为发生，杨志方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杨志方2015年10月31日出具借条后双方合伙事务仍处于持续状态、并未进行清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杨志方于2015年10月31日向于俊刚出具的借条为双方合作结束后进行对账的结果并无不当，杨志刚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事实。于俊刚上诉称本案的债权数额应为153.5万元，与其一审中自认的事实及二审中对债权数额的答辩意见相矛盾，故一审法院认定债权数额为1427000元并无不当。但依据查明的事实，杨志方2015年10月31日出具借条后，2016年4月王艳艳银行账户曾向于俊刚又转款65000元，该款项应予以扣减。扣减后，本案的债权数额为1362000元。且借条中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16年4月1日前，故利息应从2016年4月2日计算。关于王艳艳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本案中杨志方与于俊刚之间的债务形成于杨志方与王艳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杨志方2015年10月31日向于俊刚出具借条，杨志方与王艳艳2016年7月19日协议离婚。且杨志方与王艳艳协议离婚时，约定财产全部归王艳艳所有。此外，出具借条后的2016年4月，王艳艳银行账户还向于俊刚转款65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王艳艳并未举证证明其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的不应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王艳艳应与杨志方共同承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于俊刚的款项。关于杨志方反诉问题。依据前面所认定的事实及所述理由，不能证明于俊刚尚欠杨志方款项，故对杨志方的反诉请求，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为杨志方的反诉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当，应予以纠正。关于案由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因本案借条系杨志刚与于俊刚清算后出具的债权凭证，故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3民初297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及诉讼费负担内容；二、变更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3民初29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杨志方、王艳艳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于俊刚款项1362000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6年4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24287元，由于俊刚负担3326元，由杨志方负担2096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沈可可审判员  李依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殷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