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41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文利，女，1950年2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侯思煜，男，1980年5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小双服装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里50号南2层。
法定代表人：石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笑微，北京市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文利、上诉人侯思煜因与被上诉人李小双服装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小双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商）初字第28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文利、侯思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小双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小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房屋属于公租房，高文利并无处分权，也无法获得相关收益。公租房不属于私人财产，高文利或者侯思煜都无权处置。该房屋系公租房无法继承，高文利没有法定权利获得该房屋所得的任何收益。该房屋属于政府改造项目，仅针对实际居住人侯思煜个人进行安置，侯思煜也没有因此获得额外的财产收益，也没有高文利放弃应获收益或者转让行为的发生。李小双公司没有证据或法律依据证明房产部门和侯思煜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且损害李小双公司的合法利益。二、一审法院审理期限超过法定期限。本案一审起诉时间为2015年8月12日，高文利收到判决日期为2016年12月27日。一审审理期限长达近一年半的时间，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期限为6个月，最多可再延长9个月。本案一审审理期限已经明显超过合法的审理期限。三、本案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李小双公司于2014年7月14日提起无效之诉时就已经知道涉案房屋相关回迁安置的情况，也知晓侯思煜与他人签订有关协议的事实。李小双公司此前将高文利和侯思煜列为共同被告，其对于签约各方、时间等情况都知晓，并非毫不知情。其上次起诉时间到本次起诉的2015年8月22日，已经明显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法院应当驳回李小双公司的诉讼请求。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李小双公司的诉求是撤销高文利的放弃行为，一审法院擅自改变成无权转让行为。2.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地引用侯思煜的谈话笔录，前案法官与侯思煜的谈话时间为2014年，此时该房屋已经进行了改造。该笔录中记载的关于高文利与侯思煜共同居住的表述，实际是2014年的居住情况，因侯思煜与高文利均无房居住，所以共同在外租房居住。3.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倒置缺乏依据，本案中应当由李小双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李小双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高文利享有到期债权、高文利放弃到期债权、高文利无偿转让名下财产或者高文利放弃其财产权益对李小双公司造成损害。一审法院却认为，应当由高文利承担不存在转让债权证据的举证责任，侵犯了高文利与侯思煜的合法权益。4.涉案房屋并不属于高文利的债权。该所谓债权，既没有债权人，也没有债务人。5.涉案房屋属于公租房，并不具有财产性，也不存在债权的概念。该房屋的相应权利，应当由房屋所有人实际享有。6.房屋征收过程中所给予的补偿并非获得的收益，该补偿适用于解决高文利、侯思煜在外租房居住的问题，补偿与获得利益在本质上并不相同，并不是因征收所获得的收益。该补偿并非高文利的财产，征收的补偿费用在房屋征收后均用于支出无房居住的费用，属于消费性支出，高文利、侯思煜无法从补偿中获益。7.一审法院推定高文利与侯思煜之间通过不主张涉案房屋利益补偿，使侯思煜获得全部补偿的合意，该合意为转让涉案房屋利益补偿的合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8.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推定高文利的放弃行为，导致侯思煜自动获得相关权益。但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并不是高文利和侯思煜，该二人均无权掌握房屋的归属和去向。《房屋征收安置协议》是侯思煜和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协议，签署该协议必须事先征得房屋所有权人的认可，并经过政府机关的认可。侯思煜签订该协议是有前提条件的，并不是自动获得全部权益的。五、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该法条规定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而本案中的高文利并不存在到期债权，原执行法院也已经明确裁定高文利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案不符合前述规定的放弃或无偿转让财产的基本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李小双公司已超过了一年的时效。李小双公司从未主张撤销转让财产的行为，一审法院自行认定的行为于法无据。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正确适用举证责任，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倒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将法院与侯思煜的谈话笔录断章取义，严重歪曲了侯思煜的本意。
李小双公司辩称，不同意高文利、侯思煜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高文利、侯思煜没有证据证明李小双公司在2014年7月14日起诉的案件中知晓本案的撤销事由。在本案一审中经一审法院调取证据，李小双公司才明确相关的撤销事由。该撤销权并没有超过除斥期间。李小双公司与高文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过两审判决，已经确认李小双公司对高文利享有合法债权。该案执行过程中，因高文利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出具了裁定终结执行程序。本案证据证明李小双公司与高文利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执行过程中，涉案房屋登记为侯尔琦，但其死亡后登记人始终没有过户，造成李小双公司债权无法得到清偿，高文利存在无偿将自己财产转让给侯思煜的事实。
李小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高文利与侯思煜之间，关于高文利放弃因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里11号楼2单元24、25号房屋征收安置所获得的财产权益，并将上述权益归于侯思煜的行为；2.本案诉讼费由高文利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19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就李小双公司与高文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做出判决，判令高文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李小双公司货款1320000元。高文利不服此判决上诉被驳回。因高文利无可供执行财产，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裁定执行程序终结。
2013年涉案房屋因住房改善项目被纳入征收范围。房屋征收前，涉案房屋性质系公房。涉案房屋承租人侯尔琦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家庭成员高文利、侯思煜继续使用，但承租人未进行变更。2013年12月17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与高文利进行了谈话。2013年12月20日，高文利做出书面承诺，与侯思煜共同签署《承诺书》。《承诺书》载明：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里11号楼2门24-25号承租人已于2001年9月25日去世。该房屋目前的户籍状况为户主侯尔琦，之妻高文利，之子侯思煜。高文利承诺，同意由侯思煜与征收人签订《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享有与该房屋征收有关的全部权利及利益。2013年12月25日，侯思煜作为乙方签署《房屋征收安置协议》，该协议甲方落款处有甲方（征收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公章以及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里居民住房改善项目指挥部办公室公章。《房屋征收安置协议》载明：被征收人为侯尔琦（已故）；被征收房屋在册户籍情况为户主侯尔琦，之妻高文利，之子侯思煜；乙方自愿选择产权调换方式，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为在征收范围内建设的回迁安置房，房屋产权性质按照经济适用房产权管理。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计364409.6元。
2014年7月14日，李小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侯思煜与北京天恒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恒地产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在此案审理中，2014年8月14日，承办法官与侯思煜进行谈话，侯思煜称其与高文利住在一起。2014年9月1日此案开庭审理。高文利、侯思煜辩称侯思煜与天恒地产公司从未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天恒地产公司辩称其并非征收方，李小双公司请求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不存在。2014年9月19日李小双公司撤回此案起诉。
2015年12月9日，一审法院向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调查得知房屋征收补偿将分配给签署《房屋征收安置协议》的人，现金补偿金额及回迁房安置也以《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为准，不再另签协议。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告知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政策，侯尔琦死亡后高文利及侯思煜系户籍人，只要二人达成一致，即可让其在安置协议上签字。
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满足法定条件。高文利与李小双公司间债权债务关系及其履行情况有生效判决以及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书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高文利无法向李小双公司清偿其到期债务的事实予以认可。
承租人虽不具有公房所有权，但事实上其享有公房的使用权等利益。公房承租人死亡后，经其同住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可申请变更某一同住家庭成员为承租人。承租人死亡后，同住家庭成员未变更承租人而继续居住的，其同住家庭成员实际上享有公房的利益。
本案中，通过2013年12月17日高文利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谈话笔录、2014年8月14日承办法官与侯思煜的谈话笔录，结合涉案房屋的户籍情况，可以认定房屋征收前侯思煜、高文利在涉案房屋居住的事实。
承租人侯尔琦死亡后，高文利、侯思煜作为其家庭成员，在两者都不是承租人的前提下，都无权单独处分涉案房屋的利益。指挥部办公室亦向一审法院说明侯尔琦死亡后高文利及侯思煜系户籍人，只要二人达成一致，即可在安置协议上签字。故高文利与侯思煜在房屋征收前，都可享有涉案房屋的利益，都具有获得征收补偿的资格。
高文利、侯思煜辩称高文利并非长期居住，并以此为由主张侯思煜系唯一居住人，征收补偿系对侯思煜一人的补偿。但高文利、侯思煜皆未提交证据对高文利实际居住情况予以证明。且一审法院认为是否长期居住系高文利本人对其权利的处分，不能否定其拥有权利的事实。
高文利出具《承诺书》并经由侯思煜签字确认。该行为即代表高文利、侯思煜对于处分涉案房屋利益达成合意，侯思煜作为有权处分人签署《房屋征收安置协议》。
在本案中，征收项目实施前，虽然高文利实际具有被征收房屋的利益，但因该利益难以变现而无法用于向李小双公司偿还到期债务。征收项目实施过程中，涉案房屋的利益因征收补偿项目而具有了转化为现金补偿或房屋补偿的条件。《房屋征收安置协议》签订后，征收人与被征收人达成合意，涉案房屋的利益会转化为其他财产权利。而即使在签署《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之前，涉案房屋的利益转化为财产权益也具有明确的可预见性。
高文利在《承诺书》中做出由侯思煜享有涉案房屋征收有关的全部权利及利益的承诺，处分的标的是高文利享有的利益的补偿对价即因其享有利益而应当在征收安置中获得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中载明的安置房屋或现金补偿。处分的目的系由侯思煜“享有与该房屋征收有关的全部权利及利益”。通过签署《承诺书》，可以推定高文利知晓若其不主张由其享有涉案房屋利益补偿对价，侯思煜作为另一家庭成员即自动获得该部分涉案房屋利益补偿对价。对于该事实，侯思煜作为实际获益人亦应知晓。故可以推定高文利与侯思煜间存在通过高文利不主张涉案房屋利益补偿对价，使侯思煜获得全部补偿对价的合意。该合意即转让涉案房屋利益补偿对价的合意。若系有偿转让，支付转让对价的行为发生在高文利与侯思煜之间，李小双公司客观上无法取得该证据。故该证据应由高文利或侯思煜提供。本案审理中，高文利、侯思煜未就二者间存在转让关系或已支付对价提出抗辩，亦未提交相应证据。故无法认定高文利与侯思煜之间系有偿转让关系。
高文利的行为导致其在丧失涉案房屋利益的同时，既未获得涉案房屋利益补偿对价也未获得该部分补偿对价的交易对价。实际造成了高文利财产权利减少。考虑到高文利并无其他财产以清偿李小双公司到期债权，一审法院认为债务人高文利向侯思煜无偿转让其涉案房屋利益补偿对价的行为对债权人李小双公司的到期债权造成了损害。
2014年7月14日，李小双公司出具起诉书，请求一审法院确认侯思煜与天恒地产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高文利、侯思煜认为，该行为即意味着李小双公司知晓涉案房屋相关回迁安置的所有情况，也知晓侯思煜与他人签订有关协议的事实。自2014年7月14日至2015年8月22日本案起诉，已经经过一年除斥期间，李小双公司撤销权已经消灭。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李小双公司在2014年7月14日起诉时是否知晓撤销事由，应依据2014年7月14日起诉状、及之后的谈话笔录、开庭笔录等书面证据进行判断。前述材料中载明“高文利在明知房屋被查封的情况下，仍然同意其子侯思煜代其与被告天恒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原告认为高文利、侯思煜在明知涉案房屋被查封的情况下，侯思煜仍与天恒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其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可以推断，李小双公司在2014年起诉时，对于高文利、侯思煜处置涉案房屋的认知系：高文利委托侯思煜作为其代理人，与天恒地产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因高文利及侯思煜处置的系李小双公司查封的房屋，故李小双公司提起诉讼。关于高文利如何处分其权利、是否获得交易对价、财产权利是否减少的事实，李小双公司并不知情。故，对于高文利、侯思煜主张李小双公司于2014年7月14日就已知晓撤销事由，李小双公司撤销权已经消灭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撤销高文利向侯思煜无偿转让因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里11号楼2单元24、25号房屋征收安置所获得的财产权益的行为。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小双公司以高文利放弃其财产权益，损害了李小双公司的合法债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高文利将其财产权益放弃，致使财产权益归属于侯思煜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因债权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依据前述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债务人有使自己财产不当减少的行为，主要是债务人放弃未到期债权、无偿转让或者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自己的财产；二是债务人的相关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即债务人使自己的财产不当减少后无法清偿债权人的债权；三是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首先，高文利对涉案房屋享有财产权益。本案所涉的被征收房屋在册户籍包括户主侯尔琦、之子侯思煜及之妻高文利，在侯尔琦去世后该房屋的承租人尚未变更，依据一审法院向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里居民住房改善项目指挥部办公室调查笔录可知，对涉案房屋的征收安置事项的处理需高文利、侯思煜达成一致，故高文利、侯思煜对涉案房屋均享有相应权益，且前述权益经由签订《房屋征收安置协议》的形式可转化为相应的财产权益，取得补偿款及回迁安置房。因此，高文利对被征收的房屋享有相应的财产权益。
其次，在高文利与侯思煜共同签字的《承诺书》中，高文利放弃了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利益，而由侯思煜享有对涉案房屋的全部利益，故可以认定高文利存在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鉴于生效判决已认定李小双公司对高文利享有1320000元的债权，且该案在执行过程中未能清偿李小双公司全部债权，因高文利无可供执行财产，已被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高文利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必然侵害了李小双公司的权益，导致李小双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
最后，李小双公司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定期限。高文利上诉主张李小双公司自2014年7月14日即知晓回迁安置的所有情况，但李小双公司在上述日期起诉的诉求为要求确认侯思煜与天恒地产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而侯思煜与天恒地产公司在该案2014年9月1日的庭审中陈述并不存在该协议，后李小双公司才知晓本案所涉协议。因此,李小双在前案提起诉讼时所知晓的协议并非本案所涉协议，李小双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时间应为2014年9月1日，而李小双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提出本案诉讼，因此并未超过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
综上所述，高文利、侯思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高文利、侯思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君
审 判 员 石 东
代理审判员 许晓晨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