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5民终69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瞿某1，男，192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1，女，1954年2月1日出生，汉族，系瞿某1女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燕，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2，女，1930年3月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念庆，重庆恒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3，女，1932年7月2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念庆，重庆恒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4，女，1940年4月2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念庆，重庆恒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5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念庆，重庆恒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59年6月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念庆，重庆恒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3，男，1961年7月31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念庆，重庆恒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瞿某1因与被上诉人秦某2、秦某3、秦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5）南法民初字第12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询问审理。上诉人瞿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1、龚燕，被上诉人秦某4，被上诉人秦某2、秦某3、秦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念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瞿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秦某2、秦某3、秦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某某街道某某村68号房屋系秦某5与瞿某2遗产，属认定事实错误。（1）1943年春，瞿某1用在大东书局印刷厂做工积攒的20多元法币搭建了一间土墙棚顶房屋，后经多次维修和扩建，即今天的重庆市南岸区某某村68号房屋，瞿某1全家在此居住了七十多年。瞿某1持有以诉争房屋地址为登记地址的有效身份证件，如户口、身份证、残疾证、房管证、国土证等。（2）瞿某2遗产之说与三十几年前两份错误判决书的产生有关。（3）瞿某2一生有两个名字：瞿某2、瞿某3。瞿某1一生有三个名字：瞿某1、秦某6、秦某7。诉争房屋载明的产权人“瞿某1”与“瞿某2”并非同一人，指的是本案上诉人瞿某1。诉争房屋并非瞿某2的遗产，而是瞿某1的私人房产。2.秦某8留遗嘱时间为1950年，当时《继承法》尚未颁布实施。根据法不溯及既住的原则以及《最高院关于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第35条的规定，《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形式要件上的规定对本案中秦某8所留遗嘱不适用，该遗嘱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按照代书遗嘱规定认定秦某8遗嘱无效，并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判决诉争房屋归瞿某1与秦某2、秦某3、秦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共同继承，属适用法律错误。即使诉争房屋为遗产，也应按《继承法》关于遗嘱继承的规定由瞿某1继承。根据秦某8遗嘱的意思，诉争房屋系瞿某1修建，亦不属遗产范畴。3.（79）民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书及（80）民上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在没有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混淆“瞿某2”和“瞿某1”两个名字，以致诉争房屋被错误认定为瞿某2的遗产。一审判决延续上述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对这一事实予以纠正。4.一审判决认定瞿某2又名瞿某3，这与三十几年前的两份生效判决书中认定瞿某2又名瞿某1不相符。该认定足以推翻（79）民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书及（80）民上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对瞿某2名字的错误认定。5.瞿某1已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请求再审的材料，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已收到材料并转交给相关工作人员处理再审纠错事宜。
秦某2、秦某3、秦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共同辩称，瞿某1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核心其实是对之前两份生效民事判决书不服，瞿某1要求推翻之前两份生效民事判决书的请求在本案中并不能得到主张，只能经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瞿某1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是其为了独吞遗产而伪造的；一审法院本来可以直接引用生效裁判文书的认定，对瞿某1举示的证据不予审查，但一审法院本着慎重的态度仍然逐一审查，审理时间接近两年，最后一审未采纳瞿某1的证据及意见，只能说明假的真不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瞿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
秦某2、秦某3、秦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依法分割瞿某2遗留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某某村68号和69号房屋，诉讼费由瞿某1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秦某5（又名：秦某8）与瞿某2（又名：瞿某3）共生育秦某2、秦某4、秦某3、秦素碧、瞿某1（又名：秦某7、秦某6）5个子女。秦某5于1950年死亡，瞿某2于1989年12月24日死亡。秦素碧于2007年10月3日死亡，其配偶已死亡，秦素碧共生育杨某1、杨某2、杨某3三个子女。
一审法院另查明：秦某7曾以秦某3霸占其房屋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该院将秦某7列为原告，秦某3列为被告，瞿某2、秦某2、秦某4、秦素碧为关系人，该院经过审理查明：秦某7与秦某3现住某某村68号和69号房屋，早于1942年由父母自建，经过1946年、1953年和1956年几次扩建为现有房子。其中1946年和1953年的扩建是秦某7、秦某3及其父母及其他姊妹的劳动收入共建。1956年赔修则是原、被告共同筹集资金和材料。1953年向政府登记房屋产权人是母亲瞿某1（即瞿某2）的名字，1963年复查换证亦是瞿某1的名字。解放前，秦某7、秦某3及其父母、姊妹均住此房，解放后，有的姊妹因工作、结婚而离开此房。1956年该房即由秦某7、秦某3及其母共住。该院认为：被告及关系人和房管证以及原告所提供的证人均证明上述房屋的产权应属父母所有，父亲去世，母亲健在应归母亲所有。再，从1953年向政府登记的房屋产权所有人和1963年换证的产权所有人均是瞿某1（即瞿某2），以及房子的修建情况也证明产权应属瞿某2所有。故该院于1980年2月20日作出（79）民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大佛一村74号即现在某某村68号和69号房屋产权属瞿某2所有。
秦某7因不服该判决，遂向上级法院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现某某村68号和69号房屋为双方当事人的父母自建，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秦某7、秦某3和关系人均为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客观事实。现秦某7以对大家庭的贡献大些，认为房屋就该自己一人所有，这显然是不对的。何况该房原为父母自建，母亲尚在，早年登记产权就是母亲的名字，秦某7的要求于法于理均说不过去。因此，原审法院判决产权归瞿某2所有是恰当的。故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0年5月28日作出（80）民上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一审法院另查明：现重庆市南岸区某某村68号房屋（建筑面积99.82平方米）登记在瞿某1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几点：
一、原某某村68号、69号房屋产权问题。
二、瞿某1是否在1980年以后对诉争房屋有扩建行为。
三、生效判决中涉及的某某村68号、69号房屋与现房产证登记的某某村68号房屋的关系问题。
四、遗嘱的效力问题。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79）民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某某村68号和69号房屋产权属瞿某2所有，二审法院也予以维持，该两份判决为生效判决，故原某某村68号、69号房屋的产权归本案被继承人瞿某2所有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再，根据保存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大佛一村74号房屋的两份资料：1.1952年出具的地租收条上载明的交地租之人为“秦瞿氏”；2.1953年向重庆市人民政府地政局申请登记房屋产权的申请人为瞿某1，性别女。该两份资料均证实大佛一村74号（即判决中的某某村68号、69号）房屋的产权自始属于被继承人瞿某2，只是登记在房屋产权证上的名字为瞿某1而已，该瞿某1并非本案被告瞿某1；另，在瞿某1提交的证据《裕华纺织公司人事登记表》中瞿某1的名字还叫秦某7，曾用名也只有秦某6，年龄为35岁，结合瞿某1出生年份1928年，即填表时间为1963年，在1963年瞿某1填写的简历里没有使用过瞿某1的名字；再，瞿某1提交的公证书时间为1996年10月10日，该公证书上载明的瞿某1名字仍为秦某7，故该院认定至少在1996年，瞿某1在户籍机关登记的名字、即正式名字并非瞿某1。故瞿某1在一审庭审中辩称“1953年系被告委托其母瞿某2申请登记大佛一村74号产权、申请书上的瞿某1就是被告、而性别女一栏系误填”的陈述并不属实。综上，瞿某1认为该两份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将“瞿某1”和“瞿某2”认定为同一个人，从而将瞿某1的个人财产认定为其母瞿某2所有存在重大错误，但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该两份生效判决，故该院对瞿某1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瞿某1申请证人张富强、李成才、陈宏出庭作证，拟证实瞿某1对某某村68号房屋有扩建行为。证人张富强证言：其于1973年住在某某村71号附1号，2006年因房屋拆迁搬走。某某村68号一直由瞿某1及其妻子、儿女居住，瞿某2随瞿某1一起居住至去世。王春（秦某3之子）一家挨着瞿某1的房子居住。瞿某1带人对某某村68号房屋扩建两次，一次是在80年代初，另一次晚点，但不清楚是否有秦某2等人参与。证人李成才证言：其于1978年居住在某某村，与瞿某1系邻居关系，证人只是叫瞿某1叔叔，但并非亲戚，2006年拆迁搬走。瞿某1一家、以及瞿某1母亲瞿某2一直居住在68号。瞿某1对68号房屋有两次扩建，时间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没有见过秦某2等任何一人参与扩建。证人陈宏证言：其与瞿某1系亲戚关系，叫瞿某1姑爷，不认识秦某2等人。证人听其父亲说：他在2000年左右帮瞿某1扩建过房屋，面积不清楚。该院认为，证人陈宏系瞿某1亲属，与瞿某1有利害关系，该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三位证人对扩建时间陈述均不一致，且证人张富强不清楚秦某2等人是否参与扩建、只有证人李成才肯定秦某2等人没有参与扩建。该院综合认定：上述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瞿某1于1980年以后对某某村68号房屋有扩建行为。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1978年公有土地使用证上载明“某某村68号用地面积为125平方米”；1982年房产管业证上载明“某某村68号建筑面积67平方米”；1984年公有土地租用证上载明“某某村68、69号用地面积为98平方米”；1991年3月土地占地费缴款卡上载明“某某村68号使用权面积67平方米、临时16平方米、其他16平方米”；1996年3月土地占地费缴款卡上载明“某某村68号使用权面积67平方米、其他16平方米”。该院认为，以上证据记载的面积各有不同，但与生效判决相互印证：即存在某某村68号和69号；再根据双方认可的陈述和证人证言证实的：“秦某3儿子一家住某某村69号，有两间房屋”；再结合现有房产证上载明的“房屋坐落：南岸区某某某某村68号，建筑面积99.82平方米”，该院认为，原地址为68、69号，现只有68号，而69号一直对应有房屋、住有人，且与原68号属于同一栋房屋，换发房产证后**号不可能凭空消失，再结合上述证据记载的68、69号面积与现房产证登记**号面积基本相当，故该院认为生效判决中涉及的某某村68号、69号房屋与现房产证登记的某某村68号房屋具有同一性。
综上，现登记坐落地址：南岸某某街道某某村68号、建筑面积99.82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瞿某1的房屋系秦某5与瞿某2的遗产。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瞿某1提交了一份遗嘱，上书：“秦建國是我全家迁居重慶的奠基人他人忠厚老實做工找钱从不亂用经我两次修建的房屋是在某某後街四十八號房屋全是秦建國给我的钱今後房屋權利是屬我兒秦建國所有其他人一律無權干涉恐口无凭特立此纸為据”，落款处：“秦某8代笔李酉侠在場人霍国云押李茂财十”，落款时间为“中華民國三十九年正月初一日立”。本院基于以下理由对该遗嘱不予采信：其一，从落款处的“代笔”二字来看，该遗嘱从形式上来讲应属代书遗嘱类型，故应符合代书遗嘱的相关规定。从全文字迹和行文来看，均由一人书写而成，秦某8仅加盖私人印鉴并未亲笔签名，在场人也未亲笔签名，故该院认为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其二，该遗嘱系瞿某1提交，其遗嘱真实性的举证责任也应由瞿某1举示，瞿某1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份遗嘱的真实性，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三，该遗嘱中涉及的不动产地址为“某某后街四十八号”，与本案涉案房屋曾经登记的地址“大佛一村74号”、“某某村68、69号”、“某某村68号”均不相同，瞿某1未证明其同一性和关联性，故该院认为该遗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四，遗嘱落款时间为民国三十九年，即1950年，而我国是从1956年才审定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但在该份遗嘱中，大量使用的是简化字而非繁体字，“迁、钱、经、两、凭、纸、据、荣、云、笔”都有对应的繁体字“遷、錢、經、兩、憑、紙、劇、榮、雲、筆”，但在该份遗嘱中，均使用的是简化字。特别是国字：“秦建國”使用的是繁体字，“霍国云”使用的是简体字，相互矛盾。综上，该院对该份遗嘱不予采信，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予以继承。
秦某5（又名：秦某8）与瞿某2（又名：瞿某3）共生育秦某2、秦某4、秦某3、秦素碧、瞿某1（又名：秦某7、秦某6）5个子女。故位于重庆市南岸某某街道某某村68号、建筑面积99.82平方米的房屋系秦某5与瞿某2的遗产，应由继承人等额继承，每人各占1/5份额，因秦素碧及其配偶已死亡，故应由秦素碧继承的份额由秦素碧的子女杨某1、杨某2、杨某3共同继承。
一审判决：“位于重庆市南岸某某街道某某村68号房屋（建筑面积99.82平方米）由原告秦某2继承20%的产权份额，由原告秦某3继承20%的产权份额，由原告秦某4继承20%的产权份额，由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共同继承20%的产权份额，由被告瞿某1继承20%的产权份额。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秦某2承担1760元，原告秦某3承担1760元，原告秦某4承担1760元，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共同承担1760元，被告瞿某1承担176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某某村68号、69号房屋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属瞿某2所有，至本案二审询问审理之日止，认定重庆市南岸区某某村68号、69号房屋属瞿某2所有的生效判决尚未被撤销，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瞿某1主张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某某村68号房屋属其个人所有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秦某2、秦某3、秦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分割瞿某2遗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对于瞿某1在一审中举示的秦某8遗嘱应该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该份遗嘱的落款时间，可以推算遗嘱形成时间为1950年，当时我国《继承法》确实尚未颁布实施。即便当时对遗嘱的形成方式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在本案中瞿某1亦应对遗嘱的真实性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但瞿某1未举示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本院无法对此份遗嘱的真实性作出认定。另，遗嘱上所写房屋地址为“某某后街四十八号”，与本案诉争房屋曾经登记过的地址“大佛一村74号”、“某某村68号”均不相同，本院亦无法认定此份遗嘱中所涉不动产即本案诉争房屋。
综上所述，瞿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瞿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 敏
审判员 周海燕
审判员 周 舟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梁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