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舞民初字第936号
原告鹿秀红，女，生于1970年12月16日，汉族，中专文化，工人，住河南省舞阳县。
委托代理人周菲菲，女，生于1981年8月6日，汉族，住漯河市源汇区。
委托代理人周艳华，女，生于1982年7月15日，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住所地：舞阳县人民路中段**号。
负责人：林亚昌，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樊朝阳，河南九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鹿秀红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储蓄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后，于2014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鹿秀红的委托代理人周菲菲、周艳华及被告委托代理人樊朝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的工作人员谷剑等人为了完成本行制定的任务，多次请求原告在被告处存款，原告基于对被告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于2010年9月29日通过谷剑向被告交付存款30万元，被告的工作人员谷剑给原告出具了加盖被告印章的凭证，明确了存款期限，存款到期后，被告一直未支付。所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被告归还存款30万元及利息17875元。
被告舞阳建行辩称，答辩人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应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持有的证据（收据）不属于有效证据，原告持有的证据（收据）上的印章属虚假印章，该事实已经被谷剑刑事案件的生效判决认定，该印章不是答辩人单位有效印章，故该证据不能认定答辩人收取原告的款项。二、答辩人不属于存款合同的当事人。原告是以存款合同纠纷提起的民事诉讼，主要证据就是谷剑向其出具的借条，谷剑的行为已被定性为诈骗行为，并且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与答辩人毫无关系，不属于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三、原告的损失应当通过刑事追赃进行解决。四、法院不应当受理本案。根据法释（2000）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的规定，追赃系刑事诉讼中的法定程序，只有经过追赃，被害人的损失不能得到全额弥补的情况下，被害人才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才应该受理，本案中，刑事判决虽发生法律效力，但至今未进行追赃程序，原告的损失数额无法确定，民事责任主体的赔偿数额必须等待刑事追赃结果之后方能确定，所以法院不应当受理本案。五、谷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谷剑向原告出具的均属于普通的收款收据，不属于银行业内的专用存单，众所周知，银行存款单属于专门的防伪制式单据，与谷剑向原告出具收据截然不同，故原告对谷剑“收原告款的行为不是收取存款的行为”是明知的，所以谷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六、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责任。1、被告谷剑向原告出具借条的行为属诈骗行为，诈骗行为完全属个人行为，与答辩人毫无关系，原告借款给被告谷剑时没有征询答辩人意见，完全是处于对谷剑的个人信誉的信任，答辩人毫不知情，自始至终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2、被告向原告借款均是用于私事。3、原告借钱给谷剑的目的是为了牟取高息。4、原告存在重大过错。综上所述，舞阳县法院受理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实属不当，希望法庭查明事实，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原告通过追赃程序解决，且答辩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请求法庭依法公正解决。
经审理查明：2007年因舞阳闵原电器有限公司在舞阳建行的到期贷款逾期后无力偿还。舞阳建行为兼顾本单位的利益，经征询相关部门及人员意见并经班子成员研讨后，作出由舞阳建行暂行筹款替闵原电器还贷的会议决定并作为任务逐级安排布置。当时的舞阳建行综合业务部经理刘顺安和职员谷剑积极参与了此项筹款活动并成功筹款200万元。2007年3月刘顺安调离前，由刘顺安联系，后期谷剑参与又继续为闵原电器逾期贷款周转资金，由此也拉开了谷剑诈骗的序幕。谷剑在担任被告对公客户经理期间，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常以被告单位名义，虚构给被告单位拉存款顶任务，给企业验资的事实募集资金。通过向资金所有人出具加盖被告单位印章（经鉴定谷剑向资金所有人出具借条的印章与被告提供的现使用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的借条、存条、口头承诺三种形式骗取多人款项共计1400余万元，所骗款项部分用于支付被骗人本金和利息，其余用于投资生意、购买基金、股票、房产、车辆、彩票等。谷剑因涉嫌诈骗于2011年9月被舞阳县公安局抓获并因犯诈骗、偷越国（边）境、挪用公款罪被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漯刑再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谷剑不服该判决上诉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4日作出(2014)豫法刑三终字第009号刑事判决书，维持了对谷剑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的定罪和量刑部分，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舞阳县公安局对谷剑涉嫌诈骗的刑事侦查卷宗材料显示。2011年11月25日对被告原行长万三华调查时万三华陈述：闵原电器2006年元月在舞阳建行贷了两笔款，每笔都是500万元。2007年这两笔贷款快到期时，闵原电器资金紧张没钱还贷款。当时闵原电器是县里的招商引资企业，政府很重视，再者如果贷款逾期会影响上级对我们的考核，而闵原电器也因此以后不能再申请贷款。于是我和当时的闵原电器法定代表人蒋厚龙商量先由我们建行替他们还上第一笔贷款，然后再向上级申请贷款，贷款回来后再还我行。在征得当时政府的同意后，由政府先替闵原电器还款100万元，下余400万元我们建行想办法，最后建行通过当时的付卫东付行长借了200万元，当时的综合部经理刘顺安筹了200万元，就这样把闵原当时的500万元贷款换上了，想着还上后十天左右的时间就能给闵原电器把贷款申请下来，结果直到现在也没能申请下来，借这400万元手续怎样还的我也不知道，刘顺安清楚，这是刘顺安的职责，我当时把权力给刘顺安了，让刘顺安处理这个事儿，刘顺安借谁的200万元我也不清楚。
2011年10月14日对被告原综合业务部经理刘顺安调查时刘顺安陈述：2007年元月份，舞阳闵原电器的500万元快到期时我行向闵原电器催要，但闵原电器无钱还。当时闵原电器是舞阳的重点企业，县里很支持。如果贷款逾期了，就会列入黑名单。当时行里的领导班子万三华行长，副行长付卫东、乔明卫三个人在征得闵原电器的同意后，经研究决定由行里先借钱替闵原还上贷款，所借款的期限是一个月，按月息一分五计息，利息由闵原电器承担，然后行里再从上级给闵原电器申请审批贷款。闵原电器的新贷款审批下来后，再把建行借的这钱从贷款中扣下来。万三华行长召开了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把这项任务布置了下去，让中层把行里的意思传达下去，看看谁能找200万元（当时闵原找了100万元，付卫东从范辛铁路项目借了200万元，还有200万元缺口），我当时是综合业务部（以前叫信贷计划科）经理，属中层干部，会后我就给行里综合业务部的员工谷剑说万行长让找200万元，用一个月的时间，按一分五计息，你能不能借来，谷剑听后说找找试试看，后来谷剑不知从哪儿找来了200万元，谷剑对我说后，我让他与行里的会计结合看怎么入账，入账后谷剑问我要手续，我请示万行长后，万行长让我以行里的名义出个手续，我于是就给谷剑写了个条并盖上了行里的行政章给了谷剑。后来因为闵原电器的贷款没有审批下来，到2007年3月份我快调到漯河工作时谷剑急了，让我给鹿铁头打电话借200万元，经鹿铁头同意后扣除一年利息打到我建行账户180多万元，我在柜台上办了个手续转给谷剑。至于谷剑以后怎么处理的我不清楚，我让谷剑给鹿铁头打个条，谷剑让我打，我于是就给鹿铁头出了个手续后让谷剑给鹿铁头了。关于章的问题我不清楚，我给鹿铁头打的条上面没有章，我把这张没有盖章的条叫谷剑给鹿铁头送去，现在不知道上面怎么盖的章。
2011年9月23日对谷剑调查时谷剑陈述：我2006年五、六月份调到建行综合业务部工作，刘顺安是科长，那时闵原电器欠我们有贷款，逾期后还不上，建行领导的意思是找钱先替闵原电器还上，刘顺安让我找200万元，我就向电业局会计杨召军打电话借款并让杨召军把200万元转到建行要求的账户上，后来刘顺安找鹿秀珍借200万元把杨召军的钱还上了。在催刘顺安还电业局杨召军钱中间有一天，刘顺安让我到邮局对面老宾馆楼下刻章那里拿个章，回到行里我把这枚印章交给刘顺安，并问他行里怎么刻这个章。第二天我见鹿秀珍他父亲鹿铁头去找刘顺安。当天鹿铁头走后，刘顺安把那枚章给我说让销毁了，我拿到章后发现内容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我买了几本收据，往四本收据上盖了这个假章，大概停一个月时间我把这枚章烧了。
2012年4月5日对谷剑调查时谷剑陈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这枚印章是当时我行综合部的科长刘顺安让我去舞阳邮局对面胡同内老宾馆楼下那个刻章的店里拿的，我拿住章后当天就给刘顺安了，给刘顺安章的第二天，刘顺安又把章给我让我把章毁了，我于是就买了四本收据往上面盖完章后把章烧掉了，也就是说章是假的，刘顺安对这枚章的情况应该很清楚，我向客户借钱时相当一部分是打着给单位拉存款的名义（给我定任务），这枚印章也起了关键作用，有一部分人是看到手续上有章了才肯把钱借给我，如果没章这部分人是不相信的，我给出借人出具的收据上都加盖有这枚印章。
2010年9月29日谷剑以顶存款任务为由收取原告鹿秀红30万元，收款后由谷剑向原告出具内容为“今收到鹿秀红叁拾万元整”的借据一份。载明该收据加盖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并有谷剑签名。
上述卷宗材料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材料来源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公安刑事侦查卷宗中相关责任人的陈述，本案发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即最初由刘顺安、谷剑以舞阳建行人员的职务身份向鹿铁头借款偿还闵原电器贷款并出具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的借条开始，发展至后期谷剑以拉存款顶任务之名仍向原告出具加盖同一枚印章的收据。由此原告作为普通的公民和储户相信将钱交给谷剑即为舞阳建行借款或存款，因此本案属于因银行工作人员以其职务身份和高息揽储业务引诱储户向其交款进而骗取资金，从而又引发储户与银行之间纠纷的情况。故本案应定性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
对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承担责任的关键在于银行与储户对存款被骗导致的损失是否具有过错。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银行和储户应该如何按其过错承担与其相适宜的责任。相对于普通储户而言，银行对犯罪分子利用银行实施犯罪进行防范更具条件，因此银行应当制定完善的行政管理规范和业务管理规范，并严守规范确保储户的存款安全，任何超越职权和职责的行为都属于违背管理规范的不当行为。对该不当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应承担与之相适宜的过错责任。
舞阳建行在闵原电器有限公司逾期还款情况下不是积极依法主张权利挽回损失，而是从满足本单位考核成绩的利益出发，动员并授意职工以本单位名义借款为闵原电器有限公司垫付资金偿还贷款。其自行操作、变通贷款手续，以本单位借款充当闵原电器有限公司的还款资金的行为明显违背银行管理的一般性规范，为后期谷剑的诈骗行为埋下了伏笔，也成为谷剑实施诈骗的诱因之一。
涉及到本案中谷剑向原告出具的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中的印章问题。谷剑的交代材料指认舞阳建行原综合部经理刘顺安在借钱为闵原电器有限公司垫付贷款时刻制了该枚印章并由其取回后亲自交给了刘顺安。刘顺安则在接受调查时对此予以否认。但有一点事实是明确的，即在谷剑未接替刘顺安职务，未实施诈骗前，刘顺安在2007年3月担任舞阳建行综合部经理未调入漯河市建行前，刘顺安向鹿秀珍借款时出具的“今借到鹿秀珍200万元，用期一年，利息已付”的借条也加该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且该枚印章舞阳建行也主张不是舞阳建行使用的印章。不论舞阳建行为舞阳闵原电器有限公司垫还于2007年3月向鹿秀珍借款时使用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与后期谷剑诈骗时使用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是否属于同一枚印章，在舞阳建行对这两个时间段所使用的均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否认的情况下，至少说舞阳建行动员职工借款代替舞阳闵原电器有限公司还款时使用过非本单位正常使用的印章。若此舞阳建行在管理上就存在明显的漏洞，应认定其存在过错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原告从起诉到庭审一直声称交给谷剑的钱是存款，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该知道银行存款的正规手续和凭证，也应该清楚谷剑向其出具的收据与银行存折、存单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对谷剑作为银行职员向其出具的收据，明知不符合银行存款的形式而自愿接受，为谋取高息，偏听偏信，既不调查了解，又疏于分析研判、注意防范，心存侥幸，放任自我，为谷剑完成诈骗提供了平台和条件，损害自己，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在谷剑实施并完成诈骗上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之相对应的过错责任。鉴于原、被告在谷剑实施诈骗过程中的过错程度。对于原告因此所遭受的损失，以被告承担向原告赔偿本金，原告按其过错程度承担利息损失为宜。
综上分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鹿铁头赔偿存款本金30万元。
二、驳回原告鹿秀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68元，原告鹿秀红负担1068元、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负担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德 成
审 判 员 张 浩 洁
人民陪审员 丁 凤 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鹏举(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