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54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德怀，男，195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启，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飞，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望华，女，196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启，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飞，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新农知音湖大道特1号。
负责人：刘子清，该管理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平，湖北平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德怀、张望华因与上诉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4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德怀、张望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启、闫飞，上诉人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德怀、张望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德怀、张望华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矛盾。生效的法律文书已明确认定李德怀、张望华与案外人冷文兵的《合同转让协议书》已解除，李德怀、张望华与冷文兵的法律关系明晰，不存在任何未厘清事实。李德怀、张望华对其承包的鱼池转包给李同江等人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二、李德怀、张望华与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的期限尚未届满，应当继续履行。李德怀、张望华没有缴纳2016年、2017年的承包费是因为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的违约行为导致李德怀、张望华无法继续经营，且未交缴纳承包费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解除。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知道李德怀、张望华与冷文兵签订的《合同转让协议书》已解除的情况下，未及时解除其与冷文兵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导致冷文兵与案件人余锋签订了《转让协议书》，导致涉案鱼池承包经营权更加矛盾化和复杂化。因此，李德怀、张望华未缴纳2016年、2017年承包费属于合法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另外，在双方的协议未解除前，中法生态城管委会将案涉鱼池承包给他人经营。
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不向李德怀、张望华承担任何费用或发回重审，并由李德怀、张望华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于2012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张望华是什么时候加入的，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对于李德怀、张望华与冷文兵签订的《合同转让协议书》，新农养殖场是鉴证方。对于李德怀、张望华与冷文兵履行合同发生争议、造成合同解除以及损失的发生、损失的大小、责任主体均不明。李德怀、张望华与案外人李同江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有恶意转包嫌疑。因为在当时，其与冷文兵的合作转让没有正式解除，冷文兵在2015年还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在案涉鱼池仍在纠纷中时，李德怀、张望华又收取转包费，属于扩大损失，对于转包中约定的75万元，应不予支持。从双方诉讼调解达成的45万元结案可以看出，合同双方串通损害新农养殖场利益。二、对于李德怀、张望华与冷文兵的合作，以及李德怀、张望华与案外人的转包，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的下属新农养殖场只是鉴证人，不是合同相对人。中法生态城管委会只收一家承包费18万元，只认一个主体，履行发包方的权利，为合同方协调矛盾。一审法院对于转包合同损失的75万元，判决由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承担一半的责任，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另外，对于75万元的损失，有恶意串通嫌疑，应认定为45万元。中法生态城管委会还称李德怀、张望华没有交承包费，《承包合同书》已终止，且相关部门规定并公告鱼池不再发包，合同无法履行。
李德怀、张望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继续履行与李德怀、张望华签订的《承包合同书》；2.中法生态城管委会赔偿李德怀、张望华2015年度的合理损失75万元；3.诉讼费和其他费用由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承担。
中法生态城管委会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书》超期部分无效；２.李德怀、张望华2个月内返还占有的600亩鱼池；３.驳回李德怀、张望华的全部诉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农养殖场系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蔡甸街办事处（以下简称蔡甸街办事处）的下属内设机构，经营养殖业，余明勇系该场负责人。2004年1月1日，余明勇代表新农养殖场（乙方）与蔡甸街办事处（甲方）签订《蔡甸街新农渔场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性质为余明勇牵头，集体承包，自主经营；承包期限为10年，从2004年1月30日至2014年1月30日；承包指标为乙方上交甲方承包费7万元，须在每年年底（12月30日前）付清；甲方为乙方提供养殖水面980亩及其他不动产。
2011年底，新农养殖场对外招租其经营的六百亩鱼池。2012年1月1日，李德怀、张望华与新农养殖场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李德怀、张望华承包新农养殖场所有的六百亩鱼池从事养殖生产，承包期限6年，自2012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承包费为每年18万元。合同签订后，李德怀、张望华与冷文兵合作经营该六百亩鱼池。
2013年12月23日，李德怀、张望华与冷文兵因合作经营多次发生矛盾，经余明勇主持协调，双方签订《合同转让协议书》，约定：李德怀、张望华自愿将六百亩鱼池6年承包经营权的后4年转让给冷文兵承包经营，李德怀、张望华与新农养殖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自行终止；六百亩渔池中2013年12月20日前的销售收入全归冷文兵所有，也不承担前期任何费用；冷文兵出资75万元给李德怀、张望华，分二次付清，2013年12月23日付给张望华15万元，2014年1月10日付给李德怀60万元；李德怀、张望华收到75万元后，六百亩鱼池内鱼类及一切物品全归冷文兵所有；冷文兵如果2014年1月10日的资金不到位，已付15万元作废。李德怀、张望华和冷文兵均在协议上签名盖手印，余明勇作为鉴证方签名并加盖新农养殖场公章。协议签订后，冷文兵即付给张望华转让费15万元。2014年1月1日，冷文兵与新农养殖场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新农养殖场将六百亩鱼池承包给冷文兵从事养殖生产，承包期限4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止，承包费为每年18万元。2014年1月10日，因冷文兵未按约给付第二期转让费60万元，李德怀、张望华主张解除《合同转让协议书》，六百亩鱼池由其继续承包经营。同年3月8日，李德怀、张望华与案外人李同江、杜友江、叶四春、马学春等4人签订《承包合同书》，将该六百亩鱼池转包给李同江等4人种植莲藕，期限3年，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承包费为每年75万元。余明勇作为鉴证方在合同上签名。李同江等4人于合同签订当日给付李德怀、张望华现金35万元。同年12月18日，李同江等4人又给付李德怀、张望华2015年承包费10万元。同日，新农养殖场收取李德怀、张望华2015年度六百亩鱼池承包费18万元。2015年1月1日，冷文兵与案外人余锋签订《转让协议书》，将该六百亩鱼池的6年期承包经营权、物权、投资收益权等全部转让给案外人余锋，转让费126万元。
2015年4月13日，冷文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继续履行与新农养殖场签订的渔业承包合同；2、案件受理费由武汉市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后官湖管委会）承担。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2015）鄂蔡甸民二初字第00173号民事判决：驳回冷文兵的诉讼请求。冷文兵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新农养殖场在经营管理上级部门移交的资产过程中，在授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合法民事行为应为有效，且李德怀、张望华与新农养殖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该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依法予以确认，故李德怀和张望华依据《承包合同书》，获得了六百亩鱼池2012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的经营权；李德怀和张望华在2013年12月23日与冷文兵签订《合同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将六百亩鱼池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的经营权转包给冷文兵经营，并明确规定了冷文兵获得经营权需支付对价75万元；虽冷文兵在协议签订后向李德怀和张望华支付了15万元对价，但未在双方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支付剩余60万元的对价，故三方签订的《合同转让协议书》已解除；而冷文兵与新农养殖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是以冷文兵、李德怀、张望华签订的《合同转让协议书》如期履行为前提，现履行前提已不存在，故冷文兵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8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5月8日，李同江等4人因不能行使该六百亩鱼池的承包经营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解除与李德怀、张望华签订的《承包合同书》；2.李德怀、张望华返还李同江、杜友江、叶四春、马学春支付的承包费45万元；3.李德怀、张望华支付违约损失70万元；4.案件受理费由李德怀、张望华承担。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李同江等4人与李德怀、张望华于2015年12月25日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解除双方于2014年3月8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2、李德怀、张望华共同返还李同江、杜友江、叶四春、马学春的承包费45万元，此款于2016年3月31日前给付225000元，同年6月30日前给付225000元，李德怀、张望华互负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案件受理费15150元，减半收取7575元，由李德怀、张望华共同负担。一审法院于当日制发（2015）鄂蔡甸民二初字第00194号民事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已发生法律效力，但李德怀、张望华至今未实际履行该调解协议确定的义务。
一审另查明，2012年7月，蔡甸街办事处将新农养殖场移交给后官湖管委会管理。2016年2月，后官湖管委会向新农养殖场发出《关于开展什湖生态治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对所有承包户的管理，所有承包户维持现状，不得新建、增加新投资；合同承包期满的收回鱼池，不得重新发包；合同期未满的，不允许转包和延长。同年3月15日，后官湖管委会被撤销并入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李德怀、张望华因多次要求解决其2015年度的经营损失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审理中，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以发现新证据为由，对（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898号案提起再审申请。2017年2月2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提出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条件，遂裁定：驳回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的再审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已经生效的（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898号民事判决，李德怀、张望华与新农养殖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新农养殖场发包涉诉的六百亩鱼池并签订承包合同的行为，是在上级部门授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故该合同应合法有效。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以新农养殖场超期发包为由，主张李德怀和张望华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的承包经营权无效，因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以此申请再审的请求已被上级法院驳回，而新农养殖场与上级部门签订承包合同是内部管理行为，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且新农养殖场的承包期满后，合同约定的经营水面实际仍由新农养殖场管理，故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的上述反诉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李德怀、张望华虽与冷文兵签订《合同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承包权转让给冷文兵，因冷文兵未按约定支付相应对价，该《合同转让协议书》已经解除，新农养殖场明知此情形，在收取了李德怀、张望华2015年度的承包费，且同意李德怀、张望华对外转包后，却未及时解除其与冷文兵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也未制止相关人员干扰李德怀、张望华承包经营活动的行为，导致李德怀、张望华在2015年度不能正常承包经营，造成其2015年度的承包收益损失，新农养殖场的行为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新农养殖场系中法生态城管委会内设机构，故应由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李德怀、张望华在未完全厘清其与冷文兵的合伙承包及转包关系时，即将争议的六百亩鱼池承包经营权转包给李同江、杜友江、叶四春、马学春，应该预见到因此而发生纠纷，却放任该结果的发生，应负有同等的违约责任。李德怀、张望华2015年度的承包收益损失实为李同江、杜友江、叶四春、马学春应给付的承包费75万元，该可得利益是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其他违约责任李同江等人已经放弃，并未追究，故其2015年度的可得利益损失为75万元；一审法院民事调解书只是确定李德怀、张望华返还李同江、杜友江、叶四春、马学春已付的承包费45万元，并未认定李同江等人未付的承包费30万元不属于李德怀、张望华的可得利益损失，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主张李德怀、张望华的可得利益损失实为45万元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上述损失75万元，由双方各承担50%，即李德怀、张望华自负37.5万元，中法生态城管委会赔偿37.5万元。李德怀、张望华请求判令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继续履行合同，因李德怀、张望华承包经营受阻的直接原因系与他人发生纠纷所致，并非中法生态城管委会阻碍其承包经营，且李德怀、张望华也未按合同约定交纳2016年度和2017年度的承包费，亦未提存相应的承包费，故该诉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李德怀、张望华自愿放弃要求中法生态城管委会返还其2015年度承包费18万元的诉求，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正当处分，且交纳该费用是其应尽的合同义务，故依法照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于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赔偿李德怀、张望华2015年度的渔业承包损失人民币37.5万元；二、驳回李德怀、张望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管理委员会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100元，由李德怀、张望华负担6550元，中法生态城管委会负担6550元（中法生态城管委会应负担的部分李德怀、张望华已垫付，执行时由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一并给付李德怀、张望华）。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00元，减半收取5500元，由中法生态城管委会负担。
二审中，李德怀、张望华提交证据一：调查笔录、照片，拟证明案涉鱼池从2016年起一直由案外人袁永军在承包经营。证据二：录音材料，拟证明李德怀、张望华向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缴纳2016年的承包费，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拒收。李德怀、张望华还申请证人李某1、李某2出庭作证。李某1称，其与李德怀、张望华有亲戚关系，给李德怀、张望华做了一年长工，案涉鱼池在2015年荒了一年，2016年、2017年被包给别人喂鱼。李某2称，其在2013年、2014年给李德怀、张望华打工，案涉鱼池现在包给了袁永军在喂鱼。经质证，中法生态城管委会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案涉鱼池是否实际经营，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不清楚。本院在庭审中要求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于2017年10月10日前向本院提交案涉鱼池在2016年、2017年是否实际经营的书面材料，并告知中法生态城管委会，如不提交，则采信李德怀、张望华所述案涉鱼池在2016年、2017年由他人经营的主张，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未提交书面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李德怀、张望华提交的证据一以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案涉鱼池从2016年起由他人经营，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不能证明李德怀、张望华向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缴纳2016年的承包费，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拒收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案涉鱼池在2015年处于荒废状态，在2016年、2017年由他人经营。
本院认为：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李德怀、张望华与新农养殖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李德怀、张望华获得了案涉鱼池2012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的经营权。虽李德怀、张望华未向中法生态城管委会支付2016年、2017年的承包费，但在《承包合同书》中并无李德怀、张望华不交承包费，该《承包合同书》自动终止的约定。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此向李德怀、张望华提出解除该《承包合同书》，且在2016年、2017年期间，李德怀、张望华与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之间因案涉鱼池存在纠纷。因此，该《承包合同书》对李德怀、张望华及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至于张望华何时加入该《承包合同书》成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影响该《承包合同书》对各合同主体权利义务的约定及履行。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鱼池现已由他人经营，李德怀、张望华对案涉鱼池享有的经营权期限已不足三个月即届满。因此，李德怀、张望华主张继续履行该《承包合同书》不具有客观可行性，故对其主张继续履行《承包合同书》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李德怀、张望华在2015年度的承包收益的认定，从李德怀、张望华与案外人李同江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来看，李德怀、张望华在该年度可得收益为李同江等人支付的承包费75万元。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主张李德怀、张望华的该年损失应为45万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案涉鱼池在2015年产生的收益损失，李德怀、张望华与新农养殖场均负有责任。一是新农养殖场在收取了李德怀、张望华2015年的承包费后，未及时解除新农养殖场与冷文兵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中法生态城管委会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新农养殖场在该年为李德怀、张望华承包经营案涉鱼池提供了排除干扰、妨碍的协助行为。在冷文兵就案涉鱼池主张经营权后，案涉鱼池的经营权处于争议之中，导致李德怀、张望华在该年不能正常承包经营案涉鱼池。二是李德怀、张望华在其与冷文兵之间就案涉鱼池的经营权纠纷尚未完全实际解决时，即将案涉鱼池的承包经营权转包给案外人李同江等人，以至冷文兵就案涉鱼池的经营权主张权利后，案外人李同江等人不能正常行使案涉鱼池的承包经营权。因此，对于该年的承包收益损失，李德怀、张望华亦负有相应责任。鉴于上述原因，一审法院判定李德怀、张望华与中法生态城管委会对上述75万元的收益损失各承担一半的责任，由中法生态城管委会向李德怀、张望华赔偿37.5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李德怀、张望华，上诉人中法生态城管委会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600元，由李德怀、张望华负担11300元，由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管理委员会负担11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易齐立
审判员 胡 浩
审判员 胡铭俊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赵艺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