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116行初25号
原告武治经，男，1942年5月15日出生，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湖光南街2号。
法定代表人李连鑫，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海红，女，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法制科科员。
委托代理人王柏涵，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15号。
法定代表人常卫，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秀芳，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郭跃，北京徐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治经要求撤销被告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怀柔区教委）于2016年12月8日向其作出的《答复告知书》、被告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怀柔区政府）于2017年3月15日向其作出的怀政复字〔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日受理后，于当日向被告怀柔区教委、怀柔区政府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诉讼通知书。被告怀柔区教委、怀柔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证据、依据。本院于2017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武治经，被告怀柔区教委的法定代表人李连鑫及委托代理人张海红、王柏涵，被告怀柔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秀芳、郭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怀柔区教委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的《答复告知书》内容为：武治经，我们于2016年10月28日收到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所需的政府信息或者其他特征描述为：“请求公开六○.一○.一五案的有关书证和他人上访信”，关于11月17日向您作出延期答复告知。经认真核查，依据《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一章第二条“本规定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您申请获取的“请求公开六○.一○.一五案的有关书证和他人上访信”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区教委现向您作出非政府信息告知。
原告武治经不服上述《答复告知书》，于2017年1月18日向被告怀柔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怀柔区政府经审查认为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故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
原告武治经诉称，被告怀柔区教委曾对原告武治经搞了很多书证，还收集了杨XX的上访信，这些书证关系原告武治经以前38年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其他权益，甚至关系到终生。原告武治经于1958年当教师，1959年转正，1960年9月底被骗回家，杨XX也受了牵连并于1980年复职。但原告武治经的问题不仅没得到任何解决，反被说成骗子、诬告、陷害、无理缠诉，现在其被当地派出所监控。原告武治经和杨XX都转正了，但是原告武治经的档案在文革初期被缐XX销毁了，杨XX的档案上没写转正。原告武治经转正了还多一个证据，即1959年9月的《民中教师五九-六○学年度中小学教师分布情况统计表》，该表有原告武治经的名字，是转正的民中教师统计表。文革前，六○.一○.一五案未得到任何处理，文革初期缐XX乘乱销毁了原告武治经的档案，杨XX的档案没写转正才保留下来。1973年初，原告武治经继续信访，1978年底不调查不行了才搞书证，被告怀柔区教委至少3次搞书证，还收集了杨XX一封上访信，前两次搞书证都是公私两种。
为什么会有4种文件原告武治经百思不得其解，2014年10月，其申请公开这些书证，11月24日，被告怀柔区教委第5号告知书说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公开，这种解释是对原告武治经的一种侮辱。原告武治经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完全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把六○.一○.一五案搞清楚，但2015年3月24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令被告怀柔区教委重新答复。决定书令被告怀柔区教委征求第三方意见，但其从未征求过，2年后复议处让被告怀柔区教委胜诉了，复议处从暗中帮助被告怀柔区教委到公开帮助。被告怀柔区政府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存在的问题：1、补正问题，明明不需要补正，却要求原告武治经补正，但还说原告武治经拒绝补正。2、被告怀柔区教委承认有三项书证，并于2017年2月15日在答复书也说找到了三项书证，但与2016年12月8日其作出的告知书说书证未制作、未获取、未记录、未保存相矛盾。2017年3月15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却说2016年12月8日的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书证只能获取、保存，书证如果是制作的、记录的那还是书证吗？被告怀柔区政府看过被告怀柔区教委的三项书证了吗？3、被告怀柔区政府对原告武治经提出的第2项请求认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不予支持。4、程序合法，被告怀柔区教委于2016年10月28日接到原告武治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至作出不予公开告知书用了40余天，真的这么难吗？做了延期告知就被复议机关认定为程序合法。5、原告武治经的行政复议第3项请求，被告怀柔区政府却认定不属行政复议范围。6、被告怀柔区政府认定原告武治经申请获取的信息不属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难道书证是在旅游或游戏中得到的吗？真的没保存吗？这是被告怀柔区政府工作人员的问题还是业务能力问题还是其他问题？7、对双方证据的认定，原告武治经提交的复议申请书提出10项书证，请被告怀柔区政府查找其无法提供的4项书证，被告怀柔区政府只承认4项，不承认任何对原告武治经有利的证据，其指出被告怀柔区教委有12份书证，但是答复书却只有2页，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力都没有说。总之，被告怀柔区政府帮助被告怀柔区教委陷害原告武治经、故意拖延时间。
综上所述，原告武治经要求1、撤销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2、撤销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3、判令被告怀柔区教委找到三项书证；4、判令被告怀柔区教委赔偿原告武治经38年信访无果反遭陷害的损失38万元。
原告武治经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17年行政复议申请书1份。证明原告武治经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
2、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2014）第5号-不存《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1份。证明该告知书和2016年12月8日告知书解答的是同一个问题。2014年10月10原告武治经申请公开5项书证，被告怀柔区政府在2016年通知被告怀柔区教委说原告武治经的申请书不合格，原告武治经又重新做了3个申请书，然后被告怀柔区教委又作出该告知书。
3、2015年2月6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关于第5号的行政复议答复书1份。证明原告武治经不服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2014）第5号-不存《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而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怀柔区教委在复议阶段作出的答复书。
4、2015年4月30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没有按照2015年3月24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内容执行。
5、2015年5月20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辩状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在（2015）怀行初字第48号行政案件中提交的答辩状。
6、2015年7月9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1份。证明和4月30日告知书是一致的，没有执行法院（2015）怀行初字第48号判决书内容。
7、2015年9月2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关于撤销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的通知》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是错误的。
8、2015年10月21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1份。证明针对原告武治经的申请，被告怀柔区教委几次都不公开，该告知书亦是错误的。
9、2016年3月1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没有理了才延期告知，不应该延期，简单案件不需要延期。
10、2016年3月21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已经延期了但还是没有公开。
11、2016年6月24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1份。证明对原告武治经的要求是苛刻的。
12、2016年9月22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刁难原告武治经。
13、2016年11月17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想不公开但是找不到理由。
14、2016年12月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1份。证明系原告武治经提出申请行政复议和起诉的依据。
15、2017年2月15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关于区政府第1号行政复议通知答复书的答复意见》1份。不能证明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是正确的。
16、2015年3月24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怀政复字﹝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在2014年作出的5号告知书说原告武治经搞破鞋。
17、2016年2月4日、6月2日，被告怀柔区政府分别作出的怀政复字﹝2015﹞39号、﹝20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各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政府违法教被告怀柔区教委挑原告武治经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的毛病，让其重新写申请书。
18、2017年3月15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证明系原告武治经起诉的依据。
19、2010年10月12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武治经信访协调会1份。证明原告武治经没有搞破鞋，被告怀柔区教委5号告知书和被告怀柔区政府第一个决定书说原告武治经搞破鞋，是对其人格的侮辱。
20、2015年9月28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书1份。证明该申请书上面的文字是被告怀柔区政府工作人员给打印的，后面是原告武治经手写的，被告怀柔区政府让原告武治经撤回行政复议申请是违法的。
21、2015年11月9日、11月12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政府不用原告武治经亲笔书写的申请书，让用他们写好的申请书，他们为原告武治经编写违法，但原告武治经承认字系其本人亲笔所签。
22、2016年1月7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1份。证明申请的事项已经经过一次行政复议，本案不应该延期。
23、2017年1月18日，被告怀柔区政府向原告武治经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政府故意刁难原告武治经，不需要补正。
被告怀柔区教委辩称，关于原告武治经请求被告怀柔区教委公开1978年缐XX、朱XX等人书写的关于其是否转正的证明材料、1988年高XX、高X等人书写的关于其是否转正材料、2002年徐XX、王XX等人书写的关于其是否拥有工会证的证明材料(以下简称三项书证),及赔偿损失38万元一案,现就原告起诉理由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一、原告武治经对被告怀柔区教委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怀柔区教委已按法定程序办理,并及时给予了答复。
1、2016年10月2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收到原告武治经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在此之前被告怀柔区教委也因原告武治经申请依法做出过6次告知书,但鉴于在本案中原告武治经并未提出程序违法,且在10月27日申请书中明确“以此为准”)。
2、经研究决定,机构负责人同意后,于2016年11月17日做出《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延期15日),并于次日向原告武治经邮寄送达了该份告知书。
3、被告怀柔区教委于2016年12月8日做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于当日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武治经送达。
二、原告武治经诉求中申请公开的三项书证不属于政府信息,其要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信息公开,于法无据。
原告武治经所述三项书证均属于过程性、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所述政府信息。首先，被告怀柔区教委的职责仅是对本辖区内教师及教学的管理,原告武治经并非教师、亦非学生,被告怀柔区教委无权对其进行行政管理,即不具有对其履行行政职能的权利。
其次，本案所述三项书证,均来源于原告武治经上访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公职问题的过程中。仅是被告怀柔区教委为进一步了解原告武治经上访事件所述内容,对其上访所述情况进行的内部询问、核查,并非履行行政职能所得。因此,该三项书证应属于内部管理信息。
再次，2007年教育局、人事局找到了原告58至60年保存的相关工作材料,并做出《关于武治经同志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公职的答复》。至此，被告怀柔区教委对原告武治经所述三项书证仅停留在讨论、研究和审查阶段,为此该三项书证也应属于过程性信息。
最后，三项书证均为被咨询人凭记忆书写,缺乏准确性及完整性,仅代表被咨询人个人意见,公开后可能会对其个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三、该三项书证即使不能被认定为过程性、内部管理信息,依法也应属于不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1、依据《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规定,该三项书证均涉及个人隐私,依法未经其同意的,无权公开。
2、原告武治经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亦未因该三项书证受到影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原告武治经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被告怀柔区教委可以不予提供。
3、2007年教育局、人事局出具《关于武治经同志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公职的答复》中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包括未找到其相关档案及证明其转正的相关材料,其仅查到为代课教师等,并未涉及该三项书证。进而说明该三项书证未对其生产生活造成实际影响,依法被告怀柔区教委可以不予提供。
四、原告武治经索赔,没有事实依据。
依据2007年教育局、人事局出具的《关于武治经同志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公职的答复》中所述,原告武治经并非转正教师,因此并不存在其所述遭陷害的情况。要求赔偿上访、遭陷害所造成损失的事实并不存在。
综上,原告武治经所要求公开的三项书证因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所述政府信息,不属于法定公开范围,被告怀柔区教委所做《答复告知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武治经要求赔偿38万元的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武治经的诉讼请求。
在法定期限内，被告怀柔区教委向本院提交了下列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
1、2015年7月9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关于撤销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的通知》；2015年7月9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2015年8月5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015年9月2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关于撤销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的通知》；2015年10月8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2015年10月21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2015年11月12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016年2月4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016年2月29日的被告怀柔区教委发文稿纸；2016年3月1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2016年3月21日的被告怀柔区教委发文稿纸；2016年3月21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快递单；2016年4月19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016年6月2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016年6月24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6年8月25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016年9月22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6年10月27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信封；2016年11月17日的被告怀柔区教委发文稿纸；2016年11月17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送达回证；快递单；2016年12月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送达回证；快递单各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依照法定程序在规定期限内对原告武治经履行了法定职责。
2、2007年11月12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与原北京市怀柔区人事局作出的《关于武治经同志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公职的答复》。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对原告武治经要求恢复公职作出的答复，其中并未涉及原告武治经所述应当公开的内容，进一步说明其要求公开的信息是过程性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被告怀柔区教委向本院提交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条。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于法有据。
被告怀柔区政府辩称，一、被告怀柔区政府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怀柔区政府负有对原告武治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
二、被告怀柔区政府受理、审理、决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2017年1月18日被告怀柔区政府收到原告武治经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和相关证据材料,其以被告怀柔区教委为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怀柔区政府经审查认为,原告武治经行政复议请求不明确,申请材料不齐全,2017年1月18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怀政复字《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并于2017年1月20日以邮寄方式送达给原告武治经。2017年1月26日被告怀柔区政府收到原告武治经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补正》，于2017年2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于2017年2月6日分别向原告武治经和被告怀柔区教委送达。2017年2月15日被告怀柔区教委向被告怀柔区政府提交书面答复意见、证据、依据等材料。2017年2月20日，被告怀柔区政府收到原告武治经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补充证据说明》及相关材料。被告怀柔区政府经审理认为,依据《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怀柔区教委具有负责承办其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告怀柔区教委于2016年10月28日收到原告武治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进行立案审批并作出《登记回执》,依法延期后,经审查,原告武治经申请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政府信息,2016年12月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依据《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答复告知书》并向原告武治经送达,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原告武治经提出的第2项和第3项行政复议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2017年3月15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2016年3月17日向原告武治经和被告怀柔区教委送达。被告怀柔区政府受理、审理、决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符合法律规定,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武治经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法定期限内，被告怀柔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明复议程序合法的证据：
1、2017年1月17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原告武治经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及原告提交申请材料（包括2016年12月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1999年9月13日，原怀柔县教育局作出的《关于武治经信访问题的回复意见》；2007年11月12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与原北京市怀柔区人事局作出的《关于武治经同志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公职的答复》；2010年10月12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武治经信访协调会》；2010年10月14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关于武治经信访情况说明》；2015年5月20日，被告怀柔区教委提交的《答辩状》；2000年2月21日的《怀柔县大水峪农业中学干部、教师调查表》；《年度中小学教师分布情况统计表》；《怀柔县关于农业中学调查材料》；2017年1月17日快递信封各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政府于2017年1月18日收到原告武治经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的事实。
2、2017年1月18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送达回证、2017年1月20日快递邮单各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政府于2017年1月20日向原告武治经邮寄送达该通知书、书面通知原告武治经明确复议申请请求、明确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等。
3、2017年1月24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补正、2017年1月24日信封各1份。证明2017年1月24日，原告武治经向被告怀柔区政府邮寄行政复议申请补正书面材料1份，被告怀柔区政府于2017年1月26日收到该材料。
4、2017年2月3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及快递邮单各1份。证明2017年2月6日，被告怀柔区政府向原告武治经邮寄送达《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受理原告武治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
5、2017年2月3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2017年2月6日，被告怀柔区政府向被告怀柔区教委送达该通知书，要求被告怀柔区教委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和相关证据材料的事实。
6、2017年2月15日，被告怀柔区教委提交的《关于区政府第1号行政复议通知答复书的答复意见》1份及相关证据材料（含2016年10月27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信封、2016年10月2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公文批办单、2016年10月2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的登记回执、送达回证、被告怀柔区教委文件交接单、2016年11月17日的被告怀柔区教委发文稿纸、2016年11月17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送达回证、2016年12月7日被告怀柔区教委发文稿纸、2016年12月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快递邮单》。证明被告怀柔区教委收到被告怀柔区政府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提交了书面答复意见、证据材料和所依据法律法规的事实。
7、2017年2月19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补充证据说明、2016年6月24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6年9月22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6年11月17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北京市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办事处材料及2017年2月19日快递单各1份。证明2017年2月19日，原告武治经向被告怀柔区政府邮寄了行政复议申请补充材料。
8、2017年3月15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送达回证2份、快递单1份。证明被告怀柔区政府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武治经和被告怀柔区教委。
被告怀柔区政府向本院提交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证明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于法有据。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合议庭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评议，本院作出如下认定：原告武治经提交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案件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14、18系本案诉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5、22、23具有真实性及与案件的关联性，但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怀柔区教委提交的证据1中所涉2016年12月8日，其作出的《答复告知书》系本案诉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016年10月27日原告武治经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信封、2016年11月17日的被告怀柔区教委发文稿纸、2016年11月17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送达回证、快递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案件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其他证据及证据2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怀柔区政府提交的2016年12月8日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和2017年3月15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系本案诉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案件的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8日，原告武治经向被告怀柔区教委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被告怀柔区教委公开六○.一○.一五案的有关书证和他人上访信。被告怀柔区教委收到原告武治经的申请后，于2016年11月17日向原告武治经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延期答复告知书》，后经认真核查认为，原告武治经申请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故于同年12月8日作出《答复告知书》并向其送达。原告武治经对此不服，于2017年1月18日向被告怀柔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因其请求不明确、申请材料不齐全，故被告怀柔区政府通知其进行补正。2017年1月26日，被告怀柔区政府收到原告武治经的补正材料，于同年2月3日向原告武治经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向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均于2017年2月6日送达。同年2月15日，被告怀柔区教委向被告怀柔区政府提交《关于区政府第1号行政复议通知答复书的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依据。2017年3月15日，被告怀柔区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怀柔区教委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的《答复告知书》，并2017年3月17日向原告武治经和被告怀柔区教委送达。原告武治经对此仍不服，于2017年3月31日持诉称意见诉至本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怀柔区教委、怀柔区政府分别坚持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故被告怀柔区教委具有负责承办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的法定职责。
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当是正式、准确、完整的，申请人可以在生产、生活和科研中正式使用，也可以在诉讼程序中作为书证使用。因此，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依据相关规定，只要是行政机关在履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并以一定形式记录或保存了，就应当被纳入政府信息的范畴。本案中，原告武治经要求被告怀柔区教委向其公开的书证，系该教委为解决原告武治经曾多次要求享受教师待遇问题时而搜集调取的材料，内容存在不准确性、不完整性，这些材料对外部不具有约束力，对原告武治经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被告怀柔区教委亦未依据这些材料作出过任何具体行政行为。故原告武治经要求公开的书证属被告怀柔区教委在履职过程中获取的过程性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被告怀柔区教委接到原告武治经的申请后，以搜集到的部分书证不属于政府信息为由，向原告武治经作出《答复告知书》不妥，应予以撤销。
原告武治经不服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向被告怀柔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怀柔区政府依法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送达给被告怀柔区教委，根据被告怀柔区教委提出的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依据，经过书面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经审理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怀柔区教委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的《答复告知书》并依法送达，复议程序合法。但因被告怀柔区教委作出的《答复告知书》欠妥，故被告怀柔区政府由此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亦欠妥，亦应予以撤销。
关于原告武治经在本诉中要求被告怀柔区教委赔偿其经济损失38万元之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之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其加害行为应以被确认为违法为前提，否则不符合起诉条件。现相关行政行为未被确认为违法，原告武治经在本诉中一并提出行政赔偿之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于二○一六年十二月八日向原告武治经作出的《答复告知书》。
二、撤销被告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于二○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作出的怀政复字〔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驳回原告武治经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负担四十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原告武治经负担十元（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爱军
人民陪审员 于长瑜
人民陪审员 王淑玲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