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民终4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华伟，女，197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尉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利，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花路支行，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15号附1号。
负责人:彭素娟，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克刚，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皇甫成伟，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花路支行(以下简称中行郑花路支行)与上诉人王华伟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均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6）0105民初23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华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利、上诉人中行郑花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克刚、黄甫成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华伟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中行郑花路支行支付10万元本金，并承担利息。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由属于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但却没有就违约事宜进行审查与评判，而是根据过错责任进行判决。王华伟在2016年9月8日庭审中，明确追究地是中行郑花路支行的违约责任。庭审中，承办法官也要求王明华明确了违约方面；不仅如此，王华伟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说明，王华伟泄露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属于违约行为(当然也不属于过错行为，因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依法不属于保密范围)。原审法院选择过错责任进行判决，放弃违约行为审查与判断，一方面与案由选择矛盾，另一方面，也完全漠视了王华伟的违约行为选择意思与目的!二、原审法院没有适用《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放弃了法定的金融机构责任认定原则，缩小、减轻了银行的赔偿责任。首先，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2条“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网上银行业务）”。“骗子”注册了支付宝账号，仅仅只是通过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但“骗子”绑定银行卡的时候，是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绑定的！也是通过网银的渠道与中国银行方实现了连接。就本案而言，“骗子”支付宝即使绑定了王华伟银行卡，但银行卡的管理人依然属于中国银行方。绑定、每一笔的支付，都是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的，依然要中国银行方的同意与认可。从另外的角度而言，支付宝与中国银行的联络也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支付宝只是支付平台或软件，其本质依然属于网上银行业务。其次，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40条“金融机构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和采用适当的技术，识别与验证使用电子银行服务客户的真实、有效身份，并应依照与客户签订的有关协议对客户作业权限、资金转移或交易限额等实施有效管理”，根据其89条“金融机构在提供电子银行服务时，因电子银行系统存在安全隐患、金融机构内部违规操作和其他非客户原因等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因客户有意泄漏交易密码，或者未按照服务协议尽到应尽的安全防范与保密义务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服务协议的约定免于承担相应责任，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知，该条款是客户损失责任承担的法定原则。识别客户身份是银行方面的主要义务，就网银而言，密码是识别的最佳、最惯用、最有效的方式与方法。绑定银行卡的时候，没有验证密码；交易转账的时候，依然没有银行密码，这应该属于银行安全隐患。就本案而言，王华伟没有泄露密码属于事实；王华伟设置了交易限额每笔10元也是事实，所以，中行郑花路支行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三、超出网上交易设置的限额、僭越银行卡密码与动态口令卡、变更的手机号码失效无用等，是中行郑花路支行明显的违约之处与过错——王华伟办卡之后、存款之前的行为是慎重的、是采取了防范措施的。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王华伟办理中国银行储蓄银行卡目的并非属于自己使用，更不是自己网上交易的需求，而是为了申请办理信用卡——王华伟是应他人的要求办理的。由于是根据陌生人要求办理的储蓄银行卡，所以王华伟2013年12月18日办理了储蓄银行卡，但12月23日存入2000元、98000元之前即12月20日，就变更了手机号码、就设置了网上交易每笔金额10元的限额；同时也反复询问了中行郑花路支行大厅工作人员，得到的肯定答复是没有密码是不可能取款的。实际发生的事实是，2013年12月24日凌晨，就两笔各5万元被他人转账——严重超出设置的10万元限额。支付宝快捷支付功能与银行卡的绑定也没有通过密码、也没有通过动态口令卡！不管是首次的绑定、还是每次的转账都僭越了密码、僭越了动态口令卡——使得密码、动态口令卡处于无用之地。另外，王华伟也变更了留存的手机号码——但每次的支付却没有通过变更后的手机号码发送交易密码！从合同法的角度而言，以上行为属于中国银行违约;若从金融监管角度而言，正如前面所言，中国银行、支付宝是存在安全漏洞与风险的!四、王华伟密码并未泄露，银行卡与U盾也从未转交他人，也设置了每笔10元的限额，存款之前反复询问银行工作人员，并且变更了留存的手机号码——王华伟已经尽到了最大注意义务，没有违约之处。首先，众所周知，密码是各种金融工具支付的核心凭据，各种平台对于密码均有特殊的保护措施，比如密码查询级别、输入也不明示等。其次，存款之前，王华伟已经变更了留存的手机号码，并设置了每笔10元的限额——但这些依然不能阻碍他人巨额转走款项，那么这种变更与限额设置的意义在哪里呢？难道仅仅因为银行与支付平台支付宝协议就能抵消、化解么？第三，存款之前，王华伟反复询问银行工作人员，包括中国银行、也包括工商银行，但基层的工作人员均告知没有密码是不行的。这说明这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法，也说明银行与支付宝平台不能彻底保障储户资金安全，其连接是有漏洞的。案发当时,郑州公安的人员、中行郑花路支行人员、包括王华伟等均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骗子使用了何种戏法与手段！只是后来通过腾讯新闻，通过杭州警方破案方才获悉骗子作案手法。这种诈骗手段，恰恰说明是骗子利用银行网银的漏洞。总之，王华伟没有违约，没有泄露密码，并且采取审慎的态度与方式；相反中行郑花路支行却屡屡违约，根据法定赔偿原则，中行郑花路支行应该全部承担责任。
中行郑花路支行辩称：1、对方所陈述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撑，都是推测，不予认可；2、对方的钱之所以被转出，是其自己透露自己信息，导致其银行卡被诈骗分子支付宝绑定，所以钱被转出，损失应由自己承担；3、在整个过程中，我方不存在违约和过错，不应对对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中行郑花路支行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中行郑花路支行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中行郑花路支行在王华伟存款被诈骗分子转出过程中未及时采取措施存在过错的事实是错误的。1、王华伟在起诉状中已经自认，其是在2013年12月24日1:32分夜半醒来才看到的中行郑花路支行向其发送的转款短信通知。显然，这时离诈骗分子将第二笔5万元转走早已过去近一个半小时。所以，王华伟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在2013年12月23日23时47分第一笔5万元被转出，到2013年12月24日0时06分第二笔5万元被转出之间电话告知中行郑花路支行要求停止支付的。2、王华伟当庭提交的包括截图打印的短信通知证据在内的全部证据中，并没有直接显示在王华伟两笔钱被诈骗分子转出之间，其电话告知中行郑花路支行停止支付且中行郑花路支行已受理该电话业务的证据。即使从王华伟提交的三份截图打印的短信通知证据本身来看，显示的接收时间分别为“2013-12-2310:47(内容为转出5万元的通知）、:2013-12-2311:06(内容为转出5万元的通知)、2013-12-2312:32(内容为查询编号的通知）”，比照王华伟一审起诉状中的三个时间“2013-12-2323:47(笫一笔5万元被转出的时间）、2013-12-240:06(第二笔5万元被转出的时间)、2013-12-241:32(夜半醒来看到转款短信的时间）”可知，王华伟的手机时间比实际时间慢13个小时，即王华伟通知中行郑花路支行停止支付的时间应该是2013年12月24日1时32分，而非在两笔5万元转出之间。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中行郑花路支行在王华伟存款被诈骗分子转出过程中未及时采取措施存在过错，明显与事实不符。3、两笔钱被转出的时间仅仅相隔9分钟，即使王华伟在第一时间看到第一笔5万元被转出的短信通知,也要有一定的反应时间，接着致电中行郑花路支行客服人员，然后将事情缘由讲清楚并提出请求，中行郑花路支行再按规定核实该账户信息，之后中行郑花路支行再做出停止支付的操作并生效。这一系列行为要在9分钟内完成是不可能的，原审法院对中行郑花路支行采取保护措施的义务近乎苛责，这既违背了客观现实，也违背了合同法的公平原则。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正如原审判决中所述，王华伟的钱被诈骗分子全部转出，是因为王华伟自身将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等全部透露给诈骗分子，并将银行卡预留手机号留为诈骗分子的，最终导致自己的银行账户被诈骗分子支付宝账户绑定。而且根据支付宝规则，该支付宝账户也自动认定为王华伟的身份信息了，从支付宝的账户信息来看，该笔款项仍是在王华伟名下。中行郑花路支行在整个事情经过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因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判决中行郑花路支行承担责任显然是错误的。
王华伟辩称：1、该案至2014年6月至今，中行郑花路支行一直未提供资金转出的具体时间和转出具体明细的时间，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资金流向，也没有提供储户当天晚上要求封停账号的明晰时间。2、储户王华伟与支付宝没有民事合同关系，骗子的犯罪行为不能视为王华伟的民事行为，中国银行与支付宝之间的合作协议，不能对抗个体的储户。3、中行郑花路支行的违约之处相当明晰。
上诉人王华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10万元本金并承担利息及损失1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8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一张尾号为0588的借记卡，原告自认当时预留的手机号为诈骗分子的手机号码。2013年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将上述手机号码变更为130××××6699。2013年12月23日，原告向上述尾号为0588的银行卡存入了共计100000元，当日23点47分及次日零时6分，尾号为0588的银行卡中的100000元被两次每次各50000元转出，均是通过支付宝形式转账。
2013年12月24日，原告向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经侦大队报案，该案尚未侦破。
原告称上述23点47分的50000元被转出后收到了被告发送的提示短信息，原告立即电话告知了被告要求停止支付，但次日零时6分的50000元仍旧被转出；原告提供的短信息显示，被告受理了原告的上述电话业务。
一审法院认为：支付宝作为一个交易平台，客户可以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与支付宝账户进行绑定，绑定后便可以通过支付宝进行网购或者转账，一个支付宝账户要绑定一个银行账户，需要以下几种信息：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与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以及实时发送至手机上的校验码，而在进行支付时，只需要输入支付宝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无需银行卡密码。而该校验码是支付宝平台发送的，并非银行发送的。原告卡中的钱被转出，一方面是由于原告自己将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手机信息等提供给诈骗分子所导致的，诈骗分子通过支付宝绑定原告的银行卡将100000元转出，该交易过程不需要银行密码，即不需要被告的参与，虽然原告诉称向涉案银行卡存入100000元前已经变更了预留的手机号码，但支付宝平台对此变更无法知情，故支付宝平台发送验证码时只会向原告最初预留的诈骗分子的手机号码发送，此行为亦不需要被告的参与；另一方面，在原告发现第一笔50000元被转出后已经电话告知被告停止支付的情况下，被告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致第二笔50000元仍旧被转出，被告也存在过错。原告和被告对涉案银行卡中的100000元被诈骗分子转出，均存在过错，该院认为原、被告应当各承担50%的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对100000元承担过错和违约责任，该院支持其中的5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年利率计算），其余部分，并无依据，该院无法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花路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华伟支付5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年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二、驳回原告王华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原告负担1250元、被告负担125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中行郑花路支行提交视频及录音资料一份，以证明王华伟支付宝账户是如何被骗子转出，不是银行的行为造成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中行郑花路支行二审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对方不予认可，且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王华伟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外，另确认以下事实：
1、王华伟一审提交的显示时间为“2013-12-2310：47”的短信内容显示：“通过中国联通卡接收95566：您的个人账户0588于2013-12-2423：47：26银行端支取人民币50000.00元，交易后余额50009.99元［中国银行］”；
王华伟提交的显示时间为“2013-12-2311：06”的短信内容显示：“通过中国联通卡接收95566：您的个人账户0588于2013-12-2400：06：23银行端支取(代收)人民币50000.00元，交易后余额9.99元［中国银行］”。
2、王华伟一审起诉状诉称，其于2013年12月18日下午在丈夫蔡建民陪同下在中行郑花路支行办理了一张储蓄卡，当时存款10元，设置了密码，登记了手机号码。2013年12月20日又到柜台变更了留存的手机号码。之后，于2013年12月23日通过他人转账收入2000元，同日下午通过柜台存入98000元。但是，当天晚上23：47、00：06时，他人通过网上银行两次分别转出5万元，共计10万元。当天晚上01：32，夜半醒来后看到了转款短信，立即拨打银行电话告知。次日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3、中行郑花路支行提交了由王华伟于2013年12月20日签字确认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网上银行风险提示》，其中有相关的在网银中预留他人(犯罪分子)电话号码的风险提示。
本院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王华伟提交的显示为中国银行“95566”所发的两次各5万元款项转出时间的短信记录，是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重要证据；但是，王华伟提交的两份各支取5万元的短信内容，存在诸多矛盾：其一、手机时间与短信时间存在矛盾；其二、转款时间、所转款项与余额之间存在悖论；如果该两份款项支取时间的短信内容为真，则必然存在其他可能。故王华伟提交的该两份短信内容，不应采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王华伟在起诉状中自认，2013年12月23日晚23：47、0：06时，他人通过网上银行两次分别转出5万元，共计10万元；当天晚上1：32，夜半醒来看到了转款短信，立即拨打银行电话告知……根据王华伟起诉状所述，原审认定“被告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致第二笔50000元仍旧被转出，被告也存在过错”没有事实根据，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王华伟主张中行郑花路支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应当举证证明中行郑花路支行存在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根据王华伟上诉状，其主张中行郑花路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理由包括中行郑花路支行违反合同义务、违反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中行郑花路支行存在过错、王华伟已尽到最大注意义务等。本院认为，本案中王华伟所涉储蓄卡内的资金被转出是因为第三方机构提交银行处理的资金划转行为，而非王华伟自助发起提交银行处理的资金划转行为；而第三方机构提交银行处理的资金划转行为，是其于其自有客户，即本案中所涉的支付宝账户的付款请求；根据诉涉款项被转出的交易惯例，该付款请求与当事人银行卡密码、动态口令卡、U盾无关；而与支付宝账户、支付宝支付密码、支付宝所绑定的银行卡等紧密相关；在支付宝账户绑定银行卡操作过程中，银行卡预留手机号码验证是客户身份识别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案中，王华伟在办理诉涉银行卡时将银行卡预留电话登记为他人电话号码，并将自己的身份信息、所涉银行卡信息等泄露给他人，是导致其银行卡被他人支付宝账户绑定的主要原因；王华伟虽于后来将所涉银行卡预留电话进行了变更处理，但该变更银行卡预留电话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相应的支付宝账户解除对该银行卡的绑定。本案中，根据王华伟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中行郑花路支行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或在王华伟存款被支取的过程中存在过错，王华伟主张应由中行郑花路支行赔偿其被支取款项及利息，没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王华伟主张其与第三方机构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非本案处理范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5民初2320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华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王华伟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王华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金
审判员 谢宏勋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李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