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2民终18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松林，男，1944年6月10日生，汉族，湖南省醴陵市人，住湖南省醴陵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军，株洲市法学会法律服务部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醴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醴陵市瓷城大道100号。
法定代表人：凌光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志响，湖南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松林与被上诉人湖南醴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醴陵农商银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281民初1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松林上诉请求：1、判决将原非法扣押的工资5900元退还给上诉人；2、判决报销上诉人垫付的诉讼费2200元；3、判决赔偿上诉人精神抚慰金10000元；4、判决赔偿上诉人交通费损失1000元。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与本案相关联的诉讼案件中止审理，上诉人是因不可抗力而中止时效；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醴陵农商银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周松林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将非法扣押的5900元工资退还给原告；二、判决被告报销原告垫付的2200元诉讼费；三、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四、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交通费损失1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原系被告公司的职工，曾担任被告公司分支机构原醴陵市嘉树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主任，2001年2月办理退休手续。1994年10月14日，原告担任醴陵市嘉树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期间，经手向原醴陵市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高新科技发展分公司发放贷款50000元。贷款后，原告为被告收回29000元借款，扣除本息后尚有30480元本金未收回。此后，醴陵市嘉树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原醴陵市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高新科技发展分公司的负责人李建军和醴陵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借款合同、赔偿纠纷诉讼，原告于1999年4月9日和8月13日分两次合计垫付了该案的2200元诉讼费用。1999年8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1999）醴经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判决李建军偿付醴陵市嘉树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本金30480元及利息15114元，合计45594元，扣除已收利息10820.75元，余款34773.37元限李建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醴陵市人民政府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驳回李建军的反诉诉讼请求。李建军不服提起上诉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1月10日作出（1999）株经终字第10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1999）醴经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发回醴陵市人民法院重审。此后，因原醴陵市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高新科技发展分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该案未作出生效裁决文书。发放贷款后，被告以该笔贷款系“三违贷款”为由，于1998年8月21日扣发原告工资300元，1999年3月12日扣发工资600元，2000年5月26日扣发工资900元，2000年12月13日扣发工资900元，2001年12月31日扣发工资1400元，2003年12月28日扣发工资1200元，2004年12月24日扣发工资600元，合计扣发原告工资5900元用于偿还贷款。2004年9月11日，被告解除了原告的“三违贷款”责任。2010年1月12日，被告向原告复函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退还扣发工资和垫付的诉讼费的请求。因对被告的回复有异议，2017年5月15日，原告向醴陵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于当日作出醴劳人仲不字[2017]第7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以原告的申请已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2017年5月16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处理。
另查明，1997年3月18日，原湖南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湘农金改办管（1997）23号《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发放包收责任人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对所有违章、违纪、违法的“三违”贷款实行贷款发放包收责任人制度，规定信用社每发放一笔贷款，都要有明确的责任人，并由责任人包管、包收，造成风险损失（责任人与审批人）按比例赔偿。对于案涉贷款，原告于1997年8月7日签署了“三违贷款责任人认定书”和“三违贷款责任人收回保证书”，向被告承诺在1997年10月30日前负责收回该责任贷款的本息，如未按期收回，由联社按清收“三违”贷款有关规定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被告依据公司规章制度，以原告发放的案涉贷款属于“三违”贷款为由扣发原告工资5900元，其扣发工资的时间跨度从1998年8月21日起至2004年12月24日止。原告于2001年2月退休，终止了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自2004年12月24日最后一次被被告扣发工资后，迟至2017年5月15日才申请劳动仲裁，已显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的仲裁时效，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系被告公司的员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其在为被告追索贷款过程中垫付的2200元诉讼费依法应由被告承担。但本案中，原告于1999年8月13日为被告垫付诉讼费并于2001年2月退休离职后，迟至2017年5月才提起诉讼，其该项诉讼请求亦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其一直没有间断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虽证实了被告最迟于2010年1月12日对原告要求返还扣发工资和垫付诉讼费的请求进行了答复，但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基于诉讼时效的连续中断和中止尚处于保护时效的范围内，故被告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原告主张的10000元精神抚慰金和1000元交通费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松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周松林承担，决定免予收取。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和查明的案件经过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现分析如下：
法律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最主要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维护确定化的社会关系，反之，如果权利人不及时行使权利，则会使相应的社会关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本案中，被上诉人最后一次扣发上诉人工资是2004年12月24日，至此，上诉人如认为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应在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内主张，但上诉人迟至2017年5月15日才申请劳动仲裁，已显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的仲裁时效。2010年1月12日，被告向原告复函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退还扣发工资和垫付的诉讼费的请求，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构成时效中断，且即使从2010年1月12日重新起算也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上诉人提出因为被上诉人的借款案件被中止，则本案诉讼时效也应当中止的理由，因两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也无必然的联系，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同理，上诉人所主张的由被上诉人返还垫付的2200元诉讼费的请求，因同样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松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蕾
审 判 员 彭建爱
审 判 员 罗湘武
二〇一八年一月四日
法官助理 李 诚
书 记 员 汪礼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