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民再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南常德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常桃路*号。委托代理人：王松竹，湖南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娟，湖南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段冬连。委托代理人：胡家增，系段冬连的丈夫。湖南常德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常德路桥公司）与段冬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5日作出（2011）醴法民一初字第1030号民事判决。常德路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6日作出（2014）株中法民四终字第239号民事判决。常德路桥公司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湘高法民申字第113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常德路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松竹、刘娟，被申请人段冬连的委托代理人胡家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1年8月30日，段冬连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常德路桥公司赔偿因施工噪声污染造成的养殖损失12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段冬连系醴陵市东风牲猪养殖场业主。该场2001年成立，2006年4月24日经醴陵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是一个年存栏能繁殖母猪150头左右、年存栏牲猪1000头左右、年出栏牲猪2000头左右的个体牲猪养殖企业。2010年岳汝高速之醴茶高速公路全面动工建设，被告常德路桥公司是该公路途经原告养殖场地段的工程建设方。被告承建的工程项目醴茶高速公路是经审批许可的，其施工行为也是合法的。但被告的施工活动超出了《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评估情况，实际施工噪声污染给原告的牲猪养殖场造成了侵权损害。即自2010年10月20日被告在原告养殖场地段施工以来，由于被告的重型机械作业施工，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噪声污染，导致原告猪场牲猪烦躁不安、厌食、增长缓慢，受孕母猪流产、早产和产后部分仔猪死亡。其中，2010年10月6日至11月6日一个月内，先后出现7头母猪早产、6头母猪流产。根据湖南省农业大学司鉴中心（2012）动损鉴字第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施工作业对原告牲猪养殖场母猪流产、早产、以及影响牲猪生长等现象存在因果关系；所造成经济损失为118.64万元。施工期间，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被告给予损害赔偿，被告承认了部分损害事实，也曾派专人到现场查看，但一直没有向原告履行损害赔偿义务。为此，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施工作业对原告牲猪养殖场母猪流产、早产、以及影响牲猪生长等现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鉴定结论是否合法有效；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营损失120万元的请求是否成立。被告在醴茶高速公路途经原告养殖场地段的工程建设施工作业过程中，机械噪声污染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人和动物都可能造成损害。经依法鉴定已证实被告施工作业对原告牲猪养殖场母猪流产、早产、以及影响牲猪生长等现象存在因果关系。经原、被告共同确定后法院依法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按照合法程序和鉴定通则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是合法有效的，依法予以确认。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施工噪声污染造成养殖损失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依法予以支持。但鉴定意见书在损失评估时，采用的相关损失参数略高，应以母猪实际月损害窝数13窝（7头母猪早产＋6头母猪流产）为基数，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相关参数，母猪提供商品猪折合月利润应为157872元（1200元商品猪／头×11母猪窝平产活仔数×0.92仔猪育成商品猪的育成率×13实际月产窝数），故按照鉴定意见书损失评估计算公式计算，所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为771127元，请求多出部分，不予支持。被告关于其施工机械噪声没有超标造成原告损害、鉴定过程违法乱纪、鉴定结果弄虚作假、以及原告诉求应予驳回等答辩意见无证据证实、且与事实和相关规定不符，依法不予采纳。据此判决：一、被告常德路桥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段冬连养殖场损失771127元；二、驳回原告段冬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80元、鉴定费10000元，合计27380元，由常德路桥公司负担19648元，原告段冬连负担7732元。义务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法院为核实段冬连养猪场状况，向醴陵市板杉乡动物防疫站工作人员杨雄志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为了解本案一审司法鉴定意见中相关专业性内容，向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曾咨询的杨仕柳研究员进行了咨询并制作谈话笔录。对上述两份笔录，常德路桥公司质证认为对两份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动物防疫站应该有段冬连猪场仔猪死亡、流产记录台帐，现防疫站无法提供，故不能认定段冬连2011年11月16日后猪场损失情况。杨仕柳就本案鉴定出具的意见是作为鉴定材料提交鉴定部门的，而该材料一审时未予质证，故一审鉴定程序违法；其次杨仕柳与段冬连的老公即代理人胡家增系老乡，杨仕柳又系胡家增所在的省畜牧协会的理事，故二者又系同事，且杨仕柳并不是从事环保或学习环保专业，其对噪声问题根本不清楚，故分不清等效声级和最大声级；再者，杨仕柳在其笔录中认可了养猪场仅有一个月的死亡损失记录，其他月份损失均没有证据证实；另杨仕柳在笔录中的回答与醴陵市监测站所做的监测报告相矛盾。最后一审法院曾找杨仕柳做过调查笔录，但是一审法院未组织当事人对此笔录进行质证。段冬连对两份笔录无异议。对于该两份笔录，二审判决认为，由于杨雄志是对段冬连养猪场进行防疫的防疫员，段冬连一审提交的台帐中有杨雄志记载的养猪场母猪数量情况，杨雄志确认当时记录属实，因此对杨雄志笔录中认可的台帐系其记载以及记载当时母猪数量的事实予以确认。由于没有证据显示动物防疫站是持有台帐故意不提交，且正是因为没有相关损失记录，所以一审法院才根据段冬连申请委托司法鉴定，因此常德路桥公司提出的质证理由不成立。向杨仕柳进行调查是为了解一审司法鉴定意见所依据的专业性内容，如动物与噪声之间的关系、损失计算方式的确定等。常德路桥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胡家增与杨仕柳系同事关系，以及杨仕柳故意偏袒段冬连，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司法鉴定机构向杨仕柳进行咨询超出其专业范围，因此常德路桥公司的质证理由不成立。对于一审认证的证据，予以确认。虽然常德路桥公司对查明其公司重型机械作业，以及超出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估情况的事实提出异议，但从常德路桥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2即《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已记载，常德路桥公司修建的高速公路项目在基础施工和路面施工阶段会使用到装载机、推土机、挖掘机、打桩机、压路机、平地机、摊铺机等机械，且该报告书亦载明施工现场往往是多种施工机械共同作业，施工噪声将超出单种机械的噪声影响范围，因此常德路桥公司认为其没有重型机械作业的内容，不予采信。至于一审司法鉴定结论是否采纳，将结合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判决认为：1、关于施工噪音与养猪场损失因果关系认定的问题。虽然醴陵市监测站于2011年7月21日对段冬连养猪场进行噪声监测仅是晚上的监测数据，没有白天的监测数据。依照《声环境质量标准》的规定，对监测点噪声监测应以昼间和夜间的监测数据作为评级依据，但是由于常德路桥公司施工工程已经完工，不可能再次监测噪声，所以仅能将这唯一的监测报告和其他证据综合来确认常德路桥公司施工噪声是否对段冬连的养猪场存在因果关系影响。首先就醴陵市监测站的监测报告数据来说，从监测报告中可知段冬连养猪场附近晚上的三个噪声最大声级值即噪声最大值均超过《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GB/T17824.3-2008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养猪场噪声限值80分贝，即超出了养猪场噪声限值的国家标准规定。由于《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仅是规定猪场生产噪声和外界噪声不得超过80分贝，并未明确该80分贝限值指的是等效声级值还是最大声级值，常德路桥公司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仅是推断，因此常德路桥公司主张《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规定的养猪场80分贝噪声限值是指噪声等效声级限值为80分贝，故而推定养猪场的最大声级限值应为95分贝的内容，不予采信。其次，结合段冬连一审提交的证据3即《关于醴茶高速公路施工影响东风良种牲猪养殖场正常生产的报告》（简称报告），该报告系段冬连就其养猪场2010年10月份起受到常德路桥公司高速公路施工产生的机械噪声影响，出现母猪早产、流产以及仔猪死亡的现象向当时醴茶高速公路指挥部所作出的报告，在该报告上有常德路桥公司在该路段负责施工的项目经理部盖章并确认报告所述情况属实，当地的醴陵市板杉乡政府以及长坡口村委会亦盖章确认了报告所述情况属实。项目经理部作出对报告的确认系职务行为，其效力对常德路桥公司有约束力，即该报告证实常德路桥公司已自认其施工产生的噪声对段冬连养猪场母猪生产有影响，并确认了其中一个月的具体损失量，当地村委、乡政府对此亦予以了确认。最后，施工的噪声是否对段冬连养猪场造成侵权，实际就是要确认施工是否产生环境噪声污染侵权，而根据证据规则规定，噪声侵权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本案应由常德路桥公司举证证明其公司的施工噪声与段冬连的养猪场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常德路桥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施工噪声与养猪场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特别是对其公司项目经理部盖章确认报告中记载的因果关系之事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段冬连申请、一审法院委托进行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也确认了施工噪声与养猪场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综合监测报告数据、《关于醴茶高速公路施工影响东风良种牲猪养殖场正常生产的报告》和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考虑常德路桥公司的举证不利责任，对常德路桥公司施工产生的噪声与段冬连养猪场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予以确认。2、关于一审司法鉴定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虽然常德路桥公司提出一审法院在调取醴陵市环境监测站作出的同一文号即醴环监技字第（2011）第201号监测报告以及送检的其他材料，没有经过质证就移送鉴定机构违反法定鉴定程序，但由于法律未明文规定鉴定材料的质证时间，一审法院此后开庭时已将该监测报告和段冬连作为证据提交的报告交由常德路桥公司质证，即保证了常德路桥公司质证权的行使。鉴定意见书列举的其他鉴定材料系法律规范和鉴定机构向相关专家进行的咨询，由于法律规范不属于证据形式，无需经当事人质证，而鉴定机构就鉴定之事向相关专家进行咨询系该鉴定机构采取的具体鉴定方式，对于鉴定方式亦不属于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范围。即使鉴定意见书是采纳监测报告、段冬连提交的报告以及专家意见等出具，但是否采纳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在组织对监测报告、报告和鉴定意见书进行质证前并没有作出认定，因此一审法院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虽然一审法院调取的监测报告与段冬连的同一文号监测报告不同，但是该两份监测报告均系醴陵市环境监测站根据2011年7月21日对段冬连养猪场噪声值监测所得数据制作，段冬连提交的是等效声级数据，一审法院提交的监测报告只是增加了最大声级数据，两份监测报告的内容并不矛盾，常德路桥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监测部门不得公布噪声最大声级数据，因此其主张一审法院调取本案所涉噪声最大声级数据的监测报告违法的理由不成立。至于常德路桥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司法技术室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和暗箱操作等问题，因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在此不予审查。3、关于猪场损失确认的问题。虽然本案现有证据只能确认段冬连养猪场2010年10月6日至2010年11月6日一个月内的损失情况即7头母猪早产、6头母猪流产。但正是因此，一审法院才委托鉴定机构对本案所涉养猪场进行专业的损失鉴定。从鉴定意见书和杨仕柳的笔录中可知，鉴定机构考虑施工行为和产生噪声影响的持续性，故将噪声产生损害时间确定为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并加上了损害终止后的后续效应期1个月。对于损害时间段，常德路桥公司一审提交的施工日志和黄泥坳办事处石塅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均认可了该时间段常德路桥公司施工使用机械设备的事实，而加一个月后续效应期系鉴定机构根据专业知识所得结论，对此予以采信。关于损失评估公式，该公式是鉴定机构在参考专家意见和考虑随着时间延长，噪声对母猪生产影响的减退等实际情况而得出，常德路桥公司亦无证据证实该评估公式错误。因此对一审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损害时间和损失评估公式的结论予以确认。一审判决按照2010年10月6月至11月6日实际损失额，对司法鉴定意见书采取的母猪实际月损害窝数等参数进行更改合法合理，予以确认。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80元，由常德路桥公司负担。常德路桥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段冬连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2010年10月6日至同年11月6日，共有7头母猪早产、6头母猪流产，仔猪死亡总数28头，没有证据证明其他损失。原审判决认定损害期13个月，母猪每月损害窝数13窝，每窝仔猪11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判认定每头仔猪的利润为商品猪利润1200元/头，违背生活常识，且无物价鉴定结论。《监测报告》证实施工噪声排放没有超标，对段冬连猪场环境没有造成污染损害。2、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段冬连提交的《监测报告》和一审法院司法技术室调取的《监测报告》，属于同一个文号，但监测数据不同的两份《监测报告》，一审法院将调取的《监测报告》和《杨仕柳咨询意见》作为鉴定材料送给司法鉴定机构，但没有经过质证，司法鉴定结论系由上述两份伪造的证据造成。3、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采信非法证据不当。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段冬连的诉讼请求。段冬连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的证据真实合法。1个月内就有13头母猪流产、早产，损失了169头仔猪，对方施工时间将近13个月，都对母猪有影响。由于双方均无证据证明2010年10月后的损失，故才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损失鉴定。2、如果没有噪声影响，仔猪可以养成商品猪赚钱，如果只卖仔猪连母猪饲料的成本都收不回，而且生猪市场波动大，通常要好几年才有好价格。3、国家规定猪场的环境噪声夜间限值45分贝，猪场的噪声不能超过原值的15分贝，而检测结果是70多分贝，显然超过国家规定噪声限值。请求维持原判。本院再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一致。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这一规定，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需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环境污染的行为、污染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高速公路施工使用大型机械作业会发出巨大的噪声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虽然醴陵市监测站对段冬连养猪场进行噪声监测的数据不够全面和完整，但该监测报告反映出段冬连养猪场附近晚上的三个噪声最大声级值即噪声最大值均超过《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GB/T17824.3-2008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养猪场噪声限值80分贝。常德路桥公司主张《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规定的养猪场80分贝噪声限值是指噪声等效声级限值，而不是养猪场的最大声级限值，故其施工发出的噪声值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对此，本院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行为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并没有将违反国家的排污标准作为认定是否侵权的条件，只要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了损害，就应承担侵权责任。段冬连一审提交了《关于醴茶高速公路施工影响东风良种牲猪养殖场正常生产的报告》，该报告系段冬连因其养猪场2010年10月起受到常德路桥公司高速公路施工产生的机械噪声影响，出现母猪早产、流产以及仔猪死亡的现象向当时醴茶高速公路指挥部所作的报告，常德路桥公司在该路段负责施工的项目经理部盖章并确认报告所述情况属实，当地醴陵市板杉乡政府以及长坡口村委会亦盖章确认了报告所述情况属实。即该报告证实常德路桥公司施工产生的噪声对段冬连养猪场母猪生产造成了损害，并确认了其中一个月的具体损失量。项目经理部对该报告的确认系职务行为，其效力及于常德路桥公司。一审法院委托进行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也确认了施工噪声与养猪场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的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常德路桥公司应就其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公司的施工噪声与段冬连的养猪场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常德路桥公司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综上，原判认定常德路桥公司施工噪声与养猪场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关于猪场损失认定的问题。段冬连只提交了养猪场2010年10月6日至2010年11月6日一个月内的损失情况。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本案所涉养猪场进行损失鉴定。鉴定机构根据常德路桥公司提交的施工日志和黄泥坳办事处石塅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所反映的使用机械设备施工的事实，将噪声产生损害时间确定为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加上噪声影响的后续效应期1个月，亦符合噪声污染的损害特点。因此，原审判决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损害时间的结论予以采信符合法律规定的认证规则。损失评估计算模型是鉴定机构在参考专家意见和考虑随着时间延长，噪声对母猪生产影响减退等实际情况而确定，常德路桥公司亦无证据证实该评估计算模型不具有科学性。一审判决根据2010年10月6月至11月6日实际损失额，对司法鉴定意见书采取的母猪实际月损害窝数等参数予以适当调低，并相应将鉴定意见得出的经济损失118.64万元调减为77.1127万元，已考虑了被申请人只提供了一个月损失数额的实际情况。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株中法民四终字第23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晓春审 判 员  王 琳代理审判员  林 峰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燕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