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三终字第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东哲，男，198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职工，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代理人刘志刚，天津华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凤文，男，194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艾文教育教师，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代理人于峰，天津中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1号。
代表人王然，总经理。
上诉人李东哲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3）滨塘民初字第5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4日和3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东哲的委托代理人刘志刚，被上诉人李凤文的委托代理人于峰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14日7时，李东哲驾驶津Ｈ×××××号小客车沿塘沽广州道由东向西行驶，行驶至广州道，在机动车道未按规定临时停车开启左前门时，遇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在受阻路段借用机动车道沿广州道由东向西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李凤文，李东哲所开车门与李凤文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李凤文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李东哲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凤文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李凤文于2013年7月14日至同年9月11日在天津市环湖医院住院治疗，共计住院60天。经诊断伤情为：双额颞脑挫裂伤伴实质内血肿、双额及左颞硬膜下血，双顶硬膜外血肿，右额颅骨骨折，颅底骨折，脑脊液鼻漏，颅内积气，双额顶头皮血肿，应激性溃疡，吸入性××，胸腔积液。产生医疗费312811元。李东哲给付李凤文现金57600元。原审法院调取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道路交通事故档案中李东哲及其妻子孙某的询问笔录、现场事故照片。津Ｈ×××××号小客车系李东哲所有，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一份，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李凤文因本次交通事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赔偿医疗费312811元，要求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超出部分由被告李东哲承担，同意在本次诉讼中扣除李东哲给付李凤文的现金57600元，李东哲为李凤文支付的急诊抢救费7527元待下次诉讼时一并解决；本案诉讼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作的事故认定，适用法律准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李东哲应根据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李东哲辩称其违章停车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李东哲在本次事故中未打开车门，李凤文前轮撞在李东哲车辆左前轮下，并提供照片证据证明。但根据李东哲提供的照片证据并不能证实李东哲的辩称理由，且李东哲对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事故卷中对李东哲及其妻子孙某制作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根据事故卷中对李东哲及其妻子孙某制作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李东哲违反交通法规将机动车停在机动车道上，并在未能仔细观察后方情况下打开车门，使机动车左侧车门与李凤文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的事实，李东哲虽然对询问笔录中的表述进行辩解，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双方责任承担赔偿责任”，李凤文的损失应当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李东哲承担。李凤文主张的医疗费，属于合理损失，且李东哲对数额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李东哲给付款项在赔偿款中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凤文医疗费10000元；二、李东哲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凤文医疗费302811元，扣除李东哲给付李凤文的现金57600元，实际赔偿24521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受理费5208元，减半收取2604元，由李东哲负担（李凤文已交纳，李东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凤文）。”
原审法院判决后，李东哲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2013）滨塘民初字第596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其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第一，本案并没有针对上诉人车辆与被上诉人电动自行车接触部位事项进行鉴定，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作出事故认定并没有鉴定依据。第二，本次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是由办案交警进行的，但在现场勘查笔录上签字的办案人员是交警张某某，不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第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称上诉人已打开车门，但根据证人孙某的陈述证明事故发生时，上诉人未打开车门，而且上诉人的陈述为“在我开车门时”，证明上诉人仅仅是要打开车门而车门还未打开。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有误，不能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第四，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电动车超速行驶在机动车车道上违反常理，处理事故的交警对此没有调查，作出事故认定不合理。第五，上诉人根据其提供的照片，认为电动自行车刹车痕迹末端向汽车的方向拐弯系在躲避车辆，且照片上并没有电动自行车与上诉人驾驶的车辆车门的接触的痕迹，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有误。第六，李东哲、李凤文交通肇事案卷中，交警认为上诉人车辆左前门边缘下1/3处的不明痕迹为与电动自行车车灯接触痕迹，不符合常理。第七，依据《天津市电动自行车产品上牌照管理目录》，被上诉人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没有上路的资格。
被上诉人李凤文辩称，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根据上诉人以及同车人陈述、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材料认定上诉人李东哲驾驶的车辆未按规定临时停车并开启左前门，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上诉人应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作为民事赔偿的依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车辆没有按照《天津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予以上牌照，则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既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是否客观准确，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李东哲向本院提供了证人韩某的证人证言。证人韩某于2014年3月25日出庭做证时陈述：“我只说我看到的，去年夏天，具体日期我想不起来，当时我去买菜，事故地点是早市，我的车停在马路边，我走着进去买菜，我走到路口看到这个事故。前面有一个大爷推着自行车后面有一个大娘跟着，他斜过马路，李凤文应该是为了躲这个人拧把就摔倒了。因为当时电动车倒地时挨着李东哲的车门，李东哲推不开车门，后来错开一个缝李东哲就下车了，大爷（受害人）躺了一会儿起来的。一会儿，有一辆救护车停在发生事故路口，当时大概7点多左右，我一看救护车来了我就开车走了。大概距今一个来月前，我看到事故地点电线杆上粘贴的《告示》，《告示》上说有现金酬谢，看到《告示》后把告示撕下来。我就回家按照上面的电话给李东哲打电话了，就是问给多少钱酬谢。后来李东哲多次给我打电话让我作证。”上诉人李东哲提供的韩某的证人证言是为证明本起交通事故是由被上诉人李凤文造成的，而非上诉人李东哲开事故车辆车门造成的。被上诉人李凤文对韩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李东哲、李凤文交通肇事案卷记载，2013年7月14日16时20分至2013年7月14日17时10分，上诉人李东哲在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接受询问时陈述：“当时，我驾车沿广州道由东向西行驶，行驶至停车制动后准备下车去买早点，下车前我看了一眼后视镜没有人，在我开车门时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在我的车门上，车和人都倒在地上了。”2013年7月17日14时26分至2013年7月17日14时55分，事故车辆的乘车人李东哲的妻子孙某，在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接受询问时陈述：“当天早上我和我对象开车从家出来，我对象李东哲开车到广州道桂江里小区早市准备买早点，我对象把车停在路边，准备下车去买早点，刚把车门打开，就听见‘嘭’的一声，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在车门上了。”上诉人李东哲及孙某在事故发生后，在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接受询问时的陈述是一致的，均证实了系上诉人李东哲开车门导致了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而证人韩某的陈述与上诉人李东哲及其妻子孙某的陈述相矛盾。其次，庭审中，证人韩某陈述其因《告示》中的“现金酬谢”而与上诉人李东哲联系。但上诉人李东哲未提供证据证明证人韩某在2014年7月14日本起交通事故现场，目击了事故发生的过程。综上，本院对于证人韩某的证言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2014年3月6日，本院到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向承办交警进行核实。办案交警称：“受害人李凤文当天在现场就神智不清了，一直取不了笔录，就中止调查了。我们应在中止后60个工作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但受害人李凤文的家属因为医药费太多负担不起，所以于2013年8月29日向我们提出申请，请求交通队以现有证据认定该起交通事故责任。交通事故勘验照片中李东哲车辆车门内侧有两车接触痕迹。事故发生当天，非机动车道确实被占用无法行驶。一会儿我可以带你们去事故现场看看。李东哲提供的照片上显示的土路不是非机动车道。对于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型号、是否有牌照以及车速目前均没有规定。依据法律规定，受害人一旦起诉到法院，我们交管部门就不再受理李东哲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复核申请了。”
同日，本院到事故现场进行勘察，经与上诉人李东哲在一审中提交的照片进行对比，确认事故发生当日非机动车道确系被占用，被上诉人李凤文无法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上诉人李东哲与被上诉人李凤文对上述情况均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
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根据现场勘察情况、事故车辆痕迹等，作出津公交认字[2013]第110730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系由上诉人李东哲开车门而导致。本案审理中，上诉人李东哲提出了本起交通事故，系由被上诉人李凤文驾驶电动自行车撞到其驾驶机动车的车轮上而导致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李东哲及其妻子孙某于事故发生后，在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接受询问时，均明确表示交通事故系由李东哲开车门导致，李东哲开车门在先，被上诉人李凤文撞击在后。如果交通事故系因被上诉人李凤文撞击上诉人李东哲车轮导致，对于这一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关键事实细节，上诉人李东哲及其妻子孙某在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接受询问时不予明确指出有悖常理。上诉人李东哲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故本院对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确认。
其次，经本院调取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李东哲、李凤文交通肇事案卷，该卷中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和《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上均有两名办案交警的签字和上诉人李东哲的签字及手印。本院又到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向办案交警核实本起交通事故处理的相关情况。经核实，上诉人李东哲及其妻孙某的询问笔录及现场照片中两车接触痕迹可以证明，上诉人李东哲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违法临时停车及开车门，导致与被上诉人李凤文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事实。故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杭州道大队在处理本起交通事故中并无上诉人李东哲上诉理由一至六所述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东哲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李东哲提出的上诉理由一至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上诉人李东哲向本院提供了其从“天津智能交通网”上打印的《天津市电动自行车产品上牌照管理目录（截至2010年12月20日》，证明被上诉人李凤文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没有上路行驶的资格。本院经核实，上诉人李东哲所提交的《天津市电动自行车产品上牌照管理目录（截至2010年12月20日》是《天津市公安局非机动车管理所公告》（第27号）的一部分。《天津市公安局非机动车管理所公告》仅是电动自行车上牌照的管理规定，该《公告》没有关于电动自行车未登记上牌不可以上路的内容，故上诉人李东哲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78元，由上诉人李东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静
代理审判员 刘爱民
代理审判员 闫 萍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常方圆
速 录 员 刘宏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