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4民终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怡，女，1970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中诚信安瑞（北京）会计师事务所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逯宁，北京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北京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1号楼23-32层。
主要负责人：赵松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自强，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22号赛特广场五层。
诉讼代表人：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清算组。
负责人：徐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颖，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琳紫，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汤怡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国寿公司）、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天华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京7101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汤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逯宁、张丽，国寿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秦自强，京都天华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琳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汤怡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基于国寿公司与京都天华公司退保时存在共同过错，在一审判决的逻辑基础上，汤怡现被迫同意缴纳等同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金额，请求判令国寿公司恢复保险权益，并判令京都天华公司将等同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金额支付给汤怡，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的部分认为当时的会议纪要是具有可信度的，这个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共有三点：1.京都天华公司说是设立的附条件奖励，实际是88人上的养老保险，分成两批，第一批是1995年，第二批是1997年，这个文件是1997年出的，一审法院在这个方面没有作出准确的认定。2.文件中所称的条件是员工在职满5年或者工龄满20年，而京都天华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显示有人不符合其所述的条件但也取得了保险证，因此即使依据对方文件来看，他的标准跟他自己的陈述也是相互矛盾的。进一步�，即使按照这个条件，汤怡也符合相关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京都天华公司所谓的原文都不清楚的会议纪要，也是和给汤怡退保的行为是相互矛盾的。3.京都天华公司提交了当时的总会计师方滨的证人证言，想证明为员工投保是附条件的，是作为一种附条件的奖励措施。方滨是当时的北京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他和现在的京都天华公司本身就存在利害关系，他的证人证言应该予以排除，并且方滨没有出庭作证，京都天华公司说方滨年事已高不能出庭作证，没有任何依据，并且还有一点，方滨原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文件跟现在的文件是不一样的，最起码是变造的。汤怡在一审过程中多次向一审法院提出国寿公司和京都天华公司在办理退保过程中存在共同的过错和恶意，一审法院在这块没有查明相应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京都天华公司有不利他人之处，但是又属于单位和员工之间的关系，这个纠纷应该另案解决，本案无涉，也就是说把皮球踢回去了，认为属于劳动纠纷。一审法院既然说汤怡没有同意交保险单现金价值导致最终驳回，现在汤怡表示同意支付。关于过错认定上，一审法院认为京都天华公司所谓的附条件奖励的行为还具有可信度，并认为国寿公司没有过错，京都天华公司有过错但又不归保险合同管辖，不是保险纠纷，再回到劳动合同中去解决，那在这些事实认定上汤怡认为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公平，在这个事情上汤怡希望法院在事实部分要说清楚。关于法律适用部分，因为此前的生效判决说这个案件是保险合同纠纷，所以汤怡迫于无奈提起本案，现在一审法院又说保险公司没有责任京都天华公司有责任，是单位和员工的纠纷，应通过劳动争议程序解决，法律适用存在矛盾。此外，本案投保和退�行为都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国寿公司的相关行为明显违反当时的保监会相关规定和规章，1999年12月9日保监会的255号文关于团体投保个人持有保险单归属问题的批复对此有明确规定。国寿公司明知道必须由汤怡提供了同意退保的相关文件才可以退保，而实际上却不去执行相关规定，现在以所谓这只是一个知情权进行抗辩。一审法院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剥夺了汤怡恢复养老保险权益的诉求，掩盖了国寿公司不符合行业规则部门规章的错误行为，导致无法追究其责任，所以这个法律适用存在问题。这个案件一审法院说要用司法解释三来判这个案子，说因为汤怡不同意缴纳保险单现金价值所以就要驳回，按照这个逻辑现在汤怡同意缴纳，但同时这个事情明明是国寿公司和京都天华公司恶意串通把保险给退了，现在还不用承担责任，不符合基本的法律原则，请求二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针对本案情况作出正确的裁决。
国寿公司辩称，不同意汤怡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国寿公司服从一审判决。在本案当中不存在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但书的情形，依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的规定适用但书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时候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经向投保人支付了相当于保单现金价值的款项，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也必须将承担现金价值的情形通知了保险人。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之下，第17条但书才可以适用，而本案中在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时候，并没有存在被保险人已经向投保人支付了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情形，同时国寿公司也从来没有接到过来自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相关信息的通知，而法律规定该通知应当是投保人或者被保�人的义务。因此在解除保险合同的时候，投保人依法申请办理解除合同，国寿公司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接受了退保的申请，并且将现金价值支付给投保人，该合同已经依法进行解除，不能够恢复。保险合同成立以后保险人没有法定事由或合同约定的事由来阻却投保人行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按照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人是可以根据投保人的请求解除权的意思表示行使解除权的。在解除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国寿公司不存在过错。汤怡多次提到保监会的通知，一审判决写得很清楚，该通知已经废止了，现在再讨论适用这个通知没有意义了。
京都天华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汤怡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核心问题是保险合同的解除权，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京都天华公司作为投保人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以行使相应解除权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汤怡无权要求恢复已经解除的合同，也无权就已经解除的保险合同主张任何保险权益，因为当时投保保险是作为考察员工对公司忠诚度的附条件的奖励政策，根据内部制定的发放规则，汤怡不符合发放条件，因此无权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汤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国寿公司与京都天华公司无条件恢复汤怡商业养老保险权益，并将汤怡的养老金保险证交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7月5日，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公司投保商业养老保险。投保单载明起保日期为1995年7月1日，被保险人为53人，参保人员以被保险人名单为准。投保人趸交保费1034481.81元，被保险人名单显示女性被保险人年满55周岁时、男性被保险人年满60周岁时可月领保险金1000元。
汤怡为涉案保单被保险人之一，投保时为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在职员工，投保人在该被保险人项下趸交保费9046.5元。汤怡于1994年7月进入该单位工作，1998年离职。
据汤怡陈述，北京会计师事务所系当时北京市财政局所属国家事业单位，经一系列改制后，更名为京都天华公司。原保险人经一系列改制后，涉案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由国寿公司承接。2011年12月27日，京都天华公司向国寿公司申请解除涉案保险合同，并向国寿公司出具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被保险人已经离职且不符合投保人制定的养老保险发放标准，故向国寿公司申请退保，被保险人已经知悉此事，产生法律纠纷由投保人承担。国寿公司据此解除保险合同，并向京都天华公司返还被保险人汤怡的保单现金价值23538.99元。
2016年4月5日，包括本案被保险人汤怡在内的12人，向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保监局）投诉。北京保监局《咨询事项答复书》（京保监询【2016】4号）中载明：“我局在京保监诉【2016】00296号投诉案件调查中发现，国寿北分公司在2011年办理团体保险退保时存在未要求投保人提供有效证明表明被保险人知悉退保行为的行为。该行为违反了《关于规范团体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5】62号，以下简称《通知》）的有关规定。该《通知》对上述违规行为无相应罚则，且已于2015年1月29日废止，同时实施了《关于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5】14号，以下简称新《通知》）。新《通知》中未对是否应要求团体保险投保人提供有效证明表明被保险人知悉退保事宜提出明确要求。为此，我局针对投诉中发现的问题约谈国寿北分公司并提出明确要求，责令该公司进一步规范团体保险业务经营行为，严格执行新《通知》要求……”
京都天华公司提交《发放规定》载明：“我所为在职员工办理的商业保险，已具体落实到每一个职工名下，并已一次性将保险费付清。我所员工将在女年满55周岁、男年满60周岁退休时到保险公司每月领取养老金1000元。经研究决定，符合进所五年、工龄二十年条件的可以发给养老保险证。”出具日期为1997年5月11日，落款处分别有方滨、陈纪刚、张桂琴的同意批复。经询，方滨当时为北京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陈纪刚、张桂琴当时为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国寿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但汤怡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认为有在该单位工作未满五年的已经领取了保险证。
一审庭审中经法庭询问，汤怡表示如果可以恢复合同效力，应当由京都天华公司向国寿公司返还现金价值，汤怡不愿支付相应的现金价值。
一�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商业养老保险合同订立时系投保人与保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国寿公司对汤怡起诉提出时效抗辩，汤怡表示其2015年去保险公司网点询问时方知，涉案保险退保事宜。国寿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汤怡在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之前已经获悉退保事宜，故一审法院对国寿公司时效抗辩不予采纳。经过法庭审理，本案争议焦点可归纳为：涉案保险合同效力是否应当予以恢复。
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
庭审中，汤怡主张涉案保险合同为利他合同，国寿公司和京都天华公司在办理退保的过程中存在共同的过错和恶意，故解除行为无效，应当无条件恢复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赋予了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除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外，投保人行使解除权不存在阻却事由，且并未就利他保险作出任何例外规定。《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但书”之前的部分再次强调了“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理由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司法解释（三）》对于投保人任意解除权的规定是与立法一致的。国寿公司在收到投保人京都天华公司关于要求解除合同并声明已经通知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材料后，办理合同解除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已经合法解除。《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但书”之后的部分赋予了被保险人、受益人可以概括受让保险合同的情形，即被保险人、受益人通过向投保人支付等同于现金价值的金额并通知保险人的，可以获得变更投保人的机会，此时保险合同的效力得以延续。在本案中，虽然涉案保险合同已经解除多年，但为寻求汤怡受让合同机会之最大可能，在庭审中法庭询问如果可以恢复合同效力，汤怡是否愿意支付相当于已退保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其明确该笔费用应当由京都天华公司予以支付。基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汤怡在已经知悉京都天华公司行使解除权后，也并不愿支付相当保单现金价值的款项，抛开保险人观点暂且不论，仅从这一点看，本案也无从适用“但书”之任何余地。
此外，北京会计师事务所辩解投保此份保险是为在职员工设立的附条件的�励，该奖励与员工对单位的忠诚度密不可分。退保时汤怡已经离开单位多年，按在职员工同等待遇发放商业养老保险金与用人单位的投保初衷相违背，具有可信度。但其主张解除时已通知汤怡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同时，汤怡主张其离职时，单位向其承诺满二十年后交付保险证，因未提交证据，亦不予认定。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退保系其行使保险法规定权利的自主行为，单就退保行为本身而言，不应当予以干预。综上，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已经解除，不能恢复。至于投保人在退保时未能通知被保险人，在合同解除时被保险人无从得知其已经具备概括受让保险合同的机会，也不能继续享有被保险人应有之权益，京都天华公司的行为有不利他人之处。对被保险人产生的影响，属于用人单位与离职员工之间的问题，本案不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险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汤怡的诉讼请求。
经本院核实，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京都天华公司承认其申请退保时曾于2011年12月27日向国寿公司出具被保险人知悉退保事宜的说明，但实际并没有向汤怡告知相应事宜。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该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上述规定表明，保险合同关系对应的双方当事人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与之相应，解除保险合同关系的法律权利亦应由投保人以及保险人依法行使。本�保险关系中，投保人为原北京会计师事务所，保险人为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公司，被保险人为包括汤怡在内的职工。此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别经过改制，根据京都天华公司于2011年底向国寿公司主张解除涉案保险合同以及国寿公司向京都天华公司退还涉案保险单现金价值之行为，可以认定京都天华公司承继了涉案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权利义务，国寿公司承继了保险人权利义务。
涉案保险合同属于商业养老保险，北京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员工投保商业性保险并非法定义务，京都天华公司主张解除保险合同，亦没有直接法律障碍。诉讼中汤怡提出涉案保险合同属于利他合同，其作为被保险人，未经其同意京都天华公司与国寿公司不得解除保险合同，故相应解除行为无效。就此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属于利他合同自无异议，但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具体规定抑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应立法精神，均不足以推断出投保人必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才能解除保险合同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七条但书之前的部分亦明确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且合同解除权为形成权，相应意思表示一经到达合同相对方合同即告解除。涉案保险合同关于汤怡的内容于多年前即已经解除，相应事实不可逆转，现汤怡要求将业已因解除而终止的保险合同再恢复法律效力，显然缺乏法律依据。至于当事人之间因解除涉案保险合同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本案不涉。
综上，汤怡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汤怡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智瑜
审 判 员 温志军
审 判 员 高 晶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 静
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