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521民初2284号
原告:苑进波，男，1970年5月26日出生，汉族，阳谷县七级镇闫高村人，现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和忠，男，聊城东昌法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山东阳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级支行。住所地：阳谷县七级镇阳七路**号。
负责人：张厚涛，行长。
委托代理人：孟宪东，男，山东阳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晓京，女，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苑进波与被告山东阳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级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4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11月9日作出（2015）阳民初字第88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5民终534号裁定，裁定撤销（2015）阳民初字第88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进行审理。本院经审理于2017年1月22日作出（2016）鲁1521民初2832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再次提出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15民终1356号裁定，裁定撤销（2016）鲁1521民初283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进行审理。本院2017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和忠,被告山东阳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级支行负责人张厚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东、李晓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苑进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存款1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2、判决被告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被告处申请贷款10万元，被告对其进行了信用等级评定，批准授信额度为10万元，授信期限从2011年6月14日至2013年6月5日。原告应被告工作人员的要求在空白申请书上签名。后经被告起诉原告，按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要求原告还款，原告才知道被告将借款汇到户名是原告的915×××61号账户中。该款的存款折一直在被告工作人员手中。被告存到原告名下账户中的存款，被告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原告在被告处的存款被他人支取，被告有审查本人取款的义务。原告账户中的资金被他人支取，被告存在过错，依法应对该款赔偿。被告依法应当支付本金和利息，并承担因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失。
被告山东阳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级支行辩称：一、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原告的存折账户显示，原告最后一次领取1万元贷款的时间为2012年8月29日，而经过司法鉴定能够确定2012年8月29日《个人业务取款凭证》上客户签名处“苑进波”的签名字迹是原告本人所写，这足以证实2012年8月29日最后一次领取1万元贷款是由原告本人亲自办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对于该存折账户所记载和显示的之前的几次交易记录应当是已经了解和明知的，其最晚在2012年8月29日就已经知道7月30日的两次取款情况。而本案中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5年4月份，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原告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提起诉讼，其诉求依法应予驳回。二、2012年7月30日的两次取款行为属于授权代理或默认代理行为。原告为了领取10万元贷款，在我行开立了存折账户，并由其本人设置了密码。该存折和密码由原告本人自行控制掌握，存折的支取方式为凭密支取。假设他人取得了该存折，而不知道存折密码，也是无法领取贷款的。我行与原告签订的《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第七条约定：“凡与指定账户（含借款人换领或变更后的折/卡）账号相符并通过密码验证的操作均视为本人或本人授权实施。”,因此尽管经过鉴定,2012年7月30日的两次取款并不是原告本人签字，那也显然是原告将存折和密码授予他人并授权他人代为领取的贷款。我行作为银行单位，在取款人持有真实有效的存折并掌握真实有效的存折密码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取款人是经过原告合法授权的代理行为。原告在2012年8月29日最后一次领取贷款后，根据存折账户所记载和显示的交易记录，其完全应当知道之前的各次取款情况。而原告在了解该情况后的2年诉讼时效内，也从未向被告提出过异议或主张权利，这也是原告对7月30日两次领取贷款行为的一种事实上的追认和认可。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在生效法律文书判决其承担清偿贷款本息责任之后，显然是为了达到否定生效判决内容、逃避执行之目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5民终534号民事裁定书、（2017）鲁15民终135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2016）鲁15民终534号民事裁定书已经确定原、被告的关系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本案与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聊商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原、被告借贷合同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
原告名下尾号7461的存折一份，存折显示2012年7月29日有一笔存款9万元、8月29日有一笔存款1万元，证明在被告处有存款10万元。
3、（2015）聊鲁西证民字第255号公证书一份，证明在2012年7月29日至2015年2月10日之前，该存折并没在原告手中，而在被告处。
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2016）鲁15民终534号裁定书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陈述是在本院认为部分，不在审理查明部分，该裁定书已经被（2017）鲁15民终1356号民事裁定书所取代，1356号民事裁定书并未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认为双方之间是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但根据双方签订的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原告尾号7461账户是为了获取贷款而专门设立的贷转存账户，该账户作用是被告发放贷款、原告提取贷款使用。因此，该账户应当认定为双方借贷关系的产物，双方之间存在的是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储蓄存款条例的规定，储蓄是指个人将其所有的人民币或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存单作为凭证的活动，而本案原告并未将原本属于其所有的任何现金交付被告，显然不符合储蓄存款的定义。
证据2存折显示2012年7月29日发放贷款9万元、8月29日发放贷款1万元，并不是原告所称的存款10万元。该存折明细记载的是发放贷款，并非原告现金存入。因此该存折能够证实被告按照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向原告发放贷款的事实，也说明双方之间存在的是金融借款合同关系。
证据3公证书的效力已经被（2015）聊商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所否认，该生效判决中载明“刘某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刘某不存在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故该证言虽然经过公证，但未经过当事人的质询，无法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该公证书记载的内容与原告在2015年阳民初字第883号案件第一次庭审过程中的陈述相矛盾，在该案2015年5月20日第一次开庭庭审笔录第6页，原告陈述其是在2012年8月底在案外人刘某手中拿到存折及贷款证，该陈述与公证书的内容也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该公证书并不能证明原告对支取情况不知情，也不能证明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聊商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是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该生效判决书第9页中对原告所称被告没有将存折交给原告的主张没有采纳，已经认定了原告从被告处取得涉案存折，这也能证实涉案存折始终由原告持有并保管，只有原告本人或将存折及密码告知他人才能进行操作。（2015）聊商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2015）阳民初字第883号案件第一次开庭笔录，可以证明前述事实。
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提交的证据有：
1、原、被告签订的《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一份，证明原告所持尾号7461号存折是为贷款设立的贷转存账户，同时证明根据该合同第7条约定，凡是与指定账户账号相符及密码验证的操作，均视为本人或本人授权实施。2、贷款提款申请书两份，证明2012年7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提款9万元的申请，2012年8月29日提出提款1万元的申请。3、贷转存凭证两张，证明2012年7月29日被告向原告7461账户发放贷款9万元，2012年8月29日被告向原告账户发放贷款1万元。4、《个人业务取款凭证》四份及《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在四次取款的操作过程中，2012年7月29日第一次操作与2012年8月29日最后一次操作均由原告本人进行，可见原告在2012年8月29日操作取款时，已经对前述三笔交易了解且明知，其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前述交易的授权追认及认可。以上证据综合证实双方之间的交易均是基于发放和提取贷款而产生，双方之间应当认定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并且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原告本人及通过核对存折账户及密码验证的行为均视为原告本人或本人授权实施。被告在此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2、3中1万元的贷款申请及贷转存凭证不予认可，称并未在该两份材料上签名，不知道1万元贷款的事实。对证据4中的第一笔取款即2012年7月29日现金支取165元，对鉴定结论认可，确实是原告签字，因为放款时间和取款时间是在同一天。对最后一笔取款即2012年8月29日现金支取1万元，称与刘某之前并不认识，被告的工作人员高玉军与刘某是同村同学，且一起做生意，鉴定结论出来以后，原告没有要求对该笔支款凭证的签名重新鉴定，是因为考虑到该笔款项本息已支付完毕，再要求重新鉴定已没有什么意义，还要支付不少的鉴定费，所以对该鉴定结论属于默认。对于2012年7月30日10342.71元款项的去向，原告也不清楚，据被告代理人在2015年2月11日庭审笔录中的陈述，该笔款项是被告扣划，没有原告的密码，不清楚该笔款项为什么会被扣划。
针对原告的异议，被告称：收回贷款与现金支取在存折上有明确显示，措施不一样，收回贷款是依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第9.4条，被告有权在原告在我行开立的任何账户中直接扣收，不需要借款人提供密码。现金支取是需要存折持有人持存折并且通过密码验证操作提现的行为，需要输入密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5月23日，原告向被告递交《农户评级授信申请、调查表》，申请额度为10万元。经评定，被告向原告授信额度10万元，授信期限自2011年6月14日至2013年6月5日。同年6月14日，原告与苑广德、苑永恩、苑永全、王保英自愿组成联保小组与被告签订了（七级信用社）个高保借字（2011）年第30052011060075号《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借贷双方通过指定的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账户（下称指定账户）办理借款、支付与还款等业务；原告指定的账户为：915×××61；支付方式为自主支付，借款人按照约定用途，以指定账户作为借款支付与偿还的结算工具，通过贷款人的营业柜台等渠道，经密码验证，依据提示实施操作，完成借款、支付、还款；凡与指定账户账号相符并通过密码验证的操作均视为本人或本人授权实施。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2年7月29日、8月29日向被告递交贷款提款申请书，分别申请提款9万元、1万元，并要求将款项划至其签订合同时指定的915×××61账户内。被告均在其申请提款当日将款项发放至上述账户内，该账户于2012年7月29日取款165元，2012年7月30日取款75410元、4000元，2012年8月29日取款1万元，以上取款均是在被告处凭密码操作。因借款到期后原告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于2014年3月24日诉至本院，要求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本院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对该案进行审理后，依法作出（2014）阳商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判令原告偿还被告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原告不服，上诉至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了原告的上诉。2015年4月，原告以其账户资金被他人支取，被告存在过错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存款10万元及利息，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原审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出具的日期为2012年7月29日、2012年7月30日(两份)、2012年8月29日的四份取款凭证中原告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山政司法鉴定中心[2015]文鉴字第132号《笔迹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时为“2012年7月29日”、“2012年8月29日”《个人业务取款凭证》上客户签名处“苑进波”的签名字迹是苑进波本人所写，两张标时为“2012年7月30日”《个人业务取款凭证》上客户签名处“苑进波”的签名字迹不是苑进波本人所写。
本院认为，原告名下915×××61存折账户明细显示：2012年7月29日发放贷款9万元、8月29日发放贷款1万元，对此账户中的10万元款项系被告发放贷款的事实，原告亦认可。虽然从涉案账户的表象来看，原、被告双方存在的是储蓄合同关系，但结合原告向被告借款的事实，原、被告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借款合同关系，故双方均应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原告在诉讼中陈述，涉案存折一直在被告工作人员手中，自己没有去被告处支取过款项，这与司法鉴定2012年7月29日第一次支取贷款、2012年8月29日最后一次支取贷款均系原告本人签字支取的结论相矛盾，且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聊商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原告从被告处取得了涉案存折，故对原告上述陈述，本院不予采纳。涉案存折开立时设置了密码，存折中载明的支取方式为凭密支取，该涉案存折及密码均由原告自行保管。2012年7月30日的两次取款虽非原告本人签字支取，但均系在被告柜台持存折凭密码支取，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七条“凡与指定账户账号相符并通过密码验证的操作均视为本人或本人授权实施。”的约定，该取款行为应视为原告本人或本人授权实施。原告账户中的款项已由其本人或本人授权支取，现要求被告支付存款10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本案中原告的人格权利并未受到非法侵害，故对其要求被告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苑进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00元、鉴定费5000元，由原告苑进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 威
审 判 员 楚晓宏
人民陪审员 张跃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盛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