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881民初4272号
原告：楼晓庆，女，1956年9月6日出生，汉族，事业单位退休职工，高中中专文化，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飞，浙Ｘ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俊诚，浙Ｘ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鹿溪中路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江山市双塔街道鹿溪中路173号。
诉讼代表人：毛小燕，系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琴，女，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运行管理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向东，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楼晓庆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鹿溪中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鹿溪中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以简易程序立案受理。因案情复杂，2016年10月27日，本院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分别于2016年11月22日和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楼晓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飞，被告工行鹿溪中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琴、姚向东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俊诚到庭参加12月8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存款200万元，并支付原告自2013年7月29日起至被告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利息计算至2016年9月29日为300833元）。庭审中，原告将利息计算标准明确为自2013年7月29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经本院依法释明，原告表示如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储蓄存款合同无效，则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344359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29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帐号为62×××35的活期存折，并存入200万元。2014年10月16日，原告到被告处取款，发现账户存款仅剩1000元，经查询发现账户内200万元存款在存款当日即已被转走。原告认为原、被告间具有合法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应依照规定向原告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现被告拒不支付，构成违约，故起诉。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其2013年7月29日被转出的存款数额是199.9万元。200万元存入被告处后，原告从不同途径共收回现金654641元，第一笔是存款当天转到其银行卡上的30万元，第二笔是存款到期后介绍人翁某退回的10万元。存款到期后经翁某出面协调，先后收到两笔5万元共计10万元。案发后江山公安局追赃退回10万元。郑某1诈骗犯罪的刑事判决生效后，审理法院分配随案移送的赃款分得54641元，原告实际损失为1344359元。
被告辩称：一、江山法院（2016）浙0881刑初41号刑事判决判令对被告人郑某1尚未退出的违法所得564.88万元继续予以追缴并退还被害人，但本案无证据证明该判决内容已经执行终结，且涉案邵某、吴某等人另案处理尚无结果。因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尚未处理完毕，原告的实际损失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故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本案的性质为侵权责任纠纷。案涉储蓄存款合同实系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手段，原、被告间的储蓄存款合同无效，应当定性为侵权责任纠纷。中间人邵某、吴某、翁某等人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追加为共同被告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原告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涉案高息存款与银行普通存款业务存在极大不同，原告作为一名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原二轻局工作人员，应当对高息存款产生怀疑并求证，但其对其账户安全持放任的态度，具体表现有：根据犯罪分子要求不查询存款、不提前支取、不开通网银等非正常的“六不承诺”。在ATM机上转账30万元至郑某1账户时仅输入密码，其他均放任他人操作。在被告进行风险核查时拒绝配合。2014年7月29日原告查知资金没有转回即与中间人进行联系，从联系的情况来看，也表明原告对账户资金转出是明知的；四、被告柜员办理转账汇款业务无过错。根据个人汇款业务规章制度规定，柜员仅需对凭证内容填写是否完整、客户是否已签名确认、汇款人身份证件和银行卡介质是否真实有效进行审核。本案中被告柜员已按制度要求，审核相关凭证要素齐全无误，对原告的身份进行联网核查，最终业务由原告本人提供银行卡介质、输入正确的卡密码进行确认后方办理，被告有充分理由相信转账业务系原告本人的意思表示，故本案中被告并不存在明显违反制度规定的情形。综上，被告要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证据1、活期存款对账簿1本，工行理财金账户商友卡1张（卡号62×××35，以下简称江山工行卡），用以证明原告2013年7月29日到被告处办理借记卡并存入200万元的情况；
证据2、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1份（江山工行卡账户，起止日期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10月16日），用以证明2013年7月29日原告江山工行卡内存款被以柜面交易的形式转走199.9万元的情况；
证据3、证人郑某12015年2月6日、2月13日的讯问笔录复印件各1份，证人邵某2015年2月26日上午9时的讯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人翁某2015年2月10日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郑某1与被告柜员郑某2相互串通，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原告江山工行卡账户内存款199.9万元转账至郑某1账户的情况；
证据4、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1份（2013年7月29日所拉，以下简称“对账单”），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复印件2份（银行留存、客户留存联各一，转账金额200万元），用以证明原告2013年7月29日在被告处新办借记卡并存入200万元，经办柜员柜员号为01507即郑某2的情况；
证据5、《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复印件3份（即均系银行留存联，交易代码均为“2713转”，转账金额均为199.9万元，但有三个版本，一是客户签名只有“楼晓庆”三字且银行填写区手写标注“附件”字样，二是客户签名为“郑某1代楼晓庆”，三是客户签名为“郑某1代楼晓庆”且在银行填写区手写标注“代理人：郑某1，330823780721491”字样）、江山市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复印件各1份（个人业务凭证客户签名只有“楼晓庆”三字且银行填写区无手写标注，以下简称“汇款单”），结合被告就199.9万元的转账事项向原告及公安机关提供了4种不同的版本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及《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上有添加痕迹的情况，用以证明被告因在199.9万元转账业务上存在违规操作情形，为回避责任事后找郑某1在汇款单作补充签注的情况；
证据6、《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操作规程》（2013年第二版，2013年7月印发）复印件1份、证人周某2015年2月7日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2016年11月3日原告补交诉讼费用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1份，用以证明根据工商银行2013年出台的转账汇款操作流程，银行方留存的凭证除《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外，还应有打印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交由客户签字确认。现被告未就199.9万元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进行举证，说明被告柜员未按规定的操作流程操作并在办理转账业务时对原告隐瞒了转账事宜。
对原告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
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复印件1份（打印件及填单各一），用以证明原告2013年7月29日到被告处新开理财金账户借记卡的情况；
证据2、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复印件2份（交易代码分别为“3982转”及“2713转”），用以证明2013年7月29日13时23分，原告从其卡号62×××07的义乌工行卡转到新开户的江山工行卡账户内200万元。同日14时08分，原告从其江山工行卡转账于郑某1卡号为62×××73账户199.9万元的情况；
证据3、2013年7月29日办理200万元和199.9万元转账业务时原告居民身份证及相关业务凭证的扫描件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柜员在办理上述两笔转账业务时均对原告本人的身份及身份证进行核对并进行联网核查的情况；
证据4、2013年7月29日14:06:09身份证联网核查结果证明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在办理199.9万元转账业务时对原告的身份进行了核查，该转账业务系原告本人持身份证办理的情况；
证据5、郑某1账户（卡号62×××73）的历史明细清单1份，以郑某1账户资金余额变化情况证明2013年7月29日原告转入郑某1账户199.9万元后，郑某1在当天先后向原告江山工行卡和义乌工行卡各转账30万元，之后原告从其江山工行卡转回郑某1账户30万元，上述情况说明原告对199.9万元转账给郑某1使用并且从郑某1处收取高额利息是明知的；
证据6、（2016）浙0881刑初41号刑事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生效的刑事判决已确定原告的存款系被郑某1以欺骗方式转走，且已判决对郑某1进行追赃，此外还有案犯被另案处理的情况；
证据7、证人郑某22015年2月6日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转账业务是原告自行持汇款单和银行卡来办理，账户密码系原告自行输入的情况；
证据8、证人郑某32015年2月7日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事后曾就转账业务打电话于原告进行核对，但原告不予配合。证人在查对过往监控视频时看见系原告本人办理业务且系由其本人输入账户密码的情况；
证据9、证人郑某12015年5月5日的讯问笔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中间人邵某说该笔款项到期后如不能清偿可以协商延期，说明原告是明知其存款是要转出去给别人使用的情况；
证据10、新昌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抓获经过说明、扣押决定书、借据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公安机关在2015年2月6日抓获郑某1的时候，在其身上搜到一份郑某1写给原告的借据复印件，从而说明原告明知其存款是转借给郑某1的情况；
证据11、2014年11月17日原告提交给公安机关的事情经过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2014年7月20日原告即和中间人联系还款事宜，且原告自认2013年7月29日当晚及次日被告方面都有打电话与其核实情况，但原告拒不配合的情况；
证据12、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8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2014年1月21日，原告曾作为中间人介绍受害人吴关军到中国农业银行衢州市柯山支行存款100万元，后该100万元被林文全骗取的情况，说明原告对相关存款会被转走的情况是明知的；
证据13、2014年10月徐军（工商银行江山支行副行长）与郑某1的电话录音1份，用以证明郑某1在银行向其核实情况时陈述原告对存款转借于郑某1是明知的；
证据14、证人邵某2015年3月13日的讯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相关罪犯事先通谋以拉“对账单”的形式骗取原告存款并将风险转嫁给银行的情况；
证据15、《关于印发〈个人金融业务签单服务管理办法（2010版）〉的通知》（工银办发（2010）421号）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2013年7月29日办理个人汇款业务时仍按该文件规定操作的，即客户先填单后转账；
证据16、2013年7月29日交易代码为“2713转”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银行留存联原件及郑某1在前述银行留存联复印件上签注“郑某1代”字样的原件各1份（原件当庭核对后退回被告方），用以证明被告在事发后并未对转账业务的原始凭证进行过涂改。
对被告所举上述证据，其中证据6、12系人民法院的生效刑事判决书，相关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证据2中交易代码为“2713转”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的客户签名非原告本人所签，被告未予否认，结合全案证据情况，本院认为异议成立。原告主张证据7、9、13中郑某2、郑某1的相关案情陈述因与自身应承担法律责任相关联，具有利害关系，故证明力存疑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被告所举证据10，经本院与郑某1核实（详见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5），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郑某1曾在2013年7月29日向原告交付过借款200万元借据。被告所举其他证据，证据内容可相互印证，与原告所举证据及庭审陈述亦可相互印证，故本院均予确认。
为查明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
证据1、证人邵某2015年2月26日的讯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郑某1事前曾告诉邵某其会以拉“对账单”的形式将钱转到郑某1账户等情况；
证据2、证人吴某2015年3月13日的讯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案发经过及30万元贴息错汇原告江山工行卡的相关情况；
证据3、原告楼晓庆2015年2月12日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2015年2月12日向公安机关陈述的案件情况；
证据4、原告2014年11月11日向公安机关提交的承诺书复印件1份，证明涉案“六不承诺书”的相关情况；
证据5、2016年12月1日本院向郑某1调查笔录1份，用以证明郑某1供述的诈骗犯罪事实。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上述证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人笔录的内容，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对于主要争议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199.9万元汇款单何人填写的问题
原告主张199.9万元汇款单非其本人填写，被告在庭审中未作实质性的否认，结合（2016）浙0881刑初41号刑事判决认定的诈骗犯罪事实及郑某1、吴某、邵某在案件公安侦查阶段的相关供述，本院认定该汇款单系由郑某1填写。
二、关于199.9万元的汇款单如何交于经办柜员的问题
对此争议，被告经办柜员郑某2自述系原告亲手交付，原告予以否认，而郑某1在公安侦查阶段及本院核实案情时均稳定供述汇款单系由其交于郑某2。庭审中被告自认因原告账户资金流转情况异常，银行业务运营风险系统在2013年7月29日当天即有风险提醒。且在2013年7月29日及之后几日，工商银行衢州支行及被告处时任值班经理郑某3先后打电话于原告就转账业务进行核实，郑某3在打电话前事先查看了原告账户资金流转情况及办理转账业务的监控视频，而原告在银行与其核对的过程中并不配合。在此前情下，按正常流程被告应将监控视频保存备用，但被告现以监控视频未保存为由未能提交事发时段监控视频。此外，被告事后找郑某1核对转账事宜并让其在汇款单复制件上添注“郑某1代”字样，被告工作人员亦在汇款单中加注“代理人：郑某1，330823780721491”字样，上述行为亦可间接证明银行在与郑某1处复核原告转账业务时已经查知郑某1就原告账户转账事项与被告经办柜员有意思联络或材料交接。综合全案证据及案情，本院认为郑某1就此情节的供述真实可信，即可认定汇款单系由郑某1在原告到被告处拉“对账单”前交付于被告处柜员郑某2。
三、关于2013年7月29日被告处个人转账业务流程规范是否要求客户在《资金划汇补充凭证》上签字确认的问题
原告主张按《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操作规程》的规定，被告当时办理个人转账业务除客户自己填写《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外，银行方面还需另行打印《资金划汇补充凭证》交由客户签字确认。本案被告未举证原告本人签字确认的《资金划汇补充凭证》，从而证明被告经办柜员在办理转账业务时违规操作。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个人金融业务操作规程2013年7月印发时距案发时间很近，案发时段被告处尚未按上述操作规程操作，而仍按《个人金融业务签单服务管理办法（2010版）》的规定操作，即经办人员仅需对客户提交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的内容是否填写完整、准确、无误且客户已签名确认进行审查后即可为客户办理相关业务，并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另行打印《资金划汇补充凭证》交由客户签字确认的流程。本院认为原告举证证据6中的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虽系银行打印后再由客户签字确认，但业务发生时间是2016年11月3日，该时段的凭证不能用以证明2013年7月案发时段的个人转账业务流程。原告举证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操作规程》印发时间与案发时间为同年同月，文件下达到柜台实际执行确有一个过程，被告的抗辩理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综上，原告关于2013年7月29日被告处个人转账业务操作流程具有客户在《资金划汇补充凭证》上签字确认环节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至2014年间，案外人郑某1多次以到指定银行存款获取高额利息利诱相关受害人到其指定银行存款，后采取欺骗方式将受害人银行存款转账至其名下账户内。
2013年7月，经案外人吴某、翁某、吴某2、傅某等人联系介绍，原告楼晓庆得知在签订“账户不开通短信提醒业务、不开通网银授权、一年内存款不挪作他用、不查询、不对在银行工作的亲戚朋友提及”等内容的“六不”承诺书前提下，到指定银行存款可获取年利率15%的高额贴息。知悉后，原告表示愿提供200万元存入指定银行以获取高额贴息。7月28日，吴某将此消息反馈于郑某1，郑某1即与被告处柜员郑某2电话联系，告知次日其有客户过来办理转账业务。
2013年7月29日13时许，原告在翁某、吴某2、傅某等人陪同下从义乌市赶至被告位于江山市双塔街道鹿溪中路173号的营业厅。13时23分许，原告在翁某陪同下到被告柜员郑某2处办理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商务卡一张（以下简称江山工行卡，卡号62×××35），并从其义乌工行卡中转账200万元于江山工行卡内。办好后，翁某将原告名下江山工行卡及义乌工行卡的卡号一并以短信方式发送于吴某，吴某又将上述卡号以短信方式转发于郑某1。郑某1收到短信后，即按短信信息填写了一份以原告江山工行卡号为付款人，以自己银行卡号（卡号62×××73）为收款人，转账199.9万元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在客户签名栏事先填写好楼晓庆的名字，并赶在原告到被告柜员郑某2处拉“对账单”前将上述《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交于被告柜员郑某2。与此同时，吴某等人以贴息方需确认原告200万元已存入指定银行为由要求原告到被告处拉“对账单”。14时08分许，原告到被告柜员郑某2所在的办理窗口要求拉一份江山工行卡账户的“对账单”，并由其自行输入了账户密码，郑某2据此给原告出具江山工行卡账户的《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余额200万元）一份。随后，郑某2又直接以郑某1之前递交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作为操作依据，将原告江山工行卡账户内的199.9万元存款转账至郑某1账户内（银行卡号62×××73）。
上述199.9万元转账至郑某1账户后，郑某1即到被告营业厅的自助终端机操作，将事先承诺的贴息款30万元转账至原告江山工行卡账户内，并转账于介绍人翁某账户好处费20万元，另行提取现金10万元作为好处费交付于吴某和邵某。因原告楼晓庆未收到其义乌工行卡内进账30万元的提示信息，郑某1核对后发现原应转账至原告义乌工行卡账户的贴息款被其错转账至原告江山工行卡账户内，在此情况下如原告从江山工行卡中支取贴息即可察觉账户内199.9万元存款已被转账支取的情况。为避免上述冲突，郑某1与吴某等人商定由郑某1另行转账原告义乌工行卡账户30万元，再以汇至原告江山工行卡账户30万元系贴息方重复汇款为由由翁某做原告工作退还郑某1。后郑某1依此行事，原告亦在邵某陪同下到被告处的自助终端机处，由其自行输入账户密码后，再交由邵某操作，从原告江山工行卡账户中转账退还郑某1账户30万元。上述事毕，原告根据吴某的要求签署“六不”承诺书一份，承诺一年内其江山工行卡所属账户不开通短信提醒业务、不查询、不开通网银、存款不挪用等。
事发当天，工商银行衢州支行通过业务运营风险系统监测到原告江山工行卡账户内资金流转异常的情况，当日晚间及事发后的数日，工商银行衢州支行及被告时任值班经理郑某3均打电话于原告核实转账业务情况并要求原告到被告营业厅现场核实，但原告不予回应。被告另行向郑某1核实情况，郑某1对相关转账业务表示认可并在转账199.9万元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复制件）的客户签名栏前签注“郑某1代”字样。
2014年7月20日，原告以存款快到期为由电话联系要求介绍人翁某帮助落实款项。7月29日原告再次催索，翁某答复资金尚未返还至原告账户，后经翁某协调，郑某1另行给付原告贴息5万元，并承诺9月28日前返还款项。9月29日，原告赶至江山市并打电话于郑某1及翁某，言明要到被告处支取其江山工行卡账户内的存款，郑某1于当日上午10时许另行支付原告贴息5万元并承诺10月15日前还款后，原告返回义乌。其后，翁某将其名下实得的好处费10万元退还原告。10月16日原告赶至被告处支取存款不能，遂于10月17日向江山市公安局报案。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吴某通过公安机关退还原告6万元，邵某通过公安机关退还原告4万元。2016年4月，我院以诈骗罪判处郑某1有期徒刑十四年（吴某、邵某另案处理），随郑某1诈骗案件移送的赃款45.6万元已退还给相关受害人，其中原告名下退得54641元。综合上述情况，加上2013年7月29日当日郑某1转账于原告的30万元，原告楼晓庆被骗的199.9万元资金实际已收回654641元，至诉前其实际损失为1344359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诉讼是否可按民事程序继续审理
储蓄合同是指存款人将人民币或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根据存款人的请求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合同。本案原告楼晓庆在被告工行鹿溪中路支行开立账户并存入涉案款项，双方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现原告起诉要求合同相对方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其诉权于法有据，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本院（2016）浙0881刑初41号刑事判决书对相关的刑事犯罪事实已作认定，本案民事诉讼继续审理程序正当。被告主张相关刑事追缴尚未终结，原告实际损失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认为本案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已作追赃，另案处理的犯罪嫌疑人名下所得赃款已通过公安机关退还原告，郑某1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随案移送的赃款法院已作分配，无证据表明其名下尚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此前情下，原告作为受害人就尚未弥补的损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二、关于原告对存款被非法转移使用是否明知的问题
原告主张不知情，但基于其在全案中众多与其主张相悖的言行累加形成的事实雄辩，本院认为原告对存款会被非法转移使用的情况应当明知，具体分述如下：（一）基于原告的文化水平和生活经验，应当明知银行并不存在以“六不”承诺为前提的合法存款业务，明知理财金账户存款系活期存款非一年期定期存款且没有年利率15%的高额利息，明知存款后当即给付到帐的30万元贴息并非来自存款银行；（二）原告同意退回错汇至江山工行卡账户的30万元贴息前，应先确认江山工行卡账户内是否确有30万元到帐，如此即可发现之前的存款已被转账支取，原告辩称未作核对即同意退款不符合正常行为习惯；（三）从江山工行卡账户转账退还30万元时，原告选择在自助终端机操作，在自行输入账户密码后，后续的收款帐号及转账数额等均放任邵某操作，上述行为不仅不合常理，也可以理解为原告当时已确信无论邵某如何操作均不会有损其利益，而此确信的前提只能是原告明知江山工行卡账户内已无存款余额，即原有存款已被转移；（四）案发当晚及之后数日，工行衢州支行及被告处工作人员打电话和原告核实转账事宜，原告均不予回应；（五）存款临近一年时，原告未直接到银行支取存款，而是先找翁某等介绍人要求帮助落实款项，在得知实际用款人郑某1未将资金汇回其账户后，经协调，又先后收取郑某110万元利息，并两次同意郑某1延期还款。因郑某1始终未能还款，原告才于2014年10月16日向被告主张支取存款继而报案。
三、关于原、被告间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问题
本院（2016）浙0881刑初41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郑某1以到指定银行存款可获得高额利息为由诱骗原告将资金存入被告处，后采用欺骗方式将钱转账至其账户的事实，并认定郑某1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原告应相关介绍人要求到被告处存款的行为，非正常的储蓄存款行为，而是郑某1等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犯罪的一个即定环节。原告对其存款会被非法转移使用的情况应当明知，但为获取第三方给付的不法高息，与被告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其缔约目的本身的合法性值得怀疑。综合全案情况，本院认为上述情形符合合同法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情形，故认定原、被告间的储蓄存款合同无效。
四、关于被告经办柜员在转账业务中的过错问题
本院认为，商业银行有义务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工作人员在为储户办理金融业务时，应当按照业务操作规程执行，对此间可能存在的有损储户利益的风险负有一定的甄别提醒之义务。本案案发时无论是适用《个人金融业务签单服务管理办法（2010版）》的规定，还是适用《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操作规程》的规定，银行经办人员均需对客户提交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客户是否已签名确认进行审核。本案郑某1事先填写好199.9万元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并提前交于被告经办柜员，之后原告本人到上述柜员处办理拉“对账单”的业务。在此前情下，经办柜员应判断系原告本人办理而非委托郑某1代办，郑某1之前递交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未经原告认可不能作为原告意思表示之载体。本案中被告经办柜员在原告本人到柜台办理业务时不仅未能审核发现郑某1交于其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的客户签名非原告本人所签，在为原告出具《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后，经办柜员又将郑某1事先交付的《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作为之后的转账业务凭证进行操作，存在明显的认知错误和不规范之处。此外，尽管输入正确的账户密码系办理转账的前提要素，但原告拉“对账单”需输入账户密码，办理转账业务亦需原告再次输入账户密码，在上述两项业务一前一后连续办理的情况下，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在第二次输入密码时明确知晓此番密码输入非拉“对账单”所需而实为转账所用。本案转账凭证系郑某1事先递交而非原告本人当场递交，在此前提下，被告以办理转账业务时账户密码系原告自行输入为由认定转账业务系原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
五、关于本案原、被告应负的责任比例问题
本院认为，在储蓄存款合同中储户把资金存入银行，银行同时为储户提供特定账号，该帐号即使存入的资金特定化，而储户通过持有存入资金的所有权凭证（如银行卡）可对资金行使存取、支付和转账等所有权行为，故储户帐号内资金的所有权仍归属于储户。本案中郑某1等犯罪分子诈骗犯罪侵犯的是原告的财产所有权，而非银行的财产所有权。本案储蓄存款合同因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应认定无效，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原告应当明知其存款会被非法转移使用的情况下，为获取不法高息仍然以身试险，在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过程中行为消极，怠于履行自身应尽的财产安全注意义务，在未能如期从实际用款人处收回款项后以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为由要求被告承担兑付义务，其行为本身具有投机性质，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甚至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对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主要责任。本案原告虽对存款会被非法转移应当明知，但199.9万元转账业务的办理并非原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纵观全案，被告经办柜员在办理转账业务的认知错误及不规范操作系郑某1诈骗犯罪得以即遂的必要条件，与原告损失的形成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被告经办柜员在对外履行职务过程中形成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承担。结合全案案情，本院确定原告在本案中的实际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70%，由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
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鹿溪中路支行赔偿原告楼晓庆存款损失403307.70元，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楼晓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900元，由原告楼晓庆负担11830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山鹿溪中路支行负担50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魁伟
审 判 员 徐奇琦
人民陪审员 邵益民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徐琪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