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60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凌辉，女，197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久兴，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昕加（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北翟路1178号南幢（1号楼）1楼118室。
法定代表人：DANIELCHRISTOPHERLEON，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斌，上海世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凌辉因与被上诉人昕加（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加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5民初22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凌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久兴，被上诉人昕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凌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被上诉人昕加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391,974元。周凌辉的主要理由为：（一）昕加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从事了与该公司经营存在利益冲突的雇佣关系或商业行为。昕加公司的证据即便为真实，也仅能证明其丈夫在从事相关经营交易。原审出庭证人陈某1是昕加公司的供应商，且自认与其（丈夫）一方存在经济纠纷，与双方均存在利害关系，所作证词不能采信。昕加公司原审提供的（2016）沪东证经字第8878号公证书所公证的涉及沙发产前样品说明书的电子邮件系转发的电子邮件，非原始载体，其并不认可该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昕加公司也未提供该邮件中有“周凌辉”签字的发票及装货单的扫描件的原件，故而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其参与交易的有效证据。（二）2015年9月24日之前其系由第三方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派遣到昕加公司工作，与A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昕加公司只存在用工关系。后其至2015年9月24日才与昕加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昕加公司所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均是发生在2015年5月12日之前的交易行为，之后虽然有货款支付，但订货及装箱均在此之前。其于2015年5月12日已将开办设立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B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以及其丈夫用香港公司做生意的事情向昕加公司原总经理做了说明，昕加公司并未提出异议，并仍然于2015年9月24日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此后，其并无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昕加公司仅因为更换总经理，而于2016年4月28日以其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发生且已经向前总经理汇报解释过的所谓违规行为作为解除后一份劳动合同的理由，显然属于违法解除。（三）昕加公司《商业道德及行为准则》中未具体明确警告、终止雇佣关系等处罚措施所对应的行为，昕加公司对其使用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措施，属于适用规章制度不当。且，昕加公司未明确告知警告或终止雇佣关系所适用的情形，剥夺了员工的知情权，该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据可循，属于违法解除。故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昕加公司不同意上诉人周凌辉的上诉请求。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5年9月29日，周凌辉与第三方中国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派遣周凌辉至香港C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第一海洋上海代表处）工作，合同期间自2005年10月1日至2006年9月30日。2010年12月6日，昕加公司注册成立，全资股东为F。2011年11月1日，第一海洋上海代表处注销。2015年9月24日，上海A有限公司、周凌辉与昕加公司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周凌辉与昕加公司自2015年10月1日起签订劳动合同，昕加公司承继周凌辉经派遣至第一海洋上海代表处的累计工龄。2015年9月24日，周凌辉与昕加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周凌辉岗位为产品经理，合同期间自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月工资为税后27,414元，昕加公司每月以打卡形式支付。多份合同期间，周凌辉工作地点及岗位均维持不变。2016年4月28日，昕加公司以周凌辉“在本公司以外的商业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2016年5月16日，周凌辉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令昕加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91,974元、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9,305元、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28日延时加班工资5,517元。该仲裁委员会对周凌辉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周凌辉不服仲裁裁决，以相同请求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另认定，昕加公司经营范围为家具及其零配件、纺织品、皮革制品……的批发、佣金代理，进出口……。昕加公司提供的工商档案机读材料、股东会决议、个人基本信息采集（变更）表，显示上海B公司于2011年7月13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周凌辉，公司经营范围为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家具、纺织品……的销售……，股东为周凌辉及陈某2，两人为夫妻关系，家庭住址为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手机为1381692****。昕加公司提供的周年申报表、更改公司秘书及董事通知书显示SLimited（以下简称S公司）原董事为周凌辉，于2015年5月变更为其丈夫。周凌辉确认昕加公司与上海B公司经营范围存在部分重合，但认为因昕加公司不出售沙发，故不存在竞争；同时认为2015年5月后其不再担任S公司的董事，而2015年10月其才与昕加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原审中，昕加公司为证明周凌辉工作期间存在从事与昕加公司有利益冲突的商业行为提供：
1、海宁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该公司为昕加公司提供家具沙发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昕加公司供应商，周凌辉（英文名Alice）是两公司业务、产品开发、打样及出货等方面的对接人。自2014年起，周凌辉以S公司名义向该供应商购买产品，要求该公司向中东买家HomeBox发货，等该供应商完成生产和发货后，中东客户付款给周凌辉公司，她再付款给该供应商。2015年，中东买家跳开周凌辉向其采购，周凌辉即以产品质量为由扣押该供应商的货款21,443美金。为此供应商向昕加公司进行反映，才得知昕加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以上事实有邮件和微信进行沟通的历史记录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为证。周凌辉表示其丈夫仅于2014年以S公司与供应商存在一次沙发交易，其对此并不知情，且其与昕加公司于2015年10月才建立劳动关系，与该交易无关。
昕加公司申请D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作为证人到庭作证，证人陈述主要内容包括其公司为昕加公司供应商，周凌辉作为昕加公司产品开发经理联系经办两公司的业务，同时2014年起其个人通过S公司名义多次与供应商进行沙发进出口交易，平时周凌辉以邮件（昕加公司邮箱为AliceZhou，个人邮箱为蟋蟀陈）与供应商联系，再通过电话或短信进行确认。目前周凌辉尚欠其业务款项。周凌辉表示证人自认与其存在经济纠纷，有利害关系，蟋蟀陈并非周凌辉使用的邮箱。
2、抬头为SLimited下方有“周凌辉”签字的发票及装货单的扫描件。
3、（2016）沪东证经字第8878号公证书及其翻译件，内容包括:发件人为“陈某”、收件人为“G”、时间为2014年4月7日、落款为“A”、电话为13816****XX的邮件，邮件内容包括沙发产前样品说明书（有“周凌辉”签字，在产品开发经理确认处并打印有“A”）；发件人为“XX＠sina.com”、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收件人为“陈某1”、主题为“转发LM049的正式订单”、落款为“A，SLtd”、电话为13816****XX、地址为中国上海闵行XX路XX弄XX号XX室的邮件；转发证据2的邮件。昕加公司表示公证书为周凌辉与其公司供应商的订货往来邮件，后供应商将邮件转发给其公司进行了公证，其中所载电话和邮箱为周凌辉所用，地址为周凌辉家庭住址，其中所载公司名称与证据2中装货单公司名称一致，沙发产前样品说明书与其公司的说明书格式一致。周凌辉认可公证书形式真实性，但认为邮件系客户转发昕加公司后公证，并非原始载体，不认可本身真实性和内容；陈某或x不是其或其丈夫，其与丈夫也没有向客户进行订货；其丈夫曾于2014年使用上述电话，2016年其才使用该手机；中春路确属其住址，但已出租。
该公证书还显示：2015年5月12日，针对昕加公司询问，周凌辉回复邮件解释如下：“1、我在2011年有一家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地是上海……我为什么有那家公司，是因为我当时准备好了离开……然后，Pete开始打理FO，然后我决定留在FO，并关闭了那家公司……事实上，不能说正式关闭，因为关闭的手续太难了……我不清楚它是否正式关闭了，但是我们可以查一下。……3、在2013年，我丈夫开始在香港经营一家公司，做工具生意……但是用我的名字作为法定老板，因为当时没有他的身份证件……我丈夫是100%打理那家公司，我与那家公司没有一点关系……主要业务是为东方市场提供工具和玻璃……我不清楚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当Catherine在这里的时候，她丈夫也在经营一家公司……”。2016年1月4日，昕加公司再次邮件询问周凌辉：“那么说，与GF做家具生意的公司是你丈夫的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不是你名下的那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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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B有限公司？可否告诉我你丈夫公司的名称……”。同日周凌辉回复：RLTDHK。周凌辉认可上述邮件真实性，认为已向昕加公司进行解释，昕加公司并无异议，且2015年10月双方才建立劳动关系，与其此前行为无关。
4、雇员登记表、报销单据、中英文对照表，相关证据显示周凌辉在昕加公司使用英文名A，电话13816****XX系周凌辉使用并进行报销。周凌辉表示其虽使用该英文名，但并非昕加公司证据中的A。
5、（2016）沪东证经字第65291号公证书，内容为发件人“x”与收件人“G”的往来邮件，其中2015年10月21日，“x”表述“……客户投诉的邮件你看到了，不是吗？你们商量好，告诉我老公任何处理即可”；（2016）沪东证经字第65292号公证书，内容为发件人“x”与收件人“G”的往来邮件，落款为“A”，“SLtd”，电话13816****XX以及该公司抬头的多份采购合同，时间涉及2014年、2015年。周凌辉表示邮件系客户转发后公证，不认可本身真实性，且只能说明其丈夫可能存在交易行为。昕加公司表示邮件系供应商直接进行公证，并未转发。
6、（2016）沪东证经字第8879号公证书，内容为昕加公司与供应商往来邮件、沙发样品、订单，部分邮件显示系周凌辉以昕加公司名义与供应商进行业务沟通，向供应商提供的系昕加公司的抬头、地址以及要求确认付款的邮件。周凌辉对真实性无异议；（2016）沪东证经字第21154号公证书，内容为周凌辉与同事往来邮件，内容包括周凌辉在昕加公司负责处理沙发的订单；兴业银行收账通知书和记账联，显示供应商因出售沙发收款。
7、2016年4月28日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其中有“昕加公司：……过去2015年的时候你有在做自己的生意，大家都知道。周凌辉：嗯，对的。”周凌辉表示无法听清录音，且该事实发生在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之前，缺乏关联性。
8、昕加公司的《商业道德及行为准则》，上载明“商业道德及行为准则建立了基本的原则以指导XX集团（公司）所有理事、董事，主管和员工以及公司相关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以下总称公司职员），当然也包括第一海洋的员工。所有公司职员必须严格执行并努力避免不当行为的出现。……任何公司员工违反了此准则的规定将被处以警告直到终止雇佣关系或与公司的其他隶属关系（以下总称公司整体）。……第一海洋员工在公司以外的雇佣关系及商业行为：员工在公司以外的雇佣关系及商业行为会导致潜在的利益冲突。因此，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管理部门的批准请不要在公司的供应商或服务商，公司的买家或客户以及竞争对手公司任职……你不可以在没有提前特殊批准的情况下，在工作时间为其他相关机构工作。……你不可以利用你在公司的职位或公司的雇佣关系推广私人的商业行为。”2006年12月18日，周凌辉签字确认已阅读以上内容。周凌辉表示规章并无规定何种情况适用终止雇佣关系，且2006年其与昕加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昕加公司不应适用该规章。昕加公司认为周凌辉于2005年进入关联企业，规章由昕加公司母公司制定，适用周凌辉及其公司。
原审中，昕加公司还主张周凌辉存在虚假报销行为。周凌辉予以否认，并认为昕加公司未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原审中，昕加公司提供的工资清单显示2016年1月后周凌辉税前月工资为36,613.10元。双方确认周凌辉离职前税前月平均工资为38,606.40元。周凌辉主张2016年1月至4月期间因出差发生16小时的延时加班，要求以税前月工资计算支付加班工资。昕加公司同意以法定标准支付该16小时延时加班工资。周凌辉主张未享受2016年5天年休假，要求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昕加公司同意以法定标准支付。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于周凌辉工作期间是否从事与昕加公司有利益冲突的商业行为存在争议。关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是否合法的举证责任在于用人单位。昕加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家具的批发和进出口；根据档案机读材料、股东会决议、个人基本信息采集（变更）表、周年申报表、多份公证书、工商银行业务回单、记账联、兴业银行收款通知书和D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庭陈述等证据，结合周凌辉手机使用情况、登记的家庭住址和往来邮件中的内容，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昕加公司实际从事沙发的进出口业务、周凌辉先后作为关联企业及昕加公司的员工负责处理沙发的采购工作以及周凌辉于工作期间设立上海B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同时又担任S公司的原董事，并以S公司名义向昕加公司供应商进行了沙发采购等事实。昕加公司提供的商业道德及行为准则明确规定员工在公司以外的雇佣关系及商业行为会导致潜在的利益冲突，将被解除雇佣关系。周凌辉明知规章内容，却于工作期间设立与昕加公司存在经营范围重合的上海B公司，同时又以S公司名义向昕加公司供应商进行了沙发采购。周凌辉的上述行为既严重违反了规章制度的规定，也违背了劳动者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和忠诚义务，昕加公司据此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周凌辉关于自己没有进行经营，系其丈夫开展业务活动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根据，也有违生活常识，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周凌辉要求昕加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91,974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周凌辉要求昕加公司支付2016年1月至4月期间16小时的延时加班工资，昕加公司同意以法定标准支付。2016年1月后周凌辉税前月工资为36,613.10元，昕加公司应以此标准计算支付周凌辉延时加班工资5,050元。
周凌辉要求昕加公司支付2016年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昕加公司同意以法定标准支付。根据周凌辉离职前月平均工资38,606.40元标准，昕加公司应支付周凌辉未休年休假工资17,750元。
原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昕加（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周凌辉2016年1月至4月的延时加班工资5,050元；二、昕加（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周凌辉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7,750元；三、驳回周凌辉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周凌辉与昕加（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各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周凌辉于原审中提交的其与被上诉人昕加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首部显示：乙方（周凌辉）的联系电话为13816****XX。
二审中，上诉人周凌辉陈述：其在被上诉人昕加公司主要负责沙发产品的销售业务，是昕加公司与供应商D公司合作业务的联系人及经办人，其也认识D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但其丈夫是通过其他途径而非通过其了解到D公司信息的；其丈夫系通过昕加公司在原审中所提供的公证邮件中显示的邮箱以及1381692****的电话与D公司进行联系；S公司的经营范围同上海B公司；S公司与D公司于2014年有过一份订单，之后分几次发货及付款。对其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周凌辉先称：其平时用一个139开头的手机号码，1381692****的手机号码一直是其丈夫所使用，其只是把丈夫使用手机的费用交由昕加公司报销，其仅于2016年时使用过该号码的手机。后周凌辉承认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的《个人基本信息采集（变更）表》上所填写的其本人联系电话为13816****XX，表示其在2015年9月与昕加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才使用了该号码，其之前使用的手机号码为1861628****。
上述事实有原审在案证据及上诉人周凌辉二审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周凌辉在被上诉人昕加公司工作期间，与丈夫共同设立上海B公司，并在2015年5月前担任S公司的董事，确系属实。周凌辉自述在昕加公司负责沙发产品销售业务，是昕加公司与供应商D公司合作业务的联系人及经办人，而S公司恰系向D公司采购沙发，且S公司与D公司进行联系的手机号码1381692****在昕加公司被视为周凌辉使用的号码并进行报销。对此巧合，周凌辉虽称其丈夫系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D公司信息，其本人未参与相关交易，但：一则，周凌辉有关其将昕加公司为其报销费用的手机号码交由丈夫使用之辩解有悖常理，且对其使用1381692****手机号码之起始时间，周凌辉亦存在矛盾陈述；二则，周凌辉除一味否认昕加公司主张外，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称的丈夫了解到D公司信息的其他途径。再结合在案证人证言、电子邮件公证书等诸多证据，本院认为，昕加公司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审法院采信昕加公司主张，认定周凌辉存在以S公司名义向昕加公司供应商采购沙发之行为，并无不当。周凌辉该行为确有违劳动者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和忠诚义务，且严重违反了其本人签阅过的《商业道德及行为准则》之规定。周凌辉虽称其在2015年5月12日将其开办设立上海B公司以及其丈夫用香港公司做生意之事向昕加公司原总经理作了说明，但观其当时在邮件中所述内容，仅提及其丈夫在香港所经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东方市场提供工具和玻璃，根本未告知该公司存在向昕加公司供应商采购同类商品之事实，甚而在昕加公司2016年1月4日询问周凌辉其所称的丈夫公司的名称时，周凌辉还将与S公司无关的另一公司名称回复给昕加公司。周凌辉以其曾向前总经理进行过解释且相关交易的订货及装箱发生在昕加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之前为由，主张昕加公司构成违法解除，理由不能成立。周凌辉所称昕加公司《商业道德及行为准则》中未细化警告、终止雇佣关系之处罚措施所对应的行为之理由亦不能成为其上诉主张成立的依据。原审法院认定昕加公司系合法解除周凌辉的劳动合同，无须支付周凌辉赔偿金，于法有据。故对周凌辉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凌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鸿
代理审判员 王 骥
审 判 员 孙少君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正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