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20民终38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海斯莱福药业（海南）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金洋路浦馨苑15号楼六层603房。法定代表人：孙海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良，金研（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火炬开发区国家健康基地内健康路17号。法定代表人：殷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淑娟，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瑞兰，广�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斯莱福药业（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斯莱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22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斯莱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海斯莱福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星昊公司，不是吉林省齐铭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铭公司）。虽然星昊公司与齐铭公司签订过一份《产品经销合同》，将帅奇药品在全国的经销权委托给齐铭公司，齐铭公司与海斯莱福公司也签订过一份《产品经销合同》，再将帅奇药品在全国的经销权委托给海斯莱福公司。但海斯莱福公司与齐铭公司未发生过供货交易，而是与星昊公司之间实际发生了帅奇药品的买卖合同业务。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签订了《产品订货合同》，虽然海斯莱福公司未能提供原件，但可以印证双方实际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对海斯莱福公司向星昊公司预付货款5463600元及星昊公司向海斯莱福公司供货价值1368054.4元并向海斯莱福公司开具相同数额的增值税发票均无异议。海斯莱福公司经销该产品期间曾向下游代理商收取过保证金和预付货款，在海斯莱福公司不再总代理星昊公司帅奇药品并与星昊公司协商解决其所欠的预付货款的问题时，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及三家下游代理商于2015年5月19日分别签订了三份《债务债权转让协议》，海斯莱福公司将收取第三方安徽省立药业有限公司、福州荣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恒利医药有限公司的保证�和预付款共计1945000元转为第三方与星昊公司的往来业务及相应款项，形成星昊公司收到第三方的保证金和货款，并同时冲抵海斯莱福公司对星昊公司的预付款，三方均签字盖章且星昊公司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海斯莱福公司与齐铭公司未实际发生产品经销业务的原因是齐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跃南将股权转让给他人并退出公司，齐铭公司后变更为吉林省汇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成公司），但汇成公司也未与海斯莱福公司进行过帅奇药品经销业务。即齐铭公司和汇成公司均未按《产品经销合同》的约定签订《购销合同》或《产品订货合同》，即双方没有发生实际的供货交易，但海斯莱福公司向齐铭公司预付有货款和保证金，海斯莱福公司为追回付给齐铭公司的预付款和保证金，将汇成公司起诉至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汇成公司全部退款。汇成公司不服，该案目前正在二审中。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说明海斯莱福公司与齐铭公司并未发生供货交易，从而印证了本案中的1368054.4元供货交易是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直接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的对账单证据是齐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跃南在齐铭公司变更为汇成公司后仍以齐铭公司的名义与海斯莱福公司所做的对账。虽然海斯莱福公司对张跃南离开齐铭公司不知情，但仍予以签字盖章，对账是事实，但对账单的内容并非全部客观，所谓的受齐铭公司委托汇款不是客观事实，且对账单是张跃南以欺诈方式取得。一审中海斯莱福公司对星昊公司持有的对账单的合法来源提出异议，但星昊公司未予合理说明。海斯莱福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光大银行转账凭证、星昊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海斯莱福公司、星昊公司及第三人签订的三份《债�债务转让协议》可以证明，星昊公司除了向海斯莱福公司供货开发票，还以债权债务转让的方式直接向海斯莱福公司偿还部分预付款，足以证明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星昊公司辩称，一、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首先齐铭公司分别与星昊公司与海斯莱福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合同，齐铭公司从星昊公司处取得相关产品的代理权后又将代理权授权海斯莱福公司。以上事实星昊公司与齐铭公司签订的产品经销合同第一条第1.2款、第四条第4.2款明确约定了星昊公司与齐铭公司的合作方式。海斯莱福公司与齐铭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也约定了齐铭公司独家委托海斯莱福公司销售相关产品。海斯莱福公司对此在一审庭审中是承认的。根据星昊公司与齐铭公司签订的合同，在齐铭公司取得产品总代理权后，星昊公司不能再销售相关药品，所以星昊公司不能直接销售给海斯莱福公司。综上，星昊公司与齐铭公司及海斯莱福公司是生产商、总代理商和下游经销商的模式，星昊公司与海斯莱福公司没有直接的买卖关系。二、海斯莱福公司向星昊公司支付款项及星昊公司向海斯莱福公司送货都是基于齐铭公司的委托，星昊公司与海斯莱福公司是分别各自履行与齐铭公司的合同。首先，根据海斯莱福公司与齐铭公司签订的合同第五条第5.2款，海斯莱福公司应向齐铭公司指定的账户支付货款，所以海斯莱福公司支付给星昊公司的包括本案诉争的在内5463600元是海斯莱福公司在履行与齐铭公司的合同义务，向齐铭公司指定的账户支付货款。并且一审提交的海斯莱福公司与齐铭公司的对账证据中明确了海斯莱福公司汇款至星昊公司账户是受齐铭公司委托。其次，根据星昊公司与齐铭公司经销合同的第8条，星昊公司应将货款发至齐铭公司指定的地点，所以星昊公司向海斯莱福公司发货是根据齐铭公司的要求履行发货义务。以上证据是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无论是海斯莱福公司向星昊公司支付款项，还是星昊公司向海斯莱福公司送货，都是在齐铭公司的委托和要求下分别履行与齐铭公司的合同。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三、海斯莱福公司支付给星昊公司的款项，是受齐铭公司的委托，这些款项属于齐铭公司支付给星昊公司货款及委托星昊公司支付给第三方的原料款。星昊公司已根据齐铭公司的要求将该款项支付给原料供应商。四、海斯莱福公司已经确认同意由张跃南承担包括本案诉争款项在内的全部债务。在海斯莱福公司与齐铭公司的对账情况上是明确写明的，并经海斯莱福公司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五、本案是星昊公司与齐铭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齐铭公司又与海斯莱福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海斯莱福公司根据齐铭公司的委托向星昊公司支付款项，星昊公司又根据齐铭公司的要求发货给海斯莱福公司及指定的第三方收货人。以上行为均是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因此，海斯莱福公司称与齐铭公司之间无实际履行合同与客观事实不符。海斯莱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星昊公司向海斯莱福公司返还预付款2150545.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6日，星昊公司、齐铭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合同》一份，约定星昊公司委托齐铭公司代理销售帅奇注射液，产品原料由齐铭公司提供，付款采取先款后货的方式，齐铭公司可使用电汇、银行汇票等银行结算方式或现金向星昊公司指定账户付款，送货地址按星昊公司、齐铭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齐铭公司于2013年1月22日支付50万元保证金给星昊公司。同年1月29日，齐铭公司、海南丁一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一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合同》，约定齐铭公司委托丁一公司代理销售帅奇注射液，丁一公司应在提货日前45天报计划，且在收到齐铭公司书面确认后支付原料款，提货时付清余款，丁一公司可使用电汇、汇票等银行结算方式或现金向齐铭公司指定账户付款，齐铭公司于发货同时按总供货价格向丁一公司开具发票。丁一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14日、4月8日、9月10日、2015年1月4日向星昊公司汇款100万元、563600元、270万元、110万元（此处实为120万元）。一审诉讼期间，海斯莱福公司提供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13张及债权债务转让协议3份，其中：发票均由星昊公司向丁一公司开具，票面金额共计1368054.4元，货物名称为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氯化钠注射液；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载有海斯莱福公司、星昊公司分别与第三方（即安徽省立药业有限公司、江西利恒医药有限公司、福州荣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海斯莱福公司将与上述第三方的业务和收取的款项84.5万元（保证金50万元+货款34.5万元）、10万元保证金、100万元保证金转为上述第三方和星昊公司的往来业务及相应款项，形成星昊公司收到上述第三方的保证金和货款，并同时冲抵海斯莱福公司对星昊公司的预付货款。另，海斯莱福公司提供《产品订货合同》3份，拟证明其与星昊公司买卖涉案货物的事实，且合同项下款项与星昊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相对应。但上述3份合同均系复印件，海斯莱福公司未能提供原件供核实，亦未作合理解释。另查明，2015年4月21日，海斯莱福公司向齐铭公司出具《海南丁一（海斯莱福）药业与齐铭药业对账情况》一份，载有“贵公司共打款：10663600元，其中：1.受齐铭委托汇到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金额5463600元；2.汇到齐铭药业账面金额200万元（含50万元保证金）；3.汇到齐铭药业个人卡金额320万元。广东星昊药业发货金额为1368054.4元，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与海斯莱福（海南）药业有限公司结转余额为：5463600元-1368054.4元=4095545.6元。齐铭药业账面及个人卡与海斯莱福（海南）药业有限公司账面及个人卡结转余额为520万元。以上为我公司与贵公司账面核对结果，请贵公司财务及领导核对后加盖公章及个人签名，以便及时还款。吉林省齐铭药业有限公司原法人：张跃南承担以上全部责任，并负责回款事宜。”孙海洋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确认该对账情况。再查，丁一公司于2010年4月20日由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是周冰。2014年11月5日，丁一公司经核准登记，公司名称变更为海斯莱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海洋。星昊公司一直未返还欠款，海斯莱福公司遂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丁一公司即为本案海斯莱福公司，海斯莱福公司诉求的货款2150545.6元的计算方式为：预付货款总额5463600元，扣减星昊公司已送货货款1368054.4元、第三方货款及保证金1945000元（84.5万元+10万元+100万元）。星昊公司在诉讼期间确认以下事实：星昊公司委托齐铭公司代理销售帅奇注射液，后齐铭公司委托海斯莱福公司代理销售帅奇注射液；星昊公司收到海斯莱福公司款项5463600元及向海斯莱福公司开具金额共计1368054.4元的发票；海斯莱福公司确认与齐铭公司对账并出具《海南丁一（海斯莱福）药业与齐铭药业对账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海线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若存在，星昊公司的实际欠款额是多少。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论述。因海斯莱福公司无法提供《产品订货合同》原件，且未作合理解释，星昊公司亦不确认《产品订货合同》复印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的规定，《产品订货合同》不具证明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海斯莱福公司依据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主张星昊公司针对涉案货物有送货、付款及开具发票的行为，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星昊公司抗辩称送货、付款及发票的开具均是受齐铭公司委托而�，星昊公司并非涉案货物实际出卖人。星昊公司在诉讼期间提供《海南丁一（海斯莱福）药业与齐铭药业对账情况》为证，该对账表中明确载明海斯莱福公司受齐铭公司委托转给星昊公司5463600元（同为海斯莱福公司主张的预付货款总额），且该笔款项同海斯莱福公司汇到齐铭公司账面及个人卡的两笔款项并列，同属于海斯莱福公司已打款10663600元，结合星昊公司、齐铭公司及齐铭公司、海斯莱福公司之间在《产品经销合同》中针对送货、付款的约定，及星昊公司、齐铭公司、海斯莱福公司三方依次转让委托经销代理权的交易模式和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关于保证金等款项相互转让抵销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海斯莱福公司为证明同星昊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借记、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等证据，证明力明显不足，一审法院对海斯莱福公司主张持疑。星昊公司以《海南丁一（海斯莱福）药业与齐铭药业对账情况》作为证据进行抗辩，并对其送货、付款及开具发票的行为作出了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对星昊公司抗辩意见予以采信。故海斯莱福公司主张同星昊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以此请求星昊公司返还尚欠货款2150545.6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海斯莱福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04元，减半收取12002元（海斯莱福公司已预交），由海斯莱福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海斯莱福公司提交（2016）琼9701民初795号、（2017）琼97民终519号民事判决及汇成公司于2017年7月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汇成公司对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的业务往来不知情且未参与。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在于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海斯莱福公司为证明其与星昊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星昊公司签订的三份产品订货合同复印件，合计交易金额为1368054.4元；星昊公司向海斯莱福公司的前身丁一公司开具的1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为1368054.4元；海斯莱福公司通过光大银行向星昊公司支付货款合计5463600元；海斯莱福公司、星昊公司及第三方签订的3份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海斯莱福公司向星昊公司支付5463600元货款的问题。星昊公司对此提交了三份反驳证据：其一，星昊公司于2013年1月6日与齐铭公司签订的产品经销合同证明星昊公司将其产品授权齐铭公司在全国代理销售；其二，齐铭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与海斯莱福公司的前身丁一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合同，证明齐铭公司将其获得的经销权授权丁一公司在全国代理销售；其三，海斯莱福公司签章的《海南丁一（海斯莱福）药业与齐铭药业对账情况》，显示海斯莱福公司受齐铭公司委托汇到星昊公司金额5463600元。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表明星昊公司将其产品授权齐铭公司经销，海斯莱福公司受齐铭公司委托向星昊公司支付货款5463600元，故海斯莱福公司向星昊公司付款的行为并不能证明两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其次，关于三份买卖合同复印件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星昊公司对海斯莱福公司提交的三份订货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齐铭公司的指示开具给星昊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就本案而言，其一，海斯莱福公司关于不能提供原件的原因是公司仅保存复印件，原件由业务员保管并丢失的解释并不符合常理。其二，该三份订货合同复印件与前述《海南丁一（海斯莱福）药业与齐铭药业对账情况》相矛盾，该对账情况显示海斯莱福公司受齐铭公司委托向星昊公司付款5463600元，星昊公司发货1368054.4元（即三份订货合同交易金额）。该内容与星昊主张的收取齐铭公司货款5463600元并根据齐铭公司的指示向海斯莱福公司发货1368054.4元的内容相吻合，即并非依照该该三份合同向海斯莱福公司发货。鉴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海南丁一（海斯莱福）药业与齐铭药业对账情况》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本院对前述三份订货合同复印件不予采信。同理，海斯莱福公司受齐铭公司委托向星昊公司付款，星昊公司根据齐铭公司的指示向海斯莱福公司发货，故星昊公司关于其根据齐铭公司指示向海斯莱福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亦不符合常理。再次，关于债权转让协议的问题。该份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形成于《海南丁一（海斯莱福）药业与齐铭药业对账情况》之后，该份对账情况显示海斯莱福公司受齐铭公司委托向星昊公司所付货款，扣除星昊�司发货金额之后尚有余额，即齐铭公司对星昊公司享有债权；该对账情况亦显示海斯莱福公司对齐铭公司享有债权（货款余额）；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则显示三家下游经销商对海斯莱福公司享有债权（保证金及货款）；通过上述三份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订立，使得三家下游经销商直接对星昊公司享有债权，冲抵了中间环节即齐铭公司、海斯莱福公司的相应债权债务，符合常理，但此仅为事后清理债权债务的手段，并不能证明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海斯莱福公司二审期间提交了汇成公司（即齐铭公司）2017年7月4日出具证明、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琼9701民初795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97民终519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汇成公司出具的证明问题。该证明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知道案件情况是作为案件证人的前提条件，但该证明显示汇成公司对于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既不知情，也未参与”，即汇成公司不具备作为证人的前提条件，该证言不能证明案件事实，不具有证据效力。其次，两份判决书认定了海斯莱福公司与汇成公司（齐铭公司）之间存在经销合同关系，与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而且海斯莱福公司与汇成公司争议的200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故该两份判决亦不能证明海斯莱福公司与星昊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所述，海斯莱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4元，由上诉人海斯莱福药业（海南）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少民审 判 员  阮碧婵代理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书 记 员  王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