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民终36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开发区星湖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志兵，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冷亚娜,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上诉人王春兰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区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苏0691民初1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受理后，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春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被上诉人开发区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冷亚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春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撤销双方于2015年10月24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事实和理由：一、我开办的休闲浴场依法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每年的经营利润有25万元，由于该浴场被一审法院强制拆迁，我所有的经营资料均被埋于土中，导致我无法就浴场的利润举证，该举证不能的责任在于一审法院，应由一审法院举证证明我浴场的利润不是25万元。二、2015年10月24日调解协议签订前，我因长期诉讼、上访而家庭困难，迫不得已才签订了调解协议，开发区总公司在调解协议中也承认我因浴场拆迁而家庭困难的事实，因此其签订该协议明显属于乘人之危，一审法院仍要求我就此举证错误；案涉调解协议未包括我浴场停产、停业损失，显失公平；案涉调解协议系受胁迫而签订。故案涉调解协议应予撤销。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是当事人要求撤销合同的法律依据，一审依据该规定判决驳回我的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
开发区总公司辩称：一、案涉调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1、2013年4月1日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自愿签署，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该协议真实有效。但上诉人认为补偿金额太少而拒绝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2015年10月24日，双方在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等主持下，经过多轮协调，最终签署了案涉调解协议书。我公司已经充分考虑及理解上诉人提出的停业损失及经营损失等因素，对上诉人进行了一次性的困难补助，并对上诉人存在异议的部分进行了补偿，所有事项均已处理完毕。该调解协议书特别明确该纠纷一次性了结，今后不再有任何纠纷，上诉人不再就该案提出任何诉求。上诉人系在对调解内容及结果均明确知悉的前提下自愿签署该协议，并已领取调解协议书项下的款项，亦应遵守相关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二、涉诉房屋系因产权人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收回，并非因被上诉人拆迁而造成其经营损失。上诉人作为承租人，在法院已经判决确认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积极履行判决书中的义务，归还涉诉房屋，但上诉人并未尊重法院的生效判决，不履行交房义务，导致所有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被上诉人并未对涉诉房屋进行强制拆迁，更不存在因被上诉人的行为造成上诉人的经营损失。后上诉人多次上访，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被上诉人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对上诉人的经营损失进行了充分考虑及努力，并在2015年10月24日的调解中对上诉人进行了一次性的困难补助及补偿。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因被上诉人的原因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上诉人也因该协议的签署丧失了进一步追索的权利。三、被上诉人保留追究上诉人违约责任的权利。根据调解协议的约定，上诉人承诺以后不再就此事再提任何诉求或到任何单位或部门上访，同时上诉人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对外宣传，如因上诉人恶意宣扬，造成严重社会不稳定的，被上诉人有权向上诉人追索已付款项。而上诉人拿到补偿款后，不仅未履行不再就此事提出任何诉求的约定，还以诉讼的方式将该案公之于众，违背了调解协议订立的初衷，被上诉人就追索已付款事宜保留诉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春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我与开发区总公司于2015年10月24日签订的调解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6月21日，案外人陈纪平（又名陈继平）与案外人徐子勇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陈纪平将位于南通××区×××村××组，使用面积为680平方米的房屋租给徐子勇开浴室，租赁期限自2006年8月20日至2014年8月19日止，年租金为48960元。此外，双方约定，承租方拖欠租金累计达壹个月的，出租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房屋，造成出租方损失的，由承租方负责赔偿。租赁期间，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合同，需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后签订终止合同书，在终止合同书签订前，本合同仍有效。如因城市建设需要，出租方必须终止合同时，一般应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承租方，赔偿按规定分摊。合同签订后，陈纪平依约交付房屋，徐子勇、王春兰给付租金至2011年9月20日止。为此，陈纪平于2012年11月2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徐子勇支付租金53040元（暂计算到起诉时）并承担诉讼费用。后经法院释明，陈纪平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无效；2、徐子勇、王春兰立即返还租赁房屋；3、徐子勇、王春兰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房屋使用费。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王春兰提起反诉，请求判令陈纪平返还王春兰自2010年2月20日至2011年9月20日缴纳的租金77400元。2013年6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开民初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一、陈纪平与徐子勇于2006年6月21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无效；二、徐子勇、王春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纪平支付自2011年10月20日至2012年11月2日房屋使用费50838元以及自2012年11月3日起至实际搬出房屋之日止实际占有使用费（实际占有使用费标准参照原合同约定的年租金48960元标准计算）；三、徐子勇、王春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南通××区×××村×××组的房屋返还给陈纪平；四、驳回陈纪平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王春兰的反诉请求。后徐子勇、王春兰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在二审过程中，陈纪平自愿表示撤回要求徐子勇、王春兰按照合同约定支付2011年9月20日至实际搬出之日的房屋使用费的诉讼请求。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9日作出终审判决：一、维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民初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陈纪平与徐子勇于2006年6月2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无效；二、维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民初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徐子勇、王春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南通××区×××村××组的房屋返还给陈纪平；三、维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民初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即驳回王春兰的反诉请求；四、撤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民初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徐子勇、王春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纪平支付自2011年10月20日至2012年11月2日房屋使用费50838元以及自2012年11月3日起至实际搬出房屋之日止实际占有使用费（实际占有使用费标准参照原合同约定的年租金48960元标准计算）；五、撤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民初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驳回陈纪平其他诉讼请求。2014年1月27日，陈纪平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要求王春兰立即迁出位于南通××区×××村××组的房屋。同年7月21日，一审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2014年9月28日，陈纪平再次申请恢复执行。同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对该案予以强制执行。
另查明，徐子勇与王春兰合伙经营浴室，2006年6月徐子勇代表两人与陈纪平签订房屋租赁协议,2006年10月浴室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名称为南通市开发区水月洞天休闲浴场，经营者姓名为王春兰，经营场所为南通市开发区××街道×××村××组。
还查明，南通崇川开发区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系开发区总公司为国际五金机电城项目委托的拆迁公司。2013年4月，王春兰与南通崇川开发区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中约定由南通崇川开发区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补偿王春兰位于南通市开发区水月洞天休闲浴场房屋的装潢费、特殊附属物一次性补贴合计642800元。王春兰须在签订协议之日一周内无条件交房、搬空，否则由南通崇川开发区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代为拆除。合同签订后，王春兰认为上述协议中未对其浴室的停产、停业损失等进行补偿，故对上述协议不予认可并拒绝领取补偿款。2015年10月24日，王春兰与开发区总公司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南通××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订调解协议书，约定：一、王春兰对法院审理判决结果和强制执行不再有任何异议。二、开发区总公司对王春兰提出的附属设施补偿超出评估报告部分进行了梳理，去除可搬运的财物和已经补偿的项目包含的建筑材料、人工费等外，对存在异议的部分，计人民币192370元；开发区总公司充分理解甲方提出的在房屋租赁和浴室经营过程中的复杂情况，以及因浴室拆迁造成家庭经济严重困难的实际，从江苏浙江两地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对王春兰一次性困难补助人民币364830元。上述两笔款项合计人民币557200元（大写：伍拾伍万柒仟贰佰元整）。三、付款时间及付款方式：本协议签订后，王春兰在2015年10月30日前自行领取开发区法院执行中存放在指定地点的全部财物；逾期不处置，视为王春兰自愿放弃上述财物。开发区总公司在2015年10月30日前付清上述款项，合计557200元（大写：伍拾伍万柒仟贰佰元整）。四、本纠纷一次性处理终结，今后不再有任何纠纷。王春兰承诺以后不再就此事提出任何诉求或到任何单位或部门上访。同时王春兰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对外宣传。如因王春兰恶意宣扬，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的，开发区总公司有权依据本调解协议向王春兰方追索上述款项。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当事人、开发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开发区拆迁调处中心各一份。王春兰与其丈夫李娟弟、开发区总公司的沈元忠在当事人处签字。协议书签订后，王春兰于2015年10月25日领取了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的642800元，于2015年10月30日领取了调解协议约定的557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春兰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或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本案中，王春兰自2011年起为水月洞天休闲浴场拆迁补偿事宜与拆迁公司进行协商，于2013年就装潢费、特殊附属物的补偿与拆迁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此后，由于王春兰认为上述补偿中未涉及经营损失补偿故而拒绝领取补偿款并多次至多部门上访。2015年，王春兰与开发区总公司签订调解协议，协议中不仅对水月洞天休闲浴场附属设施补偿超出评估报告部分进行了梳理，而且在充分考虑王春兰提出的经营过程中的复杂情况以及其家庭实际困难，给予其一定困难补助。协议亦明确：本纠纷一次性处理终结，今后不再有任何纠纷。因此，案涉调解协议系双方在长达几年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王春兰陈述协议未按照每年25万元利润计算其租赁期后五年的经营性损失，故而显失公平。但其未能就水月洞天休闲浴场自开业以来至拆迁前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举证，故对其陈述每年25万元的利润难以采信。同时，双方调解协议已明确在充分理解王春兰提出的房屋租赁、浴室经营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另外给予了其一定的经济补助，由此可见，双方已就浴室经营等相关事宜一并进行了协商处理,并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现王春兰认为上述费用不包括停产停业损失显然与事实不符，结合协议中一次性处理终结本纠纷的相关约定，故对王春兰主张上述协议显失公平的意见不予支持。至于王春兰关于上述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主张，其并未就其陈述进行举证，仅认为系因家庭困难所迫。但该协议系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南通××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进行的，在场人员除了上述机构的调解员、王春兰夫妻、开发区总公司工作人员外，还有王春兰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仙居县巡调组、仙居县朱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场见证。王春兰自愿在上述协议上签字确认并在签署协议后一周内将拆迁补偿款以及调解协议中约定的款项分批领取，亦系对上述协议的确认。在时隔半年后，王春兰才提出上述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之情形，显然与常理不符，对其意见亦难以采信。综上，案涉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王春兰要求撤销上述协议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王春兰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王春兰认为2013年4月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案涉调解协议其均系被胁迫签订外，对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春兰与开发区总公司签订的案涉调解协议是否符合可撤销情形，能否撤销？
本院认为，案涉调解协议系王春兰与开发区总公司平等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调解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王春兰主张撤销该调解协议不能得到支持。具体理由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王春兰主张案涉调解协议存在显失公平、受胁迫及乘人之危等情形，要求撤销该调解协议。其主张不能成立：一、王春兰认为调解协议未考虑其每年25万元、合计五年的停产停业损失，故认为协议显失公平。首先，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在紧迫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而订立的如果履行对其有重大不利的合同，王春兰并未能就其正常经营期间的利润达到每年25万元进行举证，不能证明其经营期间有较高利润，因而谈不上签订协议会对其有重大不利；其次，浴场所用房屋系案外人徐子勇向陈纪平租赁而来，而生效判决已确认该租赁合同无效，并判由王春兰、徐子勇将租赁房屋返还给陈纪平，因王春兰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交房义务，一审法院根据所有权人的申请强制执行，因此王春兰浴场不能正常经营的关键原因在于其与出租人之间的纠纷；再次，在王春兰认为2013年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少算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而拒领补偿款并多次上访后，开发区总公司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南通××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与其签订了调解协议，从协议内容看，已考虑到王春兰浴室的停业损失等情况，故王春兰称调解协议未考虑其经营性损失而显失公平不能成立。二、王春兰认为调解协议还存在受胁迫的情形，但其未能就此举证，相反，案涉调解协议系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南通××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王春兰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仙居县巡调组、仙居县朱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在场见证，王春兰称调解协议系受胁迫签订与事实不符，况且协议签订后王春兰也分批领取了协议约定的款项，其行为亦表明协议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受胁迫的情形。三、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对方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难处境，迫使其作出违背本意而接受于其非常不利的条件的意思表示。王春兰虽然家庭困难，但要构成乘人之危必须是违背其本意且签订协议后会使其蒙受重大不利，而从协议签订的经过及此后其领取款项、直至半年多以后才提出异议的行为看，应认定协议的内容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其也无证据证明其存在每年25万元的经营损失，因而也不存在协议的签订会致其重大不利的情形。因此不能认定调解协议签订时开发区总公司系乘人之危。
至于王春兰提出的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问题，经查，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案涉调解协议不符合该条款规定的可撤销条件，据此判决驳回王春兰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春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72元，由上诉人王春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戴志霞
代理审判员 刘丽云
代理审判员 李晓晴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