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4民终8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崇二，男，1970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水，上海段和段（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淮南市房屋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朝阳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705068566Q（1-1）。
法定代表人：陈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全好，安徽金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安徽金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
上诉人金崇二因与被上诉人淮南市房屋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开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17）皖0403民初2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崇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水，被上诉人房开公司委托代理人杨全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崇二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违反本案性质和证据规则，违法地审定证据。一审判决称原告“仅从工商登记机关调取该收据的复印件来主张权利，显然不合情理。”这既不是事实，又违反《公司法》规定。本案是确认之诉，金崇二请求法院确认在淮南市工商局登记、持有淮南市房屋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1万股权的实体权利，当然而且必须是从工商登记机关复印相关证据。金崇二代理人在庭审中将工商局盖有“档案查询专用章”的材料（发起人股东名册，包含记载金崇二两次出资21万元内容，以及金崇二第二次交款20万元的收据），当庭交主审法官跟复印件核对过，不是仅有复印件。金崇二提供的源自国家机关的书证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内容、形式和来源符合法律要求，依据法律规定足以证明金崇二的事实主张。2.一审判决对案件主要事实认定有下列错误。一审判决书写到：“本院事实认定如下：1995年5月2日，淮南市房屋建设集团开发公司成立，后经改制，金崇二成为该公司股东，入股金额1万股。2001年，金崇二入股金额变更为20万股。2005年12月8日，金崇二的股权变更为84700股。”其一，2001年金崇二的入股金额变更为21万股，而不是20万股。一审判决认定数额少了1万元，可能是理解、计算不准确所致。工商登记的发起人（股东）名册第110号写明：金崇二“原始入股金额1万元”，“现入股金额20万元”。“原”与“现”两项相加，分明是21万元。2001年3月25日金崇二的交款收据写明当日工会代收金崇二股金20万元。加上前次1万元，也是21万元。2001年3月28日《工商登记变更表附件（一）》写道：“职工股”在变更前是247.5万股，“本次变更”增加4600万股，变更后卫4847.5万股。所有职工最终持有股份都是两次相加的数额；其二，判决书认定“2005年12月8日，金崇二的股权变更为84700股”，毫无根据。在本案中，没有发生金崇二转让股权的情形，在2001年12月以后，金崇二在工商局登记的股权从来没有发生过变更登记。所谓2005年12月8日金崇二股权“变更”，纯属虚构。3.一审判决认同房开公司“股权调整”违法行为，于法无据。一审判决认为“2005年12月8日，调出股东和不在岗股东股权调整是真实的”，由真实性悄悄演变为“合法性”。房开公司的“股权调整”明显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据此产生的股权证内容、形式均违法，自始无效，一审判决用真实性代替合法性，推翻工商登记所记载的事项，是践踏法律，自欺欺人。4.一审法院主审法官不作为。一审判决认为金崇二没有提交缴纳21万元的收据原件，属举证不能，不能证实其向房开公司缴纳了21万元。而金崇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复印件系工商局出具，金崇二出资21万元已经国家登记机关验资通过，核准登记具有真实性。金崇二无需再提交收据原件。且一审中房开公司承认20万收据原件在其下属单位（公会）掌控下，一审庭审结束后，金崇二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原件，一审法院置之不理，属于不作为，而非金崇二举证不能。5.已过诉讼时效的说法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金崇二2005年领取84700股的股权证，即已明知股权数额已变更，至其起诉时已过两年诉讼时效。金崇二领取股权证是为了积累侵权证据。工商登记中金崇二股权依然是21万元，请求法院确认这一事实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且金崇二一直再向房开公司主张权利。
房开公司辩称：一、房开公司在2001年增资时，并未实际出资20万元。虽然房开公司公会将增资的4600万元分配至238名职工名下，但职工实际未出资，增资的4600万元均由房开公司缴纳。金崇二从工商局复印的“发起人名册”及“收据”不能作为其实际出资的依据，正因为其并未出资所以并不持有收据原件。而金崇二在股权调整为84700股后一直按照84700股的股权份额领取分红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二、金崇二原始入股的1万元，房开公司在改制后于2006年已全额补偿给金崇二。2003年公司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对于职工个人的入股252万元，以补偿金的方式兑现给职工个人。2006年1月23日，金崇二已签字领取该款。三、金崇二持有84700股的股权份额，是经金崇二同意并确认的结果，并非房开公司擅自调整。房开公司2003年进行的股调整是针对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人，是经过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也是经过金崇二同意确认的。金崇二称该行为违法并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四、对于职工持股数额，工商登记与内部约定的数额不一致，应以内部约定确认的数额为准。房开公司与金崇二约定股权为84700股，该行为属于公司内部约定。在确认股东持股数额和比例时，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采取的是“内外有别”的原则。即在处理公司与外部债务关系时，确定股东资格、持股比例和数额，已对外具有公示效力的工商登记为依据。在处理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时应以双方的约定为依据。因此，在本案中当工商登记与签发的股权证不一致时应以股权证记载为准。五、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双方对金崇二的股东资格身份本身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的实质焦点是金崇二持有多少股权份额。根据金崇二诉讼请求和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房开公司擅自调整其股权份额，侵害其股东权益，金崇二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六、房开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为能证实当时客观事实的书证，该书证反映的事实，并不会因程序上的原因而更改或不存在。
金崇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在房开集团享有21万股股东权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5月2日，淮南市房屋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后经改制，金崇二成为该公司股东，入股金额1万股。2001年，金崇二的入股金额变更为20万股。2005年12月8日，金崇二的股权变更为84700股；同年12月29日，金崇二领取了84700股的股权证；之后，金崇二按此股权比例领取了分红。2017年4月26日，金崇二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在房开集团享有21万股的股东权益。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案件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金崇二是否向被告房开集团实际出资股本金21万元？2.2005年12月8日，调出股东和不在岗股东的股权调整是否真实？3.原告金崇二所持被告房开集团21万股股权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分析认定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金崇二自始至终未能向法庭提交其向被告房开集团缴纳股本金21万元的收据原件，属举证不能，不能证实其向房开集团缴纳了股本金21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二：庭审中，原告金崇二自认其于2005年12月29日领取了84700股的股权证，由此可以证明2005年12月8日，调出股东和不在岗股东的股权调整是真实的。关于争议焦点三：因原告金崇二仅提供从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20万元的缴费收据复印件来证明其出资20万元，不具备排他性，其称持有被告房开集团21万股股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金崇二于2005年12月29日领取了84700股的股权证，证明其明知股权数额已经变更，却在2017年4月26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也就是说原告金崇二已丧失了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即胜诉权和申请强制执行权，其主张持有被告房开集团21万股股权，于法无据。综上，原告金崇二请求确认其在房开集团享有21万股股东权益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金崇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金崇二负担。
二审期间，金崇二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申请向淮南市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工会委员会调取2001年3月25日代收金崇二交付购股款20万元的收据原件，并提交了证据1.2017年6月16日调取证据《申请书》及快递封面，证明一审法院“不作为”，没有调取证据，不是金崇二“举证不能”。证据2.2017年6月1日房开公司的《补充说明》，证明金崇二一直在进行追究，开始口头要求房开公司就减少股权行为拿出会议记录和文件原件，后来提起“知情权”诉讼、通过执行程序要求房开公司拿出会议记录和文件原件，且房开公司2005年的所谓“股权结构调整”，没有任何合法依据和有效证据。本院依法向淮南市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工会委员会调取2001年3月25日代收金崇二交付购股款20万元的收据原件，淮南市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工会委员会书面答复我院，因管理不规范，经办人员调动，时间较久等原因，已无法提供该收据原件。针对金崇二二审提交的证据，房开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房开公司质证认为，证据部分内容不真实且不符合常理，金崇二称淮南市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工会委员会答应待工商登记后再将收据原件交给个人，因职工未实际出资，工会开具收据直接办理工商登记，职工并不知情，且金崇二在一审庭审后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证据2房开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观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仅针对知情权诉讼，不能证明金崇二就股权数额向房开公司主张权益，且即便金崇二在该证据所反映的知情权诉讼中主张过也以超过诉讼时效，该证据明确虽然结构调整方案是复印件，但确实是经过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本院认为，金崇二提交的证据1即调取证据申请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的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金崇二提交的证据2针对的是其他案件，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虽为股东资格确认，但从审理的情况来看，当事人双方对于金崇二的股东资格并无异议，双方所争议的焦点实质上是金崇二股权份额的多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所记载的内容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本案中，金崇二作为记载于房开公司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其向房开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应当依据股东名册所载明的内容。而现存于房开公司的股东名册所记载的金崇二的股权份额为84700股。金崇二虽在上诉状中称房开公司将其股权份额调整为84700股属不合法的无效行为，但其在股权调整后一直按照84700股领取分红，并未提出异议，同时也从未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规定，在发生争议时，对股东资格与股权份额的确认应区分情况来加以认定，对于公司外的第三人与股东之间的争议，基于工商登记对外的公示效力，应当以工商登记所载明的内容来确认股东资格或者股权份额以保护善意第三人。而对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或者公司与股东之间发生的争议，则应当以置备于公司的股东名册来加以确认股东资格或者股权份额。本案的争议产生于股东与公司之间，当以股东名册为确权依据，且工商登记的内容亦无法证明其诉讼主张，故金崇二仅依据工商登记的内容主张权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本案为确认股权份额的确权之诉，并不适用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认定金崇二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金崇二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金崇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植
审判员 刘凤玉
审判员 姚多生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 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