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18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92号。
法定代表人：周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德义，上海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尧森，上海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东亚体育文化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天钥桥路666号。
法定代表人：胡神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勇，上海宏仑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莉，上海宏仑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公司）与上诉人上海东亚体育文化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4民初28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1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医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德义、杨尧森、上诉人东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勇、朱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医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医药公司的人民币7,617,990元（以下币种无如特别注明的均为人民币）债权属于未超过诉讼时效的有效债权已经被债权人会议和（2015）徐民二（商）破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东亚公司无权再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一审法院不应对东亚公司的时效抗辩予以采信，更不应作出与民事裁定书相悖的判决。二、我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保证人的追索权自全部履行保证责任之日起取得，保证人向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的诉讼时效自履行完毕全部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中，医药公司取得追索权的时间是2016年2月19日，故应从该日起计算诉讼时效，而非2006年3月22日起算。三、东亚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是保证合同，民事调解书和民事裁定书确认的一笔单一的、完整的债务，东亚公司应当承担的7,617,990元及16,534,406元代偿款，属于同一债务，具有不可分割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第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应从医药公司2016年2月19日最后一次付款日起算。
东亚公司辩称，一、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东亚公司作为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债权人，在收到医药公司补充申报债权后即向XX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提出异议，但XX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明确表示对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并经过法院强制执行的债权，即使是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破产管理人及人民法院也应当对债权人医药公司的申报予以登记，故医药公司关于其首期债权被破产管理人及法院所登记即应视为有效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况且，XX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并未将医药公司补充申报债权的事宜报XX公司的债权人会议表决，亦未书面征询包括东亚公司在内的XX公司全体债权人的意见，即予以登记的行为，剥夺包括东亚公司在内的XX公司全体债权人以诉讼形式异议的权利，存在重大程序性瑕疵，故医药公司的首期债权并不因经过破产清算程序而恢复实体胜诉权。二、医药公司第一次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是2006年3月22日，根据我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医药公司应在两年内以诉讼形式进行追偿，鉴于医药公司未在2008年3月21日前向东亚公司行使追偿权，故该7,617,990元已于2008年3月22日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要求东亚公司代偿的实体胜诉权。三、保证人只有承担保证责任后才会形成债权，本案的债权并非有确定履行期限的债权，不适用合同法关于分期履行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审对此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医药公司的上诉请求。
东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医药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破产清算义务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应承担的对债务人之债权人的侵权责任，系一般侵权责任，适用侵害债权理论，即必须先有合法的债权存在，才可能发生针对该合法债权的侵权行为及侵权事实。医药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就16,534,406元承担保证责任后才取得追偿权。XX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东亚公司对XX公司已经清算不能，不再负有清算义务。因此，东亚公司在医药公司的追偿权形成之时及之后均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故东亚公司不构成侵权。二、XX公司的合作合同及章程均约定，XX公司的经营由外方股东负责，东亚公司不参与XX公司的经营管理、不保管账册亦不承担经营风险，该约定符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应属有效。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东亚公司保管过XX公司的账册，更不能推定东亚公司不能提供XX公司账册系为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XX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东亚公司本身就是XX公司的债权人，XX公司的清算对东亚公司有利，东亚公司未对XX公司清算不具备主观恶意。东亚公司对XX公司负有清算义务的起始时间应为2008年5月19日，在东亚公司对XX公司负有清算义务时，XX公司已无资产，故无论XX公司账册有无，均不会实质性影响医药公司追偿权的实现，东亚公司未对XX公司清算与医药公司追偿权不能实现没有因果关系。三、一审法院对下列事实认定错误：1、东亚公司对XX公司负有清算义务的时间段应自2008年5月19日起至2015年2月12日止；2、医药公司被扣划16,534,406元的原因是由于医药公司拒不履行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绝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系因东亚公司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3、XX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在本案中明确出函说明其在XX公司破产清算过程中未联系到XX公司的外方股东，亦未以公告的方式向XX公司的外方股东送达破产清算相关材料，纵观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证实XX公司账册已经灭失。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前提下，应当认定XX公司账册由外方股东保管，即使XX公司账册灭失，也不应归责于东亚公司。
医药公司辩称，一、无论是根据1988年6月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外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清算办法还是公司法的规定，作为XX公司股东的东亚公司提出清算XX公司的时间应当自2001年9月25日XX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十五内开始起算。因东亚公司怠于清算，XX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及重要文件等均灭失，故一审判决东亚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是正确的。二、在XX公司未经清算的情况下，无法确认XX公司已无财产，而无需启动清算程序。且根据东亚公司提供的《XX公司1998年会计报表附注》显示，XX公司有在建工程及相关的资产。由于东亚公司怠于清算，使得XX公司的资产未得到及时清理，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而东亚公司在租赁合同解除后非但未予补偿，相反还利用出租属于XX公司的在建工程进行获利，显然损害XX公司和其债权人的利益。三、本案是东亚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而产生的连带责任，其理论依据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而不是侵权赔偿责任，不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2015）徐民二（商）破字第2-5号民事裁定书明确XX公司的债权人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另行要求债务人的股东等清算义务人，对XX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东亚公司参与破产案件的审理，对该裁定并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依据该生效裁定书对此所作判决正确。尽管医药公司承担第二次担保责任的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此时已由破产管理人来履行破产清算责任，但导致医药公司再次被强制执行原因仍是东亚公司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医药公司权益受损是东亚公司怠于履行义务所致。综上，东亚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医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亚公司对XX公司的债务24,152,396元承担清偿责任；2.判令东亚公司对24,152,396元债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档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承担清偿责任，其中以7,617,990元为本金自2006年3月22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以16,534,406元为本金自2016年2月19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于2000年12月19日受理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与XX公司、医药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中，当事人经本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于2001年2月26日作出（2000）沪一中经初字第769号《民事调解书》。《民事调解书》载明：1997年6月9日，XX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一份《周转性外汇贷款合同》。该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美元300万元，利率为中国银行美元贷款利率三年期按六个月浮动计息，贷款期限为24个月（自1997年6月15日至1999年6月14日）。同日，中国银行与XX公司、医药公司就上述借款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医药公司为XX公司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嗣后，中国银行按约发放贷款。至借款合同期届满，XX公司、医药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致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中国银行与XX公司、医药公司在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XX公司确认欠中国银行贷款本金美元300万元、利息美元471,878.13元（暂计至2000年9月20日）及自2000年9月21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二、XX公司分三期归还中国银行贷款，利随本清：2001年6月21日前归还本金美元100万元；2001年9月21日前归还本金美元100万元；2001年12月21日前归还本金美元100万元。三、医药公司对XX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若XX公司未按上述任何一期条款履行义务，则中国银行有权就欠款全额申请强制执行。五、XX公司若以人民币还款，则以其还款当日的中国银行外汇牌价折算为美元。六、本案案件受理费153,746元由XX公司于调解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中国银行支付。七、其他无争执。
XX公司系中外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29日，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注册资本500万美元，中方A公司，外方股东为中国XX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经营期限自1995年12月29日至2025年12月28日。1997年1月，XX公司股东对合同、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其中公司章程修改后相关内容有：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决定公司的重大问题，对下述问题应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定：1、……；4、公司的终止或解散；……。合同、公司章程一致修改的相关内容有：1、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甲方（中方）委派2名，乙方（外方）委派5名，董事长由乙方委派，副董事长由甲方委派；2、合作公司的经营由乙方负责；3、合作公司的经营期限按营业执照规定的期限，至2025年12月28日。
因XX公司等企业未按规定办理年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1年9月25日公告该局决定对XX公司等企业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XX公司没有对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2001年10月11日，中国银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中国银行在《强制执行申请书》称，XX公司、医药公司无视生效法律文书，至今没有偿还（2000）沪一中经初字第769号《民事调解书》项下任何债务。本院于当日受理，案号（2001）沪一中执字第1009号。
2006年3月22日，本院扣划医药公司5个账户的钱款计7,617,990元。
2013年6月14日，本院作出（2001）沪一中执字第1009号、（2005）沪一中执恢复字第4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载明：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作出的（2000）沪一中经初字第769号民事调解书，于2001年10月12日向被执行人XX公司、医药公司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于2001年11月9日之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即被执行人XX公司、医药公司归还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美元300万元及利息，XX公司还应承担案件受理费153,746元。本院曾于2001年10月11日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被执行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嗣后，XX公司、医药公司未按约履行。2005年3月7日，受让得上述债权的中国B公司上海办事处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本院于当日立案恢复执行。恢复执行期间，共执行得款7,617,990元，并已发还申请执行人。余款被执行人至今未予履行。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四条和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冻结、划拨被执行人XX公司、医药公司银行存款美元2,051,38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等；二、前款不足部分，查封、扣押或拍卖、变卖被执行人XX公司、医药公司相应价值的财产。
2014年5月9日，本院就申请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与被申请人XX公司申请公司清算纠纷一案作出（2014）沪一中民四（商）清（预）字第2号民事裁定：对申请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的强制清算申请，本院不予受理。
2015年2月12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申请债务人XX公司破产清算纠纷一案。
2015年5月15日，本院作出（2005）沪一中执恢复字第4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载明：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作出的（2000）沪一中经初字第769号民事调解书，……。（省略内容同（2001）沪一中执字第1009号、（2005）沪一中执恢复字第45号《执行裁定书》）。2007年6月20日，投资2234海外第七号基金公司又依法受让了上述剩余债权而成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四条和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冻结、划拨被执行人XX公司、医药公司银行存款美元2,051,38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等；二、前款不足部分，查封、扣押或拍卖、变卖被执行人XX公司、医药公司相应价值的财产。
2016年2月19日，医药公司向本院支付被执行款项16,534,406元。
2016年4月24日，医药公司向XX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金额为24,152,396元债权，管理人予以确认。
2016年7月28日，一审法院就上述破产清算案作出（2015）徐民二（商）破字第2-5号民事裁定：一、宣告XX公司破产；二、终结XX公司破产程序。《民事裁定书》载明：债务人XX公司为中外合作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外方投资者中国XX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均已下落不明，管理人未能接管到XX公司的印章、证照、账册等一切财产。中方投资者东亚公司在接受询问时陈述：债务人XX公司按照公司章程且实际由外方投资者经营管理。另，管理人在履行管理人职责过程中已产生了3,000元破产费用。一审法院认为，管理人依法履行管理人职责后，因未能接管到XX公司的印章、证照、账册等一切财产，导致管理人无法清算。鉴于XX公司无法清算且XX公司无财产给管理人接管及清偿破产费用，故XX公司应予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由于本案系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申请债务人XX公司破产清算案，因债务人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债务人的主要财产、财务资料、重要文件等灭失以及人员下落不明无法清算而终结清算程序的，虽然债务人的法人资格因破产清算程序终结而终止，但其既有的民事责任并不当然消灭，而应由上述清算义务人承担清偿责任。据此，XX公司的债权人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的规定，另行要求债务人XX公司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XX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XX公司系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在经营期限内于2001年9月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出现了需要清算情形。依照《公司法》规定，在当时，应当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进行清算。《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规定了企业自行组织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的普通清算和企业审批机关或其委托的部门组织中外投资者、有关机关的代表和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的特别清算。《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规定，企业被依法责令关闭而解散，进行清算的，依照本办法关于特别清算的规定办理。XX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责令关闭，因此应进入特别清算程序。但审批机关并未组织成立清算委员会或责令东亚公司实施特别清算，故一审法院认定，在《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有效期间，东亚公司并不对XX公司负有特别清算义务。但《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于2008年1月15日失效，此后XX公司的清算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公司股东应当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自2008年5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上述规定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公司股东负有清算义务及怠于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并且不具有例外规定，不管公司股东在公司中所占股权比例多少，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概莫能外。
东亚公司在2008年1月16日至2015年2月12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纠纷一案期间，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2016年7月28日，一审法院就XX公司破产清算案作出裁定：一、宣告XX公司破产；二、终结XX公司破产程序。《民事裁定书》认定，管理人依法履行管理人职责后，因未能接管到XX公司的印章、证照、账册等一切财产，导致管理人无法清算。《民事裁定书》还明确，XX公司的债权人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的规定，另行要求债务人XX公司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XX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东亚公司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医药公司为XX公司债务两次承担担保责任，第一次是被一审法院于2006年3月22日扣划5个账户被执行款计7,617,990元，第二次是医药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向一审法院支付被执行款项16,534,406元。前者诉讼时效自一审法院扣划之日起计算，医药公司没有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现东亚公司作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一审法院对医药公司主张的第一次7,617,990元代偿款的权利不予支持。医药公司第二次承担担保责任是在2016年2月19日，虽然发生时间在一审法院受理XX公司破产清算案之后，此时已由破产管理人来履行破产清算职责，然而导致医药公司再次被强制执行的原因乃是东亚公司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医药公司权益受损是东亚公司怠于履行义务所致。东亚公司还辩称，包括其在内的三家XX公司债权人债权经法院强制执行，均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中止或终结执行，即XX公司早已无任何财产，故即便东亚公司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亦与医药公司追偿权能否实现没有因果关系。但本案查明，XX公司股东的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XX公司注册资本500万美元，XX公司在其他执行案件中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只能证明法院在该执行案中未查找到XX公司的财产。东亚公司的相关抗辩不成立，医药公司对16,534,406元代偿款行使权利，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东亚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医药公司代偿款16,534,406元；二、东亚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医药公司（以16,534,406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的自2016年2月1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的利息损失；三、驳回医药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7,461.9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461.98元，由医药公司负担60,705元，东亚公司负担131,756.98元。
双方当事人均未在二审中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6年5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徐民二（商）破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包括医药公司于2016年4月24日申报的24,152,396元在内的6户债权人的债权。
本院认为，关于医药公司两次承担保证责任后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起算问题。东亚公司主张，医药公司2006年3月22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7,617,990元已超过诉讼时效，而医药公司则认为，其承担保证责任的7,617,990元及16,534,406元是同一笔债务，具有不可分割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第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应从医药公司2016年2月19日最后一次付款日起算。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而本案二审的争议在于保证人两次承担保证责任是否属于当事人约定的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医药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之日起，医药公司就负有向中国银行还款的连带责任，而该连带责任是针对主债务的，从理论上而言，保证债务是否分期是从属于主债务的，但因本案的保证人医药公司并非是自行向主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而是被动地被强制执行承担连带保证债务的，故其承担保证的时间或次数亦非主债务人所能控制，在此情况下，连带保证债务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第五条规定的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情形，故医药公司在其承担保证责任后，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自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分别起算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即7,617,990元应自2006年3月22日起算诉讼时效、16,534,406元应自2016年2月19日起算诉讼时效。至于一审法院（2015）徐民二（商）破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医药公司享有24,152,396元债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认定，在（2015）徐民二（商）破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出具的时间即2016年5月19日之时，涉案的7,617,990元已过诉讼时效，尽管民事裁定书对此予以确认，但是该认定仅及于XX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中，并不当然适用于本案保证追偿中股东责任的认定，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
关于东亚公司是否应对XX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2001年9月XX公司被吊销执照，在当时的立法制度下，XX公司应由企业审批机关或其委托的部门组织特别清算，东亚公司并不负有对XX公司的清算义务，直至2008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才规定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法律责任。尽管东亚公司是XX公司的小股东，在XX公司出现解散事由时，东亚公司依照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XX公司负有当然的清算义务，并不以追偿权形成时间作为考量依据，亦不以东亚公司是否参与XX公司的实际经营或保管公司账册而豁免，东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履行过相应的清算义务。
综上，本院认为，东亚公司作为XX公司的股东应就医药公司对外承担保证责任的16,534,406元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综上，东亚公司、医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6,131.40元，由上诉人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65,125元，上诉人上海东亚体育文化中心有限公司负担121,006.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文芳
代理审判员 卢 颖
审 判 员 何 玲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琼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