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津02行终2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绍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
法定代表人张亮，局长。
委托代理人任光莹。
委托代理人靳松。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26号。
法定代表人赵飞，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海燕。
上诉人崔绍静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行政处罚一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5年10月28日受理，2016年4月14日作出（2015）滨行初字第0270号行政判决，上诉人崔绍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5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崔绍静、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委托代理人任光莹、靳松，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王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于2015年5月以邮政挂号信方式向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申请公开“2015年4月18日对公民崔绍静的传票以及24小时监视限制人身自由跟踪法律文书”。被告于2015年5月12日收到后，于2015年5月29日通知原告延期答复，后经审查，就原告申请公开的传票事项于2015年6月17日作出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告知原告：“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现作出答复：2015年4月18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汉沽分局寨上派出所，制作并向你送达津滨公汉（汉寨）行传字[2015]25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传唤证》，内容为：“崔绍静，因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现传唤你于2015年4月18日20时00分前到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汉沽分局寨上派出所接受询问。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依法强制传唤。”，后于当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连同滨海新区公安局就其申请公开“24小时监视限制人身自由跟踪法律文书”事项所作的2015-004号《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一并于2015年7月10日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该局要求滨海新区公安局进行了答复，因案件情况复杂决定延长复议期限三十日，后经审查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5]1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及2015-004号《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撤销滨海新区公安局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和天津市公安局津公复决字[2015]1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令滨海新区公安局按照原告要求的形式依法公开政府信息。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具有对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予以答复的法定职责。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5月12日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于2015年6月17日作出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原告，未超过延期后的期限，行政程序合法。因原告在书面申请中要求的信息载体形式为“纸质”，滨海新区公安局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以书面形式告知了原告其申请公开的传唤证的内容，满足了原告知情权的需要，其告知内容和形式并无不当。原告关于传唤证内容虚假、原告不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行为的主张，系对公安机关传唤行为合法性提出的异议，不属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审理范围，原审法院不予涉及。综上，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合法、适当。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5]1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未超过延期后的期限，复议程序合法；其认定滨海新区公安局已经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维持其作出的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崔绍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崔绍静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原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崔绍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要求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做出的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3、要求撤销天津市公安局做出的（2015）1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要求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确答复。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1、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就原审于2015年11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作出本案被诉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的证据超出法定举证期间，应为无效证据；2、对崔绍静的传唤证不存在，如果存在，被上诉人应将传唤证原件复印件提供给崔绍静；3、原审法院为被上诉人就本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寻找“证据”，属于滥用职权。故原审判决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
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被上诉人没有超出法定举证期间提交证据，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为：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延期答复告知书》；3、被告于2015年5月31日出具的《说明》及1033428214014号EMS快递邮寄详情单；4、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5、被告于2015年6月17日出具的《说明》及022703344469号顺丰快递邮寄详情单。
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在原审提交的证据为：1、《天津市公安行政复议申请书》；2、津公复答字（2015）第127-136号《天津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行政复议答复书》；4、津公复延字[2015]127号《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5、津公复决字[2015]1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6、送达回执。
上诉人崔绍静在原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三方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审质证意见一致。
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3年2月17日上午8：32案发现场录像截图；2、上诉人左手手部照片一张，证明上诉人的手被打残，而且都给打残疾了不可能仅仅是拉拽；3、2015年1月取得的肢体残疾残疾证，是肢体残疾，证明法院歪曲事实；4、分别对刘延军和李泉林的两张录音光盘，证明传唤证不存在。
二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据。
二被上诉人均认为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经合议庭评议，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具有对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予以答复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责。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收到上诉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在延期答复期限内做出本案被诉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并邮寄送达上诉人，行政程序合法。因上诉人在书面申请中要求的信息载体形式为“纸质”，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本案被诉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的形式将上诉人申请的相关信息告知上诉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故本案被诉人做出的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在收到上诉人的复议申请后，在延期答复期内做出津公复决字[2015]1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做出的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复议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本案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10月30日收到了起诉状副本，从次日起起算举证期间，举证期间届满日期为2015年11月14日，由于该日为周六系法定节假日，顺延到节假日后的第一日即2015年11月16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11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做出本案被诉2015-003号《予以公开告知书》的证据，未超出举证期间。另，上诉人要求将传唤证的原件复印件交与上诉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崔绍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敬梅
代理审判员 乜 红
代理审判员 吕本文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金玲
速 录 员 崔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