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29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杰，男，1941年6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倩，女，1950年3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新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紫芳路5号院3号楼。
法定代表人唐庆，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思东，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军霞，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杰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6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周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倩，被上诉人北京市新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新地公司）委托代理人宋军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6月，周杰诉至原审法院称：1988年，我母亲病故，留下二龙路5间平房，有6个子女继承，由我代管，因此1994年拆迁时，我要求实行产权调换。新地公司隐瞒了安置房没有产权、无法实行产权调换的真相，欺骗我说”没有产权调换。”于是只给3个有户口在二龙路的子女安置了3套新地公司自管的6间租赁房和13621元的购房款，另外三个没有得到安置补偿却失去产权的子女为安置房产生纠纷，家庭矛盾升级。2010年西客站的开发商公示同院内1-6号拆迁楼的原私房主可以购买安置房，我赶紧去询问新地公司也要求购买安置房，以平息家庭矛盾。新地公司继续隐瞒7号拆迁楼因没有产权不能售房的真相，敷衍我说：”您住这儿又不用交房租，还买房干什么。”2013年，我妹妹周倩因家庭矛盾去我家要求看拆迁安置协议书，发现协议书有问题，涉嫌造假，居住面积没有如实填写，自住房屋（）间和建筑面积（）平方米全是空白。拆迁安置协议是8月8日签的，房屋租赁合同却是7月1日。更离谱的是，我的平房是94年拆的，房价款领收凭证竟然是89年开具的，提前了5年！我已73岁高龄，没有时间再被新地公司继续愚弄、敷衍、拖延下去，2013年12月为了获取确凿的证据，我去市规划委和丰台区房管局查询丰台区泥洼路5号院7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产权登记，证实新地公司的安置房从1993年施工到现在一直没有任何合法手续、也没有房产证，我被新地公司骗到丰台泥洼路非法安置20年。被拆迁房屋产权为个人所有，我方要求就房屋进行产权调换，但现安置的房屋7号楼并无产权，规划蓝图上并无信息，无法上市，涉案合同构成欺诈。故我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五十四条之规定，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我与新地公司于1994年8月8日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简称拆迁安置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新地公司承担。
新地公司辩称：第一，二龙路地区拆迁安置方案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审批，不违反当时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第二，我公司不存在隐瞒事实、欺诈的情形，周杰陈述欺诈但并未提供证据。1993年2月包括现安置的7号楼在内地块由北京市海华建筑技术开发公司（简称海华公司）与丰台区卢沟桥乡西局农工商联合公司合建，1993年5月该地块竣工，7号楼等为现房。当时海华公司负责涉案危改拆迁项目，此后海华公司负责人涉及刑事犯罪。由于上述原因，我公司在1993年9月开始接手二龙路危改项目时不清楚上述7号楼为何无产权，拆迁协议载明的临时过渡地址的具体情况我公司也不清楚。在拆迁安置后，我公司与周杰签订了关于安置房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周杰实际居住使用涉诉房屋至今。由于客观历史原因，7号楼手续至今未能办理完毕，但是我公司一直在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反映和汇报，诉讼过程中，我公司也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以解决7号楼的产权手续问题。综上，拆迁按照拆迁条例及细则的规定进行，将拆迁计划和方案向地产管理局进行申请，并得到审批，故二龙路拆迁方案经相关部门批准，合法有效。安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双方已经履行该协议近二十年，现周杰主张不合理。我公司不存在合同欺诈行为，周杰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公司不同意周杰诉讼请求，但是我公司正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启动相应手续的办理程序，由我公司承担必要费用，争取尽快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涉诉安置楼宇应当具有合法性，但是目前涉诉安置楼宇产权证等手续尚未办理完成，虽然未能办理完成相关手续具有各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也没有对周杰居住使用涉诉安置房的权利造成实质影响。但是，涉诉安置楼宇至今没有合法手续，确实会对周杰的其他相关民事权益造成一定影响，新地公司应对此负有相应责任。现新地公司已经承诺尽快努力协调有关部门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故周杰应当给新地公司一定时间，新地公司亦应当尽其最大努力以争取早日解决涉诉安置楼宇的产权手续等问题，使得涉诉安置楼宇具备合法性。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新地公司与周杰签订涉诉拆迁安置协议时确实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且仅从涉诉拆迁安置协议内容上看，亦无对安置房屋性质及归属、证照办理时间等内容的明确约定。在实际入住涉诉安置房屋后，周杰于1994年、2014年两次与新地公司就涉诉安置房屋签订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双方已经确定安置房屋为租赁性质，且履行至今已逾二十年，故周杰主张新地公司签订涉诉拆迁安置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新地公司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了其依法进行拆迁安置，周杰也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存在致使涉诉拆迁安置协议无效的其他法定情形，故周杰关于涉诉拆迁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判决：驳回周杰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周杰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新地公司用违法建筑安置周杰，存在欺诈，损害其利益；新地公司违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拆迁委托的规定”，委托房管所负责拆迁，该行为违法；涉诉安置楼宇不具有合法性，违反了城市规划法的强制性规定，拆迁安置协议应属无效。新地公司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1994年8月8日，新地公司（拆迁人、甲方）与周杰（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的房屋进行拆迁，乙方房屋为西城区二龙路西街，正式住房5间，居住面积59.5平方米，有正式户口6人、应安置人口9人；直接安置地址丰台东大街501号、101号，房屋5间，居住面积65.9平方米。上述协议书仅约定甲方应为乙方办理有关房屋进住手续，而对安置房屋的产权性质及归属无明确约定。周杰与新地公司分别于1994年7月1日、2014年6月16日签署《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房屋产别：自管），约定由周杰承租丰台东大街501号（现为北京市丰台区泥洼路501号）房屋3间，总使用面积65.3平方米。
原审审理中，周杰提交了其为产权人的产权证复印件一份，该产权证复印件载明周杰系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新地公司提交了”关于《二龙路地区拆迁安置办法》的请示”等证据材料证明其依法进行拆迁安置。周杰称新地公司至今未为上述拆迁安置房屋办理产权证，新地公司承认上述安置房屋至今未办理产权证，但是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明确表示其接受涉诉拆迁项目时，涉诉拆迁安置房屋已经由原拆迁公司等单位建成，并作为二龙路拆迁项目的拆迁安置房申报审批；新地公司接手后，于1994年办理了后续拆迁审批手续，并将包括周杰在内的40余户被拆迁人安置于丰台区泥洼路5号院7号楼，居住使用至今；新地公司称，本案诉讼过程中已将相关情况向多个政府主管部门反映和汇报，并提出：参照丰台区泥洼路5号院其他楼宇的解决办法，由新地公司向政府各主管部门申请，完善规划手续，并办理相关的土地、房屋等产权手续；目前，新地公司正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启动相应手续的办理程序。
上述事实，有拆迁安置协议、《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登记回执、关于对二龙路拆迁居民投诉信的答复、关于《二龙路地区拆迁安置办法》的请示、二龙路地区拆迁安置办法、北京市城镇建设用地房屋拆迁安置审批表、致二龙路地区拆迁户的公开信、结案呈报、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结案表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周杰有责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拆迁安置协议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关于合同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周杰以被拆迁房屋是私产，受法律保护，而被安置的房屋不受法律保护，新地公司欺诈，损害其利益为由，要求确认拆迁安置协议无效，但该理由属于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不属于主张合同无效的合法理由。周杰以涉诉安置楼宇不具有合法性，违反了城市规划法的强制性规定为由，主张拆迁安置协议应属无效，但双方所签拆迁安置协议未对安置楼宇的产权性质及归属作出明确约定，故对周杰的该项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周杰以新地公司违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拆迁委托”的规定为由主张拆迁安置协议无效，但该项规定主要系对拆迁工作的管理和规范，故周杰以此为由要求确认拆迁安置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法驳回周杰要求确认拆迁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周杰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双方所签拆迁安置协议虽未对安置楼宇的性质作出明确约定，但安置楼宇相关手续未办理完成，可能会对周杰的相关民事权益构成一定影响。周杰作为弱势群体，解决问题需要相应的帮助，现新地公司已经承诺尽快努力协调有关部门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故新地公司应当尽其最大努力以争取早日解决涉诉安置楼宇的产权手续等问题。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周杰负担35元（已交纳），由北京市新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周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
代理审判员 王 佳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周 洁
史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