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1民终2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
法定代理人：王迪宝。
法定代理人：周松玲。
委托代理人：孔维迎，安徽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立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江路*号。
法定代表人：许戈良，院长。
委托代理人：华倩，安徽省立医院产科护士。
委托代理人：方维亮，安徽省立医院法律顾问。
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安徽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5）庐民一初字第02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的法定代理人王迪宝、委托代理人孔维迎，被上诉人安徽省立医院委托代理人华倩、方维亮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某××一审中诉称：其母周松玲系××携带者。××传播，周松玲入住安徽省立医院医院时，××携带者的情况告知了主治医师，××携带者。2011年7月20日，周松玲经剖宫产产下了王某。但安徽省立医院××其出生后遗漏了本应××第一时间给其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的事宜。其出院后到居住的卫生服务中心办理儿童预防接种证时，经卫生服务中心医师告知，其监护人发现了安徽省立医院工作中的遗漏，随即为王某补种了乙肝免疫球蛋白，但为时已晚。2013年5月10日，××。××此期间，其监护人多次找到安徽省立医院要求给予合理解释并进行赔偿。但是，该医院不仅不给予合理解释，还意图篡改医疗记录并拒绝赔偿。其认为安徽省立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给其造成了严重身心伤害，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安徽省立医院因医疗过错赔偿王某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2、安徽省立医院退还周松玲分娩所花费医疗费用7324.48元；3、案件受理费用由安徽省立医院承担。
王某为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
1、医学出生证明，证明周松玲、王迪宝系王某的法定代理人；
2、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和卡介苗接种登记卡，证明安徽省立医院未对王某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存××医疗过错；
3、安徽省立医院出院小结、合肥市孕妇保健手册，证明安徽省立医院知晓王某母亲周松玲系××携带者；
4、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病历、检验报告单，证明王某感染了××；
5、安徽省立医院住院病人医药费收据，证明王某母亲周松玲××安徽省立医院分娩产生的花费。
被上诉人安徽省立医院××一审中辩称：1、产妇周松玲因先兆临产、胎膜早破、乙肝大三阳于2011年7月20日入住安徽省立医院。由于周松玲××孕期已查出乙肝大三阳，本人及家属因担心增加感染几率要求剖宫产分娩，周松玲于当日××产科剖宫产分娩一男婴。新生儿出生后返回病房不久，护士即遵医嘱到病房告知周松玲之夫王迪宝应为新生儿注射免疫球蛋白，并告知乙肝通过母婴垂直传播几率大，乙肝免疫球蛋白不是100%可以阻断传播。根据合肥市卫生局卫防[2011]126号文件《关于做好预防乙肝母婴传播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的通知》规定，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为此，王迪宝根据医院要求××“合肥市肝免疫球蛋白免费注射知情同意书”上予以签字确认并留存电话。护士随即××周松玲的病床边为新生儿执行免费的乙肝免疫球蛋白100IU肌肉注射，注射时有家属××旁，且协助棉签按压止血。该医院为王某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时，护士及王某的亲属等见证了整个过程。因孕妇××分娩期间本人和亲属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一事特别关注，当班医生才熟知病情及家属要求，××对新生儿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医嘱中未敢丝毫耽搁，护士更是及时遵医嘱进行接种。王某的法定代理人仅简单以“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和卡介苗接种登记卡”中乙肝免疫球蛋白一栏没有签字，就片面认定没有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其理由不成立；2、由于乙肝免疫球蛋白的“登记卡”并非适用所有新生儿，加之“登记卡”并非病历常规内容，且因双方对于当班护士已执行该项操作知情，才使得护士××执行完毕后放松要求，其后护士交接班时未能及时××“登记卡”上注明。虽然医院××给予“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和卡介苗接种登记卡”的乙肝免疫球蛋白一栏没有签字，但该“登记卡”只是接种后的事后登记措施，属于接下来需要办理××后续疫苗接种而提供的材料，该“登记卡”不应作为是否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的唯一依据，不能仅凭“登记卡”就证明是否接种登记。如果医院没有接种登记，就不会让王迪宝××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也不会××病历中体现和确认，而且周松玲于2011年8月31日第一次书面向医院投诉，尚未形成纠纷时的答复也是“医生帮我查了下，说是给打了”，周松玲及亲属于2011年9月2日去产科投诉、核实后，产科主动要求承担费用带新生儿去指定医院进行检查，经双方沟通后共同认定不存××护士未对新生儿接种注射该药。因此，无论“登记卡”登记与否，均不能否认医院为王某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一基本事实。该医院对于王某因母婴传播而感染××深表同情，对于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的事后登记措施不完善而给王某及亲属造成的误解表示歉意，医院医护人员严格按照医嘱查对制度及操作规程执行操作，王某要求安徽省立医院赔偿各项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安徽省立医院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供以下证据：
1、住院病历（住院病历首页、出院小结、产科入院记录、××程录、医患沟通记录、入院告知书、产科病房收费耗材和项目告知书、输血治疗同意书、产程观察记录、术前病历讨论记录、麻醉告知同意书、手术记录单、分娩记录、手术安全核查表、手术护理记录、产科住院护理记录单、产科入院护理评估单、超声检查报告单、住院通知单、心电图会诊单、血常规报告单、检验报告单、长期医嘱、短期医嘱、体温单、医院感染调查表、婴儿产时及产后记录、新生儿二十四小时监护记录、新生儿护理记录、长期医嘱、短期医嘱、新生儿体温及护理记录），证明王某××出生前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安徽省立医院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王某出生后，医嘱即立即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接种时，护士已经按照医嘱给王某进行了注射，病历上明确进行了记载；
2、《关于做好预防乙肝母婴传播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工作的通知》（卫防[2011]126号）及附件一合肥市2011年乙肝免疫球蛋白分配表、附件二合肥市肝免疫球蛋白免费注射知情同意书，××预防控制中心于2011年4月下发通知，国家免费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同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
3、合肥市肝免疫球蛋白免费注射知情同意书，证明2011年7月20日，王某出生后不久其父亲王迪宝××合肥市肝免疫球蛋白免费注射知情书上予以签字确认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注射，并留下联系电话；安徽省立医院已尽到知情告知义务，并随即为患者注射了免费乙肝免疫球蛋白；
4、安徽省立医院TRAKCARE系统打印件、计德永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患者的医嘱电子病历、统计表，证明该院医嘱病历系统显示，2011年7月20日14:××免疫球蛋白的医嘱，××人免疫球蛋白（华兰生物），但因新生儿符合国家免费接种政策，实际使用的是国家免费发放的乙肝免疫球蛋白（同路生物），计德永医生××医嘱中备注自备药临时，表明该药自备，无需药库发药；××免疫球蛋白（华兰生物-200IU）自备药临时”，同时，医院统计表中显示为王某注射了乙肝免疫球蛋白；因此，该电子医嘱病历结合××证据完全印证了安徽省立医院对于王某从电子医嘱下达、知情同意书告知、医嘱执行、病历确认，均证明安徽省立医院对于王某确实已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无过错行为；
5、《对产科不当行为的投诉》及答复，证明2011年8月31日王某之母周松玲就安徽省立医院的医疗行为书面投诉，医生第一时间帮其查询后告知说确实已给打了，印证了案发当时最原始的真实情况；
6、××的母婴传播和医嘱单的规定，××表面抗原阳性的母亲，母婴垂直传播发生率为85%-90%，2011年7月20日周松玲的检验报告单显示其存××严重的乙肝大三阳，安徽省立医院已对王某进行了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注射，不能仅凭事后的遗漏登记卡而否认之前的全部医疗行为。
安徽省立医院对于王某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接种登记卡三联中当时××医院接种后因工作疏忽遗漏了登记，事后王某监护人到医院查证时，安徽省立医院已经告知遗漏，周松玲到医院投诉，医院××周松玲所持登记卡上注明乙肝免疫球蛋白已经接种，乙肝疫苗和卡介苗已经登记了，所以乙肝免疫球蛋白不可能不接种，是先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再注射乙肝疫苗；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医院××术前小结及术中都尽到了注意义务，王某出生后立即接种了乙肝免疫球蛋白，但××周松玲为××携带者、大三阳、慢性肝功能不全严重的情况下，即使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也不能避免感染，可能是宫内感染，不能将此认定为医院的过错行为；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王某感染乙肝并非医院诊疗过错行为所致；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周松玲生产的正常医疗费用，不能证明应由医院承担。
王某对于安徽省立医院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与安徽省立医院提供的系统打印单数据不一致，不能证明给王某注射了乙肝免疫球蛋白。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证明目的有异议，××免费注射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只是注射准备阶段，并不代表准备了就实际接种了。对证据4认为医嘱药物为华兰生物200单位，与安徽省立医院提供的证据注射同路生物100单位相矛盾，推定安徽省立医院存××医疗过错。计德永的情况说明应属于书面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证言方可采纳。对证据5对周松玲书面投诉的答复的真实性有异议，只是医生单方面答复，不符合事实。对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新生儿及时接种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即使其母系乙肝携带者，××传播。
根据双方举证、质证及认证，原审法院审理查明：
周松玲系××携带者。2011年7月20日，周松玲为生产进入安徽省立医院产科住院。安徽省立医院××程录（2011年7月20日3:49:21）记载周松玲孕39+5周，G1P0，先兆临产，胎膜早破，乙肝。乙肝诊断依据为孕25周发现乙肝大三阳。当日13时08分，周松玲行剖宫产产下了一男婴，取名王某。安徽省立医院值班的进修医生计德永以陈玲主任的工号进入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录入电子医嘱：2011年7月20日14:17，××人免疫球蛋白（华兰生物-200IU）。因新生儿符合国家免费接种政策，实际使用的是国家免费发放的乙肝免疫球蛋白（同路生物），故计医生备注：自备药临时（即表明该药自备，无需药库发药）。计医生××书面短期医嘱单注明：2011年7月20日14:10，乙肝免疫球蛋白100IU，执行时间14:30，执行者：朱丽。安徽省立医院提供的合肥市肝免疫球蛋白免费注射知情同意书上显示：注射原则为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注射。注射程序出生24小时，接种1剂次，肌肉注射。注射剂量每剂100国际单位。王某父亲王迪宝于2011年7月20日××该知情同意书上载明的“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知情同意书内容，确认无上述任何禁忌症或不适应症，自愿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下方签名确认。
周松玲出院后，安徽省立医院将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和卡介苗接种登记卡第二联（供儿童监护人使用）交给王某监护人，该登记卡记载了乙肝疫苗接种时间：2011年7月21日，剂量：5ug、、、；卡介苗接种时间：2011年7月21日、、、、但是未记载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接种时间、接种人员等。之后，安徽省立医院××接种登记卡第一联（接生单位存根）补充记载接种时间：2011年7月20日15：00；剂量：100IU；接种医生：华倩。
2013年5月10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查确认王某感染了××。
××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某、安徽省立医院分别向原审法院申请医疗过错鉴定、王某的损害后果与安徽省立医院诊疗行为是否存××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进行鉴定。该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此予以鉴定。2014年3月21日，该鉴定中心明确安徽省立医院对王某是否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为事实问题，无法就现有材料作出明确结论。但是根据目前医学理论知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可以就“接种或未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后果”进行医疗技术方面的专业分析，双方对此无异议。2014年5月27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司鉴中心[2014]临鉴字第120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若查证安徽省立医院确实未××王某出生后24小时内为其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则属医疗过错；2、以目前实际医学发展水平，若采取了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联合免疫的措施，保护率可达85%-95%，但仍有5%-15%的婴儿感染HBV。双方为该鉴定共计支付鉴定费8400元（其中王某、安徽省立医院各预付42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安徽省立医院是否为新生儿王某接种了乙肝免疫球蛋白。本案重审过程中，安徽省立医院补充提交了原一审没有提供的证据材料，如《关于做好预防乙肝母婴传播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工作的通知》及附件、××患者的电子病历、统计表与计德永医生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证实因王某符合新生儿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条件，免费注射的药名同路生物××电子病历系统无法录入，只能录入收费药品名华兰生物代替，故电子医嘱药名与短期医嘱、接种卡上实际注射药名、剂量不一致。从电子医嘱下达、王某之父××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知情同意书签字、医嘱执行、病历确认、系统查询信息，与计医生的情况说明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安徽省立医院及时为王某注射了免费的乙肝免疫球蛋白药同路生物100，按照当前医学实际发展水平和司法鉴定结论，若采取及时注射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联合免疫措施，母婴垂直传播的保护率可达85%-95%，仍有5%-15%的婴儿感染HBV，本案不能明确认定王某的损害后果与安徽省立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因果关系。故对王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安徽省立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安徽省立医院为王某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前未告知其监护人注射药品与电子医嘱药品名称、剂量不同，损害了患者的知情权；且乙肝疫苗注射接种登记卡无监护人签字，该医院医护人员未填写相应的注射信息，存××工作疏漏和不规范之处，安徽省立医院应对王某进行适当补偿。综上，酌定安徽省立医院补偿王某15000元。对于王某诉请主张医院承担周松玲分娩的医疗费用，因该费用系周松玲正常生产的医疗费开支，与本案诉争事实并无关联，该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该院判决：一、安徽省立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补偿王某各项损失15000元；二、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4元，由王某承担1000元、安徽省立医院承担484元；鉴定费8400元，由王某、安徽省立医院各承担4200元。
王某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医生计德永的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作为证人其应该出庭作证，接受上诉人的询问，但××庭审的时候计德永未出庭作证，也未出具因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出庭作证的证据。医嘱中载明的药名、剂量与实际执行的药名、剂量应该是一致的。但本案恰恰相反，这就需要被上诉人提供足够的证据对其予以进行合理的说明。由独立公正的医学专业人员到庭对此进行说明。××整个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面对自己提交的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证据，特别药名、剂量不一致的问题，一直解释为：因为药名同路生物是国家免费发放的乙肝免疫球蛋白，××电子病历系统中无法录入，只能录入收费药品名华兰生物代替，故电子医嘱药名与短期医嘱、接种卡上实际注射药名、剂量不一致。如果被上诉人的这种解释能够成立的话，也就是说，安徽省立医院药品库系统只录入收费疫苗，并不录入国家免费发放的疫苗。依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三条之规定，接种第一类疫苗由政府承担费用。接种第二类疫苗由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承担费用。同时依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接种单位接收第一类疫苗或者购进第二类疫苗，应当建立并保存真实、完整的接收、购进记录。也就是说无论是免费还是自费的疫苗，作为新生儿接种单位的被上诉人依法都应该有同路生物的接收、购进记录。被上诉人的解释作为第一类疫苗的同路生物无需药库发药，电子病历系统无法录入，实属无稽之谈。依据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的《关于做好预防乙肝母婴传播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工作的通知》以及附件中载明，新生儿出生后应该××24小时内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100国际单位(100IU)。既然，新生儿应该接种100国际单位的免疫球蛋白，那为什么电子医嘱单上剂量是200国际单位呢？被上诉人安徽省立医院的辩解前后矛盾。综上，本案被上诉人安徽省立医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某出生后××第一时间给其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造成王某因母婴传播而感染××。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安徽省立医院二审答辩称：被上诉人从来不否认因为××患者出院后交付的登记卡没有登记及为王某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时未告知其监护人注射药品与电子医嘱药品名称、剂量不同。但是，登记卡没有登记，到底是遗漏登记还是根本没有接种，需要综合本案全部证据作出全面的分析，方能得出结论。
第一，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接种是基于患有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孕龄妇女××分娩后对新生儿给予免费接种的一项公益医疗行为，××、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造成的儿童感染，改善妇女、儿童的生活质量及健康水平，而合肥市直到2011年4月份才出台文件规定并可以领取到免费的乙肝免疫球蛋白药品。因此，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接种××2011年之前并不能享受国家的免费政策，并且××医院的接种过程中，乙肝免疫球蛋白也并不适用于每一个新生儿，也就是说，对于“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和卡介苗接种登记卡”中的第一项“乙肝免疫球蛋白”登记，并不能等同的适用于每一个新生儿，××。由于医院管理人员的疏忽，××患儿和其母亲出院时，对于必备的乙肝疫苗和卡介苗予以登记，而对于需要具体根据病情判断的乙肝免疫球蛋白没有登记，这是本案中最基本的一个事实行为。
第二，“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和卡介苗接种登记卡”是××新生儿出院后向其亲属出具的，产妇能够出院不代表所有的新生儿都会和其母亲一起出院，由于新生儿出生后会产生各种问题，新生儿的有的能够健康出院，有的则一出生即需要抢救甚至转入到××科室，有的甚至需要治疗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出院。因此，新生儿各种疫苗的接种并不仅限于产科等同一科室，可能会根据住院时间的长短而××不同的科室接种，但无论如何，为新生儿接种疫苗是医院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正基于此，由于不同情况的变化，才造成医院××新生儿出院时，因为各种交接的原因使得出具的登记卡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但是，该登记卡绝不是接种与否的唯一证据，因为接种行为作为出院前的医疗行为，××案记载作为依据，××案记载的内容作为当时医疗行为最为客观真实的反映。
第三，登记卡的书写是医院的一种行政管理行为，登记卡本身并不是整个医疗行为的直接记录证明，正如出生医学证明一样，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医院未能向新生儿出具出生证明，就不能否认医院对于新生儿的接生这一事实行为，因为判断是否履行了接生分娩义务不是仅靠一纸证明，而是接生分娩这一行为当时原始记录的反映。
第四，××案材料反映，可以清楚的看出，无论是产妇周松玲入院时的病程记录（××术前小结、查房记录中，多次提及产妇为乙肝大三阳，采用剖宫产以避免感染及预防措施，尽到了高度的注意义务），还是患儿出生后的医嘱及执行记录，均证明了新生儿出生回病房后给予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IOOIU肌肉注射这一事实，虽然电子病历管理系统中的临时医嘱单记载为：2011年7月20日14.17，××人免疫球蛋白(华兰生物-200IU)自备药临时，××案记录中的短期医嘱单恰恰印证了医院完备的执行了接种行为，因为现行的乙肝免疫球蛋白根据合肥市规定可以执行自备药，即从疾控中心领取的免费药品，而合肥市疾控中心发放的乙肝免疫球蛋白都是lOOIU单位，本案中正是使用了自备药并且注射了lOOIU。因此，电子病历管理系统中的临时医嘱单并不是说一定要执行华兰生物-200IU的医嘱，××具备使用自备药临时条件时使用自备药完全符合规定，而且与患者父亲签字的免费注射知情同意书完全对应。被上诉人的接种行为××案记载中得到真实的体现，本案中真实的记录行为不会因为此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失去效力。
第五，本案中被告提供的原始病例证据和原告出具的登记卡证据××时间顺序上存××先后区分，被告的病案是当时第一时间书写的最为原始的记录，被上诉人医院的护士也明确承认，当时××出具登记卡时，确实因为交接班的原因没有××第一项中填写，但是这种填写的行为和出具的行为均是××新生儿出院之前的行为。本案××纠纷形成之前，患者××第一时间发现登记卡没有登记后找到医院产科投诉，投诉也称“医生帮我查了下，说是给打了”（上诉人母亲于2011年8月31日出具的《对产科不当行为的投诉》第二段第三行），该投诉记录是当时××矛盾未产生前最为客观的记录，并且上诉人母亲××此后来到医院产科后，医院的医生还提出由产科出费用××次日带新生儿前去产妇指定的医院进行检查，产妇及家属表示理解，并未采纳带新生儿前去检查的意见，并对当班护士表示理解（见产科于2011年9月2日向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笔迹鉴定该材料的出具时间）。因此，这种记录是第一手的资料，也是案件发生前各方当事人对于本案最初的反映，最能真实的反映出当时的客观情况。
第六，本案中被告出具的环环相扣的证据能够印证医院履行了接种的行为。××案记录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有明确的医嘱记录及执行时间，患者××第一时间发现登记卡没有登记后找到医院产科也称，“医生帮我查了下，说是给打了”，××案记录的真实性，××案记录与上诉人父亲签署的“合肥市肝免疫球蛋白免费注射知情同意书”完全印证。
第七，本案中，虽然法院委托了上海司法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是该鉴定结论对于本案而言没有丝毫的适用意义，正如鉴定函中指出，接种与否属于事实行为，不属于医学鉴定中过错认定的范畴，根据医学常知，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接种也只能达到85%的保护率，这是基本的医学规律，更何况本案中上诉人母亲周松玲××分娩前所患慢性乙肝大三阳的事实，××的状况绝对不能排除患儿××宫内感染的可能。否则，当上诉人对投诉医院时，被上诉人产科的医生当即提出可以到其指定的医院进行检查，上诉人的母亲为何当时不予同意？因此，本案中的鉴定意见，即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接种也只能达到85%的保护率，不能说明被上诉人医院的过错率存××85%，因为本案中不能否认被上诉人为其接种的事实。
综上，被上诉人对于患儿的病情确实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并且××患者母亲选择分娩时予以急诊入院及手术和出生后的整个医疗行为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尽到了最大程度的谨慎义务，并且履行了每一项必备的诊疗义务，对于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有着完善的诊疗思维、执行程序，被上诉人为王某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时，护士及王某的亲属等见证了整个过程，注射时有家属××旁，且协助棉签按压止血。××患者母亲出院时确实因为被上诉人管理不善造成了诸多的误解，但是××接种与否的问题上唯有尊重事实。请求二审法院公正裁决。
原判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安徽省立医院是否为王某××出生第一时间接种了乙肝免疫球蛋白。乙肝免疫球蛋白接种是国家对新生儿给予免费接种的一项公益医疗行为，是医疗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安徽省立医院有关周松玲××该院的病案记录、医嘱执行记录已表明安徽省立医院及时为王某注射了免费的乙肝免疫球蛋白药“同路生物100”，该事实亦与合肥市肝免疫球蛋白免费注射知情同意书及与相关医务人员证言相互印证。至于电子病历记载“免疫球蛋白（华兰生物200”问题，安徽省立医院已做了合理解释，系××患者免费提供的乙肝免疫球蛋白药“同路生物100”，而只能以“华兰生物200”代替。从安徽省立医院提供的免费乙肝免疫球蛋接种月报表来看，与王某母亲同期分娩的母亲荣田玉、丁慧等也是按此方法录入，并非王某个案。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虽出具鉴定意见证实，按照当前医学实际发展水平，若采取及时注射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联合免疫措施，母婴垂直传播的保护率可达85%-95%，但仍有5%-15%的婴儿感染HBV，故本案不能认定王某的损害后果与安徽省立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因果关系，亦不能认定安徽省立医院诊疗行为存××过错，故王子渝上诉要求安徽省立医院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依据。原审法院鉴于安徽省立医院为王某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前未告知其监护人注射药品与电子医嘱药品名称、剂量不同，损害了患者的知情权；且乙肝疫苗注射接种登记卡无监护人签字，该医院医护人员未填写相应的注射信息，存××工作疏漏和不规范之处，判令安徽省立医院给予王某一万五千元的经济补偿，并无不当。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1484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林
审判员 赵玲
审判员 李彧
二〇一六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杨昀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