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7民初2906号
原告李×1，女，1970年3月11日出生。
原告李×2，女，1979年10月27日出生。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纪晓华，女，1972年10月19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该所。
被告李×3，女，1972年10月13日出生。
被告李×4，女，1975年2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代星，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5，男，1973年11月13日出生。
原告李×1、李×2与被告李×3、李×4，第三人李×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怀松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1、李×2、纪晓华、李×3、李×4、李代星、李×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诉称：李×6、林×1夫妻共有四女，长女李×1、次女李×3、三女李×4、四女李×2。2013年，李×6、林×1所有的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夏各庄村的宅院被拆迁，获得了四处楼房，分别为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夏和园×号楼×1号、×2号，和夏各庄西区灰楼×号楼1×1号、1×2号。夏和园的两套楼房登记在李×6名下，夏各庄西区的两套楼房登记在李×4、李×5名下。2015年9月9日，林×1去世。2016年1月2日李×6去世。因继承问题，双方协商未果，故起诉请求判令原、被告依法继承李×6、林×1遗留的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夏和园×号楼×1号、×2号的房产。
被告李×3辩称：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夏和园×号楼×1号、×2号的房产是我父母的遗产，我同意依法分割。
被告李×4辩称：我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我的丈夫李×5属于招婿上门，这些年来，父母主要都是我和李×5伺候，生活费、医疗费、养老送终也都是我们二人负担；2、2002年11月，我父母在公证处办理了《招婿赡养协议书》的公证，之后父母又给了我《分家赡养协议书》，家中老院子在父母百年之后归我所有，与其他三个女儿无关；3、二原告与李×3也没有管过父母，不应该起诉要求继承遗产。
第三人李×5述称：我的意见与李×4一致，我与李×4婚后对李×6、林×1尽了赡养义务，我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另外，因为我是上门女婿，也尽了赡养义务，我要求与李×4共同继承夏各庄镇夏和园×号楼×1号、×2号的房产。
针对李×5的请求，二原告和李×3称：我们也都尽到了赡养义务，父母患病期间，我们也去照顾了，李×5不应享有继承权。父母原有的民房拆迁时，将一处宅基地按照两处进行了补偿，后来分了四套楼房，其中两套登记在李×4、李×5名下，事实上已经对李×4、李×5进行了补偿，我们不同意李×5参加继承。李×4同意李×5的请求。
经审理查明：李×6、林×1夫妻共有四个女儿，即本案原告李×1、李×2和被告李×3、李×4。李×4与李×5系夫妻（1997年登记结婚），李×5为上门女婿。原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夏各庄村×号的民房（以下简称×号院，有五间正房、五间厢房）系李×6、林×1婚后于1980年代建造。2013年10月，×号院被拆迁，李×6作为被拆迁人按照两处宅基地（夏各庄村×号和夏各庄村×号甲，宅基地面积分别为369.50平方米和438.20平方米）与拆迁人共签订了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后，根据拆迁政策，李×6共享有346平方米的定向回迁安置房的购买资格。2013年12月5日，李×6与北京绿都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回迁购房协议，按照回迁房标准定价回购了夏各庄新城夏和园×号楼1单元×1号（建筑面积75.49平方米）和×2号（建筑面积100.02平方米）两套回迁房。2014年8月1日，李×4、李×5夫妻行使剩余面积的购买资格，与北京绿都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回迁购房协议，按照回迁房定价购买了位于夏各庄新城前营北小区×号楼1单元1×1号（建筑面积65.58平方米）和1×2号（建筑面积111.21平方米）两套回迁房。2015年9月6日、2016年1月2日，林×1、李×6相继去世。去世后，原、被告双方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现二原告诉至本院。
诉讼中，李×4、李×5主张李×6生前已将×号院通过书写分家赡养协议的形式确定归李×4所有，并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6日的《分家赡养协议书》和2002年11月21日的《公证书》作为证据。《分家赡养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因家中无兄弟，经全家人协商达成统一意见，将三女儿李×4留在家中招上门女婿，为其老人晚年幸福生活有保证，对老人赡养达成如下协议，家中宅院总面积约560平方米，北正房五间，面积270平方米，三女儿在院前面（面积290平方米）处自己建房。北正房五间连同院子待李×6、林×1百年后为三女儿李×4所有，老人医疗费、养老送终、重体力劳作、生活不能自理等一切都由三女儿李×4承担，与其他三个女儿无关。《分家赡养协议书》下方附有李×6、林×1、李×1、李×3、李×4、李桂芬的名字。《公证书》公证的内容为一份《招婿赡养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1、赡养人（李×4、李×5）对被赡养人（李×6、林×1）有生之年的全部生活负责照顾和料理；2、赡养人对被赡养人应尽到养老送终的义务，并承诺决不虐待、遗弃被赡养人；3、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均应做到互相体贴、关心和理解，被赡养人也不得向赡养人提出苛刻要求。
对于《分家赡养协议书》，二原告及李×3称：协议书非李×6、林×1所写，李×6、林×1也未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其二人对协议内容不知情。李×1称：协议系在其家中由案外人刘×执笔起草后，由李×1抄写而来，文后签名均不是本人所签，书写协议时李×6、林×1也不在场，写此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按照两处宅基地获取更多的拆迁补偿。李×4称：协议系在李×6家中由李×1所写，书写协议时李×6、林×1在场。证人刘×称：拆迁前，李×6曾找到刘×，让其写个东西，但没有写；后来李×4、李×5又找到刘×，刘×在李×1家中起草协议后，李×1抄写了一份，当时李×6、林×1不在场，最后签字时刘×不在现场；至于李×6、林×1是否知道协议的内容，刘×表示不清楚。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分家赡养协议书、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公证书、回迁购房协议、证人证言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6、林×1是否已通过生前书写分家赡养协议的形式对其二人所留遗产进行了有效处分。对此，应当明确两个问题：一、李×4提供的《分家赡养协议书》的效力；二、李×6、林×1的遗产与《分家赡养协议书》涉及的财产的关系。
关于《分家赡养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可以确认，《分家赡养协议书》文后的李×6、林×1的签名并不是其二人本人所签。而关于书写该协议书时李×6、林×1二人是否在场，双方存在争议：李×1称书写协议书时李×6、林×1不在场，书写地点在李×1家中；证人刘×称书写协议书时李×6、林×1不在场，书写地点在李×1家中；李×4称书写协议书时李×6、林×1在场，书写地点在李×6家中。李×1的陈述内容与证人刘×的陈述内容较为一致，据此，应当认定李×6、林×1在书写《分家赡养协议书》时不在场。另外，根据李×4提供的《公证书》的内容，李×6、林×1在与李×4、李×5订立《招婿赡养协议书》时，李×6、林×1二人在《招婿赡养协议书》落款处签署了自己的姓名，如在书写《分家赡养协议书》时李×6、林×1也在场，在如此重要的财产处置问题上，其二人本人不亲自署名的行为有悖于日常生活逻辑。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确认，《分家赡养协议书》上李×6、林×1的名字非本人所签，且在书写该协议书时其二人并不在场。在李×6、林×1未签字且不在场的情况下，即使如刘×所述，李×6确曾在此前找过刘×，向其表达过想“写个东西”的意思，在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实李×6、林×1事后对于《分家赡养协议书》的具体内容予以明确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于《分家赡养协议书》的效力仍难以确认。再者，《分家赡养协议书》中关于×号院总面积的记载和分配给李×4用于建房的宅基地面积的记载，与李×6实际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被拆迁宅基地总面积以及两处被拆迁宅基地的单独面积均不相符。因此，对于《分家赡养协议书》的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李×6、林×1遗留的夏和园×号楼1单元×1号和×2号两套回迁房与《分家赡养协议书》中涉及的×号院五间北正房和院子的关系问题，本院认为，×号院被拆迁后，李×6使用根据拆迁安置政策获得的购房指标购买了诉争的两套回迁房，×号院的房产与两套回迁安置房之间虽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但并不能完全等同或替代。即使《分家赡养协议书》的内容属实且有效，协议处分的财产也仅是涉及原×号院的房产，在《分家赡养协议书》签订后，原×号院因拆迁灭失，李×6以自身名义签订回迁购房协议将两套诉争安置房明确在自己名下，在没有后续遗嘱对诉争房屋进行明确处分的情况下，《分家赡养协议书》的效力不能及于此后取得的两套回迁安置楼房。
因此，对于诉争房屋，仍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二原告与二被告作为李×6、林×1之子女，依法均享有继承权，现原、被告均主张继承权益，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第三人李×5虽系上门女婿，并且在照顾赡养李×6、林×1过程中尽了一定的赡养义务，但在×号院拆迁及回迁房购买过程中，其与李×4已共同获得了一定的财产利益，其要求在本案中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参与遗产分配，本院不再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李×6、林×1遗留的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夏和园×号楼1单元×1号、×2号的两套楼房，由原告李×1、李×2和被告李×3、李×4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
二、驳回第三人李×5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九千一百五十元，由原告李×1、李×2各负担二千二百八十七元五角（已交纳），由被告李×3、李×4各负担二千二百八十七元五角（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怀松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 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