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夫永。
委托代理人万向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盈盛浩洋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文晶，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亚平。
上诉人王夫永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盈盛浩洋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盛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7月20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一份《汽车分期付款购车合同》，约定王夫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盈盛公司购买登记于盈盛公司名下的粤B×××××汽车及粤B×××××挂车。除首付款外，剩余购车款及利息共分24期支付，每期付款金额10441元。同日，盈盛公司与王夫永签订一份《道路集装箱货物运输车辆合作经营合同》（以下简称合作经营合同），约定王夫永将其购买的上述汽车和挂车挂靠在盈盛公司名下开展合作经营，合作期限自2010年7月16日至2013年8月16日。王夫永每月向盈盛公司支付600元的经营管理费用，车辆所有权归王夫永所有，非经对方同意，合同各方不得擅自转让、出租、出借车辆或将车辆用于抵押、投资；未经盈盛公司同意，王夫永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将车辆转移或变相转移给他人经营，否则盈盛公司有权终止合同并按合同第十五条追究违约责任。合作经营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经审查，该合同第十五条并非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第十六条才是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具体约定为：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应当积极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如发生违约，违约方赔偿对方违约金5万元，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方经济损失，则违约方还须承担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如王夫永拖欠盈盛公司经营管理费及盈盛公司代付的各项费用，自拖欠之日起须按每日拖欠费用的5%向盈盛公司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即依约展开合作。原审庭审时，王夫永确认涉案车辆已经于2012年8月份过户登记到其他公司名下。
盈盛公司提交了一份2012年4月份的对账单，显示：2012年4月份盈盛公司应付王夫永的款项为运费33610元、退油卡里剩余油款240.88元，两项合计33850.88元；盈盛公司应收王夫永的款项为出车款利息（运费4％）1344.40元、供车款（第21期至24期）41764元、4-1油款5000元、出车费3000元、4-10油款8000元、出车费3000元、4-20油款5000元、4-23出车费3000元、挂靠费（4-10月）4200元、社保费354.32元、扣3月份欠运费12623.61元、GPS数据费300元、办理通关卡590元，合计88176.33元。应付与应收相抵，盈盛公司应收王夫永54325.45元。上述对账单为盈盛公司单方制订，未经王夫永签名确认。盈盛公司还提交了支付3笔出车费各3000元的银行汇款明细信息，并提交了2012年4月份之前的13个月（2011年3月-2012年3月）对账单，该13份对账单亦为盈盛公司单方制订，未经王夫永签名确认。该13份对账单显示盈盛公司应付王夫永的款项中仅有运费一项，未出现“退油卡里剩余油款”这一项目。盈盛公司没有提交2012年4月份之后的对账单。
盈盛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是：要求王夫永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5万元，并支付拖欠的相关费用54325.25元（利息暂计至2012年12月30日）。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王夫永辩称合作经营合同的部分条款在签订当时系空白，相关内容为盈盛公司事后自行添加。但依据商业交易习惯，缔约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持有合同文本，王夫永应当提交其持有的合同文本来证明这一主张。王夫永进一步辩称其并不持有合同文本，该主张与一般的商业交易习惯不符，且王夫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确认涉案合作经营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在双方合作经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王夫永将其实际所有的涉案车辆过户登记到其他公司名下，虽然其未能提交盈盛公司对此同意的书面函件，但涉案车辆原本就登记在盈盛公司名下，办理车辆过户登记的有关手续时，应由车辆所有人提交相关的材料方能办理成功，据此认定盈盛公司对于车辆过户这一事项是清楚并同意的。此外，从盈盛公司单方制订的对账单来看，2012年4月份之前的对账单在盈盛公司应付款项中从未出现“退油卡里剩余油款”这一项目，2012年4月份的对账单则出现了这一项目，而2012年4月份之后盈盛公司未再制订对账单，这说明双方从2012年5月份开始就终止了合作关系，否则油卡里剩余的油款累计到下一月份仍可继续使用，无须在2012年4月份进行结算清退，这也印证了双方在2012年4月份之后就终止了合作。既然双方合作终止，王夫永当然不再将车挂靠在盈盛公司经营，其将车转移登记到其他公司名下，应是双方终止合作的内容之一，盈盛公司对此理应是知情且同意的。综上，盈盛公司以王夫永未经其同意转让车辆为由要求王夫永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至于王夫永欠付款项的认定问题，盈盛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是其单方制订，未获王夫永签名确认，故不能仅依据该份对账单来确认王夫永的欠款数额。王夫永是否欠款以及欠款的数额应当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分析认定。第一，对账单显示的2012年4月份盈盛公司应付王夫永款项部分，即运费33610元、退油卡里剩余油款240.88元，合计33850.88元，属于盈盛公司的自认。王夫永作为收款人，如其认为盈盛公司自认的应付款数额少于实际应付款数额，应当负担举证责任。而王夫永并未举证，故认定盈盛公司应付王夫永的款项即为盈盛公司自认的33850.88元。第二，盈盛公司应收王夫永款项中的供车款（第21期至24期）41764元，有双方签订的《汽车分期付款购车合同》为依据，王夫永作为付款义务人，没有举证证明付清相关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对该笔款项予以认定。第三，盈盛公司应收王夫永款项中的挂靠费（4-10月）4200元，虽有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为经营管理费）为依据，王夫永也未举证证明相关款项已经付清，但双方已于2012年5月份实际终止合作，故盈盛公司无权向王夫永收取2012年5月份之后的挂靠费，故仅认定2012年4月份的600元。第四，盈盛公司应收王夫永款项中的三笔共计9000元的出车费，有相应的银行汇款明细信息相印证，予以认定。第五，盈盛公司应收王夫永款项中的出车款利息、油款、社保费、扣3月份欠运费、GPS数据费、办理通关卡费用等各项费用，因盈盛公司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收取依据以及相关费用已经实际发生，不予认定。综上，盈盛公司应付王夫永款项部分与盈盛公司应收王夫永款项相抵后，王夫永还应当向盈盛公司支付17513.12元。王夫永辩称相关款项双方已经结算清楚，但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王夫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盈盛浩洋运输有限公司支付17513.12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从2012年5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二、驳回深圳市盈盛浩洋运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6元，由盈盛公司负担2100元，王夫永负担286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王夫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已经在2012年7月把剩余公司欠款以现金方式交给公司财务人员，被上述人隐瞒了足以证明事实的证据，以至影响公正的判决。据此，上诉人王夫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盈盛公司支付上诉人运费24250.88元。
被上诉人盈盛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1、上诉人王夫永二审时称其已将涉案车辆的供车款41764元和出车费9000元支付给了盈盛公司的财务人员梁敬芝，该部分款项不应在运费中抵扣，扣除该部分款项，盈盛公司还需支付其运费24250.88元。王夫永还提交了原审法院作出的（2013）深罗法民四（劳）初字第81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梁敬芝是盈盛公司的员工，双方之间存在劳动争议纠纷。该判决还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2年5月15日解除。经本院查询，该案判决作出后，盈盛公司对此不服，提出上诉，在二审审理期间，盈盛公司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作出（2013）深中法劳终字第526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其撤诉申请。该裁定书已经生效。
2、对于款项支付过程，王夫永主张其是以现金方式给了梁敬芝，但梁敬芝并未向其出具书面凭证或收条，而是让王夫永在公司相关表格上签字确认，该证据保存在盈盛公司处。盈盛公司对此均予否认，称双方每月的结算方式均为其在应当支付给王夫永的运费中扣减王夫永应承担的供车款等费用后，通过转账方式向王夫永支付。王夫永对盈盛公司所称的结算方式予以确认，但主张这是此前的交易方式，最后几笔款项因双方解除挂靠关系后一直没有结算，只能以现金方式支付。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审认定的存在车辆挂靠关系、并于2012年5月份实际解除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王夫永以其已向盈盛公司的财务人员梁敬芝支付了剩余供车款41764元和出车费9000元为由主张该两笔款项不应在盈盛公司应当支付给其的运费中抵扣。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夫永主张其已支付了涉案供车款和出车费，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二审时又确认梁敬芝或盈盛公司并未向其出具收到涉案款项的书面凭证，且支付方式为现金，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其单方陈述，无法证实其支付款项的行为是否实际发生。梁敬芝虽出具证明证实其收到了王夫永的相关款项，但其本人并未出庭作证。且根据原审法院（2013）深罗法民四（劳）初字第8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梁敬芝与盈盛公司存在劳动争议纠纷，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2年5月解除，而此时恰是王夫永与盈盛公司挂靠关系解除之时，即使梁敬芝确实收取了王夫永的涉案款项，其收款行为能否视为履行盈盛公司的职务行为、收取相关款项的效力是否及于盈盛公司，不无疑问。在盈盛公司未向王夫永出具书面凭证的情况下，难以认定梁敬芝收取王夫永相关款项系代表盈盛公司。同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此前每月的交易方式是盈盛公司在其应支付给王夫永的运费中扣除王夫永应支付的运费，再将剩余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王夫永。现王夫永在未收到盈盛公司支付的运费情况下，自行以现金方式向梁敬芝个人支付供车款和出车费，与其确认的交易习惯明显不符。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定王夫永并未完成证明其已将涉案供车款和出车费支付给盈盛公司的举证责任，其要求将该两笔款项在盈盛公司应支付的运费中不予抵扣，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王夫永支付给梁敬芝的相关款项，王夫永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5元，由上诉人王夫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雅 媛
审 判 员 刘付伟贤
代理审判员 陈 云 峰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 炉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