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民初字第25491号
原告王振宗，男，195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营村农民。
被告北京泽达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东里*号楼***号。
负责人朱现领，主任。
原告王振宗（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北京泽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泽达律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曹丽丽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振宗、泽达律所的负责人朱现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振宗诉称，因我与一案外人发生经济纠纷，需要找一名律师代理诉讼，经人介绍找到泽达律所的办公地与负责人朱现领洽商，由于朱现领给我出示一本有其参与的精选案例《全国知名律师案例精选》，丛书的广告效应和朱现领称官司打不赢不收代理费的承诺，故我与泽达律所于2011年11月14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根据合同要求，我支付给泽达律所26100元，另应泽达律所要求由我签名的空白委托书4张同时交给朱现领。由于当时涉及委托诉讼案件还缺少相关证据需要补充，经我努力仍无法取得，故我于2012年6月与泽达律所协商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泽达律所同意解除代理合同，并承诺过几天退还我预交的诉讼代理费，可在达成口头协议后我多次找泽达律所催要，泽达律所总以各种理由推脱，直至2014年7月21日泽达律所才答应先退20000元，剩余部分以后有钱再退，并强行附加条件“按20000元的14.25%合2850元作为所谓泽达律所称已交税款扣掉，待泽达律所由税务机关退回后再退给我”。实际泽达律所只退给我代理费17150元。事后，经我数次催要，泽达律所又以各种理由推脱。我认为按照合同约定代理费属预收款项，多退少补，税务机构对该种款项是不征税的。至于泽达律所是否纳税，如何退税，对我主张退代理费的请求没有任何关系。泽达律所以退税为由，至今尚未退给我暂扣的代理费2850元的行为，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泽达律所以纳税名义扣的代理费2850元返还给王振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泽达律所承担。
泽达律所辩称，第一，王振宗所诉的事情在其起诉书中编造了很多情况，我们没有跟他出示全国知名律师案例精选，我们律所没有这本书。我们也没有对原告承诺官司打不赢不收代理费，不仅对原告，我们所所有的案件都没有这样的承诺。原告自己到我们律所委托律师，我们收取了原告500元咨询费，原告要求案件标的先按照85万计算，按照这个标准我们预收了代理费。按照合同原告还应该再交600元，但是他也没有再交纳。原告也没有给我们交4张空白委托书。这个案件我们经过研究之后是按照公司清算申请的，在法院立案，在此期间我们作了大量工作。到2012年6月，原告跟我们说他自己撤诉了，当时我们考虑到原告可能不是很懂，所以我们也没有跟他计较这么多，这样我们的代理行为就结束了。直到上次起诉我才知道他的案件不是撤诉了，而是被法院驳回了。事情过了两年以后原告突然找到我们所要求退费，在这两年多内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要求解除合同，也没有要求我们给他退代理费。原告起诉书中说2012年6月我们同意解除代理合同退费一直说到2014年7月才答应退他，这一段完全是原告编造的内容。我们收取原告的代理费给原告开具了发票，我们的发票一但开出就已经交了税。后来因为国家对税务部门进行调整导致我们无法退税。第二，我们律师事务所代理原告的案件，我们代理他这一个案件付出的时间精力和人力相当于我们办理其他10个案件所耗费的，不管是前期研究，调查取证，研究案件如何找到突破口，怎样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我们为了原告的案件经常加班加点，经常到晚上一二点，有时原告自己也在场，在代理工作当中我们是尽职尽责的。第三，原告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012年6月对我们说他自己撤诉了，事后我们知道他是被法院驳回了。我们的代理已经结束。直到2014年7月原告突然找到我们要求退费，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并对原告进行解释。在2014年7月21日我们跟他签了一个协议书，再退给他17150元，等税务局退费以后再退给他2850元。当天我们就给了他17150元。之后我们所的财务人员去找地税所退费，我们律师所无法自己操作退税，地税所的工作人员答复不可以退税，我自己也去找过他们的税长，税长说需要一个三方的东西，而且即便有这个东西也可能退不了。我们把这个情况也跟原告说了，原告自己也去税务局问了，税务局跟他说退不了，如果作原告需要去公证，原告自己找的公证处不给公证，我们也帮原告找了一个公证处进行公证，2014年12月23日我们跟原告一起到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公证书出来以后原告领回来两份公证书。2015年2月3日我们跟原告约好一起带着公证书去了地税所，但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是说不能退，我们就回去了，因为当天下午我要去丰台法院开庭，原告一直尾随我到北京西站，在北京西站原告不让我出站，后来警察来了跟他说也不行，非得让我在他的合同复印件上写一个与原件一致，我就给他写了。原告又要求让我写上双方争议去法院起诉，当时因为我去开庭要晚了，所以才给原告写了这么一句话。公证书的内容说的是已经退给原告17150元，2850元等到税务局退了以后再给原告，如果税务局不退这2850元原告就不要了，他也不用我们赔。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4日，王振宗（甲方）与泽达律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的律师担任王振宗与案外人案件第一审的代理人，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代理费为标的之百分之三，标的暂按850万，代理费金额为25500元，多退少补，但代理费最低为5000元，支付时间为2011年11月15日，因该案发生的交通费、差旅费等办案费由甲方承担，甲方一次性支付办案费600元，由乙方包干使用，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合同下方手写字体载明“与原件一致，双方争议也可到通州法院起诉，泽达律所朱现领，2015.2.3”。合同签订后，王振宗向泽达律所交纳代理费25500元，泽达律所分别于2011年11月21日、28日开具相关发票。
2014年7月21日，王振宗（甲方）与泽达律所（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甲、乙双方于2011年11月14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在代理过程中，甲方提出终止代理，要求退代理费贰万元（20000元），贰万元所涉的税贰仟捌佰伍拾元（2850元）待税局退回后再支付，要求先退壹万柒仟壹佰伍拾元（17150元）；二、按照规定和《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应不予退费，但乙方考虑甲方人不错和甲方的实际情况，同意甲方的要求，即终止委托代理，退甲方壹万柒仟壹佰伍拾元，税款自税局退后再退给甲方；三、甲、乙双方别无争议。协议书签订当日，王振宗收到泽达律所退还的代理费17150元。2014年12月31日，王振宗与泽达律所就上述协议内容办理公证手续，《公证书》内的《合同》第四条载明“向税务局申请退税过程中，甲方（王振宗）应积极提供所需材料，积极办理相关手续”。泽达律所至今未退还王振宗2850元。
另查，2015年8月，王振宗以要求泽达律所退费为由诉至通州法院，泽达律所认为案件不应由通州法院审理，双方《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有仲裁条款，应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故泽达律所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三中民（商）特字第1490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泽达律所的申请。
庭审中，泽达律所称其到税务机关办理过退税手续，但因为2012年9月1日更换了税种及税控机，税务机关口头答复不能退税，工作人员说让办理一个公证看能否退税，可是办理完公证书后税务机关还是答复不能退；王振宗对此表示不予认可，认为税务机关退税是税务机关的义务，泽达律所没有履行申请退税的行为。
上述事实，有《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协议书》、《公证书》、（2015）三中民（商）特字第14905号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振宗与泽达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王振宗向泽达律所交纳代理费25500元，之后双方于2014年达成终止委托代理关系的合意，并就退费事项协商一致，《协议书》及《合同》约定税务局将2万元所涉税款退还给泽达律所后，泽达律所再将2850元支付给王振宗。泽达律所与王振宗签订的《协议书》及公证书内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泽达律所应积极履行退税手续，并退还王振宗代理费，现协议签订已有一年时间，泽达律所以未履行完退税手续为由，经王振宗多次催要仍未退还2850元代理费，实有不妥，故王振宗要求泽达律所退还2850元代理费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泽达律所辩称多次到税务机关无法办理退税手续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北京泽达律师事务所退还原告王振宗代理费人民币二千八百五十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十五元，由被告北京泽达律师事务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曹丽丽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田琳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