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3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传勇，男，汉族，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王丽娟，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苑，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安，男，汉族，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王丽娟，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日雄，男，汉族，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上诉人袁传勇、袁安因与被上诉人李日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湾民一初字第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1月18日，袁安出具《借据》1份，内容为：“本人袁安向李日雄借了人民币100000元，因资金无法周”。关于款项的支付经过，李日雄主张：上述100000元系分两次由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袁安，两次付款时除李日雄和袁安外没有其他人在场；第1次于2013年12月支付了46000元，预先扣除4000元（8分息），第2次于2014年1月支付了42000元，预先扣除了两期利息8000元，袁安出具了金额为100000的借据；袁安在期间还付了2000元的利息，共计预扣利息14000元。李日雄认可扣除了利息14000元。关于借款原因，袁安主张李日雄开设赌场，袁安因赌博欠款而向李日雄借款，该借款系赌债。
李日雄主张因袁安逾期没有还款，遂与何XX【另案起诉袁安及袁传勇，案号为（2014）珠香法湾民一初字第751号】向公安机关以袁安诈骗为由报案。2014年5月7日，李日雄和袁传勇在珠海市××区××一家饭店签订由袁传勇书写的《协议书》，内容为：“经双方协商，我儿子同李日雄借人民币100000元，已还14000元，还剩86000元（人民币捌万陆仟元正），于2014年6月20前还。”上述《协议书》中的“双方”二字系涂改了原来的文字后补写的，但被涂改的文字肉眼无法明确分辨。袁传勇主张签订该《协议书》时还有两名警察和何XX在场，袁传勇原来写的是“经警察协商”，但警察不同意，要求袁传勇将“警察”二字涂掉，重新写成“经双方协商”；李日雄则主张《协议书》是在警察离开后由李日雄和袁传勇签订的。
原审法院根据袁传勇的申请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协议书》上被涂改的文字内容进行鉴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以委托鉴定事项系污损文件检验鉴定，不在其鉴定范围内为由不接受委托。原审法院遂又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5年6月8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无法判断《协议书》上被涂改的文字内容。袁传勇为此支付了鉴定费1800元。
李日雄举证的何XX与袁传勇的手机短信记录显示：何XX于2014年7月7日发送内容为“老板你又说5号还钱给我们”的短信给袁传勇，袁传勇回复称“实在是我这边的客户没有打钱给我们，上次客户给的支票取不到钱的空头支票，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也会尽快想办法给你们。”李日雄主张李日雄短信中的“我们”指的是李日雄和何XX两人，代表两人共同向袁传勇追索欠款。
另查：李日雄主张其在珠海XX市场经营有限公司担任经理职务，本案中借给袁安的款项是向朋友借的。袁传勇举证的李日雄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费缴费记录显示，自2014年1月起，珠海市XX市场经营有限公司为李日雄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之前则由李日雄缴费。
再查：袁传勇于2014年9月17日到珠海市公安局XX分局信访，于2015年1月18日向珠海市公安局XX分局法制监督大队实名举报。袁传勇主张其上述信访和举报尚未得到正式答复。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李日雄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分两次以现金方式向袁安实际付款86000元的事实，有袁安出具《借据》以及李日雄和袁传勇签订的《协议书》为证，双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认可，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袁传勇、袁安主张上述款项实际是赌债，但除袁传勇、袁安单方陈述外，未能举证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应由袁传勇、袁安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袁传勇、袁安关于案涉款项系赌债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李日雄举证的《借据》和《协议书》中均有袁安向李日雄借款的表述，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袁传勇系受胁迫而签订《协议书》，且案涉款项数额并非巨大，不足以认定李日雄没有出借能力，故对李日雄关于案涉款项系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李日雄已经实际支付了借款86000元，袁安亦应履行还款义务。袁安未偿还借款，构成违约，对李日雄要求袁安偿还借款本金86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袁传勇与李日雄签订《协议书》，自愿承诺于2014年6月20日前偿还86000元借款，故袁传勇应与袁安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李日雄与袁安在借款时口头约定利息按月息8分计算，故李日雄要求袁安、袁传勇支付自2014年6月20日起算的利息有合同依据，予以支持。约定的利率标准即月利率8%明显过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李日雄主张计算至2014年8月15日的利息为3166.68元，未超出按上述标准计算的数额，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袁安和袁传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连带向李日雄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6000元；二、袁安和袁传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连带向李日雄支付计算至2014年8月15日止的利息人民币3166.6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030元，鉴定费人民币1800元，共计人民币3830元，由袁传勇和袁安共同负担。
袁传勇、袁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湾民一初字第752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现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足以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而是赌债。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分别以现金方式向袁安支付86000元，后以袁安所出具的《借据》和被上诉人与袁传勇所签的《协议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上诉人所主张的赌债事实不予支持。上诉人在收到一审判决后，收到XX公安分局法监大队的实名信访举报答复。袁传勇于2014年9月17日向珠海市公安局XX分局信访，于2015年1月18日向珠海市公安局XX分局法制监督大队实名举报，举报公安涉嫌滥用职权，胁迫当事人签订《协议书》，XX公安分局法监大队对袁传勇实名信访举报正式答复，认定袁传勇所举报事项部分属实，即证明被上诉人通过警察的关系，迫使袁传勇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的事实，也可以证实上诉人所主张赌债的事实是真实的。
此外，袁安二审调查明当庭补充上诉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对于借款行为的真实性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偿还借款10万元依据不足，理由为：1.李日雄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有出借10万元的能力，也未向法院提供其收入证明。2.若如李日雄陈述，其与袁安是朋友，其应该清楚袁安刚大学毕业，既无工作又无生意，作为被上诉人从何判断袁安有还款能力，而愿意分批次向袁安出借10万元，并且是在旧债未还还继续出借新债，这一点违背常理。并且李日雄清楚袁安已向其朋友何XX借了几万未还，李日雄还分批次借款给袁安，这些出借行为均违背常理。3.李日雄对借款利息和本金给付情况不清楚，假如李日雄陈述是已还利息，不可能把利息改成本金。李日雄实际向袁安出借的并非现金借款，而是赌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袁传勇二审调查时当庭补充上诉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关于袁传勇在协议书上签字行为代表袁安借款行为的确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是：1.袁传勇在协议书上的签字是在公安诱导和恐吓下进行，依法应予以撤销；2.袁传勇在协议书上的签字行为不是对袁安借款行为的确认及追认，主要是因袁传勇当时受到公安的恐吓和诱导，通过协议书上的文字表述来看，袁传勇系基于听公安陈述袁安欠李日雄款项，因此才在公安要求下签订此份协议书，仅表示袁安与李日雄的借款，协议书没有明确由袁传勇代袁安偿还借款。袁传勇认为债务承担应当有债务人明确的意思表示，但该协议书上没有袁传勇代为偿还的明确意思表示，且没有标明袁传勇是借款人。因此我方对一审法院认定袁传勇对本案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不予认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
综上所述，新的证据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1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现有新的证据表明，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与事实不符。据此，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袁传勇向本院提交《纪检监察实名信访举报件反馈意见表》，证明袁传勇当时签的《协议书》是在公安人员的恐吓和胁迫下签订的，并且该两名公安人员由于涉嫌违规，已经被纪检处理。上诉人袁安向本院提交《毕业证书》，证明袁安于2013年7月1日毕业，而袁安向李日雄出具的借据时间为2014年1月18日，借据用途写的是“资金无法周（转）”，袁安刚刚毕业不久，根本没有任何工作及生意可做，由此可见借款用途和目的不真实，实际为赌债。
此外，二审期间，袁传勇还申请本院依法向珠海市公安局XX分局法制监督大队调取查处涉案公安民警违法办案的处理文件。
被上诉人李日雄未参加二审调查，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对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双方均陈述在袁传勇与李日雄签订涉案《协议书》时，有两名公安民警XX、XX在场。此外，根据袁传勇向本院提交的《纪检监察实名信访举报件反馈意见表》记载的内容，袁传勇于2014年12月15日向珠海市公安局XX分局法制监督大队信访反映该局XX派出所民警XX、XX有关问题。XX分局法制监督大队前住XX派出所了解情况，向民警XX等人了解情况，向反映人袁传勇了解情况、组织辨认，向知情人了解情况。2015年3月13日，XX分局法制监督大队出具处理情况：“经初查，袁传勇反映涉及XX事项部分属实；涉及卢杰事项不实；个别细节无法查证。”经本院核实，袁传勇出本院提交的《纪检监察实名信访举报件反馈意见表》系珠海市公安局XX分局法制监督大队出具，但未能调取到相关的处理文件。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赌债。袁传勇上诉主张涉案公安民警涉嫌滥用职权，迫使其与李日雄签订《协议书》，从而证实上诉人所主张的赌债属实。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袁传勇在与李日雄签订《协议书》时，有两名公安民警在场。此后，袁传勇向珠海市公安局XX分局法制监督大队实名举报在场的两名公安民警涉嫌滥用职权。根据袁传勇向本院提交《纪检监察实名信访举报件反馈意见表》，公安机关认定袁传勇信访反映的涉及民警XX事项部分属实。故袁传勇辩称其担心儿子袁安的安全，心里产生恐惧才签订涉案《协议书》，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结合袁传勇针对涉案《协议书》中涂改内容的相关解释，并坚持申请对该《协议书》中被涂改文字内容进行鉴定等事实，本院认定涉案《协议书》并非袁传勇真实意思表示。故李日雄依据该《协议书》主张袁传勇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本院不予支持。
两上诉人主张涉案债务系赌债形成的非法债务，但因公安机关仅认定涉案公安民警存在违规行为，并没有认定李日雄出借给袁安的款项系赌债。故本院认定两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袁安涉案债务系赌债，两上诉人关于涉案债务系赌债的上诉主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两上诉人还主张袁安出具涉案《借据》时刚大学毕业不久，既无工作也无生意，不可能会因生意资金周转而借款，一审法院对袁安借款用途未尽查明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主要审查当事人之间借贷的合意及款项的交付，借款实际的用途等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审查的要件。本案中，袁安对于涉案两笔借款款项以现金方式交付均无异议，在没有证据表明李日雄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袁安借款系用于赌博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袁安在出具《借据》后向李日雄还款2000元的事实，认定涉案款项系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故对于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有理，本院依法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湾民一初字第75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袁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日雄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6000元；
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湾民一初字第752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袁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日雄支付计算至2014年8月15日止的利息人民币3166.68元；
三、驳回袁安、袁传勇的其他上诉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30元，由袁安负担；鉴定费人民币1800元，由李日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30元，由袁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发启
审 判 员 孙 志
代理审判员 马 艳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徐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