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民终51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建东，男，197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杰，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微微，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瓯海名士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郭溪街道任桥村燎原东路7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4728467623B。
法定代表人：方建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苗，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京，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建东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瓯海名士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士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4民初4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建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程建东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一审法院对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错误。首先，因名士公司一再拖欠劳动报酬，程建东被迫于2015年2月15日离开公司，同年11月5日程建东向名士公司的客户佛山市南海区金蜻蜓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蜻蜓公司）收取70万元货款，用于抵销名士公司拖欠的劳动报酬734000元，并于当日发短信告知名士公司法人代表方建中说明该情况，方建中对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程建东向案外人金蜻蜓公司收取70万元货款的行为系依法行使代位权的法律行为，通过行使代位权而消灭了其与名士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名士公司拖欠劳动报酬与金蜻蜓公司拖欠货款虽然法律关系不同，但给付类别相同，均属于金钱给付类债权，完全可以通过代位行使消灭债权。一审判决认为二者债权之间给付性质不同，不能直接产生抵销效果的认定，明显错误。其次，在双方存在多笔债务的情况下，依法应先予偿还已到期的债务。结合本案，名士公司拖欠程建东的工资明显已经超期，而双方之间的借款并未约定还款期限，至少在程建东向名士公司主张还款之前该债权并未到期。因此，程建东从金蜻蜓公司领走的货款理应先用于抵销之前已经到期的劳动报酬。另，从利己角度出发，在衡量借款有计息而工资款无计息的情况下，理所当然选择消灭没有计息的工资款。更何况，当时程建东已经从名士公司离职，催讨工资明显会比催讨借款更加耗费精力。因此，程建东将领取的货款用于抵销劳动报酬不管在法律上还是情理上均无不妥。再次，2016年11月25日，程建东因名士公司拖欠其借款70万元未偿还而向青田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名士公司在该案答辩称双方不存在任何借款关系，并未称程建东从金蜻蜓公司领走的70万元货款已经冲抵借款。可见，既然名士公司早在2015年11月5日就已经知晓程建东领取货款的事实，却未主张双方的借贷关系因该行为而消灭，正说明其名士公司默认70万元货款用于抵销其所拖欠的劳动报酬。既然名士公司在青田法院审理中未抗辩已经被程建东领走70万元货款的事实，程建东自然不可能提到该货款已被用于抵销劳动报酬这一与民间借贷毫无关联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程建东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二审过程中才主张已将该款项用于冲抵拖欠的工资属断章取义。二、本案未超过仲裁时效。本案的仲裁时效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算一年。程建东于2015年2月15日从名士公司离职，2015年11月5日向金蜻蜓公司收取货款70万元用于消灭被名士公司拖欠的劳动报酬734000元，间隔时长不到九个月，并未超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时效。且程建东在收取70万元货款后自始至终认为名士公司拖欠的劳动报酬已经被消灭，自己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保护，不再存在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第二阶段，从程建东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一年。2017年4月17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双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7）浙11民终306号民事判决，认定程建东从金蜻蜓公司领取的70万元货款被用于抵销名士公司拖欠程建东的70万元借款，而程建东未得到劳动报酬，应另行主张相应的权利。于是，程建东于2017年5月9日向温州市瓯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法条规定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是指当事人主观上知道或应当知道。综合本案事实，程建东自离职后，确实知道了工资被拖欠的事实，但其2015年11月5日从金蜻蜓公司拿到货款以后，主观上认为被拖欠的工资款已抵销了，其完全有理由相信双方之间已经不存在劳动争议。因此，程建东拿到货款后未提出任何申请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对双方已不存在劳动争议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属于“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情形。因此，在该时间节点，仲裁时效已经发生了中止。直到2017年4月17日丽水中院作出终审判决，程建东才知晓被拖欠的工资款未被抵销，同时也才知道自己被侵害的权利应另行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主张，此时，中止原因消除，仲裁时效继续计算，故程建东在2017年5月9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仲裁申请时，并未超过一年的时效。而一审法院却认为程建东从名士公司离职后就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未考虑任何中止、中断的事由，适用法律错误。三、程建东一直在积极主动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并无任何消极行为。诉讼时效设置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不积极行使权利的人会因此而丧失胜诉权，对于不积极行使权利的人带有惩罚性质。本案中，程建东知晓工资款尚未清偿的事实，是在与名士公司的借款纠纷一案中。在该判决之后，程建东才主观上被动接受了该事实，随后便立即向劳动仲裁委提起了仲裁。短短20来天，程建东就启动了劳动仲裁程序，且在仲裁申请被驳回后又立即启动了一审程序，足见其维护自身利益之心切。
名士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程建东的上诉请求。程建东申请仲裁时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本案仲裁时效应从2015年2月15日程建东离职之日起算。程建东无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其称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案外人金蜻蜓公司收取70万货款的行为是依法行使代位权的法律行为，存在认知错误。程建东主张的劳动争议债权与名士公司与案外人金蜻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系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代位权成立需符合法定条件，程建东忽略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简单认定从给付类别相同而提出用代位权形式消灭劳动争议债权存在逻辑错误。法律明确规定，债权人代位权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行使，但本案中程建东系自认为债权可以抵销，违反法律规定。程建东诉称得到丽水中院的判决后才知道劳动报酬不能抵销，但劳动法合同法规定时效的中断是“知道或应当知道”，不能以当事人主观的认知来确定。程建东仲裁及一审期间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后至申请仲裁期间发生了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项。
程建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名士公司立即向程建东支付一次性工资734000元、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00000元、经济补偿金66000元等共计16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建东于2014年2月15日进入名士公司担任鞋业总设计师一职，于2015年2月15日离职。名士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6日、8月8日各支付16000元、50000元，于2014年5月为程建东办理企业养老保险并缴费至2015年5月。2017年5月9日，程建东向温州市瓯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令名士鞋业公司一次性支付拖欠工资734000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00000元、经济补偿金66000元；同年6月22日，仲裁委员会作出温瓯劳动人仲案字〔2017〕第156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仲裁请求已过仲裁时效，裁决驳回程建东所有的仲裁请求。另查明，2014年3月2日，程建东以POS机刷卡消费方式向名士公司交付借款本金700000元。2015年11月5日，程建东从名士公司的客户金蜻蜓公司收取货款700000元。2016年11月4日，名士公司起诉金蜻蜓公司，要求支付货款1249036元。同年11月25日，程建东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田法院）起诉被告名士公司，要求偿还借款700000元及利息损失。青田法院作出（2016）浙1121民初5080号民事判决，判令名士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程建东借款本金700000元及逾期利息。名士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丽水法院），主张程建东领走客户货款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程建东主张领取的货款冲抵工资。丽水法院作出（2017）浙11民终306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程建东收取货款700000元后没有交付给名士公司，根据债权债务相抵销原则，案涉的借款已经清偿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程建东与名士公司存在劳动争议、民间借贷、不当得利等三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该三种法律关系产生的给付性质不同，不能直接产生抵销效果。程建东与名士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后，程建东应当依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行使救济权利。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程建东于2015年2月15日离职，于2017年5月9日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一年。且程建东收取货款后，没有明确告知名士公司货款的处置，而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二审过程中才主张已将该款项用于冲抵拖欠工资。程建东没有提供证据表明从劳动关系终止至申请仲裁期间发生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程建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程建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程建东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程建东提交了与名士公司的法人代表方建中的短信、微信记录，证明2015年11月5日程建东收取货款后已经向方建中说明此款抵扣劳动报酬。名士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尾号为6777的号码确认系方建中所有，但其未收到过该短信。而且从短信内容，也无法证明程建东已经向名士公司告知货款用于抵扣劳动报酬。本院认定如下：名士公司确认尾号6777的号码系其法人代表方建中所有，故可以确认程建东发送短信的事实。但短信内容仅显示“金蜻蜓已收货款70万元整”，并未有款项用途的陈述，故无法证明程建东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依法采信丽水中院（2017）浙11民终306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即程建东收取的货款予以抵扣双方的借款。
本院经审核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双方争议的仲裁时效问题。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程建东与名士公司分别存在劳动关系和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名士公司拖欠程建东劳动报酬，程建东自行从金蜻蜓公司收取70万元货款后认为该款已抵销公司拖欠的劳动报酬，在与名士公司民间借贷的二审案件中程建东亦提出上述抗辩，可见其在用自认可行的方式获取拖欠的劳动报酬。但丽水中院2017年4月17日作出的（2017）浙11民终306号民事判决否定了程建东自力救济的抵销方式，即其主观认知已被法院的生效判决明确否认，丽水中院告知其劳动报酬应另案主张。程建东主张应以上述判决生效之日作为其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节点，理由合理，本院予以采纳。据此，程建东于2017年5月9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名士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未超过法定期限，原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而二倍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程建东主张抵扣的仅系劳动报酬，其一审庭审中亦称因双方关系闹僵，故未向公司提出二倍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故二倍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的时效应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算，其于2017年5月9日对此申请仲裁已超过时效，本院不予支持。程建东与名士公司于2014年2月15日至2015年2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该事实在上述已生效的（2017）浙11民终306号民事判决中已予确认，名士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程建东2014年6月份就已离职，本院不予采纳。名士公司仅支付程建东2014年2月15日至6月份的工资，未依法履行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程建东主张名士公司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拖欠劳动报酬的数额，程建东主张双方约定其年薪为80万元，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名士公司亦予以否认，故本院不予采纳。程建东的月工资应依名士公司自认的15000元/月计算，根据程建东在名士公司的工作时间，其应获得的劳动报酬为180000元（15000元/月×12个月）。名士公司已支付程建东66000元，尚需履行剩余114000元（180000元-66000元）的支付义务。
综上，程建东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4民初4748号民事判决；
二、温州市瓯海名士鞋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程建东工资114000元；
三、驳回程建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被上诉人温州市瓯海名士鞋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宇
审 判 员 邓习军
审 判 员 郑文平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 钟志亮
书 记 员 董丽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