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皖02行初40号
原告范国华，男，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
委托代理人宋贺，浙江近山（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
法定代表人王永辉，该区政府区长。
委托代理人许金凤，弋江区政府马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胡善虎，安徽深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范金龙，男，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系原告范国华之子。
原告范国华认为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弋江区政府）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行为违法，于2016年6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6年10月25日作出判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3月31日因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案于2017年6月27日在本院重新立案后，于2017年7月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范金龙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于2017年8月4日裁定追加范金龙为本案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范国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宋贺，弋江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许金凤、胡善虎以及第三人范金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8月26日，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与原告范国华之子、即本案第三人范金龙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原告范国华诉称，范国华系芜湖市弋江区马塘街道松元行政村松元自然村49号宅基地上房屋的所有权人。2015年5月18日，弋江区政府决定对袁泽桥以东地块集体土地房屋（范国华房屋所属地块）进行征收，并确定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为征收部门，马塘街道办事处为实施单位。2015年8月26日，弋江区房屋征收办公室在未经范国华同意的情况下，将范国华纳入松元自然村49号1户宅基地上房屋所有权人范金龙的家庭成员，并与范金龙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而该协议项下的部分房屋为范国华所有。而且，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应依法先经省级政府批准，但弋江区政府未向被征收人出示省政府的批复，亦未对范国华进行补偿，其征收行为违法。请求判令：1、确认弋江区政府与范金龙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2、将芜湖市弋江区马塘街道松元行政村松元自然村49号宅基地返还与范国华。
范国华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启动袁泽桥以东集体土地房屋征收的通知》（弋政办〔2015〕24号），证明芜湖市弋江区政府在文件中确定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为征收部门，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系在弋江区政府授权下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弋江区政府作为本案被告适格。
2、《芜湖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范国华系单独的一户，征收部门未对其进行补偿，将其纳入范金龙户签订协议不当。
3、芜湖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芜国土信息公开〔2016〕18号-告）及其附件《关于袁泽桥以东地块征收情况的说明》，证明弋江区政府征收集体土地时未经安徽省政府批准。
被告弋江区政府辩称，一、弋江区对案涉房屋征收系落实棚改政策，按照市政府安居工程任务的通知要求进行，且安徽省政府于2016年8月15日批准了该集体土地征收。二、范国华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因签订协议的单位为弋江房屋征收办，弋江区政府非适格被告。三、案涉征收补偿协议履行完毕，对被征收人亦补偿到位。范国华主动搬迁的行为可以表明其对该安置补偿协议是认可的。综上，案涉安置补偿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请求法院驳回范国华的起诉。
弋江区政府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芜湖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范金龙出具的补偿款收条各一份，证明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与被征收人已达成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且双方均已履行完毕。
2、《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解下达2015年我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的通知》（芜政办秘〔2015〕36号）一份，证明弋江区政府的征收系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市政府的部署要求进行。
3、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皖0203民初515号民事裁定，证明范国华就其确认安置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安徽省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芜湖市2016年第3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皖政地〔2016〕902号），证明弋江区政府的集体土地征收业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
5、马塘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2016年第29号芜湖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示照片，证明被告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作出了征地公告及补偿安置方案，并进行了公告。
第三人范金龙未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同原告。
经庭审质证，针对弋江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范国华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范国华系单独的一户，征收部门未对其进行补偿，将其纳入范金龙户签订协议不当。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并非集体土地的征收文件，不能证明其征收集体土地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3无异议，但该案已二审审理终结。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批复作出的时间为2016年8月15日，在弋江区政府进行集体土地征收之后，批复应加盖安徽人民政府公章，而非土地征用审批专用章，批复未附用地红线图，不能确定案涉土地是否在被批准征收的土地的四至范围之内。对证据5有异议，没有在征地现场看到相关材料。
针对范国华提供的证据，弋江区政府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签约主体为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其应为适格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范国华未对拆迁行为提出异议且主动腾房的行为说明对补偿协议是认可的。（2）鉴于农村土地上房屋没有房产证，此次安置补偿采取人口加面积的补偿方案，且该方案已经公示，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被征收人的利益。对证据3无异议，但案涉集体土地的征收已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范国华提举的证据1、3和弋江区政府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范国华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另，弋江区政府在2017年本院第二次审理中提交网络公示信息作为新的证据，但是该信息的发布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系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应当已经收集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不适用可以补充证据的相关规定，本院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18日，弋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马塘街道办事处下发《关于启动袁泽桥以东集体土地房屋征收的通知》，通知载明区政府同意对袁泽桥以东改造地块红线范围内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征收，征收时间为2015年7月2日-2015年9月29日，征收部门为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马塘街道办事处作为实施单位，负责具体实施房屋征收工作。2015年8月26日，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与范金龙（范国华之子）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协议明确了被征收房屋的坐落、结构、折旧、土地性质、用途和建筑面积，约定给付被征收人房屋补偿和其他补偿共计1382778元。协议签订之前范国华已搬离，房屋随即拆除。2015年11月28日，范金龙领取了补偿款1382778元。2016年8月1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向芜湖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芜湖市2016年第3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芜湖市政府在该批次申报的弋江区马塘街道大营社区、松元社区用地范围内，征收农用地32.7379公顷，用于城市建设。2016年8月16日，芜湖市政府作出2016-3、2016-33批次征收土地公告（2016年第29号）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并通过张贴上墙的方式予以公布。
另查明，2016年3月2日，范国华将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范金龙诉至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与范金龙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以该案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范国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一、案涉协议签订时，征收方案已在审批过程中，现安徽省人民政府已批准征收案涉安置补偿协议项下的土地。虽省政府的批复是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之后，弋江区政府征收行为确有不当，但其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应判决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二、补偿方案经过公示，原告及第三人均明知而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在范金龙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案涉房屋内物品均被自行搬离，该补偿安置协议系范金龙自愿履行，房屋已被拆除，其亦领取了补偿款，足以认定范国华对该协议是知情、认可的，故范国华关于案涉安置补偿协议无效的主张违背诚信原则，本院不予支持。三、公告补偿标准与实际执行标准一致，对当事人权益未产生不利影响。四、弋江区政府在其下发的通知明确弋江房屋征收办公室为征收单位，可视为委托，弋江区政府作为本案被告适格。五、安徽省人民政府已经批准案涉集体土地征收，范国华关于弋江区政府返还其宅基地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范国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范国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昭武
审 判 员 蔡 俊
人民陪审员 刘荣霞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郑舒虹
书 记 员 胡小燕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