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保民再终字第48号
抗诉机关：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汪维良，男，1941年2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蠡县。
委托代理人王志林，男，195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保定市农业局干部，住保定市。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蠡县鲍墟乡野陈佐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康统销，系该村党支部书记。
委托代理人康建民。男，195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原村主任，住河北省蠡县。
委托代理人蓝荔，蠡县天平法律�务所法律工作者。
汪维良与蠡县鲍墟乡野陈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野陈佐村委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蠡县人民法院于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作出（2010）蠡民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判后，汪维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作出（2010）保民二终字第0078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汪维良不服，向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2013年5月29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冀检民行抗（2013）53号民事抗诉书，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三年六月四日作出（2013）冀民抗字第5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陈静、赵金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汪维良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志林，被申诉人野陈佐村委会负责人康统销及其委托代理人蓝荔、康建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维良诉称，野陈佐村委会1993年将本村潴泷河西、南两边的土地承包给本村村民，1999年承包该土地的村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4年野陈佐村委会将该宗承包土地强行收回另承包给其他人，侵犯了包括汪维良在内的村民的利益。请求确认汪维良与野陈佐村委会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判令野陈佐村委会返还汪维良承包的河西地东边1亩、西边2亩并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
被告野陈佐村委会辩称，1、汪维良所诉事实不清，诉请的承包地地块不详，没有事实依据，诉请的地块不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内；2、因汪维良所诉不成立，其主张的赔偿不应予以保护。
蠡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3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陆续到期，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各地陆续展开第二轮承包工作。1999年4月原告汪维良与被告野陈佐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野陈佐村委会将土地5.75亩承包给原告汪维良家庭耕种，承包期限30年，自1999年4月至2029年。该合同有被告野陈佐村委会公章和当时法定代表人李某甲的手章以及原告汪维良的手印。该合同附表一载明了土地座落地名和地块亩数，但“其他”一栏中，仅有地亩数0.25亩，而无地块四至。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汪维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潴泷河流经蠡县境内，其中一段途经野陈佐村，该河流经野陈佐村时，在河堤之内河道近岸多年冲刷沉积形成了河滩地，分为潴泷河河西地（简称河西地）和潴泷河河南地（简称河南地）。在2004年之前原告汪维良曾耕种河西地东边一块1亩、西边一块2亩。2003年野陈佐村委会将河西和河南地进行了统一平整改造，统一置办了农用设施，以招投标的方式将上述地块发包给了�民。汪维良认为野陈佐村委会收回其耕种的河西、河南地侵害了其利益。
审理中，原告汪维良称1994年村委会在二轮承包时将土地发包给村民，当时顺利分完村内好地，次地到1995年才发包。由于本村地块不规则，块数多且太零碎，大块地就分别填在合同的前几项空格中，剩余的次地有河西、河南地和自留园折算成好地合0.25亩，就填在合同的“其他”一栏中。
被告野陈佐村委会称，汪维良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其他”包括自留园和该证书第二页四块地超出登记部分的土地。河西、河南地是沙荒地，一直以来被本村村民和外村村民随意占领耕种，该块地不在汪维良的土地承包合同之内，也不在计税范围之内。在平整该土地过程中，没有人出面阻拦，2009年二次发包时也无人提出异议，所以汪维良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蠡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9日到野陈佐村进�了实地调查勘验，本案涉及的河西、河南地经过野陈佐村委会平整改造，现已没有明确的四至。
蠡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诉讼双方诉争焦点为：1、双方所签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2、原告汪维良诉请的河西地是否包含在其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内，被告野陈佐村委会应否返还和赔偿经济损失；3、诉讼时效问题。
关于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根据当时国家政策“再延长30年不变”，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1999年4月原告汪维良与被告野陈佐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在合同书上分别盖章或捺印，合同成立并生效。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主体适格，故原告汪维良请求确认该合同有效予以支持。原告汪维良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关于河西地是否包含在原告汪�良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内，应否返还和赔偿经济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的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本案中，诉讼双方因河西地的收回发生纠纷后，原告汪维良等被收回土地的村民找有关部门反映问题。2007年7月21日，鲍墟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曾就上述问题调查野陈佐村村民并制作询问笔录，被调查村民认为河西和河南地没有填到承包合同中，当时没有打数（计算在内）。2009年3月13日蠡县农业局作为县级主管职能部门就野陈佐村村民反映的问�作出调查报告，调查结果如下：河西、河南的土地在潴泷河内，属于河滩地，野陈佐全村人均1.15亩土地且已达到该数额。从调查取证的情况看，应将河西、河南地视为不在承包经营地之列……经调查野陈佐村河西、河南地不属于家庭承包地，应属村集体机动地，野陈佐村委会的行为没有违反土地承包政策，所反映问题与实际情况不符。
原告汪维良提交的几份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明显低于行政主管机关的调查材料、询问笔录。原告汪维良认为河西地两块共计3亩和自留园折算成好地后是“其他”一栏中的0.25亩。被告野陈佐村委会否认上述说法，原告汪维良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原告汪维良所提其他几份证据亦不能充分证实河西地包含在合同和经营权证书之内。综上，原告汪维良要求被告野陈佐村委会返还河西地并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原告汪维良基于确认合同效力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害提起诉讼，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汪维良、被告野陈佐村委会所签土地承包合同有效；二、驳回原告汪维良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野陈佐村委会承担20元，原告汪维良承担30元。
汪维良上诉称，1、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蠡县野陈佐村位于潴泷河河西、河南500多亩土地，1995年到2004年期间，是承包给村民的承包地，不是荒地，也不是预留机动地。汪维良承包河西3亩土地耕种长达10年，2004年被村委会强行收回。一审法院对以上基本事实并未查清。2、一审判决证据不足。2004年野陈佐村委会强行收回河西、河南承包地后，村民先后向乡政府和县主管部门反映要求解决，现在法院以“原告提交的几份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明显低于行政主管机关的调查材料、询问笔录”为由，确认河西、河南地为村预留机动地。首先，蠡县农业局的调查报告是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书面材料，不属于国家机关公文，是事后形成的，不具有法定证据资格。其次，野陈佐村委会一审提交、庭审中出示、质证的证据3，都是“中共保定市委联系办中共蠡县县委组织部关于野陈佐上访问题的调查报告”，而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2行证3却为“鲍墟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询问野陈佐村民李某乙的笔录和李某乙承包地登记表”，该证据未经质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原告汪维良承包耕种河西地长达10年的事实，有当时分地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地亩册、小队分地人、生产队分地明细、邻地证人、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判决证据不足。3、一审法院判决不符合当时预留机动地5%的政策和国家现行法律。1994年野陈佐村委会土地承包前，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村委会预留机动地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面积的5%。《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案实施前已经预留机动地的、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面积的5%。不足5%的，不得再增加机动地。本法实施前未留机动地的，本法实施后不得再留机动地”。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一审一是主张河西河南地是机动地，二是主张不是计税地即荒地。如是荒地，该村委会平整土地合法，但500多亩折合成好地304.5亩不算做计税数内，村计�亩数为1977.5亩，人均纳税亩数才有1.07亩，显然与人均1.2375亩及交税和领取补贴的1.2亩差距很大；另如河西、河南地为机动地，预留机动地比例高达25%，远远超过5%的规定。所以，荒地和机动地都难以自圆其说。野陈佐村共有2840亩土地，当时村委会预留机动地为：村西北大地一块儿，村北药园一块儿，村东现教学楼东边一块儿，村东南与鲍墟交界处一块儿，村南窑坑一块儿，共五块儿约150亩，基本符合当时的政策和法律，也是事实。4、一审法院以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为依据，等于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乡政府或县土地主管部门负责处理该项纠纷，不服的可以诉讼，法院应调查案件事实、审查证据，公正审判，发挥审判机关定纷止争、执法为民的作用。请求撤销原判，依法予以改判。
野陈佐村委会答辩称，1、一审判决正确，汪维良�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汪维良主张河西、河南地是承包地，登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其他”一栏，但其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河西、河南的沙滩地是承包地。河西、河南地是潴泷河流经野陈佐村，在河堤内多年冲刷形成的沙滩地，是荒地，一直被本村村民和外村村民随意占领和耕种。在国家实行土地承包政策后，因该宗地荒凉，是河滩地，没有列入承包地的范围，因此该地也不在计税范围。即使是在村委会对该地进行平整和改造后，也没有列入计税范围，故该地不在承包合同内。一审过程中，野陈佐村委会提供的蠡县农业局就该村村民反映问题作出的调查报告，充分证实该宗地不在承包经营地之列，而上诉人汪维良一审提供的证据无法推翻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提供的证据，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的河南地不在承包合同内正确的；2、承包时村预留机动�是150亩左右，河西、河南地是沙荒地，不是机动地，没有违反国家政策和法规；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双方为河西地发生纠纷后，上诉人汪维良等人曾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蠡县农业局和鲍墟乡政府进行了调查并作出结论，一审法院依据该结论定案，没有不妥之处。
本院二审查明，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汪维良申请证人李某乙出庭，证实1994年李某乙家分到了河西、河南地共0.16亩。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人出庭说的很模糊，当时村里是分配了这些地，但这不是承包地，只是可以种，分和承包不是一个概念，其证明和以前的询问笔录不矛盾。同时上诉人汪维良提交了保定市农业局保农字（2010）195号《保定市农业局关于蠡县鲍墟乡野陈佐村土地承包涉及有关政策问题的答复》，并经当庭质证。保定市农业局答复载明“1999年4月野陈佐村二轮土地延包与农户签订合同时，农户合同所标示土地面积中没把该村河西、河南部分家庭承包地计入合同面积，属于发包方（即村委会）实施发包时不规范的操作行为，这部分土地确应属于该村的家庭承包地，不应该认定为村机动地”。证实野陈佐村二轮土地承包地的实际面积中，也包括该村河西、河南未填入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部分土地。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答复只是对村民的问题进行核实，没有对村委会进行调查，被调查人都是上诉人汪维良一方提供的证人，是单方的，不是最后结果，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提交鲍墟乡纪委对野陈佐村村民单振国的询问笔录，证实2001、2002年两年，单振国在河套开荒地100亩左右，花费17000多元，2003年被村里收回，后经统一重新承包10亩，补偿其费用5000元。上诉人汪维良称1994年野�佐村分完村内好地，次地1995年才发包。次地包含河西、河南地和自留园，折算成好地合0.25亩，填在土地承包合同的“其他地”一栏中。当时都是按照二亩折成一亩计算的，其他4名与汪维良同时被收回土地的村民也持同样说法。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分别于2003年6月24日、6月25日召开村委会，于2003年6月28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收回并平整河西、河南沙荒地。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提交的2003年6月24日村委会会议记录载明：“村主任康建民，对03-04年的工作提出以下方案……4、因河西与河南的沙荒地每家都有1、2分地，我们村干部要对分地时的各队参与人员问明情况，看是不是在国家计税面积之内，如不在计税面积之内，由村委会全部收回。如在计税面积内，平整好后根据每人0.18亩重新分给村民，剩余的土地再另行承包。对于以上的工作方案，村委会干部全部�意”。2003年6月25日的村委会记录载明：“村委主任康建民代表村委会提出以下几个工作方案……4、平整河西、河南沙荒土地，承包村西北、东南角大坑。村委会通过走访各小队队长，证实了河西、河南的土地不在计税面积内。决定购买推土机一台。收回河西、河南的沙荒地，进行全面平整，解决无井、无电、靠天收的现状，平整完后，另行承包……对于村委会的工作方案，到会的两委干部全部同意，并支持以上的工作方案”。2003年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载明：“……4、平整河西、河南沙荒地。因河西、河南的沙荒土地，靠天吃饭，无法耕种，沙包大的有几米高，无井，无电，两委干部通过走访原生产队的队长，确定河西、河南的土地不在国家计税面积后，决定收回河西、河南的土地，购买推土机，进行平整，后另行承包。到会的村民代表，全体举手通过此决定”�之后，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平整后的土地发包给村民至今。上诉人汪维良称，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一审提交、庭审中出示、质证的证据3，都是“中共保定市市委联系办中共蠡县县委组织部关于野陈佐村上访问题的调查报告”，而原审判决书第3页第2行证3却为“鲍墟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询问野陈佐村村民李某乙的笔录和李某乙承包地登记表”，显然未经质证。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辩称，由于组织部的内部公文是复印件，在庭审时就没有作为证据出示。一审庭审记录载明：“提交访问笔录两页及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用以证实河西、河南的地不在承包之内。原告发表了质证意见”。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同。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讼争的河西地是不是家庭承包地，是否包含在诉讼双方所签的土地承包合同“其他地”一栏中。上诉人汪维良称1994年分完村内好地，次地1995年才发包。次地包含河西地和自留园，折算成好地合0.334亩，填在土地承包合同的“其他地”一栏中，当时都是按照二亩折成一亩计算的，其他4名与汪维良同时被收回土地的村民也持同样说法。但是按照这个计算方法将几名被收回土地的村民当初所分到的河西、河南地折算后却与其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其他地”一栏所登记的面积不符。上诉人汪维良当初分到的河西地共3亩，折算出来应是1.5亩，但土地承包合同“其他地”一栏只登记了0.25亩。其他被收回土地的村民也同样是这个情况。显然讼争的河西、河南地包含在诉讼双方所签的土地承包合同“其他地”一栏中的说法站不住脚，也就是说讼争的土地没有列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即讼争的河西、河南地不是家庭承包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二十五条“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享有法律赋予的管理、教育、服务本村集体内村民的权利和义务，野陈佐村村民代表会议有权研究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这些事项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其中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方案。野陈佐村委会分别于2003年6月24日、6月25日召开村委会，于2003年6月28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收回并平整河西、河南沙荒地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汪维良要求判令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返还其承包的河西、河南地并赔偿其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一审法院认定河西、河南地不属于家庭承包地正确。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提交的蠡县农业局的《关于野陈佐村村民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和二审过程上诉人汪维良提交的保定市农业局《关于蠡县鲍墟乡野陈佐村土地承包涉及有关政策问题的答复》中关于河西、河南地的说法不一，也非民法意义上的权属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河西、河南地真正性质的依据。被上诉人野陈佐村委会一审证据交换时，提交的证据3是“中共保定市市委联系办中共蠡县县委组织部关于野陈佐村上访问题的调查报告”，没有在一审过程中作为证据出示，而当庭提交了鲍墟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询问野陈佐村村民李某乙的笔录和李某乙承包地登记表，符合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上诉人汪维良未提出异议，并当庭发表质证意见，因此上诉人汪维良称此份证据未经质证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汪维良负担。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汪维良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诉争的河西地是家庭承包地。首先，李某甲和康某甲证言的证据效力高于现任村委会的陈某某，应予采纳。其次，保定市农业局答复的证据效力高于蠡县农业局调查报告，应予采纳。保定市农业局答复有农业税征收台账和2005年直补明细表、村务公开档案等予以佐证，而蠡县农业局调查报告与现任村委会二审中主张河西、河南地不是机动地而是开荒地的说法相互矛盾。再次，有证据证明关于汪维良对“其他地”承担了三提五统和农业税。从农业税征收台账和2005年直补明细表来看，汪维良的计税土地为6亩，大于承包合同中的5.75亩土地，显然汪维良对“其他地”也领取补贴和承担农业税。此外，保定市农业局答复中也显示河西、河南地“一直承担着三提五统和农业税负担”。最后，汪维良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诉争的河南地包括在土地承包合同“其他地”一栏中。2、原审以诉争土地的实际面积与承包合同记载面积不一致为由驳回汪维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申诉人汪维良土地承包合同中“其他地”为0.25亩，实际耕种的河西、河南地面积共3亩，折算后合1.5亩，该面积出入是由地块的特殊位置和测量误差造成的；原审以村委会会议决定为证驳回申诉人汪维良的主张，证据不足。正因村委会收回汪维良的承包地才引发了本案纠纷，村委会会议记录并不能证明该地块不属家庭承包地。
本案再审过程中，汪维良申诉称，1999年4月，野陈佐村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野陈佐村委会与汪维良签订的家庭承包合同中，将本村河西、河南地写在了合同“其他”栏中。该栏中数字是由旱地、次地、易滚动的地折成的水浇地的数字。当时按2亩次地折成1亩好地并按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给村民，各户始终按每人1.2377亩承担着“三提五统”和农业税义务。野陈佐村委会在没有任何政策依据的情况下，于2003年强行收回了本村河西、河南家庭承包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野陈佐村委会归还汪维良河西承包地3亩。
野陈佐村委会答辩称，本案诉争的河西、河南地不在承包经营权计算面积之内，不是家庭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承包地，并且一直无人耕种，村委会予以开发没有任何错误，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公平公正。汪维良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取得不合法，无论真假都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征得各方当事人的同意，确定本案的审理重点是：汪维良主张的土地是否在其与野陈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围内。
围绕审理重点，汪维良在原一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汪维良与野陈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发包方处加盖野陈佐村委会印章）及蠡县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承包期限1999年-2009年；承包土地情况：堤西1.9亩，村北1.8亩，村南1亩，村北0.8亩，其他0.25亩；承担任务登记表：责任田5.75亩，农业税61.85，村提留76.2，乡统筹176.05，税费合计314.1，现有人口5人。用以证明本案涉及的河西地包含在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书的“其他地”一栏内；2、2009年12月15日李某甲、康某甲联合署名的“关于河西、河南责任田的说明”一份及一审庭审时李某甲、康某甲的出庭证言，证明内容主要为：二人在野陈佐村担任村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期间，1994年将河西地和河南地以原生产队为单位分到村民名下，村里没有留过这些地为机动地。1999年第二轮承包时在1994年承包地的基础上将河西、河南地分列到合同书“其他地”一栏内；3、2010年4月9日汪ＸＸ、4月10日单孟库、汪ＸＸ书面证明材料及一审庭审时汪ＸＸ的出庭证言，大致内容为，汪ＸＸ给汪维良他们分的地，汪维良分得河西地西边一块2亩，东边1亩，每亩种花生产量大约300斤左右，本案涉及的河西地在承包证书上包括着；4、分河西、河南地时的地亩册，载明各生产队河西、河南地亩数、长、宽。用以证明1994年野陈佐村委会要给村民分河西、河南地（汪维良称该证来源于原村委会会计康木光）；5、农业税征收台帐和2005年直补明细表，用以证明本案涉及的河南地是纳税地，也是直补地，其中汪维良计税土地6亩；6、2003年8月13日野陈佐村村务公开档案复印件一页，载明：全村总人口1844人，税率5.5%，全村计税面积2282亩，全村年税赋总额85849元，常年产量500公斤，年人均税赋45.14元，计税价格1.14元，年亩均税赋37.62元。用以证明分地时野陈佐村的人均土地数。
野陈佐村委会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承包合同书上村委会公章的真假无法确定，对承包经营证书无异议，但证书和合同都是1999年签的，不是1994年签的，承包合同没有法律效力；对证据2的证人李某甲、康某甲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证人陈某某的只是一种认为的事实，所述河西、河南地是纳税地不是事实；对证据3汪ＸＸ等人证明材料及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河西地包括在经营证书范围内；证据4“地亩册”来源于康木光，康木光系与汪维良共同起诉野陈佐村委会的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没有具体位置，与经营权证书内容无关联性；证据5台账和明细表与“其他地”无关联性；证据6村务公开档案系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
围绕审理重点，野陈佐村委�在原一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一审庭审时证人单某某、康某乙、康某丙、康某丁的出庭证言，证称：单某某、康某乙、康某丙系村民代表，本案涉及的河西、河南地不在土地承包合同内，不是计税地，平整该土地时经过村民代表讨论，并且在2004年平整河西、河南地时也无人出面阻拦和提出异议；2、2009年3月13日蠡县农业局关于野陈佐村民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加盖蠡县农业局印章），载明：我局组织人员成立了调查组，就野陈佐村民反映的该村党支部、村委会强行收回河西、河南承包地进行二次承包的问题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如下：河西、河南的土地在潴泷河内，属于河滩地，从野陈佐村二轮承包经营证书看，全村人均1.15亩，每户承包的有具体坐落的地块亩数加上村南园子地之和已经达到人均1.15亩的承包总亩数。另从调查取证的情况看，应将河西河南地视为不�承包经营土地之列，应属村集体机动地；3、2007年7月21日鲍墟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野陈佐村村民李某乙的询问笔录和李某乙承包地登记表，李某乙在询问笔录中称，野陈佐村最后一次动地是1990年，是其和李五辰、木光等几个人分的，二轮土地承包时只签了个合同，没有另分地。河西河南地没有填到承包合同中，当时没有打数。李某乙承包土地登记表载明，三节地1.74亩，沟南3.156亩，刘坟1.2亩，其他0.804亩；4、2009年10月7日野陈佐村承包地发包实施方案（加盖野陈佐村委会印章并经鲍墟乡人民政府盖章同意）和2003年6月24日野陈佐村委会全体干部、25日野陈佐村两委全体干部、28日野陈佐村两委全体干部、全体村民代表会议的三份会议记录，其中会议记录载明：村委会通过走访原生产队队长，证实了河西、河南的土地不在计税面积，决定购买推土机一台，收回河西、河南的沙荒地，进行全面平整，解决无井、无电、靠天收的现状。平整完后另行承包。以上事项由野陈佐村两委全体干部、全体村民代表一致通过并决定。用以证实平整河西、河南土地及招、投标情况是合法的，同时经过了乡党委批准，河西、河南地不在承包经营权之内；其中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上村民代表签字人有单某某、康某丙、康某乙；5、光盘一张，系2004年平整本案涉及土地的录像；6、2009年4月9日全体村民代表联合证明、村民代表及村民联名书，村民代表联合证明载明：河西、河南地不在承包计税面积之内，也不在承包经营权证书所写的“其他”一栏中，该土地经村委会平整由荒地变成水浇地后另行承包给村民，收的承包费用于给村里打井、修路、开发荒地；村民代表及村民联名书载明：河西、河南地不在计税面积和承包经营权证书内。
汪维良对以上证据的�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四名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证据2蠡县农业局的调查报告不是公文，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是事后形成，不属于书证和证言，不具有法定证据资格；证据3李某乙询问笔录及其承包土地登记表只是他人对争议事项的看法，不具有书证的特点；证据4承包方案、会议记录、证据5光盘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6联合证明不具备证据的法定形式，不应采信。
汪维良在原二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1、李某乙出庭证言，李某乙称承包合同本上没有填写河西、河南地，其余内容与本院二审查明一致；2、2010年10月18日保定市农业局保农字（2010）195号《保定市农业局关于蠡县鲍墟乡野陈佐村土地承包涉及有关政策问题的答复》，载明：“一、根据蠡县农业局的调查和李忠义等村民所提供的野陈佐村村务公开原始材料，该村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于1999年4月签订，合同所登载的家庭承包地面积为人均1.141亩。但根据该村原党支部书记康某甲、原村委会主任李某甲二人2009年12月15日提供的证明证实，陈佐村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以该村1994年调整土地为基础填写的，各户家庭承包地的面积、地块均未改变。其中1994年调整土地时，该村在本村“稻子方”北头、村北、村东南留机动地100多亩，其余地都以原生产队为单位分配到全体村民。该村当时在潴泷河河西、河南的土地分别分到各农户后，各承包户一直承担的国家“三提五统”的负担义务。因此1999年4月该村二轮土地延包与农户签订合同时，农户合同所标示的土地面积中没把该村河西、河南部分家庭承包地计入合同面积，属于发包方（即村委会）实施发包时不规范的操作行为，这部分土地确应属于该村的家庭承包地，不应该认定为村机动地。二、关于野陈佐村二轮家庭土地承包面积的认�。根据野陈佐村2003年8月13日公示的《村务公开档案》证实，当时该村总人口为1844人，全村计税面积2282亩，农民人均纳税面积为1.2377亩。同时查明，该村历年所发放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中，农户也是按人均1.2亩的家庭承包地面积计发的。据此判定，野陈佐村二轮土地承包地的实际面积中，也包括该村河西、河南未填入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部分土地……三、意见和建议。（一）由蠡县农业局会同鲍墟乡人民政府，对野陈佐村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实际承包面积予以重新核实，未计入农户承包合同的，补签到合同之中……”；3、蠡县农村税费改革计税土地测算明细表（加盖野陈佐村委会及蠡县鲍墟乡人民政府印章，无汪维良姓名）及税负改革进户统计表（加盖野陈佐村委会及蠡县鲍墟乡人民政府印章，无汪维良姓名）。
野陈佐村委会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某乙证言的质证意见同二审本院查明内容一致；证据2保定市农业局的答复最后的意见和建议只是建议蠡县农业局对实际承包面积进行核实，该答复没有对村委会进行调查，被调查人都是汪维良一方提供的证人，是单方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3无异议。
本次再审庭审中，汪维良提交如下证据：1、2012年12月3日蠡县鲍墟乡财政所出具证明的一份，载明：自从实行粮补以来，我乡野陈佐村计税面积一直为2328亩，始终没有变动；2、2013年1月18日鲍墟乡人民政府通告一份，野陈佐村村民要河西、河南地户的签单。
野陈佐村委会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中涉及的土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是这个面积，第一轮承包不包括河滩地，所以这一部分土地也不包括河滩地。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
汪维良在原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据1中的汪维良与野陈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发包方处加盖野陈佐村委会印章，有汪维良的签字，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蠡县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系国家行政部门依法颁发，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但该两份证据并未注明本案涉及的河南地包含在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书内；证据2李某甲、康某甲的出庭证言虽然证明1999年第二轮承包时将河西、河南地分列到承包合同“其他地”一栏内，但该两份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系孤证，对该两份证言不予认定；证据3汪ＸＸ等人的书面证明材料及出庭证言不能证明本案涉及的河西地在承包合同范围内；证据4地亩册、证据5农业税征收台帐和2005年直补明细表虽载明汪维良计税面积为6亩，大于承包经营证书中的5.75亩，但该证据无法证实多出的亩数即是本案涉及的河西地，也无法证实河西地包含在承包经营合同中；证据6野陈佐村�务公开档案系复印件无原件，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
野陈佐村委会在原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据1系单某某、康某乙、康某丙、康某丁的出庭证言，根据证据4中野陈佐村两委全体干部、全体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单某某、康某乙、康某丙三人系村民代表，该三人作为决定全村重要事务会议的参加人，其证言内容与证据3李某乙的询问笔录、证据4中三份会议记录、证据6全体村民代表联合证明、村民代表及村民联名书内容相互印证，故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蠡县农业局的调查报告系经过调查取证并依据野陈佐村二轮承包经营证书作出，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中的李某乙承包地登记表、证据4中的野陈佐村承包地发包实施方案、证据5光盘与本案无直接法律关系。
汪维良在原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据1系李某乙出庭证言，李某乙称承包合同本上没有填写河西、河南地，其证言与一审中野陈佐村委会提供的证据3李某乙证言并不矛盾；证据2系保定市农业局的答复，从内容看该答复主要依据了汪维良等人提供的野陈佐村村务公开材料（即汪维良在原一审中提交的证据6）及康某甲、李某甲的证明（即汪维良在原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且该答复也认可野陈佐村河西、河南未填入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答复中的“据此判定，野陈佐村二轮土地承包地的实际面积中，也包括该村河西、河南未填入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的部分土地”属于一种推定，该答复的最终处理意见和建议为“对野陈佐村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实际承包面积予以重新核实”，综合分析以上内容，该答复并没有确定的结果，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涉及的河南地包含在汪维良与野陈佐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内的证据；证据3土地测算明细表及税负改革进户统计表与本案无直接法�关系。
本次再审庭审中汪维良提交的证据，证据1蠡县鲍墟乡财政所出具的证明、证据2鲍墟乡人民政府通告、野陈佐村村民的签单均与本案无直接法律关系。
经再审认定的证据，可证明的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首先，李某甲和康某甲的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保定市农业局的答复，主要依据了汪维良等人提供的材料，且该答复也认可野陈佐村河西、河南未填入家庭土地承包合同，该答复的最终处理意见和建议为“对野陈佐村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实际承包面积予以重新核实”，并没有确定的结果，因此，该答复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涉及的河西地包含在汪维良与野陈佐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内的证据；卷宗中汪维良提交的农业税征收台账和2005年直补明细表不能证明本案涉及的河西地包含在承包经营合同中。综合分析以上事实，汪维良未能提交确实充分证据证实本案涉及的河西地包含在其与野陈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内。
其次，依据汪维良本人的陈某某，“次地包含河西地和自留园，折算成好地合0.25亩，填在土地承包合同的“其他地”一栏中。当时都是按照二亩折成一亩计算的”。事实上汪维良与野陈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其他地”为0.25亩，汪维良实际耕种的河西、河南地面积共3亩，折算后合1.5亩，远远超过承包合同“其他”一栏中标明的地亩数。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称“该面积出入是由地块的特殊位置和测量误差造成的”属于主观推定，无确实充分证据予以支持。
第三，本案原审并未仅仅依据野陈佐村委会的会议记录驳回汪维良的主张，而是依据本案涉及的承包合同及承包证书，结合野陈佐村委会会议记录、蠡县农业局的调查报告等证据材料，认定了本案涉及的河南地不在承包合同范围内，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称“原审以村委会会议决定为证驳回申诉人汪维良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0）保民二终字第0078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爱厂
代理审判员 谷 莉
代理审判员 王志强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