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商再提字第00005号
抗诉机关：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耿其滨，男，196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苏州拓新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长三角钢材市场内。
法定代表人：肖傅龙，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朱鹏，男，198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申诉人耿其滨因与被申诉人苏州拓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新公司）、一审第三人朱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商终字第429号民事判决，向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苏检民（行）监[2014]3200000008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4）苏审三商抗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尚可泉、杨帆出庭。申诉人耿其滨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拓新公司、一审第三人朱鹏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耿其滨与拓新公司2010年12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12.30协议”）不是真实的股权转让，缺乏证据证明。（一）“12.30协议”由耿其滨与拓新公司双方签字，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耿其滨有权依据该协议向拓新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二）拓新公司辩称“12.30协议”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与朱鹏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二审中拓新公司自认该协议系双方伪造。上海广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睿公司）与上海中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吉公司）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只能证明吉平、耿其滨与朱鹏2010年12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12.29协议”）系朱鹏受中吉公司委托收购南京金建置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建公司），无法证明订立“12.30协议”是为履行“12.29协议”。由于拓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12.30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原二审判决以“12.30协议”不符合常理为由认定该协议不是真实股权转让协议，明显依据不足。
耿其滨申诉称，（一）一审诉讼主体错误。一审法院追加朱鹏为第三人没有事实根据。朱鹏在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相城法院）和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表明朱鹏只是拓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二）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12.29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自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但丙方广睿公司至今未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该协议不生效，也未得到任何一方实际履行，是无效协议。2.委托代持股协议是后补的虚假协议，系拓新公司与朱鹏伪造。3.“12.30协议”由南京市工商局鼓楼区分局确认并登记在册。该协议已经苏州相城法院（2011）相商初字第0493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0493号调解书）确认并履行。4.耿其滨办理债权债务公证声明依据的是工商部门规定，而不是按“12.29协议”约定。综上，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耿其滨的一审诉讼请求。
耿其滨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其是金建公司发起人、股东。2010年底，拓新公司经朋友介绍要求购买金建公司，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拓新公司以9.6万元受让金建公司19.2%股权，双方按约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但拓新公司未按约在5月15日付款，请求判令拓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9.6万元。
拓新公司一审辩称，与耿其滨并不相识；股权转让是朱鹏和耿其滨的事，与拓新公司无关；朱鹏借陈明胜、郑仙宝、郑寿喜、江陈库和拓新公司的名义与吉平、耿其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朱鹏要求直接去工商局签订。并提交朱鹏与陈明胜、江陈库、郑寿喜、郑仙宝、拓新公司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予以证明。委托持股协议载明，委托方为朱鹏，受托方为陈明胜、江陈库、郑寿喜、郑仙宝、拓新公司，主要内容为：委托方朱鹏因私人原因暂不方便作为工商登记的股东，朱鹏与受托方陈明胜、江陈库、郑寿喜、郑仙宝、拓新公司共五位成员通过友好协商，同意由朱鹏出资25万元收购金建公司的全部股权，但股权由受托方各成员代为持有，在南京市鼓楼区工商局办理工商股权转让手续，其中，陈明胜任法人，持股30%；江陈库持股10%；郑寿喜持股20%；郑仙宝持股15%；拓新公司作为公司股东，持股25%。委托方作为出资人自愿委托受托方作为金建公司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受托方各成员自愿接受委托方的委托，以自己名义在南京市鼓楼区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不享有股东权利。委托方与受托方各成员的此项委托关系为免费委托，受托方各成员无权就此委托事项向委托方收取报酬。
朱鹏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准许。
一审法院查明，金建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17日，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吉平、耿其滨，吉平出资32.9万元，耿其滨出资17.1万元。
2010年12月29日，甲方吉平、耿其滨与乙方朱鹏签订“12.29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将金建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含全部股权收购）250888元；协议签订后，乙方付转让价的10%即25089元作为定金，甲方收到定金后，需配合乙方到当地公证处进行债权债务的公证声明，公证费和执照变更相关工本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拿到工商营业执照，甲方将公司相关文件资料移交给乙方，乙方付转让价的60%即150533元；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银行过户全部办理完毕后，乙方付转让价的25%即62722元；2011年3月通过南京工商局年检时，乙方付清全部余款即转让价的5%即12688元；甲方的债权债务须由国家公证机关出具公证声明书；本合同一经签订，不得向任何第四方泄露股权转让信息，也不得再与任何第四方接洽金建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付款账号：耿其滨，农业银行江宁支行卡子门分理处95×××19。
当日，江苏省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对耿其滨、吉平就金建公司债权债务处理的声明作出（2010）宁石证经内字第18540号公证书。该声明主要内容为：我们系金建公司股东，在转让前声明如下：金建公司至2010年12月29日止，工商年检正常，税务缴纳清楚，无欠税漏税；对外无债权债务，无担保，无抵押；银行无黑户，无不良纪录；2010年12月29日之前，金建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我们二位股东承担。
当日，吉平收到朱鹏支付的现金25090元，向朱鹏出具收条。
2010年12月30日，耿其滨与拓新公司签订“12.30协议”。协议约定：耿其滨将持有的金建公司股权中的9.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9.2%）以人民币9.6万元转让给拓新公司，拓新公司于2011年5月15日前将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耿其滨支付股权转让款；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金建公司的股东身份发生置换，耿其滨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拓新公司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
同日，金建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选举陈明胜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免去吉平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选举郑寿喜为公司监事，免去耿其滨公司监事职务；同意吉平将30%股权（金额为15万元）转让给陈明胜，将10%股权（金额为5万元）转让给江陈库，将2.8%股权（金额为1.4万元)转让给拓新公司，将20%股权（金额为10万元）转让给郑寿喜，同意耿其滨将15%股权（金额为7.5万元）转让给郑仙宝，将19.2%股权（金额为9.6万元)转让给拓新公司。
2011年1月17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鼓楼分局核准金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吉平变更为陈明胜，股东由吉平、耿其滨变更为吉平、拓新公司、郑仙宝、江陈库、郑寿喜、陈明胜，其中吉平认缴出资1.5万元，拓新公司认缴出资11万元，郑仙宝认缴出资7.5万元，江陈库认缴出资5万元，郑寿喜认缴出资10万元，陈明胜认缴出资15万元。
2011年1月18日，朱鹏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向耿其滨银行账户（卡号为95×××19）汇款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应体现当事人真实意思。同一案件中存在数份股权转让合同，判断哪一份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能简单拘泥于股权转让合同及其文字表述，而应综合考查当事人的订约行为、履行行为等情况进行甄别，认定其效力。本案中，耿其滨虽与拓新公司订有“12.30协议”，但综合该协议履行情况以及朱鹏付款等情形，能够认定耿其滨与朱鹏之间就诉争股权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拓新公司仅受朱鹏委托代持股。理由是：（一）从协议履行看，“12.29协议”签订当日，吉平、耿其滨就去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对金建公司债权债务状况作了公证声明，该行为与“12.29协议”约定一致。且“12.30协议”签订后，拓新公司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由朱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说明耿其滨与朱鹏所履行仍是“12.29协议”；（二）“12.29协议”明确约定不得向任何第四方泄露股权转让信息，不得与任何第四方接洽金建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耿其滨再将股权转让给拓新公司，明显与“12.29协议”约定不符；（三）拓新公司与耿其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即与朱鹏签订代持股协议，且代持的份额与其与耿其滨所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份额一致，进一步证实拓新公司只是代朱鹏持股。综上，“12.30协议”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签订，耿其滨与拓新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耿其滨要求拓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耿其滨的诉讼请求。
耿其滨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并提交中吉公司与广睿公司2010年12月27日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复印件，据以证明朱鹏的身份系中介，陈明胜、拓新公司等才是金建公司真正的股权受让人，一审判决认定拓新公司替朱鹏代持金建公司股份系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二审还查明：
（一）2010年12月30日，吉平、耿其滨分别与陈明胜、江陈库、郑寿喜、郑仙宝、拓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吉平、耿其滨在金建公司97%的股权转让给陈明胜、江陈库、郑寿喜、郑仙宝、拓新公司等五方，转让款合计48.5万元。
（二）2010年12月27日，中吉公司与广睿公司签订居间服务合同，委托广睿公司收购金建公司全部股权。双方约定，最终广睿公司交给中吉公司的公司应为注册资本10050万元，经营地址在苏州市境内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该合同甲方落款处有陈明胜签名、中吉公司盖章，乙方落款处有朱鹏签名、广睿公司盖章。
2010年12月28日，广睿公司收到中吉公司交纳的金建公司转让订金10万元，向中吉公司出具收据。2010年12月30日，广睿公司收到中吉公司交纳的第二期金建公司股价款55万元，并向中吉公司出具收据。
（三）2011年8月25日，朱鹏作为拓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苏州相城法院（2011）相商初字第0493号吉平诉拓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以下简称0493号案件）调解。朱鹏确认结欠吉平股权转让款属实，要求与吉平协商解决。
（四）二审中，陈明胜到庭陈述：陈明胜为中吉公司法定代表人，朱鹏为广睿公司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中吉公司委托广睿公司购买金建公司股权。双方约定，朱鹏需将金建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至10050万元，将金建公司转移至苏州并办妥金融许可证后，中吉公司再向其购买。之所以签订“12.30协议”，是因为朱鹏要借用陈明胜等五方名义，以免以后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陈明胜等五方与耿其滨、吉平并不认识。朱鹏与陈明胜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是2010年12月30日之后签订的。
耿其滨确认，“12.30协议”签订前，吉平、耿其滨与陈明胜、拓新公司等五方从未有过联系。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12.29协议”与“12.30协议”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应综合两份协议签订的时间顺序、各方当事人的履行行为以及中吉公司与广睿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等事实进行认定。
从本案相关协议的签订和履行过程看，中吉公司与广睿公司签订居间服务合同后，朱鹏与吉平、耿其滨签订“12.29协议”。当日，朱鹏按约支付了定金，吉平、耿其滨也按约进行了债权债务公证。次日，耿其滨与拓新公司签订“12.30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1年1月18日，朱鹏向“12.29协议”约定的耿其滨账户支付10万元。从上述协议签订和履行过程看，“12.29协议”系朱鹏为履行广睿公司与中吉公司的居间服务合同而与吉平、耿其滨签订。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得到了吉平、耿其滨与朱鹏的实际履行。耿其滨称该协议因一方未盖章故未生效、且未实际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从吉平、耿其滨分别与拓新公司等五方签订“12.30协议”的过程看，该六份协议约定的转让总价高于“12.29协议”价款近一倍，与金建公司的注册资本相当，但双方在签订协议前却从未见面协商，与常理不符。拓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委托持股协议的落款时间虽为2010年12月27日，但陈明胜在二审中陈述该协议是在“12.30协议”签订之后所签，结合居间服务合同及“12.29协议”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可以认定，拓新公司签订“12.30协议”不是代朱鹏持股，而是作为“12.29协议”标的物的实际接收人，为协助履行“12.29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所签，故耿其滨以“12.30协议”主张拓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依据。朱鹏在苏州相城法院0493号案件中作为拓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处理纠纷，与居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相符，因该案股权转让款未超出“12.29协议”约定的价款，朱鹏在调解中予以确认，符合常理。但朱鹏在调解中所作陈述不能直接构成对本案的事实自认，故耿其滨据此要求拓新公司按“12.30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耿其滨与拓新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耿其滨以“12.30协议”向拓新公司等主张股权转让款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耿其滨提出朱鹏不应列为本案第三人，因朱鹏系“12.29协议”的一方，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通知朱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耿其滨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相同。再审另查明：
（一）“12.29协议”台头为：甲方金建公司，乙方朱鹏，丙方广睿公司。该协议主要内容除一审表述外，还有以下内容：丙方接受甲、乙双方委托，就乙方收购甲方全部股权事宜向乙方提供相关信息并最终促成对甲方股权的收购；完成甲、乙双方委托事项，促成乙方收购股权，为丙方义务；本协议共三页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自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处有吉平、耿其滨签名，乙方处有朱鹏签名，丙方处无签名盖章。
（二）2010年12月30日，吉平、耿其滨作为转让方，分别与陈明胜、江陈库、郑寿喜、郑仙宝、拓新公司就金建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订有六份“12.30协议”。该六份协议，除转让的股权份额不同外，其余内容与一审查明的耿其滨与拓新公司所订协议完全一致。陈明胜、江陈库、郑寿喜、郑仙宝、拓新公司受让的份额与当日金建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一致。依据上述六份协议，吉平、耿其滨共计转让金建公司97%股份，转让款合计48.5万元。
（三）本次纠纷系吉平、耿其滨依据“12.30协议”分别起诉陈明胜、郑寿喜、江陈库、郑仙宝、拓新公司，共计五个案件，一、二审法院进行合并审理。
（四）吉平、耿其滨不持有六份“12.30协议”中任何一份原件。耿其滨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交的“12.30协议”系复印件，复印于工商档案资料。该协议文本为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制的格式条款。
（五）中吉公司与广睿公司所订居间服务合同，主要内容除二审表述外还有以下内容为：1.广睿公司受中吉公司委托收购金建公司全部股权并提供相关信息最终促成中吉公司股权收购；2.广睿公司应完成的受托事项为：金建公司所有股权、董监事、章程、工商、代码、税务、银行、增资、迁移住址、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格审批等，最终交给中吉公司的金建公司需为注册资本10050万元、经营地址在苏州市境内的融资性担保公司；3.股价款、佣金及付款方式为：（1）金建公司股价款是指注册资本10050万元、经营地址在苏州市境内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转让款，金额为130万元；（2）股价款付款方式为：协议签订后付10%定金即13万元；在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时付40%即52万元；金建公司地址迁移至苏州境内中吉公司指定地址时付10%即13万元；增资完毕付20%即26万元；2011年3月审批通过后付20%即26万元。（3）佣金5万元，中吉公司在广睿公司办理完股权转让手续后、迁移地址前时支付。
（六）二审法院卷宗记载：2012年5月16日，陈明胜、耿其滨共同接受二审法院询问。陈明胜陈述：委托持股协议是在2010年12月30日之后签的；之所以要签这个协议，是因为根据中吉公司与广睿公司约定，金建公司在未完成迁址苏州、注册资本未达到一个亿之前，该公司还不是陈明胜等人的，朱鹏需以陈明胜等人名字持股。耿其滨对陈明胜以上陈述未提异议。
二审卷宗还显示，除本次询问外，陈明胜再未到庭参加诉讼活动。二审卷内没有陈明胜或朱鹏自认委托持股协议由该二人伪造的记载。
（七）朱鹏作为拓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吉平达成调解协议的苏州相城法院0493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拓新公司于2011年9月1日前一次性支付吉平14000元，逾期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拓新公司还应承担迟延履行金3000元。该调解书已履行完毕。
再审中，本案争议焦点是：（一）“12.29协议”是否生效；（二）拓新公司与朱鹏订立的委托持股协议是否伪造；（三）“12.29协议”与“12.30协议”，哪份协议是耿其滨与之发生真实交易关系的协议，耿其滨要求拓新公司履行“12.30协议”的举证证明责任是否已经完成。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12.29协议”是否生效，本院再审认为，“12.29协议”台头虽列有甲、乙、丙三方，并约有“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自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的生效条件，但根据该协议约定，丙方广睿公司的义务只是“就乙方朱鹏收购甲方金建公司全部股权向乙方提供信息并最终促成对甲方股权的收购”，而甲方金建公司本身就是乙方朱鹏收购股权的目标公司，不可能成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约束的就是转让人吉平、耿其滨与受让人朱鹏，并不涉及广睿公司。协议尾部甲方处有吉平、耿其滨签名并无金建公司盖章，乙方处有朱鹏签名，丙方处无广睿公司盖章，该事实表明，转让方吉平、耿其滨与受让方朱鹏相互认同的交易对象就是对方，并不涉及广睿公司。据此可以认定，“12.29协议”的交易主体只是吉平、耿其滨与朱鹏两方，广睿公司未在丙方处盖章，不影响该协议生效。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拓新公司与朱鹏订立的委托持股协议是否伪造，本院再审认为，尽管委托持股协议系事后补签，耿其滨据此认为该协议系拓新公司与朱鹏事后伪造，内容虚假，但是，中吉公司与广睿公司订立的居间服务合同复印件由耿其滨向二审法院提交，表明耿其滨认可其真实性。中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明胜认可该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并向二审法院陈述了“12.30协议”的订立过程及原因，耿其滨参与此次询问，对陈明胜所作陈述未有异议。根据居间服务合同约定，朱鹏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广睿公司负有三项义务：一是为中吉公司收购金建公司提供信息、促成中吉公司股权收购；二是代理中吉公司收购金建公司全部股权；三是对完成股权收购后的金建公司办理股权、董监事、章程、工商、代码、税务、银行等变更登记，并增加金建公司注册资本至10050万元，将公司经营地址由南京迁移至苏州，且须取得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格审批。陈明胜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中吉公司的合同义务是两项：一是支付佣金5万元；二是按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支付对价130万元。上述权利义务约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广睿公司的三项义务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前一项义务是后一项义务的基础与条件，缺失任何一项，其合同义务就未完成；二是广睿公司在完成收购金建公司全部股权并完成增资扩股、变更公司登记事项及经营地址、取得融资性担保公司金融牌照前，中吉公司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可以要求广睿公司先履行对待给付，否则有权拒绝付款并接收目标公司。而本案诉讼发生在广睿公司第三项合同义务尚未完成前，拓新公司、陈明胜等人与朱鹏补签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在广睿公司未完成居间服务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前，目标公司股权归朱鹏，拓新公司等五方为朱鹏代持金建公司股份。该约定未超出居间服务合同约定，是对居间服务合同权利义务的进一步明确。因此，耿其滨主张委托持股协议系朱鹏与拓新公司伪造，内容虚假，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12.29协议”与“12.30协议”，哪份协议是耿其滨与之发生真实交易关系的协议，耿其滨要求拓新公司履行“12.30协议”的举证证明责任是否已经完成，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12.29协议”与“12.30协议”，转让的标的物都是金建公司股权，前者约定转让金建公司全部股权，受让人为朱鹏，转让价款为250888元；后者约定六份协议共计转让金建公司97%股权，受让人分别为陈明胜、江陈库、郑寿喜、郑仙宝、拓新公司五方，转让价款总计48.5万元。同一个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两次，两次转让的受让人不同，所涉法律关系无非两个，要么是“一物二卖”，要么是仅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关系。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未主张“一物二卖”，均主张仅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关系，则耿其滨应当证明“12.29协议”已经解除，“12.30协议”应当继续履行；拓新公司、朱鹏应当证明“12.30协议”系为简化股权变更登记而订立，转让方与受让方真实履行的是“12.29协议”。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及陈述，本院再审认为，耿其滨的举证证明责任尚未完成，理由是：
第一，耿其滨没有举证证明“12.29协议”已经解除。相反，现有证据表明，“12.30协议”签订后，吉平、耿其滨仍在履行“12.29协议”。
（一）“12.29协议”签订当日，朱鹏按约支付定金25090元，吉平、耿其滨按约进行债权债务公证，该协议已部分履行。
（二）本院审理中耿其滨陈述：“12.29协议”签订后，发现朱鹏只是中介，真正的受让人是陈明胜、拓新公司等五方，遂撕毁“12.29协议”，于第二天与真正受让人拓新公司等五方在工商部门订立“12.30协议”。但事实是，吉平、耿其滨并没有将朱鹏支付的定金返还给朱鹏，而是在金建公司97%股权按“12.30协议”约定变更登记至拓新公司等人名下后的第二天（2011年1月18日）接收朱鹏汇款10万元。该行为恰恰符合“12.29协议”关于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朱鹏应支付第二笔款项的约定。对此，吉平、耿其滨在本院审理中辩解称此款视作系拓新公司等五方付款，但收款当时，吉平、耿其滨并未作此声明，更重要的是，本次诉讼中，吉平、耿其滨仍然要求拓新公司等五方支付全部转让款，而未将此款从拓新公司等五方应付款中扣除。吉平、耿其滨的上述行为表明，即使签订了“12.30协议”，吉平、耿其滨仍在履行“12.29协议”。据此可以认定，“12.29协议”并未解除。
第二，有关“12.30协议”，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的情形：
（一）吉平、耿其滨不持有六份“12.30协议”的任何一份原件，其向一审法院起诉提交的“12.30协议”均复印于工商登记档案。该事实表明，受让方不容许吉平、耿其滨持有该协议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吉平、耿其滨也不关注自己在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二）吉平、耿其滨与拓新公司等五方确认，“12.30协议”签订前，吉平、耿其滨与拓新公司等五方未曾谋面，互不相识。该协议采用工商部门印制的格式条款，协议订立前，双方未曾磋商，系按朱鹏指令，直接到工商部门签订。该事实表明，“12.30协议”的订立只是形式。
（三）六份“12.30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总价高出“12.29协议”价款近一倍，与金建公司注册资本相当，似有迎合工商变更登记审查之嫌。
（四）“12.30协议”未约定定金等担保条款，未约定履行的先后顺序。事实是，该协议签订当天，金建公司就作出股东会决议，免去吉平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和耿其滨公司监事职务，选举出董事、监事及总经理。18天后，该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协议约定的拓新公司等人付款期限却是4个月之后的5月15日。与“12.29协议”相比，吉平、耿其滨对自身权利维护的关注度不高。该事实进一步表明，“12.30协议”的订立只是形式。
第三，“12.29协议”与“12.30协议”，并非彼此孤立、毫无联系，而是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居间服务合同是“12.29协议”与“12.30协议”的纽带与桥梁。“12.29协议”与“12.30协议”均为履行居间服务合同而订立。吉平、耿其滨认知的交易对象是朱鹏，不是拓新公司等五方，双方真实履行的是12.29协议”。“12.30协议”只是形式，是为履行居间服务合同、简化股权变更手续而订立。
（一）“12.29协议”签订前，陈明胜与朱鹏以各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吉公司与广睿公司于2010年12月27日已订立居间服务合同。朱鹏以自己名义与吉平、耿其滨订立“12.29协议”，中吉公司未有异议。“12.29协议”约定，转让方不得向任何第四方泄露股权转让信息，不得与任何第四方接洽金建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目的是限制转让方“一物二卖”，保障居间服务合同顺利履行，确保广睿公司获得居间服务及代理服务相关利益。
（二）“12.30协议”签订后，朱鹏仍按“12.29协议”约定，在金建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的第二天向吉平、耿其滨付款，吉平、耿其滨收款未提异议，也未主张从拓新公司等五方应付款中扣除。该事实表明，“12.30协议”签订后，吉平、耿其滨仍将朱鹏作为转让金建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对象，双方仍在继续履行“12.29协议”。鉴于陈明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吉公司是金建公司股权的最终受让人，且陈明胜陈述，陈明胜、江陈库、郑寿喜、郑仙宝、拓新公司等五方作为金建公司股权受让方订立“12.30协议”，是为了满足融金性担保公司股东不得低少于五人的要求，因此，吉平、耿其滨分别与陈明胜、拓新公司等五方订立“12.30协议”，只是吉平、耿其滨协助朱鹏履行居间服务合同、简化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一个环节。至此，有关“12.30协议”的不合常理之情形均已得到合理解释。
（三）正因为根据居间服务合同约定，中吉公司有权在广睿公司完成股权收购及增资扩股、变更公司登记事项及经营地址、取得融资性担保公司金融牌照前，拒绝付款、拒绝接收目标公司，故在吉平2011年8月25日向苏州相城法院提起诉讼的（2011）相商初字第0493号案件中，朱鹏作为拓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参加调解，并与吉平达成调解协议，一次性支付吉平14000元。该事实表明，在金建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变更公司登记事项及经营地址、取得融资性担保公司金融牌照前，在朱鹏与拓新公司等五方内部，所有涉及金建公司股权转让的外部事宜须由朱鹏对外先行处理完毕。本案诉讼发生在吉平诉拓新公司之后，居间服务合同约定的广睿公司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尚未全部完成，拓新公司等五方向一审法院提交委托持股协议，明确拓新公司等人系为朱鹏代持金建公司股份，符合居间服务合同约定，也印证朱鹏作为0493号案件拓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参加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处分相关权利义务的合理性。朱鹏在调解中所作陈述，系当事人对自己权利所作处分，即使对其不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亦不构成对本案的事实自认。
综上所述，耿其滨作为原告，主张“12.29协议”已经解除，“12.30协议”应当继续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耿其滨的举证证明责任并未完成，故其要求拓新公司按照“12.30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9.6万元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朱鹏作为“12.29协议”相对方，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依其申请、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法有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商终字第429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2200元，减半收取1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00元，均由耿其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 泓
审判员 刘海平
审判员 陈 强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张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