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3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足茂，男，汉族，1981年7月28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代理人：韩宁，广东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海飞，广东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树华，男，汉族，1973年8月23日出生，户籍住址：惠州市惠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德寿，男，汉族，1981年1月3日出生，户籍住址：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鲍善军、蒋淑云，分别系广东致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吴足茂因与刘树华、陈德寿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4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原告起诉称，2013年9月10日，原告与二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四人签订了《股东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同出资3300万元（具体多少以实际出资凭证为准）。合伙承建位于惠州市××区××号小区的土建工程，四人各占25%份额。另约定：股东不得随意转让股权，若一方要退出或转让股权，同等条件下股东享有优先权。2014年至2015年，众所周知经济低迷，惠州房地产市场非常艰难。被告无力继续投资，拟退出合伙，为了获取不当利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二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于2016年5月23日与另一案外人李永光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案外人李永光作为新人合伙人入伙，约定杨学松、被告刘树华分别将各自12.5%的股份共25%以800万元转让给李永光。因事先未取得原告同意，原告看到协议书后拒绝签名，被告即提出既然不同意加入新的合伙人，就以该价格为条件，要求原告全部受让。2015年6月12日，原告无奈之下与二被告及案外人，四人又签订了《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二被告及案外人将其合伙股份全部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格为每人800万元，但如果承揽的工程实际只建设一期，不建设二期，转让价格则为每人400万元；关于付款约定为：签订协议时向每人支付200万元，如果第二期要建设但是要暂缓施工，则要在三个月内向每人再支付200万元，余下的400万元，待二期施工许可证办下来后一个月内付清。原告认为，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系被告故意以转让给他人为要挟，并制作了价格虚高的协议书，迫使原告以所谓“同等条件”接受了这次转让。既有民事欺诈，也显失公平，理应撤销。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一人承担了对建设单位的全部合同责任，为避免违约给全体合伙人造成巨大损失，竭尽所能，筹措资金组织一期施工，先后支付工人劳务款300多万元、钢材等款300余万元。也竭尽全力向被告支付转让款，截至2015年9月14日，原告向被告刘树华支付了500万元，向被告陈德寿支付了200万元，向案外人杨学松支付了200万元。二期9万平方米施工未能按计划实施，建设单位至今只开工建设原二期中的约4万平方米，其余约5万平方米工程既未开工，也未能取得施工许可证。但被告陈德寿、刘树华不顾实际状况，一味向原告追要转让款，不断施加压力，2015年9月14日，在原告办公室，被告陈德寿、刘树华威胁原告如果不付款签订补充协议，就去工地闹阻止施工，原告当时内外交困，如果工地停工，要承担巨大损失和社会稳定责任，一心只想着不要停工，迫于无奈，在《合伙补充协议》上签了名。事后，原告才发现，该补充协议改变了此前转让价格及付款的全部条件，根本不管是否能建设二期工程，也不管二期工程何时能建设，原告与被告合伙期间的盈亏本来就尚未清算，二被告乘原告困难之际、强迫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不论是否盈亏，均要求原告在2015年12月30日前按每人800万元付清款项，明显对原告不公平。原告认为：2015年9月14日签订的《合伙补充协议》，系二被告在原告极其困难时期、以阻止施工胁迫原告签订，且合同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只顾收回投资，丝毫不管合伙盈亏，对原告显然不公平，原告为了维护全体合伙人的共同利益，披肝沥胆，却被二被告如此苦苦相逼，既违背了道义，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2016年1月1日，被告陈德寿依据上述《合伙补充协议》，要求原告向其出具了《欠条》一份，因所依据的事实和协议应当撤销，该《欠条》也理应撤销。基于上述事由，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等规定，特此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和2015年9月14日签订的《合伙补充协议》及2016年1月1日向陈德寿出具的《欠条》，并由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
被告刘树华答辩称，一、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下称“6.12协议”）不存在民事欺诈、显失公平情形。（一）“6.12协议”之撤销是原告后期补充的诉请，是2016年5月18日才提出的。其背景是：2016年5月17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在本院开庭，对方提出已经申请撤销2015年9月14日的《合伙补充协议》（下称“9.14协议”）。我方提出：即使没有“9.14协议”，依据“6.12协议”，对方也应该向我方付款，我方坚持继续开庭，法院同意了我方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对方称将向法院提出补充诉请，要求也撤销“6.12协议”。也就是说：吴足茂此前一直认可“6.12协议”，只是在我方提出“6.12协议”也可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时，他才提出也要申请撤销该协议。所以说，所谓的欺诈、显失公平纯属无稽之谈。（二）落款2016年5月6日的《民事起诉状》中，对方对“6.12协议”也是认可的。（三)关于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不存在告知虚假情况、隐瞒真实情况之情形，股份转让给李永光是真实情况，所谓欺诈不能成立。（四）关于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我方没有任何优势、对方也非没有经验之人。另外，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情形怎样？在订立合同之时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情形呢？答案是否定的。李永光是案外人，他准备购买我方股份，价格是800万元。由于吴足茂行使优先权，李永光的股份购买协议未获履行。我们可以好好地对比一下李永光的协议和吴足茂的协议，两者的价格均是800万元，但后者的受让条件要比前者苛刻很多，如:付款条件。故，不管怎么说，吴足茂的受让协议根本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五)吴足茂称我方以已经与案外人达成股份转让意向相要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与我方签署“6.12协议”。我们认为，吴足茂的该种辩解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也就是说，如果吴足茂不同意增加合伙人，他有权否决。如果他否决，李永光的协议是不能生效的。如果他否决，他仍然可以维持原有的股份结构，并不必然要与我方签署“6.12协议”。也可以这么说，吴足茂有充分的权利空间，他完全可以不签这份“6.12协议”，所以，所谓的欺诈、显失公平、逼迫等等均不能成立。二、“9.14协议”不存在胁迫情形。（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胁迫。林妃上是吴足茂的司机，其话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他也说双方谈过两次，所谓停工有二层意思。李永光也说吵得并不激烈，双方只是说到“如果不付款，就要去停工”，并没有说“如果不签9.14协议，就去叫停工”。杨学松的证言更是不能证明对方主张。总之，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我方在现场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不签9.14协议，就去叫停工”。(二)原告在“9.14协议”签署后，已经向陈德寿还本150万元、向刘树华还本600万元、还息11万元、还向陈德寿出具利息欠条，我国《合同法》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所以说,退万步而言，即使撤销权成立，原告的后期履行行为也表明其放弃了撤销权。三、2016年1月1日的《欠条》不存在可撤销情形。该欠条是在“6.12协议”签署后半年之久、“9.14协议”签署后三个月之久才出具的，这个欠条的存在也充分证明此前的“6.12协议”、“9.14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否则，不可能会出现这个《欠条》。四、吴足茂与案外人杨学松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这也证明本案之“6.12协议”、“9.14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五、本案之“6.12协议”、“9.14协议”事实上无法撤销。因为，在“6.12协议”、“9.14协议”之后，我方已经彻底撤出项目，吴足茂已经进行了后期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撤销数月前的股份转让协议，事实上也是不可行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陈德寿辩称，在签订协议当天是双方吃完饭后，“6.12协议”与“9.14协议”双方是很开心签订的，现在说要撤销明显是一种欺诈行为。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4日，原告与两被告与案外人杨学松、廖必昂于作为乙方与甲方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分公司签订一份《经济责任制合同》，约定由乙方承建惠州市龙宸花园总承包工程（一期、二期）。同年9月10日，原告与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签订了《股东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同出资3300万元（具体多少以实际出资凭证为准）挂靠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伙承建惠州市龙宸花园土建工程，四人各占25%的股份，同时约定股东不得随意转让股权，如遇有特殊情况可召开股东大会研究决定，倘若一方要退出或转让股权，同等条件下股东享有优先权，一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2015年5月23日，以被告刘树华和案外人杨学松为甲方与案外人李永光为乙方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刘树华和案外人杨学松将其各自所占上述承建项目的一半股份（即12.5%）以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李永光，合计800万元。该项目的合伙份额的转让款项直接抵偿被告刘树华和案外人杨学松所欠案外人李永光的款项，案外人李永光无需再支付转让款给被告刘树华和案外人杨学松。该协议书由原告吴足茂和被告陈德寿以丙方作为见证人。合同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作为见证人的原告吴足茂和被告陈德寿均未在该协议书中签名，该转让协议书未生效，两被告所持有的部分股权亦未转让给李永光。
2015年6月12日，原告与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四方签订《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将各自所占承建项目的25%的股份均以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吴足茂。转让资金的支付方式为：签订协议书的同时支付每位股权人200万元，余款600万元三个月内付清，如果（龙宸花园项目）只建一期，不建二期，以上每位股份25%就一半（即400万元）转让给吴足茂，共计转让金1200万元；如果（龙宸花园项目）只建一期，第二期要建但要暂缓施工，余款600万元三个月内要付清200万元给以上每位占股份25%持股权人，余下400万元待（龙宸公司项目二期施工许可证）办下来后一个月内付清。共同同意挂靠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来承建的合同以及《施工项目经济责任制合同》终止作废。《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分别向被告刘树华支付了500万元，向被告陈德寿支付了200万元，向案外人杨学松支付了200万元。
2015年9月14日，原告与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在律师的见证下又签订《合伙补充协议》，确认原告尚欠被告刘树华300万元、陈德寿600万元、杨学松600万元（该款项直接由原告支付给李永光）；原告承诺的付款方式：1、第一笔陈德寿200万元及刘树华100万元须在2015年10月30日前付清；2、第二笔陈德寿400万元、刘树华200万元在2015年12月30日之前付清；3、自2015年10月1日起原告每月按未付款的2.5%向另三方支付违约金；如原告在2015年12月30日未依上述约定付清款项，任何一位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原告停止上述工程项目施工且不免除原告付款及违约责任。《合伙补充协议》签订后，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1月14日期间，原告又向被告刘树华付款100万元、向被告陈德寿150万元、向案外人李永光付款100万元，尚欠被告刘树华200万元和被告陈德寿450万元。
2016年1月1日，原告向陈德寿出具《欠条》一份，声明原告欠陈德寿股份及利息（2015年9月12日至2016年1月1日止）42.5万元。
原告向法庭提供了原告吴足茂、案外人李永光、杨学松和林妃上的同步录像视频，证实原告在签订《合伙补充协议》时是受到两被告的胁迫。视频中，原告吴足茂、案外人杨学松、李永光和林妃上均有陈述，原告与两被告在签订《合伙补充协议》之时进行过协商，被告陈德寿有“不付款就拉闸、就停工”的表述。没有“不签订补充协议就停工”的表述。
另查，陈德寿与刘树华诉吴足茂、王晓萍因合伙协议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粤1302民初3731号和3732号。
再查，龙宸花园二期工程于2016年4月28日取得施工许可证。庭审中，原告称二期工程有部分工程已发包给原告施工。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主体身份信息、经济责任制合同、股东协议书、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合伙补充协议、调查笔录、同步录音录像、付款凭证、欠条、施工许可证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当事人在签订《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是否存在欺诈、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的情形；二是当事人在签订《合伙补充协议》和《欠条》时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
关于民事欺诈的问题。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刘树华与案外人杨学松与案外人李永光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各自所占的股权作价转让给案外人李永光，该协议因原告及被告陈德寿未在协议上签名，导致该协议不符合生效要件，亦未实际履行。原告基于保护工程的延续性受让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的股权，应属于原告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行为。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在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应当对自身的行为和后果有明确的认识。第二，原告依据合同法关于欺诈的条款提出行使撤销权，其应当举证证明两被告及案外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对原告实施了欺诈行为，从而导致原告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与两被告及案外人签订协议。但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对此予以证实。且原告在收购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的股权后当天，即按协议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更进一步说明原告在签订相关协议时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自愿签订。第三，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是当事人在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失衡或造成利益不平衡、。原告认为与两被告签订的股权份额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价格过高，是两被告以与第三人签订转让协议的方式抬高股权份额出让价格，迫使原告以“相同条件”接受股权转让，系两被告在订立合同时利用优势或利用对方轻率、无经验等而与对方订立显失公平合同。原告对此同样负有举证义务。但原告仅陈述其未按协议付款是因市场不景气、经济低迷，并未提供实际证据证明两被告出让股权份额的价格虚高。相反，从双方提交的证据上看，原告是以相对于两被告向案外人转让股权更优厚的条件受让两被告的股权份额，即便是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合伙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条件亦比两被告与案外人李永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付款条件仍更优越。因此，原告认为两被告故意转让股份给他人为要挟，制造价格虚高的协议书，迫使原告在同等条件下接受股份转让，具有民事欺诈的故意，存在显示公平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胁迫的问题。原告认为两被告以阻止施工为要挟胁迫原告签订《合伙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条款应予撤销。即使两被告在与原告磋商并签订《合伙补充协议》时有“不还钱就关电闸”或“不还款就停工”的表述，但两被告并未有实际的行为威胁原告，并不能使原告在意识上产生恐惧心理，使其感到不按照两被告的意图签订补充协议即将受到危害。原告收购两被告的股权后未按协议约定向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据此向原告催收本就具有合理性。两被告与原告协商过程中且有律师的参与，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实际上是原告基于更有利于自身所获利益的保护行为。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又向被告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对于无法履行的部分利息，还通过出具欠条的予以确认。如果原告认为存在胁迫，或者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当及时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己，但是原告直至被告通过法律手段诉请其履行还款义务时，遂向本院提起撤销之诉。第四，从原告与两被告及案外人签订的多份协议来看，均是通过了充分的磋商，应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签订的协议条款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属于有效协议。原告诉请撤销《合伙补充协议》和《欠条》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足茂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50元），由原告吴足茂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吴足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改判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2015年6月12日签订）、《合伙补充协议》（2015年9月14日签订）及《欠条》（2016年1月1日向陈德寿出具）。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刘树华和案外人杨学松与案外人李永光签订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中、25%股份800万元的价格条款公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该800万元的价格条款没有任何基础事实依据。合伙股份的对价，必有相应的合伙份额财产相对应。参照《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第二款：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与案外人签订协议时，向李永光如实告知了原合伙事务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2、即使该价格条款对案外人李永光公平，也不能认定对上诉人公平合理。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永光以800万元转让25%合伙股份，是抵偿民间借贷债务，用途、目的、债权债务的内容和性质均决定了债转股的价格议定具有其特殊性，不同于普通买卖议价原则和机制。
二、原判决未能认定被上诉人退伙及合伙终止的基本事实，导致对于价格公平与否的评判标准不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2015年6月12日签订），名为合伙股份转让，实质上是被上诉人退伙、合伙终止。本案涉及的合伙事务原本是四个自然人合伙，各占25%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是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三个合伙人75%股份集体退伙，只留下上诉人一人。很显然，这份转让协议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合伙终止。本案涉及的25%合伙股份800万元的价格条款，实质上是合伙人退伙、合伙终止的财产分配数额。这和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永光签订的协议中的价格800万元不具有同一性。原判决混淆了评判标准。
三、被上诉人退伙、合伙终止时，应得的财产数额应当经过结算确定，但被上诉人以与案外人债转股议定的价格设定退伙条件，操作商业竞争态势，不当利用退伙机制，迫使上诉人接受价格条款。1、退伙及合伙终止，法律明确规定退还的财产份额应当经过结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５４．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第二款：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第八十九条：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分配。2、本案上诉人请求撤销的协议中，25%合伙股份800万元的价格，非经结算确认而来，未考虑债务债权，且大部分是被上诉人退伙以后的工程预估收益。根据原审查明，800万元中，有100余万元是被上诉人的合伙出资，其余是合伙工程全部完成以后的预估收益。不能真实反映退伙及终止合伙当时的合伙财产情况。3、合伙合同不同于买卖合同，买卖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的，守约一方可以主张合同完全履行后的预期收益损失；本案被上诉人退伙，导致合伙终止，是否应当分配未完成的合伙工程预期收益，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即使以当事人意愿可以分配，参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也应当待工程了解后，进行结算确认数额。显然，该800万元的价格来源正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债转股议定的价格。而该价格是被上诉人操作出来的，不具有公平性。因此，《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800万元价格与2015年6月12日合伙终止时的财产状况不具有对应关系，被上诉人不当利用退伙机制，以与案外人债转股的价格来迫使上诉人接受退伙条件。
四、原判决未能认定合伙人内部纠纷对合伙事务造成的危机，属于对建筑施工领域实务的常识性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承揽造价数亿元的建筑工程，合伙事务在执行过程中，合伙人之间不能有效合作，工地一旦停工，损失巨大且无法弥补，合伙事务面临巨大危机。被上诉人退伙、终止合伙的时间越快，合伙损失越小。被上诉人利用该危机，造成上诉人签订《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显而易见。
五、《合伙补充协议》及《欠条》因其基础协议符合可撤销情形，理应一并撤销。1、《合伙补充协议》及《欠条》均是在《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基础上而签订，如上所述，因基础协议显失公平、乘人之危，应予撤销，则后续协议丧失了合法依据，亦应撤销。2、目前的工程建设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合伙补充协议》及《欠条》的不公平程度。目前，上诉人并未完全承建二期工程，发包方将原二期规划调整为只建设原二期中的一部分，上诉人实际上承揽的工程量少于被上诉人退伙、合伙终止时预估的工程量。且因发包方严重拖欠工程进度款，已经停工，预期收益进一步减少的风险加大。显然，《合伙补充协议》及《欠条》签订时的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价格进一步背离价值，继续履行，将严重不公平。
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合伙补充协议》及《欠条》没有合法事实依据，价格确定不合法且背离实际价值，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应得的合伙财产数额，应当通过结算明确，公平合理解决合伙纠纷。请中级人民法院能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支持上诉人的请求。同时补充：1、2015年6月12日，被上诉人等退伙时，合伙项目剩余财产为负1500万元。故当时签订的退货协议价格条款严重背离客观事实，显失公平。2、2015年9月14日，迫使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其中第三条中约定的每月支付2.5%违约金，以及2016年1月1日迫使上诉人出具利息欠条，利息明显超出正常资金利率水平，显失公平，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刘树华、陈德寿共同答辩称：
一、上诉人的五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一）关于上诉理由一：上诉人认为刘树华和案外人杨学松、李永光签订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缺乏公正性，该观点难以成立。理由如下：1、刘树华与李永光签订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相关当事人均是工程项目的专业人士，一个工程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尚有多少价值，各方当事人所作出的商业判断应当得到尊重，上诉人妄议他人协议的公平性，纯属混淆是非。2、李永光能否成为新的合伙人，上诉人有一票否决权（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所以，如果上诉人认为价格不公，他完全可以行使否决权，没有必要签订所谓的“不公平条约”。3、上诉人否决李永光加入并自己受让股份，系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不是被迫无奈。换言之，上诉人完全可以既不同意李永光加入，也不受让股份，这是合伙法律的特别规定。4、上诉人适用《合伙企业法》系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由此可知，上诉人与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合伙就是普通的民事合伙，不是我国《合伙企业法》意义上的合伙企业，适用《合伙企业法》系适用法律错误。
（二）关于上诉理由二：我们认为，被上诉人转让权益，上诉人受让权益，完全是各方自愿，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成年人协议，不是儿童游戏；被上诉人的权益到底值多少钱，双方的协议就是一种最终的结算，其上诉理由二不能成立。
（三）关于上诉理由三：上诉人认为他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终止，应该通过清算程序来确定转让价格，25%股份作价800万元有失公允，其所提出的所谓的不当利用退伙机制、被迫接受价格条款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主要理由如下：1、合伙终结双方如何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只是给出了一个基本指引，25%的股份价值800万元并不违背这一指引，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当事人通过协议方式简便处理合伙终止时的财产分配。2、25%的股份价值800万元，这是当事人对自己权益的处置，上诉人是一个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工程承包专业人士，其对自己利益的处分是一种合法的民事行为，意图推翻有悖诚信。换言之，案外人李永光也愿意用这个价格受让股份利益，这也充分说明这个价格是公允的。上诉人还称：本案合伙未经结算、未考虑债权债务、最终作价包含工程预估利益等等，我们认为，双方的协议就是最终的结算，所谓未经结算纯属无稽之谈。另外，本案系普通民事合伙，不涉及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等情形，也不涉及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双方的协议不违背任何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未损害任何案外人或债权人的利益；双方作价包括工程预估利益不仅符合双方合意，也符合工程承包的利益分配规则、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辩解没有法律依据。
（四）关于上诉理由四：上诉人的该上诉观点与本案风马牛不相及，不值得一驳。
（五）关于上诉理由五：上诉人认为《合伙补充协议》及《欠条》因其基础协议可撤销而应一并撤销，我们认为，该观点不能成立。主要理由如下：1、上诉人的一系列履行行为证明本案不存在可撤销情形:2015年6月12日《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的次日，即2015年6月13日，上诉人即向刘树华还款500万元、向陈德寿还款200万元、向杨雪松还款200万元；2015年9月14日《补充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又于2015年11月9日是向陈德寿还款100万元、向刘树华还款100万元，于2015年11月30日向陈德寿还款50万元，于2016年1月1日向陈德寿出具欠条……这种履行行为充分说明本案不存在胁迫、欺诈、不公平等可撤销情形；换言之，如果存在这些情形，上诉人怎么可能在协议签订后实施一系列的履行行为呢？2、上诉人称：目前的工程建设情况进一步加剧了不公平程度。我们认为，该辩解系常识性错误。我国《合法法》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至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不公平情形，这是正常的商业风险，不是可撤销情形，上诉人的观点与法律规定相左。
二、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下称“6.12协议”）、2015年9月14日签订的《合伙补充协议》（下称9.14协议）和2016年1月1日签署的《欠条》不存在可撤销情形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一)6.12协议不存在民事欺诈、显失公平情形。1、需要说明的相关基本事实：“6.12协议”之撤销是上诉人后期补充的诉请，是2016年5月18日才提出的。其背景是：2016年5月17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在惠城区法院开庭，对方的诉请是撤销9.14协议。我方提出:即使没有“9.14协议”，依据“6.12协议”，对方也应该向我方付款。我方坚持继续开庭，法院同意了我方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对方称将向法院提出补充诉请，要求也撤销“6.12协议”。综上可知：吴足茂此前一直认可“6.12协议”，只是在我方提出“6.12协议”也可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时，他才提出要撤销该协议。所以说，所谓的欺诈、显失公平根本不存在。2、在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6日的《民事起诉状》中，上诉人对“6.12协议”也是认可的。3、关于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不存在告知虚假情况、隐瞒真实情况之情形，股份转让给李永光是真实情况，所谓欺诈不能成立。4、关于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我方没有任何优势、对方也非没有经验之人。另外，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情形怎样？在订立合同之时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情形呢？答案是否定的。李永光是案外人，他准备购买我方股份，价格是800万元。由于吴足茂行使优先权，李永光的股份购买协议未获履行。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双方订立合同时是公平公正的。
(二)“9.14协议”不存在胁迫情形。1、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胁迫。林妃上是吴足茂的司机，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他也说双方谈过两次，所谓停工有二层意思。李永光也说吵得并不激烈，双方只是说到“如果不付款，就去要停工”，并没有说“如果不签‘9.14协议’，就去叫停工”。杨学松的证言更是不能证明对方主张。总之，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现场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不签‘9.14协议’，就去叫停工”。2、上诉人在“9.14协议”签署后，已经向陈德寿还本150万元、向刘树华还本600万元、还息11万元、还向陈德寿出具利息欠条，我国《合同法》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所以说，退万步而言，即使撤销权成立，上诉人的后期履行行为也表明其放弃了撤销权。
（三）2016年1月1日的《欠条》不存在可撤销情形。该欠条是在“6.12协议”签署后半年之久、“9.14协议”签署后三个月之久才出具的，这个欠条的存在也充分证明此前的“6.12协议”、“9.14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否则，不可能会出现这个《欠条》。
（四）吴足茂与案外人杨学松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这也证明本案之“6.12协议”、“9.14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
(五)“6.12协议”、“9.14协议”事实上无法撤销。因为，在“6.12协议”、“9.14协议”之后，我方已经彻底撤出项目，吴足茂已经进行了后期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撤销数月前的股份转让协议，事实上也是不可行的。
本案二审中，上诉人吴足茂提交证据：证据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据2：通知书；证据3：二期施工合同；证据4：龙宸花园项目实施情况说明；证据5：龙宸花园项目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12日止财务状况一览表。
被上诉人刘树华、陈德寿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与协议欠条的撤销无关系，不能证明整个项目的建筑面积，根据上诉人证据4，还有三栋楼是暂时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并不是永久不可施工，所以对方拿了二栋楼的许可证是不客观的。证据2：与本案无关，只能证明上诉人欠其他人的钱，停工应该由上诉人自己负责，不能成为本案的理由。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二期工程总的建筑面积是4.2万平方米，也许该施工合同是部分施工内容，并不涵盖全部施工内容。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原承包协议对工程量也只是大概数据，所以本施工合同与本案无关。证据4：关联性不认可，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也能证明还有三栋楼暂未取得许可证，并不是永久不施工。证据5：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真实性、关联性不认认可。
被上诉人刘树华、陈德寿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及结果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各方当事人于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于2015年9月14日签订的《合伙补充协议》以及上诉人于2016年1月1日向陈德寿出具的《欠条》是否应当撤销的问题。具体判析如下：
首先，上诉人吴足茂行使优先购买权与被上诉人刘树华、陈德寿、案外人杨学松签订了《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上述协议签订之后，吴足茂存在一系列行为如下：第一，上诉人吴足茂向刘树华、陈德寿分别支付了500万元、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第二，上诉人于2015年9月14日又与刘树华、陈德寿以及案外人杨学松签订《合伙补充协议》，确认上诉人尚欠刘树华300万元、陈德寿600万元、杨学松600万元；第三，《合伙补充协议》签订后，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1月14日期间，上诉人又向刘树华付款100万元、向陈德寿150万元、向案外人李永光付款100万元，尚欠刘树华200万元和陈德寿450万元；第四，2016年1月1日，上诉人吴足茂向陈德寿出具《欠条》一份，声明上诉人欠陈德寿股份及利息42.5万元。据此，上诉人吴足茂以其自己的上述的一系列行为，均表示上诉人吴足茂在按照《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义务，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规定，上诉人吴足茂的撤销权消灭。
其次，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中，上诉人吴足茂提交的的同步录像视频，上诉人吴足茂与被上诉人刘树华、陈德寿在签订《合伙补充协议》之时进行过协商，陈德寿有“不付款就拉闸、就停工”的表述，并非上诉人诉称的“不签订补充协议就停工”的表述。对此，本院认为，即便陈德寿有“不签订补充协议就停工”的表述，上述语气亦不能达到受胁迫的程度，被上诉人陈德寿的上述表述并不构成实施了胁迫行为使吴足茂心理上产生恐惧，并由此恐惧的心理支配下，与被上诉人刘树华、陈德寿订立《合伙补充协议》。据此，上诉人吴足茂以受胁迫为由请求撤销上述协议，理由不成立。
最后，对于上诉人吴足茂二审上诉提出的显失公平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上诉人吴足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刘树华、陈德寿对外转让股权予案外人李永光，合伙人吴足茂表示不同意，并行使优先购买权。上诉人吴足茂作为工程项目的专业人员，其作出商业判断行为，并不存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受让本案的合伙股权；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吴足茂主张受让上述股权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目前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受让上述股权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情况，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相反，依据各方当事人于2013年9月10日，签订的《股东协议》内容约定以及被上诉人刘树华与案外人杨学松与李永光签订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内容，均可以确认25%股权作价为800万元－825万元之间；第三，上诉人吴足茂、被上诉人刘树华、陈德寿、案外人杨学松合伙挂靠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惠州市龙宸花园土建工程，相关当事人作为专业的土建工程的专业人员，上诉人吴足茂既作为本案的合伙人，并依据其二审的陈述，其与陈德寿共同管理合伙的财务，上诉人吴足茂应当知道并清楚合伙经营的实际状况，上诉人吴足茂主张的受让股权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其依然受让股权，与常理和逻辑不符；第四，本判决前文所述，即便上诉人吴足茂受让上述股权存在显失公平，但其以自己的一系列行为，均表示继续履行受让股权协议，上诉人的撤销权已经消灭。据此，上诉人吴足茂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上述协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用100元，由上诉人吴足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杰
代理审判员 寇 倩
代理审判员 黄宇乐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黄晓娜
书 记 员 赵 铎
附：相关裁判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