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02民初401号
原告：吕以佳（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黎明，山东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山东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丽（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珍果，山东琴岛（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乃义（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珍果，山东琴岛（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胡晓佳（
原告吕以佳与被告高丽、被告胡乃义、第三人胡晓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吕以佳申请追加胡晓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6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吕以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齐黎明，高丽、胡乃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珍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胡晓佳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以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高丽向吕以佳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809421元（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判令胡乃义对高丽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如果高丽否认欠款事实，吕以佳则要求胡晓佳承担本案所诉借款本息，剩余部分保留继续追偿的权利；4、诉讼费、保全费由高丽、胡乃义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2年7月18日至2013年12月期间，高丽多次向吕以佳借款，约定日利率千分之二点五至千分之三点五不等。吕以佳通过银行汇款至高丽银行账户227万元，按高丽的指示汇款至高丽之继女胡晓佳的银行账户188万元，共计415万元。期间，高丽共计还款3700935元。2012年7月18日至2012年11月7日发生的四笔借款158万元均是汇入胡晓佳账户，由高丽进行偿还，本息已经结清。自2013年12月份，高丽开始出现逾期还款，直至2014年8月6日高丽又还款10万元。之后又于2014年12月17日还款5万元，2015年11月4日还款10万元。
吕以佳与高丽约定的利率高于法定最高利率，但在法定最高利率范围内的应当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按照已付利息超出年利率36%的部分返还，未付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截至2016年12月31日，高丽共计偿还吕以佳本金277万元及利息930935元，尚欠借款本金138万元元及利息430455元。
鉴于吕以佳和高丽是同事加朋友，吕以佳不按法律保护的利率上限计算，而是从2012年11月12日开始，按照当时6个月至1年期的银行贷款利率6%计算，并且高丽偿还的最后三笔款项共计25万元直接冲减本金。以此计算，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利息为272036元，加上本金257万元，总计2842036元，扣减高丽已经偿还的2032615元，余809421元未还。
胡乃义与高丽系夫妻关系，上述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胡乃义应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吕以佳根据高丽指示向胡晓佳汇款188万元，如果高丽否认欠款事实，吕以佳则要求胡晓佳承担本案所诉借款本息，剩余部分保留继续追偿的权利。
高丽辩称，1、高丽与吕以佳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根据吕以佳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吕以佳与高丽自2012年7月至2013年12月共发生44笔资金往来，加上吕以佳陈述的2014年8月6日、2014年12月17日、2015年11月4日三笔共计47笔资金往来。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发生47笔且数额巨大的资金往来，没有借条或借据等任何形式的书面材料，本身也可以说明双方的资金往来与借贷无关。2、自2012年7月至2013年12月，吕以佳向高丽账户共计转款1981500元，并非吕以佳陈述的227万元。而在此期间，高丽向吕以佳账户共计转款3486160元，加上吕以佳自认的最后三笔25万元，高丽共向吕以佳账户转款3736160元，比吕以佳向高丽账户转款多1754660元，高丽对多转的款项保留向吕以佳另行主张的权利；3、吕以佳向第三人胡晓佳的转款与高丽无关。胡晓佳并未将款项支付给高丽，因此吕以佳主张的将款项支付给胡晓佳视为支付给高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吕以佳与高丽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且高丽向吕以佳支付的款项远多于吕以佳向高丽支付的款项，吕以佳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吕以佳的全部诉讼请求。
胡乃义辩称，胡乃义对吕以佳与高丽之间的资金往来并不知情，且高丽向吕以佳支付的款项多于吕以佳向高丽支付的款项，更不存在吕以佳向高丽支付的款项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形，吕以佳向胡乃义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第三人胡晓佳未向法庭提供任何陈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吕以佳和高丽同为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财务科同事，在同一办公室办公。高丽与胡乃义曾系夫妻，双方于2010年2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11月11日登记离婚；胡晓佳系胡乃义之女，高丽之继女。
2012年7月18日，吕以佳向胡晓佳账户转款20万元，吕以佳之表妹聂樱向胡晓佳账户转款16万元；2012年7月31日，高丽向吕以佳账户转款372960元。
2012年8月9日，吕以佳向胡晓佳账户转款21万元，吕以佳之表妹聂樱向胡晓佳账户转款14万元；2012年8月24日，高丽向吕以佳账户转款362600元。
2012年8月27日，吕以佳向胡晓佳账户转款37万元；2012年10月6日，高丽向吕以佳账户转款387760元。
2012年10月8日，吕以佳向胡晓佳账户转款50万元；2012年10月26日，高丽向吕以佳账户转款2700元，11月7日向吕以佳账户转款518000元。
2012年11月12日，吕以佳向胡晓佳账户转款30万元，吕以佳之表妹聂樱第一次向高丽账户转款20万元，之后，直到2013年12月5日，均是吕以佳向高丽账户转款，再未向胡晓佳账户转款。
经汇总，自2012年7月18日至2013年12月5日，吕以佳通过银行账户转款给胡晓佳158万元，转款给高丽197万元；吕以佳之表妹聂樱通过银行账户转款给胡晓佳30万元，转款给高丽20万元。在此期间，高丽共向吕以佳账户转款3486160元。之后，高丽又于2014年8月6日、2014年12月17日、2015年11月4日分别向吕以佳账户转款10万元、5万元、10万元。以上共计向吕以佳转款3736160元，胡晓佳没有向吕以佳转过款。吕以佳、聂樱向高丽、胡晓佳转款均是整万元，高丽向吕以佳转款除最后三笔25万元外，均不是整万元。
庭审过程中，高丽否认与吕以佳存在借贷关系，对双方之间资金往来的用途未做出明确说明，要求对是否是借贷关系做测谎鉴定，吕以佳不同意测谎。
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同事之间仅有银行往来账目，而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书面材料，且事实争议较大的债权债务纠纷。归纳双方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吕以佳与高丽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第二，借款数额是多少，转款给胡晓佳的款项能否视为是高丽的借款；第三，高丽应还款数额是多少，有无利息约定；第四，胡乃义应否对高丽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吕以佳与高丽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吕以佳与高丽是同一单位同一科室的同事，如此紧密的同事身份关系，无论是有借条收条，还是无借条收条，均符合日常生活之交易习惯。并且，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双方的资金往来近50笔，如此频繁密集的资金交易，又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完成，没有借条收条，也在情理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吕以佳就双方的资金往来已经提供了银行业务凭证、电子回单和账户明细，并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此时，吕以佳的举证责任完成并转移给高丽。高丽否认借贷关系，应当说明双方资金往来另有他意，并就此举证。但高丽对资金往来不加任何解释，不做任何说明，只是一味地否认借贷关系，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此，高丽的举证责任没有完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推定吕以佳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高丽对资金往来没有事实主张，且通过事实推定能够认定借贷关系，故没有必要进行测谎。对高丽的测谎申请本院不再予以准许。
对于高丽向吕以佳的借款数额以及转款给胡晓佳的款项能否视为是高丽的借款，本院认为，胡晓佳是高丽的继女，吕以佳与胡晓佳如果不是通过高丽介绍，可能不会发生经济往来。本案涉及的第一笔借款即2012年7月18日，吕以佳向胡晓佳账户转款20万元，吕以佳之表妹聂樱向胡晓佳转款16万元。高丽没有收到吕以佳任何款项，却在13天之后，于2012年7月31日向吕以佳账户转款372960元，这也是高丽第一次向吕以佳账户转款。之后，吕以佳和其表妹又多次给胡晓佳转款，每次都是高丽在胡晓佳收款后不久，通过自己的账户给吕以佳转款。在前述已经认定吕以佳与高丽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情况下，高丽的转款行为可以认定以下三个事实:第一，高丽认可吕以佳和其表妹给胡晓佳转款是向自己转款；第二，高丽认可吕以佳的表妹聂樱的转款也是吕以佳的转款，第三，高丽认可胡晓佳收款，并开始向吕以佳还款。归纳起来就是：吕以佳和其表妹聂樱向胡晓佳的转款均应为吕以佳向高丽转款，加上吕以佳和其表妹直接向高丽转款，本院认定吕以佳共向高丽出借款项为405万元（转款胡晓佳账户188万元，转款高丽账户217万元）。吕以佳主张其母亲也向高丽转款10万元，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对于高丽应还款数额是多少，双方有无约定利息，本院认为，2012年7月18日至2012年11月7日，吕以佳共向高丽出借款158万元，高丽共还款1668320元，这期间的11笔资金往来能够一一对应，还款数额超出借款数额的部分应为利息。并且，这几笔借款借期极短，最长的一笔不到一个月，多数是十几天，均已即时结清，因此，对上述款项不再计入。自2012年11月12日至2013年12月5日，吕以佳共向高丽借款247万元，高丽共向吕以佳还款2067840元（3736160元－1668320元），差额402160元。这期间双方资金往来35笔，借款和还款无法一一对应，虽然吕以佳通过计算的方式方法，来证明双方对利息有约定，且利率为千分之二点五至三点五不等，但利息约定仍然不明。“利息约定不明”包含“有无利息约定不明确”和“利息标准约定不明确”两层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吕以佳和高丽之间的借贷，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其利息约定不明，因此，吕以佳要求支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的借贷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吕以佳可以随时要求高丽偿还借款，高丽应当随时偿还，并且，高丽应当自吕以佳起诉之日承担逾期利息。吕以佳称高丽的还款中有35225元是高丽委托其网购的还款，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难以认定。
对于胡乃义应否对高丽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高丽与胡乃义于2010年2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11月11日登记离婚，高丽的债务发生在与胡乃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胡乃义没有证据证明其有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故应对高丽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吕以佳与高丽之间借贷关系成立，高丽尚欠吕以佳借款本金402160元未予偿还；除即时清结的借款有利息并已支付，其他借款因利息约定不明，高丽无须支付借期内的利息，但应当自吕以佳起诉之日支付逾期利息；胡乃义对高丽的还款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吕以佳借款本金402160元；
二、被告高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吕以佳逾期利息（以本金40216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2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
三、被告胡乃义对第一、二条款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原告吕以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880元，原告吕以佳负担4510元，被告高丽、胡乃义负担73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闫 勇
人民陪审员 陈家春
人民陪审员 刘德荣
二〇一七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边江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