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9民初5744号
原告：周某1，女，1988年5月1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莲，河南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女，1959年6月3日出生。
被告：袁某，男，1969年1月14日出生。
被告：周某2，男，1991年5月31日出生。
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沙，北京秉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某1与被告王某、袁某、周某2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莲，被告王某、袁某、周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分割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1号(简称1号)房屋的拆迁利益中的一套三居室和扣除房款、设备、装修及附属物补助后的补偿款938001元，补偿款要求平均分割，安置房要求按份额平均分配。事实和理由：被告王某与周某3系夫妻，原告周某1是二人之女，周某2系二人之子。1号和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内1号（简称内1号）房屋是周某3夫妻的共同财产，2000年2月23日周某3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后被告王某和袁某再婚。2010年永定镇桥户营村拆迁，原被告就上述院落房屋进行分家，并签订分家协议，约定1号归周某2、周某1所有，村东路北院内房屋归王某、袁某所有。分家协议签订后周某2就1号房屋签订了拆迁协议并取得了全部拆迁利益，原告多次与三被告协商要求1号房屋拆迁利益，被告均予以拒绝。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周某2辩称，周某2名下的房产与周某1没有关系，被拆迁的两个院都属于王某个人所有，不是家庭共有财产。在拆迁之前王某已将房产进行了分割，王某和周某2一人一套，因此周某2名下的房产和拆迁款都归周某2个人所有。
被告王某、袁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起诉的是分割周某2名下的拆迁利益，并非是我们名下财产，我二人不应是本案的被告。因为在拆迁时周某1被认定有45平米的指标，周某2曾给过周某1四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这四十万实际上就是对其享有45平方米优惠购房资格的补偿。
各方无争议事实如下：
王某与周某3（已故）原系夫妻，周某2系二人之子。周某3于1999年7月1日死亡，生前未留遗嘱。2003年2月，王某和袁某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00）门证民字第23号《收养公证书》载明：收养人王某、周某3于1988年5月15日在门头沟区医院收养弃婴周某1，双方共同生活，相互以父母子女相称，并履行扶养义务，已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周某3是周某1的养父，王某是周某1的养母。
1号（又称西院）院北房3间、东房1间系周某3继承的祖遗产。2007年12月，该房屋被鉴定为危险房屋。2009年5月，王某作为申请人取得2009年规（门）建字103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上述房屋进行了翻建，翻建成房屋五间。拆迁之间，该院内棚盖了院落，没有审批手续。
内1号（又称东院）北房4间系王某作为申请人依据1996年5月6日的建房许可证建设的房屋，周某3、周某2作为建房许可证中的同居人。拆迁之前，该院棚盖了院落，建盖了东房，没有审批手续。
2010年12月18日，周某2（乙方）就1号院内房屋及附属物与北京国信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定向安置房购房协议》，载明：被认定房屋补偿建筑面积128.25平方米，认定人口2人，分别为周某2、周某1。乙方自愿在“被认定补偿房屋建筑面积”中，以认定人口人均45平方米作为选房面积，以“应选房面积”为90平方米作为定向房屋安置。乙方可以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曹各庄安置项目定向安置房“曹各庄”地块三居室一套，合计面积110平方米，之外的“剩余面积”为18.25平方米，并按照“剩余面积”的补偿原则，结算增加补偿费。周某2取得腾退补偿款1467528元，包括：“实际购房面积”定向房屋安置补偿费626318元，“剩余面积”补偿费287618元，房屋设备、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34527元，各种拆迁奖励及补助费388465元（其中，工程配合奖89775元、未超占奖励费192375元、一次性搬家补助费2565元、二次搬家补助费2200元、空调移机费400元、电话移机费300元、有线电视迁移费350元、热水器该亦非300元、危电改造费200元）。定向安置周转期限为两年，周转费按认定人口每人每月500元、冬季取暖费按认定人口每人每年400元的标准给付定向安置房周转费24000元、冬季补助费1600元。乙方一次性付清安置房购房款给予一次性补助三居室为105000元。同日，周某2签订安置房购房协议，约定周某2购买“曹各庄”地块三居室1套，面积为110平方米，项目回购均价及4500元/平方米核算总价款，周某2支付购房款495000元。后周某2购买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惠康嘉园×××1904室三居室一套，实测建筑面积111.09平方米，该房屋由周某2办理交付手续，补交购房款11570元。现该房屋已交付周某2，尚未取得所有权证书。周某2腾退补偿协议项下补偿款由周某2领取。2012年8月30日周某2向周某1转账40万元。
在周某2签订的1号院房屋的征收档案中，有《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各一份。其中，《分家单》载明：“我是桥户营村民王某，共有两处房产，自愿将西边的一处房产的所有权分给儿子周某2、女儿周某1共同拥有。此份分家单经全家人共同协商，一致同意。特立此为凭据。家庭成员签字：袁某、王某、周某2、周某1。2003年8月15日”。《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载明：“北京市门头沟区×××院1号私有房产2处，合计9间，建筑面积125.3、145平方米，属王某等4人共有产权，经全体产权人协商一致达成如下房产分割协议：1、东边一个院的房产归王某、袁某所有；西边一个院的房产归周某2、周某1所有。2、附属物属东边院归王某，西边院归周某2。3、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立协议人：王某、周某2、周某1、袁某，经办人王某1。2010年12月11日。”
另查，内1号由王某签订征收协议取得相应征收利益，该协议中载明的被认定人口为2人，分别为王某、袁某。该征收档案中亦有《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各一份，内容与周某2征收档案中一致。
各方争议事实如下：
1、周某1与周某3、王某的身份关系
王某、袁某、周某2主张：周某1与周某3并不存在收养关系，（2000）门证民字第23号《收养公证书》只是为了给周某1办理户口，且当时办理收养公证时，周某3已经去世。周某3生前明确表示不与周某1形成收养关系，就担心周某1分财产，所以在1996年建房审批时就没有把周某1列为共居人。
周某1主张：我从小即跟随周某3、王某共同生活，我五六岁时知道自己系收养的，但并未影响我与周某3、王某的关系，我一直视其二人为亲生父母，我与亲生父母一直没怎么联系。虽然2000年之前没有办理收养公证，但我与周某3、王某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
2、1号院和内1号院房屋建设情况
原告周某1主张：内1号北房4间系周某3与王某审批所建，1号北房3间、东房1间系周某3继承的祖遗产，周某3死后未留下遗嘱，周某1作为周某3和王某之养女，有权继承内1号和1号院房屋。且1号院2009年翻建房屋时我给了一万元，平时我也给家里生活费。内1号院房屋在拆迁之前棚院建房我虽然没有出资出力，但平时我都给家里生活费。
王某、袁某、周某2主张：内1号1996年建房时周某3还在监狱，周某2、周某1年龄尚小，均是王某主持建的房，拆迁之前棚盖院落和建东房均是袁某主持建的，周某2出资出力了。周某1没有出钱，也没有帮忙，其从未给过家里生活费。1号院在2009年审批翻建房屋时由袁某和周某2主持建设，王某夫妇和周某2均出资出力了。周某1没有出资出力。拆迁之前棚盖院落也是袁某、周某2、王某棚盖的，周某1没有出资出力。
双方均未就出资出力情况向本院提交证据。
3、《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签订情况
周某1主张：签订拆迁协议时，系周某2、袁某、王某三人办理的，其当时在上班，周某2打电话让其到拆迁办签署了材料，其记不清签的什么材料了。《分家单》也是那时签的，并非2003年签的。即使《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上其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其也认可协议效力。
王某、袁某、周某2主张：《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是为了多分拆迁利益才写的，周某1的签名是周某2代签的。如果只给周某2一人分一户，就只能要一个一居室，加上周某1就可以要一套三居室。所以才将周某1的名字加上了，并不是真正的分家。签完认定书第二天，周某2、袁某、王某又签订了一份《家庭分家协议》，明确了实际分家的情况，将西院分给了周某2一人，并确认了《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无效。该协议的情况并未告知周某1。
王某、袁某、周某2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家庭分家协议》。该协议载明：“2010年桥户营拆迁，为多分面积制作虚假《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及《分家单》，不是本人王某的真实想法，为避免纠纷，特重新分割如下：1、北京市门头沟区桥户营村187院1号私有房产2处，合计9件，建筑面积125.3平米和145平米，属王某个人所有产权；2、将西边院的房产归周某2一人所有，建筑面积125.5平米。3、将东边院的房产归王某一人所有，建筑面积145平米。4、2003年8与15日及2010年12月21日签署的《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无效。5、附属物东边院归王某，西边院归周某2。6、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人：王某、袁某、周某2。2010年12月12日。”经质证，周某1不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该协议侵害了周某1的利益，且没有周某1的签名，应当无效。
4、周某2转账给周某140万元的性质。
周某1主张：该笔款项系袁某、王某在其结婚前给付的嫁妆钱，其用了一部分购买了一辆轿车，其余的钱已经生活消费了。购买轿车时周某2、王某也都陪同，他们均知晓购车的情况。其办婚礼前，将车钥匙给了王某、袁某，由其二人在婚礼时再给周某1，实质就是王某、袁某送给周某1的嫁妆。
周某2、袁某、王某主张：周某2转账给周某1的40万元系周某1作为认定人口享有45平方米的优惠购房指标的折价款，并非王某、袁某给付的嫁妆钱。王某在周某1婚前确实说过要给一笔嫁妆钱，但后来因双方关系不太好就没有给。
周某1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其结婚典礼的录像，在该录像中，袁某给付周某1一把车钥匙。经质证，王某、袁某对于录像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表示车钥匙是事前周某1给其让其在婚礼时再给周某1的，其并不清楚车辆系谁购买的。周某2认可录像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根据双方陈述和提交证据情况认定如下:
1、周某1与周某3、王某的身份关系
根据（2000）门证民字第23号《收养公证书》可以确认，虽然2000年之前，周某3、王某与周某1没有办理收养手续，但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周某1系周某3、王某的养女。
2、1号院和内1号院房屋建设情况
虽1号院内原北房3间、东房1间系周某3继承的祖遗产，但该房屋后被评定为危房，在王某与袁某再婚后，由王某作为申请人审批进行了翻建，故周某3对2009年翻建后的房屋不再具有权属。内1号院北房4间系周某3与王某婚姻存续期间经审批所建，虽以王某的名义审批，但周某3作为共居人，对该房屋亦享有权属。后续棚盖院落时周某3已去世，其对于棚盖的院落不享有权属。周某1主张其在2009年翻建1号院房屋时存在出资行为，且其经常给付生活费的行为应系在1号院和内1号院棚盖院落进行了出资，王某、袁某、周某2对此不予认可，周某1亦未就其出资的情况提交证据，故本院对其主张的出资情况不予采信。
3、《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签订情况
周某2与王某分别依据《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虽周某2主张该两份材料中周某1的签字系其所签，但周某1认可该签字的效力。王某、袁某、周某2主张书写该两份协议的目的只是为了多分利益，但并未就该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内1号北房四间系王某与周某3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周某3死亡后，该房屋应由王某、周某2、周某1继承。《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对1号院及内1号院进行了分割，该协议应系王某、袁某、周某2、周某1对于其共同的财产达成的分割协议。王某、袁某、周某2在未经周某1同意的情况下达成《家庭分家协议》，并明确排除周某1的权利，该《家庭分家协议》对周某1不产生效力。
4、周某2转账给周某140万元的性质。
周某1主张该笔款项系王某给付的嫁妆，王某、袁某、周某2对此不予认可，周某1仅就该主张提交了婚礼录像光盘，但该录像中并无给付该笔款项的陈述和行为，周某1亦陈述录像中袁某给付的车辆钥匙系周某1自己先行购买的车辆，且考虑周某2与周某1的身份关系，结合传统结婚习俗，嫁妆的给付主体亦不应为兄弟，故本院对于周某1的主张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王某、袁某、周某2、周某1达成《分家单》和《家庭房产分割及房屋面积认定书》对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后王某、周某2依据该分割协议分别签订征收协议。故依据该分割协议，1号院取得的征收利益扣除附属物补偿应为周某2、周某1共有。现周某1要求分割1号院征收利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周某2已给付周某1的40万元，应从周某2应当给付的补偿款中予以扣除。周某1表示同意按照其享有份额分担房屋交付时补交的面积补差款，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为便于双方各自履行义务，本院将周某1应当给付的面积补差款从周某2应当给付的补偿款中予以扣除。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周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周某163215元。
二、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惠康嘉园×××1904号房屋上的权利分别由周某2享有50%的份额，由周某1享有50%的份额。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六千七百四十五元，由周某1负担三千三百七十三元，已交纳。由周某2负担三千三百七十二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货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田 裴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