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琼01民终82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海南卡拉万旅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2号秀英区政府三号楼603房。
法定代表人：李冬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宋洋，男，1977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公主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南卡拉万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拉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洋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卡拉万公司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民初11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卡拉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民初11165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宋洋的一审诉讼请求或驳回宋洋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宋洋与卡拉万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与海南中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对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从宋洋在中睦公司的《员工入职表》、《转正申请书》、《离职手续完备表》可见，宋洋于2014年1月6日入职中睦公司，2015年4月从中睦公司辞职。《辞职报告》及《离职手续完备表》中的审批人是中睦公司的股东、董事李红锦。而宋洋称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与卡拉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从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宋洋是与中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其不可能同一时期与两家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一审仅根据中睦公司的《员工入职表》认为入职中睦公司在前，不排除后面与卡拉万公司又建立劳动关系，是忽视了宋洋从中睦公司的离职时间。一审认定卡拉万公司与宋洋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宋洋提交的《工资表》没有任何人员签名，只是自行打印的表格，不具备证据形式。《工作卡明细单》只能证明其账户流水，不能证明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考勤表》和《养老保险历年缴费清单》仅能证明上诉人代交代为考勤情况，并不能据此认定劳动关系的存在，因中睦公司是上诉人的股东，故在一段时间内有代缴情况，也属正常。两个公司毕竟是两个主体，一审法院认为”在一个地点办公”就存在着人格混同，这是十分荒谬的。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两个基石，不能轻易撼动。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同、股东不同、营业场所不同，虽然两公司曾有一段时间同在鸿联商务广场办公，但中睦公司在9A房，卡拉万公司在9B房，况且2015年10月中睦公司就搬走了，2016年1月卡拉万公司也搬走了。曾经是邻居就要替另一主体承担责任吗？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与中睦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那么根据《员工入职表》被上诉人2014年1月就入职了，而此时卡拉万公司都不存在，卡拉万公司是2014年3月24日成立的。可见一审判决的错误。一审认定”原告以个人原因为由向被告提出辞职”是错误的，宋洋是向中睦公司提出辞职，而不是向卡拉万公司。《辞职申请》和《离职手续完备表》都是从中睦公司调取的，审批人李红锦是中睦公司的股东和董事（有中睦公司的工商机读资料为证），与卡拉万公司无关。一审据此认定卡拉万公司与宋洋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二、宋洋要求的双倍工资已过仲裁时效。一审从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开始计算仲裁时效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双倍工资属于劳动报酬，适用追索劳动报酬的时效规定，即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卡拉万公司认为，双倍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属于对用人单位的惩罚性赔偿，时效应当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一年。所谓劳动报酬顾名思义是劳动者因为提供劳动而获得的收入，也就是按劳取酬，不劳不获，而双倍工资实际上是对因用人单位未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给予的惩罚。劳动合同法规定双倍工资的立法本意是督促用人单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防止大量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规范用工关系，对于用工超过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7条已经明确规定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就是说用工满一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法律不再保护劳动者主张的双倍工资，因为此时自用工满一年视为用人单位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就是此时法律拟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应当通过其与用人单位已经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主张双倍工资。既然双倍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那么关于它的仲裁时效就应当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具体到本案而言，上诉人2014年1月入职中睦公司，自2014年2月即应当计算仲裁时效，至申请仲裁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综上，卡拉万公司与宋洋不存在劳动关系，宋洋起诉主体错误，应当驳回其起诉。无论用人单位为谁，宋洋的请求已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一审诉讼请求。
宋洋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认定宋洋与卡拉万公司于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是正确的。宋洋在一审就提交了银行流水单、卡拉万的《月工资换算表》、由卡拉万公司加盖其公司公章的《考勤表》、《员工社保缴费情况申报表》以及海口市社会保障事业局的《养老保险历年实际缴费工资清单》，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宋洋与卡拉万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卡拉万在其上诉状中称《考勤表》和《养老保险历年缴费清单》仅能证明卡拉万公司代交代为考勤情况，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正是由于宋洋是卡拉万公司的员工，卡拉万公司才会对宋洋进行考勤、缴纳社保及发放工资，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二、卡拉万公司上诉状中称宋洋要求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已超仲裁时效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宋洋于2015年3月29日辞职，2015年4月30日与卡拉万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于2016年2月5日向秀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二倍工资属于劳动报酬范畴，毋庸置疑，该条明确规定要支付的是二倍”工资”而非”赔偿金”和”惩罚金”。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月23日开始施行的《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报酬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双倍工资差额属于工资或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的范畴，因此属于劳动报酬，也因此可以适用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四款之规定。三、一审认定宋洋申请仲裁的时效应从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计算是正确的。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是持续性的侵权，应当从侵权行为终了之时开始计算仲裁时效。卡拉万公司的侵权行为持续到解除劳动关系之日才结束。四、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劳动合同法》八十二条关于双倍工资的规定，从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开始计算仲裁时效，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综上，宋洋与卡拉万公司于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宋洋提起仲裁的时间未超过仲裁时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宋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宋洋与卡拉万公司自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判决卡拉万公司向宋洋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4000元；三、判决卡拉万公司向宋洋支付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宋洋为卡拉万公司垫付的招待费158950.14元；四、判决卡拉万公司向宋洋支付经济补偿金12000元；五、本案诉讼费用由卡拉万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宋洋与卡拉万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综合宋洋提交的《工资表》、《工资卡明细单》、《考勤表》、《养老保险历年缴费清单》等证据，可以看出宋洋工作期间的考勤登记、工资发放、养老保险的缴纳等都与卡拉万公司紧密相关，虽然卡拉万公司提供的《入职登记表》显示的是中睦公司入职登记表，但该证据也仅能证明宋洋在入职卡拉万公司之前曾在中睦公司工作过，并不足以排除以上证据的证明力，卡拉万公司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时，由于中睦公司系被告的股东，两个公司也曾在一个地点办公，存在着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形。结合以上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宋洋与卡拉万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宋洋于2014年9月1日在卡拉万公司入职，月工资1.2万元，卡拉万公司一直未与宋洋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2015年3月29日，宋洋以个人原因为由向卡拉万公司提出辞职，同年4月30日，卡拉万公司解除与宋洋的劳动关系。2、宋洋是否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卡拉万公司垫付了招待费158950.14元的事实。宋洋仅是陈述了其为卡拉万公司垫付了158950.14元招待费，但并没有举证予以证实，故宋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3、宋洋申请仲裁及提起诉讼的事实。2016年2月5日，宋洋向秀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1、确认宋洋与卡拉万公司自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裁决卡拉万公司向宋洋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4000元；3、裁决卡拉万公司向宋洋支付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卡拉万公司垫付的招待费158950.14元；4、裁决卡拉万公司向宋洋支付经济补偿金12000元；海口市秀英区仲裁委未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仲裁裁决，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秀英人仲告字（2016）第30号《案件逾期告知书》，宋洋于当日领取了该告知书，并于同年4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宋洋主张的双倍工资问题。由于宋洋与卡拉万公司于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卡拉万公司没有与宋洋签订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依法应向宋洋支付双倍的工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宋洋与卡拉万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宋洋申请仲裁的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至2016年2月5日宋洋向海口市秀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没有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卡拉万公司应当向宋洋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4000元；二、关于宋洋请求卡拉万支付垫付的招待费158950.14元的问题。由于宋洋没有举证证实该事实的存在，故一审法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宋洋主张的经济补偿金问题。由于宋洋是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的，并不存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辞职事由，故其提出的该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宋洋与卡拉万公司从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卡拉万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宋洋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4000元；三、驳回宋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卡拉万公司负担。
二审中，卡拉万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第一份证据是《中睦公司职工住房公积金停缴转移情况表》，第二份证据是关于宋洋入职、离职等情况的《证明》，第三份证据是《住房公积金汇缴清册》。上述三份证据均用于证明宋洋于2014年1月6日入职中睦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主管劳动合同、考勤、考核等日常工作，于2015年4月30日离职，离职原因：辞职。宋洋的质证意见为：对三份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因为卡拉万公司提供的机读档案证明卡拉万公司与中睦公司是有关系的，宋洋之前是在中睦公司任职，后来才转到卡拉万公司工作，而且中睦公司是卡拉万公司的大股东，两家公司是一套人马两个公司，卡拉万公司要从中睦公司开具这样的证明是很容易的，但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卡拉万公司和中睦公司在同一个地点办公，宋洋在2014年9月才转去卡拉万公司。另，后两份证据由于没有原件，没有办法确认其真实性，不能够证明宋洋在2014年9月以后还是中睦公司的人，也不能证明宋洋不是卡拉万公司的人。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二审查明如下：卡拉万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注册成立，股东之一是中睦公司，占卡拉万公司49%的股权，后于2016年1月21日变更为占有卡拉万公司52%的股权。中睦公司于2009年6月30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冬梅，2016年11月23日变更为杜兵。卡拉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李冬梅。宋洋主张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在此期间，中睦公司和卡拉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李冬梅，办公地点分别是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9A房、9B房，说明两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宋洋对于在2013年6月入职中睦公司后至2014年9月以前的劳动关系没有提出异议，仅对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的劳动关系提出主张，要求确认与卡拉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的差额。卡拉万公司提供的由中睦公司出具的《证明》、《职工住房公积金停缴转移情况表》以及《住房公积金汇缴清册》用以证明宋洋于2014年1月6日入职中睦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主管劳动合同、考勤、考核等日常工作，但根据一审已认证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2014年9月开始是由卡拉万公司对宋洋考勤并发放工资，且从2014年12月开始由卡拉万公司为宋洋缴纳养老保险。因此，卡拉万提交的三份证据仅能证明宋洋曾在中睦公司工作过，并不足以否定宋洋在卡拉万公司工作的事实。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上诉人卡拉万公司与被上诉人宋洋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上诉人宋洋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要求上诉人卡拉万公司支付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
关于卡拉万公司与宋洋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宋洋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工资表》、《工资卡明细单》、《考勤表》、《养老保险历年缴费清单》等证据，证明卡拉万公司自2014年9月开始对宋洋进行考勤并发放工资，且自2014年12月开始为宋洋缴纳养老保险。卡拉万公司主张是为中睦公司代为发放工资、代为考勤、代缴养老保险，应该提供证据来支持其主张，但卡拉万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中睦公司占卡拉万公司49%的股权，中睦公司和卡拉万公司具有相同的法定代表人李冬梅，两公司的办公地点分别是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相邻的9A房和9B房，说明两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宋洋先入职中睦公司，2014年9月1日后由卡拉万公司考勤、发工资、缴纳养老保险，且确实在鸿联商务广场9A、9B房的办公场所进行工作。根据以上事实，综合考虑一审时宋洋提交的证据，应认定宋洋与卡拉万公司自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宋洋主张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要求卡拉万公司支付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宋洋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与卡拉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宋洋于2016年2月5日向秀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卡拉万公司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4000元，海口市秀英区仲裁委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秀英人仲字（2016）第30号《案件逾期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宋洋主张的二倍工资差额应当认定属于法定的特定情况下的劳动报酬。同时，双方劳动关系已经终止，仲裁时效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计算一年。宋洋与卡拉万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宋洋申请仲裁的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至迟应在2016年4月29日前提出仲裁申请。宋洋于2016年2月5日向海口市秀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没有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经过劳动仲裁的前置程序后，宋洋于2016年4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也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
综上所述，海南卡拉万旅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海南卡拉万旅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武雪丽
审判员 黄玉臣
审判员 王法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