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2民终27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枝超，男，1956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开州支行，住重庆市开州区文峰街道办天鹅湖社区开州大道（东）124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621193589L。
负责人：易勇，系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军，男，1974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系该支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聪，男，198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系该支行员工。
上诉人谢枝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开州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重庆开州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16）渝0234民初6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枝超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本案实情判决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存款4000元及资金利息，应从2015年3月20日起按存款利息标准计算至案件审结时间；2、上诉等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情概况：在2014年3月20日上诉人在原二号桥农业银行存款4千元，存期一年，在2015年3月20日，我亲自再拿2千元由营业员合并入账，两笔累计共应是6千元。而在存折上记录为部销，时间又是在2015年7月17日，继后在2015年3月20日记录部开2千元，实际原存折上4千元我没有领取不翼而飞，实际只在2015年7月31日支取有2千元至2016年5月14日去咨询全部换存款、添尾数，尚差4千元银行不承认，让人不可思议。更不难理解的是，营业员说:“你眼睛瞎了，看不到啊!前面有个4千元是流动存，后面有个2千元是今天存的，你太罗嗦了。”保安又说:“你太麻经。”我反复地问了多次，结果还是受骗。二、法院判决未根据本案实情，导致有误。1、任何文书、公文记录都是从序号1、2、3、4、5...依时间顺序记录，而在户名谢枝超账号为XXXXXXXX存款种类整存整取，开户日2014/03/20。第1笔业务是20140320，4000元…第2笔业务是20150701，部销一年，2002.31元…第3笔业务是20150320部开，2132.00元…第4笔业务是20150731，销户2134.76…从存折本上完全看出，特别在时间应为①2014年3月20日，②2015年3月20日，③2015年7月17日，④2015年7月31日。为什么在第2笔业务印在第3笔业务之后呢？这难道不是营业员在工作中的弊端和猫腻，又是什么呢？2、当我在2016年5月14日上午8点至11:30将存款本拿到该银行去取钱时，门市告之无钱了，瞬间该门市营业员把我的身份证和原存款折拿在他们银行楼上不知搞什么花脚乌龟，将其原存款本更换另一本存折，由因我不识字，眼睛看不见，当时未察觉存折上的存取款数额，至当天上午11点(期间长达3个小时)才将存折拿给我，这个期间3个小时的弊端显而易见。3、按时间先后记录合符财经记账程序，时间的先后惯例混淆，这又怎么解释?作为大脑清晰的我又不糊涂且能清楚的记忆。4、法院在判决P5提到，不需要输入密码，亦不需要签字，在2015年3月20日交易流水表中，并无原告的账号，这更是错误和荒唐的判决，在信息化时代，首先是密码和身份信息的输入，更有账号的输入，怎么不能主张个人存款的信息呢？让人不可质疑。三、原告多次提出在该行门市调出监控录像和原存、取款的签字单凭据，都遭至拒绝，这又何解释？再从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493号的鉴定函(时间2016年12月27日)载明：检材字迹与委托方送检的样本字迹之间相同特征与不同特征各占一部分，既有符合点，也有差异点，这就足以说明原告与被告双方应对本案事实理应共同存档责任的事实笔迹鉴定。
农行重庆开州支行二审答辩称：1、谢枝超在农行2014年3月20日存入4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予以认可。但是，2015年7月17日其办理了部分提前支取2000元，剩余的2000元是按照部开的方式办理的，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所以上诉人陈述部销是存入并不是事实。被上诉人向营业人员询问后，上诉人陈述的营业人员说其眼睛瞎了是不符合事实的。2、部开和部销的时间打印时间不同的原因是现行的规则是先销后开。上诉人不光是询问了被上诉人，还是询问了银监部门的。银监部门也告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操作是合法的。3、上诉人陈述银行工作人员将上诉人的存折拿去进行了修改这不是事实。存折是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没有必要修改，柜员都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并且存折属于重要的空白凭证，都是用一本销一本。如果要在存折上面盖公章，普通的柜员是没有这个权限的。4、上诉人要求调取监控录像的事情，上诉人提出的时候已经超过了银行监控的最长保存期限三个月，并且被上诉人也是按照银监局的规定将录像保存了三个月。5、上诉人要求调取原始的签字凭证，被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已经向法庭全部提交，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说的不配合的问题。6、关于鉴定的问题，在一审中法官说如果要申请鉴定要提出鉴定申请的时候，被上诉人就非常配合地申请了鉴定。一共进行了两次鉴定，鉴定退件处理的相关资料也存于一审卷宗中。被上诉人已经穷尽了被上诉人所有的检材样本，而上诉人无法提供。是因为样本的不稳定性，使得鉴定机构无法做出确定性的结论。且在鉴定无法得出结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考虑到上诉人的实际情况，主动要求承担6000元的鉴定费。7、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找到银行时报警的原因：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支行或者网点的时候，被上诉人都耐心地向上诉人解释，但是上诉人不听从劝阻，严重干扰了银行的经营秩序。但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没有作出粗暴的行为。上诉人陈述易勇打人不是事实。易勇行长是支行长，其没有与谢枝超见过面。
谢枝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存款4000元和支付资金利息（从2015年3月20日起，按法律规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案件审结时止）；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3月20日，原告谢枝超到被告的开县永安街分理处（现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开县北部新区支行）办理存款业务。被告的该分理处向原告谢枝超开具了存折，该存折载有“户名：谢枝超，账号：XXXXXXXX，开户日：2014/03/20，存款种类：整存整取，支取方式：凭密码”等内容。同日，原告在该分理处向上述账户存款4000元，存期一年，年利率3.3%，并约定转存，转存存期一年。同时，原告的存折记录页上亦记载了该4000元存款业务。2015年3月20日，上述存款到期，其存款本息合计为4132元，原告未予支取。该4132元遂作为新的存款本金按约转存一年，并于2016年3月20日到期。2015年7月31日，原告从前述账号中支取了2134.76元，其余额遂为零元，该账号并于当日销户。
2016年10月10日，被告申请对2015年7月17日的存款凭条、取款凭条、利息及代扣税款清单的客户签名栏“谢枝超”的真伪进行鉴定。2016年12月27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终止鉴定函，该函称：“经初检，发现检材字迹与委托方送检的样本字迹之间相同特征与不同特征各占一部分，现有条件下不能出具确定性的鉴定意见。故本中心作终止鉴定处理，送检材料及鉴定费用一并退还”。2017年1月25日，被告再次申请对上述鉴定标的进行鉴定。2017年4月13日，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如下鉴定意见：因检材与样本条件限制，不能对检材“谢枝超”签名字迹是否为谢枝超本人所写作出鉴定结论。被告因此再次鉴定向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缴纳鉴定费6000元。另查明，被告及其开县永安街分理处均可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原告主张其在2015年3月20日向被告的永安街分理处存款2000元，而被告陈述原告当日并没有向被告的永安街分理处存款。原告为证明其主张，举示了银行存折上的2015年3月20日部开交易记录，并陈述了其主张的业务办理情况：原告于2015年3月20日凭存折在永安街分理处柜台上存款2000元，该2000元由面额100元的人民币凑整，其办理该业务时既没有使用身份证，又没有输入密码，也没有在银行凭条上签字。被告为证明其抗辩，提交了2015年3月20日永安街分理处的交易流水报表。对于原、被告争议的上述事实，该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原告对其主张的存款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提交的银行存折上的2015年3月20日部开交易记录载明了“顺序号：1，摘要：部开，本金/本息：2132.00”，与原告陈述的存款金额为2000元相互矛盾，且原告陈述的在银行柜台办理定期存款业务时不需输入密码，亦不需签字确认，与通常的交易习惯不符。相反地，被告提交的永安街分理处在2015年3月20日的交易流水报表中并无原告的账号，且被告能对存折上的2015年3月20日部开交易记录作合理解释。故综合原、被告的举证和当庭陈述，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银行存折所载明的交易记录和其当庭陈述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的其在2015年3月20日向被告的永安街分理处存款2000元不予采信。（二）、被告主张原告于2015年7月17日部分提前支取了2000元存款及其利息2.31元，原告则陈述其没有支取该款项。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2015年7月17日的联网核查凭证、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利息及代扣税款清单。对此，该院综合分析认定如下：首先，被告方提交的交易明细能证明在2015年7月17日原告账号中发生了支取2000元存款本金的交易。本院按“利息=本金×利率×期间”的运算规则，经计算可得：该2000元存款截止2015年7月17日的利息为2.31元。即该利息金额与被告当庭陈述的支付利息金额一致。另一方面，被告陈述的原告在2015年7月17日部分提前支取存款本息共计2002.31元，与原告存折上的2015年7月17日交易记录所载明的“顺序号：1，开/销户日：20150717，摘要：部销，本金/本息：2002.31”能相互印证。庭审中，原告抗辩其存折上的2015年7月17日交易记录系被告伪造添写的，但其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院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然后，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提前支取存折账户中的定期存款，必须由存款人或存款人委托的代支取人持身份证明，凭存折以及交易密码，方能进行交易。即原告账号中的存款应是由持有原告身份证、存折且知晓交易密码的人所支取。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联网核查凭证能证明原告的身份证于2015年7月17日在被告的永安街分理处进行了核查。而原告的身份证作为其身份证明，通常由原告自己持有并保管。同时，原告的存折作为其储蓄凭证，通常也由原告自己持有并保管。且原告的存折上载明了“支取方式：凭密码”，即原告已设定交易密码，该密码作为交易安全的保障，理应为原告自行保管，他人通常并不知晓。庭审中，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系他人代为持有其身份证、存折和交易密码，因此，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原告账号中的存款通常是原告或原告授权的人所支取。最后，原告对被告提交的2015年7月17日的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利息及代扣税款清单上的客户签字有异议，但其未申请鉴定。后经被告两次申请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称，检材字迹与委托方送检的样本字迹之间相同特征与不同特征各占一部分；重庆市公信物证司法鉴定所亦认为，因检材与样本条件限制，不能对检材“谢枝超”签名字迹是否为谢枝超本人所写作出鉴定结论。现原、被告均不申请再次鉴定。上述鉴定意见虽未确定鉴定的客户签字系原告所签，但也未排除鉴定的客户签字非原告所签。同时，基于上述鉴定意见，该院认为，被告自行承担鉴定费为宜。综合以上方面的分析，该院认为，原告于2015年7月17日部分提前支取了2000元存款及其利息2.31元具有高度盖然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该院对被告主张的原告于2015年7月17日部分提前支取了2000元存款及其利息2.31元，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原告于2014年3月20日在被告的开县永安街分理处开户并将4000元存入所开账号，被告的该分理处作为可以办理法律规定的人民币储蓄业务的储蓄机构，亦向原告开具存折，则原、被告的储蓄存款合同已经成立。该合同自成立时，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其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照原、被告的合意及法律规定，原、被告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诚信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庭审中，原告主张的其在2015年3月20日向被告的永安街分理处存款2000元，但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主张原告于2015年7月17日部分提前支取了2000元存款及其利息2.31元，并提交了交易明细、联网核查凭证，上述证据与银行存折载明的交易记录能形成证据锁链，能证明被告方作为储蓄机构已按约向原告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且按该院查实的原告存、取款情况，至2015年7月31日原告销户时，其账号余额为零元并无差错。相反地，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在向原告办理储蓄业务时，违反“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并存有过错。故该院对原告谢枝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谢枝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谢枝超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谢枝超向一审法院起诉后，将2014年3月20日在农行重庆开州支行开户的存折作为证据提交，主张其先于2014年3月20日存入4000元，后又于2015年3月20日存入2000元；在谢枝超自己所写《中国农业银行纯属诈骗老百姓血汗钱》材料中陈述：银行主任想“瞒天过海”，在2016年5月14日改变存折所有业务，早上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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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要我签字身份证。同时，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本案中，法官询问谢枝超提交的一本通存折记录是不是真实的，谢枝超回答：“除了2015年7月17日这笔是被告添上去的，其余都是真实的。只有2014年3月20日的记录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谢枝超在一审法院审理中，并没有主张其持有的存折被农行重庆开州支行开户更换。经审查，谢枝超现在持有的存折编号为“XXXXXXXX”，账号为“XXXXXXXX”，谢枝超于2014年3月20日开户存入4000元时，存款凭条上载明的凭证号码和账户亦为“XXXXXXXX”和“XXXXXXXX”，谢枝超在二审中没有提供新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存折被农行重庆开州支行开户更换，因此，谢枝超上诉主张在2016年5月14日上午8点至11:30期间，农行重庆开州支行工作人员将其原存款本更换另一本存折的事实不能成立。
谢枝超提交的存折上，一共记载了四次存取款交易记录，均为电脑打印，即1、开/销户日：20140320，摘要：现开，存期一年，到期日20150320，转存期一年，本金/本息：4000元，利率3.3%；2、开/销户日：20150717，摘要：部销，存期一年，转存期一年，本金/本息：2002.31元，利率0.0%；3、开/销户日：20150320，摘要：部开，存期一年，到期日20160320，转存期一年，本金/本息：2132元，利率3.0%；4、开/销户日：20150731，摘要：销户，存期一年，本金/本息：2134.76元，转存期一年，利率0.0%。对这四次交易记录，农行重庆开州支行认为都是真实发生的存取款记录，而谢枝超在本案诉讼中，陈述前后矛盾，在一审中既有“2014年3月20日存了4000元，2015年3月20日又去存了2000元，2015年7月31日取了2000元”的陈述，又有“除了2015年7月17日这笔是被告添上去的，其余都是真实的。只有2014年3月20日的记录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的陈述，二审中，谢枝超再次陈述称“我真实的只有三笔业务，2015年7月17日这笔是假的，是在2015年7月31日添上去的。银行把我的存折拿去调换了，加了一笔业务并且添加了尾数”。
根据谢枝超提交的存折，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本案其他证据，本院认为谢枝超主张第二次交易记录是农行重庆开州支行工作人员在2015年7月31日添加不具有可能性。首先，存折是由谢枝超保管和持有，正常情况下，每次存取款后，谢枝超应当查看存折上的记录与实际交易金额是否相符，谢枝超在2015年7月31日取款后如果农行重庆开州支行工作人员在存折上添加了2015年7月17日的交易记录，谢枝超当即就能发现并提出异议。第二，从存折上四次电脑打印的存取款交易记录的间距上判断，2015年7月17日的交易记录与第一、三次交易记录之间的间距正常；谢枝超主张2015年3月20日存入2000元反而与第三次交易记录的金额不符，该次交易记录载明的交易金额是2132元，与农行重庆开州支行陈述的该金额是由谢枝超2014年3月20日存入的4000元及计算到2015年3月20日的利息相加后，再减除谢枝超2015年7月17日支取的2002.31元组成一致。第三，谢枝超陈述2015年7月31日支取2000元，但存折上第四次交易记录和农行重庆开州支行提交的取款凭条和利息及代扣税款清单证明谢枝超当天支取的金额是2134.76元。并且，存折上第四次交易记录载明“销户”，谢枝超在起诉状中亦陈述：“2015年7月31日原告到开县永安街分理处支取现金2000元时，开县永安街分理处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存折中无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谢枝超认为其存折中还有存款，应当当即与农行重庆开州支行工作人员交涉，而不会直到2016年5月14日再次持存折取钱时才向农行重庆开州支行提出异议，谢枝超的陈述显然不符合情理，并因此导致2015年7月期间农行重庆开州支行的监控录像因超过三个月最长保存期限而灭失。
综上所述，谢枝超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谢枝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学文
审 判 员 何 洪
代理审判员 胡玉婷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俊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