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行监字第178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北京万年春生物医药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号*座******室。
法定代表人：王静，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王静，女，1976年2月4日出生，汉族，系北京万年春生物医药高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虎，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军，北京市中银（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宝顺，男，193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明浩，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猛，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号。
法定代表人：刘树昌，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静伟，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春玲，该局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北京万年春生物医药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年春公司）及王静因刘宝顺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工商分局）工商变更登记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行再终字第500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马永欣、梁凤云、李德申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宝顺于2013年6月28日以海淀工商分局作出的京工商海注册企许字（2012）0378755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以下简称变更登记通知）违法，核准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由“刘宝顺”变更为“王静”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该变更登记通知。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8月23日，万年春公司向海淀工商分局申请企业变更登记，提交了企业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明、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第一届第一次执行董事决定等材料，申请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由刘宝顺变更为王静。海淀工商分局对万年春公司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当场作出变更登记通知，准予其上述变更登记事项。2013年6月28日，刘宝顺因不服上述变更登记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外，经审理查明，刘宝顺于2006年7月17日至2012年6月29日期间居住于加拿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万年春公司于2012年8月23日提交的申请变更登记材料虽然在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但刘宝顺委托王静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授权委托书》出具时间为2012年5月26日，而刘宝顺于2012年6月29日之前并不在国内；且根据该院依职权调取的皖公（文）鉴字（2013）1495号《文件检验意见书》（以下简称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可以看出，上述申请材料中的2012年5月26日《授权委托书》上“刘宝顺”的签名字迹与打印内容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写“刘宝顺”签名、后打印内容文字，“刘宝顺”的签名为若干年之前书写。根据上述事实情况及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述《授权委托书》系刘宝顺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海淀工商分局虽然对申请材料履行了审查义务，但其依据虚假申请材料作出的变更登记，缺乏事实依据，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一审法院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2013）海行初字第264号行政判决：撤销被诉变更登记通知。
万年春公司及王静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二审法院查明：2012年8月23日，万年春公司向海淀工商分局申请企业变更登记，提交了企业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明、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第一届第一次执行董事决定等材料，申请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由刘宝顺变更为王静。其中，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委托王静代表本人办理万年春公司执行董事、经理事宜。委托王静代表本人签署以下但不限于以下工商变更文件：企业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第一届第一次执行董事决定、股东会决议更换、增（减）补证照申请表，关于补领证照的情况说明等。王静在办理以上工商变更过程中代表本人签署相关文件，我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委托书载有刘宝顺的签字，签署日期为2012年5月26日。海淀工商分局对万年春公司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当场作出被诉变更登记通知，准予其上述变更登记事项并进行相应备案。2013年6月28日，刘宝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刘宝顺认可授权委托书上“刘宝顺”签字的真实性。另查，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于2013年8月13日作出鉴定书，鉴定结论是《授权委托书》上“刘宝顺”的签名字迹与打印内容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写“刘宝顺”签名、后打印内容文字，“刘宝顺”的签名为若干年之前书写。
二审法院认为：（一）本案被诉变更登记通知包括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和董事、经理变更备案。其中，董事、经理变更备案行为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对该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判决不当，予以纠正。（二）万年春公司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时，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提交了企业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明、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第一届第一次执行董事决定等材料，海淀工商分局据此作出核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行为，刘宝顺关于撤销被诉变更登记通知的诉讼主张，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三）关于鉴定书与刘宝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首先，刘宝顺认可授权委托书上“刘宝顺”签字的真实性；其次，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刘宝顺”的签字与其他文字内容形成的时间相隔若干年，是否可以藉此认定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当事人应当通过其他诉讼程序予以确认；再次，刘宝顺所称，在授权委托书签署时间范围内，其本人未在国内的诉讼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因此，在授权委托书上“刘宝顺”签字为真的前提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万年春公司提交申请的材料系虚假材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关于海淀工商分局依据虚假申请材料作出变更登记的认定，以及藉此作出撤销被诉变更登记通知的判决，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万年春公司、王静关于撤销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二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2013）一中行终字第3768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行政判决，驳回刘宝顺要求撤销被诉变更登记通知的诉讼请求。
刘宝顺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2014）一中行监字第2133号行政裁定，再审本案。
再审法院除了确认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外，另查明：刘宝顺在2006年去加拿大前曾留有空白委托书，该委托书中有“刘宝顺”签字，以及“委托书”“北京万年春生物医药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签字生效）”“2006年月日”的打印字体，纸张为A4规格。除此之外，刘宝顺称还留有签有“刘宝顺”名字规格为27.8cm×21.5cm的空白纸张。2012年6月25日李春花曾从北京出境并于当日进入加拿大，7月25日从北京入境回国。
万年春公司及王静主张本案中有争议的授权委托书及另案中的万年春公司第二届第一次、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均为李春花去加拿大从刘宝顺处取得，同时还从刘宝顺处取得有刘宝顺签字的日期为2012年5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李春花取得授权委托书及2012年5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时，已经署有2012年5月26日的日期。刘宝顺对上述说法不予认可。
再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审查范围问题。本案被诉变更登记通知包含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和对董事、经理的变更备案。其中的备案行为，属于对刘宝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受案范围。如刘宝顺对此有异议，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再审予以维持。刘宝顺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应只针对被诉变更登记通知中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部分进行审理。（二）关于被诉通知书是否因申请材料虚假应被撤销的问题。本案当事人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存有争议。对此，当事人各方进行了举证，一审法院还调取了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文书。万年春公司及王静虽对鉴定文书的鉴定程序、鉴定方法、鉴定结论等提出异议，但该鉴定文书为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委托形成的鉴定意见，且万年春公司及王静未能提出该鉴定文书的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方法不正确、鉴定结论错误的充分证据；此外，一审法院在刘宝顺提出鉴定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调取针对申请事项所做的鉴定文书，并无不当；因此，该鉴定文书在本案中具有一定的证明力。根据该鉴定文书的意见，授权委托书中刘宝顺的签字早于其他文字且为若干年前形成，这与刘宝顺关于曾留有其签名的空白纸张的陈述相印证。万年春公司及王静予以否认并提出反证证明授权委托书系万年春公司股东李春花去往加拿大从刘宝顺处取得，但综合李春花到加拿大的日期与授权委托书所署日期、刘宝顺回国日期来看，万年春公司及王静所主张的事实不符合常理，亦不足以反驳鉴定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综上，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授权委托书不真实。海淀工商分局虽然对申请材料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但其依据不真实的申请材料作出的变更登记，缺乏事实依据，应当予以撤销。综上，刘宝顺的部分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案有关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因所依据的申请材料不真实导致登记错误，应予撤销。据此，再审法院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2014）一中行再终字第5006号行政判决：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撤销被诉变更登记通知中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驳回刘宝顺的其他诉讼请求。
王静不服再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审查后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5）高行监字第1710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决定不提起再审。
再审申请人万年春公司及王静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提审或者指令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再审判决已经超越了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⒈海淀工商分局作出变更登记行为前已经调阅万年春公司早期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对比相关人员的各自签字，已尽审慎审查义务，故被诉变更登记通知应为合法。⒉在三份材料“刘宝顺”签名为其本人所签的情况下，本案争议焦点是三份文件的内容是否是刘宝顺的真实意思表示问题，而该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应属于民事的，故刘宝顺应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二）用于变更登记的三份文件均是真实有效的。⒈三份文件均是刘宝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12年5月-6月，李春花及其丈夫陈凯等人，通过电话方式与在加拿大的刘宝顺就新药开发及增资扩股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后，李春花前往多伦多与刘宝顺见面后取得了上述三份文件。刘宝顺对三份文件签名予以认可，且文件所用纸张均为加拿大、美国通用的letter纸（278mm*215mm）,与国内通用的A4纸明显不同，说明三份文件在加拿大形成。⒉三份文件不可能由刘宝顺出国前留下的签名空白纸变造而成。刘宝顺主张三份文件系用当年其出国前留下的亲笔签名空白纸变造（套打）形成的，但是以下事实可以否定：一方面，刘宝顺在2014年5月16日与再审法院谈话中自述“他们拿着我以前签名的A4纸伪造文件”，但是三份文件经勘验为加拿大、美国通用的letter纸（278mm*215mm）,与国内通用的A4纸明显不同。另一方面，刘宝顺当年留下的为A4纸规格的《委托书》，除了其签名外，还有抬头“委托书”、落款“北京万年春生物医药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签字生效）”等字样，故申请人根本无法在此基础上进行变造。⒊涉案文件的落款时间并不能说明文件是虚假的。一是三份文件均系刘宝顺亲手交给李春花的，至于为何在授权委托书上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26日”，只有刘宝顺最为清楚；二是李春花等人自2012年5月起一直与陈艳阳商谈引资入股的事情，并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刘宝顺对此完全知情并认可，据此刘宝顺将涉案授权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26日”，也是符合事实的；三是两份股东会决议中出现的“2012年7月20日”，只是公司工作人员随意填写的，只为了符合工商登记的形式要求，并无实质意义，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亦规定了“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因此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三）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不应作为定案证据。⒈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来源不合法，表现为：⑴一审法院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公安分局）调取证据时，该公安分局故意隐瞒了公安部鉴定意见的存在，目的在于利用不利于申请人方的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作出不利于申请人的判决。⑵在已有公安部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如果存在瑕疵或者其他未尽事宜，海淀公安分局可以通过补充鉴定等方式解决，而不是另行委托其他机构再次鉴定，说明公安部鉴定意见不是刘宝顺想要的对王静、李春花等人不利的结论；而且海淀公安分局撇开司法部公布的十家国家级的鉴定机构（其中五家在北京），舍近求远跑去安徽省公安厅鉴定，不符合常理；再且海淀公安分局委托安徽省公安厅进行鉴定的时间为一审第一次开庭的第二天，当时刘宝顺急需一份对王静、李春花等人不利的证据交给法院支持其诉请，于是海淀公安分局立即委托安徽省公安厅再次鉴定，时间非常巧合。⒉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对检材描述与事实不符。该检验意见称，送检的三份材料均为16开规格，然而再审勘验后得知，实为加拿大、美国通用的letter纸（278mm*215mm），既不是国内常见的A4纸，亦不是国内曾使用过的16开纸（271mm*195mm），说明相关鉴定人的工作不够严谨，其鉴定结论正确性可想而知。⒊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的鉴定方法不科学，结论不唯一。一是该鉴定仅凭鉴定人的肉眼观察对比，认为检材纸张色泽发黄、刘宝顺2013年2月的签名样本有明显老化现象，并据此认为检材上的“刘宝顺”签名符合若干年前的书写特征的检验方法，过于主观，缺乏科学性。二是该鉴定以“书写文字是否被压平”作为判断书写文字与打印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的依据。然而，文字是否有压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文字压痕被压平的原因也存在多种可能，故该鉴定方法不科学，结论不唯一。三是由于文书检验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为此申请人聘请了全国最具权威的十大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之一、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两位教授，作为专家辅助人对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发表专家意见，内容详见《专家辅助人意见书》。⒋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的鉴定人从未出庭接受质询，该检验意见不应采信。申请人从得知该检验意见时起，就从多方面提出质疑，但是鉴定人没有正当理由未出庭。根据有关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定及司法实践，对于存在极大争议的鉴定意见，人民法院不应采信。⒌涉案的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与其同期同类文本在名称、贴标、签名字迹等方面存在不同。（四）公安部的鉴定意见具有科学性，应作为定案证据。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依据的静电压痕检验方法是专门用于对变造文件的文件擦刮痕迹、字迹压痕进行检验的一种方法。据此，检验出涉案三份文件正面均显现出“刘宝顺”“李春花”等压痕字迹，得出三份文件“正面均有压痕字迹显现”的结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利用公认的科学技术方法、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仪器对涉案文件进行检验得出的结论，应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五）再审判决存在隐瞒、捏造事实的违法行为。⒈对于再审阶段勘验获知的公安部鉴定意见，再审法院第二次开庭专门进行了质证，但是再审判决对该鉴定意见只字未提，予以隐瞒。⒉再审中，在申请人当庭出示三份打印有部分内容的、有“刘宝顺”签名的空白《委托书》原件前，刘宝顺一直主张其出国前留下的是“签名的空白纸张”“签名的A4纸”，且在再审勘验之前，刘宝顺从未向法庭陈述其留下的是非A4纸规格的278mm*215mm空白纸张。刘宝顺陈述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形，再审判决却公然确认“除此之外，刘宝顺称还留有签有‘刘宝顺’名字规格为21.5cm*27.8cm的空白纸张”，再审判决对刘宝顺承认留有《委托书》的事实只字未提。（六）刘宝顺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原审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处理。根据刘宝顺二审自称，其于2012年10月17日、2013年1月5日通过工商查档得知变更登记行为，然而至2013年6月28日才向法院起诉，已经明显超过法定的三个月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裁定驳回。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被诉变更登记通知，存在明显错误。
再审被申请人刘宝顺提交意见称：⒈人民法院有权对涉案的登记材料之真实性进行审查，王静、李春花等人有关行政诉讼不涉及登记材料真实性审查、再审判决超出行政诉讼范围、刘宝顺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真实性问题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⒉王静、李春花等人以变造所得的登记材料欺骗工商部门进行相关的变更登记，其真实目的是抢夺万年春公司的控制权，进而侵吞公司资产和刘宝顺的专利利益。一审法院调取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程序合法，在没有证据能够推翻安徽省公安厅检验意见之结论的情况下，再审判决据此认为登记材料不真实，撤销被诉的变更登记通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⒊王静、李春花等人在再审阶段提交的2012年5月26日《股东会决议》缺乏证明效力。⑴《股东会决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26日”，当时刘宝顺一直在国外，不可能在国内签署该决议。⑵王静、李春花等人关于该决议系李春花飞到加拿大后，由刘宝顺给她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一是根据李春花的出境记录，其出境时间为2012年6月25日，若如其所言系飞到加拿大后，由刘宝顺给她的话，该决议的落款时间应该是2012年6月25日之后，并且刘宝顺没有倒签之理由。二是2012年6月25日，刘宝顺已经通过中间人与悦康公司就专利技术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为此刘宝顺才于2012年6月29日回国，第二天即与悦康公司签署了《专利技术转让合同》。从2012年6月25日李春花到加拿大到2012年6月28日刘宝顺回国，仅间隔2天。在此重要节点，刘宝顺不可能向其出具对自己万分不利的该份决议。三是该份股东会决议并非本案被诉登记行为的申请材料，再审判决不予采信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万年春及王静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一审被告海淀工商分局提交意见称：工商登记只是形式审查，就本案的虚假登记情况，应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然后再解决行政登记的问题。至于其他问题，尊重法院的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系一审被告海淀工商分局根据当事人申请作出的核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行为。在再审被申请人刘宝顺认可《授权委托书》上“刘宝顺”签字为其本人所签的情况下，一审和再审判决认定万年春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系虚假材料，并撤销海淀工商分局依据《授权委托书》等申请材料作出的被诉变更登记通知，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此外，在当事人对有关申请文件是否为刘宝顺出国前留下的签名空白纸变造而成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再审判决认为有关申请文件系为刘宝顺出国前留下的签名空白纸变造而成的，缺乏证据支持。一审和再审判决认定，《授权委托书》上“刘宝顺”的签名为若干年之前书写，先写“刘宝顺”签名、再打印内容文字。对上述认定的主要依据是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皖公(文)鉴字（2013）1495号《文件检验意见书》。在当事人对该检验意见的结论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一审和再审判决对检验意见采用的鉴定方法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国家、行业等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所得结论是否科学准确和唯一，缺乏论证。
综上，万年春公司及王静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马永欣
审判员 梁凤云
审判员 李德申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