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61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文达天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北堤寺村委会北1500米。
法定代表人：张春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文婷，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春林，女，1962年3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商吉鼎力达（北京）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李辛庄村委会南100米。
法定代表人：李滨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成，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二审追加第三人：北京吉鼎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北堤寺村委会东1500米。
法定代表人：谢松力，总经理。
上诉人北京文达天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达天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商吉鼎力达（北京）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吉鼎公司)、第三人北京吉鼎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吉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文达天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文婷、范春林，中商吉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成、北京吉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松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文达天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文达天星公司无需偿还中商吉鼎公司2040万元；2.中商吉鼎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中商吉鼎公司有意歪曲事实，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文达天星公司未与中商吉鼎公司签订任何形式的借款协议、借条等证明该笔款项为借款的书面文件。中商吉鼎公司仅凭汇款凭证，并不能足以证明本案诉争款项的用途及性质，其要求文达天星公司偿还该笔款项并不符合逻辑，显失公平。二、本案诉争款项，其实为过桥资金。该笔款项现已转至中商吉鼎公司账户，文达天星公司并不具有偿还责任。中商吉鼎公司找文达天星公司合作业务，因未找到合适的合作机会，将搁置此事。后，双方在文达天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签署了《合作协议》，签订后文达天星公司发现合同存在较为严重的法律问题便与中商吉鼎公司商谈合同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但中商吉鼎公司始终坚持该合同没有问题，并且其自称有一笔过桥资金需要文达天星公司配合转款，以达到利用文达天星公司账户进行资金过桥的目的。
中商吉鼎公司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文达天星公司的上诉请求。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中商吉鼎公司已经提交款项往来记录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故对文达天星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
北京吉鼎公司述称：中商吉鼎公司向文达天星公司转款的2040万系过桥款，文达天星公司已经该2040万元转给北京吉鼎公司，北京吉鼎公司又将该2040万元转回至中商吉鼎公司，目的是为了增加中商吉鼎公司的银行流水，便于取得项目。
中商吉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文达天星公司偿还中商吉鼎公司借款20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文达天星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商吉鼎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向文达天星公司转款480万元，于2015年1月21日向文达天星公司转款360万元，于2015年1月22日向文达天星公司转款640万元，于2015年1月27日向文达天星公司转款56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2040万元。庭审中，中商吉鼎公司称2015年1月，时任中商吉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谢松力和中商吉鼎公司的其他股东表示谢松力的另一家公司即文达天星公司因为生产经营需要一笔资金周转，希望从中商吉鼎公司借款2040万元，谢松力承诺最长6个月内偿还借款，因为谢松力的特殊身份，故借款时并没有签订债权凭证，各方协商等下次股东会开会时补办手续。出借款项后，文达天星公司未按期还款，当时谢松力担任中商吉鼎公司的董事长，但一直未履行职责，拒绝召集股东会。中商吉鼎公司多次催要未果，2016年6月25日，由王某代表中商宏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召集临时股东会会议，会议重新进行选举，罢免了谢松力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资格。借款后，文达天星公司未向中商吉鼎公司偿还借款。
文达天星公司对中商吉鼎公司的陈述不予认可，其法定代表人谢松力陈述因自己与张某是同学关系，张某是中商吉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的资产，当时张某主动找到自己表示文达天星公司发展不错，要以中商吉鼎公司的名义赠与文达天星公司款项发展公司。
一审另查，中商吉鼎公司于2014年12月11日设立，设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谢松力。股东为中商国财（北京）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商国财中心）、中商宏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宏峰公司）、北京吉鼎公司。2016年6月25日，中商吉鼎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1、同意免去谢松力董事长职务；2、同意选举李滨涛为董事长职务；3、同意免去王某董事职务。2016年7月1日，中商吉鼎公司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谢松力变更为李滨涛。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然文达天星公司不认可借款事实，但其无法合理解释收到中商吉鼎公司向其转账2040万元的原因，且亦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文达天星公司辩称涉诉款项系中商吉鼎公司赠与的款项，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有理由相信涉诉2040万元款项系文达天星公司向中商吉鼎公司的借款，文达天星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现中商吉鼎公司要求文达天星公司偿还借款204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文达天星公司偿还中商吉鼎公司借款人民币204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如文达天星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文达天星公司提交：证据1《现代花卉产业示范园区合作协议》，证明北京吉鼎公司、中商宏峰公司与中商国财中心三方的合作关系及相应的出资情况，同时证明北京吉鼎公司最后将后续的资金转回中商吉鼎公司。证据2《借款协议》，证明中商国财中心向北京吉鼎公司借款204万元用于股东出资，并将5.1%的股权质押给了北京吉鼎公司。证据3往来电子邮件，证据4文达天星公司向中商吉鼎公司股东之一北京吉鼎公司转账的凭证，证据5北京吉鼎公司将款项全部转回中商吉鼎公司的转账凭证，上述三组证据共同证明2040万系过桥款项，三方按照邮件安排，中商吉鼎公司转给文达天星公司后，文达天星公司将该款转给北京吉鼎公司，北京吉鼎公司再转回中商吉鼎公司。中商吉鼎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转账凭单写的是其他用途，与过桥资金没有关系。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记账凭证写的是投资款，系北京吉鼎公司的股权出资款，与本案无关。北京吉鼎公司对于文达天星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中商吉鼎公司提交了进账凭证、银行流水单、收据等证明中商宏峰公司实际股权出资686万，北京吉鼎公司实际股权出资1836万元，中商国财中心实际股权出资204万，进而证明北京吉鼎公司向中商吉鼎公司转入的2040万元系北京吉鼎公司的股权出资款以及北京吉鼎公司借给中商国财中心的股权出资款。文达天星公司、北京吉鼎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二审中华贵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会计师李某出庭作证，陈述其为北京吉鼎公司、文达天星公司的外聘会计，证明北京吉鼎公司的谢松力要求李某按照中商宏峰公司的财务经理史某所发的关于转款安排的邮件进行实际转款操作。中商吉鼎公司认为该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北京吉鼎公司和文达天星公司以及谢松力本人均明知该款项的性质。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将结合案情在本院认为中进行综合认定。
二审补充查明：
1.文达天星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至2015年1月28日分9笔向北京吉鼎公司共计转款2040万元。分别为：2015年1月20日转款300万元，2015年1月21日转款180万元，2015年1月22日转款215万元，2015年1月22日转款145万元，2015年1月23日转款160万，2015年1月23日转款330万元，2015年1月26日转款150万，2015年1月27日转款375万元，2015年1月28日转款185万元。
2.北京吉鼎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1月28日分6笔向中商吉鼎公司共计转款2040万元。分别为：2015年1月21日转款480万元，2015年1月22日转款350万元，2015年1月23日转款500万，2015年1月27日转款150万，于2015年1月27日转款350万，于2015年1月28日转款210万。
3.中商吉鼎公司向文达天星公司所转出涉案款项使用的银行账户与中商吉鼎公司接收北京吉鼎公司转入的2040万元所使用的银行账户一致，均为中商吉鼎公司账号为×××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该账户活期存款明细账单显示：2015年1月16日前该账户余额为3293.4元，2015年1月16日当天由中商宏峰公司分两笔打入共计686万元，此后直至2015年1月28日（该日北京吉鼎公司向中商吉鼎公司汇入涉案款项的最后一笔），仅有北京吉鼎公司向中商吉鼎公司汇入款项（总金额为2040万元）。该期间，中商吉鼎公司除有向户名为“施某”的账户支出过2607元及相关手续费之外，仅向文达天星公司支出过款项（包括涉案的2040万元）。
4.中商吉鼎公司章程中记载股东认缴出资情况为：北京吉鼎公司认缴出资额1836万元，中商宏峰公司认缴出资额1764万元，中商国财中心认缴出资额400万元，三股东的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24年12月1日，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5.北京吉鼎公司与中商国财中心之间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约定：中商国财中心向北京吉鼎公司借款人民币204万元用于中商国财中心对中商吉鼎公司的股权出资款；中商吉鼎设立后，中商国财中心持有中商吉鼎公司10%的股权，中商国财中心需将持有中商吉鼎公司5.1%的股权质押给北京吉鼎公司。
6.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7年3月21日，文达天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谢松力变更为张春光。涉案款项发生流转期间，谢松力同时为中商吉鼎公司、北京吉鼎公司、文达天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借款协议、工商登记材料、银行明细账单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中商吉鼎公司向文达天星公司转款的2040万元的性质是否为借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中商吉鼎公司持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了民间借贷之诉，文达天星公司在二审中的抗辩理由为该2040万元并非借款，而系过桥资金，该款项已由文达天星公司转给了北京吉鼎公司，北京吉鼎公司又转回给中商吉鼎公司。中商吉鼎公司、北京吉鼎公司对于三方之间分别分批发生了2040万元的银行转账的事实不持异议，但中商吉鼎公司对于北京吉鼎公司分批转给其的2040万元银行转账的性质有不同意见，认为该2040万元系北京吉鼎公司对中商吉鼎公司的股权出资款以及北京吉鼎公司出借给中商国财中心用于中商国财中心对中商吉鼎公司的股权出资款。对于双方上述意见，本院认为：
第一，对于中商吉鼎公司提起本案之诉所持的4笔银行转账，结合中商吉鼎公司在该时间段内的涉案建设银行账户资金流转情况以及各方的陈述，可以认定中商吉鼎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向文达天星公司转出第一笔款项480万元的主要资金来源系中商宏峰公司在2015年1月16日转入的686万元。文达天星公司在收到中商吉鼎公司转入的第一笔480万后于2015年1月20日、21日分两笔向北京吉鼎公司转出300万、180万共计480万。北京吉鼎公司在收到文达天星公司转入的共计480万转款后于2015年1月21日向中商吉鼎公司转出480万。中商吉鼎公司在收到北京吉鼎公司转入的480万后于2015年1月21日又开始向文达天星公司进行第二笔转款，后续的转款模式与上述转款方式相同，即中商吉鼎公司将转出的部分款项收回后再次向文达天星公司转出，后文达天星公司陆续将款项转至北京吉鼎公司，再由北京吉鼎公司将款项转回中商吉鼎公司。最终，涉案款项在三公司账户中循环流转，银行流水累积至2040万元。即中商吉鼎公司与文达天星公司之间形成了4笔共计2040万元的资金流转记录，文达天星公司与北京吉鼎公司之间形成了9笔共计2040万元的资金流转记录，北京吉鼎公司与中商吉鼎公司之间形成了6笔共计2040万元的资金流转记录。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发现，实际上，三公司之间的转款仅系账面的资金循环，而非真实的资金增加。故而，对于中商吉鼎公司向文达天星公司转出的4笔共计2040万元的款项应综合三公司之间转款的整体情况来看，账面的资金流向记录并不必然对应真实的资金汇入情况。
第二，从中商吉鼎公司、文达天星公司、北京吉鼎公司三家公司之间的发生涉案款项流转的时间、金额上看，三公司之间明显是在短时间内有计划的进行循环转款，且发生涉案款项流转期间，谢松力同时为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本院有理由相信三公司对于循环转款的情况是明知的。现文达天星公司以三方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合作协议、借款协议、往来邮件、证人证言证明涉案款项的流转系以增加银行流为目的的过桥资金，中商吉鼎公司以银行转账凭证、客户回单、记账凭证、收据等证据证明北京吉鼎公司对其的转账系进行股权出资。从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无论是以增加账户银行流水为目的的资金流转，还是以股权出资为目的的资金流转，文达天星公司与中商吉鼎公司之间在资金流转时均不存在借贷合意，并非基于借贷关系。
第三，从双方的举证情况来看，中商吉鼎公司提起2040万元借贷之诉的主要证据是银行转账凭证，但对于如此大额交易并无借款协议等其他直接有力的证据。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文达天星公司已就该款项并非借款关系进行了抗辩和举证，中商吉鼎公司虽对于文达天星公司的抗辩提出异议，但在此情况下，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仍应归于本案的一审原告方即中商吉鼎公司。因中商吉鼎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在没有其他充分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双方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借贷关系。
综合上述三点理由，本院对于中商吉鼎公司以借贷关系为由要求文达天星公司偿还借款2040万元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综上，文达天星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42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中商吉鼎力达（北京）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1900元，由中商吉鼎力达（北京）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800元，由北京文达天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1900元（已交纳），由中商吉鼎力达（北京）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71900（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洪印
审 判 员 曹 炜
代理审判员 于洪群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 助理 王天冕
书 记 员 王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