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朝民初字第37915号
原告李玉玲，女，1934年2月21日出生，朝外燕都刺绣厂退休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苏宝阳，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蒋咏俊，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石雁，女，1962年9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郝萍，北京金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玉玲（下称原告）与被告石雁（下称被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苏宝阳、蒋咏俊，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郝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2年，原告出资注册成立了北京市朝阳区艺华阁刺绣工艺品厂并担任该厂负责人，该厂性质为私营独资企业，被告在该厂担任会计一职。1996年期间，因艺华阁刺绣厂原租用地朝阳区高井村93号遇政府拆迁，被迫与出租人解除了原厂房租赁合同。同年，经人介绍得知位于上庄乡的北京市西郊工业公司有办公用房出售，遂委托被告与北京市西郊工业公司办理购房手续及签订购房合同，而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与北京市西郊工业公司签订了买房合同。2011年，现位于上庄的厂房所在地又遇拆迁，被告即以自己个人名义与北京市西郊农场房管科达成拆迁补偿协议，且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200万元整，安置房屋6套，目前均无房屋产权证，具体位置为xxxxxxxxxx。原告得知被告非法处分原告合法财产并获利后即找到被告理论，被告承认该拆迁厂房为原告出资购买，并于2011年10月18日向原告返还了部分不当得利人民币100万元。原告认为被告非法处置原告财产且获得的不正当利益理应全部返还原告，特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0014628元（包括人民币100万元和房屋6套估算价值9014628元）。
被告辩称：我方不认可原告所述事实和理由，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本案涉及的财产不是不当得利，而是被告的合法财产。本案被告享有涉诉6套房屋的使用权是有合法根据，原告主张的财产是被告作为合法所有人应予保护的。涉诉房产是被告因生活需求经他人介绍找房、看房、买房，原告从未委托过被告，不存在委托关系，房产的购买及增建均为被告的个人行为。原告所指原厂房拆迁时间与实际不符，实际时间为2000年。原告刺绣厂的注册地址从未发生过变更，也证明上庄乡房屋与原告刺绣厂没有任何关系。刺绣厂2006年已经注销，2010年上庄乡房屋拆迁为被告个人行为。2010年9月26日被告个人与有关部门达成了拆迁补偿协议，是对被告权益的肯定，也是对被告身份的确认，涉诉6套安置房和拆迁款归被告个人所有。
经审理查明：北京市朝阳区艺华阁刺绣工艺品厂（以下简称艺华阁）于1992年7月24日成立，为私营独资企业，于2006年申请注销。原告曾系该厂负责人，被告曾系该厂会计。
1996年，被告作为乙方，案外人北京市西郊工业公司（以下简称西郊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了《合同书》，约定西郊公司因发展需要，经与被告友好协商，就卖断该公司前院办公用房、传达室及转让前院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六十年）达成一致意见。诉讼中，原告提供了一份《合同书》复印件，被告提供了一份《合同书》原件，该两份证据存在两处区别：（1）原告提供的《合同书》复印件第一句载明：“北京市西郊工业公司因发展需要，经与石雁代表友好协商”，而被告提供的《合同书》原件第一句载明：“北京市西郊工业公司因发展需要，经与石雁同志友好协商”；（2）原告提供的《合同书》复印件文末甲方西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宝坤签名下时间为“96.9”，被告提供的《合同书》原件文末甲方西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宝坤签名下时间为“96.10.6”。除上述两处区别外，原、被告提供的两份《合同书》内容一致。该合同内容包括：卖断厂房方位为西郊公司前院，卖断金额为39万元整，付款方式为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七日内一次性付清。在《合同书》上，手写有“叁拾玖万元已全付清”字样，并盖有西郊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刘宝坤签名。庭审中，原、被告均对对方提供的《合同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1996年10月6日，西郊公司开具了房款28万元的发票一张和房款11万元的收据一张，付款人均载明为被告。
2011年9月26日，北京市西郊农场房管科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搬迁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北京市西郊农场工业公司与被告于1996年9月10日签订的《合同书》，约定乙方使用北京市西郊农场所有的西郊公司前院办公用房、传达室及相关土地。现由于北京市政府保障房项目的规划，乙方所使用房屋土地被列为开发范围之内，现北京市西郊农场房管科受北京市西郊农场委托，经与乙方友好协商，双方就解除原先签订的《合同书》达成如下约定：一、北京市西郊农场工业公司与石雁于1996年9月10日签订的《合同书》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即行终止。二、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愿意补偿乙方人民币2000000元以及房屋陆套，补偿款总价5357489元，房屋具体状况如下：位于xxxxxx定向安置房6套，折合人民币3357489元。……四、其他1、甲方在以下房屋对乙方进行安置，地址xxxxxx定向安置房，xxxxxx号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81㎡；xxxxxx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22㎡；xxxxxx号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81㎡；xxxxxx号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94㎡；xxxxxx号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21㎡；xxxxxx号房两居室一套，建筑面积约76.94㎡。居室共计六套，建筑面积共计459.33㎡……六、本协议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2011年9月26日，被告写有一张字条，上载明：“石雁愿配合吴×就将海淀区xxxxxx定向安置房xxxxxx号76.22㎡，xxxxxx号76.81㎡，xxxxxx号76.81㎡共计叁套房过户手续。补偿款到帐后，转到吴×帐户上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就此承诺。”2011年10月18日，被告向原告的丈夫吴×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诉讼中，被告提供了证人李×证言，欲以证明被告书写承诺的原因系受胁迫以及被告提供的《合同书》与西郊农场的《合同书》一致。证人李×出庭作证称：“2011年8、9月份，我们是拆迁公司，上庄家园拆迁，石雁去谈接洽的事情，石雁提供的房屋手续与西郊农场给我们提供的手续相符合，所以我们对石雁进行了拆迁补偿。2013年10月29日我出具的书面证明是我本人写的。”原告对证人李×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诉讼中，原告提供了证人吴×证言及录音证据四份，欲以证明被告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系受艺华阁委托代理艺华阁，且39万元的房款系艺华阁支付。其中，吴×出庭作证称：“上庄乡的房子是我买的，刘宝坤带我看的房，刘宝坤是经理，我出的钱，看房给了4万定金，第三天去银行取钱35万给了刘宝坤，没有发票和收条。”被告对吴×的证言不予认可，称吴×表达不清楚，没有作证能力；对录音证据中被告与原告之女吴兰英、吴兰春之间的录音，被告与吴×、吴兰英、吴兰春之间的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两份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经本院对录音证据进行核实，未在录音中发现有被告明确承认其系代理艺华阁购买厂房、购房款来源于艺华阁的相关内容。
另查一，原告提供了证人牛×、王×、马×证言，证人孙×、张×、段×、郭×的书面证言以及艺华阁日常经营票据三张，欲以证明西郊公司前院为艺华阁厂房。其中，牛×出庭作证称：“我是1982年认识原告，我是她的刺绣加工点，从朝外到高井再到上庄，我一直做加工点。他们1996年可能是搬家以后，我也去给上庄艺华阁刺绣厂院子维修过。”王×出庭作证称：“我一开始跟吴×和李玉玲学刺绣，后来我做艺华阁刺绣厂外包，从1990年做到2007年。”马×出庭作证称：“我是艺华阁刺绣外加工的工人，与艺华阁刺绣厂合作二十多年。”被告对证人牛×、王×、马×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人孙×、张×、段×、郭×的书面证言不予认可，称其并未出庭，对经营票据中牛×所签票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余两张票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庭审中，被告称其购买西郊公司前院后用于生活，并允许艺华阁在此办公，因为被告之母李学香系艺华阁出资人。为此，被告提供了吴×写给李学香的收条和借条欲以证明。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另查二，被告提供了证人董×证言和1999年3月30日《申请》原件、1998年5月4日《申请报告》复印件、1998年9月12日《申请报告》复印件、1999年2月24日《房产证明》复印件、1999年11月10日《证明》复印件，欲以证明被告看房、买房的过程，以及被告作为房屋使用权人对西郊公司前院提出了增建申请并进行了增建。原告对证人董×证言不予认可，称证人未出庭作证；对三份申请及两份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营业执照、《合同书》、原告方证人证言、日常经营票据、《从业人员基本情况表》、准予注销通知书、《搬迁补偿协议》复印件、被告所写承诺字条、银行存折复印件、原告家庭成员表、录音、购房款发票和收据、《拆房通知单》、申请报告、《证明》、收条、借条、被告方证人证言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依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围绕着涉案的上庄家园的6套房屋及拆迁安置款，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被告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和取得6套拆迁安置房屋及200万拆迁安置款的行为，是被告对艺华阁的代理行为，还是被告的本人行为。要想明确上述问题，需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判断：一是艺华阁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代理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是代理艺华阁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应由原告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仅提供了《合同书》复印件和录音证据，并未能提供艺华阁与被告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的相应证明，被告亦不认可与艺华阁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原告所提交的《合同书》中关于“石雁代表”的表述，由于其提交的《合同书》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与被告提交的《合同书》原件中关于”石雁同志“的表述不一致，故对原告提交的《合同书》复印中上述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中，经本院审核并未发现有被告明确承认其系代理艺华阁购买厂房的内容，故原告依据录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与艺华阁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据此，对于原告主张被告与艺华阁之间存在代理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二是《合同书》中约定的39万元卖断款究竟系谁支付。原告虽主张该39万元系艺华阁支付，但未提供相应的付款证明。其虽然提供了证人吴×证言和录音证据欲以佐证，但由于吴×系原告丈夫，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无法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吴×证言本院不予采信；而录音证据经本院审核也未发现被告明确承认房款系艺华阁支付的内容，故对于原告欲以录音证据证明艺华阁支付了39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而被告提供了相应的付款发票和收据，上面的付款人均写明为被告，原告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综上，考虑到原告既不能证明艺华阁与被告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又无法证明艺华阁支付了《合同书》中约定的39万元的卖断款，而《合同书》中明确列明的合同当事人为被告，且被告提供了付款证明，因此，本院认定被告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系其本人行为，而非代理艺华阁的代理行为。至于被告从西郊公司取得该公司前院办公用房、传达室及土地使用权后，艺华阁是否使用上述房屋，并不影响对被告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性质的认定。
由于被告与西郊公司签订《合同书》的行为系其本人行为，因此被告基于该《合同书》与北京市西郊农场房管科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并取得2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及涉案的6套拆迁房屋，均系其行使个人权利的行为，与艺华阁无关。原告主张被告取得拆迁补偿款和涉案6套房屋给原告造成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0014628元（包括拆迁补偿款100万元和房屋6套估算价值9014628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被告2011年9月26日所写的承诺是否受到胁迫，由于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而被告所写的承诺涉及其他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对于双方关于该承诺的争议不予处理，双方可另案解决。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玉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1888元，由原告李玉玲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兵
人民陪审员 丁京莉
人民陪审员 李凤雨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范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