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10民终21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冯登新，男，195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永和县。委托代理人杨俊祥，山西兴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永和县诚信农资销售门市部。负责人冯蛇平，男，196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永和县城内城西路，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穆红元，山西芝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登新因与被上诉人永和县诚信农资销售门市部（以下简称农资门市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永和县人民法院（2017）晋1032民初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登新及其委托代理人杨俊祥，被上诉人永和县诚信农资销售门市部负责人冯蛇平及其委托代理人穆红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冯登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三项，依法改判，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理由不充分。其与其他种植户在2016年3月22日接受种子时就存在疑义，唯恐种出的不是疙瘩穗高粱，才有在接受种子时让种子发放者出具书面保证的要求，并非原判认定的其在接受种子时，对提供的种子品种是红缨子没有异议。其提供了冯治廷签字捺印的保证书，确保其提供的是疙瘩穗，同时提供五位证人出庭作证，一审以同村种植户证明的内容与其有利害关系，不予采信有失公平，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其对种子异议不当。另外，冯治廷保证书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关于回收的保证，该保证约定条款在收购协议及保证书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无显失公平之处，上诉人有理由按回收保证内容，拒绝支付种子款和化肥款；二是种子质量的保证。一审中，上诉人的五位证人都能明确证明因被上诉人种子问题造成的每亩的具体经济损失，且其不否认通过售卖高粱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只是要求赔偿种子不符合约定，造成的产量差别损失。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上诉人获取了相应的利益为由，判决不支持上诉人反诉，显失公平。同时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供《种子经营许可证》证明其种子经营主体资格及其种子经营范围、“红缨子”高粱种子质量合格证。被上诉人农资门市部辩称，其给上诉人提供的种子和化肥不存在质量问题，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高粱种植回收协议，农资门市部的目的在于向冯登新提供高粱种子并在其成熟后予以回购，冯登新的目的在于通过种植高粱并销售进而获取利益。冯登新种植了农资门市部提供的品种为红缨子的高粱种子和化肥，在高粱收获后，双方在回收期内就回收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鉴于协议中未明确约定“双方因价格协商不成导致不能回收的情况”应如何解决，冯登新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回收期过后将高粱卖给他人的行为不应视为违约，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冯登新辩称农资门市部供应的红缨子种子长成的高粱不是“疙瘩穗”，而是“忽撒撒穗”，经庭审质证，“疙瘩穗”和“忽撒撒穗”仅是对高粱外观的描述，冯登新在接受种子时，对农资门市部提供的种子品种系红缨子并没有异议，在高粱成熟后，冯登新仅依靠外观即否定农资门市部供应的种子不符合约定，再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种子的品种进行了明确、具体、可供区分的本质约定，且在庭审中冯登新亦未提供可以种出其主张的红缨子“疙瘩穗”的种子，故对其以不是红缨子“疙瘩穗”为由进行抗辩和反诉的主张，不予支持。另，冯登新将由农资门市部供应种子种出的高粱，在回收期满不久后即卖给他人，得到相应利益，故保证书中关于“不论何种原因造成高粱不能回收，预支的种子和化肥不予计价，无偿资助”的约定显失公平，农资门市部请求撤销该约定内容，予以准许，冯登新应承担向农资门市部支付种子款和化肥款的责任。冯登新提出种植农资门市部供应的种子进而导致减产和收益减少的主张及反诉请求，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反之冯登新已自认其通过售卖高粱获取了相应的收益，故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冯登新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永和县诚信农资销售门市部支付种子款525元、化肥款1500元；二、驳回原告永和县诚信农资销售门市部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冯登新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反诉费用25元，由被告冯登新一并负担。经审理查明，农资门市部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零售：化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产品购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6年3月10日，农资门市部和冯登新签定了《高粱种植回收协议》，协议约定：“一、订单种植回收高粱10000亩；二、回收时间为农历10月1日至11月10日；三、按照我部统一配方施肥、统一种子、市场最低保护价1.3元回收，遇高随行。……；四、每亩的种子、肥料由我部投入，回收高粱时扣除种子及化肥的费用，复合肥40%含量每袋100元和高粱籽每斤35元；五、种植高粱的农户收获后必须由我部回收，必须保证高粱产量，否则给我部承担每亩违约金200元。”农资门市部提供的高粱品种为红缨子。冯登新种植面积为15亩。农资门市部高粱种植经过冯治廷向冯登新推广销售。冯治廷于2016年3月22日书写了保证书，称“我预支每亩化肥80斤，计价100元，种子1斤，计价35元，种子品种为红缨子疙瘩穗，秋后回收保底价每斤1.3元；我保证不管因什么原因造成高粱不能回收，我所预支的种子、化肥不予计价，无偿资助。如果种子不是疙瘩穗，影响产量，及化肥劣质，致使影响收入，必须追究法律责任，予以种植户当年所造成的经济赔偿。”后冯登新自行将高粱销售，未交给农资门市部回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争议在高粱品种和未回收的原因上，上诉人称其要求的高粱品种是疙瘩穗，而不是忽撒撒穗，当时要求冯治廷写了保证书，但种出来是忽撒撒穗，造成减产的经济损失，并当庭提供了疙瘩穗和忽撒撒穗的实物以作区分。在对收获高粱回收上，称因与农资门市部回收价格未谈成而自行销售。农资门市部称其在永和投入种植近一万亩，采用统一合同，由各村的销售代表统一谈，品种都是统一的红缨子品种，红缨子抗病力强、抗害力强，亩产能达到500-700斤，价格也比疙瘩穗高。因回收要扣种子和化肥款，上诉人不同意，才未能回收。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双方在二审庭审中出示并经过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双方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冯登新是否应当给付农资门市部种子款及化肥款，这其中包括是否应当支持冯登新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本案中，双方签订高粱种植回收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明确了农资门市部提供种子、化肥，在回收时要扣除，并承诺了最低保护价和农户的违约责任。冯治廷所写保证书经双方认可，可视为对协议的补充，并明确种植品种为红缨子，承诺如影响产量收入，赔偿损失。农资门市部在高粱收获后依约对高粱进行回收。农资门市部依约履行了合同。上诉人冯登新通过签订履行合同，利用农资门市部提供资源通过种植高粱获取收益，其在诉讼中，一直争论高粱品种是疙瘩穗还是忽撒撒穗，但其也不能有效证明二者的真正区别，各自有哪些品种，其所栽种的地块的自然条件适合种植什么品种高粱，以及其因种植农资门市部提供的红缨子品种而造成减产经济损失的情形。高粱收获后，冯登新又以价格协商不成为由将高粱卖给他人获取较高收益，实现自身较高的收益，并未按协议交由农资门市部回收。故上诉人冯登新称其因种植红缨子造成经济损失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双方的协议约定，以及从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要遵循的公平、诚信原则出发，原判仅判决上诉人冯登新返还农资门市部化肥和高粱种子款适当合理。上诉人冯登新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冯登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冯登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柴卫红审判员  梁祥伟审判员  张俊青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