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2民初630号
原告：孟勇，男，汉族，1988年10月3日出生，户籍地陕西省，现住上海市松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朝(原告之父)，住同原告。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梦华，上海创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金慧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波，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孟勇与被告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孟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朝、曾梦华，被告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孟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86,864.4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01,376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10月22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12,488元;5、被告支付原告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67,241.37元；6、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7,500元。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08年1月1日进入被告处任店长，2015年9月27日受工伤，此后被告未发放原告工资，并以出资给原告换耳蜗为由胁迫原告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解除后被告并未兑现承诺。为此其申请仲裁，现不服仲裁裁决，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请为要求确认原、被告于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变更第2项诉请金额为58,043元、第3项诉请金额为52,152元；调整第4项诉请期间为2015年9月28日至2016年6月3日；变更第5项诉请为要求被告支付其2009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1,722.40元，并撤回了第6项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请。
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与案外人上海夏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家公司)二者的老板之间系亲戚关系，但两家公司还不构成关联企业，被告只是帮助夏家公司的几名员工办理过社保缴纳手续。2015年5月1日，原告与夏家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同年9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6月3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了双方的关系，故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为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6月3日。双方签订有解除协议，原告确认协商解除后再无任何争议，且原告已领取协商解除款项，该协议合法有效，故原告全部诉请均无依据。被告不同意原告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18日，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闵人社认(2015)字第445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内载，“申请人：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姓名：孟勇……2015年12月22日受理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申请人于2015年11月17日向本局申请工伤认定，请求将2015年10月22日孟勇受到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本局经审核查明，孟勇在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工作期间，于2015年10月22日在堆放纸品过程中被掉落的纸品砸伤左侧头部，后前往上海市闵行区中民医院治疗。2015年10月27日经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诊断为：左耳中一重度感音神经性聋。……孟勇于2015年10月22日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同年4月18日，上海市闵行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劳鉴(闵)字1603-0043号鉴定结论书，结论为原告上述所受工伤构成因工致残程度九级。
另查明，被告为原告缴纳了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
2016年8月31日，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原、被告于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支付原告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及未休年休假工资、2015年10月22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仲裁期间，原告称其于2008年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每月休息3天，工作时间为7时至22时。其实际出勤至2015年9月27日，同年10月22日至2016年6月1日为停工留薪期，被告按照同期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其工资至2016年6月1日，存在差额。而其工伤后听力失聪，医院建议安装人工耳蜗，被告知晓此事后以出钱为原告安装为由胁迫其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则称，原告入职时间为2015年5月1日，双方签订有期限自当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原告月工资为2,020元，加班费及其他补贴4,080元、社保补贴1,400元；原告做六休一，工作时间为7时至22时，其中11时30分至15时休息；原告实际出勤至2015年10月21日，停工留薪期为同年10月22日至2016年4月30日，因原告系公司老板远亲，其支付原告停工留薪期工资至同年6月3日。为证明其系在受胁迫情况下同被告解除了劳动关系，仲裁庭审中原告提交发送人为“夏总”、发送时间为5月27日22时14分的手机短信，内载，“如果你和劳动局不解除合同，劳动局的钱没有办法赔给你，就没有办法做耳蜗，如果你解除合同，劳动局赔款给你，我们公司也按照上海市劳动局赔款给你做耳蜗，这难道不好，否则你把兰坤和我们公司告诉(上)法庭，法庭判我们应该赔偿给你多少就多少。”被告确认发送短信的手机号码XXXXXXXXXXX确为其公司夏总(夏理民)所有。同年9月22日，被告出具情况说明，内载，“2016年05月27日22点14分给孟勇回复的信息内容属实。”被告及夏理民在该情况说明上分别签字盖章。同年10月28日，该会作出闵劳人仲(2016)办字第5635号裁决，确认原、被告于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而提起本案诉讼。
关于劳动关系状况，庭审中原告陈述，其于2008年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打卡考勤，2012起实施指纹考勤。其每月休息3天，分早、晚两班，其中早班工作时间为7时至22时，当中11时30分至15时午餐休息；晚班11时至22时，无午餐休息。晚餐时间不固定，根据工作繁忙程度自行安排，一般半小时左右。被告处包括其在内有两名店长，二人交替上早晚班，工作内容为管理运营，安排营业员工作，洽谈业务等。原告工作地点及内容有过变化，其中2008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在松江新桥镇春申村申港路好又多超市任店长助理，月薪2,500元；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在松江九亭镇盛龙路XXX弄XXX号好又多超市任店长，月薪4,500元；2014年7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原告在松江区车墩镇龙华路达丰欧润发超市任店长，月薪6,500元；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原告在松江九亭镇同利路XXX号欧润发工作；同年9月1日，原告按照夏理民的安排到新桥镇南环路XXX号上班，直至2016年9月27日发生工伤，其出勤至同年9月29日。2016年6月3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与夏家公司系关联企业，被告的实际老板是夏理民、夏家公司的实际老板系朱陆国，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期间，原告都是听从朱陆国和夏理民的安排工作的。2015年10月1日，老板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员工补签了与夏家公司的劳动合同，原告只签过该份合同。因为被告为原告报了工伤，故其要求被告承担诉请的用人单位责任。为证明原告劳动关系状况，原告提交2016年9月28日对孟强、周建发及蓝坤制作的证人谈话笔录一份。被告认为证人未按照规定出庭作证，且笔录制作程序不符合规定，对此证据不予认可。
庭审中，被告陈述，原告于2015年5月1日进入夏家公司工作，两者间签订了劳动合同，故原告系夏家公司的员工。因为夏家公司无人负责人事工作，无法缴纳社保，故让被告帮忙为公司员工缴纳社保费。原、被告签订过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但因找不到了而无法提交。另2016年6月3日，原、被告签订协议，明确双方争议一次性解决，原告亦承诺此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与被告无关，故原告再主张诉请款项无依据。为证明上述主张，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落款时间均为2015年5月1日、订立双方为原告及夏家公司，期限自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另该合同末页下方空白处有手写“本人孟勇与上海夏家商贸有限公司签的劳动合同到期不再继续签劳动合同，即日起终止合同”字样，有原告签名及指印，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30日。2、原、被告于2016年6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内载，“1、孟勇自愿提出提前解除与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要求一次性解除此次工伤事件。2、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了孟勇工伤期间的所有医药费、车旅费、伙食费计人民币73,251元。3、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上海市XXX伤残及用工单位一次性伤残就业津贴计人民币18,710*2=37,420元。4、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按照上海市停薪留职之规定，按上海市2015年年度平均工资支付，计人民币5,939*8个月=47,512元。5、伤残补助37,420元年平均工资47,512=84,932元，减去已到孟勇帐上的10,500元社保报销款=744,320(74,432)元。6、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综合以上两项一次性赔偿给孟勇75,000元，另外付给孟勇6,000元营养费。7、孟勇本人承诺经此次协议签署以后，无论以后本人身体发生任何情况都与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无关，任何责任后果自负。8、本协议签署以后甲乙双方再无任何瓜葛。9、本协议即日起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3、原告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的收条，确认收到被告一次性解决赔偿款81,000元。4、2016年6月3日原、被告签订的解除合同证明，内载，“本人孟勇……经友好协商从2016/6/3起解除与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即日起与上海理民商贸没有任何关系，工资及其他一切费用都已结清。”5、辞职报告，打印字样为“尊敬的上海夏家商贸有限公司领导：……从2016/6/3起本人由于个人原因要求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下方有原告签字并加盖指印。6、原告手写承诺书，内容为“孟勇……在此承诺：经此次协议一次性解决签署以后，无论以后本人身体发生任何情况都与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夏家商贸有限公司无关，任何责任后果自负。”7、夏家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因夏家公司无人负责人事工作而由原告代缴社保费，而原告与夏家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6月3日因原告辞职终结。原告对夏家公司的情况说明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称，原告与夏家公司的劳动合同系在其工伤发生后于2015年10月1日补签，包括合同末页手写字样系朱陆国所写，与其他所有承诺双方争议一次性了结的书面材料都是在被告等承诺在劳动关系解除后为原告安装人工耳蜗的情况下，其才签字的，但签完协议后被告等人拒不履行承诺，存在欺诈及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提交手机短信截图两份以证明其主张，其中(2016年)5月12日10时12分由“夏理民”发送的手机短信内载，“如果你不解除合同，这事我就不管了。你们心里清楚，是兰坤把孟勇打的，这事看到潘公民面上，我才出钱给孟勇看耳朵。合同解除后社保赔钱，公司在(再)出钱给孟勇换耳蜗，你要告公司，我实话给你说……”；另一份即仲裁期间提交并经被告确认为夏理民发送的短信。被告对确认上述手机短信均为夏理民所发，但称夏理民并无威胁原告之意，亦无威胁的权力。
关于劳动关系状况，庭审中原告又称，其于2008年1月1日经同乡孟强介绍至朱陆国的上海莲苔贸易有限公司工作，后该公司更名为夏家公司。2009年时其知道了朱陆国还有一家关联公司即被告。2017年9月13日的庭审中，原告又称，其发生工伤之前系在夏家公司工作。夏家公司的老板为朱陆国，因被告公司的老板夏理民要求朱陆国调一名店长到新店上班，故2015年9月1日起夏家公司将原告调至新桥镇南环路被告经营的超市上班，故原、被告自2015年9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包括其在内的新调过来的人员是不打考勤的。另原告陈述，其入职时与夏家公司约定，月薪2,500元，工作时间为7时至22时，当中有两小时的用餐休息时间，每月休息3天。后来其月薪逐渐增加。在其到被告处工作时约定，原告工资还是由夏家公司发放，原告只要记住自己在被告处上班的天数，然后由两家公司的老板自行结算。2015年10月1日时其领取了同年9月份的工资7,500元。
诉讼中，被告称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因找不到了而无法提交，并确认原告受伤超市为被告经营。
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自认，其于2008年1月1日进入案外公司工作，而自2015年9月1日自夏家公司被调入被告处工作，此与被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相符，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于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6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予以支持。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于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然此主张与其关于劳动关系情况的自述相矛盾，原告该项诉请缺乏依据，本院对此难以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休息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诉请，本院认为，原告虽在诉请中将该两项加班工资的截止日期列为2016年6月3日，但自原告提交的计算清单来看，实际其该两项诉请均计算至2015年9月27日，故实质上原告所主张的系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27日期间的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两项加班工资的诉请，本院认为，与前述同理，原告与被告于上述期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其该期间的加班工资于法无据。至于2015年9月1日至同年9月27日期间两项加班工资的诉请：原告自述，其与夏家公司约定的待遇为：工作时间为7时至22时，当中有两小时的用餐休息时间，每月休息3天，领取固定金额的薪资。后其薪资调整至7,500元/月，并在调至被告处工作后延续了之前的工作情况及薪资标准。即原告的薪资之中已经包含了按照前述固定加班方式计的加班工资。而原告已领取2015年9月份包含固定加班工资在内的薪资7,500元，照此计算，该工资金额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工资标准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当月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5年10月22日至2016年6月3日期间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12,488元的诉请，本院认为，原告以其正常工作期间即包含固定加班方式下加班工资的7,500元/月为标准，扣除被告已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47,512元后主张工资差额。然而，原告的薪资7,500元中已包含固定加班工资，经计算，扣除原告加班工资部分后，被告已支付其上述停工留薪期工资并不存在差额，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难以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21,722.40元的诉请，本院认为，与前述同理，原告虽将该项诉请时间起止时间列为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日期间，但原告提交的计算清单及原告陈述均显示，原告主张的实质为2009年至2015年度的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对此，本院认为，与前述同理，原告于2015年9月1日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其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无依据。至于2015年9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被告称原、被告劳动关系经协商解除，且原告已领取协商款，故双方争议已全部解决，并提交了承诺书、解除协议等一组证据以印证上述主张。原告则称被告等以解除劳动关系后方为原告安装人工耳蜗为诱饵，其系在受到欺诈情况下才签署了解除协议，并提交手机短信作为证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过程中，用人单位角色方面由夏家公司与被告交替出现，此与被告关于两家公司情况的陈述可以印证，被告与夏家公司虽为各自独立的法人，但在经营与人员使用方面确实存在混同。而夏理民在原、被告签订解除协议之前向原告方发送的短信，确实存在以为原告安装人工耳蜗为诱导条件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无法认定原、被告签订的该解除协议系在原告真实意愿下所签订，被告称双方争议已一次性解决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经计算，2015年9月1日至同年12月31期间，原告应享受年休假1天，按照原告工资情况计算，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43.84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孟勇与被告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6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告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孟勇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343.84元；
三、驳回原告孟勇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孟勇、被告上海理民商贸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纳
人民陪审员 黄讚美
人民陪审员 毛秀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赵文卓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