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象民初字第1570号
原告苏良英，女。
原告程庆，女。
原告程波，男。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景，桂林市星宇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桂林高新区慧升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升工贸公司”），住所地：广西桂林市银锭路187-3-3。
法定代表人苏荣华。
委托代理人莫吉，广西鹏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苏荣华，男。
委托代理人莫吉，广西鹏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苏良勇，男。
委托代理人刘泽，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新远，男。
委托代理人刘泽，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良英、程庆、程波与被告慧升工贸公司、第三人苏荣华、苏良勇、黄新远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苏小燕、人民陪审员郝总路、王新华三人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9日上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书记员覃鑫担任法庭记录。原告苏良英、程波及原告苏良英、程庆、程波的诉讼代理人蒋景、被告慧升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苏荣华及其诉讼代理人莫吉、第三人苏良勇、黄新远及其诉讼代理人刘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良英、程庆、程波诉称，1998年原告苏良英之夫程个连与黄新远、苏良勇、苏荣华共同出资成立并注册了慧升工贸公司，约定：程个连占3.5%、苏荣华占2.4%，黄新远占64.7%、苏良勇占29.4%的股份。1999年11月8日，黄新远退出公司的股份，黄新远所占公司的股份转让给股东苏良勇、程个连各10%。因业务扩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桂林疗养院签订了临时门面合作开发的《合作协议书》，直至2002年临时门面建成使用后，被告慧升工贸公司为了更好的管理经营合作开发临时门面，召开董事（股东）会议，签字通过了《（慧升文2002.6-1字）文件》，《文件》对公司人事及门面相关业务负责人进行了任命，任命股东程个连为公司办公室主任兼瓦窑门面办公室主任，负责门面的招租及配合公司财务每月的正常收取承租户房租。原告苏良英之夫程个连参与公司管理经营直至2006年3月1日去世。去世后，原告多次找公司协商程个连在公司的股权问题，但公司及公司股东都不予理睬，公司召开股东会议拒不通知原告。综上，程个连在公司占13.53%的股份，程个连死亡后，程个连在公司所占的股份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原告）依法继承，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诉诸法院，请求：1、判令原告占有慧升工贸公司13.53%的股份；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苏良英、程庆、程波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2、被告慧升工贸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3、被告慧升工贸公司文件（慧升文2002.6-1字）。
被告慧升工贸公司与第三人苏荣华共同辩称，一、程个连于2006年3月1日去世，从即日起其家人相应的继承权开始发生，但三原告到2013年3月20日才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股权，现已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二年期的诉讼时效。二、慧升工贸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不适格。慧升公司已于2010年2月4日被工商行政部门吊销，已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也不应再以适格的诉讼主体参与诉讼。三、根据程个连与答辩人等四人于1998年6月18日通过的公司章程可以证实，公司注册资本85万元，程个连认缴的出资额为3万元。经桂林市审计师事务所于1998年7月7日验资报告（市审所验字（1998）325号）以及附件可以证实，公司实际注册资本85万元，程个连实际出资额为3万元，占实际资本3.5%，因此，三原告诉称占公司13.53%的股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四、被告慧升公司的全体股东（包括黄新远、苏荣华、苏良勇、程个连）于1999年11月8日下午15时开会形成的《关于黄新远退出慧升有限公司会议纪要》可以证实以下几个事实：第一，第三人黄新远辞去董事长职务、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第二，黄新远退股即把股份崇信路房屋、民族路民族里房屋以及面包车退出被告公司的事实；第三，上述四股东都是在1999年11月9日签字确认。由此可见，该会议纪要内容明确说明第三人黄新远退股且第三人黄新远在本公司已不存在任何股份，全体股东签字对内具有法律效力。此外，三原告以及第三人黄新远、苏良勇在2013年5月28日以及8月27日庭审笔录中都已经承认上述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因此，三原告诉称黄新远于1999年11月8日将其股份转让给苏良勇、程个连各10%，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五、原告诉称：第三人黄新远在1999年11月9日出具《股份转让协议》把自己占公司30%股份转让给苏荣华、苏良勇、程个连三人各10%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该协议内容与上述会议纪要内容矛盾，且只有黄新远一人签字；第二，答辩人在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于2013年6月6日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后，第三人黄新远已向法庭承认该股份转让协议系其本人伪造。第三，黄新远从1999年11月9日退股后，在答辩人公司已经无任何股份，转让协议一事没有任何的事实基础，且对答辩人公司无任何法律约束力。六、根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资料可以证实：程个连从始至终股权比例只有3.5%，答辩人公司变更材料以及年检材料均没有程个连股权比例的变更情况。七、答辩人公司至黄新远退股后，公司股东以及股份进行了多次变更和调整，但在此期间，程个连根据公司相关规章制度，并没有参与相关会议，也没有增资扩股，更没有实际缴纳认购的相应股份金额。因此，三原告诉请主张占答辩人公司13.53%股份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八、事实上，自从第三人黄新远退出公司后，答辩人公司的股东人数以及股权比例发生了变更。根据公司股东的《股份合约》可以说明，经过两次股权比例变更，程个连并没有增资扩股。虽然上述两份《股份合约》没有在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登记，并不能否认其真实性、合法性。九、程个连从进入公司一直到去世的2006年3月这段时间，从来没有向答辩人主张三原告所称的股份比例，而是在去世8年后由其家属来主张权利，很显然不符合常识和逻辑。十、慧升公司成立后，程个连并没有履行股东职责，也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公司也没有授权其本人参与管理瓦窑海军批发城项目，程个连在挂职股东期间也没有在公司领取过任何工资或利润分红。十一、在2000年慧升公司以及全体股东同意引进新股东。此后程个连违反公司相关制度不参加相关会议。同年6月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苏荣华、苏良勇与新股东苏良贵股份合约约定：苏荣华、苏良勇、苏良贵三人股份均为30%，程个连并没有参加且没有增资扩股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三原告的诉请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慧升工贸公司与第三人苏荣华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1998年6月18日慧升工贸公司《公司章程》；2、1999年5月8日《法人委托书》、2001年3月22日《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3、《关于黄新远退出慧升有限公司会议纪要》；4、2000年2月16日《关于苏荣华同志任桂林慧升商贸经营部负责人的通知》；5、2000年6月8日《股份合约》；6、1999年11月30日、2000年2月22日《企业申请变更核准通知书》两份及《税务登记变更表》一份；7、慧升文2002.6-1字文件（该文件与原告举证的文件内容一致，但后无程个连的签字）；8、2009年9月12日《股东协议》；9、2011年9月3日《关于批发城门面造价协商决议》；10、2013年3月18日、2013年7月16日、2013年8月30日、2013年11月7日电脑咨询单各一份；11、2013年8月27日庭审笔录。
第三人苏良勇、黄新远共同辩称，慧升公司是1998年成立，当时程个连占3.5%，变更之后黄新远把10%分别送给了程个连、苏荣华、苏良勇，则变更后程个连占公司股份13.53%、苏荣华占12.35%，苏良勇占39.41%，在2002年变更的时候已经确认了，事实依据非常清楚。
第三人苏良勇、黄新远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1998年7月8日，被告慧升工贸公司成立，注册资本85万元，黄新远、苏良勇、苏荣华和程个连为公司的股东，其中黄新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任公司的执行董事，苏良勇任公司的总经理，程个连任公司监事。根据桂林市审计师事务所当时的验资报告，黄新远实物出资5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房屋2幢价值50.31万元，重庆长安汽车一辆价值4.6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4.7%；苏良勇实物出资25万元（固定资产房屋一幢价值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9.4%；程个连货币出资人民币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苏荣华货币出资人民币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在被告慧升工贸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有一份1999年11月8日的《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经董事会研究通过，同意黄新远同志将本公司30%的股份权转给本公司董事苏良勇10%、苏荣华10%、程个连10%的决定。”该协议上显示有股东黄新远、苏荣华、苏良勇、程个连的签名，被告慧升公司及第三人苏荣华庭审时对上述《股份转让协议》提出异议，认为“股份转让人”的签名并非黄新远本人所签，第三人黄新远也当庭表示工商资料里的这份协议不是他本人签名，但黄新远表示其本人认可当时将其中30%的股份分别转让给苏荣华、苏良勇、程个连各10%。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该份《股份转让协议》核准了黄新远将自己30%的股份分别转让给苏荣华、苏良勇、程个连各10%。1999年11月9日，黄新远、苏荣华、苏良勇、程个连四个股东签署了一份《关于黄新远退出慧升有限公司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载明：“黄新远自动提出辞去董事长职务桂林高新区慧升工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及公司一切经营业务活动。现通过董事会讨论研究决定，同意黄新远的要求，辞去董事长及公司法人代表职务，黄新远从退出之日起（原黄新远评估验资的崇信路房屋二房一厅及民族路民族里28号房屋一幢三层，以及长安面包车辆退出慧升有限公司）。不负责以前的债权债务，以后公司所发生的经营纠纷与黄新远无关，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董事会成员签字、生效。”慧升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并未显示有该会议纪要存档。同日，被告慧升工贸公司向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事项为：1、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黄新远变更为苏荣华；2、将公司注册资本85万元变更为30万元；3、变更公司部分经营范围；4、将公司股东由黄新远、苏荣华、程个连、苏良勇变更为苏荣华、苏良勇、程个连。但在之后的工商登记资料中并未明确显示上述的申请变更登记事项是否全部通过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批准。此后，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资料里再无关于慧升工贸公司的股东及股权变化的变更登记资料。
2000年6月8日，第三人苏良勇、苏荣华与苏良贵、苏良弟签订了一份《股份合约》，该合约约定：慧升公司由苏良勇、苏荣华、苏良贵、苏良弟四人出资组建而成，各股东的股份平均，权利平等，苏良勇占股30%、苏荣华占股30%、苏良贵和苏良弟占股30%等等。该《股份合约》未在慧升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有存档。庭审时，原告与被告都举证了一份内容相同的慧升文2002.6-1字文件，但该文件后面的签字人员不同，该文件载明：任苏良勇为慧升公司董事长，苏荣华为公司法人，程个连为办公室主任兼瓦窑门面办公室主任；今后公司各董事（股东）不得以本公司任何名义和借口，向他人单位、公司私自转让本公司股份，及签订任何合同、文件、帐据都属无效合同协议，属个人行为，由当事人承担，与公司无关等等。第三人苏荣华对该份文件不予认可，认为都是苏良勇一个人签的字。该文件未在慧升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有存档。2009年9月12日，第三人苏良勇、苏荣华与苏良贵、苏良弟再次签订了一份《股东协议》，该协议重申了公司股权，即苏良勇占公司股份30%、苏荣华占公司股份30%、苏良贵和苏良弟占公司股份30%。该《股东协议》同样未在慧升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有存档。2010年2月4日，被告慧升工贸公司因涉嫌违法行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案立案受理后，本院以及原、被告多次至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阅被告慧升工贸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于2013年3月18日、2013年7月9日、2013年7月16日、2013年8月30日、2013年11月7日出具了五份被告慧升工贸公司的电脑咨询单，五份电脑咨询单上显示的公司注册资本均为85万元，但股东（发起人）一栏显示的内容存有很大差异。鉴于上述差异，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于2013年11月19日向桂林市七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一份协助查询函，请该局协助核实被告慧升工贸公司最终的股东名称以及所占股份比例情况。2013年11月28日，桂林市七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回函我院，该函载明：经查，慧升工贸公司企业登记档案中记载的股东名称及所占股份比例与我局2013年11月28日所提供的电脑咨询单一致。根据桂林市七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的2013年11月28日的被告慧升公司的电脑咨询单显示，慧升公司的注册资本为85万元，股东（发起人）一栏显示股东人数为四人，即黄新远认缴出资为29.5万元，实缴出资29.5万元，占34.7059%；程个连认缴出资为11.5万元，实缴出资11.5万元，占13.5294%；苏荣华认缴出资为10.5万元，实缴出资10.5万元，占12.3529%；苏良勇认缴出资为33.5万元，实缴出资33.5万元，占39.4118%。
另查明，程个连于2006年3月6日去世，其母亲已于1985年去世，其父亲已于1997年去世，程个连的法定继承人为其配偶苏良英，其儿子程波及其女儿程庆，即本案的三个原告。程个连去世后，三原告多次找被告公司协商继承程个连在公司的股权问题，均未果，三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2013年3月20日向本院起诉请求确认三原告占有慧升工贸公司14.9%的股份，后以证据不足为由向本院申请撤诉，并于2013年10月17日再次诉诸本院，提出前项诉请。
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本案三原告作为程个连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程个连在被告慧升工贸公司中的股东资格。被告慧升工贸公司及第三人苏荣华辩称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两年，三原告到2013年3月20日才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股权，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而第三人苏良勇在庭审时认可了三原告自程个连去世后一直向公司及股东主张确认股权，但因公司股东的内部纠纷一直未予处理，本院认为，第三人苏良勇系被告公司的股东，对其证明三原告一直向公司及股东主张权利的陈述本院予以认可，三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对于程个连在被告慧升公司最终占有的股份比例，第一，根据被告慧升工贸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的验资报告显示，慧升公司成立时程个连即为公司的股东，其货币出资人民币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294%。第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被告慧升公司提供的1999年11月8日的《股份转让协议》核准了黄新远将自己30%的股份分别转让给苏荣华、苏良勇、程个连各10%，但黄新远在庭审时承认工商登记资料中存档的《股份转让协议》并非其本人签字，虽然黄新远在庭审时表示其认可该次股份转让行为，但黄新远在其亲笔签名的1999年11月9日《关于黄新远退出慧升有限公司会议纪要》中载明：“黄新远从退出之日起（原黄新远评估验资的崇信路房屋二房一厅及民族路民族里28号房屋一幢三层，以及长安面包车辆退出慧升有限公司）”，即黄新远将原慧升公司成立时出资的64.7%的股份全部退出慧升公司，该会议纪要的内容与1999年11月8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内容相冲突，本院对1999年11月8日的这份并非黄新远本人签字的《股份转让协议》不予确认，至此，程个连在被告慧升公司的股份并未发生变更。第三，对于1999年11月9日签署的《关于黄新远退出慧升有限公司会议纪要》，虽然被告慧升公司的全体股东即黄新远、苏荣华、苏良勇、程个连均签字认可了该会议纪要，但该会议纪要并未对黄新远退出公司后其名下的股份进行合理的处理，即并无有效证据证明被告慧升公司此后完成了公司的减资变更或将黄新远名下的股份合法转让给他人，本院认为该份会议纪要也并未引起程个连在慧升公司持股比例的变更。至于黄新远与被告慧升公司的股权纠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第四，本案的当事人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苏良贵和苏良弟系被告慧升公司的合法股东，则本院对苏良贵和苏良弟签字的2000年6月8日的《股份合约》以及2009年9月12日的《股东协议》均不予确认。至此，本院确认程个连去世时在被告慧升公司所占的股份比例为3.5294%，则三原告有权继承程个连在慧升公司3.5294%的股权。被告慧升公司及第三人苏荣华辩称慧升公司已于2010年2月4日被工商行政部门吊销，已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也不应再以适格的诉讼主体参与诉讼，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给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答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法经（2000）24号）中载明：“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国家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法人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本案被告慧升公司虽然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并未依法进行清算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因此，本案被告慧升公司是适格的民事诉讼主体。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苏良英、原告程庆、原告程波有权继承程个连在被告桂林高新区慧升工贸有限公司3.5294%的股份。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三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桂林高新区慧升工贸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216301040001416，开户行：农行桂林七星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苏小燕
人民陪审员 郝总路
人民陪审员 王新华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代书 记员 覃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