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温苍行初字第7号
原告黄荣州。
原告韩月蓉。
上列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荣国。
被告苍南县国土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林杰。
委托代理人陈立启。
第三人陈文珍。
第三人苍南县宜山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传力。
委托代理人杨乃柱、黄立磐。
原告黄荣州诉被告苍南县国土资源局（以下称国土局）、第三人陈文珍（�用名陈文真，下同）、苍南县宜山镇人民政府（以下称镇政府）土地行政批准一案，于2014年2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4年2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韩月蓉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荣州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荣国、被告国土局的委托代理人陈立启、第三人陈文珍、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立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国土局于1998年4月24日为第三人陈文珍坐落于苍南县＊＊（现门牌××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作出了同意办理的行政批准。
被告于2014年3月3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1、原告办理宜山镇南市街××号土地使用权证的《地籍调�界址确认表》及《宗地草图》，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即原告自身也是将自称的“堂众墙”的墙中线作为土地的界址线的事实，最终可以证明原告现在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就是以原告所主张的“堂众墙”的墙中来确定的；2、苍南县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审批表，证明第三人陈文珍与镇政府共同申请转让＊＊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对土地四至作了补充约定，明确“南至：南市街92号墙中、北至：南市街××号墙中”，土地主管部门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核批准等事实；3、土地权源证明书，证明涉案房屋原为建于解放前的老菜场旧屋，菜场迁移后划归为镇政府公房，权属合法明确；4、房屋买卖契约，证明镇政府根据当时的房改政策将镇属公房出售给第三人陈文珍的事实；5、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证明第三人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时依法缴纳土地�益金及管理费的事实；6、土地登记审批表，证明涉案房屋已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事实。
法律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户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五条。
原告黄荣州诉称：1990年至1992年间，镇政府在清理公房时，将解放前遗留的坐落于宜山镇南市街90-××号4间连幢平房，作为区镇居民区公房先后转让给原告和第三人陈文珍及案外人郑翠莲为业（90-92号转让给原告、94号转让给第三人陈文珍、××号转让给案外人郑翠莲××。各方房屋买契中均规定第三条墙为堂众墙（即94号南墙，其他四堵墙均规定为自墙××。陈文珍在买契中房屋占地面积为26.29平方米。1998年4月8日，陈文珍为办理土地证需要，而向被告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批，其申请表的土地四至中填写“南至92号墙�”（即堂众墙墙中××，占地面积填写为28.1平方米。同年4月24日，被告根据陈文珍申请表填写的内容作出的审批表中载明：面积正确，界址清楚，并审批“同意办理”。据此证明，被告审批给陈文珍的土地转让的四至到堂众墙中线。之后，苍南县人民政府根据被告的审批表为陈文珍办理了土地登记手续，土地证中也注明：南至92号墙中，面积28.1平方米。由于该审批行为是在原告黄荣州已起诉的土地登记诉讼期间由陈文珍提供的证据中才发现，且该审批行为又是土地登记的前置行政行为，鉴于该审批行为确有错误，为使土地登记诉讼能顺利进行，为此提起本案诉讼。综上，原告认为，卖契中已规定第三条墙为堂众墙，在法律上应认定该堂众墙是连幢4间房屋受让人共有共用墙体，各享有四分之一份额。根据建筑物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权利主体一致的立法规定和地随房走的物权原理，该堂众墙基应属4间房屋受让人共用部位的共有土地使用权，且属不可分割物，故该共用墙基土地系4间房屋业主的共享权利和共担义务之客体，因此被告将共用部位的墙基土地使用权的北首一半（宽12.5公分××分割给陈文珍作为私有土地而审批转让，由此导致原告对共用部位的共有墙基使用权的权利丧失。根据卖契规定，陈文珍的房屋地基四至应该是堂众墙北侧外26.29平方米的土地内，故被告审批第三人转让的土地到堂众墙中线缺乏事实依据，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该审批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且行政越权，依法应予撤销。现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于1998年4月24日为第三人陈文珍坐落于＊＊（现门牌××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批的违法行政行为。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身份证，证明原告和第三�陈文珍的身份；2、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表和审批表，证明被告根据陈文珍申请填写的内容，审批转让的土地四至到堂众墙中线；3、原告经公证的房屋买卖契约，证明1990年12月，镇政府将宜山镇南市街90-92号公房出卖给原告，卖契中约定，第三条墙为堂众墙；4、陈文珍经公证的房屋买卖契约，证明1992年5月，镇政府将＊＊公房出卖给原告，卖契中同样约定，第三条墙为堂众墙；5、原告的两本房产证和陈文珍房产证，证明该三本证上均确定第三条墙为共墙，南首起第一、第二、第四条墙为原告和陈文珍的私有墙，进而证明堂众墙的墙基系四间房屋的共用部位的共有土地使用权；6、宜山镇政府信访答复书，证明原告和第三人为危房拆建发生纠纷，且证明南市街老门牌××号房屋在清理公房时出卖给郑翠莲（郑翠莲卖契已失落××；7、＊＊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明被�于1998年4月27日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表确定的土地四至为陈文珍对＊＊房屋作出土地登记，土地证上四至注明南至92号墙中；8、行政诉讼受理通知书，证明原告对陈文珍的土地登记已提起行政诉讼，由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批已成为土地登记的前置行政行为，为此又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国土局辩称：一、被告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行政审批行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法律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
原告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约只能说明房屋买卖双方对所谓的“堂众墙”的私下约定，不是同幢的住户之间的共同约定，其效力不及于他人，因此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提供的自己和第三人的房产证也不能证明“堂众墙”的�质，且是在本案土地行政登记行为之后办理的，因此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况且，原告诉称的“堂众墙”的占用与否与土地登记行为有直接关系，与本案的审批行为没有直接关系，本案的审批行为没有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二、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行政审批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户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四条规定：城镇公有住房，除县（市××以上人民政府认为不宜出售的外，均可向城镇职工出售。职工购买公有住房要坚持自愿的原则，新建公有住房和腾空的旧房实行先售后租，并优先出售给住房困难户。第二十一条规定：明确产权。职工以市场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可以依法进入市场，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所有。职工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人所有，一般住用五年后可以依法进入市场，在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所有。本案所涉房屋原为镇政府公房，1992年5月16日，在全县公房清理时，镇政府将该公房出售给第三人陈文珍，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1998年4月8日，第三人陈文珍和镇政府向被告提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并提交了转让契约、土地权源证明书、缴纳了土地收益金及管理费等，经被告充分审核后予以同意转让。整个土地使用权转让行政审批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三、原告诉讼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原告所谓的“堂众墙”不能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共同共有的墙壁，这是民间为了均衡各房子的建设负担而采用的一种方式，原告将“堂众墙”直接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共同共有性质没有法律依据。其次，虽然原告和第三人�购买房屋时各自与镇政府签订的契约中有提到哪条墙是“堂众墙”，但第三人在正式办理房屋转让手续时，镇政府与第三人又共同约定将该墙的墙中线作为土地的界址线。同样，原告在办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证时，也是将该墙的墙中线作为界址线办理了土地所有权证。以上事实证明，所谓的“堂众墙”并不是原告现在认为的共同共有的性质。即便是这种性质的约定，那么后来的约定和行为也已改变了当初的契约约定，该墙也不再是“堂众墙”。更重要的是，各住户之间根本没有形成“堂众墙”的共同约定，因此被告不存在将共用部位的土地使用权审批转让给第三人的情形。第三，原告所称的“堂众墙”土地使用权的分割、占用与否是属于土地使用权权属纠纷，是另外的法律关系问题。而本案的转让审批是在当事人协议的基础上对土地使用权类型的处置审批。原告�土地使用权被他人占用为由起诉本案的土地审批行为，其理由不能成立，其所称的土地使用权是否被他人占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应该先就土地使用权是否被他人占用经法定程序确认以后，然后可直接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而不是起诉本案的土地审批行为。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陈文珍述称：一、镇政府与原告的买卖契约与第三人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二、第三人在申请办理土地所有权证时，程序合法；三、堂众墙为木板墙，总宽度不到10厘米。
第三人镇政府述称：原告的诉请是认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与镇政府没有法律关系；另外，在房屋买卖过程中，包括在依法办理土地证的申请中，镇政府没有任何过错。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其中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是原告在2008年申请�地登记中形成的，系另一个行政行为中的材料，由于本案诉讼是对被告在1998年作出审批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否则，本案诉讼将会同时审查二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不符合诉讼程序规定；且该确认表不能证明原告确认四至到92号墙中，确认表的内容是调查人写好后让原告签字的，故被告不能以2008年的确认表作为1998年行政行为合法的抗辩理由。另外，宗地图是被告绘制的，原告不知道，也不能证明原告确认四至到墙中。对证据2，依照法律规定，划拨土地转让报批的申请人应该是转让方，而申请书的封面上申请人是陈文珍，其申请人主体不合格，申请表第二页上方，镇政府虽有盖章，但不能认定镇政府是共同申请人，本案即便是双方共同申请，但陈文珍不具有申请人的主体资格，不存在共同申请问题，故被告作为共同申请受理没有法律依据；陈文珍在该表中填写的“四至到墙中”与卖契中规定的“堂众墙”相矛盾，镇政府也没有在该申请表上盖章，故不能随意推定镇政府和陈文珍据此变更卖契中“堂众墙”的约定；该审批表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故不存在质证问题。证据3的证明书与本案无关，是镇政府对自己转让之前的权源情况及占地面积的证明，镇政府不能对自己的财产权属出具证明。对证据4，该契约第四条约定，第三条墙属堂众墙，结合原告和陈细表的卖契中的约定，足以认定第三条墙属堂众墙，是转让方和共同住户一致认可的事实，而且陈文珍受让的面积是26.29平方米，不是28.1平方米。对证据5，该票据是转让审批后的收费行为，但被告以收取土地转让费替代土地出让金是违法的，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后果。
至于证据6，该审批表是土地登记程序中形成的材料，它属于划拨土地使用权�让审批的前置行政行为的后续行政行为，虽然该审批的时间是在19××年，但产生物权公示效力的土地证颁证时间是1998年4月27日，而且该审批表上已明确了说明：“已于98年4月27日补办转让手续”（其实是4月24日，这是笔误问题××，据此说明，已补办的转让审批手续仍是土地登记的前置行政行为，即被告不是以该审批表为依据而转让审批的，因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陈文珍没有异议。第三人镇政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系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3、4的两份房屋买卖契约，不能证明原告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有法律关系，无论契约如何约定，最后原告领取的土地证的面积都是以墙中作为标准，对此原告也是认可的，因此没有侵犯原告任何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他利益，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的其他几组证据均不能证明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三人陈文珍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第三人镇政府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同意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由法院认定；对证据5至证据8，没有涉及镇政府。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其与第三人陈文珍身份情况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4，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3至证据5，可以证明第三人镇政府将其自管公房依法出售给涉案当事人并收取相关费用的事实，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8，只能证明其因他案而提前本案行政诉讼的事实。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2，均系苍南县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审批表，其中对第三人陈文珍房屋的四至进行了补充约定，即“南至南市街92号墙中”，对此，第三人陈文珍、镇政府签名或者盖章予以确认；同样，在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原告在办理其宜山镇南市街××号土地使用权证时，也是将“堂众墙”的墙中线作为土地的界址线；另外，原告提供的证据5与被告提供的证据6也佐证了上述事实，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已经对原来“堂众墙”的约定进行了变更，符合证据的基本特征，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6，说明原告和第三人陈文珍为危房拆建发生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纳。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坐落于宜山镇南市街90-××号4间连幢平房系建于解放前的老菜场旧屋，菜场迁移后划归镇公房。1990年至1992年间，第三人镇政府将上述平房先后转让给原告和第三人陈文珍及案外人郑翠莲为业（90-92号转让给原告、94号转让给第三人陈文珍、××号转让给案外人郑翠莲××。其中，在与原告的房屋买卖契约中约定，该幢房屋共四间，由北首到南首的第三条墙属堂众墙，由南首到北首的第一、二条墙属此屋所有权，北至陈文珍邻居（堂众墙××；在与第三人陈文珍的房屋买卖契约中约定，该幢房屋共四间，由南首到北首的第三条墙属堂众墙，由南首到北首的第四墙属此屋所有权，南至92号屋。1998年4月8日，第三人陈文珍为办理土地证，镇政府作为转让方、陈文珍作为受让方，并共同作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人，向被告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批，其申请表的土地四至中填写为“南至南市街92号墙中”，建筑占地面积填写为28.1平方米。同年4月24日，被告审批“同意办理”。之后，苍南县人民政府根据被告的审批表为陈文珍办理了土地登�手续，土地证中也注明：南至92号墙中，面积28.1平方米。2008年1月8日，原告为办理其宜山镇南市街××号（新门牌××的土地证，在《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及所附的《宗地草图》中，作为本宗地指界人，指认其宜山镇南市街××号（新门牌××房屋北至94号墙中（即新门牌××号××。土地管理部门也据此向原告核发了土地所有权证。2014年1月23日，原告黄荣州就第三人陈文珍坐落于苍南县＊＊（现门牌××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提起土地登记诉讼；在该案审理期间，原告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批系土地登记的前置行政行为为由，又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了镇政府分别与其及陈文珍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证明其及陈文珍分别购置了坐落于苍南县宜山镇南市街的相邻房屋，已经满足了原告与陈文珍相邻房屋的四至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明要求。现被告对第�人陈文珍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予以批准并同意办理，原告与被告的该批准行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有权对被告的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两原告和第三人陈文珍分别与镇政府在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时，均对所谓的“堂众墙”作出了约定，但该约定确不是同幢住户之间的共同约定，其效力不及于他人；况且，在第三人陈文珍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和原告在办理其宜山镇南市街××号（新门牌××的土地证时，均以所谓的“堂众墙”的墙中线作为土地的界址线，应视为各方对当初契约约定的变更。至于原告诉称的“堂众墙”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的分割、占用与否，与本案无关。被告因此作出上述审批行为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提出被告的审批导致其对共用部位的共有墙基使用权的权利丧失的主张，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请求撤销该审批行为，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于1998年4月24日为第三人陈文珍坐落于＊＊（现门牌162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批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荣州、韩月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受理费50元，至迟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预交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营业部，帐号19×××13，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范则共
审 判 员 白少华
人民陪审员 李方景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二日
代理书记员 林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