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8民初39号
原告（申请执行人）：北京宏扬恒艺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晓红，职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文红,河北骥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军,河北骥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执行案外人）：刘淑红，住河北省遵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洪兴，户籍地天津市蓟县。系刘淑红丈夫。
被告（被执行人）：丰宁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宝春，职位董事长。
第三人（执行案外人）：孙宝春，住河北省遵化市。
被告丰宁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孙宝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金，男，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原告北京宏扬恒艺装饰装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扬恒艺公司）与被告刘淑红、丰宁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江公司）、第三人孙宝春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6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原告宏扬恒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文红、张明军、被告刘淑红、宏江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宝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宏扬恒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8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恢复对登记在丰宁国营林场总场名下位于胜利街甲58号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房产证号：丰宁权证大阁字第099**号）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宏江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5年3月24日向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被告宏江公司位于胜利街58号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房产证号为099**号，并提供担保。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5日依法查封了该房产。2015年9月17日，贵院作出（2015）承民初字第00119号民事调解书，因宏江公司未在调解书规定的期限内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原告遂向贵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被告刘淑红提出异议，主张该房产的所有权。贵院作出（2017）冀08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执行。但原告认为该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被告刘淑红称原告申请保全并由贵院进行执行的位于胜利街58号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已抵偿给孙宝春，孙宝春再抵偿给被告，三方签订协议书，该房产已归被告刘淑红所有，宏江公司不再拥有对该房产的权利，请求停止（2017）承中法委评字第120号通知的评估行为，终止原先对该房产的执行申请，解除（2016）冀08执6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该房产的查封。原裁定认定被告刘淑红、第三人孙宝春和宏江公司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书，将该房产抵顶给被告刘淑红偿还债务，该协议合法有效，裁定中止了对该房屋的执行。原告认为，被告刘淑红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系孙宝春欠被告刘淑红的款项，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宏江公司欠其法定代表人孙宝春的款项。以物抵债是债权债务人之间发生的，不涉及第三人，而本案涉及第三人。况且被告所有所谓的三方协议，实际是由宏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宝春、宏江公司与孙宝春的债权人被告刘淑红签订的，孙宝春作为宏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一特殊身份，擅自将宏江公司位于胜利街58号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抵偿给被告的行为是否有效，抵偿前是否召开股东会议讨论决定，宏江公司是否拖欠孙宝春的款项事项，原裁定均未审查，另外，该房产至今仍由宏江公司占有和使用。原裁定在未查清事实，也未组织听证情况下，认定被告宏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宝春、被告宏江公司与孙宝春的债权人被告刘淑红签订的三方协议合法有效，从而裁定中止对该房屋的执行，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所述，被告的执行异议不能成立。请求法院撤销原裁定，恢复对该房产的执行。
被告刘淑红未进行书面答辩，庭审中辩称，一、根据孙宝春出具的借条和我方转款给孙宝春的银行交易流水，足以证明与孙宝春存在借款的事实。二、根据刘淑红、孙宝春、宏江公司签订的抵债协议，已经用宏江公司购买丰宁国营林场总场位于丰宁县大阁镇胜利街甲58号登记在丰宁国营林场总场名下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房产证号：丰房权证大阁第099**号）的27间办公用房抵债给遵化刘淑红，抵债金额500万元，抵顶协议有效，该房产所有权已经归刘淑红所有。3、刘淑红将涉案的房产出租给孙宝春用于宏江集团办公使用，并非是宏江公司占有使用，是房产抵给刘淑红之后又出租的，证明刘淑红行使了所有权人的权利。综上，请求法院确认刘淑红、孙宝春、宏江公司以房抵债的协议有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宏江公司及第三人孙宝春答辩理由，一、孙宝春、刘淑红和宏江公司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1、孙宝春与刘淑红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3年9月2日，孙宝春向刘淑红借款500万元，有孙宝春给刘淑红出具的借条和刘淑红向孙宝春汇款的银行转账单可以证明。2、孙宝春与宏江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承民初字第00199号民事调解书第一项确认宏江公司偿还孙宝春借款690万元。可见，孙宝春与宏江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认。所以，原告关于“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宏江公司欠其法定代表人孙宝春的款项”的诉讼理由不符合事实，当然不能成立。二、孙宝春、刘淑红和宏江公司三方于2015年2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刘淑红与孙宝春、宏江公司于2015年2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我国《物权法》第195条、《合同法》第28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1条和《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9条等有关以物抵债的法律规定。三、原告以物抵债“不涉及第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债的关系，有时是两方当事人，有时是三方乃至多方当事人。所以，以物抵债可以在双方当事人中发生，也可以在三方乃至多方当事人中发生,完全由具体的债的关系而定。我国法律从没有规定以物抵债必须在双方当事人中发生，也没有禁止在三方当事人互相负有债务的情况下签订以物抵债的协议。所以，原告关于“以物抵债是债权债务人之间发生的，不涉及第三人，而本案涉及第三人”的诉讼理由不合法律逻辑，当然更站不住脚。四、宏江公司和孙宝春对位于丰宁胜利街58号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抵债行为合法有效。1、宏江公司为抵债协议的当事方，对位于丰宁胜利街58号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拥有合法的处分权。宏江公司为2015年2月9日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的当事人，在该协议上盖章，表明宏江公司同意将该房产抵顶给刘淑红，代表了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意志，是合法有效的行为。2、孙宝春2014年12月1日受聘担任宏江公司的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并于当月15日合法接收了该公司的全部股权，有权对该公司的财产进行处分。第一、2014年12月1日宏江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就聘任孙宝春为该公司的经理，担任法定代表人。宏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洪江于2014年9月3日死亡，该公司此后经理和法定代表人一直空缺。2014年12月1日在孙宝春与孙凤杰基本谈妥全面接收丰宁宏江集团各公司的基础上，宏江公司股东遂作出决定，聘任孙宝春为该公司的经理，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孙宝春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同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并依据公司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第二、2014年12月15日，孙宝春即成为宏江公司的股东，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2014年12月15日，孙宝春与宏江公司原股东孙凤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即生效，从这一天起，宏江公司的股权即转让给孙宝春，孙宝春即成为该公司的股东。根据我国《公司法》第33条的规定，工商变更登记并非是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法定要件，而是对抗要件。也就是说，只要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转让的规定，就具有法律效力；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既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也不影响受让人对股权的取得，只是该股权转让合同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据此，孙宝春既然是宏江公司的股东，当然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其中包括财产权利，既享有获得公司财产的权利，也享有处分公司财产的权利。第三、《股权转让合同》明确规定了孙宝春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控制目标公司，享有财产、人事、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孙凤杰（甲方）在与孙宝春（乙方）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规定：股权转让基准日，本合同生效之日；甲方将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自本合同生效之日，目标公司经营管理控制权由乙方行使，乙方享有财产、人事、生产等经营管理决策权。从上述规定来看，孙宝春自2014年12月15日起，即享有对宏江公司财产的处分权利。第四、2015年1月25日，宏江公司股东会作出以物抵顶遵化刘淑红500万元债务的决议。孙宝春在全面接收宏江公司后，于2015年1月25日召开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决定将位于丰宁县大阁镇胜利街甲58号登记在丰宁国营林场总场名下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房产证号：丰房权证大阁第099**号）的27间办公用房抵债给遵化刘淑红，抵债金额500万元，相应减少本公司欠孙宝春500万元债务。依据上述四点理由，孙宝春有权利处分公司的财产，其签订以宏江公司位于丰宁胜利街58号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作为抵债的《协议书》，完全具有法律效力，这一点不容置疑。五、丰宁宏江集团租赁抵债房产用于办公，对以物抵债合同没有任何影响，刘淑红已实际管理使用该房产。由于丰宁宏江集团原办公用房被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执行用于偿还债务，集团机关没有办公用房，所以，租用了抵债房屋用于办公。需要说明的，这里是丰宁宏江集团的办公地，而非原告所说的“该房产至今仍由宏江公司占有和使用”。该租赁行为对以物抵债合同没有任何影响。同时，自三方当事人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之日起，涉案的27间房产已归刘淑红所有。因宏江公司未取得该房产权属证书，未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刘淑红将该房产出租给孙宝春使用，已实际管理使用该房产。刘淑红与原告不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原告申请执行属于案外人刘淑红的财产，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理应被终止执行。综上所述，答辩人请求贵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8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终止对登记在丰宁国营林场总场名下位于胜利街甲58号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房产证号：丰房权证在阁字第099**号）的执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弘扬恒艺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6份证据：
证据一、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8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告不服执行裁定书，因此提起本案诉讼。
证据二、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75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2015年3月25日丰宁县法院已经根据原告的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查封，此时被告刘淑红与孙宝春之间尚未签订抵债协议书。
证据三、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承民初字第00119号民事调解书。证明2015年9月17日承德中院作出调解书确定宏江公司应在规定期限内给付原告共计420万元工程款，但宏江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并未履行，故原告依法向承德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证据四、强制执行申请书。证明因被告宏江公司未在调解书规定期限内给付原告工程款，故原告依法向承德中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贵院依法拍卖查封的被告宏江公司所有的涉案房屋。
证据五、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宏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至2015年3月才变更为孙宝春，但孙宝春与被告刘淑红签订的抵债协议书中却没有当时宏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在宏江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江意外去世的情况下，该协议无其他法定代表人或继承人签字，只有公章，无法证明该协议是经宏江公司股东同意并认可的，无法证明该协议是宏江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证据六、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宏江公司企业变更登记档案》（档案号：S460）。证明宏江公司新的公章刻制时间应该晚于完成变更登记的2015年3月3日，而以房抵债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2月9日，上面加盖的公章是新公章，该协议缺乏客观真实性。
被告刘淑红的质证意见：证据一、执行裁定书符合事实，无异议。证据二、真实性认可，但是日期是在被告刘淑红与被告宏江公司、第三人孙宝春签订抵债协议之后。对证据三、证据四无异议。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孙宝春已经与宏江公司的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是在2014年12月15日，孙宝春已经具有了宏江公司的支配权，工商登记正在办理中。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
被告宏江公司、第三人孙宝春的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裁定合法有效应予维持。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在接到丰宁法院查封裁定以后，刘淑红即向丰宁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申请，但是丰宁法院即没有答复也没有在向贵院移交案件时把申请递交上来。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四、对申请目的、执行标的不予认可，因为执行的是案外人的财产。证据五、关于企业信息登记，2014年12月15日孙宝春接收的宏江公司股权，成为股东，已经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正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正好是春节期间，所以到3月3日才办下来。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按照孙宝春、孙凤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双方共管公章时间是一个月，共管时间起算是从双方交接完企业有关的财产之日起算，在2014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后，在2014年12月下旬就完成了有关财产的交接，一个月的时间是2015年的1月下旬，原公章共管使用时间已经到期，所以宏江公司就刻制起用新的公章，是在工商局办事大厅正规渠道刻制的。另外，这份证据中记载，宏江公司有关变更申请，是在1月5日就进行了，经工商局审查需要用一段时间，春节过后的3月3日才办完。按照丰宁当地规定刻制公章开信件就可以办了，我们用公司的原公章开信去刻制的，所以原告证明目的是不成立的。
被告刘淑红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11份证据：
证据一、2013年9月2日孙宝春出具的借条1张。证明孙宝春向刘淑红借款500万元。
证据二、银行转账交易清单。证明2013年9月2日刘淑红给孙宝春转账500万元。
证据三、抵债协议书。证明刘淑红、孙宝春、宏江公司于2015年2月9日签订了以宏江公司坐落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国营林场总场办公楼第三层27间房屋及部分院落抵顶欠款的事实。
证据四、房屋租赁合同。证明被告刘淑红接收房屋并于2015年2月20日将房屋出租给孙宝春使用。
证据五、房租收条2张。证明第三人孙宝春已经交付第一年的租赁费。
证据六、宏江公司《股权转让合同》6页。证明孙宝春于2014年12月15日受让宏江公司股权。
证据七、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2015）遵执异字第001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在李爱民与孙宝春、宏江公司、承德益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远通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中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2015年11月15日作出的执行裁定支持了刘淑红提出的异议。
证据八、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2016）冀0281民初521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李爱民与孙宝春、宏江公司、承德益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远通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中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支持了刘淑红提出的异议后，李爱民提起诉讼，判决驳回李爱民的诉讼请求。
证据九、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8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刘淑红对本案提出的异议获得支持。
证据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化市支行出具的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证明刘淑红向孙宝春转款500万元是真实的。
证据十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民终27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二审维持了遵化市法院的裁判结果。
原告弘扬恒艺公司质证意见：证据一、该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我方不认可。从形式上，要求被告提交借条的原件，被告提供的是复印件。如果是原件，担保人承德益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只加盖了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和授权。担保法有规定，公司向外提供担保应该提供股东会会议决议，如果没有的话从法律上是欠缺的。从借款人的签字来看，孙宝春的签字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签字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证据二、转账交易清单缺乏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这张银行转账清单中，没有加盖提供清单银行的盖章和经手人的签字。从清单的内容来看只是河北分行，没有反应是哪家分行。如果能加盖有出具单位和经手人签字的我们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也有异议。清单反映的是孙宝春和刘淑红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该债务就是本案所审查的债务。证据三、该证据缺乏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这份以物抵债协议实质上是抵债一方对所拥有房地产的买卖行为，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没有取得房地产产权证书的房屋是禁止买卖的，涉案的房地产原始的所有人是丰宁国营林场总场，林场总场已经取得了房产证书，卖给李洪江，签订了买卖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但是没有进行变更，在这时候处分房屋是不合法的。以物抵债前提必须是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的存在。即使宏江公司与孙宝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形成了混同，该债务已经消灭了。宏江公司在2015年3月3日对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登记，变更之前是李洪江、孙凤杰，变更之后是孙宝春。因为本案争议正好是股权转让协议签字之后，依法变更登记之前，新法定代表人还没有产生，应该有执行董事孙凤杰的签字，孙宝春的签字不真实。证据四、这份证据缺乏客观真实性，不予认可。孙宝春与孙凤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是并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在2015年2月20日孙宝春还无权代表宏江集团签订协议。证据五、这是房租的收条，是被告刘淑红给第三人孙宝春开具的，应该在孙宝春的手中保存着，要求提供原件。根据这二份租金收条复印件来看，其中一张是2015年3月1日出具,注明了期限是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9月1日的租金，另一张是2015年9月2日至2016年3月2日，租金的金额均是5.5万元。遵化市人民法院（2016）冀0281民初5214号民事判决书，第7－8页记载，孙宝春、宏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收条，其中一张2015年9月5日收到孙宝春房屋租赁费5.5万元，2016年3月3日租赁费5.5万元，一个租赁年度出现了四张收条。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各方当事人签字按手印，盖章齐全，而且还有见证人的签字，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这份合同约定了签字生效的时间是双方在宏江集团债务清单上签字股权转让才生效。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与被告出具的证据五存在矛盾，说明证据五缺乏客观真实性。在该份判决书中，判决书的第7－8页有第三人孙宝春、宏江公司提交的证据刘淑红、孙宝春借条，担保人益隆公司，借条是孙宝春作为证据提供的，借条应该在出借款人手中。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证据十、无异议。证据十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案与本案虽然都与刘淑红有关，都是执行异议之诉，但是两个案子的焦点问题不一致。
被告宏江公司和第三人孙宝春的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借款条确实是孙宝春亲自签名。
被告宏江公司及第三人孙宝春提交证据6份：
证据一、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承民初字第00199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宏江公司与孙宝春之间存在债务关系，该公司欠孙宝春借款。
证据二、股东会决议。宏江公司原经理、法人李洪江于2014年9月3日死亡，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一直空着。2014年12月1日，在与孙宝春谈妥接收宏江集团各公司的基础上，宏江公司股东作出决定，聘任孙宝春为该公司的经理，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明孙宝春在2014年12月1日起，即履行宏江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
证据三、宏江公司章程（2014年12月1日修订）。章程规定，孙宝春在2014年12月1日起，即被聘为该公司经理，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履行职责。
证据四、宏江公司2015年1月25日第二次股东会议决议。证明宏江公司用坐落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国营林场的房屋抵顶欠刘淑红的债务是经宏江公司股东会议决定的。
证据五、宏江公司章程（2015年1月25日修订）。孙宝春已为宏江公司股东，并享有股东权利。公司章程规定孙宝春继续被聘为该公司经理，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
证据六、孙宝春关于刘淑红开具收条的说明。证明在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另一个案件中，把刘淑红出具的原收条提交给法庭，孙宝春又让刘淑红重新出具的房租收条。
原告弘扬恒艺公司对被告宏江公司及孙宝春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原告的起诉时间是2014年11月7日，这是发生在宏江公司股权转让之前，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该调解书制作的时间是2015年4月10日，由于股权转让债务已经混同，不存在宏江公司欠孙宝春个人债务了。证据二、2014年12月1日股东会议决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达不到证明目的。决议的第1条孙凤杰继承李洪江的全部股权，孙凤杰是宏江公司的唯一股东，第三项，股权转让后重新调整，决议和我们查到的工商登记档案是一致的，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就是孙凤杰，这个抵债协议恰好是在此期间内，代表公司签字的应该是孙凤杰。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公司章程反应的内容与证据二股东会议决议的内容是一致的，也和工商登记相吻合。证据四和证据五、因为与2015年3月份的工商登记不一致，也不能依法对抗第三人。证据六、不真实不予认可。
被告刘淑红对被告宏江公司及第三人孙宝春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因被告刘淑红、宏江公司及第三人孙宝春对原告弘扬恒艺公司提交的6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及被告宏江公司、第三人孙宝春对被告刘淑红提交的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刘淑红提交的第一号证据庭审后被告已经提交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且第三人孙宝春予以认可，加之有所提交的第二号、第十号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第二号证据与第十号证据为同一内容，原告对第十号证据认可，故本院对第二号证据亦予确认。第三号证据，原告虽认为系被告刘淑红、宏江公司、第三人孙宝春在法院查封后签订的，但只提交了被告宏江公司于2015年3月3日取得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档案，并不能举出所盖公章系后刻制的证据，第三人孙宝春承认系在接收宏江公司一个月后即按照约定刻制了公司新的公章。另，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当时孙宝春已经是宏江公司的股东，且已经行使管理权，经股东会议决议通过用宏江公司财产抵顶债务，孙宝春有权签字，故对该抵顶协议应予确认。证据四是被告刘淑红与孙宝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该协议被告刘淑红与孙宝春均认可，无异议，可以确认。证据五系刘淑红为孙宝春出具的房租费收条，根据第三人孙宝春证明，因在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2016）冀0281民初5214号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将原两份收条原件作为证据提交，此后又由刘淑红为孙宝春出具了两份收据，在书写时出现与原条时间不一致的情况，该条经孙宝春确认为真实收条，应予确认。原告弘扬恒艺公司、被告刘淑红对被告宏江公司、第三人孙宝春提交的第一、二、三号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弘扬恒艺公司对被告宏江公司及第三人孙宝春提交的第四、五号证据认为与工商登记不一致，该两份证据系宏江公司在提出变更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申请后形成的内部文件，经审查该证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与宏江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应予确认。第六号证据系第三人孙宝春对被告刘淑红出具收条情况的说明，该说明内容符合事情发展规律，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确认。
对上述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9月2日,第三人孙宝春向被告刘淑红借款人民币500万元,第三人孙宝春给刘淑红出具了借条,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年利率为24%，担保人为承德益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远通分公司。同日，被告刘淑红通过网银从自己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号向第三人孙宝春中国农业银行6228480652269583116账号一次性转款人民币500万元。
2014年12月15日，孙宝春与孙凤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宏江集团包括宏江公司100%的股权在内的股份转让给孙宝春，同时将宏江公司包括欠孙宝春个人的债务一并随公司转让。2015年1月25日宏江公司召开2015年第二次股东会议，其中会议决议第四条第（一）项“股权转让后，孙宝春出资900万，持有公司90%的股权；孙宝金出资100万，持有公司10%的股权。”第四条第（二）项“1、免去孙凤杰的公司执行董事职务，选举孙宝春为公司执行董事。3、继续聘任孙宝春为公司经理。”第四条第（五）项“会议决定将位于丰宁县大阁镇胜利街甲58号登记在丰宁国营林场总场名下的办公楼第三层房产（房产证号：099**号）的27间办公用房抵债给遵化刘淑红，抵债金额500万元，相应减少本公司欠孙宝春500万元债务。”2015年2月9日，刘淑红、孙宝春、宏江公司作为甲、乙、丙三方就偿付债务问题签订《协议书》，其中第一条约定“关于乙方所欠甲方500万元的债务，丙方愿以自有财产清偿乙方所欠债务。同时，丙方所欠乙方债务相应消减500万元。”第二条“丙方提供下列房屋，清偿乙方所欠甲方500万元的债务。房屋坐落：丰宁满族自治县国营林场总场办公楼及院落；间数：27间；面积：以房产证登记为准；拥有院落使用权（以上间数及院落使用面积以2009年6月25日丙方与丰宁满族自治县国营林场总场所签的楼房买卖及院落使用协议为准）；上述房屋作价人民币500万元。”协议中同时对房屋产权过户、房屋交接、是否存在争议进行了约定。此后，刘淑红接收房屋，又与孙宝春于2015年2月20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抵顶的房屋租赁给孙宝春使用,约定租赁期限为十年,年租金为11万元。孙宝春分两次付给刘淑红第一年的房租11万元，刘淑红出具了收到房租款的收条。
原告弘扬恒艺公司与被告宏江公司建设合同纠纷一案向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经原告弘扬恒艺公司申请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2015）丰民初字第756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了宏江公司购买的丰宁国营林场总场位于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胜利街58号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屋（房产证号为099**）。后该案件移送本院审理。经调解本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2015）承民初字00119号民事调解书，主文如下：1、宏江公司同意给付弘扬恒艺公司工程款420万元，弘扬恒艺公司接受宏江公司给付420万元工程款的条件，弘扬恒艺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2、宏江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前给付弘扬恒艺公司120万元；于2016年12月31日前给付弘扬恒艺公司200万元；2017年12月31日前给付弘扬恒艺公司100万元。因宏江公司未履行该调解协议，弘扬恒艺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中，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对上述房产进行了查封，又于2017年3月14日对上述房屋进行了续封（查封期限自2017年3月4日至2020年3月13日）。为此，刘淑红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经本院审查，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2017）冀08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登记在丰宁国营林场总场名下位于胜利街甲58号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房产证号：丰房权证大阁字第099**）的执行。弘扬恒艺公司为此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在孙宝春与孙凤杰签订的关于宏江集团名下包括宏江公司在内的八个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在孙宝春接收宏江公司后，双方共同管理宏江公司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公司公章一个月，随后停止使用原手续及公章，孙宝春应办理变更后的手续，刻制新公章。被告宏江公司于2015年1月5日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查于2015年3月3日办理完毕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二被告及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中，在宏江公司2015年1月25日的《2015年第二次股东会议决议》文件之前的合同、协议、文件资料等均盖的宏江公司原公章，被告刘淑红、宏江公司、第三人孙宝春三方于2015年2月9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上盖的是宏江公司新启用的公章。
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刘淑红对讼争的坐落于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胜利街甲58号的办公楼第三层的房产（房产证号：丰房权证大阁字第099**）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第三人孙宝春向被告刘淑红借款500万元未予偿还的事实有孙宝春出具的借条、刘淑红汇款凭证及孙宝春的自认可以证实，本院应予确认。孙宝春于2014年12月15日与孙凤杰签订了关于宏江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宏江公司股权及债权债务随宏江公司转让给孙宝春，但债权债务的权利义务人仍为宏江公司，并非第三人孙宝春个人，不存在债务混同。孙宝春于2014年11月7日向法院起诉要求孙凤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宏江集团名下包括宏江公司在内的子公司偿还欠款的事实，证明宏江公司与孙宝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孙宝春于当月接收了宏江公司财产，随后对公司实施了管理。此后将公司股份由其和孙宝金按照90%和10%分别持股，在召开股东会议时决定用讼争的房屋抵顶孙宝春欠刘淑红的债务，同时削减宏江公司欠孙宝春的债务额，并签订了抵顶债务的协议书，该抵债行为合法有效。因宏江公司购买该房屋后，尚未办理与原房屋所有权人丰宁国营林场总场的分户手续，该房屋尚未过户，但已经交由被告刘淑红实际占有，此后刘淑红将房屋出租给孙宝春用于丰宁宏江集团公司办公使用并收取租金，其已经取得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实体权利，且其签订协议、接收房屋、取得实体权利是在法院查封之前，据此刘淑红取得的实体权利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称在宏江公司没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孙宝春处分宏江公司的财产不合法，根据孙宝春与孙凤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孙宝春在用宏江公司的房屋抵顶债务时已经实际取得了宏江公司的股份，有权处分该公司的财产，且该行为业先经股东会议决议予以确认，应为有效，原告所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刘淑红、孙宝春、宏江公司签订的抵债协议书所盖宏江公司公章系新启用的公章，签订协议时间为2015年2月9日，而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时间是2015年3月3日，刻制新公章应晚于3月3日，该协议不真实。因孙宝春与孙凤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孙宝春接收宏江公司后，一个月内该公司手续、公章由孙宝春、孙凤杰共同封存，只有二人共同在场才能取出使用，孙宝春自认因共管期限已到，为了公司能够正常运营，在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未审批完成之前即申请刻制了新公章，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也能证明在2015年1月25日召开2015年宏江公司股东会议文件之前的合同、协议、文件上均盖的原公章，2月9日的抵债协议书盖的是新公章，证明是一个月后即予更换，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致。如果说2015年股东会议决议是后补的，则该公章先由孙凤杰、孙宝春共管，封存后旧公章已经不能使用，只能使用新公章，从股东会议决议与抵顶协议分别使用旧公章和新公章的情况看，也证明两份证据是先后形成的，而使用旧公章的股东会议决议第四条（五）项明确决定以房抵债事宜。如果此后孙宝春能够使用旧公章，则不必在抵债三方协议上使用新刻制的公章。据此，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刘淑红将房屋出租给孙宝春系虚构的事实，两次收款出具四张收条，刘淑红给孙宝春出具的收条不真实。孙宝春证明，另案在李爱民与刘淑红、孙宝春针对本案讼争的房屋在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另案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孙宝春将刘淑红先出具的两张收条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事后又让刘淑红重新出具了两张收条，故时间上出现差异，该证明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现该房屋系丰宁宏江集团公司用于办公使用，并非宏江公司使用，被告的主张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第三人孙宝春向被告刘淑红借款并用被告宏江公司的房屋抵顶欠款，该抵顶行为在法院查封之前的事实清楚，该抵顶行为合法有效，且已被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原告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存在违法情形的证据，本院应予认定。据此，被告刘淑红对讼争的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弘扬恒艺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400元，由原告弘扬恒艺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袁宝山
审 判 员 王晓青
人民陪审员 范淑兰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姜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