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3民终20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先中，男，196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会于，男，住重庆市南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先序，男，196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会于，男，住重庆市南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先良，男，1965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华，重庆市南川区渝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贵书，女，195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先梅（胡贵书之妹），住重庆市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先会，女，197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先梅（胡先会之妹），住重庆市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先梅，女，197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
上诉人胡先中、胡先序因与被上诉人胡先良、胡贵书、胡先会、胡先梅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9民初2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先中、胡先序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父亲胡承明的征地补偿款58793.60元由胡先序享有，母亲邹锡碧的征地补偿款58793.60元由胡先中享有。事实和理由：1.本案案由应为征地补偿款分割纠纷。2.胡承明、邹锡碧一直由我们赡养，其承包田土亦由我们耕种，故胡承明、邹锡碧的征地补偿款应归我们二人分别享有。
胡先良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胡贵书、胡先会、胡先梅辩称，土地是胡先中、胡先序在耕种，同意胡先中、胡先序的上诉意见。
胡先中、胡先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胡承明、邹锡碧应得的征地土地补偿费117587.20元，由胡先良分得20%，胡先中分得40%，胡先序分得40%。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承明与周锡碧均系南川区××镇××村1组（原××镇××村3社）村民。胡承明与周锡碧收养胡贵书并将其抚养成人。胡承明与周锡碧在收养了胡贵书后先后生育了胡先良、胡先中、胡先序、胡先会和胡先梅五兄妹。1998年8月29日，原××镇××村第三农业社作为发包方，胡先良作为承包方户主，双方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办理了《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载明承包方户主为胡先良，家庭总人口为5人，实划地人口为5人。这5人分别是父亲胡承明、母亲周锡碧、胡先良以及胡先良的妻子和儿子。同时，1998年，胡先中作为户主，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了3份土地，胡先序也作为户主，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了2份土地。胡承明于2012年11月26日去世，周锡碧于2013年6月5日去世。因建设金佛山水利工程需要，南川区××镇××村1组的土地被征收。2015年4月20日，南川区××镇××村、××镇××村第一农业社组织召开村民大会讨论集体征地资金分配方案，并形成了一份《金山湖水利工程××镇××村1组（原××3组）征地资金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明确按照划田人口平均分配（无划田人口人均15000元）的原则进行集体资金分配。后南川区××镇××村1组公示了《××村1社原××3社征地补偿资金兑付公示表》，该公示表载明划田人口人均58793.60元，自留地人口人均3371.52元，无划田人口人均15000元。另外，该公示表载明胡先良户原划田人口为5人，相应分得征地补偿资金293968元；胡先中户原划田人口为3人，相应分得征地补偿资金176380.8元；胡先序户原划田人口为2人，相应分得征地补偿资金117587.2元。胡先中和胡先序认为胡承明与周锡碧是原划田人口，每人应分得的土地补偿款58793.60元属于遗产，要求进行分割，经镇、村、社三级干部多次组织调解，胡先良与胡先中、胡先序一直无法就上述土地补偿款分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另查明：胡先良、胡先中与胡先序先后分别成家独立居住。胡贵书、胡先会和胡先梅也先后结婚，离开父母单独居住。祖母胡杨氏一直随胡承明与周锡碧一起生活。根据胡承明的安排，胡先良在1993年负责安葬了祖母胡杨氏，胡先中和胡先序也分别负责操办了胡先会和胡先梅的出嫁事宜。2002年2月27日，经家庭内部协商，就胡承明与周锡碧二人的生活及住宿问题达成了一份《协议书》，约定：“1.对房屋的处理共4间，木圈5间，兄弟三人各一间房子和木圈一间，下余的两间木圈作价300元由兄弟三人共同分配。2.堂房的一间由父母保管，主权属父母，父母在哪家就是哪家的。3.胡承明和周锡碧夫妇的生活住宿问题，一定一年，在哪家就是哪家负责。父母的房子各一半，田土在哪家安埋，就是哪家耕种，权利就是哪家的。”2006年11月6日，经村干部组织家庭内部协商，胡承明、周锡碧与三个儿子又达成了一份《赡养老人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胡承明夫妇自愿选择胡先良为长期赡养人。2011年4月6日，胡承明、周锡碧与胡先良、胡先中、胡先序经调解再次达成了一份《敬养父母协议书》，约定：“1.父亲胡承明自愿跟三儿子胡先序。2.母亲周锡碧自愿跟二儿子胡先中。3.大儿子胡先良不与敬养，并不承担养老任何费用。4.双老田土和家产夫妻二人各一半，今后如果处理遗产部分子女不得干预。”签订该份《敬养父母协议书》后，胡承明便一直随胡先序一起生活直至去世，周锡碧则一直随胡先中一起生活直到去世。胡承明去世后由胡先序负责安葬，但其墓碑由胡先良、胡先中和胡先序三人平均出钱购置。周锡碧去世后由胡先中负责安葬。胡贵书、胡先梅和胡先会出嫁后都给父母添置过衣物，也给父母一些零花钱和医药费。
一审法院认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其因征地而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属于全体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是否对土地补偿费进行分配以及用以分配的数额，分不分，分多少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胡承明、周锡碧虽系南川区××镇××村1组（原××镇××村3社）村民，但胡承明、周锡碧分别已于2012年11月26日和2013年6月5日去世，从死亡之日起，胡承明、周锡碧即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胡承明、周锡碧无权参与南川区××镇××村1组（原××镇××村3社）征地资金的分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承包方（农户）享有依法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因此，南川区××镇××村1组将集体征地资金分配给征地涉及的相关农户即土地承包方，是对失地农户（土地承包方）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不是对农户中的某一个人，更不是对该农户原承包人口中已死亡的人进行补偿，而失地农户分得的土地补偿费依法也不属于承包土地收益。南川区××镇××村1组形成的按照划田人口平均分配（无划田人口人均15000元）的原则分配集体征地资金，是南川区××镇××村1组对失地农户进行补偿的具体分配方案，胡先良系南川区××镇××村1组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户主，胡先良农村承包经营户原划田人口为5人，因此，胡先良农村承包经营户按照该分配方案相应分得的征地补偿资金293968元，依法属于南川区××镇××村1组对胡先良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补偿。综上，胡先中、胡先序在本案中要求分割的土地补偿费117587.20元并不属于胡承明、周锡碧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也不属于胡承明、周锡碧生前因承包土地而获得的承包收益，故不属于胡承明、周锡碧的遗产。因此，胡先中、胡先序要求依法分割土地补偿费117587.2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胡先中、胡先序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20元，减半收取1410元，由胡先中、胡先序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一种土地承包经营方式。采取家庭承包制的，承包人是农户（家庭），而不是该农户的某一具体家庭成员。农户的家庭成员在承包时虽然是计算承包地份额的依据，但其并不能脱离农户而单独享有承包经营权，不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其通过家庭享有的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问题。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承包农户家庭成员增加或减少，不影响承包农户的承包地。胡承明、周锡碧分别于2012年、2013年死亡，不再享有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南川区××镇××村1组于2015年对集体征地资金进行分配时，虽然确定胡先良农村承包经营户分得5个人的份额，但根据该份额计算的征地补偿金，是对胡先良农户丧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而不是对胡承明、周锡碧丧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胡承明、邹锡碧生前并未获得胡先中、胡先序要求分割的土地补偿费117587.20元，故该款不是胡承明、邹锡碧的遗产，胡先中、胡先序要求对该款按胡承明、邹锡碧的遗产进行分割，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胡先中、胡先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51元，由上诉人胡先中、胡先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镝鸣
代理审判员 王 利
代理审判员 张东一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赵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