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民终35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谷城县银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谷城县城关镇粉阳路100号。法定代表人：王泽时，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海群，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定书，男，197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奎，湖北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城县雪立经济协作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谷城县城关镇康乐路9号。法定代表人：薛明贵，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宇光，湖北谷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世勇，男，196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万兴涛，男，1978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上诉人谷城县银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信公司）、任定书因与被上诉人谷城县雪立经济协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雪立公司）、胡世勇、万兴涛小额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院（2016）鄂0625民初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银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海群，上诉人任定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奎，被上诉人雪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明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宇光，被上诉人胡世勇，被上诉人万兴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信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雪立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1.本案诉争系我公司与任定书之间的借贷关系，我公司从未与任定书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担保，胡世勇是否与万兴涛合谋串通并不代表我公司的行为，若我公司知道是偿付胡世勇的个人借款则肯定不能发放诉争借款。胡世勇虽为我公司工作人员，其行为若是恶意串通，实际上是损害我公司的合法利益，其法律后果不能由我公司承担。我公司审查借贷行为并未疏于管理，诉争借款系正常放贷。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疏于管理并让我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胡世勇明晰第三人万兴涛经营状态严重恶化及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形，明知万兴涛以任定书名义借款情况下，为了第三人万兴涛偿还其个人借款仍促使诉争借款行为成立，并由雪立公司担保，因此而产生的的风险转嫁他人承担，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胡世勇是否明晰万兴涛无力偿还债务缺乏证据；其次，胡世勇的行为并不代表公司的行为，我公司不存在与任定书合谋串通欺骗雪立公司；第三，雪立公司为任定书提供担保，任定书不存在无力偿还问题，任定书将诉争借款给谁使用是另外一个法律问题，我公司不清楚也管不了；第四，我公司按正常放贷程序进行审查，有借款人签字、有担保人盖章，担保人应当明知担保行为及法律后果，现在提出恶意串通不能成立；第五，若法院认定恶意串通行为成立，则借款合同也因恶意串通形成而无效，不能借款合同成立而担保合同不成立；第六，即便担保合同无效，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如果担保人有过错情形仍应承担法律责任。雪立公司辩称，胡世勇的行为代表银信公司，其与他人存在恶意串通事实，损害了我公司的利益，保证合同无效，我方无过错。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世勇辩称，万兴涛他们两个人6月份找我借款200万还银行贷款，但没有还给我，这笔10月份发放的诉争借款是还我个人的200万元贷款，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我也没有恶意串通。万兴涛辩称，我们之前有一个调解书，钱是我用的，第一笔第一次借款与雪立公司和任定书有关，第二次与他们无关，我来偿还。任定书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银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银信公司、雪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在同一案件已经协商和解并由法院确认出具民事调解书后再次出具一份与民事调解书相互矛盾的裁判文书明显错误；2.一审在涉案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仅仅以被上诉人一方反悔为由，在没有再次通知开庭的情况下出具判决书显然不当。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银信公司依约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后，第三人万兴涛使用任定书银行账户将200万元转入胡世勇的银行账户内，清偿向胡世勇借款200万元，属事实认定错误。任定书向银信公司借款，本就是胡世勇（银信公司副总经理、股东）、万兴涛从中操作，上诉人仅仅是签了个名，后考虑到风险太大、利息过高、约定内容苛刻等原因，在收到款项后又还给了银信公司，上诉人转给胡世勇的200万元（含本案50万元）款项是上诉人返还给银信公司的借款，与万兴涛个人债务无关，任定书与胡世勇也无任何债权债务；2.原审对通过任定书账户转到龚兴元账户的款项的性质以及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均认定不清；3.原审认定银信公司与任定书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利益，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银信公司辩称，我公司反悔后如何处理，法律对此有规定，是否需要开庭审理是法院的权力；任定书没有偿还借款，事实清楚，原审判决任定书承担还款责任是成立的。雪立公司辩称，之前的调解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世勇辩称，他们是第一次借款到期后借款还钱，与我个人的200万元没有任何关系。万兴涛辩称，我同意按之前的调解书约定由我承担责任。银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任定书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并由雪立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初，万兴涛向胡世勇提出帮助筹借200万元偿还其在银行的贷款。同年8月30日，胡世勇向案外人何世翠借款（银行承兑汇票）200万元，转借给万兴涛。双方口头约定，借款使用期限1个月。借款到期后，万兴涛未能如期向胡世勇清偿借款200万元。2013年10月10日，万兴涛以任定书名义以从事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五金水暖等销售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银信公司申请贷款50万元。万兴涛与雪立公司存有义务上往来，上述借款由雪立公司向银信公司提供担保。同日，银信公司（贷款人）与任定书（借款人）、雪立公司（保证人）经协商一致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贷款人向借款人借款50万元，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3年10月10日至2014年2月9日止，借款月利率28‰，利息按月计算，当月结清；雪立公司为该笔借款本息提供担保，担保人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等。雪立公司以及案外人襄阳雪立金属材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明贵在《借款合同》保证人处盖章和签名确认。在签订《借款合同》同时，银信公司向雪立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雪立公司在该担保函上签章确认。《不可撤销担保函》主要约定：“根据任定书的申请，银信公司同意向其提供贷款50万元，雪立公司同意为上述借款总额及利息、违约金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所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生效之日起至到期之后两年内有效；雪立公司承诺本担保函为不可撤销、不可更改、无条件保证兑现的、见索即付凭证”等。合同签订后，银信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使用其工作人员皮漫涌的银行账户81×××98（银行卡号62×××78），向任定书发放借款50万元，连同发放案外人万兴翠、任艳、尹三平各自借款50万元合计200万元，转入任定书的银行账户81×××65（银行卡号62×××73）内。银信公司依约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后，第三人万兴涛使用任定书银行账号81×××65将200万元转入胡世勇的银行账户内，清偿其向胡世勇借款200万元。胡世勇收款后，将200万元转入何世翠银行账户100万元，又向谷城中信水泥粉磨有限公司李莎莎的银行账户转入100万元。借款逾期后，任定书除结清2014年1月24日之前的借款利息49466.67元外，余款133.33元。任定书尚欠借款本金50万元及2014年1月25日之后的利息，银信公司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另查明，胡世勇系银信公司副总经理兼信贷营业部副部长，皮漫涌系银信公司财务部出纳，龚兴元系银信公司财务部副科长。任定书与胡世勇以及龚兴元、皮漫涌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2012年12月10日，胡世勇与案外人何世翠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因胡世勇未依约履行清偿义务，何世翠诉至一审法院。2016年7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鄂0625民初51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胡世勇尚欠何世翠借款222万元。一审还查明，银信公司与任定书、雪立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未约定发放贷款银行账户及还款银行账号。2013年11月9日、12月16日及2014年2月10日，任定书从其银行卡号62×××10向银信公司龚兴元银行卡号95×××15转款三笔合计16.8万元。2013年11月11日、12月17日及2014年2月12日，龚兴元从其银行账号81×××57向皮漫涌银行账号81×××98转款三笔合计16.8万元。银信公司提交万兴翠、任定书、任艳、尹三平付息明细记载表明：“万兴翠、任定书、任艳、尹三平于2013年11月9日支付利息5.6万元，同年12月16日支付利息5.6万元，2014年2月17日支付利息5.6万元；2014年5月27日和6月10日，任定书向银信公司缴纳现金2万元和1万元，合计19.8万元”。银信公司以200万元借款为基数，从2013年10月10日起至2014年1月25日按月利率28‰计算利息为197866.67元，余款133.33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13年贷款基准利率为六个月（含六个月5.6%）、六个月至一年6%。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本案实际借款人为第三人万兴涛，万兴涛以任定书的名义向银信公司申请借款时经任定书同意并在《借款合同》上签名确认并支付部分借款利息。除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的四倍部分无效外，其他条款不违反国家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故应认定诉争《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任定书应承担相应的清偿借款责任。故任定书称其向银信公司借款50万元，随后将该50万元已归还银信公司，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已消灭及支付19.8万元系另一借贷关系的主张，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任定书也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故对该辩称主张不予支持。2015年4月15日，银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任定书支付借款利息，因《借款合同》约定月利率28‰，已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对于任定书向银信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从2014年1月26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014年1月9日至同年1月25日，银信公司与任定书结算借款利息余款133.33元，后续支付借款利息时予以扣减。关于雪立公司辩称第三人万兴涛自认为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则雪立公司的担保责任因第三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利益，担保合同应归于无效。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银信公司在审查诉争贷款及发放过程中，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胡世勇明晰第三人万兴涛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及无能力偿还债务的情形，明知第三人万兴涛以任定书名义借款的情况下，为让第三人万兴涛偿还其个人借款，仍促使诉争借款行为成立，并由雪立公司提供担保，由此而产生的风险转嫁他人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任定书与银信公司申请借款时，实际用款人为万兴涛，雪立公司在不知道实际用款人以借款人的名义向贷款人借款以便清偿个人债务为目的而提供担保，借贷双方存有恶意串通，业已影响保证人切实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担保的”的规定，银信公司与雪立公司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应认定无效。鉴于胡世勇作为银信公司的管理人员，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因银信公司在审查借贷行为时疏于管理，应由银信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故对雪立公司的抗辩理由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银信公司要求任定书偿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任定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谷城县银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至还清之日止。任定书支付借款利息时扣减133.33元）；二、驳回谷城县银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任定书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任定书、万兴翠、任艳、尹三平四人于2103年4月27日向银信公司合计借款200万元，该笔借款经办人及收款人为万兴涛，银信公司、任定书、胡世勇均认可该笔借款在本案诉争借款发生前已经清偿；万兴涛、程海涛、喻家会、陈玲四人于2013年8月26日向银信公司合计借款2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至同年12月25日，月利率2.6%，因万兴涛等四个借款人未按期还款，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后现已进入执行程序。胡世勇认可其具体负责经办了上述两笔借款及诉争借款，其亦知晓万兴涛逾期未偿还2013年8月26日的借款及银信公司向任定书、万兴涛催要借款利息情况；任定书认可其名下的诉争收支款项账户由万兴涛控制，并称其收到银信公司工作人员分别于2013年11月9日、2014年2月27所发催款短信后即告知了万兴涛。2014年2月27日，任定书（另有尹三平字样）向银信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一份，载明尹三平、任艳、万兴翠、任定书于2013年10月10日至2014年2月9日向银信公司各借款50万元，因不能按时归还借款，特承诺分期还款等。二审还查明，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29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达成一份调解协议，约定诉争借款由万兴涛负责清偿，任定书、胡世勇、雪立公司均不承担责任，但该调解协议上未列明银信公司参与调解的具体经办人，也无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诉讼代理人签字，仅在尾部加盖有银信公司的印章。胡世勇认可该调解协议系其代表银信公司达成，但银信公司未向其出具授权委托证明。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调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后，于同年4月1日向雪立公司送达。在向银信公司送达时，因银信公司认为胡世勇代表该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损害了其权益，拒绝签收民事调解书，并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后一审法院于同年10月13日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并作出本案一审判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故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针对以下争议问题进行审理：1.诉争借款是否已经清偿；2.雪立公司是否应对诉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3.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对一审判决中其他各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一、关于诉争借款是否已经清偿问题。本案中，任定书对收到银信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争议在于任定书收到诉争借款后即向胡世勇银行账户转款的性质如何认定。从查明的事实来看，任定书认可其收取诉争借款的账户由万兴涛控制使用，其与胡世勇以及龚兴元、皮漫涌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其在本案上诉状中亦认可“任定书向银信公司借款，本就是胡世勇（银信公司副总经理、股东）、万兴涛从中操作，上诉人仅仅是签了个名”；而万兴涛对上述事实并无异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还陈述向胡世勇账户的转款系其偿还胡世勇的个人借款；再结合之后任定书账户向银信公司工作人员龚兴元账户转款的时间、金额与银信公司向任定书催要利息的时间、金额、指定的收款账户以及诉争借款合同约定的付息时间、金额能够印证，任定书还在诉争借款到期后向银信公司出具还款承诺等事实，充分证实通过任定书的银行账户向胡世勇的银行账户的转款行为并不是向银信公司偿还诉争借款，即诉争借款并未清偿。任定书虽主张银信公司通过其工作人员皮漫涌账户向其支付借款，其亦可通过向银信公司工作人员胡世勇的账户偿还借款，但因皮漫涌认可其代银信公司向任定书支付借款，而任定书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银信公司指定胡世勇的账户为收款账户，故该主张缺乏依据，与现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雪立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本案中，胡世勇作为银信公司的副总经理兼信贷营业部副部长，除诉争借款外，其还具体负责经办了任定书于同年4月27日、万兴涛于同年8月26日分别向银信公司借款事项，并主张在诉争借款发生前万兴涛还欠其个人200万元借款未归还，显示其对任定书与万兴涛相关借款情况比较熟悉，而万兴涛认可其是上述借款的实际借款人，诉争借款转入任定书账户后即被其转到胡世勇账户用于偿还其欠胡世勇个人的借款，任定书在本案中亦主张诉争借款系胡世勇与万兴涛二人合意操作，以上充分表明胡世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争借款发生时万兴涛的经营状况及所负债务情形，其明知万兴涛以任定书名义向银信公司借款，但为让万兴涛偿还其个人借款，仍恶意促使了诉争借款行为成立，并由雪立公司提供担保；而任定书明知万兴涛以其名义借款，实际借款人是万兴涛，但其和万兴涛并未将诉争借款真实情况告知担保人雪立公司，其二人亦均对诉争担保合同的成立具有明显恶意。对于担保人雪立公司而言，诉争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人是任定书，银信公司向雪立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上约定的借款人亦是任定书，任定书及银信公司亦均未提供证据证实雪立公司知晓诉争借款实际借款人为万兴涛，故雪立公司在不知晓万兴涛以任定书的名义向银信公司借款用以清偿其个人债务的目的的情况下，基于对任定书和代表银信公司经办借款的胡世勇的合理信赖，为诉争借款提供担保，并不存在过错。因胡世勇系银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诉争借款发生过程中其与任定书、万兴涛的行为损害了雪立公司的合法权益，而雪立公司有理由相信胡世勇在诉争借款审批发放过程中的行为代表着银信公司，故一审法院认定银信公司与雪立公司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无效，雪立公司不应对诉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经审查，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曾组织各方当事人达成一份调解协议，约定诉争借款由万兴涛负责清偿，任定书、胡世勇、雪立公司均不承担责任，但因该调解协议系胡世勇代表其个人及银信公司所达成，而胡世勇作为本案利害关系人，其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银信公司委托其参与调解的授权证明，调解协议上也无银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具有代为和解权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签字确认，银信公司亦认为调解协议的内容明显损害该公司的利益，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拒绝签收一审法院依据调解协议制作的民事调解书，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否定民事调解书的效力，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银信公司、任定书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0元，由上诉人任定书负担8800元，谷城县银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贤玉审判员  王佼莉审判员  尹波涛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付全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