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1民终22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维锋通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太清宫街。法定代表人：左维莉，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风，系辽宁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治，男，汉族，住址：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系沈阳市沈河区皇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ＸＸＸ，男，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风，辽宁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维锋通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永治、原审被告ＸＸＸ合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3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鞠安成、关宇宁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阳维锋通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原审对双方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净利润”收入分成计算、解释认定错误。净利润（收益）是指在利润总额中按税法规定缴纳所得税后公司的利润留成，称税后利润或净收入。原审法院主观臆断、错误地解�“净利润”的概念，在没有考虑上诉人履行合作协议的目的，是否存在“净利润”的前提下，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分成数应为上诉人在三个小区的电信代理佣金收入总额的10%。2、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给付刘永治电信宽带收益人民币191,373.88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未能说清楚该收益是如何计算所得，而是引用“户数差距不大、户数基本一致”等含糊不清的词语主观推断。人民法院判决书确认的给付数额应准确严谨，并附明确计算公式，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佣金汇总表》，来源不清楚，该份证据未加盖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公章，且非经人民法院调取。原审认定该份证据来源于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错误。该份《佣金汇总表》系被上诉人自行编造,与事实不符，而且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过程中，提供的多份《佣金汇总表》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原审法院不应予以采信。3、原审法院认定“刘永治分成应为电信宽带收入的10%，经计算为214,373.88元。又根据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工作人员向原告亲属支付保险费23,000元，该费用应予扣除。扣除后被告沈阳维锋公司还应向原告支付191,373.88元。”的事实错误，且数额折抵扣违法。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亲属支付保险费23,000元，该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亲属承担的法定义务。劳动争议法律关系与本案系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不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不存在相互折抵扣除。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永治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ＸＸＸ同意上诉人沈阳维锋通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意见。原告�永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给付收益款625,480.01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书面协议，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原告给被告提供电信宽带安装小区，双方签订合同后，原、被告展开了相应的业务，根据被告所得的佣金，按合同约定的比例，被告应给付原告费用625,480.01元，但被告迟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故诉至法院，请予以支持，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一被告因电信宽带业务在尚盈丽城、尚盈丽景、泰奕桃源三个地块，因第一被告及实际经营者第二被告人为终止了第一被告与电信公司的合作协议，第二被告又注册一家名为沈阳市沈河区鸿利网络信息服务中心的单位，且将合同中三个地块的业务转入鸿利公司，实际经营者仍为第二被告。在第一被告与中国电信2014年10月20日终止合同之后，继续展开相关的业务，且装机户数基本是一样的，可见鸿利公司并没有展开或扩展新的业务，是继续第一被告与电信公司的装机业务，其收费与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合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第二被告与第一被告法定代表人左维莉是母子关系，所以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给付义务。并且原告要求第二被告经营利益按双方约定比例提取。并且原告如在本案中不能得到鸿利公司部分的提成款，将保留另诉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沈阳维锋公司为2000年7月21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左维莉、被告ＸＸＸ。2011年11月15日及2011年11月27日，案外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辽宁省沈阳市电信分公司作为甲方（以下简称“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沈阳维锋公司作为乙方，就合作区域浑南新区尚盈丽城、尚盈丽景以及浑南新区泰奕桃园小区分别签订了《电话及宽带业务合作协议》。协议中第二条记载“合作项目2.1甲方为合同规定的合作项目电话与宽带互联网接入建设和服务的提供商，该合作项目内发展的电话与Internet用户为甲方网络的服务用户。2.2合作区域：沈阳市。”。协议第六条关于收益分配及结算方式条款约定“6.1合作项目的主要经营收益为向用户收取的电话及宽带通信费。6.2双方约定按甲方计费系统数据和计费周期确认合作项目收益。每个计费周期结果后的前五个工作日内，双方核对上个计费周期的收费情况报表，并予以书面确认。6.3收益分配方法：采用电信公司投资外网光缆和EPON设备，合作方负责提供庭院管道、户线等小区内资源。电信公司负责认证、计费等功能。合作方负责小区内线路投入。此方式的收益分配方式为：按照电话甲方90%、乙方90%，宽带甲方60%、乙方40%的比例进行分配。”。第九条协议有效期限条款�定“9.1协议有效期为3年（到期后自动终止合同），自2011年10月21日至2014年10月20日止。9.2除非任何一方在租期届满前九十日书面通知另一方不再续租，否则租期将自动续展，续展的租期与本合同租期相同，续展次数不受限制。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本合同内容对于续展期仍有约束力”。2011年11月22日，被告沈阳维锋公司作为甲方，原告刘永治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沈阳电信宽带合作协议书》，协议书记载“第一条、甲方双方自愿合作经营沈阳浑南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尚盈丽城、尚盈丽景两个小区的电信合作宽带，甲方用人民币全额出资方式以建设完成乙方已经经签约的尚盈丽城、尚盈丽景两个小区的电信合作宽带项目，并保证电信宽带的开通和使用。第二条、甲乙双方依法组成合作协议，甲乙双方共同经营尚盈丽城、尚盈丽景两个小区的电信合作宽带项目。第三条、电信合作宽带收益分成比例标准：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占60%，甲方占40%，因此，甲方双方按照40%分成，甲方占30%，乙方占10%。甲方的结算方式按照中国电信每月实际发生金额进行结算，乙方以每年累计结算二次，时间分别为每年的1月15日或7月15日，甲方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全额支付给乙方。第四条、乙方分成按净利润的10%结算，其中不包括市场开发费、市场广告宣传费、人工费、材料费、税金、管理费、不可预见费。第五条、建设该项目在完成其间所产生的安全责任事故和民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乙方不承担一切责任。第六条、甲方双方合作经营电信合作宽带时间约定：从尚盈丽城、尚盈丽景两个小区电信合作宽带项目合作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因政策调整解除和沈阳维锋通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信宽带合作合同为止，电信合作带宽合同不解除时不允许转卖资产。第七条、协议有效期：本协议长期有效。”。2012年1月5日，原告刘永治与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因合作经营沈阳建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泰奕·桃源小区的电信合作宽带事宜又签订了一份《沈阳电信宽带合作协议书》，协议书条款的主要内容除了合作项目外，均与双方2011年11月22日签订的《沈阳电信宽带合作协议书》基本一致。后来，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甲方）与被告沈阳维锋公司（乙方）之间签订了《关于解除〈电话及宽带业务合作协议〉之协议》。协议中记载“鉴于：1、甲方双方于2011年11月15日签署合同编号为甲方编号LNSY01102626C0000，《电话及宽带业务合作协议》（合作区域为浑南新区尚盈丽城、尚盈丽景）；甲方双方于2011年11月27日签署《电话及宽带业务合作协议》（合作�域为浑南新区泰奕桃园），以下简称‘原合同’。2、鉴于原合同履行期限已经届满，甲方双方经协商一致，就解除原合同相关事项达成以下条款，以供信守。第一条在原合同有效期结束后，原合同不再续展，原合同解除，尚未履行的合同内容，终止执行。第二条原合同解除后，各方当事人就原合同事项互不追究法律责任。第三条、其他事项：无。第四条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第五条本协议一式四份，合同各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结尾有甲方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盖章及乙方被告沈阳维锋公司盖章。2015年7月3日，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甲方）与鸿利网络服务中心（乙方）（以下简称“鸿利网络服务中心”）就甲方为甲乙双方合作项目提供电信FTTH光纤到户宽带高速互联网通信平台及推广工作签订宽带合作协议。鸿利网络服务中心成立于2015年4月16日，系ＸＸＸ个人经营的企业。2016年2月4日，被告ＸＸＸ向原告刘永治发送短信。短信内容为“刘哥，浑南三个项目统计至今总共发展才2900户，里面存在广电蓬勃长宽移动及我们共五家网络，嫂子的保险从14年9月至今共计费用23,000，我还担负了太多的额外宣传费用，实在拿不出多少来，打过去5,000就算是个意思。另外电信汪美君说沿海国际之前有代理商报过工程及项目，需要核实情况，所以年前就没走合同审批。”。此后，原告刘永治收到短信提示“我行客户ＸＸＸ于2016-02-0416:23向您尾号9319的账户转入5000元，本短信不作入账凭证，请查询你的银行账户确认是否入账。[锦州银行]。”。经核实，原告刘永治尾号为9319的银行卡2016年已停止使用，并未实际收取该笔汇款。另查明，经原告刘永治的申请，法院依�向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调取沈阳维锋公司在浑南新区尚盈丽城、尚盈丽景以及泰奕桃园三个小区的装机量情况。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向本院出具了“关于维锋与鸿利公司付款说明”，该说明记载“沈阳维锋通讯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与沈阳市沈河区鸿利网络信息服务中心均为沈阳电信合作宽带代理商。沈阳维锋通讯电子工程公司有限公司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付款共计：7,548,277元，共计1.6万户。沈阳市沈河区鸿利网络信息服务中心2015年6月至12月付款共计3,808,305元，共计1.84万户。沈阳市沈河区鸿利网络信息服务中心尚盈丽景、尚盈丽城、泰奕桃园2016年1月至7月付款共计：576,507元，3.2千户。”。原告提供的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出具电信代理商应得佣金收入表格显示，沈阳维锋公司2014年1月至12月佣金收入汇总合计327,992.92元。表格备注栏记载“依据电信市公司提供佣金数额”，“电信市公司佣金按每年12个月平均支付给代理商”；2015年1月至5月佣金收入汇总合计529,502.59元。鸿利网络服务中心2015年6月至12月佣金收入为914,551.60元”，该期间对应备注栏记载“维锋公司变更为鸿利公司”；2016年1月至7月份佣金收入汇总为576,507.07元，2016年7月份对应的装机户数为3,275户。表格备注栏记载“依据电信市公司提供佣金数额”，“电信市公司佣金按每年12个月平均支付给代理商”。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之间依法签订的生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原告刘永治与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对电信合作宽带收益分成是如何约定的。经查，原告刘永治与被告沈阳维锋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显示，协议第三条约定电信合作宽带收益分成中，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占60%，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占40%。在被告沈阳维锋公司的40%中，原告刘永治占10%。协议第四条约定原告刘永治分成按净利润的10%结算。其中不包括市场开发费、市场广告宣传费、人工费、材料费、税金、管理费、不可预见费。庭审过程中，双方对协议第四条文本的确切含义如何理解产生争议。原告方认为，该条含义是指原告不承担市场开发费等费用，该费用不得从10%的分成中扣除。被告方认为该条含义为原告的10%分成应扣除市场开发费等费用之后，再向原告支付扣除的分成余额。本院经审查认为，协议第四条的文本为“乙方分成按净利润的10%结算，其中不包括市场开发费、市场广告宣传费、人工费、材料费、税金、管理费、不可预见费。”此句子中“其中”指代的可以是“分成”也可以是“净利润”或者“净利润的10%”，总体概括为收益或分成，而“市场开发费、广告费、材料费”可概括为成本或支出。因此，协议第四条可简要概括为“原告的分成（收益）不包括支出”。但该句子并没有明确表示支出是谁的支出，且支出与收益的意思正好相反，因此导致该条款的含义令人费解。原、被告在庭审中各自也未能说清楚该条款文本的确切含义。因此，只能根据协议的上下文对协议第四条的含义进行判断。该协议第三条约定，电信合作宽带收益分成比例标准为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占60%，甲方即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占40%。因此，甲乙双方即原告与被告按40%分成，甲方即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占30%，原告即刘永治占10%。该约定与被告沈阳维锋公司与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一致。所以可以认定此条约定原告应占电信宽带收益比例为10%。而协议第四条又另外约定原告的分成按净利润的10%计算，并不包括市场开发费等费用。如依被告方解释，净利润计算应扣除市场开发费等成本，则双方无必要增加“其中不包括市场开发费......等费用”的内容。因此，该条约定的确切含义只能解释为原告分成按净利润的10%计算，并特别约定，计算净利润需要扣除的成本不包括市场开发费等上述费用。而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及ＸＸＸ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除了“不包括费用”之外的其他成本费用的存在，故可以认定原告刘永治按协议所得分成应为沈阳维锋公司在尚盈丽城、尚盈丽景以及泰奕桃园三个小区的电信代理商佣金收入总额的10%。关于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在上述三个小区的佣金收入金额，原告方出示了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的付款说明及佣金收入汇总表。用来证明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在上述三个小区的电信代理商佣金收入。结合两份书证内容来看，电信公司付款说明记载，2016年1月至7月鸿利网络服务中心在尚盈丽景、尚盈丽城、泰奕桃园佣金共计人民币576,507元，3.2千户，与佣金收入汇总表中相应时间的数据相同。可以证明汇总表记载的2016年1-7月份鸿利网络服务中心佣金收入来自上述三个小区。汇总表又记载，2014年1-12月、2015年1-5月的佣金收入记入沈阳维锋公司，2015年6-12月佣金收入记入鸿利网络服务中心。并备注“维锋公司变更鸿利公司”。据此可以认定汇总表中鸿利网络服务中心承继了沈阳维锋公司的装机户数及佣金收入。又经付款说明及佣户金汇总表的户数比对，汇总表记载的沈阳维锋公司装机户数规模为3千多户，与鸿利网络中心装机户数规模基本一致。与被告ＸＸＸ发给原告的短信中提及的装机户数亦差距不大。该户数也远小于付款说明中记载的沈阳维锋公司2014年1月2015年5月付款共计1.6万户的装机�。因此可以推断付款说明第一项第二项表述的沈阳维锋公司及鸿利网络服务中心的装机量及佣金数统计自沈阳市范围。佣金收入汇总表中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的装机户数及佣金收入统计自尚盈丽景、尚盈丽城、泰奕桃园三个小区，故应以汇总表中记载的沈阳维锋公司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的实际装机户数及佣金收入为基础计算原告刘永治应得的分成收入。根据双方宽带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合作经营电信合作宽带时间为合作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因政策调整解除和沈阳维锋公司电信宽带合作合同为止。沈阳维锋公司与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签订了解除合同，其佣金计算至2015年5月，故在双方没有另外约定的情况下，沈阳维锋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收益分成也只能计算至2015年5月。关于原告提出的鸿利网络服务中心的电信佣金收入原告也应获得分成的主张。本院认为，与原告刘永治签订的宽带合作协议的合同主体是沈阳维锋公司，向原告履行合同义务的主体应为沈阳维锋公司。虽然鸿利网络服务中心系沈阳维锋公司股东ＸＸＸ个人经营。但鸿利网络服务中心与沈阳维锋公司形式上是两个不同的经营主体，各自具有法律上的独立性，并无足够证据证实两个主体有混同情形。因此，对原告要求对鸿利网络服务中心的电信佣金收入也应计算分成收益的主张，缺少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一审法院无法支持。根据佣金收入汇总表，2014年1-12月份沈阳维锋公司佣金收入合计人民币327,992.92元，2015年1-5月份佣金收入合计人民币529,502.59元。按沈阳维锋公司与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以及原告刘永治签订的协议。该佣金收入为电信宽带收益的40%。因此，原告刘永治分成应为电信宽带收益的10%，即沈阳维锋公司佣金收入�四分之一。经计算为人民币214,373.88元。又根据现有证据，被告沈阳维锋公司工作人员ＸＸＸ向原告亲属支付保险费23,000元，原告方对此亦予认可，该费用应予扣除。扣除后被告沈阳维锋公司还应向原告刘永治支付191,373.88元。对超出的金额的诉讼请求，因缺少足够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刘永治要求被告ＸＸＸ承担分成款的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与原告刘永治签订宽带合作协议的主体系被告沈阳维锋公司，故履行合同义务的亦应是沈阳维锋公司。被告ＸＸＸ虽然在协议上签名，但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ＸＸＸ系被告沈阳维锋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因职务行为而签字，并不是上述合作协议的合同主体，故原告要求被告ＸＸＸ承担给付责任的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阳维锋通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永治给付人民币191,373.88元；二、驳回原告刘永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71元，由原告刘永治负担3,868.40元，由被告沈阳维锋通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802.6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辽宁省沈阳市电信分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审法院采信的《佣金汇总表》中的佣金数额是上诉人在沈阳市浑南新区20多个小区项目中的佣�分成数，并不只是本案所涉的尚盈丽城、尚盈丽景、泰奕桃园三个小区的装机量和佣金分成数。本院组织被上诉人质证后，被上诉人提出异议，并申请本院向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辽宁省沈阳市电信分公司调取证据。本院于2017年4月21日向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辽宁省沈阳市电信分公司调取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上诉人在上述三个小区的宽带装机量及同时期上诉人在三个小区所获得的佣金分成数。就此，该公司向本院出具了《情况说明》，内容为“我公司与沈阳维锋通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由于当时系统原因，现无法对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向该公司支付的佣金数，以园区为单位形成明细。但该期间我公司给沈阳维锋通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的分成是按每户每月36元至45元不等的数额给其分成”。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情况说明》进行了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无异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就双方合作的尚盈丽城、尚盈丽景、泰奕桃园三个小区的宽带装机量问题，2016年2月4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ＸＸＸ给被上诉人发短信，自认“浑南三个项目统计至今总共才发展2900户”。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辽宁省沈阳市电信分公司就上诉人安装的宽带，按每户每月36元至45元不等的数额给上诉人佣金分成共计857,495.51元。另查明：上诉人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左维莉，股东为左维莉、ＸＸＸ。左维莉与ＸＸＸ系母子关系。再查明：在双方签订《沈阳电信宽带合作协议》之前，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左维莉于2011年8月16日执笔起草合同一份，内容为：“关于浑南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尚盈丽景(100万)、尚盈丽城80万通信项目利润分成，决定：维锋公司占30%，刘永治占10%，电信公司总共给付维锋公司40%分成，按电信每月产生佣金全额计算，每半年一结算，双方签字生效”。左维莉、ＸＸＸ、刘永治分别在该份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上诉人公章。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沈阳电信宽带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识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佣金分成，被上诉人占10%应做何解释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两份《沈阳电信宽带合作协议书》的第三条均约定“电信宽带收益分成比例标准：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占60%，甲方占40%。因此，甲乙双方按照40%，甲方占30%，乙方占10%。甲方的结算方式按照中国电信每月实际发生金额进行结算”，这应当理解为对于双方合作的三个园区的电信宽带收益，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分得60%，上诉人分得30%，被上诉人分得10%。而且在2011年8月16日，由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左维莉执笔起草的合同中，双方对于利润分成也约定为：电信公司总共给付上诉人40%分成，上诉人占30%，被上诉人占10%，这也应当理解为对于电信公司所给付的佣金，上诉人分得四分之三，被上诉人分得四分之一。关于被上诉人应得的佣金分成是否包括各项投入及税费的问题，双方在两份《沈阳电信宽带合作协议》的第四条中均约定“乙方分成按净利润的10%，其中不包括市场开发费、市场广告宣传费、人工费、材料费、税金、管理费、不可预见费。”，这应当理解为对于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给付上诉人的佣金，被上诉人不负担各项投入及税费，净得四分之一，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按尚盈丽景、尚盈丽�、泰奕桃园三个项目中，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给付上诉人的佣金的四分之一，给付被上诉人分成款，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佣金汇总表》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及收入应如何计算问题，本院认为，该《佣金汇总表》虽然是被上诉人提供的，但其上面不但加盖了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的公章，而且该汇总表上体现的沈阳市沈河区鸿利网络信息服务中心2016年1月至7月获得的佣金数，与一审法院向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调取的《关于维锋与鸿利公司付款说明》中沈阳市沈河区鸿利网络信息服务中心2016年1月至7月所获得的佣金数一致，均为576,507元，因此，应当认定该《佣金汇总表》出自中国电信沈阳分公司。按该《佣金汇总表》，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辽宁省沈阳市电信分公司给上诉人佣金分成共计857,495.51元。就这857,495.51元佣金分成，在本院二审中，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辽宁省沈阳市电信分公司向本院出具证明，证明该佣金是针对上诉人在浑南区安装的全部项目的佣金分成，并不仅是本案诉争的三个园区的分成，而且由于该公司系统的原因，现在无法按园区进行区分，故本院也无法对上诉人所获得的佣金按园区进行区分，以确定本案诉争的三个园区佣金分成数额。但因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辽宁省沈阳市电信分公司向本院证实其是按“每户每月36元至45元不等的数额”给上诉人佣金分成的，而且在本院审理中，上诉人承认诉争的三个园区的宽带均是由上诉人或是其委托的第三方安装的，故本案完全可以按照上诉人每月安装宽带的数量，以40.5元的平均值，计算出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上诉人在诉争的三个园区所获得的佣金数额，因此，本院根据上诉�的上述自认，认定上诉人对诉争的三个园区的宽带安装数量应有统计数据，并按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确定对于诉争的三个园区的宽带安装数量这一事实，由上诉人向法院提供证据。但是，在本院限定的一周时间内，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供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本院只能推定被上诉人提出的该《佣金汇总表》就是上诉人在诉争的三个园区所获得的佣金数的主张成立。而且该《佣金汇总表》载明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上诉人安装宽带数量从299户至3267户不等，这也与ＸＸＸ自认的宽带安装数量2900户相差不多。根据双方签订的《沈阳电信宽带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的约�，被上诉人应获得的佣金分成应为上诉人在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在诉争的三个园区所获得的佣金分成的四分之一，即人民币214，373.88元【（327，992.92元+529,502.59元）×25%】。又因上诉人主张已向被上诉人的亲属支付了23,000元的保险费用，且被上诉人亦承认该项事实，因此，原审法院将该笔费用从被上诉人应获得的分成中扣除，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此项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综上，因上诉人拒绝向法院提供由其持有的证据，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能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71元，由上诉人沈阳维锋通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宁审判员 鞠 安 成审判员 关 宇 宁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书记员 关 瑞 婷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