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203行初413号
原告：南雄市雄州街道水南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地址：广东省南雄市雄州街道水南村委会。
负责人：武惠群，南雄市雄州街道水南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叶见群，南雄市雄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南雄市雄州大道中***号。
法定代表人：刘春伟，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小清，南雄市司法局雄州司法所科员。
第三人：刘景兰，女，1940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
委托代理人：钟新亮，男，197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系刘景兰之子。
原告南雄市雄州街道水南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水南村委第五小组）诉被告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雄州街道办），第三人刘景兰街道行政确认纠纷一案，原告水南村委第五小组不服雄州街道办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于2017年12月1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12月７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邮寄送达了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及应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水南村委第五小组的负责人武惠群及该村小组的委托代理人叶见群，被告雄州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王小清，第三人刘景兰的委托代理人钟新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5月27日，雄州街道办作出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依据第三人刘景兰的陈述及调查审理的情况，确认以下事实：刘景兰于1963年与原告的村民结婚，婚后，刘景兰的户籍一直在原告处落户，从未迁出过，刘景兰是原告的常住居民，一直在原告处生产生活。农村集体分单干时期，刘景兰在原告处分得责任田，分田责任制后，一直承担国家分配的任务和村委会的任务，刘景兰的户口农转非之后，没有正式工作，靠务农为生，现刘景兰领取的是国家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金。雄州街道办认为，刘景兰一直在原告处生产生活，与原告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了密切的生产生活关系，刘景兰请求确认其具有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请求于法有据，为此，为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保障村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认定：刘景兰具有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水南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该认定书后，雄州街道办依法告知了当事人可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原告水南村委第五小组认为上述认定书认定的内容错误，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水南村委第五小组诉称，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5月27日所作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与事实不符，该认定明显错误，事实理由如下：
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流动性，第三人刘景兰户籍自1985年8月农转非后，其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自然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依赖于土地资源，保护农村农民生存、生产、生活，在各行政村内依法确立的农民集合体，它与其他经济组织，如城市合作社，个人合伙等最大的区别就是依法享有土地资源。只要是农民，其生存依靠就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即只要是该村农民就依法应成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像其他经济组织一样其成员有相关的准入和准出制度。只要一出生是农民其生存就依赖于所在村集体的土地，也就自然取得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只要是农业户口，一旦因婚嫁等正当理由迁入到该村，就意味着其以后的生存、生活只能依赖该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那么该村民就自然取得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同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死亡、因故迁出、农转非也就自然丧失了其资格。这不难看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流动性，是不固定的，是随时变动的。本案中，第三人刘景兰虽与原告村民结婚而将户口迁入了原告集体经济组织，从而取得了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其在1985年8月就已将户籍农转非，成为了非农户籍，因此，第三人刘景兰户籍自1985年8月农转非后，其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自然丧失，不具有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二、农业户口是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首要和必要条件，第三人刘景兰户籍自1985年8月农转非后，其就不具备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目前，我国对于户口的管理，主要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属城镇居民，享受着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生存保障和就业渠道，而农业户口的农民生存保障和就业渠道依赖的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因此，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是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首要和必要条件。本案第三人刘景兰户籍自1985年8月就已将户籍农转非，属城镇居民，享受着国家对其的生存保障和就业渠道，因此其就不具备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三、第三人刘景兰1985年8月就将户籍农转非，其不能成为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三人刘景兰自1985年8月转为了非农户籍后，属城镇居民，其虽仍居住在原告村里，但其生存保障和就业渠道不依赖于原告集体所有的土地，与原告集体经济组织已无任何缘系。其依法可成为原告村的村民，只能享有村民的各种权利，承担村民的各种义务，不能成为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更不能享受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各种待遇。
四、第三人刘景兰原虽是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其自1985年8月将户籍农转非后，不符合法定的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其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然丧失。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原系集体组织成员，现为服役义务兵，上学的大中专学生和劳改劳教人员。这些成员另将户口迁到部队，学校和劳教场所，户籍地发生了变化，但只是为了户口管理的需要，是对户口临时性的迁出，与其他原因将户口迁出但还没有取得其他的生存保障，就业渠道将来还要或者可能还要依赖于集体的土地，并不能因为户籍地的变化而完全丧失其资格。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这些人员的集体经济济组织成员资格应予保留。而本案中的第三人刘景兰原虽是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其自1985年8月将户籍农转非后，不符合上述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其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然丧失。
五、雄州街道办只是南雄市人民政府下属的一个办事处，而非行政机构，其不具备行政确认的主体资格，因此，其所作出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不合法。
综上所述，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2017年5月27日所作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与事实完全不符，该认定明显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因此，原告特依据《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一、依法撤销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2017年5月27日所作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并依法判决第三人刘景兰不具有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并说明了欲证实的内容：
1、第三人刘景兰的户口登记卡，证明第三人刘景兰在1985年8月就已将户籍农转非转为了非农户籍。
2、被告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认定与事实不符，该认定明显错误。
3、送达回证，证明原告领取被告所作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的时间，证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时限。
4、申请批准用地报告、水南股份集团股份证，证明原告村小组的土地是1988年被政府征收，之后全体村民才转为非农业户籍，本案第三人1985年就已经转为了非农户籍，脱离了原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其成员资格自然消失，原告村小组于1988年全村已经成立了水南股份集团，在集团中所有家属均有份，而本案第三人不在其中，因此不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被告雄州街道办辩称，刘景兰具有南雄市雄州街道水南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理由如下：依据刘景兰的陈述及调查审理证实，刘景兰于1963年与原告处村民结婚后，刘景兰的户籍一直在原告处落户，从未迁出过，刘景兰是水南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的常住居民，一直在第五村小组生产生活。农村集体分单干时期，刘景兰在原告处分得责任田，分田责任制后，一直承担国家分配的任务和村委会的任务，刘景兰的户口农转非之后，没有正式工作，靠务农为生，现刘景兰领取的是国家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金。雄州街道办认为，刘景兰一直在原告处生产生活，与原告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了密切的生产生活关系，刘景兰请求确认其具有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请求于法有据，为此，为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保障村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依法认定刘景兰具有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至于原告所提的被告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问题，请法庭进行核实。综上，被告作出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雄州街道办围绕其抗辩意见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并说明了欲证实的内容：
1、刘景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阶段提供的材料29页，证明被告作出的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2、被告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阶段调查了解的材料22页，证明被告作出的认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刘景兰述称，被告雄州街道办作出的认定书合法有效，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第三人刘景兰并称，其证据已经在申请资格认定的时候交给了被告，即被告提交给人民法院的证据1。
经庭审质证，对于被告雄州街道办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均有异议，而第三人刘景兰均无异议；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对其中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户籍是农转非，但并没有纳入城市居民社保，对其中的证据2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三人刘景兰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第三人至今仍在享受农村保障，是自理粮的农转非，对证据2、3无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该股份制是不合理的，现在很多人已经走上了维权的道路。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为刘景兰的户籍底册，其欲证实刘景兰在1985年8月由农业户籍转为非农业户籍，虽然根据刘景兰的户口薄登记记载可以确定第三人刘景兰为非农业户籍，但该户口薄登记时间为2013年，而原告提交的户籍底册并无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的印章确认，故现无确切的证据证实刘景兰农转非的时间；原告提交的证据2、3可予证实被告作出了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且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定时限；原告提交的证据4系其申请使用剩余土地发展产业的报告及水南股份集团股份证，可予证实其村小组土地在1988年被征收的事实，水南股份集团股份证可作为就剩余土地的开发利用而以人为单位参股的凭证，但单凭该股份证难于证实该村小组已经完全改制为股份公司。被告雄州街道办提交的证据1，系刘景兰在申请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时提交的申请书和证据材料，第三人刘景兰在本案诉讼中予以确认，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系刘景兰所提交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雄州街道办提交的证据2，为其在处理刘景兰申请事项中所进行的调查笔录和调解笔录，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刘景兰，1940年9月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适婚年龄嫁给原告村民，并将户口落户在原告处。1982年，刘景兰作为户主与城镇公社水南大队五生产队（原告的前身）签订大包干合同书，按5个人口和一个劳动力从生产队承包了5.9亩的责任田土，并承担了缴纳公粮等任务，后刘景兰丈夫落实政策转为非农业户口。刘景兰的户口性质也因故发生了改变（按照原告提交的未经本院确认的户籍底册记载时间为1985年8月，第三人之子钟新亮在2017年4月25日接受被告调查询问之时陈述的时间为1987年），由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但地址未有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原告村小组的大部分农业用地因城市发展被征收，原告村小组的村民也多因此转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另，原告于1988年经向有关部门申请，将未被征收的土地归拢发展养殖业，并以人为单位，由村民自愿按300元/股认领股份成立了水南股份集团。第三人刘景兰并非该集团股东。
因原告否认第三人刘景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拒绝向其分配征地补偿款，第三人刘景兰于2017年1月19日向被告雄州街道办提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申请书》，请求确认其为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随同申请书，第三人刘景兰还提交了其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2011年9月14日《关于要求入社的申请》、2011年9月15日《关于要求加入五队股份的申请》、1982年6月3日《城镇公社水南大队五生产队大包干合同书》、内容为“同意村民刘景兰在五队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落款为“古承明2007、11、13”、内容为“兹有刘景兰是我队1982年已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原始村民，同意参加村委会老人优抚待遇。”落款为“水南五队黄德初，2013、12、6”的书面字据两张和银行存折一本，其中2011年9月14日《关于要求入社的申请》的内容为：“水南村××队全体社员：本人刘景兰户口一直在水南村××队，我在1982年6月3日签定承包五人责任田和土，其中田3.9亩、土2亩共5.9亩任务，并积极完成了各项生产和上交政府任务。在一九八七年全队男女老少转吃居民粮时，我家五口人也于当年吃上居民粮，但是户口仍然在五队，误致非社员，为确定我家的正式社员身份，现在我家要求重新加入五队生产队，现在生产队同意了，但是提出要经过社员签名同意方可通过，所以恳请全体社员同情我家实际情况，帮忙协助解决为盼。此致”该份申请除打印有第三人刘景兰名字外，无其他内容。而2011年9月15日的《关于要求加入五队股份的申请》，内容除“为确定我家的正式社员身份，现在我本人要求加入五队股份，现在生产队同意了，但是提出要经过社员签名同意方可通过，所以恳请全体社员同情我的实际情况，帮忙协助解决为盼。此致”外，其余打印内容与前一日的《关于要求入社的申请》内容无异，但《关于要求加入五队股份的申请》上有其他二十多人的签名，有些人还签有“经核实，刘景兰是我队原始村民，并于1982年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意享受本队村民待遇。2013年12月6日。”“同意刘景兰入股壹份”“同意刘景兰壹人入股”“本人同情、同意该同志加入，缴交适当入股金额予以入股，并呼吁全队群众同情刘景兰同志”等内容。而关于出具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参加村委会老人优抚待遇的古承明、黄德初两人身份，第三人刘景兰称其二人均为时任原告水南村委第五小组的小组长。第三人刘景兰提交的存折显示，其自2012年6月起每月均有显示为“工资”“养老金”的账目入账，自每月55元逐渐递增至110元（其中2012年6月一次入账660元），第三人刘景兰欲以此证实其领取了原告村小组发给村民的福利。
被告雄州街道办收到刘景兰的申请后，于2017年4月25日向第三人刘景兰的儿子钟新亮进行了调查，钟新亮在调查中陈述刘景兰的户口是在1987年转为非农业户口，一直在原告村小组居住，不曾外出过，其自2007年起开始就主张恢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待遇，关于是否与原告村小组形成权利义务关系，钟新亮陈述有尽义务但是没有享受权利，比如种田、种黄烟的任务以及交公粮，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待遇，也一直在申请成员资格，也召开过村民会议，但没有结果，刘景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一直没有得到确认。被告雄州街道办另于2017年5月22日向水南村委第五小组的小组长武惠群进行了调查并制作相应的调查笔录，武惠群确认了村小组否认刘景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刘景兰一直居住在原告处的事实，但称系因其户口在村小组征地前就已经农转非，故村小组不予按照1988年股份分配方案标准给其分配待遇，并提到刘景兰户口农转非后基本脱离了原告村小组，还以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为由拒绝参加村小组的活动。2017年5月24日，被告雄州街道办召集刘景兰的委托代理人钟新亮和原告村小组负责人武惠群就刘景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事宜进行调解，钟新亮代表第三人刘景兰和原告村小组负责人武惠群分别进行了陈述、举证、质证、回答提问、辩论等，在调解阶段双方均不同意调解。
被告雄州街道办根据以上调查的内容，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认定刘景兰具有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水南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均可见本判决书前文。
本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刘景兰向被告雄州街道办申请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所引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的规定，雄州街道由原来的雄州镇变化而来，被告作为南雄市人民政府经批准设立的派出机关，是南雄市人民政府根据业务管理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设立的、长期以来代表南雄市人民政府在原雄州镇管辖区域内行使乡、镇一级人民政府职权的代表机关，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第六项、第七项：“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六）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七）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第六十一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第一款“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七十七条“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提出合法要求的权利，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出的合理要求，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给予答复。”等法律的规定，被告雄州街道办针对第三人刘景兰申请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事项依法具有行政处理的职责。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是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的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主要内容，包括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以及程序是否合法，职权是否得当等，综合本院查明的本案案情，本院认为，被告雄州街道办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不合法，依法应予以撤销，理由如下。
其一，刘景兰向被告雄州街道办提出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申请，是被告雄州街道办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原因，而被告雄州街道办亦主要依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对第三人刘景兰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但是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适用本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公司的，不适用本规定。”的规定，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改制为公司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便无适用的空间。虽然原告提交的证据4申请批准用地报告、水南股份集团股份证尚不足以证实原告村小组已经完全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公司，但该事项直接关系到本案的处理，被告雄州街道办作为行使乡、镇一级人民政府职权的派出机关，依法负有同等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的职责，故被告雄州街道办应依法履行调查职责，确认原告村小组是否已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公司，从而确定《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在处理第三人刘景兰申请事宜上的适用问题。
其二，即便《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在本行政案件中可得适用，被告雄州街道办亦应准确查明与第三人刘景兰申请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事宜有关的事实情况，但根据本院对本案的审查，被告雄州街道办至少在以下几项事实查明方面存在不足：①第三人刘景兰户籍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具体时间和缘由，关于时间问题，如前文所述存在1985年和1987年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描述，而关于缘由问题，第三人刘景兰所称“误致非社员”是否属实？②第三人刘景兰户籍农转非后，其原先承包的责任田土的处理，是继续由其耕种至征收，还是交回原告村小组？③对于第三人刘景兰要求“入社”，原告村小组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意见如何？有无召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本院注意到，根据第三人刘景兰在行政确认所提交的2011年9月15日的《关于要求加入五队股份的申请》，诸如刘显富、刘显贵、刘传明皆在上述申请上签名同意刘景兰“入社”，但在原告提交给本院的、载明经原告村小组村民户代表会议决定提起本案诉讼并委托村小组长武惠群作为诉讼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上，亦存在刘显富、刘显贵、刘传明等人的签名字样，相关人员是否属于原告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表决权如何、刘景兰的“入社”申请是否通过等问题，被告均未予核查。④关于第三人刘景兰陈述的在原告村小组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在原告处参加村委会老人优抚待遇内容，被告确认刘景兰现领取的是国家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金，但除刘景兰提交的银行存折外，并无其他佐证，被告甚至未就此向原告核实，也未就刘景兰陈述的在原告村小组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进行针对性调查。⑤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是否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义务是认定是否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项重要标准，但被告雄州街道办在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之时，并未就征地后原告集体经济组织要求其成员履行何种义务以及第三人刘景兰的履行义务情况进行详细深入的调查。
其三，纵观被告雄州街道办的调查工作，除向刘景兰之子钟新亮（并非以刘景兰的代理人身份接受调查）和原告村小组小组长武惠群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外，未再向其他任何相关主体、也未采取任何其他方式进行更多的调查取证，未向其他村民（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委会调查核实，甚至未向第三人刘景兰本人调查核实案件情况，也未说明未采取其他方式、未能进行充分的调查的原因，由此造成被告雄州街道办所认定的事实基础薄弱，经不住稍加严格的检验。
综上，本院认定被告雄州街道办作出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所规定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本院依法予以撤销并判决被告雄州街道办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至于本案原告于本案中所提“依法判决第三人刘景兰不具有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诉讼请求，该请求并非针对行政行为提出的，不在行政诉讼审理范围之内，鉴于原告将该诉求与请求撤销被告雄州街道办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并列并坚持按此主张，故本院对原告的该点诉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的雄处行认字[2017]第002号《关于刘景兰申请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书》；
二、被告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对第三人刘景兰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三、驳回原告南雄市雄州街道水南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伟清
人民陪审员 王长林
人民陪审员 伍焕征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欧文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