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27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利娟,女,1971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国海，绍兴市三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百洲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马鞍镇寺桥村。
法定代表人：莫小兔，系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平，浙ＸＸ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利娟因与被上诉人绍兴百洲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洲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3民初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蔡利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1.蔡利娟属于绍兴印染行业中为印染企业寻找业务的居间人，也即市场业务员。首先，由百洲公司的相关业务单位出面证明所证明；其次，百洲公司在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即发生加工业务中有1112677.11元由蔡利娟经手，百洲公司仅口头否认其公司没有业务员经办染色业务与事实不符，百洲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增值税发票明细列表中蔡利娟代表客户的业务员以及这些客户都是自己直接到百洲公司加工印染产品。2.百洲公司作为印染企业对市场业务员的报酬给付标准为4.5%是一种习惯。从本案实际看，蔡利娟客观上已为百洲公司兜揽染整业务，为百洲公司获取了利益，从中蔡利娟付出了诸多的人力和物力（交通费、电话通信费以及必要的交际费用），即使双方对报酬的给付约定不明，百洲公司作为受益者也应当按2015年印染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来弥补蔡利娟的付出。况且，绍兴印染行业中业务员的回报率均在完成染色中介业务量的4%-5%之间。
被上诉人百洲公司答辩称，蔡利娟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1.蔡利娟称与百洲公司之间是居间关系，在一审法庭开庭到判决，蔡利娟没有向法庭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仅有的四组证据都被一审判决所否认，没有证明效力。因此，蔡利娟向二审法院上诉没有事实依据。2.蔡利娟认为与百洲公司之间约定报酬是4.5%，但是这与蔡利娟在一审时确认报酬是4.5%的说法相矛盾，一审时称4.5%是根据市场行情及百洲公司厂房上墙公布的，今天又说是一种习惯。既然是居间合同，双方应当对报酬进行约定，蔡利娟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依据。一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蔡利娟的诉讼请求。
蔡利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百洲公司立即支付蔡利娟中介费50070.47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百洲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利娟持有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明细账一份，该明细账记载了“日期、单位、货物名称、金额、发票编号、领票人签名”。蔡利娟在领票人签名处签字领取发票。现蔡利娟以百洲公司未支付业务费为由来院起诉，百洲公司则以蔡利娟非其业务员为由拒绝付款，遂成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蔡利娟是否系百洲公司的业务员。二是蔡利娟在百洲公司处做了多少业务以及业务费标准。蔡利娟主张，蔡利娟在明细单上签字领取发票已经由百洲公司工作人员邵定昌以及其他第三方公司的证言，可以证明蔡利娟是百洲公司的业务员以及为百洲公司兜揽了1112677.11元的业务。百洲公司主张，百洲公司与蔡利娟之间无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保，蔡利娟也非受百洲公司委托兜揽业务的业务员，更没有约定业务费标准。百洲公司之所以让蔡利娟在明细单上签字系误以为蔡利娟系对方业务员。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印染行业的一般称谓，业务员有两种，与印染企业发生劳动关系的人员和为印染企业寻找业务的居间合同的居间人。该院认为，在蔡利娟、百洲公司之间无劳动关系，也没有居间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仅凭第三方证言不能认定蔡利娟系百洲公司的业务员。况且对于业务费标准，蔡利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进行了约定，且该业务费标准也无法经评估确定。对于蔡利娟为百洲公司兜揽业务的总额，仅凭蔡利娟在明细账上签字领取发票的行为以及第三方的证言，也无法确定。故蔡利娟对己方的诉请尚未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该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若蔡利娟于该判决作出之后提供新证据证明其主张，可再觅途径解决该争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蔡利娟对百洲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2元，减半收取526元，由蔡利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蔡利娟向本院申请邵定昌、蒋海萍出庭作证，本院依法向邵定昌、蒋海萍进行了询问，分别制作了询问笔录。两份笔录经向双方当事人出示，蔡利娟质证后对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是正确的，可以证明蔡利娟是百洲公司的业务员，业务费的标准是4%-4.5%。百洲公司质证后认为邵定昌的陈述不属于新的证据，邵定昌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证明，在一审时应该出庭作证，但邵定昌没有出庭作证，故二审中不能认定为新的证据。邵定昌现在的工作是蔡利娟介绍的，两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邵定昌也是无权决定蔡利娟与百洲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蔡利娟与百洲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关系。至于报酬，他只是说看到或者知道，他不是百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权利来决定蔡利娟与百洲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蒋海萍与百洲公司之间存在着纠纷现在在柯桥法院开庭，蒋海萍与百洲公司存在利益矛盾。从蒋海萍陈述的内容看，她说是以前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有两个公司，可以看出她在哪里工作都不知道。她说报酬是口头约定的，后来又说是开会的时候跟他们说，如果是劳动报酬，必须在劳动合同中载明，而不是用口头约定的形式或者会议时宣布。蒋海萍说跟蔡利娟曾经是同事，蔡利娟应该清楚蒋海萍的存在，却未在一审时申请蒋海萍出庭作证，而是在二审中提供，所以也不是新的证据，蒋海萍的询问笔录也不能作为依据。另说明一下，发票是承包车间开具的，他们是给承包人工作的，与公司无关。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询问笔录依法予以确认，能否达到蔡利娟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阐述。
百洲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蔡利娟主张与百洲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关系，而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显然，委托人与居间人之间就居间事项应当有明确的约定，蔡利娟作为居间人，应当对其与委托人之间就完成居间事项以及报酬的支付承担举证责任。蔡利娟提供的证据，均未显示百洲公司作为委托人与其约定如何完成居间事项以及支付报酬，故均缺乏直接证明力。蔡利娟提供的明细账、公司证明及增值税发票以及邵定昌、蒋海萍的证人陈述，一方面，领取发票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蔡利娟即为百洲公司的居间人，蔡利娟在领取发票时并未表明自己的身份，即使蒋海萍是百洲公司的业务员，亦不能因蒋海萍在明细账上签字即推定蔡利娟为居间人。蒋海萍陈述其在百洲公司缴纳养老保险，而蔡利娟没有，显然两人的身份也是有所区别；另一方面，邵定昌并不清楚蔡利娟与百洲公司之间有关报酬的约定，只是听说百洲公司是按业务量的4%-4.5%结算报酬。蒋海萍也只是说百洲公司开会时说报酬按业务量的4%-4.5%计算，也不能证明蔡利娟与百洲公司关于报酬如何约定。且，邵定昌、蒋海萍关于报酬的陈述均未明确为4.5%。据此，蔡利娟提供的间接证据证明力较弱，尚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蔡利娟与百洲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关系以及蔡利娟完成了1112677.11元的居间服务并可按4.5%计算报酬。
综上所述，上诉人蔡利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2元，由上诉人蔡利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靓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曹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