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26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男，200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孙某2，男，196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系上诉人父亲。
委托代理人鲍建娥，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顾水均，院长。
委托代理人萧仙，浙江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萧山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民初字第1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1年5月29日，孕妇许蕾新（曾用名许来兴）因“停经32+2周，阴道流液3+3小时”到萧山第一医院住院诊治，诊断“孕2产1孕32+2周LOA待产？胎膜早破，疤痕子宫，先兆早产，轻度妊高症”，予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阴道试产，当日13时开始宫缩，次日1时宫口全开，1时25分会阴侧切下娩出一男婴即孙某1。期间萧山第一医院对“尽可能阴道分娩”等书面告知许蕾新方，许蕾新方表示“理解病情，同意目前处理”。孕妇于同年6月2日出院，出院诊断“孕2产2孕32+2周LOA平产活婴，早产儿、新生儿轻度窒息，疤痕子宫，胎膜早破，轻度妊高症，产后出血”。后新生儿因“早产儿生命力低下”住萧山第一医院儿科进一步治疗，初步诊断为“早产儿适于胎龄儿，新生儿重度窒息，吸入性××，RDS？”，经治疗病情稳定后于同年6月15日出院，出院诊断“早产儿适于胎龄儿，新生儿重度窒息，吸入性××，新生儿胆红素血症”。孙某1自2004年7月开始因发育问题多次门诊就医，期间曾被诊断为自闭症，2013年10月被残疾人联合会确定为智力三级残疾，目前存在智能减退。
原审法院依孙某1方书面申请，委托浙江省医学会“以2001年当时的医疗水平为标准”就萧山第一医院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与孙某1的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进行司法鉴定。该医学会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综合分析如下：根据孕妇病史、入院时症状体征及有关辅助检查结果，医方诊断正确，产前监护及评估符合诊疗常规。本例无剖宫产绝对指征，医方予阴道顺产可行。根据提供的鉴定材料，生产处置过程未见过错；产科诊断新生儿为“轻度窒息”，儿科诊断为“重度窒息”，儿科对新生儿重度窒息的认识不足，对重度窒息可能造成的脑损伤没有作相应的治疗和缓解措施，且预后、随访告知不完善，存在过错；根据鉴定组专家对患儿在鉴定会上的现场评估，患儿目前损害后果为轻度智能减退，依据现有医学科学发展水平，尚无法明确其具体病因，考虑主要与早产儿窒息、胎儿本身发育及同时伴有精神障碍等多种因素相关，医方过错与该损害后果严重程度的相关性不能排除，鉴定组合议认为医方应负轻微责任。该医学会据此作出鉴定意见如下：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方承担轻微责任；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本例损害后果为三级乙等（七级伤残）。后该医学会就前述鉴定有关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明确：1、关于产科处理及告知的问题，本例医疗事件发生于2001年，基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及水平，根据当时告知的法律要求，专家鉴定组认为对无剖宫产绝对指征的孕妇行阴道顺产符合医疗常规，产程处理无医疗过错。根据病历记载，产前告知无违法违规；2、关于新生儿黄疸及其他儿科诊疗问题，根据提供的鉴定材料，本例医方对新生儿黄疸的治疗措施无过错，且新生儿黄疸与患者目前的后果之间无相关性依据，其他无补充；3、关于责任及伤残等级问题，医方承担的责任程度是鉴定专家组根据鉴定程序要求，以合议制形式，基于鉴定专家的专业知识依法对患者病情、医方过错、目前后果形成的可能因素等作出的一个综合判定。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医疗损害伤残等级的评定标准为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本例伤残等级由鉴定专家组依法对患者损害进行评定。期间原孙某1方实际支出鉴定费4800元及鉴定人出庭费用500元。
孙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萧山第一医院赔偿孙某180%的残疾赔偿金571289元（孙某1构成重度智能残疾即二级乙等，按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对应为三级残疾，按2014年杭州市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44632元/年计算，即44632元/年×20年×80%×80%）、后续康复及治疗费30000元、终身监护费60000元（包括已发生的护理费以及后续护理费，终身监护未经权威机构鉴定确认）及精神抚慰金60000元（按三级残疾标准）；2、判令萧山第一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和鉴定人出庭费用。按孙某1的主张，原审法院对除前述鉴定费用外的其他合理物质损失认定如下：1、残疾赔偿金323144元（三级乙等即七级伤残，按2014年浙江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93元/年计算，即40393元/年×20年×40%）；2、护理费36279元（护理期限酌定为9个月，按2014年浙江省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8372元/年计算，即48372元/年÷12个月×9个月，不包括后续护理费）。
原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根据该院已查明的事实，根据当时的医疗条件及水平判断，医方诊断正确，产前监护及评估符合诊疗常规，产前也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生产处置过程未见过错，本例无剖宫产绝对指征，医方予阴道顺产可行且符合医疗常规。至于孙某1主张的产科过错，如分娩方式选择问题，医方已充分考虑到孕妇个体情况并征得家属同意，该项上医方并无过错。同时，针对其主张的产前顺产窒息风险告知问题，孙某1主张医方过错建立在“生产时即构成重度窒息”的事实基础上，但产科诊断为“新生儿轻度窒息”，医方对此均予明确及进行了相应告知，且并无证据显示当时即已构成“重度窒息”。至于孙某1主张的儿科医生参与抢救问题，医方已及时转儿科进一步治疗，其相关过错主张并非立足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水平及客观事实，故不予认定。至于孙某1主张的病历记载问题，经审查无法充分认定存在“医院故意伪造病历，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故不予认定。针对儿科，病历记载产科诊断新生儿为“轻度窒息”，儿科诊断为“重度窒息”，但并没有相应治疗及缓解措施的记录，医方应提供证据来证明其实施的措施，虽然重度窒息的原因现无法明确，但实际上医方是按轻度窒息即一般窒息的治疗方法来进行治疗，于此可认定儿科对新生儿重度窒息的认识不足，对重度窒息可能造成的脑损伤未作相应的治疗和缓解措施，且就前述可能性在预后、随访中的告知不完善，故应当据此认定萧山第一医院存在过错。同时，尽管医方过错与孙某1的损害后果之间无法充分认定存在绝对的相关性，但也无法排除相关性即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故可认定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萧山第一医院应承担相应责任。该案考虑到医方过错的严重程度及对损害扩大的作用以及减少及时治疗或治愈的机会等因素，该院酌情确定萧山第一医院承担孙某1物质损失的20%。二、针对孙某1主张的损失，就残疾赔偿金，孙某1主张其构成三级伤残，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故不予认定。就后续康复及治疗费，考虑到后续治疗等费用支出的不确定性，孙某1的后续治疗等费用在本案中不宜处理，孙某1可在该项费用实际支出后再行主张，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就终身监护费，庭审中孙某1确认该项费用实际包括已发生的护理费及后续护理费，对于已发生的护理费，该院考虑孙某1病情、个体年龄体质及伤残等级等因素，酌情认定护理期限为9个月，护理费按2014年浙江省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8372元/年计算为36279元；至于后续护理费，因孙某1明确护理依赖等级未经权威机构鉴定确认，该项费用可待实际支出后再行主张。就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萧山第一医院的过错致使孙某1精神遭受损失，该院酌情认定萧山第一医院赔偿孙某1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对孙某1该项诉请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至于鉴定费用，双方明确不在实际损失中而在诉讼费用中一并处理，该院考虑医方过错及双方支付能力等因素，酌情认定该费用由双方各半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孙某1物质损失359423元的20%，计款71884.60元。二、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孙某1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三、以上一、二两项合计91884.60元，由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孙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012元（经批准缓交），由孙某1负担9609元，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负担1403元；鉴定费用共计5300元，由孙某1及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各半承担，该款孙某1已预交，由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其应承担的2650元直接支付给孙某1。
宣判后，孙某1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浙江省医学会做出的浙江医鉴【2014】139号鉴定意见不符合科学性的要求，原审法院凭据该鉴定意见作为本案一审判决显然不当。具体理由如下：第一、鉴定意见属于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并不优于其他证据，鉴定意见必须经过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书面申请三名鉴定人出庭作证，也事先打电话给省医学会强烈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但省医学会答复只能委派工作人员到庭接受质询，上诉人曾明确表示无法接受。最终，省医学会委派一名不懂医学的工作人员迟迟出庭，该人员根本没有资格也无业务能力接受质询，其答复也只是陈述鉴定意见、专家判断标准和讨论决定，毫无依据可言。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只允许上诉人补充提问提交给医学会的书面质疑以外的问题，医学会的书面答复对绝大多数问题都避而不谈，只回答了3个问题，都是只有结论，毫无分析过程和判断依据。该鉴定人出庭程序完全没有发挥质询的作用。第二、省医学会将上诉人评定为七级伤残，轻度智能减退，该意见与事实完全不符。上诉人现已14岁，上特殊学校，生活不能自理，也无主动语言。进入青春期后，并发抽动症，出现狂躁行为。鉴定会上，专家只提问了数个2岁左右正常孩子都能回答的问题，就轻率得出上诉人只是轻度智能减退的结论。对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该检验智能损伤程度的方法完全无效。上诉人的代理人曾多次致电省医学会，指出该伤残鉴定意见的不合理性，也多次向一审法院反映该伤残等级明显失真，并提供两份学校证明，还有视频资料等证据，事实胜于雄辩，但一审法院没让上交。还可提供证人证言证明上诉人基本无生活自理能力，经常发生大喊乱叫的狂躁行为。但一审法院还是采信了省医学会做出的伤残等级，不予准许重新鉴定。上诉人根据原卫生部《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结合上诉人生活不能自理的实际情况和残联出具的智残证（当时韦氏儿童智力测试总智商40以下），大致认为上诉人伤残程度对应二级乙等医疗事故，构成三级伤残，即存在器官缺失、严重缺损、严重畸形情形之一，有严重功能障碍，可能存在特殊医疗依赖，或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上诉人实际是多种伤残，无主动语言，狂躁，抽动，行为异常，实际伤残等级应更高，需终生监护，当然需鉴定明确。第三、鉴定意见认为被上诉人“儿科对新生儿重度窒息认识不足，对重度窒息可能造成的脑损伤没有做相应的治疗和缓解措施，且预后、随访告知不完善，存在过措”，事实上根本没有告知可能智残的任何内容。被上诉人作为大医院，其新生儿科医生有充分认识到早产儿重度窒息后会发生脑损伤的严重后果，没有作相应的检查和治疗，严重违背应尽的注意和诊疗义务，单凭这项严重的医疗过错，足以让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另外，鉴定组专家对被上诉人违背法定义务，未告知重度窒息后遗症，导致上诉人失去治愈脑损伤宝贵时机的过错及其严重性避而不谈。鉴定组专家应该知道新生儿重度窒息后，如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和康复训练，应该能够治愈或基本治愈，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如果被上诉人尽到了法定义务告知后遗症，家属会高度重视，转院到省级，甚至全国最好的专业儿科医院治愈脑损伤，甚至可以放弃抢救和治疗。另外，依据病历，早产儿还有颅内出血、头皮血肿、呼吸暂停、败血症、持续性重度黄疸，这些均可能引起脑损伤，儿科医生岂能不知？但当时儿科医生隐瞒病情，导致家属根本不知这些病症，据此可以断定被上诉人是故意隐瞒早产儿脑损伤的伤情，不仅自己不作相应治疗，还不让家属治疗，简直是犯罪。第四、鉴定意见认为“根据现有医学科学发展水平，尚无法明确上诉人出现智能减退的具体病因”，该意见模糊不清，不能采信。上诉人2013年确诊智力残疾，出生后有诸多病史，有临床症状，自幼就有发育问题，期间有自闭倾向被家长误当自闭症。但鉴定意见认为期间“被诊断为自闭症”纯属无稽之谈。32周多的早产儿，医学上属晚期早产，上诉人出生时体重达2400克，已接近足月新生儿体重。如果出生时没有重度窒息及其由此带来的众多并发症，完全是一个正常孩子。但省医学会凭这一毫无依据的说法，基本免去了被上诉人的全部责任，被上诉人借此推脱全部责任，而上诉人也可凭医学会的鉴定意见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因为鉴定意见认定院方对脑损伤不检查，不治疗，不告知。双方都认为鉴定意见自相矛盾。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8条的相关规定。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判决错误。第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曾将“产科诊断为新生儿轻度窒息”的内容进行告知是错误的。事实上，被上诉人的医务人员在产前、产后根本没有告知，只是在产科出院记录的出院诊断上进行了注明。产前告知窒息风险是产科医生的法定义务，与实际是否发生“重度窒息”毫无关系。尤其针对本例产妇，早产儿有诸多自然分娩窒息的高危因素，但产科接诊医生未尽法定告知义务，更谈不上做好抢救早产窒息儿的复苏人员、复苏器具和保暖设备等准备工作。院方是否做好抢救“重度窒息儿”工作与实际是否发生“重度窒息”毫无关系。实际上，每次分娩，高危产妇，早产儿临产，医学早有规定都应当做好抢救窒息儿工作并要有新生儿科医生参与。本例早产儿产前羊水污染，不管出生时是否“重度窒息”，都应器官插管吸引气管内胎粪。故此，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产科医疗过错建立在“生产时即构成重度窒息”的事实基础之上，但无证据显示当时已构成“重度窒息”，该认定完全错误。上诉人已提供书面证据和医书为据，指出被上诉人所做的新生儿评分主观随意，不符医学常规，诊断与儿科自相矛盾，诊断错误，产科未按重度窒息儿进行复苏存在严重过错。产科出生时记录是轻度窒息，且吸氧好转，20分钟转儿科是因为考虑早产儿生存力低下的原因。上诉人指认该产科虚假记载，因为儿科诊断为重度窒息，肌胀力低，不会吸吮，不会自主呼吸，而且洗胃洗出羊水和血，下病危通知单，随时可能死亡，却又出现一个新生儿1分钟3分，5分钟6分阿氏评分，与产科1分钟6分，5分钟8分，同一新生儿竟然在不同时间、地点有两个截然不同的1分钟和5分钟的阿氏评分，轻度窒息好转20分钟后又变成重度度窒息，令人不可思议。被上诉人产科接诊医生要求顺产(有病历为证据），其依据是孕妇只能剖产两次（孕妇第一个孩子也是在该院分娩，当时剖产分娩，3周岁多意外死亡），32周多早产儿出生后可能死亡，死了还可以再生。产科医生判断严重失误，其把最有可能顺产发生窒息智残的风险没有告诉家属，但把32周多早产儿生后可能死亡的可能性极小的风险却严正地告诉家属。医生应把避免窒息作为首要因素考虑，因为新生儿重度窒息能导致伤残和死亡，伤残其实比死亡更严重。医生误导家属顺产，判断严重失误，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另外，家属不懂医学，到院寻求专业帮助，相信医生，签字同意医生自然分娩完全正常，又由于家属完全没有医疗损害意识，常常是按医生要求写，也不注意看所写内容，字迹也难以辨别。再说，签字同意自然分娩，若医生有过错，也不能免除医生责任，家属认为产妇本可以剖产安全分娩，规避窒息，头颅大血肿。由于听从医生建议自然分娩，带来了终生的灾难，造成永久的遗憾。即使产科无任何其它过错，仅单凭医生建议顺产，产前又未尽法定义务告知窒息智残风险，就应认定产科医生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分娩方式选择问题、医方充分考虑孕妇个体情况并已征得家属同意，该项上并无过错，显然是不当的。第二、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已及时将患儿转儿科进一部治疗，上诉人主张的儿科医生没有共同参与抢救存在过错的主张并非建立在当时的医疗条件、水平及客观事实基础上，该认定也是错误的。窒息儿（特别是重度窒息儿）抢救应争分夺秒，每延迟1分钟就可能导致脑损伤的风险，5分钟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该项抢救工作需经过专业训练的产科医生才能胜任。早产临产，重度窒息儿医学上规定需新生儿科医生参与，并具有器官插管的熟练技能，新生儿在产科出生，产科抢救工作是最关键的。当时被上诉人产、儿科在同一楼，可能也在同一层，儿科医生到场协助处理非常方便，怎能认定其相关过错主张并非建立在立足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水平及客观事实？如被上诉人真不具备相应的医疗条件和水平，理应尽快剖产分娩，或应尽法定义务告知转院杭州专业妇保医院，家属有权利接受优质的服务。第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病历涉嫌造假的意见未予支持，该定论无依据。一审法院没有当庭审查，被上诉人也没有对病历问题作出答复，没有经过质询，不能下定论。第四、一审法院认为重度窒息的原因无法确定，上诉人认为，本例早产儿窒息是在分娩过程中发生的，与分娩方式有关，而分娩方式是医生决定的，不管何时发生重度窒息，其原因与产科接诊医生处置均有关。既然被上诉人认为毫无过错，本例早产儿重度窒息为何不可避免？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出生时即为重度窒息，故主要与出生前的因素有关，但被上诉人的产科诊断却为轻度窒息，两者间显然自相矛盾。退而言之，即使主要与产前因素有关，产科也应及时剖产规避窒息。医方无法举证重度窒息与医生诊疗措施无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五、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病历证明四岁起陆续看发育门诊，一份上诉人7岁时曾在杭州圣爱自闭症康复中心接受训练的证据，是为了证明自幼就有问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被诊断过自闭症，该认定完全错误。上诉人从未被诊断过自闭症，只是家属不懂医学，小孩没有主动语言，外表完全正常，被家长误认为自闭症。上诉人在自闭症康复中心接受训练并不证明就是自闭症，最终确诊实际为智力残疾,不存在自闭症。智力残疾的损伤原因是明确的，唯一的，就是出生时重度窒息及其并发的头颅血肿、呼吸暂停、呼吸窘迫综合症、高胆红素血症等造成大脑发育不良的后遗症。第六、被上诉人的一审答辩意见完全不能成立，但一审法院未予任何置评。上诉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3周多，完全正常，是因为吸入异物意外而死，与上诉人的智残毫无关系。上诉人母亲孕期感冒2次，青霉素治疗，子虚乌有，未有家属签字无效，产、儿科诸多信息都是医生自行填写，未有家属签字。其实，青霉素对胎儿无害。护理记录缺少却说完整。本例早产儿出生时大脑缺血缺氧，早产儿缺血缺氧会导致早产儿脑白质损伤（《产房内危重新生儿急救》P284）,但被上诉人却辩称早产儿出现脑损伤的最大可能是脑白质软化，无治疗方法，应预防为主，那么被上诉人为何不能预防本例早产儿缺血、缺氧?为何不用仪器确诊？被上诉人辩称当时很快给上诉人脱离氧气，恢复良好，故不存在治疗不到位。这恰好反证了产科过早脱氧，导致20分钟在儿科病情恶化，重度窒息，随时死去的严重错误。既然治疗到位，很快脱离氧气，但儿科病历记载连续吸氧达5天，直到6月4号上午才停氧。新生儿恢复良好，但病历记载直到6月5号上午才停病危。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儿科只有入院时一张病危通知单？以上分析，足以指认医院举证不能。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调整为2014年度浙江省标准）；2、对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浙江医鉴【2014】139号的鉴定意见不予采信，并依法准许上诉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明确上诉人伤残等级、损伤原因和被上诉人的责任程度。
被上诉人萧山第一医院答辩称：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鉴定单位也派人出庭接受质询，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符合法律的规定。省医学会对于上诉人的伤残等级已有明确的鉴定意见，上诉人本人也到场参加鉴定会，鉴定专家通过对上诉人的现场表现进行评估得出鉴定意见，是客观公正的。根据鉴定意见的分析，依据现有的医学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能明确上诉人智能减退的具体病因，鉴定专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后才认为被上诉人有轻微责任。本案纠纷发生于十多年前，十多年之前的情况更不能确定具体的发病原因，所以鉴定意见实际是偏向上诉人的。上诉人认为鉴定结论中没有阐明鉴定依据，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确实有不少未知的知识。鉴定意见也是鉴定专家通过鉴定的程序做出的，是符合科学要求和客观事实的，里面谈到“尚无法明确病因”也是有事实依据的。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产前告知的问题，被上诉人根据当时的情况，对于产妇的评价是客观的，也已经履行了产前告知义务，生产的过程也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当时的情况，孕妇没有进行剖宫产的指征，选择阴道顺产符合医疗常规。上诉人出生后，产科诊断为新生儿轻度窒息，被上诉人已将该情况对家属进行了明确的告知。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儿科医生参与抢救的问题，根据原始病历，产科诊断为轻度窒息之后，立即进行了抢救治疗，该行为符合医疗程序。关于上诉人提出的病历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将原始病历提交给了法院，一审法院也组织当事人进行了核对，核对之后再进行复印，该程序保障了当事人的质证权利。综上，浙江省医学会在依据现有科学水平还不能明确上诉人的具体病因的情况下，判定被上诉人承担轻微责任，这是有利于上诉人的结果。一审法院根据该轻微责任的鉴定意见，判令被上诉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这也是有利于上诉人的。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举证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孕妇许蕾新因“停经32+2周，阴道流液3+3小时”到萧山第一医院住院治疗。院方根据孕妇“胎膜早破，疤痕子宫，先兆早产，轻度妊高症”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已出现临产症状，继续保胎已无效，告知家属“早产儿出生后生命力低下，并发症多，新生儿死亡可能”，建议尽可能阴道分娩。孕妇丈夫孙某2作为家属做出了“理解病情，同意目前处理”的明确表示，并签字认可。在此情况下，院方实施了阴道分娩的手术。院方实施该手术方案，系根据孕妇的实际情况，并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此后的手术方法也未见违规。根据鉴定意见，孕妇当时并没有剖宫产的绝对指征。故此，上诉人认为院方采用阴道分娩手术方法存在错误的意见，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新生儿娩出后，考虑到病情危重，经产科紧急救治，随即转入新生儿科进一步治疗。该转科治疗未见延迟，上诉人认为在孕妇生产过程中应当采取产科和新生儿科医生联合治疗的措施，依据不足，故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新生儿转入儿科后，初诊诊断为“早产儿适于胎龄儿，新生儿重度窒息，吸入性××，RDS？”。在新生儿科的第一次病程录中，经治医师根据患儿的实际情况，已将“并发症较多，颅内出血，可能危及生命，由于重度窒息，有可能加重病情”等可能的后果向患儿父亲孙某2进行了明确的告知，患儿父亲表示理解，并要求尽一切力量抢救。后院方予吸氧、补液、保暖、抗感染等对症治疗。新生儿的病情逐渐稳定好转，并于半个月后顺利出院。
浙江省医学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原审法院的委托，组织产科、小儿内科、精神科和法医专业等7名专家对案涉医疗行为进行专业分析和判断，鉴定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鉴定专家组经合议认为，萧山第一医院当时对患儿实施的治疗手段属“对症支持治疗”，但存在对新生儿重度窒息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对可能造成的脑损伤没有作相应的治疗和缓解措施，且预后、随访告知不完善的过错。现上诉人遗有智力损伤的严重后果，经鉴定专家组评定构成智力残疾三级。关于造成该后果的原因，考虑到上诉人属早产儿，胎儿发育尚不完全，且在生产过程中还存在新生儿重度窒息的情节，这些均可能会对上诉人的脑部发育造成严重影响。鉴定专家据此认为上诉人智力残疾后果与以上多种因素相关，医方的过错与该损害后果的相关性不能排除，并认定医方应当承担轻微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案涉医疗行为发生于15年前，医学专家根据当时的医疗常规，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对涉案医疗行为做出专业的判断，该判断符合科学性的要求。上诉人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鉴定专家对医疗过错、残疾程度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均存在错误，为此省医学会已经指派人员出庭作证接受质询，且也已书面形式进行了答复。据此，原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依然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并要求重新鉴定，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持，本院不予准许。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省医学会做出的鉴定意见，确定由萧山第一医院对上诉人的合理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要求萧山第一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12元，由上诉人孙某1负担（已准予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辉
审 判 员 朱小萍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朱 江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