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2民再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芳，女，193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振军，吉林屹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更正，男，194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原审被告：高安叶，女，196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原审被告：高安英，女，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原审被告：高安房，男，196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原审被告：高安海，男，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原审被告：高安勇，男，197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原审第三人：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小绥河村七社，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原告曹更正诉被告王金芳、高安叶、高安英、高安房、高安海、高安勇及第三人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小绥河村七社（以下简称小绥河七社）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日作出（2013）船民一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高安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0月12日作出（2013）吉中民一终字第719号民事判决。2015年5月14日，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吉检民监[2014]22000000224号民事抗诉书，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8日作出（2015）吉民抗字第4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2015年11月10日，本院作出（2015）吉中民再字第1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日作出（2016）吉0204民初207号民事裁定，对本案按撤诉处理；又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6）吉0204民监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17年7月5日，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0204民再1号民事判决。王金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金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振军，原审被告高安英、高安海、高安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曹更正及原审被告高安叶、高安房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金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曹更正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小绥河七社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自村民组织法实施以来，农村的社被全部撤并成立村委会，原审法院将不存在的社列为第三人明显错误。小绥河村委会是本案重要的当事人，原审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曹更正在庭审时无举证和陈述，原审法院为曹更正编制庭审事实，程序违法。（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涉案房屋所有权归曹更正明显错误。原审判决将曹更正提供的“收据”认定为所有权凭证错误，该收据无原件，也无当时七社财务入账凭证和社员大会决议，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原审判决无视曹更正已经拥有自己的住宅和宅基地，不具备再取得房屋宅基地的权利的事实。原审判决对下列事实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说明：第一，曹更正为什么30年不使用涉案房屋？第二，高新全一家为什么在此居住30年？第三，曹更正为什么将涉案房屋前后的承包地置换到他处？第四，为什么30年不办产权证？第五，为什么对高新全一家改造涉案房屋并建仓房等置之不理？第六，为什么在高新全等重要当事人去世后才起诉？对于这些问题，曹更正未举证未陈述。2.原审判决否定高新全合法取得涉案房屋，严重背离客观事实。（1）高新全依法获得《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产权证是国家房产管理部门颁发唯一确定所有权的最权威有效凭证。30年前房产登记程序十分严格，不仅需要调查，而且生产大队、小队、社员等要出具相关证明才可以登记。时任大绥河乡财政所助征员张华出庭证实向高新全收税时是通过时任七社队长曹更正进行的，足以证实曹更正早就知道高新全购房事实。（2）高新全从生产队购房合法有效。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当年高新全是通过时任生产大队会计钟锡久购买的四间房，有钟锡久写的便条为证。（3）高新全购得涉案房屋是原生产队里的饲养所，是一个筒子，并非住宅，也未办过产权，不适合人直接居住。为了居住，高新全一家对该饲养所进行了住宅式整体改造，建墙、扒窗户、安门等。这些事实也足以证明涉案房屋所有权是高新全的。（4）高新全的房屋符合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生产队（或村）对住宅及宅基地进行充分调查核实，出具证据，才能获得批准，才能取得相关证件。如果房屋是他人的生产队不可能批给高新全作为宅基地。（5）曹更正早就确认该房屋所有权属于高新全。在1994年3月3日《协议书》中第一条写道，“高新全承包曹更正土地1.5亩（现高房前和房南）”，协议下面有曹更正本人签字，足以证明曹更正早就确认此房所有权属于高新全。3.原审判决认定王金芳自认是从曹更正处购得房屋是故意歪曲事实。王金芳一直坚持认为高新全是通过大队购买的房屋，因历时30多年，高新全及重要经手人都已去世，购买的具体细节无法说清楚。原审曲解王金芳的意见。（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自1984年以来至今已近30年，曹更正从未向王金芳主张过权利，起诉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曹更正未到庭答辩。高安勇、高安海、高安英述称，同意王金芳上诉意见。高安叶、高安房与小绥河七社未到庭发表意见。曹更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坐落在小绥河七社（原生产队饲养所）的四间房屋归曹更正所有，所发生的房屋更名费及诉讼费由六名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曹更正于1983年10月7日购买了原生产队的饲养所，计房屋七间，共花费1600元。1985年将其中三间出卖，剩余四间一直由曹更正管理使用，该房屋一直未办理私有房屋所有权证。2012年9月，农村补发房证时，曹更正才发现该房屋产权已办到高新全（已死亡）名下。曹更正从购买房屋到现在，未与任何人签订过房屋买卖协议，也未将房屋赠与他人。高新全私自将曹更正所有的房屋产权办在自己名下，其行为严重地侵犯了曹更正的合法权益。王金芳、高安房、高安海、高安勇、高安叶、高安英辩称，（一）本案争议的房屋所有权属于高新全。1.高新全依法获得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产权证是国家房产管理部门颁发的唯一确定所有权的最权威有效凭证，且30年前房产登记程序十分严格，不仅需要调查，而且生产大队、小队、村民等要出具相关证明才可登记。2.高新全从生产队（或村）购买的涉案房屋合法、有效。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当年高新全是通过时任生产大队（或村）会计钟锡久购买的四间房，有钟锡久写的便条为证。3.高新全对所购房屋进行了改造。高新全购得涉案房屋是原生产队的饲养所，是一个筒子，并非住宅，也未办过产权，且不适合人直接居住。为了居住，高新全一家对该饲养所进行了住宅式整体改造，建墙、扒窗户、安门等。4.高新全的房屋符合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涉案房屋下的宅基地是高新全一家人唯一宅基地，其房屋也是唯一的，根据宅基地的审批规定，生产队（或村）对住宅及宅基地进行充分调查核实，出具证明，才能获得批准，才能取得相关证件。如果房屋是他人的，生产队（或村）是不可能将他人房屋下的土地批给高新全作为宅基地的。5.曹更正早就确认该房屋所有权属于高新全。在1994年3月3日的一份《协议书》第1条“高新全承包曹更正土地1.5亩（现高房前和房南）”，下面有曹更正本人签字，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曹更正早就确认此房所有权属于高新全。（二）曹更正从未获得该房的所有权。1.“收据”不是所有权凭证，不能对抗产权证。曹更正告诉的唯一证据就是1983年7月20日由小绥河第七生产队出具的“收据”，且不说这份证据的真假难辨，仅就“收据”本身来说，充其量是债权凭证（仅是一张白条），而非物权凭证。2.曹更正从未实际占有该房屋。该房一直由高新全一家占有、使用，已30多年，而曹更正从未占有使用过该房屋。3.曹更正不具备获得该房屋的法定条件。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曹更正已有自己的住宅和宅基地，不具备再取得涉案房屋宅基地的权利。4.曹更正所诉事实不符合常理。曹更正对下列事实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第一，为什么30年自己不使用？第二，高新全一家为什么在此居住30年？第三，曹更正为什么将涉案房屋前后的承包地置换到他处？第四，为什么30年不办产权证？第五，为什么对高新全一家改造涉案房屋并建仓房等置之不理？第六，为什么在高新全去世后才起诉？对这些问题，曹更正在诉讼中说法前后不一，各种说法（如借住、陪住、白住等）都令人难以置信，也不符合常理，且曹更正对自己的主张未举出任何证据。（三）曹更正的诉讼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我国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而本案自1984年以来至今已近30年，特别是曹更正从未取得过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诉讼，其诉讼早已超过最长时效的规定。综上所述，曹更正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曹更正无理告诉。小绥河七社未发表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3年，曹更正购买了小绥河七社的饲养所房屋一栋（七间）及磨米机、电动机、粉碎机、锄草机，共计交付1600元。1984年，高新全一家搬到西侧四间房屋内居住，后又搬到吉林市内居住，该房屋空闲至今。1991年11月28日，高新全经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房产部门登记，取得四间房屋的私有房屋所有权证。2003年7月9日，高新全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2012年9月，曹更正发现该房屋产权已办到高新全名下，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四间房屋归其所有，所发生的房屋更名费及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曹更正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于1983年购买了本案诉争房屋，原审被告在原审中也自认高新全是从曹更正处购得房屋。再审过程中，原审被告改称诉争房屋已经被生产大队收回，高新全是从生产大队处购买的房屋，但并未提供相关协议或收据等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曹更正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原审被告即负有举证证明其已经从曹更正处合法取得了诉争房屋所有权的责任。诉讼中，原审被告所提供的直接证明购房事实的证据仅有钟锡久书写的便条，但该便条上并无曹更正的签字，无法直接证明原审被告所主张的交付购房款的事实。原审被告在诉争房屋附近建设仓房、承包田地等行为，亦均不能证明原审被告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的合法性。综上，曹更正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原审被告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曹更正要求确认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曹更正关于房屋更名费的主张，因尚未实际发生，不宜在本案中予以裁判，如今后实际发生，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过程中，王金芳提供一份证据，证明生产小队于1982年解体，买房时曹更正不是小队长。因王金芳提供的证据无关本案事实认定，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对原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984年8月2日，永吉县大绥河乡财政所收取高新全案涉房屋交易税15元。1987年12月2日，永吉县大绥河乡财政所收取高新全宅基地办证费70元。1989年11月7日，永吉县大绥河镇土地管理所收取高新全宅基地申报登记费20元。曹更正曾与高新全因案涉房屋前后的承包地发生纠纷，双方于1994年3月3日达成协议称，“高新全承包曹更正地1.5亩（现高房前和房南）……”本院认为，曹更正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争议的四间房屋归其所有，故本案是物权确认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本案争议房屋不动产登记发生于1991年，登记所有权人为高新全，有不动产登记部门保管的《私有房屋发（换）照（证）审批表》为凭。审理过程中，王金芳提供了永吉县大绥河乡财政所于1984年8月2日开具的房屋契税完税证，证实高新全因购买争议房屋向大绥河乡财政所交纳了房屋交易税15元。当年永吉县大绥河乡财政所经办人张华出庭作证称，“我和同事王仁下乡到小绥河七社征收农村个税，我俩挨家走访，打听到七社社员高新全家没有房居住，购买了生产队的仓库。我们问了当时队长曹更正和社员，他们都承认这个事。”张华的证言能够证实王金芳的主张属实。王金芳还举证证实，高新全因办理宅基地使用证，分别向乡财政所和土地管理所交纳了费用。另，1994年3月3日，高新全与曹更正因争议房屋前后承包地发生纠纷达成协议，协议书中对于争议房屋表述为“现高房前和房南”，曹更正在该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再者，直至2011年高新全去世，曹更正都未因案涉房屋向高新全主张过任何权利。现曹更正提起告诉，主张争议房屋归其所有，仅仅提供了一份1983年7月20日由小绥河第七生产队出具的1600元收据，证实其从小绥河七社购买了案涉房屋。但对于小绥河七社何时向其交付房屋，何时由其占有使用，为什么近30年的时间时对于其未能使用该房屋从未向小绥河七社主张过权利，也从未于本案起诉前以任何方式主张高新全侵害了其合法权利，曹更正均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曹更正主张将争议房屋借高新全一家使用，但对于其主张的“借用”期间形成的1994年承包地纠纷协议书作出“现高房前和房南”的表述内容也未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曹更正对于其主张为争议房屋真实权利人举证严重不足，不足以否定行政机关不动产登记的证明力，曹更正请求确认争议房屋归其所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金芳上诉请求成立，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4民再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4民再1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驳回曹更正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合计1100元，由曹更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笑飞审判员毕雪松代理审判员丛军霞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滕            欣            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