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湘0523民初784号
原告：陈又成，男，195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伯衡，湖南方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阳县岩口铺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岩口铺镇。
法定代表人：唐旭明，男，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虚静，邵阳县天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陈又成与被告邵阳县岩口铺镇人民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又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伯衡、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虚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又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房屋拆除补偿费5000元；2、判令被告划给原告建房安置地74㎡；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985年1月，因320国道扩宽，被告在岩口铺路段拆除了原告临近公路边的7.4㎡房屋。1985年2月12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公路建设拆迁房屋合同书，约定补偿原告拆迁房屋补助费167.9元。1987年12月25日，被告通过县城乡建设用地审批部门审批，免费发给原告没落实建房用地的空头建房许可证，该证载有“新造房屋二间，建筑面积非耕地66平方米”，还由当地土地管理员陈仲生注明“实际用地74平方米”。房屋被拆以后，原告当时找分管公路扩宽拆迁工作的乡党委委员陈立华落实补偿事宜，其一直拖沓不给解决，直至其2000年病逝都未解决，此后又找镇政府历届领导解决都无济于事。原告于2016年向镇、县信访。镇政府答复：拆除7.4平方米房子是实，但是否拆一赔十，没有政策依据。县信访部门复查后答复：属于征地拆迁争议范畴，应通过诉讼或其他法定途径解决。由于建房补偿及建房基地一直没有落实，原告房屋未拆部分已成危房，原告只好用责任田土与组民兑换才将房屋改建居住。
被告答辩称，1、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的民事最长诉讼时效；2、根据最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本案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具有行政合同的属性，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3、原告主张的安置地74㎡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1989年进行的土地普查情况，国土部门已经许可原告建设用地200㎡，规划到红线范围内，并于1990年12月发放土地使用证，充分证明了原告已经足额使用了建房用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并相互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了书证三份，即“邵阳县公路建设用地范围内建筑物拆迁通知单”、“邵阳县公路建设拆迁房屋补助合同书”及“建房许可证”，用以证明原告主张的1985年因320国道扩建拆除了原告占地面积7.4㎡的房屋，并订立合同补助房屋拆迁款167.93元的事实，对此被告不持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其中“建房许可证”（1987年№0013418）的左下方有“实际用地74米².区：土管员陈仲生（盖章）”迹样，原告借此主张被告应补偿原告建房用地面积74㎡，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建房证只是许可原告建房66平米，实际用地74平米，纸上有的内容是自己加上的，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建房证上的内容与陈仲生签名补注的内容不一致，且仅凭一国家工作人员的个人签署的内容为“实际用地74米²”之类的意见，难以推定出原告所主张的拆一赔十的安置地补偿政策，因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2、原告提交了陈诗茂、胡训高的调查记录或证言，以证明原告为落实解决补偿款及安置地的问题不断找乡镇有关领导但未得到解决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所阐述的内容系主观推测，采信度地，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对原告为解决补偿款及安置地的问题不断找乡镇有关领导的事实予以确认，也可以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3、原告提交了分别向岩口铺镇政府及邵阳县政府的信访报告及批复，用以证明原告通过信访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拆迁安置问题，被告镇政府认可拆除了原告占地面积7.4㎡房屋的事实，又以没有政策依据为由不同意补偿74平米的建房安置地，县政府以原告的信访申请属征地拆迁争议范畴，应该通过行政诉讼或其他法定途径解决为由不予受理。被告质证认为以上证据与本案诉讼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被告的质证意见理由成立，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4、原告还提交了李建娥宅基地互换申请书、岩口铺村中街组证明、原告代理人对张述英、罗宏坤的调查记录、孙跃进房屋改建用地申请书、土地使用权证（均为复印件）等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家1990年修建及2014年改建的房屋用地系2000年和2007年用自己的责任土与他人互换而得来的，说明被告拆迁安置地没有补偿到位。被告方质证认为原告方以上证据内容中的时间上有矛盾，也与本案没有关联，且从土地使用权证中显示原告实际用地已达200平米，之前批准的66㎡应该已经规划在内。被告也提交了一份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卡（土地使用者标注为陈佑成），内容与原告提交的土地使用证一致，用以证明原告已经足额使用了拆迁补偿土地用于建房。本院认为，原告为改扩建房屋与他人进行了土地调换的事实可以认可，但原、被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是或不是得到了补偿建房用地，因此对双方的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1985年，因为320国道扩宽，被告（原岩口铺乡人民政府）要求原告拆除其临近公路边的7.4㎡房屋。1985年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公路建设拆迁房屋合同书，约定补偿原告拆迁房屋补助费167.9元，同时规定该补助费专用于房屋修建，如不专款专用，甲方（乡政府）拒绝付款，造成后果，由拆房户自负。1987年12月25日，邵阳县人民政府审批发给原告建房用地的建房许可证，该证批准原告“新造房屋二间，建筑面积陸拾陸米²，占地面积非耕地陸拾陸米²”，当地土地管理员陈仲生在该建房许可证上签注了“实际用地74米²”的字样。原告房屋被拆以后，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将安置地及补偿款补偿到位，多次找相关领导解决未果。原告用责任田土与其他组民兑换了部分土地先后于2000年、2014年将房屋进行了改扩建。原告于2016年先后向镇、县信访。
根据原被告诉讼请求及抗辩主张，本院针对双方所争执的焦点评判如下:
一、本案原告所持的公路建设拆迁房屋〖补偿〗合同书属于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是否能够依据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争议的问题。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履行职责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公法上的协议。从形式要件来看，行政合同的当事人必定有一方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政机关，行政合同的内容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共同协商、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结果。从实质要件来看，行政合同主要涉及履行行政机关的职能、公共利益、行政权力以及公民的平等参与，其有严格的程序规制。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分标准主要包括主体标准、目的标准与行政优益权标准三种。(1)主体标准，即主体之一是否为行政机关。(2)目的标准，即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还是签约主体的个体私利。行政合同的目的是实现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完成行政任务，为公共利益；而民商事合同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合同主体的个体利益。(3)行政优益权标准，即从合同主体是否享有行政优益权进行判断。本案被告岩口铺镇人民政府作为一级行政机关为扩宽公路此类的公共利益，履行其行政职能，与原告签订了合同书，从合同书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解除、终止过程中，被告岩口铺镇人民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其行政职权在合同履行中起主导作用。在其权利义务的约定上，体现行政管理关系，具有不对等性。与现行的商业开发活动中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有本质的区别，因此该合同应属行政合同，难以确认为民商事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十一）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看，本案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因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况”。本案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被告补偿其拆迁款及安置地的时间已达三十二年，已远超法律规定的二年的期间请求，虽然其间也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但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亦已远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最长20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同时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也不存在客观的障碍使其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本院不宜延长其诉讼时效。此外，即使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第四十六条也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综上所述，本案无论是从依赖的诉讼程序的角度还是从诉讼时效的角度，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或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又成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简寻源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代理书记员 唐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