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13行终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惠灵，男，汉族，住广东省博罗县。
委托代理人曾景威，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住所地：广东省博罗县罗阳镇北门路**号。
法定代表人庄惠达，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常颖，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雪斌，博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中队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信访局。住所地：广东省博罗县罗阳镇博惠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永忠，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红华，博罗县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炳华，博罗县信访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钟惠灵因公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行初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钟惠灵、廖某夫妇因其在深圳龙岗区南澳镇投资的养殖场财物损失赔偿问题，自2011年以来，多次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广东省信访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信访申诉，并先后十次到北京天安门地区和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西城分局多次训诫。两人在多次信访过程中，不服从分流安排，不配合省驻京信访工作组及惠州市驻京信访工作人员接离劝返，造成倒流、滞留的恶劣影响。作为原告户籍地博罗县人民政府多次配合信访等相关部门进京劝返钟惠灵、廖某夫妇。2014年以来，钟惠灵、廖某夫妇多次以保证不到北京等重点敏感地区和相关部门上访为由，向博罗信访局、罗阳镇人民政府收取了交通、食宿等费用，同时出具了收条和保证书。2016年3月3日，钟惠灵、廖某夫妇再次准备乘坐高铁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越级进京上访，罗阳镇人民政府及博罗信访局工作人员接报后，在广州南站将钟惠灵、廖某夫妇劝返并带回博罗罗阳镇政府。随后，博罗罗阳镇政府以钟惠灵、廖某夫妇多次进京非正常上访，耗费政府大量人力、物力，扰乱其单位正常工作秩序为由，向被告博罗县公安局报案。被告博罗县公安局立案受理后，对博罗县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聂xx、博罗罗阳镇政府信访办主任胡xx以及钟惠灵、廖某夫妇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收集了《训诫书》、《工作说明》、《关于钟惠灵、廖某进京非访的情况说明》等证据。2016年3月4日，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向原告钟惠灵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但钟惠灵拒绝签名，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作出（博）行罚决字[2016]003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钟惠灵、廖某夫妇于2011年开始先后多次越级进京上访；2016年3月3日，两人准备进京上访时在广州南站被截拦带回审查，就多次进京上访一事博罗罗阳镇政府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严重扰乱罗阳镇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原告钟惠灵处以行政拘留十日，送博罗拘留所执行，期限从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3月14日。同日，博罗县公安局向钟惠灵家属寄送了《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原告钟惠灵于2016年3月14日解除行政拘留后，于2016年5月13日将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博罗信访局诉诸本院，提出13项诉讼请求。本院立案受理后，要求原告明确诉讼请求、明确被诉行政行为，原告代理律师称转达法庭意见后原告表示不作变更。另查，原告于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3月14日在博罗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博罗拘留所在原告拘留期间代保管原告的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机动车驾驶证、钱包、手机等物件。原告起诉称其身份证、银行卡、手机一开始被拘留所扣押，后在解除拘留后，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又将原告的身份证、银行卡这些证件拿到公安局，直至16日下午才返还。庭审时被告博罗县公安局解释称3月15日因案件需要将原告身份证从拘留所拿出代为保管，后因当日办案人员出差在外没有及时将代保管的身份证等返还原告，等办案人员3月16日回来后才返还。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被告博罗信访局是否本案适格的被告；二是原告提起诉讼的是哪个行政行为；三是该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首先，原告的诉讼请求多达13项，涉及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即行政拘留决定、博罗县公安局在解除拘留后扣押原告身份证、银行卡等物件的行为、相关工作人员将原告从北京劝返带回的行为、被告在2016年3月18日至26日再次进京上访期间扣押原告身份证、手机的行为等等。原告在法庭释明后仍未对被诉行政行为予以明确，从诉讼请求内容及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来看，原告起诉主要认为其是正常上访而非越级上访，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的拘留决定没有事实依据，故本案审查的是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于2016年3月4日作出的（博）行罚决字[2016]003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与执行该拘留决定相关的行政行为即行政拘留的执行、暂扣原告身份证、银行卡、手机的行为。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在2016年3月18日至26日再次进京上访期间对其实施了拘留并扣押其身份证、银行卡的行为，不能证明行政行为的存在，故原告诉请的被告强制从北京带回原告的行为、被告在北京扣押原告身份证和手机的行为，本院不作审查。第二，原告起诉认为是博罗信访局工作人员将原告从广州南站带回，并且博罗信访局在北京强行扣押原告、扣留原告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们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如前所述，本案被诉的行政拘留决定系由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由博罗拘留所执行，并非由博罗信访局作出，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博罗信访局在北京实施了拘留、强行扣押原告及其手机、身份证的行为，故博罗信访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第三，关于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信访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以及《广东省信访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或者到有关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人应当以合法方式表达诉求，不得越级走访。本案中，钟惠灵、廖某夫妇提出的信访事项是其在深圳龙岗区南澳镇投资的养殖场财物损失赔偿问题，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只能向“本级”机关（深圳市国家机关）或“上一级”机关（省级国家机关）提出信访事项，而非向“上级”机关（如进京上访）提出；原告采取走访的形式信访，只能到有关国家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而非到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等敏感地区进行走访。因此，被告博罗县公安局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训诫书》、《工作说明》、《关于钟惠灵、廖某进京非访的情况说明》、《保证书》、收条等证据以及对钟惠灵、廖某夫妇、博罗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等人的调查询问，认定钟惠灵、廖某夫妇自2011年以来多次越级、非正常上访，不配合相关部门接离劝返，多次训诫、劝阻、教育无效，对博罗罗阳镇政府工作造成恶劣影响及经济损失，扰乱单位秩序，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钟惠灵、廖某夫妇多次越级、非正常上访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博罗县公安局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钟惠灵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博罗县公安局立案受理后，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笔录》并告知原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向原告宣告了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原告家属寄送了《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程序合法、正当。综上，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的（博）行罚决字[2016]003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合法的行政行为。第四，关于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在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原告实施暂扣身份证、银行卡、手机等物件以及原告是否超期拘留的问题。《拘留所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拘留所收拘被拘留人，应当对被拘留人的人身和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被拘留人的非生活必需品及现金由拘留所登记并统一保管。检查发现的违禁品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应当移交拘留决定机关依法处理。”对被拘留人进行收拘时，拘留所有权对其随身携带的非生活必需品进行登记并统一保管。但是，被告博罗县公安局未举证证明其在原告解除拘留后有正当理由继续扣押、保管原告的身份证、银行卡等物件，故被告在原告解除拘留后扣押原告身份证、银行卡等物件两日的行为违法。根据《公安部关于治安拘留时间如何计算问题的批复》（公复字[2000]8号）“……；二、治安拘留的期限是以日为单位计算的，执行治安拘留的时间也应当以日为单位计算，入所当日不计算在内，执行到第二日即为1日。例如，某人被治安拘留5日，于8月1日入所执行，则应当在8月6日出所。”的规定，原告于2016年3月4日入博罗拘留所执行拘留，于2016年3月14日被解除拘留，拘留时间为10日，并没有超出规定的拘留期限。综上，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合法、执行拘留行为合法、在原告拘留期间暂扣其身份证、银行卡、手机等物件的行为合法，而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在原告解除拘留后扣押其身份证、银行卡等物件两日的行为对其造成了哪些损失，故原告诉请确认被告作出的拘留决定违法，并要求被告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2856.36元、差旅费4970.53元、误工费2700元、律师代理费6000元、财物损失17027600元，要求被告追究单位责任人行政责任、赔礼道歉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以及上述所引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于2016年3月14日-16日扣押原告钟惠灵身份证、银行卡等物件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钟惠灵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博罗县公安局负担。
上诉人钟惠灵上诉称：一、本案被上诉人作出的拘留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拘留提出的理由有二：一、(判决书第六页倒数第八行)“根据《信访条例》四十七条……；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二、(判决书第七页第二行)“扰乱机关……单位秩序，致使……不能进行。”（一）、根据《信访条例》四十七条中给予治案管理处罚的行为是“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被上诉人适用这一条文错误。1、本案中上诉人并未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也无其它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2、假设上诉人有这样的行为，需要拘留的，也是由北京的公安处理。3、确需拘留的，也应当是当时处理，而不是几年后拿出来说事。4、被上诉人在拘留决定书中作出的理由是“扰乱单位秩序”。在行政行为作出之时，必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得事后补充证据或另行适用其它的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在诉讼中增加这一理由不得作为其行政拘留合法的依据。（二）根据“单位秩序”处以拘留，须达到“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认为是“严重影响了博罗县人民政府及县信访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1、上诉人去北京信访，不是去罗阳镇人民政府及县信访部门信访，罗阳镇人民政府及县信访部门仍然能正常工作。2、如果是不能正常工作，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的具体哪次行为导致罗阳镇人民政府及县信访部门的哪一天几点钟不能正常工作。3、罗阳镇人民政府及县信访部门去北京做上诉人的疏导工作并不能等同于罗阳镇人民政府及县信访部门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4、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及经济损失”也无实际依据。如果有，请问恶劣何在？损失具体有多少？是正常的工作开支还是因上诉人的违法造成的开支？5、对上诉人作出“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定性不当。上诉人多年以来，向县、市、省各部门多次信访，最后才无奈进京信访、文明信访。所求无非是公正解决上诉人与深圳南澳当地的公安、村委之间的争议。上诉人信访事项有理有据，并非缠访闹访。6、上诉人进京信访并无违法之处，被上诉人把所有进京信访的行为都认为是“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并作出拘留并无任何依据。地方政府对于进京上访做劝返工作当然会增加负担，但这本身并不能成为拘留信访人的理由。二、拘留执行超时。拘留执行时间是日期对日期，时间对时间，满足拘留的正常时限。在实践中拘留投送时间在晚六点以后的往往会提前至六点前释放，要让被拘留人至少能够自行回家，且保证宁可时间不足但绝不超过羁押时限。本案中，上诉人2016年3月4日早早进入看守所，3月14日下午6点多才出所，看起来是10天。但是实际上并没做到时间对时间，虽不是拘留11天，但却超过了10天。被上诉人一审中并未出示相关的记录，就是为了糊弄过关。三、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长期打交道，对上诉人的了解不可谓不深入，还多次到过上诉人位于深圳的居住地。明知上诉人家属在深圳，户籍地根本没家属，却把《通知书》寄往户籍地，该行为明显不当。本案中，两名被上诉人并无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是如何将上诉人从北京强行带回的，如果不是黑保安，也应当对相关人员的身份作出合法性的说明。四、被告将上诉人第二次带回违法。被上诉人第二次阻止上诉人进京是直接派来将上诉人带回，并没任何手续，但是有相应的车票、通话记录等。而且对方在庭审中也没有否认，应当认定。五、一审中认定扣押证件钱包手机等违法的情况下，却认为没有造成损失是错误的。上诉人无钱无身份证无手机，只能滞留博罗，更无法处理生意上的事务，怎么可能没有损失呢?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博罗县公安局答辩称：一、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第十条“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行政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规定可知，公安机关对于行政案件的管辖是以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为原则的。2016年3月3日，博罗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以被答辩人扰乱单位正常工作秩序为由向答辩人报案。答辩人立案受理后，通过对报案人、被答辩人以及相关证人进行询问的基础上，并结合其他相关证据材料，掌握了被答辩人通过多次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方式扰乱博罗县人民政府工作秩序的事实，答辩人基于上述事实对被答辩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主要是针对被答辩人扰乱博罗县人民政府正常工作秩序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且被答辩人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地在博罗，因此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扰乱单位正常工作秩序的违法行为有管辖权。二、一审法院对被答辩人存在多次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根据《信访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以及《广东省信访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依法向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提出，或者到有关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人应当以合法方式表达诉求，不得越级走访。在本案中，被答辩人提出的信访事项是其在深圳龙岗区南澳镇投资的养殖场财物损失赔偿问题，根据上述规定，被答辩人只能向“本级”机关(深圳市国家机关)或“上一级”机关(省级国家机关)提出信访事项，而非向“上级”机关(如进京上访)提出；被答辩人采取走访的形式信访，只能到有关国家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而非到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等敏感地区进行走访。2、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3-6、12-14均能够证明被答辩人有多次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不配合相关部门接离劝返，多次训诫、劝阻、教育无效，并扰乱博罗县人民政府和博罗信访局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三、一审法院对被答辩人多年来多次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扰乱单位正常工作秩序的认定准确。1、扰乱单位秩序是指，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行为人往往企图通过实施这种行为给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施加压力，制造事端，以实现自己的不合理要求或者发泄不满情绪。在本案中，被答辩人主要是通过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方式给博罗县人民政府施压，以实现其所提出的高额经济赔偿金的目的。2、被答辩人作为一个老上访户，深知进京非正常上访能够给当地政府所造成的影响和压力，并希望藉此通过信访的方式解决其损失的经济问题(详见被答辩人《询问笔录》：“问：你为什么选择今天去北京上访？答：只是因为两会期间，所以才到北京上访，可给博罗县政府施加压力，促成博罗县政府可以尽快解决问题。”)。由此可见，被答辩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但为了达到一己私利不惜浪费政府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给博罗当地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3、答辩人提供的证据2《收条》、《保证书》，足以证明被答辩人以保证不去北京等敏感地区走访为由，多次向博罗县人民政府收取款项，使博罗县人民政府不仅要承担去北京劝返被答辩人的各项费用，还要额外满足被答辩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由此造成了博罗县人民政府的经济损失。4、自2011年以来，被答辩人先后十次到北京天安门地区和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多次越级上访，不配合相关部门接离劝返，多次训诫、劝阻、教育无效。根据《广东省信访条例》第四条“信访事项发生地与信访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信访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有关国家机关应当配合信访事项发生地有关办理单位做好信访人的解释疏导等工作”的规定，因被答辩人户籍地在博罗县，因此博罗县人民政府在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通知后，必须指派专人奔赴京城去做被答辩人的解释疏导工作，由此给博罗县人民政府正常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的困扰(详见被答辩人《询问笔录》：“我一共有十多次，每次博罗信访局和罗阳镇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劝解我回来”、“我每次都是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敏感地区后被北京警方查处，并通知博罗信访部门和我一起坐飞机回来博罗的。”)。5、鉴于被答辩人多次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扰乱了博罗县人民政府以及博罗信访局正常的工作秩序，博罗县人民政府以及博罗信访局多次向答辩人致函，要求对被答辩人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追究其法律责任(详见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证据7-9)。由此可见，被答辩人多年来多次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行为，已经扰乱了博罗县人民政府以及博罗信访局正常的工作秩序，并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损失。四、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一)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被答辩人多次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在广东省驻京信访工作组和惠州市驻京信访工作人员对其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且由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西城分局对其进行多次训诫无效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可对其给予治安管理处罚。2、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的规定，因被答辩人多次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行为已经给博罗县人民政府及县信访部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及经济损失，影响了博罗县人民政府及县信访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因此由答辩人按照“情节较重的”情节对被答辩人作出扰乱单位秩序的行政处罚决定是正确的。(二)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后履行了通知其家属的义务。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一条“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的，应当及时将处罚情况和执行场所或者依法不执行的情况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的规定，答辩人在对被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后，已依据上述规定制作了(博)行拘通字(2016)第182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并于2016年3月4日将《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寄往被答辩人户籍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所作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所提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持。敬请贵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以保障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博罗信访局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本案被诉的行政拘留决定系由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由博罗拘留所执行，并非由博罗信访局作出，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博罗信访局在北京实施了拘留、强行扣押原告及其手机、身份证的行为，故博罗信访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因此原审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原审法院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关于“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因此原审法院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经二审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因此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广东省信访局驻京信访工作组、博罗信访局出具的《关于钟惠灵、廖某进京非访的情况说明》、钟惠灵本人的陈述以及博罗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等人的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自2011年以来，钟惠灵以其在深圳龙岗区南澳镇投资的养殖场财物损失赔偿问题，经向有关部门反映仍得不到解决为由，多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等地区上访，后被公安民警发现带离现场，经训诫后移送相关部门带回博罗。钟惠灵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关于“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以及第二十条关于“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的规定，属于非正常上访，扰乱了公共秩序。因此，博罗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博）行罚决字[2016]003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钟惠灵处以十日行政拘留，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并无不当。钟惠灵请求确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赔偿其损失等，理据不足，原判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
上诉人钟惠灵上诉称，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及经济损失”也无实际依据；对上诉人作出“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定性不当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广东省信访局驻京信访工作组出具的《关于钟惠灵、廖某进京非访的情况说明》、博罗县信访局出具的《关于钟惠灵、廖某进京非访的情况说明》、《关于追究钟惠灵、廖某夫妇法律责任的函》、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及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从2011年至2014年对钟惠灵、廖某夫妇作出的多份《训诫书》，钟惠灵、廖某夫妇、报案人以及其他证人的《询问笔录》、钟惠灵签名的多份《收条》等证据均可证明，钟惠灵、廖某夫妇在就其养殖场所遭受的损失多次向广东省、深圳市有关部门进行信访均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于2011年7月23日开始到北京越级上访，并多次在两会召开期间、建党节、中秋节、国庆节等重要的时间点至北京天安门附近、中南海附近等敏感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至今已有十余次，严重影响了博罗县人民政府及县信访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及造成了经济损失。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应予驳回。
上诉人钟惠灵上诉称，拘留执行时间是日期对日期，时间对时间，满足拘留的正常时限。上诉人2016年3月4日早上9:00进入看守所，3月14日下午6点多才出所，看起来是10天。但是实际上拘留执行超时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公安部关于治安拘留时间如何计算问题的批复》（公复字[2000]8号）：“……二、治安拘留的期限是以日为单位计算的，执行治安拘留的时间也应当以日为单位计算，入所当日不计算在内，执行到第二日即为1日。例如，某人被治安拘留5日，于8月1日入所执行，则应当在8月6日出所”的规定，本院认为，上诉人于2016年3月4日入博罗拘留所执行拘留，于2016年3月14日18时左右被解除拘留，即使在当日24时前解除拘留，按上述规定上诉人均是在10日的拘留时间内，并没有超出规定的拘留期限。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应驳回。
上诉人钟惠灵上诉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长期打交道，对上诉人的了解不可谓不深入，还多次到过上诉人位于深圳的居住地。明知上诉人家属在深圳，户籍地根本没家属，却把《通知书》寄往户籍地，该行为违反法定程序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的规定，本院认为，博罗县公安局将《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寄往户籍地，并未违反上述程序规定，且《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无法直接送达的，可邮寄送达，邮寄送达并无规定不能寄往户籍地，应直接寄往居住地，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钟惠灵上诉称，被上诉人第二次阻止上诉人进京是直接派来将上诉人带回，并没任何手续，但是有相应的车票、通话记录等。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第二次带回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博罗县公安局于2016年3月3日接到报案后，立案受理，并对上诉人采取强制措施；此后，并无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博罗县公安局有将上诉人从北京带回的证据，故上诉人上诉称的被上诉人第二次阻止上诉人进京是直接派来将上诉人带回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钟惠灵上诉称，一审中认定扣押证件钱包手机等违法的情况下，却认为没有造成损失是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判已确认博罗县公安局于2016年3月14日-16日扣押钟惠灵夫妇身份证、银行卡等物件的行政行为违法。博罗县公安局虽然迟延二天退还上述证件，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迟延二天退还证件造成上诉人直接损失的证据，原判没有支持该项请求，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对于上诉人钟惠灵、廖某夫妇提出其在深圳龙岗区南澳镇投资的养殖场财物损失赔偿的问题，其可通过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上诉人钟惠灵上诉无理，本院应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钟惠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潮 明
审 判 员 覃 毅 华
审 判 员 邱 炜 炜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刘 江 涛
书 记 员 书记员黄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