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8）甘09民终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胜良，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艳芬，甘肃祁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毛玉魁，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琦，甘肃汉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胜良因与上诉人毛玉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甘肃省瓜州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甘0922民初2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胜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艳芬和被上诉人毛玉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胜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毛玉魁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9966.4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无偿委托合同关系错误；二、一审对上诉人的种植损失未予支持，导致判决结果不公。1、双方对购买宁杞1号事先有明确约定，毛玉魁因贪图便宜，在宁夏没有购买事先看好的苗木，而是从周边农户处收购种苗，导致出现假宁杞1号，使上诉人当年颗粒无收，全部过错责任在被上诉人一方；2、上诉人的种植损失已经鉴定且该鉴定结论已经一审认定，但一审又对种植额不予采信，不符合证据采信原则。毛玉魁辩称：1、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没有商议过买卖事宜。是陈胜良的父亲和毛玉魁之间商议的，陈胜良并没有在一审中举出相关证明证实与毛玉魁之间的买卖关系。2、鉴定时毛玉魁并不在场，毛玉魁对鉴定事宜并不知情，鉴定抽取的苗木是否属于从毛玉魁处拿到的苗木无证据支持。请求驳回陈胜良的上诉请求。毛玉魁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还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无偿委托代购合同法律关系正确。但认定上诉人不了解经销商资质，未尽到慎重选择、审查经销商义务，未审查种植户是否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及苗木是否适宜在瓜州生长的风险，未委托相关部门进行检验等，判令上诉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1、在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时，上诉人已告知被上诉人所购买苗木的地点及出售人、苗木和价格，并不存在上诉人隐瞒被上诉人的情形，没有违反《合同法》401条、406条的规定；2、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代购苗木，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审查资质，审查苗木种植风险并对苗木进行质检，明显加大了无偿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义务，有失客观公正；3、被上诉人苗木发生质量问题后，上诉人也积极配合处理，并协助被上诉人等人到宁夏与苗木经销人达成赔偿协议，但事后被上诉人反悔拒绝接受经销人赔偿苗木，反以买卖合同将上诉人起诉。陈胜良辩称：1、一审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间系无偿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毛玉魁在宁夏购买枸杞苗木时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枸杞单价是其与宁夏苗木提供商协商确定，其在此过程中选择枸杞哪一家苗木供应商及协商确定价格的过程及最终单价的确定，毛玉魁均未告知陈胜良，且该单价与其最终出售给上诉人的枸杞苗木单价存在差价，这显然是典型的买卖合同的特征。2、不论双方是哪一种法律关系，毛玉魁在此过程中获利并存在重大过错，其上诉称没有过错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3、毛玉魁未全面履行义务，导致陈胜良不仅白白付出劳动、支出化肥、水费、农药、地膜，当年颗粒无收，而且还要将假苗木挖掉，全家生活陷于困境。综上，请求二审纠正错误的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陈胜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毛玉魁给付苗木款20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29966.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初，陈胜良之父陈延俊在全乡农业观摩过程中，参观了被告毛玉魁所耕种的枸杞后，便与毛玉魁提及自己也想在2016年种植枸杞苗。毛玉魁称自己在2015年去宁夏时已经看好了一批枸杞苗木，准备给自己及亲戚购买，询问陈延俊是否帮其代买，陈延俊同意毛玉魁帮其购买。2016年3月毛玉魁去宁夏购买枸杞苗木时，向陈延俊打电话，通报了枸杞苗木的品种及单价，陈延俊便向毛玉魁支付苗木款20000元。后毛玉魁将枸杞苗木拉回后，陈胜良按每株4元的价格，分得种苗5000株，用于16亩地的枸杞种植。后发现种植的枸杞长势异常，到挂果期也不挂果，经向乡政府及瓜州县林果科技服务中心投诉，瓜州县林果科技服务中心委托鉴定，结论为原告陈胜良等6户种植的74.5亩枸杞苗木为假宁杞1号枸杞品种苗，没有枸杞生产和种植的价值。后经乡司法所及村委会调解，未达成协议，现起诉，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原告陈胜良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3、鉴定机构是否合法，鉴定结论能否采纳。第一、关于原告陈胜良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从合同的形成过程来看，合同形成初期虽由陈胜良的父亲陈延俊与毛玉魁所提议，但陈胜良与陈延俊系父子关系。在合同履行中由陈胜良履行和承受，事后在公安机关的调查和司法所及村委会的调解过程中，陈胜良一直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并行使权力，毛玉魁予以认可，并未提出过异议，且收款收条也由毛玉魁直接向陈胜良出具，陈胜良与枸杞苗的真假有利害关系，因此陈胜良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第二、关于双方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其法律特征表现为（一）当委托人将自己的事务托付他人办理时，受托人作出允诺时，委托合同即告成立；（二）委托合同是在相互信任的特定主体之间发生的；（三）委托合同可以是无偿单务合同，也可以是双务有偿合同。原告陈胜良的父亲陈延俊得知毛玉魁要到宁夏购买枸杞苗木，基于邻里信任，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委托毛玉魁在购买枸杞苗木时为其代购与毛玉魁所购品种一致的枸杞苗木。后毛玉魁在宁夏购买枸杞苗木的过程中，电话向陈胜良通报了购买枸杞的品种、价格。陈胜良同意并预付部分枸杞苗木款给毛玉魁，毛玉魁即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了买卖枸杞苗木交易，其买回的枸杞苗木以每株加运费4元的价格向陈胜良交付枸杞苗木，代购枸杞苗木合同履行完毕。因此，本案毛玉魁为陈胜良实施代购枸杞苗木的民事行为，完全符合委托合同范畴，与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基本一致，可以认定为委托代购合同。至于陈胜良主张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因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陈胜良不能提交证据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缔结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且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陈胜良关于双方构成买卖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第三、关于鉴定机构是否合法，鉴定结论能否采纳的问题。在质证过程中，毛玉魁提出异议，鉴定人靳力、吕国华出庭作证，对其鉴定人的资质，鉴定的具体程序，鉴定意见的理论依据和标准均进行了陈述并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询问，毛玉魁未能举出相反的证据加以否定，该鉴定意见书效力予以确认，该鉴定结论关于苗木质量问题的鉴定意见应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无偿委托的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对代购枸杞苗木品种约定不明，委托合同成立后，受托人毛玉魁在不了解经销商资质及苗木质量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经验进行采购，其行为具有一定盲目性，未尽到慎重选择有质量信誉保证的经销商的审查义务，亦未审查该种植户是否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及该品种枸杞苗木是否适宜在瓜州本地生长的农业种植风险，购买后又不委托有关技术部门对所购枸杞苗木质量进行检验，最终导致自己所代购的枸杞苗木为假宁杞1号枸杞品种苗，没有枸杞生产和种植的价值，其行为具有重大过失。因此，毛玉魁应当对陈胜良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陈胜良虽系初次种植枸杞，但其作为农业种植户对农业种植行业存在高风险应具有一定认知，其在缺乏枸杞种植经验的情况下盲目信任、委托毛玉魁为其代购枸杞苗木，具有一定过错。毛玉魁在代购枸杞苗木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给陈胜良造成损失的事实客观存在，毛玉魁的赔偿数额应当按在代购枸杞苗木过程中，给陈胜良造成的实际损失即实际支付的苗木款为限，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原告陈胜良提出的其他经济损失，仅有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所做的参考性的标准，该标准非法定标准，且鉴定人员未提供该标准计算的实际数据来源及理论依据，无法客观公允地判断原告遭受的其他具体的经济损失。且陈胜良在委托毛玉魁代购枸杞苗木过程中，对农业种植行业存在高风险认知不足，过分信赖毛玉魁，在对代购的枸杞苗木质量未做进一步甄别的情况下，仓促种植，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陈胜良存在的过错也是明显的，故该部分损失由原告自担，要求被告赔偿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毛玉魁赔偿原告陈胜良购买枸杞苗木款2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陈胜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上诉人陈胜良于2018年1月25日二审庭审期间自愿向本院提出撤回上诉申请。本院认为，上诉人陈胜良撤回上诉的申请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关于毛玉魁辩称陈胜良主体资格不适合以及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从庭审调查情况看，虽然代买枸杞事宜系毛玉魁与陈胜良的父亲商议，但是陈胜良与其父亲并未分家，且苗木款项由陈胜良转给毛玉魁，后毛玉魁给陈胜良出具了收条，且在司法所调查时，毛玉魁亦认可给陈胜良代购枸杞苗木事实和苗木数量，故其在二审中称陈胜良的主体资格不适合以及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鉴定结论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因枸杞质量问题产生争议后，瓜州县林果服务中心介入并委托鉴定，在一审庭审中，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并对鉴定意见的理论依据和标准进行了陈述，结合在司法所调查时，毛玉魁称自己所种植的枸杞”纯度不够”，后毛玉魁因枸杞苗木质量问题前去宁夏与供货人魏国林商谈损失赔偿一事并达成协议等事实，可以确认关于苗木质量问题的鉴定意见可作为定案依据。关于上诉人毛玉魁提出一审判决其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陈胜良委托毛玉魁代购”宁杞1号”苗木，毛玉魁作为种植枸杞的农户，其在代陈胜良购买枸杞苗木时，应当知晓代买的枸杞苗木要符合种植要求，且能产生经济效益，故其在购买枸杞苗木时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由于其未能选择有资质信誉好的经销商，亦疏于审查供货农户的种苗质量保障，致其交给陈胜良的是假”宁杞1号”品种，造成陈胜良苗木款损失和当年生产收入减少的损失，一审根据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判决由毛玉魁承担陈胜良支出的苗木款损失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毛玉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人毛玉魁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98元，上诉人陈胜良缴纳的1049元减半收取524.5元由上诉人陈胜良负担；上诉人毛玉魁缴纳的1049元由上诉人毛玉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赵丽审判员张秀荣代理审判员胡国丽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梁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