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民再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贺艳，女。汉族，1970年5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进，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严嗣杰，男。汉族，1958年3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进，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岑淑芝，女，汉族，1975年12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增勇，四川沬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欣，女，汉族，1981年8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现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泓敏，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贺艳、严嗣杰因与被申请人岑淑芝、周欣债权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终字第6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川民申240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贺艳、严嗣杰的诉讼代理人唐进、王强，被申请人岑淑芝的诉讼代理人易增勇，周欣的诉讼代理人李健、黄泓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艳、严嗣杰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为贺艳没有支付相应对价，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非正常交易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房屋实际是严嗣杰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为贺艳与严嗣杰共同共有，且上述购房款与岑淑芝对周欣的债权无关。案涉房屋虽然登记在周欣名下，但是由贺艳与严嗣杰夫妻共同财产购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案涉房屋依法归贺艳与严嗣杰共同共有，依法享有房屋的所有权。2.周欣为了弥补对贺艳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同意将案涉房屋以抵债的方式归还至贺艳名下，是周欣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在现实生活中，男女朋友间借款的行为普遍存在，基于男女双方的特殊关系，借款关系成立之时一般不会保留相应的书面证据。而且周欣在2014年9月22日出具的《调查取证申请书》中明确表示：“其与严嗣杰关系特殊，资金的往来从不需要形成书面借、欠条”，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推断严嗣杰与周欣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与生活常理相悖。退一步讲，严嗣杰与周欣即使在款项往来时无借款的合意，但是周欣向严嗣杰之妻贺艳出具欠条之时，双方就该款的性质（借贷）及偿还金额达成一致，属于事后的追认。欠条系周欣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因此周欣愿意将房屋过户至贺艳名下，合情合理。其次，关于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2,691,000元。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房屋过户的需要，其交易金额不是贺艳取得案涉房屋的对价。例如，在本案中，仅贺艳代周欣提前归还的银行抵押贷款就达5,643,402元。上述欠款2600万元以及贺艳代周欣归还的银行抵押贷款5,643,402元，共计31,643,402元是贺艳实际支付的金额，已达到房屋价值的72.58%。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二审法院认定的涉案房屋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低价转让涉案房屋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周欣归还房屋的行为未损害岑淑芝的债权，且周欣与岑淑芝的债权债务关系虚假。1.岑淑芝在一审和二审中均未举证证明归还房屋的行为对其债权造成损害的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当依法驳回岑淑芝的诉讼请求。2.周欣长期接受严嗣杰的巨额财产，而且有案涉房屋租金收入，其大量举债不合常理，岑淑芝与周欣在2013年7月11日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达成了民事调解书，由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认定周欣欠岑淑芝700万元。这是周欣与债权人恶意串通虚构债权债务，以此争夺案涉房屋。（三）二审判决认定贺艳取得涉案房屋时有主观恶意不当。1.涉案房屋为贺艳和严嗣杰共同财产购买，严嗣杰隐瞒贺艳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周欣名下。周欣明知严嗣杰已经结婚仍长期与其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违反公序良俗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观。主观存在恶意。后周欣在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情况下，主动将房屋归还贺艳是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依法应当予以保护。2.贺艳接受涉案房屋完全合法，严嗣杰从与周欣交往期间向周欣转款4000多万元，该财产全部为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也是该款项购买。周欣出具《欠条》本意在于归还属于贺艳所有的房屋，以《欠条》的形式确认其将涉案房屋归还以后，其与贺艳、严嗣杰之间债权债务消灭。因此，贺艳接受本属于自己的房屋并不存在恶意。（四）二审法院肆意曲解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关于撤销权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已经明确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1.本案中岑淑芝对周欣享有债权为700万元及本金逾期利息，2014年已经受偿228.8104万元，剩余债权为500万元左右，而涉案房屋评估价值高达4000多万元，每套涉案房屋价值大约1000余万元。岑淑芝撤销权主张的债权连一套房屋的价值都不到，而且二审判决撤销四套房屋，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主张的债权。依法应当撤销该项二审判决。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撤销权的范围已经有明确的规定，法官在审判中应当严格按照该规定适用，无权解释该法律，解释法律的权限不在于法官。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岑淑芝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贺艳申请再审称与周欣转让案涉的四套房屋支付对价与事实不符，且案涉房屋的款项来源与是否为房屋的物权所有人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贺艳申请再审称与周欣转让案涉的四套房屋是为弥补对贺艳造成的伤害，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3.因严嗣杰与周欣的特殊关系，虽严嗣杰向周欣转有大量的资金，但并能证明严嗣杰与周欣产生借款关系，也不能推断出周欣向贺艳出具欠条是对偿还金额与方式的事后追认。因贺艳、严嗣杰、周欣三方的特殊关系，贺艳、严嗣杰有帮助周欣转移房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请求：维持二审判决，驳回其再审请求。
周欣辩称，案涉房屋系周欣个人所有。购房合同的签订与购房款项的支付均由周欣直接进行。无讼严嗣杰转给周欣的款项是何性质，都不影响案涉房屋属于周欣的事实。贺艳认为周欣向其出具欠条是对贺艳受害的弥补，这与严嗣杰在一审法院的陈述不符。在欠条注明的期间，贺艳从未向周欣支付款项，周欣与贺艳之间没有借款关系，况且欠条与严嗣杰的来往款项严重不符，周欣与贺艳的欠条是虚假的，以房抵债行为也是虚假的。四份合同的总价只有200多万元。债权人起诉时债权已过其金额，且当时案涉的四套房屋已抵押给银行。
岑淑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周欣与贺艳于2013年1月24日、3月10日签订的四份房屋买卖合同；2.诉讼费用由周欣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5月20日经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3)青羊民初字第273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确定，周欣于2013年6月4日前一次性归还岑淑芝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3l万元，如逾期未能支付上述借款和利息，从2013年9月5日起，以人民币2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1％支付利息至借款付清为止。因周欣末按约定向岑淑芝支付调解书中所确定的款项，岑淑芝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4年岑淑芝在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执行款项人民币653,744元。
2007年9月28日，周欣与成都市金港房屋开发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周欣购买成都市金港房屋开发公司建设的一品天下A区商品房，建筑面积共995.73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1,850.60元，总金额人民币1180万元。购房款系严嗣杰出资。2010年1月19日,周欣将上述购买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2)1层建筑面积272.65平方米、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3)1层建筑面积279.55平方米、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0)l层建筑面积237.04平方米、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1)l层建筑面积206．49平方米的四套商业用房登记在其名下。
2008年至2013年期间严嗣杰向周欣银行账户转款、汇款共计人民币3516万元。其中2009年至2013年期间严嗣杰向周欣账户汇款人民币2316万元。2013年1月21日，周欣向贺艳出具一张欠条，欠条中载明“本人周欣2009年以来借贺艳现金累计人民币贰仟陆佰万元整（2600万元），现本人无力偿还，用金牛区××天下大街××号l层(房权证监证字第××号)、159号l层(房权证监证字第××号)、161号l层(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过户更名至贺艳用于归还借款，过户费由贺艳承担，过户后与贺艳无任何债权债务”。2013年1月24日，贺华作为贺艳的代理人与周欣签订了三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分别将周欣名下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2)1层建筑面积272.65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以人民币736,155元、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3)l层建筑面积279.55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以人民币755,000元、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0)l层建筑面积237.04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以人民币641,845元的价格卖给贺艳，2013年1月29日，三套房屋过户至贺艳名下。2013年3月2日，贺艳代周欣提前归还了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1)商业用房在中国工商银行的房屋抵押贷款人民币5,643,402元。2013年3月10日，贺华作为周欣的代理人与贺艳签订了一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周欣将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1)1层建筑面积206.49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以人民币558000元的价格卖给贺艳。该套房屋于2013年3月13日过户至贺艳名下。严碧君(严嗣杰曾用名)与贺艳于1991年2月登记结婚，双方系夫妻关系。严盛、严茂的常住人口详细信息中载明监护人系周欣，监护关系为母亲，监护人系严嗣杰，监护关系为父亲。
还查明，经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公证处公证，周欣的其他债权人有岑淑芝、陈修洪、刘安、刘毅、邓向华、康涛、陈强。经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调解确认，周欣偿还康涛借款本金人民币550万元，偿还刘毅借款本金人民币33万元，偿还邓向华借款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偿还陈强借款人民币386,090.10元，判决确认偿还陈强借款人民币6万元；经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调解确认，偿还刘安借款本金人民币400万元，偿还岑淑芝本金人民币700万元，偿还陈修洪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经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公证，刘毅可持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欣人民币200万元借款。上述借款部分确定了利息及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债权人岑淑芝、陈修洪、刘安、刘毅、邓向华、陈强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债权人于静已受偿人民币2,288,104元、陈修洪受偿人民币653,744元、刘安受偿人民币1,307.488元、刘毅受偿人民币761,612元、邓向华受偿人民币490,308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在有偿转让中，只有在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的情况下，债权人才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转让行为。本案中，关于涉案四套房屋是否明显以不合理低价购买的问题。庭审中已查明严嗣杰与贺艳系合法夫妻关系，严嗣杰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向周欣账户转入大额款项，严嗣杰的行为实质上是处分了与贺艳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周欣为此确认2009年以后借贺艳现金人民币2600万元，并于2013年1月21日自愿向贺艳出具一张欠条。欠条系周欣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周欣称其向贺艳出具欠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当时是为了逃避巨额的债务，且受到了贺艳的胁迫及严嗣杰的指使，才以虚假的欠款来完成房屋过户。周欣未提交证据证实向贺艳出具欠条时受到了胁迫或指使而违背真实意思作出的行为，故对周欣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因涉案四套房屋评估总价为人民币43,593,000元，周欣与贺艳签订四份存量房买卖合同以人民币269万余元的价格将四套房屋转让给贺艳，但贺艳并未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向周欣支付房屋价款，实质上是周欣用名下的四套房屋向贺艳抵偿债务，其中金牛区××天下大街××号系贺艳代周欣提前归还了周欣在中国工商银行的房屋抵押贷款人民币5,643,402元后过户更名至贺艳名下。贺艳实际是以人民币31,643,402元的价格取得涉案四套房屋，金额已达到房屋评估总价人民币43,593,000元的72.58％，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篇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之规定，贺艳取得四套房屋的价格未达到明显不合理低价的程度；周欣首次购买涉案四套房屋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180万元，且该四套房屋的原始购房款是由严嗣杰出资，周欣取得的涉案四套房屋实际是用贺艳与严嗣杰夫妻共同资金所购买，周欣以取得的四套房屋用于向贺艳抵2600万元的债务，期间四套房屋的总价值已倍增，周欣以低于出具欠条时的市场价值向贺艳抵债的行为，符合常理；岑淑芝要求撤销周欣与贺艳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举证证明贺艳与周欣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且贺艳知道该情形。本案中岑淑芝仅是基于周欣与贺艳的特殊身份关系，单方面推断出贺艳是在知晓周欣有巨大债务的情形下以不合理的低价受让房屋，岑淑芝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贺艳在取得涉案房屋时明知周欣的行为将有害于债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岑淑芝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后果。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岑淑芝无充分证据证明贺艳与周欣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低价转让房屋的行为，故对岑淑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岑淑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岑淑芝负担。
岑淑芝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岑淑芝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用均由周欣、贺艳、严嗣杰承担。
二审认定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08年3月7日，周欣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62×××87的银行卡向严嗣杰转款200万元。2013年1月31日，严嗣杰向周欣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43×××29的账户转账36万元。2009年6月l5日、6月16日、7月21日，周欣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43×××29的卡号向成都市金港房屋开发公司转账合计17,036,116元，用于支付其购买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权××）、××天下大街××（权××）、××天下大街××（权××）、××天下大街××（权××）××套商业用房购房款。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少民终字第217号判决书确认,严茂、严盛与严嗣杰存在亲子关系。
还查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3)金牛民初字第6725号于静诉周欣、第三人严嗣杰、贺艳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于静向原审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对涉案的四套房屋进行评估，原审法院委托四川大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贺艳名下四套涉案房屋2013年2月1日的价值时点进行评估。2014年7月29日，经四川大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权××）建筑面积272.65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43,780元，总价人民币l1,936,600元、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权××）建筑面积279.55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单价每平方米人民币43,780元，总价人民币l2,238,700元、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建筑面积237.04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单价每平方米人民币43,780元，总价人民币l0,377,600元、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权××）建筑面积206.49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单价每平方米人民币43,780元，总价人民币9,040,100元，四套房屋合计总价为人民币43,593,000元。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本案中岑淑芝作为周欣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满足于三个条件：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只有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人民法院才可以撤销。周欣与第三人贺艳进行房产交易,签订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提交房管部门备案，约定四套房屋的总价款共计2,691,000元,该价格明显低于房屋最初的购买价格,第三人贺艳辩称实际系以四套房屋抵偿周欣向贺艳的借款，提供的主要证据为2013年1月21日周欣出具的欠条和严嗣杰向周欣的转款，其中欠条载明周欣2009年以来借贺艳现金人民币2600万元，原审查明2009年至2013年期间严嗣杰向周欣银行账户转账、汇款2316万元，但应扣减出具欠条之后即2013年1月31日严嗣杰向周欣转账的36万元，所以2009年至出具欠条之前严嗣杰向周欣通过银行转账、汇款共计2280万元。贺艳根据欠条和上述转款依据与周欣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关系，是否为四套房屋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是认定本案涉案房产转让价格是否合理的关键。从上述转账金额2280万元与欠条载明的借款2600万元金额不一致，尚有320万元的差距，贺艳未作出合理说明,而贺艳与周欣之间并无直接款项交付行为,且在2009年期间，严嗣杰与周欣系男女朋友关系，并共同育有二子，第三人贺艳、严嗣杰未举证证明严嗣杰与周欣之间有借贷关系的合意，从贺艳举证的2009年6月l5日、6月23日严嗣杰通过成都银行向周欣转账2020万元的电汇凭证看，款项用途显示为“个人往来款”，也不能证明系借款法律关系。故严嗣杰向周欣的转账不能认定为周欣向贺艳的借款。严嗣杰向周欣转账的行为是否系未经贺艳同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系严嗣杰与贺艳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贺艳主张与周欣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仅有欠条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周欣交付2600万元借款，贺艳与周欣之间借款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其主张以房抵债的事实缺乏相应的基础。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后，贺艳仅代周欣提前归还了163号房屋抵押贷款5,643,402元，贺艳支付的对价不仅低于房屋购买价，更远低于四套房屋的评估总价43,593,000元，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低价转让的非正常交易.
由于本案岑淑芝对周欣的借款形成于2012年，周欣与贺艳在2013年1月24日、3月10日将四套房屋过户到贺艳名下，该行为发生在岑淑芝的债权后，且岑淑芝的债权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仅执行653,744元，其余债权因周欣无偿还能力未能得到清偿，该涉案房屋的转让已经对债权人岑淑芝造成损害。
对于第三人贺艳是否存在主观恶意。从房屋转让的时间节点看，签订四套房屋买卖合同前周欣已对外负有大量债务，且债权人纷纷向周欣主张债权；从双方的关系及房屋交易的过程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期间，贺艳与严嗣杰系夫妻关系，周欣与严嗣杰系男女朋友关系，其中前三套房屋贺艳的姐姐贺华作为贺艳的代理人与周欣签订三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163号房屋贺华又作为周欣的代理人与贺艳签订了《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且四套房屋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以后，贺艳仍然持有周欣书写的欠条原件，不符合常理；从房屋买卖合同交易的真实性看，双方提交房管局备案的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评估价格，且根据前述分析，贺艳举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为购买四套房屋买卖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贺艳与周欣之间的房产交易行为不符合一般市场交易的常态。因此，第三人贺艳在涉案房屋交易中应存在主观恶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对象是债务人的行为，实践中债权人请求撤销的债务人的行为在内容上不可能恰好符合债权的数额，被撤销的行为指向的标的额可能小于债权人的债权数额，也可能大于债权人的债权数额。虽然岑淑芝尚未得到清偿的债权总额低于案涉四套房屋的评估价，但本案中贺艳主张是以四套房屋一并用于抵偿债务，属于不可分之债，所以岑淑芝行使撤销权的对象指向的是周欣和贺艳之间以物抵债的行为,故岑淑芝诉请撤销周欣与贺艳之间签订的四套《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对于岑淑芝主张判令周欣及严嗣杰、贺艳支付律师费、差旅费的诉讼请求，因岑淑芝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5日作出(2015)成民终字第659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4)金牛民初字第6165号民事判决;二、撤销贺艳与周欣于20l3年1月24日签订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房屋(权1563832)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于2013年1月24日签订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房屋(权1563833)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于2013年1月24日签订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房屋(权1563830)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于2013年3月lO日签订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房屋(权1563831)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三、驳回岑淑芝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0由被上诉人周欣负担。
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审理的债权人岑淑芝诉债务人周欣及第三人贺艳、严嗣杰撤销权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满足于三个条件：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其转让财产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财产受让人对该财产的转让存有主观故意。在本案中，岑淑芝作为周欣的债权人，行使其撤销权也应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人民法院才可以撤销。第一个条件是:周欣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案涉房产给贺艳。贺艳、严嗣杰在再审中主张，在其婚姻存续期间，严嗣杰向周欣转款4516万元，其中有1180万元为购买案涉房屋的购房款，贺艳代替周欣提前归还了其中一套案涉房屋的银行抵押贷款5,643,426.21元,对此,周欣将案涉房屋转让给贺艳,其贺艳、严嗣杰已向周欣支付了相应对价。根据原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证明，严嗣杰与周欣非婚姻的男女朋友关系，且周欣为严嗣杰生有两子，虽双方在其这种关系期间，严嗣杰虽有大量的资金转入周欣的帐户，但无充分证据证明严嗣杰与周欣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借款关系，更无充分的证据证明严嗣杰的配偶贺艳与周欣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虽贺艳以2013年1月21日周欣向贺艳出具的欠条证明，周欣欠贺艳2600万元，但该欠条所载明时间和金额与原审查明事实与金额不符，且贺艳不能作合理的解释，而贺艳也无证据证明贺艳与周欣之间有借款2600万元的交付行为，故该欠条不能证明贺艳与周欣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至于严嗣杰向周欣转款的行为是否系未经配偶贺艳同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系严嗣杰与贺艳之间的关系，二审认定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正确。故贺艳主张与周欣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仅有欠条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周欣交付2600万元借款，贺艳与周欣之间借款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其主张以房抵债的事实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同时，贺艳与周欣进行房产交易提交房管部门备案的所签订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所约定四套房屋的总价款共计2,691,000元,该价格明显低于房屋最初的购买1,703,116元的价格，而该价款也无证据证明予以支付。即使在再审庭中，周欣在转让案涉房产合同签订后，认可贺艳代周欣提前归还了163号房屋抵押贷款5,643,402元，其贺艳所受让的四套案涉房所支付的对价不仅远远低于房屋最初购买价，更远远低于四套房屋的评估总价43,593,000元，明显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低价转让的非正常交易。第二条件是：其周欣与贺艳之间转让财产的行为对债权人岑淑芝是否造成了损害。由于本案岑淑芝对周欣的借款形成于2012年，周欣与贺艳在2013年1月24日、3月10日将四套房屋过户到贺艳名下，该行为发生在岑淑芝的债权后，且岑淑芝的债权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仅执行653,744元，其余债权因周欣无偿还能力未能得到清偿，该涉案房屋的转让已经对债权人岑淑芝造成损害。第三个条件是：受让人贺艳是否存在主观故意。从房屋转让的时间节点看，签订四套房屋买卖合同前周欣已对外负有大量债务，且债权人纷纷向周欣主张债权；从双方的关系及房屋交易的过程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期间，贺艳与严嗣杰系夫妻关系，周欣与严嗣杰系男女朋友关系，其中前三套房屋贺艳的姐姐贺华作为贺艳的代理人与周欣签订三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163号房屋贺华又作为周欣的代理人与贺艳签订了《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且四套房屋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以后，贺艳仍然持有周欣书写的欠条原件，不符合常理；从房屋买卖合同交易的真实性看，双方提交房管局备案的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评估价格，且根据前述分析，贺艳举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为购买四套房屋买卖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贺艳与周欣之间的房产交易行为不符合一般市场交易的常态。因此，贺艳在涉案房屋交易中应存在主观恶意。
对于撤销权行使的范围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虽然岑淑芝尚未得到清偿的债权总额低于案涉四套房屋的评估价额，但由于债务人周欣将案涉四套房屋一并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低价转让给贺艳，其转让行为已损害了债权人岑淑芝的合法权益，二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撤销周欣与贺艳之间签订的四套《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行为并无不当。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贺艳、严嗣杰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终字第669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廖 新
审判员 陈 红
审判员 张碧芳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凌燕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审裁判】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再审审理】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