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28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伍健伟，男，198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林，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伍海云，男，197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球，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伍健伟因与被上诉人伍海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1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伍健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林、被上诉人伍海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伍健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2、确认伍健伟与伍海云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于2013年12月1日被解除。3、伍海云支付伍健伟转让款16981.68元。4、驳回伍海云的全部反诉请求。5、伍海云承担本案全部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从法理上分析，伍海云与台山市康盛商贸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取得承租权后，又与伍健伟签订《厂房转让合同》将承租权转让给伍健伟，证明没有前一个合同就没有后一个合同，《厂房转让合同》依附于《租赁合同》，两者之间存在主从关系，康盛公司与伍海云签订的《租赁合同》是主合同，伍海云与伍健伟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是从合同，从合同中的承租权依附于主合同中的承租权。主合同被终止后，伍海云的承租权就会被终止，也就无权将商铺再转租给伍健伟，伍健伟的承租权相应地也被终止，从而导致从合同因无法继续履行而被终止，因此双方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应当自伍海云与康盛公司签订《补充合同》，约定自2013年12月1日终止《租赁合同》后被终止，而伍海云终止合同的行为违反了《厂房转让合同》第二条关于租期到2022年5月31日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规定，伍健伟诉请解除合同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二、康盛公司于2013年11月14日与伍海云及杨荣签订《补充合同》，于2013年12月1日终止与伍海云的《租赁合同》并将涉案商铺另行出租给杨荣，证明伍海云、伍健伟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并未征得康盛公司同意，如果康盛公司同意就不会另租给杨荣。因而在本案中是伍海云违反与伍健伟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第二条关于租期的约定，配合康盛公司收回商铺另租给杨荣，并且在杨荣退租后康盛公司也没有另行出租给他人（包括伍健伟）而是自用，并不是伍健伟主动退租。伍海云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康盛公司在诉讼中出具的同意伍健伟自2013年5月起开始承租的证明，用的是没有在公安机关备案的虚假的物业管理专用章，而不是康盛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签合同的公章；而且该证明内容与康盛公司终止与伍海云的《租赁合同》并将商铺出租给杨荣的基本事实互相矛盾，康盛公司也一直没有与伍健伟签订《租赁合同》，该证明明显是虚假的，不具备证据应有的“三性”，不应当作为证据被采信。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康盛公司不同意伍海云将商铺转租给伍健伟，在终止与伍海云的《租赁合同》后将商铺出租给杨荣，并且在杨荣退租后没有再出租给他人（包括伍健伟）而是自用，从而使伍海云不能向伍健伟提供合同约定的商铺承租权，导致伍海云违约。伍海云应向伍健伟承担违约责任，包括应向伍健伟退还多交的转让费，以及伍健伟无需再交纳商铺被收回后的转让费等。依据公平原则，应当按转让费除以转租合同总期限计算伍健伟应支付的每月转让费，对于合同终止后的转让费不应当支付，经结算多交的部分伍海云应当返还。多交的转让费具体计算应是：转让款30万元/109个月租期=2752.29元/月×伍健伟使用8个月=伍健伟应付转让费22018.32元，伍健伟已付转让费189000元－机器设备款15万元－应付转让费22018.32元=伍海云应退还16981.68元。2013年12月，双方己经确认转让款为37.5万元，可见伍海云已经确认收到伍健伟10万元。2015年，伍健伟另支付伍海云3.9万元，本案争议的用货物抵扣转让款5万元是否属于第一笔10万元之内的款项？首先，从双方的约定来看，首付10万元是现金支付的，后期的转让款才可以抵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支付方式的改变明显属于合同关系的变更，双方用货物抵扣转让款5万元，虽然收据没有备注时间，但双方约定用货物抵扣转让款排除在首付的10万元之外，伍海云抗辩支付方式改变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法律责任，伍海云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支付方式发生改变，故应推定支付方式没有发生变更，5万元抵扣款属于10万元以外的转让款更符合双方的约定。其次，双方约定首付10万元在合同签订之日20日内支付，也就是在2013年5月15日前支付，伍健伟在2013年5月1日才正式进场，组织生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伍健伟根本无法生产这么多产品给伍海云。再次，收据为三联收据，如果5万元抵扣款属于首期抵扣款，那么收据必然在2013年5月15日左右产生，伍健伟认为抵扣在2014年5月，收据也必然在2014年5月后产生，伍健伟与伍海云的主张相差一年，对此，法院若有异议也可以通过鉴定辨别真伪。综上，伍海云已收到伍健伟转让款189000元，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不符合事实。三、一审判决在“经审理查明”部分，遗漏了以下事实：康盛公司、伍海云、杨荣于2013年11月14日签订《补充合同》，约定：1、康盛公司与伍海云于2010年1月2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在2013年12月1日前结清所有费用后，合同终止；康盛公司与杨荣的《租赁合同》在2013年12月1日起生效。2、原商铺租赁履约金5万元的5张收据，已遗失作废，康盛公司与杨荣以2013年11月14日新开商铺租赁履约金收据为准。这些事实证明是伍海云违约终止《厂房转让合同》导致伍健伟丧失承租权被迫提前离场的。在“本院认为”部分，伍健伟认为以下分析与事实不符：1、第5页倒数第3-5行“因伍健伟无法提供证据……请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事实是《补充合同》己经证明康盛公司与伍海云终止《租赁合同》并将涉案商铺出租给杨荣，进而导致伍海云与伍健伟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因无法履行被终止。并且康盛公司会计李慈芬也证明康盛公司与杨荣解除合同后，涉案商铺没有再出租给别人，而是自用。这些证据己经证明伍健伟、伍海云的《厂房转让合同》因为康盛公司终止《租赁合同》的原因被终止了，康盛公司收回商铺出租给杨荣后又收回自用，没有再出租给伍健伟，足以证明伍海云根本违约，伍健伟依法可以解除合同。2、第5页倒数第1-2行至第6页第1自然段“双方约定价值为150000万元的……依法不予支持”，其中存在以下问题：①机器价值是15万元，不是150000万元。②机器由伍健伟占有，不代表合同一直在履行，因为本案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是否履行要看商铺是否继续在出租，而事实是自2013年12月1日双方的《租赁合同》即己终止。③康盛公司与伍海云终止合同必然会导致伍海云与伍健伟签订的合同相应被终止，道理在于伍健伟从伍海云处取得的承租权依附于伍海云从康盛公司取得的承租权，伍海云的承租权没有了，伍健伟哪还有承租权？而且此后康盛公司又未与伍健伟签订租赁合同，反而将涉案商铺出租给了他人，伍健伟当然无法继续租赁涉案房屋。康盛公司、伍海云及杨荣于2013年11月14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就是伍海云违反《厂房转让合同》第二条的直接证据，伍健伟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伍海云返还转让款，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分析说理不透析，也没有秉持公正原则，完全偏向了伍海云一方。3、一审判决第6页第2自然段，伍健伟认为不正确，完全颠倒了违约事实及责任。因为本案是康盛公司、伍海云与杨荣签订《补充合同》，终止康盛公司与伍海云签订的《租赁合同》，进而导致伍健伟、伍海云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就本案而言，违约责任应由伍海云承担，伍健伟没有违约。依据公平原则，应当按转让费30万元除以转租合同总期限计算伍健伟应支付的每月转让费，对于离场后的转让费伍健伟不应当支付，经结算多交的部分伍海云应当返还，具体的计算在第一点，经计算伍健伟不应当再支付转让费给伍海云，伍海云应当退还伍健伟部分转让费。四、本案处理结果与康盛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追加康盛公司为第三人，一审法院未追加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以遗漏当事人及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是因康盛公司终止与伍海云的《租赁合同》，将涉案商铺另租给他人，导致伍海云对伍健伟违约的，康盛公司的行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本案伍健伟胜诉，伍海云应承担违约责任，则康盛公司可能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要向伍海云承担违约责任。如本案伍海云胜诉，伍健伟应向伍海云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康盛公司出具证明证实自2013年5月1日以后同意由伍健伟承租涉案商铺，意味着康盛公司认为自己与伍健伟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但事后又反悔出租给他人，康盛公司也可能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要向伍健伟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无论谁胜诉，康盛公司都脱不了关系，都会影响到康盛公司在接下来的案件中是否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在康盛公司没有申请参加诉讼时，应当由一审法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遗漏如此重要的当事人，导致康盛公司在本案的诉讼权利及实体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本案如康盛公司有无终止与杨荣的合同及何时终止、押金及租金支付、承租退租时间等重要事实也未查清。并且康盛公司一方面在一审诉讼中同意伍健伟承租商铺，一方面又将商铺出租给杨荣，对于康盛公司一房两租这一互相矛盾的行为，康盛公司也有必要在法庭上当面说清楚，让法庭查明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规定，请求依法处理。综上，一审判决没有正确理清《租赁合同》与《厂房转让合同》的关系，错误认为终止《租赁合同》不会导致《厂房转让合同》被终止，人为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不顾康盛公司将商铺另租给他人后收回自用的事实，错误认定事实，导致案件处理结果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理清《租赁合同》与《厂房转让合同》的关系，公正处理本案。被上诉人伍海云辩称：一、合同不存在无法继续履行的事由。康盛公司同意将涉案商铺转租给伍健伟，有康盛公司的《证明》为证，并无任何人将其赶出租赁场所，且伍健伟一直交租至2013年11月底。二、伍海云与康盛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终止原《租赁合同》是手续上的需要。虽然康盛公司同意将商铺转租给伍健伟，但并没有办理重签更名租赁手续，还是沿用原伍海云签订的租赁合同，所以，在2013年11月14日，由于伍健伟认为租金过高提出解除合同时，由伍海云出面签署终止原合同的补充协议。三、伍海云没有违约，伍健伟在起诉前也从来没有向伍海云提出过“伍海云违约终止租赁合同导致伍健伟丧失承租权被迫提前离场”的“违约问题”（以下简称“违约问题”）。理由及事实如下：（一）2013年11月14日，伍海云与康盛公司签署解除协议（经伍健伟提出且当时伍健伟在场），两个多月后，即2014年1月25日，双方在明知租赁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书》，就康盛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后的有关伍健伟拖欠的转让款的付款事宜进行了协商，并确认了由伍健伟承担康盛公司没收的押金由伍健伟承担（当时考虑到伍健伟的履行能力，伍海云同意承担一半）。签订该《协议书》时，伍健伟并没有提出伍海云的所谓“违约问题”，足以证明解除原租赁合同并非由伍海云提出，最低限度，也足以证明伍健伟对解除该原租赁合同是知情和没有异议的。（二）伍海云与康盛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后，伍海云一直在断断续续履行还款义务，包括在2015年9月30日、2016年1月25日均有还款。也就是说，伍健伟对其拖欠转让款和还款是没有异议的，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三）另外，伍健伟2013年12月1日后一直还在履行合同，所以伍健伟的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在2013年12月1日被解除”是自相矛盾的。（四）伍健伟一审时承认，其在2014年1月1日自己自动搬走。也就是说伍健伟并没有向康盛公司或伍海云提出异议。如属伍海云自行与康盛公司解除合同导致其无场地可用，通常情况下，突然被赶出门，而且搬迁时间这么短（2013年11月14日解除，2014年1月1日搬走），会严重影响到生产经营，工人遣散等，绝对会产生较大的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伍健伟在很和平的情况下就“自行”搬走了。因此，这个细节可以进一步佐证了解除原与康盛公司的租赁合同是伍健伟自己的意思表示，且其已经做好了搬迁的准备。四、退一万步来说，无论伍海云与康盛公司解除原租赁合同是因哪一方的原因解除或由哪一方提出解除的，在该合同解除（2013年11月14日）后，双方又就伍健伟的还款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即2014年1月25日的《协议书》），而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则双方应当按照该协议书继续履行，即伍健伟应当继续履行还款义务。所以说，原伍海云与康盛公司的租赁合同的解除不影响到《协议书》的效力。同样的道理，即便“双方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在2013年12月1日被解除”，但在该《厂房转让合同》解除后，双方又就转让款的还款金额、方式、期限另行达成书面意见的，则该书面意见为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然有效，双方当事人则亦应当遵守履行。综上，请依法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伍健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伍健伟、伍海云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无效；2、伍海云返还转让款及押金39000元；3、伍海云承担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伍健伟变更诉讼请求为：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伍健伟、伍海云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被上诉人伍海云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伍健伟支付转让费336000元；2、伍健伟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26日，伍海云与康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伍海云承租坐落于台山市台城102、104、106、108、110、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共30间商铺，租期共12年，自2010年3月1日起至2022年5月31日止。2013年4月25日，伍海云与伍健伟签订《厂房转让合同》，约定：1、伍海云将上述承租的铺位及机械设备一并转让给伍健伟；2、转让款共500000元，含厂房装修300000元、机械设备150000元、厂房押金5万元（押金交由康盛商贸中心保全），签订合同后20天内伍健伟首付100000元，其中100000元在两年内（每年50000元）以板式家具款抵减，余款300000元在签订合同第三年起分付（于每年5月份前以80000元支付或以板式家具货款抵减）；3、租赁期限从2013年5月1日起至2022年5月31日止。上述合同约定首付100000元，两年内支付100000元，2016年5月前需支付的转让款80000元在本案辩论终结前已经到期，共280000元。余下转让款需于2017年5月前支付80000元，2018年5月前支付80000元，2019年5月前支付60000元。2014年1月25日，伍海云与伍健伟签订《协议书》，约定：伍健伟已支付康盛公司厂房租赁押金50000元，经双方协商各承担一半，即冲减伍海云转让费25000元，截至2013年12月止转让费余款为375000元。2013年4月30日，伍健伟支付了20000元转让款给伍海云。伍健伟用家具折抵支付了50000元转让款给伍海云，并签订了《收款收据》，但没有签署日期。后伍健伟分四次共支付了39000元给伍海云，伍海云确认收到39000元。伍海云确认伍健伟共支付了139000元。在诉讼过程中，伍健伟变更诉讼请求为：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伍健伟、伍海云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又查明，2016年6月16日，康盛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康盛公司与伍海云于2010年1月26日签订《租赁合同》，开办橙子家具厂。从2013年5月起，康盛公司同意伍健伟承租并向该公司缴纳租金。在庭审中，伍健伟承认合同约定的机器设备已由其搬离厂房，并由其占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对于伍健伟请求解除《厂房转让合同》及返还转让款39000元的问题。伍海云与伍健伟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履行权利义务。因伍健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是伍海云要求其搬离涉案铺位，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伍健伟据此请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依据，而且《厂房转让合同》包含铺位租赁及机器设备的转让，双方约定价值为150000万元的机器设备一直由伍健伟占有，故合同一直在履行。虽伍海云与康盛公司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但解除后该铺位一直空置，康盛公司也表示同意由伍健伟承租，故伍海云与康盛公司解除合同并没有导致《厂房转让合同》无法履行。综上，并没有证据证明伍海云没有依《厂房转让合同》履行义务及存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伍健伟请求解除《厂房转让合同》及返还转让款39000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依法不予支持。对于伍海云反诉请求伍健伟支付转让款336000元的问题。《厂房转让合同》及《协议书》均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伍海云已依约履行了提供铺位及机器设备给伍健伟经营的义务，伍健伟应履行支付转让款的合同义务。截止本案辩论终结前伍健伟应依约支付转让款280000元，已支付139000元，尚欠141000元未付，已构成违约，伍海云请求伍健伟继续履行合同支付余下转让款141000元，依法予以支持。对于约定尚未到期部分，伍健伟应于2017年5月前支付80000元，2018年5月前支付80000元，2019年5月前支付60000元，由于《协议书》约定扣减25000元，故2019年5月前需支付35000元。至于采取何种支付方式的问题，虽双方约定伍健伟可以板式家具货款抵减，但由于双方没有对此提出抗辩，应由伍健伟以货币支付为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伍健伟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伍海云支付转让款141000元；二、伍健伟应在2017年5月前向伍海云支付80000元，2018年5月前支付80000元，2019年5月前支付35000元；三、驳回伍健伟的诉讼请求；四、驳回伍海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775元，由伍健伟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170元，由伍健伟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170元已由伍海云垫付，一审法院予以退回3170元给伍海云）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伍海云在二审庭审中确认其与康盛公司、杨荣于2013年11月14日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中，康盛公司作为甲方、伍海云作为乙方、杨荣作为丙方约定：1、原与伍海云于2010年1月2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在2013年12月1日前结清所有费用后，合同终止，甲方与丙方的《租赁合同》在2013年12月1日起生效；2、原商铺租赁履约金收据……共50000元（大写：伍万元）已遗失作废，现甲、丙方以本日新开商品租赁履约金收据为准。又查明：一审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2行应为“价值为15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上诉人伍健伟的上诉主张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无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伍健伟请求解除与伍海云的合同应否支持；伍健伟应如何支付转让款；伍健伟支付的5万元的时间应如何确定；应否追加康盛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关于伍健伟请求解除与伍海云的合同应否支持的问题。伍健伟上诉称其与伍海云的《厂方转让合同》依附于伍海云与康盛公司的《租赁合同》，康盛公司与伍海云已终止履行合同并将商铺出租他人，伍海云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伍健伟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厂方转让合同》。本案中，康盛公司与伍海云签订租赁合同后，伍海云又与伍健伟签订《厂房转让合同》，根据《厂房转让合同》的约定，双方既有伍海云将铺位转租给伍健伟，又有伍海云将厂房装修、机械设备转让给伍健伟的意思表示。关于转租铺位部分。经伍海云确认，其与康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已于2013年11月底终止，康盛公司与第三人杨荣已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并从2013年12月起生效。由此可见，伍海云已失去继续转租铺位的基础，其与伍健伟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中的转租部分实际上已无法履行。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伍健伟已无法继续承租厂房，无法实现其合同目的。因此，伍健伟请求确认其与伍海云的租赁合同已于2013年12月解除，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伍健伟、伍海云于2014年1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继续履行的问题。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该《协议书》应是在继续履行《厂房转让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而《厂房转让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当事人应根据实际情况计算有关转让费用。关于厂房装修、机械设备转让部分。根据《厂房转让合同》第三条第1项“本厂房转让款共人民币伍拾万元正〔含厂房装修人民币叁拾万元、机械设备壹拾伍万元、厂房押金人民币伍万元（押金交由康盛保全）〕”、“乙方（伍健伟）在经营厂房期间的租金、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应准时缴付”的约定，伍健伟应交纳的厂房装修款、机械设备款与租金、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属不同的款项，其中厂房装修款应理解为伍健伟承租九年期间的使用厂房已有装修的费用，机械设备款则指厂房内原有的机械设备的对价款。根据本案实际，伍海云与康盛公司的租赁合同于2013年11月底已终止，而伍健伟实际上使用厂房的时间为2013年5月1日至12月31日，共8个月。因此，伍健伟应支付的厂房装修款应计算为：厂房装修款30万元/109个月（2013年5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8个月=22018元。关于机械设备款问题。伍健伟确认其已占有相关机械设备，该部分机械设备款共15万元，伍健伟应支付给伍海云。综上，伍健伟实际应支付给伍海云的厂房装修款、机械设备款合计172018元。关于伍健伟已支付的款项问题。根据伍健伟、伍海云于2014年1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乙方（伍健伟）已支付康盛中心厂房租赁押金50000元（人民币伍万元整），经双方共同协商，双方各承担一半，即冲减其转让费25000元。截至2013年12月止转让费余款为375000元（人民币叁拾柒万伍仟元整）”的内容，可认定伍健伟实际上已经支付的款项为10万元。因伍健伟、伍海云签订该协议书并约定伍海云同意冲减转让费25000元是在双方继续履行《厂房转让合同》的情况下签订的，而伍海云与康盛公司已于2013年11月终止租赁合同，双方对支付给康盛公司的押金问题应另行解决，因此25000元不宜在本案中认定为伍健伟已支付的款项。如前所述，伍健伟在签订《协议书》前已支付10万元，后其于2015年9月30日支付20000元、于2016年1月25日支付15000元及另外以支付现金4000元给伍海云，伍海云对此也予以确认，因此，可认定伍健伟一共支付139000元给伍海云。关于伍健伟5万元款项的支付时间问题。伍健伟主张双方《厂房转让合同》约定首付以现金支付，《协议书》约定后面的款项可以家具抵扣，该5万元的收据应是在签订《协议书》后支付的。首先，从《收款收据》内容分析，该收据上注明“伍健伟交来橙子家具顶手费用50000元”，而双方在《厂房转让合同》中约定“‘橙子’品牌归乙方（伍健伟）所有”，该收据可理解为伍健伟受让厂房的费用，该收据并没有以家具抵顶转让款的意思表示。其次，伍健伟主张支付10万元后只留下2万元的收据，8万元的收据找不到了，因争议的5万元收据没有显示时间，伍健伟无法提供8万元的收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伍健伟应举证证明5万元收据并非8万元中的其中一笔。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伍健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5万元应认定为签订《协议书》之前支付的款项。伍健伟该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伍健伟应支付给伍海云的厂房装修款、机械设备款为172018元，伍健伟一共支付已经139000元给伍海云，伍健伟尚欠33018元。关于应否追加康盛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本案涉及伍健伟与伍海云的厂房转让及租赁关系，康盛公司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对伍健伟请求追加康盛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伍健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伍健伟的上诉请求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1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伍健伟、伍海云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已于2013年12月解除；三、伍健伟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转让款33018元给伍海云；四、驳回伍健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伍海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7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1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45元，合计7890元，由伍健伟负担2800元，由伍海云负担50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敏忠审判员  刘振宇审判员  李雁羽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钟宏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