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13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华健检测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太华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凯，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学林，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君，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孙剑坤、陈芳永，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吕健。
上诉人烟台华健检测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华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君、原审被告吕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4）芝民重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学林，被上诉人孙君的委托代理人孙剑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孙君原审诉称，2011年5月24日，被告吕健向原告借款3000000元，约定还款日为2011年6月24日，到期不归还借款按每日2‰交纳滞纳金，被告吕健为此向原告出具了借据。同日，被告吕健代表被告华健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被告华健公司为被告吕健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原告于2011年5月25日至2011年6月8日间委托烟台苑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苑丰公司）、刘某进通过银行转账及汇款方式向被告吕健交付出借款项2820000元，用现金方式向被告吕健交付出借款项180000元。借款到期后至今，被告吕健仅偿还利息130000元，借款本金和其余利息两被告以种种理由拒绝偿还。故请求判令：1、被告吕健偿还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703900元（自2011年6月25日起至2011年7月6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4%的4倍计算为25600元，自2011年7月7日起至2012年5月7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65%的4倍计算为678300元），同时自2012年5月8日起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分段计付利息给原告；2、被告吕健支付律师代理费159140.60元；3、由被告华健公司对上述1、2项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吕健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00元，并自2011年6月25日起至全部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和违约金；并由被告华健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当庭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被告吕健于2011年5月24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据、收据。用以证明原告出借给被告吕健借款本金3000000元，并约定借期为一个月，到期不归还借款按每日2‰交纳滞纳金；
2、原告孙君与被告华健公司于2011年5月24日签订的保证合同。用以证明被告华健公司为被告吕健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进账单、电汇凭证和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进账单，苑丰公司及刘某进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自2011年5月25日至2011年6月8日原告委托苑丰公司、刘某进通过银行转账及汇款方式向被告吕健交付出借款项2820000元。
被告吕健辩称，原告实际交付的借款本金为2820000元，其除了偿还给原告借款本金130000元外，还分多次偿付给原告利息共计900000元，已偿还的本金和利息应予以扣除，同意按年利率24%向原告计付利息和违约金。
被告吕健对其已偿还原告利息900000元的抗辩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被告华健公司辩称，其公司从未出具也不清楚本案涉及的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烟台华健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健经贸公司）、被告吕健将分别持有的华健公司70.65%、29.35%股权转让给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标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当时华健公司中文印章已全部交接，法定代表人也已变更，被告吕健在无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华健公司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保证合同上加盖的“烟台华健检测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以下简称“合同专章（1）”）应系被告吕健私刻的虚假印章。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原告在认为被告吕健是被告华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前提下，应当向被告吕健索要股东会决议，但原告并未索要，因而保证合同是无效的。故请求驳回原告对其公司的起诉。
被告华健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当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2010年8月31日华健经贸公司、被告吕健与通标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用以证明华健经贸公司、被告吕健分别将持有的华健公司70.65%、29.35%的股权均转让给了通标公司；
2、被告华健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用以证明被告华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0年9月26日由被告吕健变更为申屠献忠；
3、被告吕健于2011年7月12日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被告吕健已将华健公司的原合资企业中英文财务专用章、中英文公章交回了华健公司，除此以外被告吕健再无华健公司的其他印鉴；
4、被告吕健于2012年1月出具的声明。用以证明被告吕健声明其于2010年9月1日作为华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与华健公司进行公章交接，移交了三枚公司印章，包括公章、合同专用章（2）、财务专用章，自此华健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使用的所有印章不再继续使用且全部作废，其无权继续使用华健公司的任何印章；2010年9月26日后其不再担任华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7月12日，其向华健公司交回原合资企业中英文公章及原合资企业中英文财务专用章，并书面保证本人手中再无华健公司的任何印章；2010年9月1日以后其已无任何授权代表华健公司签署任何文件，其以华健公司的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借款协议、担保协议等均系个人行为，其既无任何合法授权，所盖华健公司印章亦非合法印章，与华健公司无关。
庭审质证中，被告吕健对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均未提出异议，但辩称原告实际出借的款项就是2820000元，另外180000元原告作为第一个月的利息从借款本金3000000元中直接扣除了，并未实际交付。被告华健公司对原告提供的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当时公司中文印章已全部交接，法定代表人也已变更，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章（1）”应系被告吕健在印章交接后私刻的虚假印章。对于被告华健公司提出的上述异议，被告吕健质证称保证合同中加盖的“合同专用章（1）”真实存在且在以前的公司经营活动中使用过，并为此提供了2010年3月29日被告华健公司与烟台市福山区城里起重设备配件经销处（以下简称城里经销处）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被告华健公司作为买方在该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即为“合同专章（1）”。被告吕健称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章（1）”与其提供的上述工业品买卖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章（1）”系同一枚印章。被告华健公司虽对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章（1）”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否认保证合同与买卖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章（1）”系同一枚印章，但均不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对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被告华健公司质证称无法确认真实性。对于被告华健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吕健均无异议，原告质证称无法确认真实性。
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城里经销处业主王某进行了调查。王某证明，城里经销处是山东贝特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在烟台地区的代理经销商，2010年3月29日城里经销处与被告华健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属实，且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另外，其作为烟台鸿运起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于2011年3月31日与更换法定代表人后的华健公司签订过工业品买卖合同。为此，王某向调查人员出示了其保留的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原件，并将两份合同的复印件提供给了调查人员。王某提供的2010年3月29日的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为“合同专章（1）”，内容与被告吕健提供的买卖合同内容一致；2011年3月31日的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为“烟台华健检测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章（2）”（以下简称“合同专章（2）”）。庭审质证中，原告与被告吕健对王某的证言以及其提供的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复印件没有异议。被告华健公司对王某提供的2011年3月31日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2010年3月29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及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章（1）”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系被告吕健为此次诉讼伪造的，证人王某的证言以及其提供的两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不足以证实“合同专章（1）”真实存在并使用过。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5月24日，被告吕健向原告出具了借据和收据各一张。其中借据中载明：“今借到孙君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约定还款日为2011年6月24日，到期不归还借款按日2‰交纳滞纳金。借款人吕健”。收据上载明：“本人吕健已于2011年5月24日收取孙君借给本人的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同日，被告吕健代表被告华健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一份，合同落款处由被告吕健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了被告华健公司的“合同专章（1）”，合同约定被告华健公司为被告吕健向原告借款30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利息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被告华健公司保证是依法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合法单位，保证签订合同已依法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或公司董事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准并取得所有必要的授权。
关于借款和签订保证合同的经过，被告吕健称借款之前十多天才认识了原告，当时告诉过原告其已不是被告华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称被告吕健并未告知其已不是被告华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签订保证合同和出具借条时均是在被告吕健的办公室内，该办公室和被告华健公司办公地点连在一起，如果自己知道被告吕健不是被告华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己肯定不会借钱给被告吕健。被告吕健称出具借据和签订保证合同均是在其办公室内进行的，其办公室在被告华健公司的办公区内，与其担任被告华健公司法定代表人时使用的办公室一致，没有变化，整个办公区的所有权人是柯兰家饰品公司，办公区是柯兰家饰品出租给被告华健公司的。关于借款的用途，原告称被告吕健借款时讲是公司经营需要资金，并未告知具体哪家公司，原告以为是用于被告华健公司的经营需要。被告吕健称当时仅告诉原告需要流动资金，未告诉原告借款的实际用途，所借款项实际上是用于另外两家公司即华健经贸公司和柯兰家饰品公司经营需要。
2011年5月25日至2011年6月8日间，原告委托苑丰公司、刘某进通过银行转账及汇款方式向被告吕健交付出借款项2820000元。庭审中，原告主张其还以现金方式向被告吕健交付了180000元。对此，被告吕健辩称原告实际交付的借款本金是2820000元，原告将另外180000元作为第一个月的利息从借款本金3000000元中直接扣除了，并未实际交付。对于被告吕健提出的异议，原告未能提供180000元现金已实际交付的证据。
约定的借期届满后，被告吕健仅向原告偿还了130000元。对此，原告与被告吕健均予以认可，但双方对该130000元偿还的是借款本金还是利息存在争执，原告主张偿还的是利息，被告吕健则辩称偿还的是借款本金。对此，双方均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另外，被告吕健辩称还另行向原告偿还利息900000元，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吕健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2010年8月31日，华健经贸公司、被告吕健与通标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华健经贸公司、被告吕健分别将其持有的华健公司70.65%、29.35%的股权转让给了通标公司。2010年9月1日被告吕健作为被告华健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向被告华健公司交接公章，移交了三枚华健公司的印章，包括公章、合同专用章（2）、财务专用章。2010年9月26日，被告华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吕健变更为申屠献忠。
原审诉讼中，法院根据原告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了被告吕健、华健公司在银行账户内的存款3000000元。
原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借据、收据、银行借款凭证、进账单、电汇凭证、保证合同、工业品买卖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声明、工商登记档案材料、证人证言等为证，还有庭审笔录中记载的原、被告的陈述在案为凭。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庭审举证、质证情况，本案的争执焦点有三个：一是原告实际出借给被告吕健的借款本金的数额是多少；二是被告吕健已偿还原告多少借款本息；三是被告华健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焦点一，即原告出借给被告吕健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原告主张其实际出借给被告吕健的借款数额为3000000元，被告吕健则辩称原告实际交付的款项为2820000元。对此，法院认为，因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原告作为出借方不仅应当举证证明借贷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还应当提供出借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证据。虽然原告当庭提供的借据和收据上均载明借款数额为3000000元，但该两份证据仅能证明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原告另行提供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进账单、电汇凭证、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进账单以及苑丰公司和证人刘某进出具的证明，仅能证明原告已实际交付出借款项2820000元。庭审中，原告主张其另行用现金方式交付了180000元，但被告吕健对此予以否认，辩称原告将180000元作为第一个月的利息从借款本金3000000元中直接扣除了，并未实际交付。因原告对其主张的另行交付给被告吕健现金180000元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吕健的抗辩与根据借据中载明的借期一个月、到期不归还借款按日2‰交纳滞纳金的约定计算得出的数额能够吻合，故法院采信被告吕健的抗辩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法院认定原告出借给被告吕健的借款本金数额为2820000元。
关于焦点二，即被告吕健已经偿还给原告借款本息的数额认定。原告与被告吕健均认可借期届满后被告吕健已偿还130000元，但双方对该130000元偿还的是借款本金还是利息存在争执，原告主张偿还的是利息，被告吕健则主张偿还的是借款本金，双方对此均未能提供证据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法院认定被告吕健偿还的该130000元为利息。庭审中，被告吕健辩称其还另行向原告偿还利息900000元，因原告对此否认，被告吕健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法院对其该抗辩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即被告华健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第一，被告华健公司对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章（1）”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根据被告吕健当庭提供的2010年3月29日被告华健公司与城里经销处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以及法院依原告申请调查城里经销处业主王某取得的证言和证人王某提供的2010年3月29日被告华健公司与城里经销处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2011年3月31日鸿运公司与更换法定代表人后的华健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能够认定被告华健公司在股权转让、更换法定代表人前后均与王某作为业主和法定代表人的单位发生过业务往来，且王某提供的2010年3月29日被告华健公司与城里经销处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与被告吕健提供的合同一致，王某证实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该合同上加盖的被告华健公司的“合同专章（1）”与原告提供的保证合同中加盖的印章一致。被告华健公司虽然对上述合同以及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章（1）”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但不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且被告吕健交给被告华健公司的印章中只有“合同专章（2）”，没有“合同专章（1）”。根据本案的证据情况和一般常理性判断，可以认定原告提供的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章（1）”系被告华健公司在股权转让、更换法定代表人前的经营活动中使用过的印章。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虽然被告吕健向原告借款和以被告华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的时间是在其已不担任被告华健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后，但被告吕健向原告出具借据以及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均是在被告吕健的办公室内进行的，该办公室在被告华健公司的办公区内，仍然是被告吕健在担任被告华健公司法定代表人时使用的办公室，并且被告吕健签订保证合同时是以被告华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在合同落款处作为被告华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了被告华健公司的合同专章，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吕健有代理权，故被告吕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效。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是着眼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对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行为进行约束，不能作为评价公司与外部民事主体签订的担保合同的效力的依据。综上，被告华健公司对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章（1）”的真实性提出的异议，以及提出的被告吕健在无任何授权的情况下签订保证合同、原告在认为被告吕健是被告华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前提下未索要股东会决议、保证合同无效的抗辩主张，法院不予采纳，被告华健公司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对被告吕健欠付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二）项、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1月26日判决：一、限被告吕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孙君借款本金人民币2820000元及利息、违约金2977717.27元（自2011年6月25日起至2016年1月26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已扣除被告吕健偿还的利息130000元），同时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全部偿还之日止仍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和违约金给原告孙君。由被告烟台华健检测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驳回原告孙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两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38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7385元，由被告吕健负担，被告烟台华健检测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交纳责任。
宣判后，上诉人华健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上诉人从未出具本案的《保证合同》。二、《保证合同》中加盖的合同章（1）是原审被告伪造的，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三、涉案《保证合同》是无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公司不能为高管提供保证，如提供保证须有股东会决议。四、涉案《保证合同》与本案借款无任何法律关系。五、原审判决的利息标准过高，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六、本案所涉2011年5月24日《保证合同》中，保证的主合同为被上诉人与吕健所签订的编号为2011-1的保证合同，不是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七、原审法院认定发生的借款款项与本案所涉的借据和收据没有法律和事实上的关联，原审法院认定的借据和收据均载明款项实际发生的时间是2011年5月24日，对此收据中有明确的记载，是2011年5月24日收取的款项300万元，而原审法院认定的款项发生的时间是2011年5月25日至2011年6月8日，因此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被上诉人孙君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针对上诉人的补充意见，提醒法庭注意2011年5月24日保证合同上的首页载明了这个合同的编号，正是2011-1号，所以不会存在以2011-1号保证合同为2011-1号保证合同做保证的情况。
原审被告吕健未到庭答辩。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同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在于，上诉人应否为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原审法院查明实际发生的借款额为282万元，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存在其他的借款合同或者保证合同，也无证据否定借款的事实及保证合同。上诉人称2011年5月24日《保证合同》所保证的主合同为被上诉人与吕健所签订的编号为2011-1的保证合同、不是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原审法院认定发生的借款款项与本案所涉的借据和收据没有法律和事实上的关联，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吕健向孙君借款、以华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孙君签订保证合同的时间是在其已不担任华健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后，但吕健向孙君出具的借据以及与孙君签订保证合同均是在吕健在担任华健公司法定代表人时使用的办公室，吕健签订保证合同时是以华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名义签字并加盖了华健公司的合同专章，故吕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不能作为评价公司与外部民事主体签订的担保合同的效力的依据。上诉人主张保证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原审判决认定的利息标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华健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421元，由上诉人烟台华健检测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天松
审判员 张莉莉
审判员 刘海波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姜永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