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6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瑞金北路136号中国华融大厦1层。
法定代表人：王益琨,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伟,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柳，贵州黔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0139270。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洁，女，198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卫伟，贵州宜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0834949。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贵阳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3民初5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财险贵阳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虽然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安排朋友在现场处理事故，未造成更为严重的结果。但是其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直接导致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等无法查明，包括但不限于酒驾、毒驾等重大违法行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将法律明确禁止性情形作为免责条款的，上诉入仅需作出提示后，免责条款即合法有效。本案驾驶员在交通肇事后离开事故现场行为，不仅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禁止的情形，而且是触犯我国《刑法》的犯罪行为。上诉人是基于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约定。且针对该免责条款，上诉人不但以加黑加粗有别于一般条款的特殊字体等方式履行了免责告知义务及提醒义务，而且上诉人为证实履行了免责告知义务，还提供有被保险人签字的“保险单”。因此保险条款中关于免责条款的约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邓洁辩称，一、上诉人未能举证其就平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免责事由尽到了向被上诉人提示、明确说明的义务；二、即便上诉人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但本案的免责事由与保险免责条款不符合。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邓洁向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贵Ｇ×××××号小型轿车的维修费67182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车牌号为贵Ｇ×××××号小型轿车所有人。2016年2月24日，原告为上述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商业综合险，其中机动车损失赔偿限额为316800元，保险期自2016年3月23日0时起至2017年3月22日24时止，同时，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第二章第五条第八款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2016年10月20日23时50分许，原告将上述车辆借给案外人李维祥使用，当李维祥驾驶该车辆行驶至贵阳市××茶大道后坝路段时，与刘华松驾驶搭载乘车人王发芳逆向行驶的临贵Ａ×××××号二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致贵Ｇ×××××号小型轿车、临贵Ａ×××××号二轮电动车受损，刘华松、王发芳受伤，王发芳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6年10月24日死亡。事故发生后，李伟祥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同时电话联系其朋友王洪林到现场处理该起事故。随后民警赶到事故现场勘验时，王洪林自认是其驾驶的贵Ｇ×××××号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李维祥随即离开现场。2016年10月21日04时30分，李维祥到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云岩区分局自首，交管部门认定李维祥自行离开事故现场已构成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的情节，但该行为并未加重事故的后果，未造成事故现场证据的灭失。同时交管部门通过鉴定得出结论，李维祥血样未检测出乙醇成分，贵Ｇ×××××号小型轿车各项装置安全技术状况合格。另查明，李维祥具有相应驾驶资质，该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于上述保险期间内。2016年11月25日，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云岩区分局据此作出云公交认字[2016]520103920160035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维祥、刘华松承担该次事故的同等责任，王发芳无责任。此后，原告将受损的贵Ｇ×××××号小型轿车送往贵阳宝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下简称贵阳宝源公司）维修。2016年12月25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一份，对贵阳宝源公司核定的贵Ｇ×××××号小型轿车维修费67182元予以确认。2017年1月26日，车辆在贵阳宝源公司修复完毕后，原告向贵阳宝源公司支付了维修费67182元。之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该维修费用遭拒绝，故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如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驾驶人李维祥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的情节是否属原、被告约定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原、被告于保险合同中第二章第五条第八款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被告认为保险车辆驾驶人发生事故后逃逸，符合上述条款约定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但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发生事故后，驾驶人李维祥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并联系其朋友到现场处理该起事故，李维祥弃车离开现场的行为并未加重事故的后果，未造成事故现场证据的灭失。根据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足以说明驾驶人李维祥于事故发生后已经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处理此次事故，同时其离开事故现场未加重事故的后果，未造成事故现场证据的灭失，故未构成原、被告保险合同中被告的免责情形。另，原、被告自愿订立保险合同，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保险费，被告理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现驾驶人正常驾驶合格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且车辆发生的损失在保险承保限额内，被告对该损失亦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予以确认，因此，被告应承担此保险责任。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贵Ｇ×××××号车辆维修费67182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被告辩称其应当免除保险责任的意见，应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邓洁车辆维修费67182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480元，减半收取74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驾驶人李维祥的行为是否构成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情形。
被上诉人所有的车辆在上诉人处投保，被上诉人支付了相应的保险费，案涉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第二章第五条第八款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据此，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的行为构成该条款约定免责事由的前提是其未“依法采取措施”。关于发生交通事故后应采取的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专门规定了详细的处理原则，包括保护现场、及时报警等。本案中，虽然驾驶人李维祥在发生事故后离开了事故现场，但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李维祥及时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并联系其朋友到现场处理该起事故。且事故发生于2016年10月20日23时50分许，驾驶人李维祥于2016年10月21日04时30分许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事故检验鉴定中心鉴定其血样中未检测出乙醇成分。其联系朋友到现场处理事故，自己弃车离开现场的行为并未加重事故的后果。故驾驶人李维祥的行为并未构成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情形。关于上诉人主张因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等无法查明，上诉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是车辆损失险，《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弃车离开现场的行为并未加重事故的后果，亦未造成事故现场证据的灭失。且上诉人对车辆损失亦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予以确认，则事故导致的车辆损失足以明确，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另，因驾驶人的行为并未构成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情形，故无论上诉人是否已向被上诉人履行提示告知义务，均不可免除其理赔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平安财险贵阳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8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甘 炫
审 判 员 刘晓玲
审 判 员 刘永菊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廖海宏
书 记 员 梁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