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通行初字第63号
原告赵吉田（曾用名赵继田），男，汉族，1948年11月1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委托代理人苏米娅，内蒙古大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人民政府，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
法定代表人布仁，该旗旗长
委托代理人解春祥，奈曼旗林业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滕志强，内蒙古典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新城区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包振玉，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立国，通辽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徐洪波，内蒙古典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奈曼旗某国有林场，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某镇。
法定代表人刘国华，林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李志新，内蒙古诚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奈曼旗某镇某村某村民组。
法定代表人赵永胜，该村民组组长。
第三人吕国富，男，汉族，1949年8月20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原告赵吉田因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人民政府、通辽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于2015年11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立案后，于2016年4月6日向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通辽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吉田及委托代理人苏米娅，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谢春祥、滕志强，通辽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王立国、徐洪波，第三人奈曼旗某国有林场委托代理人李志新、第三人奈曼旗某镇某村某村民组法定代表人赵永胜、第三人吕国富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通辽市人民政府、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0日作出《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该处理决定主要内容为：某村民组东南某沟面积31.8亩，争议林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归奈曼旗某国有林场所有。第三人赵吉田不服该处理决定，向通辽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通辽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通政复决字[2015]第50号），维持了奈曼旗人民政府作出的《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
原告赵吉田诉称，请求：一、撤销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作出的《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以及被告通辽市人民政府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通政复决字[2015]第50号）。二、要求法院重新对争议地权属进行确认。三、由二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某沟林地所有权一直以来归某村某小队的，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确权给某林场是错误的，而某林场无权将争议林地发包给吕国富。1985年11月3日，经某生产大队讨论决定，将上述林地以500元的价格承包给了原告，原告自承包争议的某沟31.8亩土地后栽种树木治理、管护至今。所谓的承包人吕国富于2000年3月10日在某林场交款的1260元承包费承包3亩地（即某沟东沟叉）时，原告承包争议林已经15年了，且某林场与吕国富之间的承包行为因奈曼旗某国有林场没有林地所有权属于无效行为。某林场将原告经营的林地非法承包给他人是错误的。以上事实有奈曼旗档案局调取的1985年11月份某生产队出具的林照；1985年11月3日原告付款收据一枚予以佐证，证明原告林地来源合法，对争议林地具有合法的经营权。然而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对上述事实均未进行调查核实，致使争议处理缺乏事实依据，并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争议林地吕国富因权属纠纷曾向奈曼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1988年8月19日吕国富要买某林场的树并预交了1260元，但没有采伐，2000年3月10日某林场将某沟3亩国有林地承包给了吕国富经营50年，用预交的1260元抵顶的承包费。2013年5月31日办理了采伐许可证。这与某林场所说的1982年3月13日奈曼旗人民政府向吕国富发放的林权证完全不相符。1982年3月13日奈曼旗人民政府既已向吕国富发放了林权证，那么为何2000年3月10日吕国富又在某林场用1988年8月19日预交的1260元抵顶承包费承包此争议地？1982年3月13日奈曼旗人民政府向某村某生产队小组颁发了《林权证》（字第100×××号），将争议地所有权归为某小队所有，所以在1985年11月3日原告已经在1985年11月3日从某生产大队以500元的价格获得了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某林场申请确权时称，奈曼旗人民政府1982年3月13日给某大队某生产队社员吕国富颁发了林权证（字第100××号），该证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原告对此份林权证的证据来源以及真实性均持有异议，要求对其真实性申请做司法鉴定。二被告认为1982年3月13日奈曼旗人民政府给当时的某大队某生产队社员吕国富颁发的林权证为有效证据是错误的，该林权证与吕国富自己的陈述在时间等细节上均不相符。因为某林场不具有所有权的情况下发包，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被告未查明争议林地的权属渊源，仅靠某林场提供的未盖有任何公章的协议书、以及未辨别真伪的林权证作为依据，从而确认争议土地使用权归某林场所有，适用法律完全错误。
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辩称，奈曼旗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0日作出的《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公正，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理由：原告的诉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11月5日，奈曼旗某国有林场因某村东南某沟31.8亩林地所有权权属确认一事向奈曼旗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奈曼旗人民政府受理后告知相关权利人权利义务，告知各利害关系人提交证据证明各自主张。奈曼旗人民政府成立工作组调取相关历史资料，走访相关人员后，根据奈曼旗某国有林场提交的1982年3月13日奈曼旗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木所有权人为某某生产队社员吕国富所有的林权证（字第100××号）和1991年1月29日经奈曼旗人民法院某法庭调解，由奈曼旗林业局、某乡人民政府、某村、某屯小组、某林场、某屯小组村民吕国富共同签订的《关于某沟林权、林地权属的协议书》来看，上述证据为历史遗留的书证，能够真实客观的反应涉案林地权属的最终归属。原告赵吉田（确权关系人）提交的关于涉案林地的权属证据来源不明，表现形式多为证人证言，根据证据审查规则，原告赵吉田提交的证据证明效力明显低于奈曼旗某国有林场提交的证据。同时，原告赵吉田无有效证据（1985年11月3日某出具的《收据》既无公章也没有林地使用权承包期限，仅表述为“买某沟付款”，不足以证明原告赵吉田据此获得林地合法经营权且在我政府工作人员对赵吉田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其本人自认该钱款已经退还）证明其主张。据此，奈曼旗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是完全正确的。
被告通辽市人民政府辩称，赵吉田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法院判决维持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作出的《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及通辽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通政复决字[2015]第50号），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一、奈曼旗人民政府作出的《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1.奈曼旗某国有林场有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吕国富对争议林地享有合法的经营权。1982年3月13日，奈曼旗人民政府向案外人某某生产队社员吕国富颁发了林权证（字第100××号），证明某村东南某沟31.8亩林地所有权人为吕国富。1991年1月29日，经奈曼旗人民法院某法庭调解，由奈曼旗林业局、某乡人民政府、某村、某屯小组、某林场、案外人某屯小组村民吕国富共同签订了《关于某沟林权、林地权属的协议书》，约定某沟林地权属为国家所有。上诉两份历史遗留的书证能够真实客观的反应涉案林地的合法经营权人为吕国富。2.赵吉田无有力证据证明争议林地的经营权归其所有。赵吉田提供的日期为1985年11月3日的《收据》既无公章，又未约定林地使用权承包期限，仅写有“买某沟付款”，故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赵吉田据此获得了林地合法经营权，系无效证据。赵吉田提出的，由某生产队于1985年11月3日出具的《林照》，不仅在时间上晚于案外人吕国富取得的林权证，并且在奈曼旗人民政府为赵吉田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赵吉田自认其所交的500元承包款已经退还，故此《林照》也不能证明其主张。赵吉田提交的其他关于涉案林地的权属证据不仅来源不明，而且形式多表现为证人证言，明显不符合证据审查规则。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低于奈曼旗某国有林场提交的证据。2014年11月5日，奈曼旗某国有林场向通辽市奈曼旗人民政府提起《林地所有权确权申请书》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争议土地的林地权属问题。奈曼旗人民政府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条之规定，作出了《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通辽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通政复决字[2015]第50号）符合法律规定。通辽市人民政府是在查清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作出的《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第三人奈曼旗某国有林场述称，请求法院依法维持奈曼旗人民政府作出的《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和通辽市人民政府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通政复决字[2015]第50号），驳回赵吉田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赵吉田提交的1985年11月3日由某生产队出具的所谓“林照”是无效的，不能否定1982年3月13日由奈曼旗人民政府给吕国富颁发的合法有效的吕国富的林权证（字第100××号）。首先，从时间上看，吕国富取得的林权证在前，赵吉田取得的所谓“林照”在后；吕国富取得的《林权证》未经依法撤销，某生产队写的“林照”无效。其次，从发证的单位看，给吕国富发《林权证》的机关是奈曼旗人民政府，是发放林权证的法定机关；而给赵吉田出具“林照”的生产队，没有发放林权证的法定资格，所谓的“林照”无法否定法定的《林权证》的效力。最后，赵吉田提供的1985年11月3日某生产队出具的所谓“林照”的经手人和收款的收款人是当时某生产队队长许某。但是，其在奈曼旗人民法院1991年1月20日结案的吕国富诉赵吉田林地纠纷937号案卷第30页证实：“后赵吉田又主动放弃承包，并要回500元承包费”，在该卷第35页其更明确的证明：“村民赵吉田表示不承包某沟林地后我在1985年秋季将赵吉田交的500元承包费分两次退给赵吉田的……当时在场人有李某、牛某某，赵吉田的500元承包费已全部退给赵吉田了。”（注：经与该案卷第36页至40页法庭二份询问笔录比对，上述许某的两份证实材料均是法庭的记录人白某某所写，误将“许”写成“徐”，当时的生产队长是“许某”，而没有“徐文中”这个生产队长）。在该卷第23页牛某某证明：“当时许某队长向赵吉田要那个500元的字据，而赵吉田当时把字据撕了，又有屋里这些人，错不了。我能证明许某队长已将500元承包费退给赵吉田了”。在第40页法官询问赵吉田的笔录中，法官询问赵吉田“你承包林地的500元手续拿来没有？”，他回答：“实在没有找到”。法庭作出询问笔录的时间是1990年，时隔20多年，既然赵吉田自己承认“已经撕了”，又说“实在没有找到”，那么这500元收据怎么又找着了呢？显然，赵吉田的主张不仅与许某、牛某某的证明相矛盾，而且也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而许某在奈曼旗人民法院（2013）奈民初字第2216号民事判决书所作的证言“1985年被告（指赵吉田）承包整个某沟林地给的林照和交款单据、收据是500元，已经入账”明显是伪证，与上述列举的1991年937号案卷中许某的二份证明材料和牛某某的证明材料相互矛盾。二、1982年吕国富取得的林权证所载的某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在奈曼旗法院的协调下，经吕国富同意和由某乡政府、某村委会和某屯村民小组与奈曼旗林业局和某林场协商一致，于1991年1月29日签订了《关于某沟林权、林地权属的协议书》并附有《某某村某某沟国有林地实测图》（装订于937号卷内的50-54页）。在上述协议书中，有吕国富和各有关方负责人的签字。该协议说明：“以上协议经奈曼旗人民法院、奈曼旗林业局、某乡政府、某国营林场、某法庭、某村委会、某屯村民小组及吕国富等人到现场共同商量，形成此协议。”因为某林场按照该协议第3条的约定，给付了吕国富400元植树工本费和管护费，所以吕国富于1991年1月20日撤回了起诉（见该卷53-54页撤诉申请书和法庭询问笔录）。2013年8月31日，在吕国富诉赵吉田林木侵权赔偿纠纷案审理过程中，某村委会和党支部书记张某再次证明上述《关于某沟林权、林地权属的协议书》是真实的，某屯小组和村委会已经同意将上述协议书中的林地归某林场所有。2000年3月，某林场将此林地中的3亩承包给吕国富经营至今。
第三人奈曼旗某镇某村某村民组述称，1985年11月3日，我村统一发包荒山荒沟，本案争议的“某沟”林地位于我们村境内，当时我们以500元的价格将争议林地发包给了赵吉田，赵吉田向我村提交了500元的承包费，村委会同意办理了林照。赵吉田承包下荒沟后，按照要求进行了治理并造林，自1985年至今，一直由赵吉田管理经营。
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提交如下证据证明其行政裁决的合法性：第一组法律依据：《森林法》17条规定，证明被告有权对林地的权属作出决定。第二组吕国富的林权证（字第100××号），证明奈曼旗人民政府在1982年3月13日将坐落于某沟东至沟沿、西至沟沿、南至沟头、北至沟门，面积为30亩的林木所有权确认给吕国富所有。第三组《关于某沟林权、林地权属的协议书》，时间是1991年1月29日。证明当时由奈曼旗林业局、某村委会、某林场、某乡政府、某小组与某村民吕国富六方对某沟林地进行协议解决，协议将吕国富的林木所有权归某林场所有，某沟林地所有权也确定为某林场所有。第四组2015年2月4日某村民委员会证明材料一份，通过现场勘查从1点到2点的连线以南（图现在没有），统称为某沟，白石拉沟沟叉出于某村民小组，有村委会的章。第五组2015年2月4日询问人邱某某等3人对吕国富的询问笔录。2015年2月4日询问人谢某某询问赵吉田的询问笔录。第六组1985年11月3日某村民小组出据的收据和给赵吉田的林照。以上证据证明奈曼旗人民政府对所争议的林地经过调查核实，原告赵吉田提供的1985年所谓的“林照”证明效力不如1982年奈曼旗人民政府给吕国富颁发的《林权证》。同时吕国富通过协议约定将树木所有权归某所有，同时六方当事人已经同意将争议土地所有权也归属某林场。
被告通辽市人民政府提交如下证据证明其行政复议的合法性：1.《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2.《行政复议申请登记表》一份；3.《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行政复议案件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6.奈曼旗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及其附件。7.《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及《送达回证》。上述证据综合证明《行政复议决定书》（通政复决字[2015]第50号）程序合法，结果正确。
原告赵吉田提交的证据：1.1985年11月3日由许某出具给原告的收据1枚，上面写明上款系买某沟付款500元。2.林照一枚，来源于奈曼旗档案馆。3.民事起诉状一份。4.奈曼旗人民法院（2013）奈民初字第221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收据证明1985年11月3日原告已经向村民委员会提交了承包款并合法取得争议林地的经营权。林照证明原告对争议林地具有合法的经营权。民事起诉状是吕国富在奈曼旗人民法院起诉财产损害赔偿时提交的，诉状中事实与理由与其在本案陈述的事实及二被告认定的事实不相符。奈曼旗人民法院判决书第五页下属第四行，奈曼旗人民法院（2013）奈民初字第22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吕国富林权证上的30亩林地不包括本案诉争的林地面积。
第三人奈曼旗某国有林场及第三人吕国富提交的证据：1.吕国富的林权证（字第100××号）。2.奈曼旗人民法院937号卷30页-35页的证明材料，证明赵吉田不承包了，他把500元分两次退给赵吉田。奈曼旗人民法院937号卷23页证明材料，证明500元钱由许某退给赵吉田。奈曼旗人民法院参与形成的《关于某沟林权、林地权属的协议书》、吕国富的撤诉申请。3.2013年8月31日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进一步确认某沟的林权转让协议书是真实合法的。2000年某林场将林地承包给吕国富。
第三人奈曼旗某镇某村某村民组提交的证据：1985年11月3日的给平某某，徐某某，吕某某，平某某的《林照》，证明发给赵吉田的《林照》是真实的。2010年4月5日许某某的证言。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赵吉田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法律依据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予以采信。通辽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明复议程序的证据予以采信。第三人奈曼旗某国有林场及第三人吕国富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中许某某的证人证言与2010年4月5日提供的证人证言相矛盾，不予采信。吕国富的撤诉申请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予以采信。第三人奈曼旗某镇某村某村民组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许某2010年4月5日的证人证言与之前的矛盾且未出庭，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赵吉田与第三人吕国富均系奈曼旗某镇某村某村民组成员。1990年吕国富因“某沟”林木纠纷向奈曼旗人民法院起诉赵吉田，后吕国富以林业部门解决为由申请撤诉。2013年9月，吕国富因“某沟”林木纠纷向奈曼旗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赵吉田，奈曼旗人民法院作出（2013）奈民初字第2216号民事判决书，以吕国富主张的侵权事实不清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吕国富不服上诉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2014）通民终字第44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以林地存在权属争议，吕国富主张侵权缺少事实依据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中查明1991年1月29日奈曼旗林业局、某村委会、某林场、某乡政府、某小组与某村民吕国富共同签署了《关于某沟林权、林地权属的协议书》，2000年3月10日吕国富从某林场承包林地3亩，2013年5月31日吕国富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40棵，吕国富采伐的树木被赵吉田拉至赵吉田家附近，吕国富与赵吉田就本案中3亩林地的承包经营权问题产生争议。
2014年11月5日，奈曼旗某国有林场向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提出《林地所有权确权申请书》，请求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确认“某沟”31.8亩林地所有权属于奈曼旗某国有林场所有。奈曼旗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0日作出《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该处理决定主要内容为：某村民组东南某沟面积31.8亩，争议林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归奈曼旗某国有林场所有。原告赵吉田不服该处理决定，向通辽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通辽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通政复决字[2015]第50号），维持了奈曼旗人民政府作出的《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是指因森林、林木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处理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以下简称林权争议），必须遵守本办法。”之规定，本案中，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系县级人民政府，有权针对奈曼旗某国有林场与奈曼旗某镇某村某村民组两个单位之间的林权争议进行处理。奈曼旗人民政府作出的《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中将某村民组东南某沟面积31.8亩争议林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裁决归奈曼旗某国有林场所有。该决定既裁决了林地所有权，也裁决了林木所有权。一、从裁决程序上看，首先，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林业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设立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以下统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分别负责办理林权争议处理的具体工作。”、第十六条“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在接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后，应当及时组织办理。”及第十九条“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制作处理意见书，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处理意见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一）当事人的姓名、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二）争议的事由、各方的主张及出具的证据；（三）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四）处理意见。”之规定。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交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进行调解以及调解不成后制作并向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报送的处理意见书。其次，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或者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凡涉及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经营范围变更的，应当事先征得原批准机关同意。”本案中奈曼旗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供相应材料证明奈曼旗某国有林场的是否属于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将争议的林地所有权及林木使用权确权给奈曼旗某国有林场是否改变其经营范围，是否需要征得原批准机关的同意。二、从裁决的事实依据来看，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将争议林地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裁决给奈曼旗某国有林场的主要依据之一系吕国富的《林权证》，该林权证面积为30亩，与争议地31.8亩的面积不符且该证中仅记载林木所有权人并未记载林地所有权人。另一个主要依据系1991年1月29日奈曼旗林业局、某村委会、某林场、某乡政府、某小组与吕国富共同签署的《关于某沟林权、林地权属的协议书》。虽然该协议系在吕国富与赵吉田因为林地纠纷进行民事诉讼过程中形成，协议中也约定“某沟”林地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归某林场所有，但是该协议书中只有当时的“原告”吕国富参加，既没有“被告”赵吉田参与，也没有相关参加单位所加盖的公章，无法确定参与单位代表人员是否得到合法授权或者事后经过单位追认，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应当但未能提供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对当时全部参与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询问或者核实情况。另外，奈曼旗某国有林场及吕国富在各自答辩状中均主张“2000年3月10日吕国富从某林场承包林地3亩在争议地范围内，2013年5月31日吕国富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进行采伐。”且（2014）通民终字第447号民事判决书中予以确认。奈曼旗人民政府未能提供将奈曼旗某国有林场及吕国富所主张的吕国富在争议地范围内承包的3亩林地内的林木所有权裁决给某国有林场的依据。最后，奈曼旗人民政府在处理决定中未对争议的31.8亩林地位置及四至范围进行明确界定并注明GPS坐标。综上，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作出《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一）、（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奈曼旗人民政府《奈曼旗人民政府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决定》（奈政字[2015]755号）及通辽市人民政府通政复决字[2015]第50号行政复议决定；
二、责令奈曼旗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一审案件诉讼费50元由被告奈曼旗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褚东权
审 判 员 盖蓬蓬
人民陪审员 肖志耕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晓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