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再1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卢银花，女，197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伟、李绍平，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邱美寅，女，196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慧俐、黄婧雯，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邱美寅因与被申请人卢银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厦民终字第5030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7日作出(2016)闽民申191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卢银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健、李绍平，被申请人邱美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慧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银花再审称，请求撤销本院(2015)厦民终字第503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邱美寅的二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严重失实，导致错误的判决。二审认为，卢银花系因购房落户于集美区高浦二十组，且未分配承包地，亦未享有集体组织成员之权益，故卢银花的生产、生活基础未在集美区高浦二十组，其非该集体组织成员。而事实上，卢银花现户籍地就为厦门市集美区，有户口本为证，是高浦社区的成员，在房管局办理手续的时候也提交了集体成员的证明，即2009年7月10日，高浦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内容：“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卢银花，女，现居住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高浦村二十组，系我村村民，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此证明。”而2015年6月4日，该社区居委会再次出具一份《证明》，此次证明称卢银花非高浦社区居民，从未属于其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一个社区居委会，却在六年间出具完全矛盾的证明，且后一份证明的时间，就在邱美寅向一审法院起诉前几个月．有理由相信其中必有隐情。二审法院未考虑此事实，认定卢银花未享有集体组织成员之权益错误，实际上卢银花的女儿洪佩玲就曾经领取过高浦社区农村居民、未成年人医疗保险政府补助，卢银花在补助花名册上签名为其女儿代领镇街补助和财区补助。二、法律适用错误，二审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认定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应认定无效。而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的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以及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上述法律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并未明确禁止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买卖，农民村民出卖住房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土地管理法只是规定买卖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故买卖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的行为并不必然无效。卢银花与邱美寅协商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厦门市房产管理部门己在该合同上的登记机构处加盖印章，卢银花已付清了全部购房款，厦门市房产管理部门也已向卢银花发放了《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及《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上述产权证明上明确载明土地、房屋用途为农村宅基地，且卢银花的户籍确是在高浦社区居民委员会，双方的买卖房屋的行为并未损害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未改变土地、房屋的用途，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二审判决认定的基础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判决错误。
邱美寅辩称，一、卢银花不是高浦社区的居民，也从未属于高浦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审认定是正确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综合考虑人员的落户原因，生活基础，是否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等等，而不能简单以户口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判断标准。本案中，卢银花为江西省上饶市人，并非是出生在高浦社区的居民，其户口迁入厦门市是因购买商品房，而非因婚姻、收养关系及原户口在本村的部队复员等人员，可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法定情形。卢银花二审当庭确认其是因为购房入户厦门市，且确认其从江西省迁来厦门市是以做生意为生，没有在分过宅基地或承包地；没有领取过历次历年发放的补偿款。由此可见，卢银花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形成稳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以该村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无集体资产分配权。因此，其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定特征，其落户高浦社区也不符合法定的情形，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卢银花的户籍在其购买商品房将户口迁入厦门市时已经是城镇户口，之后根本无法因再次购买讼争房屋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高浦社区居委会前后各出具一份证明，如前所述，显然是2015年6月4日有关“卢银花非高浦社区居民，从未属于高浦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明才客观符合卢银花的身份性质及实际情况，因此，应当采信2015年6月4日的证明。至于卢银花在再审提交的证据“集美区高浦社区农村居民未成年医疗保险政府补助花名册”及“高浦社区居委会关于洪佩玲、洪旗领取居委会补贴的证明”，该两份证据在一审、二审阶段并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该证据的主体为卢银花的女儿洪佩玲及儿子洪旗而非卢银花本人，与本案并无关联。该补助为城乡居民未成年的医疗保险补助与本案涉及的宅基地无关，并不能证明卢银花及其女儿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其生产、生活基础在。综上，卢银花的户籍虽登记在诉争房屋名下，但从其户籍来源、户籍迁移的原因和过程、生活基础、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的关系来看，卢银花均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定特征，二审认定是正确的。二、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在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转让是无效的，二审判决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是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1、根据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国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宅基地具有“一户一宅、面积法定、主体特定、无偿取得和使用”等特征，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的第（二）项第4点进一步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宅基地转让行为，以及其他变相导致农民丧失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应当依法确认无效。根据上述规定，农村宅基地转让和流通应受到严格限制，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本案双方讼争房屋是在农村宅基地上建设的房屋，根据物权法“地随房走”的原则，该协议书亦处分了宅基地使用权。如前所述，卢银花从签订合同之日至今并非讼争房屋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违反法律关于禁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违法转让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2、依照《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土房产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村民住宅权属转移登记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厦府办［2007］270号）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权属转移登证申请人（房屋购买人）应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村村民住宅权属转移登记申请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一）非本村居民；（二）在本村已取得宅基地的；（三）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四）除正常婚嫁、部队复员、就学回乡以及符合政策迁入本市农村且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情况外，其户口在2003年8月1日《厦门市户籍管理若干规定》实施后迁入本村的。而卢银花的户口是在上述规定出台后于2007年7月23日由文达路21号之二十五301室移入集美区高浦社区，且系因购房迁入，而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正常婚嫁、部队复员、就学回乡等”的除外情形，故卢银花购买房屋的行为也不符合上述政策规定。事实上，卢银花提交至房管局用于办理过户手续的派出所证明体现的入户时间为2003年2月，与实际入户时间2007年7月严重不符，规避上述通知中有关“2003年8月1日之后迁入本村不予办理农村村民住宅权属转移登记”的规定，卢银花取得的土地、房屋权证系非法取得。因卢银花并非高浦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双方买卖房地产的行为违反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专属性，使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答辩人丧失了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应当认定无效。综上，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卢银花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驳回卢银花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邱美寅向一审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邱美寅与卢银花之间买卖高浦南路72号的土地房屋行为无效及基于此行为而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二、卢银花立即将位于集美区的房屋腾空退还给邱美寅。三、卢银花将厦集土证集杏林字第004008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及厦农房证集杏林字第004008号农村房屋所有权证返还给邱美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7月13日，以邱美寅为出卖人（甲方）、卢银花为买受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如下：“第一条、买卖房地产基本情况。甲方出售的房地产坐落于厦门市集美区……该房地产来源于批建，房屋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76.57平方米……土地用途住宅……房地产所有权证：厦农房证集杏林字第004008号、土地使用证：厦农房证集杏林字第004008号。乙方已充分了解该房地产，愿意购买。第二条、计价方式和价款。本合同币种均为人民币，折算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成交价为906.16元，总价款16万元（大写：壹拾陆万零仟零佰零拾零元整）。第三条、税费负担方式。甲、乙双方应按规定缴纳办理买卖过户的有关税费。经双方协商一致，相关税费由乙承担。第四条、付款方式和期限。乙方同意按下列第1种方式付款：1、一次性付款方式：已付清……第十二条、办理买卖登记手续。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自生效之日起90日内向厦门市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依法申请办理房地产买卖登记手续。”该合同并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邱美寅在该合同的出卖人处签字，卢银花在该合同的买受人处签字，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在该合同的登记机构处加盖印章。上述合同签订后，卢银花已经向邱美寅付清购房款，关于购房款的具体金额，邱美寅陈述如下：“65万元，已经付清”，卢银花陈述如下：“具体金额不记得了，大概为一百万元，已经付清了。”2009年9月3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向卢银花颁发《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厦集土证集杏林字第004026号）及《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厦农房证集杏林字第004026号），其中《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厦集土证集杏林字第004026号）载明：“土地使用权人：卢银花；土地坐落：集美区杏林镇（街道办）高浦村高浦南路；图幅号：B31-30；地籍号：1110121004335；使用权类型：集体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农村宅基地；土地类别：253；土地使用权总面积：99.05；独自使用权：面积：99.05，建筑占地：99.04。”《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厦农房证集杏林字第004026号）载明：“房屋所有权人：卢银花；房地坐落：集美区杏林镇（街道办）高浦村高浦南路；图幅号：B31-30；地籍号：1110121004335；房屋所有权性质：私有房产；土地使用权类型：集体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来源：购买；土地房屋用途：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权总面积：99.05；独自使用权：面积：99.05，建筑占地：99.04；总建筑面积：176.57。”庭审中，双方共同确认讼争房屋的门牌号码为××”，讼争房屋现由卢银花在管理使用。卢银花现户籍地为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在原告提供的户籍信息及被告提供的户口本上显示卢银花“2007.07.09因购房入户，由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黄金埠镇下洪二组14迁来本市（县）”，“2010.03.16因搬迁，由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高浦村第二十组移入本址”。2009年7月10日，厦门市集美区高浦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一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明》，内容如下：“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卢银花（姓名），女（性别），现居住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高浦村二十组，身份证号码系我村村民，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此证明。”2015年6月4日，厦门市集美区高浦社区居民委员会再次出具一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明》，内容如下：“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兹有卢银花（女，身份证号：）、洪佩玲（女，身份证号：）、洪旗（男，身份证号：）于2007年07月23日由文达路21号之二十五301室移入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镇高浦社区第二十组；非我社区居民，从未属于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此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的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以及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上述法律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并未明确禁止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买卖，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只是买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故买卖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的行为并不必然无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邱美寅系自愿出售讼争房屋给被告卢银花，双方并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该《房地产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已在该《房地产买卖合同》上的登记机构处加盖印章，卢银花也已经向原告邱美寅付清了全部购房款，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已经向卢银花发放了相应的《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及《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上述产权证明上明确载明土地、房屋用途为农村宅基地，且卢银花的户籍现已经在厦门市集美区高浦社区居民委员会内，双方当事人就上述买卖房屋的行为并未损害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也没有改变土地、房屋的用途，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邱美寅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邱美寅的诉讼请求。
邱美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如下：1、邱美寅与卢银花之间买卖集美区房地产的行为无效及基于此行为而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卢银花立即将位于集美区的房地产腾空退还给邱美寅。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过程中，邱美寅提交了厦门市集美区高埔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6年1月18日出具的一份证明，该证明内容如下：“兹有卢银花（女，身份证号码），洪旗（男，身份证号码）及洪佩玲（女，身份证号码）不是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享受我社区集体资产分配，特此证明。”卢银花质证认为，对该证明上的印章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且不属于新证据范畴。而且不认可真实性，在2007年高浦社区就已经向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出具了集体成员资格证明，先后出具证明相互矛盾，在双方都无异议的情况下应该以出具给行政机关的为准。
本院二审认为，卢银花与邱美寅所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买卖标的不仅包含房屋，还包含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集美区杏林街道高埔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卢银花是否为本集体组织成员出具相互矛盾之证明，故应综合各因素对卢银花是否是高埔社区居民委员会集体组织成员予以判断。卢银花系因购房落户于集美区高浦二十组，且未分配承包地，而是自行生产、经营，亦未享有集体组织成员之权益，故卢银花的生产、生活基础未在集美区高浦二十组，其非该集体组织成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卢银花与邱美寅所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应认定无效。合同无效后，双方应依法相互返还。卢银花应将位于集美区的房屋腾空退还给邱美寅。鉴于卢银花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故卢银花所支付之购房款等事宜可另行处理。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5）集民初字第1400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邱美寅与卢银花于2009年7月13日签订的《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三、卢银花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将厦门市集美区办高浦村高浦南路72号房屋腾空退还给邱美寅；四、驳回邱美寅的其他诉讼请求。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进行查明认定如下：
本院再审查明，对二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再审庭审中，卢银花提交两份证据，即证据1《集美区高浦社区农村居民未成年人医疗保险政府补助花名册》、证据2高浦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主张证明其家庭成员女儿洪佩玲、儿子洪旗领取居委会补贴的事实，否定二审判决认定及居委会出具的上述人员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明。
邱美寅质证为，该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且该两份证据涉及的主体为卢银花的女儿及儿子而非卢银花本人，与本案并无关联。证据1有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与本案的宅基地无关，并不能以此证明卢银花及其女儿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生产、生活基础在。另，邱美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土房产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村民住宅权属转移登记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下简称《意见的通知》），主张证明根据厦门市的规定，除正常婚嫁、部队复员、就学回乡以及符合政策迁入本市农村且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情况外，其户口2003年8月1日之后迁入本村的不办理农村村民住宅权属转移登记。证据2《卢银花人口信息》及卢银花完整的《户口页》、卢银花提交至房管局的《户口页》，主张证明卢银花系2007年7月因购房入户，但其提交至房管局用于审批过户的户口页经过变造，未体现其真实的入户时间。证据3《证明》，主张证明卢银花提交至房管局用于审批的杏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体现卢银花的入户时间为2003年2月，与事实不符。
卢银花质证认为，邱美寅提交的证据1《意见的通知》并不是完全禁止过户，上述《意见的通知》只是管理性规定，与本案没有必然规定。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购房入户后再转农村户口，是很普遍的。邱美寅称是变造不符合事实。证据3没有异议，卢银花很早就来厦门，当时在办手续，其是于2007年入户，在房屋过户时其已经取得村民资格。
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一、卢银花提交的证据1、2仅能证明其女儿洪佩玲、儿子洪旗领取了居委会相关补贴的事实，与卢银花是否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无关联性。不足以证明卢银花为高浦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邱美寅提交的证据1双方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予以确认。双方对证据2、3亦无异议，卢银花亦确认其系于2007年7月因购房入户，故予以确认，据此可认定证据3杏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关于“卢银花于2003年2月前迁入厦门市集美区高浦村二十组”有误，与实际户籍迁入的事实不符。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双方再审争议的焦点系讼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由于讼争房屋为农村房屋，买方卢银花不是讼争房屋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1、双方当事人买卖讼争的房屋为农村房屋，根据我国现行“房地一体”的房地产制度，农村房屋买卖包括房屋所有权及其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因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与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具有福利性与保障性功能，非本集体组织成员无权取得享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人向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出售房屋，违反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基本属性，应认定无效。2、厦门市非国家确定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其中（一）关于农村房屋买卖问题，第19条的规定：“在国家确定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可以按照国家政策及相关指导意见处理宅基地使用权因抵押担保、转让而产生的纠纷。在非试点地区，农民将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该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无效”。3、卢银花系于2007年7月因在厦门市购买商品房，户口由江西省余干县迁入本市后落户于集美区高浦二十组，其并非原始取得或因合法的婚姻、收养或其他政策性原因加入取得集美区高浦二十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户籍，购房之前其并不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和生活，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即享有承包土地经营权或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本院二审认定卢银花非该集体组织成员并无不当。且高浦社区居委会亦分别于一、二审诉讼中出具两份证明，证明内容均体现卢银花并非其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卢银花非讼争房屋及宅基地所在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购买讼争房屋违反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基本属性，双方房屋买卖行为与国家有关法律、政策法规等相冲突，故双方房屋买卖行为无效。4、双方合同签订后，卢银花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并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屋，房产权属过户登记至卢银花名下，合同虽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并在当地居住、生活至今，但由于卢银花与邱美寅房屋买卖涉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高浦村为落实“村改居”政策，虽于2006年改制为高浦社区居委会，但讼争房屋宅基地并未经法定征收程序转为国有土地，讼争房屋宅基地仍属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性质。卢银花是否与高浦社区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虽不只是以其实际分得承包土地为主要依据，但其是否有权利享有该社区农村土地承包权及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是考量其是否系高浦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要依据。卢银花没有证据证明其享有该社区土地承包权及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其并非高浦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本院二审认定双方房屋买卖无效并无不当。且《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土房产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村民住宅权属转移登记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中规定：除正常婚嫁、部队复员、就学回乡以及符合政策迁入本市农村且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情况外，其户口2003年8月1日之后迁入本村的不办理农村村民住宅权属转移登记。卢银花户口系于2007年7月才迁入高浦社区，而其向房产管理局办理讼争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时，提交其居住地杏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中体现户口入户时间为2003年2月，与实际户口入户时间不符，因此，卢银花办理讼争房产权属过户至其名下，亦不符合上述规定。
综上所述，邱美寅将讼争房屋出售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卢银花，该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无效。合同无效后，买受人依法可请求返还购房款及其利息以及请求赔偿相关损失。卢银花在本案诉讼中对上述请求未提起反诉，故其在本案判决后依法可另行主张权利。本院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厦民终字第503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赖民勇
审判员 黄翠青
审判员 黄林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欧建平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