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6民终16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1，女，汉族，1957年12月18日生，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婷婷，江苏东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2，男，汉族，1985年3月15日生，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婷婷，江苏东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卞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林（系卞某1丈夫），男，汉族，1977年1月20日生，住上海市虹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卞某2，男，汉族，1963年6月29日生，住江苏省海门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卞某3，女，汉族，1959年3月27日生，住江苏省海门市。上诉人崔某1、崔某2因与被上诉人卞某1、卞某2、卞某3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海门市人民法院（2015）门四民初字第00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某1、崔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案涉房屋的建成时间认定错误。案涉房屋在1991年年底1992年年初开始新建，至1996年村组梳理登记时才完全建成，故第二份宅基地使用证上载明的住房建成时间才是真实的房屋建成时间，该房应当认定为卞正达与崔某1的婚内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的1987年为建成时间错误。二、案涉房屋为拆除了原有的四间平房再建造的事实错误。卞正达在1991年12月14日申请过一次建房批复，两份宅基地使用证的房屋系同一栋房屋，并不是先拆除了原有的四间平房再改建为现有的案涉房屋。三、卞正达父亲卞玉基名下的宅基地使用证可见，卞正达父母的房屋自始至终是两间平房，并未拆除过，且卞正达、卞某2与其父母于1997年2月19日达成的调解协议中也提及父母房屋的修缮问题，说明卞正达父母的房屋在1997年仍未拆除，不可能在1992年时拆除了父母的部分房屋用于建造案涉房屋。故案涉房屋并不是拆除了卞正达父母的房屋建造的，卞正达父母不是案涉房屋的共有人。四、案涉房屋的建成时间为1996年4月，崔某1与卞正达于1993年10月按农村风俗举办了婚礼，1995年补办了结婚证，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房屋的建成时间，将案涉房屋认定为卞正达的婚前财产也错误。如果该房屋为卞正达的婚前财产，为建房所负债务应为婚前个人债务，在分割房屋时应当将崔某1偿还的部分予以返还。被上诉人卞某1、卞某2、卞某3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卞某1、卞某2、卞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卞某1、卞某2、卞某3析产继承座落于海门市余东镇长圩村21组16号三上三下楼房及平房1间中的四分之三份额。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卞某1系卞正达与潘淑珍之女，案外人卞玉基、王翠郎夫妇生育两子一女，即卞正达与卞某2、卞某3。崔某1、崔某2系母子关系，崔某1与卞正达于××××年××月××日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两人未生育；崔某2随崔某1共同生活。1986年，卞玉基建有平房2间，三棚1间。1987年，卞正达建有平房四间计118.8㎡。1991年12月14日，卞玉基、王翠郎夫妇申请拆除1间旧房新建2间平房50㎡，卞正达与卞某1共同申请拆除1间旧房与父母合山新建2间平房计62㎡。案涉房屋现为三上三下楼房一幢及平房1间，房屋底层为卞正达建造；房屋现主要由崔某1管理使用，其中底层东侧房间由崔某1安装了厨卫设施，底层西侧房间及北侧平房由卞某1、卞某2、卞某3、崔某1、崔某2堆放杂物。一审另查明，潘淑珍于1989年7月8日死亡，卞玉基于2001年2月15日死亡，卞正达于2002年4月23日死亡，王翠郎于2002年5月6日死亡，王翠郎的父母已先于其去世。诉讼中，卞某2、卞某3自愿将其在案涉房屋中应享有的份额由卞某1享有。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房屋的建造情况及权属性质。关于卞正达1987年的房屋情况。根据1987年的宅基地清丈核实登记表，其载明卞正达为户主的家庭住房建成时间为1987年1月，住房为4间平房，建筑面积为118.8㎡，该清丈核实登记表为村民委员会实际清丈记录的直接记录，可作为认定事实的关键证据。结合建房用地审批表，卞正达与卞某1于1991年12月14日拆除旧房建造新房，故可认定卞正达在1987年已有平房4间；2、案涉房屋与卞正达父母的关系。卞进达作为证人未到庭作证，其证言法院不予采纳。崔志敏所提供的卞正达、卞某2与其父母的调解协议已毁损，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不能确认卞玉基夫妇在该协议签字，对该调解协议，法院不予采信；而卞玉基夫妇及卞正达、卞某1的建房用地审批表，均载明两户新建房屋系父母与儿子合山建房，卞某1等人与崔某1、崔某2也认为卞正达建造底层房屋拆除了其父母的部分房屋，故卞玉基、王翠郎在案涉房屋中应享有一定份额；卞某1等人认为卞玉基、王翠郎在建房中补贴了粮油等，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纳；3、案涉房屋底层及二层的建造时间，双方均认可于1991年底至1992年初期间，卞正达建造了案涉房屋底层，双方对于加盖二层的时间存有争议。而1996年卞正达名下的宅基地使用证虽载明住房为二层，但其注明住房建成时间系1996年4月，与双方陈述均不一致，且1992年的宅基地清丈核实登记表载明住房为3底3上二层，其建成时间为1992年，但使用证与清丈核实表所载明的宅基地及建筑物位置平面图的长宽面积与四至位置均一致，未有变化，结合实践中办理宅基地权证滞后于房屋实际建成时间的具体情况，可能存在误记时间的可能，而宅基地清丈核实工作也必然需要在建筑工作完成方可进行，故清丈核实登记表所载明的时间较宅基地使用证载明的建成时间早，且由当地村民基层组织进行，应更可能反映真实情况，故法院对1992年卞正达的宅基地清丈核实登记表予以采信，其所载明的住房建成时间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崔某1主张1993年加盖二层，其提供的婚礼参与人的证言仅涉及婚礼事宜，原村会计的证言也仅表明卞正达于1992年上半年建房，对加盖二层事宜未予以说明，且均未出庭接受质询，故对相应证言，法院不予采纳；4、关于崔某1偿还建房债务及参与建房事宜，崔某1提供了债权人的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作证，对相应证言，法院不予采纳；海门市货隆竹木市场结算单未载明卞正达或双方姓名，无法确认其与案涉房屋关联性，不予采纳；还款明细与借条，现不能确认是否系卞正达所写，且建房还款明细无卞正达签字，亦不能确认该债务的形成时间，而借条未载明债务与建房的关联性，且其中两份载明时间（1993年11月18日、1993年9月5日）晚于崔某1所述二层加盖时间（1993年8月），故对还款明细与借条，法院难以采信；至于崔某1自书记录与明细，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亦不予采信；5、至于卞某1认为案涉房屋使用了卞某1生母潘淑珍生前购置的建筑材料的意见，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不予采纳；证人崔某3的证言与案涉房屋争议无关，亦不予采纳；综上，根据案涉房屋宅基地清丈核实登记表，结合居民建房用地审批表及宅基地使用证、双方陈述，案涉争议房屋系卞某1与卞正达、卞玉基、王翠郎申请拆除卞正达及其父母旧有房屋所建造，建成于崔某1与卞正达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之前，崔某1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实崔某1偿还了卞正达因建造房屋所欠债务或参与了加盖二层房屋；建房时，因卞某1年仅10周岁，对案涉房屋既无资金也无人力投入，故其对案涉房屋虽享有居住面积，但不应视为其享有所有权；故案涉争议房屋应属卞正达、卞玉基、王翠郎共有。二、案涉房屋份额分割。一审法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系公民与抚养人或集体所有制组织所订立的有关扶养、遗赠的协议，属双务合同，扶养人应在被扶养人生前对其扶养，死后予以安葬。关于崔某1提供的1993年的协议，不能确定是否系卞正达出具，协议中亲族处“卞玉机”的印章与卞正达父亲卞玉基名字明显不同，“郁维金”的印章亦与郁维金家人陈述不一致，故该协议的真实性尚不能确定；其次，协议载明的男、女方为卞正达与崔某1，但并无崔某1签字，协议约定由崔某2继承财产，但亦无其签字，故不符合遗赠扶养协议的要件，而卞正达死亡时，崔某2尚未成年，对卞正达未能尽生前扶养义务。故该协议即便由卞正达出具，亦仅为其对崔某1的承诺。案涉房产并非为卞正达一人所有，协议对案涉房产的处置亦为无效；故崔某1依据1993年的协议主张案涉房产由崔某2继承的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卞某1等所提供的2012年卞某1与崔某1、崔某2就案涉房产所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载明当事人除卞某1及崔某1、崔某2外，还有卞某2，但其并未在协议签字；协议中注明卞正达父母均先于卞正达死亡，与事实不符；故对2012年的协议效力，法院不予认定。案涉房屋属于卞正达、卞玉基、王翠郎共有，因卞正达、卞玉基、王翠郎均已死亡，故应先析分财产后由各自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共有人对共有财产未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的，视为按份共有；按份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的份额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配偶、子女、父母为同一顺序的继承人，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享有同样的继承权利；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案涉争议房产属于卞正达、卞玉基、王翠郎共有，因未约定为按份或共同共有，视为按份共有。关于三人各自享有的份额，亦未有约定，应按照出资额予以确定。根据双方陈述，案涉房屋应主要为卞正达出资，其中使用了卞玉基、王翠郎夫妇部分旧房材料；结合建房用地审批表的宅基地面积，原审认为卞正达享有案涉争议房屋二分之一的份额，卞玉基、王翠郎各享有四分之一份额。卞玉基、卞正达、王翠郎先后依次死亡，各自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首先，卞玉基死亡时，其法定继承人为其配偶王翠郎、子女即卞正达、卞某2、卞某3，由其四人均等继承，即各继承享有十六分之一的份额；卞正达死亡时，其所享有的份额为自己的二分之一及继承自卞玉基的十六分之一，折算为十六分之九的份额，其法定继承人为其母亲王翠郎、女儿卞某1、配偶崔某1、继子崔某2，各均等继承六十四分之九的份额；王翠郎死亡时，其所享有的份额为自有的四分之一、继承自卞玉基的十六分之一、继承自卞正达的六十四分之九，折算为六十四分之二十九的份额，由其法定继承人卞正达、卞某2、卞某3各/192继承自王翠郎），卞某1享有83/384的份额（9/64继承自卞正达+29/384代位继承自王翠郎），卞某2、卞某3均自愿将其份额由卞某1享有，系对其权利的自有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准许。故最终经折算，卞某1实际享有247/384的份额约为64.3%，崔某154/384的份额约为14.1%，崔某2享有83/384的份额约为21.6%。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条、第52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位于海门市余东镇长圩村二十一组16号三上三下楼房一幢及平房1间由卞某1享有64.3%的份额。二、驳回卞某1、卞某2、卞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8元（已减半收取），由卞某1、卞某2、卞某3负担138元，崔某1、崔某2各负担100元。二审中，崔某1提供：1、卞正达与卞某2房产初分笔录及1997年2月9日卞正达与卞某2在村委会达成的调解协议，证明至1996年8月31日卞玉基夫妇的房产仍未拆除，案涉房屋不应认定为卞玉基夫妇的共同财产。2、到庭证人郁某、丁某、陆某、俞某、李某的证言，证明崔某1与卞正达在1993年底已办理结婚仪式，案涉房屋上层由崔某1与卞正达共同出资建造，建造时并未拆除卞玉基夫妇的老房，建房欠款部分由崔某1归还，该房屋是崔某1与卞正达的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卞某1、卞某2、卞某3质证认为，对初分笔录及调解协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人均未能清楚说明崔某1与卞正达何时办理结婚仪式，也没有明确说明卞正达是否与崔某1共同建造了二层房屋，证人对是否拆除卞玉基夫妇老房的陈述也不属实，故对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本院审查后认为，双方对房产初分笔录及调解协议的形式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崔某1所申请的证人均未陈述崔某1与卞正达何时办理结婚仪式，对二层的建造时间及崔某1是否参与说法也不一致，故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房产初分笔录及调解协议的证据效力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门四民初字第0637号案件法庭审理中，卞某1陈述，1992年卞正达建造一层三间房屋，过了半年或者一年又加盖了一层，变成了三上三下两层楼房。当时崔某1刚刚与卞正达恋爱。崔某1陈述，底层建房批复中有卞某1及其父亲、爷爷奶奶四人的面积。1993年其与卞正达恋爱期间两人共同出资叠加了一层，建成三上三下两层楼房。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房屋的建造情况及权属如何认定；二、卞某1、卞某2、卞某3在案涉房屋中享有多少份额。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房屋为农村宅基地上所建的三上三下两层楼房，至今未申领过产权证。鉴于农村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的特殊性，在确定其权属时，需从土地使用权及建造贡献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从土地因素考虑，主要应审查房屋建造时使用了哪些人的宅基地面积，而认定所用名额及宅基地面积的主要书面证据是建房用地审批表、建成后的宅基地清丈核实登记表及宅基地使用证。从建造贡献因素考虑，主要审查房屋建造时是否出资或出力。案涉房屋底层为卞正达1992年所建，所用宅基地为卞正达与卞某1的份额，此外还占用了卞玉基、王翠郎夫妇的部分宅基地，并使用了卞玉基、王翠郎夫妇部分旧房材料，卞某1当时年仅10周岁，对房屋建造并无贡献，仅享有居住面积，因此，底层房屋应认定为卞正达、卞玉基、王翠郎共有。本案中，因二层建造时间直接影响是否为崔某1与卞正达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而二层房屋建造前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无直接证据认定二层房屋的建造时间，双方因而对此存在较大争议。卞某1等主张按照宅基地清丈核实登记表记载的住房建成时间认定房屋建造时间，二层房屋在1992年即已建造完成，系卞正达的婚前个人财产或卞正达户的家庭财产；崔某1则主张宅基地清丈核实登记表记载的住房建成时间不准确，二层房屋系其与卞正达共同建造，为夫妻共同财产。本院审查后认为，双方一致认可房屋底层为卞正达在1992年建造完成，该次建造由卞正达于1991年12月14日办理了建房审批表，但与该次建造相对应的宅基地清丈登记表中记载的住房建成时间为1987年1月，该记载与各方确认的时间不符。对照海门县余东镇人民政府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来看，至1992年7月1日发证时，案涉房屋还只是3间平房，并未建造二层。而由村组填写的第二份宅基地清丈登记表中载明住房建筑面积为底层3间95.2平方米，二层3间95.2平方米，另有平房16平方米，显然已是二层房屋建成后的状态，表中记载的住房建成时间为92年（无具体日期），两者之间亦存在矛盾。考虑当时的房屋建造速度及卞正达当时的经济条件，同时结合卞某1在（2015）门四民初字第0637号案件中的庭审陈述，宅基地清丈登记表上记载的二层房屋建造时间为1992年显然不准确。一审按照宅基地清丈登记表认定二层房屋的建成时间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一审中崔某1提供了1993年12月1日与卞正达订立的“协议”，“协议”上有卞正达的签字，且经过当地村委会盖章确认，对该协议的形式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定。卞某1一方否认卞正达签字的真实性，应由其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不能完成该举证责任，则不能推翻该“协议”的形式真实性。至于卞玉基、郁维金的印章是否属实，因卞玉基、郁维金已去世，对该事实无法核实，且两人并非协议当事人，仅是见证人之一，即便其印章不符也仅是瑕疵，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协议”的真实性。因此，虽然“协议”因卞正达无权对全部房产进行处分而无效，不能直接根据“协议”确定案涉房屋的归属，但可以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该“协议”的本意是卞正达与崔某1订立的婚前财产协议，但因崔某1并未签字，将该“协议”认定为卞正达向崔某1作出的单方承诺更为恰当。订立协议时，案涉三楼三底房屋已建成，卞正达在协议中该房屋视为其与崔某1的共同财产，亦将建房所欠债务作为共同债务，同时结合卞某1在（2015）门四民初字第0637号案件中的庭审陈述，可以认定崔某1在与卞正达办理婚姻登记之前已经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在登记结婚之前曾公开同居生活能否连续计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依此分割财产问题的复函》，卞正达与崔某1应自1993年起计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层房屋系在双方同居生活期间建造完成，因而认定案涉房屋二层为卞正达与崔某1的共同财产。案涉房屋二层虽未办理土地审批手续，但之后案涉房屋整体已经海门市余东镇人民政府颁发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可对房屋权属进行确认，对份额进行分割。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案涉房屋建房时间早在二十年前，其时基层组织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存在不规范的现象，双方对于二层房屋建造的时间、出资情况也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直接证据，本院只能根据现有证据综合判断，酌情确定。而由卞正达出具、经村委会盖章确认的“协议”，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卞正达对崔某1配偶身份的认可以及所建房屋为其与崔某1共同财产的意思，故本院据此认定案涉房屋二层为卞正达与崔某1的共同财产，底层房屋为卞正达与卞玉基、王翠郎的共同财产。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该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案涉房屋上下面积相等，则上下面积各占二分之一。平房一间为卞正达、卞玉基、王翠郎的共同财产，亦一并析产继承。楼房底层由卞正达、卞玉基、王翠郎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二层由卞正达、崔某1各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卞玉基、卞正达、王翠郎先后死亡，各自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卞玉基死亡时，其法定继承人为配偶王翠郎、子女卞正达、卞某2、卞某3，由四人各享有二十四分之一的份额；卞正达死亡时，其所享有的份额为底层三分之一、二层二分之一及继承自卞玉基的二十四分之一，共二十四分之十一的份额，其法定继承人为母亲王翠郎、配偶崔某1、女儿卞某1、继子崔某2，各享有九十六分之十一的份额；王翠郎死亡时，其享有的份额为自身的六分之一、继承自卞玉基的二十四分之一及继承自卞正达的九十六分之十一，合九十六分之三十一的份额，由其法定继承人卞某2、卞某3各继承二百八十八分之三十一的份额，卞正达的代位继承人卞某1、崔志华各继承五百七十六分之三十一的份额。综上，崔某1对案涉房屋享有九十六分之三十五的份额（二层份额的1/2+继承卞正达的11/96=35/96）；崔某2对案涉房屋享有五百七十六分之九十七的份额（继承卞正达的11/96+代位继承王翠郎的31/576=97/576）；卞某2与卞某3对案涉房屋各享有二百八十八分之四十三的份额（继承卞玉基的1/24+继承王翠郎的31/288=43/288），卞某1对案涉房屋享有五百七十六分之九十七的份额（继承卞正达的11/96+代位继承王翠郎的31/576=97/576）。因卞某2、卞某3自愿将其份额由卞某1享有，卞某1对案涉楼房享有269/576的份额约为46.7%，崔某1对案涉楼房享有35/96的份额约为36.5%，崔某2对案涉楼房享有97/576的份额约为16.8%。平房一间由卞某1享有70%的份额（继承卞正达的5/48+代位继承王翠郎的25/288+卞某2让与的37/144+卞某3让与的37/144=203/288），由崔某1享有10%的份额（继承卞正达的5/48），崔某2享有20%的份额（继承卞正达的5/48+代位继承王翠郎的25/288=55/288）。据此，一审判决对于二层房屋的建造时间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海门市人民法院（2015）门四民初字第00819号民事判决；二、位于海门市余东镇长圩村21组16号三上三下楼房一幢由卞某1享有46.7%的份额；三、位于海门市余东镇长圩村21组16号平房一间由卞某1享有70%的份额；四、驳回卞某1、卞某2、卞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8元（已减半），由卞某1、卞某2、卞某3负担148元，由崔某1、崔某2各负担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5元，由崔某1、崔某2各负担190元，由卞某1、卞某2、卞某3负担2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倪红晏审 判 员  卢 丽代理审判员  郭相领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书 记 员  徐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