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6民初1643号原告：北京卡迪纳尔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小亮马桥东方东路6号5层510室。法定代表人：林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大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桥南建国街11号4#。法定代表人：倪应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超，北京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柱，北京广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卡迪纳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迪纳尔公司）与被告北京大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卡迪纳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梅，被告大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超、李保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卡迪纳尔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返回货款本金1381671.4元；2、要求被告返回利润2273076.13元；3、要求被告支付本案公证费用6000元及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卡迪纳尔公司与大新公司达成口头约定，由大新公司代理卡迪纳尔公司代购代销ADIDAS2014春季服装鞋帽等体育用品。大新公司订好货后，卡迪纳尔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4年3月25日支付给大新公司1037351.37元，于2014年4月11日支付96万元。大新公司用上述货款购买了价值7019380元的体育用品，但至今没有履行销售情况的通报义务，也没有交付售货本金及利润，故卡迪纳尔公司诉至法院。大新公司辩称：不同意卡迪纳尔公司的诉讼请求。双方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应该按照协议约定的采购单价计算方式进行计算成本及利润，卡迪纳尔公司要求提货明细单上载明的公式进行计算与事实不符。本案已售货物中除了大新公司代为销售的部分，还有卡迪纳尔公司自行销售的部分，属于倪巧个人出资部分以及卡迪纳尔公司股东指示刘晓楠提走的部分，属于卡迪纳尔公司的进货成本为889082.93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卡迪纳尔公司与大新公司达成了口头协议，由大新公司为卡迪纳尔公司代购代销ADIDAS体育用品。2014年3月25日及2014年4月11日，卡迪纳尔公司共向大新公司支付购货款1997351.37元，案外人倪巧另就上述代购代销事项出资40.3万。2014年4月9日，卡迪纳尔公司（乙方）与大新公司（甲方）补签协议书，约定“一、代购及条件的确认:2、双方确认，以上期货采购结算单价为市场价（吊牌价）的四折……之后由甲方向阿迪公司申请获得之年度返利归乙方所有。3、双方确认，甲方代购产品直接由阿迪公司发货至乙方租赁库房（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茉莉园12号楼1809室）及甲方各地渠道仓库。乙方仓库由甲方代报备给阿迪达斯公司。二、代销及条件的确认:1、乙方委托甲方代销乙方所属之ADIDAS高尔夫产品及TAYLORMADE附件产品。代销结算价为零售价（吊牌价）的五折，未销售之产品所有权归乙方所有。2、双方确认，甲方代销产品所得，应先行扣除甲方代购所支付给阿迪公司的货款（按四折计算）后，再与乙方结算（按五折计算）。3、如代销产品未能销出，甲方有权退还，所需运费等双方各承担50%。”该协议书加盖了大新公司与卡迪纳尔公司的公章。2016年1月12日，双方签订《北京卡迪纳尔贸易有限公司提货明细单》，其中备注部分载明“北京卡迪纳尔公司与倪巧共同出资2399788元购买的阿迪达斯鞋服，剩余总库存为2169520元（吊牌价），实际购买成本为：吊牌价÷1.17（税赋）×0.4（折扣）=741716元（详见《1月7日卡迪库存盘点表最终稿》及1月7日邮件）。按照出资比例应归属卡迪纳尔公司的库存为1808240元（吊牌）。”庭上，双方确认，对于卡迪纳尔公司和倪巧出资购买的货物，大新公司代销部分成本价共计1675131元，卡迪纳尔公司已取走未销售的、吊牌价为1808240元的库存货物。另查，倪巧系卡迪纳尔公司股东，2017年3月1日前系大新公司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卡迪纳尔公司认可其在协议书上所加盖公章的真实性，但认为盖章行为是倪巧的个人行为，卡迪纳尔公司并未授权，且合同并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倪巧既是大新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卡迪纳尔公司的经理及股东，卡迪纳尔公司在明知倪巧身份的情况下，将公司证照通过余欣交付于倪巧，授权倪巧负责卡迪纳尔公司与大新公司之间的代购代销事宜，且并未对其权利范围做出限制；其次，协议书内容系对代购代销事项进行具体约定，且不存在明显损害卡迪纳尔公司利益的条款。综上可以认定，倪巧在协议书上盖章的行为系代表卡迪纳尔公司的职务行为，其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卡迪纳尔公司承担，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依法确认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卡迪纳尔公司对于倪巧在协议书上盖章属个人行为的主张并未做出合理解释，且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非合同成立的必要要件，故对于卡迪纳尔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提货明细单的效力问题。大新公司对提货明细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白雨仅为大新公司负责收发货的员工，无权对成本的计算方式进行确认。通过卡迪纳尔公司提交的往来邮件与通话记录可以认定，首先，产品成本的计算问题一直由卡迪纳尔公司法定代表人林伟与大新公司总经理张赵峰进行直接沟通，林伟多次主张以“吊牌价÷1.17（税赋）×0.4（折扣）=成本”的公式进行计算，但张赵峰并未正面回复，双方通过邮件寄送的4次《卡迪库存盘点表》也未列明“成本”一项；其次，在与林伟的邮件及通话内容中，张赵峰仅指示白雨对库存货物进行盘点打包，并配合林伟办理出库，并未授权白雨对成本的计算方式进行确认；再次，2016年1月12日提货明细单系林伟制作，内容不仅列明了“成本合计”，而且在备注中载明了“吊牌价÷1.17（税赋）×0.4（折扣）=成本”的计算公式，卡迪纳尔公司持有的提货明细单经林伟和白雨签字。综上，卡迪纳尔公司明知白雨无权对成本计算方式进行确认，仍要求其在载明相关内容的提货明细单上签字，该签字行为不能认为属于大新公司的意思表示，卡迪纳尔公司并非表见代理中的善意相对人，本案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故不能认为大新公司应承担相关责任，亦不能认为卡迪纳尔公司和大新公司就成本计算方式的变更达成了一致意见。3、关于本案中大新公司代为销售的货物本金及利润问题。庭上，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大新公司代为销售的货物本金为1675131元，按照卡迪纳尔公司与倪巧的出资比例计算，属于卡迪纳尔公司的货物本金应为1393889.76元。大新公司辩称上述本金中还包括卡迪纳尔公司自行对外销售的货物以及指示刘晓楠拉走的货物，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一、《2014年度卡迪纳尔直接销售明细表》、《2014年北京卡迪纳尔银行日记账》及《2014年北京卡迪纳尔现金日记账》均系大新公司单方制作，并未得到卡迪纳尔公司的确认；二、大新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余欣个人账户收入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亦未能证明卡迪纳尔公司与北京京谷洪运商贸有限公司的交易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三、关于刘晓楠从大新公司拿货一事，由于大新公司未能证明刘晓楠是代表卡迪纳尔公司拿货，且根据林伟的邮件中的表述：“由晓楠负责与大新对账，前期高总已支付10万元货款给大新，视对账情况多退少补”，应认定为由刘晓楠另行与大新公司进行对账结算，与本案亦无关联性。综上所述，大新公司应返还给卡迪纳尔公司本金1393889.76元，但卡迪纳尔公司在诉讼请求中仅主张1381671.4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的结算方式，“采购结算价为市场价（吊牌价）的四折，代销结算价为零售价（吊牌价）的五折”，大新公司应返还卡迪纳尔公司的利润的计算方式为“代销结算价－采购结算价”，综上，根据已确定的本金（即采购结算价）的金额可以计算出利润为348472.44元。卡迪纳尔公司关于“吊牌价-成本价=利润”的主张既无相关依据，也与市场交易习惯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卡迪纳尔公司在诉讼请求中的主张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卡迪纳尔公司要求大新公司支付公证费用的诉讼请求，由于卡迪纳尔公司并未对此进行举证，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大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北京卡迪纳尔贸易有限公司本金1381671.4元、支付北京卡迪纳尔贸易有限公司利润348472.44元；二、驳回北京卡迪纳尔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086元，减半收取计18043元，由北京卡迪纳尔贸易有限公司负担7857元（已交纳），由北京大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0186元（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两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蕾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田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