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粤7101行初2469号
原告：马玉清，男，195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梓全，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雄，男，196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148号。
法定代表人：江阳生，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昌文，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杨进，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马文财，男，198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第三人：杨亚娇，女，196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第三人：马霞红，女，1985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第三人：马共发，男，198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第三人：鲁木娣，女，198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第三人：马某，男，2008年7月28日，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理人：马共发、鲁木娣，身份信息同上。
六名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国仔，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六名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叶佳，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马玉清诉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下称荔城街道办）、第三人马文财房屋征收行政协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立案后，杨亚娇、马霞红、马共发、鲁木娣、马某以案涉房屋是其与原告共同财产为由，于2017年8月3日向本院�请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8日通知杨亚娇、马霞红、马共发、鲁木娣、马某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马玉清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梓全、高雄，被告荔城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吴昌文、杨进，第三人马文财、马共发及六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国仔、叶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玉清诉称：原告与第三人马文财是父子关系，2013年7月13日挂绿湖水利工程征收，在征收前被告的工作组去原告的生产队开动员征收会议，通知了原告参加动员征收会议，但不知2013年7月13日被告避开原告与第三人马文财签了《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所征收的房屋为第三人马文财没有出生时原告所建，原告是户主。没有原告的特别授权，第三人马文财不能代原告签名拆迁。因此造成原告没有回迁房，�法回迁回去，全部回迁房被第三人马文财侵占。就回迁房之事，原告于2017年1月3日向增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告知原告民事诉讼不能处理安置房征收问题，征收拆迁是政府部门的行政协议范畴，建议原告撤诉后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因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工作马虎、疏忽大意造成原告得不到回迁房屋，此责任在于被告。原告委托律师于2017年3月9日发律师函给被告，要求被告妥善处理，被告2017年3月10日收到律师函后，至今都无回复处理原告回迁房事宜。故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与第三人马文财签订的《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荔城湖区）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荔城街道办辩称：一、原告户籍家庭已经享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原告要求撤销案涉协议没有事实和法�依据。原告家庭成员共七人，分别为马玉清、杨亚娇（原告妻子）、马共发（原告儿子)、鲁木娣（原告儿媳)、马某（原告孙子）、马霞红（原告女儿)、马文财（原告儿子）。2013年5月29日，被告对马文财、马共发为代表的家庭房屋进行了测量评估。2013年7月11日，马共发为代表的一户五人（马共发、杨亚娇、鲁木娣、马某、马霞红）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20××93的《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荔城湖区）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下称20××93号安置补偿协议），就宅基地、房屋征收补偿、房屋安置、临迁安置补助、拆迁奖励、社会养老保险等进行了约定。2013年7月13日，马文财为代表的一户二人，即原告马玉清与第三人马文财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20××95的《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荔城湖区）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下称20××95号安置补偿协议），就宅基地、房屋征�补偿、房屋安置、临迁安置补助、拆迁奖励、社会养老保险等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款已分别于2013年7月17日、2013年7月20日实际支付。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在本案中，《增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挂绿湖水利程核心区土地征收及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增府办〔2013〕9号）2013年3月31日就已在增城区公开发布执行，并且于2013年4月22日在《增城日报》《增城家园》发布《挂绿湖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问答》，2013年7月12日在《增城视窗》发布《增城市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土地征收，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若干问答》，因此原告对该办法应当是明知的。而且，原告至迟已于2013年7月13日马文财与被告签订案涉20××95号安置补偿协议时即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补偿安置行政行为。原告于2017年7月11日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三、安置分户是以户主为代表的家庭为单位，安置利益属于家庭共有，原告家庭成员内部关于房屋补偿、安置房的分配、分割、转让、继承纠纷等，属于以户主为代表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原告本人）的私权范围，由家庭成员通过自行协商或法律途径解决。
六名第三人共同述称：一、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二、原告在第三人马文财与被告签订涉案协议书时是知道并认可的。理由有：1、在征收开始一系列会议原告都参加了并且知道政府的做法；2、在2013年7月13日签订协议书后，马文财在2013年7月20日左右收到补偿款。对于该款项，原告之前是说一分钱不要，后来又要求分割。在2013年8月初，原告再次找到马文财要求分割。马文财与家人商量后，同意分割，原告与马文财一起到银行现场取钱，共取出95000元交给原告。对于这笔钱，原告在其他三个诉讼中都有承认，一个是原告在2014年12月3日起诉与杨亚娇的离婚诉讼，一个是2017年2月原告起诉第三人要求分割安置房诉讼，一个是在2017年5月第三人起诉原告析产。
经审理查明，原告马玉清与第三人杨亚娇原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离婚。二人育有二子一女，即第三人马共发、马文财、马霞红，鲁木娣是马共发的妻子，马某是马共发与鲁木娣的儿子。原告与第三人家庭在原××城市××西瓜××村八社有两处房屋。
2013年3月31日，增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印发增府办〔2013〕9号《增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土地征收及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该通知包括《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土地征收补偿办法》《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办法》。上述办法拟对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65平方公里）中的房屋进行征收和拆迁补偿安置，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居住的位于原××城市××西瓜××村八社的案涉房屋属于被征收范围。
2013年7月11日，被告与马某就位于原××城市××西瓜××村八社的一处房屋签订20××93号安置补偿协议。根据安置补偿款汇总表，该协议的补偿对象为杨亚娇、马霞红、马共发、鲁木娣、马某五人。增城市挂绿湖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3年7月17日将补偿款524920.00元款项存入马共发的银行账户。
2013年4月2日，被告委托广东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评估，评估价值82505元。2013年7月13日，被告荔城街道办（甲方）与马文财（乙方）就案涉房屋签订被诉20××95号安置补偿协议，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所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项合共人民币380996.00元，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甲方一次性将上述补偿款支付给乙方，乙方须在签订本拆迁协议三十天内将其现有房屋、其他建筑物、地上附属物等交付甲方处理。根据安置补偿款汇总表，该协议的补偿对象为马文财与马玉清二人。2013年7月20日，增城市挂绿湖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将380996.00元款项存入马文财的银行账户。
2013年10月，上述房屋与其他位于征收范围已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房屋被政府统一拆除。
本院认为，挂绿湖水利工程核心区土地房屋征收涉及数个自然村，在征收前期政府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在征收过程中亦组织村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被告与马文财在2013年7月13日即已签订被诉20××95号安置补偿协议，马文财于2013年7月20日收到补偿款，案涉房屋在2013年10月即已被拆除。原告作为马文财的父亲，应当在2013年即已知道被告�马文财的签订协议行为以及之后一系列征收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若对案涉安置补偿协议不服，应当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安置补偿协议之日起2年内提起行政诉讼，但原告在2017年7月14日才向本院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马玉清的起诉。
原告马玉清预交的受理费50元，由本院予以退还。
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黄 胜
人民陪审员 苏永菲
人民陪审员 王桂萍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吴泳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