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3959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信达，男，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平，浙江乾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永达，浙江乾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荣根，男，1950年6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宝山区，现住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小飞，浙江海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幽燕，女，1971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上诉人吴信达因与被上诉人傅荣根、王幽燕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17）浙0211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信达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傅荣根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吴信达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1889468.64元，而是2180000余元。除了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还有吴信达让与给王幽燕租金收益179482元，还有吴信达用于抵偿转让款的200000元借款，发生在2013年5月30日，月利率为1.50%，从2013年6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利息为114000元，该款项也应计入吴信达支付给王幽燕的股权转让款中。涉案标的为股权，并非宁波市镇海华光机械厂（以下简称华光厂）的房地产价值，应该对华光厂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两者评估的依据、方法不同，承担的税负也完全不同，房地产转让的税负远大于股权转让的税负。宁波市镇海地方税务局二分局委托宁波市镇海国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华光厂的股权市场价值作出了评估报告，涉及华光厂房地产价值的数据有：固定资产500600元，无形资产416200元，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该报告是在股权交易模式下评估涉案房地产价值为916800元，与交易模式下的房地产价值2690000元完全不同。故一审法院以交易模式下的房地产价值作为判决依据显然失当。即使一审房地产评估报告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该评估行为程序不当，结论也有失公允。本案转让的是华光厂股权，但是一审判决析理部分认为王幽燕与吴信达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明确转让的是华光厂的资产、经营权和债权债务，而非股权，显然一审判决对涉案标的认知混乱。吴信达与王幽燕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未附带其他任何收益性条件如追偿权，一审判决认为吴信达清偿镇海农商银行借款730000元及费兆娣本息500000元后，可以以华光厂的名义向何惠昌追偿，但是却未考虑吴信达是否可以取得该追偿权，取得后是否可以实现追偿权，一审法院并未查明相应事实。吴信达将华光厂股权转让后一定期限内的租房收益让与给王幽燕，是利益减损条款，是达成合同转让价的基础。属于吴信达向王幽燕支付的对价。吴信达向王幽燕受让涉案股权时，并不知道何惠昌与王幽燕的负债情况。一审判决在无任何依据情况下，认定涉案房地产还有装潢价值，有失公允。综上，吴信达认为涉案股权交易定价合理，未损害傅荣根的债权利益。
傅荣根辩称：吴信达自己对这次转让的标的理解错误，误将个人独资企业华光厂的转让理解成股权转让，但在实际转让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股权、股东两个字，更没有股权转让四个字，吴信达作此误解的目的在于其提出上诉。王幽燕与吴信达转让的是华光厂具有法律人格的整体，是企业的转让，而不是债权债务、资产的转让，只要是华光厂名下的东西都应该随之转让。吴信达以华光厂的名义归还了王幽燕、何惠昌的债务后，当然有权向王幽燕、何惠昌追偿。评估的标的、评估机构均是傅荣根与王幽燕、吴信达一起选定，评估机构在现场勘查的时候各方当事人都在场，对此吴信达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评估结果出来以后吴信达才否认评估部分结果，认为个人独资企业不存在股权之说，以及评估标的应为华光厂的股权价值等，华光厂自成立至今没有过生产经营，一直是将房地产以商业出租给他人用于经营休闲会所等获取资金，其资产结构清晰明了，只需要评估厂房的价值就可以确定华光厂的转让价格。故吴信达称华光厂的股权价值并非华光厂的房地产价值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判决。
王幽燕未作答辩。
傅荣根以王幽燕低价转让华光厂资产损害其利益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撤销王幽燕将华光厂100%股权转让给吴信达的行为，并将华光厂的投资人由吴信达变更为王幽燕；二、王幽燕承担傅荣根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支出的律师费40000元和保全担保费6?300元；三、案件受理费由王幽燕负担。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2016年8月22日，王幽燕和吴信达签订华光厂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转让资产为华光厂位于的工业房地产，双方确定转让价为1780000元；2.转让债务为镇海农商银行担保债权本金650000元和利息80000元、刘美英本息250000元、费兆娣本息500000元、吴信达本金200000元；3.吴信达支付王幽燕股权转让款100000元；4.王幽燕签订的对外租房协议于2017年4月30日到期，吴信达应继续履行到合同期满，不得另行收取租金；5.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税费由吴信达负担。协议签订后，2016年10月17日，华光厂的投资人由王幽燕变更为吴信达。吴信达于2016年10月20日现金支付王幽燕股权转让款100000元。2016年11月11日，吴信达分别支付刘美英250000元、费兆娣500000元。吴信达已交纳了过户税费合计109？468.24元。
另查明：傅荣根于2015年10月13日以民间借贷的案由起诉王幽燕和其前夫何惠昌，该院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2015）甬镇商初字第1622号民事判决，判令“王幽燕与何惠昌共同返还傅荣根借款2?000?000元，并支付傅荣根利息及逾期利息131?132元（暂计算至2015年10月5日），合计2131132元，自2015年10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逾期利息按月利率2%计付，上述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王幽燕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立案，2016年11月14日判决驳回上诉。判决生效后，王幽燕和何惠昌未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傅荣根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时至今日，王幽燕和何惠昌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归还借款义务。
再查明：华光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成立以来未开展正常经营活动，仅将厂房出租，转让前年租金为261000元。另傅荣根为行使撤销权已支出律师费4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同时具备债务人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等三个要件。该院对本案是否满足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三个要件分析如下：
针对债务人是否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问题，该院分析论证如下：1.法律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本案王幽燕和吴信达在补充协议书中确定华光厂位于工业房地产的转让价为1780000元。而该院已认定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对该房地产的估价为2690000元，吴信达和王幽燕约定的转让价远低于评估价的70%；2.根据补充协议书，吴信达支付转让对价除了现金支付的100000元，其余均是采用王幽燕将债务转让给吴信达的方式履行。其中镇海农商银行的本息730000元和费兆娣本息500000元，华光厂只是担保人而非债权人，借款人是何惠昌和王幽燕。王幽燕将这两笔担保债务转让给吴信达的同时，意味着将华光厂的追偿权也转让给了吴信达，吴信达偿还上述两笔债务后，可以华光厂的名义向何惠昌追偿。刘美英的本息250000元，何惠昌和华光厂是共同借款人，故吴信达替华光厂对外全部偿还后，对内仍有权向何惠昌追偿其应承担的一半债务。故即使吴信达将王幽燕转让的1680000元债务全部偿还，吴信达实际最终支付的对价实际不足1680000元；3.根据补充协议书，吴信达和王幽燕确认吴信达用于抵偿转让款的债权为200000元，根本未涉及利息，王幽燕庭审中亦明确吴信达债权为200000元，吴信达辩称存在114000元利息作为对价支付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吴信达将王幽燕要收取的从2016年8月23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租金179482元亦视为吴信达支付的转让对价，与王幽燕和吴信达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不符，亦不予认可。故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华光厂的追偿权问题，而将补充协议书上载明的转让债务1680000元全部视为吴信达已支付和将要支付的对价，加上吴信达承担的109468.24元税费和现金转让款100000元，吴信达已支付和将要支付的转让对价也仅为1889468.24元，与房地产评估报告评估的2690000元的70%即1？883？000元相当接近，同时考虑到评估时未包含装潢价值，该院认为仍可视为是不合理的低价。综上，该院认为王幽燕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华光厂转让给吴信达。
针对债务人的低价转让行为是否损害债权人债权的问题，该院认为王幽燕的低价转让行为损害了傅荣根债权，理由如下：1.傅荣根就王幽燕和何惠昌的债务已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因王幽燕已将华光厂转让，现法院查明的王幽燕和何惠昌财产远不足以清偿傅荣根的债务，王幽燕和何惠昌也未清偿傅荣根任何债务，显然已严重损害了傅荣根的债权；2.王幽燕虽辩称何惠昌拥有近10000000的债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何惠昌债权的真实性，且何惠昌在执行阶段亦未向该院执行局申报上述债权，故不予认定。
针对受让人吴信达是否知情的问题，该院分析认定如下：1.2016年10月17日，在吴信达未支付分文的情况下，华光厂投资人就由王幽燕变更为吴信达，直到2016年10月20日，吴信达才支付王幽燕转让款100000元。而直到2016年11月11日，吴信达才分别支付刘美英250000元、费兆娣500000元。如此不利于转让人王幽燕的交易方式和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显然不符合常理；2.吴信达是何惠昌的朋友，何惠昌欠吴信达200000元借款长达3年多未归还，补充协议书中亦载明了王幽燕和何惠昌的多笔债务，故吴信达对何惠昌和王幽燕的负债情况应有一定程度的了解；3.吴信达和王幽燕均承认华光厂的转让事宜是吴信达和何惠昌商量，由王幽燕出面办理。王幽燕和何惠昌在与吴信达协商转让事宜时，不可能不涉及两人的债务问题。即便王幽燕和何惠昌不告知吴信达，进行如此大额交易，吴信达也不可能不主动去了解王幽燕和何惠昌的债务情况。综上，该院认为在当时具体情形下，吴信达知道或应该知道王幽燕以不合理低价转让华光厂会对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害。
综上，该院认为傅荣根依法有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其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本案傅荣根要求王幽燕承担傅荣根为行使撤销权提起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40000元，合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担保服务费是因傅荣根不自行提供财产担保，而由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服务所支出的费用，不属于必要费用，对傅荣根主张的该项费用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王幽燕将华光厂转让给吴信达的行为，将华光厂的投资人由吴信达恢复变更为王幽燕；二、王幽燕支付傅荣根为行使撤销权支出的律师费4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傅荣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958元，由傅荣根负担130元，王幽燕负担8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王幽燕负担。
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幽燕将华光厂转让给吴信达的行为是否属于低价转让行为，傅荣根是否有权撤销上述行为。
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王幽燕与吴信达之间签订的华光厂转让协议和华光厂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可知华光厂的实际价值仅为该厂厂房价值，王幽燕、吴信达又未提供证据证实华光厂存在其他资产，故一审法院以其委托的评估机构作出的华光厂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价格为依据确定华光厂的转让价格并无不妥。吴信达称评估机构评估程序违法，评估对象错误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其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难以支持。现经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评估，华光厂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为2690000元，而吴信达为此支付的对价为1780000元，未能达到交易时交易地的市场价值的70%。虽然吴信达在受让华光厂过程中支付了相应的税金，但是该税金系吴信达向国家缴付，并不能增强王幽燕的债务清偿能力，其所缴付的税金不应纳入其所支付的交易对价中。即使该部分款项纳入交易价格，但其支付部分对价的方式系为华光厂清偿担保债务或者共同债务，为此，华光厂仍享有向该债权的主债务人或者其他共同债务人追偿的权利，吴信达至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华光厂在转让过程中放弃追偿权的事实，其实际支付的对价仍不能达到市场价值的70%，故王幽燕将华光厂转让给吴信达的行为属于低价转让行为。在王幽燕、案外人何惠昌无其他财产、债权可供傅荣根执行的情况下，该行为已经损害了傅荣根的债权利益。因吴信达与何惠昌系朋友关系，又存在借款关系，且华光厂转让时，傅荣根与何惠昌、王幽燕的借款纠纷正在诉讼过程中，吴信达在受让华光厂时，也是与何惠昌商讨具体事宜，故傅荣根称吴信达受让华光厂时明知何惠昌、王幽燕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负债情况包括对傅荣根所负债务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信。综上，傅荣根行使涉案撤销权的条件已经成就，其有权要求撤销王幽燕将华光厂转让给吴信达的行为，并将华光厂的投资人由吴信达变更为王幽燕，同时要求债务人王幽燕负担其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40000元。
综上，吴信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8元，由上诉人吴信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毛 姣
审判员 王 岚
审判员 王文海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
书记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