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424民初1332号
原告江木金，男，汉族，1958年1月出生，住五华县。
原告江象陶，男，汉族，1955年2月出生，住五华县。
原告江木青，男，汉族，1960年8月出生，住五华县。
原告江锦芳，男，汉族，1964年10月出生，住五华县。
原告江象通，男，汉族，1966年7月出生，住五华县。
原告江裕涛，男，汉族，1968年9月出生，住五华县。
原告江艮芳，男，汉族，1972年4月出生，住五华县。
原告江伟中，男，汉族，1957年10月出生，住五华县。
原告江象玄，男，汉族，1963年8月出生，住五华县。
原告江兰芳，男，汉族，1936年1月出生，住五华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颜青，广东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卓杰明，广东法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五华县郭田镇双光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五华县。
法定代表人：江自钦，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红斌，1963年6月出生，住五华县。
原告江木金、江象陶、江木青、江锦芳、江象通、江裕涛、江艮芳、江伟中、江象玄、江兰芳诉被告郭田镇双光村民委员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为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发展林业生产，郭田人民公社上光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于1983年3月6日和原告8户农民签订了《郭田公社上光大队鸭子塘林场实行连户承包责任制的合同书》，承包时间12年。1984年4月30日被告又按当时的林业承包政策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合同》，补充合同前言部分规定“补充延期加18年共承包期30年”。补充合同第二条规定：“除木材比例分红不同外，后18年大队占总木材分红40%，场员（即承包户）共占总木材分红60%。
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大队干部多次换届变更，故使原告承包种植管理的木材至今未获砍伐收益。目前，在原告承包的鸭子塘林场1975年亩山地内，杉木3寸尾以上，松木5寸尾以上的成材树漫山遍野，据初步估算，足有几百万株成材树。特别是2009年以后，被告为掠夺原告的劳动成果，竟敢单方面终止“承包合同”，暗中召开所谓的“双光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由村委统一管理”，将该林场上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划为“公益生态林”，并将上级下拨给该片林场的生态林补助款归江自钦个人的账户中，承包户未领取分文。（详见省级生态公益林资金发放明细表）
该合同书第（8）规定“大队付承包户报酬，每人每月大队付林业粮指标肆拾斤（稻谷指标）”但自1991年以来，被告以上级已取消稻谷指标为由，从此没有支付上述报酬。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被告将上述林场划入生态林后，被告没有告知原告，并将上级划拨生态林补助款占为已有。由于划入生态公益林后，原、被告不得对原告承包的林场再进行砍伐，造成原告本应享有承包收益款无法获得，已估计：原告承包的鸭子塘林场有1975.5亩，森林覆盖面可产木材价值400多万元，按照原、被告双方约定，原告占60%，那么，原告可期待承包收益价值约250万元。上述损失是由于被告违约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根据《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赔偿款额应当相当于违约的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另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继续承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恳请法院判令：1、终止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郭田公社上光大队鸭子塘林场实行连户承包责任制的合同书》和《双光乡上光片鸭子塘林场8户承包补充合同》。2、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的报酬每人每月林业粮指标40斤稻谷折款约10万元。每月320斤（8个承包户×40斤）（自1991年1月1日起至被告付清之日为止）。3、被告向原告立即支付鸭子塘林场的山态公益林补助款18万元（由2010年被告将原告承包林场划入生态公益林开始起算）。4、被告立即赔偿违约造成原告在林场所付出的劳动报酬可期待的承包收益款约250万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一、1983年3月6日《合同书》到1994年底已到期，已自然终止，并不需要法院来裁判终止。而1984年4月30日的《补充合同》全部内容包括签名均为江立煌一人书写，依照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因此不存在终止的情形。二、至1995年取消公购粮前，均由林业站发放补助指标，此后原告从未与被告结算或领取，直到2014年底原告也从未向被告及有关部门投诉过，因此应视为自动放弃，并且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三、根据有关政策和2015年郭田镇人民政府、林业站的答复可认定该款30％由村（上光片）提留，70％已发放给了上光片410个村民手中。四、①林木不属集体所有财产，是国家划定的生态公益林，砍伐林木须经林业部门审批，被告无权决定财产归谁所有，也无义务支付报酬。②原告诉清的250万元收益款，只有原告单方认定，而无法定的价值认定依据。
综上所述，原、被告在1983年3月6日签订的合同，不是承包合同，从该合同整体来看，实际上是一种山林管理的责任书，如果是承包合同，郭田人民公社上光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根本不可能还要给承包户每人每月付林业粮指标，这显然是8户人签订的一种看管的林业责任书，而非承包合同。现被告村委会是由原上、下光两个大队合并而来，是行政合并，原各大队的集体财产未变，仍是各大队独立的，因此，原告诉请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江木金等10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合同书，证明原、被告签订有合同书及补充合同书。3、郭田镇纪委的答复意见，证明告知原告向法院起诉；4、证明，证明江艮奕与江象通是父子关系，江敦新与江艮芳是父子关系，江运友与江伟中是父子关系；5、声明以及声明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承包人的其它继承人放弃合同的权利和义务。6、2009年2015年生态公益林租金发放表，证明发放情况；7、鸭子塘林场示意图，证明林场的情况；8、省林业厅（2014）159号文件，证明生态公益林资金应发放给承包户等；9、原民事起诉状，证明原起诉情况；10、原民事裁定书，证明法院裁定准许撤诉；11、郭田生态公益林管理站情况说明，证明生态公益林资金划入江自钦账户；12、信访事项不予管理通知，证明告知原告向法院起诉。13、6份《关于要求新增2014年省级生态公益林的申请》，证明是由被告将鸭子塘林场向林业部门申请报批生态公益林的事实。14、《广东省生态公益林现场界定书》，证明村委向县政府申请将鸭子塘林场报批为生态公益林。15、《关于县级储备粮轮出价格的复函》，证明稻谷价格110元/100斤。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2的两份合同书中，只认可1983年签订的合同，对1984年的补充合同，因是江立煌一人书写签名盖章的，这不符合法律规定，是虚假的，所以对1984年的合同的三性均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1983年3月6日原郭田人民公社上光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与江象来、江艮奕、江运友、江敦新、江木金、江象谣、江南基、江锦方共8户村民签订《郭田公社上光大队鸭子塘林场实行连户承包责任制的合同书》，将原鸭子塘林场承包给该8户村民，承包时间从1983年至1994年底，共12年。其中第6条约定“多劳多得，凡承包户在场逐年造林抚育育苗验收奖励钱粮归承包户所得”。第7条约定“保证在场工作时间要求26天，不能低于15天”。第8条约定“大队付承包户报酬为每人每月大阶段付林业粮指标40斤，在场不足10天者不补指标，承包户要指定一人每月与大队结算”。1984年4月30日江艮奕又与双光乡上江片签订了《补充合同》，并盖有五华县双光乡人民政府的印章，但双光乡上江片的签名人中“法新、亚森、兰方、立煌、付娣”的名字均由当时的管理民政工作并保管印章的江立煌代签。《补充合同》的前言部分规定“补充延期加18年共承包期30年”，二份合同另外约定了其他一些权利义务。约在1986年江南基的份下承包权转让给江象玄、江兰芳各50%的份额。
签订合同后该8户承包人不定期、不定人数地到承包地（鸭子塘林场）进行搭建工棚、看管林木、防盗伐等工作，并从集体领取树苗后种植等工作。根据双方的一致陈述：按照当时有关的政策，8户承包人按政策领取了林业主管部门按合同约定的林业粮指标40斤，一直领取到政府统一取消林业粮政策为止（约1996年）。但承包户从未有人按合同约定的有关林业粮指标与合同相对方（大队或村委会）进行结算。
随着时代经济的变迁发展，承包户感觉没有经济效益，大约在1995年撤离鸭子塘林场，从此林场基本处于纯天然生长，人畜难以进入。2010年林业主管部门将鸭子塘林场其中的832.5亩划入生态公益林，2014年又将其中的1143亩划入生态公益林，至此，鸭子塘林场共计1975.5亩划入生态公益林管理。根据生态公益林政策，林业主管部门逐年依法向被告核定公益林补偿款，其中2010年14852.25元、2011年16974元、2012年19095.75元、2013年19619.12元、2014年激励补助金1873.125元、公益林补偿16287.75元、2015年35559元、2016年约38500元。
双方因公益林补偿款分配存在争议，经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协调未果，郭田镇相关部门暂缓向被告支付鸭子塘林场有关的公益林补偿款（约80000元）。原告曾于2016年3月起诉至本院，后于2016年7月撤回起诉，后又于2016年9月5日再次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终止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郭田公社上光大队鸭子塘林场实行连户承包责任制的合同书》和《双光乡上光片鸭子塘林场8户承包补充合同》。2、被告按约立即支付原告的报酬每人每月林业粮指标40斤稻谷折款约10万元。【即每月320斤（8个承包户×40斤）（自1991年1月1日起至被告付清之日为止）】。3、被告向原告立即支付鸭子塘林场的山态公益林补助款18万元（2010年被告将原告承包林场划入生态公益林开始起算）。4、被告立即赔偿违约造成原告在林场所付出的劳动报酬可期待的承包收益款约250万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准许原告申请撤回第4项（即承包收益款约250万元）的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有经过开庭质证的上述证据、开庭笔录等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合同内容、庭审时的当事人陈述等综合因素来看，本案相关的二份合同整体上主要是一份防盗伐的山林管理责任合同书。1983年3月6日的《合同书》及1984年4月30日的《补充合同》，从签订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虽然1984年的《补充合同》只是江立煌一人所签，但在被告知道后一直未行使撤销权，应视为追认了该合同的成立。按照当时有关的政策，8户承包人领取了林业主管部门按合同约定的林业粮指标40斤，一直领取到政府统一取消林业粮政策为止（约1996年）。多年来承包户从未有人按合同约定的有关林业粮指标与合同相对方（大队或村委会）进行结算。现原告提出要求被告支付其报酬每人每月林业粮指标40斤稻谷折款约10万元（即每月8个承包户×40斤，共320斤，自1991年1月1日起至被告付清之日为止），明显与一直领取到政府统一取消林业粮政策为止（约1996年）事实不符，属于随意性的诉讼请求，既然政策上已取消林业粮，现被告无法定义务支付，多年来双方也无结算，故现要求被告支付林业粮指标折款约1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分，理由不足，不予支持。根据1984年的《补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至2012年年底，因合同承包期限届满而自然终止，无必要由本院判决确定解除合同。根据《广东省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地级以上市、县（市、区）林业部门根据核定的省级生态公益林面积，会同有关部门（县级需会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与补偿对象签订现场界定书，明确权利与义务，建立档案资料，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供资料拷贝”，即需要有现场界定书确定面积后才能支付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因此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核发是属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根据粤府办（2010）2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转发《广东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第四条第二款规定“集体林权总股份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确定，分为集体股份和个人股份两部分，个人股份数不得低于集体山林总股份数的70%……”，结合本地政府的工作实际，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核发统一按3：7分配，即30%归村集体，70%归个人。双方发生纠纷后的分配办法亦按此方案处理，并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认可，且本案中的上光片、下光片合并为双光村，但经济等方面仍然是独立的，故本案中的原告可以分得70%的份额，其他的30%由该集体另外依法安排处理。根据1984年的《补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至2012年年底，故可以列入分配的公益林补偿款为2010年14852.25元、2011年16974元、2012年19095.75元，合计50922元，按照原告可以分得70%的份额，计算为35645元。其他年份的公益林补偿款因不属于承包经营期内，原、被告无权在本案直接分配，由有关当事人按法律法规政策依法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江木金、江象陶、江木青、江锦芳、江象通、江裕涛、江艮芳、江伟中、江象玄、江兰芳享有2010年、2011年、2012年的公益林补偿款70%的份额，计算为35645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7270元，由原告负担15000元，被告负担22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旭华
审 判 员 廖创如
人民陪审员 曾爱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