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3民初13425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向前村南街一条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张树宝，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玉红，北京陆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娟，女，1986年12月6日出生，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员工，住该公司宿舍。被告（反诉原告）：刘长旭，男，1984年11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广胜，北京市翔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悦迪，女，1989年5月29日出生，北京市翔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朝阳区，身份号码×××。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刘长旭（以下简称刘长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宝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玉红、张利娟,被告（反诉原告）刘长旭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广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宝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刘长旭立即给付宝通公司8辆车辆首付款44万元(其中车牌号×××的首付款10万元、车牌号×××的首付款10万元、车牌号×××、×××、×××、×××、×××、×××的首付款各4万元)；2.诉讼费由刘长旭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9月18日，刘长旭从宝通公司处分期购买车牌号为×××、车牌号×××的2辆大车，首付款为每辆10万元。2014年8月份，刘长旭又从宝通公司处购买车牌号×××、×××、×××、×××、×××、×××的大车6辆，每辆车首付款4万元，有双方签订的分期购买合同为证。刘长旭一直未给付宝通公司8辆车的首付款44万元，宝通公司多次向刘长旭索要，均遭到拒绝。被告（反诉原告）刘长旭辩称：1.刘长旭已经支付每辆车的首付款。刘长旭在与宝通公司签订《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当日，已经将每辆车的首付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宝通公司，宝通公司不出具收据，但把车辆交付给了刘长旭。交付车辆的首付款，是双方合同中规定买方的首要义务，是刘长旭履行合同的第一步。如果刘长旭不支付首付款，宝通公司就不会将车辆交给刘长旭。2.虽然宝通公司不给刘长旭出具收取首付款的收据，也不允许转账支付，但刘长旭有证据证明已经支付首付款。刘长旭有证人证明宝通公司收取了刘长旭的首付款，而且宝通公司收取其他购车人的首付款也不给开具收据，也要求以现金支付。在宝通公司起诉刘长旭解除合同并索要违约金的案件中，法院已经查明在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6年度京顺劳仲字第1507-1512号工资等争议案件仲裁过程中，宝通公司提交的《付款协议书》中载明：“2.甲（宝通公司）乙（刘长旭）方确认：甲方欠付乙方运费/服务费尚未结算支付。甲方与甲乙双方结算后……日内付清乙方运费/服务费。除付清运费义务外，甲方与各方均无其他任何未决争议。”该付款协议书留存于宝通公司处，是宝通公司在仲裁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的，宝通公司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无疑，且也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根据该协议，宝通公司与刘长旭之间除了宝通公司应当向刘长旭支付运费以外，双方并无其他争议，所谓刘长旭欠付购车首付款的纠纷并不存在。3.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刘长旭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违约行为。支付购车首付款是刘长旭的首要合同义务，在宝通公司起诉刘长旭解除合同并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诉讼中，宝通公司并未主张刘长旭应当支付购车首付款，表明答辩人不欠其首付款。尤其是法院判决对宝通公司主张的刘长旭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说法予以否定，从而证明刘长旭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首付款的义务。4.法院生效判决已经判决解除双方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那么，宝通公司依该协议书所收取刘长旭的购车首付款依法应当返还给刘长旭。综上，刘长旭请求驳回宝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时反诉要求宝通公司返还刘长旭车辆首付款44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针对被告（反诉原告）刘长旭的反诉请求，原告（反诉被告）宝通公司辩称：不同意刘长旭的反诉请求。刘长旭并未支付宝通公司首付款，刘长旭应该提供其支付首付款的资金来源及交付现金的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对宝通公司提交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刘长旭提交的（2015）顺民商初字第4263、4264、4265、4266、4267、4268、4269、4270号8份一审民事判决书以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14108、14109、14110、14111、14112、14113、14114、14115号8份二审民事判决书、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刘长旭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本院调取的（2016）京0113民初10110号一案卷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刘长旭申请证人周宝利出庭作证，拟证明刘长旭及周宝利在宝通公司购买车时交纳过首付款，宝通公要求现金给付首付款，在收取现金首付款后向购车人交付车辆但未出具书面手续。根据宝通公司的要求，不交首付款就不让购车人提车。宝通公司对周宝利的身份认可，但对周宝利的证言内容不予认可。宝通公司主张周宝利向其公司购买4辆车，买车的首付款并未预先缴纳，而是从日后的运费结算款中依次扣除。对此宝通公司提交周宝利购买的×××号车的分期付款购车协议书、周宝利运费借款账目，刘长旭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向周宝利核实上述证据，周宝利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宝通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周宝利主张其确实从宝通公司处购买4辆车，车牌号为×××、×××的2辆车的车款全部从运费中扣除，宝通公司提交的结算账目中车牌号为×××、×××号的2辆车系周宝利的自有旧车，在宝通公司做运输，2014年，周宝利将×××、×××号的2辆车出售，以售车款向宝通公司交付首付款20万元现金购买车牌号为×××、×××的2辆新车，该2辆新车的首付款系现金给付，交完首付款后宝通公司才给车钥匙。因此，宝通公司提交的结算账目中难以反映新购买的×××、×××的2辆新车的结算情况。综上，刘长旭、宝通公司虽不认可各自证据的真实性，但均未提交相关证据推翻，综合本院的核实情况，本院对周宝利的证人证言、宝通公司提交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运费结算账目的真实性认可，另，上述证据体现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有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予以确认。2.刘长旭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李某与刘长旭同一批在宝通公司买车，买车时向宝通公司交过首付款，首付款为现金交付，宝通公司要求必须现金交付，但是没有向购车人出具任何手续。交完钱后双方签订购车协议，但是协议并不在购车人手中，李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宝通公司。宝通公司对李某的身份及证言内容均不认可，鉴于李某与刘长旭均未向本院递交任何证据显示李某与宝通公司的关联，本院对该份证人证言的关联性不予确认。3.宝通公司提交收据5张，拟证明该公司在收取购车人的首付款之后开具了相应的票据。刘长旭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鉴于刘长旭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本院对该5张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体现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有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事实如下：2013年9月，刘长旭从宝通公司处购买2辆车，车牌号分别为：×××（挂车×××）、×××（挂车×××）。双方签订《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约定：“甲方宝通公司，乙方刘长旭。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分期付款车（牵引车和挂车）协议，此车为商品车。……二、车价58万元。三、付款方式：乙方在2013年9月18日向甲方交首付：10万元，从2013年9月18日起乙方每月向甲方交款2万元整，交款至2015年10月17日，累计交车款48万元。四、乙方保证在甲方的公司内搞车辆运输。（车款还清之日起乙方必须在甲方公司搞车辆运输2年后可以过户车辆）五、如乙方不履行第三、四条义务，甲方有权收回车辆，乙方还要承担违约金50万元。违约金不按时交纳按银行的贷款利息双倍赔偿。六、甲方为乙方提供运输货源，不存在雇工和用工关系，日后如发生交通事故，人身伤害等与甲方无关。都由乙方承担。七、车款全部还清后办理转户所需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负有协助办理的义务。……”2014年8月，刘长旭从宝通公司处购买6辆车，车牌号分别为：×××（挂车×××）、×××（挂车×××）、×××（挂车×××）、×××（挂车×××）、×××（挂车×××）、×××（挂车×××）。宝通公司与刘长旭签订《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约定：“甲方宝通公司，乙方刘长旭。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分期付款车（牵引车和挂车）协议，此车为商品车。……二、车价62万元。三、付款方式：乙方在2014年9月15日向甲方交首付：4万元，从2014年9月1日起乙方每月向甲方交款2.5万元整，交款至2016年7月31日，累计交车款58万元。四、乙方保证在甲方的公司内搞车辆运输。（车款还清之日起乙方必须在甲方公司搞车辆运输2年后可以过户车辆）五、如乙方不履行第三、四条义务，甲方有权收回车辆，乙方还要承担违约金50万元。违约金不按时交纳按银行的贷款利息双倍赔偿。六、甲方为乙方提供运输货源，不存在雇工和用工关系，日后如发生交通事故，人身伤害等与甲方无关。都由乙方承担。七、车款全部还清后办理转户所需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负有协助办理的义务。……”刘长旭购买涉诉车辆后即使用涉诉车辆为宝通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并用运费抵扣购车款。2014年11月30日，刘长旭将全部涉诉车辆交还给宝通公司。此后，刘长旭没有再使用过涉诉车辆。2015年，宝通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刘长旭8案（案号分别为（2015）顺民商初字第4263、4264、4265、4266、4267、4268、4269、4270号）。该8案中，宝通公司以刘长旭未履行相应付款义务为由要求解除与刘长旭签订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并要求刘长旭给付违约金25万元。本院出具（2015）顺民商初字第4263、4264、4265、4266、4267、4268、4269、427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签订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于2015年4月28日解除，同时驳回宝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宝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京03民终14108、14109、14110、14111、14112、14113、14114、14115号8份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生效判决书已查明如下事实：在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6年度京顺劳仲字第1507至1512号工资等争议案件仲裁过程中，宝通公司提交了其与刘长旭签署的《付款协议书》，该《付款协议书》载明，“甲方宝通公司，乙方刘长旭，丙方刘长旭雇佣的司机，甲、乙、丙就运费付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各方确认：甲、乙双方属于运输服务合同关系，乙方为甲方提供运输服务，乙、丙双方属雇佣关系，丙方为乙方雇佣司机。2.甲乙方确认：甲方欠付乙方运费/服务费尚未结算支付。甲方于甲乙双方结算后……日内付清乙方运费/服务费。除付清运费义务外，甲方与各方均无其他任何未决争议。”2016年7月，刘长旭以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宝通公司要求宝通公司支付8辆车的运输费并返还车辆首付款共计3659283.72元，该案案号为（2016）京0113民初10110号。在该案中，宝通公司辩称：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刘长旭以每月的运输费抵扣分期付款购车款；宝通公司已经支付过2台车辆的运输费，因其他6台车产生的运费尚不足以抵扣刘长旭每月的购车款；实际上刘长旭尚欠宝通公司购车款、修车款、交通违章罚款、加油款等费用共计406726元。在该案诉讼中，双方向本院提交的结算账目及付款凭证显示，宝通公司在结算过程中对涉诉车辆的分期付款进行了相应抵扣，并且显示宝通公司在扣除相应金额后向刘长旭支付过运费。另外，宝通公司向本院递交一份《关于刘长旭欠款明细》，该明细26项内容，显示经核算，刘长旭欠付宝通公司金额为407234.11元，其中明细前6项为车牌号为×××、×××、×××、×××、×××、×××的6台车的运费尾款，剩余20项列明应当扣除刘长旭的各项费用，其中包括扣除刘长旭6辆车9至11月的分期付款，但并未主张扣除涉诉8辆车的首付款。2017年7月19日，该案针对首付款的审理中，刘长旭表示因交付的是现金，当庭无法向法院提交证据，故申请撤回对首付款44万元的诉求，待搜集到证据后另案主张。宝通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本诉，要求刘长旭给付8台车的首付款44万元。本案庭审中，刘长旭申请周宝利出庭作证，拟证明刘长旭及周宝利在宝通公司购买车时交纳过首付款，宝通公要求现金给付首付款，在收取现金首付款后向购车人交付车辆但未出具书面手续。根据宝通公司的要求，不交首付款就不让提车。宝通公司对此不于认可，其主张如果购车人交了钱，公司都会出具手续。为证明有此交易习惯，宝通公司提交了5张收据。该5张收据显示：宝通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分别收到董亮亮、王宝强订车款2万元，2012年8月30日收到董洁锡交付的订车款2万元，2013年4月7日收到马怀军交付的车款10万元，2013年9月4日收到张星交付的车款10万元，宝通公司对上述款项开具了收据。针对周宝利的证言，宝通公司提交周宝利购买的×××号车的分期付款购车协议书、周宝利运费结款账目，主张周宝利向其公司购买4辆车，买车的首付款并未预先缴纳，而是从日后的运费结算款中依次扣除。上述证据显示×××号车的58万元车款一次从运费中抵扣完毕。经本院向周宝利核实：周宝利认可其向宝通公司先后购买4辆车，其中车牌号为×××、×××的2辆车的车款全部从运费中扣除；宝通公司提交的结算账目中车牌号为×××、×××号的2辆车系周宝利的自有旧车，在宝通公司做运输；2014年，周宝利将×××、×××号的2辆车出售，以售车款向宝通公司交付首付款20万元现金购买车牌号为×××、×××的2辆新车，该2辆新车的首付款系现金给付，交完首付款后宝通公司才给车钥匙，故宝通公司提交的结算账目中难以反映新购买的×××、×××的2辆新车的结算情况。对此，宝通公司不认可收到周宝利交付过20万元首付款，也未提交有关周宝利购买其他车辆的合同或结算手续。庭审中，刘长旭提交中国农业银行账明细，拟证明其购车前后，账户内有资金进出，其账户内支取的钱加上家里现有的钱款具备给付能力。经查，该账户在2013年9月当月及前期以及2014年8月当月及前期有多笔资金进出。庭审中，宝通公司主张，双方合作期间以及在提起本诉之前，宝通公司曾经向刘长旭催讨过首付款，刘长旭对此不予认可，宝通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实。针对（2016）京0113民初10110一案中，双方向本院提交的结算账目及付款凭证显示，宝通公司在结算过程中对涉诉车辆的分期付款进行了相应抵扣，并且在扣除相应金额后向刘长旭支付过运费。对此，宝通公司为何在之前结算中未就收款先行抵扣这一问题，宝通公司解释为：刘长旭每月的运营收入仅够抵扣分期款，不够抵扣首付款，故双方协商先不从运费中扣除，由刘长旭另行支付。刘长旭对此不予认可，宝通公司亦未向本院递交证据证实上述主张。上述事实，有原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询问笔录、本院调取的卷宗以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宝通公司与刘长旭就涉诉8辆车签订的8份《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院的争议焦点是刘长旭有无向宝通公司交付涉诉8辆车的首付款44万元。本院作如下评述：首先，关于刘长旭给付能力，刘长旭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能够反映出刘长旭在买车前期账户内有一定的资金往来，刘长旭作为商事主体，其主张其利用账户内的存款加上家里现有的款项一并凑齐车辆首付款，其对资金来源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宝通公司主张刘长旭不具备给付能力，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本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其次，关于首付款的给付方式，刘长旭主张涉诉首付款全部为现金给付，且提交证人证言佐证，宝通公司否认收到刘长旭、证人周宝利交付了首付款，并主张凡是公司收到首付款的均有书面手续。宝通公司提交5张收据、周宝利×××号车辆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以及周宝利运费结算账目拟证明上述交易习惯。本院认为，宝通公司仅提交5张收据，且该5张收据开具时间跨度较长，不足以证明宝通公司主张的凡是收了款都有手续这一交易方式和习惯。周宝利在该公司购买4辆车，宝通公司仅提交一辆车的协议及结算账目，亦难以证明其主张。因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不能排除宝通公司收取现金首付款且未开具书面手续的可能性。第三，刘长旭与宝通公司合作多年，其结算过程中形成的账目较多，但就双方向本院递交的证据，本院注意到宝通公司在结算中会对车辆的分期付款金额以及其他扣费项目进行扣除，且会依据该结算后的金额向刘长旭给付运费，宝通公司在这几年的结算中从未在结算金额中对涉诉8辆车的首付款进行扣除，亦未在（2016）京0113民初10110一案中主张扣除，且未有证据证实其在提起本诉前向刘长旭主张该笔首付款。对于上述不符合交易习惯的行为，宝通公司并未给予本院合理性的解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的双方约定首付款另行支付这一事实。第四，在（2015）顺民商初字第4263、4264、4265、4266、4267、4268、4269、4270号8案中，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宝通公司与刘长旭于2014年12月签订的《付款协议书》中，双方约定“除付清运费以外，甲方宝通公司与各方均无其他任何未决争议。”可见，双方已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确认。现宝通公司主张刘长旭未支付涉诉8辆车的首付款，并要求其继续履行给付义务，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合上述意见，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及双方陈述能够认定刘长旭已经履行了给付首付款44万元的义务。双方签订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解除，现刘长旭要求宝通公司退还车辆首付款44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返还被告（反诉原告）刘长旭车辆首付款四十四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七千九百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七千九百元，均由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思思人民陪审员  陈汉民人民陪审员  王永库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徐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