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8民再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达江。
委托代理人殷雪玲（系郭达江之儿媳）。
委托代理人陈晓，福建天衡联合（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建群。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烈光。
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永焕，龙岩市新罗区西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郭达江与被申请人郭建群、郭烈光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岩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2015）闽民申第205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郭达江的委托代理人陈晓、殷雪玲与被申请人郭建群、郭烈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永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告郭达江原系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湖一村人，其父亲为郭清林，其母亲为翁金凤。被告郭建群、郭烈光系夫妻关系，郭建群的母亲为郭素娥，郭素娥为苏红爱的养女。郭素娥于20世纪30年代末病逝。苏红爱与原告的父母郭清林、翁金凤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1951年原告郭达江参军，在《学员履历表》中载明原告郭达江与苏红爱之间的关系为祖孙，在1952年的《军属调查登记名册》中亦载明郭达江的祖母为苏红爱。原告自1951年参军后，一直在新疆服役及工作，直到1986年原告才回到龙岩市工作生活至今。二被告长期与苏红爱共同生活，并承担了全部的赡养义务，1978年苏红爱去世，丧事均由二被告操办，而原告并不知晓苏红爱去世的情况，亦未参加苏红爱的葬礼。苏红爱遗留有位于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湖一村103号（原地址：湖邦区新洋乡后陂村湖一段248号，原土地房产所有证号：洋字第576号）的房屋12间的所有权及地基1.17亩（折合780平方米）的使用权，上述房产及土地均为二被告继承并管业至今。原告认为其系苏红爱的养子，对本案所涉的房产享有共有权，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确认郭达江享有位于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湖一村103号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37.48平方米）及地上房屋10间（面积共计226.85平方米）的二分之一的共有份额。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首先，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物权确认，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故二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原告是否具备苏红爱的继承人身份的问题（即原告与苏红爱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的问题），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系苏红爱的养子，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确有与苏红爱以养母与养子的名义长期共同生活，而在其向法院提供的《学员履历表》与1952年的《军属调查登记名册》中均载明原告郭达江与苏红爱之间的关系为祖孙，本案的有效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原告郭达江与苏红爱有以养祖母与养孙子的名义长期共同生活，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苏红爱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的主张，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因此原告不具有苏红爱遗产的继承权人的身份，无权对本案所涉及的苏红爱的遗产主张权利。综上，原告诉请要求确认其享有位于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湖一村103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二分之一的共有份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第2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达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减半收取为2700元，由原告郭达江负担。
一审宣判后，郭达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首先，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为物权请求中的所有权确认，所有权确认不适用诉讼时效，故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关于上诉人是否具备苏红爱的继承人身份的问题（即上诉人与苏红爱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的问题），二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郭达江主张其系苏红爱的养孙，但其提供的《学员履历表》、《军属调查登记名册》及《一般贫苦烈军属需要长期救济登记册》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苏红爱有以养祖母与养孙子的名义长期共同生活，故其上诉主张其与苏红爱之间存在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收养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上诉人不具有苏红爱遗产的继承权人的身份，故无权对本案所涉及的苏红爱的遗产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要求确认其享有位于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湖一村103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二分之一的共有份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上诉人郭达江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计收。
再审申请人郭达江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作为1952年1月5日洋字第576号《龙岩县土地房产所有证》（以下简称576号《土地房产证》）房屋共有人之一，其自身对该房屋所有权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1、576号《土地房产证》明确房屋所有权，郭达江名字明确写在该物权权属证上，人口3人，包括苏红爱、郭达江、郭建群，该所有证是目前为止讼争房产的唯一权属证明。2、576号《土地房产证》也明确土地使用权，一共是6块不同等级的土地共6.12亩，该证记载的人口、土地信息与1954年《土地人口产量登记原始记录表》中的记载一致，说明苏红爱一户人1952年分得的土地一直延续到1954年没有变化。3、《军属调查登记名册》显示郭达江的家庭情况是祖母1人、妹妹1人。其中：家长姓名：苏红爱，家里田亩：6.12。这里的人口及田亩与1951的1月5日政府颁布的575号、576号《土地房产证》所登记内容一致，印证出576号《土地房产证》的3人是郭达江、其祖母和妹妹。4、龙岩县人民政府1952年11月《一般贫苦烈军属需长期救济登记册》（以下简称《军属救济登记册》）显示：郭达江的军属姓名为苏红爱，军人之外的家庭人口2人，说明1952年11月苏红爱家庭成员在郭达江走后只有2人。5、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土改时期分配土地是以每户家庭人口数量进行平均分配，且给家居农村的军人分配了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生产资料。申请人于1951年5月参军，其作为人民解放军战斗员在龙岩县分配土地及生产资料时已经给其分配了相应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而龙岩县政府在当地土改结束后，于1952年1月5日颁发的575号、576号《土地房产证》所记载的内容，能够反映分配给苏红爱一户的土地房屋是按照三人分配的，且备注了郭达江是非农业户口，同样分配了相应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又根据《龙岩县57个乡土地改革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表》的记载，贫农土改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1.88亩；土改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2.15亩。苏红爱被划分的阶级成份是贫农，在土改后被分配的土地面积是6.12亩，因此6.12亩是按照家庭成员3个人计算后分得的面积，该事实也表明郭达江自身已享有相应的份额。因此，根据物权法定原则，576号《土地房产证》未被新的物权登记行为替代的情况下，郭达江是作为讼争房产的共有人之一。二、郭达江提供的《学员履历表》《军属调查登记名册》《军属救济登记册》等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与苏红爱之间存在收养关系。1、通过军属身份可以证明存在收养关系。《军属调查登记名册》《军属救济登记册》都显示苏红爱以郭达江祖母身份作为郭达江的军属出现，说明苏红爱与郭达江以祖孙相称的军属身份关系得到军人所在部队团以上的政治机关的证明和龙岩县人民政府的认可，也说明郭达江在当兵前与苏红爱之间存在长期共同生活的抚养关系，即事实收养关系。2、通过户籍登记表，可以佐证存在收养关系。翁金凤家在1951年1月的户籍整理名册中，郭达江的名字并不在其中，说明郭达江已经过继给苏红爱，已经不是郭家的人了。而郭荣海是1951年5月一起当兵去新疆的战友，但他的名字依然在他家的户籍名册上，在该名册下方“是否军属”中填写“是”，在“备考”栏里填写的“新疆军区六军”。3、通过组织证明，可以证明存在收养关系。《军属调查登记名册》中郭达江“自何处来：后陂”，与苏红爱家一起，却不是其亲生父母家“郭乾村”，说明当时郭达江已经跟苏红爱居住在一起，是从后陂村当兵入伍的。另2014年8月18日龙门镇湖一村委员会也出具了苏经爱收养郭达江作为养子的证明。4、申请人个人档案资料能够证明存在收养关系。郭达江1951年的《学员履历表》中家长姓名：苏红爱，关系：祖母。说明郭达江已过继给苏红爱，他已经不是郭家的人而是苏红爱收养的孩子，所以家长只能是苏红爱。且在《军属救济登记册》中苏红爱也是作为郭达江的祖母在享受政府发放的军属待遇。三、二审时，被申请人郭烈光提供了一份师范学校毕业生鉴定表，自称苏红爱是自已的养母，但被申请人郭烈光的主张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综上，再审申请人郭达江请求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因讼争房屋已被拆迁，再审时诉讼请求变更为：郭建群、郭烈光共同偿还郭达江龙岩市新罗区龙门镇湖一村103号讼争房屋征收拆迁款项的百分之五十，即1969670.03元。）。
被申请人郭建群、郭烈光辩称：一、郭达江与苏红爱不存在家庭成员以及继承身份关系。1、郭达江父亲郭清林系解放前的伪保长，1951年郭达江为了参军，利用苏红爱老革命政治身份、挂靠养孙名义填报参军手续，其去新疆三十多年从未与苏红爱家庭联系，也从未对苏红爱履行“生养死葬”义务，六十多年来答辩人也从未见过郭达江，郭达江未与苏红爱家庭长期共同生活。2、郭达江提供的其《学员履历表》、《军属调查登记名册》、《军属救济登记册》等材料，是基于先前挂用苏红爱养孙名义办理参军手续而后续形成的，这些材料均属形式上登记性质，不足以证明其与苏红爱形成具有继承身份意义上的收养关系。3、闽西革命党史资料《龙岩县革命史迹》、《巾帼风采映闽西》、《龙岩革命人物》、《永远的丰碑》中多次载明苏红爱的养女郭素娥以及与孙女郭建群相依为命的事实，但没有记载郭达江为养孙或养子，这些材料是地方党史研究部门长期研究、收集，并在一些著名的闽西革命老红军等众多人员的审阅下形成并公开发表的，是真实客观的，可信度高，可证明郭达江与苏红爱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4、《龙岩郭氏联谱》是在各郭氏家庭先行申报、众多人员集体编撰、审核下形成的，在正式编印前也将初稿分别送所有被编入人员（包括郭达江家庭）核对无误后才定稿印发，该族谱上有关郭达江家庭成员关系与苏红爱家庭关系完全不同。5、一审阶段，原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女儿邓芳梅出具证言，否定了苏红爱存在“郭达江”这个养子，苏红爱早期与邓子恢是革命战友，邓芳梅与苏红爱熟悉，了解苏红爱的身世及家庭情况。二、苏红爱与郭达江不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1、《学员履历表》是参军后填写的，1951年郭达江参军时已年满18周岁，不能证明其在年幼时即被苏红爱所收养，郭达江自述其在1940年就与苏红爱形成收养关系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该表郭达江户籍地记载为“郭乾村”，其未落户至苏红爱所居住的“后陂村”；且该表填写其与苏红爱是祖孙关系，但是，“其他主要成员”一栏中填写的是其母亲翁金凤及兄弟郭月江，而不是苏红爱的养孙女郭建群及养女婿谢步云，说明郭达江并未进入苏红爱家庭与其共同生活，郭达江也从未认为自己是苏红爱家庭人员，其不存在与苏红爱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2、《军属调查登记名册》虽然体现其与苏红爱存在军属关系，但军属关系不能证明其在参军前与苏红爱存在事实收养及共同生活的事实，况且该调查表是基于郭达江参军时自行填写的申报材料；而《军属救济登记册》仅是一份登记表，仅能证明苏红爱享受到烈军属待遇，且《学员履历表》与《军属调查登记名册》《军属救济登记册》登记的家庭成员情况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郭达江亲生母亲翁金凤家在1951年的户籍整理名册中虽没有郭达江名字，但并不能判定郭达江的户籍就在苏红爱家，是否存在收养关系及共同生活的事实，应以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等可以证明家庭成员关系的直接证据证明。三、本案讼争的房产是苏红爱继承祖上遗留下来的上百年房子，苏红爱是唯一产权人。576号《土地房产证》并未记载郭达江是该房产的共有权人，郭达江不享有三分之一份额，该证所指的“家庭人口三人”指的是苏红爱、郭建群、谢步云。四、退一步讲，即便根据576号《土地房产证》等材料能够证明郭达江是当时苏红爱三名家庭成员之一，且为苏红爱的后辈亲属，但郭达江与苏红爱之间身份关系的证明材料仅限于1951至1952年这一期间内，从郭达江去部队后直到苏红爱去世，双方关系即已解除。五、答辩人郭烈光亦是苏红爱的继承人。郭烈光的身份除了是郭建群的配偶，同时还作为苏红爱嗣子的身份记载在《龙岩郭氏联谱》中，苏红爱与郭烈光形成了遗赠抚养关系，郭烈光也履行了为苏红爱养老送终的义务，其身份关系经亲友、群众所公认。六、郭达江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郭达江与苏红爱之间不能确定为收养关系，仅可能是遗赠扶养关系，即使其不知道苏红爱1978年去世的事实，但至今也已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七、郭达江变更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案拆迁补偿款包括答辩人自己添置的财产以及过渡安置、奖励等款项，而不仅仅苏红爱的房产，这些事实在一审均未查明，再审如果支持其变更诉讼请求，则变相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利，这属于程序违法。综上请求驳回申请，维持一二审判决。
经庭审，再审申请人郭达江对原审认定的如下事实有异议：1、讼争房产并不是苏红爱一个人的遗产，而是包括申请人在内的三人共有财产。2、遗漏了以下事实：①苏红爱与郭达江的关系；②郭达江1940年送养到苏红爱家中，1951年参军服役，期间的11年和苏红爱一起生活；③郭达江一共有四次回龙岩看望苏红爱，分别是1959年、1971年、1976年、1979年；④1978年苏红爱去世被申请人没有告知郭达江，直到1979年回来才知道她去世了，被申请人有带申请人去祭拜苏红爱。被申请人对原审认定的讼争房屋为780平方米有异议，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讼争房屋为780平方米。再审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向本院提供交以下证据：①1952年洋字第575号《土地房产证》一份，拟证明这块土地来源于三人共有，与《军属调查登记名册》中土地面积6.12亩相印证；②1979年其入党时写的《自传》一份，拟证明郭达江与苏红爱存在收养关系。本院再审经质证，两被申请人质证意见如下：①对1952年洋字第575号《土地房产证》来源的真实性没异议，但与本案争议的房产无关；②认为《自传》是郭达江单方面所说，其本意是想沾上苏红爱老革命家属的政治身份；另外，《自传》中家庭成员关系明确其生父郭清林及其生母翁金风，而将苏红爱排在他们之后，说明郭达江并没有脱离与其生父母的关系，特别是其陈述生母翁金风“现和我一起生活”，更能进一步说明郭达江根本没有与苏红爱共同生活、形成养子关系。本院再审经审查认为：①575号《土地房产证》所记载的不是讼争房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②《自传》可以证明郭达江与生父母亲并未脱离关系，并将亲生母亲翁金凤接到新疆共同生活的事实。
两被申请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①1955年5月洋字第705号《土地房产证》一份，拟证明在1955年该份所有证并没有体现申请人的名字，说明之前仅是挂靠养孙名义参军，实际上没有收养，同时也可以说明即使存在收养关系，但在参军之后双方已实际解除收养关系；②郭建群的《地方国营龙岩专区烟草职工登记表》一份，拟证明郭建群是以苏红爱养女的名义实际生活在一起；③龙门镇湖一村民委员会的《说明》一份，拟证明讼争房产为苏红爱继承祖上遗留下来的房子。本院再审经质证，再审申请人郭达江认为：①1955年5月洋字第705号《土地房产证》没有其姓名是因为1955年自己已经转业，在新疆也有相应的工作，没有分配给其是正常的。②《地方国营龙岩专区烟草职工登记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两被申请人的主张。③龙门镇湖一村民委员会的《说明》不能证明讼争房产是苏红爱继承祖上遗留下来的房子，而是苏红爱一家在土改时分的房子。本院再审经审查认为，①705号《土地房产证》所记载的不是讼争房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②郭建群的《地方国营龙岩专区烟草职工登记表》与实际的孙女的关系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③龙门镇湖一村民委员会的《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①1978年1月中共郭墘党支部给中共南山火乙矿水泥厂党委出具的《函》（以下简称郭墘党支部《函》），该《函》中记载：“郭达江之父土改时被评为上中农，其父名为郭清林，曾任伪保长……”；②1951年1月《龙岩县民政科拟一次拨给贫苦烈军家属社会救济粮》（以下简称《一次拨给贫苦烈军家属救济粮》），该表中记载苏红爱为干部，在1951年1月享受了政府拨给的贫苦烈军家属社会救济粮480斤；③2016年5月20日，本院以发函的形式让龙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配合调查郭达江是否为576号《土地房产证》记载的三人之一？6月10日，龙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龙不动产（2016）45号《关于确认“郭达江是否为576号〈土地房产证〉记载三人之一”的回复函》（以下简称不动产登记中心《复函》），该《复函》中写到，对576号《土地房产证》进行多次查询，但在其单位及国土资源局档案中均未查到该户档案，所以无法确认郭达江是否为576号《土地房产证》记载的三人之一；④本院根据被申请人的申请，对邓芳梅及张耀武进行了调查，并做了调查笔录，邓芳梅与张耀武均陈述一直与苏红爱关系较好，但其并不认识郭达江，苏红爱并没有收养郭达江为养子。
本院再审经质证，再审申请人质证意见如下：①对郭墘党支部《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函》只是表述了作为墘党支部对申请人血亲之间的一种认定，虽未提及苏红爱，但也不能据此推翻申请人与苏红爱的关系。②对《一次拨给贫苦烈军家属救济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份证据内容是1951年1月份政府给干部身份的苏红爱一次性拨给社会救济粮的情况。③对不动产登记中心《复函》没有异议；④对邓芳梅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邓芳梅与苏红爱收养郭达江时并没有交集，邓芳梅陈述与苏红爱一起逃难发生在1923年至1937年期间，这期间苏红爱尚未收养郭达江，1941年1月邓芳梅已经离开龙岩，不清楚苏红爱是否有收养郭达江，其在笔录中表述不认识郭达江以及都是由郭建群夫妇照顾苏红爱，这也仅是对苏红爱晚年时期的一个认知，因此邓芳梅的证言不能证明苏红爱没有收养过郭达江；对张耀武的证言，认为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张耀武在调查笔录里陈述不认识郭达江不是客观事实，1984-1985年期间，郭达江从新疆调回龙岩工作时找的就是张耀武，当时张耀武担任龙岩市农委主任，因此张耀武的调查笔录不能采信。
被申请人质证意见如下：①对郭墘党支部《函》真实性没异议，可以证明郭达江的父亲郭清林是是伪保长，家属成份复杂，如果没有挂用苏红爱孙子的名义是无法去参军的；同时，郭墘党支部《函》有提到郭达江的亲生父母及叔叔，但没有提及苏红爱是其养母，进一步证明郭达江与苏红爱不存在养子女继承身份关系；且印证郭达江参军前户籍地为郭墘村，而非苏红爱所属的后陂村，否则，出具《函》的应是后陂村（大队），而不是郭墘大队。②对《一次拨给贫苦烈军家属救济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苏红爱本身就享有烈军属待遇（系地下党老接头户），而与郭达江无关，该名册上也没有体现郭达江的名字。③对不动产登记中心《复函》没有异议。④对邓芳梅、张耀武调查笔录真实性没异议，可以证明再审申请人与苏红爱不存在继承身份关系，也可证明1952年的房屋系苏红爱继承祖上遗留下来的，而不是土改分来的。
本院再审经审查认为，以上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可以证明：①郭达江的父亲郭清林曾任伪保长。②苏红爱在1951年1月即在郭达江参军之前就享受了政府拨给的贫苦烈军家属社会救济粮。③龙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无法确认郭达江是否为576号《土地房产证》记载的三人之一。④郭达江与苏红爱没有长期共同生活。
本院再审另查明，1、576号《土地房产证》地址为：“湖邦新洋后陂”，户主“苏红爱”，人口“三人”，房产共12间，地基“一段壹亩壹分柒厘”，备注中记载：“郭达江非农业人口”。2、郭达江《学员履历表》记载年龄“16”，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县湖邦区郭乾村”，家长：“姓名苏红爱，关系祖孙”，其他主要成员，“翁金凤，关系母子、郭月江，关系兄弟”。3、《军属调查登记名册》记载“郭达江的家庭情况为祖母：苏红爱”。4、《军属救济登记册》记载“烈军属姓名，苏红爱，烈士或军人姓名：郭达江，人口：2，救济原因：老弱，备注：本身是老革命接头处”。5、郭氏家族《龙岩郭氏联谱》中郭达江列入其父母郭清林、翁金凤的家族干系中，未列入苏红爱家族干系中。6、闽西革命党史资料《龙岩县革命史迹》、《巾帼风采映闽西》、《龙岩革命人物》、《永远的丰碑》中有关苏红爱的历史纪实文章记载了苏红爱革命及生活事实，这些纪实材料载明苏红爱的养女郭素娥于20世纪30年代初生一女儿郭建群，郭素娥于20世纪30年代末病逝，但没有记载郭达江为养孙或养子。7、①郭达江的父亲郭清林曾任伪保长，于1942年病故。②1951年1月即在郭达江参军（1951年5月）之前苏红爱就享受了政府拨给的贫苦烈军家属社会救济粮480斤。③龙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复函》无法确认郭达江是否为576号《土地房产证》记载的三人之一。
其余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诉争房产郭达江是否享有三分之一（即郭达江是否为576号《土地房产证》记载三人之一）；2、郭达江与苏红爱的身份关系。本院再审根据一审、二审及再审的诉辩情况及证据作如下认定：
1、关于郭达江是否享有诉争房产的三分之一（即郭达江是否为576号《土地房产证》记载三人之一）。本院认为郭达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诉争房产的三分之一。
理由分析如下：该讼争的房产在1952年土改确权时已由龙岩县人民政府颁发了576号《土地房产证》。根据1987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土改时部分确权、部分未确权的祖遗房产应如何继承问题的批复》，有关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应以土改时确定的产权为主，因此本案讼争房产属三人共同共有，但576号《土地房产证》只记载了以苏红爱为户主的三人共有，该证备考栏中也仅写到“郭达江非农业人口”，并未记载郭达江是该房产的共有权人，且郭达江又无其它证据证明其为讼争房产的共有人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本案中，郭达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讼争房产的共有权人之一，其要求享有三分之一份额的请求不能成立。
2、关于郭达江与苏红爱的身份关系问题。本院认为郭达江与苏红爱的养母子关系不成立，理由分析如下：
第一，收养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并且履行一定的程序才能成立。郭达江表示其是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公布实施以前的1940年被苏红爱收养，当时对成立合法收养关系的条件和程序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8月30日《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者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因此认定事实收养应具备以下条件：1、双方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以父母子女相称，并为群众及有关组织所公认；2、双方间有抚养的事实，养子女与生父母在事实上已经终止了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3、并未办理收养公证或登记手续。本案中，郭达江被苏红爱收养并未经过公证，也无有关单位为他们办理相关收养手续，能够证明他们以母子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只有郭达江自己陈述的其于1940年至1951与苏红爱共同生活的证明，而郭达江提供的关于其与苏红爱在1940年至1951年间有长期共同生活的证人证言又与郭建群、郭烈光提供的证人证言及本院对邓芳梅、张耀武作的调查笔录相矛盾。而《军属调查登记名册》、《军属救济登记册》仅能证明苏红爱享受了军属政策待遇及两人为祖孙关系，并不能证明郭达江与苏红爱存在事实上的母子收养关系。
第二，从郭建群、郭烈光提供的近年来公开出版的闽西革命党史资料《龙岩县革命史迹》、《巾帼风采映闽西》、《龙岩革命人物》、《永远的丰碑》中有关苏红爱的历史纪实文章记载了苏红爱革命及生活事实。这些党史纪实材料明确载明苏红爱的养女郭素娥以及与孙女郭建群相依为命的事实，而没有记载郭达江为养子。
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条规定“收养人收养他人为孙子女，确已形成养祖父母与养孙子女关系的，应予承认。解决收养纠纷或有关权益纠纷时，可依照婚姻法关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处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本案中，郭达江提供的《学员履历表》、《军属调查登记名册》均记载苏红爱为郭达江的祖母，在实际生活中双方也未以母子相称，并且《学员履历表》中记载其亲生母亲翁金凤为母亲，户籍地是“郭乾村”，而不是苏红爱户籍地“后陂村”，而作为郭氏家族《龙岩郭氏联谱》中郭达江也未列入苏红爱家族干系中，而是列入其父母郭清林、翁金凤的家族干系中，郭达江提交的《自传》中家庭成员关系明确母亲为翁金风，并将亲生母亲翁金凤接到新疆共同生活。以上证据均说明郭达江并未与其亲生母亲翁金凤终止母子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四，从郭达江提供的576号《土地房产证》、《学员履历表》、《军属调查登记名册》及《军属救济登记册》等证据只能证明其是苏红爱的养孙子，且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在1951年郭达江参军后，一直在新疆服役及工作，至1986年回到龙岩工作生活至今，郭建群、郭烈光长期与苏红爱共同生活，并承担了赡养义务，1978年苏红爱去世，丧事均由郭建群、郭烈光操办，而郭达江并不知晓苏红爱去世的情况，未参加苏红爱的葬礼。郭达江对苏红爱未尽生养死葬的义务，不得继承苏红爱的财产。
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岩民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计收，再审保全费5000元由再审申请人郭达江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戴 景 彤
审判员 陈 碧 英
审判员 李 秋 英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雷小琴（代）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8）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
（29）收养人收养他人为孙子女，确已形成养祖父母与养孙子女关系的，应予承认。解决收养纠纷或有关权益纠纷时，可依照婚姻法关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十条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