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16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德香，女，194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海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芦金娥，女，197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海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北燕，女，1994年1月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海县。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华，浙江五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挺，男，198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教师，住宁海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增丹，女，1990年2月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海县。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崇兴，浙江跃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因与被上诉人张挺、葛增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7）浙0225民初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挺、葛增丹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挺、葛增丹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王友永与张挺、葛增丹不存在借贷合意，张挺、葛增丹也没有实际交付25万元借款。张挺、葛增丹诉请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张挺、葛增丹既没有提供原始的借据凭证，也没有提供25万元款项来源、如何交付等证据。张挺、葛增丹提交的《收条》不能作为借款凭证。房产过户登记行为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和违法，为房屋买卖需要所出具的房款收条亦应认定为无效，它不是王友永真实的卖房款凭据；二、本案的真正借款人是宁海县凯通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ＸＸ通。ＸＸ通是通过房产中介具体操办。王友永与ＸＸ通系朋友关系。涉案两份阴阳合同签订的第二天，ＸＸ通为了向张挺、葛增丹借款抵押需要，向王友永出具了《借条》，载明：“我ＸＸ通今向王友永借房产证、国有土地权证、房契各一本，借期为一年，如一年到期未还，以上证件折合人民币50万元作为借款。借款人ＸＸ通”，并加盖了宁海县凯通机电有限公司的公章。2010年5月21日，张挺、葛增丹将ＸＸ通借用的涉案房产证、土地证注销，将涉案房屋以12.50万元的交易价过户登记到张挺、葛增丹名下。一审判决对该节事实未予认定，并驳回了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要求追加ＸＸ通为本案共同被告的请求，属于遗漏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程序违法；三、讼争的25万元不论是房款还是借款，张挺、葛增丹均没有向王友永实际交付。在案外人赵鸿云提起的撤销权纠纷案的3次庭审中，王友永均陈述没有收到该25万元。关于款项有否交付问题，相关的生效判决均认定“张挺、葛增丹未能提供其向王友永实际交付25万元的相关凭证……”，或“王友永实际收到该笔25万元借款的证据”；四、即使王友永与张挺、葛增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但该债务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芦金娥无论在事先还是事中均不知情，在相关的手续上均没有签名。涉案款项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芦金娥也并没有从中获利。何况王友永仅是为ＸＸ通借款所产生的担保之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之债的复函》应认定为个人之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讼争款项即使成立也应由王友永生前个人财产来清偿，根据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与拆迁办签订的《私有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第3条约定被征收住房评估金额为325400元。其余搬迁补偿费、临时安置费、货币补偿金等系补给房屋共同居住的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的，不能作为王友永和芦金娥的共同财产。张挺、葛增丹的诉求即便成立，最多也只能从王友永可分享的一半房产份额162700元来清偿其债务。一审判决认定王友永所负的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将涉案房屋征收补偿认定为462257元，并判令芦金娥全额承担涉案借款本息，显然是错误的；五、张挺、葛增丹的诉讼请求早已超出二年的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认定张挺、葛增丹在返还原物纠纷等案件中的主张行为导致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张挺、葛增丹的诉请理应驳回。从2013年5月17日二年期限届满之日起至今，张挺、葛增丹从未以借款关系为诉由向王友永及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主张还款付息的权利，而是一直以房屋买卖合同为诉由向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主张交付房屋，张挺、葛增丹诉称“向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主张归还王友永借款遭到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拒绝”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张挺、葛增丹怠于行使正当诉讼权利，错误主张民事权利所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应当由张挺、葛增丹自负。
张挺、葛增丹辩称，一、本案所涉证据《房屋买卖中介合同》、《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与王友永出具的收到“购房款”25万元的《收条》能相互印证，结合之前的生效判决，足以认定张挺、葛增丹与王友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提出上诉认为王友永是替他人借款担保，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且一审中并没有得到确认；二、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夫妻一方如主张不属于共同债务的，应举证证明，且只有能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且债权人明知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情形的，才能成立。本案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显然无法举证上述除外情形。而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主张本案系王友永为ＸＸ通借款担保之债，系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的单面之词，无相应证据证实；三、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双方自2012年起至本案提起诉讼期间，一直为本案相关的权利进行诉讼，符合民诉法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挺、葛增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在王友永遗产范围内偿还张挺、葛增丹借款250000元并支付利息390000元，合计640000元；2.张挺、葛增丹对原登记在王友永名下的坐落于宁海县××龙街道（××）××路××号××室房屋拆迁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审理中，张挺、葛增丹变更诉讼请求为：1.芦金娥对王友永向张挺、葛增丹所负的债务，即借款250000元、利息390000元（算至起诉之日止），合计640000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2.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在王友永的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还款责任；3.张挺、葛增丹对原王友永名下的坐落于宁海县××龙街道（××）××路××号××室房屋拆迁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宁海县××（××龙街道）××路××室的房产，建筑面积36.09㎡，原系登记在王友永名下的房产。王友永与芦金娥于1993年2月22日登记结婚，王北燕系双方婚生女儿，董德香系王友永母亲。
2010年5月18日，以王友永为甲方，张挺、葛增丹为乙方同时签订了两份房价并不同一的阴阳合同：《房屋买卖中介合同》（包括《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及《房地产转让合同》。其中阳合同所涉的《房屋买卖中介合同》载明：甲、乙双方同意上述房屋的成交价为25万元，本合同签订时乙方向甲方支付2.50万元作为购房定金，2010年5月28日付清余款22.50万元；阳合同所涉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载明：一、双方约定该《房屋买卖中介合同》之合同价款25万元，为甲方向乙方借款之款额，利息为每月2%，借款期限自2010年5月18日至2011年5月17日，在甲方每月按时向乙方支付全额利息的前提下，该《房屋买卖中介合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并且在借款到期时乙方必须无条件将该房产重新过户到甲方名下，但过户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与乙方无涉；二、如果甲方超过一个月未按时支付全额利息，则甲方自愿承认该《房屋买卖中介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无权向乙方要求该房产之产权，同时乙方借给甲方的25万元自动作为《房屋买卖中介合同》之购房款，甲方无需归还乙方，但乙方之前收取的借款利息不予退还。阴合同所涉《房地产转让合同》载明：甲、乙双方议定的房地产转让方式为买卖，价格为12.50万元。
上涉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0年5月21日凭《房地产转让合同》将该房产过户至买受人张挺、葛增丹名下。
2010年5月24日，王友永出具给张挺、葛增丹《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张挺、葛增丹购房款计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该房屋坐落于跃××路××号××室。
2014年3月17日，王友永因交通事故死亡。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作为其继承人以张挺、葛增丹为共同被告，于同年5月13日就阳合同提起效力确认之诉，要求确认阳合同《房屋买卖中介合同》、《房屋买卖补充协议》无效。该案经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一审[案号（2014）甬象民初字第824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案号（2015）浙甬民二终字第330号]，判决确认涉案阳合同系属“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担保或以房抵债合同”，其中借款担保或以房抵债条款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禁止性规定，依法无效。
2016年6月12日，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再次就阴合同提起效力确认之诉，要求确认《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该案经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一审[案号（2016）浙0225民初4410号]，判决确认涉案阴合同并非双方真实交易的独立合同，其签约目的在于通过虚构实际成交价，以合同形式掩盖过户时少缴税费的非法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
上述判决生效后，就房产更名事宜，经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行终231号行政判决，确认宁海县国土资源局将案涉房产转移登记到张挺、葛增丹名下的行为违法。
另认定，涉案房屋被列入宁海县城市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项目征收范围，征收补偿资金为462257元，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并于2016年4月13日签订《私有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点之一，系张挺、葛增丹与王友永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换言之，即需确认双方是否就借贷问题达成了合意且张挺、葛增丹是否已经实际将款项交付给借款方王友永。首先，关于借贷合意。经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房屋买卖中介合同》、《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关于案涉房产从王友永处过户至张挺、葛增丹名下、借款期满或本息收回时房产从张挺、葛增丹名下登记过户等约定内容显示，王友永与张挺、葛增丹之间的民事行为，并非房屋买卖法律关系，而是借款担保关系。上述判决认定本院予以尊重。也即王友永与张挺、葛增丹签订《房屋买卖中介合同》、《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以及《房地产转让合同》的真实意思是融资借款，将案涉房产过户则是为了担保债务的履行，因此，该三份合同的实质内容包括融资借款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以买卖房屋的方式体现的借款担保关系，以及以买卖房屋的形式体现的以房抵债的约定。现生效民事判决已将其中关于以房抵债的约定条款认定无效，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故张挺、葛增丹与王友永之间的借贷及以房屋买卖合同为借款提供担保的法律关系并不因此无效。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辩称王友永系为ＸＸ通的借款提供担保，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房屋买卖补充协议》明确载明，王友永（甲方）向张挺、葛增丹（乙方）借款之事实，鉴此，该院对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的辩称主张不予采纳，对其要求追加ＸＸ通为共同被告的申请，不予准许。据上，该院认定张挺、葛增丹与王友永之间的借贷合意成立；其次，关于款项交付。张挺、葛增丹主张于合同签订当日即2010年5月18日交付王友永25000元，另于2010年5月24日交付225000元，并提供王友永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上述事实。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认为案涉购房合同已被法院确认无效，250000元购房款也非真实的交易对价，王友永在生前亦陈述未收到张挺、葛增丹交付的款项。该院认为，王友永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张挺、葛增丹“购房款”250000元，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该《收条》的证明力应予认定。《收条》内容可示，所涉款项与《房屋买卖中介合同》、《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具有关联，即为《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第一条载明之借款款额，故张挺、葛增丹已完成款项交付义务。综上，该院认为张挺、葛增丹与王友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生效。张挺、葛增丹自认收到王友永3个月利息15000元，该院予以确认，即王友永尚欠张挺、葛增丹借款本金为250000元，利息为372600元（其中25000元自2010年5月18日起算，另225000元自2010年5月24日起算，均按月利率20‰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2016年11月7日，扣除已付的15000元）。
本案争点之二，系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的还款责任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张挺、葛增丹与王友永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生效。借款发生在王友永与芦金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芦金娥未提供证据证明讼争债务系借款一方的个人债务或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依照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王友永死亡，张挺、葛增丹要求芦金娥归还借款250000元并支付约定利息的诉请，依法有据，应予支持。王友永死亡后，依法应由其遗产继承人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作为王友永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未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应视为接受继承，故应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
本案争点之三，系张挺、葛增丹是否对案涉房产征收补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据上论述，张挺、葛增丹与王友永以买卖形式将房产过户系为了担保债务的履行。鉴于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其约定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故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的行为应认定为非典型的担保方式。其中涉及有关担保权实现方式的内容即以房抵债条款，因违反物权法“流质契约禁止”原则，违背担保的本质属性，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房产过户亦被确认违法，但这并不影响该非典型担保方式作为担保行为的其他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即在王友永不能按时归还250000元借款的情况下，张挺、葛增丹可以通过拍卖或者变卖案涉房屋的方式确保其能够实现债权。现案涉房产已转化为征收补偿款，据此，张挺、葛增丹在债权成立的基础上可以要求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以征收补偿款偿还债务。但需明确的是，张挺、葛增丹的该项权利并不具有排他性。张挺、葛增丹与王友永约定以房产作抵押担保，未办理他项权证而采取办理过户登记的方式作为抵押方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关于“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的规定，且若仅以签订买卖合同的形式或者房产过户方式设定非典型担保，债权人就可取得优先受偿权，并认定等同于办理了抵押登记的不动产抵押，会助长当事人规避不动产抵押登记的行为，从而产生不良的示范作用。鉴此，本院认为，本案借款抵押双方没有办理抵押登记，不能产生排他的法律效力，也不能产生对抵押物优先受偿的权利。
本案争点之四，系张挺、葛增丹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是否超过。根据《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约定，本案借款应于2011年5月17日前还清，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该借款纠纷自2011年5月17日起计算2年诉讼时效。但在该诉讼时效期间内，张挺、葛增丹以王友永为被告提出返还原物纠纷诉讼，要求王友永将案涉房屋交付张挺、葛增丹，案经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一审[案号（2012）甬象民初字第1325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案号（2014）浙甬民一终字第1008号]，于2015年9月8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张挺、葛增丹诉讼请求。期间，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又以张挺、葛增丹为共同被告分别于2014年5月13日、2016年6月12日提起两起效力确认之诉，判决分别于2015年7月23日、2016年11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对于合同效力的判定，关系到张挺、葛增丹以何种法律关系向王友永或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行使催讨权，且在上述诉讼案件中，虽然张挺、葛增丹对于法律关系的认识并不准确，但其要求王友永或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以房产抵还欠款的意思表示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应认定张挺、葛增丹在返还原物纠纷等案中的主张行为导致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上述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结合张挺、葛增丹于2016年11月7日向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故诉讼时效并未超出。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芦金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张挺、葛增丹借款250000元，并支付利息372600元（算至2016年11月7日）；二、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在继承王友永遗产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还款责任；三、驳回张挺、葛增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0200元，减半收取5100元，财产保全费2870元，合计7970元，由张挺、葛增丹负担83.50元，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负担7886.5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王友永与张挺、葛增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及张挺、葛增丹主张权利的25万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本院认为，经生效判决认定，本案王友永与张挺、葛增丹签订《房屋买卖中介合同》、《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以及《房地产转让合同》的实质内容包括融资借款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以买卖房屋的方式体现的借款担保关系。且《房屋买卖补充协议》明确载明，王友永（甲方）向张挺、葛增丹（乙方）借款之事实。上述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张挺、葛增丹与王友永之间存在借贷及以房屋买卖合同为借款提供担保的法律关系。本案以房抵债的约定被认定无效，将案涉房产转移登记到张挺、葛增丹名下的行为也被认定为违法。张挺、葛增丹与王友永之间的借贷及以房屋买卖合同为借款提供担保的法律关系并不因此无效。本案王友永以本人名义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张挺、葛增丹购房款25万元。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该《收条》的证明力，应予认定。《收条》内容显示“购房款”即为《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第一条载明之借款款额。王友永出具《收条》系其本人对该25万元款项可能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一审判决认定张挺、葛增丹已完成款项交付义务，并无不当。至于上述款项是直接交付王友永或由其他人代收，即王友永本人是否实际收到该笔款项，均不影响本案借款事实的成立。
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上诉称王友永系为ＸＸ通的借款提供担保，但ＸＸ通向王友永出具《借条》，系ＸＸ通与王友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设定。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张挺、葛增丹与ＸＸ通之间已就涉案借款达成合意或事后得到债权人的追认。涉案房屋被过户到张挺、葛增丹名下，也不能对王友永系为ＸＸ通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形成有效印证。故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关于王友永与张挺、葛增丹不存在借贷合意，张挺、葛增丹也没有实际交付25万元借款，本案的真正借款人是ＸＸ通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张挺、葛增丹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约定，本案借款应于2011年5月17日前还清。但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张挺、葛增丹以王友永为被告提出返还原物纠纷诉讼，要求王友永将案涉房屋交付张挺、葛增丹。期间，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又以张挺、葛增丹为共同被告分别于2014年5月13日、2016年6月12日提起两起效力确认之诉，判决分别于2015年7月23日、2016年11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对于合同效力的判定，关系到张挺、葛增丹以何种法律关系向王友永或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行使催讨权。在上述诉讼案件中，虽然张挺、葛增丹对于法律关系的认识并不准确，但其要求王友永或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以房产抵还欠款的意思表示仍明确，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九）项规定的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一审判决认定张挺、葛增丹在返还原物纠纷等案中的主张行为导致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并无不当。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上诉认为张挺、葛增丹主张权利已超出诉讼时效，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三、关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借款发生在王友永与芦金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述情形。一审判决认定芦金娥应承担举证责任，并判定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关于涉案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上诉人董德香、芦金娥、王北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岚
审 判 员 徐梦梦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谢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