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青海法海商初字第223号
原告：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
法定代表人：杨晓仁，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芳龙，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恩忠，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
法定代表人：黄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鹏南，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云，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因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船舶保险合同纠纷，于2013年1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孙芳龙、郭恩忠，被告委托代理人汪鹏南、姜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3年8月，原告成立非法人经营单位“烟台救捞局通大国际船务公司”（以下简称“通大公司”），并将“北海102”轮从工程处调拨给通大公司管理使用。“北海102”轮是一艘远洋拖轮，总吨位3140.76，被告为该轮承保了1993年2月至1994年1月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
1993年9月13日，原告与案外人烟台市供销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公司”）签订《拖航日租合同》，约定供销公司租用原告所属的“北海102”拖轮，将供销公司购买的废渔船“波兰1号”、“波兰2号”轮从加拿大温哥华拖航至中国烟台港锚地。1993年9月24日，原告与供销公司办理了“北海102”轮交接手续。“北海102”轮于1993年10月24日1031时开航去温哥华，11月15日0830时抵达温哥华，11月16日至12月13日在温哥华进行维修和拖带备航工作，12月14日0801时拖带被拖船驶离温哥华。“北海102”轮拖带途中于1994年1月4日0250时发现“波兰1号”轮丢失，此时“北海102”轮距离“波兰1号”轮约5.8海里。原告及时向被告报案并与被告商量解决方案。为了确保“北海102”轮和其他被拖船的安全，经原告与被告协商，被告同意放弃“波兰1号”轮，恢复回国航程。为此，被告于1994年1月5日通过传真告知原告“已向我总公司报告，我公司建议暂时恢复回国航程，速度慢一点，等待我总公司的指示后再按我总公司的要求办”。
1995年7月1日，供销公司向本院对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波兰1号”船价损失及合理费用、利息等，案号为（1994）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5号案（以下简称“第15号案”）。1997年9月26日，本院作出第15号案一审民事判决，判决原告赔偿供销公司船舶价款等总计825600美元、11998加拿大元和人民币2万元及前述款项的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293.3元由原告负担。原告不服第15号案一审民事判决并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3月4日作出（1997）鲁经终字第737号二审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第737号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告不服第737号案二审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3月1日作出（1998）交监字第27号民事裁定，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中止执行。2002年9月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鲁经再字第1号再审判决，维持第737号案二审民事判决。
2003年初，本院对第15号案和（1995）青海法海商初字第67号案（该案为原告向供销公司索要“北海102”轮租金、船员劳务费纠纷案，以下简称“第67号案”）启动执行程序，并决定合并执行。根据（2003）青海法执字第33、49号通知，原告应付供销公司8170713.8元，该款项与供销公司应付原告的款项进行折抵后，原告须向供销公司支付赔款568804.89元。2003年6月9日，原告根据本院通知支付了人民币568804.89元的赔款。2008年10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鲁执指字第120、121号裁定，以第15号案和第67号案长期未能执结为由，指定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执行。2012年2月，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2008）潍执指字第10号执行裁定，扣划了原告的银行存款人民币7522028.32元。至此，第15号案结案。综上，原告在第15号案中的赔款总计人民币15692742.12元。
第15号案结案后，原告向被告提出保险理赔申请，请求被告支付保险赔款，被告至今没有理赔。
原告认为，原告在第15号案中对供销公司的赔偿责任属于“北海102”轮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承保范围，原告已按照判决确定的金额实际支付了赔款，有权要求被告给付保险赔款。被告作为“北海102”轮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保险人，负有相关保险赔偿的义务。故，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15692742.12元，及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烟救人字（1993）57号文件。用以证明原告于1993年8月成立非法人经营单位“通大公司”，该单位为处级建制。
证据二、烟救机字（1993）18号文件。用以证明“北海102”轮自1993年8月1日起由原告所属工程处调拨给通大公司管理使用。
证据三、往来款项清单的传真电报和保险费收据五张。用以证明原告所属的“沪救101”轮出险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保险赔款278万美元；被告从该保险赔款中扣减了前几年度原告欠付的保险费30万美元有余，其中包含“北海102”轮1993-1994年度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保险费290914.79美元。
证据四、《拖航日租合同》及附件。用以证明原告于1993年9月13日与案外人供销公司签订《拖航日租合同》，约定由供销公司租用原告所属的“北海102”轮，将其购买的“波兰1号”、“波兰2号”废渔船从加拿大温哥华拖运至中国烟台港锚地。
证据五、原告于1994年1月5日发给被告的传真电报。用以证明原告在拖航过程中发现“波兰1号”轮丢失后，及时向被告报案并与被告商量解决方案；为确保“北海102”轮和其他被拖船的安全，经原、被告协商，被告同意放弃“波兰1号”轮，恢复回国航程。
证据六、本院（1994）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供销公司对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赔偿“波兰1号”船价损失及合理费用、利息等；本院一审民事判决原告向供销公司赔偿船舶价款等共计825600美元、11998加拿大元、人民币2万元及上述款项的利息，并由原告负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293.3元。
证据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鲁经终字第737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不服本院第15号案一审民事判决并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第737号二审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证据八、最高人民法院（1998）交监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不服第737号二审民事判决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证据九、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鲁经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程序判决维持第737号二审民事判决。
证据十、本院（2003）青海法执字第39、40号通知。用以证明根据本院第15号民事判决，原告应向供销公司支付人民币8170713.8元，该款项与供销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进行折抵后，原告应向供销公司再支付人民币568804.89元。
证据十一、付款凭证一张。用以证明原告根据本院（2003）青海法执字第39、40号通知，于2003年6月9日向供销公司支付赔款人民币568804.89元。
证据十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鲁执指字第120、121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与供销公司之间的拖航租金纠纷和拖航失船赔偿纠纷两案分别进行执行。
证据十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潍执指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用以证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作出（2008）潍执指字第10号执行裁定，扣划原告银行存款人民币7522028.32元；至此，本院第15号案结案。
证据十四、银行凭证一张。用以证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银行扣划了原告的存款人民币7522028.32元。
证据十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1月1日修订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条款》。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在保险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及本案诉讼时效并未届满。
证据十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档案保管期限表。用以证明根据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涉及到水险、涉外义务及有海上事故发生的情况下，档案的保管期限是永久的，至少是长期的。而，被告声称没有保留涉案争议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档案资料明显违反了其公司的规定。
证据十七、海事报告。用以证明“北海102”轮出险后，原告向被告报案。在被告同意放弃“波兰1号”轮的情况下，“北海102”轮恢复回国航程。
证据十八、保险费收据。用以证明被告承保了“北海102”轮从1992年至1993年度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被告关于其从未承保过“北海102”轮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主张不成立。
证据十九、烟救机字（1993）19号文件。用以证明原告成立通大公司之后，除了将“北海102”轮、“沪救101”轮调拨给通大公司使用外，还将“通顺”轮、“通利”轮、“德安”轮和“振兴”轮调拨给通大公司使用。
证据二十、原告自1992年3月31日至1995年3月29日编制的会计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缴纳的290914.79美元保险费中包含“北海102”轮在1993年至1994年度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保险费。
证据二十一、原告会计凭证中1993年3月27日第240号凭证所附的保险单。用以证明通大公司1993年至1994年船舶保险费构成情况。
证据二十二、KOCHINA公司传真。用以证明通利轮3万美元保险费的付款情况。
证据二十三、审计费发票。用以证明原告为进行司法审计花费人民币13万元，应由被告负担。
证据二十四、（2014）沪高民四（海）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司法实践中，责任保险的诉讼时效自事故责任及金额确定后起算。
被告辩称：一、原告没有将“北海102”轮在被告处投保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有效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合同关系；二、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1993年2月到1994年1月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没有证据支持，从1994年1月“波兰1号”轮丢失到2012年底18年多的时间里，原告从未就涉案事故向被告提出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索赔，也说明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原告所诉称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合同关系；三、从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18年多，根据海商法第264条的规定，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原告所诉称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合同关系，诉讼时效也已届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保护；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委托青岛中才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提交的1995年3月10日保险费收据的相关保险费用构成情况进行司法审计，并出具“青中才会专审字[2014]第3-014号”《报告书》。
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有效证据、青岛中才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和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查明法律事实如下：
“北海102”轮系原告所属的钢质拖轮，船舶总吨位3140.76。原告就该轮及其所属的另外一艘船舶“沪救101”轮在被告处投保了1992年2月20日至1993年2月19日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被告于1992年3月24日向原告出具保险费收据一张，载明收到原告交纳的“北海102”轮和“沪救101”轮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保险费20286美元。
1993年8月5日，原告成立了非法人独立核算经营单位通大公司，并于同年8月9日将其下设工程处所属的“北海102”轮和“沪救101”轮、航运处所属的“通顺”轮、“通利”轮、“德安”轮及“振兴”轮共6艘船舶调拨给通大公司管理和使用。原告通过其下设的工程处、航运处及通大公司为上述6艘船舶在被告处进行投保。
1993年9月13日，原告与案外人供销公司签订《拖航日租合同》，约定供销公司租用原告下设通大公司所属的“北海102”轮作为拖轮，将供销公司购买的“波兰1号”、“波兰2号”渔船从加拿大温哥华拖航至中国烟台港锚地。合同双方对租期、租金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在该合同中进行了约定。此外，该合同载明作为拖轮的“北海102”轮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保险人为PICC烟台。
在签署上述拖航合同后，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北海102”轮自1993年9月22日加拿大温哥华港至1993年12月22日中国烟台港的航次险，并在被告处投保了“北海102”轮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的船壳险。同时，原告在庭审中主张曾在被告处投保了“北海102”轮自1993年2月20日至1994年2月19日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但，原告未向本院提供相应保险单。原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供了其自行编制的“九三年国旗船舶保险费明细表”，载明“北海102”轮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保险费为11932美元，投保期限为1993年2月至1994年1月，并提供了其内部转账凭单。此外，被告曾于1995年3月10日就其承保的、原告所属的“沪救101”轮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理赔款项的赔付向原告发送传真电报一份，载明“沪救101”轮的应赔款数额为278万美元，并从该款项中扣减了拖欠的保险费290914.79美元、拖欠的1995年1月份“北海102”轮和“通顺”轮船壳险保险费7603.92美元、拖欠的保险费16228.53美元、拖欠的1995年1月份“振兴”轮和“德安”轮船壳险保险费997.90美元及一船队拖欠的保险费43743.64美元。同日，被告就上述扣减的保险费向原告及其下设的通大公司出具船舶保险费收据五张，金额分别为290914.79美元、7603.92美元、16228.53美元、997.90美元、43743.64美元。同时，在该传真电报上记载有“@8.4259”的字样。对于上述扣减的290914.79美元船舶保险费的构成，原告主张其中包含“北海102”轮1993年2月至1994年1月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保险费。被告对此予以否认，但无法说明扣减的290914.79美元的船舶保险费的具体构成。
原告为证明上述290914.79美元船舶保险费的具体构成，向本院申请对其1992年3月24日至1995年3月29日期间的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会计资料进行审计并对1995年3月10日的保险费收据所涉的保险费构成情况进行鉴定。青岛中才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在接受本院委托后，对原告及其下设的通大公司、航运处、工程处1992年3月24日至1995年3月29日期间的会计资料进行了审计，并出具“青中才会专审字[2014]第3-014号”《报告书》，称：原告及其下设的通大公司、航运处、工程处保存的1992年3月24日至1995年3月29日期间的会计资料是连续的、完整的；根据被告出具的保险单和通大公司的会计凭证及有关原始单据的记录可以计算出通大公司管理和使用的6艘船舶1993-1994年应付保险费为611462.58美元、人民币136740元；而根据通大公司的会计凭证及其他付款依据的记录可以计算出通大公司管理和使用的6艘船舶1993-1994年已付保险费为320548.12美元，欠付保险费的数额为290914.46美元、人民币136740元；上述欠付保险费数额与被告在1995年3月10日传真电报中以拖欠的保险费名义扣减的290914.79美元基本相符（差额0.33美元），与以拖欠的保险费名义扣减的16228.53美元相符（欠付的保险费人民币136740元按照该传真电报上记载的汇率“@8.4259”折算为16228.53美元）。同时，审计人员在庭审中陈述，为保证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曾要求被告提供同时期的相关会计资料进行比照，但被告未向审计人员提供任何资料。此外，本院在庭审过程中曾询问被告是否对原告1992年3月24日至1995年3月29日期间的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会计资料进行证据保全，被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另，原告为向本院申请上述司法审计，支付审计费人民币13万元。
“北海102”轮于1993年10月24日开航至温哥华，并于同年11月15日到达温哥华。1993年12月14日，“北海102”轮拖带“波兰1号”、“波兰2号”渔船从温哥华港返航。在拖航过程中，“北海102”轮于1994年1月4日0250时发现“波兰1号”渔船丢失。根据“北海102”轮船长出具的海事报告记载：“因海况恶劣，为保证我船及另两被拖船安全，我船暂只能顶风滞航监视‘波兰1号’，伺机采取具体有效措施，由于海面风浪大，为了保证我船及另两条被拖船的安全，经我公司和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同意，放弃‘波兰1号’，我船拖两条船于1994年1月29日1329时抵上海绿化山锚地”。对于“波兰1号”渔船在拖航过程中丢失一事，被告曾于1994年1月5日向原告发出传真电报一份，载明“关于‘北海102’拖渔船事，发来传真收悉，已向我总公司报告。我公司建议暂时恢复回国航程，速度慢一些，等待我公司的指示后在（再）按我总公司的要求办”。原告在庭审中主张船长在海事报告中的陈述及被告在传真电报中的陈述印证了在上述损害事故发生时原告就“北海102”轮在被告处投保了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但，被告在庭审中对此予以否认，主张其在传真电报中的陈述系因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北海102”轮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的船壳险。
此后，供销公司以拖航失船赔偿纠纷为由向原告提起诉讼，并起诉至本院，请求判令原告赔偿因丢失“波兰1号”渔船给供销公司造成的船价损失和其他合理费用及利息。本院于1997年9月26日作出第15号案一审民事判决：判令原告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供销公司船价款等费用总计825600美元、11998加拿大元、人民币2万元及上述各款项的利息（计息从1994年1月4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付款日止），并由原告负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293.3元。
原告不服上述本院一审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998年3月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第737号案二审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由原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293.3元。原告不服上述二审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1999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1998）交监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交通部烟台海上救助打捞局与烟台市供销工业总公司拖航失船赔偿纠纷一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3月4日作出（1997）鲁经终字第73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交通部烟台海上救助打捞局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此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再审，并于2002年9月5日作出（1998）鲁经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维持第737号案二审民事判决。
2003年1月7日，供销公司依据生效的（1998）鲁经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原告申请恢复因供销公司没有履行能力而中止执行的（1997）鲁经终字第736号民事判决，该案的一审民事判决案号为（1995）青海法海商初字第67号。据此，本院于2003年5月28日作出（2003）青海法执字第33、49号通知，认定在（1997）鲁经终字第736号民事判决项下，供销公司应向原告给付人民币7601908.91元；而在（1998）鲁经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维持的第737号案二审民事判决项下，原告应向供销公司给付人民币8170713.80元；上述二者进行折抵后，原告应向供销公司支付的款项数额为人民币568804.89元，并责令原告在10日将上述款项付至本院。2003年6月9日，原告通过电汇的形式向本院付清了上述款项。
2008年10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1995）青海法海商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和（1994）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长期未能执结为由，作出（2008）鲁执指字第120、121号民事裁定，指定上述两案由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2012年2月15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第15号一审民事判决的执行事项，作出（2008）潍执指字第10号执行裁定，扣划原告的银行存款人民币7522028.32元，并于2012年2月16日执行完毕。
此外，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出海事证据保全申请，请求对被告保存的1995年3月10日收取290914.79美元的保险费有关的会计档案、保险档案及文书档案进行证据保全。本院于2013年6月17日作出（2013）青海法海商初字第223-1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提出的上述海事证据保全申请，并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被告于2013年6月18日向本院递交相关情况说明一份，称：1、原告没有就“北海102”轮在被告处投保1993至1994年度的船舶保赔保险，被告从未收取过所谓的“北海102”轮1993至1994年度船舶保赔保险的保险费；2、原告在起诉状中声称的“北海102”轮拖带事故发生距今已有19年之久，被告对当时相关船舶保险资料和凭证没有保留，也没有任何义务予以保留。鉴于被告的上述陈述，原告主张根据1994年1月修订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档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相关规定，被告作为保险人对各种保险协议、合同和各类责任险承保单证及交费清单的保管期限均为长期，对各险种业务承保统计台账、赔案统计台账、各类责任险赔案及各险种保险业务出现情况及已付赔款登记薄的保管期限均为永久；即使上述档案已被销毁，销毁档案的清册及有关凭证等文件材料的保存期限亦为长期。
另查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1月1日修订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条款》第三节承保风险第（十二）条拖带责任规定：“……。被保险船舶对其他船舶或物体进行拖带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赔偿权以本公司事先认可的责任范围为限”；第三节第（二十二）条施救和法律费用规定：“1、在海上事故发生时或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本公司全部或部分承保的责任或费用，而额外支出的合理费用；2、被保险人为本公司全部或部分承保的责任或费用而支付的有关法律诉讼费用”；第四节赔偿责任限制及其他第（四）条先决条件规定：“本公司赔偿被保险人根据本“条款”提出索赔的先决条件是被保险人必须：按照本公司的规定交付全部保险费。如本公司放弃这一条件，本公司有权将应付给被保险人的任何款项冲抵被保险人应支付的保险费。先行支付任何责任赔款、费用或开支，除非本公司另行决定”；第四节第（五）条除外责任规定：“本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将不对由于下列原因引起的任何责任、损害、损失或费用负责：……；7、被保险人根据本‘条款’提出索赔的任何利息及船期损失”；第五节被保险人义务和索赔第（三）条索赔和时效规定：“……除非本公司书面同意，本公司对被保险人发生的以下情况不负赔偿责任。（1）被保险人得知被保险船舶发生本节第（一）条第1款第1项所述的任何事故、事件或事项或索赔案的一年内，未将情况通知本公司。（2）被保险人在与索赔方或任何其他方结案一年内未向本公司提出索赔”；第六节保险起讫第（一）条保险期限规定：“本公司规定的保险期限为一年。保险年度按北京时间二月二十日二十时起至翌年的二月二十日二十时止”。同时，原、被告在庭审中对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保险起算和终止时间的陈述与上述规定相符。
另，原告就其所属的“北海102”轮在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办理了入会并投保了1994年2月20日至1995年2月20日的保险，预计交纳保险费11306.74美元，实际交纳保险费11304美元。在原告自行编制的“通大公司九四年船舶保险费分摊明细表”中载明，上述保险费系为“北海102”轮投保“保赔险”交纳，保险期限为1994年2月至1995年1月。
以上事实，皆有证据和庭审笔录附卷，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保险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原告是否就“北海102”轮1993年2月至1994年1月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在被告处投保；二、被告是否应承担相应保险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三、原告提起的诉讼是否超出诉讼时效期间。
一、关于原告是否就“北海102”轮1993年2月至1994年1月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在被告处投保。原告主张，原告曾就“北海102”轮1993年2月至1994年1月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在被告处投保，被告同意承保，并在向原告支付“沪救101”轮保险理赔款时对上述保险费予以扣除，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船舶保险合同关系。被告主张，原告未提供其诉称的“北海102”轮1993年2月至1994年1月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相关的投保单、保险单和保险费收据，被告从未承保上述保险，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原告诉称的船舶保险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保险合同属于诺成性、非要式合同，只要保险合同双方就合同内容形成合意，保险合同即告成立、生效。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虽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但并非保险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来直接证明被告承保了“北海102”轮1993年2月至1994年1月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但其出示的被告于1995年3月10日向其发送的传真电报和开具的保险费收据显示，被告确实从“沪救101”轮保险理赔款中扣减了290914.79美元，用于偿还原告拖欠的保险费。被告作为主动收取该保险费的一方，应对相关保险费的具体构成提供与该保险费相关的承保单证、账簿、原始凭证等档案资料对此予以说明。而，被告在庭审过程中未按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档案管理办法》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相关要求提供相关档案资料以便核实，也未对该保险费具体构成予以合理说明。反观原告保存的1992年3月24日至1995年3月29日期间的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会计资料，结合青岛中才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可知，原告保存的会计资料是完整的、连续的，相关会计资料反映的向被告交纳保险费情况，与被告收取的保险费数额是基本相符的。且，根据“北海102”轮船长出具的海事报告和被告于1994年1月5日向原告发送的传真电报可知，被拖船“波兰1号”渔船在拖航过程中丢失后，被告的上级单位曾同意放弃“波兰1号”渔船，被告也曾向原告发出指示让“北海102”轮恢复回国航程，等待进一步指示，这与被告主张仅承保了“北海102”轮船壳险的陈述自相矛盾。此外，从原告就“北海102”轮1992年2月20日至1993年2月20日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在被告处投保和该轮1994年2月20日至1995年2月20日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在中国船东互保协会进行投保的情况来看，原告对于“北海102”轮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投保是具有常态性、连续性的。综合上述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北海102”轮1993年至1994年度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保险合同关系。
二、关于被告是否应承担相应保险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原告主张，因“波兰1号”渔船丢失而引发的保险事故发生在被告承保的“北海102”轮1993年至1994年度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保险期间，被告作为保险人应就原告依据（2003）青海法执字第33、49号通知书和（2008）潍执指字第10号执行裁定确定的原告应向供销公司支付的赔偿金额人民币8170713.80元和人民币7522028.32元共计人民币15692742.12元及上述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为限，承担相应保险赔偿责任。被告主张，即使原、被告双方就“北海102”轮存在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保险关系，被告的赔偿范围也应以发生法律效力的第737号二审民事判决所确定原告对供销公司的赔偿责任为限，即825600美元、11998加拿大元、人民币2万元及上述各款项自1994年1月4日起至该判决生效付款日止的利息和两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586.6元。本院认为，鉴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交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佐证保险合同内容，应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1月1日修订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条款》来认定被告的保险义务和责任。根据《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条款》第六节保险起讫第（一）条的规定，结合原、被告在庭审中对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年度保险期限的陈述，可以认定“北海102”轮在1993年至1994年度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起止时间为1993年2月20日20时起至1994年2月20日20时止；而“波兰1号”渔船丢失发生的时间为1994年1月4日，在上述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承保期限内；同时，根据该条款第三节第（十二）条关于拖带责任的规定，“北海102”轮在拖带过程中造成“波兰1号”渔船丢失一事属于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的承保范围；综合以上两点，被告作为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保险义务、承担相应保险责任。而对于赔偿责任范围，本院认为根据《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条款》第三节第（十二）条拖带责任和第三节第（二十二）条施救和法律费用的规定，结合发生法律效力的（1997）鲁经终字第737号二审民事判决及该二审民事判决维持的（1994）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5号一审民事判决，被告在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项下向原告就涉案保险事故进行赔偿的数额应为825600美元、11998加拿大元、人民币2万元及上述各款项自1994年1月4日起至第15号案一审民事判决生效付款日止的利息和两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586.6元。而，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就涉案保险事故应向原告支付赔偿款人民币15692742.12元{包括原告根据（2003）青海法执字第33、49号通知向供销公司已付赔款人民币568804.89元和在（2008）潍执指字第10号执行裁定项下实际向供销公司支付的赔款人民币7522028.32元}一事，本院认为《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条款》第四节第（四）条虽然存在关于先决条件的规定，即原告向供销公司支付相应责任赔款是向被告进行索赔的前提条件，但该责任赔款应仅限于825600美元、11998加拿大元、人民币2万元及上述各款项自1994年1月4日起至第15号案一审民事判决生效付款日止的利息和两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586.6元，上述款项与原告主张的人民币15692742.12元之间的差额系因原告迟延履行业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而产生的债务利息。而，《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条款》第四节第（五）条除外责任规定，被告对于原告根据该条款提出索赔的任何利息是不承担保险责任的。若由被告承担因原告迟延履行生效判决行为所导致的额外债务，既不合理也显失公平；故，本院认为被告在就涉案保险事故应向原告支付的保险赔款数额为825600美元、11998加拿大元、人民币2万元及上述各款项自1994年1月4日起至第15号案一审民事判决生效付款日止的利息和两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586.6元的抗辩主张予以支持，而对于原告提出被告应向其支付保险赔款15692742.12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为被保险人就涉案保险事故所负赔偿责任的最终确定之日，即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第15号一审民事判决的执行事项作出（2008）潍执指字第10号执行裁定后，于2012年2月16日从原告所属银行账户扣划相应款项并执行完毕之时；这也符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条款》第四条第（四）项关于“先决条件”的规定；原告于2013年1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出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被告主张，即使原、被告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涉案保险事故的发生之日应为被拖船“波兰1号”渔船丢失之日即1994年1月4日，根据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合同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就涉案纠纷向被告提起索赔的诉讼时效应于1996年1月3日届满；原告于2013年1月29日提起诉讼已超出诉讼时效，其对被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本院认为，涉案纠纷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应当优先适用海商法，海商法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依照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计算；而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该诉讼时效期间从何时起算。涉案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依照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只有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时，被保险人才具有赔偿请求权，故责任保险的保险事故应当理解为被保险人向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确定之事件。本案中，被拖船“波兰1号”渔船于1994年1月4日在拖航过程中丢失；此时，原告对被拖船丢失一事是否负有赔偿责任、责任大小及赔偿数额均处于不确定状态，以此作为本案保险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显然不妥。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向责任保险人即被告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对供销公司的赔偿责任确定之日，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7）鲁经终字第737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算。而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7）鲁经终字第737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1998）交监字第27号民事裁定，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虽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1998）鲁经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再审维持了（1997）鲁经终字第737号民事判决，但在该案再审程序结束之前，原告对供销公司的赔偿责任仍然处于未确定的状态，原告无法以二审判决作为向被告提出索赔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九项的规定，该案的再审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向责任保险人即被告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8）鲁经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故，本院对于被告提出从被拖船“波兰1号”渔船丢失之日即1994年1月4日起算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同时，依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被保险人是否向第三者实际支付赔偿金，仅影响保险金赔偿接受人的确定，并不影响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赔偿保险金的请求。故，本院对于原告提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应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2008）潍执指字第10号执行裁定执行完毕之日即2012年2月16日起算的主张不予支持。而，本院于2003年5月28日作出的（2003）青海法执字第33、49号通知载明“申请执行人供销公司依据生效的（1998）鲁经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证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5日作出的（1998）鲁经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至少已于2003年5月28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于2013年1月29日向本院诉请被告赔偿保险金，已超出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两年时效期间。故，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958元，由原告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正本，并按对方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明高
审判员 吕延铭
审判员 秦 涛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妮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