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8民终18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三，男，196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市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彰，男，196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雷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治支行，住所地：湛江市霞山区洪屋路1号之一。
主要负责人：詹国英，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广东大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孙国鹏，男，197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
原审第三人：钟树珍，女，197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
上诉人何三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治支行（下简称民治支行）、原审第三人孙国鹏、钟树珍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2017）粤0811民初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彰、被上诉人民治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晓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孙国鹏、钟树珍经本院传票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何三与孙国鹏、钟树珍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判令孙国鹏、钟树珍返还借款本金76万元及相关利息。在何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民治支行主张因孙国鹏向民治支行申请贷款，已与民治支行签订《质押合同》，故对账户内45万元定期存款提出执行异议。但民治支行提交的《质押合同》和《质押财产清单》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定期储蓄存单的开户日期为2015年6月1日，《质押合同》和《质押财产清单》上准确记载了定期存单的编号和账户，显然，质押合同签订时，定期存单尚未“出生”，而质押合同却准确记载该未发生的存单编号和账户，不合常理，属于事后伪造，应认定无效。原审法院认定此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支持何三的诉讼请求。
民治支行辩称：一、本案质押担保合法有效，质权已设立，民治支行有优先受偿权。二、本案不存在造假行为，办理质押担保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为有效质押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且《质押合同》第六条第2款的约定“以权利出质的，甲方（孙国鹏）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南粤银行）交付权利凭证原件”，根据上述规定和合同约定，可以以签订质押合同时已存在的定期存单质押，也可以按约定在五日内办理好定期存单后再交付存单质押，孙国鹏于合同签订后的次日便将定期存单交付答辩人，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并且因2015年5月31日签订《质押合同》时，当天恰好是星期天，对外柜台不上班，质押人孙国鹏无法在当天柜台办理定期存单，所以在2015年6月1日办理好定期存单后，再将存单交付给南粤银行，并将编号补充填写在《质押合同》的附件“质押财产清单”上，是当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虚假行为，并且签订人提交的证据中，有《个人借款合同》、《质押合同》、《质押承诺书》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借款及办理质押担保等事实。何三认为质押合同是事后伪造无效的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准许执行孙国鹏存于民治支行账号为21×××70的银行存款人民币45万元，予以清偿孙国鹏、钟树珍拖欠何三的债务；2.本案诉讼费由民汉支行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何三与孙国鹏、钟树珍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何三于2015年8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孙国鹏、钟树珍不服提起上诉，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6）粤08民终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诉讼中，何三申请诉讼保全，该院于2015年8月20日向民治支行发出《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孙国鹏在民治支行处21×××70账户的存款120万元，但因余额不足，实际冻结存款45万元。终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何三依法向该院申请执行，该院予以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2016）粤0811执160号之一《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要求民治支行协助扣划上述账户的存款120万元。2016年7月18日，民治支行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该账户内的存款45万元属于其质押物，请求不予扣划并予以解除冻结。
案经听证，认为民治支行的异议成立，该院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2016）粤0811执异30号执行裁定，中止执行上述存款。申请执行人何三不服，故提起本案诉讼。
2015年5月31日，孙国鹏向民治支行申请贷款300万元，双方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南粤微二直民治个借字2015第069号）。合同约定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用于购买水产品，贷款担保为孙国鹏与乙方（即民治支行民治支行）签订编号为南粤微二直民治质字2015第059号《质押合同》。同日，孙国鹏、钟树珍与民治支行签订了《质押合同》（合同编号：南粤微二直民治质字2015第059号）和质押财产清单。《质押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300万元，以个人整存整取定期存单质押。孙国鹏、钟树珍同日给民治支行出具《质押承诺书》，承诺履行质押等相关义务。2015年6月1日，孙国鹏在民治支行处办理了《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总号为30091584，账号为21×××70，金额为45万元。同日，民治支行持有存单后办理质押止付。2015年6月2日，民治支行依约履行借款合同义务，将贷款资金300万元汇入孙国鹏个人账户。
本案中，何三认为先签订《个人借款合同》、《质押合同》，次日再办理存单，在未取得存单时，不可能知道存单的编号和账号，而在《质押合同》和质押财产清单却写上存单的编号和账号，不符合客观事实，《质押合同》属于伪造，另存单没有记载背书质押字样，故质押无效。民治支行则认为，《个人借款合同》、《质押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在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合同后，办理了存单等手续，再完善合同相关内容符合银行的日常操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的焦点是何三请求准许执行存款45万元的理由是否成立，民治支行提交的证据能否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民治支行提交的《个人借款合同》证实民治支行与孙国鹏存在金融借款的合同关系。孙国鹏为履行借款合同，与民治支行签订了《质押合同》，约定孙国鹏以其个人整存整取定期存单进行质押。《个人借款合同》、《质押合同》、质押财产清单、《质押承诺书》和《质押存单止付通知书》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孙国鹏与民治支行存在借款和质押担保的事实。虽存单于签订合同后的次日办理，但并不违反日常交易习惯，次日办理质押存单止付手续，实属孙国鹏履行质押合同的义务。在办理存单后再完善合同的相关内容并无不当之处，何三认为《质押合同》属于伪造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
2015年6月1日，民治支行持有存单办理质押止付。同月2日，民治支行将贷款资金300万元汇入孙国鹏的个人账户，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的规定，民治支行对存单享有质权，理应对存单项下的存款45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据此，民治支行对存单的质权足以排除何三许可执行的权利。因此，何三诉请准许执行孙国鹏质押给民治支行的存单项下的存款45万元，理据不足，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何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何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以及何三的上诉理由和民治支行的二审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原审判决认定民治支行对孙国鹏账户（账号为21×××70，以下简称4170账户）内银行存款45万元享有质权并具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权利是否正确的问题。
（一）关于民治支行对孙国鹏4170账户内45万元资金是否享有质权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给付的时间。”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因此，民治支行对孙国鹏4170账户内45万元资金是否具有质权可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质押合同关系以及质权是否有效设立两个方面审查。首先，民治支行与孙国鹏于2015年5月3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并未经依法确认为无效或虚假合同，应认定双方的借款关系已形成，根据合同约定，孙国鹏为贷款提供一系列担保中包括质押担保，签订借款合同同日，民治支行与孙国鹏又签订了《质押合同》，该合同内容明确具体，具备质押合同的一般要件，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就案涉账户内的资金进行质押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并订立了书面质押合同。其次，案涉质权是否合法设立的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出质的财产为个人整存整取定期存单，属于权利质押，权利质押与动产质押的标的物转移方式不同在于，权利质押中标的物是一种无形的权利，不能将该无形的权利直接交付质权人，通常以依法进行质押登记完成标的物的转移占有。本案中，民治支行与孙国鹏双方签订的《质押合同》约定，双方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有关登记机构办理质押登记手续；而在签订该合同的当天双方已对质押财产清单进行了登记，作为出质人的孙国鹏也出具了《质押承诺书》，涉案的质权合同应以质权登记之日起设立。何三认为，孙国鹏的个人整存整职定期存单实际产生的日期是2015年6月1日，该存单后于质押合同而发生，即孙国鹏与民治支行签订质押合同时，作为质权的定期存单并不存在故可推定上述《质押合同》为虚假合同。从常理而论，民治支行其签订质押合同在先，由客户完善并实际形成质权在后，这种设立质权关系做法的确有违于正常程序，这种做法可能造成的损失直接对象是质权人即民治支行，但这是民治支行对自己权利处分的一种方式，且质权登记无须公示即可发生效力，事后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合同的补充约定，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何三认为这时民治支行与孙国鹏之间串通造假行为，只是从常理推定，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民治支行与孙国鹏之间的质押合同合法有效，民治支行对孙国鹏4170账户内的存款依法享有质权。
（二）关于民治支行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和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了担保物权人实现担保物权的问题，根据该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担保物权人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亦明确规定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质押金钱优先受偿。结合本案，民治支对孙国鹏4170账户内的存款依法享有质权，该质权属担保物权的一种，具备物权的基本属性和法律效力，相对于债权而言，其具有优先性。何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孙国鹏债务时，因孙国鹏对民治支行有到期债务，故民治支行对已设立质押的该账户内45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其民事权益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何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何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志韧
审判员 杨伟玲
审判员 吴春蕾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占 健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