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合民一再终字第000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施亚琼，女，197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常爱民，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省寄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恒，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尹敬东，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彭发明，男，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
再审申请人施亚琼与被申请人安徽省寄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寄托公司）、彭发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2日作出（2011）包民一初字第00677号民事判决。施亚琼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3日作出（2012）合民一终字第0291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施亚琼仍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2013）皖民申字第0011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案由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施亚琼的委托代理人常爱民，被申请人寄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尹敬东，被申请人彭发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2003年12月12日，寄托公司经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780万元，股东为徐恒与马冬平，徐恒为法定代表人。2004年4月27日，合肥市房地产产权监理处填发房地权合产字第050472号、第050474号、第050476号房地产权证，确认寄托公司系位于合肥市宁国路菜市场3楼房屋的权利人，建筑面积合计为1160.44平方米。2005年8月2日，寄托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彭发明订立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第1条约定：甲方将其上述房屋从东数第三、四、五段的部分售予乙方，面积约1358平方米，净价为2400元／平方米，总价款为325万元。合同第2条约定：因房款支付与新政策等关系，考虑乙方利益，甲方同意将房屋先过户至乙方指定的人员名下，其中包括施亚琼。合同第4条约定：乙方须于2006年7月30日之前付清全部房款，若于该日前未将全部房款付清，或者乙方无力购买，房屋将自动归甲方所有。《房屋买卖合同》订立后，寄托公司收取彭发明部分房屋价款，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包河分局为双方办理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后因发现存在虚增面积的违法情形，该局注销房屋权属证书并收回发放的新证。之后，寄托公司又陆续收取彭发明部分房屋价款。
2006年2月，彭发明开始使用上述房屋经营酒吧。2006年4月6日，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四室作成的《承办领导批示公文办理单》显示：在完善相关手续的前提下，登记机关可为上述房屋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2006年4月10日，寄托公司作成一份《会议纪要》，徐恒与马冬平作为股东共同签字确认，并加盖了寄托公司的印章，内容为：寄托公司同意将其位于合肥市宁国路菜市场的全部房屋出售。彭发明之后再次要求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徐恒以公司印章被其妻带走为由未予同意。在此过程中，寄托公司将政府批文、会议纪要、原产权证提供给彭发明。彭发明以寄托公司的名义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施亚琼订立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甲方以58万元的价款，将其位于合肥市宁国路菜市场的建筑面积为290.58平方米的房屋售予乙方。合同落款中，甲方一栏盖有“安徽省寄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甲方“代理人”一栏由彭发明签字并盖有个人印章，甲方（二）一栏签有“薛红”，乙方“代理人”一栏亦由彭发明签字，“本人”一栏为空白。2006年5月11日，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包河分局填发房地权包字第0411**号房地产权证，确认施亚琼系位于合肥市宁国路菜市场317号房屋的权利人，建筑面积为290.57平方米。2006年7月30日，彭发明未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325万元房屋价款付清。
2007年9月17日，寄托公司以彭发明伪造公司印章为由，向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报案。2007年10月9日，该局将上述《存量房买卖合同》作为检材，将寄托公司的印章印文作为样本，送交合肥市公安局检验，检验要求为：检材上“安徽省寄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上“安徽省寄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是否系同一印章所盖。2007年10月10日，合肥市公安局作出如下结论：检材上“安徽省寄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上“安徽省寄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同一印章所盖。2007年10月18日，在接受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询问时，徐恒确认收取被告彭发明145万元房屋价款，称每次收款均出具收条。2008年1月8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寄托公司与被上诉人汝雪梅房屋买卖定金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寄托公司将上述《存量房买卖合同》作为二审新证据加以提供，用以证明涉案房屋于2006年才办理产权转移登记。2008年3月11日，彭发明因涉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事拘留。2008年3月13日，在接受该局询问时，徐恒否认曾经授权彭发明刻制寄托公司的印章。2010年2月9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终审判决，认为彭发明虽有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但因现有证据不排除该行为得到了徐恒的同意，不能认定彭发明犯伪造公司印章罪。2010年5月27日，寄托公司以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房地权包字第0411**号房地产权证。一审法院受理后，依法通知施亚琼、彭发明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2010年8月24日，一审法院以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存在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为由，判决撤销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为施亚琼颁发的房地权包字第0411**号房地产权证。施亚琼、彭发明不服该判决，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2月13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超过两年的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寄托公司的起诉。
2011年3月7日，寄托公司以施亚琼、彭发明为共同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寄托公司与彭发明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寄托公司与施亚琼之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施亚琼将涉案房屋返还寄托公司。2011年8月3日，在本案庭审中，寄托公司确认迄今共计收取彭发明140万元左右的房屋价款，具体金额以收条为准。2012年2月10日，在本案庭审中，施亚琼确认：订立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其不在场，其系委托被告彭发明订立合同。2011年12月15日，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寄托公司作出释明，认为其与彭发明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存在无效情形，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2011年12月16日，寄托公司提出变更诉讼请求。2011年12月21日，一审依法通知薛红作为原告参加诉讼，薛红表示放弃本案实体权利，不参加本案诉讼。
一审认为：彭发明以寄托公司名义与施亚琼订立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应被确认无效，理由：1、代理权系代理的核心要件，彭发明无权代理寄托公司订立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2、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3、《房屋买卖合同》第2条约定的内容表明，寄托公司同意将涉案房屋产权先转移登记至彭发明指定的施亚琼名下，彭发明依据该合同条款享有的是请求权，该项请求权不能理解为彭发明具有径直以寄托公司名义订立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并据之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权利。4、彭发明持有寄托公司提供的政府批文、会议纪要、原产权证等资料，并不能表明寄托公司即在委托彭发明申请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代理权的取得，应当基于寄托公司具有授权的意思表示，而彭发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寄托公司作出过这样的意思表示。5、寄托公司持续收取房屋价款，系基于《房屋买卖合同》享有的权利，且属于彭发明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范畴。6、寄托公司在另案中将《存量房买卖合同》作为已方证据材料使用，涉及寄托公司对于无权代理合同的追认问题。寄托公司此举意在证明涉案房屋于2006年办理完毕产权转移登记这一客观事实，彭发明、施亚琼认为此行为构成对《存量房买卖合同》的追认，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彭发明在未取得寄托公司授予代理权的情形下，冒用寄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利用伪造的寄托公司印章，以寄托公司名义与施亚琼订立《存量房买卖合同》，该合同迄今未经寄托公司追认，属于无权代理合同，对寄托公司不发生效力，施亚琼依法应将因该合同取得的房屋返还寄托公司。施亚琼主张本案构成善意取得不能成立，理由为：适用善意取得法律规定的前提是须有无权处分行为，而彭发明并非以自己的名义处分涉案房屋，而是以寄托公司的名义为之，因此，显然属于无权代理行为。综上，寄托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彭发明以原告安徽省寄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与被告施亚琼订立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二、被告施亚琼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因该合同取得的房屋（注：权证字号为房地权包字第041151号，座落于合肥市宁国路菜市场317号，建筑面积为290.57平方米）返还原告安徽省寄托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施亚琼上诉称：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审判长系在先审理（2010）包行初字第00015号行政案件的主审法官，本案与该行政案件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采纳上诉人一审申请回避的请求，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所涉《存量房买卖合同》系在先《房屋买卖合同》的延续，系同一法律关系下的买卖合同，一审判决割裂两种法律关系，认定事实错误。施亚琼作为购房人，已实际付清购房款，且在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时没有与彭发明恶意串通的行为。施亚琼依据相关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彭发明对寄托公司的代理行为，作为善意取得者，施亚琼的合法权利依法应予保护。此外，寄托公司最迟于2007年10月8日已知相关房屋产权办理登记的事实，但其直至2010年5月25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其相关实体权利已超过了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寄托公司的诉讼请求。
寄托公司辩称：案涉《存量房买卖合同》系彭发明冒用本公司名义与施亚琼签订，与在先《房屋买卖合同》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彭发明伪造印章、无权代理的相关事实，已在刑事案件中予以确定，其未取得本公司授权而签订的涉案合同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施亚琼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应依法驳回。
彭发明二审同意施亚琼的上诉意见。
二审针对施亚琼的上诉，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并作如下分析认定：（一）一审判决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但是，经过第二审程序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本条规定的限制。施亚琼上诉主张本案一审审判长（主审法官）系在先审理（2010）包行初字第00015号行政案件的主审法官，本案与该行政案件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依照上述规定，一审未采纳施亚琼申请回避的请求，违反法定程序。二审认为，本案虽与上述行政案件存在关联性，但两案分别适用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审理程序，并非上述司法解释所指同一审判程序。上述司法解释中“一个审判程序”对应着该规定中的“该案”，显指为同一案件，而“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中的“该案其他程序”，应理解为同一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再审等不同阶段方符合该司法解释本意。因此，施亚琼以一审未准许其回避申请为由主张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二）彭发明以寄托公司名义与施亚琼订立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对于当事人该项核心争议，二审认为一审判决作出无效认定，并无不当，理由：1、代理权系代理的核心要件。彭发明以寄托公司名义与施亚琼订立《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并未取得寄托公司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所加盖的印章亦非寄托公司的印章，而系其使用伪造手段获取的印章，于此情形，应当认定彭发明无权代理寄托公司订立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2、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彭发明以寄托公司名义与施亚琼订立《存量房买卖合同》时，同时代理施亚琼，这种双方代理行为显然为法律所禁止，彭发明双方代理行为的主观恶意明显。施亚琼作为该合同的相对人，既知彭发明并未取得寄托公司的授权，亦知其所加盖的寄托公司印章出自伪造，其仍在《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签字盖章，不能据此认定其主观之善意。3、寄托公司与彭发明间《房屋买卖合同》第2条的内容虽表明寄托公司同意将涉案房屋产权先转移登记至彭发明指定的施亚琼名下，但彭发明依据该合同条款享有的是请求权，即：作为相对人，请求寄托公司将涉案房屋产权先转移登记至施亚琼名下。寄托公司若不履行该项合同义务，彭发明依法可以主张寄托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然而，上述请求权不能理解为彭发明具有作为代理人，径直以寄托公司名义订立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并据之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4、彭发明持有寄托公司提供的政府批文、会议纪要、原产权证等资料，并不能表明寄托公司即在委托彭发明申请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这些资料确系申请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证明文件，但持有证明文件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彭发明即有以寄托公司名义订立《存量房买卖合同》并将后果归之于寄托公司的法律资格。代理权的取得，应当基于寄托公司具有授权的意思表示，彭发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寄托公司作出过这样的意思表示，因此，彭发明主张其系受寄托公司委托申请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5、施亚琼认为，寄托公司在已知涉案房屋转移登记办理完毕后继续收取房屋价款，说明寄托公司认可该代理行为，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为：寄托公司收取房屋价款系基于《房屋买卖合同》享有的权利，该合同自订立后到目前为止始终有效，寄托公司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时点收取房屋价款的行为，属于彭发明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范畴，而彭发明的代理行为指向的是《存量房买卖合同》，两者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6、施亚琼认为，寄托公司在另案中将《存量房买卖合同》作为己方证据材料使用，说明寄托公司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这一答辩理由亦不能成立，理由为：施亚琼的这一观点涉及寄托公司对无权代理合同的追认，关于作出追认意思表示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前段明确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由此可见，催告系追认权行使的必经程序，且催告的意思表示须由相对人向被代理人作出。施亚琼作为相对人，明知彭发明无权代理寄托公司订立《存量房买卖合同》，但并未提出催告，寄托公司作为被代理人无从决定是否予以追认。寄托公司在另案中将《存量房买卖合同》作为己方证据材料使用，意在证明涉案房屋于2006年办理完毕产权转移登记这一客观事实，施亚琼认为寄托公司此举构成对《存量房买卖合同》的追认，理由也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彭发明在未取得寄托公司授予代理权的情形下，利用伪造的寄托公司印章，以寄托公司名义与施亚琼订立《存量房买卖合同》，该合同迄今未经寄托公司追认，属于无权代理合同，对寄托公司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据此判令施亚琼依法应将因该合同取得的房屋返还寄托公司，合法有据。
（三）寄托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否已逾法定诉讼时效。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主张权利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两年内提出。诉讼时效因一方当事人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本案所涉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因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故该类诉讼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对于无效合同确认后涉及相关请求权的给付之诉则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此外，寄托公司在知晓其权利被侵害后，历经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多次诉讼，一直在向相关机关、部门主张权利。施亚琼上诉主张寄托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已逾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理由也不成立，不足采信。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施亚琼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施亚琼申请再审称：（一）寄托公司与施亚琼就房屋买卖，先后签订了多份《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补充协议》，该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二）《存量房买卖合同》是最后一次过户登记时使用的范本合同，且寄托公司已以诉讼举证自认的方式确认该合同是“寄托公司与周斌、施亚琼等人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生效法律文书也已认定寄托公司客观上认可了彭发明使用《存量房买卖合同》办理的第二次过户登记行为。（三）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受彭发明第二次产权过户的影响；原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关于代理行为催告及追认的规定错误。（四）寄托公司的诉讼请求与客观事实和证据明显不符，更无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寄托公司辩称：原二审判决正确，请求再审维持。
彭发明辩称：合同上的公章虽然没有经过寄托公司的书面授权，但有口头授权，其行为寄托公司是默认的。
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再审查明的主要基本事实同于原二审。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反之亦然。本案彭发明以寄托公司名义，使用私自刻制的寄托公司印章，与施亚琼订立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因彭发明未获得寄托公司的授权，属于无权代理，事后亦未得到寄托公司的追认，故对寄托公司不发生效力。施亚琼申请再审中辩称，寄托公司在其与汝雪梅的“房屋买卖定金担保合同纠纷”案中，将本案争议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作为该案证明材料举证，说明寄托公司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亦即自认彭发明的代理行为。该抗辩理由涉及合同法上关于催告和追认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施亚琼作为《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明知彭发明无权代理寄托公司订立《存量房买卖合同》，但并未向寄托公司提出过催告。催告系追认权行使的必经程序，且催告的意思表示必须由相对人向被代理人作出，寄托公司在另案中将《存量房买卖合同》作为证明材料使用，不能当然构成对《存量房买卖合同》的追认。因此，施亚琼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又因本案审理的系《存量房买卖合同》纠纷，故施亚琼申请再审提出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不是本案的审理范畴。
综上，由于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施亚琼使用该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取得的原属于寄托公司的房屋应予返还寄托公司。原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合民一终字第0291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亚明
审判员 贺家宝
审判员 汪仁茂
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付旋璇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阐述理由方面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人民法院应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