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阜民初字第00168号
原告唐明春，市民。
原告徐青强，市民。
原告李志秀，市民。
原告晏冬松，市民。
共同委托代理人叶为孝，阜宁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盛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阜宁县阜城街道办事处阜城大街247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珊，江苏向阳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阜宁县城南大厦A座26层。
法定代表人王海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应青，江苏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江苏盛瑞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阜宁县滤料产业园8号。
法定代表人姜富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戈卫东，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唐明春、徐青强、李志秀、王本众、晏冬松诉被告盛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东公司）、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第三人江苏盛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瑞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13日与本院（2015）阜民初字第00169号、第00170号案件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明春、晏冬松及其与原告徐青强、李志秀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叶为孝、被告盛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姜建东的委托代理人朱珊、被告城投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强的委托代理人周应青、第三人盛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姜富东的委托代理人戈卫东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王本众于2015年6月12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依法裁定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明春、徐青强、李志秀、晏冬松共同诉称，阜宁县阜城镇“四通花苑”安置楼项目是政府拆迁安置楼工程，由被告城投公司于2011年3月发包给被告盛东公司承建，被告盛东公司承接该项目后与我们签订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我们系实际施工人。2013年4月30日，我们所分包的工程经验收合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工程款应当专款专用，而被告盛东公司却没有将工程款专款专用。经我们调查得知，被告盛东公司与被告城投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恶意串通，将本该支付给我们的工程款3115万元转让给第三人盛瑞公司用于缴纳“博士园”项目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二被告的行为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应该将工程款返还给我们。现我们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二被告恶意串通将本应属于我们所有的阜宁县阜城镇“四通花苑”安置楼项目工程款445.585万元转让给第三人盛瑞公司缴交土地出让金的行为无效，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盛东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四原告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涉案数额以法院依法认定的数额为准；四原告诉称我公司与城投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不能成立，理由为：我公司实际使用及担保的第三人盛瑞公司控股股东刘以金资金在3155万元以上，对合法的债务我公司均依法予以清偿，我公司不存在为了损害四原告的合法利益伪造虚假债务，再与城投公司相互串通恶意逃避债务。在债权转让之前涉案工程所剩余的工程款、工程质保金以及依照合同应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足已支付四原告的工程款，在债权转让时我公司主观上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城投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我公司恶意串通，本案的债权转让完全是按照法律规定和相关政府部门审批的流程进行操作的。无论是城投公司还是我公司均未从中获取任何收益。综上，我公司与城投公司不存在主观的恶意串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城投公司辩称，我公司将“四通花苑”20#-42#安置楼发包给盛东公司承建，并将3155万元工程款支付给盛东公司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是事实，我公司与四原告之间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盛东公司是否差欠四原告工程款是盛东公司与四原告之间的事情，与我公司无关，涉案工程的所有工程款已全部支付，四原告主张的3155万元工程款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是否侵犯了四原告的权益由法院依法审查认定。
第三人盛瑞公司述称，案外人姜盛东与我公司股东刘以金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盛东公司为该债务提供担保，债务清偿期满后，刘以金要求姜盛东还款，并要求盛东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被告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为城投公司是经过层层审批，然后才将该3155万元款项划转出去的，双方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26日，被告城投公司与江苏中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奥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阜宁县“四通花苑”安置小区建设项目中的土建、安装、绿化及附属工程施工等项目发包给江苏中奥公司施工。同年，江苏中奥公司与原告唐明春、徐青强、李志秀、晏冬松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协议书》等，将上述工程分包给原告唐明春、徐青强、李志秀、晏冬松施工。2011年8月25日，江苏中奥公司名称变更为被告盛东公司。合同签订后，原告唐明春、徐青强、李志秀、晏冬松即组织进场施工。案涉工程于2011年5月开工，2013年4月30日通过竣工验收，并已交付使用。在工程施工期间，被告盛东公司陆续支付了部分工程款，经双方结算后，被告盛东公司分别向原告唐明春、徐青强、李志秀、晏冬松出具了结算清单，确认差欠原告唐明春、徐青强、李志秀、晏冬松工程款分别为160.47万元、29.99万元、93.35万元、161.775万元，合计445.585万元。
2014年6月24日，刘以金作为出借人、姜盛东作为借款人、盛东集团作为担保单位签订的结账清单确认：自2012年12月19日起至2014年6月20日止，刘以金先后10次通过银行汇款或交付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交付给姜盛东2822万元，截止2014年6月24日，产生利息合计545.67万元，本息合计3367.67万元。
2014年6月24日，被告盛东公司委托被告城投公司将其公司承建的“四通花苑”工程款3155万元直接汇给第三人盛瑞公司，作为盛瑞公司股东刘以金投资款，用于缴交阜宁“博士园”项目地块土地出让金。被告城投公司经审批后于2014年6月26日向阜宁县财政局借款3155万元支付给第三人盛瑞公司。2014年6月27日，阜宁县国库支付中心确认收到第三人盛瑞公司3155万元土地出让金。
另查明，被告盛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姜建东和第三人盛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姜富东系亲兄弟关系。
上述事实，有四原告提供的阜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盛东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结算清单、盛东公司的委托书、盛瑞公司诉阜宁县国土资源局仲裁申请书，第三人盛瑞公司提供的姜盛东与刘以金借款结账清单、借条、收条、授权委托书、银行汇款凭证、银行承兑汇票、盛东集团工程款充抵土地出让金审批表、关于申请临时借款的请示、资金到账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城投公司与被告盛东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2、被告盛东公司委托被告城投公司将3155万元工程款汇给第三人盛瑞公司的行为是否存在其它无效的法定情形。
本院认为，首先，合同无效是指合同因欠缺一定生效要件而致合同当然不发生效力，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合同为无效的，则该合同无效，反之，则该合同有效；其次，当事人依法享有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一、关于被告城投公司与被告盛东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问题。
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同实施订立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其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即明知或者应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互相串连、勾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三是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后行为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具体到本案，被告城投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方，在工程竣工验收后，负有按照约定给付工程款的义务，被告盛东公司作为工程的承包方，对3155万工程款享有债权，双方有权约定工程款给付的履行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当事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被告盛东公司基于与第三人盛瑞公司股东刘以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要求被告城投公司向第三人盛瑞公司履行，这种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的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被告城投公司作为付款方，主观上并无与被告盛东公司串通之故意，客观上也无串通之必要，且四原告对此亦未举证证明。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告盛东公司委托被告城投公司将3155万元工程款汇给第三人盛瑞公司的行为是否存在其它无效的法定情形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结合本案具体分述如下：
（一）构成欺诈、胁迫应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必须有欺诈、胁迫的行为；2、必须有欺诈、胁迫的故意；3、必须有人因受欺诈、胁迫陷入错误；4、必须有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且上述条件具备时，只有在有损国家利益时，该合同才为无效。本案二被告之间在进行委托付款的行为时，履行了出具申请书、审批表、委托函等相关手续，双方均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故意，更未发生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
（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其真实的非法目的，或者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上是非法的，该构成要件是：1、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或者手段必须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禁止的；2、合同的当事人具备规避法律的故意；3、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采用了合法的形式对非法的目的进行了掩盖。如前所述，二被告之间委托付款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不具备规避法律的故意，被告盛东公司有权要求被告城投公司依约支付工程款，以实现合法的合同目的。
（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指法律、行政法规无明确规定，但合同又明显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可适用该条款确认合同无效。本案的二被告依法签订并履行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指当事人在订约目的、订约内容上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二被告之间并无违反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
综上，被告城投公司与被告盛东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各自按照法律规定及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工程款的给付上，被告城投公司根据被告盛东公司的委托将本应由被告盛东公司收取的3155万元工程款直接汇给第三人盛瑞公司用以偿还盛瑞公司股东刘以金的借款。在此期间，双方并未出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四原告提出二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盛东公司委托被告城投公司向第三人盛瑞公司履行属于双方约定的履行方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四原告提出工程款应“专款专用”的主张亦无法律依据。因此，本院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明春、徐青强、李志秀、晏冬松要求确认被告盛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恶意串通将本应属于四原告所有的阜宁县阜城镇“四通花苑”安置楼项目工程款445.585万元转让给第三人江苏盛瑞置业有限公司缴交土地出让金的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447元，由原告唐明春、徐青强、李志秀、晏冬松负担。（原告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盐城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开户行：江苏省盐城市农行中汇支行；帐号：40×××21）。
审判长 周琳苒
审判员 张加同
审判员 吴菊兰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曹金婷
附录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