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13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2，男，197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圣，江苏杨传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勇，江苏杨传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男，194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泗洪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5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泗洪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宜笑，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周某1，男，200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江宁区麒麟中学学生，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法定代理人：周某2（周某1父亲），男，197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圣，江苏杨传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勇，江苏杨传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某2因与被上诉人董某、张某，原审被告周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5民初4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某2及其与原审被告周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圣、韩勇，被上诉人董某及其与张修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宜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董某、张修霞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09年10月30日袁家边社区出具的《产权证明》不能证明拆迁房屋系周某2所有，更不能证明系周某2与董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拆迁时周某2与父母兄弟并未分家，被拆迁房屋系周信生出资建造，此处的户指的是整个大家庭，即使认定为单独户，当时董阿梅已去世，该户指周某2和儿子。社区所出的《产权证明》是为了配合拆迁安置需要，不具有确认物权的作用。周某2所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亦不能证明被拆迁房屋是周某2与董阿梅共同所有。2、周信生的说明亦不能得出大家庭在拆迁前对各个小家庭应享有的产权份额进行了分割处理。董阿梅去世前，周某2一家与父母及弟弟一家是共同生活的，房产并未分割。3、虽然周某2一审的代理人在庭审中称房屋是周某2父母与他弟弟一起共同建造的，240m2-56m2的部分有董阿梅所盖的，但不能据此直接认定被拆迁房屋是董阿梅与周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周某2一审代理人的陈述存在错误，且前后存在矛盾。该代理人与周某2均诉讼能力低下，不能准确、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周某2只有小学文化，且年轻时患有精神疾病，智商与常人不同。被拆迁房屋并非周某2所建。拆迁安置房也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处分，该房屋是董阿梅去世后所获得的房产。
董某、张修霞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诉争拆迁安置房应为周某2与董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安置协议及社区所出具的证明均可说明被拆迁房屋为周某2所有。周某2与董阿梅××××年××月登记结婚，从户口本可以看出2004年周某2、董阿梅已与其父母分户。本案所涉被拆迁房屋系2008年建造，产权证明中的户应为周某2与董阿梅。被拆迁房屋属于周某2与董阿梅夫妻共同财产。因该房屋建造时未办理审批手续，因此无产权证书。周某2在一审中对于被拆迁房屋的建造人陈述前后矛盾。周信生系周某2的父亲，其出具的《房产说明》不具有法律效力。2004年周某2已经实际与周信生分家。《房产说明》中虽然加盖了袁家边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但不能证明该房屋系周信生所建。周某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拆迁房屋是其父母或者其弟弟出资建造。周某2的一审代理人合法取得了周某2的授权，有权代表周某2陈述事实，且庭审中，周某2就坐在代理人旁边，并未阻止代理人陈述，说明其对代理人的陈述是认可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周某1述称，其同意周某2的上诉意见。
董某、张修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分割继承其女董阿梅的遗产中的房屋（位于南京市××区××街道××乡××室房屋）及40000元；2、周某2、周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1月20日，周某2与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汤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汤山街道）签订一份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拆迁人：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汤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称甲方，被拆迁人：袁家边社区周某2以下称乙方。根据《南京市江宁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江宁政发（2005）166号文件规定，甲方对位于汤山街道袁家边社区的南京地铁储备项目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实施拆迁。甲、乙双方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宜签订协议如下：第一条座落于袁家边社区的南京地铁土地储备项目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系乙方所有，已列入此次拆迁范围，乙方同意甲方予以拆除。第二条乙方的拆迁补偿款总计人民币：391677.19元，（大写）：叁拾玖万壹仟陆佰柒拾柒元壹角玖分；其中：1、房屋拆迁补偿款：308121.6元；2、附着物拆迁补偿款：11876元；3、房屋拆迁装修补偿款：71679.59元……第五条本协议生效后三日内甲方以现金（或双方约定的方式）向乙方支付过渡费：19800元（过渡期18个月）、搬家费：1440元，两项小计：21240元。第六条甲方同意乙方申购安置房三套，面积约240m2……，其中中套贰套、小套壹套。具体楼幢号及楼层待安置房交付时，以自行申报加抽签的方式确定。第七条甲方对乙方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给予15000元奖励。第八条按166号文规定，安置房均价为1360元/m2，甲方预收乙方拆迁补偿款和奖金冲抵安置房购房款326400元，安置房交付时一并结算差价，多退少补；乙方的拆迁补偿款余额80277.19元在搬家腾空房屋交出钥匙后三日内由甲方支付……”2009年10月30日，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袁家边社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袁家边社区）出具一份产权证明，该证明载明：“我村村民周某2，在袁家边五组的241.92平方米砖混结构房屋是经我村批准建设的村民居住用房，产权属于该户村民所有，特此证明。”周某2签字的上述协议中载明的被拆房屋系2008年所建的两间三层楼房，面积为241.92m2。此后，周某2申购位于南京市××区××街道××乡××室（建筑面积94.65m2）、8幢812室（建筑面积94.62m2）、18幢710室（建筑面积61.48m2）房屋三套。目前上述房屋已交付，但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交付房屋时，周某2补交了面积误差购房款。2009年11月20日，周信生、周明进分别与汤山街道签订了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分别同意拆除各自名下的原有房屋，并申购拆迁安置房，其中周信生申购位于南京市××区××街道××乡××室（建筑面积94.65m2）、12幢105室（建筑面积93.07m2）房屋两套，周明进申购位于南京市××区××街道××乡××室（建筑面积62.01m2）、12幢705室（建筑面积93.07m2）房屋两套。袁家边社区同样为周信生、周明进出具了原有房屋的产权证明。
另查明，董某、张某系董阿梅的父母。周某2与董阿梅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年××月××日生育一子周某1。董阿梅于2009年10月3日因交通事故死亡。2009年12月，董某、张某、周某2、周某1诉至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栖霞法院），要求杨传武、南京久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刚公司）、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安诚保险公司）赔偿因董阿梅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2010年3月，栖霞法院作出判决，判决安诚保险公司赔偿董某、张某、周某2、周某1各项经济损失110000元，判决久刚公司赔偿董某、张某、周某2、周某1各项经济损失355539元。2010年10月，该案执行完毕。董某、张某与周某2、周某1已就上述赔偿款处理完毕。
2017年3月，董某、张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分割拆迁房屋及款项。一审审理中，周某2、周某1共同称被拆迁房屋系2008年周某2父母及周某2弟弟出资所建，周某2没有出资建房，并提交了一份周信生作为说明人、袁家边社区盖章确认情况属实的房产说明，该说明表示周信生分别为儿子周某2、周明进建造了楼房，拆迁时将原有房屋分给周某2、周明进拆迁。但此后又陈述财产应该有董阿梅的，房屋是周某2父母与周某2弟弟周明进共同所建，240m2减去56m2部分有董阿梅所盖，但没有董某、张某陈述的那么多，即便分割，应扣除周某2父母及周明进的部分后再分。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董阿梅生前与周某2无论是与周某2父母、弟弟等在一个大家庭共同生活，还是董阿梅、周某2在一个小家庭单独生活，2008年家中所建241.92m2的两间三层楼房均应有董阿梅的份额。董阿梅2009年10月3日去世后，2009年10月30日袁家边社区即出具一份产权证明以证明241.92m2的两间三层楼房产权属周某2所有。即便董阿梅生前与周某2无论是与周某2父母、弟弟等在一个大家庭共同生活，从周某2父亲周信生的所谓房产说明亦可以看出该大家庭已经在拆迁前对各个小家庭应享有房产份额进行了分割处理。结合周某2自认所谓240m2减去56m2部分有董阿梅所盖，以及拆迁部门的住宅房屋拆迁调查表上的记载，可以认定2008年所建的241.92m2的两间三层楼房系周某2与董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的一半份额即120.96m2应属董阿梅的遗产。此后，该房屋拆迁，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已被周某2按拆迁政策申购拆迁安置房屋，周某2名下现有位于南京市××区××街道××乡××室（建筑面积94.65m2）、8幢812室（建筑面积94.62m2）、18幢710室（建筑面积61.48m2）拆迁安置房屋三套，董阿梅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系董某、张某，周某2、周某1，故董某、张某要求确认位于南京市××区××街道××乡××室（建筑面积61.48m2）房屋归其所有，并未超出其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董某、张某应享有董阿梅遗产50%的份额），对董某、张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考虑到拆迁补偿款中含有其他附属物等拆迁的补偿，以及周某2在拆迁安置房屋交付时因面积误差补交了购房款等情况，对于董某、张某主张分得拆迁补偿款40000元，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位于南京市××区××街道××乡××室（建筑面积61.48m2）房屋的相关权益归原告董某、张某享有；二、驳回原告董某、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周某2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某2提交的具体证据为：1、2002年6月24日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拟证明周某2在婚前拥有56平方米的房屋；2、周信生所写的家庭情况说明，拟证明周信生2008年有建房能力。周某2在拆迁前无固定工作，董阿梅在去世前也没有收入，两人无能力出资建房，由周某2父亲出资建房。经质证，董某、张某对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周某2在一审中应当提交但其未能提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虽然土地归周某2所有，但婚后可以在该土地上建房。
周某2庭后提交周某21992年的门诊病历、检查报告单、出院证明书等复印件，拟证明周某2曾经患有精神疾病，智商与认知能力低于常人。经质证，董某、张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周某2的证明目的。该病历资料为1992年，并不能证明周某2在一审庭审时精神状况不好，智力存在问题。周某2自己及其家人在一审中都没有提到周某2智力存在问题。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均认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周某2项下被拆迁房屋面积241.92平方米中未包含周某2名下2002年的平房56平方米。
上述事实，有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证明、住宅房屋拆迁调查表、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栖霞法院（2010）栖霞民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栖霞法院（2010）栖霞执字第110号案件材料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周某2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被拆迁房屋是否属于周某2与董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诉争的拆迁安置房是否包含董阿梅的遗产份额。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所涉被拆迁房屋建造于2008年，发生在周某2与董阿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袁家边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产权证明载明周某2在袁家边五组的241.92平方米砖混结构房屋，产权属该户村民所有。周某2主张上述房屋系其父亲及其弟弟出资所建，原房屋产权归其父亲所有，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周某2虽提交了周信生出具的有社区盖章的说明，但因周信生系周某2的父亲，与周某2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周某2未能提交其他充分证据与之佐证，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房屋系周信生出资建造，产权应归周信生所有。周某2另主张其与周信生并未分家，原房屋属于家庭共有，拆迁时才分户给周某2的上诉意见，亦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在本次拆迁中，周某2的父亲周信生，弟弟周明进，分别与拆迁部门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协议中的被拆迁房屋均是周信生、周明进拆迁前实际居住的房屋，一审法院认定周某2名下被拆迁的241.92m2的两间三层楼房系周某2与董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周某2因拆迁所取得的拆迁安置房属于其与董阿梅夫妻共同财产的转化，故拆迁安置房中应当包含董阿梅的遗产份额。董某、张某作为董阿梅的法定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分割董阿梅在拆迁安置房中所享有的份额，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周某2一审的代理人取得周某2合法授权，其在庭审中所承认的内容应视为周某2的承认，且周某2同时参与该次庭审，其对代理人的承认并未作出否认表示，故应当认定周某2认可代理人所陈述的内容。周某2二审中以代理人及其自身诉讼能力较低及周某21992年曾经患有精神疾病为由，主张周某2及其代理人在本案一审的陈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周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上诉人周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钰
审判员 相媛媛
审判员 朱卫国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宋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