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2民终21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鑫，男，198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和，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148专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清，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148专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守江，男，197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照明，男，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镇福田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宝江，男，196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守金，男，196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守春，男，196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守华，女，196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裴少珍，女，196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上诉人李金鑫、上诉人毕守江因与被上诉人郭宝江、被上诉人毕守金、被上诉人毕守春、被上诉人毕守华、被上诉人裴少珍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6民初45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金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和、刘东清，上诉人毕守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照明，被上诉人郭宝江，被上诉人毕守金，被上诉人毕守春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毕守华、被上诉人裴少珍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金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支持李金鑫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诸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毕兆忠夫妇与毕守龙之间的关系不是照顾生活，是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毕兆忠夫妇去世后毕守龙并未同毕兆旭一同生活；裴少珍与毕守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同居关系，裴少珍也自认在同居期间未参加劳动，故其对毕守龙未尽扶养义务，裴少珍对茶淀街办事处给付毕守龙的100000元补偿款不享有权益；郭宝海的证言和福田村委会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007）汉民初字第710号民事判决书能够证明毕守龙与毕兆旭不存在父子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毕守江针对李金鑫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李金鑫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请求支持己方上诉请求。
毕守江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否定毕兆旭亲自按手印的收条的真实性，认定补偿款在毕守江处，属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李金鑫针对毕守江的上诉请求辩称，不清楚补偿款由谁保管，故不同意其上诉请求及理由。
郭宝江、毕守金、毕守春一致辩称，同意毕守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同意李金鑫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毕守华、裴少珍未陈述答辩意见。
李金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诸被告连带返还李金鑫已故父亲毕守龙的死亡各项补偿款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诸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金鑫曾用名为毕善鑫，乳名为毕金鑫。1995年4月21日，李金鑫的母亲李某（原告）与毕守龙（被告）经原天津市汉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995）汉民初字第21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原、被告同意离婚。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5条2款之规定，准予离婚。二、双方所生之子毕金鑫随原告生活，原告自愿担负抚育费全部。三、个人财产归个人所有，共同财产已分清。并已执行。四、坐落在本区××乡福田村双方所有的砖木结构私产房屋5间归被告。被告于1995年12月31日前给付原告房屋折价款人民币5000元。”李金鑫父母离婚后，一直随母亲李某生活，并将姓名由户口本登记的毕善鑫更名为李金鑫。
2014年7月31日，李金鑫父亲毕守龙在汉沽茶淀馨苑小区保安的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示范镇管理工作委员会与李金鑫、裴少珍达成《善后补偿协议》协议，约定：“经与茶淀小区管委会协商同意善后处理，各项费用一次包死共计：壹拾万元整”。该100000元补偿款由茶淀馨苑小区保安队长郭宝江代为领取。2014年9月初，郭宝江于死者毕守龙“五七”当日，将该笔补偿款送至毕守龙生前住处茶淀馨苑小区27号楼2门301室。当日，本案当事人之间因分割100000元补偿款产生争议，该100000元补偿款由毕守江拿走。另查，毕兆旭为死者毕守龙之生父，案外人毕兆忠和毕兆旭为亲兄弟关系。因毕兆忠夫妇膝下无子女，1980年起毕兆忠夫妇由毕守龙照顾生活，且毕守龙以毕兆忠长子的名义将户口登记在毕兆忠名下。毕兆忠夫妇分别于2003年和2006年去世。毕兆忠夫妇去世后，毕守龙继续与毕兆旭一起生活。2008年，毕守龙与裴少珍在村里举办结婚酒席，此后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未领取结婚证书。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100000元补偿款的性质问题，毕守龙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该笔补偿款系案外人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示范镇管理工作委员会对毕守龙的善后处理的各项费用的补偿，其应当包括丧葬费、抚恤金、医疗费等各项费用。本案中，毕守春主张死者毕守龙的丧葬费支出为71300元，且该笔丧葬费全部由毕兆旭垫付，毕守春未能就该项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且毕守春的陈述与证人阚某所说的丧葬费由礼金支付的证言矛盾，因此不能认定毕守龙的实际丧葬费数额及该笔丧葬费用的实际垫付人。如丧葬费的实际垫付人认为该笔费用应当由本案补偿金受益人支付的，可另案主张权利，本案不予一并解决。
对于该笔补偿款的受益人的问题，毕守龙系毕兆旭的第二个儿子，李金鑫主张毕守龙年幼时已经“过继”给毕兆忠、李凤仙夫妇，已经形成了事实收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但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可以协商确定。本案中，毕守龙照顾毕兆忠夫妇并同吃同住，即使双方形成了收养关系，毕兆忠夫妇去世后，毕守龙和亲生父亲毕兆旭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后期共同生活而自然恢复。李金鑫与毕兆旭作为毕守龙的直系血亲，应当为毕守龙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裴少珍虽然没有与毕守龙领取结婚证书，但在毕守龙生前其二人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生活上对毕守龙尽到较多的扶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因此，李金鑫、毕兆旭、裴少珍均应当对该笔补偿金享有权利。鉴于李金鑫虽然与毕守龙系父子关系，但自幼随母亲生活，与死者毕守龙之间少有往来，故酌定李金鑫对该笔补偿款享有30%的份额。
对于100000元补偿款的返还义务人问题，郭宝江已经将代领的补偿款交给死者生前近亲属，不应当再负返还义务。毕守江将该笔100000元补偿款从毕守龙生前住处取走后，对于该笔款项的保管人双方存在争议。毕守江、毕守华、毕寿春、毕守金主张该笔款项现存放于毕兆旭处，但未就该主张提供有效的证据加以证实。毕兆旭本人也未作出自认的意思表示，故对该款项已经由毕守江转交给毕兆旭保管的主张，不予采信。该笔款项的保管人应当视为毕守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毕守江应当将其占有的属于李金鑫所有的补偿款返还。对于未占用该笔补偿款的当事人，不应当承担返还义务，故对李金鑫诉请当事人承担连带返还义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毕守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李金鑫补偿款3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金鑫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对于毕守龙是否由毕兆忠夫妇收养以及何时收养的问题，李金鑫申请证人王某、李某出庭对毕守龙自四岁时起即被毕兆忠夫妇收养的事实予以证明。本院对此经分析认为，李某陈述该事实的依据是源于其曾经听到的毕守龙的自述，但毕守龙现已死亡，无法核实自述内容，李某的证言应属于传来证据，且李某系李金鑫之母，二人之间存在直系亲属的利害关系，单凭其出庭证言不足以认定收养事实。对于王某的证言，虽然其陈述自毕守龙四岁时起即在毕兆忠夫妇家中看到毕守龙，但对于收养关系的建立也系听闻毕兆忠夫妇的陈述，亦属于传来证据，且对于农村早年建立的收养关系，除是否同吃同住外，还需结合宅基地的分配归属、养父母死亡之时的送葬情况等综合认定。据此，二证人的证言尚不足以作为认定收养关系的充分证据。
本院另查明，毕兆旭于2017年1月30日死亡，死亡原因为脑梗塞后遗症。因毕兆旭的继承人均已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故不存在依法通知其继承人参加诉讼的情况。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结合诉辩双方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是：1、对于100000元补偿款是否应全部归李金鑫所有的认定；2、对于返还补偿款义务人的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本案中，毕守龙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一审法院认定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示范镇管理工作委员会为此支付的100000元补偿款是包括丧葬费、抚恤金、医疗费等对毕守龙善后处理各项费用的补偿，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分配，并无不当。李金鑫以毕守龙与毕兆忠夫妇系收养关系，裴少珍与毕守龙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裴少珍未对毕守龙尽扶养义务为由，主张补偿款全部归其所有。本院对此分析认为，毕守龙与毕兆忠夫妇之间未办理收养登记，因当事人均居住在农村，我国早年间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相互过继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过继作为我国农村的一项风俗，与法律规定的收养存在一定相似之处，如过继子女与被过继人同吃同住、生养死葬等，但除此之外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关系还需要具备养子女与生父母在事实上以已经终止了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条件。对此，李金鑫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退一步讲，即便毕守龙与毕兆忠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因毕兆忠夫妇已于2007年前去世，去世之时毕守龙已成年，毕兆旭在2007年起诉赡养之时虽未一并起诉毕守龙，但不必然证明毕守龙与毕兆旭之间不存在相互扶养的事实，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居住情况及当庭陈述，认定毕兆旭与毕守龙因后期共同生活而恢复近亲属关系，符合案件的事实。李金鑫虽主张毕守龙与毕兆旭自2007年之后不存在共同生活及扶养关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李金鑫自幼随母亲生活，与毕守龙之间少有往来，理应对毕兆旭与毕守龙之间的生活关系不甚清楚，故本院对其陈述意见不予采信。毕兆旭作为毕守龙的直系血亲，应为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于裴少珍，自2008年起即与毕守龙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善后补偿协议》本也为滨海新区茶淀街示范镇管理工作委员会与裴少珍之间签订，毕守金、毕守春在本院审理中也陈述并不知道裴少珍未与毕守龙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事实。裴少珍虽没有工作，但有二名成年子女对其赡养及资助，在其与毕守龙共同生活期间必然发生相互扶养的事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应分配裴少珍适当的补偿款，并无不当。李金鑫主张补偿金全部归其所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对于返还补偿款的义务人问题，毕守江自认在毕守龙“五七”当日取走该笔补偿款，其虽主张已将钱款交付毕兆旭，提供由毕兆旭出具的收条，并有毕守金、毕守春、毕守华在收条上签字确认，但考虑毕守江与毕守金、毕守春、毕守华、毕兆旭系直系亲属关系，在郭宝江作为非直接亲属，代为领取并交付补偿款之时并未打收条的情况下，直系亲属之间反而提交了形式、内容均完备的收条，显然并非家庭成员之间的惯常做法。现毕兆旭已去世，既无法与毕兆旭本人核实该笔补偿款的保管情况，也无从审查收条中毕兆旭签字的真实性，故难以仅凭收条认定毕守江已将钱款交付毕兆旭。另一方面，如依照毕守金、毕守春的陈述，100000元补偿款全部交付毕兆旭，但其二人又当庭陈述毕兆旭死亡后没有任何个人财产，在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钱款走向的情况下，其二人的陈述显然前后矛盾。综合分析，毕守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将钱款交付毕兆旭的事实，一审认定毕守江是返还补偿款的义务人，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金鑫、上诉人毕守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上诉人李金鑫负担1550元，由上诉人毕守江负担5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 军
审 判 员 杨宝华
代理审判员 孙 静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马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