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91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绍先，男，1944年3月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涛，河北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高庄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高庄村。
法定代表人：高继金，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建，北京市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晓阳，北京市博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景波，男，1962年6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周绍先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高庄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高庄合作社）、原审第三人高景波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6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绍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涛，被上诉人高庄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建、翟晓阳，原审第三人高景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绍先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3、判令高庄合作社停止侵害，立即恢复地貌，返还周绍先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高庄村南坡三等地0.495亩（以下简称涉案土地）；4、高庄合作社立即赔偿周绍先自2005年至2016年的经济损失费8910元；5、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高庄合作社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周绍先在1992年“一轮承包”时己经取得了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高庄村南坡三等地0.495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于2004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1份，期限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同时经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政府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以下简称经管站）鉴证，关于高庄合作社答辩称涉案土地荒芜，经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高庄村（以下简称高庄村）农村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将涉案土地发包给高景波经营。周绍先自承包时一直耕种涉案土地,直至2004年因灌溉设施损坏才未耕种，高庄合作社从未取得涉案土地承包人周绍先同意,将涉案土地发给高景波，周绍先1992年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04年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期限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之间存在关联性、真实性且具有合法性。周绍先先于高景波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且尚在承包期限内，因此高庄合作社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侵害了周绍先的合法权益，使得周绍先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故周绍先与高庄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二、关于涉案土地承包给高景波从事退耕还林工作。高景波未进行退耕还林工作，反而将涉案土地性质改变。无效的法律行为，自始至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高庄合作社与高景波签订的《农村荒山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经营合同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三、关于周绍先与高庄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中违约责任约定：合同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条款，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50元，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经济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由于高庄合作社的行为，导致周绍先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已经作出判决高庄合作社支付周绍先违约金50元，50元违约金远远弥补不了周绍先的实际经济损失。一审法院既然已经支持了50元违约金，足以证实认定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既然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应支持周绍先的其他诉讼请求；四、周绍先在“一轮承包”中取得了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国家“二轮土地延包”政策指导下，在原《承包合同》期限基础上延长30年，周绍先延包了涉案土地，有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发放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以下简称《经营权证书》）证实，并不是对涉案土地的重新发包，“二轮土地延包”的《承包合同》也能证明村集体并没有收回周绍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保护，《经营权证书》是国家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延包期限从198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里表述为“又发包给周绍先”是不对的，周绍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连续的，一直未中断的，《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也认可《承包合同》有效。《承包合同》和《经营合同书》性质不同，家庭承包产生物权，而《经营合同书》只产生债权，没有物权效应，从法律上债权是不能对抗物权的。一审法院认为《承包合同》和《经营合同书》都有效，但存在无法同时交付土地问题，应首先保护物权，确认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国家推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即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鼓励流转。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周绍先的承包权，经营权通过流转方式解决，而高景波的《经营合同书》存在无效、终止、解除的情况，《经营合同书》约定该涉案土地用于绿化、种植，而现在涉案土地大面积毁坏严重，属严重违约，涉案土地应当收回，交给农户。国家政策是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关系长期稳定，不得随意变更承包关系，不得非法收回承包土地。
高庄合作社辩称，一、周绍先对涉案土地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周绍先诉称其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该说法与事实不符，周绍先在1992年“一轮承包”时分得涉案土地，但周绍先对涉案土地一直没有进行种植，致使涉案土地一直处于荒芜状态，同时周绍先也没有履行其他承包义务。1997年7月，高庄合作社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相关文件的精神，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组织“退耕还林”工作。工作原则是对自愿在“四荒”土地上进行退耕还林的农民，仍由其自行植树造林；对于弃耕撂荒、不愿耕种的农民，由村集体收回“四荒”土地，发包给其他人员进行退耕还林工作。1997年10月底，高庄合作社将涉案土地收回，1997年年底，高庄合作社召开农村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荒山60亩承包给高景波从事退耕还林工作，自高庄合作社收回涉案土地后，周绍先一直未向高庄合作社和高景波提出任何异议，涉案土地处于高景波租赁经营状态。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的规定，“四荒”土地不属于确权范围。因此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于2004年补发的《经营权证书》并未对“四荒”土地进行确权。基于上述事实，周绍先对涉案土地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返还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二、周绍先关于经济损失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第一，如前所述，周绍先对涉案土地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且1997年高庄合作社收回周绍先涉案土地符合当时的政策；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周绍先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无权主张经济损失赔偿，根据民法的“填平原则”，赔偿的范围应当以实际损失的大小为限，周绍先自1992年分得涉案土地至今，在涉案土地从未进行任何耕种行为，也没有进行生产性投入。为此周绍先要求高庄合作社支付经济损失费亦无事实依据；三、周绍先关于违约金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自高庄合作社于1997年依法收回涉案土地重新发包之日起，周绍先从未向高庄合作社和高景波提出异议，高景波租赁经营涉案土地已达18年之久，周绍先的该项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根据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周绍先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高景波述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周绍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庄合作社停止侵害，立即恢复地貌，返还周绍先涉案土地；2、高庄合作社立即赔偿周绍先自2005年至2016年的经济损失费8910元：3、高庄合作社立即赔偿周绍先违约金50元；4、案件受理费由高庄合作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绍先在1992年“一轮承包”时分得涉案土地，因周绍先未种植，致使涉案土地处于荒芜状态。1997年12月18日，原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高庄村召开农村社员代表大会，经讨论决议：对本村荒山荒坡租赁经营。1997年12月31日，原房山区南尚乐镇高庄村农工商经济联合社（发包（出租）方、甲方，现变更为高庄合作社）与高景波（承包（承租）方、乙方）签订《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将集体所有的荒山60亩（含周绍先1992年分得的南坡三等地0.495亩）承包（租赁）给乙方开发经营，承包四至：东至下营交界处，西至原三队张家地，南至南坡高庄水渠，北至矿区界；经营方式个人租赁；承包（租赁）期从1998年1月1日起至2047年12月31日止，共50年。《经营合同书》对承包费（租金）计算标准及交付办法、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均作了具体约定；该《经营合同书》于1999年4月13日经北京市房山区经营管理站进行了鉴证并加盖了农村承包合同鉴证专用章。《经营合同书》签订后，高景波即开始承包经营该60亩荒山。2004年8月15日，原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高庄村农工商经济联合社（发包方、甲方，现变更为高庄合作社）与周绍先（承包方、乙方）签订《承包合同》，将含已发包给高景波的60亩荒山中的南坡0.495亩涉案土地作为三等地又发包给周绍先，承包期自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违约责任约定合同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条款，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50元，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经济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承包合同》对承包土地的面积、四至界限、用途、权利义务等均作了具体约定。该《承包合同》于2004年8月18日经经管站进行了鉴证盖章，周绍先并取得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经营权证书》。2016年5月5日，周绍先以高庄合作社将其承包土地发包给高景波、被高景波占用为由将高庄合作社及高景波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查明的事实，周绍先虽然曾于1992年分得了涉案土地，但因周绍先多年未种植导致荒芜，1997年12月经原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高庄村召开农村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议，将高庄村（含周绍先承包土地在内）的60亩荒山发包给高景波经营，该《经营合同书》系高庄合作社与高景波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因该《经营合同书》已实际履行多年且至今尚在履行期限内，高庄合作社于2004年又与周绍先签订《承包合同》将高景波承包荒山中的0.495亩涉案土地发包给周绍先，已没有事实基础，且无法交付，故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现周绍先要求高庄合作社承担违约责任、给付违约金50元，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周绍先要求高庄合作社停止侵害，立即恢复地貌，返还涉案土地，赔偿自2005年至2016年的经济损失费891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高庄村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周绍先违约金五十元；二、驳回周绍先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周绍先提交11张照片，以证明涉案土地上之前存在水利设施，但现在涉案土地被严重破坏。对此高庄合作社表示11张照片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不能证明和本案有关，真实性不认可。高景波表示11张照片是真实的，但11张照片证明占了周绍先的承包土地其不认可。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本案中，根据查明的相关事实显示周绍先虽曾于1992年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由于周绍先长期未耕种致使涉案土地荒芜，后于1997年12月18日经原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高庄村召开农村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议，将高庄村（含周绍先承包的涉案土地在内）的60亩荒山发包给高景波经营，并签有《经营合同书》，因该《经营合同书》系高庄合作社与高景波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鉴于该《经营合同书》已实际履行多年且至今尚在履行期限内，高庄合作社又于2004年8月15日与周绍先签订《承包合同》将高景波承包荒山中的0.495亩涉案土地发包给周绍先，造成《承包合同》部分无法履行，故高庄合作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因周绍先与高庄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合同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条款，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50元，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经济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一审法院判决高庄合作社给付周绍先违约金50元并无不妥。周绍先在高庄合作社与高景波签订《经营合同书》后至本案立案前未有证据证明显示周绍先曾就《经营合同书》提出异议，且周绍先亦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存在其他实际损失，为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绍先其他诉讼请求亦无不当之处。据此对于周绍先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因缺乏充足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周绍先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岩
审判员 石 东
审判员 闫 飞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淨惠
书记员 杨 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