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0民终22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宝洋渔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71002200032589），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镇桥头村（原村小学）。
法定代表人：高玉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明科，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沧州洪伟渔具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66525915-6），住所地河北省沧县黄递铺乡南王。
法定代表人：王增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力，山东卫海北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威海市威波渔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71002228010733），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河西村。
法定代表人：高玉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明科，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威海市宝洋渔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沧州洪伟渔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伟公司）、原审被告威海市威波渔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波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威经技区商初字第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宝洋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宝洋公司与原审被告威波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法人，不存在人格混同。1、上诉人宝洋公司与威波公司成立时间不同。威波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7日，宝洋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17日；2、上诉人宝洋公司与威波公司办公地点不同。威波公司办公地址位于环翠区温泉镇河西村，宝洋公司办公地址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镇桥头村；3、上诉人宝洋公司与威波公司各自名下有相应的土地、厂房和设备，有各自的财产；4、上诉人宝洋公司与威波公司人员也不相同。刘艳红、王红建、孙德江系威波公司职工，并非宝洋公司工作人员。另外，以股东相同及法定代表人相同作为否定公司人格的认定标准，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严重破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二、上诉人宝洋公司与威波公司分别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并不重合。上诉人不否认与威波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格混同。被上诉人曾系威波公司客户，向上诉人推介被上诉人，上诉人于2015年起才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表示上诉人与威波公司系同一法人。上诉人在一审中一再表明，上诉人至今仅欠被上诉人83008.56元。至于另外的342991.79元，系威波公司与被上诉人业务往来而发生，与上诉人毫无关系。上诉人没有任何义务与威波公司就该342991.79元的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被上诉人洪伟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威波公司辩称，同意宝洋公司的上诉意见。
洪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宝洋公司、威波公司连带给付货款426000.35元;2.宝洋公司、威波公司给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威波公司、宝洋公司系分别于2002年8月7日、2012年2月17日登记成立的企业法人，二被告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经营业务范围均完全相同。原告自二被告成立起即与其发生买卖渔具配件业务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采用原告根据被告的订单要求先发货，被告后付款，双方于每年年初和年中对账两次，原告根据发货价款数额分期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不定期、不定额付款的交易方式。截至2012年底，原告均以被告威波公司名称作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户名。2015年1月1日，二被告共同向其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将开发票户名由“威海市威波渔具有限公司”改为“威海市宝洋渔具有限公司”。在原告与被告威波公司于2015年1月10日的《对账函》中，被告威波公司确认截至2014年12月22日尚欠原告货款342991.79元；在原告与被告宝洋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的《对账函》中，被告宝洋公司确认截至2015年6月24日（发票号为02185892）尚欠原告货款426000.35元。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3月21日期间以被告宝洋公司名义付给原告货款15万元。
另查明，在原告于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6月13日向二被告供货中，由被告工作人员高玉华、代远霞、王红建、孙德江接收，并在原告提供的《洪伟渔具销货清单》上签字。原告自2014年10月24日至同年12月22日以被告威波公司户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金额为102299.06元；自2015年1月6日至同年6月24日以被告宝洋公司户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金额为243008.54元。上述发票由被告工作人员刘艳红、王红建接收，并向原告出具《发票收据单》。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宝洋公司认可代远霞系其工作人员，被告威波公司认可刘艳红、王红建、孙德江系其工作人员。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要求二被告提供相关办公费用财务账册、职工花名册，以确认上述人员真实身份。至作出判决前，二被告未能提供。被告称还另外付给原告货款1万元，原告否认，被告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二被告是否构成公司人格混同及债务承担方式；二、被告欠原告货款数额及利息的计算标准。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二被告提供相关办公费用财务账册、职工花名册，以确认代远霞、刘艳红、王红建、孙德江的真实身份，至作出判决前，二被告未能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被告持有上述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且上述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被告，故推定原告关于代远霞、刘艳红、王红建、孙德江作为二被告工作人员混同的主张成立。公司人格混同是指公司与公司法人人格特征高度一致的公司存在状态：1.二被告出资股东、法定代表人均相同，说明二被告管理人员混同；二被告工作人员高玉华、代远霞、王红建、孙德江同时接收原告供给二被告的货物，王艳红、王红建同时负责接收原告为二被告开具的发票，说明二被告工作人员混同；二被告共同向客户发出关于开具发票户头的《通知》，要求将二被告与客户发生的交易金额全部开具成以被告宝洋公司为户名的发票，并且二被告也接受了原告如此开具的发票，王艳红同时负责二被告的财务结算，说明两被告财务混同。在被告宝洋公司提供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其自认与原告的交易地点和主要营业地均为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河西村，即被告威波公司经营地点；二被告提供的送达地址均为“威海市温泉镇河西村威波渔具”。虽然两被告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经营地点不一致，但实际办公场所一致，可以认定二被告办公场所混同。综上，可以认定二被告组织机构混同。2.二被告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业务范围、经营方式完全相同，与原告实际发生的经营行为、交易方式、价格确定、结算方式等也完全相同，可以认定二被告的经营业务混同。3.二被告用于经营、办公的财产系由相同股东出资建设或购置，二被告共用同一办公场所；根据二被告共同出具的开发票户头《通知》和《对账函》，可以证明二被告在对外债务的承担责任上混同，据此可以推定二被告间存在财产混同。综上，二被告组织机构、经营业务、财产均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公司人格混同，二被告应对以各自名义产生的经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1.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威波公司确认截至2014年12月22日尚欠原告货款342991.79元，在2012年12月29日至2015年3月21日期间以被告宝洋公司名义支付给原告货款15万元，被告宝洋公司确认截至2015年6月24日尚欠原告货款426000.35元。因此，可以认定以被告宝洋公司名义支付给原告的上述15万元货款与其确认的尚欠原告426000.35元货款无关。二被告业务混同，根据其共同向客户发出的变更发票户名《通知》，可以认定被告宝洋公司在2015年6月30日《对账函》中确认的系二被告共同尚欠原告货款的数额，故二被告尚欠原告货款数额为426000.35元。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适用该规定的前提是当事人约定了付款期限或按其他方式可以确定付款期限。但本案原、被告未约定付款期限，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也不能确定付款期限，因此原告的利息损失不能按该规定计算，并且双方也未约定损失的计算方法。故原告要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利息，无法律根据，被告应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不予支持；被告关于公司人格混同及欠款数额的抗辩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判决：一、被告威海市宝洋渔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原告渔具配件货款426000.35元；二、被告威海市宝洋渔具有限公司自2015年9月6日起至偿付原告上述欠款之日止，以实际欠付金额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给原告利息；三、被告威海市威波渔具有限公司对被告威海市宝洋渔具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845元，由二被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宝洋公司与原审被告威波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法人人格混同，应否连带承担还款责任。从宝洋公司和威波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看，两公司成立时间虽然不同，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相同，经营范围相同，公司登记住所地虽然不同，但宝洋公司在一审就本案提出管辖异议申请书中认可“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位于温泉镇河西村，且申请人（即宝洋公司）的主营业地也为温泉镇河西村”，与威波公司住所地相同。从宝洋公司和威波公司接收货物的人员看，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玉华及工作人员代远霞、王红建、孙德江同时接收被上诉人洪伟公司供给两公司的货物，王艳红、王红建同时负责接收洪伟公司为两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从宝洋公司和威波公司的业务交易方式看，均是采用两公司先向洪伟公司订货，洪伟公司配好货后，电话通知两公司，两公司决定自提或要求洪伟公司送货，双方于每年年初和年中对账两次，洪伟公司根据发货价款数额分期向两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公司不定期、不定额付款的交易方式。送货地址及增值税发票交付地点均在威波公司住所地。从宝洋公司和威波公司的财务结算来看，2015年1月1日，两公司共同向客户发出通知，主要内容为：“我司开票户头由威海市威波渔具有限公司改为威海市宝洋渔具有限公司”。此后，被上诉人洪伟公司向两公司的供货，增值税发票均开具给宝洋公司。宝洋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1月1日之后与被上诉人宝洋公司发生业务，收货后付款，之前没有业务关系，但其在一审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其于2014年12月29日向洪伟公司支付货款40000元，而且，当事人在二审中均确认2015年6月30日对账函中载明的欠款数额426000.36元是宝洋公司和威波公司的欠款数额，上诉人宝洋公司对两公司的欠款数额盖章予以确认。从前述事实看，宝洋公司和威波公司存在人员混同、经营场所混同、业务混同及财务、财产混同的情形，宝洋公司和威波公司虽予以否认，但一审法院要求两公司提供相关办公费用财务账册及职工花名册，两公司均未提交。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形认定宝洋公司和威波公司组织机构、经营业务、财产均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公司人格混同，两公司应对以各自名义产生的经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而且，原审被告威波公司对此亦未提起上诉。
综上所述，上诉人宝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90元，由上诉人威海市宝洋渔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英秋
代理审判员 葛俊生
代理审判员 薛淑娴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丛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