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淮民一终字第004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安县苏丘环保凿井工程有限公司清理小组，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新华路3号。
负责人：梅烈芳，男，1935年4月30日出生，汉族，该清理小组组长，住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
委托代理人：胡铭，安徽春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学迎，男，193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退休干部，户籍地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
委托代理人：李国庆，安徽北方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安县苏丘环保凿井工程有限公司清理小组（简称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因与被上诉人朱学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2011）烈民一初字第00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的负责人梅烈芳及委托代理人胡铭，被上诉人朱学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国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7年11月6日，赵桂馥以土型北煤矿筹备处的名义与海安县苏丘环保凿井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海安凿井公司）签订了建设土型北煤矿主井、风井的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海安凿井公司承建土型北煤矿混合井、风井等工程；工程所需材料由海安凿井公司自行解决，也可委托土型北煤矿代办，费用由海安凿井公司支付。1999年2月25日，赵桂馥以土型北煤矿筹备处的名义与原濉溪县新蔡镇土型村约定联合开发濉溪县土型北煤矿。1999年5月20日，赵桂馥吸收姚传芳、李化玲、王永民、朱学迎、王桂芝为合伙人，约定了投资和利益分配办法。施工合同签订后，海安凿井公司积极履行了义务，1999年12月，土型北煤矿购钢材116吨，每吨2250元，价值26.1万元，施工时使用了其中一部分。后该工程在井筒凿至46.8米时停工，剩余钢板存放于土型北煤矿工地，该施工井筒因停工长期闲置，导致报废。
2001年春，在征得赵桂馥同意及其他合伙人知道的情况下，朱学迎出售了工地上施工剩余的部分钢板约26吨。2001年4月26日，赵桂馥与ＸＸ、陈勇签订联合办矿协议书（内部）。2003年9月7日，土型北煤矿合伙人对朱学迎的投资款进行了结算，将其出售的钢板款抵扣投资款5万元，扣除已付款及钢板款后，应退朱学迎6.7万元，同年9月23日，朱学迎收到土型北煤矿退款6．7万元。
2003年9月10日，赵桂馥对海安凿井公司所建工程予以决算，尚欠其工程款16.08万元。2004年，海安凿井公司起诉土型北煤矿及ＸＸ、赵桂馥等人，要求支付尚欠工程款、停工损失、违约金、可得利益等合计101.38万元。该案经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ＸＸ、赵桂馥、姚传芳支付海安凿井公司10.6566万元。在这一诉讼过程中，海安凿井公司提供了与赵桂馥的决算表及相关明细账页和梅烈芳的自述材料，在明细账页上，梅烈芳明确说明：钢板款26.1万元中，11张钢板已抵退朱学迎股金，还有2张钢板ＸＸ使用，扣除该13张钢板款后，余款17.6175万元是海安凿井公司的工程款。同时，在梅烈芳的书面自述材料中，也确认11张钢板作为股金抵退给了朱学迎，其实用钢板17.6175万元。按照此计算，其认为土型北煤矿应欠其工程款18万余元。2008年1月，梅烈芳曾因该钢板被朱学迎出售书面向淮北市公安局报案，请求立案查处，后该局进行调查核实，朱学迎在向公安机关递交的情况说明中，认可出售钢板26吨。经过调查后，公安机关认为朱学迎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
原审法院另查明：海安凿井公司因未申报年检，1999年12月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2004年1月，该公司股东依法成立债权债务清理小组。
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于2009年8月25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令朱学迎返还侵占的32吨钢板或者折价赔偿7.2万元。原审法院于2010年9月3日作出（2009）烈民一初字第00663号民事判决，判决朱学迎支付给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钢材款58500元，限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完毕。朱学迎不服上诉后，本院于2011年1月25日作出（2011）淮民一终字第00018号民事裁定，以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朱学迎出售的约26吨钢板是否属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所有。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海安凿井公司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土型北煤矿筹备处购进钢板116吨，海安凿井公司施工使用了部分钢板，还剩余部分钢板存放在土型北煤矿工地上。2003年9钢板抵扣其股金5万元，对这一事实，赵桂馥是明知的。同年9月10日，赵桂馥与海安凿井公司进行结算，欠海安凿井公司工程款16.08万元。本案中，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赵桂馥与其结算时，朱学迎出售的钢板款巳计算在该清理小组的工程款内。另外，从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与土型北煤矿、赵桂馥等的施工合同之诉中，梅烈芳提供的明细账单及其书面自述材料反映出，该诉讼对朱学迎出售钢板的事实也已经进行了审查，梅烈芳已把朱学迎出售的钢板排除在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的工程款之外。综上事实，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学迎出售的钢板属其所有，故对其要求朱学迎返还钢板或折价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海安凿井公司因未申报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由股东组成清算组负责清理公司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其原告主体适格。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曾经提起诉讼，也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其起诉也未超过诉讼时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负担。
宣判后，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原审所举证据足以证明朱学迎出售的钢板属于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所有。海安凿井公司于1997年11月6日与以赵桂馥为负责人的土型北煤矿筹备处签订了关于承包凿井工程的施工合同，后又签订相关补充协议，约定“材料设计供应”由“乙方自行解决，也可委托甲方代办，其费用由乙方支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按照此约定，土型北煤矿筹备处于1999年12月28日以每吨2250元的价格代购价值26.1万元的钢材116吨交付给海安凿井公司用于凿井工程。由于客观原因，工程没有施工结束，仅用去84吨钢板，尚余32吨留在施工现场，且已经进行工程款结算。前述事实有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申请原审法院自公安机关调取的朱学迎自书情况说明，赵桂馥、姚传芳等人的笔录等材料，以及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举证的赵桂馥自书证明、合同书、明细账页等材料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朱学迎出售的钢板属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所有。对此，原判决却作出了与事实相反的认定，显属错误。二、在赵桂馥与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结算时，朱学迎出售的钢板已经计算在内。从当时的结算情况来看，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的原审第七号证据决算单证明，土型北煤矿应当支付给海安凿井公司的工程款总额是76.078万元。在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起诉土型北煤矿和赵桂馥等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有关明细账（即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原审第六号证据）证明已付工程款是60.04万元，其中包括钢板款26.1万元、直接支付的相关费用33.94万元，这也为生效的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民事判决所认定。土型北煤矿筹备处代办购买的116吨钢板所垫付的26.1万元已经作为支付给海安凿井公司的工程款结算了。对此，原判决却称不能证明已经计算在工程款之内，违背了客观事实。据此，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的诉讼请求。
朱学迎答辩称：一、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所举证据根本无法证实朱学迎出售的钢板属其所有。l、海安凿井公司施工所用的116吨钢板所有权归原土型北煤矿筹备处的全体合伙人所有。虽然当时的海安凿井公司和土型北煤矿筹备处于1999年8月5日签订的关于凿井工程的施工合同中约定，材料可以由海安凿井公司自行解决，也可以委托土型北煤矿筹备处代办，其费用由海安凿井公司支付。但实际操作情况是全部钢材均是由土型北煤矿筹备处出资购买，海安凿井公司未出分文，所以说该笔钢材的归属还应属于土型北煤矿筹备处。2、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所举证据根本无法证实全部116吨钢板都用于抵扣工程款了。朱学迎的自书情况说明、姚传芳的询问笔录均说明全部钢板是属于土型北煤矿筹备处的，而明细账页及赵桂馥关于全部钢板用于抵扣工程款的证明根本没有得到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负责人梅烈芳的认可，其仅认可有84吨钢板用于抵扣工程款，其余的被ＸＸ拉走2张，朱学迎拉走11张。目前仅有赵桂馥的证言证明全部抵扣了，这显然是孤证。3、朱学迎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出售钢板的合法性，且能证明出售的钢板并非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所有。第一，朱学坦的证言和问话记录、姚传芳的证言和问话记录等均证实朱学迎出售钢板之前，是经过赵桂馥认可和同意的。第二，郑成乐、陈相志的证言、欠条、领条等足以证实朱学迎所售钢板款被抵扣其入股股金了（抵扣算账是2003年9月7日），而且是发生在海安凿井公司要求结算的2003年9月10日之前。事实上赵桂馥在公安机关的问话笔录也能证实此事实。第三，梅烈芳的自书材料及对账单说明足以证实剩余的32吨钢板并没有抵作海安凿井公司的工程款。二、赵桂馥和上诉人结算时并未将被上诉人朱学迎出售的钢板计算在预付海安凿井公司的工程款内。从海安凿井公司2003年9月10日的决算表来看，土型北煤矿筹备处应付上诉人的工程款是76.078万元，实际上经过朱学迎认真计算，总额应当是738423元，多计算了22357元。根据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所举的对账单来看，当时的土型北煤矿筹备处记账是给付了665925.66元，按照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算错了的数字计算，差额为94855.34元，显然不是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所认可的16.08万元。对此合理的解释就是，在算账时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扣除了施工剩余的32吨钢板，合计72000元，其并没有认可该笔款作为预付款先行支付了。那么，94855.34元加上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没认可的72000元钢板款，应该为166855.34元，这样就和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确认的16.08万元相差无几。这足以说明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在决算时并未将32吨钢板款计算在预付款内，证实其上诉毫无依据。据此，请求二审依法驳回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正确判决。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朱学迎出售涉案钢板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涉案钢板不是海安凿井公司出资购买，在其作为施工方与建设方最终结算之前，其并不能成为有关钢板当然的所有权人。事实上，在本院（2004）淮民一初字第17号案件，即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起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期间，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负责人梅烈芳明确知道，本案11张钢板已经由朱学迎处分，并折价抵退了朱学迎“股金”。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在该案中所主张的工程款并不以钢板属其所有为前提。朱学迎之所以出卖钢板，是基于其与赵桂馥等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事出有因。朱学迎处分钢板后在2003年与有关合伙人结算时就折价问题达成一致，其处分钢板的行为事后经过了权利人的追认，所以本案朱学迎并非无偿取得涉案钢板。当时海安凿井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前一案件也早在2005年6月10日经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皖民一终字第114号民事判决终审结束。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却在事后迟至2008年才向公安机关报案。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的做法明显不合常理。本案其起诉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赵桂馥的证言，但基于赵桂馥的身份，其是当时的建设方土型北煤矿筹备处的负责人，其与本案明显具有利害关系。在2003年9月10日赵桂馥与海安凿井公司决算时，有关钢板已经不复存在，赵桂馥对同一标的物作两次处分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同时，当事人改变自己的自认应当提出充分的事实和理由。本案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在事先一直不认可钢板已经折抵工程款的情况下，事后又改变陈述，认可钢板因已经折抵了工程款而属其所有，明显是有利于自己的片面理解，对钢板的善意取得人并不公平。
无论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与建设方之间的债务纠纷在经过诉讼程序之后有没有彻底解决，其相互之间的约定均不能对抗本案有偿取得涉案钢板的朱学迎。换言之，朱学迎是对当时的建设方享有债权的债权人，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也是对当时的建设方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在涉案钢板问题上，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的债权并不优于朱学迎。至于海安凿井公司清理小组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纠纷，可以另行解决。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诉讼费用负担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上诉人海安县苏丘环保凿井工程有限公司清理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文
审 判 员 张少丽
代理审判员 朱晓瑜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冬宁
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