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终46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太德，男，196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启贤，贵州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宏灵，贵州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望城路4号。法定代表人：何永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娇，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飞，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太贵，男，1961年1月13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现住务川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伯渠，男，1970年7月10日出生，苗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人，住道真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光发，贵州名城（道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太德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四建公司）、刘太贵、李伯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6民初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太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从上诉人作出承诺的主体看，该承诺是对务川自治县工业园区办公室作出的，而不是向被上诉人作出的，且承诺书上有多名班组组长及民工的签字，但收取工程款是上诉人的权利，班组组长和民工没有作出承诺的权利。2、从承诺的时间来看，上诉人作出承诺在前，被上诉人刘太贵作出《决算清单》和《欠条》在后，《欠条》是双方达成的第二个合意，是对第一个合意即承诺的否定。而且刘太贵在一审庭审中没有对欠款金额提出异议，认可《欠条》的真实性，《决算清单》和《欠条》明确被上诉人尚欠工程款2449475元，该结算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3、《承诺书》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因当时临近春节，上诉人和民工急需工资被迫作出的。被上诉人贵州四建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理由为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被上诉人刘太贵、李伯渠之间签订的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太贵、李伯渠之间结算的依据。被上诉人贵州四建公司以内部承包的方式将该工程转包给冉志敏后其完全退出该工程的管理，并收取管理费，贵州四建公司已支付完毕全部的工程款，根据法律规定其不应当再支付上诉人的工程款。被上诉人刘太贵辩称：结算清单和欠条是真实的，但具体款项支付情况不清楚。承诺书是事实，以承诺书为准，请求驳回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伯渠辩称：第一，虽然刘太贵向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和结算清单时间晚于上诉人作出的承诺，但其承诺内容是针对324万元工程款只收取150万元，其余部分无论理解为放弃还是其他性质，均针对整个工程款作出了新的约定。且该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属于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合法有效。刘太贵在上诉人愿意放弃除150万元其他款项之后，重新向上诉人出具欠条的行为，未告知李伯渠，应当属于其单方意思表示。第二，该项目实际承包人为贵州四建公司，但实际施工管理过程中李伯渠与刘太贵并没有完全自主地分包该工程项目，支付款项的义务一直由贵州四建公司直接对外结算，所欠下的工程款项是否完全支付还应当考虑贵州四建公司支付主体是否错误。黄太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劳务工程欠款2449475元；2、三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作出结算清单之日（2016年3月15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被告贵州四建公司承接务川自治县镇南官二河安置房（一、二标段）工程后，以内部管理形式承包给冉志敏。2012年9月5日，冉志敏又以内部管理形式将所承包的工程承包给被告李伯渠、刘太贵，并将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报被告贵州四建公司备案。被告李伯渠、刘太贵在承建过程中成立了贵州四建公司务川自治县镇南官二河安置房工程项目部并对工程施工进行管理。在被告李伯渠、刘太贵组织施工过程中，2012年7月15日被告刘太贵与原告黄太德签订《务川自治县镇南镇官二河安置房大清包协议书》，将务川自治县镇南官二河安置房（一、二标段）工程中的所有人工费以及所有辅作材料工程发包给原告黄太德承建，协议约定：“工程内容：单包人工费，按施工图设计内容工程量实行人工费包干。塔吊、搅拌机、木板、外架等所有辅作材料；承包单价：①基础以上土建工程以建筑面积包干每平325元包干，②建筑面积按国家规定的计算方式计算；付款及结算方式：1、施工队进场后，自行垫支生活费，每二层主体完工，拨付此二层主体工程单价人工费70%，后面的工程按每月进度付款70%，2、结算方式，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一月内付清全部工程款”。原告黄太德组织施工完成后，被告刘太贵与原告黄太德于2016年3月15日验收结算，达成《决算清单》，工程总计价为17999475元，已支付15550000元，下欠2449475元，并由被告刘太贵以贵州四建公司务川自治县镇南官二河安置房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黄太德镇南官二河安置房民工工资2449475元，经办人刘太贵”。务川自治县镇南镇官二河安置房工程（一、二标段）已交付业主使用。另查明，原告黄太德承建的务川自治县镇南官二河安置房（一、二标段）工程中的所有人工费以及所有辅作材料工程完工后，因原告黄太德所承包的工程未领到工程款导致无法发放民工工资，工人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后，经协调，原告黄太德及部分民工于2016年2月4日作出书面《承诺书》“兹有黄太德做务川自治县氧化铝镇南官二河工业移民安置房劳务工程一事，合同价为1800万元整，已付1476万元，下欠324万元，经我与刘太贵、冉志敏多次协商，因刘太贵、冉志敏承包此工程亏损严重，为了解决民工工资，消除一切社会矛盾，本人承诺上述款项只收150万元，此工程款一切付清。一切我黄太德范围之内的工人工资及材料款，如有工人没得到人工费和材料款，到任何部门上访或闹事，由黄太德自行负责”。同日，原告出具了《收条》一份，内容“兹有黄太德做镇南官二河工业移民安置房劳务工程一事共计1800万元，此款已全部付清”，收款人为黄太德。在2016年2月5日的《氧化铝项目镇南镇官二河工业移民安置房工程民工工资统计表》中载明，从镇南镇官二河工程款中支付950000元（其中，黄太德劳务总承包800000元，夏文峰外墙保温150000元），随后原告黄太德出具了一张金额为800000元的《收条》。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贵州四建公司虽然以内部管理责任的形式将工程承包给冉志敏，但冉志敏并非公司职工，从内部管理合同内容来看，冉志敏对其工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公司只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故冉志敏与被告贵州四建公司系挂靠关系，冉志敏以被告贵州四建筑公司的名义承建工程后，又以内部管理的方式将工程转包给被告李伯渠、刘太贵，冉志敏与被告李伯渠、刘太贵签订的内部管理合同实为转包合同，故务川自治县镇南镇官二河安置房（一、二标段）工程实际承建人应为被告李伯渠、刘太贵。2012年7月15日被告刘太贵与原告黄太德签订《务川自治县镇南镇官二河安置房大清包协议书》，将务川自治县镇南官二河安置房（一、二标段）工程中的所有人工费以及所有辅作材料工程发包给原告黄太德承建。对于冉志敏在务川自治县镇南镇官二河项目工程中身份问题，被告贵州四建公司以内部管理责任的形式将工程承包给冉志敏，合同有公司印章和总经济师签字，并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虽然冉志敏并非公司职工，但从内部管理合同内容来看，被告贵州四建公司对冉志敏已进行授权，冉志敏与被告李伯渠、刘太贵签订合同行为应当认定为被告贵州四建公司的行为，其因缔结合同产生的责任应当由授权人即被告贵州四建公司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被告贵州四建公司与冉志敏签订的两份《项目工程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黔建四合同2012年第67、68号）、冉志敏与被告李伯渠、刘太贵签订的《项目工程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以及原告黄太德与被告刘太贵签订的《务川自治县镇南镇官二河安置房大清包协议书》，合同应当至合同签订之日起成立，但因冉志敏、被告李伯渠、刘太贵及原告黄太德均系自然人，不具有相应施工资质，其之间的挂靠行为、转包行为、分包行为均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原告与被告刘太贵、被告贵州四建公司与冉志敏以及冉志敏与被告刘太贵、李伯渠之间签订的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黄太德与被告刘太贵签订合同后，被告李伯渠、刘太贵为发包人，原告黄太德为承建人，原告黄太德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工程项目，现务川自治县镇南镇官二河安置房工程（一、二标段）已交付业主使用，故对原告黄太德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对于剩余工程款的具体金额，虽然原告黄太德与被告刘太贵于2016年3月15日就工程款达成了《决算清单》并由被告刘太贵出具下欠工程款2449475元的《欠条》，但在2016年2月4日，原告黄太德及部分民工与被告刘太贵、项目负责人冉志敏就工程款协商，并与部分民工共同书面承诺：“因工程亏损严重，对下欠工程款324万元，只收取150万元工程款”，2016年2月5日的《氧化铝项目镇南镇官二河工业移民安置房工程民工工资统计表》中载明，从镇南镇官二河工程款中支付950000元（其中，黄太德劳务总承包800000元，夏文峰外墙保温150000元），随后原告黄太德出具了一张金额为800000元的《收条》，从中可看出，原告黄太德为解决民工工资，化解社会矛盾，对按合同约定结算的工程款作出部分权利的放弃，并与被告刘太贵及项目负责人冉志敏达成只收取150万元工程款的共识，原告黄太德是对其权利的合理处分，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予以认定。对于被告贵州四建公司以原告黄太德同时出具的一张工程款1800万元已全部付清的《收条》，用以证明原告黄太德的工程款已全部付清的辩论意见，原告出具该《收条》是基于其已与被告刘太贵、工程项目负责人冉志敏达成下欠150万元工程款的同时出具的，从工程款的实际支付情况来看，原告黄太德在作出只收取150万元工程款承诺后，只收到了80万元，而余下的70万工程款并无任何证据可以体现原告黄太德已收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故对被告贵州四建公司的这一辩论意见，不予采信。对原告主张下欠324万元工程款的主张，因其在作出承诺后未全额获取150万元工程款，而后才与被告刘太贵签订了《决算清单》和《欠条》，其内容明显与其在之前作出的承诺内容不符，该《决算清单》和《欠条》的效力不足推翻之前作出的承诺内容，故不予采信。对于剩余工程款由谁支付的问题，按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黄太德与被告刘太贵签订的《协议书》，工程的实际承建人为被告李伯渠、刘太贵，故剩余工程款应当由工程的实际承建人即被告李伯渠、刘太贵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贵州四建公司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关于被告贵州四建公司是否已向被告李伯渠、刘太贵超额支付工程款的问题，从被告贵州四建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首先，被告贵州四建公司与冉志敏所签订的两份《项目工程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以及冉志敏与被告李伯渠所签订的《项目工程内部管理目标责任书》，其约定的工程总价款均为暂定金额，该工程完工后，被告贵州四建公司与冉志敏及被告刘太贵、李伯渠之间并未对工程总价款进行结算，所以该三份目标责任书中约定的工程暂定金额不能作为实际的工程总价款；其次，该证据只能证明该工程已经产生的工程款金额以及被告贵州四建公司支付的金额；最后，被告贵州四建公司与冉志敏以及冉志敏与被告刘太贵、李伯渠之间是否就该工程进行结算，被告贵州四建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故对被告贵州四建公司的辩论意见，不予采信，被告贵州四建公司应在欠付工程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故对原告要求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利息应从原告黄太德作出承诺之日起次日即2016年2月5日开始计算，利息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综上，被告李伯渠、刘太贵应向原告黄太德支付工程款700000元，并从2016年2月5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被告贵州四建公司在所欠工程范围内负连带支付责任。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伯渠、刘太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太德工程款700000元，并承担从2016年2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二、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所欠被告李伯渠、刘太贵的工程款范围内与被告李伯渠、刘太贵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案件受理费26396元，由原告黄太德负担18853元，被告李伯渠、刘太贵负担7543元。二审中，黄太德提交了一份（2016）黔03民终1715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该案认定贵州四建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已将工程款全部支付给刘太贵，刘太贵与实际施工人签订的施工合同产生的责任应由贵州四建公司来承担。贵州四建公司对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在本案一审中已举证证明工程款已支付完毕。刘太贵对该判决书无意见。李伯渠对该判决书三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认为虽然一审中贵州四建公司提交相应凭证和汇款单用以证明已经超额支付工程款，但实际上存在错误支付和重复支付。贵州四建公司、刘太贵、李伯渠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刘太贵所欠工程款金额应以《承诺书》还是《欠条》为准；2、李伯渠、贵州四建公司应否按《欠条》金额承担付款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2月4日，黄太德及部分民工出具《承诺书》，其中载明：“合同价为1800万元，已付1476万元，下欠324万元，经我与刘太贵、冉志明多次协商，因刘太贵、冉志明承包此工程亏损严重，为了解决民工工资，消除一切社会矛盾，本人承诺上述款项只收取150万元，此工程款一切付清”。刘太贵在该《承诺书》上签字注明“同意通过协商意见支付此款”。其后，黄太德收到80万元工程款。2016年3月10日，刘太贵以贵州四建公司务川自治县镇南官二河安置房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向黄太德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到黄太德镇南官二河安置房民工工资2449475元”。2016年3月15日，黄太德与刘太贵进行结算，达成《决算清单》，载明工程总价为17999475元，已支付15550000元，下欠2449475元。由以上事实可见，《承诺书》是黄太德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黄太德没有证据证明《承诺书》存在无效的情形，故该《承诺书》应为有效。但是，刘太贵在一审中对《承诺书》之后向黄太德出具《欠条》和结算工程款的事实不持异议，故该《欠条》和《决算清单》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刘太贵具有法律约束力，刘太贵与黄太德之间的工程欠款应以欠条为准，即刘太贵应按该欠条金额向黄太德承担付款责任，刘太贵应支付黄太德工程欠款2449475元及利息。一审判决认定该《决算清单》和《欠条》不足推翻黄太德作出的承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李伯渠、贵州四建公司应否按《欠条》金额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由于黄太德已作出承诺只收取150万元工程款，可认定黄太德与刘太贵、李伯渠已对工程款进行结算并确认，此时刘太贵与李伯渠只需向黄太德支付150万元即可，而刘太贵在黄太德作出承诺后自行向黄太德出具《欠条》，黄太德、刘太贵均没有证据证明已征得李伯渠的同意，故刘太贵该行为对李伯渠无效，该后果应由刘太贵自行承担。因李伯渠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视为其服判，故李伯渠应按一审判决承担责任。至于贵州四建公司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刘太贵在已与黄太德结算并由黄太德出具《承诺书》的情况下，未经贵州四建公司同意自行向黄太德出具《欠条》，该欠条对贵州四建公司无效，因贵州四建公司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视为服判，故一审判决贵州四建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太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6民初15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即“1、李伯渠、刘太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太德工程款700000元，并承担从2016年2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2、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所欠李伯渠、刘太贵的工程款范围内与李伯渠、刘太贵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二、刘太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太德工程款1749475元，并承担从2016年3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刘太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396元，由刘太贵负担18853元，李伯渠负担75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396元，由刘太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康 龙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魏 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