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皖民二终字第002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攀。
委托代理人：韩应征，安徽谈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冲，安徽谈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文军。
委托代理人：沈世斌，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音海军，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志。
委托代理人：李永清，系李永志姐姐。
委托代理人：戴安国，安徽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攀、王文军为与被上诉人李永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3月25日作出的（2014）阜民二初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潘攀的委托代理人韩应征、李冲，王文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沈世斌、音海军，李永志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永清、戴安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永志系安徽省阜阳市人，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职工，也是一名老彩民。潘攀是安徽省阜阳市人，在阜阳市颍河西路苏果超市东侧100米处经营一家福彩投注站，该投注站的站点机号为341××××9。李永志经常在该投注站用缩水软件投注法购买彩票有两年左右时间。经常程度为潘攀陈述“每周一、二次”，李永志陈述为“每周二、周四、周日都在潘攀店购买彩票”。李永志购买彩票的方式有电话委托购买、当场支付现金购买。李永志也受潘攀委托，代缴彩票机款和电话费。双方基本上每周结算一次。
2012年12月9日，李永志代潘攀缴电话费400元。2012年12月11日19时12分26秒，李永志用其办公室电话0558-22××××6拨打潘攀的电话0558-22××××9，委托潘攀为其购买中国福利（双色球）彩票。当时李永志选定的号码为1、5、7、10、12、13、15、20、23、25、26、29、32、33，特别号码13。设定的出号条件有：1打头；5、20、26最多出一个，也可以不出；32、33打底，也只能出一个等。李永志在打电话过程中向潘攀陈述了选定的号码和所设定的条件，潘攀边接电话边按李永志要求打印出86注彩票，价款172元。双方通话时长4分钟54秒。当晚，李永志并未去潘攀投注站领取该86注彩票。
王文军系安徽省阜南县焦陂镇人，是潘攀妻子王文静之兄。2012年12月11日18时31分、18时58分、20时07分，王文军号码为152××××0333的手机在阜南县区域分别拨出号码138××××7852、0595233××××6或被189××××8875拨入，通话时长分别为22秒、77秒、1800秒。2012年12月11日上午9时许至当天晚上21时许，王文军未离开过阜南县区域。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于2012年12月11日晚公布2012146期双色球摇奖结果，潘攀经营的341××××9彩票投注站销售的当期双色球福利彩票中一等奖。2012年12月13日，王文军持其中流水号为125号中奖彩票到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省福彩中心）领取税后奖金4809200元。该86注彩票全部中奖，税后奖金共计4839775元均被王文军领取。
2012年12月16日，李永志去投注站索要彩票并结算电话费和彩票款时，潘攀否认李永志购买彩票，双方为此发生争执。李永志遂打电话进行查询，发现其委托购买的86注彩票已中奖。2012年12月18日，李永志再次找潘攀索要彩票，双方又发生争执。
2012年12月19日，李永志向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起诉，因超级别管辖，该案被移送至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在审理期间，李永志申请追加王文军为本案第三人。李永志诉讼请求：潘攀、王文军共同返还案涉彩票中奖奖金4839775元，本案的诉讼费由潘攀、王文军共同承担。
潘攀原审辩称：1、潘攀与李永志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奖彩票是王文军购买。2012年12月11日19时许，王文军来投注站，讲购买一、二百块钱的彩票。当时，潘攀正与李永志通电话，通话内容是向李永志推荐该期彩票的号码及咨询电信业务，在通话的同时，为王文军打出了86注彩票。李永志在电话里并没有委托购买彩票。2、2009年《彩票管理条例》实施后，潘攀不接受任何委托购买彩票行为，不对外赊销彩票。3、李永志诉称与事实严重不符，其理由明显不成立。李永志并不知道潘攀当天为王文军买了多少注彩票，也不知道从33个号码中选择了哪些号码进行缩水，更不知道设定了何种出号条件。按李永志诉状中所列的出号条件，无法得出86注中奖彩票。4、400元电话费的发票原件由潘攀持有，说明该费用已结清，不存在李永志用该400元委托潘攀代购彩票的事实。5、彩票不记名、不挂失，谁持有彩票，谁就享有彩票上所记载的财产权益。王文军持有彩票，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其应为案涉彩票的权利人。综上，请求驳回李永志的诉讼请求。
王文军原审辩称：1、李永志起诉王文军无事实依据，系明显的滥诉行为。2012年12月11日19时许，王文军到投注站购买了86注彩票，当晚开奖后得知中奖，遂于同年12月13日从省福彩中心领取了中奖奖金。王文军从购买彩票到兑奖，都是按法律规定程序进行。2、李永志起诉王文军无法律依据。彩票的法律性质为不记名、不挂失、不流通，其特征为占有即所有。王文军购买彩票已支付对价，是该彩票的合法所有人，并未侵害李永志的任何权利。3、李永志在报案材料及起诉状中的陈述明显虚假，且不合常理。福彩双色球2012146期彩票于2012年12月11日开奖，对于中奖一事，报纸也进行了宣传，如李永志购买了当期彩票，怎么可能到12月16日才说自己购买的彩票中奖。按照李永志在报案材料及起诉状中的陈述，其选出的数字，加上设定的出号条件，不可能得出案涉86注中奖彩票。综上，请求驳回李永志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中奖彩票究竟是李永志购买还是王文军购买，是委托合同能否成立的关键因素。在案涉彩票被王文军持有，而李永志主张所有权的情况下，究竟谁是案涉彩票的购买者，应从本案的证据材料来分析。首先，李永志与潘攀的通话时间刚好覆盖案涉彩票的出票时间，两人通话时段为：2012年12月11日19时12分26秒至17分20秒，通话时长为4分54秒。案涉彩票出票时段为：2012年12月11日19时14分01秒至15分15秒，出票时间为74秒。因为李永志仅有通话记录证明，无通话内容证据，且证人方某的证言系言词证据，证明内容不唯一，故从证人证言与电话通话记录层面分析，并不能必然得出案涉彩票是李永志购买的结论。其次，案涉彩票是否系王文军购买，从彩票的所有权性质上来分析，彩票属于无记名凭证，在无其他纠纷的情况下，持有者即应推定为权利人。根据李永志所举证据分析：1、王文军的手机通话记录单反映：2012年12月11日上午9时许至当天21时许，王文军一直在安徽省阜南县的华佗镇、杨寨镇、张店镇等处，未离开过阜南县，更没有到过阜阳市。王文军开始陈述其来阜阳购买彩票，且随身携带手机，后庭审陈述来阜阳时忘带手机，其陈述自相矛盾。2、王文军当庭陈述其并不熟悉购买彩票的缩水软件，也不懂如何为所选定的号码设定出号条件，甚至已记不全所选的号码，只是“凭感觉”选择号码。潘攀陈述记不清王文军所选的号码，是自己给王文军设置的过滤条件。因本案是86注彩票，王文军凭感觉选择86注彩票且中奖的可信度不高。为了慎重处理本案，经走访了多家彩票投注站了解，用缩水软件购买彩票的，一般店主不会替彩民设置过滤条件，而是由彩民自己设置。本案姑且不说潘攀不可能替王文军设置过滤条件，即使设置，也应该会记住一些号码或条件，但潘攀却陈述什么都不记清，明显不真实。3、王文军称当天来阜阳购买彩票时，路上是“湿的”。而据阜阳市气象局出具的证明显示，阜阳当天为晴天，没有下雨。2012年12月28日，潘攀向公安机关陈述“不认识”中奖人，知道中奖的事是“报纸上登出来以后才知道”。2013年1月25日，潘攀向公安机关陈述“认识中奖人，是小孩舅王文军，知道中奖的事是王文军给他打的电话”等。潘攀与王文军均陈述在购买案涉彩票时，只有其二人在场，王文军在店里坐了二十分钟左右后离开。但从省福彩中心调取341××××9彩票机销售记录显示，2012年12月11日19时11分42秒、19时19分53秒均有人购买彩票。王文军、潘攀的上述陈述均与查证的事实不符。在王文军无其他证据能推翻其手机通话记录单的情况下，从证据证明力大小的角度，应认定案涉中奖彩票不是王文军购买。第三，案涉彩票是否为李永志购买，应分析李永志对于案涉中奖彩票的知晓程度。李永志虽然通过省福彩中心知晓了中奖彩票的号码，但是无法逆推出所设定的条件，因为使用缩水软件购买彩票，必须先选定号码并设定条件后方能根据设定条件打印出彩票，而无法在知晓号码后反推出所设定的条件。决定出什么号码、出多少注数彩票的关键因素是所选择的号码，更是所设定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且先选择号码后设定条件的过程不可逆。所以，李永志为了保密，在民事诉状和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没有全部说出其所设定的条件，直至庭审时，经合议庭发问，才说出案涉彩票所设定的五个条件。由此可以证明李永志为案涉中奖彩票真正购买者。
综上所述，李永志代潘攀缴电话费的单据、与潘攀通话的记录、证人方某的证言、王文军手机的通话清单、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李永志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委托潘攀购买案涉彩票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委托合同是合同的一种，无论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只要双方当事人有行为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则双方当事人之间就达成了合法有效的合同。故本案无论是从事实层面还是从法律角度而言，委托合同已成立，受托人应按委托人的意思处理委托事项，结果由委托人享有，受托人无私自处理委托事项的权利。本案中，潘攀将李永志委托购买的中奖彩票交付王文军，是对其受托人义务的违反，王文军明知不是案涉彩票真正的购买人，却仍然去领取中奖奖金，潘攀、王文军二人有恶意串通行为，应将领取的4839775元中奖奖金返还李永志。综上，李永志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王文军关于忘带手机的抗辩理由，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潘攀关于案涉彩票系王文军购买的抗辩理由，亦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潘攀和王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返还李永志案涉彩票中奖奖金4839775元。案件受理费45518元，由潘攀和王文军共同负担。
潘攀、王文军不服原审法院的前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李永志与潘攀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案涉86注彩票是王文军购买。原审判决认定李永志是案涉彩票的真正购买人的理由是其知道购买彩票所设定的条件，之前其所作的不实陈述是为了保密。而对潘攀和王文军在司法机关所作的矛盾陈述则认为是虚假。原审法院的此种认定明显是偏袒李永志一方。事实上，原审法院在庭审时没有向潘攀、王文军询问案涉彩票号码如何选择，条件如何设定，在此情形下，认定李永志是唯一知道彩票出号条件的人，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李永志的诉讼请求。
王文军补充上诉称：李永志在起诉前及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受原审法院询问中均没有正确说出中奖彩票的号码、注数及出号条件，为了掩饰其陈述中的错误，李永志又谎称是为了骗取潘攀签字或保密，有悖法律规定和事实常理。原审法院对李永志毫无道理的辩解意见全盘采纳，明显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原则。事实上，李永志在起诉前已通过向有关部门查询，知道中奖彩票的数字排列和中奖注数，至本案二审，李永志有充分的时间通过请教专业人士、试验推导等方法得出中奖彩票的全部内容及出号条件。因此仅凭知道中奖彩票出号条件的事实不足以认定李永志为中奖彩票的购买人。
李永志答辩称：潘攀和王文军陈述，2012年12月11日晚7时许，王文军在阜阳潘攀投注站购买了彩票，而通话记录显示王文军当天在阜南县；王文军陈述是凭感觉买的彩票，而潘攀陈述是用缩水软件法购买的，但证据显示86注彩票是有规律的每5秒打印出5注，不可能凭感觉购买。由此可以证明潘攀、王文军的陈述虚假。李永志未完整说出购买彩票设定的出号条件，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该条件是李永志讨回公道的重要证据，不到最后不可能说出该条件。原审庭审和现场演示中，根据李永志所设定的出号条件，得出了与中奖彩票号码完全一样的86注彩票，进一步证明该86注彩票是李永志购买。从技术角度讲，通过缩水软件过滤后的号码是无法逆推出出号条件的。李永志是先报案和起诉，后才知道准确的中奖信息，潘攀、王文军认为李永志是事后反推出出号条件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潘攀、王文军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二份新证据。证据一、安徽省阜南县公证处于2014年7月4日出具的一份《公证书》。证明：依据潘攀和王文军设定的出号条件，可以得出与中奖彩票一致的号码和注数。证据二、照片四张。证明：在2014年2月18日开庭前2到3天，潘攀妻子与其代理人程东方到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签收开庭传票时，偶然发现原审承办法官违反规定，与对方当事人私下接触，存在枉法裁判嫌疑。
李永志质证认为：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公证书》公证的内容没有提到86注彩票是根据潘攀和王文军所设定的出号条件而形成。证据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照片显示的是庭审后的第二天，承办法官带双方当事人到彩票投注站现场演示彩票出票过程。潘攀妻子开车带承办法官到演示现场。演示结束后，因潘攀妻子自行开车离开，李永志的姐姐遂开车将承办法官送回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永志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潘某（潘攀父亲）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1月21日的手机通话记录，证明：在案涉86注彩票中奖之前，潘某从未与王文军联系过，王文军带上并不熟悉的潘某去领奖，不符合常理。只能是潘攀让王文军冒充领奖人，安排潘某监督王文军去省福彩中心领奖。
潘攀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明目的是推断的，有异议。
王文军质证认为：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潘攀、王文军提交的证据一，《公证书》仅对潘攀委托代理人购买彩票的过程进行公证，但未对购买彩票所选择的出号条件进行公证，故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二照片没有拍摄时间。经查，原审中潘攀的委托代理人程东方于2014年1月16日到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签收开庭传票，故其陈述的拍摄时间与本院查证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李永志提交的证据，该通话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各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原审相同，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也同于原审，本院认证意见与原审一致。
二审另查明：2012年12月30日，王文军接受公安机关询问，问：“什么时候买的（彩票）？”答：“具体几号买的记不清了。”问：“你当时买彩票的时候总共买了几注彩票？”答：“买了几注记不清了，买的时候我就给了我妹夫170块钱。”问：“你所买的170块钱的彩票号码相同吗？”答：“我选的数字，让我妹夫在电脑上给我排出来之后打的彩票。”问：“你是怎么选的？”答：“当时我在他店里拿的草稿纸，拿的笔，在他店里看着彩票走势图写的数字。”2013年3月6日，王文军接受颍泉区人民法院询问，问：“你买彩票的数字是否是排好的号？”答：“我看了彩票的走势图，然后凭感觉给潘攀报了号让他给打出来的。”问：“你得联系方式？”答：“152××××0333。”问：“你还有其他联系方式吗？”答：“没有了，就一个号”。问：“你那天带手机没有？”答：“带了。我确定手机在身上带着，但是联系过人没有不记得了。”2013年5月15日，潘攀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称：“他（王文军）是在一张纸上写了14个号码，讲要一二百块的，我用缩水软件给他筛选86注，我就是按那些常用方法给他筛选的。”2014年2月18日原审法院开庭时向王文军询问，问：“你当时怎么选的号？”答：“看着走势牌，用笔凭感觉写的。”问：“当时写的什么号”？王文军答：“记不完全了，记得有14个红球，一个蓝球”。原审庭审中，李永志当庭陈述的选号及出号条件是：“选了14个号，1、5、7、10、12、13、15、20、23、25、26、29、32、33，特别号13。下得条件是：1打头；32、33打尾，它两只出一个；5、20、26、33只有1个；10、12、13、15最多出一个；25、26最多出一个，也可以不出。”二审中，王文军陈述选择的号码与李永志一致。潘攀陈述出号条件是：“1、32、33，出2个或3个；1、10、12、13、15，出1个或2个；1、5、20、26、33，出2个”。2014年8月13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各自陈述的出号条件用缩水投注方法进行现场演示。潘攀、王文军以己方电脑和软件演示自行提供的条件，得出结果为86注。李永志以己方电脑和软件演示自行提供的条件，得出结果为86注。潘攀、王文军以己方电脑和软件演示李永志方提供的条件，得出结果为86注；李永志以己方电脑和软件演示潘攀、王文军方提供的条件，得出结果为273注。后潘攀、王文军提出要增加设定排除连号的条件。增设该条件后，得出结果为86注。
除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外，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福彩2012146期案涉86注中奖彩票是否为李永志委托潘攀购买。本案王文军持有86注中奖彩票，而李永志认为该中奖彩票是其委托潘攀购买，双方对彩票的归属产生争议。由于彩票具有不记名、不挂失、不流通的性质，故应结合相关证据对中奖彩票的归属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对购买彩票过程的陈述。1、2012年12月19日，李永志向阜阳市颖泉区人民起诉时称：“按照彩票的玩法，我采用缩水投注法。为此，我报去1、5、7、10、12、13、15、20、23、25、26、29、32、33，外加特别号13。设定的条件是1必出，5、20、26最多只出1个，32、33必出一个，特别号13必出。潘攀按照我的要求，利用缩水投注法给我打出彩票。……打印结束时（潘攀）告诉我共86注。”2、2012年12月20日，王文军在公安机关对彩票的购买过程陈述：买了几注记不清了，买的时候我就给了我妹夫170块钱；我选的数字，让我妹夫在电脑上给我排出来之后打的彩票；当时我在他店里拿的草稿纸，拿的笔，看着彩票走势图写的数字。2014年2月18日原审庭审中王文军陈述：看着走势牌，用笔凭感觉写的，号记不完全了，记得有14个红球，一个蓝球。3、2013年5月15日，潘攀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称：他（王文军）是在一张纸上写了14个号码，讲要一二百块的，我用缩水软件给他筛选86注，我就是按那些常用方法给他筛选的。从上述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看出，李永志在一等奖彩票中奖信息公布后的几天即完整表述了中奖彩票的号码、基本过滤条件，而王文军、潘攀在公安机关、直至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时，均不能说出中奖彩票的基本信息。王文军主张其为彩票的实际购买人，却对自己购买彩票所选择的号码无法陈述清楚，显然缺乏可信性。
二、关于调取的通话记录。案涉中奖彩票的出票时间为2012年12月11日19时14分01秒至19时15分15秒，时长74秒。李永志提供的通话记录显示，2012年12月11日19时12分26秒李永志用其电话0558-22××××6拨打潘攀0558-22××××9电话，通话时长为4分54秒，双方通话时间覆盖整个彩票出票过程，李永志电话委托潘攀购买彩票具有可能性。王文军152××××0333手机通话定位显示，2012年12月11日的18时31分、18时58分、20时07分时段，王文军的手机在阜南县区域分别拨出138××××7852、0595233××××6号码或被189××××8875号码拨入，通话时长分别为22秒、77秒、1800秒，结合王文军关于手机随身携带的陈述，由此可以证明，2012年12月11日上述时段王文军不在阜阳，进一步排除王文军在潘攀投注站购买彩票的可能性。
三、关于彩票出号演示情况。本案二审庭审中，王文军陈述选择的号码是1、5、7、10、12、13、15、20、23、25、26、29、32、33，特别号13；潘攀当庭陈述出号条件是：“1、32、33，出2个或3个；1、10、12、13、15，出1或2个；1、5、20、26、33，出2个。”2014年8月13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各自在庭审中陈述的号码及出号条件进行现场出号演示。按照李永志原审陈述的号码及出号条件，经现场演示得出与中奖彩票一致的86注号码。按照王文军、潘攀在二审庭审陈述的号码及出号条件，经现场演示得出273注号码。在演示过程中，王文军、潘攀另提出需要增设不连号的出号条件。增设该出号条件后，得出与中奖彩票一致的86注号码。对于该增设的不连号条件，王文军、潘攀在二审庭审没有陈述，且该条件与其设定的3个条件中有2个存在连号概率的条件相矛盾。将增设条件与其设定的3个条件综合后看，1、32、33，出2个或3个，因为增设不连号的条件，32、33不能同时出现，只能是1、32或1、33，且1必须出，与李永志陈述的第一、二个条件相同。1、10、12、13、15，出1个或2个，因在前述条件中1必须出，所以其他4个号最多出1个，与李永志陈述的第四个条件相同，1、5、20、26、33，出2个，因前述条件1必须出，后4个数只能出1个，与李永志陈述的第三个条件相同。25随机出现，因存在不连号的条件，故不能与26同时出现，与李永志陈述的第五个条件相符。故潘攀、王文军二审中陈述的出号条件的内在逻辑关系与李永志在原审中陈述一致，只不过是换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不能以此作为确定王文军为案涉中奖彩票实际购买人的依据。
根据双方当事人对购买彩票过程的陈述、通话记录的调查及现场演示，李永志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潘攀、王文军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故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彩票为李永志购买并无不当。潘攀接受委托，并完成了委托购买彩票事项，李永志与潘攀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潘攀关于其与李永志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潘攀在完成购买彩票的委托事项后，未将中奖彩票交给李永志，而是交给王文军，并由王文军到省福彩中心领取奖金。王文军获取的该奖金无合法依据，潘攀将中奖彩票交由王文军兑奖，主观上具有明显恶意，双方应共同向李永志承担返还彩票中奖奖金4839775元的民事责任。
综上，潘攀、王文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518元，由潘攀、王文军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旭红
代理审判员 张如果
代理审判员 卢玉和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夏 敏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