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3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忠盛，男，汉族，1959年10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廉江市。
委托代理人：李烈群，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恒悦，男，汉族，1955年5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
委托代理人：郭泾亮，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炳光，男，汉族，1954年7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
委托代理人：郭泾亮，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忠盛因与被上诉人梁恒悦、林炳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4）珠金法三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3年1月8日，邓忠盛、林炳光、案外人李楚某庄为共同经营珠海市西部华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某公司签订《合资经营企业协议书》。其中第四条约定，邓忠盛出资90万元、认缴45股、占总股份资本45%，林炳光出资70万元、认缴35股、占总股份资本35%，李某楚庄出资40万元、认缴20股、占总股份资本20%；第六条约定，出资人除现金出资外，还可以实物等方式出资，其价值需经三人共同作价；第十一条约定，为了保证合营者共同目标的实现，本公司实行经理承包责任制，财务承包者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包干上缴利润的形式，承包指标每年核定一次，承包经理必须在合伙者三人中产生，其余二人其中一人负责会计工作，一人负责出纳工作，经理具有经营管理权和人事安排权，并在其授权范围内作为其他合伙人的代理人。邓忠盛、林炳光、李楚庄某在签订《合伙经营企业协议书》之后的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分别为：人民币670522.4元、占比44.4%，人民币538111.77元、占比35.7%，人民币300000元，占比19.9%。
1994年1月31日，案外人李某楚庄与梁恒悦签订《转让合资经营企业股份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案外人李某楚庄退出同邓忠盛、林炳光三人合伙，由新的合伙人梁恒悦加入合伙，李某楚庄在合伙中的投资份额予以退还。
1994年2月2日，案外人李某楚庄出具《收条》，载明“兹收到梁恒悦高栏港XX股份转让费人民币伍万伍仟元，三灶XX房屋抵偿款叁拾叁万伍仟元，鱼弄三XXX村换房补装修款壹万元整（给公司），合计人民币肆拾万元整”。林炳光在该《收条》上书写：“同意将卢某维养同志合作兴建的房子2至4层以叁拾叁万伍仟元整给李楚庄同志，底层与三灶鱼弄XXX村李购的房子抵换，李补回壹万元整给公司做装修费”。
1994年9月5日，邓忠盛与林炳光作为珠海市西部华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某公司单位负责人（股东）、案外人李某楚庄作为移交人、梁恒悦作为接管人在《财务经费账移交表》上签字确认。《财务经费账移交表》中列有资金占用科目和资金来源科目，其中资金占用科目中包含管理费用、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三目，固定资产一目中记载有“三灶住宅楼554，000”；资金来源科目中包含投入资金、借入资金、其他收入目，投入资金一目中记载有“邓忠盛670522.4、林炳光538111.77、李某楚庄300000”。
对于1994年李某楚庄退伙、梁恒悦入伙的事实，本院（2012）珠中法民一终字第916号民事判决书进行了确认，该判决书第十三页载明：“1994年1月31日李某楚庄与梁恒悦签订的《转让合资经营企业协议书》约定李某楚庄将其在合伙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梁恒悦，根据《合资经营企业股份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确需全体合伙人的同意，该协议上虽无邓忠盛的签名，但是邓忠盛之后在李楚庄向梁恒悦移交财务经营账目表上签名，其与林炳光、梁恒悦签订《广兴招待所解除承包合同书》《某招待所解除承包合同书》中约定取消承包并按照原始合同共同管理的事实综合看，邓忠盛不仅认可了李某楚庄的转让行为，亦与梁恒悦、林炳光三方按照协议书对合伙事宜进行了管理”。
各方当事人均确认，邓忠盛、林炳光及案外人李某楚庄通过购买案外人卢某维养的土地，兴建了涉案房屋三灶住宅楼，地址位于珠海市金湾区新浦路某地1号，涉案房屋既未报建，亦未登记；该房屋在李某楚庄退伙之后，一直由李某楚庄的家人居住使用。
邓忠盛主张，李某楚庄退股时收到的股份转让款中所包含的三灶房屋抵偿款33.5万元即为涉案房屋，当时邓忠盛不知情，收条经手人是李某楚庄、梁恒悦、林炳光，事后，即1994年9月4日的《财务经费账移交表》中，三灶住宅楼赫然在列，因此梁恒悦、林炳光隐瞒了三灶住宅楼已经抵偿的情况，属于擅自处分。
梁恒悦、林炳光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一、李某楚庄退股、梁恒悦入股时，梁恒悦已经支付了转让款，鉴于合伙体当时需要资金，在退还给李某楚庄合伙股份时，合伙体用三灶住宅楼的二、三、四层作价33.5万元进行了抵偿，且李某楚庄用自有的鱼弄三XXX村房产与三灶XX住宅楼的一层进行了置换。二、梁恒悦、林炳光提交《聘约书》、广兴XX招待所《合同书》、与铁十九局工程公司《合同书》证明合伙事务管理主要由林炳光负责，林炳光有处置合伙事务的权利。《聘约书》显示，1992年10月1日，邓忠盛与林炳光签订聘约书，聘任林炳光为公司经理；任期五年，从1993年1月1日起至1997年12月31日止；其中第三条约定，受聘人在本职工作职责范围内，有权决定和处置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上的问题。三、虽然三灶住宅楼在《财务经费账移交表》上有列项，但是该表只是反映经费的收支，并不反映现存资产的增减及余存情况，并且邓忠盛及林炳光、梁恒悦在1997年11月份曾经有《立约》，内容为：“1997年11月24日，邓忠盛、林炳光、梁恒悦在梁恒悦屋内将高栏港南泾湾部队土地上投资的款项全部报销完毕，今后不欠任何单位及个人，也不做投资，如果要用款三人在场在算，否则无效，责任自负”，说明邓忠盛对于资产置换的事实一直是没有异议的。
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邓忠盛向原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要求对涉案的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新铺路1号某地的房地产造价评估。原审法院依法摇珠选定珠海仁合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申请内容进行鉴定。珠海仁合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确定在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时：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346.29平方米）的房屋的市场价值为1291315元，大写壹佰贰拾玖万壹仟叁佰壹拾伍圆整，建筑面积单价为3729元／平方米。2016年3月15日，珠海仁合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沈工程师沈海琴在原审法院出庭接受质询。质询过程中，珠海仁合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指派的工程师确认：由于宅基地只能私下买卖，且市场没有集体土地价格评估的相关文件，因此估价是按照国有土地的标准作出的。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三灶住宅楼的处分行为是否无效；二、林炳光、梁恒悦是否应当支付赔偿金、利息及房屋增值部分的价款给邓忠盛。结合全案证据及查清的事实作如下分析：
一、三灶住宅楼的处分行为是否无效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邓忠盛称李某楚庄在退伙时用三灶XX住宅楼抵偿了其退股股金，林炳光、梁恒悦在处分该房产的时候，未征得邓忠盛的同意，属于擅自处分，且在之后的《财务经费账移交表》上将三灶住宅楼列在固定资产栏目，其不知情该处分行为，该处分行为因未取得合伙人的一致同意而无效。原审法院认为，其一，1994年1月31日李某楚庄与梁恒悦签订的《转让合资经营企业协议书》约定李某楚庄将其在合伙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梁恒悦，根据《合资经营企业股份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确需全体合伙人的同意，该协议上虽无邓忠盛的签名，但是邓忠盛之后在李某楚庄向梁恒悦移交财务经营账目表上签名，其与林炳光、梁恒悦签订《广兴招待所解除承包合同书》中约定取消承包并按照原始合同共同管理的事实综合看，邓忠盛不仅认可了李某楚庄的转让行为，亦与梁恒悦、林炳光三方按照协议书对合伙事宜进行了管理，说明邓忠盛对李某楚庄退伙、梁恒悦入伙是知情且同意的。案外人李某楚庄退伙，需要分割其在合伙中占有的财产份额，合伙体用XX三灶住宅楼的二、三、四层折抵其股份，属于退伙时对合伙人所有的财产份额的分割，虽然《财务经费账移交表》有记载三灶住宅楼556，000，但是该《财务经费账移交表》并不是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也没有相应的凭证进行佐证资产负债状况，只能反映账面资产的一般状况，李楚庄用鱼弄三XXX村的房产置换三灶XX住宅楼的第一层，邓忠盛对此并无异议，且李某楚庄退伙后，涉案房屋一直由其家人占有、使用，如邓忠盛对涉案房屋处分事宜不知情，不合常理。即便邓忠盛在李某楚庄转让合伙份额时候不知情，邓忠盛后来在《财务经费账移交表》上签名的行为属于对李某楚庄退伙、梁恒悦入伙的确认，彼时邓忠盛并未对李某楚庄退伙中财产退伙财产的处置有任何意见，邓忠盛与林炳光、梁恒悦也在李某楚庄退伙后有过对账，均未提到对涉案房产有任何异议。其二，1992年10月1日，邓忠盛与林炳光签订聘约书，聘任林炳光为公司经理。任期五年，从1993年1月1日起至1997年12月31日止，约定受聘人在本职工作职责范围内，有权决定和处置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上的问题，从聘约书可以看出，该授权属于邓忠盛个人授权，属于委托代理性质，从林炳光与铁十九局工程公司签订《合同书》以及在广兴XX招待所《合同书》中购买面包车等事宜可以看出，林炳光是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经营管理。综上，邓忠盛认为涉案房产的处分未经合伙人一致同意而无效并请求返还财产的诉请不成立，应予以驳回。
二、关于林炳光、梁恒悦是否应当向邓忠盛支付赔偿金、利息及房屋增值部分的价款。
如前所述，涉案房屋的处分经过了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因此属于有效的处分行为，邓忠盛请求按照其在合伙中的份额计算赔偿金、利息及房屋增值价值，前提是涉案房屋的处置未经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本案中不属于该种情况，且邓忠盛、林炳光、梁恒悦三人合伙并未解散，如需要对合伙的财产进行分割，也需要在合伙清算后，共同分配剩余财产，因此邓忠盛的请求应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邓忠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455元、鉴定费人民币3010元，合计20465元，由邓忠盛负担。
上诉人邓忠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没有追加案外人李某楚庄的法定继承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具体如下：
（一）把李某楚庄向梁恒悦转让其在合资企业中的全部股份误认为李某楚庄退伙。在《转让合资经营企业股份协议书》中根本没有约定和涉及，是原审判决的主观臆断，把李某楚庄的股权转让强硬说成李某楚庄退伙。实际上，从《转让合资经营企业股份协议书》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是李某楚庄将其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梁恒悦，而非李某楚庄退出合资企业。退伙与股份转让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对此已有明确规定。
（二）支付李某楚庄转让股权款项的义务人应是梁恒悦，而非合资企业。实际上合资企业不欠李某楚庄任何款项，在《转让合资经营企业股份协议书》也根本没有约定合资企业必须于何时以什么价款将李某楚庄在合伙中的投资份额予以退还。相反，该协议书第二条已明确约定：“转让方将股份转让受让方后，受让方一次性还给转让方所投资的资金，另补偿转让方投资的资金利息壹拾万元整、合计为人民币肆拾万元整。”即明确是由受让方梁恒悦向李某楚庄支付股份转让款。原审判决第十页：“案外人李某楚庄退伙，需要分割其在合伙中占有的财产份额，合伙体用三灶XX住宅楼的二、三、四层拆抵其股份，属于退伙时对合伙人所有的财产份额的分割”，是明显的认定事实有误。
（三）把林炳光依《聘约书》第二条约定的权限即“有权决定和处置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上的问题”，误认为是邓忠盛个人的聘书，误认为林炳光有权处分合资企业的不动产。《聘约书》开头就很清楚地写明：“兹聘任林炳光同志担任我公司职务”，从中可以看出是公司聘请的，担任的是公司职务，并非作为邓忠盛个人的代理人。虽然《合资经营企业协议书》第十一条中有约定：“经理具有经营管理权和人事安排权，并在其授权的范围内作为其他合伙人的代理人”，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必须是在“其授权的范围内”，并且，该协议书第七条中也约定“企业的利益未经三人同意不得转让”。林炳光、李某楚庄作为该协议书的签字人，他们是很清楚这些约定内容的，并且也是很清楚林炳光是无权处分合资企业的不动产。
（四）把邓忠盛对李楚庄居住在案涉房屋及对房屋的处置一直没有异议，误认为邓忠盛同意把案涉房屋抵债给李某楚庄。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在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三）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综上，原审判决严重损害了邓忠盛的合法权利，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邓忠盛的诉请。
被上诉人梁恒悦、林炳光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邓忠盛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主体混乱，诉讼请求不清，具体表现在：
一、邓忠盛参与了案涉退伙入伙的商业和决策活动，这是合伙体全体成员所作的处分，如果无效，也应该由该住宅房现有使用权人李某楚庄退还，而不是本案被上诉人退还。本案实际情况是，1994年1月31日，李某楚庄要求退伙，并与要求入伙的梁恒悦签订了转让股份协议书，由于合伙体拟将成立的有限公司并没有成立，所以实际上是要求合伙投资权益的转让。但当时由于合伙体所经营的广兴XX招待所资金困难，周转不动，合伙体成员经协商要求拟将新入伙的梁恒悦将股权转让款交给合伙体，然后合伙体以等值的资产即涉案房屋的使用权给付拟将退伙的李某楚庄。由此可见，虽然原商议是股权转让，实际操作却是一方入伙和一方退伙。由于退伙分得财产的价值和入伙投入财产的价值是等值的，因此本案系一方入伙一方退伙的情形，形成了梁恒悦作为新的合伙人参与经营的态势，又出现了合伙体的资产在合伙人内部进行承包，上诉人同意将该招待所发包给被上诉人承包经营。同时，合伙人对合伙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核算与对账，在核算与对账的资料中可看出上诉人不单对合伙人变更没有发表任何异议，而且对合伙资产的核算与清理及其承包经营方式的选择均无异议，这充分说明上诉人也认可合伙人变更的事实，也认可合伙资产变更后的核算与界定。
在此后一年多，所谓广兴XX招待所承包合同解除而恢复合伙共同经营的协议书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又一次对合伙资产与合伙权益进行彻底核算与清查，所商议的问题均未涉及案涉资产。正因为该资产早已处分完毕，各方均无异议。
从1994年到本案起诉时已长达20多年，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这充分说明上诉人对该不动产处理是同意的，也是参与了的。上诉人称其不知情，是不能成立的。根据证据显示，上诉人作为最大出资人，按各方协议，享有合伙决策权，也是合伙代表人。林炳光也是按照上诉人的要求进行相应的经营活动。
二、上诉人认为是林炳光个人处分的合伙体不动产，是不能成立的。在合伙经营期间，上诉人对林炳光就已有授权委托。上诉人也没有退出合伙经营，从几次算账对账资料上看，都有上诉人签名。合伙体的会计是上诉人的妻弟，如果被上诉人梁恒悦没有足额交纳合伙投资款，显然不会显示其已成为合伙人，而且在合伙人变更的移交表上，上诉人已签字认可。从财务经费表可看出，所有经费已经到位。此外，所有账目都在上诉人一方，但上诉人不提供出示，导致合伙体至今无法进行清算。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经审查，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然邓忠盛、林炳光、李某楚庄于1993年1月8日签订的是《合资经营企业协议书》，但协议签订后三方未成立合资企业或合伙企业，故应当认定三人建立了个人合伙关系。邓忠盛主张李某楚庄在退伙时用三灶XX住宅楼抵偿了退股股金，在处分该房产时未征得邓忠盛同意，故该处分行为因未取得合伙人一致同意而无效。因此，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三灶住宅楼的处分行为是否无效，具体分析如下：
一、1994年9月5日《财务经费账移交表》中列明原合伙人邓忠盛、林炳光、李某楚庄的投入资金，可见该移交表是对原合伙人合伙期间的实际投资情况及有关经费账目的核算，且该《财务经费账移交表》并非资产负债表，故该份移交表中仍列有三灶住宅楼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
二、根据《合资经营企业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新的合伙人加入必须得到全体合伙人同意。李某楚庄与梁恒悦于1994年1月31日签订的《转让合资经营企业股份协议书》约定李某楚庄将其在合伙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梁恒悦，该协议虽无邓忠盛的签名，但之后邓忠盛在记载接管人为“梁恒悦”的《财务经费账移交表》上签名，且邓忠盛与林炳光、梁恒悦签订《广兴招待所解除承包合同书》《XX招待所解除承包合同书》中约定“取消承包并按原始合同条款共同管理”的事实来看，邓忠盛不仅认可了李某楚庄的转让行为，亦与梁恒悦、林炳光按协议书对合伙事务进行了经营管理。可见，邓忠盛对李某楚庄退货、梁恒悦入伙是知情且同意的。
三、1992年10月1日《聘约书》记载：“兹聘任林炳光同志担任我公司经理职务，任期五年，从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其中第二条记载：“受聘人在本职工作职责范围内，有权决定和处置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上的问题。”该《聘约书》尾部由邓忠盛在“聘任人”一栏签名并捺指印，由林炳光在“受聘人”一栏签名。再结合《合资经营企业协议书》第十一条“经理具有经营管理权和人事安排权，并在其授权的范围内作为其他合伙人的代理人”的约定，可看出林炳光系合伙人共同的代理人。据此，虽然李某楚庄于1994年2月2日出具的《收条》上仅有李某楚庄、林炳光的签名，没有邓忠盛的签名，但林炳光系合伙人共同的代理人，故该《收条》上所记载的“李某楚庄退伙，合伙体用三灶住宅楼的二、三、四层折抵李某楚庄股份”的内容，应为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认可的。同时，1997年11月24日邓忠盛手写《立约》，内容为：“1997年11月24日，邓忠盛、林炳光、梁恒悦在梁恒悦屋内将高栏港南泾湾部队某土地上投资的款项全部报销完毕，今后不欠任何单位及个人，也不做投资，如果要用款三人在场在算，否则无效，责任自负”，亦说明邓忠盛与林炳光、梁恒悦有过对账，且邓忠盛对于资产置换的事实是没有异议的。
综上，邓忠盛主张处分涉案房产未经合伙人一致同意而无效并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此外，邓忠盛请求按照其在合伙中的份额计算赔偿金、利息及房屋增值价值，但处分涉案房产的行为属有效，故邓忠盛上述请求的前提与基础已不存在。同时，邓忠盛、林炳光、梁恒悦三人合伙尚未解散，亦无法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故原审驳回邓忠盛的上述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55元邓忠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永红
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肖奕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