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4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孙进林，男，汉族，1962年10月20日生，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宏，江苏永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旭辉，男，汉族，1960年9月17日生，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彬，江苏金荣恒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江苏茅山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镇风景区上山口东5米处。
法定代表人：孙英杰，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孙进林因与被上诉人张旭辉、一审被告江苏茅山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山旅游公司）证券返还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镇商外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进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宏，被上诉人张旭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彬，以及被上诉人茅山旅游公司法定代表人孙英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旭辉一审诉称：为了实现“借壳上市”，筹资发展茅山旅游，2002年5月6日，孙进林以国际证券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际证券公司）名义与江苏茅山风景区句容市管理委员会（下称茅山管委会）签订《合资成立茅山旅游公司协议书》、《关于茅山旅游公司经营管理协议》各一份，约定双方出资成立茅山旅游公司，实现“借壳上市”，有关事宜委托孙进林及其控股的国际证券公司投资管理。2002年5月24日，张旭辉又与孙进林达成《关于茅山旅游公司注册协议》一份，约定暂以孙进林控制的南京新大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下称新大众公司）代替国际证券公司履行投资义务，并由张旭辉暂垫180万元给孙进林增资新大众公司。之后，孙进林将其向张旭辉所借180万元加上自筹20万元共计200万元，作为新大众公司对茅山旅游公司的出资汇入茅山旅游公司。2002年6月4日，茅山旅游公司成立。根据茅山旅游公司章程规定，由新大众公司出资12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60%、茅山管委会出资8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40%（由张旭辉垫付，验资后已由张旭辉抽回）。茅山旅游公司成立后，按照约定，孙进林以茅山旅游公司的名义在香港的新鸿基（科网）证券公司（以下简称新鸿基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及股票账户，并吸取张旭辉20×××03.70港元、茅山管委会2521048港元、林文300000港元，分别购买大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凌集团）（00211.HK）股票4116万股、3899万股、424万股，其资金账户、股票账户及密码均由孙进林掌控。2002年7月6日及8月24日，孙进林分别出具《关于为张旭辉代买股票的说明》（下称《说明》）各一份，茅山旅游公司也于2002年11月15日出具《茅山旅游公司实际股票组成情况》（以下简称《组成情况》），确认了张旭辉投资并由孙进林代买股票数额及权属等情况。2011年12月15日，大凌集团股票复牌，张旭辉多次向孙进林提出要求返还上述代买的股票未成，遂诉至本院，请求判令孙进林、茅山旅游公司：1、返还张旭辉所有的大凌集团（00211.HK）股票4116万股（原账户金额20×××03.70港币，折合人民币162.6599万元），如不能返还，则按判决时全部股票市值赔偿；2、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茅山旅游公司书面答辩称：1、在该公司营业执照未吊销前，杜某是该公司财务负责人，全面负责公司财务及账册管理。2、孙进林在2002年负责融资“借壳上市”期间系该公司任命的总经理，该公司在新鸿基公司开设的股票账户完全由其操作、控制，具体账户及密码至今均只有其一人知晓。3、关于张旭辉提交的《组成情况》的真实性问题。为了避免在出资人之间出现争议，该公司在2002年11月15日由公司财务负责人杜某依据当时各方的实际投资起草了这份《组成情况》，得到了时任茅山旅游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高庆国的认可，并加盖了公司公章予以确认，程序合法，完全具备法律效力。
孙进林辩称：1、作为茅山旅游公司的大股东，对茅山旅游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认可。2、孙进林在收购大凌集团股票过程代管新鸿基公司账户，系其作为茅山旅游公司总经理、董事履行职务行为。其不应作为本案被告。3、高庆国在《组成情况》上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是越权行为，新大众公司是茅山旅游公司的大股东，孙进林系新大众公司法定代表人，却对《组成情况》完全不知情，直至本案诉讼时才知晓，上述越权行为应无效。4、本案已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查明：
2002年5月6日，茅山管委会与国际证券公司（系张旭辉出资2万美元、孙进林出资3万美元于2002年3月12日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资成立江苏茅山旅游有限公司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投资300万美元，设立茅山旅游公司，茅山管委会占40%股份，国际证券公司占60%股份；新成立的茅山旅游公司主要完成联合收购“壳”公司目标，以实现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发展茅山旅游。同日，双方还签订《关于茅山旅游公司经营管理协议》一份，约定茅山旅游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董事长代表董事会对股东负责。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重点负责借壳上市，争取半年完成；借壳上市事宜委托国际证券公司投资管理，除不可抗拒因素外，借壳上市过程中产生的亏损由国际证券公司负责，与茅山管委会无涉；借壳上市过程中产生的盈利，参照基金管理惯例，由公司董事研究决定。同年6月4日，双方又签订了《关于合资成立茅山旅游公司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份，同意国际证券公司全权委托新大众公司代表其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享受相应权利，并继承合资协议中的一切权利和义务，注册资本按实际注册。当日，茅山旅游公司经江苏省句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注册资本200万元，新大众公司出资120万元，占60%股份，茅山管委会出资80万元，占40%股份。董事长为高庆国，孙进林为董事兼总经理，杜某为财务总监，张旭辉为董事、副总经理；经营范围为旅游接待、服务、工艺美术品（金银除外）零售、旅游资源开发、投资；经营期限自2002年6月4日至2102年6月3日。茅山旅游公司成立后除涉案业务外一直未进行其经营范围内的任何业务，2012年4月5日，因长期未年检等原因被吊销营业执照。2014年8月6日，茅山旅游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不变。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英杰（系孙进林之子）。
为解决投资茅山旅游公司资金事宜，张旭辉和孙进林在2002年5月24日签订了一份《关于茅山旅游公司注册协议》，该协议载明：“基于句容实际情况，孙进林（甲方）和张旭辉（乙方）协商同意，暂以新大众公司名义代替国际证券行使投资，此后新大众公司转让给国际证券，变更为中外合资。协议如下：1、张旭辉暂垫180万给孙进林增资新大众公司。2、新大众公司向茅山旅游公司投资120万【孙进林（72万），张旭辉（48万），张旭辉为孙进林垫52万。】3、新大众公司所持的茅山旅游公司股份转让给国际证券。4、孙进林将香港证券（股票）划给茅山旅游公司作投资，同时，还张旭辉代为孙进林垫的52万。”
茅山旅游公司成立后，孙进林即开始以茅山旅游公司的名义在新鸿基公司设立账户，使用张旭辉、茅山旅游公司、林文等单位（个人）汇入的款项买入相关股票，以期实现“借壳上市”计划。
2002年6月25日，张旭辉和孙进林分别向茅山旅游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提出辞职。翌日，茅山旅游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第四号），同意两人的辞职申请，并决定由高庆国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2002年7月6日，孙进林出具《说明》一份，载明：“……3、从句容建行汇出美元壹拾万零伍仟元至香港茅山账户（新鸿基），于6月26日、27日开始买入。4、从上海银行贷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并在中国银行取出伍拾伍万港币，此两笔款均在茅山旅游公司账户，并于7月4日开始汇入香港茅山账户。在当日开始买入股票。人民币折成港币108：100，具体见换汇凭证。大约于7月8日到香港茅山账户。以上为孙进林代表茅山旅游公司收到张旭辉投资款，均已划入香港茅山旅游公司账户。……以上均没有扣除银行汇费及手续费，均由孙进林垫付。”杜某作为见证人亦在该份《说明》上签字确认。
2002年8月左右，由于大凌集团股票存在违规买卖等原因被香港证券主管部门强制停牌，“买壳上市”计划受阻。张旭辉和孙进林为资金性质和流向、退还等发生矛盾。
2002年11月15日，茅山旅游公司根据张旭辉、杜某对涉案股票的测算情况，出具了《组成情况》一份。载明：“江苏茅山旅游有限公司成立后，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将几方面的资金汇入同一账户，其目的让茅山旅游加强获得上市能力。其资金和股票组成如下：1、张旭辉从2002年6月28日～7月9日三次共存入香港新鸿基（茅山旅游公司）账户金额为贰佰零伍万伍仟陆佰零叁元柒角港币（￥20×××03.70港币），从6月28日至7月10日共购入股票4116万股（肆仟壹佰壹拾陆万股），此股为张旭辉个人所有。……以上详细情况请查附表①及香港新鸿基的详细账单。”时任茅山旅游公司董事长高庆国在该《组成情况》上签字，茅山旅游公司加盖公章。杜某作为见证人及解释人签字。
至此，孙进林使用张旭辉20×××03.70港元共购得大凌集团股票共计4116万股（已扣除相关税金、费用和佣金。具体购买资金、时间、股数见附页）。
由于涉案股票被停牌，“借壳上市”计划受阻。2002年12月1日下午，句容市委、市政府以及茅山管委会的相关成员在句容宾馆召开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茅山旅游有限公司在香港“借壳上市”有关问题的备忘录》。会议肯定了茅山旅游公司“借壳上市”的工作思路，要继续加以推进，提出茅山管委会购买涉案股票的资金是从建设银行句容分行取得的贷款，应在下步运作中尽快抽回200万元，剩余70万元由茅山管委会承担，以“茅山旅游”的名义，委托新大众公司继续参与上市运作。
2011年12月15日，大凌集团复牌。复牌后，张旭辉多次要求孙进林返还股票或者相应资金未成。2013年5月16日，张旭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孙进林、茅山旅游公司返还大凌集团股票4116万股，因两被告同意庭外和解解决本案，张旭辉于2013年5月27日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当日裁定予以准许。后因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协议，张旭辉遂于2014年3月5日又向一审法院再次提起诉讼。
2014年5月24日，本案一审开庭。茅山旅游公司委托句容市司法局茅山风景区司法所的王丽为诉讼代理人出庭，王丽提出了上述答辩意见。孙进林以正在申请茅山旅游公司重新核发营业执照，重新选任董事长、改组董事会等为由申请中止审理，同时提出异议，反对王丽的代理意见。本案休庭至同年6月24日恢复庭审。在此期间，孙进林以茅山旅游公司大股东新大众公司的名义提议召开茅山旅游公司2014年第一届股东会，在茅山管委会缺席的情况下做出了相关决议，选举任命其子孙英杰为法定代表人，并刻制了茅山旅游公司新印章。
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书面发函、庭审中均责令孙进林限期提供涉案股票明细包括具体开户名称、股票名称以及数量、价格、市值等，但孙进林拒不提供。
另查明，2014年3月5日，张旭辉提起本案诉讼时，大凌集团股票收盘价为0.15港元。在本案辩论阶段结束前，张旭辉主张，如不能返还涉案股票，以此价格计算确定赔偿金额。孙进林陈述在香港进行股票交易的成本是成交金额的千分之八左右。
在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张旭辉选择以茅山旅游公司、孙进林违约主张其涉案权益。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因张旭辉主张返还的标的物大凌集团股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证券主管部门发行、管理而具有涉外因素，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处理。本案中，虽没有书面协议，张旭辉和孙进林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证券买卖法律关系。对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双方均未选择，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本案中三方当事人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其住所地和涉案法律关系产生、缔结、部分履行的法律事实发生均在内地，因此，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适用内地法律审理。
张旭辉和孙进林之间的涉案证券委托买卖关系并不违反当时中国内地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
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诉讼时效制度的根本立法目的。基于这一根本立法目的，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但应注意的是，通过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方式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保护应有合理的边界，该边界就是应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利益衡量，不能滥用诉讼时效制度，使诉讼时效制度成为义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随意否定权利本身，违反依法依约履行义务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在权利人积极主张权利或者因客观障碍无法主张权利的情形下，法律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等诉讼时效障碍制度以合法阻却诉讼期间的继续计算。由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权利人权利，因此，在适用上述制度时，如果存在既可以做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也可以做有利于义务人的理解的情形，在不违背基本法理的基础上，应当做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本案中，张旭辉委托孙进林购买股票并没有约定返还所购买股票或者所形成权益的时间，属于履行期限不明确，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是应当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涉案标的物大凌集团股票自2002年7月被香港证券管理部门强制停牌，直至2011年12月15日复牌，在该股票强制停牌期间，无法交易、过户等，张旭辉客观上无法主张权利，孙进林也无法履行。因此，截止涉案股票复牌之前，孙进林对张旭辉的主张是明知的。从涉案股票复牌之日起，履行义务的障碍已经消失，因此，本案诉讼时效从2011年12月15日涉案股票复牌后开始计算两年至2013年12月14日止较为合理。2013年5月16日，张旭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举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本案诉讼时效应计至2015年5月15日止。因此，2014年3月5日，张旭辉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孙进林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张旭辉和孙进林之间涉案法律关系性质以及孙进林是否负有返还或赔偿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如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张旭辉与孙进林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证券买卖合同关系。委托人是张旭辉，受托人为孙进林，委托事由是使用张旭辉的款项在香港买入涉案股票，实现“借壳上市”，谋求超额溢价。该委托合同关系并不违反当时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应确认有效。事实上，孙进林已经依约买入了相关股票，完成了委托事项。2002年7月6日，孙进林出具的《说明》以及2002年11月15日由茅山旅游公司出具的《组成情况》客观反映了这一事实，且形式完备，具有证明力。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如前所述，当时涉案股票已经被强制停牌无法交易，也无法通过交易获利或者达到买壳上市的目的，因此，在所有股票账户、股票名称及数额、密码等均由孙进林知晓及控制的情况下，张旭辉要求其出具明细并不过分，也是合理的；其次，涉案《说明》和《组成情况》仅仅对资金来源、资金流向、所购股数、股票金额、股票账户、购买时段等做出明细，并不涉及责任归属，且该《说明》和《组成情况》所反映的资金量与张旭辉及相关人员的出资额并无出入，也符合当时的背景和各人心理；第三，由于被强制停牌，原目的难以达成，张旭辉的动机欲通过出具书面说明作为其资金流向、股票权益的证据，以备日后主张，其与孙进林的关系并没有恶化或者说没有恶化到胁迫其出具涉案《说明》的程度；第四，杜某作为茅山旅游公司的财务主管参与了部分涉案资金周转和股票数额测算等工作，为《说明》和《组成情况》的见证人和解释人，其意见应该予以尊重；第五，孙进林没有举证证明张旭辉采取了威逼、胁迫手段，且在事后也未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内地警方投诉或者报警，也未在出具后一年内向法院提起撤销该《说明》的诉讼，行使撤销权。孙进林提出对涉案《组成情况》事前并不知情，其作为茅山旅游公司大股东和新大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和《组成情况》是否真实之间也没有逻辑关联，不能因此二因素否定《组成情况》的证明力，也不能因此免除、减少其约定义务。同时，孙进林否定《组成情况》后也没有提出其认为的涉案股票和资金的具体数额究竟是多少，没有尽到善意、合理的举证义务；第六、涉案《说明》和《组成情况》所反映的相关事实没有加重孙进林、茅山旅游公司的负担，没有导致其利益的减少、贬损，也没有侵害相关涉案其他当事人的利益；最后、涉案《说明》和《组成情况》反映的涉案资金来源、流向、数额、买入的股票数、存储的账户等情况均与本案涉案其他证据所证实的事实相吻合。综上，一审法院对涉案《说明》和《组成情况》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孙进林辩称，涉案《说明》是受胁迫所为、对《组成情况》不知情，高庆国越权签字，否定其两者的证明力，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判断张旭辉的涉案资金性质应该从涉案当事人对该资金使用的真实意思以及实际履行两方面进行。1、张旭辉虽然参与了茅山旅游公司的筹备设立工作，也被聘任为筹融资的副总经理，但是其并没有正式签订合资协议，茅山旅游公司的章程也没有记载其为公司股东，张旭辉没有法定或约定投资义务；同时张旭辉也不是新大众公司的股东，张旭辉的涉案资金可以排除在上述两家公司注册资金之外。张旭辉虽是国际证券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也只有5万美元，张旭辉认缴的出资额只有2万美元与涉案资金数额上也不吻合。更重要的是，在张旭辉给付涉案款项到孙进林买入股票被停牌期间，两人均未谈及对国际证券公司的注资或者增资问题，涉案《说明》和《组成情况》中也没有提及张旭辉的注资义务。孙进林也没有举证证明在本案诉讼前其曾要求过张旭辉缴付国际证券公司的资本金以保证茅山旅游公司的资本充足。因此，排除涉案款项是国际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也是合理的。2、茅山旅游公司及其股东茅山管委会并未将张旭辉注资的205余万港元或者4116万股大凌集团股票作为注册资本金，或对其提出承担缴付义务。相反对张旭辉名下的涉案资金和股票权益均认可为张旭辉个人所有。3、2002年6月26日，张旭辉和孙进林均申请辞职并得到茅山旅游公司董事会的批准，两人和茅山旅游公司之间在法律上已经没有关联，此后两人的涉案行为也和茅山旅游公司无关，视为职务行为没有依据。孙进林在庭审中的辩称，辞职仅仅是为了更有利于以个人身份在香港购入股票实现“借壳上市”计划，因此辞职仅是形式上的。即便一审法院同意此观点，两人与茅山旅游公司渐行渐远，完全偏离茅山旅游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主业，其专注于在香港利用不同渠道的资金，购入目标公司股票谋求“借壳上市”获取利益的主观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对张旭辉而言，委托孙进林而非茅山旅游公司买卖证券，谋求利益，茅山旅游公司的职务和其他业务对其关联甚小、价值不大。4、2002年12月1日句容市委、市政府以及茅山管委会的相关成员召开会议形成的关于茅山旅游公司在香港“借壳上市”有关问题的备忘录亦显示与会各方并非将已投入资金作为注册资金，茅山管委会以及其主管部门甚至要求尽快抽回所投资金。
综上，结合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张旭辉欲借助茅山旅游公司作为平台，委托孙进林买入涉案股票，最终获得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实现“借壳上市”并获取超额溢价的本意是清楚的，并非通过投资茅山旅游公司经营相关旅游业务获得投资回报。基于此意图，涉案的各个主体在股票买入后也强调厘清各自的股票购买款的性质、金额、所购股票数量、挂在何者名下等。对此，茅山管委会、孙进林、张旭辉、杜某均心知肚明，共存默契。相反，相关各方对茅山旅游公司的生死存亡不理不问，漠不关心，以致连年未年检，名存实亡。因此，在涉案股票被强制停牌，无法实现借壳上市计划后，张旭辉依据《说明》和《组成情况》记载的内容，在排除该股票为他人所有的情形之外，张旭辉有权主张返还，在孙进林无法返还时以诉到本院时间点根据涉案股票收盘价计算的金额请求赔偿，确认该时点也给予了孙进林履行义务的必要准备时间，因而是公允的。
张旭辉委托孙进林买入涉案股票，双方没有约定存续期间、委托费用和盈亏分担等。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在涉案股票复牌后，张旭辉主张返还时，孙进林应当在扣除必要的买卖费用和必要的准备时间后返还却久拖不还，显属违约；同时，张旭辉事实上已经委托孙进林买入股票，股票的买和卖应该视为一个委托行为的整体，因此，认为孙进林同时被授权有权买入和卖出股票更为合理和公平。如孙进林提供相关明细，一审法院可以根据明细确立一个公允价格返还，但是孙进林公然无视一审法院责令其出具涉案股票账号明细的命令，藐视一审法院，拒不提供，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举证不能、推定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张旭辉没有委托茅山旅游公司进行涉案证券买卖事务的意思表示，茅山旅游公司也没有受托进行涉案股票的代为买入卖出行为，茅山旅游公司也没有对涉案股票及其权益提出主张，因此，张旭辉和茅山旅游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委托证券买卖的法律关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孙进林以茅山旅游公司的名义使用张旭辉的资金买入涉案股票，受托事项均由孙进林履行，账户、密码等均由孙进林控制，其返还义务和茅山旅游公司无关。因此，张旭辉对茅山旅游公司提出涉案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鉴于孙进林和张旭辉之间已经存在事实上的委托证券买卖关系，孙进林在履行涉案受托事项时，与茅山旅游公司的职务行为无关。孙进林为涉案委托事项的受托人，亦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确定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孙进林辩称其为本案被告不适格的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孙进林在一审期间代表茅山旅游公司重新申请核发茅山旅游公司的营业执照，改组董事会，召开董事会并作出相关决议，这些行为涉及茅山旅游公司内部公司治理，应依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认定其效力，且与涉案法律关系没有联系，因此，本院不再审查、评价。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孙进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张旭辉大凌集团股票（股票代码00211.HK）4116万股；二、孙进林如不能履行判决第一项，则按大凌集团股票（股票代码00211.HK）2014年3月5日的收盘价计算的市值扣除交易成本后赔偿张旭辉经济损失612.46万港元（即4116万股×0.15港元/股=617.4万港元，交易成本计算为617.4万港元×0.008=49392港元）；三、驳回张旭辉对茅山旅游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907元，由孙进林负担。
孙进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旭辉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旭辉负担。事实和理由是：1、张旭辉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张旭辉于2002年9月24日发传真给孙进林提出清理股票的方案。其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日为2004年9月24日。此间，大凌集团股票可以在股市交易。即使停牌，并不影响张旭辉通过诉讼方式过户。一审法院以大凌集团停牌构成张旭辉行使权利的障碍为由，以复牌时间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没有法律依据。2、涉案两份《说明》因系张旭辉强迫孙进林所写而无效。3、张旭辉在2002年8月24日以后仍是国际证券公司的股东、董事，是茅山旅游公司的董事，参与了茅山旅游公司香港“借壳上市”事宜。涉案款项系张旭辉作为国际证券公司股东，对茅山旅游公司的投资。涉案款项汇入茅山旅游公司在香港新鸿基公司的账户后，已经用于购买股票，孙进林系为茅山旅游公司购买股票，并非代张旭辉个人购买股票。3、孙进林作为茅山旅游公司总经理、国际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履行职务行为，并非适格被告。4、涉案《组成情况》未经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无效。
张旭辉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孙进林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是：1、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涉案《说明》系孙进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孙进林并未证明其受到胁迫。3、张旭辉与孙进林是委托代买股票的法律关系。4、涉案《组成情况》合法有效。5、孙进林并非是职务行为，其已于2002年6月25日辞去茅山旅游公司总经理职务。
茅山旅游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依法改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孙进林是否应当向张旭辉返还涉案股票。
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有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一、张旭辉与孙进林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
1、张旭辉汇入涉案款项并非履行其在茅山旅游公司的职务行为，亦非向该公司出资
根据《合资成立江苏茅山旅游有限公司协议书》、《关于茅山旅游公司经营管理协议》的约定，新成立的茅山旅游公司主要任务就是要完成联合收购“壳”公司的目的，由茅山旅游公司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重点负责“借壳上市”。孙进林由此主张，张旭辉在汇款后还参加2002年12月1日的关于“借壳上市”的相关会议，其仍是国际证券公司股东、茅山旅游公司董事及负责筹融资的副总经理，故张旭辉向新鸿基公司账户汇入涉案款项系履行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孙进林系为张旭辉个人代买股票，该等事实有涉案《说明》为证。而张旭辉系于2002年6月25日向茅山旅游公司申请辞去其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茅山旅游公司次日作出董事会决议予以同意。2006年12月1日的会议备忘录亦未表明张旭辉仍系该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又据涉案《说明》、《组成情况》载明，张旭辉系在其辞职后向新鸿基公司账户汇入涉案款项，故孙进林关于张旭辉汇款系履行茅山旅游公司职务行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孙进林还主张，张旭辉系国际证券公司股东，涉案款项为其对茅山旅游公司的出资。对此本院认为，张旭辉并非茅山旅游公司股东，并无出资义务，涉案款项亦非用于向茅山旅游公司出资，因此孙进林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2、涉案股票系由孙进林而非茅山旅游公司代张旭辉购买
孙进林主张，涉案《说明》载明其代表茅山旅游公司收到张旭辉投资款，因此，其履行茅山旅游公司总经理、国际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之职，并非适格被告。对此本院认为，孙进林已于2002年6月25日辞去其茅山旅游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张旭辉系在其辞职后汇入涉案款项，孙进林此时已不能代表茅山旅游公司，张旭辉对此也明知。因此，代买涉案股票仅是孙进林个人行为，其行为后果不应由茅山旅游公司承担。孙进林也无证据证明张旭辉委托了国际证券公司代购股票，代买股票行为亦与孙进林在国际证券公司的职务没有关联。本院对孙进林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涉案股票的形成，《组成情况》载明，“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将几方面的资金汇入同一账户，其目的让茅山旅游公司加强上市能力”，并确认涉案股票系张旭辉个人所有。据此可以认定，张旭辉委托了孙进林购买“壳”公司大凌集团的股票，孙进林则借用了茅山旅游公司的新鸿基公司账户进行购买。因此，张旭辉与孙进林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
孙进林还主张，涉案《说明》系张旭辉强迫其所写，《组成情况》系伪造，且未经茅山旅游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不应被采信。对此本院认为，涉案《说明》、《组成情况》的见证人杜某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认可了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组成情况》由茅山旅游公司董事长高庆国签字，并盖有茅山旅游公司的公章。孙进林主张上述证据系伪造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同时，《组成情况》只是对客观事实的说明，孙进林主张应经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二、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孙进林主张，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张旭辉2002年9月向其提出清理股票的要求起算，张旭辉起诉已经超过了其后两年，因此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张旭辉与孙进林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张旭辉2002年致函孙进林的内容仅是提出清理股票的几种可能方案，并未明确要求孙进林返还其代买的股票，而各方当事人此后仍在继续履行委托合同，一直到张旭辉提起本案诉讼，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并未从2002年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尽管孙进林在二审中提供了新闻稿，用以证明大凌集团的停牌时间。但无论大凌集团股票何时停牌，均不影响张旭辉随时要求返还股票的权利。因此，张旭辉有权起诉要求孙进林返还涉案股票，其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
三、张旭辉有权要求返还涉案股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由此可知，张旭辉作为委托人，可以随时要求解除与孙进林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并要求其返还涉案股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孙进林继续占有涉案股票没有法律依据，其虽然主张涉案股票已经卖出，却未举证证明，仍应向张旭辉返还，如其不能返还，应当赔偿张旭辉的损失。
此外，虽然孙进林二审中称，其已于2014年7月将茅山旅游公司在新鸿基公司账户的户名、密码交给了茅山旅游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孙英杰。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孙进林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孙进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人民币16907元，由孙进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天红
审 判 员 陈 亮
代理审判员 鲍颖焱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杨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