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民四终字第4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赵宝燕。
委托代理人：胡渊，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振宇，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元鼓楼支行。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东街人和大厦一楼54号。
代表人：杨刚，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敏。
委托代理人：黄何春，四川容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宝燕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元鼓楼支行（以下简称鼓楼支行）借款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高院）（2013）川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赵宝燕的委托代理人胡渊、李振宇，鼓楼支行的委托代理人王敏、黄何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宝燕于2013年7月25日向四川高院起诉称：自2009年起，鼓楼支行声称因工商银行业务需要，需从赵宝燕处借款，赵宝燕对此表示同意。截止2011年9月，赵宝燕多次向鼓楼支行提供借款。2011年9月5日，经与鼓楼支行前行长张红波确认，鼓楼支行共计从赵宝燕处收到借款5000万元，双方确定借款期限为半年，鼓楼支行应在2012年3月5日前偿还全部借款。四川天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元分公司（以下简称天乐分公司）及四川大山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山公司）对该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截止赵宝燕起诉之日，鼓楼支行及二担保人均未依约向赵宝燕还款。为此，赵宝燕诉诸法院，请求：1.判令鼓楼支行立即偿还拖欠原告的借款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3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鼓楼支行承担。
鼓楼支行答辩称：1.鼓楼支行从未向赵宝燕借款，双方之间无借款资金往来及借款合同关系;2.鼓楼支行未向赵宝燕出具借条，也未授权任何人代理其向赵宝燕出具过借条，案涉2011年9月5日的《借条》上面加盖的鼓楼支行单位业务印章(2)，不是鼓楼支行单位拥有和使用的印章，5000万元借款根本不存在。请求依法驳回赵宝燕对鼓楼支行的起诉或判决驳回赵宝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鉴定费用和诉讼费用由赵宝燕承担。
一审审理中，经鼓楼支行申请，四川高院委托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对案涉《借条》上加盖的“中国工商银行广元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与鼓楼支行提供的印文样本是否同一进行了鉴定。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2月14日作出鼎诚司鉴【2013】文痕鉴字第139号《司法鉴定意见》，认定《借条》上加盖的“中国工商银行广元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与2006年1月15日至2006年7月15日，该支行分别盖印的“中国工商银行广元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印章印文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庭审中，赵宝燕、鼓楼支行分别对前述鉴定意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赵宝燕认为，本案鉴定机构先作出印章同一的鉴定意见，后又作出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的意见。鼓楼支行在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后，再次提交鉴定样本进行重新鉴定的行为，严重违反程序，鉴定结论存在高度可疑性。请求重新进行鉴定。
鼓楼支行认为，相关鉴定工作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依据充分，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作出的【20l3】文痕鉴字第1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合法有效。赵宝燕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一审庭审中，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其在接受当事人询问时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前期作出的鉴定意见，是在当初的送检样本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在鼓楼支行补充提供条件更好的样本后，鉴定机构重新作出了最终鉴定意见。
一审庭审后，四川高院技术部门也就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作出的【20l3】文痕鉴字第1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委托情况作出如下说明：本案鉴定机构系组织当事人双方采用随机方式确定的，双方对送检材料进行了确认；2013年11月21日，鉴定机构初审后，要求补充样本材料；同月27日，鼓楼支行提供了部分样本，赵宝燕一方的代理人胡渊对将该材料作为样本表示认可；2013年12月8日，鉴定机构送来初审报告，同时提出希望能再提供一些样本，初审结果电话告知了双方代理人；为保证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协调双方进一步提供样本材料；2013年12月26日，鼓楼支行再次提供了部分样本，并由赵宝燕一方代理人胡渊确认签字后送鉴定机构复核；2013年2月14日，鉴定机构提交了最终鉴定报告。
四川高院审理查明：从2009年11月23日起至2011年5月27日期间，赵宝燕多次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的62×××996号银行卡向徐文江、叶波、张红波个人账户转账付款。其中，2009年11月23日至2011年1月2日，赵宝燕通过银行卡向徐文江转账付款18笔，合计金额3092万元。徐文江于2009年l1月21日至2011年5月26日期间，通过其银行卡向赵宝燕转账付款36笔，合计金额1497.441万元。赵宝燕于2010年11月l0日通过其银行卡向叶波转账支付200万元。叶波于2011年5月7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分五笔通过其银行卡向赵宝燕转账付款165万元。赵宝燕于2011年5月27日向张红波转款22万元。另外，权海忠于2010年11月10日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的62×××158号银行卡向叶波转账付款200万元。
2011年9月5日，张红波以借款单位鼓楼支行经办人的名义，并注明其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元北街支行（以下简称北街支行）行长兼城区营业部管理中心主任的身份，向赵宝燕出具一份《借条》，载明：“我行因业务发展需要，累计多次向赵宝燕同志（身份证号码：×××），借到人民币伍仟万元正（小写：50000000元），借款期限半年，此款由中国工商银行广元北街支行行长兼城区营业部管理中心主任张红波同志经办（身份证号：×××）。双方特别约定，借款人赵宝燕同志有权随时要求归还该借款。”该《借条》加盖了案涉鼓楼支行的业务公章（2），并由天乐分公司及大山公司以担保人身份盖章，同时加盖了叶波的个人印鉴。此前，张红波还分别于2011年3月17日、5月31日以其个人名义各出具一份《借条》，分别载明借到赵宝燕人民币200万元、300万元。
中国工商银行广元市分行于2009年2月28日起，聘任张红波为北街支行行长，同时兼任其城区营业网点管理中心主任，并于同年6月11日免去张红波鼓楼支行行长职务。
根据鼓楼支行提交的前述中国工商银行广元市分行《业务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反映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由鼓楼支行于2006年4月领取启用，同年7月18日停止使用交回市分行。
四川高院另查明,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元中院）于2013年8月2日作出（2013）广刑初字26号刑事判决，其中载明：2008年至2012年7月，被告人张红波为了承包经营天乐分公司、投资开采黄金、炒作股票，以向被害人许诺支付高额利息、先履行部分合同、提供虚假担保、冒用他人名义、以新近借款归还先前借款等手段，先后向郑兴平、杨正国等三十一人借款人民币4924.4万元，归还本金118万元，共付利息约2100万余元。其中，被告人张红波向部分被害人借款时，在其借条上加盖了伪造的单位印章和单位从未刻制使用过的印章；加盖了天乐分公司财务专用印章，向被害人提供虚假担保，以此取得被害人信任。被告人张红波骗取借款后，用于归还个人投资亏损、个人借款和支付高额利息。2012年7月11日，被告人张红波因无力偿还借款，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广元中院认定被告人张红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却以承诺支付高额利息、先履行部分合同、提供虚假担保、冒用他人名义、以新近借款归还先前借款等方法，先后向郑兴平、杨国正等三十一人借款4924.4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该院判决：一、被告人张红波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继续追缴赃款4806.4万元，返还各被害人。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该判决书载明：案件侦查期间，四川省广元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广公刑鉴文检字〔2012〕12号文件检验鉴定书，证实该案所涉借款借条上盖印的“中国工商银行广元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印章印文，与鼓楼支行提供的该支行印章印文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张红波供述其在该案所涉借条上加盖的是伪造的单位公章。
该判决书还载明：张红波与徐文江有生意合作及债权债务关系。张红波供述天乐分公司所有经营活动均由其自己负责，叶波为挂名的负责人；张与叶系兄弟关系。
四川高院认为：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赵宝燕与鼓楼支行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并实际发生了借款事实，鼓楼支行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还款责任。
赵宝燕主张，张红波是中国工商银行广元市分行城区营业部管理中心主任，也是鼓楼支行的前任行长，其出具的《借条》上加盖了鼓楼支行的业务公章（2），故应确认鼓楼支行向赵宝燕借款5000万元的事实，并判令该支行承担还款责任。鼓楼支行则主张，从张红波于2009年6月11日起不再担任鼓楼支行行长后，鼓楼支行从未授权其代理该支行从事借款业务，且鼓楼支行的业务公章（2）已于2006年7月18日封存并在此后销毁，张红波在《借条》上加盖的印章是伪造的，鼓楼支行并未向赵宝燕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本案中，赵宝燕向鼓楼支行主张债权的主要依据，一是相关转款凭证，二是案涉《借条》。
从转款凭证反映的转款事实来看，所有款项均是由赵宝燕通过其银行卡直接转入了徐文江、叶波、张红波等人的个人账户，而并未进入鼓楼支行或其指定的账户，本案也无其他证据显示赵宝燕的转款行为，是基于双方的约定或是按照鼓楼支行的要求办理的；已偿还的款项，也是在相关个人之间通过转款直接完成的，因此，仅仅依据该转款凭证，不能认定本案当事人之间实际发生了借款行为，以及鼓楼支行有收取、支配款项的事实，并由此在双方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从金额来看，也与赵宝燕主张的5000万元不吻合。
从《借条》反映的合同关系来看，本案转款行为发生前及发生时，均无表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意思表示的书面或口头约定的任何证据。虽然案涉由张红波以鼓楼支行经办人的名义出具的《借条》中，有关于该支行向赵宝燕多次借款并承诺偿还的表述内容，但出具该《借条》时，张红波已非鼓楼支行行长，也无该支行的授权，不能再代表该支行对外从事相关活动且擅自承接案涉已发生的债务，其行为对鼓楼支行不发生效力。同时，根据本案相关鉴定意见，《借条》上加盖的鼓楼支行的印鉴也与该支行使用过的印鉴并不同一。虽然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曾发生过变化，但其已对此作了合理说明，赵宝燕重新鉴定的申请，该院不予采纳。综合鼓楼支行提交的前述中国工商银行广元市分行《业务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相关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等证据印证判断，能够认定《借条》上鼓楼支行的印鉴，应系张红波事后为转嫁其个人债务、应付赵宝燕追索而冒该支行之名擅自加盖的，《借条》内容并非鼓楼支行的意思表示，且与本案现有其他证据反映的实际资金往来情况不符，若依据该《借条》确认鼓楼支行负有还款责任，明显缺乏说服力，也显失公允。因此，该《借条》也不足以证明鼓楼支行认可其向赵宝燕借款的事实，更不足以以此确定本案还款责任应由该支行承担。
案涉资金系赵宝燕在与鼓楼支行并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直接转入徐文江、叶波、张红波等的个人账户，其并未将款项实际交付鼓楼支行，鼓楼支行亦未向其出具进账单、对账单、收条等任何凭据。虽然张红波具有银行负责人的特定身份，但并非其所有行为均系代表所属单位履行职务的行为，若要由单位承担责任后果，就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对于这种明显不合规范、违反常态的借款行为和资金支付方式，赵宝燕只要给予必要注意，也可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同时，案涉《借条》中，已明确说明了张红波当时的身份状况，赵宝燕对张红波已卸任鼓楼支行行长、亦无相关授权文件的前提下，仍以该支行名义出具《借条》的情况是清楚的。在本案所涉资金关系中，赵宝燕理应对与其从事交易的主体进行必要的审查，并对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以及相关责任归属等问题给予必要的注意。因此，从民事关系和责任的角度考察，从赵宝燕参与本案借款关系的具体事实看，也难以认定其为善意、无过错的相对人。
四川高院注意到，前述广元中院生效刑事判决中认定的张红波的诈骗行为，疑与其在本案纠纷中的行为存在高度一致性。赵宝燕在本案中要求由鼓楼支行作为责任主体承担民事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难以得到支持。但其作为受害人，可依照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通过法定程序另行寻求救济以弥补财产损失。
综上,四川高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赵宝燕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91800元，鉴定费97800元，共计389600元,由赵宝燕负担。
赵宝燕不服四川高院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四川高院判决采信鼎城司鉴[2013]文痕鉴字第139号鉴定报告，认定赵宝燕提供的《借条》上加盖的公章并非鼓楼支行使用过的公章，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鼎城司法鉴定所因受外界干扰，作出了前后矛盾的鉴定报告，违反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其鉴定结论缺乏依据，不能采信。即使《借条》上加盖的公章与鼓楼支行提供的样本不一致，也不能说明鼓楼支行从未使用过与《借条》上加盖的公章一致的公章。二、张红波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鼓楼银行应就全部债务向赵宝燕承担清偿责任。张红波利用鼓楼支行业务公章向赵宝燕借款，其行为应被视为鼓楼支行的行为。张红波曾任鼓楼支行行长，签订《借条》时担任北街支行行长兼工行广元市分行城区营业网点管理中心主任，在整个借款过程中，张红波均系鼓楼支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且其向赵宝燕借款都是以鼓楼支行的名义进行，赵宝燕有理由相信张红波的行为系有权代理鼓楼支行的行为。即便加盖在《借条》上的“业务公章（2）”确实不是鼓楼支行使用过的公章，鼓楼支行在本案中仍然存在用人失察、对高层管理人员监管不力、管理制度不健全等严重过错，直接导致了赵宝燕的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鼓楼支行应对张红波的全部借款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综上，请求：1、撤销四川高院（2013）川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鼓楼支行承担。
鼓楼支行庭审时答辩称：一、赵宝燕上诉所依据的事实不真实、上诉的理由不成立。鼎城司鉴[2013]文痕鉴字第1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委托程序合法、鉴定所与鉴定人员具备相应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依据充分。其意见与案内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人民法院应当采信。本案与法释[1998]7号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不同，不应适用该规定。张红波的行为不具有表见代理的事实依据和特征。本案并无赵宝燕向鼓楼支行支付款项的证据，也无张红波指定赵宝燕向某人或某账户付款或转款的证据。二、鼓楼支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赵宝燕与鼓楼支行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本案证据证明借款发生在赵宝燕与案外人之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赵宝燕对其发生款项往来关系或借款关系的相对人是明知的。《借条》不具有合法性、内容明显虚假。鼓楼支行未实际使用赵宝燕借给徐文江等人的借款，在其借款关系中也无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赵宝燕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应对本案诉讼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三、赵宝燕恶意诉讼的特征明显。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赵宝燕认为有关《业务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所反映的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启用、停用情况的阐述不真实，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推翻。本院查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元分行《业务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反映，“中国工商银行广元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由省分行刻制或发章，于2006年4月22日领取，2006年7月18日最后一次交接。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3）广刑初字第26号刑事案件中经举证、质证、认证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元分行的说明证实，鼓楼支行于2006年4月24日从市分行领取启用业务公章（2），于2006年7月18日停用交回市分行，于2010年7月6日销毁。因此，一审判决对《业务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所反映的内容中与另案证据所反映的内容相吻合的部分进行客观阐述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
赵宝燕认为一审判决有关对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销毁时间的认定存在遗漏，有关个人业务凭证数量的认定存在遗漏。本院查明：《业务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未反映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销毁的时间，因此，一审判决对《业务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未反映的内容不予阐述，不存在遗漏；赵宝燕提交的个人业务凭证有22张，其中有两张显示的转账日期、借贷方户名、卡号、序号、汇款金额及币种、网点号、手续费等信息均一致。一审判决结合《网转账务明细表》所反映的转账信息，确认22张个人业务凭证中有两张重复，实际应为21张是正确的，亦不存在遗漏。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当事人亦表示无异议，综上，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庭审时，赵宝燕提交了一份证据，系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刑警大队制作的张红波询问笔录，拟证明本案中对张红波的供述不应予以采信。
鼓楼支行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强。
对于赵宝燕提交的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力，本院认为应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鼓楼支行在本院二审庭审时提交四份证据。证据一系广元中院所作的（2013）广刑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张红波曾私刻并使用了“中国工商银行广元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证据二系四川高院所作的（2013）川刑终字第949号《刑事裁定书》，拟证明（2013）广刑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是生效法律文书。证据三系四川荣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四川绵阳监狱向服刑人员张红波调查取证所做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案涉2011年9月5日借条上“中国工商银行广元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的印文是张红波用其私刻的印章所盖。证据四系四川省广元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拟证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元北街支行是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独立的经营主体。
赵宝燕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其内容并不涉及赵宝燕借款，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询问笔录仅有一名律师完成，形式上不合法，其陈述内容与张红波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及案件调查的事实不符。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对于鼓楼支行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的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两份证据所拟证明的事实，一审判决已经予以认定，故该两份证据不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对于证据三、证据四的客观真实性，赵宝燕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否认其真实性，本院对其客观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证明力应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本院另查明：2015年4月13日，四川容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何春到四川省绵阳监狱对张红波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该份笔录反映，黄何春向张红波出示了2011年9月5日张红波向赵宝燕出具的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的《借条》复印件。张红波称《借条》上加盖的‘中国工商银行广元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是用其在成都私自刻的印章加盖的，关于该公章其在公安机关均已交代清楚。
本院认为：
赵宝燕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澳借款纠纷。案涉当事人未明确约定解决纠纷适用的法律，四川高院依法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对此当事人均无异议，故审理本案纠纷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
综合归纳案涉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与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与一审相同。
1、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问题。
赵宝燕主张其与鼓楼支行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主要证据为《借条》及相关转款凭证。
《借条》内容并非鼓楼支行的意思表示。《借条》上显示加盖有“中国工商银行广元鼓楼支行业务公章（2）”，但经四川鼎城司法鉴定所鉴定，该印章与鼓楼支行曾经使用过的真实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赵宝燕上诉称四川鼎城司法鉴定所是在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做出了不独立、不公正的鉴定结论。但是，一审期间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时已对鉴定结论发生变化的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说明，四川法院技术部门针对司法鉴定的委托情况所做的说明也与鉴定人员证言相印证。鉴定报告中对检材（原件）、送交样本的审查和技术检验、检材与送交样本之间的比较检验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也对鉴定结论的取得做出了分析说明，其内容合理且具有说服力。本院二审时鼓楼支行提交的对张红波的询问笔录所反映的内容也与鉴定结论相印证。四川高院对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对赵宝燕的此点主张不予支持。赵宝燕上诉称一审法院拒绝其重新鉴定的申请，属重大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并不存在该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不予重新鉴定并无不当，本院对赵宝燕的此点主张不予支持。赵宝燕上诉称即便《借条》上加盖的公章与鼓楼支行提供的样本不一致，也不能说明鼓楼支行从未使用过与《借条》上加盖的公章一致的公章。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赵宝燕对该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对赵宝燕的此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借条》加盖的鼓楼支行公章并非其使用过的公章，进而确认该《借条》内容并非鼓楼支行案涉借款的意思表示是正确的。
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发生实际的借款行为。赵宝燕所提交的转款凭证证明赵宝燕所支付的款项直接转入徐文江、叶波、张红波等人的个人的账户，鼓楼支行并未直接从赵宝燕处收到案涉款项。在鼓楼支行对其收到相关款项予以否认的情况下，赵宝燕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鼓楼支行之间存在任何关于款项支付的约定或安排，或鼓楼支行为案涉款项的真实收款人。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仅依据转款凭证不能认定案涉当事人之间实际发生了借款行为是正确的。
综上，赵宝燕与鼓楼支行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
2、关于鼓楼支行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
赵宝燕上诉称张红波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鼓楼支行在本案中存在严重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鼓楼支行应对张红波的借款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张红波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被代理人因疏忽的表见行为引起了善意第三人对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的合理信赖。案涉《借条》载明借款单位虽然为鼓楼支行，但同时亦载明经办人为张红波，且明示张红波的职务为“北街支行行长兼城区营业部管理中心主任”。结合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其一，《借条》并未载明张红波取得了鼓楼支行的授权，赵宝燕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鼓楼支行曾授权张红波作为经办人从事借款业务。因此，张红波无权代表鼓楼支行对外签订案涉《借条》。其二，张红波出具《借条》时已不再担任鼓楼支行行长，其也在《借条》上注明了自身的职务，对此赵宝燕是明知的。鼓楼支行是独立的经营主体，张红波并非鼓楼支行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因此，赵宝燕不存在合理的信赖。其三、据赵宝燕所称，其是根据张红波的指令将款项直接转账给徐文江、叶波、张红波三位个人，而非鼓楼支行的账户。在明知张红波职务的情况下，赵宝燕与张红波等其他个人发生数十笔以上且多达5000万元的借款关系时未注意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是不合常理的。赵宝燕在本案中对借款的对象未给予必要的注意，并不构成善意无过失。其四，张红波出具借条时，其已不再是鼓楼支行工作人员，鼓楼支行无义务对其进行监管。鼓楼支行提交的证据《业务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会计专业业务印章销毁清单》等证明鼓楼支行对相关印章的管理尽到了必要的监管义务。赵宝燕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鼓楼支行存在用人失察、对高层管理人员监管不力、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明显过错。因此，鼓楼支行不具有可归责性，不存在明显过错。综上，张红波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亦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本院对赵宝燕的此点主张不予支持。
赵宝燕一、二审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与鼓楼支行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张红波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鼓楼支行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赵宝燕可依法另寻救济途径以弥补财产损失。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赵宝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按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1800元，由赵宝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雪峰
代理审判员 成明珠
代理审判员 朱 科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丁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