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昭婷，女，197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车商营销服务部，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136号。
法定代表人：肖正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石令，湖北正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昭婷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车商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6民初3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昭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被上诉人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石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昭婷的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余昭婷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本案关键证据《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重大瑕疵，鉴定程序严重违法，不应作为有效证据认定。1.一审中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为证明《司法鉴定意见》系余昭婷与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一致同意，共同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向法庭提交了“司法鉴定同意书”作为证据。而该份证据在合法性上存在重大瑕疵。首先，该“司法鉴定同意书”并不合法是个无效文件。该“司法鉴定同意书”中并没有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的公章，仅有一自然人的签名，该自然人并非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的法定代表人，因而并不能代表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该自然人也没有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签署的书面授权。所以余昭婷与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并未就委托鉴定事宜达成合意；其次，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选择司法鉴定机构时未征得余昭婷同意，余昭婷在“司法鉴定同意书”上仅仅填写了“鉴定”二字，由此可知，余昭婷并不知道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要选择哪家鉴定机构，故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选择司法鉴定机构时是违法的。2.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程序严重违法。该通则第二十四条规定“经委托人同意，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派员到现场提取鉴定材料。现场提取鉴定材料应当不少于二名司法鉴定人，现场提取鉴定材料时，应当有委托人指派或者委托的人员在现场见证并提取记录上签名”。本案中，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现场提取鉴定材料的过程中，仅派了一名工作人员到现场，且余昭婷并没有接到通知到现场，亦没有在提取记录上签名。由此可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鉴定程序严重违法，不应作为有效证据认定。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余昭婷车辆于2016年2月4日19时许，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车辆受损及驾驶人张南受伤的事实，但其后又称余昭婷的车损非因此次事故造成，故原审法院所出的判决书内容前后矛盾。
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4日19时许，张南驾驶余昭婷所有的鄂Ａ×××××号汽车在黄陂××××大道后湖村路段撞上路边石墩，造成张南受伤及车辆受损的单方事故。事故发生后余昭婷通知了保险公司及交通部门。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交通巡逻民警大队对该事故出具简易事故认定书，认定鄂Ａ×××××车辆撞击石墩，鄂Ａ×××××车辆受损及驾驶人张南受伤，驾驶人张南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经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鄂Ａ×××××车辆的车损价格为360830元。
鄂Ａ×××××车辆所有人余昭婷于2015年9月30日在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处为鄂Ａ×××××号车辆投保了限额为37500元的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时间自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
2016年2月25日及次日，驾驶人张南及余昭婷均签署司法鉴定同意书，表示其与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一致同意对本次事故进行司法技术鉴定。2016年2月27日，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人保财险营销服务部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对鄂Ａ×××××号车辆车体痕迹与受损与报案所称碰撞事故的相符合性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鄂Ａ×××××小型汽车车体痕迹与受损与报案所称碰撞事故不符合。其车体陈旧性痕迹较多，本次所称事故之前该车已丧失行驶能力。经余昭婷申请，鉴定人邵某于2016年9月19日出庭作证，余昭婷先行垫付鉴定人出庭相关费用合计700元。2016年4月7日，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向余昭婷出具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认为根据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结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故对余昭婷的损失不给予赔付。
原审法院认为：余昭婷与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在征得余昭婷同意后，委托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对案涉车辆进行鉴定，属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该鉴定程序合法，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亦未提出足以反驳该鉴定结论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故对该鉴定意见，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余昭婷诉称其所有的车辆鄂Ａ×××××于2016年2月4日19时许在黄陂××××大道后湖村路段撞击石墩导致车辆受损，要求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但根据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所提司法鉴定等证据可知，余昭婷的车损非因此次事故造成，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可根据法律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予以拒赔。故对余昭婷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余昭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95元，评估费5000元，鉴定人出庭相关费用700元，合计24290元，由余昭婷负担；司法鉴定费1500元，由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负担。
二审庭审中，余昭婷向本院提交证据三份，证据一、武汉市城市路桥收费管理中心出具的《车辆通行记录》，证明目的：车辆有连续通过记录，车辆状态持续完好，最后一次通行时间为2015年12月15日。证据二、照片打印件、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系统截图打印件，证明目的：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发生了一次车辆单方受损情况，时间为2016年1月23日，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进行过理赔，故本案事故车辆一直没有丧失行驶能力。证据三、专家向余昭婷出具的《对本案事故碰撞痕迹真实性分析》，专家认为本案碰撞关系成立，提供给法院作为参考，作为我方申请重鉴定的依据。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质证认为，余昭婷提供的证据一、二不是新证据，余昭婷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且该两份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余昭婷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证据最多能证实事故发生之前车辆可以通行，但不代表车辆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辆可以通行。证据三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如下：对余昭婷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只能证明本案所涉车辆在2016年1月23日前没有丧失行驶能力，并不能证明在2016年2月4日当天没有丧失行驶能力。余昭婷提供证据三仅为单方意见。综上，本院对余昭婷提供三份证据均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本院查明：2016年2月4日19时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交通巡逻民警大队交警接到报警，到达武汉市黄陂××××大道后湖村路段后，向张南出具了《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鄂Ａ×××××车辆撞击石墩，鄂Ａ×××××车辆受损及驾驶人张南受伤，驾驶人张南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2016年5月18日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价格评估结论书》中载明，“鄂Ａ×××××车辆的车损价格为360830元”。本院对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从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三真司法鉴定中心[2016]痕鉴定字第H0195号《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结论“鄂Ａ×××××小型汽车车体痕迹与受损与报案所称碰撞事故不符合。其车体陈旧性痕迹较多，本次所称事故之前该车已丧失行驶能力”可知，余昭婷所诉的车损非因在本案中余昭婷所述的事故造成，故原审法院认为人保公司武汉车商服务部根据法律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予以拒赔并无不当，径而判决驳回余昭婷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余昭婷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95元，由余昭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 浩
审判员 易齐立
审判员 胡铭俊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卢宇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