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徐民五（民）初字第707号
原告黄邦芳。
委托代理人王家新。
被告上海现代金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虹桥路429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昆强，上海市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启晔保洁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嘉定区嘉新公路835弄25号8幢101室。
法定代表人陈坡，职务经理。
被告上海恒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龙吴路1500号2幢B161室。
法定代表人方荣，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香开春。
原告黄邦芳为与被告上海现代金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晨物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9月27日向本院提起了诉讼，本院委托上海市徐汇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因故致诉前调解未成。2013年12月4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史清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家新、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委托代理人方昆强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当日，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向本院递交了《追加被告参加诉讼申请书》，申请追加上海恒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杰劳务公司）、上海启晔保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晔保洁公司）为本案的共同被告，理由是其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将物业小区保洁工作先后发包给了恒杰劳务公司、启晔保洁公司，保洁工的录用由这两家公司负责。2014年2月18日，本院决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2014年5月4日，本院决定通知启晔保洁公司、恒杰劳务公司作为被告参加本案的诉讼；2014年6月17日，本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家新、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代理人方昆强、被告恒杰劳务公司代理人香开春、被告启晔保洁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邦芳诉称，其于2003年2月1日至坐落于本市淮海西路358弄的淮海世纪花苑小区从事保洁工作，当时负责该小区物业管理的是其它物业公司。2006年3月1日，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接管了该小区的物业管理，并留用其继续从事保洁工作，其因此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被告在接管小区的物业管理后的第一天，即将保洁员的责任范围及要求以书面形式张贴在小区的大堂，还向其发放了写有“金晨物业”四个字的工作胸牌，同时安排了一处地下室供其及家人居住，其每月向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交纳水电费；此外，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于每月15日指派管理人员陈坡以现金形式向其发放工资。2013年6月26日，陈坡以社会保险费将从“三险”转为“五险”、费用将有所增加为由，通知其不能继续被雇佣了，因此其自2013年7月1日起未至原岗位工作。在职期间，被告金晨物业公司要求其365天天天都要上班，每天工作6小时，每月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其工资，但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从未支付其法定休假日的加班工资，也从未依法支付其高温费、给予其享受带薪年休假。基于此事实，其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委审理中，被告金晨物业公司称其自2006年3月1日起即将保洁项目发包给了被告启晔保洁公司，但事实上被告启晔保洁公司直至2010年4月26日方注册成立，因此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将小区的保洁服务委托给没有资质的陈坡个人，违反了《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而其不可能与没有资质的陈坡个人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在事实上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应该是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据此，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支付下列款项：1、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7，820元；2、2011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的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4，158元；3、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4，300元（2006年3月至2013年6月）；4、2011年6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2012年6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期间的高温津贴合计1，600元；5、2011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的未休带薪年休假折算工资1，260元。2014年6月17日庭审中，原告称不要求被告恒杰劳务公司、被告启晔保洁公司承担上述款项的给付责任，只要求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承担给付责任。诉讼中，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
1.1、盖有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公章、编号为00295079、落款日期为2010年10月8日的收据一张，记载了收取电费54.30元的内容；
1.2、盖有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公章、编号为01145381、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15日的收据一张，记载了收取保洁电费325元的内容；
1.3、盖有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公章、编号为0405309、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1日的收据一张，记载了收取2013年3月至5月之电费合计300元的内容；
原告提供上述证据，旨在证明由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录用其从事保洁工工作，故安排其居住于一地下室，并因此向其收取了相关费用。对上述证据，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于2013年12月6日递交本院的书面意见中表示：原告由承包保洁的相关单位安排至物业小区从事保洁工作，同时也回收废旧物品对外出售，并将物品堆放在地下室，且使用了其管理公共部门的电源，其因此要求原告承担所发生的电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向原告收取电费的行为与本案无任何关系。显然，被告金晨物业公司认可了其曾向原告收取电费的事实，且未否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2、明确楼面保洁责任人及责任范围的书面材料、工作胸牌，用以证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安排并监督原告从事保洁工作；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证据未经其加盖公章或小区管理处之印章，原告完全可以自行制作出；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和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其没有张贴材料，也没有要求原告佩戴工作胸牌；由于上述书面材料是纸制的，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材料不予确认；由于工作胸牌是实物，且从三被告确认的相关物业保洁合同记载的内容来看，佩戴胸牌是三被告对保洁人员的要求，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工作胸牌之真实性予以确认。
3.1、赵某、佟某等人联名书写的证词，主要内容是：“王家新、黄邦芳系我小区（淮海世纪花苑）保洁工，自2003年2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在本小区工作，每天工作6小时，天天工作，没有休息天，没有节假日”。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对证人证词持有异议，认为证词中所涉从2003年2月1日开始的时间，与其被业委会选聘为物业管理单位的时间不相符，证人的签名其也不清楚；
3.2、证人赵某（系本市淮海西路某弄某号楼某室业主）的当庭陈述：（1）在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成为其所居住的小区物业管理单位之前，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即在小区内担任保洁工了，直至2013年6月30日止，期间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从未休息过一天；证人不知晓两人不继续在小区内担任保洁员的原因，应该是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不要他们工作了。（2）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原居住在小区一地下室内，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曾于2013年6月初要求他们搬出，证人认为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出来打工不容易，所以还找到了被告金晨物业公司管理人员，希望为原告说说话，但是管理人员拿出了消防规定，表示原告必须在2013年6月26日自地下室迁出，这样2013年7月1日起就是其他人在小区担任保洁工了。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在陈述质证意见时表示，其不清楚证人赵某是否已将上述房屋出售，同时认为证人不能证明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证人所说原告等人的工作时间都仅仅是猜测，证人所说原告等人被解除也是听说的，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证明是被告将原告等人解除了，因此证人证词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具有法律效力；
3.3、证人佟某（自称其女是本市淮海西路某弄某号楼某室房屋的产权人，其居住在女儿家）当庭陈述：（1）其自2002年11月起入住女儿家至今，偶尔会外出旅游。（2）2003年间，原告、另案原告王家新与案外人小刘一起至小区从事保洁工作，另案原告王家新负责小区地面及垃圾房的清洁工作，原告负责1-3号楼的清洁工作，他们每天要倒2次垃圾桶、扫广场等，这些都是其经常看见的，也是小区居民向物业提出的要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2013年6月30日。（3）其从原告处得知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将原告辞退了，其为此与另一证人赵某一起至物业找过经理，因为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在小区从事保洁工作多年了，比较勤奋也比较熟悉，大家对他们比较放心，所以大家希望将他们留下来，但是物业陶经理说原告等居住在地下室，小区无法通过消防检查，所以原告等必须搬离地下室。被告以证人当庭未携带身份证出庭为由，主张证人不具备证人资格，拒绝对证人的证词陈述质证意见；
3.4、证人唐某（自称居住于本市淮海西路某弄某号某室，产权人为其女）的当庭陈述：（1）其自2002年11月起入住上述房屋，至今；大约自2003年起，原告和另案原告王家新都在小区从事保洁工作，另案原告王家新负责小区公用部位（楼层外面）的保洁工作，原告负责1-3号楼的保洁工作，其所居住的大楼共有12层，从3楼开始每个楼面都有一个垃圾桶，每天上下午各要清理1次；大约在2012年年底或2013年年初，原告被安排去做4、5号楼的保洁工了；（2）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开始负责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后，即在其所居住的楼面电梯旁边张贴了保洁工的照片，这名保洁工就是原告；保洁工工作的时候，有时穿工作服，有时穿自己的衣服，但都佩带了胸牌；（3）2013年6月间其去了美国，2013年9月间回国，听说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被物业解雇了。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对证人证词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不能证明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证人所说原告等人的工作时间都仅仅是猜测，证人所说原告等人被解除也是听说的，没有任何依据证明是被告将原告等人解除了，因此证人证词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具有法律效力；
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和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是其未曾见过证人。本院认为，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证人赵某已因出售了房屋而不再是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的业主，父母居住于儿女名下的产权房内亦为人之常情，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向本院递交了写有证人姓名及居住室号的证据3.1，本院已在第一次开庭之前将该证据送达给了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因此被告金晨物业公司理应知晓证人有可能会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也完全可以查询证人是否系业主或居住于证据中所载室号，如此这般即不会产生证人是否出售了产权房等相关疑惑；尽管证人佟某在出庭当日未能提供身份证件，但法院考虑到其系老年人，允许其庭后补交身份证件，以供法院核实，此举并无不妥，且证人佟某已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补交了身份证件；综上，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词中下列内容予以确认：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在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接管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后即在该小区从事保洁工作，一家人居住于一地下室，直至2013年6月30日止。
被告金晨物业公司辩称，其确系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但是自成为该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后，其即将保洁工作发包给了其他单位，先后有三、四家，据其所知原告并非一直在该小区内从事保洁工作，具体工作时间其无法了解到，其也从未向保洁工发放统一的工作服、胸牌，更未向原告发放过上述物品。在2013年5月31日之前，其将小区的保洁工作发包给了被告启晔保洁公司，自2013年6月1日起将小区的保洁工作发包给了被告恒杰劳务公司，这两家公司均具有相应的资质；根据其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被告恒杰劳务公司的约定，其每月向两家承包公司支付保洁费，两家承包公司对保洁工的工作进行管理、发放保洁工工资，因此其对两家承包公司雇佣谁从事保洁工工作一概不知晓，对保洁工的工作时间等也不知晓，只知道保洁工的工资均由被告启晔保洁公司的陈坡、被告恒杰劳务公司的香开春支付；在此情形下，原告以其为用人单位申请了劳动仲裁，并在未获仲裁委支持之际，向法院提起诉讼，系诉讼主体错误。原告始终称自2006年起即在其处从事保洁工作，但是却只主张2012年起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可见原告确认之前都是签订过劳动合同的；原告主张2011年度、2012年度的未休年休假折现工资，显然原告自认2006年至2011年度已请过年休假，那么这个年休假也是承包单位安排原告休息的；原告自认每月工资由陈坡负责发放，而陈坡是被告启晔保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原告的工资是由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发放的，原告当然是接受被告启晔保洁公司的管理、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所以原告的工作时间等事实，只有被告启晔保洁公司知晓；原告既然只主张12个月的工资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那么就说明原告在小区从事保洁工工作的时间只有12个月，法院不应该审查12月以上原告的工作情况。综上，其对原告提出的所有诉请均不予接受。诉讼中，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
1.1、其与案外单位常帮红帽子专业保洁服务社（乙方）签订的有效期自2006年3月1日起至2007年2月28日止的《建筑物清洗保洁合同》一份，其中第一页记载了合同签订时间是2006年5月15日，第二页手写着“每月保洁费叁仟元，先做后付款，满3个月，乙方开具发票给甲方，甲方以支票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乙方，乙方在工作中所需工具设备等（包括垃圾袋）均由乙方承担”，第三页手写着“现有保洁人员3名，维持原状，经济待遇按现标准执行”，第四页最后一行被告金晨物业公司落款日期是2006年2月28日，案外单位常帮红帽子专业保洁服务社落款日期是2006年5（有更改痕迹）月15日；
1.2、其与案外单位常帮红帽子专业保洁服务社（乙方）签订的有效期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的《建筑物清洗保洁合同》一份，其中第二页手写了下列内容：“每月保洁费叁仟玖佰元整是根据国家政策现有的保洁费用，如调整工资水平的政策出台，双方再行商议”；
1.3、其与案外单位帮帮新得兰佳饰居室保洁服务社（乙方）签订的有效期自2008年3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的《建筑物清洗保洁合同》一份，其中记载了下列内容：“本项目保洁服务费用月金额3，900元整”、“甲方免费提供三人入住小区，水电有物业提供”、“如遇政府调整工资基数及社保费，甲方应按该项目服务人员基数相应调整”；
1.4、其与案外单位上海永爽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的有效期自2008年6月1日起至2009年5月30日止的《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合同》一份，其中记载了下列内容：项目名称为“公共部位的保洁服务”、保洁范围为“楼道内公共部位和小区街坊公共部位保洁”、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21个保洁工、劳防用品”、保洁费为每月25，620元（21＊1，220），双方还约定“如国家对最低保障工资调整，双方应及时在原有基础上递增或递减”；
原告对上述证据1.1至1.4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在从事保洁工工作期间从未看到过上述合同，亦无人告知其相关内容；
1.5、其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乙方）签订的有效期自2010年6月1日起至2011年5月31日止的《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合同》一份，其中记载了下列内容：项目名称为“淮海世纪花苑小区内所有公共部位的保洁服务”、保洁范围为“楼道内公共部位和小区街坊公共部位保洁”、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3名保洁工、劳防用品”，双方还约定保洁费2010年1月至2010年3月期间为每月3，900元（3＊1，300）、2010年4月1日起为每月4，140元（3＊1，380）；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1.6、其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乙方）签订的有效期自2011年6月1日起至2012年5月31日止的《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合同》一份，其中记载了下列内容：项目名称为“淮海世纪花苑小区内的所有公共部位的保洁服务”、保洁范围为“楼道内公共部位和小区街坊公共部位保洁”、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3名保洁工、劳防用品”，双方还约定保洁费为每月4，440元（3＊1，480），保洁人员必须无条件听从甲方（指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主管人员的工作指挥，上班一律穿统一工作服、佩戴胸卡，保洁人员每日应到小区物业管理处进行考勤签到，不得找人代签等。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上述“3＊1，480”中的“3”是指3名保洁工，“1，480”是指每一名保洁工的工资；
1.7、其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乙方）签订的有效期自2012年6月1日起至2013年5月31日止的《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合同》一份，除每月保洁费金额与上述合同约定不一致以外，其余主要内容相同；原告及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上；
1.8、其与被告恒杰劳务公司（乙方）签订的有效期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14年5月31日止的《物业保洁服务承包合同》一份，项目名称为“淮海世纪花苑小区内所有公共部位的保洁服务”、保洁范围为“楼道内公共部位和小区街坊公共部位保洁”、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保洁人员配备和保洁人员工资及包劳防用品”，双方还约定保洁费为每月5，460元，保洁人员必须无条件听从甲方（指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主管人员的工作督促，上班一律穿统一工作服、佩戴胸卡，保洁人员应保证甲方管理的物业小区每日二次保洁工作，并在乙方工作签到本人签到，不能找人代签，签到本放在甲方管理处等；
以上证据，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旨在证明其自承接了小区物业管理业务后，即将小区的保洁工作发包给了上述证据所涉单位。结合原告、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和被告恒杰劳务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由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未提供与证据1.1至1.4相印证的证据，故本院在本案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进行确认；由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与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对上述证据1.5至1.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亦提供了相应的贷记凭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2、两份档案机读材料，用以证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和被告恒杰劳务公司的经营范围之一是从事保洁服务。由于原告及被告启晔保洁公司、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
3、贷记凭证，用以证明其按承包合同的约定，以银行汇款方式支付了保洁承包费给相关单位。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是原告并非相关款项的履行主体，故原告的不认可并不影响本院对该证据的判断；由于相关款项的履行主体即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和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启晔保洁公司辩称，2010年6月1日，其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签订了保洁承包合同，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处承接了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的保洁业务；而原告夫妻俩在其接管该小区的保洁业务之前，即在该小区从事保洁工作，一家人均居住于一地下室，因此其在接手小区的保洁业务后，也录用了另案原告王家新作为保洁工，并与另案原告王家新签订了书面协议；此后，另案原告王家新按协议携妻即原告一起从事保洁工作；尽管其当时与另案原告王家新在协议中约定按小时计发工资，但是考虑到原告夫妻俩也不容易，其又与另案原告王家新商量，每月按2，900元的标准计发原告工资，之后亦按此标准足额支付了原告夫妻俩的保洁工工资，直至其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到期之日止。在其负责小区的保洁业务期间，其并没有要求保洁工穿统一的工作服、佩戴工作胸牌，但是全年除春节三天之外都要求原告从事保洁工作，这也是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对其提出的要求。综上，其认为原告在其处从事保洁工作期间，双方相处一直很融洽，原告只是与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发生了争议，现在原告将其列为被告一并起诉，其认为很是不该，对原告所有诉请亦不予接受。诉讼中，被告启晔保洁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
1、其为甲方、另案原告王家新为乙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主要内容是：期限为2011年6月1日至甲方与物业公司签订保洁服务合同期满止，承包金额为按小时计算2，900元／月，以现金方式支付（边上手写着“含休息节假日”），乙方工作范围为“淮海世纪小区保洁钟点工作时间上午2小时、下午1小时，乙方可以带妻子黄邦芳一起完成本工作，可以收集小区内的废旧物品对外出售，产生的收入归乙方和妻子所有，甲方不收取乙方任何费用”。另案原告认可“王家新”三字系其本人签名所成，但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主张其签名时该证据上并无“按小时付钱”等内容，其当时是在空白的纸上签名的；显然，另案原告王家新的陈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并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2、由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书写的《收条》，主要内容是：“今收到6月份垃圾承包费2，900元／月”；
3、另案原告王家新于2012年8月10日书写的《收条》，主要内容是：“今收到7月份保洁垃圾承包费2，900元”；
被告启晔保洁公司提供上述证据，旨在证明其已按约支付了原告夫妻俩从事保洁工作的工资；由于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4、其于2013年6月1日与被告恒杰劳务公司签订的书面协议，主要内容是：“淮海世纪花苑保洁交接，今有香开春于2013年6月1日接手淮海世纪花苑保洁全盘工作，付于陈坡200元，收后与陈坡没有任何关系”，香开春在签名一栏写了“同意付陈总经理100元”。被告启晔保洁公司提供该证据，旨在证明其在退出淮海世纪花苑小区的保洁管理之后，已与下家即被告恒杰劳务公司谈妥，原告等保洁工由被告恒杰劳务公司继续留用；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启晔保洁公司的陈述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不做确认。
被告恒杰劳务公司辩称，2013年6月1日起其自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处承接了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的保洁业务，其包工包料包保洁人员，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支付其保洁费。其接管时，原告要求留下来，并要求其按照被告启晔保洁公司支付给其的标准支付报酬，其对原告解释了相关规定，原告觉得很不开心；此后，由于业主要求其将原告留下来，其只能口头签应按被告启晔保洁公司的标准支付原告报酬，但仍要求原告交纳管理费，并让原告做一段时间看看；半个月以后，由于有业主举报楼道保洁不合格，其口头向原告提出了整改，明确表示不再留用原告夫妻俩了，并于2013年6月30日支付了原告报酬。在其负责小区的保洁业务期间，其确实要求保洁工穿统一的工作服，但并没有佩戴工作胸牌；此外，其要求原告全年365天每天都要从事保洁工作，这也是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对其提出的要求。综上，其对原告提出的所有诉请不予接受。诉讼中，被告恒杰劳务公司提供了原告与另案原告王家新书写的《收据》，主要内容是：“今收到我和我老婆在淮海世纪花苑小区保洁承包费1，620元，2人合计3，240元，保洁发包时间为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止，特此收到说明”；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外省市来沪务工人员，与另案原告王家新系夫妻关系。被告金晨物业公司自2006年3月1日起承接了坐落于本市淮海西路358弄的淮海世纪花苑小区的物业管理业务，原告自即日起在该小区从事保洁工作，并居住于该小区一地下室内，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向原告夫妻俩按月收取水电费，并向原告夫妻俩出具了收据。
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先后签订了有效期自2010年6月1日起至2011年5月31日止、自2011年6月1日起至2012年5月31日止、自2012年6月1日起至2013年5月31日止的《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合同》，被告启晔保洁公司据此于上述期间承接了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内所有公共部位的保洁服务业务，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分别按下列标准支付了被告启晔保洁公司保洁费：2010年1月至2010年3月期间为每月3，900元（3＊1，300）、自2010年4月至2011年5月期间为每月4，140元（3＊1，380），自2011年6月1日起至2012年5月31日期间为每月4，440元（3＊1，480）、自2012年6月1日起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为每月4，950元；此外，双方还约定保洁人员必须无条件听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主管人员的工作指挥，上班一律穿统一工作服、佩戴胸卡，保洁人员每日应到小区物业管理处进行考勤签到，不得找人代签等。被告启晔保洁公司认可双方签订的《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合同》中所涉“3＊1，480”中的“3”是指3名保洁工，“1，480”是指每一名保洁工的工资。
此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与另案原告王家新签订了《承包协议》，主要内容是：期限为2011年6月1日至保洁服务合同期满止，承包金额为按小时计算2，900元／月，以现金方式支付，另案原告王家新的工作范围为“淮海世纪小区保洁钟点工作时间上午2小时、下午1小时，乙方可以带妻子一起完成本工作，可以收集小区内的废旧物品对外出售，产生的收入归乙方和妻子所有，甲方不收取乙方任何费用”；另案原告王家新认可“王家新”三字系其本人签名所成。据此，原告夫妻俩在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从事保洁工作，直至2013年5月31日止，被告启晔保洁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坡按月以现金形式支付原告夫妻俩报酬，原告夫妻俩均书写收条以示收到，其中由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书写的一张《收条》主要内容是：“今收到6月份垃圾承包费2，900元／月”，另案原告王家新于2012年8月10日书写的一张《收条》主要内容是：“今收到7月份保洁垃圾承包费2，900元”。
之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与被告恒杰劳务公司（乙方）签订了有效期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14年5月31日止的《物业保洁承包合同》，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因此取得了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内所有公共部位的保洁服务业务、双方约定：保洁人员必须无条件听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主管人员的工作督促，上班一律穿统一工作服、佩戴胸卡，保洁人员应保证在物业小区每日二次从事保洁工作，并在工作签到本上本人签到，不能找人代签，签到本放在被告金晨物业公司管理处等。被告恒杰劳务公司留用了原告，并安排原告继续从事保洁工作；2013年6月26日，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口头告知原告夫妻俩不要再继续工作了，原告夫妻俩因此在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从事保洁工作至2013年6月30日；当日，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委托代理人香开春支付了另案原告王家新当月的工资，另案原告王家新书写了内容为“今收到我和我老婆在淮海世纪花苑小区保洁承包费1，620元，2人合计3，240元，保洁发包时间为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止，特此收到说明”的收条。
2013年7月24日，原告以金晨物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了本案所涉等请求事项，仲裁委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开庭审理。2013年9月4日，仲裁委做出对原告全部申诉请求不予支持的裁决。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了诉讼。
2013年12月6日，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向本院递交了书面说明，其中记载了下列内容：“原告所述自2006年3月起一直在小区内做保洁工，被告自2006年3月起为淮海世纪花苑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一直将小区内的保洁工作发包给三、四家单位承包。据被告了解，原告非系一直在物业小区内做保洁工，具体工作时间被告无法了解到”。
2014年6月17日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表示在本案中不要求被告启晔保洁公司、被告恒杰劳务公司承担诉请所涉款项的给付责任，只要求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承担诉请所涉款项的给付责任。
本院认为，三方在本案中主要存在以下争议：1、原告是否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承接了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的物业管理业务后，即在该小区从事保洁工工作？2、如是2006年3月即至上述小区从事保洁工作，那么2006年3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期间，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是谁？2010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是谁？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是谁？3、三被告是否应对原告所提诉请承担给付责任？对此，本院做如下分析认定：
1、尽管本院对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提供的其与常帮红帽子专业保洁服务社签订的《建筑物清洗保洁合同》因故不做认定，但是这份材料记载的内容毕竟是被告金晨物业公司自认的内容，从相关内容来看，当时的保洁人员状况是“现有保洁人员3名，维持原状”，显然作为合同甲方的被告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当时“现有保洁人员”是谁不知晓。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主张原告在其接管小区的物业管理业务后，并非一直在该小区从事保洁工作，但又称对原告的具体工作时间无法了解到，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相反，原告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及收据，足可以说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于2006年3月承接本市淮海世纪花苑小区的物业管理业务之后，留用了原告夫妻俩，原告夫妻俩得以继续在该小区从事保洁工作，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2、现有事实表明，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于2010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将保洁业务发包给了被告启晔保洁公司，于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将保洁业务发包给了被告恒杰劳务公司，而原告与另案原告王家新系夫妻关系，另案原告王家新又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亦签订了承包协议，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家新也明知自2010年6月1日起支付其工资的是被告启晔保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坡，显然与原告夫妻俩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当然也是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因此即便在2010年6月1日之前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是被告金晨物业公司，双方所建立的劳动关系也随着原告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事实的成立而消灭，因此在本案中2006年3月1日起至2010年5月31日期间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是否是被告金晨物业公司之事实已不再具有认定的必要。同理，从另案原告王家新与被告启晔保洁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坡、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委托代理人香开春的陈述来看，原告夫妻俩对被告启晔保洁公司自2013年6月1日起退出上述小区的保洁管理、被告恒杰劳务公司即日起接手上述小区的物业管理之事实是知晓的，2013年6月30日，另案原告王家新也是从香开春处领取了当月工资，显然原告与另案原告王家新亦知晓自2013年6月1日起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是被告恒杰劳务公司，那么于2013年6月26日通知原告夫妻俩不要继续工作了的就不可能是被告启晔保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坡，而只能是被告恒杰劳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香开春。
3、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定如果原告存在法定休假日加班、应休带薪年休假未休、应签劳动合同未签、应得高温津贴未得之事实，也应该由上述期间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被告启晔保洁公司、被告恒杰劳务公司承担给付责任，但是原告于庭审中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要求上述两被告承担给付责任，那么其在本案中要求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承担相关款项的支付责任，即无事实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尽管原告确实于2006年3月1日起即至上述小区从事保洁工作，但是如前述分析，原告自2006年3月1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起的用人单位存在变更的事实，因此原告主张2006年3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违法终结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依据现有事实，结合追溯时效，本院认为原告可以向被告启晔保洁公司或被告恒杰劳务公司主张相关权利，但是原告于庭审中明确陈述在本案中不要求两被告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其要求被告金晨物业公司支付此款，难获本院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邦芳所有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勇刚
审 判 员 史 清
人民陪审员 沈鸣放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周静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