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津0110民初1007号
原告：顾作荣，男，汉族，1956年2月2日出生，住天津市河东区，现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琳，天津江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通讯器件厂，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程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瑞玲，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队，天津兆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顾作荣与被告天津通讯器件厂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顾作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琳，被告天津通讯器件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顾作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养老金损失1401694.15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保险费损失2608.01元；3.判令被告提取留存182220元专款，用于日后为原告按照医疗保险规定报销医药费；4.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交通费损失6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顾作荣于1981年11月被分配至天津通讯器件厂工作，入职时档案调入天津通讯器件厂。1986年至1988年期间，顾作荣任天津通讯器件厂的下属单位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负责人，但档案和人事关系依然属于天津通讯器件厂。1988年10月，因天津通讯器件厂经营状态不好顾作荣下岗，下岗时天津通讯器件厂未向其出具书面材料，未办理档案转移手续。2016年2月2日顾作荣年满60周岁，前往河东区直属企业局办理退休手续时，该局称因没有档案及社保缴费纪录无法办理。顾作荣虽于1988年10月下岗，但仍与天津通讯器件厂存在劳动关系，天津通讯器件厂应对顾作荣没有档案及社保缴费纪录承担责任，赔偿顾作荣无法享受退休待遇的损失。顾作荣就养老金等退休待遇的赔偿事宜向天津市东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该委裁定不予受理，顾作荣不服该裁决起诉。
天津通讯器件厂辩称，经核查天津通讯器件厂留存的档案，没有顾作荣的记录，天津通讯器件厂与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为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天津通讯器件厂与顾作荣之间没有劳动关系，顾作荣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佐证。
原告顾作荣提供了如下证据：
1.证人田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顾作荣于1981年11月进入天津通讯器件厂工作，人事档案由田某保管至1984年田某离职。
2.证人孙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顾作荣于1981年12月进入天津通讯器件厂，工作至1986年进入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其后的情况不清楚。孙某于1992年下岗，2003年在河东区企事业局办理退休手续。
3.证人于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顾作荣原系于某在天津通讯器件厂的同事，于八十年代离厂，于某在天津通讯器件厂工作至1996年，现已在河东区企事业局办理退休手续。
4.证人郭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顾作荣于1988年左右下岗，下岗时在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工作，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是天津通讯器件厂的下属单位，由天津通讯器件厂管理，下岗职工名单由郭某宣布。郭某在1988年至1991年期间管理天津通讯器件厂的职工名册及档案，郭某接管时天津通讯器件厂的职工名册中已经没有顾作荣的名字，也没有顾作荣的档案，具体原因不详。郭某于1992年下岗，2012年从天津通讯器件厂退休。2017年3月底，在顾作荣家，郭某曾看见天津通讯器件厂档案管理人王永芬拿的一张1987年的顾作荣的介绍信。
5.证人林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林某自天津通讯器件厂成立时起任法定代表人至1993年离休。林某认可顾作荣曾系天津通讯器件厂员工，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有独立的营业执照及办工地点，但员工档案一律保存在天津通讯器件厂。林某在职期间，仅存在员工申请下岗的情形，如果员工申请下岗需经林某签字同意，单位未主动安排员工下岗，不存在1988年因单位经营不善安排大批员工下岗情形。庭审后，顾作荣另提供林某的一份书证，主要内容为1988年顾作荣的下岗是林某亲自批准的。
6.证人李某和的证言，主要内容为证人李某和于1986年入职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顾作荣时任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经理，1988年顾作荣退休。1996年李某和从天津通讯器件厂华雁通讯部下岗，2016年2月退休，退休单位是天津通讯器件厂。
7.证人唐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7年3月底，在顾作荣家，唐某曾看见天津通讯器件厂档案管理人王永芬拿的一张顾作荣的介绍信。
8.天津市三羊钢绞线厂的书证及工资表，拟证明顾作荣于1997年至今挂名天津市三羊钢绞线厂的法定代表人，但并未从该厂领取过工资。
被告天津通讯器件厂提供如下证据：
1.办理劳动合同启事、通知，拟证明1999年天津通讯器件厂曾通知员工与公司办理劳动合同手续，人员名单中不包括顾作荣，顾作荣与天津通讯器件厂不存在劳动关系。
2.企业申请劳动合同签证职工花名册，拟证明1998年天津通讯器件厂申请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人员名单中不包括顾作荣，顾作荣与天津通讯器件厂不存在劳动关系。
3.2000年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律师见证书，该见证书中列明了当时天津通讯器件厂人员名单，拟证明2000年天津通讯器件厂人员中不包括顾作荣，顾作荣与天津通讯器件厂不存在劳动关系。
4.1996年天津通讯器件厂人名名单，不包括顾作荣，拟证明顾作荣与天津通讯器件厂不存在劳动关系。
5.天津通讯器件厂工商登记表，拟证明根据该表记载，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是天津通讯器件厂的主管部门。
6.天津市三羊钢绞线厂公示信息，拟证明该信息显示顾作荣曾任该厂法定代表人，与案外人成立劳动关系情况。
7.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的市场主体基本信息，拟证明该公司已吊销。
8.天津通讯器件厂的企业档案，拟证明1990年，天津通讯器件厂申请登记内容变更时，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以企业主管部门的名义盖章确认。
本院认为，顾作荣主张其于1981年11月起在天津通讯器件厂工作，1986年至1988年期间，顾作荣任天津通讯器件厂的下属单位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负责人，但档案和人事关系依然属于天津通讯器件厂。1988年10月，因天津通讯器件厂经营不善，顾作荣被安排下岗，此后不再在天津通讯器件厂工作。从在案证据来看，首先，双方对天津通讯器件厂和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的关系存在争议，顾作荣主张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是天津通讯器件厂的下属单位，其在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工作期间档案和人事关系均仍属于天津通讯器件厂，并就此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天津通讯器件厂则主张其与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是两个独立主体，天津市河东区天通实业公司是天津通讯器件厂的上级单位，并就此提供了档案材料予以证实。综合双方争议的历史背景、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在案证据，本院尚不能认定顾作荣所主张的情况属实。其次，就顾作荣离职的原因，顾作荣提供的证人中，仅有郭某一人明确顾作荣于1988年被安排下岗，但是，时任天津通讯器件厂法定代表人林某在庭审中的证言明确否认曾于1988年安排员工下岗，后顾作荣虽提供了林某安排顾作荣1988年下岗的书证，考虑到证言内容前后矛盾，本院亦无法对此予以采信。证人郭某表示其于1988年至1991年管理员工档案时，职工名册中已经没有顾作荣的名字，也没有顾作荣的档案。综合庭审情况，考虑到天津通讯器件厂提供的数份历史中形成的员工名册中均无顾作荣的相关记载，亦无其他证据证实顾作荣与天津通讯器件厂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且该权利义务关系一直处于存续状态的情形，综合庭审情况及在案证据，顾作荣未能证实其自述的在职情况及于1988年因天津通讯器件厂经营不善被安排下岗，此后双方劳动关系仍处于存续状态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该条规定内容明确了应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社会保险争议类型，即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而未办理，且社会保险机构不能补办致使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本案中，顾作荣自述于1988年10月后未向天津通讯器件厂提供劳动，顾作荣自述的在职期间，《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规定单位应当为员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行政法规尚未实施。现在证据又无法证实顾作荣于1988年后向天津通讯器件厂提供了劳动，接受天津通讯器件厂的管理且从天津通讯器件厂领取劳动报酬，双方仍处于劳动关系存续状态，鉴于顾作荣于庭审中未能举证证实其与天津通讯器件厂的劳动关系具体存续期间，因此，顾作荣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社会保险争议范围。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顾作荣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退还原告顾作荣。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纳，视为放弃上诉权利），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张静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孙鑫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三）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