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8民终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敬金装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新发经济城A区-9。
法定代表人：王国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龙，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绍连，男，193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系方某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桂华，女，194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系方某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爱萍，女，196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系方某妻子。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辉，男，1989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系方某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辉，男，1989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系方某之子。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声，安徽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孔峰，男，199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正来，安徽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舸，男，198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
原审被告：吴强发，男，195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上诉人上海敬金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敬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何孔峰及原审被告李舸、吴强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7）皖0881民初1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敬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龙，被上诉人方绍连、江桂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辉、王树声，被上诉人许爱萍、方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声，被上诉人何孔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正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舸、吴强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敬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何孔峰赔偿被上诉人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各项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8137.88元，上诉人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请法院依法决定。事实和理由：1、原判决将方某的死亡赔偿金认定为1153840元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持。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方绍连一方所举证据明显不能证明方某的死亡赔偿金可以适用上海市城镇居民赔偿标准的情况下，仍然适用该赔偿标准，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方某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2、一审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宜确定为30000元。3、一审判决在认定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上存在错误。本案中的赔偿责任主体应该是作为方某雇主的被上诉人何孔峰，上诉人因选择分包主体不当所应承担的是连带赔偿责任。
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1、受害人自2004年起在上海从事木工装潢，期间住在被装修房屋内，包括李舸、何孔峰在内的桐城老乡都知道，受害人受伤的地点在上海市，上诉人住所地也在上海市，被上诉人方绍连一方提供了多位户籍地为上海市的业主出具的证明及受害人生前记账本予以佐证，足以证明受害人生前在上海市长期务工，死亡前在上海市连续务工满一年以上，应当按照上海市标准赔付；2、被上诉人亲属在务工时死亡，对被上诉人精神造成巨大打击，50000元精神抚慰金是适中的，受害人受伤后因为何孔峰及李舸延误了治疗时间致受害人死亡，一审考虑这方面因素及受害人疾病因素确定50000元精神抚慰金应支持；3、涉案工程是由上诉人承包，何孔峰是工程项目经理，上诉人与何孔峰签订的项目经理合作协议书约定涉案工程的所有工程款均由上诉人收取，何孔峰不得自行收取任何费用。受害人经由何孔峰进入涉案工程工地提供劳务，何孔峰仅是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应当认定上诉人与受害人存在雇佣关系，受害人遭受的人身损害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何孔峰承担连带责任。
何孔峰辩称，对上诉人认为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没有合法依据予以认可。受害人是安徽农村居民，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受害人事发前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不能证明工作一年以上。一审开庭后提交的记账本所记载的内容只能证明其在上海只工作过一段时间不满一年，死亡赔偿金不能按照上海标准计算，应当按照安徽城镇标准计算；2、精神抚慰金由法院认定；3、一审认定的赔偿责任主体是正确的，上诉人有装修资质是适格的用工主体，何孔峰只是受上诉人委托对项目进行管理，其雇佣受害人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所以赔偿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承担。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在装潢装修工地受伤，应当由用工主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或者选择要求用工主体承担提供劳务者损害赔偿责任。不能因为受害人选择提供劳务者损害赔偿责任而让何孔峰承担赔偿主体责任。以上理由在原审提交的上诉人与何孔峰签订的项目经理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可以支持何孔峰上述主张。
李舸未陈述意见。
吴强发未陈述意见。
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亲属方某死亡的各项损失共计1326783.50元；一审审理中，原告将该项诉讼请求变更为55260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舸系被告上海敬金公司设立在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国际商城的业务部负责人，被告上海敬金公司系一家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资质的公司，被告吴强发系上海市嘉定区慈竹路“同盛园”小区836弄3#楼1202室房主。2017年3月6日，上海敬金公司、吴强发与第三方深圳市彬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装修保服务合同》一份，同日，上海敬金公司与吴强发签订《上海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吴强发将坐落于上海市嘉定区慈竹路“同盛园”小区836弄3#楼1202室房屋发包给上海敬金公司进行装修装饰，合同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与义务。同年4月1日，被告上海敬金公司与被告何孔峰签订了《项目经理合作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第一条第一项约定：上海敬金公司将上海市嘉定区慈竹路“同盛园”小区836弄3#楼1202室房屋的装修工程委托何孔峰进行管理，何孔峰必须对上海敬金公司和业主负责，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并对质量、安全、进度直接负责。受害人方某经被告何孔峰雇佣在涉案工程中从事木工作业，2017年4月15日18时许，方某在该房屋内施工时不慎从凳子上跌落摔倒，当时现场无人，未报警，方某挣扎着给被告何孔峰打电话，何孔峰赶来将其在当日20时许送往嘉定区中心医院门诊治疗，诊断为左跟骨骨折，死者在该院治疗至同年4月19日23时52分出院，转至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治疗，21日又转入上海市同仁医院治疗，同年4月22日方某转回桐城市人民医院治疗，同年4月27日下午，又转回家中，4月29日11时，方某在家中死亡。2017年5月3日，方某遗体被送往桐城市殡仪馆冷藏至同年11月3日。原告方绍连、江桂华共有五位子女系死者方某父母；原告许爱萍、方辉系死者方某妻子和儿子。事故发生后，被告上海敬金公司委托被告何孔峰向原告方辉支付7万元、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2万元，合计给付方辉9万元，被告何孔峰为死者方某垫付了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的医疗费3014.12元。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为：1、死者方某的死亡赔偿金按什么地区的标准计算问题，被告上海敬金公司和被告何孔峰均认为原告未提供死者方某在上海市连续务工或者生活居住满一年以上的证据，其死亡赔偿金不能按上海市的标准予以计算，但被告亦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原告提交的记账本载明死者方某自2016年10月起即在被告上海敬金公司承接的装修工程中施工至发生事故止，并向法庭提交了多位户籍地为上海市的业主出具的证明，依照原告方的陈述并结合本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客观事实，本院认为死者方某生前长期在上海市务工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上海市上一年度的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692元/年计算，原告的这一诉讼请求，本院予以认可。2、审理中，被告李舸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方某的死亡原因、方某生前发生的医疗费中用于治疗脑梗死的费用与用于治疗足部扭伤的费用分别是多少进行司法鉴定,被告上海敬金公司支付鉴定费7500元；被告何孔峰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方某的死亡与受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损伤与死亡的参与度进行鉴定，支付鉴定费7500元。被告上海敬金公司和何孔峰要求鉴定费与本案诉讼费一并作出决定。本院依法通知原被告双方就鉴定机构的确定进行协商后，依法委托安徽同德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7年9月18日，安徽同德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关于方某司法鉴定的相关说明》和皖同德〔2017〕尸表鉴字第00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份，“相关说明”认定：经审阅鉴定材料，方某系外伤致左根骨粉碎性骨折、前颅凹骨折、后颞片见颅内多发新鲜梗死灶。根据临床医疗常规，其伤后针对脑梗死与足部损伤的治疗存在交叉，故难以具体区分各自的医疗费用。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一）死亡原因，方某符合脑梗死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二）死亡原因与外伤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方某符合脑梗死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后果与本次外伤之间存在次要因果关系，外伤参与度约为30-40%。安徽同德司法鉴定所系一家经安徽省司法厅审核批准的具有专业鉴定资质的鉴定所，该所对死者的鉴定过程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并全程参与，未违反程序规定，因此，皖同德〔2017〕尸表鉴字第0017号司法鉴定结论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故原告表示对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认为该鉴定结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赔偿依据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对方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问题的认定，被告吴强发将其名下住宅房屋的装修工程发包给被告上海敬金公司无违反法律规定情形，其辩称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其他被告及原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李舸系被告上海敬金公司设立在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国际商城的业务部负责人，李舸与本案受害人方某的死亡无任何关联，故李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上海敬金公司承包了被告吴强发的住宅房屋的装修工程后与被告何孔峰签订了《项目经理合作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第一条第一项约定：上海敬金公司将上海市嘉定区慈竹路“同盛园”小区836弄3#楼1202室房屋的装修工程委托何孔峰进行管理，何孔峰必须对上海敬金公司和业主负责，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并对质量、安全、进度直接负责。协议的第二条约定：1、工程款由何孔峰在工程质量保证的情况下根据进度向业主催缴到公司财务部，业主付款的所有金额由上海敬金公司收取，何孔峰不得自行收取任何费用。2、何孔峰申请生活费必须持有业主和施工监理签字的《敬金装潢手册》，根据施工进度到财务部领取。3、何孔峰安排施工队进场后，上海敬金公司根据施工进度分期支付生活费。方某经被告何孔峰雇佣在涉案工程中从事木工作业，涉案房屋的装修工程款亦是全部汇入被告上海敬金公司账户内，再由上海敬金公司按比例返还何孔峰，向雇佣工人发放工资。由此可见，被告何孔峰雇佣方某的行为是履行被告上海敬金公司的职务行为，方某在涉案装修工程工地中所从事的木工作业劳务活动，应认定上海敬金公司与方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方某遭受的人身损害应当由上海敬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何孔峰承担连带责任。4、关于方某在抢救治疗过程中损失认定问题，2017年4月27日下午，方某尚有生命迹象的情况下，被送回桐城市龙眠街道办事处双溪村胡畈组，租车费用及27、28日使用氧气及氧气瓶的费用共计600元，虽然原告提供的不是税务发票，可以推定其是真实发生的，原告提供的三张于2017年4月23、24、25日在春源大药房有限公司桐城市清风市店购买白蛋白费用1500元，系方某从上海转回桐城市人民医院期间发生的费用，护理费750元、从上海转院路费4000元，虽然被告敬金公司不同意质证，但被告何孔峰认可是实际支付的，与客观事实符合，应当认定。至于病员服押金100元系收据，不是税务发票，是否真实无法确定，被告又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关于方某遗体在桐城市殡仪馆保存所发生的费用25920元，原告提供了桐城市殡仪馆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该项费用是实际支出的，虽然被告上海敬金公司、何孔峰认为属于丧葬费的范畴，但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认定为原告的经济损失部分。经本院核定，因方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四原告受到的损失有：医疗费20835.29元（含何孔峰垫付3014.12元）、死亡赔偿金（20年×57692元）11538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酌定）、丧葬费27569.5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等10000元（酌定）、被扶养人方绍连、江桂华扶养费20574元[（5年×10287元/年×2人）÷5人(方绍连、江桂华有5个子女)]、治疗期间其他被认定的合理费用即遗体存放费25920元、使用氧气及氧气瓶的费用共计600元、外购药品费1500元、护理费750元、上海转院回桐城路费4000元，合计1315588.79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从事雇用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用活动”。本案中，死者方某生前受雇于何孔峰，在何孔峰的授权范围内从事生产活动，方某的工资由何孔峰发放，何孔峰又是上海敬金公司委托的涉案装修工程的项目经理，涉案工程的所有工程款金额由上海敬金公司收取、何孔峰不得自行收取任何费用，对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故应认定方某与上海敬金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上海敬金公司属于资质齐全的公司，其承包上海市嘉定区慈竹路“同盛园”小区836弄3#楼1202室房屋的装修工程，上海敬金公司与业主吴强发签订的《上海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施工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王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上海敬金公司系方某的雇主，方某在生产活动中受伤导致死亡的损害后果应当由上海敬金公司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被抚（扶）养人生活费、治疗期间及其他被认定的合理费用，应予支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村居民能够提供在城镇的合法暂住证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人身损害赔偿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本案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方某受伤事故发生前在上海市连续工作居住满一年以上，其死亡赔偿金不能按上海市城镇居民标准赔偿，但方某在从事生产活动受伤的事故发生地是上海市，被告上海敬金公司的住所地是上海市，原告提供了多位户籍地为上海市的业主出具的证明佐证，加之原告的陈述，故本院对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安徽同德司法鉴定所认为：（一）死亡原因，方某符合脑梗死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二）死亡原因与外伤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方某符合脑梗死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后果与本次外伤之间存在次要因果关系，外伤参与度约为30-40%。因此，本院酌定方某的死亡与在生产活动中所受外伤之间的参与度为35%。故被告上海敬金公司应当赔偿原告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的各项经济损失为442956元{1315588.79元-（50000元精神抚慰金）×35%}。原告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因亲属方某的死亡，精神遭受巨大伤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综合方某外伤参与程度，酌定被告上海敬金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0元。综上，被告上海敬金公司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共计492956元扣除被告上海敬金公司和何孔峰已经给付的93014.12元，被告上海敬金公司尚应赔偿原告399941.8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上海敬金装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各项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399941.88元；二、被告何孔峰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案件受理费9326元，由原告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负担2576元，由被告上海敬金装潢有限公司负担6750元。鉴定费15000元，由原告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负担7500元，由被告上海敬金装潢有限公司、何孔峰负担75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海敬金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上海杰友装潢有限公司的证明及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一份加盖上海杰友装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证明的内容是虚假的，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这份证据不能证明方某自2006年至其因病去世之前一直在上海务工；证据二、罗建强证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罗建强证明是假的，不能证明方某在2015年在上海从事木工工作；证据三、证人证言，证明方某在2016年中秋节之前在上海从事木工工作，到2017年4月29日去世，方某在上海市连续务工时间不满一年。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上海杰友装潢有限公司的证明及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受害人自2006年至2014年在杰友装潢有限公司务工不能代表受害人在2006年以前以及2014年以后不在上海务工，受害人自2004年就在上海务工，期间有在杰友装潢有限公司从事劳务也有自行接活，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罗建强证明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明证明人是罗建强本人签字，2017年12月24日罗建强出具的证明与前述证明时间上发生矛盾，应当认定本案受害人方某确实为罗建强提供装修劳务，不能达到上诉人否认方某为罗建强提供劳务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鉴于证人与本案当事人李舸的亲属关系，且证人与受害人方某未住在一处，证人并未知道方某的日常生活，因此证人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何孔峰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原告一审提供了虚假证据；对证据二的三性无异议，一审判决就是依据罗建强提供的装修证明，罗建强庭审后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否认，该证据不应当认定；对证据三证言具有真实性，因为证人与李舸及受害人具有等距离亲属关系，所以不能以亲属关系否认证人证言效力，证人证言对本案事实认定重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待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及何孔峰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并经当事人同意，确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原审法院认定受害人方某死亡赔偿金按照上海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是否有事实及相关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是否过高；3、一审判决确定的本案责任主体是否适格。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方某虽然农村户口,但在上海市务工多年，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上海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理由为：（一）受害人方某于2017年4月15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慈竹路“同盛园”小区836弄3#楼1202室房内从事木工作业时受伤，后经救治无效于2017年4月29日死亡，显然受害人方某受伤事故发生地在上海市；（二）2017年5月10日，上海市杰友室内装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桐城人方某，身份证号，自2006年起一直在我公司打工，从事木工作业。在打工期间，方某工资为每天200元至400元。食宿自理，他基本上在装修房屋临时住宿”。二审中上海敬金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上海杰友装潢有限公司证明一份，内容为“就我公司在2017年5月10日向桐城市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明做以下补充，方某在2006年到2014年1月期间曾经在我公司做过木工，2014年2月离开本公司，具体去向不明”。从上述上海杰友装潢有限公司先后出具的两份证明可以看出，第二份证明是对第一份证明的补充，方某自2006年至2014年2月在上海杰友装潢有限公司从事过木工工作。故上海敬金公司认为方绍连、江桂华、许爱萍、方辉一审提交的一份加盖上海杰友装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证明的内容是虚假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上海敬金公司二审中提供的证人吴某证实2016年中秋节之前（15天左右）到2017年4月29日方某去世，方某一直在上海敬金公司从事木工作业，同时吴某又陈述不知道方某2014、2015、2016年在哪工作。综合上述情况及受害人家属的陈述，原审法院对受害人方某死亡赔偿金按照上海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并无不当。至于上海敬金公司二审中提交罗建强《证明》一事，因一、二审庭审中罗建强本人均未到庭，无法核实《证明》的真实性，但从罗建强的《证明》中可以看出，受害人方某确实为罗建强提供过装修劳务。故上海敬金公司要求对方某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根据相关规定，造成公民死亡的，精神抚慰金的数额一般不低于50000元，但不得高于80000元。本起事故造成受害人方某死亡，给其亲属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一审综合本案实际酌定精神抚慰金50000元，数额并无不当。故上海敬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确定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过高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上海敬金公司承包了吴强发的住宅房屋的装修工程后与何孔峰签订了《项目经理合作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第一条第一项约定：上海敬金公司将上海市嘉定区慈竹路“同盛园”小区836弄3#楼1202室房屋的装修工程委托何孔峰进行管理，何孔峰必须对上海敬金公司和业主负责，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并对质量、安全、进度直接负责。协议的第二条约定：1、工程款由何孔峰在工程质量保证的情况下根据进度向业主催缴到公司财务部，业主付款的所有金额由上海敬金公司收取，何孔峰不得自行收取任何费用。2、何孔峰申请生活费必须持有业主和施工监理签字的《敬金装潢手册》，根据施工进度到财务部领取。3、何孔峰安排施工队进场后，上海敬金公司根据施工进度分期支付生活费。受害人方某在涉案工程中从事木工作业，涉案房屋的装修工程款亦是全部汇入上海敬金公司账户内，再由上海敬金公司按比例返还何孔峰，向雇佣工人发放工资。由此可见，何孔峰找受害人方某在涉案工程中从事木工作业的行为是履行上海敬金公司的职务行为，受害人方某在涉案装修工程工地中所从事的木工作业劳务活动，应认定为上海敬金公司与受害人方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受害人方某遭受的人身损害应当由上海敬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何孔峰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上海敬金装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27元，由上诉人上海敬金装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左红
审判员 殷平
审判员 江韵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