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302民初809号
原告：郴州市商海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为郴州市五岭大市场南苑1栋140、141号门面。
法定代表人：黄代伍，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旭兰，湖南高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湘潭市韶山西路309号步步高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填，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雅，女，汉族，1990年11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系被告公司法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顺康，湖南同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郴州市商海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商海公司）与被告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步步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2017年8月21日，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杨新台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罗丹、龙路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由代理书记员黄蕾担任记录。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魏旭兰，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商海公司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71215.4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清偿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虚假退货扣留的货款2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商海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提供货物，由被告旗下超市进行销售。
从2013年9月起计算至起诉之日止，原告向被告供货共计21322644.11元，被告退货1129464元，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71215.43元未付。
原告履行合同义务，向被告供货，并开具了发票，但被告却违约未付款。同时，被告以购销合同中的强势地位，未经原告同意以各种理由强制从货款扣付服务费以及合同外费用。原告曾多次找被告协商，但至今未达成一致协议。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促销服务费是指依照合同约定，为促进供应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种商品的销售，零售商以提供印制海报、开展促销活动、广告宣传等相应服务为条件，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促销服务费的，应当明确约定提供服务的项目、内容、期限；收费的项目、标准、数额、用途、方式及违约责任等内容。零售商收取促销服务费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提供相应的服务，零售商未完全提供相应服务的，应当向供应商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第十三条中第（四）、（五）、（六）款规定零售商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以下费用:未提供促销服务，以节庆、店庆、新店开业、重新开业、企业上市、合并等为由收取的费用；其他与销售商品没有直接关系、应当由零售商自身承担或未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被告以特殊位置服务费、营销服务费、新品上市促销服务费等各类名义的服务费形式，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强制从货款中扣付高昂的服务费以及各种合同外费用，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使原告因此陷入资金周转十分困难的境地，经营难以为继。
原告在起诉后，发现被告系统内部分退货数量与原告实际收到退货的数量不符，于是对被告历年退货情况进行核对，发现被告声称退货1436976元，但是原告实际收到退货仅有1129464元。差额部分系被告虚构退货事实扣留的货款，应当退还给原告。
被告步步高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综合服务协议》等合同附件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被告按约定将相关的数据信息公示在供应链网站上，原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与被告对账，并进行盖章确认，对其中的异议部分在当月提出书面材料，故被告收取的费用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和双方长期的交易习惯；
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货款数额错误。原告公证所导出的入库数据为被告的订单，并不是原告真实的送货金额。结算付款单才是双方对账确认的依据。双方最后一次结算付款单中往来余额确认书截止的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该往来余额确认书确认：双方截至2016年2月29日，原告应收被告货款234366.31元，应付被告费用100元。后被告于2016年3月30日向原告付款171462.51元，扣除当次费用及之后发生的费用，原告在被告处可支付的货款为59341.6元；
3、原告在被告处的货款未支付的原因是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与被告对账并提供税票。
原告商海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购销合同，拟证明：1、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对各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从合同内容上看，该合同属于买卖合同(见合同条款，尤其是5.2）；3、合同均为格式合同，由被告提供。被告采用格式合同，霸王条款，利用优势、垄断地位，在合同有争议的地方，应做对原告有利的解释；4、合同第3.10.1约定，营销活动开展前30天，甲方应履行通知义务，并实际提供了服务才能收取营销费用（13版本）（15版本，为3.11）；5、合同第3.10.2.3对价格补差的比例并没有具体规定；6、（13版本）（15版本，为3.11）第3.10.1.2.3均为格式条款，且限制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条款应为无效条款。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证据二、期初表，拟证明：2013年8月期初余额为1305586.33元；
证据三、公证书（1710号），拟证明：1、原告向被告累计供货21322644.11元；2、原、被告通过步步高供应链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业务结算；
证据四、发票明细表，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开具了发票，履行合同义务；
证据五、回款信息表，拟证明被告累计支付货款的情况18100662.08，含期初余额1305586.33元；
证据六、审计报告，拟证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被告拖欠原告货款、多扣费用为241682.42元。
证据七、企业询证函，拟证明被告自认尚欠原告货款54769.61元。
被告步步高对原告商海公司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即购销合同两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待定，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是：该购销合同只能证明原、被告之前存在代销合同关系及合同条款约定的内容；
对证据二即期初余额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是：1、该期初余额表不属于证据，由原告自行制作，不具有合法性；2、所得出该期初余额的所有数据均由原告提交，没有由被告确认，不具有真实性。3、期初余额是指期初已存在的账户余额，期初余额以上期期末余额为基础，反映了以前期间的交易和上期采用的会计政策的结果。原告作出2013年8月期初余额表所依据的8张结算单均为截至2013年8月31日止的余额，依据其所得出的余额应为9月份的期初余额，而不是原告所称8月期初余额，不具有关联性。
对证据三即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理由是：原告所做公证进入的为被告的供应链网上订货管理，其所显示的金额及数量仅仅为被告向原告订货时所发出的订单，并不是实际业务中产生的入库金额，与供应链系统中业务单据的入库单存在差异。被告提交的证据中也能体现出来。
对证据四即发票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是：该表格为原告自行制作并打印的表格，并没有相关的发票附在表后核对。且即使提供相应发票也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双方互负债务，必须经对账结算后被告才能支付原告货款。合同以及双方的交易惯例均有体现；
对证据五即回款信息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对证据六即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是：1、根据法律规定，鉴定机构应由双方协商确定或由法院指定，且该鉴定结论作出的主体应是有司法鉴定资格的鉴定人。而本案作出该审计报告的的会计师事务所与会计师均不具有司法鉴定资格，其所作出的审计结论不具有合法性。2、作出该审计报告的所有数据均由原告单方提交，不具有真实性。3、该审计报告的逻辑存在问题，根据审计报告数据，2013年8月期初余额为1305586.33元，2013年8月至2015年12月入库净值为19885667.93元，收到货款18100662.08元，即使自2013年8月至2015年12月被告不收取任何费用及补差，原告在被告处未支付金额也仅仅为3090587.92元，被告不可能扣除原告4774153.21元；4、审计报告中入库金额是从订货管理系统中导出的订单金额，不是实际送货金额；5、2013年8月期初余额均是依据往来余额确认到8月31日的结算付款单计算的，8月的期初余额计算根据会计计算规则，应以7月底的数据计算；6、审计报告中原告认为有四张结算单为重复单据，应剔除。被告查阅供应链系统发现，原告剔除的四张结算单均为已失效单据，而2013年8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已失效的结算单共有12条，而原告仅剔除4条，余下的8条已失效结算单也成为原告审计的依据（被告在举证环节将予以说明），明显存在数据错误。所以，原告依据上述错误数据基础作出的审计结论也不准确，不能真实反映事实。
对证据七即企业询证函无异议。
被告步步高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购销合同》（2份），《综合服务协议》2份，拟证明：1、因原、被告2014年未签订新的合同，故原、被告2014年按照2013年的合同及附件约定的内容履行合同；2、被告是依据协议约定收取费用；
证据二、供应链系统截图，拟证明原告进入路径错误，入库单应从业务单据导出，订货管理导出的超市入库单为订单，不代表实际送货金额。
证据三、供应链系统截图及结算付款单，拟证明原告审计报告数据来源错误，该审计报告得出的审计结论不具有参考性；
证据四、《申请货款提前支付函》2份，拟证明被告依据合同及原告申请扣除提前付款的手续费。
证据五、照片（20张、光盘形式、打印一份）及《印刷品印制制作合同》、付款单，拟证明：1、被告向原告收取的各项服务费用，均已提供相关服务；2、被告为向合作的供应商（包括本案原告）提供优质的营销服务、促销服务等，与第三方签订相关协议，由第三方承接印制包括但不限于海报、标识标签、广告宣传等印刷品，并支付了相关的费用；
证据六、原告部分商品明细表、被告新店开业明细表（2014年——2016年）及部分新店开业新闻、部分新店开业促销宣传海报（光盘形式），拟证明：1、2014年——2016年被告在湖南开设新店的情况；2、在新店开设前，被告会制作宣传海报，对该新店的开设做推广宣传，同时对参与新店促销的商品进行促销宣传服务，产生新店产品促销服务费；
证据七、结算付款单8张，拟证明：1、被告收取相关费用均在供应链的结算付款单上公示，且原告已知悉并盖章认可；2、原告与被告最后一次对账确认：“截至2016年2月29日止，原告应收被告货款234366.31元，应付被告费用100元。”
证据八、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原告于2016年3月30日支付被告171462.51元。
证据九、费用明细，拟证明原告在2016年2月29日最后一次往来确认书后在被告处生成的费用;
证据十、退货表（光盘），拟证明：原告从2013年8月至2015年12月的退货金额。上述数据均与结算付款单上一致，证明该数据不仅在供应链系统中公示明细，且原告已盖章认可相关数据。与证据七一起证明被告不存在原告诉称虚假退货情形。
原告商海公司对被告步步高的证据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购销合同》（13xxx457号）合同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合同的内容上看，该合同属于买卖合同（见合同条款，尤其是合同第5.2），对合法性有异议，理由是：1、合同为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地方，应作对原告有利的解释；2、3.10格式条款限制原告合法权益，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同时，该条款同时违反了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合同3.10，规定了被告促销活动通知的义务，并且有义务履行促销义务。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对综合服务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内容上看，甲方收取固定费用，信息服务费5万元；海报促销服务费16万元，产品现场展示广告费48万元，新品上市前期促销服务费8万元，广告位置租赁费6万元，新店形象广告费5000元大卖场，超市2000元，新品促销服务费100元单品每店。被告收取费用，应开具发票，并履行相关义务。对购销合同：（编号15xxx457）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属于买卖合同（见合同条款，尤其是合同第5.2）；对合法性有异议，理由是：合同的有效期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但是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12月7日，而依据合同条款，合同的生效条件是双方签订并盖章。合同为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地方，应作对原告有利的解释。3.11格式条款，限制原告合法权益，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同时，该条款同时违反了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合同3.11，规定了被告促销活动通知的义务。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被告实际很多扣费是没有合同依据的。对综合服务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理由是这是格式合同、格式条款，从内容上看，甲方收取固定费用，应开具发票，并履行相关义务。
对证据二即供应链系统截图的真实性有异议，为打印件，未履行证明手续。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
对证据三即供应链系统截图及结算付款单的真实性有异议，为打印件，未履行证明手续；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结算付款单无原告确认，对真实性有异议。
对证据四即申请货款提前支付函（对应AJS1412xxx673）的真实性有异议，理由是：第一份无原告的签字盖章。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无权收取手续费，且该手续费用过高。月息1.5分。对关联性有异议，并非提前支付，实际款项本就应该支付。另一份，除真实性外，质证意见与第一份一致。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非金融机构，无权收取利息。且被告本身就需要支付原告货款。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
对证据五（照片、印刷品合同、付款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这是印刷品、打印件；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被告收取了原告上百万的费用。从《印刷品印制制作合同》及付款凭证看，该合同涉及被告整个湖南地区的合作，涉及被告自己本身的印刷及上百供应商，而被告仅仅支付了46万余元。显然，这根本不能证明被告履行促销义务，更无法证实被告提供了优质的营销服务、促销服务。
对证据六即原告部分商品明细表，新店开业明细表、宣传海报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这是印刷品、打印件；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被告应充分举证，首先从通知促销，到履行促销义务，再到双方确认，进而对账，被告收取的费用与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对等，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
对证据七即结算付款单（8张）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有原告的盖章。但盖章的行为不是确认内容的真实性，仅仅是应被告的要求，是被告付款的前置条件。内容系被告系统自动生成，原告对该结算付款单的内容不予认可。如果原告不盖章就无法结算，公司无法正常运营。被告是否有权收取有条件返利、新品上市促销服务费、新店产品营销服务费、进货折扣、物流费用、有条件返利、价格补差、违约金、特殊位置服务费、营销服务费等相关费用，应结合全案的证据进行认定分析，鉴于双方在买卖合同中所处的身份地位，将扣费项目确已实际发生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被告，但被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恰好证明，被告长期拖欠原告货款，根据2016年3月7日的结算付款单，显示往来余额为234366.31元，库存余额为101394.16元，那么被告确认尚欠原告335760.47元。同时，这张单显示，被告收取电费100元，合同根本就没有约定电费，这是被告自己经营的必要开支，无权由原告承担。其他7张单据均显示被告在合同外扣款。
对证据八无异议。
对证据九有异议，不认可。没有原告的签章，此时原告与被告早已没有合作，没有签订合同，没有供货，相关款项被告早就应该支付。
对证据十即退货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退货应当有原告的签字或盖章，举证责任在原告。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但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理由是：1、格式条款并不等同于霸王条款，原、被告签订的合同虽然是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但是只有权利义务极不对等的条款才是霸王条款，原告并未说明合同中存在权利义务极不对等的条款，且双方当事人未对条款的理解发生分歧；2、原告提出的3.11条款或3.10条，主要内容是被告向原告收取促销费用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3、购销合同明确约定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销，且约定的结算方式是实销月结30天，所以原、被告之间成立的不是买卖合同，而是代销合同。原告的证据二即期初表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不予认定，理由是：1、期初余额是原、被告之间对以前账目的整理，应当双方共同进行对账确认；2、证据不完整，只列了结算单据号，并未提供结算单据，也未提供8月入库的单据；3、8月的期初余额应由7月末余额构成，原告提供的证据如果包括了8月的往来余额及8月净入库，其实是9月的期初余额；4、明细表的计算出现严重错误，按照原告提供的数据，无法得出期初余额为1305586.33元的结果。原告的证据三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予以认定。原告未提供发票，发票才是主证据，明细表只是对证据的整理，所以原告的证据四不完整，不予认定。原告的证据五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六不具备真实性与合法性，也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理由如下：1、原告委托的审计机构及该审计机构委派的注册会计师均不具备司法鉴定的资质，所以原告提交的审计报告不能被认定为一份合法的司法鉴定意见书；2、审计机构只是收取了原告单方提供的资料，并未向被告核实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所以导致数据出现错误，原告提供的期初余额表缺乏真实性、合法性，但是审计机构予以采信并将表中数据列入了应收货款中，另外，审计机构从被告的供应链信息系统中导出数据时，只剔除了4张失效单据，但是上述系统中还有8张失效结算单并未剔除，相关数据均进入了审计结果，所以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难以认定；3、该审计机构根据原告的要求，将被告收取的费用分为两部分，原告认可的一部分认定为合同费用，其余的费用认定为多扣费用，但是被告收取的费用是否合理、合法，应由本院作出认定，一旦本院认为被告收取的费用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审计的结果就是错误的。原告的证据七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予以认定。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三、四、五、六、七、八、十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二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因为仅凭证据二，无法证明超市入库单只是订单，不能反映送货金额。被告提供的证据九未经原告确认，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认定。
本院经过审理确认如下事实：原告是一家经营副食、粮油、保健食品、调味品销售的公司，被告是一家经营连锁超市的公司，原告是被告的供货商。2013年与2015年原、被告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13xxx457、15xxx457），2014年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的《购销合同》，双方均按13xxx457号合同的约定履行。这两份《购销合同》的内容大同小异，主要内容是：1、原告将自己的商品放在被告超市代销；2、双方通过被告的供应商服务网站进行交易，网址为http://scm.bbg.com.cn；3、结算方式为实销月结30天；4、支付方式为网银；5、订货方式为网上订货，原告必须每天查看被告指定的互联网页，及时收阅被告的订单；6、为促进商品销售，原告愿意参加被告开展的如海报宣传、展示位宣传、品牌周宣传等各种营销活动，同时愿意支付被告各项营销活动服务费用；7、无论是被告或者原告开展的任何形式的商品促销活动都应确保被告的前台毛利不受损失，如果被告前台毛利低于《合同申请表》上所约定的毛利率，原告愿意按照《合同申请表》上所约定的毛利率给予被告补偿，补差方式按《综合服务协议》第四条之约定执行；8、约定了库存补差，即无论是甲方（被告）或乙方（原告）开展的任何形式的促销活动，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补差应按现有库存和在途商品的差额方式进行补偿，即调低商品售价和进价时，必须同时调整库存和在途商品，其差额即为乙方补偿给甲方的促销损失；9、约定了退、换货的流程；10、约定了进货折扣及有条件返利；11、如本合同期限届满前30天，原告未提出下年度不合作申请，则被告视其愿意下年度继续合作。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原、被告在签订每份《购销合同》之同时还签订了相应的《综合服务协议》，约定了被告向原告收取各项服务费用的标准及方式，这些费用包括营销服务费、特殊位置租赁费、新品促销服务费、新店产品营销服务费、促销员培训管理费等。《综合服务协议》还约定了促销与补差及其他事项。
上述《购销合同》及《综合服务协议》签订以后，原、被告即开始交易，被告在网站下订单，原告根据订单送货，双方通过供应商服务网站进行对账与结算。被告将双方的往来余额、库存余额、销售金额、退货金额、费用明细及结算金额均发布在供应商服务网站，原告可登录自行浏览。原告在被告的各门店派驻了促销人员。原、被告之间通过一个账号（对应一个供应商编码）进行结算，编码为A930262。原、被告一般每个月均签订《往来余额确认书》，对往来余额、原告应付费用等内容进行对账。《往来余额确认书》附有一份《结算付款单》及一份《供应商结算信息》，《结算付款单》列明了往来余额、库存余额、货款金额、账扣金额、票扣金额、应付金额等内容。《供应商结算信息》列明了原告应付各项费用的明细。后一份《往来余额确认书》的数据对前一份进行了覆盖，即双方的账目是连续、累计的。原告从2015年底停止供货，并撤回了派驻的促销人员。
2016年3月7日，原、被告最后一次签订《往来余额确认书》确认：截至2016年2月29日止原告应收被告货款234366.31元（实为双方往来余额），原告应付被告费用100元。所附结算付款明细单记载：1、货款金额为71592.51元；2、往来余额为234366.31元；3、库存金额为101394.16元；4、本单应付金额为171492.51元，实付金额为171462.51，电汇/财务费用为30元。
原、被告最后一次对账以后，原告没有再送货，被告也未再退货。被告于2016年3月30日向原告付款171462.51元。至本案开庭审理之日，原告在被告处已无可以出售的库存商品。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存在如下争议焦点：
焦点一、被告收取原告的各项费用是否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被告收取的费用应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原告在往来余额确认书盖章确认的费用，第二部分为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后产生的费用。
对于第一部分，本院认为，原、被告在《购销合同》和《综合服务协议》中对被告收取各项费用进行了约定，这些费用有些是为了保障被告的利润，有些是为了弥补或分担被告在促销时造成的损失，有些是被告为原告提供了相应服务。当这些费用实际产生以后，被告每次均在《往来余额确认书》中列举了当次收取的费用，在所附的《结算信息》中对费用的明细及构成进行了说明。原告对被告收取的费用是明知的，对费用的由来可以通过供应商服务网站进行查阅，如有异议可以提出。本院认为《往来余额确认书》是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的结算，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对被告所收取的各项费用已经认可。原告虽然对《往来余额确认书》提出异议，但是未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其提出的“如原告不盖章被告就不付款”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原告主张被告多扣费用主要基于四个理由：一、双方在合同中只约定了收费的名目，却未约定具体的收费标准，比如价格补差；二、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零售商在收取促销服务费的，应当事先通知供应商，但是本案中被告未事先通知原告；三、被告收取了费用后，未提供相应的服务；四、被告收取了管理办法禁止收取的费用。对第一、二个理由，被告辩称，有些促销费用是与促销规模、形式相关联的，在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无法确定具体的比例与金额，只能约定收费名目，待被告实际将要开展促销活动时，会通过电话等方式与原告协商具体比例，促销活动结束后，会将收费的金额及构成公示在供应商服务网站上，原告确认无误后再盖单确认。本院结合原告在往来余额确认书上盖章确认的行为，认为被告的说法成立，即使被告事先疏于通知，原告事后盖章的行为也具有追认的效力。对于第三、四个理由，本院认为，原告在往来余额确认书上盖章确认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认可了被告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原告在被告各门店均派驻有促销人员，可以随时向原告公司反馈情况，如果被告未提供相应的服务，原告应当在对账时提出异议。管理办法禁止收取的费用是指与销售商品没有直接关系、应当由零售商自身承担或未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而本案中，被告收取的这些费用均与销售商品具有直接关系，且被告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所以原告提出的四个理由均不成立。
综上所述，被告收取的原告在往来余额确认书盖章确认的费用均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对于第二部分即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后产生的费用，本院认为，被告主张的费用包括违约金、信息服务费、电费、工作服费用，原告并未确认这些费用，而被告只是列了一个收费的明细表，未提供任何佐证，未能证明其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或原告出现了违约的事实，所以被告主张收取这些费用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被告是否存在空退货物的事实。
本院认为，双方每一次对账时，被告均在结算信息中列明了退货金额，原告可以查阅相关明细，且在结算付款单中，往来余额与入库净额也会作相应调整，这些情况原告都一目了然，所以本院认为退货情况均已体现在结算信息中，原告已经确认。原告主张被告空退货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且，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增加了关于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因虚假退货扣留的货款20万元的诉讼请求，但是未按照本院指定的期限补缴相应的案件受理费，对于该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将按原告自动撤诉处理，将另下裁定处理。
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多份《购销合同》及相应的《综合服务协议》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被告之间已成立了合法的代销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往来余额确认书及所附结算付款单、结算信息具有结算的性质，所确认的数据对于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结算以前发生的送货、退货、付款、收费等数据均应以往来余额确认书确认的数据为准。被告在最后一次结算以前收取的各项费用均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定；之后的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当事人最后一次结算时原告在被告处的往来余额为234366.31元，减去原告当次应付被告的费用100元，减去被告之后支付的货款171462.51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62803.8元。
被告拖欠原告的货款已经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除了继续付款外，应当赔偿原告资金的利息损失，原告请求判令以欠付货款（本院认定的欠款）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只有部分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郴州市商海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2803.8元及利息（利息以62803.8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3月15日起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郴州市商海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370元，由原告负担4000元，被告负担13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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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杨新台
人民陪审员 罗 丹
人民陪审员 龙 路
二〇一七年十月九日
代理书记员 黄 蕾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