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36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金泰利合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松江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赵凌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睿睿，女，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通利重型机械厂。住所地：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镇徐家村。
法定代表人：刘吉贵，该厂厂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成，男，1982年3月2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旅顺口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辽宁方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金泰利合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利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通利重型机械厂（以下简称通利机械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1民初7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泰利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睿睿，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刘文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泰利合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尚欠货款33,536.3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32,668.99元合计66,205.35元；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开具空头支票的赔偿金1000元；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其提出的主要上诉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数额与合同约定及实际损失数额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本案双方所签合同约定违约金计算方式是每月每吨100元，经计算尚欠货款和违约金数额为66,205.35元；双方合同履行期间钢材价格上涨，但从上诉人钢材进项单价计算，被上诉人应付款时间与实际付款时间的钢材价格相差1.5倍到2倍，上诉人实际损失数额为106,306.72元，远大于违约金数额；被上诉人存在抵赖情形，在双方未结清货款及违约金的前提下，没有通知上诉人而在2017年4月23日的《大连日报》上声明原本还在上诉人手中的两张转账支票丢失作废；综上，根据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违约金数额不存在约定过高情形；2、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被上诉人实际支付的款项中既有部分货款又有部分违约金，均为往来款，并非全部为货款，且2017年5月上诉人承兑支票时，尚有部分货款和违约金未结清，未结清金额大于5万元，故上诉人承兑支票合理合法，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空头支票并在未通知上诉人情况下挂失该支票，理应进行赔偿。另，被上诉人刘文成系通利机械厂的代理人，最后肯定应该是由通利机械厂赔偿，故二审中放弃要求刘文成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
通利机械厂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服从一审判决。其主要答辩观点为：1、通利机械厂从未否认逾期付款的事实或逃避承担逾期付款的责任，但对于上诉人坚持通利机械厂未履行完付款义务的主张及关于违约金的主张均不认可。上诉人称通利机械厂货款未支付完毕、主张支付的货款中包含违约金，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双方合同也未曾约定过该种结算方式；事实上通过双方原审中提供的付款证据能够充分查明通利机械厂支付的款项全部为货款，共计351,998.76元，与实际的货款数额完全一致。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若按照上诉人的意愿依据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明显过高，通利机械厂依法请求一审法院下调违约金合法有据，本案中上诉人诉称其受到的损失远高于其依据合同计算的违约金数值，但却不能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去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将通利机械厂逾期付款对上诉人造成的实际损失认定是利息的损失，并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合法有据，也符合公平合理、责罚适当的原则；2、上诉人主张支票损失的诉求，无事实根据，该项损失的产生是因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支付完全部货款之后，擅自填写数额、用途及日期并擅自拿着被上诉人的支票去承兑，相应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与被上诉人无关。
刘文成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针对刘文成所提诉请，因为刘文成是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的代理人，对案涉合同及后果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金泰利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通利机械厂给付货款33,536.36元；2、通利机械厂给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2,668.99元和支票空头赔偿金1000元及利息4000元；3、刘文成承担连带责任；4、被告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金泰利合公司与被告通利机械厂于2016年5月25日、6月6日、7月5日、8月24日先后签订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内容包括金泰利合公司向通利机械厂出售钢材，货到一个月结算（以实际送货单重量结算），如欠款每月每吨加100元，贴息每月每吨加30元等（详见《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金泰利合公司于2016年5月27日、6月7日、7月2日、7月6日、8月24日向通利机械厂按合同约定供应货物，货物金额分别为116,509.65元、65,663.55元、136,289.20元、33,536.36元，合计人民币351,998.76元。通利机械厂分别于2016年8月9日、10月21日，2017年4月21日、4月24日向金泰利合公司付款116,509.65元、65,663.55元、150,000.00元、19,825.56元，合计人民币351,998.76元。原告金泰利合公司与被告通利机械厂于2016年7月5日、8月24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记载，买受方委托代理人为刘文成；被告通利机械厂提供的证据-2017年4月24日付款凭证等显示所付款项的用途为材料款。
一审法院认为，金泰利合公司与通利机械厂签订的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现金泰利合公司已履行了供货义务，通利机械厂未按约定期限支付货款，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数额，被告通利机械厂主张违约金标准过高的观点予以支持。案涉违约金应以被告通利机械厂实际应付款数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同时参考原告提供的关于欠款违约金明细表记载的超期时间予以计算。经计算，通利机械厂应支付的违约金为8152.72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通利机械厂所付款项中应包含违约金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现虽无证据证实合同双方对于通利机械厂已付款项的性质进行过明确约定，但通利机械厂支付的第一、二笔款项数额与原告提供的第一、二批货物的货款数额相吻合，通利机械厂所付款项总额亦与原告提供的货款总额相对应，且被告第四笔汇款用途处注明的也是材料款，故被告通利机械厂已付款项应认定为货款，且案涉货款已结清。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通利机械厂应承担支票空头的赔偿款及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现无证据证实通利机械厂交给原告的空白支票系用于支付货款，金泰利合公司在通利机械厂已于2017年4月24日付清全部货款的情况下，仍在该支票上填注数额、用途及日期并承兑，相应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因被告刘文成在双方买卖合同签订过程中系被告通利机械厂的委托代理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原告与刘文成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通利机械厂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大连通利重型机械厂给付原告大连金泰利合物资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8152.72元。二、驳回原告大连金泰利合物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0元，退还原告76元后减半收取797元，由原告金泰利合公司负担706元，被告通利机械厂负担91元。
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上诉人金泰利合公司主张被上诉人已付款351,998.76元中包括双方签订的前三份合同货款、前两份合同的违约金以及第三份合同的部分违约金；上诉人诉请的货款33,536.36元为双方签订的第四份合同即2016年8月24日标的额为33,536.36元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所涉货款，上诉人诉请的违约金为第三份合同的部分违约金以及第四份合同的违约金。
根据双方签订的案涉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显示，该四份合同落款处”出卖人”栏均打印有”委托代理人：毕晶”，最后两份合同”买受人”栏均打印有”委托代理人：刘文成”。
根据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举证的案涉四笔付款的付款凭证显示，通利机械厂向上诉人金泰利合公司支付的案涉四笔款项中，前三笔付款均系通过转账支票付款，其中针对前两笔付款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举证的两张转账支票存根上”收款人”均为”金泰利合”，”金额”分别为”116,509.65、65,663.55”，”用途”未填写，存根下方会计处签名为”毕晶”；第三笔付款即2017年4月21日通过×××号转账支票支付的15万元款项对应的支票存根记载”收款人金泰利合；金额150,000；用途板”，该支票存根下方会计处签名为”王丽媛”。通利机械厂以其举证的前述第三笔付款对应的转账支票存根拟证明该笔付款全部为材料款，无违约金，金泰利合公司质证意见为不认同该15万元款项全部为材料款，其中有违约金。
本院认为，上诉人金泰利合公司与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签订的案涉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案涉四份《工业品买卖合同》记载，被上诉人刘文成在双方合同签订过程中系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出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刘文成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据此驳回上诉人针对刘文成所提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且二审中上诉人亦明确放弃针对刘文成所提诉请。根据双方所提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焦点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对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已付款中是否包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的认定，其二是对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如欠款每月每吨加100元”的标准诉请的违约金是否过高的认定。
关于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已付款能否认定包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的问题，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虽约定”如欠款每月每吨加100元”且双方确认该条款系针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约定，但合同对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支付货款时是否同时支付违约金以以及是先付货款还是违约金均未明确约定，而从通利机械厂举证的包括支票存根在内的四笔付款的凭证显示，通利机械厂支付的第一、二笔款项数额与双方所签前两份合同对应的货款数额完全吻合，通利机械厂支付的第三笔款项支票存根上记载”用途板”，第四笔付款凭证上记载该笔款项用途为”材料款”，以上四笔付款总金额与案涉四份合同对应的货款总额完全相同。诉讼中，双方对已付款是否包括违约金以及违约金的标准均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二审中上诉人称其己方持有的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登报声明作废的两张支票之一即×××号转账支票上除记载的小写金额”136,289.20元”为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填写外，该张支票上其他内容包括收款人名称、金额的大写内容以及用途为”货款”的内容均系其己方填写并称该转账支票”为第三批货款并未承兑，在2017年4月23日未通知我方登报作废”，即可以认定该支票原本是通利机械厂向上诉人支付双方第三份合同对应的全部货款136,289.20元所用。至于二审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给付的案涉×××号转账支票”此支票支付时，作为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违约金的支付方式，所以金额未填写”及其于2017年4月19日将该笔支票兑付15万元的金额是”违约金是根据欠款时间填写，根据最后时间填写违约金数额”，在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对此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上诉人此节事实主张依据不足。综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在审查双方所举证据并结合本案案情的基础上，确信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主张的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并认定通利机械厂已付款项为货款、不包括违约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优势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如欠款每月每吨加100元”的标准诉请的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向上诉人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向上诉人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并酌情认定违约金”以通利机械厂实际应付款数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同时参考金泰利合公司提供的关于欠款违约金明细表记载的超期时间予以计算。经计算，通利机械厂应支付的违约金为8152.72元”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亦予确认。
至于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通利机械厂支付案涉×××号《转账支票》因空头产生的赔偿金1000元的问题，鉴于基于支票空头在持票人与出票人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宜一并处理，上诉人可另行诉讼解决。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6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金泰利合物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荣峰
审判员 赵 虹
审判员 何 川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