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09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18号。
负责人：伍崇宽，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周海，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立人，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赟江，女，1982年2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玥，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包赟江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5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不支付被上诉人包赟江扣减的绩效工资83,000元。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要上诉理由为：（1）原审对于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中无包赟江签字的部分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无签字部分与有签字部分内容连接顺畅，纸张一致，应予采信；（2）原审对于相关不良贷款划入次级的时间未予认可，亦属认定事实错误，划入次级时间乃客观发生，表格非为诉讼专门制作而是银行系统直接拉出，应予认定相关不良贷款进入次级的时间；（3）电子版本的授信调查报告及贷后检查报告，在未有反驳证据或申请司法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采信相关报告的真实性；（4）银行通过内部网站向全体员工公示了风险管理手册，此种公示方法符合企业的操作惯例，风险管理手册的存在也符合银行业的行业惯例，原审法院仅因劳动者不认可就否定该风险管理手册曾告知过对方，显然有误，风险管理手册中详细罗列了员工应尽职责，应当被认定。
被上诉人包赟江则不接受上诉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之上诉请求。包赟江辩称：其不存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指责的违规行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其问责系先定性后搜集证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问责决定中的扣发工资行为系无依据的重复扣发。
原审查明：包赟江2008年10月28日入职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双方签有期限自2008年10月28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劳动合同。该合同到期后，双方两次续订劳动合同，最后合同期限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0日。2015年2月3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作出《关于对包赟江问责的决定》，内容为“……根据总行的责任认定，包赟江在担任市东支行客户经理期间，其协办的钢贸类业务形成不良贷款7户合计金额30,501万元，对此应承担协办责任。依据《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第34条、第44条规定及相关情节，经分行研究决定，给予包赟江通报批评、扣绩效工资83,000元，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分行党务监察部书面申请复议”。包赟江于2015年2月12日收到该决定，后提出复议。
2015年4月23日，包赟江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5年2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期间的绩效工资83,0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7月6日作出裁决，对包赟江的请求未予支持。包赟江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支付扣发的2015年2月至今的绩效工资83,000元。
2015年7月1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包赟江作出《关于包赟江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复议决定》，分三项对包赟江的复议内容进行了答复。其一，关于责任认定及问责依据问题。答复：《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经过总行行办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国光大银行工会委员会第一届第七次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其二，关于上海钢贸系统性风险及责任承担问题。答复：截止目前，内外部对于上海地区钢贸不良贷款是否属于系统性风险尚无定性结论，从上海分行的情况来看，分行下设9个公司部，51家营业网点，开展钢贸业务的支行有17家，多数支行未列入钢贸业务。钢贸不良主要集中在浦东、外高桥、市东、金山、彭浦、闵行、松江、黄浦等8家支行，其中包赟江所在的市东支行形成钢贸不良贷款为6.3亿元，较为突出。对于上海分行钢贸不良贷款，从客户经理、支行行长、分行管理部门人员，到分行班子成员，都进行了问责，各个层面的相关人员都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包赟江关于“仅仅是客户经理的责任”、“把客户经理推到前台接受处罚”的说法片面，与事实不符；其三，关于包赟江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答复：包赟江在市东支行担任客户经理期间，作为上海A有限公司等4户联保及上海B有限公司等3户联保不良钢贸的协办客户经理，不良贷款合计7户金额30,501万元。通过责任认定发现，包赟江在授信管理过程中存在：贷前未能充分调查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隐性关联企业情况；贷后管理中对贷款资金跟踪检查不到位，资金回流至借款人关联企业后被挪用，质押货物检查管理不尽职，核查库流于形式等问题。比如：上海A有限公司不良贷款3,509.34万元、上海C有限公司不良贷款6,639.77万元、上海D有限公司3,056.26万元、上海E有限公司3,363.74万元不良贷款，存在以下情况：（1）贷前调查未能掌握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隐性关联企业情况，未能识别关联企业互保对授信风险缓释的有限性。上述四户借款人中，除上海A有限公司控制人为缪某以外，其余三户借款人的最终实际控制人为上海XX公司的法人代表郑维雄，担保缓释效果有限。（2）贷后管理对贷款资金跟踪检查不够到位，票据及国内证议付资金回流至借款人关联企业后被挪用。借款人提款的大部分资金通过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的方式，甚至回头背书给四户联保企业之一；或国内证受益人直接为借款人上海A有限公司实际法人代表缪某在浙江湖州长桥开设并控制的湖州XX中心里的商户，信贷资金基本在借款人关联企业间形成归集，最终使得贷款资金被挪用。（3）质押货物的检查与管理工作未尽职，货押核查库工作存在过于依赖第三方监管单位，核查库流于形式等问题，经营单位虽然能够对质押货物定期开展检查工作，但是相关人员在核查库过程中还过于依赖第三方监管单位中外运华东公司，每次检查仅停留于表面，现场抽查方式一般为依照监管方提供的质物清单，抽查量仅为5%，当2013年6月24日经营单位认定质物缺失时，实际缺失量已超过三分之一。包赟江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贷前调查流于形式，在调查过程中对应发现的重大风险点未作出充分揭示和分析的”，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违反授信管理规定，在授信后检查过程中对应发现的明显重大风险点未作出充分揭示和分析的”；第六款“未按规定检查贷款用途，导致贷款被挪用的”；第八款“未按规定对保证人和抵（质）押品进行授信后检查，未及时发现风险隐患”的规定。包赟江作为协办人应承担次要经办责任。本次问责已经充分考虑包赟江作为协办客户经理的责任相对较轻，不良贷款清收化解以及抵押担保的情况。对于上海A有限公司不良贷款3,509万元，鉴于拍卖收入已进入法院专户，问责时未计算金额，对于强年联保组不良贷款1.39亿元，问责时已扣除抵押物折算价格。故此维持原问责决定。
原审另查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认定包赟江在办理七家商户的放贷业务为协办客户经理，应对相应不良贷款情形承担协办责任。具体包括：1.上海F有限公司；2.上海G有限公司；3.上海D有限公司；4.上海E有限公司；5.上海B有限公司；6.上海H有限公司；7.上海I有限公司。其中对第5至第7家商户的业务过程中，因有两位经办人员，故承担1/2的协办责任。包赟江对其协办该7户商户的信贷业务无异议。
原审再查明，2014年9月23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下发了《关于2014年9月预发绩效工资的情况说明》，在该情况说明中，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称，2014年上海分行受钢贸不良贷款影响，加之业务发展不甚理想，总行核定分行业务考核绩效总量预计比2013年减少1.45亿元，降幅达64%，为此分行动用了历年来全部绩效结余，人员费用总量预算虽然与去年基本持平，但由于为业务发展储备人员之需，今年全行员工增加，社区银行陆续开业等原因，干部员工人均收入将下降，尤其是管理中层干部及对公条线人均收入降幅较大，……由于运营条线岗位绩效下调自9月份预发开始进行，下调的数额需在9月至12月预发绩效及三季度清算、年度清算6次绩效发放时集中调整到位。
原审还查明，2014年度包赟江绩效明细情况表显示：一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15,896.09元、2,200元、2,200元、该季度清算6,655.65元；二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2,200元、2,200元、17,848.26元，该季度清算5,300元；三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6,610元、9,096.86元，4,900元，该季度清算8,643元；四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4,900元、4,800元、5,275元，该季度清算40,922元。
原审审理中，就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平时绩效奖金发放方式，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每月发放包赟江基本工资，同时，历年均根据上一季度的奖金情况，以此为100%的标准，在下一季度每月分别发放20%，季度清算再发放20%，年度清算发放余下20%。在季度清算及年度清算时，针对员工具体实际业绩完成情况考核，多退少补。另，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确认，在发放绩效奖金时，系根据部门不良贷款的数额总体考核，该考核影响部门员工的绩效奖金池总额，再由部门领导二次分配到员工个人，但认为，针对员工的具体问题贷款的考核，则需另行依照《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问责扣款。
原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还一致确认，1、包赟江授信业务调查报告提交后，先由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风险管理部审查员审查，再由信贷审批会决定是否通过，如通过后会出具授信批复，再提交相关行领导签字。2、银行承兑汇票时，包赟江需收集相关合同等，由相应部门签字，手续齐备后交由放款中心放款。3、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已全额扣发了包赟江绩效工资83,000元。
原审审理中，（一）为证明扣发绩效奖金的制度依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还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2010年关于召开全行职工代表大会视频会议的通知OA系统截图及该通知内容、关于对推荐中国光大银行职工代表名单进行公示的通知、中国光大银行职工代表名单签到表、关于审议《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决议，证明《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经过总行职代会民主程序；
2.（2015）沪东证经字第12814号公证书，证明《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通过OA系统告知全体员工；《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内容；OA系统中显示有包赟江的阅看记录；
3.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内部网站通知、风险管理手册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节选，证明客户经理应当履行的职责、对公授信的管理、风险预警的相关规定；
4.关于印发《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的OA系统发文，其中第二章第七条第（2）款，该条规定“五级分类自关注负向迁徙为次级/可疑/损失的，自认定当季度开始每季度按照考核期末问题贷款余额的千分之一予以扣减，最低不低于1,000元”，证明绩效扣款的依据；
5.（2015）沪东证经字第21830号公证书，证明《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在OA系统内部有发文记录，且《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经过总行职代会民主程序。
包赟江对上述证据1中OA系统截图及通知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未看到过；对签到表中签名人员部分真实性无异议，对以打钩方式表示签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于审议《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决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签到表并不对应；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公证的客观性不予认可，并未看到过该暂行办法；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在职期间从未阅看过；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本身亦有违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该文件第18条明确针对新增对公问题贷款，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本案涉及的不良贷款均发生在2013年之前，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不良贷款发生时间亦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二）为证明扣发绩效奖金的事实依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还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2014年7月17日针对上海A有限公司、上海G有限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的《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2014年7月25日针对上海B有限公司、上海J有限公司、上海I有限公司的《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及附表，证明包赟江对于30,501万元不良贷款应当承担协办责任，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通过内部审计，确定了7户商户不良贷款的具体金额，按照千分之一的比例认定扣罚绩效的金额，据此扣除包赟江83,000元的绩效奖金；
2.上海G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D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B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上海J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上海I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证明不良贷款的金额；
3.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相关企业贷款分类划入“次级”的时间表，证明贷款分类的依据与形成不良贷款的时间；
4.上海G有限公司2012年4月10日授信调查报告、2012年6月8日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授信报告未在“关联企业及客户”一栏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批复明确要求对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与申请人的销售与采购情况定期进行核对，并将核对情况如实反映在贷后检查报告中，切实防范授信风险。但实际上该公司有多笔承兑汇票开具或由其他企业背书给关联公司，并由关联公司实际贴现；
5.上海D有限公司2012年4月5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该授信报告中授信用途均为采购钢材；授信报告未能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批复明确要求对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与申请人的销售与采购情况定期进行核对，并将核对情况如实反映在贷后检查报告中，切实防范授信风险；
6.上海K有限公司2011年10月23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内容同证据5；
7.上海E有限公司2012年4月9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证明内容同证据5；
8.上海B有限公司2011年8月6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国内信用证（副本），证明授信报告中授信用途均为采购钢材、授信报告未能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批复明确要求加强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查，资金仅限于钢材采购支付，银票收款人限定为钢厂或钢厂一级代理商；国内证受益人不得为申请人关联企业，且必须在我行议付；
9.上海J有限公司2011年8月6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国内信用证（副本）及对账单，证明内容同证据8；
10.上海I有限公司2011年8月6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国内信用证（副本），证明内容同证据8；
11.上海L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3月28日、2012年6月21日、2012年9月20日、2012年12月7日、2013年3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10月29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有2013年3月7日之前的原件），证明贷后检查不符合授信后管理手册的要求，没有严格监控授信用途，加强贸易真实性审查，未揭示资金流向；
12.上海K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3月29日、2012年6月21日、2012年9月19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3月7日，均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1；
13.上海G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10月9日、2012年12月25日、2013年3月15日、2013年6月13日、2013年9月5日、2013年11月26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有2013年3月15日之前的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1，且贷后检查报告中没有体现对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与申请人的销售、采购情况定期核对的情况，第三栏中的财务状况分析及第四栏经营状况分析并未填写；
14.上海D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9月18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2月19日、2013年5月10日、2013年11月5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有至2013年5月10日的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1；
15.上海E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9月5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2月19日、2013年5月13日、2013年8月8日、2013年12月18日、2014年1月7日、2014年1月29日，仅有2013年5月13日之前的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1；
16.上海B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1年12月14日、2012年3月6日、2012年6月5日、2012年8月23日、2012年11月12日、2013年1月30日、2013年4月17日，可提供所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1；
17.上海J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1年12月13日、2012年3月9日、2012年6月12日、2012年8月27日、2012年11月21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25日，可提供所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1；
18.上海I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1年12月13日、2012年3月6日、2012年6月12日、2012年8月27日、2012年11月20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25日，可提供所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1。
包赟江对上述证据1中2014年7月17日的《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第一页因无其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页真实性无异议；对2014年7月25日的《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附表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表格是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自行制作，对所谓不良金额的数额亦不予认可，且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主张的千分之一的扣罚比例、具体依据其从不知晓也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银行承兑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因无法确定是否是完整的银行流水明细，且相关业务均在质保部门，故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3中指导原则无异议，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表格真实性不予认可，从未见过。对证据4至10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均按照系统格式填写，系统内“关联企业及客户”一栏均为实际要求填写上下游客户；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并无规定不可向关联企业开具承兑汇票；在开具相应汇票承兑前，只需收集相应合同等，由相应部门签字，手续齐备后交由放款中心审核并决定发放；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规章制度对此也没有相应制度要求。对证据11有原件的贷后检查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相应授信要求均落实，且2013年6月前的相应业务均已还清，2013年5月之后续作的授信报告才是此次问责内容，且其签字后，其他更高层的领导并未签字确认，流程并未实际走完。对证据12至证据18质证意见同证据11，对可提供原件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例如其中证据13是第三栏中财务状况分析需要结合借款人定量预警信号填写，如果没有预警，即无需填写；第四栏则载明详见“钢贸企业一般风险授信客户授信后调查报告”，该报告黏贴于第九栏中，证据18中对企业风险状况及应对措施亦有明确揭示，不存在未尽职事宜。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绩效奖金的发放规则中，已明确每季度、年度均会对绩效奖金进行清算，在当季度出现不良贷款时，亦会即时影响当季度的奖金池。实际相当于出现问题贷款时已经对员工的绩效奖金作出过相应处理。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现再主张对劳动者的绩效奖金另行问责，理应就如下事实进行举证：1、问责扣罚绩效奖金有无制度依据？2、履职过程中，劳动者存在何种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过错行为需另行问责？
就问题1，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劳动者履行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考评，并作出相应奖惩。结合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民主程序、OA系统截屏及公证书等证据反映，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确已通过OA系统将相应规定告知员工。该问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员工在授信调查过程中，违反具体业务规定的，单位可扣绩效工资，并可根据具体结果不同进一步选择处罚类型，并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作为员工问责的总体制度依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还提供了《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佐证扣罚绩效奖金的标准，然该制度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制度内容中明确规定针对新增对公问题贷款。原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本案涉及的钢贸不良贷款均发生于2013年度前，难以认定为新增问题贷款。故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认为可依照该规定的扣罚标准进行问责的观点，实难采纳。
对问题2，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认为包赟江具体业务行为违反了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的相关规定，然其未能提供员工知晓该规章制度的相关依据，难以采信。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包赟江的过错行为认定主要有三：1.贷前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及隐性关联企业揭示不明，主要体现于在授信报告“关联企业及客户”一栏中未填写相关信息；2.贷后管理资金跟踪不到位。主要体现于在相关客户将承兑汇票、国内证最终背书、贴现等给相应关联企业，造成资金回流、在一般授信业务贷后检查报告中填写不完整；3.质押货物检查未尽责。包赟江则均不予认可。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针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过错行为1，包赟江称其均按照相关系统要求填写，在系统内填写上下游的客户情况，辅助说明借款人的经营情况，实际履行过程中，该表格一栏所有员工均从未填写过关联企业。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包赟江的说法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反证证明该表格实际填写过程中确需填写该内容。其次，原审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授信业务调查报告提交后，先由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风险管理部审查员审查，再由信贷审批会决定是否通过，如通过后会出具授信批复，最后需提交相关行领导签字。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现提供的所有问责包赟江的授信业务调查报告均经过层层审批，并出具了相应授信批复要求。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称，包赟江遗漏重要栏目未能填写的说法，实难采信。再次，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问责包赟江的所谓“隐性关联企业”并无明确界定，亦未提供具体规章制度，明确包赟江需在授信业务前，对客户相关情况调查至何种程度，明示具体何种信息。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过错行为1，实难采信。针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过错行为2，从相关业务的批复要求及常理来看，银行承兑汇票的贷后检查要点在于是否存在真实贸易背景。原审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包赟江需收集相关合同等，由相应部门签字，至放款中心放款。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虽提供了票据证明最终承兑情况，但并未提供相关贸易虚假的相应依据。其述称贷后检查报告填写问题，包赟江均作出相应解释，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亦未能提供其他依据证明贷后检查报告填写的规范样式等，故对该观点，亦难以采信。针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过错行为3，原审中，双方一致确认主办客户经理名下有2位协办客户经理，包赟江虽称检查库并非其工作职责，但从其签字确认的《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中可见，其自述有相应检查情形，故对包赟江该陈述难以采信。然，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称“过于依赖第三方监管单位”、“检查库流于形式”等陈述，均未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因此，虽然相关信贷业务确有逾期或出现其他不良情况，但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未能充分举证包赟江在相应业务中存在严重过错的行为。故对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另行问责的观点，实难采纳。因双方一致确认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已足额扣除了包赟江问责办法中所涉的绩效奖金83,000元，包赟江主张返还，予以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于2016年8月26日判决：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包赟江扣减的绩效奖金83,000元。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证据保全费30元，由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提供以下证据：1.内网中2011年、2012年、2013年对公信贷主办资格考试的通知、考点提要及2011年、2012年、2013年对公信贷主办资格认定及年检的通报和人员名单，以证明被上诉人包赟江参与了上述年度对公信贷主办资格的考试并获通过，该考试内容包括风险管理手册；2.《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以证明金融企业核销呆账时必须查明原因，确系主观原因形成损失的，应明确责任人；3.《中国光大银行贸易金融业务管理手册》及内网中下发该手册的通知截屏，以证明客户管理部门在货押业务中应尽的职责；4.关于钢贸企业授信风险提示的通知，以证明钢贸业务抵押品存在较大风险。包赟江对上述证据认为均非新证据，且为未经公证的电子文档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亦无法证明其存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指的违规事实。包赟江另称，其参加过对公信贷主办资格的相关考试，但考试的内容并不包括风险管理手册。包赟江在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关于授信调查报告和贷后检查报告的录入及审批流程，上诉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陈述，第一步都是需要录入系统，之后把录入系统的内容打印出来，审批需要在打印出来的纸质文件上签字，电脑内的审批只能显示同意或者不同意，没有电子签名，纸质版本需要留档。被上诉人包赟江陈述，所有的授信调查报告和贷后检查报告都需要经办人员签字，然后主管人员签字，报到授信管理部，出具相应的授信管理意见，该意见需要授信管理部层层审批，每个环节均是纸质人工签字。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表示对于被上诉人包赟江进行问责的制度依据为《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和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事实证据为相关的授信调查报告和贷后检查报告。
以上事实，有二审谈话笔录记载的内容加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被上诉人包赟江的具体业务行为违反了《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和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的规定，对相关不良贷款应承担“协办责任”，故依据该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规定的标准对包赟江扣罚绩效工资。对此，首先，《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对于授信调查过程中及授信后管理工作中可以扣减绩效工资的情形规定较为笼统，对于何谓“贷前调查流于形式”、“对应发现的重大风险点未作出充分揭示和分析”、“在授信后检查中对应发现的明显重大风险点未作出充分揭示和分析”等仍需依赖于具体的业务规定作出评判。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表示具体的业务规定即为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然，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已送达至包赟江或者包赟江知晓该手册，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二审中提供该行内网中2011年至2013年对公信贷主办资格考试的通知、2011年和2012年考点提要等证据，欲证明包赟江参与了上述年度对公信贷主办资格的考试并获通过，该考试内容包括风险管理手册。对此，一则上述证据均为打印件，包赟江对真实性未予认可；二则即便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二审中提供的上述证据本身，亦无法反映考试内容包括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故原审对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以此作为审查包赟江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制度依据未予采信，并无不妥。至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该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因该制度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并明确规定针对新增对公问题贷款，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一致确认本案涉及的钢贸不良贷款均发生于2013年度前，难以认定为新增问题贷款。故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认为可依照该规定的扣罚标准进行问责的观点，实难采纳。其次，就包赟江是否存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主张的违规行为一节，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表示事实证据为相关的授信调查报告和贷后检查报告。然，第一，根据双方在原审和二审中的陈述，授信调查报告和贷后检查报告均需经过自经办人员至行领导的层层审批并出具相应批复，可见包赟江对此并无最终确认和决定的权利。第二，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二审中表示授信调查报告和贷后检查报告均需录入系统，之后打印出来，审批需要在打印出来的纸质文件上签字，纸质版本需要留档。可见其在原审中提供的电子版本并非原件。结合另案审理中，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曾确认存在系统内打印材料与真实原件材料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原审对于未提供原件的相关报告未予采信，并无不当。第三，对于包赟江是否存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主张的贷前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及隐性关联企业揭示不明、贷后管理资金跟踪不到位、质押货物检查未尽责的具体行为，原审法院已作详尽分析，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关于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且不论有包赟江签字部分是否与无签字部分内容连接顺畅、纸张一致，仅就该表反映的内容，亦可见相关责任人不同意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的认定意见，故不能据此认定包赟江存在违规行为。本案中，虽然确有相关信贷业务出现不良，但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包赟江的具体业务行为存在严重过错或故意的情况下，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对包赟江问责并扣罚绩效工资的观点，本院难以采纳。因原审中双方对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已扣除包赟江绩效工资的数额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上诉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难以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鸿
代理审判员 顾 颖
审 判 员 孙少君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陆 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