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5民终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法定代表人：马万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霖清，福建旭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通化县。法定代表人：李一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程，该公司法律事务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凤，吉林方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因与被上诉人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通化县人民法院（2016）吉0521民初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月13日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药控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霖清，被上诉人东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程、姜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药控股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最后一份合同签订日期是2014年1月16日，其主张发货时间是1月20日，该合同约定是货到60日内付款。由此推算，被上诉人主张的233份合同均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自2010年3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往来起，上诉人已经按照约定付清款项。被上诉人主张的欠款都是发生在2010年3月以前的合同，被上诉人也从未通过任何方式向上诉人或者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催告过未结清货款。因此，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起诉的主体错误。被上诉人主张的2010年2月21日前的合同买方为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目前该主体依然存在，其名称变更为厦门亿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确实向被上诉人发出过《债务转移通知函》，但被上诉人从未对通知函进行回复，一审判决直接认定由上诉人承担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的债务违反了法律规定及《债务转移通知函》的约定。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发出商品明细表》及《承付货款明细》并不真实，依法不能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其单方制作的《发出商品明细表》，并提交相关的合同或运单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是委托运输的单据，至于上诉人或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是否收到相应的货物，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主张其将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即视为交付给买方，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只有在双方约定交付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没有补充协议或交易习惯来推定交付地点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货交第一承运人视为交付的规定。而本案中的大部分买卖合同都有约定交货地点为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仓库，因此，并不能适用货交第一承运人即视为交货的条款。被上诉人提交的《发出商品明细表》、《承付货款明细》均不真实可信，无法证明发出货物与收到货款的金额，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欠货款的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东宝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主张本案233份合同，每一份合同都是单独的一个买卖合同，应分别就其认为货款未付的合同单独提起诉讼，从而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做的业务是延续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的业务，根据东宝公司与医药站多年的交易习惯，业务持续发展滚动进行，双方发货或付款并不都是一一对应的，这不仅是双方多年来形成的交易习惯，也是我国医药行业的交易惯例。第二，上诉人承接医药站的业务后，与被上诉人所作业务是延续了医药站的业务，业务一直持续发展，期间双方没有进行过对账，2014年11月19日双方做最后一笔业务至2016年3月23日起诉时间，东宝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233份合同不能分裂单独起诉，否则对东宝公司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也有悖于我国保护债权人的司法宗旨。二、上诉人主张起诉主体错误，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目前主体依然存在，名称已改为福建省厦门亿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并主张医药站的债务应由厦门亿宝物业管理公司支付。上诉人的说法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第一，厦门医药站在2009年12月30日进行了企业改制，医药站的药品许可证变更为上诉人。第二，2010年1月14日，厦门市政府国资委文件批复了医药站以净资产2250万元出资组建上诉人国药控股。第三，2010年2月8日医药站与上诉人共同给东宝公司发函，通知医药站和国药控股股份公司共同组建了上诉人，医药站的债务转由上诉人承担，医药类业务全部由上诉人国药控股承接，发票开上诉人的名称。按照这份通知函，东宝公司与上诉人延续了医药站的业务，业务持续发展至2014年11月19日最后一笔，实际履行了债务转移和业务承接的约定，从上诉人支付部分医药站的货款（上诉人原审中提供的证据第10页增值税发票中2010年6月29日记账回执金额30588元，其中第14、15、21页发票体现的是医药站的发货）也能说明上诉人是承接医药站的业务。上诉人以所谓没有收到东宝公司复函，明显违背了客观事实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改制司法解释第六条关于新设公司承担债务的解释规定，东宝公司主张上诉人承担本案债务，依法有据。因此，上诉人主张主体错误不能成立。另外，原审中东宝提供的《发出商品明细表》及《承付货款明细》是为了便于双方对账以及便于法庭审理而做的统计，发货明细及付款明细表并不是作为证据提供的。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请求。东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货款447339.80元并支付自2014年11月19日始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改制前企业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自1990年5月29日起发生多笔药品买卖业务，2010年1月14日经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医药站以净资产出资与国药控股股份公司共同组建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医药站组建被告公司后于2010年2月28日向原告方发来债务转移通知函，通知函称：经厦门市政府与厦门市国资委批准，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现厦门医药站将所欠债务转由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承担，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的医药类业务全部由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承接。至2014年11月19日止在原、被告继续发生多笔药品买卖业务，原告共向被告发送价款为6925094.98元的药品（医药站5772784.80元、国药控股为1152310.18元），被告给付货款6507431.64元（医药站5353723元、国药控股1153708.64元），退货4205.64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13457.7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原告提供的工商档案及债务转移通知函足以证明，2010年1月14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厦国资产2010年13号”文件作出《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以净资产出资组建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的批复》。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拟以剥离后权属清晰的、与医药类经营有关的资产（含部分负债），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控股公司－国药控股股份公司共同组建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厦门医药站持有该公司30%的股权，国药控股持有该公司70%的股权；在评估基准日2009年9月30日厦门医药站拟作为出资的部分净资产评估结果为：资产总额440,313,190.22元，负债总额415,858,638.19元、净资产为24,454,552.03元，同意厦门医药站以上述净资产中的2250万元认缴设立阶段的注册资本，厦门医药站首期货币出资450万元，于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设立登记前到资；第二期以净资产2250万元出资。另外原医药站组建被告公司后于2010年2月28日向原告方发来债务转移通知函，通知函称：经厦门市政府与厦门市国资委批准，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现厦门医药站将所欠债务转由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承担，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的医药类业务全部由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承接。原告于1990年5月最初做业务的主体为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结合2010年至今原告与被告持续做业务的事实足以证明医药站的全部业务由被告承接，医药站的债务应由被告承担，原告起诉的被告主体适格，予以支持。二、被告是否拖欠原告货款447339.80元。原告提供的发货凭证系铁路、邮政部门制作，由发件人提供信息逐项填写的格式文件，因其格式及交易习惯的限制，所能载明的信息有限，对此原告方并无过错，不能将此义务强加给原告；本案中原告只需按合同约定将药品交付第一承运人铁路、邮局等，即完成了交付义务，原告提供的合同、电话电报、发货记录、发货凭证、回执、增值税发票等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明原告已按约定通过铁路、邮政等部门将合同标的物交付给被告。如被告未收到原告主张的发货而不索要，是不符合常理的，且被告未提出异议药品的发货形式与其有异议的发货形式是相同的。被告以原告未能提供医药站签收货物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对每笔发货和付款凭证是一一对应的理由不成立。故对原告主张的上述发出商品明细表中证据编号1－168组（33组除外），向被告发出价款为5772784.80元的药品予以确认。但第33组证据因原告未提供被告收货凭据，被告不予认可，故对原告主张向被告发出价款为5904元的药品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庭审中原告认可2006年9月14日被告付款4270元、2007年2月16日被告付款23700元合计27970元，自认医药站付款5325753元、认可被告付款1153708.64元、及无争议发货1152310.18元、被告退货4205.64元，法院认定原告向被告发送价款为6925094.98元的药品，被告给付货款6507431.64元，退货4205.64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13457.70元。针对被告提供的东昌区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各一份及扣划存款通知，无法证明与原告为同一主体，故其主张2006年10月11日前医药站没有拖欠原告其他货款的请求不予支持。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被告的业务是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和医药交易习惯滚动进行的，因此其诉讼时效的计算应按最后一笔付款或发货的履行期限届满时间为起算时间，而不应按每份合同单独计算，否则有悖于依法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司法宗旨。本案被告于2014年11月19日最后一次给付原告货款。本案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对本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及改制前企业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支付货款。对其未按约定给付货款的行为，应按该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利息起算日期应为原告主张2014年11月19日（即原、被告发生最后一笔付款业务）为利息起算日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判令：一、被告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原告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货款413457.70元；并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驳回原告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10元、保全费2820元计10830元，由被告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负担10010元，由原告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2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东宝公司（原通化白山制药五厂）与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至1990年5月开始业务往来，后国药控股承接了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的医药类业务，继续与东宝公司开展业务，双方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业务往来。双方的业务是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和医药交易习惯滚动进行的，而非国药控股主张的每一笔业务均为单独的一个买卖合同，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按最后的一笔付款或发货的履行期限届满时间为起算点。本案国药控股最后一笔向东宝公司支付货款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东宝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时间为2016年3月23日，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二）关于国药控股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国药控股在组建成立后，承接了原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的医药类业务，并向东宝公司发出《债务转移通知函》，亦向东宝公司偿付了原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所欠部分货款，故国药控股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三）关于欠款数额问题。东宝公司提供了《发出商品明细表》、《承付货款明细》，证明其已经履行交货义务及欠款数额。国药控股或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在合理的期限内未对东宝公司交付的药品提出书面异议，且在2010年1月14日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福建省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以净资产出资组建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的批复》厦国资产（2010）13号文件中，对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的债权、债务进行评估确认，国药控股在组建时，已经对厦门医药采购供应站所负债务进行核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国药控股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02元，由上诉人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闽审判员 马 辉审判员 何秋彦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婉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