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113行初44号
原告李永贵，男，1935年5月1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
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北区东侧。
法定代表人聂燕山，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新岳，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春芳，北京朗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永贵不服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的《关于X镇李永贵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书》，于2017年3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立案后，于2017年3月15日向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永贵，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的副局长钱秀国及委托代理人梁新岳、李春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月24日，被告作出《关于X镇李永贵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书》（以下简称《答复意见书》），主要内容为：“申请人：李永贵，申请事项：要求为其父亲李某追认烈士。顺义区民政局对您提出的申请事项进行了认真调查，现答复如下：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在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现在申请追认革命烈士问题的意见》（（79）民民第【195】号）文件规定：为做好追认革命烈士的工作，必须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政策规定，做到实事求是，证明可靠。凡有以下材料之一的，可认为是有可靠的证明。1、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的烈士碑或汇集的烈士名册，有烈士的名字，并且已经证明牺牲的。2、曾经在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志和上级领导的证明。3、知情的村干部和革命群众多人证明。4、杀害烈士罪犯的口供或书面交待材料。包括敌伪档案和我政法机关的档案材料。经核实，您反映的情况均属于听说且没有相关档案记载和原始材料，同时，经对您提供的证明人进行走访调查，但都是后来听说您父亲李某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根据上述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符合《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在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现在申请追认革命烈士问题的意见》（（79）民民第【195】号）文件规定，因此，目前不能为您父亲李某办理追认烈士手续。”
原告诉称：在1944年农历六月初八，由“三河县伪军警备队小队长”带领两个排左右的日军、日伪军围剿南聂庄的地下党员和抗日民兵干部的过程中，原告的父亲李某因参加革命而被杀害。原告向被告提出追认其父亲李某为烈士的申请，但被告未给予核准。原告认为对于此事现有多人证明，对于被告所称证明人只是“听说”的表述，原告不认可。因当时倪福春在现场，此人健在。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的《关于X镇李永贵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书》；2、判令被告重新作出答复。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关于X镇李永贵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书》，证明被告作出了答复。
2.倪福春、康玉友、倪福亮、倪福珍、贾淑芝、倪福贵、倪仕青七位口述人的证言，证明被告作出的答复作假。
被告辩称：一、被告具有受理烈士追认手续及初步调查以及出具烈士评定报告的法定职权。依据《烈士褒扬条例》第九条规定，被告具有上述职权，被告为原告出具答复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二、被告作出的答复意见书，法律依据充分，事实清楚。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在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现在申请追认革命烈士问题的意见》（（79）民民第【195】号）文件规定：为做好追认革命烈士的工作，必须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政策规定，做到实事求是，证明可靠。凡有以下材料之一的，可认为是有可靠的证明。1、县以上人民政府建设的烈士碑或汇集的烈士名册，有烈士的名字，并且已经证明牺牲的。2、曾经在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志和上级领导的证明。3、知情的村干部和革命群众多人证明。4、杀害烈士罪犯的口供或书面交待材料。包括敌伪档案和我政法机关的档案材料。被告在接到原告要求为其父亲李某追认烈士的申请后，已进行过多次调查，经过如下：1、被告工作人员根据原告提供的材料，在北京市、河北省及我区汇集的烈士名册中，均未查询到李某的相关信息。2、被告工作人员先后与顺义区档案馆、顺义区党史区志办公室、河北省三河市档案馆取得联系，就李某被杀害的相关情况进行查询，均未查询到相关材料。3、被告工作人员对原告提供的现场证明人（倪福春、孙学增、倪福祥）进行了走访调查，证明人倪福春已去世，未查询到孙学增，倪福祥的询问笔录证明倪福祥在李某被杀害时只有8、9岁，只是听说李某被日本人杀死了，但具体李某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被杀害、怎么被杀害均不知道。4、针对原告提出的其父亲李某在1944年被杀害当晚有当时的领导朱小轩到家中慰问的情况，被告工作人员在翻阅《顺义区抗战史料汇编》过程中发现，1941年3月中共平密兴联合县委在顺义河东地区成立平密兴联合政府第四区，任命朱小轩（原名姜连云）为区长，同年11月平密兴联合县第四区区长朱小轩等6名干部在薛庄开分区干部会时，由于特务告密，遭敌袭击，不幸全部壮烈牺牲。综上所述，被告于2017年1月24日对原告要求为其父亲李某追认烈士事宜出具《答复意见书》，认定原告为其父亲李某追认烈士事宜缺乏相关档案或原始资料或可靠证明，目前不能为李某办理追认烈士手续，符合政策规定，不存在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请人民法院予以判决。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顺义地区抗战史料汇编；
2.倪福祥询问笔录；
3.关于X镇李永贵为其父亲李某追认烈士事宜的工作说明；
4.关于X镇李永贵为其父亲李某申请追认烈士事项的调查报告；
证据1-4证明被告对原告申请内容进行调查，调查材料显示原告父亲目前不符合办理追认烈士手续。
5.《关于X镇李永贵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书》；
6.送达回证；
证据5、6证明被告为原告出具《答复意见书》，并送达。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和被告提交的证据5系被诉行政行为，本院在此不予评价。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针对原告的申请，经调查核实，目前未有属实可靠证据材料证明原告父亲符合办理追认为烈士的手续，并告知原告的情况，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2属于书面证人证言，且证人未出庭作证，其内容不具有直接合法证明力，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理查明：
2016年11月15日，原告至被告处反映其父亲李某因参加革命，于1944年农历六月初八被日军、日伪军杀害，要求为其父亲李某追认烈士。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原告需提交书面追认烈士申请书，但原告拒绝提交书面申请书，被告决定按口头申请进行受理，并对原告提供的线索进行了如下登记记载：1、现场证明人倪福春、孙学增、倪福祥；2、李某在1944年农历六月初八被杀害当晚有当时的区领导朱小轩到家中慰问。
被告调取了顺义地区抗战史料汇编，其中记载1941年11月平密兴联合县第四区区长朱小轩等6名干部在薛庄开分区干部会时，由于特务告密，遭敌袭击，不幸全部壮烈牺牲。此外，被告还于2017年1月6日对倪福祥进行了询问。被告未查询到孙学增。在此基础上，被告认定原告为其父亲李某追认烈士事宜缺乏相关档案或原始资料或可靠证明，目前不能为李某办理追认烈士手续，遂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被诉《答复意见书》，原告于2017年1月25日签收，其对此不服，遂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本院提起涉案之诉。
另，庭审中，原告称没有孙学增这个人。倪福春已于2013年去世。
本院认为：
被告作为负责本行政区域烈士褒扬工作的主管机关，具有对申报烈士的申请进行调查核实并上报审核的职权。
本案中，被告收到原告要求追认其父李某为烈士的申请后，经过调查核实，认定未有相关档案记载和原始材料等可靠证据证明可以为李某办理追认烈士手续，并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对在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现在申请追认革命烈士问题的意见》作出被诉《答复意见书》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被告收到原告口头申请的时间是2016年11月15日，作出被诉《答复意见书》的时间是2017年1月24日，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两个月履责期限，故被诉《答复意见书》属于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法应当确认违法，不予撤销。原告所持起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于二○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作出的《关于X镇李永贵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书》违法；
二、驳回原告李永贵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鑫
人民陪审员 张志良
人民陪审员 马淑贤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