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13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恒，男，土家族，1970年2月14日生，务农，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张俊，重庆春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冉酉芝，女，1967年10月5日出生，土家族，务农，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吴攀，重庆市酉阳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被告：刘春燕，女，土家族，1992年1月27日生，务农，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原审被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滩镇大理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法定代表人：何强，该村村长。
上诉人刘恒与被上诉人冉酉芝，原审被告刘春燕、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滩镇大理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理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2015）酉法民初字第00853号民事判决。刘恒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6日受理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对上诉人刘恒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俊，被上诉人冉酉芝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攀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被告刘春燕系原告冉酉芝与前夫刘奎之女。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原告之前夫刘奎为农户代表取得了原、被告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7年，刘奎去世。原告在前夫去世后不久（2007年底至2008年初）便改嫁给同组村民刘忠平。2011年3月5日，被告刘恒与被告刘春燕在大理村村民委员会的组织下，就房屋、田地、山林达成协议，将以刘奎为农户代表所承包的土地进行了处置。
冉酉芝一审请求：1.人民法院确认被告龚滩镇大理村村民委员会于2011年3月5日主持调解的被告刘恒与被告刘春燕达成对土地的协议部分无效；2.本案费用由被告承担。
刘恒一审辩称：1.原告在本案中不够主体资格，在土地下户时，冉酉芝没有承包土地，还在娘家未嫁，后虽然嫁到刘奎家来，她也只有与其夫共同经营刘奎一人的承包土地，且原告现已不是刘春燕家庭中的成员，而是刘忠平家庭中的成员，无权干涉刘春燕家庭的事务。2.2011年3月5日经村民委员会对家庭纠纷组织调解，是在维护土地法的基础上，双方无任何强迫，达成一致，由原告在场亲口认定地块为刘春燕继续承包，得到了村委会同意后，政府于2010年给双方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原告提到1998年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人口为2个，其土地下户时只有刘奎一人承包的土地，因女儿刘春燕已有六岁，所以承包人口为2个并不影响刘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4.在维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合理合法下进行家庭调解，得到了村组干部认可，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产生了法律效力；5.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刘春燕一审辩称，刘春燕受刘恒蒙骗在调解协议上签的字。
龚滩镇大理村村民委员会未出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为，虽然原告冉酉芝改嫁，但原告仍然享有以前夫刘奎为农户代表所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刘春燕虽系刘奎合法继承人之一，但无权单独对以刘奎为农户代表所承包土地进行擅自处置，故刘春燕与被告刘恒所签订的《房屋、田地、山林协议书》中关于处置以刘奎为农户代表所承包土地的内容应为无效。被告刘恒认为在该协议签订时原告在场并亲口认定地块。即使原告当时在现场，但原告并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字，不足以证明原告有同意该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该辩称不予支持。刘恒认为原告在本案中主体资格不适。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与前夫刘奎已结婚并生育子女，且在以刘奎为农户代表的土地承包合同上已明确原告为共同承包人之一，故对该辩称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春燕与被告刘恒于2011年3月5日签订的《房屋、田地、山林协议书》中关于处置以刘奎为农户代表所承包土地的内容无效。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刘恒负担40元，刘春燕负担40元。原告预交的80元案件受理费全额退还原告。
上诉人刘恒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判没有查清本案的重要事实。1.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冉酉芝还未嫁给刘奎，其在娘家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2.冉酉芝嫁给刘奎后，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基础上进行的，因冉酉芝在其娘家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其在刘奎家就不应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刘春燕已经6岁，故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填写的2人应是刘奎和刘春燕。3.2007年冉酉芝改嫁给刘宗平，是刘宗平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成员，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4.2011年3月5日，达成本案诉争协议的前提是：（1）刘奎死亡，刘春燕已经外嫁，刘奎、刘恒三兄妹的父母由刘恒赡养；（2）刘奎家、刘恒家承包的土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均是由他们的父母承包的。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本案中，冉酉芝在其娘家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嫁到刘奎家就不应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再者，冉酉芝改嫁后在其新居住地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冉酉芝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冉酉芝答辩称：1.当年我国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婚进不补，嫁出不退”的原则。冉酉芝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是否分到承包地，不影响其与刘奎结婚后，享有对刘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2.一审法院已查明刘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合同证上的承包人口为二人，即刘奎和冉酉芝。庭审中，上诉人也认可该事实。3.虽然冉酉芝改嫁，但其并非刘忠平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成员。4.原判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春燕、大理村村民委员会未作答辩。
二审中，刘恒举示了以下证据：1.2010年12月20日制作的承包方代表为刘春燕的《重庆市酉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拟证明1998年刘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人口两人为刘奎和刘春燕；2.2010年12月20日制作的承包方代表为刘忠平的《重庆市酉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拟证明冉酉芝改嫁后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两份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2010年制作的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是物权登记凭证，仍应以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为依据，仅凭此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冉酉芝、刘春燕、大理村村民委员会二审中未举示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1991年，冉酉芝与刘奎结婚，并在夫家生活。二审中，刘恒承认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刘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家庭人口为3人，即刘奎、冉酉芝、刘春燕。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冉酉芝是否对以刘奎为农户代表所承包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2.本案诉争协议处置以刘奎为农户代表所承包土地的内容是否无效。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评述。
关于冉酉芝是否对以刘奎为农户代表所承包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农女嫁出后，在男方较为固定生产、生活，并依赖男方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应当认定为具有嫁入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中，冉酉芝与刘奎结婚后，在刘奎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即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滩镇大理村8组生产、生活，且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常住户口，故应当认定冉酉芝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于1998年第二款土地承包时实行的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冉酉芝作为刘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家庭人口，其对该户的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上诉人主张冉酉芝改嫁后，取得了刘忠平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本案中，刘奎去世后，冉酉芝虽然改嫁给同组村民刘忠平，但仍在该组生活，并未离开原居住地，故其对原刘奎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的土地仍享有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诉争协议处置以刘奎为农户代表所承包土地的内容是否无效的问题。刘恒与刘春燕签订的《房屋、田地、山林协议书》对以刘奎为农户代表所承包的土地进行了处置，但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冉酉芝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且该协议内容损害了冉酉芝对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当认定无效。
综上，刘恒提起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刘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飞
代理审判员 徐婷婷
代理审判员 王军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翟维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