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12民初5198号
原告：刘双成，男，1959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一，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荣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区54号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765921397F。
法定代表人：刘燕（曾用名：刘春燕）。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义，重庆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双成与被告重庆荣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荣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3日立案。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伍一，被告荣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曾要求原告刘双成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但原告刘双成未按本院要求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双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381万元及利息（以381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借款之日起分段计算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曾是被告公司股东之一。2006年11月16日至2014年8月期间，被告因经营困难，多次向原告借款用于资金周转。原告通过银行卡转账和现金存入等方式出借给被告多笔款项，被告之后陆续归还部分借款。根据2016年6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应付款明细，加上银行往来的款项凭据，被告尚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81万元。该笔借款虽未约定还款期限，但原告有权随时要求被告偿还。
被告重庆荣泰公司辩称，原、被告双方之间没有借款的合意，不存在原告所述的借款。原告也未向被告支付过任何借款款项。原告举示的对账单证据，系原告在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期间，滥用职务自行出具的，并非本案的借款。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举示对账单、其他应付款清单、付款凭证、（2016）渝01民终76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采信。
证人赵更梅、张勇的证人证言与本案相关，且原告无证据证明该证人证言不合法，因此本院予以采信并依法评估其证明效力。本院对依申请调取的刘双成、刘冬燕银行转账明细及被告根据律师调查令从河南省新乡市荣泰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乡荣泰公司）清算组所调取的工资表、2011公司年度大纲、会议签到表、福利发放表、2008年5月工资表、集体合同及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等证据均予以采信。
被告举示的刘英情况说明，因只有捺印而无签名且无法予以核对，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举示的董世海情况说明，因与工资表、银行流水明细等佐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举示调解协议、股东会决议、委托付款情况说明、营业执照等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举示律师函，因接收人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且系单方制作、无证据证明已送达，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举示的2009年至2012年年度工作大纲、聘用合同书，该证据有原件、复印件相互印证，且与证人张勇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举示的转账人刘春燕的银行存款回单、户籍本，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及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06年11月16日，刘双成向重庆荣泰公司转账50万元，备注：购货。2007年4月4日，刘英向重庆荣泰公司转账100万元。刘双成分别于2007年3月12日、3月20日、9月19日、2011年2月25日向重庆荣泰公司现金存款10万元、25万元、20万元、4万元，均备注：个人借款。刘双成于2007年12月31日向重庆荣泰公司现金存款3万元，备注：商品销售。刘冬燕向重庆荣泰公司分别于2008年5月6日、11月27日、2009年4月28日、2011年6月29日、7月20日、7月28日、12月6日现金存款10万元、30万元、23万元、71万元、20万元，均备注：个人借款刘双成。
2016年6月13日，重庆荣泰公司出具《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载明该会计科目中，从2006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6月1日止，借方累计发生6153247.66元（其中明细：借款存入银行金额为6124389.66元、2015年春节福利费金额为20000元、报差费8858元），贷方累计发生1723858元（其中明细：现金付款金额为1695000元、2015年春节福利费金额为20000元、报差费8858元），借方余额4429389.66元。该《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上加盖重庆荣泰公司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
2016年6月30日，重庆荣泰公司向刘双成发送《对账单》及回执，《对账单》载明“经双方核对，止于2016年6月30日止，我公司账面上应付刘双成其他应付款为4429389.66元人民币，请核对。”该《对账单》上加盖重庆荣泰公司公司印章及财务专用章。该对账单回执载明“重庆荣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经双方核对，止于2016年6月30日止，刘双成应收贵公司的应收款为4429式389.66元人民币，与贵公司账面余额：1、一致，请盖章确认。2、不一致，请将差异在下面空白处注明。”刘双成在回执处签字。
另查明，刘双成、刘燕、刘冬燕、刘英系亲兄妹关系。新乡荣泰公司于1998年8月20日登记设立，其股东为刘双成、刘燕。重庆荣泰公司于2004年9月13日登记设立，其初始股东为刘双成、刘燕。自2010年以来，刘双成与刘燕就新乡荣泰公司、重庆荣泰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巨大且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因该矛盾引发过刑事案件，新乡荣泰公司、重庆荣泰公司也先后被法院判决解散。2013年8月以前，重庆荣泰公司由刘燕负责管理，2013年8月至2016年8月23日由刘双成负责管理，2016年8月23日之后再次由刘燕负责管理。
2016年6月8日，刘双成（甲方）与刘燕（乙方）（受托人刘文友代签）签订《调解协议》，主要约定：甲乙双方在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事业部采购部1308会议室就重庆荣泰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乙方以1000万元购买甲方持有的重庆荣泰公司全部股权，该款于股权变更手续办结时付清。手续办理时间为乙方撤诉同时到工厂宣布起两个月内办完。从乙方撤诉之日起，财务章、合同章等交由公司对应部门管理，公司公章交由主机厂（长安）代为保管。交接期间为保证生产经营，委托总经理张明江全权负责，手续交接完毕后，由乙方全权负责管理。2016年8月22日，刘双成、刘燕（受托人刘文友代签）确认该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由刘燕委托陈意桥转账支付给刘双成。同日，陈意桥向刘双成转账1000万元。2016年8月23日，重庆荣泰公司股东由刘双成、刘燕变更为刘燕，法定代表人由刘双成变更为刘燕。
还查明，2007年7月1日，刘双成与张勇签订《聘用合同》（封面下部写明：河南省新乡市荣泰锁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荣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主要内容：聘请方：河南省新乡市荣泰锁业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应聘方：张勇（乙方）。甲方聘任乙方为甲方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日常管理。聘任期限：2007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乙方职权：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提请董事长聘任或解聘公司内设管理机构负责人。
证人张勇出庭作证称：我与刘双成系朋友关系，现与重庆荣泰公司存有劳动合同关系。从2007年7月起至2014年7月28日，我一直担任重庆荣泰公司、新乡荣泰公司的总经理。2012年底之前，重庆荣泰公司负责重庆地区的客户，但在经营和财务上均未独立核算，重庆荣泰公司的财务与新乡荣泰公司合并处理，也由新乡荣泰公司对外出具发票。重庆荣泰公司财务部长先是刘冬燕，后为毕成秀，销售部长为董世海。新乡荣泰公司财务部长是赵更梅，刘冬燕是财务人员。重庆荣泰公司的财务均需要新乡荣泰公司财务部长赵更梅的审核和监管。重庆荣泰公司产品销售分为供应主机厂部分和售后市场部分，其中主机厂部分按合同转账支付货款并按正规会计规定做账，售后市场部分则以销售人员无合同、无发票形式对外销售，销售款由老板（2013年之前指刘双成和刘燕、2013年之后指刘双成）自行操作，不计入正规的会计账目中。除极少数情况外，我很少动用售后市场的销售款。我担任两个公司总经理期间，从未知道重庆荣泰公司向刘双成借款的事情。2013年9月起至2014年7月28日，重庆荣泰公司的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均在刘双成或其夫人手中。我担任总经理期间，刘双成基本每月来一次重庆，平时都在新乡。
被告重庆荣泰公司举示的工资表（张勇签字）、2012年--
2015年年度工作大纲（刘双成签字）、工作牌、收据、出库单及从新乡荣泰公司清算组调取的工资表、2011年度工作大纲、机构图、工资表、会议签到表、福利发放表等证据显示：1、张勇于2007年至2013年期间，曾同时担任新乡荣泰公司、重庆荣泰公司总经理一职；2、赵更梅于2008年11月10日入职新乡荣泰公司后，至迟工作至2012年12月，并曾担任新乡荣泰公司财务部长；3、刘冬艳于1994年入职新乡荣泰公司财务部工作，刘冬燕亦在该公司工作至迟至2012年7月份。刘冬燕与刘冬艳未同时出现在同一份文件或工资表中。重庆荣泰公司工资表亦显示刘冬燕于1994年入职，刘冬艳至迟于2007年1月起履行财务责任、现金收取销售货款（被告举示的收据显示：2007年1月30日至2012年12月28日金额共计2138115.3元）。刘冬燕以刘双成、刘燕名义以现金方式、借款名义向重庆荣泰公司存款，并曾担任重庆荣泰公司财务部长；4、董世海于2001年8月入职新乡荣泰公司、于2002年7月入职重庆荣泰公司，曾担任重庆荣泰公司销售部长。毕成秀于2012年10月入职重庆荣泰公司，曾担任该公司财务人员、副部长、部长；5、贺坤瑞于1998年2月入职新乡荣泰公司，曾担任工会主席、企管部副部长并编制2011年新乡荣泰公司年度大纲、2012年重庆荣泰公司年度大纲；6、刘英于1999年11月入职新乡荣泰公司财务部；7、出库单中有部分抬头为新乡荣泰公司的出库单。
再查明，刘冬燕分别于2007年9月19日、12月31日、2008年5月6日、11月27日、2009年4月28日、2011年2月25日、6月29日、7月20日、7月28日、7月28日、12月6日现金取款2万元、3.2万元、10万元、5万元、10万元、4万元、30万元、23万元、50万元、21万元、20万元。上述对应日，重庆荣泰公司收到刘双成或刘冬燕的现金存款2万元、3万元、10万元、5万元、10万元、4万元、30万元、23万元、50万元、21万元、20万元，即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刘冬燕同时还以刘燕借款或商品销售名义分别于2007年11月7日、12月31日、2008年5月26日、7月28日、12月24日、2010年4月6日、11月29日、2011年7月20日向重庆荣泰公司现金存款13万元、3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8万元、27万元、24万元。上述现金存款回单原件均保存在重庆荣泰公司，且重庆荣泰公司均未向刘双成或刘燕出具过借条。
刘冬燕银行银行对账单显示，自2007年4月4日至2012年12月30日，柜台现金存款共计2727174.35元，其中2007年4月4日至2007年5月17日金额与收据、出库单上的金额一致。被告重庆荣泰公司认为该柜台存款中2016120.35元属于收据、出库单记载的销售款，并提交书面说明对此进行了指认。
证人赵更梅出庭作证称，我曾于2009年9月份至2013年3月份在新乡荣泰公司上班，担任财务部长。2016年4、5月份之后在重庆荣泰公司上班，11月份起担任财务部长。2012年12月以前，重庆荣泰公司与新乡荣泰公司系关联公司，在经济上均由新乡荣泰公司总体核算，重庆荣泰公司并没有财务独立，两公司财务人员也基本一致。我当时作为新乡荣泰公司的财务部长，需对重庆荣泰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审核、监管。因重庆荣泰公司次品销售款（即售后市场）以现货现金、不开具发票方式销售，为了避税，特将该销售款登记在其他应付款
--
刘双成、刘燕或刘冬燕名下。该销售款的流转模式为：销售员将现金收取的货款及出库单交给财务人员（基本均为刘冬燕、刘英），财务人员不定期的将货款以个人名义存入公司，财务人员将银行现金存款凭证作为印证。我担任财务部长期间，不知道刘双成借款给重庆荣泰公司，我所知道的款项中也无刘双成的借款。
从2013年4月14日起，董世海陆续向刘双成账户多次转账，转账金额均及于个位数，刘双成从未向董世海转账。刘双成也多次向毕成秀大额转款，毕成秀除极少数小额回转刘双成外，无大额回转情况。原告刘双成的诉讼代理人庭上称，上述款项均系个人往来。
庭审中，本院询问原告刘双成的诉讼代理人“对账单及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两份证据的形成过程”，诉讼代理人陈述，被告重庆荣泰公司财务人员（记不清楚了）应原告刘双成的要求，将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应付原告刘双成的款项计算后，当日原告刘双成就拿到了《对账单》《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及现金存款回单复印件。原告刘双成核对金额无误后，自行加盖了公司公章。但《对账单》和《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形成时间不是书面载明的时间，应早于或晚于实际时间（记不清楚了）。上述两份证据的财务专用章是否当时就盖好了，也记不清楚了。因公司公章由长安公司保管，故加盖公司印章不是原告刘双成的单方意思表示。借款大部分由刘双成之妹刘英、刘冬燕现金存入。
被告重庆荣泰公司陈述本案事实为：重庆荣泰公司与新乡荣泰公司于2012年12月之前属于关联公司，即重庆荣泰公司在财务上隶属于新乡荣泰公司。重庆荣泰公司生产的产品除供应长安厂等主机厂外，剩余产品通过销售人员对外销售。原告刘双成主张款项所载明的时间段，该销售款流转为：销售人员将出库单及销售款交付财务人员，财务人员定期将销售款以刘双成、刘燕或刘冬燕个人借款名义存入重庆荣泰公司，并将现金存款凭证交回公司予以佐证，该款在会计账目上登记在其他应付款中。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6月30日的《对账单》《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是原告刘双成在实际控制重庆荣泰公司及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的情况下，单方形成的。该期间亦属于原告刘双成与刘燕已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准备付款交接状态。
本院就上述已查明的事实、所采信的证据，结合证据证明认定如下事实：1、刘冬燕与刘冬艳是否是同一人；2、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重庆荣泰公司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由何人保管；3、2012年12月之前，重庆荣泰公司与新乡荣泰公司处于何种关系；4、被告重庆荣泰公司产品销售途径及销售款回款情况。
1.刘冬燕与刘冬艳是否为同一人
无论是从新乡荣泰公司清算组调取的证据，还是被告重庆荣泰公司举示的证据，虽然均显示在同一时期存在刘冬燕、刘冬艳的签字，但亦显示同时期、同一项内容（例如领取工资、福利等）仅有刘冬燕或刘冬艳一人签字，并不存在同时签字的情形。与此同时，刘冬艳作为重庆荣泰公司财务人员出具收取销售款的收据，而却只有刘冬燕作为重庆荣泰公司财务人员领取工资。刘燕作为刘冬燕的姐姐、被告重庆荣泰公司的股东及高级管理人之一，亦陈述刘冬燕也经常使用刘冬艳，故本院确认刘冬燕与刘冬艳系同一人。
2.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重庆荣泰公司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由何人保管
本院已查明，从2013年8月份起，刘燕已将重庆荣泰公司的实际管理权交由原告刘双成。证人张勇作为重庆荣泰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亦证明刘双成个人实际掌管了重庆荣泰公司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及合同专用章。与此同时，刘双成与刘燕于2016年6月8日签署的《调解协议》（即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财务章、合同章等交由公司对应部门管理，公司公章交由主机厂（长安）代为保管”，但原告刘双成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向长安公司移交公司印章的时间，相反，原告刘双成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陈述，《对账单》《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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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成》及现金存款回单复印件均是由刘双成本人加盖的公司印章，无法记清由哪位财务人员出具、加盖的财务专用章。鉴于刘双成与刘燕于2016年8月23日才实际交接重庆荣泰公司的管理权，故本院认定，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重庆荣泰公司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实际由刘双成实际控制和支配。
3.2012年12月之前，重庆荣泰公司与新乡荣泰公司处于何种关系
首先，证人张勇作为新乡荣泰公司、重庆荣泰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有《聘用合同》、新乡荣泰公司或重庆荣泰公司年度大纲、工资表、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故证人张勇对新乡荣泰公司、重庆荣泰公司在其任职期间的证人证言具有真实性，且该证言亦有多份证据予以印证，因此本院对证人张勇的证言予以采信；其次，从关于新乡荣泰公司及重庆荣泰公司经营方面的证据来看，两者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销售人员、业务类型上存在高度重合，因此证人赵更梅作为新乡荣泰公司的财务部长，其对新乡荣泰公司与重庆荣泰公司之间财务关系的证人证言具有真实性，且该证人证言与张勇的证人证言、收据及出库单等在财务方面的证据也相互印证，故该证人证言亦具有客观性。综上，本院结合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认定2012年12月之前，重庆荣泰公司在财务上并未独立，而由新乡荣泰公司统一核算、监管。
4.被告重庆荣泰公司产品销售途径及销售款回款情况
根据本案的银行转账凭证、银行对账单、收据、出库单及证人证言可知，被告重庆荣泰公司产品销售途径分为供应主机厂和售后市场。被告重庆荣泰公司陈述，售后市场采取销售员以现货现款、不开具发票的形式进行销售，其销售款以销售人员将销售款交由财务人员（刘冬燕）后，再由财务人员处理（现金存入或现金支出），最后再存入被告重庆荣泰公司（以刘双成、刘燕、刘冬燕的个人名义）。该陈述与已查明的证人证言、银行对账单、收据、出库单等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采信，也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合理性。2014年4月27日、5月4日，原告刘双成在中国工商银行渝北空港支行新开两个账户后，该账户由董世海多次以现金方式存入款项（存入金额均至个位数，有些为分位数），该账户亦多次以转账方式转账毕成秀（除极少数小额转给刘双成外，其余均是刘双成大额转账毕成秀），鉴于该期间已由原告刘双成实际管理被告公司、董世海系被告公司销售部长、毕成秀系被告公司财务部长，本院认定，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在原告刘双成实际管理之时，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售后市场销售款通过销售人员现金存入刘双成账户后，再由刘双成转账至被告公司财务人员账户，此种模式与前述模式基本一致。原告刘双成抗辩，董世海、毕成秀与刘双成的上述转账均系个人往来，但根据转账金额、转账频率及人员身份，该抗辩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刘双成以民间借贷为由诉请被告重庆荣泰公司返本付息，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即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已支付出借借款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1.借贷合意
原告刘双成举示《对账单》《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及现金存款回单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但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从形成时间来看，《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对账单》书面载明时间分别为2016年6月13日和6月30日，该期间正好处于原告刘双成与现被告重庆荣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燕达成《调解协议》（即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股权价款支付及公司实际管理移交之前的时间间隙。原告刘双成诉讼代理人陈述该书面时间与实际形成时间不一致，但未举示证据证明，本院对此陈述不予采信；2、从形成过程来看，原告刘双成与刘燕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持续已久，在多方斡旋之下，终于于2016年6月8日就持有被告重庆荣泰公司股权转让达成一致，原告刘双成将其持有的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全部股权以1000万元转让给刘燕，该《调解协议》除股权转让款外未提及其他任何款项。2016年6月13日、6月30日，在原告刘双成实际管理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并支配该公司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的情况下，要求财务人员计算并出具《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对账单》，再由自己加盖公司印章、签署对账单回执。该形成过程存在多处不合理或存疑之处：《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对账单》不仅没有财务人员的签字确认，原告刘双成也无法确认是何财务人员出具；根据会计基本规则，其他应付款属于负债类，借表示减少，贷表示增加。而《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中却记载借代表增加，贷代表减少，明显不符合最基础的会计知识。若系专业的财务人员出具，应也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错误；《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对账单》形成于原告刘双成、刘燕履行股权转让合同期间，其性质属于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向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刘双成设立重大债务的行为，不仅没有股权受让人刘燕或其代理人刘文友的知晓与同意，甚至作为时任主要股东的刘燕亦未曾得到通知或征得其同意；矛盾如此尖锐的刘双成、刘燕在多人见证及斡旋下，探讨股权转让时理应谨慎、详细并预见可能之情形，以期杜绝本已延绵不绝的纠纷。而本案诉请“借款”就接近股权转让款的一半，在股权转让协议未有所提及或保留之下，此时对账极其不符合常理；《对账单》送达原告刘双成予以确认之后，理应将对账单回执交由被告重庆荣泰公司予以财务处理，甚至可将利息计入财务费用后用以冲抵利润并减少税额，但该《对账单》仅此一份且被告重庆荣泰公司无任何存根或回执，也同样令人疑惑；3、从形成期间来看，自2006年11月起至2016年6月1日止的十年，被告重庆荣泰公司从未向原告刘双成出具过任何借条或债务凭证，职业经理人也不知道被告重庆荣泰公司曾向原告刘双成借款，甚至在刘燕实际管理并产生重大矛盾直至引发刑事案件之时，原告刘双成亦未向被告重庆荣泰公司或刘燕主张过借款事宜，即除《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对账单》外，被告重庆荣泰公司从未向原告刘双成表达过任何借贷合意。
综上，鉴于《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对账单》形成于原告刘双成与刘燕股权履行之时、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尚处于原告刘双成实际管理之下、公司公章系原告刘双成自行加盖、多年来从未有过债务凭证，考虑到原告刘双成与刘燕之间的激烈矛盾及多处不符合常理之处、原告刘双成本人未按本院要求出庭接受询问，本院认定《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对账单》并非被告重庆荣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并未与原告刘双成形成还款或借贷的合意。
2.是否出借借款
原告刘双成举示银行现金存款回单和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但加盖被告公司印章及财务专用章），拟证明其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存款方式履行了出借义务。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对比抗辩称，上述款项均是公司为避税，由销售人员将售后市场销售款交付财务人员后，再由财务人员以个人借款名义现金存入公司，财务人员以现金存款回单作为会计附件并登记为其他应付款，实则为公司的产品销售款。因此，原告刘双成主张款项的性质就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本院评述如下：1、就出借借款本身而言，在原告刘双成低频率来重庆，但连续近十年、多频率的以大额现金存款方式履行出借义务的行为，本身即已不符合常理。同时，现金存款回单作为付款人唯一的付款凭据，其原件却由“借款人”保存，甚至未留存任何复印件或索要债权凭证。即使原告刘双成抗辩称系其因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缘故，但被告重庆荣泰公司股东并非刘双成一人，且原告刘双成诉请的款项尚且发生于刘燕实际管理之下，结合原告刘双成与刘燕之后的尖锐矛盾，原告刘双成的该项抗辩不足采信；2、就每笔转账款项来看，因本院已认定《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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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成》《对账单》并非被告重庆荣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转账凭证中未备注“个人借款”的款项不予认可。对其已备注“个人借款”的转账凭证，本院认为，首先，该现金存款回单上的“刘双成”签名与原告授权委托书、年度大纲、之后的现金存款回单及本人向本院提交资料上的签名明显不一致；其次，2007年9月19日之后的现金存款回单在时间、金额上均有刘冬燕同日现金取款匹配，原告刘双成抗辩其多次委托刘冬燕履行出借义务，但从未举示证据证明或刘冬燕银行流水显示原告刘双成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刘冬燕；最后，根据本院已查明的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售后市场销售款的流转情况、刘冬燕的任职身份、刘冬燕亦以刘燕的名义以个人借款现金存入被告重庆荣泰公司，结合本院关于借款合意的评述，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关于转款凭证性质的陈述更符合本案事实。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刘双成所举示的银行转账凭证或现金存款回单并不能达到原告刘双成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系履行出借义务。《其他应付款
--刘双成》所载明的款项均为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售后市场销售款。
被告重庆荣泰公司陈述原告刘双成应归还其侵占的售后市场销售款，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被告重庆荣泰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双成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239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刘双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涛
人民陪审员 代小戈
人民陪审员 刘朝利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甘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