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26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笑,女,197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嘉杰、张瑜，上海兆辰汇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苏英,女,196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袁园、周书玲，浙江洪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笑为与被上诉人董苏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1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对杨笑、朱承岭控告董苏英等人虚假诉讼一案于2016年6月20日受理，本院认为本案须以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故于2016年7月4日裁定中止本案审理。2016年11月15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董苏英等人有隐瞒事实、伪造证据的虚假诉讼行为，对该案终结审查。本院于11月18日对本案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12月30日，董苏英通过李某向朱承岭转款150万元、通过黄某向朱承岭转款30万元。2008年12月31日，朱承岭向杨笑转款100万元，2009年1月4日，朱承岭向杨笑转款100万元。杨笑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本人杨笑收到董苏英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正（2000,000）。杨笑，2008.12.31”。董苏英称另现金交付杨笑20万元。另查明，朱承岭系杨笑父亲。诉讼中杨笑陈述收条出具过程时称：“在南昌，元旦财务放假李某琴让我出具收条，说有两笔款项打到我账号上，2008年底南昌公司有很多业务往来，我查证确实收到两笔100万，我认为钱是杭州公司汇给南昌公司运营款项，因为钱款是通过父亲朱承岭账户打到我个人账户的，为了财务做账我代替东方之珠出具收条李某琴口述让我这样写收条，说款项是朱承岭向董苏英借的，我就这样写了。我在写收条的时候没有与父亲核实，父亲也没有在我写收条前后提起过这200万，因为当时运营资金有很多笔。”2010年11月6日至2013年10月25日，朱承岭陆续向董苏英转过款项支付利息，董苏英自认从朱承岭公司领取过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是杨笑还是朱承岭。该院认为杨笑系借款人。杨笑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本人杨笑收到董苏英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正”，该收条已经可以明确杨笑即借款人，而非被告杨笑辩称的仅仅是“收到”借款。结合董苏英通李某琴黄某琴向朱承岭转款180万元，朱承岭向杨笑转款200万元，以及杨笑陈述系确实收到200万元款项后出具收条的情形，该院认为杨笑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确认收到200万元后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董苏英借款200万元，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与借款交付行为相印证，能够证明杨笑与董苏英成立借贷关系的事实，因此借款人应为杨笑，借款金额为200万。关于杨笑称一直都是朱承岭在支付利息因此借款人系朱承岭，并要求追加朱承岭为本案第三人的意见，认为该事实属于履行支付利息的行为，朱承岭系杨笑父亲，由朱承岭支付利息符合常理，或者由杨笑出面借款，朱承岭使用并支付利息，亦符合常理，不能以此推翻杨笑系借款人的事实，而认定借款人应当以书面的借据为准，朱承岭非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无需追加为第三人，因此对杨笑的意见不予采信。因收条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董苏英可随时要求还款，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主张逾期利息。综上，对董苏英的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杨笑归还董苏英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杨笑支付董苏英自2015年5月7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以上述第一项未还借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400元，由杨笑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杨笑负担。杨笑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杨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查明事实不清。1.一审只查明被上诉人通过另两人转款180万给朱承岭，未确认该交付是给上诉人。又查明朱承岭向杨笑转为200万元，但未确认该200万元就是杨笑借款的200万元。故将朱承岭转账200万元认定为本案借款交付是错误的。2.董苏英未举证证明现金交付杨笑20万元。证李某琴陈述并未看到具体的交付过程。3.一审法院对杨笑自述其出具收条的陈述进行了错误的理解。杨笑很明确提到其是在收到父亲账户转来200万元后，李某琴的要求代南昌公司写的收条，李某琴说200万元是朱承岭向董苏英借的。200万元转账是在2009年1月，矿2008年12月31日收条本身并非真实，一审认为杨笑确认收到200万元后出具收条应属错误。4.一审对相关利息支付事实认定错误。2009年1月以来，利息均为朱承岭支付，一审却认定为董苏英自认从朱承岭公司领取过利息，与董苏英起诉书中陈述与庭审中陈述均不符。5.一审罔顾朱承岭与董苏英之间存在多份借款合同的事实，在董苏英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的情况下，采信董苏英的陈述，对多笔借款调查不清。6.一审对本案借款过程审查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法律错误。1.本案不应适用最高院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该解释只适用于实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2.根据汉语文义，借款是向他人借款或者借款给他人，因此一审法院凭“本人收到董苏英借款”即认为杨笑是借款人明显不当。3.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自然人借款必须以借款实际交付为生效条件。收条不能直接指明借款已实际交付，缺少交付凭证。并且不能以朱承岭与杨笑系父女关系应可以认为交付父亲的钱等同于交付女儿。4.一审判决证明标准上存在重大错误。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应由董苏英承担借款将付的举证责任。5.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对于判断合同关系至关重要。实际还款及支付利息均是朱承岭而非杨笑。6.如果认定是杨笑借款，对董苏英明确收到钱的部份，未有证据证明系杨笑或朱承岭自愿支付利息情况下，应认定为杨笑还款。7.即使本案200万元杨笑借款成立，董苏英的起诉还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三、一审违反法定程序。1.本案款项往来与朱承岭有关，应依法追加以查明事实。2.实际审理期限超过3个月，未转为普通程序。另补充如下：1.收条以及收条的出具过程，有重大疑问。杨笑在借条中并未写明是借款人，而原审中证人对借条出具的情况的表述前后矛盾，现上诉人提交充分证据证明2008年12月30日晚杨笑与证人从上海坐火车至南昌，且2013年12月31日下午2点与晚上5点左右，杨笑的网络转账均有记录，如果转账时杨笑在南昌，不可能在2、3个小时内再赶回杭州。如果当时杨笑已回到杭州，又和早上7、8点杨笑刚刚抵达南昌车站的时间不符合。本案双方都提供了证人，对于2008年12月31日晚杨笑到底是不是在杭州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必然有人作伪证，建议可以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故2008年12月31日晚上，杨笑并不在杭州。2.被上诉人单凭借收条不能证明双方的借款关系，原审引用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根据该解释16条，即使提供了相关的债权凭证，仍不免除原告的举证义务。最高法院意见明确，对于出借人主张大额民间借贷关系的，由出借人就款项的交付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不能仅仅依靠收条完成举证责任。最高院2014年第12期公报案件可作参考。3.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对本案至关重要，因为董苏英在起诉状中明确说上诉人在2013年8月前一直履行付息义务，原审证李某琴也表示利息在2013年8月前一直正常支付，那么根据董苏英的说法，两百万的借款利息要达到3万元，但实际从2011年底开始，两年的时间董苏英的利息从来就没有拿到过3万元，这一利息支付过程本身和董苏英的说法是矛盾的，何况董苏英在原审笔录中明确表示利息都是朱承岭支付的，而朱承岭还欠其170万元，并且不认可朱承岭曾经通过案外人还过150万的事实，但是董苏英迫于其他案件的诉讼压力，在其所谓反诉状中，又明确认可曾经还过150万。首先董苏英这种做法明显错误，没有可信度。如果说还过150万，那还的是哪一笔，我们主张与本案相关，因为本李某琴账户中划来的就是150万，而且时间是最早的。具体还的是什么本金，也应该是付款人所确认的。原审笔录中，董苏英和证黄某琴均明确表示，2013年朱承岭与该两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是2009年的延期，在100万借款中黄某琴占70万，该债务至今未归还，而且与本案无关。原审中，董苏英已经说过这些合同的钱没有还过，是与朱承岭的其他借款关系。现在又说150万已经还了，原审中的证人明显是在作伪证。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苏英承担。
被上诉人董苏英答辩称：本案是先出借款项，后出具借据的借款形式，上诉人在收到出借款项后，向被上诉人出具了确认收到出借款项的收据，该事实有汇款凭证、证明、证人证言以及上诉人本人出具的收条为证。上诉人在原审中，也一再声称，本案借款系其父亲朱承岭所借，但一直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反，本案的借款凭证收条恰恰能证明本案借款关系的原貌。“本人杨笑收到”明确表明杨笑是借款人，“收到董苏英借款”明确表明董苏英是出借人，也就是债权人。“人民币200万元”，明确表明借款数额，落款以及时间，再次表明杨笑是借款人以及收到借款的时间。对此杨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以及具有相对较高法律知识认知度的企业经营者，应该明知该收条即是债权债务关系凭证。杨笑在收到董苏英的200万元借款后，向董苏英出具收条的行为，明确表明其认可其为借款的主体。因此，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在双方之间成立并生效，上诉人应履行还款义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杨笑在二审期间提交证据如下：1.杨笑于2008年12月31日签署的审批单一组，结合原审中的交易明细，欲证明杨笑当晚在南昌上班。2.2009年1月1日费用报销单和凭据一组，欲证明2009年1月1日杨笑在南昌，2008年12月31日早上杨笑刚从上海坐火车回到南昌的事实。3.2016浙01**民初1851号案件中董苏英提交的反诉状一份，欲证明已经由案外人胡桂泉向董苏英代为归还人民币150万元。同时证明董苏英表述，对于160万元的借款，反诉被告还款至2011年11月份，但是结合当时的交易往来，当时利息对应的本金是340万元，那么160万元扣除的话，董苏英当时主张的涉本案的本金只有180万。4.2016浙01**民初1851号案件中民事反诉证据清单以及银行汇款凭证一份，欲证明董苏英在该案中自认案外人胡桂泉受朱承岭委托向其还款。被上诉人董苏英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审批单的真实性不认可，时间是手写的，无法证明填写的时间就是2008年12月31日，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火车票，核对过原件，对火车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没有乘坐人的信息，不能证明这两张火车票的乘坐人就是杨笑，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出租车票的质证意见和火车票一致。证据3、4是朱承岭向董苏英提起诉讼后，董苏英提起的反诉，对反诉状的真实性、清单和汇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实际上，董苏英与朱承岭也存在借贷关系，董苏英于2009年1月5日以及2009年5月21日共计向朱承岭出借160万元款项，朱承岭通过案外人向董苏英归还了150万元，还有本金1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没有归还，基于朱承岭向法院提起诉讼，董苏英也向法院提起反诉，反诉诉请即要求返还10万元本金和相应利息。其次，董苏英承认朱承岭通过案外人胡桂泉归还了150万元款项，但这是归还朱承岭欠董苏英的款项，不是归还案涉借款。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如下：证据1、2，被上诉人董苏英所提异议成立，对该两份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3、4系董苏英与朱承岭之间的另案诉讼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上诉人杨笑在二审期间申请证夏某新出庭作证，欲证明2008年12月31日其与杨笑一起返回上海，并且31日杨笑晚上还在南昌的事实，同时证明董苏英在原审中对借款关系形成的表述是虚假的。证夏某新陈述报销单是2009年1月1日，是当天在南昌公司给杨笑申请报销的。2008年12月30日，早上杨笑到杭州的酒店来找我，之后去了杨笑的家里，在她家吃的中饭，从我到她家到离开，没有看到其他人过来。12月30日晚上，我们是坐9点的K287次从上海到南昌，有一张8点多的出租车票，是我们打车形成的。2008年12月31日18点39分，杨笑网银转账给我15万，地点在南昌杨笑的办公室，我当时就在边上。我2010年前离开南昌公司，该公司是中南集团江西分公司的一个人和朱承岭投资的，他俩是大股东。杨笑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股东都是挂名的。2008年12月，我是中南集团江西公司的副总，杨笑是东方之珠的总经理、负责人，是中南公司的投资方，算是我的上级。我同时是东方之珠工程部决算的负责人，负责代表东方之珠的对外决算。30号到上海的诉讼，是东方之珠的事情，当时法院是调解的，我没有参加这个过程，我不是代理人，杨笑是代理人。上认人杨笑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根据证人证言，当时在杨笑家并没有碰到过董苏英，除非董苏英在8、9点之前就去了杨笑家。其次，证人非常清楚证明了转账记录当时的2008年12月31日18点左右，这个时间杨笑在南昌。就不可能在2、3个小时后，在杭州再与被上诉人签收条，以及签收20万元的现金。证人证言和转账记录的时间是能够对应的。本案关键点是上述时间点杨笑到底在哪里，至于当时是不是与证人是同事，根本无关。也正因为当时是同事，证人才能知道杨笑当时晚上在哪里。被上诉人董苏英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很多回答前后矛盾，包括说去上海法院，说是3、4点去法院，又说2点钟到了法院，等等。证人认可杨笑是他的上司，而且东方之珠公司与江西分公司存在投资关系，因此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而且证人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杨笑2008年12月31日不在杭州。本院认为，证人身份与杨笑之间系上下级同事关系，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尚需结合其他证据证明。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借款金额问题。案涉收条明确杨笑收到董苏英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正，杨笑认为其中20万元现金交付缺乏证据，因双方申请的证人对此节说法不一，且双方证人均与申请方存在一定利害关系，故本案对双方证人关于此节的证言均不予采信。因收条系杨笑本人出具，出具收条时，其应当核实款项是否交付，在无其他证据足以推翻该收条的证明力的情况下，结合董苏英提交的两份合计180万元汇款凭证，可以认定借款金额为200万元。二、关于本案借款主体问题。杨笑认为其不是本案实际借款人，实际借款人应当系朱承岭。对此，案涉收条系杨笑出具，其如果系代为收款，应当在收条中明确，否则按收条内容理解，通常理解借款人就是杨笑。原审法院认为基于朱承岭与杨笑系父女关系，由朱承岭支付利息或由朱承岭使用款项支付利息，均符合常理，本院予以认同。三、关于本案收条出具的目的问题。杨笑对收条本身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主张该收条系为了公司内部做账而出具李某琴的，但对为何目前由董苏英持有该收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本案已经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董苏英等人有隐瞒事实、伪造证据的虚假诉讼行为，故本院认为收条应当作为董苏英与杨笑之间借贷关系的有效凭证。四、关于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不当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本案事实，原审法院未追加朱承岭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未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确有不当，从节省诉讼资源角度出发，原审法院对本案实体处理恰当，可予以维持。综上，杨笑关于本案事实不清、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杨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张 敏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 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