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3民终14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满珍。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富，湖南同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磊，湖南同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红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林，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满珍、姜军因与被上诉人文红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6）湘0302民初1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杨满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应当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系多次向被上诉人借款后，于2015年3月7日再出具一张总的《借条》作为借款金额85万元的债权凭证，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85万元”以及“本案借款月息2分”的基本事实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没有直接、充分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支付了85万元借款，亦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约定有2分的月息。一审法院通过推理而确认的事实，无充分证据支撑。以致一审判决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
姜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应当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条》上签写的'姜军'系经过上诉人姜军本人认同，上诉人使用杨满珍、姜成龙的银行账号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上诉人系实际借款人之一”的事实证据不足。因而，一审判决“上诉人杨满珍、姜军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文红平借款本金85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照月息2%的标准，从2015年3月7日起算至还清支付止）”，证据不足，缺乏基本事实依据。上诉人姜军与杨满珍在本案借款前已解除婚姻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上诉人姜军未签字。并且，上诉人对本案借款的相关情况均不知情，被上诉人没有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为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之一，不应与杨满珍共同承担还款义务。
文红平辩称：一、两上诉人是共同借款人，应当向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两被上诉人虽然离婚，但后来一直居住在一起，还共同生养一子；二、姜军一直持有并使用杨满珍的银行卡，并数次用杨满珍的银行卡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三、在姜军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另一笔与本案无关的借款中，姜军使用的是与本案支付利息的同一张银行卡还款的，就是杨满珍的银行卡；四、一审中法院依法向警官调取的证据证明姜军在公共场所下向被上诉人交付了书写有两上诉人名字的85万元的借条，姜军应承担85万元的还本付息义务。姜军向被上诉人交付85万的借条后，多次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直到被上诉人起诉前，两上诉人对85万元的本金均无异议，并按85万本金支付利息，所以两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85万元的本金和利息。
杨满珍、姜军对对方的上诉状均无异议。
文红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850000元及利息（按月息2%，从2015年3月7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系多年的朋友关系。被告姜军系湘潭农村商业银行基建营分理处的员工。
2014年7月22日，原告借款25万元给被告姜军。2014年8月1日，被告姜军通过被告杨满珍的账户还款251670元。
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1月7日期间，被告先后四次向原告借款（月息2分），分别为：2014年10月10日，借款3万元（原告转账至被告杨满珍账户）；2014年10月22日，借款60万元（原告转账至被告指定的一个户名为谭春洪的账户）；2014年11月6日，借款4.9万元（原告转账至被告杨满珍账户）；2015年1月7日，借款4.9万元（原告转账至被告杨满珍账户）。
2014年11月2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利息1.2万元；2014年12月2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利息1.2万元；2015年1月1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利息3000元；2015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利息1.2万元；2015年2月1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利息3000元；2015年2月2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利息1.2万元（此次利息支付通过姜成龙的湘潭农商银行账户转款1.2万元给原告，其他的利息支付通过杨满珍的湘潭农商银行账户转款给原告）。被告姜军认可上述支付利息的银行凭证上客户签名处的“杨满珍”、“杨萍”由其所签写。
2015年3月7日，被告杨满珍书写一张《借条》：“今借到文红平现金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整，借期一年，2015年3月7号至2016年3月7号止”，在该《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写了“杨满珍、姜军”。被告杨满珍写好了该张《借条》之后交给被告姜军，被告姜军在自己工作的湘潭农村商业银行基建营分理处柜台上交给原告。
后因被告没有支付利息，唐名志等人于2015年5月7日对被告杨满珍实施了非法拘禁，唐名志被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处行政拘留15日。
2016年4月29日，原告与唐名志为追讨借款，再次来到被告姜军工作的湘潭农村商业银行基建营分理处，双方就还钱一事发生了争执，被告姜军拨打了110报警，湘潭市公安局云塘派出所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置，被告姜军在出警现场承认《借条》是在自己工作的湘潭农村商业银行基建营分理处柜台上交给原告。
另查明，被告姜军与被告杨满珍于2011年11月25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但是被告姜军与被告杨满珍于2012年11月16日生育一子姜鑫龙，现落户在被告杨满珍的户籍所在地湘潭市雨湖区响塘乡稠泉村新湾组。被告姜军与第一任妻子于1996年1月3日生育一子姜成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虽然法律关系简单，但是事实判断和证据取舍则是难点。归纳而言，本案难点、争议焦点有二：一、借款本息数额的认定；二、被告姜军是否为实际借款人之一，是否与被告杨满珍共同承担还款义务。
在解决上述二个难点、争议焦点之前，有必要在本判决书中阐明一下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民事案件裁判所采用的“优势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经验，对证据有关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的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由此可见，我国司法解释将“优势证据”或者高度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当证据显示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官可据此进行合理判断以排除疑问，在已达到能确信其存在的程度时，即使还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性，但也可以根据已有证据认定这一待证事实存在的结论。本判决书亦运用“优势证据”规则来解决上述二个难点、争议焦点。
一、借款本息数额的认定问题。
1.本金数额的认定问题。原告诉称借款本金为85万元，其中，728000元先后四次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及其指定的账户，另外还有122000元现金。原告陈述的事实是，先是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而后在2015年3月7日再由被告出具一张总的《借条》作为债权凭证。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供了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1月7日期间，原告先后四次转账给被告的银行凭证和一张于2015年3月7日出具的借款金额为85万元的《借条》。
被告杨满珍在庭审中辩称，虽然自己在2015年3月7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但是其并没有收到原告的借款。被告杨满珍的逻辑是认为应先由借款人出具《借条》，然后才由出借人支付借款。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往往是先由出借人支付借款，然后才由借款人出具《借条》。因此，原告陈述的经过更符合实际情况。
原告转账至被告杨满珍的账户金额为128000元，这是原告提供的银行凭证证实了的事实。还有60万元是原告转账至一个户名为谭春洪的账户上。被告杨满珍在发表质证意见时反驳：她与该60万元无关。假如事实真如其所说的，那为何在自己只是接收了128000元之后，要向原告出具一张85万元的《借条》，被告杨满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此难以自圆其说。显然，借款本金为85万元更符合逻辑、也更为实际。
2.利息数额的认定问题。被告杨满珍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没有写明利息。但是，对于2014年7月22日这笔25万元的借款（于2014年8月1日已偿还），被告是按照月息2分的标准向原告支付10天的利息1670元；对于2014年10月22日这笔60万元的借款，被告在出具总的《借条》作为债权凭证之前的2014年11月21日、2014年12月21日、2015年1月22日、2015年2月22日，也是按照月息2分的标准按月向原告支付利息1.2万元。据此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对于借款是存在月息2分的约定的。本院对原告诉请的按照月息2分的标准计算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
二、被告姜军是否为实际借款人之一，是否应与被告杨满珍共同承担还款义务的问题。
从被告提供的离婚证来看，被告杨满珍、姜军已于2011年11月25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而《借条》系被告杨满珍所书写，《借条》的“借款人”处虽然落款“杨满珍、姜军”，但是“姜军”二字非被告姜军本人所签写。此种情况下，原告诉请被告姜军亦要承担还款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借条》上签写的“姜军”系经过被告姜军本人认同，或者有证据证明被告姜军系事实上的借款人。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和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认定《借条》上签写的“姜军”系经过被告姜军本人认同，被告姜军系借款人之一，理由如下：
1.虽然被告姜军与被告杨满珍于2011年11月25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但是被告姜军与被告杨满珍还于2012年11月16日生育一子姜鑫龙，且原告作为俩被告多年的朋友，俩被告并没有告知原告其已系离婚的状况。这可以证明被告姜军与被告杨满珍虽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但仍在一起共同生活。
2.湘潭市公安局云塘派出所处警民警证实，2016年4月29日，被告姜军在出警现场承认《借条》是在自己工作的湘潭农村商业银行基建营分理处柜台上交给原告的。被告姜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将杨满珍所书写的《借条》转交给原告时，不可能不阅读《借条》的内容，在看到《借条》的落款处签写有“姜军”却未提出反对意见，而是直接交给了与自己相熟多年的原告，这一行为足以表明被告姜军自己虽然没有签写“姜军”，但是其本人认可《借条》的落款处签写的“姜军”。被告姜军以行为表明其认同与杨满珍系85万元借款的共同借款人。
3.被告姜军利用自身系银行工作人员的便利，使用杨满珍、姜成龙的银行账号向原告支付利息。
被告姜军否认原告提供的银行凭证与自己存在关联，但是在2016年8月18日的谈话笔录中，被告姜军承认原告提供的银行凭证上的客户签名处的“杨满珍”、“杨萍”的字迹为他所签写，只是辩称系由被告杨满珍叫他代签。被告姜军辩称意见的真实性极低，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1）如果真系杨满珍向原告支付利息的话，按照常人的做法，在支付1.2万元或者3000元的利息给债权人时，一般会在银行ATM机上操作即可，不会每月一次、二次的持卡到银行柜台办理转款手续。原告提供的银行凭证显示，自2014年11月21日至2015年2月22日期间，从杨满珍账户6次转账给原告，均系在被告姜军工作的银行柜台办理转款手续，而非在银行ATM机上操作。
（2）原告提供的银行凭证显示，2015年2月22日，被告通过一个户名为姜成龙的银行账号转款1.2万元给原告，被告姜军对该笔转款的银行凭证发表质证意见时认为“这笔1.2万元系姜成龙与原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或者其他经济往来”，但是姜成龙系1996年1月3日出生，在发生转款1.2万元的时候，姜成龙刚刚年满19周岁，姜成龙本人与原告发生借贷关系或者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极低；且即算如被告姜军辩称的“这笔1.2万元系姜成龙与原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或者其他经济往来”的话，那么该张银行取款凭证上“客户签名”处不应当是签写“杨满珍”，而应当签写“姜成龙”才对（原告提供的银行凭证还显示，在本应由文红平签名的“个人业务存款凭证”的“客户签名”处签写的也是“杨满珍”、“杨萍”）。对此，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被告姜军实际操控了杨满珍、姜成龙的银行卡或者账号，自己本身又是银行的转款业务“事后监督”、“授权”人员（系银行凭证显示），他并不在意银行凭证上“客户签名”处是签写“杨满珍”、“杨萍”，还是签写“姜成龙”，不管是签写“杨满珍”、“杨萍”，还是签写“姜成龙”，均能向原告支付利息。
被告姜军对该笔转款的银行凭证还有另一辩称意见：“姜成龙这张卡可能为杨满珍持有”。但是，如果真如被告姜军所说“自己早已和杨满珍离婚，也没有共同生活”的话，按照常理来说，在继母与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婚、没有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姜成龙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由杨满珍持有的可能性极低，反而这张姜成龙的银行卡为被告姜军持有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姜成龙与被告姜军系父子关系，且被告姜军在农商银行工作，有办理姜成龙湘潭农商银行银行卡，使用并操作这张银行卡的客观便利条件。
综合上述分析，本院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告姜军持有以被告杨满珍、姜成龙开户的银行卡并按照其与原告之间原有的约定支付利息”的事实。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姜军系事实上的借款人之一，应与被告杨满珍共同承担向原告还本付息的义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杨满珍、姜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文红平借款本金85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照月息2%的标准，从2015年3月7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姜军提交了两份证据：1.证明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姜军在其工作场所给被上诉人借条与事实不符；2.结案报告表，拟证明杨满珍生育小孩，进一步推断出杨满珍和姜军共同生活这一事实不符。文红平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人没有出庭，案发当天，此三人没有参与谈话，此三人跟姜军是同一单位，不排除作出对姜军有益的证言；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杨满珍对以上两份证据均无异议。被上诉人文红平提交一份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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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拟证明双方确实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姜军对该证据质证认为：对协议书不清楚，自己不是当事人。杨满珍对该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且在庭后提交，法院不应采信。
上诉人姜军为支持其上诉请求，申请证人姜成龙出庭作证，拟证明姜成龙将其银行卡借给了杨满珍，并借款12000元给杨满珍。文红平对姜成龙的证言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人在回答问题时，对很多内容不确定，证人跟上诉人是父子关系，无法证明本案的事实。杨满珍对姜成龙的证言没有异议。
本院对以上证据认定如下：姜军提供的证据1,三位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姜军提供的证据2,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实杨满珍和姜军之间的生活状态；对文红平提供的证据，该证据和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条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姜成龙的证人证言，因姜成龙和姜军系父子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证明其银行卡为杨满珍持有，故对姜成龙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本金和利息的认定。1.借款本金问题。被上诉人称借款本金为85万元，其中支付现金122000元，先后四次通过银行转账支付728000元，2015年3月7日，上诉人出具了借款金额为85万元的借条，2015年4月19日，杨满珍出具了协议书，内容为“因本人杨满珍借文红平现金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整，自愿拿金三角股份95万元作为抵押”。本案借款有转账凭证、借条和协议书相互印证（借条出具日期为2015年3月7日，协议书出具于2015年4月19日），可以证实本案借款85万元的事实。杨满珍上诉称只是出具了借条，并没有收到款项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2.利息问题。本案借条上没有写明利息，是否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是，借条中没有写明利息，并不意味着没有利息。当这种利息的约定是以口头形式存在，并且可以通过其他证据证明时，那么口头约定利息仍构成借款合同的一部分。借款人仍要按口头约定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借款，而后由上诉人出具一张总的借条，在总借条出具前，以2014年10月22日这笔60万元的借款为例，上诉人在2014年11月21日、12月21日，2015年1月22日、2015年2月22日，分别按月息2分的标准按月支付利息1.2万元。因此，被上诉人称双方约定月息2分并非无据。二、姜军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湘潭市公安局云塘派出所民警证实，2016年4月29日，上诉人姜军在出警现场承认，借条是在自己工作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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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农村商业银行基建营分理处柜台上交给原告的。因借条落款处签有姜军的名字，姜军在交付借条时未对签名提出反对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姜军虽然称借条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其亲自将借条交给被上诉人，且未对签名作出否认表示，视为认可借条上的签名，理应承担共同借款人义务。2.在借条出具前，姜军事实上履行了支付利息的义务。在一审中，姜军承认，文红平提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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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凭证上的客户签名处的“杨满珍”、“杨萍”的字迹为他所签，姜军辩称这些签字系杨满珍叫他代签的，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这些银行凭证表明，被上诉人分别按月息2分的标准按月支付利息，而银行凭证上的客户签名为姜军所签，证明这几笔利息实际上是姜军支付的（办理的），姜军实际上履行了支付利息的义务。姜军支付利息的行为，也和其是共同借款人身份相印证。
综上所述，杨满珍、姜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杨满珍、姜军各负担61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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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任 莉
审 判 员 曾波毅
代理审判员 张成东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代理书记员 陈 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