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渝01行终1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全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双石街。法定代表人刘劲松，该办事处主任。上诉人杨全玲因诉被上诉人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蒲吕街道办）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回复一案，不服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2015）铜法行初字第0018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10月3日，杨全玲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蒲吕街道办申请公开“2015年9月4日陈玉梅、陈泽伦等4人到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3号（重庆驻京办）将杨全玲押回重庆市铜梁区的法律依据”。蒲吕街道办收到该申请后，于2015年10月10日对杨全玲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编号：[2015]5号），向杨全玲告知“……经审查，您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2015年10月14日，蒲吕街道办通过邮政挂号信的方式向杨全玲送达了上述《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杨全玲不服，于2015年11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蒲吕街道办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项作出相应处理答复是其法定职责。杨全玲于2015年10月3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蒲吕街道办申请公开“2015年9月4日陈玉梅、陈泽伦等4人到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3号（重庆驻京办）将杨全玲押回重庆市铜梁区的法律依据”。蒲吕街道办于2015年10月10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编号：[2015]5号），该告知书于2015年10月14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杨全玲送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其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系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杨全玲申请公开的内容并非蒲吕街道办作为街道办事处在职责范围内制作或者获取并保存的信息，且从杨全玲申请的内容中“将杨全玲押回”的表述上看，该内容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须制定法律。法律的立法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法律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同时，政府信息须是一定载体所反映的内容，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应当是确定的，属于已经生成的信息，而不是对某一事项所进行的咨询。本案中，从杨全玲申请的内容上看，杨全玲实质是对其陈述的“陈玉梅、陈泽伦等4人到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3号（重庆驻京办）将杨全玲押回重庆市铜梁区”的行为不服，认为从北京将其押回重庆没有法律依据，而对该行为提出的合法性质疑。杨全玲申请公开的内容类似于要求蒲吕街道办作出法律解释，其申请事项系咨询性质，亦不属于政府信息范畴。综上，蒲吕街道办于2015年10月10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编号：[2015]5号），告知杨全玲，其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并无不当。另外，本案一审庭审中，杨全玲申请审判长回避，经休庭请示一审法院院长，其作出驳回杨全玲回避申请的决定。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口头告知杨全玲，其申请回避的理由不成立，决定驳回杨全玲的回避申请。本案继续审理时，经法庭告知杨全玲进行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最后陈述，杨全玲拒不举证、质证、发表辩论意见及进行最后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杨全玲庭审中的该行为系其对上述诉讼权利的处分，杨全玲的该处分行为实质是放弃了上述诉讼权利。蒲吕街道办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并在庭审中举示了其作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在杨全玲不作质证及发表抗辩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蒲吕街道办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而杨全玲应当承担因其放弃上述诉讼权利而可能遭受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全玲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杨全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庭审程序违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被上诉人限期全面公开上诉人申请的政府信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蒲吕街道办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上诉人蒲吕街道办向一审法院举示了以下证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自编号：铜杨信蒲[2015]第3号）；3.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自编号：铜杨信蒲[2015]第4号）；4.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自编号：铜杨信蒲[2015]第5号）；5.补正说明书；6.蒲吕街道办事处政务信息公开答复书；7.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编号：[2015]4号）；8.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编号：[2015]5号）；9.国内挂号信函收据；10.邮件查询情况。被上诉人拟以证据1证明其具有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项作出相应处理答复的职责；拟以证据2-5证明被上诉人收到杨全玲邮寄的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拟以证据6-8证明被上诉人依法对杨全玲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了答复；拟以证据9-10证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14日通过邮政挂号信的方式向杨全玲送达了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对杨全玲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答复。上诉人杨全玲未在一审庭审中举示证据。上诉人杨全玲在二审中新提交的证据，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不予接纳。一审庭审中，法庭依法告知上诉人杨全玲对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进行质证，而上诉人拒不发表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认定如下：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1、3、8-10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收到杨全玲要求公开“2015年9月4日陈玉梅、陈泽伦等4人到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3号（重庆驻京办）将杨全玲押回重庆市铜梁区的法律依据”的信息公开申请后，对杨全玲进行答复的事实，与本案关联，且真实、合法，依法予以采信；证据2、4-7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作为本案证据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已依法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认定意见与一审法院相同。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和一审庭审笔录，本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无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具有对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处理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上诉人杨全玲申请公开“2015年9月4日陈玉梅、陈泽伦等4人到北京市丰台区高家场46-3号（重庆驻京办）将杨全玲押回重庆市铜梁区的法律依据”。上诉人杨全玲申请公开的该“法律依据”并非被上诉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申请人申请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是以一定形式保存的信息，该信息应当具备内容确定，无需行政机关搜集、汇总、加工等特性。就本案上诉人的申请内容来看，上诉人是对其被“押回”重庆行为的合法性存在质疑。上诉人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提出咨询性质的申请，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调整的范畴，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并无不当。上诉人于2015年10月3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上诉人蒲吕街道办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被上诉人于同月10日即作出被诉〔2015〕5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并于同月14日邮寄送达上诉人，程序合法。综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答复处理行为内容适当、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仅能证明其邮寄了挂号信，但不能证明邮件内容，一审法院对未经质证的证据予以采信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一审庭审中，审判人员多次告知上诉人杨全玲举证、质证，但上诉人无视法庭的提示，始终拒绝行使其应有的权利，其行为可以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举证、质证的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综合审查，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庭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并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全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雪 莲代理审判员 李  宜代理审判员 马 金 明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石光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