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初字第1594号
原告邱盛荫，女，197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傅永涛、何宏财，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熊信彬，男，1983年1月5日出生，汉族。
原告邱盛荫与被告熊信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基周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先后于2014年6月6日、2014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邱盛荫及其委托代理人傅永涛以及被告熊信彬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邱盛荫诉称，被告熊信彬与原告（别名“陈惠炀”）恋爱期间曾因资金周转困难分别于2014年2月3日向原告借款15000元（人民币，币种下同）、于2014年3月19日向原告借款50000元，并向原告签字确认相关字据。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至起诉之日，上述欠款共计65000元被告分文未还。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返还借款6500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熊信彬辩称，一、原、被告之间曾有男女朋友的特殊关系，双方从2013年7、8月份开始一直同居生活。从常理而言，同居男女朋友之间，没有必要打欠条。二、原告一直以假身份与被告交往，本案的欠条都是在原告的欺诈、诱骗之下写的。原告长期以假名字与被告交往，并且刻意谎报年龄，欺瞒被告，其与被告交往是处心积虑的，也正是在这种目的之下让被告写下欠条。被告每次都与原告闹分手，也一直以结婚为理由要求被告写欠条。三、被告写下这两张欠条，是为了哄骗原告回来，既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愿。四、从两张欠条的字面来看，第一张金额为“15000”的字条，没有货币单位，完全是被告在被迫、仓促之下写的。第二张欠条“五万元”也不是真实的。既然之前已经欠下15000元，为何是再出具一张欠条，而不是两张欠条开在一起。五、原告根本无法说清65000元是如何交给被告，被告如何欠下的！所谓欠款根本就没有实际发生，原、被告的借贷关系不成立。退一步言，原告在与被告同居期间，恣意使用被告的银行卡，如果被告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则原告从被告银行卡中刷取的款项应当从中抵扣。综合上述，原、被告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邱盛荫与被告熊信彬于2013年8月前后认识，其后双方关系发展并开始同居。2014年2月3日，熊信彬写下字条一张交邱盛荫收执，载明“我熊信彬欠陈惠炀15000”。2014年3月19日，熊信彬向邱盛荫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我熊信彬欠陈惠炀现金五万元”。现邱盛荫主张熊信彬尚欠上述借款共计65000元未还，故于2014年4月22日诉至本院。
另查明：
一、在上述2014年3月19日金额50000元的《欠条》中的“陈惠炀”下方添注有“（邱盛荫）”字样。邱盛荫庭审陈述该字样是当着熊信彬的面添加的，就此，熊信彬予以否认，并陈述不知道邱盛荫何时写的，其是报警后才知道邱盛荫的真实姓名。
邱盛荫庭审举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新垵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其有曾用名为“陈惠炀”。载明“兹证明我第4组村民邱盛荫，有一曾用名为陈惠炀”。就此，熊信彬质证认为，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新垵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根本证明不了原告有曾用名，必须由公安机关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经本院调取证据，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资料中未载明邱盛荫有曾用名的信息。根据公安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及《户籍注销证明》，邱盛荫的亲属关系如下：父亲邱继周，母亲邱亚狮，姐姐邱盛艳；邱亚狮于2014年3月25日死亡。
二、在原、被告同居期间，邱盛荫因患有疾病数次前往就医。其中邱盛荫于2014年2月17日、2014年2月25日就医的相应《门诊病历》首页载明的姓名为“陈惠炀”、年龄为“27岁”。2014年2月26日，邱盛荫还在厦门市海沧区医院进行彩色超声检查，其彩色超声检查报告单载明的姓名为“陈惠炀”、年龄“26岁”。2014年4月9日，邱盛荫在厦门长庚医院进行医疗检查，其X光科检查报告单载明的姓名为“邱盛荫”、年龄“36”、出生日期“1978年3月27日”。
庭审中，原告邱盛荫陈述上述2014年2月17日的门诊是与被告熊信彬一起去的，而2014年4月9日厦门长庚医院拍X光片是原告自己去的。对该陈述被告表示没有异议，但邱盛荫随即又表示2014年2月17日的门诊也是其自己去的。就此，熊信彬不予认可，表示2月27日门诊是二人一起去的。熊信彬还陈述，相应《门诊病历》可以证明原告用假名字假年龄与被告交往，一直欺骗被告钱财。
熊信彬庭审还举证邱盛荫于2013年10月、11月份间的就医报告单（熊信彬持有原件），相应报告单上载明的患者姓名均为“陈惠炀”，年龄均为“26岁”。熊信彬拟以该证据证明原告一直以假名与其交往，并虚报年龄，欺骗被告。邱盛荫庭审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存在假名字和存在欺骗，只能说明原告有曾用名。
三、关于其主张有曾用名“陈惠炀”，邱盛荫庭审陈述，“因小时算命的说我不好带，就起了一个曾用名，亲戚朋友都知道”。关于为何曾用名将姓氏也改掉，邱盛荫陈述“算命的说要姓陈，名字是厦门的一个教授取的”；至于为何在有关病历材料中将年龄也改小，邱盛荫陈述“我保持沉默，请律师回答”，其代理人陈述因当时原、被告双方关系好，女方担心男方嫌她年龄大，所以就报了一个较小的年龄。
四、关于双方的关系，邱盛荫庭审陈述：2013年8月底认识，9月开始同居；双方同居到原告母亲过世的2014年2月19日那天，但中间有断断续续，是被被告打了才走的。同居期间住在海沧区新垵村，是原告租房住的，和被告隔壁挨着。原告自家有房子，因为在岛内上班，家里离车站远，租的房子离车站近，家里又在装修，所以就出来租房住。租住的房屋离家稍远，打摩的要五六元钱。
被告熊信彬庭审陈述：2013年7月份认识原告，原告说要租房子住，就搬出来，8、9月份开始同居至原告母亲过世那天（2014年2月26日）。2013年12月份，原告提出结婚，被告就回家借钱，借的钱在银行卡都有记录，借了好几万，给原告的时候是给现金，没有通过转账。原告一直说要给现金，不要直接汇款，因为原告说她是晋江人，不是厦门这边的人。2014年3月23日，被告报警后才知道原告的真实姓名，“警察去原告家做笔录才知道”。
五、熊信彬先后于2014年3月23日、2014年4月6日向公安机关报警，前者报警事项为“2014年3月23日被诈骗”，后者报警事项为“被邱盛荫家人殴打一事”。熊信彬庭审举证了相应的报警回执，拟证明其发现自己被欺骗，以及其被原告一家人无故殴打，并向公安机关报警的事实。邱盛荫质证认为，是后来去派出所才知道被告有报警，不清楚被告是什么原因报警，没有当原告的面报警；公安机关也没有联系原告。原告代理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警方没有向原告联系了解情况，回执上的信息没有填写完整，不符合警方处理的一般流程”。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厦门市公安局新阳派出所调取了有关熊信彬报警的《警情反馈》两份。其一的“处警记录”及“现场情况”部分记载2014年3月23日“10：46分许民警到新阳街道新垵村长庚医院三楼后，查系报警人熊信彬（男，1983年1月5日出生，福建省南平市人）称与陈贵炀（邱盛荫）（女，1978年3月27日出生，新安村东社86号人）的女子谈恋爱，后给对方聘金60000元人民币，现陈贵炀取后要和他提出分手，以为被骗报警”。其二的“处警记录”及“现场情况”部分记载，2014年4月16日01时30分，民警到海沧新垵东社86号，查系报警人熊信彬与邱盛荫因感情问题发生纠纷，“后民警到场先将报警人送至长庚医院治疗，其称治疗完再与对方调解”。
六、关于各自的经济状况，邱盛荫庭审陈述，同居期间没有在工作单位上班，现在也没有上班；是与别人合资做化妆品生意，在厦门市思明区梧村中闽百汇地下室有柜台，收入多时有两万多，少时六千左右。熊信彬庭审陈述，现在没有工作，同居期间是在厦门法拉欣园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工作，月薪3000元左右；有签劳动合同，工作到2013年12月底。之后回家借钱，就没有上班；“她把我的身份证拿走，没法工作，后来办了临时身份证回来”，2014年3、4月份在松霖科技园上班，工作了半个多月，“后来又在通达上班”。
邱盛荫第一次庭审后补充举证中国银行存折尾号为5406的账户2014年3月19日的交易明细、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5181的银行卡2014年3月19日的交易查询单，以及自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的交易明细。上述2014年3月19日的银行单据表明邱盛荫的相关账户于当日分别取款20000元、15000元。邱盛荫拟以此证明于2014年3月19日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共计35000元，加上其他现金15000元，支付被告借款50000元。同时，原告拟以上述自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用自己的卡消费。就此，被告质证认为没有收到原告的50000元；对于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没有意见。
此外，邱盛荫还举证农村商业银行尾号为5306的银行卡存款明细账、卡资料查询，尾号为9313的定期一本通明细清单（查询日期2014年6月6日），拟证明其有借款给被告的经济实力。上述存款明细账、卡资料查询表明邱盛荫于2014年4月30日存入150000元，于2014年5月5日取出该150000元，其后账户余额为0；尾号为9313的定期一本通明细清单载明邱盛荫的该账户内有两笔定期存款，一笔为100000元，另一笔为40000元，起息日分别为2008年9月11日、2009年2月12日。就此，被告质证认为“应该把原告银行卡明细从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打印出来”。
熊信彬第一次庭审后，补充举证其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劳动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其一直有上班。该《劳动合同》载明签订主体为熊信彬与厦门法拉欣园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合同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约定月工资为1200元；民生银行记录表明，熊信彬的该账户自2013年5月至2014年1月期间，月收入在1500元至3671.57元之间。就此，原告质证认为劳动合同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且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银行对账单说明被告收入极低，反而能证明被告需要借钱。
七、关于借款的用途，邱盛荫陈述，2014年2月3日借款给被告是被告说摩托车坏了，要买新的；原告没有从银行取款，因为做生意，在家里保险库有放现金；该笔借款是在2014年2月在出租房里支付现金，无其他人在场。至于第二笔借款，是被告称其父亲生病要手术，不然有生命危险，原告想着要跟被告结婚出借款项；经事后调查，被告父亲根本没有生病；第二笔借款是2014年3月19日从银行取款35000元，再加上身上现金15000元，于当天早上在祥露村的出租房给被告。
熊信彬陈述，原告根本就没有借钱给被告；原告“就经常跑来跑去，说让我写欠条，就不走了。我不赌博，也没有做生意，我父亲就只高血压。去我家时，家里还送给原告一个镯子”；2014年3月19日早上原告根本没有给被告钱，“她母亲病重，她当天早上急匆匆就走了，说回来就跟我结婚，欠条也没有写完整，是在长庚医院补充写的”。
八、原、被告双方庭审确认有于2014年3月份一起去将熊信彬的摩托车卖掉。熊信彬陈述“三月十几号被原告骗去卖掉，是我与原告一起去的，卖了2500元”，其后没有买新的摩托车。邱盛荫陈述“我陪他去，钱是被告拿走的。说车太烂，说要卖掉”。为查明案件事实，在通知原、被告双方到场后，本院向厦门市海沧区新阳“永桂车行”调查了熊信彬卖车一事。该车行老板赵林桂在调查中陈述：熊信彬2014年3月在其车行卖过车；卖的车到3月份的时候用了1年零9个月，七成新，车还可以用；如果一模一样全新的车的使用年限是十年，十年报废，可以特检到十三年；卖车的钱不记得给了谁。
此外，本院还依职权向厦门长庚医院调取了邱盛荫母亲邱亚狮的《出院记录》及有关缴费资料。《出院记录》载明邱亚狮（病历号：1069042）于2014年3月19日入住长庚医院，于2014年3月23日出院；入院诊断为急性呼吸衰竭、呼吸心跳骤停、肺部感染等，主要病史间断胸闷、胸痛3个月，气促半天，检验（血液）异常项目：03月19日09：45分……。《住院批价收据维护》载明病历号为1069042的缴费明细：2014年3月19日现金自付3461.2元，2014年3月21日现金自付5000元，2014年3月23日现金自付8000元。
九、熊信彬主张其不但不存在向邱盛荫借款的事实，邱盛荫还在双方同居期间使用被告的银行卡（卡号：×××1587）消费累计9000余元，并申请对有关消费的商家调取有关银行卡消费的签名记录单据。本院在第一次庭审时就此进行了调查，邱盛荫称没有使用熊信彬的银行卡消费。
熊信彬第二次庭审举证农村商业银行卡号为×××1587的账户交易明细，并列出具体消费的金额、时间及场所，拟证明原告用被告的卡消费。就此，邱盛荫质证认为“我不否认我用他的卡，没有消费他的卡”，并陈述“都是小消费，用我的现金比较多”。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就熊信彬主张的数十笔消费调取了部分单据，亦即依法向永辉民生超市新阳店调取了卡号为×××1587的四份银联商务特约商户签购单。每张签购单持卡人签名一栏均有“熊”字样签字。就此签字，熊信彬质证认为“不是我签的，是原告签的”；原告质证认为“不管是谁签的，都是一起消费的”。
本院还查明：
邱盛荫与熊信彬双方相互之间还出具过其他字据。其中，熊信彬于2014年1月2日向邱盛荫出具字据（邱盛荫举证的“承诺书”之一），载明“我熊信彬认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熊信彬跟陈惠炀都不离不弃……”，于2014年2月6日向邱盛荫出具字据（邱盛荫举证的“承诺书”之二），载明“不管你陈惠炀本人是真是假，只要没骗我感情，我都要娶她做老婆。如有反悔愿赔偿50万人民币”。2014年4月2日，熊信彬还向邱盛荫出具字据，载明“我熊信彬今年之内要和邱盛荫结婚，因为邱盛荫把第一次给了我……我愿意负责一切后果”。同日，邱盛荫亦向熊信彬出具字据，载明“我邱盛荫今年之内一定要嫁给熊信彬，因为熊信彬把我……，如果我因为个人原因不结婚，负起一切后果”。
熊信彬庭审陈述，其写给邱盛荫的欠条还不止原告本案举证的那两张，“10万元以上的还有一两张，都是我写在本子上，被被告撕走”。就此，邱盛荫陈述并没有熊信彬写的其他欠条。邱盛荫主张，上述字据能证明双方曾经恋爱以及期间原告一度使用曾用名“陈惠炀”的情况，以及熊信彬向邱盛荫作出许多虚假承诺，“以承诺结婚为由进一步骗财骗色”。熊信彬主张，“承诺书”是被原告逼着写的，是以结婚为目的要求写的；2014年4月2日的字据，是因为“感情是真的，一直想跟原告登记结婚，但原告一直以其父母在广东做生意为由拒绝”；至于邱盛荫出具的字据，则证明原告为了安抚、欺骗被告，向被告出具书面承诺，要嫁给被告；“原告说要嫁给我，一直说是晋江的……对原告的感情是真的，家里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我打工三年，都花费在原告身上”。
上述事实，有原告邱盛荫提供的字条、《欠条》、承诺书（二份）、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新垵村民委员会证明、《厦门市海沧医院彩色超声检查报告单》、厦门长庚医院收费发票及X光科检查报告单、中国银行卡及建设银行卡交易明细、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农村商业银行尾号为5306的银行卡存款明细账、卡资料查询，尾号为9313的定期一本通明细清单，被告提供的字条、相片、报警回执、病历资料、农村商业银行存款明细账、卡资料查询、建设银行卡交易查询、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劳动合同，本院依法调取的《警情反馈（其他）》两份、《亲属关系证明》、《户籍注销证明》、《出院记录》、《住院批价收据维护》以及本院的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
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乃是实践性合同，依法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可见自然人间借贷法律关系之生效涵盖两方面之内容，一方面是双方需有借贷之合意，表现为书面或其他形式的借款协议；第二方面是款项的实际支付。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即在于本案原告邱盛荫主张的两笔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亦即邱盛荫有无向被告熊信彬实际支付相应的借款。就此，本案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认定如下。
本案中正面指向借款可能实际发生的事实和证据有三个方面。一是熊信彬确实向邱盛荫出具了两份《欠条》。二是在熊信彬于2014年3月19日向邱盛荫出具金额50000元《欠条》的同日，邱盛荫有向银行取款35000元。如非有特定需要，常人一般情况下不会向银行取款较大金额的现金。三、熊信彬收入不高，而邱盛荫的经济状况明显优于熊信彬，具有向熊信彬支付案涉金额现金的能力。
但从相反的指向看，本院注意到如下情形：
一、原、被告双方确实曾存在同居的亲密关系乃至于谈婚论嫁，而且可以认定邱盛荫在双方同居期间有使用熊信彬的银行卡进行大量日常消费。对于是否有使用熊信彬的银行卡消费，邱盛荫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否认，但第二次庭审时则又改称不否认，但“都是小消费，用我的现金比较多”。面对本院随机调取的签购单上“熊”字样签字，熊信彬明确指认是邱盛荫所签，邱盛荫未予否认而称“不管是谁签的，都是一起消费”。邱盛荫的有关陈述前后矛盾，结合其对签购单的意见，显然熊信彬有关邱盛荫在同居期间使用其银行卡消费的主张应予采信。在双方亲密同居并谈婚论嫁，且女方亦有使用男方银行卡进行日常消费的情况下，对于15000元的金额不大的借款，男方需要出具《欠条》，此与一般常理难符。
二、邱盛荫关于借款用途以及款项支付细节的陈述存在不符常理之处。邱盛荫主张熊信彬第一笔借款15000元的用途是购买摩托车，因为“被告说摩托车坏了，要买新的”。基于双方的特殊关系，邱盛荫对于熊信彬的摩托车是不是坏了，需不需要换新的，理当是知晓的。但根据向有关车行的调查，车行业主陈述所卖掉的车辆有七成新，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车还可以用；如果一模一样全新的车的使用年限是十年，十年报废。本案案涉第一张欠条形成于2014年2月3日，彼时该车辆的使用时间仅一年零八个月，邱盛荫陈述该笔借款是熊信彬要买新车，不符合一般常理。
邱盛荫还陈述2014年3月19日取款35000元再加上身上的现金共50000元于当天早上交付给被告。但当日原告的母亲邱亚狮生病住院，从医院的入院诊断来看，病情相当严重。因此，在2014年3月19日邱盛荫虽然有取款，但款项用途、流向却有两个以上不同的可能。进一步从细节上看，邱盛荫的母亲入院前“气促半天”，在3月19日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就已经在做检查。可见邱盛荫的母亲当天较早的时候就开始发病，并在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前办妥入院手续。如按照邱盛荫的陈述，其当天早上还能到银行取款，并再到出租房把钱交付给被告，这不太符合日常生活的一般逻辑。相反，若因母亲病重入院，取款现金备用却在情理之内。而事实上，原告母亲住院期间的费用也是有三笔大额现金支付的记录。此外，邱盛荫庭审陈述是在祥露村的出租房将款项交付给被告，该地点与其先前有关双方居住在海沧区新垵村出租房的陈述也相互矛盾。
三、本案可以认定邱盛荫有意不以真实身份信息与熊信彬交往。虽然邱盛荫举证了新垵村民委员会的有关《证明》，但根据向公安部门调取的资料，邱盛荫并无登记曾用名的记录。当然，使用曾用名并不奇怪，但连姓氏都予以变更，却有别于通常情况。而即使邱盛荫确有“陈惠炀”的曾用名，对于为何将年龄也改小，甚至邱盛荫自己都未能直接回答，而称“我保持沉默，由律师回答”。被告在2014年3月23日之前在给原告书写的各种书面材料中称呼原告名字都是“陈惠炀”，本院向厦门市公安局新阳派出所调取2014年3月23日的《警情反馈（其他）》中也是如此描述“……陈惠炀（邱盛荫）……”，此亦可佐证被告直至当天报警时仍以为原告的名字是“陈惠炀”，并不知道原告的真实姓名。此外，从邱盛荫的就诊病历资料看，邱盛荫陈述的2014年2月17日的门诊（姓名“陈惠炀”，年龄“26岁”）是和熊信彬一起前往就医的，而2014年4月9日去长庚医院拍X光片是其一个人去的。就此，在熊信彬表示无异议之后，邱盛荫随即又改口称2014年2月17日的门诊也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就此，邱盛荫陈述前后不一，难以采信。相反，可以侧面印证原告在被告陪同就诊的情况下则使用“陈惠炀”的名字并报称“26岁”，而在2014年4月9日双方已经没有同居，原告一个人前往就医时则使用邱盛荫的名字。衡诸上述情形，本院认为，可以认定邱盛荫有意不以真实身份信息与熊信彬交往。
四、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原、被告双方有向对方有出具承诺书、字条之类的习惯，核心内容是相互之间就婚嫁问题进行承诺。本院认为，此种不断的承诺反而体现了双方关系的不稳以及其中一方对失去另一方的担忧。而且相应字据中也有涉及“如有反悔愿赔偿50万人民币”之类的关涉金钱给付的内容。因此，熊信彬所主张的为了哄原告回来应原告要求写下欠条，并未发生实际借款的情况，不与情理相悖，反而有一定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本院认为，本案原告邱盛荫主张的借款虽然金额不大，有现金支付的可能性，但本案与一般情况不同，相应时点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案件中存在诸多足以令人怀疑借贷关系存在的情形，从上述正反两方面情况的证明力大小比较而言，邱盛荫的主张及证据相较于相反指向的事实和证据不具有优势，其主张的借款实际发生没有高度盖然性。因此，邱盛荫对于有关款项有实际支付的举证责任不能依照一般推理而免除，因邱盛荫未能进一步就此提供充分证据，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邱盛荫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425元减半收取712.5元，由原告邱盛荫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基周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谭婉群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