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11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肿瘤医院,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半山桥广济路**号。
法定代表人毛伟敏，院长。
委托代理人赵丽华，徐莘，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仲孝琴，女，197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周德海，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省肿瘤医院因与被上诉人仲孝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3）杭拱半民初字第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仲孝琴因单位体检发现左肺门肿块，于2008年9月16日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一医院”）进一步胸部CT平扫+增强示：“左肺肿块伴纵膈淋巴结肿大”，考虑：“肺癌”。2008年9月18日，仲孝琴以“左肺肿块性质待查”入浙江省肿瘤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后查体发现左锁骨上可触及约2×1cm肿大的淋巴结，当天对该淋巴结穿刺针吸做涂片，病理报告（病理号2008-4587）为：淋巴结转移性低分化（腺）癌。于2008年11月21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左肺癌伴纵膈及锁骨上区淋巴结转移（CT2N3M0ⅢB期）。住院期间仲孝琴接受同步放化疗。而后仲孝琴又多次入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化疗。
此后，仲孝琴分别于2008年12月10日至2008年12月14日，2009年1月6日至2009年1月14日，2009年2月3日至2009年2月19日，2009年3月10日至2009年3月13日入浙江省肿瘤医院治疗。2009年6月25日，仲孝琴接受CT检查发现右下肺有一0.8cm结节，被考虑肺癌肺内转移，故使用靶向药物（特罗凯）治疗。
2012年4月仲孝琴因发现左腋下淋巴结肿大××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经穿刺活检并免疫组化检查，病理诊断为“淋巴造血系统肿瘤不能除外，建议肿块完整切除后再检”。2012年5月4日浙一医院门诊行左腋下淋巴结活检及免疫组化报告“（左腋下淋巴结）符合霍奇金瘤，混合细胞型部分结节硬化”。××理检查确诊霍奇金淋巴瘤后，2012年5月14日至2012年5月22日，仲孝琴在该院住院治疗8天，入院原因：发现淋巴结肿大32个月，再发4个月，入院治疗。入院诊断：（1）霍奇金淋巴瘤（混合细胞型部分结节硬化），（2）肺癌。出院诊断：（1）霍奇金淋巴瘤（混合细胞型部分结节硬化），（2）肺癌。住院诊治经过(略)。出院情况：患者ABVD方案第一天化疗结束，无畏寒发热，无胸闷气促，无恶心呕吐，无腹痛腹胀，二便正常。2012年6月4日至2012年6月6日，仲孝琴入浙一医院住院2天进行化疗。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6月22日，仲孝琴入浙一医院住院治疗2天，因发现淋巴结肿大32月，末次化疗后15天入院。2012年7月4日至2012年7月7日，仲孝琴入浙一医院住院3天进行化疗。2012年7月18日至2012年7月21日，仲孝琴入浙一医院住院治疗3天。因发现淋巴结肿大46月，末次化疗后12天入院。2012年8月2日至2012年8月4日，仲孝琴入浙一医院住院2天进行化疗。2012年8月16日至2012年8月18日，仲孝琴入浙一医院住院2天进行化疗。2012年8月30日至2012年9月1日，仲孝琴入浙一医院住院2天进行化疗。2012年10月9日至2012年10月10日，仲孝琴入浙一医院住院1天进行化疗。
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下列事项进行鉴定：1、浙江省肿瘤医院对仲孝琴的医疗行为是否符合医疗规范，是否存在过错；2、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若存在因果关系，请确定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参与度。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组织肿瘤内、外科、放疗科、胸外科、呼吸内科、××理科等方面的专家多次商讨，结合病史，体检和各项化验结果，××理涂片，于2014年5月28日出具浙大司鉴中心[2014]临鉴（医）自第282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综合分析意见如下：1、浙江省肿瘤医院对患者仲孝琴胸部××根据放射科诊断报告和左锁骨上淋巴结穿刺细胞学诊断结果，确定诊断左肺癌伴纵膈及锁骨上区淋巴结转移（CT2N3M0ⅢB期），值得商榷。治疗过程中，病人没有进行过气管镜检查，××人的胸部CT片存在左肺门软组织阴影，如果怀疑肿瘤源于左肺门，可能属于中央型肺癌，××理、明确诊断有很大帮助。××人除体检发现左肺门阴影及纵膈广泛淋巴结肿大和左锁骨上淋巴结肿大，没有咳嗽，咳痰，无咯血、胸闷、气促等症状，与ⅢB期肺腺癌的体征不太符合。临床应该对该患者做进一步的鉴别诊断检查。2、针吸穿刺涂片，细胞学检查结果不是诊断肺癌的金标准，××理学诊断更为可靠。对于淋巴结、××理检查来帮助明确诊断。该案的第二次诊断依靠淋巴结组织切片才明确。所以第一次左锁骨上淋巴结穿刺细胞学诊断不够确切，临床只能作为参考，××理明确，无需鉴别”。如当时左锁骨上淋巴结做一次手术取样，××人的诊断会有帮助。事后左锁骨上淋巴结穿刺细胞学涂片请3个不同单位病理专家会诊结果支持这种观点。（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外院细胞学涂片会诊咨询意见书：本科会诊编号：H2012-00321；仲孝琴、女、42岁；××理号：2008-4587；标本名称：（左锁骨上）淋巴结穿刺；病理诊断：淋巴细胞中见散在××细胞；报告医生（略）；2012-5-16。（2）××理诊断报告：仲孝琴、女、41岁；病理号：F12-660（08-4587）；病理所见：涂片中见散在核大异型之细胞。部分细胞核呈分叶状或多叶状，并见核仁，类似R-
S样细胞。病理诊断：（锁骨上淋巴结FNAC）涂片找××××细胞。HodgkimLymphona待定。备注：建议再作FNAC并IHC，进一步确定。诊断医师（略）；2012-5-10。（3）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专家细胞学涂片会诊意见：××理号：2008-4587；（左锁骨上淋巴结）穿刺涂片可见多量红细胞，密集或散在的小淋巴细胞，其间可见核大深染的异型细胞，它们单个散在或3-5成群聚集在一起，有的胞浆丰富，有的则为裸核、单核或多核，也可见双核，核大，核膜清楚，并可见清晰的核仁，似R-
S样细胞，也有的核固缩、深染、胞浆嗜酸性。病理诊断：涂片中找××××细胞。注：请结合临床表现，如果仅仅表现为淋巴结肿大，可考虑为霍奇金淋巴瘤，××变，则考虑为转移性腺癌。××变淋巴结做切取活检。××理诊断时，可将该涂片脱色，进行免疫组化标记（如泛CK的标记，看看这些大细胞是否为上皮性的，如上皮性标记为阳性，则可确诊为转移性腺癌，阴性者则考虑为霍奇金淋巴瘤）。3、病人2009年6月CT检查，发现右下肺0.8cm结节，考虑肺腺癌肺内转移。在临床上未确定是否为真正转移灶、未进行肿瘤组织学检查、基因检测、不明确癌组织EGFR是否阳性等情况下，给予口服特罗凯治疗不妥。4、××相比较，霍奇金瘤比较少见。××相互鉴别非常困难，在临床上容易误诊为局部晚期肺癌，××理学诊断。但从治疗角度看，××灶有帮助，××人的肺功能有一定影响。5、对于浙江省肿瘤医院在2008年9月确定仲孝琴所患“肺腺癌”的诊断，我中心认为诊断依据不充分、不完善。但是时至今日，我中心根据现有的资料，除了认为院方在诊断原则上有不当之外，没有任何明确和充分的证据来完全否定这个诊断。综上所述，我中心认为浙江省肿瘤医院在2008年9月针对仲孝琴的诊断过程中，××理报告的诊断欠妥，并违背了临床诊断的原则，同时导致了后阶段治疗中的不确定因素，因此认定浙江省肿瘤医院在针对仲孝琴的治疗中存在缺陷和不足。××的发生无因果关系，但是造成了治疗周期的延长和治疗中出现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对此环节所造成的后果，建议承担40%左右的参与度。鉴定意见为：浙江省肿瘤医院在2008年9月针对仲孝琴的诊断过程中，病理报告的诊断过于武断，并违背了临床诊断的原则。同时导致了后阶段治疗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因此认定浙江省肿瘤医院在针对仲孝琴的治疗中存在缺陷和不足。××的发生不具因果关系，但是造成了治疗周期的延长和治疗中出现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建议对此环节所造成的后果承担40%左右的参与度。
另，原审法院依据仲孝琴的申请，依法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下列事项进行鉴定：1、仲孝琴的伤残等级；2、仲孝琴的营养期限、营养费用和护理期限。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月22日致函该院：“…请提供治疗（医疗）终结证据：包括①本人真实意愿（不愿意、不需要继续治疗损伤及其直接并发症）；②本人既往诊治情况及最近状况（症状、体征及相关检查结果报告）；③对损伤及其直接并发症的经治医师意见（认为不需要后续或继续治疗及其直接并发症的诊断证明）。”并于2015年8月11日函复该院：“…收××‘仲孝琴提供材料：门诊病历原件（2015.3.5）一份、CT报告单原件（2014.9.1）一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第一医院的PET/CT中心原件一本’及‘其他材料：质证笔录一份’。中心根据这些提供材料内容进行相互印证、及与中心（2015）函第2-1号函件要求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分析，特别是缺乏‘对损伤及其直接并发症的经治医师意见（认为不需要后续或继续治疗及其直接并发症的诊断证明）’的负责任的书证材料，加上，仲孝琴在2015年5月25日的法庭质证笔录中表述‘我不需要后续（继续）治疗，但是要定期进行复查’，此处的‘要进行定期复查’，本身属于一种后续治疗行为之一，且复查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对复查后采取何种医疗行为也更具有不确定性。经本中心诸多法医研讨并综合提供的材料后判断，仲孝琴缺乏处于医疗（治疗）终结状态的客观、科学性根据，难以符合伤残等级及三期鉴定时机，更难以符合适用的伤残等级及三期鉴定对应文件标准。鉴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本中心决定不予受理本案对仲孝琴的伤残等级及三期司法鉴定的委托、同时退还全部送检材料。”
仲孝琴对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退回伤残及三期鉴定不服，并对该鉴定人提交的浙江省肿瘤医院过错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不服，申请法院组织其他鉴定机构对以下事项重新鉴定：1、其治疗是否终结；2其伤残等级、护理期限、误工期限、营养期限；3、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过错与其损害之间的关系。关于是否准许仲孝琴的重新鉴定申请，该院认为，[2014]临鉴（医）字第282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系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受该院委托作出的鉴定意见，鉴定机构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鉴定人骆某、沈某均具有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仲孝琴对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过错与其损害之间的关系申请重新鉴定，依据不足，不予准许。同理，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为具有法医临床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因缺乏仲孝琴处于医疗（治疗）终结状态的客观、科学性根据，认为仲孝琴难以符合伤残等级及三期鉴定时机，更难以符合适用的伤残等级及三期鉴定对应文件标准，据此不予受理仲孝琴的伤残等级及三期鉴定申请，亦无不当。对于仲孝琴申请的对其是否处于治疗终结状态进行鉴定，因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复函中已对该问题有明确意见，而该中心本身即具有法医临床鉴定资格，故对仲孝琴该申请也不予准许。综上，对于仲孝琴申请法院组织其他鉴定机构重新鉴定，不予准许。
仲孝琴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浙江省肿瘤医院赔偿医疗费（自费部分）33万元、误工费316966.0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50元、营养费40000元、护理费20559元、交通费5000元、残疾补助费37165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1529.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1208556.5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浙江省肿瘤医院承担。审理过程中，仲孝琴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浙江省肿瘤医院赔偿仲孝琴医疗损害损失共计1245552.55元（其中自费部分的医疗费331515.21元，误工费231101.6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750元，营养费40000元，护理费23062.20元，交通费5000元，残疾补助费48471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75407.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仲孝琴在体检发现左肺门肿块后入住浙江省肿瘤医院诊治。因细胞学诊断不足以确定临床诊断，浙江省肿瘤医院本应进一步对仲孝琴做××理学诊断，但是未作进一步诊断，未尽××与其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违背了临床诊断的原则，是在未确诊为肺腺癌的情况下，对仲孝琴按肺腺癌进行了治疗，存在过错，并导致了后阶段治疗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而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仲孝琴曾患肺腺癌。因此，浙江省肿瘤医院应对由此造成的仲孝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仲孝琴的各项损失确认如下：1、医疗费，仲孝琴主张331515.21元，根据其提交的医疗费票据确认为313604.21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仲孝琴主张4750元，予以认定；3、交通费，仲孝琴主张5000元，该院认为，交通费应根据仲孝琴及其必要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而在其住院期间家属进行探望、陪护属人之常情，必然会产生交通费损失，故结合其就医情况对其主张的5000元酌情予以认定；4、营养费，仲孝琴主张40000元。该院认为，仲孝琴进行放疗、化疗期间确需加强营养，但因其营养期限尚不具备鉴定条件，故酌情对其住院期间的营养费予以认定，计2850元（30元/天×95天）；5、护理费，仲孝琴主张23062.20元，现根据其诉请的计算标准酌情对其住院期间的护理费予以确认，计10432.9元（109.82元/天×95天），其余期间护理费可待符合鉴定条件后另行主张；6、精神损害抚慰金，仲孝琴主张50000元。该院认为，浙江省肿瘤医院诊断其患肺腺癌过于武断，存在缺陷和不足，而仲孝琴在被告知所患××为肺腺癌时，必然遭受较大的精神痛苦，故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7、误工费，仲孝琴主张231101.64元，该院认为，仲孝琴被浙江省肿瘤医院诊断为肺癌后多次住院、化疗，因此造成误工损失符合客观实际，因此，结合其提供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收入证明，对仲孝琴主张的误工费酌情予以认定。以上合计597738.75元。仲孝琴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对其是否构成伤残等级，目前尚不符合鉴定条件，故现不予支持。仲孝琴可待符合条件后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浙江省肿瘤医院赔偿仲孝琴各项损失合计597738.75元。二、驳回仲孝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010元，由仲孝琴负担8327元，浙江省肿瘤医院负担7683元。
宣判后，浙江省肿瘤医院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肺癌诊断成立。第一，鉴定机构没有否定肺腺癌的诊断。鉴定分析意见载明，“但是时至今日，我中心根据现有的资料，除了认为院方在诊断原则上有不当之外，没有任何明确和充足的证据来完全否定这个诊断”。根据2010年前的诊疗规范指南，结合患者影像学及临床特征，满足诊断肺癌证据，符合当时的诊疗原则。第二，相关材料也明确肺癌诊断。2008年9月16日，被上诉人在浙一医院进一步行胸部CT平扫+增强示：左肺肿块伴纵隔淋巴结肿大，考虑：左肺癌。首次治疗前浙一医院CT提示肺癌，后转上诉人医院诊治。之后在浙一医院进行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时，2012年5月14日至2012年5月22日浙一住院入院诊断为霍奇金淋巴瘤和肺癌。此后的7次住院治疗中，入院和出院诊断均明确肺癌。由此可见，浙一医院也确认被上诉人肺癌××的存在。第三，被上诉人因上诉人的治疗方案获益。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进行同步放化疗和化疗住院治疗后，目前身体康复，已在单位就职至今。鉴定意见书也载明“从治疗角度看，××灶有帮助”。事实上，经上诉人治疗，被上诉人病情稳定，原有症灶有所控制，这说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肺腺癌治疗有效，对后续发现的霍奇金淋巴瘤治疗也有帮助。（二）2012年被上诉人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的部位是左腋下淋巴结，而2008年上诉人医院取样系锁骨上淋巴结。左腋下淋巴结与锁骨上淋巴结取样时间相距近四年，解剖位置不同，××不同，不能以此否定四年前上诉人所做的诊断，××完全可以按常理解释。二、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科学公正，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当。案涉鉴定意见认为，被上诉人的病理报告诊断过于武断，治疗中存在缺陷和不足；××的发生不具有因果关系；造成了治疗周期的延长和治疗中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上诉人方应承担40%左右的参与度。该司法鉴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结论科学，依法应予采信。根据2006年出版的《浙江省常见××治疗管理及技术规范》中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诊疗规范，穿刺细胞检查是肿瘤诊断的重要依据。上诉人虽未进行××理学诊断，有失武断，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推翻该诊断。医学本是一门局限性科学，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领域，临床实践中，××需通过治疗性诊断帮助患者控制××，××况也证明上诉人的治疗措施对被上诉人的××是有益的，其病情得××了控制，由此也可印证上诉人的诊断与其××相适应。从实际情况来看，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放化疗治疗，无论对肺腺癌还是霍奇金淋巴瘤均有帮助，也未造成损害后果。需要注意的是，上诉人的诊疗行为不是被上诉人××发生的原因，被上诉人自身患有××，一审法院在判定赔偿责任时，未合理扣除被上诉人自身××因素产生的损失份额。还有，鉴定意见明确的损害后果是治疗周期的延长和治疗中出现的不确定性，而非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失。上诉人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应当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治疗自身××所产生的所有费用一并判由上诉人承担，显然不当。综合而言，上诉人至多应承担被上诉人合理损失×20%×40%（参与度）。三、一审关于赔偿项目的认定有误。1、医疗费，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住院5次产生住院费用213398.13元，该费用不是损失，被上诉人提交的医疗费发票复印件载有“此发票为我单位报销复印件”字样，并盖有单位印章。被上诉人所在单位已经报销的医药费不是损失，只有被上诉人自费部分才是损失，一审法院全额计算医疗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素。2、住院伙食补助费，××因素。3、交通费，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存在交通费损失，××因素。4、营养费，无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营养费损失。5、护理费，××因素。6、精神损害抚慰金无依据，一审确定30000元明显畸高。7、误工费，被上诉人系××人，治疗自身××本需时间，××所致误工损失。此外，被上诉人虽然提供了所在单位的收入减少证明，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每月工资支付凭证和社保和纳税凭证，无法证明其实际误工和收入减少的事实。而且，即使被上诉人的收入确实减少，也可能与诸如岗位调动、工作业绩、平时表现、劳动纪律、加班情况、出差补贴、事假、奖罚等多种因素有关。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按被上诉人的主张全额支持，依据不足。8、一审认定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可待符合条件后另行主张错误。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复函明确，被上诉人“难以符合适用的伤残等级及三期鉴定对应文件标准”，也即被上诉人并不构成伤残，故不予受理该鉴定委托。据此，一审法院未支持被上诉人提出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理由应当是不构成伤残，而非目前尚不符合鉴定条件。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上诉人按合理损失的20%的40%承担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仲孝琴答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由于严重不负责任将被上诉人的霍奇金淋巴瘤（一种通过简单化疗即可治愈的低度恶性血液系统肿瘤）误诊为“肺癌”，并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对被上诉人实施针对“肺癌”的大剂量的持续化疗，造成被上诉人身体严重损害，同时实施了大剂量的放射治疗，造成被上诉人肺部部分毁损，肺功能障碍，为此给被上诉人造成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二、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上诉人的误诊行为完全可以避免。根据当时的诊疗常规，××理诊断，而不能作为确诊依据，如果需要明确诊断，××理学诊断。上诉人作为专业的肿瘤专科医院，对此是明知的。鉴定意见也明确表明，“针吸穿刺涂片，细胞学检查结果不是诊断肺癌的金标准，××理学诊断更为可靠。对于淋巴结、××理检查来帮助明确诊断。××理诊断有特异性细胞RS细胞，霍奇金淋巴瘤的RS细胞具有显著的特异性，××理学检查发现RS细胞，应当切取相应的组织，进一步做免疫组化对其进行分型，进而确定化疗方案。案涉被上诉人的穿刺活检病理玻片，经浙一医院的余心茹教授会诊也发现了RS细胞，同时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也在该细胞病理玻片上发现了RS细胞。如果上诉人按照诊疗常规对穿刺获得的细胞做了免疫组化，则完全可以达××区别“肺癌”和“霍奇金淋巴瘤”的目的，误诊完全可以避免。上诉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诊疗原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诉人主张其诊断被上诉人患有“肺腺癌”正确，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符合规范，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不能确诊而实施实验性治疗，依法也应当明确告知患者，但上诉人并没有告知被上诉人诊断不明，是实施的实验性治疗。因为上诉人的误诊，导致被上诉人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连续接受放疗和化疗等对身体具有严重侵害性的治疗措施，造成被上诉人身体受××严重损害，并支付大量医疗费，从上诉人于2008年9月误诊××被上诉人被确认为患霍奇金淋巴瘤期间的全部损失，理应由上诉人承担。霍奇金淋巴瘤和“肺腺癌”属不同的癌症，治疗方案也不一样，霍奇金淋巴瘤经过一般简单的治疗即可痊愈，事实上被上诉人在浙一医院做了一个化疗之后就好了，休息一段时间后也回××了工作岗位。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3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本不足以弥补被上诉人六年精神摧残和因为肺损毁带来的无尽痛苦。关于医疗费的问题，实际上，被上诉人除了在上诉人处接受治疗外，还在外服用两人大量的中药，只是相应的凭证没有保留下来，总的医疗费大概有一百来万。被上诉人单位给患者报销部分医疗费用，这是单位给被上诉人的一种照顾，不能以此减轻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关于浙一医院的诊断问题，当时浙一医院仅是抄了被上诉人病历里的“肺癌”的内容，但没有任何的解释，不能据此认为浙一医院认可被上诉人患有“肺癌”。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举证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医疗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和高度风险性的特点，与此同时，医疗活动不仅直接关系××患者自身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还会对患者的家庭安宁和幸福构成重要影响，这就要求医务人员在实施具体的医疗行为时，应当本着对患者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按照相应的诊疗规范进行操作，尽最大努力规避不当损害后果的发生。本案中，患者仲孝琴因浙一医院CT检查疑似肺癌而入住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治疗，浙江省肿瘤医院仅依据淋巴结穿刺涂片的细胞学检查结果，××理学检查或免疫组化检查，径直做出仲孝琴患有肺癌ⅢB期的诊断结论，该行为违反了相应的诊疗规范。××患者仲孝琴并未表现出肺癌晚期患者通常具有的严重咳嗽、咳痰、咯血、胸闷、气促等症状的情况下，相关医务人员没有作进一步的排除、确诊检查，显然没有尽××必要的注意义务。此外，根据鉴定人员对浙江省肿瘤医院制作的病理号为2008-4587的淋巴结穿刺标本进行检查，发现了疑似R-
S样细胞，但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医务人员当时在进行淋巴结穿刺涂片检查时，并没有发现疑似R-
S样细胞，难谓其在此过程中尽××了最善的注意义务。2012年5月浙一医院正是依据R-
S样细胞的病理组织检查结果确诊仲孝琴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在此后长达近四年的时间里，浙江省肿瘤医院基于肺癌晚期的诊断结论，对仲孝琴施以大量的放、化疗治疗，××2009年6月25日经CT检查考虑肺癌肺内转移的情况下，使用了靶向药物（特罗凯）治疗。该些放、化疗治疗尽管可能对仲孝琴的霍奇金淋巴瘤××的诊治有一定作用，但也造成了此后治疗周期的延长和治疗中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大量放、化疗治疗不可避免地会对仲孝琴的身体造成持续的伤害，根据2015年3月5日浙一医院的诊断，现仲孝琴患有××，××通常即为大量放、化疗的后遗症。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定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医务人员在对仲孝琴进行病理检查和诊断的过程中，没有尽××必要的注意义务，诊断方法违反规范，诊断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治疗措施也不合理，存在缺陷和过错，且对仲孝琴造成了持续的、严重的伤害，仲孝琴为此要求浙江省肿瘤医院赔偿2008年9月至2012年4月延误治疗期间的扩大损失，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浙江省肿瘤医院上诉主张仅应承担8%的赔偿责任比例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仲孝琴合理损失的确定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仲孝琴一审提交的医疗费发票所示，其所在单位确实报销了部分医疗费，但该报销费用的行为系仲孝琴所在单位给予仲孝琴的政策福利，与本案医疗损害侵权责任无涉，不能成为浙江省肿瘤医院减轻赔偿责任的依据。关于误工费，本院认为，仲孝琴属于有固定工作和固定收入的人员，原审法院根据仲孝琴所在单位提交的收入证明，认定仲孝琴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就医期间实际收入的减少情况，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根据仲孝琴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等损失，应属合理。因为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不当诊治行为，导致仲孝琴在长达近四年的时间里接受了大量的放、化疗治疗，身体和精神均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原审法院据此酌情认定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属妥当。根据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复函意见，仲孝琴现仍属于持续治疗状态，治疗并未终结，伤残鉴定时机尚不成熟。原审法院依据该意见，确定在本案中不予支持仲孝琴提出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并告知可在符合条件后另行主张。该处理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原审法院对于仲孝琴合理损失的认定合法有据，本院均予以确认。浙江省肿瘤医院就损失部分提及的上诉意见也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77元，由上诉人浙江省肿瘤医院负担。浙江省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退费手续。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辉
审 判 员 朱小萍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