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45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路×3，男，1941年8月1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1，女，1945年10月1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路×7，男，1970年9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1，女，1978年4月22日出生。
上述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赵新科，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左世民，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路×7，女，1954年5月3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路×5，男，1961年11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戴玉岭，男，1956年3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代云亭，男，1981年3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路×6，男，1964年1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代云亭，男，1981年3月21日出生。
上诉人路×3、王×1、路×7、苏×1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4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路×7、苏×1及其路×3、王×1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赵新科，路×7及其路×5、路×6之共同委托代理人代云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路×7、路×5、路×6诉至原审法院称：1981年，我们之父路×2与路×3分家，路×3将3号院（以下简称3号院）内6间房屋中东面3间拆走，并于当年在7号院（以下简称7号院）建正房5间。多年来，路×2一家长期居住在3号院的3间旧房，路×3一家人居住在7号院的5间房屋。路×2于1981年去世，我们之母于1982年去世，祖父路×1于1984年去世。我们不定期在此房中居住。1983年底到1987年底，我们请本家大伯路×4夫妇及其三儿子看房，后因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不再给看房，此房闲置到2005年8月。经我们协商，由路×7出全资翻建此房并由路×7居住、使用。路×7于2005年10月在3号院建北房6间、东西厢房各3间和院墙等物，后一直由路×7居住、使用。2010年10月，路×7得知，在翻建3号院的房屋时，路×3以帮助办理翻建手续为名，在路×7不知情的情况下，是以其子路×7的名义向镇政府申请的。因路×3、王×1、路×7、苏×1称其对3号院翻建后房屋享有所有权，故请求确认：1、3号院翻建后的房屋等物归路×7所有；2、诉讼费由路×3、王×1、路×7、苏×1承担。
路×3、王×1、路×7、苏×1共同辩称：3号院地上原来的房子被大雨冲毁了，不具备财产属性，不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3号院翻建的房屋是以路×7的名义申请的，所有权应当归路×7。路×7是城镇居民，不是本村村民，不能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和地上房屋的所有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路×3与路×2是否分家的问题，应当从多方面来考量予以认定。第一，路×3将6间房屋中的东侧3间拆走，其给出的理由是因为院子风水不好，为了改风水，而路×7方主张拆房是因为已经分家单过，所以路×3才能新分宅基地，才能将3间房屋拆走另建。考虑到房屋的数量为6间，路×3拆走的房屋正好系其中的一半，并使用了拆房的材料另建新房，且自此路×2与路×3两家各自生活，路×1也曾在两家居住生活过的实际情况，路×7方的解释更符合农村的常理；第二，关于对拆房后剩下3间房屋权属的问题，路×7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该3间房屋是其伯父路×2的。路×7提交的村委会证明上也将3间房屋表述为系路×2遗留的房产一处。此外，鉴于证人黄×1和路×8的父母与路×2、路×3均生活在同一个村内，证人李×1与路×2、路×3之间系兄妹关系，结合路×7的陈述和路×3一家的拆房行为，证人黄×1、路×8、李×1的证明、证言可信度较高；第三，在1993年时，当时负责大兴区魏善庄镇半壁店街房屋登记工作的张×1作证时陈述，3号院内的3间房屋原来是路×2的，其因为没有联系上路×2的子女即路×7、路×5、路×6，所以导致房屋漏登。在路×7提交的村委会对于房屋漏登的原因作出的说明中，也认为该房屋系路×2去世后留下的房产。考虑到路×7、路×5、路×6当时不在村内生活，而路×3、路×7当时在该村内生活，却发生漏登，也可以间接佐证路×2与路×3已经分家的事实；第四，在路×2夫妇去世后，路×7、路×5、路×6不在村内生活的情况下，找其他村民看管过该3间房屋。自路×2去世后至2005年新建房屋时，已经经过20多年，该3间旧房因年久失修而损坏，这也说明如果不是因为分家使得该房屋与路×3无关，何至于其对该财产长期放任不管而致其损坏；第五，根据相关证人的证言内容以及路×3在调查笔录中的自认，在路×3拆走3间房屋后，其又在新批的宅基地上建了房屋，原房屋宅基地中的大部分被村里批给其他村民使用，符合分家单过另批宅基地的条件。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可以认定路×2与路×3已经分家，每家分得3间房屋的事实。关于房屋翻建材料的报批问题，在诉争房屋的翻建手续办理中，主要的经办人是时任半壁店村的村委会主任，故其关于以路×7的名义办理翻建房屋手续经过的证明，能够合理解释为什么在翻建房屋材料上会将路×7写成原3间房屋的所有权人和翻建房屋的申请人。再者，结合该村时任村委会主任和另两名村民代表证言，也能够证明翻建房屋报批材料中有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虽然报批材料中名义上是以路×7申请翻建，但其不是原旧房的实际所有人，也并非是新翻建房屋的实际出资人，故不能简单地将路×7确认为翻建后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路×7方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明是以村委会的名义作出，应当加盖村委会的公章或者有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的签名。因该证明既无公章又无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签名，故不予采信。关于3号院内房屋翻建的实际出资人问题，路×7、路×5、路×6主张由路×7出资建房，路×3、王×1、路×7、苏×1亦不否认路×7出资建房，只是主张路×7、路×3对建房也有出资。而路×3、路×7都曾陈述路×7因为工作及苏×1生孩子等原因，并未实际参与到诉争房屋的建造过程。对于出资的数额及方式，路×7曾主张其将1万元钱交给路×3，委托路×3建造房屋。而路×3在询问笔录中曾陈述其听路×7说过路×7和路×7都出资了，又称路×7也没有告诉过他出资多少，由此说明路×3并不了解3号院房屋的出资情况。路×3、王×1、路×7、苏×1主张与路×7共同出资建房，但对于路×7出资的金额却不知情，这不符合共同出资建房的常理。路×7、苏×1在庭审中又主张路×3出资的1万元，是零碎贴补给其二人的。路×3认可盖房子的砖是路×7买的，工人是路×7找的，材料是路×7的老公从别处弄来的。根据上述内容可知，在路×7和路×3的陈述中，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对于路×7、路×3多次陈述中所提到了1万元究竟是由谁具体出资，以何种方式花费到建房中，路×3、路×7在数次陈述中始终未能说清楚。此外，参与建房的证人出庭作证时所陈述的证言与路×7提交的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明，内容基本一致，即在路×7建房前请路姓家人吃饭时，路×3当众表示是路×7要建造房屋，还要求大家帮助照看。因为证人与双方均具有亲属关系，故其证言、证明具有可信性。综合双方的陈述以及证人的证言、证明综合分析，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可以认定诉争房屋及院落系由路×7出资建造。综上，路×7翻建其父路×2遗留的房屋，并且翻建后的房屋也一直由路×7占有、使用，路×7、路×5、路×6方要求确认该房屋及院落归路×7所有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因3号院房屋的翻建报批材料存有瑕疵，故路×3、王×1、路×7、苏×1方以路×7系翻建房屋的申请人和对翻建房屋有出资等为由，主张享有3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2月判决：确认3号院的房屋、晾台、院墙、门楼归路×7所有。
判决后，路×3、王×1、路×7、苏×1不服，以诉争房屋是路×7申请翻建应归路×7所有，分家问题、出资问题与房屋的所有权无关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改判。路×7、路×5、路×6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路×7、路×5、路×6系姐弟关系，路×3系路×7、路×5、路×6之叔，路×3、王×1系路×7之父母，苏×1系路×7之妻。路×7、路×5、路×6之父路×2于1981年去世，之母张兰茹于1982年去世。路×2与路×3之母曹玉荣于1976年去世，之父路×1于1984年去世。
3号院原系路×1之宅院，1963年建有6间北房，路×1夫妇、路×2夫妇和路×3生活在该院落内。后路×1主持路×2和路×3分家。6间房屋中的西面3间归路×2，东面3间归路×3。1981年，新批给路×3一处宅基地即现在的7号院，路×3、王×1将上述6间房屋中的东侧3间拆走，在7号院建造5间房屋。在建房时，路×3、王×1使用了3号院拆走的房屋材料。路×3搬走后，其在3号院原东面3间北房使用的部分土地被批准由他人建造房屋。
1993年，3号院宅基地使用权未予登记。路×7、路×5、路×6上学及结婚后陆续搬出3号院，请亲属照看3号院路×2遗留三间北房。2005年路×7出资对其父遗留的三间北房进行翻建，翻建为北房6间，东西厢房各3间，北正房前有晾台、院墙、门楼。上述房屋建成后，一直由路×7占有、使用。
关于3号院内2005年新建房屋准建手续的办理经过，双方均认可是由路×3具体负责办理。原审法院到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农建科调取了诉争房屋的翻建手续，包括：1、建房申请一页，载明日期为2005年8月8日，申请人为路×7，内容为：我的房屋，因年久失修，今年下雨，现已倒塌，急需翻建，望领导审核批准，为盼；2、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半壁店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页，载明日期为2005年8月8日，我村村民路×7房屋，93年房产证漏登，因年久失修，又因今年下雨，现房屋已倒塌，急需翻建，特此证明；3、村民建房家庭人口情况表一页，载明户主姓名为路×7，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同意路×7翻新，日期为2005年8月8日，村委会主任处的签名为张×2，加盖了村委会公章；4、村民建房占地及建筑平面图一页，平面图上东西长15米，南北长13.3米；5、村民代表签署意见表一页，载明用地面积为200平方米，应到代表数24，实到代表数17，村委会主任一栏的签名人为张×2，同意（签字）一栏中有17个人的名字；6、村民建房审批表一份，载明日期为2005年8月10日，村委会意见一栏中表述为情况属实，同意，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镇政府意见一栏中表明建房时应遵守的方位标准。路×7、路×5、路×6主张上述证据中村民代表的签名不是代表所写，而是由他人代写。路×7主张对于该房屋是以路×7名义申请翻建当时并不知情，并提交了时任村委会主任张×2、村民代表张×3的书面证明，并申请证人张×2、张×3和村民代表路×8出庭作证。证人张×2的证明、证言内容如下：我是半壁店村2004年到2007年的村主任，现就原我村村民路×2（已故）之女路×7在我村翻建其父遗留房屋一事进行说明，1、路×2在半壁店村遗留北房三间，1993年上级对农村房屋进行普查时被漏登，致使该房屋没有房产证；2、有关漏登的原因，在进行翻建时必须办理以下手续，①填写申请表，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必须有超过半数村民代表签字），③有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④由村委会批准后报镇农建科批准；3、翻建申请手续是路×7的亲叔路×3替路×7办理的，开始路×3带着路×7来我家找我时说”我哥哥留下的三间房都快坏了，我让路×7回来把他翻建了得了”，我和路×3、路×7说办翻建手续的事挺麻烦的，路×3说我替他们跑。后来路×3找我填表时，我就跟我爱人马胜利说”你先帮老叔（路×3）把申请表填上，我先出去办点事，等我有时间再找村民代表开会通过一下”，等我办事回来后，我爱人和路×3已经把申请表填完了，而且还替当时的村民代表签上名字，我一看申请表是以路×7的名义申请的，我就问路×3是怎么回事，路×3说路×7是农业户口，批的时候好办点，我又问他村民代表签名的事，路×3说反正这事是合理合法的，找谁（村民代表）谁也不会不同意，我（路×3）和马胜利就替他们签上了，我又问路×3以路×7的名义申请，你儿子（路×7）和你侄女（路×7）侄子（路×5、路×6）都同意吗，路×3说这你别管，我是一家之主，说了算，保证出不了问题，我和我儿子（路×7）不会和他们（指路×7、路×5、路×6）争什么，那是我哥哥（路×2）的遗产，又不用我出钱，我们争什么哪，我又问路×3，用你儿子（路×7）的名义申请翻建房，你们有没有附加条件，路×3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样我才给他（路×3）报上去的。证人张×3、路×8在出庭作证时均否认上述村民代表签署意见表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写。此外，证人张×2、张×3均证明路×3拆走3间老房后留下的宅基地，其中一部分已经由村里批给了村民张振东的二女儿使用。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村委会证明、证人证言、宅基地使用证、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表明，诉争3号院原有6间房屋，路×1主持路×2和路×3分家，其中西面3间归路×2，东面3间归路×3。路×3拆走东面3间的砖料，在他处另建房屋。原东面3间房屋使用的部分土地被批准由他人建房。1993年，路×7、路×5、路×6不在诉争3号院居住，该3号院的宅基地未予登记。大兴区魏善庄镇半壁店村委会证明3号院3间房屋是路×2遗留房产。2005年，路×7出资对3号院内3间房屋进行翻建，翻建为北房6间，东西厢房各3间，并在上述房屋居住至今。关于房屋翻建报批手续问题，时任半壁店村的村委会主任的经办人证明，仅是以路×7的名义办理翻建房屋手续。路×7不是原房的实际所有人，部分村民代表也表示报批手续上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故翻建房屋报批材料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路×3、王×1、路×7、苏×1称路×7是翻建房屋的申请人，故其应为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及本案实际情况，确认诉争房屋及相关设施归路×7所有是正确的。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路×3、王×1、路×7、苏×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路×3、王×1、路×7、苏×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阳春
审 判 员 史 伟
代理审判员 王艳芳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