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6民初940号
原告：伍晓春，女，1967年3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志坚（与原告系姐弟关系），男，1978年4月21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沙峪村。
法定代表人：孙逊，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武，北京贵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伍晓春与被告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渤海镇政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晓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志坚、被告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伍晓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给付原告柴鸡蛋款12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从2006年开始，原告为渤海镇政府食堂提供柴鸡和柴鸡蛋，直到2014年10月尚欠柴鸡蛋款1280000元未付，也拒绝由原告继续提供鸡蛋。原告找被告结账，被告以原告提供的发票不真实为由，拒付款项。原告以渤海镇政府食堂管理员孙某出具的单据为证，故提起诉讼。
渤海镇政府辩称，双方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原告主张截至2014年10月共欠鸡蛋款128万元与事实不符。原告不定量不定时送鸡蛋，根据消耗量配送，隔一段时间结一次账，食堂管理员核对之后，原告开票交主管领导签字，通过财务转账付款。根据原告于2009年7月27日至2015年4月20日期间开具的发票，被告累计结账57笔，共计629211.9元，最后一次开票时间是2015年4月20日，2015年6月23日通过北京农商银行向原告转账9999元。最后一笔结账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终止，双方口头约定不再需要原告送鸡蛋了，后续没有交易。鸡蛋款已经全部结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伍晓春与渤海镇政府存在多年的柴鸡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以口头形式订立买卖合同，由伍晓春将柴鸡蛋送至渤海镇政府，渤海镇政府食堂管理员孙某验收清点，随后渤海镇政府根据伍晓春提供的发票向其支付鸡蛋款。
2010年10月20日至2015年6月23日期间，渤海镇政府通过转账的方式向伍晓春的银行账户付款572213.8元。伍晓春主张2015年的鸡蛋款已经全部付清。根据渤海镇政府提交的财务账簿显示：2015年1月16日所付款项对应发票的开具日期为2014年1月10日，2015年3月9日所付款项对应发票的开具日期为2015年2月19日，2015年3月19日所付款项对应发票的开具日期为2014年12月10日，2015年5月13日所付款项对应发票的开具日期为2015年4月20日，2015年6月23日所付款项对应发票的开具日期为2015年4月20日。
此外，渤海镇政府向本院提举了相关财务账簿，主张其曾以现金支票的方式向伍晓春支付四笔鸡蛋款：1.伍晓春于2009年7月27日向渤海镇政府提供一张发票号码为08238127、票面金额为18000元的发票，发票右上角签有“王立臣”字样，发票背面签有“伍晓春”“杜建华”“刘海亮”字样，渤海镇政府于2010年1月25日以现金支票的方式向伍晓春支付了18000元；2.伍晓春于2010年1月15日向渤海镇政府提供一张发票号码为03966564、票面金额为18000元的发票，发票右上角签有“王立臣”字样，发票背面签有“伍晓春”“刘海亮”字样，并备注“2-3月柴鸡蛋”，渤海镇政府于2010年4月19日以现金支票的方式向伍晓春支付了18000元；3.伍晓春于2010年5月4日向渤海镇政府提供一张发票号码为12545608、票面金额为11000元的发票，发票右上角签有“王立臣”字样，发票背面签有“伍晓春”“刘海亮”字样，并备注“4、5月柴鸡蛋”，渤海镇政府于2010年6月21日以现金支票的方式向伍晓春支付了11000元；4.伍晓春于2012年4月7日向渤海镇政府提供两张发票，发票号码为01066439、01066446，票面金额均为9999元，两张发票右上角均签有“王立臣”字样，两张发票背面均签有“于德利”“刘海亮”字样，渤海镇政府于2012年7月9日以现金支票的方式向伍晓春支付19998元。渤海镇政府主张王立臣系主管镇长，刘海亮系办公室负责人，伍晓春在发票背面签名即表明其领取了支票。上述四张支票存根联的收款人栏均为空白，伍晓春主张上述发票背面的“伍晓春”均非其本人书写，亦不认可其领取了上述四张支票，但经本院充分释明后，伍晓春明确表示不对上述签名的真实性申请鉴定。本院依渤海镇政府的申请向北京农商银行渤海支行调取了四张支票的收付款情况，2010年1月25日的18000元现金支票收款人为张某，其余三张支票收款人均为伍晓春。伍晓春认可其收到了2010年4月19日的18000元和2010年6月21日的11000元，但否认收到2010年1月25日的18000元和2012年7月9日的19998元，并主张支票背面的“张某”“伍晓春”并非张某、伍晓春本人所签，经本院释明后，伍晓春明确表示对上述两处签名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
本案审理过程中，渤海镇政府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孙某称：“我负责称重，将单子交给办公室主任，自2009年1月份就开始。”孙某认可伍晓春提举的鸡蛋数量清单系由其提供，并表示清单所载鸡蛋数量系全部收货情况。伍晓春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称：“我出庭证明鸡蛋是20元每斤，具体从哪年开始记不清了。”伍晓春称，张某是其前夫，2005年双方离婚后，其雇佣张某打理养鸡场。
上述事实，有柴鸡蛋清单、发票、现金支票、转账凭证、银行流水、孙某的证人证言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意见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伍晓春与渤海镇政府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为2009年至2014年期间的柴鸡蛋款，但渤海镇政府辩称上述鸡蛋款已经全部付清。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关于柴鸡蛋的单价，伍晓春称2009年至2012年1月为10元每斤，2012年2月至2013年3月为12元每斤，2013年4月之后为13元每斤，2015年曾有过15元每斤的销售记录；渤海镇政府主张，2009年开始是10元每斤，2012年开始有12元每斤的情况，具体价格在10元每斤至13元每斤之间浮动，但未能明确准确单价；综合双方的陈述意见及本案情况，本院对伍晓春主张的鸡蛋单价予以采纳。其次，关于柴鸡蛋的数量，孙某作为镇政府的食堂管理员，负责清点接收伍晓春提供的鸡蛋，其出具清单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该行为后果应由渤海镇政府承担；渤海镇政府虽对清单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且其财务记录难以反映历次鸡蛋买卖的数量、单价等内容，故本院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伍晓春主张清单为未结帐部分的鸡蛋数量，不包括已结账部分，但孙某对此予以否认，渤海镇政府亦不予认可，考虑到孙某仅负责清点数量，且伍晓春未能提供其它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故本院难以采信。根据孙某出具的清单，伍晓春向渤海镇政府出售鸡蛋数量为：2009年至2012年1月共计28124.8斤，2012年2月至2013年3月共计16271.1斤，2013年4月至2014年共计19132.8斤。故，2009年至2014年的应付鸡蛋款共计725227.6元。
关于2010年1月25日的现金支票18000元，根据本院向北京农商银行渤海支行调取的记录，该支票的领款人为张某，伍晓春否认其收到了上述款项。但根据渤海镇政府的财务账簿，该支票用于向伍晓春支付鸡蛋款，伍晓春亦向渤海镇政府提供了相应的发票，并在发票背面签名确认；且在此后半年内，渤海镇政府曾另行给付伍晓春两张现金支票，伍晓春均在对应的发票背面签字确认，并认可收到了相应款项；渤海镇政府主张伍晓春在发票背面签名即代表已领取支票，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等因素，本院对渤海镇政府的主张予以采纳，即确认伍晓春从渤海镇政府领取了该支票，该支票于出票当日即被用于支取现金，应认定渤海镇政府履行了付款义务；伍晓春虽对发票背面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经本院释明后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关于2012年7月9日的现金支票19998元，伍晓春否认其领取了上述支票，但根据本院向北京农商银行渤海支行调取的记录，该支票的领款人为伍晓春。伍晓春虽不予认可，并主张支票背面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经本院充分释明后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确认渤海镇政府已向伍晓春支付柴鸡蛋款639211.8元，其中以现金支票方式支付66998元，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572213.8元。上述款项中的29997元用于支付2015年的柴鸡蛋款，故渤海镇政府尚欠伍晓春2009年至2014年期间的柴鸡蛋款共计116012.8元，渤海镇政府应履行付款义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伍晓春柴鸡蛋款116012.8元；
二、驳回伍晓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60元，由伍晓春负担6850元（已交纳），由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负担131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 哲
书记员 徐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