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成民初字第672号
原告侯松，男，198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系金牛区晟凯钢材商贸部业主。
委托代理人蒲杰，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舒兵，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璧山县。
法定代表人刘金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莫晓宇，四川恒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亚飞，男，196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系公司职员。
被告四川博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法定代表人代秀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波，四川融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长贵，男，196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原告侯松诉被告四川博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4日受理，原告侯松于2013年1月15日申请追加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桓大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依法追加桓大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因桓大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金牛民管初字第2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3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杨长贵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7月24日、2013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侯松的委托代理人蒲杰、舒兵，被告桓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莫晓宇、贾亚飞，被告博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波，第三人杨长贵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被告桓大公司申请对原告侯松提交的《钢材购销合同》、《欠款确认单》上加盖的“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专用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申请对《钢材购销合同》中“杨长贵”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对《钢材购销合同》中“杨长贵”签名的真实性进行了鉴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侯松诉称，侯松系金牛区晟凯钢材商贸部（以下简称晟凯商贸部）业主。2011年10月18日，晟凯商贸部与被告桓大公司下属的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桓大雅安项目部）、被告博大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由晟凯商贸部为桓大雅安项目部独家供应钢材，博大公司作为桓大雅安项目部的担保方。合同对结算单价、吊装费、运费承担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订立后，晟凯商贸部依约向桓大公司供应了钢材，但桓大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2012年4月26日，桓大公司出具《欠款确认单》，确认欠付晟凯商贸部的货款共计475万元，违约金200万元，博大公司代纪文签字确认“欠款属实”并加盖公章。此后，桓大公司仅于2012年6月14日支付了货款50万元，尚欠货款及违约金625万元未付。侯松遂起诉请求判令：一、桓大公司支付货款425万元、违约金200万元，以及从2012年8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二点一加收50%计算）；二、博大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侯松申请将“按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二点一加收50%计算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变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违约金”，其余诉讼请求不变。
被告桓大公司答辩称，一、桓大公司没有与侯松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也没有出具《欠款确认单》，桓大公司与侯松之间没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二、桓大公司代博大公司垫付50万元的行为不构成对欠款的确认，而是由于侯松多次纠集藏族人员到项目现场阻扰施工，在相关部门协调下，为维护社会稳定，桓大公司才代付了50万元。请求驳回侯松对桓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博大公司答辩称，一、桓大公司在承包案涉项目后，将工程转包给曾文，曾文又转包给博大公司，博大公司是实际施工人。侯松是与博大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钢材购销合同》和《欠款确认单》上桓大公司项目部的印章系博大公司私刻并加盖的，与桓大公司无关。二、2012年4月26日的《欠款确认单》系博大公司的负责人代纪文受胁迫出具的，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该《欠款确认单》载明的金额远远高于实际货款数额，并且还约定了高达200万元的违约金。由于侯松纠集了众多藏族人员限制代纪文的人身自由，代纪文被迫在该《欠款确认单》上签字。三、根据博大公司提交的9张供货单，侯松向博大公司供应了价值2978168元的货物，博大公司已经直接向侯松支付了25万元货款，并由桓大公司代为向侯松支付了50万元货款，共计支付75万元，尚欠货款金额为2228168元，博大公司愿意付清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资金利息。请求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
第三人杨长贵陈述称，杨长贵经朋友介绍到博大公司的桓大雅安项目部工作，负责现场施工管理。杨长贵没有签订案涉的《钢材购销合同》，合同上“杨长贵”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写。博大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是真实的，杨长贵在送货单上的签字也是真实的，应当由博大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原告侯松为证明其与桓大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以下证据：
1、桓大雅安项目部（甲方）与晟凯商贸部（乙方）、博大公司（丙方）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拟证明晟凯商贸部向桓大雅安项目部供应钢材，博大公司作为桓大雅安项目部的担保人。
2、证人李先虎、雍和强出庭作证，拟证明《钢材购销合同》的签订情形。证人述称合同签订时杨长贵本人不在现场，是由代纪文将合同拿走后签完字再交回晟凯商贸部的经办人员，杨长贵并非当场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中桓大雅安项目部的印章也是代纪文加盖的。
3、《施工平面图》和《管理人员值班表》，拟证明杨长贵系桓大雅安项目部工作人员，项目部印章系真实印章。
4、中国农业银行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拟证明《欠款确认单》出具后，桓大公司指示其下属四川分公司向晟凯商贸部转账支付了货款50万元。
对上述证据，桓大公司质证认为《钢材购销合同》上甲方处加盖的项目部印章及杨长贵的签名均不真实，且侯松不能提供《钢材购销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桓大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法人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印章，作为本合同附件”的相关材料，桓大公司从未签订该合同；对桓大四川分公司付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桓大公司对《欠款确认单》予以追认的行为表示，而是由于侯松纠集藏族人员阻扰项目施工，在项目业主、派出所及政府的协调下，桓大公司不得已代博大公司垫付的货款。博大公司对上述证据不持异议，认为杨长贵系其工作人员，项目部印章系代纪文私刻并加盖，桓大公司是代博大公司支付货款；杨长贵质证称自己从未签订该《钢材购销合同》，签名非真实。本院认为，侯松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合同签订的形成过程，与本案待证事实有直接关系，应作为证据采信，但其证明力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桓大公司对支付50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支付凭证予以采信，该支付行为能否证明桓大公司系代为履行还是直接履行，应结合全案综合判断。
被告桓大公司为否认其系《钢材购销合同》的相对方，提供了以下证据：
1、《工程项目责任人的经济责任合同书》、项目现场公告墙照片，拟证明桓大公司将诉争雅安项目内部承包给曾文，项目经理为何盛全，并非杨长贵或代纪文。
2、2013年7月18日，重庆璧山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代纪文的《讯问笔录》，拟证明代纪文私刻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并以项目部名义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的事实，合同上“杨长贵”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写。
3、博大公司与电梯供应商、幕墙安装公司分别签订的采购、安装合同，拟证明案涉雅安项目系由博大公司实际施工承建，博大公司均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事实。
4、证人王世国出庭作证，拟证明桓大公司向晟凯商贸部支付50万元的原因，系因侯松组织人员滋扰案涉项目，在有关政府部门协调下才代博大公司先行支付的事实，并非是桓大公司对买卖合同关系及债务的认可。
侯松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工程现场公示栏显示的项目经理是杨长贵；对证据2代纪文的陈述，认为未经司法机关最终认定，不认可其证明力；对证据3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认为证人未参与政府协商事宜，不认可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博大公司、杨长贵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侯松并未否认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有直接联系，应作为证据采信。
原告侯松为支持其主张，还提交了2012年4月26日加盖有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博大公司公章及代纪文签字的《欠款确认单》，拟证明桓大公司应承担的还款责任；桓大公司否认《欠款确认单》中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也否认盖章行为；博大公司认可项目部印章由代纪文加盖，博大公司公章及代纪文的签名均真实，但主张代纪文系受胁迫出具的确认单，货款金额及违约金不是博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主张应以供货单作为确认货款的依据；杨长贵表示不清楚该确认单的情况。本院认为，桓大公司没有充分证据推翻该确认单内容的真实性，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该证据的证明力，即桓大公司、博大公司应否承担责任，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被告博大公司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与侯松提交一致的《钢材购销合同》、与桓大公司提交一致的《工程项目责任人的经济责任合同书》、四川省名兴建筑有限公司与博大公司签订的《项目承包合同》，拟证明博大公司通过工程转包承建案涉雅安项目，《钢材购销合同》系博大公司与晟凯商贸部签订，合同上博大公司的公章及代纪文的签名均真实，但桓大雅安项目部的印章是博大公司工作人员私刻后加盖的事实。
2、9张《送货单》，拟证明侯松实际供货的数量及金额，货款本金远小于《欠款确认单》中的数额，应以《供货单》作为货款确认的证据。
3、中国农业银行转款凭证两张，拟证明除桓大公司代为支付的50万元货款外，博大公司还向晟凯商贸部支付了25万元货款。
侯松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9张送货单仅是晟凯商贸部供应钢材的部分单据，博大公司没有提交全部送货单，不能据此否认《欠款确认单》中的结算金额；证据3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转款，与晟凯商贸部无关，且其中一笔的付款时间在《欠款确认单》出具之前，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桓大公司、杨长贵对上述证据无意见。
第三人杨长贵没有提交证据。
根据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本院认证意见，经审理查明：
2010年12月24日，四川省名兴建筑有限公司与博大公司签订《项目承包合同》，约定博大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负责案涉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的工程施工。合同加盖了双方公章，曾文作为四川省名兴建筑有限公司代理人签字，代纪文作为博大公司代理人签字。2011年1月12日，桓大公司与曾文签订《工程项目责任人的经济责任合同书》，将案涉工程转包给曾文，四川省名兴建筑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加盖公章。
2011年10月18日，博大公司委托人代纪文以桓大雅安项目部（甲方）的名义与晟凯商贸部（乙方）、博大公司（丙方）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由晟凯商贸部向桓大雅安项目部供应钢材，博大公司作为桓大雅安项目部的担保方。其中，合同第三条“钢材合同执行价格约定、计量方式”约定：“1、钢材合同执行价格约定：结算单价以供货当天成都钢铁网攀成钢挂牌价为基准，货到付款。如乙方垫款，向甲方供应钢材其垫资利润为：按批量计算在30天内每吨每天6元，60天内每吨每天8元。超出60天每吨每天10元，甲方在90天内未给乙方付清钢材款和垫资利润，则视为甲方违约。2、甲方每月应向乙方支付50%以上的供货款。乙方供货数量不少于1200吨，两个月内垫资供货不超过八佰吨。主体工程完工一个月内付清所供钢材款和垫资利润。甲方眉山的工地在同等的条件下优先乙方供货。否则视为甲方违约。3、冷轧带肋钢在盘元基础上加150元。4、计重方式：乙方所供钢材按过磅计重，允许有3‰的误差。”合同第四条“钢材供货、收货确认方式”约定：“1、供货方式：供货总量及价格以送货单实际数量和价格为准。吊装费为28元每吨、运费为90元每吨，由甲方承担。钢材由乙方运到甲方所指定的工地现场后甲方应立即组织人员卸车，其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2、收费确认方式：（1）乙方根据甲方通知，将甲方所需钢材供应到甲方指定场地后，甲方及甲方委托授权人对乙方所供应的钢材进行数量签收，由甲乙双方共同签字办理完收货手续（即收货单，该收货作为甲乙双方结算的依据）。乙方为甲方提供普通发票。（2）收货单办理完确认手续后分发甲方、乙方各一份，作为乙方结算依据。（3）甲乙双方签字有效人员名单：甲方签字人员：毛述元、向洪，乙方签字人员无。”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约定：“……2、如果甲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未向乙方付清货款及垫资费用，乙方有权停止供货，在停止供货期间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采购其他厂家、商家任何材料。超过付款期限甲方要向乙方支付应付货款每天3‰的违约金，否则，乙方有权到甲方工地要求甲方停工。3、丙方作为甲方的担保方，甲方在无力支付乙方供货款及垫资费用时，或甲方违约时，则由丙方付给乙方所有费用，并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第七条约定：“甲方与业主方所签工程承包合同，甲方营业执照副本、法人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印章，作为本合同附件。”《钢材购销合同》中，甲方处加盖了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在“项目负责人”处有“杨长贵”字样签名；乙方处加盖了晟凯商贸部印章，李先虎作为委托人签名；丙方处加盖了博大公司公章，代纪文作为委托人签名。合同签订时，并无第七条所约定的附件。
2012年4月26日，代纪文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向晟凯商贸部出具《欠款确认单》，载明：“今贵我双方认真核实账，一致确认我项目部欠贵部钢材货款共计4750000元和违约金2000000元。我单位对贵部供货钢材数量、型号、质量、单价、送货地址、供货时间均无异议。如我单位在2012年8月10日前支付完贵部钢材款肆佰柒拾伍万元整，由贵部将欠款确认单及送货单原件交给我单位。剩余违约金2000000元，晟凯商贸部全部免除不用支付（违约金贰佰万元，从2011年11月25日计算至2012年4月26日止）。特此确认。”《欠款确认单》上加盖了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代纪文在该《欠款确认单》上签字确认“欠款属实”，博大公司加盖公章。
2012年6月14日，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桓大四川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晟凯商贸部支付500000元，其中，“附言”注明为“钢材款”。
博大公司提交了9张《送货单》（客户联），分别记载在2011年10月25日、26日、29日，11月2日、4日、15日、16日、22日、23日，侯松供应了货款本金共计2978171.02元的钢材。《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处填写为“桓大公司”或“桓大雅安项目部”，杨长贵、毛述元、田仕银、向鸿等人在上述《送货单》上签字，对供货数量予以确认，并注明“垫资费按每天每吨6元、8元、10元计算”以及“未付款”。
另查明，1、2013年7月18日，壁山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讯问代纪文的《讯问笔录》中，代纪文陈述：桓大雅安项目部没有在《钢材购销合同》上加盖项目部印章，合同上“杨长贵”的签名也不是本人所签，合同的相关业务与桓大雅安项目部无关，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代纪文和博大公司承担。
2、《施工总平面图》上加盖的印章字样为“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经济或劳务合同、借款、贷款和担保无效）”，该印章与《钢材购销合同》、《欠款确认单》上加盖的“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
在审理过程中，根据桓大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对《钢材购销合同》中“杨长贵”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4年3月20日，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关于不能开展鉴定的说明》，载明：“2014年3月18日四方当事人到我所对杨长贵方提供的8份鉴定比对样本进行确认。因杨长贵方提供的8份有‘杨长贵’签名字迹的材料不被侯松方认同，所以造成了该案无原始鉴定比对样本，只有杨长贵现场书写的‘杨长贵’签名字迹作为鉴定比对材料，使我所无法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为此，我所不能开展相关鉴定。特此说明”。
本院认定上述事实，依法采信了《钢材购销合同》、《欠款确认单》、银行转账凭证、《工程项目责任人的经济责任合同书》、《项目承包合同》、《送货单》（客户联）、《施工总平面图》、《讯问笔录》、《关于不能开展鉴定的说明》、庭审笔录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
审理中，桓大公司申请对《钢材购销合同》、《欠款确认单》上加盖的“重庆市桓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雅安市绕城路姚桥段拆迁安置房工程项目部专用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因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没有在公安机关进行备案登记，不具有唯一性，且在侯松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已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项目部印章，从印章的外在形式能够直观分辨两枚印章的区别。因此，桓大公司申请鉴定桓大雅安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不具备条件，对桓大公司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一、关于桓大公司是否系《钢材购销合同》相对方的问题。
本案中，侯松主张桓大雅安项目部是《钢材购销合同》的相对方，桓大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由于侯松没有证据证明杨长贵系桓大雅安项目部负责人，杨长贵无权代表桓大公司购买钢材，侯松主张杨长贵购买钢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侯松与桓大公司均无法证明《钢材购销合同》中所盖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故不能直接认定“桓大雅安项目部”为甲方、晟凯商贸部为乙方签订了该购销合同。从合同的签订情况看，系博大公司委托人代纪文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与晟凯商贸部签订的合同。因博大公司认可代纪文的代理行为，故该合同实为博大公司以桓大雅安项目部的名义与晟凯商贸部签订。在《钢材购销合同》签订前，博大公司并未取得桓大公司的授权，事后也未取得桓大公司的追认，故合同效力是否及于桓大公司，关键在于博大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博大公司的行为要构成表见代理，侯松应对签订合同时博大公司具有桓大公司代理权的表象特征及侯松自身善意且无过失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博大公司曾以桓大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向侯松购买过钢材，且根据侯松申请作证的证人对合同签订情形的陈述看，侯松既没有核实在“桓大雅安项目部”处签字的“杨长贵”的身份，也无法证明代纪文取得了桓大公司的授权，对桓大雅安项目部的签字及盖章均放任代纪文所为；加之对合同第七条关于“甲方与业主方所签工程承包合同，甲方营业执照副本、法人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印章，作为本合同附件”的约定内容，侯松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附件在签订合同时存在且侯松对此尽到了审查确认的注意义务，故代纪文代表博大公司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的法律效力不能归于桓大公司。
关于桓大公司支付50万元货款能否认定其以实际履行行为认可与侯松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桓大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产生两种可能的法律意义，一是以债务人身份履行债务，二是代他人履行债务。就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桓大公司是在侯松追索货款酿成纠纷后，在案涉工程业主方、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下，桓大公司以工程总承包方的名义先行垫付货款。侯松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桓大公司直接认可自己是《钢材购销合同》债务人的身份，故桓大公司支付50万元的行为不是对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可，该付款行为不产生应承担给付货款义务的法律后果。
二、《欠款确认书》能否作为认定侯松应享有债权的证据。
本院认为，《欠款确认书》系代纪文代表博大公司以桓大雅安项目部名义向侯松出具的承诺，在桓大公司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其法律后果应由博大公司承担。博大公司则辩称该确认书系代纪文受胁迫出具，应予撤销，并举出《送货单》主张重新结算钢材欠款。本院认为，博大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代纪文受胁迫的事实，《欠款确认单》能够证明侯松与博大公司对双方交易结算的确认结果，在博大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系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而作出的情况下，应认定该《欠款确认单》的真实性、有效性。博大公司提交的9张《送货单》载明的货款总额尚未计算钢材垫资费在内，而根据《钢材购销合同》第三条关于垫资费的约定，以及《送货单》中关于“垫资费按每天每吨6元、8元、10元计算”的内容，侯松与博大公司约定了垫资费系钢材货款的组成部分，故《送货单》载明的货款总额虽低于《欠款确认单》中的货款金额，但不足以否认《欠款确认单》的真实性，对博大公司要求以《送货单》重新结算钢材欠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博大公司已支付货款数额的认定问题。除桓大公司代为支付的500000元外，博大公司还辩称通过个人账户支付了货款250000元，但博大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该250000元的收款人系案外人陈琼利，侯松对该笔付款不予认可，博大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支付给陈琼利的款项与案涉钢材货款之间具有关联性，故该250000元付款不能认定为博大公司支付的案涉货款。根据《欠款确认单》，能够证明截止2012年4月26日，博大公司尚欠侯松钢材货款4750000元，扣除2012年6月14日桓大公司代博大公司支付的500000元，博大公司尚欠侯松货款4250000元。
三、关于博大公司应否向侯松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
本院认为，博大公司与侯松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侯松履行了供货义务，博大公司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博大公司提出的《欠款确认单》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的意见，本院认为，侯松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因博大公司逾期付款行为所受的实际损失，鉴于双方已经约定了垫资费作为货款组成的部分，博大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给侯松造成的实际损失应为未付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综合双方在交易中的履行情况等综合因素，本院对违约金酌情予以调整。《欠款确认书》中约定的200万元违约金与侯松主张的从2012年8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性质一致，故应一并酌定，只是违约金的支付应以《欠款确认单》中约定的2011年11月25日为起算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院酌定博大公司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并上浮40%的标准向侯松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综上，本院认为，博大公司与侯松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拖延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给付义务，对侯松要求博大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主张，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因桓大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也无为博大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法律依据，故侯松主张桓大公司承担货款及违约金支付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博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侯松支付货款4250000元；
二、被告四川博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侯松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25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侯松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69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1950元，由四川博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 骥
代理审判员 曾光勇
代理审判员 龚 耘
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郭乔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