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118民初7159号
原告：刘中珂，男，196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
原告：李爱菊，女，1967年4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诉讼代理人：刘帮革，男，汉族，1963年3月15日出生，住天津市红桥区。山东省宁津县大曹镇张傲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告：天津强工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
法定代表人：张文强，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海，天津天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中珂、李爱菊与被告天津强工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中珂、李爱菊及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帮革，天津强工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中珂、李爱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刘中珂2016年6月1日至11日工资2260.08元，2014年7月17日至2016年6月11日公休日加班工资16390.69元、节假日加班工资5849.79元，2015年防暑降温费564.2元、取暖费335元；2、判令被告支付李爱菊2016年6月1日至11日工资1413.6元，2014年7月17日至2016年6月11日公休日加班工资9516.91元、节假日加班工资3731.26元，2015年防暑降温费564.2元、取暖费335元；3、判令被告支付李爱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967.72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自2014年7月17日在被告处工作以来，公司一直未支付二人公休日、节假日加班工资、防暑降温费和取暖费，未给二人缴纳社会保险，至今仍拖欠二人2016年6月份工资，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天津强工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辩称，第一，二原告入职时间是2015年3月1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8日，二原告于2015年12月29日提出辞职，2016年3月15日再次入职，双方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二原告于2016年6月11日自行离职，二原告诉求的2016年6月1日至11日的工资不准确，刘中珂应为971元，李爱菊应为535元。第二，被告不存在公休日及节假日加班问题，原告诉求加班费没有事实依据。第三，由于缴纳社会保险有自己承担部分，因此二原告拒绝被告为其缴纳，二原告为此书面申请放弃该权利，二原告放弃权利后，又以此为理由要求补偿金，不应支持。第四，二原告工作场所有空调，不存在高温作业情况，故原告要求防暑降温费不应支持。第五、法律规定职工工作不满一年，不享受取暖费待遇，二原告2015年工作时间均不满一年，因此取暖费请求不应支持。第六，原告刘中珂从公司支款4000元，该款应返还或抵扣。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均为被告处职工，于2016年5月22日签订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协议书。
2016年8月12日，二原告向静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6年10月14日，该委员会作出津静劳人仲案字（2016）第6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原告刘中珂2016年6月1日至11日工资971元，2015年防暑降温费562元；支付原告李爱菊2016年6月1日至11日工资535元，2015年防暑降温费562元。因二原告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成诉。以上事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质证及认定情况如下：
二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原告李爱菊向被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EMS快递单及回执，证实2016年8月6日，李爱菊以本案被告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向被告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被告已于2016年8月8日签收，签收人是刘国富，单位签发章。证据二，李爱菊2016年1月、4月、5月、6月出勤及计件工资的统计报表，其中背页有被告副总颜伟采购订货的签字；刘中珂2016年1月、4月、5月、6月出勤情况，其中包括2015年11月24日和25日的车间签到簿，上面有被告公司的保全工秦可影的签到情况，证实被告处有签到簿。证据三，2016年8月3日，二原告与被告老板孙景俊及副总颜伟的录音光盘，证实二原告自2014年7月11日至2016年6月11日上班的情况。证据四，二原告工资卡打卡明细，转卡人为被告公司劳动负责人秦学艳，其中李爱菊开卡时间为2014年10月2日，刘中珂开卡时间为2014年8月31日，第一笔工资发放时间为2014年9月7日。2016年1月27日以前，刘中珂打卡的工资是刘中珂和李爱菊两个人的，1月27日以后两个人才分开打卡发放工资。庭审中，二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其调取的被告于仲裁阶段提交的2016年6月份工资表，该表上没有任何员工的签字，其中，刘中珂和管华盛是同工同酬，管华盛当月出勤21天，工资6570元，刘中珂出勤11天，工资不可能只有971元；李爱菊与李翔宇同工同酬，李翔宇出勤21天，工资2506元，李爱菊出勤11天，工资不可能只有535元。另外，该工资表上有秦可影的名字，能证明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签到簿是真实的，且录音证据中的秦勇、尚明洲都在工资表姓名中，也能证明录音是真实的。
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没有收到，刘国富不是公司员工。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秦可影不是公司的人。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孙景俊不是公司的人。对证据四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秦学艳不是公司的人。对被告仲裁阶段提交的2016年6月工资表，因被告的日报表就能证明二原告的工资情况，故现不作为证据提交，且二原告是计件工资，不存在同工同酬的情况，工资存在差异很正常。
被告为证实仲裁委裁决结果正确，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两份，证明二原告2015年3月1日与被告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期间二原告辞职，均于2016年3月15日重新入职，双方续签了期限为一年的劳动合同。证据二，二原告于2015年5月17日签订的入场须知，证明二原告入职时间为2015年。证据三，二原告于2015年12月29日签订的辞职申请。证据四，二原告自愿签署的放弃缴纳社保协议书，其中“乙方本人承诺：今后涉及社会保险缴纳问题，不需公司补偿或补缴，并无需公司承担未办理社会保险所发生的所有责任及后果，愿自动放弃诉讼权利，一切相关事务与公司无关”。证据五，2016年3月至6月的考勤表，证明二原告出勤天数没有超过法定天数，不存在加班情形。证据六、工序生产日报表，有二原告2016年3月至6月每天计件工作情况。被告按此表的核算情况为二原告发放工资。
二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2015年3月1日刘中珂签订的劳动合同认可，是本人签字，但续签的不是刘中珂本人签字，且续签合同上没有被告和劳动鉴定部门盖章。李爱菊的合同及续签合同均不是本人签字，均为刘中珂代签。对证据二，刘中珂签字认可，但李爱菊的不是本人签字，为刘中珂代签。对证据三，刘中珂签字认可，但李爱菊的签字为刘中珂代签。该份辞职报告右下角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处是秦学艳，被告说秦学艳不是公司的人，所以对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四，因没有被告的盖章签字，所以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五，不认可，因2016年4月4日是清明节，2016年6月9日是端午节，该表显示二原告这两天都出勤了，显然与被告所述不存在节假日加班的事实不符。对证据六，不认可，2016年4月2日、3日、9日、10日、16日、23日、24日、30日均为周六日，按被告提供的证据五考勤表显示二原告都没有出勤，但该份证据中，被告将2016年4月2日改为18日，4月3日改为8日，4月10日改为11日，4月9日改为7日，4月17日改为12日，4月16日改为13日，4月19日、20日、21日、25日刘中珂应为乙班均改为甲班，4月30日是周六，考勤表显示没有加班，但生产日报表反映已经出勤，说明公休日仍有加班情况。另外，刘中珂2016年6月11日受伤，但该证据中没有统计。
综合分析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李爱菊于2016年8月6日向被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被告已于2016年8月8日单位签发章签收，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被告没有收到该通知书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二原告提交的2016年1月、4月、5月、6月出勤及计件工资的统计表因无被告负责人的签字或被告单位的名称、公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对于二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由于电子数据具有易于篡改的特性，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本院无法认定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关于二原告的银行卡打卡明细，李爱菊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秦学艳通过网银转账的形式分别于2016年1月27日向李爱菊转账2526元、2016年1月30日转账2961元、2016年4月1日转账3184元、2016年5月10日转账2424元、2016年6月9日转账4117元、2016年7月10日转账3534元；刘中珂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秦学艳通过网银转账的形式分别于2015年10月10日向刘中珂转账6332元、2015年11月10日转账8529元、2015年12月10日转账8427元、2016年1月27日转账4319元、2016年1月30日转账4719元、2016年4月1日转账5814元、2016年5月10日转账3951元、2016年6月9日转账6342元、2016年7月10日转账5411元。被告抗辩称秦学艳不是公司的员工，但其提交的二原告的辞职申请中，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为秦学艳，且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交的工资表中也有秦学艳的名字，故本院据此认定秦学艳系被告公司员工，并对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于2016年1月27日至2016年7月10日期间向李爱菊发放工资，于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7月10日期间向刘中珂发放工资予以确认。刘中珂主张2014年9月7日至2015年9月15日期间的网银转账也是被告为其发放的工资，但其提交的交易明细中无法显示对方的账号和户名，刘中珂亦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故本院无法认定被告于2014年9月7日至2015年9月15日期间为原告刘中珂发放了工资。
关于被告提交的二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续签合同、2015年5月17日签订的入场须知、2015年12月29日填写的辞职申请，李爱菊抗辩称其劳动合同、续订劳动合同、入场须知及辞职申请均系其丈夫刘中珂代为签字，因不是本人签字，故对上述文件的效力均不认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刘中珂、李爱菊夫妻二人均在被告处工作，李爱菊之夫刘中珂代为在劳动合同、续签合同、入场须知及辞职申请书上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本院对刘中珂代替李爱菊签字的上述文件的效力予以认定。原告刘中珂认可除续签合同外均为本人签字，故本院对刘中珂与被告签订的上述劳动合同、入场须知及辞职申请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刘中珂虽抗辩称续签劳动合同不是本人签字，但结合二原告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及刘中珂代李爱菊签订续签劳动合同的事实，本院可以确认二原告均于2015年3月1日与被告签订了为其一年的劳动合同，2015年12月29日向被告提出辞职申请，后于2015年3月15日与被告续签劳动合同的事实。关于二原告于2016年5月22日签字的“关于自愿放弃缴交社保的协议书”，因二原告均认可系本人签字，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2016年3月至6月的考勤表及生产日报表，二原告不认可生产日报表的真实性，主张被告在日期上做了改动，对考勤表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主张根据考勤表能够证实二原告在2016年4月4日清明节及6月9日端午节存在加班事实。本院认为，二原告虽不认可生产日报表的真实性，但无相反证据证实该生产日报表是虚假的，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依据生产日报表无法核算出二原告的工资，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生产日报表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考勤表显示，二原告在2016年4月4日及6月9日均出勤，故本院认定二原告上述二日法定休假日确系存在加班事实。
本院认为，关于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6月1日至11日工资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主张被告工资发放形式为银行卡打卡，下发薪，迟延两个月于每月十号左右发放工资并提交了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主张发放形式为签字领现金，下发薪，迟延一个月于每月月初发放。就该事实之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因被告未能提交二原告在职期间的工资表，且其提交的生产日报表无法核算出二原告的工资数额，此外，二原告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自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7月10日，被告每月向二原告各自账户打款共四笔，最后一笔时间为2016年7月10日，能够印证二原告所述迟延两个月发放工资的说法，故本院采信二原告主张的工资发放形式，并以二原告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来核算其工资。经核算，李爱菊的平均工资为3314.75元，结合被告提交的考勤表及生产日报表，李爱菊该月出勤8天，故被告应支付李爱菊2016年6月1日至11日工资为1219.2元（3314.75元/月÷21.75×8天）。刘中珂的月平均工资为5379.5元，故被告应支付刘中珂2016年6月1日至11日工资为1978.7元（5379.5元/月÷21.75×8天）。
关于二原告请求的2014年7月17日至2016年6月11日公休日加班及节假日加班工资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及续签合同，二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15年3月1日，二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2014年7月17日至2015年2月28日在被告处工作，故本院对二原告主张该时间段公休日加班及节假日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二原告主张的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6月11日期间公休日加班及节假日加班工资问题，因二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该期间存在加班事实，根据被告提交的考勤表，仅能证实二原告在2016年4月4日及6月9日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事实，依据《天津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应按照不低于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300%支付加班工资。故本院对二原告要求按照工资的二倍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的主张予以支持。经核算，被告应支付李爱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609.6元（3314.75元÷21.75×2天×2倍），被告应支付刘中珂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989.3元（5379.5元÷21.75×2天×2倍）。
关于二原告请求的2015年冬季取暖补贴和防暑降温费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二原告均于2015年3月1日入职，并于2015年12月29日提出辞职申请，根据津财行政[2008]58号《关于提高职工冬季取暖补贴标准的通知》规定，二原告工作未满一年，故不符合领取冬季取暖补贴的标准，故本院对二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其2015年冬季取暖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因被告无证据证实已支付二原告2015年的防暑降温费，且其不存在高温作业所以不同意支付防暑降温费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故被告应支付李爱菊2015年防暑降温费562.4元、应支付刘中珂2015年防暑降温费562.4元。
关于原告李爱菊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因
李爱菊以被告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且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于2016年8月6日向被告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就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看，双方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李爱菊也自愿放弃了被告为其缴纳社保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李爱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符合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件，故对李爱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强工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李爱菊2016年6月1日至11日工资1219.2元、2016年4月4日及2016年6月9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609.6元、2015年防暑降温费562.4元，以上共计2391.2元；
二、被告天津强工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刘中珂2016年6月1日至11日工资1978.7元、2016年4月4日及2016年6月9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989.3元、2015年防暑降温费562.4元，以上共计3530.4元；
三、驳回原告李爱菊、刘中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李爱菊、刘中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焦春霞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于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