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9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白长权，男，汉族，1988年10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代理人唐明华，广东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迎杰，男，汉族，1977年7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刘康，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严华敏，男，汉族，1973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许卫权，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有英，女，汉族，1969年7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理人陈润添，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代理人周腾，广东创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白长权、李迎杰、严华敏因与被上诉人陈有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民五初字第2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严华敏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510530.62元予陈有英。二、李迎杰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76722.65元予陈有英。三、李迎杰应在120000元范围内对严华敏在上述第一项判决中的赔偿责任负连带赔偿责任。四、白长权应对严华敏在上述第一项判决中的赔偿责任负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陈有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4224元（陈有英已申请缓交），由陈有英负担10611.47元，严华敏、白长权连带负担2683.59元、李迎杰负担928.94元。陈有英、严华敏、白长权、李迎杰负担的份额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交纳，逾期未交纳的，依法强制执行。
上诉人白长权、李迎杰、严华敏均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白长权上诉称：一、白长权对事故的发生没有重大过失。虽然白长权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但不能就此认定白长权有重大过失。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白长权负主要责任的原因是其驾驶制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未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也就是说白长权的责任混合了两方面的因素。交警部门对白长权所作的笔录中，白长权陈述，在与陈有英碰撞前已采取了刹车措施，但由于车辆制动不合格，最终未能阻止事故的发生。相比较而言，车辆制动不合格比未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对导致事故发生的影响更大一些。由于肇事车辆是雇主李迎杰、严华敏安排白长权驾驶用于工作之用，白长权不知道该车辆存在制动不合格的问题，白长权作为雇员只能服从工作安排，车辆不合格的过错在于雇主，白长权对事故的发生没有重大过失。
二、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白长权作为雇员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定排除了雇员的赔偿责任。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三、李迎杰、严华敏合伙承包工程，两人均是白长权的老板，李迎杰依法应与严华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白长权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大量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迎杰、严华敏通过微信指挥白长权工作，但原审法院只认定了严华敏是雇主，没有认定李迎杰是雇主，不符合事实，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
综上所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白长权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陈有英、李迎杰、严华敏承担。
李迎杰对白长权的上诉答辩称：一、不同意白长权的上诉意见，原审法院认定白长权在事故中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正确。二、原审法院认定白长权与李迎杰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正确，白长权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与李迎杰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严华敏对白长权的上诉答辩称：一、原审法院错误认定白长权与严华敏存在雇佣关系，白长权是严华敏雇佣的司机。原审法院的错误认定，导致白长权是否得到严华敏的允许取得涉案车辆使用权的事实不清。白长权称与同事吕柏洪同时驾车取水马并不符合逻辑，取水马是一件很简单轻松的事，根本不需要两人共同前往。白长权自称是严华敏、李迎杰雇请的施工员而非司机，原审法院对白长权的行为是否工作行为以及工作性质未查清，将复杂的案件当作简单的交通事故来处理。二、严华敏对车辆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受到侵害，严华敏不应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侵权人是指白长权和其同事吕柏洪。白长权不是严华敏雇佣的工人，也没有经过严华敏的同意，私自用车造成事故，对严华敏的身心均造成伤害，严华敏不应承担责任。三、车辆制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问题，是在发生事故后鉴定得出的结论，该结论不能说明事故前车辆的制动不符合技术标准。车辆出厂时是合格的，严华敏对车辆经常进行保养，车辆不存在问题。四、原审法院仅凭微信、短信往来和收据发票就认定严华敏、白长权是雇佣关系明显错误，为查明本案事实严华敏要求追加事发时坐在车辆副驾驶位的吕柏洪为本案第三人。
陈有英对白长权的上诉答辩称：一、白长权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白长权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承担主要责任，所以白长权对陈有英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李迎杰、严华敏是白长权的雇主，两人应对陈有英的损失承担直接连带赔偿责任。
李迎杰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李迎杰承担20％责任的理由为：肇事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制动不符合技术标准，且实际使用人严华敏的声明是内部声明，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酌定李迎杰承担20％赔偿责任。李迎杰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
一、李迎杰于2013年10月29日将车牌为粤E×××××的机动车（肇事车）借给严华敏使用，在发生本案交通事故时，李迎杰并不知道车辆存在制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情况，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一）李迎杰将车牌为粤E×××××的机动车（肇事车）借给严华敏使用，借用时间为2013年10月29日至2014年6月30日，严华敏在《声明及保证》中明确：“交付时该车没有故障，车况良好”，并保证“依法使用，妥善保管，使用中发生的任何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或其他责任概由本人负责”。庭审时，严华敏的代理人对该事实进行了确认，并明确表示除前述义务外，借用期间由严华敏承担保养、维修、买保险等义务。
（二）李迎杰出借车辆时，已尽到出借人的义务。车况良好与否，只能按照出借时的情况而言，出借几个月后，车况是否良好，不应由李迎杰承担关注义务和保养义务。交通事故发生在2014年4月15日，离李迎杰借车给严华敏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李迎杰不可能天天跟踪车的使用情况，若李迎杰要承担车辆缺陷问题造成的责任，是对李迎杰明显的不公平。
（三）借用人严华敏明确承认借车时车况良好，这是最好的、最有力证明当时车况良好的证据。
二、原审法院认为《声明及保证》是内部声明，不予采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一）《声明及保证》是李迎杰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作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车辆在使用过程中责任划分不清的情况，同时，《声明及保证》也作为规范借用人使用车辆，约束借用人行为的要求。
（二）无论是合同、声明、保证等形式的法律文件，均是民事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处分的结果，是民事主体内部的法律文件和法律行为的体现。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这样的法律文件不应作为处理民事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依据，李迎杰不知道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的协议、声明在什么情况下不是内部的，声明需要在哪里公示才具有法律效力，李迎杰并不清楚原审法院作出内部声明认定的法律依据在哪里。
（三）《声明及保证》是借用人严华敏主动出具给李迎杰，庭审中也予以认可，是李迎杰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声明及保证》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均没有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意思表示。只要严华敏没有否认、没有要求撤销该声明，并经法院判决否认其效力，原审法院就不应该否认该声明的效力，对声明不予采纳。
（四）从举证的角度而言，李迎杰举证证明出借时车况良好，借用人严华敏予以承认，李迎杰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除非陈有英、严华敏或原审法院有其他证据推翻该声明，否则就应该予以认定，在没有证据否定声明效力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内部声明”为由否决，显然违反了有关证据规则，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
三、李迎杰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不承担赔偿责任。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从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车辆所有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必须是明知道存在缺陷不告知还故意出借，但从借用人的声明以及本案的事实来看，李迎杰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应承担责任的情形和过错，李迎杰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不服金额296722.65元；2.判令李迎杰不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李迎杰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白长权对李迎杰的上诉答辩称：一、李迎杰与严华敏都是白长权的雇主。白长权原审提交的微信及短信等证据可以证明严华敏、李迎杰曾指示白长权、吕柏洪如何施工或者做什么工作，李迎杰对工作的指示比严华敏还要多。二、李迎杰提交的声明和保证是在事故发生后才作出，车辆在发生事故时处于李迎杰的控制当中。根据微信记录，事故发生当天白长权与吕柏洪是按李迎杰的指示去取水马，如果车辆真的是李迎杰借给严华敏的话，李迎杰不可能指示白长权、吕柏洪去取水马，这从侧面证明李迎杰是白长权的雇主。三、车辆行驶证显示车辆年审有效期至2011年，也就是说事故发生时车辆已经几年没有进行年审，检测报告表明车辆的制动不符合技术标准。正是由于车辆制动性能不合格，导致白长权在事故发生时即使采取制动措施也无法阻止事故的发生，因此李迎杰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大的过错，李迎杰应当对陈有英的损失承担连带损害责任。
严华敏对李迎杰的上诉答辩称：一、严华敏向李迎杰借车时未发现车辆存在瑕疵。二、白长权既非李迎杰雇请的工人也不是严华敏雇请的工人，更不是司机，如果是司机就不会发生事故。三、对于李迎杰的责任，请法院根据案件的证据依法认定。
陈有英对李迎杰的上诉答辩称：一、李迎杰与严华敏共同雇佣白长权是不争的事实。白长权是受严华敏、李迎杰安排工作时驾车发生事故。二、严华敏与李迎杰不存在借用车辆的关系，事实上车辆在发生事故时处于李迎杰、严华敏共同使用支配的状态之下。三、车辆未依法进行年审，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制动存在不合格。原审法院判决李迎杰承担20%的赔偿责任，陈有英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迎杰属于白长权的雇主，白长权在事故发生时正履行职务行为，李迎杰应与严华敏连带赔偿陈有英的损失，请二审法院纠正原审判决认定李迎杰不属于雇主的错误事实，并改判李迎杰全额与严华敏对陈有英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严华敏上诉称：一、严华敏与白长权不存在雇佣关系。严华敏与白长权经朋友介绍相识，是好朋友关系。白长权与严华敏工地上的吕柏洪关系良好，白长权曾到严华敏的工地来玩过，对严华敏的工地有一定的了解。白长权从未在工地上干活，其在原审庭审中也承认未领过工资。严华敏的工人名册中没有白长权的名字，严华敏工地的其他工人也不认识白长权。白长权向法院提供的微信记录、录音证据，来源不合法，真实性不应得到确认，不能证明双方存在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形成不仅是双方的口头交流，雇佣关系也不是合同关系，不是自愿约定就形成雇佣关系，而是要看在生产工作中双方的作用。在严华敏与白长权的共同劳动事实不能得到确认的情况下，通过微信、录音认定双方有劳动关系，这是不妥当的。严华敏要求二审法院对微信与录音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从而排除这一非法、伪造的证据。另外微信与录音的内容不清晰、不明确，即使稍微明确的内容也是白长权以非法目的作出的诱导性的谈话，不能体现谈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作为证据直接采用。原审法院在证据甄别、采用上完全不从主客观一致出发，简单、独断地采用白长权提供的微信、录音，掩盖了事实真相，是严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白长权自认其在严华敏处从事施工员工作，并非司机工作。严华敏从未聘请白长权为司机，事实上，严华敏长期将肇事车辆的钥匙交给工地上的工人吕柏洪（事故时的车上人员）保管，原审判决认定白长权是严华敏雇请的司机，属认定事实不清。
三、严华敏不应当承担责任的原因在于，严华敏只对其工人吕柏洪的行为承担管理责任，对白长权的行为不承担责任。白长权不是严华敏的工人，严华敏只允许吕柏洪用车，并不允许白长权用车。白长权没有证据证明严华敏指示其用车办事。事实上，白民权未经严华敏同意，与吕柏洪一起擅自用车，本身对严华敏的车辆管理权造成了侵权，同时也对车主李迎杰的所有权造成侵权。由于受害者现在处于植物人的状态，受害者的家属极度愤怒，而严华敏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原审法院为尽快处理此案，不顾法律的精神，无视事实，不认真分析内存的法律关系，不理清此案中的雇佣关系、侵权关系、过错责任等法律关系，简单地作出判决。严华敏作为被侵权者被无端扣上侵权的连带责任，无端地为所谓的雇员承担责任。
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严华敏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服金额510530.6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有英、白长权、李迎杰承担。
白长权对严华敏的上诉答辩称：一、严华敏是白长权的雇主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议的，根据白长权原审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白长权通过朋友介绍到严华敏处工作，若严华敏非白长权的雇主，其不可能向陈有英支付305000元医疗费。二、严华敏作为白长权的雇主应提供安全的车辆给白长权使用，正是由于严华敏提供的车辆制动不符合技术标准才发生本案事故，严华敏存在重大过错，严华敏作为雇主应承担直接的赔偿责任。白长权作为雇员履行职务行为期间不需要承担责任。三、短信息上的电话号码，是白长权提供给原审法院的，原审法院也是根据该电话号码将开庭材料送达给李迎杰和严华敏，该电话号码的短信息记录是真实的。
李迎杰对严华敏的上诉答辩称：一、李迎杰同意严华敏的上诉意见。二、先不论证据中微信内容的真实性，即使白长权提交的证据中李迎杰有过工作上的指示，那么李迎杰也是向吕柏洪指示工作并没有向白长权指示工作。三、先不论证据中短信息的真实性，从内容来看，2014年4月12日白长权已经辞职，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白长权又表示继续留下，是由于白长权私自开车发生事故，为逃避自己的责任的做法。四、生活中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别人的电话号码，通过电话号码就能确认双方之间是何关系是不合理的，即使电话号码能够联系送达也不代表李迎杰和白长权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陈有英对严华敏的上诉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严华敏与白长权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管严华敏与李迎杰共同雇佣白长权为施工员还是司机，均不能否认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白长权有驾驶车辆的资格，事故发生时，白长权是受到严华敏、李迎杰共同安排去拉水马，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严华敏、李迎杰应连带赔偿陈有英的损失，但原审判决认定严华敏、李迎杰按比例承担责任错误。
白长权、李迎杰、严华敏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陈有××证明1份、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1张、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张、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门市部票据2张、佛山市南海南国小商品城美芳百货行出具的收据15张、新东升物业管理公司南海分公司出具的收据7张、佛山市南海区敏玉母婴用品店出具的收据6张、佛山市南海区第二人民医院食堂出具的收据8张，拟证明陈有英在本案起诉后到2015年5月13日止发生了151820.88元的医疗费、发生了日用品及纸尿裤费用7770元、发生了陪护费22220元、发生了伙食费800元、营养费4416元。
白长权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陈有英未提出上诉表明其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损失没有异议，陈有英起诉后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以另行主张。
李迎杰质证认为，同意白长权的质证意见，陈有英应另案主张上述费用。
严华敏质证认为，同意白长权、李迎杰两人的质证意见，陈有英提交的证据应当另案处理，有部分发生在原审庭审前，不属于新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因陈有英起诉时上述费用并未发生，陈有英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损失也未提出上诉，故对于该部分费用其应在另案中主张，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中除“白长权是被告严华敏雇请的司机”以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白长权是严华敏雇请的施工人员。
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分析如下：
关于白长权与严华敏、李迎杰的关系。白长权主张其受雇于严华敏、李迎杰两人，并提供了微信记录、短信息记录、垫付医疗费收据及餐费收据等作为证据。微信记录及短信记录中严华敏的电话号码与严华敏提供给法院的电话号码一致；垫付医疗费收据中有严华敏、白长权的签名，严华敏虽否认签名的真实性但未提供反驳的证据；严华敏确认吕柏洪是其雇佣的工人，餐费收据上吕柏洪与白长权共同以施工员的身份签名确认。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白长权与严华敏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白长权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了本起交通事故。白长权未能举证证明微信记录与短信记录的内容由李迎杰使用的电话号码发出，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与李迎杰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对于白长权关于受雇于李迎杰，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严华敏、李迎杰、白长权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白长权在事故发生时正从事雇佣活动中，白长权在事故中的赔偿责任应由雇主严华敏承担。严华敏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白长权在事故中驾驶的车辆所有权人是李迎杰，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迎杰作为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严华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迎杰主张出借时车辆的制动符合技术标准，依据为严华敏出具的关于车况良好的书面声名及保证，但严华敏并非从事车辆检测的专业人员，其所出具的声明及保证，不能证实车辆出借时的真实状况，因此对于车辆存在制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问题李迎杰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原审法院根据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赔偿义务人的过错程度酌定严华敏、李迎杰各自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白长权虽在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但其在驾驶车辆前没有了解车辆的性能状况，驾驶过程中也未按规范安全驾驶，确存在重大过失，原审法院认定白长权与严华敏连带承担对陈有英的赔偿责任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白长权、李迎杰、严华敏的上诉请求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561.14元（白长权、李迎杰、严华敏分别已预交8905.30元、8905元、5750.84元），由白长权负担8905.30元，李迎杰负担8905元，严华敏负担5750.8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睿
代理审判员 谭允仪
代理审判员 袁秋华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车 驰
第17页共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