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918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翟×1，女，1993年3月1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翟×2（兼翟×1委托代理人，翟×1之父），1969年10月3日出生。
翟×1、翟×2之委托代理人张贵忠，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1，女，1949年6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2，女，1956年8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3，女，1962年11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曹×（丁×3之夫），1959年11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4，女，1965年10月19日出生。
丁×1、丁×2、丁×3、丁×4之委托代理人张殿江，北京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翟×3，男，1941年12月12日出生。
原审被告翟×4，女，1967年11月2日出生。
原审被告翟×5，男，1974年7月7日出生。
翟×3、翟×4、翟×5之委托代理人张贵忠，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翟×2、翟×1因与被上诉人丁×1、丁×2、丁×3、丁×4，原审被告翟×3、翟×4、翟×5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4）平民初字第06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翟×2（兼翟×1之委托代理人）及其与翟×1之委托代理人张贵忠（兼原审被告翟×3、翟×4、翟×5之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丁×2、丁×4及其与丁×3、丁×1之委托代理人张殿江，被上诉人丁×3之委托代理人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0月，丁×1、丁×2、丁×3、丁×4起诉至原审法院称：郝×与丁×5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有五女，长女丁×6、次女丁×1、三女丁×2、四女丁×3、五女丁×4。郝×和丁×5在1950年分得的宅基地上建造三间半北房，现门牌号为北京市平谷区×乡×村×街×号（以下简称×街×号）。1965年，丁×5去世。2010年，长女丁×6去世。2012年5月31日，郝×订立遗嘱，约定由丁×1、丁×2、丁×3、丁×4各继承该房屋的四分之一。翟×2认为×街×号房产属于他所有，阻碍丁×1、丁×2、丁×3、丁×4管理、使用该房屋。为确定丁×1、丁×2、丁×3、丁×4享有的份额，故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丁×1、丁×2、丁×3、丁×4享有×街×号房产的份额。
翟×3、翟×4、翟×2、翟×5在原审法院辩称：第一，郝×与丁×5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有五女，长女丁×6、次女丁×1、三女丁×2、四女丁×3、五女丁×4。丁×6与翟×3系夫妻关系，双方共生育二子一女，长子翟×2、次子翟×5、长女翟×4。第二，诉争×街×号房产已由郝×出让给丁×6、翟×3夫妇，并由丁×1、丁×2、丁×3、丁×4出具了证明，我们已交付了相应的购房款。因此，涉案房屋已不属于郝×所有。第三，郝×之夫丁×5已去世数十年，故诉争×街×号房产中应属于丁×5的份额从继承角度早已超出最长的法定时效。第四，我们在诉争房屋内加装了彩钢屋顶，并对诉争房屋进行多次修缮，表明我们已对诉争房屋实际控制。综上，我们不同意丁×1、丁×2、丁×3、丁×4的诉讼请求。
翟×1在原审法院辩称：丁×1、丁×2、丁×3、丁×4所述与事实不符。第一，我系翟×2之女。诉争×街×号宅院系丁×6、翟×3购买。第二，2010年6月13日，丁×6在生前订立了遗嘱，涉案房屋已由我继承取得。第三，我按照公安机关要求由涉案房屋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及乡人民政府出具相关证明后，将户籍迁入了涉案房屋内。现涉案房屋仅有我一人的户籍，故涉案房屋应由我享有。综上，我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由我享有所有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郝×与丁×5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有五女，长女丁×6、次女丁×1、三女丁×2、四女丁×3、五女丁×4。丁×6与翟×3系夫妻关系，双方共生育二子一女，长子翟×2、次子翟×5、长女翟×4。翟×1系翟×2之女。1965年，丁×5去世；2010年，丁×6去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郝×去世。
关于诉争×街×号房产的历史沿革问题，丁×1、丁×2、丁×3、丁×4表示，该房产系郝×与丈夫丁×5所建。翟×3、翟×4、翟×2、翟×5及翟×1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诉争×街×号房产在1967年由郝×及翟×2与丁×6共同翻建成为现在的房屋。1967年时，郝×为41岁，翟×3为26岁，现双方就房屋的历史沿革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关于诉争×街×号房产是否已出卖给丁×6的问题。2003年10月30日，丁×6与丁×3及其丈夫曹×、丁×4签订了证明书，该证明书写明：郝×将旧房3.5间，经郝×及五个女儿同意转让给大女儿丁×6，作价1000元；其中旧房院内外的老柿子树归丁×4所有；另外，此房如果丁×6及其子女卖给外人房钱重新分配，按丁×6得2份、丁×1得1份、丁×2得1份、丁×3得1份、丁×4得1份。现丁×1、丁×2、丁×3、丁×4与翟×3、翟×4、翟×2、翟×5均提供了一份证明书，且丁×1、丁×2、丁×3、丁×4认可其提交的证明书系丁×3之夫曹×所写，并且曹×代替丁×3签名。丁×3亦认可丁×6已给付1000元，但认为该笔款项不是购房款而是准备在郝×去世后为其办理丧事用。丁×1、丁×2、丁×3、丁×4同时表示，在证明上丁×2、丁×1的签名均为丁×6所写。丁×4表示其在翟×3、翟×4、翟×2、翟×5提供的证明书上签名，但未在丁×1、丁×2、丁×3、丁×4提供的证明书上签名。翟×3、翟×4、翟×2、翟×5向法院提供了北京市平谷区×乡×村民委员会原村干部汪×1、汪×2的证明，用以证明在办理翟×1户籍迁入诉争房屋时村干部出具了相应证明，且在出具证明之前二人曾亲自找到郝×，并向郝×本人进行了相关情况的核实。翟×1向法院提供了其户口本，该户口本写明翟×1为诉争×街×号房屋的户主。经法院调取公安机关2012年5月10日翟×1户籍迁入诉争×街×号房屋的相关档案材料，其中2012年3月16日及同年3月27日，北京市平谷区×乡×村民委员会及北京市平谷区×乡人民政府共同出具了诉争×街×号房屋土地使用权归翟×1的证明。经法院向北京市平谷区×乡人民政府调查，翟×1向法院提供的政府证明材料系户籍办理手续的一部分，仅能证明户籍迁入情况，不能证实房屋产权情况。经法院向翟×1提供的证明中，证明人汪×1、汪×2调查，汪×1在法院询问中较详细的说明了相关情况，汪×2拒绝向法院说明情况。
另查，2010年6月13日，翟×3与丁×6订立遗嘱，确定诉争房屋由翟×1继承。2012年5月31日，郝×订立遗嘱，确定诉争房屋由丁×1、丁×2、丁×3、丁×4各继承四分之一。翟×3、翟×4、翟×2、翟×5认可翟×3与丁×6订立遗产赠与书。
庭审中，翟×2表示其安装诉争房屋彩钢瓦支付了2万元，且支付了安装水管费用。为此，翟×2提供了北京市平谷区×乡×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该证明显示翟×2为诉争宅院支付了水管初装费100元。丁×1、丁×2、丁×3、丁×4表示认可翟×2安装了诉争房屋的彩钢屋顶，但认为安装费应为1万元，同时丁×1、丁×2、丁×3、丁×4认可翟×2支付诉争房屋水管安装费100元。
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丁×1、丁×2、丁×3、丁×4与翟×3、翟×4、翟×2、翟×5陈述，丁×1、丁×2、丁×3、丁×4提交的诊断书、房屋出让证明书、1950年诉争房屋土地所有证存根，翟×3、翟×4、翟×2、翟×5提供的房屋出让证明书、房契、遗产赠与书、村委会证明，法院现场勘查图、照片及公安机关户籍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享有所有权。本案中，丁×1、丁×2、丁×3、丁×4与翟×3、翟×4、翟×2、翟×5双方争议焦点为诉争宅院是否已由郝×出卖给了丁×6。对此，双方均提供了由丁×3之夫曹×书写的证明书，但丁×1、丁×2、丁×3、丁×4坚持认为证明书系丁×6采取欺骗手段形成，不能证实房屋买卖的事实。经法院审理查明可知丁×3及其丈夫曹×、丁×4在证明书上签名，且知悉证明书的内容，同时丁×3收取了丁×6共1000元。但该行为并不能直接证实郝×已将诉争房屋卖给了丁×6，丁×6在房屋买卖一事上采取证明形式而非买卖协议形式，与常理相悖。结合翟×3、翟×4、翟×2、翟×5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实翟×1已实际享有房屋的所有权，故翟×3、翟×4、翟×2、翟×5主张的房屋买卖一事，法院难以采信。
关于诉争房屋是否存在郝×之夫丁×5的遗产继承问题。丁×1、丁×2、丁×3、丁×4认为诉争房屋系郝×及丈夫丁×5所有，而翟×3、翟×4、翟×2、翟×5表示诉争房屋的翻建工作系在丁×5去世后进行。双方就此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但双方均认可郝×及丁×5系诉争房屋的原始所有人，而翟×3、翟×4、翟×2、翟×5对于房屋翻建情况应负有举证责任，现翟×3、翟×4、翟×2、翟×5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法院认定诉争房屋应存在丁×5的遗产继承问题。丁×5先于丁×6死亡，故丁×6继承丁×5的遗产应由丁×6的法定继承人继承。现翟×3、翟×4、翟×2、翟×5均认可翟×3与丁×6订立遗产赠与书，故法院确定翟×3、翟×4、翟×2、翟×5应分得的诉争房屋份额由翟×1享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郝×去世，郝×在生前订立遗嘱，且经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出具相关手续。翟×3、翟×4、翟×2、翟×5虽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法院认定郝×订立的遗嘱有效。因丁×6买卖房屋的行为不能得到确认，故丁×6无权处分涉案房屋，丁×6订立的遗嘱无效。法院处理分配份额仅限于房屋，对于诉争房屋的院落应由相关部门予以处理。至于翟×2所述已为房屋安装彩钢瓦及水管情况，翟×2对此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但丁×1、丁×2、丁×3、丁×4认可翟×2支付水管安装费100元及彩钢瓦安装费1万元，故法院根据双方陈述酌情确定相关费用，并由丁×1、丁×2、丁×3、丁×4按比例折价给翟×2。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平谷区×乡×村×街×号房产由丁×1、丁×2、丁×3、丁×4各享有四十八分之十一份额；由翟×1享有十二分之一份额（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二、丁×1、丁×2、丁×3、丁×4每人给付翟×2房屋彩钢瓦及水管安装折价款各三千四百六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法院判决后，翟×2、翟×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丁×1、丁×2、丁×3、丁×4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街×号房屋在2003年10月30日之前属于郝×及丁×5所有，双方没有争议。双方提交了×街×号房屋处置情况的证明书，该证明书足以证明×街×号房屋已于2003年出售给丁×6。此房出售给丁×6是双方签字确认的。但原审法院仅凭房屋处置证明书的形式不是买卖协议，而否定证明书的效力明显事实不清。郝×个别女儿不在场，未能亲笔签字，并不能影响证明书的效力。在郝×女婿曹×收取丁×6给付的1000元房款与证明书吻合的情况下，在×乡人民政府已经为翟×1出具了×街×号房屋土地使用权归翟×1的证明的情况下，在村委会为翟×1出具入户证明时，曾向郝×进行了问讯，郝×认可×街×号房屋出售给丁×6是客观实际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街×号房屋已出售的客观事实不予认定，有悖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在没有遗嘱原件，遗嘱代书人、见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下，仅凭调查笔录就认定代书遗嘱复印件的效力，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应当先确认涉案房屋买卖是否有效。
丁×1、丁×2、丁×3、丁×4同意原判。
翟×3、翟×4、翟×5同意翟×2、翟×1的上诉理由和请求。
经审理查明，庭审中，就证明书上“曹×、丁×1、丁×2、丁×3、丁×4、丁×6”的签字，丁×3的委托代理人曹×陈述：曹×的名字是本人签的，丁×3和丁×2的名字是曹×代签的，丁×4的名字是丁×4本人签的，丁×1的名字应该是丁×6代签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翟×2、翟×1主张郝×已将×街×号出售给丁×6，其提交了证明书予以证明。丁×1、丁×2、丁×3、丁×4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证明书系丁×6采取欺骗手段形成，不能证实房屋买卖的事实。本院认为，证明书仅有买房人的签字，没有卖房人的签字，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且证明书明确载有“如丁×6及其子女将房屋卖给外人则房钱重新分配”的内容，此亦有悖于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的买卖合同目的，故在丁×1、丁×2、丁×3、丁×4等共有人否认买卖关系存在的情况下，仅凭证明书及翟×1迁入户籍的事实不能证实郝×已将房屋出售给了丁×6。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丁×1、丁×2、丁×3、丁×4虽仅提交了郝×遗嘱的复印件，但经过原审法院调查，该遗嘱确系经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出具的相关手续。翟×2、翟×1虽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审法院认定郝×订立的遗嘱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丁×1、丁×2、丁×3、丁×4要求确认其享有×街×号房产的份额，于法有据，其合理部分应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及财产的实际情况，依法确认各共有人享有的份额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翟×2、翟×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丁×1、丁×2、丁×3、丁×4负担35元（已交纳）；由翟×3、翟×4、翟×2、翟×5负担15元、由翟×1负担2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翟×2负担35元（已交纳）；由翟×1负担35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丽丽
代理审判员 贾 旭
代理审判员 吴强兵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仵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