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商）初字第00394号
原告谢琳，女，1953年4月2日出生。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号。
负责人储成龙，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民峰，男，1979年4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邢磊，男，1984年11月5日出生。
原告谢琳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朝阳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方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杨帆、董璐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琳，被告工行朝阳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李民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谢琳起诉称：谢琳在工行朝阳支行开立了账号为6215＊＊＊＊＊＊2009的银行账户。2014年9月27日，谢琳在消费时发现银行卡内余额不足，经到柜台查询才发现其账户在2014年2月13日、9月9日分别被他人盗刷1万元、500元。谢琳认为，银行应当保障其账户安全。现其财产受到损失，工行朝阳支行应当承担责任。故谢琳诉至法院，要求工行朝阳支行赔偿105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工行朝阳支行答辩称：不同意谢琳的诉讼请求。第一，谢琳主张的2014年2月13日发生的1万元POS消费系他人刷走且本人不知情缺乏证据支持，该笔消费谢琳既无法证明非本人交易，也无法证明人卡未分离；在争议两笔交易期间，涉案银行卡存在使用情况，基于对个人财产的谨慎义务，谢琳对此笔消费应当知情。该笔消费发生地点为北京。北京作为谢琳的长期居住地，具备刷卡消费的合理性，且谢琳的用卡记录亦表明，谢琳持该卡在商场、超市进行消费的情形具有经常性。谢琳在此笔消费发生之后于2014年6月9日第一次使用该卡，当时在华堂超市大兴店的ATM机取款4次，每次取款100元，卡内余额60.56元。由于ATM机吐钞面额为100元，故谢琳将卡中金额最大限额支取的行为能够表明其对卡内余额是知晓的。故谢琳声称对1万元的消费交易不知情，与事实和常理均不相符。第二，谢琳主张的2014年9月9日发生的500元消费系他人所刷，亦无证据支持。该笔交易发生于2014年9月9日18时37分，消费地点为大连。当日上午9时4分，谢琳在工行朝阳支行柜台向卡内转入2000元。两笔业务发生时间间隔较长，银行卡有充分的时间条件和交通条件完成北京至大连的空间位移。谢琳不能举证证明其当日并未前往大连且卡片未与本人分离。且在该笔消费发生前，卡内余额为20060.92元，消费发生后余额为19560.92元，该卡片2014年9月9日至9月27日期间无任何消费及支取行为。如果该笔消费系他人盗刷，那么盗刷者舍大取小既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盗刷的一般特征。第三，根据合同约定，谢琳负有妥善保管卡片和密码的义务，并认可凭密码进行的交易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密码由谢琳完全控制，通过加密函数计算后生成结果并通过固件保存在银行密码数据库，杜绝任何人从银行端查询、窃取、倒推密码的可能，如有非本人使用密码的情形只能系谢琳保管不善；工行朝阳支行根据合同约定完成了凭密支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第四，如果存在他人盗刷的情形，至少应当查明他人取得卡片和密码的手段确实是非法的，才能排除持卡人串通他人侵害银行合法权益的可能，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进行后续的责任认定；本案应当在公安机关作出明确的侦查结果后再行处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8日，谢琳在工行朝阳支行申请开立了牡丹灵通卡，账号为6212＊＊＊＊＊＊6599。申请书后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载明：甲方自愿选择在乙方开立人民币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或自愿将本人已经开立的人民币活期储蓄账户转为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乙方同意为甲方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并为甲方提供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服务；对于预留密码的客户，凡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行为，甲方应妥善保管账户介质、密码、印鉴、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有关业务凭证等，因甲方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载明：申请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持卡人使用借记卡办理消费结算、取款、转账汇款等业务须凭密码进行；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等。2014年2月13日，上述银行卡在北京通过POS交易消费1万元，卡内余额455.56元。2014年9月9日18时37分，该银行卡在大连通过POS交易消费500元，卡内余额19560.92元。另，该银行卡2014年1月16日通过POS交易消费10200元，2014年6月9日分4次通过ATM机各取款100元，2014年9月9日在北京上午9时4分通过柜面交易存款2万元。
2014年9月27日，谢琳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田村派出所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田村派出所出具受案回执。2014年11月5日，谢琳前往中国工商银行翠微路支行半壁店支行填写客户银行卡疑似被盗刷情况登记表，称：客户在2014年9月27日在我网打印明细，发现9月9日消费500元去向不明，紧跟追查，2014年2月13日有笔1万元消费去向不明，然后报警。
2014年9月29日，谢琳办理了换卡业务，将尾号6599银行卡更换为尾号2009的银行卡。
谢琳表示涉案银行卡开通了手机短信提醒业务，预留了其本人的手机号码，但手机号码未能收到上述两笔交易提醒。工行朝阳支行调取了1万元消费的POS签购单，该签购单载明商户名称北京玉崔缘，交易类型为消费，交易金额1万元，持卡人签名处签有“谢琳”。谢琳表示该签名非本人签名。庭审中，谢琳确认涉案银行卡背面并未预留谢琳的签名。
上述事实，有原告谢琳提交的账户交易明细列表、接受案件回执单、客户银行卡疑似被盗刷情况登记表，被告工行朝阳支行提交的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POS签购单（复印件）和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谢琳向工行朝阳支行申请开立账户，工行朝阳支行同意为谢琳办理上述业务，双方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在谢琳与工行朝阳支行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工行朝阳支行应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其中包括对储户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即银行首先要对所发的银行卡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轻易盗用，其次银行应保证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安全适用。
本案中，谢琳称2014年2月13日、9月9日两笔消费交易系他人操作，并以此要求工行朝阳支行对此进行赔偿。本院认为，工行朝阳支行进行赔偿的首要前提是涉案两笔交易能否认定系伪卡交易。第一，2014年2月13日1万元的交易。该笔交易发生地为北京，消费方式为POS交易。在此笔消费之前，谢琳曾经使用涉案银行卡进行了POS交易，消费金额为10200元，在此之后2014年6月9日，谢琳分4次通过ATM取款分别取款100元，此后余额为60.56元。从上述交易可见，首先，争议交易发生之后在2014年6月9日，谢琳分4次共计取款400元，后卡内余额为60.56元，此时谢琳应当能知道银行卡余额；其次，谢琳长期居住地为北京，争议消费的交易地亦为北京，在此之前及之后的多次交易亦发生于北京；再次，根据工行朝阳支行调取的消费签购单显示，该笔消费签名为“谢琳”，说明使用人清楚的知道涉案银行卡的所有人是谁。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不能认定2014年2月13日1万元的交易系他人使用伪卡完成。第二，2014年9月9日的500元交易。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当日上午9时左右该银行卡在北京有过操作记录，但争议的500元交易发生于当日下午6时许，间隔时间较长。其次，争议交易发生当时银行卡余额为19563.25元，而争议交易发生额为500元，此消费行为与盗刷银行卡的常理不符。第三，上述两笔交易发生后2014年9月27日谢琳才报警，此时距离第一笔交易发生时已经相距近7个月之久。
综上，谢琳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银行卡的2笔争议交易是伪卡交易，因此谢琳要求工行朝阳支行赔偿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谢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六十二元，由原告谢琳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方
代理审判员 杨 帆
代理审判员 董 璐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周裕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