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73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孝强，男，198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娟娟，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涛，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长利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白沙洲大道205号。
法定代表人：易乔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华，湖北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坤，湖北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耿孝强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长利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利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1民初2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4日立案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耿孝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娟娟，长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坤、杨志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耿孝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判令长利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043.79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长利公司的分流安置方案未变更其与耿孝强双方对于工作地点的约定，系事实认定不清。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作地点为武汉市，约定不明确、不具体，且并未就具体工作地点进行过其他明确约定，应当以合同实际履行的工作地点即长利公司白沙洲厂区为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长利公司关停白沙洲厂区生产线后，要求耿孝强到公司汉南厂报道上班，这种分流安置方案单方变更了双方对于工作地点的约定，属于双方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2、一审认定耿孝强工作地点的变更不属于订立劳动合同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支持耿孝强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长利公司要求耿孝强前往与原工作地点相隔数十公里之外的汉南厂上班，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正是因为长利公司单方变更约定工作地点的行为违法，耿孝强才明确表示不愿意到汉南厂工作。根据原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长利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长利公司答辩称：1、长利公司对耿孝强调整的工作岗位仍在武汉市，没有超过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不属于改变工作地点。2、长利公司工作性质特殊，耿孝强应当服从公司的工作管理安排。3、长利公司对被安排到汉南厂的员工提高了工资待遇，还提供通勤车上下班。4、长利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书面通知耿孝强续签劳动合同，其未予回应，此后也未到岗上班，双方劳动关系已实际解除，耿孝强不符合享受经济补偿金的情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耿孝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耿孝强与长利公司双方劳动合同解除；2、判令长利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043.79元；3、判令长利公司为耿孝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和失业保险备案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9月，耿孝强入职长利公司。2011年1月1日，双方签订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耿孝强职务为熔化工，工作地点约定为武汉市，耿孝强的实际工作地点在长利公司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的厂区。2015年11月30日，根据省、市、区政府文件要求和规定，长利公司拟将白沙洲厂区关停，并向耿孝强等人下达通知1份，要求耿孝强等人15个工作日内到汉南厂报到，否则按自动辞职处理。同年12月18日，长利公司向耿孝强等人发出续签劳动合同通知，但耿孝强等人均表示不同意到汉南厂报到，也未与长利公司续签劳动合同。耿孝强于2015年12月15日向长利公司发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告知书，并于12月23日向武汉市洪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后未到岗工作。长利公司支付耿孝强劳动报酬至2015年12月30日。武汉市洪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耿孝强、长利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长利公司为耿孝强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驳回耿孝强的其他仲裁请求。耿孝强不服该仲裁裁决，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长利公司为耿孝强缴纳了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
一审法院认为：按照耿孝强、长利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约定，耿孝强的工作地点为武汉市，双方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31日期满。因按照省、市、区有关部门要求，长利公司拟将白沙洲厂区关停，长利公司安排耿孝强等技术工人到汉南厂工作，该工作地点仍在武汉市，且耿孝强的工作岗位并未发生变化，劳动报酬也未降低，但耿孝强等均表示不愿到汉南厂报到。耿孝强所称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理由不充分，同时不能证明该变化致使劳动合同不能履行，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且该条规定的情形是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在双方劳动合同届满前，长利公司向耿孝强发出续签劳动合同通知，在不降低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下，耿孝强也不愿与长利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并在双方劳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不到岗工作，致使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12月23日实际终止，对耿孝强要求判令与长利公司劳动合同解除的诉讼请求，虽耿孝强未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但其在2015年12月23日后未到岗工作，属于耿孝强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而致使劳动关系终止。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对耿孝强要求长利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因耿孝强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长利公司有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及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其他情形，且长利公司厂区变更后的地点仍在武汉市，其工作地点的变更是根据省、市、区政府文件要求污染企业减排、保护和改善环境而确定的，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耿孝强、长利公司劳动关系已终止，长利公司应当为耿孝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对耿孝强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又因是耿孝强自身的原因致使耿孝强、长利公司劳动关系终止，是否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应当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行政部门审核认定，耿孝强要求长利公司办理失业保险备案手续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处理。
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耿孝强与长利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12月23日终止；二、长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为耿孝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三、驳回耿孝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
本院二审期间，长利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劳动合同，拟证明耿孝强与长利公司约定的工作地点为武汉市，耿孝强必须按照员工手册及公司相关制度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证据二、员工工作调整通知书，拟证明耿孝强与长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长利公司就有白沙洲与汉南两个厂区，且两个厂区人员基本都是打通调配使用；
证据三、员工手册，拟证明耿孝强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服从长利公司的工作安排，包括因生产、工种等原因；
证据四、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解释及规定，拟证明长利公司对耿孝强的工作调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
证据五、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对武汉长利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实行停业关闭的通知》，拟证明长利公司白沙洲厂区系应政府环保要求进行政策性关停；
证据六、长利公司关于提高、改善到汉南厂工作员工福利待遇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拟证明：1、该公司《工资分配管理办法》、《关于公司浮法三线的定岗定员和确定岗位系数的通知》及对比表，拟证明汉南厂实际工资（含交通补助）发放额度比白沙洲厂区要高出约200元；2、长利公司为汉南厂员工提供了免费上下班的交通通勤车，车程耗时约40分钟；3、在汉南厂工作人员额外享受交通补助5元/工作日；4、长利公司为汉南厂员工提供了倒班休息室；5、长利公司为汉南厂工作员工提供了成本价的企业自建宿舍；6、汉南区当地有良好的中小学教育资源；
证据七、长利公司白沙洲厂区生产线关停后职工分流安置方案，拟证明根据政府要求，该公司2015年底白沙洲厂区将进行关停，安置方案规定凡不愿意到新滩厂（洪湖）工作的基数岗位操作工，该公司将安排到汉南厂同岗位工作；
证据八、2015年8月份工作考核表及2015年9月技术津贴汇总发放表，拟证明耿孝强为技术岗位员工。
耿孝强向本院提交长利公司与张瑞之间的经济补偿协议，拟证明技术工亦有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
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耿孝强与长利公司于2011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时，长利公司白沙洲厂区和汉南厂都已实际存在，其中白沙洲厂区在武汉市中心城区，汉南厂在武汉市远城区，两区域距离几十公里。耿孝强住在中心城区。2、长利公司为同意从白沙洲厂区调动到汉南厂工作的员工提高了待遇约200元/月，配备了从白沙洲厂区出发到汉南厂的免费通勤车，还另有每日5元的交通补贴。历史上曾有少数员工从白沙洲厂区调动到汉南厂工作。3、耿孝强的工作岗位是长利公司员工手册中所称的技术岗位。耿孝强离职前十二月平均工资为3614.45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案二审主要针对耿孝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长利公司应否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本院认为：长利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通知耿孝强15个工作日内到汉南厂报到，该15个工作日届满日为12月21日，但耿孝强在期限未届满之前的12月15日就向长利公司发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告知书，告知已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并从即日起不再上班。长利公司此后于12月18日通知耿孝强续签劳动合同，耿孝强未予续签并于12月23日申请了仲裁。上述事实可知，长利公司未解除劳动合同，是耿孝强以申请仲裁的方式解除劳动合同。
长利公司白沙洲厂区和汉南厂分别位于武汉市中心城区和远城区，两区域距离几十公里，显然存在较大差异。耿孝强住在中心城区，其工作地点在中心城区还是在远城区，相应在生活、教育、医疗、交通等多方面都有较大差异。长利公司对同意从白沙洲厂区到汉南厂工作的人员，给予一定待遇并配备免费通勤车辆，说明其对两区域之间的差异也是明知的。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作地点为武汉市，未明确指向具体工作的厂区，考虑到签订该合同之前，耿孝强已实际在白沙洲厂区工作多年，而两厂区工作地点的变化必然会对劳动者生活多方面带来较大影响，在长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合同时已向耿孝强明确说明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武汉市”还包括汉南厂，故应当按照普通劳动者所能理解的通常情形，认定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就是实际工作地点。劳动合同约定耿孝强应当按照员工手册履行岗位职责，员工手册第七条载明专业技术人员应服从公司工作安排，但考虑到耿孝强从入职起即在白沙洲厂区工作，其到汉南厂工作必然会对其生活造成实质性影响，因此，员工手册中所称的工作安排应当应当作通常解释，即指向某一具体工作内容，并不应当包括将工作地点变更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其他厂区，长利公司称耿孝强应当服从公司安排到汉南厂工作，其理由并不成立。长利公司二审中提交证据，拟以曾有人从白沙洲厂区调动到汉南厂工作，来证明双方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包括了汉南厂。就此，本院认为，他人基于其自己的想法同意调动工作地点，并不能代表耿孝强也应当同意调动工作地点，加之长利公司又未提交证据，从而证明长利公司已向耿孝强说明过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包括汉南厂、将来可能会将耿孝强从白沙洲厂区调动到汉南厂，故本院对长利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长利公司要求耿孝强将工作地点从白沙洲厂区变更到汉南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范围，在双方协商未果，耿孝强不同意变更工作地点的情况下，耿孝强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根据该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长利公司应向耿孝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耿孝强2008年9月入职，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5年12月，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3614.45元，长利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数额为27108.4元（3614.45元×7.5个月）。耿孝强自述，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长利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鉴于该条法律规定的是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而本案中系耿孝强解除劳动合同，故本案中不能适用该条法律规定。劳动者在解除劳动合同时自述的法律依据错误，并不影响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长利公司以耿孝强解除劳动关系适用法律条款错误为由，要求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耿孝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相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1民初28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一、耿孝强与武汉长利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12月23日终止；二、武汉长利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为耿孝强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1民初285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驳回耿孝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武汉长利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向耿孝强支付经济补偿金27108.4元；
四、驳回耿孝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予以免收。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义林
审判员 蒋劢君
审判员 褚金丽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何晋林
书记员 丁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