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民终42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杭州久祥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郭东园巷*号***室。
法定代表人：李政，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加宁，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妮，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号**楼。
负责人：练亦纬，该分公司副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号太平金融大厦**层。
法定代表人：李劲夫，该公司董事长。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志宇，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梁，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久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祥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浙江分公司）、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278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9月7日、9月21日两次召集双方当事人调查质证，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久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妮、被上诉人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志宇、郑梁参加了第一次调查质证；上诉人久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加宁、被上诉人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志宇、郑梁到庭参加了第二次调查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久祥公司于2016年11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太保浙江分公司向久祥公司支付保险赔款2003343.65元（按300815.90美元依2016年7月28日美元与人民币汇率6.6597折算）；2.判令太保公司为太保浙江分公司上述赔偿款承担共同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2月2日，太保浙江分公司签发编号为66402060620160000991的货物保险单，投保人为久祥公司，货物出发日期根据提单，航运系从中国天津出发经青岛、希腊THESSALONIIQ至收货人仓库，投保金额为300815.90美元。条款和条件为：“根据1981年1月1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包括所有风险（包括仓至仓条款），根据1981年1月1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包括战争险，包括T.P.N.D。”2016年2月6日，久祥公司将货物594箱电池从青岛港通过辛克物流出运，收货人为LEADER96LTD（以下简称L公司），卸货港为塞萨洛尼基。货到目的港清关后，收货人发现集装箱内部分电池已烧毁，遂通知久祥公司，并已将保险单项下权益转让给久祥公司。久祥公司立即通知太保浙江分公司报案索赔。2016年5月20日，久祥公司却收到W.E.CoxClaimsGroup理赔人RyanChan的电子邮件，其称是代表久祥公司货物承保人太保公司的理赔代理人，其结论是“起火不可能由运输期间任何外部原因或者任意以外事故引起。因此，最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短路引起的电池自燃”，并通知久祥公司保险公司正式拒绝索赔。久祥公司对W.E.CoxClaimsGroup的结论和告知持有异议和反对意见：一、W.E.CoxClaimsGroup并非一家专业的、权威的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其无权就保险标的的质量问题发表意见，久祥公司也没有看到第三方权威产品质量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二、久祥公司向太保浙江分公司投保的险别是一切险，系“1981年1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包括所有风险（包括仓至仓条款）”；三、久祥公司发运的电池均经过UN38.3(《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标准和试验手册》第38.3条款)测试，UN38.3包括了“高空模拟、温度试验、震动、冲击、外部短路、挤压、过充电、强制放电”等内容，并且电池的出口经过国家商检部门的危险品出口认证许可。久祥公司认为太保浙江分公司应全额进行保险赔付，太保公司作为太保浙江分公司的母公司应承担共同责任。
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1.久祥公司投保的海洋货物运输一切险，根据保险条款承包的范围除包括平安险、水渍险，还包括运输途中外来原因的一切险，但是涉案的事故不是外来原因造成的，所以不属于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的承保范围；2.起火是由于电池内部因素引发短路造成的，是电池的本质缺陷引起的；3.久祥公司的贸易方式是FOB，货物的风险自越过船舷由收货人承担，久祥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4.报关单显示货物的价值为273469美元，久祥公司诉请的赔偿不应该超过保险价值，并且从货物受损的情况看也有将近一半以上的货物是轻微受损、没有受损的迹象或者仍具有一部分的残值，该部分应从诉请中金额中扣除。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久祥公司为向L公司出口锂电池，自星恒公司和博得立公司采购锂电池。星恒公司提供了中认英泰（苏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针对型号为XH370-13J(10IMP18/66/133(13)-001)的《锂电池危险货物分类定级试验报告》和吴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电池产品检测实验室出具的针对型号为XH06-370-11J(10IMP18/66/133(11)-006)的《检测报告》，博得立公司提供了深圳市巴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针对型号为HTA-104C22-01的《测试报告》。上述报告均表明，所测试产品均符合《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标准和试验手册》第38.3条款中包含震动、冲击、外部短路等在内的试验项目的标准要求。同时，星恒公司、博得立公司提供了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危险货物与包装检测中心出具的《危险货物分类鉴定书》，鉴定结论为该锂蓄电池组主要危险性为杂项危险性，联合国编号为3480，危险性类别9。2016年1月，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星恒公司于2016年1月5日灌装的331箱型号为XH370-13J(10IMP18/66/133(13)-001)的锂电池组（3个/箱）、2016年1月8日灌装的34箱型号为XH06-370-11J(10IMP18/66/133(11)-006)的锂蓄电池组（3个/箱）、2016年1月8日灌装的102箱型号为XH370-13J(10IMP18/66/133(13)-001)的锂蓄电池组（3个/箱）分别出具了《出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鉴定结果单》，鉴定结果均为涉案危险货物适用的包装容器，经抽样鉴定，实用性和使用方法符合《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的要求。同月，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博得立公司于2016年1月11日灌装143箱的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组（4个/箱，142箱；3个/箱，1箱）出具了同样鉴定结论的《出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鉴定结果单》。
2016年2月2日，太保浙江分公司作为授权签发人，签发了编号为66402060620160000991的货物保险保单。保单首部载明太保公司愿为久祥公司出运货物承担保险责任，保单上载明被保险人为久祥公司，船名航次为MSCMAYAFW605W，开航时间根据提单记载，航程为自天津到青岛经希腊塞萨洛尼基最终至收货人仓库，投保金额为300815.90美元，条款和条件为1981年1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中的一切险（包括仓至仓条款）和战争险（包括T.P.N.D）。双方特别约定，涉及本保单下的损失与损害的索赔，除非及时通知该损失或损害并从保险公司或保单制定代理人处取得勘验报告，否则，保险公司有权拒赔。保单载明勘验和理赔代理人为MACRYMICHALOSBROTHERSLTD（WECCG勘验代理人）并附有具体联系方式。
2016年2月5日，经青岛宸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青岛保税港海关申报，久祥公司上述货物分为四单进行报关，其中协议号为JS6558A的货物品名为8.8AH、36V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组，共128件，报关总价70000美元；协议号为JS6558B的货物品名为13AH、36V锂蓄电池组，共102件，总价48060美元；协议号为JS6558C的货物品名为11AH、36V锂蓄电池组，共34件，总价14300美元；协议号为JS6558D的货物品名为13AH、36V锂蓄电池组，共330件，总价141109美元；上述货物总价合计273469美元，成交方式均为FOB。
2016年2月6日，上述货物在青岛港装船出运。案外人辛克物流（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向久祥公司签发了编号为CNTAO0000069947的提单，载明托运人为久祥公司，收货人与被通知人均为L公司，起运港为中国青岛，卸货港为塞萨洛尼基，一个20英尺干货集装箱，箱号为MAEU6734591，铅封号为CN2787837，船名航次为MSCMAYA/605W，594箱货物，总重量7956.4千克，16.78立方米，运费到付。
2016年4月4日，涉案货物到达目的港塞萨洛尼基，后经陆路运输于同月14日到达收货人L公司处，经查验发现货物受损。2016年4月15日，L公司工作人员向检验公司F公司发送邮件，请求协助处理涉案货损保险事故，对损失进行评估，同时说明系中国发货人（即久祥公司）提供F公司的联系方式。2016年4月16日至17日，F公司检验人员、电池生产厂星恒公司和博得立公司各自的代表共同对涉案集装箱进行拆箱并对货物受损情况进行检查。2016年4月20日，星恒公司依据现场勘验情况，出具《集装箱内货物熔损事故勘查报告》，报告中载明，打开柜门时，从下往上第3、4层货物相较于发运时，倒塌凌乱，从柜门处卸货至第6竖排发现有熔毁的货物，随后发现第6、7竖排为主要熔损区域。货物受损情况区分为五种：完全熔毁，大约20箱60组电池；严重受损、较严重受损、明显受损，这三类合计150-200箱左右；轻微受损或无受损迹象，约有200-250箱左右，其中较严重受损、明显受损和轻微受损或无受损迹象货物均需进一步检测。对事故发生时间仅能推断为启运港开船之后，具体时间具体发生地点无法判断。基于此，无法查明真实原因，仅从理论层面推测有可能为：1.货物出运过程中，由于搬运、堆放不牢等外部因素造成电池结构受损，产生短路和高温；2.电池组外围电路短路或某单体电芯内部短路；3.高温熔毁中心区域正上方集装箱顶部外观异常区域的未知因素引发本事故。报告结论部分，仅能对开箱查验的货物状态进行描述，并对货物受损情况做出清点。对事故原因仅能做出推测，无法对事故责任做出认定。
2016年5月16日，F公司就涉案货物保险事故做出了《事故报道》，对集装箱内部受损情况的描述与星恒公司出具的《集装箱内货物熔损事故勘查报告》描述基本一致，就货物受损的性质和损失大小，《事故报道》中载明，收货人L公司担心受高温影响电池可能出现毛病并且将来存在自燃的危险，认为全部货物不能利用；同时引用星恒公司进一步检验后的结论，认为不能保证电池正常的利用，建议对电池进行报废。据此，该报道中认定损失为保险价值300815.90美元。对于事故原因，该报道推测为货柜内起火，未发现为运输时异常的外部因素造成，最有可能为电池的自然现象（短路），因温度的提高引燃了其他电池，同时载明可以参看星恒公司报告里的相关部分。2017年1月5日，F公司就本次事故做出了一份补充报道，报道对收货时天气情况数据进行了描述，对事故原因推测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针对星恒公司报告中提到的货柜天花板上的维修痕迹，F公司经勘验和对比装货时的照片，认为该补丁在货物没装在货柜时即已存在，排除货柜因素造成货损。同时F公司对星恒公司报告中的三种事故原因的可能性推测表示认同，并指出最大可能性为“内部因素引发的短路（压线导线破皮、接插件不稳等等）”。
2016年5月20日，署名为RyanChan的W.E.CoxClaimsGroup工作人员，以太保公司理赔代理人的身份告知久祥公司，因集装箱未发现结构损坏，且系从货物堆叠中部开始起火，不可能由运输期间任何外部原因或任何意外事故引起，最可能的原因为短路引起的电池自燃，根据保单条款和条件，正式拒绝索赔请求。
本案审理过程中，收货人L公司通过公证认证的形式将涉案保单项下的权利转让给久祥公司。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评析如下：
一、久祥公司与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久祥公司在涉案货物出运之前，向太保浙江分公司投保并由其签发涉案保单，系涉案保单的被保险人。至于本案的保险人，保单首部即载明“太保公司基于被保险人或代表被保险人者所支付的约定的保费，同意对保单上载明的损失、损害、责任和费用进行保险”，此即向被保险人明示保险人为太保公司；太保浙江分公司在涉案保单右下角“被授权人签章”处盖章，系表明太保浙江分公司仅作为太保公司的授权签发人，因此，本案的保险人为太保公司。久祥公司与太保公司之间达成的货物保险合同自太保公司承保时成立并生效。本案中，久祥公司诉请太保浙江分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二、久祥公司是否有权向太保公司主张涉案保险事故损害赔偿。太保公司抗辩，涉案货物成交方式为FOB，货物的风险自越过船舷由收货人承担，久祥公司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不能向其索赔。该院认为，本案中，久祥公司与太保公司订立的涉案货物保险合同，依据《海商法》第229条的规定，在久祥公司将货物交付出运，货物越过船舷之后，货物风险转移至收货人，收货人L公司对该货物享有保险利益，涉案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至收货人L公司。现收货人L公司已经取得涉案货物，依据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在货损发生之后，收货人L公司享有向太保公司主张相应的货物保险赔款的权利。因为货物已经产生货损，涉案保险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随之也已经固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涉案货物不可能再进行转让，保险合同也无法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转让。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后所转让的，仅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转让，实质为诉权的转让。按照我国学界诉权二元的通说理论，诉权是当事人在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请求法院进行审判以强制实现其民事权益的权利。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即当事人向国家审判机关请求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是形式和手段；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即请求法院保护或强制实现其民事权益的权利，是最终的内容和目的。从程序诉权上讲，本案中，久祥公司依据收货人L公司的授权，取得向太保公司主张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对太保公司提起诉讼。但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久祥公司必须与本案的诉讼标的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本案中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为收货人L公司，久祥公司经授权取得该项权利，其形成的为间接的利害关系，久祥公司无法援引其与收货人L公司因货物买卖合同未能及时收回货款，而在本案中与太保公司形成直接的利害关系。
从实体诉权上讲，收货人L公司转让给久祥公司的权利系基于涉案保险合同可向太保公司所主张的损害赔偿款。但是，涉案货损是否属于保险合同承保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涉案货损金额多少、可得赔偿金额多少，均处于争议中。因此，收货人L公司无法转让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其所能转让的仅为程序意义上的诉权。
综上，该院认为，久祥公司并非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不符合起诉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裁定：驳回久祥公司的起诉。
久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太保公司浙江分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案涉《货物保险单》系由太保公司浙江分公司出具，加盖其公司印章及负责人签字章，且保费也系向其支付。二、久祥公司是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国外买方将保险单项下权利转移给久祥公司，久祥公司具有保险利益，有权向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主张权利。1.法律依据。我国《海商法》及《保险法》相关条款均规定保险合同和保险标的可以转让。2.事实依据。根据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的理赔代理人发送给久祥公司的邮件，其通知久祥公司拒赔，而非国外买方。拒赔函被保险人写的是久祥公司。3.判例依据。宁波海事法院（2009）甬海法商初字第236号判决书确认国内卖方将保险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转让给国外买方后，国外买家又将索赔权回转给国内卖方，国内卖方作为久祥公司依法享有索赔的权利。4.交易惯例。双方之间也有类似案例发生，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予以了赔付。三、一审法院以所谓的国外买方转让的权利是诉权，且所能转让的仅为程序意义上的诉权的逻辑错误。一审判决的理由主要是基于我国学界诉权二元的通说理论及《海大法律评论》“索赔权任意转让之否定”一文，该文中的案例与本案大相径庭。根据一审法院的逻辑，程序诉权仅是让权利受让人提起一个诉，然后再驳回，不具有实际意义。四、“货物保险单”上明确载明“检验代理人”、“理赔代理人”是“MACRYMICHALOSBROTHERSLTD（WECCG检验代理人”，而非“FIDELITASLTD”。一审裁定对该事实未认定清楚，对于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提交的一审证据四的三性认定错误。五、本案转让的是保单项下的权利，不是具体的索赔金额，涉案货损金额、可得赔偿金额等的不确定，并不影响索赔权等权利的转让，原裁定认为赔偿金额有争议会导致实体权利不能转让错误。六、久祥公司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本案外国买方将保单项下的权利转让给久祥公司，并非将权利转让给案外第三人，因此，该权利转让不应受限。七、L公司为国外公司，将保险权益转让给国内公司，由其向同是国内公司的保险人索赔，更为方便、经济。八、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系专业保险人，其认为本案权利不能转让，却并未提供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该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撤销原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全部一审诉讼请求。
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答辩称：一、从保单的内容看，太保公司浙江分公司虽为保险合同签署方，却系代表太保公司，因此，保险人应为太保公司，太保公司浙江分公司并非适格被告。久祥公司如认为承保人、保险人均为太保公司浙江分公司，则其在起诉时不应把太保公司亦列为被告。二、关于检验代理人。从久祥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四可知，检验人F公司得到了国外公司L公司的认可。2016年4月15日L公司向检验人F公司发送邮件，请求F公司对涉案货损保险事故进行调查和评估，同时说明F公司的联系方式系由中国发货人即久祥公司提供。三、关于国外买方是否可以将保险单项下的权利转移给久祥公司的问题。从法律依据看，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四十八条、四十九条的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是保险合同转让的前提条件，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于货物已经发生了毁损灭失，无法转让保险标的，受让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从事实依据来看，根据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事故发生后，收货人曾多次与检验人等相关方进行联系，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系将久祥公司作为国外收货人的联系人和代理人进行联系，但不能据此认定久祥公司有权向太保浙江分公司与太保公司提出保险索赔。从判例依据来看，由于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不同的法官对于索赔权是否可以转让这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裁判尺度，而久祥公司所举的案例最终也驳回了久祥公司的起诉。本案发生的事故从实体上看，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关于交易惯例，与本案无关，根据久祥公司的描述，上述交易属于双方协商进行的赔付，不具有参考性，更不具有强制性。四、关于转让的范围。我国的诉权理论通说为二元论，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一般认为，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主要包括胜诉权和申请强制执行权。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起诉的条件之一为久祥公司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本案事故发生时，久祥公司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所以对保险人没有诉讼实施权，更没有胜诉权，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本案索赔权转让涉及到诉讼主体问题，对于原告资格，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已有明确规定，该条规定当事人必须遵守，不得以合意为由任意更换。五、关于转让保单项下的权利因为不确定而存在争议是否可以转让问题。一审判决明确指出涉案货损是否属于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保险事故，涉案货损金额及赔偿金额均处于争议之中。根据目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处于争议期间的债权不得移转，因为移转的债权，原告不一定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六、久祥公司所投保的是海上货物运输行为，而本案适用的是FOB贸易术语，在货物越过船舷时，风险已经转移给了国外的收货人L公司，在事故发生时，国外的收货人对于涉案货物有保险利益，而此时久祥公司不享有保险利益，不属于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认为：本案一审裁定结果是驳回久祥公司的起诉，而驳回起诉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以裁定的形式对原告的起诉予以拒绝的司法行为。据此，本案焦点问题应是久祥公司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即人民法院应否受理久祥公司的起诉。判断当事人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并非要求该项诉讼请求需获得实体法上的支持，而应以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受理条件的法律规定为判断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符合民事案件受理的条件需同时具备四个：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久祥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起诉时已提供了编号为66402060620160000991的货物保险保单以及一审审理过程中收货人L公司将涉案保单项下的权利转让给久祥公司的公证材料等相关证据，这些证据表面已证实久祥公司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受理条件的法律规定，系本案适格原告，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实体审理。宁波海事法院以案涉货损存在争议，久祥公司无法受让实体诉权为由，裁定驳回久祥公司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综上，一审裁定驳回久祥公司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久祥公司的上诉部分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2780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宁波海事法院审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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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孔繁鸿
审判员 王健芳
审判员 裘剑锋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