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经开刑初字第193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徐廉松。因本案于2014年1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姜汉清，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杭经开检公诉刑诉（2014）116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廉松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4年10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海丰及书记员楼小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廉松及其辩护人姜汉清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徐廉松原系浙江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采购专员。2009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徐廉松利用其在该公司担任苹果品牌手机采销专员的职务便利，向购买该品牌手机的史某甲、吕某等人索取现金人民币371550元。
为证明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举了证人史某甲、史某乙、李某、吕某、蒋某、施某、潘某、裘某、徐某、周某、齐某、沈某、崔某的证言，工商登记信息查询情况及变更登记情况、劳动合同书及关于徐廉松在职期间工作情况说明、徐廉松在职期间行为说明的函、调取证据通知书及银行交易记录、税务部门询问笔录、协查回复函、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交通银行记账回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情况说明、增值税专用发票领取记录、史某甲从苏宁公司购买手机记录及付款清单、周某工作日记、交待材料、客户回单及悔过书、不起诉决定书，到案经过、户籍证明及被告人徐廉松的供述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徐廉松身为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徐廉松对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对指控的事实提出如下辩解意见：1、本案系共同犯罪，其系受周某甲、周某的指使而收受并代管钱款，所收受钱款中的大部分给了周某甲、周某和沈某以及支付了周某甲、周某等来杭州游玩时的费用，其实际分到的钱款仅有人民币四五万元，其应属从犯；2、其没有向行贿人索取钱财，系行贿人主动找其要求给货并主动提出给钱；3、行贿人史某甲、吕某转账的款项中有部分是帮其代销手机后付给其的货款，其中史某甲帮其代销的有索尼爱立信和苹果手机，付给其的货款有10余万元，吕某付给其的货款有1-1.5万元。
被告人徐廉松的辩护人对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扣除货款后被告人经手收受的数额尚未查清，扣除分给周某甲、周某、沈某的钱款以及支付周某家、周某来杭州游玩时的费用后被告人实际所得的数额也尚未查清，故指控被告人收受人民币371550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在本案中职务和地位最低、手中权力最小、所起作用最小、所得回扣款最少，应属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又鉴于同案犯周某、周某甲的共同犯罪事实系由被告人揭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还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3、被告人只是经手收受了与行贿人事先约定的回扣款，不存在索取现金，且对回扣的理解，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规定，而不应适用《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4、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又当庭认罪，且系初犯，应予以从轻处罚。此外，其当庭出举了10张交通银行客户通知书（卡号62×××19），欲证明被告人徐廉松曾将所收受款项中的人民币65400元以现金存款的方式汇至周某甲指定的高某账户交给周某甲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至2012年10月期间，被告人徐廉松利用其担任浙江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公司，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15号大街10号2幢1-4层）采购专员、采销部长，负责苹果等品牌手机销售工作的职务便利，以其妻子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62×××15）作为接收账户，要求手机采购者提货后将事先私下确定的价格高出公司实际销售价格的差价部分汇至该账户，以此方法向手机采购者史某甲、吕某、裘某等索取钱款，共计约人民币321550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09年3月至2012年10月间，被告人徐廉松在帮史某甲向苏宁公司采购苹果等品牌手机的过程中，要求史某甲给付差价，后史某甲多次将差价通过其、其妻子李某及其弟弟史某乙的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分别为62×××11、95×××15、62×××17）转账至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上，共计约人民币255150元，被告人徐廉松均予以收受。
2、2011年6月至9月间，被告人徐廉松在帮吕某替杭州思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某）向苏宁公司采购苹果品牌手机的过程中，要求吕某给付差价，后吕某多次将差价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95×××15）转账至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上，共计人民币24300元，被告人徐廉松均予以收受。
3、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间，被告人徐廉松在帮潘某替裘某向苏宁公司采购苹果品牌手机的过程中，要求潘某给付差价，后潘某让裘某多次将差价通过裘某的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62×××18）转账至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上，共计人民币42100元，被告人徐廉松均予以收受。
2014年1月24日，公安机关在侦查其他案件中发现被告人徐廉松有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重大犯罪嫌疑后将其传唤到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的有：
1.调取证据通知书及银行交易记录，证明：（1）2009年3月30日至2012年10月1日间，史某甲、李某、史某乙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共计人民币295150元，经史某甲当庭确认，其中有不超过人民币4万元是货款；（2）2011年6月27日至9月26日间，吕某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共计人民币34300元，其中2011年8月3日该笔人民币10000元注明是货款；（3）2011年8月10日至2012年1月20日间，裘某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共计人民币42100元；（4）2011年7月2日至12月21日间，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共计人民币62000元。
2.证人徐某（系徐廉松妻子）的证言，证明徐廉松跟其说有人让他买手机而会打款到其农业银行账户，让其把钱取出交给他。其与史某甲、吕某、裘某等均不认识。
3.根据公诉机关的申请，证人史某甲出庭作证，其当庭证明2009年至2012年间，其通过徐廉松从苏宁公司购入索尼爱立信和苹果品牌手机，为此其按徐廉松的要求将报价与付款价格之间的差价汇至徐廉松所提供的农业银行账户内。报价有时是徐廉松直接确定并告诉其的，有时是徐廉松向其询价后再由徐廉松最终决定的。其从苏宁公司购买手机的货款是直接到门店付款的，其给徐廉松的差价则是通过其、其妻子李某、其弟弟史某乙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徐廉松所提供的账户上的方式给付的。经其核对，其确认2009年3月30日至2012年10月1日间，其、其妻子李某、其弟弟史某乙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的共计人民币295150元均是其汇给徐廉松的钱款，其中2012年所汇钱款均是差价款，2009年至2011年间所汇钱款中的绝大部分是差价款，但有部分系其帮徐廉松代销手机后付给徐廉松的货款。经其回忆确认，代销的手机品牌是索尼爱立信品牌，代销价格是市场价格，价格不超过两千元／只，代销的次数只有一两次，每次代销的数量不超过十只，代销后所付的货款数额不超过四万。
4.证人李某（系史某甲妻子）的证言，证明其农业银行账户系史某甲在使用，该账户转账给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的资金系史某甲操作，其不知是什么钱。
5.证人史某乙（系史某甲弟弟）的证言，证明其农业银行账户系史某甲在使用，该账户转账给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的资金系史某甲操作，其不知是什么钱。
6.史某甲从苏宁公司购买手机记录及付款清单，证明2009年至2013年间，史某甲向苏宁公司购买苹果等品牌手机并付款的情况。
7.证人吕某（系杭州万佳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其通过徐廉松向苏宁公司购入苹果4s手机，部分交给杭州思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并由该公司直接付款，由其公司员工蒋某负责提货。期间，有时系其联系徐廉松并报价，有时系徐廉松联系其并报价，问其要不要，徐廉松主动向其索要报价与付款价格之间的差价，该差价约45元／台，徐廉松称差价是要给总部负责审批价格之人的，后其用自己的农业银行账户将差价汇至一姓徐的农业银行账户交给徐廉松，该账户系徐廉松以短信的方式发给其的。
8.证人施某（系杭州思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2011年苹果手机紧俏时其因无进货渠道，遂由吕某帮忙从苏宁公司购入810台苹果手机，货款由其支付，每次均由吕某公司的送货员蒋某到苏宁公司提货并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其公司。
9.证人蒋某（系杭州万佳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送货员）的证言，证明2011年下半年，其公司老板吕某让其拿杭州思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等交给苏宁公司一个姓徐的经理办会员卡，后由其刷该会员卡提货和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提取的苹果手机和发票分别送交给思凯数码公司的老板施某和财务人员。
10.税务部门询问笔录、协查回复函、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银行记账回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情况说明、增值税专用发票领取记录，证明2011年6月至9月间，施某的杭州思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向吕某支付公关费及送货费共4万元后由吕某到苏宁公司帮其购得苹果手机共计810台，施某向苏宁公司付款后，吕某让其公司员工蒋某从苏宁公司提货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后将手机及发票均送交给施某的公司。
11.证人裘某的证言，证明其让小舅子潘某与苏宁公司主管苹果采销的业务员联系购进苹果牌手机，后其根据潘某告诉其的账号及数额以网银转账的方式给予该业务员“回扣”。
12.证人潘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初其与苏宁公司主管苹果手机的业务员徐廉松相识，其征得其姐夫裘某同意后联系徐廉松并将上海誉顿贸易有限公司的税务登记、营业执照、委托书等交给徐廉松办理会员卡，后开始从苏宁公司购买苹果手机。期间，每次徐廉松都会告诉其市场价格和苏宁公司内部的价格，其则会把两者之间的差价算好告诉裘某并由裘某用自己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至徐廉松妻子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经核对，裘某的农业银行账户于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间转账至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的资金均系给予徐廉松的差价款，没有其他款项。
13.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6、7月起任苏宁总公司通讯事业部联通管理部经理，负责总部苹果手机的采销，全国各地区的苏宁公司需要苹果手机都要通过其分货，其前任为周某甲。徐廉松负责浙江地区苹果手机的采销。期间，因苹果手机比较紧俏，各地都缺货，徐廉松为让其多给他分货而承诺给其每台30-50元的好处费，其予以答应并在保证浙江正常供货的基础上外加20%货源左右。为此，徐廉松从手机经营户处收取回扣后，每次都会打电话告诉其以及给其的数额，并通过转账至其妻子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的方式汇给其钱，同时徐廉松为怕自己的直接上司沈某有意见而对其提出要分些钱给沈某，其让徐廉松自己安排，具体分给沈某多少其不知道。经核对，其确认2011年7月2日至2012年7月27日间从徐某的农业银行转账至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的7笔共计62000元即是徐廉松给其的好处费，其中前6次其在工作日记的最后一页有记载，最后一笔未记载，现其已将56500元上交给总公司监察部。其建设银行工资卡于2012年1月17日有笔9600元可能也是徐廉松给其转账的好处费，但不确定。在案另有周某工作日记、悔过书及交代材料、银行交易记录及客户回单等印证上述相关内容。
14.证人齐某（系周某妻子）的证言，证明其从周某处获知，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至其农业银行账户的7笔共计62000元系周某从杭州收取的“回扣款”。
15.证人沈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3月起任苏宁公司通讯采购部经理，2012年4月辞职，徐廉松系其下属，任采购主管，徐廉松收取“回扣”之事其不知，徐廉松也没有分钱给其。
16.证人崔某（系浙江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明徐廉松于2006年9月进公司工作，2013年3月离职，主要从事彩电、通讯、数码的采销工作，包括苹果手机的采销工作。其公司苹果手机的价格是根据市场价格调整后由公司系统内统一确定并在门店价格标签上公示的价格，该价格也是消费者向其公司购买时的最后价格。其公司不允许采销员擅自提高价格，货款也是要求支付到其公司对公账户内。其公司对徐廉松收取额外财物并转账至妻子徐某的账户内均是不知情的，也是不允许的。其公司注册地在下沙。
17.关于徐廉松在职期间工作情况说明及劳动合同书，证明徐廉松系苏宁公司员工，2006年9月至2013年3月间先后任该公司黑电采购部采购五组采购专员、营销中心通讯部采销四组、采销二组采购专员、营销中心运营商合作部联通采销组采销部长（从事苹果品牌采销工作）、采销中心数码采销部采销四组采销部长等职务。
18.关于徐廉松在职期间行为说明的函，证明苏宁公司明确禁止员工索贿受贿，徐廉松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19.工商登记信息查询及变更登记情况，证明浙江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于1998年开始营业，2013年4月10日更名为浙江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系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住所地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15号大街10号2幢1-4层。
20.抓获经过，证明公安机关在侦查其他案件中发现被告人徐廉松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重大犯罪嫌疑，后于2014年1月24日将其传唤到案。
21.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徐廉松的基本情况。
22.不起诉决定书，证明史某甲、吕某因本案已被决定不起诉。
23.被告人徐廉松的供述，证明：（1）2006年9月至2012年12月其在苏宁公司做业务员，负责联通版苹果等手机的购销；（2）2009年至2012年期间，其根据周某定的价格与实际销售价格之间的差价从手机经营户史某甲、潘某、吕某等处拿回扣，约30-40元／只，并将其妻子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以短信的方式发给对方，后经营户将差价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转账至该账户，其中史某甲转来的钱款中大概有几万元系货款，其让史某甲帮忙代销的有索尼爱立信手机，吕某的大概有1万元系货款，潘某的都是“回扣款”，没有货款；（3）其收受“回扣”后曾以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至齐某的农业银行账户的方式将部分钱款汇给周某。经核对，其确认徐某转给齐某的7笔共计人民币62000元即是汇给周某的“回扣款”。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辩护人所提证据及其待证事实，经查，该交通银行客户通知书对应的实际存款人及收款人尚未查明，即使实际存款人及收款人经查明分别系被告人徐廉松及其所述的高某，但高某与周某甲的关系以及所汇钱款的性质目前也均是不明确的，不能得出该钱款系被告人徐廉松分给周某甲的“回扣款”的结论，且该事实仅涉及分赃或处置赃款的问题，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综上，辩护人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且与本案尚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控辩双方就事实部分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徐廉松所涉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对此，公诉机关认为应将史某甲、李某、史某乙、吕某、裘某转账给徐某的全部数额均认定为犯罪数额，且认为被告人徐廉松汇给周某、周某甲、沈某的钱款以及为周某、周某甲来杭州游玩时支出的费用仅涉及分赃问题，不影响被告人徐廉松所涉犯罪数额的认定；被告人徐廉松及其辩护人认为应将上述转账数额扣除货款及汇给周某、周某甲、沈某的钱款和支出的费用后的数额即被告人实际所得的数额认定为其应承担责任的犯罪数额。本院认为，应将转账数额扣除货款后的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并结合上述证据认定被告人徐廉松所涉犯罪数额为约人民币321550元，理由是：（1）被告人徐廉松的供述及证人史某甲的当庭证言均证实史某甲转账给徐某的款项中有部分系货款，其中被告人徐廉松庭前供述称让史某甲代销的是索尼爱立信品牌手机，货款有几万，证人史某甲亦当庭称代销的是索尼爱立信品牌手机，货款不超过4万，故从证据相互印证以及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应认定货款不超过4万，被告人徐廉松当庭所作代销的手机还包括苹果品牌手机以及货款有十余万元的辩解，与其庭前供述不符，也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纳。据此，应认定史某甲等人转账的数额人民币295150元减去4万元后的数额即人民币255150元为犯罪数额；（2）虽然证人吕某称其转账的款项中没有货款，但被告人徐廉松庭前供述称有货款大概1万元，当庭供述称有1-1.5万元，而银行交易明细亦显示2011年8月3日该笔人民币10000元注明为货款，故从证据相互印证的角度出发，应认定吕某转账的数额人民币34300元减去1万元后的数额即人民币24300元为犯罪数额。此外，虽然依购买的苹果手机数量（810台）以及证人吕某所述的差价（约45元／台）来计算，似乎认定人民币34300元更为合理，但被告人徐廉松及证人周某所述差价与吕某所述差价并不完全一致，其中徐廉松称30-40元／台、周某称30-50元／台，故依此来推断并得出结论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不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认定；（3）被告人徐廉松的供述及证人潘某的证言均证实裘某转账给徐某的款项均系“回扣款”，没有其他性质的款项，故应认定裘某转账的数额人民币42100元全部为犯罪数额；（4）虽然依被告人徐廉松的供述、证人周某、齐某的证言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徐廉松有将“回扣款”人民币62000元以转账至齐某账户的方式汇给周某，且依被告人徐廉松庭前及当庭所述，其还有以其他方式将“回扣款”汇给周某以及有将部分“回扣款”汇给周某甲、沈某，且有用“回扣款”支付周某、周某甲来杭州游玩时的费用，但其所述尚未得到充分证据支持。退一步讲，即使其所述均成立，其将“回扣款”汇给周某、周某甲、沈某以及支付费用的行为也仅涉及分赃或处置赃款的问题，不影响其所涉犯罪数额的认定。综上，公诉机关将全部转账数额均认定为犯罪数额缺乏充分证据支持，其中货款部分应予以扣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应将货款部分予以扣除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应将汇给周某甲、周某、沈某以及用于支付费用的钱款也一并予以扣除的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本案系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以及被告人徐廉松是否属从犯的认定问题。首先，被告人徐廉松的供述及证人史某甲、吕某、潘某的证言，证实上述行贿人是通过被告人徐廉松向苏宁公司购买手机的，与被告人所述的公司领导并不相识也未有过接触，差价之事也是被告人徐廉松出面与行贿人谈定的，接收差价的账号是被告人徐廉松妻子徐某的账号，且该账号是被告人徐廉松提供给行贿人的。由此可知，被告人徐廉松是直接实施者，故即使本案系共同犯罪，其也非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不应认定系从犯。其次，虽然被告人徐廉松供述称周某甲、周某、沈某均有参与本案，其系受周某甲、周某的指使而实施本案，钱款分配由周某甲、周某决定，但沈某否认参与本案，周某甲尚未到案，而证人周某虽承认有从徐廉松处分得好处，但其称系徐廉松提议让其多分货并承诺给其好处的，给其和沈某的数额系徐廉松自行决定的。由此可知，被告人徐廉松所述周某甲、沈某参与本案尚无充分证据支持，而其所述周某参与本案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周某的佐证，但其系一开始即与周某合谋实施本案并受周某指使而去操作，还是其从采购者处收受好处后为取得周某的支持而将所得好处再分给周某，以及周某具体涉及哪些事实等仍是不明确的，故本案是否属共同犯罪，尤其是全案是否属共同犯罪，就目前证据而言尚难以认定。综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本案系共同犯罪缺乏证据支持，所提被告人系从犯更是与法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
3.关于本案系索取财物还是收受回扣的认定问题。首先，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而本案所涉款项系经营者在购买商品时在付清全部货款之后根据对方确定的标准额外再给付的钱款，并不是在销售商品时从对方收取货款后退给对方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该款项性质与上述规定所规定的回扣特征不符，应不属于回扣。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的是商业贿赂，回扣仅是商业贿赂的一种表现形式，故该条规定与《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不存在矛盾，辩护人依此对回扣及其法律适用所提的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行受贿双方均证实差价系由徐廉松一方最终确定的，双方所述不同之处也仅在于该差价是徐廉松本人确定的还是周某等人确定的而已。此外，虽然被告人徐廉松给出报价后有时也会征询行贿人要不要做，但其并不是在与对方就价格进行商谈，而是在确定是否交由行贿人去做，被告人徐廉松有时也会让行贿人先报价，但其此时仅是在询价，报价仍是由被告人徐廉松等人最终确定的。由此可知，行贿人要通过被告人徐廉松从苏宁公司采购更多手机就必须要接受徐廉松这方事先已确定的差价标准，被告人徐廉松的该行为本质上即是索贿行为。综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其系收受回扣而不是索取财物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且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有鉴于此，对辩护人所提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款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廉松身为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指控的犯罪数额有误，应予以纠正。鉴于被告人徐廉松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以此为由而提出对其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关于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徐廉松被传唤时公安机关已掌握其部分罪行及相关证据，且其是在公安机关出示相关银行交易记录后才如实供述全部罪行，不符合坦白的有关规定，故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以被告人系从犯而提出对其应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且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以被告人有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行为而提出对其应予以酌情从轻处罚的意见，缺乏充分证据支持，另上述事实与其犯罪后赃物去向的事实重合，其对该事实的供述仍应属供述自己罪行范畴，不属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且与自愿认罪存在重复评价，故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以被告人系收受回扣而提出对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款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且与法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结合被告人徐廉松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徐廉松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月24日起至2020年1月23日止）。
二、被告人徐廉松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21550元继续予以追缴后，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林国龙
人民陪审员 闫效先
人民陪审员 林祥宽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何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