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青海省都兰县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青2822民初634号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青海省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法定代表人：晁明生，系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娜仁花，青海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芦花台北。统一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吴龙军，系该公司董事长。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农科院枸杞研究所场部。统一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刘彦海，男，汉族，1964年1月3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现住宁夏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兵、邵铁帅，宁夏宁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会诉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晁明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彦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共同退还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会购苗款104万元（扶贫专项资金）；2.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和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共同赔偿销售假冒枸杞苗给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会造成损失24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25日和26日，原告在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考察后，于2016年1月26日与被告宁夏枸杞研究所和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签订《枸杞苗木购销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一），合同约定，二被告向原告供应宁杞7号10200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4.5元/株，合计45.9万元；供应宁杞5号10200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为5.5元/株，合计56.1万元。两个品种共计204000株，总价102万元。2016年3月20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枸杞苗购销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合同二约定，二被告向原告供应宁杞7号53500株，等级是0.5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5元/株，合计26750元；供应宁杞5号535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5元/株，合计26750元。两个品种共10700株，总价53500元，其中价值20000元的枸杞苗木属原告，余下属原告村里的部分村民上述枸杞苗木由二被告负责运输到指定地点。原告收到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于2016年3月21日开具的11份总价税合计104万元的《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分别于2016年3月29日和2016年4月1日向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共支付购枸杞苗木款104万元。二被告于2016年4月5日将208000株枸杞苗木送到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交给原告。而后，原告在二被告委派的技术人员指导下将该枸杞苗木在本村700亩地种植。2017年7月，按常规上述种植的枸杞苗木应该挂果时，原告发现这些枸杞苗存在严重问题，多数苗木不开花不结果，不是枸杞苗木；有部分虽是枸杞苗木，但不是宁杞5号和宁杞7号。由于二被告供给原告的枸杞苗木不符合《枸杞苗购销合同》的约定，供给原告的苗木多是假冒伪劣的宁杞5号和宁杞7号苗木，使原告这两年种植枸杞苗木全部投入遭到损失。损失购苗款104万元，二年的其他种植收入240万元（化肥、人工、杀虫药、耕地台班等）。故此，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判如所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举证如下：1.晁明生身份证复印件、资质证明，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以上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晁明生的身份，并不能证明原告诉讼资格适格，村委会不是涉案苗木的所有权人。2.《枸杞苗木购销合同》2份，证明2016年1月26日和2016年3月20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合同，合同中载明购买枸杞苗的总数、单价以及等级纯度；同时证明合同中虽无第一被告的印章，但在签订合同时用第一被告名义，二被告对枸杞苗木的销售是有资格的；以上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对2016年1月26日合同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方向有异议，在该合同首部存在第一被告名称，但在合同首页和尾页并无第一被告签章，合同首页并无原告签章，第二被告在此合同中签章捺印并实际履行；对于2016年3月20日合同，对该合同”三性”及证明方向均有异议，该合同虽有村委会公章。但没村长晁明生签字，有可能是在村民没有授权的前提下签字。3.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11张，证明发票是由第二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原告方在第二被告完税后打款；打款说明中写明都兰县西河滩下村委会打款，付款人为都兰县西河滩下村，所以被告方提出的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以上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向原告出具发票是被告义务，该案的购苗款为专项扶贫资金，村委会只是使用方，苗木分发到村民手中后，所有权发生转移，村委会不是本案适格原告；4.照片4张、会议纪要，证明2016年1月25日与26日，原告方前往宁夏考察购买苗木，当时接待地点在第一被告院内，当时第二被告负责人刘彦海一直强调其代表研究所，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为隶属关系，在会议纪要中有记录，第二被告销售的苗木为研究所的；以上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对照片”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该组照片只能说明当时进行拍照，只具有纪念意义，在研究所门口拍照，不能证明拍照人为研究所人员；第二被告只是租用第一被告场地进行办公；会议纪要为村委会单方所作出的，不能证明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合同。第一被告不能成为本案适格当事人。5.刘彦海名片一张，证明名片中印有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存在隶属关系；以上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具有特定性。6.企业信息查询单两份、个体营业执照一份，证明研究所不是事业单位，而是国有控股的有限公司；第二被告企业登记信息与营业执照的性质不符；以上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之间存在隶属关系。第二被告以前注册为有限公司，2016年三证合一时变更为个体工商户。7.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出售给原告的枸杞苗木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认为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购买的208000株宁杞5号与宁杞7号枸杞苗平均纯度只有35.1%，2016年、2017年种植成本及预期效益为1346909.21元；以上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对该鉴定机构和人员资质无异议。该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存在瑕疵，该鉴定是原告方单方申请，其真实性被告不予认可，该鉴定报告被告没有参与，程序违法；该鉴定检材取样没有经过被告确认鉴定的事实与依据不足。该鉴定的方法不具有科学性，我们要求由宁夏鉴定所和新疆鉴定所各派一人进行鉴定，这样被告予以接受。8.购买枸杞苗花名册，证明原告方将从被告方所购买的苗木分发给西河滩下村村民；以上证据经被告质证认为，对此证据没有异议。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彦海及其委托代理人辩称，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被告将苗木分发给原告村民，苗木所有权发生转移，村委会无权主张赔偿。第一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不是本案合同签订的当事人，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涉案农户是否存在经济损失，损失为多少需要证据加以证明。涉案合同中双方没有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仅仅为假一赔二。对于鉴定意见书，该鉴定程序违法，被告方没有参与到鉴定过程中，鉴定的捡材没有经过原、被告确认，鉴定方法缺乏科学依据，申请重新鉴定。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未向法庭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26日，原告与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签订《枸杞苗木购销合同》，被告向原告供应宁杞7号10200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4.5元/株，合计45.9万元；供应宁杞5号10200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为5.5元/株，合计56.1万元。两个品种共计204000株，总价102万元。2016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签订《枸杞苗购销合同》，被告向原告供应宁杞7号53500株，等级是0.5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5元/株，合计26750元；供应宁杞5号535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5元/株，合计26750元。两个品种共10700株，总价53500元。上述枸杞苗木由被告负责运输到指定地点。原告收到被告于2016年3月21日开具的11份总价税合计104万元的《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向被告共支付购枸杞苗木款104万元。被告将208000株枸杞苗木送到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交给原告。而后，原告在被告委派的技术人员指导下将该枸杞苗木在本村611.7亩地种植。以上枸杞苗木的总价与数量，原、被告均予以确认。本案审理期间，经原告的申请，本院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出售给原告的枸杞苗木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认为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购买的208000株宁杞5号与宁杞7号枸杞苗平均纯度只有35.1%，2016年、2017年种植成本及预期效益为1346909.21元；本院在此案庭前、庭中、庭后均组织主持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出售给原告的枸杞苗木是否是宁杞5号及宁杞7号枸杞苗木以及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赔偿损失。对于被告提出的该鉴定意见程序违法，未通知被告到场参与鉴定的问题，经庭审查明，选择鉴定机构与鉴定时，原告方村主任晁明生均电话通知被告刘彦海到场，被告方回答己方不管，由原告方自行鉴定，鉴定时也未到场。对原告陈述的此节事实被告庭审时未提出异议，故对此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所陈述该鉴定机构所做鉴定不科学、结论不合法的意见，提出由新疆鉴定机构与宁夏鉴定机构各出一人重新鉴定问题，因庭审前原告方与被告方协商鉴定机构未果后，申请由本院委托鉴定，鉴于宁夏司法鉴定机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庭审过程中，被告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亦未提出鉴定方法与新疆鉴定所鉴定流程相悖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且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资质及其鉴定人员的鉴定资格均不持异议，被告申请由新疆鉴定机构与宁夏鉴定机构各出一人重新鉴定的辩解不符合鉴定规则，不予支持。新疆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作出的鉴定意见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经审理查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与本案有关联性，故驳回原告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的诉求。关于原告经济损失计算问题，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协商购买枸杞苗木纯度应达到90%，且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购买种植的宁杞5号与宁杞7号枸杞苗木平均纯度为35.1%，杂株率为64.9%，原告损失为购苗款+枸杞种植成本+预期收益，损失计算：（枸杞苗木数量×单价×杂株率）+（枸杞苗木数量×面积×亩成本+预期收益）×（杂株率-10%）=（208000株×5元/株×64.9%）+（611.71亩×1110.55元+734052元）×（64.9%-10%）=（1040000元×64.9%）+（679334.54+734052）×54.9%=1450909.21元。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枸杞苗木购销合同，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将208000株枸杞苗木交付原告，原告向被告支付购苗款104万元，双方即形成了苗木买卖的法律事实。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未提供符合双方约定的枸杞苗木，所造成的原告经济损失1450909.21元应当由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赔偿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会经济损失1450909.21元；（以上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二、驳回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的诉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352元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乌兰齐齐格代理审判员赵波涛代理审判员周倩文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杨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