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邢民再终字第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现伟。
委托代理人柴志刚，河北同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台新恒成机床有限公司，住所地任县任城镇齐村西。
法定代表人聂明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尹国忠，河北晓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倪金英。系孙现伟妻子。
委托代理人孙现伟，男，1981年9月3日出生，住址同上。系倪金英丈夫。
上诉人孙现伟与被上诉人邢台新恒成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成公司）、原审被告倪金英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任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2日作出（2013）任民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孙现伟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4年3月26日作出（2014）邢民三终字第3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孙现伟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3日作出（2014）冀民申字第46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经审理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邢民再终字第49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任县人民法院重审。任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9日作出（2015）任民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孙现伟仍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现伟及其委托代理人柴志刚，被上诉人新恒成公司委托代理人尹国忠，原审被告倪金英的委托代理人孙现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2月20日，原审原告邢台新恒成机床有限公司起诉至河北省任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归还货款548513元及逾期利息，并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任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孙现伟在石家庄开办建筑机械配件门市，自2011年5月开始，其作为原告方邢台新恒成机床有限公司石家庄地区总代理，原告生产的升降机标准高度为50米，附带34个标准节及相应的附墙，双方约定销往石家庄、保定的每台20万元，孙现伟按照5%提成，销售到其他地方的升降机提成没有明确约定。孙现伟开始销售原告生产的升降机以及配件、部件，并代表原告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收取货款，原告根据孙现伟的指示陆续向客户发货，孙现伟收款后陆续给付原告货款。到2012年6月份原、被告双方停止业务往来，孙现伟共计为原告销售升降机20台，20台升降机合款4137600元（已扣除少发的10个节，3个附墙），扣除运费和本人自购2台升降机合款398000元，升降机合款3703200元，孙现伟按照5%提成，被告应当提成185160元，孙现伟已支取提成款83275元。原告还欠孙现伟提成款101885元。后被告累计付给原告货款共计3939928元。被告孙现伟拖欠原告升降机货款197672元。扣除提成款孙现伟尚欠原告升降机款95787元。另外，原告欠被告石家庄一台升降机的安装费4500元，保定三台安装费13500元，唐山四台安装费20000元，欠被告保定维修费24000元，唐山维修费19200元，原告共欠被告安装费、维修费81200元。相抵后被告共拖欠原告升降机款14587元。合同之外孙现伟销售原告177个标准节和26套附墙，销售升降机和部件均是孙现伟和客户联系，签订合同，确定价格，原告根据孙现伟的指示，对外发货。客户也是根据孙现伟的指示进行付款，原告方与客户没有直接联系，孙现伟所销售的部件有51个标准节和8套附墙，是在发货当时已经付款；另外126个标准节和18套附墙没有及时付款。孙现伟销售的标准节和附墙扣除提成后结算价为1725元，孙现伟拖欠原告升降机标准节和附墙合款共计（126＋18）×1725元=248400元。以上两项合计被告共拖欠原告货款262987元。孙现伟称除升降机本身所带的标准节和附墙外，没有销售过原告的标准节和附墙。客户增加的标准节和附墙都是自己生产的，但孙现伟没有提供自己生产标准节和附墙的任何证据（如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根据庭审中孙现伟提交的原告开的发票中包含标准节和附墙的发票和对账录音，可证实孙现伟销售过原告的标准节和附墙。
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之间委托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院予以确认。孙现伟收取客户货款后扣除相关费用后拖欠原告升降机及配件款262987元应及时归还。被告称除升降机本身所带的标准节和附墙外没有销售过原告的标准节和附墙，客户另外增加的标准节和附墙是自己生产的，但被告没有提供自己生产标准节和附墙的任何证据（如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原、被告双方均认可销售升降机的基本高度为50米34个标准节，如果超过34个标准节高度，所需要的标准节和附墙需要另行购买，原告提交的126个标准节和18套附墙的发货证据证实，针对客户所发的是单纯的标准节和附墙及其附件，与合同约定的标准节和附墙数量以及发货时间均不一一对应，不能认定是履行20台升降机的发货行为，但与孙现伟签订合同的客户对象又相对应。没有证据证明孙现伟的客户与原告直接发生了业务关系，根据庭审中被告提交的票据中有原告开具的标准节和附墙收款单据，又有原告提供录音证据相佐证，可以证实被告销售原告的标准节和附墙的事实存在。故对孙现伟所述没有销售过原告的标准节和附墙该院不予采信。根据被告提供的原告开具的2011年9月3日的收据可以证实扣除提成后标准节和附墙单价应为1725元。该院调查的两名客户称购买的标准节和附墙单价为1500元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新提供的原告向客户开具的几张货款收据，只能证实客户已付款，不能证明孙现伟将开具的全部货款已给付原告。被告提出垫付的资质费、挂靠费、公关费、信息费等费用，对安装费、维修费已扣除81200元，其他费用原告不予认可，双方也没有约定，被告没有证据应由原告负担，故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因原告与孙现伟是委托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倪金英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孙现伟偿付原告货款262987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2月22日起至判决执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随本金交付时一并付清）。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85元由孙现伟负担5245元，原告负担4040元。
孙现伟上诉称，1、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孙现伟销售过被上诉人生产的标准节及附墙，上诉人不拖欠新恒成公司此项货款。一审认定上诉人销售被上诉人标准节及附墙事实存在是错误的；2、上诉人再审期间提供的新证据合法有效，应予认定，相应数额款项应从被上诉人认为的欠款数额中予以扣减，一审判决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认定相抵后上诉人共拖欠被上诉人升降机款14587元，没有事实依据，数额计算错误；4、上诉人不是《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其没有替被上诉人代收并向其支付货款的法定义务，且对此双方也未予以约定。即便上诉人替被上诉人代收并支付了部分货款，这也是尽帮助义务；新恒成公司要求孙现伟支付拖欠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对本案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当庭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合理。上诉人所提的上诉理由和观点在原审时均已进行过调查，其上诉理由全部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次庭审中，孙现伟提交任县西桥村委会2015年8月24日证明及生产标准节的模具照片两张，证明孙现伟自己生产过标准节和附墙。新恒成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两份证据不认可，村委会证明明显是先加盖公章，后填写的内容，并且没有出具人的个人签字，村委会也没有资格对于上诉人是否生产过本案争议配件来出具证明，因为施工电梯属于特种设备，未取得相应生产经营资质是不能从事该类设备及配件的生产。照片所拍摄应是同一物品，使用该物品不可能生产出标准节和附墙来。本院认为，任县西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村委会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且施工电梯属于特种设备，未取得相应生产资质的人是不能从事该类设备的生产。二张照片显示的模具也不能生产出标准节和附墙。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孙现伟生产过标准节和附墙，故对上述二份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是上诉人孙现伟是否销售过新恒成公司生产的标准节及附墙，是否拖欠该项货款；二是上诉人孙现伟在再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即353050元款项是否应从其欠款数额中扣除；三是上诉人孙现伟主张的提成款217275元应否支持；四是新恒成公司起诉孙现伟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孙现伟是否有偿还欠款的义务。
一、关于孙现伟是否销售过新恒成公司生产的标准节及附墙，是否拖欠该项货款。
首先，孙现伟主张没有销售过新恒成公司生产的标准节及附墙，但其在重审时提交的2011年9月3日收据显示，其购买新恒成公司标准节34个、附墙4套。而且新恒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中也有相应记载：即公司于2011年8月23日发ＸＸ宇、王少云导轨架（即标准节）34个、附墙4套，价格应为72200元（38个×1900元），8月25日发司机室，价格为3000元；公司于2011年9月3日收到回款47275元（68550-21275），其中68550元即为司机室3000元和销售标准节34个、附墙4套的货款65550元（38个×1725元）。因公司与孙现伟之间结算销售标准节和附墙有提成，每个按1725元，所以虽然存在价格上差异、客户名称不一致，但反映了销售34个标准节、4套附墙的发货和回收货款的事实存在。故孙现伟主张没有销售过新恒成公司生产的标准节及附墙与事实不符。本次销售的34个标准节、4套附墙货款均已付款，并未包括在新恒成公司主张的126个标准节、18套附墙之内。
其次，证人刘某、李某在新恒成公司客户跟踪回访表中均表示其是通过孙现伟购买过公司升降机，后续又购买标准节及附墙，没有与厂家联系，货款已全部付给孙现伟。之后，一审法院对其两人调查时均认可回访表中内容是其填写，且李某还强调“增加节时，孙现伟说从厂家发过来直接安装”的内容。虽然其两人均于2015年6月2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补充说明时主张“另购买标准节时，孙现伟给其说，是孙现伟自己生产的，价格还便宜”但其二人没有提交能够证明是孙现伟生产的标准节、附墙的相关证据及合理的变更证言理由，故对其两人补充说明内容不认可。另外，新恒成公司的发货清单、《对账单》中显示，公司向其二人发升降机后，又另外发标准节的记载，该记载与李某、刘某回访表及法院调查笔录的内容相互印证。新恒成公司发货清单及对账单显示其两人标准节款未付清。
再次，虽然新恒成公司提交的标准节、附墙发货清单上没有孙现伟的签字，但是该发货清单上有具体的客户名称、发货时间、地点及数量等内容。孙现伟提交的2011年9月3日销售标准节、附墙收据和证人李某、刘某的调查笔录均能印证对账单及发货清单内容的真实性。并且双方的对账录音中记载，双方经过分别核对后，新恒成公司主张发126个标准节、18套附墙，合计248400元的内容时，孙现伟方并未否认，而且默认其记的节多（公司解释已付款的部分未计算在126个标准节、18套附墙内）的说法。通过综合审查判断，可认定孙现伟销售新恒成公司生产的126个标准节、18套附墙的事实，该款项也未付清。
综上所述，孙现伟该项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上诉人孙现伟在再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即353050元款项是否应从其欠款数额中扣除。
1、关于焦国新的214500元收据问题。孙现伟提交2011年9月19日焦国新交款（打卡）214500元的收据，主张该款其已向新恒成公司支付，应从欠款数额中扣除。经查，2011年9月16日焦国新购买升降机《工业品买卖合同》内记载：合同价款214500元；结算方式为定金10000元，余款204500元在供方收到货款后发货。新恒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中记载2011年9月19日收到193600元回款（打卡）。孙现伟原二审提交的其《打款手续费》证据显示：2011年9月19日其给新恒成公司打款193600元，且没有直接打款214500元记载。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新恒成公司与孙现伟及客户之间存在对内结算与对外结算的问题，对内结算时，孙现伟在打入193600元后，其要求剩余部分款项从其提成款10600元、保定安装费4500元、维修费及其他费用支出，公司给焦国新出具214500元收据，也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因此，新恒成公司在计算孙现伟欠款时，已考虑该笔款项，孙现伟主张该款项应予扣除的理由不成立。
2、关于李继威的150000元收据问题。2011年7月7日新恒成公司给李继威出具的收据显示其交升降机款150000元，孙现伟认为新恒成公司在其对账单上显示收李继威140000元，少计算10000元。经查，李继威购买新恒成公司升降机《工业品买卖合同》记载：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6月15日；升降机单价204000元；买方预付定金10000元，卖方将设备运至施工现场后付款140000元，剩余货款两个月内全部付清。新恒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中记载2011年6月16日收到现金10000元，7月8日收到140000元（打卡）。新恒成公司主张150000元收据上包括10000元的预付款。且孙现伟原二审提交的《打款手续费》证据记载，2011年7月8日其给新恒成公司打款140000元。故新恒成公司给李继威出具150000元收据，不存在多计算10000元欠款的情况。
3、关于付智霄的165000元收据问题。孙现伟认为新恒成公司按215000元计算付智霄购升降机款，多计算50000元欠款。经查，付智霄购买新恒成公司升降机《工业品买卖合同》记载：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5月28日；升降机单价215000元（高度60米，41个标准节，附墙7套）；买方预付定金10000元，货到付款155000元，余款3个月付清。公司分别于2011年5月28日和6月3日为付智霄出具定金7000元和升降机款158000元收据。从升降机销售合同履行方面看，双方基本上是按合同履行，孙现伟不能证明新恒成公司同意该合同进行变更的情况下，其主张50000元应从其欠款数额中扣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4、关于四笔10000元定金收据问题。孙现伟提交的2011年9月3日刘某、张西岭、王飞虎和陈俊敏分别交10000元定金的收据，虽然能证明新恒成公司当天收到四笔10000元定金，但新恒成公司提交的2012年3月1日孙现伟支陈俊敏电梯定金10000元证明，可证实陈俊敏的10000元定金公司已退回，故新恒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显示2011年9月3日收到三笔10000元定金并无不当，孙现伟主张公司少记定金10000元不能成立。
5、关于68550元货款收据问题。孙现伟提交2011年9月3日其购买标准节34个、附墙4套时新恒成公司出具的65550元收据和同日其购买司机室3000元收据，主张该款在《对账单》中没有显示，请求应从新恒成公司主张的欠款总额中予以扣减。经查，对账单中记载，2011年9月3日回款47275元（68550-21275），其中68550元即对应该两张收据，故其要求对68550元予以扣减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孙现伟主张的353050元款项应从欠款数额中扣减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三是上诉人孙现伟主张的提成款217275元应否支持。
当事人双方对于2011年8月12日关于孙现伟提成结算方式“20万元（减去运费）按5%提成（石家庄、保定）”的约定内容如何理解存有异议。孙现伟主张销售升降机提成，价款20万元以内按5%，超过20万部分归其所有，其提成款应为217275元而非101885元。对其主张新恒成公司不认可，公司主张销售价格是20万元，减去运费后按5%提成，但该约定仅限于标准高度的升降机，从未同意销售价格超过20万元的部分归属孙现伟。本院认为，从合同履行来看，双方均认可销售一台升降机的标准高度为50米，配34个标准节，如果超过标准高度需要另行购买标准节和附墙。从孙现伟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升降机合同看，存在非标准高度、非标准配件升降机的情况。孙现伟主张超出标准高度及超出标准配件的升降机因增加标准节和附墙所得货款或利润归其所有没有依据。因此，其主张提成款为217275元，本院不予支持。
四是新恒成公司起诉孙现伟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孙现伟是否有偿还欠款的义务。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新恒成公司委托孙现伟在石家庄、保定等地销售该公司生产的升降机及配件，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孙现伟作为新恒成公司石家庄地区总代理，其代表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收取货款，有其提交的交款收据、打款手续费及刘某、李某的调查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新恒成公司根据孙现伟指示陆续向客户发货，孙现伟收款后陆续给付新恒成公司货款。孙现伟在对账录音中有按公司说的60来万把其费用扣了也就差不多了的内容。且孙现伟存在收取客户货款后先扣除其费用再给新恒成公司打款情况。故原判让孙现伟偿付其收取客户货款未及时归还部分欠款并无不当。孙现伟主张没有替新恒成公司代收并向其支付货款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孙现伟与客户签订升降机买卖合同后，其因存在将买卖合同只是传真给新恒成公司的情况，故新恒成公司提交的部分升降机买卖合同系传真件，但结合其他证据可认定孙现伟销售20台升降机，合款4137600元（已扣除少发李建朝10个标准节、3套附墙）的事实。新恒成公司应收货款为20台升降机货款4137600元，加上126个标准节、18套附墙货款248400元，共计4386000元。新恒成公司自认孙现伟已给付3939928元，孙现伟欠新恒成公司446072元，从446072元减去新恒成公司未支付的提成款101885元，安装费、维修费81200元，孙现伟实欠新恒成公司货款262987元。因此，一审判决孙现伟给付新恒成公司262987元并无不当。综上，孙现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河北省任县人民法院（2015）任民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3336元，由上诉人孙现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常 成
审 判 员 张怀喜
代理审判员 孙瑞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吴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