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芬华。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根富。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峰。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力勤、何晓蓉（实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自教。
委托代理人：方能地。
委托代理人：方丽仙。
上诉人戴芬华、沈根富、沈峰因与被上诉人方自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4）嘉桐洲商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力勤、何晓蓉，被上诉人方自教及其委托代理人方能地、方丽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方自教与其委托代理人方丽仙为夫妻关系。2012年2月开始至2013年10月，方自教及其妻子通过货运公司向戴芬华供应裤子，沈峰通过其银行账户支付了方自教部分货款。2013年11月4日，方自教之妻方丽仙与戴芬华通过微信聊天的形式，对双方交易进行商谈和确认：方丽仙确认收到了戴芬华支付的30万元。戴芬华要求多供货，否则影响其生意。方丽仙主张戴芬华尚欠其8、9月的货款200多万元，要求快点支付。戴芬华表示知道了，如方自教及时供货，8月份的货款早就结清，7月份前货款已结清，也确认欠方自教的货款多了一点。方自教因鉴定该微信聊天语音而支付了鉴定费3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沈峰是否参与共同经营。从方自教提供的证据及戴芬华的陈述来看，可以确认双方之间确认存在裤子买卖关系。沈峰是否参与共同经营，因沈峰不予认可，方自教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方自教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但双方确认通过沈峰的银行账户支付了方自教货款，沈峰仅主张为了便于付款，由其代戴芬华、沈根富支付，但未提供戴芬华、沈根富委托其付款的证据，而且沈峰为戴芬华、沈根富的儿子，可以认定其行为是参与了共同经营，所以应承担共同支付货款的责任。
二、戴芬华、沈根富、沈峰尚欠方自教货款的数额。方自教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方自教提供的货运凭证及证人佘某的证词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不能证明货物具体规格、数量及价格。方自教提供证人金某的证词，也只能证明方自教与证人之间交易时商定的价格，所以方自教主张货物的具体规格、数量及价格，无法予以确认。但是从方自教提供的方丽仙与戴芬华通过微信聊天的录音可以认定2013年7月前双方所发生的货款在此时已结清，8月份的货款未结清，方自教主张8、9月份的货款尚有200多万元未付，戴芬华也未予否认，且从戴芬华提供的进货清单可以确认，8月、9月份，戴芬华向方自教购买货物的金额近200万元，据此可以确认在微信聊天时除支付的30万元外，其余8月至10月的货款未支付。因方自教主张的货物金额无法确认，所以只能按戴芬华确认的加以认定。虽然戴芬华提供的进货清单未作为证据提交，但是可以认定为戴芬华对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金额的确认。在微信聊天时，双方确认的货款金额为戴芬华所欠货款的金额。方自教主张当时所支付的30万元为支付8月份的货款，应予采信。戴芬华主张在此之前至2013年8月（含8月）所支付的货款也应计算在支付8月（含8月）份后的货款中，因戴芬华在2013年8月至10月间支付的货款有2113000元，已超出了戴芬华确认的发生的货款，也就说明了戴芬华的付款不是每月结清的，是延迟付款的，且从戴芬华对8、9月尚欠货款200多万元未予否认并表示知道的事实来看，该主张不予采纳。由此可以确认戴芬华尚欠方自教货款为8月份为1053845元，扣除300000元，9月份为934845元，10月份为210460元，合计为1899150元。
综上所述，戴芬华、沈根富、沈峰尚欠方自教货款1899150元，方自教要求支付货款2217475元中超出1899150元的部分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因双方对付款时间未作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应于收货时支付。方自教要求戴芬华、沈根富、沈峰支付从起诉之日起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因双方对付款时间未作约定，方自教主张权利后，戴芬华、沈根富、沈峰应及时支付，逾期支付的，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于方自教要求支付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已作了明确规定，所以方自教只能请求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戴芬华、沈根富、沈峰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方自教货款1899150元，并支付从2014年1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方自教其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540元，减半收取122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方自教垫付的）3000元，合计20270元，由方自教负担1323.82元，由戴芬华、沈根富、沈峰负担18946.18元。
宣判后，戴芬华、沈根富、沈峰均不服，戴芬华、沈根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欠款1899150元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1、方自教提供的货运单、托运单及证人证言，只能证明双方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法证明货物的数量、单价等。2、本案程序违法。原审认定戴芬华等拖欠货款200多万的依据是鉴定意见，但一审法院未出示鉴定机构及人员的资质，也未经质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中，戴芬华申请对“浦江县公安局对戴芬华所作的询问笔录”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仅电话通知无法鉴定，也违反程序。3、微信语音只是双方的聊天记录，不是对账单，从内容上也只是确定了八月份货款没有结清这一事实。没有否认并不等于承认，戴芬华一直否认拖欠货款200多万元。戴芬华的进货清单并未作为证据提交，就算是戴芬华的确认，原审为何不按进货清单总额进行确认。既然原审认定是延迟付款的，那为何10月份的付款就不是支付8月份的货款？按照戴芬华的进货清单，共收货7840210元，共支付7087700元，故尚欠方自教75251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戴芬华、沈根富支付方自教货款752510元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方自教承担。
沈峰上诉称：一审法院仅凭沈峰通过其账户为戴芬华、沈根富支付货款，从而得出沈峰参与共同经营的结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沈峰作为儿子为在泰国经商的父母代付货款，属人之常情，无需任何委托的凭证。相反，如果父母向儿子出具书面委托凭证，倒显得虚假。方自教没有证据证明沈峰参与了共同经营，一审应认定沈峰没有参与共同经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方自教负担。
方自教二审答辩称：关于鉴定机构及人员的资质，原审已进行审查，没有问题。关于欠款金额，原审认定也是错误的，30万元是支付8月份以前的货款的，实际还欠220多万，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关于沈峰的上诉理由，所有的货款都是沈峰支付的，洽谈业务时沈峰也来的，在经营中也帮忙。浦江县公安局在对戴芬华进行调查时，戴芬华认可他们一家三口共同经营。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方自教、戴芬华、沈根富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沈峰于庭后2015年3月2日向本院提供了一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沈峰于2013年1月起开始在浙江耀华工程咨询代理有限公司工作并领取工资。本院经审查认为，沈峰于二审庭审终结后提供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且又不能说明理由，明显存在重大过失。从证据内容上，也不能反映是浙江耀华工程咨询代理有限公司向沈峰发放工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认定的事实，除“沈峰通过其银行账户支付了方自教部分货款”外，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中，已付货款7087700元全部是由沈峰支付，沈峰系沈根富、戴芬华之子。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戴芬华、沈根富尚欠方自教货款的金额及沈峰是否应当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关于前者，戴芬华在2013年11月4日与方自教之妻方丽仙微信聊天中，当方丽仙主张8、9月份两百多万货款未付时，戴芬华表示“我知道了”，并称“你要是一直发的话，这个钱8月份就清掉了…”，由此，戴芬华虽未直接确认尚欠货款的金额，但根据其语义，其实际认可了方丽仙所主张的事实。关于2013年8-10月份的货款，戴芬华提供了进货清单，该进货清单虽未作为证据提供，但系戴芬华关于交易情况的陈述，对其应具有相应的效力。戴芬华称该清单记载不准确，但戴芬华二审中确认的双方交易总金额784万多、共付款7087700元，与该清单中的金额完全一致，且戴芬华也未具体说明哪些数据不准确，因此，戴芬华的该主张亦不能成立。原审根据该清单认定8-10月份的交易金额，并无不当。在扣除2013年11月4日支付的30万元后，戴芬华、沈根富尚欠方自教货款为1899150元。戴芬华称2013年10月份支付的款项也是支付8月份的货款，2013年10月，沈峰共支付74万元，如果是支付8月份的货款，则与2013年11月4日的微信聊天中方丽仙所称的尚欠200多万元相差巨大，戴芬华不可能不提出异议。二审中，戴芬华称从未通过微信与方丽仙聊天，但2013年11月4日的聊天语音已经鉴定，系戴芬华的语音，戴芬华的行为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抗辩主张，本院认为可信度较低，在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关于欠款金额的认定，有事实依据。关于沈峰是否应当承担共同付款的责任，双方关于本案交易未签订书面合同，因此，在认定交易相对方时，应根据合同的订立及履行过程来综合判断。本案中，已付的货款全部是由沈峰支付，沈峰若未参与家庭共同经营，其账户不可能常有大额资金。沈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支付的每一笔货款均是来自于其父母，然后由其代付的事实。沈峰称其有固定工作，但其提供的证据显然不足以证明。退一步讲，即使其有工作，也不排除在业余时间协助父母参与家庭共同经营的可能。并且，戴芬华、沈根富长期在国外经商，沈峰在国内，方自教称沈峰也联系过本案业务，并去浦江看过货，该陈述符合常情。因此，本院认为，综合上述实际情况，原审认定沈峰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戴芬华、沈根富、沈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1892元，由上诉人戴芬华、沈根富负担8230元，上诉人沈峰负担1366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 翔
审 判 员 章 能
代理审判员 汪先才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