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68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舒贤春，男，196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民，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细生，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刚，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睿，湖北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舒贤春与上诉人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因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4民初1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舒贤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舒贤春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由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05年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是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威逼利诱舒贤春签订的，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自认在法律上有诸多不当。2016年1月，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要求与舒贤春重新签订协议，为了让协议更有法律效力，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同意为舒贤春做工伤、伤残鉴定。舒贤春在1993年7月因X病住院治疗，1994年2月，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将舒贤春的工资转为劳保工资，4个月后停发工资。舒贤春到厂里向领导反映，领导说让舒贤春回家等通知。1994至2004年，舒贤春每年都检查不下四次，相应发票都有保留，厂领导每次审查，每次都没有解决问题。根据国家政策，职工工伤医疗费100%报销，因为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的不作为，导致舒贤春的工伤伤残得不到应有的统筹医疗，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得不到良好的治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相关规定，发生工伤同时在该时间内做工伤能力鉴定的才按本人工资的标准支付相应补偿金。本案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等具体规定。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本案应适用该20年的诉讼时效。同时舒贤春从2005年至2017年一直向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协商解决社保统筹及工伤待遇问题，故本案还处于诉讼时效的有效期内。
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舒贤春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并由舒贤春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舒贤春自称其是在1989年抗洪、防汛期间患病的原因不属实，不应被法院采信。舒贤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因工作、生产需要接触X虫而患上X病，也没有向法院出示社保机构对其所患X病认定为工伤的法律文件。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向社保机构出具的书面材料是配合舒贤春进入社保统筹而出具的。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从未认可舒贤春的X病是工伤。二、一审法院计算各项补助金的标准错误。即使要向舒贤春支付补助金，计算标准应按舒贤春的月平均工资96.7元计算。三、舒贤春于2017年3月才向法院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舒贤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向舒贤春支付伤残补助金28248元、医疗补助金28248元、伤残就业补助金37664元、1994年10月至2005年9月未发工资10800元、1995年至2005年未缴纳医疗保险费9600元、医疗检查费64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舒贤春原在金属玩具厂工作，因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接受金属玩具厂部分资产和员工，舒贤春遂于1989年进入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工作。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为舒贤春补缴了1988年至1997年8月的养老保险，并缴纳至2006年9月，后舒贤春在流动窗口自行缴纳社保费。舒贤春于1989年有X病疫区接触史，后被诊断为慢性X病。2005年9月7日，因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企业改制，双方签订补偿协议书，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向舒贤春支付了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957元。2004年，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普通员工工资较高的有四百余元。2016年9月12日，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向武汉市劳动能力等级鉴定中心提交申请，要求对舒贤春进行工伤等级鉴定。舒贤春伤残等级被认定为十级。
2017年2月24日，舒贤春向武汉市硚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作出硚劳人仲不字（2017）第2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舒贤春的仲裁请求不予受理。舒贤春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1、舒贤春是否属于工伤。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现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04年作出鄂劳社文162号《关于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三条规定，职工确属在X虫危害地区工作或因工作需要临时被派往X病地区执行任务以及下派锻炼，因工作、生产需要接触X虫而患了X病，可以视同工伤处理。观舒贤春档案，其于1979年至1989年之间，曾在测绘用品厂及金属玩具厂工作过，后被确诊为X病，而其劳动能力鉴定表、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鉴定申请中，均记载舒贤春因公感染该病，由此舒贤春情况显然属于工伤。同时，按照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现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武劳社（2005）90号文规定，2005年6月30日以前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企业主管部门认定以及企业认可的工伤，属于老工伤人员。
2、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现舒贤春所得X病是否是为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提供劳动期间所得，不无疑问。但因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接受了金属玩具厂的资产和人员，故对该企业的债务应当承担责任。劳动能力等级鉴定于2016年10月作出，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针对此项请求的时效抗辩不能成立。
3、关于具体待遇。按照武劳社（2005）90号文规定，舒贤春应当享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金额为受伤前6个月的本人工资。现时间久远无法查明舒贤春1988年、1989年的工资水平，以1988年武汉市社平工资为基数，金额为143.42×6＝860.52元。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两项均以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计发基数，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于2005年，故应以2004年的本人工资为基数。舒贤春工资数额低于当时社平工资，现参照当年度社平工资75%，金额分别为5181.75元（1151.5×0.75×6）、2590.88元（1151.5×0.75×3）。
4、对舒贤春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双方劳动关系于2005年9月已经终止，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时效抗辩成立，故不予支持。对舒贤春检查费52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
为此，参照武劳社（2005）90号《关于<武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运行前我市工伤人员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向舒贤春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60.52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181.7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590.88元、检查费520元。二、驳回舒贤春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予以免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案涉《关于申请鉴定工伤等级的报告》、《武汉市职工工伤与职业病劳动能力鉴定表》上均加盖有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公章。《武汉市职工工伤与职业病劳动能力鉴定表》上“我单位已解除劳动关系职工舒贤春同志因公感染X病，现为解除工伤关系，支付工伤待遇，特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的内容为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所填写。该鉴定表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
本院认为：案涉《关于申请鉴定工伤等级的报告》、《武汉市职工工伤与职业病劳动能力鉴定表》上均加盖有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公章。《武汉市职工工伤与职业病劳动能力鉴定表》上“我单位已解除劳动关系职工舒贤春同志因公感染X病，现为解除工伤关系，支付工伤待遇，特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的内容为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所填写。根据上述事实及《武汉市职工工伤与职业病劳动能力鉴定表》的结论，舒贤春所患X病应为工伤。故对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所称舒贤春所患X病不是工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武汉市职工工伤与职业病劳动能力鉴定表》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舒贤春提起仲裁申请的时间为2017年2月，故就舒贤春主张的工伤待遇的诉请，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因此，对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主张舒贤春提起工伤待遇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因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未提交舒贤春1998年、1999年完整的工资发放记录，故一审法院按照武汉市1998年社平工资为基数计算舒贤春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并无不当。因舒贤春2004年的本人工资低于当时社平工资，故一审法院参照当年度社平工资的75%计算舒贤春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亦无不当。对于舒贤春支付的检查费520元，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亦应予以支付。
对于舒贤春主张的1994年10月至2005年9月未发工资10800元、1995年至2005年未缴纳医疗保险费9600元的诉请，因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对此提出时效抗辩后，舒贤春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05年签订补偿协议书后一直在时效期间主张其权利。故一审法院对舒贤春该两项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舒贤春、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武汉市红星铝制品厂负担10元，舒贤春负担的10元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齐立
审 判 员 胡 浩
审 判 员 胡铭俊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吴 利
书 记 员 赵艺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