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民终12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长江，男，1967年1月2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昌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依泽，吉林睿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华,女，1954年5月14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松，辽宁国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昌图县昌图镇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昌图县昌图镇北街富鼎蓝城小区2号楼西数3号门市。法定代表人：马中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宝，辽宁省昌图县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昌图丰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西街25号。法定代表人：王峰，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被告：王峰，男，1952年12月30日�，汉族，住辽宁省昌图县。原审被告：董大鹏，男，1974年10月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昌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吉林睿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董仁，男，1949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昌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吉林睿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长江因与被上诉人李玉华、原审被告昌图县昌图镇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综合开发公司）、昌图丰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峰、董大鹏、董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辽12民初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长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依泽，被上诉人李玉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松，原审被告综合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宝，原审被告董大鹏、董仁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到庭参加诉讼。昌图丰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峰经本院传票传唤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意见，但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长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耿长江不承担还款责任；2、上诉费用由李玉华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耿长江偿还李玉华本金数额计算错误。原审庭审中，李玉华向法庭出示第4组证据“至2017年3月30日，借款还款明细（优先还利息）”书面证据两张，该份证据是李玉华在原审时自已计算的借款还款明细，其中关于已还本、息合计8,800,000.00元部分的本金559,863.54元，利息8,240,136.46是李玉华自认的已还本息的具体数额。原审庭审中董大鹏向法庭出示证据第2组，李玉华给董大鹏出具的“收董大鹏还款本、息880万元”该证据�也载明了董大鹏还款880万元是本息同还。因此，耿长江认为原判决第一项偿还本金数额应为1520万元减去559,863.54元，即14,640,136.46元；因被告董大鹏偿还本、息880万元时间不是同一日期，为公平且便于计算可以将2011年12月27日发生的最大一笔650万元借款利息计算至2015年12月3日，2015年12月3日后，该笔650万借款应以5,940,136.46元（6,500,000.00-559,863.54元）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二、原审判决耿长江承担偿还借款责任错误。1、自2011年12月27日至2013年1月6日，董大鹏先后五次向李玉华借款累计1520万元，即判决书中所称先期五笔借款，借据中借款人均是董大鹏，期限一年，最后一笔到期日应为2014年1月6日，耿长江在上述五笔借款中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书中签字，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按该法26条之规定，到2014年6月6日，担保人耿长江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其后耿长江在转借据中签字都是以综合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签字，其签字行为代表公司法人行为，非个人行为。李玉华在原审出示的所谓八笔借款欠据（原判决称后八笔）都是由债务人董大鹏出具的，李玉华要求耿长江在该八份欠据上签字，耿长江是情非得已，但耿长江在这八份欠据上签字时并没有标明是担保人，实际上也不愿再为董大鹏担保。“耿长江”三字前的“借款人”三个字是李玉华要求董大鹏在出具上述欠据两年后加上去的，足以证明耿长江并不知情，并非实际借款人和债务加入人，这�庭审中已经查明。综上，耿长江认为，耿长江在先期五笔借款中承担保证责任，但已过担保期，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其后在转借据中所签字是代表公司的法人行为非个人行为（期间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即一人有限公司在债务上是以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超过了认缴出资额的限度，股东个人并不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合开发公司年年都有财务审计，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证明该公司帐目与法定代表人耿长江个人帐目是分别独立且无混淆不清情况，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耿长江在转借据中签字系代表公司，而非个人行为，依法不应由个人承担。现综合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不但有公司出具证明，且有工商部门登记证明，还有每年的审计报告，综合开发公司原账务清晰，耿长江与综合开发公司不再有任何经济联系。因此根据《公司法》第64条，《民法通则》第42条之规定，判决耿长江承担偿还借款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李玉华答辩称：一、耿长江称原审本息计算错误，无事实依据。李玉华给董大鹏出具的收条中没有“本、息”的字样，在2016年3月28日，李玉华出具的收条写明的是“收董大鹏还款总数880万元”。另李玉华与耿长江等各借款人之间的每笔借款期限均是一年，从2014年5月22日到2015年4月10日期间，共计借款8笔，共计本金人民币2669.0106万元，扣除累计还款本金及利息880万元，尚欠本金26,130,242.46元及从2016年4月10日至给付之日的利息，李玉华的这一计算方式，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1条的抵充顺序，为此，李玉华的原审诉讼请求合法。而鉴于诉讼成本问题，李玉华服从原审判决。二、耿长江称其是担保人，借条中“借款人”是后填写的均没有事实依据。李玉华起诉的证据是从2014年5月22日到2015年4月10日期间，形成的8笔（组）借据，耿长江在上诉状中称其是担保行为，不是事实。在原审中李玉华（原告）提交的以往的借款合同，用以证明李玉华确确实实将借款交付给各借款人，但以往的借款合同不能作为认定借款数额的依据——以往的借款合�在借款人、担保人、担保方式等方面，均与此8笔（组）借据不同：以往的借款合同中借款人有马彦春、担保人有董秋、耿长江、担保物有林照等；而本案的借款人有耿长江（原为担保人），以债务加入的方式，成为债务人承担债务，本案债权没有提供担保人和设定担保物。而耿长江称借条中“借款人”是后填写一节，在原审中，经过李玉华出示证据和法官释明后，耿长江等放弃了鉴定请求——表明耿长江对其是借款人此节事实是无可辩驳的。三、耿长江承认在借条上签字，但他自称是情非得已。情非得已并不是法律规定的欺诈、胁迫等手段，也不是可以撤销的事由。耿长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字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耿长江的上诉，维持原判。综合开发公司陈述称：一审判�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因为借款人是后填写的，一审时耿长江要求鉴定，而李玉华不要求鉴定，为此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借据是由2016年3月28日董大鹏承诺偿还，事实上该借款也打入董大鹏帐户，承诺时我公司不知情，也没有让我们盖章，2016年3月28日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因此我们不承担责任。同意耿长江的上诉意见。昌图丰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峰递交书面意见共同陈述称：王峰本人以及昌图丰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认可一审法院判决，并请求维持原判。董大鹏、董仁共同陈述称：对于耿长江的上诉理由董大鹏、董仁无异议，虽然原审被告董大鹏作为债务偿还的主体，虽然没有提出上诉，但是认为耿长江提出的关于借款利息的计算基数错误这一观点是认可的，因为本代理人参加了一审，对于一审的过程了解。为了便于本庭查清楚，原审借款本金1520万元，期间董大鹏陆续还款本息合计880万元，主要证据是原审原告在诉状中有陈述承认还款本息880万元。第二，李玉华在原审中向法庭出示了一张关于董大鹏偿还880万元本息计算表，体现出880万元是由本金和利息组成的。李玉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各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6,130,242.46元;2、判令各被告给付该本金从2016年4月10日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6,018,639.612元;3、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7日，借款方董大鹏、马彦春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6,500,000.00元，耿长江、董仁、综合开发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借款方以付家林场林地11363亩作为抵押物。2012年1月6日，借款方董大鹏、马彦春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合同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3,500,000.00元，董仁、董秋作为连带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2012年4月10日，借款方董大鹏、董仁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2,700,000.00元，耿长江、董秋作为连带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2013年1月6日，借款方董大鹏、董仁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500,000.00元，耿长江、董秋作为连带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同日，借款方董大鹏、董仁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2,000,000.00元，耿长江、董秋作为连带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上述五笔借款（以下均表述为前期五份借款合同）本金额为15,2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年。2012年12月27日，借款方董大鹏、董仁与出借方李玉华分别重新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并出具两份借据，分别向李玉华借款4,000,000.00元、6,000,000.00元，耿长江、董秋作为连带保证人在上述两份借款合同上签字，该两笔借款均系对前述2011年12月27日、2012年1月6日借款方董大鹏、马彦春与出借方李玉华两笔借款合同重新总结表述。至此，前期五份借款合同本金总额为15,200,000.00元，借款人为董仁、董大鹏，借款连带保证人为耿长江、董秋。后借款方董大鹏、董仁、综合开发公司与出借方李玉华对上述15,200,000.00元借款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书并出具借据，分别于2014年5月22日向李玉华借款1,824,000.00元，耿长江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字，约定借期一年，月息1.8分；于2014年9月24日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书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620,000.00元，耿长江作为领收人在借据上签字，约定借期一年，月息2分；于2014年12月27日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书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6,150,400.00元，耿长江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字，约定借期一年，月息2分；于2014年12月27日，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书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9,225,600.00元，耿长江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字，约定借期一年，月息2分；于2014年12月31日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书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2,166,170.00元，耿长江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字，约定借期一年，月息2分；于2015年1月6日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书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3,075,200.00元，耿长江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字，约定借期一年，月息2分；于2015年1月6日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书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768,800.00元，耿长江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上签字，约定借期一年，月息2分；于2015年4月10日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借款合同书并出具借据，向李玉华借款2,859,936.00元，约定借期一年，月息2分。至此，通过上述八份�款合同（以下均表述为后期八份借款合同），借款方董大鹏、董仁、综合开发公司与出借人李玉华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书及借据本金数额共计26,690,106.00元，耿长江个人在上述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签字。2016年3月28日，承诺人董大鹏在上述八张借据空白处书写“此借款手续，暂时未给换据，我承诺，此笔借款按原合同约定内容继续履行”。董大鹏于2014年8月4日还款1,000,000.00元，2015年1月18日还款500,000.00元，2015年2月15日还款200,000.00元，2015年8月26日还款100,000.00元，2015年12月3日还款5,000,000.00元，2016年3月18日还款2,000,000.00元，截止本案立案之日2017年3月30日，董大鹏已累计还款本金及利息总计8,800,000.00元，其总计还款金额尚未超过截止本案立案之日，按照最初五笔借款本金、借款时间及约定的借款期间利率计算方式计算出整个借款期间利息，且案涉最初五笔借款本金15,200,000.00元及剩余利息尚未清偿。一审法院认为,借款方董大鹏、董仁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的共计15,200,000.00元的前期五份借款合同及借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耿长江、董秋作为连带保证人，上述前期五份借款合同中签字，符合《担保法》关于连带责任保证的相关规定，担保行为合法有效。借款方董大鹏、董仁、综合开发公司与出借方李玉华签订的共计26,690,106.00元后期八份借款合同及借据，系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合法有效。关于案涉借贷关系主体、偿还责任问题。2011年12月27日至2013年1月6日五笔共计15,200,000.00元借款的借款人为董大鹏、董仁，连带保证人为耿长江、�秋。2014年5月22日至2015年4月10日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书及借据（共计26,690,106.00元），系借款人为董大鹏、董仁、综合开发公司与出借人李玉华对前期五份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八份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虽然后期八份借款合同及借据的借款人、连带保证人相比前期五份借款合同的借款人、连带保证人、借款本金数额、利息约定、担保抵押物均发生变化，但总归系对前期五笔借款合同项下最初借款的延伸，前期五份借款合同的连带保证人耿长江个人在后期八份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签字，其以自己行为表示继续作为案涉最初借款偿还的义务主体，且耿长江作为借款偿还义务主体在借款重新出具债权凭证时间和效力上是延续的，理应对最初借款剩余本金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综合开发公司仅为2011年12月27日借款6,500,000.00元的连带保证人，但其作为借款人身�在后期八份借款合同上盖章，自愿表示其以债务加入的方式自愿成为前期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债务人，理应承担还款责任；董大鹏、董仁作为最初借款的借款人一致延续，也应当对案涉最初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因董大鹏在后期八份借款借据书写“借款人：”这一内容，并不影响综合开发公司以债务加入的方式成为借款人事实之认定，亦不影响本案相关事实查清，故对综合开发公司主张就董大鹏在借据上书写“借款人：”与借据内容是否为一次性书写、是否为后期添加予以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对耿长江抗辩其系借款连带保证人身份，保证期间已过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前期五份借款合同的连带保证人董秋未在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中出现，已不再作为借贷合同的当事人主体，不应承担偿还责任；丰晟公司、王峰非案涉借款合同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关于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问题。后期八份借款合同对前期五笔借款合同项下最初借款进行复利计算，李玉华复利计算所主张的本息合计显然已经超出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利息的本息之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对民间借贷复利计算的严格法定限制精神，本院对董大鹏、综合开发公司提出的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但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抗辩主张，予以支持。因借贷双方均认可截止本案立案之日2017年3月30日，董大鹏已累计还款本金、利息总计8,800,000.00元以及相应的还款时�等事实，但双方对还款清偿顺序没有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因总计还款金额尚未超过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数额，故已偿还的8,800,000.00元应当优先抵充最初借款本金在整个借款期间内已发生的利息，在总借款利息中予以扣除。因此，各借款人应依责偿还案涉最初借款本金及利息。综上所述,对原告李玉华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董大鹏、董仁、综合开发公司、耿长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李玉华借款本金15,2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以本金6,500,000.00元、3,500,000.00元、2,700,000.00元、2,000,000.00元、500,000.00元，分别自2011年12月27日、2012年1月6日、2012年4月10日、2013年1月6日、2013年1月6日，至完全给付借款本金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已偿还的8,800,000.00元在总借款利息中予以扣除）；二、驳回李玉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2,544.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董大鹏、董仁、综合开发�司、耿长江共同负担。本案在二审期间，耿长江提供铁岭里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铁里会审[2014]B-038号”、“铁里会审[2015]B-012号”及“铁里会审[2016]B-033号”《审计报告》，综合开发公司的工商注册表及变更情况查询卡，用以证明综合开发公司账目清楚，耿长江个人财务与公司财务没有混同，且于2015年10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马中海，故耿长江不应与综合开发公司承担共同的还款义务。李玉华经质证对耿长江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耿长江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三份审计报告没有涉及到案涉借款，如果公司隐瞒了借款情况，审计报告中无法体现；且对于转让前的债务应由耿长江承担，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李玉华提供2015年10月12日耿长江与马中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综合开发公司作出的《昌图县昌图镇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决议》及《章程修正案》，证明耿长江将股权转让给马中海，协议第二条约定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耿长江负责，故耿长江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对此证据耿长江亦不持异议，但主张耿长江只能在应缴、未缴的注册资本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不是对外承担全部责任。针对耿长江及李玉华提供的上述证据，董大鹏、董仁及综合开发公司均同意耿长江的质证意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耿长江明确放弃了第一条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耿长江虽然在上诉状中提出两点上诉理由，但在庭审过程中明确放弃了第一条即“原审判决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本金数额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且其上诉请求仅为“依法改判耿长江不承担还款责任及判令李玉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耿长江应否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耿长江于2011年12月27日至2013年1月6日间，在向李玉华出具的五份《借据》上作为担保人签名确认，为董大鹏、董仁等向李玉华所借的五笔合计1520万元款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后又在2014年5月22日至2015年4月10日间重新形成的《借据》上签名确认。耿长江虽在一审中对重新形成的《借据》上“借款人”字迹是否是其书写及是否为同一时间书写提出鉴定申请，以证明其签名并非以借款人身份而是以综合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所作，但对其在重新形成的《借据》上签名的事实始终予以确认。由于案涉《借据》上明确标明了“借据”二字，其下依次载有时间、大小写款项数额、借款利率及签名等，故该《借据》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反映借款时间、借款数额、借款利率、借款人主体等借贷关系基本事实的证据。因此，该借据下方的具名人，在未作特别标注的情况下即为借款人。案涉《借据》下方没有标注“综合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相关字样，亦无其他字迹被涂改的痕迹，因此，在耿长江没有证据证明其系作为综合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或其他身份进行签名的情况下，其名字前的“借款人”三字是否为其书写及是否一次性书写，均不能改变其在借据下方签名确认、并基于此认定其为借款人身份的事实。因此，原审对其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也因此，其关于其签字系以综合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所为的主张亦不能成立。而《借据》后所附《借款合同书》，因其名为“借款合同书”，但�方所载内容却为“租金”、“租期”“出租人”、“承租人”等，与借款一节没有任何关系，据此无法判断双方的借贷事实和借贷关系，也无法判断该合同书上具名人在案涉借贷关系中的身份关系，故耿长江在该合同书上以什么身份进行签字不能影响其在《借据》上签字身份的认定。因此，耿长江在最初的五笔借款合同中作为连带保证人签字确认为该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在重新形成的《借据》下方的再次签字确认行为，系其对案涉借款的债务加入，原审认定其该行为是继续承担偿还责任的意思表示亦无不当。故耿长江应与董大鹏、董仁及综合开发公司等共同对案涉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至于耿长江上诉中关于其对最初的五笔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且综合开发公司账目与耿长江个人帐目分别独立且无混淆不清情况，故公司债务依法不应由个人承担，耿长江不应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的主张，因李玉华要求其承担责任以及原审法院判决其对案涉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均非基于上述两项事实，故其上述两项主张及为证明该事实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上诉人耿长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0元，由耿长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锦弘审 判 员 华 锋审 判 员 陈 建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张 静书 记 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