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803民初1165号
原告：田方伦，男，194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
被告：张启均，男，生于1964年9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曹仁志，四川正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田方伦与被告张启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方伦、被告张启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仁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田方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张启均返还原告土地补偿款本金10，500元，资金利息16，800元，合计27，3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在2016年12月初才得知原告家庭户在1996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有本社尹某某退出的“秧田”0.3亩，该宗土地于2008年被政府征用，每亩土地补偿款35，000元，原告应得该宗土地款为10，500元，该款当年即由被告领取。获悉此情况后，原告多次请求人民调解未果。2016年12月22日城东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人民调解意见书》建议原告通过诉讼解决。原告认为，原告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和承包地被征收而获得的土地补偿款权利。被告不当得利而取得原告的土地补偿款本金应予返还，还应承担占用资金利息。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四川省<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规定，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
原告田方伦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如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及主体资格；
2、人民调解意见书，证明2003年村民小组分配土地的分配手续；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在2016年12月22日曾调解未果；
3、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被告出具的土地调整情况；
4、2003年制作土地清册，欲证明原告土地未进够及原告应进尹某某退出的“秧田”0.3亩的事实。
被告张启均辩称，原告诉称的1996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本社尹某某退出的“秧田”0.3亩，完全不是事实。城东乡五里村二组1996年根本没有实施过二轮承包，原告怎么会取得尹某某退出的0.3亩承包田？2003年合作社倒是调整过土地，但当时并没有召开社员大会，也没有公布过调整方案。答辩人张启均作为合作社社长，只是与几个社员代表拟定了一份土地调整方案，准备按照该调整方案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很多具体问题，并没有完全按照该方案落实到户。具体到本案，原计划由林某1进尹某某退出的秧田0.3，但林某1不愿意接受该田。恰好答辩人张启均家应进0.65亩，于是答辩人便承包了尹某某退出的这0.3亩田，之后承担了该承包田的粮税费，此承包关系完全是合法的。2009年合作社部分承包田被征用时，答辩人张启均并没有担任合作社社长。合作社将征地补偿费分配给实际承包人，完全是合法行为，根本不存在不当得利的说法。而本案原告田方伦，在2003年调整承包田地时，还应退出0.17亩，怎么会进0.3亩。根据法律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必须符合以下要件：（1）一方获得利益；（2）另一方受到损失；（3）获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即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出于同一原因事实；（4）获得利益没有合法的根据。而本案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取得其诉称的0.3亩承包田的承包经营权，征地后自然不会得到该0.3亩田的补偿费，并不存在合法利益受损的事实，而答辩人取得自己承包田的征地补偿费，有合法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原告要求答辩人返还所谓的征地补偿费本金和利息，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纯属滥用诉权。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启均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如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
2、2003年土地调整计划清册复印件4份，证明2003年土地调整时土地登记情况，原告不是进土地而是应退出土地0.17亩，被告应进0.65亩。
审理过程中，原告田方伦申请本院到雅安市名山区城东乡人民政府调取张启均领取征地补偿款的相关证据。本院调取“名山县政府征地兑现协议”和“五里村二社土地征用涉农土地费及青苗费一次性兑现花名册”各一份，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上述证据证明，2009年被告张启均之妻林某某与名山县城东乡五里村二社达成征地补偿协议，政府征用张启均家的承包地0.349亩，征地补偿金额为10，470元，2009年12月22日，张启均之妻林某某领取了该补偿款。
庭审中，对原、被告提交并当庭出示的证据进行了质证，被告对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对人民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调解意见书中心内容是原告家的土地面积是划够了，但是原告反映当时他的土地没有进够。原告说的是他的土地没有进够，本案是不当得利，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土地补偿款，原告首先要有承包权，才能有承包土地，有补偿款；被告提出情况说明不合法，原告找的人哄骗被告签字。土地清册实际上不能叫土地清册，只是生产队在调整土地时的一个方案，我们在答辩中说的很清楚，林某1自己不要这块田，被告家本来就应该进土地，所以就把这块地承包了。这个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得到了这块地和应该得到这个补偿款的事实。经本院对原告出示的证据审查，原告田方伦出示的“人民调解意见书”是田方伦（能）与五里村二社关于土地承包的调解意见，并且该意见明确载明，在2003年五里村二社进行的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原告田方伦家的土地是承包够了的，不存在应进土地而未进的情形。由于被告张启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田方伦出示的“土地清册”实际是五里村二社的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对土地进行调整的方案，该方案表明，五里村二社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人平承包田地0.5亩，田方伦为户主的家庭人口为5人，应承包田地2.5亩，当时已有2.67亩田地，但由于与田方伦不在同一户口下的子女林某1家无土地，注明进尹某某秧田0.3亩，该0.3亩秧田在同村村民张某某家应进土地中也有注明。虽然该证据有矛盾，但该证据是对五里村二社第二轮土地承包情况的原始记载，能证明原告田方伦家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其承包面积已经达到人均标准，不存在有应进土地的事实，因此，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出示的情况说明，被告当庭予以否认，且与本院采信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田方伦对被告张启均出示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出示的2003年土地调整计划清册复印件4份与原告出示的“土地清册”证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03年，原名山县城东乡五里村二社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在此轮土地承包中，五里村二社按人平0.5亩承包田地对部分承包户的承包田地进行调整。原告田方伦与其子女田某2、田某3、林某1分为四户进行承包，五里村二社的调整方案载明，田方伦家庭人口5人，应承包田地2.5亩，实有承包田地2.67亩，原告田方伦之子林某1家庭人口3人，应承包田地1.5亩，事实承包田地0亩，同社村民尹某某家应退出承包田地0.3亩，五里村二社决定将原尹某某家承包的0.3亩秧田调整给原告田方伦之子林某1或同社村民张某某，由于多方面原因，林某1、张某某均未对尹某某退出的0.3亩秧田进行承包。被告张启均家在此轮承包中，应进0.65田地，被告张启均对尹某某应退的0.3亩秧田进行了承包。2009年，因建设需要，政府对尹某某退出后由张启均承包的0.3亩秧田依法征收，被告张启均家庭获得土地征收补偿款10，470元。2016年9月，原告田方伦认为自己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不够，要求雅安市名山区城东乡人民政府处理，雅安市名山区城东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调查后确认，原告田方伦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已够人均承包土地面积。但原告田方伦坚持认为尹某某家庭退出的0.3亩秧田应由其承包，因而酿成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张启均取得的0.3亩秧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该规定明确了不当得利是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应负返还义务。其构成要件是：（一）一方取得利益；（二）一方受到损失；（三）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四）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就本案而言，原告田方伦主张被告张启均获得的0.3亩秧田的征地补偿款系不当得利，被告张启均应当将所得本息返还原告。其理由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自己家庭的土地承包面积不够，称尹某某退出的这0.3亩秧田应该自己家承包经营。原告田方伦家土地是否承包够，应该承包那块土地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原告主张被告张启均因政府征收0.3亩土地而不当得利，就应该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张启均所获得征地补偿款利益使原告田方伦遭受了损失，进一步讲，原告田方伦应该提供证据证明其承包经营了政府征收的尹某某退出的0.3亩秧田的事实，但原告田方伦无证据证明其已经承包并经营了尹某某家退出的0.3亩秧田。按照五里村二社的分配方案，张启均获得0.3亩秧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并未给原告田方伦造成损失。因此，张启均取得的0.3亩秧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田方伦主张被告张启均获得的0.3亩秧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是不当得利应当向其返还，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对原告田方伦要求被告张启均返还征地补偿款本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田方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83元，由原告田方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立勋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