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连民终字019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剑钧。
委托代理人王运河，灌云县东王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云港灌云仁济医院，住所地灌云县伊山镇通淮路。
法定代表人彭卫，该院妇产科主任。
委托代理人姚建成，江苏港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剑钧因与被上诉人连云港灌云仁济医院（以下简称仁济医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2012）灌民初字第1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剑钧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运河、被上诉人仁济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姚建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剑钧诉称，原告为2003年筹建灌云仁济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称仁济公司）主要成员之一，当时为筹集资金，原告通过各种渠道为仁济公司垫付筹建资金，仁济公司成立后，原告垫付的资金及其他合理性开支经报账给仁济公司财务科，由时任财务科长杨朝阳协助整理，共计1701667.45元，因仁济公司内部管理矛盾，对原告垫付的款项一直未得到合理性解决。2005年2月仁济公司解散，遂利用原有场所、人员、设备成立“仁济医院”，并公告承担仁济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原告多次与仁济医院交涉将所垫付资金列为股金，但仁济医院不同意将上述垫付款项认定为股金，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为仁济公司垫付的1701667.45元。
被告仁济医院辩称：1、原告所诉称的垫资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不予承认；2、原告所诉称的事实已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将仁济医院列为被告系主体错误，原告如果认为权利受到侵害应当向灌云仁济医院有限公司的股东主张权利，仁济公司与本案被告仁济医院不存在权利义务的继承关系；4、原告利用职务便利，占有属于被告仁济公司的账册（即支出费用的票据装订的），原告无证据证实该账册所装订的票据费用为原告垫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原告何剑钧系筹建仁济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2003年初，原告何剑钧及案外人潘东青等17人集资171.2万元用于筹建仁济公司，其中原告何剑钧集资10万元，该全部款项均由原告何剑钧一人掌管，负责仁济公司筹备阶段的各项开销，其中部分票据在原告处。2004年1月5日，仁济公司经连云港市灌云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其中，股东登记为案外人潘东青（出资110万）、王铭兴（出资90万）。仁济公司成立后，由原告何剑钧任仁济公司院长，掌管公司行政、业务、财政等事务。2004年8月26日，经公司财务科长郑朝阳对原告掌管的票据整理，票据金额共计170.166745万元。后因原告与仁济公司发生纠纷，原告从杨朝阳处将上述票据取回。二、2005年10月14日，仁济公司股东召开股东大会，决定解散公司，2005年10月16日，仁济公司在《工人日报》上发布《灌云仁济医院有限公司解散公告》，该公告载明：“灌云仁济医院有限公司现决定解散，灌云仁济医院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连云港灌云仁济医院承担，灌云仁济医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可自2005年10月18日起，90日内向连云港仁济医院申报债权，灌云仁济医院有限公司将按照法律程序注销。特此公告！”。2006年1月18日，成立仁济公司清算组，对公司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算，2月10日，仁济公司申请注销登记，13日连云港市灌云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三、2005年3月4日，案外人潘东青等17人（不包括原告何剑钧）合伙筹建仁济医院，经连云港市卫生局批准，于2005年5月24日经连云港市民政局核准注册登记。核准仁济医院的性质为具有法人资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仁济医院成立后，仁济公司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由仁济医院承受。四、2007年3月，原告何剑钧以案外人潘东青等17人侵害了原告对仁济公司享有股权的权利为由将案外人潘东青等17人及仁济医院起诉至本院，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为仁济公司隐名股东，股权为人民币10万元，同时要求涉案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0万元。该案经本院审理，作出（2007）灌民二初字第98号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何剑钧不服上诉，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08年10月8日作出（2008）连民二终字第04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原告何剑钧多次到连云港市检察院反映情况，主张自身权利。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对原告主张经杨朝阳整理的票据金额为其垫资的事实，经原审院释明，被告仁济医院未举证单位帐目。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2007）灌民二初字第98号”民事案件中，原告何剑钧主张在仁济公司筹建期间，原告何剑钧以及案外人潘东青等17人出资进行筹建，该全部款项均由原告何剑钧一人掌管，负责仁济公司筹备阶段的各项开销。仁济医院已经注册登记成立，原告何剑钧的筹建行为应为职务行为。现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经杨朝阳整理的总计金额为170.166745万元的票据款项均为其垫资，按照原告所举证据，原审法院也不能认定除原告何剑钧以及案外人潘东青等17人出资款项外，经杨朝阳整理的总计金额为170.166745万元的票据中由原告个人垫资的具体数额，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为仁济公司垫付的1701667.45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剑钧要求被告连云港灌云仁济医院返还原告为仁济公司垫付的1701667.45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115元，由原告何剑钧负担。
何剑钧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当时作为仁济公司的发起人和筹建人之一，涉案170余万元实由其筹集并垫付仁济公司的各项开支，并由其一人经手，仁济公司当时未建帐、挂帐，因此，仁济医院应当返还何剑钧垫付的用于筹建该院的各项费用。原审法院未能客观认定事实导致错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公正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仁济医院辩称，2003年何剑钧确实为仁济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仁济公司筹建之初全部款项由何剑钧一人掌管，筹建时的各项开支票据均在何剑钧手上，仁济公司筹建之时各项费用开支170余万元，但不能说明该款项为何剑钧本人垫付，且在“（2007）灌民二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中何剑钧诉称该款项为潘东青等17人出资所形成。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何剑钧无证据证明其个人垫付170余万元的事实清楚，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2003年初，原告何剑钧及案外人潘东青等17人集资171.2万元用于筹建仁济公司，其中原告何剑钧集资10万元”该部分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其他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何剑钧起诉仁济医院之诉由是不当得利纠纷，其请求权基础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该项法律规范具有四个构成要件：（1）没有合法根据；（2）取得不当利益；（3）造成他人损失；（4）因果关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精神，具体到本案，何剑钧以不当得利作为其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其应当对不当得利的上述全部四个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综观本案一审、二审全过程，何剑钧并没有举出充分证据证明不当得利四个构成要件事实存在，加之仁济医院的诸多抗辩，使本案待证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因此，何剑钧应当承担不当得利诉讼举证证明责任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依据民事证据规则判决驳回何剑钧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另，何剑钧在一、二审诉讼中声称其具有为仁济公司筹款（含借款）、垫资等民事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这与其不当得利之诉由相互排斥、自相矛盾。二审中，经本院释明，上诉人何剑钧仍坚持选择以不当得利作为其请求权基础。
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何剑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115元，由上诉人何剑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斌
审判员 王和明
审判员 葛 进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徐 丽
法律条文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依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