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琼行终2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昌市热带作物试验站，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迈号办事处登园坡。
法定代表人：邢福明，文昌市热带作物试验站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办公大楼。
法定代表人：何琼妹，文昌市人民政府市长。
委托代理人：伍一叶，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文学，文昌市人民政府法制办科员。
原审第三人：文昌新城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蔚路76号左城右海。
法定代表人：傅厚敏，文昌新城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彩强，海南万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文昌市热带作物试验站（以下简称文昌热作站）因与被上诉人文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文昌市政府）及原审第三人文昌新城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土地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南一中行初字第22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5年8月15日，文昌热作站与第三人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文昌热作站将取得的文国用（93）字第0200240号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0200240号土地证）项下位于迈号镇登园坡142亩土地中的48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转让土地四至：东至文城至迈号公路干线路界；北至丁园村用地；西至原文昌县热带作物试验站用地地界；南至海口荣城工贸有限公司用地。同日，双方在原文昌县公证处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的情况进行了公证。1997年11月14日，文昌国土局针对文昌热作站提交的《关于申请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报告》，作出文土管字（1997）47号《关于同意文昌市热带作物试验站转让土地的复函》，同意文昌热作站将通过划拨方式［见0200240号土地证］获取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使用，转让土地面积为48亩，使用年限为65年，用途为科研用地。1997年12月8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对涉案48亩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被告的土地管理部门对涉案土地的权属、面积等情况进行了地籍调查。1997年12月，被告给第三人颁发了文国用（97）字第020054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547号土地证）。1997年12月29日，被告作出文府土函（1997）170号《复函》，同意第三人请求将涉案48亩土地用途由科研用地改为商住用地的申请，并通知第三人补交耕地占用税。为便于管理，2000年12月26日，第三人向文昌国土局申请，将547号土地证登记的土地分块发证。被告对涉案547号土地证中的土地向第三人重新颁发了文国用（2000）字第W0200536号、文国用（2006）字第W0200534号、535号、537号土地证（以下简称536号、534号、535号、537号土地证），同时547号土地证被注销。后因东环铁路项目征用了534号、535号、537号土地证项下的部分土地，2009年4月12日，第三人向文昌国土局申请，将上述三证合并为同一土地证。被告于2009年4月16日给第三人颁发了文国用（2009）字第742号土地证（以下简称742号土地证），同时534、535、537号土地证被注销。自2003年开始，第三人陆续将536号土地证项下的土地转让，转让后剩余部分的土地已重新登记发证，536号土地证被注销。
原审法院另查明，文昌热作站于2012年12月1日制作《国有土地（清产核资）统计表》，对其名下的土地来源和去向进行初步统计，其中包含了涉案547号土地证的登记情况。文昌热作站于2015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颁发的547号土地证的行为违法无效并予以撤销该土地证，后在该案审理中，文昌热作站以被诉颁证行为已注销变更为新的行政行为，其将另行起诉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5）海南一中行初字第180号行政裁定，准许文昌热作站撤回起诉。2015年10月20日，文昌热作站再次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一、对于文昌热作站提起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文昌热作站向本院提起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判决确认被告颁发的547号土地证的行为违法无效。根据文昌热作站制作的《国有土地（清产核资）统计表》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文昌热作站在2012年12月1日就已经知道被告给第三人颁发547号土地证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文昌热作站应在2014年12月1日之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现文昌热作站于2015年10月20日才向本院主张确认被告颁发的547号土地证的行为违法无效，明显已经超过法定的2年起诉期限。二、对于本案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文昌热作站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首先，第三人根据其对涉案48亩土地享有使用权的前提下，向被告申请对涉案48亩土地用途进行变更及对土地进行分块颁证，被告依据第三人的申请，作出文府土函（1997）170号《复函》及分别颁发534号、535号、536号、537号土地证的行政行为，并没有损害文昌热作站的合法权益。其次，被告颁发742号土地证的行政行为依据的是第三人根据其名下土地的使用情况，申请被告将534号、535号、537号合并颁发为一个土地证的行为，该行政行为亦未损害文昌热作站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本案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针对的行政行为，与文昌热作站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所述，文昌热作站提起的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文昌热作站的起诉。
文昌热作站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一、本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1、在2015年9月22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邢福明）在原审法院签收的原诉讼的被告文昌市政府提供的（2015）海南一中行初字第180号案件证据材料和被告文昌市政府提供的（2015）海南一中行初字第181号案件证据材料中，才第一次看到在1997年文昌市政府违法颁发给原审第三人的547号土地证。所以说，上诉人在2015年9月22日才知道文昌市政府施行的该违法颁证行为。上诉人通过非法手段（非法途径）即通过套取有关人士的道听途说或窃取私人信息等获得文昌市政府颁发土地证给原审第三人的相关信息，制作成《国有土地（清产核资）统计表》，并附在呈给文昌市政府的《关于核实土地面积的请示》中，结果，文昌市政府将其转给文昌市国土局核实与处理，原审法院从文昌市国土局中加盖公章取出来作为证据，令人无法理解。上述《国有土地（清产核资）统计表》所记载内容不管是否准确、真实，但来源属于非法途径获得，并且也未经市国土局、市国资委、市热作中心依法确认，缺乏真实性和合法性，属于非法证据，应属无效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9月22日起开始计算，本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不动产是指土地以及土地上附着物，不能移动或移动会损害其用途或价值的物，如土地、房屋等。因不动产引起的行政诉讼，包括因不动产所有权、使用权发生纠纷而起诉的案件，如房屋登记、土地确权案件、房屋拆迁案件。这类行政案件适用不动产案件的管辖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属于因不动产（土地）提起诉讼的案件。自1997年12月，从被上诉人施行颁发547号土地证的颁证行为，至2015年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自始至今也仅18年，据此，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不动产法定的起诉期限。
二、文昌市国土局擅自行文批准同意文昌热作站转让96亩国有划拨土地（国有资产）给原审第三人的行为以及其批文属违法无效。1997年，对于文昌热作站所属的96亩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文昌市国土局未按照国务院规定，在未经国有土地等国有资产评估，未报经文昌市政府行文批准同意土地转让的情形下，滥用职权，擅自行文批准同意双方签订的违规违法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将96亩国有划拨土地变相低价转让给原审第三人，违反土地管理和国资管理的有关规定，特别是违反199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于1988年12月29日修订施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条款中的“无权批准使用土地的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的违法无效行为的情形，该批准文件文昌市土地管理局文件（文土管字（1997）47号）《文昌市土地管理局关于同意文昌市热带作物试验站转让土地的复函》应属违法无效。
三、文昌市政府的颁证行为与颁发给原审第三人的547号土地证应属违法无效。1997年，文昌市政府施行颁发给原审第三人的547号土地证之土地，原为文昌热作站所属的国有划拨土地（国有资产），该转让宗地未按照国务院规定，未经国有土地等国有资产评估，未报经文昌市政府行文批准同意土地转让，原审第三人未依法缴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该行为违反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令第91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中第三条第（二）项“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二）资产拍卖、转让”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而充分表明：文昌市政府施行的上述颁证行为，违反土地管理与国资管理的法定程序，缺乏必须持有的法定的权力依据，属于滥用职权、违法颁证行为，上述颁证行为与颁发给原审第三人的土地证应属违法无效。
四、1997年11月14日，文昌市国土局擅自行文批准同意文昌热作站转让96亩国有划拨土地给原审第三人、与在1997年12月8日文昌市政府给原审第三人施行颁发的547号土地证的行为，属于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侵犯与损害文昌热作站的合法权益和利益，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经济后果。至于文昌市政府尔后又继续作出的170号《关于同意改变土地用途的复函》与为原审第三人的547号土地证项下土地重新分割颁证以及再行不断颁发土地证（包括转让颁发的土地证），从而维护与延续对文昌热作站施行侵权行为，侵犯与损害文昌热作站的合法权益与利益。文昌市政府颁发547号土地证的行为与其所颁发的土地证，因缺乏必须持有的法定的权力依据（文昌市政府同意土地转让的批文）而违法无效，而文昌市政府延续所作出的《关于同意改变土地用途的复函》与从547号土地证分割后颁发的土地证以及与再行颁发的土地证，同样因缺乏必须持有的法定的权力依据而违法无效。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挽回国资流失，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理所当然，对于第二、三项诉求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属违法无效，应当撤销并判决维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文昌市政府答辩称，一、被答辩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1、答辩人给原审第三人颁发的547号土地证是根据被答辩人及原审第三人向原文昌县土地管理局的请示报告、被答辩人与原审第三人于1995年8月1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实施的变更登记行为。被答辩人作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对转让的具体内容非常清楚，即被答辩人早在1995年就已经知道了涉案48亩土地被转让的事实。2、被答辩人作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积极配合原审第三人办理土地过户变更登记，被答辩人亲自在自己执有的0200240号土地证的“备注”中写明将土地转让给了原审第三人的事实。2000年，被答辩人根据142.9亩土地的转让情况并将已转让的土地、留给村集体的土地、村路用地以及高压线占用土地扣减后，申请将余下的28.547亩土地办理变更登记。答辩人依法给被答辩人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文国用（2000）字第W0200522号，即被答辩人早在2000年就已经知道涉案颁证行为的内容。3、2011年7月19日，被答辩人新的法定代表人又到文昌市国土局查阅并复印了涉案颁证行为的全部档案资料，即被答辩人在2011年时又对涉案颁证情况进行了全部的调查了解，并知晓了涉案颁证行为的具体内容。4、2012年12月1日，被答辩人自行制作了《国有土地（清产核资）统计表》（此证据由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并在庭审中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在该表中对涉案宗地的《土地转让协议书》签订时间、转让面积、受让方（即原审第三人）名称、土地用途以及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证号进行了逐一罗列，由此可见，被答辩人对547号土地证的具体内容知道得一清二楚。被答辩人在2012年12月1日对其单位原有142亩土地使用权的来源与去向进行统计的行为，佐证了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多次到文昌市国土局查阅复印其单位原有土地相关资料的事实，否则，被答辩人不可能如此清晰精准地对142亩土地的去向进行统计。综上，被答辩人至迟在2012年12月1日就已经知道了涉案颁证行为的具体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被答辩人对涉案颁证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至迟应当从2012年12月1日起计算且最长不得超过2年，被答辩人于2015年10月20日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
二、本案不适用20年起诉期限，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被答辩人对涉案颁证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当从被答辩人知道涉案颁证行为的具体内容之日起计算且最长不得超过2年。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适用于一直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被答辩人至迟在2012年12月1日就已经知道了涉案颁证行为的具体内容，因此，对被答辩人不适用20年的起诉期限。
三、被答辩人的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1、1997年8月15日，被答辩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将涉案48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原审第三人。1997年12月8日，答辩人给原审第三人颁发了涉案547号土地证，原审第三人已经合法取得了涉案48亩土地使用权，被答辩人自此丧失了在涉案48亩土地上享有的权利。2、1997年12月29日，答辩人作出《关于同意改变土地用途的复函》（文府土函（1997）170号），同意将涉案48亩土地的用途由科研用地改为商住用地。此批复行为是原审第三人取得涉案48亩土地使用权之后，由原审第三人根据土地利用需要向答辩人申请变更土地用途，答辩人对此作出的复函。此《复函》与被答辩人无关，对被答辩人的权利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3、2000年，原审第三人根据土地利用的需要申请将涉案48亩土地分为四块并重新颁证。答辩人根据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依法注销547号土地证，并将涉案48亩土地分为四宗土地颁证，在2009年前，此四宗土地有效登记证号分别为：536号、534号、535号、537号，现此四宗土地的证书已被全部注销。此四宗土地使用权的颁证及注销行为均与被答辩人无关，对被答辩人的权利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4、东环铁路项目征用了前述535号、534号、537号三宗土地中的部分土地（共计8.68亩）。2009年，原审第三人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将已被征用的土地面积从颁证土地面积中扣减，并申请将三宗土地合并办理一个土地证，答辩人据此向原审第三人颁发了文国用（2009）字第W0200742号土地证，此颁证行为与被答辩人无关，对被答辩人的权利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应当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一审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被答辩人的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新城公司述称，一、第三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据此给第三人颁发一系列土地证均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有效。1995年8月14日，被答辩人因涉案土地瘦、坡度高，发展种植业经济效益差，为了解决其单位的资金困难，经其全体职工会议讨论后，并且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决定将涉案土地转让给第三人，并与第三人签订了协议书，并于次日（1995年8月15日）在文昌公证处对协议书进行了公证。签订协议后，第三人与被答辩人共同向国土局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审批手续，该转让行为得到了文昌热带作物局、文昌农业局同意后，第三人依法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文昌市国土局依法于1997年12月8日为第三人颁发了547号土地证。2000年，第三人因土地利用需要，向文昌市国土局申请将涉案48亩土地分割后重新颁证，被上诉人依法为第三人颁发了536号、534号、535号、537号土地证，并同时注销了547号土地证。后来因东环铁路征用了上述第三人的534、535、537号土地证项下部分土地。2009年，第三人将已被征用的土地扣减后，向文昌市国土局申请将三证剩余土地合并办理一个土地证，文昌市国土局也依法将三个土地证注销后，依法给第三人颁发了新的742号土地证。二、547号土地证以及534号、535号、537号土地证已注销，以上四个颁发土地证的行政行为已不存在，该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已不可能对被答辩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此不具可诉性。三、被答辩人无权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同意改变土地用途复函（文府土函（1997）170号），该复函是被上诉人依第三人的申请变更土地用途所作给第三人的回复函，与被答辩人无关，对其权利义务不会产生影响。因此，与其无利害关系，其不能就此提起相关的行政诉讼。四、被答辩人曾于2011年7月19日到文昌国土局查阅本案涉诉土地的档案资料，上述《复函》以及547号土地证也在被答辩人查阅的档案资料中，所以，被答辩人在2011年7月19日便知道该《复函》及土地证，而从其知道之日起至今已超过了两年法定起诉期限。被答辩人所述及引用的二十年起诉期限的规定，是指行政机关未告知具体行政行为或利害关系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对于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诉讼的最长可诉时间，但本诉不属于此种情形，因为被答辩人在2011年7月19日便知道本案所涉具体行政行为。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提起本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有四项：一、判决确认被告文昌市政府颁发547号土地证的行为违法无效；二、判决确认文昌市政府批准施行文府土函（1997）170号《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改变土地用途的复函》的行为违法无效并予以撤销该复函；三、判决确认文昌市政府将颁发的原547号土地证变更登记为商住用地的行为违法无效，并撤销第534号、535号、537号、536号、742号土地证。四、诉讼费由文昌市政府负担。
关于上诉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根据上诉人于2012年12月1日制作的《国有土地（清产核资）统计表》所记载的内容，上诉人至迟在2012年12月1日就已经知道被上诉人给原审第三人颁发547号土地证的行政行为，上诉人对该颁证行为不服，至迟应当在2014年12月1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于2015年10月20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确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的起诉期限。上诉人以《国有土地（清产核资）统计表》系非法途径获得的非法证据为由，主张原审法院不应采信上述证据，经查阅本案一审卷宗，原审法院系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申请法院调取国土档案申请书》，从文昌市国土局调取了包括《国有土地（清产核资）统计表》在内的与涉案土地颁证行为有关的证据，并于2016年1月20日上午组织了各方当事人对包括《国有土地（清产核资）统计表》在内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在原审正卷4-1宗第56-72页的《质证笔录》上有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未能提交能够推翻上述《国有土地（清产核资）统计表》所证明的事实的其他证据，原审法院采信上述证据并认定上诉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2年的起诉期限，并无不当。因上诉人至迟在2012年12月1日就已经知道被上诉人给原审第三人颁发547号土地证的行政行为，其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长20年的起诉期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上诉人是否有权就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所涉及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早在1995年8月15日，上诉人就与原审第三人就涉案土地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涉案土地早在1997年12月就已经登记到原审第三人名下，上诉人自此对涉案国有土地不再享有任何权利，文昌市政府依据涉案土地使用权人即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作出《复函》并进行土地用途变更登记和颁发土地证，均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与上诉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上诉人既非上述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其提起的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文昌热作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梅华
审判员 郭晓欣
审判员 魏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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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唯一码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刘秀姣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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