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浙民终24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腾洋路第十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张春田，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郭宏，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德仁坊弄*幢***室。法定代表人：江耀，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115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起诉称：2011年12月至2012年3月，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与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协商，决定出资200万元购买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所有的“永华58”轮，并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名义向海南的银行抵押贷款，双方于2011年12月6日订立“永华58”轮船舶买卖合同，约定船舶售价为3300万元，后因故于次日又解除该合同。2012年3月25日，双方又订立一份船舶买卖合同，约定船舶售价5500万元，并于同日订立《赠与协议》一份，约定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向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支付200万元，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保留2%所有权，将“永华58”轮赠与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同日，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出具一份股东会决议，对《赠与协议》予以认可。2012年3月30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向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支付200万元，双方共同将“永华58”轮登记过户给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商道7”轮，但该轮未实际交接，仍由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使用。2012年6月30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与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订立一份《合同解除协议》，约定：双方于2011年12月6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解除，原“永华58”轮退还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已支付的200万元定金无权要求退回。同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与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再订立一份《商道7轮买卖合同》，约定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支付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1020万购船款，购买登记在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名下的“商道7”轮；即2012年6月30日双方订立了内容相矛盾的两份合同。2012年7月，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以《商道7轮买卖合同》为依据申请舟山海事局将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名下的“商道7”轮过户登记在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名下，并更名为“永华558”轮，该过户登记已经完成。2014年3月，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以双方2011年12月6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假、获取银行贷款是真，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为由，要求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返还200万元遭拒绝，遂向宁波海事法院起诉。2014年10月8日，宁波海事法院作出（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407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方2011年12月6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具有合同效力，驳回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要求返还2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4）浙海终字第143号二审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向宁波海事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舟山海事局关于“永华558”轮所有权的行政登记行为无效（已撤诉）。在该行政诉讼中，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认为舟山海事局提供证据材料中的2012年6月30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与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订立的《商道7轮买卖合同》加盖双方印章，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符合合同要件，具有合同效力。根据该合同约定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应支付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1020万元购船款，但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至今未付，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对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享有到期债权1020万元及利息。故请求法院判令：确认2012年6月30日订立的《“商道7”轮买卖合同》有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6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签订一份船舶买卖合同，约定：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以3300万元的价格购买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所有的“永华58”轮，合同签定当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支付200万元作为定金，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应在收到定金之日起办理该轮注销证书手续，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应在办理产权注销2个月内付清剩余款3100万元；合同自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支付定金200万元后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双方在办理过户手续时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代表张赛英在“永华58”轮所有权证书上占2%股份，待付清全额购船款时注销。2012年3月25日，双方又签订《“永华58”轮买卖合同》以份，约定：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以5500万元的价格购买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所有的“永华58”轮，船舶买卖产权交易后，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占船舶股份98%，张赛英占2%，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应在合同签定时支付定金200万元，待注销船舶登记后即2012年3月30日支付1500万元，在注销船舶所有权证书及国籍证书、船检局转档手续后付清余款3800万元，交船期限2012年3月30日，交船地点舟山港。同日，双方还签订一份赠与协议，约定：“商道7”轮总价5500万元，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在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先付款200万元，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对船舶保留2%所有权，其他价值自愿赠与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以助其良好发展。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于同日作出股东会决议，记载其当日与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将“永华58”轮（现名“商道7”）转让给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总价5500万元，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已先付款200万元，公司以张赛英名义对船舶保留2%所有权，其他价值自愿赠与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赠与协议签订后，与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永华58”轮买卖合同》解除。2012年3月30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依约向永华公司支付200万元，双方签订船舶交接确认书，确认在舟山港进行“永华58”轮交接手续，并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2012年3月25日所签订的船价为5500万元的《“永华58”轮买卖合同》仅作为海事等相关部门办理证书所用，船舶实际交易以2011年12月6日所签订的船价为3300万元的合同为准。商道公司在取得船舶所有权后，将“永华58”轮更名为“商道7”轮。2012年6月30日，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一份，约定：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支付船款已违约，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011年12月6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解除（以船舶证书注销日期为准）；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已交付的原“永华58”轮（现更名为“商道7”轮），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30日退还，并应于2012年7月30日之前将“商道7”轮过户给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的200万元购船定金无权要求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退还，以补偿因合同解除所造成的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损失，未支付的购船款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也不再支付。2014年3月，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以双方2011年12月6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假、获取银行贷款是真，该合同及协议无效为由，要求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返还200万元遭拒绝，遂向宁波海事法院起诉。2014年10月8日，宁波海事法院作出（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407号民事判决，认为双方2011年12月6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具有合同效力，驳回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要求返还2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海终字第143号二审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6月30日，双方除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外，还订立《商道7轮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向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购买“商道7”轮，该作价1020万元。该合同提交舟山海事局作为办理“商道7”轮过户手续的依据。随后，双方又订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双方于2012年6月30日订立的《商道7轮买卖合同》仅是为了在海事部门办理船舶过户手续需要而订立，实际不按该合同履行，对双方无约束力；双方的权利义务以2012年6月30日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书》为准。最终“商道7”轮于2012年7月重新登记于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名下，船名变更为“永华558”轮。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现诉至宁波海事法院，要求确认《商道7轮买卖合同》有效。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双方于2012年6月30日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之前的船舶买卖等事实均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以3300万元价格向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购买“永华58”轮，实际仅支付200万元后即办理了过户手续，将船舶登记在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名下，船名更名为“商道7”轮；后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因故未能支付对价，故双方一致意思表示将船舶转回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名下，已支付200万元作为对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补偿损失。而后双方在舟山海事局办理过户手续，又签订了《商道7轮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与《合同解除协议书》应结合起来才为一份完整的合同，是双方真实、完整的意思表示。庭审查明，涉案船舶已依约过户给本案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船名为“永华558”轮，故整个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合同履行完毕后，双方在该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均已结束；现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仅将其中一部分即2012年6月30日订立的《商道7轮买卖合同》单独列出，要求确认该合同有效，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滥用了诉讼权利，亦不符合起诉的条件。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2日裁定驳回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的起诉。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为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滥用了诉讼权利与事实不符。本案双方的船舶买卖合同纠纷虽经法院审判（本院2014浙海终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但该民事判决错误。首先，本案2011年12月6日《“永华58”轮买卖合同》、《船舶交接确认书》，以及贷款用以评估所需的《船舶交易专用发票》系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1.双方并无船舶买卖的意愿，之所以订立“永华58”轮买卖合同的目的，系为套取银行贷款。2.所订立的两份《“永华58”轮买卖合同》、《船舶交易专用发票》价值虚高，2011年12月6日的“永华58”轮《船舶买卖合同》，约定的船舶售价3300万元，2012年3月25日双方再订立一份《“永华58”轮买卖合同》，约定的船舶售价5500万元，无论是3300万元还是5500万元的售价，都不是真实价值，乃是为多贷款虚增的，《“永华58”轮买卖合同》、《船舶买卖合同》从未得到履行。3.案涉船舶始终在浙江，从未交付给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从未到过海南，所订立的《船舶交接确认书》也为虚假假，船舶交接的事实也为虚构。4.“永华58”轮变更登记为“商道7号”轮后立即抵押给工行海口市国贸支行，并在洋浦海事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此事实也可以印证周海诚与江耀协商，决定用登记在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名下的“永华58”轮，虚增价值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名义向海南工商银行抵押套取贷款的事实。只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5.该民事判决认定2011年12月6日双方订立的“永华58”轮《船舶买卖合同》，约定的船舶售价3300万元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仅支付200万元，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即将“永华58”轮办理过户登记至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名下不合常理。2015年3月30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因另案收到宁波海事法院邮寄的第三人舟山海事局提供的证据材料。经核对，2012年6月30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与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订立的《“商道7”轮买卖合同》加盖双方印章、法定代表人签字，符合合同要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具有合同效力，该合同约定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支付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1020万元购船款但至今未付。但在此前诉讼中，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持有却予以隐瞒。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在发现该新证据的情形下，以另案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不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滥用了诉讼权利”的事实。二、一审裁定认为《商道7轮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与《合同解除协议书》应结合起来才是一份完整的合同，是双方真实、完整的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2012年6月30日《“商道7”轮买卖合同》系新发现的合同。该合同与《商道7轮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与《合同解除协议书》意思表达及内容相互矛盾。但是，2012年6月30日《“商道7”轮买卖合同》系双方提交给海事行政登记机关的可作为物权转移的依据，具有公示效力，效力高于其它合同。该合同直接关系到海事行政登记部门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由于民事合同效力在行政诉讼中无法认定，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请求人民法院对该合同效力作出认定，为行政诉讼取得证据，这是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确认2012年6月30日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与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订立的《“商道7”轮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本院认为：本案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与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之间就案涉船舶的买卖合同纠纷，宁波海事法院一审判决（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407号）双方于2011年12月6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具有合同效力，驳回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要求返还2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案宣判后，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二审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本院2014浙海终字第143号），该案已经生效。现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依据新发现的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与浙江永华海运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30日订立的《“商道7”轮买卖合同》，认为上述判决错误，双方之间就船舶买卖的权利义务应以2012年6月30日订立的《“商道7”轮买卖合同》为准。为此，起诉要求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对此，本院认为，就案涉双方的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法院已经过审理，相关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对此可依法申请再审，而非另行起诉，故本案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起诉于法无据，一审法院驳回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海南商道船务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王健芳代理审判员     童心代理审判员     孙伊涵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