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058号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1号。
负责人王季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萍（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百草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振兴路25号东宏大厦625室。
法定代表人姚涛，总经理。
被告仙桃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郭河镇工业园8号（百草堂健康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姚蓉，总经理。
被告姚涛。
被告程玉芬。
被告姚落章。
上述五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方柳（特别授权代理），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小芳。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湖北分公司）诉被告武汉百草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百草堂公司）、仙桃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桃百草堂公司）、姚涛、程玉芬、姚落章、刘小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丁杰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葛一红、石俊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此案。经原告信达湖北分公司提出申请，本院作出（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058号民事裁定书，并采取了相应财产保全措施。其后，因人民陪审员葛一红另有工作安排，故本院另行组成由审判员丁杰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丁凤玲、石俊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此案。被告仙桃百草堂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5年7月31日作出（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05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仙桃百草堂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仙桃百草堂公司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12月3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立终字第6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本案送达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期间，因被告刘小芳等下落不明，本院予以公告送达，并于2016年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信达湖北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萍，被告姚落章、程玉芬以及被告武汉百草堂公司、仙桃百草堂公司、姚涛、程玉芬、姚落章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方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刘小芳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信达湖北分公司诉称：2013年6月14日，仙桃百草堂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黄浦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黄浦支行）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32020028-2013黄浦（抵）字0064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位于仙桃市郭河镇镇郊村三组17，324.3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为武汉百草堂公司于2013年6月14日至2015年7月31日间在工行黄浦支行最高额不超过1，500，000元的各类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于同日办理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同年6月19日，武汉百草堂公司与工行黄浦支行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32020028-2013（EFR）00069号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以下简称《保理业务合同》），借款金额为6，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6月21日起至2014年2月26日，借款年利率为7.8%。同日，姚涛与工行黄浦支行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2013年黄浦个人（保）字004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004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其配偶程玉芬签下一份《具结书》；刘小芳与工行黄浦支行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2013年黄浦个人（保）字004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004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其配偶姚落章签下一份《具结书》，均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6月21日，工行黄浦支行依约向武汉百草堂公司发放了贷款。该贷款到期后武汉百草堂公司未如期偿还该笔贷款。2014年12月26日，工行黄浦支行将上述贷款本金及2014年10月27日之前的利息全部转让给了我公司，我公司受让了债权，取得了对涉案全部合同权利，并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及债权的催收，但武汉百草堂公司等仍拒不支付所欠贷款本息。另外，姚落章等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并不影响《保理业务合同》及相关保证合同的效力，涉案合同均应有效，我公司不主张涉案合同的变更或者撤销，主债务人应按约还款，保证人应按约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一、判令武汉百草堂公司偿还其所欠我公司截止2015年3月31日的借款本息6，447，100元（其中本金5，920，800元，利息526，300元），以及自2015年4月1日起至该借款还清止的全部利息；二、判令仙桃百草堂公司在其抵押限额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判令我公司对其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变现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判令姚涛、刘小芳、程玉芬、姚落章对上述债务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判令由武汉百草堂公司、仙桃百草堂公司、姚涛、刘小芳、程玉芬、姚落章共同负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及支付我公司为实现债权的律师费、通知费、催告费、交通费等相关费用。
被告武汉百草堂公司辩称：我公司收到了涉案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财务去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务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形式责任，责令该单位返还骗取的财务外，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姚落章涉嫌作为我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涉嫌构成犯罪，该案已经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并作出（2015）鄂江岸刑初字第01561号刑事判决书，姚落章在上诉期内提起了上诉，故姚落章是否构成犯罪尚未确定。若姚落章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姚落章的刑事责任，且信达湖北分公司应当通过刑事途径要求我公司返还财物，故应当驳回信达湖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若姚落章不构成犯罪，信达湖北分公司再起诉才为完全的民事纠纷，此时，应当按照民事纠纷相关规定处理。故此，姚落章是否构成犯罪并被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生效裁判前，本案应当中止审理。
被告仙桃百草堂公司辩称：一、我公司与工行黄浦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并未约定担保期限，我公司的担保期限为6个月，至信达湖北分公司起诉时，担保期限已过，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二、其他同武汉百草堂公司答辩意见一致；三、我公司提供的最高担保额为1，500，000元，对超过担保限额的部分，我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被告姚涛辩称：一、信达湖北分公司的起诉错误，我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应当驳回信达湖北分公司对我的起诉。信达湖北分公司起诉我的依据为工行黄浦支行与我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无任何条款写明我要为武汉百草堂公司向工行黄浦支行提供最高额保证，《最高额保证合同》缺乏债务人的关键信息，且双方从未另行书面确认，故不应认定我为武汉百草堂公司提供了保证；二、我与工行黄浦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相关规定，保证期间为6个月，自信达湖北分公司起诉时，已超过保证期，担保人不承担责任。我认为应当驳回对我的起诉且中止本案的审理；三、其他同武汉百草堂公司答辩意见一致。
被告程玉芬、姚落章共同辩称：信达湖北分公司的起诉错误，我们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应当驳回信达湖北分公司对我们的起诉。我们出具的《具结书》，其性质并非合同，我们也从未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及工行黄浦支行签订任何保证合同，也从未同意为武汉百草堂公司的涉案借款提供担保；二、信达湖北分公司要求我们以双方各自夫妻共有财产为其自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签订的所有融资业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显失公平，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法律原则。另外，《具结书》约定担保责任为连带担保，但并未约定担保期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们的担保期限为六个月，至信达湖北分公司起诉之时，担保期限已过，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三、其他同武汉百草堂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被告刘小芳在本案审理期间未作任何答辩且未提交证据以供质证。
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28日，武汉百草堂公司向案外人工行黄浦支行出具由该公司股东（并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涛及原股东刘小芳共同签名并加盖武汉百草堂公司公章的《股东会决议》一份，其中载明：我公司于2013年5月28日召开股东会，2名股东参加会议，经讨论通过如下决议：1、同意向贵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6，000，000元融资贷款额度；2、上述决议经出席会议的2名股东同意，符合本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决议合法有效。2013年6月13日，仙桃百草堂公司（原名仙桃百草堂药械有限公司）向工行黄浦支行出具由该公司股东彭美红及原股东姚涛共同签名并加盖仙桃百草堂公司公章的《股东会决议》一份，其中载明：我公司于2013年6月13日召开了股东会，经研究股东一致同意以仙桃百草堂公司自有的土地作抵押，为武汉百草堂公司在工行黄浦支行6，000，000元办理国内保理融资提供担保，期限9个月。
2013年6月14日，工行黄浦支行（作为甲方，抵押权人）与仙桃百草堂公司（作为乙方，抵押人）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3年6月14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在人民币1，500，000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债权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到期，也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乙方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买费等）；甲方主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的，甲方有权实现抵押权；甲方将主债权和最高额抵押权转让的，无需经乙方同意，乙方仍继续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履行担保责任；甲方主债权存在其他担保的，不论该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自行决定实现担保的顺序，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甲方放弃、变更或丧失主合同项下其他担保权益的，乙方的担保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甲方放弃、变更或丧失主合同下的其他担保权益的，乙方的担保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甲方主债权全部清偿之日终止。同日，仙桃市国土资源局为上述土地抵押办理了土地抵押登记，该局出具的抵押登记资料载明：他项权证号为仙他项（2013）第0230号，土地他项权利人为工行黄浦支行，义务人为仙桃百草堂公司，座落为仙桃市郭河镇镇郊村三组，地号为37-02-058号，权属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7，324.30平方米，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对应的最高额合同编号为32020028-2013黄浦（抵）字0064号］。
2013年6月19日，工行黄浦支行（作为甲方）与武汉百草堂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保理业务合同》，合同约定：鉴于乙方作为销货方以其与购货方之间形成的应收账款，向甲方申请办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指乙方将其因向购货方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甲方、由甲方为乙方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及相关的国内保理服务，若购货方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足额偿付应付账款，甲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向乙方追索未偿融资款）。本合同项下融资用途为购药。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融资款挪作他用。乙方将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甲方，甲方审查确认后，按照本合同项下每笔应收账款发票对应的保理融资金额之和，给予乙方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元的保理融资。融资利率以基准利率（为提款日按照本合同项下保理融资期限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货款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浮动幅度为上浮30%）。发放融资后，按日计息（日利率=年利率／360）按月结息。融资到期，利随本清。下述任一事项均构成乙方的违约，乙方超过10，000元的任何其他债务在规定的到期之日前需要支付或被宣布为应付；乙方任何其他债务在约定到期日未能支付；乙方利用与关联方之间的虚假合同，以无实际贸易背景的应收票据、应收款项等债权办理保理业务，套取甲方资金或授信的，或乙方通过关联交易，有意逃废甲方债务的；乙方连续两次不按时足额回购应收账款等。发生上述任一违约事件，甲方有权自行决定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宣布已办理的保理业务即刻到期，要求乙方立即对未收回的应收账款进行回购。该合同并对应收账款回购条件、方式及程序、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作了约定。
同日，工行黄浦支行（均作为甲方）分别与姚涛、刘小芳（分别作为乙方，保证人）签订了0048号、004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包括该期限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6，000，000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债权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是否已经到期。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乙方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前述最高余额内。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甲方根据主合同至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年。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年。乙方完全了解主合同项下债务的用途，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担保出于自愿，在本合同项下的意思表示完全真实。对于国际国内贸易融资，乙方承认融资所依据的基础交易真实，不存在欺诈。乙方承诺若主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的，乙方自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甲方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先承担保证责任，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甲方放弃、变更或丧失其他担保权益的，乙方的保证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甲方如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无需经乙方同意，乙方继续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当日，姚涛的配偶程玉芬、刘小芳的配偶姚落章分别向工行黄浦支行出具《具结书》一份，二人分别表示愿以夫妻共有财产为工行黄浦支行自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包括该期间起始日和届满日）签订的所有融资业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2013年6月21日，工行黄浦支行向武汉百草堂公司发放了融资贷款6，000，000元，该行出具的《中国工商银行借款凭证》载明，借款金额为6，000，000元，约定的还款日为2014年2月26日，年利率为7.8%。借期届满，因武汉百草堂公司未及时清偿所欠《保理业务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工行黄浦支行的上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湖北省分行）将此债权连同其他金融不良债权一并作资金产包转让给信达湖北分公司。工行黄浦支行并于2014年12月26日与信达湖北分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单户），将涉案武汉百草堂公司所欠《国内保理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权益转让给信达湖北分公司，其中“转让债权的范围”一栏载明：截至2014年10月27日（转让基准日），本协议项下的债权的账面价值为本金人民币5，920，775.86元及利息315，200.34元。2015年1月13日，工行黄浦支行及信达湖北分公司共同分别向武汉百草堂公司、程玉芬、姚落章发出《资产转让通知》，《资产转让通知》均载明：工行黄浦支行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已签署合同，将涉案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信达湖北分公司，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等债务人立即还款，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履行义务。武汉百草堂公司、程玉芬、姚落章分别在各自名下的《资产转让通知》的“回执”一栏盖章或签字确认。2015年1月31日，工行湖北省分行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共同在《湖北日报》上第7版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联合催收公告》（以下简称《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公告了前述涉案债权转让事宜。其后，武汉百草堂公司等未向信达湖北分公司支付所欠借款本金和利息。
另查明：武汉百草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落章因在办理涉案贷款时涉嫌骗取贷款罪被提起公诉。现该刑事案件尚未作出生效判决。
还查明：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变化为：2014年10月27日时为6.15%；2014年11月22日调整为年6%；2015年3月1日调整为年5.75%；2015年5月11日调整为年5.5%；2015年6月28日调整为年5.25%；2015年8月26日调整为年5%；2015年10月24日调整为年4.75%至今。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股东会决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土地抵押登记资料、《情况说明》、《保理业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具结书》、《借款凭证》、《债权转让协议》（单户适用）、《转让债权清单》、《资产转让通知》、《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等证据在案佐证。上述证据均来源合法，并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外人工行黄浦支行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就涉案债权转让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单户适用），且工行黄浦支行、信达湖北分公司向主债务人武汉百草堂公司及程玉芬、姚落章等发出《资产转让通知》，并由工行黄浦支行的上级银行工行湖北省分行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共同以在省级具有影响的报刊（即《湖北日报》）上登载《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的形式公告涉案债权转让及催收事宜，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故涉案债权转让依法成立并生效，武汉百草堂公司等应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偿还涉案所欠借款本息。武汉百草堂公司等辩称姚落章因在办理涉案融资时被相关司法机关认为涉嫌刑事犯罪被公诉，在相关刑事案件未作出生效裁判前，本案应中止审理。经查，姚落章在办理涉案融资时因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罪被提起公诉，该刑事案件尚未作出生效裁判，但姚落章如存在犯罪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等，其依法应受刑罚处罚，但其间形成的《保理业务合同》等应属于“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求变更或撤销。现涉案债权已转让至信达湖北分公司名下，相应的合同权利及义务也一并转至信达湖北分公司名下，信达湖北分公司明确表示即使姚落章依法应受刑事责任追究，该公司不申请变更或撤销涉案合同，债务人及担保人等应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而《保理业务合同》所涉内容的核心主要在于融资贷款以及相应的利息负担和违约责任的约定，该部分约定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在债权人明确表示不申请变更或撤销的情况下，该《保理业务合同》应为有效。同时，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具结书》均是借贷双方及担保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关内容亦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均为有效。故本院对武汉百草堂公司等要求本案中止审理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借款人武汉百草堂公司拒不按约及时归还所欠借款本息，担保人仙桃百草堂公司等未履行担保责任是形成此纠纷的直接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信达湖北分公司主张武汉百草堂公司应偿还借款本金5，920，800元及相应利息（分段计算，即截止2015年3月31日为526，300元；自2015年4月1日起，按5，920，800元为基数，按月千分之六点五计算至还清时止）。因《债权转让协议》（单户适用）、《转让债权清单》中载明截至转让基准日（即2014年10月27日），债权账面价值为本金5，920，775.86元及利息315，200.34元，武汉百草堂公司等在本案庭审中对此未提出异议，即截止2014年10月27日，武汉百草堂公司所欠借款本金为5，920，775.86元，所欠利息为315，200.34元。故武汉百草堂公司应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920，775.86元，信达湖北分公司主张的超出受让债权本金部分，因无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信达湖北分公司的利息主张，虽该公司主张按月6.5‰计息，且2013年6月21日的放款凭证（即《中国工商银行借款凭证》）载明利率为年7.8%，但《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利率上浮30%，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保理业务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今已经历数次向下调整，信达湖北分公司要求自受让债权之日起均按2013年6月21日中国工商银行借款凭证所载年7.8%（即月6.5‰）的年利率为计算损失的标准没有相应的合同依据，故武汉百草堂公司应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偿付的利息损失应分段计算，即截止2014年10月27日，应付利息为315，200.34元；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5，920，775.86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信达湖北分公司超出上述认定部分的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信达湖北分公司并主张仙桃百草堂公司应在其抵押限额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且信达湖北分公司对仙桃百草堂公司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变现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仙桃百草堂公司则辩称《最高额抵押合同》未约定担保期限，故该公司担保期限应为6个月，至本案起诉之时，已超过担保期限，应不承担担保责任，且该公司提供的最高担保额为1，500，000元，对超过担保限额的部分，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信达湖北分公司已通过与工行黄浦支行联合向主债务人和相关担保人发出《资产转让通知》及公告的方式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了债权，且《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甲方主债权全部清偿之日终止”，而仙桃百草堂公司要求按还款期届满六个月来计算本案抵押权的时效，没有相应的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仙桃百草堂公司以其位于仙桃市郭河镇镇郊村三组的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7，324.30平方米）作抵押，且与工行黄浦支行签订了抵押最高额为1，500，000元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相关抵押登记，土地他项权利人为工行黄浦支行，现主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仙桃百草堂公司应承担相应抵押保证责任。对抵押权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而工行黄浦支行已将涉案合同项下包括抵押权在内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信达湖北分公司，故本院对信达湖北分公司要求就抵押物在限额内优先受偿的主张予以支持，仙桃百草堂公司在1，500，000元最高限额内应向信达湖北分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信达湖北分公司对仙桃百草堂公司所抵押的涉案土地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在1，500，000元最高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又因仙桃百草堂公司除提供抵押外并未作出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信达湖北分公司要求其还在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信达湖北分公司还主张姚涛、刘小芳、程玉芬、姚落章对涉案债务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姚涛辩称信达湖北分公司的起诉错误，信达湖北分公司起诉其的依据为004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无任何条款写明姚涛是为武汉百草堂公司向工行黄浦支行提供最高额保证，且双方从未另行书面确认，故不应认定姚涛为武汉百草堂公司提供了保证，其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程玉芬、姚落章则共同辩称二人出具的《具结书》性质并非合同，二人未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及工行黄浦支行签订任何保证合同，也未同意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且信达湖北分公司要求二人以夫妻共同财产为武汉百草堂公司自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签订的所有融资业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显失公平，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姚涛与程玉芬、姚落章并均辩称其与工行黄浦支行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相关规定，保证期间为6个月，自信达湖北分公司起诉时，已超过6个月，担保人不应承担责任。姚涛与程玉芬、姚落章均认为应驳回信达湖北分公司对三人的起诉。
对于姚涛是否为涉案债务作担保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姚涛系武汉百草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于涉案《保理业务合同》签订前即在向工行黄浦支行出具的武汉百草堂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同意武汉百草堂公司向工行黄浦支行融资，即其明知武汉百草堂公司的涉案融资，且其于涉案《保理业务合同》签订当日即与工行黄浦支行签订004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两者具有高度盖然性，而姚涛在本案审理期间不能提交反驳证据证明其在《保理业务合同》签订期间与工行黄浦支行所办理的其他融资业务作最高额保证，故本院对姚涛否认其为武汉百草堂公司的涉案融资业务作担保的抗辩观点不予采纳。姚涛与刘小芳各自与工行黄浦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以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且约定涉案借款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姚涛主张其签署的004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应按六个月计算保证时效的抗辩观点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具结书》，具结书指对自己的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的表示，具结与出具保证书具有相同的作用。在程玉芬、姚落章分别出具的《具结书》中二人分别作为姚涛、刘小芳的配偶表示愿意夫妻共有财产为工行黄浦支行自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签订的所有融资业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两份具结书虽未在文字上注明被担保的对象系武汉百草堂公司，但二人所作担保意思表示与各自的配偶姚涛、刘小芳与工行黄浦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武汉百草堂公司作融资担保的意思表示高度关联，且程玉芬、姚落章并于2015年1月13日在工行黄浦支行与信达湖北分公司联合发出的载明借款人为武汉百草堂公司并具催收内容的《资产转让通知》上签字确认，故程玉芬、姚落章系为涉案融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事实上信达湖北分公司也仅以二人出具的《具结书》针对本案纠纷主张权利。另外，《具结书》未载明担保期间，担保时效应为还款期届满（2014年2月26日）之日起6个月，至涉案债权转让时（2014年12月26日）应已超过担保时效，但程玉芬、姚落章于2015年1月13日在具有催收内容的《资产转让通知》上签字确认，即保证人明确表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应视为对原保证债务的重新确认，担保时效重新开始计算，故信达湖北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担保时效，程玉芬、姚落章针对《具结书》的抗辩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姚涛、刘小芳提供的是最高额为6，000，000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且本案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但两份由姚涛、刘小芳分别作为乙方与工行黄浦支行（均作为甲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甲方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先承担保证责任，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故姚涛、刘小芳应在最高额为6，000，000元的限额内对武汉百草堂公司所负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程玉芬、姚落章分别出具的《具结书》未明确约定物的担保与人的担保实现先后顺序，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程玉芬、姚落章不承担本案责任的抗辩观点不能成立，二人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另外，信达湖北分公司主张武汉百草堂公司等应负担该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通知费、催告费、交通费等相关费用。因信达湖北分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未提出费用损失的具体金额，且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信达湖北分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二条、第二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百草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偿还所欠借款本金5，920，775.86元；
二、被告武汉百草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偿付所欠利息（分段计算，即截止2014年10月27日，应付利息为315，200.34元；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5，920，775.86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
三、如被告武汉百草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逾期支付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给付义务时，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有权以被告仙桃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用于抵押位于湖北省仙桃市郭河镇镇郊村三组的土地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抵押物的价款在1，500，000元的限额内优先受偿，其价款超出部分归被告仙桃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继续由被告仙桃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清偿；
四、被告姚涛、刘小芳对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给付义务在6，000，000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被告程玉芬、姚落章对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六、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6，930元及保全费5，000元及公告费250元、邮寄费220元，共计62，400元，由被告武汉百草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仙桃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姚涛、程玉芬、姚落章、刘小芳负担。因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已将此款预交本院，故被告武汉百草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仙桃百草堂药业有限公司、姚涛、程玉芬、姚落章、刘小芳应在支付上述款项时将此款一并支付给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 杰
人民陪审员 丁凤玲
人民陪审员 石 俊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邓 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