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民终16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莺，女，1976年1月9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丽华，江苏石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洋，江苏石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志强，男，1975年6月7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炎，江苏宏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陆莺因与被上诉人毛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6民初4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陆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虽出具借条给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未实际交付出借款项，本案借贷关系尚未发生。双方系情侣关系，被上诉人称为上诉人投资看办月子中心，上诉人因而主动出具借条，后经了解看办月子中心投资较大，故�了了之，因双方关系特殊未收回借条。借条与上诉人三次取款的时间及金额均不相符，事实上该三笔取款系上诉人受托为被上诉人取款，一审推定上述款项为本案借款的交付与事实不符。
毛志强辩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毛志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陆莺归还借款本金19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照银行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4日，陆莺向毛志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其向毛志强借款20万元。当天，毛志强名下尾号为8998的工行卡转出20万元。
上述事实，有毛志强提交的借条、银行交易明细及一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第一次庭审中，毛志强称，其与陆莺是小学同学，2015年3月陆莺夫妻因开排骨店资金不够，提出向其借20万元。其同意借款，2015年3月2日其朋友转给其20万元，其于2015年3月4日通过工行银行卡（尾号为8998）将20万元转至陆莺银行卡，但是卡号不记得了。借钱的时候陆莺称其没有工行银行卡，就让毛志强去办，毛志强办好卡打完钱以后就把身份证和卡都给陆莺了。陆莺认为，其没有收到该笔借款。根据毛志强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并没有显示该笔20万元转给了陆莺，无法证明毛志强出借了20万元给陆莺。
一审法院经向工商银行苏州东港分理处调查，2015年3月4日，毛志强从其尾号为8998的银行卡将20万元汇入其本人名下的尾号为3053的银行卡。经质证，毛志强又称其是将20万元从其尾号为8998的工行卡转到自己名下的尾号为3053的工行卡，然后把尾号3053的银行卡给了陆莺，并告知了银行卡密码，卡上的20万元由陆莺支配。之所以第一次陈述是转款给陆莺，是因为其自己也记不清楚了，第一次开庭后其去银行查询，才知道其是把20万元转到自己名下另一张卡上后再把卡交给陆莺，由于卡至今还在陆莺手里，其就把尾号为3053的银行卡挂失了，挂失后办了新卡（尾号为6504），其通过新卡调取了取款明细。毛志强为此提供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明细上显示：尾号为6504的银行卡于2015年3月4日进账20万元，2015年3月18日分7次在ATM取款计2万元，3月20日进账2万元，3月28日在柜面卡取4.9万元，当天还分7次在ATM取款计2万元，4月26日分3次在ATM取款0.55万元，4月29日柜面卡取4.9万元，当天还分7次在ATM取款计2万元，4月30日分7次在ATM取款计2万元，当天还在柜面卡取3万元，5月11日分2次在ATM取款0.6万元。毛志强称，上述所有的款项都是陆莺支取的。其挂失后的新卡上有余额574.31元，其同意作为陆莺归还的本金。陆莺经质证认为，对毛志强陈述不予认可，其并没有拿到毛志强的银行卡，也�取过款，取款时间也不对。
后一审法院又至工商银行苏州××支行、工商银行苏州××路支行调查，2015年3月28日柜面卡取4.9万元，4月29日柜面卡取4.9万元，4月30日柜面卡取3万元，该三笔均系陆莺在柜面取款并在取款凭证上签字。毛志强对此无异议，并称所有取款均系陆莺所为。陆莺则称，对三份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双方当时系情人关系，毛志强又是做工程的，虽然是陆莺去银行柜面取款，但该三笔款项并非是陆莺向毛志强借款，而是受毛志强委托帮其取款，记得有几次毛志强让陆莺去银行取款用于毛志强发工资、送礼、付材料款等等。写借条的时间是2015年3月4日，但取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3月28日、2015年4月29日、2015年4月30日，相距近两个月时间，且金额也不是20万元，仅有12.8万元，因此，从时间和款项金额来看，该三笔款项与本案争议的借款并非同一笔款项，与本案无关联性。陆莺取款后也是交给毛志强用于发工资、送礼、支付材料款，由于两人是情人关系，所以不可能打收条。毛志强对陆莺的陈述不予认可，并称其在同学聚会上熟悉陆莺时已经不做工程了，当时其正好进账20万元，而且陆莺写了借条所以相信陆莺，陆莺提出由其去办张卡交给她用比较方便，故其办了卡并存了20万后交给陆莺。
另，毛志强还称，借款半年后，经其催要陆莺还了1万元，是陆莺给了其一张银行卡，其去银行取出1万后又把银行卡还给陆莺，具体哪个银行的卡其也记不清楚了。其起诉后，陆莺又通过微信归还了2000元。因1万元具体归还时间想不起来了，故其主张从2015年10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陆莺则称，其没有借款所以不存在还款。支付1.2万元是有的，是因为同居期间毛志强买了东西给陆莺，后陆莺提�分手，毛志强提出买过东西给陆莺的，所以陆莺折钱还给毛志强。对此，毛志强予以否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毛志强提供的借条，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20万元的借款合意。关于款项交付情况，毛志强先是称其通过转账方式交付给陆莺20万元，之后在一审法院调取银行转账记录后，毛志强又改称其是将20万元存入自己的银行卡再将银行卡交给陆莺由陆莺自行提取，毛志强对于借款交付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之处。而陆莺先是称其并没有拿到毛志强所称的银行卡，也并未从该银行卡上取过款，但在一审法院调取了陆莺通过银行柜面在毛志强银行卡上取款的银行记录后，陆莺又称其是受毛志强委托取款，陆莺的陈述亦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但从毛志强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一审法院调查情况来看，陆莺向毛志强出具借条当天，毛志强将20万元转入其�人名下的尾号为3053的银行卡，之后该张银行卡上20万元款项被陆续领取，其中三笔款项计12.8万元均由陆莺在银行柜面领取，可见陆莺确实持有该张毛志强名下的银行卡并能够提取卡上存款。陆莺称其是受毛志强委托取款，且取款后交付给毛志强由毛志强支付各项工程款项，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毛志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于陆莺无证据印证的口头陈述，毛志强主张其将存有20万元的银行卡交付给陆莺由陆莺自行提取的陈述具有合理性，该种借款交付方式虽不常见，但发生在关系较为密切的当事人之间亦属正常。陆莺向毛志强出具20万元借条后，又持有毛志强银行卡在柜面取款12.8万元，并且2015年3月28日、4月29日、4月30日的取款记录中，即有陆莺在柜面取款记录，同一天还有通过ATM多次取款计2万元的取款记录，结合每天在银行ATM机取款上限为2万元的生活常识，一审法院推定毛志强银行卡上通过ATM机被取款部分也系陆莺领取。由此，毛志强于2015年3月4日将存有20万的银行卡交付给陆莺并由陆莺支配银行卡上存款，故一审法院认定毛志强（一审误写为陆莺）已于当天履行了出借20万元的义务。毛志强在一审审理中自认陆莺已归还本金1.2万元并确认挂失卡后的余额574.31元亦作为本金扣除，一审法院尊其自愿，故陆莺尚欠借款本金187425.69元。因借条上未约定还款期限，毛志强可随时向陆莺催讨，经催讨不还的，毛志强有权主张逾期利息。现毛志强未能证明其向陆莺催讨借款的事实，也不能确定陆莺归还1万元的具体时间，故其主张自2015年10月1日起算利息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酌定以毛志强起诉时间为利息起算时间。经核算，自2017年6月23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的利息为2193元。上述借款本息，陆莺应当及时归还。据此判决，陆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毛志强借款本金187425.69元、逾期利息2193元，合计189618.6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毛志强负担50元，陆莺负担405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款金额20万元的借条，双方之间达成借贷合意。上诉人出具借条后，被上诉人将名下存款金额为20万元的银行卡交予上诉人，由上诉人持该银行卡至银行柜面三次取款12.8万元，同时该银行卡交易记录显示上诉人取款12.8万元期间存在数次通过ATM机取款的记录，上述银行柜面、ATM机取款金额合计超过20万元；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已将被上诉人名下的银行卡交还被上诉人，故应认定上诉人支配使用该银行卡取款的事实。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已履行交付本案借款20万元的义务，上诉人作为借款人应履行相应的还款责任。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委托其取款的主张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上诉人陆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陆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燕芳
审判员 祝春雄
审判员 林李金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书记员 龚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