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榕民终字第450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源远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连江县官头镇华江综合大楼B座505室。
法定代表人蔡彤，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新星、陈晓松，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敬鹏，男，汉族，1956年3月5日出生，住福建省闽清县。
委托代理人刘乃鲁，福建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源远船务有限公司（下称“源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敬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2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本案的审理中，本院曾依法对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了调解，但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黄敬鹏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591万元人民币及资金占用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其中156万元人民币从2010年6月9日、150万元人民币从2010年9月23日、120万元人民币从2011年1月12日、90万元人民币从2011年6月24日、75万元人民币从2012年7月28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约为1428480元人民币）；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黄敬鹏分别于2010年6月9日向源远公司支付款项156万元，于2010年9月23日向源远公司支付款项150万元，于2011年1月12日向源远公司支付款项120万元，于2011年6月24日向源远公司支付款项90万元，于2012年7月28日向源远公司支付款项75万元，合计591万元；源远公司分别向黄敬鹏出具了四张收款收据，其中收款日期为2010年6月9日的收据上载明“收到82000DWT散货船首期投资款人民币156万元﹤股份比例6%﹥”，收款日期为2010年9月23日的收据上载明“收到82000DWT散货船第二期投资款人民币150万元”，收款日期为2011年1月12日的收据上载明“收到82000DWT散货船第三期投资款人民币120万元”；收款日期为2011年6月24日的收据上载明“收到82000DWT散货船第四期投资款人民币90万元，占股份比例6%”。
另查明，82000DWT散货船已于2012年5月24日建造完成并进行了移交，建造总金额为28066万元，其中，案外人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下简称“招银公司”）根据与源远公司签订的《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分四次将造船款17800万元通过源远公司或直接向造船方支付。现源远公司作为该船舶的承租人进行实际运营。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黄敬鹏的诉请及庭审陈述、代理词，本案应认定为股东名册记载纠纷较为恰当。理由如下：第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基于本案管辖权问题作出（2014）××民终字第××号民事裁定书，其中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投资款项的返还，至于该投资款项是否用于建造船舶，并不影响该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故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的情形。”，因此黄敬鹏将591万元交给源远公司，源远公司将该笔款项用于何处，并不能改变黄敬鹏向公司投资的实质；第二，双方的行为不符合法律对合伙关系的规定。1.双方未签订合伙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规定，合伙应当有书面协议，而双方之间并未签订合伙协议书或者足以证明具有合伙性质的其他证明材料；2.黄敬鹏从来没有参与合伙经营活动。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黄敬鹏从来就没有参与经营活动，尤其是向银行融资、船舶转让等重大事项，若是个人合伙，也应由合伙人共同决定，但源远公司未举证黄敬鹏知晓或参与合伙的经营；3.本案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以源远公司名义进行的，而非合伙名义。本案中，源远公司提供的《82000DWT散货轮建造合同》、《船舶融资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表明所有经营活动都是以源远公司的名义进行的，并非以合伙名义进行；4.源远公司自2010年6月份开始收取黄敬鹏投资款，至今未向黄敬鹏分红。
综上，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股东名册记载纠纷。黄敬鹏向源远公司投资，是为了成为公司股东，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但源远公司既未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也没有申请增加黄敬鹏为公司股东，也未向黄敬鹏分红，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及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源远公司应向黄敬鹏返还投资款591万元，黄敬鹏要求源远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请，应视为其履行合同的损失，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定的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源远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敬鹏返还投资款591万元人民币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56万元人民币为本金，从2010年6月9日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150万元人民币为本金，从2010年9月23日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120万元人民币为本金，从2011年1月12日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90万元人民币为本金，从2011年6月24日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75万元人民币为本金，从2012年7月28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本案案件受理费63169元，由源远公司负担。
上诉人源远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本案的基础事实。2010年，黄敬鹏与余美良、林水秀等16个自然人拟合伙共同投资建造船舶即案涉“华强号”，建造总金额为28066万元。16个合伙人决定以上诉人（上诉人原实际控制人为林水秀）之名义对外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及船舶运营。对此，合伙人确定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出资10100万元，作为造船的前期款项，另通过上诉人向融资租赁公司融资17800万元用于建造“华强号”。被上诉人确认出资606万元，拟占前期10100万元总投资的6%，但被上诉人实际仅出资591万元，尚欠15万元。对于“华强号”运营的盈利及亏损均由黄敬鹏等16位合伙人共同享有和承担。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航运业遭受了重创，为防止损失的扩大，林水秀在全体股东口头认可的情形下，于2013年2月21日与广微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承债收购”的方式，将持有之上诉人全部股权转让给广微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不甘心591万元的投资化为乌有，遂提起本案诉讼。二、本案属合伙纠纷，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股东名册记载纠纷”。首先，从资金汇转过程看，16个合伙人的投资款均通过上诉人的财务人员兰丽锋的个人账户汇入上诉人实际控制人林水秀的个人账户，之后通过上诉人的对公账户汇入签约的造船厂。一系列的资金流转都是围绕借用上诉人之名对外进行融资及运营。其次，上诉人出具给16个合伙人的收据中，对出资的款项性质进行了明确界定，即所投之款项均为“华强号”的造船款。最后，本案中并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证明或反映被上诉人投入的款项属于“增资款”，仅有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虽本案合伙人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法律并不排斥口头协议的存在。在合伙活动中，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林水秀所占比例最大，占有29%份额，且华强号的融资租赁事宜挂名至上诉人名下，故华强号的实际运营是由林水秀负责。根据《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已出资但没有参与合伙经营的，视为合伙人。华强号从交船至今，由于市场疲软，仍然拖欠融资租赁公司的贷款，故至今未分红。三、如前所述，结合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讼争华强号是挂名在上诉人名下，本案属自然人间合伙纠纷，故上诉人非本案适格被告。四、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是适格被告，也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于全体合伙人共同投资的华强号已经严重亏损，所投之资金已明显不足以弥补亏损，仍然需要全体合伙人根据投资比例共同承担亏损。根据被上诉人持有的6%比例，其还应向上诉人支付931014.44元。五、本案16位合伙人出资的情况是相同的，若按一审法院认定，其他15位合伙人也都有权向上诉人要求退还所谓“增资款”。最后导致结果是实际的合伙人无须对投资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上诉人源远公司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黄敬鹏答辩称，一、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本案系股东名册记载纠纷。上诉人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均明确陈述其是为了扩大公司规模而建造船舶，说明建造船舶是上诉人的行为，而非林水秀的个人行为，也进一步证明不可能是林水秀与他人合伙的行为。上诉人公司在其资金不足时，采取了债务性融资和权益性融资两种方式。上诉人向招银公司借款属于债务性融资，要求答辩人投资即是权益性融资，上诉人应当通过增资扩股或将部分股份转让给被上诉人，将答辩人登记为公司股东。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上注明“投资款”，并加盖了上诉人财务专用章，并有会计和出纳的签字。至于收据上注明的“82000DWT散货轮投资款”，仅是上诉人为此次融资的用途而已，并不能说明答辩人与他人合伙投资该船舶。更何况，款项进入上诉人公司账户后怎么使用已不是答辩人所能控制，是否就是用在该船舶的建造上也不得而知。答辩人为了能成为上诉人公司股东而向上诉人投资，但上诉人既未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登记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也没有申请增加答辩人为公司股东，上诉人已构成违约。答辩人有权依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上诉人应当将出资款返还答辩人。二、本案并非合伙纠纷。首先，合伙应当有书面协议，但答辩人与林水秀等人之间未签订合伙协议，也没有足以证明具有合伙性质的其他证据材料。其次，答辩人从未参与经营活动，尤其是向银行融资、船舶转让等重大事项，答辩人完全不知情。上诉人称在转让船舶时口头征求过合伙人意见，完全是虚假的。其三，本案所有经营活动都是以公司名义进行，并非以合伙人名义进行。三、上诉人在欺骗答辩人投资后又以本案为合伙纠纷为由拒不返还投资款是极不诚信的，此行为应受到法律严惩。上诉人在收到答辩人投资款后，不仅未将答辩人登记为股东，甚至连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了。从2010年6月第一期投资到2013年公司股东变更，答辩人均不知情。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其实就是将货轮转让，该转让行为是恶意的，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其转让协议中约定将优质资产剥离，而转让款仅为740万，且转让所得用于偿还其他债务。上诉人的行为完全是利用其对公司的操控，从而达到侵吞欲意成为小股东的被上诉人的投资款。该行为极不诚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已随一审案卷移送本院。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明资料。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法律定性问题。
本院认为，
首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黄敬鹏投资的款项属源远公司股东出资，亦无证据证实源远公司及其股东同意以新增注册资本金方式让黄敬鹏成为公司股东，且源远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已经明确载明“收到82000DWT散货船投资款”，故黄敬鹏主张讼争款项系其成为源远公司股东的出资，没有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股东名册纠纷，属法律定性错误。
其次，因个人合伙具有较强的人合性，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了个人合伙需订立书面协议，合伙人的入伙及退伙均需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具体到本案中，源远公司辩称本案实系其实际控制人林水秀与黄敬鹏等16位个人合伙投资“华强号”轮船，但未提供各合伙人订立的书面合伙协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16位合伙人之间明知有其他合伙人的存在，且源远公司在收到黄敬鹏的投资款后，是否将款项投资于“华强号”、“华强号”融资情况及经营状况是否及时向各合伙人披露，均无证据支持。根据源远公司提供的证据，其实际控制人林水秀已于2013年将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包括公司名下资产“华强号”也均由案外人受让，但源远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其已将该情况及时向黄敬鹏等人披露并征得全体合伙人的同意。故，本案亦不属个人合伙纠纷。
根据讼争的收款收据，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实为投资关系，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如前所述，黄敬鹏在向源远公司缴纳了591万元投资款后，其对投资款的用途及投资情况仅能通过源远公司了解，但现有证据表明黄敬鹏在投入款项后未享受到任何投资人的权利，其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且根据源远公司的抗辩，讼争“华强号”已于2013年转让给案外人，双方合同实已终止履行。因此，黄敬鹏有权向源远公司要求返还投资款591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综上，一审判决在法律定性上虽然存在不当之处，但判决结论正确，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3169元，由上诉人源远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执行一审法院决定。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华
代理审判员 陈光卓
代理审判员 陈贤东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郑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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