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022民初4395号
原告：浙江省三门县开发企业总公司。住所地：三门县海游街道文化路**号。
法定代表人：叶有伦，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嘉华，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杜娟，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住所地：三门县海游街道梧桐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国锋，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善方，浙江腾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门县财政局。住所地：三门县海游街道湫水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叶坚强，系该局局长。
被告：三门县地方税务局。住所地：三门县海游街道湫水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叶坚强，系该局局长。
上列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涛涛，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三海工贸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金桥开发区镇奥林岛路***号。
法定代表人：谢彩香，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渭炳，上海市。
原告浙江省三门县开发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三门开发公司）与被告三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三门县财政局、三门县地方财税局，第三人上海三海工贸总公司（以下简称三海工贸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2015）台三商初字第128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浙10民终1947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5）台三商初字第1287号民事裁定书，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继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三门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有伦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嘉华、郑杜娟，被告三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善方，被告三门县财政局、三门县地方税务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显根，第三人三海工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渭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情复杂，经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三门开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依法履行三地税稽处字[2001]第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主文义务，向税务机关缴付所欠税款678677.75元及滞纳金7496558.04元（计算到2015年8月31日），并向原告提供完税凭证；2、三被告偿还给原告代被告缴纳的税金801300元，并偿付给原告利息损失1344000元（以800000元为基数,按原告法定代表人叶有伦夫妇从民间借贷的年利息12%计算，自2001年7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5年6月30日止，800000元×12%/年×14年）；3、三被告偿付给原告因第三人三海工贸公司偿还给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公司）的损失1238436元及利息损失（具体按人民法院判决原告向三海工贸公司偿付的利息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放弃第3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部分。
原告三门开发公司主张的事实和理由：1988年4月14日、12月27日，经三门县人民政府牵头协调，由第一被告（发包方）与原告（承包方）分别签订了《三门县食品罐头厂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和《三门县食品罐头厂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门县人民政府、县长及被告三门县财政局、三门县地方税务局等多个政府部门分别作为鉴证机关和见证人在《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签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
《承包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承包期自1988年5月1日至1994年4月30日（6年）；承包人每年上交利润（承包款）600000元；承包人在合同承包期内享有的税收优惠条件：“享受免征本企业加工产品的产品税、增值税、所得税、建筑税（弥补亏损）”；“县外企业及有关单位与本企业（包括公司和承包企业）联营开发新产品享受同等待遇”；“上述减免税收由财政部门按税收管理体制报，经上级批准后执行。如未予获准，则照章纳税。然后以县政府所得部分安排支出，顶抵当年上交利润基数，但不调整承包基数和年限”；“如发包方所提供的减免税收优惠条件不能兑现，在缴纳税金的同时，由发包方负责对留给地方财政部分如数返还给承包方”；“如发包方所提供的减免税优惠条件不能兑现，不能兑现部分的损失由发包方相应核减上交利润基数”。
1989年5月4日，三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以三政办（1989）47号文件，下发了《印发食品罐头厂偿付债款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要求原告按《关于县食品罐头厂的承包款偿还债款协调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遵照执行。《会议纪要》第二条明确规定：“县食品罐头厂承包费统一上交财税局（即第二、三被告），由县财税局按照上述偿付办法，将款划给县工商银行和工业局”。自此，第二、三被告就直接代表发包方与承包方履行《承包合同》项下有关承包款的处理、税收的征收、返还和弥补因上交省财税无法返还部分抵交承包款及结算事宜，事实上履行了《承包合同》约定的发包方应当履行的权利和义务。
1993年，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第一被告与原告对承包款发生争议，由第一被告诉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4）浙经终字第32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承包合同》“除滞纳金条款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无效外，其余条款内容合法，应确认有效”。
1988年9月26日，原告到厦门投资，与厦门公司订立了《关于合作兴建与经营华山大楼合同书》，双方共同在厦门公司名下设立华山大楼筹建处进行建设和经营。1990年4月2日，厦门公司与香港立杰发展有限公司订立《预购“华山大楼”合同》，合同明确约定，于1991年2月28日由卖方将华山大楼交付给买方验收使用。1990年9月，因华山大楼的买卖双方发生纠纷而诉讼至法院。1995年11月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3）闽经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华山大楼的收益才开始回收。
对于原告投资华山大楼项目，第二、三被告是认可的。1990年11月，第二、三被告由陆晓生副局长带队，到厦门检查了原告的税收缴纳情况，回来后，在他的提议下，推动工商部门给原告办理了具有房地产经营项目的工商执照。另外，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告本应在1992年度对华山大楼项目的收益进行税务申报，但之所以没有申报，其中有诉讼的原因，同时考虑到一旦申报，由于原告享有免交税收的优惠，将导致县财政承担按纳税额21%上缴省财政的损失。为此，经三门县人民政府协调，1992年7月1日，原告以华山大楼的收益为抵押，向第二、三被告借款3000000元，到上海浦东投资，并成立了三海工贸公司，目的是使原告享受国家给予浦东企业的税收优惠，以三海工贸公司的收益完成原告应当上交的承包款，避免因原告纳税申报而造成被告损失。由于华山大楼项目一直处于诉讼中，导致原告无法及时归还借款，为此第二、三被告就将原告起诉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于1993年8月4日达成（1993）台经初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1996年5月6日至9日，时任第二、三被告的副局长陈国强，受三门县人民政府及第二、三被告的委托，前往厦门，协助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进行执行，并核查了华山大楼项目的财务情况，认定华山大楼项目收益为3950000元。按照第二、三被告的要求，原告通过三海工贸公司支付给第一被告承包款320000元，归还给第二、三被告借款500000元，通过厦门公司归还给第二、三被告2500000元，以原告在厦门的房产折抵630000元支付给第二、三被告。自此，原、被告在《承包合同》期间所发生的承包款以及所涉的税收、债权债务均告终结。
华山大楼的收益实际上发生在承包期间，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应当享受免税待遇。然而第二、三被告无视《承包合同》的约定，无视两被告于1995年擅自注销了原告的税务登记以及一直不接受原告纳税申报的事实，隐瞒两被告已经收到上述巨额款项的事实，于2001年1月3日作出三地税稽处字[2001]第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以原告没有对华山大楼项目进行税务登记及申报，部分支出没有合法的付款凭证为由，认定原告偷逃企业所得税1479977.75元,责令原告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部门缴纳,逾期未缴纳的,按日加收滞纳税款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同时，第二、三被告向厦门市地方税务局通报，谎称原告隐匿和转移华山大楼收益以偷逃税款，为此，厦门市地方税务局于2001年6月4日对厦门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厦门公司向厦门市税务部门支付了税款、滞纳金、罚款等合计1238436元。由于原告与厦门公司在《关于合作兴建与经营华山大楼合同书》中约定，厦门公司享受200元每平方米的固定收益，其余盈亏由原告承担，而原告又已经将华山大楼项目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三海工贸公司，为此，厦门公司提起诉讼，后法院判决由三海工贸公司偿还给厦门公司1238436元。现三海工贸公司主张该笔款项应当由原告负责偿还。
另外，被告为图收益，还陷害原告及相关当事人。2001年2月20日，第三被告会同三门县公安局将原告法定代表人叶有伦从上海押回三门，2月21日，以偷税嫌疑进行刑事拘留，3月28日，三门县人民检察院对叶有伦批准逮捕，4月5日，叶有伦家属交纳了800000元的保证金后，被取保候审。2003年10月29日，叶有伦被三门县人民法院以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150万元，并当庭收押。2003年12月25日，一审判决被台州市中级人民院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依法撤销，并发回重审。2007年4月4日，三门县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准许三门县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2007年5月29日，三门县公安局对叶有伦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然而第三被告在公安和农业银行的配合下，于2001年6月29日、7月2日收缴了未经法院判决而抵押在三门县公安局的叶有伦的取保候审保证金800000元及利息1300元，用于支付三地税稽处字[2001]第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缴纳的税款，至今没有退还给叶有伦。
综上，三被告违反《承包合同》的约定，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应当依法承担向国库缴付三地税稽处字[2001]第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原告缴纳的税款和滞纳金的义务，应当偿还给原告代被告缴纳的税金801300元和相应利息，以及偿付给原告因第三人三海工贸公司偿还给厦门公司造成的损失1238436元，故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三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辩称：1、原告的企业成立后，性质为集体企业，由原三门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管。2002年，由于机构职能的转变，原三门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的职能归属于三门县发展和改革局。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原告已于2001年被原三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另外，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叶有伦于1946年10月6日出生，现年已经70多岁，叶有伦系原三门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任命，按照我国有关退休的规定，叶有伦应该已经退休。故对于原告企业的性质，有无主体资格，叶有伦是否具备法定代表人资格，被告有异议，应当首先进行审查。2、八十年代初，原三门县工业局下属的三门县食品罐头厂因经营不善出现亏损，为完善经营主体，被告决定对该企业进行承包。1988年4月14日、12月27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了《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是事实，但合同签订后，由于原告没有按约上交承包款，以及承包经营期间各方面的因素，导致双方实际上于1992年8月份解除了承包关系，因此原告对三门县食品罐头厂的经营年限为1988年5月至1992年8月。后由于原告没有按约支付承包款，双方发生诉讼，至1995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原、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已经处理完毕。对于双方因承包合同产生的其他纠纷，原告从来没有提起过，至今已经远远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3、根据原告的起诉状，原告将三门县地方税务局、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对它的处罚作为民事行为进行起诉，被告认为不妥，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4、即使原告主体适格，厦门税务机关是对1996、1997、1998年的税务进行处罚，已经超出了承包期，原告要求返还没有理由。另外，即使存在税收减免，也要遵守程序的规定，由当事人申报后，由税务部门按照税收管理体制上报，经上级税务部门批准后执行，如没有批准，则先照章纳税，然后以返还财政部分抵交承包款。而在发生承包款纠纷期间，原告一直都没有申报行为。5、《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标的为三门县食品罐头厂，因此税收减免的对象为三门县食品罐头厂的产品，而不应当包括原告对外的投资，这也不符合税法的相关规定。6、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实际发生，第三项诉讼请求系原告与厦门的合作方产生纠纷形成的债务，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三门县财政局、三门县地方税务局辩称：1、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原告提供的两份工商登记材料，一份显示原告已被吊销并注销，一份显示吊销未注销，但自2001年至今，原告从未发生过营业活动，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0条的规定，原告属于应当被注销的情形。因原告系集体性质的企业，其主管部门为原三门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在出现注销的情形后，原告应当进入清算程序，其清算主体为原三门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故原告无权再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2、即便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第二、三被告也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因为原告起诉的基础法律关系依据的是《承包合同》，但第二、三被告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二、三被告没有履行承包合同的义务和责任。3、即便原、被告的主体都适格，但是原告的诉讼请求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三地税稽处字[2001]第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系第三被告所作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实际没有缴纳，原告要求被告自己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2）第二、三被告认为自己不存在为图收益陷害原告的事实，故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第二项诉讼请求801300元及相应损失缺乏依据。另外，该税款发生在承包期以外，不存在减免税问题，且在2000年以前，也没有税收返还的财政政策。（3）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1238436元系厦门市税务机关对项目立项人追缴的税款，即便原告对第三方有过承诺，该承诺也是无效的，违反了税法的禁止性规定，如果原告认为不应缴纳，应当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4）即便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也超过了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限。另外，《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标的为三门县食品罐头厂，免税的对象为三门县食品罐头厂的加工产品，原告与第三方合作开发的房地产不属于免税对象。而减免税系给予一种政策，但必须履行申请减免的手续，但原告一直没有申请过。
原告三门开发公司反驳称：1、原告的诉讼主体不存在问题。《承包合同》处理完毕是在1996年，后期的转承包，也应当视为原告承包的延续，而三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原告公司的基本情况为吊销未注销，说明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关于诉讼时效。由于原三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1年8月7日将原告企业营业执照吊销的情形记载为注销，致使原告丧失法人资格，直至2015年7月16日恢复为吊销未注销，这种错误是工商部门造成的，这段时间应当从诉讼时效中斥除，故原告的起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3、关于税务问题。税务问题虽然属于行政问题，但本案《承包合同》中涉及的税收减免，具有行政指定的性质，原告之所以受到税务处罚，是三被告没有履行《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造成，因此，原告只能依据《承包合同》的约定来主张权利。4、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所涉及的税款和滞纳金虽然没有实际缴纳，但财税部门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仍然有效，属于能够预见到的损失；第三项诉讼请求所涉及的款项虽然也没有支付给厦门公司，但该款项被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并且已经进入执行程序，也为原告可预见的损失，且厦门公司所缴纳的税款也属于免税范围，故原告的该两项诉讼请求均应当得到支持。另外，虽然自1998年起，企业所得税县得90%，但由于《补充协议》已经将“县财政所得”变更为“留给地方财政部分”，省级及以下财政均属于地方财政，故税款应当全额返还。
第三人三海工贸公司赞同原告的诉讼主张。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辩主张，提供了大量证据，本院均保存在卷。对于与本案事实以及处理结果相关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对于原、被告均提供的《承包合同》以及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会议纪要》，由于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对上述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予以采信。2、对于原告提供的证人陈某、张某、项某等人的书面证言，虽然被告提出异议，但由于这些证人为《承包合同》签订过程中的当事者，且证言比较实事求是，并能够互相印证，故本院予以采信。3、对于原、被告均提供的三地税稽处字[2001]第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由于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对《税务处理决定书》所记载的内容予以采信。4、对于原、被告均提供的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3）台经初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4）浙经终字第32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原告提供的三门县人民法院（2002）三刑初字第187号刑事判决书、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台刑二终字第117号刑事裁定书、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25日发给本院刑事审判庭的函件、本院于2004年8月20日发给三门县人民检察院的函件、三门县人民法院（2004）三刑初重字第1号刑事裁定书、三门县公安局三公撤字（2007）900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0）浙台法委赔字第1号决定书、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01）湖房初字第393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1993）闽经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由于上述证据均为司法机关依职能所作出的文书，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对上述文书所记载的内容予以采信。5、对于原告所提供的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关于合作兴建与经营华山大楼合同书》、《预购“华山大楼”合同》，被告虽有异议，但由于得到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01）湖房初字第393号民事判决书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1993）闽经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印证，故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对上述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予以采信。6、对于原告提供的三门县公安局于2010年1月28日致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叶有伦纳税账户开设的情况说明》以及单据和2001年6月29日、7月2日的《税收通用缴款书》，由于被告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均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原告已经实际缴纳税款801300元。7、对于原告提供的向民间借款以缴纳税款的证据，本院认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关，故本院不予认证，具体将在判决理由部分再作分析。8、对于原告提供的向税务部门上访、申诉的证据，由于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9、对于原告提供的原告公司营业执照，虽然被告提出异议，但由于本院于2004年8月20日发给三门县人民检察院的函件对该营业执照有所提及，故本院对该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予以确认。10、对于原、被告均提供的原三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5月13日、2015年7月16日出具给原告的两份公司企业法人基本情况工商登记资料，由于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再作分析。11、对于原告提供的《台州市财政志》第93-96页有关税收省县分成的证据，本院认为《台州市财政志》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故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88年4月14日、12月27日，原告三门开发公司与被告三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前身即原三门县工业局签订了《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各一份。三门县人民政府作为鉴证机关，原三门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原三门县财政税务局以及原三门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作为见证单位在《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签章，并经公证机关公证。《承包合同》第一条第3款载明，承包期限为六年，自1988年5月1日至1994年4月30日止；第二条第3款载明，承包人每年上交利润600000元；第四条第5款第1项载明，承包人在合同承包期内享受税收优惠条件：“享受免征本企业加工产品的产品税、增值税、所得税、建筑税（弥补亏损）”；“县外企业及有关单位与本企业（包括公司和承包企业）联营开发新产品享受同等待遇”；“上述减免税收由财政部门按税收管理体制报，经上级批准后执行。如未予获准，则照章纳税，然后以县财政所得部分安排支出，顶抵当年上交利润基数，但不调整承包基数和年限”；第七条第4款第2项载明，“如发包方所提供的减免税优惠条件不能兑现，不能兑现部分的损失由发包方相应核减上交利润基数”。《补充协议》第一条载明，“合同第四条第5款第1项及第七条第4款第2项补充为：如发包方所提供的减免税收优惠条件不能兑现，在缴纳税金的同时，由发包方负责对留给地方财政部分如数返还给承包方”。
1989年5月4日，三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以三政办（1989）47号文件，下发了《印发食品罐头厂偿付债款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会议纪要》规定了三门县食品罐头厂如何偿还工商银行、原三门县财政税务局等债务问题，其中第二条要求三门县食品罐头厂将承包费统一上交财税局，由财税局按照第一条规定的偿付办法，将款划给工商银行和工业局。
在《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经营亏损，导致原告没有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全额支付承包款，原三门县工业局于1993年将本案原告起诉至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1995年2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4）浙经终字第327号民事判决书，在扣除已经上交的承包款、部分应当抵交的税款以及其他应当抵作承包款的款项后，判决本案原告支付给原三门县工业局承包款429151.32元及相应的滞纳金。
1988年9月26日，原告与厦门公司订立了《关于合作兴建与经营华山大楼合同书》，双方约定，华山大楼位于厦门市湖里南部生活区、海天路口，为七层商店-
住宅综合商品楼；厦门公司负责三通一平、室外道路、管线、环境绿化等工程并承担其费用，原告方负责单体工程的全部建安费用及其他有关费用；利润分配，厦门公司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净得人民币200元正，其余盈亏均归原告所有。
1990年4月2日，厦门公司与香港立杰发展有限公司订立《预购“华山大楼”合同》，合同第（四）条载明，厦门公司应在1991年2月28日前将华山大楼交付买方按设计图纸验收使用。合同的附页约定，除10万元须在产权过户完成后支付外，其余价款应当在交付使用前分期支付。1990年年底，华山大楼的买卖双方因发生纠纷诉讼至法院。1995年11月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双方的纠纷作出终审判决。
2001年1月3日，被告三门县地方税务局以原告自1996年开始，未依法进行税务登记及申报纳税，以本企业不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厦门华山大楼”收益已经转让给三海工贸公司等理由拒不办理纳税事项，以及对1996年度至1998年度应当纳税事项未申报企业税为由，作出三地税稽处字[2001]第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偷逃企业所得税1479977.75元,责令原告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部门缴纳税款,逾期未缴纳的,按日加收滞纳税款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2001年6月4日，厦门市地方税务局以厦门公司在华山大楼项目中偷逃税款为由，对厦门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为此，厦门公司向厦门市税务部门支付了税款、滞纳金、罚款等合计1238436元。厦门公司认为，由于双方在《关于合作兴建与经营华山大楼合同书》中约定，厦门公司享受200元每平方米的固定收益，其余盈亏由原告承担，而原告又已经将华山大楼项目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三海工贸公司，上述税款应当由三海工贸公司负担，为此，厦门公司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1年10月23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01）湖房初字第3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三海工贸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偿还给厦门公司1238436元。
2001年2月2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叶有伦因涉嫌偷税罪被三门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8日被逮捕，同年3月28日、3月29日，叶有伦家属以原告的名义向三门县公安局交款800000元，同年4月5日，叶有伦被取保候审。同年6月29日、7月2日，三门县公安局将800000元及利息1300元缴入户名为叶有伦的纳税账户，并于7月30日将缴税额为801300元的两张税收通用缴款书交给叶有伦。2003年10月29日，三门县人民法院作出（2002）三刑初字第187号刑事判决书，以叶有伦犯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50万元。2003年12月25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台刑二终字第117号刑事裁定书，撤销了三门县人民法院（2002）三刑初字第187号刑事判决书，并发回重审。2004年8月20日，三门县人民法院以华山大楼的收益也属于免税范围等理由，建议三门县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2007年4月4日，三门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认为三门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叶有伦犯偷税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准许三门县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2007年5月29日，三门县公安局对叶有伦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2009年10月25日，叶有伦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其中第一项请求为要求三门县公安局返还给叶有伦取保候审抵押金800000元及利息损失，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0年3月18日作出（2010）浙台法委赔字第1号决定书，认为三门县公安局存在扣押800000元款项的情形，应当作为扣押行为的赔偿义务机关，但三门县公安局扣押款项后已将该款作为三门开发公司的税款予以上缴，扣押行为并未发生损害后果，且赔偿申请人对该款作补缴税款用是明知的，现其提出该800000元为取保候审抵押金没有事实根据，应当不予赔偿，故驳回了叶有伦的该项赔偿请求。后叶有伦一直向税务部门进行申诉。
另查明，原告三门开发公司成立于1988年7月5日，2001年8月7日因未参加年检被原三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该局于2015年5月13日、2015年7月16日出具给原告两份公司企业法人基本情况的工商登记资料，其中2015年5月13日出具的该份资料显示原告公司的基本状态为吊销并注销，2015年7月16日出具的该份资料显示原告公司的基本状态为吊销未注销。由于原告公司的工商登记长期处于吊销并注销状态，叶有伦于2015年5月25日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后原告公司的工商登记被改为吊销未注销后，叶有伦撤回了起诉，原告于2015年8月31日提起诉讼。
另根据《台州市财政志》记载，自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我县入库的企业所得税全额为地方财政收入，自1994年起，该收入与省政府的分成比例为省得20%，县得80%，自1998年起，省得10%，县得90%。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三、本案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超过；四、被告三门县财政局、三门县地方税务局是否适格被告；五、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虽然原三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两份非公司企业法人基本情况，其中2015年5月13日出具的那份显示原告已被吊销并注销，2015年7月16日出具的那份显示吊销未注销，但经本院与三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实，该局在查阅原始档案并请示上级市场监管部门后，作出了书面说明，认为原告于2001年8月7日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但由于不符合注销条件，未办理注销手续，属于吊销未注销情形，2015年5月13日出具的那份非公司企业法人基本情况之所以显示吊销并注销，是由于软件升级、数据出错造成，可见，目前原告公司仍然存在，因此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承包合同》第四条第5款第1项及第七条第4款第2项载明，“减免税收由财政部门按税收管理体制报，经上级批准后执行。如未予获准，则照章纳税，然后以县财政所得部分安排支出，顶抵当年上交利润基数，但不调整承包基数和年限”，“如发包方所提供的减免税优惠条件不能兑现，不能兑现部分的损失由发包方相应核减上交利润基数”。《补充协议》第一条载明，“合同第四条第5款第1项及第七条第4款第2项补充为：如发包方所提供的减免税收优惠条件不能兑现，在缴纳税金的同时，由发包方负责对留给地方财政部分如数返还给承包方”。承包方缴纳税款后，发包方应否按照《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顶抵承包方的上交利润、核减利润基数或如数返还地方财政所得部分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该争议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承包期间利润交缴基数的约定，属于承包合同关系中的争议问题，应当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处理，故本案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在被告三门县地方税务局于2001年1月3日作出三地税稽处字[2001]第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后，虽然原告没有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作为基础法律关系主张过权利，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一直认为“华山大楼”的收益是免税期内遗留下来的问题，属于免税的范围，并不停地提起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诉讼，在诉求未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又不断地向税务部门申诉，引起了诉讼时效的一次次中断，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没有超过。
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虽然三门县人民政府作为鉴证机关，财税部门作为见证单位在《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签章，相当于承诺给予原告税收优惠，但财税部门毕竟不是承包合同的相对当事人，且税收减免条件受到法律、政策的限制，对此原告在当时是有清醒认识的，否则也不会一再在《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约定，“如发包方所提供的减免税优惠条件不能兑现，不能兑现部分的损失由发包方相应核减上交利润基数”、“如发包方所提供的减免税收优惠条件不能兑现，在缴纳税金的同时，由发包方负责对留给地方财政部分如数返还给承包方”。另外，三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1989年5月4日下发的《会议纪要》，仅仅对三门县食品罐头厂如何归还工商银行、财税局等债务作出规定，要求三门县食品罐头厂先将承包费统一上交到财税局，再由财税局按照《会议纪要》第一条规定的还款时间和还款金额，将款项划付给工商银行等债权人，该《会议纪要》并没有规定由第二、三被告代替第一被告履行《承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当原告于1993年与第一被告发生承包款纠纷时，第一被告也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这也说明《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并没有发生变化。综上，第二、三被告并非《承包合同》的相对当事人，原告无权要求第二、三被告按照民事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减免税收的义务，而第三被告依法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也系履行职责的行为，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第二、三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第五个争议焦点，根据原、被告的诉辩，又可以细分为三点纠纷，一是税收减免的对象是否包括原告对外的房地产投资，二是该房地产投资的收益是否发生在承包期内，三是原告的三项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全部支持，若部分支持，按多少比例返还。
对于税收减免的对象是否包括原告对外的房地产投资，本院认为，《承包合同》第四条第5款第1项明确约定，承包人在合同承包期内享受税收优惠条件：“享受免征本企业加工产品的产品税、增值税、所得税、建筑税（弥补亏损）”；“县外企业及有关单位与本企业（包括公司和承包企业）联营开发新产品享受同等待遇”；由于本案系历史遗留问题，这里的“开发新产品”是否包括原告对外的房地产投资，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直接经办人员的证言进行分析。《承包合同》前言载明，“鉴于三门县食品罐头厂连年亏损，负债较多，濒临倒闭的危险，以其现行经营管理体制和自身力量难以扭转危局，为此，发包方经县府同意特提供优惠条件，以帮助承包方实现经营目标”；《承包合同》第四条第5款第5项载明，“由发包方帮助落实经营范围，并适当放宽”；原三门县财税局局长陈某证明，“原三门县罐头厂是我县一家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累计亏损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为了救活企业，摆脱困境，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经县委、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研究决定，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份把临近倒闭的原三门县罐头厂承包给原三门县企业开发公司叶有伦经营，并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期为六年。承包期间，按税收管理权限，对原三门县企业开发公司报批和免收各种税收，包括建筑行业（房产开发）的各种税收”；原三门县人大主任张某证明，“1988年三门县罐头厂严重亏损，原我在县政府主持经济工作，对该厂情况比较了解。我向县委书记陈子敬同志建议，把该厂承包给县协作办下属三门县企业开发公司法人代表叶有伦，给予税收减免，以补罐头厂亏损和安排该厂职工生活。当时没有规定什么好经营，什么不好经营，只要不违法就行”；原三门县县长项某证明，“1988年三门县国营罐头厂严重亏损，我当时在县政府任常务副县长，县主要领导集体商量决定，把该国营厂承包给三门县企业开发公司法人代表叶有伦，承包期六年，承包期间给予税收减免，以补罐头厂亏损和安排职工生活。这件事当时叶有伦为县里挑了重担，对县委县府是卸了一个大包袱。厦门房地产开发是在承包期内，台湾老板不讲信用打官司打了八年，官司打赢才有盈利可言。我认为承包期内赚来的钱应该按承包合同办事，应该免税的”。综上所述，三门县食品罐头厂是一家亏损严重的企业，原告承包该企业后，不但要弥补亏损和安排职工生活，每年还要上交600000元的利润，仅凭其自身力量和经营范围是难以扭转危局的，因此可以认定，县委县政府在承诺给予承包方优惠税收条件的同时，也是允许承包方扩大经营范围的。而事实上，在《承包合同》签订后不久，原告即于1988年9月26日与厦门公司签订了《关于合作兴建与经营华山大楼合同书》，开始经营房地产业务，而工商部门于1989年10月5日颁发给原告的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也包括兼营房地产。故本院认为，原、被告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税收减免的对象包括原告对外的房地产投资。
对于该房地产投资的收益是否发生在承包期内，本院认为，原告系于1988年9月26日与厦门公司订立了《关于合作兴建与经营华山大楼合同书》，而根据厦门公司于1990年4月2日与香港立杰发展有限公司订立的《预购“华山大楼”合同》，华山大楼应当在1991年2月28日前交付使用，价款除10万元须在产权过户完成后支付外，其余应当在交付使用前分期支付。只不过由于双方发生纠纷，华山大楼的收益才延后取得。故本院认为，原告对于华山大楼的房地产投资收益发生在承包期内。本院在审理叶有伦的刑事案件时，当时的审判人员也正是基于华山大楼的收益属于免税范围这样的理由，才建议检察机关撤回对叶有伦的起诉。
对于原告的三项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本院认为，由于《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减免税收由财政部门按税收管理体制报，经上级批准后执行。如未予获准，则照章纳税，然后以县财政所得部分安排支出，顶抵当年上交利润基数”，“如发包方所提供的减免税优惠条件不能兑现，不能兑现部分的损失由发包方相应核减上交利润基数”，“如发包方所提供的减免税收优惠条件不能兑现，在缴纳税金的同时，由发包方负责对留给地方财政部分如数返还给承包方”。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告并没有进行过税收减免的申请，即便申请，财政部门也不会予以批准，因此直接减免税收的承诺已经无法兑现，根据《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发包方负有最低限度的义务，就是将承包方已经缴纳的税金中留给地方财政部分如数返还给承包方，这里的地方财政按照《承包合同》的本意应当解释为三门县财政。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涉及的税款，由于没有实际缴纳，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涉及的税款，由于没有缴纳到三门县财政，故原告的该两项诉讼请求均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由于原告已经实际缴纳税金801300元，第一被告应当及时与财政部门沟通协商，将其中的县得部分即90%计721170元如数返还给原告，本院给予二个月期限，届时如果无法实现，由于原告已经全部履行上交承包款的义务，第一被告应当将其中的721170元退还给原告。对于原告所提的要求被告按照原告法定代表人叶有伦夫妇从民间借贷按年利率12%计算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由于原、被告未在《承包合同》中约定税款的返还期限和损失的计算方式，故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原告向第一被告主张权利即2015年5月25日起开始计算比较适宜。虽然原告为支付税款，曾经向民间借款，但《承包合同》明确约定，如果减免税收未予获准，原告应当照章纳税，因此依法缴纳税款也是原告的应有之义，故对原告要求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三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支付给原告浙江省三门县开发企业总公司721170元，该款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5月25日起至本判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一并计付。
二、驳回原告浙江省三门县开发企业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1150元，由原告浙江省三门县开发企业总公司负担79150元，由被告三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负担12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申请执行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叶未赏
审 判 员 王群华
人民陪审员 何爱娟
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
代书 记员 蒋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