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5民终10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汕头高新区银信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福水。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昭龙，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泽群，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贤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少惠。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佳立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贤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伟松。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峥嵘，广东振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汕头高新区银信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银信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贤胜、被上诉人郑少惠、被上诉人广东佳立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佳立公司）、被上诉人杜伟松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507民初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11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银信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昭龙、被上诉人杜伟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峥嵘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吴贤胜、被上诉人郑少惠、被上诉人佳立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银信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1）撤销（2016）粤0507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2）驳回杜伟松的执行异议，恢复执行（2016）粤0507执异62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依法拍卖郑少惠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xx号房地产﹙产权证号列：粤房地证字第xx号﹚，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吴贤胜、郑少惠结欠银信通公司的借款本息；3、判令吴贤胜、郑少惠、佳立公司、杜伟松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主要解决的是杜伟松就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而这个民事权益，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即必须同时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应当围绕杜伟松的异议请求是否符合这四种情形展开，而非一审法院归纳的焦点问题。本案中，杜伟松即使不存在与吴贤胜、郑少惠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故意，只要涉案房产的交易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种情形，杜伟松针对本案房产提出的执行异议同样不能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认定杜伟松与郑少惠之间就涉案房产买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缺乏事实依据，认定错误，判决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产买卖存在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完全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该错误认定直接导致判决的错误。首先，根据杜伟松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的陈述和一审庭审中杜伟松、吴贤胜、郑少惠等的供述确认：郑少惠与杜伟松对涉案房产的所谓买卖对价是1050000元，对能够反映双方真实交易对价、交接款和意思表示的交易问题，郑少惠与杜伟松均确认没有签订任何书面买卖合同。杜伟松当庭提交的房产买卖合同，在形式中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该合同约定的交易款却是450000元，与双方所谓的真实交易价格相差巨大；合同中约定的价款交付时间与杜伟松在《执行异议申请书》中的陈述也完全不同；且杜伟松在一审庭审过程当庭承认该份合同是为了逃避税费所作。在没有查清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通过直接认定、调整合同价款、进而认为银信通公司主张该合同无效的观点依法无据是极其荒谬的。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房产交易部门、税务部门对涉案房产征税的合同依据是什么呢？是原有合同、或是合同加上一审判决、或是必须重新签订合同呢？法律上规定合同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又如何体现呢？2、一审判决认定杜伟松已实际占有涉案房产毫无依据，更严重违背事实。一审判决据以认定杜伟松实际占有涉案房产的依据，仅仅是杜伟松提交的几张缴款收款收据，但这些单据根本无法体现缴款人是杜伟松。事实是：根据案件执行记录，在执行法官到涉案房产处张贴执行公告时，涉案房产完全处于空置状态，并非为杜伟松所占有。3、在涉案房产交易价款的支付存在重大嫌疑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杜伟松已支付了全部价款缺乏证据支持。首先，杜伟松在一审庭审过程已当庭明确其与吴贤胜、郑少惠素不相识，更没有任何关系；杜伟松、吴贤胜等均当庭确认在双方到交易所办理交易前，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也就是说，在双方既不认识、也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更没有交付房产的前提下，杜伟松将巨额款项1050000元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吴贤胜和郑少惠，这样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杜伟松主张其已经付清房款的证据，只有吴贤胜、郑少惠出具的一张金额为1000000元的收款收据，对如此巨额的现金，杜伟松在一审庭审中既无法解释清楚来源，也无法清楚表述1000000元现金的体量，对所谓的50000元购房定金，杜伟松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第三，在涉案房产被查封（因房产在办理交易中，杜伟松肯定知道涉案房产被查封）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杜伟松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任何异议的事实，与其所称已缴清1050000元涉案房产买卖价款的陈述也存在巨大的不合常理性。试想，谁能够在付出1000000元巨款后对所买房产被查封却能够无动于衷呢？4、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产未能办理过户手续系因涉案房产被查封所致，杜伟松没有过错，这是错误理解法律和曲解事实而得出的错误结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八条规定第（四）款规定的“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其界定的时间点是涉案房产被查封、执行前，买受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杜伟松未能办理涉案房产过户手续是因该房产被查封所致、杜伟松没有过错，是错误理解法律得出的错误结论。其次，银信通公司认为杜伟松对涉案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过错，是基于以下事实而提出：杜伟松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显示，杜伟松、郑少惠对涉案房产的买卖发生于2015年6月初，双方申办转让的提交时间是2015年8月7日，提交时尚欠交评估书和依法应当由杜伟松申办出具的测绘图。如果以上陈述属实，则从涉案房产买卖直至涉案房产被查封时有长达四个多月的充分时间供双方办理交易手续，但事实证明杜伟松与郑少惠并没有办理。因此涉案房产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杜伟松显然有其自身过错，一审判决认定杜伟松没有过错违背事实，是错误的。三、关于涉案房产的归属问题，一审判决也依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针对已登记的不动产提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异议人是否是权利人。本案中，根据汕头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的证明，涉案房产至今仍登记在郑少惠名下，故杜伟松依法不是涉案房产的权利人，一审判决认定杜伟松已善意取得涉案房产依法无据。四、一审判决颠倒了银信通公司与杜伟松的举证责任，作出银信通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认定完全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本案中，银信通公司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有以下几方面：（1）银信通公司与吴贤胜、郑少惠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此，银信通公司已提交了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汕龙法民三初字第219号民事调解书，银信通公司对吴贤胜、郑少惠的债权已得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2）吴贤胜、郑少惠没有履行生效调解书偿还银信通公司借款本息的事实。对此，银信通公司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也已立案受理。（3）银信通公司申请查封、拍卖涉案房产的依据。申请对涉案房产查封前，银信通公司已向法院提交了涉案房产的权属证明材料，汕头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的证明证实涉案房产至今仍登记在郑少惠名下。在完成上述举证责任后，银信通公司对要求查封、拍卖涉案房产的主张已经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所谓的银信通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知是指哪一方面的证据？事实上，本案的举证责任应该主要由作为执行异议人的杜伟松承担，杜伟松必须举证证明其异议主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四种情形。但很遗憾的是，时至今天，杜伟松并没有提交充分、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反而是由一审法院通过职权认定来帮助杜伟松完成举证责任。因此，一审判决颠倒当事人双方举证责任，认定银信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
杜伟松答辩称，银信通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事实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银信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吴贤胜、郑少惠、佳立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银信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6）粤0507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2、驳回杜伟松的执行异议，恢复执行（2016）粤0507执62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依法拍卖郑少惠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xx号房地产（产权证号列：粤房地证字第Cxx号），所得执行款优先用于偿还吴贤胜、郑少惠结欠银信通公司的借款本息；3、吴贤胜、郑少惠、佳立公司、杜伟松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7日，郑少惠、吴贤胜向杜伟松出具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杜伟松购房款1000000元，摘由：房款已全部付清”。2015年8月7日，郑少惠与杜伟松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郑少惠将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xx号房的房地产转让给杜伟松，转让价为450000元，其中包含定金200000元；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双方应携带有关资料到汕头市龙湖房产交易所办理过户手续；双方同意于2015年8月5日由郑少惠将该房地产交付给杜伟松使用。同日，郑少惠与杜伟松共同向汕头市龙湖房产交易所申请办理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xx号房全套房地产的二手房地产交易登记手续，该所于当日出具《汕头市房产管理局办事回执卡》。
另查明：银信通公司与吴贤胜、郑少惠、佳立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0月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5）汕龙法民三初字第219号。法院依银信通公司申请于2015年10月10日作出（2015）汕龙法民三初字第21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郑少惠所有的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xx号房，查封额度以650000元为限，并于同日查封了上述房产。同年12月7日，法院就该案作出（2015）汕龙法民三初字第219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吴坚胜、郑少惠确认结欠银信通公司借款本金630000元、截至2015年9月14日的利息23304元及自2015年9月15日起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5.60‰）和罚息、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二、对上述结欠款项，吴贤胜、郑少惠承诺按照以下计划偿还：自2015年12月开始，在每月25日前支付还银信通公司借款本金4万元及根据档期实际结欠借款本金、按月利率15.60‰计的当期利息；最后一期还清结欠的全部款项；三、吴贤胜、郑少惠在2015年12月25日前付还银信通公司第一笔借款本息前，必须同时付还银信通公司已经垫付的为案件支付的律师费30000元；四、佳立公司对本案吴贤胜、郑少惠上述欠款及费用的清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如吴贤胜、郑少惠及其担保人能够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及费用，则银信通公司同意免除借款罚息及违约金；如吴贤胜、郑少惠及其担保人任何一期没有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足额还款，本案银信通公司有权立即向法院申请全款执行；六、吴贤胜、郑少惠及其担保人还清全部借款本息及费用前，不解除对郑少惠所有的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xx号房（产权证号列：粤房地证字第Cxx号）的查封措施。案件受理费10633元（银信通公司已预交）减半收取为5316.50元、保全费3770元，合计9086.50元，由吴贤胜、郑少惠、佳立公司共同承担，吴贤胜、郑少惠、佳立公司应于2015年12月25日前付还银信通公司。
2016年6月21日银信通公司就（2015）汕龙法民三初字第219号一案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6）粤0507执622号。同年10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507执62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郑少惠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xx号房地产（产权证号列：粤房地证字第Cxx号）。同年11月23日，本案杜伟松就上述执行裁定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粤0507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载定中止对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55号华丽家园1幢607号房的执行。银信通公司不服裁定，提起本案诉讼。
诉讼期间，银信通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向汕头市龙湖房产交易所调查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xx房的房地产交易情况。2017年5月4日，汕头市龙湖房产交易所向一审法院出具复函，载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xx房于2015年8月7日在我所办理二手房交易收件手续，卖方为郑少惠，买方为杜伟松。该宗二手房交易手续于2015年9月6日经审批核准转移，2015年10月10日被一审法院查封交易手续暂停至今。”
吴贤胜、郑少惠及杜伟松明确涉案房产的交易总价为1050000元（包含定金50000元），该房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主要解决的是杜伟松就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关于涉案房产交易是否损害银信通公司合法权益的问题；二是各方对于涉案的权利归属问题；三是涉案房产转让后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杜伟松是否有过错。关于涉案房产交易是否损害银信通公司合法权益的问题。涉案房产交易及杜伟松向郑少惠支付购房款之时，法院（2015）汕龙法民三初字第219-1号民事裁定书尚未作出，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杜伟松在房产交易时知道或应当知道郑少惠拖欠银信通公司债务未还，亦没有证据证明杜伟松明知郑少惠转让涉案房产系出于损害银信通公司到期债权之目的。银信通公司提出郑少惠与杜伟松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实质上是以合法方式掩盖其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违法目的主张，证据及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房产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中，郑少惠与杜伟松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中约定的交易价与杜伟松实际支付金额不一致，应以杜伟松实际支付金额作为该合同的交易金额。杜伟松已依约支付了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涉案房产，且双方已向汕头市龙湖房产交易所申请办理二手房交易转移手续，应认定杜伟松构成善意取得。银信通公司提出《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单价与实际单价不一致，并以此主张《房地产买卖合同》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合同的意见，于法无据。关于涉案房产转让后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杜伟松是否有过错的问题。本案杜伟松系于2015年8月7日与郑少惠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而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xx号房系于2015年10月10日被一审法院查封，即杜伟松与郑少惠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涉案标的被一审法院查封之前。汕头市龙湖房产交易所向法院出具的复函亦载明涉案房产的二手房交易手续于2015年9月6日经审批核准转移，2015年10月10日被法院查封交易手续暂停至今。可见，杜伟松在受让涉案房产后未能办理过户手续系因该涉案房产被查封所致，杜伟松没有过错。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银信通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杜伟松就涉案房产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涉案房产，且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无过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杜伟松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银信通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及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吴贤胜、郑少惠、杜伟松提出涉案房产已转让给杜伟松的辩解意见，证据及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银信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00元、公告费1000元，合共诉讼费11300元，由银信通公司负担。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二审的焦点是杜伟松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排除银信通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杜伟松与郑少惠于2015年8月7日签订涉案房产买卖合同，同日交付涉案房产钥匙并到汕头市龙湖房产交易所办理交易登记，杜伟松付清了房款，取得了房产；汕头市龙湖房产交易所出具的复函证明涉案房产于2015年9月6日经审批核准转移，未能办理过户手续的原因系涉案房产于2015年10月10日被查封所致。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银信通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银信通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吴贤胜、郑少惠、佳立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汕头高新区银信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公告费1000元，由汕头高新区银信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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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黄小洋
审判员 郑达坚
审判员 林 喆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