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13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于晨，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征年，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英国，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峰，男，198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齐河县，现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征年，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英国，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伟泽，男，1976年2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内蒙古根河市，现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仕文，山东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平杰青，山东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磊，女，198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青岛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征年，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英国，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济南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茂华公司）、高峰因与被上诉人范伟泽、原审被告张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2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济南茂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起诉或依法改判驳回范伟泽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范伟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原告诉讼主体错误，范伟泽诉讼主体不适格。(2016)鲁0112民初731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范恩才，男，1968年11月23日出生，无业，住济南市。本案一审查明，范伟泽，1976年2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内蒙古根河市，现住济南市。根据范伟泽提交的身份证照片，范伟泽与范恩才系同一人，庭审中范伟泽也予以自认。中国户籍管理法律法规规定，中国公民一人一户，不允许出现一人两户的情况，两个身份证登记的是同一人，但年龄相差8岁，居住地址一致，肯定有一个身份是虚假的。济南茂华公司只认识范恩才一人，从不认识范伟泽，在内蒙古空挂户口的范伟泽�身份是虚假的，根本不能在民事诉讼中作为合法诉讼主体存在。一审在审理中发现范恩才违法行为，应当向有关公安机关反映并核实其真实身份情况，在判决书中查明当事人的真实身份，而不应认可这种违法情形。因此，范伟泽主体不适格，一审应驳回其起诉。二、济南茂华公司与范伟泽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范伟泽无权要求济南茂华公司承担责任。孔某某将6万元和154万元转入范伟泽账户并从范伟泽账户将款项转入济南茂华公司，在该过程中，孔某某仅仅是利用范伟泽账户完成向济南茂华公司的转款，济南茂华公司仅与孔某某存在资金往来关系，与范伟泽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更何况济南茂华公司最终将该款又转给了孔某某。范伟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该过程是孔某某操作，可见其对上述转款过程是明知和认可的，根本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某某利用此次转账的记录向范伟泽主张借款，范伟泽应通过庭审举证、再审等司法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无权要求济南茂华公司承担责任。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逻辑混乱。一审认定“160万元(6万元和154万元)自范伟泽账户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后，范伟泽受到了损失”，连同其他借款，范伟泽共向第三方孔某某借款270万元，后续处理是担保人任某某代为向孔某某偿还借款200万元及费用10万元，范伟泽就该款项为任某某出具了210万元的借条，同时法院判决范伟泽偿还孔某某剩余借款70万元及利息和费用。对此，范伟泽没有证据证明已偿还上述210万元与70万元及利息和费用，不能证明其受到160万元的实际损失，无权要求赔偿。一审认定范伟泽自认是孔某某持其银行卡进行操作，并两次刷卡160万元至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即涉案160万元款项的操作过程范伟泽本人是明知的；同时认定“被告方无证据证明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的160万元属案外人孔某某所有”，两者自相矛盾，也与一审认定的“济南茂华公司取得160万元无合法根据，范伟泽受到损失与其取得160万元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相互矛盾。一审认定“被告方无证据证明转入济南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账户的160万元属案外人孔某某所有”，亦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案系范伟泽提起的不当得利纠纷，对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相关事实应由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即范伟泽承担，而一审在案外人孔某某单方否认范伟泽的银行卡由其控制后，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济南茂华公司，并认定济南茂华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显无依据。且，在范伟泽与高峰均认可范伟泽的银行卡由孔某某操作的情况下，将孔某某的单方否认予以认定，并将此事实的举证责任另行分配亦无相应依据。孔某某之所以否认，是为了作为合法债权人对范伟泽提起诉讼，故孔某某作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其否认不应予以采信。四、范伟泽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依据民法总则认定本案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对于实施之前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不具有溯及力。本案范伟泽自认孔某某持其银行卡进行操作，并两次刷卡160万元至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其本人明知该160万元款项的相关情况，故诉讼时效应从刷卡的2013年7月25日、7月29日起算，至其第一次2016年11月16日以范恩才名义起诉，已过三年之多，显然已超过当时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即便按一审认定的市中区法院出具判决的2014年7月16日起算，也已达二年之多，也已超过当时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且2016年11月16日范恩才起诉时，济南茂华公司已提出诉讼时效经过的抗辩。
高峰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起诉或依法改判驳回范伟泽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范伟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原告诉讼主体错误，范伟泽诉讼主体不适格。(2016)鲁0112民初731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范恩才，男，1968年11月23日出生，无业，住济南市。本案一审查明，范伟泽，1976年2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内蒙古根河市，现住济南市。根据范伟泽提交的身份证照片，范伟泽与范恩才系同一人，庭审中范伟泽也予以自认。中国户籍管理法律法规规定，中国公民一人一户，不允许出现一人两户的情况，两个身份证登记的是同一人，但年龄相差8岁，居住地址一致，肯定有一个身份是虚假的。济南茂华公司只认识范恩才一人，从不认识范伟泽，在内蒙古空挂户口的范伟泽的身份是虚假的，根本不能在民事诉讼中作为合法诉讼主�存在。一审在审理中发现范恩才违法行为，应当向有关公安机关反映并核实其真实身份情况，在判决书中查明当事人的真实身份，而不应认可这种违法情形。因此，范伟泽主体不适格，一审应驳回其起诉。二、济南茂华公司与范伟泽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范伟泽无权要求济南茂华公司承担责任。孔某某将6万元和154万元转入范伟泽账户并从范伟泽账户将款项转入济南茂华公司，在该过程中，孔某某仅仅是利用范伟泽账户完成向济南茂华公司的转款，济南茂华公司仅与孔某某存在资金往来关系，与范伟泽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更何况济南茂华公司最终将该款又转给了孔某某。范伟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该过程是孔某某操作，在2016年5月9日市中区法院审理笔录中也陈述该160万元由孔某某转给范恩才，接着转入济南茂华公司，后又还给了孔某某。可见其对上�转款过程是明知和认可的，根本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孔某某利用此次转账记录向范伟泽主张借款，范伟泽如认为其受到孔某某诈骗未实际使用该借款，其应通过庭审举证、再审等司法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无权要求济南茂华公司、高峰承担责任。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逻辑混乱。一审认定“160万元(6万元和154万元)自范伟泽账户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后，范伟泽受到了损失”，连同其他借款，范伟泽共向第三方孔某某借款270万元，后续处理是担保人任某某代为向孔某某偿还借款200万元及费用10万元，范伟泽就该款项为任某某出具了210万元的借条，同时法院判决范伟泽偿还孔某某剩余借款70万元及利息和费用。对此，范伟泽没有证据证明已偿还上述210万元与70万元及利息和费用，不能证明其受到160万元的实际损失，无权要求赔偿。一审认定范伟泽自认是孔某某持其银行卡进行操作，并两次刷卡160万元至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即涉案160万元款项的操作过程范伟泽本人是明知的；同时认定“被告方无证据证明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的160万元属案外人孔某某所有”，两者自相矛盾，也与一审认定的“济南茂华公司取得160万元无合法根据，范伟泽受到损失与其取得160万元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相互矛盾。一审认定“被告方无证据证明转入济南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账户的160万元属案外人孔某某所有”，亦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案系范伟泽提起的不当得利纠纷，对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相关事实应由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即范伟泽承担，而一审在案外人孔某某单方否认范伟泽的银行卡由其控制后，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济南茂华公司，并认定济南茂华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显无依据。且，在范伟泽与高峰均认可范伟泽的银行卡由孔�某操作的情况下，将孔某某的单方否认予以认定，并将此事实的举证责任另行分配亦无相应依据。孔某某之所以否认，是为了作为合法债权人对范伟泽提起诉讼，故孔某某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其否认不应予以采信。四、范伟泽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依据民法总则认定本案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对于实施之前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不具有溯及力。本案范伟泽自认孔某某持其银行卡进行操作，并两次刷卡160万元至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其本人明知该160万元款项的相关情况，故诉讼时效应从刷卡的2013年7月25日、7月29日起算，至其第一次2016年11月16日以范恩才名义起诉，已过三年之多，显然已超过当时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即便按一审认定的市中区法院出具判决的2014年7月16日起算，也已达二年之多，也已超过当时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且2016年11月16日范恩才起诉时，高峰已提出诉讼时效经过的抗辩。五、高峰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认定高峰使用支配了转入济南茂华公司的16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160万元并未转入高峰账户，该款项已返还孔某某，并未损害济南茂华公司及范伟泽的利益。另外，一审依据公安机关对高峰的询问笔录“济南茂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是我，这两个公司实际是我的”，认定高峰系济南茂华公司实际控制人，继而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即使高峰系济南茂华公司实际控制人，范伟泽无证据证明高峰与济南茂华公司发生人格混同，不产生公司人格否认，根据公司法规定，高峰依法不应对济南茂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范伟泽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理逻辑清晰、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一、范伟泽具有适格诉讼主体资格。范伟泽具有独立、合法的身份证信息和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且身份证信息与转账银行开户户主一致，能够证明范伟泽系涉案银行账户所有人，对账户内财产当然享有所有权，当账户内财产受到侵害，其必然有权主张返还。因涉案160万元是从范伟泽账户转入济南茂华公司，故范伟泽有权要求济南茂华公司返还。一审已对范伟泽的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核实，尽到了审查义务，至于范伟泽与范恩才是否系同一人，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应由相应行政部门予以核实。即使两者非同一人，也应由相关行政部门处理，不能由法院直接认定范伟泽身份系伪造，范恩才是真实身份，亦不能因此认定160万元就为无主物不用返还或搁置纠纷。该上诉理由系在混淆法院的司法审查职责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已生效，也查明并确认了范伟泽的民事主体适格。二、济南茂华公司与范伟泽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依法应予返还。首先，关于济南茂华公司构成不当得利，范伟泽一审提交的交通银行流水、（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判决，证明其为银行卡内的160万元人民币所有权人，同时证明不当得利构成之三个要件：范伟泽财产利益受损，济南茂华公司受益，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高峰的询问笔录、范伟泽的报案笔录，证明范伟泽所有的160万元系案外人孔某某在范伟泽不知情的情况下操作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即证明不当得利构成的第四个要件：范伟泽账户里的钱被划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没有合法依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济南茂华公司与范伟泽之间存在不当得利关系，依法应向范伟泽返还。其次，济南茂华公司将该160万最终转给孔某某，其仅与孔某某存在关系，与范伟泽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无论谁转账，该160万元所有人为范伟泽，从范伟泽账户转出，就应归还范伟泽或给付对价物，而非给孔某某。济南茂华公司、高峰关于160万元最终流向变换不定，在（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庭审笔录中称还给了范伟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里称还给了孔某某,但均未出示证据证实，故该上诉理由不可信，不应采纳。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理逻辑清晰、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一审认定160万元自范伟泽账户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后，范伟泽实际利益受到了损失，认定事实清楚。160万元以固定的、专有银行账户的形式固定下来，从法律意义上讲其所有权的归属应与单纯的160万元现金谁掌控谁所有进行区别对待。160万元在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前在范伟泽账户，其就对该160万元有所有权。在（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案中，法院已认定孔某某向范伟泽转款的160万元为出借款，且担保人任某某也替范伟泽履行了还款义务，同时范伟泽给任某某打了欠条，故从上述法律行为分析，范伟泽亦为该160万元的所有人。当该160万元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或合同约定的前提下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后，范伟泽实际财产利益受损，有权要求不当得利人赔偿。其次，一审认定由济南茂华公司承担其主张的“160万元属案外人孔某某所有”举证不能的责任，并无法理逻辑矛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济南茂华公司、高峰主张范伟泽银行卡内的160万元系孔某某所有，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而范伟泽无论从银行卡所有权还是从范伟泽与孔某某的法律行为分析，均能充分证明范伟泽系该160万元所有人。这与一审认定的“范伟泽与高峰均认可将该160万元通过济南茂华公司所有�pos机刷卡转入该公司账户均由孔某某操作”并不矛盾。不能简单认为银行卡账户由谁操作谁就对账户内的财产具有所有权，范伟泽自认其银行卡由孔某某操作将160万元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只是证明了不当得利的无因性要件，并不代表自认该160万元系孔某某所有，更不能因此免除济南茂华公司、高峰的举证责任。四、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160万元，实际刷卡转款时间虽是2013年7月25日及7月29日，但因该转账行为非范伟泽本人实施，其对转款时间、金额、转款对象均不知情，故该时间范伟泽并不知道其合法权利被侵害。范伟泽自认是孔某某持其卡进行操作，并刷卡160万元至济南茂华公司，但并没有自认一开始就知道到孔某某刷卡的时间，其一直主张直至孔某某起诉范伟泽后，经查询银行交易记录才明知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因此，将诉讼时效从刷卡之日起算明显错误。2015年5月5日范伟泽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公安帮助，届时本案诉讼时效中断，自2015年5月5日应重新开始计算。此外，根据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又因民法总则“附则”部分及也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对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的溯及力问题做出明确否认，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诉讼时效的规定具有溯及力。综上，本案即使按照两年诉讼时效计算，也未过诉讼时效。一审依据民法总则认定本案适用三年诉讼时效，且未过诉讼时效，并非适用法律错误。五、高峰与济南茂华公司人格混同，理应承当连带责任。首先，高峰私自将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的160万元�用支配的事实，有高峰2015年6月2日的询问笔录和（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的庭审笔录相互印证，其将从范伟泽卡内转入济南茂华公司的钱私自用于购进车辆业务，并非上诉中所称“一审认定高峰使用支配了转入济南茂华公司的16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高峰系济南茂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事实，有高峰的询问笔录、（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的庭审笔录和李强在2015年6月2日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相互印证，并非上诉中所称“一审仅依据公安机关对高峰的询问笔录即认定高峰系济南茂华公司实际控制人，继而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最后，范伟泽已就高峰与济南茂华公司人格混同、产生公司人格否认，履行了应尽的举证义务，并非上诉中所称“范伟泽无证据证明高峰与济南茂华公司人格混同，不产生公司人格否认”。高峰无证据证明其与济南茂华公司没�人格混同。就举证责任分析，无论是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公司举证责任倒置，还是根据公平原则采用酌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涉及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中，作为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实际控制人都应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证明其未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本案中，高峰不止一次自认其私自使用了范伟泽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内的钱，但并未就将该160万元归还公司或归还范伟泽举证证明。高峰理应对济南茂华公司的不当得利之债务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另，高峰称将该160万元支付给孔某某的辩解不应采信，不能免除其返还责任。首先，高峰是否将160万元支付给孔某某，其负有举证责任，但没有证据证实。按高峰的说法，他与孔某某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但无法证明是否为该160万。其次，即使高峰能证明确实支付给了孔某某，也不能免除其返还�任。(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判决及与孔某某写的“还款计划”，均将160万元定性为范伟泽向孔某某的借款，进一步证明范伟泽为其银行卡内160万元所有权人，就应归还范伟泽或给付对价物，并非给孔某某。如高峰在没有范伟泽任何授权的情形下将该160万最终转给孔某某，属于支付错误。六、上诉中的资金流转、当事人资金情况与一审查明不符，一审中范伟泽并未有此陈述。160万元没有偿还范伟泽就不构成损失错误，160万元形成了债务也是损失。范伟泽始终没有陈述过160万元款项操作过程本人明知，且对160万元的受损是事后得知。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不属于法院分配证据的问题，而是法院引用的高峰在公安机关与另案审理中陈述的事实。孔某某否认银行卡操作并通过否认获得不当利益，能得逞完全是因为高峰的配合，并通过这种方式欺骗法院审理，最终才导致孔某某（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胜诉。高峰在（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中自认已将100多万元还给范伟泽，本次上诉中又改为还给孔某某，互相矛盾，均无证据支持。七、关于(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是否与(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案有关。两案起诉内容没有关系，但(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的判决与(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案中的160万元却有关系。因(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的判决依据为2015年3月17日范伟泽与孔某某写的“还款计划”，明确载明范伟泽还孔某某300万元，两人所有债务两清，包括(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案所涉160万。两案对该160万元均做了处理，因此(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本案的160万诉讼标的有法律与事实上的关系。
张磊述称，同意济南茂华公司和高峰的上诉意见。
范伟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济南茂华公司返还现金160万元以及利息352000元（以160万元人民币为基数，自2013年8月1日起至起诉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高峰、张磊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诉讼费由济南茂华公司、高峰、张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峰系济南茂华公司工作人员，自称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2013年张磊系济南茂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范伟泽与高峰、案外人孔某某系朋友关系。2013年7月25日和2013年7月29日案外人孔某某向范伟泽银行卡内分别转入6万元和154万元。同日该卡在济南茂华公司所有的POS机上刷卡转入该公司6万元和154万元，交易类型为消费。济南茂华公司对收到上述共计160万元的款项无异议。
2014年1月14日，孔某某将范伟泽、案外人任某某起诉至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要求范伟泽、任某某偿还借款270万元及律师代理费10万元。该院（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生效民事判决�定：孔某某与范伟泽及担保人任某某于2013年7月6日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范伟泽向孔某某借款200万元。合同签订后，孔某某除2013年7月6日至8日共向范伟泽出借款项100万元外，又分别于2013年7月19日、7月25日、7月29日分三次在其交通银行的XXXX账户中取款10万元、6万元及154万元出借给范伟泽，以上孔某某共计出借给范伟泽270万元。在该案诉讼中，孔某某以任某某已于2014年7月13日向其还款200万元并赔偿律师代理费10万元为由，撤回了对任某某的起诉。该案判决范伟泽偿还孔某某借款7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2015年3月24日，案外人孔某某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范恩才（范恩才称又名范伟泽）偿还借款本金355万元等，其中包括2013年7月31日的借款135万元。诉讼期间，范恩才向孔某某出具“还款计划”一份，载明“本人欠孔某某款项，经双方协商，范恩才还孔�某三百万元……本人还完以上款项后和孔某某所有的债务两清，包括市中法院的起诉全部了结。……”2016年9月2日，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民事判决，载明：本案中孔某某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范恩才欠其款项，对其中涉及的范恩才的签名，范恩才并不否认其真实性，但否认借款，因涉及借款数额较大，孔某某提供的证据疑点诸多，有多处瑕疵，该院无法径行确认具体的借款数额。案件审理中孔某某提交范恩才于2015年3月17日书写的“还款计划”。该还款计划系孔某某持有并提交，并注明了系双方协商，应视为双方对之间债务的具体确认。该院判决范恩才偿还孔某某借款本金300万元等。范恩才不服，上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驳回了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范伟泽于2015年5月5日向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刑警大队二中队报�称被孔某某诈骗，（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借款270万元，自己只收到27万元，剩余243万元并未收到。其中，2013年7月25日，孔某某在XX汽车销售公司大厅拿出两个银行转账凭证，分别是154万元和6万元，让自己签字，并称先把钱转到自己卡上，然后再给其朋友高峰平个账，最后再把钱转到自己卡上，把卡还给自己，但至今卡和钱没有给自己。孔某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否认使用范伟泽的卡在高峰的公司刷过POS机。
任某某在公安机关称：为解封被法院查封的房产，其与孔某某达成协议，向孔某某支付了担保的200万元及10万元律师费，孔某某撤回了对其的诉讼。后范伟泽没有偿还自己210万元，但给自己打了（欠）条。
高峰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称，孔某某在济南茂华公司POS机上所刷的两笔154万元和135万元仅是刷流水，为其起诉准备�据，后因自己手头缺流动资金，就用了几天，但后来连本带息还给了孔某某。但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件的第二次庭审中高峰作为证人作证时，否定了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称是范恩才在其公司刷卡转款的，是为了在其公司购买奔驰车，并称“从范恩才账户上共转给我两笔钱，分别是154万元和135万元，这两笔钱我都用来进车了。我感觉这两笔我都还给他了，不然他会找我要，我们之间没有其他任何往来。”“我和孔某某之间有合作业务，合伙做汽车生意，我们之间有频繁的资金往来，XX公司和济南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是我，这两个公司实际都是我的。”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范伟泽的原告主体资格。范伟泽提交了其合法的身份证及向济南茂华公司账户转款的转账凭证，其作为160万元账户资金所�人是合法权利人，有权作为本案原告主张权利。
争议焦点二、范伟泽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判决范伟泽向孔某某偿还借款的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书的出具时间为2014年7月16日，范伟泽起诉的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范伟泽的诉讼主张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
争议焦点三、济南茂华公司取得16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范伟泽向案外人孔某某借款270万元，包括范伟泽于2013年7月25日和2013年7月29日的借款6万元和154万元。在该案担保人任某某向孔某某偿还了200万元借款及相关费用10万元后，法院判决范伟泽偿还孔某某剩余70万元及相关利息和费用，而范伟泽就任某某所偿还的210万元向任某某出具了欠条。因此，上述160万元自范伟泽账户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后，范伟泽受到了损失，虽然在本案中范伟泽与济南茂华公司、高峰、张磊均认可将该160万元通过济南茂华公司所有的POS机刷卡转入该公司账户均由孔某某操作，但案外人孔某某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件开庭时否认范伟泽的银行卡由其控制，范伟泽如何使用资金、将资金转向何处与其无关。且高峰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市民初字第862号案件庭审作证时称，系范伟泽为向其购买车辆而在济南茂华公司POS机刷卡转入154万元，与本案陈述相矛盾。因此，济南茂华公司、高峰、张磊无证据证明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的160万元属案外人孔某某所有，故而济南茂华公司取得该160万元亦无合法依据，范伟泽受到损失与济南茂华公司取得160万元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济南茂华公司取得该16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范伟泽要求其返还160万元及利息，依法予以支持。
争议焦点四、高峰、张磊是否应对济南茂华公司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高峰虽然不是济南茂华公司的股东，但其利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使用支配了转入济南茂华公司的160万元，其行为不仅损害了济南茂华公司的利益，也损害了范伟泽——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范伟泽要求高峰对济南茂华公司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法予以支持。虽然济南茂华公司将其所有的POS机绑定其股东张磊名下的银行账户，但范伟泽无证据证明该公司资金与个人资金混同，不能认定张磊有滥用公司独立地位与股东权利的行为，范伟泽要求张磊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济南茂华装饰工�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范伟泽款项160万元。二、限被告济南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范伟泽以16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被告高峰对上述一、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范伟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368元，由被告济南茂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高峰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济南茂华公司提交手写记账单两份，证明涉案款项已偿还给孔某某，济南茂华公司没有取得任何利益，上述记载的款项通过张磊的民生银行卡、交通银行卡、工商银行卡，高某某的工商银行卡、XX公司的对公户、青岛支新的对公户转给了孔某某的交通银行卡XXXX和丁某某的交通银行卡，均有资金的银行流水，也与高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致。范伟泽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该手写记账单不属于证据形式，与本案无关联性，济南茂华公司的代理人对此手写记账单与当庭做的解释不相符，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纳。张磊质证称，同意济南茂华公司的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济南茂华公司单方记录，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无法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卷宗第43页2017年6月20日开庭笔录载明，范伟泽称其与案外人孔某某系朋友关系，2013年7月，范伟泽想向孔某某借钱。孔某某称需要先借用范伟泽的银行卡给他的生意合作伙伴高峰平账，即先将孔某某的钱转到范伟泽的银行卡上，再转给高峰平账，最后再由高峰将钱打回范伟泽的银行卡，等钱回来后将钱和银行卡一并返还给范伟泽。但范伟泽银行卡内的160万元分别于2013年7月25日转款6万元、2013年7月29日转款154万元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后，济南茂华公司始终未将上述160万元返还到范伟泽银行卡内。济南茂华公司、高峰、张磊共同称对范伟泽与孔某某之间的约定及约定实施行为并不知情，本案两笔款项均为案外人孔某某直接转账进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该款项为孔某某所有。济南茂华公司也按照孔某某的指示将款项转回其指定的账户。
本院认为，济南茂华公司、高峰均认可范伟泽的身份证中的照片系范伟泽本人，且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的涉案款项亦自范伟泽的银行卡转出，故范伟泽是适格的主体，济南茂华公司、高峰主张范伟泽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支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4年7月16日作出（2014）市民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范伟泽向孔某某偿还借款，范伟泽针对该借款于2015年5月5日至公安机关报案，诉讼时效中断，故范伟泽2017年4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为:（1）取得不当利益;（2）造成他人损失;（3）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范伟泽在本案及公安机关报案陈述，范伟泽向孔某某借款，孔某某称先将涉案款项转至范伟泽卡上，然后再给高峰平账，最后再把钱转到范伟泽卡上，将卡还给范伟泽，但范伟泽没有收到涉案款项。结合涉案款项确由范伟泽的卡在济南茂华公司POS机上刷卡转入该公司账户及孔某某亦将涉案两笔款项作为孔某某与范伟泽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进行诉讼的事实，可以认定范伟泽与孔某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南茂华公司收取涉案款项并非没有根据。现范伟泽以该款项自其银行卡转入济南茂华公司账户，且其未在济南茂华公司消费为由，向济南茂华公司、高峰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不符合上述规定中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对其以不当得利提起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213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范伟泽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23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736元，均由被上诉人范伟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海涛
审判员 何菊红
审判员 唐鸣亮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