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京0119行初50号
原告北京春杰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广积屯三街4号。
法定代表人刘广岐，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雁北，北京市理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0号。
法定代表人魏成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孔祥平，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干部。
委托代理人马春波，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小营村南湖北路109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峰，镇长。
委托代理人弭良彬，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冉德志，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广岐，男，1972年11月19日出生，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现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代理人田旭东，北京市博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春杰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春杰合作社）因要求确认被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规土委）、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延庆镇政府）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于2017年6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于2017年6月30日、7月3日分别向被告延庆镇政府及被告北京市规土委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春杰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李雁北，被告北京市规土委的委托代理人孔祥平、马春波，被告延庆镇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李浩及委托代理人冉德志，第三人刘广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春杰合作社诉称，要求法院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春杰农场的行为违法。事实与理由：2009年延庆区某农业公司从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广积屯村委会（以下简称广积屯村委会）租用了377亩土地，用于农业开发项目。当年，根据延庆区人民政府扶农政策，该公司建成了200栋农业大棚用于种植蔬菜。此项目得到了延庆区各政府职能部门支持，并取得了各个部门的财政补贴。2012年，被告延庆镇政府为了鼓励农业项目，在此项目园区免费铺设了水泥路。2014年4月底，广积屯村委会终止了与该公司的租赁关系。2014年5月1日，原告与广积屯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由原告继续承租位于广积屯村的377亩土地及地上200个大棚，租期从2014年5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用于进行“设施农业”建设，该项目取名“春杰农场”。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又投资建设了15个蔬菜大棚。当年用4个集装箱及玻璃拼接成4间办公室，内有办公家具和设备，用于员工休息、接待来访者、存放档案等。2015年，被告延庆镇政府根据土地部门的土地整理项目又一次为园区免费铺装水泥路，硬化水泥路面，鼓励合作社开展现代设施农业发展。2016年初，为了方便使用，原告又铺了一条水泥路。因经常性停电，为了满足园区灌溉要求，2016年4月份，原告修建了一个蓄水池，同时，在旁边用一些石头垒起了一座假山，也使得设施农业项目美观。原告陆续将大棚租给愿意种植的人发展，让他们享用自己种植的农产品，得到承租户的热烈欢迎。2016年4月，为了农作物的高效育苗，提高育苗科技水平，原告为春杰农场设施农业项目投资了大量资金，建设2座钢结构阳光棚用于农作物培植，面积约5000余平方米。该两个钢结构阳光棚是设施农业支持的育苗设施，完全用于农作物育苗培植。大棚内已经种植了大量的蔬菜。2016年，被告延庆镇政府为了调查原告所开发的春杰农场设施农业项目的合法性，向延庆区农业局出具“延镇政函（2016）72号”《北京春杰种植专业合作社设施建设合规证明材料的函》，2016年8月26日，北京市延庆区农业局给被告延庆镇政府出具了延农文（2016）35号复函，主要内容确认：“北京春杰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09年租赁广积屯村377亩土地，2009年根据县政府扶农政策修建了200栋农业大棚，当时已通过县农委同意，并取得了财政补贴，属于合规设施农业，符合国家设施农业规划要求。经核查，情况属实，特此证明。”作为主管农业的部门所出具的这份函件，是有法律效力的。说明原告所建的大棚、蓄水池及钢结构阳光房等农业设施是合法合规的。2017年5月16日-18日，二被告组织人员以“广积屯破坏基本农田案工作小组”名义突然闯入春杰农场，强拆园区内的假山、破坏了原告自己修的水泥路以及被告延庆镇政府为原告修的水泥路、毁坏苗圃及蔷薇、玫瑰等育苗和葡萄树、并把强拆水泥路的废料废渣强行填到园区蓄水池内，毁掉蓄水池。2017年5月25日上午，被告延庆镇政府副镇长带领几十个保安到春杰农场，将耗资巨大的2座大型钢结构阳光棚约5000余平方米拆除完毕，并让人将拆除物运离现场，阳光棚内的蔬菜全部被毁，现场一片狼藉。当时拆除场面简单粗暴，打伤现场人员五人。2017年5月27日早上8点多，二被告带领保安、社会雇佣人员60-70人闯入春杰农场，强行拆除已经租给承租户的2009年建的200个大棚和2016年建的15个大棚，共215个；室内幼苗全部被踩踏、砸毁，其中包括蔷薇、玫瑰等花木；办公室及室内全部家具、电脑、电器、档案全部被毁失。被告方所雇佣人员在拆除现场态度恶劣，行为野蛮，打伤8人。被告的强暴拆除行为严重违法：第一，二被告强行拆除程序违法。1、被告北京市规土委给原告法定代表人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主体是刘广岐，而非原告，故在被告没有给原告作为主体下发法律文书的前提下，就突然强行拆除是错误的执法行为。2、被告北京市规土委于2016年12月22日向刘广岐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告知“6个月内不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法定诉讼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二被告非法强拆原告农场园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再者，即使到期需要强制执行，也应该是人民法院来执行，被告没有权力强拆原告农场。3、2017年5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对征地拆迁政策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人民政府不得组织实施强制拆迁，要依法由人民法院裁定是否强制执行。通知强调，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违规动用警力参与征地拆迁的，因工作不力、简单粗暴、失职渎职引发恶性事件的，对违法违规征地拆迁行为不制止、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被告不但违法强拆，还雇佣保安人员，强行动用武力，简单粗暴，打伤好几个现场人员，甚至用暴力打伤上访人员，严重有悖于通知的精神。4、刘广岐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主体和内容均不认可，刘广岐将另行提起行政诉讼。第二，原告在广积屯村建设春杰农场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农业主管部门延庆农业局已经出具延农文（2016）35号复函，明确认定原告设施建设合规，属于合规设施农业，符合国家设施农业规划要求，并得到区人民政府扶持和区农委同意。第三，春杰农场内的蔬菜大棚是符合法律规定和产业政策支持的，属于农业设施，在大棚里面或者旁边建设适当的生产用房（存放农具、肥料或者部分生活用品等）是农业生产正常需要，并非违法占地。二被告为什么要拆除近200个大棚？即便根据被告北京市规土委给刘广岐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处罚事项，也只是要求拆除大棚内的房屋，而非要求拆除大棚。第四，被强拆的2座钢结构阳光房属于“设施农业”的蔬菜培育设施，任何“设施农业”都可以建该类温室设施。被告北京市规土委给刘广岐所发的函件认定原告所建的设施占用了农田、林地，而原告所建的钢结构阳光房、蓄水池等正是为了发展农业而建的设施，这并没有毁坏农田、林地，不是违法的，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第五，原告在建设钢结构阳光棚之前，原告和被告延庆镇政府联系，被告延庆镇政府明确答复在延庆区不需要办理建设钢结构阳光房的审批手续，至今，延庆区所有的设施农业项目所建的阳光房均没有审批备案的情况。
被告北京市规土委辩称，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的调查中，违法主体刘广岐提供了《转让意向书》，证明原告租赁的广积屯村集体土地及地上物（紫薇庄园）已转让给刘广岐；刘广岐在2016年10月14日的询问笔录中，认可自己于2016年4月开始在上述集体土地上建设了钢架结构阳光棚、两排房屋、硬化路面及其他附属设施，并在大棚内建设房屋。根据上述事实，春杰合作社对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第二，我委不具有拆除违法建设的法定职权，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执法主体，也未组织、指挥拆除行为。
被告延庆镇政府辩称，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第二，法律依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法》第二十三条，本市依法实行规划许可制度，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依法取得规划许可。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和村民住宅建设的，不得占用农用地；确需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第三，事实认定。2016年6月，我政府经巡查发现，位于广积屯村的紫薇庄园东区未经规划、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批准，在集体土地上从事违法建设，园区内建设钢架结构棚2处，房屋2处，部分水泥路面以及假山鱼池等设施，并在大棚内建设房屋（大棚房）改变农业大棚的用途；上述紫薇庄园东区建设范围具体面积为153702.55平方米（合230.55亩），共有A—H8个区域，将131个大棚分割为262间。我政府经调查，北京春杰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14年4月29日与广积屯村签订了两份《土地租赁合同》，共租赁该村集体土地377亩，其中一合同租赁面积200亩，一合同租赁面积177亩；2016年4月15日违法责任人刘广岐与原告签订了《转让意向书》，原告将原租赁合同内容及地上物转让给刘广岐。刘广岐于2016年4月份个人投资开始在该承包地建设钢架结构棚、房屋、部分水泥路面、假山鱼池等设施；同时，刘广岐对A-H8个区域131个大棚进行分割建设为262间（其中2间为新建）大棚房，将大棚原有墙体、钢架、棚膜、操作间等进行改造，硬化棚内地面，在棚内修建了生活设施，改变日光温室大棚的原有农业用途；截止2017年5月25日，刘广岐已经改建完成125间，正在改建135间和2间新建。刘广岐的上述建设未取得相应规划、国土部门的批准，属于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认定违法事实的主要证据有1、测量技术报告书；2、土地租赁合同；3、转让意向书；4、刘广岐身份证；5、询问笔录；6、规延函【2017】11号；7、延农函【2017】19号；8、京国土延函【2017】134号；9、大棚房销售宣传单、微信朋友圈大棚房销售的广告截图；10、现场照片。第四，执法程序。《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五条，乡镇人民政府发现正在建设的乡村违法建设后，应当立即书面责令停止建设，当事人不停止建设的，可以查封施工现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发现已经建成的乡村违法建设后20日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作出如下处理：（一）应当取得规划许可而未取得规划许可，不符合村庄规划的，限期拆除；符合村庄规划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限期拆除。第五，春杰合作社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违法主体刘广岐提供的《转让意向书》，证明原告租赁的广积屯村集体土地及地上物（紫薇庄园）已转让给刘广岐；刘广岐在2016年10月14日的询问笔录中，认可自己于2016年4月开始在上述集体土地上建设了钢架结构阳光棚、两排房屋、硬化路面及其他附属设施，并在大棚内建设房屋，全部由刘广岐个人投资。根据上述事实，春杰合作社对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是适格诉讼主体。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于原告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况，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同时，原告对自己的主张应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的审理焦点在于春杰合作社是否具备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对此，春杰合作社和刘广岐认为，涉案房屋及附属物的建设人为春杰合作社，刘广岐是作为春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投资建设，本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应该是春杰合作社而非刘广岐个人；被告北京市规土委和延庆镇政府认为，根据刘广岐向延庆镇政府提交的《土地租赁合同》、《转让意向书》以及违法建设查处过程中对刘广岐制作的《询问笔录》，刘广岐从春杰合作社处转租了涉案土地及地上物，而刘广岐本人也认可违法建设是其建设，建设所占土地是其于2016年4月份从春杰合作社转租而来的，因此春杰合作社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本院认为，刘广岐向延庆镇政府提交的刘广岐与北京春杰合作社于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转让意向书》记载了春杰合作社将从广积屯村委会的租地协议转让给刘广岐，包括原合同内容及基地内地上物，同时，延庆镇政府于2016年10月14日对刘广岐本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记载，刘广岐本人认可涉案房屋由其所建。刘广岐于2016年10月21日成为春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综上，春杰合作社和刘广岐认为本案行政行为相对人应为春杰合作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春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本裁定生效后退还给原告北京春杰种植专业合作社。
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晶
审 判 员 孙沙沙
人民陪审员 耿万利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杨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