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民再34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西路***号。负责人：彭智峰，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周菁晖，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红楼特种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丰收路*号。法定代表人：杨忠其，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廷树、陆登峰，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以下简称招行富阳支行）因与被申请人浙江红楼特种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楼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6）浙民申377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招行富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周菁晖，被申请人红楼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廷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招行富阳支行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认定招行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结算账户扣划700万余元系归还其自身承兑债务，改为认定系冲抵红楼公司为浙江蓝天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公司）的借款承担的保证债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红楼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富刑初字第361号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招行富阳支行扣划的700万元系红楼公司代偿其担保的蓝天公司贷款债务，红楼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生效刑事判决对代偿事实的认定。一、二审法院未认定该事实，转而认定该700万元系偿还红楼公司自身的债务，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二）招行富阳支行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证明，在招行富阳支行扣划红楼公司结算账户上7009679元用于偿还蓝天公司借款的担保债务之后，在本案一审起诉之前，红楼公司以各种形式均明确认可该款项是用于蓝天公司代偿借款700万元。（1）在蓝天公司借款法律关系中，招行富阳支行扣划7009679元款项用于清偿红楼公司担保的蓝天公司债务后，债权人招行富阳支行、担保人红楼公司和主债务人蓝天公司均已经认可上述事实。（2）在红楼公司承兑债务法律关系中，基于各方均认可涉案的700万余元系偿还红楼公司的担保债务，该承兑债务的担保人海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公司）承担了担保责任，并事后向红楼公司追偿。（3）在蓝天公司破产法律关系中，招行富阳支行申报债权时，扣除了红楼公司已代偿的7009679元，仅申报了剩余债权约250余万元；相应的，红楼公司申报了该7009679元追偿债权，并将其转让给关联公司杭州鑫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璐公司）；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对蓝天公司破产受理日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的专项审计确认了上述事实，蓝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红国也多次确认红楼公司替其代偿的事实。（4）在蓝天公司及蒋红国骗取贷款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红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关楼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已明确表示其已替蓝天公司代偿700万元，司法机关亦确认了红楼公司代偿蓝天公司债务700万元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刑事判决认定的仅是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对款项归还事实上的争议并不做审查”，认定涉案的700万余元系清偿红楼公司的承兑业务，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证据佐证。（三）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对扣划款项用于抵充红楼公司哪笔债务未作约定时，应当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予以认定。一、二审判决抛开法条的明文规定，根据所谓的债务人红楼公司的主观意志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1）鑫璐公司存入涉案款项时注明为“往来款”，并未明确用途，而招行富阳支行扣划款项时明确系清偿红楼公司的担保债务，且债务清偿的节点在银行扣款时，故也应认定为红楼公司代偿蓝天公司借款的担保债务。本案债务清偿的时间节点应认定是银行扣款时，而非款项存入红楼公司账户时。（2）债权人与债务人未明确约定债务抵充顺序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认定抵充顺序，一、二审判决未依照法律规定认定错误。（3）按照该法条规定，涉案款项应认定系抵充红楼公司的担保债务，即招行富阳支行扣划款项用于归还蓝天公司担保债务符合法律规定。（四）在主债务人蓝天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担保人红楼公司和海通公司经营状况差、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700万元款项系抵充红楼公司的承兑债务将对债权人招行富阳支行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1）从刑事追赃程序而言，该认定及判决均表明招行富阳支行通过刑事程序追回该700万元损失已经没有法律依据。（2）从民事救济程序而言，该认定将导致招行富阳支行难以通过补充申报债权的方式向蓝天公司破产管理人主张该700万余元债权，也将导致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时，对蓝天公司未清偿主债权金额的认定产生障碍和困难。（3）最重要的是，由于红楼公司串通海通公司逃废债务，招行富阳支行面临退还代偿款项6895615.10元给海通公司或其债权受让人之风险。（五）红楼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根本目的，涉嫌串通海通公司一起逃废债务，而一、二审判决恰恰客观上帮助红楼公司和海通公司实现了逃废债的目的。（1）红楼公司涉嫌恶劣逃废债务行为。因红楼公司面临大量的诉讼及执行，在其向蓝天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7009679元追偿权的债权时，为了逃废债，将该债权转让给其关联公司鑫璐公司，以逃避债权人或法院追索。在富阳市公安机关对蓝天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涉嫌骗取贷款罪正式立案侦查后，红楼公司为了逃避已经实际代偿的涉案700万元，又改称700万元系归还承兑债务，且提起诉讼主张返还。如今，红楼公司已经不再正常经营，又涉嫌转移资产，即使招行富阳支行另行提起保证合同纠纷诉讼，其根本无力、无意承担担保责任。故其对本案诉讼的真实目的显然是为了逃避担保债务。（2）本案中，海通公司也涉嫌串通红楼公司一起逃废债务。海通公司除应依约为红楼公司承兑债务承担保证债务外，海通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以下简称招行保俶支行）为富阳海通管桩有限公司15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为杭州海通管桩构建有限公司10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现招行保俶支行已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为(2016)浙0103民初2819号和(2016)浙0103民初7575号】。另据了解，海通公司自2013年以后也陆续被其他众多债权人起诉，已陷入破产边缘。海通公司在2013年11月8日替红楼公司代偿了6895615.10元承兑债务后，将追偿权转让给了富阳普顺建材有限公司。受让人曾对红楼公司提起追偿权诉讼【案号为(2014)杭富商初字第1984-3号】，在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不久，富阳普顺建材有限公司遂于2016年6月23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同时，如上所述，海通公司得知一、二审判决后，立即于同日向招行富阳支行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要求招行富阳支行应返还其于2013年11月8日代偿的6895615.10元款项给其关联公司富阳普顺建材有限公司。另据登录浙江法院公开网查询法律文书核实，富阳普顺建材有限公司曾受让了海通公司的关联公司富阳市海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海通公司、浙江江丰股份有限公司均为其股东)众多债权，且通过诉讼主张受让债权，涉嫌串通逃废债务。综上，海通公司债权转让的真实目的，显然为了逃避包括招行保俶支行等在内债权人或法院对该笔款项的主张和查封冻结。在本案中，如原判决不纠正、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则招行富阳支行面临将6895615.10元款项支付给富阳普顺建材有限公司的风险，而上述招行保俶支行2500万元债权会因保证人海通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落空。其实，海通公司作为一审案件的案外人，在第一时间就知晓判决内容并立即发出债权转让的通知，恰恰证明其与红楼公司恶意串通逃废债务的目的。（六）一、二审判决如不予以纠正，将引发一系列的既定权利和法律秩序的紊乱，导致极其恶劣的法律后果。（1）一、二审判决的认定，损害了生效刑事判决的既判力和事实认定，改变了刑事判决认定的犯罪损失金额，将犯罪损失金额由4050万元变更为4750万元。（2）一、二审判决的认定，损害了蓝天公司破产管理人和法院已经确认的相关债权权利状态。（3）一、二审判决的认定，加重了蓝天公司1000万元借款其他保证人的负担，即由原剩余的250万余元转变为近1000万元的保证责任。招行富阳支行提交再审补充意见：（一）涉案700万元款项性质应认定为红楼公司存款，而非杨夏春为红楼公司票据债务的代偿款。（1）涉案700万元的支付主体是红楼公司，不是保证人杨夏春。（2）涉案700万元款项来源于红楼公司的关联公司鑫璐公司，不是保证人杨夏春。（3）涉案700万元存入时，银行托收支付尚未对外实际发生，亦未发生票据垫款，故票据主债务尚未产生，保证债务亦无从产生。（4）涉案700万元款项金额与票据债务金额6892200元不相符。（5）涉案700万元款项名义是“往来款”，而非保证人归还保证票据债务，红楼公司从未以任何方式告知该款项系用于归还其到期承兑票款。（6）涉案700万元款项不是直接打到招行富阳支行内部账户，与保证人代偿一般直接还给债权人的惯例不符。（二）招行富阳支行有权依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扣划涉案700万元款项。（1）红楼公司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法有效，系其真实意思表示。（2）根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第6.10条的规定，招行富阳支行扣划7009679元款项系基于合同明确约定对招行富阳支行的授权，而非滥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和权利。（三）招行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账户中扣款属于约定抵充。（1）招行富阳支行的扣划款项行为，红楼公司知晓且未提出异议，并多次明确予以认可，足以证明双方就该笔债务的清偿已达成合意。（2）现行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单方指定，仅凭债权人或债务人单方指定抵充均无法律依据。（3）即便认定双方对债务抵充未达成合意，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的法定抵充规则，本案也应认定系清偿蓝天公司的债务。（四）本案应考量司法社会效果：禁反言+交易安全+法秩序的稳定。综上，招行富阳支行将红楼公司账户内的款项扣划用于清偿红楼公司应承担的蓝天公司借款担保债务，合法合约合理，一、二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被申请人红楼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本案事实是：涉案担保债务到期后，因债务人蓝天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在红楼公司的存款被扣转前，红楼公司已明确拒绝招行富阳支行提出的代偿蓝天公司贷款的要求，且红楼公司也因银行收贷等原因已无力清偿票据债务，故红楼公司不同意为蓝天公司代偿。（二）招行富阳支行认为红楼公司归还的涉案700万元款项支付主体为红楼公司，但事实上该700万元款项系红楼公司票据债务的担保人杨夏春通过关联方鑫璐公司在承兑汇票到期日向红楼公司存款账户汇入票款，用以支付票据款项。红楼公司当时已无支付能力，要还款只能由担保人承担。因鑫璐公司不能直接还款，必须通过红楼公司账户归还，是承兑协议规定的唯一履行方式。故该笔款项系票据债务的担保人按承兑协议约定作出的履约行为，所涉款项也是履行承兑汇票协议的专用款项。（三）红楼公司及其担保人积极履行承兑协议的行为，应得到法律的鼓励和保护。（四）招行富阳支行所谓的红楼公司“代偿”蓝天公司贷款，属于其侵权扣款的结果事实。（五）关于约定抵充的问题，本案属于指定抵充，因为款项本身来源于票据债务担保人所调集的款项，故该笔款项肯定用于归还红楼公司自身的债务，不可能归还红楼公司所担保的债务。（六）红楼公司从未追认过该款项可用于清偿蓝天公司的贷款。（七）招行富阳支行可以通过诉讼，请求海通公司与富阳普顺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无效，阻止其逃废债务。（八）关于“反言”的问题，红楼公司没有反言，可能有些表达上的不准确，但整个表述还是真实的。（九）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问题，招行富阳支行认为可能影响交易安全、禁反言，但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更应保护，如允许银行如此扣款，对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是一种伤害。红楼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招行富阳支行返还红楼公司款项7009679元；（2）招行富阳支行按年利率5.6%赔偿红楼公司自2013年11月7日起至退还日止的损失（暂计至2014年12月6日止为425558元）；（3）案件受理费由招行富阳支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2年7月10日，招行富阳支行与蓝天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2年授字第068号《授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招行富阳支行向蓝天公司提供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12个月，即从2012年7月10日起到2013年7月9日止。（二）2012年7月10日，红楼公司向招行富阳支行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一份。该担保书载明：贵行和蓝天公司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了编号为2012年度授字第068号的《授信协议》。根据《授信协议》，在2012年7月10日至2013年7月9日的授信期间，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为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经授信申请人要求，本保证人同意出具本担保书，自愿为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贵行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保证人未按本担保书规定清偿所担保的债务，贵行有权从本保证人在贵行开立的账户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从本保证人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中扣款，直至付清《授信协议》项下授信申请人拖欠贵行的所有债务为止。（三）2012年10月25日，承兑银行招行富阳支行与承兑申请人红楼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红楼公司应于每笔承兑票据到期日前一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于其在招行富阳支行开立的账户，以备支付到期票款；经招行富阳支行办理承兑的汇票到期日，招行富阳支行凭票无条件支付票款。如汇票到期日前红楼公司未足额交付票款时，招行富阳支行有权从红楼公司在其开立的任何存款账户上扣款以作支付。因红楼公司不足交付或其账户余额不足扣收而致招行富阳支行垫付的票款，由招行富阳支行按《支付结算办法》有关规定计收罚息。海通公司、杨夏春等为该银行承兑债权向招行富阳支行提供保证担保。2013年5月，红楼公司向招行富阳支行申请承兑两份商业汇票，汇票签发日期为2013年5月7日，到期日为2013年11月7日。红楼公司确认向招行富阳支行存入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50%的保证金（账号以招行富阳支行系统自动生成为准），该资金自进入该账户之日起即视为特定化和移交招行富阳支行占有，作为上述商业汇票承兑业务的担保。经招行富阳支行确认后，红楼公司于当天出票，并向其在招行富阳支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存入700万元保证金。（四）2013年11月7日，红楼公司在招行富阳支行的账户中存入资金700万元，招行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该账户中扣款7009679元用于归还蓝天公司借款。（5）2015年9月24日，该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蓝天公司构成骗取贷款罪。根据该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2012年7月10日、10月15日，蓝天公司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虚构了与浙江丰润建材有限公司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并以提供虚假报表、工业品买卖合同等贷款资料的方式，分两次向招行富阳支行合计贷款1000万元。取得贷款后，蓝天公司擅自改变资金用途，一直未归还贷款。一审法院认为：招行富阳支行与红楼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红楼公司向招行富阳支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对于蓝天公司向招行富阳支行在授信总额为1000万元的授信协议项下所有债务向招行富阳支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成立。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招商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账户中扣款应抵充的债务问题。针对该争议焦点，如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的两笔债务均已到期，因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就产生清偿抵充顺序问题。首先，本案银行承兑合作协议约定：红楼公司应于每笔承兑票据到期日前一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于其在招行富阳支行开立的账户，以备支付到期票款。红楼公司于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向其在招行富阳支行开立的账户存款700万元，结合履行方式、存款金额和日期，显然系红楼公司履行银行承兑合作协议债务的行为；其次，招行富阳支行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和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均有权从保证人红楼公司的账户中扣款。本案招行富阳支行将所扣款项用以偿还蓝天公司的借款，系招行富阳支行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单方面指定抵充；第三，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并未对指定抵充作出规定，但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双方当事人对债务清偿有约定时应按约定履行，债权人不能排除约定单方指定抵充顺序。本案双方对银行承兑债务清偿有约定，红楼公司已按约定履行了700万元银行承兑债务，应当认定该银行承兑债务已清偿。综上，无论保证合同是否有效，招行富阳支行所扣款项均应抵充银行承兑债务。故确认红楼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在招行富阳支行的账户中存入资金700万元履行银行承兑债务，招行富阳支行扣款后，该银行承兑债务已清偿。对保证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不予评价，对招行富阳支行扣收的其余9679元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故确认招行富阳支行所扣款项应抵充银行承兑债务，红楼公司要求招行富阳支行返还7009679元存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红楼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847元，由红楼公司负担。招行富阳支行不服该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5）杭富商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招行富阳支行扣划红楼公司的款项7009679元系红楼公司为履行保证义务而支付给招行富阳支行的代偿款，驳回红楼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前后矛盾。2013年11月7日招行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的账户中扣收的7009679元应认定为红楼公司为蓝天公司代偿的担保债务，而非履行其自身的银行承兑债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但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三）本案的争议焦点不是从红楼公司账户扣款应抵充债务的先后顺序问题，而是本案保证合同是否有效，招行富阳支行是否有权扣收红楼公司担保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136号民事判决书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三条规定适用于本案金融借贷纠纷。综上，一审判决虽驳回红楼公司的诉讼请求，但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对案涉款项性质进行了错误认定，使招行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的担保人处已经实现的担保债权面临返还的风险，变相侵犯了招行富阳支行的合法权益。红楼公司二审答辩称：（一）红楼公司的担保人在承兑汇票到期前向红楼公司存款账户交入票款是按承兑协议约定作出的履约行为，该款项是履行承兑汇票协议的专用款项。（二）在红楼公司存款被扣转前，红楼公司已明确拒绝招行富阳支行要求代偿蓝天公司贷款的要求。（三）红楼公司和担保人积极履行承兑协议的行为，应得到法律的鼓励和保护。（四）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代偿”不能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综上，招行富阳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红楼公司2013年11月7日汇入其在招行富阳支行账户中的700万元应认定为归还承兑汇票到期款，还是代蓝天公司偿还贷款。首先，根据刑事判决，在2012年7月至2013年3月期间，蓝天公司有近4000万元银行贷款均系由红楼公司担保，除案涉招行富阳支行贷款外，其余均未偿还。该事实表明，红楼公司在主观和客观上均不具有为蓝天公司代偿其担保债务的意愿和行为。其次，红楼公司系在承兑汇票到期日即2013年11月7日存入700万元，与应付承兑汇票到期款一致，且款项亦是由该银行承兑债务的担保人杨夏春从其关联公司筹集，该事实表明，红楼公司存款700万元系为归还其到期承兑汇票款项。我国合同法虽未对单方指定抵充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事人意思自治出发，对该700万元认定为归还承兑债务更有利于支持和保护企业主动清偿债务的诚信行为。另外，刑事判决认定的仅是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对款项归还事实上的争议并不作审查。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招行富阳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847元，由招商富阳支行负担。再审期间，招行富阳支行向本院提交了12组共22份证据材料（证据1-10、12，补充证据7均为复印件，其余证据为原件），分别是：第一组：证据1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4）杭富破（预）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4）杭富破字第1-1号决定书各一份；证据2蓝天公司破产管理人询问笔录；证据3《关于浙江蓝天管桩有限公司破产的几点主要原因》、证据4《关于浙江蓝天管桩有限公司破产受理日财务状况的专项审计报告》。以上证据1-4共同证明2014年3月17日法院受理蓝天公司破产案件后，在审核蓝天公司财务状况中，蓝天公司法定代表人蒋红国明确招行富阳支行的1000万元贷款已由红楼公司代偿700万元，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专项审计报告也确认红楼公司代偿蓝天公司借款债务7009679元，且红楼公司将其因代偿而享有的7009679元债权转让给鑫璐公司，鑫璐公司向蓝天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并被确认。第二组：证据5杨关楼报案的受案登记表及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据6富阳区公安分局的调取证据通知书及调取证据清单各一份；证据7证人包君霞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据8证人杨林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据9富阳区公安分局的起诉意见书；证据10富阳区检察院的起诉书。以上证据5-10共同证明在2013年11月7日招行富阳支行扣划涉案700万元款项至2014年7月30日杨关楼向公安机关报案期间，红楼公司并未对款项的归还提出异议，红楼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关楼以蓝天公司涉嫌骗取贷款向富阳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并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认可红楼公司作为担保人代偿招行富阳支行700万元贷款，且经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审核认定，均确认红楼公司为蓝天公司代偿700万元的事实。第三组：证据11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113-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一审法院曾以本案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中止诉讼，但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却不采信刑事判决认定的红楼公司为蓝天公司代偿700万元的事实。第四组：证据12富阳区人民法院（2014）杭富商初字第1984-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海通公司为红楼公司的票据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后将其对红楼公司享有的追偿权转让给富阳普顺建材有限公司及富阳普顺建材有限公司向富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红楼公司归还代偿款的款项；证据13本案二审法院的调查笔录，证明二审法院调查时红楼公司认可海通公司代偿的事实，并明确海通公司代偿前曾经找过红楼公司，另红楼公司还认可其向账户存入700万元时并未明确该笔款项的性质和用途。第五组：证据14海通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证明海通公司在二审判决下发当天即向招行富阳支行发送通知要求退还款项，并将债权转让，企图逃废债务；证据15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民终207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海通公司积欠招行保俶支行贷款1600余万元，按照一、二审判决，导致海通公司逃废招商银行债务。第六组：补充证据1红楼公司账户明细，证明红楼公司账户存入700万元款项后，招行富阳支行按照约定扣划其账户全部余额7009679元用于清偿其担保的蓝天公司债务，此后再扣划红楼公司的保证金700万元用于清偿承兑债务。第七组：补充证据2招商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和扣收通知，证明招行富阳支行会计部扣划红楼公司账户时上的7009679元款项用于清偿其担保的蓝天公司债务，并及时通知了红楼公司。第八组：补充证据3保证金确认书和挂账单，证明招行富阳支行解冻红楼公司交存的700万元保证金并扣划该保证金及相应利息107800元用于支付承兑票款。第九组：补充证据4红楼公司账户历史交易情况，证明扣划的保证金本息7107800元首先用于支付票面金额为500万元的票款。第十组：补充证据5红楼公司账户历史交易情况，证明扣划的保证金本息7107800元剩余的2107800元用于支付票面金额为900万元的票款，尚欠6892200元。第十一组：补充证据6招商银行转账支票和招商银行进账单，证明海通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承担担保责任，将票据债务6895646.10元（6892200元+3446.10元利息）予以清偿。第十二组：补充证据7招商银行收款回单和付款回单各一份（该两份证据分别系红楼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第2、3组中的证据，现作为补强证据），证明付款回单中左下方摘要处显示2013年11月7日招行富阳支行将700万元款项扣划用于归还蓝天公司贷款，红楼公司2014年12月15日提起本案一审诉讼距其收到该付款回单已达一年多，在此期间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构成双方合意抵充代偿蓝天公司贷款。收款回单显示鑫璐公司将涉案700万元款项汇入红楼公司账户时，款项性质记载为“往来款”。红楼公司对招行富阳支行再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再审审查期间招行富阳支行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另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不是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3不是新证据，蒋红国的陈述仅是根据其个人了解的情况和认知作出的表述，不能证明涉案700万元款项属于代偿的事实。证据4不是新证据，该审计报告也仅是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其认知所做的记载，红楼公司将债权转让给鑫璐公司，鑫璐公司申报债权，该行为基于红楼公司对该款项法律性质的无法确定而作出的行为，该行为与招行富阳支行2017年6月19日向红楼公司发出的函件中所记载的“相关债权性质及金额认定，最终以人民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及司法裁判为准”，因红楼公司当时没有咨询律师，所以抱着先报了再说的心态予以申报。证据5-10均不是新证据，相关事实系刑事案件当事人根据其自身认知所做的陈述而进行的认定，不是一个法律事实，包括相关的法律文书系在审理刑事案件中没有经过本案当事人对关键事实的诉讼对抗作出的认定。时任红楼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杨关楼向公安机关陈述时也反映该700万元系招行富阳支行强行扣划，红楼公司不同意扣划，但公安机关相关民警在制作笔录时向杨关楼解释这也是一种代偿。证据11不是新证据，且富阳区人民法院中止诉讼的民事裁定与本案最后的判决不矛盾。证据12，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3不是新证据，对该调查笔录讲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款项来源问题，招行富阳支行认为是一般往来款，但从各方事实看，杨夏春通过鑫璐公司汇进该700万元系用于归还其担保债务；第二个问题海通公司代偿的问题，海通公司在代偿之前确实找过杨关楼，但因为杨关楼对招行富阳支行强行扣划700万元作为红楼公司代偿蓝天公司贷款的行为不予认可，表示红楼公司的票据债务已经还清。但因当时海通公司在招商银行还有很多贷款，如果不去代偿票据债务，顶不住招行富阳支行的压力。证据14、15没有异议，招行富阳支行可主张与海通公司抵销。补充证据1-6真实性均无异议，资金的处理系招行富阳支行单方行为，并不意味着红楼公司同意其如此处理。补充证据7不是新证据。对于扣款回单，红楼公司当即提出异议，并不构成对代偿的合意，汇款名义上为“往来款”，仅是财务上的处理。红楼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7年6月19日招行富阳支行发给红楼公司的函一份（红楼公司明确不作为新证据提交），认为在该函件中招行富阳支行也认为相关款项性质认定应以法院裁判为准。当时红楼公司缺乏法律认识，系在没有律师咨询的情况下而做出的答复，但最终款项的性质应该以法律认定为准。本院经审查认证认为，对招行富阳支行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11及证据13、补充证据1-7，红楼公司对其形式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可予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证据12、14、15，红楼公司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可予确认，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经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3年11月7日，红楼公司的关联公司鑫璐公司向红楼公司在招行富阳支行开立的账户内汇入700万元，后招行富阳支行将该账户内的7009679元存款划扣清偿由红楼公司担保蓝天公司积欠其的贷款。同日，招行富阳支行向红楼公司发送《付款回单》，回单中注明上述款项用于归还蓝天公司积欠的贷款。红楼公司收到回单后，未提出异议。次日，海通公司向招行富阳支行指定账户汇款6895646.10元，转账支票注明收款人为招行富阳支行，用途系代偿红楼公司承兑敞口。蓝天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后，红楼公司就涉案7009679元款项的追偿债权转让给鑫璐公司，鑫璐公司亦向蓝天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进行了破产债权申报。再查明，鑫璐公司的股东为杨夏春、杨关楼，杨夏春与杨关楼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招行富阳支行于2013年11月7日扣划红楼公司账户内的7009679元，应当认定是红楼公司归还承兑票据债务还是代偿蓝天公司的贷款。纵观全案事实，应当认定代偿蓝天公司贷款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红楼公司账户收到的700万元款项未明确性质和用途。蓝天公司向招行富阳支行1000万元的贷款于2013年10月14日已经全部逾期，红楼公司作为担保人负有向招行富阳支行代偿该1000万元债务的义务。红楼公司向招行富阳支行申请1400万元的承兑票据于2013年11月7日到期，红楼公司负有向招行富阳支行支付扣除保证金及利息之外所垫付款项的义务。当日，红楼公司的关联公司鑫璐公司向红楼公司在招行富阳支行开立的账户内汇入700万元，转账凭证上注明是“往来款”，并未明确该款项系用于归还红楼公司的承兑债务，或是指定抵充哪一笔债务，或是认定特定用途，双方也未就上述两笔债务的清偿顺序问题达成合意。该700万元款项汇入红楼公司账户后，在无其他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红楼公司在招行富阳支行的存款，由红楼公司所有。二、招行富阳支行扣划该700万元有相应的合同依据。2012年7月10日，红楼公司向招行富阳支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明确表示自愿为蓝天公司在授信协议项下（授信额度为1000万元）所欠招行富阳支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担保书系红楼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6.10条明确约定：“本保证人未按本担保书规定清偿所担保的债务，贵行有权从本保证人在贵行开立的账户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从本保证人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中扣款，直至付清《授信协议》项下授信申请人拖欠贵行的所有债务为止”。本案中，蓝天公司的两笔各500万元的借款已分别于2013年7月9日和2013年10月14日到期，据此，招行富阳支行有权从红楼公司在该行开立的账户内扣划其的存款，用于清偿红楼公司担保的蓝天公司拖欠招行富阳支行的贷款。因此，招行富阳支行从红楼公司账户内扣划款项的行为系基于《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明确约定对招行富阳支行的授权，行为具有正当性，有双方的合同为据，并非滥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和权利。三、红楼公司对扣款行为未表示异议。2013年11月7日，招行富阳支行在红楼公司账户内扣划7009679元存款用于清偿其担保的蓝天公司贷款后，即通知了红楼公司，将《付款回单》（已注明该7009679元系用于归还蓝天公司的贷款）交付给红楼公司，红楼公司也认可收到相应单据并在本案一审时作为其证据提交，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红楼公司直至本案诉讼之前，已对招行富阳支行的扣款行为提出异议，应认定当时红楼公司认可招行富阳支行的扣款行为。四、红楼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关楼等相关人员对扣款行为予以认可。2014年7月30日，在涉及蓝天公司与蒋红国骗取贷款罪一案中，红楼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关楼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明确回答：“我方已作为担保人代偿了招行700万贷款。另外的贷款，我方作为担保人都还没履行过代偿”，即其认可2013年11月7日汇入红楼公司账户的700万元已被招行富阳支行扣划用于代偿其担保蓝天公司贷款的事实。此外，招行富阳支行员工包君霞、蓝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红国、浙江顺舟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林华等相关人员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均确认红楼公司代蓝天公司清偿700万元担保贷款的事实。五、案涉代偿蓝天公司7009679元款项已申报破产债权。根据蓝天公司破产案件相关证据显示，在本案一审起诉前，红楼公司已就涉案7009679元款项的追偿债权转让给鑫璐公司，鑫璐公司也向蓝天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进行了债权申报，并被依法确认，也印证红楼公司已经认可代偿7009679元担保债务的事实。六、红楼公司自身承兑项下债务的归还。招行富阳支行扣划红楼公司账户内7009679元款项的次日，2013年11月8日，在承兑汇票到期后第二天，由承兑汇票担保人海通公司偿还了该款项。红楼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时认可海通公司在代偿红楼公司承兑债务前曾与其沟通过，并确认海通公司代偿后曾另案起诉红楼公司要求归还代偿款项。故海通公司代为清偿承兑汇票项下债务的事实，表明红楼公司当时已认可其账户中的款项已用于清偿其担保蓝天公司的贷款。七、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生效的（2015）杭富刑初字第361号刑事判决已认定蓝天公司和蒋红国刑事犯罪金额为4750万元，但因红楼公司已经为蓝天公司代偿700万元借款，故认定实际损失金额为4050万元，并据此对其进行定罪量刑。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将招行富阳支行的扣款行为认定为红楼公司清偿自身承兑债务的行为不当，应予纠正，然本案的实体处理恰当。招行富阳支行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405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405号民事判决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一审案件受理费638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3847元，均由浙江红楼特种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何忠良审判员  李建宏审判员  倪佳丽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吕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