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1023民初767号原告（执行案外人）：钱浩明，男，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原告（执行案外人）：魏迁里，男，汉族，福建省建宁县人，住福建省建宁县。原告（执行案外人）：魏平，男，汉族，南丰县人，住南丰县。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民，江西维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申请执行人）：曾而亮，男，汉族，南丰县人，住南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江，江西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第三人（被执行人）：黄道昌，男，汉族，福建省建宁县人，住福建省建宁县。第三人（争议股权名义股东）：邓大进，男，汉族，江西省进贤县人，住福建省建宁县。原告钱浩明、魏迁里、魏平诉被告曾而亮及第三人黄道昌、邓大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先后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浩明和魏平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民，被告曾而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江均二次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邓大进在第二次庭审时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黄道昌经本院合法传唤，二次无故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第三人黄道昌原由邓大进代持的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的14%的股权归三原告所有，并撤销对该股权的保全决定；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经本院释明法律关系，三原告对诉讼请求明确为：一、请求法院确认三原告与第三人黄道昌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转让协议下的标的股份已完成交接；二、停止依据（（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对三原告持有的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14%（由第三人邓大进代持）的股权进行执行；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6日，南丰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丰法院”）受理曾而亮诉黄道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审结后，曾而亮于2016年元月7日向南丰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对黄道昌在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成置业公司”）的19%的股份采取保全措施。同日，南丰法院依据曾而亮的申请，作出了（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1045号民事裁定”），其中第一项裁定内容为：“冻结被告黄道昌在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的19%的股权”。但事实情况是在该案立案前，黄道昌就将其名下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本案三原告及邓大进，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已无股权，1045号民事裁定冻结的股权实属三原告及邓大进所有。曾而亮与黄道昌的民间借贷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1045号民事裁定自动转为执行裁定。2016年8月3日，南丰法院依据三原告及邓大进对1045号民事裁定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执异9号裁定”），该裁定确认邓大进5%的股权异议成立，但驳回三原告针对14%的股权提出的异议。三原告认为，钱浩明与黄道昌发起注册成立了源成置业公司，其中钱浩明占55%的股份，黄道昌占有45%的股份。2014年1月21日，通过变更登记，黄道昌将名下的股权全部变更为邓大进持有，工商登记为钱浩明出资495万元，邓大进出资405万元。登记在邓大进名下的源成置业公司45%的股权中，黄道昌占19%的股份，案外人程某占6%的股份，黄道昌和程某的股份均由邓大进代持。2015年7月16日，经魏迁里和黄道昌、邓大进、程某协商一致，就登记在邓大进名下的的源成置业公司45%的股份进行了确权并达成《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登记在邓大进名下的源成置业公司的45%的股份由四合伙人共有：其中邓大进占20%，黄道昌占14%，魏迁里占5%（系因黄道昌欠魏迁里160万元，转让5%股份给魏迁里抵偿债务），程某占6%。2015年8月12日，黄道昌因不能偿还钱浩明、邓大进的欠款，便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将由邓大进代持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了钱浩明和邓大进，其中邓大进受让5%的股份，钱浩明受让6%的股份。2015年10月10日，第三人黄道昌因不能偿还魏平的借款，便将其仅有的源成置业有限公司3%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魏平。黄道昌与三原告及邓大进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因黄道昌的股份由邓大进代持，黄道昌属隐名股东，对隐名股东的股权转让法律未作强制性的限制，在买卖双方自愿，代持人同意，公司其他股东无异议的情况下，无须进行工商变更也能成立，并可以依据事实予以确认。被告曾而亮以黄道昌与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由，仅凭已经作废的一份“股权证明”对已经转让给三原告和邓大进的股权进行财产保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曾而亮的保全请求，严重的侵害了三原告及邓大进的财产权，依法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三原告认为，对邓大进针对其受让的5%的股份所提出的执行异议，南丰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理由成立，保全决定已被撤销，三原告受让的14%的股份的保全决定，同样也应当被撤销，故提起本次诉讼。三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几组证据，以支持其诉请：第一组证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一份、营业执照副本一份，证明源成置业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和公司相关变更登记的情况。第二组证据：邓大进、黄道昌程某年、魏迁里四人于2015年7月1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一份、及前述四人于同日出具的《出资情况证明》一份，黄道昌于同日出具的《证明》一份、魏迁里、黄道昌于2012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魏迁里账户取款凭证一份、黄道昌账户存款凭证复印件一份，黄道昌于2012年4月1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一份，证明黄道昌于2012年4月1日收取了魏迁里的投资款，因不能偿还魏迁里的投资款，于2015年7月16日以每股30万元的价格，将黄道昌持有的源成置业公司和建宁县景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成置业公司”）各5%的股份转让给了魏迁里，至《合伙协议》签订之日，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实有14%的股份，该股份由邓大进代持。第三组证据：黄道昌、钱浩明于2015年8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钱浩明2012年2月24日向黄道昌出借175万元的转账凭证一份，黄道昌、钱浩明、邓大进于2014年2月4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及黄道昌同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黄道昌因不能偿还钱浩明的借款，于2015年8月12日将其由邓大进代持的源成置业公司和景成置业公司各6%的股份，作价240.7万元，转让给了钱浩明。第四组证据:因本院在法庭调查中释明不将法院执异9号裁定解除对邓大进有异议的5%的股份冻结列入本案审理范围，故三原告当庭未举证该组证据。第五组证据：黄道昌、魏平于2015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黄道昌于2014年1月23日出具的《借条》一份，2015年1月23日魏平通过妻子彭文英的账户向黄道昌汇款的汇款凭证一份、魏平与彭文英的夫妻关系证明一份，证明黄道昌因不能偿还魏平的借款，于2015年10月10日将其仅有的，由邓大进代持的源成置业有限公司和景成置业公司各3%的股份，作价194万元转让给了魏平第六组证据：南丰法院在2016年元月8日制作的《问话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在法院首次向邓大进送达保全裁定时，邓大进就当即表示其代持的黄道昌的股份已经分四次转让完毕，同时还证实法官系在邓大进家向邓大进送达，并不是在公司，而且法官要求邓大进在十日内提交股权转让凭证，并非当即提交，因此不能推导出三原告与黄道昌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事后作假。被告曾而亮辩称：一、本案所进行的诉讼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妨害执行的情况，因为曾而亮在起诉第三人黄道昌之前向黄道昌核实，黄道昌明确表示自己并没转让本案所涉及股份。二、本案三原告与黄道昌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三原告在知悉被告曾而亮起诉黄道昌并申请强制执行后对抗执行而虚构的股权转让事实，且上述股权转让未依法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三、三原告最后明确的诉讼请求中请求法院确认三原告分别与黄道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是违法无效的，该协议下的股权标的也并未依法完成实际交接。四、因三原告与黄道昌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非法的，三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五、被告曾而亮认为邓大进“受让”的5%的争议股份不应当停止执行，应当一并执行。综上，恳请南丰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曾而亮提交了以下证据以支持其答辩意见：第一组证据：钱浩明于2014年5月30日出具给被告曾而亮的《出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曾而亮于2013年6月出资250万元，认购了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份，享有公司六十分之五的股权，系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东，曾而亮对邓大进名下的合伙人黄道昌转让所持有的45%的股权事情从不知情。第二组证据程某年和源成置业公司出具的《证明》打印件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7日）、南丰法院法官饶锐炜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南丰法院在2016年元月7日向邓大进送达保全裁定时，邓大进称黄道昌名下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他人，转让协议放在家中保险柜，钥匙被老婆带走，无法当场出示，而《证明》系三原告提交给法院的，加盖有源成置业公司公章并有案外程某年签名，证实2015年10月13日就放在公司备案，既然2015年10月13日就在公司备案，为什么在法院送达裁定书时不出具呢？由此可见黄道昌与三原告的股权转让属于事后编造，不具有真实性。第三组证据：光盘一张及相应的《录像录音情况说明》一份，证明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份在此次诉讼之前都未合法有效转让，三原告举证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事后编造的。第四组证据：落款时间为2014年元月18日《合伙协议》复印件一份【被告陈述该份证据是在（2016）赣1023执异5号案卷中原告方提交的】，加上三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合伙协议》（2015年7月16日），证明在2015年7月16日，魏迁里、黄道昌、邓大进程某年达成的合伙协议是在2014年元月18日邓大进、黄道昌程某年三个人之间的《合伙协议》上吸收了魏迁里。第三人黄道昌未到庭应诉，但其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辩称：一、答辩人曾经在源成置业公司持有19%的股权，该股份挂在登记股东邓大进名下，由邓大进代持。从2015年7月16日起，至同年10月10日，该股份已分别转让给了三原告和邓大进四人，答辩人已经不再持有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份。由于答辩人属隐名股东，所以相关股权的变更采取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形式进行，没有必要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三原告在民事诉状中所陈述的股权转让的原因和价格等事实都属实，本答辩人无异议。二、南丰法院审理答辩人与曾而亮民间借贷纠纷时，答辩人并未提出在源成置业公司还持有股权。因曾而亮知道答辩人曾经持有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份，所以他不听答辩人反复解释，坚持要答辩人以该股权的分红来还款，而且，双方所达成的民事调解书也完全是按曾而亮的口气制作的，答辩人是在无奈的情况下签署的。三、欠曾而亮的钱，答辩人会想办法偿还。但冻结答辩人转让给三原告和邓大进的股份，不是答辩人申请的，与答辩人无关。第三人黄道昌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证实：1、魏平系在2015年1月23日借款150万元给黄道昌，当时出具借条时因认为未过农历年，将年份写成了2014年1月23日；2、黄道昌于2015年10月10日，在无法将借款及利息194万元归还给魏平的情况下将源成置业公司和景成置业公司各3%的股权转让给了魏平。第三人邓大进辩称：三原告受让黄道昌股权是事实，有见证人，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第三人邓大进未向法庭举证。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分析认定：对三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被告曾而亮及第三人邓大进均不持异议，但被告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源成置业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而应当是合伙企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该法第十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普通合伙”字样。源成置业公司的营业执照上明确记载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故被告曾而亮的相关质证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三原告的这一举证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对三原告举证的第二组证据，第三人邓大进不持异议，被告曾而亮除对黄道昌账户的存款凭证的真实性持异议外，对其他书证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对交易是否真实存在有异议，理由是转让价格不合理，魏迁里在2012年借款160万元给黄道昌，但在2015年7月16日，魏迁里却同意以每股30万元的价款，受让5%的股权，仅价值150万元。其次，股权转让交易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合伙企业未清算之前转让分割资产是无效的。本院认为，魏迁里和黄道昌于2012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魏迁里同日的取款凭证、黄道昌出具的收条复印件、黄道昌的存款凭证复印件，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魏迁里和黄道昌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此被告曾而亮当庭亦未否认，故本院对三原告的这一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合伙协议》、《出资情况证明》、《证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被告曾而亮持异议，而这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进行认定。对三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第三人邓大进不持异议，被告曾而亮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中的《收条》是复印件，不予质证，《股转转让协议》、《借款协议》、银行转账凭证、虽然都是原件，但股权转让并不真实，首先价格不合理，同一公司的股份在同一天转让价格有天壤之别，转让给钱浩明每股的价格是每股40万元，而转让给邓大进的每股的价格是每股26万元，其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法》不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借条》虽系复印件，但该复印件和银行转账凭证和《借款协议》能相印证，形成证据链，基本能证明黄道昌向钱浩明借款200万元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进行认定。对三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第三人邓大进质证无异议，被告曾而亮质证认为银行转账凭证是2015年1月23日，而借条复印件的落款时间是在2014年1月23日，时间相隔一年，相互紊乱，其次对《股权转让协议》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真实有异议，且此次股权转让同样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不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银行转账凭证能证明魏平通过其妻子彭文英在2015年1月23日转账150万元给黄道昌，借条复印件上的时间与转账凭证上的时间相差一年，魏平解释因为当时还未过农历年，误认为是2014年，才形成笔误，第三人黄道昌也向本院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也承认系笔误所致，魏平和黄道昌的解释一致，虽然不能排除俩人在庭外沟通好才导致解释相符，但在2015年1月23日黄道昌收到魏平150万元是事实，被告曾而亮亦未提出相反的证据证明这15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其他用途，故本院确认魏平与黄道昌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进行认定。对三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第三人邓大进质证无异议，被告曾而亮质证认为该份证据已过举证时效，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的确未在举证期内提交，但该份证据能证实本院在向邓大进送达保全裁定时，邓大进的第一反应和邓大进未当即提交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与本案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法院保全之前的行为还是保全后为达到转让股份目的的事后行为有关，与本案审理有利害关系，故准许原告提交。因该份证据系由本院制作和保管，且内容亦与饶锐炜法官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吻合，三原告证明目的仅是为了进一步反映法院送达冻结裁定时的事实情况，并无逾期不提交故意或重大过失，无主观隐瞒该证据的恶意，故本院未对三原告逾期提交这一证据的行为进行民事制裁。对被告曾而亮提交证据的认证：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三原告质证认为该份《出资情况证明书》并非举证期间提交给法庭的，且为复印件，而且出资证明应当由公司出具，并非个人出具，未加盖公司公章，公司登记股东中也未登记在册，不能证明曾而亮系公司股东。第三人邓大进质证不清楚出资的事。原告钱浩明则表示时间太久，记不清，要拿原件核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本案中因曾而亮并未记载在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故无论《出资证明》真实与否，依法其均无权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故被告这一举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三原告质证认为饶锐炜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属实，《证明》打印件系原告方之前在申请证程某年出庭作证时提交的，因后程某年不能出庭作证，故原告当庭未提交这份证据，被告举证这两份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人邓大进认可情况说明内容属实。本院对情况说明和《证明》打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予以采信，但能否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三原告质证认为录音录像的内容和书面说明完全是两回事，录音录像中邓大进所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是被告将自己的意思强加进去的。第三人邓大进质证认为声音是其本人的，但交谈的内容都是无关紧要的，时间是2015年11月7日。邓大进称其在2015年农历7月份就告诉被告黄道昌没股份了，黄道昌欠了很多钱，不要把公司拖进去。故本院对录音录像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能否达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在后面综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三原告否认曾经在（2016）赣1023执异5号案件中提交过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8日的《合伙协议》。第三人邓大进认可二份《合伙协议》都是真实的，经本院核实，赣10**执异5号案件卷宗中三原告并未提交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8日的《合伙协议》复印件，而是在曾而亮和黄道昌的民间借贷案件中，曾而亮向法院提交了该份复印件，这份《合伙协议》虽系复印件，但记载的内容与三原告在《民事诉状》中陈述的相关内容能相吻合，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但被告陈述的证明目的意味着其间接承认了原告魏迁里受让了黄道昌的股份的真实性。结合原、被告的举证、质证，当庭陈述及本院的认证，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11月16日，本院受理了曾而亮诉黄道昌民间借贷一案，同年12月16日，因曾而亮和黄道昌达成了调解协议，本院于当日出具了（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并于当日向曾而亮和黄道昌送达了民事调解书。2016年元月7日，曾而亮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本院依法冻结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持有的19%的股权。经查阅（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卷宗，曾而亮在本院向其核实申请保全股权的归属时，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元月18日的《合伙协议》、一份黄道昌出具的《承诺书》及本院出具的（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证实黄道昌拥有源成置业19%的股份。同日，本院作出了1045号民事裁定，冻结了由邓大进代持的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19%的股权。2016年元月8日，本院饶锐炜法官在邓大进家中将该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向邓大进进行了送达。邓大进当即表示其不再代持有黄道昌的股份。饶锐炜法官让邓大进出示股权转让协议。邓大进称放在家中保管，保险柜钥匙被老婆带到厦门去了，等老婆回来就拿协议给法院。饶锐炜随即在邓大进家中对其制作了一份问话笔录。该问话笔录中邓大进主要陈述了以下内容：邓大进以前的确代持有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19%的股权，但后来已经分四次转给他人，分别是第一次在春天转了6%给钱浩明，第二次转了5%给魏老师（指魏迁里），第三次转给了邓大进本人5%，第四次转了3%给魏平。饶锐炜法官在笔录中告知邓大进在十日内向法院提交转让股权的证据。2016年元月15日，邓大进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复议，本院以通知的形式告知邓大进，其提出复议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复议期间，失去了申请复议的权利。由于黄道昌未如期履行（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曾而亮向本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案件进了执行程序，1045号民事裁定自动转为执行裁定。2016年3月24日，三原告及邓大进就本院冻结的源成置业公司19%的股权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本院仅凭黄道昌的片面之词及不足以证明股权现实状态的《合伙协议》就作出保全股权的裁定，侵害了实际受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本院依法解除冻结。2016年4月19日，本院作出（2016）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驳回异议申请。四位异议人不服裁定，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10执复5号执行裁定，撤销了本院作出的（2016）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查。本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查案外人邓大进、钱浩明、魏迁里、魏平提出的执行异议，并于2016年8月3日作出执异9号裁定，该裁定认为从源成置业公司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来看，钱浩明、魏迁里、魏平均非法院冻结的19%股权的权利人，该19%的股权登记在邓大进名下，邓大进才是登记的股权持有人，故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其他案外人异议理由需要通过实体诉讼程序才能加以判断，故裁定：“一、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裁定中冻结的19%的股权暂执行14%的股权。二、驳回钱浩明、魏迁里、魏平的异议。裁定送达后，三原告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了本次诉讼。2012年2月29日，钱浩明和黄道昌发起注册成立了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钱浩明。2012年4月13日，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资至900万元。2014年1月21日，黄道昌将股权转移登记至邓大进名下，并明确钱浩明出资495万元，占55%的股权，邓大进出资405万元，占45%的股权，上述股权变更事宜在福建省建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在股东变更登记前即2014年元月18日，邓大进、黄道昌程某年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该份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是：1、三人合伙以邓大进的名义与钱浩明一起组建源成置业有限公司和建宁县景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成置业公司”），投资房地产项目。邓大进名下的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份为45%，钱浩明的股份为55%，俩人在景成置业公司的持股数也相同。登记在邓大进名下的股份，实际为邓大进，黄道昌程某年按份共有，其中邓大进的股份为44.45%（占总股份的20%），黄道昌股份为42.22%（占总股份的19%）程某年股份为13.33%（占总股份的6%）。2、以上项目所需资金由合伙三方按股份比例出资，如出资不到位，融资利息由不到位方支付。3、邓大进、黄道昌程某年三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损，企业盈余和债务按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按比例在十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负担的部分。2012年4月1日，黄道昌与魏迁里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1、魏迁里向黄道昌投资160万元，用于经营房地产开发项目，魏迁里以现金方式投给乙方，不承担经营风险，无权参与黄道昌的经营，黄道昌负有向魏迁里支付本息和房地产项目产生的利润分红。2、合同的期为三年，即从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合同期内黄道昌愿向魏迁里按每月支付利息16000元，每月末支付，利率为年息12%，三年合计人民币576000元，合同期满后，黄道昌还应向魏迁里支付分红，魏迁里投资款占黄道昌总投资款的16%，魏迁里只收取项目产生利润（归黄道昌享有部分）的11.2%，共余利润归黄道昌享有。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邓大进为该份协议的保证人。协议签订当日，魏迁里向黄道昌支付了投资款160万元。2012年2月24日，钱浩明向黄道昌汇款175万元，款项用途载明为“借款”。2013年2月4日经结算，黄道昌共应向钱浩明归还本息195万元。因黄道昌无力清偿债务，2014年2月4日，黄道昌和钱浩明经结算，重新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原借款本息经结算为200万元，钱浩明同意将200万元继续借给黄道昌，借款期限为2014年2月4日至2015年2月3日，到期结算利息为48万元，到时随本金一起归还。如黄道昌逾期不能归还本金及利息，则黄道昌自愿把其挂靠在邓大进名下的源成置业公司和建宁县景成置业公司的相应同价值股份转让给钱浩明。邓大进为该份借款协议的担保人，担保期限为债务到期之日起三年。《借款协议》签订当日，黄道昌向钱浩明出具了一份收条，收条载明收到钱浩明借款200万元。2015年1月23日，魏平的妻子彭文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道昌转款150万元。同日，黄道昌出具了一份借条给彭文英，借条载明：“兹借到借魏平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正（1500000元），月息2分”。借条的落款时间为因当时并未过农历新年，黄道昌误写为2014年1月23日。借条的最后一行写明“原欠利息198000”。2015年7月16日，因黄道昌到期无力清偿对魏迁里的债务，经魏迁里和黄道昌协商一致，黄道昌将其持有的源成置业公司和景成置业公司股份中的各5%的股权，以每股30万元的价格，合计总价150万元，转让给魏迁里。同日，邓大进、黄道昌程某年和魏迁里共同以股东身份签署了一份《出资情况证明》和《合伙协议》。《出资情况证明》记载的内容为：2011年年底，钱浩明与邓大进先生多次考察建宁县里心镇房产项目，经反复认证，决定一起合作投资该项目，先后成立了源成置业公司（注册资金900万元）和建宁县景成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份（注册资金500万元），项目投资3000万元，邓大进认购股权45%，即1350万元整，其中邓大进20%，出资600万元，黄道昌14%，出资420万元程某年6%，出资180万元，魏迁里5%，出资150万元。邓大进、黄道昌程某年和魏迁里的出资均于2015年7月16日已经全部到位。《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也是反映上述持股情况。2015年8月12日，因黄道昌无力清偿欠钱浩明的债务，俩人签订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份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黄道昌欠钱浩明本息共计240.7万元，黄道昌到期无法还清，故将其分别拥有的源成置业公司和景成置业公司14%的股份（由邓大进代持），各拿出6%的股权，折价240.7万元转让给钱浩明，股权转让手续办好后，钱浩明和黄道昌的债务两清，借款协议作废。同时，该协议还约定了在2020年8月1日前，如黄道昌能清偿240.7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计）则钱浩明同意把以上股份转让给黄道昌。邓大进程某年作为见证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确认。2015年10月10日，黄道昌和魏平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黄道昌欠魏平194万元，因到期无法偿还，黄道昌自愿将其拥有的源成置业公司和景成置业公司各3%的股份折价194万元转让给魏平，股份转让完成后，黄道昌与魏平的债务两清，如黄道昌在2025年8月1日前能清偿欠款194万元，魏平同意把受让的股份按原欠款转让给黄道昌。邓大进程某年同样作为见证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另查明，邓大进和钱浩明作为源成置业公司和景成置业公司的登记股东对黄道昌分别向魏迁里、钱浩明、魏平转让股权的行为知情并认可。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个：一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二是黄道昌与魏迁里、钱浩明及魏平分别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结合当事人围绕焦点问题的举证和质证意见，本院评定如下：一、本案审理范围？三原告提起本次诉讼主张的审理范围是本院冻结的源成置业14%的股权。被告曾而亮认为应将法院解除冻结的邓大进持有的5%的源成置业公司的股权列入本案审理范围。本院认为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涵盖被告当庭提出异议的5%的股权，曾而亮在收到本院作出的执异9号执行裁定后，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在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该十五日的期间为除斥期间，曾而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异议早已超过除斥期间，故邓大进受让黄道昌5%的股权是否属实并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二、黄道昌与魏迁里、钱浩明及魏平分别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三原告认为三原告与黄道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且发生在曾而亮与黄道昌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之前，黄道昌向钱浩明转让股份属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符合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魏迁里和魏平与黄道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属非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但经公司部分股东同意，而未签字的股东亦未提出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人民法院在查明“已经受让的相关事实后，可以确认14%的股权归属三原告。被告曾而亮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真实性，理由是：1、股权转让价格有疑点，在2015年8月12日，黄道昌向钱浩明转让股权的价格为每股40万元，而向邓大进转让股权的价格为每股26万元，当时投资时每股是按30万元定价，难道以股权抵债会贱卖到亏本的地步吗？2、邓大进当庭陈述在2015年农历7月黄道昌就转让了全部的股份，后在钱浩明的当庭串通下改口说记错了时间，改口为2015年10月份黄道昌转掉了股份。被告提交的录音录像资料证明在2015年11月7日，邓大进在被告提到要起诉黄道昌时会牵涉到邓大进，到时法院会下协助通知书，邓大进表示可以帮忙。3、邓大进在法院饶锐炜法官向邓大进送达股权冻结裁定时称股权转让协议在家中保险柜中保管，而原告方提交给法院的一份《证明》显示，股权转让协议在公司保管，可见邓大进在撒谎。4、黄道昌与邓大进程某年等人共持公司45%的股份，具有合伙性质，他们签订了合伙协议，按合伙协议约定了责、权、利并出资到位，实际经营，邓大进也在庭审中认可是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合伙企业在未经清算的情况下，处置、分割公司财产无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三原告与黄道昌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且截止2016年1月15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亦未记载三原告转让了黄道昌股权登记情况。本院认为，三原告与黄道昌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理由如下：一、三原告与黄道昌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本院在证据的认证部分已经作了认定，故不赘述。二、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具有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因此，邓大进代持黄道昌程某年的股份具有合法性。三、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黄道昌作为实际出资人，在征得名义股东和其他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有权处分其因实际出资而享有的股权。邓大进程某年和黄道昌三人的合伙关系不能决定源成置业公司的性质，邓大进程某年和黄道昌之间亦未另外设立合伙企业，黄道昌向三原告转让转让股份，全体合伙人均不反对，被告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未经清算，转让无效的观点无事实依据，法律认识错误。四、曾而亮对三原告举证的《合伙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协议人的签名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该直接证据能与黄道昌和三原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邓大进在法院送达保全裁定时否认代持的意示表示相印证，形成了证据链。被告曾而亮举证了与邓大进交谈的录音录像和饶锐炜法官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三原告庭前提交的一份《证明》反驳三原告的举证，但这些证据并未形成证据链，不能对抗三原告的举证，具体分析如下：1、曾而亮举证的录音录像证明其与邓大进的谈话内容涉及多个话题，其中与本案有关联的有一段谈话即曾而亮说要起诉黄道昌，法院可能会送达一份协助通知书，可能会牵连到邓大进，邓大进表示“没事，可以理解”，交谈中曾而亮未明确向邓大进核实是否还代持有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份，邓大进也未明确表示黄道昌还持有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份。2、饶锐炜的情况说明反而能印证三原告举证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因为邓大进无从知晓法院何时会向其送达冻结裁定，但在饶锐炜法官送达时，邓大进当即提出其原先代持的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的股权已经转让完毕，并详细陈述了受让人各自转让的份额，此时邓大进是无法与三原告串通的。3、曾而亮举证的《证明》记载的内容是“黄道昌与钱浩明、魏迁里、魏平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邓大进于2015年10月13日存放本公司备案”。本院认为这与邓大进向饶锐炜法官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在家中保险柜中保管并无矛盾之处，协议可以在公司保存有一份，在邓大进家中有一份，饶锐炜法官在送达时允许邓大进在十日内将股权转让协议提交给法院，邓大进在法院指定时间内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复议，并举证了股权转让协议。四、股权转让已经实际完成交接。黄道昌与三原告之间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本质上属于以物抵债的性质，在民法理论中以物抵债亦是代物清偿，其构成要件为：1、有基础性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2、有用特定物清偿他种给付的合意；3、特定物的清偿导致原债的消灭。清偿作为债消灭的原因其前提必须基于全面适当的履行，即动产的交付或不动产的登记。本案已查明三原告与黄道昌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股转转让协议能证明双方有以物抵债的合意，因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是由邓大进代持的，黄道昌并非公司的登记股东，故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自名义股东邓大进的签字确认且源成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钱浩明表示认可即完成股权转让的交接，黄道昌与三原告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因股权转让交接的完成而归于消灭。五、本院注意到三原告与黄道昌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每股价格的差异，特别是在钱浩明受让黄道昌股权的同一天,邓大进受让黄道昌的股权(133万元的债权受让了源成置业公司和景成置业公司各5%的股权)的价格差异大,本院认为在公司未清算前,并无法判断每股股权所对应的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转让的价格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被告亦未提出本案是否存在低价转让黄道昌资产并对黄道昌的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抗辩意见，故本案中转让价格差异并不影响股转转让协议的合法性。无可否认，本案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三原告和第三人黄道昌和邓大进利用法院给予提交证据的十天时间，根据邓大进陈述的股权转让份额虚构了股权转让协议，而邓大进、钱浩明又系黄道昌的债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故俩人做出了对自己有利的意思表示。第三人邓大进在对股权转让的时间陈述上也有矛盾。但这种可能性需要证据加以证实。被告曾而亮的行为本身也存有疑点：其一提起财产保全的时间让人质疑。曾而亮在法院就其与黄道昌的民间借贷案出具民事调解书后提起财产保全申请，又将民事调解书作为证据之一用于证明黄道昌仍享有源成置业公司股份，曾而亮在起诉黄道昌时就执有证明黄道昌享有源成置业公司的证据，为什么不在起诉前或诉讼过程中不申请财产保全。其二既然曾而亮确信黄道昌享有源成置业19%的股份，为什么要在2015年11月7日，通过私自录音录像的方式去向邓大进取证？取证时为什么不直接询问邓大进是否还代持了黄道昌的股份呢？曾而亮的私自录音录像行为是否反映其在起诉前就已经知悉了黄道昌实际已经向三原告转让了股权？而且，这份录音录像材料在申请法院财产保全时曾而亮也未向法院提交。本院认为，三原告分别与第三人黄道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股权转让行为得到了源成置业公司和景成置业公司登记的登记股东钱浩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邓大进（黄道昌股权的代持人）的一致认可，且无证据证明其损害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合法性。因相关股权系由邓大进代持，黄道昌并非登记股东，故其名下股权转让无需进行工商变更登记，钱浩明表示魏迁里和魏平受让黄道昌股权的事宜事先都征得了他的同意，因此在邓大进签字确认，钱浩明认可，其他合伙投资人见证股权转让并不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即可视为完成股权转让交接，故本院认为邓大进代持的原为黄道昌所有的源成置业公司14%的股权应当归三原告所有，三原告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魏迁里、钱浩明、魏平分别与第三人黄道昌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由名义股东邓大进代持的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14%的股权归三原告所有（魏迁里持有5%的股权，钱浩明持有6%的股权，魏平持有3%的股权）；二、停止执行（2016）赣1023执异9号裁定第一项中关于冻结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邓大进名下14%的股权的内容。本案受理费52729元，由被告曾而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本院（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与本案判决相抵触的内容自动失效。审 判 长  赵 霞审 判 员  彭 微人民陪审员  彭桂兰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尹志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