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9民初6475号
原告袁秀娣。
委托代理人陈芬芳，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负责人章华安。
委托代理人倪科伟，浙江凌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秀娣与被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以下简称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4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于2016年5月12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陈芬芳、被告委托代理人倪科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7月16日，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与浙江振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亚公司）、杭州好迪装饰家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迪公司）、王国相、王荣宝、韩建国、袁秀娣签订《保证借款合同》1份，约定民泰银行萧山支行向振亚公司发放贷款500万元，好迪公司、王国相、王荣宝、韩建国、袁秀娣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内容。借款到期后振亚公司无力还款，好迪公司代振亚公司向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代偿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66234.15元。2012年4月25日，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与好迪公司、王国相、王荣宝、韩建国、袁秀娣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约定好迪公司、王国相、王荣宝、韩建国、袁秀娣为2012年4月25日至2013年4月24日期间在人民币600万元最高余额内，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依据与振亚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等融资合同而对振亚公司享有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内容。2012年10月26日，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与振亚公司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1份，约定民泰银行萧山支行同意承兑振亚公司签订的金额为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因振亚公司未按约足额缴存票款，好迪公司代振亚公司向民泰银行萧山支行缴存票款2989304.51元。后振亚公司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偿还了好迪公司款项4013377.93元，余款4042160.73元至今未还。
2015年1月5日，好迪公司对振亚公司、王荣宝、王国相提起追偿权纠纷诉讼。经法院审理认定，王国相在保证合同中的签名和指纹不具有真实性，故王国相不承担保证责任，致使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人由五位变为四位。因各保证人内部对比例未作约定，各保证人应各负担四分之一，也即1010540.18元。袁秀娣于2016年4月14日向好迪公司支付了应负担款项1010540元。
民泰银行萧山支行对合同的签订及贷款发放具有审慎义务。袁秀娣是基于王荣宝、王国相作保证人为基础才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现因民泰银行萧山支行的重大过错，导致王国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而袁秀娣由仅需负担五分之一的担保责任实际确负担了四分之一，为此多负担了差额部分202108.03元。现起诉要求，民泰银行萧山支行向袁秀娣支付202108.03元。
被告辩称，根据（2015）杭萧瓜商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涉案的《保证借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始终只有4个保证人，即王国相并非保证人。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与袁秀娣签订的合同均合法有效，并且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根据担保法规定，债权人可向任意一个担保人请求其承担全部的债务责任，该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过程中确认各个担保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互为前提的情形。故要求驳回袁秀娣的起诉。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5）杭萧瓜商初字第XX号的判决1份，欲证明好迪公司代振亚公司向民泰银行萧山支行偿还贷款及法院根据鉴定意见认定王国相不承担保证责任，其他保证人内部各承担1/4责任的事实；
2.个人结算申请书2份，欲证明袁秀娣已向好迪公司承担了保证责任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无异议，法院认定王国相与民泰银行萧山支行的保证合同始终没有成立过；证据2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韩建国系好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秀娣、韩建国系夫妻关系，也是好迪公司的股东，故好迪公司是否通过其他方式将款项返还给了袁秀娣、韩建国，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不得而知。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
被告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2015年1月5日，好迪公司以追偿权纠纷为由起诉振亚公司、王国相、王荣宝，要求振亚公司支付好迪公司代偿款4042160.73元；振亚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由王国相、王荣宝各负担五分之一。本院经审理，依法出具了（2015）杭萧瓜商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为：2012年7月16日，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与振亚公司、好迪公司、王荣宝、韩建国、袁秀娣签订《保证借款合同》1份（合同编号：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XXXX号），约定民泰银行萧山支行向借款人振亚公司发放贷款500万元，借款日期为实际提款日至2013年1月31日，借款月利率7.95‰等条款。好迪公司、王荣宝、韩建国、袁秀娣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等条款。合同签订后，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于2012年7月16日向振亚公司发放贷款500万元。合同到期后，因振亚公司无力还款，好迪公司于2013年2月6日代振亚公司向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代偿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66234.15元。
2012年4月25日，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与好迪公司、王荣宝、韩建国、袁秀娣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合同编号：浙民泰商银高保字第BEXXXX号），约定好迪公司、王荣宝、韩建国、袁秀娣为2012年4月25日至2013年4月24日期间在人民币600万元最高余额内，为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依据与振亚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等融资合同而对振亚公司享有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条款。2012年10月26日，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与振亚公司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1份（合同编号：浙民泰商银承字第C00XXXX号），约定民泰银行萧山支行同意承兑振亚公司签发的票面总金额为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共35张，出票日均为2012年10月26日，到期日均为2013年4月26日等内容。因振亚公司在汇票到期日前无力足额缴存票款，好迪公司于2013年5月16日代振亚公司向民泰银行萧山支行缴存票款2989304.51元。上述两笔代偿款振亚公司至今未还，其余担保人亦未履行相应担保责任。振亚公司曾多次向银行借款，并由好迪公司及其余五家案外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共计担保本金金额为2990万元。因振亚公司无力还款，在原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人民政府的主持下，振亚公司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偿还了好迪公司4013377.93元，尚欠4042160.73元未还。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王国相申请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及《保证借款合同》中落款处王国相的签名及指印进行鉴定。浙江汉博【2015】痕鉴字第XX号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最高额保证合同第4页保证人栏“王国相”签名处的指印文线模糊，细节特征较少，不具备检验条件。2.保证借款合同第6页身份证号码栏“王国相”签名处的指印不是王国相所留。浙江汉博【2015】文鉴字第XXX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最高额保证合同第4页上保证人栏“王国相”签名字迹不是王国相书写。2.保证借款合同第6页上身份证号码栏“王国相”签名字迹不是王国相所写。
法院认为，王荣宝、韩建国、袁秀娣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在各自的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好迪公司主张王国相作为保证人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但根据鉴定意见，好迪公司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好迪公司向振亚公司不能追偿部分，因各保证人内部对比例未作约定，应由各保证人各负担四分之一，即王荣宝应向好迪公司承担四分之一的份额。判决如下：振亚公司支付好迪公司代偿款4042160.73元；好迪公司向振亚公司不能追偿部分，由王荣宝负担四分之一的付款义务，并于好迪公司向振亚公司不能追偿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驳回好迪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袁秀娣于2016年4月14日向好迪公司支付了应负担款项1010540元。
2016年4月28日，袁秀娣以民泰银行萧山支行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及《保证借款合同》时未尽到审慎义务，造成袁秀娣的损失为由诉至本院，要求支持其诉称中的请求。
本院认为，袁秀娣与民泰银行萧山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袁秀娣根据上述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和保证方式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根据（2015）杭萧瓜商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国相与民泰银行萧山支行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并不成立。而袁秀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案涉贷款提供担保是以王国相提供担保为前提的，故袁秀娣要求民泰银行萧山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秀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32元，由原告袁秀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可乐
人民陪审员 孔柳萍
人民陪审员 詹新月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富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