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12民终15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秉和，男，1965年8月26日出生，，侗族，湖南省会同县人，会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协警，住会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会川，男，1964年8月3日出生，，苗族，湖南省会同县人，会同县电影发行放映中心工作人员，住会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跃平，男，1966年4月18日出生，，侗族，湖南省会同县人，会同县林城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住会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泽淮，男，196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会同县人，会同县公安局工作人员，住会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敏，男，1985年7月14日出生，，侗族，湖南省会同县人，会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协警，住会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平，男，1965年6月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资兴市人，会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协警，住会同县。
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秋慧（特别授权），湖南金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宗强，男，1968年11月1日出生，，侗族，湖南省会同县人，农民，住会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德玉，男，1963年2月9日出生，，侗族，湖南省会同县人，会同县青朗侗族苗族乡林管站工作人员，住会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粟立忠，男，1976年9月11日出生，，侗族，湖南省会同县人，居民，住会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贤超，男，1991年8月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会同县人，农民，住会同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女，1984年12月13日出生，，侗族，湖南省会同县人，农民，住会同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秀英，女，194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会同县人，居民，住会同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男，2007年4月22日出生，，侗族，湖南省会同县人，学生，住会同县。
法定代理人：钟某（系何某母亲），住会同县。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亚明（系梁秀英之子），住会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献红，男，197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会同县人，会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住会同县。
原审被告：唐秀平（系粟立忠之妻），女，198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居民，住怀化市鹤城区。
上诉人杨秉和、罗会川、李跃平、林泽淮、蒋敏、何平、张宗强、钟德玉、粟立忠、徐贤超因与被上诉人钟某、梁秀英、何某、刘献红，原审被告唐秀平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会同县人民法院（2017）湘1225民初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会川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告之书》确定何超的死因是摔伤头部至意外死亡，死亡时间是2017年3月5日凌晨1时50分，已距和上诉人用完餐后5个多小时之久，何超的意外死亡和上诉人从时间节点来说没有直接的因果利害关系；作为3月4日晚饭的召集人，我已尽到了共同饮酒人特别是召集人所应尽的义务，席间没有任何人强行劝酒和斗酒。
上诉人杨秉和、李跃平、林泽淮、蒋敏、何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但判决书并未查明上诉人错在何处；一审判决对当事人的过错责任划分错误，一审判决没有对各当事人的过错进行分析，何超已经有两轮饮酒并明显醉态的情况下，第三轮的在场人应当预见到再次饮酒可能导致危险，本案中当事人只有第三轮的饮酒的当事人没有履行劝阻、注意、安全保护义务。
上诉人张宗强、钟德玉、徐贤超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次活动上诉人不在场，第二次活动唱歌，刘献红、何超是后面来的。上诉人打电话邀请了刘献红，何超是怎么来的，上诉人不知道；夜宵没有吃就散席了，粟立忠将刘献红、何超送上的士，当时二人神志清醒。二人回家是十一半左右，公安部门接到报案是凌晨1点50分，这中间有两个小时，何超去了哪里，又干了什么，一审法官为什么不去调查？请求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上诉人粟立忠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是参与饮酒的人，不是共同饮酒人，一审把上诉人作为共同饮酒人要求其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何超属于意外死亡，没有证据证实何超的死亡与饮酒醉酒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对死者的死亡后果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实属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钟某、梁秀英、何某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刘献红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钟某、梁秀英、何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412475元（即死亡赔偿金625680元、丧葬费2694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316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875791元的60%为525475元，扣减已支付的113000元，尚需支付412475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基于最新公布的职工月平均工资5013元，丧葬费调整为30078元，被告尚需支付金额调整414354元。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梁秀英系本案受害人何超之母，原告钟某系何超之妻，原告何某系何超之子。被告刘献红系会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交警队）民警，被告杨秉和、何平、蒋敏及何超系交警队协警，被告林泽淮系会同县公安局民警，被告罗会川系会同县电影发行放映中心工作人员，被告李跃平系会同县林城镇卫生院工作人员，被告钟德玉系会同县青朗侗族苗族乡林管站工作人员，被告张宗强系会同县坪村镇毛田村村民，被告粟立忠系会同县林城镇建设路居民，被告唐秀平系粟立忠妻子，被告徐贤超系会同县连山乡六黄村村民。
2017年3月4日下午，罗会川电话联系杨秉和，邀约其与交警队同事去“粟氏餐馆”聚餐，杨秉和邀约了刘献红、林泽淮，刘献红又邀约了何超、何平、蒋敏，在“粟氏餐馆”碰到李跃平后，该8人共聚一桌。18时至19时左右开席，席间饮用了餐馆提供的米酒（约2-3壶，每壶约2斤），酒杯装满大约一两，除何平只饮酒一杯外，其余各人至少都喝了六杯。席间，李跃平和刘献红均显醉意。20时左右聚餐结束，李跃平、杨秉和、罗会川、林泽淮搭乘出租车回家。刘献红、何超、何平、蒋敏一同离开餐馆后，行走到会同县二完小附近时，何平、蒋敏提出将刘献红、何超送回家，并拦了一辆出租车，刘献红声称有事，予以拒绝，何平、蒋敏遂各自回家。期间，刘献红接到张宗强电话邀约其去华天音乐会所唱歌，便邀约何超一同前往华天音乐会所张宗强所在包厢，张宗强还邀约了钟德玉、粟立忠、徐贤超，粟立忠的妻子唐秀平及其儿子在场。包厢提供了十余瓶啤酒，期间，部分被告有饮酒行为，何超醉意明显并也有饮酒行为。晚上22时左右结束唱歌后，刘献红、何超、张宗强、钟德玉、徐贤超、粟立忠、唐秀平又一起到会同县城西区消防队旁的夜宵摊吃夜宵，并购买了5瓶小瓶装郎酒，期间，何超与张宗强因饮酒问题发生矛盾。在夜宵摊停留一个小时左右后，徐贤超开车将张宗强、唐秀平及其儿子送走，粟立忠拦了一辆出租车，将刘献红、何超送上车，告知出租车司机将该两人送回家，并支付了车费。之后，徐贤超开车返回将钟德玉和粟立忠送回家。出租车司机先将何超送到财政局家属区大门旁边的环保局门口，之后又将刘献红送到神龙一号大酒店门口。
3月5日凌晨1时50分左右，何超出现在环保局上方附近（林城镇中心街金矿家属区后）的一民宅旁边（该民宅与公路之间有一空坪，与其他民宅之间的缝隙有数米高的沟壕），此时该民宅租户下夜班回家进大门后，何超上前敲、推该民宅大门，租房户栓好大门行至住房门口时（过程约几分钟），听到摔下沟壕的声音，随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警后，在林城镇中心街金矿家属区后居民屋檐下发现何超，已无生命体征。之后，会同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何超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并出具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告知书》，鉴定死亡原因为：根据尸体检验所见，死者何超后枕部头皮挫伤，有骨折征象，结合现场勘验和心血乙醇含量检验考虑，何超属于醉酒状态下摔伤头部致意外死亡。
事发后，原告与各被告就何超意外死亡的赔偿问题产生纠纷。经会同县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2017年3月9日，申请方即原告与被申请方即被告杨秉和、刘献红、张宗强、李跃平、罗会川、林泽淮、钟德玉、蒋敏、何平达成《调解协议书》，主要约定：被申请方先期预赔11.3万元给申请方，签字时一次性付清；申请方还应得到的赔偿款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判决生效后的赔偿款应抵扣被申请方预赔的11.3万元，对被申请方个人先行支付的赔偿款，在执行法院判决时，应尽互负多退少补的义务等。协议签订后，杨秉和付款5000元、罗会川付款20000元、刘献红付款20000元、李跃平付款20000元、林泽淮付款20000元、蒋敏付款5000元、何平付款5000元、张宗强付款10000元、钟德玉付款20000元，合计125000元，会同县联合调解委员会根据调解双方意见，将上述款项中的12000元作为被申请方付给受害人家属的慰问金，不作为赔偿费用计算。
另查明：1.原告梁秀英有受害人何超等子女共四人，梁秀英丈夫已去世。何超生前住所地为会同县林城镇××号。梁秀英于2014年2月12日被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为胃癌术后肺转移。2.2016年湖南省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01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284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42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称和被告的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的适用责任原则问题，即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以及各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比例划分问题；二、原告各项损失的认定问题。
一、关于本案的适用责任原则问题以及各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比例划分问题。
亲朋好友、同事相聚，共同饮酒，并按风俗习惯相互之间礼节性敬酒在所难免，亦属社会常态。但作为成年人都应当能够预见饮酒的危险性，特别是饮酒过量可能产生的身体伤害、精神麻痹、行动迟缓、酒后滋事等负面效应，参与饮酒的人具有发现和判断共同饮酒人是否醉酒或有不良反应等特征的便利。因此，共同饮酒人在特定情况下（特别是同饮人出现醉酒状态时）相互间产生酒后照料、保护或者避免危险发生的安全保护等义务。对于醉酒者，共同饮酒人应根据其醉酒状态，采取送医、通知其成年家属或者亲自将醉酒者交给其成年家属等措施。同时，对于共同饮酒人的人身安全，应以自我保护为主、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补充，安全保障义务包括提醒、劝阻、通知以及扶助、照顾、护送等义务。因此，对于本案各被告是否存在基于特定情况下产生了相应的注意、安全保障等义务及是否违反该义务，本案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以及责任比例如何划分，一审法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判：
首先，本案受害人何超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参与聚餐等活动时应当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适当饮酒或者不饮酒，应当具有正常人应具备的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应当能够预见饮酒潜在的危险性，特别是饮酒过量可能产生的各种严重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何超系醉酒状态下摔伤头部致意外死亡，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被告对何超有强行劝酒、灌酒、言语刺激等情形，何超处于醉酒状态系何超在饮酒时未能对自己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连续多次饮酒等所致，因此，何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醉酒可能产生的危险性却没有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或者轻信能够避免，且醉酒后未及时回家或者通知家属，对因醉酒后导致认识和自控能力等下降，从高处摔下意外死亡，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
其次，根据公安机关对当事人的询问，结合庭审调查，何超至少在参与第一次聚餐和第二次唱歌活动时均有饮酒行为，而参与第三次吃夜宵活动时仍购买了相应的小瓶装郎酒。虽然参与第一次聚餐的被告陈述何超当时没有醉酒，参与第二、三次活动的被告陈述何超系之前已醉酒，但均只有当事人的陈述，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而何超系醉酒状态下摔伤头部致意外死亡，其之前参与了上述三次活动（聚餐、唱歌、吃夜宵），各被告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何超是哪次活动处于醉酒状态的，也未能举证证明何超除该三次活动外还参与了其他活动存在饮酒行为，应推断何超是因该三次活动共同导致处于醉酒状态的。因此，第一次聚餐时的被告罗会川、杨秉和、林泽淮、刘献红、何平、蒋敏、李跃平对醉酒的何超没有尽到必要的提醒和劝告义务，虽然聚餐结束后，何平、蒋敏提议送刘献红、何超回家，但轻信刘献红提出有事不需要送而未将该两人送到安全地点或者通知其家属，导致何超之后发生意外，该几名被告对醉酒的人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参与第二、三次活动的被告张宗强、钟德玉、粟立忠、唐秀平、徐贤超，在何超参与该两次活动时已知晓其处于醉酒状态，仍未有效劝阻何超在歌厅唱歌期间的饮酒行为。在最后一次活动结束后，虽然被告粟立忠拦停出租车将何超与刘献红送上出租车，但该二人均处于醉酒状态，该几名被告在未通知醉酒人的成年家属，或者陪同回家的情况下，让出租车司机送醉酒的二人独自回家，其行为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危险性，应认定该几名被告仍没有尽到共同参与活动人员对其他人员特别是处于醉酒状态下人员应尽的安全保护义务，因此，该几名被告对于何超的意外死亡，也存在过失，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唐秀平虽参与了案涉后两次的活动，但其作为被告粟立忠的妻子带小孩陪同粟立忠参与，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因此，上述各被告（除被告唐秀平外）对醉酒的共饮人何超均未尽到相应的提醒、劝阻、照顾、安全保护等义务，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中被告罗会川、杨秉和作为第一次聚餐活动的组织、召集者，被告张宗强作为第二次活动的组织、召集者，对参与活动的每个饮酒人的人身安全较其他同饮者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应承担适当多的赔偿责任。被告刘献红在第一次聚餐结束后，又邀约何超参与了之后的两次活动，使何超增加了饮酒次数，增加了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在本案中亦应承担较其他被告适当多的赔偿责任。其余各被告过错程度相当，应承担相同的赔偿责任。
综上，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何超应承担本案主要责任，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70%，被告杨秉和、罗会川、刘献红、李跃平、林泽淮、蒋敏、何平、张宗强、钟德玉、粟立忠、徐贤超共同承担30%。故对原告要求各被告承担本案主要责任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被告李跃平、林泽淮辩称被告等人没有过错，可根据公平原则，根据各被告的具体情况分别适当对原告予以补偿的意见，以及被告杨秉和、罗会川、蒋敏、何平、粟立忠、张宗强、钟德玉、徐贤超、刘献红辩称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原告各项损失的认定问题。
1.死亡赔偿金。受害人系城镇居民，2016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284元，死亡赔偿金为625680元（31284元×20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本案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计入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本案所涉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儿子即原告何某年满九周岁，受害人及原告钟某均是其抚养人，原告何某系城镇居民，2016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420元，原告何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96390元[21420元×（18-9）年÷2人]；原告梁秀英身患胃癌，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应当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事发时梁秀英年满75周岁，对其有抚养义务的人包括受害人共4人，故梁秀英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26775元（21420元×5年÷4人）。据此，本案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123165元（96390元+26775元），死亡赔偿金应为748845元（625680元＋123165元）。
2.丧葬费。2016年湖南省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013元，该项损失应为30078元（5013×6个月）。
3.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责任法》等规定，因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被告杨秉和等人对受害人何超的死亡存在过错，造成各原告严重的精神损害显而易见，应当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受害人在本案中承担主要责任，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综合本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场合、行为方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各种因素，对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酌情确定为15000元。
综上，原告在本案中受到的损失死亡赔偿金748845元，丧葬费30078元，合计778923元，由被告杨秉和、罗会川、李跃平、林泽淮、蒋敏、何平、粟立忠、张宗强、钟德玉、徐贤超、刘献红共同赔偿233677元（778923元×30%），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共计赔偿248677元，其中由被告杨秉和、罗会川、张宗强各赔偿24868元，刘献红赔偿26114元，被告李跃平、林泽淮、蒋敏、何平、钟德玉、粟立忠、徐贤超各赔偿21137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负。
另外，被告杨秉和、罗会川、李跃平、林泽淮、蒋敏、何平、张宗强、钟德玉、刘献红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后，根据双方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的125000元中12000元系对原告的慰问金，不作为赔偿款项计算，该9被告实际赔偿金额为113000元，因此，12000元中确定李跃平、林泽淮、蒋敏、何平、钟德玉各支付慰问金1332元，杨秉和、罗会川、张宗强各支付慰问金1334元，刘献红支付慰问金1338元。因杨秉和、蒋敏、何平各付款5000元，罗会川、刘献红、李跃平、林泽淮、钟德玉各付款20000元，张宗强付款10000元，扣除上述慰问金后，杨秉和还应赔偿21202元[24868元-（5000元-1334元）]；罗会川应赔偿6202元[24868元-（20000元-1334元）]；刘献红还应赔偿7452元[26114元-（20000元-1338元）]；李跃平、林泽淮、钟德玉各还应赔偿2469元[21137元-（20000元-1332元）]；蒋敏、何平各还应赔偿17469元[21137元-（5000元-1332元）]；张宗强还应赔偿16202元[24868元-（10000元-1334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秉和赔偿原告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21202元，被告罗会川赔偿原告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6202元，被告刘献红赔偿原告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7452元，被告李跃平、林泽淮、钟德玉各赔偿原告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2469元，被告蒋敏、何平各赔偿原告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17469元，被告张宗强赔偿原告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16202元，被告粟立忠、徐贤超各赔偿原告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21137元；二、上述款项，被告杨秉和、罗会川、刘献红、李跃平、林泽淮、钟德玉、蒋敏、何平、张宗强、粟立忠、徐贤超互负连带责任，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三、驳回原告钟某、梁秀英、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87元，由原告钟某、梁秀英、何某负担2487元，被告杨秉和、罗会川、张宗强负担1500元，被告刘献红负担600元，被告李跃平、林泽淮、蒋敏、何平、粟立忠、钟德玉、徐贤超负担2900元。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粟立忠在整个活动中未曾饮酒。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说理正确，但在划分责任时没有原则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饮酒人自身应承担的责任与其他共饮人对饮酒人应负的义务一审法院虽然区分了主次责任，但以7：3的比例区分，导致饮酒人对自身的注意义务过多地转移给不特定的多数人，不利于整个社会安全感的确立；二是其他共饮人之间对饮酒人所负的义务一审法院几乎平均分担，导致亲疏不同的人之间承担同样的责任，也不利于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之间，比如亲属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等相互提醒、劝告、通知、协助、照顾等责任感的建立；三是其他饮酒人与未饮酒者对饮酒人负有的合理义务一审法院没有区别，导致同餐者与共饮者承担了同样的权利义务，不利于倡导饮酒适当或不饮酒的社会风气。
本院认为，何超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是否参与饮酒，饮酒多少，都是出于何超本人的自愿，在其参与的三次饮酒中，没有证据表明同桌饮酒或同餐的其他人存在斗酒、灌酒等侵犯其健康权的行为，同桌人与何超之间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对于何超过量饮酒后至意外身亡，何超本人应当负主要责任。虽然一审法院也认定为何超本人负主要责任，但其本人承担70%的责任仍然过少，参照本院判决的其他类似案件，何超本人承担的责任应当是80%以上或更多。本案中，考虑到何超母亲梁秀英系胃癌术后肺转移的身体疼痛，加上老年丧子的精神痛苦，本院酌定何超本人承担80%的责任。
何超参与第一次同餐饮酒后，其他共饮人和召集人对同饮人产生了一种在后的保护义务，即合理的注意义务。本案中，散席时，何超没有表现出醉意，且与刘献红、蒋敏、何平同行离去，同桌的其他人杨秉和、罗会川、李跃平、林泽淮已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对何超在后的保护义务已转移至刘献红、蒋敏、何平三人。行至会同县二完小附近时，蒋敏、何平提出将何超、刘献红送回家并拦了一辆出租车，蒋敏、何平的在后保护义务已履行完毕。何超参与同餐共饮系受刘献红的邀请，且散席后又与刘献红同行，则第一次同餐共饮后的注意义务最终转移至刘献红。何超参与第二次饮酒系再次受到刘献红的邀请，第三次饮酒亦与刘献红同行，且最后与刘献红一同上出租车一起回家。刘献红作为邀请人和至始至终的同行人于情于理负有对同伴的照顾义务，作为三次饮酒的共饮人于法负有在后的保护义务，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刘献红本人饮酒已过量，完全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因此，刘献红对何超之死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饮酒中，粟立忠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何超的邀约人，仅系唱歌和夜宵的同行人，没有参与共饮，亦没有劝他人饮酒，与何超没有建立法律关系，不负有照顾何超的法定义务。且在夜宵后拦出租车将何超和刘献红二人送上车，已尽到了同行人应有的情谊，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张宗强、钟德玉、徐贤超在何超已饮酒的情况下，仍与何超共饮，且在夜宵后未将何超安全送至家中，未尽到共饮人的在后保护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刘献红应承担12.5%，张宗强、钟德玉、徐贤超分别承担2.5%。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欠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会同县人民法院（2017）湘1225民初328号民事判决。
二、刘献红赔偿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97365元（含已付款项18666元）；张宗强赔偿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19473元（含已付款项8666元）；钟德玉赔偿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19473元；徐贤超赔偿钟某、梁秀英、何某各项损失19473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三、驳回钟某、梁秀英、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487元，由钟某、梁秀英、何某负担5990元，刘献红负担936元，张宗强、钟德玉、徐贤超各负担1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81元，由刘献红负担1000元（限收到本判决书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钟某、梁秀英、何某共负担581元（限收到本判决书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杨秉和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30元、罗会川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蒋敏、何平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73元、李跃平、林泽淮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粟立忠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26元、张宗强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5元、钟德玉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徐贤超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28元退回给各上诉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冷旗帜
审 判 员 彭湘平
审 判 员 王文利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付文亭
代理书记员 丁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