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苏民申269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长宁区剑河路592号。
法定代表人：黄兆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国，江苏德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辉。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沭阳分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沭阳县沭淮路30号。
负责人：郑友祥，该分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江辉、二审被上诉人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沭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沭阳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宿中民终字第2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建安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2009年12月14日江辉与朱忠义签订的《土方工程施工合同》对建安公司有约束力错误。（一）根据合同相对性，江辉关于合同上约定的土方工程量应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在建安公司未授权给朱忠义的情况下，朱忠义无代理权限，其签订的合同不应对建安公司产生约束力。（二）朱新华的职权范围仅限于建安公司与江苏长城玉士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工程承包范围内（具体工程范围应以两家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为准），在此范围之外，即使是朱新华本人签订的合同也不能认定是其职务行为，不应对建安公司产生约束力。（三）建安公司与长城公司所签订的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承包范围是：办公楼、食堂、厂房（1号、2号）、仓库（1号、2号）、宿舍（1号、2号）、东南门房、配电房等土建及安装。合同中不含有本案争议的工程量，且建安公司也从未向长城公司领取合同之外的任何工程款。（四）朱忠义、朱财荣等均是朱新华雇佣人员，不是建安公司的员工和授权人员，即使是建安公司工作人员，也应在其工作范围内从事相关工作，在公司未有明确授权情况下不能代表公司与他人签订合同，且其行为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五）承建工程的真实情况是：涉案的土方工程均是长城公司与朱新华个人签订施工承包合同而并非是与建安公司签订，后朱新华又将相关土方工程向江辉发包。因此，二审判决以2009年12月14日江辉与朱忠义签订的《土方工程施工合同》为依据，认定建安公司与江辉就案涉工程存在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二、二审判决仅凭两张语焉不详、无公司印章甚至无人签字的所谓“结算单”就认定建安公司欠付江辉工程款错误。（一）2011年1月25日的汇总单仅有技术资料专用章和朱财荣的签名，且其签名也难以确定是否是其本人所签，更无法确定其与建安公司是何关系。（二）另一张119924.95元的单据，未表明是结算依据，无建安公司工程的字样，没有落款时间，也没有任何人的签字确认。二审判决依据2011年1月25日单据上有不知谁人书写的“其它还有一部份未结算，应是郑建标经手单子未出”的内容推定出该119924.95元的单据应该就是郑坚彪所出具的。（三）建安公司于二审期间提供的江辉于2012年6月10日书写的收条中载明“今收到朱新华房屋一套……”，此内容明确表明江辉认可收到的是朱新华个人的工程款项。
三、二审判决将技术资料专用章作为工程结算依据错误。（一）建安公司从未制作过该枚印章，该印章更未在相关部门进行过任何登记备案。（二）通过该印章名称可以看出该印章仅能作为技术资料方面的专项用途，不能用来作为工程量或工程款的结算依据。江辉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对该印章的用途和权限有清楚的认识。
四、二审判决多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加重建安公司的举证负担。江辉应对其与建安公司就案涉工程存在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二审判决多次以建安公司无相反证据证明江辉提供的证据为虚假就认定该证据为真，举证责任分配严重错误。
五、建安公司提供的朱新华的情况说明，内容明明是“土方回填93亩土地的标高土方量于（与）我浙江建安公司项目部无关，结算要同长城玉士汽配有限公司结算”和“关于项目资料技术章是项目部申报资料用的，要签合同有项目部合同章”，而对该证据认证时二审判决却完全忽略该两项关键内容，错误地理解成是朱新华认可双方合同关系的存在。
六、二审庭审中建安公司提供的江辉于2012年6月10日书写的以房抵款的收条可以看出：（一）江辉在一审中隐瞒了以房抵款的事实，证明江辉有对法庭不诚信行为的存在；（二）朱新华与江辉抵充工程款时间是在2012年6月10日，而江辉在2015年3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过诉讼时效。
综上，请求再审本案。
被申请人江辉、二审被上诉人建安公司沭阳分公司未提交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建安公司的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能成立。
1．关于江辉与建安公司就案涉工程是否存在合同关系。首先，建安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载明，工程项目经理为朱新华，建安公司亦认可2010年2月6日朱新华与江辉签订《土方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系代表建安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对于该合同项下的工程，江辉与建安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对于2009年12月14日江辉与朱忠义签订的《土方工程施工合同》，因建安公司认可朱忠义是朱新华委派的人员，江辉亦知晓朱新华及朱忠义的身份，且该合同“甲方”载明为“浙江建安集团沭阳分公司长城玉士汽配有限公司厂房工程项目部”，故江辉有理由相信朱忠义是代表建安公司与其签订合同，对于该合同项下的工程，江辉与建安公司亦存在合同关系。此外，朱新华在江辉向建安公司领取工程款的部分凭据上签字、建安公司认可曾向江辉支付部分工程款等事实，进一步证明江辉与建安公司就案涉工程存在合同关系。朱新华于2016年8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虽有“土方回填93亩土地的标高土方量于（与）我浙江建安公司项目部无关，结算要同长城玉士汽配有限公司结算”的内容，但不足以否定江辉与建安公司就案涉工程存在合同关系。其次，建安公司申请再审称，其与长城公司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含本案争议的工程量，朱新华、朱忠义超出建安公司承包范围所签订的合同对建安公司没有约束力。对此，本院认为，建安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未排除江辉与朱新华、江辉与朱忠义所签合同约定的工程量，且该工程量亦是建安公司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必需完成的。即使该工程量超出了建安公司的承包范围，因江辉有理由相信朱新华、朱忠义代表建安公司与其签订合同，故不能因此否定江辉与建安公司就该工程量存在合同关系。第三，建安公司申请再审称，2012年6月10日，江辉书写的收条表明，江辉认可收到的是朱新华个人的工程款。案涉工程系长城公司发包给朱新华，再由朱新华发包给江辉。而在2016年8月16日二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中，建安公司认可朱新华以房抵款系建安公司向江辉付款，且建安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系长城公司发包给朱新华，故建安公司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2．关于案涉工程价款的确定。2011年1月25日朱财荣向江辉出具的结算单记载的结算明细明确具体，与江辉和朱新华、江辉和朱忠义签订的两份合同的相关约定吻合，且江辉在本案一审中提供了相关结算金额由来的证据，对此，建安公司并未提供证据否认结算单据的真实性。该结算单据上有朱财荣的签名。本案二审中，江辉提供证据证明朱财荣系建安公司承包的长城公司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建安公司虽不认可朱财荣的身份，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2011年1月25日的结算单应作为工程价款认定的依据。2011年6月18日郑坚彪出具给江辉的结算单记载的结算明细明确具体，其中有郑坚彪的签字与落款时间，该结算单与江辉和朱新华、江辉和朱忠义签订的两份合同的相关约定吻合，且与2011年1月25日朱财荣向江辉出具的结算单上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故该结算单也应作为工程价款认定的依据。对于案涉工程价款的认定，江辉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至于2011年1月25日朱财荣向江辉出具的结算单上加盖的建安公司长城玉士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是否真实、该印章能否作为结算依据，不足以影响案涉工程价款的认定。
3．关于本案的证据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二审中，江辉提供长城公司工程工作联系单、长城公司规划总平面图，以证明朱财荣的身份及朱财荣与江辉就案涉工程进行结算的相关事实，建安公司认为该两份证据上朱财荣的签字和规划总平面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在建安公司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可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力，并无不当。对建安公司提供的建安公司沭阳分公司长城玉士项目部印章样式，因建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实际施工中使用过该印章，故二审判决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亦无不当。
4．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建安公司申请再审认为，江辉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过诉讼时效，但在本案一、二审中，建安公司并未就本案诉讼时效提出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二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建安公司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章 润
审判员 武 孙
审判员 张贞伟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崔齐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