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31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颖，女，197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普乾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元中路126号新城发展中心02幢203室。
法定代表人：许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云南路1号。
负责人：陈志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莉，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叶从喜，男，198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现羁押于南京铁路运输看守所。
上诉人张颖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普乾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乾道恒公司）、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原审第三人叶从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4民初2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颖不需支付普乾道恒公司货款319620元、违约金31962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普乾道恒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双方不存在实质的买卖合同关系。普乾道恒公司是和第三人叶从喜发生买卖行为，不是张颖以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名义与其签订买卖合同，且所签合同并不规范。2.张颖并非营业厅的实际控制人。普乾道恒公司是在营业厅找不到张颖，去工商局查询后，才得知张颖姓名。如张颖是电信营业厅实际控制人，普乾道恒公司在营业厅不可能找不到张颖。因此，张颖不可能为叶从喜与普乾道恒公司协商的买卖合同加盖方章并提供交易场所。3.叶从喜一审陈述，是自己在合同和自己手写的收条上盖章，一审判决认定系营业员盖章与事实不符。张颖当庭补充以下意见：“当时我只是认识电信营业厅的营业员，我是代为签货的行为，并不是作为合同方，普乾道恒公司在本案中是告错了对象。”
普乾道恒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和理由：1.双方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只是为了证明买卖双方之间形成了买卖关系，而不是仅仅依据合同的形式来判断。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之间不仅签订了买卖合同，张颖也出具了货物收条，双方之间形成了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2.普乾道恒公司以及一审法院在送达时，均在营业厅墙面上看到营业厅的营业执照，企业主姓名就是张颖，普乾道恒公司在2016年3月份多次打电话向张颖主张货款。普乾道恒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至工商局查询工商登记档案，是为了方便本案起诉，而非查询其姓名、电话号码。3.当时，普乾道恒公司总经理陈琳以及叶从喜至营业厅后，叶从喜打电话给张颖，张颖联系了营业厅的营业员，要求其拿出印章交给叶从喜加盖，并非叶从喜自己加盖。普乾道恒公司要求张颖加盖公章，得到的答复是营业厅没有圆形章，只有方章，所以才加盖方章。
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述称，首先，叶从喜在最后一次庭审时一直承认自己是实际购买人，并且承诺还款，叶从喜的行为不仅不能代表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同样也不能代表张颖。对此，普乾道恒公司是知晓的。否则，普乾道恒公司也不会让叶从喜找一家公司来签订该份合同。从合同签订形式上来看，合同上的印章不是代表企业的公章，不符合合同生效的条件。本案的交易场所也不在营业厅，而是在营业厅之外，或根本没有到营业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
叶从喜二审未发表书面意见。
普乾道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张颖立即向其支付货款3196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违约金31962元（以31962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3日起至2016年5月13日按年利率24%计算），合计351582元。事实和理由：张颖经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授权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春江新城秦河坊9幢1号以“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名称对外营业。2015年12月4日，张颖以“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名义与普乾道恒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普乾道恒公司向春江新城营业厅提供iphone6S手机98台，价款459620元。次日，普乾道恒公司依约交货，但只收到货款14万元，余款319620元及滞纳金（每日千分之五）至今未付。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张颖应共同承担付款义务。
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一审辩称，该公司不是适格被告，对本案买卖合同不知情。
张颖一审辩称，在收到法院通知前不认识普乾道恒公司。货送到店里时，叶从喜打电话让其代收货。当时为星期日，其不在店中，仅向叶从喜提供了一个号码，后叶从喜自己到了，不要代收了，过了很久才接到普乾道恒公司的电话，才知道有合同。
叶从喜一审述称，在与普乾道恒公司协商购买手机时，普乾道恒公司不同意与其个人交易，遂与张颖联系要求盖章，张颖表示没有公章，仅有方章。经张颖通知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营业员配合，其与普乾道恒公司前往该营业厅，由营业员在合同和其书写的收货收条上盖章。当天在营业厅外车上，普乾道恒公司交付部分手机，后在珠江路完成交货，手机已全部出售，支付了部分货款，余款用于其他用途。后其于2016年5月因涉嫌其他刑事犯罪被抓捕，愿意在刑事案件结束后设法支付普乾道恒公司货款，没有诈骗普乾道恒公司的想法。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叶从喜欲向普乾道恒公司购买手机（iphone6S）销售，因普乾道恒公司拒绝与其个人交易，遂向张颖要求提供交易场所和公章，张颖告知叶从喜只能提供方章，没有公章，经张颖电话通知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营业员要求予以配合，叶从喜与普乾道恒公司同往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由营业员在《销售合同》及叶从喜书写的收货收条上加盖方章，合同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收条日期为12月5日。当天在电信营业厅外车上，普乾道恒公司交付了部分货物，后在珠江路完成交货。收货后，叶从喜于同年12月18日、25日分三次支付普乾道恒公司货款14万元。
2016年5月，叶从喜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
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提供的合同显示，2012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该营业厅代理商为南京苏冠电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颖），此后代理商为南京天惠民翼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张颖在本案合同发生时，在该营业厅所在地址持有个体南京市雨花台区苏通手机销售店营业执照（以下简称苏通手机销售店）。叶从喜被羁押后，普乾道恒公司与张颖联系，并向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发出律师函，张颖表示进行协调，要求不要对营业员造成不利影响。
《销售合同》约定标的为98台iphone6S手机，总价款459620元，除叶从喜已付14万元外，尚应支付319620元；合同约定收货后七日内付清价款，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五偿付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张颖为叶从喜与普乾道恒公司协商的合同关系加盖方章并提供交易场所，张颖在事情发生时实际控制电信营业厅，普乾道恒公司有理由相信叶从喜代表电信营业厅的实际控制人张颖，故本案表见代理成立。张颖有义务履行合同付款义务，未依约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普乾道恒公司请求张颖支付货款、偿付违约金，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普乾道恒公司主张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因电信营业厅代理商没有电信服务以外的代理权限，且普乾道恒公司作为通讯器材经销商应当知道电信营业厅的经营模式，故对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普乾道恒公司请求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及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张颖应付南京普乾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货款319620元，偿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1962元（截至2016年5月13日），合计351582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南京普乾道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74元，由张颖负担。
各方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张颖持有以下异议：1.买卖行为发生时，张颖不在营业厅经营。2.签订合同与收货均发生在2016年12月5日。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提出异议称：经询问营业员，其未加盖方章；叶从喜一审称，去过营业厅仅一次。普乾道恒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销售合同》采购人处及落款处均盖有方形印章，印章内容为“中国电信营业厅（春江新城厅）电话：025-5235****地址：铁心桥秦河坊9幢-1（苏果超市旁）”，营业厅的宣传资料上均盖有该印章。
普乾道恒公司二审陈述：“我方在一审起诉时列的被告二张颖，注明了张颖所经营的南京市雨花台区苏通手机销售店，但是在一审判决书中列当事人时，一审法院可能当时疏忽没有体现，我方当时已经列了经营店。”经查，普乾道恒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在列明的被告二张颖后备注“南京市雨花台区苏通手机销售店个体经营者”。
张颖二审陈述：“当时叶从喜问我，说有没有章，我说之前曾经有过一个章，专门用来盖的，如果你觉得需要用的话，那就去找那个营业员问问看。”“苏通手机店是我方想在营业厅租一个地方做销售的，后来不行，就没有做下去了，为什么将我方的营业执照挂上去我也不知道，谁会想到会被利用成这样。”
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鉴于张颖系涉案营业厅房产的第一承租人，且将该房产转租给惠民公司（指南京天惠民翼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并在苏冠公司（指南京苏冠电讯有限公司）终止代理后，仍在涉案营业厅的地址以自己的名义开办了苏通手机销售店，所以，我们认为该营业厅的地址上同时存在二个经营主体，一个是惠民公司，一个是苏通手机销售店，而惠民公司并没有借用苏通手机销售店的名义进行电信业务的代理或手机的销售。”
上述事实有《销售合同》、宣称资料、《情况说明》、起诉状、二审笔录等在卷为凭。
经各方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普乾道恒公司主张苏通手机销售店的经营者张颖承担货款给付义务，应对此承担举证义务。普乾道恒公司考虑到交易安全，要求实际交易对象叶从喜另行提供更为适合的交易对象，行为正当，并无任何过错。后叶从喜与张颖联系，并最终在《销售合同》及收货收条上加盖了营业厅方形印章。因营业厅负有保管印章的义务，在没有证据证明系叶从喜私自加盖印章的前提下，加盖印章的行为应视为营业厅同意作为交易对象，代叶从喜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张颖称该印章不具有签订合同的效力，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加盖印章的形式，如印章指向明确，且印章内容本身并未限制签订合同的效力，则并不能当然否定合同的效力。案涉合同盖有方形印章，结合叶从喜打电话给张颖要求盖章、营业厅宣传页也盖有该印章以及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张颖的二审陈述等，均可以证明该印章指向营业厅即苏通手机销售店。至于交易地点是否发生在门店内对买卖合同的成立、履行的法律认定均无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的规定，张颖作为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应对苏通手机销售店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普乾道恒公司主张张颖支付剩余货款及违约金，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应予支持。张颖称其非实际经营者，但就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亦与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的《情况说明》相悖，故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叶从喜与张颖之间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对此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张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在瑕疵，但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74元，由张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 雷
审判员 刘阿珍
审判员 陈宏军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