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66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聚鑫源床上用品厂，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矿桥东街*号。
法定代表人：张殿龙，厂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门头沟区物资回收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矿桥东街27号。
法定代表人：王顺达，总经理。
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民，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东明，男，1955年6月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殿臣，北京市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聚鑫源床上用品厂（以下简称聚鑫源厂）、北京市门头沟区物资回收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回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东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9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聚鑫源厂、物资回收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彭东明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在彭东明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聚鑫源厂向彭东明借款12万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推断双方共建房屋错误。事实上，聚鑫源厂与彭东明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不存在以借贷关系为基础的合作建房关系。彭东明主张借款关系存在，应当由其提供证据，但彭东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决在适用证据规则及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应当得到纠正。彭东明主张因聚鑫源厂无法还款，所以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因借款一事无法证明，故合作建房也不能认定。从聚鑫源厂2000年、2001年的资产负债表及2002年初的资产盘点表中，均能证明聚鑫源厂在当时并没有增加固定资产，所以合作建房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一审庭审中，彭东明陈述其没有参与建房的过程，也不知道房屋具体什么时间建设，与常理不符。
彭东明辩称，我方亦不同意一审判决，但因未按期交上诉费导致未能上诉。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我方在一审提交了合作建房协议书，还提交了彭东明起诉到门头沟区法院后签订的一份协议书，聚鑫源厂法定代表人还作为证人予以了承认。
彭东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聚鑫源厂、物资回收公司给付彭东明征收补偿款1262172元及违约金552288元；2、判令聚鑫源厂、物资回收公司以本金1262172元为计算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彭东明自2013年8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市门头沟区服务公司弹花防护用品厂于1994年11月19日名称变更为北京市聚鑫源弹花防护用品厂，又于2002年3月4日变更为聚鑫源厂，该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聚鑫源厂在不同阶段的名称在本判决书中不再进行区别，统一使用聚鑫源厂的名称）。物资回收公司系聚鑫源厂的主管部门。何朝元原为聚鑫源厂的法定代表人，2002年1月16日，物资回收公司（甲方）与何朝元（乙方）签订《租赁经营协议书》，约定由何朝元承包经营聚鑫源厂，协议书载明：1、甲方对乙方施行租赁制，乙方对企业资产实行租赁经营；2、租赁期限为10年，自2002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3、年租赁费为3万元，每年分2次交纳，从第二年起每年增加15%，递增最多不超过7万元；4、租赁细则中包括乙方对资产保值增值、对职工的安置和待遇；5、协议书一经订立，即具法律效力，如需变更协议书内容，应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不得擅自变更或废除，否则支付租赁费总额5%的违约金。
物资回收公司于2012年2月20日将何朝元诉至法院，案号为（2012）门民初字第914号。案件审理中，物资回收公司主张在双方协议到期前，该公司通过书面方式告知何朝元不再续签租赁合同，但何朝元拒绝迁出厂区也拒绝交还企业资产。故物资回收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何朝元：1、迁出聚鑫源厂，并将该厂全部企业资产交还物资回收公司；2、向物资回收公司支付2011年7月至12月的租赁费35000元及利息。何朝元则以物资回收公司未依约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合同性质不允许解除，以及其本人仍担任聚鑫源厂法定代表人等理由，不同意物资回收公司的诉讼请求。后，物资回收公司于2013年1月撤回起诉。
2012年7月，彭东明将聚鑫源厂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对与聚鑫源厂在5号院内共建的房屋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案号为（2012）门民初字第2548号。案件审理期间，彭东明于2012年8月29日起草协议书，载明：我们双方就位于5号院内北房正房10间，东侧大棚、被套车间一处及洗澡间两间、场内所建房屋面积380平方米，相应全部拆迁利益的50%归我所有。待被告取得上述涉案房屋拆迁利益之日五日内给付我50%的拆迁款，如逾期则按照全部拆迁利益为基数的25%给付我违约金。何朝元在该协议书上写明同意起草人的和解方案并签名加盖聚鑫源厂的公章。协议书达成后，彭东明撤回起诉。
2013年2月，物资回收公司再次将何朝元诉至法院，案件审理中，物资回收公司以该公司与何朝元之间的租赁合同已到期为由，要求法院判令何朝元返还聚鑫源厂的营业执照等证照并支付欠付的租金3.5万元。何朝元则以物资回收公司未依约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以及未经审计前任何人无权解除合同为由，不同意物资回收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时何朝元以其本人仍为聚鑫源厂法定代表人以及物资回收公司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为由提起反诉，要求法院判令物资回收公司继续履行《租赁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义务。2013年12月19日，法院作出（2013）门民初字第6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何朝元向物资回收公司交付聚鑫源厂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及副本，税务登记证正本及副本、公章、财务章及银行开户许可证；2、何朝元向物资回收公司交付租金三万五千元及相应利息损失；3、驳回何朝元的反诉请求。何朝元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2014年4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一中民终字第175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号院所在地块临近铁路，常年由聚鑫源厂使用，2012年，5号院所在地块被列入征收范围。2013年7月9日，物资回收公司作为被征收方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征收中心）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补协议），编号：CB-非4-城子D-004号。协议载明：5号院内有平房62间，建筑面积1273.74平方米，用途为商业；房屋征收补偿价款3437203元，其中包括区位补偿价2393994元、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1043209元；房屋征收奖励、补助费3598316元，其中包括提前搬家奖2547480元、停产停业损失费1018992元、搬迁补助费31844元；被征收房屋补偿款及征收奖励补助费共计7035519元。物资回收公司取得了上述补偿款。
根据城市非住宅房屋拆迁估价结果通知单，5号院内被认定面积的房屋为1-21号房屋，房屋的建筑面积分别为48.06m2、70.74m2、28.29m2、91.26m2、37.99m2、39.73m2、55.96m2、138m2、50.4m2、19.5m2、85.6m2、62.16m2、2.76m2、248.91m2、11.99m2、18.45m2、43.12m2、66.99m2、133.59m2、4.34m2、15.9m2，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分别为40899元、56663元、14796元、75837元、30772元、39412元、25294元、112608元、17086元、10589元、68223元、53022元、1650元、194897元、5467元、9705元、31262元、32289元、113017元、2174元、5708元。由于该通知单中载明的房屋编号与拆迁测量面积计算示意图中的房屋编号不完全对应，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房屋位置及编号进行了核对，彭东明确认了自己合作共建的房屋位置。上述房屋均为合法手续，聚鑫源厂亦未取得对5号院所在土地的使用权凭证。对于上述无争议事实，法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聚鑫源厂在由何朝元承包经营前是否与彭东明合作建设了彭东明所述房屋存在争议。
彭东明提出，聚鑫源厂的经营状况一直不太好，经上级主管单位同意，以借款或合作建房的形式解决经营问题，聚鑫源厂以借钱建房的名义从自己三次借款，共计12万元，并许诺高于银行的利息，但并不能履行承诺，因此何朝元才找彭东明合作建房，有了合作建房协议书，签协议时房屋已经开始建设，具体建房情况彭东明并不清楚；根据与何朝元的沟通结果，拆估价结果通知单中的1、2、3、4、7、9、10、11、20号房屋、4.78平方米的三角形房屋、6平方米的传达室为共建房屋，上述房屋对应的拆迁利益有彭东明50%的利益，征收补偿款中的各项奖励、补助费及装修、附属物补偿也均应有彭东明的财产份额。彭东明提供何朝元的证言、聚鑫源厂在2000年的申请、关于拆除院内土楼的申请、合作建房协议书、2012年的协议书予以证明。何朝元当庭陈述：2000年时，我是聚鑫源厂的法定代表人，因为企业经营困难，聚鑫源厂分别向北京市门头沟区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区计划委）、物资回收公司提出申请，将5号院内的危旧房拆除，在院内盖车间，资金以借款或合伙建房的形式筹措，物资回收公司和区计划委都进行了批示；2001年，聚鑫源厂以合伙建房的形式与彭东明达成了协议书，约定院内所建的正房十间、东侧大棚及洗澡间2间及场内所建房屋380平方米归厂子与彭东明共有，双方各占50%的份额，同时约定厂子每月给彭东明500元的使用费，合作建房的事情，当时的领导层都知道，部分员工也知道，协议签订后厂子只支付了彭东明几个月的使用费后就不再支付，因为没有钱，彭东明分三次给了12万元，直接入了公司的帐，这些账册都已经交给了物资回收公司；合作建房是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审批手续复印件我已经给了彭东明，我承包聚鑫源厂的时候房子差不多就建完了，物资回收公司也进行了盘点，其中的10间厂房、传达室、门市部、男女浴池、铁蓬都是我盖的；我建房后找人绘制了房屋的位置图，将与彭东明共建的房屋以阴影予以标识，根据拆迁时的拆迁估价结果通知单，当时与彭东明合作建的房屋应为2、3、7、9、10、11、20号房屋，6平方米的传达室和4.78平方米的三角形房屋。聚鑫源厂于2000年3月15日向物资回收公司提交了关于拆除院内土楼的申请，载明：因厂院内土楼占地面积大，无任何使用价值，经研究决定拆除土楼，重建一个约400平方米的厂房，男女浴室等，将前排车间用于租赁，目前企业资金困难，需要采取借款或合伙建房方式；物资回收公司批示如没有其他问题，在不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同意办理。2000年3月18日，聚鑫源厂向区计划委提交申请，该申请载明：5号院内危旧房拆除盖车间，自筹资金，计划支出4.1万元，区计划委和物资回收公司均盖章同意。2001年5月6日的合作建房协议书载明：彭东明与聚鑫源厂分别出资12万元在5号院内共建正房10间、东侧大棚及洗澡间2间、及场内所建房屋面积约为380平方米，产权归双方共有，各自拥有50%的份额；如遇国家拆迁、修路等原因征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并对双方进行相应的拆迁补偿。
聚鑫源厂、物资回收公司提出，何朝元所述交费凭证都交给了物资回收公司不是真实的，他所述建房过程并不清楚，其他的事情请法院核实；两份申请的真实性认可，聚鑫源厂2000年的申请虽然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但并不代表聚鑫源厂申请后就建盖了房屋，也没有规划部门允许建房的批复，而且根据聚鑫源厂2000年、2001年的资产负债表、2002年初的固定资产盘点表可以看出，聚鑫源厂在当时没有增加的固定资产，因此彭东明所述建盖的房屋是不存在的。何朝元承包聚鑫源厂的期间为2002年至2011年年底，期限届满后何朝元无权再以聚鑫源厂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对外履行职务，且2012年的协议书形成于聚鑫源厂要求何朝元退出企业经营的诉讼期间，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不应得到履行。聚鑫源厂、物资回收公司提交聚鑫源厂2000年、2001年的资产负债表、2002年初的资产盘点表、2002年1月16日的《租赁经营协议书》予以证明。聚鑫源厂、物资回收公司提交的2000年、2001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固定资产项目中在建工程项目期末数均高于年初数；2002年的固定资产盘点表显示5号院内建有厂房17间，传达室1间、门市部11间、车间6间、机修室2间、女浴池1间、男浴池1间，后仓库3间、前仓库3间、配件库2间、办公室5间、铁蓬一个。
彭东明提出，何朝元承包经营聚鑫源厂是在2002年，而合作建房的约定是在2001年，2002年的资产负债表与建房并无必然关系；从聚鑫源厂、物资回收公司提交的2001年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到，聚鑫源厂在2000年、2001年都有新增的在建工程，因此不能排除彭东明出资共建了房屋。
对于上述争议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在2002年前，聚鑫源厂已经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建房申请，与人合作建房的方案得到物资回收公司的同意，根据彭东明提交的合作建房协议书及物资回收公司提交的聚鑫源厂2000年、2001年的资产负债表，无法排除彭东明出资建房的情况，结合何朝元的陈述及房屋的位置，法院认定，彭东明与聚鑫源厂共建房屋应为2、3、7、9、10、11、20号房屋、4.78平方米的三角形房屋和6平方米的传达室计算在14号房屋面积中。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聚鑫源厂虽长期在5号院所在土地经营，但其并不持有5号院所在土地使用权凭证，且5号院内所建房屋均无合法手续，故彭东明与聚鑫源厂在合作建房协议书中关于所建房屋归双方共有的约定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但上述共建房屋因拆迁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归聚鑫源厂与彭东明共同所有，彭东明有权取得应得的征收补偿利益。
聚鑫源厂是实际经营和实施搬迁的主体，搬家费是针对搬迁主体发放的补助费，停产停业损失是针对经营主体的补助，因此上述补助费不宜再行分割。区位补偿价系针对土地使用权人的补偿，聚鑫源厂与彭东明均无5号院所在土地的使用权凭证，聚鑫源厂亦不因长期在此经营而理所当然的享有土地使用权，因此针对土地使用权人的区位补偿价不宜进行分割。
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及装修、附属物补偿价系针对房屋的补偿，提前搬家奖既与被拆迁房屋有关，亦与被拆迁人提前腾退被拆迁房屋的行为有关，法院将根据彭东与聚鑫源厂共建房屋的位置、面积、房屋重置价、装修及附属物补偿、实际实施搬迁的主体、彭东明的贡献大小等情况酌情确定彭东明应得征收补偿款金额。根据彭东明与聚鑫源厂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拆迁后应对合作建房的双方进行相应的拆迁补偿，自物资回收公司取得征收补偿款至今，彭东明一直未取得应得的征收补偿款，存在一定的利益损失，其要求聚鑫源厂、物资回收公司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其自2013年8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损失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何朝元代表聚鑫源厂与彭东明签订关于如何支付彭东明违约金的协议书时，何朝元对聚鑫源厂的承包经营合同期限已经届满，其不当然继续为聚鑫源厂的法定代表人，不再享有代表聚鑫源厂继续与他人达成协议书的权利，且物资回收公司在何朝元代表聚鑫源厂与彭东明达成协议书前已经起诉要求何朝元返还聚鑫源厂的企业资产，聚鑫源厂对协议书的效力亦予以否认，因此该协议书对聚鑫源厂不生效，故彭东明基于协议书要求聚鑫源厂、物资回收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物资回收公司作为聚鑫源厂的上级主管单位，以自己的名义就聚鑫源厂所在5号院房屋与征收单位订立征补协议，并实际取得该利益，亦应就聚鑫源厂应对彭东明承担的给付责任履行给付义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门头沟区物资回收公司、北京市聚鑫源床上用品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彭东明房屋征收补偿款二十五万元并赔偿彭东明利息损失（自二○一三年八月一日始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二十五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彭东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聚鑫源厂有没有向彭东明借款的问题。
彭东明主张聚鑫源厂向其借款12万元，应当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首先，彭东明未提供借款的相应证据，仅提交了其与聚鑫源厂于2001年5月16日的合作建房协议书。但该建房协议书中未陈述借款的过程，而是称双方共同投资，未提借款一事。其次，关于借款的具体经过，彭东明在2015年9月29日的谈话笔录中自述：聚鑫源厂先从我这借走4万元，后来又借走3万......最后又借了5万，而2016年7月13日的开庭笔录中，何朝元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述：第一次给的五万，第二次给的五万，第三次给的两万。可见，关于借款的具体经过作为当事人的彭东明与何朝元陈述并不一致。再次，在2016年7月13日的开庭笔录中，何朝元否认与彭东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不存在借贷关系转为合作关系，双方只是合作关系。通过上述事实，彭东明与何朝元的陈述相互矛盾，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且彭东明亦未提供其他有效的书证予以证明，故本院认定，彭东明仅提供一份合作建房协议书，无法证明其与聚鑫源厂存在借贷关系。
二、关于彭东明是否与聚鑫源厂合作建房的问題。
本案中，彭东明主张其与聚鑫源厂存在借贷关系，后因聚鑫源厂无法还款，故双方形成合作建房关系，结合前述分析，彭东明与聚鑫源厂的借贷关系无法证明，因此，彭东明所主张的共建房屋一事之基础并不存在。从合作建房协议书的约定来看，第一条称双方已按照约定支付了全部建房款项，该房屋现已建成，可见，双方在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时，房屋已经建成，那么该事实与彭东明陈述聚鑫源厂因无资金建房故要求融资共建的说法相悖，既然房屋已建成，就不存在无资金建房的情形。其次，彭东明在2015年9月29日的谈话笔录中自述在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时，所有房屋都建设完毕，但何朝元2016年7月13日的开庭笔录中明确表示双方系先签订建房协议后再建设的房屋，且本案庭审中彭东明代理人亦陈述双方是先借款，再合作建房，双方针对这一关键事实的陈述相互矛盾。再次，彭东明与聚鑫源厂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在所共建房屋已建完的情况下，双方未对具体房屋进行划分，且彭东明对何时建房、如何建房表示均不清楚，与常理不符。此外，何朝元在物资回收公司收回聚鑫源厂时对借款、合作建房一事均未提及，在存在与他人合作建房并有他人共建房屋的情况下，何朝元未对新建房屋进行任何说明，亦未对所建房屋进行区分，与常理不符。另，因双方陈述签订共建协议书时已建成房屋，而物资回收公司在2000年、2001年的公司相关报表中均未显示有共建房屋一事，未见有固定资产的增加。结合何朝元与物资回收公司之间存在返还印章及执照等的纠纷，何朝元在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情况下，恶意与彭东明签订和解协议，故不能排除何朝元与彭东明恶意签订合作建房协议的可能。综上，彭东明仅提供其与聚鑫源厂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在没有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彭东明不能证明双方共同建造房屋的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涺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彭东明主张聚鑫源厂向其借款12万元，后因不能还款故双方签订共建房屋协议，共同建造房屋，对此，彭东明应当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彭东明所述借款一事，其与当事人何朝元的陈述相互矛盾，且未能提供借款的资金往来、书面凭证、账目记录，故彭东明所称聚鑫源厂向其借款的主张，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
关于彭东明是否与聚鑫源厂共同建房的问题，彭东明强调双方系因借贷关系转为合作建房关系，对此何朝元予以否认，彭东明所称建房的源由本院不予认可。现彭东明提交与聚鑫源厂的共建房屋协议书，以证明双方存在共建房屋的合作关系。本院认为，共建房屋协议书仅为双方书面文件，且聚鑫源厂由何朝元承包时系何朝元控制公司印章等，在何朝元与物资回收公司存在纠纷并诉至法院的情况下，仅凭该共建房屋协议书并不能真实反映出双方是否存在共建房屋的事实。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彭东明与何朝元对共建房屋的陈述存在诸多矛盾，彭东明对于建房的具体情况亦不清楚，亦无证据证明彭东明具有真实出资，故对于彭东明出资共建的事实无法予以确认。此外，2002年何朝元与物资回收公司签订《租经营协议书》时，对不动产等进行了具体说明约定，并称增加的不动产均归物资回收公司所有，而何朝元未提及其与彭东明的共建房屋一事。另，物资回收公司提供的相关资产报表中亦未能显示2001年存在增加的房屋，更未显示存在与彭东明合作建房的记录。
综上，彭东明除提交一份共建房屋协议书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共建房屋的事实，故彭东明主张双方共同建造房屋380平方米，对此本院不予认可。彭东明依据共建房屋协议书，请求分割归其所有的房屋的拆迁利益，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彭东明主张的借款这一基础事实未予查明，而对彭东明所述共建房屋一事，一审法院认为无法排除彭东明出资建房故对此予以认定，适用举证责任规则错误，本院予以改正。
综上所述，聚鑫源厂、物资回收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9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彭东明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65元，由彭东明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彭东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新泉
审 判 员 赵 蕾
代理审判员 夏根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叶康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