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12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晓忠，男，196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施黎清，女，197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楚雄，河南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相平，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世拔，男，196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宜生，男，196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庆达，男，195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潘魏群、张仙娣，浙江德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章云峰，男，196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现羁押于贵州省贵定县看守所。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毛晓红，女，196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系章云峰妻子。原审第三人：王善记，男，1954年11月10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诉人周晓忠、施黎清与被上诉人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原审被告章云峰、原审第三人王善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2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周晓忠、施黎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的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没有实际出资，不是章云峰名下股份的实际出资人，无权提起诉讼，应依法驳回起诉。1、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是基于认为其是杭州顺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帆公司”）原股东章云峰名下股份的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而提起本案之诉，若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不是章云峰名下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自当无权提起诉讼，应驳回起诉。2、判断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是否实际出资人，关键看他们有无实际出资。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不能提供有实际出资的证据，甚至不能陈述说明有出资的事实。章云峰在一审答辩中已明确说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没有出资，不是实际出资人。周晓忠、施黎清也已提供顺帆公司工商登记档案等证据，表明章云峰于2009年2月以300万元转让价受让了钱庆达的300万元股权，2013年9月顺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8000万元，章云峰增加出资1300万元，共计出资1600万元，验资报告等档案资料显示均为章云峰个人出资。证明案涉章云峰名下1600万元（占顺帆公司20%）股份系章云峰独自出资，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没有出资。3、一审法院认为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出资与否系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的内部事宜，与本案无关，罔顾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没有出资的基础事实，仅凭《股权转让协议》中有载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系隐名股东，直接认定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系实际出资人，明显错误。4、《股权转让协议》是章云峰与第三人王善记签订，内容只约束章云峰和王善记，对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之间没有约束力，不能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内容确定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之间的权利义务，必须根据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有没有实际出资来认定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是否实际出资人。5、至于既然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没有实际出资，为何《股权转让协议》又载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系隐名股东的问题，章云峰在答辩陈述中已作了合理说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仍不能证明已缴付出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假如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是实际出资人，实体上也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周晓忠、施黎清与章云峰签订《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无效，适用法律错误。1、章云峰合法独立享有对第三人王善记的债权，不是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共同共有。（1）登记在章云峰名下的股权为章云峰转让，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并未就此提出异议，股权转让已生效。（2）《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方（即甲方）是章云峰一人，而不是和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等人共同组成。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受让方第三人王善记只能向转让方章云峰履行义务，章云峰作为独立的一方合同当事人，独立享有合同权利。章云峰股权处分生效后，因处分股权所形成的债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已为章云峰独立享有。（3）一审判决认定债权为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和章云峰共同共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章云峰依法有权转让其债权。根据《合同法》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章云峰作为合法债权人，依法有权转让其债权。3、周晓忠、施黎清受让章云峰的债权系善意有偿取得，不存在恶意串通。（1）周晓忠、施黎清因对章云峰享有的债权未能实现，经与章云峰协商暂定以900万元的价格转让本案债权以充抵双方债务，并非无对价转让。（2）《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为章云峰，明确约定乙方（第三人王善记）向章云峰履行付款义务。（3）从《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看，受让方第三人王善记也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章云峰一人履行付款义务，支付给章云峰1000万元转让款。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也认可此事，并无异议。（4）章云峰是显名股东，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及其履行情况，周晓忠、施黎清有理由认为，章云峰独立享有合同权利，有权处分该权利。4、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的合法利益没有因本案债权转让而受到损害。（1）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规定，因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的，实际出资人有权要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债权无论转让与否，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均对章云峰形成债权。（2）即使不存在本案债权受让，章云峰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周晓忠、施黎清作为章云峰的债权人也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求偿权，第三人照样需将对章云峰的负债向周晓忠、施黎清清偿，与本案债权转让生效产生的结果一致。（3）再退一步，即便连本案股权也没有转让，债权人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强制执行登记在章云峰名下的股权。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只能依据与章云峰的内部协议另行向章云峰索赔，与股权、债权转让的结果无异。因此，本案债权转让，没有损害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的合法利益。5、实际出资人有权根据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内部协议向名义股东主张投资权益，但不具有对外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我国公司法采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根据《公司法》第32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股权以登记记载为准，由登记记载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隐名股东没有登记记载于股东名册，无权行使股东权利，不得对抗如本案的股权和债权转让合同的对方当事人等第三人。三、一审判决确认债权转让无效，致使案涉债权不能得到及时清理，给债务人拖延和逃避清偿债务创造了条件，损害了合法债权人利益。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绕一大圈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令人费解，明显是为王善记拖延和逃避清偿债务服务，第三人的债务将得以长期拖延清偿甚至完全逃避，给合法债权人造成更大损失，有失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综上，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没有向章云峰缴付出资共同持有案涉股权，不是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应驳回其起诉。即使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是实际出资人，周晓忠、施黎清与章云峰签订的《合同权益转让协议》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系善意有偿转让，不存在恶意串通，没有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应受到法律保护，合法有效，应依法驳回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合法债权人利益。请求二审法院主持公道，依法改判。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章云峰同意上诉人周晓忠、施黎清的意见。王善记未作陈述。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章云峰与周晓忠、施黎清于2016年8月31日签订的《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章云峰、周晓忠、施黎清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6日，章云峰（转让方、甲方）与王善记（受让方、乙方）、顺帆公司（担保方、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明确载明：“1、甲方（显名股东）及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隐名股东）共同持有顺帆公司部分股权并统一登记在甲方名下，且在本协议签订前甲乙双方曾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及有关会议纪要等书面资料并办理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至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名下仍持有公司20%股权，乙方对甲方所持有股权事实无异议并完全认可。2、甲方名下20%股权经甲方及隐名股东商议拟出让给乙方，乙方表示愿意受让。3、本次股权转让前，乙方已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鉴于以上事实，甲、乙方双方协商后达成以下协议：第一条，甲方同意将其名下所持的公司20%股权依法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第二条，甲、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以1900万元人民币的交易价格受让甲方转让的20%股权。第三条，乙方在2014年7月28日前向甲方支付定金两百万元；甲方收到定金后15个工作日内协助乙方办理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付到一千万元；余款900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前付清。……第五条，自乙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10000000元）之日起，乙方按受让后持有的股权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并相应的股东义务。甲方自收到首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不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并不再承担股东义务；等等。后双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办理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王善记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余款900万元至今未付。2016年8月31日，章云峰（让与人、甲方）与周晓忠、施黎清（受让人、乙方）签订一份《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与王善记、顺帆公司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享有顺帆公司的20%股权以1900万元转让给王善记，王于工商变更登记后付1000万元，余款900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前付清，逾期付款超过六个月的，支付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顺帆公司为王提供履约担保。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王共支付了转让款1000万元，余欠900万元及其违约金至今未付。据此，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将甲方享有前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权益全部转让给乙方所有，订立协议如下：一、甲方同意前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全部权益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二、转让价款暂定900万元，与甲方欠乙方关联的相关借款充抵，结算基准日为2018年12月31日。基准日到后，双方即行结算债权债务。三、甲方保证转让的合同权益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瑕疵。至结算基准日乙方实现的债权数额扣除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后的余额未达转让款的，按该余额作为转让价款进行结算双方债权债务。四、本协议签订后，应马上通知王善记和顺帆公司，追要债权；等等。另查明，2006年10月3日，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签订《合作协议》，五人合作共同开发由顺帆公司挂牌土地项目，并就合作开发该项目的具体事宜达成协议，其中包括项目动作基础资本金及各合作方所占股金比例等。2009年11月9日，王善记与章云峰、钱庆达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就顺帆公司余款未结清事宜达成补充条款，包括章云峰、钱庆达保留20%原始股权等等。顺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09年2月26日，钱庆达将其享有的顺帆公司30%的300万股权转让给章云峰，顺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经讨论一致通过钱庆达转让股权给章云峰的决定。顺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周金鹏占注册资本10%，章云峰占注册资本30%，王善记占注册资本60%。2013年8月30日，顺帆公司股东会决议讨论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决定，顺帆公司增资总额为7000万元，王善记追加投资5700万元股份，章云峰追加投资1300万元股份。股东增加注册资本后顺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王善记占注册资本的78.75%，章云峰占注册资本的20%，周金鹏占注册资本的1.2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章云峰与周晓忠、施黎清签订的《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已明确章云峰转让给王善记顺帆公司20%的股权，系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共同持有，统一登记在章云峰名下，章云峰系显名股东，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系隐名股东。现王善记仅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尚欠900万元至今未付，章云峰对王善记享有的该900万元债权系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共同共有。现章云峰在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周晓忠、施黎清签订《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擅自将共有的债权转让给周晓忠、施黎清，用以抵作其个人债务，章云峰的行为损害了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的合法利益，应认定为无效，除非周晓忠、施黎清系善意、有偿取得。而本案中，周晓忠、施黎清并非善意取得该受让债权。首先，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可得知，《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是以《股权转让协议》的存在为前提，《股权转让协议》上已明确载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系隐名股东；其次，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签订的背景来看，在章云峰已被羁押的情形下，本案周晓忠、施黎清的委托代理人王楚雄利用其是章云峰刑事辩护律师的便利，起草该转让协议，由周晓忠、施黎清签字后由王楚雄将协议带至章云峰被羁押的场所签字，王楚雄系周晓忠、施黎清的利害关系人，由此亦可推定周晓忠、施黎清完全知情《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因此，周晓忠、施黎清在明知章云峰对王善记的债权系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共有的情况下，仍私下与章云峰签订该转让协议，用以充抵章云峰个人债务，该行为损害了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的合法利益，应认定为无效。章云峰、周晓忠、施黎清抗辩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未实际出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章云峰自己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确认了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隐名股东的事实，其转让债权时亦应经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同意，至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出资与否系章云峰与其四人之间的内部事宜，与本案无关，故对周晓忠、施黎清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章云峰、王善记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与诉讼，系自动放弃诉讼权利的行为，责任应自负。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章云峰与周晓忠、施黎清于2016年8月31日签订的《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章云峰、周晓忠、施黎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具体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鉴于”条款的第1条、第2条明确约定，章云峰（甲方，显名股东）名下20%股权系章云峰及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隐名股东）共同持有并统一登记在章云峰名下，经章云峰及隐名股东商议拟出让给王善记，根据该协议约定，对王善记享有的1900万股权转让款债权系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共同共有，章云峰若要转让对王善记的债权，则必须经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同意。但在王善记尚欠9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的情况下，章云峰未经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同意，擅自将对王善记享有的900万元债权通过《合同权益转让协议》转让给周晓忠、施黎清，用以冲抵章云峰欠周晓忠、施黎清相关借款，损害了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的合法权益。周晓忠、施黎清上诉提出章云峰独立享有对王善记的债权，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周晓忠、施黎清提出的其受让章云峰的债权系善意有偿取得，并非恶意串通的上诉理由，本院经审查认为，《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为前提，而《股权转让协议》亦明确约定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共同持有顺帆公司20%的股份，周晓忠、施黎清亦确认明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特别是《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签订过程，系周晓忠、施黎清的委托代理人利用其系章云峰辩护人（当时章云峰已因刑事案件被羁押）的便利，在周晓忠、施黎清签字后带至章云峰羁押场所签字，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周晓忠、施黎清系明知对王善记的债权系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共有的情况下，未通过上述四人与章云峰签订《合同权益转让协议》，而该协议的对价即其对章云峰所享有的债权，故本院认为周晓忠、施黎清并非善意取得案涉债权，而系与章云峰恶意串通，损害了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的合法权益，因此《合同权益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至于周晓忠、施黎清上诉提出的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并未实际出资，本院认为，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提供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可以确认其四人与章云峰共同持有顺帆公司20%股权的历史沿革及现实情况，周晓忠、施黎清陈述章云峰系为便于与王善记谈判才在《股权转让协议》上表述股权系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共同持有，与现有证据不符且不能推翻协议的约定，本院不予采信。更何况，本案认定无效的并非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债权转让协议，因此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是否实际出资并不影响对本案实体的审理。综上，上诉人周晓忠、施黎清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均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周晓忠、施黎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宁审判员 袁正茂审判员 夏明贵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