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38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万鹤庆，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弄XX号XX室。委托代理人韩蓓蓓，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戴建平，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弄XX号XX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丁卫祥，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潘卫东，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住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室。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何学忠，上海市申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新易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法定代表人黄中明，总经理。上诉人万鹤庆因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一（民）初字第2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2008年10月25日，案外人朱某某代表上海新易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人、以下简称新易达公司）与江西A有限公司（发包人、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概况、承包范围、价款等条款。同年，万鹤庆代表新易达第三分公司与新易达公司签订《公司内部承包协议》，约定新易达公司委派万鹤庆担任第三分公司的总负责人，在第三分公司业务经营范围内进行承包经营活动；第三分公司进行独立核算，承包期限内所有工程项目及债权债务自行承担；承包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2009年8月8日，新易达第三分公司与朱某某（江西黎川鸿基项目部）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约定新易达第三分公司同意朱某某以新易达公司江西黎川项目部名义经营承包位于江西黎川的A公司办公楼及厂房工程（以下简称江西黎川项目）；朱某某上缴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并对项目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为此，新易达公司任命朱某某为项目部经理。同年9月8日，朱某某以“新易达江西黎川鸿基项目部”（发包方）的名义与案外人张某甲（承包方）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内部合同》，约定由张某甲承包江西黎川项目。此后，张某甲按照合同约定给付新易达公司人民币（下同）2,760,000元，并组织有关人员对工程进行垫资施工。后A公司无法继续履行与新易达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于2010年5月21日协议终止履行江西黎川项目。2011年7月20日，案外人湖州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诉至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闸北法院），要求新易达公司退还江西黎川项目中的工程保证金200,000元并支付利息。闸北法院于同年8月12日作出（2011）闸民三（民）初字第1446号判决，支持了B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2012年，新易达公司向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抚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支付工程款并返还保证金等。抚州中院于同年6月5日作出（2012）抚民一初字第2号判决，判令A公司支付新易达公司工程款2,724,100元及逾期利息，并返还押金800,000元及逾期利息。2012年4月30日，张某甲因病死亡。同年7月6日，张某甲的法定继承人张某乙等人起诉至抚州中院，请求判令新易达公司返还押金、支付工程款等。同年11月21日，抚州中院作出（2012）抚民一初字第14号判决，判令新易达公司支付工程款1,903,603.10元及逾期利息，并返还押金2,454,145元及逾期利息。为执行生效判决，闸北法院于2013年3月19日自新易达公司名下尾号为5970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强制扣划161,000元。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以下简称戴建平等三人）与新易达公司均确认该款项系潘卫东所承接工程发包方支付的款项。同年8月22日，抚州中院自新易达公司名下尾号为9920的北京银行账户扣划1,000,000元。戴建平等三人与新易达公司均确认该款项系丁卫祥为其承接工程缴存的保证金。同年9月25日，抚州中院自新易达公司名下尾号为3245的江苏银行账户扣划820,000元。戴建平等三人与新易达公司均确认该款项系戴建平所承接工程收取的工程款。为解决上述款项划扣引发的纠纷，戴建平等三人与万鹤庆进行交涉。2014年7月18日，万鹤庆向戴建平等三人出具书面承诺，载明：“有关江西黎川项目造成（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经济损失（共计198.8万元，以凭据为准），由万鹤庆负责催讨，并由万鹤庆采取措施。如需采取措施的前期费用由万鹤庆向（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暂借，前期费用控制在10%以内，不得超出。催讨成功，前期费用由出款人承担。以上款项198.8万元需在2015年1月30日前收回。超过时间此款由万鹤庆承担还款，并在十天内付清全部款项”。落款处，万鹤庆签署其姓名并注明其身份证号码及手机号码。同月20日，万鹤庆向潘卫东发送手机短信，告知其次日晚上将与公安机关人员面谈，要求潘卫东携带“原来我（万鹤庆）复印给你的朱某某写的还款计划（写给福建人的）、银行对账单”等资料一同参加。同年10月26日及27日，万鹤庆向潘卫东发送手机短信，提醒其同月29日将一同与律师面谈，要求其携带法院划扣款项的凭证。后万鹤庆催讨款项无果，故涉讼。原审审理中，戴建平等三人请求判令万鹤庆支付1,981,000元及该款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万鹤庆辩称：首先，万鹤庆在2014年7月18日出具的书面承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当日，戴建平等三人强行闯入万鹤庆居住的小区内偶遇万鹤庆。万鹤庆为避免给邻居及前妻造成不良影响，故将戴建平等三人引入附近咖啡馆洽谈。在戴建平等三人的威逼下，万鹤庆按照要求誊抄了承诺书并签名。其次，万鹤庆与新易达公司之间在2010年以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万鹤庆负责财务及统计工作，后担任新易达第三分公司负责人。至于江西黎川项目，系案外人朱某某及张某甲共同承包，万鹤庆仅代表新易达第三分公司对项目进行管理。后该项目发包方因资金短缺致使施工无法继续进行，新易达公司对发包方享有的很多债权未能实现，反而对工程分包人、材料商等欠下债务。因此，万鹤庆对戴建平等三人的损失并不负有责任，要求其承担责任显失公平。此外，上述款项均系从新易达公司银行账户被扣划，钱款系种类物，戴建平等三人完全可以向新易达公司主张权利。再次，在万鹤庆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载明戴建平等三人需要向万鹤庆预支债权金额10%的前期费用，用于追偿债务。万鹤庆此后也及时咨询律师、聘请他人进行调查且发现了朱某某的下落。但是戴建平等三人却拒绝支付费用，致使万鹤庆无法催讨债务，不得不中止了劳务活动。因此，戴建平等三人无权要求万鹤庆承担还款责任。此外，根据承诺书约定，戴建平等三人与万鹤庆之间系劳务雇佣关系，戴建平等三人有义务向万鹤庆支付债权金额10%的劳务费，即198,800元。后万鹤庆积极提供劳务，帮助戴建平等三人催讨债务，戴建平等三人却始终未支付劳务费。万鹤庆故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戴建平等三人向其支付劳务费198,800元。戴建平等三人针对万鹤庆提出的反诉辩称：同意该反诉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但不同意万鹤庆的反诉请求。承诺书载明的费用并非劳务报酬或好处费，而是为催讨债务发生的必要费用。该笔费用将在万鹤庆催讨债务成功的情况下，根据万鹤庆实际支付的金额在债权10%的范围内报销。若催讨不成则由万鹤庆自负。因万鹤庆既未成功追偿债务，也未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该笔费用，故其反诉请求无任何依据。新易达公司述称，闸北法院及抚州中院自其银行账户划扣的1,981,000元确实属于戴建平等三人所有。新易达公司因经营不善，已无其他款项可供与戴建平等三人结算，故与戴建平等三人及万鹤庆进行协商。因江西黎川项目系万鹤庆具体操作，由万鹤庆自负盈亏，故三方商定由万鹤庆负责向朱某某等人催讨，催讨不成的由万鹤庆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万鹤庆的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万鹤庆于2014年7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是否真实、合法、有效？2、双方约定的“前期费用”属何性质？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万鹤庆首先主张2014年7月18日的承诺书系其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合同关系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万鹤庆应就其辩称的胁迫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并到达“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然而，万鹤庆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且万鹤庆陈述其在公共场所出具该承诺书，随后也未采取报警、请求撤销该承诺书等措施。从事后万鹤庆与戴建平等三人频繁发送手机短信的过程及内容来看，也可看出双方就如何催讨款项是相互协商、配合的。因此，万鹤庆辩称因其受到胁迫故涉案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相应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依法不予采纳。另一方面，万鹤庆亦提出戴建平等三人被强制扣划的款项理应由新易达公司偿付，全部由万鹤庆承担显失公平。戴建平等三人及新易达公司则表示，新易达公司在已无力先行偿付戴建平等三人款项后再与万鹤庆结算江西黎川项目款项，故由戴建平等三人直接与万鹤庆商定赔偿方案。原审法院注意到，戴建平等三人与万鹤庆此前虽分别与新易达公司发生经济往来，但新易达公司与万鹤庆之间、以及万鹤庆与朱某某之间均签订有内部承包协议，约定承包人就其承接工程自负盈亏等内容。万鹤庆向戴建平等三人出具承诺书时，江西黎川项目已经停工，引发了多起诉讼，万鹤庆对此也已知晓，且为利害关系人。戴建平等三人与万鹤庆达成书面协议的目的，即在于对双方已经发生的纠纷及戴建平等三人的损失进行结算，确定责任负担问题。因此，在新易达公司无力付款而万鹤庆具有向案外人追偿损失可能性之情况下，万鹤庆自愿在一定期限内催讨款项并承担催讨不成的责任，难谓显失公平。基于此，原审认为，万鹤庆出具的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无悖于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戴建平等三人主张“前期费用”是指万鹤庆为催讨债务实际支出且不超过债权数额10%的费用，该笔费用在万鹤庆催讨成功的情况下免于向戴建平等三人归还。万鹤庆则辩称“前期费用”系其劳务费，后其已提供了约定的劳务，即积极采取催讨措施，只是因戴建平等三人拒不配合故催讨未成。万鹤庆据此提出其反诉请求，要求戴建平等三人向其支付198,800元劳务费。原审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承诺书，其性质并非万鹤庆提供劳务、戴建平等三人支付相应对价的劳务合同关系，而是双方为处理已然发生的纠纷而达成的协议。其次，关于“前期费用”的用途及取得方式，根据承诺书记载内容显示，系在万鹤庆需要采取催讨措施的情况下，以向戴建平等三人借款的方式获得，金额限定在债权数额10%以内。同时，在万鹤庆催讨成功的情况下可以免于向戴建平等三人偿还该“前期费用”。因此，从文意理解，双方约定的“前期费用”显然是万鹤庆用于催讨债务支出的费用，而非万鹤庆应得的定额劳务报酬，且戴建平等三人承担该笔费用存在明确前提。基于此，原审认为，万鹤庆基于劳务合同关系提出的反诉，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其反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再次，万鹤庆同时辩称因戴建平等三人未支付前期费用致其催讨不成，故相应后果不应再由其负担。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双方约定由万鹤庆负责催讨并采取措施，并承担催讨不成之后果，故万鹤庆显然应具有积极向案外人催讨债务以免除其自身义务之动机。原审法院亦认同，若万鹤庆确因催讨债务支出必要费用而向戴建平等三人提出借款但遭到拒绝，则该过程与万鹤庆最终催讨不成存在一定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根据前文所述“前期费用”的用途及承担方式，可见“前期费用”并非万鹤庆催讨行为的对待给付义务，亦不改变催讨不成情况下双方约定的责任承担问题。并且，万鹤庆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就此向戴建平等三人借款未果。基于此，对万鹤庆基于“前期费用”提出的抗辩事由，依法不予采纳。由此，戴建平等三人主张依据先前约定要求万鹤庆承担付款义务（金额经核算为1,981,000元），并自逾期付款之日起赔偿利息损失，具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于二○一六年二月二日作出判决：一、万鹤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1,981,000元，并赔偿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以1,981,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万鹤庆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万鹤庆负担。本诉案件受理费22,69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1,346元，由万鹤庆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276元，因与本诉合并审理减半收取计2,138元，由万鹤庆负担。判决后，万鹤庆不服，上诉于本院，诉称：1、万鹤庆出具的承诺书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万鹤庆当时所处情形导致其无法提供证据，但这并非是万鹤庆的过错，而万鹤庆已经通过其他证据从侧面印证该承诺书的不合理性。万鹤庆对涉案债务原本没有任何责任，戴建平等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损失系由万鹤庆造成，而江西黎川项目的任何款项也与万鹤庆无关，故原审法院认定承诺书是对双方已经发生纠纷的结算缺乏依据。2、退一步讲，即便万鹤庆前述观点未被采纳，则因戴建平等三人拒绝向万鹤庆出借10%前期费用导致万鹤庆无法为其追索款项，戴建平等三人的诉请也应被驳回。3、原审判决不仅会造成万鹤庆和新易达公司陷入诉讼，亦会引发其他纠纷。由此，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在万鹤庆向本院提交的专项法律意见中另载明：1、因本案主合同系建筑工程挂靠合同，而根据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戴建平等三人与新易达公司之间的主合同无效，故万鹤庆与戴建平等三人之间的所谓从合同亦无效。2、万鹤庆在原审期间就戴建平等三人与新易达公司之间主债务时效问题提出抗辩，但原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鉴于主合同诉讼时效对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产生决定性影响，故原审法院在明知主合同已大大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对所谓的“保证合同”时效予以确认是严重错误的。3、无效担保合同的民事责任性质属于缔约过失责任，万鹤庆出具的承诺书系无效担保合同，故本案应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范畴，原审法院未以民法上的过错责任为原则予以判决，严重有误。被上诉人戴建平等三人辩称：万鹤庆出具的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理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故不同意万鹤庆的上诉诉请，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新易达公司未作陈述。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就万鹤庆关于涉案承诺书系其在受胁迫情况下所出具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已就万鹤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阐述了充分的理由，二审审理期间，万鹤庆并未提供新的、切实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法院的认定，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就万鹤庆关于涉案债务与其本无关联、其出具承诺书有违常理的相关主张，本院认为，涉案债务系由江西黎川项目引发，而时任新易达第三分公司总负责人的万鹤庆与江西黎川项目的实际承包人朱某某就江西黎川项目曾达成过内部承包协议，故现因江西黎川项目相关案件执行过程中扣划了属戴建平等三人所有的款项，万鹤庆就此与戴建平等三人就上述款项进行结算处理并不违反常理，故对万鹤庆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就万鹤庆关于系争承诺书系保证合同，因主合同无效且主合同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故戴建平等三人的诉请亦不能得到支持的主张，因根据承诺书所载内容，该承诺书并非保证合同性质，由此，对万鹤庆基于此所提各项主张本院均不予采信。就万鹤庆关于因戴建平等三人未予出借其10%前期费用导致其不能催讨成功的相关主张，一方面原审法院已经阐述了万鹤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戴建平等三人提出过借款，而万鹤庆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因为该笔前期费用的缺乏导致无法催讨成功，另一方面万鹤庆该主张也与其原审时关于该10%前期费用系其劳务费的主张相悖，故对于万鹤庆该项上述主张，本院仍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万鹤庆的上诉诉请，有悖于事实与法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968元，由上诉人万鹤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薇佳
审判员 唐建芳
审判员 盛伟玲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莫 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