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永民一初字第395号
原告徐志明，住吉林省永吉县。
委托代理人肖建国，永吉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
被告王喜元，住吉林省永吉县。
委托代理人房金龙，永吉县口前镇法律服务所。
原告徐志明与被告王喜元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志明及其委托代理人肖建国、被告王喜元及其委托代理人房金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志明诉称：2013年初，原告在吉林省永吉县西阳镇大岔胡家沟承包蚕山放蚕，承包费每年16000.00元。原告通过丁文生在被告处购买蚕种9斤，被告承诺9斤蚕种产量为4500斤，但因为被告提供的蚕种小，有太多的蚕不长，并且病毒超标，导致原告今年减产，只能收1000斤，经济损失达7万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告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承包费损失12000.00元、减产经济损失70000.00元，共计82000.00元。
被告王喜元辩称：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9斤蚕种确实是在被告处买的，但是并不存在产量4500斤的承诺。被告销售的蚕种是通过相关部门检验合格的种子，并无病毒超标。原告的诉状中谈到今年产量1000斤，原告告诉的时间正是蚕正常的生长周期，蚕未长成，无法计算损失，原告要求赔偿蚕种损失7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放养蚕种是自己管理，产量减少与被告没有关系。
经本院审查认为，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蚕种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原告的蚕是否减产，减产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与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蚕种存在因果关系？2、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如何赔偿？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检测报告一份，证明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蚕种有71%是微粒子幼虫，是不能够结茧的，导致原告减产71%，该检测报告是原告委托吉林省蚕产品质量中心检测出具的。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检测报告是原告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是原告单方提供的样本，送检的样本不能确定是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蚕种，所以该检测报告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不具有证据的效力。
2、庞学茹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原告为养蚕承包山片花费1.6万元，因为被告出售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导致71%的山片没有利用上，该损失应由被告赔偿。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判断是否是原件且无法辩明真伪，承包费与案件无关，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3、视听资料一份（来源于手机通话录音），证明原、被告间就蚕种质量问题进行磋商，被告自认蚕种质量存在问题，被告出售蚕种时承诺每斤蚕种产400斤蚕茧。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录音内容虽是原、被告的谈话，但是录音是否真实不能考证，录音中被告王喜元没有向原告说蚕种存在质量问题，原告对被告有引导性的语言。录音可以采取技术处理，不能证明被告出售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
4、收据一份，证明原告为鉴定蚕种质量，向吉林省蚕业研究所交纳鉴定费500.00元。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单方申请鉴定违反法律规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5、照片一组（41张），证明2013年9月2日距离收蚕茧还有1个月，山上的树叶还很茂密，但是蚕很小，蚕山没有完全利用。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照片明确不了拍摄地点是否是原告的山，是否是被告的蚕种，证明不了被告出售的蚕种有质量问题。
6、（2013）永民一初字第653号案卷第55-57页证人孟庆生证言，能证明原告山上的蚕反锈，微粒子太多，蚕小。2013年8月15、16号左右原告山上的蚕叶还有很多，占一半以上。还能证明原告为了养蚕承包山花费承包费1.6万元。被告对该证言有异议，认为孟庆生证言不能证明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蚕种存在病毒，1.6万元承包费与本案无关联性。
7、（2013）永民一初字第653号案卷第57-59页证人丁文生证言，证明原告的蚕种是通过丁文生在被告处购买的，一斤蚕种能收蚕400-500斤，因为蚕小不长给被告打电话，证人丁文生陪同被告到原告的蚕山上看过，被告当场承诺9斤种子保证4000斤的产量。被告还说如果不够被告给补上。还能证明原告山上的蚕叶只吃了三分之一，还剩下一半以上。也能证明原被告因蚕种的质量问题协商过，最终结果是被告保证9斤种子达到4000斤的产量。被告对该证言有异议，被告认为从来没有向原告承诺过9斤种子保证4000斤的产量，不够被告给补上的情况，因为可能存在其他原因导致原告收入减少。丁文生的女儿也在被告处购买蚕种，丁文生女儿的收入没有减少，因此这份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被告出售的蚕种存在病毒和质量问题。
8、（2013）永民一初字第653号案卷第59-61页证人马彪证言，证明在2013年8月20日证人上原告的山上看蚕，原告山上的蚕长的很小，不长，证人和原告一共上了两次山，被告保证1斤蚕种能产500斤。山上的蚕叶剩的非常多。证明被告保证过产量。被告对该证人证言提出异议，认为被告从没说过1斤蚕子能产500斤蚕茧，证言不真实，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9、（2013）永民一初字第653号案卷第70页检测人赵志强证言，证明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蚕种有微粒子病占70%以上，以及检测报告的检验过程说明（证明原告曾将500头蚕作为样品送到证人单位进行检测，证人所在单位提取了100个样品，用400倍显微镜进行了检测，经过检测，蚕有微粒子病的占到70%，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微粒子病。但吉林省蚕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只对样品负责，并没到现场去看，样品已经保存）。被告对证据有异议，这份证据赵志强能够证明原告提供的样品是原告自己送去的，检测人没有到现场去提取样本，样品不能证明是原告在蚕山上取的，也证明不了样本是被告卖给原告的蚕种、也不能证明被告给原告的蚕种存有病毒。
10、（2013）永民一初字第653号案卷71页检测人李森证言，证明微粒子病是放养蚕当中非常严重的病害，应该将微粒子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微粒子病的发生与蚕放养时所携带的微粒子原虫量有关，轻微的会影响蚕的发育，严重的可导致绝产。养殖场地存在微粒子原虫导致该病发生的几率很小，其他昆虫携带微粒子原虫不可能导致大面积发病。被告对该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与证据9一致。
11、证人施永滨出庭证实，2013年10月14日晚上，原告徐志明给证人打电话，原告让证人第二天早晨上山上，原告取蚕去做检测。第二天（15日）早上7点半左右，证人到原告蚕山底下等原告，原告到其承包的山摘蚕，证人拉着原告及原告从山上摘的蚕种（用筐装着）一起到吉林省吉林市蚕业检测中心送的样品检测。检测之后证人就把原告拉回来了。被告对这个过程无异议，但认为该证人不能证明检测样本是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蚕种，也不能证明检测鉴定的程序是合法。
12、证人孙喜文出庭证实，2013年10月15日早上7点多钟，当时证人和其爱人在原告的蚕山下的地里扒苞米，证人看到原告到山上采的蚕种，证人问原告蚕的官司打怎么样，证人让原告把蚕种拿下来看看，证人一看这个蚕种，都是锈蚕，后来原告就拿着装蚕种的筐上了道边的一个叫施四（施永滨）的车走了。被告对该证言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样品是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蚕种，也不能证明被告出售的蚕种存在质量问题。
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一份，证明被告销售蚕种的合法性。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2、2012年11月21日蚕种检验结果一份，证明被告销售给原告的蚕种不存在病毒。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份证据与被告及本案无关联性。从时间上看是2012年11月21日，是对春蚕蚕种的检验，一批蚕一批号。这个证并非是给被告发的，合格证上面是口前镇镇东蚕种厂丁学志，与被告无关，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卖给原告的蚕种是受检过的。被告卖给原告的是秋蚕。
3、证人吴焕林出庭证实，证人每年从被告处买500—600左右个的蚕种，有2斤7、8两，产量还行，每年能收入1200多斤蚕茧，证人每年放蚕年年从被告那买。原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出售给原告的和证人购买的蚕种品种不一样，被告卖给原告的是1000元一斤，卖给证人的是5元一个，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
4、证人梁富出庭证实，证人放蚕已经是三年了，证人蚕厂面积小，放不了多少，就两垧多地的面积，一年放400个蛾，产量一年800斤，蚕种是5块钱一个，证人从被告处买的蚕种。原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出售给原告的和证人的蚕种品种不一样，被告卖给原告的是1000元一斤，卖给证人的是5元一个，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
本院针对上述证据，分析评判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检测报告一份）、证据9（证人赵志强证言）、证据11（证人施永滨证言）、证据12（证人孙喜文证言）相互佐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原告送检的样本系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蚕种，该蚕种71%为微粒子幼虫，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2（庞学儒出具的收条一份）与证据6（证人孟庆生证言）中部分证言相佐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该证据中证明原告为放蚕承包山片花费承包费16000.00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次点不予采信；证据3（视听资料一份）与原告的其他证据相佐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原、被告曾就蚕种问题进行过磋商，录音中被告自认蚕种存在问题，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收据一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原告因检测蚕种花费检测费500.00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5（照片一组）、6（证人孟庆生证言）、7（证人丁文生证言）、8（证人马彪证言）该四份证据相互佐证，能够证明距收蚕时间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原告蚕山上蚕叶剩余过多，蚕生长大小不一，大部分蚕比正常的蚕小，正常每斤蚕种应产400-500斤蚕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次点予以采信；证据10（证人李森证言）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蚕大面积患有微粒子病，应为蚕在放养时携带过量的的微粒子原虫，严重的可能导致绝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被告提供的证据1（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一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被告销售蚕种的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2012年11月21日蚕种检验结果一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该检验结果是从2700斤蚕蛹中抽100粒得出的结果，抽检率不足0.1%，且被告卖给原告的蚕种并非该批次受检的蚕种，该证据证明不了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证人吴焕林证言）、4（证人梁富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通过以上分析，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
2013年7月23日，原告徐志明通过丁文生从被告王喜元处购买蚕种9斤，每斤价格1000.00元，放到其承包的山片养蚕。在养蚕过程中，原告发现自己的蚕比正常的蚕长的小，蚕叶剩余量很多而与被告进行过协商。被告曾于2013年8月末去过原告的蚕山，蚕叶的剩余量比正常的剩余量多，蚕比正常生长的蚕小，被告承诺每斤蚕种能产400-500斤蚕茧。2013年10月15日，原告将500头蚕送到吉林省蚕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进行柞蚕幼虫微粒子检测，吉林省蚕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抽取了100头蚕作为样本用400倍显微镜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为原告所送样本中微粒子幼虫所占比例为71%。原告认为被告所提供的蚕种携带超标的微粒子病毒导致原告所养的蚕大面积患有微粒子病，蚕生长过慢无法作茧，造成减产，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承包费损失12000.00元、减产经济损失70000.00元，共计82000.00元。
本院认为：原告从被告处购买蚕种，原告已支付蚕种价款，被告有义务向原告提供符合行业标准的蚕种。原告自行委托吉林省蚕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作出的检测报告，被告无相关证据进行反驳，也并未申请重新鉴定，可认定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蚕种中微粒子原虫携带量为71%，病毒携带量超过蚕业行业标准。原告从蚕种的购买、蚕山的承包、发现蚕有毛病到与被告进行协商、拍照片及进行检测，均向本院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已经能够形成证据链条，确认原告的损失情况。被告主张原告送检的蚕样品无法确定为原告蚕山上所放养的蚕，原告已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被告该主张不予支持。检测人作证时已经充分证明原告的蚕微粒子达到71%，应该是蚕种因素造成的，其他原因不能达到这么高的比例，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减产是因为原告在管理过程中存在问题所造成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庭审中双方对正常情况下，1斤蚕种可收蚕茧400斤至500斤均予认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减产所造成的损失应予支持。原告主张蚕茧价格每斤为17-20元，被告主张蚕茧价格每斤为16-18元，其回收蚕茧价为每斤17.5元，应按双方均承认的17.5元确定价格，正常生长的柞蚕每斤蚕种可确认为产蚕茧450斤，原告减产损失为50321.25元（450元×9斤×17.5元×71%）。原告因养蚕承包山片花费系原告单方行为，且不属于被告出售给原告蚕种时可预见的损失范围，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承包费损失120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喜元自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徐志明柞蚕减产损失款50321.25元（450元×9斤×17.5元×71%）。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50.00元，由原告承担792.00元，被告王喜元承担1058.00元。
如果被告王喜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顾丽梅
人民陪审员 关丽华
人民陪审员 吴海英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代理书记员 齐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