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76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杰，女，汉族，1973年5月30日出生，户籍地黑龙江省阿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金艳，上海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建军，男，汉族，1977年4月26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金艳，上海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纳森（无锡）过滤器有限公司，注册地江苏省无锡新加坡工业园锡坤路8号。法定代表人：JANDIKDENNISDEAN，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臻勇，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刘玉杰、沈建军因与被上诉人唐纳森（无锡）过滤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纳森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玉杰、沈建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金艳律师，被上诉人唐纳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臻勇律师、张洁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玉杰、沈建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唐纳森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唐纳森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持续还款，表明其仍具有偿债能力，同时A公司还有可供执行的债权；唐纳森公司与A公司之间存在多个纠纷，诉讼尚未终结；唐纳森公司已经收回的债权金额应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4,010,320.66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3,790,460.94元；唐纳森公司主张的利息，应当扣除A公司已偿还127万元本金的利息部分；一审法院对于刘玉杰、沈建军抽逃出资的事实认定不清，对各自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未作区分；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返还的15万元已认定为对A公司注册资本的补足。唐纳森公司辩称，根据生效判决，可以认定A公司因股东抽逃出资而不具备偿债能力；127万元并非唐纳森公司收取；抽逃出资的股东依法应当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于B公司支付的15万元的性质认定正确。刘玉杰、沈建军的上诉事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纳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玉杰、沈建军在增资后所抽逃出资4,750,000元范围内对唐纳森公司所遭受的逾期货款及利息损失，即[201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84号裁决书（以下简称0584号裁决书）项下A公司所应承担债务，包括9,350,000元本金，并以9,35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9月22日至裁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373,753元，仲裁费116,740元，合计9,840,493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刘玉杰、沈建军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4年12月8日，唐纳森公司作为申请人向被申请人A公司提起仲裁申请。2015年6月11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经贸仲）作出0584号裁决书，记载：……经庭审查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于2013年6月3日签订了编号为HRCO-1102？？的合同。……仲裁庭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为买卖关系，在申请人已经按照本合同履行了合同的卖方义务，被申请人应当按照合同第7条规定支付货款，被申请人至今拒绝支付货款，构成违约。……被申请人已经从申请人处取得货物，被申请人于2014年6月3日确认收到银行保函，根据合同的规定被申请人应于收到保函后60天内向申请人支付全部款项，因此被申请人应于2014年8月3日向申请人支付全部款项，鉴于申请人自行主张从2014年9月22日起算，仲裁庭支持申请人该项请求。……因此，裁决如下：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货款9,350,000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以9,35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9月22日起计算至仲裁裁决生效之日止。3、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4、本仲裁费为116,740元，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鉴于本案仲裁费已由申请人全部预缴，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偿付代为垫付的仲裁费116,740元。上述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应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45日内支付完毕。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二、2015年7月31日，因A公司逾期未履行0584号裁决书中确定的义务，唐纳森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因A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唐纳森公司遂向二中院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6年1月29日，二中院作出（2015）沪二中执字第534号《执行裁定书》，记载：……除本院现已执行到的款项外，目前被执行人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可以准许。……故裁定：终结0584号裁决第一、二项的本次执行程序。一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经核对后确认，？2015年6月16日，双方抵销货款金额78,550元；2015年3月18日，唐纳森公司收到货款1,270,000元；2015年11月20日，唐纳森公司收到货款780,2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3月17日，二中院向唐纳森公司发还执行款300,000元；2016年3月21日，二中院向唐纳森公司发还执行款1,361,710.94元。一审法院又查明：2015年9月8日，B公司向二中院支付A公司（2015）沪二中执字第534号案件中对唐纳森公司的到期债务150,000元。2015年9月24日，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向二中院支付A公司（2015）沪二中执字第534号案件中对唐纳森公司的到期债务300,000元。2016年1月28日，A公司向二中院账户划款651,370.66元，用于支付（2015）沪二中执字第534号案件中所欠款项。2016年2月3日，A公司向二中院账户划款780,200元，用于支付（2015）沪二中执字第534号案件中所欠款项。三、工商登记资料显示，A公司于2009年5月21日设立，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000元。2010年1月28日，A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记载：一、同意股东上海D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A公司95%的股权（出资额475,000元），以47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刘玉杰。同意股东上海E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A公司5%的股权（出资额25,000元），以2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沈建军。二、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刘玉杰出资额475,000元，占注册资本的95%；沈建军出资额25,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之后，A公司将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000元。2012年4月27日，上海沪深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证明沈建军出资额为50,000元，本期缴纳出资额为25,000元；刘玉杰出资额为950,000元，本期缴纳出资额为475,000元。之后，A公司又将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000元。2012年9月24日，上海B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证明沈建军出资额为250,000元，本次缴纳出资额为200,000元；刘玉杰出资额为4,750,000元，本次缴纳出资额为3,800,000元。A公司基本账户显示，2012年4月28日，A公司验资账户汇入A公司基本账户款项500,006.94元；当天，A公司将500,000元款项划转至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2012年9月25日，A公司验资账户汇入A公司基本账户款项4,000,038.89元；当天，A公司将该款项分四笔1,000,000元，合计4,000,000元，划转至C公司。四、2010年10月19日，B公司向A公司出具借条，记载：今借到A公司款项共计250,000元。2012年7月1日，C公司作为甲方、A公司作为乙方，共同签订《购销合同》，记载：……一、甲方及其合作XX公司愿在合同规定期限内为乙方提供框架合约标的为10,000,000元的产品（高档白酒）……。三、付款方式：乙方先预付合同标的20%作为预付款，即2,000,000元，其余货款提货完毕后按实际结算。2012年8月31日，C公司作为借款人（甲方），A公司作为贷款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书》，记载：甲方是一家注册资本500,000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因生产经营项目的实施临时需要资金，乙方有闲置资金。为此，甲、乙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经充分协商一致签订本借款合同，并保证共同遵守执行。一、借款金额2,000,000元。二、借款期限自2012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止。2012年10月12日，B公司向A公司出具《借据》，记载：我公司今日收到A公司借款500,000元。2015年6月18日，B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陈述，记载：B公司因业务需要分别于2010年10月19日向A公司借得现金款项共计250,000元；2012年10月12日向A公司借得现金款项500,000元，鉴于我司与A公司的资金互往、长期合作关系，经办双方并未就上述事宜达成文书材料，2015年2月应A公司财务管理之需求，我司出具上述相关款项的借条收据，我司承诺将于2015年8月31日前，将相关借款归还至A公司的账户。2015年6月19日，C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陈述，记载：我司由于业务发展需要于2012年9月向A公司拆借资金2,000,000元，双方约定相关的借款利息及还款方式，A公司于2012年9月将相关借款借给我司。基于双方的长期合作及相互信任，我司在2014年前并没有和A公司签署正式的借款合同书，2014年8月31日合同到期前，我司由于新项目继续追加投资事宜，向A公司申请提出继续拆借资金的需求，在双方达成的原协议上顺延一年，并应A公司的管理需要，我司于2015年2月补签了上述事项的《借款合同书》，我司将积极履行该《借款合同书》的相关义务，在2015年8月31日合同到期前，将相关借款归还至A公司指定的相关账户。2015年6月19日，C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陈述，记载：我司与A公司基于长期信任，互助共赢的基础上于2012年7月达成合作框架协议，向A公司两年内提供价值10,000,000元的我司经营的虫草、蜂蜜、高档化妆品等礼品，A公司根据约定于2012年9月底向我司支付标的额20%作为预付款，约定货物由A公司自提，我司负责组织货源及确保货物质量和相关资料证明。双方签署购销合同后，A公司于2012年9月履行了支付义务，但由于A公司对货源控制及产品质量的要求与我司内部经营决策相异议事宜，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导致该协议没能顺利执行。我司在合同期间一直寻求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并与2013年12月底，我司与A公司达成一致协议由我司推荐的上海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向A公司代为履行我司购销合同。2014年1月开始G公司陆续向A公司供应高档白酒等礼品，详见出货记录及提货清单，同时由G公司提供相关的发票单据给A公司，目前双方合同还在正常执行中。2016年3月23日，F公司出具《关于债务转让的情况说明》，记载：2012年4月，因我公司急需周转资金，我公司向A公司借款，A公司于2012年4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我公司出借500,000元。2012年8月，我公司资金状况好转，提出向A公司还款。A公司称B公司希望向其借款，故A公司指示我公司直接将500,000元支付至B公司。其后，我公司通过现金形式向B公司提供了500,000元，我公司对A公司负有债务自2012年8月起转移至B公司，A公司对此表示认可。因我公司股东与A公司股东为朋友关系，故我司当时未与A公司签署书面借款合同或债务转让合同。一审诉讼中，刘玉杰、沈建军陈述，2014年4月28日、2012年9月25日A公司账户上的500,000元和4,000,000元均为增资时的注册资金；其中，向F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借款，只是口头约定，并无签订书面协议，2012年10月F公司向唐纳森公司还款，但未归还至A公司账户，同时B公司向A公司提出借款，并向A公司出具借条，该笔借款由F公司直接向B公司支付，并约定由B公司向A公司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的资本称股本或注册资本，系公司章程确定并载明的股东出资总额。公司资本是公司成立的基本条件，也是公司进行经营活动、对外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我国要求公司对注册资本进行工商备案登记，对外产生公示公信效力。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本案中，A公司于2012年4月、9月进行了两次增资，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办理了相应的工商登记手续。唐纳森公司依据2013年6月3日与A公司签订的合同产生合法债权。由于债权形成于A公司增资之后，唐纳森公司作为交易相对人依据A公司增资后登记的注册资本，对A公司产生信赖利益，刘玉杰、沈建军不得抽逃出资。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1、A公司增资后向案外人汇款的行为是否系刘玉杰、沈建军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唐纳森公司认为，A公司在两次增资后即将增资的注册资本汇至案外人，由于F公司、C公司为A公司提供增资服务，因此验资款被抽走。刘玉杰、沈建军抗辩，系争增资款系用于向B公司、C公司支付借款以及向C公司支付买卖合同的预付款，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并非抽逃出资。一审法院认为，从A公司对外支付款项的时间来看，对外汇款系注册资金从验资账户转出后的当天。从对外支付款项的次数和金额来看，500,000元和4,000,000元增资款项一次性或分多次全部对外转出。从收款单位来看，500,000元注册资金全部汇给F公司，4,000,000元注册资金全部汇给C公司，且在款项转出后，A公司也再未与F公司、C公司存在资金往来的记录。因此，A公司在增资验资后，一次性抽走增资注册资金存在较大的可能性。刘玉杰、沈建军主张向案外人汇款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刘玉杰、沈建军对其主张负有相应的证明责任。刘玉杰、沈建军对此提供了《借条》、《采购合同》、B公司和C公司向二中院协助执行的汇款记录等。但刘玉杰、沈建军提供的部分《借条》系存在于A公司与B公司之间，而A公司2012年4月的增资款项系支付给F公司，且增资款的金额为500,000元，与A公司向B公司支付的借款750,000元在金额上亦不一致。F公司虽对此出具了情况说明，但该说明也系第二次庭审以后由刘玉杰、沈建军提交，且也未能提供F公司向B公司划款的相关凭证予以佐证，故难以采信。因此，刘玉杰、沈建军提供的A公司与B公司之间《借条》上的款项，不能证明即为2012年4月A公司向F公司支付的款项。由于B公司、C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书面陈述，表示两份《借条》系于2015年2月应刘玉杰、沈建军要求补出，并非借款之时即出具。从A公司账户资金明细来看，自2012年9月至今，C公司也并未有向A公司的还款记录。故刘玉杰、沈建军所主张，其与九亘岗之间的借贷关系仅有后补的借条以及C公司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难以采信。至于刘玉杰、沈建军提供的A公司与C公司的《采购合同》，虽然鉴定报告无法鉴定其形成时间。但刘玉杰、沈建军仅提供了案外人G公司向A公司供货的送货单据复印件和发票，且送货单据和发票显示的时间为2014年和2015年之间，与本案款项支付的时间相距两年之久，刘玉杰、沈建军又不能提供证据证实系争货物的去向，故不能证明A公司与九亘岗之间的采购合同实际履行。对于刘玉杰、沈建军抗辩2014年9月向C公司支付的200,000元款项为A公司向刘玉杰、沈建军支付的合同预付款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A公司在增资验资后次日，即将款项转出，而本案中刘玉杰、沈建军对于款项转走不能提供确实证据证明与案外人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故A公司对外汇款的行为系二股东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予以确认。2、A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向唐纳森公司履行债务，是否说明A公司具有履行能力。刘玉杰、沈建军抗辩，A公司具有偿债能力，唐纳森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A公司仍持续清偿债务。一审法院认为，裁决书认定唐纳森公司对A公司享有债权总额为9,350,000余元，A公司虽在唐纳森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履行了部分执行款项，但并未清偿全部债务。由于A公司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二中院依唐纳森公司申请已作出执行裁定书，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由于唐纳森公司对A公司债权已届履行期限，刘玉杰、沈建军抗辩A公司具有履行能力，但仍未全部清偿债务，故对于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3、刘玉杰、沈建军承担责任的范围。唐纳森公司主张，2012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中的其他应收款项为4,750,000元，结合A公司的验资证明表显示A公司进行了一次增资，该4,750,000元款项在刘玉杰、沈建军增资后1、2天内即被抽走，故主张刘玉杰、沈建军在4,750,000元本金范围内对A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唐纳森公司提起本案诉请所依据的法律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2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唐纳森公司主张的4,750,000元系其依据A公司2012年底财务报表上显示的应收账款。从该财务报表上并不能反映A公司增资及相关增资款项转出的情况。而从A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A公司于2012年4月和9月进行了两次增资，两次增资的金额总和为4,500,000元。从A公司账户明细可以看出，4,500,000元增资款已在转入A公司基本户当天划转至F公司、C公司账户，故对于唐纳森公司主张A公司增资后抽逃的注册资金为4,750,000元，难以支持。唐纳森公司根据A公司对外转账明细，又主张刘玉杰、沈建军于2013年7月、2014年11月，向股东沈建军，谭友华等关联公司、人员转账亦为抽逃出资行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刘玉杰、沈建军两次增资后的款项已于2012年4月28日和2012年9月25日被转走，A公司之后向案外人转账的系A公司经营中累计的财产，并非二位股东投入的注册资金。由于唐纳森公司起诉时明确本案的请求权基础为追究刘玉杰、沈建军抽逃增资后注册资金的责任，故刘玉杰、沈建军侵占A公司财产的责任，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唐纳森公司有权另行主张权利。由于刘玉杰、沈建军提交的证据21系针对归还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12月17日A公司向沈建军账户汇款的钱款，故亦与本案无关。另外，庭审中刘玉杰、沈建军提供的证据显示，C公司曾于2015年9月24日向二中院支付A公司（2015）沪二中执字第534号案件中对原告的到期债务300,000元。唐纳森公司也确认该款项系支付系争裁决书项下债务，由于C公司曾协助刘玉杰、沈建军抽逃部分注册资金，现C公司已将抽逃部分注册资金归还，应在抽逃的总金额中予以扣除。由于唐纳森公司仅主张刘玉杰、沈建军在抽逃出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未主张刘玉杰、沈建军对所抽逃出资资金的利息范围承担责任，故本院仅处理唐纳森公司所主张内容。综上，刘玉杰、沈建军应以其所抽逃的4,200,000元范围为限，对A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4、生效裁决尚未清偿部分债务有多少。唐纳森公司主张，裁决书生效后，唐纳森公司向二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A公司合计向唐纳森公司清偿债务3,790,461元。刘玉杰、沈建军抗辩，在执行过程中，已向唐纳森公司清偿债务4,010,320.66元。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双方对于执行程序外唐纳森公司所收到的款项，即2015年6月16日，双方抵销货款金额78,550元；2015年3月18日，唐纳森公司收到刘玉杰、沈建军支付货款1,270,000元；2015年11月24日，唐纳森公司收到刘玉杰、沈建军支付货款780,200元（合计2,128,750元），均无异议，故予以确认。刘玉杰、沈建军认为，执行过程中，A公司向二中院汇款1,431,570.66元，加上B公司和C公司向二中院汇款合计450,000元，因此A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已向唐纳森公司还款1,881,570.66元。但唐纳森公司认为，执行过程中合计收到二中院发还款项1,661,710.94元。一审法院认为，刘玉杰、沈建军虽主张A公司已向唐纳森公司支付了651,370.66元款项，并提供了A公司支付给二中院的银行对账单单据，但不能证明唐纳森公司已实际收到相应的款项，故应按照唐纳森公司提供的二中院发还款项的对账单为准。综上，唐纳森公司已收回债权金额为3,790,460.94元，予以确认。由于生效裁决书确定的债权总额为9,840,493元，故A公司剩余未清偿货款为6,050,032.06元。一审法院判决：一、刘玉杰、沈建军对A公司尚欠唐纳森公司应付债务6,050,032.06元，在抽逃出资4,200,000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案件受理费44,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6,400元，合计76,200元。由唐纳森公司负担8,823.16元，刘玉杰、沈建军负担67,376.84元。本院二审期间，刘玉杰、沈建军、唐纳森公司均无新的证据提交。一审法院查明的本案法律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0584号裁决书处理并确定了唐纳森公司与A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主诉讼。本案系基于该主诉讼未执行清结的债务，由债权人唐纳森公司向A公司抽逃出资的股东提起的次诉讼，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刘玉杰、沈建军上诉认为，A公司具有偿债能力。对此本院认为，二中院的执行终结裁定是对A公司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一种事实状态的表述。A公司若具有偿债能力，对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解决显然是有益的，其完全可以继续依据仲裁裁决向唐纳森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但不影响唐纳森公司对于本案诉权的正当行使。关于唐纳森公司作为执行程序申请人已经受偿的债权，应以二中院发还款项的金额为准。关于A公司支付的127万元款项，因该法律事实发生在仲裁裁决程序期间，且一审审理亦未涉及，故本院二审不作认定。本案的关键争议在于A公司的股东刘玉杰、沈建军是否构成抽逃出资450万元。依据已查证的事实，刘玉杰、沈建军的二次增资款均于验资后次日汇入A公司基本账户的当日被全部划转出A公司。对于该特殊情形，刘玉杰、沈建军应当负有完全举证责任，以证实该450万元系用于A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审法院详细分析了刘玉杰、沈建军的举证内容，无法得出上述结论，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故刘玉杰、沈建军抽逃出资的行为成立，应当依法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刘玉杰、沈建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为人民币44,800元，由上诉人刘玉杰、沈建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严耿斌
审判员 刘 雯
审判员 季伟伟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陈天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