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13民终16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邹今柳，男，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远代，湖南楚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寒梅，女，196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化县。系邹今柳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焱，湖南楚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益平，男，196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湖南迪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邹今柳、罗寒梅因与被上诉人曾益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化县人民法院（2017)湘1322民初1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邹今柳、罗寒梅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基本事实为：2015年4月，被上诉人曾益平打听到章某、李代笋和上诉人邹今柳在广州等地经营二手复印机批发生意，于是提出投资300万元参与经营。经协商后，三方达成共识，并约定在共同经营的同时，筹备在广州发起成立公司。投资股份调整为，上诉人邹今柳1股，被上诉人曾益平1股，章某与李代笋合为1股。资金构成：原有经营库存、应收款、商业渠道等协商估价500万元，作为上诉人与章某（含李代笋）的原始出资款（各250万元，占股份35%），被上诉人投资300万元（分期缴付，占股份30%）作为合伙或新公司股东出资，投资总额800万元（包括成立公司的注册资金）。内部分工为：被上诉人任会计兼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诉人邹今柳任出纳，章某对外协助，李代笋为采购员。所有业务往来均以邹今柳身份开立的账户经营。如此商定后，被上诉人即于2015年5月往上诉人账户汇入了投资款50万元，之后又陆续汇入投资款共计300万元。同年7、8月份，由被上诉人出面经手，办理了公司住所、仓库装修、添置办公设施等事项，9月，由邹今柳、曾益平、章某等股东组成的广州今柳贸易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各股东所占份额为35%、30%、35%。公司成立不久，市场行情突变，生意受到影响。2016年1月，由被上诉人牵头，又在广西成立广西环贸隆机电再制造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为法人代表，股东登记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广西公司筹备期间，前后用去广州公司人民币322万余元，该款列入广州公司债权，现未收回。2016年6月，广州公司股东在广西召开会议，讨论广州公司盈亏和结算方案，会上被上诉人和李代笋就经营中一条货柜发错码头造成亏损，就责任承担引发冲突，李代笋退出会场，结算未果，股东不欢而散。事后，被上诉人提出，广州公司设立时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其本人认缴注册资金仅有30万元，其所多投资的270万元要返还，遭到股东的反对。2016年12月，因被上诉人资金紧张，要求解决困难，经其他股东同意借给被上诉人30万元，待结算后再行处理。2017年3、4月，被上诉人在广州仓库处理复印机70余台未入账。2017年5月，被上诉人以其成立公司多缴资金270万元系汇入邹今柳账号为由，要求邹今柳返回。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由定性及实体判决均错误。（1）本案系被上诉人与邹今柳等相约投资经营二手复印机批发，于成立公司后投资款应否返回所引发的纠纷。公司成立前与公司成立后的经营行为存在法律和事实上的承继关系，各股东前后投资总额达到近1000万元，公司投资总额大于公司登记注册资金很正常，投资总额中包含了邹今柳和章某（含李代笋）的前期原始投资评估款500万元及被上诉人曾益平的投资款300万元，还包含了通过被上诉人向其亲属借贷的资金80万元（现已偿还）。被上诉人提出的公司注册资金只登记了30万元，要求邹今柳返还多出注册资金的投资款270万元于法无据。（2）如被上诉人要求返还出资款理由充分，也仅能通过解散公司并清算后才能实现返还投资款目的。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邹今柳及罗寒梅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本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一审法院将本案公司成立前的运营行为与成立后的运营行为拆分，企图撇清被上诉人与公司的关系，如果将公司成立前后的业务分开，那么公司成立前经营行为至少就是一个合伙经营行为，本案案由就该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故一审直接以合同纠纷定性不当。上诉人罗寒梅不是合同当事人，也不是合伙经营者，一审适用《婚姻法》将罗寒梅确定为合同义务主体，完全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故意遗漏诉讼参与人，本案如将公司成立前与成立后的业务分开，则应按合伙协议纠纷处理，从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的陈述不难看出，被上诉人投资300万元参与合伙经营时，合伙投资人至少有三人，其中章某从公司成立前到成立后均是出资人，本案应当追加章某为当事人，一审故意遗漏必要诉讼当事人，程序严重违法。（2）一审错将罗寒梅列为当事人，但又未经依法传票传唤就缺席判决违法。被上诉人曾益平辩称：1、一审法院将本案定为合同纠纷正确。2015年4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商议共同开办公司，口头约定答辩人出资300万元，被答辩人出资500万元，总投资800万元，注册成立一家经营批发二手复印机的有限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口头协议依法成立。答辩人于2015年5-7月间分七次将300万元款项打入被答辩人账户，打款记录能够证实口头协议的存在。被答辩人退回了答辩人30万元的投资亦证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口头协议是存在的。2、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合同纠纷与公司的成立及其运营等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答辩人认为可以通过解散公司进行清算，才能实现返还投资款的目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成立公司的口头协议在公司成立之前，即筹备阶段。从时间上分析本案合同纠纷与公司纠纷无关。答辩人支付给被答辩人的300万元是成立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公司成立及运营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答辩人要求退还的是多支付的资金270万元，并不是以股东名义要求清算公司。被答辩人将公司成立之前的合同纠纷与公司成立后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混为一谈是错误的。3、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投入的300万元剩余部分已经用于公司的运营，缺乏证据证明。答辩人投入的300万元是为成立公司而支付的实缴资本，与公司营运无关。被答辩人作为公司的出纳，如主张该270万元用于了公司的运营，就应该提供剩余270万元用于公司营运的相关依据，并必须提供答辩人愿意将该270万元用于营运的依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4、被答辩人认为退还的30万元是答辩人向公司的借款不能成立。答辩人在公司筹备阶段支付了300万元，因被答辩人只为答辩人实缴了30万元注册资本，于是在2016年12月退还了30万元。如被答辩人认为该30万元属于答辩人的借款，那被答辩人应该提供答辩人出具的借条予以证实。5、一审判决被答辩人罗寒梅承担偿还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支付300万元给邹今柳，剩余的270万元在邹今柳处，2016年12月20日由邹今柳退还了30万元，余下240万元为债务纠纷。因邹今柳与罗寒梅系夫妻，该债务又产生于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适用》第十二四条的规定，被答辩人罗寒梅应与邹今柳承担偿还责任。6、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一审法院没有遗漏当事人，该合同纠纷发生从时间、主体上都与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因为本案不是合伙协议纠纷，也不是与公司有关的诉讼，无须追加公司其他股东参与。一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向被答辩人罗寒梅送达了传票，因罗寒梅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可以缺席审理。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曾益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退还原告依照口头协议约定多支付的投资款24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2015年4月，原告曾益平与被告邹今柳商议合伙开办公司，口头约定由原告出资300万元，被告出资500万元，注册成立一家经营批发二手复印机的有限公司。2015年5月-7月期间，原告按约分7次将300万元的款项汇入了被告的账户。同年9月10日，原、被告等合伙开办的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曾益平，邹今柳任公司出纳，股东为邹今柳、章某、曾益平。原、被告及章某所签署的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章程中约定，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原告认缴出资30万元，占股份比例为30%；邹今柳、章某各认缴出资35万元，占股份比例均为35%。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批发业。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原告诉称的300万元是为注册公司投入的注册资金还是包括注册资金及公司成立后运营所需的营运资金？原告认为，原、被告当时口头协议约定的出资为注册公司用的注册资本，但在后来的公司注册过程中，原告只认缴30万元，被告亦只为原告支付了注册资金30万元。被告认为，原、被告双方口头协议出资的资本为公司运营资本，原告的300万元也实际用于公司经营。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因当时口头约定由原告出资300万元，被告出资500万元，注册成立一家经营批发二手复印机的有限公司，故原告依约向被告汇款300万元，用于成立公司。但原、被告约定成立的后取名为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的章程中，原、被告双方对实际注册资本及各自认缴的出资额等均与原口头约定发生了变化，即注册资本仅为100万元，原告认缴出资仅为30万元；对被告所提出的，认为原、被告双方口头协议出资的资本为公司运营资本，原告的300万元也实际用于公司经营的抗辩理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应举证证明原告的出资是否均用于公司运营，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不予采纳。对于2016年12月20日返还了原告30万元是借款还是返还出资款的事实，亦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亦不予以采纳。故认定原告于2015年5月-7月期间，分7次汇入了被告账户的300万元款项系当时口头约定中的注册公司之用的注册资本，同时，2016年12月20日返还了原告的30万元系返还原告的剩余注册资本。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定性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还是合同纠纷，以及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原告认为，原告依照与被告的口头协议向被告汇款300万元，后注册成立了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本应按口头协议约定为原告缴纳300万元的出资，但因在公司注册成立时，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100万元，原告在章程中认缴30万元，被告也仅为原告缴纳了30万元的出资，被告应退还原告多余出资，多支付给被告个人的原口头约定的出资270万元与公司无关。原告向法庭提交了营业执照、今柳贸易公司章程以证明上述事实。被告认为，原告300万元的出资为公司运营出资，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原告要求返还出资，涉及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本案应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原、被告在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之前的筹备阶段的口头约定而引发的纠纷，即系原、被告个人之间为筹备合伙成立公司而双方达成口头合同，并因该口头合同的履行等而产生的纠纷，虽然原、被告预成立公司的合意达成后，在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成立时，章某作为股东参与了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的成立和以后的运营，但无证据证明章某参与了原、被告预成立公司的口头合同，故原、被告个人之间为筹备合伙成立公司而双方达成的口头合同与章某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同时，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章程已对原、被告个人之间为筹备合伙成立公司而双方达成的口头合同进行了变更，故原、被告之间的原口头约定亦与以后公司的成立及其营运等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被告诉讼主体适格。被告系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章程上约定的出纳，在本案审理直至判决之时，均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在口头约定中的300万元，在扣除原告认缴的30万元后，剩余的270万元为原告运营公司的投资，且均用于了公司的后期运营资本，故被告对其抗辩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依约向被告汇款300万元注册成立公司，被告理应依约为原告代缴纳出资300万元，但在公司章程中，对原、被告的出资进行了重新约定，原告只认缴出资30万元，被告对其多收取的270万元应由被告退还给原告，但已退回的30万元应予以核减。原告曾益平与被告邹今柳通过口头协议共同出资筹备注册成立公司，该口头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等无效情形，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300万元的预缴出资后，因公司注册资本及原告认缴出资额在公司成立时变更，被告为原告代缴的出资额实为30万元，被告对于原告多支付的270万元（已退还30万元）理应退还给原告，故对于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邹今柳与被告罗寒梅系夫妻关系，原告的该笔债务发生在被告邹今柳与被告罗寒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邹今柳与被告罗寒梅共同偿还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系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章程上约定的出纳，在本案审理直至判决之时，均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在口头约定中的300万元，在扣除原告认缴的30万元注册资本后，剩余的270万元为原告后期对公司营运资本的投资的事实，被告对其抗辩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章程已对原、被告个人之间为筹备合伙成立公司而双方达成的口头合同进行了变更，故原、被告之间的原口头约定亦与以后公司的成立及其营运等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对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亦不予采纳。被告罗寒梅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邹今柳、罗寒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曾益平返还人民币2400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6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1000元，由被告邹今柳、罗寒梅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邹今柳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对章某的调查笔录，拟证明：（1）2015年5月，曾益平与邹今柳、章某（李代笋）约定，以邹今柳、章某正在经营的二手复印机业务作价500万元（邹今柳、章某各站35%），曾益平投资300万元人民币（占股份30%）参与共同经营，并相约成立广州今柳贸易有限公司。（2）同年9月，广州今柳贸易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曾益平为法人代表兼会计，邹今柳任出纳，章某协助工作，其名下隐名股东李代笋任采购员。公司登记注册资金100万元，但股东实际出资在800万元以上。（3）曾益平、邹今柳、章某2015年5月份开始共同经营，至公司成立，约定同意用邹今柳身份开立银行账户，作为公司账户。（4）因公司经营期间出现亏损，2016年6月份，股东在广西开会，曾益平埋怨李代笋在采购工作上失误，要求李代笋赔偿损失，并和李代笋发生矛盾，公司无法清算，公司股东间出现分歧。（5）2017年3、4月份，曾益平认为章某对复印机处理价格不合理，私下处理库存复印机71台，所得转卖款未登记入账。（6）公司股东间出现矛盾后，曾益平遂认为其投资款系汇至邹今柳个人账号，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其个人认缴30万元，多出的270万元应由邹今柳返还，但遭到了股东包括李代笋等的反对。（7）2016年下半年，经公司股东同意，公司通过邹今柳向曾益平汇款30万元，系借贷资金，属于公司应收款。应收款还包括出借给广西公司的322万元。广西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是曾益平。证据2、邹今柳关于复印机的运作和周期说明。拟证明二手复印机批发业务系海外贸易，必须遵循一系列复杂的采购程序，提货周期较长，销售和资金回笼较慢，甚至还存在拖欠款，月平购货300万元左右，公司周转资金应在900万元以上，证明公司登记注册资金100万元与公司实际投资运营资金是两回事。证据3、章某广州今柳贸易有限公司运营情况说明。拟证明曾益平2015年5月22日第一笔投资款50万元及之后公司的二手复印机订购和资金使用情况，证明公司成立后经营周转金符合投资总额800万元的预期，并非登记的注册资金100万元。股东投资总额大于公司注册资金与公司经营实际相符。证据4、购买复印机流水账1册。拟证明：（1）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5月21日曾益平出资参与前，邹今柳、章某的进货或仓储情况经营；（2）2015年5月22日至2016年4月曾益平投资第一笔50万元起与邹今柳、章某经营及至今柳公司成立后订购复印件及资金使用情况，与上诉证1、2、3相印证。证据5、购买复印机的海外电子邮册二册。拟证明曾益平参与邹今柳、章某经营前及曾益平出资参与经营后订购货物及支付货款的情况，与上述证据1、2、3、4所证明的情况相印证。证据6、农业银行转账凭证流水1册。拟证明曾益平自2015年5月22日起至之后的每笔出资汇款情况，共7笔计300万元，上述汇款均用于公司付款购货，非邹今柳个人使用或占有。证据7、广州今柳公司申请登记资料1册。拟证明公司登记申报系曾益平亲自完成，公司选址、租房、缴费、装修等系列工作亦是由曾益平组织落实。曾益平是公司投资者，更是公司主要组织者、参与者。证据8、曾益平亲笔书写的收广州今柳公司款项记录。拟证明曾益平作为公司投资者、组织者、参与者，亲自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收取公司经营款项。上诉人邹今柳另申请了证人章某出庭作证，对上述证据材料所陈述的事项予以了说明。上诉人罗寒梅对上述证据经质证后无异议。被上诉人曾益平对上述证据经质证后认为：首先，上述八份证据在一审的时候完全可以提交，但上诉人没有提交，因此该八份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丧失了证明力。其次，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调查笔录形式上不合法。证人章某说了调查时肖勇焱没有在场，但调查人签名处却有肖勇焱的名字。另该调查笔录产生时间是2017年7月28日，一审判决的时间是2017年7月27日，收到判决书的时间应该是8月份，因此该证据应该产生于一审期间。再次，章某所讲内容不真实，其一，公司成立之间，曾益平没有与邹今柳、章某合伙经营。证人也说了三人之间没有合伙协议。其二，曾益平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是会计，公司所有账簿及资金往来全由邹今柳把持，不与曾益平算账。其三，曾益平出资的是投资款，而并不是公司的经营款。其四，曾益平没有向公司借款，而是邹今柳退回给曾益平的投资款。根据常理，公司股东向公司借款，必须出具借据。其五，公司不进行结算，不是曾益平与李代笋出现了矛盾，而是邹今柳把持公司财务，不与曾益平结算。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也有异议。公司成立之后的所有事务与本案的审理不存在法律上的关联，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章某与邹今柳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章某与邹今柳关系密切，其证言偏向邹今柳，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是当事人自己的陈述，当事人邹今柳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公司业务与本案审理没有关系。证据3，其内容是不真实的，曾益平在2015年5月份至公司成立之前，并没有与邹今柳、章某有合作。曾益平是法定代表人，并不是会计。至于公司成立之后的业务，与本案不存在关联。证据4，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购买复印机起始时间是2015年1月，曾益平是2015年9月成立公司，且复印机的数目与公司不存在关联。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订单的最初时间是2014年12月31日，与曾益平没有任何关系。对方如要提交也应该提交2015年9月之后与公司业务有关的凭证，并应该提供公司的账本来证明曾益平投资的款项用于公司经营。因上诉人不能提供公司的账本、发票等证据，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6,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系。不能证明曾益平投资的3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同时，银行卡交易明细与本案不存在关联。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的成立与本案没有关联。正是因为公司成立没有将曾益平投资的300万元用于注册公司才要求返还。曾益平只是法定代表人不是公司的会计，公司的账簿及财务由邹今柳、章某把持，完全将曾益平排除在外。且公司注册登记的时间是2015年9月10日，曾益平投资的款项在2015年9-10月期间，与公司的经营、运营不存在关联。证据8，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证实是曾益平所写。即使是曾益平所写，曾益平参与公司也是2015年9月，不存在2015年9月参与合伙。如果上诉人认为曾益平参与了2015年9月前的合伙经营，应提供合伙协议或相应凭据予以证明。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材料结合一审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本院二审经审理，对一审已查明的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9月10日，由被上诉人曾益平经手，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正式工商注册成立，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沐陂西街北16号大院A13房，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2088.9.9日，法人代表曾益平，股东曾益平（占股30%）、邹今柳（占股35%）、章某（占股35%）。该公司至今未设财务会计专门账户，一直延用邹今柳收取股东出资款的个人账户经营业务。还查明，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该公司海外订购二手复印机业务情况如下：2015年5月订购161台，价人民币908686.02元；6月订购749台，价人民币3258149.07元；7月订购630台，价人民币3065939元；8月订购230台，价人民币1149120元；10月订购78台，价人民币307987.5元；11月订购116台，价人民币768195元；12月订购458台，价人民币2303123.75元；2016年1月订购405台，价人民币2303133.75元；2月订购302台，价人民币1681547.25元；3月订购146台，价人民币990762.5元；4月订购417台，价人民币2003950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及国务院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为了保证公司资本的充实，维护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股东应按照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或公司设立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缴纳出资。股东出资包括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资本公积金及公司未分配利润等。股东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属于资本公积金，为公司后备资金，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股东出资后不能抽回，也不得转变为公司的债务计算利息，变相抽逃。本案中，被上诉人曾益平与上诉人邹今柳等于2015年4月口头协议约定由其货币出资300万元，由邹今柳等人以货抵资出资500万元共同成立公司，经营二手复印机批发业务。同年9月10日由曾益平经手正式注册登记成立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公司章程》虽仅记载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但并未否定或更改之前其双方口头约定的股东出资额与持股比例。且公司成立后，也仍然是延用上诉人邹今柳收取曾益平出资款的个人账户经营公司业务，另根据二审证据显示，该公司成立前、后的实际业务运营资本亦远超100万元，故本案中被上诉人曾益平超出认缴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应为公司资本公积金，不宜认定为公司或公司股东的个人债务，其要求股东退还超出认缴公司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款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邹今柳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新化县人民法院（2017）湘1322民初13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曾益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合计57000元，由被上诉人曾益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旦审判员 蒋国保审判员 李芳丽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刘 娟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第一百六十七条股份有限公司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所得的溢价款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列入资本公积金的其他收入，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