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9民终8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东大水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新闸镇民营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汤邹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成，江苏律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恒才，男，1968年11月4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羽，江苏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州东大水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恒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2017）苏0922民初3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东大公司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26328.55元不服，请求二审发�重审或直接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本案遗漏主体，直接判决东大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根据。董光是被上诉人的雇主，被上诉人接受董光的指派完成一定工作任务，由董光向被上诉人支付劳务报酬，董光依法应当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滨海强源电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源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方，明知董光无施工资质，2015年董光挂靠湖南湘江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江电力公司）承接工程施工，2016年挂靠东大公司承接工程施工。根据相关规定，发包方强源公司明知违法仍然将涉案工程发包给董光施工，并且“以包代管、以罚代管”，导致董光拖欠劳务费，这一点足以说明强源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应当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一审不予追加董光、强源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显属遗漏主体。二、案涉货款金额无�确认。被上诉人应当与董光进行货款结算，东大公司的汤建东根本不在施工现场，被上诉人也没有将经过董光签字确认的具体货款明细，交由汤建东核对确认。汤建东不可能替董光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被上诉人应当出示每个月的货款数额，被上诉人仅凭汤建东签字，要求东大公司付款，显然无付款的结算依据。汤建东签字不但不能代表双方进行了结算，而且东大公司并未授权汤建东签字。汤建东是根据强源公司的请求，出面协调处理董光拖欠劳务费一事，汤建东被强源公司扣押、逼迫而签字确认。三、被上诉人主张2016年全年的货款，但在2016年6月5日之前与东大公司的工程无关，我公司只承担我公司工程期间的费用（全年费用的63%）。东大公司与强源公司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只有2016年6月5日、2016年8月31日两份。根据供电系统的性质，所有工程施工的材料都是�甲方供材，领料是施工的前提。因此，在2016年6月份之前的施工肯定不是东大公司的工程，产生的开支，依法不应当由东大公司承担。根据一审法院出具的调查令，上诉人查明董光施工期间领料单位的单据予以证实，一直到2016年5月份，董光还在以湘江电力公司的名义领料施工湘江电力公司的工程，更加印证在2016年6月5日之前的工程是湘江电力公司的工程，因此，在2016年6月5日之前的货款也与东大公司无关。从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合同足以证实，董光在2016年6月5日、2016年8月31日，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充分说明董光以东大公司资质从事的工程仅有这两个工程，东大公司即使承担责任，也仅承担2016年6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货款。其余的货款，即使存在拖欠，也与东大公司无关，被上诉人只能起诉董光与湘江电力公司。一审判决没有查清被上诉人提供给东大公司涉案工�的货款数额，东大公司只承担自己工程使用的货款。四、本案不符合付款的条件。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说明付款的时间条件是：“强源电力结工程款时付清、总计99810元，同意支付70000元，余款由董光到庭处理”，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强源公司已经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实质上，被上诉人也明知强源公司一直就没有向上诉人付款。因此，本案付款条件不成就。同时再次证实，董光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依法应当追加董光为本案的被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遗漏主体，事实审查不清，付款条件不成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曹恒才辩称：一、本案没有遗漏主体，上诉人依法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货款61715元，因为上诉人与强源公司签订两份劳务分包合同，董光是上诉人承包劳务工�施工现场的代表，董光的一切行为均由上诉人承担，这有上诉人出具的两份委托书可以证明。董光是上诉人的员工，有劳动合同和常州市社会保险职工参保缴费证明可以充分证明，因此本案适格主体只能是上诉人，董光和强源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上诉人差被上诉人的货款61715元，上诉人的总经理兼负责人汤建东已经在欠款单据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院举证的上诉人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上诉人企业一般情况，能够证明汤建东是上诉人的总经理兼负责人，而且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汤邹凯是汤建东的儿子汤建东签字确认的单据上明确注明“同意支付柒万元”，因此上诉人依法应当全额支付货款。三、上诉人是从2016年初承包案涉工程劳务。上诉人与强源公司签订两份合同明确注明是一至四季度的劳务合同，虽然合同签�时间是2016年6月5日和8月31日，只说明合同是后来补签的事实。在2016年2月20日上诉人为董光交纳社保，证明董光是上诉人单位职工。2015年12月20日上诉人出具给董光的授权委托书，明确注明董光与强源公司的一切行为由上诉人承担，且有效期限是从2015年12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充分证明上诉人是从2016年初承包劳务工程的，因此上诉人各种辩解明显是恶意行为，目的是拒付货款、租金和工人劳务工资。四、在2017年4月1日的欠款凭证上注：“强源电力结工程款时当场付清”，并未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在2017年5月19日上诉人在欠款凭证上注明“总计99810元，同意支付70000元，余款由董光到庭处理”，但上诉人没有付款，且要求董光到庭明显不应采纳，因此上诉人依法应当支付货款给被上诉人。
曹恒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大公司支付货款61715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承担利息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东大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0日，东大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董光为其单位代表与强源公司进行磋商、签署农配网工程的相关文件，董光的一切行为均代表其单位，与本人的行为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本单位承担代理人的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代理人无权转委托，委托的有效期限为2015年12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委托人汤邹凯，受委托人董光”。并加盖东大公司的公章。2016年2月21日，东大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声明：“我汤邹凯是东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我公司董光为我的授权委托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强源公司的2016年度配农�工程劳务分包施工资质审查活动，在办理审查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董光、汤邹凯均签字确认，并加盖东大公司的公章。
2016年6月5日、2016年8月31日，强源公司作为甲方、东大公司作为乙方，双方分别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了工期(均为60日)、工程质量、安全责任、违约责任等条款，乙方代表处是董光签名，并盖有东大公司公章。
2016年1月份，董光施工的工地开始由曹恒才供应蔬菜、鱼、肉、鸡蛋、大米等物品，绝大多数物品都是董光的下属周宇和看门的老许签收，2016年6月份之前的货款董光均已经结清。之后，董光因资金周转困难就没有支付曹恒才货款，曹恒才多次找董光和周宇催要货款未果。2017年4月1日，汤建东出具条据�认差欠曹恒才货款61715元、吴子松货款23680元、陈昌贵油款14415元，并在该条据上摁印确认，该条据还载明“强源电力结工程款时当场付清”、“总计99810元，同意支付柒万元正（￥70000）余款由董光到庭处理”，但汤建东、董光及东大公司并未向曹恒才支付过上述款项。
一审另查明，2016年2月21日，东大公司在2016年度配农网工程劳务分包外协施工资格预审申请书中提供了董光与东大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2016年1月至2月，案外人董光作为东大公司单位职工在常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交纳参保费用。汤建东原是东大公司的总经理，与现任董事长汤邹凯是父子关系，目前在东大公司担任总工程师职务。现董光下落不明。
2015年度，湘江电力公司和�源公司签订合同，合同工期为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合同上没有出现董光名字。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已向东大公司释明，不同意东大公司要求追加董光和强源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东大公司与董光签订劳动合同，交纳社保、出具和委托书，委托董光处理涉案工程一切事务，并承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东大公司承担，故董光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汤建东是东大公司的总经理、总工程师，还是东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汤邹凯的父亲，其出具的条据的行为显然也是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由东大公司承担。故东大公司应及时履行支付油款的义务。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相应的损失。曹恒才主张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7月3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但法院认为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计算标准。
东大公司辩解，曹恒才等人没有与汤建东本人进行过相关费用的结算，不能证明曹恒才货款的实际组成，法院认为该辩解与事实不符，汤建东出具条据的行为已经确认了拖欠曹恒才货款的事实，故对该辩解不予采信；东大公司辩解，董光是挂靠在东大公司从事工程建设，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也是工程的权益人，法院认为，无论是东大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还是涉案的工程劳务合同，东大公司均以书面形式认可董光是东大公司的代表，故董光履行职务行为的后果应由东大公司承担；东大公司还辩解董光是以湘江电力公司名义施工的，但�能提供证据原件及证明其相互关系的证据，而湘江电力公司与强源公司的合同中也不能反映董光代表其单位处理相关业务，故对该辩解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之规定，一审判决：东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恒才货款61715元，并从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3元，由东大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东大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2017）苏0922民初372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6年5月30日前董光施工是以湘江电力公司名义领料施工，从2016年6月份开始至12月份是以东大公司名义领料施工。证据二、2017年3月23日未付送菜款说明复印件，证明曹恒才提供的送菜款项是2016年2月-2017年1月，总价款是87915元，扣除已支付的26200元。东大公司只应当承担2016年6月-2016年12月份计七个月货款，即总货款的63%。被上诉人曹恒才质证认为，对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从2016年初开始承包案涉工程。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并非曹恒才书写。
被上诉人曹恒才提供（2017）苏0922民初384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苏09民终5032号判决书，证明汤建东是上诉人的总经理，本案没有遗漏主体。上诉人东大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汤建东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有相关法律规定和授权。虽然汤建东和汤邹凯系父子关系，但是并不能证明汤建东可以代表汤邹凯从事相关民事法律行为。
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诉人东大公司提供（2017）苏0922民初3729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未付送菜款说明系复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对，且被上诉人曹恒才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被上诉人曹恒才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亦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1、本案有无遗漏诉讼主体，董光与强源公司是否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2、本案货款应当如何计算，是否均应由东大公司承担支付义务；3、本案付款条件有无成就。
本院认为：一、一审判决并未遗漏诉讼主体。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事案件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本案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并非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曹恒才依据合同相对性向董光所代表的东大公司主张欠款，并未要求董光与强源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行使。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董光与强源公司系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因此东大公司提出的曹恒才与董光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进而认为应当追加董光与强源公司为共同被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东大公司提出在2016年6月5日之前的货款非该公司所欠，不应由其承担还款责任。曹恒才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本案所欠货款系2016年6月-2017年1月所欠，并没有2016年6月5日之�的货款。且东大公司的总经理汤建东在接受公司委托处理董光在代表东大公司进行施工过程中的遗留债务时，应当对董光经手的债务进行充分了解，并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向相关债权人出具同意付款的意见。2017年4月1日汤建东已签字确认所欠曹恒才款项，东大公司并没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汤建东签字认可的货款金额。东大公司主张汤建东系被强源公司扣押、逼迫而签字确认，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东大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本案付款条件已经成就。2017年4月1日汤建东在条据上注明：强源电力结工程款时当场付清。二审中，东大公司陈述强源公司欠其70万元左右工程款，但其认为是董光挂靠的款项，故一直怠于起诉，由此说明，东大公司对该付款条件的成就持消极态度，不依法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客观上阻碍了付款条件的成就，应当视为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汤建东此后又在条据上签署“同意支付柒万元，余款由董光到庭后处理”，东大公司仍未按此承诺支付，在诉讼中董光也未到庭，而董光的到庭与否并不在曹恒才所能掌控的范围。因此，东大公司应当支付全部所欠款项。综上，上诉人东大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3元，由上诉人常州东大水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晓平
审判员 张 雷
审判员 陈 娴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刘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