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17民终51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阳春市甲镇乙村民委员会丙村。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甲镇乙村民委员会丙村。负责人：阙修干，该村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克健，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容友，男，195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飞，广东智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阳春市甲镇乙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甲镇乙村。法定代表人：盘廷科，该村民委员会主任。上诉人阳春市甲镇乙村民委员会丙村（以下简称丙村）因与被上诉人梁容友、原审被告阳春市甲镇乙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乙村委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春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的（2016）粤1781民初2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丙村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梁容有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涉案林地上的林木并非乙村委会所有，而是属于丙村所有。（1）一审认定涉案林地所有权为乙村委会所有的依据是原阳春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3月9日发出的《阳春县山权林权证》。但该山权林权证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林业三定时期”发出的，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当时发证程序并不严谨，政府将空白的山权林权证（一式三联）发至基层，由基层填好核实后再上报政府，权利人持有一联、政府或林业部门及基层组织各持一联，因此，如果要以该山权林权证为依据，必须要三联齐全，但本案中的《阳春县山权林权证》只有县府存根联，故《阳春县山权林权证》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阳春县山权林权证》载明的山名分别是“一岭”、“二岭”、“三岭”，与梁容友提供的《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所载的山岭名称不相同；该证注明林木种类均为“松林及杉林”，亦与《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载明的“相思林”不同；且该证中“数量”为空白，四至也与《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的“东至五岭、西至六岭、南至七岭、北至八岭，总面积340亩”不同。因此，无法认定《阳春县山权林权证》的林地林木范围与《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约定的承包范围是同一个地方，更无法认定乙村委会对《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项下的林地林木享有所有权。（3）阳春市林业局于2007年11月2日向丙村核发的春林证字（2007）第0××××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该证NO4载明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使用权权利人以及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使用权权利人为丙村，坐落乙村委会稔仔岭，面积219亩，主要树种是台湾相思，与《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所载树种相同，四至“西至大坪南侧沿犁头石山脊分水与本队……交界”，亦与《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所载西至大坪颈岭相同。由于丙村持有的林权证四至载明山岭名称的是大山名称，而《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载明的山岭名称是小山名称，该林权证实际已将《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林地林木包含在内，是同一个地方，因此，梁容友现要求砍伐的台湾相思林木属丙村所有，故一审认定涉案林木所有乙村委会所有是认定事实错误。二、涉案林木已于2007年由阳春市人民政府确权归丙村所有，未经丙村同意，任何人不得砍伐，一审判决乙村委会协助梁容友办理台湾相思林砍伐证损害了丙村的合法权益，是错误的。1、丙村在2007年已取得林权证，未经丙村同意，任何人不得砍伐。2、丙村在2003年将涉案林地上的台湾相思林木转让给第三方，由第三方砍伐。梁容友在本案诉讼前曾要求乙村委会为其办理砍伐证，遭到丙村及村民的反对，现梁容友要求乙村委会协助其办理砍伐证应不予支持。3、乙村委会在1987年5月29日与梁容友签订《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时，并未经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丙村对该合同书亦不知情，该《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侵害了丙村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梁容友无权以该合同为依据，主张砍伐和办理砍伐证。梁容友辩称：一、丙村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未判决其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二条“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的规定，丙村提起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如果丙村认为一审判决损害其权益，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二、一审处理正确，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以及诚信原则，为实现梁容友的合同目的，乙村委会负有协助梁容友办理砍伐证、处理林木的义务。而且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没有上诉，丙村无权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三、丙村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基础，应予驳回。首先，丙村没有权利提出上诉，本案无需进行实体审查，应直接驳回丙村的上诉。其次，丙村在一审期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其二审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后，梁容友对丙村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全部不予确认，丙村提供的《林权证》明显与乙村委会《阳春县山权林权证》相互冲突，原属于村委会大集体的财产不可能登记到丙村小集体名下，丙村提供的证据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乙村委会述称：林权证是2007年核发，如果存在纠纷是不会核发新的林权证，涉案的山林权属是属于丙村。梁容友此前并没有向乙村委会提出砍伐林木的要求。梁容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乙村委会按双方于1987年5月29日签订的《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履行，为梁容友承包的山林（东至五岭；西至六岭；南至七岭；北至八岭；总面积约340亩台湾相思林木地）协助办理砍伐证；二、本案的诉讼费由乙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7年5月29日，梁容友与乙村委会签订《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甲方现有台湾相思林（幼林）自东边五岭至西边六岭，南边七岭至北边八岭，总面积叁佰肆拾亩，属1986年春季种植的，按封山育林条例规定属全封区，现由乙方承包管理。二、乙方承包的林区，应按上级规定要求进行抚育、补植和管理，种植规格台湾相思株行距5×5市尺，每亩苗数200株；湿地松株行距7.5×7.5市尺，每亩苗数107棵，不足此数的应进行补植，幼林期每年中耕除草一次。如果乙方承包后长期不抚育、不补植、不管理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回全部贷款。三、甲方负责制订村规民约和提供种苗、技术，方便乙方进行抚育和管理。对有违规封山育林者，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处理，直至向上级政府申请处理。四、承包管理期限，按村代表会议的决议执行。乙方承包的属台湾相思幼林区，定叁拾年（由1986年5月至2016年12月止）。五、成林后的收益分成，按1：9分成，即甲方该壹成，乙方该玖成。到终止期后，合同若不再延续，尚有的林木，则作折价按上比例分成处理，折价后的林木，不管归那方，对方应在二年内兑现给对方应得的分成款项。六、在幼林期（7年内）抚育同伐的柴材由乙方自行处理，到成林期（7年后）出产林木均按规定的比例分成。七、乙方承包林区的贷款￥万陆千捌百￥拾￥元，在成林后（七年为期）有出产时还贷，乙方负担拾成（利息按月息六厘六计算）。八、该林区成林后，生产林木时，须由双方协商制定出材方案，报上级批准，方能砍伐。如乙方擅自砍伐，甲方有权制止，直至向上级政府申报处理。九、一切山权全属甲方，乙方只有对林木的管理权和生产产品管理权。十、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执行期间，国家对林业如果有新的政策，与本合同有不相符时，则按新的政策执行。十一、现有飞播的零星松，五年内由村处理，五年后未处理的交由乙方管理。甲方：乙村委会（盖章），乙方：梁容友（签名）。签订日期：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合同签订后，乙村委会将山林交由梁容友经营管理，2000年梁容友砍伐了第一批台湾相思林木，梁容友依合同支付了一成款项给乙村委会。另查明：1982年3月9日，阳春县人民政府向乙大队颁了阳春县山权林权证，该证登记的林地所有权为乙大队。梁容友与乙村委会签订的《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于2016年12月到期，期满后梁容友表示不再延续，期满后尚有的林木梁容友要求乙村委会协助办理台湾相思林木砍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1、乙村委会是否需要协助梁容友办理台湾相思林木砍伐证；2、梁容友承包乙村委会的台湾相思林木权属与丙村是否存在争议。乙村委会持有阳春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阳春县山权林权证，该证登记的山权林权为乙村委会，并经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发包台湾相思幼林给梁容友经营管理，梁容友与乙村委会签订的《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为有效合同，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梁容友与乙村委会签订的《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虽然没有约定乙村委会需协助梁容友办理台湾相思林木砍伐证，但乙村委会作为该林木的权属人，又是村委会基层组织有协助梁容友办理林木砍伐证的义务。同时该承包合同于2016年12月到期，梁容友表示不再延续，合同约定期满后尚有的林木按合同期限内的收益分成，乙村委会协助梁容友办理林木砍伐证对双方的利益也没有影响。因此，梁容友请求乙村委会协助梁容友办理砍伐证，依法应予支持。至于梁容友承包乙村委会的台湾相思林木权属与丙村是否存在争议。梁容友与乙村委会签订《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的山权林权登记在乙村委会名下，梁容友在2000年砍伐第一批台湾相思林木时，双方均能按合同履行并没有异议，且该承包合同于2016年12月已期满，乙村委会也没有提供存在争议的相关证据，同时丙村也无到庭抗辩，因此乙村委会该主张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丙村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乙村委会按照《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的内容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协助梁容友办理台湾相思林木砍伐证。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乙村委会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丙村提供如下证据：一、《证明》及《法人证明》，拟证明，1、丙村是自然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诉讼主体适格；2、丙村的法定代表人是村长阙修干，村中没有印章，一切事务均由村长签名处理，本案诉讼事宜由村长阙修干全权处理。二、《林权证》，拟证明丙村于2007年11月2日取得春林证字（20××）第0××××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是涉案林地林的所有权权利人。三、《账册》，拟证明丙村以34000元的价格将涉案台湾相思林木出卖给第三方砍伐。经组织质证，梁容友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由法院予以核实。对证据二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首先关联性，该林权证记载的四至是否与本案诉争的林地有关还需要丙村提供证据进一步核实；关于真实性及合法性，村委会的《阳春县山权林权证》颁发的时间是在1982年，明显在前，而且村委会的《阳春县山权林权证》是山地林权权属争议处理的重要证据，在此基础上是不可能再将相关的山地林权确认给另外的主体。同时从常理来说，本来属于大集体的财产，更加是不可能重新确认到小集体名下，整个大集体的村民是不可能同意，丙村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在山林山地上实际经营的事实。因此，梁容友认为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对证据三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丙村单方手写自行制作，没有其他客观交易凭证包括转账记录收据，交易的对方是谁都没有客观证据证实。乙村委会的质证意见如下：林权证及账单是真实的证据。乙村委会要求法院对合同的效力进行确认，因为没有合同原件只有复印件。合同经过涂改，需要核实。村委会不会出具一份合同被对方涂改。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5日向丙村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告知丙村因其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通知丙村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本案是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梁容友依据其与乙村委会签订的《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提起诉讼，请求乙村委会协助办理砍伐证。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丙村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通知丙村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力义务”，因此，丙村在本案中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依附于原告或者被告，并不享有独立的原告或者被告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只有在特定条件下（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才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本案中，一审判决乙村委会按照《包山管理台湾相思林合同书》的内容协助梁容友办理台湾相思林木砍伐证，并没有判决丙村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二条“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的规定，丙村在本案中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驳回梁容友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不予受理。丙村所诉利益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第二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阳春市甲镇乙村民委员会丙村的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阳春市甲镇乙村民委员会丙村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林 广审判员 施震宇审判员 莫怡华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予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