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19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琼，女，197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烽，男，197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靖，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焰，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金，男，194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军，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威，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万达东湖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横路3号。
法定代表人：齐界，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翥，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佳奇，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琼、石烽因与被上诉人刘德金、原审第三人武汉万达东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10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琼、石烽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靖、王焰，被上诉人刘德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军、胡威，原审第三人万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翥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万达公司申请替代刘德金参与本案诉讼，刘德金同意万达公司的申请，并出具承诺书承诺将本案债权、诉讼权利转让由万达公司享有。鉴于万达公司、刘德金之间债权转让不影响本案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根据本案具体情况，本院对万达公司替代刘德金承担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琼、石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裁定驳回刘德金起诉，诉讼费用由刘德金承担。上诉理由：一、刘德金非本案适格原告，不具有诉权，应驳回其起诉。首先，本案万达公司是在2015年8月31日与刘彦杨签定了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的购房款金额为569.0234万元，万达公司向刘彦杨交付了569.0234万元的发票。故本案房屋买受方为刘彦杨，出卖方为万达公司，刘德金是刘彦杨的爷爷，只不过具体办理了相关的手续，而不是合同当事人。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均归属于刘彦杨，而非刘德金。如果上诉人将钱退给刘德金，刘彦杨却享受着争议的房屋买受人权利，这明显不公平。其次，2017年1月9日，刘彦杨与万达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双方明确刘彦杨将自己交给徐琼的524.1696万元购房款而产生的追偿权转让给万达公司；2017年2月3日，刘德金向江汉区法院递交《变更第三人为原告申请书》。这些证据充分证明刘德金认可刘彦杨才是该笔524.1696万元的实际权利人，并且同意将相关诉讼权利转移给万达公司。上诉人认为，刘德金原来的身份就只是账户的出借人，并不享有实体权利，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后期又将权利转移给万达公司，自然更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刘彦杨以“换票”形式购房，万达公司接受“换票”与刘彦杨签订合同、出具发票，本身就是案外人刘佳与万达公司之间销售房屋形成的一种商业模式。徐琼将购房人交纳的购房款都汇集到刘佳处，刘佳再根据与万达公司达成销售模式，向万达公司支付相应的购房款，由万达公司再根据刘佳的指示向对应的购房人开具发票，签订购房合同。由于万达公司经由刘佳出售房屋的时间长、数量多，刘佳与徐琼之间又存在对购房人的房款打通使用的情况，刘佳不到案就无法查明资金流向。重审时，上诉人在开庭之前向法院递交了书面申请，并在庭审时再三请求追加刘佳（唐淑菁）作为第三人。但一审法院对此无任何回应，一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程序上严重违法。三、徐琼已完成房屋买卖事项，不应向任何人退还购房款524.1696万元。首先，发票具有收付款凭证的作用，万达公司开具发票，即认可收取了相应的购房款，且双方还办理了备案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的规定，及2016年5月24日，万达公司向武昌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2016年9月28日万达公司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均显示刘彦杨所购房屋款已经收取。这是万达公司最早出具的两份说明，根据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规则，能够证明万达公司已经收取刘彦杨房款，并据此向刘彦杨开具了发票、签订了合同，办理了房屋销售备案。其次，万达公司在销售房屋过程中认可并采取了“换票”这一销售形式，就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换票”一旦成立，此后万达公司就无权否认“换票”的效力。本案中，案外人刘佳供述称:“我就通过换票的方式用余炼的钱给刘彦杨的房子备了案，大概是569万元左右”“我找她（指徐琼）催要刘彦杨房款的时候，我记得她给我打过200万…”刘佳的供述表明，刘彦杨的房款是刘佳通过所控制的余炼的钱填补上的，当时万达公司在该房屋上已经收记了房款。至于刘佳向徐琼催要刘彦杨房款，只能证明，刘佳向万达公司缴纳刘彦杨房款的行为与徐琼有关，至于刘佳为什么要替徐琼交刘彦杨的房款，则是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属于另一法律关系。现在刘佳、万达公司均未否认刘彦杨所购房屋账面房款是真实存在的情况下，刘彦杨有什么理由要求徐琼返还所付的房屋呢?第二，徐琼将刘彦杨的购房款支付给了刘佳，而刘佳又通过万达公司认可的方式向万达公司支付了购房款，并且万达公司给刘彦杨开具了发票，现钱货两清。徐琼向刘佳及万达公司支付购房款的情况分三笔：第一笔151.9万元。K9-2-3-3802房首先是由李林杰所购，李林杰向武汉万达东湖置业有限公司支付了100万的房款，武汉万达东湖置业有限公司要将涉案房产出售给刘彦杨，就需李林杰退房，万达公司理应向李林杰退款。但实际上万达公司并未向李林杰退款，而是徐琼由向李林杰支付151.9万元，李林杰则免除了武汉万达东湖置业有限公司退款的义务，即徐琼用刘彦杨支付的购房款中，拿出了151.9万元支付给了万达公司。第二笔200万元。徐琼于2015年8月21日分两次向李顺兴转款200万元。李顺兴与刘佳是以夫妻名义在一起生活的，李顺兴的账户实际上是刘佳控制的与万达公司交易的账户。原审查明的刘佳称“我找她（指徐琼）催要刘彦杨房款的时候，我记得她给我打过200万。”刘佳所指的200万就是指的这200万，而这200万的指向刘佳说的非常明确，就是刘彦杨的购房款。第二笔172.2696万元。石烽向万达公司购买了武汉中央文化区K9-5-3-2602号房屋，该房屋合同价款497.3301万元，徐琼通过在万达售楼部POS机刷卡向万达支付了购房款398.9万元，后石烽又用该套房屋在招商银行办理了按揭贷款348万元，该笔贷款由银行支付给了万达。徐琼共为该房屋支付了746.9万元，比合同价多支付了249.5699万元。万达应将多支付的房款退还给徐琼，而万达实际退到了刘佳所控制的账户。故徐琼用本应万达退给徐琼而实际退给刘佳所控制的账户的此笔贷款中的一部分冲抵了涉案房屋购房款中的172.2696万元。综上所述，由于万达公司此前是认可收到刘彦杨交纳的524.1696万元，并给刘彦杨开具了569.0234万元的发票，故其应举证反证前述三笔不属实，才能免除其相应的义务。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判决原告承担责任，在实体法的依据仅为《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该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审法院将该款作为实体判决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但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分别是刘彦杨和万达公司，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非合同的当事人。（2）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于《合同法》总则第四章，在性质上是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并非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的具体裁判规范，不可以单独适用在具体案件中。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作出裁判的直接实体依据应当是《合同法》第九章《买卖合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以及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等相关司法解释，而不是一般性、原则性的条款。其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程序依据之一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一审法律适用该款程序法司法解释错误。（1）本案中民事权利义务发生转移的依据是2017年1月9日刘彦杨与万达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然而本案的原告是刘德金而非刘彦杨。证据显示，本案刘德金认可该协议，并于2017年2月23日主动申请将本案第三人转成原告，并且要求退出诉讼。既然刘德金已经要求退出诉讼，并不要求行使原告权利，即不想收取该款。那么，一审法院适用该司法解释显属适用法律错误。（2）即便按照《和解协议》，万达公司受让刘彦杨转移的追偿权。但万达公司当庭明确表示刘德金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要求驳回刘德金起诉，自己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亦即，万达公司目前根本没有向上诉人追要房款的意愿。依据法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受让方和转让方均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在权利受让方明确表示不愿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强行判决，有违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是裁判权的滥用。五、判决支付资金占用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刘德金账户支出的524.2696万元，目的就是作为购房款。而事实上，在第二笔款支付的当天，刘彦杨即取得了万达公司569.0234万元的发票，并签订了总价为569.0234万元的购房合同。该购房合同至今没有被撤销。刘彦杨与万达公司于事隔2年后，在房价高涨的情况下，于2017年1月9日签订的《和解协议》并没有改变购房合同的销售价格，仍然是按2015年的合同价格执行。没有对刘彦杨产生任何实质上的损失。因此，让徐琼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六、石烽不应作为本案被告。石烽与本案毫无关系，本案徐琼的行为根本不属于“为家庭生活共同支出”，故该债权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能仅仅因为与徐琼是夫妻关系而作为本案共同被告。
刘德金辩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维持原判。被答辩人上诉称一审遗漏必要参加诉讼当事人，程序违法理由不成立。本案涉及的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符合法定程序，一审程序合法有效应当予以维持。被答辩人称的必要诉讼当事人与本案无关，其与第三人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必要的诉讼当事人。二、本案属于委托合同纠纷，答辩人享有原告诉讼主体地位，有权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被答辩人上诉称，双方为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显然属于法律关系认识错误。本案中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刘彦杨与万达公司之间，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属于委托付款的合同关系，对此双方在原一审和发回重审期间均无异议，在被答辩人2017年4月28日上诉状中第五页第二段上诉称：“综上所述，徐琼己将收到刘彦杨购房款5241696元足额支付给武汉万达东湖置业有限公司，完成了刘德金所委托事项。”即可表明，双方均认可本案属于委托合同纠纷，而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原审（2017）鄂0103民初10460号判决书认为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应当属于打印错误，本案双方均认可委托合同纠纷，且判决的法律依据并未适用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三、被答辩人称完成了委托事项，向万达公司支付了5241696元与事实不符，本案中万达公司明确表示未收到被答辩人支付5241696元，因此被答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代付义务，将购房款支付给万达公司。四、被答辩人未完成委托事项，占用答辩人资金必然会产生损失，答辩人要求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合理合法。被答辩人石烽应当共同偿还该笔购房款和占用期间利息，从答辩人申请法院调取的徐琼、石烽银行及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账户流水来看，徐琼将答辩人给付的5241696元中323万元直接用于其夫妻双方的公司用于共同经营，从徐琼民生银行青山支行的账户统计，从2015年8月20日到2015年12月31日期间，徐琼转账到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账户48笔，共计2176余万元，从蓝天公司转到徐琼账户共计47笔，共计1546余万元。从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可以认定，夫妻双方银行账户是可以共同支配的，其资金均是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和生活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夫妻一方所负债务用于共同经营或生活的，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其次，本案中石烽一直知晓徐琼收取答辩人款项的事实，并非一方负债另一方不知的情形，且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和生活，依法应当由双方共同返还。
万达公司称，本案涉及到刘佳诈骗案的相关情况，相关事实应以刑事案件调查为准，万达公司与刘佳不存在合作，万达公司也是刘佳诈骗行为的受害人。万达公司没有直接从刘彦杨处收到房屋款项，也没有直接从徐琼、石烽处收到房款，而是通过换票的方式替刘彦杨办理了房屋备案，因为涉及刑事案件，换票行为目前尚不能认定法律效力。刘彦杨和万达公司已经签订了和解协议，涉案房屋已经由刘彦杨占有并使用，万达公司没有从本案任何一方收到房款，基于和解协议的内容，刘德金已经把相关债权转让给万达公司，因此申请替代刘德金承担本案诉讼，将本案债权改判向万达公司支付。
刘德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琼、石烽共同返还5241696元；2.徐琼、石烽承担占用资产的损失按照已付购房款5241696元，从2015年9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逾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该款项还清之日止；3.徐琼、石烽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0日，刘德金在万达公司售楼部经售楼员ＸＸ介绍认识徐琼，徐琼告知刘德金有合同房可以转让，刘德金可以按新房与万达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在向售楼员ＸＸ确认真实后，刘德金与徐琼口头约定以总价5241696元购买武汉市武昌区中央文化区K9-2-3-3802号房屋，建筑面积257.71平方米。同日，刘德金通过招商银行转账向徐琼支付购房款300万元。2015年8月31日刘德金通过招商银行再次向徐琼支付购房款2241696元。同日，刘德金孙女刘彦杨与万达公司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受人刘彦杨所购商品房为武汉市武昌区中央文化旅游区K9-1地块第2幢3单元38层2号房，建筑面积257.71平方米，金额5690234元。徐琼于2015年9月1日、2日、15日和20日分别向案外人李林杰转款329000元、100万元、10万元、9万元，共计1519000元，2015年8月21日分两次向案外人李顺兴转款200万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支付购房款。该房屋已在武汉市房地局办理登记备案，并已交付给刘彦杨。徐琼、石烽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刘彦杨购买万达公司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中央文化旅游区K9-1地块第2幢3单元38层2号房屋，实际由刘彦杨祖父即刘德金付款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付款方式是刘德金将房款支付给徐琼，再由徐琼支付给万达公司。刘德金分两次共向徐琼支付购房款5241696元，徐琼本应按刘德金的指示向万达公司支付上述购房款，但徐琼未提供充足证明其已将该购房款交付给万达公司，万达公司也不认可收到徐琼或刘德金交付的购房款，徐琼未按刘德金的指示将刘德金代刘彦杨付的购房款5241696元支付给万达公司，因此，应将上述款项返还给刘德金。徐琼与石烽系夫妻关系，应共同承担该债务，因此，刘德金要求徐琼、石烽共同返还5241696元购房款及支付该款占用期间的损失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徐琼、石烽提出石烽未参与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仅以其与徐琼存在夫妻关系就将石烽列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本案诉讼中，虽然债权进行了转让，但不影响刘德金的诉讼地位，因此，徐琼、石烽主张刘彦杨是争议5241696元购房款的权利人，应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在万达公司不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应驳回刘德金的起诉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徐琼、石烽的其他抗辩理由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徐琼、石烽共同向刘德金返还购房款5241696元；二、徐琼、石烽向刘德金支付占用资金的损失（计算及支付方式：以5241696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上述判决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55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4556元，由徐琼、石烽承担（此款刘德金已垫付，徐琼、石烽随同上述判决款项一并给付刘德金）。
二审中，刘德金申请法院开具调查令调查徐琼、石烽银行账户及流水查证本案债务系徐琼、石烽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鉴于本案一审判决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施行，该司法解释将是否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故本院对刘德金的申请予以准许，据此调取了徐琼、石烽2015年部分银行账户及流水；刘德金同时提交了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其中显示该公司股东为徐琼、石烽。刘德金以上述银行账户流水和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徐琼、石烽及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账户是共同体，是徐琼、石烽以家庭为单位用于共同经营和生活的账户，徐琼收到刘德金的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和生活支出，故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返还这笔款项。经质证，万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徐琼、石烽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5年的银行流水不能反映徐琼和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全部的资金往来账，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徐琼将大额款项汇给该公司并不能证明是用于该公司生产经营，且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并不当然等于是股东的生产经营，在没有证据证明法人跟股东人格混同的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经营活动，因此，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徐琼和石烽共同经营公司，进而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本案所涉款项用于徐琼、石烽夫妻共同经营的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二审中，徐琼、石烽申请调取武昌区房产局档案中本案争议房屋的备案买卖合同、销售发票，认为发票上有款项已经付清的备注意见。刘德金当庭出示了销售发票，证明发票上没有徐琼、石烽所述备注意见。万达公司对该发票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刘德金二审已出示房屋销售发票，发票上并无徐琼、石烽所称款项付清的备注意见，对徐琼、石烽的调查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中，徐琼、石烽申请调取刘佳涉嫌受贿、诈骗罪刑事案件有关材料，以证明万达公司是刘佳诈骗罪受害人，刘佳和万达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和合作上的关系，刘佳的售房行为应视为表见代理行为。本院认为，刘佳在公安机关的有关陈述在本案发回重审前的一审过程中已经调取，对徐琼、石烽本次二审申请调取刘佳刑事案件材料的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为徐琼、石烽。刘德金于2015年8月20日将300万元转到徐琼建设银行二七路支行账号上，2015年8月20日徐琼将该笔钱分三次转到自己民生银行卡上，2015年8月20日徐琼从民生银行转账90万元到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其后徐琼分两次从民生银行转账40万、13万到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刘德金于2015年8月31日将2241696元转到徐琼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账户上，2015年9月1日徐琼将该笔钱分三次转到自己民生银行账户上。2015年9月1日徐琼即向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分两笔转账共计180万元；从2015年8月20日到2015年12月31日期间，徐琼转账到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共计48笔，总金额共计2000余万元，从2015年8月20日到2015年12月31日，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转账到徐琼账户共计47笔，总金额共计1500余万元。
2016年5月24日刘佳在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讯问时陈述：“我就通过换票的方式用余炼的钱给刘彦杨的房子备了案，大概是569万元左右”。“我找她（指徐琼）催要刘彦杨房款的时候，我记得她给我打过200万，但是我当时谈的是她以前还差我的钱，要一并还给我，就算是她这笔钱说是给刘彦杨的房款，那刘彦杨的房款还差几百万”。
2016年5月24日万达公司在向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确认客户刘彦杨于2015年8月31日认购我司房屋一套，房号为K9-2-3-3802，该房屋总房款为人民币5690234元，该房屋在我司账面已款清，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因涉及“唐淑菁”案件，以上房屋价款实际均为我司客户余炼向我司交纳的款项，通过签署弃权声明后，换票换入刘彦杨名下；通过目前公安机关提供的账号，未发现刘彦杨本人在我司有交款记录。2017年3月10日万达公司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确认购房人已将剩余购房款448538元支付万达公司。
本院认为，刘德金2015年8月20日与徐琼口头约定以总价5241696元购买万达公司武汉市武昌区中央文化区K9-2-3-3802号房屋，付款方式为刘德金通过徐琼向万达公司支付购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规定，刘德金与徐琼对该项购房款的支付事务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即刘德金委托徐琼将购房款支付给万达公司。此后刘德金分两次向徐琼支付购房款共计524169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的规定，徐琼应按刘德金指示向万达公司支付上述购房款。但徐琼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将刘德金支付的购房款交付给万达公司，万达公司也不认可收到徐琼或刘德金交付的购房款。徐琼未完成刘德金指示的委托付款事项，刘德金作为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徐琼返还购房款5241696元并支付占用资金损失，刘德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徐琼、石烽认为刘德金主体不适格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德金将本案所涉款项支付给徐琼后，徐琼将大部分款项汇入徐琼、石烽共同经营的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户，且此后徐琼与武汉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发生大额资金往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徐琼对外收取资金用于了徐琼、石烽共同生产经营，故石烽应对徐琼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关于徐琼、石烽认为一审遗漏当事人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合同双方为刘德金和徐琼，刘彦杨、刘佳并非合同当事人，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对徐琼、石烽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万达公司、刘德金要求由万达公司替代刘德金参与诉讼的请求，本院虽不予准许，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本案的裁判对债权受让人万达公司具有拘束力。
综上，徐琼、石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556元，由徐琼、石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俊广
审判员 徐子岑
审判员 刘鑫荣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