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陕71行终3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交通大学。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树国，校长。
委托代理人韩小菲，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宁君，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海波，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刚，该单位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韩玉瑛，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千，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启旸，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西安交通大学诉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韩玉瑛劳动行政确认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初20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西安交通大学委托代理人韩小菲、被上诉人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陈刚、原审第三人韩玉瑛委托代理人王千、李启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6年3月5日，原告与杨某某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约定：“…甲方西安交通大学，乙方杨某某…第一条乙方具体工作：1.中心摄影摄像及相关器材保存管理；2.办公室报刊邮件收发及日常接待值班；3.中心交办的其他工作；第二条乙方工作地点在东一楼广电中心…”。2016年10月2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兴庆路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称：“2016年10月2日12时许，碑林区西安交通大学报称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死者杨某某…于2016年10月2日10时许被发现在碑林区西安交通大学东一楼四层校广电中心值班室内死亡…已排除他杀，家属对此无异议”。2017年9月14日，韩玉瑛（死者杨某某之妻）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对2016年10月2日杨某某在西安交通大学广电中心值班室内值班期间死亡一事申请工伤认定。2017年9月15日，被告向高某某、张某某、马某某制作调查笔录；2017年11月1日，被告向王某某、尹某某、柴某某、朱某某制作调查笔录。2017年9月2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66号调查通知称：“请你单位自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内，提供以下材料：1.营业执照复印件；2.事故调查报告或情况说明；3.与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说明；4.医疗救助情况说明；5.未在事故发生之日起向人力资源行政部门申报工伤的理由和依据…”。2017年10月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营业执照复印件、《关于杨某某工伤认定调查的情况说明》等材料。2017年11月8日，被告作出2791号工伤决定书称：“…杨某某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规定，属于视同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视同因工死亡…”，同日送达。原告不服该工伤认定书，故诉至本院。
原审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本案中，被告受理韩玉瑛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作出66号调查通知要求原告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事故调查报告或情况说明等资料，原告提交的材料不能证明杨某某的死亡不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故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2791号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引用法律规定应具体到条、款、项，2791号工伤决定书引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未提到具体适用哪一款，本院予以指出。综上，原告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西安交通大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西安交通大学负担。
上诉人西安交通大学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没有查明的事实。杨某某死亡之时是否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该事实的认定是本案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事实基础，对此事实的认定也是一审程序中三方当事人认识分歧最大的之处，三方对此事实的认定始终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一审判决书本院查明部分只是单纯叙述事件的发生过程，对于杨某某死亡是否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这一重要事实未有片语的认定，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的事实。1.杨某某死亡的时间为2016年10月2日12时左右，并非判决认定的2016年10月8日10时。一审判决确属歪曲事实。2.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在“受害经过”中称：“杨某某在西安交通大学广电中心值班室内值班期间被同事发现…”。第一，杨某某死亡之时并非在值班室进行值班，上诉人也未安排杨某某当天值班。其次，发现杨某某死亡的也不是“同事”。二、一审违反证据认定规则非法认定证据，所谓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一）被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的用以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的书证均未出示原件。（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人证言，证人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均未依法出庭作证。（三）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杨某某死亡时正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四）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0月2日正处于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上诉人单位员工（包括杨某某）均按照国家规定放假，上诉人也未安排其值班，其死亡之时显然不在工作时间也未在工作岗位。其死亡明显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关于视同工伤的条件，一审判决援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实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书；2.依法撤销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
被上诉人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提出，该局根据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和证人证言、询问笔录、该局调查笔录及兴庆路派出所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其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申请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韩玉瑛述称，一、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的观点不能成立。（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基于原审被告及第三人在工伤认定阶段及原审庭审阶段提交的证据，而原审被告及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杨某某死亡之时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这一事实，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二）原审判决认定“杨某某于2016年10月8日被发现……”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而是明显的笔误。原审法院已于2018年1月11日作出补正裁定。（三）上诉人主张《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发现杨某某死亡的人员并非其同事，该节事实对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及原审判决认定没有任何实质影响，根本不足以支持其上诉请求。二、上诉人认为“一审违反证据认定规则非法认定证据”的观点不成立。（一）原审被告在本案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均与原告核对无误，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存在虚假陈述，这与原审庭审情况严重不符。（二）原审被告在工伤认定阶段作出的调查结合答辩人向其提交的资料，足以证明杨某某死亡之时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三）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作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四、上诉人认为杨某某死亡不属于工伤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其在工伤认定阶段，原审庭审提供的《关于杨某某工伤认定调查的情况说明》及《电视广播中心2016.10月国庆值班表》不仅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而间接证明杨某某死亡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
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至本院。二审阶段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西安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对其辖区内职工是否构成工伤进行行政确认的法定职权。2016年3月5日，上诉人西安交通大学与杨某某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书》。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工作地点在东一楼广电中心”。2016年10月2日，杨某某被发现在西安交通大学东一楼四层广电中心值班室内死亡。被上诉人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原审第三人韩玉瑛的工伤认定申请及证据材料后，进行了相关调查，并要求上诉人限期提交相关材料，后于2017年11月8日作出市人社工决﹝2017﹞279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该《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上诉人认为杨某某死亡时不是工作原因、工作岗位，但其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支持其主张，故其该项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提出“杨某某死亡的时间为2016年10月2日12时左右，并非判决认定的2016年10月8日10时”，原审法院已就该问题作出补正裁定书，二审当庭上诉人也予以认可。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的用以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的书证均未出示原件”，经过二审当庭辩论、核对，上诉人对此问题亦无异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西安交通大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江涛
审判员 侯 斌
审判员 屈艳红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书记员 张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