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02民初1690号
原告：钟华，男，198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力平，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支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山阴路***************号***楼。
负责人：刘海良。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石铁锋，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钟华为与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2月2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6年3月23日、2016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8月2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力平、被告委托代理人石铁锋到庭参加三次庭审。本案鉴定时间为2016年4月8日至2016年5月11日。本案庭外和解时间为一个月。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二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赔偿原告机动车修理费400034元、吊车作业费1140元、拖车费580元、交通设施赔偿费11248元，合计413002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5年3月，原告在绍兴华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胜公司）为浙Ｇ×××××机动车购买了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支公司机动车商业险（包括限额为846000元的车损险、限额为100万元的三者险和不计免赔险）及交强险，原告共计向被告支付保费15423.79元（其中车损险保费10545.23元，三者险保费1987.7元，不计免赔保费1879.94元，交强险保费1500元），保险期间均自2015年3月30日起至2016年3月30日止。
2015年7月18日0时10分，原告驾驶浙Ｇ×××××机动车途经绍兴市隔离栏相撞，造成限高架、隔离栏和浙Ｇ×××××机动车损坏。由于是单车事故，又因原告家中妻子怀孕出现不适（原告妻子为胎盘低置极易发生险情），原告急于回家陪护，请来朋友刘军帮助报案、在现场看守车辆后便匆忙离开事故现场回家。因原告（一是急于回家照顾妻子，二是不知晓相关具体规定）没有交代清楚加上刘军也不懂相关规定，听说机动车事故要向交警和保险公司报案，刘军在打电话报案和作笔录时说是自己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原告因妻子不适在家陪护，到第二天（2015年7月19日）晚上才得知刘军的说法有误，便于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主动到交警队说明情况，还原事实，交警部门认定原告负全责。
浙Ｇ×××××机动车发生事故后，原告请朋友刘军帮助向被告报案，当时被告的事故查勘员也到现场对事故车辆和现场进行拍照；浙Ｇ×××××机动车进修理厂后，原告委托修理厂与被告多次联系对车辆进行定损，但遭到被告拒绝。因此原告只能被迫在被告拒不履行定损义务的情况下进行了车辆维修，修理费为400034元，加上事故车辆施吊费及用于赔偿交通设施损坏的费用，原告因事故造成经济损失合计413002元。2015年11月，原告收到被告拒赔通知。
被告答辩称，第一，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等事实无法确认。本案事故发生以后，刘军向保险公司电话报案，被告查勘人员也到现场做了笔录，刘军称其是车辆驾驶员，并具体描述了事故发生时的行驶方向及过程，向交警报案时也承认车辆由其自己驾驶。但事故发生两天后，原告在交警队却陈述是其本人驾驶的车辆。原告作为一名具有驾驶资格的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应当如实向公安机关报案。原告及刘军未如实陈述，导致被告或相关机关无法查明涉案驾驶员以及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交警最后作出的事故认定仅是根据原告及刘军的陈述，并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被告认为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和原因都不清楚。
第二，原告的逃逸行为致事实不清、损失原因无法确认。被告虽然进行了现场查勘，原告委托修理的华胜公司也到被告处来协商，但原告因事故造成的损失没有达到其主张的金额。被告定损是15万元左右，现原告主张的损失与实际损失不符，也没有损失照片印证。仅凭维修清单不能确认原告实际有无支付过维修费。故被告申请重新评估。
第三，按照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无论是原告还是刘军都应当如实报案，不得虚假陈述。如果原告或刘军的行为导致事实无法查清，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无须承担责任。根据交警认定的事实，原告涉嫌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离现场，该行为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免责情形。保险法解释（二）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公司对法律或行政法规禁止的情形作为免责条款的仅需履行提示义务，原告为案涉车辆委托华胜公司向被告进行投保，被告在办理投保手续后已交付了相应保单和条款，该事实与原告提供的保单及保险条款相互印证。基于条款中交通肇事逃逸后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已经在加黑字中体现，被告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
综上，原告向被告主张赔偿损失，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要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事故认定书一份，拟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经过。
证据2、结婚证复印件（彩色）一份，拟证明原告与案外人孙聪明系夫妻关系。
证据3、彩超报告一份，拟证明原告与案外人孙聪明系夫妻关系且孙聪明身体不适。
证据4、保险单、保险卡、保费发票、保险条款一组，拟证明原告将案涉车辆投保于被告以及相应的险种、保险限额。
证据5、维修清单一份，拟证明案涉车辆在事故发生后进行了修理。
证据6、维修费发票五份，拟证明原告因维修车辆支出的维修费金额。
证据7、证明二份，拟证明原告为案涉车辆购买了保险；华胜公司也联系了保险公司进行定损。
证明8、路产损失发票一份，拟证明原告向有关单位赔偿交通设施损毁的费用。
证据9、施救费发票、拖车费发票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支出的施救费、拖车费金额。
证据10、拒赔通知二份，拟证明被告拒绝向原告进行保险理赔。
被告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对于本案交通事故，按照交警所认定的事实，事故发生后存在虚假报案以及驾驶员顶包的行为，交警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不符合规定。交警仅凭刘军和原告的陈述认定原告是驾驶员，证据不充分。原告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两天才去交警队说明情况，交警认定的逃逸行为导致驾驶员以及驾驶员当时是什么状态，有没有酒后驾车均无法查清。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3，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保险条款第7条约定肇事逃逸后保险公司不负责任，该免责条款区别于一般的条款，以黑色加粗字体体现，被告已经履行了提示和告知义务。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华胜公司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该维修费对应的损失金额也没有相应的损失照片印证，无法确认更换配件的合理性，据被告了解，部分损失是不存在的；维修费发票并非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维修费发票也并不能证明原告实际已支付的款项。对证据7华胜公司关于保险情况的证明，认为投保内容应以保险单为准，该证明可以反映原告是通过华胜公司向被告投保；对另一份证明，认为是不全面的，系事后出具，且原告与维修公司本身具有利害关系，该证明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8，认为原告没有提供评估单，仅凭一张票据无法确认道路交通设施损失的金额。对证据9中施救费发票无异议，对吊车作业费有异议，胡敏不具有施救的资格，而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无异议。
原告于第二次庭审时向本院提供证据情况说明、绍兴市百兴价格事务有限公司价格评估结论书各一份，拟证明公估报告的配件价格不准确，与市场价格和4S店的价格有很大差异。
被告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力均有异议，认为维修公司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没有依据支撑，原告起诉至今，公估公司发现了拆车件，没有向法院进行说明，是查出后才作的说明。说明中载明是征得了客户的同意，但没有协议来证明。被告认为该情况说明恰恰证明了原告当时的维修有较大的水分。评估结论书委托时间是2015年7月24日，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现在已经失效了，按照证据规则，证据效力低于法院委托的评估报告。评估公司的报价没有说明按照什么报价，杭州汽配市场是哪个市场。损失的照片只有18张，公估公司出具的报告中有上百张照片，而且每个配件都有照片。从照片看，车还没有拆开，但维修价格就已经确定了。故对评估结论书不予认可。
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事故发生后是自称刘军的人向保险公司报案的，保险公司询问时其称是事故驾驶员，后查明是顶包的，其未如实告知的行为导致事故的性质无法查明。
证据2、报案录音一份，拟证明原告诉状中称因为妻子身体不适而叫朋友来代为报案，是不懂法规，原告弃车逃逸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原告与刘军进行了串通与预谋。
原告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该笔录只能反映刘军不懂报案的相关法律规定，误导了保险公司和交警，不存在导致事故性质无法查清的后果，笔录里不能反映出原告叫刘军去顶包，原告已经在起诉状上写明了事故发生后原告因怀孕的妻子身体不适所以回家了，原告发现刘军未如实陈述后已经去交警队进行了澄清。对证据2，认为被告需提供原始的录音记录，原告从来没有试图隐瞒事实，该份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称原告与刘军预谋编造事故的过程，是其一面之词。事故发生当天是星期六，原告想回家照顾妻子，事后找到交警队主动说明了情况。
诉讼中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杭州安信保险公估公司对案涉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进行评估。该公估公司出具公估报告及公估费发票各一份。原告经质证对公估报告和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公估报告的内容，认为原告提供的评估报告维修项目是144项，公估报告只有不到30项，不及四分之一，除市场价格偏低的零件外，公估报告认为8个配件没有更换，没有说明是否需要更换。公估报告在价格上向两家汽配商进行询问，根据其中一家的价格作为评估价格的依据也是缺乏公允性的，公估报告里谈到的情况和拍的照片，是汽车修理好后的情况，肯定与维修费用存在一定差距，公估报告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法院需要查明。公估报告中公估人员的资质看不出来，原告申请公估人员出庭接受询问。如果仅仅涉及到价格，不涉及到车辆碰撞鉴定，公估人员是没有资质的。故对公估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存在异议。对发票，认为公估费用明显过高。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车辆在维修过程中使用了拆车件，在事故中是否使用了拆车件已经无法查清，公估报告说明了价格至少是有两家的，符合规定，至于评估公司选择哪一家都是可以的。拆车件是旧车拆下来的，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本案车辆本身不是在4S店维修，公估公司的报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发票对应的价格是被告收到法院通知后先行垫付的。
另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传唤杭州安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公估人员赵雪晨到庭接受法庭及原、被告询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分析和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虽对真实性及合法性有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与原告庭后补充提交的结婚证原件核对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6分别盖有华胜公司公章和发票专用章，且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保险车辆在事故发生后在华胜公司进行维修并支出相应修理费的事实。证据7为华胜公司出具的证明，系证人证言，该公司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但其中2015年11月10日出具的关于投保情况的证明，被告经质证无异议，且与原告提供的证据4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2016年2月2日出具的证明，被告经质证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证据8系绍兴顺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载明付款方名称为“浙Ｇ×××××”、付款项目为“东浦镇洋江西路龙门架旁交通设施赔偿”，均与案涉事故车辆车牌号及事故发生地点可以对应，且金额与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损失费11248元一致，故本院予以认定。证据9，其中施救费发票，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吊车费发票，被告经质证认为个体工商户不具有吊车作业资格，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印证，故本院对吊车费发票亦予以认定。证据10，被告经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被告未提供原始录音证据，原告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委托杭州安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评估所形成的公估报告及相应公估费发票，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充分反驳证据，且本院对公估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也不能推翻公估报告的结论，故本院予以认定。据此对原告于第二次庭审时补充提供的情况说明和公估结论书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原告就其所有的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等商业险，其中车辆损失险的保险金额为846000元，三者险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5年3月30日18时起至2016年3月30日18时止。原告提交的商业险保险单（正本）正面明示告知一栏载明“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该保险单（正本）背面及另页一并装订附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电话营销专用）条款（2009版），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均在“责任免除”章节第七条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交通肇事后逃逸；驾驶人、被保险人、投保人故意破坏现场、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二）……”。上述条款内容以黑色加粗字体印制。
2015年7月18日00时10分，原告驾驶浙Ｇ×××××车辆途经绍兴市地方时，在行驶过程中与限高架、隔离栏相撞，致限高架、隔离栏损坏（损失费11248元）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弃车逃逸（事故现场，刘军称自己为事故驾驶员，后查明驾驶员为钟华）。经交警认定，原告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为维修案涉被保险车辆支出修理费400034元，支出吊车作业费1140元、施救费580元，并向绍兴顺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赔偿交通设施损失11248元。后原告向保险公司理赔，被告向其作出拒赔通知书。
同时查明，经本院委托杭州安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确认被保险车辆因本案所涉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为236500元，被告预付公估费2800元。
另查明，原告钟华与案外人孙聪明系夫妻关系。案外人孙聪明于2015年10月9日在绍兴市妇幼保健院作彩超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单胎妊娠，目前胎盘低置状态”。
本院认为，原告钟华与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原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第二，被告应否向原告赔付保险金。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本案系单车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应当明知已经发生交通肇事行为，作为具备合格驾驶资格的驾驶人员亦应当知晓其负有看守现场并及时报案的义务。但根据法庭调查，事故发生后原告系让案外人刘军到事故现场并进行报案，其本人驾驶刘军的车辆驶离现场，且刘军在向交警部门报案及保险公司对其所作的笔录中均作了虚假陈述，自称为事故驾驶员，该一系列情形均属于行为人逃避责任查清认定的行为。原告陈述其是因为家中妻子怀孕出现不适而驶离现场，但其提供的彩超报告显示的检查时间系在本案事故发生之后，不足以证明事故发生时的身体状况，本院对该项陈述不予采信。原告另认为其妻子自怀孕之后就一直存在胎盘低置的情况，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故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的行为应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交通肇事逃逸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的禁止性情形。禁止性规定属于法律强制性规范，投保人对禁止性规定的概念和内容应当知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持有的保险单（正本）背面即一并附有格式条款，对此原告亦在庭审中自认于投保后收到，应视为被告已向投保人出示并交付保险条款。而在交付的保险条款中，被告已将交通肇事逃逸等免责情形的约定通过黑色加粗字体印制的方式予以特别标识，并明确了被保险人违反该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的后果，被告亦在保险单（正本）正面书面提示告知投保人特别注意加黑突出标注的免责条款内容。故本院认定本案被告已履行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对原告产生约束力。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钟华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7496元，由原告钟华负担。公估费2800元，由原告钟华负担，该款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支公司已预付，原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被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7496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晓波
审 判 员 虞 斌
人民陪审员 吴梅英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蒋文艳
附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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