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152、2218号
张国振（2152号案原告、2218号案被告），住广东省吴川市。
委托代理人：魏真真，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州市求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152号案被告、2218号案原告），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何予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志宏，该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孙华平，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
张国振与广州市求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求索公司”)劳动争议两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国振的委托代理人魏真真，求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志宏、孙华平到庭参加诉讼。两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振诉称及辩称：张某振于2011年4月13日就职于求索公司处，聘用合同期限为2011年6月22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满后，求索公司无故不与张某振续签书面劳动合同，后更违法辞退张某振，张某振于被告公司的最后日为2014年5月16日。张某振于2014年7月2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因张某振不服仲裁裁决书的第三项裁决，现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所主张的诉求数额具体计算如下：一、张某振2013年7月至12月份的工资分别为11072元、7974元、6703元、7372元、8651元、14976元，故求索公司应支付张某振2013年7月3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为55849.79元。二、张某振于求索公司处离职前的平均月工资为7629.54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一共应为53406.78元（7629.543.52）。求索公司在提交仲裁委的答辩书及庭审时均一再强调是求索公司单位辞退张某振，仲裁委亦认为求索公司主张的解除事由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支持，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仲裁书第三项反而裁决了求索公司只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因此，仲裁委作出该项裁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张某振2014年1月及2014年2月的基本工资分别存在被克扣400元/月的情形，根据劳动法第50条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2014年1月及2014年2月的工资差额共800元。综上，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双方自2011年4月13日至2014年5月16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求索公司向张某振支付2013年7月3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5849.79元；3.求索公司向张某振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3406.78元；4.求索公司向张某振支付2014年1、2月的工资差额共计800元；5.求索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求索公司诉称及述称：确认双方在2011年4月13日至2014年5月16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一、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问题。张某振就职于求索公司后签订的聘用合同期限为2011年6月22日至2012年12月31日，后由于求索公司行政人事人员的缺岗，确实没有续签聘用合同，但求索公司并没有因为没有续签合同而损害张某振的个人利益，也没有降低各项工资和福利标准，而且张某振在2013年的年工资收入达到102223元，远超过2012年的6128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求索公司深知劳动法是为了保护员工和企业的各项基本权利，求索公司在实际工作中实实在在保护了张某振的利益，继续履行了原合同的各项基本义务。另外从张某振的工资发放情况也可以证明张某振在求索公司处工作一直处于连续的事实用工状态，求索公司也一直是按照当初的合同在履行义务。鉴于以上事实，求索公司未改变张某振工作性质，也不是自用工之日起未签订劳动合同，求索公司并无违反劳动法的规定侵害张某振的利益，仲裁委支持张某振2013年7月3日至2013年12月20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5849.79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张某振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关系，无需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可随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确实要支付双倍工资差额也应按底薪支付，具体以求索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显示的平均基本工资为准。二、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张某振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求索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作出对张某振辞退的决定是合法有效的。张某振于2011年4月一直在求索公司处工作，从事求索公司的销售方面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被告将同一编号的收据私自填写不同的金额，上交公司的收据联与交给客户的收据联金额有差异，存在向客户多收取费用而未将此额外数额上交公司的情形。张某振在财务票据方面弄虚作假，并因玩忽职守导致原告经济经济损失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在求索公司的领导多次警告后都不纠正。由于张某振的严重违纪行为，直接导致求索公司在客户心目中的公信力下降，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同时导致求索公司回款不及时，直接导致求索公司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张某振已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如不处理，求索公司无法展开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张某振的行为涉嫌违法，求索公司据此辞退被告的决定是完全合情合理，并且合法的。仲裁委裁决求索公司支付张某振经济补偿金没有查清基本事实，纵容张某振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求索公司根本就没有裁员这么一回事，张某振的业绩排在公司前三名，如果要裁员，为何要裁掉一个业绩如此之高的业务员？之所以解雇张某振，是因为发现张某振长期以来在财务票据上的弄虚作收，这种做假的风险是一个销售型公司无法承担的风险，而且求索公司几经教育，张某振都没有改变，才作出解雇被告的决定。若张某振认为求索公司冤枉了他，应提供合同和交款凭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不能全盘否认求索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关于工资差额。公司薪酬制度规定，员工的月基本工资根据当月的业绩考核确定，因张某振在2014年1月至2月的业绩回款额没有达到要求，故上述两月的基本工资被调整为1200元的级别。求索公司的绩效薪酬制度是张某振在进入原告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执行，张某振在进公司之时已经清楚的告知他，该薪酬制度也在求索公司处有公告，张某振在公司的三年多时间，其工资核算一直都是按照这个制度在执行，张某振不承认该制度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法院判决：1.求索公司无需支付张某振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5849.79元；2.求索公司无需支付张某振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6703.39元；3.求索公司无需支付张某振2014年1月和2014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4.张某振承担诉讼费。
经审理查明：张某振于2011年4月13日入职求索公司，双方签订期限为2011年6月22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聘用合同》，约定张某振工作岗位为业务员，基本工资为1200元/月，其他部分薪酬标准另定，每月18日发放张某振上月工资。上述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签订其他书面合同。张某振在求索公司的最后工作日为2014年5月16日，张某振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7629.54元。2013年7-12月期间张某振应发工资分别为11072元、7974元、6703元、7372元、8651元、14976元。双方均无异议的工资表显示张某振2013年全年及2014年3-5月基本工资均1600元/月，2014年1、2月基本工资均为1200元/月。
求索公司提供张某振2014年4、5月打卡记录和公司其他员工的打卡记录，证明业务员实行非全日制用工形式。张某振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同时认为若证据属实，证据显示张某振节假日、双休日均有上班，其保留主张加班工资的权利。
经求索公司申请，证人庞某出庭作证。庞某是求索公司市场部员工，其称其是公司的业务员，底薪以签单为标准，每月底薪不固定，签单多底薪就高；公司要求业务员上午需打卡，没有固定下班时间，故不要求下班时间打卡，若上午未回公司打卡又没说明一天不上班，则记录为请假半天，但未回公司不代表就没有在工作，因业务员需要在外面跑业务；同时称其先于张某振入职，与张某振同组，做业务都是以老带新，故其会在坏账审批表上签名；入职时公司只要求8:30打卡，对其他工作时间没有要求，劳动报酬看签单量，故其应属于非全日制员工。求索公司提供上述证人证言证明公司规章制度实行及公示情况，求索公司业务团队实行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制度，无需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随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张某振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张某振主张求索公司在2014年4月以公司裁员为由口头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求索公司确认其辞退张某振，但不是因为裁员，而是因为张某振在财务票据方面弄虚作假导致公司经济损失等严重违纪行为，故公司解除与张某振的劳动关系是合法的。求索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
证据一、支付证明单4张及收据9张，求索公司拟用该证据2013年1月至于2014年1月收回捷达安物流的广告费22400元，张某振交还给公司只有15400元，侵占广告费7000元；同时称收据黄某由张某振保管，若有异议可提供给法庭核对。
证据二、收据若干张（同一收据号包括白、红联2张收据，白某交回公司，红联交给客户，红联有加盖公章无公司其他人员签名，白联没有加盖公章有成某签名），每张收据经手人处均有张某振签名，同一收据号的2张收据上所填写的内容完全不同；求索公司拟用该证据证明张某振经手的相同收据号的红、白两联上记载的内容不同，客户支付给张某振的费用远高于张某振交还公司的款项，张某振提供的财务票据弄虚作假。
证据三、《物流商情》广告坏帐审批确认单4张，均有张某振和庞某的签名，坏账原因包括企业倒闭、负责人换了不认账等，求索公司拟用该证据证明因张某振玩忽职守导致公司经济受损。
张某振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一不予确认，支付证明单受款人或填写人不是张某振，后面所附收据白联由公司保存，不清楚公司是否提供完整，同时否认黄某由其保管。2.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白联收据上都有求索公司股东成某的签名，红联有公司盖章，至于为何同一收据号的两张收据所填写的内容不同是公司管理问题，其没有多收少交的行为。3.对证据三确认张某振的签名及坏账原因，对其他填写内容无法确认，企业经营状况不是张某振导致的，若因客户经营状况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应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不应由张某振承担。求索公司对张某振上述质证意见辩称只有红联和黄某有成某签名，目的是确认公司收到业务员的回款，而交给客户的红联是没有成某签名的。
2014年1、2月张某振的基本工资按1200元/月发放，张某振主张求索公司单方面降低其基本工资，要求求索公司予以补足。求索公司抗辩根据公司薪酬制度的规定，员工的月基本工资需根据当月的业绩考核进行确定，因张某振2014年1、2月的业绩回款未达要求，故其基本工资随之调整为1200元级别，并提供《广州市场人员薪酬制度》及张某振2013年1月至2014年5月各月签单回款数据予以证明；证据显示1200元基本工资对应的回款要求为1万元，1600元基本工资对应的回款要求为3万元，张某振2013年2月总回款15100元,2014年1、2月总回款分别为2万元和19500元，2014年5月总回款17355元。张某振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同时主张其2013年2月的业绩没有2014年1月好，基本工资也是按1600元发放，可见公司上述主张不成立。求索公司则辩称2013年2月是春节故基本工资均按1600元发放。
张某振于2014年7月2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求索公司支付张某振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仲裁委2014年7月30日作出穗天劳某案字〔2014〕1550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双方在2011年4月13日至2014年5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求索公司支付张某振2013年7月3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5849.79元；3.求索公司支付张某振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6703.39元；4.求索公司支付张某振2014年1、2月工资差额800元。张某振与求索公司均不服上述裁决结果，分别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张某振入职求索公司任业务员，双方劳动关系依法受到保护。双方对仲裁委裁决确认2011年4月13日至2014年5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可。求索公司主张其与张某振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但双方原来签订的《聘用合同》明确约定求索公司按月支付张某振工资，工资包括底薪及其他薪酬部分，求索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亦证明业务员的底薪以签单量为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以小时计酬为主，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5日，可见求索公司与张某振之间的用工关系明显不符合非全日制用工的有关法律规定，求索公司以此为由主张无需与张某振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劳动者的工资待遇是否受影响，并非可以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法定理由，故本院对求索公司该抗辩理由亦不予采纳。因此，求索公司在《聘用合同》期满后未再与张某振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又无证据证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张某振，其完全无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求索公司仍应支付张某振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张某振2014年7月2日申请劳动仲裁，其主张2013年7月3日以前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超法定保护期限，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于2012年12月31日期满，2013年7-12月期间张某振应发工资分别为11072元、7974元、6703元、7372元、8651元、14976元，则求索公司依法应支付张某振2013年7月3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9849.79元（11072÷21.7521+7974+6703+7372+8651+14976÷21.7521）。
关于张某振离职原因，双方均确认系求索公司辞退张某振，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张某振主张求索公司以裁员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对此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求索公司亦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纳。求索公司主张因张某振在财务票据方面弄虚作假导致公司经济损失等严重违纪行为而辞退张某振，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如实填写票据向公司报账是业务员应遵守的基本职业道德，张某振在求索公司任业务员，但其在公司填写的很多收据均存在同一收据号不同联所填写的内容完全不同的情形，张某振对此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作为业务员在求索公司工作期间明显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行为，求索公司以此为由解除与张某振的劳动关系合理，本院采纳求索公司的意见，认定求索公司无需向某振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资发放情况负有举证责任。关于张某振2014年1、2月基本工资差额问题，求索公司主张是因张某振该两月的业绩回款未达要求，故其基本工资随之调整为1200元级别，但张某振对求索公司提供的薪酬制度及回款数据均不予认可；即使求索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属实，张某振在2013年2月和2014年5月的总回款均不足2万元，求索公司却仍按1600元的基本工资，求索公司抗辩因2013年2月是春节故基本工资均按1600元发放，但2014年1月底2月初也刚好是春节，求索公司却按1200元的基本工资发放张某振工资，可见求索公司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求索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降低张某振2014年1、2月基本工资有合理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采纳张某振主张，认定求索公司应支付张某振2014年1、2月工资差额800元〔（1600-1200）2〕。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张国振与求索公司在2011年4月13日至2014年5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广州市求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支付张国振2013年7月3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9849.79元；
三、广州市求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支付张国振2014年1、2月工资差额800元；
四、驳回张国振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广州市求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两案受理费共20元，由广州市求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张国振各负担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小曼
人民陪审员 游 丽
人民陪审员 邹允洪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黄金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