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闽09民终6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长顺，男，196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学，女，196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端伟，福建宁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宁斌，男，197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和庭，福建黎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昌贵，男，197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现于宁德监狱服刑。上诉人郑长顺、李淑学因与被上诉人傅宁斌、周昌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902民初3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长顺、李淑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从周昌贵出具给郑长顺、李淑学的四份《情况说明》可以证实，周昌贵、傅宁斌伙同黄传兴以帮助其贷款融资为由骗取其300万元的事实。该四份《情况说明》均系周昌贵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应当予以认定其内容。二、本案傅宁斌仅提供《还款计划书》、《还款人承诺书》证明周昌贵于2011年1月27日、4月22日、5月4日分三次向傅宁斌共计借款1400万元，并且截至2012年5月3日累计结欠本息1628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未查明周昌贵与傅宁斌之间巨额借款以何种方式支付，就草率认定傅宁斌已提供书证证明其与周昌贵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该认定完全违背正常借款方式。三、一审诉讼中，周昌贵承认,对于其与傅宁斌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郑长顺并不知情，在此情况下，郑长顺根本不可能同意300万元款项“还给”傅宁斌。周昌贵与傅宁斌之间的借款关系是为了非法占有郑长顺的300万元而故意编造的欠款假象。傅宁斌辩称，郑长顺、李淑学上诉无理，存在恶意诉讼之嫌，应驳回其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郑长顺、李淑学主张周昌贵的四份《情况说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于法无据。郑长顺、李淑学在其与黄传兴的股权转让纠纷中，就主张黄传兴与本案当事人周昌贵、傅宁斌存在恶意串通，但该案中，宁德中院调取了周昌贵的《证人证言》及《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受理郑长顺被合同诈骗的案卷材料》，均无法证明周昌贵、傅宁斌与黄传兴存在恶意串通，欺诈郑长顺的事实。况且，周昌贵的《证人证言》否认先前四份《情况说明》中有关另案当事人黄传兴与周昌贵、傅宁斌恶意串通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周昌贵在四份《情况说明》中陈述不一，存在自相矛盾。可见，郑长顺、李淑学重提周昌贵的四份《情况说明》，明显存在恶意诉讼之嫌。二、郑长顺、李淑学认为一审法院草率认定傅宁斌已提供书证证明其与周昌贵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系混淆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应由郑长顺、李淑学举证证明傅宁斌存在不当得利的证据，但傅宁斌已提供《还款计划书》、《还款人承诺书》，证明傅宁斌与周昌贵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取得讼争300万元款项有合同依据，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无需审查傅宁斌与周昌贵之间巨额借贷通过何种方式形成，况且该借贷关系在公安经侦立案审查时已查清，傅宁斌与周昌贵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三、周昌贵在2014年11月11日宁德市中院向周昌贵所作《询问笔录》中所称的“郑长顺把他银行卡的身份证、U盾都放在傅宁斌···”与事实不符。在原先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刘成章、张后章的《证人证言》均证实他们看到郑长顺将银行卡等物品转交给周昌贵，可见郑长顺将300万元款项到账后的银行卡及密码交由周昌贵管理和控制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周昌贵可以支配该笔款项，自然也可以将该笔款项用于偿还其所欠傅宁斌借款。周昌贵未作答辩。郑长顺、李淑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傅宁斌、周昌贵共同返还郑长顺、李淑学300万元；2.傅宁斌、周昌贵赔偿郑长顺、李淑学经济损失（自2012年5月10日起至以上款项还清之日止，按300万元月利息1.5%计息）；3.傅宁斌、周昌贵赔偿郑长顺、李淑学一审诉讼费31200元、二审诉讼费4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3日，案外人黄传兴与郑长顺、李淑学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同日，黄传兴将300万元款项汇入郑长顺账上。郑长顺随即将存有该300万元款项的银行卡交给周昌贵，并告知银行卡的密码。周昌贵于当日就将卡上的300万元用于返还向傅宁斌的部分借款。2013年9月23日，黄传兴以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其已履行了交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而郑长顺、李淑学却未能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构成根本违约为由，向本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之诉。本院一审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判决郑长顺、李淑学共同返还黄传兴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赔偿黄传兴自2012年5月10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的损失。一审诉讼中，郑长顺、李淑学共同负担了其中的案件受理费31200元。郑长顺不服一审判决，以《股权转让合同》系黄传兴与傅宁斌、周昌贵通过虚构事实骗取其签订为由，向宁德市中院提起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郑长顺主张黄传兴与傅宁斌、周昌贵存在恶意串通，本案涉嫌犯罪，于法无据。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长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2000元。现郑长顺、李淑学以傅宁斌与周昌贵恶意串通，骗取款项为由，另行起诉要求傅宁斌、周昌贵共同返还不当得利300万元，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周昌贵承认郑长顺、李淑学的诉讼请求，同意承担还款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傅宁斌是否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傅宁斌取得讼争的300万元有事实依据，即基于与周昌贵的借款合同关系取得。郑长顺、李淑学不能充分举证傅宁斌与周昌贵存在恶意串通取得该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虽然宁德市中院生效判决中认为郑长顺、李淑学可另案起诉傅宁斌，但享有诉权不等于享有胜诉权。综上所述，郑长顺、李淑学对周昌贵之诉请，予以支持；其诉请傅宁斌共同承担责任，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周昌贵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郑长顺、李淑学债款300万元，并赔偿郑长顺、李淑学经济损失，包括自2012年5月1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3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的损失，以及郑长顺、李淑学负担的另案一、二审诉讼费合计73200元；二、驳回郑长顺、李淑学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郑长顺、李淑学系以周昌贵、傅宁斌恶意串通，骗取其300万元为由提起诉讼、上诉。而周昌贵也曾对该事实予以承认，体现在周昌贵提供给郑长顺的《情况说明》中，其曾陈述到，“2012年，其（周昌贵）利用郑长顺融资的心情，伙同上川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傅宁斌及古田的黄传兴，通过虚构事实，诱使郑长顺夫妇订立所谓的股权转让合同。事后，又将黄传兴支付的所谓30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入傅宁斌的账户，事实上由我与傅宁斌占有该笔款项”、“郑长顺系经本人周昌贵和傅宁斌、黄传兴的共同诱导，在无转让股权意愿即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黄传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本人周昌贵和傅宁斌、黄传兴以欺诈手段、恶意串通形式使郑长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因此，本案周昌贵的行为可能涉嫌诈骗刑事犯罪，需待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故本案应先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如在刑事案件中经法定程序认定周昌贵、傅宁斌等人确实不存在犯罪行为，郑长顺、李淑学可以再行寻求民事诉讼程序救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902民初343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郑长顺、李淑学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9690元，退还郑长顺、李淑学；上诉人郑长顺、李淑学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969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余梓安审 判 员 郑 彦审 判 员 陈光华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陆学宇书 记 员 龚冬平附注有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