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5民终133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江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当涂县石桥镇。法定代表人：魏志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政耀，安徽峭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戚枝淬，安徽峭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马鞍山中环机械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霍里镇三姚村朱家甸13-1号。法定代表人：吴宏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益民，安徽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郭立升，男，196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一审第三人:郭发成，男，197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上诉人安徽江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鞍山中环机械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公司）、一审第三人郭立升、郭发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504民初1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南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中环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是：一、江南公司与中环公司之间订立的分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2012年9月24日，江南公司与中环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郭立升作为中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事实上，此时案涉工程已接近了尾声，江南公司应建设方和中环公司的要求，“为竣工验收、备案以及已完工工程与建设方办理决算付款”而签订该合同，该合同是虚假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此前，中环公司与“准备总承包单位”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公司）签订了分包合同，又以“内部承包”的形式，将桩基工程转包给郭立升，郭立升又转包给郭发成。对中环公司两次转包的事实，已经由法院裁定认定。二、郭立升收取75万元工程款是表见代理行为。2012年12月14日，郭立升向江南公司出具收据一份，收款单位记载为中环公司，收款事由为打桩工程款。江南公司与中环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后，只有郭立升出面与江南公司办理相关事宜，其委托代理人身份以及实际实施的行为足以使江南公司相信其系代理中环公司的行为，且郭立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与江南公司还存在其他应收账款往来。三、案涉桩基工程价款认定错误。同济公司与中环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约定，预应力管桩型号为PHC-400AB-95（简称AB桩），结算单价为205元/米，而江南公司与中环公司之间的分包合同约定，预应力管桩型号为PHC-400AB-C80，暂定价为1280840元。因本案分包合同无效，只能按照A桩的单价据实结算，根据江南公司递交的案涉工程决算清单，工程价款为762636.23元。中环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是：一、江南公司称一审判决认定中环公司与郭立升之间的合同无效系错误认定，观点不成立。我国合同法、修订前的民法通则和现在的民法总则都规定了合同无效或者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构成要件，但中环公司与江南公司签订的合同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任何无效情形。二、江南公司称郭立升收到的75万元是表见代理，观点不能成立。案涉工程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江南公司有理由相信郭立升能代表中环公司领取工程款，尽管江南公司和中环公司的合同上有郭立升的签名，但合同本身没有赋予郭立升收取工程款的权限，也没有证据证明中环公司曾经授权过郭立升收取工程款，中环公司向法庭提供的所有施工资料均没有郭立升的签字，因此，江南公司没有任何理由相信郭立升有表见代理的权限。至于郭立升与江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纠纷，为什么要收取75万元，不是本案要审理的问题。三、案涉桩基工程款认定问题。中环公司和江南公司约定的合同价款是在工程施工结束之后，此时有证据证明施工的长度为6248米，乘以205元/米，等于1280840元。施工已经结束，施工过程使用的桩是什么桩，与本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没有任何关系。郭立升辩称：其收到了江南公司的75万元，该款是个人收取的，用于设备进场、劳务费、拔桩、送桩等，该款项不包括在合同约定范围内。郭发成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中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江南公司支付工程款1281045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2年8月3日计至付清之日）；2、诉讼费用由江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马鞍山市城发集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开发的马鞍山市雨山区向山镇向硫矿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预包给同济公司施工。2011年12月19日，同济公司将项目桩基础（约17栋楼PHC-400AB-95型预应力管桩）工程分包给中环公司施工，双方签订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管桩施工综合单价扣除甲方各种费用和税金后按205元/米结算（包工包料）等。2012年4月，中环公司将所分包的桩基工程转包给郭立升，郭立升又转包给郭发成。同年4月16日，中环公司（见证方）、郭立升（甲方）、郭发成（乙方）签订《预应力管桩基础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一份，约定付款方式为“总建设方工程款汇入见证方账户，见证方须及时通知甲、乙方，任何一方不得挪用。”2012年7月24日，向山镇向硫矿棚户区改造项目经过招投标，江南公司实际中标棚户区桥头新村一期1#、2#商业楼及地下车库工程。江南公司与马鞍山市城发集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并于2012年8月31日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1#、2#商业楼桩基自2012年6月起施工，至2012年8月2日施工完毕并经验收合格。桩基总根数660根，总米数6248米，按中环公司与同济公司合同约定单价205元/米计算，总价款1280840元。同济公司是1#、2#商业楼原预包单位，江南公司是实际中标单位，且中环公司分包的桩基合同已经施工完毕。2012年9月21日，经会议协调，江南公司和中环公司于2012年9月24日补签《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价款采用固定价格，1#、2#商业楼桩基价款为1280840元（暂定价），工期2012年7月25日-2012年8月25日，付款期限为工程结束之日起10日内付70%，余款验收合格一次性付清等。合同补充条款约定：其结算标准根据2012年9月21日会议要求办理签证单，即①补拔桩送桩费用②现场使用AB桩与招标要求B桩补差价。在该合同分包人一栏，中环公司在签章处下方注明中环公司开户银行和账号。2012年12月14日，郭立升向江南公司出具收据一份，收据记载交款单位为中环公司，收款金额70万元（实付款65万元），收款事由为打桩工程款。郭立升在收据上签名、签章，收据下方标注个人银行账号。2013年2月5日，郭立升又向江南公司出具10万元收据一份，收据记载交款单位为中环公司，收款事由为压桩，郭立升亦在收据上签名、签章，收据下方标注个人银行账号。江南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20日、2015年7月1日两次向中环公司发出函件，称桩基于2012年7月已完成，要求中环公司提供与工程相关的竣工和决算资料。中环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向江南公司发出《关于桥头新村桩基础工程有关事宜的回复函》，称从2012年8月施工结束至今未收到任何工程款，要求江南公司尽快支付该工程的材料及人工等费用，按照合同约定汇入中环公司银行账户。一审另查明，2015年5月，郭发成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向一审法院起诉郭立升和中环公司。案件生效判决确定郭立升向郭发成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中环公司承担补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桩基工程价款问题。从江南公司和中环公司互发的函件中对完工时间的确认以及桩基分包合同补充条款“其结算标准根据2012年9月21日会议要求办理签证单”等内容来看，桩基分包合同签订时间应为合同载明的2012年9月24日。签订该分包合同时，案涉桩基工程已经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该合同为事后补签。根据施工时预定的单价和实际完工的桩基米数计算工程价款为1280840元（6248米×205元/米＝1280840元），与合同记载的总价款为1280840元完全一致，基本可以排除1280840元系估算的可能性。该分包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数额，体现了双方当事人对工程价款一致的意思表示，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参照标准，更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诚实信用原则。中环公司主张江南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合同补充条款约定根据2012年9月21日会议要求，还需办理签证的补拔桩送桩费用和B桩补差价费用，与合同约定价款，即括号内标注的暂定价并不矛盾，对于该部分费用，因现有证据尚无法明确，双方可另行结算。中环公司诉请的1281045元桩基工程款金额，比合同确定的桩基价款1280840元多出205元，经查，系中环公司计算时将桩基米数多计算一米所致，故对其计算错误应予纠正。江南公司提出分包合同和转包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环公司与郭立升之间的转包合同无效，不影响中环公司与江南公司订立的分包合同效力，且案涉工程已竣工结算审计，中环公司可以按分包合同约定请求支付工程价款。二、郭立升收到的75万元是否可以视为江南公司支付给中环公司的工程款。郭立升当庭认可收到75万元，但否认系江南公司支付的案涉工程款，认为是大型设备进场费和安装费用、误工费等，但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从付款收据来看，交款单位为中环公司，收款事由分别为“压桩”和“打桩工程款”，郭立升在收据上签名并加盖印章。根据汇款记录，该75万元系支付到郭立升的个人账户，而非合同指定的中环公司账户。工程款的结算和支付，原则上应当在合同相对人之间进行，并符合合同约定。江南公司和中环公司订立合同，应当付款给中环公司。江南公司向郭立升支付75万元，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付款行为具有合同约定、生效判决确认或中环公司授权等正当理由，不构成有效的结算和支付。郭立升并非本案的实际施工人，江南公司和郭立升之间没有建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环公司亦未授权其代为支付，故江南公司付给郭立升的75万元不能视为付给中环公司的工程款。江南公司对付给郭立升的75万元，可与郭立升协商解决或另案诉讼。案涉桩基工程于2012年8月2日验收合格，根据双方约定工程款，应于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故中环公司诉请自2012年8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江南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中环公司工程款1280840元及利息（以128084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2年8月3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9239元，由江南公司负担。二审中，江南公司提供下列证据并说明如下：1、《预应力管桩型基础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同济公司与中环公司所签合同中约定的管桩是PHC-400AB-95型预应力管桩，单价是每米205元；2、《管桩购销合同》复印件两份，证明PHC-400AB-95型预应力管桩与PHC-A400-95型预应力管桩价格不同，前者价格远高于A桩；3、向山镇棚户区桥头新村一期1#、2#商业楼及地下车库项目工程施工中标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中标的工程实际打的桩是A桩，而不是AB桩。中环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购买材料价格与施工价格不是同一回事，施工价格包括其他一系列价格。郭立升质证认为：不认可这三份证据。郭发成未发表质证意见。中环公司、郭立升、郭发成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对江南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该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二审新证据的要求，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围绕江南公司的上诉请求范围，并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对工程价款的认定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郭立升收款是否能够构成表见代理，所收款项是否能够认定为代中环公司收取的工程款。一、关于工程价款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江南公司承接案涉工程后，转包给中环公司，工程已施工结束且经过了质量验收，中环公司要求江南公司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支付款项，符合上述规定。江南公司与中环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时，案涉工程已基本施工完毕，双方作为专业的工程建设单位，对工程价款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双方约定的工程价款与预定价款亦相符合，相互印证，一审据此认定案涉工程价款，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对此予以确认。二、关于郭立升收取款项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对江南公司支付的75万元，郭立升予以认可，认为是合同外的个人收款，非代表中环公司收取的款项。江南公司主张郭立收取75万元构成表见代理，应当认定为中环公司收取的款项，但是，从双方之间的约定来看，合同中注明了中环公司的开户银行和账号，表明双方对款项支付途径进行了明确，应当按照约定途径付款。在付款途径明确，而没有中环公司授权手续的情况下，江南公司支付款项给郭立升个人，缺乏构成表见代理的正当理由，江南公司主张该款项为中环公司收到的款项，缺乏证据支持，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如江南公司对支付给郭立升的款项有异议，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江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39元，由安徽江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悝元审判员  赵庆飞审判员  赵丽萍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温 芳附本案适用法律相关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