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3民终439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肖必利，男，1973年3月4日生，汉族，重庆市开县人，小学文化，住重庆市开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绪金，重庆弘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伟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滨康路59号。
法定代表人：陈剑鹰，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群炜，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肖必利与被上诉人浙江伟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肖必利向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起诉，余庆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8日作出（2015）余法民初1679号民事判决，伟达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2016）黔03民终2566号民事裁定，以二审期间伟达公司提交了《边坡绿化劳务分包合同结算书》原件、可能影响本案判决结果为由，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后，余庆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329民初126号民事判决，肖必利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肖必利上诉请求：撤销余庆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9民初126号民事判决，维持（2015）余法民初字第1679号民事判决结果。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确认双方于2015年2月16日的结算作为劳务报酬再次结算错误。双方结算应当以2015年1月12日的计算单确认的1530082元及内容作为结算和定案依据。（1）2015年2月16日的结算虽然有肖必利的签字，但是却明确载明“所有施工段和施工面积在本期为双方的初步结算”。既然明确的是双方初步结算，只能认为仅是双方账务的明显认可，故不应当作为结算依据和定案依据；（2）双方认可的“劳务分包协议”中涉及的第三条也明确“双方不因后期的施工难度和应施工的总面积的增减而改变此总价款，只应按乙方实际完成的标段金额进行结算支付。取土扬弃土场的数量减少与乙方总承包价无关。”内容，该内容也确立了并非工程量减少而应改变的事实；（3）若2015年2月16日所谓的计算替代了原已认可的2015年1月12日通过各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则伟达公司应当举证证明。二、一审判决以肖必利实际完成的劳务报酬为前提归结为再次进行结算是错误的，伟达公司工程量的减少与肖必利无关。（2015）余法民初字第1679号判决中认定的理由才是正确与合法的。综上，特提起上诉。
被上诉人伟达公司辩称：施工量从38万余立方的工程量减少到23万余平方工程量，而施工合同是显失公平的合同，需要进行调整，而在李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第一次结算，2015年2月16日的结算进行再次调整，是客观的。因此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上诉人肖必利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伟达公司立即支付肖必利剩余工程款479734元（含奖金100000元）；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伟达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1日，伟达公司向贵州高速公司承包了贵州省余庆至凯里高速公路YBLH1标段的边坡绿化生物防护工程。伟达公司又将该工程的所有下边坡、取土场、弃土场绿化工程及上边坡植生袋绿化回填工程的劳务发包给肖必利。2014年7月6日，肖必利、伟达公司就该工程的下边坡、取土场、弃土场绿化工程的劳务和上边坡植生袋绿化回填工程的劳务签订了两份《劳务分包协议》，协议签订后，肖必利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业主方变更了设计，取消了取土场、弃土场的绿化，肖必利实际的施工面积由预计的387585平方米减少为237402平方米，工程结束后，于2015年1月12日，双方对肖必利所做的边坡绿化劳务报酬进行结算，金额为1530082元，伟达公司向肖必利支付了部分劳务报酬。2015年2月16日，双方对肖必利实际完成的劳务报酬再次进行结算，金额为1050348元，肖必利作为乙方在承诺人处签名进行了确认，后伟达公司向肖必利支付了剩余劳务报酬608048元，至此，伟达公司先后共向肖必利支付了劳务报酬1050348元。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肖必利完成的劳务经验收合格并交贵州高速公司使用的事实无异议，予以确认。完工后于2015年1月12日，双方对肖必利完成的劳务报酬进行劳务结算，劳务报酬为1530082元的事实无异议，予以确认。2015年2月16日，双方对肖必利实际完成的劳务报酬再次进行结算，金额为1050348元，肖必利以在2015年2月16日《边坡绿化劳务分包结算书》承诺人处签名是事实，但不是最终结算内容，是双方的帐务往来，且2015年1月12日《边坡绿化劳务分包结算书》已经原一审认定的这一辩解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肖必利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肖必利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肖必利完成劳务后，经验收合格并交贵州高速公司使用，2015年1月12日，双方对肖必利完成的劳务报酬进行劳务结算，劳务报酬为1530082元，伟达公司向肖必利支付了部分劳务报酬，2015年2月16日，双方对肖必利实际完成的劳务报酬再次进行结算，金额为1050348元，后伟达公司通过其员工李彬的账户于2015年2月16日转款588048元、3月12日转款20000元到肖必利账户，至此伟达公司已向肖必利支付了1050348元，其并不拖欠肖必利的劳务报酬，故肖必利要求伟达公司立即支付剩余工程款479734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肖必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55元，由肖必利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肖必利完成的工程所应得的工程款如何确定；伟达公司是否欠付肖必利工程款。
肖必利与伟达公司签订两份《劳务分包协议》后，依约完成了所承包的下边坡、取土场、弃土场及上边坡植生袋绿化回填的施工，双方先后于2015年1月12日、2015年2月16日两次对肖必利应得的劳务报酬进行结算，金额分别为1530082元、1050348元；其中双方于2015年2月16日所签订的《边坡绿化劳务分包结算书》属于对2015年1月12日结算金额的变更，肖必利应得的工程款应根据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边坡绿化劳务分包结算书》进行确定。
至于肖必利提出的其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边坡绿化劳务分包结算书》是双方往来账目、不能作为结算金额的上诉意见。首先，该结算书明确载明了肖必利完成的各项劳务工程量、单价、已付金额及未付金额，其内容符合工程结算的特征。其次，虽然该结算书中注明“所有施工段落和施工面积在本期为双方的初步结算”，但肖必利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15年2月16日后双方对施工面积或工程款进行了变更调整，故该结算书所载明的1050348元应视为双方的结算金额。伟达公司现已向肖必利支付了全部劳务报酬1050348元，已不再欠付其劳务费，故对肖必利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肖必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55元，由上诉人肖必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晶晶
代理审判员 马天彬
代理审判员 张 鹏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
法官 助理 娄 强
书 记 员 刘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