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20民再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山市小榄镇金玥星五金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宝丰工业区怡生路。
代表人：莫代武，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瑶族，住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山市驰田货运部，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北部物流中心E06、E07号。
经营者：钟顺明。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钟顺明，男，197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上述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设、黄燕山，广东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金玥星五金厂（以下简称金玥星厂）因与被申请人中山市驰田货运部（以下简称驰田货运部）、钟顺明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粤20民终439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6）粤民申557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金玥星厂的代表人莫代武、驰田货运部和钟顺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设及钟顺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玥星厂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一、二审法院对此均予认定，被申请人违反运输合同约定，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我方利益受到损害时，选择运输合同纠纷还是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完全系申请人的权利处分自由；（三）“高柱洪”本是一个虚假的名字，二审法院却要求我方向一个并不存在的民事主体主张权利，极其荒谬；（四）在一、二审庭审中，我方均已明确表示就“高柱洪”诈骗案已会同被申请人向泰丰派出所报案，但是该派出所却要求我方去茂名市公安机关报案，而案发地派出所却要求我方向我方所在地派出所报案。2015年6月18日，我方前往中山市公安局小榄分局，该分局当日指示泰丰派出所受理此案，该派出所才就此案案情制作了询问笔录，但并未出具报警回执，只是要求我方等候通知。本案一审期间，我方曾前往该派出所拿报警回执，但是民警以“高柱洪”尚未到案而拒绝出具，直到二审终结，该派出所也没有将此案的任何情况通知我方。2016年5月5日，我方收到二审判决。2016年5月12日，我方前往泰丰派出所讨要说法，该派出所才向我方提供了报警回执、受案回执及立案通知书等证据材料。虽然报警回执、受案回执及立案通知书上的时间分别是2015年6月19日、2015年6月19日和2015年月23日，但是我方实际签收的时间却是2016年5月12日，而且我方的报警询问笔录制作时间是2015年6月18日，可见泰丰派出所并没有在报警当日向我方出具过报警回执。因此上述证据系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支持我方一审的诉讼请求。
驰田货运部、钟顺明共同答辩称：（一）一审庭审中，金玥星厂已告知其曾向泰丰派出所询问，其再审提交的报警回执形成时间为2015年6月19日，立案告知书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6月23日，询问笔录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6月18日，在金玥星厂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泰丰派出所拒绝出具上述材料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泰丰派出所早已将上述证据材料交予金玥星厂，故金玥星厂提交上述证据属于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上述证据依法不属于新证据。（二）驰田货运部恰当地履行了运输合同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货物运输过程中，经常出现“某公司的甲员工来托运，通知交货的又是乙员工”，或者“某公司的甲员工以公司或公司老板名义托运、留的是公司座机号码或老板手机，但通知交货的还是甲员工”，因此，包括驰田货运部在内的大部分物流单位，在通知交货的联系号码与货物运单上的联系号码不一致的情况下，均会要求提供托运人所持有的货物运单联，如果要求物流单位每次都要从货物运单上的联系电话处收到通知才放货，则既不符合货物运输行业的实际情况，也过于机械不灵活。货物到达目的地后，驰田货运部收到金玥星厂员工指示交付货物的电话并没有放货，而是要求通知人提供关于货物运单（红联）。通知人后来提供了只有托运人即金玥星厂才持有的货物运单（红联），由此，驰田货运部才相信通知人为金玥星厂的员工，其通知放货的行为足以证明系金玥星厂的真实意思表示。（三）金玥星厂因其自身的过错及“高柱洪”的诈骗行为导致未能收到货款的后果，应由金玥星厂自行承担。其过错在于：1.莫代武在询问笔录中自认认识吴顺和十几年，但既没有辩认出吴顺和假扮“高柱洪”，也没有另外审慎核实“高柱洪”的身份；2.在驰田货运部明确告知以货物运单（红联）作为托运人身份凭证通知放货的前提下，金玥星厂没有妥善保管货物运单（红联），还在没有核实初次交易对象“高柱洪”的身份且没有收到货款的情况下随意将货物运单（红联）发送给“高柱洪”。因此，金玥星厂应当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失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四）涉案货物价值不能认定为24000元。金玥星厂既没有对涉案货物进行保价，也没有告知驰田货运部涉案货物的价值，只在货物运单上简单写了货物是锁。由于“高柱洪”没有被捕归案，无法从其口中得知涉案货物的价值，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及存在第三人诈骗的情况下，金玥星厂怠于告知驰田货运部涉案货物价值并放弃保价运输，涉案货物价值不能也不应认定为24000元，而无法确定涉案货物价值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对于未购买保价的快件（邮件），应当按照邮政法和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的三倍。
2015年7月8日，金玥星厂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诉，请求判令驰田货运部与钟顺明连带赔偿其货款24000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玥星厂系莫代武经营的个体工商户，驰田货运部系钟顺明经营的个体工商户。2015年5月29日，莫代武将金玥星厂的20箱包装完整的锁交付给驰田货运部承运。双方约定，货物运输的起止地点为中山至茂名，托运人为金玥星厂，联系电话为138××××8469，收货人为“高柱洪”，联系电话为178XXXX****，到货服务方式为自提，运费为200元，付款方式为提付，应“等通知放货”，并由驰田货运部出具单号为2017388的货物运单对前述约定予以确认。2015年7月8日，金玥星厂以驰田货运部未按约定等其通知即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高柱洪”，导致其无法收到货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金玥星厂称，其托运的20箱锁是防盗锁，系其向温某雄和温某文所采购的，价值24000元。为证明其主张，金玥星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温某文于2015年7月1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及货物清单，并申请温某雄、温某文出庭作证。《证人证言》载明，温某文与温某雄合伙经营温利品牌锁具，其厂名现为中山市小榄XX五金制品厂；2015年5月29日，其曾向金玥星厂提供了价值24000元的锁具共20件，金玥星厂通过驰田货运部发给了茂名的客户高柱洪。《证人证言》的“证明人”处签有“温某文”、“温某雄”的名字。货物清单则载明，2015年5月29日温某文、温某雄供应给莫代武的锁具有4种规格，每种5件，每件32份，其中3种单价为每份37元，1种单价为每份39元，合计货款24000元，并由温某文和莫代武签名确认。
温某文未出庭作证。温某雄到庭作证称，温某文系其表弟，上述《证人证言》及货物清单均系温某文出具给金玥星厂，其本人虽未签名，但温某文能够代表其签名，其对《证人证言》及货物清单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均确认，但其并不清楚金玥星厂所采购的锁具的去向。
金玥星厂还称，其曾将送货单用信封装好与货物一并交付给驰田货运部，在获得驰田货运部的同意后，其曾将送货单及货物运单拍照发送给“高柱洪”，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张照片为证。该照片的上方有金玥星厂的送货单，下方系驰田货运部出具的货物运单，送货单所载的货款金额为24000元。
驰田货运部确认，金玥星厂向其咨询过能否将货物运单发给“高柱洪”，其认为是否发运单给客户是金玥星厂的权利，但其记不清楚是否收到过金玥星厂交付的送货单，并称即使有收到过，其亦是与货物一并交付给收货人，并未核实送货单的内容。此外，驰田货运部主张，其系接到金玥星厂的通知后才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高柱洪”。为此，驰田货运部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条号码为135××××2117的手机于2015年6月1日发来的彩信。该彩信上方为驰田货运部出具给金玥星厂的货物运单照片，下方载明“29号发茂名20件，锁，单号2017388收货人，高柱洪，现在可以给货他了，货款已收到。同意人：金玥星”。根据驰田货运部提供的彩信记录，上述手机号码曾于2015年4月28日向驰田货运部托运过货物。
金玥星厂与驰田货运部均确认双方之间在发生涉案的运输合同关系之前并无交易。金玥星厂确认，驰田货运部提供的收货人视频截图上的收货人确实为“高柱洪”，并称其报案后，公安部门告知其该人名为“吴顺和”并非“高柱洪”，即使系其指定的收货人收取了货物，但驰田货运部并未按约定“等通知放货”，存在违约行为。驰田货运部则认为，上述货物并未保价，亦无双方确认的货价单，并不能证明货物价值为24000元，且其系收到彩信通知后才放货的，并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责任；若金玥星厂被诈骗，应通过公安部门向“高柱洪”或“吴顺和”主张权利，而非向物流公司要求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金玥星厂将货物交付给驰田货运部承运，双方之间形成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均应恪守履行合同义务。“等通知放货”顾名思义为等托运人金玥星厂的通知才能放货。双方并未明确约定通知的方式，按常理该通知的方式可以是金玥星厂的经营者莫代武或莫代武授权的人本人前往驰田货运部通知放货，或以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放货。驰田货运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彩信并非货物运单所载托运人的联系电话所发送，其亦无证据证明该彩信系莫代武或莫代武授权的人所发送的。驰田货运部在预先知道金玥星厂会将货物运单发送给收货人的情况下，却未谨慎核实通知人的身份，仅凭一条署名“金玥星”的彩信即草率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造成金玥星厂无法收回货款，其明显存在过错。驰田货运部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应对金玥星厂的损失予以赔偿。即使案涉货物损失系被“高柱洪”或“吴顺和”诈骗所导致，金玥星厂以双方存在运输合同，主张驰田货运部承担违约责任亦无不当，故驰田货运部与钟顺明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金玥星厂的损失金额问题。即使双方对托运的货物并未进行保价，亦无双方确认的货物价款，物流公司在接收货物时也应对托运货物的情况进行核实，但驰田货运部却未核实金玥星厂托运货物的包装清单及价值。金玥星厂提交的其采购商出具的《证人证言》、货物清单所载的货物与托运单所载的货物名称及件数一致，该《证人证言》、货物清单与货物运单已形成一条证据链。在驰田货运部未提交反证予以否认的情况下，采信金玥星厂的主张，认定托运的货物价值24000元。现金玥星厂诉请驰田货运部赔偿其货物损失24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有理有据，予以支持。
驰田货运部系钟顺明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其债务钟顺明应以其财产予以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驰田货运部、钟顺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金玥星厂赔偿货物损失24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尚欠损失本金数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7月8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200元，由驰田货运部、钟顺明负担(该款金玥星厂已预交，驰田货运部、钟顺明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迳付200元给金玥星厂，一审法院不另行收退)。
驰田货运部、钟顺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本院二审确认了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公路货物运输是指承运人在公路上使用汽车和其他运输工具将托运人的货物安全运送至指定地点交付收货人的行为。本案中，金玥星厂将涉案货物交付驰田货运部承运成立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驰田货运部将涉案货物运输到指定地点即茂名市并将货物交付给了收货人“高柱洪”，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没有异议，对此予确认。其中金玥星厂与“高柱洪”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金玥星厂与驰田货运部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根据金玥星厂的诉讼请求，金玥星厂是基于承运人驰田货运部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等通知放货”而擅自将货物交付给了收货人，给作为买卖合同出卖人的金玥星厂造成货款损失，从而请求承运人驰田货运部赔偿货款损失，即金玥星厂提起的是合同违约而导致的损害赔偿之诉，其前提是需证明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不履行合同造成损害事实之存在，且承运人在运输合同中的违约行为与该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本案诉讼过程中，金玥星厂主张其货款无法收回是其单方陈述，其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合法途径向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即“高柱洪”主张过权利，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高柱洪”因涉嫌诈骗犯罪而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公安机关确认无法追回赃款之事实，便迳行向承运人驰田货运部主张损害赔偿，明显理据不足，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对此认定有误，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予以改判。驰田货运部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民二初字第95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金玥星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合计600元，由金玥星厂承担。
本院再审确认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本院一审、二审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要求金玥星厂提供报警材料，金玥星厂均表示公安机关未向其出具立案通知书。再审诉讼中，金玥星厂提交泰丰派出所出具的报警回执（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19日）、受案回执（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19日）、立案告知书（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23日）以及泰丰派出所于2015年6月18日向金玥星厂经营者莫代武所作的询问笔录，上述证据均反映了金玥星厂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涉案货物被犯罪分子诈骗，公安机关因而立案侦查。金玥星厂称其未能在原一、二审阶段获得上述证据，二审败诉后其前往泰丰派出所索取而得，因而属于确因客观情况而无法在举证期限内获得的新证据。驰田货运部、钟顺明均确认金玥星厂提交的报警回执、受案回执、询问笔录、立案告知书的真实性，但认为上述证据于一审之前即已存在，金玥星厂无正当理由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因而不属于新证据，不应被采纳。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金玥星厂申请再审的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在于驰田货运部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金玥星厂再审提交的报警回执、受案回执、询问笔录、立案通知书，因驰田货运部、钟顺明予以确认，本院亦予采信。虽然泰丰派出所出具的上述报警材料的落款时间均为2015年，但是，本案一、二审均询问金玥星厂公安机关有无立案之时，金玥星厂均表示公安机关未出具立案通知书。鉴于金玥星厂没有理由持有报警立案材料而不提交给原一审法院，本院再审对金玥星厂于二审终结后方才收到上述报警材料的说法予以采信，上述报警材料属于因客观原因而逾期提交的情形，故在本案中属于新证据，足以证明金玥星厂在案发后向公安机关及时报案的事实。从金玥星厂报案的情况来看，其受到“高柱洪”诈骗导致货款损失的事实应予认定。驰田货运部、钟顺明并未举证证明金玥星厂存在与“高柱洪”恶意串通的情形，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因出现新的证据，本院对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纠正。
在金玥星厂受到货款损失的情况下，金玥星厂既可选择以买卖合同关系为由向“高柱洪”索赔，亦可依据与驰田货运部的运输合同关系主张损害赔偿。现金玥星厂选择向驰田货运部及其经营者钟顺明起诉主张损害赔偿，系其正当权利。驰田货运部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应根据其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进行认定。
根据货运单，“等通知放货”是金玥星厂指定的交货方式。对于“等通知放货”的含义，双方当事人存在分歧。从字面上看，“等通知放货”是指等待发货人的通知后放货，但并未约定通知的具体形式，因此，并非一定要货运单上所留的联系人通知放货，只要驰田货运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发货人一方发出的放货通知，驰田货运部就不构成违约。本案中，驰田货运部在看到彩信中只有金玥星厂才持有的货运联红单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金玥星厂发出的放货信息，即使事实上发信息的人并非金玥星厂的员工，但其行为也构成了表见代理，行为后果理应由金玥星厂承担。虽然金玥星厂曾经向驰田货运部询问是否能够发送货运单红联给收货人，但金玥星厂并未向驰田货运部明确告知其已发送货运单红联给收货人，从而要求驰田货运部提高注意义务。金玥星厂未能谨慎防范商业风险，在转发其持有的货运联红单给收货人之后，又未及时告知驰田货运部，致使驰田货运部误以为发货人要求放货，所导致的不利后果理应由金玥星厂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金玥星厂申请再审的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虽然因出现新证据，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应予纠正，但二审判决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粤20民终43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以劲
审判员 郭军乐
审判员 蔡惠群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张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