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湘02行终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市环境保护局，住所地株洲市天元区渌江路137号。法定代表人章文才，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言少杰，男，196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株洲市芦淞区，系株洲市环境保护局天元分局副局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张大非，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株洲市鸿发洗漂厂，住所地株洲市芦淞区庆云山路李横冲。经营者姓名黄新国，男，1959年9月27日出生，住株洲市芦淞区，委托代理人蒋旺，湖南唯楚（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尹国义，湖南唯楚（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株洲市环境保护局因与被上诉人株洲市鸿发洗漂厂环境保护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7）湘0211行初4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株洲市环境保护局的委托代理人言少杰、张大非，被上诉人株洲市鸿发洗漂厂的经营者黄新国及委托代理人蒋旺、尹国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0月25日被告株洲市环境保护局对株洲市各县市、云龙示范区环境保护局、各分局、各有关工业企业发布了《关于工业污水排放执行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污水排放在2013年3月31日前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及相关行业标准一级标准。2016年11月7日被告株洲市环境保护局的执法人员到原告株洲市鸿发洗漂厂进行检查，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原告株洲市鸿发洗漂厂正在生产的总排口采取了水样送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检测，监测结果为原告总排口水样的SS和CODcr（即化学需氧量）不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被告于2016年11月17日对原告进行了环境违法行为立案，11月18日向原告送达了《责令停产整治事先告知书》，告知了原告享有陈述、申辩权及申请听证的权利，被告于2016年12月1日对原告作出株环停字【2016】L-9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并于12月9日送达原告。另查明，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被告2014年4月9日颁发给原告的湘环株芦字第036号《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该许可证是三级排放标准。并通过了被告2014年和2015年的年审。被告对该《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及其内容予以认可。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株洲市环境保护局作为株洲市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部门，负有贯彻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监督实施湖南省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负责建立健全株洲市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等职责。因株洲市湘江河段日益严峻的污染情况，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于2012年10月25日发布了《关于工业污水排放执行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污水排放达到一级排放标准。但被告于2014年颁发给原告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是三级排放标准。被告以原告排出的废水未达到一级排放标准，超标排放为由作出《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明显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株洲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株环停字【2016】L-9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株洲市环境保护局承担。宣判后，株洲市环境保护局不服，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提交了湘环株芦字第036号《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是三级排放标准”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关键事实有误；被上诉人当庭提交湘环株芦字第036号《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时表示该《排放污染物许可证》不作证据提交，仅作为庭审说明材料，故一审判决书中被上诉人证据目录并无该份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看到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复印件并非三级排放标准，但上诉人看到在该排污许可证原件上有人为手写的“三级排放标准”的字样，庭后，上诉人找被上诉人核实并要求其提交湘环株芦字第036号《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原件协助调查，遭到被上诉人的拒绝，一审判决所采信的湘环株芦字第036号《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很可能系被上诉人所伪造。被上诉人株洲市鸿发洗漂厂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在一审时与被上诉人核对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被上诉人株洲市鸿发洗漂厂是合法企业，不可能伪造排污证，上诉人是按三级标准对株洲市鸿发洗漂厂核发《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并进行年审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对原审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除“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被告2014年4月9日颁发给原告的湘环株芦字第036号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该许可证是三级排放标准。”不予确认外，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二审查明了如下事实：1、2012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株洲市环境保护局发布了《关于工业污水排放执行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已建成的工业企业，污水排入城镇污水生活污水处理厂，环评批复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及相关行业标准三级标准的，一律限期于2013年3月31日前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及相关行业标准一级标准。2012年3月12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印发株洲市城区洗水染线企业关停搬迁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在2012年4月15日前对34家（包含被上诉人）已通过环境保护行政审批的城区洗水企业实施停产整改。整改的内容为：完善废水处理设施，稳定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上诉人称市政府的文件说的稳定达到三级标准是因为洗水企业要搬迁到新地方，只有达到三级标准的洗水企业才能搬到新的洗水工业园区。2012年株洲市对洗水企业开始实施新的标准，要求洗水企业排污达到一级标准，但因为新的洗水工业园区没有建好，所以为了让现有企业继续生产，减小损失，虽然企业排污未达到一级标准，株洲市环境保护局在2014年仍给他们发放了排污许可证。2016年开始，不同意给株洲市鸿发洗漂厂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进行年检。2、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是否系伪造的问题。二审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原件进行质证，上诉人株洲市环境保护局对该证的真伪无异议，认可该证未注明“三级排放标准”字样。上诉人株洲市环境保护局认为上诉状中所称“在该排污许可证原件上有人为手写的‘三级排放标准’字样”系笔误。3、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是否为三级排放标准的问题。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所持有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是三级排放标准。经审查，双方均认可《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无记载一级、二级、三级字样的做法，从字面上无法知晓该许可证核定的排放标准是几级。本案中，被上诉人认为该《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系上诉人许可的三级排放标准，是根据《排放污染物许可证》上允许的排放污染物总量记载（废水排放量14.8万吨/年，化学需氧量50.77吨/年，氨氮8.66吨/年）对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而来，但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证年核准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和总量系国家规定的三级标准。因被上诉人的这种推论无权威技术部门作出结论，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本案系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株洲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株环停字【2016】L-9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责令停产停业系行政处罚的种类。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六条规定：“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扰。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环境保护令第30号）第九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作出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决定前，应当做好调查取证工作。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证据包括现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环境监测报告、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明材料。”由此，上诉人株洲市环境保护局在作出《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前，应当按照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被上诉人违法排污的事实依法依程序调查取证。本案中，《环境现场监察文书》和《监测报告》是上诉人作出《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的两份主要证据。经审查，《环境现场监察文书》未注明是在何处取样、如何取样。上诉人在庭审中称：“对被上诉人的排污取样系第三方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工作人员韩无盐所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另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12月9日对龙泉洗水工业园二期污水站刘永明、龙泉洗水工业园管委会龙建伟的调查询问笔录，均只能证明在龙泉洗水工业园污水站采取水样，而不能证实所取水样是从被上诉人排污口处所取，且对此被上诉人亦不予认可。两份笔录系上诉人作出《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后收集的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第（一）项“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的规定。上诉人将该两份笔录作为认定被上诉人排污事实的证据提交，在二审庭审中又当庭陈述这两份调查笔录与本案无关，系上诉人工作失误。自相矛盾，于法无据。另一份证据《监测报告》系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排污是否超标的重要依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作为行政执法决定依据的证据应当查证属实。当事人有权对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发表意见，提出异议。未经当事人发表意见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根据该规定，上诉人应当将《监测报告》送达给被上诉人。本案中，《监测报告》没有送达给被上诉人，剥夺了被上诉人申辩、陈述权利，违反程序正当原则。故上诉人作出株环停字【2016】L-9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的主要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因考虑到被上诉人系漂洗排污企业，且我市已经建成新的园区供被上诉人搬迁生产经营，如果撤销上诉人作出的《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将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确认上诉人作出的《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上诉人于2014年颁发给被上诉人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系三级排放标准，符合上诉人许可的排放标准的事实并无证据支持，原审以此为由予以判决，存在不当，应予纠正。原审判决虽认定事实不当，但确认上诉人作出株环停字【2016】L-9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结果正确，且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株洲市环境保护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颖红审 判 员 彭 华审 判 员 梁小平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法官助理 张 君书 记 员 吴 倩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