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行终25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岑溪市水汶镇云会村独堆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陈振明，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岑溪市水汶镇云会村枫梢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袁杰光，组长。
上诉人（一审原告）岑溪市水汶镇云会村垌心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展式，组长。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彩文，岑溪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梧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朱学庆，市长。
委托代理人覃厚昌，梧州市法制办公室科长。
委托代理人陈雨，梧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顾问助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罗伟雄，市长。
委托代理人谭笑添，岑溪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绍浪，岑溪市林业局调处办公室主任。
一审第三人岑溪市水汶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欧广明，镇长。
委托代理人赵坤宏，岑溪市水汶镇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梁雅，岑溪市水汶镇司法所所长。
上诉人岑溪市水汶镇云会村独堆村民小组、枫梢村民小组、垌心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因诉岑溪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岑溪市政府）、梧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梧州市政府）林地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4行初4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枫梢组的诉讼代表人袁杰光、垌心组的诉讼代表人黄展式、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彩文，被上诉人岑溪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谭笑添、陈绍浪，被上诉人梧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覃厚昌、陈雨，一审第三人岑溪市水汶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水汶镇政府）法定代表人欧广明、委托代理人赵坤宏、梁雅，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岑溪市政府作出的岑政调〔2016〕1号《岑溪市人民政府山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号处理决定）认为，被申请人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虽然拥有土改时争议山场（山塘）的部分权属凭证，但在合作化后争议山场已经收归集体所有，水汶区委在成立区林场（云会山庄）时，争议山场已经划拨调整为区林场所有，后开辟了云会茶场，建立了五七中学勤工俭学基地，并进行一系列经营活动。1982年9月30日，水汶公社管委会作出《关于公社社办山庄、社队联办林场落实山界林权和生产责任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云会山庄的权属为水汶公社所有，后又取得了《山界林权证》，争议山场权属一直没有改变。《独堆队分组协议契约》只记载被申请人对“山塘茶地”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此后曾承包经营云会茶场，并上交茶叶给水汶公社企办。水汶镇政府主张争议山场的权属，其土地权属来源清楚，经营管理事实充分，证据确凿，对其权属主张应予以支持。被申请人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提供的分山塘茶场的《记录》、《独堆队分组协议契约》、分自留山的《方案》、割脂合同、开路《协议书》等材料，不但与《云会大队云一队分队协议书》记载内容不符，且与1982年水汶公社的《决议》相互抵触，不能作为主张争议山场权属的凭证，因此，对被申请人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提出的争议山场权属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一、将争议的山塘山场的所有权确权给水汶镇人民政府所有，面积141.3亩。二、将争议的陈家坟至扶味坳一带山场的所有权确权给水汶镇人民政府所有，面积192.75亩。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梧州市政府申请复议，梧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梧政复决字〔2016〕47、52号《梧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47号、52号复议决定），维持1号处理决定。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独堆组、枫梢组与第三人水汶镇政府争议的山塘山场坐落在岑溪市××云××村，四至界址为：东以佛子坳为界，南以山塘塘面为界，西以陈家坟为界，北以摩天顶为界，面积141.3亩。原告垌心组与第三人水汶镇政府争议的陈家坟至扶味坳一带山场，四至界址为：东至扶味坳为界，南至大坪岗分水为界，西以茶场旧屋为界，北以金田河为界，面积192.75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岑溪县水汶区委从云会村各生产队划拨山场成立水汶区林场，争议的山塘山场、陈家坟至扶味坳一带山场也被调整划拨入该林场，由水汶区委经营管理，林场先后进行育苗造林、种植杉木等工作。第三人提供的1964年3月20日《水汶区一九六四年春季各社山庄造林、育苗数字统计表》、《水汶区一九六四年春季造林数字统计表》，记载有该林场的造林面积和造林树种的情况。1964年5月24日，水汶区委召开了全区区、社、队及山庄领导人干部大会，作出了《会议记录》，要求绿化荒山，搞好山庄建设，山庄应以社办为主，同时搞联社和生产队山庄，社办山庄要达50－60%面积。此后，水汶区委组织各公社群众在现争议山场低海拔的地带开垦梯级地种茶，成立了云会茶场。云会茶场是云会山庄（即区林场）的一部分，陈其珍任山庄主任、茶场场长。陈其珍既是云会村独堆队村民，也是水汶公社厂场的成员。1975年8月21日《水汶公社五*七中学筹建开班意见》，记载学校的校址在云会公社茶场旁边。1976年8月4日下午党委脱产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记载公社“五七中学”在云会同茶场实行“场校合一”，以解决管理、住宿的问题。1976年成立五七中学，教学的形式为半农半读，陈其珍兼任“茶叶”科目的技术指导。1977年1月4日党委会的《会议记录》，记载了公社山庄新抽上当山庄副主任系赵庆才，工资在厂场（水汶公社企办的前身）开支，山庄人员由原来22人增加到60人的情况。1978年《水汶厂场》的会计账本、1980年公社企业的《现金月结表》记载了包括云会茶场在内的水汶厂场各班、组现金、转账、收支等情况。1979年由于“五七中学”的搬迁，公社厂场由于人力不足暂把云会茶场承包到云会村各生产队管理。此后，村民按各自的承包数量上交茶叶给公社厂场，后由于厂场疏于管理，村民逐渐不再上交茶叶。云一队1980年2月4日讨论协商、2月8日户主通过的《云会大队云一队分队协议书》，决定将云一队分为独堆组和枫梢组，双方以1967年小队时的人数、水田、山林为基础进行分配，在山林、茶地的划分中并没有记载有现争议的山塘山场。1982年9月30日，水汶公社管委会作出《关于公社社办山庄、社队联办林场落实山界林权和生产责任制的决议》，明确规定：“公社在云会、旺公两地的山庄，山权、林权均为公社所有，造下的各种林木全归公社，任何人不得侵占”。云会山场落实后，第三人取得了《山界林权证》。《山界林权证》记载“山地名称为官音坐连火未坳、么天顶一带，山地面积为753市亩，四至界址为：东猫儿岗顶起直入官音连顶沿山脊直入火未坳么天顶直入至佛子坳为界，南佛子坳出山塘以小河直出到五七校旧址为界，西五七校旧址沿广东路落岑路到兰头蓬社背岗分水为界，北兰头蓬岗分水下至河上至官音坐连下横路直出连到猫儿拐上猫儿岗顶”。该证“边界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栏有当时的山庄主任陈其珍、云会村主任黄某、护林员黄伟其的签名或盖章。“填报单位负责人”栏有当时水汶乡乡长梁斌的印章、企办主任覃某的签名、盖有“岑溪县水汶乡人民政府”公章。争议的山塘山场和陈家坟至扶味坳一带山场只是上述山场中的一部分。1986年5月，水汶镇企办在步樟化一带山场砍伐杉木。1992年，第三人水汶镇政府在云会山庄砍伐杉木建立水汶镇二中。1994年，第三人水汶镇政府在云会山庄砍伐杉木建造水汶镇政府后楼。包括争议山场在内的云会山庄一直由水汶公社经营管理。2013年6月30日，云会村委会与所属各村民小组达成《协议书》，同意修建途径佛子坳、旧五七中学、大山塘等山地的跨省公路，各组各户不得主张林地补偿，云会村委会征得第三人岑溪市水汶镇政府和水汶镇企办口头同意上述协议后才动工开路。同年，原告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与第三人岑溪市水汶镇政府之间因开路引发纠纷，第三人岑溪市水汶镇政府提出纠纷调处申请。2016年5月3日，岑溪市政府作出1号处理决定书，将争议的山塘山场的所有权以及争议的陈家坟至扶味坳一带山场的所有权确权给水汶镇政府。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梧州市政府申请复议，梧州市政府作出的47、52号复议决定，维持1号处理决定。原告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1号处理决定和47、52号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被告岑溪市政府和被告梧州市政府分别享有本案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的职权。原告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虽然拥有土改时部分争议山场的权属凭证，但争议山场在合作化后已被划拨调整入云会山庄，由水汶区委成立区林场（云会山庄）进行经营管理收益。水汶公社管委会1982年9月30日作出的《关于公社社办山庄、社队联办林场落实山界林权和生产责任的决议》，明确了云会山庄为水汶公社所有，并取得了《山界林权证》，争议山场的权属一直没有改变，第三人水汶镇政府主张争议的权属，其权属来源清楚，经管管理事实充分，1号处理决定对其提出的权属主张予以支持是正确的。原告独堆组、枫梢组及垌心组提供的分山塘茶场《记录》、《独堆队分组协议契约》、分自留山《方案》、割脂合同等材料，不但与《云会大队云一队分队协议书》记载的内容不符，且与《关于公社社办山庄、社队联办林场落实山界林权和生产责任的决议》不吻合，该院不予采信，不能作为主张争议山场权属定案依据。第三人在1964年成立林场绿化造林后对争议的山林经营管理至今已长达五十多年，一直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据此，第三人对争议的林地权属来源清楚，经营管理事实充分，其主张争议土地的权属所持理据充分。原告未能提供其拥有争议林地权属的充分证据，对于争议的土地也无具体的经营管理事实，其主张争议土地权属属其所有，与客观事实不符、且理据不足，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被告岑溪市政府调处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林地权属纠纷属于程序违法，该院认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被告岑溪市政府具有调处职权，并不存在程序违法。被告岑溪市政府在调处过程中，尊重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三大纠纷”处理原则出发，将争议的山场山林权属确定给第三人所有，梧州市政府的行政复议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告提出撤销两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复议决定等诉讼请求理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岑溪市××云××村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作为证明云会山庄创建创建时间的《怎样办好山庄的报告》，只是当时形势下的一个讲话或者构想，并不一定完全落到实处。不但如此，在该报告内容第5也明确了“但生产队无力经营，自愿交给联社或社经营者，经两方协商同意并（经）代表会议通过，划清山（界）址（的），方可由联社和社经营”。事实上，争议山场历来属于上诉人。如被上诉人能提供按上述报告要求的两方协议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证据，则上诉人自愿放弃争议。2、《云会大队云一队分队协议书》明确了独堆组和枫梢组对经济林地茶地的划分，即“茶地独堆队：从大风棍直入贼佬岗分水为界。枫梢队：从贼佬岗直至出大平”，足以证明上诉人独堆组和枫梢组对现在所谓的争议山场部分权属是明确的。3、被上诉人认为第三人取得了《山界林权证》，其权属来源清楚，确权给第三人，这是明显错误的。该证无论从事实和形式上都是违法和无效的。该证虽然写着水汶乡林场，但是发证时间是1982年，并且代县长“陈俊”的名字上连印鉴也没有，这就好比法院的判决书没有日期，能够说是真实的合法的吗？更为重要的是，被告提供的证据《落实山界林权和生产承包决议》的时间1982年9月29日还是称为水汶公社，1984年才改称水汶乡。并且边界单位负责人一栏签名的黄某1984年9月份才进入村委，可见该证是不真实的。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确定土地使用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其中，第十九条：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实施《六十条》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第二十三条：乡（镇）或村办企事业单位使用的集体土地，《六十条》公布以前使用的，分别属于该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六十条》公布时起至1982年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发布时止使用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分别属于该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1.签订过用地协议的（不含租借）；2．经县、乡（公社）、村（大队）批准或同意，并进行了适当的土地调整或者经过一定补偿的；3．通过购买房屋取得的；4．原集体企事业单位体制经批准变更的。既然，《六十条》公布之前，所谓争议山场一直为上诉人管理使用，《六十条》公布以后，第三人也没有上列条款之情形，权属为上诉人于法有据。三、程序错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调处部门、机构的工作人员与权属纠纷的标的或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回避。”第三人水汶镇政府与被上诉人岑溪市政府作为隶属的上下级，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所作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程序都存在错误，应予撤销。被上诉人岑溪市政府和梧州市政府所作的处理和复议决定于法无据。请求：1、撤销梧州市中级人法院（2016）桂04行初42号行政判决。2、撤销岑溪市政府岑政调〔2016〕1号山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和梧州市政府梧政复决字〔2016〕47、52号行政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岑溪市政府答辩称：一、事实方面：上诉人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虽然拥有土改时争议山场（山塘）的部分权属凭证，但在合作化后争议山场已经收归集体所有。水汶区委在成立区林场（云会山庄）时，争议山场已经划拨调整为区林场所有，后开辟了云会茶场，建立了五七中学勤工俭学用地，并进行一系列经营活动。1982年9月30日，水汶公社管委会作出《关于公社社办山庄、社队联办林场落实山界林权和生产责任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云会山庄的权属为水汶公社所有，后又取得了《山界林权证》，争议山场权属一直没有改变。《独堆队分组协议契约》只记载“山塘茶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此后曾承包经营云会茶场，并上交茶叶给水汶公社企办。原审第三人水汶镇政府主张争议山场的权属，其土地权属来源清楚，经营管理事实充分，证据确凿，对其权属主张应予以支持。岑溪市档案局存档的《云会大队云一队分队协议书》，双方以1967年小队时的人数、水田、山林为基数进行分配，在山林、茶地的划分中并没有记载有现争议山场。上诉人独堆组提供《独堆队分组协议契约》约定“土地、山场划分到各组后，各组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准出租、不准买卖、不准建房、不准打砖、不准葬墓”。上诉人独堆组、枫梢组提供1982年10月28日云一队全体户主分山塘茶场的《记录》复印件、《关于云会村原云一队山塘集体山场的历史来源》、1987年至2009年冯礼谋等人的8份割脂合同、“云一山庄”《林权边界确认表（宗地之间）》及范围图作为主张争议山场权属的依据，但提交的《记录》无原件，且与其提供的《独堆队分组协议契约》记载的内容不符，也与分山时间不符。《关于云会村原云一队山塘集体山场的历史来源》是在纠纷发生后云一队自己编写的陈述，没有相关证据作佐证。8份割脂合同，书写合同的纸张是“岑溪市教育局监制”的字薄，岑溪县于1995年“撤县建市”，因而这8份割脂合同缺乏真实性。2010年林改勾图时，林改工作人员在上诉人独堆组、枫梢组指引下把争议山场勾入“云一山庄”的范围图，但该“云一山庄”《林权边界确认表（宗地之间）》备注栏中标记为有“争议”。上诉人垌心组提供其1982年9月9日分自留山的《方案》、2006年至2011年在争议山场割脂的合同作为主张争议山场权属的依据，该《方案》记录有“佛子光打入至勒化一带及掘坑一带至火味凹作为队责任山”，但该《方案》无原件，记录的分山时间比水汶公社管委会《决议》还早，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2013年6月30日，云会村委会与所属各组组长、代表达成《协议书》，一致同意修建的跨省公路途经旧五七中学、大山塘等山地路段，征得水汶镇政府同意后才开路的。二、适用法律方面：岑溪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岑政调〔2016〕1号山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综上所述，岑溪市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梧州市政府答辩称：47、52号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与1号处理决定基本一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结果适当，程序合法。上诉人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水汶镇政府述称：一、本案争议山场成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水汶镇政府一直是该山场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从未改变。水汶镇政府对争议山场的权属来源清楚、合法，一直经营管理事实充分，证据确凿。岑溪市政府、梧州市政府在一审答辩时也阐述得非常清楚，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4行初42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是公平、公正、合法的判决。上诉人一再而三地纠缠，实属无理取闹。二、1号处理决定、47、52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案争执山场在合作化时已经收归集体，在当时水汶区委成立区林场（云会山庄）时，争议山场已经划拨调整为区林场所有，之后种上茶树，开辟成茶场，建立五七中学勤工俭学用地，进行一系列的经营活动。1982年水汶公社管委会作出《关于公社社办山庄、社联队办林场落实山界林权和生产责任的决议》，明确云会山庄的权属归水汶公社所有，并取得《山界林权证》，权属一直没有改变。以上事实有1964年春季造林数字统计表、1982年的决议、《山界林权证》、区林业勘测设计院测绘制作的岑溪市水汶镇镇林场4林班的测绘图、证人覃某、黄某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佐证。三、1号处理决定、47、52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四、1号处理决定、47、52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林业三定”时，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山界林杈属证书所确认的林木、林地权属，应予维护不得擅自变更。争议的山场，“林业三定”时，登记确认为答辩人所有，并颁发了《山界林权证》，四至界址明确，面积明确。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依法实行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五、由于上诉人所在的村各组的山场发包得比较迟，所以答辩人所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应该是在1985年左右核发的。该证上的日期年是印刷体，月和日是空白的，只能说明该《山界林权证》是使用一九八二年的版，并不是上诉人所说的填证时间就是在一九八二年，答辩人所提供的岑干（1984）31号对填报负责人梁斌的职务提名文件及水政发（84）1号对云会村边界单位负责人黄某的任职文件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上诉人说：“云会大队云一队分队协议书中5、茶地独堆队：从大风棍直入贼佬岗分水为界。枫梢队：从贼佬岗直至出大平。足以证明，上诉人独堆组和枫梢组对现在所谓的争议山场部分权属是明确的”是与事实不符的，独堆组和枫梢组于1980年2月由水汶公社云会大队云一队分出，云会大队云一队的所有山林、水田、木茹地、茶地、耕牛等财产己分完毕，上诉人岑溪市××云××村独堆组和枫梢组各自所分得的山林、水田、茶地等的地址及四至界址已相当明确、清楚，自此再没有云会大队云一队，也没有以云会大队云一队为单位的山林、水田、茶地等。但是独堆组和枫梢组提供1982年10月28日云一队全体户主分山塘茶场的《记录》，2014年9月29日岑溪市调处办、一审时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答辩人、上诉人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到纠纷现场勾图时说成是云一组的，这是与1980年2月《云会大队云一队分队协议》相矛盾的，请问岑溪市××云××村云一队是分不完的吗？答辩人与上诉人岑溪市××云××村独堆组和枫梢组（云会大队云一队）有争议的山场是山塘山场，四至界址（按山座向）是上至么天顶，下至山塘小河，左至山塘尾佛子坳，右至陈家坟，因此“茶地独堆队：从大风棍直入贼佬岗分水为界。枫梢队：从贼佬岗直至出大平”，不在现争议山场内。水汶镇政府与垌心组争议的陈家坟至扶味坳山场在《岑溪市水汶镇镇林场4林图》及《水汶镇云会村掘埇至扶味坳山场确权界址范围图》所使用的工具图的原图上均注明了“水汶公社茶场”字样。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后，岑溪市政府发公函向本院说明：1号处理决定所表述将本案涉案山塘山场和陈家坟至至扶味坳一带山场确权为水汶镇政府所有，是表述错误，实际意思是将本案涉案山塘山场和陈家坟至至扶味坳一带山场确权为水汶镇全体农民集体所有。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据合法有效，据此，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一、关于案件事实问题。岑溪市政府对其作出1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其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认定的事实。第一，关于争议山场被收归集体用于建立云会茶场的事实。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虽然拥有土改时争议山场（山塘）的部分权属凭证，但在合作化后争议山场已经收归集体所有，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水汶公社建立云会茶场。岑溪市政府提供的1964年3月20日《水汶区一九六四年春季各社山庄造林、育苗数字统计表》，《水汶区一九六四年春季造林数字统计表》，1964年5月24日水汶区委召开的全区区、社、队及山庄领导人干部大会《会议记录》，以及《怎样办好山庄的报告》，可以证明云会茶场的创建事实。第二，争议山场在云会茶场创建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经营管理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975年8月21日《水汶公社五*七中学筹建开班意见》，记载学校的校址在云会公社茶场旁边；1976年8月4日党委脱产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记载公社“五七中学”在云会同茶场实行“场校合一”，以解决管理、住宿的问题；1977年1月4日党委会的《会议记录》，记载了公社山庄新抽上当山庄副主任系赵庆才，工资在厂场（水汶公社企办的前身）开支，山庄人员由原来22人增加到60人的情况；1978年《水汶厂场》的会计账本、1980年公社企业的《现金月结表》，记载包括云会茶场在内的水汶厂场各班、组现金、转账、收支等情况；上交茶叶的收据，记载茶场承包给村民后，村民按各自的承包数量上交茶叶给公社厂场的情况。第三，1982年水汶公社管委会作出《关于公社社办山庄、社联队办林场落实山界林权和生产责任的决议》，明确云会山庄的权属归水汶公社所有，水汶镇政府取得《山界林权证》，证明权属一直没有改变。第四，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虽无证据证明云会茶场仍继续经营争议山场，但水汶镇政府仍对争议山场进行经营管理，有1992年水汶镇政府在云会山庄砍伐杉木建立水汶镇二中，1994年水汶镇政府在云会山庄砍伐杉木建造水汶镇政府后楼等事实。
上诉人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作为权属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对其权属主张负举证责任。上诉人独堆组提供《独堆队分组协议契约》约定土地、山场划分到各组后，各组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上诉人独堆组、枫梢组提供其1982年10月28日云一队全体户主分山塘茶场的《记录》复印件、《关于云会村原云一队山塘集体山场的历史来源》、1987年至2009年冯礼谋等人的8份割脂合同、“云一山庄”《林权边界确认表（宗地之间）》及范围图作为主张争议山场权属的依据，但提交的《记录》无原件，且与其提供的《独堆队分组协议契约》记载的内容不符，也与分山时间不符；《关于云会村原云一队山塘集体山场的历史来源》是在纠纷发生后云一队自己编写的陈述，没有相关证据作佐证。8份割脂合同，书写合同的纸张是“岑溪市教育局监制”的字薄，与岑溪市撤县建市的时间不一致，不具真实性。岑溪市政府不采信上诉人的上述证据，是正确的，故上诉人对其权属主张无充分证据证实。
至于上诉人对《这样办好山庄的报告》的异议意见，岑溪市政府举该证据目的是证实云会山庄的创建时间，除该证据外，尚有1964年3月20日《水汶区一九六四年春季各社山庄造林、育苗数字统计表》，《水汶区一九六四年春季造林数字统计表》，1964年5月24日水汶区委召开的全区区、社、队及山庄领导人干部大会《会议记录》，这四份证据能相互印证，能证实举证目的，故对上诉人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云会大队云一队分队协议书》可争议山场已划分各自生产队的意见，因无证据进一步证实“茶地独堆队；从大风棍直入贼佬岗分水为界。枫梢队；从贼佬岗直至出大平”就是本案争议山场，况且分队时争议山场没有返还云一队，云一队无权划分，分队后1982年公社的《决议》也证明上诉人主张不成立，故对上诉人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对云会林场《山界林权证》的异议意见，水汶镇政府的辩解理由是成立的，即：所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应该是在1985年左右核发的，该证上的日期年是印刷体，月和日是空白的，只能说明该《山界林权证》是使用一九八二年的版，并不是上诉人所说的填证时间就是在一九八二年，提供的岑干（1984）31号对填报负责人梁斌的职务提名文件及水政发（84）1号对云会村边界单位负责人黄某的任职文件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对上诉人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岑溪市政府作出1号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即“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即“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二）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第三人水汶镇政府持有争议山场的《山界林权证》，对争议山场有50多年的管业事实，符合上述规定的适用情形，故岑溪市政府适用法律正确。至于上诉人主张水汶镇政府取得原属于上诉人的争议山场不符合《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有关规定的意见，因本案发生在广西辖区内，《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属于广西的地方性法规，岑溪市政府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符合法律适用规则；况且，水汶镇政府取得争议山场时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即使没有签订过用地协议，但也符合《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2项的规定即“乡(镇)或村办企事业单位使用的集体土地，《六十条》公布以前使用的，分别属于该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六十条》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二年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发布时止使用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分别属于该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2、经县、乡(公社)、村(大队)批准或同意，并进行了适当的土地调整或者经过一定补偿的；……”故对上诉人主张岑溪市政府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程序问题。本案属于发生在单位之间的林地权属纠纷，岑溪市政府对本案进行调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岑溪市政府于水汶镇政府虽然有隶属关系，但隶属关系不属于回避理由。对上诉人关于岑溪市政府应当回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确权主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水汶镇政府不能作为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主体，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确权给水汶镇政府是错误的。但鉴于岑溪市政府已经说明系表述错误，真实意思为确权给水汶镇全体农民集体所有，该真实意思符合法律规定；并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权属主张，撤销1号处理决定后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仍不能改变确权结果，只会造成诉累，故不以存在该错误为由撤销1号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岑溪市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梧州市政府作出47、52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独堆组、枫梢组、垌心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善能
审判员 陈 钢
审判员 陆 海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许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