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25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籍遥，女，197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柏满祥，广东满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玉，广东满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管建明，男，196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
上诉人郭籍遥与上诉人管建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郭籍遥、管建明均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7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郭籍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改判管建明向郭籍遥清偿借款本金84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84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18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本案一审和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全部由管建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郭籍遥在2008年7月2日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向管建明出借了66000元而不是84000元属于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一、郭籍遥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流水明细显示，郭籍遥在2008年6月29日支出了5000元、在2008年7月4日支出了10000元、在2009年3月9日支出了3000元。郭籍遥在2008年6月29日支出的5000元和2008年7月4日支出的10000元是在ATM机上通过其卡号为95×××49的银行卡账户（基本账户账号为36×××67）转账至管建明账号为62×××63的银行账户。据向工商银行了解，该行的流水明细上不能显示当时在ATM机上通过银行卡号进行转账交易的对方银行账号。由于ATM机打印出来的交易凭证上的文字无法长时间保留，郭籍遥就保存了该两笔交易凭证的复印件。管建明在与郭籍遥离婚诉讼之前协商偿还郭籍遥的借款时提交了其部分银行流水明细，确认管建明的银行账户在2008年7月4日转账存入了10000元，管建明也在郭籍遥提交的两张ATM交易凭证复印件上签署了意见，并承诺继续查找2008年6月29日5000元的交易记录。郭籍遥在2009年3月9日支出的3000元是和管建明一起到ATM机上提取的现金，郭籍遥在提取现金后就直接出借给了管建明。二、郭籍遥提供了录音的原始载体手机，录音上可以清晰的分辩出郭籍遥和管建明的声音。管建明在一审时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在一审法院多次提醒下不申请对该录音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录音的内容和管建明不申请司法鉴定之行为确认录音中双方的身份即为郭籍遥和管建明。短信记录发送的时间也应当可以通过郭籍遥提供的手机原件予以认定。如管建明对短信记录发送的时间提出异议，也可以通过司法鉴定予以确认。三、管建明在通话录音和短信中已经确认其欠郭籍遥98000元借款未还。虽然郭籍遥在本案中只起诉要求管建明偿还借款84000元，但郭籍遥主张的84000元并没有超过管建明确认的98000元数额。一审判决不应由于郭籍遥主张的借款金额少于管建明确认的金额而不认定郭籍遥在2008年6月29日、2008年7月4日和2009年3月9日出借给管建明的借款18000元。而且，郭籍遥在一审已经明确说明其和管建明在通话和短信中确认的98000元中包含了管建明出具借条给郭籍遥的35000元、郭籍遥通过其朋友出借给管建明的15000元以及郭籍遥有银行记录的48000元，经郭籍遥事后仔细核对，郭籍遥出借给管建明有银行记录的借款实际上是49000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郭籍遥在2008年7月2日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向管建明出借了66000元而不是84000元属于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
上诉人管建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管建明向郭籍遥清偿借款本金35000元，涉诉一、二审费用由郭籍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借贷金额有误，程序不合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改判。一、郭籍遥向法庭出示了2008年7月2日的《借款单》，上面只有“兹借”字样，并无“借到”二字。根据相关法律解释，借条是当事人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的证明，单从字面上的理解，“借”仅指的是双方形成了借贷的合意，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条本身就是认可双方之间成立了借贷法律关系。而“借到”则不仅可以理解为双方就借贷已经形成合意，也可以认定借款人已经从出借人处得到了款项本金，这也就意味着出借人履行了提供款项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而言，“借”与“借到”所相对应的举证责任有所不同，同样都是借贷合同纠纷，持有记载“兹借”字样借条的出借人，还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已经提供了款项的义务。但是，郭籍遥在庭审环节从未出示过任何转账凭证来证明其已经提供35000元这一行为。如果郭籍遥不举证，这部分金额就有可能与其出示的汇款清单产生重叠，导致重复计算。二、一审判决认定2008年12月22日至2009年11月5日郭籍遥向管建明转账31000元，明显缺乏理据。这31000元分别涉及2008年12月22日的10000元、2009年2月4日的3000元、2009年3月5日的3000元、2009年8月2日的12000元、2009年11月5日的3000元。一审法院未向郭籍遥询问这些款项的出借原因，就判定是这些金额是郭籍遥向管建明出借的金额。通过银行账户过账，并不能形成借贷关系，如果借贷关系都不能成立，也不应让管建明支付这笔款项从2016年8月18日开始的利息。三、郭籍遥对于自己的诉讼请求一直在变更，说明其对于自己究竟出借多少金额完全不清楚。郭籍遥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民一初字第2978号案中提出的数额是49000元，在本案中提出是84000元，在录音材料中又提出是98000元。四、郭籍遥所出具的汇款凭证大多出现在2008年末和2009年，管建明于此时间段已经入住广州时代玫瑰园三期，因为此时郭籍遥和管建明处于恋爱阶段，郭籍遥基本就生活在该小区。因此上述汇款凭证应该是用于双方的共同消费，不存在郭籍遥所称的借贷关系。郭籍遥于2012年8月12日在拟提出与管建明离婚时，向管建明发来电子邮件可以证实，郭籍遥在2009年每月频繁来时代玫瑰园生活。
针对郭籍遥的上诉，管建明辩称，仅凭电话记录不能认定借款金额，必须联系转账记录才能认定。郭籍遥提交的短信记录是断章取义，不能认定管建明有借贷的行为。郭籍遥在离婚案件中、电话录音中、以及本案中陈述的借款金额都不一致，企图用新的理由弥补谎言。一审判决不公平，“借”与“借到”是有区别的。一审判决不能仅凭转账记录认定借款事实。管建明在2008年认识郭籍遥，在2010年与郭籍遥结婚。
针对管建明的上诉，郭籍遥辩称，一、管建明确认了35000元的事实，也确认笔迹是管建明的。一审期间，管建明说《借款单》不是管建明的笔迹，后来经过鉴定是管建明的笔迹，所以管建明的陈述不可信。二、管建明在与郭籍遥离婚之前，双方对欠款有过确认，除了有借条的50000元，还有48000元，管建明在短信中和录音中确认该事实。一审法院也多次问过管建明是否需要申请司法鉴定，管建明都没有申请司法鉴定，所以应当是对短信和录音的认可。三、对18000元双方在离婚前进行过协商，管建明提交了管建明的银行流水，证明在2008年7月4日转账存入10000元，该10000元与郭籍遥在2008年转出的10000元是一致的，管建明在郭籍遥两份转账凭证复印件上签了名说有一笔5000元没有查到，但确认两份复印件的真实性及2008年7月4日收到1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没有支持的18000元，请求二审法院确认并判令管建明偿还郭籍遥借款84000元，而不是66000元。四、管建明提交的郭籍遥给管建明的记录及费用，这些费用都是郭籍遥拿出与管建明一起使用，没有包含在借款里面。五、管建明写的借条是在2008年7月2日，当时郭籍遥以现金方式出借35000元，郭籍遥主张的大部分银行转账是在2008年7月4日以后，该35000元与49000元是不冲突的。管建明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述虚假，请求驳回管建明上诉请求，并支持郭籍遥的上诉请求。六、其中一笔10000元转账，管建明的账户有收到10000元，郭籍遥有转账单显示是转入管建明账户，5000元也是转入管建明账户。每一笔转入费用，因在婚前管建明需要偿还款项给管建明的前妻，也向郭籍遥借款去供楼，而生活费是郭籍遥自己出的。
郭籍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管建明向郭籍遥返还借款8.4万元并支付利息（以8.4万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管建明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籍遥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借款单》、电话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及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流水明细记录及银行转账凭证单复印件2张，以证明其于2008年7月2日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向管建明出借8.4万元。其中2008年7月2日的《借款单》中，载明“兹借郭籍遥女士人民币35000元（叁万伍仟元整），计于2009年4月底之前还清”；流水明细记录显示自2008年1月22日起至2009年11月5日止郭籍遥通过转账方式分5笔向尾号为1763的账户支付共计3.1万元。
庭审中，管建明对于上述《借款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申请对《借款单》上的字迹及借款人一栏中“管建明”的签名是否为管建明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粤恒[2017]文鉴字第40号）》，鉴定意见为涉案《借款单》上内容笔迹及“借款人”栏内“管建明”签名笔迹均为管建明本人书写。管建明对于上述电话聊天记录、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而对于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流水明细记录，管建明确认上述尾号1763账户属于其本人，对于没有载明转入账号的转账记录及现金提取的记录不予确认，并认为仅凭上述转账记录而没有借条，无法认定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诉讼中，为证实郭籍遥存在重复诉讼，管建明提供（2014）穗云法民一初字第2978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该判决书显示，郭籍遥、管建明于2008年2月5日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于2010年2月9日登记结婚，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9日判决准予郭籍遥与管建明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7月2日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郭籍遥向管建明出借共计6.6万元。理由是：1.关于2008年7月2日的3.5万元的借款，管建明虽对《借款单》的真实性不予确定，并申请了笔迹鉴定。但依据司法鉴定报告的鉴定意见，《借款单》是由管建明本人书写。管建明虽对于鉴定意见有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因未举证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管建明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认定涉案《借款单》为管建明本人书写，其于2008年7月2日向郭籍遥借款3.5万元。2.关于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流水明细记录，其中于2008年6月29日的5千元、2008年7月4日的1万元、2009年3月9日的3千元的流水明细，未记载转入的银行账号，郭籍遥未能提供相关的转账凭证原件予以核实。虽郭籍遥拟提供电话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予以佐证，但由于其仅提供电话录音片段，无法核实通话双方的身份，而短信记录虽有手机原件，但无法查证具体的发送时间，尤其是该记录提及的9.8万元欠款与本案中郭籍遥的主张借款金额不一致，故一审法院仅认定2008年12月22日至2009年11月5日，郭籍遥向管建明转账3.1万元。3.关于双方是否存在涉案6.6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郭籍遥已提供《借款单》证实其中3.5万元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而剩余款项发生在后，届时双方是恋爱关系且将近结婚，由郭籍遥要求管建明出具借款凭证亦不符合日常生活情理，相反，管建明主张涉案款项实际为双方婚前同居及婚后生活中的费用，但涉案款项发生在双方结婚之前，且郭籍遥否认双方有婚前同居，管建明未能举证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涉案6.6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4.管建明提供（2014）穗云法民一初字第297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郭籍遥就本案的借款已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出过诉讼请求，且已由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处理。但依据（2014）穗云法民一初字第2978号民事判决书，郭籍遥诉请管建明归还借款4.9万元，因非离婚案件所处理的范围，并未作处理，且郭籍遥并未就本案中《借款单》在双方离婚诉讼中主张权利，故郭籍遥并非重复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08年7月2日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郭籍遥向管建明出借共计6.6万元。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郭籍遥提供的《借款单》及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流水明细记录，一审法院认定其向管建明出借了6.6万元。关于郭籍遥的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郭籍遥于2008年7月2日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向管建明出借共计6.6万元。其中2008年7月2日的《借款单》中约定2009年4月前归还，郭籍遥于2016年8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郭籍遥与管建明于2010年2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5月9日被判决准予离婚，即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郭籍遥与管建明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基于双方的特殊关系，此时郭籍遥难以向管建明主张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力；（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另外，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郭籍遥于婚前借款给管建明，该债权应属于郭籍遥婚前的个人财产，不作夫妻共同财产分配，如认定郭籍遥因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主张债权而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显然有失公平。故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属于其他导致郭籍遥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诉讼时效中止。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9日作出判决，准予双方离婚，此时郭籍遥、管建明的婚姻关系正式结束，可以认定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已经消失，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后，郭籍遥于2016年8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至于其余3.1万元的借款，由于双方并未约定借款期限，郭籍遥提起本案诉讼就视为催告管建明还款。故郭籍遥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
郭籍遥向管建明出借了共计6.6万元，现管建明经催告后至今尚未清偿借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管建明应归还郭籍遥借款6.6万元。关于利息。由于双方未约定利息，出借人有权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占用期间利息，现郭籍遥请求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符合法律的规定，故管建明应以6.6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超出部分的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管建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郭籍遥清偿借款本金6.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6.6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郭籍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其中1450元由管建明承担，剩余450元由郭籍遥承担。
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本院依郭籍遥的申请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金山谷支行调取郭籍遥名下账号为36×××67的银行账户2008年6月29日转账5000元以及2008年7月4日转账10000元的交易信息记录。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金山谷支行回函称：“账号：36×××67，户名：郭籍遥，①2008年6月29日转出5000元、②2008年7月4日转出10000元，以上两笔收款方均为：62×××63（对应账号36×××41），收款人户名：管建明。”郭籍遥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均予以确认，该查询结果已如实反映郭籍遥于2008年6月29日借出5000元及2008年7月4日出借10000元给管建明，管建明也已经收到该两笔款项。管建明质证称，因为法院从银行调取的记录，只能由法院核实，管建明不懂银行的业务，在同一天可能出现多笔业务，不确认银行的记录，因为时间太长，不记得了，真实性不确认，本案管建明书写的《借款单》是2008年7月2日，而这一笔转账是2008年7月4日和2008年6月29日，与《借款单》存在关联，郭籍遥向管建明出借款项都是转账，不可能给现金，这15000元可能是《借款单》里面的款项。
再查明，二审庭询时，管建明提交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0113民初714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粤0113民初7142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拟证明借钱都是由郭籍遥一个人经手，本案的借款和郭籍遥的姐姐与母亲的案件借款存在重复的情况，郭籍遥提交的录音里面所说的款项可能涉及到其母亲和姐姐的款项，但因时间太久，没有办法明确本案哪些款项与上述两份判决书的款项重复。郭籍遥质证称，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两份判决书在一审时已经形成，一审时管建明没有提交，不能视为新证据，所以不应采纳，郭籍遥母亲及姐姐的借款与本案款项不重复，郭籍遥母亲及姐姐与管建明的借贷关系与郭籍遥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郭籍遥向管建明出借款项的金额。
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管建明出具《借款单》，明确表示借郭籍遥35000元，并计划于2009年4月底之前还清。管建明虽对上述《借款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上述《借款单》上内容笔迹及“借款人”栏内“管建明”签名笔迹均为管建明本人书写。管建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上述《借款单》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签署上述《借款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上述《借款单》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确立，一审法院认定管建明于2008年7月2日向郭籍遥借款3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郭籍遥主张其于2009年3月9日在ATM机提取现金后向管建明出借现金3000元，管建明对此不予确认，而郭籍遥对该3000元未提供债权凭证作为证据，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已向管建明交付该3000元，故一审法院不支持郭籍遥的上述主张，并无不当。再次，经本院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金山谷支行调查证实，郭籍遥于2008年6月29日向管建明转账5000元，于2008年7月4日向管建明转账10000元，即2008年6月29日起至2009年11月5日郭籍遥通过转账方式向管建明分7笔共转账460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能查清，本院予以纠正。管建明主张上述款项是双方共同生活的费用或是管建明向郭籍遥母亲、姐姐的借款，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对管建明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本院认定该46000元是郭籍遥向管建明出借的款项。最后，管建明主张上述转账款46000元与《借款单》中的35000元存在重复，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2008年6月29日至2009年11月5日郭籍遥向管建明出借共计81000元。在此前提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郭籍遥有权要求管建明支付以81000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8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综上所述，管建明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郭籍遥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71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71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管建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郭籍遥清偿借款本金81000元及利息（利息以81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郭籍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管建明负担1832元，郭籍遥负担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25元，由管建明负担962元，郭籍遥负担6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湛
审判员 吴晓炜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邝俊能
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