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民终22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某，女，1958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女，198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建鑫，江苏江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2，女，195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俊，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3，男，1970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磊，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祖荣，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马某4，男，195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审被告：马某5，女，196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沙某、马某1、马某2因与被上诉人马某3、原审被告马某4、马某5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6）苏0602民初2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沙某、马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程序违法，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未依法履行相应的审判职责，超诉讼请求判决。根据马某3提供的《拆迁安置协议书》，马某2将其应当继承彭淑艳的房屋份额对应的拆迁权益赠与马某3，因所赠拆迁权益系马某2夫妻共同权益，其配偶未参加协议的签订，故在诉讼中应列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审理中先后使用了三个民事案由，分别是分家析产、确权纠纷和析产继承纠纷，对此未作任何释明，未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马某3在起诉时及诉讼中仅要求确认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所有权，而各方当事人对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并无权属争议，但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审判。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未能确定拆迁权益的权利人，并进一步明确权利份额。对于马某3垫付购房款的情况，仅有马某4的陈述，并无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垫付的具体数额亦不清楚。补偿垫付款的过渡费和推进款系上诉人的合法财产。3.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已充分举证证明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时因两方面原因产生重大误解。一是上诉人不清楚马某3在签订协议时已享受过住房政策性补贴；二是对崇川区拆迁安置政策不清楚，根据崇川政发（2006）34号及崇拆发（2012）15号文件规定，对于户籍在2005年3月1日后迁入的居民，即便实际居住在拆迁范围内，也不享有安置权益；而对于在二次公告之前已亡故的人不应当享有安置面积。2016年1月13日《拆迁安置协议书》签订时，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马某6已经丧失意识，但原审确认定此后的三份录音系马某6在清醒状态下作出。关于录音录像的证明力，不能仅从表面的个人经济利益就推定马某5、马某4陈述的真实性。故一审认定马某6在意识清醒状态下作出了赠与的意思表示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此外，原审针对马某6同一行为作出赠与与录音遗嘱两种不同的法律定性，显然系法律适用错误。
马某2上诉请求：改判上诉人依法继承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中的相应份额，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马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1.马某3提交的三份录音录像证据是在马某6丧失意识，甚至是马某6在重症监护室、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时，在受到马某5提示性、诱导性发问的情形下作出，真实性及合法性不能得到确认。马某5作为马某6的法定继承人不能作为见证人出现在录音遗嘱现场。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三份录音录像是马某6赠与财产的行为，又认定其符合录音遗嘱的法定要件，适用法律错误。2.不动产房屋的交付以产权登记为准，上诉人所赠与的房屋份额至今尚未办理产权登记，上诉人在办理产权登记之前享有撤销权。3.一审判决结果超出诉讼请求。马某3的诉请是确认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的所有权人，但原判却在上述诉讼请求以外，违法判决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归马某4、沙某、马某1所有。
沙某、马某1同意马某2的上诉请求；马某2亦认可沙某、马某1的上诉请求。
马某3答辩称，1.《拆迁安置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当遵照执行，即使存在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也应该由该第三人自行向法院提出请求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享有权利。马某2与其配偶存在家事代理关系，本案并未遗漏当事人。2.本案审理中马某6因病去世，马某6有遗产继承人，且所有继承人均在本案当事人之中，原审为减轻当事人诉累，依职权调整案由进行审理并无不妥之处。3.虽马某3诉讼请求之一为确认其为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的所有权人，但在析产中，基于同一拆迁事实以及以马某4名义认购了两套房屋，故一审对案涉两套房屋归属作出认定与本案析产继承的目的相符，并无不当。4.拆迁权益的权利人就是本案各方当事人，上诉人在一审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尚存在其他权利人，故法院无需进一步查明。5.马某4将推进费和过渡费支付给马某3是为了补偿马某3拿两套房屋时的垫付款以及补偿双方房屋面积的差价。6.马某3是否享受过住房政策性补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沙某户所居住的德民花苑房屋亦系经济适用房，其也享受过住房政策性补贴，但均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晓在协议上签字的含义，不清楚拆迁安置政策不构成撤销协议的理由。况且此前上诉人老家已经经历过拆迁，上诉人已享受过拆迁安置待遇，具备一定经验。7.一审认定马某6的赠与成立正确。案涉遗嘱系马某6在生前具有行为能力时将自己合法的具有处分权的财产赠与马某3，系马某6真实意思表示，采用录音录像的形式合法，且有两位见证人在场。赠与行为与遗嘱行为在本案中并不矛盾，因为遗嘱的内容即是赠与。8.马某2赠与马某3的是其应当继承的彭淑艳的房屋份额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和拆迁安置利益，且已完成交付，上诉人不享有撤销权。
马某4、马某5均同意马某3的答辩意见。
马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为××花苑××房产的所有权人；2.诉讼费由沙某、马某1、马某2、马某4、马某5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马某6、彭淑艳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两子两女即马某3、马某4、马某2、马某5，彭淑艳于2010年4月29日去世，马某6因死亡于2016年11月3日注销常住户口。马某4、沙某系夫妻关系，两人婚后生育一女即马某1。
2012年3月7日，南通市崇川区住房和建设环境保护局作为甲方与马某3、马某4作为乙方签订《崇川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就三里墩村九组房屋（合法建筑面积157.01平方米）的拆迁事宜进行了约定，约定甲方给付乙方补偿额为371369元。安置房屋位于学田东苑东侧。马某3、马某4均在乙方处签字。
2016年1月12日，马某3作为丁方，马某4作为甲方，沙某作为乙方，马某1作为丙方，马某2作为己方，马某5作为庚方，马某6作为戊方，其中马某3作为马某6的监护人，共同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各方对位于崇川区文峰街道三里墩村九组登记在马某4名下的157.01平方米房产进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对于拆迁款421169元（371369元+49800元）分配如下：1、甲、乙、丙分得210584.5元由甲方领取，丁方分得210584.5元。2、丁方分得的款项中含戊方70194.83元、彭淑艳的70194.83元，彭淑艳的份额由甲、丁、戊、己、庚五人继承，每人继承份额14038.97元。3、戊的份额暂由丁方保管，己方、庚方的份额同意赠与丁，甲方的份额由甲方领取。二、对拆迁安置房产157.01平方米的分配如下：1、甲、乙、丙共同享有安置面积84.01平方米，其中包括甲方继承彭淑艳的份额；丁的面积41.61平方米，戊的面积31.39平方米按份享有，共73平方米（己、庚继承的份额自愿赠与在丁方的面积中）。2、甲、乙、丙共同享有的房产份额自行协商领取产权证；丁、戊共同享有的房产领取产权证为按份共有。三、过渡费：按照有关政策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四、目前丁为戊的监护人，监护人不得任意处分戊方的财产。五、以上协议条款是六方（不包括戊方）真实意思表示，对本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的事项无其他任何争议。该协议书上明确载明马某6“目前丧失意识，由丁方为监护人”。
2016年1月13日，马某4作为被征收户在被征收户存款结算购房联系单（结算单）上签字，该结算单上显示“存款本金371369元、奖励金79828.86元，合计451197.86元，请根据本联系单金额冲抵该户购房款。”同日，马某3、马某4就上述拆迁安置房屋××花苑××室（安置面积87.9311㎡，建筑面积123.49㎡）和××花苑××室（安置面积69.0789㎡，建筑面积100.23㎡）房屋与南通天一置业有限公司进行了认购结算，两套房屋均以马某4的名义进行结算。马某4确认由其领取推进费49800元及过渡费九万多元，并表示虽然根据两张房屋认购单上三里墩花苑20-906室的安置面积为87.9311㎡、××花苑××室安置面积为69.0789㎡，但马某4、沙某、马某1和马某3、马某6的拆迁安置面积还是按照2016年1月13日协议确定的84.01㎡和73㎡进行计算，马某4将49800元推进费及九万多元的过渡费均给了马某3，补偿马某3拿上述两套房屋时垫付的款项，据此双方就房屋面积差价已经补偿完毕。对此，马某3予以认可。
为证明马某6将其所有的财产份额赠与马某3，马某3提供了2016年1月13日录音、同年4月23日录像、同年5月15日录音各一份。在2016年1月13日的录音中，马某5问“你叫什么”，男声答“马某6”，马某5问“马上要拿房子了，你所有的房子，所有的东西给谁？”，男声答“给继继”,马某5问“别人给不给？”，男声答“别人的也是继继的”。同年4月23日的录像一份，录像中可以看到有马某6、马某3、马某5、证人袁某、施某，马某5问“三里墩房子给谁，拆迁以后给谁，给不给继继”，马某6答“给”，马某5问给谁？此时马某6说了两个字，但录音中并无法清楚地听到是什么，马某5问马某6给不给哥哥、姐姐和马某5，马某6均摇头。同年5月15日的录音中，马某5问“你以前住在哪里？”，男声答“三里墩”，马某5“三里墩房子谁买的？”，男声答“我买的”，马某5“现在你三里墩的房子给谁？”，男声答“给继继”，马某5问给不给哥哥、大姐和马某5，男声均回答“不给”。沙某、马某1、马某2质证认为：1.无法确认男声是马某6的声音；2.2016年1月13日录音签订的同年1月12日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已经确认马某6目前丧失意识，且在5月15日录音时马某6已进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马某6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赠与行为无效。
马某3、马某4、马某2、马某5一致确认马某3的小名是“继继”，马某6及家人平时称呼马某3为“继继”。沙某表示不懂马某6如何称呼马某3，也不记得自己以前是如何称呼马某3的。马某1表示不清楚马某6是如何称呼马某3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2016年1月12日的《拆迁安置协议书》是否有效；2.马某2是否可以撤销上述拆迁安置协议书中赠与马某3的财产；3.马某6是否将其上述拆迁中的财产赠与马某3及赠与行为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1：案涉2016年1月12日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真实有效。原因如下：该协议是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沙某和马某1主张在其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法院难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在2016年1月12日的拆迁安置协议书中，马某2将其应当继承的彭淑艳的房屋份额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和拆迁安置利益赠与马某3，其中拆迁补偿款已用于支付购买安置房屋的房款，安置房屋已完成了认购结算，虽然两处房屋均以马某4的名义认购，但马某4认可××花苑××的实际认购人为马某3，故马某2赠与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已经完成交付，其主张撤销赠与依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本问题的确认依赖于三个问题：1.录音录像中的男声是否马某6；2.马某6平时是如何称呼马某3；3.如果男声是马某6，他的赠与行为是否有效。首先，对于2016年4月23日中男声是马某6并无异议。在其他两份录音中，提问者为马某5，对此亦无异议，对于男声是否为马某6，马某3、马某4、马某5均予以证明，而在此案中马某2和马某4均为马某6的法定继承人，如果认定马某6的赠与不成立，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对马某2和马某4更为有利，据此马某2和马某4作伪证有违常理，一审法院认为录音中的男声是马某6的可能性更大。其次，马某4、马某2、马某5均表示马某6以小名“继继”或“记记”称呼马某3，而沙某、马某1对马某6如何称呼马某3的，均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据此认定马某6平时以“继继”或“记记”称呼马某3的可能性更大。最后，一审法院认为从三份录音录像反映的情况来看，马某6的状况时好时坏，更符合马某3陈述的意识有时清楚，有时模糊，并不能因为马某6曾经丧失意识，就否认其在清醒状态下所做出的意思表示。结合三份录音录像，一审法院认定马某6将其上述拆迁财产赠与马某3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有两位见证人在场，符合录音遗嘱的法定要件。综上，各方当事人就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三里墩村九组157.01平方米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权益已达成协议，并已按照协议对拆迁款（含拆迁补偿款及该款的奖励金、推进费、过渡费）、拆迁安置的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和20-906室房屋的差价等结算完毕，故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应归马某3所有、南通市崇川区三里墩花苑20-906室房屋应归马某4、沙某、马某1所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归马某3所有。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归马某4、沙某、马某1所有。二、驳回沙某、马某1、马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马某3负担2525元，马某4、沙某、马某1负担252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沙某、马某1提交崇川政发（2006）34号《区政府关于征地拆迁安置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及崇拆发（2012）15号《关于面积核定（更正）补空方和安置商品房指标面积审批的实施细则（试行）》，证明依据该两份文件规定，马某3及彭淑艳不享有案涉拆迁权益。马某3、马某4、马某5质证认为，对该两份文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如果彭淑艳不享有拆迁权益，则马某2要求撤销赠与、继承母亲份额就没有合法依据，即马某2也不享有相关权利。此外，不能因为当事人对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不明知而导致合同丧失效力。重大误解一定要达到重大的程度，一般的误解不属于行使撤销权的范围。该两份文件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马某2对该两份文件拒绝发表质证意见。马某2提交马某3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证明马某2将拆迁安置协议书签订的相关权益赠与马某3，马某3表示感谢并自愿给予马某22.5万元。沙某、马某1表示由法院对该份证据依法审查认定；马某3、马某4、马某5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承诺书形成于2016年3月29日，之后彼此之间因财产利益问题发生诉讼，故承诺书失去了其存在意义。承诺书的内容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现条件尚未成就。本院经审查认为，各方对文件及承诺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两份文件仅能表明崇川区相关拆迁安置政策，不能证明在签订协议时沙某、马某1不知晓上述拆迁安置政策。
本院另查明，马某3于2016年3月29日向马某2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根据2016年1月12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大姐姐马某2将其名下的份额赠与我名下，同时也将拆迁款份额赠与我，为表示感谢，我自愿拿出贰万伍仟元感谢大姐姐，我承诺在该协议不带任何附带条件情况下，协议完全得到执行，在拿到房产证后的十天内将款项交于大姐姐。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拆迁安置协议书》效力应该如何确定；2.沙某和马某1以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协议，是否应当支持；3.马某2要求撤销该协议中对马某3的赠与是否有法律依据；4.马某6对于依据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处分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1，各方一致确认在签订该协议时马某6丧失意识，由马某3作为其监护人订立协议，是否侵犯了马某6的权利。完全不能辨认自身行为，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与自然人的意思能力有关，包括理解能力和意思表达能力。马某6在签订协议时并未经司法程序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故对于马某6在签订协议时是否丧失意识，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但必须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害关系人（法定代理人）对所公认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为限。群众公认的事实，应该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住所地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材料所认定的事实。同时，也包括周围群众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左邻右舍，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长期的起居、生活等基本情况的感知和认识。对这类事实要求是能够起到证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病情情况。签订协议时，马某6的子女即其利害关系人均为协议当事方，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各方确认马某6丧失意识。该协议中明确了马某6应得的拆迁款及安置面积，如当时马某6的确丧失意识，则其法定代理人所为行为可以认定有效。如马某6当时尚未丧失意识，则各方为无权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拆迁安置协议书》处分的拆迁安置利益中含有彭淑艳的遗产及马某6的份额，现马某6已经去世，协议签订人中马某6的继承人也即取得了原无权处分财产的处分权，故对协议效力亦应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2，“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的行为，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案涉被拆迁房屋系以马某4为户主，马某6、彭淑艳、沙某、马某3、马某1为家庭成员申请建造，1990年申请翻建时马某1尚在求学，其他各方也均未能举证证明建造时的出资份额及贡献大小。该房屋被拆迁时，由马某4及马某3作为该户代表签订了《崇川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中对于补偿数额及安置方式予以明确。《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对因此次拆迁获取的拆迁款及安置面积亦予以明确，安置面积与《崇川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确认的被拆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相一致。沙某和马某1系在拆迁安置利益已经明确具体的情况下签订了案涉协议，现其主张签订协议当时不清楚相关政策及情况，并以此为由要求撤销该协议依据不足。
关于争议焦点3，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马某2继承其母亲彭淑艳的遗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其在《拆迁安置协议书》中明确表示将其继承的拆迁款及安置利益赠与马某3，虽马某2配偶未在协议上签字，但一方面，彭淑艳仅是被拆迁房屋申请建房人之一，马某2作为继承人之一继承其母相应份额，其应得补偿款及安置面积所占份额较少，且涉及的系马某2与其父亲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事宜，其他当事人有理由相信此为马某2夫妻共同意思表示。退一步讲，即便马某2的确未征得其配偶同意，其配偶亦可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另一方面，在该协议订立后两月余，马某3又向马某2出具承诺，表示愿意在顺利过户后拿出2.5万元向马某2表示感谢，马某2接受了该份承诺，故至此马某2并非将其继承所得财产无偿赠与马某3。此外，马某2在《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处分的系其继承所得的拆迁款及安置面积，而非案涉拆迁安置房屋。在该协议订立后，马某4、马某3根据协议约定对拆迁安置房屋进行了认购和结算，虽合同系以马某4名义签订，但马某4亦认可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实际所有权人系马某3。综上，马某2要求撤销其对马某3拆迁款及安置面积的所谓赠与，缺乏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4，首先关于该三份录音录像资料形成时马某6是否具备行为能力的问题。结合三份录音录像资料显示的马某6的精神状态以及原审中出庭作证的录像时在场的两位证人证言可见，马某6虽不能将自己的理解完整、流畅地予以陈述，但能够以简短的词语进行表达，且其在录音录像资料中表达的意思前后一致，可见其并未丧失理解能力，亦未完全丧失表达能力，不能认定其在录音录像时无民事行为能力。根据录音录像资料中的内容，马某6表示拆迁后的房子给马某3，并未表示系在其去世后给马某3，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而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和不要式性，在马某6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此外，民事案件的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法院在立案、审判阶段根据当事人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恰当的案由。本案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包含了析产与继承，故一审最终确认本案案由为析产继承，并无不当。
虽马某3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南通市崇川区××花苑××室房屋所有权，但其基于的法律关系系析产继承，关于彭淑艳遗产的继承与拆迁安置权益的分析在《拆迁安置协议书》中均已明确。故一审就该协议涉及的安置利益一并确认并未超过诉讼请求。沙某、马某1认为推进费及过渡费系其合法财产，现马某4认可由其与马某3进行了结算，如沙某、马某1认为侵犯了其相关权利，可凭相关证据另行主张。
综上，沙某、马某1、马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沙某、马某1负担2525元，马某2负担25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璐
审判员 陆海滨
审判员 卢 丽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邢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