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07民初2821号
原告:沈建伟，男，199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泽芳，重庆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秦显秋，男，197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珙县。
原告沈建伟诉被告秦显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于2017年1月2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霄敏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2月24日、2017年4月27日、2017年5月23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泽芳、被告秦显秋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将该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霄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莉、罗梅组�合议庭，于2017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泽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审理中，原被告双方申请庭外和解2个月，且被告申请鉴定，但因鉴定材料不足，被鉴定机构退函。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建伟诉称：2014年12月8日，原被告签订《供销合同》及《债务协议》各1份，主要约定：由原告给被告提供正三轮摩托车系列产品及配套销售，被告支付货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供货，被告收货后却不付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51559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1.5倍支付利息至付清时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明确资金占用损失的起算时间从起诉之日起算，并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被告秦显秋辩称：1、2014年10月，被告与《供销合同》中的牟启林以口头约定方式建立了三轮摩托车及配件的购销关系，采用物流公司代收货款、银行转账以及现金方式进行货款支付。2014年12月8日，牟启林与沈建伟以双方系合伙人为由，与被告签订了《供销合同》及《债务协议》，但在合作中二人并未要求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而是要求被告按照原来合作办法直接向牟启林订货并支付现金、物流代收款、银行汇款到牟启林指定的账户，并不定期对账。同时，若被告真的需要按照合同约定付款，那么按合同约定会产生资金占用损失，但被告从未收到原告要求给付资金占用损失的通知以及提货未付款的相关依据，故原告诉求不符合常理。2、对原告提供的编号为0003663、0003659、0003657号三张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被告的签字；被告提供的银行明细可以印证被告已经支付了部分货款；2015年12月17日，被告与牟启林对账后，牟启林亲笔书写1份清单，证明双方合同已经终止；编号为000491号两张单子左下角有牟启林书写的打款字样，以及编号为0003565号单子上有被告书写的已收现金800元，可以证明双方合作中被告不定期支付货款的真实性。3、2014年12月8日，被告与牟启林和沈建伟签订《供销合同》及《债务协议》实质上是由牟启林和沈建伟提供10万元货物作为展示，被告收到货物后出具《欠条》3张，在2015年几次对账中被告已经将欠条收回；2015年12月17日，被告与牟启林对账后，扣除2015年12月10日转款2万元后，被告出具《欠条》1张给牟启林，金额为22114元。因双方终止合同时，被告需退货5件，价值10890元，但因牟启林2016年3月左右病逝，致使原告尚有售后材料未得到更换，至今尚欠原告货款22114元。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8日，原告和牟启林作为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供销合同》1份，主要约定：1、产品的规格、型号、数量、交货时间、金额等，双方随行就市协商后，以每次计划送货单为准；2、铺货和重复铺款需签订《债务协议》，其余货款付现金；3、计划送货单中的价格不包括运费，甲方为乙方代办运输，货到乙方验收后付清全部运费给承运方；4、乙方验收入库后，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货；5、乙方将所退配件按要求填写一式两联清单并标注退件原因，交驾驶员清点后交甲方验收，发动机总成应由购车发票复印件和单机故障卡，否则需按发动机公司要求补缴折旧处理费200元至1000元/台，乙方应在运输合同右上角注明是否有配件退回的相关说明；6、乙方未按合同支付货款，每月25号扎帐后乙方须支付超占甲方货款6%的月占用利息；7、合同期限为1年，从2014年12月8日至2015年12月8日止。同日，被告出具《债务协议》1份，主要载明：被告欠牟启林、沈建伟10万元，承诺半年内还清，且欠款人不得用货物抵充给债主；逾期1个月未全部还款，处罚1000元，以此类推。被告辩称其给原告出具了3张《欠条》，并在偿还10万元后欠款后，被告将欠条收回；对此，原告不予认可，原告主张被告未给原告出具过欠条，而且被告也没有举示相应的欠条印证其抗辩。
合同签订后，原告陆续给被告供货。原告举示计划供货表36份（时间从2014年12月11日起至2015年12月5日），拟证明其给被告供货的金额为415590元，加上被告开业时给被告铺货的10万元货物，共计给被告供货515590元。对此，被告辩称：1、对2015年1月24日编号为003663、003657以及2015年1月26日编号为003659的3张计划供货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是3张计划供货表中被告的签名都不是被告签的；2�对2015年11月26日两张编号0004921号两张计划供货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这两张计划表已明确载明被告已经支付货款4万元，但被告实际上是2015年12月2日支付了1万元，2015年12月3日支付2万元，共计3万元；3、对2015年3月9日编号为3563号计划供货表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表中牟启林明确载明“2台车共计20800元，委托沈建中收现金回来”；4、对其他计划表的真实性都无异议，对36张计划供货表中货款累加的金额为415590元无异议认可。庭审中，被告申请户学虎、罗凯波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给牟启林退货以及给牟启林现金的事实。二位证人当庭陈述，其与被告系雇佣关系，证人并未亲眼看见被告给付牟启林现金的事实，也未参与被告给牟启林退货的事实。
需说明的是：2015年3月9日编号为3563号计划供货表中被告于2015年5月6日明确载明：“3420号单已付现金800元，转账2万元�凭转账底单生效”。同时，被告举示的银行流水中，2015年5月6日有一笔转账支出了2万元，但被告未举示证据证明该笔交易的向相对方。对2015年11月26日编号为0004921号的计划表中，均有被告书写的“3/12打2万元”，其中一张清单中的内容用红色圆珠笔书写，另外一张是复写纸书写的；对此，原告辩称未收到对应的货款。
对被告的前述抗辩，原告认可2015年1月24日编号为003663、003657以及2015年1月26日编号为003659的3张计划供货表中被告的签名都不是被告签的，但原告示发货单2张,拟证明编号为003663、003659两张计划供货表中的货物系通过物流给被告发的货。对此，被告对发货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辩称都要先付款才能提货。庭审后，被告明确编号为003657的供货单中载明的货物被告已经收取，但该货款已经按照交易惯例交给物流公司转交给原告，其对前述编号为003663、003659的两张计划供货表不知情，不是被告定的货。
另查明：被告举示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和宜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其已经给付原告货款411430元，对此，原告均不予认可。因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没有交易方的账号及权利人姓名，故本院多次要求被告提供完整的银行流水明细表。经本院多次要求，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中，仅可以查实2015年11月20日给牟启林转账34920元、2015年12月3日给牟启林转账2万元、2015年12月10日给牟启林转账2万元；其他的银行流水，都没有载明交易的相对方跟原告或者牟启林有关。
又查明：被告举示清单1份，拟证明其2015年12月17日与牟启林对账，显示其仅欠货款42114元。对此，原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申请对前述清单是否为牟启林书写以及清单的书写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因被告提供的鉴定材料不足，导致本院作出的鉴定委托被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退函。
再查明：2016年12月2日，牟启林的继承人与原告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
上述事实，有供销合同、债务协议、计划供货表、清单、退函、债权转让协议、证明、银行流水、货运单、当事人陈述、庭审记录在卷为凭，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本案中，本院依法向被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可以缺席判决。
原被告签订的《供货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原被告双方都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原告给被告供货的金额；二是被告已经支付货款的金额。对此，本院评书如下：
第一，原告给被告供货的金额为31987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以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给被告供货的金额不包括前期铺货的10万元，但因双方系2014年12月8日签订合同，而原告举示的计划供货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1日，故按照�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给被告铺货的10万元货物，不包括计划供货表之中，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其次，《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明，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被告主张由原告代发货时，都需要先付款才能发货，但结合被告的抗辩理由以及双方合同约定，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认可。另外，因被告已经认可其收到了编号为0003659计划供货表中对应的货物，本院予以确认。最后，因原被告双方明确约定可以由原告代被告发货，运费由被告支付，结合原告举示的计划供货单、以及货运单和合同约定，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加之，被告对计划供货表的货款的累加金额无异议，故本院认定原告给被告供货的金额为415590元。
第二，被告已经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5720元。首先，被告有义务举证证明其给付货款的金额。根据《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可知，被告有义务举证证明其已经给付原告货款的金额，虽然本院多次要求，被告将详细的银行流水提交法院，但被告拒绝提供，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原则上仅对2015年11月20日给牟启林转账34920元、2015年12月3日给牟启林转账2万元、2015年12月10日给牟启林转账2万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前述金额为74920元。
其次，2015年3月9日编号为3563号计划�货表中有牟启林委托收款的说明，也有被告已经给付800元现金、2万元转账的说明，结合原告说明当天有1笔2万元的转账支出，该笔转账虽然没有交易相对人的名称，但结合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已经收到了该笔20800元。
再次，应仅认定1次“3/12打2万元”。庭审中，被告自认其12月3日没有转账给原告两次2万元，而仅认可1次1万、1次2万元，本院结合原告举示的银行流水，当日仅有前述一次2万元的转账，并没有一次1万元的转账，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认可，仅认可被告2015年12月3日转账给原告2万元，该2万元与前述银行流水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最后，被告辩称的其与牟启林于2015年底对账的事实，因原告不予认可，且该清单上没有牟启林签字，鉴定机构也无法确认该清单是否系牟启林书写以及形成时间，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本院认可。
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已经给付原告的货款金额为95720元，尚欠原告货款319870元（415590–95720）。
第三：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资金占用损失。因双方合同约定了年利率为6%的资金占用利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从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秦显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建伟货款319870元及逾期利息（计算标准：�319870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24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案件受理费收取8956元，由被告秦显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后，�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 判 长 李霄敏
人民陪审员 罗 梅
人民陪审员 胡 莉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赵 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