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36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甲。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紫钰，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筠，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乙。
法定代理人：罗某,系上诉人黄某乙的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启恩，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启恩，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丁。
上诉人黄某甲、黄某乙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5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某甲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请求二审法院对罗某与黄某丁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此案所涉遗产房屋所有人黄某庚华遗嘱的真伪进行笔迹鉴定，对遗嘱所盖“广州市律师事务所公章”以及“广州市律师事务所见证专用章”进行真伪及形成年份鉴定，对遗嘱上所涉及的两位遗嘱见证律师即刁某、黄某辛的律师身份及资格进行确定。三、请求黄某壬的监护人罗某向法院提供黄某壬的身份证明，以证明黄某乙与黄某壬是同一人。四、请求调取此案所涉遗产房屋所有人黄某庚华于1987年至1988年间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病历档案，以此鉴定其当时的身体精神状态。五、请求在认定所有事实后，对涉案房屋进行重新、公平公正判决。六、一、二审诉讼费等其他因此案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五被上诉人何某、黄某丙、黄某乙、罗某、黄某丁共同承担。并向黄某甲因五被上诉人所侵犯其合法继承涉案遗产房屋的权益以及利益赔偿精神损失费以及其他所必要的费用，合计人民币伍万元。七、请求法院在该涉案遗产房屋各合法继承人未办理继承及析产前，清空该涉案遗产房屋现居住人员，待各合法继承人办理了相关继承手续并析产后再各自居住所得合法范围房产。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分析认可此案遗产房屋所有人黄某庚华于1987年9月29日所立《遗嘱》的真实性，理由不成立。就该《遗嘱》的真伪，一审法院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查，仅仅因为该遗嘱符合继承法中关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以及有两份相同遗嘱进而判断该遗嘱属实，是严重错误的。既然一审法院确认当时确实存在“广州市律师事务所”这个名字的单位，那么就说明该单位是一个经广州市政府司法部门合法审批的律师事务所，也说明广州市司法局档案处是一定有该单位的所有档案，包括当时该单位的所有律师等工作人员的档案资料以及该单位合法印制领取的单位“公章、见证章”等。一审法院在没有针对该案所涉《遗嘱》中关于该律师事务所的登记情况、《遗嘱》中两名见证律师的资格以及《遗嘱》中所盖相关公章真伪进行严格的审查情况下，便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是极其武断、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该案被继承人黄某庚华与廖某招、李某燕均建立婚姻关系，三者曾属一夫两妻关系，该认定是错误的。首先，1950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婚姻法》以及后来直至现今的最新《婚姻法》，都明确规定禁止收养童养媳，童养媳属于非法的同居关系，是不受法律保护以及认可的。一审各方对于廖某招的童养媳身份持一致意见，在判决中仅凭“廖某招与黄某庚华自幼一同长大”进而认定两人是合法的婚姻关系是不当的。其次，关于李某燕与黄某庚华的婚姻关系，两人于1950年结婚，1967年离婚，期间两人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了三个子女，一审法院也认定了两人的以上事实婚姻关系。那么又何来的一夫两妻?再者，法院如此认定三人的一夫两妻关系，直接肯定了“一夫两妻”的合法性，这是不管与旧时还是现时所实行的《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关系的相关说明是严重相违背的。最后，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说明，一审法院依据黄某庚华与李某燕于1950年登记结婚，而黄某庚华于1948年9月购得涉案房屋，该购买房屋的时间发生于两人结婚之前，而认定该房屋并非黄某庚华与李某燕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燕对该房屋不享有产权份额。这一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黄某庚华与李某燕的婚姻关系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1950年《婚姻法》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第23条规定：“离婚时，除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外，其他家庭财产如何处理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这其中并未对夫妻共同财产有更相近的说明，这种夫妻财产制，在亲属法学中称为一般共同制。即可认为只要两人合法登记结婚，那么就不存在有婚前一方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说法，有其他协议的除外。因上诉人黄某甲与各被上诉人均无证据证明两人之间当时对于涉案房屋的归属有任何协议，那么，此涉案房屋应确认为夫妻共同财产。1967年两人离婚后，虽然李某燕未对涉案房屋等财产进行分割，但也未明确表示放弃。综合所述，廖某招与黄某庚华之间是属于《婚姻法》中所说明的非法婚姻关系，李某燕与黄某庚华之间夫妻关系确立的时间有相当明确的时间以及离婚时的确切时间，因此，涉案房屋应属黄某庚华与李某燕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属于一审法院所判定的属于黄某庚华与廖某招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燕对该房屋依法享有产权份额。三、根据罗某以及黄某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所有证据证明，黄某壬是智障残疾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后来有其他名字，因此，有理由怀疑黄某壬与黄某乙并非同一人，黄某壬现今是否在世有很大的疑问。罗某做为黄某壬的监护人，存在恶意霸占属于黄某壬合法继承其生父黄某癸所得遗产房屋的行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
上诉人黄某乙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改判被继承人黄宝华遗下的登记在黄宝华名下的广州市海珠区南区同福东路永安直街17号房屋产权由各继承人共同继承。由黄某乙继承三十二分之十八、黄某丁继承三十二分之十、黄某甲继承三十二分之二、何某继承三十二分之一、黄某丙继承三十二分之一。上诉人黄某乙上诉认为一审认定涉案房屋属于被继承人黄某庚华与廖某招共同所有与事实不符，该房屋应属于被继承人黄某庚华的个人财产。理由如下：一、一审庭审中，黄某甲、何某、黄某丙均表示廖某招与黄某庚华是童养媳，没有登记结婚；黄某乙、罗某、黄某丁虽表示廖某招与黄某庚华有结婚，但结婚的时间是在廖某招生育黄某癸的前后。《遗嘱》中亦没有记载黄某庚华与廖某招的结婚时间；二、黄某甲、何某、黄某丙均认为该房屋属于黄某庚华的个人财产；三、本案中被继承房屋是黄某庚华于1948年9月购买的，而黄某癸出生时间是1954年5月15日。尽管黄某庚华购买房屋时已经年满30周岁，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当时黄某庚华已经与廖某招结婚。结合上述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现有证据来看，首先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黄某庚华与廖某招有登记结婚，更没有证据证明结婚的时间。就算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陈述认定黄某庚华与廖某招一同成长，最终因生育儿女而结婚，亦应该结合廖某招子女及其继承人的陈述来作出推断和认定。黄某乙、罗某、黄某丁均陈述黄某庚华与廖某招是因生育黄某癸而结婚的，因此其结婚的时间应该推定住1953、1954年间，而不能它无证据地认为黄某庚华成年后即与廖某招结婿。因此，在合理认定黄某庚华与廖某招的结婚时间后，便可认定该被继承房屋属于黄某庚华的个人财产。将房屋认定为黄某庚华的个人财产，一来符合黄某庚华订立遗嘱时的意思表示(黄某庚华订立遗嘱的内容是对整间房屋进行处分，而非其中的半间)，二来亦符合解放前、《婚姻法》颁布并施行前的社会情况及法律传统。一审中已经认定黄某庚华订立的遗嘱有效，本案是遗嘱继承而非法定继承纠纷。因此按照遗嘱内容该房屋应由黄某癸继承二分之一；黄某子继承四分之一；黄某丁继承四分之一。现因黄某子己经死亡且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其继承份额应由其他兄弟姐妹平均继承；而黄某癸继承的份额应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黄某乙转继承。因此，黄某庚华名下被继承房屋应该由各继承人共同继承。
对于上诉人黄某甲的上诉，黄某乙答辩认为黄某甲提的7点不符合上诉要求，其中也有一部分超出一审期间提出的请求，对超出的请求不应当审查。如精神损害赔偿在一审中就没有提出，而第七点请求清空该涉案遗产房屋现居住人员，也于法无据。黄某甲一审时有提出异议但是没有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法庭认为需要鉴定，我们也同意鉴定。目前出现的遗嘱，是黄某丁有一份，罗某在整理前夫遗物的时候也出现一模一样的遗嘱。这个遗嘱不是孤证，也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应当结合当时的司法实践去认定。对于当时的律师身份，如果有条件查明，也可以去查。对一审查明事实，对一审推定黄某庚华和廖某招在49年结婚这个事实有意见。
被上诉人罗某答辩称：一、黄某乙就是黄某壬，有户口本证实；二、是因为黄某乙有精神问题，所以才改名，黄某壬是他的曾用名；三、同意黄某乙的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何某答辩认为：一、黄某乙和黄某壬不是同一个人。二、遗嘱的日期和笔迹可疑，还有律师名字没有身份证号码，黄某庚华的名字也不对。同意上诉人黄某甲要求鉴定的意见。
被上诉人黄某丙答辩同意黄某甲的上诉意见，并认为应当证实各方身份的真实性，并对遗嘱进行鉴定。
被上诉人黄某丁未答辩。
2016年6月28日，黄某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黄某甲对广州市海珠区南区同福东路永安直街17号房屋享有继承权；何某、黄某丙、黄某乙、罗某、黄某丁尽快与黄某甲协商办理该房屋的继承手续；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某、黄某丙、黄某乙、罗某、黄某丁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继承人黄某庚华于1918年12月16日出生。兴宁市水口镇官岭村民委员会及该地区派出所盖章确认的《证明》显示黄某庚华生前娶了两位妻子，大妻廖某招，小婆李某燕。黄某甲、何某、黄某丙、黄某乙、罗某、黄某丁（以下统称各方）表示不清楚黄某庚华与廖某招、李某燕的婚姻登记时间。黄某甲、何某、黄某丙表示廖某招是黄某庚华的童养媳，两人并未正式结婚；黄某乙、罗某、黄某丁则表示黄某庚华与廖某招一直存在婚姻关系直至廖某招死亡。各方确认黄某庚华与李某燕后来有分开。黄某乙、罗某、黄某丁表示黄某庚华与李某燕分开后曾与他人登记结婚，后又离婚，该段婚姻并未生育子女。各方表示不清楚廖某招的死亡时间，但确认廖某招死亡时其父母已死亡。各方称李某燕于1988年死亡，其死亡时其父母是否在世不清楚。黄某庚华于1988年4月5日死亡，其父母早于其死亡。
黄某庚华与廖某招共生育黄某丁及黄某癸（1954年5月15日出生）两名子女。黄某乙、罗某、黄某丁表示黄某庚华与廖某招于1950年之前曾生育一子一女，均因意外身亡。黄某庚华与李某燕共生育黄某子（1952年6月25日出生）、黄某辰（1956年4月11日出生）、黄某甲三名子女。黄某癸于2002年3月13日死亡，其生前于1992年5月16日与罗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黄某乙一名子女。一审法院于2000年8月29日作出（2000）海民初字第7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黄某癸与罗某离婚，但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黄某子于2001年死亡，其生前并未登记结婚或生育子女。黄某辰于2010年3月31日死亡，其生前曾与何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黄某丙一名子女。
黄宝华于1948年9月购得广州市海珠区南区同福东路永安直街17号房屋，该房屋登记在黄某庚华一人名下。黄某甲、何某、黄某丙、黄某丁表示该房屋属黄某庚华的个人财产，黄某乙、罗某则主张该房屋属黄某庚华与廖某招的夫妻共同财产。现黄某甲因继承该房产与众人产生纠纷，黄某寅遂于2016年6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黄某甲、何某、黄某丙表示在法院确定房屋如何继承后，要求各方协助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对此黄某乙、罗某、黄某丁则表示待析产后再办理手续。
黄某丁提供《遗嘱》主张黄某庚华生前曾立下遗嘱。该《遗嘱》落款日期为1987年9月29日，有黄某庚华签名及见证人广州市律师事务所刁某、黄某辛（？）两人签名及该律所盖章。该《遗嘱》亦注明黄宝华于当日请广州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医院住院病房，在两律师面前在《遗嘱》上签名、盖姓名章、按指模。该《遗嘱》记载，黄宝华称广州市海珠区南区同福东路永安直街17号房屋产权为其所有；其大妻廖某招于1968年死亡，其与小妻李某燕于1950年结婚，1967年离婚；其与廖某招生育一子一女即黄某癸、黄某丁，其与李某燕生育二子一女即黄某甲、黄某子、黄某辰；为避免日后纠纷，其决定将广州市海珠区南区同福东路永安直街17号房屋出售二分之一，将卖房款全部归其支配所有，另二分之一房屋在其死亡后由黄某癸继承二分之一，黄某子、黄某丁两人继承二分之一；如果房屋未出售或出售后所得卖房款未用完，其死亡后亦应按上述遗嘱处理。黄某甲、何某、黄某丙对该《遗嘱》不予确认，称黄某庚华曾表示其并未立下遗嘱，且黄某子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继承房屋，证明并无遗嘱；当时黄某庚华已病重，故该遗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黄某乙、罗某、黄某丁则确认该《遗嘱》，主张涉案房屋应按该《遗嘱》处理。黄某乙、罗某主张当时广州市律师事务所是履行公证职能，故该《遗嘱》应认定为公证遗嘱。黄某丁亦确认黄某子曾就该《遗嘱》向法院起诉。黄某乙、罗某主张因黄某乙是残疾人，应在遗产分配时对其照顾。
为核实《遗嘱》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司法局发函请求核实，但该单位至今未有答复。经查询一审法院案件列表，并无1990年至1999年期间当事人为黄某子或黄某丁的案件。黄某乙、罗某表示，其从黄某癸的遗物中寻得一份《遗嘱》，该份《遗嘱》与黄某丁提供的《遗嘱》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案由问题，因涉案房屋仍登记在被继承人黄某庚华名下，各方对各自应继承该房屋的产权份额存在争议，即现尚未能确认各方分别享有该房屋的产权份额。故本案要解决的就是各方应如何继承该房屋产权的问题，本案应属继承纠纷案件。至于黄某丁主张的析产问题，是在确定各方各自所占房屋产权份额后，如何对房屋具体使用、分配的问题，各方可待继承问题解决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析产问题。故对黄某丁该意见不予采纳。
如前所述，本案为继承纠纷。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来看，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涉案《遗嘱》是否真实，是否应按该《遗嘱》处理财产；（二）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被继承人黄某庚华的个人财产，廖某招和李某燕是否对房屋享有相应份额的产权。
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法院无法从广州市司法局处核实该《遗嘱》，但并不代表该《遗嘱》虚假。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量公证事宜均由当时的律师事务所负责，当时亦存在“广州市律师事务所”；该《遗嘱》有两个见证人签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关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黄某乙、罗某能够提供相同的《遗嘱》，故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黄某甲、何某、黄某丙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主张该《遗嘱》并非黄某庚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问题，依据村委会及派出所盖章确认的《证明》以及上述《遗嘱》，法院认定被继承人黄某庚华与廖某招、李某燕均建立婚姻关系，三者曾属一夫二妻关系，对黄某甲、何某、黄某丙主张的黄某庚华与廖某招并未结婚的意见不予采纳。依据《遗嘱》记载及结合黄某甲、黄某子、黄某辰的出生日期，法院认定黄某庚华与李某燕于××××年登记结婚。则黄某庚华于1948年9月购得涉案房屋，该购买房屋的时间发生于两人结婚之前，该房屋并非黄某庚华与李某燕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燕对该房屋不享有产权份额。
依据各方的陈述，结合《遗嘱》中仅记载黄某庚华与李某燕的结婚时间、并未记载黄某庚华与廖某招的结婚时间的事实，法院认定廖某招自幼与黄某庚华一同成长，双方成年后即登记结婚。黄某庚华购买涉案房屋时已年满三十周岁，其与廖某招已建立夫妻关系的可能性较大，故认定黄某庚华是在与廖某招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涉案房屋。各方未能举证证明黄某庚华与廖某招曾就涉案房屋如何分配作出约定，故认定该房屋应属黄某庚华与廖某招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应各占该房屋的一半产权份额。
依据《遗嘱》记载，法院认定廖某招于1968年死亡。各方未能举证证明廖某招曾立下遗嘱，则廖某招死亡时，其享有的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应作为其遗产适用法定继承，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黄某庚华、黄某癸、黄某丁、黄某甲、黄某子、黄某辰六人平均继承，各分得其中六分之一。加上黄某庚华享有的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份额，黄某庚华共享有涉案房屋十二分之七的产权份额，黄某癸、黄某丁、黄某甲、黄某子、黄某辰各享有涉案房屋十二分之一产权份额。
如前所述，法院确认《遗嘱》的真实性，则黄某庚华死亡时，其享有的涉案房屋十二分之七产权份额应按该《遗嘱》执行。因该房屋并未实际出售，故上述房屋产权份额应由黄某癸继承二分之一，黄某子、黄某丁各继承四分之一。则加上黄某癸、黄某子、黄某丁各自所占产权份额，继承后黄某癸享有涉案房屋的四十八分之十八产权份额，黄某子、黄某丁各享有涉案房屋的四十八分之十一产权份额，黄某辰、黄某甲各享有涉案房屋的四十八分之四产权份额。
因各方未能举证证明黄某子生前曾立下遗嘱，故黄某子于2001年死亡时，其享有的涉案房屋四十八分之十一产权份额应作为其遗产适用法定继承。又因黄某子并无第一顺序继承人，故该遗产应由其第二顺序继承人即黄某癸、黄某丁、黄某辰、黄某甲四人平均继承，各分得其中四分之一。加上黄某癸、黄某丁、黄某辰、黄某甲原先享有的涉案房屋产权份额，继承后黄某癸享有涉案房屋的一百九十二分之八十三产权份额，黄某丁享有涉案房屋的一百九十二分之五十五产权份额，黄某辰、黄某甲各享有涉案房屋的一百九十二分之二十七产权份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的规定，黄某癸从廖某招、黄某庚华处取得涉案房屋的四十八分之十八产权份额的时间早于黄某癸与罗某登记结婚日期。即黄某癸是在婚前取得上述房屋产权份额，该房屋产权份额应属黄某癸的婚前个人财产，对此罗某不享有产权份额。黄某癸从黄某子处取得涉案房屋的一百九十二分之十一产权份额的时间在黄某癸与罗某离婚之后，该房屋产权份额应属黄某癸离婚后取得的个人财产，对此罗某不享有产权份额。各方未能举证证明黄某癸生前曾立下遗嘱，故黄某癸死亡时，其享有的涉案房屋一百九十二分之八十三产权份额应作为其遗产适用法定继承，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黄某乙一人继承。因黄某乙是从黄某癸处继承得到涉案房屋产权份额，黄某癸享有的涉案房屋产权份额已全部由黄某乙一人继承，故本案无须考虑黄某乙是否因身患××而须多分的情形，对黄某乙主张其应多分得遗产的意见不予采纳。
因各方未能举证证明黄某辰生前曾立下遗嘱，故黄某辰死亡时，其享有的涉案房屋产权份额应作为其遗产适用法定继承，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平均继承。虽然各方并未举证证明黄某辰与何某登记结婚的时间，但从何某及黄某丙的出生日期可明显得知廖某招死亡时黄某辰与何某尚未登记结婚，黄某庚华、黄某子死亡时黄某辰与何某已登记结婚。故黄某辰从廖某招处取得涉案房屋的十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的时间早于黄某辰与何某登记结婚日期。即黄某辰是在婚前取得上述房屋产权份额，该房屋产权份额应属黄某辰的婚前个人财产，对此何某不享有产权份额。故上述涉案房屋十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应作为黄某辰的遗产由何某、黄某丙各分得二分之一，即各占二十四分之一产权份额。
如前所述，黄某辰从黄某子处取得涉案房屋的一百九十二分之十一产权份额的时间是在黄某辰与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则该房屋产权份额应属黄某辰与何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各方未能举证证明黄某辰与何某曾就该财产如何分配作出约定，故该部分房屋产权份额应由黄某辰与何某各占二分之一，即各占三百八十四分之十一产权份额。黄某辰享有的涉案房屋三百八十四分之十一产权份额应作为黄某辰的遗产由何某、黄某丙各分得二分之一，即各占七百六十八分之十一产权份额。加上其从夫妻共同财产处分得的涉案房屋三百八十四分之十一产权份额、从廖某招处转继承得来的涉案房屋一百九十二分之八产权份额，何某共享有涉案房屋的七百六十八分之六十五产权份额。加上其从廖某招处转继承得来的涉案房屋一百九十二分之八产权份额，黄某丙共享有涉案房屋的七百六十八分之四十三产权份额。
综上，最终涉案房屋应由黄某甲享有七百六十八分之一百零八产权份额，黄某乙享有七百六十八分之三百三十二产权份额，黄某丁享有七百六十八分之二百二十产权份额，何某享有七百六十八分之六十五产权份额，黄某丙享有七百六十八分之四十三产权份额。作为遗产分割的附随义务，各方应互相配合办理继承手续。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被继承人黄宝华、廖文招遗下的登记在黄宝华名下的广州市海珠区南区同福东路永安直街17号房屋产权由黄某甲、何某、黄某丙、黄某乙、黄某丁共同继承；继承后黄某甲享有该房屋产权的七百六十八分之一百零八份额，何某享有七百六十八分之六十五份额，黄某丙享有七百六十八分之四十三份额，黄某乙享有七百六十八分之三百三十二份额，黄某丁享有七百六十八分之二百二十份额。二、黄某甲、何某、黄某丙、黄某乙、罗某、黄某丁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互相协助对方按判决主文第一项的内容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黄某甲负担1940元，何某负担1168元，黄某丙负担773元、黄某乙负担5966元，黄某丁负担3953元。何某、黄某丙、黄某乙、黄某丁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交纳至法院。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与一审一致，即：（一）涉案《遗嘱》是否真实，是否应按该《遗嘱》处理财产；（二）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被继承人黄某庚华与廖某招共同所有；是否属于被继承人黄某庚华的个人财产？
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审查一审对《遗嘱》真实性从形式要件具备到有两份相同《遗嘱》等分析论述，认可《遗嘱》真实存在，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第（二）个问题，原判依据《遗嘱》记载并结合黄某甲、黄某子、黄某辰的出生日期，认定黄某庚华与李某燕于1950年登记结婚。而黄某庚华于1948年9月购得涉案房屋，该房屋并非黄某庚华与李某燕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燕对该房屋不享有产权份额，认定并无不当。虽然上诉人黄某寅质疑廖某招的童养媳地位及原判对黄某庚华与廖某招、李某燕均建立婚姻关系，三者曾属一夫两妻关系的认定，但其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审查原判分析认定黄某庚华是在与廖某招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涉案房屋，认定该房屋应属黄某庚华与廖某招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应各占该房屋的一半产权份额。而依据黄某庚华的《遗嘱》记载，认定廖某招于1968年死亡。在廖某招未立下遗嘱的情况下，其享有的涉案房屋产权份额应适用法定继承。在确认《遗嘱》的真实性的情况下，黄某庚华死亡时，其享有的涉案房屋产权份额应按该《遗嘱》执行。认定亦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审查原判对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的分析认定，条理清晰，处置恰当，计算准确，均可维持。至于上诉人黄某甲请求对黄某庚华《遗嘱》的真伪进行笔迹鉴定，对遗嘱所盖“广州市律师事务所公章”以及“广州市律师事务所见证专用章”进行真伪及形成年份鉴定，对遗嘱两位见证律师的身份及资格进行确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黄某乙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曾用名为黄某卯，而上诉人黄某甲要求调取黄某庚华于1987年至1988年间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病历档案，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黄某甲要求何某等赔偿精神损失费并清空该涉案遗产房屋现居住人员，已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二审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某甲、黄某乙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审查原判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适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78元，由上诉人黄某甲负担13800元，由上诉人黄某乙负担45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剑奕
审判员 黄咏梅
审判员 沙向红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黄 欢
吴桐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