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22民初4603号原告：黄勤根,男,196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城南街道金溪村中联下黄组*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良，浙江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桐庐县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桐庐县城迎春南路39号建业大厦18楼1804室。法定代表人：皇甫晓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赢、孙建平，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勤根与被告桐庐县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立案后，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了担保，本院经审查后裁定予以准许。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25日、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勤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良，被告市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皇甫晓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赢两次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12月4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勤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良，被告市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勤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048083元，并承担：（1）支付起诉日前欠款利息407660元；（2）支付2017年8月17日至款项还清日止，以461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以58708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在桐庐经济开发区（下洋洲）承建圣力控股公司厂房等，其所需钢材由原告供应。其中：第一批供货自2013年4月9日至2014年1月14日（工程负责人郑根柱出事前），经结算货款为1225438元，被告已支付该部分货款764440元，尚欠原告461000元，由被告分别于2013年5月10日、2014年1月14日出具欠款凭证各一份。第二批供货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4年12月5日（工程负责人郑根柱出事后），该部分货款经结算为1027083元，被告已支付该部分货款440000元，尚欠原告587083元，上述被告共欠原告货款1048083元。此款，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催讨，而被告均以工程负责人郑根柱出事为由，拖延不付。故诉之法院，望依法判处。原告黄勤根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证据一、欠款欠条两份：1.2013年5月10日欠款凭证一份；2.2014年1月14日结算后的欠款凭证一份，金额为391000元，说明从2014年1月14日开始按利息2分计息。两份欠款凭证均有郑根柱、朱秋妹的签字和2015年8月20日郑根柱再次补签确认。共同用于证明被告结欠货款的事实以及第一批货物所欠的货款为461000元。证据二、清单及送货单、出库单39份，用于证明第一批供货的情况。证据三、结算单及送货单、出库单33份，用于证明郑根柱出事后，原告第二批供货的具体数额和交付情况，总货款为1027083元，均由被告工地的管理人员方来显签收。工地基本是方来显管理和结算。证据四、桐庐县人民法院（2016）浙0122民初501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于证明基于本案同一事实，判决书上明确郑根柱系被告公司的负责人，郑根柱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方来显签字是受雇于郑根柱，故方来显签字对被告有约束力。证据五、进账单一份，被告于2013年5月9日汇给原告的合伙人郑国才55万元货款。尽管郑根柱签了欠款凭证，但被告把货款汇给原告，用于证明被告对郑根柱行为的认可。证据六、录音光盘及录音笔录6份，用于证明被告承诺郑根柱负责管理的洋洲圣力控股工地上的一切材料款约一百多万元，都由被告认可也由其解决支付；2014年12月5日最后一批钢材是被告法定代表人主动要求原告送货的；原告送货单上及郑根柱写的欠条上逾期付款要承担月息2分，被告认可这一事实。证据七、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一份及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单二份，用于证明2013年8月5日被告转给原告的20万元，当天由朱秋妹转给了朱秋妹的债权人申屠建存，该笔20万元原告未收到；2013年12月11日原告出具的领款凭证50万元，朱秋妹实际只转给原告25万元，原告只收到25万元。证据八、钢筋采购协议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郑根柱出面代表被告签订了采购协议，收取原告提供的钢筋。被告市政公司辩称，一、市政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不适格，市政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原告起诉要求市政公司支付货款无依据。1.涉案工地实际承包人系郑根柱。圣力控股集团（桐庐）产业园区1#、2#、3#厂房和4#厂房工程中的土建部分工程系市政公司中标承建。但2013年3月16日，市政公司与郑根柱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上述工程中的土建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系郑根柱。2.市政公司与原告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市政公司就涉案工程从未向原告购买钢筋材料，所谓的“方来显”等人也不是市政公司的员工。故郑根柱与市政公司签订《协议书》后双方建立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关系,与案涉的买卖合同是两个分别独立的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据各自的合同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或履行义务。市政公司未参与原告与郑根柱之间的买卖合同事宜或进行签字确认，故市政公司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责任。二、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1.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郑根柱是以市政公司的名义与其交易的。事实上，郑根柱是以其个人名义与原告交易的。这一点，从原告提交的出货单、送货单，特别是2013年4月9日开始交易的送货单、出库单上的收货单位均是“郑根柱”个人而非市政公司的内容上可以看出来。2.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且事实上原告对于郑根柱承包涉案工地是十分清楚的，故本案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适用表见代理。如果原告遗漏了作为理性的人本来可以发现并予以核实的疑点以及原告知晓交易对方实际承包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就不能认定其为善意无过失。本案中，市政公司认为结合所有的证据材料以及事实，足以认定原告一开始对于涉案工地系郑根柱承包是清楚的，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是在桐庐建筑行业内从事建筑材料（主要是钢筋）售卖十多年的专业商事主体的经营者，其必然十分熟悉明了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情况，应属于理性的“经纪人”，对行为人即郑根柱是否具有代理权以及是否是涉案工地实际承包人的审查判断能力必然更加专业。（2）郑根柱系桐庐县人，且多年在桐庐县从事工程承包。同样长期在桐庐县建筑行业专业进行建筑材料售卖的原告，对于郑根柱包工头的实际身份不可能不了解。（3）从原告提交的两张欠款凭证均是原告向郑根柱、朱秋妹个人进行追款的行为来看，原告对于涉案工地是郑根柱承包是十分清楚的。首先，该两张欠款凭证载明的欠款人均是郑根柱、朱秋妹个人，说明了原告的追款对象系郑根柱、朱秋妹个人，而非市政公司。其次，朱秋妹仅仅只是郑根柱的妻子，并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是市政公司工地负责人或相关授权人员的外在表象，原告同意并认可朱秋妹在欠款凭证上欠款人处的个人签名亦足以表明原告在与郑根柱交易之时是知晓涉案工地系郑根柱承包的这一事实的，否则原告也不会违背常理让朱秋妹在欠款人处签字确认。再者，2014年1月14日的欠款凭证上，郑根柱签名之前的经手人被划去这一行为也表明了原告知晓郑根柱承包涉案工程的事实，该欠款凭证仅仅只是原告与郑根柱、朱秋妹之间的个人结算，与市政公司无关。（4）原告再一次要求郑根柱在2张欠款凭证上签字确认的行为也足以表明原告一开始对于郑根柱承包涉案工地是知晓的。根据郑根柱再一次签字的时间即2015年8月20日的实际情况，该次签字应该是在监狱完成的，因为郑根柱在2014年已经涉嫌犯罪被判刑，现仍在服刑中。原告大费周章到监狱让郑根柱签字确认的这一行为，很难让人相信其不知晓涉案工地是郑根柱承包的。否则，在郑根柱已经判刑的情况之下，原告就不会违背常理千方百计去监狱找郑根柱签字确认，而是应该及时向市政公司主张权利。（5）从郑根柱、朱秋妹与原告间关于利息结算确认的事项来看，原告也是知晓郑根柱承包涉案工地的。郑根柱及其妻子朱秋妹在两张欠款凭证上均认可支付原告利息，且在原告提交的部分送货单、出库单均有原告向郑根柱主张货款利息的内容。市政公司认为原告向郑根柱主张要求支付货款利息的这一行为已经很明确原告知晓郑根柱承包涉案工地以及郑根柱是与其进行交易的实际主体的事实，否则原告不会也不应该向郑根柱以及与涉案工程毫无任何关系的朱秋妹主张货款的利息。事实上，如果在没有工程实际承包人的情况之下，工地的负责人不会且也没有任何权限去确认利息的支付。（6）原告提交的出货单、送货单，特别是交易一开始的收货单位均是“郑根柱”个人，而非市政公司，反映了原告在交易之时是十分清楚涉案工地是郑根柱承包的，否则原告没必要写郑根柱个人为收货单位，只要写涉案工地名称或市政公司即可。（7）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出货单上书写“价格老板定”的内容也能反映出原告对于涉案工地系郑根柱承包是知晓的。（8）从原告收到涉案工地货款的具体方式、内容上来看，首先，郑根柱曾多次申请市政公司代付钢材款，由其妻子出具借条给市政公司并在领款凭证上书写“同意公司代付”的内容后，再由原告或其合伙人郑国才在领款人处签上姓名。之后市政公司才开具转账支票。另有不少款项是原告以借款的名义从市政公司领走的。其次，郑根柱、朱秋妹支付货款给原告的事实足以明确原告知晓郑根柱承包涉案工程的情况，否则郑根柱、朱秋妹没有义务支付货款给原告，市政公司也没有必要通过郑根柱、朱秋妹将货款支付给原告。（9）原告与郑根柱间长期交易的事实也足以证明原告应当清楚涉案工地系郑根柱承包。2013年原告与涉案工地实际承包人郑根柱持续进行了几十次的交易，应当对郑根柱系实际承包人的真实身份完全明了。三、即使原告可以向市政公司主张权利，原告诉请的款项也是明显缺乏依据的，且不合理：1.原告提交的凭证中签字人员不是市政公司单位员工及授权人员，也不是郑根柱及其授权人员，市政公司对于该货物买卖事宜是否实际发生不清楚。2.根据市政公司的查证，仅截至2013年12月11日，郑根柱实际支付以及郑根柱申请市政公司代付货款共计已达人民币125万元，与原告起诉所称2013年4月9日至2014年1月14日期间共收到钢材款764440元不相符合。3.根据本案原告所提供的送货单据显示方来显并无结算确认最终货款的权限。4.假如说原告与被告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原告可以向被告主张权利，那么原告的利息主张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郑根柱、朱秋妹在以个人名义出具的欠条中对于利息的认可系郑根柱、朱秋妹的个人行为，与市政公司无关。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即使要计算利息，也只能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且利息计算标准也只能按法律规定的利率执行。5.从案涉工程的竣工时间来看，原告主张的2014年12月5日的两笔货款6763元（1690元+5073元）明显没有依据。竣工验收报告显示，涉案的1#、2#、3#厂房工程在2014年8月16日已经竣工，涉案的4#厂房工程在2014年10月15日已经竣工。而原告主张的上述两笔货款6763元却发生于案涉工程竣工以后，显然不符合常理。四、虽然市政公司不服（2016）浙0122民初5015号案件判决，在上诉后又与黄勤春调解并撤回了上诉，但是市政公司认为该案判决理由及结果不能适用到本案，理由如下：1.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已生效的判决并不能作为以后案件审理的依据，但可以作为参考。2.个案都有其特殊之处，故（2016）浙0122民初5015号判决虽已生效，但不能完全照搬适用。3.虽然（2016）浙0122民初5015号案件是以表见代理的理由判决的，但本案中仍应着重审查原告是否尽到举证义务，（即是否证明了郑根柱在交易之时是以市政公司名义进行以及原告在交易之时已经尽到谨慎、理性的注意义务）和原告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综上，市政公司与原告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没有向原告购买过诉请的货物，本案也不存在表见代理的情形，原告的诉请缺乏依据，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市政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证据一、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原件存于（2016）浙0122民初5015号案卷中]，用于证明2013年3月16日郑根柱从被告处承包了圣力控股集团（桐庐）产业园区1#、2#、3#厂房和4#厂房工程中的土建部分工程的事实。证据二、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存于（2016）浙0122民初5015号案卷中]，用于证明2014年2月20日郑根柱委托朱训勇全权处理其工程承包建设过程中的一切事宜。证据三、个体工商户登记情况一份，用于证明：1.原告系桐庐县城南街道学东建材商行的经营者，且该商行自2003年成立已有10年之久。2.原告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属于长期在建筑领域专业从事钢筋建筑等材料售卖的商事主体。3.原告属于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本案原告以个人名义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四、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用于证明朱秋妹系郑根柱妻子的事实。证据五、2013年5月9日郑国才出具的有朱秋妹签字的领款凭证、当日郑国才签字的转帐支票存根、当日朱秋妹出具的借据各一份，用于证明：1.2013年5月9日，经郑根柱申请（实际由朱秋妹签字），原告合伙人郑国才签字后，市政公司代付涉案工地钢材款55万元给原告的事实；2.证明原告知晓涉案工地系郑根柱承包的事实。证据六、2013年8月5日朱秋妹申请公司付款的凭证、当日银行扣款通知书各一份，用于证明经郑根柱申请（实际由朱秋妹签字），市政公司代付涉案工地钢材款20万元给原告的事实。证据七、2013年12月11日郑根柱出具的领款凭证、当日银行扣款通知书、当日黄勤根出具的领款凭证（注明先打给朱秋妹的卡再转黄勤根，情况属实，且有黄勤根签字）各一份，用于证明：1.原告知晓涉案工地系郑根柱承包的事实；2.被告支付工程款50万元给郑根柱（实际汇至朱秋妹账户），郑根柱妻子朱秋妹将该50万元款项作为涉案工地钢材款支付给原告的事实。证据八、2014年6月6日郑国才出具的10万元的领款凭证、2014年6月22日郑国才出具的15万元的领款凭证各一份，用于证明被告于上述时间代付钢材款，由原告合伙人郑国才领取的事实。证据九、2015年2月17日借款凭证、当日的银行扣款业务自助回单各一份，用于证明原告在2015年2月17日从被告处借走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证据十、2016年4月12日原告出具的借款凭证复印件，当日银行扣款业务自助回单各一份，用于证明原告在2016年4月12日从被告处借走人民币5万元的事实。证据十一、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2016年7月1日，被告通过潘建裕的银行账号出借4万元款项给原告的事实。证据十二、涉案的1#至4#厂房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两份，用于证明1#至3#厂房工程于2014年8月16日竣工，4#厂房工程于2014年10月15日竣工的事实。证据十三、2017年9月25日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记录各一份，用于证明原告黄勤根知道涉案工地系郑根柱承包以及知晓郑根柱委托人等的事实，原告清楚这是郑根柱的账。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两份欠款凭证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已将涉案工程承包给郑根柱实际施工，且该欠条的出具人是郑根柱、朱秋妹，并非被告，被告也未在该两张欠款凭证上签字盖章确认。对证据二送货单、出库单等单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单据的签收人员均不是市政公司员工，签字人员是否具有签收权限以及签名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被告也未在这些单据上签字盖章确认。另，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2014年1月14日郑根柱、朱秋妹出具的欠条载明数额相矛盾，不符合常理。对证据三中方来显签字的清单三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未授权给方来显，是否方来显本人书写和其是否有确认货物价格的权限也有异议。清单不能作为结算凭证，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且2014年12月5日的两笔货款6763元没有依据。涉案1#、2#、3#厂房工程已于2014年8月16日竣工，4#厂房工程已于2014年10月15日竣工。故该两笔货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对证据四即（2016）浙0122民初5015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质证，对关联性有异议。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已生效的判决书不能作为以后判决的依据，仅作参考。虽然两案的货物均是用于涉案工地，但证据和案件事实不同，不可以照搬。对证据五进账单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臆断为被告对郑根柱行为的追认。对证据六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被告法定代表人对当时的录音内容不能完全确认，时间长了也不是很清楚，且录音未取得被告法定代表人的事先同意，不具有合法性，除2014年9月30日录音笔录二外，其他录音都缺失开头部分，对真实性有异议。只认可录音笔录二。即使录音里面的情况是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真实表示，但是被告法定代表人也没有在录音里承诺过被告来承担钢材款，只是表示了从其他单位结来款项，和郑根柱结算后，再进行安排。也没有明确认可原告的钢材款有一百多万元。录音二中四五十支钢材的数量与送货单上的最后一批钢材的3.025吨数量并不符合，故并不能证明最后一笔2014年12月5日的钢材是被告主动要求送货的。对证据七中20万元的转账凭证，原告没有提供原件，对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只是原告账户中有20万元转账到申屠健存的账户，与本案无关，被告公司没有对朱秋妹进行过授权，没有做出过任何的意思表示。对两张明细查询单所反映的流动款项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2013年8月5日被告代郑根柱将20万汇入到原告账户，当日原告从同一账户将20万元转入案外人申屠健存的账户内，原告的该转款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被告对原告的该转款行为不清楚。对原告认为2013年12月11日只收到朱秋妹转给自己的25万元，被告有异议，被告提交的证据七黄勤根于2013年12月11日出具的领款凭证，能证明原告确实已经领取了50万元款项，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只收到25万元却写了50万元的领款凭证是不符合常理的，并不能够证明原告只收到25万元款项的目的，款项交付的形式并不局限于银行转账，也不局限于朱秋妹和黄勤根的账户之间，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对证据八协议内容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协议上并未表明市政公司或者郑根柱代表市政公司，市政公司也没有任何授权材料给郑根柱来代表市政公司签订这份协议，不存在原告所说的郑根柱出面代表被告签订协议。2.协议对应的货款是2013年5月9日郑国才的领款，该55万元是被告代郑根柱支付的。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说明郑根柱是工地的负责人。对证据二授权委托书，方来显签收货物的事实从单据上可以看出，主要是方来显签字为主，郑根柱也都认可。对证据三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具有起诉资格，并非一定要以个体工商户起诉。对证据四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五认可，证明了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关系。证据六20万元付款情况、证据七50万元付款情况不清楚。原告只跟郑根柱进行了结算，有结算单有欠款单，被告打给朱秋妹的钱，具体怎么付，无法证明付给原告多少钱，最终以原告与郑根柱结算的两份欠条为依据。对证据八至十一认可，也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否则被告也不会领款给原告，是对买卖关系的一种认可。对证据十二，何时竣工原告不清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十三，原告对录音内容及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原告只知道郑根柱在管理工地，有些账是跟郑根柱结算的，原告和郑根柱谈的话账面上也是正常的，并不是原告认为郑根柱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市政公司的广告牌上写的郑根柱是项目负责人，原告不知道他是承包的。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四系本院生效判决，故对被告市政公司在圣力控股工地公示牌上公示郑根柱系工地负责人，方来显本名方来仙，2013年3月至2015年2月受雇于郑根柱在圣力控股工地工作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一，本院认为仅能证明郑根柱、朱秋妹作为欠款人对所欠原告的货款金额及利息的确认；对证据二、三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能证明原告向郑根柱的供货情况；被告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又未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申请鉴定，故对证据五、六、七、八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五、八、九、十、十一，原告无异议，予以确认；证据一、二、四、六、七、十二、十三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三所提异议成立，不予确认。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3月16日，被告市政公司与郑根柱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市政公司（甲方）将已中标的圣力控股集团（桐庐）产业园区1#、2#、3#厂房工程和4#厂房工程中的土建部分工程承包给郑根柱（乙方），由乙方按决算总造价的百分之伍上缴甲方管理费用，其余款项由乙方包干使用，自负亏盈。工程款的税金及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支付和甲方无关。协议在违约责任部分还约定，本工程发生的…材料款及本工程其他所有相关费用相关人员来催讨时，由乙方承担和处理，与本公司无关，本公司不负任何经济及法律等责任，若发生以上类似纠纷时甲方有权在工程款中直接扣除代付以上各项费用，并对乙方进行经济处罚。2013年4月9日，郑根柱与原告黄勤根签订《钢筋采购协议》一份，约定甲方郑根柱为圣力控股集团产业园1#－4#厂房建筑工程需要向乙方黄勤根采购建筑钢材，协议对钢材规格、数量、单价等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并由郑根柱及妻子朱秋妹、原告黄勤根在协议下方签字。2013年4月9日至2014年12月5日期间，原告向案涉圣力控股工地多次供应钢材，其中，2013年4月9日至2014年1月14日期间的出库单、送货单多载明收货单位“郑根柱”或者“郑根柱、圣力控股”。2014年3月11日至2014年12月5日期间的出库单、送货单多载明收货单位“圣力控股”。出库单、送货单上有方来显、郑根柱、郑小凤、朱舟东等人签字。2013年5月10日，郑根柱及妻子朱秋妹向原告出具欠款凭证一份，载明“关于圣力控股工地尚欠黄勤根钢材款柒万元整，利息每月按2分计算”。2014年1月14日又出具欠款凭证一份，注明还欠黄勤根钢材款391000元整，自2014年1月14日开始按利息贰分计算支付到付清钢材款止。郑根柱及妻子朱秋妹在两张欠款凭证的欠款人处签字。2015年8月20日，郑根柱在两张欠款凭证上分别注明“以上工地欠材料款事实”、“以上欠条事实”并签字。2014年8月16日，案涉圣力控股工地1#、2#、3#厂房通过竣工验收，同年10月15日4#厂房通过竣工验收。另查明，被告市政公司在圣力控股工地公示牌上公示郑根柱系工地负责人，方来显本名方来仙，2013年3月至2015年2月受雇于郑根柱在圣力控股工地工作，方来仙在原告提供的货款结算单上签字，并签署“以上清单事实，圣力工地”，该结算单载明“2014年3月11日至2014年12月5日圣力控股工地共进钢材款1027083元，已付440000元，桐庐市政共欠黄勤根钢材款587083元整”。被告市政公司于2013年5月9日至2016年7月1日期间曾代郑根柱向原告黄勤根支付部分货款。本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市政公司是否是与原告黄勤根发生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从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既有协议看，郑根柱虽为被告市政公司在案涉圣力控股工地公示牌上公示的工地负责人，但其与被告市政公司签订案涉工地承包协议书后，又以个人名义与原告黄勤根就案涉工地所需建筑钢材签订《钢筋采购协议》。从合同的实际履行看，出库单与送货单中记载的收货单位为郑根柱、圣力控股，签收人亦非被告市政公司员工。原告进行对账、结算的对象是郑根柱及妻子朱秋妹、受郑根柱雇佣在该工地上工作的方来仙，并由郑根柱与妻子朱秋妹共同作为欠款人向原告出具了两份欠款凭证，其中，2014年1月14日的欠款凭证上郑根柱签名前的“经手人”被划掉。2015年8月20日，原告要求已在监狱服刑的郑根柱再次在上述两份欠款凭证上签字确认。从被告市政公司在案涉钢材买卖合同中的参与程度看，郑根柱与原告黄勤根签订的《钢筋采购协议》，并无被告市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加盖公章，也没有证据显示郑根柱受被告市政公司委托签订该协议，亦未获得被告市政公司的事后追认，故郑根柱的行为不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关于付款过程，原告黄勤根曾于2015年2月17日、2016年4月12日分别在被告市政公司的借款凭证上签字领取钢材款10万元和5万元，两张借款凭证均载明款项用途为“今向桐庐县市政建设借到现金”，被告市政公司明确表示已经向原告及原告合伙人郑国才支付的款项均系代郑根柱支付，并有郑根柱妻子朱秋妹在领款凭证上记载的“同意公司代付”为凭，鉴于日常生活中受托支付亦为多见情形，故原告作为钢材销售商，对被告与郑根柱之间的承包关系应当清楚，其应当知晓事实上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并非被告市政公司。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被告市政公司系本案货物的买受人。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勤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02元，减半收取8951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951元，由原告黄勤根负担。原告黄勤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萍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代书记员 朱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ArabicDash?-20-??*ArabicDa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