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闽民终字第110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宁夏乐福宁炼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灼官。
委托代理人张金水，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程子建，男，汉族，1971年1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谢平，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增明，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灼官，男，汉族，1968年7月6日出生。
原审被告池珠日，男，汉族，1970年12月19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吴诗梅，男，汉族，1970年11月2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陈建兴，男，汉族，1971年10月25日出生。
第三人陈玉仁，男，汉族，1959年8月2日出生。
上诉人宁夏乐福宁炼焦有限公司（下称乐福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程子建、原审被告陈灼官、池珠日、原审第三人吴诗梅、陈建兴、陈玉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初字第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委托代理人张金水、被上诉人程子建的委托代理人谢平、刘增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灼官、池珠日、原审第三人吴诗梅、陈建兴、陈玉仁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子建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乐福宁公司、陈灼官、池珠日共同赔付投资款18.84万元，并按投资年回报30%赔偿经济损失（自2004年1月31日计至实际支付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12年1月31日为45.216万元）；2、判令乐福宁公司返还228.16万元款项，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陈灼官、池珠日对该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令乐福宁公司、陈灼官、池珠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查明，乐福宁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下同），股东为程子建、池珠日以及池开安。2004年7月，乐福宁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调整为：程子建持股9.42%，池珠日持股22.34%、董明辉持股17.3%，陈建兴持股20.21%，吴诗梅持股19.29%、陈玉仁持股11.44%，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池珠日。2004年7月30日，乐福宁公司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程子建投资款247万元。乐福宁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约定：公司修改章程、批准股本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须经全体股东同意。
2005年3月，程子建因出国需暂离公司，乐福宁公司向程子建出具《确认函》及《保证函》各一份，承诺：在程子建暂离公司期间，公司保证不会同意其他股东将其拥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现有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否则公司将与违法实施股份转让的其他股东（包括股份受让方）共同赔付程子建投资款247万元，并按投资款年回报30%赔偿经济损失；同时公司保证不会在未经程子建本人签字同意情况下将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包括现有的两套炼焦设备等等）对外出售，否则公司将赔偿程子建全部投资损失。
2006年10月20日，乐福宁公司（甲方）与陈灼官及案外人刘代同、王信光（乙方）签署《企业转让协议书》，约定将乐福宁公司所有财产作价370万元整体转让给陈灼官、刘代同、王信光，并对转让款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等做了约定。该协议落款处甲方一栏除加盖乐福宁公司公章外，还有各股东签名，但程子建并未在协议上签名，而是由程高倪（系程子建胞兄，原系乐福宁公司职工）以代理人名义签名。2006年11月26日，池珠日与陈灼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池珠日将其所持有的乐福宁公司44.68万元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陈灼官。
2007年1月18日，乐福宁公司召开由池珠日、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四位股东参加的股东会，会议内容为同意池珠日将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陈灼官，同时修改公司章程，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池珠日变更为陈灼官，并于2007年1月31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了变更登记。此后乐福宁公司在陈灼官等人的控制下进行生产经营。程子建于2008年8月28日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律师函了解情况并提出质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8年9月24日函告程子建，称变更新股东未损害其合法权益。后程子建向长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池珠日出让乐福宁公司22.34%股权给陈灼官的行为无效。该案经一、二审及再审，最终判决驳回程子建的诉讼请求。另查明，程子建于2005年4月14日出境，2006年11月23日回国。
原审归纳案件争议焦点：1、讼争《确认函》和《保证函》的效力问题；2、乐福宁公司是否存在违反《确认函》和《保证函》中有关承诺的情形；3、赔偿数额及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4、程子建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认为，关于讼争《确认函》和《保证函》的效力问题。乐福宁公司对讼争《确认函》及《保证函》的真实性持有异议，经依法委托鉴定，《确认函》和《保证函》上加盖的乐福宁公司公章真实，且未能检测出存在先盖章后打字的情况。该鉴定意见系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作出，其鉴定程序及据以作出鉴定依据等方面未见明显瑕疵，乐福宁公司虽有异议，但未能提出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的证据和理由，故根据鉴定结论确认《确认函》及《保证函》均系乐福宁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乐福宁公司应按承诺履行职责。
关于乐福宁公司是否存在违反《确认函》和《保证函》中有关承诺的情形。认定乐福宁公司是否存在违反《确认函》及《保证函》中有关承诺的情形，关键在于乐福宁公司关于程高倪经程子建授权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的抗辩能否成立。对此，结合相关证据分析如下：首先，乐福宁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无原件可供核对，程子建和程高倪亦否认见过该委托书，且委托书的落款时间为2006年10月10日，而各方确认此时程子建人在国外。对此，乐福宁公司并未给出合理解释。其次，乐福宁公司称从程子建出国之日起即由程高倪实际代理行使其股东职权，但乐福宁公司2007年1月18日的《章程修正案》中载明“因董明辉、程子建在国外无法列席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对宁夏乐福宁炼焦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情况说明的函》回函中亦表示，该局要求乐福宁公司提供程子建、董明辉两股东签字时，“企业经办人员解释这两位股东偷渡出国被关押，根本无法联系”，该局要求该公司剩余的在银川的原股东与新股东一起持身份证原件到工商局进行核实时，“他们一致确认与程子建联系不上”，却丝毫未提及该授权委托事宜，显然与乐福宁公司自己的陈述相矛盾。第三，从《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来看，程高倪的代理权限是参加厂里的董事会议，并可代表程子建行使表决权，但乐福宁公司提交的所谓程高倪代程子建签署的文件却包含了企业转让协议书、股东会议纪要、股东决议补充内容、支出凭单、收款收据等授权范围以外的事项，而程子建从未对程高倪的前述行为进行过追认。同时，双方均确认程高倪早在2003年已进入乐福宁公司工作，故工资表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程高倪在程子建出国前后的身份变化。第四，与本案相关联的另外两个生效判决虽均确认乐福宁公司相关股权转让行为有效，但前述生效裁判并不影响乐福宁公司与股东内部之间权利义务约定。综上，由于乐福宁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程子建已委托程高倪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其关于程子建知悉并同意公司资产出让及股权转让的抗辩不能成立。乐福宁公司未经程子建同意将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出售并许可池珠日向陈灼官转让股权的行为，显然违反了《保证函》和《确认函》中的有关承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及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双方在诉讼中确认程子建缴付的247万元投资款中，18.84万元系其所持9.42%股权的相应股金，其余228.16万元则作为程子建投入公司的其他款项。因该228.16万元款项未纳入公司注册资本，亦未办理相关的增资手续，故应视为程子建出借给公司的借款。根据乐福宁公司在《确认函》中的承诺，该款项的返还条件业已成就，程子建主张乐福宁公司返还228.16万元款项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股东反对公司转让主要财产的情形下，可以请求公司回购股权。程子建在本案及其他相关联案件中均以其行为明确表明其反对乐福宁公司转让公司财产，故其诉请乐福宁公司赔付其投资款18.84万元，实质上即要求乐福宁公司回购股权，程子建该项诉请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程子建在收到乐福宁公司支付的股权回购款项18.84万元后，应配合乐福宁公司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程子建另主张乐福宁公司按投资款年回报30%的标准赔偿经济损失，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故该项主张不予支持。2004年7月29日由原股东池珠日、程子建、董明辉、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6位股东共同签署的乐福宁公司章程第十九条明确约定“公司修改章程、批准股本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须经全体股东同意”，公司股东均应遵守章程前述约定，但本案现有证据表明，乐福宁公司转让公司资产及池珠日转让股权仅得到4位股东池珠日、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的同意，并未经全体股东同意，故实施违反章程约定行为的4位股东应对公司返还程子建228.16万元的投资款共同向程子建承担责任。经法院向程子建释明，其主张其目前仅要求由实施股权转让行为的池珠日承担赔偿责任，保留追究其他3位股东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责任的权利。程子建在本案中放弃对股东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责任的追究，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依法照准。陈灼官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未在《确认函》上签字，亦未授权乐福宁公司代为承诺，故乐福宁公司关于受让方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承诺对陈灼官并无约束力，程子建主张陈灼官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程子建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乐福宁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张程子建未在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其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适用的前提为股东参加了股东会议并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同时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权收购未能达成协议。而具体到本案中，如前所述，程子建对公司转让资产及股权转让行为均不知情，也就不存在投反对票的情形，且其主张的是违约之诉，并不是主张股权收购，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乐福宁公司相关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1、乐福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程子建支付股权购买款188400元；2、乐福宁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程子建投资款22816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04年7月31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池珠日对上述第二项判决所确定的债务，对程子建负有共同偿付的义务；4、驳回程子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432元，由程子建负担9265元，乐福宁公司、池珠日负担4316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乐福宁公司、池珠日负担。
一审宣判后，乐福宁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对程高倪代理身份及权限认定错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民商初字第××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认2006年10月20日签订的《企业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原审法院已于2012年8月13日通过再审作出（2012）××民再终字第××号民事判决，对程子建诉上诉人、陈灼官、池珠日及第三人董明辉、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股权转让纠纷作出处理，驳回了程子建的诉讼请求。既然池珠日将其22.34%股权转让给陈灼官的行为被确认为合法有效，池珠日与陈灼官进行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是对此前签订的《企业转让协议书》的履行，并不损害被上诉人程子建的合法权益，则程子建的诉讼请求就缺乏事实基础和依据。原审判决却对上诉人提供大量证据足以证实程高倪受程子建委托代表程子建的事实视而不见，且生效的（2008）××民商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程高倪作为程子建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身份，确认其代理程子建参加股东会与董事会，于2006年10月20日签署了合法有效的《企业转让协议书》，程高倪还在收到受让方陈灼官等人支付的转让对价款的收据上签字，证实程高倪已经领取了转让对价款。事实上对于其兄程高倪的代理行为和收取转让款行为，被上诉人程子建于2006年11月23日回国即已获悉上述股权转让情况，程子建没有异议，直至2009年3月被上诉人程子建与其他股东因分配剩余的转让款时意见不一才提起诉讼。被上诉人程子建对于其兄程高倪的代理行为及法律后果，依法应予承担。原审法院否定上诉人提交的大量客观存在的证据，否定被上诉人程子建出国前有委托程高倪代理其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的真实事实，对同一股权转让纠纷作出相反的判决，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驳回程子建的全部诉讼请求。2、原审判决采信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确认函》、《保证函》作为判决依据，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确认函》、《保证函》应当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但该两份材料未经股东会与董事会决议，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和全体股东的签署，不符合常理与逻辑，也不符合公司和股东内部的议事规则和运营程序，内容有违实际情况，被上诉人缺乏乐福宁公司出具《确认函》和《保证函》的有效证据。根据乐福宁公司原股东池珠日、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等人证实，他们及公司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出具过什么承诺及文件。3、被上诉人程子建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程子建如果认为乐福宁公司原股东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并签署《企业转让协议书》侵犯其合法权益，则其应在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的2006年10月20日起九十日内（即2007年1月18日前）就应当提起诉讼，即使从其回国后知悉之日起也没有在规定的九十日内向法院起诉，被上诉人程子建事实上已于2006年11月23日回国，池珠日转让股权给陈灼官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06年11月26日，股东会于2007年1月18日召开并决议，2007年1月31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被上诉人程子建应当在决议作出之日的2007年1月31日起六十日，请求法院撤销，故被上诉人程子建的起诉已经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了胜诉权，法院依法不应受理。4、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暂且不论《确认函》和《保证函》的真实性，出具时间2005年3月21日，这是程子建与上诉人原股东池珠日、董明辉、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之间的纠纷，即便存在侵犯被上诉人程子建股东权益行为，与支付了转让对价收购上诉人公司的新股东陈灼官、刘代同、王信光三人及其以该三人为新股东组成的上诉人公司无关，必须追加原股东董明辉、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为共同被告，且上诉人已经向原审法院提出了追加申请，但原审法院却不追加董明辉、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为共同被告，只追加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为第三人，并判决由上诉人及池珠日承担，实质上加重了上诉人和池珠日的责任，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据此，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程子建答辩称：1、答辩人据以起诉的基础证据《确认函》、《保证函》真实、合法、有效，在乐福宁公司及股东违反二函承诺订立相关协议、且答辩人未委托他人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况下，乐福宁公司、池珠日等应承担向答辩人返还、支付相应款项的后果。《确认函》、《保证函》真实性已经得到鉴定结论的确认，其内容与乐福宁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互相衔接，有效性应得以保护。乐福宁公司章程第19条约定：“公司修改章程、批准股本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须经全体股东同意”。该约定是出于保护企业中小股东利益而作出，对各股东及乐福宁公司具有约束力。2005年3月答辩人将出国，此前答辩人向乐福宁公司缴付的款项共计247万元，其中18.84万元系其所持9.42%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金，其余228.16万元则是投入公司的其他款项，未办理注册资本增资手续，同时乐福宁公司的投资规模在当时已达到3000余万元。正是考虑到乐福宁公司注册资本额度低、但实际投资大，在答辩人出国期间有可能出现不利于小股东利益保护的情形，基于保证小股东利益的考虑，上诉人才出具《确认函》及《保证函》，该函件出具目的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精神是一致的。《公司法》第十六条虽规定了公司为股东提供应经股东会决议，但并未规定若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担保直接归于无效。相反，最高法院2011年第2期相关公报案例已经指明由于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亦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同时考虑到交易安全、合同稳定性等因素，故未经股东会决议的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合同，不宜归于无效。2、答辩人从未委托程高倪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程高倪无权代理程子建签署《企业转让协议书》等文件。上诉人主张程高倪系答辩人代理人的主要依据是《授权委托书》，但该证据无法得以确认。在六年的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至今未提供《授权委托书》的原件，该委托书的委托人程子建与受托人程高倪均明确否认曾见过该委托书。答辩人在2005年4月出境、直至2006年11月23日回国，而《授权委托书》载明的签署时间是2006年10月10日，此时程子建尚在境外，根本不可能签署该文书。乐福宁公司在关于委托事项的表述上存在着严重虚假的陈述，如2007年1月18日的《章程修正案》中载明“程子建在国外无法列席会议”、在对宁夏工商管理局的回复时亦解释“股东偷渡出国被关押、无法联系”、“与程子建联系不上”等等，从未提及所谓委托事项。宁夏法院判决虽对程高倪的身份作出认定，但值得注意的是，福州中院作出的（2009）××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明确否认了程高倪的代理身份，再审案件中亦载明对证明程高倪系程子建委托代理人的补充证据不予审查。因此，（2009）××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虽被撤销，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该判决认定的程高倪并非程子建委托代理人的事实。即便依据该所谓委托书的内容，也仅涉及“参加董事会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不一致，本案涉及的企业资产转让或股权转让，均属公司重大事项，显然需要通过股东会同意，因此即便按该委托书的内容，乐福宁公司也不可能以此认为程高倪有在股东会表决的资格与权力。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提供的“工资表”等证据，表明程高倪是在公司内领取固定薪资的员工，程高倪在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称，其自2003年9月就在乐福宁公司工作，即程高倪工作的时间是上诉人设立之初，此时答辩人并未出国，何需委托程高倪行使股东权利。若如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所称，程高倪早在2005年4月程子建出国前，就作为答辩人的代理人，则答辩人在乐福宁公司早已有能代表其行使股东权利的信任者，基于乐福宁公司章程中又作出“公司修改章程、批准股本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须经全体股东同意”的规定，答辩人作为小股东的权利完全能得以保障，根本不必要求上诉人出具《确认函》、《保证函》。事实上，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企业转让事项涉及了程子建投入乐福宁公司的几百万元投资款，在答辩人出国之前，乐福宁公司又作出了“不得未经同意出售企业资产”、“不得同意其他股东对外转让所持股权”等承诺，因此，答辩人根本不可能将此重大事项委托第三人处理。2006年10月乐福宁公司因与陈灼官等人的交易，向陈灼官、王信光、刘代同出具的“收款收据”，其中程高倪曾签字，由于答辩人并不知晓转让收款事项，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证据真实，也仅是转让方向受让方出具的收款证明，而非转让方内部分割、领取款项的证明，且该转让针对的是乐福宁公司的资产，收款方是上诉人而非股东。3、本案不适用《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公司回购股东股权的三种情形及相应程序，根据该条规定，股东通过诉讼方式请求公司回购股权受到“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的除斥期间限制。根据该条规定，除斥期间的适用有二项前提：一为该股东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二为该股东与公司之间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答辩人在乐福宁公司决定转让财产时并不知悉，不存在“投反对票”的问题，且《确认函》、《保证函》实质上已经表明答辩人与乐福宁公司已在2005年3月21日达成了股权收购协议，双方对股权收购的范围、价格等事项均予以明确约定，因此不存在“未达成股权收购协议”需要就此向法院起诉的问题，本案仅涉及股权收购协议与赔偿事项的履行问题，不适用《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4、上诉人关于原审在追加当事人程序方面存在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属公司与股东之间关于股权收购履行过程中的争议，该争议源出乐福宁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及乐福宁公司向程子建出具的《确认函》、《保证函》。始于2006年10月的股权转让系原股东池珠日将股权转让给陈灼官，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的《股东会议纪要》等文件上签章的股东为池珠日、吴诗梅、陈玉仁、陈建兴，相关文件中特别注明“董明辉、程子建现出国在外”，因此实施违反公司章程规定行为的主体为转让方池珠日、吴诗梅、陈玉仁、陈建兴及受让方陈灼官，故原审法院依法追加吴诗梅、陈玉仁、陈建兴作为本案当事人符合客观事实。同时，答辩人作为本案原告，依法享有增加、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权利，由于池珠日当时系乐福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是直接实施股权转让的转让方，故应对本案涉及的款项支付、返还承担主要责任，基于此，答辩人在原审法院释明后，仅要求池珠日承担责任、保留追究其他股东的相关权利。据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除了上诉人对原审查明中关于《确认函》、《保证函》的真实性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乐福宁公司应否向程子建承担赔偿责任？2、程子建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对此，本院予以查明、分析、认定如下：
1、关于乐福宁公司应否向程子建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该问题主要涉及到《确认函》、《保证函》的真实性，乐福宁公司是否存在违反《确认函》、《保证函》的承诺及程高倪是否有权代表被上诉人程子建签订《企业转让协议》等。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经委托鉴定表明落款时间为2005年3月21日《确认函》、《保证函》上的公章是真实，且无法检测出先盖章后打印的情形，即《确认函》及《保证函》是乐福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确认函》及《保证函》的内容亦与乐福宁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约定相一致，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况且，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程子建在出国前曾经负责管理过公司公章且是其私自在《确认函》、《保证函》上加盖公章。相反，被上诉人程子建向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投入240多万元，在其出国前与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就股权回购等事宜达成协议，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基于各股东已经在公司章程中就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出具《确认函》、《保证函》并不违背常理。
关于程高倪是否有权代表被上诉人程子建签订《企业转让协议书》，不存在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作出认定的问题。宁夏银川西夏区法院作出的（2008）××民商初字第××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载明“2006年10月20日，乐福宁公司召开董事会议及股东会议，池珠日…及程子建的委托代理人程高倪…出席会议”，该判决书认定“乐福宁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其有权处置该公司的全部资产。三原告为公司股东以外的收购资产人，且与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书，该转让协议有效”，该生效判决书并未认定程高倪代理行为是否有效。（2012）××民再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仅解决池珠日与陈灼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该问题与乐福宁公司或其股东是否违反约定、承诺无关，该判决书亦没有涉及到对程高倪代理行为有效性的认定。
2006年10月20日签订的《企业转让协议书》体现甲方是乐福宁公司，乙方是陈灼官、刘代同、王信光，即《企业转让协议书》缔约主体是乐福宁公司和陈灼官、刘代同、王信光。池珠日、吴诗梅、陈建兴、陈玉仁等在协议书上签字，程高倪虽以代理人身份在《企业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但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程高倪行为已经取得被上诉人程子建的授权。首先，乐福宁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无原件可供核对，程子建和程高倪亦否认见过该委托书，且委托书的落款时间为2006年10月10日，而各方确认此时程子建人在国外。对此，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其次，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此前未曾提及《授权委托书》。若《授权委托书》属实，则程高倪有权代表被上诉人程子建行使表决权，但上诉人乐福宁公司2007年1月18日《章程修正案》却载明“因董明辉、程子建在国外无法列席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对宁夏乐福宁炼焦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情况说明的函》回函中亦表示，该局要求乐福宁公司提供程子建、董明辉两股东签字时，“企业经办人员解释这两位股东偷渡出国被关押，根本无法联系”，该局要求该公司剩余的在银川的原股东与新股东一起持身份证原件到工商局进行核实时，“他们一致确认与程子建联系不上”，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及相关人员给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答复与其关于持有《授权委托书》的主张相矛盾；第三，《授权委托书》内容并不包括对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仅载明内容是“参加董事会议”，但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提交的程高倪代程子建签署的文件却包含了企业转让协议书、股东会议纪要、股东决议补充内容、支出凭单、收款收据等授权范围以外的事项，而被上诉人程子建从未对程高倪的前述行为进行过追认；第四，上诉人乐福宁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程高倪事实上已经获得被上诉人程子建的授权。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提供的“工资表”等证据，表明程高倪是在公司内领取固定薪资的员工，程高倪在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称，其自2003年9月乐福宁公司设立之初就在公司工作，该期间被上诉人程子建尚未出国，从常理上不可能委托程高倪行使股东权利。况且，如被上诉人程子建已经委托程高倪行使股东权利且上诉人乐福宁公司章程已经作出关于对外转让股权的特别约定，则被上诉人程子建无须再要求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出具《确认函》、《保证函》。至于程高倪在向陈灼官、王信光、刘代同出具的收款收据上签字，仅是转让方向受让方出具的收款证明，而非转让方内部分割、领取款项的证明，更不能推定程高倪已经事实上获得被上诉人程子建的授权。综之，由于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程子建已经委托程高倪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及对外签订转让协议，乐福宁公司关于程子建知悉并同意公司资产出让及股权转让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在未经被上诉人程子建同意的情况下，作为协议一方主体与受让方陈灼官、刘代同、王信光签订《企业转让协议书》，将公司资产出让给后者，收取了受让人陈灼官、王信光、刘代同支付的产权转让款，并且在股东池珠日、陈建兴、陈玉仁、吴诗梅对外出让公司股权的情况下，向公司登记管理机关出具变更工商登记申请，违反了《保证函》和《确认函》中的有关承诺，其应当按照《确认函》、《保证函》内容对被上诉人程子建承担相应的责任。
2、关于程子建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程子建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是基于上诉人乐福宁公司违反承诺应按《确认函》、《保证函》载明的内容承担责任，不是提起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因此，本案被上诉人程子建起诉不受《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四条规定的除斥期间限制。
3、关于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本院认为，公司章程是全体股东一致的意思表示和公司的行为根本准则，全体股东必须共同遵守公司章程约定的义务。2004年7月29日池珠日及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原股东程子建、董明辉、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共同签署的公司章程第十九条明确约定“公司修改章程、批准股本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须经全体股东同意”，对此，乐福宁公司各股东均应予遵守。但池珠日、吴诗梅、陈建兴、陈玉仁在被上诉人程子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股东会议、对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股权对外转让，且领取了股权转让款，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原股东违反了公司章程约定，故除池珠日外，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原股东吴诗梅、陈建兴、陈玉仁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程子建作为原告，有选择、放弃诉讼请求的权利。经原审法院释明，被上诉人程子建仍只要求将池珠日作为被告，保留追究其他3位股东责任，是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原股东董明辉未在《企业转让协议书》及有关股东会议纪要上签字，其未违反公司章程约定，不应追加其为被告或第三人，因此，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吴诗梅、陈建兴、陈玉仁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乐福宁公司承担责任后，其新受让股份的股东与原出让股份股东之间的责任可依照相关协议约定处理。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因违反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公司修改章程、批准股本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须经全体股东同意”之约定及其向被上诉人程子建出具的《确认函》、《保证函》承诺，其应按《确认函》、《保证函》约定向被上诉人程子建承担赔付投资款18.84万元及返还其他投资款228.16万元。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原股东池珠日、陈建兴、吴诗梅、陈玉仁因违反公司章程约定实施对外转让股权行为，理应与乐福宁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被上诉人程子建228.16万元投资款责任，但被上诉人程子建在本案中只诉请作为乐福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池珠日承担赔偿责任，保留追究其他股东责任的权利，是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原审法院仅判决上诉人乐福宁公司及池珠日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被上诉人程子建以乐福宁公司、池珠日违反公司章程及《确认函》、《保证函》约定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不是提起撤销股东决议的诉讼，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乐福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432元，由宁夏乐福宁炼焦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依原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詹强华
代理审判员 朱宏海
代理审判员 蔡素洁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李振云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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