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3民初20213号
原告：张某1，男，2006年7月25日出生。
原告：张某2，女，2009年10月31日出生。
原告兼原告张某1、张某2之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82年12月18日出生。
原告：张万安，男，1956年4月10日出生。
原告：刘立双，女，1958年2月21日出生。
五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琨，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磊，河北晨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勋友，男，1974年4月6日出生。
被告：范润申，男，1962年9月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玉红，北京陆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某、张某1、张某2、张万安、刘立双与被告徐勋友、范润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及五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范润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勋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张某1、张某2、张万安、刘立双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3886．36元、交通费542元、丧葬费46236元、住宿费39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85212元、死亡赔偿金4462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务工者张增亮于2017年6月5日在被告范润申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西的厂房内提供劳务。因施工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张增亮在彩钢房房顶施工时发生事故，导致张增亮死亡。事发系张增亮提供�务的第二天。此事经法院（2017）京0113刑初1055号案件判决被告人徐勋友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就施工组织者是否具备施工能力没有评估及监督管理，被告范润申未对此尽到相应责任。故原告请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李某系张增亮之配偶，张某1、张某2系张增亮之子女，张万安、刘立双系张增亮之父母。此事故给五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与二被告协商解决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徐勋友未到庭参与庭审，但在本院对其现场送达时辩称：对于这个事，我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范润申也应负有责任，且应负主要责任。死者张增亮是从办公室的旧屋顶掉下来的，当时死者在清理屋顶杂物，因为旧板没有固定才摔下来。当时范润申没有告诉我屋顶并未固定。该屋顶最高3米，低处为2．6米。我与范润申签订的合同范围的厂房高约8米。张增亮出事时干的活是范润申要求的附加活，并不在我与范润申约定的合同范围内。
被告范润申辩称：1．不同意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我并未雇佣张增亮，是徐勋友雇佣张增亮从事劳务的，徐勋友是施工管理者和组织者，应由其负责赔偿原告的损失；2．我与徐勋友之间是承揽关系，不是承包关系。
经审理查明：
2017年5月26日，被告徐勋友与被告范润申签署《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被告徐勋友承包被告在×村村西厂房换彩钢板工程，总面积为2400平米。同时该《工程承包合同》还约定施工期间出现一切工伤事故和安全事故均由徐勋友负责，与范润申无关。2017年6月5日8时许，在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被告范润申公司场院内，被告徐勋友违反安全管理规定，雇佣工人张增亮在彩钢房房顶施工时，发生从高处摔倒事故致张增亮死亡。事发后，北京市�安局顺义分局刑事侦查支队立案侦查。
2017年9月27日，本院就此事件判决被告人徐勋友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7月5日起至2018年5月4日止）。
事发后，张增亮被送往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进行抢救治疗，原告方为此支付医疗费3886．36元。
张增亮系原告李某之夫，系原告张某1和张某2之父，系原告张万安和刘立双之子。
审理中，就现场及法律关系的事实情况，双方均认可张增亮、徐勋友等人均无高处作业资质。但对其余事实，双方有不同意见。徐勋友称：事发时工程并不属于其与范润申签订的合同范围内，系范润申单独附加的，其工钱应由范润申与张增亮单独结算。原合同范围的工程已然完工，其厂房高度约8米，事发地点屋顶约为3米。范润申对此不予认可，其称：事发地点的工程属于二被告之间签订合同范围内，不存在我方与张增亮单独结算一项。合同中厂房高度有6米，事发地点屋顶高度约为3米。原告则称：厂房高度有7到8米，事发地点屋顶高度约为3米。
审理中，原告称：涉诉屋顶的彩钢板年久腐化，没有固定桩和固定钉，且有断裂情况，这是导致张增亮死亡的主要原因。范润申未尽到发包人的责任，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与雇主徐勋友共负连带赔偿责任。对此，范润申则称：应该适用该司法解释的第十条的规定，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有选任过失的话，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刑事判决书中判定徐勋友承担安全责任，安全责任与范润申是没有关系的，这在合同中也有体现。公安分局的卷宗还明确记载，张增亮无高空作业资质，所以这是他高空坠落的原因，他也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就交通费一项，原告称主要是事发后家属从老家赶来北京产生的加油费和过路费，共计542元。范润申称对此不予认可，此费用并非张增亮本人因就医发生的费用，故不同意赔偿。
就死亡赔偿金一项，原告称按照2016年北京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计算公式是22310元/年×20年=446200元。范润申对此计算公式予以认可。
就被扶养人生活费一项，原告称：被抚养人一共有4个，不满18岁的两个，均按照2016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张某1的抚养费计算方式为17329元/年×（18-11）年÷2=60651．5元；女儿张某2的抚养费计算方式为17329元/年×（18-8）年÷2=86645元；父亲张万安抚养费的计算方式为：17329元/年×[20-（61-60）]年÷2=164625．5元；母亲刘立双的计算方式为：17329元/年×20年÷2=173290元。以上合计485212元。为此原告方提交村委会证明以证明。对此,范润申认为：我方对张增亮的儿子和女儿此项费用认可。对张增亮的父母此项费用我方不认可，因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这2人没有收入来源。
就丧葬费一项，原告称是按照北京20**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7706元乘以6个月，得到数额为46236元。范润申对此计算方式认可。
就住宿费一项，原告称是办理本次侵权事故中家属处理相关事务造成的住宿费用。为此原告方提交收据以证明。范润申对收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收据不是正式发票，住宿费跟此次事件没有关系。
就精神损害抚慰金一项，原告称是估算的，受害人上有老下有小，受害人家属众多。范润申则认为此数额过高。
审理中，徐勋友未到庭参与庭审，�在本院到其羁押场所送达时，其发表质证意见为：对原告的证据材料真实性认可，具体由法院审核。原告要求的赔偿数额过高。即使我有赔偿责任，也只赔偿合理合法的损失。同时，张增亮与范润申都有责任。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急诊抢救死亡记录、CT检查报告单、门诊收费单据、收据、《工程承包合同》、户口本、村委会证明和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本案中，事发时张增亮系徐勋友之雇员。对徐勋友提出的涉诉工程并非其与范润申签订合同范围内的意见，并不能否定其雇佣张增亮的事实及法律关系的存在。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张增亮与范润申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徐勋友此意见，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故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徐勋友雇佣张增亮所从事的工程，均属于3米以上的高处作业，甚至部分高度达6米，而徐勋友、张增亮等人并无高处作业资质。故对损失结果的发生，范润申作为涉诉工程的发包人，没有在合理范围内履行自己审查施工资质、确保安全施工的义务，故其应与雇主徐勋友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亦鉴于此，张增亮在明知自己没有高处作业资质的情况下冒险作业，自身亦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对范润申提出的合同中有约定一切事故责任由徐勋友承担的意见，本院认为此约定仅仅规范二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不能对抗法�规定。故对范润申提出的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方主张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方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金额过高，本院依法酌定。
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徐勋友已承担刑事责任，故本院对此项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勋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李某、张某1、张某2、张万安、刘立双因此事造成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丧葬费、住宿费各项损失共计八十八万六千四百四十元九角二分，被告范润申对此项负连带给付义务；
二、驳回原告李某、张某1、张某2、张万安、刘立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七千二百八十七元（原告李某、张某1、张某2、张万安、刘立双已全部预交），由原告李某、张某1、张某2、张万安、刘立双共同负担一千二百八十七元（已交纳），由被告徐勋友、范润申各负担三千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飞虎
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 荣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