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刑初12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达利（中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2，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钱江农场鸿达路北侧。
诉讼代表人袁保儿，男，1956年1月31日出生，系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辩护人丁一元，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航兵，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连乙文，英文名LIN，YuetMan，男，1961年1月19日出生于中国香港，汉族，文化程度硕士研究生，原系达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达利（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地香港九龙。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于2015年2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晓辉、姚杰，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绍检公一刑诉（2016）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达利（中国）有限公司、被告人连乙文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于2016年2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王圣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袁保儿及辩护人丁一元、王航兵，被告人连乙文及辩护人王晓辉、姚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2月至2014年10月，为非法降低成本，谋取不正当利益，被告单位达利（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利公司”）及时任达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达利集团”）财务总监兼达利公司总经理的被告人连乙文及服装中心CEO梁某1、针织中心CEO周某2（均另案处理）维系达利公司通过国际快递等方式运送生产辅料及配件入境的方法，且连乙文未要求委托快递公司报关。被告单位达利公司需要生产辅料及配件时，由业务员提供需要货物的种类、数量审批单并将购货单发送至香港达利集团，由被告人连乙文负责的财务部门委托香港达利集团对外支付货物货款。供货商将货物邮寄至香港后，由香港达利集团下属的公司将相关辅料等通过快递方式邮寄至国内或由公司人员携带至国内。在此过程中，达利公司未依法向海关申报货物的贸易性质、品名、价格等，也未依法缴纳进口环节税款。期间，被告单位达利公司以上述方式走私进口生产辅料价值人民币1.3亿余元，偷逃税款人民币27114781.43元。其中被告人连乙文参与走私偷逃税款人民币7963762.92元。2014年12月14日，达利公司向绍兴海关缉私分局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万元。被告人连乙文于2015年2月10日被抓获归案。
为证明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应的证据。
绍兴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单位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及其主管人员被告人连乙文的行为已经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处罚。
被告单位达利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认为达利公司无罪。
达利公司的第一辩护人认为达利公司无罪，香港达利制衣公司接受国外客户订单后，由达利公司制作服装销售给香港达利制衣公司，香港达利制衣公司再销售给国外客户，鉴于此，涉案辅料的实际购买人为香港达利制衣公司，达利公司针对辅料没有走私的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同时，对于涉喷头的相关指控无异议。具体如下：1、达利公司没有走私的主观故意。辅料成本没有计算在最终的成衣出售成本中，且上述成衣大量出口，在此环节没有申请出口退税，国家实际上没有受到损失。综上，达利公司不存在走私牟利的主观故意，以快递方式运输辅料是为了提高成衣制作的效率。2、达利公司没有走私的行为。（1）达利公司无报关义务。根据《海关法》、《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办法》的规定，发货人、货物所有人等等都是申报义务人，对于入关快件，快递公司也有申报义务，本案中申报主体为货物所有人、供货商及快递公司，而达利公司已经向快递公司履行了如实申报的义务。（2）国家未遭受损失。根据海关对加工贸易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本案涉案辅料在办理备案登记等手续后，可以免税，本案中，国家未遭受实际损失。3、起诉书指控的犯罪金额有误。在案核定证明书共四份，后三份的依据、税率均有错误。首先，该证明书未剔除境内购买的辅料。其次，部分辅料的产地错误。再次，涉案辅料品种众多，说明书没有体现不同品种之间计税方式的差异。4、案发后，达利公司主动退缴人民币3000万元。同时，辩护人提交订单、发票等单证，以证明涉案辅料购买者并非达利公司。
第二辩护人认为达利公司无罪，并补充如下：1、《海关法》第9条规定，发货人、收货人都有报关义务，且申报义务可以委托他人履行，且根据《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办法》的规定，本案快递公司被委托了报关义务。达利公司在货单上将相关辅料的品名、数量、规格、价值等清楚列明，其已通过委托方式履行了申报义务，收到快递即表明货物已经报关。本案系正常申报通关情形下的少缴、漏缴情形，根据《海关法》，此种情形的追究时间为3年，本案已超出时效。2、起诉书对于达利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快递方式走私的指控不能成立，达利公司并没有该犯罪动机。3、达利公司通过员工携带零配件进关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达利公司仅为生产之急需，并无牟利目的，且漏缴税款仅为23万元，根据2014年之前的相关司法解释，尚未达到追诉标准。
被告人连乙文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可，但辩称其不应对达利公司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
连乙文的第一辩护人认为连乙文无罪，具体如下：1、本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起意实施走私行为的证据不足。在连乙文入职之前，达利公司相关行为已经存在，且香港达利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林某2、任总经理时间四年有余的费某均未被追究责任。其次，涉案辅料及配件去向不明。涉案辅料部分外销、部分内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进口没有交税、出口没有退税时，国家税款没有遭受到实际的损失。鉴于此，出口部分成衣所涉辅料对应的税款不能认定为犯罪金额，仅内销部分涉嫌偷逃税款，但相应数额不明。再次，起诉书指控连乙文的犯罪金额不当。对核定书补充说明的情况说明虽说明连乙文的犯罪金额系按月计算，但没有说明连乙文在任职期间每个月所涉及的明细数额。且连乙文任总经理的时间应以实际任职为准，即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2、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当。首先，连乙文没有维系以快递进口辅料的行为。达利公司三个中心自成立以来独立营运，直接对林某2负责，连乙文到任后没有参与各中心的日常经营管理，而是中心CEO在维系具体的业务。其次，连乙文没有要求报关的职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报关责任的主体应为快递公司，即使达利公司应要求快递公司报关，相关事宜也应属三中心CEO的职责范围。再次，达利公司虽委托香港达利集团支付相关辅料的货款，但因涉案辅料价值低，三中心CEO均可自行审批，连乙文仅审批总的报表，难以证明其从总报表中就可得知相关辅料涉嫌走私。3、连乙文没有走私的目的与动机，无证据证明其明知公司有走私行为。
第二辩护人补充如下量刑意见：1、连乙文应为从犯。首先，连乙文不是本案的起意、策划者。其次，连乙文没有负责各中心的具体业务。再次，付款行为是与连乙文唯一相关的，但该行为是香港达利集团的行为。最后，连乙文没有从中获利，其任总经理时为兼职，没有领取相应报酬。综上，连乙文在本案中仅实施了财务帮助行为，应属从犯。2、连乙文有自首情节。首先，连乙文曾向办案机关递交信件反映案件情况，且在归案时主动说明案情，应视为自动投案。其次，侦查机关已经认定达利公司主要责任人员林某1、梁某1属于自首，足以认定达利公司构成自首，即使认定连乙文为被动归案，但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应依法认定连乙文有自首情节。3、根据我国的进出口政策，对于一般货物，进口时需要缴税，出口时国家给予退税，而经海关许可，对于进口的保税货物，加工后复运出境的，进口时不需要办理纳税手续，出口时也不需要办理出口退税。涉案辅料在进口时虽未经许可、未缴税，但所加工的成衣中99%被销往境外，且没有申请退税，对国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此外，达利公司还退款3000万元。综上，请求对连乙文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06年2月至2014年10月，被告单位达利公司需要生产辅料及配件时，由采购人员提供需要货物的种类、数量审批单并将购货单发送至香港达利集团，或由采购部门直接与国外供货商联系，由公司财务部门委托香港达利集团对外支付货物货款。供货商将货物邮寄至香港后，由香港达利集团下属的公司将相关辅料、配件等通过快递方式邮寄至境内或由公司人员携带至境内，或由供货商直接将辅料寄给达利公司业务员。在此过程中，达利公司未依法向海关申报所涉辅料、配件的货物性质，也未依法缴纳进口环节税款。期间，被告单位达利公司以上述方式走私进口生产辅料价值人民币1.3亿余元，偷逃税款人民币27114781.43元。
被告人连乙文在上述期间任香港达利集团财务总监，通过其主管的香港达利集团财务部门帮助达利公司完成对外支付货款，且其在2011年1月至2013年4月期间兼任某公司总经理，任职期间维系了达利公司通过国际快递等方式运送生产辅料及配件入境的方法。任某公司总经理期间参与走私偷逃税款人民币7963762.92元。
2014年12月14日，达利公司向绍兴海关缉私分局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万元。被告人连乙文于2015年2月10日被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认定达利公司走私辅料、配件行为的证据：
第一部分：关于进口配件的证据。
1、证人林某1（达利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达利公司是香港达利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1年，公司下设印染中心、梳织服装中心、针织服装中心三个中心，均为内设机构。2010年至2013年，连乙文负责达利中国的工作。印染中心所需部分喷头由我及陈某2等员工从香港随身携带至内地，总计约30个，这部分喷头是没有向海关申报并缴税的，相应付款申请书由我签字后电邮给香港达利集团财务部。
2、证人冯某1（达利公司印染中心采购员）的证言，证明：我于2009年开始担任印染中心采购员，进口零配件由国内开出采购申请单后由公司财务委托香港达利集团代为对外付款，喷头等零配件由林某1等公司人员从香港随身携带到公司，或者通过DHL快递进口，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共28个喷头以上述方式进入达利公司。
3、证人朱某（达利公司印染中心财务部会计）的证言，证明：我于2010年开始担任印染中心财务部会计，印染中心进口零配件对外国供货商支付货款的情况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由达利公司的财务部门对外付汇，另一种是由达利公司委托香港达利集团对外付款，这部分货物没有正常报关。
4、证人唐某（达利公司印染中心财务部经理）的证言，证明：印染中心所需设备零配件从国外购买，由国外供货商通过快递邮寄到公司，或者由公司人员从香港带回达利公司，上述情形下，相关费用由达利公司委托香港达利集团对外付款。以快递邮寄的零配件在快递公司向海关申报或者快递被海关扣住的情况下会缴税，其他情况下则未缴税。
第二部分：关于进口辅料的证据。
1、证人陈某1（达利公司针织中心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达利公司下属印染、针织和服装三个中心，我2007年到针织中心工作，后负责财务和人力资源。针织中心所需挂牌、唛头、纽扣等辅料主要是由香港达利集团采购以邮寄方式寄到达利公司，并由香港公司支付辅料款，邮寄的辅料没有报关，仅有一小部分由快递公司报关缴税，这些辅料被针织中心用以制作成品后销售，委托香港达利支付款项后，达利公司没有归还款项给香港达利，且相关的款项做在香港达利的财务账目上。对于进口辅料是否报关，针织中心没有明确规定，但历年做法都是以快递邮寄。
2、证人梁某1（达利公司服装中心CEO）的证言，证明：服装中心一直以快递方式进口辅料，且没有报关缴税，我在2008年进入达利公司后，也一直延续以前的做法。以快递进口的辅料，达利公司将委托付款书等单证交给香港达利集团并委托其付款。用这些辅料制作的成衣绝大部分出口销售给香港达利集团，在出口时对于辅料的价格不计算在成衣价格里，出口申报的成衣价格也不包含辅料的价格。
3、证人李某（达利公司服装中心采购部经理）的证言，证明：服装中心的辅料来源分内地直接采购和国外进口，国外进口的辅料有的是报关进口，有的则由供应商直接通过快递邮寄给公司业务员或寄到仓库，通过快递进口的辅料有唛头、挂牌、钮扣、丝带等，与我们长期合作的快递公司主要是顺风和DHL，货款由香港达利集团为我们支付。公司未告知快递公司所邮寄的辅料是需要申报和缴税的生产货物，在与境外供应商确定辅料价格时并未包含税款，缴税应当由达利公司负责。
4、证人彭某（达利公司服装中心财务总监）的证言，证明：达利公司通过香港达利集团向国外付款购买辅料，供货商将辅料以快递方式邮寄至国内，但邮寄过程中未报关缴税，且相关费用记在香港公司财务账上，达利公司并未与香港达利集团结算过，因为辅料都是香港达利集团采购的，服装中心销售成品给达利公司时，相应的辅料成本没有核算在销售价格中。
5、证人熊某、周某1、游某、沈某、王某1、杜某、万某、余某的证言及各自经办的进口辅料业务汇总表、寄件凭证；证人赵某、黄某1、冯某2、黄某2、姜某、兰某、梁某2、罗某、莫某、桑某、孙某、王某2、於伟芳、张某、徐某、毛某、陈某2的证言及各自经办的辅料业务汇总表，证明：上述证人系达利公司服装中心采购部采购员或仓储部经理、营业部客户经理、跟单员，证明，2004年以来，达利公司以快递方式进口橡根、唛头、吊牌、纽扣等辅料，相关税费由香港达利集团代付，大部分辅料未报关缴税。辅料业务汇总表、寄件凭证证明，2009年至2014年期间，由上述证人经办的快递进口辅料的税费支付情况，相关税、费由香港达利集团支付给国外供货商，大部分货物未报关纳税。
6、证人刘某（原系达利公司副总经理、驻杭州财务部财务主管、印染中心财务总监）的证言，证明：达利公司进口辅料由香港达利集团下属的位于香港的公司对外支付货款，因所涉货物没有报关进口，只能由香港达利集团支付。
7、证人陈某3（顺风速运有限公司杭州口岸关务客服主管）的证言，证明：达利公司快递的清关手续由我负责的组办理，该公司每年有大量的境外包裹以快件邮包名义入境，达利公司从未主动向我们说明包裹内为进口货物，也未提交说明货物性质的资料。如果包裹被查扣要求补税，便由我通知顺丰香港的客服，再联系达利公司，相关运费、税费，由我公司向达利公司收取。顺风公司每天要处理数量庞大的邮寄包裹，如果客户不主动说明并提供完整资料，我公司无法主动为客户以商品名义报关缴税。
8、证人林某2（香港达利集团董事会主席）的证言，证明：公司存在让供货商将辅料直接送到国内且未向海关申报的情况。
9、证人林某3（曾某公司法人代表兼董事长）的证言，证明：连乙文、林某1先后担任达利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公司有通过快递方式进口标签、吊牌等的情况。
10、证人吴某（达利公司服装中心财务部经理）的证言，证明：服装中心用进口辅料所制作的成衣大部分用以出口，小部分用以内销。
11、被告人连乙文的供述，证明：香港达利集团接受海外客户的服装订单后交给达利公司，由达利公司服装、针织中心生产服装后再销售给海外客户，这些订单所需的部分辅料通过快递进口，且没有报关缴税，达利公司将相关付款委托书交给香港达利集团驻杭州财务部，由香港达利集团付款给国外辅料供应商，账也作在香港A账上。此外，达利公司还有通过员工随身携带方式进口辅料的行为。我从达利公司离职后，和刘某等人一起向杭州海关举报达利公司以快递、随身携带等方式不报关进口辅料、印染配件的行为，我还向海关递交过举报信。
综合分析上述证据，证明达利公司隐瞒进口辅料、配件的生产货物性质，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以快递或人身携带方式进口相关货物。
（二）认定连乙文职责权限的证据：
1、公司变更登记信息情况、公司章程、关于达利公司的相关信息、任职通告、聘任书、岗位说明书、达利公司出具的连乙文员工资料，证明：公司经营范围，企业法定代表人、公司总经理等人员的任职情况及职权。连乙文于2001年5月26日晋升为财务总监；2010年12月至2013年8月兼任某公司总经理，2014年5月4日离职。章程规定，总经理职权包括组织领导本公司的日常生产及经营管理工作，财务总监职责为安排整个公司的财务工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并做财务执行，协助香港财务工作。
2、达利公司管理例会会议记录，证明：2012年4月18日、2013年3月22日，连乙文曾在公司例会上对选取邮寄辅料的快递公司进行讨论。
3、证人刘某（原系达利公司副总经理、驻杭州财务部财务主管、印染中心财务总监）的证言，证明：我自1999年进入香港达利集团工作，2001年直至我离开公司，一直在达利公司工作，担任香港达利集团驻杭州财务部的财务主管，后升任某公司副总经理。连乙文曾担任过达利公司的总经理、财务总监，直至2014年离职，他一直负责香港达利集团本部的财务工作。
达利公司的总经理职责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费某担任总经理期间，他负责全面管理整个达利公司，但在后期，其职权被削弱，仅有管理达利公司总部的权利，各个中心分别由各自的CEO独立管理，不向费某负责，向香港达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林某2直接汇报；第二阶段是连乙文担任总经理期间，他仅承接了费某后期的总经理职责，负责行政和对外关系；第三阶段是林某1担任总经理期间，他承接了连乙文的总经理职责，负责行政和对外关系，同时担任印染中心总经理。
达利公司对外采购付款先由达利公司各营利中心与供货商洽谈业务签订合同，再将付款委托书交给驻杭州财务部，驻杭州财务部将委托书交给香港达利集团总部财务部，后由香港达利集团下属的位于香港的公司对国外供货商支付货款。
4、证人彭某（达利公司服装中心财务总监）的证言，证明：2004年，我进入香港达利集团工作，当时连乙文就是集团财务的负责人，直至2014年离开，他一直负责集团财务，2011年至2013年，连乙文还担任过达利公司的总经理。香港达利集团还有个驻杭州财务部，主要负责处理达利公司与香港达利集团及下属公司的财务事宜，服装中心委托香港达利集团支付快递进口辅料的委托付款书就是交给驻杭州财务部的，直至2013年，该部的负责人一直是刘某，该部对达利集团财务负责人负责。
5、证人唐某（达利公司印染中心财务部经理）的证言，证明：2002年，我进入达利公司，当时连乙文已负责管理达利集团的财务，2011年至2013年，连乙文还兼任某公司的总经理。印染中心的零配件在进口前，付款审批单等单据由采购部经理、我及林某1依次签字后提交至达利集团驻杭州财务部，同时提交的还有林某1签字确认的付款委托书，最后财务部门会委托香港总公司代为对外付款。达利集团驻杭州财务部的负责人是刘某，该部门是对连乙文负责的。
6、证人梁某1（达利公司服装中心CEO）的证言，证明：连乙文及其助手刘某、尚某等一直管理达利公司的财务工作，2011年至2013年，连乙文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人力资源、进出口及行政管理等。达利公司下的服装、印染、针织三个中心不是独立法人，但独立营运、核算，每月会将有关经营情况的财务报表上报至达利公司财务部门，再由达利公司财务部门汇总后交给公司总经理以了解整个公司的经营情况。
7、证人陈某1（达利公司针织中心总经理）的证言，证明：进口辅料的审批流程是业务跟单员提出申请，经营业经理签字同意，财务审核，最后由CEO或总经理签批，后由香港达利支付款项。我每个月会把达利针织财务资料合并后给达利针织的CEO、总经理及香港达利的财务部门。另证明，连乙文是香港达利集团的财务总监，负责整个达利集团的财务，2010年至2013年期间，兼任某公司总经理，负责管理整个达利集团的运营。达利针织财务部门会定期将委托香港付款的资料提交给香港达利驻杭州财务部门，该部门主要负责处理达利公司与香港达利集团及下属公司的财务事宜，针织中心快递进口辅料委托香港达利对外付款的委托付款书直接交给驻香港财务部，驻杭州财务部的负责人为连乙文或刘某。
8、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连乙文曾某公司总经理。公司收到快递辅料后，将供应商提供的用款审批单、仓库入库单、采购单、发票等交给财务部门，由财务部门安排付款，用款审批单要经过业务员、采购部经理、财务经理和财务总监逐级签字。
9、证人费某（达利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连乙文一直任香港达利集团的财务总监，包括管理达利公司与香港达利集团的财务往来，2010年底兼任某公司总经理。
10、被告人连乙文的供述，证明：1997年我进入香港达利集团任财务经理，次年任财务总监，财务总监的主要职责是管理香港达利集团的财务工作，包括资金的安排、总账等。达利公司是香港达利集团在大陆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做香港达利集团交过来的海外服装订单，包括生产和销售。2011年1月至2013年4月，我曾兼任某公司的总经理，直接对集团董事长林某2负责。
综合分析上述证据，连乙文曾于2011年1月至2013年4月期间任某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香港达利集团的财务总监，基于其双重职位，其不仅为走私活动提供财务帮助，同时，在任某公司总经理期间，还组织、指挥达利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案书证与连乙文等人言辞证据对于连乙文任总经理时间描述不一，书证证明的时间略长，鉴于连乙文总经理任职时间与其犯罪金额直接相关，采信其有关实际任职时间的供述，对其做出有利的就低认定。
（三）认定达利公司走私金额的证据：
1、杭州海关绍关税核字（2015）0023、0030、0029、0025号核定证明书，证明：达利公司走私普通货物合计偷逃税额共计27114781.43元。
2、达利公司情况说明、达利公司顺风速递登记表、快递报关资料、快递费资料、航空快件资料，证明：达利公司以国际快递方式所进口服装辅料的种类、邮寄记录。2009年至2014年，达利针织通过快递公司邮寄辅料时，部分被海关查获，后补缴关税及手续费等。
3、达利集团财务资料、香港财务资料，证明：达利公司委托香港达利集团代为支付辅料款、配件款等。公司通过快递邮寄辅料的过程中有部分被海关查扣，后补缴了税款和货款。另证明，喷头曾由私人携带进关且并未报关。
4、仓库入库账、库存商品明细账，证明：达利公司通过快递方式所邮寄辅料的入库情况及库存情况。
综合分析上述证据，达利公司犯罪金额计27114781.43元，连乙文任总经理期间（2011年1月至2013年4月）所涉金额计7963762.92元。
（四）其他证据：
1、调取证据通知书、财务单证资料、快递资料，证明：相关书证的证据来源。
2、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明：2014年11月21日，侦查人员对达利公司进行搜查，并扣押相关合同、财务资料。
3、查扣的涉案财物性质说明表、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明：绍兴海关缉私分局从达利公司查扣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万元。
4、身份证、港澳通行证，证明：被告人连乙文的身份情况。
5、抓获经过，证明：2015年2月10日，侦查人员在杭州市萧山机场抓获连乙文。
关于各辩护人提出的共性意见，经查：
1、达利公司有向海关申报并缴纳税款的义务。《海关法》第9条规定，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所有人需办理报关纳税手续；第24条进一步明确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第35条规定，进口货物应当由收货人在货物的进境地海关办理海关手续。达利公司多名业务人员证明，涉案辅料、配件经公司业务部门批准后对外购买，并最终使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中，鉴于此，达利公司作为涉案辅料、配件的收货人、所有人具有报关纳税的义务，辩护人认为达利公司无报关纳税义务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2、达利公司未依法委托报关。本案中，涉案辅料交由快递公司承运，根据《海关法》第10条的规定，在委托报关情形下，委托人有如实提供货物情况的义务。在案证据证明，达利公司有意隐瞒物品的货物性质。首先，负责达利公司快递业务的顺风快递工作人员陈某3、达利公司服装中心采购经理李某、辅料主管王某1等多名管理人员均证明，达利公司未向快递公司说明包裹内物品性质为需要缴纳税款的生产货物，上述证言直接证明达利公司没有主动履行如实描述的义务。其次，达利公司长期以零散进口的方式采购辅料，且服装、针织中心多名业务员、经理的证言证明，涉案走私快件收货人大部分为业务员个人，而非达利公司。此种化整为零、以个人为收件人的进口方式也使快递公司难以察觉所承运的为货物类进出境快件。此外，在案快递单据虽载明了物品的种类、数量等基本信息，但均系对物品基本情况的简单描述，无法从中得知物品用途。鉴于此，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达利公司隐瞒涉案辅料的生产货物性质，辩护人认为达利公司已向快递公司履行如实提供货物情况义务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3、达利公司的走私行为既遂后，是否存在可申请退税的情形，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虚假申报方式走私，申报行为实施完毕的即为走私既遂。鉴于此，涉案辅料入关后的流向、是否存在申请退税的情形，与本案定罪无关。
4、达利公司主观上有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故意，主要体现于如下两方面：首先，付款方式异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案辅料、零配件所涉货款均应通过外汇付款，而达利公司则避开外汇渠道，为逃避监管通过香港达利集团支付相关货款。其次，2006年至2014年期间，达利公司用以走私辅料的部分快件在邮寄过程中曾多次被海关查扣并被要求补缴税款。鉴于此，足以认定达利公司有走私故意。
此外，对于辩护人提出达利公司主观上没有牟利目的意见，经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并不以牟利目的为构成要件，海关总署《关于认定走私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亦明确，“以牟利为目的”不是构成走私行为的必要条件，鉴于此，达利公司是否从其走私行为中牟利，与本案定罪无关。
关于被告单位达利公司第一辩护人认为核定证明书计核税款有误致犯罪金额认定不当的意见，经查：1、海关核定证明书仅针对境外走私入内的辅料。在案单证证明，涉案辅料产地均在境外，且系国外品牌。此外，上述货物均通过香港达利集团对外付款。鉴于此，足以排除境内购买辅料被列入的情形。2、核定证明书虽没有体现不同辅料税率之差别，但所采用的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最低综合税率标准，系有利于被告人的就低认定。
关于被告单位达利公司第二辩护人认为达利公司通过员工携带喷头的行为未达到追诉标准，不构成犯罪的意见，经查，根据《刑法》第153条第三款规定，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的偷逃应缴税额计算。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人连乙文第一辩护人认为连乙文不具备走私故意的意见，经查：连乙文主观上明知达利公司以快递或人身携带走私的行为。连乙文的供述均直接证明其明知达利公司存在上述行为，虽部分供述对于是否明知快递报关存在反复，但对于明知付款方式异常的供述稳定一致，且证人刘某等人的证言能与其供述相印证。此外，连乙文处于达利公司总经理及香港达利集团财务总监的职位，其岗位职责决定其主管及经手涉案辅料货款的支付。鉴于此，足以认定连乙文主观上具有走私故意。
关于被告人连乙文第二辩护人认为连乙文系自首的意见，经查，连乙文不构成自首，主要理由如下：（1）连乙文系被动归案。抓获经过说明证明连乙文系被抓获归案。（2）单位自首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虽规定在单位自首的前提下，责任人员如实交代即可认定为自首，但本案显然不存在单位集体决定自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首等单位自首情形。鉴于此，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及其主管人员被告人连乙文，逃避海关监督，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
被告人连乙文在任总经理期间，全面管理达利公司的日常经营，负有组织、指挥作用，辩护人认为其系从犯的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达利（中国）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八百万元（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连乙文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O一五年二月十日起至二O二五年二月九日止）；
三、扣押在绍兴海关缉私分局的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27114781.43元由扣押单位没收并抵扣税款，其余金额抵扣罚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 莹
代理审判员 翟金源
人民陪审员 龚乾余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任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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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