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2民终4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玉芳，女，196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中爽，湖北申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浩运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工业园河西大道101号。
法定代表人：袁跃明，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定元，男，196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上诉人马玉芳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浩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浩运公司）、胡定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203民初181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材料进行了阅卷，并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马玉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在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2017年7月26日《股东会决议》、胡定元、袁跃明（共同）与上诉人马玉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湖北浩运公司应当履行更变股权义务。原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203民初1033号《民事调解书》履行中的和解协议，因与该《民事调解书》内容相悖而无效，没有任何依据。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定元于2016年11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湖北浩运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作为一个整体，其性质是和解协议，并认定因马玉芳《股权转让协议》因没有履行而导致无效，显然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其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湖北浩运新材料有限公司辩称：1、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7月26日《股东会决议》均无效。在此之前，袁跃明与袁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胡定元持有湖北浩运公司33%股权转让给袁野，并形成相关股东会决议。袁野因此支付了股权转让税费，并于2017年9月27日向湖北浩运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60万元。2、胡定元于2016年11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湖北浩运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是《民事调解书》履行过程中的和解协议，不因没有履行而导致无效。
被上诉人胡定元辩称：其根据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203民初1033号《民事调解书》的规定和袁跃明的要求转让股权。2017年7月26日与马玉芳《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转让最后一份协议，应袁跃明要求签订。在签订马玉芳《股权转让协议》时，袁跃明确认之前《股权转让协议》已全部销毁，故认为2017年7月26日与马玉芳《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的。
马玉芳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与胡定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判令湖北浩运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其持有的湖北浩运公司33%股权变更为50%；3、由湖北浩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30日，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胡定元诉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合同纠纷一案中，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制作了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203民初1033号《民事调解书》。规定：1、由湖北浩运公司在规定期限向胡定元支付其33%股权出资额330万元及相应利息，袁跃明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胡定元与袁跃明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应袁跃明的要求，在10个工作日内无条件配合办理其持有湖北浩运公司33%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3、其他。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2017年7月26日，胡定元接受马玉芳、袁跃明的邀约，一同来到工商登记机关，并按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的要求，与马玉芳、袁跃明分别（共同）签订了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其中，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甲方（胡定元）将其持有的湖北浩运公司17%的股权转让给乙方（马玉芳）；2、甲、乙双方（胡定元、马玉芳）签字后本协议生效；”袁跃明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甲方（胡定元）将其持有的湖北浩运公司16%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袁跃明）；2、甲、乙双方（胡定元、袁跃明）签字后本协议生效；”《股东会决议》决定：同意胡定元将其持有的湖北浩运公司17%的股权转让给马玉芳，16%的股权转让给袁跃明，不再享有公司股东权益。签订上述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股东会决议》后，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要求与马玉芳另行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因马玉芳表示对合作经营事宜需要继续协商，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收取了上述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股东会决议》原件，当场拒绝按照上述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股东会决议》的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而成讼。
另认定，湖北浩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马玉芳为公司监事，持股33%，袁跃明为公司执行董事，持股34%，胡定元持股33%。
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湖北浩运公司、胡定元是否应当配合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
马玉芳认为，其与胡定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成立、有效，湖北浩运公司、胡定元应当配合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胡定元虽然退出了湖北浩运公司的经营活动，但其持有的湖北浩运公司股权没有办理变更登记，依法仍为湖北浩运公司股东，对其依法持有的股权有权转让，且其股权转让行为得到了湖北浩运公司股东会的通过，是合法有效的。虽然其只能提供《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复印件，但不能否定该复印件记载的股权转让的事实成立。其不同意与袁跃明另行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不影响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时，案外人袁野也一直在场，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也不影响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由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均合法成立有效，湖北浩运公司、胡定元应当按照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的规定，及时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湖北浩运公司认为，马玉芳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湖北浩运公司不应当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首先，2016年11月21日，马玉芳已将其持有的湖北浩运公司股权转让袁跃明，不再具有湖北浩运公司股东资格；其次，2017年3月15日，胡定元已经将其持有的湖北浩运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袁野，未经袁野同意，胡定元将其股权再次转让，应当认定无效；第三，马玉芳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均系复印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原因是由于袁跃明明确表示：因马玉芳不同意与袁跃明另行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作废；此外，湖北浩运公司也没有替马玉芳垫付股权转让款170万元的义务。因此，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第三人胡定元认为，根据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203民初1033号《民事调解书》的规定，其按照袁跃明的要求，签订了多份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7月26日，其与马玉芳、袁跃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要求袁跃明退还以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退还了一部分，并表示其他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销毁。因此，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唯一的，也是有效的。至于配合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事宜，愿意服从法院的判决。
原审法院认为，一、马玉芳与胡定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的事实成立。理由是，在审庭过程中，马玉芳、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胡定元陈述的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与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的过程，和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的《股权转让协议》与2017年7月26日《股东会决议》的复印件互相印证，证明了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的设立、内容以及相应的原件由湖北浩运公司持有等事实，而湖北浩运公司又没有提供相应的原件进行反驳。因此，对上述二份《股权转让协议》和一份《股东会决议》设立的事实和记载的内容，应当认定。
二、马玉芳与胡定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与胡定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作为一个整体，其性质是和解协议。理由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203民初1033号《民事调解书》规定，胡定元为湖北浩运公司33%股权的转让方，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为回购（受让）方，胡定元负有按照《民事调解书》的规定，配合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办理股权回购（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的法定义务：由湖北浩运公司依法核减相应的注册资金，或由袁跃明依法增持公司相应的股权。因此，2017年7月26日，马玉芳、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胡定元经协商一致，签订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时，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胡定元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胡定元按个人意愿对其持有的33%股权再次做出处分：将其中17%的股权转让给马玉芳，16%转让给袁跃明，而是变更履行上述《民事调解书》规定的股权回购（转让）权利义务：由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回购（受让）胡定元33%股权变更为，由马玉芳、袁跃明受让胡定元17%、16%的股权。而马玉芳对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胡定元的真实意思表示亦应当是知情的：1、马玉芳是湖北浩运公司监事、三大股东之一，对法院调解规定的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与胡定元之间的股权回购（转让）有权知道，且具有相应的表决权；2、2017年7月26日，马玉芳按照袁跃明的要求，邀约胡定元到工商行政机关签订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当日的《股东会决议》,对签订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股东会决议》的原因、过程应当知晓；3、胡定元向马玉芳转让17%的股权，没有要求马玉芳支付对价，马玉芳也没有向胡定元支付对价，马玉芳应当知道不支付对价的原因。因此，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是马玉芳、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胡定元三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变更履行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规定的股权回购（转让）权利义务为上述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股东会决议》共同确定的权利义务。因此，上述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股东会决议》构成一个整体，在性质上，是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与胡定元在履行《民事调解书》过程中，与马玉芳共同达成的和解协议。
三、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没有履行而归于无效。理由是，依照在执行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达成的和解协议，一方不履行时，另一方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即使是在执行过程中，在法院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虽然依法设立，但如果没有履行，也不具有变更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因此，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胡定元在履行《民事调解书》过程中，与马玉芳达成的和解协议：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虽然依法设立，但因没有履行，当然不具有变更履行《民事调解书》的效力，整体为无效的和解协议，对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胡定元均没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所述，马玉芳与胡定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与胡定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7年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的事实成立；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性质是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胡定元在履行《民事调解书》过程中，和马玉芳达成的和解协议；上述和解协议因没有履行，没有产生变更履行《民事调解书》的效力，没有法律约束力，应当认定无效。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与胡定元之间的股权回购（转让），应当恢复按照《民事调解书》的规定执行。据此，马玉芳要求确认其与胡定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要求湖北浩运公司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马玉芳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争议焦点为：1、马玉芳与胡定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2、湖北浩运公司应否将马玉芳持有的湖北浩运公司由33%股权变更为50%，并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本院作如下评述：
一、马玉芳与胡定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马玉芳虽未能提供《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但各方当事人均能证实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袁跃明与马玉芳未能就该协议之外的其他事项达成一致，袁跃明收回了仅有一份的各方当事人已经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依据上述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从《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看，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应为有效。故马玉芳请求确认2017年7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二、湖北浩运公司应否将马玉芳持有的湖北浩运公司由33%股权变更为50%，并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马玉芳与胡定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湖北浩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是湖北浩运公司在履行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203民初1033号《民事调解书》执行中所签订的协议。该《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为：胡定元为湖北浩运公司33%股权的转让方，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为回购（受让）方，胡定元负有按照《民事调解书》的规定，配合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办理股权回购（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的法定义务；由湖北浩运公司依法核减相应的注册资金，或由袁跃明依法增持公司相应的股权。2017年7月26日马玉芳、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胡定元所签订马玉芳的《股权转让协议》、袁跃明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将胡定元17%的股权转让给马玉芳，16%转让给袁跃明，变更履行了上述《民事调解书》规定的股权回购（转让）权利义务，即由湖北浩运公司（袁跃明）回购（受让）胡定元33%股权变更为马玉芳、袁跃明受让胡定元17%、16%的股权。由于湖北浩运公司未履行上述协议，胡定元申请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且原审法院已经恢复执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规定，现马玉芳要求继续履行在执行中达成的未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是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与上述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马玉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马玉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严云峰
审判员 童 威
审判员 曹晓燕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彭娇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