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13民终7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绍玉，男，195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华玲(系刘绍玉儿媳)，女，197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随县。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其明，随州市曾都区西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世普，男，196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湖北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随县万和镇峰山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刘念，主任。上诉人刘绍玉因与被上诉人刘世普、随县万和镇峰山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峰山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7）鄂1321民初1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绍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华玲、万其明，被上诉人刘世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被上诉人峰山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刘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绍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驳回起诉。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随县人民法院（2015）鄂1321民再1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刘绍清生前与原峰山大队四大队签订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已于期满后终止。合同期满后，刘世普没有与峰山村委会签订新的合同。刘世普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应由依法取得承包经营权的权益人享有经营和取得收益的权利。其次，鉴于原承包人刘绍清去世、宋桂兰改嫁的特殊情况，峰山村委会为完成刘绍清家庭负担的税费，经峰山大队组织四组全体领导小组成员和全组户主召开会议，决定将刘绍清承包的责任山、责任田分给上诉人，并没有对组农户责任山、责任田进行大调整。第三，对于宋桂兰改嫁后，全家户口迁出峰山村四组的情况，峰山村委会有权重新收回责任山、责任田，重新发包。2、本案涉案土地的重新发包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现任村委会对此也予以认可。3、虽然随县人民法院（2015）鄂1321民再1号民事判决确认宋桂兰与刘世普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但转让菜园和自留山是无效的，没有经过峰山村委会同意。刘世普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客观、不真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峰山村委会辩称，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是上一届村委会经办的，经核实实际情况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致。刘世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峰山村委会与刘绍玉签订的编号为108211009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为无效合同。2、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世普、刘绍玉均系随县万和镇峰山村四组村民。1982年3月24日，刘世普的叔叔刘绍清承包经营位于峰山村大队（现随县万和镇峰山村）七亩田岩的37亩责任山，双方签订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对责任报酬、林木收益分成比例约定“一定15年不变”。刘绍清未办理林权证。1983年8月18日，刘绍清因故去世。1986年2月11日,刘绍清的妻子宋桂兰在时任村支部书记宋万贵见证下，与刘世普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将其位于峰山大队四队潭河湾的房屋、菜园、自留山、责任山、树木全部转让给刘世普，价格为捌佰伍拾元整。2009年下半年，为落实湖北省省委、省政府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意见，峰山村委会与刘绍玉签订《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林改合同号108211009），约定将位于三口堰的18.7亩林地发包给刘绍玉家庭承包经营，承包期自2009年元月1日至2078年12月31日，合同加盖峰山村委会公章，峰山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刘伯超及刘绍玉签字均由他人代签，且未填写签订日期。2010年9月21日，随县林业局根据刘绍玉的申请，依据《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经峰山村委会、随县万和镇人民政府签章同意，随县林业局万和林业管理站现场勘测，报经随县人民政府同意，制发随县林权证字（2010）第044203号林权证，该证上载明：林权所有人为刘方、李亚英、刘绍玉共有。2014年4月22日，刘世普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与宋桂兰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随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8日作出(2014)鄂随县民初字第00677号民事判决，确认刘世普与宋桂兰于1986年2月11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该案后经随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并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2015)鄂1321民再1号民事判决，维持(2014)鄂随县民初字第00677号民事判决。刘世普、峰山村委会、刘绍玉庭审中一致认可讼争林地即合同号为108211009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所指向的土地范围四至均包含在原刘绍清承包的位于七亩田岩的责任山范围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刘绍清生前与原峰山大队四队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签订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在责任报酬及奖惩方法部分约定林木经营收益比例分成“一定15年不变”，鉴于林业生产责任制的特点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林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故前述对林地承包经营收益比例分成的期限的约定应视为对承包期限的约定，刘绍清对讼争林地的第一轮承包期限为十五年，于1997年3月23日到期。前述合同签订时，法律尚未对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作出明确规定，该期限约定合法有效。刘绍清去世后，其妻宋桂兰作为家庭成员享有对讼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宋桂兰将讼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通过转让的方式流转至刘世普，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刘世普对讼争林地的第一轮承包经营权亦于1997年3月23日到期。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1995年3月28日颁布）中明确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1997年8月27日颁布）中规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承包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根据上述政策精神，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指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是续包和延包性质，而非重新发包，农户承包地的调整须履行严格的民主议定程序和办理审批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之规定，刘世普对讼争林地的第一轮承包期届满时应当适用上述政策规定。峰山村委会未提交证据证实在第一轮承包期限届满后刘世普明确表示放弃继续承包讼争林地，或已履行民主议定和审批程序对讼争林地的承包进行调整，故其在刘世普二轮承包期内将讼争林地另行发包给刘绍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关于承包期内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的规定。同时,峰山村委会和刘绍玉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关于土地承包应当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刘世普请求确认峰山村委会与刘绍玉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峰山村委会与刘绍玉签订的编号为108211009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峰山村委会、刘绍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绍玉提交了三组证据，其他当事人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峰山村委会与刘绍玉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效力的诉讼，因此，刘世普与宋桂兰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以及该协议到期后是否享有延包的权利，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本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确认该合同的效力。刘绍玉还向本院申请对宋桂兰与刘世普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进行鉴定，因庭审时，刘世普已自认原始协议由于房屋漏水致无法识别，其提交给法院的协议是2009年其找到宋桂兰又誊写的，故刘绍玉申请对该协议的纸张及笔迹是否系1986年书写的进行鉴定已无实际意义，且该协议效力与本案合同效力认定无关，故对其鉴定请求，本院不予准许。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基本事实属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该法第十九条还规定，“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上述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的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案中，无论是峰山村委会，还是刘绍玉，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编号为108211009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履行了上述法律规定的土地承包程序，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法律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峰山村委会与刘绍玉签订的编号为108211009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一审判决确认合同无效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刘绍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不予支持；原判适用法律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刘绍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明审判员 尚晓雯审判员 王 耀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杨昆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