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鲁15民终23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聊城少年军校，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嘉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于瑞祥，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强，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延宽，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文昌高级中学，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昌润路南首路西。
法定代表人甄乐忠，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邦，男，196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聊城市法律服务维权协会法务部副主任，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上诉人山东聊城少年军校（以下简称少年军校）因与被上诉人聊城文昌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文昌中学）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少年军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不应退还156606.8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1、2013年8月20日，上诉人与聊城市东昌府区育英中学（以下简称育英中学）签订的办学租赁协议书，被上诉人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被上诉人与育英中学均为合法存在的两个不同主体，被上诉人对本案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故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教育部门颁发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民政部门颁发给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均记载上诉人的名称为聊城少年军校，并非山东聊城少年军校。山东聊城少年军校并非民事诉讼法上的适格被告，被上诉人起诉山东聊城少年军校系错列主体，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时提出后，被上诉人并没有要求变更，故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假设认定被上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应支付的租赁费计算有误。1、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在2014-2015年度学生人数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在2014-2015年度学生人数应为450人，因为签订租赁协议时是以450人为基础计算的。被上诉人主张学生人数减少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学籍证明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仅凭借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账薄，认定被上诉人学生人数上学期为425人，下学期为377人与客观实际不符，应予纠正。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租赁物品的毁损价值认定有误。被上诉人在退场时，双方派员共同对门窗、玻璃、床铺、桌凳等损毁物品进行了统计，尽管当时没有对毁损价值进行注明，但是上诉人根据损坏程度和成本计算的损失数额为131544元符合客观实际。一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认可的3155元，据以认定租赁物品的毁损价值为3155元与客观实际不符，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文昌中学辩称：第一，被上诉人是适格的原告，被上诉人最初曾经以育英中学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协议，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也曾经用聊城四中分校的名义与上诉人来往，但是这些实际上主体都是一家，也就是说聊城四中先是借育英中学的名义办学，后来又借文昌中学的名义办学，实质上的主体是同一的，从法律上来说，一审也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无论是育英中学还是聊城四中都将本案涉及的权利义务，最终完全转移给文昌中学，所以原告以文昌中学的名义起诉，不存在任何主体问题。第二，上诉人有聊城市民政局档案材料，足以证明上诉人使用山东聊城少年军校的名称，也使用聊城少年军校的名称，至今其民政登记没有改变，所以被上诉人作为一审被告也不存在错列问题。第三，双方在学生人数上有分歧，但是被告对自己主张的人数没有证据，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能够拿出原始的学生入学交费记账凭证及账本予以证明，所以被上诉人主张的学生人数被一审法院认定是正确的。第四，关于损坏物品价值的认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主张的物品价值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作为权利主张人应当主动出示证据，在不能出示的情况下，法院的认定没有错误。
文昌中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预付租金暂计242551.8元；2、被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自2014年6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上述应返还租金的利息；3、被告赔偿原告因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其他损失2万元；4、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对第一项诉讼标的变更为178166.8元，将第二项诉讼请求明确为：利息自搬离之日即2015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1至3年贷款即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聊城少年军校，又名山东聊城少年军校。2013年8月，聊城四中和育英学校联合办学，成立了聊城四中东校，即育英学校初中部，又称四中东校、四中分校，均未进行注册。2014年4月，又在租用的校舍以聊城文昌高级中学名义办学，以文昌中学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育英学校将联合办学期间的权利义务转由聊城四中享有或承担。聊城四中同意将与前述两个学校联合办学期间的权利义务转由文昌中学享有或承担，并同意以文昌中学名义起诉。聊城四中及育英学校不再向被告主张权利。2013年8月20日《办学协议书》首部“甲方”后使用的名称是：聊城四中东校（育英学校中学部），“乙方”后使用的名称是“聊城少年军校”；尾部“甲方”后加盖的是“育英学校初中部”的印章，“乙方”后加盖的是“山东聊城少年军校”的印章。王连义、王伟作为甲、乙双方的代表分别在合同尾部签名。《办学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租赁乙方校舍6年，自2013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7月20日止；甲方按每生每年850元支付乙方租赁费，按实际人数计算；甲方于暑假后开学一周内付当年租赁总额的50%，剩余50%于当年度第二学期开学一周内付清；乙方为甲方提供一套独立的高中部教学楼，安装独立电表，住宿楼由乙方负责；学生冬季取暖，被告按照规定收取学生的取暖费；甲方独立经营学生就餐，餐厅租赁费每月按学生生活费总收入的8%支付给乙方；乙方保障功能用房、教室、宿舍、办公室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及时对租赁校舍、水电、照明电器进行维修；原告使用的床铺、桌凳等教学用品，由于原告管理不善，损毁严重，双方另行协商。
协议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至2014年6月。经双方协商，此后由甲方向乙方预交租赁费。同年6月5日，甲方向乙方预交2014至2015学年度租赁费60万元。乙方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付款人：聊城四中，项目编码栏：场地租赁费，金额：￥600000.00。其上加盖“聊城少年军校收款专用章”。此后，乙方为将双方学生分开管理，设立隔离带，将安全出口锁闭，以及甲方学生校服等原因，双方发生争执。2014年11月13日，聊城少年军校办公室向育英学校初中部（原聊城四中分校）发出《终止联合办学意见》。其中载明：合同主体是育英学校，可是在被告单位大门口悬挂的牌子是聊城四中分校和文昌中学，被告并没有提出否定态度，给以积极配合；……我方提出终止双方办学协议，我方把多余的房租费退给贵方；等等。2014年11月28日，聊城市公安消防支队东昌府大队发出《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改正的行为，在第五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前进行了勾选。并载明具体问题：教学楼、四层五层宿舍东侧安全出口锁闭。甲方于2014至2015学年度下学期结束后撤离，将租用的房舍、物品、场地交还乙方。双方派员于2015年7月18日对租赁期间门窗、玻璃等物品损坏情况进行了清点、记录。关于应付乙方费用，根据甲方提供的由聊城少年军校出具的《文昌中学租赁少年军校租金结算表》（该表上加盖聊城少年军校的印章），甲方认可应付乙方餐厅管理费53653.2元、网费1200元、保安工资19800元，合计74653.2元。对于乙方2014至2015学年度应收租赁费、取暖费，物品损坏折款数额，及邹祥玺学费应由哪方承担，双方发生分歧。关于乙方应收租赁费，乙方主张在校人数450人，每人每学年850元，应收382500元；甲方主张上学期440人，下学期377人，每人每学期按425元计算。乙方主张整个学年度按450人计算，其提交2013-2014学年度收取甲方租赁费收费收据4份以证明甲方在校学生人数，根据协议约定，每人每学年850元，每学期为425元，据此计算，上学期交费数181900元，应为428人；下学期交费数为177775元，应为418人。由此可以看出，乙方主张2014至2015学年度全学年均按450人计算，没有事实根据；同时也可以看出学生人数具有流动性，应按双方约定的“按实际人数计算”。原告提交的账簿虽然系单方制作，但其是原始的，且连续完整，对其效力应予确认。据此，原告2014-2015学年度上学期在校人数为440人，下学期人数为377人。据此，原告应付租金347225元。关于取暖费，双方对原定每人收取40元标准没有异议，原告主张，因被告晚上不供暖故应减半收取，即按每人20元标准计算，对此，被告不认可，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按被告主张的40元计算。关于住宿生人数，原告主张按359人计算，被告主张350人，根据原告账簿记载，人数应为359人，故应认定为359人。据此，应付被告取暖费14360元。关于邹翔玺学费问题。邹翔玺是被告方招的学生，在原告处上学，学费交给了被告，抵顶了原告应交的租金。后因邹祥玺转学，被告退还其所交学费4000元。该款应由原告承担。关于物品毁损价值的认定，在原告退出场地时，双方派员进行了统计，包括门窗玻璃、纱窗、门锁等，但未对价格进行商定。被告主张损失为131544元，原告仅认可3155元，诉讼期间，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称已将涉案校舍及场地另租他人，其也未提交证明其主张的有关证据。对于该损失，除原告认可的3155元可在本案扣除以外，对被告主张的其余部分双方可按约定“另行协商”，或待取得充分证据后，另行主张。综上，被告应退还原告租赁费156606.8元。双方于诉讼期间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案经调解，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有5个。一是双方主体资格问题。关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聊城四中及育英学校出具的证明，原告享有民事实体及诉讼权利，故被告所执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主体资格问题。被告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时备案印章印文为“山东聊城少年军校”，财务专用章之前却是“聊城少年军校”，民政部门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载明的是“聊城少年军校”；签订《办学协议书》时使用的是“山东聊城少年军校”的印章，在给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上加盖的收款专用章前，及其内设机构办公室出具《终止联合办学意见》加盖的印章，均冠以“聊城少年军校”，可见山东少年军校与聊城少年军校实为同一主体。被告所执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是双方所签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问题。因设立隔离带及原告学生校服问题，双方发生争执，被告也曾发出《终止联合办学意见》，双方在原告退出后共同派员对毁损物品进行了清点，说明双方已经以实际行为解除了协议。被告辩称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三是被告应返还原告款项金额问题。同前述分析意见，不再赘述。四是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利息问题。因双方未对被告应当返还款项的金额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诉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没有事实基础，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五、关于原告主张的由被告赔偿广告牌损失2万元问题。原告的此项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被告主体资格适格，原告诉求被告返还多收取的租赁费，应予支持。原告其他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山东聊城少年军校（即聊城少年军校）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原告聊城文昌高级中学156606.8元；二、驳回原告聊城文昌高级中学要求被告山东聊城少年军校（即聊城少年军校）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聊城文昌高级中学要求被告山东聊城少年军校（即聊城少年军校）赔偿损失2万元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聊城文昌高级中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38元，由原告聊城文昌高级中学负担2161元，由被告聊城少年军校负担3077元。
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文昌中学的法定代表人甄乐忠校长到庭参加诉讼，甄乐忠陈述:“本案起诉我不知道。”，文昌中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邦未否认。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本案中，被上诉人文昌中学起诉上诉人少年军校，文昌中学的法定代表人甄乐忠二审中明确表示对本案的起诉事宜并不知情，本案文昌中学的一、二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邦也未否认，经查阅一审王乐邦的授权委托书亦无文昌中学的法定代表人甄乐忠的签字或印章。综上，文昌中学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62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聊城文昌高级中学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238元，退还聊城文昌高级中学；上诉人山东聊城少年军校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432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石 鑫
审判员 孙久强
审判员 孔繁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