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年朝民初字第40979号
原告：宁中芳，女，1968年3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男，1957年11月2日出生，北京市浩盛律师事务所职员，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盾，男，1991年3月1日出生，北京人文大学法律系学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告：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44号。
法定代表人：马健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女，1981年12月20日出生，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44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金贵，男，1962年4月7日出生，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44号。
被告：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北五街5号。
法定代表人：刘载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士超，男，1985年10月12日生，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经理，住公司宿舍。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强，男，1983年12月26日生，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经理，住公司宿舍。
被告：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郭村村委会南200米。
法定代表人：白忠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淑华，女，1968年8月20日出生，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郭村村委会南200米。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海，男，1977年11月21日出生，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张东海，男，1977年11月21日出生，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
原告宁中芳（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河公司）、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城阳光公司）、张东海（以下称姓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新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江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士超、杨玉强，华城阳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淑华及张东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各被告赔偿1.医疗费2534.76元；2.残疾赔偿金114550元（按照2016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275*10%*20年）；3.误工费21000元（误工期150天*140元/天）；4.护理费13500元（护理期90天*150元/天）；5.营养费3000元（营养期60天*50元/天）；6.被扶养人生活费24871元；7.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住院24天*50元/天）；8.交通费1000元；9.鉴定费315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2日上午8点左右，原告在人民日报社大楼6层清洗幕墙时，从6层覆盖网格钢板的安全通道摔到5层的安全通道，造成受伤。主要原因是这一块钢板没有上螺丝，其他钢板都上了螺丝。张东海用自己的面包车将原告送到朝阳医院，医院要求交2万元住院，一直拖到晚上11点在警察的协助下张东海才交费让原告住院，原告被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住院7天。6月9日因手术费高转到大兴医院住院，从6月2日入朝阳医院至6月26日从大兴医院出院，总共住院21天，由老公护理，总共医疗费5万元左右，由张东海支付。根据《建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总负责。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知道接受发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应该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
新兴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我公司不是违法发包人，也不是原告的雇主，不应承担责任。我公司将幕墙工程分包给了江河公司，我们之间有合法有效的分包合同，原告不是给我公司提供劳务，不接受我公司的指示和管理，劳务报酬也不是我公司支付的。其次，清洁作业活动不应适用建筑法和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条例，原告从事的是普通的清洁工作，并不是建筑工程施工劳务，不属于建筑合同。事故发生时，工程已经整体完工，没有了建筑施工活动，原告受伤的事故不属于建设工程中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另外，我公司与江河公司之间的分包合同合法有效，江河公司具有相应的承揽资质，分包合同已经过北京市建委备案，新兴公司不是违法发包方，故也不能适用最高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江河公司辩称：我方同意新兴公司的意见。清洁活动不适用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我公司是幕墙工程的承包方，将清洗作业分包给了华城阳光公司，该公司具有建筑物清洁养护的甲级资质。我公司与华城公司签订了清洗分包合同，我公司在工程分包过程中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本案原告受雇于张东海，由张东海支付其工资，原告受伤的事实及在工地干活的事情我公司并不知情，我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张东海在明知自己不具有资质及生产条件的情况下非法从事相关工作，雇佣原告从事清洁工作并按日向原告发工资，张东海应该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
华城阳光公司辩称：我公司与江河公司签订外墙清洗高空作业合同，我公司提供了高空作业证，一切高空作业协议也已经签订了。在施工过程中，原告在清洗安全通道的过程中安全通道有覆盖板，原告踩的覆盖板没有铆钉固定，辅助设施谁安装的我们不清楚，属于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形。事故发生后，我们及时拨打电话送原告到朝阳医院，我们向江河公司申请用一部分工程款给原告看病，之后我公司先垫付费用，朝阳医院要10万元押金我们钱不够，后来转到了大兴区医院，并缴纳了5万元住院押金，住院期间也找到最好的医生，恢复得不错。
张东海：华城阳光公司把清洗外墙的工程包给我了，具体发生经过同原告的陈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2012年4月19日，新兴公司作为发包人，江河公司作为承包人，就人民日报设报刊综合业务楼幕墙工程签订《合同协议书》，约定由江河公司承包人民日报社报刊综合业务楼幕墙建筑工程，合同工期为2011年11月10日至2012年9月10日。其中，就人身财产损伤和发包人保障，双方约定，承包人对本工程实施期间发生的因施工所导致的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坏承担费用、责任、损失、索赔或诉讼的法律责任，并应当保障发包人免于承担该责任，除非有关伤亡是发包人或其应当负责人士所导致。承包人在整个合同期内对其为本合同工作的人员的人身安全负有全部责任。承包人应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如安全规章、安全教育、安全措施）以保护所有人员（包括分包及雇用劳务人员）的安全，费用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应自行投保，以分散风险）。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必须果断采取措施实施抢救，同时迅速逐报上级。2015年4月30日，新兴公司作为人民日报社报刊综合业务楼的施工单位，获得工程竣工验收。
2015年5月19日，江河公司与华城阳光公司签订《北京人民日报社幕墙工程清洗分包合同》（以下简称《清洗分包合同》），约定华城阳光公司承揽工程范围为：按照江河公司要求对工程指定部位进行幕墙清洗，华城阳光公司自行准备清洗过程中所需的辅助设备及操作架等。就工程施工安全，双方约定，华城阳光公司应建立安全管理体系，设置专人负责，专职管理所有施工人员的安全工作。因违章指挥、违章操作、操作不当等一切原因引起的伤残、死亡等安全事故，均由华城阳光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在合同附件《安全生产协议书》中，双方约定对于从事有关规定的特种作业的人员，华城阳光公司应对其进行专业培训，并获得《安全操作合格证》后，持证上岗。华城阳光公司应保证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按要求正确佩戴好安全帽，两米以上高处作业必须系挂好安全带。未经江河公司同意，禁止私自拆改现场的安全防护、机械防护和用电防护设施。经查，华城阳光公司具备建筑物清洗养护施工企业资质，并具有建筑物外立面清洁养护施工甲级资质。
华城阳光公司承揽上述劳务后，将其分包给张东海，张东海以个人名义雇佣原告，向原告发放工资。经查，张东海并未成立个体工商户或公司，不具备建筑物清洗养护施工资质。
原告主张，2015年6月2日上午8点左右，原告在人民日报社大楼6层清洗幕墙时，从6层覆盖网格钢板的安全通道摔到5层的安全通道，造成受伤，主要原因是这一块钢板没有上螺丝。就原告受伤过程，证人宁某、张某1出庭作证。证人均称，当天与原告一起工作，原告提水打算擦玻璃时，踩着6层板子的时候板子掉下来，原告摔到了5层；踩空的板子没有螺丝固定；进入楼层进行擦洗工作需走路进入，不需空中悬挂。宁某称，带班要求每天戴安全帽，系安全绳，原告受伤后，宁某给张东海打电话，后郭经理赶来，后有人送原告去了医院；张某1称，其受雇佣时没有经过安全培训。两证人都称，原告当天没有戴安全帽。另，证人杜某、张某2就原告受伤经过亦作出书面证言，证实张东海雇佣原告及证人在此从事清洗工作，原告在6层清洗幕墙时从覆盖网格钢板的安全通道摔到5层通道。新兴公司和江河公司认为，华城公司和张东海在原告作业方面没有采取安全教育，也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存在较大过错，原告本人也没有安全意识。华城公司认为，原告当天并未实施高空作业，是脚踩扣板作业，应该是安全的，掉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安装扣板四个角落没有固定锚点。
就现场作业环境，原告提交照片，照片显示，原告作业通道踩踏部位为网格金属板，搭在框架上。江河公司认可该踩踏部分由江河公司施工，并表示踩踏板均没有螺丝，而是卡住固定的。
原告受伤后，于2015年6月2日至6月9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下简称朝阳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右胫骨下段骨折。2015年6月9日至2015年6月26日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住院，6月12日在椎管内麻醉下行“胫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钢板螺钉内固定术”。住院期间，华城公司垫付了住院费用。
就原告的伤情，其向本院申请进行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误工期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北京通达首城司法鉴定所就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北京通达守诚司法鉴定所出具京通首[2015]临床鉴字第588号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其构成十级伤残，伤残赔偿指数10%，误工期为150日，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为60日。原告为此垫付鉴定费3150元。各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不持异议。
就医疗费，原告提交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门诊收费票据1135.1元，药费票据429.7元，以及证人田某出具的输液药费410元的证明、560元收据，主张系在小门诊看病花费。新兴公司及江河公司对医院收费票据予以认可，对于收条、药店收据不予认可。华城阳光公司及张东海对上述票据均不予认可。
就护理费，原告提交了王万菊的收条，载明其收取原告2015年6月27日至8月31日期间护理费，共计9900元。各被告对该证据均不予认可。
就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北京市城镇标准计算，并提交暂住证（有效期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21日）以及自2011年起至2016年的暂住人口信息查询表，显示暂住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半壁店225号。
就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提交达县公安局堡子派出所及达州市达州区堡子派出所镇耿石村村民委员会的家庭关系证明，其丈夫为邓洪奎（身份证号×××），长女邓琴（身份证号×××），次女邓妮欣（身份证号×××）。达州市通川区金石镇人民政府、达县公安局通川区分局碑庙派出所、达州市通川区金石乡阳鹤村村民委员会就原告父母宁升茂（身份证号×××）、李学英（身份证号×××）的亲属关系出具证明，证明两人家庭成员包括原告（长女）、二女宁忠江（身份证号×××）、三女宁忠香（身份证号×××）、小儿宁中游（身份证号×××），并证明宁升茂、李学英均为农民，年老体弱多病，既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日常生活靠四个子女赡养。新兴公司、江河公司认为原告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不应该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华城公司及张东海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就主张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原告认为，根据《建筑法》、《国务院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各被告均应对安全生产负责。经本院询问，原告表示其认为原告的雇主是张东海，发包人是华城阳光公司。
上述事实，有《合同协议书》、《清洗分包合同》、证人证言、住院病历、鉴定意见书、医疗费票据、药费票据、暂住证、暂住人口信息查询表、家庭关系证明、护理费收条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新兴公司作为人民日报社综合报刊楼工程的总承包方，将幕墙工程分包给江河公司，江河公司将幕墙清洗工作分包给华城阳光公司，华城阳光公司实质上转包给张东海，张东海雇佣了原告。原告现主张其在提供劳务时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第一，原告是否系受张东海雇佣提供劳务时受到损害；第二，原告与张东海是否具有过错；第三，各被告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第四，原告各项损害的合理性。
就原告是否系受张东海雇佣提供劳务时受到损害，本院认为，原告的受伤过程，有同作为受雇者的证人当庭作证并接受质询，有书面证人证言，陈述过程较为清晰详细。原告受伤后张东海及华城阳光公司参与了对原告的救治、医疗费支付等，故对原告主张的受雇佣提供劳务时受到损害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就原告与张东海是否具有过错，本院认为，张东海作为雇主，应该提供保证提供劳务者安全工作的条件，而原告系因楼层通道踩踏钢板固定不牢跌落，对此，被告作为雇主具有过错。关于张东海主张原告没有系安全绳、没有佩戴安全帽的情形，本院认为，通过事故过程可知，原告系行走在通道踏板上由于踏板松动跌落至下一层，从现场的工作环境来看，主要保持安全的措施系踩踏设施，并非需要安全绳悬挂的环境；另，原告虽没有佩戴安全帽，但原告系跌落后脚踝受伤，该过失与最终的损害后果不具有因果关系。即使原告存在一定过错，也应认定为轻微过失，而非故意或重大过失，本院认为不宜因此免除或减轻张东海的责任，张东海应该对原告的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就各被告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一节。当事人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应有明确法律依据。首先，华城阳光公司作为幕墙清洗工作的承包方，将承包内容转包给了不具备建筑物清洗养护施工资质的张东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形，故应当与张东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二，就江河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江河公司并非原告雇主，与原告不形成雇佣关系；江河公司亦未与张东海形成合同关系，并无证据证明江河公司对于张东海不具备相应资质属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故原告主张由江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若张东海、华城阳光公司认为系因江河公司的原因导致原告受伤，属于雇主责任中第三人侵权的情形，张东海及华城阳光公司可在向原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后，向其认为的第三人追偿。第三，就新兴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新兴公司并非原告雇主，与原告不形成雇佣关系；新兴公司亦未与张东海形成合同关系，并无证据证明江河公司对于张东海不具备相应资质属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故原告主张由新兴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原告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造成残疾的损害后果，其合理损失，应该得到赔偿。
就医疗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医院门诊收费票据、药费收据，本院予以认定，手写医药费证明及收据无法确认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不予支持。
就残疾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提交的暂住信息可以证明其一直居住在北京工作生活，故其主张按照2016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本院予以支持。
就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鉴定意见认定原告误工期为150日，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有固定收入，就近三年平均收入情况亦没有证据，本院结合其实际工作情况，对误工费予以酌定。
就护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鉴定意见中的护理期间，本院予以采信。结合原告的伤情，本院对护理费予以酌定。
就营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鉴定意见对于营养期的认定，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的营养费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就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原告现有伤残的损害后果，其父母户籍所在地村民委员会证明其生活困难，另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因原告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北京城镇，故原告主张适用2016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就宁升茂赔偿额均应为38256*10%/4*8=7651.2元，就李学英的赔偿额应为38256*10%/4*10=9564元，就次女邓妮欣的赔偿额应为38256*10%/2*2=3825.6元，共计21041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就原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请求，本院计入残疾赔偿金一并予以赔偿。
就住院伙食补助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原告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就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原告未提交交通费证据，结合原告实际诊疗情况及伤情，确有交通费发生必要，本院予以酌定。
原告因提供劳务造成伤残的损害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本院对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根据原告的伤情、张东海及华城阳光公司的过错程度予以酌定。
就鉴定费，系在诉讼中进行，本院在诉讼费部分予以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东海、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宁中芳医疗费一千五百六十四元八角；
二、被告张东海、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宁中芳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十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一元；
三、被告张东海、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宁中芳误工费一万五千元；
四、被告张东海、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宁中芳护理费九千元；
五、被告张东海、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宁中芳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千二百元；
六、被告张东海、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宁中芳交通费五百元；
七、被告张东海、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宁中芳精神损害抚慰金五千元；
八、驳回原告宁中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96元，由原告宁中芳负担796元（已交纳），由张东海、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4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鉴定费3500元，由被告张东海、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宁中芳已交纳，被告张东海、北京华城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原告宁中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郝 卓
人民陪审员 李 欣
人民陪审员 常文煜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韩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