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11民终3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梅秀，女，1944年4月10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农民，住江西省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茂（系刘梅秀儿子），住江西省余干县，特别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任生，男，195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住江西省余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贵润，男，194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退休干部，住江西省余干县，特别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干县福利综合厂，住所地：江西省余干县玉亭镇曹马岗。负责人：周厚华（又名周后华），男，194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余干县。上诉人刘梅秀因与被上诉人李任生、余干县福利综合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2017）赣1127民初1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梅秀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王天生与李任生2001年2月10日的厂房买卖《协议书》不成立；2、改判李任生与余干县福利综合厂2001年2月20日的厂房转让买卖《协议书》无效。事实与理由：2001年2月10日本案所涉厂房是被法院查封的，故王天生与李任生不可能在该日签订厂房转让协议；2002年6月4日，王天生与李任生在余干县人民法院法官主持下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所载明的王天生将厂房租给李任生的内容证实王天生与李任生2001年2月10日不可能签订厂房买卖《协议书》；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未提供该《协议书》的原件，且提供的所谓原件并非当年型号纸张；包括公安笔录在内的多份笔录证明王天生并未向李任生转让本案所涉曹马粮油加工厂，李任生与余干县福利综合厂之间的转让协议也是伪造的。李任生辩称：1、在本案前的行政诉讼中，刘梅秀向法院提交的厂房转让协议内容与本案的《协议书》内容完全一致；李任生在接受余干公安询问时也陈述了王天生将厂房转让给李任生的事实，上诉人提交的笔录内容是断章取义；2、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的查封令自然不生效了；3、2002年5月27日周后华已经取得了本案所涉财产所有权，李任生就无须申请执行；4、《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串通，损害第三人权益的，是无效协议。余干县福利综合厂未提供答辩意见。刘梅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李任生与王天生于2001年2月10日签订的合同（协议书）不成立；2、判决被告李任生与被告余干县福利综合厂（周厚华）于2001年2月20日签订的合同（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原告刘梅秀丈夫王天生（现已故）经拍卖获得原余干县华林岗乡劳动村兴办的曹马岗粮油加工厂厂房及设备的所有权。同年，王天生因缺乏资金，请被告李任生以李任生的名义向余干县工商银行借款20万元，王天生向李任生出具借据，约定利率为银行贷款利率，并约定王天生以曹马岗粮油加工厂房地产及全部财产作抵押，后王天生因经营不善，仅支付了部分利息，本金分文未付。被告李任生1999年向余干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王天生偿还借款，应被告李任生的财产保全申请，余干县人民法院作出（1999）干法民初字第1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王天生余干县华林岗曹马岗粮油加工厂的全部生产设备、厂房。此案后经法院主持调解，王天生与李任生达成协议，2001年1月8日，余干县人民法院（1999）干法民初字第140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王天生于调解生效后五天内归还李任生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2001年2月10日，王天生与李任生签订房产转让协议，王天生以曹马岗粮油加工厂的厂房及生产设备等一切财产作价30万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1997年6月20日后至协议签订时利息约10万元。同年2月20日，李任生与余干县福利综合厂负责人周厚（后）华签订转让房产协议，将华林岗曹马岗粮油加工厂的厂房转让给余干县福利综合厂。2001年2月20日，余干县福利综合厂向余干县房地产管理局报告，申请办理房产证，同年2月23日，余干县劳动村委会在报告上盖章确认情况属实。同年3月5日，余干县房地产管理局向余干县福利综合厂颁发20010280、20010281、20010282、2001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2012年，王天生去世。2014年，原告刘梅秀以余干县房地产管理局审核不严、登记错误为由向法院申请撤销余干县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20010280、20010281、20010282、2001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3日作出（2014）干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判决，上诉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8日作出（2014）饶中行终字第3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刘梅秀向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日作出（2015）饶中行申字第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原裁定应予维持。被告余干县综合福利厂企业状况现处于吊销状态。一审法院认为，余干县福利综合厂营业执照被吊销是工商管理行政处罚措施，其仅丧失的是经营权，并未被注销，其法人地位并未被消灭，仍然有权参加诉讼，故余干县福利综合厂具有被告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2001年2月10日，王天生与李任生签订房产转让协议，王天生以曹马岗粮油加工厂的厂房及生产设备等一切财产作价30万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1997年6月20日后至协议签订时利息约10万元。有王天生与李任生签订的《协议书》为证，并被其他相关证据所印证，已被原审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干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所确认。原告认为被告李任生提供的协议书系伪造，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纳。原告向法院提供了李任生与王天生在法院主持下于2002年6月4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拟证明王天生将厂房出租给李任生使用抵偿其债务，而并未将厂房卖给李任生。该份证据在（2014）干行初字第8号行政案件中已经提供，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干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仍已经确认王天生与李任生签订的《协议书》成立，在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否认王天生将厂房卖给李任生的事实。综上，应认定王天生与李任生于2001年2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依法成立。被告李任生与被告余干县福利综合厂于2001年2月20日签订的转让华林岗曹马岗粮油加工厂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原告以原华林岗曹马岗粮油加工厂厂房为原告丈夫王天生所有，被告李任生没有所有权为由，主张被告李任生与被告余干县福利综合厂于2001年2月20日签订的转让华林岗曹马岗粮油加工厂的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刘梅秀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刘梅秀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明》复印件及一份族谱复印材料，欲证明王天生未转让曹马岗粮油加工厂给李任生的事实。李任生的质证意见，该《证明》及族谱材料与本案无关联。余干县福利综合厂未提供质证意见。本院的认证意见：一方面，该两份《证明》及一份族谱复印材料并未涉及曹马岗粮油加工厂内容，不能直接证明王天生是否存在转让曹马岗粮油加工厂事实；另一方面，该证据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所列情形，故本院对刘梅秀本案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予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梅秀虽然主张2002年6月4日王天生与李任生在余干县人民法院法官主持下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所载明的出租厂房内容与本案所诉争的2001年2月10日王天生与李任生签订的以抵债为内容的《协议书》事实以及2001年2月20日李任生与被告余干县福利综合厂（周厚华）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事实相矛盾，但是，该2002年6月4日的《执行和解协议》虽经法官主持却是当事人自主协商形成，且协议内容并未经人民法院法律文书确认，系一般书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该《执行和解协议》的证明力低于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且已合法生效的（2014）干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以及本院依法作出且已合法生效的（2014）饶中行终字第35号行政判决书证据，该两份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均确认了余干县房地产管理局就本案所涉房屋向余干县综合福利厂颁发房产证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的事实，故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依据上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认定王天生与李任生2001年2月10日的《协议书》已经依法成立的事实以及认定2001年2月20日李任生与余干县福利综合厂签订的转让华林岗曹马岗粮油加工厂的协议书已经合法生效的事实，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王天生与李任生2001年2月10日的《协议书》系案外人吴建国伪造的上诉理由，但是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该事实，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梅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梅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晖华审判员  郑国辉审判员  夏旭莉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谢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