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刑终字第1026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女，1967年11月14日出生；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4年1月22日被羁押，因涉嫌犯诈骗罪于同年2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建成，北京葆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女，1979年4月26日出生；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4年1月22日被羁押，因涉嫌犯诈骗罪于同年2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朱永锐，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陈×1，男，1979年10月18日出生；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4年1月22日被羁押，因涉嫌犯诈骗罪于同年2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李×1，男，1980年7月12日出生；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4年1月22日被羁押，同年2月28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1月13日再次被取保候审。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1、唐×、张×、李×1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作出（2014）东刑初字第119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唐×、张×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余凤华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唐×及其辩护人张建成、上诉人张×及其辩护人朱永锐、原审被告人陈×1、李×1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被告人陈×1、唐×、李×1等人，在他人的组织领导下，于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间，在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C2办公楼内，以瑞士AD福特思资产管理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名义，以融资为诱饵，与被害单位签订融资借款合同，后以融资需要好处费、差旅费等为由骗取财物；另与被告人张×等人预先共谋，以融资需要考察资质等为由诱骗被害单位到张×所在的中立久合（北京）项目数据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立久合公司）等单位高价制作评估材料，待被害单位完成相关报告后，再以各种苛刻的条件或理由回绝被害单位的融资申请，以此骗取评估费用并按比例分成。具体事实如下：
1、被告人陈×1、唐×、张×等人于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间，骗取被害单位瑞安市××品厂人民币8.6万元（其中张×参与诈骗人民币2.6万元）；2、被告人张×伙同他人于2012年2月至2012年6月间，骗取被害单位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37万元（其中张×参与诈骗人民币15万元）；3、被告人张×伙同他人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间，骗取被害单位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62万元（其中张×参与诈骗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李×1在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期间，曾让他人将被害单位介绍到张×所在的公司做业务，参与诈骗人民币27.6万元。
上述四被告人均于2014年1月2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民警抓获，同时从唐×住处起获人民币15万元，扣押张×名下的英菲尼迪牌轿车1辆。本案审理期间，陈×1家属代为退缴人民币5万元、唐×家属代为退缴人民币11.8万元、张×与李×1共同退缴人民币27.6万元均已扣押在案。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童×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营业执照、借款合同、名片、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账户历史明细、委托合同、证人毛×的报案材料、业务委托书、合作洽谈备忘录、借款意向书、名片、收据、POS签购单、持卡人存根、存款业务回单、发票联、证人丁×的证言及辨认笔录、收据、取款凭条、发票联、借款合同、项目投融资综合分析报告编制协议、个人账户、委托合同、北京银监局关于瑞士AD公司有关情况的复函、关于核实中立久合公司等四家公司相关情况的函、北京纬文律师事务所的说明、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的函、出入境记录查询、证人关×、鹿×、冯×的证言、房屋租赁合同、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中立久合公司、北京中都汇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证人孟×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人王×的证言、到案经过、工作说明、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常住人口基本信息、电话记录、北京东方广场有限公司提供的收款凭证、发票记账联、被告人陈×1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张×的供述、被告人李×1的供述等。
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1、唐×、张×、李×1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共同骗取对方钱财，其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权利，均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陈×1、唐×诈骗情节严重，被告人张×、李×1诈骗数额巨大，对四被告人均应予以刑罚处罚。被告人陈×1、张×到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且积极退赔赃款，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李×1系从犯，且到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积极退赔赃款，可依法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故判决：一、被告人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二、被告人陈×1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三、被告人张×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四、被告人李×1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五、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处理。
上诉人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原判认定唐×参与合同诈骗瑞安市××礼品厂8.6万元的证据不足，其没有指定童×去中立久合公司制作数据分析报告，也没有指定童×到北京合九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九千律所）制作法律意见书；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省略了质证、辩论程序，且未在法定审理期限内审结本案；即使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其行为也不具备从重处罚的情节，且合九千律所收取瑞安市××礼品厂的4万元费用不应计算到唐×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内，原判对其量刑过重。
上诉人张×的上诉理由为：其没有与陈×1、唐×、李×1预先共谋合同诈骗他人钱财；其没有参与合同诈骗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钱财，上述两家公司均是中立久合公司的吕涵接待的，其在侦查阶段和一审开庭时供认使用过吕涵的名字，认可参与诈骗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钱财是为了帮吕涵顶罪；其只是中立久合公司的职员，不应对公司的全部涉案金额承担责任。
张×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张×没有参与合同诈骗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钱财，上述两家公司均是中立久合公司的吕涵接待的；即使认定张×参与合同诈骗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钱款，认定其合同诈骗的金额应当扣除返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85%的部分；张×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张×认罪态度好，具有坦白情节；张×委托家属积极全额退赔被害人损失，请求二审法院对张×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原审被告人陈×1的意见为：其不具有合同诈骗情节严重的情形，原判对其量刑过重。
原审被告人李×1的意见为：其只是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有关人员打招呼，没有直接参与任何一起合同诈骗活动，原判对其量刑过重。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出庭意见为：原判认定陈×1、唐×、张×、李×1合同诈骗的事实成立，认定陈×1、唐×诈骗情节严重，张×、李×1诈骗数额巨大，李×1系从犯，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
上诉人唐×的辩解与在案其他证据存在矛盾，可信度较低，应不予采信。上诉人张×称一审法院认定的第二、三起事实，其在一审供认是为了替吕涵顶罪，不符合常理，且没有证据予以支持，不予采信。
综上，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原审被告人陈×1、李×1等人，在他人的组织领导下，于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间，在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C2办公楼内，以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名义，以融资为诱饵，在与被害单位签订融资借款合同的过程中，以融资需要考察资质、差旅费等为由骗取钱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等人，在他人的组织领导下，伙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等人以融资需要考察资质等为由诱骗被害单位到中立久合公司等单位高价制作评估材料等，后再以各种苛刻的条件或理由回绝被害单位的融资申请，以此骗取评估费用并按比例分成。具体事实如下：
1、陈×1、唐×等人于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间，骗取被害单位瑞安市××礼品厂人民币8.6万元，其中张×参与诈骗人民币2.6万元；2、张×伙同他人于2012年2月至2012年6月间，骗取被害单位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13万元；3、张×伙同他人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间，骗取被害单位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10万元。李×1在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期间，曾让他人将被害单位介绍到张×所在的中立久合公司做业务，参与诈骗人民币25.6万元。
陈×1、唐×、张×、李×1均于2014年1月22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同时从唐×的住处起获人民币15万元，扣押张×名下的英菲尼迪牌轿车1辆。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陈×1的家属代为退缴人民币5万元、唐×的家属代为退缴人民币11.8万元、张×与李×1共同退缴人民币27.6万元均已扣押在案。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童×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营业执照、借款合同、名片、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账户历史明细、委托合同等证明：2011年11月，瑞安市××礼品厂（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童×接到北京中都汇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发的短信，称可以提供贷款，项目可以做抵押。当时，瑞安市××礼品厂计划生产美体按摩椅，需200万元资金。同年12月，北京中都汇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曹×将童×介绍到东城区东方广场的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业务经理唐×向童×了解了瑞安市××礼品厂的情况。后唐×要求童×提供项目数据分析报告，并指定找中立久合公司做。童×按照唐×提供的联系方式找到张×，双方商定最终的编制费用为2.6万元，童×向张×的账户内汇款1.3万元，数据分析报告做好后，童×用现金支付了余款1.3万元，并将报告交给唐×。一星期后，唐×通知童×到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与一名长得像外国人的女士签订了《借款意向书》。后，唐×又要求制作《法律意见书》，并指定到合九千律所制作。童×与合九千律所的董×进行商谈，并最终支付了4万元制作费，对方派了关×律师到童×的公司进行考察。童×将做好的《法律意见书》交给唐×后，唐×又介绍了自称布鲁斯·陈的财务总监与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瑞士AD公司借给瑞安市××礼品厂23万欧元（折合人民币200万元）。陈×1让童×到银行开立外汇管理账户用于打款，并以合同需要到瑞士总部盖章为由收取了童×2万元差旅费，童×于2012年2月16日汇款2万元到户名为梁士夫的指定账户。后瑞士AD公司一直没给童×打款，经了解，外汇管理账户需要商务部的批文，小企业根本不可能办理，瑞士AD公司没有向中国公司融资成功的情况。
经辨认，童×指认出陈×1即布鲁斯·陈。
2、证人毛×的报案材料、业务委托书、合作洽谈备忘录、借款意向书、名片、收据、POS签购单、持卡人存根、存款业务回单、发票联等证明：2012年2月，毛×收到恒信邦融（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宣传材料，经与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艾×初步沟通，毛×将其公司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想找一个合作单位一起开发新产品（苦丁茶饮品）的情况告知艾×。经艾×介绍，毛×来到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与邵经理见面，并谈了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现状及打算合作开发的产品。邵经理表示有兴趣与毛×合作，双方当即签了一份合作洽谈备忘录，约定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向瑞士AD公司融资301万欧元（折合人民币2500万元）。邵经理还要求毛×准备一些资料，指定毛×到中立久合公司做一份项目数据分析报告。中立久合公司一位姓吕的经理接待了毛×，经双方商定，毛×支付了7万元的费用。项目数据分析报告做完后，毛×把报告交给了邵经理，邵经理又告知毛×需要一份估值报告，用来确定最终的投资额度，并把毛×介绍到中立久合公司，为此毛×又向中立久合公司支付了8万元的费用。其间，邵经理告知毛×还需一份评估报告就可以做借款合同了，并指定找北京中财尚信资产评估公司的邢峰做，为此毛×支付了18万元的费用。几天后，邵经理告诉毛×还需要做一个法律意见书，大概需要70万元的费用，并以走关系为由向其索要价值4万元的购物卡。毛×先买了4万元的购物卡给了邵经理，法律意见书没有按邵经理的要求做。经仔细了解，毛×发现被骗。
3、证人丁×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融资费用统计表、收据、取款凭条、发票联、借款合同、项目投融资综合分析报告编制协议、个人账户、委托合同证明：2011年12月，丁×接到北京国科星火创新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刘主任的电话说看见丁×的公司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网站上有关于生态风水楼项目的融资广告，可以介绍投资方。2011年12月15日，刘主任带丁×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C2办公楼506的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人员邵×接待的丁×。丁×告知邵×需要融资6亿元，邵×于次日告知丁×，经上会讨论，公司已同意提供6亿元的资金，但需要丁×先做一份《项目融资综合分析报告》。丁×提出回西安做，邵×说要到他们指定的中立久合公司制作，丁×就同意了。邵×找来一名外国女子跟丁×签订了一份合作洽谈备忘录，约定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向瑞士AD公司融资727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6亿元）。
2011年12月16日，丁×按邵×提供的地址到了中立久合公司，接待丁×的是一名叫吕涵的女子，说瑞士AD公司打过电话说丁×要来。双方最后商定以10万元的价格制作《项目投融资综合分析报告》，并签订了协议。10万元于同年12月27日转给了张×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丁×把报告交给邵×后，邵×说还需要制作一个《法律意见书》，要去指定的合九千律所做，并且由瑞士AD公司的一个外国女子跟丁×签订了《借款意向书》。
后，丁×与其公司财务总监罗×按邵×提供的地址和电话找到了合九千律所，是一名叫董×的男子接待的。双方商定以40万元的价格制作法律意见书，并签订委托合同。后，丁×分三次以5万、15万、20万汇至对方指定账户。法律意见书做好后，丁×便交给了邵×。邵×说法律意见书需上会讨论，为了让融资顺利成功，需买4万元的购物卡去打点一下公司的人员，于是丁×和罗×买了4万元的购物卡交给了邵×。后邵×说他的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事情由公司的王路易负责，王路易需要去瑞士总部就该笔融资进行答辩，要丁×出4万元路费。丁×从自己的建设银行卡内取了4万元现金交给了王路易。
2012年2月22日，王路易打电话让丁×到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签订《借款合同》。次日丁×到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签订了《借款合同》，之后王路易说还需要丁×的公司到香港成立一个公司才能把资金转过来，提出要4万元路费，丁×又给了王路易4万元现金。之后王路易又要求丁×的公司对瑞士AD公司的投资做担保，要求作出八份公证书并缴纳100万元保证金等与《借款合同》不符的条件，丁×要求退钱，王路易说不可能，之后就打不通电话了。
经辨认，丁×辨认出王×即王路易。
4、证人关×的证言：其于2012年1月至2012年7月在合九千律所做律师，做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的案子，此外合九千律所的董×指派律师制作律师尽职调查报告，每做一份给其3000元报酬。其给一个姓童的温州人做过一份律师尽职调查报告，是董×介绍过来的，做这份报告就是为了向瑞士AD公司融资。其去了温州进行了实地考察，回来制作了一份报告，将报告电子版交给了董×。后来，姓童的融资没成功，还有一些人跟他情况一样，大多数都是为了融资做报告，但是没有成功。
5、证人鹿×、冯×（鹿×之夫）的证言：鹿×于2012年春节前后到北京合九千律师事务所上班，2013年4月离职。鹿×是律所的行政人员，日常主要负责律所的日常支出，如办公用品采购、后勤、律师差旅费报销、发放员工工资。鹿×刚到律所时，董×让鹿×自己办银行卡，用于律所走账。后鹿×用丈夫冯×的名字办了一张工行和一张农行的银行卡，办完后直接交给了董×，鹿×没有负责过这两张卡。2012年六七月，鹿×找董×把两张卡要了回来到银行销户了。
6、证人孟×的证言：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老总是宋×，王×也是老总。项目经理有李×2、唐×、陈×1、李×1等，负责跟客户洽谈融资事宜。
7、证人王×的证言：其于2011年10月到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任客户经理做投融资业务，老板是外国人，还有一姓谷的男子级别较高。陈×1是谈业务的，宋×是行政主管。
8、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出具的关于瑞士AD公司有关情况的复函、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实中立久合（北京）数据分析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相关情况的函等材料、北京纬文律师事务所的说明、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的函、出入境记录查询证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未曾对瑞士AD公司及其北京代表处批准过任何金融业务许可。涉案的数据分析公司不具备相关数据分析资质。融资并非必须由律师事务所出具调查报告，更不需由提供资金的单位指定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报告或者出具法律意见。
9、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中立久合（北京）项目数据分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都汇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证明了涉案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
10、北京东方广场有限公司提供的收款凭证、发票记账联等证明：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自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租赁北京东方广场写字楼的情况。
11、原审被告人陈×1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2011年底，其通过老乡陈×2介绍到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上班，在公司使用布鲁斯·陈的化名，陈×2是公司的项目经理，负责拉客户。公司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方广场C2办公楼5层，公司首席顾问是顾×，下面有宋×等总经理，各自带领自己的项目经理。公司的具体运营模式为通过报纸、短信或中介公司介绍等方式吸引需要融资的客户，先由项目经理或安排人去需要融资的客户单位进行考察，考察过程中只负责看企业的情况以及收集材料，这个过程中不会谈企业存在的问题，考察后发函约企业负责人来北京签订《投资意向书》或《投资备忘录》，听说项目经理会再让客户找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公司、数据分析公司出具律师调查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数据分析报告等，由上述单位收取客户费用后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以返点的方式来获利。之后项目经理会把材料汇总交到其所在的公司评审部门，由其评审部门找问题将客户“毙”了，即找客户的毛病，给客户发函让补充材料，并限定三个星期至一个月的期限，到期后，再给客户发函让继续补充材料，经过反复几次催促，大部分企业因无法补充材料而放弃融资。公司评审部除其外还有两名律师。评审部就其一个坐班的，另两名律师是顾×提前打电话约。瑞士AD公司没有成功融资的案例。其每个月保底工资1万元，接单有提成，项目经理在做完审计、评估、数据分析、律师事务所的各种报告后，将客户所有材料交给评审部，每接一单，融资金额2千万以下，公司给其2000元提成，融资金额2千万以上，公司给其3000元提成。其曾接手过唐经理接待的浙江一个童姓的客户，其按王总指示与童先生沟通支付2万元差旅费。2013年11月底，其到朋友张涛开的北京德金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工作，该公司的性质和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性质一样，其工作和之前在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做的工作一样。
经辨认，其辨认出唐×是接待童×的项目经理。
12、上诉人唐×的供述：其从2011年到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2012年左右辞职，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其在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担任项目经理，负责和客户谈业务，给公司拉拢客户。公司没有给其做过培训，就是给了点材料让其自己看。其在工作期间只谈了一个客户，其他时间有时候学学公司给的融资资料。2011年下半年，童×来公司做融资业务，童×第一次来公司其不知道是谁接待的，其是看到他拿来的材料后才约他来的公司，看完材料后其给童×打电话约他到公司来谈。童×来了以后，其就按公司事先教给其谈客户的套路，问童×的公司有没有可以作抵押的固定资产，童×说没有，但他有专利。后其就让童×把项目预期及专利情况做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并找律师事务所做一个律师尽职报告，童×同意后就走了。过了一个月左右，童×就把他的数据分析报告和律师尽职报告交给其，其将这些材料报给了公司。之后好像童×的业务没办成。
13、上诉人张×的供述：其于2011年至2012年在中立久合公司任项目经理，法定代表人是余×，余×不参与公司经营，实际的老板是一个姓刘的男子。公司的业务就是给客户编辑策划项目数据报告分析书，客户使用这个分析书可以进行融资、申请上市等。客户来了，都是由其接待，跟客户谈判，客户提供企业资料后，其公司进行审核，然后给客户出具分析报告。公司平时由其负责，公司用其个人名下的工商、农业、建设银行账户收款。位于东方新天地的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负责人宋×是其丈夫李×1的妹夫，该公司业务主管是李×3，李×1通过宋的介绍认识李×3，并与李×3一起在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做业务。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做向小企业放贷业务时，要求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提供数据分析报告，并指定到其公司做，其公司按自己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其取现后将85%交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其公司自留15%，其中5%至10%是属于其的提成，剩余的钱用于其公司正常开销。实际上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以给客户融资为名，让客户到中立久合公司做数据分析报告，中立久合公司收取费用后返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85%，两家公司从中共同获利。
2011年12月，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指定童×到其公司制作投融资综合分析报告，其向童×收取2.6万元编制费，其中85%返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5%是其的提成，10%给公司运转用。
2011年12月，其向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收取10万元编制费。2012年5月，其向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收取7万元编制费。其还向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收取过8万元项目评估费。其工作时用过吕涵的名字。
14、原审被告人李×1的供述：李×3（后来知道叫李×2）和其妹夫宋×是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主要负责人。2011年下半年，宋×介绍其到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安排其跟李×3做业务，李×3每天主要是跟客户谈投资融资的事情。当时李×3跟张×做以投资为名骗客户钱的事，经李×3介绍，其认识了张×，并于2012年9月与张×结婚。张×是中立久合项目数据分析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员，帮助老板打理公司。其经常帮张×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牵线做业务，跟李×3说帮着介绍业务给中立久合公司，这样张×能多赚点业务提成。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和中立久合公司有业务合作关系，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指定客户到中立久合公司做数据分析报告，中立久合公司跟客户具体谈，收取制作费后，中立久合公司将全款的85%返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自己留15%，都是现金方式来返，这块业务都是张×负责。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实际上没有为客户融资的能力。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在前期不收取客户费用，只收取数据公司返点的钱。其认识张×之前，张×和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合作很少，后来通过其和李×3、陈×1的关系，张×和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业务就比较多了。2013年11月左右，李×3叫其到北京德金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工作。
15、到案经过、工作说明、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明：2014年1月22日，陈×1、唐×、张×、李×1均被公安机关抓获。
16、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电话记录证明陈×1、唐×、张×、李×1的身份情况。
上述证据经一审法院开庭质证并予以确认，本院经审查后亦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唐×、张×及其二人的辩护人、原审被告人陈×1、李×1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于上诉人唐×、张×所提上诉理由及其二人的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原审被告人陈×1、李×1所提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上诉人唐×、张×及原审被告人陈×1、李×1行为性质的认定及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经查，根据证人童×、丁×的证言、证人毛×的报案材料、合作洽谈备忘录、借款合同等书证及原审被告人陈×1、张×、李×1的供述等证据，本案合同诈骗的基本模式为在有融资需求的客户与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后，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业务经理即指定客户到中立久合公司、合九千律所等单位制作项目数据分析报告、法律意见书等，使客户陷入错误认识，进而支付相应制作费用，后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从中获利。在瑞安市××礼品厂经营者童×与瑞士AD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过程中，唐×作为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业务经理在接待时，虚构公司融资能力，指定童×到中立久合公司和合九千律所做项目数据分析报告和法律意见书，诱使童×为此支出相关费用共计6.6万元；陈×1在明知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不会给瑞安市××礼品厂提供借款的情况下，在童×向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提供了项目数据分析报告和法律意见书后，并未告知童×真实情况，反而继续诱骗童×支付差旅费2万元。唐×、陈×1在诱骗童×支付8.6万元钱款的过程中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在不同环节均起到积极作用，且是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骗取钱财，二人的行为均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且应对上述8.6万元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张×作为中立久合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者，明知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以融资需要制作项目数据分析报告、项目估值报告等为由骗取客户钱款的情况下，在收取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指定的客户相关费用后，将其中的绝大部分返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自己获取相应比例的提成，与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相关人员具有骗取客户钱款的共同故意。张×在侦查阶段及一审开庭均供述其在中立久合公司工作时使用过吕涵的名字，在一审开庭时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参与合同诈骗瑞安市××礼品厂、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共计25.6万元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认，上述内容与证人童×、丁×的证言、证人毛×的报案材料、原审被告人李×1的供述及收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书证能够相互印证。张×的上述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且张×与唐×等人系共同犯罪，故张×与唐×应对各自所参与的共同犯罪的全部数额承担责任，中立久合公司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返所收相关费用的85%不应从张×参与的共同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另，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张×与陈×1、唐×、李×1预先共谋合同诈骗他人钱财的事实。
李×1在明知张×与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相关人员骗取客户钱款的情况下，仍让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有关人员将客户介绍到张×实际经营管理的中立久合公司做业务，属合同诈骗的共犯，应对张×所参与诈骗的数额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虽陈×1、唐×不是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实际负责人，但二人直接接待客户，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客户在签订借款合同的过程中错误相信瑞士AD公司有提供融资的能力，在骗取客户钱款的不同环节均起到积极作用。张×作为中立久合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在骗取客户支付数据分析报告编制费、项目价值评估费的过程中亦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能认定为从犯。李×1对张×参与的合同诈骗活动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系从犯。
综上，上诉人张×所提其没有与陈×1、唐×、李×1预先共谋合同诈骗他人钱财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唐×及其辩护人分别所提原判认定唐×参与合同诈骗瑞安市××礼品厂8.6万元的证据不足，其没有指定童×去中立久合公司制作数据分析报告，也没有指定童×到合九千律所制作法律意见书及合九千律所收取瑞安市××礼品厂的4万元费用不应计算到唐×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内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张×及其辩护人分别所提张×没有参与合同诈骗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钱财，上述两家公司均是中立久合公司的吕涵接待的，其在侦查阶段和一审开庭时供认使用过吕涵的名字，认可参与诈骗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钱财是为了帮吕涵顶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无证据与之相印证，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张×及其辩护人分别所提张×只是中立久合公司的职员，不应对公司的全部涉案金额承担责任及即使认定张×参与合同诈骗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陕西××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钱财，认定其合同诈骗的金额应当扣除返给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85%的部分，张×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请求二审法院对张×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上诉人唐×、原审被告人陈×1是否具有合同诈骗情节严重的情形
经查，本案三个被害单位均是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到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并不是瑞士AD公司北京代表处的业务经理自己通过短信、电话寻找的客户，虽陈×1曾供述过业务经理通过报纸、短信等方式吸引需要融资的客户，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陈×1、唐×二人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等方式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也没有证据证实本案的涉案中介公司与陈×1、唐×有业务合作。在案亦无证据证实陈×1、唐×二人的行为符合认定合同诈骗情节严重的其他法定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陈×1、唐×合同诈骗情节严重，证据不足。上诉人唐×及其辩护人分别所提唐×的行为不具备从重处罚情节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及原审被告人陈×1所提其不具有合同诈骗情节严重的情形，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另，原审被告人李×1所提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的意见，本院酌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唐×及其辩护人分别所提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省略了质证、辩论程序，未在法定审理期限内审结本案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依法组织控辩双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且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公诉机关依法建议延期审理，后一审法院依法恢复法庭审理，不存在超审理期限审判的情况。故上诉人唐×及其辩护人分别所提此节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张×辩护人所提张×认罪态度好，具有坦白情节及张×委托家属积极全额退赔被害人损失，请求二审法院对张×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张×在二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当庭否认参与合同诈骗的主要犯罪事实，不具有坦白情节，一审法院在对张×量刑时已考虑张×委托家属积极全额退赔被害人损失的情节，故对张×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关于原判认定陈×1、唐×诈骗情节严重，适用法律正确，对陈×1、唐×、李×1的量刑适当，建议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出庭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建议二审法院维持对陈×1、唐×、张×、李×1行为的定性及对张×的量刑的出庭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唐×、张×、原审被告人陈×1、李×1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共同骗取对方当事人钱财，其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张×、李×1合同诈骗的数额巨大，依法均应予以刑罚处罚。鉴于陈×1到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且积极退赔赃款，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唐×、张×积极退赔赃款，可依法酌予从轻处罚；李×1系从犯，且到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积极退赔赃款，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一审法院认定陈×1、唐×、张×、李×1犯合同诈骗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对张×的量刑适当，对从唐×处起获的人民币十五万元及在案扣押的张×名下的一辆英菲尼迪牌轿车所作处理并无不当，唯对第一起合同诈骗事实中的被害单位名称表述有误，认定陈×1、唐×、李×1等人与张×预先共谋诈骗他人钱财及陈×1、唐×诈骗情节严重依据不足，认定张×、李×1参与合同诈骗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数额超出公诉机关指控数额，本院予以纠正，对陈×1、唐×、李×1的量刑及张×、李×1共同退缴、唐×家属和陈×1家属代为退缴的钱款所作处理，本院一并予以调整。本院根据陈×1、唐×、张×、李×1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及上述四人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刑初字第1195号刑事判决第三项，即被告人张×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二、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刑初字第119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即被告人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被告人陈×1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李×1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处理。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月22日起至2016年7月21日止）。
四、原审被告人陈×1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月22日起至2016年1月21日止）。
五、原审被告人李×1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六、扣押在案的款物依法处理（详见扣押物品处理清单）。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浩
代理审判员 陈光旭
代理审判员 常 燕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