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4民终34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卓群，女，汉族，1987年12月20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锁虎，男，汉族，1962年4月22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系吴卓群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水平，常州市金坛区金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荣保，男，汉族，1954年11月2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华，女，汉族，1954年10月24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益康，男，汉族，1979年10月16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丽琴，女，汉族，1979年6月3日生，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文平，江苏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卓群因与被上诉人史荣保、王伟华、史益康和范丽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7）苏0482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前，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卓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史荣保、王伟华、史益康和范丽琴对借款共同承担偿还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史荣保、王伟华、史益康和范丽琴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债务系史益康与范丽琴夫妻共同债务。史益康与范丽琴于2015年10月20日办理登记离婚，而案涉债务发生在2015年5月12日之前，即史益康与范丽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范丽琴即便与史益康离婚，也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驳回其对范丽琴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2、案涉债务系用于常州市金坛晨源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源公司）偿还借款。史荣保、王伟华、史益康和范丽琴是一个大家庭，有着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借条上虽没有范丽琴签名，但案涉借款系用于晨源公司偿还借款，范丽琴系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称对案涉借款不知情不能成立。3、一审范丽琴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相关证人均是其单位同事，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相关证言不能对抗借条等书证。而且，案涉借款发生后，史荣保与王伟华、史益康与范丽琴即办理离婚登记，并在离婚协议中将所欠债务归并给一方当事人，显然是在规避债务。史荣保辩称：借款是事实，借款的目的是用于归还史益康赌债。因史益康好玩不回家，与范丽琴感情不和，双方已经分居五、六年。该借款其会尽力偿还，但目前比较困难。范丽琴辩称：案涉借款实际上是史荣保借款，所借款项打入史荣保个人账户，史荣保将款项归还银行，经办人员系银行工作人员。该笔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经营，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史益康系其前夫，在本案所涉的借款关系中，史益康实际上是债务加入，借条上是史荣保和史益康父子二人签名，其对该借款不知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伟华和史益康二审未作答辩。一审情况：吴卓群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史荣保、王伟华、史益康和范丽琴立即归还借款本金318000元，承担借款利息190800元，合计5088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12日，史荣保、史益康以急需资金归还银行贷款为由向其借款318000元，约定借款使用期限为1个月，口头约定月息2.5分。当日，其将出借资金汇至史荣保指定的账户。史荣保、史益康确认汇款到账后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借到吴卓群人民币现金叁拾壹万捌仟元（318000元），2015年6月12日归还。借款人：史荣保、史益康，2015.5.12”。史荣保、史益康系父子关系，史荣保、王伟华系夫妻关系，史益康、范丽琴系夫妻关系，借款发生于上述两对夫妻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用途是用于归还前期银行贷款，故该笔借款应属上述两对夫妻的夫妻共同债务。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多次催要，史荣保、史益康借口推脱，至今分文未还。2017年5月双方进行了结账，史荣保、史益康出具了欠条1份，载明结欠借款利息190800元。史荣保辩称，吴卓群的陈述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借款时只转了30万元，另18000元是按照月息6分计算的利息。第二张借条载明的借款利息，吴卓群当时说可以不要，只要归还30万元本金。因为其款项未到位，导致借款一直未还。该借款是其经办的，归还江南农村商业银行金坛支行（以下简称江南银行金坛支行）的贷款，是其以前的贷款转下来的，在史益康结婚以前就有了，范丽琴不知情。史益康、范丽琴夫妻从2010年就开始分居了，2015年就办了离婚手续，小孩也是范丽琴一人抚养。第二张利息的借条，是证人张某经手的，张某和吴卓群的父亲是同学，190800元是两年的借款利息。吴卓群和其说只要每年换借条就行了，有钱就还给她。王伟华、史益康一审未作答辩。范丽琴辩称，请求法庭严格审查吴卓群与史荣保之间借款的真实性。吴卓群的诉状是2017年5月9日写的，与2017年5月12日的利息单子上的时间有明显的矛盾，借款也没有约定利息，其有理由怀疑吴卓群与史荣保、史益康有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的行为。其与史益康自2011年3月份起就正式分居，夫妻在2010年底矛盾激化，分居之后女方长期居住在北戴庄3幢106室，自己一个人抚养小孩。其对案涉借款不清楚，也不知情，一直到收到法院传票为止都不知道史荣保、史益康有这样的借款。其从1999年大学毕业就分配在常州市金坛区水北中心卫生院（以下简称水北卫生院）工作，从事医生职业，有自己稳定的收入，无需举债。吴卓群诉请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吴卓群对其的诉请。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史荣保因还贷所需，于2015年5月12日向吴卓群借款30万元，口头约定月息6分，并于当日向吴卓群出具借条一份，史益康也在借条上签名。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吴卓群人民币现金叁拾壹万捌仟元（318000元），2015年6月12号归还。借款人史荣保、史益康2015.5.12”。2017年5月8日，史荣保、史益康又向吴卓群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吴卓群借款利息（自2015年5月12日至2017年5月12日止）合计人民币壹拾玖万零捌佰元正（190800元）。此据，欠款人史荣保、史益康2017.5.12.”。之后，史荣保、史益康未能还款。吴卓群于2017年5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史荣保、王伟华、史益康和范丽琴立即归还借款本金318000元，承担借款利息190800元，合计508800元。一审又查明，史荣保、王伟华原系夫妻关系，2015年9月30日协议离婚。史益康、范丽琴原系夫妻关系，2015年10月2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载明“男女双方于2004年3月24日在金坛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04年8月7日，夫妻共同生育一个儿子史君泽，现年11岁。2011年3月份起男女双方分居至今，因感情破裂，无法共同生活，现双方就婚姻家庭关系达成如下协议：1、男、女双方同意解除婚姻关系；2、儿子史君泽随女方生活，男方每月支付生活费800元，教育费、医疗费凭有效发票各半承担，直至儿子独立生活止。3、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无共同财产。4、2011年3月份之前的夫妻共同债务由男方个人独自承担；2011年3月份之后各人经手的债务各人承担。晨源公司涉及到家庭经营（父母参与），因公司产生的债权债务家庭共有且共担风险（包括男女双方），本离婚协议暂不作约定处理。5、各人生活用品归各人所有。”范丽琴自1999年12月起至今一直在水北卫生院工作，系该院在编在岗工作人员，收入稳定。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根据吴卓群提供的借条及双方的陈述能够证明其与史荣保、史益康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关于利息，双方口头约定按月利率6分计息，该约定违反相关规定，应当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借款时，吴卓群预先在本金中加利息18000元，实际出借30万元，故借款本金为30万元。借款发生于史荣保、王伟华婚姻存续期间，且借款用于归还史荣保旧存贷款，故该债务系史荣保、王伟华共同债务。王伟华、史益康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本案抗辩、举证、质证、陈述等权利的放弃。史益康向吴卓群借款时，未向范丽琴通知借款的事宜，且范丽琴表示对借款不知情。吴卓群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范丽琴在借款发生后有过追认的意思表示或事实上的追认。因此，应认定史益康与范丽琴并无共同举债的合意。本案中，史益康借款30万元对于当地普通家庭而言，数额巨大，应属重大财产处理决定，史益康应与范丽琴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现并无证据证明史益康履行了该义务，且范丽琴有固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史益康、范丽琴在共同生活期间未置办大宗财产，家庭生活无重大支出，故史益康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缺乏必要性，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有理由相信诉争借款不是史益康因家庭共同生活或家庭经营所负的债务，本案诉争借款不属于史益康、范丽琴夫妻共同债务。吴卓群要求范丽琴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史荣保、王伟华、史益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吴卓群借款人民币30万元，并承担自2015年5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吴卓群要求范丽琴还款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44元（减半收取），由吴卓群负担566元,史荣保、王伟华、史益康负担3878元。二审过程中，吴卓群向本院补充提交晨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2015年10月19日范丽琴将其在晨源公司的股份转给史益康，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史荣保，随后于10月20日与史益康办理离婚登记。史荣保质证认为，当时办理晨源公司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并非故意逃避债务。范丽琴质证认为，晨源公司当初将其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是因为其姑父出资400万元给该公司，并要求将其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其本人在水北卫生院工作，有正当职业，从不参与晨源公司的经营。吴卓群在起诉状及上诉状中均载明，当时借款的用途是归还史荣保个人欠款，并非归还晨源公司的借款。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过程中，吴卓群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关于借款过程，证人和当事人分别作如下陈述：证人张某陈述，其系江南银行金坛支行工作人员，系史益康、史荣保贷款的经办人员。2007年左右，史益康以个人名义在金坛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银行金坛支行的前身，以下均称江南银行金坛支行）贷款20万元，由范丽琴等人提供担保。同时，史益康还以其朋友的名义在该行贷款20万元，由史益康和范丽琴等人提供担保，上述贷款均用于印刷公司的经营。直至2010年左右，史益康通过在该行借新贷还旧贷的方式维系该40万元贷款。此后，由于史益康债务缠身，且有不良嗜好，该40万元贷款无法偿还，就改由史荣保向该行贷款，平时一直偿还贷款利息。2014年贷款到期时，史荣保无法偿还贷款，即找张某商量。张某告知史荣保，其已到退休年龄，无法再行贷款。史荣保要求张某想想办法，并告知张某，史益康在苏州承接了一个台商的工程，最近会有工程款回笼，资金回笼后即可归还。张某遂介绍其朋友出借给史荣保25万元或者30万元（具体数额已记不清楚），史荣保另外还向他人借款，将上述贷款还清。此后，由于史荣保未能归还张某朋友的借款，史荣保再次请求张某帮忙。张某遂介绍朱伟忠出借给史荣保30万元，对借款交付及利息归还其均未参与。该笔借款期限届满后，史荣保也未能归还，张某遂介绍吴锁虎向史荣保出借款项，并告知吴锁虎借款系用于经营，双方在江南银行金坛支行会议室办理借款手续，具体借款过程其未参与。吴锁虎陈述，其与张某系小学同学，与史荣保、史益康、范丽琴等人此前均不认识。张某告知其史荣保因经营所需在江南银行金坛支行贷款，贷款到期暂时无法归还，需向其借款“过桥”（借钱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待新贷款发放后再归还借款）。通常“过桥”均只需三、五天时间，而张某还告知其本次“过桥”需要一个月时间，因为史益康有不良记录无法贷款，史荣保已达退休年龄也无法贷款，要想办法让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丽琴贷款后归还。张某当时未告知其史荣保借款是用于归还朱伟忠的借款，而是告知其是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如果如实告知其是用于归还他人借款，其就不会出借。当时在江南银行金坛支行办公室，张某给其看了晨源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法定代表人是范丽琴。其当时还通过手机登录“企查查”网站进行查询，显示范丽琴确系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此情形下，其才同意出借款项。当时约定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过桥费”是18000元。写借条时，史荣保和史益康均在场，借条是史荣保书写，史益康也在上面签名。因出于其他考虑，其当时要求将出借人写成其女儿吴卓群。出具借条后，当天并未支付出借款项，该借条和史荣保的银行卡均交由张某保管。第二天即2015年5月12日，因赵锡保须归还其30万元“过桥”的借款，张某于当天下午五点左右携带史荣保的银行卡来赵锡保店里与其会合。赵锡保店里有商务通可以转款，按照其的指示，赵锡保通过妻子李彦京的银行卡将30万元应归还其的借款直接转到史荣保的卡上。此后，由于史荣保未能归还借款，其才发现被张某欺骗，该笔借款并非用于归还银行贷款，而是用于归还他人借款。二审过程中，吴卓群和范丽琴还分别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向江南银行金坛支行调查2013年至2015年期间史荣保、史益康的贷款和还款情况。吴卓群经调查未能查到相关记录。范丽琴经调查向本院提交了史荣保在该行的银行卡往来记录，未查到史荣保、史益康在该行的贷款和还款记录。根据史荣保的银行卡往来记录显示，2015年5月12日，从李彦京账户转账30万元至史荣保账户。同日，又从史荣保账户转账30万元至朱伟忠账户。该转账记录与吴锁虎上述陈述能相互印证，证明案涉30万元借款到史荣保账户后随即归还朱伟忠。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借款关系发生前，吴卓群、吴锁虎与史荣保、王伟华、史益康和范丽琴均不认识。史荣保和史益康向吴锁虎借款系基于张某的介绍，借款的金额、期限及利息等也由吴锁虎、张某和史荣保、史益康协商确定，借款的资金来源也系吴锁虎的个人资金，即借款的整个过程吴卓群并未参与。在史荣保、史益康出具借条时，吴锁虎出于其他原因考虑，要求写明出借人是吴卓群，该行为可认定为对吴卓群的无权代理。由于吴锁虎和吴卓群系父女关系，且吴卓群在知悉其父以其名义出借款项后未表示反对，并在本案诉讼中委托吴锁虎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对该笔借款积极主张权利，可视为对其父吴锁虎无权代理行为的追认。因此，吴卓群在本案中可作为出借人主张权利。吴卓群上诉主张，案涉借款发生后史益康与范丽琴即办理离婚登记，并在离婚协议中将所欠债务归并给一方当事人，明显系规避债务。对此本院认为，范丽琴与史益康的离婚协议书载明“晨源公司涉及到家庭经营（父母参与），因公司产生的债权债务家庭共有且共担风险（包括男女双方），本次离婚协议暂不作约定处理。”因此，范丽琴虽与史益康离婚，但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因晨源公司经营所形成的债务属于家庭共同债务，离婚时暂不处理，并同意对此共担风险，故吴卓群上述主张，缺乏充分的依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用于晨源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否应认定为史益康与范丽琴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借款金额为30万元，明显超过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根据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案涉借款的协商和交付过程范丽琴并未参与，即无证据证明范丽琴对该借款知情且同意。吴卓群主张案涉借款系用于归还晨源公司的贷款，即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经营，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笔借款系用于归还史荣保个人向朱伟忠所借款项。故根据该笔借款的直接用途无法证明系用于晨源公司的生产经营，并认定为史益康、范丽琴夫妻共同债务。二审过程中，吴卓群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借款系2007年左右史益康向江南银行金坛支行贷款的承继，且史益康当初贷款的用途系用于晨源公司经营。对此本院认为，吴卓群该主张的实质是认为案涉借款是用于归还此前经营晨源公司所欠债务，从而应认定为史益康、范丽琴夫妻共同债务。但该主张有两个关键事实需要证明，一为案涉借款系2007年左右史益康向江南银行金坛支行贷款的承继，二为史益康当时贷款系用于晨源公司的经营。关于案涉借款是否系2007年左右史益康贷款的承继。根据证人张某的陈述，2007年左右史益康以自己的名义贷款20万元，并以朋友的名义贷款20万元，两项合计40万元。但该两笔贷款仅有张某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实，而且数额与案涉借款数额30万元也不完全吻合。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根据本院的调查令，向江南银行金坛支行调查2013年至2015年期间史荣保、史益康的贷款和还款情况，但未能调查到相关证据。史荣保虽认可案涉借款是其此前在江南银行金坛支行贷款的承继，但并未认可其在江南银行金坛支行的贷款是承继史益康此前的贷款。因此，现仅有张某的证言证明案涉借款系史益康2007年左右在江南银行金坛支行贷款的承继，缺乏其他证据予以充分印证。关于史益康当时的贷款是否用于晨源公司经营。证人张某陈述，上述2007年左右史益康以自己和朋友的名义向江南银行金坛支行所贷40万元款项，均用于晨源公司经营。而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晨源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19日，如史益康上述贷款发生在此之后，则晨源公司刚成立，应该不会有不良信用记录，且其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并非绝对的微小企业，如确因经营需要资金，晨源公司完全可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为何要以史益康和其朋友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张某作证所陈述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史益康当时的贷款是否确实用于晨源公司经营，目前仅有张某证言，缺乏其他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本院认为仅根据张某的证言，尚难以认定史益康当时的贷款系用于晨源公司经营。本院认为，即便2007年左右史益康向江南银行金坛支行贷款属实，根据现有证据，也无法确认其当时贷款的用途是用于晨源公司经营。除证人证言外，也无其他证据印证案涉借款系史益康上述贷款的承继。因此，本院对吴卓群提出的案涉借款系用于归还晨源公司经营所欠债务，应认定为史益康、范丽琴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理由无法予以采纳。综上，吴卓群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88元，由吴卓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力代理审判员 雷 波代理审判员 代家军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书 记 员 浦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