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3民终2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智，男，197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宗波，男，197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海峰，男，197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以上三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湖北季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梅，女，196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成，随州市曾都区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李勇，男，1977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上诉人王智、何宗波、何海峰因与被上诉人刘永梅、原审被告李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7）鄂1321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智、何宗波、何海峰及三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被上诉人刘永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成，原审被告李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智、何宗波、何海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永梅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刘永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第一，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刘永梅提供的《刑事控告状》作为认定“刘永梅对其债权的主张，属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行为”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该《刑事控告状》系刘永梅单方提供，其作为单一证据，却未提供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表》、《接受案件回执单》、《立案决定书》或《不予立案通知书》等材料，一审法院仅以《刑事控告状》认定刘永梅于2014年10月20日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对三上诉人主张了权利的事实明显不清；第二，一审法院未予审查本案中主合同当事人是否有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或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的手段促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情形也存在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之处，李阳涉合同诈骗罪一案中，李阳将登记在其父亲李德超名下的土地使用证为抵押物，向刘永梅借款100万元，但该借款中有70万元又汇至李向军的账户用于清偿李向军的债务，李阳与刘永梅的公司经理李向军恶意串通，以建房名义而实质为清偿李向军借款而骗取三上诉人的担保，三上诉人系在被欺诈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思提供的保证，应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一审法院未予审查李阳借款合同中物权担保的效力及主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也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李超将其父亲李德超名下的土地证为其借款进行抵押，而刘永梅怠于审查李德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也未进行抵押登记，刘永梅对此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未予审查物权担保的效力及主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且李阳签订《借款协议》的行为因涉嫌刑事犯罪应属无效行为，主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也无效，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权人、担保人、债务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随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随县刑初字143号刑事判决书中的判决日期2015年12月8日作为计算本案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即便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刘永梅在保证期间内即于2014年10月20日向随县公安局提出了刑事控告，但公安机关并未就三上诉人涉嫌犯罪予以立案，而是在2014年12月22日对犯罪嫌疑人李阳涉嫌合同诈骗罪予以立案，被上诉人刘永梅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之日即2014年12月22日起计算诉讼时效至2016年12月22日止,本案中，刘永梅起诉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其胜诉权已丧失。一审法院以刑事判决日期2015年12月8日作为计算本案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刘永梅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李勇述称没有答辩意见。刘永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何宗波、李勇、何海峰各自承担20万元借款的连带偿还责任；王智承担40万元借款的连带偿还责任；四被告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付清止的利息。2、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5月29日，李阳持其父亲李德超的随县国用（2009B）第564号《土地使用证》和李德超签名的授权书，与四被告一起找到原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借款期限为五个月。被告何宗波、李勇、何海峰对上述借款各自担保20万元，被告王智对上述借款担保40万元，并各自出具担保书，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借款到期后，李阳与担保人均未偿还借款，原告经过了解得知李阳借款时提供的房产证系从其父亲处偷拿，委托书也系伪造。2015年12月8日，随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随县刑初字第0014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阳构成合同诈骗罪。该文书生效后，原告多次找到四被告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均无果，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5月29日，借款人李阳以其父亲李德超名下的随县国用（2009B）第XXX号《土地使用证》作抵押，向刘永梅借款100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内容为：甲方刘永梅、乙方李阳。由甲方借现金一百万元给乙方使用五个月，乙方按照约定月利率（每月3万元）使用这笔借款，并按月付息。如果乙方不能按规定的时间归还这笔借款，甲方有权处理此土地，土地证为国有2009BXXX号，土地面积为5806平方米。如果乙方不同意甲方过户这宗土地，或者这宗土地不能成功过户给甲方，此笔借款由担保人王智、李勇、何宗波、何海峰承担。具体金额见担保协议。同时，被告何宗波、李勇、何海峰签订了为李阳之借款100万元担保20万元的《借款协议》和《担保函》，被告王智签订了为李阳之借款100万元担保40万元的《借款协议》和《担保函》。《借款协议》内容均为：我自愿为李阳所借款（担保金额）一事作担保，并愿意为此承担担保连带责任。《担保函》的内容均为：。我有权利在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款付息时进行催还，并有义务在借款人无力偿还此笔借款和借款人逃避债务无法找到借款人等情况时偿还此笔借款，由此笔借款所产生的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也一同由担保人承担。随后，李阳向原告出具了100万元的收款收条。2013年5月3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将100万元汇至李阳提供的卡号中。李阳借款后，截至2014年11月2日，仅向原告支付了18万元利息。2014年10月20日，原告以“李阳、何宗波、何海峰、王智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随县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12月22日，随县公安局以李阳涉嫌诈骗决定立案侦查。随后，随县人民检察院以随县检刑诉【2015】119号起诉书指控李阳犯诈骗罪，向随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12月8日，随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随县刑初字第0014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李阳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即原告主张权利的时间应为2013年10月29日起至2016年10月29日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中，各方对保证期间的约定视为不明，保证期间应自2013年10月29日起至2015年10月29日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2014年10月20日，原告向随县公安局提出刑事控告，主张追究李阳、何宗波、何海峰、王智的合同诈骗罪并要求追回被诈骗财产100万元等，后该案于2015年12月8日经该院判决，应视为原告对其债权的主张，属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行为。故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12月8日起计算至2017年12月8日止。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时，为追究李勇的担保责任，故李勇的保证期间已过诉讼时效，现原告要求被告李勇承担担保责任，不予支持。故被告何宗波、何海峰、王智应分别承担各自的担保责任。关于借款期限内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的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与李阳约定月利息为3万元，即年利率36%，该部分利息李阳已支付，属自然之债，予以认可。关于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逾期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自主张之日起即2014年12月1日起支付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何宗波、何海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偿还原告刘永梅借款本金20万元及逾期利息；被告王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刘永梅借款本金4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均按年利率24%自2014年12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永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三名上诉人提供了三组新证据，证据一：随县公安局关于李阳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作出的《受案登记表》、《接受案件回执单》、《受案回执》，拟证明：刘永梅于2014年10月20日向随县公安局提出刑事控告时，并未主张追究三上诉人的诈骗罪的责任的法律事实；证据二：随县公安局关于李阳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作出的《立案决定书》，拟证明：公安机关未就三上诉人涉嫌诈骗罪予以立案，该《立案决定书》作出的日期是2014年12月22日，被上诉人刘永梅主张保证合同纠纷之诉的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12月22日起至2016年12月22日止的事实；证据三：随县人民法院关于李阳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作出的（2015）鄂随县刑初字第00143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债务人李阳在向刘永梅处借款时，经手人李向军系刘永梅处的工作人员，李向军帮刘永梅进行民间放贷，而李阳在刘永梅处借款系用于偿还其差欠李向军的放贷，李阳于借款同日向李向军转款70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刘永梅质证称：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据一的《受案登记表》、《接受案件回执单》并不表明刘永梅没有向公安机关控告本案的三名上诉人；证据二只是表明2014年12月22日公安机关对李阳的涉嫌诈骗行为进行了立案侦查，但并不表明排除了对三上诉人涉嫌诈骗的嫌疑，公安机关并未出具对三上诉人不予立案的决定书；证据三的判决书不足以证实李向军是否帮助刘永梅进行民间放贷，无法证明李向军系受雇于刘永梅，且李阳对借款的用途，与本案无关，李阳与李向军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亦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李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据一仅能表明刘永梅向公安机关对李阳提出了控告，并不当然表明刘永梅并未向公安机关对三上诉人提出控告，经查明，2014年10月20日刘永梅向随县公安机关对李阳及三名上诉人提出了刑事控告，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仅表明公安机关对李阳涉嫌诈骗罪予以立案，并不表明公安机关针对刘永梅对三上诉人的控告给予了明确的不予立案回复，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随县人民法院（2015）鄂随县刑初字第00143号刑事判决书系一审时刘永梅已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即便李向军在刘永梅处上班并帮助刘永梅进行民间借贷，但并无证据表明刘永梅对李阳借款100万元系用于偿还李向军的借款这一事实是知情的，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三名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提出李阳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刑罚，李阳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主合同无效的，则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也无效，故保证人不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规定。”本案中，李阳与刘永梅签订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该借款合同并无法律规定无效之情形，刘永梅依借款合同向李阳汇款100万元后，其对李阳的债权即告成立，双方借款关系成立，并不因为借款人因涉及刑事犯罪已被判刑而导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上诉人与刘永梅之间的担保合同也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之情形，应当认定有效。上诉人又提出因李向军系刘永梅处工作人员并帮刘永梅进行民间借贷，李阳与李向军恶意串通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李阳将其父亲李德超名下的土地证为其借款进行抵押，而刘永梅怠于审查李德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也未进行抵押登记，刘永梅对此存在重大过错，故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该规定中的主合同当事人是指合同关系的主体，在本案中即债权人刘永梅和债务人李阳。虽然李向军系刘永梅所经营酒店的工作人员，即使李阳与李向军存在恶意串通，但并没有证据表明李阳与刘永梅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也没有证据表明刘永梅作为债权人采取了欺诈、胁迫等手段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在李阳向刘永梅出具了其父亲李德超的授权委托书和土地使用权证时，刘永梅有理由相信抵押物的真实性。另在李阳与刘永梅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如果该宗土地不能成功过户给刘永梅，那么由三位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且在三上诉人与刘永梅签订的借款协议上均愿意对各自承担的借款数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三名上诉人要求免除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称刘永梅主张保证合同纠纷之诉的诉讼时效应自公安机关对李阳作出《立案决定书》之日即2014年12月22日起至2016年12月22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结算，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借款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3年10月28日，通过李阳犯诈骗罪的刑事案卷重李阳的供述、刘永梅的陈述、三上诉人的陈述可以看出，李阳承认在借款到期后，刘永梅多次向李阳和三名担保人主张过还款，能够证实刘永梅在保证期间内向三担保人主张过权利，后刘永梅于2014年10月20日向随县公安局对李阳及三名上诉人提出了刑事控告，随县公安局2014年12月22日对李阳涉嫌诈骗罪作出《立案决定书》，但并未对三名上诉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书》，刘永梅在等待公安机关处理结果期间诉讼时效中断，后随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对李阳犯合同诈骗罪作出刑事判决，刘永梅得知其对三名上诉人的控告未得到支持，遂诉至法院，符合法律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12月8日起重新计算，刘永梅于2017年9月12日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本院认为，王智、何宗波、何海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王智负担4900元，何宗波、何海峰分别负担24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珍审判员 汪 莉审判员 姚仁友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书记员 龚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