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二初字第00116号
原告：颍东区向阳街道办事处东平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
负责人：翟跃辉。
委托代理人：王霞林，东平社区居民委员会退休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辉华，安徽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范爱英，女，194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
委托代理人：蒋祥爱，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友明，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颍东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
法定代表人：孙俊领，主任。
委托代理人：滑国军，该单位职工。
委托代理人：田洪轩，阜阳市颍东区河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颍东区向阳街道办事处东平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平居委会）诉被告范爱英、颍东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6月25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郭春宇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平居委会委托代理人王霞林、张辉华，原告方证人袁桂珍、潘桂林、ＸＸ伟，被告范爱英委托代理人李友明，被告方证人任金法、康光举，被告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委托代理人田洪轩到庭参加诉讼。2015年9月2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5年10月12日，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平居委会委托代理人王霞林、张辉华，被告范爱英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友明，被告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委托代理人田洪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平居委会诉称：1994年6月10日，原告（原东平村）与位于颍东向阳南路路西的颍东管电站签订《土地使用协议书》，约定颍东管电站将该站西头的1.05亩土地退还原告。位于颍东管电站北侧的3.67亩土地属于原东平大队所有，1980年前原阜阳县社队企业局开始租赁该土地并建设仓库（15间）使用，1985年原东平大队划分为东平村（即原告）、张庄村和刘大村（后改名为胡桥村、胡桥社区居委会），上述土地租赁费用仍由原告收取并得到原阜阳市闸东乡人民政府的批准（见政字（1988）第20号文件），后社队企业局因无力支付租赁费用便将该3.67亩土地归还原告（所建仓库折抵拖欠土地租赁费用）。1994年10月9日，原告与胡桥村就上述3.67亩土地的管理使用达成书面《协议书》，约定：以原社队企业局所建大门向西划道路一条由双方共同使用，以原仓库货台向东1.5米处作为双方使用土地的分界线（该分界线距大门约30米），分界线以西的土地由原告管理使用，分界线以东（大门北侧）的土地由胡桥村管理使用。不久原告与胡桥村达成口头补充协议，约定原社队企业局在上述分界线以西所建的房屋属于原告所有，分界线以东（大门北侧）所建房屋属于胡桥村所有。当时分界线以西的房屋计有仓库15间，建筑面积432平方米（15X3.6MX8M）。1995年原告为兴办企业（方砖厂、宝丽板厂），在上述土地分界线处西侧建设企业办公用房5间，建筑面积108平方米（18MX6M），在大门南侧靠近颍东管电站墙头东北角处建设门岗室4间，建筑面积60平方米（15平方米X4间），在分界线南侧与颍东管电站退给原告的土地交汇处建设保管室3间，建筑面积32平方米（11平方米X2＋10平方米），原告以上所有房屋（包括原企业局15间仓库在内）合计建筑面积632平方米。1995年万树林与原告合作开办化工厂并在颍东管电站退给原告1.05亩土地上建设房屋10间（其中门朝东5间、门朝西5间），建筑面积198平方米（3.3MX6MX10间）。后来原告兴办的企业以及万树林与原告合作开办的化工厂均倒闭，但上述土地及土地上632平方米的房屋仍然一直属于原告所有。2014年7月6日，两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将包括原告上述土地上的632平方米房屋在内的房屋全部作为被告范爱英的私人房产进行征收，各项补偿款共计人民币6188390元全部补偿给被告范爱英。
原告认为，两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1条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应属部分无效。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两被告于2014年7月6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涉及原告所有的632平方米房屋部分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阜阳市闸东乡人民政府文件（政字（1988）第20号）、土地使用协议书（签订时间1994年6月10日）、协议书（签订时间1994年10月9日），证明原告对颍东电管站西头的1.05亩土地以及企业局仓库院内货台西侧的土地拥有所有权。
证据二、胡桥社区居委会证明（两份）和协议书（签订时间2003年10月29日），证明原告与胡桥社区居委会达成口头补充协议，约定1994年10月9日协议书中约定分界线内的房屋，分别属于原告和胡桥社区居委会所有且已经履行（胡桥社区居委会于2003年10月29日将所分房地产卖给了潘春友）。
证据三、房屋征收协议书（2014年7月6日签订），证明两被告于2014年7月6日签订房屋征收协议书，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包括原告上述土地上的全部房产均作为被告范爱英的私人房产进行征收和补偿。
证据四、原告房地产平面图（根据2006年航测图绘制），证明原告房地产的位置和房产面积。
原告方证人袁桂珍（原东平社区居委会书记）证明房屋征收协议书涉及的A20地块中，第9号、11号房产是东平村依据1994年10月9日与胡桥村达成的书面《协议书》及口头补充协议与胡桥村分家所得，计有仓库15间；第3号、第4号房产四间门岗房，是94年年底东平村请潘桂林所建；第5号、第6号、第10号房产是95年东平村建化工厂时所建；第7号、第8号房产是万红伟在1.05亩土地上1995年所建。ＸＸ伟（原东平社区居委会班子成员）证明A20地块中，第10号房产门向东5间和第5号、6号房产保管室3间，都是其经手找潘桂林所建的。潘桂林证明在94、95年前后，袁桂珍请其在颍东管电站北侧建房屋四间，和建门向东的房屋若干间，具体间数其记不清了。
范爱英辩称：1、其与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2014年7月6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性。2、其于2003年10月29日购买胡桥社区所分原企业局的土地及房屋、2004年8月30日购买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的房地产，因此其有权对上述房屋进行处分。3、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上述房屋是其合法购买，且已管理使用十多年，并对房屋多次进行修缮，原告均未提出异议。上述房屋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前，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是严格按照先摸底、再公示、评估方式进行的，然后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在整个征收与补偿过程中，没有任何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综上，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范爱英就其上述答辩陈述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范爱英的身份证，证明范爱英的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二、2003年10月29日潘春友与胡桥社区居委会签订的协议，证明潘春友以65000元的价格购买胡桥社区位于向阳南路路西原大队所分的原企业局的土地及房屋设施，其产权属潘春友所有。
证据三、1995年4月17日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与阜阳市闸东乡原东平行政村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1、原东平行政村在日化厂投资的股份全部转让给社会福利总厂，由股权转为债权；2、原东平行政村的土地和5间厂房租赁给社会福利总厂使用，租赁期限暂定10年；3协议约定租赁期间社会福利总厂可以在东平行政村的土地上建设厂房和其他设施，其所建厂房和设施属于社会福利总厂所有；
证据四、2004年8月30日潘春友与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证明1、社会福利总厂在租赁原东平行政村的土地上所建厂房和设施属于其所有，破产清算组完全有权处置该财产；2、破产清算组处置的财产房屋17间，位置在向阳南路路西，即本案诉争的位置；3、潘春友在与破产清算组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该房产仍被颍东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购房款付清后，其17间房屋被解封；4、潘春友对该17间房屋的所有权系合法取得。
证据五、2014年7月6日范爱英与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证明拆迁协议的征收人、被征收人、产权性质以及房屋的权属清晰、真实，范爱英获得的财产系依法取得。
证据六、1994年6月10日土地使用协议书，证明颍东管电站与原东平村协商准备退回1.05亩土地的事宜，协议约定了退回土地的位置、长度、宽度及面积，但是签订协议时该土地仍未退回。
证据七、1994年10月9日胡桥村与东平村签订的协议书，证明1、胡桥村与东平村对原县企业局院内的房屋临时使用进行划分，但不是对房屋产权的划分；2、原告临时使用管理的位置在现货台向东1.5米处以西的土地，原告对其土地及房产均不具有所有权。胡桥社区使用管理的土地及房产位置在门北旁至西1.5米分界处，门南旁至西分界处及1.05亩土地上的房屋归范爱英管理使用。
证据八、2015年1月20日证明，该证明是对1994年10月9日胡桥村与东平村签订的协议内容，以及院内的房地产使用权临时划分的真实性作出进一步确认。
证据九、2006年诉争房屋航测图，证明本案诉争的房屋坐落在航测图上标注的阿拉伯数字位置，诉争的屋均是范爱英合法购买，自行建造，以及维护修缮的，原告对此不享有任何权利。
证据十、1997年12月26日证明、借条、1998年9月16日证明、2001年9月5日证明，证明原东平村借潘春友钱并承诺用化工厂和企业用地、房子抵押给潘春友，若到期不还，上属抵押物归潘春友所有。
被告方证人任金法、康光举证明在2005年范爱英找他们在原来房子的基础上进行过修缮，但对修缮、建过多少间房子他们记不清。
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辩称：1、其是严格按照房屋征收补偿规定对征收户范爱英的住宅进行先摸底、公示、评估后才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整个过程是公平、公正的；2、对范爱英的房产在征收与补偿过程中，没有任何个人和单位提出异议；3、经过摸底，范爱英被征收的房屋确属其所有和使用。综上，二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协议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确认，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为：1、对原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成员吴强的询问笔录，吴强陈述称，2004年8月30日潘春友与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涉及的17间房屋，就是2006年诉争房屋航测图中7号、8号、10号房产，另外2间房屋因时间太久，已记不清具体位置。2、2014年7月6日范爱英与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的房屋征收协议书。
以下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阜阳市闸东乡人民政府文件（政字（1988）第20号）、原阜阳市闸东乡东平村民委员会与阜阳电业局用电管理所颍东管电站签订的《土地使用协议书》（1994年6月10日签订）、胡桥村委会与东平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1994年10月9日签订）、胡桥社区居委会证明（两份）、潘春友与胡桥社区居委会签订的协议（2003年10月29日签订）、《房屋征收协议书》（2014年7月6日签订）、范爱英身份证、潘春友与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2004年8月30日签订）、2006年诉争房屋航测图、1998年9月16日东平村委会给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出具的证明、对原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成员吴强作的询问笔录。
对原告举证的房地产平面图（根据2006年航测图绘制），被告有异议，认为该平面图是原告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该平面图是依据2006年航测图绘制，平面图标注的诉争房屋位置与航测图显示的位置完全一致，原、被告对2006年航测图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对原告方的证人证言，二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且原告方的证人证言证明的事实与二被告认可的原告举证的胡桥村委会与东平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1994年10月9日签订）、胡桥社区居委会证明（两份）证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故对原告方的证人证言本院予以确认。
对范爱英举证的1995年4月17日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与阜阳市闸东乡原东平行政村签订的补充协议，范爱英虽未能提供该补充协议的原件，但原告认可补充协议反映的基本事实存在，故对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范爱英方的证人证言仅证明了范爱英找他们在原来房子的基础上进行过修缮，因诉争房屋年代久远，范爱英又一直在使用，故找人对房屋进行修缮符合一般日常生活经验，故对范爱英方的证人证言本院予以确认。
对范爱英举证的1997年12月26日东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借条、2001年9月5日东平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因范爱英未能提供上述证据的原件，原告又不予质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对原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成员吴强的询问笔录，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A20地块中第10号房产应为原告所有，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无权处分，对7号、8号房产系潘春友从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购买无异议。范爱英称，A20地块中第5号、6号房产是当时福利总厂在使用的锅炉房，就是吴强记不清的17间房屋中的两间。本院认为，根据1995年4月17日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与东平行政村签订补充协议，东平行政村的土地和5间厂房（A20地块中第10号房产）租赁给社会福利总厂使用，从A20地块中的第5号、6号房产所处位置和房间数看，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将福利总厂租赁的5间厂房和使用的锅炉房一并出售给潘春友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经审理查明：1994年6月10日，原告（原阜阳市闸东乡东平村民委员会）与阜阳电业局用电管理所颍东管电站签订《土地使用协议书》，约定颍东管电站将位于该站西边的1.05亩土地退还原告。位于颍东管电站北侧的3.67亩土地属于原东平大队所有，1980年前原阜阳县社队企业局开始租赁该土地并建设仓库15间。1985年原东平大队划分为东平村（即原告）、张庄村和刘大村（后改名为胡桥村、胡桥社区居委会），根据原阜阳市闸东乡人民政府政（1988）第20号文件批准，上述土地租赁费用仍由原告收取。后阜阳县社队企业局因无力支付租赁费用便将该3.67亩土地归还原告，所建仓库折抵拖欠土地租赁费用。1994年10月9日，原告与胡桥村就上述3.67亩土地的管理使用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以原社队企业局所建大门向西划道路一条由双方共同使用，以原仓库货台向东1.5米处作为双方使用土地的分界线，分界线以西的土地由原告管理使用，分界线以东（大门北侧）的土地由胡桥村管理使用。后原告又与胡桥村达成口头补充协议，约定原阜阳县社队企业局在上述分界线以西所建的房屋属于原告所有，分界线以东（大门北侧）所建房屋属于胡桥村所有。当时分界线以西的房屋计有仓库15间（2006年房屋航测图A20地块中第9号、11号房产）。1995年原告为兴办企业，在上述土地分界线处西侧建企业办公用房5间（2006年房屋航测图A20地块中第10号房产），在大门南侧靠近颍东管电站墙头东北角处建门岗室4间（2006年房屋航测图A20地块中第3号、4号房产），在分界线南侧与颍东管电站退给原告的土地交汇处建保管室3间（2006年房屋航测图A20地块中第5号、6号房产）。1995年万树林与原告合作开办化工厂并在颍东管电站退给原告的1.05亩土地上建设房屋10间（2006年房屋航测图A20地块中第7号、8号房产）。2014年7月6日，范爱英与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将包括原告上述土地上的房屋（2006年房屋航测图A20地块中第3号、4号、9号、11号房产）全部作为其私人房产进行征收。
另查明：1995年4月17日，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与东平行政村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东平行政村在日化厂投资的股份全部转让给社会福利总厂，算东平行政村借款给社会福利总厂，社会福利总厂每月按2%付息给东平行政村。东平行政村的土地和5间厂房（2006年房屋航测图A20地块中第10号房产）租赁给社会福利总厂使用，租赁期间社会福利总厂可以在东平行政村的土地上建设厂房和其他设施，其所建厂房和设施属于社会福利总厂所有。2004年8月30日潘春友与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购买了社会福利总厂破产财产房屋17间（2006年房屋航测图A20地块中第5号、6号、7号、8号、10号房产）。
再查明：2003年10月29日，潘春友（被告范爱英之夫，已去世）与胡桥社区居委会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潘春友购买胡桥居委会位于向阳南路路西原东平大队所分的原企业局土地和房屋。该部分房屋亦包括在二被告于2014年7月6日签订的房屋征收协议书中。
又查明：东平居委会在起诉状中陈述的房屋面积、间数不是拆迁时的房屋实际面积和间数，而是根据以前的资料计算所得。
本院认为：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尊重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对2006年航测图A20地块中第3号、4号、9号、11号房屋，范爱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归其所有。东平居委会虽然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对上述房屋享有所有权，但其举证的阜阳市闸东乡人民政府文件、土地使用协议书、协议书、胡桥社区居委会证明等证据范爱英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而上述证据证明A20地块中第3号、4号、9号、11号房屋属东平居委会所有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范爱英将原属东平居委会的房屋作为其私人房产与颍东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协议，属于无权处分，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所有权，二被告对该A20地块中房产的处分行为部分无效。故本院对东平居委会关于A20地块中第3号、4号、9号、11号房屋属其所有，两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协议部分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A20地块中第5号、6号、10号房屋，因上述房屋是潘春友从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购得，且已支付相应的对价，应视为其已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如东平居委会认为阜阳市社会福利总厂破产清算组损害了其财产权益，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范爱英抗辩称原告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实质上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的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就权利特征而言，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的行使，不需要合同另一方的同意或者给付，通过权利人的单方主张后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即可实现。其在性质上当属形成权，故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故对范爱英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范爱英、颍东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于2014年7月6日签订的《阜阳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协议书》中A20地块涉及的第3号、4号、9号、11号房屋部分的征收协议无效；
二、驳回原告颍东区向阳街道办事处东平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范爱英、颍东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春宇
审 判 员 郝芝宏
人民陪审员 李丛芝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闫翠芝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七条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