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56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八卦路55号经理大厦301、400、13楼。
负责人纪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杰、余蕾蕾，浙江金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启顺，男，194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歙县。
委托代理人李海波、姜望远，杭州市公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杭州汤氏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杭富村金马586号。
法定代表人汤召录。
委托代理人赵亮，系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文教北路869号。
负责人俞一敏。
委托代理人徐霞燕，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与被上诉人方启顺、原审被告杭州汤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氏物流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富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10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2016年9月12日，方巍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富春江花园驶往小花坞，17时48分许，途经江滨东大道与高尔夫路路口时，与停在路口北侧（高尔夫路西侧机动车道内）等红灯的张淼龙驾驶的浙Ａ×××××号轿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方巍患有急性短暂性××，案发时无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事故的原因非其主观故意或者过失；张淼龙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该事故中双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方巍、张淼龙均无责任。同日18时42分许，冉普友驾驶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浙Ａ×××××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行驶至高尔夫路民丰加油站门口路段遇江滨东大道与高尔夫路路口信号灯为红灯停下，待绿灯亮起车辆起步时，蹲坐在中间绿化带上的方巍跳入浙Ａ×××××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车底，致使其被碾压身亡。该起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方巍患有急性短暂性××，案发时无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事故的原因非其主观故意或者过失；冉普友虽有驾驶牵引车不按规定牵引的违法行为，但该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该事故中双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方巍、冉普友均无责任。原告方启顺系死者方巍的父亲，方巍的母亲洪玉仙在2012年已经死亡，方启顺系方巍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二、事故发生时，张淼龙驾驶的车辆在大地保险富阳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险），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冉普友驾驶的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险），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汤氏物流公司在庭审中陈述，浙Ａ×××××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未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三、事故发生后，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在调查时，死者方巍同事反映其在案发前有精神异常表现，故委托杭州市富阳区××防治院司法鉴定所对方巍在案发时是否有精神疾病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所于2016年11月7日出具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方巍2016年9月8日以来患有急性短暂性××（当时处于发病期）；2、被鉴定人方巍案发时处于急性短暂性××的发病期，受××性症状的支配，当时对其行为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丧失，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四、方启顺生育有两名子女，即方巍和方常余。事故发生时，死者方巍已经在外打工多年，从事建筑工人职业。五、另查明，冉普友系汤氏物流公司雇佣的驾驶员。汤氏物流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垫付30000元。根据有效证据，认定方启顺因儿子方巍死亡导致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之规定，应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关于赔偿标准，由于死者方巍在事发时已经在外务工多年，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职业，方启顺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方启顺主张874280元（43714元／年×20年）符合规定，予以认定。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该项费用系从受害人的收入损失分解而来，应与上述死亡赔偿金采用同样的赔偿标准，故方启顺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171966元（28661／年×12年÷2）符合规定。据此认定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死亡赔偿金1046246元（874280元+171966元）。2、丧葬费。根据方启顺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其采用的是2015年浙江省有关统计数据，以此为标准，丧葬费本应为25859.50元，但方启顺自愿主张24166元并无不可，故以24166元作为该项损失定案依据。3、精神损害抚慰金。方启顺之子因案涉第二起交通事故死亡，方启顺作为其父亲精神受到打击，应当给予精神赔偿，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认定20000元。4、家属误工费。按照3人、7天酌情认定2975.70元（141.70元／天·人×3人×7天）。5、交通费酌情认定2000元。6、住宿费。方启顺虽主张住宿费，但并未提供任何住宿费的票据，对该项损失不予认定。以上损失共计1095387.70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生命权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除方启顺主张的各项损失外，本案尚存争议焦点为：大地保险富阳支公司、汤氏物流公司、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及承担何种民事赔偿责任。对此，方启顺要求由各被告对其全部损失进行赔偿。大地保险富阳支公司辩称其承保车辆与方巍之死没有因果关系，故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汤氏物流公司辩称其驾驶员冉普友系正常驾驶，其作为冉普友的雇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辩称，其承保车辆在事故中无责任，故其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对超出交强险部分仅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关于大地保险富阳支公司的责任问题。根据事故认定书，方巍与张淼龙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仅造成两车受损，方巍之死系其与冉普友之间的交通事故造成，两次事故缺乏必然联系。故方巍之死与前次事故不具有法律上的相当因果关系，方启顺要求大地保险富阳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汤氏物流公司的责任问题。汤氏物流公司系冉普友的雇主，冉普友一方的责任应由汤氏物流公司承担。第二起事故系造成方巍死亡的直接外力，虽然交警部门认定该起事故系交通意外事故，但民事赔偿责任与交通事故责任并不完全等同。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据此，结合死者方巍系因丧失行为辨认能力跳入冉普友驾驶车辆的挂车车底，以及方巍的老乡曾经提醒方启顺其儿子方巍可能精神不正常等情况，根据公平原则确定汤氏物流公司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关于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的责任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三者险，其本质都系责任保险。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此处的赔偿责任系民事赔偿责任，而非交通事故责任。再者，交强险的立法本意系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案涉事故中，虽然冉普友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但死者方巍同样没有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辩称其仅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赔偿的意见，显然与交强险立法本意不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根据方启顺损失与交强险限额的关系，认定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方启顺损失110000元，其中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方启顺超出交强险的损失为985387.70元（1095387.70元－110000元），根据上述确定的民事责任比例认定由汤氏物流公司一方承担40%计394155.08元。由于冉普友驾驶的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险），故由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直接赔偿方启顺上述394155.08元损失。至于汤氏物流公司垫付的30000元，视为其替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在交强险内垫付，予以扣除后，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尚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方启顺80000元。汤氏物流公司对该垫付款可向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另行理赔。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方启顺损失8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方启顺损失394155.0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方启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14元，由方启顺负担9000元，杭州汤氏物流有限公司负担6014元。
宣判后，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不服，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缺乏事实依据。从方启顺提供的证据来看，建筑公司的证明系孤证，并不能直接、客观地证明方巍在事故发生前的工作情况。而方启顺提供的流动人口基本表显示，其居住在富阳的起始时间为2016年8月26日，距离事故发生尚不满一个月。因此无论是收入还是居住，都没有达到法律规定可以参照城镇标准计算的程度，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方巍的户籍性质即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二、原审判决在认定责任问题时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汤氏物流公司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而判决被上诉人的损失由上诉人在交强险内赔偿11万元，超出部分按40%计算由商业第三者险赔付。本案并不属于“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情形”，具体为: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上诉人方的驾驶员冉普友是没有过错的。其次，受害人方巍丧失辨认能力不意味着受害人方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学龄前儿童以及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智力障碍者在道路上通行，应当由其监护人、监护人委托的人或者对其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带领。而本案的事故发生时，方巍系独自一人驾驶电动车外出，并无任何人的带领。在本案中，方巍的监护人或者对其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才是真正的过错方。《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二款的情形，才更接近本案实际情况。退一步讲，即使根据公平原则来分配责任比例，上诉人方40%的比例也明显过高。在死亡事故发生之前，因等待前一起事故的处理，方巍已在道路中间绿化带蹲坐很长时间，此时方巍并没有异于正常人的反应或行为。这种情况下，经过该路口等红灯的冉普友不可能预见到方巍会突然跳入车底的。绿灯亮起后冉普友正常起步，方巍突然跳入车底导致事故发生。在这样极短瞬间，作为主挂车驾驶员的冉普友是不可能来得及采取制动措施的，这超出了生理极限。机动车驾驶人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但并不意味驾驶人就必须有超出人类正常生理极限的操作，法律也不能强人所难。三、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精神抚慰金错误。原审法院在认定我方车辆驾驶员冉普友不存在侵权责任的情况下，仍将精神抚慰金作为损失分担，与法律规定不符。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存在瑕疵，请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诉请。1、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赔偿责任承担不超过10%，不承担精神抚慰金。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方启顺二审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城镇标准赔偿的依据明确，且我方居住在临安与富阳，均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实际生活中，我方在富阳生活8年，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关于责任认定问题，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40%比例正确，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上诉人没有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死者也没有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所以40%的赔偿责任我方予以认可。抚慰金的问题，一审判决也是符合法律规定。
原审被告汤氏物流公司二审口头答辩称：我方驾驶人没有责任，赔偿40%的比例，我方认为过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方应承担10%的责任。
原审被告大地保险富阳支公司二审口头答辩称：事故认定书很明确，双方没有责任，我方不承担责任。一审的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标准按照农村标准计算。
各方在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受害人方巍的死亡赔偿金等的标准问题。从当事人提交的单位证明、暂住信息等证据，结合对其精神状况司法鉴定中反映的事实，应当认定方巍生前在外务工多年，并以非农收入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事实，故原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基于方巍因案涉事故死亡的事实，对其亲属造成一定的精神创伤，原审法院酌情确定2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原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事故根据交警部门的认定，受害人方巍与行为人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均不存在民事侵权上的过错行为，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及公平原则，由汤氏物流公司分担方启顺的前述损失的40%，符合本案实际，本院对其实体结果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6014元，由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
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江 中
审判员 周志军审判员韩昱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姚 亦 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