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81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73年3月4日出生，汉族，系聂某2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景智，男，194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系聂某2之父。
上诉人（原审原告）桑会兰，女，194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系聂某2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某1，女，200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系聂某2�女。
法定代理人王某，女，1973年3月4日出生，汉族，系聂某1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某甲，男，199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系聂某2之子。
共同委托代理人白红卫，陕西省老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东海，陕西省老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卫兵，男，1968年3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虎存，男，196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红军，男，196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奇，男，1966年9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西安市高陵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桑军，男，196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社保，男，1965�12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宏健，男，196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
上诉人王某、聂景智、桑会兰、聂某1、聂某甲与被上诉人史卫兵、宋虎存、程红军、张永奇、桑军、张社保、郑宏健身体权纠纷一案，原审原告王某、聂景智、桑会兰、聂某1、聂某甲不服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7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某及其聂景智、桑会兰、聂某1、聂某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白红卫、王东海，被上诉人史卫兵、宋虎存、程红军、张永奇、桑军、张社保、郑宏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某、聂景智、桑会兰、聂某1、聂某甲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史卫兵对上诉人各项损失承担20%的责任，赔�164676.24元；3、改判被上诉人宋虎存、程红军、张永奇、桑军、张社保、郑宏健对上诉人各项损失承担5%的赔偿责任，即各赔偿41169.06元；4、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仅认定聂某2在被上诉人史卫兵家中喝茶，而对在史卫兵家中饮酒、以及与何人饮酒并没有查清。一审法院对于聂某2的醉酒成因是基于在史卫兵家中饮酒造成还是被上诉人宋虎存、程红军、张永奇、桑军、张社保、郑宏健下午一起吃饭饮酒造成的没有查清。2、一审法院忽视共同侵权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划分不当，判决结果显失公平。被上诉人史卫兵因女儿出嫁在家招待朋友，聂某2前去祝贺，期间饮酒，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依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史卫兵是招待朋友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对参加酒席客人的健康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仅认定6%的责任明显不当；一审法院判决其余六个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过错认定及责任划分明显不当。聂某2死亡的原因是醉酒驾车造成的，醉酒驾驶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之间的饮酒行为和聂某2的醉酒状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聂某2和各被上诉人大量饮酒，导致其酒精中毒，才处于醉酒状态。被上诉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割裂被上诉人于聂某2同一天两次饮酒行为与聂某2醉酒之间的因果关系。
被上诉人史卫兵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对于聂某2在史卫兵家的饮酒情况，被答辩人作为一审原告，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聂某2在史卫兵家喝酒的情况，将责任推卸到一审法院，没有道理；一审法院判决答辩人承担6%的责任不�，应判决答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导致聂某2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交通事故，并非饮酒，聂某2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完全能够意识到酒后驾车的危险性，但其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导致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其身亡，其本人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造成的后果也应由其本人承担，不能要求答辩人承担。史卫兵在聂某2走时坚持要送，但聂某2极力拒绝，坚持要自己开车走，史卫兵看聂某2安全离开后才回的家，对聂某2已经尽到了充分的照顾义务；聂某2在去答辩人家之前，就喝了大量的白酒，对此答辩人不知情，也没有人告知答辩人，故应判决与其一起喝酒的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宋虎存、程红军、张永奇、张社保、桑军、郑宏健均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聂某2发生事故时因酒驾，与答辩人没有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诉称，2017年1月2日，被告史卫兵女儿结婚，死者聂某2与其余被告系同学关系前往祝贺，被告史卫兵一家热情招待，在史卫兵家中，死者聂某2与其余被告喝酒吃菜，一直喝到晚上10点多，死者聂某2已经是严重醉酒状态，后经西安市公安局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血醇浓度为225.61mg/100ml，当晚11点左右，聂某2独自驾车回家，因醉酒驾驶撞到桑军大道与崇皇交接的圆转盘上，造成汽车侧翻，死者聂某2当场失去意识，后经路人报警，将人送至高陵医院，因伤情严重无法抢救而送往凤城医院ICU抢救。经抢救10天后不治身亡。经医院诊断为急性酒精中毒，颈脊髓A级损伤，颈椎体滑落，急性颅脑损伤，闭合性胸部损伤，肺挫伤，双侧胸腔积液，闭合性腹部损伤肝，胰挫伤。于2017年1月11日6点21分不幸离世，于2017年1月13日火化。死者聂某2受被告史卫兵之邀前去喝酒�被告明知聂某2已经是严重醉酒状态，并在聂某2酒精中毒的情况下，而是放任死者聂某2独自驾车回家，不留人员看护或送其回家。被告未尽到照顾义务，对聂某2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七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568800元，丧葬费28448元，医疗费80872.21元，伙食补助费800元，护理费1200元，抚养费122669元，救护车费600元，住宿费2560元，火化费1981元，殡仪馆相关费用3879元，精神损失费60000元，共计867922.21元；2、本案诉讼费由七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史卫兵辩称，1、导致聂某2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交通事故，并非饮酒。聂某2负事故的直接责任，且是全部责任，故从交通事故责任讲，聂某2应对自己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与他人无关。同时，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聂某2在史卫兵处喝了大量白酒，所以史卫兵不应对聂某2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2、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聂某2发生交通事故前应该喝了大量的酒，体内酒精含量极高，属于醉酒状态。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聂某2在史卫兵家时，在场人都明显看出其已喝多酒了。但其在哪喝的，什么时候喝的，什么时间喝的，和谁喝的，史卫兵并不知情。后来得知是在来史卫兵家之前，在饭馆聂某2和其他人喝了大量的酒。而在史卫兵家中，招待宾客总共只喝了半瓶多白酒，且度数为45度，属于低度酒，聂某2只喝了一杯酒，还是趁大家不注意抢喝的，故在史卫兵家喝的酒对其醉酒影响极小。在饭馆和史卫兵一起喝酒的人中，也有后来又去史卫兵家中的，但其对饭馆喝酒一事闭口不提，明显在隐瞒真相，企图逃避责任。可见，因死无对证，其辩称在饭馆只喝了1瓶白酒和为数不多的啤酒的说法不可靠。聂某2应该是在饭馆喝醉酒的。3、在史卫兵家，史卫兵坚持不让聂某2喝酒，史卫兵及在场宾客也在劝聂某2，不让其喝酒，不管聂某2如何挑衅、刺激，也未和他人喝酒。在场人均可证明。4、在众人离开史卫兵家时，史卫兵要送聂某2，聂某2极力拒绝，态度强硬，坚持自己开车走。可见史卫兵已经尽到了关心照顾义务，是聂某2一意孤行才导致事故发生。5、聂某2离开史卫兵家时，是晚上11点多，而从史卫兵家到事故发生现场仅10分钟车程，事故发生在凌晨12点以后，期间聂某2还干了什么，对事故有无影响就不得而知。6、“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人人尽知的常识，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聂某2完全能够意识到酒后驾车的危险性。聂某2酒后执意驾车导致重大交通事故，致其身亡，其本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故造成的后果也应由其本人承担，不能要求无辜的其他人对其死亡承担责任。�上，原告主张史卫兵承担赔偿责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法庭应驳回原告对史卫兵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宋虎存辩称，2017年1月2日史卫兵女儿结婚，我前去祝贺，于晚上19:30左右到史卫兵家，进门正好碰见杨某、侯某，因主家未摆酒席，我与杨某及侯某在后堂小屋闲聊，晚上20:00点前，我便与杨某、侯某一道离开了史卫兵家回到了自己家，在此期间一直未见聂某2。聂某2醉驾致死与我没有任何责任和关联。原告将我列为被告，显然失实。
原审被告程红军辩称，我对聂某2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和责任，不应该对聂某2的死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理由如下：1、2017年1月2日晚上11点左右，聂某2酒后驾车撞到桑军大道与崇皇交接的圆盘上，造成汽车侧翻，聂某2当场失去意识，后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死亡原因是因为自己酒后擅自驾驶车�，加之车速过快导致的，和我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2、我与死者聂某2并无任何来往，都是应史卫兵的约前去贺喜，我也是与主人家与死者同坐一桌，有证人郑宏健、罗某、赵某证明。8点半左右吃完饭开车和郑宏健一块离开主人家，经了解死者是11点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因此我和聂某2之间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我只是去史卫兵家祝贺吃饭，祝贺吃饭并不必然会导致聂某2死亡，原告要求我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原审被告张永奇辩称，史卫兵女儿结婚，我未去，也不存在一块喝酒。我跟聂某2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存在承担任何责任的问题。原告将我列为被告显然失实，所以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原审被告桑军辩称，史卫兵给女儿结婚，我去的晚，也不在一桌坐，不存在一起喝酒（有证人侯某、杨某）。我跟聂某2没任何关系，都是给史卫兵女儿贺喜去的，与聂某2同等身份，没义务谁照顾谁，所以不存在承担任何责任的问题。2017年1月2日我是7:30分到史卫兵家，离开时间为8:30分，主人夫妇和朋友送我到大门外（有人证郑宏健、赵宏喜）。聂某2死亡是由其醉驾导致的，应由其本人承担责任，我不承担责任。
原审被告张社保辩称，我不承担责任。史卫兵女儿结婚，我未去，不存在一块喝酒。聂某2属于醉驾导致死亡的，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将我列为被告，显然失实。原告用一段视频说2017年1月2日下午3时左右我和几名同学喝酒，是不存在的事实。1月2日下午5点30分左右，我回家路过时，孙子要喝奶，在买奶时遇见他们，也就打了个招呼，直接就走了，给史卫兵上礼的事我不知情，我也没上礼。
原审被告郑宏健辩称，我不承担责任，我本来不喝酒，那天下午两三点去吃饭喝的酒，大概下午五点结束，我没喝多少，喝完之后各自开车走了。那天晚上我也没叫聂某2去喝酒，聂某2喝酒时我还劝他不要喝了，我晚上七点多去的，晚上我没喝酒，八点半我开车拉着程红军离开的。出事之后，我给聂某2给了2000元医药费。
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月2日下午3时左右，除被告史卫兵外，聂某2与本案被告宋虎存、程红军、张永奇、桑军、郑宏健在姬家四季阳光小区啤酒鸭店中吃饭并饮酒，被告张社保下午五点在店中短暂停留。因被告史卫兵女儿第二天出嫁，史卫兵亲朋好友于2017年1月2日晚到史卫兵家中祝贺随礼（婚礼份子钱）。被告史卫兵当晚仅在家中摆简易酒席两桌招呼客人，前来祝贺的客人不断前来，随礼过后也陆续离开，被告张永奇、张社保当晚未去被告史卫兵家，其余被告均到被告史卫兵家贺喜。聂某2到�卫兵家中时，已出现醉酒状态。晚上11时以后，客人已基本离开，聂某2在史卫兵家中喝茶，同村客人程万征过来随礼，史卫兵提出与其将聂某2送回去，聂某2执意拒绝，程万征遂即离开。随后，史卫兵劝阻无效，聂某2独自一人驾车离开史卫兵家。2017年1月3日00时16分左右，聂某2驾驶陕Ａ×××××轿车沿305县道由西向东行驶至桑军大道转盘时，因酒后驾驶、操作不当，致车辆冲入转盘绿化带，车辆侧翻，致聂某2受伤，造成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聂某2被送往西安凤城医院救治，被诊断为：1、颈4、5骨折并颈脊髓损伤（FrankelA级）；2、颈4椎体滑落（III°）;3、急性颅脑损伤（轻型）；4、闭合性胸部损伤肺挫伤、双侧胸腔积液；5、闭合性腹部损伤肝、胰挫伤；6、急性酒精中毒。2017年1月11日，聂某2因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医院医疗费80872.21元，救护车费用600元。另查明，事故发生后，经高陵交警大队委托对聂某2血液中乙醇浓度进行鉴定。西安市公安交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公交司法鉴（毒）【2017】0007x号血醇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血醇浓度为225.61mg/100ml。高陵交警大队对交通事故作出高公交认字[2017]第38号事故认定书：聂某2醉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确保安全驾驶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因素，负事故全部责任。聂某2的父母聂景智（1942年10月13日出生）、桑会兰（1945年7月11日出生）共有三名子女，分别为聂某2、聂马利、聂平利；聂某2有一个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子女聂某1（2005年8月29日出生）。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交通事故认定书、医院病案及票据、死亡证明、血醇检验报告、证人证言、微信视频、户口本、村组证明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史卫兵因�儿出嫁在家招待宾客，被告史卫兵即负有法律上保障所有宾客人身安全的义务。本案死者聂某2因醉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聂某2直接死因为醉驾，且聂某2作为成年人未能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并连续拒绝程万征、史卫兵送其回家的主张，执意驾车离开导致事故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史卫兵承担次要责任。经法庭调查，聂某2在2017年1月2日晚到被告史卫兵家之前，有大量饮酒的行为，到史卫兵家中已呈现出醉酒状态，故应当减轻被告史卫兵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酌定被告史卫兵承担民事责任比例为6%。原告主张其余六名被告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经查明其余六名被告为2017年1月2日全天与聂某2有过喝酒或接触的人，该六名被告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其是否承担法律上安全保障义务决定。2017年1月2日下午，被告宋虎存、程红军、张永奇、桑军、郑宏健、张社保虽与聂某2一起吃饭并饮酒，同桌人员负有安全照顾义务，但聂某2未发生意外；当晚聂某2到被告史卫兵家，被告史卫兵作为召集人，安全照顾义务随即转移到被告史卫兵身上，原告无直接证据证明当晚六名被告与聂某2有同桌饮酒行为，本案除史卫兵外其余六名被告不再承担安全照顾义务，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宋虎存、程红军、张永奇、桑军、张社保、郑宏健承担全部侵权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死者聂某2的各项损失，对于聂某2死亡赔偿金568800元，原告主张按照2016年陕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计算20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丧葬费28440元，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计算半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医疗费80872.21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伙食补助费8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护理费12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被抚养人生活费，聂某12005年8月29日出生，从判决之日起至18周岁，按照上年度陕西城镇居民消费支出19369元标准，以两个抚养人计算6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聂景智1942年10月13日出生，桑会兰1945年7月11日出生，按照上年度陕西城镇居民消费支出19369元标准，以三个赡养人计算5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救护车费6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失费一审法院酌定20000元。火化费1981元、殡仪馆费用3879元，因上述两笔费用已经包括在丧葬费中，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住宿费2560元，因原告均为本地居民，未向法庭说明住宿费用产生的合理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聂某2本次事故损失为823381.21元，被告史卫兵按照6%比例承担民事责任。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史卫兵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某、聂景智、桑会兰、聂某1、聂某甲支付人民币49402.87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270元，由原告承担2134元，被告史卫兵承担136元（原告已预交4540元，本院退付原告2270元，履行判决时被告史卫兵直付原告136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聂某2于2017年1月2日晚到史卫兵家中贺喜时，曾少量饮酒。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对于聂某2的死亡由谁承担责任。2017年1月2日晚，聂某2在喝酒后来到被上诉人史卫兵家中贺喜，在史卫兵家中少量饮酒后离开，史卫兵劝阻无效，聂某2驾车回家途中因酒后驾驶，操作不当，造成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聂某2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饮酒能力、过量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有充分认知，但却放任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对死亡发生负有主要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聂某2喝酒后到史卫兵家贺喜，醉酒的状态是明确的，史卫兵作为邀请者和组织者应及时制止其继续饮酒，在明知其醉酒的情况下保障其人身安全，安全送其到家，而史卫兵明知聂某2已经醉酒，对聂某2要求驾车回家的行为未尽到及时、有效的劝阻，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过失，对聂某2死亡的后果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因史卫兵在聂某2回家时先提出让同村程万征送其回家，遭拒，后又劝阻其不�驾车，仍遭拒，故史卫兵已经尽可能的阻止聂某2，履行其保障安全义务，一审法院酌情判令史卫兵承担6%的责任，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宋虎存、程红军、张永奇、桑军、郑宏健、张社保在事发当日下午，与聂某2一同喝酒，造成其醉酒，与其之后的醉酒驾车发生事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责任之上诉理由，事发当时下午，虽然聂某2与除史卫兵外的各被上诉人有一同喝酒的事实，但一同喝酒的被上诉人未造成聂某2喝酒当时的损害，在喝完酒后聂某2也安全到达史卫兵家中，即使聂某2醉酒的原因有各被上诉人的因素，但各被上诉人同聂某2一同喝酒的行为既不存在侵权行为，主观上也没有故意或者过失，其行为没有过错，也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不应承担聂某2醉酒驾车后因事故死亡的侵权赔偿责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宋虎存、程红军、张永奇、桑军、郑宏健、张社保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范围及数额，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上诉人王某、聂景智、桑会兰、聂某1、聂某甲已预交，由上诉人王某、聂景智、桑会兰、聂某1、聂某甲承担1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雷 雯
审 判 员 刘 溪
代理审判员 马 玺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范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