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始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222民初1175号
原告：国营刘张家山林场。
法定代表人：刘义梅，职务场长。
委托代理人：陈丽娟，律师，广东墨江律师所
委托代理人：吴志雄，该林场办公室主任。
被告：邓爱民，男，195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始兴县人，住广东省始兴县。
被告：谭家祥，男，196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始兴县人，住广东省始兴县。
被告：洪常伟，男，197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始兴县人，住广东省始兴县。
原告国营刘张家山林场（以下简称林场）诉被告邓爱民、谭家祥、洪常伟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志军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公开审理。原告林场的委托代理人陈丽娟，吴志雄，被告邓爱民、谭家祥、洪常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从2007年7月17日开始至2037年6月30日每年增加支付1万元承包款给原告；2007年7月2016年12月31日的承包款9.5万元，在2017年1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剩余承包款在每年的12月30日前付清。事实和理由：原告林场（甲方）与聂郁锋（乙方）在2003年4月28日签订了一份《承包刘张家山林场枫树坑竹山协议》，合同第四条第1点为：甲方按乙方承包竹资源生长情况要求，每年在第一季度内给予足够的砍伐指标及放行。各种规格的放行的价格必须以当年的市场（当地）价格为标准（放行不包山价），并给予13%的优惠。
原告与聂郁锋签订了该协议以后，聂郁锋在2004年10月11日第一次砍伐了所承包的竹，并且按照《承包刘张家山林场枫树坑竹山协议书》中合同第四条第一点的结算方式，缴纳了竹的价款共3066.49元。2007年，聂郁锋将《承包刘张家山林场枫树坑竹山协议书》中所有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了本案的三被告，原告也同意合同转让。
合同履行期间，根据广东省林业厅文件信息，竹林的砍伐出现了《承包刘张家山林场枫树坑竹山协议书》签订时无法预见的政策变化，根据广东省林业厅文件（粤林[2016]108号文:省级及以下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木中的竹林（含毛竹）的采伐实行由经营者自主决策，不再纳入凭证采伐管理，采伐量不得超过当年新竹）。现被告方正在该竹山砍伐竹子，但没有按照《承包刘张家山林场枫树坑竹山协议书》中合同第四条第1点的结算方式与原告结算，并且边砍边运，原告报警后都无法制止被告的行为。若乃按照《承包刘张家山林场枫树坑竹山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合同结算，国营刘张家山林场将无法收到《承包刘张家山林场枫树坑竹山协议书》第四条第一点的款项，对国营刘张家山林场明显不公平，也直接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按标准苗竹立竹一般在250300株/亩，每年砍伐不能超过立竹量的10%。枫树坑竹山面积约为300多亩，平均每亩立竹量250株，每年采伐限额规定20条/亩，每年可生产苗竹6000多条，按国营刘张家山林场现行订立收取的苗竹价九寸以上4.5元/条，79寸2元/条，按最低2元/条计算，每年生产的苗竹款为12000元，国营刘张家山林场可收取87%的苗竹款为10440元。按照合同的承包期限，原告可收取的苗竹资源费共计30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的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国营刘张家山林场请求法院变更《承包刘张家山林场枫树坑竹山协议书》的相关内容，判如所请。并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被告辩称，合同的流转情况属实，但在2007年7月聂郁锋转让合同给被告时，我们反复向林场方面询问，除承包款外是否还有其他费用，林场方面答复我们只需要上交每年1000元承包款、放行费，其他款项不用交。三被告在承接此合同时，竹资源非常少，恰逢2008年冰灾，枫树坑承包范围内的毛竹全部被冻死。为此，我们向林场提出要求减免承包款，林场答复我们要按合同办事，没有减免承包款。虽然没有减免承包款，三位承包人还是每年投入1万多元抚育竹林，并请人看管，至今投入十多万元。
三位被告已经提前上交承包款28000元（28年）。由于国家在2014年下半年起，取消了放行费，根据广东省林业厅108号，省级以下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的竹林（含毛竹）的采伐实行由经营者自主决策，不再纳入凭证采伐管理。所以，今年我们开始砍伐毛竹，依照合同我们也不用再向林场上交放行费。林场单方面损坏我们修筑的道路，并恐吓我们工人，阻挠我们正常经营。故被告方认为自己没有违约，不用承担任何资源费用和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被告承认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故对原告关于《承包刘张家山林场枫树坑竹山协议书》流转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现因广东省林业政策的变化，导致双方无法按照合同第四条第1点继续履行合同，诉求被告从2007年7月17日开始至2037年6月30日每年增加支付1万元承包款给原告；2007年7月2016年12月31日的承包款9.5万元，在2017年1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剩余承包款在每年的12月30日前付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中，经查明，原被告在履行合同中，因政策变化，被告砍伐竹子不需要砍伐证而由被告自主经营，导致原告无法跟踪到被告砍伐竹子的数量从而进行结算。故原告诉求变更合同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对原告要求被告从2007年7月起每年增加支付承包费10000元的问题。首先，原被告均承认2007年7月起三被告因资源少及遭遇天灾等因素，直到约2016年9月底才开始砍伐。其次，被告承包的竹山不是连片较分散，且是竹木混杂，经营成本较高。原告认为被告承包的竹山每年可正常出产可达6000条并无充分证据充分证实，而据原告提供的有关数据反映案外人聂郁锋在2004年砍伐了2793条，2005年砍伐了3809条。第三，关于竹山年承包费市场价原告认为2007年时18元一亩较普遍，而被告却认为只有38元不等的价格，但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第四，合同中已约定被告每年须交纳1000元经营使用权费，且被告已一次性交纳了28年的经营费28000元。综上，故每年承包款调整到4500元为宜（含已交纳的1000元）。
关于调整承包费起始时间的问题。原告主张从2007年7月17日开始交付。经查明，一、原被告在合同履行出现纠纷系因2016年7月广东省林业厅的文件颁发后引起的。二、合同约定双方结算的依据被告按砍伐证指标。且被告从2007年转包竹山后一直未砍伐，到2016年9月底才开始砍伐。故，原告主张从2007年7月起调整承包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公平合理。应从2016年起算为宜。
对被告辩称因林业政策变化，导致合同约定的放行费不需交纳的意见。经查明，原被告合同第四条第1点约定其实质就是双方对数量、价格依据及利润分配的结算约定。而林业政策所述的取消砍伐指标其性质是林业主管部门行政管理的变化。另如被告只交纳承包费1000元而不用负担其他费用，也与其承包其他的竹山的承包费相差甚远，是对该约定本义的曲解。故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邓爱民、谭家祥、洪常伟在2016年1月1日起2037年6月30日止，在每年的12月30日前交纳当年度增加的承包款3500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内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900元。由被告邓爱民、谭家祥、洪常伟负担1450元。上述费用原告已预交，原告同意由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志军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简单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