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随州中民二终字第001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政豪，男，194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齐煜（代理权限：代为上诉、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以及签收法律文书等），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春梅，女，196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戈元敏（代理权限：一般代理），随州市曾都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原审第三人代勇维，男，195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吴灿江（代理权限：代为上诉、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及签收法律文书等），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聂政豪因与被上诉人邓春梅、原审第三人代勇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随县人民法院（2012）鄂随县民初字第02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俊利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吕丹丹、代理审判员李小辉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政豪的委托代理人齐煜、被上诉人邓春梅的委托代理人戈元敏、原审第三人代勇维的委托代理人吴灿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聂政豪诉称：2010年12月14日，我与被告邓春梅、第三人代勇维共同投资成立随县政泰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县政泰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我出资5500000元，占公司55%的股份，被告邓春梅出资500000元，占公司5%股份，第三人代勇维出资4000000元，占公司40%股份。2011年4月12日，我、第三人代勇维与被告邓春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我们在公司的95%股权以1200000元价格转让给被告邓春梅，定于在工商局办理完法定登记手续当天付款。同年5月6日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工商局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但被告邓春梅至今未付款，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邓春梅支付我股权转让款695000元及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审被告邓春梅辩称：原告的诉称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公司设立时双方约定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由原告聂政豪、第三人代勇维以现金方式缴纳，我占干股5%。股权转让时约定的转让价格为800000元，后经调查，原告聂政豪、第三人代勇维在公司设立时出具的银行出资手续及验资报告等相关资料均系伪造，原告聂政豪系虚假出资，其诉称的公司相应股权也根本不存在，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审第三人代勇维述称：公司成立时我出资4000000元占公司40%股权，该股权已于2011年4月12日与被告邓春梅签订协议转让给被告，被告至今未支付转让款，对此请求我已另案提起诉讼，原告聂政豪的诉请属实，请法院查证。
原审查明：随县政泰公司天然气利用工程系随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项目。2010年12月14日，原告聂政豪与被告邓春梅、第三人代勇维经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随县政泰天然气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地随县厉山镇北岗村五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天然气利用工程开发；建筑安装；燃气器具及设备配件、维修、销售，注册421300000028109）。登记资料显示：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元，实收资本10000000元，其中第三人代勇维认缴出资4000000元，实缴出资额4000000元，占公司40%股份，被告邓春梅认缴出资500000元，实缴出资额500000元，占公司5%股份，原告聂政豪认缴出资5500000元，实缴出资额5500000元，占公司55%股份。以上均是以货币方式出资，出资时间均为2010年12月10日，法定代表人聂政豪。2011年4月12日，原告聂政豪与被告邓春梅及第三人代勇维召开股东大会，形成如下决议：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聂政豪变更为邓春梅，聂政豪将其持有的公司55%股权全部转让给邓春梅，代勇维将其持有公司40%股权中的30%转让给邓春梅、10%转让给钟裕琴（系邓春梅要求转让给钟裕琴）。同日，被告邓春梅向原告聂政豪及第三人代勇维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聂政豪先生、代勇维先生：您们的股权（随县天然气有限公司）已转让给我，本人保证付给转让费120万元整，待工商局办理完法定手续时当天付款，如拖延三天未付款转让无效，您们可到随县工商局、建设局废掉已办的执照变更手续。特此承诺承诺人：邓春梅。”同年5月6日，原告聂政豪、被告邓春梅、第三人代勇维在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以上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被告邓春梅未向原告聂政豪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聂政豪遂诉至本院。经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
另查明，本院在审理本案时因原告聂政豪、第三人代勇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移送至随县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以随县检刑诉（2013）28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代勇维犯虚假出资罪，指控被告人邓春梅犯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向本院提起公诉。2014年7月18日，本院作出（2014）鄂随县刑初字第0005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代勇维犯虚假出资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十六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被告人邓春梅犯抽逃出资罪，单处罚金三十八万元；犯虚假出资罪，单处罚金四万元。决定单处罚金四十二万元。”代勇维不服，向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经审理后认为代勇维和邓春梅的行为属于虚假出资，邓春梅还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但按照2014年3月1日实施修改的公司法规定，随县政泰公司属于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公司。依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作出代勇维和邓春梅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行为，不能再以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追究刑事责任。遂于2015年6月11日作出（2014）鄂随州中刑终字第0007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4）鄂随县刑初字第00050号刑事判决书；二、上诉人代勇维无罪；三、原审被告邓春梅无罪。该刑事判决书为终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在审理查明中认定：“随县政泰天然气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时所提交的《湖北中德秦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加盖有中国民生银行武汉东西湖支行的《银行记帐单》《银行询证函》、《企业注册资本入资专用存款证明》均系伪造，被告人代勇维、邓春梅和聂政豪三人均未交付其应缴纳的货币出资，均系虚假出资。”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聂政豪与被告邓春梅及第三人代勇维出资成立随县政泰公司时在工商机关办理的登记资料显示：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元，实收资本10000000元，其中原告聂政豪认缴出资5500000元，实缴出资额5500000元，占公司55%股份，被告邓春梅认缴出资500000元，实缴出资额500000元，占公司5%股份，第三人代勇维认缴出资4000000元，实缴出资额4000000元，占公司40%股份。以上均是以货币方式出资。但其向工商机关提交的《湖北中德秦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加盖有中国民生银行武汉东西湖支行的《银行记帐单》、《银行询证函》、《企业注册资本入资专用存款证明》均系伪造，代勇维、邓春梅和聂政豪三人均未交付其应缴纳的货币出资，均系虚假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相关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规定，因原告聂政豪、被告邓春梅及第三人代勇维注册成立随县政泰公司的时间为2010年12月14日，故应适用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股东符合法定人数；（二）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原告聂政豪、被告邓春梅及第三人代勇维注册成立随县政泰公司时均系虚假出资，聂政豪将股权转让给邓春梅前亦未依上述规定缴纳其应缴的出资，即聂政豪将股权转让给邓春梅前，随县政泰公司不具备当时公司法规定的成立条件，该公司当时不具备公司人格，原告聂政豪当然就不具备股东资格，只有股东才有资格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故原告聂政豪不能向被告邓春梅转让股权，其也无资格签股权转让协议，故其诉请被告邓春梅支付其股权转让对价款695000元及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聂政豪要求被告邓春梅支付其股权转让对价款695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50元，由原告聂政豪负担。
上诉人聂政豪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认定上诉人在转让股权时不具有股东资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随县政泰公司合法成立，在股权转让时公司具备法人资格，且上诉人拥有公司合法股东资格，被上诉人已接受转让股权，并获得在政泰公司的相应股东资格，应当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2、一审法院无权直接否认随县政泰公司法人资格，同时公司法人人格与股东资格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形成条件和法律后果也不一样，一审法院错误地以否认公司人格直接否认上诉人的股东资格，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况下，认定股权转让效力，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规定体现了法律认可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转让股权的效力。
被上诉人邓春梅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代勇维同意上诉人上诉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属实。另查明，邓春梅承诺支付聂政豪、代勇维的股权转让款共计120万元，其中应支付聂政豪69.5万元、代勇维50.5万元。
本院认为：随县政泰天然气有限公司是经法定程序由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依法成立的，在该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前，具有法人资格。原审判决认定随县政泰公司不具备公司人格错误。因上诉人聂政豪、被上诉人邓春梅、原审第三人代勇维为该公司股东名册中的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公布）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三人均具有随县政泰公司股东资格。
庭审中，被上诉人邓春梅提出在受让聂政豪、代勇维的股权时不知其二人系虚假出资。经查，在随县政泰公司设立时，被上诉人邓春梅作为该公司的原始股东参与了公司设立的全过程，对上诉人聂政豪、原审第三人代勇维虚假出资的事实应是明知的。且聂政豪、代勇维二人的全部股权在工商部门登记共计950万元，而邓春梅仅以120万元受让二人的全部股权，如若邓春梅不知晓聂政豪、代勇维出资瑕疵的事实，则该股权转让的价格明显不对价，亦不合常理。故邓春梅辩称其不知聂政豪、代勇维出资瑕疵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2月27日公布）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2月20日法释（2014）2号修正）第十六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司法解释对出资瑕疵股东的股权可以进行限制，但对瑕疵股权的转让未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2月20日法释（2014）2号修正）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条司法解释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并未确定双方的股权转让无效，而规定在公司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时，受让人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故瑕疵股权虽有瑕疵，但不等于非法权利，不丧失其可转让性。邓春梅在明知聂政豪、代勇维出资瑕疵的情况下，仍于2011年4月12日与聂政豪、代勇维三人召开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受让聂政豪、代勇维转让的股权，并于同日向二人出具了愿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的承诺，三人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实际就是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的协议，双方应按此协议履行。
在上诉人聂政豪、被上诉人邓春梅、原审第三人代勇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三人于2011年5月6日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到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上诉人邓春梅亦应按协议向聂政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69.5万元，上诉人聂政豪要求被上诉人邓春梅支付该股权转让价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上诉人聂政豪另要求被上诉人邓春梅自2011年5月6日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经查，被上诉人邓春梅承诺“本人保证付给转让费120万元整，待工商局办理完法定手续时当天付款，如拖延三天未付款转让无效，您们可到随县工商局、建设局废掉已办的执照变更手续”，上诉人聂政豪在邓春梅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未到有关部门申请废掉已办的变更手续，而向法院诉讼要求邓春梅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故被上诉人邓春梅应自上诉人聂政豪向法院主张权利之日即2012年6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承担股权转让款的利息。
综上，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公布）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2月20日法释（2014）2号修正）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随县人民法院（2012）鄂随县民初字第02124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邓春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聂政豪股权转让款69.5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6月3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上诉人聂政豪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0元，由被上诉人邓春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俊利
审 判 员 吕丹丹
代理审判员 李小辉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国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