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民终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晓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云奎，黑龙江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解立民，黑龙江朗信银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上海分部。负责人：宋爱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上海宏仑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铭泽，上海宏仑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银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上海分部（以下简称“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票据回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诉讼中，上诉人友谊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亮变更为曲龙江，后又变更为解立民。本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友谊银行的法定代表人王晓刚、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云奎、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龙江和被上诉人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铭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友谊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友谊银行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全部诉讼费用由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承担；3.终止审理，全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事实和理由：1.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为深圳市力坤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坤公司”）、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及永吉吉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吉银行”）相互勾结、一票多卖引发的典型票据诈骗案件。本案应中止审理或终止审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处理。2.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应追加永吉银行、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银行”）为本案被告。2014年9月10日上午，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买入涉案票据后成为该批票据的所有权人。同日下午，永吉银行在明知自己不是合法持票人且不持有实票的情况下，将涉案票据卖给甘肃银行，而甘肃银行在未见实票也未背书的情况下凭空买入该批票据，两者共同侵害了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的票据所有权即持票权，故永吉银行和甘肃银行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性。3.一审法院未准许友谊银行的鉴定申请，属于程序违法。出具于2014年8月6日记载有“易伟”名字的《介绍信》（以下简称“涉案介绍信”）、出具于2014年9月10日的《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以下简称“涉案代保管函”）是一审法院据以裁判的关键证据。友谊银行未出具过上述两份材料，且在一审举证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提交了《鉴定申请书》，请求对上述两份材料上的印章真伪、文字和印章形成时间、形成顺序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未组织鉴定，径行下判。《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系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单方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友谊银行并不知情，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不是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的鉴定机构，故该鉴定无法保证公正性，《鉴定意见书》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友谊银行对四份比对样本的真实性无异议，不代表对待检材料上印章真实性的确认。在友谊银行申请鉴定且对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单方委托鉴定的程序及结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采信《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剥夺了友谊银行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属程序违法。4.一审法院未查清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的真实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友谊银行未出具过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一审法院未考虑涉案介绍信形成过程中的疑点，易伟不是友谊银行的工作人员，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提供的证据上易伟的签字，需通过刑事程序确认真伪，一审法院仅以友谊银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签字非易伟本人所签为由，认定易伟的签字真实，理由不充分。一审判决依据的重要证据即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均系盗取、变造，即便是真实的，亦未发生过涉案代保管函项下友谊银行代保管票据的事实。在涉案票据转贴现业务中，友谊银行仅仅充当过桥行，而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的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并存在与票据中介公司合谋的可能。故一审中，友谊银行提交了相关报案材料，请求将本案中止审理，待公安机关查清事实后再行判决。5.本案票据回购合同不成立。友谊银行没有代保管涉案票据，没有签订票据回购合同，也没有参与所谓的涉案代保管函项下的票据回购业务，故本案不构成票据回购合同关系。2014年9月10日，涉案票据项下发生了四笔业务。依据现有证据，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9月10日订立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以下简称“涉案转贴现合同”），应认定为单向买断（卖断）式合同，而非回购合同，友谊银行的交易资格仅限于过桥。6.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存在过错。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违规办理业务，包括未在涉案票据上背书、违反银行重要凭证双人双签的基本操作规则等，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辩称，不同意友谊银行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友谊银行有关本案应中止审理或终止审理的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不存在诈骗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且影响到票据回购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2.不应追加案外人为本案被告。如追加案外人为本案被告，则本案审理范围将超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事实上，友谊银行取回涉案票据后，再与其他银行发生的任何业务，均与本案无关。3.《鉴定意见书》具有证据效力。一、二审中，友谊银行对《鉴定意见书》涉及的鉴定机构、鉴定程序、鉴定样本均未提出异议，也未提供证据反驳《鉴定意见书》的结论。4.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正确、全面，无证据可予推翻。5.涉案票据回购合同成立并有效。涉案业务系票据回购业务，涉案代保管函载明友谊银行承诺回购涉案票据，且涉案票据确为友谊银行保管。友谊银行于2014年7月30日出具的《授权书》、印章样本、涉案介绍信等在案证据，均能证明涉案代保管函系友谊银行出具。一审中，友谊银行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另有数次票据转贴现及回购业务，友谊银行均委托了涉案介绍信载明的人员办理具体业务，均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出具了相同形式的代保管函，友谊银行亦履行了代保管函中的回购义务。据此，出具代保管函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认可并实际开展票据回购业务的惯有方式。6.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是否完成涉案票据的背书，即是否存在过错，不影响双方当事人之间票据回购合同关系的成立。据此，请求驳回友谊银行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友谊银行支付工行票据上海分部54份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人民币497,740,000元(以下币种均同)；2.友谊银行支付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违约金14,434,460元（497,740,000元×58天×0.05%，自2015年1月1日暂计至2015年2月28日止），及自2015年3月1日起至友谊银行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3.案件受理费由友谊银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友谊银行于2014年7月30日出具《授权书》一份，明确：“兹授权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代表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权办理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贴现凭证的签章、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的合同等相关事宜，我行将履行合同、协议项下的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被授权（《授权书》误写为‘全’）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与我行公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授权有效时间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2014年8月6日，友谊银行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开具介绍信，载明：“兹介绍张剑东、易伟、尤志刚等叁位人员前往贵行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请予以接洽是荷（有效天数一年）”。2014年9月10日，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甲方）与友谊银行（乙方）签订编号为201409100221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合同约定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对54份、合计票面金额497,74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办理转贴现，转贴现日为2014年9月10日，转贴现利率为年利率4.85%，按360天/年计算，实付金额＝票据总金额－票据总金额×转贴现期限×转贴现利率÷360。该合同第六条B款第一项约定：“违反第五条B款第1、2、3项的规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按违约期间所涉违约金额给予甲方每日万分之伍的赔偿。”，第五条B款第3项约定：“如发生甲方买入的本合同项下票据因挂失止付、公示催告、被有权机关采取保全、执行措施等原因而不能得到票据款项，乙方保证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将所涉票据款项划入甲方账户，因不符合上述事项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概由乙方负责。”同日，友谊银行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出具涉案代保管函，约定由友谊银行代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保管涉案转贴现合同项下的54张汇票，合计金额497,740,000元。涉案代保管函落款处盖有“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的印章。双方并办理了交接登记手续，《凭证（资料）交接登记簿》中日期为9月10日、“凭证（资料）名称”为“黑龙江友谊54”一行签有“易伟”字样。同日，工行票据上海分部通过转账方式向友谊银行支付汇票贴现款485,723,003.96元。2015年2月16日，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向友谊银行发出《关于商请返还商业汇票的函》，称：“现该批业务所涉票据将于2015年3月4日到期，请贵行根据《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的相关约定，及时返还贵行代我行保管的商业汇票。如贵行不能在票据到期日前返还上述票据，应向我部支付上述票据款项。贵行在收悉本函件后，请最迟于2015年2月28日前履行商业汇票返还或支付票据款项的义务，如届时不能履行，我部将保留追究贵行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日，友谊银行回函称：“经查，我行对该笔业务从未出具《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该笔转贴现业务结束后，也未收到该笔转贴现业务所涉及的票据及票据资料”。2015年2月26日，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代保管函和涉案介绍信落款处“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印文与印章样本、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2日及2014年9月1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2日的《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四份样本落款处“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进行鉴定。2015年3月2日，上述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涉案代保管函和涉案介绍信落款处“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与样本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一审庭审中，友谊银行对上述送交鉴定的四份样本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涉案转贴现合同项下54张银行承兑汇票均已到期托收。除涉案票据转贴现以及回购业务外，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友谊银行分别于2014年8月15日、9月2日及9月4日开展过与本案所涉票据业务相同程序的票据转贴现以及回购业务，并已经完成。上述三笔案外业务过程中，友谊银行均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出具《转贴现业务项下商业汇票及跟单资料代保管函》，约定由友谊银行代保管转贴现业务项下票据和资料，且上述业务办理过程中均有“易伟”签字确认收到贴现票据。本案所涉业务中，因友谊银行未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履行回购票据的合同义务，工行票据上海分部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追加当事人的问题。友谊银行在实际占有涉案票据之后，该票据所发生的流转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基于其与友谊银行之间的合同关系向友谊银行主张违约责任并无直接关联。友谊银行请求追加的案外人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故对友谊银行的追加当事人申请不予同意。关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友谊银行之间是否成立票据回购合同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友谊银行虽辩称其未授权易伟办理票据贴现业务以及未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出具涉案代保管函，但现已有《鉴定意见书》对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上友谊银行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与样本的一致性进行了认定，而友谊银行在2014年7月30日出具的《授权书》中，明确授权友谊银行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代表友谊银行全权办理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并声明该资金运营部公章与友谊银行公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涉案代保管函的真实性有相应证据予以确认。涉案代保管函中除明确涉案转贴现合同项下的票据由友谊银行代保管，友谊银行另承诺于2014年对所代保管的票据进行回购。现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显然认可该函件，故该函项下当事人名称明确，标的为涉案转贴现合同项下汇票，数量54张，已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所规定的合同成立的条件，即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友谊银行之间存在票据回购合同关系。关于回购价款，鉴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友谊银行在涉案票据回购业务发生之前，履行回购义务的方式均为签订转贴现合同，故即使认定友谊银行需履行回购义务，亦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以双方交易习惯确定回购价款为转贴现合同签约当日的转贴现款。据此，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与友谊银行之间已建立票据回购合同法律关系，友谊银行负有在2014年年底之前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支付回购款的义务，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则负有收取回购款后向友谊银行交付票据的义务。因涉案票据已为友谊银行实际占有，故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无须再行向友谊银行交付。关于违约责任的问题。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友谊银行未能履行回购义务，构成违约。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有权向友谊银行主张要求履行回购义务，亦可以基于涉案转贴现合同要求友谊银行返还票据。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于2015年2月16日向友谊银行发函，明确要求返还票据，并称若友谊银行未能在票据到期日前归还票据，则应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支付票据款项。结合友谊银行回函明确否认曾代保管票据，以及经查明该54张票据已由案外人完成托收的事实，故已不存在友谊银行继续履行票据回购合同的条件，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有权请求友谊银行赔偿损失。关于损失金额的问题。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在支付涉案转贴现合同项下转贴现款时，扣除了涉案票据计算至到期日的贴息12,016,996.04元，实际支付贴现款485,723,003.96元。现涉案票据已经在到期后进行了托收，显然工行票据上海分部遭受的损失应当为因友谊银行违约导致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未能行使票据权利而形成的损失，即按照票面金额计的款项，故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请求友谊银行支付该款项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以涉案转贴现合同中的违约条款为据计算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的司法解释，一审法院酌定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日，应当自该损失确定之日的次日开始计算违约金，即从票据全部到期后的2015年3月10日开始计算，直至实际清偿之日。关于涉案转贴现合同的法律属性问题。友谊银行在涉案代保管函中对回购票据所做的明确承诺足以反映涉案转贴现合同并非买断式贴现，应属回购式票据转贴现业务。并且，即使涉案转贴现合同为买断式转贴现合同，友谊银行作为转贴现的申请方，亦负有将票据交付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的主要合同义务。现已查明友谊银行因代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保管而实际占有涉案票据，故即使不考虑涉案代保管函项下友谊银行的回购义务，友谊银行基于涉案转贴现合同亦应在票据到期前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返还涉案票据，以保证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可以通过另行转贴现或提示付款获得相应款项，而友谊银行未能返还，亦应就此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友谊银行应支付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票据回购款497,740,000元，并支付该款的逾期付款利息（以497,74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自2015年3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涉案票据流转的事实友谊银行主张，2014年9月10日上午发生的两笔业务为票据转贴现买断（卖断）业务，下午两笔为票据转贴现回购业务；友谊银行不持有涉案票据；2014年9月10日上午的两笔票据转贴现业务结束后，永吉银行于当日下午即时取得了涉案票据，并再次转卖给甘肃银行。为此，友谊银行提供了其与永吉银行之间订立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永吉银行与甘肃银行之间订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合同》、甘肃银行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之间订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合同》，及上述三份合同项下的清单、付款凭证作为二审新的证据。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涉及案外人，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与本案亦缺乏关联性。本院认为，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以友谊银行未履行合同义务、违反合同约定为由起诉，故系争合同法律关系为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法院当以此确定审理范围，对涉案证据的采信应以该证据与系争合同存在关联性为条件。永吉银行、甘肃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均非本案当事人，亦非系争合同方，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三者签订的其他案外合同及相应的履约情况，与系争合同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亦与本案诉讼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友谊银行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及有关事实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韩超、易伟讯问笔录涉及的事实友谊银行主张，力坤公司的工作人员易伟按照案外人张峰的指令，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取走了涉案的54张票据并交付永吉银行；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的票据转贴现业务均为力坤公司收票并介绍过桥行进行交易，一票两卖系交易惯例；友谊银行仅为永吉银行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之间的业务过桥，没有代保管涉案票据；力坤公司主管涉案票据的负责人张峰、韩超、易伟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同在一个办公楼，彼此熟悉。为此，友谊银行提供了公安机关对韩超、易伟所作的讯问笔录作为二审新的证据。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质证认为，上述讯问笔录不具备证据条件，除非经过司法判决确认，或由被讯问人出庭接受质证，才能成为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讯问笔录形成于一审判决后，属于二审新的证据，形式真实性可予确认，但能否证明友谊银行的事实主张，须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友谊银行主张系易伟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取走了涉案票据，这与《凭证（资料）交接登记簿》上载有易伟签名的事实相符，本院可予确认。第二，一审判决查明，友谊银行在涉案介绍信中明确授权易伟、张剑东、尤志刚办理相关票据业务，结合易伟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取走涉案票据的事实，可以认定易伟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的工作人员存在业务往来，彼此相识。第三，因韩超、易伟系案外人，均未到庭作证，在没有证据证明此二人有权限或有能力知晓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全部票据转贴现业务、被讯问时所陈述内容完全真实的情况下，仅凭上述讯问笔录，不足以证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的票据转贴现业务均为力坤公司收票并介绍过桥行进行交易等确为事实，友谊银行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友谊银行是否出具了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的事实友谊银行主张，《鉴定意见书》不具备证据效力，一审法院未查清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的真实性，友谊银行未出具过上述两份材料，又称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均系盗取、变造。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认为，友谊银行出具了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一审法院查明的系争合同法律关系相关事实正确，《鉴定意见书》具有证据效力。本院认为：第一，关于《鉴定意见书》的证据效力问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具备合格的司法鉴定资质，友谊银行对送交鉴定的四份比对样本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其既未举证证明鉴定程序或鉴定人员存在违法或不当，也未提交可以推翻《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的证据。法律未规定当事人单方委托所得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并不当然否定单方委托鉴定的证据效力，故《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采信其鉴定结论，并无不当。第二，关于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是否系盗取、变造的问题。友谊银行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本院显然不能仅凭其单方陈述即认定已为交易对手所持有的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系盗取或变造。另外，假使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确系他人盗取公章后擅自加盖印文，抑或盗取已加盖公章的空白纸张制作，再或通过其他手段变造所形成，不论何种情况，该公章印文应当是真实的。但这与友谊银行关于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上“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印文虚假且其不认可《鉴定意见书》对该公章印文的鉴定结论的意见存在矛盾。是故，友谊银行的该项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第三，关于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的真实性问题。二审中，应友谊银行请求，亦为慎重起见，本院同意就上述印章印文真伪、文字和印章印文形成时间、形成顺序再行鉴定，然友谊银行后又变更意见，经本院释明诉讼风险后，其仍明确表示了在涉案刑事判决前暂缓鉴定、目前在本案民事审判程序中不需要鉴定的意见。据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上公章印文确系真实公章加盖形成。第四，关于友谊银行是否出具了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的问题。基于友谊银行曾于2014年7月30日出具《授权书》明确授权“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代表友谊银行全权办理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并声明该公章与友谊银行公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及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上均加盖了“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印文的事实，本院可以确认友谊银行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出具了涉案代保管函、涉案介绍信。综上，基于现有证据，一审判决认定该项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四、关于涉案票据是否交由友谊银行代保管的事实友谊银行主张，不存在友谊银行代保管涉案票据的事实。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认为，涉案票据已交付友谊银行，确为友谊银行代保管。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易伟是否收取过涉案票据的问题。在案证据《凭证（资料）交接登记簿》上日期为9月10日、“凭证（资料）名称”为“黑龙江友谊54”的一行中签有“易伟”字样，涉案介绍信载明：“兹介绍张剑东、易伟、尤志刚等叁位人员前往贵行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请予以接洽是荷（有效天数一年）”，结合2014年8月15日、9月2日、9月4日发生的另三笔票据转贴现及回购业务中均有“易伟”签字确认收到票据的事实，以及友谊银行关于目前在本案民事审判程序中不需要就涉案介绍信再行鉴定的明确表示，本院可以认定在涉案业务办理过程中曾就票据交接办理了登记手续，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已将涉案票据交付易伟。第二，关于涉案票据是否已交付友谊银行的问题。友谊银行系法人，具体业务行为必通过法定代表人、职员或受托人实施。友谊银行于涉案票据业务发生前，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出具了涉案介绍信，明确表示其委托易伟等三人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故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根据涉案代保管函的约定以及涉案介绍信的意思表示，将涉案票据交付易伟，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应由作为委托人的友谊银行承担。友谊银行虽称未授权易伟取回涉案票据，但未能提供反证。至于易伟作为受托人，在收取涉案票据后，有无交付友谊银行，或有无根据友谊银行的指示或授权处分涉案票据，均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无关。即使易伟实施了有损于委托人的行为，亦应由友谊银行依据其与易伟之间的委托关系另行求偿。据此，本院可以认定涉案票据已交付友谊银行。第三，基于涉案代保管函之约定，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将涉案票据交付友谊银行，即视为交由友谊银行代保管。综上，基于现有证据，一审判决认定该项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一审法院是否遗漏了当事人、一审法院未准许友谊银行的鉴定申请是否合法、系争合同是否成立、系争合同的性质和效力，以及友谊银行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民事责任承担、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的过错是否影响民事责任承担诸问题。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友谊银行主张，本案为力坤公司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及永吉银行相互勾结、一票多卖引发的票据诈骗案件，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认为，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不存在诈骗行为，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且影响到涉案票据回购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友谊银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第一，因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以友谊银行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提起诉讼，故本案系合同纠纷，法院应主要审查系争合同是否成立并有效、系争合同的性质、违约是否构成以及违约责任承担等问题。本案中，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或友谊银行在订约、履约过程中，确因系争合同项下发生的法律事实涉嫌犯罪，也没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与系争合同行为重合的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据此，即便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友谊银行确因系争合同以外的法律事实涉嫌经济犯罪，本案仍应与该刑事案件分开审理。第二，如本案当事人的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盖因刑法规范中的强制性规定一般不能直接援引作为确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故系争合同之效力仍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评判。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涉案代保管函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当事人亦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主张变更或撤销合同，故一审判决认定以涉案代保管函为载体的系争合同成立并有效，并无不当。当事人因履约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当以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并裁判。第三，即使力坤公司或易伟等案外人涉嫌犯罪，亦不改变友谊银行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承担。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上加盖了友谊银行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的印文，涉案业务发生之前当事人双方之间另有多笔类似业务由易伟经办，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因此，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在履行系争合同的过程中，有理由相信易伟是友谊银行的受托人。即便易伟在办理系争合同项下业务的过程中，超出了友谊银行的授权范围且友谊银行拒绝追认的，仍可构成表见代理，不影响友谊银行在本案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未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违约责任等。综上，友谊银行有关本案应终止或者中止审理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一审法院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友谊银行主张，一审中应追加永吉银行、甘肃银行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认为，一审中如追加永吉银行或甘肃银行，则本案审理范围将超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故不同意追加永吉银行或甘肃银行为本案被告。本院认为，本案系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依据票据回购合同关系向友谊银行提起的违约之诉，永吉银行、甘肃银行并非系争合同方，在系争合同项下既不享有权利，亦不承担义务。即便确因永吉银行或甘肃银行之行为导致友谊银行违约，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永吉银行或甘肃银行并不因此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承担违约责任，故永吉银行或甘肃银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的条件。在不存在必要共同诉讼人的情况下，则应遵循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由当事人自己支配，既然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未起诉永吉银行或甘肃银行，一审法院也就无权主动追加其二者为本案被告。如友谊银行认为永吉银行或甘肃银行对其应负合同之债或侵权之责，可另行起诉。如友谊银行认为永吉银行或甘肃银行侵害了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的票据所有权、持票权抑或其他权利，则应由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自行决定是否作为权利主体向责任人另行主张权利。是故，友谊银行关于一审法院未追加永吉银行、甘肃银行为本案被告属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一审法院未准许友谊银行鉴定申请是否合法的问题一审中，友谊银行曾申请对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上的印章真伪、文字和印章形成时间及形成顺序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友谊银行主张，一审法院未准许其鉴定申请剥夺了其诉讼权利，属程序违法。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认为，一审中友谊银行对《鉴定意见书》涉及的鉴定机构、鉴定程序、鉴定样本均未提出异议，一审程序合法。本院认为，记载合同内容的涉案代保管函、反映履约情况的涉案介绍信是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证据，故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上的公章印文真实与否确为本案之关键问题。《鉴定意见书》认为，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上的公章印文与印章样本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该《鉴定意见书》具有证据效力，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了上述公章印文的真实性，进而认定友谊银行出具了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均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中，友谊银行曾对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上的印章真伪、文字和印章形成时间及形成顺序申请鉴定，但鉴于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上的公章印文与印章样本的一致性已由《鉴定意见书》出具意见，而文字和印文的形成时间及形成顺序并不直接影响印文真伪的判断，即无论文字先于印文形成，抑或印文先于文字形成，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均不能据此否定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未准许友谊银行的鉴定申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况且，友谊银行在二审中就涉案介绍信、涉案代保管函再次申请鉴定，然经本院准许后，友谊银行却又明确表示目前在本案民事审判程序中不需要鉴定，故友谊银行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系争合同的成立、效力及性质问题友谊银行主张，涉案转贴现合同应认定为单向买断（卖断）式合同，而非回购合同，友谊银行的交易资格仅限于过桥，友谊银行没有签订票据回购合同。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认为，涉案代保管函载明了友谊银行回购涉案票据的承诺，双方当事人之间另有数次票据转贴现及回购业务，友谊银行均出具了相同形式的代保管函，均履行了回购义务。本院认为：第一，关于系争合同成立及效力问题。因涉案代保管函上加盖了真实的“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部业务公章”印文，依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该公章可代表友谊银行全权办理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与友谊银行公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可以认定涉案代保管函系友谊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友谊银行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出具了该函，工行票据上海分部亦接受，且该函明确约定了“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项下的票据和资料”由友谊银行代保管、友谊银行于2014年买回本次代保管涉及票据、买回之后友谊银行的代保管义务终止等具体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可认定双方之间基于涉案代保管函成立合同关系，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第二，关于系争合同的性质问题，一审法院依据涉案代保管函载明的内容，认定双方之间成立票据回购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友谊银行关于涉案转贴现合同为单向买断（卖断）式合同之主张，并不影响本院对双方之间基于涉案代保管函成立票据回购合同关系之认定，故友谊银行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五、关于友谊银行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友谊银行主张，涉案票据回购合同不成立，故不存在其行为在该合同项下的违约问题。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认为，友谊银行未按涉案代保管函之约定回购涉案票据，构成违约。本院认为，涉案代保管函载明友谊银行应于2014年内向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支付票据回购款，按照票据回购业务的通常操作流程，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应在收取回购款后向友谊银行交付涉案票据。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已于2014年9月10日先期将涉案票据全部经由易伟交付友谊银行代保管。然而，友谊银行在2015年2月16日的复函中明确否认收到涉案票据，此后亦未赎回涉案票据。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已完成票据回购合同项下之票据交付义务，而友谊银行未能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履行回购义务的行为构成违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六、关于友谊银行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友谊银行主张，涉案损失应由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自行承担。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认为，友谊银行应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鉴于涉案票据已由案外人完成托收，要求友谊银行继续履行合同或返还涉案票据事实上已无可能，且涉案票据在友谊银行代保管之后的流转及背书情况均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无涉，故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有权要求友谊银行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其损失。至于赔偿金额问题，依据涉案转贴现合同的约定，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在扣除了涉案票据计算至到期日的贴息12,016,996.04元后，实际支付给友谊银行的转贴现款为485,723,003.96元，因涉案票据均已完成托收，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的损失应为友谊银行违约导致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未能行使票据权利所遭受的损失，即涉案54张票据的票面总金额，故一审法院以该票面总金额计算友谊银行应当支付的票据回购款，并判决友谊银行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七、关于工行票据上海分部存在过错的问题友谊银行主张，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违规办理业务，包括未在涉案票据上背书、违反银行重要凭证双人双签的基本操作规则等，存在过错，涉案损失应由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承担。工行票据上海分部认为，是否完成涉案票据的背书，不影响双方之间的票据回购关系成立。本院认为，即便工行票据上海分部确实存在友谊银行所称之合规过错，盖因本案系合同之诉，票据背书、银行重要凭证双人双签等既不属于涉案票据回购合同约定之义务，亦不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默示义务，更不影响友谊银行违约之构成、责任之承担。故对于友谊银行以此为由主张涉案损失由工行票据上海分部承担，进而免除其违约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友谊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30，500元，由上诉人黑龙江友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庶审 判 员  黄 海代理审判员  许晓骁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石 琳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