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7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铭泽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敏，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某，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崎，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铭泽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泽公司）与被上诉人肖某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5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铭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106民初5145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肖某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肖某承担。事实与理由：肖某在一审中以《华为终端维修／更换工单》记载的购机日期与其实际购机日期不符为由，主张我司向其销售的手机为二次销售手机（翻新手机），认为我司存在欺诈行为。我司认为：首先，关于举证责任的问题。我司已在一审举证反驳，提交乐为公司出具的《售后说明》证实《华为终端维修／更换工单》记载“购机日期：2015-07-11”为“发货日期”，不是“销售给消费者的日期”。如果肖某继续主张“铭泽公司销售给肖某的手机是二次销售手机（翻新手机），铭泽公司存在欺诈”，那么，应当由肖某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肖某应当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争议手机是否为二次销售手机（翻新手机）进行鉴定，否则，肖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其次，关于《售后说明》证明力问题。乐为公司是华为公司合法授权的售后服务商，乐为公司出具的《售后说明》代表华为公司的意思表示，不需要华为公司另行出具补充说明。最后，对于肖某提出手机充电器无法充电的问题，为了保障肖某的维修权益，2016年6月17日，我司补开了发票，肖某购买手机的保修期为自2016年6月17日起计算一年。此外，从肖某购买华为手机至其起诉之日，华为手机主机没有出现肖某起诉之前任何质量问题。在肖某起诉之前，双方曾经多次协商，解决了肖某诉求的保修问题，我司也同意肖某可以退货或者换货。但是肖某坚持要求我司按手机售价的三倍承担赔偿责任，该要求超出了合理范围。综上所述，我司出售给肖某的手机为全新原厂原装华为手机，我司不存在欺诈行为。
肖某答辩称，不同意铭泽公司的上诉请求。
肖某在原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铭泽公司退还肖某购机费用2138元，并依法向肖某支付购机价格三倍的赔偿金6414元，共计8552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铭泽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1日，肖某在铭泽公司处购买型号为GRA-
UL00的华为P8手机一台，金额为2138元。因手机充电器无法充电，肖某于2016年6月6日将手机送至华为售后服务中心乐为公司进行维修，该公司出具《华为终端维修/更换工单》，其中记载：“购买日期：2015-07-11；故障现象描述：充电器充不了电；工程师确认保修状态：保修；维修方法：换充电头+线。”
肖某主张铭泽公司将旧机当作新机销售给肖某，存在欺诈。对此，提交了：证据一、华为百脑汇体验店出具的购买记录单。证据二、乐为公司出具的华为终端维修/更换工单。证据三、铭泽公司补开手机购买发票。经质证，铭泽公司对证据一、三无异议；对证据二有异议，认为华为售后服务商乐为公司已经就更换工单显示的购机日期2015年7月11日做出书面说明，该日期是指厂家的发货日期。
铭泽公司主张2015年7月11日是涉案手机的发货日期，并非原告的购机日期，不存在将旧机当新机销售肖某。对此，提交了：乐为公司出具的售后说明。经质证，肖某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乐为公司出具的售后单明确载明购机日期2015年7月11日，该日期是通过华为系统查询的日期，且肖某在起诉状中提到耳机坏后拿到另一家售后服务店维修，查询的购机日期也一样，另根据常识及售后服务店的意见，一般售后服务店可以了解到的只有两个日期，出厂日期和激活日期，是无法了解到发货日期的，故该证据不可信，可能是铭泽公司与乐为公司为了利益出具的假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本案肖某在铭泽公司处购买华为P8手机一台，并持有铭泽公司出具的发票，肖某为涉案手机的消费者，铭泽公司为经营者。现肖某以乐为公司出具的华为终端维修/更换工单所记载的购买日期与其实际购买日期不一致主张铭泽公司将旧机当作新机销售，存在欺诈，铭泽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原审法院认为，乐为公司作为专业的售后服务机构，维修/更换单中载明的购机时间是作为确定是否超过保修期的重要时间节点，理应进行了严格查询审核，且从字面意思理解购机日期就是指消费者购买手机的日期。故原审法院有理由相信维修/更换单中载明的购机时间就是涉案手机销售至消费者的时间。至于铭泽公司称2015年7月11日是手机发货日期而非实际购机时间，但并未提供华为公司关于购买日期差异问题的说明手册以及事后答复等证据。仅凭乐为公司事后出具的一份说明，尚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手机在2015年7月11日已经出售，铭泽公司又在2016年5月11日将涉案手机作为新机再次销售给肖某，存在欺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广州铭泽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退还肖某货款2138元；肖某向广州铭泽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退还“型号为GRA-
UL00的华为P8”手机1台。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广州铭泽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赔偿肖某6414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由铭泽公司负担。
铭泽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补充协议；2.FPA框架采购合同。拟证实广州乐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华为公司授权的售后服务商，在提供售后服务时，广州乐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华为公司。肖某对此称，铭泽公司提交的证据不是原件，只有乐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难以确定真实性，补充协议及采购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双方在本案二审庭询中拨打了华为服务热线，华为客服人员回复“购机日期登记是通过华为系统进行查询，并不是特别准确，根据手机序列号查询的出厂日期进行推算，和系统激活关系不大。在任何一个店铺，都不会出现不同或者被修改。”本院指定铭泽公司在限定期限内提交华为公司对“购机日期”的书面说明，铭泽公司未能提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以及双方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2015年7月11日是否为涉案手机的发货日期。
《华为终端维修/更换工单》上载明的购机日期为2015年7月11日，根据该字面的文义解释以及交易习惯，此处所指的购机日期应为经营者将商品交付至消费者之时的日期。铭泽公司主张该日期为涉案手机的发货日期，该主张与字面的文义解释不符，铭泽公司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
现铭泽公司在本案二审提交的《补充协议》和《FPA框架采购合同》并未涉及到购机日期的解释。至于铭泽公司上诉主张乐为公司是华为公司的售后服务商，其可以代表华为公司的问题，由于涉案手机的生产者是华为公司，购机日期也是登记在《华为终端维修/更换工单》上，故本院认为乐为公司的《售后说明》并不足以证实购机日期就是发货日期。对该购机日期的说明仍应由华为公司予以证实。
关于在二审庭审中华为客服人员的回答，该工作人员的回复方式为电话回答，回复内容“购机日期登记是通过华为系统进行查询，并不是特别准确”，即该回复并未对购机日期的具体含义作出明确的肯定性的解释，对《华为终端维修/更换工单》上载明的“购机日期”的含义是否为发货日期，还需要华为公司进一步确认。基于上述原因，本院指定铭泽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华为公司关于购机日期的解释说明，但铭泽公司并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华为公司的相关说明，故铭泽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铭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铭泽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印 强
审判员 苏韵怡
审判员 李 婷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海萍
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