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32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蔡榨镇。
法定代表人：王治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爱华、陈宏立，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建工脚手架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1号。
法定代表人：曾宪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月琴，重庆米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征程建材经营部，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555号。
经营者：付春华，该经营部业主。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红明，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春华，女，196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武昌区征程建材经营部经营者，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红明，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建明，男，198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武昌区征程建材经营部职工，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红明，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建工脚手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公司）、武汉市武昌区征程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征程经营部）、付春华、翟建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不服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7民初1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方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重庆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质证程序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入场、出场手续，安全技术交底会议纪要仅仅是上诉人作为总包单位履行职责出具的手续，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重庆公司之间有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不作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付春华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征程经营部的职工翟建明带着原告方委托代表人到被告东方建设柴林集团还建楼项目部加盖了被告东方公司的项目部印章”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合同中虽载明劳务分包的范围中包含外脚手架工程，但并未明确是否包含机械脚手架工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重庆公司没有提供任何工程量凭证的情况下，仅仅依据有明显瑕疵的合同认定工程价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工程行业的结算规则，最终的工程量认定、工程价款认定需要双方确认的结算单。一审中，重庆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结算单，仅仅提交了一份存在明显瑕疵的合同，不能证明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无法认定工程价款。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为了通过专家评审“制作”的合同，认定征程经营部与上诉人之间构成隐名代理合同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东方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在签订合同时知晓被告征程经营部与被告东方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涉诉合同不能直接约束被告征程经营部和原告”，显然是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重庆公司有权向上诉人主张工程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上诉人与重庆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上诉人与征程经营部之间也不存在代理关系，且上诉人已经将涉案工程款支付给2#、3#楼分包公司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上诉人向重庆公司支付工程款，重复承担支付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重庆公司辩称，上诉人是涉案合同的相对方，我们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在施工过程中双方办理的出入场手续等，均有上诉人加盖的印章。上诉人与征程经营部、付春华等人的关系，重庆公司不清楚，重庆公司也没有参与他们之间合同的签订过程，上诉人是涉案项目的总包方，并不是与工程没有关系。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征程经营部、付春华、翟建明辩称，脚手架施工必须有专业施工资质，征程经营部是没有这方面资质的。本案与征程经营部、付春华、翟建明无关。
重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东方公司偿还其欠重庆公司的工程款363,200元，并向重庆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即违约金）50,000元，自2014年8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每天按欠款总额的0.5‰，为计算诉讼费用，暂计算至2016年7月21日。以上两项共计413,200元；二、东方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诉讼过程中，重庆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东方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即违约金（以363,2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1月1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0.5‰的标准计算，50,000元是暂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25日，重庆公司（乙方）与邱文方（甲方）签订《附着升降脚手架分包合同书》，合同约定：为保证林湘新苑2#、3#楼工程的顺利施工，甲方决定将该工程的外架分包给乙方施工；工程名称林湘新苑2#、3#楼，工程地点武汉青山园林路；承包内容即遵照建设部建[2000]230号《建筑施工附着升降脚手架管理暂行规定》和JGJ59-99《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组织升降脚手架的施工，采用铧建牌附着升降脚手架对本工程2.9米至95.7米进行外架施工，做一上一下一个循环运行；甲方按照乙方要求提供搭设外架所需的钢管、扣件、竹胶板、竹跳板、铁丝、踢脚板及封闭材料、地锚环、箍筋、扎丝等外架所需材料并负责所提供材料的下车、保管和油漆工作；乙方提供附着升价脚手架的合格设备、构件、同步及荷载监控系统以及防倾防坠安全装置以及甲供材料之外的其他材料。负责外架的预埋、搭设、运行维护和拆除。负责铺设、绑扎全部安全网、钢丝网、防护脚手板（施工用脚手板除外）等安全防护设施。退场后工完场清，材料归堆；总包干费用为1,313,200元整；付款方式为第一次验收合格付20%，主体至20层付20%；主体封顶付20%；外架下运行一半付20%；拆架前付95%；余款待外架拆除后三个月内一次结清；未经乙方同意且甲方无故拖欠工程款，乙方可以停工催款外，甲方每天应按欠款总额的0.5‰支付滞纳金；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法院起诉等内容。邱文方在该合同甲方委托代表人处署名。合同签订后，征程经营部的职工翟建明带着重庆公司方委托代表人到东方公司柴林集团还建楼项目部加盖了东方公司的项目部印章。关于林湘新苑2#楼工程，重庆公司于2013年2月27日进场施工，于2014年8月9日拆除出场，东方公司在入场、出场手续上均加盖其项目部印章，翟建明亦在上面署名。关于林湘新苑3#楼工程，重庆公司于2013年1月1日进场施工，于2014年8月12日拆除出场，东方公司在入场、出场手续上加盖其项目部印章，并有翟建明的署名。此外，重庆公司与东方公司柴林集团还建楼项目部还签订了安全技术交底会议纪要。其中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1日的会议纪要载明翟建明系甲方（东方公司柴林集团还建楼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合同签订后，重庆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征程经营部自2013年5月13日起向重庆公司陆续付款共计950,000元。因东方公司未支付上述工程尾款363,200元。为维护合法权益，故重庆公司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案外人武汉信业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柴林还建楼林湘新苑（1、2、3、4、5号楼）以总承包的方式交予东方公司管理。东方公司负责与各个地块还建楼施工单位及分包单位直接签订施工有关合同。此后，征程经营部以武汉鑫恒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东方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劳务分包的工程是林湘新苑2#、3#还建楼项目。劳务分包的范围其中包括外脚手架：包工包料，包一切辅料和机械设备及包竹跳板、包安全网，工作内容为包括脚手架的搭设，卸料平台、临边维护，“三宝四口”的防护以及防坠平台的设置。征程经营部将人工搭建脚手架交由邱文方负责，后因工程需要机械脚手架，也一并交由邱文方负责。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东方公司是否涉诉合同的实际分包方；二、东方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三、关于重庆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
关于东方公司是否涉诉合同的实际分包方的问题。东方公司将林湘新苑2#、3#楼项目的劳务分包给武汉鑫恒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但实际施工方为征程经营部。合同中虽载明劳务分包的范围中包含外脚手架工程，但并未明确是否包含机械脚手架工程。东方公司征程经营部在施工中将外脚手架工程交由邱文方负责，邱文方系涉诉合同的签订人。在重庆公司提交的入、出场手续及安全技术交底会议纪要中均有翟建明的署名，且载明翟建明系现场负责人，翟建明系征程经营部的职工，其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即代表征程经营部。东方公司虽在涉诉合同上加盖其项目部印章，但其并未直接向重庆公司支付过工程款，而是由征程经营部向重庆公司支付工程款，征程经营部虽认为其系代东方公司向重庆公司支付工程款，但征程经营部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东方公司与其有委托付款关系，且在东方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中其向东方公司征程经营部支付的工程款中也未标明哪一笔款项系外脚手架工程款。综上，可以认定征程经营部应系涉诉工程的实际分包方，故对东方公司辩称征程经营部没有工程资质，由于工程评审需要才加盖其项目部印章等意见，予以支持。征程经营部辩称其系代东方公司支付工程款等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东方公司是否应支付工程款的问题。征程经营部虽系合同实际履行方，但征程经营部并未在涉诉合同上加盖印章，而是由东方公司在合同上加盖项目部印章，征程经营部与东方公司之间构成隐名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东方公司并未举证证明重庆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晓征程经营部与东方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涉诉合同不能直接约束征程经营部和重庆公司。在本案审理中，东方公司向重庆公司披露涉诉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为征程经营部，但重庆公司并未向征程经营部主张权利，而是坚持要求东方公司支付工程款。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重庆公司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东方公司在涉诉合同上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因该项目部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故其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应由东方公司承担。综上，东方公司应向重庆公司支付工程尾款363,200元。东方公司辩称其与重庆公司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涉诉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为其公司柴林集团还建楼项目部印章，并非合同专用章，项目部印章只能用于项目管理，不能用于签订合同等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重庆公司要求东方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即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因涉诉合同约定余款待外架拆除后三个月内一次结清，林湘新苑2#楼外架拆除出场的时间为2014年8月9日，林湘新苑3#楼外架拆除出场的时间为2014年8月12日，故付清尾款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1日。合同还约定如拖欠工程款，则每天应按欠款总额的0.5‰支付滞纳金，逾期付款滞纳金或违约金应为逾期付款的损失，重庆公司的实际损失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涉诉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日0.5‰即月息1.5%，不属于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形，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东方公司应自2014年11月12日起按照每日0.5‰的标准向重庆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东方公司辩称逾期付款滞纳金的计算标准远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重庆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东方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重庆公司支付363,2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63,2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0.5‰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11月1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498元，由东方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中，除“2012年12月25日，重庆公司（乙方）与邱文方（甲方）签订《附着升降脚手架分包合同书》”应为“2012年12月25日，重庆公司（乙方）与东方公司（甲方）签订《附着升降脚手架分包合同书》”以外，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东方公司系柴林还建楼林湘新苑（1、2、3、4、5号楼）的总承包方，东方公司为此成立东方公司柴林集团还建楼项目部进行现场管理。重庆公司、东方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签订《附着升降脚手架分包合同书》，东方公司虽未参与合同的签订，但其事后在该合同上加盖了项目部的印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重庆公司与东方公司项目部在2013年1月1日的会议纪要中确定翟建明为东方公司项目部的现场负责人，重庆公司于2013年1月1日进场施工、于2014年8月12日拆除出场，在入场、出场手续上有翟建明的签名和东方公司项目部的印章予以确认。故东方公司与重庆公司的合同关系是成立的，东方公司上诉称其与重庆公司不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东方公司与重庆公司在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款是包干价1,313,200元，重庆公司认可已收到工程款950,000元，下欠的工程款363,200元应由东方公司支付，并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违约金。
关于东方公司上诉称其已经将涉案工程款支付给2#、3#楼分包公司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上诉人向重庆公司支付工程款，使其重复承担支付责任的上诉理由。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就本案所涉工程款向他方支付的证据，故东方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上诉人东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98元由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文霞
审判员 申 斌
审判员 丰 伟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陈亮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