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51民终1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惠东县粤惠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东县。
法定代表人：傅镜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广东通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潮州市潮安区城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
法定代表人：周德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潮揭，广东正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迎涛，北京市正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惠东县粤惠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东县。
法定代表人：李东亮。
上诉人惠东县粤惠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粤惠投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潮州市潮安区城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下称潮安汽车公司）、原审第三人惠东县粤惠运输有限公司（下称粤惠运输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5103民初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粤惠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被上诉人潮安汽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潮揭、付迎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粤惠运输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粤惠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潮安汽车公司向粤惠投资公司支付399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潮安汽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是：（一）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签订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是联营合同，双方是协作型联营关系。本案应按联营合同进行处理。（二）本案实质焦点是联营合同解除后对联营共同财产的分配。任何合同解除后都存在后续清理的问题，联营合同也不例外。联营合同解除后，必然要对联营期间的共同财产、债权、债务作出处理。本案中没有共同债权和债务，但是却有共同财产，因此，《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解除后要对联营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三）潮安汽车公司在签订《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之前就被交通局批复不能更新公交车，新购置的车辆不能取得营运资质，但潮安汽车公司却隐瞒此重要事实，欺骗粤惠投资公司，与粤惠投资公司签订《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最后导致联营公交车项目无法进行。潮安汽车公司要对联营合同的解除承担责任，并在处理联营共同财产时考虑这个因素。因此，联营合同的解除，过错在潮安汽车公司，在处理联营共同财产时，要充分考虑这个因素。（四）840万元属于联营期间的共同财产，粤惠投资公司有权按照约定比例分配。1.该财产取得于联营期间，因联营公交车项目而取得，如果没有联营，也就没有这840万元。因此，这笔钱属于双方共有，而不是潮安汽车公司单独所有。2.这840万元是联营合同解除时联营体剩余的财产，应当由联营双方进行分配。3.车辆是双方按份共有的共有财产，而840万元是车辆变现转化而来，自然属于共有财产。4.因为所有车辆都是以潮安汽车公司的名义订购的，所以车辆变现款都是支付给潮安汽车公司。但是，如前所述，车辆所有权是双方共有的，因此，这些款项也是共有的。5.因130辆车取得的600万元是共同财产。潮安汽车公司退回l30辆车，从三方取得款项600万元，也就是说，潮安汽车公司取得600万元的条件是退回l30辆车，很明显，这600万元是130辆车的变现款，而这些车是双方共有的，变现款怎么能由潮安汽车公司单独所有呢?6.金龙公司支付的29辆车的120万元，更加毫无疑问是共同财产。7.安凯公司的l20万元订金，同样是在联营合同解除时联营体剩余财产，也是车辆变现转化而来，自然是共有财产。（五）一审判决结果极不公平。1.如前所述，联营合同因潮安汽车公司没有车辆营运指标而解除，过错在潮安汽车公司，粤惠投资公司对此没有任何过错。因此，本案处理结果也要考虑上述因素，最起码也要做到公平。2.一审判决认为，潮安汽车公司有理由相信粤惠运输公司代表粤惠投资公司，因此认定粤惠投资公司关于潮安汽车公司独享84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就算粤惠运输公司代表粤惠投资公司，一审判决的结果仍是极不公平。
潮安汽车公司辩称，（一）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签订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是合作经营协议，是合法有效合同，因双方合作经营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无法在潮安运营，合作项目无法进行，解除合同双方均没异议，也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合同解除应严格按照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公司）、广东京兰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兰公司）、粤惠运输公司和潮安汽车公司共同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四方协议）约定履行。（二）潮安汽车公司依照四方协议取得的补偿款600万元(实际是450万元)及安凯公司退回定金120万元、金龙公司退回的购车款120万元不属于合作期间产生的利益，粤惠投资公司无权主张分割。1.粤惠运输公司与粤惠投资公司双方利益是一致、等同的，主体混同，粤惠运输公司的行为代表着粤惠投资公司。所有的合同、协议、相关文件均显示是同一个人李东亮所签。李东亮是粤惠运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并非是粤惠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他却能在项目合作过程与潮安汽车公司的商议中全程代表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谈判，不用出示任何授权书就能代表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协议、文件，他是合作经营中实际代表人。证据(四方协议、致安凯公司函、给派出所的委托书等)显示，粤惠运输公司将粤惠投资公司的行为视为自己的行为。证据(派出所笔录)显示，粤惠投资公司是粤惠运输公司的属下公司。钟春华在笔录中二个地方确认，粤惠投资公司是粤惠运输公司的属下公司，钟春华是粤惠运输公司出具授权书委托其参与处理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合作事项纠纷的代理人，其陈述具代表粤惠运输公司法律效力。2.粤惠投资公司通过其上级公司(粤惠运输公司)实现了利益获得。四方协议中所落实的对潮安汽车公司的补偿，仅应为潮安汽车公司单方取得，不能与粤惠投资公司分割。通过销车合同、合作经营协议，可以显示，真正利益是“通过购车补贴以极低的成本购车，运营后取得车辆运营补贴”，车辆的运营补贴是最终的利益诉求。通过车辆的流转所带来的利益关系证明粤惠运输公司得到利益。潮安汽车公司所得到的补偿款不应与粤惠投资公司按比例分配。第一，潮安汽车公司为了新能源公交项目放弃了自身原有的运营车辆，有现实经营损失；第二，潮安汽车公司将130辆车让渡给粤惠运输公司，无法取得项目利益；第三，粤惠投资公司是粤惠运输公司下属公司，其双方利益等同，故，粤惠运输公司通过四方协议取得利益时确认与潮安汽车公司权利义务终结，代表着粤惠投资公司的意思表示。（三）粤惠投资公司在上诉中提出840万元是合作经营共同财产，对此，潮安汽车公司认为840万元不是共同财产也不是车辆转换的变现款，是因为合作经营不能进行，针对案件当事人最终的解决方案。其中的600万元是通过签订四方协议，而由其他三方给予潮安汽车公司的补偿，其中涉及安凯公司的款项是基于函件内容而得，金龙公司补偿的120万元是根据四方协议条款而进行的最终处理方案。
粤惠运输公司没有提供意见。
粤惠投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签订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2.判令潮安汽车公司给付粤惠投资公司合作期间所得补偿利益399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2日，潮安汽车公司与粤惠投资公司就双方合作经营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运营项目，签订《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协议的主要内容:合作项目为双方共同股份合作经营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首期投入纯电动公交车200台，其中6-7米车型100台，8-9米车型100台，上述的这200台车辆登记证书必须于2015年12月15日前登记于潮安汽车公司，车辆办理落户手续，潮安汽车公司必须提供必要的服务责任。由双方各自派出人员组建队伍，共同经营、管理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期限为12年；潮安汽车公司拥有52.5%的实质股权，粤惠投资公司拥有47.5%的实质股权；潮安汽车公司负责线路的合法经营资格，负责向当地主管部门申请区域内公交线路的许可资质；粤惠投资公司负责车辆及其他设备采购业务；双方共同完成向上级申报合作项目相关的补贴资料，按照所持合作项目股份比例共同享有国家及政府对合作经营项目的所有补贴款；粤惠投资公司认可并垫付潮安汽车公司合理处理涉及项目历史遗留问题须付出的款项计400万元。并于协议签订当日划拨至潮安汽车公司银行账户，待资金到位后，本协议生效，双方开始履行法律责任。潮安汽车公司承诺历史遗留问题如期如质完成。如所购置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不能于2015年12月15日前完成落户手续，这笔400万元资金潮安汽车公司不予返还粤惠投资公司。待新购置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正式运营并取得利润后，上述400万元，潮安汽车公司分批分期在所得利益中抵扣150万元。粤惠投资公司特别承诺，尊重和认可潮安汽车公司因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须付出的资金。协议还对合作双方的其它权利义务、争议的解决等事项作了约定。协议签订后，粤惠投资公司即于2015年9月14日至2016年3月28日间分八次向潮安汽车公司汇入550万元，其中400万元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另外150万元作为购车款备用。
2015年9月11日，潮安汽车公司与京兰公司签订了二份《车辆销售合同》，其中编号为JL【2015】S-12的合同约定：潮安汽车公司向京兰公司采购车型为NJL6680BEV2的6米纯电动客车，数量为100辆，单价为860000元，车辆销售总价款为86000000元，并约定上述车辆销售价款中包含用中央财政补偿叁拾万元每辆和省市财政补贴（助）叁拾万元每辆支付的部分车辆销售价款，编号为JL【2015】S-13的合同约定：潮安汽车公司向京兰公司采购车型为NJL6859BEV1的8米纯电动客车，数量为100辆，单价为1150000元，车辆销售总价款为115000000元，并约定上述车辆销售价款中包含用中央财政补偿肆拾万元每辆和省市财政补贴（助）肆拾万元每辆支付的部分车辆销售价款。二份合同均约定：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潮安汽车公司应向京兰公司支付每辆车定金10000元，共计100万元，京兰公司在收到全部定金后方安排车辆正式生产。之后，潮安汽车公司支付100万元。2015年10月11日及同年11月25日，粤惠运输公司两次致函京兰公司，要求京兰公司将其购买的130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发往潮州市潮安。后金龙公司将159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发往潮安汽车公司，其中包括粤惠运输公司向京兰公司订购的130台纯电动客车及其他型号新能源汽车29台。
因京兰公司发往潮安汽车公司的159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中的130台按相关政策不能在潮安落户上牌，粤惠运输公司要求潮安汽车公司退回其原订购的该批130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潮安汽车公司认为，其订购的200台车，实际到位159台，其中130台车按工信部规定不能在潮安上牌，故认为金龙公司、京兰公司、粤惠运输公司工作存在瑕疵，应对潮安汽车公司进行补偿。经潮安汽车公司、粤惠运输公司、京兰公司和金龙公司协商，2016年10月17日，上述四方达成四方协议，协议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潮安汽车公司分批退回粤惠运输公司上述130台纯电动公交车；粤惠运输公司、京兰公司和金龙公司共同承担潮安汽车公司提出的费用600万元，其中金龙公司承担200万元，京兰公司承担100万元，粤惠运输公司承担300万元，其中京兰公司承担的100万元由金龙公司垫付，在该批车辆申请到地方县级补贴后5日内由京兰公司将上述款项支付金龙公司。粤惠运输公司前期给潮安汽车公司借款150万元直接冲抵粤惠运输公司应负的款项，剩余款项150万元粤惠运输公司按照约定支付，同时，潮安汽车公司负责将已开具的完税证明作废，车辆发票、合格证归还京兰公司；该批车辆停放时所产生的场地租用费60万元，由金龙公司承担20万元，粤惠运输公司承担40万元；上述费用合计660万元，抵除粤惠运输公司前期借给潮安汽车公司的150万元，剩余510万元在协议中约定了支付方式；协议同时约定，四方共同努力解决金龙公司通过京兰公司向潮安汽车公司交付的其他29台车的上牌问题。2016年11月2日至同月17日间，潮安汽车公司收到了其他协议各方支付履行协议款项510万元，并将该批130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退回给粤惠运输公司。
因其他29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也无法在潮安上牌，经金龙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协商，由金龙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和同月22日分二次汇给潮安汽车公司120万元后潮安汽车公司将该批29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退回金龙公司。
2016年11月19日潮安汽车公司和粤惠运输公司共同向安凯公司出具《关于要求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退还车辆采购订金的函》，主要内容为：潮安汽车公司于2016年4月5日向安凯公司订购120台纯电动公交客车，并于2016年3月28日支付订购金120万元。由于国家、广东省新能源政策原因及市场收益预期发生变化，潮安汽车公司不再采购此批车辆，要求安凯公司退还采购订金120万元，鉴于此笔采购合同订金是由潮安汽车公司与粤惠运输公司在合作过程中共同决定的，粤惠运输公司正式声明放弃此笔资金主张，对潮安汽车公司与安凯公司的各项权利、义务，粤惠运输公司不再介入。后安凯公司将订金120万元退回潮安汽车公司。
另查明，在各方协商处理无法上牌纯电动车退回及补偿问题期间，2016年7月2日，潮安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德海以其发现停放在潮安庵埠镇华埠路原华达厂厂房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的车架码被磨损和修改为由，向潮州市公安局庵北派出所报警，在派出所调查期间，粤惠运输公司委托钟春华到派出所协调处理粤惠运输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项目合作事件，钟春华向派出所提交了粤惠运输公司向京兰公司购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而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二份及粤惠运输公司发给京兰公司的函一份，在该份函件中粤惠运输公司要求京兰公司将《车辆销售合同》约定的部分车辆优先发送至潮安汽车公司，同时，钟春华承认其系粤惠运输公司副总经理，认为“粤惠运输公司属下的粤惠新能源投资公司与潮安公司是合作关系”，并称涉案车辆属于粤惠运输公司所有。潮州市公安局庵北派出所经调查于2016年9月10日以该案属于经济纠纷为由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终止该案调查。
再查明，粤惠运输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之间没有存在借款关系，四方协议中粤惠运输公司称前期借给潮安汽车公司的150万元，实际上为粤惠投资公司在与潮安汽车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支付给潮安汽车公司的购车备用款15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发现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因双方合作经营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无法在潮安运营，合作项目无法进行，双方的合作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粤惠投资公司请求解除双方的合作协议，潮安汽车公司也表示同意，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合粤惠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和潮安汽车公司的答辩意见及双方庭审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粤惠投资公司主张补偿费用600万元及返还的订金120万元、金龙公司的补偿款120万元是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合作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要求按比例分配的请求能否支持问题。根据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双方合作经营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运营项目，因此应对粤惠投资公司主张的840万元是否为双方合作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进行分析。首先，关于600万元的问题，根据“四方协议”，潮安汽车公司认为其他三方工作存在瑕疵应对其补偿，经协商，潮安汽车公司退回130台纯电动公交车给粤惠运输公司，其他三方共同承担潮安汽车公司提出的费用600万元，因此该600万元是其他三方同意共同承担潮安汽车公司提出的费用，并不是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双方合作经营期间取得的收益；其次，关于安凯公司退回的订金120万元的问题，根据潮安汽车公司和粤惠运输公司共同向安凯公司出具《关于要求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退还车辆采购订金的函》，该款为潮安汽车公司向安凯公司支付的购车订金，因潮安汽车公司不再购车，安凯公司将订金退回潮安汽车公司，因此该款并非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双方合作经营期间取得的收益；第三，关于金龙公司支付的120万元的问题，“四方协议”中约定，四方共同努力解决其他29台车的上牌问题，后因该批车辆也无法上牌，潮安汽车公司同意将该29台纯电动客车退回金龙公司，金龙公司支付潮安汽车公司120万元，该款也非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双方合作经营取得的收益。综上，上述840万元虽然是潮安汽车公司在双方合作经营期间取得的，因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双方合作运营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未能在潮州市潮安上牌，该款并非双方合作项目的运营收益，粤惠投资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款为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合作经营期间获得的收益。关于粤惠投资公司认为其为项目投入巨资550万元而颗粒未收，而潮安汽车公司没有投入却独享补偿款显失公平问题。首先，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粤惠投资公司认可并垫付潮安汽车公司合理处理涉及历史遗留问题须付出的经济款计400万元，如所购置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不能于2015年12月15日前完成落户手续，这笔400万元资金潮安汽车公司不予返还粤惠投资公司。按双方的约定，该款不予返还。对粤惠投资公司在合作协议签订后支付给潮安汽车公司的购车备用款150万元，根据“四方协议”及查明的事实，该款已从粤惠运输公司应承担的300万元中作了冲抵。其次，在双方履行合作协议及处理后续事宜过程中，潮安汽车公司有理由相信粤惠运输公司的行为代表了粤惠投资公司。第一，在潮安汽车公司与粤惠运输公司不存在合作关系的情况下，粤惠运输公司将其向京兰公司订购的130台纯电动车优先安排给潮安汽车公司，在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合作出现纠纷后及在派出所处理车辆去向的问题上，粤惠运输公司也一直以自身名义参与；第二，“四方协议”约定“粤惠运输公司前期给潮安汽车公司借款150万元直接冲抵粤惠运输公司应负的款项”，而事实上，潮安汽车公司并没有向粤惠运输公司借款，粤惠投资公司也承认此“借款”即是粤惠投资公司汇给潮安汽车公司的150万元“购车备用款”，即粤惠运输公司将粤惠投资公司账户汇出的150万元“购车备用款”认为是粤惠运输公司借给潮安汽车公司的；第三，粤惠运输公司在《关于要求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退还车辆采购订金的函》中，陈述“鉴于此笔采购合同订金是由潮安汽车公司与粤惠运输公司在合作过程中共同决定的”，而实际与潮安汽车公司合作的是粤惠投资公司，由此可见，粤惠运输公司将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的合作行为视为其自身的行为，粤惠投资公司对粤惠运输公司多次以合作协议相对方的身份参与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合作项目也没有异议；第四，粤惠运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东亮既代表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又代表粤惠运输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签订“四方协议”，同时还代表粤惠运输公司在《关于要求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退还车辆采购订金的函》中签名确认；第五，钟春华受粤惠运输公司委托处理“与潮州市潮安公共汽车有限公司项目合作事件”，并由粤惠运输公司出具委托书，钟春华在派出所的笔录中承认其是粤惠运输公司的副总经理，并认为粤惠运输公司属下的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是合作关系，钟春华也以经手人的身份向潮安汽车公司出具收条，收到潮安汽车公司交回的纯电动车130台。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在履行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合作协议过程中，粤惠运输公司的行为代表了粤惠投资公司。综上，粤惠投资公司认为其为项目投入巨资550万元而颗粒未收，而潮安汽车公司没有投入却独享补偿款显失公平的主张不能成立。综合上述分析，粤惠投资公司主张该840万元是粤惠投资公司、潮安汽车公司合作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要求按比例分配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案件审理期间，粤惠投资公司申请调取潮安汽车公司已收到涉案合作项目的投资款及补偿款的证据，因潮安汽车公司已在庭审中予以承认，一审法院不予调取。关于潮安汽车公司申请追加金龙公司和京兰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经审查，本案的处理结果与金龙公司和京兰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潮安汽车公司的申请予以驳回。关于潮安汽车公司申请调查184辆金龙公司生产并上牌广东省粤惠运输公司新能源汽车的信息。因潮安汽车公司提交的申请书形式和内容均有欠缺且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未重新提交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视为其未向该院提交申请，对其原提交的申请不予审查。关于粤惠运输公司提出的一审法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当，经审查，因案件处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通知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粤惠投资公司请求解除与潮安汽车公司签订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请求潮安汽车公司给付补偿利益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2015年9月12日签订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二、驳回粤惠投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720元，由粤惠投资公司负担。
二审中，粤惠投资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车辆销售合同》2份，2.《银行汇款凭证》1份，3.《关于同意变更首批车辆和充电桩交付相关事宜的函》、《关于同意将我司车辆优先发送至潮州市潮安城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函》各1份。拟证明：1.粤惠运输公司与京兰公司签订购车合同，购买180台新能源公交车，合同条款与潮安汽车公司与京兰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条款一样；2.粤惠运输公司支付了180台车的购车款；3.粤惠运输公司发函京兰公司、将车辆优先发给潮安汽车公司；4.粤惠运输公司通过四方协议拿回130辆车，是基于前述180台车的购车合同；5.粤惠运输公司通过四方协议拿回130辆车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利益，因为粤惠运输公司向京兰公司订购的180辆车所支付的款项也是每辆车1万元，180万元车款已支付给了京兰公司。对上述证据，潮安汽车公司的意见是：首先，该证据在一审中粤惠投资公司未提交，从证据材料所显示的生成时间看也不属于新证据，因此潮安汽车公司认为粤惠投资公司在二审中不可以提交该证据，其二审才提交该证据违反了证据规则。其次，在潮安汽车公司与粤惠投资公司的合作经营协议中，未体现出粤惠运输公司这一主体，但是粤惠运输公司制作该证据的函件给京兰公司，要求其将车辆发给潮安汽车公司，这说明粤惠运输公司与粤惠投资公司在利益关系上具有关联，因车辆是种类物，在本案中京兰公司或者说金龙汽车公司将159辆车发给潮安汽车公司，并且开具发票给潮安汽车公司，所以从粤惠投资公司现提交的证据中无法证明发给潮安汽车公司的车辆与现证据中两份函件所指向的180辆车是同一标的。潮安汽车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涉案车辆的发票及完税证明手续，这说明潮安汽车公司在签订四方协议之前持有车辆是基于自主购买行为。另外，粤惠运输公司是诉讼参与人，其单方自行制作的加盖公章的函件也不具有证明效力。
潮安汽车公司、粤惠运输公司均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四方协议约定，该协议签订并履行完毕后，金龙公司、京兰公司、粤惠运输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因该130台纯电动公交车所产生的纠纷全部终结，金龙公司、京兰公司、粤惠运输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其他合同方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通过签订《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的方式成立合作关系，但没有登记成立合作体，双方之间也并非合伙关系，其权利义务均以前述协议书的约定为据。粤惠投资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分割有关补偿费用，也是以前述协议书的约定作为依据，故一审法院以合同纠纷作为本案案由并无不当。粤惠投资公司认为其与潮安汽车公司之间是联营合同纠纷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粤惠投资公司要求潮安汽车公司给付补偿利益399万元，依据是否充分？粤惠运输公司主张补偿费用600万元及返还订金120万元和金龙公司的补偿款120万元合计840万元是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合作期间产生的利益，应按双方合作约定股权所占比例来分配。对粤惠运输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经审理认为，该公司的主张理据不足，理由如下：（一）粤惠运输公司在履行合作协议及后续事宜过程中的行为代表了粤惠投资公司。一审法院从五个方面的事实对该问题作了充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二）粤惠投资公司要求分割补偿费用600万元、金龙公司的补偿款120万元及安凯公司返还订金120万元合计840万元款项，依据不足。第一，上述840万元款项并非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预期合作可得利益。依照《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粤惠投资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合作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国家及政府对合作经营项目的所有补贴款，但因购置的新能源汽车无法在潮安上牌，导致上述合作目的无法实现，双方也因此未能进入实际经营。第二，四方协议中约定的补偿费用600万元是给予潮安汽车公司单方的补偿。四方协议是在涉案130台新能源汽车未能在潮安上牌的背景下，历经粤惠运输公司要求潮安汽车公司返还车辆未果，金龙公司、京兰公司、粤惠运输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之间因车架码修改问题产生冲突等事件，结合四方协议内容的约定，可以认定四方协议是因车辆未能上牌而产生的解决130台车辆的归属及返还问题，以及该批车辆的完税证明、发票、合格证的后续处理问题达成的解决方案，600万元是以粤惠运输公司取回130台车辆，完税证明作废及车辆发票、合格证归还京兰公司为条件支付给潮安汽车公司的补偿款。如前所述，粤惠运输公司在履行合作协议及后续事宜过程中的行为代表了粤惠投资公司，而在解决130台车辆因未能上牌产生的后续纠纷过程中，粤惠运输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的利益是对立的，粤惠运输公司还负有向潮安汽车公司支付补偿款的义务。另外，四方协议中还约定了该协议签订并履行完毕后，金龙公司、京兰公司、粤惠运输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因该130台纯电动公交车所产生的纠纷全部终结，金龙公司、京兰公司、粤惠运输公司与潮安汽车公司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其他合同方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综上，四方协议中约定的补偿费用600万元是给予潮安汽车公司单方的补偿，粤惠运输公司或粤惠投资公司无权再向潮安汽车公司要求分割补偿款。第三，粤惠投资公司无权分割安凯公司退还的订金120万元。粤惠运输公司在《关于要求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退还车辆采购订金的函》中声明放弃120万元订金主张，对潮安汽车公司与安凯公司的各项权利、义务，不再介入。如前所述的理由，粤惠运输公司对120万元订金的放弃应视同粤惠投资公司行为，粤惠投资公司无权再要求对该120万元订金进行分割。第四，粤惠投资公司无权分割金龙公司向潮安汽车公司支付的120万元补偿款。金龙公司通过京兰公司发往潮安汽车公司159辆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其中，130辆车在四方协议达成时已确定无法在潮安上牌，对于另外的29辆车，四方协议约定由各方共同努力解决上牌问题，后因该29辆车也无法在潮安上牌，由金龙公司补偿潮安汽车公司120万元，潮安汽车公司将29辆车退回金龙公司。四方协议签订的起因是130台车辆无法在潮安上牌，经协商由金龙公司、京兰公司、粤惠运输公司向潮安汽车公司支付补偿款，该款项是向潮安汽车公司单方而不是向潮安汽车公司与粤惠投资公司的合作双方支付。另外29台车辆在四方协议签订时尚未明确能否在潮安上牌，后因该批车辆仍然无法上牌而产生的补偿款应视为是四方协议的后续事宜，该款项仍然应视为是对潮安汽车公司的单方补偿，而非对合作双方的补偿。综上，粤惠投资公司主张补偿费用600万元、安凯公司返还的订金120万元和金龙公司的补偿款120万元合计840万元是其与潮安汽车公司共同可得的补偿利益或是共同财产，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粤惠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720元，由惠东县粤惠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黛侬
审判员 杨 桦
审判员 刘建荣
二〇一八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黄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