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4民终1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一）：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四村民小组。
负责人：曾加粮，该村民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二）：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五村民小组。
负责人：曾幼宏，该村民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三）：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六村民小组。
负责人：曾维茂，该村民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五）：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八村民小组。
负责人：曾子良，该村民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六）：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九村民小组。
负责人：曾仁城，该村民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七）：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村民小组。
负责人：江惠芳，该村民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八）：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一村民小组。
负责人：林日红，该村民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九）：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二村民小组。
负责人：曾梅芳，该村民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十）：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四村民小组。
负责人：邓荣泉，该村民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十一）：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五村民小组。
负责人：陈华添，该村民小组长。
上述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邓荣泉，男，1950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系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四村民小组长。
上述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曾仁城，男，195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系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九村民小组长。
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木新，男，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由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廖宜娣，女，193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邓梅辉，男，1959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邓清辉，男，196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邓东萍，女，197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五）：邓小兰，女，1956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六）：邓小英，女，195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七）：邓东红，女，196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
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辉，男，195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五华县，系被上诉人邓小兰的丈夫。
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斌，五华县水寨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原告十二：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三村民小组。
负责人：曾文昌，该村民小组长。
原审原告四：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七村民小组。
负责人：吴泉招，该村民小组长。
原审原告十三：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三村民小组。
负责人：邓洪，该村民小组长。
上诉人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四村民小组等因与被上诉人廖宜娣等及原审原告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三村民小组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6）粤1424民初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四村民小组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没有查明如下四点事实：1、没有查明梅州市水利局[2009]68号《关于韩江、梅江沿岸重点堤围五华县转水镇蛇塘堤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批复》文件中需加固的河堤是否在本案承包地段400米河堤范围内。在原审判决第9页的第8至11行，原审以梅州市水利局的上述文件为依据，将须除险加固的蛇塘堤推定为本案承包地段的河堤（400米范围），过于牵强附会。因为梅州市水利局的上述文件并没有明确“须除险加固的蛇塘堤”的具体地段，没有起始及终止位置，只是宏观指导文件，该文件没有明确的河堤加固位置。原审的推定显然依据不足，是错误的。2、没有查明在加固蛇塘堤时是否使用了本案承包合同约定的“大堤的外坡、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在原审判决的第9页第10至12行中，查明的事实为“五华县水利局主持对该承包地段河堤进行加固，而涉及使用了河堤外的低洼地”。该查明的事实，也仅是指对河堤进行加固，而不是加宽；涉及使用的也是河堤外的低洼地，而不是本案合同承包地中的“大堤的外坡、堤外原取土低洼地”，且使用多少河堤外的低洼地不明确。所以，原审并未针对本案合同承包地去调查、核实。3、没有查明被上诉人认为“2009年五华县水利局对该承包地段河堤进行加固时，低洼地已被加宽河堤使用完毕，已不复存在，无法返还”的说法是否属实。在原审判决的第9页倒数第1至3行，被上诉人认为，“本案承包土地中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已于2009年加宽河堤时使用完毕，无法返还”。但原审对被上诉人的举证没有甄别，采信了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上诉人又没有认可。即使在2009年间加宽了蛇塘堤，但对于被加宽的河堤是否在本案承包合同约定地段范围内，乃至是否使用了或者使用了多少“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原审均没有查明。4、没有查明被上诉人认为“现在其堤外种植使用的土地属于原老12队种植甘蔗荒芜多年后由其开荒的”是否真实。蛇塘村原老12队属原蛇塘大队新塘片的一个生产队，现在为第二十三、二十四两个村民小组。在本案合同签订之前，原老12队与新塘片其他生产队一样都在本案合同约定承包地中的堤外低洼地（坝地）上种过甘蔗，作河堤时也取过土。但在签订本案合同时，新塘片全体生产队便把之前种植过甘蔗等作物的400米段河堤外低洼地（含原取土低洼地）全部发包给被上诉人近亲属邓运青承包种植，没有未发包的低洼地（坝地），所以400米河堤段堤外低洼地（坝地）均属本案合同承包范围，不存在被上诉人在多年后又由其开荒的其它土地（坝地）。被上诉人在原审的辩称纯属狡辩，混淆视听。二、即使五华县水利局主持加宽了本案合同约定承包地段的河堤，现该河堤段堤外低洼地（剩余的原取土低洼地）应全部归还上诉人。既然原审认为本案合同有效，就应当按有效合同处理本案纠纷，依据查明的事实及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将承包地判归上诉人。但事与愿违，原审以被上诉人不可靠的陈述及来源不明的比例在计算堤外用地宽度，但又没有查明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宽度为多少（3至5米纯属虚构）。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邓运青在本案合同中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已被用于加宽河堤，从而认定上诉人在原审诉请返还堤外原取土低洼地的证据不足。因本案合同约定的承包地，尤其是堤外原取土低洼地没有具体的宽度。而上诉人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实现存的被上诉人种有蕉树等的堤外坝地即为堤外原取土低洼地，所以应当依约判归上诉人。三、现场中，除被上诉人一直在种植蕉树等果木，没有其他村民种植使用。被上诉人现种植果木的地方应属本案合同承包地范围。从一九八六年开始，本案合同承包地中的堤外低洼地一直由被上诉人家在种植和管理使用，没有其他村民管理使用，就在本案合同期满后，也没有其他村民种植使用，从这些事实和情理分析，被上诉人现在种植蕉树等果木的地方应为一九八六年邓运青承包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范围，而不可能是原老12队或新塘片未发包给邓运青的堤外低洼地。恳请上级法院前来现场勘查，纠正原审判决的错误认定。从一九八六年至二0一五年被上诉人家一直按合同约定交清承包款的事实来看，更可确定被上诉人现种蕉树等果木的堤外低洼地即为本案合同承包的范围。四、在上诉人没有放弃对承包地上的种植果木比例分成的情况下，原审判决未予查明，也没有作相应的处理，属查明事实不清。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廖宜娣、邓梅辉、邓清辉、邓东萍、邓小兰、邓小英、邓东红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按梅州市水利局68号文件规定将整个河堤加高加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所签订合同约定的承包地四址，一审已作查明；该合同承包范围内的土地已经作为加宽加高河堤使用完毕，标的物已经消失；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现被上诉人所使用的滩涂地由国家划拨给上诉人使用。三、现有土地上的果木树是被上诉人自行开荒种植的，与本案无关。
原审原告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三村民小组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
原审原告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七、十三村民小组未作陈述。
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村民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终止1985年12月25日新塘村与被告近亲属邓运青签订的《承包开发河堤经济场合同》；2、判决被告在承包地上种植的蕉树、龙眼树、桉树和竹子折款的30%归原告所有，折款的70%归被告所有（该款可由原告支付给被告，果树、竹木则归原告）；3、判决被告立即腾退原承包的新塘村与承包户邓焕林承包地分界处以下至水闸一段，全长400米（含大堤的外坡、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和坣内一口崩坣湖），将原承包地归还原告管理使用；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5年12月25日，（原五华县蛇塘乡人民政府）新塘村为甲方，邓运青为乙方，签订一份《承包开发河堤经济场合同》，合同约定（按合同概括归纳）：1、甲方将转水镇蛇塘村与承包户邓焕林分界处以下至水闸一段，全长400米，即含大堤的外坡、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和坣内一口崩坣湖发包给邓运青承包，承包期限为30年，即从1985年起至2015年底。2、约定承包金额为13元/米/年，1986年-1989年免交承包费，其他26年应交款5200元。3、堤外低湖原取土范围，甲方不计承包金额，如遇河堤出险需要取土时甲方可在任何地段取土，造成乙方损失，甲方不给任何补偿，乙方亦不得干涉。4、合同期满后对经济作物由双方协议折款，30%归甲方，70%归乙方，乙方所得款甲方应在5年内付清。合同还对双方有关的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原五华县蛇塘乡人民政府在合同中的监证机关栏盖章。
邓运青承包该二处土地后，在河堤外的低洼地种植作物，河堤内的一口崩坣湖作为养殖场至今基本仍保持原状。根据梅州市水利局[2009]68号《关于韩江、梅江沿岸重点堤围五华县转水镇蛇塘堤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批复》文件，五华县水利局主持对该承包地段河堤进行加固，而涉及使用了河堤外的低洼地。邓运青的妻子是廖宜娣，所生小孩邓梅辉、邓清辉、邓东萍、邓小兰、邓小英、邓东红。约2005年邓运青死亡后，被告作为邓运青的法定继承人继承承包经营该土地。合同到期后，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4月6日，向被告（包括其他承包人，另案处理）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各自把承包地上的作物自行清理。诉讼中，被告确认知道通知的事，但认为是无效通知，而拒收。被告认为2009年五华县水利局对该承包地段河堤进行加固时，低洼地已被加宽河堤使用完毕，已不复存在，无法返还，现其堤外种植使用的土地属于原老12队种植甘蔗荒芜多年后由其开荒的；而另一承包地堤内一口崩坣湖基本保持原状，仍由其管理使用中，同意返还，并放弃补偿崩坣湖内仍有的残存价值。而原告认为河堤加固时仅仅使用了部分承包地，堤内一口崩坣湖基本保持原状，仍然存在，由被告管理使用中。原审原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遂于2016年5月提起本案诉请。原审法院依法追加原审原告十二、十三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在原审中，被告提交梅州市水利局的【2009】68号文件，拟证明2009年国家对涉案土地的河堤进行了加高加宽，被告方承包范围内的取土低洼地被用去7.5米以上，总长7.5公里，所以合同上的400米已全部包含在7.5公里内；申请证人邓某、钟某出庭作证，其中邓某证明本案的承包范围：一、河堤外侧的斜坡约3米的低洼地，因低洼地的土地（取土用于升高外侧种植甘蔗），合同的承包范围是河堤外侧的斜坡及3米低洼地，二、河堤的原貌，以前的老河堤堤面约2米宽，2011年加宽河堤时，加高1.2米，里面的斜坡保持原坡度一直向外延伸，现有河堤路面为5米，加宽河堤占用外侧的距离约7米；钟某出庭作证证明新塘片邓运青承包的范围是低洼地3-5米，提交的书面证词上是其本人的指模。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新塘片与邓运青签订的《承包开发河堤经济合同》，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其合法性依法应予认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廖宜娣、邓梅辉、邓清辉、邓东萍、邓小兰、邓小英、邓东红作为邓运青的法定继承人继承了该合同的权利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第二款关于“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规定。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期限为三十年（1986年至2015年12月底），至原告提起诉讼时已经到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的规定，该合同因期限届满而失去了效力。原告仍然在本案中起诉要求终止该合同，已无法律意义，对原告要求终止该合同的请求不再作出处理。合同终止后，原、被告未继续签订承包合同，被告亦未将无争议的承包土地交还给原告。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归还承包的土地（堤内一口崩坣湖），理由充分，应予支持，现该崩坣湖基本保持原状，被告亦同意返还，因被告放弃按合同可以分割崩坣湖内仍有的残存价值，不再对崩坣湖内残存价值作出处理。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归还与原承包户邓焕林承包地分界处以下至水闸一段，全长400米土地（即大堤的外坡及堤外原取土低洼地相连的土地）的问题。根据梅州市水利局[2009]68号《关于韩江、梅江沿岸重点堤围五华县转水镇蛇塘堤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批复》，五华县水利局主持对该承包地段河堤进行了加固，到庭的原告认为只使用河堤外的低洼地一部分，具体多少不清楚，而被告认为在加宽河堤时使用完毕，已不复存在，无法返还，现其堤外种植使用的土地属于原老12队种植甘蔗荒芜多年后由其开荒的。另根据被告陈述及其二个证人证实：原河堤路面宽约1.2-2.5米，经加固后河堤路面宽约5米，而河堤在施工中只加宽堤外，堤内并未加宽，按1:2.0坡比计算，加宽河堤时已使用了外侧的约7米土地，而外侧（河堤外的取地低洼地）原来宽约3-5米。依据上述情况，原告要求被告归还与原承包户邓焕林承包地分界处以下至水闸一段，全长400米土地（即大堤的外坡及堤外原取土低洼地相连的土地），属于举证不充分，证据不足，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如以后原告能提供充足的理由和证据，可以另行处理。原告十二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可视为其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诉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于2016年8月19日判决如下：一、被告廖宜娣、邓梅辉、邓清辉、邓东萍、邓小兰、邓小英、邓东红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按1985年12月25日订立的《承包开发河堤经济场合同》中位于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新塘河堤经济场承包的土地（堤内一口崩坣湖）给原告管理使用，面积约1.5亩；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为50元，由被告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1、《新塘片村民小组长会议记录》，拟证明新塘片第十四至第二十五村民小组决议对本案上诉；2、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9月5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蛇塘村原老12队在1982年分成二个生产队，即第二十三生产队和二十四生产队，后根据体制改为第二十三村民小组和第二十四村民小组，原老12队在本案合同承包期内不可能种植甘蔗。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三村民小组对上述证据表示没有异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上诉人对“五华县水利局按梅州市水利局【2009】68号文加固河堤时，涉及使用了河堤外的低洼地”，“被上诉人认为合同约定承包的低洼地被加宽河堤使用完毕，无法返还，现其在堤外种植的土地是对原老12队的荒芜甘蔗地开荒而成”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其余事实未提出异议。对各方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在一审中，原、被告双方确认本案涉及的土地承包范围为：堤外的原取土低洼地及堤内的崩坣湖。二、对于涉案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的四至及面积问题，二审中，上诉人陈述，涉案合同约定了长度，对宽度没有具体数字，凡是堤外的低洼地都是承包范围；被上诉人陈述，没有确定四至，“堤外原取土低洼地”是指被取过土的地方，此外还有没有取土的地方，比较高的地方（叫高坝）不属于“堤外原取土低洼地”的范围；原审原告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三村民小组长邓洪陈述，合同约定“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大约3-5米的宽度，四至不清楚。三、对于2009年政府是否对涉案土地范围内的河堤进行加宽问题，二审中，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邓荣泉陈述，政府是进行了加宽，具体加宽多少不清楚，是对河堤的外侧进行加宽，河堤的内侧没有变，当时砍了被上诉人的连接河堤坝地的低洼地的蕉树，被砍蕉树的范围（宽度）有些有5-6米左右，有些没有，具体多少不清楚。四、在2017年4月10日二审询问中，据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曾仁城陈述，当时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是指河堤外侧的一块地方被挖了泥所形成的低洼地，除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之外往河水一侧还有地方未发包给邓运青（具体面积不清楚），未发包地方现在有些由村民种植了蕉树、有些弃荒。五、被上诉人依涉案合同约定缴纳承包款至2015年的合同期满。被上诉人认为，因还承包了一口崩坣湖，故在合同约定承包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于2009年灭失后，其仍依约缴纳了承包款。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本案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根据1985年12月25日的《承包开发河堤经济场合同》约定，邓运青的承包范围为：“自与承包户邓焕林分界处以下至水闸一段，全长400米，种植利用面为大堤的外坡一面（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和坣内一口崩坣湖列入承包范围）”。该合同对承包地的四至及面积没有明确约定，现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涉及的土地承包范围为“堤外的原取土低洼地及堤内的崩坣湖”，对“坣内一口崩坣湖”无争议，但对“堤外原取土低洼地”的四至及面积有争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现在堤外种植果木的土地即为涉案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被上诉人则主张涉案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在2009年加宽河堤时已经使用完毕，其现在堤外种植的土地属于向原老12队的荒地开荒而成，不是涉案合同的承包地。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对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能否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在一审提交了梅州市水利局的【2009】68号文件，并申请证人邓某、钟某出庭作证。原审原告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二十三村民小组认可被上诉人的主张。而根据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曾仁城、邓荣泉在二审陈述，涉案合同不是将堤外全部土地发包给邓云青，在涉案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之外往河水一侧还有地方未发包给邓运青（具体面积不清楚），未发包地方现在有些由村民种植了蕉树、有些弃荒；2009年是加宽了涉案土地范围内的河堤外侧，河堤的内侧没有变动，当时砍了被上诉人在低洼地的蕉树。上诉人上诉主张，“一审未查明加固的河堤是否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河堤地段内，是否使用了涉案合同约定的‘大堤的外坡、堤外原取土低洼地’，新塘片全体生产队已将之前种植过甘蔗等作物的400米段的河堤外低洼地（含原取土低洼地）全部发包给邓运青，没有未发包的低洼地（坝地），400米河堤外的低洼地（坝地）均属本案合同承包范围，不存在被上诉人开荒的其它土地（坝地），现场除被上诉人在种植果木外，没有其他村民种植”，与其诉讼代表人的陈述不符，难以采信。另结合涉案合同约定“堤外低湖原取土范围，甲方不计承包金额”，被上诉人对2009年后仍依约缴交承包款的解释亦属合理。从被上诉人一直按合同约定缴交承包款至2015年合同期满的事实不足以推定出被上诉人现堤外种植的地方即为涉案合同约定的承包地。
在涉案合同对承包地的四至及面积约定不明确，除涉案合同约定发包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外，在堤外还有未发包给邓运青的其他土地，自涉案合同订立至今已间隔三十余年，期间还因加宽加固河堤造成承包地原状的变动的情况下，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现被上诉人种植的堤外坝地即为涉案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在无法确定涉案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的四至及面积的情况下，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本案应由主张返还涉案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的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诉讼后果。一审未支持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合同约定的“堤外原取土低洼地”，并告知若以后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可另行处理，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四村民小组等村民小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上诉人预交），由上诉人五华县转水镇蛇塘村第十四村民小组等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小艾
代理审判员 李新红
代理审判员 范宜洪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朱红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