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民终14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仇泳梅，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永佳，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忠良，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炜洪，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仇泳梅、朱永佳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结，男，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林，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欣桐，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朱炜洪，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仇泳梅、朱永佳因与被上诉人黄结以及原审被告朱炜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3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仇泳梅向黄结返还基金账户投资收益所得1480000及逾期利息款592000元（按月利率2%，从2016年1月6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以后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朱炜洪、朱永佳对上述基金账户投资收益所得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仇泳梅、朱永佳、朱炜洪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炜洪与仇泳梅、朱永佳系母子、父子关系。朱炜洪与案外人梁俊杰之间存在合作炒股关系，由朱炜洪提供股票账户，朱炜洪向梁俊杰提供借款，收取固定利息。该借款汇入约定的股票账户，然后由梁俊杰在约定的期限内买卖股票，当约定的期限届满时卖出所有股票，梁俊杰与朱炜洪对账户内的净值进行结算，如有盈余，盈余部分由朱炜洪支付给梁俊杰，如出现亏损，由梁俊杰向朱炜洪补足亏损部分。梁俊杰亦与黄结相识，2014年11月期间，梁俊杰了解到有款基金产品可以购买，但其未有足额的款项购买，便介绍黄结与朱炜洪认识，撮合双方合作购买基金。
2014年11月24日，黄结、梁俊杰与仇泳梅、朱炜洪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仇泳梅提供一个在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户的基金账号，由黄结及梁俊杰委托仇泳梅购买该基金公司的产品名称为长安踊跃1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编号为光银托管2014JZ581的基金产品；仇泳梅出资120万元、黄结及梁俊杰出资80万元，划入仇泳梅名下的银行账号（开户行：顺德农商银行；账号：62×××59）；委托期限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24日止，委托期间由仇泳梅固定收取2%的月利息，按季度支付利息（如第一期支付利息为2015年2月26日，以此类推），基金账户产生的分红款归黄结及梁俊杰所有，于委托到期当天（2015年11月24日）汇入黄结的账户；委托期间，当基金公司通知补钱，由黄结及梁俊杰负责补足资金；朱炜洪对本基金扣除仇泳梅收回本金120万元及利息后的乙方出资及收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双方的支付义务必须按时履约，若逾期履行，则逾期方必须按日息千分之三向另一方支付利息；在黄结及梁俊杰没有违反以上条款的前提下，仇泳梅不得提前收回资金，否则要赔偿对方所有损失，如黄结及梁俊杰违约，仇泳梅有权提前终止合约，收回本金及利息。
签订上述合同后，黄结于2014年11月25日转账80万元至仇泳梅名下的账户，仇泳梅亦依合同的约定购买了基金产品。在整个合作期间，均是通过梁俊杰及朱炜洪之间进行联络。2015年12月9日，该基金产品到期，基金公司将案涉基金产品的本金、收益共2677343.93元转入了仇泳梅的银行账户。但仇泳梅、朱炜洪一直没有将收益款汇给黄结。
另查明，2015年5月25日，朱炜洪与及梁俊杰签订了一份《融资顾问合同》，朱炜洪作为融资顾问，撮合黄结及梁俊杰向案外人何家坪借款，黄结及梁俊杰需向朱炜洪支付融资顾问费7500元。2015年5月25日，朱永佳向梁俊杰的账户转账50万元，同日，梁俊杰出具了一份《借款借据》：“本人今收到何家坪借款人民币50万元，本人保证在2015年11月24日准时向何家坪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2015年8月20日，黄结及梁俊杰作为借款人，何家坪作为出借人，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由黄结及梁俊杰向何家坪借款50万元，并约定以本案的基金投资协议书的收益作为还款担保。何家坪于2015年8月21日分三次向梁俊杰的账户转账共50万元。因黄结及梁俊杰未有按时偿还该50万元借款，何家坪向一审法院起诉黄结及梁俊杰要求还款，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21日立案审理，案号为（2017）粤0606民初11311号。除此之外，朱炜洪于2014年11月24日转账439844元给梁俊杰，该款未注明转账原因；于2014年12月2日转账30万元给梁俊杰，备注为“借款”。
2017年8月15日，梁俊杰出具了一份《证明》：“本人梁俊杰受黄结的委托，总共代黄结支付利息给朱炜洪204000元，该204000元属于黄结所有。1.2015年2月18日支付20000元2.2015年5月19日支付5600元3.2015年5月28日支付72000元4.2015年6月24日支付40000元5.2015年7月27日支付26400元6.2015年8月24日支付40000元。”案外人冯伟忠出具了一份《证明》：“本人冯伟忠2015年3月3日受黄结的委托转账72000元利息给仇泳梅、2015年7月24日受黄结的委托转账13600元利息给朱炜洪，合计：85600元，该85600元全部属于黄结所有。”上述汇款金额均有银行转账记录，但梁俊杰银行账号于2015年5月19日产生的转账5600元，实为朱炜洪向梁俊杰转账，而非梁俊杰转账给朱炜洪。除了以上汇款之外，梁俊杰还于2014年8月17日向朱炜洪转账20万元，于2014年9月16日转账15万元，于2015年3月1日转账36000元，于2015年3月6日转账10万元，于2015年5月18日转账182500元，于2015年9月2日转账33400元。
又查明，梁俊杰曾出具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26日的《基金管理账号所有权确认书》，内容为：“本人梁俊杰2014年11月24日与黄结、仇泳梅、朱炜洪签订《协议书》壹份，由仇泳梅出资120万元，本人梁俊杰与黄结出资80万元，合计200万元，由仇泳梅代本人梁俊杰与黄结购买长安踊跃1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签订合同后，由于本人无法凑到相应的款项，80万元全部由黄结出资，全部权益属于黄结所有。”梁俊杰自认该份《基金管理账号所有权确认书》系于其在2017年黄结起诉前书写给黄结的，因其曾于2014年12月26日左右出具过《基金管理账号所有权确认书》给黄结，但黄结后来又找其重新出具，故其出具了本案的确认书给黄结。
一审法院认为，黄结及梁俊杰与仇泳梅之间，在一个明面的投资合同下面，隐含着一个借款合同。本案的基本情况为黄结及梁俊杰二人要投资基金证券，但其二人所能支配的钱并不足够购买该基金产品或购买后资金周转会出现困难。故其二人通过向仇泳梅借款的方式筹集资金达到购买基金产品的目的。在双方的合作中，仇泳梅提供基金账户代黄结及梁俊杰购买基金产品，黄结及梁俊杰向该账户汇入80万元，仇泳梅提供120万元，仇泳梅固定按每月2%的利率收取利息，不享有基金产品的收益，亦不承担基金产品市值下降的风险，该收益及风险由黄结及梁俊杰享有和承担。故仇泳梅出资120万元的行为，实质为向黄结及梁俊杰借款，其既无需承担风险，亦可以收取利息，且能掌握本金。
关于双方是否已对该基金收益结算完毕的问题。首先，仇泳梅、朱永佳、朱炜洪主张该收益款双方已结算完毕，但其未能提供双方签订的结算文件或是双方的通话、信息等佐证其主张。其次，仇泳梅、朱永佳、朱炜洪在第一次庭审时称双方于2015年7月份已结清了双方的投资款，朱炜洪于2014年12月2日向梁俊杰转账30万元及朱永佳2015年5月25日向梁俊杰转账50万即为退回给黄结及梁俊杰的投资款，但其在第二次庭审时又称双方于2015年12月12日在扣减了黄结及梁俊杰向朱炜洪的相关借款及利息后，才结清该投资协议的款项。仇泳梅、朱永佳、朱炜洪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再次，仇泳梅、朱永佳、朱炜洪称在2015年12月12日结算时，扣减本案120万元的利息288000元、2014年12月2日的借款300000元、2015年5月25日的借款500000元及60000元的利息、2015年9月24日梁俊杰股票投资失利所欠的752558.94元后，梁俊杰尚欠其44万余元左右。按其所称的结算内容，所抵扣的资金有至少100多万属于梁俊杰的个人借款，而本案的基金产品系黄结及梁俊杰二人所购买，所出资的80万元亦是从黄结个人账户汇入仇泳梅账户。按上述抵扣方法，已占用黄结个人应得的大部分本金及收益款，按正常的逻辑来说，黄结不可能会同意如此结算。而且在此过程中，均系梁俊杰与朱炜洪进行联系，即使梁俊杰与朱炜洪有过此方面的结算，也无证据证明已经过了黄结的同意。综合以上因素分析，仇泳梅、朱永佳、朱炜洪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庭审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且不符合常理，故法院对其的主张不予采纳。法院认定本案双方的投资收益款并未结算完毕，双方仍应按实际的收益进行结算。
关于仇泳梅应向黄结返还多少投资本金及收益的问题。双方约定黄结及梁俊杰于每个季度末时支付当季的利息72000元，即2015年2月26日、2015年5月26日、2015年8月26日、2015年11月26日前后支付利息。梁俊杰及冯伟忠认为代黄结向朱炜洪偿还涉案投资借款利息的款项中，冯伟忠于2015年3月3日转账72000元、2015年7月24日转账13600元、梁俊杰于2015年5月28日转账72000元、2015年7月27日转账26400元、2015年8月24日支付40000元等五笔转账共224000元与约定的还款时间大体吻合。朱炜洪亦确认其与冯伟忠没有借款及其他经济关系往来，且其在2015年12月份前与梁俊杰的短信往来中，有催促梁俊杰支付其他50万元及100元万借款的未付利息，而没有催促本案120万元借款的利息，据此可以推定，黄结及梁俊杰是有支付本案前三个季度的利息的。结合冯伟忠及梁俊杰的书面证明及交易记录，法院确认上述五笔转账系属于本案借款120万元的还款。还款证明中提到的其他日期的转账，与本案约定还款的时间出入较大，且在借款最后还款日期的数个月之前，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于其他日期的转账金额不予确认。经法院核实，案涉基金产品到期后，本金加上收益共为2677343.93元，其中仇泳梅的本金为120万元，再加上黄结及梁俊杰未付的利息64000元（总利息288000元减去已支付利息224000元），仇泳梅仍应在基金赎回当日起向黄结返还1413343.93元。
关于违约金如何计算的问题。根据合同约定，若逾期履行，则逾期方必须按日息千分之三向另一方支付利息。而按合同约定，黄结及梁俊杰需在2015年11月26日前付清第四季度的利息，仇泳梅需在基金产品赎回当日（2015年12月9日）将黄结的本金及收益款支付给黄结。故双方均有违约的行为，根据双方的过错，法院对违约金进行适当调整，酌情按年利率20%计算，按黄结主张的2016年1月6日起算。
关于朱炜洪是否应对仇泳梅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朱炜洪自愿为仇泳梅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合同没有约定具体的保证责任期间，按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黄结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法定保证期间内要求朱炜洪承担保证责任，故朱炜洪免除保证责任。
关于朱永佳是否应对仇泳梅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仇泳梅、朱永佳系夫妻关系，上述投资协议及借款关系产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仇泳梅向黄结及梁俊杰借款以收取利息，该借款本金及收益系夫妻二人共同财产。故仇泳梅的行为可认定为家庭生产经营，其在案涉协议所产生的债务亦应当为夫妻共同债务，朱永佳应对仇泳梅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梁俊杰认为其已放弃实体权利，不同意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且其表示即使其在本案中享有权利，其亦同意由黄结一人主张，事后其再与黄结自行解决。故本案不追加梁俊杰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如仇泳梅、朱永佳、朱炜洪认为案涉《基金管理账号所有权确认书》系梁俊杰与黄结有私下串通所出具，损害了仇泳梅、朱永佳、黄结的利益，仇泳梅、朱永佳、朱炜洪可另循法律途径进行解决。而朱炜洪、黄结及梁俊杰间的借贷关系，亦可以另案解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仇泳梅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向黄结支付基金投资本金及收益款1413343.93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413343.93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0%自2016年1月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朱永佳应对仇泳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黄结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6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6688元，由黄结负担788元，仇泳梅、朱永佳负担15900元。
仇泳梅、朱永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黄结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黄结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存在以下违法问题，剥夺了仇泳梅、朱永佳的法定诉讼权利。
（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争议的法律性质及案由定性错误。一审法院自始至终以合同纠纷的案由审理本案，没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由的规定对本案作出具体案由的认定，仇泳梅、朱永佳书面提出要求一审法院对法律定性行使释明权时，一审法院怠于行使释明权，违反程序。
（二）本案的案由应为融资融券合同纠纷而不是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认定错误导致归纳的争议焦点和适用法律错误，仇泳梅、朱永佳不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黄结亦不享有涉案基金的投资收益权利。
（三）一审法院严重剥夺仇泳梅、朱永佳提出反诉的诉讼权利，不予受理却不采用裁定的方式，导致仇泳梅、朱永佳无法通过上诉的方式予以纠正，同时导致仇泳梅、朱永佳应收取黄结的利息及违约金无法通过反诉的方式与黄结的本诉进行吞并或抵消，严重损害仇泳梅、朱永佳的合法诉权及实体权益。
（四）一审法院明知涉案协议的所谓债权人是黄结及梁俊杰，两人应同时作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的原告，一审法院征求梁俊杰意见时，因梁俊杰明确放弃涉案权益的实体权利，一审法院应仅就黄结的二分之一份额的权益进行审理。即使没有依法追加梁俊杰为本案的原告，也应通知其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一审法院仅单独召见梁俊杰并制作询问笔录，导致仇泳梅、朱永佳无法当面质询梁俊杰，属程序违法并导致案件事实未能查清，故应将本案发回重审。
（五）一审法院对黄结伪造的关键证据未明确认定是否予以采纳。黄结在一审期间称涉案《基金管理账号所有权确认书》是梁俊杰交给其的，但一审法院通过调查发现该份材料并非是在2014年12月26日签订的，而是梁俊杰、黄结为了本案诉讼而串通新造的。一审法院没有明确认定该《基金管理账号所有权确认书》是否予以采纳，是否属于伪证，严重剥夺了仇泳梅、朱永佳的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违法。
二、一审法院认定黄结向仇泳梅支付利息共计224000元及认定仇泳梅与黄结、梁俊杰没有进行结算，属认定事实错误。黄结只是利用梁俊杰、冯伟忠与黄结、朱炜洪之间的账目往来捏造支付利息的事实。仇泳梅、朱永佳对黄结有关支付利息的举证发表了详细质证意见，但一审法院没有对此作出详尽的评判。一审法院认定黄结所支付的224000元利息，只有一笔是转入到仇泳梅账户，与涉案协议的约定不符，从数额上看，224000元的金额亦与涉案协议约定的季度利息72000元不相符。一审法院已认定在整个合作期间，黄结均是通过梁俊杰与朱炜洪进行联络，即黄结已全权委托梁俊杰来执行涉案协议，梁俊杰的处分行为对黄结具有法律效力。涉案协议约定的结算日期为2015年11月24日，但当天基金账户余额为零，没有可供结算的资金，故顺延至基金清算后由梁俊杰与朱炜洪进行结算。由于梁俊杰和黄结共欠涉案协议的利息288000元、共同借款500000元、梁俊杰的个人借款300000元、因投资股票的欠款752558.94元，上述四项款项的金额已超出涉案协议中黄结、梁俊杰的应收款项，因此，梁俊杰与朱炜洪就约定将涉案协议的基金收益抵扣上述四项款项，仇泳梅无需返还涉案协议的基金收益，剩余款项由梁俊杰承担并尽快清偿，即涉案协议的款项已实际结算。退一步而言，涉案《基金管理账号所有权确认书》是黄结与梁俊杰后来制作的，从未告知仇泳梅、朱永佳和朱炜洪，对仇泳梅、朱永佳不产生法律效力，即梁俊杰在与朱炜洪结算时对涉案协议的基金享有50%的权益，梁俊杰以涉案协议基金权益款抵扣其欠仇泳梅、朱永佳和朱炜洪的债务的行为是有效的。换言之，黄结只享有涉案协议基金的50%的权益。
三、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证监会关于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的规定，属无效协议，一审法院判令仇泳梅、朱永佳向黄结支付违约金及投资收益没有法律依据。
四、退一步而言，即使涉案合同有效，黄结违约在先，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借款利息325600元、逾期利息违约金306715元，逾期借款本金违约金151200元，三项合计783515元。在仇泳梅、朱永佳提出反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不予受理，导致仇泳梅、朱永佳无法通过先履行抗辩权及反诉抵销黄结的本诉请求，属实体处理错误，严重损害了仇泳梅、朱永佳的合法权益。
仇泳梅、朱永佳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仇泳梅对黄结所负债务是仇泳梅以其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所需而产生的债务，应认定为仇泳梅的个人债务，黄结并未举证证明，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朱永佳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黄结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仇泳梅、朱永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朱炜洪述称，同意仇泳梅、朱永佳的上诉意见。
仇泳梅、朱永佳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何某出具的证明1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1份、汇款业务回单2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短信截图打印件1份，拟证明朱炜洪与冯伟忠之间曾经有过资金往来，冯炜忠曾经受梁俊杰的委托收到朱炜洪款项100万元，从而证明冯伟忠向仇泳梅所支付的款项为梁俊杰的款项，而不是代黄结支付的利息。黄结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何某没有出庭，上述证据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该100万元是何某受朱炜洪的委托支付的，至于手机短信，黄结无法确认该号码是否是梁俊杰所有，也无法确认短信是否由梁俊杰发送。
经审核，虽然仇泳梅、朱永佳提供的上述证据显示朱炜洪曾委托何某转款予冯伟忠，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转款行为本身并不足以否定冯伟忠在本案中自认曾代黄结支付利息之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审查，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并不存在严重损害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程序违法行为，仇泳梅、朱永佳主张应将本案发回重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同时，涉案《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仇泳梅、朱永佳提出该协议属无效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讼理由，本院二审期间的主要争议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黄结在本案中主张涉案《协议书》项下的乙方全部权益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本案中，黄结、梁俊杰作为乙方签订涉案《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乙方共同出资80万元购买涉案基金产品，购买基金产生的分红归乙方所有。因此，涉案《协议书》项下的乙方权益应属于黄结、梁俊杰所有。然而，虽然黄结一人单独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乙方的全部权利，但其已提交的由梁俊杰出具的《基金管理账号所有权确认书》显示梁俊杰确认上述出资款80万元实际由黄结个人出资，且梁俊杰确认涉案《协议书》项下乙方的全部权益归黄结所有。一审法院就此已向梁俊杰进行调查，梁俊杰亦确认上述确认书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给合上述80万元实际由黄结转账至仇泳梅名下账户的客观事实分析，上述确认书载明的内容亦符合交易常理。退一步而言，即使梁俊杰实际上享有涉案《协议书》项下乙方的权益，但梁俊杰出具书面材料确认该部分权益全部归黄结所有的行为属于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该行为合法有效。因此，黄结在本案中主张涉案《协议书》项下的乙方全部权益，理据充分。仇泳梅、朱永佳上诉主张黄结只享有涉案《协议书》项下乙方权益的50%，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仇泳梅、朱永佳主张涉案基金收益已结算完毕的主张能否成立。本案中，涉案《协议书》约定，合同期满后基金账户产生分红的，分红款归乙方所有。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在涉案《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涉案基金账户确有产生收益，仇泳梅理应根据合同约定在扣减其应得的120万本金及相应利息后，将剩余的基金收益支付黄结。在此情况下，仇泳梅、朱永佳主张涉案基金已由朱炜洪与梁俊杰结算完毕，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然而，仇泳梅、朱永佳在本案中未能提供有效的书面证据证明朱炜洪、梁俊杰之间已进行了所谓的结算，可见仇泳梅、朱永佳的相关主张缺乏直接证据支持。而且，从仇泳梅、朱永佳提出的结算主张来看，涉案基金收益所抵扣的款项大部分是梁俊杰的个人借款及利息，该结算结果显然有损黄结的合法权益，在无证据显示朱炜洪、梁俊杰之间的所谓结算已征得黄结同意的情况下，仇泳梅、朱永佳提出的相关结算主张既于法不合亦有违常理。此外，对涉案基金收益进行的结算关乎仇泳梅一方的切身利益，其理应清楚知晓结算的过程、细节等事实，但从仇泳梅、朱永佳在本案中对结算问题所作陈述来看，前后存在多处矛盾，其就此所提相关主张令人难以信服。综上几点，一审法院在综合分析本案案情后，对仇泳梅、朱永佳提出的涉案基金收益已结算完毕的主张不予采信，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三、黄结有否支付过涉案《协议书》项下的利息。根据涉案《协议书》的约定，黄结、梁俊杰应于每个季度末支付当季利息。本案中，黄结主张其已通过梁俊杰、冯伟忠支付了相关利息，并提供了梁俊杰、冯伟忠为此出具的《证明》及相关的转账凭证予以佐证。由此可见，黄结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曾支付过利息，在此情况下，仇泳梅、朱永佳否认黄结支付过利息，并抗辩认为梁俊杰、冯伟忠支付的上述款项是偿还梁俊杰其他借款的利息，其应就此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予以证明。然而，仇泳梅、朱永佳在本案中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梁俊杰、冯伟忠支付的上述款项是与涉案《协议书》无关的其他利息或费用，应由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而且，仇泳梅、朱永佳主张黄结一方从未支付涉案《协议书》项下的利息，但朱炜洪在2015年12月前与梁俊杰的短信往来中，只催梁俊杰归还其50万元及100万元借款的未付利息，而未催讨涉案《协议书》项下利息，亦与常理不符。因此，一审法院根据黄结提交的有效证据并结合涉案《协议书》关于利息支付期限和支付金额的约定，认定梁俊杰、冯伟忠所付款项中有五笔共计224000元系黄结支付的涉案《协议书》项下利息，合理有据，本院亦予确认。在此基础上，在扣减仇泳梅应得本金120万元、未付利息64000元后，一审法院判令仇泳梅向黄结返还基金收益款1413343.93元，处理并无不当。又因黄结和仇泳梅在履约过程中均违约行为，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考虑，酌情调低涉案《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标准，酌定仇泳梅按年利率20%的标准向黄结支付违约金，处理结果亦无不当。因此，本院对一审法院的上述处理结果均予维持。至于仇泳梅、朱永佳、朱炜洪在本案中提及的梁俊杰其他借款问题，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仇泳梅、朱永佳、朱炜洪可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四、朱永佳应否对仇泳梅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黄结在本案中主张仇泳梅的涉案债务属仇泳梅、朱永佳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据此要求朱永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具体至本案，涉案债务高达一百多万元，该债务显然超出了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范畴，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黄结主张涉案债务属于仇泳梅、朱永佳的夫妻共同债务，则需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产生。然而，黄结在本案中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符合上述三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应由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上几点，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仇泳梅的涉案债务不属于仇泳梅、朱永佳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就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仇泳梅、朱永佳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对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本院根据新施行的司法解释对本案进行改判，一审法院在原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基础上所作判决不属错误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32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320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驳回被上诉人黄结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6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6688元，由被上诉人黄结负担788元，上诉人仇泳梅、负担15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520.08元，由上诉人仇泳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 海
审判员 霍 娟
审判员 刘全志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