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20民终40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镇浩，男，197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雪莲，女，197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坤冰，广东朗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国栋，男，198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平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军，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俊，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镇浩、吴雪莲因与被上诉人朱国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7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镇浩、吴雪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国栋要求张镇浩、吴雪莲偿还借款6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张镇浩与朱国栋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从朱国栋提交的银行流水账来看，大部分款项都不是整数，若张镇浩与朱国栋有借款关系，则不可能精细到角、分，这不符合生活中民间借贷的习惯；张镇浩除了经营中山市忠浩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浩房地产公司）外，还同时经营中山市忠浩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浩信保公司），且是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事实上，忠浩信保公司主要业务大多数是从事放贷业务，朱国栋也曾多次向公司借贷，也正因如此，朱国栋向张镇浩偿还款项时，本金加利息，就出现了银行流水账显示的没有整数的款项。2.朱国栋提交的用来证明诉求600000元的银行流水账和两张支票，该两份证据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更不能理解为两张支票是作为担保之用的。因为：其一，从两张支票出具的内容及时间来看，开出的时间相隔一个多月，若是用于担保，为何要分别开具的，用一张250000元的支票担保借款600000元，朱国栋会愿意吗？其二，两张支票并没有写明是担保用途；其三，两张支票无法兑现，只能说明朱国栋与忠浩房地产公司存在票据纠纷或借贷纠纷，而不是张镇浩与朱国栋存在借贷关系。3.朱国栋提交的录音也不能充分证明与张镇浩存在600000元的借贷关系，从录音来看，张镇浩是处于喝酒状态下说的话，且张镇浩也没有直接确认借款就是自己借的，也没有确认借款数额就是6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在朱国栋没有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就认定存在借贷关系，是严重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张镇浩在一审庭审后，于2016年7月7日补充提交了证据及调查取证申请书，一审法院没有对重新提交的涉及到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组织双方进行质证，也没有对是否同意调查取证给予说明，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张镇浩、吴雪莲的诉讼权利，从而导致错判。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张镇浩、吴雪莲与朱国栋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朱国栋辩称，1.张镇浩认为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在一审时，张镇浩开具了若干数额的支票，其则按照支票的数额向张镇浩账户打入相应的数额。2.张镇浩公司开具的两张支票，实际上是对张镇浩向其借款进行了担保及确认。如果张镇浩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保证，其不会在张镇浩拖欠其600000元的情况下继续向张镇浩账户打入款项。3.其与张镇浩公司之间没有其他业务往来，关于录音，张镇浩主张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录音的，但并没有举证证明。从录音的内容可知，张镇浩对欠款的事实是清楚的。对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其已经充分举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国栋于2016年4月1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镇浩与吴雪莲连带偿还朱国栋债务600000元；2.张镇浩与吴雪莲连带支付逾期返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7月26日计至清偿之日）。
一审法院查明：网银交易流水显示2011年3月31日至2013年7月23日，朱国栋多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镇浩汇款，总计1107783.5元。2014年7月25日与2014年8月28日，张镇浩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忠浩房地产公司分别开具两张250000元的支票给朱国栋，但该支票未能承兑。朱国栋称截止2014年7月25日，张镇浩尚欠其600000元。由于追讨未果，朱国栋遂于2016年4月12日提起诉讼，主张上述实体权利。
另查明：朱国栋提供的录音资料证明张镇浩欠朱国栋600000元借款未还。
再查明：张镇浩与吴雪莲于1998年10月1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本案中，朱国栋主张张镇浩拖欠其借款600000元，提供银行流水、支票、录音予以证明，银行流水显示在2011年3月31日至2013年7月23日期间，朱国栋多次向张镇浩转账共计1107783.5元，朱国栋称期间张镇浩有偿还过借款，至2013年初尚欠借款600000元，故忠浩房地产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25日、2014年8月28日出具支票对此债务提供担保。张镇浩辩称该转账是与朱国栋其他业务往来，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张镇浩又辩称支票的出具人是忠浩房地产公司，涉案债务应是公司债务，因朱国栋是直接向张镇浩个人账户转账，而非公司账户，故张镇浩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张镇浩称忠浩公司的员工黄某多次向朱国栋转账共计125000元，债务成立时该款项应予以扣除，对此张镇浩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对朱国栋要求张镇浩偿还借款本金6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计算问题。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朱国栋提交的2015年6月16日的录音资料，证明其已向张镇浩主张权利，张镇浩未能返还借款，故利息的起算点为2015年6月1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朱国栋主张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未超过年利率6%。故逾期利息应从2015年6月16日起，按朱国栋所请求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
关于吴雪莲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是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张镇浩向朱国栋借款600000元的事实，发生于张镇浩与吴雪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吴雪莲未举证证明该笔借款是张镇浩的个人债务或夫妻双方已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且为债权人知道的。一审法院认定张镇浩在本案中对朱国栋所负之债属夫妻共同债务，吴雪莲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镇浩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朱国栋清偿600000元本金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16日计至欠款清偿之日止）；二、吴雪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朱国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张镇浩、吴雪莲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60元，减半收取5180元，保全费3520元，共计8700元（朱国栋已预交），由朱国栋负担200元，张镇浩、吴雪莲负担8500元（张镇浩、吴雪莲负担部分于一审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朱国栋，一审法院不另收退）。
二审中，朱国栋提交其与黄某之间的订货合同一份，拟证明黄某向其转账并非是代张镇浩偿还本案借款，而是其与黄某之间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张镇浩、吴雪莲的质证意见为：不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合同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由于黄某本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订货合同是否由黄某本人签订。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朱国栋提供的案涉2015年6月16日的录音资料为张镇浩与朱国栋的直接对话，朱国栋于该录音资料中多次强调张镇浩拖欠600000元未予清偿，而张镇浩却称：“认60万，可以”“直接给600000元”“60万算什么”，张镇浩于该录音资料中并没有否认欠款事实，也未提及借款实为朱国栋与忠浩信保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二审期间，张镇浩、吴雪莲确认朱国栋提供的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但不确认录音证明内容，认为从录音内容并不能反映张镇浩确认其拖欠朱国栋600000元款项未予清偿的事实。张镇浩、吴雪莲主张朱国栋与忠浩信保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案涉款项为朱国栋向忠浩信保公司的还款，朱国栋对此不予确认，张镇浩、吴雪莲明确表示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二审期间，张镇浩、吴雪莲与朱国栋均明确表示朱国栋与忠浩房地产公司没有存在业务往来，除案涉款项外，朱国栋与张镇浩亦不存在其他的业务往来。
本院再查明：张镇浩、吴雪莲于二审庭审前向本院提交证人黄某出庭作证的申请，但其于二审法庭调查期间又称证人黄某未能到庭作证。
本院又再查明：诉讼期间，朱国栋于2016年4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保全张镇浩相当于价值600000元的财产，并由担保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提供保函（编号：PZDM201644200000000120）作诉讼保全的担保。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15日作出（2016）粤2071民初7386号民事裁定：一、冻结张镇浩的银行存款60万元[详见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二、如冻结存款不足额，则以差额部分为限，查封张镇浩名下位于中山市××小区诗××街××房[土地证号：国（2011）易21045**号，房产证号：02××67]、张镇浩名下车牌号为粤Ｔ×××××小型汽车相应价值的财产份额。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朱国栋于2016年4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张镇浩、吴雪莲承担偿还借款责任，则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朱国栋主张其与张镇浩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截至2013年7月23日，张镇浩尚拖欠600000元款项未予清偿，但双方没有签订借款协议。诉讼期间，朱国栋提供银行流水、支票、录音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经查，银行流水反映朱国栋于2011年3月31日至2013年7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镇浩个人账户汇款1107783.5元。张镇浩否认与朱国栋存在借贷关系，认为上述款项为朱国栋向忠浩信保公司的还款，但朱国栋均是将款项直接支付至张镇浩个人名下账户，张镇浩于本案中亦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朱国栋与忠浩信保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为此，张镇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且据朱国栋提供的2015年6月16日录音资料内容可知，朱国栋在该录音资料中反复多次强调张镇浩欠款600000元的事实，而张镇浩在该录音资料不仅没有对该事实予以否认，反而多次确认要向朱国栋支付600000元。张镇浩虽然否认录音证明内容，但确认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对于忠浩房地产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25日、2014年8月28日开具两张25万元的支票给朱国栋，朱国栋主张该两张支票为张镇浩为案涉借款提供的担保，张镇浩上诉辩称不知为何该两张支票会由朱国栋持有。结合案涉录音资料的内容反映朱国栋多次向张镇浩催讨还款的事实，本院认为朱国栋的主张较为合理，本院对朱国栋关于该两张支票实为张镇浩对案涉债务提供的担保的主张予以采纳。综合上述事实分析，本院认为，朱国栋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实其主张，一审认定张镇浩尚欠朱国栋600000元款项未予清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张镇浩主张黄某向朱国栋的汇款应视为本案还款的问题。二审期间，朱国栋提供其与黄某的订货合同，拟证明其与黄某存在业务往来，黄某向朱国栋的汇款并非代张镇浩偿还本案借款。张镇浩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其于庭审前向本院提交证人黄某出庭作证的申请，但于庭审期间又明确表示证人黄某无法到庭作证。本院认为，本院前述已经认定案涉债务为朱国栋与张镇浩之间的债务，张镇浩于本案中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委托证人黄某代为还款，且本案亦不能完全排除证人黄某与朱国栋存在业务往来，故本院对张镇浩关于黄某向朱国栋的汇款应视为本案还款的主张不予采纳。因案涉债务发生于张镇浩与吴雪莲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吴雪莲未举证证明案涉借款是张镇浩的个人债务及案涉款项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为张镇浩与吴雪莲的夫妻共同债务亦无不当。
另外，对于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镇浩、吴雪莲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60元（张镇浩、吴雪莲已预交），由上诉人张镇浩、吴雪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玲
代理审判员 吴合波
代理审判员 吴碧英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