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721行初35号
原告灵山县文利镇升安村民委员会新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刘平，村民小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湘东，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业芸，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灵山县灵城镇广场路37号。
法定代表人刘钦，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昌岩，灵山县调处办工作人员。
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住所地：钦州市南珠东大街559号
法定代表人蒋林，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文，广西国有钦廉林场林政科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思国，广西国有钦廉林场林政科工作人员。
原告灵山县文利镇升安村民委员会新安村民小组因不服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文利镇原长山大队与钦廉林场林地权属纠纷的纪要》（以下简称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于2017年9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后，于2017年9月29日向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7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诉讼代表人刘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湘东；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昌岩；第三人广西国有钦廉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文、郑思国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业芸、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刘钦、第三人广西国有钦廉林场的法定代表人蒋林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原隶属长山大队和升安大队，与第三人钦廉林场一直存在林地权属纠纷，长时间来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直到2015年3月19日，被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调处办、水利厅个别领导的协调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形成了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作出处理决定。原告认为，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形式要件与法律的规定相悖，程序违法，实体处理错误，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所作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是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第一点（一）认为：“对移民提出要求政府废除1964年钦廉林场与各生产队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和撤销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颁发给钦廉林场的《山界林权证》，并要求钦廉林场退还给原长山大队管辖范围内的山岭林地的问题，不符合事实和政策法规，主体不适格，不予支持。”被告的上述认定，实质上是被告依职权对原告要求人民政府对原长山大队山岭权属争议进行调处的实体权利进行了认定和处理，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属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二、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第一点（一）的内容，实质上是被告依职权对原告要求人民政府对原长山大队山岭权属争议进行调处的实体权利进行了认定和处理。而集体组织之间的山林权属纠纷，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作出处理决定书的形式进行确权。而本案中，被告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代替处理决定书，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山林纠纷作出了实质性决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三、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程序违法。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在作出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前曾召开了一次由有关部门及原告个别村民参加的会议，但事前没有对会议的内容进行告知，到会的村民未能讨论应对意见并指派代表发言以主张权利，且原告灵山县文利镇升平村委会凉亭村民小组法定代表人杨x来和村民小组代表都没有收到参加会议的通知，更没有参加会议。会议上，村民代表不得发言，在会议记录上也并没有村民签字。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主要内容涉及到处理原告的实体权利，应依法送达告知原告或村委会，但被告仅送达另一方当事人广西国有钦廉林场，而没有送达原告及村委会，致使原告未能知晓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的内容，更不能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被告没有履行法定的送达程序，其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对原告没有拘束力。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实质上剥夺了原告要求处理其与第三人山林权属纠纷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权属纠纷，有权向被告提出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这是法律赋予原告的法定权利。被告应当受理，并进行现场勘查、调解、调查取证、综合评定各方证据等法定程序后才能依职权作出处理决定。被告未经上述法定程序即在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中要认定原告的诉求不符合事实和政策法规。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没有告知原告是否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进行救济，剥夺了原告的诉权。综上，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四、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认定事实错误。被告在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中认为：“要求钦廉林场退还给原长山队管辖范围内的山岭林地的问题，不符合事实和政策法规，主体不适格，不予支持。”该认定显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一、1960年底，因国家建设灵山县洪潮江水库需要，原告原长山大队移民搬迁到升安大队大窝、新安居住。搬迁后，因政府未能调拨土地给原告，经上级政府同意，原告仍在原长山大队库区范围内耕种未被水浸的田地以及到山岭上打松枝，斩杂木维持生活。1962年“四固定”时，对原长山大队的山岭仍维持原权属不变，没有调整变更给任何单位。1964年5月，钦廉林场文利、伯劳分场与库区各生产队签订《林权山界落实合约》，文利人民公社没有把原属长山大队的山岭列入《林权山界落实合约》中，其他接受水库移民的各大队、各生产队也没有将长山大队的山岭列为自己的山岭与林场签订《林权山界落实合约》。1964年后，第三人的文利分场便以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为由，使用原长山大队的山岭进行造林，致使双方就山岭权属产生纠纷。几十年来，原告一直向各级人民政府提出权属请求，但均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从以上事实可知，原告从原长山大队搬迁到升安大队居住后政府并没有另行安排土地给原告进行耕种，经上级政府同意，原长山大队未被洪潮江水库浸到的山岭田地由原告进行经营管理，属原告集体所有。本案所涉及的土地权属纠纷与原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被告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2009年1月31日，原告向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要求确认原文利公社长山大队林地权属。经被告的职能部门灵山县调处办审查后认为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20条的规定决定立案，并于2009年3月25日向原告送达了《案件受理通知书》。被告在受理原告的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时，已查明原告与权属纠纷有利害关系，主体适格并符合受理条件才依法立案，但在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中却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显然是前后矛盾。退一步说，即使原告的主体不适格，被告也应以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决定书的形式作出决定并送达原告，现被告用调解纪要的形式认为原告的主体不适格，显然没有任何依据。五、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被告在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中认为原告要求第三人退还给原长山大队管辖范围内的山岭林地的问题，不符合事实和政策法规，不予受理。但该调解纪要依据什么政策及法规作出，要符合什么政策法规才应当受理，只字不提。显然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没有法律依据。六、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没有送达原告及村委，直到2017年6月底，原告才知晓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原告直到2017年6月底才知道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2017年9月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原告认为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是可诉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决撤销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文利镇原长山大队与钦廉林场林地权属纠纷的纪要》。
为支持其主张，原告灵山县文利镇升安村民委员会新安村民小组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新安村委会证明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2、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文利镇原长山大队与钦廉林场林地权属纠纷的纪要》复印件。证明被告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文利镇原长山大队于1960年因国家兴建洪潮江水库需整体移民搬迁而解体，所留下的山岭林地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由县人民政府处置。但1964年第三人成立后，与文利公社各大生产队签订了《林权山界落实合约》，明确林场与集体之间的林权及山界，1990年灵山县人民政府也对涉案的林地核发了《山界林权证》给第三人钦廉林场。多年来，原长山大队移民（含原告村民）以1953年“土改证”、1964年《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及1990年《山界林权证》无效和政府当时未处理过为由主张原长山大队的山岭林地权属，并一直缠访要求第三人退回涉案林地给移民。2009年，原告及其它村民小组还书面向灵山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灵山县人民政府受理后，成立专案工作组进行调查取证，于2013年组织双方进行现场勘验勾图，经勘验确认争议林地面积约1.9万亩。由于本案是历史遗留问题，移民主体特殊，争议林地面积较大，专案工作组经调查后书面汇报灵山县人民政府，由灵山县人民政府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汇报请示自治区人民政府派员指导协调进行调处。2014年9月11日和2015年1月26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两次指派自治区调处办、林业厅人员到我县主持召开移民代表、钦廉林场和我县有关部门及镇有关人员参加的调解会，最终形成了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可见，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以会议记录没有签字、本案没经调处等准司法程序、调解纪要没有送达原告剥夺了原告的诉权等为由否认调处程序合法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合法有效，是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原长山大队解体，所留下的山岭林地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属于国家所有，1964年第三人成立后，与文利公社各大生产队签订了《林权山界落实合约》，明确争议林地归第三人管理使用，1990年灵山县人民政府也核发了《山界林权证》给第三人，因此，第三人取得争议林地的管理使用权，手续完备，场界清楚，权属明确，故本案可不列入山林权属纠纷范围，灵山县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要求，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原长山大队的山岭林地权属并无不当，且法律无强制性规定此类情况应当以处理决定的方式作出。同时，会议纪要是灵山县人民政府内部的常用公文类型之一，无需送达即能生效，且是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见，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合法有效，是不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原称“黄竹头”生产队，后改称“新安村民小组”，而其黄竹头生产队与第三人在1964年也签订有《林权山界落实合约》，拥有相应的自留山林，且原告虽是原长山大队纯移民组成，但并不能代表原长山大队全部移民的整体利益，其主张原告长山大队部分或全部山林于法无据。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也没有损害到其现拥有自留山的权益，因此，原告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为支持其主张，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提供证据1、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文利镇原长山大队与钦廉林场林地权属纠纷的纪要》。证明《纪要》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是生效的行政公文。
证据2、调解会议签到册及调解记录。证明①程序合法;②双方的陈述及质证;③区相关单位领导的讲话指示与要求。
证据3、《洪潮江水库灵山县移民与钦廉林场山林权属纠纷调查报告》。证明经调查后形成书面汇报请示自治区人民政府派员指导调处。
证据4、申请书、答辩状、立案呈批表、受理及答辩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①程序合法；②权利义务已经告知各方当事人。
证据5、《协议书》。证明双方存在纠纷，经调解暂停采脂，要求双方按法律途径解决。
证据6、钦廉林场成立的决定、审批手续文件、设计任务书。证明①钦廉林场经批准成立；②现争议地列入钦廉林场规划管理范围。
证据7、1964年《林权山界落实合约》。证明①原告与林场签订有合约，拥有相应的自留山；②原长山大队山岭划拨给钦廉林场管理。
证据8、《山界林权证》。证明①钦廉林场依法申领山界林权证书；②原长山大队的山岭林地已登记入林场山界林权证书内。
第三人广西国有钦廉林场辩称，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依据相关政策法规认定的事实，维护了第三人国有林地的合法权益，应予维持。2015年1月26日下午，自治区调处办、林业厅、钦州市政府办、灵山县人民政府、文利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和原长山大队移民代表参加会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对林地权属进行分析，提出意见性答复和工作要求，并作出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1952年农业合作化时期，长山大队所有的山岭林地已经收归国家所有；1959年因兴建洪潮江水库，长山大队等各生产队因移民搬迁进行移民异地安置而解体，所留下的山岭林地依法属国家所有；1962年底，国家规划建立钦廉林场，1963年我场正式建场。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国有农、林场设立或者国有水利工程建设时经依法批准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书、规划书、说明书及附图可以作为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1964年国有钦廉林场与文利公社生产队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进一步明确各方的林权山界界线。我场按照《林权山界落实合约》约定，合法经营管理国有林地。根据当时的国情，《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在县、公社两级政府的监证下，各方当事人代表签字确认生效。所以，第三人所取得土地来源合法有效。1981年国家开展“林业三定”，我场依据《广东省钦廉林场建设设计任务书》、《广东省钦廉林场（续建）设计任务书》、《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和相关经营管理历史材料等权属依据，向灵山县人民政府申请《山界林权证》，1990年灵山县人民政府依法核发我场《山界林权证》，我场开始持证依法管理国有林地。
为支持其主张，第三人广西国有钦廉林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中共湛江地方委员会关于兴办阳江林场和钦廉林场的决定》、《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关于钦廉林场设计任务报告书》、《广东省钦廉林场设计任务书》、《广东省钦廉林场（续建）设计任务书》、《林业部复钦廉林场设计任务书》。证明钦廉林场成立的合法性。
证据2、1964年6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文利公社升安大队黄竹头生产队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证明签订合约的合法性。
证据3、1990年3月1日灵山县人民政府核发给我场的山界林权证及附图。证明该证的合法性。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被告提供的证据2、5、7、8，原告、第三人经质证后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2、5、7、8，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提供的证据1，第三人经质证后认为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认为，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该种会议的具体程序，所以无法确定调解会议程序合法。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但不支持被告的主张。被告提供的证据3，第三人质证后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没有向相关人员核实、没有调查人员签字确认是不合法的。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3，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但不支持被告的主张。被告提供的证据4，第三人质证后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从另一个侧面表示原告的主体适格，被告的灵政办阅[2016]6号《调解纪要》有处分原告实体权利的内容，但是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4，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但不支持被告的主张。被告提供的证据6，第三人质证后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认为，对证据6证明内容的第2点“证明现争议地列入钦廉林场规划管理范围”有异议，争议地列入第三人钦廉林场规划管理的范围，不代表第三人取得争议地的权属。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6，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但不支持被告的主张。
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第三人经质证后认为对其身份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体适格。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2，本院认为其属于本案涉诉的行政行为，本院予以采信。
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被告经质证后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认为，争议地列入第三人钦廉林场规划管理的范围，不代表第三人取得争议地的权属。本院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但不予支持第三人的主张。第三人提供的证据2，被告经质证后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2，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但不予支持第三人的主张。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被告经质证后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并不是种植有树木就可以主张权属。本院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但不予支持第三人的主张。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本案以下法律事实：
2009年1月31日，以原告灵山县文利镇升安村民委员会新安村民小组以及灵山县文利镇升安村民委员会大窝村民小组、凉亭村民小组为申请人，第三人广西国有钦廉林场为被申请人，向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提出林地林木确权申请，请求灵山县人民政府依法撤销颁发给第三人的约1.19万亩的《山界林权证》，将1.19万亩林地确权并颁发《山界林权证》给原告及大窝村民小组、凉亭村民小组所有。2009年2月4日、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进行了立案登记并于同年3月25日立案受理。经派员调查，调取了《协议书》，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下发的垦字504号《省人委关于国营农场土地审批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1962年12月18日（62）湛知字第094号《中共湛江地方委员会关于兴办阳江林场和钦廉林场的决定》、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计字651号《关于钦廉林场设计任务书的报告》、1963年9月广东省钦廉林场《建场设计任务书》、广东省钦廉林场分布图、《广东省钦廉林场（续建）设计任务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复钦廉林场设计任务书、1964年《林权山界落实合约》以及灵山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山界林权证》。2013年被告成立了调查组、2014年9月5日，调查组作出了《洪潮江水库灵山县移民与钦廉林场山林权属纠纷调查报告》，建议争取上级支持解决纠纷。2015年1月26日，被告组织有广西壮族自治区调处办、自治区林业厅、钦州市人民政府、市调处办、灵山县林业局、法制办公室、司法局、移民局、信访局、调处办、钦廉林场、灵山县文利镇政府及移民代表等人召开了钦廉林场与移民林地权属纠纷协调会。2015年3月19日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文利镇原长山大队与钦廉林场林地权属纠纷的纪要》，《调解纪要》第一条第（一）项认为“1959年兴建洪潮江水库，1960年文利公社原长山大队及各生产队因移民整体搬迁进行异地安置而解体，所留下的山岭林地依法属于国家所有，1964年林场与文利公社各大生产队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不需要移民代表签字确认。对移民提出要求政府废除1964年钦廉林场与各生产队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和撤销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颁发给钦廉林场的《山界林权证》，并要求钦廉林场退还给原长山大队管辖范围内的山岭林地的问题，不符合事实和政策法规，主体不适格，不予支持。”2017年6月下旬，被告与第三人就山权权属进行再次协商时，第三人拿出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主张争议林地的权属，原告才知道被告已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服，以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且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于2017年9月22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的规定，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具有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之日起生效。”第三十条第一款：“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第二款：“权属纠纷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是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受理山林权属纠纷后和解与调解、确权处理的法律依据，但被告于2009年3月25日受理了原告提出的林权林木确权申请后，没有依上述规定和程序作出调解或处理，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认为争议林地林木的权属国家所有，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参与权、申辩权及通过法律途径的救济权利，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由于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第一条第（一）项的内容是以实体处理的形式确定争议林地、林木权属国家所有，认为原告的诉求不符合事实和政策法规、主体不适格，不予支持，其实质是确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对原告及第三人产生了实际影响，应当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原告与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且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两年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纪要》没有依法律规定对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林地林木权属纠纷作出调解和处理，程序违法，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的灵政办阅[2015]6号《调解文利镇原长山大队与钦廉林场林地权属纠纷的纪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成伟
人民陪审员 陈铧华
人民陪审员 陈洁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龙 潇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