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15民初3589号原告：刘世明，男，汉族，1966年8月2日生，经常居住地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光洪，贵州诚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南路5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28387H。法定代表人：徐鹏程，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迟骋，男，汉族，1991年3月24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该公司工作人员。被告：杨永红，女，汉族，1975年9月10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原告刘世明诉被告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九局）、杨永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世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光洪，被告水电九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迟骋，被告杨永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第一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工人看守工资、赔偿停工损失等共计65万元；第二被告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贵州省韦顺达源投资有限公司将位于观山湖区金阳金源路口的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项目工程发包给被告水电九局施工，被告水电九局又将上述工程的部分工程转包给被告杨永红施工。被告杨永红将上述工程的基坑、边坡支护劳务工程发包给原告施工，在原告进场施工两个月后，水电九局承建的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项目工程停工至今。在停工后，为施工需要原告租赁的钢管18吨、扣件3000套、空压机三台至今还在工地现场，且原告还专门雇请二人值班看守。值至2016年10月20日，二被告共计拖欠原告工程款、钢管租赁费、扣件租赁费、空压机损失、工人工资等共计65万元。综上，原告为被告施工，因被告的停工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望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水电九局辩称，一、我公司与原告无合同关系，玛丽亚国际医院项目是我公司依法中标，业主为韦顺达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顺达源公司），我公司于2012年与四川省泸州市第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九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工程地下室基坑土石方开挖、边坡支护等工程分包给泸州九建，被告杨永红作为泸州九建的授权委托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不应向我公司主张权利。二、由于业主方的原因，致使涉案项目无法继续施工，停工至今。我公司与泸州九建结算为5947201.29元，2012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我公司累计向泸州九建及杨永红支付工程款5408000元，杨永红通过找到业主，由业主代我公司支付工程款430000元；共计支付泸州九建及杨永红5838000元，我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义务，不应对杨永红的对外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三、从停工以来，原告从未以任何形式向我公司主张权利，无债权债务关系，至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全部驳回。被告杨永红辩称，该工程确实是我承包，我与泸州九建是挂靠关系。经我手的款项是200多万元，水电九局欠我们的误工费、工程费等费用加起来大概1000多万没有付清，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一家的停工通知，设备都还在场地上，多年来我没有起诉水电九局，九局也没有来慰问工地上的值班人员，也没有通知过我们，都是我一直在负责值班人员。水电九局还没有付我钱，我无法给刘世明，水电九局和业主方2014年承诺过给600万元，但至今只收到43万元，且此43万元不是工程款，是补偿我们的损失。刘世明和我没有签协议，开始我是与苏炳文合伙做，后来不知道他怎么转给了刘世明，后来他给我说了，我也认可了。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庭审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6月15日，水电九局与韦顺达源公司签订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韦顺达源公司将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A、B、C、D栋楼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土建、消防、暖通、水电安装、装饰装修等工程发包给水电九局施工，同时作了其他约定。2012年9月20日（日期有涂改痕迹，实际应非9月20日），水电九局与泸州九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其承建的玛丽亚国际医院工程项目的土石方工程（地下室土石方开挖）及边坡支护工程分包给泸州九建公司承建。合同尾部代表泸州九建签名的为本案被告杨永红。庭审中，杨永红陈述其与泸州九建系挂靠关系，上述工程系由其实际施工，其将所承建的工程中的边坡支护工程经其合伙人苏炳文介绍，转包给刘世明施工，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2012年8月28日，水电九局所承建玛丽亚国际医院工程项目因故停工。2012年9月1日，水电九局与泸州九建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对停工后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2013年9月11日，水电九局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项目经理部制作了《内部工程预结算书》，对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工程泸州九建公司杨永红施工班组所承建土石方工程及边坡支护工程的产值进行了结算，双方确认边坡支付工程金额为462965.69元。从2012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水电九局向泸州九建及杨永红共计支付了工程款5408000元；2015年9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杨永红另从韦顺达源的关联企业贵州源达顺韦公司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处收到其代水电九局支付的工程款43万元，水电九局共计支付了工程款5838000元。2014年1月7日、12月24日，水电九局与韦顺达源公司分别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3》，对停工后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2014年12月26日，水电九局与韦顺达源公司签订了《解除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工程施工合同的协议》及《解除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工程施工合同的协议的说明》，确认因各种原因双方于2012年6月15日签订施工合同事实的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工程，因各种原因至今仍未正常施工，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对合同解除后的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后双方对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等事宜发生争议，水电九局于2015年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韦顺达源公司退还保证金、支付工程款、承担利息损失及赔偿停工损失，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了裁判，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判决结果。在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工程项目停工期间，该项目的项目经理陆仕军、余江对原告刘世明承建的项目进行了工程量结算，并在两张《工程量签证单》上签字确认。其中一张签证单上签证了由原告刘世民承建的基坑边坡支护工程，另一张签证单对施工现场租赁机械设备、材料进行了签证，载明了签证内容为：“一、施工现场租赁钢管：数量18吨。进入现场时间：2012年8月7日。租赁停工时间：2012年9月20日至2013年8月31日。计算费用（18×85元/月）×11个月，金额16830元。二、施工现场租赁扣件：数量3000套。租赁进场时间：2012年8月7日。租赁停工时间：2012年9月20日至2013年8月31日。计算费用（3000套×0.24元/月）×11个月，金额7920元。三、施工现场租赁75KW空压机：数量3台。租赁进场时间：2012年8月7日。租赁停工时间：2012年9月20日至2013年5月31日。75KW空压机一台，自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计算费用（3台×6000元/月）×8个月+1台×6000元/月×3个月，金额162000元。四、施工现场办公楼水电：2012年9月20日，至2013年8月31日。费用1000元/月×11个月，金额11000元。五、施工现场值班人员2名，基本工资2000元/月，自2012年9月20日至2013年8月31日。费用计算2000元/月×11个月×2.金额44000元。施工现场停工期间材料设备费用：241750元。”在该签证内容下方，手写载明：“现场实际1.钢管8.5吨：8.5×11×85=7947.5；2.扣件：1000×0.24×11=2640；3.空压机1台（其中2台已运走算1个月闲置）1×6000×11+2×6000=84000；4.工人工资：2000×2×11=44000元。总计138587.5元（总壹拾叁万捌仟伍佰捌拾柒元伍角）。施工项目经理：陆仕军，2012年8月22日。”在签证单业主单位签字栏处意见为：现场实际产生见（手写部分）审核结果，签字处有项目经理余江的签字，落款日期为2013年8月23日。刘世明为承建工程所使用的部分设备、材料仍滞留在工地现场，工地并聘请人员值班看守，庭审中值班人员出庭作证确认刘世明曾支付其2个月工资。后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给其造成损失，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如前诉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点，一、原告是否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项目基坑、边坡支护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二、被告水电九局是否应向原告承担支付工程款及赔偿损失责任；三、原告所主张的损失65万元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对于上述焦点，本院意见如下：一、关于被告杨永红是否系原告所主张工程的相对方？原告是否系其所主张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从被告水电九局在涉案工程中与泸州九建公司签订的合同、结算的清单、转款的凭证等可知，所有关于该泸州九建公司的行为都是由被告杨永红实际实施的，被告杨永红是该合同项下的实际施工人，且原告刘世明仅仅只向实际施工人被告杨永红主张权利，而庭审中被告杨永红也认可该工程是转由原告刘世明所承建，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经达成工程分包的一致认识也实际进行了工程施工，则被告杨永红应向原告刘世明履行付清工程款项的义务。二、关于水电九局应否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及赔偿损失。水电九局系贵州玛丽亚国际医院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人，其将所承建工程的土石方工程（地下室土石方开挖）及边坡支护工程分包给泸州九建公司，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水电九局并非违法分包，杨永红作为泸州九建的实际施工人对该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并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但原告提供的相关工程签证上没有体现原告的信息，水电九局对杨永红的分包行为无从知晓，水电九局与原告之间不具有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其对杨永红的分包行为不应承担责任。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水电九局与泸州九建及杨永红之间以就该工程完成了结算及付款，其对于该工程的款项已经付清，不存在欠付工程价款，则不应再承担本案中的付款责任。三、关于原告所主张的损失65万元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原告主张其损失65万元系由工程款523000.56元、设备钢管、扣件、空压机损失等共计租赁费197000元、工人工资8万元扣除已经支付了的150000元组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其边坡支护工程价值523000.56元原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九条：“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的规定，从被告水电九局提供的于2013年9月11日与泸州九建及被告杨永红的建设工程预结算表中可知，边坡支护工程预结算工程价值为462965.69元，则本院以该结算价予以支持原告的工程款；原告主张钢管、扣件、空压机等设备的租赁费用197000元以及工人工资80000元，从原告举证的签证单可知，由项目经理签字确认的审核结果为：“现场实际1.钢管8.5吨：8.5×11×85=7947.5；2.扣件：1000×0.24×11=2640；3.空压机1台（其中2台已运走算1个月闲置）1×6000×11+2×6000=84000；4.工人工资：2000×2×11=44000元。总计138587.5元。”在该签证单结算之时该工程已经停工了11个月之久，结算之后，原告理应采取措施将工程设备进行妥善处理，而不是放任其继续闲置、生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的规定，对于双方签证之后的租赁费用原告刘世明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至于其中签证的工人工资，庭审中原告申请了值班工人出庭作证，通过庭审可知对于两个工人的工资，原告刘世明只承担了2012年11月与12月共计的8400元的工人工资，则对于原告租赁费用及工人工资的主张本院以102987.5元予以支持。综上，本院对于原告诉请的金额共支持了565953.19元，扣除原告刘世明已获得的150000元，还剩余415953.19元由被告杨永红向其支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永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刘世明415953.19元。二、驳回原告刘世明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世明负担3708元，由被告杨永红负担659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李 丽人民陪审员  丁希勤人民陪审员  周启玉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张茂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