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1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涌金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天水。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顾杰峰、葛翔。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中大技术进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企胜。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谢春林、徐熙。
上诉人浙江涌金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涌金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中大技术进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上商初字第1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3月8日，涌金公司作为甲方（监管人）、杭州升升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升公司）作为乙方（委托人或出质人）、中大公司作为丙方（质权人或货权所有人）签订动产监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为保障丙方与乙方自2012年2月25日起签订的所有代采购协议或代理进口协议等合约的履行，在乙方未付清丙方代垫的货款前，丙方作为货权人需对货物进行控货，丙方和乙方同意由甲方作为监控人，设立监管仓库，对货物实行监管。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所在工厂提供室内场地，租给甲方作为监管仓库，甲方与乙方签订仓房租赁合同，并派专人全天候常驻仓库进行监管；监管物范围：根据乙方和丙方签订的协议或合同的约定，丙方代理进口或国内代采购的货物，在乙方未付清货款前，货物所有权属丙方，故所有丙方代理进口或代采购的货物（包括本协议第四条乙方质押串换的货物）须以丙方抬头入上述甲方监管仓库监管，除非丙方明确不需入仓监控的。协议第二条关于货物的入库约定，丙方名下的木材等货物，在入库前须书面通知甲方，并将国外进口清单或国内采购清单作为附件，甲方代丙方接收货物时，应将货物与丙方提供的通知及清单核对无误后方可接收入库，货物入库后甲方应在48小时内将入库仓单传真、发邮件给丙方。协议第三条约定，货物的出库，丙方每次以“提货单”形式通知甲方发货。协议第四条关于货物质押串换约定，乙方需要将丙方名下入库的原木、方料等进行烘干等处理，此时乙方可以将自己名下的已加工木材向丙方提供质押，换取丙方名下入库的木材原木、方料等，乙方质押的货物须先过户到丙方名下，再由丙方出具出库提货单办理串换货物的出库手续，甲方代丙方接收质押物时，应将质押物与丙方提供的接管通知书核对无误后方可接收入库，同时甲乙方在质押物清单上签章确认并返还丙方，作为甲方代丙方接收、占有质押物的凭据。协议第五条约定，监管期间为2012年月日至2015年月日，监管期满，乙方未付清丙方代理进口垫付的货款和费用或未还清丙方代理采购业务垫付的货款和费用的，监管截止日自动延长，直至乙方还清债务。本协议项下的仓储和监管费用及延长监管时间而产生的仓储和监管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第七条约定，在监管期间甲方未按协议规定的监管条件和监管要求监管仓储物，或由于监管不善造成仓储物灭失、短少等，应赔偿丙方或货权方因此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协议第八条约定，质押物监管的存续期间，从质押物由甲方代理丙方监管时开始，至丙方通知甲方全部质押物解除质押时终止。该协议所附的有中大公司、涌金公司及升升公司三方盖章的质押物清单载明的质押物包括：樟子松方料230方，均价2000元／方；家俱小方料260方，均价2300元／方；波罗格72吨，均价12500元／吨；松木板方700方，均价1900元／方；红木20吨，均价50000元／吨。
合同签订后，涌金公司在升升公司厂房设立监管仓库，并派人对木料进行监管。涌金公司监管期间入库的花旗松原木为1992.851立方米、赤松方料为3236.383立方米。2012年8月22日涌金公司出具仓单一份，并加盖涌金公司动产监管业务专用章。该仓单载明的库存总量为10918.981立方米。其中规格为40＊90＊8-40＊90＊20的木材总量为7711.007立方米，其余规格的木材总量为3207.974立方米。中大公司据此主张铁杉／花旗松方料的入库数量为7711.007立方米。中大公司举证的入库单中涉及铁杉／花旗松方料的入库单包括2012年7月9日的入库单，显示的铁杉／花旗松方料的入库数量为317.568立方米，以及2012年7月10日的入库单，显示的铁杉／花旗松方料的入库数量为607.288立方米。涌金公司据此认为铁杉／花旗松方料的入库总量即为上述两张入库单相加的数量即主张为924.856立方米。涌金公司监管期间出库的花旗松原木为1101.871立方米，赤松方料为2261.278立方米，铁杉／花旗松方料为1307.5643立方米。
2013年6月21日，中大公司、涌金公司及升升公司三方签订动产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份。其中第1条载明，自2012年3月的动产监管协议签订后，中大公司代升升公司进货花旗松原木1992.851立方米，赤松、铁杉／花旗木材方料11200立方米，目前库存剩余木材如下：花旗松原木125立方米，赤松方料18.48立方米，铁杉／花旗木方料4600立方米，升升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质押货物：红木20吨、波罗格72吨、花梨木约70吨等，上述货物以实际出库数为准；现三方同意将上述木材进行移库，移库数量以出库单为准，由三方现场人员制单确认出库，原动产监管协议的其它条款不变。后由中大公司、升升公司、涌金公司三方确认的两份“木材移库、出库汇总清单”分别载明，2013年6月25日至7月16日移库木材包括：铁杉／花旗松方料3604.2573立方米，赤松方料6.16立方米，红檀香37.0205吨，波罗格28.447吨，花梨木46.4825吨；2013年7月31日移库木材包括：铁杉／花旗松方料97.0329立方米，赤松方料9.24立方米，花旗松原木102.984立方米。2013年8月2日，中大公司、涌金公司及升升公司三方确认剩余木材库存为：铁杉／花旗松方料98立方米、铁杉／花旗松方料锯断短料140立方米、铁杉／花旗松方料腐烂料121包240立方米（以上三项合计478立方米），花旗松原木5.6立方米。
中大公司认为上述木材的入库量扣除出库量、移库量、剩余库存量后的差额部分，系涌金公司监管不善造成的短缺，故诉至法院要求涌金公司赔偿其损失。
另查明，2013年4月22日，因升升公司人员动用由涌金公司监管的中大公司所有的木材，在由升升公司厂房设立的监管仓库内发生纠纷，涌金公司报警后经公安机关处理。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涉案《动产监管协议》，系中大公司、涌金公司及升升公司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有关禁止性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协议的约定，涌金公司作为监管人，需在升升公司提供的场地对以中大公司名义入库的货物进行监管，所监管的货物既包括中大公司代升升公司采购，在升升公司付清货款前仍由中大公司拥有所有权的货物，也包括升升公司质押给中大公司，涌金公司代中大公司接收、占有并接管的质押物。涌金公司作为监管人因监管不善造成仓储物的灭失，短少的，应赔偿中大公司的损失。关于中大公司主张的木材短缺的数量，其中花旗松原木的短缺量782.396立方米，价值891931.44元；赤松方料的短缺量959.705立方米，价值1458751.6元；波罗格的短缺量43.553吨，价值544412.5元；松木板方的短缺量700立方米，价值1330000元；本案中大公司举证的入库数量扣除出库数量、移库数量、剩余库存数量均能得出上述短缺数量，花旗松原木与赤松方料的价格在买卖合同与销售发票中均有体现，波罗格与松木板方的价格在质押物清单中有相应体现，且涌金公司均未提出异议，故均予以确认。关于中大公司、涌金公司争议的铁杉／花旗松方料的入库数量，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涌金公司于2012年8月22日出具的仓单上所列明的木材规格与中大公司举证的其与中建材木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注明的铁杉／花旗松方料的规格一致，可以确认仓单上的木材品种为铁杉／花旗松方料。该仓单上加盖有涌金公司的动产监管业务专用章，可以表明仓单所列物品属于涌金公司监管范围之列。其次，中大公司举证的出库单据表明被告监管期间铁杉／花旗松方料的出库数量为1307.5643立方米，涌金公司对此未有异议。该数量就超出了涌金公司所主张的入库数量924.856立方米。再次，中大公司、涌金公司与升升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上载明中大公司代升升公司采购进货赤松、铁杉／花旗松方料11200立方米，库存剩余铁杉／花旗松方料4600立方米，均超出了涌金公司所主张的入库数量。三方确认的铁杉／花旗松方料的移库数量为3701.2902立方米，也超出了涌金公司主张的入库数量。综上，涌金公司主张的铁杉／花旗松方料的入库数量与上述事实存在矛盾，不予采信，确认铁杉／花旗松方料的入库数量为7711.007立方米。在此基础上扣除铁杉／花旗松方料的出库量1307.5643立方米、移库量3701.2902立方米、剩余库存数量478立方米，可以确认铁杉／花旗松方料的短缺数量为2224.1525立方米。结合购销合同与销售发票显示的价格，可以确认相应价值为2869156.73元。上述各项货物短缺的价值合计为7094252.27元。中大公司主张涌金公司赔偿仓储物损失7094252.27元，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充分，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涌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大公司赔偿仓储物损失7094252.2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46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涌金公司负担。
涌金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涌金公司与中大公司之间并非仓储保管关系，应是带有监管性质的委托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仓储合同是指由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用的合同，实质上是一种保管关系。当事人建立仓储合同的目的，仅仅是纯粹的物品存放，核心是静态的物品储存。本案所涉合同，与仓储合同相比有明显区别。首先，从合同双方的签约目的来看，案涉合同以中大公司与第三方升升公司代理进口合同为基础，故中大公司委托涌金公司监管货物，根本目的是控制其与升升公司交易的风险，而非在涌金公司储存案涉货物。其次，从合同的内容及各方权利义务来看，案涉合同也不符合仓储合同的标准。仓储合同的核心是货物的静态储存，其主要条款与货物如何储存有关。而案涉合同的核心并不是货物的储存，而是交易风险管控。因此，一审判决的前提是错误的，涌金公司也不应依据保管人的责任模式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的赔偿范围应当根据中大公司在履行其与第三人升升公司的代理采购协议期间所遭受的损失为限。一审判决已查明案涉《动产监管协议》订立的基础，系中大公司与第三方升升公司订立的《代理进口协议》，《动产监管协议》签订的目的是为保障《代理进口协议》的履行，具体而言就是保障中大公司在履行《代理进口协议》过程中的利益不受损害。因此，《动产监管协议》第七条第一款中“实际损失”，应当是中大公司在履行《代理进口协议》过程中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由于第三人升升公司并未参加诉讼，升升公司与中大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不得而知。因此，中大公司所能向涌金公司主张的损失赔偿数额，应当依据生效的法院判决所确定的金额，而非涌金公司监管范围内灭失的货物数额。一审判决盲目地以涌金公司监管范围内灭失的货物价格来确定赔偿数额，未查明中大公司的实际损失，与《动产监管协议》之目的不符。三、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了被上诉人实际获得升升公司提供的相关质押物的事实，但在确定被上诉人损失的过程中，却并未将该批质押物予扣除，在客观上造成中大公司就质押物能够弥补的那部分损失，获得了质押物及涌金公司赔偿的双重受偿，与损害赔偿的补偿原则相矛盾，同时，也损害涌金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涌金公司、中大公司及第三方升升公司共同签署的质押物清单所示，升升公司向中大公司出质了部分木材作为《代理进口协议》的履约保证。质押物货权显然不属于中大公司，在升升公司强行抢货的情况发生后，中大公司最终将货物转移至其他仓库，不仅将自有货物转走，更将升升公司的质押物一并带走。中大公司实际掌握控制质押物的事实，可以视作是其行使质权的表现，否则其既没必要转移质押物，更不可能还将转移质押物的事实进行登记。同时，从正常的思维逻辑来看，中大公司在升升公司无力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掌握的最便捷的救济手段，就是获得质押物行使质权。故中大公司一旦掌握了质押物，绝不可能存在日后归还升升公司的可能。中大公司既然已行使了质押权，其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则绝不可能与涌金公司监管的货物中短少部分相同。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暂时不考虑升升公司的付款情况，中大公司的实际损失也应当是在短少部分中扣除质押物部分后的剩余金额。四、中大公司就损失的产生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判决由涌金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公平。涌金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该份记录清楚载明了2013年4月22日时，升升公司的工作人员存在暴力抢货的刑事犯罪行为，而公安机关在处理案件时，中大公司也有代表在场，由于刑事犯罪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和暴力性，涌金公司作为监管单位，在发现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采取报警的措施，已经是尽到了监管的全部职责，且公安机关在“110处警现场处结备案单”上也明确写明，若中大公司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处理的，公安机关才会立案处理此事。但中大公司在涌金公司的多次催促下，既没有要求公安机关介入，也没有及时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直到2个多月以后，中大公司才启动货物转移措施。中大公司消极的不作为，导致损失的发生和扩大，对其自身所遭受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过错，应当根据其过错责任程度，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判决由涌金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显失公平。综上，案涉《动产监管协议》并非仓储保管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中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中大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中大公司答辩称：一、仓储保管本质是委托人为防止货物发生风险而委托保管人代为监管的行为，保管人理应根据协议约定履行妥善保管义务。案涉《动产监管协议》系涌金公司、中大公司与升升公司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涌金公司作为监管人，对中大公司代升升公司采购的货物和升升公司质押给中大公司的货物进行保管，涌金公司与中大公司之间存在仓储合同关系，涌金公司因监管不善造成仓储物的灭失、短少的，应当赔偿中大公司的损失。二、仓储合同关系与委托代理关系、质押担保关系均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涌金公司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与升升公司的付款义务和承担质押担保责任无关，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升升公司的付款责任不应当在本案中予以审理；仓储合同关系与质押担保关系也系两个法律关系，在案涉监管协议中有明确约定，中大公司对升升公司未付清货款的木材保留所有权，在升升公司未付清货款，涌金公司监管的木材仍为中大公司所有的情况下，中大公司就仓储物短少、灭失的木材要求升升公司履行付款义务或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于法于理无据。根据监管协议约定及合同法的规定，涌金公司对其监管不善给中大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合法合理。三、涌金公司提交的公安机关出警记录不能证明中大公司对仓储货物的损失存在重大过错，能够反证涌金公司未尽妥善监管义务，致使中大公司名下的货物被升升公司盗取，最终导致中大公司的严重损失。中大公司对仓储货物的损失并不存在过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动产监管协议》系因中大公司作为货权人需对其销售的货物进行控货，即为保障中大公司与升升公司此前所签代采购协议或代理进口协议等合约的履行，而由中大公司、升升公司作为买卖双方共同与监管人涌金公司签订。根据协议的约定，涌金公司作为监管人，需在升升公司提供的场地对以中大公司名义入库的货物进行监管，仓储和监管费用及延长监管时间而产生的仓储和监管费用由升升公司承担，中大公司、升升公司与涌金公司之间成立仓储合同关系，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涌金公司对中大公司的仓储物负有监管义务有事实依据。涌金公司作为监管人因监管不善对监管期间毁损、灭失的仓储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涌金公司监管期间灭失、短少货物的价值合计7094252.27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涌金公司亦无异议。上述灭失、短少的监管货物包括中大公司代升升公司采购，在升升公司付清货款前仍由中大公司拥有所有权的货物，以及升升公司质押给中大公司，涌金公司代中大公司接收、占有并接管的质押物。质权人占有质物，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物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中大公司有权对上述灭失、短少的货物向保管人涌金公司主张赔偿责任。根据《动产监管协议》关于监管截止日自动延长的相关约定，结合上述以中大公司名义入库的货物确已发生灭失、短少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涌金公司作为货物监管方，对因其监管不善而导致货物灭失的后果应向中大公司负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涌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460元，由浙江涌金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代理审判员 舒人俊
二〇一四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