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建商初字第1412号
原告重庆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经开区大石路56号。
法定代表人孙长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赵曦、李文韬，重庆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建德市鸿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衢路88号。
法定代表人吴挺，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汪伟庆，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建德市鸿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志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文韬、被告建德市鸿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伟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称，重庆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原告杭州分公司）系原告杭州分公司，现已注销。2012年4月6日，原告杭州分公司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原告杭州分公司提供长安铃木系列轿车4台给被告做样车销售，被告在样车销售后应立即将车款汇到原告杭州分公司账上，在车款到账后，原告杭州分公司再给被告合格证，并开具发票，被告再到原告杭州分公司提取样车。2012年8月被告销售出两台型号为SX41.6AT的样车，售价分别为107008元和106048元；2012年10月被告售出一台型号为SX41.6AT的样车，售价为107008元；2011年被告销售出一台型号为雨燕1.5MT的样车，售价为68000元；但被告并未向原告杭州分公司支付上述样车的购车款。2012年12月被告销售出一台奥拓轿车，售价为55495.44元，而被告只向原告杭州分公司支付购车款47432元。同时，原告杭州分公司在合同期内向被告销售汽车配件，配件款金额合计22300元，但被告未支付配件价款。原告以被告于2012年4月11日和4月18日支付保证金共计100000元，该保证金可折抵货款为由，要求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支付购车款人民币296127.44元；二、判令被告立即支付配件款22300元；三、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318427.44元为基准从2012年12月2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杭州市下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工商企业注销证明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各一份，证明原告杭州分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注销，因此重庆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事实。
2.《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一共三张，但原告提供的扫描件缺少第二页），证明2012年4月6日，原告杭州分公司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原告杭州分公司提供长安铃木系列轿车4台给被告做样车销售，被告在样车销售后应立即将车款汇到原告杭州分公司账上，在车款到帐后，原告杭州分公司再给被告合格证，并开具发票，被告再到原告处提取样车等事实。
3.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五份，证明原告杭州分公司向被告销售车辆五台，原告已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但被告未足额支付购车款（除了尾号为910的增值税发票支付了47432元外，其余均未支付）的事实。
4.编号为15718434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一份（提供原件核对）、经销商部品零售单两份，证明原告杭州分公司向被告销售汽车配件的事实。
5.企业询证函传真件、企业对账备忘录各一份，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购车款和配件款共计418427.44元，被告签字认可欠款的事实。
6.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一组（共17份，提供原件核对），证明双方车辆交易习惯、付款及开票时间，原告杭州分公司于2012年4月23日向被告销售合同签订后的第一台车，于2013年5月23日向被告销售最后一台车，被告均支付购车款，原告杭州分公司也如约开具发票，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
7.22台车辆的增值税发票及付款发票一组（即证据3、6），证明双方交易习惯、付款及增值税发票开具时间等事实。
被告建德市鸿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所主张的配件款及购车款金额不符。1.原告杭州分公司与被告确实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但该合同无配件购销的相关内容；且被告是汽车销售公司，销售的是完整的汽车，不是汽车修理厂根本不需要购买汽车配件；结合汽配市场先打款后发货的交易习惯，被告也不可能存在拖欠汽车配件款的情况；原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提供汽车配件给被告。2.《产品购销合同》之外的奥拓轿车，开票价为55495.44元。因被告2012年销售原告杭州分公司十多台库存车，双方口头约定该台奥拓车被告仅需支付除税价47432元即可，税款部分作为2012年的返利给被告，该车欠款是原告杭州分公司没有进行会计账务处理所致。二、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该债务已不受法律保护。1.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乙方样车销售后应立即将车款汇至甲方账上，车款到账后，甲方再给乙方合格证，并开具发票，乙方再到甲方提取样车，保证金不变”，根据该条款，样车销售的付款方式为：被告销售样车后先付购车款，原告杭州分公司再交付合格证和开具发票。凭该约定结合开票时间可确定每笔购车款付款期限，即诉讼时效起算点。所有样车的购车款到原告起诉立案之日均已过诉讼时效。2.即使2012年12月销售奥拓轿车的税款部分需要支付，开票时间为2012年12月27日，根据双方的操作习惯，也应当在开票之前付清购车款，故该笔购车尾款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2年12月28日。3.原告在诉讼请求中主张所有款项资金占用利息的起诉点为2012年12月29日，也可推出所有款项的付款期限应该在2012年12月29日。4.企业询证函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中断必须是权利人主张权利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主张权利的主体必须是权利人或其代理人，且主张权利必须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而企业询证函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故此函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5.即使企业询证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从2013年10月12日重新起诉，故至本案立案时，也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原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一）被告对原告证据1、3无异议，被告认为其公司支付过部分货款，但具体支付了多少、怎么支付不清楚，被告公司现财务状况比较糟糕，财务人员将公章、财务专用章都拿走了，被告方无法举证已付款项；被告认为原告证据2虽是不完整的合同，但能反映主要条款，故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被告也找不到完整的合同。因被告对原告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定。
（二）被告对原告证据4有异议，认为根据汽配市场的交易习惯，一般是先打款后发货，该1200元应该是已经支付了（增值税发票被告已抵扣）；经销商部品零售单是原告杭州分公司单方制作的，且原告杭州分公司管理比较混乱，是否销售给被告的配件无法确认。本院认为，因被告认可原告证据3、4的增值税发票均已抵扣，且被告方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配件款（1200元）已付，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原告该组证据中1200元的增值税发票予以认定；经销商部品零售单系原告自行制作，且没有被告方签字确认，原告又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已提供相应的配件，对该两份经销商部品零售单本院不予认定。
（三）被告对原告证据5有异议，认为企业询证函是传真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反映不出是原告向被告所发，对关联性、证明对象也有异议，认为企业询证函没有向被告主张权利的内容，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企业对账备忘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企业对账备忘录是双方对所有的账目存在问题的罗列，结论由双方各自对账目差异进行核对、反馈，还要根据双方反馈的意见对账目调整后对最后的账目进行确认，为此该备忘录不能起到严格意义上对账单的效果，不能起到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效力，也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另外，保证金确实已经支付给原告；原告对备忘录上的差异部分均不予认可，该备忘录没有存在的意义。本院认为，企业询证函系传真件，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而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故本院对企业询证函不予认定。企业对账备忘录有被告法定代表人吴挺签名确认，本院对该份证据本身予以认定。
（四）被告对原告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被告对原告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双方大部分都是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但除了发票尾号为093、113、700、702四笔交易未按合同履行外，其他都是按照合同约定先付款或开票当日付款。本院认为，原告证据6、7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能够反映原被告双方在《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交易习惯、付款及开票时间等事实，本院对原告证据6、7均予以认定。
根据本院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
（一）原告杭州分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因隶属企业即原告撤销而被杭州市下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登记。
（二）原告杭州分公司与被告于2012年4月6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杭州分公司为被告提供4台长安铃木系列轿车做样车，车辆所有权归属于原告杭州分公司，经营和仓储场所由被告无偿提供，被告在提取样车时向原告杭州分公司缴纳100000元保证金，合作期满后在被告样车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原告杭州分公司收回样车并全额返还保证金。被告样车销售后应立即将车款汇到原告杭州分公司账上，车款到账后，原告杭州分公司再给被告合格证，并开具发票。被告再到原告杭州分公司提取样车，保证金不变。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2年4月11日和4月18日支付原告杭州分公司保证金共计100000元。
（三）原告于2012年8月31日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NO.05397114、05397115）二份，载明销售车辆为SX41.6，金额分别为106048元、107008元。原告于2012年10月31日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NO.03041252）一份，载明销售车辆为SX41.6，金额分别为107008元。原告于2012年11月23日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NO.00440891）一份，载明销售车辆为雨燕，金额为68000元。原告于2012年12月27日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NO.00440910）一份，载明销售车辆为奥拓，金额为55495.44元。原告于2013年4月15日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NO.15718434）一份，载明销售配件，金额为1200元。原告主张上述六分增值税发票项下车款除发票号为00440910的发票已付47432元外，其余款项均未支付。被告认可该六分增值税发票均已抵扣。
另经审理查明，原告杭州分公司与被告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另外还发生17笔车辆买卖关系（未另行签订合同），货款均已支付。该17笔车辆买卖除以下4笔外，付款时间均在开票时间之前：1.原告杭州分公司于2012年7月30日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二份（NO.00637700，00637702），金额为106835元和77160，被告分别于2012年8月3日和2012年9月17日支付车款106835元和62160元（扣除返利后价格）。2.原告杭州分公司于2012年7月31日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一份（NO.05397093），金额为42310元，被告于2012年9月14日支付车款42310元。3.原告杭州分公司于2012年8月31日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一份（NO.05397113），金额为96992元，被告于2012年9月17日支付车款96992元。
（四）原告杭州分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与被告对账，形成企业对账备忘录一份，原告杭州分公司在该份备忘录上加盖公章确认，被告法定代表人吴挺在该份对账备忘录被告总经理落款处签名确认。该份对账备忘录内容为：1.2014年2月25日往来账核对后有以下4笔车款未付（金额建德鸿达落实，查是否有折扣车辆）：SX41.6AT（120162），金额为107008元、雨燕1.5MT（122767），金额为68000元、SX41.6AT（89403），金额为106048元、SX41.6AT（120261），金额为107008元。合计388064元。2.奥拓（100620）开票55495.44元，实际回款金额47432元，差额系开票折扣（8.5折），待查。3.2012年建店费支付1万或1.1万元，应退还被告或折抵车款，待查。4.被告保证金待抵车款。上述差异，被告需核实1、3项金额，在2014年3月31日前核查清楚，并给原告杭州分公司反馈。原告杭州分公司需核查2、3、4项，并于2014年3月3日前给被告反馈。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双方在2014年2月25日签订企业对账备忘录，说明双方确认对尚欠购车款及部分待查款项的事实，为此，至原告起诉时，本案诉讼时效未过；被告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所约定的付款时间，所有样车的购车款到原告起诉立案之日均已过诉讼时效，企业询证函仅系复核账目，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即便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时间为2013年10月12日，至原告起诉时，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本院认为，至原告起诉时，本案仍在诉讼时效内，理由为：第一、原告杭州分公司与被告仅在2012年4月6日签订一份《产品购销合同》，双方未再签订其他的合同，而本院已查明双方至今已发生22台车辆买卖关系。虽被告主张双方其他车辆买卖关系应按该份《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确定付款时间，从而进一步确定本案所涉4台样车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杭州分公司在2012年7月30日、2012年7月31日、2012年8月31日各向被告开具了四份增值税发票，该四笔车款付款时间均在增值税发票开票之后，该一事实与《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明显不同，为此可以认定原告杭州分公司与被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际变更了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所约定的付款时间并不必然适用于双方所有的车辆买卖关系中，为此，本院对被告主张按《产品购销合同》确定案涉4台样车的付款时间，进一步确定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主张不予采信。第二、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杭州分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与被告对账，形成企业对账备忘录一份，被告法定代表人吴挺在该份对账备忘录中签名确认，双方该行为足以证明双方“往来账目长期不清”至今就剩余购车款未进行结算，且被告参与对账的行为应当视为其确认尚欠车款且同意支付尚欠车款，才会产生双方需进一步核实账目并分配核查项目的行为出现，为此，即便本案诉讼时效已过，被告现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也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杭州分公司与被告间的车辆买卖关系出自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原告杭州分公司已按约向被告提供样车及配件，但被告至今未支付剩余货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作为卖方有义务举证证明其已付款车款情况，为此，根据企业对账备忘录，被告应再支付原告购车款388064元。虽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配件款22300元，但原告仅有证据证明被告应支付配件款为1200元，对原告要求被告其余部分配件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企业对账备忘录第2项明确载明“奥拓（100620）开票55495.44元，实际回款金额47432元，差额系开票折扣（8.5折），待查。由原告杭州分公司核查该事实”，为此，可以看出，双方在对账时，对该车差价部分是否为折扣价进行了核对，并确定由原告杭州分公司负责核实，为此，根据双方该项核实分配，关于奥拓汽车的差价部分是否为折扣价应当由原告杭州分公司负责举证，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奥拓汽车的差价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扣除被告已付保证金后，被告还应支付原告杭州分公司购车款为288064元。根据双方认可的《产品购销合同》残存的内容，无法确定双方对逾期付款违约金有无约定，为此，原告杭州分公司可以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金，为此，本院对原告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但违约金起算时间应为2015年11月5日。原告杭州分公司已被注销，其债权债务由原告承继，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购车款和配件款。综上，本院对原告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建德市鸿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车款人民币288064元，并支付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购车款为基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建德市鸿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配件款人民币1200元，并支付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购车款为基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
三、驳回原告重庆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76元，减半后收取人民币3038元，由原告重庆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79元，由被告建德市鸿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2759元。
需要交纳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逾期不交纳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志华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