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90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关剑麟,男,1961年11月2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委托代理人：舒雅琦、李璟瑜，广东笃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炳灯,男,1951年2月1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代理人:王季秋、廖梅燕，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关剑麟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5民初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剑麟在一审诉称：2013年1月15日，卢炳灯和关剑麟在案外人梁钧权的见证下，在广州南沙圣亚哥酒店签署委托协议及授权委托书，授权关剑麟全权处置关于南沙开发区一心贺卡公司和南沙区广隆村地块商住项目一切权益、责任和义务。该委托协议书还明确约定为不可撤销委托。协议签定后，关剑麟即组织专项团队开展受托事务。从2013年1月中下旬至同年12月底卢炳灯明确告知撤消委托前，关剑麟及其团队为所托项目工作十一个月，按约垫支费用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在香港内地两地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协调各相关机构和各当事人的工作。在项目已获得重要进展即将完成之际，因卢炳灯单方违约撤消委托而中断搁置至今。关剑麟受托后组成团队做了以下工作：一、深度调查取证。卢�灯称其权益是被“以黑社会方式强行掠夺”，关剑麟因此在内地香港两地同时调查。1、内地方面请某报记者调查并写成深度调查报告交给公安部门，引起公安部门重视成立专案小组，为后来与解决委托事项的关键人士之和谈打下基础。关剑麟还委托房地产类专业顾问公司（广州融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地产项目进行审核及开发价值评估。2、香港方面：委托香港言达秘书有限公司聘请当地法律、会计专业人士对卢炳灯所涉公司股权结构进行全面查征梳理。二、给对方施加法律范围内强大的压力影响。原先卢炳灯与相关当事人关系极度紧张对立，关剑麟在大量调查基础上促使解决委托事项的关键人士愿意平等协商。三、多次商讨解决权益纠纷方案。从2013年7月开始，关剑麟和对方当事人张勇、卢乐儿（包括卢炳灯妻子钟丽云）直接沟通解决方案，卢炳灯突然以不信�为由取消了对关剑麟的委托，但一直没有给予关剑麟撤销委托的书面与口头通知。关剑麟从张勇辗转获知消息后，多次电话向卢炳灯求证，卢炳灯均支吾以对，直到2013年12月底卢炳灯才亲口确认，关剑麟始被迫中断相关受托工作。卢炳灯单方面撤销委托，违反双方协议，关剑麟已为卢炳灯垫付运作金超过150万人民币，将付未付费用近50万元。卢炳灯应支付该垫支款200万元。卢炳灯违约造成关剑麟未能按双方协议达成受托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卢炳灯应赔偿关剑麟经济损失。按照关剑�委托房地产专业顾问公司评估，相关公司税后利润预估约为2亿元人民币，即关剑麟为卢炳灯争取实现的利益应为5000万元，关剑麟按协议应分得2000万以上部分的40%。案涉委托协议是关剑麟、卢炳灯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卢炳灯单方面违约解除委托协议，构成违约，给关剑麟造成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及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卢炳灯应当赔偿关剑麟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关剑麟特提起诉讼，请求：1、卢炳灯立即支付关剑麟为其垫支的人民币200万元；2、卢炳灯继续履约或者按约支付给关剑麟相应预期收益分成；3、案件诉讼费由卢炳灯承担。卢炳灯在一审辩称：不同意关剑麟的全部诉讼请求。1、关剑麟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卢炳灯早在2013年10月8日已经向关剑麟邮寄了解除委托�系的通知，关剑麟已经收悉。按照关剑麟诉状中的陈述，其也确认已经收到了该通知。至关剑麟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已经超出两年。2、关剑麟诉称主张的为履行案涉委托合同而完成的工作及支出费用，卢炳灯均不予确认。从签订委托合同至该合同解除之日，关剑麟从未向卢炳灯报告过工作内容，关剑麟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工作内容及支出费用。因此应驳回关剑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关剑麟（乙方）与卢炳灯（甲方）于2013年1月15日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鉴于：甲方从1997年起在广州南沙开发区投资经营一心贺卡公司，2007年投资购得南沙广隆村商住地块等，由于甲方不熟悉中国大陆国情及处置失当，上述两个项目现时面临财产极可能被他人侵吞，官非缠身，家庭矛盾激化局面，甲方境况极为困惑窘迫。乙方长期在大陆营商，熟悉国情并有丰富社会关系资源。甲方确信，把上述两个项目全权交给乙方托管，由乙方代为主持协调处置，是甲方尽可能挽回损失，解脱目前困境的适当选择。为此，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表甲方处置一心贺卡公司和南沙广隆村商住地块所有相关责、权、利事宜。甲方同时撤销之前对其他人或机构的委托。二、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资料及情况介绍是全面真实的，乙方认为需要时，甲方随时配合出庭作证和签署相关文件。三、乙方承诺尽其所能为甲方协调处置管理好上述两个项目及解决相关问题，尽力合法地为甲方挽回财产损失，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甲方缓和激烈的家庭矛盾。四、为解决上述项目问题，甲方自愿付给乙方人民币200万元作为前期开支费用，此费用由乙方先行垫支；此前期开支费用在本项目有收益回报时扣还。如项目总�益在人民币贰仟万元或以下时，乙方垫付的前期开支费用人民币200万元由乙方自付。五、项目净收益：项目总收益减去甲方保底收益2000万元人民币再减去乙方垫付的前期开支费用人民币200万元之余额。六、项目净收益分配：甲方占60%，余下40%归乙方处置。七、如果甲方未经乙方同意，私自就本项目与他人和解的，则甲方就本项目所得总收益，以甲方占60%，乙方占40%的比例分成，不受本协议第四条、第五条及第六条约定之约束。八、甲乙双方均充分明了本协议内容，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愿反映，任何一方均不能单方撤销或终止协议”。同日，卢炳灯签署《授权委托书》，内容如下：“授权关剑麟先生［香港身份证号P275963(6)］全权代表本人卢炳灯［香港身份证号A936862(3)］处置本人在广州南沙开发区一心贺卡公司和南沙广隆村商住地块的所有权�、责任、义务等相关事宜，确定于定宏律师为上述授权执行过程中的法律顾问。特此声明”。另查明，关剑麟于2015年12月1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民事诉状，起诉卢炳灯，后因需要补齐相关资料而未被受理，再次于2016年1月26日起诉。一、关于卢炳灯向关剑麟提出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的时间，关剑麟、卢炳灯分别提出各自主张并提供相应证据：卢炳灯主张其于2013年10月8日向关剑麟邮寄发出解除案涉委托协议的书面通知，并提供以下证据：1、EMS邮政快递单1份，编号为1022471719804，显示寄件人为卢炳灯，收件人为关剑麟，收件地址为广州市临江大道504号之四3楼，注明内件品名为：《关于解除委托关系的通知》，寄件时间显示为2013年10月8日。卢炳灯没有提供该邮件的签收记录情况。2、《关于解除委托关系的通知》，落款通知人为卢炳灯，内容为通知关剑麟自收到本通知之日或者自2013年9月30日开始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正式解除，理由是《协议书》签订之后一直以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维护卢炳灯本人合法权益。卢炳灯主张该通知即为上述邮件内的文件。3、EMS邮政快递单2份，编号为1022471718404、1022471717504，显示寄件人为卢炳灯，收件人为张勇，注明内件品名为：《关于解除关剑麟之委托授权的通知》，寄件时间显示为2013年10月29日。卢炳灯没有提供该邮件的签收记录情况。4、《关于解除关剑麟之委托授权的通知》，落款通知人为卢炳灯，内容为通知“广东嘉益企业有限公司及张勇先生”正式解除与关剑麟的委托关系。关剑麟否认上述证据1的收件地址为其可接收邮件地址，并否认收到上述编号为1022471719804的邮件以及所附的《关于解除委托关系的通知》，另确认收到由张勇转交的上述证据4《关于解除关剑麟之委托授权的通知》。关剑麟主张其首先通过张勇转告才得知卢炳灯解除了双方的委托关系，但其多次电话向卢炳灯询问时,卢炳灯都没有明确确认委托关系已经解除，之后收到张勇转交的《关于解除关剑麟之委托授权的通知》复印件后，其又数次联系卢炳灯仍无答复，直至2013年12月中下旬卢炳灯才当面口头向其确认解除了委托，但卢炳灯依然没有给予其书面通知。关剑麟提供以下证据：1、《关剑麟工作助理邓某证言》，最后一段为以下内容：“据关剑麟先生反映，他多次电话追问卢炳灯先生是否发函嘉益公司并法人代表张勇先生，取消委托，他却矢口否认。直至2013年11月底，在关剑麟先生多次追问之下，卢炳灯先生才口头承认以上事实。本人保证以上证言属实”。2、证人�某出庭作证证言：“2013年10月张勇就接到了卢炳灯取消委托的信件，张勇电话联系我，让我转告关剑麟说他收到了卢炳灯取消委托的信件。当时我们觉得很气愤，本来事情都要解决了。2013年国庆长假期间我多次打电话向卢炳灯核实，卢炳灯均否认其向张勇发出了取消委托的信件。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是2013年11月、12月，跨年的时候，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卢炳灯又口头向关剑麟承认有取消委托，这是关剑麟告诉我的。”针对邓某的书面证言与庭审证词关于卢炳灯告知取消委托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关剑麟在庭审时解释称：也许邓某与卢炳灯电话联系过，也可能系邓某笔误。二、关于关剑麟为办理委托事项支付的费用问题，其主张已经支付和将要支付的费用约200万元，分三部分，包括支付给香港言达秘书有限公司的，用于调查了解相关公司�债权债务、股权变更、交易状况；支付给广州融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用于对相关项目进行评估；支付由其组成的5人团队开展对外活动的支出，该部分费用没办法具体统计。关剑麟为此提供了以下证据：1、其与言达秘书有限公司以及广州融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是委托两公司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并约定向两公司支付相应费用；2、加盖有两公司印章的工作情况汇报以及调查分析成果；3、加盖由两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显示言达秘书有限公司收到关剑麟支付的港币60万元，广州融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收到关剑麟支付的人民币35万元。关剑麟对主张的其他事实部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关剑麟、卢炳灯于2013年1月签订协议，约定卢炳灯委托关剑麟处理相关事宜，没有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卢炳灯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关剑麟、卢炳灯均确认卢炳灯已经于2013年通知关剑麟解除案涉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双方案涉委托合同关系现已解除。关剑麟提出的赔偿金额主张属于因卢炳灯解除委托合同造成的损失，系因卢炳灯解除与关剑麟委托合同产生的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剑麟提出本案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剑麟提出赔偿因处理委托事项而支出的费用以及应得收益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关剑麟主张损失赔偿请求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卢炳灯解除与关剑麟的委托合同关系之日起计算两年。关于案涉委托合同关系解除的时间认定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一、卢炳灯邮寄送达解除委托书面通知的事实认定。卢炳灯主张通过邮寄方式于2013年10月8日向关剑麟送达了书面解除委托合同的通知，但是首先其提供的邮递单显示的寄送地址并非关剑麟确认的居住地址，其次也没有证据证实该地址确系关剑麟可以接受邮件的地址，再次也没有证据�实关剑麟确已签收该邮件，因此卢炳灯主张的事实缺乏充分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剑麟通过张勇转告得知卢炳灯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效力认定。虽然关剑麟在2013年10月即已得知卢炳灯通知张勇解除与关剑麟委托关系的事实，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卢炳灯行使合同解除权，应当以明示的方式通知关剑麟，该通知自到达关剑麟时生效。而卢炳灯仅通知张勇有关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的事项，并非通知到关剑麟，该通知不能视为向关剑麟发出解除委托的通知。即使关剑麟从张勇处得知有关情况，并不能因此免除卢炳灯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程序要件。卢炳灯通知张勇解除委托事项的事实不能产生与关剑麟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效果，即关剑麟从张勇处得知卢炳灯解除委托的时间不能认定为双方委托合同解除的时间。三、关剑麟所主张的接到卢炳灯解除委托通知的时间认定问题。从关剑麟提供的证据来看，存在不同的时间陈述：关剑麟在起诉状中主张卢炳灯系于2013年12月底口头确认解除委托，在庭审过程中主张卢炳灯系于2013年12月中下旬口头通知其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关剑麟提供的证人邓某的书面证言反映卢炳灯系于2013年11月底通知关剑麟解除委托。该证人在出庭作证时，对于卢炳灯通知关剑麟解除委托的时间表述为：“大概是2013年11月、12月，跨年的时候，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因此关剑麟自己的主张、关剑麟提供的证人书面证言以及该证人出庭所作证词反映的事实并不一致。分析上述证据类型可知，关剑麟自己的主张属于当事人陈述，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属于书证，出庭所作证词属于证人证言证据。而从证据的效力而言，书证因其形成文字后具有较其他两种证据更强的稳定性，表述内容也更加清晰，其证明力较其他两种证据更高。另外考虑到本案关剑麟主张损失赔偿请求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卢炳灯解除与关剑麟的委托合同关系之日起计算两年，而关剑麟系于2015年12月1日首次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材料起诉卢炳灯，因此如果卢炳灯系在2013年12月1日之前（不包括当日）通知关剑麟的话，则关剑麟关于本案的起诉即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显然关剑麟提供的证人邓某的书面证言内容属于对关剑麟不利的事实，而且关剑麟也未能就其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不一致的部分提供合理的说明，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对其不利的证据。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一审法院采信关剑麟提供的证人邓某的书面证言，即卢炳灯通知关剑麟解除案涉委托合同关系的时间为2013年11月底，同时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本案存在时效中断的情形，因此关剑麟最迟应当在2015年11月30日向人民法院起诉提出相应主张。现关剑麟于2015年12月1日方向一审法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相应胜诉权。基于以上认定，关剑麟已丧失本案胜诉权，故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不再论述。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关剑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关剑麟负担。判后，上诉人关剑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证人邓某在一审开庭前出具的书面证言是书面形式的证人证言，不具有独立证明力，一审将此定性为书证优先采信有误。二、双方确认解除案涉委托合同关系的时间上，证人邓某当庭陈述与庭前出具的书面证言不一致，应优先采信。证人邓某当庭陈述卢炳灯取消委托是2013年跨年时，更具证明力；证人邓某是听关剑麟反映才得知卢炳灯当面与关剑麟口头确认取消委托合同关系，并未在场，其证明力较低。三、卢炳灯关于关剑麟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应负举证责任，其未完成举证责任，关剑麟不须承担自己在何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的举证责任。四、双方在签订协议书前一两个月经朋友介绍开始认识接触，之后才签订协议书，关剑麟接受委托时，卢炳灯�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资料，关剑麟出于对卢炳灯及中间人的信任，留下的书面证据不是很多。综上，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决卢炳灯立即支付关剑麟为其垫支的人民币200万元；三、判决卢炳灯继续履约或者按约支付给关剑麟相应预期收益分成；四、案件诉讼费由卢炳灯承担。被上诉人卢炳灯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也不同意其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关剑麟申请两名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其本案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卢炳灯对上述两名证人证言均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因上诉人关剑麟和被上诉人卢炳灯的身份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民商事纠纷，依法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审理。关剑麟和卢炳灯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裁判本案的准据法，故一�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关剑麟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关剑麟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并提出相关诉讼请求，卢炳灯作为被告提出时效抗辩，应就其该项抗辩主张负举证责任。经审查卢炳灯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不能证实关剑麟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本院对其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至于关剑麟在一审中自行提供的邓某证言，因该证言前后不完全一致，存在个人主观认知偏差的可能性，不足以认定关剑麟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仅凭上述证言就认定关剑麟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欠妥，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纠正。关剑麟该项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关剑麟主张卢炳灯立即支付其为卢炳灯垫支的人民币200万元的请求，经审查关剑麟对此提出的相关证据，对于关剑麟支付给香港言达秘书有限公司用于调查了解相关公司的债权债务、股权变更、交易状况的费用港币60万元，以及支付给广州融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用于对相关项目进行评估的费用人民币35万元，均有协议书、工作情况汇报以及调查分析成果和收款收据予以证实，属于关剑麟为履行涉案委托合同代垫的合理费用，鉴于卢炳灯在涉案委托合同未完成的情况下单方终止了合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完毕并且取得项目收益，故关剑麟请求卢炳灯支付其代垫的上述费用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故卢炳灯应支付关剑麟港币60万元和人民币35万元。另外，对于关剑麟提出的关于卢炳灯支付由其组成的5人团队开展对外活动支出的费用，鉴于其表示该部分费�无法具体统计，且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关剑麟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另外，对于关剑麟主张卢炳灯继续履约或按约支付给关剑麟相应预期收益分成的请求，鉴于双方在现实中已无法继续履行涉案委托合同，故关剑麟请求卢炳灯继续履约的意见缺乏实际条件，本院不予支持。鉴于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委托合同存在项目收益或收益的具体数额，故本院对关剑麟的该项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关剑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5民初53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卢炳灯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上诉人关剑麟一次性支付港币60万元和人民币35万元�三、驳回上诉人关剑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2800元，由上诉人关剑麟负担各审13224元，被上诉人卢炳灯负担各审95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钜审判员 林幼吟审判员 徐玉宝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丁涵璐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