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0724民初210号
原告：屈某1，汉族，住高台县。身份证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鹏，男，1984年8月8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县。系原告屈某1儿子。身份证号码×××
被告：屈定元，男，196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县三社。身份证号码×××
被告：刘某，男，1968年4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县三社。身份证号码×××
被告：高台县某某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周某，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原告屈某1诉被告屈定元、刘国平、高台县骆驼城镇某某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3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2016年3月20日中止审理,2017年7月21日恢复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屈鹏、被告高台县骆驼城镇某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梧桐村）法定代表人周瑜及被告刘国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屈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梧桐村与刘国平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2.归还原告30.5亩耕地使用权；3.由屈定元、刘国平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54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妻子裴爱兰祖籍高台县新坝镇红崖子村。1983年，原告响应政策号召，到××县拓荒，耕种原属国有军队农场土地30.5亩，解决了一家六口温饱问题,1990年领取了土地使用证。1992年，原告一家到××镇窑新开垦耕地20亩，举家搬迁至九座窑定居生活，后入户骆驼城村。原告将在梧桐村三社的原耕地30.5亩交由妻弟裴希银耕种。1995年8月屈某22222222担任梧桐村三社社长，以登记宅基地为名将原告土地使用证从裴希银妻子手中收走。当年秋末，屈定元等人强行翻犁了裴希银耕种的土地。1996年春，屈定元强行提前播种抢占了原告耕地。1996年冬，原告将梧桐村三社原房屋以3800元处置给了刘国平。自1997年至2015年，原告无数次向相关部门申诉索要土地，均无果。2015年11月，经骆驼城镇农经站提供原始登记资料，原告才获知系屈定元于1998年6月利用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便利，非法变更原告姓名，向刘国平签发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使用权登记证。原告随即向高台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不予受理。现原告认为，原告对原耕地享有物权，故提出如前诉讼请求，望判如所请。
被告屈定元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从梧桐村三社迁往九座窑时，没有给当时的村社打招呼。裴希银1993年、1994年耕种了2年，村社意见是，耕地只能由三社屈姓农户优先耕种，因裴希银是二社人并非三社社员，三社通知裴希银退出土地，裴希银就退出了，裴希银走时是秋收后，地也没有翻犁。屈定元就翻犁了耕地并进行了冬灌。1995年屈定元耕种了1年，秋收后，因屈定元外出务工，就向梧桐村汇报退耕，梧桐村让屈定元自己找人耕种不得撂荒，屈定元就找了刘国平接着耕种了1996、1997两年。期间，刘国平在1996年冬购买了原告房屋。1998年，屈定元担任村主任，二轮承包实施，屈定元曾带口信让原告到梧桐村，但原告没回来。耕地登记过程中，梧桐村就和刘国平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后又向刘国平发放了土地经营权证书。
被告刘国平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1995年初，刘国平从红崖子村搬迁到梧桐村三社生活，在屈定元家借宿。秋收后，屈定元说他不种原告的地了。屈定元给梧桐村汇报后，刘国平申请耕种，梧桐村同意了，自此刘国平就把地种上了。1996年深秋，刘国平和原告协商，由两名证人见证，将原告房屋、耕地以3800元转让给了刘国平，因沾亲带故还有证人，所以当时没有写书面协议。因此，1998年6月25日，刘国平当然的和梧桐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因原告至今没有将宅基地使用证交给刘国平，还有600元转让费刘国平也没有给原告，但给原告留了欠条。
被告梧桐村辩称，时隔久远，详情不知。1995年左右，梧桐村三社耕地完全依赖渠水灌溉，耕地税负费用太重，谈不上土地收益，农户间给付土地也很随意，梧桐村遵循的原则是不能撂荒土地，谁不种就由村委会指定人耕种，这是当时的事实情况。2015年12月，原告才向梧桐村申诉，因原告户籍已迁出，而刘国平户籍在梧桐村三社，且刘国平持有土地承包合同，按惯例对原告的申诉梧桐村不予支持。现在，梧桐村只承认刘国平享有承包经营权。现，如果满足原告诉求，梧桐村耕地管理秩序就乱套了。不同意原告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原告屈某1提交:1.1990年6月20日梧桐村土地使用登记册照片打印件4页7面。证明当年其家庭3口人，承包耕地16块计10.4亩，其中林草地1.5亩、三荒地1亩，以及土地四至四靠；2.1998年6月25日，刘国平与梧桐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2页4面。证明刘国平承包耕地11.2亩；3.1998年5月24日，梧桐村二轮土地承包（刘国平）情况登记表一、二复印件1页2面。证明刘国平家庭人口3人，承包耕地11.2亩、耕种荒地4.08亩，以及11.2亩耕地共8块的四至四靠；4.2015年12月3日，原告向梧桐村申请调查处理本案争议申请1页。证明当时梧桐村已受理；5.2015年12月23日，高台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高农仲案【2015】第01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原告向该委申诉的事实；6.2005年1月29日，刘国平为原告出具欠购房款600元欠条复印件1页。证明当时出卖的仅仅是房屋。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6组证据均无异议。但对证据6的证明力，刘国平提出异议，认为当时是房屋和土地一并转让的。经审查，对原告前述6组证据予以认定。但原告诉请归还30.5亩土地，本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或刘国平曾承包过30.5亩耕地，且原告原耕种土地16块10.4亩与刘国平后来实际耕种的8块11.2亩耕地，在亩数、地块、四至四靠上均不能对应。本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
原告屈某1申请证人裴某出庭作证。证明：1.证人系原告妻弟，是梧桐泉村二社村民；2.1993年至1995年，证人耕种原告耕地，1995年冬屈定元翻犁了证人所耕种土地，1996年春证人看没意思了就放弃了；3.1994年，梧桐村三社，以换证为由收取了证人持有的原告原土地证和宅基地使用证；4.签订二轮承包合同时，证人已离开梧桐村三社；5.原告一直在主张原耕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屈定元质证意见是，证人弃耕后，屈定元才翻犁了耕地，不存在所谓抢占的事实；实施二轮承包人所众知，说明是原告放弃了二轮承包。被告梧桐村和刘国平同意屈定元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证明的，1996年春，证人放弃耕种原告原耕地的事实予以确认；
被告屈定元申请证人屈某2出庭作证。证明：1.屈定元的岳父与证人系连襟；2.裴希银弃耕前证人是梧桐泉三社社长，当时耕地基本无效益，社里怕外社的人弃耕，经汇报梧桐村两委负责人，给出的意见是，土地不能撂荒，如果三社没人耕种，可由其他社的人耕种，因屈定元兄弟二人要耕种，就由证人告知裴希银再不要耕种三社的耕地，裴希银接到口头通知后，当年秋季没有犁地就走了，当时裴某也没有争执；3.裴希银走后，屈定元当年秋季就翻犁了原告原耕地；4.大约在1995年，因全乡统一换国有土地使用证，证人以社长名义从裴希银处收取了一本集体性质宅基地使用证，统一交到村委会了，后来裴希银或原告再有没有领取，证人不知。证人收取宅基地使用证时耕地登记证还没有换；5.原告自离开梧桐村三社后再没有找过证人。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证人所言原告在没找过村社不属实。原告以招呼吃饭的形式，将邻居和屈定元兄弟找到一起协商，当时屈定元的意思，原告种可以，裴希银种不行。因原告当时无能力耕种，全社的人又都不同意裴希银耕种，裴希银就再没有种。对证人其他证言无异议。三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经审查，对证人证言1-4点予以认定；
被告刘国平提交：1.1998年6月25日，刘国平与梧桐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4页。证明刘国平承包耕地11.2亩；2.土地经营权证书复印件5页，内容为承包人口3人，承包面积11.2亩，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共有三等地8块合计11.2亩，以及11.2亩耕地的四至四靠。原告质证意见是，对合法性有异议，二轮承包是一轮承包的延包，此两份证据均非延包而来。屈定元和梧桐村对证据无异议。经审查，经营权证书系政府审核颁发，原告没有提交否定其行政确认效力的证据，对原告异议不予采信。对该2两份证据予以认定。证据原件已退回刘国平，证据复印件留卷佐证；
被告刘国平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1.证人系刘国平之兄，原告之兄屈多元是证人姐夫；2.1996年春，原告和刘国平协商买卖房屋和耕地时梧桐村和梧桐村三社没有人参加，当时土地不值钱，土地是随房屋一块说的，说了3800元，因为都是亲戚相互信任，所以没有写协议也没有打欠条，耕地登记证也没有交接，后来陆续给了3200元，至今还欠600元没付；3.刘国平在购买原告房屋和耕地前，先种着别人的一部分地，但没有宅基地，所以买了原告的房子，说下的连耕地买的。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人证明的房屋买卖的时间有异议，认为应该是1996年冬天并非1996年春天。三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定。
就各方争议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如下：
1983年至1992年，原告在梧桐村三社定居生活，承包耕地7.9亩，另耕种林草地1.5亩，三荒地1亩，共计10.4亩。1993年，原告将10.4亩耕地交由梧桐村二社成员其妻弟裴希银耕种，原告举家迁往骆驼城村九座窑开垦耕地20亩。1998年原告妻子裴爱兰与骆驼城村村民委员会就九座窑耕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后，原告将家庭成员户籍陆续迁出梧桐村。2006年冬季原告转让了九座窑耕地，现原告家庭成员户籍已迁至高台县城关镇；1995年，因梧桐村三社要求本社耕地应由本社成员优先耕种，三社向裴希银告知让出其所耕种的原告耕地，裴希银当年秋末对耕地未翻犁。屈定元、屈宗元兄弟二人当年翻犁了原告原耕地，次年进行了耕种；1996年，刘国平与原告协商购买了原告原有住房并耕种了原告原耕地，刘国平至今尚欠原告600元没有给付。1998年6月25日，刘国平与梧桐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地亩11.2亩，领取了土地经营权证书，并一直耕种至今。被告刘国平现系梧桐村三社成员，在该社定居至今；2015年12月，原告向梧桐村及高台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主张前述其原耕地的承包经营权。梧桐村给予了否定答复。高台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给予了原告不予受理的通知书；2016年1月13日，原告诉请本院，要求1.确认被告梧桐村与被告刘国平之间于1998年6月2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归还原告实有面积30.5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3.要求被告屈定元和刘国平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54000元（30.5亩×423元/亩年×20年）。
本院认为，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本案中，一、原告及其家庭人口户籍已不在梧桐村，故其已不属于梧桐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依法不应享有梧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当然也就不再享有梧桐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原告提供的1990年6月20日梧桐村土地使用登记册照片打印件，三被告虽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该证据并不等同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该证据不能反映原告对耕地的承包起至时限。相反，刘国平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完整的证明了其对现有其耕地享由承包经营权；三、从土地对农户生活保障作用来看，原告1992年到九座窑开地，1998年6月与骆驼城村签订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其已经取得相应土地承包经营权，同一农户，户籍归属地是唯一的，不可能在不同的村社同时取得性质完全相同的两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四、原告于1996年向刘国平出卖了自家房屋，当时刘国平就已实际耕种了其原耕地，原告对证人刘某当庭证明的出卖房屋是带耕地的证言亦无明确异议，证明原告从1996年即已放弃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自1996年刘国平耕种土地至2015年12月原告向梧桐村申请处理，长达20年的时间经过，也印证了原告从1996年即已放弃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五、原告主张返还其30.5亩耕地使用权，但从本案证据无法看出其曾经享有30.5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且从梧桐村1990年6月土地登记册来看，原告原16块耕地四至四靠，与刘国平现8块耕地的四至四靠不相符，无法对应；六、原告要求被告屈定元和刘国平赔偿其经济损失254000元（30.5亩×423元/亩年×20年），但对其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损失的客观性、合理性，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七、二轮承包虽是一轮延包，但原告没有提交其一轮承包30.5亩耕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且二轮承包也不完全排除集体经济组织实事求是的处理土地承包中的具体问题，故三被告对原告不构成侵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条一款、第五条一款、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屈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210元，由原告屈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靳玉峰
审 判 员 潘海龙
人民陪审员 邓 海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