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粤高法民一申字第155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邓耀科，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梁道球，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建洪，男，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
再审申请人邓耀科因与被申请人何建洪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7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邓耀科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一）何建洪并非邓耀科的工人，由于邓耀科没能出庭导致法庭查明事实有误。本案系何建洪与证人黄笃成串通搞的虚假诉讼，收到执行通知书让邓耀科非常吃惊。邓耀科与邓某一直有工程合作关系，邓耀科将承接的工程转给邓某施工，双方合作有四五年了。此前，黄笃成在邓某处做过工，邓耀科经常看见，所以邓耀科熟悉黄笃成是邓某雇佣的工人。2013年村中很多人加建房屋，邓耀科承接了罗仙村十四队三巷的一民宅，包给邓某施工，邓某组织工人施工。邓耀科先预付了2万元给邓某，余款在工程完工后一个月内结清。邓某请的工人劳务费由他自己负责发放。2013年7月6日，邓耀科起身较早，7点多已经开车到了罗仙村面祠堂，在祠堂碰到黄笃成扶着何建洪，而且流血不止，邓耀科误以为何建洪也是邓某的工人，立即开车将何建洪送到医院。由于动手术要交押金，黄笃成和何建洪没有钱，何建洪的家属也不在，所以邓耀科立即为其交押金并在家庭栏处签字保证，好让医院及时为何建洪动手术。何建洪在没有通知邓耀科的情况下悄悄出院，一直也没有找邓耀科。而黄笃成也知道邓耀科不在罗仙村十四队三巷11号住（此屋是邓耀科的前妻在居住），而是在隔几条巷的一间无门牌房屋住。后来，邓耀科和当时的包工头邓某询问此事，邓某说承建的罗仙村三巷工程在2013年7月4日下午已经完工，黄笃成4日下午已经没有在此做事了。邓某说：“我是工地负责包工者，如果是在此工地上出事，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不可能由黄笃成带人去医院，那伤者不是我的工人。”此时，邓耀科才发现上当了，心想当做一件善事罢了，也没有再去追究此事。谁知，邓耀科在2015年5月接到法院电话，收到执行通知书和二审判决，原来是那伤者恩将仇报，在利益的驱使下将邓耀科告上法庭。（二）一、二审法院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不当，导致邓耀科无法出庭讲清事实。邓耀科与前妻关系不好，分居已经有十几年了，邓耀科身份证上的地址罗仙村十四队三巷11号是邓耀科前妻在居住，而邓耀科住在隔几条巷的一间无门牌房屋，黄笃成也参与过这房屋的建筑，所以黄笃成也知道邓耀科住在这里。只要到罗仙村十四队询问一下，谁都知道邓耀科住在村里十四队，邓耀科的电话号码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一下子变成下落不明了呢？为什么执行局又能打电话找到邓耀科去领执行通知书呢？所以，说邓耀科下落不明是错误的，只是法院没有细心查明罢了。由于法院采取公告的送达方式不当，剥夺了邓耀科澄清事实的机会。据此，邓耀科向本院申请再审。
邓耀科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由其委托代理人梁道球律师向证人邓某所作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何建洪受伤与邓耀科无关。邓耀科同时申请邓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
关于邓某与邓耀科的关系，邓某作证称，“邓耀科是工头，我是包工头，我们现在仍有业务上的关系，我一直在广州，期间基本没有间断过与邓耀科的合作关系，平时联系频繁，因为有工作上的关系。”邓耀科述称，“我现在主要就是从事建筑工程的工作，目前我和邓某还有一点合作，差不多完工了。但是一般我们的工程都会给熟人做的，所以如果我后期接到工程，还是会给邓某做的。”
关于何建洪受伤及送医经过，邓某作证称，“我与本案的被申请人何建洪是不认识的，其也不是我叫来的工人，而是别人叫过来工作的，何建洪不是在我承包的工地上受伤的，我也不知其在哪里受伤的，是黄笃成打电话告诉我何建洪受伤我才知道的。我与黄笃成是亲戚关系，其弟媳是我的侄女，但是我与黄笃成也是很少来往的，也没有业务上的关系，何建洪受伤的时候黄笃成是没有给我干活的，其也不是在我的工地上受伤的，我们之间的合作都是当天干活当天结算工资的，我也不知道黄笃成在何建洪受伤的当天为什么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何建洪受伤，我赶过去之后，发现何建洪已经去医院了，我问了黄笃成谁送其去医院，其说了是邓耀科送过去的，而黄笃成说其因为要干活所以就没有送何建洪去医院，我也明确说了其受伤是不关我的事的。黄笃成也没有告诉我何建洪是在哪里受伤的。黄笃成在电话中告诉我何建洪受伤并让我赶到村委会建房子的那个工地，距离我的工地大概有300米左右。何建洪是黄笃成找来的，在黄笃成的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当我到达工地时，何建洪已经被老板送去医院了，然后我就回去我的工地继续干活了。后来何建洪与黄笃成也没有跟我联系过这个事情，后来也没有提起过。”邓耀科述称，“（送医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其受伤的位置是左手拇指，但是具体哪一个位置受伤我不清楚，去到医院后，我跟何建洪说了医药费我先垫付，然后其是需要还给我的。到了医院后我问了何建洪带了多少钱，因为医药费要8000多元，但是我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最后还是到外面提款机去取钱的，在医院的8000多块钱都是我垫付的，后来叫其老婆来护理我又给了其1000块钱，总共接近10000元。当时垫付这么多是因为其没有这么多钱，但是扶着何建洪的工人是与邓某合作了很多年了，所以我就以为是邓某的工人，当时我也没有打电话给邓某核实，因为当时是没有想过这么多问题的。”
关于邓耀科将何建洪送医当天是否与邓某联系处理后续事宜，邓耀科的陈述与邓某的证言不一致。邓耀科述称，“事后，我也没有跟邓某了解过这个情况，因为何建洪出院后没事了，所以我也就没有提过了，而期间我也没有找过何建洪、黄笃成或邓某要其还钱。何建洪后来出院后也没有找过我。”而邓某则作证称，“（邓耀科）在出事的当天就已经告诉我了，是电话联系我的，其问了何建洪是不是我的工人，我说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其不是我的工人，因为其只给我做过一两天的工而已。邓耀科跟我说了其垫付了11000元左右，因为垫付了医药费和护理费。他以为是我的工人才垫付了这个钱，我当时也没有表态说要帮其要回这笔钱，其告诉我其与何建洪说过要何建洪出院后还钱的。出事是在2013年，除了这一次联系说过这件事后，邓耀科往后就没有跟我联系过了。直到2015年执行局冻结其财产之后邓耀科才又找到我，问我是否知道黄笃成的电话，我也说了我不知道，其又问了是否知道何建洪的电话，我也说了我不知道。我也问了怎么回事，他才跟我说了法院冻结了其财产。”
本院审查查明，何建洪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提供了邓耀科的身份证复印件，但未提供邓耀科的联系电话，一审法院遂根据邓耀科身份证上载明的住址前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罗仙村十四队三巷11号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材料，发现邓耀科并未在该地址居住，一审法院又前往罗仙村民委员会，该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称，“兹有我村十四队居民邓耀科，男，身份证号：××，长期不在本村居住，去向不明，无法联系。”该证明上加盖了罗仙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一审法院再次要求何建洪提供邓耀科的联系方式或住址，但何建洪表示没有邓耀科的其他联系方式，一审法院遂采取公告方式向邓耀科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材料。
本院认为，本案为健康权纠纷。根据邓耀科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本案申请再审审查阶段的争议焦点是：1、一、二审程序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2、邓耀科提供的邓某的证言是否足以推翻二审判决。
关于一、二审程序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的问题。邓耀科申请再审提出，一、二审法院采取公告送达方式不当，剥夺其辩论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4）17号）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原告起诉时所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当要求原告补充材料，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或者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诉讼文书；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原告不能提供真实、准确的被告住址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或者裁定终结诉讼。本案中，何建洪向一审法院起诉时仅提供了邓耀科的身份证复印件，未能提供邓耀科的联系电话，一审法院前往邓耀科身份证上载明的住址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材料，发现邓耀科并未在该地址居住，一审法院又前往该地址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该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称邓耀科长期不在该村居住，去向不明，无法联系，一审法院再次要求何建洪提供邓耀科的联系方式或住址，但何建洪表示没有邓耀科的其他联系方式，一审法院遂采取公告方式向邓耀科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材料。从一审法院的上述送达经过来看，并无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之处。邓耀科以一、二审法院违法送达为由主张其辩论权利被剥夺，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邓耀科提供的邓某的证言是否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问题。首先，在有关邓耀科将何建洪送医当天是否与邓某联系处理后续事宜的问题上，邓耀科的陈述前后不一。邓耀科在再审申请书中称，“后来，邓耀科和当时的包工头邓某询问此事，邓某说承建的罗仙村三巷工程在2013年7月4日下午已经完工，黄笃成4日下午已经没有在此做事了。邓某说：‘我是工地负责包工者，如果是在此工地上出事，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不可能由黄笃成带人去医院，那伤者不是我的工人。’此时，邓耀科才发现上当了，心想当做一件善事罢了，也没有再去追究此事。谁知，邓耀科在2015年5月接到法院电话，收到执行通知书和二审判决，原来是那伤者恩将仇报，在利益的驱使下将邓耀科告上法庭。”从此段文字的逻辑顺序来看，邓耀科应是在收到一审法院的执行通知书之前就已经与邓某就何建洪受伤一事进行过沟通，否则不会产生“才发现上当了，心想当做一件善事罢了，也没有再去追究此事”的想法。但是，在本院进行听证时，邓耀科却陈述，“事后，我也没有跟邓某了解过这个情况，因为何建洪出院后没事了，所以我也就没有提过了，而期间我也没有找过何建洪、黄笃成或邓某要其还钱。何建洪后来出院后也没有找过我。”可见，在将何建洪送医后是否与邓某联系一事上，邓耀科在再审申请书中的陈述与在听证时的陈述明显不一。其次，在该问题上，邓耀科在听证时的陈述与邓某的证言亦不一致。邓某作证称，“（邓耀科）在出事的当天就已经告诉我了，是电话联系我的，其问了何建洪是不是我的工人，我说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其不是我的工人，因为其只给我做过一两天的工而已。邓耀科跟我说了其垫付了11000元左右，因为垫付了医药费和护理费。他以为是我的工人才垫付了这个钱，我当时也没有表态说要帮其要回这笔钱，其告诉我其与何建洪说过要何建洪出院后还钱的。”由于邓耀科在何建洪受伤后将其送医并为其垫付医疗费约10000元，且邓耀科在本院组织听证时称其在垫付该款项时已告知何建洪应偿还该笔垫款，故其理应对垫付该款项后是否与邓某核实何建洪的身份以处理垫款事宜有着较为清晰的记忆，由于邓耀科在该问题上前后陈述不一且与邓某的证言相矛盾，故对其陈述的真实性尚存疑。最后，邓耀科、邓某均确认二人有着长期的业务关系，且今后仍将继续进行合作，故二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邓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结合上述因素综合考虑，本院认为邓耀科提供的邓某的证言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
综上，邓耀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邓耀科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贾 密
审 判 员 黄秋生
代理审判员 申良洪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贤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