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12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延勇，男，1956年3月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莹、孙宁宁，辽宁瑾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富，男，1964年3月28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秀萍，女，1965年2月3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
法定代表人：刘秀萍，董事长。
上诉人刘延勇因与被上诉人郭富、刘秀萍、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2民初2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延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宁宁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郭富、刘秀萍、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延勇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郭富、刘秀萍共同给付上诉人自2011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暂计算至2016年5月1日为36万元）。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放弃权利，上诉人在发回重审的庭审中再次明确诉讼请求，即请求被上诉人郭富和刘秀萍偿还上诉人截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上诉人计算的2011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1日的16万元利息是第二项诉讼请求，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偿还全部本金60万元，年息10%。从2011年5月1日计算至2016年5月1日，被上诉人应偿还的利息为36万元，上诉人把2011年被上诉人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20万元转账支票从利息中全部扣除后计算出16万元，所以并非对利息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20万元中只有6万元是利息，其余14万元系本金，从而认定上诉人应偿还借款本金46万元，上诉人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如果这样计算，2011年5月1日到2016年5月1日的利息就应为36万元，上诉人不可能放弃20万元利息，仅主张16万元，故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郭富、刘秀萍、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未有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11日，被告郭富、刘秀萍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刘延勇人民币60万元整，经双方商定，郭富个人住房秀月街134号楼3-1-2为抵押，向刘延勇借款60万元整，年息10%，10年还清。每年5月1日前还款一次，如郭富不还款，刘延勇有权处理该房屋。2009年11月10日，刘延勇向郭富转账17万元；2010年4月23日，刘延勇向郭富转账10万元；2010年8月30日，刘延勇向郭富转账45万元；2010年5月14日，刘延勇向郭富转账35000元，共计75.5万元。2012年6月25日，被告郭富出具《承诺书》，载明郭富欠刘延勇60万元（投资经营）款，郭富承诺在2013年3月15日前还26万元、2014年3月15日前还44万元。注：如到期还不上郭富愿意将郭富名下所有房产归还刘延勇所有，被告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在承诺书上盖章。2011年1月24日，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向刘延勇出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万元，用途为劳务费，收款人刘延勇。另查，被告郭富与被告刘秀萍于1988年结婚，2013年离婚。
2016年5月12日，一审法院受理了刘延勇诉郭富、刘秀萍、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6年8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辽0202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以刘延勇的诉请超过二年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刘延勇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2月9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民终99号民事裁定，称被上诉人郭富、刘秀萍于2010年4月11日共同向上诉人出具借条，约定借款60万元，借款期限为10年。二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后，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上诉人作为出借人有权要求而被上诉人偿还款项。被上诉人郭富虽然于2012年6月25日为上诉人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于2014年3月15日之前清偿所有欠款，但该承诺书是在郭富和刘秀萍未按原借条约定期限还款的情况下郭富单方作出的承诺，上诉人未在承诺书上签字，被上诉人刘秀萍亦未签字，且2010年4月11日的借条仍由上诉人持有保管，未返还给被上诉人或销毁，不能视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郭富、刘秀萍之间就2010年4月11日的借条内容共同重新协商后形成了新的一致意见，郭富的单方承诺不能起到解除原有借条的作用，原借条仍具有效力，而且被告郭富没有按照新的承诺履行还款义务。因此，原借条中的借款期限对各方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按照承诺书承诺的还款期限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并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错误，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应进行实体审理并据实判决。故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6）辽0202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郭富2012年6月25日出具的《承诺书》是否为对原借款合同的变更？首先，根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99号民事裁定，该承诺书是在郭富和刘秀萍未按原借条约定期限还款的情况下郭富单方作出的承诺，刘延勇未在承诺书上签字，刘秀萍亦未签字，且2010年4月11日的借条仍由刘延勇持有保管，未返还给郭富、刘秀萍或销毁，不能视为刘延勇与郭富、刘秀萍之间就2010年4月11日的借条内容共同重新协商后形成了新的一致意见，郭富的单方承诺不能起到解除原有借条的作用，原借条仍具有效力，而且被告郭富没有按照新的承诺履行还款义务。因此，原借条中的借款期限对各方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2010年4月11日借条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为10年，故本案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其次，无论从2010年的借条、2012年的承诺书，亦或原审及本次庭审看，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借款金额为60万元，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原告实际打给被告的款项为75.5万元，故基于双方的认可，本案的借款本金可认定为60万元，年息10％，借款期限为10年，每年5月1日前还款一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三被告于2011年偿还原告20万元，根据法律规定，该20万元中的6万元系对当年利息的支付，剩余14万元系对本金的偿还。原告所主张的按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的主张并未在借条中明确约定，故其主张20万元均系对利息的偿还，于法无据。截至2016年5月1日，二被告应偿还的利息为36万元，已给付6万元，应支付利息30万元，但庭审中，原告仅主张16万元，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再次，从2011年被告郭富、刘秀萍偿还原告20万元至今，二被告再未偿还过原告款项，已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行使加速到期的权利，要求二被告提前偿还贷款本息，该权利的行使不同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故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郭富、刘秀萍签订的”借款合同”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郭富、被告刘秀萍共同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并支付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5月1日利息为16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为被告郭富、被告刘秀萍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6万元，并支付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5月1日的利息16万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节，因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在承诺书中以担保人身份盖章，而担保系单方法律行为，《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被告郭富在庭审中称出具该借条系受到胁迫，双方之间非借款关系而是共同投资、合作经营关系，原告为保本而逼迫其写下借条一节，从法律角度讲，被告郭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条上签字之时受到欺诈或胁迫，即使双方为投资合作关系，原告确为保本而让被告写下借条，亦系被告自愿而为，其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从情理角度讲，被告郭富在当时之情境下，系为某种有益于自身的目的而在借条上签字，人生就是一个有得必有失的过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富、被告刘秀萍共同偿还原告刘延勇借款本金46万元；二、被告郭富、被告刘秀萍共同给付原告自2011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6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暂计算至2016年5月1日为16万元）；三、被告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对上述被告郭富、被告刘秀萍应共同偿付原告之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三被告应偿付原告之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若逾期给付，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00元，由三被告共同负担9600元，原告负担24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郭富、刘秀萍于2010年4月11日签订的借条中，约定借款本金数额是60万元，年利率10%，十年内还清，每年5月1日前还款一次。被上诉人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24日偿还20万元，该款项中的6万元应为借款第一年度的应付利息，其余14万元因借贷双方未约定还款顺序，故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偿还的本金，一审判决认定尚欠本金数额为46万元正确，上诉人对此亦无异议。现争议焦点是从2011年5月1日到2016年5月1日三被上诉人应偿还的利息数额。虽然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变更此部分诉求为16万元，但上诉人对本金部分的诉求一直坚持为60万元，其认为被上诉人偿还的20万元全部是利息，主张从36万元应付利息中扣除20万元，故利息应为16万元。而一审法院在判决过程中认为20万元中的14万元是偿还的本金，继而认定本金数额为46万元，在此基础上计算应付利息为30万元，因上诉人利息诉求是16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自愿放弃权利。一审法院认定的本金数额与上诉人主张的本金数额不一致，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应向上诉人进行释明，如果一审法院释明后上诉人仍然按照16万元主张则是上诉人自愿放弃权利，而一审法院没有向上诉人进行释明，直接在判决中对此进行认定，导致上诉人不能重新计算和选择，还按照20万元还款全部是利息的方式计算剩余利息数额，故此种情况不属于上诉人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对此部分的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上诉人认可本金为46万元，却仍然主张按照60万元本金计算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2011年5月1日之后的利息，上诉人应以46万元本金数额为基数，按照10%的年利率进行收取。综上所述，刘延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2民初25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
二、变更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2民初25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郭富、刘秀萍共同给付上诉人刘延勇自2011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46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计算）；
三、驳回上诉人刘延勇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000元，由上诉人刘延勇承担840元，由被上诉人郭富、刘秀萍、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承担111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刘延勇承担1680元，由被上诉人郭富、刘秀萍、大连爱信通信有限公司承担26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杨学超
审判员金艳
审判员司玉峰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郑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