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28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明甫。
委托代理人洪文荣，浙江金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水娥。
委托代理人姚振刚，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明甫因与被上诉人毛水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瓶民初字第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贾某于1949年3月23日出生，于1971年6月5日与毛水娥登记结婚，贾某与毛水娥系夫妻关系，婚后双方未生育子女，毛水娥系贾某唯一法定继承人。2014年8月22日下午，贾某在上高村小泥山溪沟里挑石头过程中，不慎摔倒，四肢无法活动，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2014年9月1日死亡。期间，任明甫支付毛水娥各项费用15000元。事后，经有关部门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毛水娥起诉请求判令任明甫赔偿丧葬费22256.50元（44513元／2）及死亡赔偿金241590元（16106元／年×15年），合计263846.50元，扣除已付15000元，尚需赔偿248846.50元。
原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从原审法院调查材料中可以认定，任明甫以承揽工程做泥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而贾某以做小工方式提供劳务谋生；贾某于2014年8月22日在山沟沟村小泥山溪沟里挑石头的行为，受任明甫的指挥、监督，贾某仅提供简单的劳务，这与郑伟、罗义生、盛炳奎的陈述相互印证，双方之间形成雇佣合同关系；因此，贾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任明甫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贾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工作过程中未注意自身安全，对其本人受到的损害也应承担责任，依法可以减轻任明甫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原审法院酌定由任明甫对贾某的损失承担百分之七十的赔偿责任。毛水娥作为贾某的赔偿权利人，有权向任明甫主张权利；毛水娥主张的各项损失为丧葬费22256.50元及死亡赔偿金241590元，合计263846.50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毛水娥要求由任明甫赔偿损失中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过高的部分，原审法院予以驳回。任明甫辩称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抗辩意见，有悖常理，且与事实不符，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任明甫赔偿毛水娥丧葬费22256.50元及死亡赔偿金241590元共计263846.50元中的70%计款184692.55元，扣除任明甫已付15000元，尚余169692.55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毛水娥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33元，减半收取2516.50元，由毛水娥负担800.50元，任明甫负担1716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任明甫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毛水娥民事诉讼主体不适格，上诉人所支付的15000元，被上诉人是不当得利，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并非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人与死者贾某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买卖关系。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8月22日下午，贾某在上高村小泥山溪沟挑石头过程中，不慎摔倒，四肢无法活动，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2014年9月1日死亡。这一事实认定应是贾某在溪沟挑石头摔倒，而挑石头是以每车300元卖给上诉人，由此证实死者为赚钱而挑石头卖给上诉人，当天下午相互之间根本不存在做杂工的雇佣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承办人主观臆断，没有事实根据分析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从一审调查材料中可以认定，上诉人以承揽工程、做泥工为生活来源，贾某仅提供简单劳务。二人之间没有必然内在联系，既没有书面协议，更无口头约定劳动法律关系。此前虽有互相搭档的做小工关系，但还是松散性合作行为。从三份调查材料中可见，调解主任郑伟证实，任明甫认为是死者挑石头卖给他的，而毛水娥认为是为上诉人干活摔伤的。故应该采信当事人任明甫的陈述，不该采信既不是当事人也不在现场的毛水娥的谎言。太平山村委调解主任罗义生在调查材料中明确死者在挑石头中摔伤后死亡但不清楚双方是否雇佣关系。黎鹰牧场基建负责人盛炳奎在调查中明确，上诉人虽同贾某做工，因上诉人是泥工，属技术工种，贾某是体力工作，二人不是在一个工场上班，而上诉人5天，贾某为4天，工资由贾某向牧场财务领取。贾某虽在牧场做临工，不能等同于22日那天下午就与上诉人形成雇佣关系。2、一审认定8月22日贾某在溪沟里挑石头行为系受上诉人指挥监督不当。上诉人未和死者共同挑石头，而在家里工作，在不同的二个现场，贾某未受雇于上诉人，根本没有监督之必要，上诉人只要求送来的石头符合造房标准，就马上支付石头款。三、一审程序违法，对黎鹰牧场盛炳奎的调查笔录应是无效证据。1、太平村委于20l5年3月12日出具证明，在不调查情况下就定性贾某给上诉人做杂工，甚至于通过特殊关系在证明上盖余杭区鸬鸟镇人民政府公章。2、被上诉人于2015年3月l2日提供的二份证明中的一份载明贾某于2014年8月22日给泥水工任明甫同志做杂工摔倒，该证明将挑石头卖给上诉人歪曲为做“杂工”这一雇佣关系。这是太平村委证明，在证明上盖了与鸬鸟镇政府毫无关联的二枚镇政府公章，与罗义生陪同调查形成了有效的证据锁链，导致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辩称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四、死者在挑石头中摔倒，四肢无法活动。一审判决将没有任何住院治疗、死亡火化证据情况下，判决上诉人巨额赔偿不当。1、死者贾某不慎摔倒，是贾某之故，怎会四肢无法活动。送医院抢救的病历，抢救发票呢何时转院，据悉转到浙江省人民医院治疗，如此省级大医院，入院、治疗、抢救、出院，救治无效死亡的医疗程序非常严格。连这些最基本的发票出院死亡证明一概没有，可见贾某死因不明。2、贾某在8月22日下午不慎摔倒，其是68岁老年人，不能从事挑石头这种重体力活，又患有其他严重的疾病，可能摔倒后诱引了另一种疾病的暴发，住院11天后再突发病情致死亡。3、贾某死亡后，抢救医院要出具死亡证明，也要送去余杭火葬场火化。五、农村做帮工或杂工均由东家供吃饭，酒、烟、支付工资的，而8月22日那天，任明甫未叫贾某做工，贾某自己家中吃过中饭喝过酒后，路上碰到证人俞某，俞某在法庭上如实作证。且农村做工时间，早上上班到中午11时吃中饭后，在12：30就上班了，但贾某那天下午13：20还和方喜娣等人打扑克，根本不是帮上诉人做杂工，是挑石头卖给上诉人，贾某挑多挑少由其自己决定的，为自己做工，未与上诉人形成雇佣关系。综上，上诉人任明甫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毛水娥答辩称：一、被上诉人认为本案死者贾某与上诉人任明甫之间是雇佣关系事实清楚、证据明确，死者贾某以做小工为生。根据一审法官的调查笔录显示，任明甫曾多次雇佣贾某做小工，双方在事实上存在长期的雇佣关系。而贾某在入院治疗期间，任明甫不仅支付了5000元的医药费，后又赔偿死者亲属10000元的赔偿金。若真如任明甫所言，只是买卖关系的话，任明甫何必为死者出这两笔钱，现任明甫反而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上诉人归还，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更严重伤害了被上诉人家属的感情。二、关于死者贾某的死因，毛水娥已提供了相应的病历。可以证明贾某摔倒后，脊柱损伤，这种损伤就是贾某致死的直接原因，并非上诉人所认为的其他疾病。三、农村里做小工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上班作息时间，全凭雇主的口头要求。且事情是发生在2014年8月22日，当时正值盛夏，又是露天工作，且正是贾某根据雇主任明甫的要求下午晚一点再去，完全合情合理，并非如上诉人所说不受上诉人监督。四、一审法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去有关单位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并制作的笔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法官是根据实际调查情况认定事实的，而被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仅凭自己主观观念，认为成为判案依据的调查笔录“程序违法”、“仅是法官臆断行为”等，均置事实与法律不顾。五、逝者已去，死者家属之所以要求赔偿是希望给生者一定的安慰和生活补助，别无其他要求，但本案上诉人任明甫为达到拒赔的目的不顾事实，甚至恶意中伤死者家属，其行为已严重损害了死者家属的感情。综上，被上诉人请求驳回上诉。
上诉人任明甫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报销单（复印件）2份，欲证明死者贾某四天小工工资是由被上诉人毛水娥领取，其儿子罗兴国签名的事实；2、医院病历（复印件）1份，欲证明死者贾某在省人民医院骨科住院10天，经抢救治疗病情有所好转，最后放弃治疗致死的事实。
被上诉人毛水娥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任明甫签字的报销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中罗兴国签字的报销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住院病历可以明确表明，事发时8月22日贾某到省人民医院抢救，其颈椎骨折是致命原因，医生告知这是无法抢救的，所以家属放弃治疗。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被上诉人对证据1中罗兴国签字的报销单三性均有异议，故本院不予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毛水娥作为贾某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民事诉讼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可能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黎鹰牧场修理食堂的工作是任明甫承揽的，贾某在该牧场做小工，这在任明甫二审提供的报销单中能得到体现，在原审法院对郑伟、罗义生、盛炳奎的调查询问中亦能得到印证，且任明甫业已支付毛水娥15000元，而任明甫所依据的主要是证人俞某证言，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因此原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依据优势证据原则采信了毛水娥的主张，认定任明甫是贾某的雇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信。再结合毛水娥一审提交的贾某的门诊病历以及任明甫二审提供的贾某的住院病历，可以证明贾某死亡与其挑石头过程中不慎摔倒有着因果关系。原审法院依职权向相关人员作询问笔录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认定合法，原审审理程序并无不当之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33元，由上诉人任明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亮
审 判 员 李国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