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粤0308行初1624号原告梁秀，女，汉族，1966年12月2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高中明，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楠，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文生，男，汉族，1967年11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高中明，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楠，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振华路8号设计大厦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693981103B。法定代表人杨胜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湘波，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胡德启，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秀、赵文生因与被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政策性住房信息行政确认一案，于2016年8月30日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予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诉称，其二人属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赵文生作为案外人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公司）的职工，参与了该公司于1996年组织的住房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房改），购买了长城大厦8栋B303福利住房（全成本微利房）一套（以下简称涉案房产），价格为人民币205515元（以下币种同）。2002年，中广核公司根据公司实际和房改新政策，本着平衡新老员工经济利益的原则，决定对原房改方案进行调整，将原来已进行的全成本福利房分配一步到位改为按市场价进行货币化房改，其基本方法是“根据市场行情对员工现有住房和交付使用的新住房资产评估作价，新房旧房均按市场评估价值向员工出售”。根据这一新的住房货币化改革方案，中广核公司对涉案房产价格进行了重新评估，评估后，按该市场评估价格将涉案房产卖给原告赵文生，原告家庭据此又补交了购买差价。因此，原告二人实际均未享受任何政策性住房待遇。2016年4月，原告到被告处以及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打印房屋产权及住房信息时，被告出具的房屋产权以及住房信息中记载原告名下拥有长城大厦8栋B303政策性住房一套。2016年4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更改上述错误登记，但被告至今仍未予以更改。原告认为，被告的登记行为，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也已明显对原告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构成了损害。综上，诉请法院判令：1.撤销被告对原告名下拥有长城大厦8栋B303政策性住房一套的错误登记；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根据《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深发〔2009〕9号）一文，其“挂深圳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牌子”；其作为深圳市政府房改职能部门，负责全市房改有关工作。中广核公司于1996年组织房改，经原告方以及中广核公司申请，被告抽查合格后于1997年8月4日作出5282号批复，将涉案房产登记为政策性住房，该房改程序合规。据此，原告方于1997年8月20日与中广核公司签订了《深圳经济特区福利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全成本价格购买了涉案房产，并于1999年9月29日取得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房地产证上明确记载使用权来源为购全成本商品房。2003年6月6日，原告方申请取得涉案房产全部产权，被告审查后于2003年7月9日作出同意取得全部产权的批复，该批复仍注明涉案房产为全成本安居房。此外，本案政策性住房登记记录在被告于1997年作出涉案房产房改批复时即已产生，原告方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被告于1997年将涉案房产登记为政策性住房程序合法、事实清楚，符合政策法规规定，原告方关于其未享受过政策性住房待遇的主张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原告方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或者驳回其起诉。经审理查明，据《批复存根》（批号：005282）所载，1997年8月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房改办）经审查批准了案外人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核投资公司）提出的涉及431套房产的房改申请。与上述批复配套使用的《申请房改住房分户表》第18页载明，“序号”为“360”、“户主姓名”为“赵文生”的住房位于“福田区长城大厦村8栋B303号”，“建筑面积”为“118.91”、“房价款（元）”为“205515.31”、“购房类别”为“全成本”。据《深圳经济特区福利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593）（以下简称涉案房产买卖合同）所载，1997年8月20日，作为卖方的广核投资公司与作为买方的原告赵文生就“座落在深圳市××区××大厦村（路）8栋B303号，……，建筑面积118.91平方米”的房产即涉案房产签订买卖合同，双方约定“房价类别”为“福利商品房全成本房价”。据《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号）所载，1999年9月29日，涉案房产被登记为两原告共同所有、各自所占份额为“1/2”，土地使用权来源为“购全成本商品房”。另注明，“本证所记载的房地产，不得买卖。抵押（典当）、出租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据《申请取得安居房全部产权审核表》所载，2003年4月21日，两原告以原告赵文生为申请人、原告梁秀为申请人配偶申请取得安居房（即涉案房产）全部产权，广核投资公司作为“原产权单位”于当月23日出具“同意取得安居房全部产权”的意见，市房改办随后经审核同意上述申请。据《批复存根》（批复号：Q0004875_45）所载，市房改办收到上述申请日期为2003年6月6日，审核日期为2003年7月9日。2003年8月1日，涉案房产被登记为两原告共同所有、各自所占份额为“1/2”，产权登记证书载明的“他项权利摘要及附记”内容为：“市场商品房。使用权来源：安居房换证。”2016年8月4日，原告梁秀到被告处查询政策性住房信息，查询结果显示：“经查，在深圳市政策性住房档案信息数据库中”，存在两原告共同购有一套政策性住房即涉案房产的记录。另查，据《关于印发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深府办〔2009〕100号）所载，“根据《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深发〔2009〕9号），设立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简称市住房建设局，挂深圳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牌子），为市政府工作部门，……”经本院询问，两原告确认，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关于两原告名下拥有一套政策性住房的登记行为，并非其二人诉称中提及的其申请被告变更上述政策性住房登记而被告未予处理的行为。以上事实，有经双方当事人认可真实性、本院确认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批复存根》（批号：005282），涉案房产买卖合同，深房地字第××号、第××号房地产权登记证书，《申请取得安居房全部产权审核表》及其《批复存根》（批复号：Q0004875_45），《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政策性住房信息查询结果》，《关于印发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深府办〔2009〕100号）等证据，以及本院调查询问笔录为证。本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实质是市房改办对两原告经申购取得一套政策性住房（本案具体指安居房，下同）即涉案房产的事实予以确认的行政确认行为（以下简称被诉确认行为）。《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安居房是指按本规定出售或出租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准成本房、全成本房、全成本微利房和社会微利房。”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房改办）负责全市房改的日常工作，具体包括全市住房政策、房改政策和安居房售价、租金的制订，安居房售价和租金的审核，购、租条件审查和解除产权约束跟踪管理，及对违反本规定行为的查处等工作。”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市房改办依本规定审核后取得安居房全部产权的，安居房即成为市场商品房，权利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第八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企业和驻深单位的住房制度改革，可根据各自情况制订具体办法，但必须遵循如下原则：……（六）企业单位自订的住房制度改革办法，必须经过市房改办批准，才能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案中，在案证据证明，1997年8月，两原告依据经市房改办批准的广核投资公司房改申请，以政策性住房类型和价格购买了涉案房产；1999年9月，两原告取得涉案房产部分产权登记；2003年7月9日，经两原告申请，市房改办审核同意其二人取得涉案房产全部产权；2003年8月1日，两原告取得涉案房产全部产权登记。因此，涉案房产是两原告依政策性住房申购途径购买，并已取得其全部产权登记。被诉确认行为是市房改办为实施房改管理、在履行房改审批职责的同时必然附带作出的行政行为，故其最迟已于市房改办经审核同意两原告取得涉案房产全部产权之日作出。即使两原告在被诉确认行为作出时未被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市房改办的上述审核同意行为作为两原告取得涉案房产全部产权的前提，其二人最迟应当于其取得上述审核同意的批复之日、即其取得涉案房产全部产权登记日（2003年8月1日）之前知悉被诉确认行为的内容，即涉案房产系其二人依政策性住房申购途径取得的事实，故两原告于2016年8月30日起诉请求撤销被诉确认行为已超过法定2年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梁秀、赵文生的起诉。本案依法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梁秀、赵文生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本院依法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六份，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吴  文  芬审判员 李    洋审判员 董  学  军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张晓东（兼）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