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6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华，男，195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月华，女，195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198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惠芬，女，199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201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陈某2，系其父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3，女，198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1，男，201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陈某3，系其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2，男，201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陈某3，系其母亲。
上列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力、夏洁，福建如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灌口镇陈井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陈井村。
代表人：陈亚新，小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巧玲、李书家，福建闽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与被上诉人厦门市灌口镇陈井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陈井二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11民初1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判令向上诉人发放征地补偿款共计720000元。事实和理由：本案是因为征地补偿款分配引发的纠纷，上诉人能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应综合分析判断上诉人的集体成员资格问题，一审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只以上诉人因户籍变动后又迁回处作为前提条件来分析上诉人的资格，与事实不符。上诉人祖辈世代居住在陈井村，并且分有土地，目前仍有住宅在陈井村，履行村民婚丧嫁娶民俗及公益事业的业务，生活的基础仍在处，与有着物质及情感的依附关系。对上诉人的身份关系，及村委会也出证明确认了上诉人的村民资格问题，但一审法院以未出庭来否认该份证明是经过民主程序确认的，是对自治行为的干涉，也不符合证据规则，其不出庭应承担不利的后果，而不能将不利后果转移给上诉人承担。
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均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无权要求参与分配土地补偿款。1、陈国华虽出生在处，但其早在1982年11月19日就因整户下乡，全家户籍迁移至，户口也转为城镇户口，长年不在处居住与生活，早已割裂了其与土地的联系。2、陈月华、陈某2、陈某3原就属于城镇户口，其也未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取得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诉人陈月华、陈某2、陈某3系因陈国华的关系才于近年将户口移入处，陈某3甚至是在2016年6月才将户口移到处的，实际其均未在处居住与生活，属于“空挂户”。也未通过民主议定程序接纳他们为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3、上诉人作为城镇居民后均没有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民主程序决定重新取得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均不是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没有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同意接受上诉人为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在处实际仅是“空挂户”。实际也以不向上诉人分配征地补偿款的行为再次表示不同意接受上诉人为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成员也联名反对空挂户等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4、林惠芬、陈某1、程某1、程某2随夫或父或母处，但因其跟随落户的夫或父或母均不是的集体组织成员，故其也均不具有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上诉人作为新移入处的人员或跟随移入的人员，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应由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但上诉人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证实其已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取得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相反以民主议定程序通过的《陈井村海田无地人口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及不给予上诉人分配土地补偿款及的集体成员也联名反对空挂户等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多种方式确认不接纳上诉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正确的。
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立即向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发放征地补偿款90000元/人，共计7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2年11月19日，因整户下乡，陈国华户口由迁至，户口转变为城镇居民户口。
1983年10月15日，陈国华与陈月华登记结婚。
之后，陈国华、陈月华均落户于厦门市集美区曾营社区第二组，陈某2、陈某3亦随父母落户于厦门市集美区曾营社区第二组。
2006年5月8日，陈国华、陈月华两人将户口从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曾营社区第二组迁入。
2008年5月7日，陈某2将户口从厦门市集美区曾营社区第二组迁入。
2014年12月31日，陈某3与案外人程杰波登记结婚。
2013年9月16日，陈某3与程杰波儿子程某1出生，并于2016年12月14日。
2015年12月22日，陈某2与林惠芬登记结婚。
2016年2月25日，林惠芬因夫妻投靠将户口从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长房里8号迁入。
2016年6月22日，陈某3将户口从厦门市集美区曾营社区第二组迁入。
2016年9月7日，陈某2与林惠芬的婚生子陈某1出生。
2016年10月4日，陈某3与程杰波儿子程某2出生，并于2016年12月2日出生。
厦门市灌口镇陈井村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3月25日出具了《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我村村民陈天平（已故），该村民整户在1980年陈井村第二小组分配土地时均有分到责任地，1980年该户部分家庭成员包括陈国华。
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提交的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显示，黄暖治（陈国华的母亲）作为户主于1975年5月28日申请了位于大墓顶的一块宅基地。
2016年，因“马銮湾生态修复一期工程”被征地。2016年10月21日，厦门市灌口镇陈井村村民委员制定《陈井村海田无地人口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确定：“一、以2016年12月31日作为本次土地补偿款分配基准日。……。十一、家庭户中，如果因为男主人（陈井村男的子孙）工作关系，全家户口由农转居民的而后又将户口迁入本村的，其妻、子女如果原未分配土地的，则不享受土地补偿款的分配。……。”随后，向其无地人员发放征地补偿款90000元/人，但未向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发放。
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提交由厦门市灌口镇陈井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组长陈亚新签名的《证明》一份，载明：“兹有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国华、陈月华、陈某3、程某2、程某1……均系本村村民，且在本村有固定住所，生产、生活基础均在本村，上述村民已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保障依存关系，并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活生产关系，具有本村小组集体成员资格。”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证明》有经过民主程序议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主体问题所引发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本案的焦点在于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是否具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而是否享有参加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重点考察其生活保障基础，即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为基本考虑因素，并结合是否依法取得集体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等因素综合考量。本案中，陈国华属于《陈井村海田无地人口补偿款分配方案》所确定的第十一条，即因男主人（陈井村男的子孙）工作关系全家户口由农转居民的而后又将户口迁入本村的情形。至于陈国华提交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拟证明其在有宅基地，属于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该宅基地许可证系在陈国华户口迁出前由其父亲陈招好申请所得，不能反映陈国华生活居住的真实情况，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陈国华虽在曾分配有责任田地，但分配责任田地是发生在陈国华户口迁出前。陈国华长年在外生活，已割裂了其与土地的联系，二人并未依附于的土地而生活。前述两份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一直保留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事实上，陈国华于1982年将户口迁出而转为城镇居民，其早已丧失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现其将户口回迁，属于典型的农转非后又将户口回迁之情形，其能否重新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由经过民主程序决定。陈月华、陈某2、陈某3原属于城镇居民户口，现迁入，能否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由经过民主程序决定。至于林惠芬，其并无证据证明再其户口迁入之前其丈夫陈某2取得了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其自己的生活保障基础依赖于，现其夫妻投靠随迁户口而能否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应由经过民主程序决定。至于陈某1、程某1、程某2随父或随母，其能否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赖于父或母的身份，决定于由经过民主程序对其父或母的资格认定。本案厦门市灌口镇陈井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组长陈亚新通过《证明》形式确认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拒不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有证据证明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提交的《证明》经过或厦门市灌口镇陈井村村民委员会民主程序议定，该份《证明》内容也与拒不向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发放征地补偿款事实相矛盾，故对已经过民主程序决议认可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事实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为，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主张侵害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主动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可依法迳行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减半收取5500元，由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法院提交陈国华参加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证明，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陈国华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与其是否是成员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户籍在当地的都可以参与保险。向法院提交6组证据，证据1《上诉人的基本信息表》；证据2《陈井村海田无地人口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证据3《村民决议》；证据4《土地房屋登记卡》；证据5《说明》；证据6《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打印部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手写部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不能因此证明上诉人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资格。对证据2、3的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分配方案是否有经过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是否符合程序都有待考证，从签名看不出是否通过三分之二的人同意。这个方案的合法性应当由证明，才能作为分配方案的依据。一审查明陈国华是下乡关系，不属于工作关系。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只是证明陈某2有这样的资产，不能证明其不具有成员组织资格。对证据5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是在诉讼之前就产生的，而说明是诉讼后产生的，是为了诉讼需要的自我陈述和辩解，其证明力不及证明，应采信证明。对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每家每户迁移的时间，人口结构等情况都不一样，以前的判决不具有参考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陈国华户籍虽原，但其于1982年将户籍迁至，转为城镇户籍，已丧失集体成员资格。陈国华提交陈井村委会的证明中记载陈国华的父亲陈天平1980年在有分到责任地，但该责任田承包于陈国华户口迁出之前，其提交的户主为黄暖治的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显示，宅基地的申请时间为1975年，也在陈国华户口迁出之前，故这两份证据无法反映陈国华与之间真实的生产、生活关系。陈国华于2006年5月将户籍再次迁入，应属重新加入，其能否取得集体成员资格，应取决于集体组织通过民主议定程序作出的决定，不能单纯以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组长的证明作为依据。因依照陈井村村民委员会制定的《陈井村海田无地人口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决定对陈国华不予发放补偿款，即不认可陈国华的集体成员资格，故应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决定，陈国华要求分配补偿款的请求不能成立。因陈国华不具有集体成员资格，其配偶陈月华、婚生子女陈某2、陈某3将户籍迁入亦无法取得集体成员资格，林惠芬随夫、陈某1随父、程某1、程某2随母，亦无法取得集体成员资格，故对其要求分配补偿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陈国华、陈月华、陈某2、林惠芬、陈某1、陈某3、程某1、程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聆
审判员 柯艳雪
审判员 章 毅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林加仁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