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6民初4955号
原告：上海堡尼服饰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经营地上海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朱玉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颖。
被告：杨静，女，198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天，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堡尼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杨静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堡尼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颖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静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堡尼服饰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不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65,391元、代通知金3,663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02年3月28日入职，担任销售工作。最后1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12月25日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担任店长工作，月工资3,663元，每月25日发放上个月的工资。2016年7月27日，被告的业务主管冯梅巡店的时候，发现被告不在岗位上，就联系被告，被告称要请5天年休假。2016年7月28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的副总经理张健提出：2016年7月27日到31日期间休年休假，于2016年8月1日离职。被告在微信中表示感谢原告对被告的培养。原告询问了被告离职的原因，被告表示其需要在家里修养一段时间。被告的主管要求被告在钉钉地图上完善请假和申请离职的流程。2016年7月31日，被告的年假结束后再也没有来公司上过班。2016年8月9日，被告要求原告提供辞退的通知，称可以去申领失业保险，并提供了《关于解除被告劳动合同的通知》的版本及申领失业保险介绍信的版本。原告认为与事实不符，不同意出具。原告告知被告已批准其辞职，并于同日办理了退工手续。之后，被告向律师进行了咨询，才让律师制作了以欠薪、停缴社会保险为由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于2016年8月26日向原告邮寄了该通知。原告认为，被告于离职20余天后才向原告寄送解除通知，明显属于恶意诉讼，原告并没有单方面作出过解除决定，解除劳动合同系被告的原因，原告不同意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原告仅同意支付被告2016年7月1日到7月31日工资3,663元。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以下证据作为依据：
1、裁决书，证明劳动争议案件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原告不服，向法院起诉；
2、《劳务协议》原件，证明2013年12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劳务协议》，但从内容上看都是劳动合同的内容，合同期限自2013年12月25日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担任店长职位，每月基本工资3,663元，次月25日发放工资。原告认为，该《劳务协议》的个人信息部分及被告的签字、签署日期均由被告本人书写，合同期限、职位、基本工资及工资发放日由原告的人事徐静娟填写，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劳务协议》没有对工时制进行约定，但原告对被告实行标准工时制。2016年2月至4月期间，被告做6天休息1天，其余时间被告是做一天休息一天，每天工作6小时；
3、仲裁庭审笔录、仲裁申请书等，证明被告在仲裁庭审时称双方签订了3份合同，最后1份合同期限3年，签字后，原件都由原告收回了，因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劳务协议》的真实性是确认的。被告在仲裁庭审时确认其自2016年7月27日开始休5天年休假。被告在仲裁庭审时称冯梅于2016年8月1日通知被告不要上班，原告认为该主张不符合事实，原告并没有单方面作出过解除决定，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被告自2008年5月起担任店长职务，负责任职门店的排班工作，由于被告于2016年8月1日起离职，故被告没有给自己在2016年8月份排班。被告在仲裁庭审时确认自2016年8月1日开始没有上班，同时，被告也未对排班向原告提出过异议，这与被告提出辞职是相吻合的。被告在仲裁庭审时确认被告的社会保险在成都缴纳，但具体年份记不清楚了。被告在仲裁庭审时确认被告向律师进行了咨询，才让律师制作了以欠薪、停缴社会保险为由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于2016年8月26日向原告邮寄了该通知，被告在仲裁申请书中也确认其于2016年8月26日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主张与被告在仲裁庭审中陈述冯梅于2016年8月1日通知被告不要上班是相互矛盾的。原告也未收到过被告寄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认为该证据是事后伪造的;
4、(2017)沪浦证经字第253号公证书(张健与被告的微信记录进行的公证)及张健的劳动合同，证明张健系原告的副总经理，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5月4日至2019年5月3日。(2017)沪浦证经字第253号公证书证实：2016年7月28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的副总经理张健提出：2016年7月27日到31日期间休年休假，于2016年8月1日离职。被告在微信中表示感谢原告对被告的培养。原告询问了被告离职的原因，被告表示其需要在家里修养一段时间；
5、直营组织架构图、成都北京华联店堡尼专柜组织架构图、终端员工制度汇总，证明张健是副总经理，杨某某是成都区域经理，冯梅是区域督导，被告是成都北京华联店堡尼专柜店长，陈某某、刘某某、熊某是店员。终端员工制度汇总第6条店长的职责，其中D：正确进行全员工作安排，布置工作任务。因此，原告认为门店的排班就是被告负责的；
6、证人杨某某、陈某某、刘某某、熊某的证词以及证人的劳动合同，证明杨某某系区域经理，陈某某、刘某某、熊某系店员。四名证人证实被告在2016年7月底休年休假之后提出辞职，自2016年8月1日起未再上班；
7、人员减员表、退工登记信息、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成都德馨劳动社会保障咨询服务中心证明，证明原告的内部系统登记的被告离职时间是2016年7月31日。原告于2016年8月9日办理了退工登记，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7月；
8、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考勤表、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工资单，证明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的考勤由被告制表，2016年8月的考勤由陈某某制表。被告考勤记录到2016年7月31日为止(其中2016年7月27日至7月31日是休年休假)，自2016年8月1日起没有被告上班的记录。2015年8月到2016年7月的工资单证明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被告的每月基本工资1,500元、饭贴200元、妆容补贴100元、固定加班200元、交通通讯200元、保密工资500元、店铺补贴500元。从2016年5月开始基本工资调整为1,600元，交通通讯调整为300元，店铺补贴调整为600元，其他不变。关于代扣代缴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2015年8月到2016年4月期间都是207.88元，2016年5月为205元，2016年6月为320.74元，2016年7月为230.34元。
被告杨静辩称，原告提交的《劳务协议》系伪造的，除了2016年7月工资为3,663元之外，被告在职期间没有一个月的工资为3,663元。由于原告不支付被告2016年7月工资，也不为被告缴纳2016年7月的社会保险，被告于2016年8月26日以原告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由于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已满十年，原告未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严重违反法律的规定。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仲裁庭审笔录、仲裁申请书等材料未提出质证意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公证书及张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健劳动合同格式与被告的劳动合同格式、三名店员的劳动合同格式完全不一致，张健的劳动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对公证书所涉及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双方未就离职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即不发工资，也不缴纳社会保险。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直营组织架构图、成都北京华联店堡尼专柜组织架构、终端员工制度汇总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人杨某某、陈某某、刘某某、熊某的证词以及证人的劳动合同不予认可，证人未出庭作证，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人员减员表、退工登记信息、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成都德馨劳动社会保障咨询服务中心证明均没有异议，能证实原告于2016年8月停止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考勤表并没有被告签名确认，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工资单没有异议，但是被告另外还有三次销售提成，也应计入平均工资。被告要求法院维持仲裁裁决。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供以下证据作为依据：
1、《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2016年8月26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由于原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通知于2016年9月24日解除劳动合同；
2、劳动仲裁申请书及平均工资计算明细，证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代通知金及双倍工资。被告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4,670.82元；
3、EMS快递单，证明被告于2016年8月26日通过EMS向原告寄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4、奖状，证明被告于2011年获得原告颁发的十年成就奖；
5、胸卡，证明被告在原告的时尚百货盐市口店工作；
6、微信截图，证明被告于2016年8月22日通过微信向原告的工作人员询问：2016年7月的工资咋没收到。原告工作人员回答;你钉钉上走流程没，公司说你没办离职申请，工资缓发。被告回答：钉钉都删除了；
7、2016年7月工资单，证明原告应支付被告工资3,663.18元；
8、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历史明细清单，证明2015年9月21日，原告支付工资3,583.86元；2015年10月20日，原告支付工资4,685.56元；2015年11月20日，原告支付工资4,765.70元；2015年12月21日，原告支付工资4,563.56元；2016年1月20日，原告支付工资4,195.26元；2016年2月24日，原告支付工资3,941.45元；2016年3月21日，原告支付工资3,645.26元；2016年4月21日，原告支付工资3,285.86元；2016年5月24日原告支付工资4,949.50元；2016年6月22日，原告支付工资4,949.50元；2016年7月22日，原告支付工资4,586.16元；
9、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盐市口分理处交易查询，证明2015年7月21日，原告支付提成2,778.77元；2016年5月24日，原告支付提成451.31元；2016年6月22日，原告支付提成2,004.82元。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EMS快递单不予认可，对其余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诉、辩称意见及证据，查明如下事实：
被告于2002年3月28日入职。2006年4月被告到原告的成都太平洋百货全兴店专柜工作，担任店长。2016年7月27日，被告申请5天年休假。被告于2016年8月1日离职。被告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4,670.82元。
2016年9月19日，被告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支付工资3,663.18元、经济补偿金65,391.48元、代通知金3,663.18元、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51,379.02元。该委员会于2017年1月9日开庭审理，原告未到庭。2017年1月12日，该委员会作出成劳人仲委裁字(2017)第8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原告在仲裁裁决书生效后5日内一次性支付被告工资3,663元、经济补偿金65,391元、代通知金3,663元；二、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裁决后，原告不服向本院起诉，提出如上诉请。
本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劳务协议》原件，而被告认为该《劳务协议》系伪造的，但被告并未能提供相佐证据予以证明，仅凭被告陈述，本院难以采信。被告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劳务协议》上签名，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受法律保护。而且，被告在仲裁庭审时称双方签订了3份合同，最后1份合同期限3年，签字后，原件都由原告收回了，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6年7月的工资为3,663元。被告的陈述与原告提交的《劳务协议》记载的合同期限、职位、月工资标准等内容相吻合。在此情况下，本院确认原告提供的《劳务协议》的证据效力，即《劳务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恪守。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对2016年8月1日起被告未再上班没有异议，被告在仲裁庭审时称冯梅于2016年8月1日通知被告不要上班，原告予以否认，被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被告此项意见不予采纳；其次，被告主张其于2016年8月26日向原告寄送了由于原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而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并明确解除的日期为2016年9月24日。但事实上，被告并未在2016年8月1日之后继续上班，与被告声称的解除日期为2016年9月24日并不一致。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即使被告将于2016年8月1日停止上班，也应在2016年7月1日前书面向原告递交解除通知；再次，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原告对张健与被告的微信记录进行了公证，被告也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原告的举证符合民事诉讼关于举证的相关规定，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内容予以采信。从微信记录内容来看，被告向原告提出于2016年8月1日离职，是本案劳动关系解除的唯一原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6年8月1日以原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而解除劳动关系。而被告于2016年8月26日向原告寄送的解除理由系事后提出，不作为本案处理的依据。同时，原告主张被告作为店长，负有排班的责任，基于被告已提出离职，故被告未再给自己安排2016年8月的工作，亦符合常理。同时，《劳务协议》约定工资发放日为次月25日，从近一年的工资发放情况看，除了2016年7月的工资，原告从未发生逾期支付的情况，原告也正常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7月。至于2016年7月的工资，系最后一个月工资，原告提出双方未完成工作交接，工资未进行结算，故暂缓支付，本院可以理解。之后，双方通过仲裁、诉讼解决双方争议，也不构成原告故意拖欠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综上所述，被告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代通知金，本院认为，代通知金是指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代替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的一个月工资。劳动者主张代通知金的条件是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三种情形。本案中，本院前述并未认定存在原告解除被告劳动关系的情形，因此，被告要求原告支付代通知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原告同意支付被告2016年7月1日到7月31日工资3,663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
被告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51,379.02元，但该请求未获支持，被告也未起诉，视为对该项裁决内容的认可。
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依法作缺席处理。
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不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65,391元、代通知金3,663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上海堡尼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杨静2016年7月1日到7月31日工资3,663元；
二、原告上海堡尼服饰有限公司要求不支付被告杨静经济补偿金65,391元及代通知金3,663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上海堡尼服饰有限公司负担2.50元，被告杨静负担2.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晓祥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周 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
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