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淮中商终字第003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戚玉虎，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徐爱军，江苏预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龙，农民。
委托代理人徐必权，淮安市淮阴区运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戚玉虎因与被上诉人张海龙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的（2015）淮陈民初字第00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戚玉虎及其委托代理人徐爱军，被上诉人张海龙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必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戚玉虎一审诉称：2012年3月18日，张海龙与戚玉虎及李玉春、朱殿闯签订农村鱼塘承包合同一份，张海龙将其位于码头村一组境内鱼塘承包给戚玉虎等人养殖经营。后由于李玉春、朱殿闯退出，戚玉虎一人继续履行与张海龙的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戚玉虎按照约定向张海龙支付承包费用，并投入大量资金对鱼塘进行整改、整修，进行养殖经营。但是1、2号鱼塘张海龙至今没有交付给戚玉虎，自2015年5月开始，张海龙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阻扰戚玉虎养殖经营，经公安出警也无效。请求法院判令：1、张海龙排除妨害、继续履行承包合同，将1、2号鱼塘交付给戚玉虎；2、张海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张海龙一审辩称：1、戚玉虎主体不适格。2012年3月18日签订承包合同的主体是三人；2、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时没有具体的时间以及鱼塘面积，合同签订时张海龙只有3个鱼塘，没有其他鱼塘的经营权，张海龙与戚玉虎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不包含1、2号鱼塘；3、戚玉虎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履行给付承包费义务；4、戚玉虎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戚玉虎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18日，张海龙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李玉春、朱殿闯及戚玉虎签订农村鱼塘承包合同，该合同除约定承包金为2万元外，对承包期限、鱼塘位置、面积、等均未约定。合同最后约定双方可以对未尽事宜进行约定作为补充协议。2012年3月6日，张海龙出具承诺书，主要内容为“甲方现有鱼塘约50亩，承包给戚玉虎、李玉春养殖，鱼塘现有房屋、猪圈由乙方使用，所有大树保证砍光，由甲方处理，如遇国家拆迁除本提取百分之三十给甲方。如遇周边纠纷由甲方出面调解处理，绝不推诿。现有集成鱼作价贰万元。款收后所有鱼塘由乙方长期使用”。同日，张海龙出具收条，收到戚玉虎集成鱼款2万元。2012年3月18日、2013年6月22日，张海龙出具收条，收到戚玉虎2012年、2013年承包费2万元。2014年5月10日、2014年9月17日张海龙分别出具收条，收到2014年承包费1万元。2015年7月21日，戚玉虎以诉称事实和理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4月22日，码头村一组26名群众召开群众会，商定将鱼塘收回（张祥华鱼塘未到期待订），并发包给张海龙承包经营，承包费8000元。2012年4月26日，码头村一组与张海龙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码头村一组）将现有约50亩水面承包给乙方（张海龙）生产经营，承包期限15年，从2012年4月26日到2027年4月26日，承包费每年8000元。2015年1月26日，码头镇码头村一组将原张祥华承包的两个鱼塘及塘北洼地承包给张海龙经营。2015年8月，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码头村委会（以下简称码头村委会）出具证明原该村有三个鱼塘承包给张海龙经营。经现场勘验，双方争议地块有大小鱼塘超过十个。
原审法院再查明：2012年5月15日，李玉春出具承诺，承诺其退出鱼塘经营。2015年7月28日，朱殿闯出具证明，证明其早已退出鱼塘承包。2015年9月，戚玉虎与张海龙发生纠纷报警，戚玉虎陈述是因为拉围网遭到张海龙阻挠，张海龙认可阻挠事实，但辩称是因为戚玉虎没有按时缴纳2015年承包费。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明确各自权利、义务，以便双方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戚玉虎主张张海龙交付的鱼塘数量不足，但戚玉虎、张海龙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对鱼塘具体位置、数量、合同履行期限均没有约定，张海龙出具的承诺中也没有明确具体的鱼塘位置、数量，且该承诺出具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且戚玉虎陈述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没有明确哪几个鱼塘，只是张海龙指定区域说该区域都是的，故双方对具体鱼塘位置产生争议，且该区域鱼塘众多。戚玉虎认为承诺书中有约50亩的面积，是约定了亩数，其现在实际控制的鱼塘没有达到50亩，可以根据亩数确定具体位置。但戚玉虎举证的鱼塘示意图制作于2012年4月26日，且张海龙不予认可，而戚玉虎举证时陈述约定的鱼塘是1至5号塘，后又陈述是1至6号塘。戚玉虎实际经营了3至6号塘。但1至5号塘、3-6号塘总面积均不足50亩，1-6号鱼塘超过50亩。故因为戚玉虎、张海龙签订协议时既未在合同中约定数量、面积、位置，也未进行实际丈量，也没有明确指定鱼塘位置和数量，而正常语法理解约50亩既有可能大于也又可能小于50亩，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在签订承包合同时明确是包含1、2号鱼塘在内，戚玉虎要求交付1、2号鱼塘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而目前张海龙并没有解除与戚玉虎的承包合同，故不存在戚玉虎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问题。张海龙即使有阻挠行为也与戚玉虎未交付2015年承包费有关，双方在承包合同中没有明确交付承包费的时间，双方可以另行确定给付时间。对于张海龙辩称的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戚玉虎主张的是不动产的使用权，属于物权的一种，不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故对张海龙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对于戚玉虎要求张海龙排除妨害，继续履行承包合同，交付1、2号鱼塘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戚玉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戚玉虎负担。
上诉人戚玉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依据原审法院查明事实，2012年3月1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鱼塘承包合同，2012年4月26日被上诉人与码头村一组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两份合同所约定的鱼塘面积一致，被上诉人发包给上诉人的鱼塘就是其承包码头村一组的鱼塘，只是因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时，尚未与码头村一组正式签订承包合同，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鱼塘承包合同的四址无法确定。因此，依据被上诉人与码头村一组所签订的合同，码头村一组的所有鱼塘，除张祥华鱼塘外的1-6号鱼塘都在码头村一组发包给被上诉人的范围之内，也全部在被上诉人发包给上诉人的鱼塘范围之内。码头村一组已将1-6号鱼塘交付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只将其中的3、4、5、6号鱼塘交付上诉人，1、2号鱼塘没有交付，被上诉人没有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一审判决以面积不定、区域内鱼塘众多等理由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不予支持，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应将1、2号鱼塘交付上诉人。2、被上诉人妨碍上诉人经营事实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承包合同没有约定承包费的具体给付时间，上诉人只要在承包期内随时可以向被上诉人缴纳承包费，被上诉人也可以随时向上诉人主张承包费用，但被上诉人不能阻碍上诉人正常的生产经营，被上诉人主张承包费与上诉人主张排除妨碍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即使有阻挠行为也与上诉人未交付2015年承包费有关，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张海龙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戚玉虎为证明其上诉主张，二审中申请证人王某甲、朱某甲、谢某、戴某、汪某、李某甲、朱某乙到庭作证。证人王某甲证明其将承包谭井章的鱼塘转包给张海龙，张海龙于2012年左右转包给戚玉虎。朱某甲证明2012年6、7月份其帮戚玉虎在2、3、5号鱼塘逮鱼朝其它鱼塘倒，戚玉虎还欠其工资，2015年11月28日戚玉虎给其工资后帮戚玉虎写了证明，听戚玉虎讲他承包了6个鱼塘。谢某证明其每年夏天帮戚玉虎在鱼塘抽水，有3、4年了，在1、2、3、5号鱼塘抽的水，何时在2号鱼塘抽水记不清了。戴某证明其与戚玉虎是朋友，2012年夏天帮戚玉虎承包的鱼塘抽过水，在2、3、5、6号鱼塘抽的水，2012年在1、2号鱼塘逮过鱼。汪某证明，在戚玉虎承包鱼塘的第一年，戚玉虎买其鱼苗，其到戚玉虎承包的鱼塘投放鱼苗，在2、3、4、5、6号鱼塘投放的鱼苗。李某甲证明，其帮戚玉虎看管过鱼塘，其他事情均记不清了。朱某乙证明其与戚玉虎共同与张海龙订立鱼塘承包合同，约定承包面积是50亩，具体承包几个鱼塘不清楚，张海龙实际交付几个鱼塘也不清楚。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1、2号鱼塘在其承包范围内，其对鱼塘进行了整改，并投放了鱼苗等。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本人陈述1、2号鱼塘一直未交付，证人王某甲、朱某甲、谢某、戴某、汪某证明在1、2号鱼塘抽水、投放鱼苗、逮鱼等不真实。证人李某甲、朱某乙的证言没有实质性内容，故不发表意见。
2015年12月21日，本院对戚玉虎承包的鱼塘进行现场勘验，戚玉虎申请的证人黄某、王某乙、李某乙到现场作证。黄某证明，码头村一组与张海龙于2012年4月26日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的“50亩水面”是大概数字，不准确，具体对应的鱼塘是1、2、3、4号鱼塘和6号鱼塘的三分之二，面积总共约42-43亩，连土地在内。5号鱼塘、6号鱼塘的三分之一是码头村二组的。1、2号鱼塘之前是赵友祥、谭井章承包的。王某乙证明，戚玉虎承包张海龙的鱼塘，张海龙将戚玉虎带到其家接电，其开三轮车将打水的电动机送到2号鱼塘打水。1、2号鱼塘是谁承包的不清楚，但戚玉虎在鱼塘打水应该是承包该鱼塘的。李某乙证明，其作为群众代表与张海龙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2012年4月26日与张海龙的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不准擅自转包，该合同约定的50亩水面包含土地。
2016年1月15日，本院依法调查码头村委会主任谢成贵、村委会计生专干吕代林，该二人证明原码头村委会包给张海龙三个鱼塘，即3、4、6号鱼塘。吕代林并证明，张海龙从1998年开始就承包了三个鱼塘，后来是续包的，2000年与张海龙签订的书面承包合同因村组合并都毁了。1998年的承包合同是其经手与张海龙签订。2000年时码头村共有12个鱼塘，3、4、6号鱼塘是张海龙承包，1号鱼塘是赵有祥承包，2号鱼塘是谭井章承包，5号鱼塘是蒋志刚承包，张祥华承包2个鱼塘等。张海龙承包的鱼塘约20几亩水面，承包金是按水面和地一起算的。1号鱼塘现在应该是赵友祥在养殖，其看到赵友祥父子经常在1号鱼塘逮鱼，该鱼塘至今还未交付给张海龙，2号鱼塘现在是谁养殖的不清楚。
经质证，上诉人对黄某、李某乙关于码关村一组与张海龙签订的承包合同所约定的50亩水面包括田埂的证言不认可，认为田埂包含在承包范围内，但不应作为承包面积计算，对二人证明的其他内容认可。对王某乙的证言认可。对谢成贵、吕代林陈述未见过码头村委会与张海龙于2000年签订的书面承包合同及该合同没有保存的证言不认可，对二人陈述的其他内容真实性认可。被上诉人对黄某、李某乙的证言认可，对王某乙陈述带戚玉虎去其家接电的证言认可，对王某乙其他证言不认可，对谢成贵、吕代林陈述的内容真实性认可。
二审庭审后，上诉人陆续向本院提供了U盘，许树全、马继光、王兆留的书面证明，淮安市清河区水渡口办事处团汪村村民委员会、张国明、江苏省淮安经济开发区东湖办事处机场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刘国锁的证明，码头村委会与吴建玉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张海龙短信截屏、陆家生的书面证明等证据，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1、2号鱼塘一直无人经营，被上诉人阻挠他人在上诉人的鱼塘钓鱼，被上诉人妻子阻挠上诉人在鱼塘周围建厕所，上诉人在其他地方承包鱼塘均是按净水面计算承包面积，上诉人妻子及他人曾向被上诉人打电话要求交承包费，被上诉人不接收，被上诉人将1-6号鱼塘转包给他人等。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不清楚，也不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戚玉虎妻子及他人确实打过电话、发过信息要交承包费，但上诉人实际并未缴纳承包费。
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明1、2号鱼塘属于其承包范围。理由如下：李某甲、朱某乙的证言无实质内容，朱某甲、谢某、戴某、汪某分别证明在1、2号鱼塘逮过鱼、抽过水、投放过鱼苗，即使上述证言的内容属实，在1、2号鱼塘逮鱼、抽水、投放鱼苗的行为不能当然得出1、2号塘属于上诉人承包范围的结论，故对上述证言均不予采信。王某甲虽然证明其从谭井章处承包2号鱼塘转包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又转包给上诉人，但该证言系孤证，无其他证据印证，且与吕代林、张成贵的证言相矛盾，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申请黄某、李某乙、王某乙现场作证，该三人均未证明1、2号鱼塘在其承包范围，黄某关于1-6号鱼塘的归属及相关承包情况的证言与谢成贵、吕代林的相关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明1、2、3、4号鱼塘、6号鱼塘的三份之二属于码头村一组，并由码头村一组发包给被上诉人的事实，5号鱼塘及6号鱼塘的三分之一属于码头村二组的事实，该事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谢成贵、吕代林关于2000年时码头村共有12个鱼塘及该鱼塘发包情况的证言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上诉人在二审庭审后提供的书面证明及视听资料等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且其提供书面证明及视听资料未经本院许可，亦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法定事由，故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二审另查明，2000年时码头村共有12个鱼塘，张海龙承包了其中的三个鱼塘，即戚玉虎所主张的3、4、6号鱼塘，戚玉虎所主张的1号鱼塘当时是由赵有祥承包，2号鱼塘是由谭井章承包，5号鱼塘是由蒋志刚承包。2012年4月26日码头村一组与张海龙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所约定的50亩鱼塘为戚玉虎所主张的1、2、3、4号鱼塘及6号鱼塘的三分之二，戚玉虎所主张的5号鱼塘、6号鱼塘的三分之一属于码头村二组所有。
二审再查明，2012年3月18日，戚玉虎与张海龙签订鱼塘承包合同时没有对鱼塘进行实地丈量，亦未明确具体承包几个鱼塘。
二审中，戚玉虎主张1-6号鱼塘的净水面面积分别为7.45亩、7.29亩、6.75亩、5.1亩、5.7亩、12.15亩，共计44.44亩，张海龙对此无异议。戚玉虎还主张3、4、5、6号鱼塘连田埂在内面积为47亩。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2年3月18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所约定的承包范围，是否包括上诉人主张的1、2号鱼塘，被上诉人应否将该鱼塘交付给上诉人；二、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阻挠上诉人正常经营的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除约定承包金为2万元外，对承包期限、鱼塘位置、面积等均未约定。上诉人主张涉案合同的承包范围包括1、2号鱼塘，应由上诉人举证证明，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1、上诉人主张涉案合同为转包合同，因此涉案合同的承包范围与被上诉人和码头村一组签订的鱼塘承包协议书的承包范围应当是一致的。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合同虽然为转包合同，但是转包的范围并不一定与码头村委会及码头村一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范围一致，且经二审查明，码头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原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是3、4号鱼塘及6号鱼塘，码头村一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是1、2、3、4号鱼塘及6号塘的三分之二，码头村委会及码头村一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均不含5号鱼塘，上诉人的主张如果成立，则5号鱼塘并不在上诉人的承包范围之内。因此，上诉人以码头村一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包含1、2号鱼塘为由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亦包含1、2号鱼塘证据不足。
2、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所约定的“鱼塘约50亩”指的是净水面面积，被上诉人交付的3-6号鱼塘的净水面面积不足50亩，因此其承包范围应当包括1、2号鱼塘。而被上诉人认为承诺书所指的50亩不是指净水面，还包括鱼塘周边的田埂。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的陈述，双方当事人承认签订涉案承包合同时，并没有对承包面积进行实际丈量，因此承诺书中约定的50亩并非准确数字，而是约数。此外，被上诉人与码头村一组签订的承包合同虽然约定承包面积为50亩水面，但按上诉人主张的各个鱼塘的净水面面积计算，码头村一组发包给被上诉人的1、2、3、4号鱼塘及6号鱼塘的三分之二的水面面积为31.09亩，并不足50亩，且上诉人自己申请到鱼塘现场作证的证人黄某、李某乙均证明，码头村一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所约定的50亩水面，包含周围的土地，水面加土地面积总共约42-43亩，合同中的50亩亦不是准确数字。据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实际交付的鱼塘净水面面积不足50亩为由主张1、2号鱼塘包含在其承包范围内证据亦不充分。
3、上诉人二审提供证人证言用以证明上诉人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以后实际占有过1、2号鱼塘并对鱼塘进行了整改等，与上诉人的起诉状所主张的被上诉人一直没有交付1、2号鱼塘相互矛盾。且上诉人自2012年起承包鱼塘，2012年、2013年、2014年三年均按合同约定足额缴纳了2万元承包金，如按上诉人所述，1、2号鱼塘在其承包范围内，其到2015年才提起诉讼，不符合常理。
综上所述，上诉主张1、2号鱼塘在其承包范围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妨碍其养殖经营的行为，即阻挠上诉人在鱼塘的周围围网、建厕所及阻挠他人钓鱼。被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承认因上诉人未按期缴纳2015年的承包费，存在过阻挠上诉人围网的行为，但否认实施过阻挠上诉人建厕所及阻挠他人钓鱼的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如认为上诉人未按期足额缴纳承包金，应当采取正当方式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其以此为由阻挠上诉人围网，确属侵权行为，因该行为并非持续性的行为，侵权行为已实际停止，已没有排除妨碍的必要，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在上诉人合法经营期间，被上诉人不得无理妨碍上诉人的经营行为。上诉人还主张被上诉人阻挠其建厕所、阻挠他人钓鱼等，被上诉人予以否认，上诉人亦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戚玉虎负担（已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月娥
代理审判员 王 纯
代理审判员 邹艳萍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嵇洋洋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