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07民初131号
原告：寇爱欣，女，1965年2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北京扬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亮，北京扬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建明，女，1956年10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华，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寇爱欣与被告李建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寇爱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被告李建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华参加了全部诉讼，原告寇爱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亮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寇爱欣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寇爱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现登记于被告名下的北京中冶博瑞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公司）5%股权当中的1%股权为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前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其在庭审中明确的事实和理由为：北京首昌衡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昌公司)原控股股东为北京首钢计量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钢计量公司)，首钢计量公司为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2015年与原北京首钢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合并，现为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自动化公司)。中冶公司系首昌公司在2003年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2006年首钢公司改制，将部分子公司或者孙公司的股权以公司净资产价格转让给首钢派驻出去的职工(该部分职工原本的人事关系和社保关系在首钢，但是在子公司或者孙公司上班)，同时与该批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具体到首昌公司的改制，是首钢自动化公司保留10%的股权，剩余部分转让给职工的持股平台中冶公司，其中被告作为职工受让持有中冶公司5%的股权。根据中冶公司的设立目的及公司章程规定，中冶公司股东辞职或解聘后，必须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价格以所持股权证的价格为准。201l年被告达到退休年龄，从中冶公司退休解聘。2012年2月，被告与原告达成口头合同，被告将其持有的5%股权当中的l%售予原告，售价为12万元（按原值是10万元，被告要求增值部分，后中冶公司按12万元计算）。原告于2012年2月27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被告其他4%股权以同样的方式分别转让给公司另外四位职工。此后，原告开始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被告虽于当年办理退休手续，但一直返聘在公司工作。中冶公司作为持股平台公司，职工股东众多，长期存在大量股权代持情况，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与实际股权比例一直不符，且股东原本就是多年的同事，存在很强的信任关系，从未因此类问题发生过纠纷。因此，原告亦未催促被告和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近六年的时间里中冶公司多次向股东分红，都是按照受让后的股权比例进行，与被告再无关系，被告对此都是知情的，从未提出异议。直至2017年10月10日，被告突然委托律师致函中冶公司，主张知情权和分配利益权。原告认为，双方通过口头形式订立合同，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虽然未经工商变更登记，但交付股权、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且受让的股权已经被中冶公司接纳认可并实际行使权利近六年。现被告向中冶公司要求行使股东权利属于违约行为，对原告的权利造成侵害，急需司法机关对已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合同及相应法律结果加以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李建明辩称，一、原告所称事实与实际事实不符。本人从未向任何人转让过股权，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人和本人谈过股权转让的事。本人也从未向原告提供过个人账户，但中冶公司有本人的股东账户信息，过去公司分红都是打入此账户中。原告所称的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本人一直不知该笔款项系原告个人转账，本人的存折记录也无法显示此笔转账属于个人转账，直至本次原告起诉方才知晓。原告交纳股金是向中冶公司交纳的，被告收到所谓“退股金”也是公司发放的，原被告之间并无任何交接款项行为。原告如果认为其股东身份未被确认，属于其与中冶公司之间的纠纷。被告查到的公司章程中无股东退休必须转让股权的规定。首昌公司与中冶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公司，代持股情况也未提供证据支持。对于12万元中的所谓股权增值部分，未提供证据支持。中冶公司以退休按照章程规定必须退股的理由要求本人退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资金的相关规定，属于无效行为。事实上，中冶公司也未在工商管理部门对于我的股东地位做过任何变更申请，我的股东身份始终是合法的。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要求确认其股权的诉求应在2012年其向中冶公司交款后立即要求公司履行相关义务，但是原告明知中冶公司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下一直怠于主张权利，现已经过6年，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转账记录，证据3、证据4收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该四份证据均与本案事实认定有关，均应作为在案证据使用。
2.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1中冶公司2011年、2012年股东名册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2股权证书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与其持有的不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纠纷发生于中冶公司股东之间，该股东名册及股权证书均为中冶公司出具，故该二份证据具有真实性。
3.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3中的中冶公司2011年、2012年分红纳税明细表的真实性不认可，但认可收到2011年的分红8万元。本院认为，中冶公司的2011年、2012年分红纳税明细表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且可与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1、2相互印证，故该证据具有真实性。
4.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4中冶公司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该章程并非每页签字，公司也未加盖公章和骑缝章，且未在工商局备案，因每页的页边距不一致，有复印痕迹，故有被替换的可能。本院认为，该章程最后一页有李建明本人的签字，是否在工商局备案，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现李建明只是提出该章程未签字页有被替换的可能，但未举证证明相关内容在其签字后已被替换，故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5.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5李建明退休证及公司返聘后的工作证明、返聘期间工资流水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事实认定有关，应作为在案证据使用。
6.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6原告入股款收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事实认定有关，应作为在案证据使用。
7.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7首昌公司改制文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因原告未提供该证据原件，且文件内容与本案纠纷没有直接联系，故在本案中不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中冶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31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李建明持有的中冶公司股权证书载明，其入股时间2006年3月18日，入股金额50万元，所占比例5%，股东权利与义务，按公司合同、章程执行。
中冶公司2009年3月25日的公司章程所载明股东9人，包括本案被告李建明，不包括本案原告寇爱欣，李建明的出资额为50万元。该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第十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第十一条规定，本公司的股东辞职或解聘本公司后，必须转让本人所持的股份。股本的价格以本人所持股权证的价格为准。不在（本院注：应为“不再”）享受其他权力（本院注：应为“权利”），相应也不在（本院注：应为“不再”）承担其他义务。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第三十四条规定，本章程一式二份，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一份。被告李建明在该章程的最后一页签字；该章程未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中冶公司于2009年3月30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备案的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有9人，包括本案被告李建明，不包括本案原告寇爱欣，李建明的出资额为50万元。该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第二十八条规定，本章程一式二份，并报公司登记机关一份。被告李建明在该章程最后一页的签字为他人代签，李建明对该代签字行为及章程内容认可。
中冶公司2011年3月30日的股东名册中记载，原告寇爱欣股权份额3%，被告李建明股权份额5%，初始入股时间均为2006年3月18日。李建明于2012年6月11日收取中冶公司2011年度税后分红80000元。
2012年2月27日，原告寇爱欣向被告李建明名下账户转账12万元。李建明收款账户存折交易明细载明，转账存入12万元。
2012年3月2日，中冶公司向原告寇爱欣开具收据，载明收到寇爱欣交来的股金12万元。同日，被告李建明在中冶公司开具的收据上签字，收据上载明李建明收到中冶公司交来的退股金60万元。
中冶公司2012年3月30日的股东名册中记载，原告寇爱欣股权份额4%，初始入股时间2006年3月18日。寇爱欣持有的股权证书亦有相应记载。被告李建明未被记载于该份股东名册中，且未参与中冶公司2012年度及之后的分红。
2018年1月29日生成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中冶公司的股东为9人，包括本案被告李建明，不包括原告寇爱欣。
另，2011年10月，被告李建明在北京斯凯沃科技有限公司处退休，于2012年2月至2017年1月在中冶公司任职地区销售经理。
原告寇爱欣称，因李建明未提出过异议，故其未向李建明主张过变更工商登记。李建明是首昌公司的员工。被告李建明称，中冶公司员工全部都是首昌公司的人，中冶公司持有首昌公司90%的股份，其是首昌公司招聘的，原为首昌公司的副总经理，后被中冶公司派到其成立的北京斯凯沃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并在该公司退休。
被告李建明称，其收到退股金60万元前，中冶公司时任董事长郭长河跟其说公司章程有规定，退休要退股，60万元也是当时说好的，故其一直认为是退股关系。补打存折时，其亦未看到五笔12万元款项的来源。收款账户是其分红账户，后为退休后返聘的工资账户，中冶公司掌握该账户信息。
包括本案在内，本院同时受理了5件以李建明为被告的股权转让纠纷，共涉及退股金60万元、李建明名下的中冶公司股权5%。5个案件的诉讼请求、理由一致。庭审中，原告寇爱欣坚持其股权转让纠纷案由和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有中冶公司章程、工商档案、股东名册、股权证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分红明细表、收据、工作证明、工资发放明细表及转账记录、退休证、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就案涉股权的转让达成了合意；二是本案起诉时是否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
一、原被告之间未就案涉股权转让达成了合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原告寇爱欣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起诉，主张其与被告李建明之间达成了口头合同，李建明将其持有的中冶公司5%股权当中的l%售予原告；被告李建明抗辩称，其从未向任何人转让过股权，直到庭审时也没有任何人和其谈过股权转让的事情。但原告寇爱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李建明没有将案涉股权转让给原告寇爱欣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双方既未以口头形式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亦不属于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形式”。理由如下：1.李建明签字确认的中冶公司收据上记载的是“退股金”，中冶公司给寇爱欣开具的收据上记载的是“股金”，均未体现为股权转让款，亦不能推定为股权转让金；2.无论是寇爱欣交来的“股金”，还是李建明收到的“退股金”，相对方均是中冶公司，而不是本案原被告之间的直接交易行为；3.寇爱欣直接转账12万元给李建明的过程，无法得出李建明知道或应当知道是寇爱欣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结论；4.无论是中冶公司2009年3月25日的公司章程，还是中冶公司2009年3月30日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出资均作了明确规定，寇爱欣主张的股权转让行为不符合该两份章程的规定；5.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有明确的规定，寇爱欣主张的股权转让行为不符合该条款规定；6.李建明提交的公司章程的备案时间晚于寇爱欣所提交公司章程的签订时间，且已按照章程的规定报送给公司登记机关，故李建明所提交章程的证明力高于寇爱欣所提交章程的证明力；7.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公司章程均规定“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现中冶公司对外公示信息及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章程中，李建明仍登记为中冶公司的股东；8.李建明至今仍持有中冶公司的股权证书；9.中冶公司内部是否长期存在大量股权代持情况，以及中冶公司2012年后按照寇爱欣所主张的受让后股权比例进行分红，而未再向李建明分红等事实，均与诉争的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10.公司法律制度尊重公司自治，但对公司登记事项、股东利益保护等亦有明确的规定，亦应严格尊守。故中冶公司内部治理的不完善，不应成为本案原告主张其诉请成立的理由。
二、本案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
被告李建明抗辩称，原告要求确认其股权的诉求应在2012年其向中冶公司交款后立即要求公司履行相关义务，但是原告明知中冶公司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下一直怠于主张权利，现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本案原告寇爱欣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债权请求权范畴，不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故被告李建明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因原被告之间未就案涉股权的转让以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订立过合同，故原告寇爱欣关于确认其相应权利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寇爱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寇爱欣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闫 辉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王亚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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