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3民终18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仲达，男，193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铁路街道办事处退休职工，住徐州市云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徐州市铜山区铜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徐州市段庄广场西侧西城华庭B楼1-6层。
负责人：任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江苏苏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源，江苏苏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仲达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311民初4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仲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被上诉人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朱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仲达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老客户，曾多次办理保险业务，长期在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购买产品。2011年8月起，该公司业务经理昝金英及多名业务人员，采用打电话、送礼品、请吃饭等手段，将上诉人等多人请到该公司办公地点204号业务室。业务员昝金英宣传说，该公司现开展存款业务，存款期分为一年期和半年期，年息7%-9%，利息比银行高且更保险，因为银行可能破产，保险公司不能破产，并说该存款业务只对老客户开展。在这种宣传下，上诉人于2011年9月11日将9.7万元的现金在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办公楼的204业务室交给该公司的业务经理昝金英，其给上诉人出具了盖有《太平洋寿险（徐州）市区营销专用章》的收据并告知二天后到该公司处换取正式存单。后换取存单时，昝金英交付的存单是徐州君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安公司）的存单并解释君安公司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内部公司，是其第三产业，属于下属单位，小金库，存款到期后，可以到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取款，也可以转存或者提前取款。后上诉人到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取款时，该公司告知上诉人，昝金英等人已被辞退，204业务室也被关闭，致使存款至今无处兑付。市消协、泉山区公安分局均曾要求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先行兑付，但该公司不接受调解。以上事实有马兴芹、昝金英在泉山公安分局讯问笔录为证。
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业务经理昝金英的鼓动下，将9.7万元现金交给了昝金英，并在其办公楼204业务室收到了盖有《太平洋寿险（徐州）市区营销专用章》的收据，按相关法律规定，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存款合同关系。而且，昝金英、马兴芹在泉山区公安分局的讯问笔录上明确承认该收据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收据，印章也是该公司刻制的，印章由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人员保管，收据已被昝金英收回。
一审判决认定昝金英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表见代理纠纷案件时，既要注重保护善意相对人利益，又要兼顾被代理人利益。认定表见代理的，应当以被代理人的行为与权利外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牵连性即被代理人有一定的过错为前提，以“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为条件。昝金英等人吸收存款的时间是上班时间，吸收存款的地点是被上诉人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办公地点，出具的收据加盖有《太平洋寿险（徐州）市区营销专用章》，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行为系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业务人员的职务行为，而非昝金英等人的个人行为，故该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3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负责的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的协议，将取得的财务部分或者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双方已经形成存款合同关系，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应当承担兑付存款的责任。
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所谓本案事实没有证据支持，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昝金英等人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宣称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开展存款业务，吸收存款后向各上诉人出具了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收据，并解释君安公司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下属单位，存款到期后可到该公司取款，消协及公安局要求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先行兑付部分存款等无证据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不予采信。2、上诉人与我公司之间并没有建立储蓄存款法律关系，上诉人的诉请无事实依据。上诉人持有存单实际上是君安公司的收据，收据上加盖的是君安公司的法人印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该事实表明本案法律关系是建立在上诉人与君安公司之间的，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不是法律关系主体。昝金英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钱全部交给了出具收据的君安公司，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从未收取过钱，也不知道昝金英等人在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收据是君安公司出具，钱也是君安公司收取，要求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承担责任无依据。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持有君安公司收据，该法律关系当事人是上诉人及君安公司，因此该收据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仅对君安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认定上诉人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关系，则意味着昝金英等人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但实际上生效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昝金英行为系犯罪行为，从而否定了上诉人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之间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主张。3、昝金英等人的行为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对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表见代理。上诉人持有的是君安公司收据，表明昝金英等人是以君安公司名义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所要求的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这一要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可上诉人均为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老客户，公司也认可该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在主观上明知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仅仅有寿险的保险业务，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存款业务。昝金英等人是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的代理人，不可能有存款业务的授权范围，该事实表明上诉人之所以受到欺骗，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较高的利息而参加昝金英等人的集资业务。上诉人作为交易相对人不符合善意无过失这一认定表见代理的主观要件。从昝金英等人从事非法集资的客观表现来看，非法集资活动的受害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善意无过错当事人，上诉人过去在购买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保险产品时，是在代理银行和公司一楼营业大厅，而昝金英等人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并非是在正规营业大厅。上诉人在拿到君安公司收据时，也曾提出质问，君安公司开具的收据既不是正规保单也不是正规银行存单，其外在表现完全符合非法集资表现出来的特征，因此参加非法集资活动的受害人并非合同法意义上的善意无过失。4、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昝金英等人为上诉人出具过盖有太平洋寿险徐州市区营销活动专用章的收据，昝金英在2015年10月19日的笔录中供述，没有宣称过君安公司为我公司第三产业，其出具的收据都不加盖印章，退一步讲，即使出具过类似收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关系。该印章的内容是寿险活动专用章，显然不能代表公司从事存款业务。该印章并非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刻制并使用的印章。出具收据的行为是昝金英等人为吸收存款采取的犯罪手段，该犯罪手段不产生民法行为的相应后果。张淑英等人的收据已经由昝金英兑付，没有产生法律纠纷，不能以昝金英的收据推导出所有的集资受害人都持有过类似的收据。5、上诉人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情形不符合该文件规定的条件，不应予以适用。该文件适用的条件是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协议，本案中并不存在昝金英等人以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协议的情形，因此该文件不应在本案中予以适用。6、根据已经生效的（2016）苏0311刑初339号刑事判决书，昝金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项判决内容责令被告人退回集资参与人的经济损失，另一份生效判决书（2016）苏0311刑初287号刑事判决书，根据上述生效判决书及法律依规定，受害人应通过刑事案件的追缴违法所得等法律程序主张权利。
周仲达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兑付存款本金100000元，合同到期后应领取利息5730元，逾期利息损失10570元（以到期金额为基数，按照银行存款利率标准，从2013年3月5日计算至2017年7月26日止），合计116300元。2、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3月，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业务经理曹洁以回报老客户的名义，动员周仲达参加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新开的短期存款业务，告知利息比银行稍高，提前和逾期支取可按银行一年期利息计算，在昝金英的鼓动下，周仲达在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204室业务部办理了交款手续。当时加盖的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业务专用章收据，隔天后收据被收回，替换为君安公司的存单，同时被告知君安公司系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第三产业，君安就是太平洋，存单到期后，由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兑付存款，太平洋保太平，无风险。但到2012年8月，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关闭了204室业务部，并辞退了昝金英等经办人员，致使周仲达的存单至今无处兑付。周仲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昝金英原系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保险业务代理员，代理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人身保险业务。
2008年至2012年间，经昝金英及其发展的业务员李绍玲、马秀侠（曹洁）、马兴芹等人向周仲达等多人宣传投资。
2011年，周仲达经昝金英介绍进行了投资。2011年9月11日，君安公司向周仲达出具周仲达所称的“投资存单”一份，内容主要有：金额97000元，期满后凭身份证领取，必须同时具有本公司盖章和法人印章方可生效，自2011年9月19日至2012年9月18日止，期满领取105730元。该“投资存单”上加盖了君安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徐东华的印章。周仲达陈述该款项系以现金和银行存单的方式交付给了曹洁。
2015年10月20日，昝金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拘留，2015年11月26日被逮捕。后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昝金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向该院提起公诉。2017年5月4日，该院作出（2016）苏0311刑初33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昝金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判决有限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30万元，并责令昝金英退赔集资参与人的经济损失。
在上述案中，周仲达等人曾至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昝金英作了讯问，对李绍玲、马兴芹、马秀侠（曹洁）等作了讯问，主要内容如下：
昝金英供述，其在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处任业务经理，负责一个业务部。2007年其认识环球保险公司的徐嘉慧。2008年徐嘉慧称其父亲经营的君安公司需要资金，想让其利用保险公司业务经理的便利发展业务员拉客户来存款，给其高额利息。其先后介绍发展了李绍玲、马兴芹、马秀侠（曹洁）等业务员吸收客户投资。其介绍的大多数是保险的老客户，客户对其都比较信任，其告诉客户，其一个朋友的父亲开的君安公司做煤炭生意，需要用钱，给的利息高，还将自己在君安公司的“投资存单”出示给客户，有的客户就存钱了。后来，有其发展的业务员称曹洁向客户反映君安公司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三产，其后来也这么宣传了。客户将钱交到其处后，其出具收据，有的也不出具收据，然后其将钱交给君安公司的会计，君安公司的会计出具君安公司的“投资存单”后，其再将“投资存单”交给客户，收回收据。业务员一般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办公室、客户家里、公司楼下的银行等处接待投资客户，业务员介绍到君安投资的客户来源主要是业务员自己的保险客户。对于公安机关讯问，为何有部分报案人员提供的收据上有“太平洋寿险（徐州）市区营销活动专用章”（以下简称“营销活动章”）的字样，其称太平洋保险公司营销部有一个用于宣传的方章，办理保险业务时出具临时收款收据也盖该印章，为何在君安公司的收据上有该印章，其说不清楚，其收客户投资君安的款时，有随手拿了原用于太平洋保险的盖有印章的收据开给客户。
李绍玲、马兴芹、马秀侠等人陈述，2009年至2012年间，昝金英通过开户、个别谈话等方式，发展业务员以吸收资金。客户主要是老年人，一般交现金或存单，再由业务员交给昝金英处，昝金英有给过业务员收据，盖有“太平洋营销”等字样的长条章，客户交钱时业务员开具收据或打白条，钱交给昝金英几天后，昝金英再将君安公司的单子交给业务员，业务员通知客户来取。
一审法院另查明，君安公司于2007年1月15日核准开业，2009年12月28日被吊销核准，2011年9月23日注销核准，徐东华曾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16日，该院作出（2016）苏0311刑初28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东华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依法发还，不足部分责任退赔。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主张的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问题。本案中，周仲达所主张的款项虽已经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为昝金英的犯罪数额，但周仲达系主张昝金英以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名义进行经济活动，因而主张应由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该案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周仲达的主张能否成立，需要经过实体审理予以评判。
关于周仲达主张应由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承担涉案相关责任，该院认为于法无据。理由如下：
其一，昝金英等人系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人身保险业务的销售人员，其无权实施吸收存款的行为，且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业务范围亦无储蓄存款业务，因此，昝金英的行为并不是职务行为。同时，周仲达亦未有证据证明昝金英等人接收涉案款项时，获得了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授权，因此，昝金英无权代表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实施本案行为。故周仲达无权基于昝金英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有权代理行为而要求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承担相关责任。
其二，昝金英等人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构成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无权代理；二是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需要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三是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处于善意无过失。
昝金英及其发展的业务员的行为并不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授权进行的职务行为，因此，周仲达无权基于此要求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承担相关责任。
具体到本案而言，根据昝金英的供述可知，昝金英宣传的系君安公司的产品，且向周仲达出具的也是加盖有君安公司公章的“投资存单”，因此，昝金英并不是以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名义收取涉案资金的。对此，周仲达虽举证了其他部分报案人员提供的加盖有收据复印件，昝金英等人的名片以及昝金英等人在宣传时所称的君安公司系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三产公司等予以辩驳，但该院认为，本案周仲达并不能证实昝金英向其出具了“营销活动章”的收据。再则，无论昝金英在收取款项时出具了何种手续，其向周仲达宣传的系君安公司的产品，最终出具的合同加盖的亦系君安公司的印章，因此，本案中，不能认定昝金英系以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名义与周仲达订立了合同。关于周仲达是否对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员工昝金英有代理权有合理信赖的问题，周仲达虽举证了其他部分报案人员提供的加盖有收据复印件，昝金英等人的名片以及昝金英等人在宣传时所称的君安公司系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三产公司，且主张在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办公场所交付款项等欲证明其有理由相信昝金英的行为系有权代理，但该院认为，君安公司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系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即使周仲达在交付款项时，昝金英未明确周仲达交付的款项去往何处，或宣传君安公司系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三产，或宣传系内部存款，但最终，昝金英均会向周仲达提供君安公司的“投资存单”，以确定周仲达的权利，周仲达现持有的亦是该“投资存单”，周仲达在收到该“投资存单”时应当对承担责任的主体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其无合理理由信赖昝金英系代表本案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而进行的相关民事行为。综上，昝金英虽无权代理本案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实施相关行为，但不能认定其以本案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名义实施了案涉行为，本案周仲达亦无合理理由相信昝金英有代理权，故昝金英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仲达对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30元，由周仲达负担。
二审期间，周仲达提供证据如下：
第一组，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区分局经侦大队于2015年10月19日、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月21日、2015年11月12日、2015年11月27日、2016年2月23日、2016年5月7日对昝金英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以下事实：1、昝金英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高级经理；2、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吸收存款的时间从2008年至2012年11月份长达四年之久；3、吸收周仲达存款的地点在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二楼办公室；4、李绍玲、马兴芹、马秀侠（曹洁）、关永琴、孙恩遐、王雷、马涛等人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业务经理、业务员；5、在吸收周仲达的存款时，交给周仲达的是带有《太平洋（徐州）市区营销专用章》的收据；6、《太平洋（徐州）市区营销专用章》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刻制，该公章由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工作人员高敏保管；7、昝金英在吸收周仲达存款时，向周仲达讲过君安公司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三产公司。
第二组，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区分局经侦大队于2013年9月23日、9月26日、9月24日、2015年11月15日、2016年9月4日对马兴芹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以下事实：1、周仲达的个人信息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透露给马兴芹和其他业务员的；2、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业务人员在吸收存款时向周仲达宣传了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开展存款业务；3、昝金英向公司业务员讲过君安公司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第三产业；4、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吸收存款的时间是从2008年开始的；5、昝金英告诉公司业务员，该项存款是公司内部存款，君安公司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第三产业，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华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安排专门负责这项业务；6、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业务人员向客户宣传君安公司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第三产业；7、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在吸收存款时给客户出示过盖有《太平洋（徐州）市区营销专用章》的收据；8、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业务人员在吸收客户存款时陈述存款是投资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内部存款；9、存款人在换取存单时，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业务人员将原来的收据收回并撕掉。
第三组，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区分局经侦大队于2012年9月17日对付秀云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以下事实：1、客户的存款是存给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2、吸收客户存款的地点在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办公室；3、吸收客户存款时，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业务人员宣传君安公司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第三产业；4、客户不知道君安公司是存在。
第四组，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区分局经侦大队于2012年10月22日，对王连生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以下事实：1、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将周仲达等客户的个人信息透露给昝金英等业务员；2、周仲达等客户在向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存款时，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曾出具过盖有《太平洋（徐州）市区营销专用章》的收据；3、周仲达等客户在换取存单发现是君安公司的存单时曾提出过质疑，但昝金英等业务员解释说这是内部存款；4、周仲达等客户不知道君安公司存在。
第五组，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区分局经侦大队于2012年9月27日对李保顺的询问笔录，拟证明马秀侠（曹洁）向周仲达等人宣传时，介绍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有第三产业并开展了存款业务。周仲达等客户在换取存单时发现不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存单时，曾提出质疑。
第六组，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区分局经侦大队于2012年9月对姚瑞兰的询问笔录，拟证明马秀侠（曹洁）等业务员向周仲达等客户宣传时，陈述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内部有存款业务，且利息高、安全。周仲达等客户不知道君安公司的相关信息。
第七组，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区分局经侦大队于2012年10月对黄启华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将周仲达及客户信息透露给昝金英等业务员。周仲达等人将钱存到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且不知道君安公司信息。
第八组，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区分局经侦大队于2012年11月8日对刘绮霞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以下事实：1、周仲达等人并不知道君安公司；2、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将周仲达及其他客户信息透露给马兴芹等业务员；3、客户将钱交给马兴芹，马兴芹出具了盖有《太平洋（徐州）市区营销专用章》的收据；4、客户换取存单时，发现不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而是君安公司的存单时，当时便提出质疑，周仲达等人是无过错的；5、马兴芹等业务员向客户宣传君安公司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三产公司；
第九组，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区分局经侦大队于2012年11月对王秀有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以下事实：1、周仲达等客户不知道君安公司；2、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将客户的信息透露给马秀侠（曹洁）等业务员；3、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业务员宣传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开展了三产业务；4、苏启荣等客户存款的地点是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办公楼204室；5、周仲达等客户存款时，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出具过盖有《太平洋（徐州）市区营销专用章》的收据。
第十组，君安公司工商档案查询单，拟证明君安公司在2007年1月15日开业，2009年12月28日被吊销，2011年9月23日被注销，由此说明周仲达持有的单据上加盖的君安公司印章的时间段，君安公司已经被吊销甚至被注销，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经质证，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认为：上诉人的证据在性质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昝金英、马兴芹等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第二类从证据三至九是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受害人在侦查阶段所做的陈述，第三类是企业工商查询表。这些证据均不是二审新证据。1、对第一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内容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在昝金英2015年10月19日的笔录中，公安机关询问“是否跟手下业务员和客户说君安公司是太平洋公司的三产”，昝金英回答“没有说过”，公安机关问“你是在什么地方跟客户谈到君安公司投资的事”，昝金英回答“有的是在太平洋保险公司二楼，有的是约在银行，有的是在客户家里办理的”，在笔录第五页，公安机关问“你给客户写的收据是否盖章”，昝金英回答“应该不盖章”。在2015年10月20日询问笔录第二页，公安机关问“业务员是怎么向客户介绍君安公司的”，昝金英回答“就是把徐家汇的君安公司介绍一下，具体业务员怎么谈由他们自己谈”。在2015年10月21日询问笔录第一页，公安机关问“你是如何参与吸收公众存款的”，昝金英回答“他父亲徐东华开的君安公司，做煤炭生意……这样从2008年年底我就介绍我的客户到君安公司投资了，还发展了一些我手下的太平洋保险公司业务员，介绍他们的客户去君安公司投资”。通过上述昝金英供述的内容，可以说明从2008年开始昝金英就介绍客户到君安公司进行投资，也没有宣称君安公司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之间的关系，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也没有使用加盖营销专用章的收据，这些内容完全否定了周仲达的证明主张；2、对第二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马兴芹笔录中大部分内容没有证据支持，不应予以采信；3、第三组至第九组证据询问的对象均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的受害人，与本案当事人有相同身份，属于当事人的陈述，需要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周仲达通过这几组证据想要达到的证明目的没有其他证据支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对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君安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性，君安公司的责任由其自负，还可以证明君安公司的执照在2011年9月23日被注销，法院判决徐东华犯集资诈骗罪，其公司被注销也是判处集资诈骗的理由之一。综上，该十组证据都不是新证据，并不能证明周仲达的主张，且十组证据可以证明昝金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徐东华犯集资诈骗罪。
本院认证认为，对周仲达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事实，对上述证据能否证明周仲达的主张进行综合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周仲达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存取款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关于周仲达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间是否存在存取款合同关系的问题。第一，周仲达虽认为昝金英等业务员在收取款项时，曾向其出具过加盖有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营销专用章的收据，因此，其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间存在事实上的存取款合同关系。但涉案款项系直接交付昝金英，并未存入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且周仲达最终持有的债权凭证系加盖有君安公司印章的存单，故周仲达与君安公司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与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间并不构成事实上的存取款合同关系。第二，周仲达主张昝金英等业务人员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虽昝金英等业务员对于存取款业务没有代理权，且实施了收取款项并出具债权凭证的行为，但关于表见代理的具体适用规则，仍需满足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以及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条件。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业务范围并不包含储蓄存款业务，昝金英等业务员在向周仲达介绍所谓存款业务时亦未出示过相关证明文件，且周仲达最终持有的存单上亦未披露任何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的信息。因此，应当认定昝金英等人的行为不具备有代理权的外观表象，且周仲达对于不知昝金英等人无代理权亦不满足善意无过失的条件。故周仲达认为昝金英等业务员的行为对太平洋寿险徐州公司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周仲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30元，由上诉人周仲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德水
审判员 汪佩建
审判员 孟文儒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刘思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