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晋民终字第3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法国航空公司，住所地：45RueDePads法国巴黎×××。
代表人：Jean-MarcBARDY，该公司法律部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文学，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经建，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代理人：杨力，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宁，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晨玺，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代理人：杨力，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宁，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法国航空公司因与上诉人苏经建、张晨玺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并民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法国航空公司委托代理人徐文学，上诉人苏经建、张晨玺委托代理人杨力、薛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苏经建之夫、张晨玺之父张佐原系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出生于1955年9月4日。2008年10月20日张佐作为中国山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借聘专家赴援中非共和国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组工作。此前，张佐曾两次以专家身份被派往中非共和国工作。在中非共和国工作期间，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
2009年4月23日，张佐乘飞机回国，在中非班吉机场登上被告AF883航班后死亡。原告赴中非处理张佐死亡善后事宜，采取了遗体就地火化，骨灰带回的处理方式。此间原告收到了由医生AndreeNGWHOYUE在2009年4月23日出具的《死亡证明》。该《死亡证明》内容为：“本人AndreeNGWHOYUE，医学博士，证明张佐先生，1955年9月4日出生于山西，于今日21：40在班吉机场突然死亡。特此证明并递交中方。”之后，原告对张佐死亡的地点及原因产生质疑，委托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与被告进行交涉。
2009年8月24日，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力、武晓峰就被告根据《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及张佐死亡地点等问题致函被告。被告法国航空公司中国办事处公关部的周英慧2009年9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回复，内容为：杨力律师您好，我们通过电话以后，我与总部联系得到的答复如下，我现将法文邮件原文和翻译成的中文并附件传给您。该邮件附件的中文翻译件的内容为：您好，您曾经向法航北京办事处要求得到关于张佐先生于2009年4月23日死亡一事的信息。我在此为您提供具体情况介绍。张先生于2009年4月23日在班吉法航AF883航班登机过程中死亡。他是第一批登机的客人。在坐到座位上后，他起身去卫生间，由于突发心脏病倒地。飞机上的三位医生也没能将他抢救过来。在场的医生们曾经试图通过氧气、心脏复苏器和心脏复苏按压等方法进行急救，但是没有成功。法航在班吉的联系医生，ANDREENGWHOTUE,证明死亡时间为21H40。在确认死亡后，张先生由飞机左3号门在尽量不为他人察觉的情况下被担架抬出机舱。随后被送往“×××”医院，随后他的遗体被中国大使馆官员接走。中国大使馆是法航的联系单位，中国大使馆决定不将遗体运回中国，而在中非火化。从人道主义出发，法航承担了太平间和运输的费用。并经大使馆同意给付款人退还回程的机票款1288400XAF。
2009年9月30日，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力再次致函被告，提出三点意见：第一点关于张佐死亡地点的问题，认为双方的认识已达成一致，即张佐是在法航AF883航班上死亡。第二点关于张佐死亡原因的问题，《死亡证明》在张佐的死因上只是说“突然死亡”，没有其他任何原因。而9.11邮件回复，却说是因病死亡。两份答复前后不一致，对张佐的死亡原因，没有充足、科学的证据，得出因病死亡显然依据不足。第三点关于对张佐的“急救”问题，9.11回复称，该航班上三位医生曾经对张佐进行急救，然而《死亡证明》中，却没有对这一情节的任何表述，这是法航推卸自己责任的一种理由。同时指出，法航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010年1月28日，其礼律师事务所邮件回函内容：我们代表法国航空公司，就提述事宜，我们确认收到了贵所于2009年8月24日和2009年10月9日发给我们的客户的信件，也收到了贵所在2009年12月25日和2010年1月13日发给我们的邮件。首先，请允许我们代表我们的客户对张佐先生在上述事件中不幸逝世表示最诚挚和深切的哀悼。如您所知，AF883航班定于2009年4月23日由中非共和国的班吉飞往法国巴黎。鉴于法国和中非共和国都是《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的签署国，《蒙特利尔公约》中的相关条款应在这一事件中适用。我们从我们的客户处得知，在当日登机的时候张先生的身体状况就很不好。我们的客户的相关报告显示，张先生登机时“脸色蜡黄，裤子潮湿，看来刚呕吐过，左手缠绕绷带，嘴唇发紫”。我们被告知，当张先生坐到位子上后，曾轻微地活动了一下身体，之后突然倒在机舱过道上失去了知觉。我们还被告知，尽管法国航空公司尽了最大努力抢救张先生，但张先生还是在21：40分离开了人世。就此我们援引《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有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才应当承担责任…”。国际上已确立的案例法也规定，只有当乘客登上航空器至离开航空器期间发生的外部事件导致乘客死亡的，航空承运人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上述事实以及根据国际公约和案例法的规定，很显然张先生在登机时已存在病症，他的死亡不是由任何“事故”所引起的。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得到客户的指示，不接受贵所客户人民币50万元的赔偿要求。我们将很愿意向贵所提供相关文件、报告等进一步的资料，并愿与您进行必要的交流。
2010年4月1日，其礼律师事务所邮件回函内容：贵所曾于2010年1月29日就提述事宜发来邮件。贵所坚持认为贵所的客户有权从我们的客户处就张佐先生在2009年4月23日从中非共和国的班吉飞往法国巴黎的AF883航班上死亡一事获得人民币50万元的赔偿。如我们在2010年1月28日的邮件中提到的，我们从我们的客户处获知，当张先生登机时其身体状况就已经很不好。我们不打算在此重复本案的事实和法律问题，我们只想强调，国际上已确立的案例法规定，只有当乘客登上航空器至离开航空器期间发生的外部事件导致乘客死亡的，航空承运人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本案的事实并依据适用于本案的国际公约和案例法，很显然张先生在登机时已存在病症，他的死亡不是由任何“事故”所引起的。我们再次转达我们的客户对张先生不幸逝世的最诚挚和深切的哀悼。我们很同情贵所客户的处境，但我们必须指出，当前的事件不在我们客户的责任范围之内。有鉴于此，我们重申我们不接受贵所客户人民币50万元的赔偿要求。
李大伟2013年7月10日出具证明，该证明主要内容为，其于2008年至2010年因公派出国，在中非山西农业组与张佐在同一个组工作。2009年4月23日，开车送张佐去班吉机场乘法航班机回国，陪张佐直至登机前，当时张佐手上没有打绷带，也未出现呕吐的情况。
2009年4月24日，乘客事件报告第⑧伤情具体情况：PNC（商业航班机组人员）迎接张先生登机时，他被两位人员搀扶着，机组人员惊讶于张先生惊疑的表情、湿的裤子、“新”呕吐物的痕迹以及左手的绷带。此人坐下，动了动，然后于20时40分在走道上昏倒。机组人员（ChrystelGranger）请求电震发生器和氧气，两名乘客协助移动此人。电话通知医生。机组人员（SIMON先生）
于晚上20时45分对张先生实施心脏复苏操作。之后，BOULET医生接手心脏复苏操作。机组人员（BENAIMECHE先生）后又接着实施心脏复苏操作。心脏按压以及通过面罩和气囊的人工呼吸也连续施行。DSA（电震发生器）使用：三次电击；之后进行最后一次电震发生器检查：无反应。BOULET医生于21时40分宣布张先生死亡。AF法航医生NGWHOTUE于21时到达。
2009年4月28日，项目组临时负责人王生荣的机票退款申请书的内容：经营主管先生，张佐先生是中方农业项目组的组长，他本来应该搭乘你们公司09年4月23日的883航班。不幸的是，他在飞机起飞前因病逝世。机场的一些工作人员证明了他的死亡情况。他的旅行费用是由我们项目组支付的，我们现在请求您研究他的这一情况并根据你们的客户规则将机票款退给我们。
被告提供的《航班报告》概要记载：性别：男；座位号：25D；53岁；中国国籍。编号：AFl754623812／。目击者：姓：GRANGER；名：Chrystel。记录人：姓：GESLIN；名：Sabine；编号：38059665，（代理机舱主任）。召唤医生：姓：BOULET；名：Michel；职业证号：138；介入事件时间：20时40分。观察到的症状：昏迷、呕吐、异常行为、遗尿。检测了血压，使用了DSA（电震发生器）、TMU（急救医疗包）和氧气设备。伤情具体情况：PNC（商业航班机组人员）迎接张先生登机时，他被两位人员搀扶着，机组人员惊讶于张先生惊疑的表情、湿的裤子、“新”呕吐物的痕迹、左手的绷带以及发紫的嘴唇。此人走向他的座位，穿过走道昏倒（20时40分）。机组人员（ChrystelGranger）请求电震发生器和氧气，两名乘客协助移动该名体型较大的乘客。电话通知医生。机组人员（SIMON先生）于20时45分对张先生实施心脏复苏操作。之后，BOULET医生接手心脏复苏操作。机组人员（BENAIMECHE先生）后又接着实施心脏复苏操作。心脏按压以及通过面罩和气囊的人工呼吸也连续施行。DSA（电震发生器）使用：三次电击；之后进行最后一次电震发生器检查；无反应。BOULET医生于21时40分宣布张先生死亡。AF法航医生NGWHOTUE于21时00分到达。死亡。请求协助，消防员将其抬下飞机。Mille编辑的补充乘客事件报告。SabineGESLINC／CAMO／C（中东非部门）：表明Dr.MCDonald及Mme.RASSCHAUERT的协助。Dr.MCDonald出示了名片并告知是一位心脏病外科医生，Mme.RASSCHAUERT亦只携有名片。最初他们共同实施了心脏复苏及人工呼吸，但机舱主任要求DrBOULET作为施救医生，因为他随身带了内科医生的职业证，虽然DrMCDONALD和DrRASSCHAUERT都体现出了完美的表现—我们对此非常感谢。以防需要进一步的信息，DrMCDONALD同时还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提供给了我们。……记录：DSA（电震发生器）及氧气及心脏按压。飞机上一名持有×××的医生宣告了死亡。航班日期：23／04／2009航班号：AF883起始地-
目的地：班吉-戴高乐机场。
被告提供的《电报》内容为：医疗紧急事故的处理死亡人员姓名：张佐；国籍：中国；航程：航班旧期／中转：AF883／23APR／09GGFCDGAFl28／24APR09CDGPEK；事件发生地点：登机时；临床特征：面色发黄，无法把脉搏／失去意识；死亡人员的同行人员姓／名摄IA0几卫110，NG乘客继续她的航程……注：登机时发现旅客发病，订票时没有要求提供帮助。（当时）在场的数名医生（乘客）努力用心脏按压，人工呼吸以及电击对张先生进行心脏复苏急救，但没有效果。
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案被告法国航空公司系在法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属于涉外案件。我国和法国均是《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蒙特利尔公约》第一条适用范围规定：一、本公约适用于所有以航空器运送人员、行李或者货物而收取报酬的国际运输。本公约同样适用于航空运输企业以航空器履行的免费运输。二、就本公约而言，“国际运输”系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不论在运输中有无间断或者转运，其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是在两个当事国的领土内，或者在一个当事国的领土内，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有一个约定的经停地点的任何运输，即使该国为非当事国。就本公约而言，在一个当事国的领土内两个地点之间的运输，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没有约定的经停地点的，不是国际运输。就本案而言，张佐在中非共和国准备乘坐被告航班前往法国，然后回国。符合《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适用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应优先适用《蒙特利尔公约》，而且双方当事人也一致认为本案应适用《蒙特利尔公约》。对于《蒙特利尔公约》未作规定的，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蒙特利尔公约》第三十五条诉讼时效规定：一、自航空器到达目的地点之日、应当到达目的地点之日或者运输终止之日起两年内未提起诉讼的，丧失对损害赔偿的权利。二、上述期间的计算方法，依照案件受理法院的法律确定。据此，本案诉讼时效的计算方法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确定。张佐在2009年4月23日乘坐被告航班时死亡，原审法院立案审批表记载收到原告起诉状日期为2011年1月14日。起诉状所列被告为法国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在原审法院向法国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送达应诉材料后，北京办事处以自己的名义提出管辖权异议。为此，原告对其起诉状作出补充说明，确认其起诉的被告是法国航空公司，而不是法国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原告之所以在法国航空公司名称后用括号注明“北京办事处”，意在说明文书送达地址是法国航空公司在北京的办事机构。于是原审法院致函法国航空公司，阐明原告所诉被告为法国航空公司，而非法国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由于法国航空公司在中国领域内没有住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有关法律文件送达给法国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但与本案相关的诉讼权利应由法国航空公司行使。法国航空公司在2012年2月10日致原是法院的“情况说明及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称该公司是在2011年11月15日收到本院的函件后才知晓被列为本案被告。所以被告认为该公司是在2011年11月15日才被通知参加诉讼的，此时已超出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2011年1月14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两年。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即使被告在2011年11月15日才知晓被列为本案被告，也不能证明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
第三、关于本案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依据《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旅客死亡和伤害--
行李损失：一、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本案证据证明张佐是在登上被告AF883航班后死亡的，虽然被告组织了航班上的乘客医生对张佐进行了救治，但对于被告法国航空公司联系医生在21：00到达至21：40宣告张佐死亡，40分钟的时间该医生采取了何种措施并没有表述和记载，对于张佐死亡的原因也没有客观准确的结论。因此，根据该条规定，被告法国航空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原告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一条，主张被告在100000特别提款权限额内赔偿人民币1000000元。《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一条旅客死亡或者伤害的赔偿：一、对于根据第十七条第一款所产生的每名旅客不超过100000特别提款权的损害赔偿，承运人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该条是一种概括性赔偿条款，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是此种情形下的最高赔偿限额，原告应提供要求被告赔偿人民币1000000元损失的证据。虽然本案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所遭受的具体损失数额，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对于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规定了计算标准。所以，对此部分损失本院予以支持。2012年山西省职工平均工资为人民币44236元，为此，被告应支付原告丧葬费人民币44236÷12×6=22118元。2012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20411.7元，计算20年为人民币408234元，被告应予赔偿。综上所述，本案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法国航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苏经建、张晨玺人民币430352元；二、驳回原告苏经建、张晨玺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国航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法院对张佐先生因病死亡的基本事实未予认定。一审判决对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1-4）已经予以认定，其中《乘客事件报告》、《机票退款申请》、《航班报告》、《电报》对张佐先生的死亡经过做出了非常明确、具体的描述，而证据5(参与救治医生的证言）、证据6（姆波科农场王生荣的退票申请所称的“飞机起飞前因病逝世”）和补充证据《石虎大使在张佐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张佐先生准备回国治病，登机后在飞机上不幸突然逝世”完全可以和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证明一个基本事实，即：张佐本人因身体原因登机后发病，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一审判决对证据6称，“只能证明王生荣当时是项目组临时负责人，不能证明其代表官方对张佐因病死亡的确认”不符合事实，盖有公章，具有官方函件性质的退票申请上（姆波科农场至法国航空公司班吉代理）写明的死亡原因是“因病逝世”，原审被告就是根据这个“退票申请”给项目组退还了张佐的机票款，相关方面办理了因病死亡后遗体火化、各项抚恤和和保险理赔事宜，各方当时并未对张佐的死因存在任何其他质疑。
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当担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理由之一是法航医生40分钟的时间没有作为，但事实上法航毫无懈怠地采取了必要的救治措施。张佐先生发病后，法航工作人员立即组织了施救，并有效组织了机上医生及机组成员等实施了救治。机组人员与机上医生毫无迟延地实施了心脏复苏操作，心脏按压以及通过面罩和气囊的人工呼吸。法航在组织实施救治过程中，毫无懈怠，其行为并无任何不当。上诉人地址在法国巴黎，时区为东一区，事故发生地中非，事发时使用东二区时间，法航北京办事处则使用东八区时间，而法航班吉办事处、法国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之间往来函件、传达信息时并未事先约定统一使用某一时区的时间，因此存在使用时区上的不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已充分说明了相关事件的具体时间节点。一审判决中提及的那位“法航医生”（安德烈医生）是在班吉时间22h00（巴黎时间23h00）到达，而张佐的死亡时间是在21h40（巴黎时间22h40）一一也就是说，事实上，安德烈医生是在MichelBoulet医生宣告张佐死亡后到达的，本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安德烈医生的“救治记录”。一审判决简单的以20：40、20：45、21：00、21：40四个时间说明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罔顾被告明确说明的时区问题，并因此在安德烈医生是否“在场而没有救治”这一问题上得出了与事实完全相悖的判定。事实上法航医生到达时张佐先生已经死亡，根本不存在他是否参与了抢救过程和是否存在过错、过失，进而确定上诉人是否应当因其过失或过错对被上诉人进行赔偿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已充分说明安德烈医生并非法航雇员，而是法航在班吉当地发生机组成员或乘客医疗事件时联络的医生。当机上就有医护人员时（如本案，MichelBoulet医生携带医师执业证并具体实施了急救行为，另外还有未携带执业证的医师在场），从时间上看，与其联络只能是处理善后事宜。
（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当担责的事实理由之二是“对于张佐死亡的原因没有客观准确的结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为法航医生AndreeNGWHOTUE，2009年4月23日开具死亡证明，内容为：“法航医生AndreeNGWHOTUE，医学博士，证明张佐先生，1955年9月4日出生于山西，于今日21：40在班吉机场突然死亡。”
第一，该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该份证据认可。被上诉人一再强调张佐先生死亡地点是航班上而不是班吉机场。但事件发生时，飞机停放于班吉机场内，并未起飞，该医生表明张佐先生死亡于班吉机场无误。此份证据，事实上也是张佐先生遗体在班吉当地火化并处理其所有后事的有效证明。
第二，该死亡证明直到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才受到质疑，此前未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死亡证明提出异议。因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一一安德烈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就是对张佐死亡的客观结论。
（3）一审判决根据《公约》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判令上诉人应予担责的理解是片面的。对于何种人身伤害赔偿《公约》应予适用，《公约》第十七条第一款：“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因此，要适用《公约》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应有证据表明有在航空器上发生了某件事故导致了张佐先生的死亡一一换言之，“事故”的存在是承运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对此原告应付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当时发生了任何事故来支持其主张，目前也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当时发生了任何“事故”。张佐先生因为疾病死亡，而疾病事关乘客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无论从学理上、国际上的司法实践上、以及我国民航总局对事故的理解上看，都与飞行无关，与航空器的运行没有关联，不能归结于不寻常的，偶然的，不能预见的事故一一本案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发生了这样一种“事故”。法航医生证明是在“班吉机场突然死亡”，项目组临时负责人王生荣证明是“飞机起飞前因病逝世”，可以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张佐因自身身体原因猝死，中国大使关于张佐先生追悼会的发言证明“张佐先生因病回国治病”一一这些均能证实张佐因自身疾病猝死，而不是因为任何“事故”。《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条免责条款规定：“旅客以外的其他人就旅客死亡或者伤害提出赔偿请求的，经承运人证明，损失是旅客本人的过失或者其他不当作为、不作为造成或者促成的，同样应当根据造成或者促成此种损失的过失或者其他不当作为、不作为的程度，相应全部或者部分免除承运人的责任。”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证据4《电报》证明，张佐先生在订票时、登机前均没有请求帮助，上诉人对张佐先生的身体状况一无所知，且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仍强调张佐先生一向身体健康。张佐先生未将身体状况及时告知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上述“旅客本人的过失或者其他不当作为、不作为”引起的损失。张佐先生存在未向上诉人告知身体状况的过失，本案上诉人符合此免责条款，即便其死亡是因“事故”引起，上诉人也不应对张佐先生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更何况在本案中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一条规定，“旅客死亡或者伤害的赔偿：一、对于根据第十七条第一款所产生的每名旅客不超过100000特别提款权的损害赔偿，持有人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但该条第二款规定同时规定：损失不是由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或者其他不当作为、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张佐的死亡是由于其在上诉人未开始航程的飞机上突然发病导致，并不是由于“事故”或被上诉人的任何行为导致，且上诉人积极组织救治，没有不当作为或不作为的情形，即使一审法院认为适用二十一条第一款，也应因该条第二款而免责。
（4）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得出被告应予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张佐先生突然发病是其死亡的原因，上诉人并无任何在先的侵权行为，也不是上诉人对航空器的发生了任何不当操作导致与飞行有关的事故，上诉人既然无侵权行为，也就谈不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以法航医生40分钟时间无作为为由，以及事后无准确记载和说法为由，认定上诉人未尽救治义务，不具有客观性。判决部分并未对张佐先生20：40发病，飞机上三名旅客医生20：45分介入救治进行认定。上诉人组织了救治，无论受组织者是否为上诉人聘用，均应当认定上诉人对张佐先生进行了救治。张佐先生因自身身体原因发病，上诉人基于与张佐先生存在旅客运输合同而对其进行了救治，由于疾病原因导致的猝死，无需承运人承担责任。
（5）一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应予赔偿数额是错误的。
3.根据《公约》和本案性质，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国内法部分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和《民用航空法》。上诉人对张佐先生是基于合同义务进行救助，并非基于侵权责任对张佐先生进行救助。案由不应当定为侵权部分的“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而应当认定为“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4.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2009年4月23日张佐在乘坐上诉人航班时在航班起飞前死亡，根据《蒙特利尔公约》，被上诉人针对此事对上诉人的诉讼时效为两年。2011年11月15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起诉状，显然已经超过了从2009年4月23日起算的两年诉讼时效。
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并民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偿人民币430352元）；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苏经建、张晨玺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准确，证据采信依据符合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相关规定。张佐先生的死亡是由上诉人法航事故造成，而非因其自身疾病猝死。上诉人法航在其事故发生当日的《电报》中已经将整个事件明确界定为“一起紧急医疗事故”，其引起的医疗事故以及后续处理方式错误失当是造成张佐先生死亡的直接原因。上诉人提出所谓姆波科农场王生荣关于“张佐先生因病逝世”的证据存在单一性及不确定性，其个人出具的相关证明无法代表医疗机构或官方对张佐先生的死因予以确认；相反，上诉人法航在事发地班吉机场的指定医生尚无法确认张佐先生系因病逝世，姆波科农场王生荣何以在事发后数日即在毫无任何有效依据的情况下自行判定所谓“因病逝世”这一重要法律事实。上诉人提出的《石虎大使讲话》证据内容本身也没有对张佐先生死因的直接证明，反而对“张佐登机后在飞机上不幸突然逝世”这一基本法律事实予以再次确认。
2.原审判决确认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具有充分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关于时区差异的上诉理由违反基本逻辑，违反基本事实，不具合理性。原审中，上诉人举证的法航《乘客事件报告》中关于时间节点的表述是统一且一致的。即便，巴黎时间与班吉时间存在时区差异，但在法航依照航空记录准则出具的同一份《乘客事件报告》中在并未明确指向时区的情况下，其几个时间节点必然是统一的，记录的时间必然依据的是同一时区。原审法院基于上诉人举证对事故过程的认定准确无误。此外，上诉人举证的《航班报告》中对时间节点的表述亦是统一一致，对上述相关事实充分印证，证实法航医生ANDREENGWHOTUE(安德烈医生)未履行其职责义务，上诉人法航自身已构成事故直接导致张佐先生死亡，法航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２)原审判决依据《蒙特利尔公约》无过错责任原则，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且不适用免责条款，依据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张佐先生在已经登上航班后意外倒地，因上诉人法航不作为及之后处置严重失当且存在严重过错导致事故而造成死亡，特别是在被告所举证据《电报》中明确记述到法航对张佐昏倒是按照一起“医疗紧急事故处理”的，法航即应按照条约规定承担严格的赔偿责任。张佐先生作为乘客在飞机上摔倒，就这一独立事件而言在飞机上出现是正常的，对航空承运人而言乘客摔倒也是可预见的。但是，此后法航不作为且存在严重过错的处理方式是不正常，是乘客无法预见的。据此，原审判决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且在无其他相关证据证实张佐系因自身疾病逝世，进而排除适用该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免责条款”，认定上诉人法航对张佐先生死亡承担责任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３.原审确认本案是一起“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性质准确，并在原审中已充分保障上诉人诉讼权利，上诉人以诉讼案由确定错误为由提起上诉，毫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答辩人原审诉讼请求权基础基于张佐先生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而非因合同履行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引起的合同纠纷，显然原审法院确认本案属于民事侵权责任纠纷，符合《民事诉讼案由规定》。此外，原审程序中上诉人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现在以此为由，以所谓本案属“航空运输合同纠纷”毫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4.原审判决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本案中，2009年4月23日张佐先生死亡，被告侵权行为发生。2010年11月，原告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法国航空公司，符合《1999蒙特利尔公约》中关于诉讼时效两年的规定。原审诉前，答辩人曾多次通过上诉人中国办事机构与上诉人进行沟通；起诉后，为便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司法文书，答辩人在原审《起诉状》中注明被告地址为该办事处所在地，且特别在被告名称后括号注明“北京办事处”同样意在指明送达地址。上诉人再次以此为由上诉答辩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
苏经建、张晨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是一起因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而引起的涉外民事纠纷，其法律适用有明确规定和依据，应予严格执行。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最高法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以及《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之相关规定，本案应适用《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即“《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已明确适用《蒙特利尔公约》，并基于该公约之相关规定就本案争议焦点，包括诉讼时效、诉讼管辖以及责任承担等问题作出认定和裁判，是正确的。但却在赔偿数额上却适用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和《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和标准，自相矛盾，且违反了涉外侵权案件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
2.本案原审法院错误适用国内法确定赔偿数额应予纠正。《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根据第十七条第一款所产生的每名旅客不超过100，000特别提款权的损害赔偿，承运人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上诉人在此限额内提出的人身损害赔偿，不承担具体损失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不得免除或限制其责任，被上诉人应按规定限额予以赔偿，这是符合国际公约惯例，且符合国际公约为平衡各国和地区经济差，而确定统一赔偿标准的立法本意。原审期间，因国际民航组织将特别提款权的赔偿限额提升至113，100（约110万元人民币），上诉人据此将诉讼请求增加至赔偿人民币110万元。但原审法院却错误地依据《侵权责任法》和《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按照国内20年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的标准，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人民币430352元。对此，请二审法院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改判。
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并民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赔偿人民币430352元）；2.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赔偿人民币110万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法国航空公司答辩称，1.本案张佐先生在没有任何与飞行有关的事故情形下猝死于登机过程中是不争的事实，原告负有证明“事故”发生的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张佐先生的死亡是由于“事故”引起的。
如果要参考中国国内法律适用，本案并不是航空运输人身损害纠纷，而是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适用过错原则，被告并无过错，不承担责任。
本案适用《蒙特利尔公约》，但不只是适用其中第十七条。《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规定：“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或者上、下航空器的操作中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旅客以外的其他人就旅客死亡或者伤害提出赔偿请求的，经承运人证明，损失是旅客本人的过失或者其他不当作为、不作为造成或者促成的，同样应当根据造成或者促成此种损失的过失或者其他不当作为、不作为的程度，相应全部或者部分免除承运人的责任。”被告作为承运人，已经证明张佐先生存在明知自身健康状况不良而不告知被告的不作为，被告不应承担责任。
《蒙特利尔公约》修改后的特别提款权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即使涉及被告对原告的赔偿问题，也不应当适用2009年12月30日生效的经修改的特别提款权，故原告无理由主张被告因张佐先生的死亡而向其赔偿110万元人民币。
被告已经向原告尽到了人道主义义务，原告无理由再要求被告赔偿。事故发生后，被告主动联系了中国驻中非大使馆，支付了运输、储存张佐先生遗体的费用，并退还了机票款。
二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张佐死亡时间为2009年4月23日，原告向法院起诉时间为2011年1月14日，根据《蒙特利尔公约》诉讼时效为两年的规定，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法航上诉称，其2011年11月15日才知晓被列为被告，由于原告在2011年1月14日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按其上诉理由，原告也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法航应否赔偿以及赔偿多少问题，张佐是在法航客机上死亡的，虽经客机上的乘客医生对张佐进行了救治，但法航联系的医生到达后至张佐死亡前，采取了何种救治措施，无任何记录。法航上诉称，其联系的医生到达后，张佐已经死亡，是由于时差问题《乘客事件报告》上才出现了错误表述。本院认为，同一份报告在未明确指向时区的情况下，其几个时间节点必然是统一的，记录的时间必然依据的是同一时区。法航对该上诉理由只是作了一下说明，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七条规定：“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或者上、下航空器的操作中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故法航应承担赔偿责任。苏经建、张晨玺上诉称，应按《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数额约110万元人民币）的数额进行赔偿。本院认为，该数额是最高赔偿限额，苏经建、张晨玺应提供损失的相应证据，上诉人未能提供损失110万元人民币的证据，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计算出赔偿数额，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文 劼
审 判 员 吴捷慧
代理审判员 刘学仲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雷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