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71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某，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灵芝，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男。
上诉人广州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百川公司）与被上诉人余某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6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华工百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华工百川公司无需向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余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华工百川公司提交的证据未足以证明余某离职原因，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员工离职审批表》中余某的离职事由为“由于公司及本人原因，生活困难，所以请求离职”，该事由并未具体指出余某的离职原因，一审法院自动推测余某的离职原因符合劳动合同法三十八条规定，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准则”。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28条规定，余某主动向公司提出辞职，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诉讼�法无据，应不予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第一份劳动合同和第二份劳动合同是连续的，两份劳动合同之间间隔只有5天，且中间有两天休息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第一份劳动合同和第二份劳动合同并非连续，第一份合同与本案不是同一个劳动关系。三、一审法院认定余某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认定事实错误。华工百川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的14500元/月是指余某与华工百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基本工资标准，而不是认可余某前12个月实际出勤平均工资是14500元/月。且一审法院对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的基本工资标准又采取14500元/月加各项补贴，认定标准前后不一致。一审判决写明的“华工百川确认的余某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为14500元/月”是偷换概念。计算经济补偿金应扣除余某的缺勤天数，余某的出勤应发工资已经表明余某的实际工作年限不到七年半，及计算经济补�金的工作年限系数不能乘以8。华工百川公司另在二审补充上诉理由称，一审庭审中，其主张余某14500元的争议，是就是否要计算奖金、福利、补贴的争议，并不是认可余某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是14500元，我方一直不认可经济补偿金，不可能提出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是14500元。根据（2017）434号裁决书可以看余某自2016年2月到离职之后的工资是91850.71+18372.33+2000元，余某在离职前一年的实际工资应该11768.5867元每月，而不是14500元。
余某答辩称，不同意华工百川公司的上诉请求。
华工百川公司在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华工百川公司无须向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余某于2009年3月5日入职华工百川公司，双方先后签订了三次劳动合同，第一份合同的期限为2009年3月2日至2012年3月1日，签订时�为2009年3月2日；第二份合同的期限为2012年3月6日至2015年3月5日，签订时间为2012年3月6日；第三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签订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双方在第三份劳动合同中约定余某的工作内容为硫化机事业部总工程师，工作地点在广州市，实行标准工时制，余某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为计时工资14500元/月，发放工资的时间为每月20日，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提前到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华工百川公司称余某的第一份和第二份劳动合同存在非连续状态，余某回应称该段时间都是在公司上班，只是手续没有办好。
余某于2016年11月16日离职，员工离职审批表显示余某入职日期为2009年3月5日，离职日期为2016年11月16日，辞职的事由为：“由于公司及本人原因，生活困难，所以请求辞职”。余某在劳动仲裁时主张华工百川公司自2016年3月开始拖欠其劳动报酬，也未缴纳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其迫于无奈辞职，华工百川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其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故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华工百川公司则主张余某2016年11月16日离职时并未表示系因上述原因辞职，故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且离职前已经与其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计算标准应当以合同约定的14500元/月为准。余某对此回应称其离职审批表中的“因公司及本人原因”中的公司原因指的就是公司拖欠工资的情况，其之所以没有详尽是因为写明拖欠工资公司不给批准离职；个人原因指的是因为没有生活费，需要养家糊口。为证明余某是以其他理由辞职，华工百川公司提交了承诺书予以证明，该承诺书确认包括余某在内的22名员工正在办理离职手续且承诺上述员工离职后仍需无条件配合公司做好工作交接。承诺书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6日，“黎国”在上述承诺书上签名，余某对该份承诺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主张其从未看过该承诺书，也没有委托他人在上面签字。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112民初218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余某提交了2015年9月、10月的工资条，工资条显示其2015年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4500元，工龄补贴180元，全勤奖100元，部门奖金400元，车补750元，公积金补贴725元，高温物价补贴100元，伙食补贴每月不等”，其中2015年9月份应发工资为17307元、10月份应发工资为16995元；“双方确认每月发放的伙食补贴数额与当月应扣餐费的数额一致，即实为单位包午饭。华工百川公司确认2016年前只有基本工资、全勤奖、伙食补贴及高温补贴四项，但自2016年2月起余某的工资构成变更为只有基本工资一项，后因公司已是停工停产状态，故自2016年4月起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工资”；“双方均确认在2016年3月至11月期间，华工百川公司向余某发放了2016年2月及3月份的部分工资共18372.33元和之后的工资2000元”；“余某主张2月工资实发应为11295.62元，华工百川公司无提交证据反驳，一审法院予以采纳”；2016年3月1日至11月15日期间，“华工百川公司应向余某支付工资差额共计94775.57元。其中2016年11月1日至15日为7326.92元【（14500+180+400+750+725）÷21.75天×9.5+12×8】。”余某在（2017）粤0112民初2181号案件中即已提出了要求华工百川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但由于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在该案中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处理。华工百川公司则主张余某属于就同一劳动关系、同一法律事实再次主张，属于一事不再理的范畴。
因双方发生劳动争议，余某于2017年8月14日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华工百川公司为被申请人，请求：1.裁决华工百川公司向余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35960元；2.裁决华工百川公司支付余某无故拖欠2016年3月至11月工资的75%的赔偿金114716.25元；3.裁决华工百川公司支付余某无故拖欠2016年3月至11月工资的25%的经济补偿金38238.75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穗开劳人仲案字[2017]1430号裁决，裁决：1.华工百川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35960元；2.驳回余某本案的其他仲裁请求。华工百川公司对该仲裁结果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诸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余某在（2017）粤0112民初2181号案件中提出过要求华工百川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但该诉讼请求实际上并未经过实体审理，余某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不属于重复起诉。
余某于2016年11月16日离职，在离职前的2016年3月至2016年11月15日期间，华工百川公司确有拖欠余某劳动报酬的行为，且持续时间较长，数额较大，该事实已被生效的裁判文书所确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余某的离职原因。华工百川公司主张余某是因其他原因辞职，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从员工离职审批表离职事由中提到的“由于公司及本人原因”、“生活困难”等字眼，以及余某离职后续提起仲裁、诉讼要求华工百川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社保的情况来看，一审法院采信余某的主张，故华工百川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关于余某在华工百川公司的工作年限。余某的第一份和第二份劳动合同存在非连续状态，但两份合同间隔只有5天，且中间有两天休息日，考虑到第三份劳动合同签订的时间在该合同期限之前，合同期限与第二份劳动合同存在重叠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为余某“该段时间都是在公司上班，只是手续没有办好”的说法较为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余某2009年3月5日入职，2016年11月16日离职，故华工百川公司应向余某支付8个月的经济补偿。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数额。余某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期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2016年3月1日至11月15日期间华工百川公司应向余某支付工资差额共计94775.57元，扣除2016年11月1日至15日的差额7326.92元后可得2016年3月至10月期间的应发工资差额为87448.65元。对于2016年3月至10月期间的已发工资，双方确认华工百川公司已经发放了2016年2月份工资和3月份部分工资共计18372.33元，后华工百川公司又于2016年9月30日向余某发放了工资2000元。一审法院据此计算出余某2016年2月至10月期间的出勤应发工资合计为107820.98元（87448.65元+18372.33元+2000元）。对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的工资情况，华工百川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就其工资发放和考勤情况提交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采信余某主张的工资构成，扣除高温补贴后，上述期间的全勤应发工资应为49965元【（14500元+180元+100元+400元+750元+725元）×3个月】。经核算，华工百川公司确认的余某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14500元/月高于上述一审法院计算的数额，是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故华工百川公司应向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16000元（14500元/月×8个月）。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向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16000元；二、驳回广州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的�部诉讼请求。债务人如未在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余某在本案二审提交以下证据：1.穗开劳人仲案【2017】196号裁决书，拟证实2016.5.18-2016.6.28余某与吴某一起到江苏淮安广达出差，吴某不算旷工，不被扣工资，而判余某旷工是不合理。2.穗开劳人仲案【2017】3096、3097、3011号裁决书，拟证实原审判决正确。3.吴某证明，拟证实余某与吴某一起出差。4.《证明》，拟证实其入职时间和离职时间。
华工百川公司对此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96号当事人是吴某，并不是余某，和本案没有关系。在198号第4页写明申请人没有提交相关的报销凭证，恰好说明余某主张出差，是没有得到仲裁委的支持。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当事人是吴某等人，和本案没有关系。三个劳动争议案件正在诉讼中，裁决书没有生效。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证明真实性，从余某提交的证据1、证据2可以看出余某和吴某有利害关系，他们一起多次起诉华工百川公司，目的和余某是一样的。如果说是公司委派出差，应该由出差的记录等证据，在前面的诉讼和仲裁都没有得多支持，所以出差不存在。证据4余某离职时间没有异议。
余某另在二审申请本院调取吴某2016年5月至2016年7月的考勤记录。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华工百川公司是否需支付余某经济补偿金。
华工百川公司虽上诉称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本院审理期间，华工百川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华工百川公司是否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分析认定，华工百川公司应向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问题，双方对此存在较大争议，华工百川公司上诉主张其并未在一审庭审中主张余某的经济补偿金计算基数按照14500元/月计算，经审查一审庭审笔录，华工百川公司的确未作出按照14500元/月的标准计算余某经济补偿金的意思表示，其只是主张余某工资标准为14500元/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金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基数应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一审法院已经作出认定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间，余某的全勤应发工资为49965元，2016年2月至2016年10月期间，余某的出勤应发工资为107820.98元，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故华工百川公司应向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05191元[（107820.98元+49965元）÷12×8]。
由于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足以对华工百川公司是否需对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以及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作出认定，故本院对余某申请调取吴某2016年5月至2016年7月的考勤记录的请求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65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65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向余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05191元。
债务人如未在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广州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印 强
审判员 苏韵怡
审判员 李 婷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杨海萍
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