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肥西民一初字第01071号
原告：王玉珍，女，汉族，1968年6月7日生，住肥西县。
委托代理人：王军，安徽万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孝柱，男，汉族，1956年12月10日生，住肥西县。
被告：饶红梅，女，汉族，1980年1月16日生，住肥西县。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圣奎，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玉珍诉被告李孝柱、被告饶红梅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邵文举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进行了两次开庭审理。原告王玉珍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军律师到庭参与了诉讼，被告李孝柱、被告饶红梅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圣奎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玉珍诉称，2015年元月18日上午10时许，原告在家中与隔壁老李棋牌室员工饶红梅发生口角并发生撕扯，原告面部受到被告饶红梅严重抓伤，当天原告到肥西县医院和安医一附院进行了治疗，但是伤情没有得到控制，无奈之下原告于2015年2月4日又转院至××医院进行治疗，尚需进行二次手术。2015年2月2日，原、被告在肥西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主持下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由被告李孝柱承担原告的一切损失。但是协议签订后，两被告一直没有支付原告的医药费等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1、依法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1579.59元（医药费22329.59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500元、误工费75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两被告共同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诉请，第一，调解书有问题；第二，原告主张的许多费用是不合理的。两被告在第二次开庭时补充答辩称，1、在县医院治疗的情况我们是认可的，以第一次庭审意见为主，我们认可的金额以第一次庭审为准；2、当时县公安局有一个治安调解协议书第二条明确了补偿金额是什么性质，完全没有美容的费用；3、我们不认可所谓的严重抓伤，当天治疗的伤情没有得到控制这个我们也不认可，材料上虽然看不清楚，但是上面还是提到了，没有任何依据提到了需要转院治疗，伤情得不到控制，1月21日等都是提到用药随准，都没有提到看不好的情况，目前的材料根本没有转院的理由，我不认为她去北京是应该的，原告去的医院以纯粹的盈利为目的，我们认为他们不应该去这个医院，可以去其他很好的医院；4、2015年2月2日原被告在肥西县城关派出所调解达成一致签订了调解协议书我们是认可的，2015年2月4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原告就在北京的医院开始拿药，2月3号从合肥到北京，说明2月2日调解的当时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去北京，如果你们有这个准备，为什么当时调解的时候没有说出来，我们当时给了1500元，金额就足够治疗，医生说开药就可以了，2月2日签协议，2月3日就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说，我们是要承担责任的，原告方为什么要隐瞒情况，所以原告他们是蓄意的做这样的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意料到他们会这样去做，当时协议上的治疗费根本不存在什么美容费。除了医药费，以及之前第一次开庭中确定的医药费，其他的我们要求驳回。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特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原告身份证原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
接处警情况登记表原件、治安调解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原告与被告饶红梅发生纠纷，饶红梅将原告抓伤，后经调解，被告李孝柱答应承担原告所有损失。
合肥门诊病历原件、北京医院病历复印件、瘢痕分析报告原件、面部评估报告原件、医疗费发票原件，证明原告治疗的相关情况及医药费数额。
差旅费发票原件，证明原告为去北京治疗花去的差旅费。
住宿费发票，证明原告为去北京治疗住宿所花费的费用。
两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材料1无异议。
对证据材料2，其中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说明是原告面部被抓伤；治安调解协议是复印件，我方不认可，但如果原件与复印件一致，那么从协议第二条可以看出，双方仅就原告脸部被抓伤的医药费、治疗费做了约定，不包括美容等其他费用，当时仅仅是被告李孝柱在场，且李孝柱不认识字，该调解书的效力也有胁迫或者其他不生效的情节存在。
对证据材料3，其中北京医院病历复印件不予质证，且病历上有“手部增生肥厚处”等字样，不知道原告究竟治疗的哪里，调解协议书上明确了说是原告脸部被抓伤，而该次就医并非是单纯的治疗，已经属于美容防疤痕等范畴，2月4日的门诊病历写的是“表皮修复不理想”显然这已经属于美容。对其中瘢痕分析报告及面部评估报告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原告是在做面部美容，不是治疗，如果是治疗，应该是仅就伤痕部分做治疗，而非整个面部的分析和美容。对其中合肥门诊病历真实性、关联系不予认可，上面的字看不清楚，不知道原告是在哪里看的，哪个医生看的，看的是什么。对肥西县人民医院的63566105流水号医疗费发票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上面写的是2015年1月，西药费是什么费用也不清楚，没有对应的小票佐证。对尾号6209的安医大一附院发票及尾号6805的发票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其中的金霉素眼膏与本案没有关系。××医院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发票应该由医院开具，而不是由某某公司开具，这些费用都是治疗费，该治疗费如何治疗的，明细是什么都不知道，西药的明细也没有，结合之前的材料，我方认为原告是利用这个机会去做美容，然后把费用嫁祸到被告身上，这完全没有道理，其中尾号5673及尾号5674的发票是连号，在花了7870元之后，立刻又花了5000多元，这不符合常理。
对证据材料4中的出租车发票有异议，其中从2015年2月3日皖A大众81141的出租车发票中可以看出，7点41分到7点56分，8点23分到8点41分，9点4分至9点9分，8点到8点12分，9点12分到9点43分，8点48分到9点3分，这些时间段都有发票，也就是说仅早上的片刻时间就打了6次车，且涉嫌作伪证。对其余日期的出租车发票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火车票，其中马跃升的火车票与本案无关，王玉珍的票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定额发票不予质证，原告没有在举证期限内举证。
对证据材料5两张宾馆住宿费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
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向本院补充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1、原告结婚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与马跃升系夫妻关系。
2、治安调解协议书原件、询问笔录原件三份、照片一组，证明事发当时的情况，以及事发过后，原、被告达成的协议，原告与被告饶红梅发生纠纷，饶红梅将原告抓伤，后经调解，被告李孝柱答应承担原告所有损失，以及原告的伤情严重，到北京治疗的合理性。
3、北京医院病历原件、医疗费用收费明细项目清单原件，证明原告治疗的相关情况及医药费数额。
两被告对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材料1不予质证。
对证据材料2，第一，认可真实性，关于关联性，我们认可在医院的医药费，这个医药费至包括肥西和合肥的医院我们认可，医药费只包含医药费，这个也只包括挂号费以及治疗过程必然发生的费用，其他的我们不认可，这个调解书是2月2日前的，在调解书中，对方明明以及按照当时起诉书中说的内容，伤情得不到控制，这种浅表性的伤情在伤情发生也就是元月18号在肥西县医院和安医一附院就能够非常清晰的诊断，或者在一两天内就可以诊断，但是在医生给出的诊断中，我们没有看到伤情得不到控制的情况。第二，从元月18日到2月4日将近20天的时间，实际发生的时间的长度也说明伤情并不是对方所说的得不到控制的情况，××的一切的费用包括即便发生的医药费也跟治安调解协议书中提到的没有关联，而且这个医药费绝对不包括美容费，如果包括美容费，在当时原告应该提出来，他提出来我们一定会讨论这个费用，我们是否认可，认可多少，这个费用是无边的，与治疗费不一样，这种美容费如果提出来大家一定要提出来，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而且当时李孝柱无法认字，也是听别人说的，所以不应该对李孝柱赋予更多理解上的义务，并且转院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所以对方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对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原告提供的结婚证，原告的家属叫马跃升，但是笔录中原告的家属叫马俊，所以这是有问题的。对于照片三性均不认可。
对证据材料3清单第二页，收费时间是2015年1月7日，上午10时37分25秒，这个事情发生在2015年1月18日，他给我们的清单第二页有点像出租车票，所以我们认为法院应当注意这一点，她把1月7号的清单拿来与本案无任何的关联性，既然1月7日就去看病，那么接下来看的是看什么，我们充分的怀疑全部清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如果仅这一张和其他的清单作为本案的证据来提交，有欺骗法庭的行为，就像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交通费用一样；还有关于费用的报销资费问题，这里面包含甲类乙类丙类，甲类是公费的可以报销，乙类可以部分报销，丙类是自费，既然选择了自费就不要找别人来报销，所以这里面也有问题，而且收费明细和发票是对不上的，收费明细上是2月5日有个1250元，但是发票上开的是公司的名称，我们不认可，且金额也完全不对，收费明细与发票上的金额不一致，且开具单位名称也不同，其他的发票和收费明细也是这样的情况；关于门诊病历这部分，当时起诉书上说的是伤情没有得到控制，但是鉴定上说的是表皮修复不理想，来院诊治，所以是不一致的，无法确认病历上医院公章的真实性。
两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经双方质证及审核，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2系复印件，与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中原件内容一致，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之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3中的合肥门诊病历中2015年1月18日的病历与原告受伤时间为同一天，且病历中记载了面部及手背抓伤等情况，本院认为此病历确为原告受伤当日就诊之病历，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2015年1月21日和26日的病历记载了面部抓痕，时间与原告受伤时间相去不远，本院认为该病历应该亦为原告受伤后就诊的病历，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医院病历系复印件，与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原件的内容一致，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瘢痕分析报告、面部评估报告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编号31677353的处方笺系安医大第二附属医院出具，原告在诉状中未提及到该医院进行过治疗，故本院认为该处方笺与本案无关联性；2015年1月21日和26日两张医药费发票，有病历佐证，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肥西县人民医院流水号63566105的发票从就诊号记载来看其发生于2015年1月18日，与原告受伤时间及病历时间吻合，本院对该证据材料之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医院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内容与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医院出具的费用清单相互印证，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之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4中部分出租车发票表明原告部分乘车行为并非出于去医院进行治疗之需要，故本院仅对与病历时间、医疗费用发票出具时间相一致的出租车发票之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医院病历及医疗费发票出具时间前后一天以内的原告火车票，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对于马跃升的火车票，根据原告补充举证，证明马跃升为原告配偶，配偶陪同原告去北京看病属于合理行为，未超出明显必要的限度，××医院病历及医疗费发票出具时间前后一天以内的马跃升火车票之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5中两张住宿费发票所显示的时间××医院病历及医疗费发票出具时间所显示的原告治疗时间一致，且该两笔住宿费用均在合理甚至较低的范围之内，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之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1系复印件，庭后其向本院提交了原件，经本院核实，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2中的治安调解协议书、询问笔录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该组证据材料中的照片非出自医疗机构或者公安机关，被告也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材料之证明效力依法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3中有一张2015年1月7日收费项目清单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依法不予确认；该组证据材料除此之外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之证明效力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18日，原告王玉珍与与被告李孝柱开设的棋牌室所雇佣的被告饶红梅因招揽顾客发生冲突，冲突过程中，饶红梅将王玉珍面部抓伤。受伤后，王玉珍当天到肥西县人民医院就诊，并于2015年1月21日和26日两次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2015年2月2日，王玉珍、李孝柱在肥西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约定王玉珍放弃追究饶红梅法律责任，约定王玉珍脸部被抓伤医药费等相关费用由李孝柱承担，后饶红梅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李孝柱当天向王玉梅之丈夫马跃升先行支付了1500元。2015年2月4日、3月20日，王玉珍在马跃升陪同下两次到××医院对面部抓伤进行治疗。此后，李孝柱与饶红梅均拒不支付王玉珍所付的医药费用。
本院认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是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不得非法侵犯。在本案中，原告面部被抓伤，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已经受到他人非法侵犯，则相关责任人必然依法要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主要争议焦点有如下几点：争议焦点一，两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受伤承担赔偿责任，承担何种程度何种范围的赔偿责任；争议焦点二，原告为治疗伤情所进行的医疗是否超出了必要的范围，其支付的医疗费用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争议焦点三，原告主张的费用种类及数额是否均在合理限度内。
对于争议焦点一，第一，根据原、被告各自陈述以及原告所提交的肥西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治安调解协议书、询问笔录，本院查明被告饶红梅在与原告的冲突中将原告脸部抓伤，饶红梅系侵害原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之直接加害人，依法在民事责任范围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第二，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了治安调解协议书，明确约定原告放弃追究饶红梅的法律责任，该概括性的表述当然包括对于上述第一项所确定的民事责任范围内的损害赔偿责任，此为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第三，从治安调解协议书内容可知，原告放弃对饶红梅的追究系基于被告李孝柱自愿对原告被饶红梅抓伤医药费等相关费用的承担承诺，该承诺系李孝柱个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李孝柱辩称其受到胁迫而做出上述承诺，但该协议书是李孝柱在公安机关主持下签订，且其并未举证证明其该项主张，故本院对其该项抗辩不予采纳；李孝柱辩称其不认识字，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系出于误解，但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自己在治安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所产生之后果完全能够理解，第一次庭审时其甚至不愿在庭审笔录上签字，表明其对个人签字极为慎重，故本院认为其该项抗辩不足为信。第四，治安调解协议书上约定承担责任的范围是“王玉珍面部被抓伤医药费等相关费用”，费用包括“医”（即治疗）、“药”及“相关费用”，在无具体细化条文约束的情况下，应系基于治疗伤情所支付之费用，而不宜做过度的扩张解释，故本院认为李孝柱承担的范围应包括原告面部被饶红梅抓伤所直接导致原告支出的医疗费用，以及原告为治疗而间接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及因治疗而损失的收入即误工费，原告所主张的精神抚慰金系基于身体伤害而产生非基于治疗伤情而产生，本院认为一者其不为协议所包含之内容，二者其应视为协议第一项原告所放弃之内容之一，因此本院对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饶红梅不再对原告承担因其抓伤原告而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该损害赔偿责任由李孝柱自愿承担，承担范围包括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及误工费。
对于争议焦点二，被告称原告所进行的治疗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美容范畴，已经超出了对伤情合理治疗的程度。对此，本院认为，原告脸部被饶红梅抓伤，因未进行伤残鉴定，其伤情是否足以构成伤残是不确定的，那么本院据此推定原告之伤情并未达到伤残的程度。构成伤残意味着在现有医疗水平之下伤情严重到无法恢复至健康正常的状态，伤害是永久性的，而原告的伤情在现有医疗水平下应足以恢复至健康正常的状态，其伤害是非永久性的。原告系脸部被抓伤，在不伤及内脏器官的情况下自然或者通过药物愈合伤口后会留下伤疤。被告辩称原告随着年龄的增长，脸部必然会出现皱纹与瘢痕，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治疗的瘢痕是由于饶红梅的伤害行为而产生的伤疤，并非原告在自然条件下原生，故对被告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原告在北京的治疗针对的是消除因饶红梅抓伤而产生的伤疤，这些伤疤是在现有医疗水平下可以尽量去除而使原告面部尽可能恢复到受伤前应有的状态，因此并非美容而是恢复。综上，本院根据医疗方面的证据材料认为原告在北京的治疗属于对其伤情的恢复性治疗，并非超出治疗范围之外所进行的美容行为，其治疗行为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及程度之内。
关于争议焦点三，第一，原告主张的医药费为22329.59元，本院根据确认的相关医疗费用发票计算医疗费用如下：肥西县人民医院2015年1月18日124.95元，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年1月21日8.28元、1月26日199.6元，××医院2015年2月4日2108.2元、2月5日一笔5000元和一笔9447.38元、3月20日5441.18元（××医院费用总计21996.76元）；××医院收费明细项目单记载的费用为21996.76元（扣除2015年1月7日的186元后所得），与该医院出具的发票所载金额一致；原告在三家医院所支出医药费用总计为22329.59元，还应当扣除李孝柱已经先行支付的1500元，应为20829.59元。第二，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包括出租车及火车）为3000元，其中原告及其丈夫马跃升两次往来北京的火车票支出已为3420元，已经超过原告方对于交通费用的主张，本院据此支持原告方的主张并以原告方主张的数额为限。第三，原告主张住宿费500元，与原告在北京治疗期间住宿费发票所载金额一致，本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第四，原告主张误工费750元计，根据病历显示，原告确有五天时间到三家医院诊疗，但因原告并无固定工作收入（原告未举证），本院酌定按照2014年安徽省农、林、牧、渔业收入标准（74.48元/日）计算，所得额为372.4元。第五，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上文对此已述，此处不赘。综上，李孝柱应向王玉珍支付医疗费20829.59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500元、误工费372.4元，总计24701.99元。
原告与被告系商业邻居，本应该和睦相处、互谅互让、和气生财，却因招揽顾客的一时蝇头小利而产生纠纷以致发生肢体冲突，造成身体伤害这样严重的后果，因此承受本不应该发生的身体上的痛苦与经济上的损失，双方都应引以为戒，把目光放长远，否则，对个人情绪一时的放任可能造成更难挽回的后果，甚至触犯刑律，到时候追悔莫及。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李孝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王玉珍支付医疗费20829.59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500元、误工费372.4元，以上总计24701.99元；
驳回原告王玉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被告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9元，减半收取294.5元，由被告李孝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邵文举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 坤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
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是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第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