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沈河行初字第132号
原告：杨明娟，女，195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周海博，男，1979年3月11日出生，汉族，辽宁沈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商丽娟，女，199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辽宁沈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沈阳市房产局。
法定代表人：纪凯，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浦，男，1950年7月9日出生，汉族，沈阳市东陵区房产局法律顾问。
第三人：于俊侃，男，193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沈阳工业学院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林锦，男，辽宁申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白宁，女，辽宁迅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孙启民，男，195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沈阳大舞台剧场退休职工。
原告杨明娟不服被告沈阳市房产局房屋登记一案，于2014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7月16日受理后，于2014年7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明娟的委托代理人周海博、商丽娟，被告沈阳市房产局的委托代理人周浦，第三人于俊侃的委托代理人林锦、白宁，第三人孙启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沈阳市房产局于2005年6月30日为坐落于沈河区（原为东陵区）南塔街125巷4-××号262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将所有权人由于俊侃变更登记为孙启民，为其颁发权证号为第816**号房屋所有权证。
原告杨明娟诉称，1990年10月13日，杨明娟与于俊侃登记结婚，1999年4月原告与于俊侃共同出资购买沈阳理工大学出售的地处沈河区（原为东陵区）南塔街125巷4-××号住房一处，2004年6月8日，被告颁发东陵字第00××69号房权证。2013年11月，由于原告与第三人于俊侃感情不和诉至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发现2005年6月30日，原告之夫于俊侃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屋以人民币18.6万元出售给孙启民。被告在原告未到场，相关房产变更登记手续上的原告签名及指纹均系伪造情形下，未履行合法审查义务，即将涉案房产权属转让登记在孙启民名下，严重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请求法院撤销被告颁发的房证号为81684（档案号为2-20229573）坐落于沈河区（原为东陵区）南塔街125巷4-××号的房屋产权证；依法判令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9.2万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结婚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于俊侃于1990年登记结婚；2、原告患有脑瘤重病的影像学检查报告单及CT检查报告单共三份，证明原告对该房屋转让登记不可能知道的事实，证明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沈阳市房产局辩称，一、被告为孙启民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程序符合法定程序，为了保证行政机关不动产登记的公信性和善意取得不动产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可撤销被告为孙启民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如下：1、该房屋原登记在第三人于俊侃的个人名下，并未登记有共同产权人。所以，被告认为在产权过户登记时原产权人于俊侃具有独自处分自己名下的不动产的权利。2、被告在实施房产登记时对申请人提供的要件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而第三人于俊侃、孙启民申请房产转移登记时均未向被告提供共同产权人的材料和信息。故，被告在为其产权登记时不知有共同产权人。所以，被告无权也无必要在房产转移登记时要求所谓共同产权人知情。3、被告是负责房屋产权登记的行政机关，并不是不动产的确权机关。所以，原告诉称依照婚姻法确定自己是该房屋的共同产权人的确权行为不是被告的职权范围，被告无法也无权确认原告是该房屋的共同产权人。被告在房产登记时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去审查登记人、出卖人是否已婚或合伙，要求登记人、出卖人必须提供共同产权人情况。4、我国至今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没有记载共同产权人的情况下产权人转让权还需要拟定所谓共同产权人知情的相应条款。而且，被告实施房产登记行政行为依据的是房产登记管理条例，并非是婚姻法。基于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原告以于俊侃转让房产时不知情为由请求撤销孙启民的房屋所有权证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如果撤销孙启民的房屋所有权证也是对房屋买受人不公平的，也有损交易安全。二、原告直接起诉撤销房产证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释（2010）15号《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原告应当首先解决争议房屋的权属问题。然后才能解决房屋权属登记问题。三、该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争议房屋于2005年登记而原告时隔八年之久提起行政诉讼，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两年的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讼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四、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一诉一请求，原告的第二项诉求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所述，可以证明原告系无理告诉。故，恳请人民法院依照事实与法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房屋买卖合同；2、沈房转登字25第2495号沈阳市房地产转让登记申请审批书；3、孙启民、杨明娟、于俊侃身份证复印件，4、于俊侃向被告交回已经销毁的原房产证，1-4号证据证明二位第三人提供了房产权属登记办法规定在房产买卖转移所需要提供的要件，符合房产转移变更登记的条件，而且于俊侃提供的被销毁的房产证系其个人产权，在共有人栏中未注明有共有人；5、于俊侃购买公有房的初始登记，证明于俊侃购买的公有房系属于俊侃个人购买。
第三人于俊侃述称，一、原告明知第三人于俊侃将本案诉争房屋出卖的事实。1、原告与第三人于俊侃于1990年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前各有一名子女。结婚时，原告与第三人名下均承租单位公有住房一套，后均参加房改，取得了房屋所有权。双方商议将各自名下的房屋分别赠与给各自的子女。在第三人于俊侃的配合下，原告已将其名下的一套房改房无偿过户给其儿子鄯飞。2、第三人于俊侃于1968年8月开始承租单位公有住房。1995年，第三人于俊侃以800元／㎡的价格，购买了单位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北文萃路8-××号3-6-3室的房屋，建筑面积66.88㎡，房屋总价款为53，504元（该房屋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2001年，单位调整住房，给第三人于俊侃调整了一套新房，上述住房收回。新房位于沈阳市东陵区南塔街125巷4-××号2-6-2室，建筑面积为97.9㎡，即本案诉争房屋。2001年6月，学校与第三人于俊侃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将该套房屋出售给于俊侃，房屋总价款为85，760.4元。2001年12月7日，于俊侃在已交第一套房款的基础上，向学校补交了两套房屋差额款32，256.4元。在这两次参加房改的过程中，手续均以于俊侃名义办理，房款均是其儿子于洋实际出资交纳，原告本人对此予以认可。3、与本案诉争房屋有关的权证、手续一直由第三人于俊侃的儿子于洋保管，原告与第三人于俊侃从未过问。2005年，于洋委托房屋中介将该诉争房屋出卖，所有的变更登记手续均由于洋委托房屋中介操作，第三人于俊侃没有参与，于洋按照中介机构的要求提供了相应手续。4、第三人于俊侃在于洋将房屋出卖后，在与原告聊天谈到房屋问题时告知了原告房屋已经出卖的事实，由于当时夫妻双方感情和睦，原告并未提出任何异议。5、2013年9月17日，原告曾向皇姑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第三人于俊侃离婚。因双方感情出现问题，原告才提出诉争房屋的权属之争，在双方感情没有破裂之前，原告从未向第三人于俊侃主张过与该诉争房屋有关的权利。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原告明知第三人于俊侃将房屋出售的事实，从其知道之日起，已超过2年起诉期限，因此，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退一步说，原告与第三人于俊侃系再婚，年龄较大，除了双方名下的房产，基本没有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在双方没有多套房产的情况下，原告不可能对仅有的两三套房屋的所有权问题不清楚、不知情、不过问，这并不符合生活常理，不能使人信服。综上所述，原告与第三人于俊侃已将本案诉争房屋赠与于洋，且原告明知房屋被出卖的事实，现原告要求撤销房产局颁发的房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过起诉期限，恳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于俊侃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民事起诉状；2、（2013）皇民四初字第1074号皇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2号证据证明原告于2013年9月向皇姑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第三人于俊侃离婚，在原告与第三人于俊侃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原告才做出违背最初约定编造事实提起该行政诉讼，主张其已赠与出去的财产的相关权利。
第三人孙启民述称，我叔叔和第三人于俊侃是同事，办理手续都是第三人于俊侃办理的，其他的都不清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供的1、3-5号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2号证据，原告主张该表中“杨明娟”签名并非本人所签，被告及第三人于俊侃对原告主张该项事实并未否认，因此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号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2号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证。第三人于俊侃提供的1、2号证据，本院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明娟与第三人于俊侃于1990年10月13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2001年6月1日，于俊侃与其所在单位沈阳工业学院签订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购买了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原东陵区）南塔街125巷4-××号262房屋，并于2004年6月8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将该房屋登记在于俊侃名下。2005年4月23日，第三人于俊侃与第三人孙启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该房屋出售给孙启民。2005年6月30日，被告沈阳市房产局为该房屋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将其登记在孙启民名下。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原告于2013年9月27日诉至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要求与第三人于俊侃解除婚姻关系，该院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2013）皇民四初字第10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离婚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57号）第八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被告作为市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有房屋登记的法定职权。
关于被告及第三人于俊侃提出原告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主张其于2013年8月方得知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而被告及第三人于俊侃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已超过2年的事实。因此对于被告及第三人于俊侃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
关于被告提出的涉诉房屋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原产权证上记载的产权人仅有于俊侃一人，不能证明该房屋存在共同共有人，被告没有告知本案原告义务的主张。涉诉房屋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买卖双方提交被告的买卖协议中明确表明该房屋是夫妻共同共有，因此对被告免于共有人审查义务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房屋登记的合法性问题。《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57号）第十一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由权利人（申请人）申请。……共有的房屋，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第十二条规定：“权利人（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权属登记。”第十三条规定“权利人（申请人）申请登记时，应当向登记机关交验单位或者相关人的有效证件。代理人申请登记时，除向登记机关交验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外，还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权利人（申请人）的书面委托书。”本案中，原告及第三人于俊侃均承认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原告并未到场。而被告提供的证据中也无原告合法的委托手续，因此被告在房屋共有人未到场且无授权委托情况下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属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但因第三人孙启民在购买诉争房屋时支付合理对价并实际居住使用多年，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会对第三人孙启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因此对于该具体行政行为应当确认违法。
关于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因原告同第三人于俊侃尚属婚姻存续期间，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财产权已经受到侵害，因此对其赔偿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沈阳市房产局于2005年6月30日为坐落于沈河区（原为东陵区）南塔街125巷4-1号262房屋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诉讼费用五十元，由被告沈阳市房产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红黎
人民陪审员 张秋平
人民陪审员 郑秀丽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寅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