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行终12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200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法定代理人杨某2，男，197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系杨某1父亲。
法定代理人董某，女，197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系杨某1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曲屯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马卫光，市长。
委托代理人冯永华，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鑑臣，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房屋征收办公室工作人员。
杨某1诉绍兴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拆迁）行政征收一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4日作出（2017）浙06行初154号行政裁定。杨某1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0月31日进行了庭询。上诉人杨某1的法定代理人杨某2、董某，被上诉人绍兴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冯永华、谢鑑臣参加了庭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2009年5月25日，绍兴经济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与董伟忠签订《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原告母亲董某系原告当时的监护人，依据协议约定享受了拆迁安置权利，也清楚原告未被列入安置人口。在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协议约定的安置房屋和安置补偿款已经于2012年完成交付。现原告于2017年5月才起诉要求确认拆迁安置部门在与当事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未将原告列入安置人口的行为违法，显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某1的起诉。
杨某1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偏信被告言词，裁定错误。1、事实充分证明，上诉人系塘湾村在册常住人口。上诉人于2005年12月1日出生落户在越城区××村大塘湾437号，户籍从未改变，一直跟母亲居住到房屋拆迁。该事实有公安部门颁发的常住户口登记簿为证。被上诉人也认可上诉人具有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独生子女优待、合作医疗、社会保险、教育、征地款分配及股权量化等权益。根据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对常住人口的解释：“安置人口指所拆迁村拆迁时公安机关登记的在册为准，挂靠人员是指一户内除配偶、直系亲属及亲属配偶之外的其他人员”，上诉人完全符合绍政发（2002）72号文件规定的安置对象条件。一审对上诉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法规不予采信，却对被上诉人凭空陈述予以认定，造成了裁定错误。2、2009年5月25日绍兴经济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及迪荡街道办事处与董伟忠签订的《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与上诉人无关联性。协议的安置人口“7+1”违法排除了上诉人安置对象的资格，属于行政行为违法。一审诉讼中，上诉人也未主张撤销《安置补偿协议》，而是请求判令被告对原告拆迁安置未履行《拆迁公告》规定政策，显失公平的行政行为无效。被上诉人承办机关在拆迁安置行政行为作出时，未表明“7+1”人口的具体名单，上诉人完全蒙在鼓里。上诉人是2016年4月份从越城区人民法院才知道，在2012年9月的家庭住户人口统计表中，上诉人未被列入安置人口。二、一审诉讼时效上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根据《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但是本案案由并不适用该法条。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被上诉人承办机关未履行《拆迁公告》及绍政发（2002）72号文件的规定，而是违法适用了迪荡街道会议纪要中的“外嫁女安置办法”和“塘湾村拆迁安置方案”。该行政行为应适用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应该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以及《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上诉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发生，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是2013年5月14日迪荡街道办事处作出的迪信访复（2013）2号《关于塘湾村董某同志反映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此时，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的承办机关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上诉人的拆迁安置权益，故上诉人于2016年4月8日向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2013年5月到2016年4月前后3年不到时间，未超过法律规定的5年的时效。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起诉时间认定为2017年5月错误，应自2016年4月向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的时间起算。再者，按照民事规范诉讼时效也根本没有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最高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三、一审违法限制当事人的委托代理权利造成当事人诉讼困难。一审法院在审判程序上对原被告的诉讼地位显失公平。被上诉人违反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规定，行政首长既不出庭也不委托本单位工作人员出庭，蔑视原告公民地位。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依法提出异议，可是一审法庭审判长未责令被上诉人改正。在当事人委托公民代理方面，一审也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三）款和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注意事项）第四点的规定，开庭审理前，上诉人根据上述规定由法定监护人所在村委推荐公民作为代理人，并提交推荐证明材料（公民代理推荐函、授权委托书、不收取报酬的承诺书、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但一审法院以《关于民事行政诉讼公民代理审查备案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浙高法〔2014〕25号）第三条为由，限制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民代理人出庭，严重地践踏了宪法和法律，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由此造成了当事人的诉讼障碍和司法诉讼的不利严重后果。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绍兴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上诉人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应当依法予以驳回。2009年5月15日，绍兴经济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发布《通告》，2009年5月25日，上述单位与董伟忠户签订《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上诉人于2017年5月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依法予以驳回。2.根据《关于“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决议》等有关文件精神及《拆迁公告》的规定，绍兴市经济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拆迁安置补偿合法有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杨某2与董某原系夫妻，两人婚后育一子杨某1。杨某2与董某于2009年10月14日登记离婚，并约定婚生子杨某1由董某抚养。2009年5月25日，绍兴经济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与董伟忠（董某哥哥）签订《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安置人口为7+1。2013年5月14日，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作出迪信访复字［2013］2号《关于塘湾村董某同志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明确告知董某，对其因离异后不再属于外嫁女，故要求调整增加儿子杨某1作为安置人口的要求，迪荡街道办事处最终认定凡是在拆迁签约后离婚的，不再进行调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上诉人杨某1要求确认2009年5月25日绍兴经济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办事处与董伟忠签订的《绍兴市城中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确定的安置人口为7+1，未将原告作为安置人口处理的行为违法。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董某系上诉人杨某1的法定代理人，其至迟于迪信访复字［2013］2号《关于塘湾村董某同志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作出时已知悉上诉人杨某1未被列为安置人口。故上诉人杨某1于2017年5月才提起本案诉讼，显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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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陈裕琨
审判员 车勇进
审判员 管 征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