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共青城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共刑初字第20号
公诉机关共青城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超。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2年8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8日被共青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3年3月7日经共青城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4年3月7日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同年4月23日经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陶某，江西开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青城市人民检察院以共检刑诉（2014）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4年4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共青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辉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超及其辩护人陶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报请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共青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超系江西国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纺公司）业务员。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间，被告人张超在经手国纺公司与葛某某、王某某间的棉纱购销业务过程中，明知所销售的棉纱是销售给葛某某、王某某而不是销售给诸暨市群天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诸暨市冠荣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东靖针织有限公司，仍按葛某某、王某某的要求，在葛某某、王某某通过陈某（已判刑）将货款汇至上述公司，再由上述公司转汇至国纺公司的情况下，配合上述公司与国纺公司签订虚假购销合同，并向葛某某、王某某开具购货单位分别为诸暨市群天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诸暨市冠荣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东靖针织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价税合计人民币1519300元�抵扣税款220752.92元。2012年8月29日，被告人张超被传唤到案。
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购销合同、银行收款收据、棉纱出库单据等相关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张超违反国家税收管理法规，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张超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辩称：1、其职责只是负责与客户商谈销售棉纱，起牵线、介绍作用，开发票、签合同是客户与公司或老板直接联系；2、客户王某某到国纺公司与老板谈了后他才认识，这次业务是老板谈好的；客户葛某某是经丛某某介绍认识的，葛某某先把钱预付，半月后才把货发过去，合同、发票其均未经手；3�公诉人出示的国纺公司领料单上签名不是被告人本人所签；4、其在侦查阶段供述不属实，公安机关存在非法取证。
辩护人陶某的辩护意见是：1、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指控的7份合同、15份发票均没有张超签名，且公司非张超一人从事棉纱销售，故现有证据无法确定上述业务系张超经手；且如东法院判决证实王某某并没有向陈某出售开票方为国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2、证人刘某某原证词系受老板影响和公安违法取证所作，根据张超供述和刘某某当庭证词，张超未参与合同签订、发票的开具过程，对客户提供的购方信息内容亦不知情，故不属“明知”虚假而为之；3、张超供述其一直都是和丛某某做棉纱业务，葛某某和王某某并非被告人的客户，不排除丛某某将业务转手倒给了葛、王二人等情形；4、公安机关存在违法取证行为。综上，恳请法庭以证�不足判决张超无罪。
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间，被告人张超在担任国纺公司业务员期间，明知国纺公司与诸暨市群天针织等四家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明知客户葛某某、王某某的货款系借上述公司名义“过账”至国纺公司，将棉纱发给实际购买人葛某某、王某某，而发票则虚开至上述公司。累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价税合计人民币1519300元，税额人民币220752.95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1年5月至7月间，被告人张超在经手国纺公司与实际购买人葛某某间的棉纱购销业务过程中，按葛某某的要求，在确认葛某某的货款通过诸暨市群天针织有限公司于2011年4月28日、5月23日分两笔200000元、500000元转汇至国纺公司后，将棉纱实际发给江苏省如东县岔河葛某某处，并通过所在公司财务人员分别于2011年5月28日、7月26日向葛某某虚开发票号码为00369030-00369034、00792358-00792359，购货单位为诸暨市群天针织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价税合计人民币699300元，税额人民币101607.67元。
2、2011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张超在经手国纺公司与实际购买人葛某某间的棉纱购销业务过程中，按葛某某的要求，在确认葛某某的货款320000元通过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20日转汇至国纺公司后，将棉纱实际发给江苏省如东县岔河葛某某处，并通过所在公司财务人员于2011年8月26日向葛某某虚开发票号码为02140533-02140535，购货单位为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价税合计人民币320000元，税额人民币46495.73元。
3、2011年11月，被告人张超在经手国纺公司与实际购买人王某某间的棉纱购销业务过程中，按王某某的要求，在确认王某某的货款200000元通过诸暨市东靖针织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16日转汇至国纺公司后，将棉�实际发给江苏省如东县王某某兴隆浆纱厂，并通过所在公司财务人员于2011年11月30日向王某某虚开发票号码为02145246-02145247，购货单位为诸暨市东靖针织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价税合计人民币200000元，税额人民币29059.82元。
4、2011年10月至2012年4月间，被告人张超在经手国纺公司与实际购买人王某某间的棉纱购销业务过程中，按王某某的要求，在确认王某某的货款300000元通过诸暨市冠荣针织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14日转汇至国纺公司后，将棉纱实际发给江苏省如东县王某某兴隆浆纱厂，并通过所在公司财务人员于2012年4月23日向王某某虚开发票号码为03406914-03406916，购货单位为诸暨市冠荣针织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价税合计人民币300000元，税额人民币43589.73元。
另查，国纺公司自2009年1月1日起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国纺公司与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司、诸暨市东靖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冠荣针织有限公司因上述业务曾签订虚假的棉纱购销合同。且涉案的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申报抵扣，抵扣税款共计人民币220752.95元。2012年8月29日，被告人张超被传唤到案。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证言
（1）证人葛某某的证言，证实其2010年上半年就认识张超，他是做棉纱销售的，多次去过其如东岔河的浆纱厂，且在国纺公司他只认识张超，后在谈业务时其曾明确地告诉张超自己的厂要用纱，纱要发到如东，发票就开给打款单位；其本人农业银行2011年4月26日、5月23日、6月20日转存业务记录、陈某农行卡同日进账、出账业务记录、诸暨市群天针织等有限公司打款凭证及对应的10份增值税发票系其与张超办理棉纱业务时的记录和所开的票据，且上述发票均是先寄给他，再由其寄给陈某的。其证言“我们这边从张超那里购进棉纱时我们是不需要开票的，而张超所在的江西国纺纺织有限公司卖出棉纱是带票的，这样我们就觉得这些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我们没有产生效率，后来我们当地有个叫陈某的就告诉我们浙江省那边很多袜子厂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陈某就从我这里购买这些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陈某就按票面价格（价税合计）给我5.2%到5.3%的返点，打款到我账上。陈某将这些增值税发票卖给浙江那边也收取相应的返点，具体操作方法就是，我将卖棉纱的货款先打给陈某，陈某再将货款打给购票的浙江那边的企业，再由陈某负责沟通让浙江的购票企业将货款打给江西国纺纺织有限公司的账上，陈某再将购票企业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我再将这个信息发到张超手机上，并与张超核实货款是否到账，然后告诉张超开据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按手机信息上的企�开票，但是货物依然是送到我的浆纱厂来，在第一次详细沟通过之后，张超已经很了解这其中的内情了，所以后来多次操作都是按以上流程来办的”，证实了其通过陈某、张超虚开发票的详细过程。
另证实其未将通过陈某把国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卖给诸暨那边企业的事情告诉张超，也未告诉张超其和浙江诸暨企业的关系，但张超在这个行业里做了这么久，他知道这里的内幕，他知道浙江打款的企业没有与他们厂发生交易，而且货物也是送到如东这里，浙江企业打到他们厂里的货款也是其事先打过去的，在开具发票前，张超是知道其实际是将这些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浙江的企业从中获利，但是具体获利的情况张超是不清楚的。
（2）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实大概是2011年5、6月份，其在如东县岔河镇一家纱厂看到在下货（棉纱），后得知供货企业是江西共青�的国纺公司，负责棉纱销售的业务员是张超，此后他就一直与张超联系业务了。2011年其通过张超与国纺公司发生过两次业务往来，总金额约40多万元。其在第一次与张超联系出票事宜的时候就告诉过张超浙江那边的企业打给张超单位的货款其实是他打给浙江企业的，所以出票时要写浙江那边的相应企业，但是货物依然要送到如东县他这里来，再加上在他之前张超就已经帮如东县很多棉纱商这样操作过出票事宜，行业内的情况彼此都了解。具体操作时是他先向张超询问其所在公司的名称和银行账号以及棉纱款的金额是多少，张超把以上内容通过手机信息发给他，他之后又把这些信息发给陈某，然后陈某按信息内容把棉纱款打到国纺公司的银行账户上，这时他只需要打电话询问张超是否收到了货款，货款是否对数，然后张超就知道要开哪家企业的票，纱厂财务部门再�开出来的发票快递给他，如果是月底购货的话，发票会随车带过来。
另证实，其没有和国纺公司签定棉纱买卖合同，而是要了张超公司的传真号码，通过陈某叫诸暨那边的企业做一个合同通过发传真的方式签定的，开票信息也是叫诸暨企业直接传真给国纺公司。诸暨那边的企业将棉纱购销合同传真到国纺公司之后，其打电话告诉张超，合同已经传真过去了，并叫他看一下，然后加盖国纺公司的公章再传真过来，并且其把传真号码告诉了张超。再者，其没有把和陈某他们卖发票的事情直接告诉过张超，至于整个业务进行的过程其认为张超是知道的。
（3）证人何某某（诸暨市群天针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证实诸暨市群天针织有限公司没有向国纺公司购买过棉纱，但通过陈某购买过该公司的7份增值税发票。其中5份发票的开票日期为2011年5月28日，开票单位为�纺公司，价税合计500000元，税额72649.55元；另2份发票的开票日期为2011年7月26日，开票单位为江西国纺公司，价税合计199300元，税额28958.12元。
（4）证人朱某某（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没有向国纺公司购买棉纱，但通过陈某购买过该公司的3份增值税发票。开票日期为2011年8月26日，开票单位为国纺公司，价税合计320000元，税额46495.73元。
（5）证人许某某（诸暨市东靖针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证实诸暨市东靖公司没有向江西国纺公司购买过棉纱，但通过陈某购买过该公司的2份增值税发票。开票日期为2011年11月30日，开票单位为国纺公司，价税合计200000元，税额29059.82元。另证实2011年11月份，陈某向其推销多余的发票，并告诉其具体操作方法，就是陈某的棉纱款通过其公司打到陈某指定的纱厂，这样棉纱增值税专用发票就开到了其单位了，这样子安全，不容易被查出来。纱厂的账号和传真号码是陈某电话中告诉他的，开票资料是他传真到具体纱厂的。
（6）证人杨某某（诸暨市冠荣针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证实诸暨市东靖公司没有向国纺公司购买棉纱，系通过陈某购买过该公司的3份增值税发票。开票日期为2012年4月23日，开票单位为国纺公司，价税合计300000元，税额43589.73元。
（7）证人刘某某（国纺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国纺公司成立至今只有被告人张超一名业务员，他相当于公司的销售经理一职，其公司主要是业务员张超去接业务，销售流程是由双方谈好含增值税的价格，然后签订合同，再销售；开增值税票的流程是业务员先和购棉纱的企业或贩子谈好价格和数量，有部分是张超直接告诉其对方的传真号，另外有部分是客户直接告诉他们公司的传真号，然后国纺公司会传真一份单方签好的买卖合同到买棉纱的企业那里，那边企业会盖章再传回来，购买棉纱的企业将购纱款汇至国纺公司账户上，公司收到款后进行发货，其再按照购纱企业开票资料进行开票；其只管财务，财务上达到条件其就给开票，即在对方公司和国纺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且货款已汇至公司账户后，他们再发货，开增值税票。而对开票前购纱企业是否真实其掌控不到，货物最终发到了哪里，其公司业务员张超最清楚。本案中的15份发票系其经手从公司开出去的，票开出去以后基本上是通过申通快递进行邮寄，还有少部分是对方来提货时他们交给货车司机带去。
2、书证
（1）共青城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从国纺公司调取的购销合同。证实：国纺公司与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日期为2011年6月18日，金额为322140元的棉纱购�合同；与诸暨市东靖针织有限公司签订了日期为2011年10月6日，金额为200000元的棉纱购销合同；与诸暨市冠荣公司签订了日期为2012年4月7日，金额为300000元的棉纱购销合同。
（2）国纺公司领料单、出库单。证实：2011年5月28日、7月26日，领料部门诸暨市群天针织有限公司（领料人备注名为张超）从国纺公司分别领取金额为500000元、199300元的棉纱；2011年8月26日，领料部门诸暨市锦丰针织袜业有限公司（领料人备注名为张超）从国纺公司领取金额为320000元的棉纱；2012年4月26日，领料部门诸暨市冠荣针织有限公司（领料人备注名为王午）从国纺公司领取金额为300000元的棉纱。
（3）共青城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调取的收款单据、从国纺公司调取的财物明细分类账单。证实：国纺公司于2011年5月23日收到付款方为诸暨市东靖公司金额为200000元的情况，打印时间为2011年11月16�；国纺公司收到付款方位诸暨市冠荣公司金额共300000元的情况，打印时间为2011年10月14日；国纺公司与东靖公司、锦丰公司、群天公司、冠荣公司等之间的往来货款情况。
（4）如东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调取的银行交易业务单。证实：诸暨市群天公司于2011年5月23日、2011年4月28日分别向国纺公司打款500000元、200000元的情况；诸暨市锦丰公司于2011年6月20日向江西国纺公司打款320000元的情况；诸暨市东靖公司于2011年11月14日向国纺公司打款200000元的情况。
（5）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抵扣联和发票联。证实：国纺公司向诸暨市群天公司、锦丰公司、东靖公司、冠荣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及上述公司收到了国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情况，价税合计人民币1519300元。
（6）如东县公安局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表。证实：国纺公司开具�与本案有关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情况。
（7）浙江省诸暨市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证明。证实：诸暨市群天公司、锦丰公司、东靖公司、冠荣公司的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及抵扣数额。
（8）工商、税务登记资料及证明。证实：诸暨市群天公司、锦丰公司、东靖公司、冠荣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情况，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为何某某、陈某某、许某某、杨某某，且上述公司均有纳税资格；国纺公司的地税和国税登记情况及国纺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企业营业执照、一般纳税人资格等登记情况。
（9）劳动合同、国纺公司工资表清单。证实：2009年3月10日，张超与国纺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国纺公司于2011年11月给张超发了工资2790元。
3、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张超共有五次供述与辩解，分别于2012年8月6日向如东县公安局侦查员作出、于2012年8月29日、8�30日向共青城市公安局侦查员作出、于2012年9月24日、2013年3月7日分别在批捕及审查起诉阶段作出。张超前三次供述相一致，证实：2010年，其因在国纺做销售先后认识了江苏如东县双甸、岔河地区的从某某、王某某、葛某某等人，其推销的棉纱是销往上述地方的，还有的销往常州、广东。国纺公司是正规企业，销售棉纱必须要开增值税发票，2011年以后其才知道王某某他们从其处购买棉纱不需要发票，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会把增值税发票卖给一些要票的单位。所以他们会将购货款通过其他的一般纳税企业打到国纺公司，然后他们再将打款企业的开票信息或通过手机短信、或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传达给被告人，也有的是该购票企业直接把开票资料传到其厂里。钱打出来之后，他们会电话联系被告人，询问其从某个企业打过来的货款收到没有，并告诉被告人钱是他们打来的�被告人再询问厂里的财务人员，在确认收到钱后，就会安排把货发到王某某他们的手中，另外按打款的单位信息把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来。开出来的增值税发票会随货一起到王某某他们买棉纱的人手里，也有一些是通过快递公司寄过去的。国纺公司并无其他人员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事宜。被告人以上供述与证人葛某某、王某某证言中关于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方式、过程、内容等均能相互印证。
被告人张超第四次供述开始对上述事实予以翻供，其虽对公司是带票销售，棉纱是销售给王某某、葛某某等贸易商，与诸暨企业无业务往来的基本事实未否认，但辩称王某某等告知其他们把棉纱卖给谁，发票就开给谁，且发票不是被告人开具，其不知道王某某等贸易商拿发票去干什么，发票开好后，系公司开票人刘某某把发票给王某某、葛某某等人带过去。被告人张超最后一次供述辩解其侦查阶段供述大部分不属实，其受到如东县及共青城市公安局侦查人员的威胁及诱供，庭审时张超则完全翻供，辩称公安机关对其非法取证，但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或提出充分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以上其它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人张超的辩护人陶某提交如下证据：
如东县公安局关于葛某某等犯罪流程。证实：涉及国纺公司的发票只有十份，非十五份，且该十份发票无法证明与张超存在联系；没有涉及到王某某的国纺公司的发票。
2、受票单位分别为如东县兴隆纱厂、南通乾胜纺织有限公司的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实葛某某、王某某与张超存在真实的交易。
经质证，公诉人对辩护人举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犯罪流程仅系如东县公安机关的工作记录，不能以此否认王某某出售国纺公司发票的事实；公诉人对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述发票系复印件，不具有证据的法定形式，其次该发票载明的日期、数量、金额与本案指控均不相关。本院评析认为，证据1反映了如东县公安局查明葛某某犯罪的工作流程，但不能否认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不能否认张超另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故公诉机关上述质证意见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证人刘某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某对其侦查阶段相关陈述予以了否认，其称：1、业务并非由张超一人负责，也有老板经手或客户上门洽谈的情况；2、原证言中“有几次是张超叫其按他手机信息里显示的企业开增值税发票”内容不属实，是经侦办案人员把老板叫来做了其思想工作，他才认可；3、开发票只要营业执照、公司名称、税号、开户银行、�号、地址等开票资料齐全，财务都能开，其不确定本案中的发票其有没经手；4、合同的签订不一定由张超经手，由财务科（人员）制成格式版本通过传真方式签订，且公司业务多，其无法辨认出本案中所涉合同。对此，本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如下：首先，意见1并不能否认本案中相应业务系由被告人张超经手；意见3中对涉案增值税发票系经公司财务人员开具并无异议，具体是谁开具不能否认相关信息系经张超联系获取的客观事实；意见4中，根据国纺公司交易惯例，并非所有交易都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故该陈述不影响本案被告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成立。其次，意见2不足以否认证人葛某某、王某某有关张超经手与其二人联系业务、提供信息的相关证言，故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围绕上述争议，本院评析认为：
首先，被告人张超在侦查机关的有罪供述与证人葛某某、王某某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证明被告人张超在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
其次，被告人客观上实施了通过公司财务人员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证人何某某、朱某某、许某某、杨某某证言与证人葛某某、王某某证言相互吻合，均证实由陈某转汇的相关货款系通过浙江诸暨公司转汇给国纺公司，上述公司与国纺公司并无业务往来。另银行交易业务单、国纺公司领料单、出库单、收款单据、财物明细分类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书证对棉纱货款来源、转汇款情况、客户领料及国纺公司开票的相关情况予以佐证。上述证据，能与被告人张超有罪供述相互印证，形成锁链，即证实被告人张超明知葛某某、王某某的货款系通过诸暨四家公司转汇给国纺公司，货物实际发送给葛某某、王某某，而发票则通过公司财务人员虚开到了浙江诸�公司的事实。
再次，被告人张超上述行为，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侵犯了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也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具有社会危害性。
综上，被告人张超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于本案被告人的犯罪数额认定问题。经查，涉及张超虚开给葛某某的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数额已经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本院依法确认；涉及虚开给王某某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有证人王某某、许某某、杨某某等证言、共青城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调取的收款单据、从国纺公司调取的财物明细分类账单、部分领料单、出库单以及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抵扣联和发票联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故辩护人有关该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与被告人张超无关联，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不�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张超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价税合计人民币1519300元，税额人民币220752.95元。
关于被告人张超及其辩护人提出张超未参与订立合同、开具发票等过程，且对客户提供的信息不知情。经查，从证人刘某某的证言可知国纺公司的业务流程以及职责分工，财务人员无需审核汇款公司（即受票企业）是否与本公司有真实货物购销，只要客户资料齐全，公司已收到货款即可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即使国纺公司财务科等工作人员协助完成合同的订立、发票的开具、货物的领取和发送等工作，上述人员亦是在对相关交易真实与否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故被告人张超及其辩护人上述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公诉机关还向法庭提供了经庭审质证属实的综合证据如下：
人口信息表，证实被告人张超身份信息情况，并�到刑事责任年龄。
2、归案情况说明、前科材料，证实被告人张超于2012年8月9日被口头传唤到案，且无前科。
3、刑事判决书，证实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查明确认的被告人陈某、葛某某、王某某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犯罪事实及上述人员被判处刑罚的情况。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超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在没有真实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虚开的税款人民币220752.95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张超及其辩护人提出张超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证人刘某某原证言中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相关内容不属实，系公安机关非法取证所得，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与全案证据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综合考虑被告�张超的具体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适用缓刑不会对所居住社区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故对其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超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周红映
人民陪审员 袁强强
人民陪审员 洪和海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秦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