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闽09行赔初9号
原告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经营场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新墩村江口盐场。
经营者王如建，男，汉族，1969年6月10日出生，住莆田市涵江区。
委托代理人黄亦辉，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兴涵
街1号。
法定代表人连向红，区长。
委托代理人范炳山，男，系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被告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镇兴路1号。
法定代表人郭孙涵，镇长。
委托代理人周云龙，男，系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郑阳春，福建大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莆田市展望木业有限公司（原为莆田市展望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经济城339号。
法定代表人蒋元泰。
第三人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盐场办公楼内。
法定代表人郭金明。
原告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诉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下称涵江区政府）、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人民政府（下称江口镇政府）行政赔偿纠纷一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并于2017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经营者王如建及委托代理人黄亦辉，被告涵江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范炳山、被告江口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周云龙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阳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莆田市展望木业有限公司（下称“展望公司”）、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东南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5年10月1日，王如建与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租用其坐落江口镇新墩村江口盐场原办公区内的房屋和空地（面积约0.33公顷）建设清洁剂加工厂。同年11月6日，领取了涵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5030331XXXX8），登记的字号名称：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2005年11月9日由莆田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作出《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同月15日，涵江区环境保护局审批同意该项目建设。基此，原告就进行投资建设，整理厂区道路、水、电及绿化，砌建围墙，建筑厂房和环境保护设施，购买、安装机器设备，采购原料等。并于2006年11月2日办理了《税务登记证》。之后，进行生产经营，依法纳税，效益良好。多年来，原告合法进行生产经营，是个遵纪守法个体工商户，其合法权益应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侵害，遇到被征地拆迁，应当获得合理合法补偿安置。2011年，突然接到两被告的通知，为了建设“联十一线涵江路段”项目，加工厂被列入征地范围内，必须停止生产进行征迁，原告为服从项目建设需要，就遵照两被告的通知要求停产停业，与两被告协商征迁的补偿安置事项，并由评估公司对原告加工厂进行丈量登记评估。2015年9月8日晚，两被告居然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违法组织人员、车辆、机械等，在没有告知原告搬迁的情况下，突然对原告的加工厂实施征迁行政强制措施，使用大型机械将整个加工厂进行强制拆除，加工产内的机器设备、原料、厂房围墙、电器、用品等财务资料全部被拆除掩埋毁灭。综上，两被告在未与原告办理补偿安置事项，违法实施暴力强制拆除原告的工厂，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财产损失，故请求判决被告赔偿给原告财产损失人民币1135.07万元。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以下证据：
A1、房屋租赁协议、税务登记证，用以证明王如建向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租用其坐落江口镇新墩村江口盐场（面积约0.33h㎡）建设清洁剂加工厂，清洁剂加工厂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依法纳税，效益良好。
A2、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A3、拆迁财产评估登记表、设备清单，用以证明原告主动配合俩被告的区、镇指挥部和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对原告加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厂区建（构）筑物、原料等，进行丈量登记评估；两被告在建设占用土地的审批手续尚未批准的情况下，实施征迁行政强制行为，其违法行为造成原告的合法财产遭受损害巨大，两被告应当依法给予赔偿所有损失。
A4、现场照片，用以证明拆除现场的状况。
被告涵江区政府辩称，1、被告江口镇政府系本案讼争土地及房屋的所有人，被告从未将租赁物出租给原告使用，东南公司未经被告同意的转租行为对被告不具有法律效力。2、被告未对原告的厂房实施征迁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以下证据：
B1、《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文[2015]427号）；
B2、《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莆政土[2015]131号）；
B3、《莆田市人民政府征收（使用）土地公告》（莆市公[2015]49号）；
证据B1-B3，用以证明福建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6日才就“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建设”批准莆田市人民政府征收涵江区境内农用地28.8616公顷、未利用地0.1155公顷转为建设用地。位于涵江区江口镇新墩村江口盐场的部分土地列入“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建设”征收范围。被告涵江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1日才对征地情况进行公告并着手实施征迁工作，被告不可能于2011年间就通知原告征迁事宜，并于2015年9月8日对原告实施征迁强制拆除。
被告江口镇政府辩称，1、被告系本案讼争土地及房屋的所有人，被告从未将租赁物出租给原告使用，东南公司未经被告同意的转租行为对被告不具有法律效力。2、江口盐场的原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届满后，未支付租金继续侵占盐场，被告在履行通告义务后，自行拆除属于自己的财产，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3、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强制拆除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135.07万元，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被告在租赁期限届满后，拆除属于自己的租赁物，不是行政强制行为，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给予行政赔偿于法无据。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以下证据：
C1、《组织机构代码证》，用以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C2、《土地租用协议书》，用以证明被告人民政府与展望公司于2004年1月5日签订《土地租用协议书》将江口盐场及配套设施（含办公楼）占地面积1700亩，出租给展望公司作为东南国家级林木种苗示范基地使用，租期自2004年1月5日起至2014年1月4日止；协议约定，未经被告江口镇政府同意，不得私自改变房屋结构或破坏场内设施，不得把土地及其配套设施转作它用或转租他人。
C3、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管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信息、《租地协议书》、福建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票据、行政事业单位（社团）往来结算凭证，用以证明展望公司于2004年1月在江口盐场注册登记“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管理有限公司”后，东南公司与卓玉辉签订《租地协议书》，东南公司将除自己使用的办公楼及160亩土地以外的其他土地转租给卓玉辉使用，江口镇政府予以认可；2004年至2005年间的租金由东南公司交纳，自2006年起至2012年间盐场的全部租金由卓玉辉以东南公司（卓玉辉）的名义交纳。自2013年起，东南公司及卓玉辉都没有继续向江口镇政府交纳租金。
C4、《通告》2张及照片4张，用以证明2015年5月21日和7月20日，被告江口镇政府2次在盐场大门的显著位置张贴《通告》，告知原租户及使用人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搬离，逾期所遗留的财产按无主物处理。在通告期间，被告未接到任何人提出异议，为此于2015年9月8日自行拆除盐场的部分房屋。
C5、《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文[2015]427号)、《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莆政土[2015]131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征收（使用）土地公告》(莆市公[2015]49号)，证明1、福建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6日才就“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建设”批准莆田市人民政府征收涵江区境内农用地28.8616公顷、未利用地0.1155公顷转为建设用地，被告涵江区政府于2015年12月1日才对征地情况进行公告并着手实施征迁工作；2、被告江口镇政府于2015年9月8日对江口盐场部分房屋实施拆除，系被告拆除自己的财产的自主行为，不是行政强制行为。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归纳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并认证如下：1、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两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1-A3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A4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经审查，证据A1-A2符合证据的三性，证明了王如建向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租用其坐落江口镇新墩村江口盐场内的房屋经营清洁剂加工厂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A3将结合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认定；对证据A4两被告亦予以认可系拆除后的现场状况，真实有效，本院予以采信。2、关于被告涵江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B1-B3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江口镇政府对被告涵江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查，原告提交证据B1-B3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予以采信。3、关于被告江口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C1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C2-C3的形式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C4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C5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涵江区政府对被告江口镇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查，被告提交证据C1-C5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真实有效，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结合庭审笔录，可以认定如下法律事实：
2004年1月5日，被告江口镇政府与展望公司签订一份《土地租用协议书》，将江口盐场及配套设施（含办公楼）占地面积1700亩，出租给展望公司作为东南国家级林木种苗示范基地，发展农、林、畜牧业，租期为10年，自2004年1月5日起至2014年1月4日止，期满续租须提前3个月重新签订协议。协议特别约定未经同意，不得把土地及其配套设施转作它用或转租他人。协议签订后，展望公司在江口盐场上另成立了东南公司。自租赁关系建立起，2004年及2005年的租金是由东南公司交纳。2005年9月22日，卓玉辉与东南公司签订了《租地协议书》，协议约定东南公司将除自己使用的办公楼及160亩土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及房屋转租给卓玉辉使用，江口镇政府予以认可。2005年10月1日，原告的经营者王如建与莆田市东南林木种苗示范基地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书》，租用坐落在江口盐场内的土地和部分房屋，租期从2005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2006年11月20日，王如建注册成立了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顺兴清洁剂加工厂，并在上述场所内开始生产经营，直至2011年原告停止生产经营。2015年5月11日、7月20日，被告江口镇政府两次在江口盐场张贴《通告》，通告称为配合涵江区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项目征迁需要，要求盐场的原租户、使用人立即搬离。2015年9月8日，两被告对原告使用的位于江口盐场内的房屋进行拆除。
另查明，2015年11月16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文[2015]427号)，征收莆田市涵江区境内土地30.6603公顷。2015年11月27日，莆田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莆政土[2015]131号)，征收莆田市涵江区境内土地30.6603公顷。江口盐场的部分土地列入“联十一线涵江连接线道路建设”征收范围。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认为，被告违法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对其造成损失，要求：⑴被拆除厂房3000平方米（重置价1230元／㎡×70%=861元／㎡），损失价值人民币258.3万元；⑵被拆除的厂区水泥砖围墙600平方米（统拆单价45元㎡），损失价值人民币2.7万元；⑶被毁没的滚筒式烘干机、离心机、反应罐等各种机器设备，损失价值人民币692.27万元；⑷被掩埋的明矾、草酸、柠檬酸、轻烧粉等原辅材料100多吨，损失价值人民币10万元；⑸被掩埋的锌粉35吨，损失价值人民币35吨×1.8万＝63万元；⑹被拆除厂区内的环保措施卫生厕所（三级化粪池），损失价值人民币3万元：⑺被拆除毁没的员工食堂内的设施、电冰箱等用具，损失价值人民币1.5万元；⑻被拆除毁没的电脑等办公用品，损失价值人民币5万元；⑼被拆毁的厂区内种植的树木、果树、花草等绿化地上物，损失价值人民币2万元；⑽因被征迁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款人民币80万元；⑾厂房自2012年1月至2015年8月因拆迁停产而雇佣他人看管厂房费用12万元（2人×3000元／月×20个月）；⑿搬迁补助费人民币3.3万元（3300㎡×10元／㎡.次）；⒀其它被毁物品，损失价值人民币约2万元。
被告认为，其在履行通告义务后，自行拆除属于自己的财产，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于法无据。
本院认为，被告于2015年9月8日强制拆除原告使用的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江口盐场内房屋的行为，已经被本院在另案确认违法，故被告对因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行政赔偿的请求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厂房损失的赔偿请求，即原告赔偿请求的第⑴、⑵项；二是机器设备等物品及其他费用损失的赔偿请求，包括原告赔偿请求的⑶至⑿项。针对原告的赔偿请求，分析认定如下：
1、原告关于厂房损失的赔偿请求。原告主张向第三人东南公司租赁的系空地，生产经营的厂房系其投资建设。经查，本案原告向第三人东南公司租赁了土地和部分房屋进行生产经营，原告于2011年已经停止生产经营，原告提供的证据《房屋租赁协议书》及《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证明了在租赁时涉案土地上就有部分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原告对主张的厂房和围墙系其建设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哪些建筑物系其所建。故，原告对该项赔偿请求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2、原告关于机器设备等物品及其他费用损失的赔偿请求。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强拆行为造成其机器设备等物品及其他费用损失为：⑶被毁没的滚筒式烘干机、离心机、反应罐等各种机器设备，损失价值人民币692.27万元；⑷被掩埋的明矾、草酸、柠檬酸、轻烧粉等原辅材料100多吨，损失价值人民币10万元；⑸被掩埋的锌粉35吨，损失价值人民币35吨×1.8万＝63万元；⑹被拆除厂区内的环保措施卫生厕所（三级化粪池），损失价值人民币3万元：⑺被拆除毁没的员工食堂内的设施、电冰箱等用具，损失价值人民币1.5万元；⑻被拆除毁没的电脑等办公用品，损失价值人民币5万元；⑼被拆毁的厂区内种植的树木、果树、花草等绿化地上物，损失价值人民币2万元；⑽因被征迁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款人民币80万元；⑾厂房自2012年1月至2015年8月因拆迁停产而雇佣他人看管厂房费用12万元（2人×3000元／月×20个月）；⑿搬迁补助费人民币3.3万元（3300㎡×10元／㎡.次）；⒀其它被毁物品，损失价值人民币约2万元。也即原告申请赔偿的项目⑶-⒀。原告所主张⑽-
⑿项损失的赔偿请求，属于原告可得利益的损失，并非直接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的上述赔偿请求项目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所主张⑶-⑼、⒀项的赔偿请求，属于机器设备等物品的损失，原告提供了拆迁财产评估登记表、设备清单作为证据。经审查，拆迁财产评估登记表系在2011年制作，设备清单由原告单方制作，而拆除行为发生在2015年，历时4年左右，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在拆除房屋时上述物品仍然存在，亦不能证明上述物品的价值。但是，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原告厂房行为超越职权，并未履行必要的程序，且强制拆除行为具有突发即时性的特点，造成原告对损害事实无法具体取证，导致原告无法提交具体损失情况的证据材料。而被告作为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主体，其在实施强制拆除时，有能力也有必要对涉案地上物的情况进行证据保存。因此，被告对原告地上物的损失情况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告在江口盐厂内租赁土地和房屋进行生产经营系客观事实，其成立、经营清洁剂加工厂就要有必要的设备设施，就要有相应的投资投入，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必然会对原告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被告对因其违法行为造成原告的合理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结合原告提供的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其中预计该清洁剂加工厂投资额为20万元，该数额较为符合生产生活经验及行业常理，可作为本案确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此，本院酌情确定原告的财产损失为20万元，由被告负责赔偿。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实施强制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厂房、围墙损失，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其所建，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告成立、经营清洁剂加工厂有必要的投资投入，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必然会对原告造成一定的损失，结合原告提供的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生产生活常理，本院酌定损失额为20万元，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其他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人民政府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20万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赔偿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冰凌
审 判 员 魏各永
人民陪审员 周林华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余海燕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