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01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耀盛汇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十二号2号楼827B。
法定代表人原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剑锋，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凯威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通州区台湖镇水南村。
法定代表人张洪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吉布胡冷，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耀盛汇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盛汇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凯威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威家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1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杨路担任审判长、法官巴晶焱、法官王奔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耀盛汇通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曹剑锋、凯威家具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吉布胡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凯威家具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12年1月16日，凯威公司与耀盛汇融公司（原名为宏达荣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家具供货合同，由凯威家具公司根据耀盛汇融公司订购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交货日期等内容送货至约定的交货地点。凯威家具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了卖方义务，但是耀盛汇融公司不依照约定履行买方义务，截至起诉之日，耀盛汇融公司除已经支付的款项外，仍拖欠凯威家具公司货款101500元。故凯威家具公司诉至法院，要求：1.耀盛汇融公司支付凯威家具公司货款101500元；2.耀盛汇融公司支付凯威家具公司利息（以1015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2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
耀盛汇融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耀盛汇融公司已经以支票的形式支付了全部货款，凯威家具公司的业务员苏×和财务人员张×均口头要求耀盛汇融公司不要在支票上填写收款单位，于是耀盛汇融公司在分3次交付支票时均未填写收款人，第1笔为43500元，第2笔为71607元，第3笔为25270元，第1次支票交付给了张×，后两次交付给了苏×，故全部货款已经付清，请求法院驳回凯威家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16日，宏达荣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荣盛公司）作为甲方与凯威家具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家具供货合同，约定甲方从乙方采购家具，合同总价值为145000元，合同预付款为合同总额的30%，即43500元，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货物到达现场甲方验收合格后当日支付70%，即101500元，乙方同时给以正式发票；付款方式有支票和汇款，汇款单位名称：北京凯威家具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通州潞河支行，账号×××；支票抬头北京凯威家具有限公司，如甲方支付现金或个人账户转账给乙方代表，需要有乙方的授权书，甲方方可支付等。该合同后，甲方有原旭霖的签字并加盖宏达荣盛公司的公章，乙方有苏×的签字并加盖凯威家具公司的合同专用章。
合同签订后，凯威家具公司向宏达荣盛公司供应家具，双方对于供货数量产生争议，凯威家具公司表示其向宏达荣盛公司共计供货款143382.5元，并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明细1份，载明宏达荣盛公司供货的名称、数量、单价、退货金额、已付金额、补货金额、最后载明的应付金额为71607.5元，耀盛汇融公司员工崔×在明细单后签名，签署日期为2013年9月16日。凯威家具公司表示，崔×在2013年9月16日认可尚欠货款71607.5元，但该单据不包括退货后再次送货的沙发、茶几、VIP沙发，价格分别为20250元、4875元和3150元。耀盛汇融公司表示双方供货的总金额就是其支出的3张支票的总额即140377元。
关于付款问题，耀盛汇融公司分3次支付了43500元、71607元、25270元，但凯威家具公司仅认可收到1笔43500元的货款，该货款以支票形式支付，票号××，收款人为北京南洋兄弟钢木家具厂，出票日期为2013年1月16日，支票存根处由张×签字。另外金额为71607元的支票存根显示出票日期为2013年4月25日，收款人处写有凯威家具公司，单位主管崔×签名。金额为25270元的支票存根显示，出票日期为2013年8月14日。经一审法庭询问，耀盛汇融公司表示系凯威家具公司要求其不在支票上填写收款人，故向凯威公司交付该支票时付款人处为空白。凯威家具公司表示由于凯威家具公司当时欠北京南洋兄弟钢木家具厂货款未付，故直接将支票收款人处填写为北京南洋兄弟钢木家具厂，由其收取了支票中的款项。
耀盛汇融公司表示另外通过支票支付了其余两笔货款，均交付给苏×。其中票号为11625681的支票，金额为71607元，收款人为北京台湖正天顺丰五金经营部，该款项已经入账。针对该笔款项，耀盛汇融公司向该院提交了证明2份，其中1份为北京久德隆家具有限公司出具，载明：“我单位为北京久德隆家具有限公司，2013年苏×从我单位订购一批家具，于2013年4月26日交到我公司一张支票，票号11625681，金额为71607元整（出票单位为宏达荣盛公司）我单位于4月26日当天将该支票交付给北京台湖正天顺丰五金经营部支付我单位所欠该单位的五金货款，特此证明。”同时北京台湖正天顺丰五金经营部出具了证明1份，载明：“我单位北京台湖正天顺丰五金经营部于2013年4月26日收北京久德隆家具有限公司支票一张，票号为11625681，金额为柒万壹仟陆佰零柒元整（71607.00元），为我单位收其公司五金货款。（注，该支票出票单位为宏达荣盛公司），特此证明。”针对另一笔款项，支票票号为29140077，金额为25270元，收款人为北京世纪华军不锈钢加工厂，该款项已经入账。耀盛汇融公司针对该款项亦提交了1份北京世纪华军不锈钢加工厂出具的证明，载明：“我单位为北京世纪华军不锈钢加工厂，于2013年8月13日收到苏×交来支票壹张，票号：中国工商银行29140077，金额为贰万伍仟贰佰柒拾元整，出票单位为宏达荣盛公司，该款为苏×2013年7月份订购五金家具一批货款。”凯威家具公司对于上述两笔款项均不认可，同时表示苏×并非凯威家具公司的员工，不能代表凯威家具公司收取支票，同时苏×在收取支票时并未持有凯威家具公司的授权，故苏×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代理行为。
一审另查，2013年9月12日，宏达荣盛公司员工崔×在支票存根复印件书写如下内容：“已付凯威家具有限公司业务苏×家具款，为防范财务风险，保证及时为供货商付款，以后双方合作采用网银的方式支付，即日起不再使用并退换转账支票。”
在2014年1月22日一审庭审中，耀盛汇融公司曾经答辩称由于凯威家具公司未按照约定的货品供应全部货物，故仅支付了首付款43500元，其余货品系苏×联系黎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和北京学睿成家具有限公司供货，并提交了宏达荣盛公司2013年4月27日与北京黎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的合同和2013年9月24日与北京学睿成家具有限公司签订的2份合同及苏×代北京学睿成家具有限公司领取的支票存根2张，出票日期分别为2013年9月24日和2013年10月8日。
另查，2013年11月1日，宏达荣盛公司更名为耀盛汇融公司。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凯威家具公司与宏达荣盛公司签订的《家具订货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该合同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耀盛汇融公司表示已经分3笔以支票形式向凯威家具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但是法庭注意到第1笔款项系交付给凯威家具公司员工张×，而后两笔款项涉及的支票耀盛汇融公司称交付给苏×，则苏×的两次收取支票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成为本案宏达荣盛公司是否支付剩余款项的关键。依据耀盛汇融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的由于凯威家具公司未能提供全部货品，苏×为其联系了其他公司供应货物的答辩意见，故此时宏达荣盛公司应知晓苏×亦可能作为其他公司的业务联系人，宏达荣盛公司在付款时应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对于收款人应核实明确。但在2013年8月13日支付25270货款时宏达荣盛公司仍然交付给了苏×，此时宏达荣盛公司与苏×为其联系的北京黎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亦不排除苏×代表其他公司收取货款，故宏达荣盛公司交付收款人处为空白的支票给苏×的行为存在过失，该院无法确认苏×收取支票的行为系代表宏达荣盛公司。同时，2013年9月16日宏达荣盛公司员工崔×签字书写的供货明细和计算单中，崔×认可未付款为金额71607.5元，该明细单形成于宏达荣盛公司开出的11625681号和29140077号支票之后，说明在2013年9月16日宏达荣盛公司仍认可欠凯威公司71607.5元未付。此外，案外人北京久德隆家具有限公司、北京台湖正天顺丰五金经营部、北京世纪华军不锈钢加工厂出具的说明均表示系收到苏×交来的支票，但并未明确指出这些支票系凯威家具公司交来的，基于苏×与多家公司均存在联系的事实，该院难以认定苏×收取宏达荣盛公司支票的行为系代表凯威家具公司，故该院认定耀盛汇融公司应支付该未付货款71607.5元。针对凯威家具公司主张存在二次送货金额28275元，未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针对凯威家具公司主张的利息，应以确认的应付款数额为本金计算，超过该部分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耀盛汇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北京凯威家具公司货款71607.5元；二、耀盛汇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北京凯威家具公司利息（以71607.5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北京凯威家具公司利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耀盛汇融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凯威家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凯威家具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苏×从耀盛汇融公司拿走支票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为苏×拿走支票不构成表见代理，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未将案件的全部证据综合分析。首先，一审法院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2013年9月12日耀盛汇融公司的员工崔×给凯威家具公司出具付款明细，该明细被凯威家具公司作为证据，在该明细上一共载明3张支票，且2张支票上的款项用途写明是支付凯威家具公司的家具款，所以该明细单并非是耀盛汇融公司认可欠款的证据，而是确认第二次送货的明细和退货的明细，而该事实早在2013年4月份就已经完成了。其次，苏×领取支票是否构成了表见代理，要从基本事实认定，本案中有如下基本事实完全可以充分认定：耀盛汇融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苏×是凯威家具公司的员工，有权代表凯威家具公司领取款项。1.双方当事人之间签署的家具供货合同上有凯威家具公司的公章以及苏×的签字，写明了苏×是委托代理人，证明耀盛汇融公司可以相信苏×是凯威家具公司的代理人。2.在2013年4月25日的支票存根上写明了是付凯威家具公司的家具款，该支票是苏×领取的，说明当苏×领取家具款时，耀盛汇融公司认为苏×就是代表凯威家具公司领取的家具款。此外，支票的金额和凯威家具公司主张的金额完全一致，耀盛汇融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苏×是代表凯威家具公司领取的支票。3.在2013年9月12日凯威家具公司找到耀盛汇融公司索要家具款时，通过耀盛汇融公司给凯威家具公司出具的付款明细上记载的内容看，耀盛汇融公司仍然写明了“支付的是凯威家居业务员苏×”，说明当时耀盛汇融公司依然认为苏×是凯威家具公司的业务人员。4.耀盛汇融公司提交的其他公司的合同及支票存根，上面的金额与合同相符，证明耀盛汇融公司在苏×领取款项时完全能够区分来苏×领取款项的金额是71607元，不存在苏×在为其他单位领取款项的可能性。一审法院推断苏×有可能替代其他单位领取款项的推断缺乏事实依据。
耀盛汇融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予以证明：苏×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目的是其领取的支票是代表凯威家具公司领取的。
凯威家具公司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耀盛汇融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庭审质证，凯威家具公司对耀盛汇融公司在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坚决不同意质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家具供货合同、支票、支票存根、家具定制合同、证明及当事人一、二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凯威家具公司向耀盛汇融公司主张货款，耀盛汇融公司不予认可，辩称货款已支付完毕，将支票分别交予凯威家具公司的张×与业务员苏×。凯威家具公司主张苏×并非其员工，不认可苏×具有收取货款的代理权。对此，耀盛汇融公司主张其有理由相信苏×有权代理凯威家具公司收取货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以及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院认为，二审中苏×作为耀盛汇融公司出庭作证，称其代表凯威家具公司领取货款，但合同约定付款方式有支票和汇款，支票抬头为凯威家具公司，如支付现金或个人账户转账，需要有授权书，方可支付，明确约定了支票付款的方式要填写收款人，耀盛汇融公司交付支票时未填写收款人，不符合合同约定；苏×有权代理凯威家具公司签订合同，同时还为耀盛汇融公司联系了其他家具公司供货。依据本案现有事实及证据不足以证明耀盛汇融公司作为相对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理由相信苏×有权代理凯威家具公司收取货款，故耀盛汇融公司应承担不利后果。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165元，由北京凯威家具公司负担370元（已交纳），耀盛汇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负担79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590元，由耀盛汇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路
代理审判员 巴晶焱
代理审判员 王 奔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任轩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