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3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女，1972年6月18日出生，北京市普仁医院医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2，女，1974年7月18日出生。
以上二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吴风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1（曾用名刘×3），女，1952年12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2，女，1987年4月8日出生。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周红笑，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潘泽河，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1、李×2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1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1、李×2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吴风涛，刘×1、刘×2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周红笑、潘泽河及刘×1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李×1、李×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李×1、李×2与李×3（已于1998年6月15日去世）系李×4婚生子女。李×4与刘×1于1991年左右结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2011年10月，李×4病逝。之后一段时间，李×1、李×2曾要求刘×1向李×1、李×2返还其生母的婚前物品三十余枚纪念币、数百张邮票等、胞弟生前物品（主要指字画、砚台和毛笔若干）、李×4与其生母婚姻期间的财物（主要指字画，包括但不限于溥×在父亲与生母婚姻期间为父亲题字为“以文会友”的字画）。李×4生前从事书画生意，收入颇丰，与刘×1购置多套房产，其中一套位于东城区×××1803室房产，李×1、李×2多次向刘×1提出合理分割李×4名下遗产的要求，均遭到拒绝。故李×1、李×2起诉来院，请求法院判令：1、李×1、李×2分别继承东城区×××1803室房产的六分之一份额；2、请求判令李×1、李×2分别继承朝阳区×××4号房产的六分之一份额；3、请求判令李×1、李×2分别继承朝阳区×××105室房产的六分之一份额；4、要求判令刘×1、刘×2承担本案诉讼费。李×1、李×2申请撤回要求判令李×1、李×2分别继承属于被继承人李×4遗产的存款、现金，以及返还具有纪念意义的其它财物的诉讼请求。
刘×1辩称：李×1、李×2所述亲属关系、生育子女、婚姻情况属实，李×4与刘×1结婚时间为1993年2月。李×1、李×2起诉书中所述其生母和胞弟的字画、邮票、纪念币等，刘×1从未见过。李×4原是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行政副院长，一辈子兢兢业业，没有做过书画生意。刘×1名下左安溪园房产是原崇文区人民政府在2009年奖励的，朝阳区劲松的房子是刘×1父母赠与的。朝阳区管庄的房子是为女儿刘×2购买的，因需要以刘×1的名义贷款，故房子是刘×1和刘×2的名字，贷款时银行要求配偶签字，所以李×4在贷款合同上签字。但李×4与刘×1在1998年3月11日写过一个“婚后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所以刘×1、刘×2认为，刘×1名下的房产都属于个人所有。另外，李×4曾有位于西单的房子，于1997年11月拆迁，分了两套房子，现在分别在李×1、李×2名下，刘×1、刘×2依据与李×4的协议未取得任何拆迁利益。综上所述，刘×1、刘×2不同意李×1、李×2的诉讼请求。
刘×2辩称：李×1、李×2所述诉争房屋的座落、老人的去世时间都认可，同意刘×1的答辩意见，不同意李×1、李×2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1与李×4于1993年2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刘×2与刘×1系母女关系，李×4与刘×2为继父女关系。李×4与前妻共生育李×1、李×2、李×3子女3人。李×3于1998年6月死亡。
刘×1提交字条一份，内容为：李×4刘×3夫妻，婚后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李×4（签名）。刘×3（签名）。一九九八.三.十一。李×1、李×2对于此字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刘×1仅对李×1、李×2提交的比对样本中的婚姻登记档案中李×4签字予以认可，在确定鉴定机构时李×2申请停止了摇号确定鉴定机构的工作。李×2申请调取李×41998年前后出入境记录及航空记录。经查，出入境管理部门没有李×4出入境记录；民航公安机关告知1998年前后乘坐民用航空器记录系统并未建立。
北京市东城区×××1803号楼房一套、北京市朝阳区×××4号楼房一套所有权人均登记为刘×1。北京市朝阳区×××105号楼房一套所有权登记为刘×1与刘×2共有（刘×1占60%共有份额，刘×2占40%共有份额），该房屋尚有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偿还中。
1997年11月李×4承租的位于西城区××54号公房拆迁，共安置北京市石景山×××203号及北京市石景山×××304号楼房2套，现北京市石景山×××203号所有权人登记为李×2，北京市石景山×××304号所有权人登记为李×1。2011年10月李×4因病去世。
原审法院认为：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有。刘×1提交的字条即为其与李×4的夫妻财产约定。李×1、李×2提出鉴定申请，但由于双方仅对比对样本中的婚姻登记档案中李×4的签字确认真实性，且李×2申请停止了摇号确定鉴定机构的工作；并且经李×2申请，法院调查后亦不能证实1998年3月前后李×4不在北京的事实。因此根据李×4与刘×1的约定，现登记在刘×1的名下房屋及房屋产权份额属于刘×1的个人财产，李×1、李×2主张继承上述房屋产权份额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月判决：驳回李×1、李×2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1、李×2不服原判，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理由为原审法院无故剥夺李×1、李×2进行鉴定的权利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具体理由是：1、李×2并未申请停止摇号确定鉴定机构的工作。2、李×1没有参与当天摇号的过程，也未以书面形式放弃鉴定的要求。李×2的行为，无论法院如何解读，也只能代表李×2自己，不能代表李×1。3、李×2的行为是善意的，只是操作时略有不妥，而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对事实承担举证不能后果的情形。
刘×1、刘×2同意原判，答辩称刘×1向法院提交了本案的重要证据，即李×4与刘×1的约定。在庭审中原审法官已经明示可以进行鉴定，让双方找一下前后两年的样本。原审法院在2014年4月28日专门就“李×4”三个字的真伪是否进行鉴定组织了庭审，李×1、李×2明确表示不鉴定。2014年5月12日，原审法院就李×1、李×2是否申请鉴定再一次开庭审理，李×1、李×2再一次表示不鉴定。在这次庭审程序结束以后，李×1、李×2又提出鉴定，当时我方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我们认为应当尊重法律的程序性规定，但最终我们还是同意李×1、李×2的鉴定申请。最后在法院组织摇号时，李×1、李×2又提出终止摇号，导致本案的鉴定工作无法继续。在最后一次的庭审中，原审承办法官将本案停止摇号的情况作了一个说明，李×1并未对李×2终止摇号的行为提出异议，李×1亲自参加了庭审。至于李×2所称其终止摇号的行为是善意的说法，我们认为法院没有义务和能力去判断李×2的行为到底是恶意还是善意，法院仅需要按照程序规定，依法办案，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经李×1、李×2申请，本院对西城区人民法院（1990）西经初字第296号、（1993）西民初字第1789号两本卷宗进行了调取。李×1、李×2认为（1990）西经初字第296号卷宗第3页、第10页、第11页、第12页的李×4的签名均为本人所签，（1993）西民初字第1789号卷宗第7页、第9页、第25页、第42页的李×4签名均为本人所签，同意作为鉴定样本；刘×1、刘×2认为本次的质证对于刘×1、刘×2是不公平的，在原审中李×1、李×2多次申请鉴定，又撤回鉴定，不符合司法鉴定的程序性要求。两本卷宗中，只有（1993）西民初字第1789号卷宗第25页李×4的签字认可是李×4亲自书写，但不同意作为鉴定样本，一方面是因为样本距离检材书写时间太过久远，另一方面也不符合程序正义。两本卷宗里其他页的李×4签字均不能确定就是本人所签。双方均认可作为鉴定样本的仍是婚姻登记档案中李×4签字。
在原审法院2014年10月15日询问笔录中，李×1、李×2之委托代理人肖秀君、刘×2之委托代理人王跃跃、刘×1及委托代理人周红笑到庭。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报法院进行摇号选择鉴定机构。法院对因笔迹鉴定受样本书写时间和数量的限制，鉴定机构有无法完成鉴定的可能性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告知，并告知各方当事人需要在确定司法鉴定机关意见表上签字，并收取司法鉴定程序告知书，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明白。
在原审法院确定鉴定机构时，李×2申请停止了摇号确定鉴定机构的工作。李×2在原审中提交手机短信照片一张，内容为：“王宏法官，请注意我交的是多份样本为前提的鉴定申请，一份样本的申请我俩都不同意交谢谢李×210月29日”。
在本院审理中，李×1、李×2称鉴定机构有权对样本的数量是否能够达到进行鉴定的标准进行解释。
经李×1、李×2申请，2015年8月28日，经摇号随机确定鉴定机构，我院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对标注日期为“一九九八.三.十一”，落款带有“李×4”签名字迹的夫妻财产约定中的“李×4”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李×1、李×2观看了摇号过程，并表示认可鉴定机构。样本1为日期为1993年2月11日落款有“李×4”签名的《结婚申请书》，样本2为日期为1993年8月23日以及落款有“李×4”签名的询问笔录，李×1、李×2、刘×1、刘×2对以上两个样本中的“李×4”签名均为李×4亲笔所签无异议。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11月13日作出鉴定意见为：检材落款“李×4”签名字迹与样本1、2中的“李×4”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李×1、李×2对以上鉴定意见不认可，申请由更权威的鉴定机构并增加样本进行重新鉴定。刘×1、刘×2认可鉴定意见，认为鉴定意见是确定的意见而不是倾向性意见，本案亦不符合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故不同意进行重新鉴定。
经李×1、李×2申请，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的三位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并做了相应解答。刘×1、刘×2对鉴定人的意见表示认可，李×1、李×2对鉴定人的意见表示不认可，并要求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退还鉴定费用和鉴定人出庭费。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财产分割协议复印件、拆迁安置协议复印件、房产证复印件、收据及收条复印件、存折复印件、房屋查询档案复印件、李×4的字条复印件、买房的发票复印件、购房补充协议复印件、房产证复印件、户籍证明信复印件、证人证言、（1990）西经初字第296号、（1993）西民初字第1789号两本卷宗、司法鉴定意见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审法院是否存在剥夺当事人鉴定权利的情形。
从原审法院2014年10月15日询问笔录可以看出，李×1、李×2之委托代理人肖秀君代表李×1、李×2同意通过摇号的形式确定鉴定机构。原审法院向各方当事人发放司法鉴定程序告知书，并告知因笔迹鉴定受样本书写时间和数量的限制，鉴定机构有无法完成鉴定的可能性。截止摇号前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的比对样本为婚姻登记档案中李×4签字，该样本从数量是否足够以及从形式上是否合格，最终应当由摇号确定的鉴定机构进行审查并予以反馈。在同意进行摇号后，李×2单方停止摇号确定鉴定机构的工作，应承担不利后果。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考虑到李×2在原审中的鲁莽行为可能系因对鉴定程序不甚了解所致，为查清本案事实，进一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鉴定权利，经李×1、李×2申请，本院依职权决定对李×1、李×2所认为应当进行鉴定的检材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检材中的“李×4”签名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样本中“李×4”签名均为同一人所签。因李×1、李×2在鉴定机构确定时并无异议，且未提出鉴定存在何种应当重新鉴定的理由，故对于李×1、李×2请求重新鉴定的意见，本院不予准许。李×1、李×2认为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应当退还鉴定费用和鉴定人出庭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无剥夺当事人之鉴定权利之情形，李×1、李×2之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9000元，鉴定人出庭费3000元，均由李×1、李×2负担（已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7215元，由李×1、李×2各负担3607.5元（李×1已交纳，李×2于本判决书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215元，由李×1、李×2各负担3607.5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文彤
审 判 员 任淳艺
代理审判员 石 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史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