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民终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浦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波，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雯，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云港长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明，江苏平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荣，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东联港务分公司。
代表人：尹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荣，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明，江苏平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物产）因与被上诉人连云港长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信公司）、被上诉人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股份）、被上诉人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东联港务分公司（以下简称东联公司）、被上诉人李某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6）沪72民初3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4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中纺物产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波、李雯，长信公司、李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明，港口股份、东联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纺物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港口股份、东联公司与长信公司共同赔偿中纺物产人民币56,592,832.60元，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长信公司、港口股份、东联公司、李某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仓储物流服务合同真实有效，且每年均实际履行；二、东联公司明知涉案货物的所有人系中纺物产仍擅自放货，应承担赔偿责任；三、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多份库存确认单上盖有东联公司的业务专用章，不能仅凭陈某某的单方陈述就认定该印章虚假；四、本案证据中公安局的调查笔录系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到庭接受各方质询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
长信公司、李某共同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港口股份、东联公司共同辩称，涉案的仓储物流服务合同系中纺物产内部风险控制之需，中纺物产主观上并非为履行合同而与东联公司签订该合同，客观上也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东联公司已经按照与长信公司的港口作业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对中纺物产的损失并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纺物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2年至2014年期间，中纺物产与案外人连云港鑫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陆贸易）系进口铬矿代理关系，中纺物产代理鑫陆贸易从国外供应商处采购铬矿，长信公司为进口货物进行报关、保管、发货等事宜，东联公司为进口货物提供仓储保管服务。根据中纺物产、长信公司和东联公司三方的合同约定，长信公司收到中纺物产的放货指令后，根据中纺物产的要求安排铁路和船运等运输，由于长信公司过失与疏忽造成中纺物产损失的，长信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东联公司收到中纺物产签字完整、加盖提货专用章的放货指令后，才能将货物放给提货人，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三方合作协议在前两年均得到了执行。2014年，中纺物产代理进口的货物发生未经许可私自放货的情况。经统计，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期间，合同编号为2014XXX287项下的货物实际入库15,510.019吨，实际提货10,812吨，应有库存4,698.019吨。合同编号为2014XXX384项下的货物实际入库33,115.9吨，实际提货1,720吨，应有库存31,395.9吨。合同编号为2014XXX497项下的货物实际入库10,727.46吨，实际提货2,000吨，应有库存8,727.46吨。合同编号为2014XXX498项下的货物实际入库9,598吨，应有库存9,598吨。因长信公司和东联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将上述库存货物擅自放行，造成中纺物产货物损失共计人民币58,490,860.29元。东联公司系港口股份的分支机构，故港口股份应承担赔偿责任。长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为擅自放货出具书面承诺函，其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请求判令长信公司、东联公司和港口股份向中纺物产赔偿货物灭失损失人民币58,490,860.29元，李某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长信公司、港口股份、东联公司和李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2年，中纺物产与鑫陆贸易和上海鑫陆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陆矿产）的控制人陈某某进行业务合作，由中纺物产出资向外商购得铬矿运至连云港等国内码头，鑫陆贸易向中纺物产支付代理费等，双方就上述内容形成书面战略合作备忘录。2014年，中纺物产与鑫陆贸易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记载，双方的合作模式为铬矿代理、统一采购、共同经营和合作销售四个方面。中纺物产利用自身平台为鑫陆贸易提供进口代理业务，双方共同判断市场，确定下一阶段采购与销售指标，共同确定某一时间的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双方作为行动一致人进行集中统一销售，实现分工合作，风险共担，利润共享，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该协议有效期为2014年2月20日至2014年12月31日，到期协议双方无异议，则自动延长一年。此外，中纺物产与鑫陆贸易还签订保密协议。该协议约定，中纺物产对货源、渠道、价格和进口方式等有保密义务，鑫陆贸易对代理条件及相关文件等有保密义务。
2012年5月15日，中纺物产、长信公司和东联公司签订仓储物流服务合同。该合同记载，三方就中纺物产委托长信公司代办海运进口铬矿港口事宜，中纺物产委托东联公司仓储事宜达成协议。中纺物产的责任是在船舶到港前向长信公司提供有关货物的资料，将报关所必须的单证送达长信公司，并将包干费、仓储费及所有应付费用直接或者通过第三方支付给长信公司。在货物出库前，以统一规范的“放货指令”分别书面通知长信公司和东联公司。该“放货指令”系指该合同附件中的长信公司制作的提货单。长信公司的责任是其接受中纺物产的委托从事进口货物的代理报关、报检手续，通知货物到港信息，根据中纺物产的要求安排铁路、船运等运输工具。长信公司应在中纺物产授权范围内进行活动，维护其合法权益。因长信公司自身的过失和疏忽给中纺物产造成直接损失的，长信公司负有赔偿责任。长信公司还负责货物在仓储地内的安全，由于长信公司或东联公司的原因造成货物灭失、短少等，长信公司应赔偿中纺物产要求提货时的货物市场价格的款项（若市场价格低于购买格式，以购买价格为准）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中纺物产要求提货之日计算至实际赔偿之日止）。该合同记载东联公司的责任为：“1、丙方（东联公司）接到甲方（中纺物产）的通知后应预留足够的库容给甲方，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与提供的资料，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做好保管、堆存工作，并配合乙方做好出库装车等工作。2、货物入库后，丙方需要在甲方提供的入库单上（详见附件一：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入库单）盖章确认，同时向甲方出具正本的丙方格式的入库确认书。……4、甲方存放在丙方堆场内的货物货权归甲方所有。丙方得到甲方签字完整、加盖提货专用章的‘放货指令’后（详见附件二：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提货单），方可将货物放给甲方指定的提货人，保证提货人及时提货，无甲方签字盖章的提货单不得发货出库，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由丙方承担”。该合同第三条第2款约定，由于长信公司和东联公司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给中纺物产造成损害的，长信公司和东联公司对中纺物产的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2012年5月20日至2013年5月19日止，合同期满时，三方可以协商续签合同。此后，在2013年5月15日和2014年5月15日，中纺物产、长信公司和东联公司三方又分别签订仓储物流服务合同。该两份合同除了合同的有效期间不同，其他内容与2012年的仓储物流服务合同相同。
自2012年至2014年，中纺物产和鑫陆贸易开展铬矿进口业务。在2014年中纺物产与鑫陆贸易签订四份代理进口协议书，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XXX287、2014XXX384、2014XXX497和2014XXX498。合同编号为2014XXX287代理协议书记载，鑫陆贸易与外商确认进口货物的质量、数量、价格和交期，并承担一切权利和义务。代理费为货物不含税价格的0.5%。货物品名为南粉，数量16，000吨（+/-10%），单价为每吨194.20美元。鑫陆贸易在合同签订后向中纺物产支付合同总额5%的保证金，余款在应付海关增值税前一天按实际税额支付总货款的12%。鑫陆贸易提货时应付清提货数量等值的货款、税款、物流港口费用和代理费用，未付清上述款项的进口货物的所有权属于中纺物产。鑫陆贸易以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的，如承兑汇票到期日晚于信用证付汇到期日，则贴现利息由鑫陆贸易承担。双方指定到货港为连云港的货物，货运代理人为长信公司。根据进口报关单记载货物数量为15,510.019吨，每吨单价为196.40美元，总价为3,046,245.28美元。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为中纺物产支付了该合同项下的货款人民币18,851,506.34元，后中纺物产向国投公司支付了上述货款。该合同项下货物进入仓库后，长信公司出具了入库确认单。该入库单记载货物重量为15,510.02吨，仓库名称为东联公司，并备注“我司（长信公司）将凭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有效提货单办理出库提货手续”。根据提货单和银行水单记载，该合同项下货物共提货10,812吨，鑫陆贸易向中纺物产已支付货款人民币13,106,000元及税款和货代费等。按照购买单价每吨人民币1,215.44元计算，未办理提货手续的4,698.019吨货物的价格人民币5,710,160.21元。合同编号为2014XXX384代理协议书记载，货物为南粉，单价每吨157美元，数量33,000吨（+/-10%），其他内容与前述代理协议基本一致。根据进口报关单记载，货物数量为33,115.902吨，每吨单价为162.40美元，共计5,377,691.32美元。中纺物产就上述货物向外商支付了货款人民币31,352,046.85元。长信公司制作的入库确认单记载货物为33,115.90吨，仓库名称为东联公司，备注内容与前份确认单相同。根据提货单和银行水单记载，该合同项下货物共提货1,720吨，鑫陆贸易向中纺物产已支付货款人民币1,667,000元及货代费和税款。按照购买单价每吨人民币946.74元计算，未办理提货手续的31,395.90吨货物的价值为人民币29,723,754.37元。合同编号为2014XXX497代理协议书记载，货物为南粉，单价每吨183.73美元，数量11,000吨（+/-10%），总价2,021,030美元，其他内容与前述代理协议书基本一致。根据进口报关单记载，货物数量为10,727.459吨，每吨单价为185.90美元，总价为1,993,859.16美元。中纺物产就上述货物向外商支付了货款人民币12,500,686.65元。长信公司制作的入库确认单记载货物为10,727.46吨，仓库名称为东联公司，备注内容与前份确认单相同。根据提货单和银行水单记载，该合同项下货物共提货2,000吨，鑫陆贸易向中纺物产已支付货款人民币2,400,000元及代理费和税款。按照购买单价每吨人民币1,165.30元计算，未办理提货手续的货物的价值为人民币10,170,109.14元。合同编号为2014XXX498代理协议书记载，货物为南粉，单价每吨182美元，数量10,000吨（+/-10%），总价1,920,000美元，其他内容与上述代理协议书基本一致。根据进口报关单记载，货物数量为9,598吨，每吨单价为193.60美元，总价为1,857,881.02美元。中纺物产就上述货物向外商支付了货款人民币10,988,808.88元。长信公司制作的入库确认单记载货物为9,598吨，仓库名称为东联公司，备注内容与前份确认单相同。鑫陆贸易未付款提货。经计算，上述未办理提货手续的货物购入价格总计为人民币56,592,832.60元。
就涉案货物的港口作业事宜，长信公司与东联公司于2014年6月至9月期间签订了四份进口散矿单船协议。该四份协议记载，主要作业项目为卸船、堆存、装汽车/火车或装内贸船。费用结算内容为港口包干费（包括卸船费、装车或内贸船费、45天以内的堆存费、港建和港务费等）、堆存超过45天的堆存费、港口费等其他费用。东联公司的责任和义务为：1、卸船、发运的准备工作；2、未发运货物按普通货物存放，尽谨慎处理义务。货物交接原则为单堆单放、原来原转，交接完毕后，东联公司保管货物责任解除。货物到港后，东联公司依据上述协议，完成了卸船、堆存事务，并依据长信公司出具港口作业委托单，将涉案货物陆续发运离港。在一审庭审中，各方均确认涉案四份代理进口协议项下的全部货物已经提离港区。
2014年，中纺物产、鑫陆矿产和鑫陆贸易签订三方协议。该协议约定将中纺物产与鑫陆矿产签订的10份合同项下鑫陆矿产的权利和义务整体转让给鑫陆贸易，三方同意鑫陆矿产不再是合同主体，也不再享受任何权利和义务。同年12月9日，鑫陆贸易在委托代管存货询证函上盖章确认，货物的总存量为30,165,385吨。12月11日，中纺物产出具免责函，该函记载，上述存货询证函所列数据仅供审计使用，实际业务以中纺物产和鑫陆贸易双方确认为准。
2014年12月26日，鑫陆贸易开具了16张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共计人民币77,030,000元。但上述汇票均因账户余额不足遭到银行拒付。
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期间，鑫陆贸易共制作了6份库存单。最后一份库存单记载的货物存量为57,065.52吨，长信公司在上述6份库存单上“盘库经办”的位置上盖章确认。
2015年4月10日，长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在2014年8月29日的库存表上签字“以上库存证明盖章真实有效，长信章和东联公司章真实有效”。同年4月14日，李某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记载“我李某个人对连云港长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代理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过程中，由于私自放货所造成的债务负连带保证责任”。
2015年10月14日，中纺物产以鑫陆贸易的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串通长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及东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未经中纺物产同意的情况下，非法盗取涉案货物并开具虚假的库存证明为由，要求连云港市公安局追究上述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连云港市公安局连云区经侦大队经调查，并与陈某某、中纺物产的总经理助理兼运营管理中心经理胡某、原中纺物产矿产资源部经理（现任上海胜迅国际贸易公司部门经理）宋某某、中纺物产财务某剑、中纺物产物流总监周某、中纺物产矿产部内勤张某、中纺物产任管部经理朱某某、中纺物产任管部经理王某某等相关人员制作调查笔录。
鑫陆贸易的陈某某的笔录中记载，其在2012年4月份与中纺物产开始业务往来，从事铬矿的贸易合同。鑫陆贸易在国外组织货源，由中纺物产名义购买并提供融资服务。中纺物产为进口货物的货运代理人，其与中纺物产的下属物流公司签订协议，代理费用系中纺物产、长信公司和鑫陆贸易共同确定。货物到达国内后，中纺物产将相关单据传真给鑫陆贸易，由鑫陆贸易交给长信公司。鑫陆贸易有时候没有按约定先付款再提货，而是先将货物卖掉再向中纺物产支付货款，中纺物产再补办提货指令。自2012年以来，鑫陆贸易的铬矿生意总体每年都是亏损，最终入不敷出。在没有中纺物产放货指令的情况下，陈某某以鑫陆贸易的名义向长信公司发出放货指令，长信公司收到后便向东联公司办理提货手续。直至2014年12月前后，中纺物产在连云港港已经没有库存货物，有70,356.39吨是没有中纺物产的放货指令的情况下被提走卖掉。2014年8月，中纺物产要求长信公司和鑫陆贸易出具库存清单，由于库存短缺，东联公司不可能出具库存证明，陈某某便自行按照中纺物产的要求制作了库存清单，长信公司在该清单上盖章后，陈某某便找他人私刻了东联公司的业务章，并加盖在该清单上。关于中纺物产、长信公司和港口股份之间的仓储物流服务合同，鑫陆贸易并未参与，签订该合同的主要原因是中纺物产的物管（风控）流程需要。
在中纺物产的总经理助理兼运营管理中心经理胡某的笔录中记载，运营管理中心的职责是负责进出口货物的单证、物流和货物的监管工作，鑫陆贸易在国外采购货物，中纺物产开具信用证和缴纳保证金，货物到达国内后，鑫陆贸易支付相应的货款，公司财务部会告知运管中心并形成放货指令，公司矿产事业部将放货指令通过电子邮件或者传真的形式交由鑫陆贸易和长信公司。中纺物产对涉案货物的监管有两个途径：一是矿产事业部在洽谈业务时去仓储单位查看货物；二是运营管理中心不定期派货管经理对货物进行抽查、盘点，由长信公司带领到实地查看货物。长信公司在库存清单上签字后拿到东联公司盖章。2014年12月25日，陈某某到上海向中纺物产告知了涉案货物已经被提空。但同年12月29日，2015年1月29日，2015年2月28日，陈某某仍向中纺物产出具虚假的库存单。
在原中纺物产矿产资源部经理宋某某的笔录中记载，2012年，中纺物产与鑫陆贸易进行合作，中纺物产同意鑫陆贸易提出资金池的概念，即以后批次货所卖的款项，作为前批次的货款处理，后由于市场行情不好，中纺物产对鑫陆贸易底线是不要耽搁中纺物产对外付汇，押汇期间的利息由鑫陆贸易承担。关于仓储物流服务合同仅是形式上的协议，至始至终没有履行，中纺物产的发货指令仅给长信公司和鑫陆贸易。关于中纺物产和鑫陆贸易之间的战略框架协议中的统一采购是为了与外商谈判时增加筹码，压低价格，共同经营是为了多开发票，让鑫陆贸易先担着亏损，合作销售是双方共同销售货物，货款冲抵账款。
在中纺物产财务某剑的笔录中记载，财务部根据业务部的申请开具发票，实际操作中存在放账期，即先将货物放给鑫陆贸易，然后要求鑫陆贸易及时支付货款。鑫陆贸易一直以来都以商业汇票的形式付款，之前都很正常。
在中纺物产物流总监周某的笔录中记载，中纺物产收到货款后，在周某处制作中纺物产格式的提货单，按照协议内容该提货单应发给东联公司和长信公司，具体操作是张某办理。相关中纺物产与鑫陆贸易进行商业合作事宜所述内容与陈某某和宋某某的笔录陈述基本一致。
在中纺物产矿产部内勤张某的笔录中记载，货到目的港后，由长信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张某取得提货单后，根据部门领导要求，将放货指令发给长信公司联系发货是必须的，有时也会发给鑫陆贸易，这是可有可无的，并没有要求联系东联公司。
在中纺物产任管部经理朱某某的笔录中记载，其工作职责是到货物存堆点查看货物库存，由长信公司工作人员张某某陪同查看完毕后，由长信公司在库存清单上盖章确认。2014年9月2日、3日后，张某某告知朱某某不用过来看货，以后会将库存清单寄给朱某某。同年12月24日，朱某某与中纺物产任管部经理王某某一并要求长信公司清点货物。张某某将库存确认单交给了朱某某，并称现场货有点问题。后朱某某在胡某处得知，陈某某已向中纺物产总经理吴某某承认提取了货物。
在中纺物产任管部经理王某某笔录中记载，2014年12月24日，其与朱某某一同到连云港盘点货物，但第二天王某某有事先回上海。之前的盘点货物的流程与朱某某所述基本一致。
另查明：2012年8月22日，长信公司为案外的货物开具了入库确认单，东联公司在该单证上盖货运专用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中纺物产是否具有诉权；二、长信公司和李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三、东联公司和港口股份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四、关于中纺物产的损失。
一、关于中纺物产是否具有诉权争议。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中纺物产与鑫陆贸易虽为贸易代理关系，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在鑫陆贸易未付清货款之前，中纺物产对涉案货物具有所有权。中纺物产与鑫陆贸易系独立的企业法人，双方即使签订框架合作协议，也不影响双方依据代理协议的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中纺物产与长信公司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纺物产系委托人，长信公司系受托人，也是货运代理人。由于中纺物产既是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及贸易代理合同中的代理人，也是货运代理合同的委托人，其既可以选择贸易代理合同关系向鑫陆贸易提起诉讼，也可依据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向长信公司主张权利。在本案中，中纺物产选择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向长信公司主张权利，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长信公司和李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争议。关于长信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长信公司作为中纺物产的货运代理人，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应根据委托人的指示从事委托事项，故长信公司根据中纺物产的指令放货系货运代理人的法定义务。在本案中，长信公司明知中纺物产系货物所有权人，在没收到中纺物产的放货指令情况下，却接受鑫陆贸易的指令放货，显然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次，长信公司在涉案的库存确认单上确认凭中纺物产的有效提货单办理出库提货手续，该确认内容系长信公司对中纺物产的放货承诺，长信公司违反其承诺放货依法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再次，根据公安局调查笔录记载的内容，长信公司明知货物已经被提空，仍出具虚假库存证明，欺瞒中纺物产，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对长信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李某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李某出具的承诺书记载的内容，李某确认对长信公司的私自放货行为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承诺书系李某对长信公司的债务的担保，故一审法院对李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三、关于东联公司和港口股份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仓储物流服务合同的约定，中纺物产应提交相关的货物资料通知东联公司货物预留库容，要求履行该合同，然后东联公司才能根据相关资料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现有证据表明，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连续三年，中纺物产未向东联公司提交任何货物资料，也未通知东联公司要求开始履行该仓储物流服务合同。故中纺物产从未要求东联公司履行涉案仓储物流服务合同。根据公安局的调查笔录记载，签订仓储物流服务合同的主要原因是中纺物产的物管（风控）流程需要。中纺物产矿产资源部原经理宋某某称该合同仅为形式上的合同，至始至终没有履行。中纺物产总经理助理兼运营管理中心经理胡某称，对港区货物的监管主要是矿产部实际查看货物和货管经理盘点货物两个途径。中纺物产矿产资源部内勤张某称，其根据部门领导的要求将放货指令发给长信公司和鑫陆贸易，并未要求发给东联公司。综合上述调查笔录的内容表明，中纺物产与东联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签约的目的仅是为了合同形式本身的需要，真实意思并非为实现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中纺物产在对货物监管和放行过程中，也从未与东联公司直接进行业务联系或者要求履行合同中的监管入库和放货的内容。另根据公安局的调查笔录记载，案外人陈某某为欺瞒中纺物产私刻东联公司业务专用章，制作了6份库存确认清单，该6份库存单与东联公司无关。2014年12月25日，中纺物产已知道该库存单系陈某某伪造，但中纺物产未及时报案，仍接受该虚假库存单。故一审法院认定东联公司未参与制作虚假库存单欺瞒中纺物产。东联公司为履行港口经营人的义务，其与长信公司签订的四份进口散货单船协议，就涉案货物办理卸货、堆存和出运等手续，其并无过错。虽然中纺物产举证2012年8月22日的案外入库确认单有东联公司的业务专用章，但入库确认单系东联公司与长信公司港口作业过程中的往来单据，与仓储物流服务合同无关，且该入库确认单与仓储物流服务合同所附的入库单在格式上亦完全不同。故一审法院对中纺物产以该入库确认证明东联公司已经履行仓储物流服务合同的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对东联公司和港口股份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关于中纺物产损失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由于长信公司的过错，导致中纺物产堆存在港区的部分货物灭失，长信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应赔偿涉案货物的购入价格。涉案四份代理协议项下的未办理提货手续却被放行的货物的购入价格为人民币56,592,832.60元，故一审法院对该金额的诉请主张予以支持。但中纺物产主张的货损金额为人民币58,490,860.33元高于货物的实际购入价格，一审法院对超出购入价格的请求金额不予支持。此外，从鑫陆贸易开具16张金额共计人民币77,030,000元的承兑汇票这一事实，也可证明鑫陆贸易欠中纺物产货款、税款、代理费等各类款项及费用约为人民币77,030,000元。虽然长信公司和李某认为鑫陆贸易已经付清全部货款，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长信公司和李某应承担举证能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长信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纺物产赔付货物损失人民币56,592,832.60元；二、李某对判决第一项付款义务向中纺物产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对中纺物产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4,254.30元，由中纺物产负担人民币10,846.55元，由长信公司和李某负担人民币323,407.75元。
本案二审期间，中纺物产提交了一份2013年7月17日的库存确认单，用以证明东联公司曾根据涉案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向中纺物产出具过库存确认单，故涉案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已实际履行。港口股份、东联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东联公司并未向中纺物产出具过该库存确认单，单据上的印章直径明显大于东联公司的印章，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库存确认单系2013年7月出具，东联公司是在长信公司的要求下出具的，是为了履行其与长信公司之间的合同，与涉案争议没有关联性。长信公司、李某同意东联公司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库存确认单的记载，该单据并非东联公司直接出具给中纺物产，而是长信公司作为仓库方盘点库存时要求东联公司作为盘库经办加盖公章，库存确认单的格式与仓储物流服务合同所附的入库单的格式也完全不同，该库存确认单不足以证明东联公司已经履行了仓储物流服务合同，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长信公司、港口股份、东联公司及李某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港口股份和东联公司是否需要向中纺物产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规定并非否认其证据效力，而是应当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或查明的事实，对其证明力予以综合认定。本案中，东联公司虽与中纺物产、长信公司签订了仓储物流服务合同，但公安局的调查笔录记载，中纺物产相关人员表示该合同仅为形式合同，是出于中纺物产的风控需要而签订，结合中纺物产从未直接要求东联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对货物进行监管或放货的事实，可以认定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中纺物产主张涉案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已实际履行，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东联公司无需根据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向中纺物产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关于库存确认单的真实性问题。本院认为，根据鑫陆贸易陈某某在公安局的调查笔录，其确认私刻东联公司业务章并伪造涉案库存单，结合二审中长信公司、李某称其在获取库存确认单的过程中并未与东联公司进行联系且库存确认单并非从东联公司处取得的事实，本院有理由相信涉案库存确认单上的业务专用章并非东联公司加盖，故中纺物产不能凭借库存确认单要求东联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东联公司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则港口股份作为东联公司的总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中纺物产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4,764.16元，由上诉人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子龙
审判员 周 燡
审判员 张 雯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罗 罡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