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终字第00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玲侠。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雨兵，江苏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浩，上海普世（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伟丽。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玉贵，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秉，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市信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昆山市巴城镇新澄路10号。
法定代表人：黄龙，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航标，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志华。
上诉人杨玲侠与被上诉人朱伟丽、昆山市信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元公司）、沈志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昆山市人民法院（2013）昆商初字第2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玲侠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判决支持杨玲侠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伟丽、信元公司、沈志华承担。事实与理由：杨玲侠与朱伟丽本为民间借贷，后以利润丰厚为诱，欺骗杨玲侠投资入股信元公司，见证人黄龙的签名是朱伟丽伪造的，杨玲侠数次去信元公司，信元公司及股东根本不知杨玲侠这个股东，也没有股东会决议，且杨玲侠自始至终未参与经营，也未分红。杨玲侠已书面告知朱伟丽解除双方股权转让协议。杨玲侠至昆山金融办了解，其只有在法院要求或被上诉人书面申请下才会回复股权无法变更。为此杨玲侠要求法院调查取证，但原审法院没有书面调查结论，且股东会决议系事后伪造，没有证明力。原审法院对事实不调查，不认定，致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即使不能被认定为无效，也应解除。朱伟丽采用欺骗手段订立合同，属可撤销合同，签订合同违背了杨玲侠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变更手续无法办理，合同履行已无必要，应当解除。
另外，一、朱伟丽、信元公司长期不给杨玲侠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判决后经杨玲侠合理催告后仍拒不办理的行为，足以说明朱伟丽、信元公司以其实际行为表示拒不履行主要合同义务。据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判决支持杨玲侠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伟丽、信元公司、沈志华承担。完全有理由解除合同。二、朱伟丽、信元公司利用其各自掌握公司经营状况的身份优势，视公司经营状况好坏而随意作出否认和承认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故意隐瞒杨玲侠而秘密分取公司红利等。这明显属于相互串通而损害杨玲侠合法权益，也明显属于《公司法》第20条规定的滥用股东权利行为。在此情况下，从杨玲侠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从公平、公正的基本民事原则等方面考虑，都应支持杨玲侠提出的解除合同请求。三、一审法院对于杨玲侠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既未实际前往调查，也未作出任何说明，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也属于严重违反程序。
朱伟丽辩称，杨玲侠所述的朱伟丽存在欺诈的行为，我方不予认可，从一审的股东会决议等相关证据可以看出，朱伟丽已履行了股权转让的相关义务，不存在欺诈杨玲侠的事实。杨玲侠当庭补充的上诉理由，我方对相关证据也不是很清楚，但从内容上看也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相关认定。
信元公司辩称，其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同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履行了催告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因此，请求法院驳回杨玲侠的诉请。
沈志华辩称，一、杨玲侠要求沈志华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合同依据。沈志华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杨玲侠直接要求沈志华承担合同责任，不符合同相对性原则，且沈志华也未收取杨玲侠任何款项，故沈志华并无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二、杨玲侠要求沈志华与朱伟丽一起承担返还义务，没有法律依据。沈志华早已与朱伟丽离婚，而在离婚之前股权转让合同依然有效。股权转让行为系等价有偿的双务合同，不能等同于夫妻一方对外负债，故沈志华没有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玲侠的上诉请求。
杨玲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杨玲侠与朱伟丽签订的，在信元公司见证下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朱伟丽、信元公司、沈志华返还杨玲侠股权转让款5135500元及赔偿损失1000000元（按年利率15.6%，自2011年9月6日起，暂算至2013年3月31日）；3、朱伟丽、信元公司、沈志华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伟丽原系信元公司股东，其持有信元公司10.5%的股权，出资金额为3150万元。2012年1月17日，杨玲侠与朱伟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明确信元公司认缴出资总额和注册资金为人民币3亿元，其中朱伟丽出资人民币10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经信元公司其他股东一致同意，朱伟丽将其在信元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杨玲侠，转让出资额为人民币500万元，转让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比例为1.667%，信元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意本协议中的转让条款，并放弃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优先购买权，并已形成股东会决议，双方同时约定上述股权的转让金价格为人民币500万元（其中公司提留部分另行结算）；另明确在该协议签署时股权转让金已经履行完毕。
协议签订之前，杨玲侠与朱伟丽存在借贷关系，朱伟丽于2011年9月份两次向杨玲侠借款200万元，该款项双方均同意抵作上述股权转让款。2012年1月20日，杨玲侠分两次向信元公司转账200万元，2012年1月至2月期间，杨玲侠又分三次向朱伟丽个人账户转账合计1135500元，2012年3月29日，朱伟丽出具了收条一份，内容为收到杨玲侠购买信元公司股本500万元，同时明确上述付款及借款即为支付股权转让款。2011年1月30日，信元公司出具给朱伟丽收据一份，收款事由为2011年1月18日汇入的增资款，金额为1050万元，该收据同时由朱伟丽签字确认其中500万元系杨玲侠投资股本，分红按照实际入账日计算。
另2012年1月11日，信元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内容为讨论股东朱伟丽500万元股权转让的事宜，参与人员为全体股东（代表），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朱伟丽将其所持本公司1.667%的股权（出资额500万元）转让给杨玲侠，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上述股东会决议由信元公司全体股东签字确认。
另查明，朱伟丽与沈志华原系夫妻关系，但于2013年8月9日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杨玲侠与朱伟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由信元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故该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杨玲侠本案中诉请解除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其实际无法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从而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信元公司其股权变更是否需要履行相关前置行政审批手续，其只能以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为依据，杨玲侠所称的《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苏州市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苏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批伸向操作规程》等规范性文件，并非属于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范畴，杨玲侠依据其与朱伟丽签订的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完全可以办理相应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对于朱伟丽或者信元公司不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其也具备救济的途径，故对于杨玲侠所称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杨玲侠要求主张解除其与朱伟丽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杨玲侠返还有关股权转让款项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同样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玲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828元，申请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9828元，由杨玲侠负担。
二审中，杨玲侠提供了一份《要求立即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通知》及邮寄凭证五份、查询凭证三份，系其于2015年4月10日、4月19日邮寄给朱伟丽、沈志华及信元公司。该通知中明确杨玲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是要早日成为信元公司股东，继而享有各项股东权益，以及信元公司一审时认可上述协议等，为早日解决纠纷，实现合同目的而通知：1、朱伟丽、信元公司于收到通知后15日内为杨玲侠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如需杨玲侠提供证件原件或需要杨玲侠当面签字的，其将在接到通知后随时随地前来签署；如在二审判决前，杨玲侠能正式成为信元公司工商登记股东的，则其将向本院撤回上诉。2、如朱伟丽、信元公司在接到通知后，仍不给杨玲侠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或在二审判决前仍未办理完成变更登记的，则视为朱伟丽、信元公司两方没有履行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诚意或不具备相应变更登记的条件，股权转让协议应当予以解除。朱伟丽、信元公司均确认收到上述材料。
另外，杨玲侠称在另一案中有一份信元公司的分红方案复印件，朱伟丽二审调查后邮寄来的质证意见认为此不属于新证据，不应被采纳，同时认为该红利方案当时只是讨论稿，是过程性文件，因遗漏较多股东，最终未确认，事实上分红方案已包括了杨玲侠，并提供了一份分红方案复印件及信元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信元公司同意朱伟丽的质证意见。杨玲侠还提供了二份录音资料，信元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二份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定，2016年5月23日的MIC025录音没有任何交谈记录，无法确认录音地点、各方身份、录音内容。2016年6月3日的MIC037录音也无法确认录音地点与各方身份。且对录音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2016年6月3日录音摘要第3：27秒时，“黄龙”的表述可以清楚表明，该录音过程及公布此录音，并未经过其本人许可。另外，录音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内容没有涉及信元公司拒绝办理股权变更事宜，能否办理变更，不能以个人观点为准，应当依据法律或行政法规相关规定判断。综上，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信元公司拒绝办理股权变更或无法变更，信元公司一直认为只要没有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转让双方材料提供齐备，信元公司会予以积极配合。事实上，虽经信元公司多次催告，杨玲侠并无办理股权变更的积极性，股权至今未能完成变更的责任不在信元公司。朱伟丽的质证意见为：MIC025录音没有声音，故对该证据不认可，对于录音文字稿也不认可;MIC037录音朱伟丽不知情，黄龙所述内容仅表明公司处理股权事宜具体由翁总负责，进一步说明公司态度是同意本案当事人间转让股权。
二审中，信元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是2013年4月17日，我公司章惠雯给昆山金融办姚科发了一份《报金融办股权变更事项》，是通过QQ发送的。证明公司一直都在同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宜。
证据二是一份2015年5月13日的告知函，证明目的是通知杨玲侠及时提交办理股权变更所需要的材料。
证据三是一份2016年6月13日的告知函及寄件凭证，证明目的同上。
杨玲侠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没有看到任何金融办的盖章或者人员签收，仅仅是信元公司单方制作的文本，时间上也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二，杨玲侠表示并未收到2015年5月13日的这份通知，对这份盖章是信元公司盖章不持异议，但不排除这是信元公司为了诉讼而事后补盖的章。对证据三，杨玲侠反映至今没有收到函件，但确认上述邮件所载明的地址是杨玲侠的地址，并认为该函件是在6月13日才起草，杨玲侠在6月3日到信元公司办公室交涉并且录音，其内容与杨玲侠当时录音时的表述不一致，说明这份函件完全是信元公司为了诉讼的目的而进行制作的。而且，这份函件的时间也远远超出了杨玲侠在2015年4月7日明确发函给信元公司要求在15日内办理的期限，所以也不具备相应的证明效力。朱伟丽对信元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并确认其对所有证据均知情。对于证据二，朱伟丽也是通过短信通知过杨玲侠。
二审经审理查明：昆山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于2016年5月30日回复本院，明确根据2010年省金融办制定《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苏金融办发[2010]4号）要求，2010年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据此制定《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苏州市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苏府办[2010]288号）、2012年苏州金融办制定《关于印发<苏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相关审批事项操作规程>的通知》（苏府金发[2012]33号）的规定，以此期间，小贷公司股权变更按照文件要求根据变更具体情况由区、县金融办初审或审批。2013年12月，省金融办出台《关于调整完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部分监管政策的通知》（苏金融办发[2013]102号）明确，“省金融办保留筹建审核、开业审核、最大持股人及超过50%（含）股权变更、开鑫贷准入等四项审批核准权限，其余涉及农贷公司的审批事项，全部下放省辖市（省直管县）金融办。”该文件201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2015年1月，苏州金融办根据《市政府关于取消下放和调整147项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苏府出台[2014]188号）文件精神，出台《关于印发<苏州市小额贷款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苏府金发[2015]4号），明确“小额贷款公司发起设立、最大持股人（××）股权转让或涉及50%以上股权变化的股权交易、停业终止、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对外投资超过资本30%等事项，由市（县）区金融办初审，市金融办复审后报省金融办审批。其余审批事项一律调整为管理与服务类事项，我办不再办理相关审批，由小额贷款公司在‘苏州小额贷款公司信息披露系统’中主动披露。”根据该文件，自2015年1月23日起，小贷公司股权变更除上述几种情况外，市县金融办不再对其审批，由其主动披露。
二审中，杨玲侠明确因被上诉人长期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其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其起诉时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充分，现其坚持不愿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解除合同。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玲侠与朱伟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因朱伟丽将其所持信元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杨玲侠的行为，已得到信元公司全体股东的确认，杨玲侠已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故双方理应继续履行协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期限，且杨玲侠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前，曾向朱伟丽、信元公司催告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被朱伟丽、信元公司拒绝，导致杨玲侠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杨玲侠以朱伟丽、信元公司违约导致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要求解除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杨玲侠在一审判决后发函限期要求朱伟丽、信元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主张与其一审诉请存在矛盾，且本案所涉纠纷正在审理过程中，朱伟丽、信元公司未按函件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朱伟丽、信元公司在二审中也表示愿意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杨玲侠以此为由认为朱伟丽、信元公司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致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玲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828元，由上诉人杨玲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柏宏忠
审 判 员 蒋毅颖
代理审判员 韩小安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邹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