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3民终9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项国勇，男，197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科生，广东通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旭坤，男，196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志坚，广东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霞，广东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洪光，男，196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上诉人项国勇与被上诉人李旭坤、第三人黄洪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因上诉人不服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2民初2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项国勇及其委托代理人蒋科生，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志坚，原审第三人黄洪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项国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求；2、请求被告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上诉人未提供被上诉人的养猪场向其鱼塘排放污染物、排放污染物与其鱼塘鱼类存在何关系、鱼类死亡原因及鱼类损失的证据，因而驳回上诉人全部诉求，此认定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关于被上诉人的养猪场向上诉人鱼塘排放污染物的问题。原审中，上诉人提供的《南方都市报网络版》、《广东电视台今日关注》、《行政处罚决定书》、《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表》，该证据群以照片、视频、笔录、文书等形式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的养猪场向上诉人鱼塘排放污染物的事实。并且被上诉人因其养猪场向上诉人鱼塘排放污染物被环保部门行政处罚5万元，广东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组现场拍摄的上诉人的养猪场向上诉人鱼塘排放污染物的视频尚不算证据，试问法律上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该事实？其次，关于排放污染物与鱼塘鱼类存在何关系、鱼类死亡原因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条规定，排放污染物与鱼塘鱼类存在何关系、鱼类死亡原因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原判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显然违反上述规定。何况上诉人提供的《养殖鱼类存塘及死亡损失分析》也明确认上诉人鱼塘因旁边养猪场超标排放废水污染导致死亡。因此，原审将排放污染物与鱼塘鱼类存在何关系、鱼类死亡原因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再次，关于鱼类损失问题。原审中，上诉人提供由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该鉴定结论书合法有效，足以认定上诉人鱼类损失。原判认定上诉人无明确的证据，试问除了鉴定，法律上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鱼类损失！上诉人鱼塘被污染后，上诉人及时向环保部门、公安部门报案，也向媒体曝光，为维权已竭尽所能，证据确实充分，但原判仍认定证据不足，偏袒被上诉人之意非常明显。同时，被上诉人明显违法排放废水致上诉人鱼塘鱼类死亡而得不到赔偿，引起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并且原判与十九大关于保护环境的精神不符，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李旭坤辩称:一、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养猪场向案涉养殖鱼塘排放污染物。（一）上诉人提供的南方都市报网络版及广东珠江电视台的今日关注网页的内容均是根据上诉人的陈述所撰写，仅是媒体的一般性新闻报道，并非是有相关认定或鉴定资质的机构和专业机构人士所作出的认定，凭此认定是答辩人养猪场向其鱼塘排放了污染物，并致使鱼塘养殖鱼死亡，显然证据不足。（二）博罗县环保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对答辩人养猪场的环保设施未经验收擅自使用而进行处罚，并不是因养猪场排放污染物而作出的处罚，该决定书既未认定养猪场向案涉鱼塘排放污染物，也未认定养猪场排放物不合格。同样，环保部门的鱼塘水质调查监测数据表，并未指出或确认鱼塘水质指数超标是因养猪场向鱼塘排放污染物所致，也未认定鱼塘环境被污染或污染是养猪场造成的。二、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鱼塘鱼死亡的具体损失数额。上诉人提供的损失价格认定结论书及损失分析，所依据的关键数据和主要情况包括鱼塘的基本情况、放养情况与日常管理情况、现场照片等均是上诉人单方陈述、单方提供，并无鱼死亡的具体数量、种类、价值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无法作出真实、客观、公正的认定结论；而专家出具养殖鱼类存塘及死亡损失分析，更是使用“推测”、“估算”等不确定字眼，且按照上诉人诉称鱼塘发生死鱼事故在2016年7月，而该认定结论书、分析报告是在2017年5月出具，因事发时未及时封存和评估、鉴定、分析，客观上已无法对案涉鱼塘发生死鱼事故原因及损失情况作出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分析结论。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养猪场排放的污染物与案涉鱼塘发生鱼死亡事故之间具有关联性。案涉养猪场建有沼气池、沉淀池，养猪场污水经处理后排放。根据上诉人提供环保部门对事故鱼塘水质监测数据显示，事故鱼塘水体的氨氮、溶解氧、生化需氧量指标超出国家渔业水质标准，但未指出是因养猪场超标排放污染物导致，也未认定鱼塘环境被污染或污染是养猪场造成的。氨氮浓度升高的主要原因来源于饵料（饲料）、水生动物的排泄物、肥料及动物尸体分解等，而高温、养殖密度过大、有机物的分解作用、无机物的氧化作用、池塘淤泥过深过肥等原因则是造成溶氧不足的原因，生化需氧量的比值是水中的难以生化分解的有机物占比。可以说，养殖鱼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对其养殖环境、养殖方式、养殖密度等因素综合考虑分析，气温变化、鱼塘养殖的鱼投养密度过大、鱼类排泄物及残余饲料腐烂分解大量耗氧等诸多原因，均可能导致鱼类缺氧死亡。即使是养猪场将污水排放至案涉鱼塘，就此认定是污水污染了案涉鱼塘并导致鱼死亡，显然证据不够充分，缺乏说服力。综上，答辩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2号）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未能完成举证责任，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黄洪光辩称：本案与我无关，我的猪场距离上诉人有1.5公里，污水排流不到上诉人的鱼塘。
项国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所受其中鱼塘鱼类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532050元、租金损失100000元、评估费4000元（共6360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3日，项国勇与李旭坤签订《鱼圹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由李旭坤将其位于博罗县矮围石下村的五个鱼塘出租给项国勇经营使用，租期为10年，由201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租金为每年200000元。承包上述鱼塘后，项国勇开始投放鱼苗进行养殖。2016年7月份、9月份，项国勇承包经营的其中两个鱼塘分别出现鱼死亡的情况。李旭坤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在项国勇承包的鱼塘的西南面养猪，至2016年12月被政府有关部门关停。养猪场的污水分别经沼气池和沉淀池处理后排进项国勇的鱼塘。因此，项国勇认为是李旭坤养猪场的污水排放至其承包鱼塘导致鱼死亡，向博罗县环保局、柏塘镇人民政府投诉。2016年7月14日，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对项国勇出现事故的鱼塘水质进行调查，监测数据显示养殖场的废水排污口化学需氧量超标0.5倍、氨氮、生化需氧量、总磷均达标，参照国家《渔业水质标准》；第一个事故鱼塘的南面和东北面的PH值、铜均达标，但溶解氧不达标，生化需氧量分别超标1.9倍、1.6倍；第二个事故鱼塘的北面的PH值、铜、溶解氧均达标，但生化需氧量超标0.2倍；2016年9月29日，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又对项国勇出现事故的鱼塘水质进行调查，监测数据显示养殖场的废水排放口PH值是达标的，但化学需氧量超标2倍、氨氮超标3.9倍、生化需氧量超标0.4倍、总磷超标24.4倍、粪大肠菌群数超标1800倍；第二个事故鱼塘东北面的PH值、氟化物、硫化物、挥发酚、汞、氰化物、砷、铜、镍、锌、铅均达标，但溶解氧不达标、生化需氧量超标0.1倍；第二个事故鱼塘进水口的PH值、氟化物、硫化物、挥发酚、汞、氰化物、砷、铜、镍、锌、铅均达标，但溶解氧不达标、生化需氧量超标7.3倍；2016年11月26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局作出博环罚字[2016]407号行政处罚决定，认为李旭坤位于博罗县的无照猪场进行肉猪养殖，项目在需配套的废水污染防治环保设施未经验收的情况下，就擅自投入生产（养殖），责令李旭坤停止猪场的生产（养殖），并处50000元罚款。2017年4月24日，博罗县环境保护办公室委托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对项国勇受污染鱼塘死亡的养殖鱼类经过价格认定，该中心作出博发价认定[2017]66号《价格认定结论书》，2口受污染鱼塘损失量为118676斤，结论为项国勇受污染鱼塘死亡的养殖鱼类在2016年7月13日的市场批发中间价格合计为532050元。事故发生至今，李旭坤并未申请任何部门对其鱼塘鱼的死亡原因进行过鉴定，亦未自行对其鱼塘的死鱼数量进行统计。本案在诉讼过程中，李旭坤向本院提出对项国勇鱼塘养殖鱼类死亡的原因及其死亡与养猪场排污是否具有关联性和鱼类死亡损失价格进行鉴定。由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委托专业机构名册中，不具有此类项目的机构，故李旭坤的鉴定申请被退回。李旭坤与黄洪光签订《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由李旭坤将其位于博罗县平安矮围村建桦养殖场石下小组范围内第一、二、三幢猪栅租给黄洪光。项国勇曾于2017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旭坤赔偿其鱼塘的损失，后于5月4日向本院撤诉，本院作出（2017）粤1322民初892号民事裁定，准许项国勇撤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环境侵权责任纠纷。项国勇认为李旭坤的养猪场排放污水致其鱼塘养殖的鱼类大量死亡并造成其严重损失的主张，虽然项国勇养殖的鱼塘出现有鱼类死亡的现象，但项国勇在诉讼中并未向法庭提供李旭坤的养猪场向其鱼塘排放有何污染物、养猪场排放的污染物与其鱼塘鱼类死亡存在何关系、其养殖鱼塘鱼类死亡原因的证据；同时，在诉讼中，项国勇也未对其养殖的鱼塘的死鱼造成的损失提供明确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应由项国勇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项国勇起诉要求李旭坤赔偿其鱼塘鱼类死亡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李旭坤称其不承担项国勇损失之辩及黄洪光称其与项国勇的损失无关的陈述，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项国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80元，由项国勇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各方当事人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各方当事人承担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项国勇鱼塘鱼类死亡与李旭坤无证猪场的排污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鱼塘鱼类死亡的赔偿数额问题；三、评估费及鱼塘租金损失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关系。本案中，从项国勇在一审提交的《鱼圹租赁合同》、博环罚字【2016】4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博）环境监测（督）字（2016）第30073b号监测数据表、（博）环境监测（督）字（2016）第30130号监测数据表可知，李旭坤的无证猪场与项国勇的事故鱼塘毗邻，其无证猪场废水排放口出口处与项国勇承包的事故鱼塘相连，且李旭坤的无证猪场在需配套的废水污染环保设施未验收的情况下擅自投入生产。结合二审庭审中当事人对无证猪场的污水经沼气池和沉淀池后排进项国勇的鱼塘的事实予以认可。故足以认定李旭坤的无证猪场确实向项国勇的鱼塘排放了污水。项国勇一审提供鱼类死亡的照片、视频等和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对鱼塘死亡鱼类的《价格认定结论书》以及当事人二审庭审时对于两个鱼塘出现鱼类死亡的事实认可，可以认定项国勇鱼塘确实存在被损害事实。2016年7月14日，项国勇鱼塘发生第一次鱼类死亡事件后，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对鱼塘及李旭坤的无证猪场废水排放口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鱼塘溶解氧不达标、生化需氧量超标，李旭坤猪场废水排放口化学需氧量超标0.5倍。2016年9月26日，即项国勇鱼塘发生第二次鱼类死亡事件后，博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对事故鱼塘及李旭坤的无证猪场废水排放口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事故鱼塘生化需氧量超标、溶解氧不超标。猪场废水排放口化学需氧量超标2.0倍、氨氮超标3.9倍、总磷超标24.4倍、生化需氧量超标0.4倍、粪大肠菌群数超标1.8×103倍。本案中，经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委托的两名具备专业资质的淡水养殖工程师和水厂养殖工程师对事故鱼塘的鱼类死亡损失分析可知，导致两次鱼塘鱼死亡的原因是鱼塘中氨氮、溶解氧等关键指标不适合鱼类生长和生存，如果鱼塘长期处于此种水质环境条件，鱼类会出现大量甚至全部死亡，死亡损失率达100%。因此，本院认为，李旭坤无证猪场排放的污染物与项国勇的事故鱼塘发生鱼类死亡事件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项国勇的举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其作为被侵权人，已完成其举证责任。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虽然李旭坤辩称项国勇鱼塘鱼类死亡与其猪场废水排污不存在因果关系，气温变化、鱼塘养殖的鱼投养密度过大、鱼类排泄物及残余饲料腐烂分解大量耗氧等诸多原因，均可能导致鱼类缺氧死亡，但均无举证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截止至二审庭审结束，李旭坤也无提出其他相应证据证明其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因此，本院对李旭坤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综上，项国勇鱼塘鱼类死亡与李旭坤无证养猪场的排污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李旭坤应对项国勇的鱼塘鱼类死亡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旭坤确实存在侵权行为，故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项国勇作为鱼塘维护者和专业养殖户，在其鱼塘发生第一次鱼类死亡事故后，应及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但并未有证据显示其在发生第一次鱼死亡事件后采取了相应措施来挽救损失或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故项国勇在鱼塘鱼类死亡事件中存在一定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根据博罗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博发价认定【2017】66号《认定结论书》，受污染鱼塘的鱼类在2016年7月13日的市场批发中间价格合计为人民币532050元，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上述损失由李旭坤承担80%的赔偿责任（532050元×80%=425640元），项国勇承担20%的民事责任（532050元×20%=106410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项国勇主张李旭坤应承担为确定鱼死亡损失所支付的评估费4000元，并在一审提交了增值税发票予以佐证。因李旭坤的养猪场超标排污，导致项国勇鱼塘的鱼类死亡，项国勇为鉴定鱼类损失价值所支付的评估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应由李旭坤承担。关于鱼塘租金问题，因本案系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故对租金问题不作处理，上诉人可另行起诉。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项国勇的上诉部分有理，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2民初296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李旭坤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上诉人项国勇支付经济损失人民币425640元、评估费人民币4000元。
如果未按本案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60元，由项国勇负担2032元，李旭坤负担812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向科
审 判 员 黄仲民
审 判 员 赖锦荣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法官助理 林晓玲
书 记 员 邹 琦
附：相关裁判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
（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
（二）被侵权人的损害；
（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关系。
第七条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
（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
（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
（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
第十五条被侵权人起诉请求污染者赔偿因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人身损害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四条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