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韶中法民一终字第11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世杰，男，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高辉，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韶关复退军人医院。
法定代表人：李光岩，职务：院长。
委托代理人：陈洪鸣，广东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世云，广东务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李世杰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韶关复退军人医院（以下简称复退军人医院）人身自由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乐昌市人民法院（2013）韶乐法乐民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3日，李世杰在乐昌市迎宾大酒店吃饭时，与酒店服务员产生纠纷，当地公安局接警到场后，通过李世杰身份证地址找到李世杰母亲黄裕兰到派出所协助处理，李世杰母亲黄裕兰向民警表示李世杰有精神病史，发病时曾动手打她，其不敢见李世杰，要求派出所民警协助其将李世杰送往复退军人医院处进行治疗，于是派出所民警应黄裕兰要求用警车将李世杰送往复退军人医院。黄裕兰为李世杰办理了入院手续，黄裕兰在复退军人医院出具的《韶关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病员住院告知书》上签名同意，并加注“以上情况清楚，要求住院”的字样，复退军人医院遂为李世杰办理了住院手续。黄裕兰承认是其送李世杰到复退军人医院住院治疗的，并在复退军人医院出具的《韶关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病员住院告知书》上签名同意，并加注“以上情况清楚，要求住院”的字样。但黄裕兰对此称，是派出所的民警逼她签名的，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
经复退军人医院诊断，李世杰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李世杰在复退军人医院住院治疗96天。期间黄裕兰母亲于2011年9月3日到复退军人医院交住院预交款1700元，2011年9月5日交800元，二次共2500元。复退军人医院，是韶关市民政局设置的，经韶关市卫生局发证许可的非营利性质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一直年检合格，在李世杰入院治疗时具备收治精神病人的资质。复退军人医院在医院显眼处公示《探视病人的制度》，其中规定对新入院患者二十日内不宜探视。李世杰的主治医生毛剑，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广东省人事厅颁发的精神病主治医师的资格。粤北第三人民医院是广东省韶关市的精神病专科医院，该院对探视病人的制度是，新入院病人如无特殊情况二周后方可探视。黄裕兰在李世杰入院不久因李世杰掌握白银期货账户，遂要求探视李世杰，但未获批准。黄裕兰约李世杰主治医师毛剑到复退军人医院外谈话，并在毛剑未知情的情况下录下对话内容，从对话内容反映复退军人医院对新收治的病人不允许探视，毛剑对此也不认可，并表示对医院制度的不满。
另查明：李世杰曾于2004年8月6日由父母陪伴第一次到粤北第三人民医院进行精神门诊用药治疗，2004年8月7日，粤北第三人民医院对原告的门诊初诊记录为“患者喜人奉承，认为自己比他人行，比他人强，夸大，否认有病，无自知力，初步论断“Ma（轻）”。李世杰承认2004年8月曾就精神问题进行治疗，之后李世杰个人有去过，认为因其大脑已经受到精神损害了，遂去咨询是否需要进行治疗。李世杰曾于2004年9月16日，由其父亲李思昌将李世杰化名为“李明”送入复退军人医院治疗22天，同样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2007年5月14日，李世杰第二次自行到粤北第三人民医院进行精神门诊用药治疗，病历记录为“病情有波动，表现为兴奋，话多，时情绪低落”。2008年6月25日，李世杰第三次自行到粤北第三人民医院进行精神门诊用药治疗，病历记录为“患者自诊，诉情绪低落，精力减退，自觉有问题，继续取药”；“心理咨询半小时”。李世杰于2011年9月3日进入复退军人医院治疗时，未婚，其母亲黄裕兰为其监护人。
现李世杰认为自己当时并没有精神病，是派出所对黄裕兰说如果不送李世杰进复退军人医院进行治疗就拘留李世杰，所以黄裕兰送李世杰进复退军人医院进行治疗是被迫的，而复退军人医院作为精神病的专科医院，在李世杰没有精神病的情况下无理收治李世杰住院96天，且在收治李世杰三天后，不允许黄裕兰接李世杰出院，也不允许黄裕兰对李世杰进行探视，造成李世杰名誉和财产损失。李世杰于2013年3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称：2011年9月3日，李世杰在乐昌市迎宾酒店吃晚饭时因自己的合法消费权益受到侵害，与其酒店内部人员发生争执，当事人当时立刻报警，民警赶来非但不受理此案件，反倒认为李世杰有精神病，还将其强制性送往复退军人医院关押整治，并威胁其母亲签字送押，李世杰不服其派出所的处理结果双方争论长达4小时。复退军人医院在没有经过任何正规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将当事人关押了93天。入院第三天家属要求接走病人，但医院强烈制止，直到出院那天为止。造成的直接损失明细如下：1、误工费：城镇居民年收入56000元／365天=153.424元×93天=14268.432元，2、医疗费：11603.13元，3、伙食费：50元／天×93天=4560元，4、精神损失费：50000元，合计80431.562元。李世杰认为复退军人医院在履行职业管理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列》、《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六十二条、八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复退军人医院强制拒绝患者与其家属见面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1、请依法判决复退军人医院对当事人在市级报纸上发表公开道歉信澄清事实恢复其名誉；2、请依法判决复退军人医院对当事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具体包括：误工费14268.432元，医疗费：11603.13元，伙食费4560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合计80431.562元；3、依法判决复退军人医院支付此次开庭审理费用。
2013年5月24日，乐昌市公安局城关北区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称：2011年9月3日，该所值班民警接到乐昌市迎宾大酒店员工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在酒店闹事，民警接警后到场发现该名男子为李世杰，其精神异常，于是对其进行检查，并根据其身份证联系到其母亲黄裕兰。黄裕兰表示李世杰有精神病史，遂要求民警送李世杰到复退军人医院治疗。民警送李世杰到复退军人医院后，黄裕兰随后赶到并为李世杰办理入院手续。在李世杰治疗期间，该所民警多次去到乐昌市紫荆花苑某保健用品店找到黄裕兰要求其配合调查，以记录当日发生的事情，但黄裕兰一直以工作忙为由推搪。
原审法院认为：李世杰对其父亲李思昌于2004年9月16日，将李世杰化名为“李明”送入复退军人医院住院治疗22天的事实予以承认，在庭审中表述认为是第一次“被精神病”的经历，对双方认可一致的事实，予以确认。对政府行政机关韶关市卫生局的《证明》，以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广东省人事厅颁发的毛剑“精神病主治医师”的资格证明，予以采信。
复退军人医院是韶关市民政局设置的，经韶关市卫生局发证许可的非营利性质的精神病专科医院，给李世杰主治的毛剑医生，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广东省人事厅颁发的“精神病主治医师”的资格，对李世杰是否患有精神病，具有专业的诊断资质能力，在李世杰进入复退军人医院进行治疗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尚未颁布实施，其它法律和卫生行业也未明文规定精神病人入院前必须经指定的鉴定机构出具病人确患有精神病的鉴定书方可入院治疗，在李世杰曾有因精神病在复退军人医院进行过治疗的历史，经公安部门协助，李世杰母亲黄裕兰为李世杰办理和确认了相关的入院手续的情况下，复退军人医院作为专业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收治李世杰的医疗行为并无不妥。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李世杰不仅没有提供自己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证据，反而提供了之前2004年、2007年、2008年三次李世杰自行到第三方地市级精神病专科医院粤北第三人民医院门诊用药治疗的病历资料，庭审时也主动承认了“2004年8月1日去过，之后我个人有去过，因为我大脑已经受到精神损害了，我去咨询是否需要进行治疗”，李世杰不仅举证不利于自己，反而真实阐述了自身从2004年8月至2011年9月跨时7年的精神治疗的过程和事实，从反面印证了复退军人医院对李世杰进行收治的循序渐进性。
李世杰提出其母亲黄裕兰是在公安机关的胁迫和复退军人医院引导下才签名同意送李世杰进复退军人医院住院治疗；黄裕兰在李世杰住院后第三天就向复退军人医院提出接走李世杰，遭到复退军人医院强烈制止的诉讼主张，李世杰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黄裕兰在诉讼期间对当时李世杰入院情形的表述，因黄裕兰与李世杰为母子关系，与李世杰存在利害关系，且是黄裕兰亲笔签名送李世杰进复退军人医院进行治疗的，不排除受外界干扰影响和推卸自身送李世杰住院治疗责任的可能，因此，黄裕兰在对送李世杰入院情形的陈述，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相反，黄裕兰于李世杰入院的当天2011年9月3日到复退军人医院处交住院预交款1700元，三天后的2011年9月5日又交了800元，二次共交住院预交款2500元的事实，推翻黄裕兰自己所主张的当时是受公安机关的胁迫和复退军人医院引导才签名同意送李世杰进复退军人医院住院治疗；黄裕兰第三天就向复退军人医院提出要接走李世杰，但遭到复退军人医院强烈制止的说法。众所周知的一般社会常识，如果黄裕兰不情愿送李世杰进复退军人医院进行治疗的话，黄裕兰完全可以不签字，不交住院预交款，复退军人医院不可能在李世杰与医院无利益关系，也无慈善活动的情况下倒贴钱为李世杰进行治疗，浪费床位和医疗资源。事实上，黄裕兰不仅签字要求送李世杰进复退军人医院住院治疗，而且第三天后在没有公安人员的陪同下还交了第二笔住院预交款800元，与黄裕兰说第三天后强烈要求接李世杰出院的说法完全相反，黄裕兰的做法与说法完全不一致，互相矛盾，其陈述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缺乏证明力，不予采信。
李世杰提交的黄裕兰与主治医师毛剑骑摩托车外出的谈话录音证据，以证明复退军人医院及领导不允许黄裕兰对李世杰进行探视。至今为止，法律和卫生部门对医院制定病人探视制度并无相关的规定，各医院可根据本医院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黄裕兰如确实有特殊情况需要探视李世杰，除向主治医师提出要求探视外，还可以向复退军人医院医务主管部门和医院领导提出申请，但李世杰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黄裕兰有向复退军人医院医务主管部门和医院领导提出过探视李世杰的申请。李世杰的主治医师毛剑是复退军人医院的在职医务人员，与复退军人医院存在利害关系，且录音内容并不是在复退军人医院工作场合发表的职务性医嘱，而是私下与病人女亲属外出发表的个人言论，不排除有迎合病人亲属和对自身单位及领导有个人恩怨的可能，其与病人亲属在非工作场所私下来往的聊天言论，非职务行为，未经复退军人医院授权发表，不足以采信。
综上所述，复退军人医院依自身精神病专科医院的资质和李世杰监护人母亲黄裕兰的签名要求，按行业规章制度和程序、正常习惯作法，对李世杰进行收治的医疗行为，并无不妥，无证据显示存在过错。李世杰提出自己“被精神病”，要求依法判决复退军人医院在市级报纸上发表向李世杰公开道歉信澄清事实恢复名誉；判决复退军人医院赔偿对李世杰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各项合计80431.562元；判决复退军人医院支付此次开庭审理费用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够充分，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五）项条的规定，于2013年9月10日作出（2013）韶乐法乐民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驳回李世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4.31元，由李世杰负担。
李世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李世杰提供的录音和录音文本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原审法院以毛剑是复退军人医院的在职医务人员，与复退军人医院存在利害关系，且录音内容并不是在复退军人医院工作场合发表的职务性医嘱，而是私下与病人母亲外出发表的个人言论，不排除有迎合病人亲属和对自身单位及领导有个人恩怨的可能，其与病人亲属在非工作场所私下来往的聊天言论，非职务行为，未经复退军人医院授权发表为由，不予采信，是错误的。1、没证据证明病人亲属和毛剑对单位及领导有个人恩怨；2、即使毛剑与复退军人医院存在利害关系，也是对复退军人医院是有利的利害关系，因为毛剑身为复退军人医院工作人员，肯定会维护复退军人医院的利益；3、法律并没有规定必须要通过职务行为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只要不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都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原审法院不采纳李世杰提供的录音和录音文本无事实依据。二、原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世杰母亲黄裕兰是受胁迫是错误的。李世杰提供的录音及录音文本，可以证明黄裕兰是在公安机关的胁迫和复退军人医院的引导下才签名同意送李世杰进复退军人医院住院治疗的事实。三、原审法院依据黄裕兰在复退军人医院处交纳住院费就认为黄裕兰没有被公安机关和复退军人医院胁迫，是不当的。复退军人医院不同一般的医院，一般的医院根据常理是付费才给予治疗，选择权完全在于病人。而复退军人医院是精神病医院，特殊的情况下，对病人人身享有限制的权利，黄裕兰想接李世杰出院，但复退军人医院当时称必须交纳完所有的费用才办理出院手续，因此黄裕兰到复退军人医院交费。复退军人医院将李世杰强制医疗了96天之久。四、李世杰已经提交李世杰当时不具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危害自己、危害他人的证据。对李世杰进行强制医疗至少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被送治人确实患有精神疾病；2、精神病人丧失行为能力，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3、有强制治疗的必要；4、具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及危害自己及他人的危险的情况。但是复退军人医院不能证明李世杰当时具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危害自己、危害他人的情况存在，也不能证明李世杰当时具备以上其他情形存在。原审法院于2013年5月24日向乐昌市公安局城关北区派出所了解的情况说明中也证实李世杰当时没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危害自己、危害他人的行为存在。原审法院仅凭主治医生的个人意见推断李世杰具有精神病，明显是不合理的。五、原审法院认为法律和卫生部对医院制定病人探视制度没有规定，就认定各医院可以自行任意制定病人的探视制度是错误的。作为一名患者，患者的家属随时有权看望患者，而不是任由医院自己制定的探视制度变向的剥夺家属对患者的探视权，本案中复退军人医院根据自己制定《探视病人制度》不让李世杰的母亲探视，已经严重的侵犯李世杰家属对患者的探视权，李世杰提供的录音和录音文本就可以证实。六、原审法院认定黄裕兰签订的《韶关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病员住院告知书》有效是错误的。首先，李世杰提交的录音和录音文本可以体现黄裕兰签订这份告知书是被迫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住院告知书无效。其次，李世杰当时精神完全正常，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不需要监护人行使代理权，黄裕兰无权代理李世杰签订此告知书。复退军人医院与无代理权的黄裕兰形成的合同关系，是属于无效合同，复退军人医院对李世杰强制医疗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因此黄裕兰签订的《韶关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病员住院告知书》是无效的。七、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是错误的。李世杰并非是不能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当时李世杰只是在乐昌市迎宾酒店吃晚饭与其酒店相关人员发生争执而已，并没表现什么精神不正常。原审法院仅凭乐昌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或与事实不符的住院病历就认定李世杰当时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错误的。其次，不能以李世杰的精神状态或精神疾病来判断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认定。原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复退军人医院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李世杰的门诊记录和住院记录已经充分证实，李世杰从2004年8月6日开始到粤北第三人民医院接受精神专科门诊治疗，该院当时对李世杰的诊断为：其患有精神疾病。2004年9月16日，李世杰由其父亲送至复退军人医院，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后住院治疗22天，之后李世杰又分别于2007年5月14日和2008年6月25日先后二次到粤北第三人民医院进行精神门诊用药治疗。至此，从李世杰2004年至2008年数次到精神疾病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的记录中可知李世杰是精神病患者。2011年9月3日晚，李世杰因行为异常再次由其家人与乐昌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的干警共同将其送至复退军人医院诊治。复退军人医院根据李世杰被送来时的临床表现和在复退军人医院接受治疗的精神病史，经专业医师检查后确诊其确属病发之后，经其家人的要求与复退军人医院签订住院协议后将其收入治疗。因此，原审法院根据本案证据，在查明以上事实后依法认定复退军人医院对李世杰的收治行为合法，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二、原审法院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即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组成合议庭并确定举证和开庭时间，并按规定的时间组织双方进入庭审程序。而在李世杰当庭提出复退军人医院存在所谓的违法事实却又不能举证的情况下，为查清案件事实，在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并曾数次开庭质证后，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作出本案判决，显然诉讼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至于李世杰所谓的录音问题，从李世杰所提交的录音内容可知，该录音只是李世杰的母亲黄裕兰说当时曾提出要求见李世杰，而要求见的理由只是为了处理所谓的白银期货事宜，黄裕兰制作该份录音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要复退军人医院赔偿其所谓的住院期间期货损失，并不能证明黄裕兰是受胁迫而将李世杰送至医院的事实。而对于录音中有关对单位领导的不满怨言和公安机关不许会见的内容部分，在目前医患关系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为了保护自己按患者一方的意思说一些与病情无关的话话，也并没有证明李世杰是“被精神病”的内容。因此，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录音文本的内容合法正确。原审法院在已查明的事实基础上适用有关精神病人监护人的法律规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二审询问期间，本院征求李世杰的意见，就复退军人医院对其诊断是否正确的问题是否申请司法鉴定，李世杰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人身自由权纠纷，是指侵害他人人身自由权而引发的纠纷。李世杰被复退军人医院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精神疾病，并对其进行治疗。该诊断行为是否存有过错，并导致李世杰损失属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范畴，与本案的人身自由权纠纷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并不是专业的医疗机构，不具有判断医疗机构诊断行为是否正确的能力，故本院对复退军人医院是否正确诊断李世杰患有精神疾病不予审查，李世杰可另觅合法途径予以解决。因此，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复退军人医院对李世杰进行收治，不允许家属探视以及限制李世杰出院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其人身自由权的侵害。二、如果复退军人医院有侵害李世杰人身自由权的行为，导致李世杰何种、多少损失。
一、复退军人医院对李世杰进行收治，不允许家属探视以及限制李世杰出院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其人身自由权地侵害。
前述，本院对复退军人医院诊断李世杰患有精神疾病的行为不予审查。至于复退军人医院对李世杰进行收治行为是否妥当，从乐昌市公安局城关北区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可见，李世杰在乐昌迎宾酒店寻衅滋事，民警到场后发现其精神状态异常，经与其家人联系，其家人请求民警将其送至复退军人医院救治，随后其母亲黄裕兰到复退军人医院办理入院手续。结合黄裕兰在复退军人医院出具的《韶关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病员住院告知书》上签名同意，并加注“以上情况清楚，要求住院”的意思表示，可证实李世杰并不是复退军人医院主动收治，而是应其近亲属黄裕兰的请求对其进行收治。李世杰认为黄裕兰是受胁迫而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所谓的受胁迫是指公安机关要对李世杰进行行政拘留。因李世杰在公众场所寻衅滋事，公安机关可依法对其作出具体的行政处罚，如果黄裕兰为了规避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而将李世杰送至复退军人医院治疗，其主观动机具有不当性，显然，不能因公安机关的正当性行为对黄裕兰不正当主观动机构成胁迫。故复退军人医院对李世杰的收治是基于黄裕兰的请求，而复退军人医院作为民生服务机构，其不能拒绝病人家属或病人要求治疗的请求而拒绝收治病人。因此复退军人医院对李世杰的收治行为，主观不具有过错，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故不构成对李世杰人身自由权的侵害。
至于复退军人医院限制李世杰的亲属对李世杰探视以及限制其出院的行为是否构成对李世杰人身自由权的侵害。精神病患者当疾病发作时因不能完全控制自己行为，就有可能对周边人群的安全构成一定危险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可见，对精神病患者，其家属及政府有采取必要的社会安保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义务。而复退军人医院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专业医院，其对病人的管理包括探视、出院应有别于一般的普通医院，国家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参照行业的习惯性做法。从复退军人医院和粤北第三人民医院两家粤北地区精神病专科医院对病人的管理制度来看，均有对新收治的病人有限制探视和出院的规章制度，可见限制对精神病人的探视和出院属于该精神病专科医院这类特定行业的行业规范。而李世杰提供了其主治医师毛剑谈话录音，仅能代表毛剑作为专业医生自身对病人管理的意见，并不属于行业规范，故不能作为复退军人医院对李世杰的治疗管理的依据。综上，复退军人医院限制对李世杰的探视和出院的行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要求，也符合行业规范，故不具有违法性，不构成对李世杰人身自由权的侵害。
因复退军人医院没有实际侵害李世杰人身自由权的行为，无需对李世杰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世杰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4.31元，由李世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锐
代理审判员 李 罡
代理审判员 李俊俊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戴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