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荆门中民二终字第001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燕。委托代理人杨兴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运言。委托代理人杨威，湖北子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仁峰，湖北子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凡。委托代理人吕海涛，湖北子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燕因与被上诉人付运言、付凡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2014）鄂京山民二初字第00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燕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兴福，被上诉人付运言的委托代理人杨威，被上诉人付凡的委托代理人吕海涛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燕一审诉称，马燕与付运言于2006年4月5日登记结婚，后马燕起诉付运言离婚。但在离婚诉讼期间，付运言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将夫妻共同所有的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原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机控股公司）的股权私自转让给自己的儿子付凡。其股权转让行为是付运言、付凡恶意串通，损害了马燕在离婚中应得的财产份额。为此，诉请法院判令：付运言与付凡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付运言一审辩称，1、付运言拥有本案所争议的股权，并且该股权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付运言与付凡之间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有效，并不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利益，马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付凡一审辩称，1、付凡接受赠与的财产是付运言在婚前出资48.88万元所对应的股权份额和相应的财产价值；2、付凡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时支付了48.88万元相应的对价，这部分对价是在付运言与马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轻机控股公司统一的增资行为，但该增资款实际是由付凡支付的；3、马燕对案涉股权并无相应的财产权利，本案不符合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请求驳回马燕的诉讼请求。马燕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提交下列证据：A1、马燕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其身份。A2、户籍登记证明一份，证明付凡身份。A3、（2005）京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付运言身份；付运言与付凡系父子关系。A4、结婚证一份，证明马燕与付运言系夫妻，于2006年4月5日结婚。A5、（1）（2013）鄂京山民一初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书、（2013）鄂荆门民一终字第00161号民事判决书、（2013）鄂京山民一初字第00083号民事判决书、（2014）鄂荆门民一终字第00174号民事判决书；（2）（2014）鄂京山民一初字第00092号受理案件通知书；（3）（2013）鄂京山民一初字第00083-6号民事裁定书；（4）（2014）鄂京山民一初字第00092-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马燕自2013年1月16日至今，一直与付运言处在婚姻家庭纠纷中，本案所涉及的轻机控股公司1%的股权一直是要求分割的财产，付运言赠与股权系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恶意行为，应当无效。（2）马燕与付运言曾因离婚诉讼申请过财产保全，法院将付运言的股权冻结。（3）马燕于2014年10月8日申请对1%股权进行保全。A6、（1）企业年检基本信息；（2）轻机控股公司变更信息；（3）轻机控股公司工商变更详档；证明：（1）付运言2005年、2012年两次共出资97.76万元，持有轻机控股公司的1%股权，该股权已经足额出资；（2）付运言于2014年10月13日恶意转移股权。A7、轻机控股公司2005年至2012年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证明轻机控股公司的财务情况，及2006年轻机控股公司是亏损的状态，股权价值为负数；2006年以后所有的收益和股权增值系婚后夫妻共同收益，所以股权应为夫妻共同财产。A8、轻机控股公司2005至2013年对外投资情况；证明：（1）所有投资收益都是婚后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湖北京山和顺机械有限公司是轻机控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A9、（1）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2）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3）验资报告；（4）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5）验资事项说明；证明付运言在轻机控股公司有1%的股权，婚后其参与公司经营取得巨大收益，并于2012年进行增资扩股，实缴注册资金由48.88万元增加到97.76万元，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增加的注册资本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股权应为夫妻共同财产。A10、（1）湖北京山和顺机械有限公司企业详档；（2）付运言手写材料；（3）轻机控股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证明付运言书写的湖北京山和顺机械有限公司资金、项目等问题记录，及付运言作为轻机控股公司的股东，参与到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并且作为湖北京山和顺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轻机控股公司的经营与管理。A11、京山县公安局新市派出所询问笔录；证明付运言儿媳妇对马燕辱骂殴打，说明其儿子一家参与父亲闹离婚，其股权转让行为为恶意行为。付运言为支持其抗辩意见，一审提交下列证据：B1、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10日出具的收据，证明付运言在2005年5月10日出资48.88万元投资款。B2、股权赠与协议及补充协议，证明付运言已经将在轻机控股公司的股权以赠与的方式转让给了付凡；双方将2012年12月18日增资的48.88万元的义务转让给付凡，由付凡接替该义务。B3、轻机控股公司2014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证明付运言、付凡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公司组织的一次集体性质的行为，并且这份赠与转让协议是公司的格式文本，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是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的，通过了公司的股东会议。B4、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增资的资金并不是由付运言自己实际投资而形成的，是由公司统一运筹而形成的，并且明确增资部分以后由股东补齐、补交。付凡为支持其抗辩意见，一审提交了工行的银行交易凭证及轻机控股公司的收款收据各一份（记为C1），证明付凡实际支付投资款48.88万元，实际投资人是付凡。一审法院认定，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12日成立，发起人为包括付运言在内的27名自然人，注册资本为4888万元，其中被告付运言出资48.88万元，持有公司股份1%。2012年12月18日，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召开2012年第二次股东会，作出同意股东增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根据该决议，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9776万元，其中付运言增资48.88万元，增资后仍持有公司股份1%，同时还决定增资的股金先由公司运筹到位，在以后分红中由各股东补交。之后，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其中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不包括增资股金的来源部分。2013年5月24日，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2014年9月29日付运言与其子付凡签订了《股权赠与协议》，协议约定付运言（甲方）将其持有轻机控股公司1%股权赠与付凡（乙方），乙方接受赠与，协议内容还包括甲方承诺和保证合法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对该股权已经足额出资，并且该部分股权不存在质押、抵押或任何其他第三人权利。同日，李世发等其他三名轻机控股公司股东亦与各自子女签订了《股权赠与协议》，内容除赠与方与受赠方、股权份额不同外，其余内容完全相同。2014年9月30日，轻机控股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同意李世发、付运言等四名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无偿赠与其子女，其他23名自然人股东放弃对李世发等四名股东持有股权的优先认购权。上述《股权赠与协议》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2014年10月10日，轻机控股公司召开2014年第三次股东会决议，成立新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并通过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中，载明付凡的认缴出资额为97.76万元，实缴出资为97.76万元，出资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前。该章程中载明的其他三名新股东的出资时间均为2014年10月10日前。同日，付运言（甲方）与其子付凡（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一、鉴于甲方持有的轻机控股公司1%份额的股权出资额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该公司注册成立时甲方的出资额48.88万元，另一部分系2012年12月18日增资的48.88万元。而有关增资部分的出资额并没有实际出资到位，现乙方在受赠该股权时应将该部分出资额48.88万元足额交至轻机控股公司；二、乙方承诺于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将该48.88万元交清。该《补充协议》未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2014年10月10日，付凡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轻机控股公司汇款48.88万元，该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款收据一张。另查明，2005年6月17日，付运言前妻熊金娥因交通事故自杀身亡，付凡系付运言与熊金娥之子。2006年4月5日，付运言与马燕登记结婚。2013年1月16日，马燕以与付运言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离婚，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1日作出（2013）鄂京山民一初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予马燕与付运言离婚。马燕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于2013年7月19日作出（2013）鄂荆门民一终字第00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年8月6日，一审法院受理了马燕与付运言婚姻家庭纠纷一案，于2013年8月21日作出（2013）鄂京山民一初字第00083-2号民事裁定书，对付运言所持有的轻机控股公司的股权及股权收益予以冻结；于2014年6月10日作出（2013）鄂京山民一初字第000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马燕的诉讼请求。马燕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2014）鄂荆门民一终字第001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作出后，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2013）鄂京山民一初字第00083-6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付运言所持有的轻机控股公司的股权及股权收益的冻结。2014年10月11日，马燕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与付运言离婚，该案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现马燕以付运言将股权赠与付凡，损害了其应得的财产份额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付运言持有的轻机控股公司1%的股权是否属于马燕与付运言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以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出资形成的公司股权，无论是以夫，还是以妻的名义登记为股东，该股东下的股权，均属于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因此判断付运言持有的轻机控股公司1%的股权是否属于其与马燕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关键是看该股权是否以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出资形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所涉股权的出资由轻机控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前的48.88万元和增加资本金后的48.88万元两部分组成。在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前，付运言出资48.88万元取得公司股权，是在与前妻熊金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应属付运言的婚前财产（准确地说，该股权系以付运言与熊金娥共同共有财产出资，属于该二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本案为避免混同，不作严格区分，而称之为付运言个人婚前财产，以示与马燕、付运言婚后共同财产之区别），与马燕无涉。2012年12月18日，轻机控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付运言已与马燕登记结婚，判断此次形成的股权是否属于付运言与马燕的夫妻共同财产，关键是看付运言对认缴的新增资本是否实际出资。付运言在轻机控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过程中是否实际出资也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马燕主张付运言已实际足额出资48.88万元，其依据为工商部门登记资料中的轻机控股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赠与协议》。付运言及付凡主张在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付运言并未实际出资，而是在双方进行股权转让后由付凡实际出资，其依据是轻机控股公司2012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双方之间关于股权赠与协议的补充协议、付凡的出资收据。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登记记载的事项，对外具有证明效力、公信效力、对抗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与公司交易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认定相关事实，确定各方权利义务关系。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产生的内部争议，以及与公司交易无关联的其他普通民事争议，则不应过分强调公司登记的上述对外法律效力，特别是在公司及公司股东主张某项事实与公司登记事项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认定案件事实，判断各方权利义务关系。本案所涉争议属公司股东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争议，非属公司与发生交易的第三人之间的争议，马燕提供的公司登记资料，仅具有一般证明力，在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据实认定相关事实。付运言提供的轻机控股公司关于股东增资的股金先由公司运筹到位，在以后分红中由各股东补交的股东会决议、付凡提供的缴纳公司资本金收据，基本上可以证明付运言在公司增资时其并未对认缴的资本金实际出资，而是由付凡在股权转让以后实际缴纳增资部分的资本金，在此情况下，马燕未能提供付运言的股东出资证明书、交款凭证、收据等证明付运言在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已足额缴纳资本金的直接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至于付运言、付凡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里面虽有“甲方合法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对该等股权已足额出资”的表述，但其已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即轻机控股公司对此次四名股东向子女赠与股权提供了格式合同文本，便于公司登记。故在有其他证据证明付运言未足额出资的情况下，该协议不能作为认定付运言已足额出资的证据。综上，付运言在与马燕结婚前通过出资取得轻机控股公司1%的股权，该股权属于付运言的婚前个人财产。在轻机控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时，付运言基于股东身份享有的优先购买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的股东权利，认购了公司48.88万元的注册资本，但对其认购的注册资本金直至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赠与其子付凡时并未实际缴纳。因付运言未以与马燕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取得公司股权，马燕主张付运言持有的轻机公司1%的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缺乏事实依据。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转让标的财产属于付运言个人财产，不损害第三人利益，股权转让已经实际履行，并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马燕主张付运言私自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公司股权给其子付凡，两人属恶意串通，损害其财产利益，应认定为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当然，根据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婚前取得的股权，婚后形成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于付运言基于讼争股权在双方婚后形成的收益，马燕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576元，由原告马燕负担。马燕上诉称，1、一审认定法律事实及法律关系错误。（1）轻机控股公司增资后，付运言持股比例未变，但其持股额增加，增加的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增资额即使未足额缴纳，不影响付运言股东身份，其与轻机控股公司之间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2、付运言与付凡之间的股权赠与协议应为无效。（1）付运言所持轻机控股公司股份中增资部分，属夫妻共同财产。其赠与付凡未经马燕同意，属无权处分，因此，该赠与协议无效。（2）付凡作为受赠人并非善意，其与付运言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损害马燕的利益，因此赠与协议无效。（3）付运言与付凡欺骗轻机控股公司董事会及京山县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其赠与协议属虚假和欺诈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损害马燕权利的非法目的。同时，在法院保全期间转移财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应为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应为无效。综上，付运言、付凡转让的股权属于付运言与马燕的夫妻共同财产，转让时股权处于法院冻结状态，且未经财产共有人马燕的同意，协议内容中有虚假陈述，骗取有关单位协助办理变更登记，其恶意串通行为严重损害了马燕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当认定协议无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付运言向付凡转让轻机控股公司1%股权的协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付运言、付凡承担；4、本案为非财产案件，应退回多收的诉讼费。付运言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付运言及付凡所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付凡实际缴纳了增资部分的出资，取得了相应权利，并且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合同有效且实际履行，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付凡答辩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马燕的全部上诉请求。1、本案付运言赠与给付凡的股权，从登记上来讲，1%的股权属于付运言与马燕结婚前的婚前财产，其中在马燕与付运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增资的48.88万元以及对应的0.5%的股份，因为付运言并没有实际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其不享有该股权的实体处理权利，也未侵害马燕的财产权利。增资额不是属于马燕与付运言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付运言与付凡的股权赠与行为并没有侵害到马燕所主张的1%股权的财产权利。2、在股权赠与的过程中，不存在马燕所主张的恶意串通、欺诈的情形，所有的协议和相关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均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3、马燕提出付运言在股权赠与的过程中，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其所主张的这三个理由与股权赠与行为是不相关的，其所提出的三个理由均不成立。二审中，三方当事人就事实的争议主要涉及：（1）付运言对其在轻机控股公司的增资是否实际出资；（2）付运言与付凡是否存在串通行为；（3）付运言与付凡是否违反法律规定转移财产。（一）关于增资马燕主张，付运言就认缴轻机控股公司的增资额，于2012年12月19日完成出资。就此，其于一审提交下列证据：A6（二审证据六）、（1）2013年5月23日企业年检基本信息复印件1张；（2）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信息复印件（共2张）；证明：（1）从2012年12月19日起，公司实收付运言注册资本金由48.88万元增加到97.76万元。（2）2013年付运言实缴注册资本金97.76万元。（3）2014年1月付运言实缴注册资本金97.76万元。A9（二审证据五）、（1）鄂海信验字（2012）302号验资报告复印件；（2）验资报告附件复印件；（3）2012年12月18日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证明：2012年增资扩股已形成，增资款已足额缴纳到宏硕投资有限公司账户，符合法定增资扩股手续，公司实收付运言注册资本金由48.88万元增加到97.76万元。马燕于二审补充提交下列证据：A12、（二审证据二）、资金筹集明细复印件（付运言手记）；证明：付运言婚前欠债10万元，婚后获得资金均为夫妻共同财产。马燕当庭提供原件核对。经质证，付运言对于该材料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不能确认是付运言本人书写。付凡认为，该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应作为新证据；同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持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经审核，（1）在付运言持有异议的情况下，该材料不能确定是付运言书写，（2）该材料的内容不能反映付运言与马燕结婚时欠债10万元，因此，不予采信。A13、（二审证据三）、（1）工商银行流水复印件8张；（2）投资分红证明复印件5张；（3）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1份；证明：（1）付运言尾号为6563的账户为分红账户，2011年分红78208元与公司出具分红数据吻合。（2）付运言已知现金加银行流水婚后收入约200万元。（3）付运言分红账户2012年11月8日分红进账48.8万元，同年12月19日转入宏硕投资账户缴纳增资款。摘要栏标明投资款，符合法定增资要求。就证据来源，马燕解释，上述证据复印自其与付运言离婚案件的一审卷宗。付运言质证认为，第（1）、（2）点证明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付运言取得的分红和收入具体数额多少与付运言是否投资、增资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即使付运言的分红和收入再高，也不足以证明其将资金用作了增资。对于第（3）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事实在一审中已经查明，是公司统一安排将公司自有资金进行运作，付运言并没有实际支付，其目的是为了完成增资手续并通过验资过程。付凡质证认为，上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另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既然来源于一审法院卷宗，应加盖一审法院档案复印的专用章；对所要证明的内容也持有异议，认为付运言银行账户有资金往来，并不一定表示是付运言的收入，即便存在有分红、进账，并不代表付运言就一定将后面增资的48.88万元出资到位。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证实付运言已经就认缴增资出资到位。涉及到本案的这次增资，实际是轻机控股公司为了完成增资，由公司统一运筹将公司资金转入到各增资股东的个人账户之后，再由各增资股东个人账户转入到公司的账户，完成增资形式上的要件。而且从公司账户转入48.88万元，接下来从个人账户转到公司账户48.88万元是在同一天完成的，事实上付运言所增资的部分并没有出资到位。经审查，马燕依上述证据主张的第（1）、（2）项证明目的，涉及付运言婚后财产的认定，属双方离婚诉讼中审查的事项，与本案无关。因此，本组证据中，仅第1项中包含48.88万元转账的交易明细及第3项48.88万元银行转账凭证，与本案有关，予以采纳；其他材料，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至于马燕主张的第（3）项证明目的，于下文结合全部相关证据综合审查判断。A14（二审证据四）、（1）2013年3月5日庭审笔录复印件1份；（2）2013年10月24日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1）付运言在庭审中多次说明其分红账户资金48.88万是用于公司增资，已经足额缴纳于公司账户，该增资属于婚后取得的投资收益。（2）付运言多次承认将婚后收入送给其子供其开支，付凡无能力也无资格缴纳增资。付运言对两份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马燕主张的证明目的。笔录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付运言2012年账户上转出的48.88万元是付运言的个人资产，相反，48.88万元具体如何处理，在2012年并没有确定，直到2014年付凡才将48.88万元支付给公司。付凡对2013年3月5日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所要证明的内容持有异议，认为该份庭审笔录中当事人双方对相关事实的陈述，以及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并没有通过法院判决书的形式予以确认。因为该案最终审理结果是判决不准许离婚，对财产并没有进行实体处理，不能证明马燕所主张的事实。48.88万元，根据付运言当时的陈述，其并没有出钱，是公司统一出钱，怎么还公司还没有定，说明当时付运言并没有出资到位。对2013年10月24日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案是婚内财产纠纷的诉讼，法院最终没有对相关财产的性质作出实体性认定和处理，因此也不能在本案当中作为马燕所主张的某项事实的证据。同时，根据当时付运言在庭审中的陈述（庭审笔录第4页），也能够证实增资的钱不是付运言拿出来的，付运言实际上没有出资48.88万元。马燕解释称，其在原离婚案件中的离婚请求虽然被驳回，但庭审笔录都是真实的，且经付运言认可。在当时的庭审中，付运言也承认其向公司汇款48.88万元是增资投资。在离婚案件中，马燕认为这48.88万元是分红，要求拿出来分，但是付运言说这笔钱用于了增资，不能拿出来分配。本组证据，马燕当庭提供了盖有一审法院印章的复印件予以核对；且其证明主张与本案有关，予以采纳。据笔录，围绕48.88万元增资，付运言在前次诉讼中的陈述与在本案中的陈述基本一致，其对向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转账48.88万元未予否认，但解释系公司统一垫资，事后需要补交。A15（二审证据五第3、5项）、（1）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复制件（2012年）；（2）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章程复印件（2012）；证明：（1）公司章程第四章记载付运言为股东，其出资方式、出资额以及出资时间都已宣示。（2）付运言在章程上签名并经公司盖章确认后登记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付运言就是2012年增资的实际出资人。增资款已经足额缴纳。付运言对该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公司内部发生关于股权是否有效的争议，以及股权归属的争议时，应当根据实际投资进行认定，公司章程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但是对于公司内部争议不具有绝对的证明力。付凡对于该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公司章程不能证明对于增资的48.88万元付运言已实际出资到位。本组证据，马燕当庭提供了盖有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印章的复印件予以核对，且其证明主张与本案有关，予以采纳。此外，为说明其主张，马燕另援引付凡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工商银行交易凭证及轻机控股公司的收款收据复印件各一份（C1），用以说明：（1）付凡2014年10月收款收据上，经手人签名笔迹是付运言而不是付凡，说明交款人实际上是付运言。（2）与付运言的增资转账凭证进行对比，付运言的转账凭证上用途注明是投资款，付凡的转账凭证上没有注明用途。（3）与付运言2005年出资的收款收据比较，付运言的收据更规范，而付凡的收据上没有公司财务人员的签章。付凡解释，其一审提交该组证据，是证明增资的48.88万元由付凡出资。即便如马燕所说经手人付凡两个字是由付运言所签，也不影响认定付凡是48.88万元的实际出资人。48.88万元是从付凡的账户上转到轻机控股公司的账上，并且轻机控股公司也出具了收据，付凡的出资已经完成。付运言认为，上述证据证明付凡缴纳了出资，至于是谁经手办理的交款手续，与实际款项的持有人或者所有人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就第一项争议，马燕在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分为三类：1、公司文件，包括股东会决议、章程；2、转账凭证及财务收据；3、其他资料，包括公司相关登记资料、马燕与付运言此前两次诉讼的庭审笔录及判决。付运言、付凡主张，增资是公司统一行为，增资款实际由付凡出资。就其主张，付运言、付凡于一审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2年12月18日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B4）；2、付凡于2014年10月10日向轻机控股公司转账48.88万元的银行交易凭证，及该公司于同日出具的收款收据复印件（C1）。经审核各方证据，1、马燕、付运言都提交了2012年12月18日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比较两份股东会决议，不同之处在于决议第一项最后注明的内容。马燕提交决议中第一项最后括注内容为：“各股东增资额、股本额、所占比例见下表”。付运言提交的决议没有上述括注内容，对应位置内容为：“股金先由公司运筹到位，在以后分红中由各股东补交。具体情况见下表”。两份决议第一项下附表内容一致，包括序号、股东姓名、增资额、股本额、出资比例。就两份股东会决议，（1）比较两份决议的来源，马燕提交的决议来源于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资料，系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时所提交的材料，更具真实性。付运言就其提交的决议，表示来源于此前案件材料，最初来源不明。其真实性未经其他股东及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确认，尚不能判断该决议是否其他股东及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2）依付运言提交的决议，股东需于分红中补交增资，但就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此次增资，公司是否于事后分红，各股东是否补交增资，没有证据。可见，付运言提交的决议，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因此，从证据来源及与本案其他证据的关联度考虑，马燕提交的股东会决议真实度及合法性更值得肯定。2、就付运言2012年12月19日支付增资48.88万元，马燕提交了转账凭证及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付运言无异议，可予认定。就付凡于2014年10月10日向轻机控股公司转账48.88万元，付运言、付凡提交了转账凭证及轻机控股公司收款收据，也足以认定。因此，两次转账均客观真实，可予认定。至于（1）付运言转账48.88万元的资金来源，是分红还是公司垫资或借款，不影响对其转账行为的认定。付运言是否因此负有债务，不属本案审查范围，可在马燕与付运言离婚案件中进行审查认定。（2）付凡嗣后向轻机控股公司转账48.88万元，亦不能影响对此前付运言转账行为的认定。轻机控股公司是否应收取付凡的48.88万元，可待马燕与付运言之间的纠纷处理后，由公司与付凡另行解决。3、对于马燕二审提供的证据，付凡对其逾期举证提出异议，但考虑到（1）上述采纳的证据，均与本案基本事实的判定有关；（2）马燕于一审已提交了其认为是充分的证据，在一审败诉后，其进一步补充证据，支持其主张，从其举证行为看，不能判断其就逾期举证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对于相关证据，可予以采纳。综合审查上述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可确认下列事实：1、2012年12月18日，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增资，增资后总股本为9776万元。其中，付运言增资额48.88万元，增资后股本额合计97.76万元，占总股本的1%。对此，有股东会决议复印件（A9第2项，一审正卷第一册第165-166页）证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2、2012年12月19日，付运言在工商银行尾号为6563的账户转入48.88万元；同日，该账户向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尾号为4723账户转账48.88万元，凭证注明业务种类为个人汇款，摘要为投资款。对此，有马燕二审提交的交易明细与交易凭证（A13第3项）证明。3、2012年12月24日，湖北海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向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说明经审验，截止2012年12月21日，公司已收到27位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4888万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9776万元。其中，付运言认缴新增资本48.88万元，实际新增出资48.88万元。对此，有验资报告及其附件（A9第3项，一审正卷第一册第167-172页）予以证明。4、2012年12月26日，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向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公司注册资本由4888万元变更为9776万元。其中，付运言的认缴出资额为97.76万元，实缴出资额为97.76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2年12月21日，持股比例为1%。作为申请资料，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提交了公司股东2012年12月21日签署的公司章程，变更了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的出资额，其中，付运言出资额为97.76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时间为2012年12月21日前，出资比例为1%。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经审核，于同日同意变更登记。对此，有马燕二审提交的变更登记审核表（A15第1项）、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信息（A9第4项，一审正卷第一册第71页）、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章程（A15第2项）予以证明。对上述事实，一审或未作认定，或未明确认定，因此，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补充认定。（二）关于恶意串通马燕主张，付运言与付凡恶意串通赠与股权。马燕援引付运言、付凡一审提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付运言提交的股权赠与协议（B2）。马燕认为，协议第三条第一项的约定与付凡交增资款的事实相矛盾。付运言要么是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赠与，要么在赠与协议中作出了虚假陈述，不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其与付凡之间是串通。2、付运言提交的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B4）。马燕认为，该决议与其提交的在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决议，内容不一致。3、轻机控股公司向付凡出具的收款收据（C1）。马燕认为，该收据上除了付凡的签字是付运言代签的外，没有会计、出纳的签字，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付凡解释，轻机控股公司在工商局登记备案的手续与实际操作存在一点差别，但轻机控股公司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的增资扩股，所有手续都是合规的，只不过这笔钱是公司垫付的钱，股东从分红款中返还这笔钱，不存在出资没有到位的问题。1%的股权本身就是付运言的，他赠与出去没有问题，付运言与付凡不存在恶意串通。本院认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属对当事人主观心态的推定，需要在案件全部事实背景下综合判断，难以以证据直接加以证明。故就马燕的此项主张，于判决理由部分分析处理。（三）关于违反法律规定，转移财产马燕主张，付运言与付凡违反法律规定，转移财产。其于一审提交证据A5（二审证据一），并引用证据B2付运言与付凡《股权赠与协议》，以证明：（1）一审法院于2013年8月21日将付运言股权及其收益冻结；（2）离婚诉讼期间，付运言、付凡2014年9月29日转移股权时，股权处于冻结期间，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应属无效转移。经审核，上述证据能客观反映付运言与马燕此前两次诉讼及诉讼中财产保全情况，以及在案涉股权被保全的情况下，付运言与付凡签订了股权赠与协议。对此，一审判决已作出认定。综上，除增资部分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并由本院补充认定事实外，一审认定其他事实，有证据证实，可予确认。本院认为，三方当事人就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付运言与付凡于2014年9月29日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是否无效。马燕主张该协议无效，其理由包括：（1）协议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马燕的利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应为无效。（2）协议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损害马燕利益的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不得转移保全财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四）、（五）项，赠与协议无效。其第二项理由，作为预备性主张。因此，对其理由，依顺序首先审查第一项，在第一项理由不成立时，再依次向下审查。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因此，其构成要件，应包括两项：（1）合同双方主观上为恶意，且有通谋，即意思联络。（2）双方订立合同的效果，客观上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一）案涉股权赠与是否损害马燕的利益轻机控股公司于2005年5月设立时，付运言作为发起人之一，出资48.88万元，成为该公司股东。该部分出资额，属付运言与马燕结婚前的财产，各方均无异议。2012年12月，轻机控股公司股东会决定增资，其中，付运言认缴新增出资额48.88万元。对该部分出资额的归属，各方存在争议。马燕主张，付运言在轻机控股公司的新增出资额48.88万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其已在此前及目前的离婚诉讼中，提出分割财产的请求。因此，付运言将该部分股权赠与付凡，损害其利益。付运言、付凡主张，就2012年轻机控股公司新增出资额，付运言没有实际出资，该部分出资系付凡于2014年受赠股权后出资，故案涉股权与马燕无关，股权赠与未损害马燕的利益。因此，三方的争议进一步表现为，付运言是否于2012年12月取得了在轻机控股公司新增出资额48.88万元的股东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尽管本案不属股权确认纠纷，但该规定确定了判断股权归属的实质要件，即依该条第（一）项，作为原始取得，在公司设立或增资中，通过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取得股权及股东资格。本案中，付运言于2012年12月18日签署股东会同意增资的决议，表明其已认缴增资额48.88万元。2012年12月19日，付运言向轻机控股公司转账48.88万元，并注明为投资款，表明其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据此，依上述规定，付运言就新增出资已满足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的实质要件。因此，其于2012年12月18日即取得了新增出资的股权。至于其资金来源，是分红还是公司垫资或借款，在公司不持异议的情况下，不影响付运言就增资取得股权。而公司嗣后完成验资、修改了章程，并于2012年12月26日申请办理了公司注册资本及各股东出资额变更登记，其中，付运言的出资额由48.88万元变更为97.76万元。据此，付运言就增资取得股权的形式要件也已具备。因此，据本案事实，可以判断付运言在与马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了在轻机控股公司新增出资额的股权。对于该部分股权，马燕依法可以提出权利主张。至于该部分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是否因增资对公司负有债务，以及该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抑或个人债务，应在马燕与付运言离婚纠纷一案中依法予以确认和处理。在此之前，并无生效判决排除马燕对增资部分的权利。双方就该部分股权的归属，自马燕于2013年1月第一次提出离婚诉讼起，一直存在争议。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付运言于2014年9月29日与付凡签订股权赠与协议，将其在轻机控股公司的所有股权赠与付凡，完全排除了马燕就增资部分股权提出权利主张的可能，明显损害马燕的利益。付运言、付凡提出，付运言赠与的是其1%的股权，而付运言在与马燕结婚前即持有轻机控股公司1%的股权，因此，该股权不属马燕的财产。但股东的持股比例仅是其认缴或实缴出资额与公司注册资本的比值，股东并非对持股比例享有股权，而是依其出资取得股东权利。且股东的出资额并非不可分，其持股比例也并非不可变。尽管付运言在增资前的持股比例与增资后的持股比例没有变化，但其出资额已发生变化。其出资额由发起设立公司时的出资48.88万元及增资后的出资48.88万元两部分组成。对此，付运言与付凡在股权赠与补充协议中也予以认可。因此，其以持股比例未变，主张付运言赠与的股权属其与马燕结婚前的个人财产的抗辩，不能成立。付运言提出，有限公司具有人合性，付运言的股权只能由其个人行使权利和处分，股东的配偶不能成为股东并主张权利，无论增资的资金来源如何，增资都已转化为付运言的股权。因此，马燕对股权不享有权利，只能对股权产生的收益享有权利，即对增资的现金价值享受权利。股权作为财产权利，并未被法律明确从夫妻共有财产的种类中排除。尽管以夫妻一方的名义在有限公司出资时，该出资人对公司履行股东义务，行使股东权利，但不妨碍在确认和处理夫妻共有财产时，将股权依法纳入共有财产范围。此时，夫妻共有的是财产权（此种情况下即股权），而非其财产价值。至于如何分割夫妻共有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并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因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以及其他股东的权利，不会因此受到损害。（二）付运言、付凡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恶意串通，行为人主观上应为恶意，且有通谋，即意思联络；属对于行为人主观心态的推定，应依相关事实作出判断。1、从股权赠与协议中表述的内容看，对于付运言在与马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在轻机控股公司的新增出资额48.88万元一事，付运言及付凡应当是清楚的。2、付运言、付凡应当意识到，该新增出资额可能属于付运言、马燕的共有财产。3、在股权赠与协议签署前，马燕先后对付运言提出离婚诉讼及婚内分割财产诉讼，其中，对于新增出资额提出财产权利要求。对此，付运言是知道的。据本院（2013）鄂荆门民一终字第00161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马燕与付运言产生矛盾的原因，包括夫妻双方为收入开支发生分歧，以及马燕与儿媳及儿女亲家之间产生矛盾。可见，马燕与付运言的矛盾并非仅仅二人之间的感情纠纷，而是涉及双方及与亲家的关系及财产开支，波及面较广，知情人也会较多。同时，考虑到付凡作为儿子，也在京山生活，对其父亲家庭事务，依常理也应该是知道的。因此，对于马燕提出离婚及财产分割诉讼，付凡应该是知道的。在此背景下，可以判断付运言、付凡明知赠与的股权中所包含的新增出资额存在权属争议，且马燕已经提出权利要求。在此情形下，其仍就付运言在轻机控股公司的全部股权订立赠与协议，并实际履行，其主观上不可谓善意。且其要完成协议的订立与履行，必然有意思联络。因此，就增资部分的股权赠与，可以判断付运言、付凡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三）关于诉讼费马燕上诉提出，一审按财产案件收取诉讼费错误，本案系确认之诉，应按非财产案件收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第3目，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究竟属于财产案件还是非财产案件，《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并未明确。从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讼负担的角度，可理解为非财产案件。因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依非财产案件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依诉讼结果，一、二审诉讼费本应由马燕与付运言、付凡各负担一半，但为当事人结算方便，可由马燕负担二审诉讼费，由付运言、付凡负担一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马燕与付运言、付凡各负担一半。综上，付运言就其在轻机控股公司持有的增资部分的股权，与付凡订立赠与协议，损害了马燕的利益，且协议双方恶意串通，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应宣告无效。付运言与付凡就另0.5%股权的赠与，未损害马燕利益，应属有效。一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2014）鄂京山民二初字第00276号民事判决；二、付运言与付凡股权赠与协议中就付运言持有的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增资部分股权的赠与无效；三、驳回马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付运言、付凡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马燕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付运言、付凡共同负担2500元，马燕负担2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王源渊审判员刘俊代理审判员王晓明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