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高行初字第17号原告：张吉星，男，196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高青县人，住高青县城高苑路**号。委托代理人:王淑苹，女，197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高青县人，住高青县城高苑路**号（与原告张吉星系夫妻关系）。被告：高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高青县城文化路**号。法定代表人：成学礼，局长。委托代理人：张继舜，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耿兴刚，男，197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高青县人，高青县劳动就业办公室主任，住高青县城文化路**号。原告张吉星诉被告高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不履行就业援助法定职责一案，由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淄行初字第106号行政裁定书指定本院管辖，本院2014年11月6日受理后，于2014年11月6日向被告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8日、2014年12月5日、2014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吉星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淑苹，被告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耿星刚、张继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吉星诉称：原告失业多年，自2011年12月26日起多次向被告提出申请零就业家庭并要求被告安置或推荐就业岗位，被告答应安置合适的岗位，在此期间也推荐过工作岗位，因其推荐的岗位不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起码的保障而拒绝，为此我向信访局反映，被告于2013年5月22日书面答复原告：“在2013年12月前安排原告家庭一人就业”，但被告没有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五十六条所确定的就业援助法定职责。因此请求依法确认被告行政不作为并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并在合理期限内确保原告家庭一人就业。原告张吉星提供了以下证据：1号证据，高青县劳动就业办公室主任耿星刚就原告张吉星申请就业援助事项给高青县信访局的书面答复一份，证明原告曾向被告提出“零就业家庭”确认申请。2号证据，原告张吉星及其妻子王淑苹就业失业登记证两份,证明原告张吉星与妻子两人均为失业人员；3号证据，被告人社局为原告张吉星妻子王淑苹出具的介绍其去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介绍函一份，证明被告人社局以原告张吉星系“零就业家庭”向其推荐工作岗位；4号证据，原告张吉星与其妻子王淑苹去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聘时与该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马冬梅谈话录音资料一份（附文字记录），证明被告人社局为其推荐的岗位违反劳动法的相关规定；5号证据，中国新闻网2003年12月1日刊登的记者白天亮的文章《党报指出再就业过程中的“不挑不拣”不能没有前提》，证明“劳动者再就业过程中‘不挑不拣’有前提条件”是党的指示；6号证据，2009年1月21日《工人日报》第7版刊登的记者吴学安发表的文章《“不挑不拣”需有守法前提》，证明劳动者进再就业过程中“不挑不拣”应以守法为前提是党的指示。7号证据，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发（2007）45号《关于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就业援助工作意见》，证明政府在就业援助中采取就业的形式是拓宽公益性岗位的范围，开发就业岗位。被告人社局辩称：一、县人社局已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就业援助工作的意见》（淄政发【2007】69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劳动保障局关于开展城镇“零就业家庭”限时就业行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淄政办发【2007】49号）之规定，充分履行行政职能，三次为张吉星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就业岗位，不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二、县人社局为张吉星及其家庭成员提供的就业岗位完全符合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三、张吉星及其家庭成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答辩人为其提供就业岗位后，张吉星及其家庭成员并未到所推荐的岗位上班，张吉星所称“岗位不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起码的保障”，无事实根据。四、张吉星的诉讼行为属恶意诉讼，其诉县人社局报考事业单位行政拒绝案被判败诉，无理取闹，在明知没有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恶意提起诉讼，属滥用诉权，浪费审判资源和答辩人的诉讼成本。综上所述，答辩人已经按照《就业促进法》及相关文件要求为原告提供就业岗位，原告无正当理由拒绝上岗，又以答辩人不作为提起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人社局于2014年11月17日向本院提供了其对原告张吉星履行就业援助法定职责的证据和依据：1号证据，介绍函存根5份，证明被告人社局曾三次为原告张吉星夫妇介绍工作岗位，同时证明原告张吉星妻子王淑苹拒绝去高青县至诚劳务派遣公司应聘后，被告人社局介绍他人前往该单位就业；2号证据，被告人社局为原告张吉星介绍三个工作岗位的负责人赵美娟、马冬梅、徐友智的证人证言、单位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三份，证明被告人社局为原告张吉星及其妻子王淑苹介绍到高青县至诚劳务派遣公司、山东省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德源建设项目管理公司等三个单位就业的过程；3号证据，向原告张吉星推荐的三家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三份，证明三家用人单位为职工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4号证据，淄博德源建设项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和工资表复印件及该单位2014年1月缴纳社会保险明细、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及工资表复印件、高青县至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社保缴纳费单据复印件及工资表复印件，证明三家用人单位是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且工资发放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5号证据，鲁政字[2013]39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及[2014]49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证明2013年、2014年高青县最低工资，结合被告提供的4号证据证明三家用人单位发放工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标准；6号证据，被告人社局就业办主任耿兴刚2014年6月10日推荐原告张吉星妻子王淑苹到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业时谈话录音资料一份（附文字记录），证明被告多次为原告夫妇安排工作岗位，其中包括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淄博德源建设项目有限公司，原告夫妇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并以此证实被告依法履行了就业援助义务；7号证据，淄博市人民政府淄政发[2007]69号文件即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城市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就业援助工作的意见、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淄政办发[2007]49号文件即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劳动保障局关于开展城镇“零就业家庭”限时就业行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各一份，证明被告为原告介绍工作岗位适用法律正确。经庭前证据交换、庭审质证、辩论，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关于原告张吉星提供的1号证据即高青县劳动就业办公室主任耿星刚就原告张吉星申请就业援助事项给高青县信访局的书面答复一份，该证据来源合法，被告人社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张吉星以此主张其申请了“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有异议。合议庭分析认为，因该证据记载的内容包括被告承诺为原告办理灵活就业补贴和解决王淑苹的就业岗位问题两项内容，而原告张吉星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实其向被告人社局提出的申请为“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申请，因此其提供的1号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张吉星向被告人社局申请过就业援助，不能证明其申请就业援助的性质。2、关于原告张吉星提供的2号证据即原告张吉星及其妻子王淑苹就业失业登记证,该证据是被告人社局为原告张吉星与妻子王淑苹发放，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性，被告人社局无异议，确认为有效证据。3、关于原告张吉星提供的3号证据即被告人社局为原告张吉星妻子王淑苹出具的介绍其去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介绍函，该证据为被告人社局介绍原告张吉星妻子王淑苹去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业时出具的，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性，被告人社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确认为有效证据。4、关于原告张吉星提供4号证据即原告张吉星与其妻子王淑苹去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聘时与该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马冬梅谈话录音资料一份（附文字记录）。原告张吉星认为，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妻子王淑苹提供的岗位违反了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劳动者有权拒绝，而被告人社局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被告人社局介绍原告家属到山东扳倒井集团有限公司就业，就业单位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用人单位是否具有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属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争议，与本案无关。合议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工时制度。”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规定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同时，该法第四十四条还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补休的以及法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三种情况下按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而原告提供的该录音资料及其文字记录所记载的内容只有该集团执行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两个方面，没有记载延长工作时间是否得到批准或与劳动者协商，也没有记载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补休的以及法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三种情况下是否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因此原告张吉星以该证据证明“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法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时间，违反了劳动法关于劳动者休息时间的规定”,证据不充分，因而其拒绝前往就业的理由也不充分。关于原告张吉星提供5号、6号证据即中国新闻网2003年12月1日刊登的记者白天亮的文章《党报指出再就业过程中的“不挑不拣”不能没有前提》及2009年1月21日刊登于《工人日报》第7版的吴学安发表的文章《“不挑不拣”需有守法前提》。被告人社局认为对该两份证据有异议，一这两份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证据要求，被告不予质证；二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被告认为两篇文章是记者的个人观点的争论，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同时被告为原告提供的工作岗位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现象。合议庭分析认为，原告提供的5号、6号证据系记者个人观点，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关于原告张吉星提供的7号证据即《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发（2007）45号》。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性，被告人社局无异议，确认为有效证据。关于被告人社局提供的1号证据即五份介绍函，其中1-1至1-4号介绍函未经原告张吉星签字确认，原告予以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确认为无效证据；1-5号证据即被告人社局介绍原告张吉星妻子王淑苹到山东国井集团有限公司就业的介绍函存根，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原告张吉星予以认可，确认为有效证据。关于被告人社局提供的2号、3号证据即被告人社局为原告张吉星介绍三个工作岗位的负责人赵美娟、马冬梅、徐友智的证人证言、单位的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及三家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各三份，原告张吉星有异议。合议庭分析认为，被告提供的2号、3号证据均为被告人社局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关于“诉讼期间，被告及其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主人收集证据”的规定，确认为无效证据。关于被告提供的4号、5号证据即被告为原告推荐的三家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和工资表复印件、鲁政字[2013]39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及[2014]49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合议庭分析认为，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但其仅证明所推荐的用人单位在劳动报酬一个方面符合劳动法的规定，不能涵盖保障劳动者权利的全部。关于被告提供的6号证据即被告人社局就业办主任耿兴刚2014年6月10日推荐原告张吉星妻子王淑苹到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业时谈话录音资料一份（附文字记录）。原告张吉星对该证据的异议，其认为该录音资料是被告采用偷录的方式取得的，取证程序手段、目的不合法，所以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合议庭合议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人社局虽然采取偷录的手段对原告张吉星进行了录音，但没有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当确认为有效证据。关于被告人社局提供的7号证据即淄博市人民政府淄政发[2007]69号文件《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城市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就业援助工作的意见》、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淄政办发[2007]49号文件《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劳动保障局关于开展城镇“零就业家庭”限时就业行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该证据是政府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原告张吉星无异议，确认为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张吉星及妻子王淑苹分别于1996年12月1日、2010年3月7日失业。2013年5月前，原告张吉星向被告人社局申请就业援助，因被告人社局一直没有答复，原告向高青县信访局反映情况，被告人社局就业办主任耿兴刚于2013年5月22日给予高青县信访局书面答复如下：“按照扶持就业困难群体相关政策和张吉星家庭实际情况，给予相应帮扶：一、年底给予张吉星灵活就业补贴，包括社保补贴和医保补贴。二、王淑苹的就业岗位问题，积极协调相关企业提供其能适应的工作岗位，并依法享受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等待遇。”2013年12月18日、2014年6月10日，被告人社局以原告张吉星一家为“零就业家庭”分别介绍张吉星及其妻子王淑苹到淄博德源建设项目有限公司、山东国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业，被原告及其妻子拒绝。本院认为，公共就业服务部门承担各项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工作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28号令《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就业服务和就业管理工作。”因此，被告人社局负有对本县区域内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就业援助的法定职责。被告人社局在法定职责内依据淄博市人民政府淄政法（2007）69号文件，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淄政办发（2007）49号文件，对原告张吉星提供就业援助，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关于原告张吉星向被告人社局提出就业援助申请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市居民家庭，可以向住所地街道、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援助，街道、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经确认属实的，应当为该家庭中至少一人提供适当的就业岗位。”的规定，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向“零就业家庭”提供就业援助首先要经过街道、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确认，对属实的应当为该家庭中至少一人提供适当的就业岗位，而原告张吉星没有提供其向被告递交了“零就业家庭”申请的直接证据，仅以被告人社局就业办主任的信访答复意见以及被告出具的介绍函来证明其向被告提出“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申请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社局向原告张吉星提供了就业援助以及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是否违反劳动法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向劳动者提供的就业岗位应当符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本案中原告张吉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社局为其提供的工作岗位违反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且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其主张拒绝被告提供的工作岗位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人社局采用偷录的手段获取的证据资料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要解决该问题首先要正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二项即“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得的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规定，该条款的规定包涵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视听资料必须同时具备“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二是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在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这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指的是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违背社会公德、侵犯他人隐私。本案中被告人社局虽然未经张吉星同意对原告张吉星进行录音，但没有以法律禁止的诸如擅自将窃听器、针孔摄像机、隐蔽的摄像头安装在他人的住宅内窃听、窃照、偷拍、偷录等非法手段，也没有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违背社会公告，侵犯他人的隐私，因此该录音资料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原告张吉星主张该证据是被告采用偷录的方式取得的，取证程序手段、目的不合法，所以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劳动人事部门提供就业援助的法定期限问题。原告张吉星认为，根据鲁政发（2007）69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就业援助工作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应当在十五天之内为原告提供就业援助。本院认为，我国法律没有对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对劳动者提供就业援助的期限作出规定，而鲁政发（2007）69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就业援助工作的意见》第一条要求在十五天内对零就业家庭要做到“动态清零”，因原告张吉星没有经过“零就业家庭”确认，也就不能在十五天内得到就业援助，因此其主张被告人社局没有按照法定期限提供就业援助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人社局认为原告张吉星属于恶意诉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无论原告张吉星起诉被告人社局不准其报考事业单位之诉，还是起诉被告人社局不履行就业援助法定职责之诉，均为依法行使诉权，且被告该主张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畴，故对被告人社局该项主张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被告人社局根据原告张吉星的申请，已经为其提供了就业援助，履行了就业援助法定职责，且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职权，故原告张吉星起诉被告人社局不履行就业援助法定职责的理由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吉星要求被告高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履行就业援助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张吉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洪审 判 员  张宗祯人民陪审员  赵国峰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许 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