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6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葛勇。
委托代理人沈冕成，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平。
委托代理人杨昌文，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江骋骏，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葛勇因与被上诉人吴平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葛勇及其委托代理人沈冕成，被上诉人吴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昌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葛勇于2010年10月8日至2014年6月13日任职于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担任资产管理部投资部经理。2011年其接受公司指派，对吴平进行投资指导。同年5月葛勇个人接受吴平委托，双方以口头方式建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
一、关于委托理财帐户及其资产权益事实。
吴平于2007年2月2日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路营业部开户，证券资金帐户为16720＊＊＊＊1。2011年4月28日在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申请开立期货帐户，并签署申银万国期货经纪合同和客户须知等材料，投资者代码为5653＊＊＊081。在其签署的《客户须知》第三条第（三）项中载明：客户应知晓期货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客户也不得要求期货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全权委托指期货公司代客户决定交易指令的内容。
2011年5月4日，吴平系争证券和期货帐户内资产权益合计为5，923，610.53元。其后吴平转入资金7万元。本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吴平、葛勇一致确认，上述两项资产的总额为委托理财的期初金额，即5，993，610.53元。
2011年12月2日后，吴平系争帐户内总资产权益持续低于上述期初金额。
2013年11月18日，吴平将其名下的股票和期货平仓，平仓后资金余额为4，173，100元。
2013年7月之前，吴平先后从系争资金帐户内转出资金601，200元用于双方分配。本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该转出金额，并确认若有遗漏，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吴平确认该部分转出资金金额未再补入系争帐户。
本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扣除上述吴平转出资金金额，系争帐户内委托理财期初资金金额和平仓后资金金额的差额为1，219，310.53元。
二、关于委托理财期间分配及款项支付事实。
2011年7月6日，吴平系争股票、期货和资金帐户内资产权益共计6，145，005.62元。次日，吴平向葛勇分配了40，800元。
2011年8月12日，吴平系争股票、期货和资金帐户内资产权益共计6，146，125.07元。次日，吴平向葛勇分配了42，500元。
2011年8月31日，吴平系争股票、期货和资金帐户内资产权益共计6，031，897.20元。次日，吴平向葛勇分配了10，000元。
2011年9月30日，吴平系争股票、期货和资金帐户内资产权益共计5，861，450.44元，出现亏损。同年国庆节后的10月10日吴平向葛勇支付6，000元。
2011年11月1日，吴平系争股票、期货和资金帐户内资产权益共计6，065，942.56元。次日，吴平向葛勇支付了6，000元。
2011年11月30日，吴平系争股票、期货和资金帐户内资产权益共计6，118，036.85元。次日，吴平向葛勇支付了6，000元。
2011年12月2日始，系争帐户持续出现亏损。吴平自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按每月6，000元的金额向葛勇支付了14笔款项，共计84，000元。
至此吴平共计向葛勇支付款项为195，300元。
三、关于委托理财期间交易操作及葛勇承诺事实。
2013年5月，葛勇签署借条一份，载明葛勇经吴平同意，借走吴平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路证券营业部的摩旗期现套利软件加密狗两个，经双方协商，葛勇于2013年12月31日归还，如需延长，书面另议。由此葛勇直接在吴平系争帐户内进行期货、股票交易操作。
本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葛勇借走加密狗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摩旗期现套利软件直接由葛勇进行交易操作，该软件可同时进行股票和期货的交易操作。在此之前的交易操作，系由吴平聘请的交易员根据葛勇的指令进行。
摩旗期现套利软件的系统介绍和功能特点载明，系统设计在券商场内交易，要求具备证券交易条件的营业部与该券商的期货公司之间建立高速通道，系统能同时访问证券和期货的柜台中间件，并能同时取得证券和期货的实时行情。系统可订单式自定义同向操作的篮子和多空反向操作的价差；系统能全方位支持多种交易模式，包括支持股票和期指投机交易、篮子式组合交易、无风险套利等。
吴平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于2015年3月6日的证据交换中陈述，在2011年正常盈利期间，以为葛勇系按照股指期货期现套利进行交易操作，2013年吴平经查询后方得知葛勇违反约定进行单边投机操作。2015年5月19日的原审第二次庭审中，吴平变更陈述为葛勇在委托理财的前期即有违反约定的操作行为，系事后才知道。前期整体业绩有，所以吴平放手让葛勇去操作。
本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审法院随机选取的系争帐户内几个交易时间的交易操作，吴平、葛勇双方一致确认，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与套利交易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会员、客户进行期现套利交易的，应当在买入（卖出）期货市场合约的同时或相近时刻在现货等市场上卖出（买入）价值相当的对应有价证券或者其它相关资产。本案系争帐户内2011年5月19日、同年6月14日的交易，按照股指期货期限套利现货和期货“方向相反、价值相当、时间相近”的操作原则来判断，并不符合时间相近原则。2011年8月5日、8月8日、8月9日，系争帐户期货交易量十几手，而均无现货交易。2012年4月6日至同年4月16日、2013年11月11日至同年11月13日，系争帐户内均只有期货交易，而无现货交易。
2013年7月15日，葛勇签署承诺书一份，载明葛勇承诺在2013年12月31日前将吴平总资产达到600万本金，若未达到，由葛勇负责补偿，最迟于1个月后补足，补足后吴平需归还该承诺书给葛勇。双方不得将承诺书和承诺书内容在任何时候泄露给第三方知晓，若某一方违背，该承诺书无效，将由泄露方承担所有责任。经双方同意若需要更改该承诺书，以更改后的为准。
2013年9月17日，葛勇签署：自9月17日起，月均收益率必须超过1%，不足1%之处，请补足（9月17日资金总额为485万元）。
2013年11月17日，葛勇签署：没有补足，只能以自有房产做抵押，但其后又将上述内容均涂划掉。
另查明，吴平于2014年6月就本案系争事宜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信访投诉，该局于2014年8月12日向其出具答复函，该函件第四条载明：葛勇作为期货从业人员，私下接受您的委托代为从事期货交易，其行为涉嫌违反了《期货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修订）》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以个人名义接受客户委托代理客户从事期货交易”的规定，我局将在进一步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处理。
吴平、葛勇双方因协商未果，遂涉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经原审审理最终形成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1、双方约定的委托理财内容是股指期货期现套利投资操作，还是一般的股票和股指期货投资操作；2、系争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葛勇应否对吴平的损失承担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吴平起诉主张：1、其委托被告进行的是股指期货期现套利交易，葛勇违反该约定进行单边投机操作；2、双方约定了亏损超过0.6%的平仓线，葛勇未及时平仓。对此吴平应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由吴平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吴平原审中提供的证据，难以证明其委托葛勇的理财内容系股指期货期现套利。且根据吴平期货客户开户申请、调查问卷和基础知识测试试题等资料显示，吴平应当具备基本的股指期货交易常识，对此吴平在本案原审第二次开庭审理中亦自认其经过培训知悉股指期货期现套利交易概念和操作原则。但吴平在2011年向葛勇支付了盈利分配，2012年至2013年2月持续出现亏损后亦向葛勇支付了相应款项，期间并无证据证明吴平对葛勇的交易操作提出过任何异议，应视为吴平认可该段时间葛勇的交易操作。而该段交易操作不乏与股指期货期现套利交易原则相背离的包括单边交易在内的操作，因此原审法院难以采信吴平提出的双方约定委托理财内容为股指期货期现套利交易的主张。退而言之，即便如吴平在葛勇提交的录音资料中所言，其最初委托葛勇的就是期现套利，但亦因上述双方实际履行行为而发生了变更且构成了吴平的确认。
对于吴平主张的双方约定有0.6%的平仓线之事实，该平仓线指令是葛勇作为受托方根据某一时段市场环境、前景预判等为控制风险自行设定、还是根据吴平要求设定，均无法得知，亦难以推断出哪一种情况更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原审法院对该节事实难以认定。
对于争议焦点二，系争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及损失的分担问题。吴平认为，无论合同有效与否，葛勇都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并返还相应款项。葛勇认为，仅保底条款无效；即便合同无效，亦应根据双方过错对损失进行分担。且葛勇即使存在过错，仅涉及期货部分，而期货部分的操作并无损失，故葛勇不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
第一，合同效力系法律上所赋予的效果或权能，合同效力问题属于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的价值判断问题，即便双方当事人均认为合同有效。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除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亦包括违反其它规范的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
第二，本案中，从双方订立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双方委托理财的内容系针对股票和期货的一揽子操作。无论葛勇最终实际进行的是何种模式的股票和期货交易操作，但均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委托理财交易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期货对冲现货的交易风险，两者具有不可分割性，对此双方委托理财期初总金额的确定、交易操作借助摩旗期现套利软件的行为、以股票和期货帐户内总资产权益为基础计算盈利分配等事实。因此系争的股票和期货委托内容和交易行为具有不可分割性，葛勇提出的期货和股票交易操作相分割，可分别就期货部分以及股票部分的交易行为和交易盈亏状况单独考量葛勇行为的合法性及过错程度之抗辩，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第三，本案中，系争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主体即葛勇为期货从业人员，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期货公司不得向客户作获利保证；不得在经纪业务中与客户约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担风险。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制定的《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规定，期货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执业行为规范：……（三）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时，充分揭示期货交易风险，不得作出不当承诺或保证；……（七）不得以本人或他人名义从事期货交易。《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虽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部门规章，但其系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而制定，同样亦应予以遵守。对于与期货行业性质相同的证券业，法律亦有相同的禁止性规定，即《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选择证券种类、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价格；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未经过其依法设立的营业场所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
葛勇之行为显然违反了上述期货从业人员不得接受客户全权委托之禁止性规定。虽然在2013年5月葛勇借走加密狗直接进行交易操作之前，吴平自行聘请了交易员，但双方在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均一致确认，交易员系直接根据葛勇交易指令进行操作，因此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构成了葛勇代客户决定交易指令的全权委托行为。
第四，考量上述禁止期货、证券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接受客户全权委托之规范的立法目的，是本案系争合同效力进行司法评判的根本依据。一方面，期货、证券市场是面向众多公众投资者的特殊市场，具有涉众性、高风险、高信用要求的特殊行业属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从事金融专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自律是作为信誉特殊形态存在的金融活动赖以生存的基础，证券、期货等专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相较于一般市场主体而言具有更为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后果，因而立法规范对证券、期货从业人员制定了严格的执业禁止性限定。另一方面，证券、期货市场秩序对国家经济发展命脉及社会安全稳定具有重大影响。证券、期货从业人员掌握一定的行业内信息和客户交易信息、且与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之情形，若允许从业人员接受全权委托，极易引发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用客户帐户和资金翻炒金融产品、为获取高额佣金频繁交易损害投资者利益等违反金融市场公开、公平、公正之交易原则，扰乱和破坏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问题，进而导致整个金融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因而在当前的社会、市场、监管和制度等现实环境下，从维护金融市场的安全和公平交易秩序等角度出发，相关法律规范均对证券、期货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全权委托行为予以严格的禁止性限定。
概而言之，证券、期货从业人员上述禁止性规制设置之考量是基于整个金融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之出发，并非以个案中是否存在盈亏之考量。对期货从业人员禁止性规定的违反，将扰乱金融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进而损害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基于此，司法对上述违法之行为亦应秉持严格禁止之态度，以契合上述规范之目的和宗旨，确保金融市场交易秩序的安全稳定。
综合上述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葛勇作为期货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吴平全权委托的行为，违反了从业人员的禁止性规定，扰乱了金融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进而损害了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因而系争委托理财合同依法应被认定为无效。委托理财合同无效，作为其补充内容的葛勇两份承诺，则无论其是否具有保底条款性质，亦应均属于无效。
合同无效后，根据法律规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葛勇基于双方之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取得的195，300元应当返还给吴平。同时，法律亦规定，合同无效，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对于系争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认定，原审法院认为，鉴于：1、葛勇作为金融行业的期货专业从业人员，与一般的民商事主体相比，对自己的行为及可从事业务的范围理应具有更强的认知能力，应知晓双方约定的不利法律后果。但葛勇依然违反从业人员规定接受客户全权委托，直接替客户决定交易指令乃至直接进行期货交易操作，显然葛勇对本案系争合同的无效及损失造成的过错程度较吴平而言更大。2、葛勇在2015年5月19日的原审庭审中自述，在双方委托理财关系两年多的时间内，系争帐户总的交易量估计超过万亿，对该部分交易佣金的收取，证券公司是按照千分之三至四，期货公司是按照万分之零点五左右收取。而葛勇实际交易操作中，亦存在大量的单边期货交易。葛勇显然在本案系争合同之外因其违法受托操作行为同时获取了一定的佣金收入。综上，葛勇对履行无效协议过程中造成的系争账户内的资金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同时，吴平作为证券、期货投资客户，理应知晓并承担市场风险，且吴平签署的《客户须知》中已被明确告知客户不得要求期货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但吴平依然委托葛勇进行期货交易，且在长达两年多的委托期间内仅在持续亏损后方提出异议，因而吴平对合同无效及其资金损失亦存在一定过错，亦应承担部分责任。
综合上述吴平、葛勇双方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酌定对系争损失，由吴平自行承担40%，由葛勇承担60%的赔偿责任。
葛勇辩称，其本案系争行为系基于经纪合同为吴平提供的增值服务，但葛勇接受吴平委托直接替吴平进行系争帐户交易操作的行为，显然超越了上述范畴，且葛勇在原审审理中自认与吴平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故对葛勇该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葛勇另辩称，其于2013年5月方取得期货投资咨询从业人员资质，因而其从事的非期货投资咨询业务，且未违反相关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规定。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期货从业人员相较于期货投资咨询从业人员系更为宽泛的概念，被告系争行为违反了期货从业人员相关规定毋庸置疑。且葛勇是否取得从事期货投资咨询的资格，与葛勇实际上是否从事了期货投资咨询业务非等同概念，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推理关系。因此对葛勇该辩称，原审亦不予采信。
由于吴平、葛勇双方在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一致确认：扣除吴平转出资金金额，吴平平仓时资金金额与委托理财关系建立时的期初金额相比，差额为1，219，310.53元，该金额应为吴平的资金损失金额。吴平主张双方于2013年11月15日委托关系终止，应以该日的帐户金额计算损失，但其该主张并无相应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葛勇抗辩因“光大事件”造成的损失应予扣除，难以证明葛勇该抗辩，原审法院难以采信。由此，葛勇应对吴平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为731，586.32元。其余损失应由吴平自行承担。
对于葛勇反诉提出的吴平应每月支付6，000元时间和交通的劳务补贴请求，因葛勇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此进行了约定，且吴平已经支付过6，000元，与其后吴平是否负有继续支付的义务并不具有必然的逻辑推理和因果关系，亦不具有高度盖然性。退而言之，即便葛勇有证据证明双方订有此约定，因系争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葛勇亦无权再行主张，故葛勇该反诉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遂判决如下：一、吴平与葛勇于2011年5月订立的口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二、葛勇应偿付吴平资金损失人民币731，586.32元。三、葛勇应返还吴平人民币195，300元。四、驳回吴平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葛勇的反诉请求。原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11.40元，由吴平负担人民币12，486.02元，由葛勇负担人民币10，525.3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7.50元，由葛勇负担。
判决后，上诉人葛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判决责任分配显失公平。事实与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系两个自然人之间的个人行为，远不能起到扰乱金融市场交易秩序，更不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原审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判决合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而期货从业人员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的行业规范，其宗旨是防止内幕交易而非禁止委托理财。事实上，本案中只有上诉人的两份承诺函因非真实意思表示并涉及保底条款性质而应该认定无效。其余指导证券和期货操作的口头约定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应认定为有效。2、本案中上诉人系期货从业人员，即使违规也只涉及期货部分。而本案中被上诉人账户内受损失的为证券部分，而非期货部分，故在上诉人没有违背被上诉人意愿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要求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证券投资的损失承担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委托理财合同目的，认为期货和股票交易具有不可分割考量的性质，这种判断显然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凭空对上诉人增加了证券从业人员的责任。更进一步，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承担证券损失的责任分配比例达到60%，而证券投资本身就具有其市场风险，而这种风险与投资人或指导人的身份没有因果关系，故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60%责任不合常理。3、被上诉人账户在委托理财期间，有400多笔交易是发生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瞿溪路证券营业部内的，所以不应当记录在本案系争的损失之内。同时，关于“光大事件”，在被上诉人吴平提供的交易流水单中，有6笔是因该事件被强行平仓的，也不应计算在本案系争的损失之中。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吴平的诉讼请求，支持葛勇的反诉请求。
被上诉人吴平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认同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不同意一审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责任承担比例，但为减少诉累而未上诉。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葛勇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由上诉人整理、摘录的，被上诉人吴平账户自2011年6月16日至2013年1月10日之间发生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瞿溪路证券营业部内的证券、期货交易流水单。2、《光大事件影响结算单》，用以证明“光大事件”发生时，被上诉人账户有6笔交易被强行平仓，该6笔交易所产生的损失不应当记录在本案的系争金额之中。
被上诉人吴平对上述证据材料质证后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且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曾陈述2013年5月30日之前，相关交易系由被上诉人聘用交易员根据上诉人的指令进行操作。所以自2011年6月16日至2013年1月10日之间，被上诉人吴平的账户均是由上诉人葛勇操作、控制。2、对于“光大事件”，一审中已经进行了质证、辩论，且上诉人也未提出新证据，被上诉人认同原审法院的认定。
鉴于证据1系对一审庭审中已经经过质证的证据进行的摘录，且无法证明该400多笔交易发生营业部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于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光大事件影响结算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对于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当对被上诉人账户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瞿溪路证券营业部及“光大事件”发生时间内产生的损失承担责任。上诉人认为自己于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离职前一直任职于上海东方路证券营业部，被上诉人账户发生在上海瞿溪路营业部的交易所产生的损失不应由其承担。被上诉人辩称，在2011年6月16日至2013年1月10日期间，即被上诉人账户于上海瞿溪路营业部发生交易期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也进行了利润分配。若该时段并不是由上诉人进行交易操作，而向其分配利润，是不符合常理的。本院认定，2011年5月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委托，双方建立委托理财合同，在上诉人于2013年5月30日从被上诉人处借走加密狗之前，由被上诉人聘请的交易员根据上诉人的指令进行交易操作，2013年5月30日之后，由上诉人使用摩旗期现套利软件直接进行交易操作。上诉人亦未有证据证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瞿溪路证券营业部的操作系他人所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因合同无效造成被上诉人账户内资金损失均具有一定过错，都应承担各自过错范围内的责任。原审法院综合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由上诉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40%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由于“光大事件”所产生的被上诉人账户内资金损失不应当计算在本案系争金额之中，但上诉人未提供“光大事件”与被上诉人的损失具有关联性的证据，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606.40元，由上诉人葛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聪
审 判 员 贾沁鸥
代理审判员 范德鸿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海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