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阳中法民一终字第2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岁英，女，193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代理人：徐惠群，女，195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系梁岁英的女儿。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甘兰，女，193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
委托代理人：林进多，男，196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系梁甘兰的儿子。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冯影红，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洪丽，女，194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代理人：梁家维，男，196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系梁洪丽的儿子。
委托代理人：何燕君，广东尚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阳江高新区甲镇乙村民委员会丙村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阳江高新区甲镇乙村民委员会丙村民小组。
负责人：梁锐，该村民小组组长。
上诉人梁岁英、梁甘兰因与被上诉人梁洪丽，原审被告阳江高新区甲镇乙村民委员会丙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丙村民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的（2014）阳城法平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梁洪丽是丙村民小组的村民。2011年开始，阳江高新区福冈工业园征收丙村民小组辖区范围内的部分土地。2013年8月18日，梁洪丽作为户主领取了1.3亩荔枝、60棵桉树、250棵眉竹、3棵樟树的征地附着物补偿款共计13500元及征地土地补偿款241798.30元（其中1、被征收耕地面积为1820.62平方米，征收补偿单价52.65元／平方米，补偿金额95855.70元，扣除预留地15%即14378.40元，实支金额81477.30元；2、被征收园地3769.68平方米，征收补偿单价40.50元／平方米，补偿金额152672.10元，扣除预留地15%即22900.90元，实支金额129771.20元；3、荔枝，283棵，单价127元／棵，补偿金额35941元，扣除预留地15%即5391.20元，实支金额30549.80元）。2013年9月18日，梁洪丽作为户主领取了6.86亩荔枝的征地附着物补偿款共计54880元及征地土地补偿款48346.47元（其中1、被征收耕地面积为292.50平方米，征收补偿单价52.65元／平方米，补偿金额15400.13元，扣除预留地15%即2310.02元，实支金额13090.11元；2、被征收园地829.73平方米，征收补偿单价40.50元／平方米，补偿金额33604.07元，扣除预留地15%即5040.61元，实支金额28563.46元；3、荔枝，62棵，单价127元／棵，补偿金额7874元，扣除预留地15%即1181.10元，实支金额6692.90元）。上述征地款的发放方式是由征地单位阳江高新区福冈工业园制定好征地附着物补偿结算表及征地土地补偿结算表后，将表交给丙村民小组及农户确认，再由乙村委会将款项发放到农户的账户。
另查明：梁洪丽与梁从允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经阳江市公安局平冈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经查1990年户籍底册，梁洪丽与梁从允（1942年12月2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0726194212263710）是属夫妻关系，梁从允的户口与梁洪丽一起登记在1990年户籍底册，梁从允于2009年12月27日病故，于2012年7月16日注销户口，梁从允没有生育过子女。梁岁英、梁甘兰与梁从允是梁仿生育的子女，梁仿约在50年代初去世，梁岁英、梁甘兰的户籍亦是在50年代初迁出了丙村民小组，长期不在丙村居住、生活、劳动。2014年6月26日，梁岁英、梁甘兰以梁洪丽与梁松允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梁洪丽私自侵占梁仿、梁松允的征地补偿款共197590元，损害了梁岁英、梁甘兰的合法权益为由将梁洪丽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梁洪丽返还非法侵占征地补偿款197590元给梁岁英、梁甘兰。
对于丙村民小组2011年被征收土地的征地分配方案问题，丙村民小组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讼争的征地款开了村民大会，确定的分配方案是谁人拥有谁人所得，第二次庭审中先是陈述开了村民代表大会，但没有做书面记录，征地款分配方案是谁家拥有谁家所得，如此户没有后人由亲属继承，亲属不规定是本村村民，尔后又说没有具体的分配方案，是按照村的惯例来分配的。对此，梁岁英、梁甘兰认为谁家拥有谁家所得是指原始的时候是谁所有就由谁所得，讼争的土地原是梁仿所有，此土地的征收款应由梁仿所得，现在梁仿已死亡，应由梁仿的两个女儿即梁岁英、梁甘兰所得；梁洪丽则认为分配方案确定时，谁是讼争土地的承包户，谁才可以拥有征地款，如承包户不在时，由承包户的家庭成员来拥有。同时，丙村民小组分别为梁岁英、梁甘兰与梁洪丽各自出具了相关证明，其中梁岁英、梁甘兰提供的证据中有丙村民小组于2014年4月27日、2014年5月26日、2014年6月24日、2014年8月3日分别出具的六份《证明》，拟证明梁仿阳江高新区政府征收的4599.41平方米的土地中，其中梁仿遗留园地2609.23平方米、梁松允旱地305.68平方米、梁洪丽旱地1684.50平方米，梁仿公和梁松允合计2914.91平方米，高新区政府征收梁仿园地2609.23平方米，政府按50元／平方米支付土地补偿款，按8000元／亩计算青苗补助费，加上被征收地种的竹、树木、果树等补偿14843.80元，梁仿应得征地补偿款为176649.30元；高新区政府征收梁松允园地305.68平方米，应得征地补偿款为20944.70元，以上俩人征地补偿款共197590元，已由梁洪丽领取了，现在梁洪丽拒绝返还上述征地款给梁仿、梁松允的继承人梁岁英、梁甘兰等事实。梁洪丽提供的证据中有第三人丙村民小组于2014年7月11日出具的一份《证明》，拟证明2011年，阳江高新区政府征收丙村民小组部分家庭承包地，丙村民小组根据国家有关农村家庭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分配：以本村户为单位，按照征收家庭承包地面积来计算征地补偿款金额，将补偿款直接分配到2011年征收土地时登记确权的户主，再由户主来进行分配。丙村民小组把2011年征收土地时登记确权时登记在梁洪丽户主的家庭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分配到户主梁洪丽，再由户主来进行分配。实行家庭承包后，这些承包地从1984年梁洪丽与梁从允结婚开始一直到2010年梁从允去世，梁洪丽与梁从允夫妻俩共同使用，从2010年梁从允去世开始到现在，都是梁洪丽使用。
再查明：在（2010）城法民一初字第631号（阮世强、阮腾、陈星云、阮计养诉阳江市江城区平冈镇乙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纠纷一案）生效民事判决中，查明乙村委会辖区内征地补偿款分配惯例是由村委会按各自然村的农户征用承包责任田地、自留地、自留山的多少直接支付到农户，属集体管理的，由各自然村集体统一领取。案经多次调解，梁岁英、梁甘兰与梁洪丽双方各持己见，调解未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中梁岁英、梁甘兰诉请梁洪丽返还的征地补偿款197590元是否属于梁仿、梁从允的遗产。首先，从土地的性质上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第十二条第一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农民个体享有的是承包经营权与使用权。其次，从农村土地承包方式上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之规定，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实行的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通过家庭承包形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家庭的某个或者部分成员死亡的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消灭；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由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第三，从承包方的主体资格上看，当户中的成员死亡后，其民事主体资格已经丧失，不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也不再是承包经营户中的成员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征地补偿款只有承包方才享有权利，因此当户中的部分成员去世后，其户口注销，民事主体资格丧失，村民资格也丧失，承包户的成员资格也归于消灭。因此逝者不能再对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无权请求分配征地补偿款。第四，从征地补偿款的性质上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第四条“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规定，上述两部法律均规定了“承包收益”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但该承包收益应指承包后种的庄稼、树木、养殖的鱼等，即承包所投入的资金和付出的劳动产生的产品或增值。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发包方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的规定，农村土地被征收后的土地补偿费，在性质上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给丧失承包地的承包农户家庭，用于对失去土地农户的预期损失补偿及安置，以保障失地农户将来的生产生活。因此，征地补偿款不能视为承包收益，不能作为遗产继承。综上，就本案而言，梁岁英、梁甘兰及梁从允的父亲梁仿约在50年代初已经去世，梁仿从死亡之日起，即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民事主体资格。梁岁英、梁甘兰在诉讼中主张梁仿生前开荒的2609.23平方米园地在性质上应属于自留地，而实际操作中，我国各地农村对自留地、自留山的使用权是由各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期使用，不参加重新分配。自国家全面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后，丙村民小组将梁仿生前开荒的土地分配给梁从允长期使用符合国家政策及实际情况。而梁洪丽与梁从允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经阳江市公安局平冈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梁洪丽与梁从允是属夫妻关系，梁从允的户口与梁洪丽一起登记在1990年户籍底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的规定，梁洪丽与梁从允构成事实婚姻，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在梁从允去世后，梁从允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而是由与其同户的其他成员继续耕种，即梁洪丽继续耕种。乙村委会辖区内征地补偿款分配惯例，即是由村委会按各自然村的农户征用承包责任田地、自留地、自留山的多少直接支付到农户。本案中，梁洪丽作为户主领取的所有征地款均是由征地单位阳江高新区福冈工业园制定好征地附着物补偿结算表及征地土地补偿结算表后，将表交给丙村民小组及梁洪丽确认，再由乙村委会将款项发放到梁洪丽的账户，这一做法，符合乙村委会辖区内征地补偿款分配惯例。梁岁英、梁甘兰虽然是梁仿的女儿，但梁岁英、梁甘兰的户籍在50年代初迁出了丙村民小组，长期不在村居住、生活、劳动，梁岁英、梁甘兰主张梁洪丽非法占有属于梁仿、梁从允的征地补偿款合计197590元，梁洪丽应向梁岁英、梁甘兰返还征地补偿款19759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岁英、梁甘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52元，由梁岁英、梁甘兰负担。
上诉人梁岁英、梁甘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本案涉及的是征地补偿分配纠纷，梁岁英、梁甘兰在原审中已提交了乙村委会、丙村民小组的证明，证实诉争的197590元征地补偿款是丙村民小组分配给梁仿、梁从允的征地补偿款，而丙村民小组的分配方案是否有效才是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判决对此关键事实未予查明，却直接适用《继承法》认定不是遗产，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对梁仿应得征地补偿款176649.30元，这是丙村民小组明确表明的事实，丙村民小组为梁洪丽出具的证明，其只是证实村里对一些承包地被征收的分配问题，丙村民小组并未明确推翻已出具给梁岁英、梁甘兰的几份证明的事实，因此其证明没有前后自相矛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款是属于村集体的，丙村民小组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行驶自治权，根据村里确定的分配方案，将本案诉争的征地补偿分配款给梁仿，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本案梁仿被征收的土地不是承包地，是未经发包的自留园地。原审判决依据的事实不足以推翻丙村民小组的分配方案，根据村民自治原则，法院未认定分配方案无效，是应予支持梁岁英、梁甘兰的诉讼请求的。二、原审判决认定梁洪丽与梁从允是事实婚姻关系，缺乏客观证据支持。事实婚姻关系的认定，主要是以同居时间作为事实依据，对梁洪丽与梁从允的同居时间，本案没有客观证据证实。原审仅依平冈派出所的证明，认定梁洪丽与梁从允为事实婚姻关系，属证据不足。平冈派出所的证明，认为两人户籍底册放在一起，就属夫妻关系的证明是不当的，是否属夫妻关系应以婚姻登记或法院认定为准，派出所无权认定夫妻关系，户籍底册可以因各种原因放在一起，因梁从允与梁洪丽属于两个独立户籍，如果梁从允的户口迁入梁洪丽的户口，应办理相应的迁入手续。而本案并没有相应迁移手续等客观证据。而第三生产队队长梁文英证实了2008年按户口发补偿款时，梁洪丽提供的户口部中没有梁从允的户籍登记，这证明以户籍底册认定事实，是存在疑点和缺乏客观证据的。三、丙村民小组分配给梁仿的征地补偿款来源于梁仿开荒的自留园地被征收，这些土地在梁仿过世后一直由梁岁英、梁甘兰及梁从允共同使用。诉争的土地是梁仿开荒所得的园地林地，由梁仿与梁岁英、梁甘兰及梁从允在1979年之前共同开荒。而《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在1979年颁布施行的，在该法施行后，村里没有将诉争地收回发包，而根据村里习俗，以1979年为界限，1979年之前已明确归属私人的山地、私人开荒的土地都属原户主享有。因此这些土地不能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原审判决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来认定诉争的土地是适用法律不当。这些土地大部分属于荒山，小部分是旱地，荒地主要用于砍柴，梁岁英、梁甘兰在梁仿去世后，也经常到山上砍柴使用，而梁从允1969年已经外出打工，1995年迁居到阳江市江城区居住生活，因此不存在梁从允自己长期使用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丙村民小组将这些土地分配给梁从允使用也是无依据的。而丙村民小组就是根据被征地是梁仿开荒所得，梁岁英、梁甘兰及梁从允共同使用土地的事实，将征地补偿款分配给梁仿及梁岁英、梁甘兰和梁从允的。四、梁从允与梁洪丽属于各自独立的承包户，梁洪丽无权继承梁从允的承包地。梁从允是丙村民小组四队的村民，梁洪丽是丙村民小组三队的村民，在实行农村土地承包时，梁从允是独立一人家庭的承包户，而梁洪丽与其原夫谭允喜及其儿女是一个家庭承包户，各自享有耕地等承包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个家庭承包户的全部人已死亡，其承包户已消亡，因此梁从允于2009年死亡后，属于他一人的该承包户也已经消亡，而丙村民小组并没有在梁从允死亡后，将梁从允的土地发包给梁洪丽。原审判决认定梁洪丽是与梁从允同户的成员，梁从允死亡后由梁洪丽继承耕种是没有依据的，是认定事实错误。五、原审判决以未经质证的证据来认定事实，是程序违法。原审判决引用（2010）城法民一初字第631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认定事实，但该份证据不是双方当事人提供，原审庭审中也未经出示，梁岁英、梁甘兰直到现在不知有这份证据的存在。根据相关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六、丙村民小组根据村里分配方案确认将诉争征地款17万元分配给梁仿及其继承人是合理的。丙村民小组的全体村民通过了村规民约，民约中约定将村里的土地以1979年为界限，1979年之前私人开荒的土地归私人享有。而村里的公共村地被征收由村里进行公共分配，享受分配的人不需要具有村里的户口或者是否在村里居住，如梁洪丽的一家人中，其儿子梁家维及儿媳张怡、孙女梁均平，及二儿子梁家满的老婆张谷芳、儿子梁晓珍户口都不在丙村民小组，他们的户口已迁出多年，这些人都分有征地补偿款。因此充分证明了丙村民小组的分配方案不是以户口为主的，即使户口不在本村，同样享有分配权。原审判决以梁岁英、梁甘兰已迁出户口多年，认定梁岁英、梁甘兰不享有分配权违背了丙村民小组的分配方案。综上，请求改判梁洪丽应退还征地补偿款117766.20元（176649.3元×2\\\3）给梁岁英、梁甘兰。
被上诉人梁洪丽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本案属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涉案土地和征地补偿款不属梁仿的遗产，原审判决适用《土地管理法》、《继承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处理本案正确。二、梁岁英、梁甘兰诉称梁洪丽与梁从允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没有依据。梁洪丽与梁从允在1984年结婚，共同居住和承包经营涉案土地，村全体村民都认可两人是夫妻关系，此事实有平冈派出所的证明为证。两人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属于事实婚姻，受法律保护，原审判决认定梁洪丽与梁从允是夫妻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三、涉案土地是农村集体土地，根本不存在梁仿去世后一直由梁岁英、梁甘兰及梁从允共同使用的事实。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主要以户口为标准。同样道理，涉案土地从1984年梁洪丽与梁从允结婚开始由两人家庭承包经营，两人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征地时因梁从允已去世，由梁洪丽承包经营。而梁岁英、梁甘兰是梁仿的女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户口一直都不在村，也没有在丙村居住、生活、劳动，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已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无论1979年或1999年两次农村土地承包时都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是涉案土地的承包方，何来梁岁英、梁甘兰认为“这些土地在梁仿去世后一直由其及梁从允共同使用”。四、梁岁英、梁甘兰不属于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是涉案土地的承包方，无权分配征地补偿款。法律规定依法能获得征地补偿款的是土地承包方。涉案土地在梁从允生前由梁从允和梁洪丽承包经营，在征地时因梁从允已去世，由梁洪丽承包经营，则涉案土地的承包方是梁洪丽。因此依法获得涉案土地征地补偿款是梁洪丽，梁岁英、梁甘兰不是承包方，无权分配征地补偿款。五、涉案土地和征地补偿款不属梁仿的遗产，不存在梁岁英、梁甘兰继承的问题，梁岁英、梁甘兰也无权分配征地补偿款。（1）梁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去世，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四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注销的，其成员资格随之取消”的规定，在去世后已没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因此，梁仿无论1979年或1999年两次农村土地承包时都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与梁岁英、梁甘兰一样也不是涉案土地的承包方；（2）涉案土地和征地补偿款不属梁仿的遗产。1979年或1999年两次承包，梁仿都不是涉案土地承包者，涉案土地不属梁仿的遗产，另外梁仿去世在前，涉案土地被征用发生在后，《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强调可以继承的是个人财产或个人收益，且是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但是本案征地补偿款是对失去土地使用权承包户的补偿，归现有承包家庭成员梁洪丽享有，根本不是梁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去世时遗留下来的个人财产，更不是其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绝不属于梁仿的遗产，不能继承。况且，梁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去世时土地已由儿子梁从允承包使用，梁岁英、梁甘兰无权分配征地补偿款；（3）《村村规民约》第二条第（2）款规定“凡是一九七九年以前，已明确归属于私人的山林，园界土地，生产队分给社员的自留地，一九七九年以前的私人开荒地，以及一九七九年土地承包到户后属各户承包的土地，不纳入遗产范围，由户主享有所属权利”。可见，涉案土地按《村村规民约》同样不属梁仿的遗产，而应归户主梁洪丽享有所属权利，即征地补偿款应归户主梁洪丽享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丙村民小组答辩称：根据我村民小组现有的村俗分配方案，是否可以取得补偿款不是以村中户口为标准，是以当事人是不是归属于该块土地的人员为标准。村民小组没有权接收和分配去世人的土地，已去世人的土地由其后人来接收，不归入村集体分配，因此外出村民子女是有权分配其本自留山地的补偿款，我方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审理期间，梁岁英、梁甘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村民会议记录，内容“会议决议事项：本村村民梁仿遗留的园地、林地共2609.23平方米，已于2011年被国家征收，国家补偿了征地款等共176649.3元，根据村规民约，全体村民同意将这些征地补偿款分配给梁仿及其儿女梁岁英、梁甘兰、梁从允。”证明丙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会议有60户、超过三分之二的户主签名同意将梁仿被征收园地的征地补偿款176649.3元分配给梁仿及其儿女梁岁英、梁甘兰、梁从允，而丙村民小组共有87户村民；证据二、村三队队长梁文英出具证明（丙村民小组在证明上盖章确认情况属实），内容“梁洪丽是丙村民小组第三生产队的村民，梁从允是丙村民小组第四生产队的村民，梁从允与梁洪丽属两个不同家庭承包户，梁从允自己一人为一个家庭承包户，梁洪丽与其前夫及子女是一个家庭承包户，丙村民小组祖宗遗留的公共山林地等被征收，征收补偿款按村子孙分配各有一份，不管户口是否在村都享有分配份额。梁洪丽的大儿子梁家维及其老婆张怡、孙女梁均平，还有其三儿子梁家满的老婆张谷芳、儿子梁晓珍，他们5人的户口都不在村，都享有分配征地补偿款的份额，他们已领了每人1万元的征地补偿款。”证明梁洪丽与梁从允属于不同的承包户，丙村民小组分配征地补偿款不管户口是否在村都享有分配份额，梁洪丽的大儿子梁家维户口迁出了佛山，大儿媳、三儿媳、两个孙子户口都不在村，他们五人都领取了每人1万元的征地补偿款。梁洪丽认为梁岁英、梁甘兰提供的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一，在形式上虽然有一系列的户主签名和捺指模，但签名和指模是否真实难以确定，该证据中有部分户主的签名笔迹是一样的，比如梁学、梁晚及梁定国、梁锐签名都是同一人的笔迹。况且该证据列明的村民会议决议事项明显是具有针对性的，即对梁仿遗留的园地征收情况和分配情况进行讨论，但村民会议讨论一般不会就个人的事项进行表决，因此，我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都不予认可。退一步来讲，假定该证据是真实的话，那么整个村的分配方案都要颠倒过来，村根本不存在证据一所说的分配方案。本案征收土地是经过三级审核（村小组、村委会、高新区）才将征地补偿款划到户主名下，即分配给征地确权登记时的承包户，也就是梁洪丽，不可能将补偿款分配给已经去世了50多年的人；对证据二，虽然村划分几个生产队，但同一自然村是同一承包户，并不能以队来划分承包户。丙村民小组认为梁岁英、梁甘兰提供证据一中的村民签名是真实的，但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村民会议记录，“村民会议记录”字样是梁岁英、梁甘兰不明事理而加上的，该份证据是梁岁英、梁甘兰就本案是否可分得征地补偿款而征求各家各户的意见，是属于意见征集，并不是村民会议记录；对证据二，村里每个生产队分配的方案都是不同的，梁从允是四队的承包户，梁洪丽是三队的承包户，两人所承包的土地在村管理区的档案都有记载，一个人承包的亩数不可能多于几千平方米。土地是属于国家的，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而变成个人财产。对于外来的男女，按照村的习俗，如果没有争议的土地，是承包地还是自留山都是属于亲属的征地补偿款，如果户主死亡由亲属继承。现在村中也有多户去世的，都是由外来人即其亲属进行领取。两个承包人的户主是不同队的。综上，我方认可该两份证据真实性，对证明的事实也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梁岁英、梁甘兰请求梁洪丽返还117766.20元征地补偿费是否应支持的问题。梁岁英、梁甘兰认为被征的土地有部分是其父亲梁仿开荒，按照村规民约，即使梁岁英、梁甘兰的户口不在村，其仍享有分配权。首先，我国法律规定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和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了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单位。梁仿虽曾是村的村民，但其在50年代初已去世，其民事主体资格即告丧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亦同时丧失，其所经营的土地由其本村家庭成员继续管理使用。而梁岁英、梁甘兰的户籍也在50年代初迁出了丙村民小组，其两人已不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故其户所开荒及使用的土地自然归由梁从允管理使用。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反映，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这些开荒地并没有重新分配，仍归梁从允长期使用。而梁从允与梁洪丽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经阳江市公安局平冈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实，梁从允与梁洪丽是夫妻关系，梁从允的户口与梁洪丽一起登记在1990年户籍底册，而梁洪丽在原审提供乙村委会于2014年7月13日开具的证明及丙村民小组于2014年7月11日开具的证明均有“1984年梁洪丽与梁从允结婚”的表述，并且梁洪丽原审也提供常住人口登记卡证实在2005年8月26日其与梁从允以夫妻名义登记在同一户口，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的规定，梁洪丽与梁从允构成事实婚姻，梁岁英、梁甘兰认为梁洪丽与梁从允不构成事实婚姻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在梁从允去世后，梁从允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管理使用的开荒地自然由其同户的其他成员即梁洪丽管理使用。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发包方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的规定，土地征收补偿费，在性质上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给丧失承包地的承包农户家庭，用于对失去土地农户的预期损失补偿及安置，以保障失地农户将来的生产生活。本案中，征地单位阳江高新区福冈工业园制定好征地附着物补偿结算表及征地土地补偿结算表后，将表交给丙村民小组及梁洪丽确认，再由乙村委会将款项发放到梁洪丽名下，该处理是符合法律规定及村的分配惯例。故综合上述情形分析，因梁岁英、梁甘兰已不属丙村民小组的成员，其主张梁洪丽侵占梁仿的征地补偿款，并请求梁洪丽返还征地补偿款117766.2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驳回两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对于梁岁英、梁甘兰提出原审引用未经质证的（2010）城法民一初字第631号民事判决来认定事实，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因（2010）城法民一初字第631号民事判决属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该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故原审引用该判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违反法定程序，对梁岁英、梁甘兰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梁岁英、梁甘兰上诉理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55元，由上诉人梁岁英、梁甘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关衡勋
审 判 员 何桂霞
代理审判员 施震宇
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冯梅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