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85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东营市大川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东二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维忠，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伯良，山东奋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素洁，山东奋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新北市传统美食文化交流协会。住所地：台湾地区新北市三重区大同北路***号。台湾地区新北市人民团体立案证书号：北府社团字第1031961573号。
代表人：袁日红，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树卫，东营华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袁旻雯，东营华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东营市大川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原名东营市大川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新北市传统美食文化交流协会（以下简称新北美食协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民三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宫恩全、赵童，代理审判员王磊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伯良、董素洁，被上诉人新北美食协会的委托代理人郭树卫、袁旻雯到庭参加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北美食协会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5年东营首届吉祥天宁寺祈福庙会》（以下简称庙会）于2015年4月21日至2015年5月3日在东营市天宁寺寺前广场举行。2015年4月9日，大川公司作为庙会策划、执行单位与新北美食协会经友好协商，达成《﹤2015年东营首届吉祥天宁寺祈福庙会﹥台湾美食协议》（以下简称《美食协议》），协议约定新北美食协会为庙会台湾小吃参展方，双方在协议中对各自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其中约定大川公司“承诺于13天展期内，台湾美食40个摊位总营业额若不足人民币1600000元，由大川公司在展会结束最后一天2015年5月3日补足至人民币1600000元”。庙会结束后经核算，新北美食协会在庙会期间的营业额仅为人民币207000元，大川公司应依约将营业额补足至人民币160万元并按分成比例将款项支付给新北美食协会。但大川公司拒不履行协议，新北美食协会多次与大川公司协商及催款均无果。大川公司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新北美食协会的合法权益，并给新北美食协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为维护新北美食协会合法权益，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大川公司向新北美食协会支付营业额补足款1184050元，并自逾期之日起至付清日止按照欠款额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起诉时为6%）上浮30%支付逾期利息损失（起诉时暂算为22013.6元）。以上共计1206063.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大川公司承担。
大川公司答辩称，首先，新北美食协会、大川公司签订的涉案《美食协议》存在乘人之危及显失公平的情形，该协议应予以撤销。其次，新北美食协会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其提供的摊位未达到合同约定的40个，另外，新北美食协会因使用超期食品添加剂而被有关部门查处，食品安全问题不但违法，也违反了合同约定。新北美食协会的违法及违约行为，导致最终无法实现160万元营业额目标，新北美食协会存在重大过错。第三，新北美食协会应通过辛勤劳动获得餐饮服务的收益，不提供劳动从合同相对方处获取收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及权利、义务一致原则。综上，新北美食协会在履行《美食协议》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未实现合同约定营业额的责任完全在新北美食协会。新北美食协会的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新北美食协会的诉讼请求。
大川公司提起反诉称，新北美食协会在与大川公司签订涉案《美食协议》时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且协议第四条第4项约定显失公平，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涉案《美食协议》。
美食协会答辩称，美食协会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没有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情形，协议约定的160万元营业额双方按比例分成，双方在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大川公司的反诉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1日至5月3日，东营首届吉祥天宁寺祈福庙会在天宁寺寺前广场举行。大川公司作为庙会策划和执行单位，与新北美食协会于2015年4月9日签订了涉案《美食协议》，新北美食协会作为庙会台湾小吃参展方参展，协议第一条约定，新北美食协会参展展位个数为40个，展位为标准展位33米；协议第二条第5项约定“大川公司提供新北美食协会每个摊位8千瓦电力，电缆拉牵费用及电费由大川公司承担，第7项约定大川公司免费提供洗菜区及水源；协议第三条第4项约定新北美食协会须保证所有食材及食品安全，任何因食品或食品安全产生的问题由新北美食协会负责；协议第四条第1项约定每日结束营业后，双方核对代金券数目并于当天结款支付新北美食协会现金，当日营业额大川公司提成15%；协议第四条第4项约定大川公司承诺于13天展期内，台湾美食40个摊位总营业额若不足人民币1600000元，由大川公司在展会结束最后一天2015年5月3日补足至人民币1600000元。1万张10元美食优惠券，不包含在总数人民币1600000元里面；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合同受大陆法律管辖，如发生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大川公司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协议结尾处小注第2条还约定，大川公司为新北美食协会在庙会附近免费提供房间20个，并视距离会场远近双方协商提供交通工具接送上下班。
庙会活动结束后，因台湾美食项目营业数额与《美食协议》中约定的保底条款160万元营业额差距较大，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新北美食协会提起诉讼。新北美食协会提交营业额明细单据书证证明2015年4月21日至2015年5月3日13天总营业额为207000元。大川公司提交类似的明细记录和台湾美食支出及收入记账单，证明13天总营业额为627305元。新北美食协会、大川公司对13天总营业额产生争议，但对每天营业额的计算都是各自记账然后共同核算按比例分成以及各自的记账明细上均无对方签字确认并无异议。新北美食协会还提交了新北美食协会理事长袁日红与大川公司庙会负责人杜某在2015年5月7日的电话录音，录音证据中袁日红说：“……你看我们这一场总营业额你们会计那边也有嘛，总营业额也就二十万七千多块而已，对不对，这个你也应该知道吧？”杜某回答：“我知道知道。”录音证据内容中还体现了双方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理及影响有不同看法以及希望能协商处理争议。庭审后，一审法院就录音证据对大川公司杜某进行了调查核实，杜某认可录音证据是其与新北美食协会理事长袁日红之间的通话，但特别说明庙会活动于2015年5月3日结束后，其本人作为大川公司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庙会活动具体负责人，当时已经连续工作多日，身心疲惫，加之粗线条性格等原因而随口答应了新北美食协会提到的营业额，实际上其本人并未与大川公司公司财务人员对接各项活动收支情况，所以对新北美食协会录音内容涉及的总营业额并不清楚。
大川公司提交的每日营业额明细记录在记载13天总营业额为627305元的同时，也以手写方式记录了新北美食协会每天出摊的情况，每天计20个摊位左右，结合胜坨宾馆的住宿登记表（台湾人士仅10人），大川公司据此认为13天庙会活动中新北美食协会每天出摊数远未达到合同约定的40个。针对大川公司的抗辩，新北美食协会为证明其依照合同约定提供了40个摊位，补充提交了参展名单（台湾小吃名称及经营者姓名）一份及组织人员的微信截图一份，证明新北美食协会组织了19名台湾人士及27名大陆人士参展。
2015年4月25日15：30分至16：30分，垦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天宁寺庙会台湾美食项目检查中，发现一名摊主安某经营的台湾泡泡茶违规使用了超期食品添加剂，当场作出查封（扣押）决定书，对安某使用的违规食品添加剂予以查封扣押，新北美食协会理事长袁日红之子袁某某作为见证人签字。2015年5月8日，垦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袁某某进行了询问调查，袁某某在接受调查时说明事主安某为辽宁人，是新北美食协会招商组织的摊商。食品安全查处事件发生后，新北美食协会于当日将该情况反映给大川公司代表杜某并委托其处理。新北美食协会于第二天（2015年4月26日）将其摊位清除出场。庭审中，新北美食协会、大川公司对事主安某及其母亲薛某某2015年4月26日起不再出摊无争议。新北美食协会主张，安某被查处后的第二天，由袁某某补充新摊位，安某经营的台湾夜市牛排改为花汁洋葱圈，薛某某经营的另一摊位金牌叉烧也由袁某某经营的台湾泡泡茶补位。但大川公司认为，安某及其母亲离开后，两个摊位就一直空缺，新北美食协会并未补充新摊位。
2015年7月6日，经东营市东营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大川公司名称由东营市大川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东营市大川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新北美食协会为台湾地区社团组织，本案显属涉台商事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台湾地区法律为案件所应适用的实体法的，人民法院予以适用。”据此，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应当适用的实体法，该实体法既包括大陆法律，也包括台湾地区的法律，还包括其他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本案在第一次庭审时，结合双方在涉案合同第六条的约定，经本院依法释明，新北美食协会、大川公司一致同意选择大陆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实体法，因此，本案适用的准据法为大陆法律。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新北美食协会的诉请，大川公司主要从两个角度提出了抗辩，一方面提出涉案合同符合撤销情形以消除新北美食协会权利主张的权利妨碍抗辩；另一方面提出新北美食协会有提供摊位不足及引发食品安全事件的违约行为，大川公司在履约中则无任何过错，新北美食协会的违约行为导致实际营业额与预期有极大差距的权利消除或权利减损抗辩，并进而提出撤销涉案合同的反诉主张。根据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点主要包括涉案合同总营业额的确定、新北美食协会是否依约提供了40个摊位、食品安全影响大小的事实争点以及涉案合同是否符合撤销条件的法律争议点，该院具体分析论证如下：
一、关于涉案合同总营业额的确定。新北美食协会主张，台湾美食项目13天营业额为207000元，双方每天单独计算营业额后经共同核算将现金按比例分成。大川公司则主张，13天营业额为627305元。双方对各自记账的说法一致，对各自的营业额记录上没有对方签字确认也无异议。
该院认为，在总营业额的确定上，双方各自提出了数额主张，且营业额记录均为各自单方制作，双方营业额的书证证明力相同，关键看是否还有其它证据补证或佐证营业额书证以增强营业额书证的证明力。新北美食协会提交电话录音证据以证明新北美食协会方袁日红与大川公司方杜某通话时，袁日红曾提到207000元的营业额，杜某回答：“我知道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之规定，视听资料并不具有完全的证据效力，只有在本身没有矛盾而又能通过其他证据进行佐证的视听资料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庭审后，法院对录音证据调查中杜某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且通话内容清晰明确，通话内容中有多处涉及本案双方争议焦点，结合新北美食协会营业额书证等其他证据，新北美食协会录音证据能够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有效证据。录音证据能够证明在2015年5月3日庙会活动结束后，新北美食协会理事长袁日红于5月7日在胜坨宾馆与大川公司庙会活动负责人杜某就营业额问题及其它分歧进行了商谈。虽然，大川公司在庭审中及杜某在调查笔录中均否认新北美食协会主张的207000元营业额，但案件事实表明，是杜某签订了涉案《美食协议》并负责庙会活动的具体运行，大川公司提交的证据垦利县市场监督局的调查询问笔录也表明在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后，新北美食协会委托杜某负责处理。新北美食协会理事长袁日红在录音中称杜某为活动的执行长，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杜某是大川公司组织庙会活动的具体负责人。新北美食协会负责人袁日红与大川公司负责人杜某在庙会活动结束后就双方的分歧和争议在电话中进行沟通和协商，也符合常理。录音证据内容显示，杜某在电话中曾说：“现在主要这个事情也不是，真的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说的，我该做的，我全说了全做了，……今天这个状况是谁也不想发生的。”之后对袁日红提到207000元营业额回答“我知道知道。”本院认为，虽然，杜某对未否认新北美食协会主张的207000元做了解释和说明，如当时是在连续工作身心疲惫、未与公司财务人员核对的情况下随口答应的，但是，结合录音证据中上述起始部分的内容以及庙会最后一日大川公司补足营业额的合同约定，双方在录音谈话前已经就总营业额产生了巨大争议，录音内容还显示双方因为营业额问题，在录音谈话前曾到垦利县信访局协商处理。因此，在双方就营业额数额及补足问题发生较大争议的情况下，当新北美食协会袁日红在录音中谈到“总营业额也就二十万七千多块而已，对不对，这个你也应该知道吧？”杜某并未作出否定而是予以承认。根据经验及常理，杜某所称的身心俱疲和未进行财务核对的解释和说明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本院对大川公司否定新北美食协会营业额的主张不予支持。基于对录音证据的采信，新北美食协会在营业额数额的证明上有了书证和视听资料两种证据形式，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其证明力已经明显大于大川公司证据的证明力，因此，本院认定涉案合同总营业额为新北美食协会主张的207000元，而非大川公司主张的627305元。
二、关于新北美食协会提供的摊位数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大川公司主张，根据垦利胜坨宾馆住宿登记情况，新北美食协会方台湾地区人士只来了10人，庭审时说明加上新北美食协会理事长袁日红及其儿子袁某某，不过12人，在13天庙会活动期间只提供了20多个摊位，新北美食协会没有达到40个摊位数的合同要求，严重影响了营业额。针对大川公司的抗辩，新北美食协会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提交证据四及证据五以证明其在整个活动期间依约提供了40个摊位，并说明40个摊主大部分为台湾地区人士，另有部分摊主是大陆人士，部分摊位还临时雇用了本地人员帮助经营。另外，在食品安全事件后，涉事的大陆摊主安某及其母亲薛某某分别经营的两个摊位退出后由新北美食协会理事长袁日红之子袁某某补位继续经营，保证了40个摊位数。
该院认为，首先，大川公司关于摊位数的证据从证据形式到证明力均有明显瑕疵。大川公司提交的每日营业额记录上记录了新北美食协会每日出摊数，形式为手写记录，如“出摊20个”。相对于新北美食协会补充提交的出摊人姓名及营业的美食名称证明，虽都是各自单方制作，但在证明力上明显弱于新北美食协会证据，且大川公司营业额证据也因新北美食协会录音证据等优势证据而未被本院采信。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对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在形式上要求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否则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的证明材料不具有证据效力。大川公司提交的住宿登记表及登记书面说明均为案外人胜坨宾馆提供的书证，存在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瑕疵。其次，根据台湾美食项目实际运营情况，大川公司以台湾人士住宿登记人员数来确定摊位数并不准确，且新北美食协会关于袁日红、袁某某及安某在大川公司证据住宿登记表中未见体现的反驳主张也能说明大川公司提供的住宿登记情况并不完整和准确。第三，整个庙会活动期间为13天，并非一两天结束，如果新北美食协会提供的摊位数如大川公司所说只有合同约定的40个摊位的一半左右，则实际每日营业额与预期每日营业额必然会有较大差距，直接决定了最终将很难完成营业额保底条款160万元任务，双方自然在纠纷刚发生时甚至在庙会期间会就摊位数产生争议，但新北美食协会录音证据内容显示，大川公司只在食品安全的影响大小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双方对营业额问题产生极大争议的背景下，大川公司在商谈中未对新北美食协会提供的摊位数不足提出不同意见，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结合对双方证据的比较和分析，大川公司关于新北美食协会提供的摊位数不足合同约定的40个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食品安全事件对台湾美食项目总营业额的影响。新北美食协会认为，使用过期食品添加剂的摊主是大陆人士安某，而且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新北美食协会第二天就将涉事摊主清理出场，且新北美食协会委托大川公司处理此事并得到大川公司的认可，因此，新北美食协会的快速处理没有对美食项目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大川公司则认为，从大川公司美食娱乐分析图等证据可以看出，新北美食协会的食品安全问题对营业额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查处事件通过参展游客和微信等网络媒体被快速传播。在2015年4月25日发生食品安全事件之后，营业额呈明显大幅下降趋势，食品安全事件对消费者心理造成极大的影响，使得通过美食项目实现营业额160万元基本不可能。
一审法院认为，从食品安全事件的事实看，首先，事件的起因是新北美食协会一名摊主在台湾泡泡茶饮料中使用过期的果冻粉和布丁粉固体饮料食品添加剂引起，但这种行为并未也不足以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其次，垦利县市场监督局的调查询问笔录表明，该事件发生在2015年4月25日下午3：30分至4：30分期间，在较短时间段内处理完毕，新北美食协会已经尽可能将事件的不利影响降低。第三，大川公司就食品安全事件的抗辩，在主观上有明显夸大事件影响力的成分和目的。因此，将实际营业额与160万元保底营业额相差较大的责任完全或主要归咎于新北美食协会的食品安全问题，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法律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大川公司关于食品安全事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导致严重后果的主张不能成立，但不容否认，新北美食协会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对台湾美食项目营业额会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协议第三条第4项约定新北美食协会须保证所有食材及食品安全，任何因食品或食品安全产生的问题由新北美食协会负责。依据该约定，新北美食协会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存在违约行为，这种违约行为同时也是违法行为。其次，涉事摊主无论是台湾地区人士还是大陆人士，都是在新北美食协会新北美食协会的组织下参加的庙会，新北美食协会在对参会摊主的组织和选择上明显存在过失和管理不到位的情况。第三，新北美食协会虽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及大川公司，使得食品安全事件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处理，将事件影响尽可能降低，但事件发生在2015年4月25日（该日为星期六），参加庙会的游客人数比工作日会有较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最后，大陆及台湾地区都曾因多起食品安全违法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特别是大陆民众在现实环境中对食品违法行为处理的关注度和对食品安全的敏感度较以往有了明显提高。大川公司在新北美食协会提交的录音证据中也主张，食品违法事件发生后，经现场游客，特别是通过微信等网络媒体方式的传播，对后期营业额有很大影响。因此，法院认为，虽然不能将营业额目标失利完全归咎于新北美食协会引发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但该违法和违约行为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营业额任务产生不利影响。
四、关于合同的成立和效力。新北美食协会认为，涉案合同由双方自愿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中关于160万元营业额的保底条款是大川公司在预测商业风险的基础上，基于对庙会活动盈利能力的乐观判断，完全出于自愿签订的，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大川公司应依约补足营业额并按约定分成比例向新北美食协会支付款项。大川公司则从抗辩和反诉角度都提出了涉案合同应予撤销的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法律规定主要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之中。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法律行为”章中将乘人之危列作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显失公平则是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原因，之后《合同法》将乘人之危改为合同可撤销的原因。《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据此，大川公司提出了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两项撤销合同理由。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显失公平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客观上订立的合同造成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不平衡，二是主观上一方当事人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另一方当事人的草率、无经验等订立了合同。
大川公司撤销合同的主张能否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大川公司关于显失公平的撤销理由，无论从抗辩还是反诉来看，都只是大川公司的陈述，并没有其它证据予以支持和佐证。在第一次庭审大川公司提出撤销涉案合同的抗辩和第二次庭审提出反诉主张时，法院在听取其陈述后，都要求其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大川公司始终未提交有效证据来支持其撤销涉案合同的主张，其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交的反诉证据也明显牵强，因与其反诉请求没有关联性而不被采信，因此，大川公司的抗辩及反诉请求撤销涉案合同的理由均缺乏证据支持。
其次，大川公司陈述中称东营天宁寺庙会是首届庙会，也是大川公司第一次举办这种活动，美食协会利用了大川公司缺乏经验的劣势。法院认为，虽然本届庙会是东营首届庙会，但大川公司作为专业从事广告宣传及活动策划的媒体公司，从其成立时间（2001年8月14日）及公司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等等）看，大川公司组织、策划、运行本次庙会活动，并不是如同一个毫无经验的新公司或新人进入完全陌生的领域。相反，对大川公司这种媒体宣传推广类公司来讲，举办涉案大型活动正是在其熟悉和擅长的专业领域内从事的普通而正常的商业行为。大川公司作为庙会活动的组织、运营方，在多方面无论与新北美食协会有关还是无关的投入和支出，依据涉案合同性质、庙会活动性质及常理，大川公司的投入和付出也是必然和必须的。
第三，无论新北美食协会主张的207000元营业额，还是大川公司主张的627305元营业额，初看与合同约定的160万元营业额目标都相差极大，让大川公司补足营业额看似极不公平，看似不会有公司在正常情况下签订涉案合同中的保底条款。但分解来看，40个摊位，每个摊位营业额只要在13天内达到4万元即可实现160万元营业收入。有13天较长的展览活动期间作保证和经广告宣传游客会大量涌入的乐观判断，再叠加“五一”小长假的消费效应，大川公司自愿签订涉案合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第四，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如果不对等，这种不对等是否违反公平原则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大川公司作为庙会的策划、组织和运营方，在涉案合同中负担的合同义务及其它付出，如广告宣传投入及支出等，考虑合同性质，也是其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合同义务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即使大川公司认为自身付出的义务多于新北美食协会美食协会，但没有事实表明这种多付出以及大川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感觉的不公平和不对等超出了法律允许的限度。
另外，根据《民通意见》第七十条规定，乘人之危是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乘人之危强调乘危行为人主观上“因势利用”的不法性，但如前所述，大川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新北美食协会有这样的不法性行为。同时，没有事实显示美食协会利用所谓的压力谋取了对大川公司的巨大合同利益。大川公司陈述的与新北美食协会之前合作方的突然爽约、前期大量广告宣传投入及来自其它方面的压力，都是多数公司在商业竞争环境中需要经常面对和克服的商业压力，这样的商业压力还不足以说明其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所处位置的危难性和被迫性以及不公平性。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大川公司在涉案合同上的被动是因其对庙会活动盈利情况过于乐观、盲目的估计和不科学、不严谨的商业预判造成的，也是其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基于此，该院认为，大川公司认为涉案合同应予撤销的抗辩及反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涉案《美食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全面履行。
此外，大川公司在答辩及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陈述认为，新北美食协会在没有较多付出的情况下因营业额保底条款而获得更高的收益，违背等价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该院认为，首先，法律规则（规定）是刚性的，在社会生活中应得到严格的贯彻和执行以发挥其调整、引导、修补受损社会关系的作用。而法律原则是柔性的，通常情况下，在没有法律规定和法律规定不足以发挥其功能时才有介入的空间，这也是法官按照法律规定、法律原则、习惯法顺序进行法律适用所应遵循的基本精神。双方签订的《美食协议》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实质就是法律引导下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有拘束力，新北美食协会、大川公司应严格遵守，不能轻易以法律原则否定其间的约定。其次，以法律原则对法律规则进行调整有严格的适用条件，通常应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和存在较为特殊的情形，本案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三、涉案合同并不符合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的条件，如前所述，涉案合同合法有效，是新北美食协会、大川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大川公司没有以公平原则等法律原则否定涉案合同效力的前提。等价公平原则要求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具有同等价值，但现代商业社会人们普遍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下的价值标准，即只要一方合同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另一方提供的给付与自己提供的给付具有相对等的价值，即可认定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具有等价关系。也就是说，即使当事人之间的给付非常悬殊，只要其是源自当事人的自主意思，法律并无干预的必要，除非这种利益失衡是因合同无效或合同可撤销中的有关情形引起。第四，商事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当事人在享有合同权利的同时，更意味着为自身设定了合同责任和义务，如果违约，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大川公司拒绝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营业额补足款的违约行为表明大川公司对合同责任和合同义务的漠视。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新北美食协会、大川公司签订的涉案《美食协议》真实、有效，协议中关于营业额的保底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大川公司关于撤销涉案合同以消灭新北美食协会合同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在新北美食协会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大川公司应承担补足营业额的合同义务和签订涉案合同时本应预见的商业风险。法院对大川公司主张的因新北美食协会提供摊位数不足和食品安全违约行为大川公司不应履行营业额保底条款的主张不予支持，但新北美食协会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存在过错，其对未能实现160万元保底营业额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由大川公司补足营业额的保底条款虽为双方合同约定，在实际营业额与目标营业额存在巨大差距及新北美食协会未发生食材、配料等成本消耗的情况下完全由大川公司补足营业额，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川公司也有失公允。综合上述两方面因素，对新北美食协会因营业额未达到保底目标造成的损失，新北美食协会承担30%的责任。据此，大川公司应当向新北美食协会支付（1600000-207000）元×85%×70%=828835元。
另外，新北美食协会还主张，大川公司拒绝履行《美食协议》向新北美食协会支付营业额补足款系违约行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大川公司应向其支付庙会活动结束后自2015年5月4日起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一年贷款年利率6%上浮30%计算的利息损失。法院认为，关于新北美食协会主张因大川公司逾期付款遭受的利息损失，虽然涉案《美食协议》对此未作规定，但《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涉案合同约定，大川公司应在庙会活动结束日，即2015年5月3日补足营业额。据此，根据新北美食协会损失情况及大川公司违约未支付欠款过错程度，新北美食协会以基准利率上浮30%罚息标准请求大川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及以2015年5月4日为利息起算点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判决：
一、大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新北美食协会支付欠款828835元及该欠款自2015年5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上浮30%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大川公司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655元，由新北美食协会负担5655元，大川公司10000元。反诉费1000元由大川公司负担。
大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总营业额是207000元证据明显不足，该认定不能成立。新北美食协会提供的摊位数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证明实际摊位数的举证责任在新北美食协会，在新北美食协会未能证明提供40个摊位时，补足160万元营业款的条件不成就。新北美食协会提供的摊主使用过期食品，在活动现场被查处，社会影响极大也对营业额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北美食协会在不付出劳动，不支付成本的情况下，由大川公司补足营业额不公平。新北美食协会一审提交的营业额明细表统计其营业额为394754元，与其主张的销售了207000元明显矛盾。二审中补充提交两份微信记录，证明新北美食协会提供的台湾风味美食品质差，对销售额产生重大影响。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作出改判，本案诉讼费由新北美食协会负担。
新北美食协会答辩称，新北美食协会已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证明新北美食协会瑕疵履行的举证责任在大川公司，新北美食协会理事袁日红和大川公司经理杜某的录音已经完全证实销售额人民币207000元的事实，上诉人再次讲被上诉人数额不确定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真实有效。一审法院依照公平原则就涉案合同履行中营业额未达到160万元的事实进行了划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大川公司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垦利县圣托镇胜利酒店书证一份。大川公司主张，一审已经提交了该证据，但是没有负责人签名，现在该证据加盖了该酒店的印章，并有酒店的负责人宁某某和具体经办人宫某某的签字。证明新北美食协会一方到天宁寺庙会现场服务的10个人居住在该酒店。还有两台方的人士袁士婕和袁日红是用大川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证开的房间。所以该书证不显示袁士婕和袁日红的住宿情况。证明新北美食协会总共来了12个人无法提供40个摊位的台湾风味餐饮服务。
新北美食协会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原则上新北美食协会不予质证。但为查清案件事实质证如下：该证据仅能证明新北美食协会一部分住宿人员，证据中没有袁日红和袁士婕。该证据恰恰证明了新北美食协会的人员在其他酒店居住的事实。该证据不能证明大川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该证据形式上符合单位出证的要求，新北美食协会也未要求经办人及负责人出庭接受质询，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案双方争议的为实际出摊数量，与登记住宿人员没有必然联系，更何况，大川公司只提供了庙会所在地某一酒店住宿登记记录，未能排除出摊人员在他处住宿的可能，因此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证据2，互联网微信记录2份。证明网友对天宁寺庙会现场台湾美食服务的风味和品质评价差。新北美食协会无法完成预定的销售额。
新北美食协会质证认为，证据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大川公司未能指明该证据的出处，提供的仅为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从其证明内容看，参加庙会人员数量庞大，在缺少统计分析基础数据的情况下，大川公司仅以两人的评价主张美食风味和品质极差没有代表性，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定。
另查明，在开庭审理期间，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当庭对于新北美食协会一审审理期间提交的每日营业额记录进行当庭核实统计，经计算，自2015年4月21日起至2015年5月3日止，新北美食协会提交的每日营业额累计为人民币395639元，新北美食协会当庭提出该表统计中有错误，但存在何种错误未能指明。法庭审理结束后，新北美食协会又提出，其在一审提供的每日营业额统计表存在错误，要求替换原提交的每日营业额统计表。因新北美食协会是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提出原统计表有误并要求替换证据，本院认为其提出请求的时间已经超出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特别是新北美食协会提出替换统计表的时间是在法庭审理结束后，上述证据已不能通过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当事人互相质证。因此对于新北美食协会提供的要求更换的证据，本院未组织双方质证，对其要求替换的证据也不予以认定。
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系新北美食协会与大川公司在履行合同中产生的纠纷，因新北美食协会为台湾地区社团组织，本案属涉台商事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根据涉案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并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后，在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决定适用大陆法律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实体法是正确的，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辩意见，本院争议焦点问题为，大川公司应否承担支付补足营业款的责任，补足数额是多少。
2015年4月9日，新北美食协会与大川公司签订《美食协议》，协议第四条第4项约定，大川公司承诺于13天展期内，台湾美食40个摊位总营业额若不足人民币1600000元，由大川公司在展会结束最后一天2015年5月3日补足至人民币1600000元。1万张10元美食券不包含在总数之内。该条约定为大川公司承担补足营业款责任的条件条款。本案系新北美食协会以自己为守约方，大川公司为违约方提出的合同违约之诉，大川公司以新北美食协会违约未提供40个摊位从而补足总营业款的条件不成就为由提出抗辩，大川公司为摊位不足不符合约定的主张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大川公司有责任就其主张提供证据。按照《美食协议》的约定新北美食协会提供40个台湾美食摊位，而不是40个台湾人经营的摊位，大川公司在本案审理中以垦利县圣托镇胜利酒店书证证明在该处住宿的台湾经营人数不足推定新北美食协会提供摊位不足，该证明事项与证明目的不具有必然联系，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以认定。在本案的审理中，新北美食协会和大川公司均认可，总营业额未达到约定的人民币1600000元，由于大川公司也未能证明新北美食协会提供的摊位不符合约定的40个摊位的要求，因此，大川公司承担补足总营业款的条件成就，大川公司应当按照《美食协议》的约定，承担补足总营业款的责任。另根据《美食协议》的约定，新北美食协会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合同义务，在活动期间，发生了食品安全事件，虽然该事件已经得到处理，但已经造成一定影响，对此，新北美食协会应当承担与此相适应的违约责任，由于缺乏评估数据，该事件对美食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无法量化，一审法院裁量减低总营业款30%的数额，即调整合同总营业款为人民币1120000元是适当的。因此，大川公司负有补足至人民币1120000元总营业额的责任。
按照《美食协议》的约定及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的共同陈述，大川公司负责庙会活动期间经营款项的收取，每日按收取款项与新北美食协会进行结算，大川公司作为款项的收取人和保管人，其有义务证明每日经手且与新北美食协会的结算款项，由于新北美食协会与大川公司均认可未达到协议约定的总营业额，也未达到一审法院调整后的总营业额，因此统计活动期间的总营业额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本案当事人双方名义上争执总营业额收入是多少，实质是争议按照约定比例可以分得的营业收入。根据前述认定理由，新北美食协会应当分得营业收入人民币952000元（1600000×70%×85%）。按照双方当庭的陈述，庙会活动的收入由大川公司收取、保管、分配以及交付，大川公司有义务证明分配数额和交接数额，由于双方在交付营业款时未履行签字手续，双方也未提供其他交接款项的证明，大川公司在本案中未能证明实际交付数额。在大川公司未能证明实际分配款额的情况下，应以新北美食协会的自认为准，新北美食协会作为权利人，其自认数额只能减低义务人大川公司的义务，不会增加其义务。新北美食协会在一审提交的每日营业额统计表虽然记载总营业额为人民币395639元，但该表中记载的实拿数额却远远低于以人民币395639元为基数以合同比例分得的数额，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刨除新北美食协会已经实收款项数额，大川公司尚欠人民币828839元未支付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大川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判决结果应当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55元由东营市大川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宫恩全
审 判 员 赵 童
代理审判员 王 磊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