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11民初1751号原告：王维东，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系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麻胜青，系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洋，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超，男，系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锋，男，系该公司职员。原告王维东与被告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维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超、周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维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垫车辆保险费用135,343.87元。事实与理由：被告向富邦财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投保车辆保险，原告系富邦财险公司负责投保业务的经理。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期间，被告将其所有及原法人、原法人妻子名下的多台车辆向富邦财险公司办理续保业务。因双方系多年业务往来关系，原告作为负责被告保险业务的经理，由其代被告先行垫付了保险费用，并开具发票及打印保险单，后由被告另行支付给原告保险费用。2014年10月12日、2015年7月20日经双方两次对账确认，被告尚欠原告代垫保险费用共计135,343.87元。原告对上述欠款多次向被告索要，但被告一直拖欠至今。故诉至法院，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被告公司在2015年1月14日已经将公司转让，由原法人乔世军转让给了周锋，在公司转让时乔世军并未提出公司在此前有此笔欠款，因此原告请求由现公司来承担此笔债务毫无事实依据。第二，从原告提供的起诉状中可以看出，原告系公司原投保经理，原告与保险公司的一系列财务行为均是公司授权的财务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并不能证明被告公司与原告存在真实的债务关系。第三，原告提到2014年10月12日经过对账确认，原公司欠原告一系列的债务距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即便真实存在债务关系，被告公司也认为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0月12日，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周景敏、乔政伟（音）两次与原告对账，形成《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欠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王维东）车险保费及车船使用税明细》4张。2015年7月20日，原告与周景敏、乔政伟（音）经重新核对账目，发现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1月12日共四张明细内遗漏部分车辆投保费用未做统计，重新进行了对账，形成对账单，确定王维东为被告垫付车辆保险费用共计135,343.87元。被告在庭审过程中提交2015年1月5日《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原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5日进行公司营业执照法人变更，公司股权变更，公司地址变更。原有的公司财务账簿，凭证，报表，及相关财务资料由于保管不当，丢失损毁，导致无法交接财务账簿，凭证，报表。本次交接：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公章，法人章，财务印章。”同时提交2015年1月6日《声明书》一份，声明人为乔世军，内容为“本人乔世军（原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于2015年1月6日将原持有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共20万元转让给周锋，并免去公司法人职务。本人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2015年1月6日之前以个人名义签署的债务不属于公司行为，不移交该公司及现法人，由本人承担。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将由本人承担。”但上述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另查，被告公司在2015年1月14日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由乔世军变更为周锋，现变更为刘洋。周景敏现仍在被告公司担任监事一职，乔政伟（音）在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后已离开被告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如下几点：1、原告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及与乔政伟（音）、周景敏的对账单可知，大多是由原告个人账户向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账户汇款，且与原告提供的对账单能够相互对应，在2015年7月20日的对账单也明确载明“王维东为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车辆保险费用共计135,343.87元”，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的条件，原告主体适格，被告的原告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的辩解，因无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予采纳。2、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涉及三次对账，分别是2014年10月12日、2014年11月10日、2015年7月20日，原告与周景敏、乔政伟（音）2015年7月20日对账系“发现原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1月12日共四张明细内遗漏部分车辆投保费用未做统计”及存在重复计算项目的问题，而重新进行对账，确定了垫付保险费用的总额，原告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3、被告是否应承担向原告支付垫付车辆保险费用的义务。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公司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仅是公司内部的变更，公司主体未发生变化，并不影响公司对外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仍然要对公司股东变更前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前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公司以接受转让时对案涉债务并不知晓作为不承担案涉债务的理由于法无据。其次，案涉债务有过三次对账，前两次发生在被告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前，周景敏与乔政伟（音）均系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周景敏与乔政伟（音）和原告的对账行为应视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公司承担。2015年7月20日的对账发生于被告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后，被告公司以对账时乔政伟（音）不再公司工作以及周景敏无相应授权为由拒绝承担支付义务，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公司就垫付车辆保险费用事宜一直与周景敏及乔政伟（音）进行沟通，而周景敏一直在被告公司工作并且担任监事一职，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有理由相信周景敏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告公司承担。被告的原告存在恶意扩大或虚填债权债务的行为的辩解，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最后，被告辩称，案涉对账单中有原告为登记于乔世军、马艳涛、周景敏个人名下的车辆垫付的车辆保险费用，非为公司车辆垫付保险费用，故不同意承担该部分债务。本院认为，案涉对账单标题均为“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欠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王维东）车辆保费及车辆使用税明细”，在2015年7月20日的对账单中也明确载明“王维东为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车辆保险费用共计：135,343.87元”，而上述费用中包含了原告为登记于乔世军、马艳涛、周景敏名下车辆垫付的相关费用，可见被告公司认可上述费用系公司债务，被告公司应对上述费用承担给付义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维东代垫车辆保险费用人民币135,343.8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06元，减半收取1,503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被告大连大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判员  赵丽艳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书记员  戚 鑫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