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融安行初字第7号
原告融安县潭头乡西岸村帽岭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莫运朋，组长。
委托代理人莫承峰，广西广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陈宏，县长。
委托代理人韦其均，融安县林业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谢福志，融安县林业局干部。
第三人融安县潭头乡潭头村龙官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陈日进，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建强，广西桔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金全，农民。
第三人融安县潭头乡潭头村大畔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陈联强，组长。
原告融安县潭头乡西岸村帽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帽岭村民小组）不服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第14号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于2015年2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帽岭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莫运朋及其委托代理人莫承峰，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其均、谢福志，第三人融安县潭头乡潭头村龙官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官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陈日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建强、陈金全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融安县潭头乡潭头村大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畔村民小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第14号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原告帽岭村民小组和第三人龙官村民小组、大畔村民小组的争议地“螃蝻窝”又名“烂泥窝”（地名）四至界线为：东面由B点C点再到D点止；西南面由D点起，沿山脊往西上至422.9米高程处（A点）；北面由422.9米高程（A点）起，沿山脊往东下至B点（东面起点）止；总面积58亩。争议地内附着物：争议地下面平坦部份的泥土为高速公路堆放，上面陡坡部分为自然生长的杂灌林地。经查：龙官村民小组提供的“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中龙官村民小组管辖的221亩范围包含了现争议地，大畔村民小组管辖的1001亩山场在现争议地的南面，不包含现争议地。大畔村民小组的《封山育林协议书》也不包含现争议地。大畔村民小组在申请书中提到有1983年《山界林权证》，但没提供有该凭证。经进一步调查潭头乡、潭头村，均没有该凭证的存根及材料存档。帽岭村民小组称，在解放初期已将现争议地划给帽岭村作牧场，但没有相应的证据相证实。帽岭村民小组提供的1951年《融县第四区人民政府批示》只证明当时潭头村曾经阻塞过三才村（1951年帽岭、当口、西岸统称为三才村）牛路的通行，并没有注明1951年潭头村阻塞三才村牛路通行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明确现争议地权属的归属。另查明：帽岭村民小组属西岸村，西岸村1988年的“封山育林图”中，帽岭村民小组管理范围是“屋背坳底”一处，面积1188亩，在现争议地的北面（争议地的北面界线与1989年潭头与西岸两村《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核定的界线吻合，争议地核定在潭头村管辖范围）不包含现争议地。帽岭村民小组的《封山育林协议书》也不包含现争议地。经现场查实：现争议地上面陡坡部份是自然生长的杂灌林地，下面平坦部份是高速公路堆土场，堆土场东面地边约有0.5亩荒田是大畔村民小组的无争议。争议地东南面小坡是大畔村民小组的老茶林地，不在现争议范围内。争议地东北面小坡原是老茶林地，现为杉木幼林地，属龙官村民小组村民所种植，不在现争议范围内。县人民政府认为：现争议地从解放以来均没有确定过权属，属荒山荒岭，附近村屯群众均到过那里放牧。潭头村龙官村民小组提供的1989年《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和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均属真实有效证据，予以采信。潭头村大畔村民小组的《封山育林协议书》也不包含现争议地，不能作为争议地权属确定的依据。大畔村民小组仅以曾经在争议地内放牧和争议地周边有老茶林地、水田及争议地为本村的后背山为由，主张争议地全部权属，县人民政府不予支持。西岸村帽岭村民小组没提供任何拥有争议地的权属凭证，以1951年《融县第四区人民政府批示》和曾经在争议地内放牧为由，主张争议地权属，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西岸村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及帽岭村民小组《封山育林协议书》均不包含现争议地，不能作为争议地权属确定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调处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二）、（三）项之规定，经集体讨论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地58亩中的C点至D点中间扣出0.5亩（原大畔村民小组的荒田）无争议。其余57.5亩林地权属确定为潭头村龙官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根据本处理决定制作的确权图与本处理决定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被告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如下：1、龙官村民小组、大畔村民小组分别提供的《土地权属确认申请书》及帽岭村民小组提供的《答辩书》；2、龙官村民小组、大畔村民小组、帽岭村民小组分别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及代表身份证复印件；3、龙官村民小组提供的《封山育林资料》；4、龙官村民小组提供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5、帽岭村民小组提供的《融县第四区人民政府批示》；6、争议地螃蝻窝（烂泥窝）的林地纠纷示意图以及现场勘笔录；7、调解笔录；8、分别对陈丙宽、陈奇珍、伍蒋廉的调查笔录；9、帽岭村民小组的封山育林资料；10、举证质证会议；11、送达回执；12、集体讨论记录表。
原告帽岭村民小组诉称：融安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第14号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错误。主要理由如下：一、被告认为争议地是“自然生长的杂灌林地”与事实不符，争议地内现依然残留有原告帽村民种植的马尾松（湿地松）。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屯村民小组将“磅蝻窝”的土地分配给莫承瑜、莫承可、莫承义、莫英范、莫承球、莫运亮等农户承包。当时，在潭头乡政府协助下，在我帽岭屯西边岭屯规划搞2000亩造林绿化带。当时乡党委书记亲临我屯指导，林业站长张延忠负责绘图，林业乡长闭盛美负责指导炼山挖坑。九十年代初，我屯西边岭包括“磅蝻窝”一带全部种上了马尾松。当时乡政府提供给的马尾松树种只有我屯种植，其他相邻村屯都没有种植，我们种植在“磅蝻窝”山地内的马尾松虽然被盗砍盗伐，所剩不多，但是现在仍然保留有少量马尾松以及被砍伐后的马尾松树兜，与我屯西边岭两千亩林地内的马尾松是相同的。被告在柳政复字（2015）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辩称：“经勘查，争议地仅陡坡处有杂灌林及冲槽高速路的堆土，并无申请人所称的湿地松，勘查结果经申请人代表签字认可并按指印”。这与事实不符，当时，原告的负责人莫运朋也在场，莫运朋在阅读“现场勘查笔录”时，明确提出争议地内有原告村民种植的马尾松。但是，被告勘查人员并没有补正勘查笔录内容，而是说这无关紧要，没有影响。这是被告有意忽略原告村民在争议地上经营管理种植的事实，由此而作出了错误的土地确权决定。原告认为，我屯村民种植马尾松这是原告对争议地经营管理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从争议地周边种植的树种情况看，相邻村屯只有原告村民种植有马尾松，而且该树种型笔直，与本地的松树明显不同，这就足以说明争议地内是由原告村民种树和经营管理的。被告在《处理决定书》中认为争议地自解放以来没有确定过权属，属荒山荒岭，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争议地距离第三人大畔村民小组并不远，争议地南面也与大畔村民小组的林地相接，如果争议地是大畔村民小组的，那么，从常理上，他们早就应该经营种植了。正因为争议地权属明确是原告所有，大畔村民小组才没有侵犯。二、原告提供的1951年《融县第四区人民政府批示》，能够佐证原告到争议地有牛路通行。从争议地的现场地形状况看，争议地北面是原告的林地，原告村屯往争议地方向历史以来就有牛路相通。1951年原告与潭头村村民的牛路通行纠纷，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争议地的权属，但是，能够佐证原告对争议地有放牧、经营管理的事实。三、龙官村民小组的“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是单方作出的，未经相邻单位核定，因此，该图中争议地范围应属无效；而且龙官村民小组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争议地上种植和经营管理。一方面，龙官村民小组的“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是根据其自行申报的林地填报的，龙官村民小组本身就存在申报不实。乡林业站对封山育林是技术指导的作用，而并非对林地界线（封山育林界线）的核定。另一方面，龙官村民小组在所谓的封山育林后，并没有证据证明对争议地实施了经营管理。原告村民在1990年前后对争议地进行了划分和承包，并根据乡政府林业站的计划指导，种植了马尾松。如果龙官村民小组认为争议地是他们的，为什么二十多年以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主张？退一万步说，如果龙官村民小组认为其“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有效，但是，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凡连续使用已满20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原告村民自上世纪90年代初种植马尾松至今，实际经营管理已经超过24年，因此，也应该确认原告所有。四、1989年潭头与西岸两村《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虽然是两村之间核定，但是，由于没有组织土地权属的当事人即帽岭、龙官、大畔等等三个村民小组现场核定，因此，该《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存在瑕疵，发生争议的部分应重新予以核定。原告认为，土地权属界线核定应当组织相关当事人勘察核定，1989年潭头与西岸两村《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并没有组织相关当事人对土地权属界线现场核定，因此，难免存在错漏，本案争议正是因此而产生。综上所述，本案中，被告在《处理决定书》也确认争议地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三分四定”到80年代均没有确权。这表明，两个第三人均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争议地为其所有。而原告有近几十年以来的实际经营管理和组织争议林地的事实。因此，被告将争议林地确认给第三人龙官村民小组是错误的，特此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第14号《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帽岭村民小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融安县潭头乡西岸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2、柳政复字（2015）20号复议决定书和邮政快递单；3、《融县第四区人民政府批示》；4、现场照片。
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融政处字（2014）14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原告认为被告认定争议地是“自然生长的杂灌林地”与事实不符，争议地内现依存留有原告上世纪八十年代种植的马尾松。这一认为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原乡林业站勾图时，原告单方讲争议地内种有湿地松。后经县调处人员组织三方当事人代表到现场勘查，均认为没有八十年代种的湿地松，只有陡坡处有杂灌林及冲槽高速路的堆土，两次勘查现场三方当事人均有原告代表签字认可，并盖有手模印。2.原告称1951年的《融县第四区人民政府批示》能够佐证原告到现争议地有牛路通行。事实上，原告提供的1951年《融县第四区人民政府批示》的内容是：“查潭头村故意阻塞三才村牛路乙案，希以依原状况予通行，勿得阻塞为要，此批。”按此内容只能证明当时潭头村曾经三才村（1951年帽岭、当口、江岸统称为三才村）的牛路位置和通行，并没有证明1951年潭头村阻塞三才村牛路通行的具体地点，同时也没有明确现争议地的权属归属。因而1951年的《融县第四区人民政府批示》不能够佐证原告到现争议地有牛路通行。3.原告称龙官村民小组的《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是单方作出的，未经相邻单位核定，该图属无效，而且龙官村民小组没有证据证明在争议地内种植和经营管理，原告所称与事实不符。1988年潭头乡统一规划封山育林区域，各村屯管辖各村屯所属范围。潭头村西边山由上边村、下边村、潭头屯、大畔屯、龙官屯管理，都没有重叠；西岸村西边山紧排大畔屯到帽岭屯、上佳山、下佳山，也没有重叠。其中有帽岭屯与上佳山屯交界处有一片当时有纠纷的已经划出来。另外，下佳山屯插花在上佳山屯范围内的一小块山都已划分出来。由此证明，当年各村屯划定的《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是真实有效的。4.原告认为1989年潭头乡潭头村与西岸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没有组织土地权属的当事人帽岭、龙官、大畔三个村民小组到现场核定，存在瑕疵，发生争议部分应重新核定，这一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当时核定界线时是由县、乡、村三级核定的，属法定界线，用它作为确权依据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不存在任何的瑕疵。二、《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得当。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相关的证据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调处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二）、（三）项之规定，经集体讨论作出的《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得当。三、《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关于“螃蝻窝”（地名）林地权属纠纷是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纠纷，属于被告调处的职能范围。第三人龙官村民小组与帽岭村民小组向被告提出确权申请。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立案后，经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被告经集体讨论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14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得当，程序合法。请求融安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龙官村民小组述称：争议地“螃蝻窝”历来是龙官村民小组集体牧场，从1950年起，此地一直归龙官村民小组使用及管理，1951年至1995年“螃蝻窝”一直作为龙官村民小组的牧场，且年年维修此牛路。1988年龙官村民小组对“螃蝻窝”实行封山育林，有潭头乡林业站封山区划图为证。此外，在1989年土地权属核界时“螃蝻窝”也核定在潭头村行政范围内，有《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为证。依据“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中龙官村民小组管辖的221亩范围包含了现争议地，大畔村民小组管辖的1001亩山场在现争议地的南面，不包含现争议地。大畔村民小组的《封山育林协议书》也不包含现争议地。帽岭村民小组属西岸村，西岸村1988年的“封山育林图”中，原告管理范围是“屋背坳底”一处，面积1188亩，在现争议地的北面，原告的《封山育林协议书》不包含现争议地。原告提供的1951年《融县第四区人民政府批示》只能证明当时潭头村曾经三才村的牛路位置和通行，并没有证明1951年潭头村阻塞三才村牛路通行的具体地点，同时也没有明确现争议地的权属归属。1989年《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核定界线时是由县、乡、村三级核定的，属法定界线，本案中用它作为确权依据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综上所述，融安县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第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适当、程序合法，原告所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无理诉求。
第三人龙官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诉讼代表人身份证明书；2、融安县潭头乡潭头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
第三人大畔村民小组述称：我村民小组屋背山往北自土改后一直跟帽岭屯的山岭地界交界，争议地“螃蝻窝”历史以来是大畔村民小组的牧场地，里面还有我屯社员的茶山地，老辈人种过芋头等作物。争议地“螃蝻窝”属大畔村民小组所有，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第14号《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不清，处理不公，恳请人民法院公正处理。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以下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1、《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2、争议地螃蝻窝（烂泥窝）的林地纠纷示意图以及现场勘笔录；3、调解笔录。
经审理查明：原告帽岭村民小组与第三人龙官村民小组、大畔村民小组为“螃蝻窝”（地名）林地权属发生纠纷，争议地“螃蝻窝”又名“烂泥窝”，四至界线与融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第14号《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一致，总面积58亩。争议地内附着物：争议地下面平坦部份的泥土为高速公路堆放，上面陡坡部分为自然生长的杂灌林地。被告在调处过程中查实：龙官村民小组提供的“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中龙官村民小组管辖的221亩范围包含了现争议地，龙官村民小组提供的1989年潭头与西岸两村《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争议地核定在潭头村管辖范围。大畔村民小组管辖的1001亩山场在现争议地的南面，不包含现争议地。大畔村民小组的《封山育林协议书》不包含现争议地。帽岭村民小组称解放初期已将现争议地划给帽岭村作牧场，但没有相应的证据相证实。帽岭村民小组提供的1951年《融县第四区人民政府批示》，没有注明1951年潭头村阻塞三才村牛路通行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明确现争议地权属的归属。被告另查实，帽岭村民小组属西岸村，西岸村1988年的“封山育林图”中，帽岭村民小组管理范围是“屋背坳底”一处，面积1188亩，在现争议地的北面，不包含现争议地，帽岭村民小组的《封山育林协议书》也不包含现争议地。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组织双方调解未果，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融政处字（2014）第14号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柳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2月2日作出柳政复字（2015）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融安县人民政府作出融政处字（2014）第14号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对原告帽岭村民小组与第三人龙官村民小组、大畔村民小组之间的林地权属争议进行立案调处并作出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赋予其法定职权。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在调处过程中，由于争议各方均未能提供从解放后至今拥有争议地的有效权属凭证，为此，被告依据龙官村民小组提供的1988年“封山育林区划图”和1989年融安县潭头乡潭头村与西岸村《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作为争议地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作出融政处字（2014）第14号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请求撤销被诉处理决定，证据不足，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融安县潭头乡西岸村民委员会帽岭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融安县潭头乡西岸村民委员会帽岭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覃亿东
审 判 员 林随干
人民陪审员 黄小妹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书 记 员 李紫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