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子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子长民初字第00223号
原告延安银海百货有限公司，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大桥西侧。
法定代表人陈银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妮，延安“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代理立案、调查取证、参加诉讼、代收法律文书。
被告子长县中意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子长县中山街。
法定代表人郭彦宁（又名郭建斌），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申边疆，陕西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出庭，领取法律文书。
委托代理人张龙龙，陕西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出庭，领取法律文书。
被告行玉山，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欣荣，陕西静远新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出庭，领取相关法律文书。
委托代理人梁倩，陕西静远新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出庭，领取相关法律文书。
原告延安银海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海公司）诉被告子长县中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意公司）、被告行玉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银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妮，被告中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彦宁及其委托代理人申边疆、张龙龙，被告行玉山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欣荣、梁倩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银海公司诉称：2011年9月29日至2012年6月7日，被告中意公司曾向原告银海公司购进新飞、美菱冰箱，金额共计301757元，银海公司向中意公司出具了增值税发票。后经银海公司催要，中意公司迟迟不支付货款，银海公司于2015年1月6日与中意公司对账，中意公司确认在银海公司购进301757元的电器，也拿到了银海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但称其已将货款付给银海公司，却不能出具汇款单。故银海公司诉请判令：1、中意公司支付银海公司货款301757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中意公司承担。
被告中意公司辩称：（一）中意公司与银海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在本案中，作为原告的银海公司，从未向中意公司出卖过任何种类的货物，银海公司诉状中所述的新飞冰箱全部是中意公司从新飞冰箱延安代理商行玉山处所购，且货款也于购货之时向行玉山结清，并不存在拖欠货款事实。至于银海公司向法庭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经中意公司向行玉山了解，是行玉山从银海公司处代开，至于银海公司与行玉山之间是否有合作关系，中意公司并不知情。（二）银海公司向法庭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中意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中意公司拖欠货款。首先，银海公司只提供了对账通知单及发票，并未提供银海公司向新飞公司进货凭证及银海公司向中意公司发货的凭证。既然没有向中意公司发货的凭证，也就证明了银海公司并未履行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转让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中意公司也就没有向银海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由此也证实了中意公司与银海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银海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对账（催款）通知书》附联中第三项内容明确载明，中意公司货款已付，且付款方式是“按照代理商（魏铁龙、张小云）要求先款后货打的款。”此份证据中所述的代理商就是行玉山，而魏铁龙当时是行玉山聘用的业务员，张小云为行玉山聘用的财务人员。这份证据充分证实了中意公司与行玉山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至于行玉山与银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中意公司无关。综上所述，中意公司与银海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中意公司没有向银海公司付款的法定义务，请求法庭依法驳回银海公司的诉讼请求。另，银海公司在诉状中诉称其向中意公司提供了新飞和美菱两种冰箱，金额共计301757元，但是银海公司的证据中只显示了新飞冰箱，没有美菱冰箱，所以银海公司跟中意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银海公司和行玉山之间是什么关系中意公司不得而知，银海公司告错了对象，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不能成立的。
被告行玉山辩称：（一）原告银海公司与被告中意公司之间不存在本案货款的买卖合同关系。（1）自2010年起行玉山即与中意公司建立了新飞冰箱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先款后货”，账务往来明晰，该买卖合同关系与银海公司无关，不存在欠付银海公司货款的问题。只是在此期间，银海公司曾为行玉山向中意公司开具过30175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原告银海公司诉称，2011年9月29日至2012年6月7日，被告中意公司曾向原告银海公司购进新飞、美菱冰箱。但根据银海公司自己提供的证据显示，最早一笔交易日期为2011年9月22日，货物名称为新飞冰箱，与其诉称明显不符，该矛盾之处也证明银海公司与该买卖合同关系无关。（3）银海公司诉称其于2015年1月6日与中意公司对账，中意公司确认在银海公司购进301757元的电器。更与事实不符，截至2015年1月6日之前，银海公司从未向中意公司主张过该笔货款，只是在2015年1月6日向中意公司出具了其一方拟制的带有欺诈性质的所谓《对账（催款）通知书》，即便如此，该通知书内容也不能证明银海公司与中意公司之间发生过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告银海公司的行为属于恶意诉讼，依法应予严惩。根据（2002）高检研发第18号《关于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应法律问题的答复》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民事裁判欲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行玉山恳求法院对原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伪造证据的行为予以罚款、拘留等。另，即便银海公司与中意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银海公司的主张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银海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原告银海公司系国家认可的合法企业。
2、《对账（催款）通知书》一份。欲证明银海公司与中意公司重新确认了2011年9月至2012年6月间的债务关系，双方共同确认买卖商品金额为301757元，从而可以证实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成立，且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3、陕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四张及银海公司的出库单五张。欲证明原告银海公司已经尽到纳税义务，而且已经将货物交给被告中意公司，中意公司应该向银海公司支付货款；原告的诉权受法律保护。
4、谈话笔录一份。欲证明原告银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2015年3月13日与被告中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彦宁谈话时，郭彦宁认可欠银海公司货款301757元，银海公司与中意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被告中意公司对原告银海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对此份证据的收集人和证据来源有异议。中意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彦宁称：当时原告代理人等两人称其系银海公司财务人员，拿出四张增值税发票问他是否用过，他说用过，但增值税发票是行玉山给的，此二人说他们只是走个流程，如果拿了增值税发票就在《对账（催款）通知书》上签名、按印。其次，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账（催款）通知书》中显示，中意公司曾在银海公司进过新飞、美菱冰箱共计301757元，但事实上，从银海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并没有美菱冰箱的进货记录，因此印证了《对账（催款）通知书》中记载的内容是虚假的。该《对账（催款）通知书》附件中的“有关情况说明”证实了中意公司与行玉山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中意公司已经将货款向行玉山付清。所以并不存在中意公司向银海公司支付货款的法定义务。中意公司已经将货款付给行玉山，且行玉山对付款和买卖事实均予认可，中意公司只能付一次货款，不可能付两次货款。否则，立法上关于公平原则无法体现，而且对中意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是一种侵害。对证据3中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增值税发票为纳税凭证，并非供货凭证，不能证明银海公司已经将增值税发票中所列明的货物实际交付中意公司，也不能证明银海公司与中意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对出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出库单中没有中意公司签字确认，也就是说不能证明中意公司实际收到银海公司出库的货物；其次，2011年9月22日出具的三张出库单与2011年10月20日出具的出库单是从同一个票本中记载的，不符合家电贸易日常出货的相关常识。银海公司只出具了出库单而没有出具相关的进货凭证及发货凭证，不能证明银海公司与中意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买卖合同只有增值税发票不能确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银海公司没有出具由中意公司签收的货物签收凭证，所以银海公司明显证据不足，银海公司没有完成其相应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证据4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此份证据的收集不合法。根据司法部相关管理规定，基层法律工作者在收集证据时需向被收集人出具介绍信、当事人的委托书和法律工作者职业证，但是此份谈话笔录中并未体现谈话人向被谈话人出具过收集证据的合法手续，因此，此份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其次，此份谈话中被谈话人并未谈到欠银海公司货款的事实；最后，谈话笔录中落款没有谈话人的签字，不符合与证人谈话的行文要求。这份谈话笔录证明货物是魏铁龙提供的，不是银海公司提供的。银海公司的证据证明不了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被告行玉山对原告银海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对账（催款）通知书》与被告行玉山无关，其所谓的诉讼时效中断问题，对行玉山不发生任何效力；根据附件的“有关情况说明”的内容，不能够证明银海公司与中意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更不是对欠款诉讼时效的确认。对证据3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增值税发票所涉货款是发生在被告行玉山与中意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银海公司无关，银海公司只是代为开票。对五张出库单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出库单是银海公司根据增值税发票后期伪造制作而成，均为银海公司单方制作，其中：（1）2011年10月20日的出库单中冰箱型号有“BCD-213MGX”，实际根本不存在此种型号的冰箱；（2）2012年6月3日的出库单中所写冰箱单价为2012年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电冰箱）项目招标结果中的中标价，该中标价为国家规定的最高零售价，国家要给补贴13%，零售商销售的价格要比中标价至少低13%，然后向国家领取13%的补贴。按照银海公司出具的出库单的价格，中意公司按该进价销售冰箱还要倒贴13%的补贴款，说明银海公司的出库单是伪造的。被告行玉山可提供该招标文件供法庭核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经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出卖人应该提供证明其交付标的物的证据，而不是本案的单方出具的出库单及催款通知书等。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与被告行玉山无关，依据法律的规定及该谈话内容，也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发生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该谈话内容中所述事实也与案件事实不符。
被告中意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1年至2012年度中意公司与行玉山买卖合同交易明细与打款凭证。该交易明细是根据中意公司与行玉山互发的电子邮件下载的，欲证明中意公司多次从行玉山处购买新飞冰箱，并向行玉山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支付货款3425584元的事实，其中就包括原告银海公司请求的301757元，由此证实中意公司与行玉山之间存在稳定的买卖合同关系，中意公司已经将货款向行玉山付清。并不存在向原告银海公司支付货款的法定义务。
2、情况说明一份。系2015年5月25日行玉山向中意公司出具，欲证明行玉山与中意公司有稳定的买卖关系，银海公司所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实际是由行玉山在银海公司代开，银海公司与中意公司之间并没有关于新飞冰箱买卖的业务往来，也不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中意公司没有向银海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
原告银海公司对被告中意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存款单只能体现行玉山的账户存款的金额，并不能证明是由中意公司向其账户上存款；其次，即便是中意公司向行玉山账户打款，也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其支付的就是银海公司与中意公司之间的货款。对提货明细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提货明细证明中意公司与银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之外还与行玉山有买卖合同关系，其向行玉山支付货款是其与行玉山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行玉山是新飞厂家的业务员来协助银海公司开展业务，其将银海公司的货物卖于中意公司后没有及时向银海公司追回货款而且其还与中意公司私自进行买卖，原告银海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这份情况说明只能说明中意公司与行玉山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明银海公司与中意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被告行玉山对被告中意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均无异议。
被告行玉山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2011年至2012年度中意公司与行玉山买卖合同交易明细与打款凭证和邮箱往来截屏。欲证明中意公司多次从行玉山处购买新飞冰箱，并向行玉山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支付货款3425584元的事实，其中就包括原告请求的301757元，由此证实中意公司与行玉山之间存在稳定的买卖合同关系，中意公司已经将货款向行玉山付清。
原告银海公司对被告行玉山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质证意见同前。行玉山提供的截屏只是行玉山与中意公司之间的往来，并不能证明中意公司与原告银海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被告中意公司对被告行玉山提供的证据经质证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银海公司提供证据的认证：证据1，二被告均无异议，认定为有效证据。证据2，被告中意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二被告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被告对出库单均提出异议，该出库单系原告银海公司单方自行制作，没有被告中意公司的签章或签字认可，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故不予采信。证据4，二被告对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但被告中意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彦宁承认其曾在该谈话笔录上签名、按印，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被告中意公司提供证据的认证：证据1，与行玉山提供的证据一致，其中提货明细中关于收货人、发货地点、产品型号、数量、产品分类、中标价、折扣、开票价、提货奖励、批发价、运费等内容具体、明确，与原告银海公司提供的发货单的内容相比，该交易明细更符合家电买卖的通常内容，更符合常理，可信度更高，且该交易明细的金额能够与打款凭证相对应，互相印证，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对其中能与证据1相印证的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中没有相应证据佐证的内容不予采信。
本院对被告行玉山提供证据的认证：该组证据与被告中意公司证据1相一致，故对其真实性亦予确认。
根据本案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相一致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被告行玉山原系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的业务员，负责新飞电器在延安地区的销售，2010年辞职后仍然从事推销新飞电器的个人业务。2009年国家实施家电下乡补贴政策，被告行玉山从2010年开始向被告中意公司供应新飞冰箱，双方口头约定“先款后货”，即中意公司根据产品型号及价格先向行玉山汇款，然后行玉山让其雇佣的业务员向中意公司发货。中意公司向顾客销售冰箱后需开具发票用于享受国家补贴，因此要求行玉山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行玉山个人无法为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行玉山又与银海公司有合作关系，行玉山便将以银海公司的名义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中意公司。2015年1月6日，原告银海公司派出人员持该公司于2011年9月29日至2012年6月7日向中意公司开具的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复印件（金额共计301757元），找到中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彦宁，问其是否拿到这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郭彦宁称拿到了，后银海公司人员拿出其打印的填空式格式性《对账（催款）通知书》，让郭彦宁签名、按印，在该通知书中“相关情况说明”一栏中，郭彦宁称增值税发票上的货款其已经支付，是按照代理商（魏铁龙、张小云）要求，“先款后货”打的款。2015年3月13日，原告银海公司指派马妮等二人再次找到郭彦宁，二人制作了谈话笔录，让郭彦宁签名、按印。郭彦宁在该谈话笔录中称其是通过业务员魏铁龙提的货，并把货款打给了魏铁龙指定的账户。被告行玉山称魏铁龙原系新飞公司业务员，帮助其发货、催款，2011年6月从新飞公司离职后受雇于行玉山替其跑业务；张小云从2010年至2014年7月系行玉山雇佣的会计。而原告银海公司称魏铁龙、行玉山系其公司业务员。2015年4月22日，原告银海公司将被告中意公司诉至本院，要求其支付货款301757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在审理中，被告中意公司申请追加行玉山为被告。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及庭审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银海公司与被告中意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中意公司是否欠原告银海公司货款301757元。
被告中意公司称其与原告银海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往来，其与被告行玉山之间系新飞冰箱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口头约定“先款后货”，故其每次在提货之前就已经将货款汇至行玉山账户，不存在拖欠货款。被告行玉山的主张与中意公司一致。原告银海公司主张其与被告中意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但未提供书面合同，也不能说明关于新飞冰箱买卖事宜的口头约定双方是如何协商达成一致的。原告银海公司为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提供了其开具的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被告均称该发票是行玉山让银海公司代开后交给中意公司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故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原告银海公司向被告中意公司交付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金额相对应的冰箱。于是原告银海公司在开具增值税发票3年以后，持这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向中意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彦宁调取证据，形成了《对账（催款）通知书》和谈话笔录，但被告中意公司对这两份证据形成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提出了异议。首先，在这两份证据中原告银海公司自称或询问被告中意公司在增值税发票所载时间范围内向其进过新飞、美菱冰箱，而原告银海公司制作的与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对应的五张出库单中却只记载了新飞冰箱，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其次，原告银海公司制作的出库单并未经被告中意公司任何人盖章或签字确认，中意公司也不认可；因此，原告银海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交付价值301757元的新飞冰箱给被告中意公司的义务。综上，原告银海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中意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被告中意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彦宁在《对账（催款）通知书》和谈话笔录中均反复强调其已经将新飞冰箱的货款全部付清，并在庭审中提供了其向行玉山汇款的银行凭证以及其与行玉山关于新飞冰箱的交易明细，被告行玉山也承认其以“先款后货”的方式收到了中意公司的货款。原告银海公司在庭审中称魏铁龙、张小云系其公司业务员。而在银海公司提供的《对账（催款）通知书》中，明确记载郭彦宁称其按照代理商（魏铁龙、张小云）要求，“先款后货”打的款；在谈话笔录中郭彦宁称其通过魏铁龙提货并把货款打给了魏铁龙指定的账户；既然魏铁龙是原告银海公司的业务员，货款也已经打给了魏铁龙指定的账户，原告仍然起诉中意公司索要货款，岂非自相矛盾，按原告所述，原告应向魏铁龙索要货款。因此，原告银海公司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被告中意公司欠其货款301757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延安银海百货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30元，由原告延安银海百货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卫鹏
代理审判员 徐坤森
人民陪审员 霍海燕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高瑶瑶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
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