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10行初133号
原告临海市腾飞造纸厂，住所地临海市白水洋镇状元地村。
投资人罗荷凤，女，194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原告临海市江南造纸厂，住所地临海市城关望江门外。
法定代表人赵英明，总经理。
原告临海市新华万泰粗纸厂，住所地临海市白水洋镇白水洋村。
经营者罗学飞，男，196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原告临海市科宏纸业日用品厂，住所地临海市桃渚镇老厂基村。
投资人李先聪，男，196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原告临海市张家渡镇益民卫生纸厂，住所地临海市括苍镇钱徐村。
负责人胡战强，男，195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上述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麻法全，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临海市东方大道99号。
法定代表人梅式苗，市长。
应诉负责人罗秀锋，副市长。
委托代理人杨金国，临海市环保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项建华，浙江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临海市腾飞造纸厂、临海市江南造纸厂、临海市新华万泰粗纸厂、临海市科宏纸业日用品厂、临海市张家渡镇益民卫生纸厂因认为被告临海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于2017年7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6日立案后，于2017年7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临海市腾飞造纸厂的投资人罗荷凤、临海市江南造纸厂的法定代表人赵英明、临海市新华万泰粗纸厂的业主罗学飞、临海市张家渡镇益民卫生纸厂的负责人胡战强及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麻法全、被告临海市人民政府的应诉负责人罗秀锋及委托代理人项建华、杨金国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临海市腾飞造纸厂、临海市江南造纸厂、临海市新华万泰粗纸厂、临海市科宏纸业日用品厂、临海市张家渡镇益民卫生纸厂于2017年3月11日向被告临海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被告履行认定台州市洋河纸业有限公司缴付款是否属于产能交易款的职责。被告临海市人民政府在原告起诉之前未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临海腾飞造纸厂、临海江南造纸厂、临海新华万泰粗纸厂、临海科宏纸业日用品厂、临海张家渡镇益民卫生纸厂诉称：五原告系临海废纸造纸企业，自临海从2013年6月开展废纸造纸行业整治提升以来，原告积极配合临海市人民政府设立的临海环境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整治办）开展各项工作。并在2014年领取了部分产能交易款，但是台州市洋河纸业有限公司缴付的交易资金105万元一直没有分配。原告曾于2015年12月起诉要求临海市人民政府支付剩余产能交易款，该案二审法院认定“有关机关对此问题（台州市洋河纸业有限公司已缴付至临海市人民政府处的105万元是否属于产能交易款）作出新的认定前，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现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该105万元中部分产能交易资金的条件不成就，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同时，省高院在（2016）浙行终字914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本案所涉废纸造纸企业产能交易行为系由被上诉人临海市人民政府主导进行的政府管理行为”。因此，原告在2017年3月11日向临海市人民政府递交申请报告，请求认定台州市洋河纸业有限公司缴付款是否属于产能交易款，但临海市人民政府在收到申请报告后3个月以来一直没有履行法定职责。故原告现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临海市人民政府履行认定台州市洋河纸业有限公司缴付款是否属于产能交易款的职责。
五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身份情况。二、临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的意见及临海废纸造纸产能出让公告：拟证明被告责任依据。三、关于要求临海市人民政府履行认定台州市洋河纸业有限公司缴付款是否属于产能交易款职责的申请报告及邮寄单、送达凭证：拟证明原告申请被告履行职责的事实。
被告临海市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没有认定涉案缴付款性质的法定职责。政府的法定职责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应由其履行的职责，但法律、法规并未赋予被告认定缴付款是否属于产能交易款的职责。如果原告认为对缴付款性质的认定是被告的法定职责，则需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现原告在未能提供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其理由不能成立。二、涉案缴付款是基于平等民事主体的市场交易行为产生，因民事行为产生的购买产能一方的支付义务，被告无权认定该款项的性质。被告对此次交易只起到指导和协助作用，被告无权对涉案缴付款的性质予以认定。三、即便不是被告的法定职责，被告还是对原告的申请报告交由主管部门临海环境保护局作出答复，已告知向原告暂缓支付该产能交易款的具体原因。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临海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临海环保局对原告的答复：拟证明已对原告的申请事项进行回复。二、快递面单及签收单：拟证明原告已经签收了回复。
经审理查明，五原告系临海废纸造纸企业。2013年9月，临海环境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整治办）印发了《临海废纸造纸企业产能交易方案》，将年产能3万吨及以下的废纸造纸企业纳入产能交易对象，重组后保留不超过3家的废纸造纸企业。2013年10月14日，整治办出台临环整办[2013]31号《关于我市废纸造纸企业产能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确定台州市洋河纸业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符合建设规划和国土部门条件，可参与产能购买。2013年12月份，洋河纸业等3家废纸造纸企业签订了产能交易确认书，废纸造纸企业产能交易资金总额为505万元。后因台州市洋河纸业有限对交易存有异议，被告除了对洋河纸业缴付的105万元产能交易款予以冻结外，对其余400万元产能交易款根据核定产能按比例分配给各原告相应款项。2015年6月25日，案外人临海东亚纸业有限公司以整治办作出的临环整办[2013]31号《关于我市废纸造纸企业产能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剥夺了其参与公平竞争的权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述[2013]31号通知。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浙行终字第471号行政判决，撤销了上述[2013]31号通知。2016年1月25日，五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按比例分配洋河纸业有限公司缴付的105万元产能交易款。本院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2016）浙10行初21号行政判决，认为由于整治办作出的上述[2013]31号通知已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行终字第471号行政判决撤销，洋河纸业有限公司缴付的105万元是否属于产能交易款还有待确定，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分配该105万元法定职责的条件不成就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2月15日作出（2016）浙行终914号行政判决，认为在有关机关对此问题作出新的认定前，原审不予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3月11日，五原告向被告提交了申请报告，要求被告临海市人民政府履行认定台州市洋河纸业有限公司105万元缴付款是否属于产能交易款的法定职责。被告在收到五原告申请报告后，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五原告遂于2017年7月6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以上事实，有临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的意见、临海废纸产能出让公告、申请报告、邮寄单及送达凭证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废纸造纸企业产能交易行为是在被告临海市人民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管理行为，这已为生效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终914号行政判决所确认。被告辩称涉案缴付款的支付等问题是基于平等民事主体的市场交易行为所产生而与其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认定台州市洋河纸业有限公司缴付款105万元是否属于产能交易款的法定职责，其是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终914号行政判决中认定“……故在有关机关对此问题作出新的认定前，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现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该105万元中部分产能交易资金的条件不成就，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为依据而提起，但根据该生效判决，原告要求分配洋河纸业有限公司缴付款105万元的前提，应当是有关机关在临环整办[2013]31号《关于我市废纸造纸企业产能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被撤销后，对依据该通知而已经进行的产能交易需要作出后续的处理、认定或采取补救措施等，而并非是就涉案的105万元款项是否属于产能交易款进行直接的认定。故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请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临海市腾飞造纸厂、临海市江南造纸厂、临海市新华万泰粗纸厂、临海市科宏纸业日用品厂、临海市张家渡镇益民卫生纸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五原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郭晓明
审判员 徐后利
审判员 谢继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