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06民初2985号原告：刘恩茹，女，193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水务局退休干部，住天津市红桥区。原告：李惠滨，男，196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水务局在职干部，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恩茹（母子关系），基本情况同前。原告：李兵，男，197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昭（夫妻关系），197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被告：天津市人民医院，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号。法定代表人：朱思伟，职务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该单位医务处副处长。原告刘恩茹、李惠滨、李兵与被告天津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恩茹、李惠滨、李兵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昭，被告天津市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恩茹、李惠滨、李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582184元；2.精神损害赔偿145740元；3.丧葬赔偿36390元；4.被告代理人在法院打年迈人，要求给原告刘恩茹精神损害赔偿20000元；5.事故发生后�方约定说清死亡情况会，相关人员未到场给原告造成精神损害与误工费，要求被告赔偿25200元；6.死亡原因不明要求被告承担原告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32456.44元；7.鉴定费用3500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放弃第四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死者李景安因走快路右下肢疼痛，于2014年3月3日自己徒步走入被告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前夕，因被告医院的医生渎职不负责、给患者吃错药、值班大夫不在岗误抢救等情况，造成李景安死亡，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对此医疗行为承担所有过错与赔偿责任。被告天津市人民医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诉讼请求第四项不属于本案受案范围。其他几项因涉及医患双方责任程度分担认定，目前没有医方明确的责任承担的鉴定结论，根据专家意见证明医方对李景安的诊疗过程中诊断正确，具备介入治疗指征，术后治疗符合诊疗常规，患者于2014年3月24日发生猝死，抢救过程符合诊疗规范，关于猝死的原因，无论是何种原因，医方的诊疗过程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主张的事实与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被告不同意对原告进行任何赔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患者李景安于1941年9月19日出生，系原告刘恩茹之夫，原告李惠滨、李兵之父。患者李景安因右下肢疼痛分别于2014年2月26日、3月3日到被告处就诊，并于3月3日收住院，住院诊断为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3月12日，被告为李景安行左肱动脉切开微导管置入及右股动脉切开右下肢动脉成型术，术后恢复良好。2014年3月24日00：45，李景安突然出现大汗、憋喘，00：50突发意识丧失、心跳骤停，呼吸骤停，经抢救无效于01：40死亡。事发当天下午，在原告的要求下，被告将李景安病历封存。原告共花费医疗费32456.44元。诉讼中，本院依原告申请，委托天津市医学会对被告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有无因果关系及过错责任程度进行鉴定。鉴定专家组于2016年1月22日出具分析意见为：“1、患者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诊断明确，具备介入治疗指征，术后治疗符合诊疗常规。2、患者于2014年3月24日凌晨出现大汗、喘憋，随即意识丧失、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猝死。3、证据材料显示抢救过程符合诊疗规范。4、因未行解剖病理检验，依据目前提供的病历资料，无法确认其猝死原因。5、医方与患方沟通欠充分。6、根据目前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患者死亡符合猝死，其猝死原因无法明确，故专家组无�对医方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客观评价。”后又于2017年7月20日出具补充意见，内容为：“1、因患者未做尸检，死亡原因不能明确。专家组结合患者病史，临床表现（喘憋、大汗、不能平卧、双肺闻及湿罗音），考虑患者存在急性左心衰，可能为心源性猝死。2、医方在针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有如下欠缺：①未及时做心电图检查以明确诊断；②没有给予扩血管药物治疗；③患者既往有冠心病病史，发作时服用速效救心丸，术前未请心内科会诊对该患者进行评估心脏意外的风险性；④尸检问题欠沟通；⑤围手术期关于心脏病的风险沟通欠充分。3、患者高龄，且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史、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属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患者本次住院术后突发病情变化较快，给予了必要的抢救措施，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支付鉴定费3500元。本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在对患者李景安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与其损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及过错程度成为争议焦点，对此，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委托天津市医学会进行鉴定。根据专家组的意见，被告对患者李景安的术后治疗符合诊疗常规，患者于2014年3月24日凌晨突然出现大汗、喘憋，随即意识丧失、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猝死，因未行解剖病理检验，其猝死原因无法明确，故无法对医方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客观评价。据此本院要求医学会作出补充说明，并对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一步进行说明，后专家出具补充意见认为因患者未做尸检，死亡原因不能明确，但同时也指出被告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欠缺，包括未及时做心电图检查以明确诊断、没有给予扩血管药物治疗、尸检问题欠沟通等，综合考虑医疗行为存在的合理风险性以及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被告对李景安的死亡负30%的责任。对于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应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具体数额本院确认如下：关于死亡赔偿金，按照本市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110元标准计算，应为296880元（37110元*8年）；关于丧葬费，按照本市2016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计31590元（63180元÷12个月×6个月）；原告主张的医药费金额32456.44元，有相关票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患者李景安的突然离世，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50000元；关于鉴定费3500元，有鉴定机�开具的收据，本院予以确认。以上各项损失合计414426.44元，由被告赔偿30%，计124327.93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因被告相关人员未按时参加说清死亡情况会而产生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害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市人民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刘恩茹、李惠滨、李兵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鉴定费共计124327.93元；二、驳回原告刘恩茹、李惠滨、李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31元，由原告刘恩茹、李惠滨、李兵负担3242元，被告天津市人民医院负担138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霞代理审判员 庞 婕人民陪审员 高 明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杨德三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