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红民一初字第1191号
原告宋某甲，男，汉族，遵义县人。
原告宋某乙，男，汉族，遵义县人。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谢金华，遵义县南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任某甲，男，汉族，遵义市人。
被告任某乙，女，汉族，遵义市人。
被告任某丙，男，汉族，遵义市人。
三被告委托代理人廖锦荣，贵州崇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橙，贵州崇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宋某甲、宋某乙与被告任某甲、任某乙、任某丙遗赠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刘沂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某甲、宋某乙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谢金华、被告任某甲、任某乙、任某丙及三被告委托代理人廖锦荣、李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宋某甲、宋某乙诉称，我们和死者宋某丙系族中姐弟关系，平时关系较好。三被告与死者宋某丙系同母异父的兄姐弟关系，平时关系较差。宋某丙生于1945年5月8日，系遵义市某某院职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遵义市第某支部党员。张某某生于1925年12月28日，系遵义市某某局职工，也是民革某支国民党党员，与宋某丙均系再婚夫妻，无儿无女。夫妻俩在遵义市红花岗区某某路某某某巷××号×栋共有住房一套。张某某于1996年9月2日病故后，宋某丙仍然独居在该房内，未再婚。我们经常去探望。宋某丙于2012年1月19日给“民革某支”写了一份遗书，内容是：“民革某支，请在我百年后将我所有财产遗交我家族兄弟宋某甲、宋某乙，他们的地址是遵义某某某某某生产队，电话139××××××××，立具人宋某丙，2012.1.19”。宋某丙于2013年9月28日病故。2013年10月22日民革某支研究决定：“尊重宋某丙的遗愿，将其财产全部移交其家族兄弟宋某甲、宋某乙”。宋某丙病故后，红花岗区居民委员会把遗体送到殡仪馆，将宋某丙住房门锁着。被告知道后，从居委会拿来钥匙，打开门拿走了屋内的全部东西和证件，还把锁换了。后来，被告从殡仪馆把宋某丙的骨灰领走，偷偷安葬了。紧接着，被告从遵义市某某院将宋某丙安葬费1600元、抚恤金18100元，共计19700元领走了，又从银行取走现金2700元。被告的行为违背了宋某丙的遗愿和民革某支的决定。现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死者宋某丙的住房一套归我们所有；2、被告占有死者宋某丙的电器（电视机、洗衣机、饮水机、沐浴桶、冰箱、电磁炉各一台、靠椅一张）和家具（其中一套为我们已占有的疑似红木的家具），抚恤金19700元以及从银行取走的现金2700元由我们所有。
被告任某甲、任某乙、任某丙辩称，我们与宋某丙系同母异父弟姐妹关系，死者宋某丙无子女，按照继承法，我们应该是第二顺序继承人。2013年10月10日，遵义某某院郑院长通过单位职工通知我们，告诉我们宋某丙在家中死亡的整个过程。死者宋某丙死亡时间大概是2013年9月11日左右，尸体高度腐烂，变臭，生蛆，苍蝇满屋乱飞，2013年9月28日，附近居民报警，老城派出所出警才发现，认定属于正常死亡。2013年10月24日，我们重新在殡仪馆设灵堂，某某院去了工会主席，国民党去了几个人，原告方去了20几个人，我们一道去了八里村公墓安葬宋某丙。死者前后各种费用共花去28000多元。经民政局出面，将安葬费和抚恤金结算给我们共计19700元。三份材料即使是宋某丙写的，当时她也是神志不清的。除了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遗书”，死者宋某丙还在当日书写了两份“委托书”，内容分别委托民革某支和李某在她百年之后处理她的财产，这是相互矛盾的，同时，宋某丙在2000年已与其夫张某某买好公墓，而在委托书中却提出用存款卖公墓，也可以说明，她是神志不清的。宋某丙在2012年1月19日所写的三份材料，不是她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们怀疑其真实性。对于该份“遗书”，从形式上看，既不是遗嘱，也不是遗赠。从内容上看，所谓“遗书”上写的“遗交”，用词模糊，也不是遗赠。应当按照继承法的法定继承来处理。二原告将死者家中的一套红木家具偷走（共五件），所以我们换锁，谨防盗贼。
经审理查明，原告宋某甲、宋某乙与死者宋某丙系族中堂姐弟关系，被告任某甲、任某乙、任某丙与死者宋某丙系同母异父兄弟姊妹关系。宋某丙生于1945年4月8日，于2013年9月11日左右死亡，其配偶张某某已过世，宋某丙无子女，独居，2013年9月28日，其被发现死于家中。宋某丙系遵义市社会某某院职工，有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某某路某某某巷××号×栋×-×号住房一套、家具一套，银行存款2700元等财产。该房系张某某于1993年11月25日在遵义地区社会某某院房改中申请购买所得，宋某丙于1997年9月10日补足了全额购房款。2000年7月16日，死者宋某丙自立了与其夫的合葬墓碑。2012年1月19日，宋某丙出具《委托书》，载明：“委托李某，在我百年之后参与处理我的房产及家俱家电、还有银行存款，﹤存款给我买公墓及办理后事﹥。委托人：宋某丙。”同日，宋某丙又出具一份委托，载明：“今天是2012年1月19，由于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担心有一天生病起不了床，为此特将我的百年以后的事情全权委托遵义民革某支处理，包括某某巷住房房产及家具、家电等，还银行存款。特此委托。委托人（宋某丙）宋某丙。”同日，宋某丙还出具一份书面材料，载明：“民革某支：请在我百年之后将我所有财产遗交我家族兄弟宋某甲、宋某乙，他们的地址是遵义某某某某某生产队，电话×××××××××××.立具人：宋某丙。”2013年8月28日，死者宋某丙认一义女，并出具《母女认可书》，载明：“对于我身后的一切财产处理都与我女儿王某某目前无关，以我所立遗嘱为准。”庭审中，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言为：“三份委托均是2012年1月19日所作，当天，死者打电话给我，去了以后死者就拿了一份委托书给我，委托我处理死者死后的财产，我给死者说的是最好是委托给某支，所以又写了一份委托给某支，写完后，我又给死者说，最好是你再给你最亲的人写一份，到时候好安排。财产不知道是委托给二原告处理还是直接给二原告。写的时候死者神智清楚，是其亲笔所写。之前死者曾经说过死后财产要用来做公益。死者去世后，2013年10月几号我才把死者写的三份委托给了二原告。”2013年10月2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遵义第某支部作出决定：“尊重宋某丙的遗愿，将其财产全部遗交其家族兄弟宋某甲、宋某乙。”宋某丙死后一次性抚恤金为18100元，丧葬费1600元。遵义市社会某某院出具了《关于宋某丙同志死亡的情况说明》，证明2013年10月10日联系上了三被告来处理宋某丙的后事，并支付了1400元作为抬遗体及换门锁、消毒的费用。宋某丙死后入公墓支出公墓管理费1200元，殡葬服务费用两笔共计3241元，购买青石墓花费2680元，前述5笔共计8521元。庭审中，三被告提交了一份手写《殡葬费用清单》，该《清单》所载费用共计人民币28221元，列有包含前述5笔费用在内14笔费用。三被告对其中第6笔“拉运石料、买水泥，石粉，水、人工费用等5800元”、第7笔“买火炮、灵房等2000元”、第8笔“购烟3500元”、第11笔“道士费用3500元”等共计14800元费用提供了手写《收条》佐证。死者宋某丙病故后所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为19700元，另外其有2700元存款。该抚恤金及存款共计22400元已由三被告领取。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两份《委托书》、一份书面材料、《母女认可书》、被告提交的《关于宋某丙同志死亡的情况说明》、《殡葬费用清单》、证人证言以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认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死者宋某丙于2012年1月19日同一天作出三份内容不同的对其身后财产处分的书面材料，根据证人李某的陈述，其时间先后顺序为第一份为涉及李某的，第二份为涉及民革某支的，最后为涉及二原告的。结合三份材料的内容，综合连贯来看，第一、二份书面材料，系死者宋某丙委托民革某支及李某作为遗产执行人，参与处分其遗产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的规定，民革某支及李某系宋某丙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第三份书面材料中宋某丙指明民革某支将其所有财产遗交二原告。证人李某的证言佐证了三份书面材料的真实性，且《母女认可书》中有关“对于我身后的一切财产处理都与我女儿王某某目前无关，以我所立遗嘱为准。”的内容亦佐证了死者宋某丙已对其所留遗产进行了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规定，遗赠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对于死者宋某丙所留遗产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处理，二原告可以取得死者宋某丙留下的遗产。庭审中二原告未对遗产中的具体家具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于二原告诉称的死者宋某丙遗留下的电器有电视机、洗衣机、饮水机、沐浴桶、冰箱的意见，不予采纳，死者宋某丙遗留下的电器以现有房屋中所留家具家电为准。双方均认可死者留有一套疑似红木家具在原告处，可以认定该套家具为宋某丙所留遗产。故死者宋某丙所留遗产为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某某路某某某巷××号×栋×-×号住房一套及屋内家具家电、在原告处家具一套，一次性抚恤金19700元、银行存款2700元等财产。对于三被告《殡葬费用清单》中所列支出的殡葬费用，有4张为正式票据及《遵义市社会某某院》出具的《情况说明》，金额共计8521元，原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有4笔共计14800元花费，虽无正式票据，但被告提供了手写《收条》，剩余5笔共计人民币4900元无票据，参照本地殡葬风俗习惯，可以认定其属实。《殡葬费用清单》的总计金额超出了死者宋某丙留下的一次性抚恤金及存款金额（共计22400元），故三被告不负返还一次性抚恤金及存款的义务。三被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死者宋某丙书写三份书面材料时神志不清，且与证人证言相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于三被告辩称的死者宋某丙写三份书面材料时神志不清，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登记在案外人张某某名下的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某某路某某某巷××号×栋×-×号住房一套及屋内家具家电、在原告宋某甲、宋某乙处原属被继承人宋某丙所有的家具一套等财产归原告宋某甲、宋某乙所有；
二、驳回原告宋某甲、宋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任某甲、任某乙、任某丙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刘沂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温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