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10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根潭，男，196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宿州市萧县，现住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银忠，浙江正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亚红，浙江正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镇海龙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工业区（九龙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杨沛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郎振奋，男，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蔡根潭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市镇海龙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泉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0211民初3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根潭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最为直接的证据是《协调证明》，但该证明的内容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当时只有签订了该协议，被上诉人才肯配合上诉人进行职业病鉴定。这份证明是一份生死协议，以鉴定结果来确定劳动关系，显然是在被上诉人的强势下被迫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强迫色彩。该协议明显不能作为劳动合同必须解除的依据。同时，上诉人正处于治疗之中，被上诉人不能解除与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6月14日因上诉人的离职而解除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应予纠正。
龙泉公司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蔡根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撤销2016年3月10日蔡根潭、龙泉公司双方签订的协调证明；2.判令龙泉公司支付蔡根潭2016年3月至9月期间工资不足部分23950元（3850元/月×7个月－3000元）。事实和理由：蔡根潭自2005年至2015年3月在龙泉公司上班，从事脱蜡工作，期间始终感到眼睛不适，蔡根潭提出调换岗位。2015年6月起蔡根潭被安排从事表面处理酸洗工作，此后眼睛受到影响更加严重，2015年11月经医院检查，为双眼玻璃体浑浊。2016年2月15日，蔡根潭要求进行职业病检查诊断，医院通知龙泉公司提供有关资料，龙泉公司故意拖延不予提供，蔡根潭为了治病和让龙泉公司提供职业病鉴定所需的资料，在被迫无奈之下与龙泉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调证明。蔡根潭认为该协调证明是蔡根潭在被胁迫下签订的，应当被撤销。蔡根潭在工作期间，龙泉公司没有对蔡根潭进行有害气体危害健康的检查，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协调证明签订后，龙泉公司就拒绝蔡根潭上班，龙泉公司单方面解除与蔡根潭的劳动合同是违法的，也给蔡根潭造成身体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一款规定，龙泉公司应该参照工伤医疗期待遇支付补偿蔡根潭2016年3月至9月的工资不足部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9月蔡根潭到龙泉公司工作，岗位为脱蜡。双方最近的一份劳动合同是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合同期限至2016年11月30日。2015年3月27日蔡根潭因眼睛不适就医，被诊断为左眼玻璃体浑浊。2015年3至5月蔡根潭未在脱蜡岗位工作。在此期间蔡根潭进行了职业病诊断，2015年5月6日宁波市第一医院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认定蔡根潭的眼睛无职业性化学性眼灼伤。因蔡根潭要求调换工作岗位，2015年6月起龙泉公司把蔡根潭调整到表面处理岗位。蔡根潭因感眼睛不适于2015年11月1日起又开始就医，被诊断为双眼玻璃体浑浊。2016年2月15日蔡根潭再次向宁波市第一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提出职业病鉴定，并提供部分职业病诊断所需的资料。同日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发函给龙泉公司要求其在十日内提供相应资料并缴纳职业病鉴定所需的费用。因龙泉公司未在十日内提交相关资料，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就向镇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函要求其协助开展职业病诊断相关工作。2016年3月7日龙泉公司向职业病诊断办公室提交有关资料并缴纳了职业病诊断所需的费用。2016年3月10日蔡根潭、龙泉公司签订一份协调证明，约定“宁波市镇海龙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员工蔡根潭检测职业病期间（限期为二个月2016年3月至2016年4月），在此期间，公司支付给蔡根潭最低月工资保障（宁波市最低生活标准），并扣除每月社保费支出。如检定结果出来确定为与公司有关，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相应处理，若检测结果与公司无关，本人愿意自动离职，与公司再无任何瓜葛。”2016年3月15日宁波市第一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向龙泉公司发函，要求其陪同蔡根潭前往该院眼科医生处复查，并将所有复查结果交至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后龙泉公司派人陪同蔡根潭进行了复查。2016年5月6日宁波市第一医院对蔡根潭作出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无职业性化学性眼灼伤。蔡根潭不服该诊断结论提请市级职业病鉴定。2016年6月12日宁波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作出职业病鉴定书，其结论仍为：无职业性化学性眼灼伤。蔡根潭于2016年6月14日收到该职业病鉴定书。龙泉公司确认蔡根潭职业病鉴定期间可以不上班。市级职业病鉴定结论出来后蔡根潭未请假，未要求调整工作岗位，也未到龙泉公司上班。龙泉公司支付蔡根潭2016年3月和4月的工资各1500元，龙泉公司自2016年7月起停止为蔡根潭缴纳各项社保，并代缴2016年5月、6月社会保险蔡根潭自负部分各287.80元。宁波市镇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9月19日受理蔡根潭的仲裁申请，其仲裁请求与本案的诉讼请求相同。宁波市镇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仲裁裁决，其内容一是龙泉公司支付蔡根潭2016年3月-9月工资不足部分1652元；二是驳回蔡根潭的其他仲裁请求。蔡根潭因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另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蔡根潭主张2016年3月10日的协调证明是因为龙泉公司不肯提供其职业病诊断所需的资料而被迫签订的。但事实是龙泉公司在2016年3月7日已向宁波市第一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提供了该办公室要求的资料并缴纳了费用，且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怠于提供诊断所需的资料，职业病诊断的程序仍然可以进行，并不会导致蔡根潭的职业病诊断无法进行，故蔡根潭所陈述的被迫理由难以令人信服，现蔡根潭亦无其他证据证明签订协调证明时龙泉公司有其他胁迫之情形，故一审法院对蔡根潭提出的协调证明系被迫签订的主张难以认定。蔡根潭还提出协调证明中约定的是“与公司有关”、“与公司无关”并不是“是职业病”或“不是职业病”，且蔡根潭认为自己的眼病属职业禁忌，仍然属于与公司有关。一方面蔡根潭主张自己构成职业禁忌，但除了蔡根潭自己的陈述之外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难以认定。另一方面协调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内容，要结合全文来理解，协调证明的前半部分是关于蔡根潭做职业病鉴定期间的工资待遇的约定。而后半部分则是对鉴定结果不同情形的约定，因为上文已写明是职业病鉴定，故下文的鉴定结果当然指的是职业病鉴定的结果，而职业病鉴定的结果要么是职业病，要么不是职业病，故协调证明中所约定的“如检定结果出来确定为与公司有关”和“若检测结果与公司无关”，只能理解为诊断鉴定结果是职业病或不是职业病，而无法另作他解。综上，蔡根潭、龙泉公司所签订的协调证明不存在应认定为无效的情形，故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事实上蔡根潭在收到鉴定书之后也未再到龙泉公司去上班，故应认定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6月14日因蔡根潭的离职而解除。根据协调证明的约定，龙泉公司需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蔡根潭职业病鉴定期间的工资，虽然协调证明约定期限为2个月，但因为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14日为蔡根潭做职业病鉴定的合法期间，故龙泉公司在该时间段内均应按约定的标准支付蔡根潭工资。在扣除龙泉公司已支付的工资及代扣的社保费用之后，龙泉公司尚需支付蔡根潭2016年3月至6月14日的工资为2872.40元[1860元/月×3个月＋（14天÷30天）×1860－1500元/月×2个月-287.80元/月×2个月]。蔡根潭主张应按照工伤的有关规定支付其2016年3月至9月的工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故对蔡根潭提出的超过一审法院认定部分的工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宁波市镇海龙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支付蔡根潭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14日的工资2872.4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蔡根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递交新的证据，且对原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方面：一是经上诉人签字的《协调证明》效力如何，应否撤销；二是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点及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补足多少数额的工资。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就涉案《协调证明》的名称及形式而言，该证明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协议书应该具备的格式条件；其次，就涉案《协调证明》的内容而言，该证明不仅体现了上诉人的意愿，同时也涉及了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因此，该证明所记载的内容应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之后达成；最后，从事态发展结果以及双方的诉辩意见来看，虽该证明的落款处仅有上诉人的签名，但被上诉人自始认可该证明并已按该证明所载内容实际履行，故可视为当时双方之间就劳动关系处理问题进行了明确的约定。现上诉人主张《协调证明》系其被迫所签，并非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根据一审已有证据，被上诉人已于2016年3月7日将上诉人进行职业病诊断所需的材料向有关单位递交，而《协调证明》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这无法印证上诉人关于其不签协议，被上诉人就不配合提供诊断所需资料的主张。为此，上诉人认为其亲自所签的《协调证明》无效并应予撤销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争议焦点，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2016年6月12日，宁波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对上诉人作出了职业病鉴定书，其结论与2016年5月6日宁波市第一医院对上诉人作出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结论一致：无职业性化学性眼灼伤。上诉人于2016年6月14日收到该职业病鉴定书之后未向被上诉人请假也未要求调整工作岗位，便不再到被上诉人处工作。结合涉案《协调证明》中“……在此期间，公司支付给蔡根潭最低月工资保障（宁波市最低生活标准），并扣除每月社保费支出。如检定结果出来确定为与公司有关，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相应处理，若检测结果与公司无关，本人愿意自动离职，与公司再无任何瓜葛。”的内容，显然上诉人收到最后一次鉴定结论之后其不再继续上班亦未办理请假手续等行为表示与《协调证明》中“若检测结果与公司无关，本人愿意自动离职”的描述吻合。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14日解除并无不妥。因上诉人自2016年3月开始进行职业病诊断，故其并未在被上诉人处正常工作，但按《协调证明》约定的标准，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向上诉人支付其职业病鉴定期间的工资。虽然《协调证明》约定的支付期间为两个月，但事实上，上诉人最终的职业病诊断结论直至2016年6月14日得出，现被上诉人对于一审判决并未上诉，视为其无异议，故本院对与一审法院核算的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补足的工资数额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蔡根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炜
审 判 员 梅亚琴
代理审判员 刘建军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许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