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5民初553号
原告：李某1，男，1978年8月1日出生，户籍地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薇，天津全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亮平，天津全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某2，女，1972年6月4日出生，户籍地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李某3，女，1996年11月18日出生，学生，户籍地北京市大兴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发，北京轶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被告李某3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亮平、程薇，被告李某2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对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各庄小村街北一条3号院落（以下简称3号院）的拆迁利益进行分割，李某1要求分得十二分之十一的财产份额即3044757.5元；2、请求依法判令北京新机场安置房项目榆垡组团榆103-5-2-1703、榆103-5-1-1601、榆103-5-2-1603室房屋由原告李某1居住使用（该房号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及楼号为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各庄小村街（四队）村民，1988年11月14日，李少亭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了涉案房屋所占的宅基地，并依法取得南各庄乡政府颁发的《准建证》，批准建设正房10间，坐北朝南，构成一个独立整院。1997年，政府部门实行宅基地登记管理，将该整个院落分为1号、3号两个院落，并分别颁发了036号、035号《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2010年，原告在3号院内再行建设部分房屋，形成目前拆迁现状。李少亭及妻子梁振英共育有长子李国立、次子李某1，梁振英于2012年12月10日去世，李国立于2013年1月28日去世。1995年12月15日，长子李国立与李某2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李某3。2006年9月，李国立夫妇在北京市海淀区购买了房屋，截止离婚前，一家三口均居住在海淀区，只是偶尔回涉案房屋看望老人。2008年，李国立与李某2离婚，离婚后，李国立回家与李少亭共同生活居住在1号院房屋内，两被告截止拆迁前未在3号院内生活过一天，整个院落由原告居住使用。2015年5月，3号院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两被告获取了全部的拆迁利益。原告为此提起确认合同无效诉讼，法院判决驳回，但认为3号院拆迁利益的分割属于家庭内部纠纷，应另行解决。李少亭后于2017年2月6日去世，生前立有遗嘱将3号院内全部拆迁利益归李某1所有。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李某2、李某3辩称：法院在此前的诉讼中已经确认3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二被告，3号院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不属于遗产范围。回迁安置房的安置�象为户口在册的房屋所有权人，3号院户口在册人口只有二被告，因此回迁安置房应归二被告所有，不属于遗产范围。3号院内北正房确由李少亭夫妇出资建造，对此事实被告没有异议，但遗产仅限于地上几间房屋的价值，不涉及此院落的宅基地的补偿，且李少亭的妻子梁振英先于其长子李国立去世，作为李国立女儿的李某3享有相应的财产继承权。3号院内此后建造的房屋系由李某2出资、李国立建造，不属于遗产继承范围。另外，李某1提到李少亭所立的遗嘱，遗嘱不能剥夺没有劳动能力和其他生活来源的合法继承人的继承权，此遗嘱侵害了作为学生的李某3的权利，此遗嘱部分无效。同时，李某2在李国立生前替其偿还了部分债务，此偿还部分应在李国立的遗产范围内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二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少亭（于2017年2月6日去世）与梁振英（于2012年12月10日去世）系夫妻，二人共育有两个子女，分别为长子李国立（于2013年1月28日去世）、次子李某1。李少亭家原在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各庄村有两处宅院，即本案的3号院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各庄村小村街北一条1号宅院（以下简称1号院），两处宅院东西相邻，3号院位于1号院的东侧。1号院和3号院整个宅基地系由李少亭申请取得，并依法于1988年11月14日取得房屋准建证。1997年，李少亭分别就1号院、3号院取得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3号院东至李金来、董金明，西至李某1、李少亭，南至孙荣桂，北至村道。该院落内共有北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南房5间，其中北正房及东厢房系李少亭、梁�英夫妇于1989年左右建造，南房及西厢房建于2010年左右。
经查，李国立于1992年左右在北京市朝阳区参加工作，后与李某2于1995年12月15日登记结婚，于1996年11月18日生育一女李某3。婚后二人一起在中关村地区经营生意，主要居住生活于北京市海淀区，后二人于2006年9月贷款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套房屋并在此居住。2008年，李某2以李国立经常酗酒等为由起诉至本院要求与李国立离婚，本院经审理后于2008年12月9日作出（2008）大民初字第94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国立与李某2离婚，李某3由李某2抚养，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处理，李国立承担了大量债务（包括透支的银行信用卡额度）。离婚后，李某3跟随李某2仍在上述位于海淀区的房屋内居住，李国立回到南各庄村与李少亭共同居住生活。2010年9月3日，李国立、李某2、李某3的户口迁入了3号院，户主为�国立，户别为农业家庭户。2013年1月26日，李国立去世。2015年2月17日，3号院户主变更为李某3。李国立去世后，李少亭离开南各庄村随次子李某1居住生活。
另查，2015年7月，北京宣房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3号院进行评估，根据拆迁政策，3号院被分为两个院落进行拆迁，被拆迁人分别为李某3、李某2，北京宣房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亦针对两个院落分别进行了评估，并于2015年7月26日分别出具了两份《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及《估价结果通知单》：李某3户下的确权宅基地面积为339.4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16.98平方米；李某2户下的确权宅基地面积为339.4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16.97平方米。除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房屋及其他地上物补偿价之外，拆迁利益还包括拆迁补助和奖励。3号院最终的拆迁补偿款包含：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为1852751元；房屋重置成新价为311821元（其中北正房的建筑面积为131.76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为106368元；东厢房的建筑面积为12.13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为6333元），面积在0.4亩以内且建筑面积在75%以内房屋装修及其它所有附属物定额补偿价为380000元，面积在0.4亩以内且建筑面积在75%以外部分综合定额补偿为33950元；拆迁补助和奖励（不包含房屋周转费）共计576178元。3号院拆迁时系按确权面积选择定向安置房指标，总的安置房指标为400平方米。在拆迁的过程中，上述两被拆迁人承诺合并选购安置房，2015年7月26日，上述两被拆迁人分别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后，3号院房屋被拆除。2015年8月18日，两被拆迁人又分别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以李某3的名义选购了安置房期房2套，房号分别为榆103-5-2-1703、榆103-10-1-1701；以李某2的名义选购了安置房期房2套，房号分别为榆103-5-1-1601、榆103-5-2-1603，二人另获取了房屋周转费共计412220元。上述购房款全部由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在拆迁补偿款中直接扣除，后经统一结算，剩余全部拆迁补偿款1741052元由李某3、李某2领取。
经查阅3号院的全部拆迁档案，其中有一份“宅基地确认单”，3号院宅基地产权人为李某3，由村民委员会及属地政府予以确认。另查，李少亭、李某1等人作为1号院的被拆迁人进行了拆迁安置。
2015年8月，李少亭分别作为原告将李某3等、李某2等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两人各自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无效，后本院均判决驳回了李少亭的诉讼请求，但同时认为3号院拆迁利益的分割属家庭内部纠纷，李少亭可就此与李某3、李某2另行解决，后二审法院亦维持原判、驳回了李少亭的上诉请求。
庭审中，双方均认可3号院内原有房屋即北正房及东厢房由李少亭夫妇建造，但对于2010年新建造的西厢房和南房说法不一，李某1陈述此新建房屋系其建造而成，李某2则陈述该房屋系由其出资8万元给李国立建造而成，应属李国立与李某2共有。就此事实部分，李某1提交了沙子、水泥等建房材料的购买凭证、吊顶款收条、建房成本部分明细等材料，同时提交了（2010）大执字第3295号执行裁定书，用于证明李国立曾针对离婚判决书中的房屋折价款向李某2申请执行，后法院查不到李某2名下的任何财产和财产线索并进而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因此李某2没有能力给付李国立8万元用于建造房屋。李某2对其出资建造房屋没有提交证据予以佐证。
另，李某1庭审时提交了一份遗嘱，立遗嘱人为李少亭，李少亭决定将本人涉案3号院拆迁获得的相关权益全部由李某1�人继承。李某2、李某3对此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怀疑遗嘱并非李少亭所写，并申请对此遗嘱的笔迹进行鉴定。在此情况下，李某1提交了一份录像，在视频中，李少亭端坐在床上，对遗嘱的全部内容进行了口头陈述。
本院认为，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依法享有共同的权利。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因素予以处理。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中，首先，对于李某2、李某3申请对李某1提交的“遗嘱”进行鉴定一项，在李某1提交的录像中，李少亭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将遗嘱全部内容进行了重述，李少亭在李国立去世后即跟随李某1居住生活，且此前李少亭认为李某2、李某3就3号院签订拆迁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作为原告将李某2、李某3诉至法院，综合以上情形，李某2、李某3怀疑“遗嘱”真实性缺乏事实根据，二被告申请对“遗嘱”进行笔迹鉴定实无必要，该遗嘱合法成立，二被告辩称的该份遗嘱侵犯了作为没有劳动能力且缺乏其他生活来源的合法继承人李某3的权益从而主张部分无效的意见，考虑到李某3的实际年龄，其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属于此种情形，对此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3号院拆迁利益中李少亭享有的部分由李某1一人继承。其次，对于3号院拆迁利益中李某1具体享有的财产份额，应按照宅基地补偿、地上物补偿等分项予以认定。关于宅基地补偿，区位补偿价是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给予的一次性补偿，李某3、李某2均为南各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3号院户口在册人员仅包含此二人，拆迁时宅基地确认单中认定的产权人为李某3，且李少亭、李某1已在1号院中进行了补偿安置，李某3、李某2应为3号院宅基地合法使用权人，3号院拆迁利益中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应为李某3、李某2二人所有；关于房屋补偿，此项补偿款系对房屋、附属物等地上物进行的补偿，该部分利益的分配应主要考虑共有人对地上物的贡献大小，该补偿中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系3号院内的北正房及东厢房，双方均认可此地上物部分系李少亭、梁振英夫妇所有，经核算，该部分的拆迁补偿款共计249396.5元，李少亭、梁振英各占其中的二分之一即124698.25元，因梁振英最早去世，其享有的此部分财产由李少亭、李国立、李某1各继承三分之一，而李国立亦已去世，李国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李少亭和李某3，李国立继承的该部分财产由其女儿李某3继承二分之一，李少亭本身享有的份额及继承梁振英、李国立的份额依据其所立遗嘱均由李某1进行继承，李某1继承的此部分拆迁补偿款共计228613.46元。第二部分系3号院内的南房及西厢房，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该部分房屋系由李某1出资建造，此地上物部分系由李某1所有，经核算，该部分的拆迁补偿款共计476374.5元，综上，李某1享有的房屋补偿部分的利益共计704987.96元；关于拆迁补助和奖励（不包含房屋周转费），系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一种补偿，此部分的全部拆迁补偿款应由李某3、李某2享有；关于3号院拆迁时对应的回迁安置房，根据拆迁时安置对象的认定规则，3号院户口在册的产权人及直系血亲仅包括李某3、李某2，此部分利益亦应由李某3、李某2享有；关于拆迁补助和奖励中的房屋周转费，此和回迁安置房直接关联，该项拆迁补偿款亦应由李某3、�某2享有。
另，李某2庭审时陈述的其此前多次替李国立偿还了债务，并要求在李国立遗产中依法予以扣除，此部分费用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李某2可另行解决。同时，3号院的拆迁利益现由被告方持有，被告方作为整体并未要求一并析出各自所有的财产，本院对李某1享有利益之外的拆迁利益不在二被告之间另行分割，李某1享有的利益由二被告共同支付。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某2、被告李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李某1原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南各庄小村街北一条3号院拆迁利益共计704987.96元；
二、驳回原告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万五千五百七十九元，由原告李某1负担一万一千九百九十六元（已交纳），由被告李某2、李某3负担三千五百八十三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樊振国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兴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