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12行终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肇庆市安太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肇庆市高新区锦信华苑一期二栋二楼A01号。
法定代表人张袁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冯松斌，广东承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区素华花苑底坐。组织机构代码：77830032-X。
法定代表人张集华，该局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刘湘华，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马晓阳，广东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忠波，男，壮族，1983年1月16日出生，住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夏中双，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肇庆市安太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太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高新区劳保局）、原审第三人黄忠波工伤认定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1203行初13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死者黄某生前是安太顺公司的员工，担任公司的绿化养护工作。根据安太顺公司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黄某是推着自行车走进天和豪庭小区内的，期间有停留并用手抚头，且有走路不稳现象，自行车车轮明显变形。黄某回到天和豪庭后，随即在工具房发生呕吐等不适状况，经在场同事蔡某询问，黄某称在上班途中被摩托车碰撞。蔡某后向其主管叶某报告该情况，叶某到场后，黄某亦称其在上班途中被一辆摩托车碰撞，但对方跑掉了。当日8时许，安太顺公司即送黄某到肇庆高新区人民医院诊治，经诊断，黄某为重型颅脑损伤，后在该院住院手术治疗至2014年4月8日。同年4月9日黄某转回家乡广西巴马县人民医院继续住院治疗，同年4月12日出院，同年4月13日在家中死亡。
安太顺公司为黄某等员工投保了团体意外险。2015年2月11日，黄忠波在安太顺公司协助下，以黄某上班途中被机动车碰撞受伤，医治无效死亡为由，向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经调查核实后，认为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上班途中被摩托车撞倒受伤，经治疗无效死亡，向黄某亲属赔付了保险金。
2014年9月3日，黄忠波向高新区劳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反映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上午约9点在原告派往的天和豪庭小区进行楼外树木剪枝时摔倒，最终不治死亡；高新区劳保局受理申请后，于同年9月10日向安太顺公司发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安太顺公司于同年9月13日向高新区劳保局提交了相关举证材料。高新区劳保局在认定工伤过程中，分别对肇庆高新区人民医院医生曾小明、安太顺公司绿化工蔡某、主管叶某、黄忠波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黄某在肇庆高新区人民医院和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诊治资料。后高新区劳保局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肇高劳社工认字[2014]3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黄某在2014年3月24日7时左右回到天和豪庭，随后被发现在保安室楼上工具房呕吐，约8时被送医院治疗，与黄忠波所称9时左右在进行树枝修剪工作时摔伤头部不符，因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不予认定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头部摔伤为工伤。
黄忠波对高新区劳保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于2015年2月3日向四会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高新区劳保局作出的肇高新劳社工认定[2014]3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院经审理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肇四法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黄忠波的诉讼请求。黄忠波不服判决，向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该院书面审理，于2015年10月15日作出（2015）肇中法行终字第88号行政判决：1、撤销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2015）肇四法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2、撤销高新区劳保局作出的肇高新劳社工认字[2014]3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2015年10月28日，高新区劳保局向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发出《联系函》，向该保险公司调取了对黄某人身保险进行理赔时形成的调查报告书、对叶某和黄忠波的询问笔录、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2015年10月28日，高新区劳保局向肇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三大队发出《关于协助核实黄某交通事故的函》；该第三大队于2015年11月18日复函，陈述经核查2014年没有收到110指挥中心报来的黄某涉嫌交通事故的处警记录，亦没有接到黄某本人及家属涉及交通事故直接联系该大队的记录。2015年11月13日，高新区劳保局向黄忠波发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于2015年11月16日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5年11月23日，高新区劳保局对邓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高新区劳保局于2015年12月10日重新作出了肇高劳社工认字（2015）4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黄忠波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2016）粤1203行初9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高新区劳保局作出的肇高劳社工认字（2015）4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安太顺公司不服，向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2016）粤12行终12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4月20日，高新区劳保局向安太顺公司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7年4月21日，高新区劳保局向肇庆市公安局大旺分局发出《联系函》，该公安分局复函告知政德大街在2014年3月24日未安装有治安监控，是于2015年11月安装了治安视频监控，录像保存时间最长为30天。2017年5月11日，高新区劳保局作出肇高劳社工认字（2017）16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案涉《工伤决定书》），安太顺公司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4年10月9日，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甲篆派出所出具《证明》，陈述经核查黄某系因伤医治无效于2014年4月13日死亡，因其妻子于2014年5月4日到该所办理黄某户口注销时自报死亡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现黄某已死亡注销户口，电脑系统无法更改其死亡日期。2016年3月23日，肇庆××新区安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肇庆市安太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高新区劳保局有对工伤事故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件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故在本案工伤认定的过程中，在没有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或其他证明材料的情况下，高新区劳保局根据审核需要对事故伤害进行了调查核实，调取的证人蔡某蔡某、叶某、邓某的证言、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的调查记录均显示黄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且安太顺公司提供的监控视频能确认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是推着变形的自行车走进天和豪庭小区，存在有停留并用手抚头和走路不稳现象。高新区劳保局在进行工伤认定过程中向安太顺公司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安太顺公司没有提供证据来否认黄某的受伤属于交通事故导致的。对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在高新区德政大街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的事实，予以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安太顺公司上班时间为早上7时，黄某从其居住的高新区信宜村的出租屋到天和豪庭上班途径德政大街属合理的路线，故黄某因上班在早上7时左右途径德政大街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上班途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故在本案工伤认定的过程中，“本人主要责任”是否存在，应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在相关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法律文书内容不明确时，高新区劳保局基于履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的需要，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行使调查核实权和合理利用证据规则对案涉交通事故中是否存在“本人主要责任”作出明确认定。本案中没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高新区劳保局根据调取的证据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黄某在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主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实黄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依据叶某和邓某的证言，存在黄某骑自行车与摩托车发生碰撞后，摩托车驾驶员逃逸和黄某逆行的过错，结合在交通事故中黄某属于行人以及事故对方为机动车方、存在逃逸的情形，参照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规则，高新区劳保局行使法定职权作出黄某在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主要责任是合理的。
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至同年4月8日在肇庆高新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4年4月9日至同年4月12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甲篆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黄某系因伤医治无效于2014年4月13日死亡，黄某因交通事故导致受伤并医治无效死亡是明确的，对安太顺公司认为黄某并不是因伤医治无效死亡的主张不予采纳。同时，高新区劳保局在作出案涉《工伤决定书》前，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并向安太顺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有其提供的送达回证、安太顺公司前台送达照片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高新区劳保局的工伤认定过程中和本案审理过程中，安太顺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黄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
综上，黄某的死亡属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工伤事故。高新区劳保局在没有有权机构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行使调查核实权认定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因伤医治无效于2014年4月13日死亡为工伤，属于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安太顺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安太顺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作出案涉《工伤决定书》的证据不能证实黄某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规定，认定工伤是错误的。1.没有证据证明是上下班途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但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没有查明黄某的住所地，无法认定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而且根据证人邓某所述，黄某骑自行车逆行与摩托车相撞的地方正处于去上诉人相反的方向，所以根本不能证实黄某是在上下班途中。2.对于是否发生交通事故没有查明。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2行终109号《行政判决书》责令被上诉人应当对“黄某在上班途中是否发生交通事故及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再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但被上诉人在没有重新调查，也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发生交通事故，且黄某不承担主要责任。3.认定黄某不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了黄某骑自行车与摩托车发生碰撞后，摩托车驾驶员逃逸和黄某逆行的过错等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存在逃逸情节，逃逸一方也不一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本案的证据证实黄某骑自行车存在逆行的过错。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以及《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A类严重过错行为：一、机动车驾驶人严重过错行为，其中（一）违反道路通行权的规定，黄某骑驾非机动车逆行，属于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严重过错行为，所以即使构成交通事故，黄某在事故中也应负全部责任。二、被上诉人认定黄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因伤医治无效死亡是错误的。在被上诉人作出的案涉《工伤决定书》经调查核实的事实部分，没有对黄某死亡的调查核实资料。而根据原审第三人黄忠波提交的《死亡户口注销单》证实，黄某的死亡原因是各种疾病死亡，并不是因伤医治无效死亡。而且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交的黄某病历资料可证实，黄某的病情已经稳定，但家属要求回当地，未继续治疗而直接回家，导致黄某死亡。由此可见，黄某并不是因伤医治无效死亡。三、被上诉人作出本次工伤认定决定的程序违法。1.重启工伤认定程序后应告知双方具有补正权或补充材料；（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该法条已经明确了申请人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的范围，而被上诉人重启工伤认定程序后，工伤认定的事故原因、地点等发生了重大变化，被上诉人应当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申请材料，并重新举证。（2）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重启工伤认定程序后发出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被上诉人提交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的证据时前后矛盾的，不具有证明力。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达回证》显示送达地点是“劳动保障大楼429办公室”，但《照片》却显示直接送达到上诉人公司，前后是矛盾的。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受送达人处签名的“黎思莹”是上诉人的员工。（3）向上诉人送达《询问通知书》要求上诉人派邓某携带身份证到被上诉人办公室接受询问是错误的。邓某不是上诉人的员工，而且被上诉人是知道邓某所在单位的，也有邓某的手机号码（这在邓某的询问笔录中有记录）。被上诉人应直接通知证人邓某接受询问。（4）《工伤决定书》受送达人不是黄忠波本人，该签收人“谢剑锋”没有授权委托，身份不明。2.被上诉人进行调查核实的程序违法。（1）《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只能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但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调查核实范围已经明显超出该范围。（2）《工伤认定办法》第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并出示执行公务的证件”，第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工伤认定中，可以进行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根据工作需要，进入有关单位和事故现场；（二）依法查阅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询问有关人员并作出调查笔录；（三）记录、录音、录像和复制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调查核实工作的证据收集参照行政诉讼法证据收集的有关规定执行。”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是通过上述法定调查核实程序获取，也无法证实具体由哪些部门提供，以及证据的合法来源。四、一审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黄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是错误的。综上，请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1203行初130行政判决书，依法判令被上诉人高新区劳保局认定黄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
被上诉人高新区劳保局以及原审第三人黄忠波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法庭调查时口头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本案事实清楚，各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本院决定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本案原审第三人黄忠波系死者黄某的儿子。
本院认为，本案为工伤认定行政纠纷。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高新区劳保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认定工作的法定职责，其为本案适格主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和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二审主要对被上诉人高新区劳保局于2017年5月11日作出肇高劳社工认字（2017）16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原审判决进行全面审查。
首先，关于被上诉人高新区劳保局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高新区劳保局在依据生效判决重启工伤认定程序后，通知了上诉人补充举证。并在前两次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补充调查。最后根据多次调查的事实证据，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认定决定及将处理结果送达各方当事人。高新区劳保局的上述处理程序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的相关规定，没有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之处。
其次，关于被上诉人高新区劳保局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处理结果是否正确的问题。综合原审及二审情况分析，黄某为安太顺公司员工，其于2014年3月24日早上回到工作地点后，在工具房发生呕吐等不适症状，随后被送医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后因治疗无效于2014年4月13日死亡。上述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是黄某是否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根据黄某当日回到工作地点的状态及其自行车状况以及邓某、蔡某、叶某等相关证人的证言和保险公司的调查报告分析，事发当日，黄某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并受伤属高度盖然性事实。安太顺公司虽否认该事实但始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推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任。故此，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高新区劳保局认定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因医治无效于2014年4月13日死亡为工伤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安太顺公司请求撤销被上诉人高新区劳保局于2017年5月11日作出的肇高劳社工认字（2017）16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安太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安太顺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卓腾
审 判 员 潘启智
审 判 员 张国良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梁国安
书 记 员 黄丹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