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汉南民一初字第00189号
原告：谢百川，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白明旭，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省衡东县（武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汉南大道358号。
法定代表人：李永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卫国，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百川诉被告湖南省衡东县（武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东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百川及其委托代理人白明旭、被告衡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卫国，到庭参加诉讼。2015年3月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百川及其委托代理人白明旭、被告衡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卫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百川诉称，2007年2月2日，被告承诺，将其与武汉江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静公司）承接的汤逊湖花园城项目中的两万平方米建筑工程承包给我施工。由我向被告交纳工程保证金100万元（2007年2月15日前交80万，开工前15日交20万），并约定该工程最迟开工日期为2007年3月30日，逾期不能进场开工，将视为被告违约，由被告全额退还工程保证金，并按交纳的保证金之日起每月利2%向原告支付经济赔偿。我按约于2007年2月15日向被告交纳80万元工程保证金后，该工程至今没开工。从2008年至今，我每年多次向被告催讨，被告都以诸般理由推诿，至今不退还保证金。2009年2月5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在收据上签字，诉讼时效重新计算。证人黄某可以证明我于2010年8月20日向被告追要保证金，由于我没有派第三个人去要钱，从当时的情况和客观举证能力上看，我在当时的时间点已经向被告追要过工程款，我不可能找到第三个人来证明这个事实，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事，新的诉讼时效应从2010年8月20日重新计算。我到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派出所的报案材料可以证明我在2012年3月20日向公安机关主张了自己的权利，该日和2010年8月20日之间，不到二年，符合民诉法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主张权利的时效并没有丧失。2013年10月1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永泉接受公安讯问时，在讯问笔录第7页中，明确表示他“认这个账”，该笔录完全能够证明李永泉在2013年10月10日还认我的工程保证金这个账。而在2014年5月6日，武汉市江岸区法院法官做的谈话笔录中，李永泉也没有否认该笔债务的存在。综上，我是在诉讼时效期内主张自己的权利。关于我在第二次庭审时提供的证据，是在江岸区法院诉讼时就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汉南区法院去调取时，因为他们办案人员不在，所以没有取证成功，后来我自己向江岸派出所申请调取了该份证据，该证据是合法有效的。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退还工程保证金80万元，并支付经济赔偿1472000元（按月息2%计算，自2007年2月15日交款之日起，暂结算至2014年10月13日），合计227.2万元；二、被告承担诉讼费。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第一次开庭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1、原、被告基本信息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被告主体身份适格；
2、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工程施工协议书》（2006年7月5日签订）、《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书》（2007年3月13日签订）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从江静公司处承接了汤逊湖花园建设项目；
3、《承诺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与原告达成施工协议，以及支付保证金具体事宜；
4、收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已于2007年2月15日向被告支付保证金80万元，2009年5月2日向被告进行追款；
5、催款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从2008年开始至今，多次向被告主张债权，期间从未放弃；
6、证人黄某的证言。拟证明原告分别于2010年2月9日、2010年8月20日向被告主张过债权；
7、收据三张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公司催讨过债务，当时另一个项目的工程款打到了被告公司的账上，原告去被告公司转款的时候，同时去找李永泉要过本案的债务。
原告在第二次开庭时提供了如下证据：
8、报案材料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2年3月20日之前，谢百川多次找被告追要工程保证金未果，于同日向公安机关报警，并请求立案调查的事实；
9、李永泉的讯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3年10月10日，在侦查机关调查的时候，被告法定代表人李永泉明确表示认可欠原告工程保证金这个账；
10、黄友华的讯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确实拖欠原告工程保证金的事实。
被告衡东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称的汤逊湖花园城工程实际上是挂靠在我公司的。在《工程施工协议书》上签字的黄友华，与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泉关系很好，他跟李永泉说只要我公司出具手续，他组织资金签订合同，李永泉答应后，工程由黄友华全权负责联系，组织资金。工程开工前，李永泉根本不认识江静公司的人。黄友华总共组织了180万元给李开先，其中有原告的80万元。2007、2008年，因为工程没有做成，再加上江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开先涉嫌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黄友华告诉李永泉说工程可能搞不成了，后来他以我公司的名义起诉了江静公司，武昌区人民法院判决李开先返还180万元并承担合同约定的利息损失。原告一直找李永泉要钱，但李永泉没有理，原告也去派出所报案了，我们也向派出所提供了刑事判决书。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因为原告在整个过程中都是黄友华在跑，原告也没有找人。我们认为原告在第二次开庭时提供的证据实际上没有意义，原告从2009年2月5日到2013年向公安机关报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正是因为被告认为原告超过诉讼时效，对原告不予接待，原告才去报案的。
被告为支持其辩称意见，第一次开庭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1、《工程施工协议书》、《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书》、《承诺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汤逊湖花园是一个挂靠工程，合同的签订也是黄友华在负责，作出承诺也是黄友华与江静公司共同向原告作出的承诺，钱已经使用到工程项目中了，给江静公司了；
2、（2009）武区民一初字第73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的80万元已经作为工程保证金支付给江静公司，我们也积极的主张权利，但江静公司至今分文未付，案件正在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工程施工协议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协议是与江静公司的协议，上面有黄友华的签字，黄友华接的项目挂靠到了衡东公司，原告的保证金也是直接支付到江静公司。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指出江静公司是怎么向黄友华和衡东公司承诺的，黄友华和该公司就是怎么向原告承诺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指出日期有误，应该是2009年2月5日。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只是原告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证言不真实，因为黄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独立作为证据出现，而且证人不记得办公楼的楼层、具体地点，顺着老板的意思作证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证人说从来没有找黄友华要过钱，但黄友华是项目的关键性人物，原告找李永泉要钱的时候，离不开黄友华。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不是正规发票，也没有被告公章，无法认定真实性与关联性。对证据8、9、10有如下质证意见：对再次开庭质证有异议，原告所举证据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的证据，举证期限已经届满，原告应当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提供，但是为了配合法院，查清事实，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8，原告最后一次向被告主张权利应是在2009年2月5日，原告的诉讼时效在2011年2月6日已到期，认可原告报案时间，即2012年3月20日，其在报案之前就过诉讼时效。对证据9，2013年10月10日，李永泉并没有重新确认这个账目，更不会认可这个账目，其在第7页中的陈述可以证明这个问题，李永泉说最近一次追账是2、3年之前的事了，所以李永泉说认这个账目是2009年2月5日给判决书的时候给对方时说的话。对证据10，黄友华本身不是被告的员工，他说他替被告做事，这并不符合事实，他是自己在外面接工程，然后挂靠在被告名下做事，其实被告也是受害人，并且黄友华不能证明时效中断的问题。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责任主体是衡东公司，承诺书上面有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泉的亲笔签名，实际上是衡东告公司要开发项目，承接建筑工程，而非黄友华挂靠。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指出该判决书明确记载武昌区人民法院确认的事实为衡东公司与江静公司于2006年7月5日、2007年3月13日签署了《工程施工协议书》和《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书》，且该判决书保障了衡东公司作为涉案工程投资人的利益，被告既然以公司的名义向江静公司主张权利，就是工程项目的责任主体。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4，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5，系原告单方陈述，不具备证据效力，被告也不认可，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6，系黄某出庭作证所作证人证言，与证据8、9、10，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告曾于诉讼时效届满前向被告追讨过保证金，虽然被告指出，原告提供的证据8、9、10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新的证据，但原告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提供该证据，因此，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7，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可以证明衡东公司和江静公司签订协议的事实，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但并不能证明汤逊湖花园城工程系挂靠工程的事实。证据2，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7年2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其承接的汤逊湖花园城项目中两万平方米建筑工程由原告承包，原告向被告交纳工程保证金100万元（2007年2月15日前交80万元，开工前15天交20万元），最迟进场开工日期为2007年3月30日，逾期不能进场开工将视为违约，被告全额退还保证金，并按交纳的保证金之日起支付每月利（率）2%的经济赔偿。2007年2月15日，原告向被告交纳了80万元工程保证金，被告出具收据，并将该保证金转交给江静公司。2007年3月30日，涉案工程未能如期开工。2009年2月5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永泉在其于2007年2月15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据上签字确认。2010年2月9日、8月20日，原告向被告追讨工程保证金。2012年3月20日，原告向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丹水池派出所报警，称李永泉以给其介绍工程为由，骗去其80万元。2013年10月10日，李永泉在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派出所陈述：“我记得最后一次要钱时，我把（2009）武区民一初字第735号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给了谢百川了，我说把李开先（系江静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180万元要回来，首先还给谢百川。现我认这个帐。”2014年2月17日，原告诉至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工程保证金80万元，并支付经济赔偿1328000元（按月息2%计算，自2007年2月15日交款之日起，暂结算至2014年1月15日，合计212.8万元）；二、被告承担诉讼费。2014年6月25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065号民事裁定书，将案件移送至本院审理。庭审过程中，原告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退还原告工程保证金80万元，并支付经济赔偿1472000元（按月息2%计算，自2007年2月15日交款之日起，暂结算至2014年10月13日，合计227.2万元）；二、被告承担诉讼费。
另查明，被告与江静公司于2006年7月5日和2007年3月13日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及《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书》，约定江静公司将武汉市江夏区庙山村420亩汤逊湖花园城开发项目的部分建筑工程发包给被告总承包，被告向江静公司缴纳180万元工程保证金，如一方违约，则赔偿对方直接经济损失的3倍，无法用经济衡量的，双方协商解决等。被告依约于2006年7月27日、2007年3月14日共计向江静公司支付了工程保证金180万元。被告与江静公司在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及《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书》后，由于工程不能开工，协议无法履行，双方于2008年5月21日签订《退款协议》，约定：江静公司退还被告本金180万元，利息47.26万元，共计227.26万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如果未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承诺逾期不能进场开工将视为违约，由其全额退还工程保证金，并按每月利率2%支付经济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已于2007年2月15日向被告交纳80万元工程保证金，但该工程未能按照原、被告双方约定如期开工，因此，被告应按照其承诺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2007年2月15日，原告向被告交纳了80万元工程保证金。2009年2月5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永泉在向原告出具的收据上签字确认。2010年2月9日、8月20日，原告向被告追讨工程保证金。2012年3月20日，原告向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丹水池派出所报警。2013年10月10日，李永泉在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派出所陈述：“我记得最后一次要钱时，我把（2009）武区民一初字第735号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给了谢百川了，我说把李开先的180万元要回来，首先还给谢百川。现我认这个帐。”此次陈述应视为其同意履行返还工程保证金的义务。2014年2月17日，原告诉至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其工程保证金，并支付经济赔偿、承担诉讼费。上述各个时间节点之间相隔都不到二年，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工程保证金是在诉讼时效内提出的，被告应将80万元工程保证金返还给原告。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因此，被告应从2007年2月15日起开始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直至2014年10月13日止，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月利率不断浮动，原、被告约定的月利率可能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月利率的四倍，本院认为，出于公平原则的考虑，计算经济损失数额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月利率的四倍高于2%时，应按2%的月利率计算，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月利率的四倍低于2%时，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月利率的四倍计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湖南省衡东县（武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谢百川工程保证金800000元；
二、被告湖南省衡东县（武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谢百川经济损失（以800000元为本金，从2007年2月15日起，计算至2014年10月13日止，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月利率的四倍高于2%时，按2%的月利率计算；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月利率的四倍低于2%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月利率的四倍计算）；
三、上述给付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四、驳回原告谢百川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3824元，由被告湖南省衡东县（武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浩志
代理审判员 李 蓉
人民陪审员 肖有武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石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