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005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闵加良，男，满族，1967年7月30日出生，住址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代理人：梅东禹，辽宁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玉杰，辽宁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晓红，男，汉族，1970年10月26日出生，住址沈阳市大东区。
委托代理人：高也，辽宁仲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国艳松，男，汉族，1976年1月1日出生，住址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
上诉人闵加良因与被上诉人曾晓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3）大东民三初字第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扬担任审判长，由代理审判员王大禹主审，与代理审判员丁玉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闵加良、曾晓红于2011年2月28日签订《沈阳←→安庆客运线路股份合作协议》一份，内容为：沈阳→安庆客运线路隶属于沈阳北方客运集团，现有辽AC40**大宇牌卧铺大巴一辆。该线路现为单边线路，协议签订后，曾晓红控股80%（其中有43%的股份，曾晓红已转让给陈中华、国艳杰、国艳松、黄春红、王长林、王金林、彭定松、彭小结、绍丙艳、王结宾、邵新安、王启龙、陈木林等人），闵加良控股20%，2011年春运结束后，由双方按所占股份比例投资添置卧铺大巴一辆作为线车投入运营，届时所有用于此线路的合理费用均由双方按股份比例承担。双边线路原始股份曾晓红控股80%，闵加良控股20%。闵加良负责将其与北方客运集团签订的承包协议取回作废，并协调曾晓红与北方客运集团重新签订承包营运协议。待曾晓红与北方客运集团签订协议、双方签订完股份合作协议及线路转让协议后，曾晓红支付闵加良购股款20万元人民币。沈阳→安庆单边线路定价人民币140万元，除去2010年12月15日闵加良收到的其它股东购买原始股份预付投资款30万元，待2011年春运结束后清算利润全部给闵加良，曾晓红应支付闵加良的余下投资款在扣除办理安庆→沈阳线路及购买卧铺线车闵加良应出资金后由两辆卧铺线车运营所得逐渐支付。2011年9月1日之前将剩余股份资金全部付给闵加良，否则此协议视为无效，闵加良有权终止合同。2011年5月2日闵加良、曾晓红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合资组建的沈阳至安庆客运专线共同投资235.6万元。曾晓红出资188.48万元，占总投资额的80%，闵加良出资47.12万元，占总投资额的20%。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核算帐目及分红时间为第一次清算为每年的9月15日至20日，第二次清算为每年的春运结束后的第15至20个工作日内。该补充协议又约定“报销与管理，所有费用支出及报销时必须执行三人审批制度，即陈中华、闵加良审核签字后，再由曾晓红审批方可报销，否则财务不按规定执行时，视为个人行为，由其本人负责所报资金，并追究其违规或刑事责任。协议签订后，双方在履行协议期间发生矛盾，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进行利润分配，后闵加良要求对合伙期间的利润进行分配。在审理中，原审法院指定曾晓红对2011年3月至2012年10月合伙期间的帐目由全体股东进行对帐。2013年11月26日曾晓红向本院提交经全体股东除闵加良及邵丙艳（占股份的3%）未签字外，均签字确认的在此期间的收入、支出明细。确认2011年3月至2012年10月合伙期间的总收入为2，601，032元，支出为1，222，654元（包括股东工资83，9万元未支付，其中，欠原告工资12万元）。余额为1，378，378元。另查明，闵加良在2011年3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借款198，400元（有借条的是178，400元，从陈中华处借款2万元），保险理赔款由闵加良个人领取113，068元（其中保险理赔款107，579元中的10万元已转入上述借款），2012年9月在支出的款项中直接汇入闵加良卡中5400元。再查明，在2012年12月31日闵加良、曾晓红及案外人王军签订沈阳-
安庆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曾晓红与案外人王军及其他股东共同投资经营《沈阳-
安庆班线长途客运线路》，其中曾晓红、闵加良共同投资235.6万元人民币，购得客车2辆，曾晓红占有该线路原始股份37%，闵加良占有原始股份20%，其余43%原始股份分别由案外人陈中华等13人持有。曾晓红自愿将所持有的37%股份转让给案外人王军，并已征得闵加良同意。
原审法院认为，曾晓红、闵加良未按照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关于资金管理、利润分配、费用支出及报销审批制度的约定履行，产生纠纷，对此双方均有责任。闵加良在与曾晓红签订股份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时，已明知曾晓红80%的股份中有43%的股份，转让给案外人陈中华等13人。现关于2011年3月至2012年10月合伙期间的部分支出问题发生矛盾，依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的有关规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表决办法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本案中，多数股东同意2011年3月至2012年10月合伙期间的收入与支出数额，故原审法院对曾晓红提供的经全体股东除闵加良及邵丙艳（占股份的3%）未签字外，均签字确认的2011年3月至2012年10月合伙期间的利润为1，378，378元予以支持。关于曾晓红提出的闵加良在北方公司直接领取四次肇事理赔款，分别是2011年5月15日5，489元、2012年4月28日107，579元，2012年2月22日领取1，950元，2012年7月2日879元，未交给曾晓红，总计113，068元，闵加良认可10万元，多出13，068元应视为闵加良个人借资的问题，除2012年4月28日的肇事理赔款107，579元闵加良自认外，其余三次肇事理赔款闵加良未提供证据证明此款系其个人保险及闵加良的合伙投资款项。故对曾晓红的主张应予支持。关于曾晓红提出的2012年9月在支出的款项中直接汇入闵加良卡中5，400元的问题，因闵加良提供的行车记录单的来源系从合伙企业的财务处取来，而闵加良的妻子张金凤系其财务人员，证明该行车记录单上面的字应是其财务人员所写，故在行车记录单上标注的内容应予认定，故对曾晓红的主张应予支持。关于曾晓红提出的闵加良在2012年9月12日从沈阳发往安庆，9月14日从安庆返还沈阳，从王启龙处借2，250元。9月16日从沈阳发往安庆，18日从安庆回沈阳，在安庆从王启龙借款2，000元的问题，因曾晓红提供的行车记录单上记载的事项，不能证明此款系闵加良个人借款，故对此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曾晓红提出的2012年7-9月份有18，199元在闵加良妻子手中，应在给付闵加良的利润中扣除的问题，因闵加良的妻子张金凤只是合伙企业的财务人员之一，曾晓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帐面剩余的款项由其领取，故对曾晓红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闵加良于2011年3月至2012年10月与曾晓红合伙期间实得利润分配金额应为57，207.6元（1，378，378元×20%-借款20万元-
保险理赔款13，068–票款5，40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曾晓红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原告闵加良利润款57，207.6元（自2011年3月至2012年10月合伙期间）；二、驳回原告闵加良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63元，原告承担3，900元，被告承担3，963元。
宣判后，上诉人闵加良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曾晓红与其他股东擅自伪造的合伙支出与收益数额作为依据，从而认定合伙盈利数额及应分配给上诉人闵加良的数额，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曾晓红与闵加良之间应为个人合伙关系，并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过登记，原审适用合伙企业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合伙期间盈利分配人民币437，537.9元，并支付利息47，481.55元，并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曾晓红答辩称：一、合伙人为多人及合伙人对账结论，上诉人均已认可；二、一审法院参照《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解释之规定，依据绝大多数合伙人意见对本案作出裁判，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闵加良、被上诉人曾晓红和案外人王军于2012年10月31日签订《沈阳——安庆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中第一条载明，“其余43%原始股份分别由陈中华、国艳节、国艳松、黄春红、王长林、王金林、彭定松、彭小结、邵丙艳、王结宾、邵新安、王启龙等人持有”，该协议有上诉人闵加良签字，且其在审理过程中并未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应认定上诉人闵加良认可合伙事务的股份构成情况。
关于上诉人闵加良提出的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曾晓红与其他股东擅自伪造的合伙支出与收益数额作为依据，从而认定合伙盈利数额及应分配给上诉人闵加良的数额，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本案涉及的合伙事务，各合伙人出资金额、占股比例约定明确，应视为对盈余财产按份共有。因此，对于合伙财产的处理应按照合伙人出资额所占比例进行表决。本案中，2011年3月至2012年10月合伙期间的帐目余额为1，378，378元，已经除上诉人闵加良（占股20%）、邵丙艳（占股3%）表决认可，应认定为此一阶段的营业盈余，予以分配。原审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闵加良提出的曾晓红与闵加良之间应为个人合伙关系，并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过登记，原审适用合伙企业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曾晓红、闵加良及其他股东依据签订的合伙协议开展合伙业务，并未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不属于合伙企业，虽不应适用合伙企业法，但原审认定事实并无不当。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63元，由上诉人闵加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扬
代理审判员 王大禹
代理审判员 丁玉红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卢智慧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