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闽刑终字第308号
原公诉机关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军锋，男，196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厦门市湖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曾任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五通-
金林片区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兼高林片区旧城改造一线指挥小组成员、项目协调组副组长、厦门市湖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住厦门市思明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2年8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厦门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陈利群、林艺光，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军锋犯受贿、滥用职权罪一案，于2014年6月9日作出（2013）厦刑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杨军锋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陈利群、林艺光到庭参加诉讼。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陈伟榕、花建福出庭履行职务。现已审理终结。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2008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五通-
金林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兼高林片区旧城改造一线指挥小组成员、项目协调组副组长、厦门市湖里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在违章建筑拆迁补偿或查处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送予的财物共计204.2万元（人民币，下同）。具体事实如下：
1、2010年3月中下旬，被告人杨军锋在厦门市湖里区高林片区后坑垃圾中转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工作中，接受该项目被拆迁人之一马某的请托，向负责该项目具体拆迁工作的厦门义和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和拆迁公司”）相关人员说情，要求对马某在补偿问题上予以关照，并经手审批通过与马某相关的拆迁补偿协议。事后，马某为感谢杨军锋提供的帮助，以及与杨军锋继续搞好关系，利用杨军锋购房分期付款之机，先后二次以帮忙购房为名送给杨军锋各100万元。分别是：2010年12月24日，马某向谢某借款100万元并汇入杨军锋指定的账户，2011年3月3日，马某向谢某归还上述钱款；2011年12月12日，马某到杨军锋家中贿送现金100万元。杨军锋将上述200万元用于家庭购买厦门市湖里区世茂湖滨花园5#楼2801单元房产。
2、2008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厦门市湖里区执法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明知湖里区金山街道五通社区副主任张某寻求其在违法建设及工作上的关照，仍多次收受张某为此送予的面值共计2.6万元的天虹购物卡。
3、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厦门市湖里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明知湖里区金山街道后坑社区副主任叶某寻求其在违法建设上的关照，仍多次收受叶某为此送予的面值共计6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4、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厦门市湖里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明知湖里区金山街道后坑村民吴某寻求其在违章建设上的关照，仍收受吴某为此送予的面值共计6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5、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湖里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徐某承接湖里区违章建筑物拆除业务提供帮助，于2012年春节收受徐某送予的面值共计4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另查明，2012年2月27日，时任湖里区执法局局长的被告人杨军锋向本单位上交其于同年1月15日至22日间收受的4单他人送予的天虹购物卡共计9000元。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军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送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203.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但指控被告人杨军锋犯滥用职权罪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杨军锋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向被告人杨军锋追缴受贿所得人民币二百零三万三千元。
上诉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提出以下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
1、杨军锋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是在特定环境、压力以及对法律的错误认识情况下承认的，应当以其在一审庭审上的供述作为定案根据。
2、证人马某在侦查阶段的证言是虚假的，应当以其在一审庭审上的证言作为定案根据。
3、2010年12月24日的100万元，系马某联系的“谢坚”借给杨军锋的，事后杨军锋即让其妻陈某向“谢坚”出具了借条，在案证人谢某并非陈某出具借条的对象，谢某否认陈某出具借条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马某联系的垫款人和陈某出具借条的对象应当是“谢博坚”，请求二审法院向“谢博坚”核实相关事实，查明“谢坚”的真实身份。
4、2011年12月12日的100万元也是借款，事后陈某向马某要了银行账号以备日后还款，该事实有记载马某尾号4976的银行账号的便条，并有马某在便条上的签字确认等证据证实。
5、杨军锋虽然收受张某、叶某、吴某、徐某等人给予的购物卡，但没有就具体请托事项为他们谋取利益或承诺谋取利益，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综上，上诉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宣告上诉人杨军锋无罪。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意见：原判认定上诉人杨军锋受贿203.3万元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均已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经质证，本院经依法全面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所提杨军锋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是在特定环境、压力以及对法律的错误认识情况下承认的，应当以其在一审庭审上的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
经查：（1）上诉人杨军锋因涉嫌渎职违纪被办案机关约谈后，主动交代收受马某200万元贿赂款的事实。（2）杨军锋在侦查阶段对自己利用职便为马某涉案拆迁项目提供帮助，收受马某以资助其购房为名送予的200万元之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并有供述的同步录音录像印证，证明其庭前的有罪供述是合法的。一审法庭播放了其有罪供述的同步录音录像，杨军锋当庭表示无异议。（3）杨军锋庭前的有罪供述，与行贿人马某在侦查阶段的证言，证明贿赂款往来情况的证人谢某、石某、王某的证言和相关银行交易凭证，以及杨军锋在马某等人违章拆迁补偿协议书和领款申请单上的审批签字等书证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杨军锋利用职便为马某违章建筑拆迁等事项提供帮助，收受马某给予的200万元之事实。（4）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杨军锋虽然对马某给予的200万元的性质作了一定程度的辩解，但最终仍承认其行为是受贿。但在一审第二次和第三次庭审中，杨军锋以其原先一直以为“借款未还就是受贿”，出于对法律的错误认识才供认受贿犯罪等为由，否认其在侦查阶段作的有罪供述。杨军锋身为一名多年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干部，应当很清楚“借款未还”与“受贿”的区别，其以所谓“对法律的错误认识”为由否认原有罪供述明显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被告人庭审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矛盾，而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据此，杨军锋在法庭审理阶段翻供，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的原因，应当采信其庭前有罪供述。杨军锋及其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关于上诉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所提证人马某在侦查阶段的证言是虚假的，应当以其在一审庭审上的证言作为定案根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
经查，证人马某在侦查阶段有多次稳定的证言证明，为感谢上诉人杨军锋在违章建筑拆迁补偿方面提供的帮助，以及与杨继续搞好关系，以资助购房为名送给杨军锋200万元，第1笔100万元是向谢某借的，由谢某直接转入杨军锋妻子陈某的账户，几个月后，马某将100万元归还谢某，因为杨提出转帐不安全，特别交代要用现金，所以第2笔100万元是其直接提取现金送到杨军锋家。证人马某的上述证言，与杨军锋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有关贿赂款往来情况的证言得到证人谢某的证言和相关银行交易凭证等书证的印证，且对第二次直接提取现金100万元送给杨军锋的原因作了合理解释，客观自然。虽然，证人马某在一审庭审中改变了其证言，称200万元是借给杨军锋的，但其在回答法庭的询问时，又对200万元是借还是送表达得含糊其词，其庭上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此外，马某在一审庭审中还以“当时精神不怎样以及对笔录内容不能完全理解”为由，对其在侦查阶段的相关证言作了辩解，但并未提出侦查人员对其非法取证的问题，这种情形下，亦不足以否定其原先的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八条规定：“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证人马某称200万元是借款的出庭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能对否认原证言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能够得到本案其他证据的印证，应当采信其庭前的证言。杨军锋及其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3、关于上诉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所提2010年12月24日的100万元，系马某联系的“谢坚”借给杨军锋的，事后杨军锋即让其妻陈某向“谢坚”出具了借条，在案证人谢某并非陈某出具借条的对象，谢某否认陈某出具借条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马某联系的垫款人和陈某出具借条的对象应当是“谢博坚”，请求二审法院向“谢博坚”核实相关事实，查明“谢坚”的真实身份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
经查：（1）证人陈某的证言表明，2010年12月24日的100万元是上诉人杨军锋向马某联系的“谢坚”所借，并有陈某出具给“谢坚”的借条为证。但根据银行交易记载，该100万元系由谢某的银行账户转入陈某的银行账户，而证人谢某在侦查阶段和一审庭审中的证言均证明，该款是由马某向其所借，其按照马提供的账号转款，否认与陈某存在借款关系，也否认见过100万元的借条。据此，陈某称该100万元是向“谢坚”所借得不到实际转款人谢某证言的印证。（2）根据陈某的证言和借条的记载，“谢坚”做融资放贷生意，100万元借款约定利息1分，按月付息，但至案发为止，陈某不仅本金未还，连利息也未支付过。相反，在案证据证实，该100万元在汇给陈某数月之后，由马某归还谢某并支付了2万元利息。据此，陈某关于100万元是向“谢坚”所借的证言与查明的相关事实相悖。（3）一审庭审后，一审审判人员向证人谢某庭外进行了核实，谢某称该100万元可能是马某通过其兄谢博坚向其所借，但该款是其本人借给马某的，根据马某提供的账号，直接转入陈某的银行账户，而且马某不可能将其兄弟俩认错，其兄没有叫“谢坚”的名字。此外，二审法庭根据辩护人提供的联络方式无法与谢博坚取得联系，无法传唤其出庭作证或向其核实相关案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12月24日的100万元系马某向谢某所借并贿送给杨军锋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杨军锋及其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4、关于上诉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所提2011年12月12日的100万元也是借款，事后陈某向马某要了银行账号以备日后还款，该事实有记载马某尾号4976的银行账号的便条、马某在便条上的签字确认等证据证实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
经查，上诉人杨军锋和陈某对该100万元均未向马某出具借条，且至案发时，杨军锋均无任何还款行为，陈某持有的便条所记载的马某银行账号，经马某辨认，是陈某归还其垫付的30.59万元车位款的汇款账户。相关银行交易记载也证实，陈某于2011年3月29日向便条上记载的马某银行账号转了2笔共30.59万元的款项。故杨军锋及其辩护人以陈某持有记载马某银行账号的便条为由，认为该100万元是借款的诉辩理由不能成立。
5、关于上诉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所提杨军锋虽然收受张某、叶某、吴某、徐某等人给予的购物卡，但没有就具体请托事项为他们谋取利益或承诺谋取利益，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
经查，上诉人杨军锋担任湖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务，查处违章建设属于与其职权直接关联的具体工作，明知张某、叶某、吴某寻求在违章建设查处方面提供关照，仍收受他们给予的购物卡，应认定其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杨军锋为徐某承接违章建筑物拆除业务提供帮助，收受徐给予的购物卡，应认定其就具体请托事项为他人谋取利益；杨军锋担任金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期间，收受金山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五通社区副主任张某给予的购物卡，亦应认定其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杨军锋及其辩护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军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203.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的诉辩意见经查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ＸＸ飞
代理审判员 吴兆煜
代理审判员 肖 凌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庄绮璐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