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1）民监字第80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福利。
委托代理人：邱靖，辽宁邦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力明，辽宁邦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州豪有力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孙强，执行董事。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光瑜。
一审原告：翟永福。
郑福利因与福州豪有力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有力公司)、陈光瑜、翟永福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闽民终字第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完毕。
2006年5月10日，翟永福向大连海事法院起诉称，其拥有的“辽长渔6829”、“辽长渔6830”因出国生产需要于2004年改号为“福远渔517”和“福远渔518”，并与豪有力公司约定船舶出国捕捞许可证由豪有力公司办理。应豪有力公司要求，翟永福同意垫付办证费用76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并分三次支付给豪有力公司。但豪有力公司未办理船舶出国捕捞许可证，也拒不返还76万元。为此翟永福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豪有力公司偿还76万元办证费用并支付利息30万元。
2006年5月15日，大连海事法院追加郑福利为共同原告，追加陈光瑜为共同被告。
2006年5月15日，翟永福、郑福利变更诉讼请求称，“辽长渔6829”、“辽长渔6830”系其共同所有的船舶。2003年6月6日，郑福利与豪有力公司签订了榕豪租合字第（03013）号《船舶租赁合同》，约定豪有力公司承租“辽长渔6829”、“辽长渔6830”，租期两年，自2003年6月6日至2005年6月6日。租赁期间渔船出国生产费用由豪有力公司承担，翟永福、郑福利配合其更改船名号，但产权不变。在履行该《船舶租赁合同》期间，因出国生产需要，按合同约定将“辽长渔6829”、“辽长渔6830”改号为“福远渔517”和“福远渔518”，但船籍港仍在大连，船舶所有权人仍为翟永福、郑福利。为办理出国打鱼捕捞许可证，翟永福、郑福利应陈光瑜要求支付了76万元办证手续费用，并汇入以陈光瑜的名义开立的账户。根据《船舶租赁合同》的约定，该费用应由豪有力公司承担。但是，陈光瑜未办妥出国打鱼捕捞许可证，也未退还已收取的办证费。豪有力公司至今拖欠租金96万元，也未按《船舶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办证费。因此请求判令豪有力公司支付《船舶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96万元及利息，豪有力公司、陈光瑜共同支付《船舶租赁合同》项下的办证费用76万元及利息。
豪有力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大连海事法院于2006年8月16日裁定将本案移送厦门海事法院处理。翟永福、郑福利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原裁定。大连海事法院于2006年12月12日将该案移送至厦门海事法院。厦门海事法院于2007年1月12日受理本案。
厦门海事法院一审查明：2003年6月6日，郑福利与豪有力公司签订了一份《船舶租赁合同》，将其与翟永福共有的船舶“辽长渔6829”、“辽长渔6830”光租给豪有力公司，并约定租期“由2003年6月6日至2005年6月6日”，租金为“每艘船每月租金4万元”，两船“每年租金合计为96万元”，“租金交纳时间为合同生效的5日内按年缴纳”。该《船舶租赁合同》还约定案涉两船“出国生产费用由乙方（即豪有力公司）自付”。该合同于签订当日生效。
2005年8月18日，翟永福在福州与豪有力公司签订了一份《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合同中写明，翟永福将自有的“辽长渔6829”、“辽长渔6830”租赁给豪有力公司使用，在承租期间双方“信守合同，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经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原《船舶租赁合同》，“双方均同意不再追究对方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违约责任和违约金”。
案涉两船原名为“辽长渔6829”、“辽长渔6830”，光租给豪有力公司后更名为“福远渔517”、“福远渔518”。郑福利、翟永福对该两艘船舶共同所有，各持有50%的股份，但就案涉两船的经营等事项并未签订书面的合同。翟永福在2006年5月10日以豪有力公司为被告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时称：“……被告(豪有力公司)当时让我先交76万元办理出国打鱼捕捞许可证手续费用，……我在2004年先后分3笔将76万元费用付给被告……。我先后多次找被告追要办理出国捕捞许可证的费用……。”在翟永福于2007年2月13日写的情况说明中提到：“我在2003年6月授权郑福利与豪有力公司签订船舶租赁合同，光租我们共有的辽长渔6829、6830船舶。合同签订后，我们认真履行……。2004年，豪有力公司说福远渔517、518办理出国打鱼捕捞证需要费用，让我们垫付一下，……，我们在2004年通过中间人分三次支付给豪有力公司的陈光瑜76万元……。至今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租金。……。”
郑福利、翟永福持有陈光瑜开具的收款收据三张：一张系2004年5月19日开具，交款单位一栏写着“福远渔517/518”，交款项目系“现金”，金额为410,045.5元，该张收款收据的备注栏中还写着“378,054.50+20,000+12,000=410,045.50”；第二张也是2004年5月19日开具，交款单位是“福远渔517/518”，交款项目系“手续费”，金额为5,600元；第三张系2004年4月15日开具，交款单位为“福远渔517/518”，交款项目为“现金”，金额为32万元。三张收款收据的收款人均为陈光瑜，无收款单位公章。
另查明，大连海事法院的庭审笔录中对陈光瑜的身份表述为“福州豪有力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郑福利、翟永福对该笔录签字确认。
厦门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船舶租用合同纠纷。案涉《船舶租赁合同》系郑福利、翟永福与豪有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应认定为真实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
(一）郑福利、翟永福与豪有力公司之间就案涉合同是否还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案涉《解除船舶租赁合同》的效力。
厦门海事法院认为，《船舶租赁合同》系郑福利个人与豪有力公司签订，该合同处分了郑福利与翟永福共同所有的两艘船舶，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翟永福于2007年2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该《船舶租赁合同》系其“授权郑福利”与豪有力公司签订的，据此可以认定郑福利、翟永福就案涉两船系合伙共同对外经营。郑福利、翟永福称《船舶租赁合同》系郑福利与豪有力公司签订的，翟永福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因此翟永福无权以两个共有人的名义签订《解除船舶租赁合同》，该《解除船舶租赁合同》不能约束郑福利。但根据翟永福2006年5月10日在大连海事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以及作为证据之一提交的翟永福个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翟永福在案涉《船舶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积极参与，并与豪有力公司有过多次直接的联系，豪有力公司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翟永福作为案涉两船的共有人之一有权以两个共有人的名义与其签订《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解除船舶租赁合同》系真实有效的合同，对郑福利、翟永福与豪有力公司具有约束力。另外，郑福利、翟永福称《解除船舶租赁合同》是为了办理注销案涉船舶的国籍登记所必须的文件，不能代表双方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即使《解除船舶租赁合同》是法律规定的必须文件，也不能说明该《解除船舶租赁合同》的签订违背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郑福利、翟永福亦无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对《解除船舶租赁合同》确认的事实：郑福利、翟永福与豪有力公司在《船舶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信守合同，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厦门海事法院予以认定。
(二）被告陈光瑜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
厦门海事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郑福利、翟永福的陈述，“豪有力公司让我们代垫费用，豪有力公司讲陈光瑜是他们公司的职员，可以办证的，……，于是我们就（把款项）打进陈（光瑜）的账户”，以及翟永福出具的情况说明，“我们在2004年通过中间人分三次支付给豪有力公司的陈光瑜76万元”，还有大连海事法院的庭审笔录中对陈光瑜身份的表述，可以认定，郑福利、翟永福知道陈光瑜系豪有力公司职员，如果将款项打进陈光瑜的账户，那么豪有力公司就可以收到钱。且在陈光瑜开具的收款收据中，交款人写的是“福远渔517/518”，该两船系豪有力公司承租。因此，陈光瑜开具收款收据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郑福利、翟永福起诉陈光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郑福利、翟永福是否实际代垫了案涉船舶的办证费用。
厦门海事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船舶租赁合同》，郑福利、翟永福并没有代垫办证费用的义务，该合同也没有豪有力公司须向其支付办证费用的约定，郑福利、翟永福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而且，在郑福利、翟永福认为豪有力公司仍拖欠其租金的情况下，仅因豪有力公司的要求，郑福利、翟永福就同意为其垫付76万元的办证费用，与常理相悖。关于郑福利、翟永福提交的三张收款收据，1、这些收据的数额总计为735,645.5元，与其主张的76万元数额不符；2、三张收款收据上开具的交款人名称并非郑福利、翟永福姓名，而是“福远渔517/518”；3、第一张收款收据的备注栏中显示了该张收款收据的金额系几笔费用相加组成，与郑福利、翟永福所称三张收款收据系其分三次支付办证费用的情况不符；4、在前两张开具时间均为2004年5月19日的收款收据中，一张交款项目写的是“现金”，另一张写的却是“手续费”，如果均为郑福利、翟永福支付的办证费用，何以在同一时间开具的收据上交款项目的内容会不同。综上,厦门海事法院认为，仅凭这三张收款收据，无法证明郑福利、翟永福代垫案涉船舶办证费用的真实性。
综上，厦门海事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翟永福、郑福利的诉讼请求。
郑福利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与一审相同：
（一）案涉《解除船舶租赁合同》的效力。
二审法院认为，案涉船舶属郑福利与翟永福按份共有，各占50%的股份。《船舶租赁合同》虽系郑福利与豪有力公司签订，但已实际履行，且翟永福在事后于2007年2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我在2003年6月授权郑福利与豪有力公司签订船舶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我们认真履行，……”，因此可以认定郑福利的签约行为亦代表了翟永福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两人的共同目的，郑福利的签约行为对翟永福亦有约束力。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有过争议和矛盾，翟永福作为租赁船舶的共有人之一，也积极参与合同的履行，并与豪有力公司有过多次直接的联系，这点可从翟永福2006年5月10日向大连海事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以及翟永福和郑福利作为证据之一提交给法庭的翟永福个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内容得以证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豪有力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翟永福作为案涉租赁船舶的共有人之一，有权代表两个共有人与其签订《解除船舶租赁合同》，也正如当初郑福利代表他们两人与其签订《船舶租赁合同》一样。一审法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认定翟永福与豪有力公司签订的《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对郑福利同样有约束力并无不合理之处。因此，该《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对本案双方当事人（除陈光瑜外）均有约束力，对该《解除船舶租赁合同》所确认的“承租期间双方信守合同，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均同意不再追究对方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违约责任和违约金”的事实应予以认定。
（二）郑福利是否实际垫付76万元办证费。
首先，郑福利主张的款项发生于船舶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合同到期后，双方签订的《解除船舶租赁合同》中已明确了双方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船舶租赁合同》中并没有约定作为出租方的郑福利有代垫办证费用的义务，该船舶由豪有力公司租赁经营，合同也约定“船舶出国生产费用由豪有力公司自付”，因此，郑福利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而且，在郑福利认为豪有力公司从未支付租金的情况下，还同意为其垫付76万元的办证费用，与常理不符；再次，从郑福利提交的三张用于证明该项主张的收款收据来看，不仅总金额与76万元不符，而且三张收款收据上所记载的交款人也并非郑福利或翟永福，交款的项目也没有注明是办证费用，因此郑福利仅凭这三张收款收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垫付了76万元的办证费用。
（三）陈光瑜的行为是否属职务行为。
陈光瑜是豪有力公司的职员，对于陈光瑜的收款行为，豪有力公司表示认可，并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同时，郑福利在一审庭审以及翟永福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均陈述，“豪有力公司让我们代垫费用，豪有力公司讲陈光瑜是他们公司的职员，可以办证的，……，于是我们就（把款项）打进陈（光瑜）的账户”，“豪有力公司说办理出国打鱼捕捞证需要费用，让我们垫付一下，……，我们在2004年通过中间人分三次支付给豪有力公司的陈光瑜76万元”，这些事实足以认定，郑福利知道陈光瑜系豪有力公司职员，其收款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代表了豪有力公司，故陈光瑜的行为系职务行为。
综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郑福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郑福利、翟永福对案涉租赁船舶共同共有错误，应予纠正，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可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7年11月28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福利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裁定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闽民终字第44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豪有力公司支付《船舶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96万元及利息；判令豪有力公司和陈光瑜共同支付《船舶租赁合同》项下的船舶办证费76万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如下：
1、翟永福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郑福利的名义签订《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应认定《解除船舶租赁合同》无效。翟永福参与履行《船舶租赁合同》不能推定豪有力公司有理由相信翟永福在签订《解除船舶租赁合同》时有对郑福利的代理权。且豪有力公司并没有支付租金，却避开与其签订《船舶租赁合同》的郑福利，在合同终止后，借助办理船舶注销登记的理由，与翟永福签订了《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借此免除支付租金的义务，显然不属于善意，不符合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
2、豪有力公司对履行了支付租金的义务具有举证责任。但却拒绝提供其持有的相关证据，应当推定豪有力公司未支付任何租金。
3、原审法院无视郑福利持有陈光瑜开具的收款收据原件，通过推定的方式来否定郑福利垫付费用的事实，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
4、陈光瑜即使是豪有力公司的职员，也不能证明该收款行为必然构成职务行为。且陈光瑜在收取上述款项时是以自己而非以豪有力公司的名义，也没有证据证明陈光瑜收取的款项己进入豪有力公司的帐户。陈光瑜拒绝提供其持有的相关证据，应当推定陈光瑜收取该款项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豪有力公司在庭审时主张郑福利提供的收款收据上记载的款项系“豪有力公司交纳”的说法更印证了陈光瑜的该收款行为并非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
5、郑福利申请调取豪有力公司的财务账簿和相关凭证以及陈光瑜的银行账户资料以查证本案当事人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法院以超过举证期限、并非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材料为由拒绝，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综上，郑福利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再审审查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租用合同纠纷。根据郑福利的再审申请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对郑福利的效力。（二）豪有力公司是否拖欠租金，郑福利、翟永福是否垫付办证费用。（三）陈光瑜收取款项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四）厦门海事法院驳回郑福利、翟永福调查取证的申请是否不当。
（一）《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对郑福利的效力。
案涉两渔船为郑福利、翟永福按份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郑福利、翟永福对案涉船舶各占50%份额，故二人应当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船舶租赁合同》虽为郑福利与豪有力公司签订，但翟永福在事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我在2003年6月授权郑福利与豪有力公司签订船舶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我们认真履行，……”，因此可以认定郑福利的签约行为亦代表了翟永福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两人的共同目的，郑福利的签约行为对翟永福亦有约束力，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翟永福作为案涉船舶的共有人之一，积极参与合同的履行，并与豪有力公司有过多次直接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原审判决认定豪有力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翟永福作为案涉租赁船舶的共有人之一，有权代表两个共有人与其签订《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并无不当，认定翟永福与豪有力公司签订的《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对郑福利具有约束力并无不合理之处。
《船舶租赁合同》期间为2003年6月6日至2005年6月6日，并无自动续期的规定。在2005年8月18日翟永福与豪有力公司签订《解除船舶租赁合同》时，《船舶租赁合同》已经到期。故《解除船舶租赁合同》中双方协商同意解除《船舶租赁合同》的约定已无意义。《解除船舶租赁合同》实际为翟永福与豪有力公司双方确认“在承租期间甲（翟永福）乙（豪有力公司）双方信守合同，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同意不再追究对方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违约责任和违约金”。原审判决认定《解除船舶租赁合同》所确认的“承租期间双方信守合同，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均同意不再追究对方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违约责任和违约金”的事实并无不当。
（二）关于豪有力公司是否拖欠租金，郑福利、翟永福是否垫付办证费用。
关于租金。如上所述，翟永福与豪有力公司签订《解除船舶租赁合同》，确认就案涉渔船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同样约束郑福利。现郑福利主张豪有力公司并未支付租金，其应提供证据推翻翟永福在《解除船舶租赁合同》中的确认。郑福利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其主张。
关于办证费用。从案涉《船舶租赁合同》的内容看，其中并无出租方代垫办证费用的约定。郑福利主张其代垫76万办证款项，对该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从其提交的三张用于证明该项主张的收款收据来看，不仅总金额与76万元不符，交款的项目也没有注明是办证费用。因此郑福利仅凭这三张收款收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垫付了76万元的办证费用。
（三）关于陈光瑜收取款项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
豪有力公司认可陈光瑜是其职员，对于陈光瑜的收款行为，亦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同时，郑福利在原审庭审以及翟永福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均表明其知道陈光瑜系豪有力公司职员，其收款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代表了豪有力公司。且在陈光瑜开具的收据中，交款人写的是“福远渔517/518”，该两船系豪有力公司承租。故陈光瑜收取款项的行为系职务行为。
（四）厦门海事法院驳回郑福利、翟永福调查取证的申请是否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故即使郑福利在举证期限内申请延期举证，人民法院亦有权决定是否准许延长举证期限。且郑福利申请调取豪有力公司的财务账簿和相关凭证是为证明豪有力公司是否向郑福利、翟永福支付租金，该事实并不属于“涉及可能有损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主动调查收集的证据。故厦门海事法院对郑福利、翟永福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的决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郑福利的再审申请并无充分证据予以支持，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再审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郑福利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淑梅
代理审判员 胡 方
代理审判员 傅晓强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赵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