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02民终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国龙，男，198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世超，男，198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
原审第三人：孔令春，男，55岁，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
上诉人邓国龙因与被上诉人孙世超、第三人孔令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0民初6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国龙上诉请求：1、撤销（2017）津0110民初635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撤销《房屋买卖居间合同》，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定金3000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诉请为撤销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而一审法院却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系超范围判决；2、上诉人于2017年4月5日之前到社保中心打印了其配偶的社保清单，清单显示无补缴情况。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及其配偶有购房资格。上诉人及其配偶对是否具有购房资格存在重大误解，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孙世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邓国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17年4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定金3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查明事实：原告及原告妻子系山西籍户口。第三人孔令春系房屋中介。2017年3月31日，天津市颁布津政办发【2017】48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范围内购买住房的，需提供在本市3年内连续缴纳2年以上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证明，补缴的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证明不得作为购房有效凭证。”原告通过第三人孔令春的居间介绍欲购买被告名下的东丽区龙城里6-3-501号房屋。2017年4月5日，原告妻子在天津市社会保险河东分中心打印天津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查询清单，清单显示：原告妻子李燕（居民身份证号码），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为6年，无补缴情况。2017年4月6日，原告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合同约定总房款为130万元，定金3万元，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如遇不可抗力导致外地人不能买房，本合免责（三方）”。原告于合同签订当日给付被告定金3万元，并向第三人支付中介及评估费8000元。2017年5月9日，原告及其妻子李燕与被告到天津市东丽区房管局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房管局要求打印原告妻子当日社保缴费明细。原告在天津市社会保险东丽分中心打印天津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查询清单，清单显示李燕（居民身份证号码），养老实际缴费年限6年1月，自2014年5月至2017年4月存在补缴费月数为13个月。因原告妻子李燕的社保缴费存在补缴情况，不符合在天津购房的条件，故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就合同的解除和定金返还问题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在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时，因国家政策的调整及社保查询结果不一致，导致其对于是否具有购房资格的问题产生重大误解，要求据此撤销双方签订的合同。经审查，天津市办公厅于2017年3月31日颁布新的房地产限购政策，系社会公开发布，原告应当知悉规定的具体内容。原告妻子作为当事人，其对于自身的社保缴费情况应当最为了解，虽在河东分中心查询的社保缴费情况中显示没有补缴情况，但该情形并不能对抗其对于自身缴费情况的认知，原告根据河东分中心查询的结果，认为具有购房资格，并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本身存在侥幸心理。重大误解系行为人对于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主要性质发生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本案中，造成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系原告对于政策实施的一种投机心理，由此造成的损失，原告应有预知。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如遇不可抗力导致外地人不能买房，本合免责（三方）”，本案中，并不存在不可抗力的情形，原告的购房行为发生在政策颁布之后，且根据原告的行为分析，原告知悉并按照政策的要求查询了自身的社保缴费情况，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系原告的投机侥幸心理的存在，是可以预见，能够避免克服的，不属不可抗力。原告应就合同无法履行承担违约责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撤销合同的主张，经审查，本案原告及原告妻子非天津户籍，且并未在天津市3年内连续缴纳2年以上社会保险，不符合购房条件，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予解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原告邓国龙与被告孙世超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于2017年10月27日解除。二、驳回原告邓国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邓国龙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之前，于2017年4月5日到天津市社会保险河东分中心打印天津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查询清单，说明上诉人对限购新政是知悉的。2017年5月9日打印的天津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查询清单显示上诉人配偶自2014年5月到2017年4月存在补缴费用月数系13个月，具体为：2014年补缴月份为5月、6月、7月、8月，2015年补缴月份为1月、2月、3月、4月、5月，2016年补缴月份为1月、2月、3月,2017年补缴月份为1月。从以上数据得知，一年中长达数月未缴纳社会保险，且补缴数月需支出一定的大额家庭资金，上诉人对补缴社会保险应该是明知的。上诉人2017年4月5日查询的《天津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查询清单》虽未显示存在补缴月数，但亦未出现上诉人不存在补缴情形的字眼。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合同之前，具有严格审查自己是否拥有购房资格的义务，在明知可能存在欠缴社会保险的情形下，仅依据一张打印的查询清单，而并未进一步核实印证，就同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说明上诉人对于政策实施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上诉人对于产生的损失风险有一定的预知。上诉人对自身是否具有购房资格存在侥幸心理，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判决超出诉讼请求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因本案不属于重大误解的情形，因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合同的构成要件。因上诉人不具备购房资格，致使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一审判定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并无不妥，另，因上诉人自身资格问题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定驳回上诉人请求返还30000元定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国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邓国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 军
审 判 员 杨宝华
代理审判员 孙 静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