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162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十路***号科技*号标准厂房*****号。
法定代表人：赵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雷丁，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云鹏，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新疆宝路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号金谷大酒店*楼***号。
法定代表人：杨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玉青，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友谊，该公司副经理。
再审申请人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新疆宝路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路公司）港口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四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天津港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对涉案货物入库总数的认定存在错误。1、《2009年石河子宝路食品有限公司发货明细》中箱号为4030067的40尺集装箱的记录显示为48桶，而对应的统计台账却记为96桶，统计台账比发货明细多计48桶，应从入库总数中予以扣减。2、入库单、发货明细、接货通知并非入库交接文件或仓储证明，不能作为认定入库数量的依据。3、宝路公司仅提交了部分厂家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入库总数。（二）二审判决对出库总数的认定存在错误。二审判决认定涉案货物的出库数量为126714桶。天津港公司又查出宝路公司出库统计台账漏登、少登了7758桶，合计出库总数应为134472桶。（三）天津港公司不应承担已过保质期货物的赔偿责任。涉案货物标签记载的生产年份全部为2009、2010年，保质期为1年。即使按照宝路公司主张的保质期为2年，所有货物最晚也应于2013年1月1日全部过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因宝路公司未在保质期内售完货物导致货物变质，天津港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二审判决在赔偿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二审判决以2013年8月涉案货物市场价格作为计算损失的标准，缺乏合理性。根据2013年天津港公司代理的其他新疆厂家生产的报关价，同类番茄酱的市场价格低于二审判决认定的价格。（五）16桶破损番茄酱不应再由天津港公司赔偿。16桶破损番茄酱已于2010年8月30日由宝路公司提走并自行处置，天津港公司不应再对其进行赔偿。综上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宝路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货物的入库数量为126810桶，出库数量为126714桶，准确无误。（二）涉案货物保质期是2年，宝路公司是滚动替代出货，所有库存货物均已出口，没有因过期而废弃的情况。天津港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超过保质期货物的赔偿责任不能成立。（三）二审判决依据宝路公司提交的《出口报关单》认定涉案货物的赔偿标准并无不当。（四）二审判决认定天津港公司应当承担16桶破损货物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本案系港口仓储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天津港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主要审查问题是：1、二审判决认定的涉案货物入库总数是否正确；2、二审判决认定的涉案货物出库总数是否正确；3、天津港公司能否以货物超过保质期主张免除赔偿责任；4、二审判决认定的赔偿价格是否正确；5、天津港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涉案16桶破损货物。
（一）二审判决认定的涉案货物入库总数是否正确。天津港公司主张宝路公司提交的入库单、发货明细、接货通知并非交接文件或仓储证明不能作为认定入库数量的依据。根据原审查明，本案《作业合同》约定天津港公司对所接收的货物负有核对并制作入库明细的责任。但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天津港公司并未尽到上述义务，在一、二审法院多次释明的情况下，仍不能提交涉案货物实际入库数量的相关证据。二审法院以宝路公司提交的《集装箱货运单》、《商品入库通知单》、《集装箱发货明细表》、《领货凭证》和工厂发货明细、工厂接货通知等材料作为入库数量的初步证据，并多次组织双方核实单据，给予天津港公司充分质证机会，最终确认涉案货物入库数量为126810桶。二审法院在天津港公司不予举证的情况下，采信宝路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认定涉案货物入库数量，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并无不当。
天津港公司主张2009年石河子宝路统计台账比发货明细多计48桶，应从入库总数中予以扣减。二审法院根据发货明细中该批次货物还有71桶次品的记载，以及一个40尺集装箱装载货物重量的限度，确认统计台账中的96桶符合实际发货数量，并无不当。
天津港公司以宝路公司仅提交部分厂家单据，仍有13648桶未提供运输单据为由，主张宝路公司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入库总数。首先，天津港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宝路入库证据简表”系其在二审判决生效后依据二审认定的证据材料自行核算制作的统计表格，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其证据效力不能予以认定。其次，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述13648桶货物的运输方式为汽车运输，虽没有运输单据，但是宝路公司已向法院提交了这些货物的入库单和出货通知单等证据，二审法院依据相关的《出货通知单》及天津港公司提交的装箱费统计表，认定这些货物实际存储于天津港公司，并无不当。据此，天津港公司关于上述货物不应计入入库总数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二审判决认定的涉案货物出库总数是否正确。天津港公司以宝路公司的出库统计台账漏登少登7758桶为由，主张二审判决认定的出库总数错误。天津港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宝路统计台账少登、漏登桶数明细”系其在二审判决生效之后根据二审认定的证据自行核算制作的统计表格，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其证据效力不能予以认定。本案一、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已经对宝路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充分质证，天津港公司并未对少登桶数事宜提出异议，现仅依据该明细主张二审判决认定的出库总数错误，事实依据不足，不能予以支持。
（三）天津港公司能否以货物超过保质期主张免除赔偿责任。涉案货物番茄酱属于种类物，其仓储销售存在滚动替代出货的客观情况，涉案货物并非在储存期间超过保质期，而是因储存期间发生丢失造成无法外销。在天津港公司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丢失的货物已经超过保质期的情况下，其关于涉案丢失货物超过保质期不应予以赔偿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予以支持。
（四）二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标准是否妥当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因涉案货物系滚动替代出货，宝路公司在2013年8月最终清仓盘点时才确认货物存在丢失，二审判决以该时的市场价格作为计算损失的标准，并无不当。天津港公司主张应依据其他新疆厂家的报关价格确定涉案货物的市场价，但由于番茄酱并非国家统一定价，即使产地相同，受品质和营销等因素影响，不同厂家的销售价格存在差异，因此其他厂家货物的价格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能客观反映涉案货物的市场价格，二审法院依据宝路公司提交的《出口报关单》确定涉案货物的市场价格，并无不当。天津港公司主张二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标准错误，缺乏事实依据，不能予以支持。
（五）天津港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涉案16桶破损货物。根据原审查明，虽然2010年8月29日宝路公司就16桶破损货物向天津港公司发出《出货通知单》，但是天津港公司在第二天即2010年8月30日向宝路公司出具说明，表示16桶破损货物已报保险，赔款归宝路公司所有，货物由天津港公司自行处理。天津港公司对于存储于其仓库中的货物是否出库负有举证责任，在天津港公司没有确凿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其主张16桶破损货物已被宝路公司提走，缺乏充分事实依据。二审判决认定天津港公司应对16桶破损货物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天津港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胡 方
审判员 郭忠红
审判员 余晓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