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0421民初1389号原告：连国兵，男，196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长治县诉讼代理人:张俊德，男，195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县。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长治县韩店镇桥沟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李天林，职务：村委主任诉讼代理人：李勇灵，山西光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诉讼代理人：王永刚，山西光耀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徐旭林，男，1978年7月8日出生岁，汉族，住长治县被告：原双喜，男，1964年3月25日出生岁汉族，住长治县原告连国兵与被告韩店镇桥沟村村民委员会、徐旭林、原双喜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连国兵及其诉讼代理人张俊德、被告韩店镇桥沟村村民委员会及其诉讼代理人李勇灵、王永刚、被告徐旭林、原双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连国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徐旭林、原双喜将已领取桥沟村”村下十亩地”（地名）0.403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各返还3627元整，共计7254元；2、被告桥沟村委对被告徐旭林、原双喜返还征地款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1999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期间，原告依法取得”村下十亩地”0.403亩土地的承包权，2000年原告全家迁至南沟村，2003年被告桥沟村委以原告全家户口迁出为由收回该土地让被告徐旭林、原双喜耕种，后该地因修路被征用，被告徐旭林、原双喜共领取征地补偿款7254元。原告多次找被告桥沟村委理论，村干部据理不让。原告在无奈之际只得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望判如所请，作出公正判决。被告桥沟村委辩称：第一、依据双方签订的《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土地承包合同》）第5条约定，有下列情形的，发包方有权收回承包地：（1）抗粮抗税或无故拒交各种合理负担的，（2）荒芜耕地的。本案原告不仅连续多年抗交农业税，而且荒芜土地长达三年之久，答辩人作为发包方依据合同约定收回其承包地是合法有据的。第二，依据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对本案原告的耕地进行调整并重新发包给其他被告，符合当时的政策性规定。第三、原告已搬迁多年，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从未向被告村委或其他被告主张过土地承包以及补偿款等事宜，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徐旭林、原双喜同村委答辩意见一致。根据诉辩双方意见，合议庭归纳本案争议：1、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主张返还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款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本庭归纳的争议焦点依法进行了举证，本院当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综合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对双方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户籍证明、身份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南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原告落户该村之后未分配土地的证明等3份证据，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2、被告桥沟村委提交的证据：证据一、1999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证明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按约定发包方可收回土地。原告质证认可其证据来源，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有抗粮抗税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内容客观真实，原告亦认可该证据的来源，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二、村民负担通知卡，被告桥沟村委欲证明其给原告下达过”三提五统”通知卡。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桥沟村委的欲证事实，故不予采信。证据三、支村委会议记录六份，时间从2000年10月8日至2002年2月9日，证明在该六次会议上研究了本案原告不交纳”三提五统”及不履行村集体义务工收回其土地重新分配的问题。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该会议记录均为原件，且记录完整，内容涉及村务的方方面面，客观真实，证据证明指向明确具体，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无相应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四、桥沟村1997年至2001年上学、迁出、死亡、嫁出退地花名和1997年至2001年出生、嫁入分地花名各一份，证明被告桥沟村委对本村1997年-2001年部分土地收回和分配的情况，其中包含有本案原告的土地被收回情况。原告质证意见称被告桥沟村委土地收回重新分配是一刀切的行为，五年一小调是单方说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该花名表系原始书证，内容客观真实，符合当时政策范围和承包合同条款允许土地小调整的规定，是落实支村委会议的结果，且与本案待定事实相关联，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无相应反驳证据，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五、被告桥沟村委2015年6月25日关于土地重新确权及其他事宜的会议记录及被告侯根祥与被告村委签订的长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在2015年6月25日经桥沟村全体党员、支村委干部、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将村委大调整后的土地（含原告连国兵被收回的土地）确权给调整后的农户，并于2017年9月30日双方签订承包合同书。原告质证意见是，合同书是办理确权过程中的一种手续，不认可原告土地由村委收回后确权给被告徐旭林、原双喜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项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待定事实相关联，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六、2002年计税产量入户调查表及桥沟村每户计税产量清单各一份，证明在2002年4月计税产量入户调查的时候，原告已不在入户调查范围。被告桥沟村委欲证明原告的土地在当时已经收回并分配给了其他农户。原告质证意见是2000年-2002年4月30日期间，原告已经迁往南沟村，没有义务投工投钱，这不是被告村委收回土地的理由。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始书证，证明原告的承包地在2002年4月已经不在土地税收统计范围，能够间接证明原告的土地当时已收回并重新分配给其他农户的事实，该证据内容真实客观，且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根据原被告互认的事实及本院采信的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1月1日，原告连国兵以桥沟村村民身份承包土地四块，共3.427亩，含有本案涉案土地，并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0年，原告连国兵全家迁到本镇的南沟村居住，成为南沟村村民，但未在南沟村取得土地。原告举家迁出之后，不再回到原村耕种土地，且不再按当时的政策和《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交纳”三提五统”农业税和村集体安排的义务工等义务。于是被告桥沟村委按照《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和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及村委确定的”五年一小调”惯例，于2000年10月8日至2002年2月9日先后六次召开支村委会议，对符合土地承包合同收回土地条件的农户土地收回重新调整事宜进行了讨论决定。根据支村委会议的决定，2002年初，被告桥沟村委共收回19位村民的16.774亩土地，把收回的土地登记造册发包给新增人口和需补地的27户村民。其中收回的19户的16.774亩土地包含原告连国兵的土地；重新发包给的27户的村民包含被告徐旭林、原双喜。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承包地在后来修路时被征用，征地补偿款7254元由被告徐旭林、原双喜领取。另查明，原告连国兵的承包土地被被告桥沟村委2002年收回至2017年10月期间，原告对此未提出异议。2017年10月原告找被告桥沟村委协商未果，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用益物权，基于该权利而主张请求权的属于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被告辩称的本案原告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不予认可，本案原告的主张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3年3月1日开始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判断该法施行之前已经完成的行为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而应当适用行为完成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故农村承包地调整的时间节点是处理本案的关键。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桥沟村委是在2003年收回其承包地，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被告桥沟村委辩称是在2002年年初收回原告的承包地，并当庭提供了支村委会议记录、桥沟村1997年-2001年上学、迁出、死亡、嫁出退地花名和1997年-2001年出生、嫁入分地花名表、2002年计税产量入户调查表等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被告桥沟村委辩解的事实，故本院认定桥沟村委收回土地的时间发生在2002年。被告桥沟村委在2002年鉴于原告连国兵全家2000年迁出后不按规定交纳农业税及”三提五统”的情形，依据1999年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五条承包人抗粮抗税或无故拒交各种合理负担，发包人可以收回土地的约定，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和”五年一小调”的工作惯例，于2002年收回原告的承包地的行为符合《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和当时的政策规定，该行为合法有效。同时，被告桥沟村委将小调整收回的土地重新分包给其他新增人口和补地的27位村民，且在2015年开始的全国农村土地重新确权过程中对此也予以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承包地及承包地绿化补偿款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连国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连国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韩莉审判员王潞伟审判员李韶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崔鹏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