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民申149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胡国彬，男，1969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石市嘉辉钎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华家屯56号。
法定代表人：吕绍辉，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胡国彬因与被申请人黄石市嘉辉钎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2民终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胡国彬申请再审称，（一）一审认定胡国彬中途离开四天，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二审认定的关键性定案证据在一审未经庭审质证，剥夺了当事人辩论权利。（三）二审认定胡国彬与嘉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依法再审。
本院审查查明，嘉辉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11日，其经营范围为金属加工，钎具、钎钢、普通机械设备、金属结构件制造，法定代表人吕绍辉。2016年1月27日，吕绍辉与湖北宏缘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订《钢构产品加工合同》，约定由吕绍辉承包湖北宏缘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所建项目的风机钢结构零部件加工制作，工期30日。合同还约定吕绍辉须按照国家标准组织人员精心制作、安装和验收，确保构件质量达到要求。
合同签订后，吕绍辉就此加工合同通知刘煜华过年后来做事，刘煜华于同年2月18日去嘉辉公司，当天活干完后对吕绍辉说人手不够，需要再请一人帮忙，吕绍辉同意并让刘煜华负责找人，刘煜华随即联系胡国彬，胡国彬于次日来到嘉辉公司做事，约定报酬每日200元。胡国彬做事中途离开四天，同年3月1日，胡国彬在送钢板过程中右手食指被剪板机压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2016年5月23日，胡国彬向湖北省黄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嘉辉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该委认为嘉辉公司聘请胡国彬从事钢结构工作，实际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工资实行计时工作制，从事有报酬的劳动，故于同年7月20日作出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裁决。嘉辉公司不服该裁决，故而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胡国彬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6年10月20日作出（2016）鄂0203民初1133号民事判决：确认嘉辉公司与胡国彬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胡国彬不服，向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2017年3月6日作出（2017）鄂02民终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归纳本案焦点：本案一审认定胡国彬中途离开四天这一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胡国彬与嘉辉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本案一审没有对《钢构产品加工合同》进行质证是否剥夺胡国彬法定辩论权利。现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一审认定胡国彬中途离开四天这一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民事案件的“基本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影响、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具体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等主要内容所依据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基本事实’”。据此，一审认定的“胡国彬做事中途离开四天，同年3月1日，胡国彬在送钢板过程中右手食指被剪板机压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并不决定本案基本法律关系，并不能据此判断胡国彬与嘉辉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因而并非本案的基本事实。其次，胡国彬申请再审称，一审庭审中胡国彬陈述“因家里有事，向吕绍辉请假了几天。”对方代理人在庭审中也认可这一事实，而非判决书中认定的“被告做事中途离开四天”。对此本院认为，按照文意解释原则，“因家里有事，向吕绍辉请假了几天”与“被告做事中途离开四天”并不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一审认定“被告做事中途离开四天”并不排斥胡国彬“因家里有事，向吕绍辉请假了几天”这一事实，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该事实的中性的、精炼的表达。再次，从胡国彬的前述再审申请事由可以推知，胡国彬与嘉辉公司之间对“因家里有事，向吕绍辉请假了几天”这一事实并不存在争议。最后，即便双方当事人对这一事实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胡国彬应对自己的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胡国彬关于本案一审认定胡国彬中途离开四天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胡国彬与嘉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一、二审均不认定胡国彬与嘉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认定胡国彬与嘉辉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二审认定二者存在劳务关系而非事实劳动关系。本院认为，由于劳动关系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可从以下方面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用人单位是否定期向劳动者发放工资，劳动者能否提供用人单位支付工资的记录，劳动者是否在经济上依赖用人单位；劳动者是否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组织体系从事劳动，与其他劳动者存在分工合作，而不是从事独立的业务或经营活动；劳动者是否自身完成劳务；劳动工具、原材料是否由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是否在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时间、场所工作，并受用人单位决定或受其控制；劳动者提供的劳务是否具有连续性；劳动者的工作性质是否日常的，等等。就本案而言，首先，由于双方仅仅约定报酬每日200元，即便嘉辉公司对胡国彬进行考勤，也并不意味着胡国彬必然接受嘉辉公司的管理、指挥、监督与控制。其次，嘉辉公司对胡国彬按日计酬，也没有为胡国彬缴纳社会保险费。再次，由于嘉辉公司在加工制作风机钢结构零部件过程中人手不够，胡国彬经刘煜华介绍来嘉辉公司临时帮助“做事”，该项工作并不具有连续性。因此，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胡国彬与嘉辉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胡国彬关于二审认定胡国彬与嘉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一审没有对《钢构产品加工合同》进行质证是否剥夺胡国彬法定辩论权利。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之规定，《钢构产品加工合同》在一审结束后提交，应是本案二审期间的新证据。其次，由于胡国彬上诉提出该合同是在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的，没有经过一审质证，剥夺了其质证权利和辩论权利，二审对该合同进行质证后予以采信，实际上是对胡国彬一审期间丧失的质证权利的救济。再次，关于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原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一）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的；（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据此，尽管本案一审没有对《钢构产品加工合同》进行质证，但并不存在剥夺胡国彬法定辩论权利的任何情形。最后，尽管嘉辉公司在二审出示的合同原件与归档附卷的合同不符，但合同主要内容应为一致，因而并不影响对本案的实体处理。基于前述分析，胡国彬关于二审认定的关键性定案证据在一审未经庭审质证，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胡国彬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胡国彬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邢 勇
审判员 龚 璟
审判员 邬文俊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唐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