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锦民二终字第000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会，女，196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义县。
委托代理人张明，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海市房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凌海市国庆路47A。
法定代表人徐德山，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国礼，凌海市房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义县分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柏卓林，辽宁方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玉会因与被上诉人凌海市房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海房兴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2014）义民初字第00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玉会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明，被上诉人凌海房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国礼、柏卓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3年3月16日，原告与其父亲李绍先、母亲王素昌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原告父亲李绍先、母亲王素昌将其位于义县义州镇站前村的砖木结构平房三间（丘地号4-442号，建筑面积58.22平方米）卖给本案原告，价款贰万元。买卖合同签订后，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2010年8月16日，原、被告签订房屋动迁补偿协议，被告将原告购买于其父母的房屋进行拆迁，双方约定了补偿办法、回迁房位置、面积差的处理、回迁后房照的办理、回迁房屋验收标准等。协议签订后，被告对该房屋进行了拆迁，并在原地建筑住宅楼，住宅楼完工后，原、被告因对回迁补偿办法存在争议，原告未进行回迁。原告提供的房屋动迁补偿协议中载明“补偿办法：85平方米门市（道东面），1号楼门市9-10号2户，赵青，第陆拾叁号”。被告提供的房屋动迁协议中仅载明“补偿办法：85平方米门市”，无“（道东面），1号楼门市9-10号2户，赵青，第陆拾叁号”，原、被告均认可“（道东面），1号楼门市9-10号2户，赵青，第陆拾叁号”系赵青所写，对书写的日期及书写内容的效力，原、被告有争议。赵青在动迁过程中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与动迁户签订房屋动迁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房屋动迁补偿协议是拆迁人按照法律规定，就拆迁人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和对房屋使用人予以安置等事项所达成的协议。依据最高院批复，此类案件系民事纠纷。本案原、被告签订的房屋动迁补偿协议是双方在充分协商后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原告与其父亲李绍先、母亲王素昌房屋买卖关系；原、被告之间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原告与其父亲李绍先、母亲王素昌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对原告主体资格的影响；被告工作人员赵青在协议中书写内容的效力；原、被告各自提供的房屋动迁补偿协议采信情况及原告回迁房屋的位置、面积。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提供了与其父母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对协议书被告予以认可，对此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协议书签订后，至被告与原告家协商拆迁补偿事宜时，原告均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因房屋所有权人（原告父母）所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未对抗任何其他人员、单位的合法利益，故其将此利益以订立买卖合同的形式转让给原告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故原告依法享有拆迁补偿安置利益，拥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针对争议焦点二，原告提供的房屋动迁补偿协议比被告提供的协议书中多了“（道东面），1号楼门市9-10号2户，赵青，第陆拾叁号”。原、被告均认可此不一致内容为被告工作人员赵青所写。赵青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虽无被告书面的授权委托书，但被告认可其与被拆迁人沟通协调、签订协议的行为，以上行为使原告对其产生信赖，认定其行为代表被告无可厚非，其代理行为的后果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故对原、被告分别提供的房屋动迁补偿协议，本院均予以采信。原告亦提供了刘福良、宋玉海、李国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动迁补偿协议，其上均有赵青对回迁房屋情况的标注，均已经实际履行完毕，被告以对上述三份协议中赵青的标注均知情作为抗辩理由，根据上述三份协议被告对赵青标注内容均知情，可推知赵青在原告协议上标注内容被告应知情，进而证明赵青行为代表被告，故对以上证据，本院予以采信。针对争议焦点三，被告针对回迁房屋的位置及面积问题提供了两份图纸，一份为2010年7月30日凌海设计（门市20间），一份时间为2010年8月义县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所设计（门市10间），原告对义县图纸无异议，对凌海图纸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故对两份图纸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了与被告工作人员赵青的录音书面材料，被告提供了赵青的书面证明，本院依职权对赵青做了询问笔录，三份证据基本证明以下问题：赵青作为被告公司的拆迁人员负责与拆迁户签订合同，原告提供的房屋动迁补偿协议中“1号楼门市9-10号2户，赵青”为赵青本人所填，填写时间在2012年春节前，上述回迁房屋的位置是按照凌海图纸签订的。赵青所述凌海图纸的形成时间与被告所述不一致，但参考原告提供的三案外人与被告签订房屋动迁补偿协议的时间，赵青为原告填写内容的形成时间应在义县图纸形成之前，即按照凌海图纸所签订，房屋位于整栋楼房的中部，具体位置及面积参见凌海图纸。此位置及面积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动迁补偿协议约定的面积基本相符，符合双方关于房屋动迁补偿的合意。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被告凌海市房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交付原告李玉会位于义县育才园1号楼中部的面积为87平方米的门市楼（凌海图纸中编号为9、10号的门市楼，现门牌号为文化路2-3）。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原告李玉会负担1170元，被告凌海市房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170元。
原审判决宣判后，李玉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争议楼房有两份图纸，一份是义县设计所的图纸，一份是凌海设计的图纸，认定这两份图纸都是真实的是错误的。义县图纸是官方合法有效的图纸，而凌海的所谓图纸是上诉人起诉后，被上诉人为应付起诉伪造的图纸。（1）该图纸不符合制图的技术规范。图中没有制图单位，没有制图人员签名。（2）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和赵青的证言中对该图形成的日期前后矛盾。二、一审法院用违法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原审承认赵青录音为其本人陈述，但否认其陈述的事实，依据赵青陈述能够证明上诉人的陈述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单方面调取且经过法庭质证遭上诉人否定的赵青笔录属于违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事实是：2012年房兴公司开始施工后才开始和全体动迁户签订回迁合同。我也是回迁户之一，所以我不可能在2010年8月之前就和被上诉人签回迁协议。所以一审法院认为赵青为上诉人填写内容的时间应在义县图纸形成之前，即按凌海图纸所签订，房屋位于楼的中间部的认定是错误的。凭借一张假图和违法证据判案也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依据事实按照协议的约定给付育才楼9—10号门市楼（现在1号楼最东侧两间门市）。
被上诉人凌海房兴公司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凌海图纸的真实性证据充分。2、上诉人所称“我不可能在2010年8月份就和被上诉人签回迁协议”是枉顾事实。3、上诉状称原审法院单方调取赵青笔录属于违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指责于法无据。综上，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0年8月16日，李玉会与凌海房兴公司签订了房屋动迁补偿协议，约定补偿办法：“85平方米门市（道东面）”。之后在协议后面又补充填写了：“两个门市共计：85平米，多出平米不填钱”。之后赵青又在李玉会持有的动迁补偿协议上填写了：“1号楼门市9-10号2户，赵青，第陆拾叁号”。从动迁协议签订的过程看，分两次补写的内容应是对动迁协议的逐步补充说明。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回迁补偿房屋的位置和面积。上诉人李玉会称“1号楼9-10号2户”是根据义县建筑工程勘察设计院设计制作的图纸标注的位置确定的，“凌海图纸”是凌海房兴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伪造的。凌海房兴公司称是依据“凌海图纸”确定李玉会的回迁房屋位于1号楼中间，面积约80余平方米，并提交了“凌海图纸”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凌海房兴公司的陈述与动迁协议签订过程相印证，同时与动迁协议约定的回迁房屋的面积相符。李玉会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否定当时“凌海图纸”已经存在的事实。故原审判决是有事实依据的，并且符合合同法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40元，由上诉人李玉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凤武
审 判 员 刘志辉
代理审判员 尚国之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 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