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民初13510号
原告（反诉被告）陈国栋，男，1973年12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费华平，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蔺志坚，男，1977年12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罗宪民，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亚琴，女，1973年7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费华平，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国栋（反诉被告）与被告蔺志坚（反诉原告）、第三人张亚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初淼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陈国栋、张亚琴的委托代理人费华平，蔺志坚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宪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陈国栋诉称，2011年年末，蔺志坚向史某某陈国栋介绍有一个西安投资项目，投资三年可获90%的收益，蔺志坚为该项目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若陈国栋有兴趣，可以委托蔺志坚以代持的方式进行股权投资。基于对蔺志坚的信任，陈国栋与同事史某某、苏某决定投资。2012年1月20日，陈国栋以其配偶张亚琴的名义与蔺志坚签订委托代持协议，约定史某某委托蔺志坚以蔺志坚的名义向西安嘉祥投资管理中心出资150万元（后经调整，陈国栋实际出资30万元）。2012年1月13日，陈国栋通过张亚琴的账户向蔺志坚汇出资金。根据约定，蔺志坚应于2012年10月、12月，2013年6月、12月以及2014年6月、12月分六笔进行归还。但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迟延还款的情况，在陈国栋多次催促下，蔺志坚仅归还至2013年12月第四笔回款，且还款时间拖延了一年之久。针对尚未回款的第五笔及第六笔，陈国栋多次催要未果，最终丧失了投资信心，各方于2015年6月1日达成书面约定，由蔺志坚与所投资项目去落实退出事宜，若能退出，则归还第五笔及第六笔款项，若在2015年8月31日前不能退出，则蔺志坚以受让方式将陈国栋与另外两位投资人的投资权益进行受让，由蔺志坚向陈国栋支付转让对价13.68万元（即第五笔），并承诺在2016年6月30日前付清款项。2015年8月31日过后，经史某某多次询问，蔺志坚答复未能与投资项目达成退出协议，而至于受让款的支付事宜，则以种种理由拖延至今未予支付。陈国栋认为，陈国栋与蔺志坚自2015年6月1日形成的书面约定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在陈国栋已经放弃了部分原投资项目利益（第六笔）的情况下，蔺志坚理当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向陈国栋支付受让款，故陈国栋诉至法院，要求蔺志坚支付13.68万元及利息（以13.68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蔺志坚答辩并同时提出反诉称：蔺志坚曾就职于西安嘉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嘉仁公司），其作为公司员工，可以跟投公司的相关投资项目，因陈国栋与蔺志坚为朋友关系，陈国栋委托蔺志坚协助代为投资相关投资项目。2012年1月15日，蔺志坚与陈国栋签订《委托代持协议》约定，由蔺志坚代为投资西安嘉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安嘉祥中心）的项目，并以蔺志坚名义对合伙企业进行投资、代为行使相关权利，该协议第六条第四款约定，甲方以其实际出资额为限承担对该合伙企业出资的投资风险，乙方不对甲方的出资承担保值增值责任，甲方不得就出资财产的盈亏要求乙方承担补偿或赔偿责任。根据该约定，蔺志坚对陈国栋承担的仅为代为投资义务，并且不对陈国栋收取任何委托费或任何报酬，蔺志坚不论从协议约定还是从公平原则角度，均没有义务保证陈国栋的收益。《委托代持协议》签署后，因项目相关谈判方发生变更，合作条件不断磋商，项目迟迟未能如期启动，直至2013年9月，蔺志坚从西安嘉仁公司离职，项目仍未投资，投资款项仍未投资出去，离职后，蔺志坚也不再具有投资资格，无法继续帮助陈国栋代为投资。由于代持投资行为未能真正发生，该笔资金也未获得任何投资收益，经陈国栋与蔺志坚数次协商后决定由蔺志坚陆续向陈国栋返还资金，由于分批返还数笔款项，且金额涉及到其他两人的投资款，蔺志坚实际返还给陈国栋的金额为312400元，超过了史某某实际支付的30万元，故要求陈国栋返还12400元并承担反诉诉讼费用。
陈国栋针对反诉辩称：蔺志坚除了在早期曾向案外人苏某以发送短信的方式介绍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之外，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虽然向陈国栋返还款项的时间上略有迟延，但基本上还是按照蔺志坚所介绍的回款金额向陈国栋返还款项，共向陈国栋支付了前四笔收益。如果项目没有投资，蔺志坚应该向陈国栋如实反映情况，将钱一次性退还，不会出现基本按照蔺志坚介绍的金额和时间向陈国栋返还款项的情况。蔺志坚曾手写了一份受让协议，从受让本身的内容看，明显可以反映出这个项目是实际投资过的。本案不再是简单的陈国栋委托蔺志坚投资的纠纷，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按照受让协议中的约定履行相关的权利义务。陈国栋是基于对蔺志坚的信任约定以蔺志坚的名义对项目进行投资，陈国栋对于项目的进展情况是无法了解太多信息的，不应该由蔺志坚随意主张项目是否实际投资，否则陈国栋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即使项目没有实际投资，亦与陈国栋无关。故不同意蔺志坚的反诉请求。
第三人张亚琴述称：2012年1月20日，陈国栋以张亚琴的名义与蔺志坚签署《委托（代持）协议》，系陈国栋借用张亚琴的名义的行为，该协议的真正权利人为陈国栋，同意陈国栋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20日，张亚琴（甲方）与蔺志坚（乙方）签订《委托（代持）协议》约定，甲方愿意与乙方及其他合伙人一起共同投资西安嘉祥中心或适格的其他跟投实体（以下简称该合伙企业），并委托乙方代为持有在该合同企业投资所形成的所有相关权益；甲方同意通过乙方向该合伙企业出资壹佰伍拾万元，并在该合伙企业注册设立后依法在该合伙企业持有该等出资额所对应的所有相关投资权益；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以乙方自身名义向该合伙企业代为认缴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的出资，并代为持有该等出资额所对应的有限合伙人权益（以下简称委托权益）……，乙方自愿接受甲方上述委托，以自己名义对该合伙企业出资，并代为行使相关合伙人权利；在该合伙企业设立过程中，甲方应按乙方指定的时间将甲方所认缴的出资交付给乙方，由乙方向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并签署《合伙协议/合同》，依据相关安排，首期出资为全部认缴出资的20%；甲方基于其对该合伙企业的实际出资，对该合伙企业享有委托权益所代表的实际合伙人权利并有权获得委托权益所对应的分红所得及其他收益等全部投资收益；甲方以其实际出资额为限承担对该合伙企业出资的投资风险，乙方不对甲方的出资承担保值增值责任，甲方不得就出资财产的盈亏要求乙方承担补偿或赔偿责任；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同意不就本协议下的委托事项向甲方收取委托费用或其他任何报酬；乙方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综合考虑，决定减少甲方对该合伙企业的出资额并通知甲方；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甲乙双方于2012年1月20日签署，并自双方签署之日生效。落款处甲方签字张亚琴、乙方签字蔺志坚。庭审中，蔺志坚认可《委托（代持）协议》中陈国栋系借用张亚琴的名义签署协议，该协议的权利人为陈国栋。
同日，蔺志坚与案外人苏某、史某某亦签署了《委托（代持）协议》。
2012年1月13日，陈国栋向蔺志坚支付300000元。
2012年8月30日，蔺志坚给苏某发送的短信显示：各位兄弟，前天我们投决会后，批准了与金辉的合作方案，这两天我们在西安，与金辉和曲江落实签约文件，明天上午有一个签约仪式，最终的方案是整三年全部退出股权，留10万平米物业开元基金持有，不算持有型物业，毛收益为190%，即1万收回1.9万，节奏变为一年半后回本，剩余一年半回利，细节我明天会后电话说，跟投我建议已出资的出资，后续再根据资金安排，不跟或少跟都行，但别都跟原来的份额，房地产还是有一定风险。
2012年9月7日，蔺志坚给苏某发送的短信显示：投资100万，现金流将为：2012年10月底，收回30.4万元；2012年12月底，收回19万元；2013年6月底，收回38万元；2013年12月底，收回38万元；2014年6月底，收回45.6万元；2014年12月底，收回19万元。如基金选择回购10万平米商业，则需在2014年少分配19.76万元，到手现金将是170.24万元，上述日期是理想状态，基金按时收到上述每笔钱后，做账实际分配到个人手上要比上面各日期晚两个月左右。
2012年10月8日，蔺志坚给苏某发送的短信显示：苏领导、史总，节前跟投项目手续已完全办妥，按项目计划，请安排资金于本周四前完成跟投，我周五要汇出。节前的跟投规模调整为苏1**万、史300万、陈30万。鉴于国栋不再追加，请两位将差额汇付到我的账户，10月底将有第一笔回款，本次再跟金额：苏90万、史220万……。
2012年12月17日，蔺志坚给苏某发送短信显示：2012年10月底，对方累计付16%，本次分配16%，只不过老板扣了理论上20%的个税在团队公司账上，没打到我们个人账户中来，领导你按120万本金，190%的收益计算如下：120*190%*16%*0.8=29.184万，那20%的个税我们也没实际交，只不过还在团队公司账上，需要过了1月与税务局沟通确认不算收益后再分配。2013年6月9日，蔺志坚给苏某发送短信显示：问题基本解决，14号开元基金汇一笔资金到团队公司账户，作为未来计提个税的担保，然后，在本金未全部回来前，可以从团队公司和个人之间划账了，15号或最晚下下周一，我们就能收到钱了，让大家久等了。下一步，我们商量一下，把我名下的权益转给一个我们自己的公司，这样公对公，团队公司作为合伙企业，就没有扣税义务了，我16号应该在上海，咱们方便见面聊聊。
2013年6月19日，蔺志坚给苏某发送短信显示：2012年12月底，对方累计付26%，上次分配了16%，本次分配10%，由于本次基金向税务局提供了纳税担保，故暂未代扣10%个税，你按300万本金，190%的收益计算如下：120*190%*10%=22.8万，你是异地跨行，今明天请查收。
2012年12月27日，蔺志坚向陈国栋支付91200元；2013年6月19日，蔺志坚向陈国栋支付57000元；2014年8月22日，蔺志坚向陈国栋支付63800元；2014年10月24日，蔺志坚向陈国栋支付100400元；以上共计312400元。
2015年6月1日，蔺志坚签署了《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即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前，蔺志坚负责与开元基金落实最终的退出协议，如果达成协议，蔺、史、苏、陈的跟投及收益按退出协议执行；2015年8月31日前，未与开元达成退出协议，则蔺志坚以受让方式将史、苏、陈原来跟投的权益受让，对价为原跟投收益的24%，蔺志坚负责向史、苏、陈支付转让的对价（分别为史：136.8万，苏：54.72万，陈13.68万）；蔺志坚应在2016年6月30日前，向史、苏、陈付清该笔权益受让款。落款签字处为蔺志坚、苏某、史某某（代）。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上述《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的陈系指陈国栋，但蔺志坚认为由于落款处没有陈国栋的签字，因此，就上述约定蔺志坚于陈国栋并没有达成一致，陈国栋无权据此向蔺志坚主张任何权益，陈国栋表示，陈国栋自始认可上述约定的的内容，起诉亦是根据上述约定。诉讼中，蔺志坚先表示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但事后并未就此提起诉讼或者仲裁，后来表示其对上述约定的有效性没有争议；关于上述约定中的“退出协议”，蔺志坚先表示投资项目在蔺志坚离职前没有实际投资，所以不存在退出协议的情况，而根据《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蔺志坚向陈国栋返还款项的前提是蔺志坚未退出协议，由于退出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条件，则蔺志坚也没有向陈国栋返还款项的前提，后来表示其退出西安嘉祥公司也是一种退出形式。
上述《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签订后，蔺志坚未向苏某、史某某、陈国栋支付任何款项。
诉讼中，蔺志坚出示一份西安嘉仁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出具的离职证明：本机构兹此证明如下事项：1、蔺志坚先生于2010年8月至2013年9月供职于本机构；2、蔺志坚先生离职时，已辞去在本机构以及本机构的关联机构所有任职和兼职；3、蔺志坚先生离职后，不再享有任何本机构或本机构的关联机构的收益或权益；4、蔺志坚先生离职时，本机构已结清其薪酬、奖金等，不存在任何未了结的款项或支付。本人对上述证明所列事宜确认无误！确认：蔺志坚2016年12月14日。蔺志坚表示，在其2013年9月离职的时候，投资项目还没有做起来，项目是蔺志坚离职后2013年10月到12月期间才做起来的，如果蔺志坚本人还在职就可以以团队成员的身份进行跟投，因此，陈国栋支付给蔺志坚的30万元一直在蔺志坚的账户内，蔺志坚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地位、能力都属于影响投资风险的因素，包含蔺志坚离职的情况，其从2012年多次告知陈国栋没有投资成功，项目没有做起来，但是对此没有证据提交。陈国栋不认可蔺志坚曾告知其投资没有成功并表示，该份离职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确定西安嘉仁公司、西安嘉祥中心与蔺志坚的关系，而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经查，西安嘉祥中心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蔺志坚认缴50实缴10，2013年6月27日，蔺志坚不再具有合伙人身份。
庭审中，蔺志坚表示，开元基金是欲投资的项目，开元城市发展（西安）投资中心是开元基金的简称，注册在西安，西安嘉仁公司是开元基金的团队成立的公司，开元跟投是指要投资到西安嘉仁公司中。开元城市发展（西安）投资管理中心是开元城市发展（西安）投资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方，西安嘉仁公司是投资管理中心的管理方，团队成立以后作为一个实体就是为了跟投开元基金的项目，以西安嘉祥公司的名义投资到开元基金中，蔺志坚是西安嘉祥公司设立阶段的投资人；开元城市发展（西安）投资中心的设立时间是2010年6月8日，开元城市发展（西安）投资管理中心的设立时间是2010年3月1日，均为开业状态。
上述事实，有《委托（代持）协议》、《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转账记录、短信记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张亚琴、陈国栋、蔺志坚均认可陈国栋系借用张亚琴的名义签署《委托（代持）协议》，该协议的实际权利人为陈国栋，本院对此不持异议。陈国栋与蔺志坚签订的《委托（代持）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蔺志坚在《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中明确表示即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前，蔺志坚负责与开元基金落实最终的退出协议，2015年8月31日前，未与开元达成退出协议，蔺志坚以受让方式将苏某、史某某、陈国栋原来跟投的权益受让，其中，蔺志坚向陈国栋支付的对价为13.68万元，陈国栋虽然没有签字，但陈国栋提起诉讼要求蔺志坚按照上述约定支付款项的行为表明其具有与蔺志坚订立上述合同的意思表示，并且该意思表示已经到达蔺志坚，故双方已经依据《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应据此履行合同义务。现蔺志坚没有落实最终的退出协议，则陈国栋依据《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要求蔺志坚支付13.68万元，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约定蔺志坚应在2016年6月30日前付清该笔款项，故陈国栋要求蔺志坚支付自2015年9月1日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予以调整。蔺志坚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约定的投资项目未实际投资、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向陈国栋告知未实际投资的事实，而在陈国栋提供的短信记录中，蔺志坚亦未提到未实际投资的情况，反而多次提到190%的收益及分红情况，而蔺志坚实际支付的数额并未超过其在短信中承诺的数额，结合蔺志坚在《关于“开元跟投”事宜的几项约定》中承诺的数额，均未超过蔺志坚承诺的190%的收益，故对蔺志坚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蔺志坚向陈国栋支付312400元系其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其要求陈国栋返还12400元的反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反诉原告）蔺志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国栋（反诉被告）十三万六千八百元并支付利息（以十三万六千八百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陈国栋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蔺志坚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一千五百一十八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一千三百九十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蔺志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初淼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