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123民初824号
原告：何某乐，男，汉族，农民，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峰，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
负责人：何某康，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该村委党支部书记。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第十一组，住所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山寨村。
负责人：何某相，该组组长。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第十二组，住所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山寨村。
负责人：何某芳，该组组长。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第十三组，住所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山寨村。
负责人：何某钦，该组组长。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第十四组，住所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山寨村。
负责人：何某，该组组长。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第十五组，住所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山寨村。
负责人：何某权，该组组长。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第十六组，住所地：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山寨村。
负责人：何某红，该组组长。
十一至十六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军，男，195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告何某乐与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富川塘贝村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为“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某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峰，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的负责人何某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波，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的负责人何某相、何某芳、何某芳、何某、何某权、何某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某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应当支付的赔偿金168062.5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2015年4月14日早上，原告等人接村里干部的通知，开车到村外把塘贝村即将举行的第三届花炮节所用的花炮接回村里。原告等人准备好后由原告驾驶低速货车由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沿S203线省道行驶至0KM+900M路段时，遇李金新驾驶无号牌轻便摩托车驾入公路后停车下车，在李金新推车横过公路过程中与原告驾驶的无牌号低速货车发生碰撞，造成李金新当场死亡，无号牌轻便摩托车局部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5年5月14日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管理大队认定原告负事故主要责任，李金新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告对此不服提出异议未果。2015年7月6日李金新的亲属提起诉讼，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2015）富民一初字第4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何某乐赔偿李金新死亡赔偿金等费用168062.5元。原告认为，为弘扬从明朝就已经开始流传的塘贝花炮节，历届花炮节均为村委无偿帮工运输花炮等物品，原告在去拉花炮的途中造成第三人损害的赔偿，应当由被帮工人即被告承担责任。为此原告根据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前诉请。
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辩称，1．2015年4月14日，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与原告发生的交通事故无法律关系，不是本案的当事人，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的主任是今年才当任的，村民小组长也不是当时2015年的村民小组。原告当时发生的交通事故被告不知情，所以当时原告发生的交通事故与现在的被告无关。2．农村的村民小组长是一年换一届，并不是法人单位，不存在与原告起诉本案的法律关系。3．富川塘贝村委会没有叫原告去拉货，也没有书面委托，能够代表村委的只有主任和支书，塘贝村委会没有委派他人去拉货何某3斌是当时2015年的村委主任，并没有参与山寨村花炮节内部的事务，过时过节山寨水寨村是分开做花炮的，互不干预何某3斌对本案的交通事故不知情，也不存在任何责任。以上事实、理由说明，原告所起诉的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不适本案的当事人（被告），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与原告没有产生本案的任何法律关系，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辩称，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的六个组长都是今年选上的，对于2015的事故不知情，也没有参与花炮节的活动，与本案没有关系，原告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发生事故后，六个村民小组出于同情，主动捐了两万多元，原告对捐款的各家各户表示感谢，事后原告又退还了捐款，还有原告的感谢信，说明各村民小组没有责任。如果原告出了事故要村委、小组负责，那谁还敢叫人拉货？证据显示，2015年是应该是有运费付给原告的，但货还没有拉回来就发生交通事故，原告发生交通事故与小组没有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的劳务关系，是运输合同，还是雇佣关系、义务帮工关系？2．被告方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原告造成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3．原告要求被告方支付的赔偿款168062.5元是否有依据？
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原告何某乐提供的证据有：
1．证人笔录复印件5份，被询问人分别为：何崇顺、何登养、何明利、何敏、何登。拟证实2015年4月14日早上原告等人接村里干部的通知委托，开车到村外，把即将举行的塘贝村第三届花炮节所用的花炮拉回村里的事实。
2．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复印件一份，拟证实原告所发生事故的现场情况。
3．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实原告所发生事故的基本情况，责任划分不公平，因受害人有重大过错，受害人应负主要责任，或至少是同等责任。
4．收条复印件两份，拟证实2015年4月14日原告支付给陈永明30000元，2015年4月16日原告支付给陈永国10000元，原告就事故已赔偿40000元的事实。
5．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富民一初字第49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实法院判决原告赔偿李金新亲属交通事故侵权赔偿款共168062.5元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认为，讯问笔录等证据是关于原告的交通事故方面的证据，该交通事故与村委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认为，原告提供的询问笔录等证据都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关，与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无关，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没有侵权行为。
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未提供书面证据。
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何某乐感谢书暨声明复印件一份，2．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富民一初字第49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3．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实原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不是侵权人。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提供的证据认为，对于感谢书暨声明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也是认可的，也认可得到的是油钱，2013年去牛背岭没有得到油钱，2014年去葛坡得到的50元运费是油钱。原告认为相反证实了这是义务帮工，从塘贝到葛坡接近30公里，不可能才50元运费，证据1，证明了原告拉花炮的行为是义务帮工。原告对判决书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认为原告拉花炮的行为构成无偿帮工，陈永国不知晓原告是无偿帮工的事实。
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对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提供的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词如下：
证何某1林出庭作证的证词何某1林与原告同村，是叔侄关系（与原告的红白喜事都是一起的亲戚关系）。花炮节是2013年开始恢复办的节日，2015年的花炮节是村上办的。2015年4月13日晚上，村何某4发副主任何某1林要了原告的电话，并打电话叫原告帮山寨村拉花炮。原告的车子平时都放在碾米厂附近，村上的人都清楚是无牌的。富川塘贝村委会对账务有公开，何某1林具体情况不清楚。
证何某2国出庭作证的证词何某2国是同村山寨村十三组人何某2国的货车帮山寨自然村拉过两次花炮，即是2013年、2015年（这两年原告也去了），2013年拉一趟是50元，2015年拉一趟是100元。按正常市场价何某2的黄牌农用车，从塘贝到葛坡拉货一趟运输费是600元，原告的小货车应该是300至400元。原告何某乐有两辆拉货的车子，一辆没有车牌，一辆有车牌，出事这辆没有挂车牌。花炮节是村上组织。村上财务有公布、公开，何某2也看过。
证人何某3出庭作证的证词：何某3在任富川塘贝村委会主任期间是2014年到2017年。2015年花炮节前一天，何某3没有安排谁拉货，也不懂拉花炮这回事，塘贝村第十一至十六组安排人拉花炮的事不清楚。当时发生交通事故，何某3也不懂，是后来听讲有这回事。花炮节不是村委组织，是民间的理事会组织的。村委的财务有公示，但没有花炮节运费的支出。花炮节的支出理事会才清楚。理事会没有村委干部参与。
证人何某4出庭作证的证词：2015年何某4任富川塘贝村委会副主任职务，当时没有叫原告去拉花炮。花炮节的运费等开支是山寨自然村给付的。2015年4月13日本人是否问了何某1要原告的电话号码记不清楚了，村务公开的财务公示有记载花炮节的支出情况。2015年当时村干部都参与村上的事务，与其他干部相互配合。主任何某3没有安排过山寨自然村花炮节的事务，没有叫人拉花炮。山寨自然村办花炮节的费用不关水寨村的事。举办花炮节基本都是民众组织，村委只能是配合。山寨和水寨活动是一起办的。是互相配合，比如安全方面。花炮节的经费是集资的，村委没有参与集资，是各个小组集资结算的，村委干部到边参与结算而已，账目有公开。账目是以理事会的名义公开的。山寨和水寨自然村是分开的。账目现在是否还有保存本人不清楚。花炮节有理事会组织。何某4不是理事会成员，理事会理事长不清楚是谁。
证人何某5出庭作证的证词：何某5是水寨自然村的。山寨拉大花炮是谁安排的不清楚。2015年山寨自然村拉大花炮的运费开支一直是与水寨自然村分开的，山寨和水寨村的财务经费是分开的。花炮节是民间组织，不是村委组织的。何某5是上一届的监督主任，也理事会的成员，村委干部不是理事会的成员。每年村务公开没有罗列花炮节的收支，是小组和理事会结算的收支，不关村委会的事。理事会没有理事长的，只有成员，山寨两个，水寨三个（何某5、何堂甫、何明化）成员。村委不到边管理，只负责接待。何某5是负责水寨的事务，不清楚山寨的事情。2015年花炮节原告出事当天理事会的去了，也发动了群众捐款（水寨村也捐），原告不要，原告具体是什么时候退的捐款，记不清楚了。花炮节所用的花炮是由理事成员落实的，谁都可以去落实，谁有空谁去，只给付油钱。油钱由出车的人自己报，报高也不好意思，报多少没有规定，不要的也有。
证人何某6出庭作证的证词：何某6是山寨村的，是塘贝村委会的特派员。2015年花炮节村委没有安排过何某6负责拉花炮的事情。花炮节拉花炮，山寨、水寨两个自然村一直是分开的，都是村民代表一起商量办的事。山寨自然村历届拉花炮都是原告去拉的，2015年何某4打电话与何某6商量安排谁去拉花炮，因为一直是原告去拉的花炮，所以就叫了原告去拉，何某6是以热心村民的身份叫原告去拉的花炮，是当天早上见到原告的时候喊的。拉花炮的油钱都是花炮节结束后才付的（结算的时候就把运费结算出来）。结账是由山寨自然村的临时理事会结算的，因为每年的代表都由不同的村民来当。原告有两辆车，何某6不清楚原告用哪一辆车去拉的花炮。原告的两辆车是否有手续、是否拉货也不清楚。从塘贝到葛坡拉花炮，如果请外面的人（不是本村人），要多少运费才合适何某6不清楚。花炮节的收支村民代表结好账马上就公布，收入的来源、支出项目都有公布，运费也有公布。花炮节主要是由村民小组、村民代表、热心村民组织理事的。筹款、采购都是村民小组长安排的。村委只是协助工作，比如治安管理方面就会派一些年轻人去做。这几届花炮节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安排拉花炮，就按历届的做法去做。2015年花炮节山寨自然村是村民小组长理事，都是临时的。
原告对证人何某1的证言认为，证人何某1已经证实了村委副主任何某4要求或者是指认原告去拉花炮的行为，应该是职务行为。村委有选人过错，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查和指导义务。花炮节至少是村委一级组织的。原告对证人何某2的证言的三性予以认可，花炮节是村委组织的，虽然收到了一定的运费，即是油钱，是无偿帮工。也证实了2015年4月14日事故发生前，没有协商过运费，事后才给100元。村务公开的信息都显示举办花炮节支付运费，证实两个自然村村委的共同行为。原告对证人何某3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对群众活动应该是知晓的，证人何某3说不清楚是回避。证人陈述理事会向村委报告过，村委给付了运费。财务的公信力的效力要超过证人证言的效力，村委支付了运费是事实。原告认为证人何某4的证言客观反映了花炮节是村委组织，证人村委副主任何某4当天早上叫过原告去拉花炮。有村委干部参与理事会。财务信息公开有花炮节的收支。山寨和水寨自然村是共同体，对外都是富川塘贝村委会。财务公开显示是共同举办的。原告对证人何某5的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证人何某5既是理事会的，又是村委监督委员会的，所作的证词自相矛盾。原告对证人何某6的证言认为也证实了原告是义务帮工行为，也是受到村委或者村民小组长的指示，是表见代理，原告有理由相信是帮村委拉花炮，有些村委干部也在理事会任职。从财务公开信息看，花炮节是由村委牵头组织，自治区文化厅有过报道。
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对证人何某1的证言认为证人何某1与原告是办红白事都在一起的亲戚关系，其证言值得质疑，且原告代理人引诱证人证实，即副主任问电话号码是村委安排原告去拉花炮的。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对证人何某2的证言认为何某2、何某1两个证人都证实了是山寨村叫原告拉的花炮，当时村委干部是代表山寨村的。原告也认可这事实，付给的运费是油钱也好，钱都是山寨自然村付给的，而不是村委付的。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对证人何某3的证言认为何某3是2015年时的塘贝村委的法人代表（村委主任），只有何某3能代表塘贝村委。何某3没有安排任何人参与花炮节。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对证人何某4的证言认为何某4是2015年任村委副主任，何某4没有安排原告去拉花炮。何某4对财务公开不清楚，财务不是村委公开的，也不是理事会公开的，是山寨和水寨自然村各自公开的。关于村委是否参与，村委参与只是维护秩序，是应政府、派出所要求才去维护的。证人提到主任参与理事会不是事实，何某3没有参与过理事会。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对证人何某5的证言认可塘贝村花炮节的事项，是山寨和水寨自然村安排的，两个自然村的财务是分开的，互不干预、负责。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对证人何某6的证言无异议。
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对证人何某1的证言认为原告代理人发问证人关于报废车的问题时，是有意引导，当时原告有两辆车，一辆有证，一辆无证。证人与原告是亲戚关系。对证人何某2的证言认为证人与原告是亲戚关系。对证人何某1、何某4、何某5、何某6的证言均无异议。
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分析认证如下：一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分析认证。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和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均证实的是原告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该交通事故与被告无关。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只能证明原告驾驶无号牌低速货车在到拉花炮途中时，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警察的询问笔录并未证明原告去拉花炮是接村里干部的通知委托。证据2至证据5证明原告驾驶无号牌低速货车在到拉花炮途中时，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警察的现场图、事故责任认定书、原告预付赔偿款和最后死者亲属起诉，法院判决原告承担赔偿的结果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二是对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提供的证据1证实了塘贝村在办花炮节中对去拉花炮者是给付运费（油钱）的，这与证人何某2、何某5、何某6在法庭上的证词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证据3即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和判决书，该证据虽没有认定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被告有侵权责任，但不能证明被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三是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分析认证。证人何某1证实村委副主任何某4打电话叫原告拉花炮与何某4否认的证词不相符，且叫原告去拉花炮的是证人何某6，因此，证人何某1证实的证词本院不予采信。证人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的证词，能相互印证，证实了本案的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分为山寨自然村、水寨自然村，原告何某乐系塘贝山寨自然村村民。2015年4月14日是塘贝村的一年一度民间抢花炮节活动，当日9时许，山寨自然村经何某6派原告到拉花炮（同时另派有何某2）。原告即驾驶一辆无牌号低速货车（原告另有一辆集装箱货车，车牌号为苏Ｖ×××××）前往拉花炮行驶至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横山街至塘贝火车站0KM+200M路段时，遇李金新驾驶无号牌轻便摩托车驾入公路后停车下车，在李金新推车横过公路过程中与无牌号低速货车发生碰撞，造成李金新当场死亡，无号牌轻便摩托车局部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5年5月14日经富川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管理大队作出认定：原告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李金新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事后，原告预付给李金新的亲属40000元赔偿金。2015年7月6日李金新的亲属提起诉讼，2015年8月25日，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富民一初字第4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何某乐赔偿死者李金新亲属陈永国等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168062.5元（原告何某乐驾驶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原告何某乐先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范围内赔偿死者的亲属11万元，剩余损失（162946.43-110000）=52946.43元再由原告何某乐承担70%责任即52946.43元×70%=37062.5元，精神抚慰金酌情赔偿21000元，合计168062.5元）。时至2017年4月，原告认为塘贝村历届举办花炮节时，原告均为村委无偿帮工运输花炮等物品，本案中原告造成第三人损害的赔偿，应当由被帮工即被告承担责任。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前诉请。
另查明，塘贝村的一年一度民间抢花炮节活动是由山寨、水寨两个自然村合办的，但活动的经费、活动的事项均由各自然村组织筹办。在举办花炮节活动中每年均派本村的人员、车辆到本县购买花炮，并由各自然村的筹备组织给付运费（油钱）50元、100元不等。
本院认为,被告富川塘贝村委会、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塘贝村的一年一度民间抢花炮节活动是塘贝村的山寨、水寨两个自然村共同筹办的活动，但在是独立的，即资金是由各自然村的村小组长负责向农户集资并负责花炮节的活动，而村委干部只是在工作方面配合。其主体应当是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而不是富川塘贝村委会。富川塘贝村委会不是主办花炮节的主体。本案原告何某乐经塘贝山寨自然村派遣去拉花炮，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原告为塘贝山寨自然村拉花炮按惯例获得油钱（运费）50元，不足以说明获得运输报酬，因此，本案不属于运输合同；那么本案原告是雇佣关系还是帮工关系？雇佣关系是受雇人利用雇用人提供的条件，在雇用人的指导、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用人劳动，并由雇用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而帮工关系是指为了满足被帮工人生产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没有义务的帮工人不以追求报酬为目的，为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或服务的行为。两者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在是否有偿方面，雇佣关系具有有偿性，帮工关系具有无偿性；二是在劳务活动的自主性方面，雇佣关系中的被用人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在雇佣人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劳务活动，而帮工关系中帮工人进行劳务活动具有自主性。本案中，原告虽是应村上派遣到拉花炮，按历届花炮节的惯例也可象征性的获得50元的油钱，这50元油钱应当理解为是给原告自己提供劳动工具（车辆）必要消费的补偿，并不能理解为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原告为村里拉花炮并不是以追求报酬为目的，符合帮工的特征。因此，本案原告与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的劳务关系为帮工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由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本案交通事故中原告有重大的过失行为，即原告本身有二辆货车，而选择驾驶其中一辆无牌号的低速货车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本案原告在帮工中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原告与被帮工人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之间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本案中，视原告是无偿提供劳务，不收取劳动报酬，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是受益人，根据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原告应承担因其给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义务帮工中致他人损害造成经济损失的70%责任，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应承担损失的30%责任。理由：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体现了侵权法最基本的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约束帮工人尽职尽责，忠于职守，达到帮工活动的初衷和目的，使帮工人尽到一般人的普通注意义务，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2．在义务帮工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由被帮工人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一般认为，侵权行为是一种侵犯社会公共财产、侵犯他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不法行为，是指因作为或不作为而不法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行为。因此，义务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因自己重大过错致人受害，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当减轻被帮工人的民事赔偿责任。3．义务帮工所发生的侵权是一种特殊侵权，其责任承担应与一般侵权有所不同，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本案中，原告为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举办花炮节活动中拉花炮属于义务帮工，原告在帮工活动中有重大过失，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在帮工活动中虽是受益者，但受益是有限的，不能要求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对原告的所有侵权行为都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应当与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共同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视为连带债务。但是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与原告没有实施共同侵权行为，不是共同侵权人，因此本案中，在受害人没有要求原告与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应根据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来确定原告和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承担责任的比例，即因原告在帮工活动中有重大过失，致使受害人死亡的损害，应当减轻被帮工人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的民事赔偿责任。4．基于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作为被帮工人，是受益人，在帮工活动中有责任对帮工活动进行必要的选任、安全指导和审查，确保帮工活动的安全进行。本案中被告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派遣原告去拉花炮时未对原告驾驶的车辆是无牌号车进行审查。因此，原告在帮工中致他人损害亦应由被帮工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理由，原告应承担因其给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义务帮工致人损害造成经济损失的主要赔偿责任（70%），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应承担损失的次要赔偿责任（30%）。基于本案在本院（2015）富民一初字第491号民事判决书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等法规的规定，确定了原告先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范围内赔偿受害人11万元，剩余损失52946.43元，原告何某乐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52946.43元×70%=37062.5元，精神抚慰金原告何某乐承担21000元，共计168062.5元。综上，原告赔偿陈永国等人因李金新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168062.5元中首先由原告自行承担赔偿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的11万元，剩余58062.5元（168062.5元-110000元），由富川塘贝第十一至十六组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58062.5×30%=17418.75元，由原告何某乐自行承担赔偿40643.75元。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何某乐应赔偿给陈永国等人因李金新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168062.5元，由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村民小组共同承担17418.75元的赔偿责任，并支付给原告何某乐，剩余的部分由原告何某乐自行承担赔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何某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62元，由原告何某乐承担2563元，由富川瑶族自治县古城镇塘贝村民委员会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村民小组共同承担109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盘家辉
审 判 员 李灵花
人民陪审员 陈书学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何世昭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第二、第三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九条第一款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