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1762号
原告：上海富仓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长逸路***号*座*层*****号。
法定代表人：金仁彬，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大军，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扬子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洋山保税港区业盛路***号国贸大厦****室。
法定代表人：孙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庆泉，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杰，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上海富仓物流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中国扬子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5年8月21日，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大军，被告委托代理人黄庆泉、张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7月至8月期间，被告扣留了原告委托运输的31个集装箱小麦，导致上述小麦在抵达目的港后出现货损。经商检检验，涉案小麦的损失为人民币593458.30元，但被告一直拒绝赔偿，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593458.30元、运费损失人民币68200元、商检鉴定费损失人民币4650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被告辩称，首先，原告未能证明其在本案中享有收货人地位，不享有诉权。其次，涉案集装箱箱门闭合正常，外观质量良好，原告未能证明涉案小麦装运前的状况，也未能证明被告运输方式不当，被告作为承运人已经对集装箱货物尽到了安全运输和妥善保管的义务。第三，货物运抵当时及之后，原告和收货人均未提出货损及索赔，现原告提起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因此，请求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货运委托书，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认为该委托书为复印件，未显示传真号码及传真日期，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对双方之间存在涉案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无异议，在原告提交委托书作为初步证据的情况下，被告又无法举出双方系以其他方式建立涉案货运关系的证据，故其质证意见难以采纳，本院对该货运委托书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证据二、被告出具的涉案31个集装箱货物运单5份，用以证明被告承运相关货物并且非法扣货导致货损发生。被告对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不能证明存在货损及货损原因。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对上述运单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据效力可予认定，但仅凭运单本身并不能反映货物是否受损，故该组证据对原告欲以证明被告非法扣货并导致货损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
证据三、货损鉴定报告，用以证明涉案货损金额为人民币593458.30元。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作出该报告的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以下简称浙江商检）不具有鉴定资格，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已失效，且无权在广东省进行商品鉴定业务，也无权对内贸货物进行商品检验；该鉴定报告是原告单方委托所做，并且在事故发生三年之后才做出，结论与事实不符；鉴定人未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进行检验，鉴定不及时，鉴定期间货物存在损失扩大。原告解释称，因当时广东、上海等地的商检机构安排不出检验人员，需要等候，故而选择了浙江省的商检机构；商检报告三年之后才出具系因原告之前未支付商检费。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供了鉴定报告的原件，原件上盖有浙江商检印章，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真实性可以认定。浙江商检系入围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名册的鉴定机构，虽然涉案鉴定报告不属于司法鉴定，但足以证明该鉴定机构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和能力。至于鉴定结论是否应予采纳，本院将另作认定。
证据四、商检发票，用以证明原告产生商检鉴定费损失人民币46500元。被告认为鉴定系2012年进行，而商检发票日期为2015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难以认定。原告解释称其近期才支付鉴定费用，所以鉴定机构开具的发票显示2015年，但发票上显示了鉴定报告的编号ZGXXXXXXXX。本院经审查认为，该发票为原件，且与鉴定报告能够印证，证据效力可予认定。
证据五、原、被告之间的对账记录，用以证明涉案31个货损集装箱的运费总金额为人民币68200元。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证据六、原告向被告出具的公函、原告的索赔函及快递单、被告出具的公函，用以证明原告已告知被告不要扣留集装箱，并告知被告货物可能受损，需要进行商检鉴定以及向被告就货损进行索赔。被告质证除确认其发给原告表示不认可货损并催讨运费的函外，对原告提交的其他函件均称从未收到，且原告在索赔函中称货物经鉴定损失为人民币593458.30元，而鉴定报告出具时间为2015年4月，索赔函出具时并无该鉴定结论，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快递单系其单方留底，并无快递公司签章，更无投邮日期，根据其快递单号也无法查询到投递记录，无法证明上述函件确已送达被告以及何时送达被告。但在被告确认由其所发的函件中，曾提到收悉原告12月27日的索赔函，对此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七、验货现场照片，用以证明在货物检验当时被告已派人到商检现场参与验货。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不明，被告又提出异议，故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八、采购合同，用以证明2012年6月至7月，锦州宏基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基公司）与广东南海中宏饲料厂（以下简称中宏饲料厂）签订了涉案小麦采购合同。被告认为合同没有双方的签字，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合同为原件，并盖有双方合同专用章，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证据效力可予认定。
证据九、宏基公司及中宏饲料厂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被告扣货导致货损，中宏饲料厂将对货物的索赔追偿权利转让给了宏基公司，原告与宏基公司协商解决了货损赔偿纠纷，宏基公司及中宏饲料厂对原告向被告进行追偿均不持异议。被告认为宏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中宏饲料厂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属于证人证言，不是原告于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新证据，也非经法院准许，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且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证人出庭，对其证据效力亦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情况说明均为原件，并盖有相关公司的公章，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予认定，虽然原告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方才提交，但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2012年8月2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的还款计划书，用以证明原告拖欠被告运费，被告同意在原告承诺付款的情况下，在8月29日前将货物运抵目的港南利，被告实际交货时间并未超过该期限。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被告扣留货物在先，原告被迫出具该还款计划书。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为原件，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效力可以认定。原告虽主张系受胁迫，但无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查明：
2012年7月12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货运委托书，要求运输40个20英尺集装箱货物，每个集装箱货物毛重29.30吨，自浦口港至南利港，委托书记载的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中宏饲料厂，运单号为XNT72PK1238-HP130A。该货运委托书还载明，其他未列出项按照《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交通部的有关规定。此后，在2012年7月31日至8月12日间，被告共向原告出具了5份集装箱货物运单，运单号均为XNT72PK1238-HP130A_A，共计31个集装箱。运单上记载货物品名为小麦，每个集装箱重量30吨，装货港为浦口，卸货港为小塘南利，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中宏饲料厂。
2012年8月2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一份还款计划书确认尚欠被告运费52万余元，承诺在2012年9月底之前付清。被告则在还款计划书上签注认可，并承诺“此批到南利的柜子保证8月29日到达，不在南利扣货”。根据原、被告之间的对账记录，涉及本案31个集装箱货物的运费总金额为人民币68200元。
2012年8月28日，涉案31个集装箱货物被运抵目的港南利。8月29日，浙江商检受原告委托，在收货人中宏饲料厂的仓库对涉案货物进行了商检鉴定。鉴定报告显示：所有集装箱箱门闭合正常，箱体外观良好，封识相符、完好；收货人于2012年8月31日16时30分开始安排卸货，打开集装箱发现箱内货物发热并发胀结块，有霉变或发芽现象，并且有异味；鉴于2012年9月2日和3日收货人工厂仓库停电检修，鉴定人员于2012年9月4日和5日再次到达现场进行鉴定，发现箱内货物发热并发胀结块，生虫较多，有霉变或发芽，且有异味。根据现场查勘及抽样，结合市场调查及委托人和收货人提供的鉴定原始资料，浙江商检鉴定的涉案小麦损失为人民币593458.30元，不含运费及其他费用。鉴定报告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16日。同日，浙江商检向原告开具检验鉴定费发票，金额为人民币46500元。
庭审中，原告确认起运港小麦装箱由其负责。原告称，从浦口至南利的运输时间通常为7到10天。被告则确认理想情况下为10天，遇特殊情况一般为两周，涉案货物运输时间达到20天左右系因被告在找船中转涉案货物时发生了耽搁。
2012年12月2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索赔函，要求被告对上述小麦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013年1月25日，被告回函称，货物损失原因是由于原告不按照协议支付运费所致，相关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另查明：
2012年5月至7月期间，案外人宏基公司作为卖方与中宏饲料厂先后签订了4份小麦采购合同。前三批货物单价为人民币2210元，货物总重量为3000吨；最后一批货物单价为人民币2235元，货物总重量为600吨。合同约定的最晚交货期为2012年8月20日。
2015年8月25日，宏基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其与中宏饲料厂签订小麦采购合同后委托原告进行涉案集装箱货物运输，因被告扣箱导致31个集装箱货物受损。经商检，货物损失金额为人民币593458.30元。经协商，宏基公司与原告按照该定损金额解决了赔偿事宜。宏基公司对原告向被告进行追偿不持任何异议。
2015年10月30日，中宏饲料厂出具说明称，由于宏基公司承担了涉案31个集装箱小麦货物的全部损失，故其将对涉案货损的索赔追偿权利全部转让给宏基公司，其对原告向被告进行追偿不持任何异议。
本院认为：
原、被告之间就涉案小麦建立了自浦口港至南利港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是托运人、被告是承运人，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小麦运抵目的港后发现有发胀结块、霉变、发芽等货损，作为承运人的被告是否应当向作为托运人的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根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规定，收货人有权就水路货物运单上所载货物损坏、灭失或者迟延交付所造成的损害向承运人索赔。本案中，货运委托书和运单记载的收货人为中宏饲料厂，货物运抵目的港后，也实际由中宏饲料厂接收，故有权主张货损赔偿的应是中宏饲料厂。但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已提供了中宏饲料厂将索赔权利转授给宏基公司，宏基公司又将权利转授给原告，并对原告向被告进行索赔不持异议的证明，故原告是有权向被告进行索赔的适格主体。
其次，根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在没有这种约定时在合理期间内将货物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货物未能在约定或者合理期间内在约定地点交付的，为迟延交付。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被告在货运委托书和运单上虽未约定运输期间，但庭审中被告自认通常仅需要二周时间，现被告实际运输时间平均在20天左右，显然超出了合理期间。并且，被告也确认导致此种延误的原因系其联系中转时出现了耽搁，虽然被告在原告2012年8月27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上保证8月29日运达，但改变不了涉案小麦的运输在此之前已经迟延的事实，故被告在涉案运输中构成迟延交付。
对于迟延交付造成的损失，被告本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还需证明货物损失与迟延交付存在因果关系及其相关程度。涉案小麦在起运港系由原告负责装箱，被告对装箱前的货物状态并不清楚。货物2015年8月28日运抵目的港后，相关检验鉴定分别是在8月29日、9月4日、9月5日进行，期间又相隔多日，鉴定结论中的货损程度显然与到港当时存在差异。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按照鉴定报告中估算的货损程度进行赔偿，依据不够充分。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还提出了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托运人、收货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经查，涉案货物于2012年8月28日交付，原告认为货物受损，于次日即委托浙江商检进行了鉴定，但除了原告曾于2012年12月27日向被告出具过索赔函外，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此后还向被告主张过，直至原告于2015年6月29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一年的时效期间。原告认为货损鉴定报告是2015年4月16日出具，此时原告才知道权利被侵害，以此作为时效起算点，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鉴定报告直至2015年4月16日才出具的责任本就在于原告，没有鉴定报告也并不影响权利人向被告提出索赔。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的司法解释中对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时效起算点明确规定为“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原告以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作为起算点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未能证明因被告过错导致的货损具体程度，即使原告完成了上述证明责任，其起诉也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丧失了胜诉权。其主张的运费损失和商检鉴定费损失同样应以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作为时效起算点，原告自行拖延缴纳商检鉴定费用，不能成为其变更时效起算点的合法理由，故上述两项诉请同样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本院对其诉讼请求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上海富仓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881.58元，由原告上海富仓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金晓峰
审 判 员 孙英伟
人民陪审员 高新华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郭 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法释（2００1）1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结合审判实践，托运人、收货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或者承运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