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04民初188号
原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道20号。
法定代表人：燕振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志强，内蒙古原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赤峰惠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经济开发区万泽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卢春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仲树明，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林晶华，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兰，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赤峰市红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1号红山区政府党政综合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王鹏飞，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兰，内蒙古兴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公司）与被告赤峰惠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久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因原告中太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诉讼标的额超出该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将案件移送本院。本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5）赤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后被告惠久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2017）内民终179号民事裁定，撤销了本院（2015）赤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后根据原告中太公司的申请依法追加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山区政府）、赤峰市红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红山区住建局）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8年1月18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志强，被告惠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刚、仲树明，被告红山区政府及红山区住建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惠久公司给付原告尾欠工程款人民币25530693.11元，判决被告惠久公司自2014年8月30日（工程竣工之日）起，按月利率千分之五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判决确认原告享有该工程施工价款的优先受偿权。2、判令被告红山区政府、被告红山区住建局对上述工程的施工价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红山区人民政府、红山区住建局与惠久公司合作开发了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人行地下通道、商厅建设项目，包括地下通道施工工程和东（2#）、西（1#）两侧地下通道商厅施工工程，由原告中太公司全资垫付建设，该项目于2014年8月30日竣工。但是，被告惠久公司没有资金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法定证件，没有资金缴纳监理费用和相关税费，不能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施工款和组织竣工验收。工程竣工并从2015年1月投入使用，投入使用时间已达三年之久，但被告惠久公司一直拖欠原告高息借资垫付的工程施工款25530693.11元不还。导致施工工人工资和材料费均无法给付，施工工人经常组织人员到政府讨债要说法，导致原告数年来无法正常经营。
被告惠久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4年8月，经双方多次协商，惠久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了维多利广场西侧1#、2#地下通道的商厅施工合同，但是并没有就通道项目签订任何施工合同，根据规划许可，商厅部分的雇主是惠久公司，而通道部分的业主是红山区住建局，因此，原告要求惠久公司承担通道部分的工程款给付责任于法无据，与客观事实不符。2、涉案工程没有完成施工，没有达到竣工验收标准，电梯安装尺寸不符合设计要求，至今无法验收。因此该工程还不具备支付工程款的法定要件。3、涉案工程实际上是案外人王某作为实际施工人借用中太公司的资质进行施工的，而王某又自称是惠久公司的代理人，其又是中太公司的代理人，属于双重代理行为，因此，涉案工程的工程量所确认的数量与实际数量严重不符，不能作为支付工程款的依据。4、涉案工程是先施工先达成协议后补办的招投标手续，签订的招投标合同，因此，涉案合同属于无效合同。5、被告不同意原告主张的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为实际施工人曾经承诺放弃优先受偿权。6、因为本案是一审重审案件，所以我们认为不应再使用原一审对工程造价的意见，因为原鉴定意见程序违法，与客观事实不符。原鉴定并没有适用合法、合理的法定依据进行工程造价鉴定，并没有按照设计的图纸进行施工，与实际工程成果相差甚大，因此我方申请据实鉴定，据实结算。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红山区政府辩称，1、红山区政府与惠久公司既非合作开发关系，也非涉案工程合同的发包人，原告诉称红山区政府与惠久公司就涉案通道、商厅系合作开发关系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涉案通道与商厅系结构一体工程，设计方案是在修建地下通道的基础上预留商业用地，以保证通道在使用阶段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减少政府投资。2012年6月，经赤峰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研究决定，哈达街地下通道工程因融资需要，允许在留足行人通道宽度的前提下，在通道两侧可开展商业经营活动。为此，红山区政府引进社会资本，经过与多家公司谈判磋商后，最终与惠久公司就投资哈达街地下人行通道建设的相关事宜签订《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乙方负责承担该工程建设资金、设计费、监理费、地勘费、管线改造费等全部费用”、”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被告惠久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依约取得了哈达街地下通道项目的总承包权，其对通道的投资建设成本以其取得的地下商厅开发经营中所获利润弥补，其作为项目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勘查、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的承包，并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等向红山区政府负责。被告惠久公司在勘查、设计、采购、施工这四个环节中，分别与承包各方单独建立了合同关系，形成建设工程勘查合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买卖合同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即是被告惠久公司在项目施工环节确定的项目施工单位。依据《建筑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依法将所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此项工程发包存在两层合同法律关系，一是红山区政府作为业主与被告惠久公司之间的总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二是被告惠久公司作为总承包企业与原告之间的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因而，原告作为施工阶段的合法分包人无权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将红山区政府追加为被告并索要工程款。2、原告要求红山区政府与被告惠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就总包与分包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其中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查、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查、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再结合《建筑法》第二十九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可以明确分包合同中的分包人就分包工程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合同的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这种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是单向的，这种连带责任也是单向的。因此原告突破合同相对性主张红山区政府承担连带责任是毫无法律根据的。综上，原告请求红山区政府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红山区政府的诉讼请求。
红山区住建局辩称，地下通道系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红山区住建局仅因职责原因作为案涉地下通道工程的建设单位，而事实上并未参与工程的发包，原告要求红山区住建局就施工合同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红山区住建局的诉讼请求。
综合原、被告各方诉辩内容及庭审情况，本院查明的无争议事实如下：
本案原告中太公司主张的工程款包括其与惠久公司签订书面合同的一号、二号地下通道商厅工程和未签订书面合同的地下通道工程。涉案地下通道和商厅的工程是先施工，后进行的招投标。涉案工程属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2012年7月12日，红山区政府与惠久公司就投资哈达街地下人行通道建设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惠久公司负责承担项目工程建设资金、设计费、监理费、地勘费、管线改造等全部费用；红山区政府出资520万元用于建设地下通道商业面积外的公共部分，工程竣工验收后一次性支付给惠久公司；施工工期自签订协议之日起6个月内施工完毕；通道建成后，红山区政府负责商厅之外公共部分的管理，惠久公司负责商业面积部分的管理工作地下通道内公共部分的土地使用权归红山区政府，土地性质为国有，地下通道内商业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归惠久公司，土地性质为国有，用地类型为出让，惠久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发生费用由惠久公司承担；惠久公司可以取得地下通道内商业面积的房屋所有权，惠久公司负责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用途为商业。2013年3月15日，红山区政府与惠久公司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约定原《协议书》中约定红山区政府出资520万元用于建设地下通道商业面积外的公共部分。该费用改由惠久公司承担，红山区政府不再承担任何费用。
2014年8月13日，原告中太公司与被告惠久公司根据中标通知书，就维多利广场西侧一号地下通道商厅和东侧二号地下通道商厅工程分别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各一份，其中，一号合同约定：建设面积为550.9平方米，层数为地下一层，施工内容为土建、采暖、给排水、电气、消防等。约定2014年8月15日开工，2014年11月15日竣工，工期为90日。合同价款为6312519元，价格形式为可调价格。合同约定变更范围，即当本工程变更时，必须征得发包人同意和签字确认，按实结算。同时对变更估价、价格调整及调整的指数进行了约定。双方约定的进度款支付情况为：付款周期为每个月25日之前，由承包人提交报告，发包人据此支付工程费。专用条款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约定如下：编制依据2009届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和费用定额，按进度的70%拨付工程进度款，包括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违约责任：发包人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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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执行通用条款12.4（工程进度款支付），发包人每延期一天支付工程进度款，按合同总价款的万分之三向承包人支付违约金。二号合同约定：建设面积为649.17平方米，价款为7433712元，合同价格为可调价格。二号合同约定的其他内容与一号合同相同。另外，维多利广场地下通道工程属于市政公益项目，双方当事人针对该工程并未签订书面合同。
原告中太公司和被告惠久公司对中太公司进场施工时间为2012年7月，涉案工程至今未经竣工验收但已实际投入使用。2015年6月9日在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双方当事人认可涉案的通道工程已投入使用。在2015年12月29日本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双方当事人认可涉案的商厅工程亦已部分投入使用。
因原告中太公司和被告惠久公司对涉案工程的工程量和工程造价持有异议，在本院原审期间，原告中太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对涉案工程的工程量和工程造价进行鉴定。被告惠久公司亦同意以鉴定意见为依据确定工程量和工程造价。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的鉴定依据如下：1、工程量依据：图纸、实地勘察，工程量计算规则为：按2009届内蒙古预算定额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2、工程价格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2009年工程预算定额及相应政策调整预算价格、内建工【2013】303号文件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定额人工工资单价、合同期内工程总价管理部门下发的材料价格调整文件。本院依法启动鉴定程序，由鉴定机构对涉案工程量和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内蒙古硕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出内硕鉴字（2016）第011号鉴定意见，确认工程造价为48014445.11元。原告中太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被告惠久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持有异议并要求重新鉴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惠久公司再次提出鉴定申请，认为原一审过程中，内蒙古硕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出内硕鉴字（2016）第011号鉴定意见，仅是依据设计图纸作出的鉴定意见，设计图纸与实际施工不相符，鉴定人员未做到客观公正，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申请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重新鉴定。
关于已付工程款及尾欠工程款方面。中太公司和惠久公司在原一审中均认可被告惠久公司在给付工程款时未明确区分是针对涉案工程的商厅或通道中的哪部分进行的给付。经过核对，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已付工程款为22483752元。
关于商厅和通道部分建设许可证中的建设单位，通道部分的建设单位是红山区住建局，商厅部分的建设单位是惠久公司。建设用地批准书及红山区发改局下发的文件中注明地下通道工程项目的法人是红山区住建局，商厅工程项目的法人是惠久公司。
以上事实，有红山区政府与惠久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维多利广场西侧一号地下通道商厅和东侧二号地下通道商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硕鉴字（2016）第011号鉴定意见，以及庭审笔录中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佐证，可以认定。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王某的身份问题，原告中太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成立，提交如下证据：
1、授权委托书四份，自2012年至2014年12月28日由惠久公司为王某出具。证明王某是惠久公司的甲方代表，按照惠久公司的授权，王某与中太公司签订的协议及资金往来签订的单据都属于惠久公司的行为，惠久公司应对该行为负责。惠久公司质证称，该四份授权委托书没有客观真实性，不是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王某在持有我公司印章时私自加盖的。红山区政府、红山区住建局质证称，对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认为，惠久公司虽辩称中太公司提交的四份授权委托书没有客观真实性，公章是王某私自加盖的，但惠久公司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四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2、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4）红民初字第3829号民事卷宗中的第112页庭审笔录。证明王某是被告惠久公司在涉案工程项目中的甲方代表，不存在双方代理的问题。惠久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笔录中也没有明确地陈述王某就是惠久公司的甲方代表。红山区政府、红山区住建局质证称，对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对该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经查，惠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春光在该庭审笔录中认可中太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建筑商。
关于王某的身份问题，被告惠久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成立，提交如下证据：
1、偿还欠款协议书一份、（2014）红民初字第382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及（2017）内04民终164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签订协议书的甲方为杨亚春，乙方为卢春光，丙方为王某、孟显章及惠久公司，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4月12日。两份法院的判决书均涉及欠款，通过两份判决书可以认定偿还欠款协议书的真实性，该组证据可以证明王某和孟显章自认其二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涉案工程并不是由中太公司所施工，既然原告持有甲方代表王某的授权委托书、王某又自认其是实际施工人，那么他就是双重委托，双重代表。原告中太公司质证称，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协议书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协议书和判决书与原告提交的第112页庭审笔录是一个案件，被告惠久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偿还欠款协议书从形式上看保证人字样已经划掉，王某、孟显章没有经过中太公司的授权，无权处理任何事物。判决中也没有一个字样显示王某、孟显章承认自己是实际施工人，被告惠久公司用两份判决书来证明王某是实际施工人是没有依据的。红山区政府、红山区住建局质证称，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偿还欠款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如果此份协议书确实是王某亲笔签署，该协议第三条关于王某认可自己的建筑商身份则是有效的，请求人民法院针对此份协议综合认定王某是否属于双重代理身份。本院认为，对于偿还欠款协议书，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对于（2014）红民初字第3829号民事判决及（2017）内04民终1641号民事判决，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经查，该两份判决均已认定惠久公司是红山区哈达街地下通道的建设单位。
2、惠久公司对维多利地下通道项目拨付工程款的明细、收款收据及银行打款小票共51页，该组证据证明王某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中太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以上均不能证明王某是实际施工人，在原一审开庭时已经查明这些钱的去向，笔笔都很明确。王某是甲方代表，其在甲方处支款后去办事，惠久公司不能用这些证据来证明王某是涉案的实际施工人。红山区政府、红山区住建局质证称，对于证明目的无法确定，请求法院结合双方提交证据综合认证。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定，惠久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均不能证实王某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中太公司提交的四份授权委托书、庭审笔录、惠久公司提交的判决书及王某在原一审庭审期间出庭作证时的证言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实中太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王某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关于工程的交付时间，在本次庭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发表新观点或提交新证据，本院以第一次审理期间提交的证据为准。原告中太公司提交有被告惠久公司王某签字确认的工程进度说明两份，分别证明：至2013年9月12日涉案工程主体完工，完成总工程量的70%；至2014年8月30日涉案工程除电梯未安装完毕外，其他施工项目全部施工完毕，已具备验收、使用条件，工程竣工验收事宜等待开发单位办理完成施工许可证后进行。对该工程进度说明王某本人出庭作证时予以认可。被告惠久公司虽主张王某涉嫌双重代理，但惠久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成立，故对该工程进度说明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中太公司提交红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4年12月16日给被告惠久公司下达的《关于加快工程竣工验收及手续办理的通知》，以该通知中载明的要求通道工程在2015年元旦前交付使用、商厅在1月31日前投入使用的内容，及2015年2月15日《建设工程消防意见书》，证明涉案工程于2015年2月28日交付。被告惠久公司对《关于加快工程竣工验收及手续办理的通知》和《建设工程消防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并称”工程验收不合格，没有办法使用，也没交付”。原告主张的交付时间即2015年2月28日有其提交的《关于加快工程竣工验收及手续办理的通知》、《建设工程消防意见书》与工程进度说明、被告2015年1月支付工程款收据（注明系已售商厅款）及当事人陈述的工程已投入使用情况相印证。被告惠久公司虽不认可，但并未提交反驳证据。且被告惠久公司所称的涉案工程没有交付与其认可的涉案工程已经实际投入使用相互矛盾，在涉案工程已经实际投入使用的情况下，被告惠久公司仍对交付时间不予明确，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交付时间应以2015年2月28日为准。
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原告中太公司主张在2015年12月29日第一次开庭时，原告宣读起诉书时明确主张请求判决确认涉案工程施工款的”优先受偿权”，原告代理人针对诉状中的”优先给付”进行了更正。在2016年12月22日的第五次开庭时候，原告的代理人在发表代理意见时，又进一步明确”建设工程施工款应该优先受偿”。被告惠久公司辩称王某作为实际施工人曾承诺放弃优先受偿权。
关于红山区政府、红山区住建局应否承担连带责任，中太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成立，提交如下证据：1、红山区政府和惠久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证明红山区政府和惠久公司在涉案通道商厅开发建设上，属于合作建设，联合开发。2、红山区发改局关于1#、2#地下通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两份，证明涉案通道的建设单位是红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上，红山区政府和红山区住建局对涉案工程的施工款负有连带赔偿的责任。被告惠久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惠久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的合同只是涉及商厅部分，并没有涉及通道，要求惠久公司与红山区政府、红山区住建局对整体工程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惠久公司仅对商厅部分承担责任。对于惠久公司应付的工程款，红山区政府和住建局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红山区政府、红山区住建局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红山区政府与惠久公司属于合作开发。原告要求红山区政府和红山区住建局承担连带责任也无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工程的给付条件是否成就；2、涉案工程总造价即应付工程款总额如何确定；3、涉案通道部分的工程价款惠久公司应否承担给付责任，红山区政府和红山区住建局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4、中太公司是否有权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5、中太公司关于利息的请求是否成立。
关于涉案工程的给付条件是否成就，被告惠久公司于2014年就涉案商厅工程进行招标，但原告中太公司在2012年7月（涉案商厅工程招投标前）就已进场施工，于2014年招标投标后中标。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招标前即进行协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关于禁止串通投标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中标无效。涉案的通道工程属于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的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但未经招标投标程序，原、被告即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中太公司进行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规定，涉案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涉案合同虽然无效，但涉案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被告惠久公司应向原告中太公司给付尾欠的工程款。
关于涉案工程的总造价即应付工程款总额问题，内硕鉴字（2016）第011号鉴定意见系鉴定机构依据定额、文件、图纸，并经过现场勘查后作出。针对该鉴定意见，被告惠久公司虽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鉴定，但被告惠久公司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异议成立及本案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应予重新鉴定的情形。因此，被告惠久公司对鉴定意见所提出的异议及重新鉴定的主张不能成立。内硕鉴字（2016）第011号鉴定意见应被采信。依据该鉴定意见，涉案工程造价为48014445.11元。因双方当事人对已付工程款22483752元无异议，故应确定尾欠款为25530693.11元（工程造价48014445.11元-已付款22483752元）。
关于涉案通道部分的工程价款应如何承担，惠久公司主张其没有参与通道项目招投标，也没有签订地下通道项目的施工合同，不应承担支付通道部分工程价款的责任。对此，红山区政府与惠久公司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惠久公司负责承担项目工程建设资金、设计费、监理费、地勘费、管线改造等全部费用。而且，在红山区住建局2014年8月18日下发的《关于尽快办理哈达街人行地下通道商厅工程施工及监理合同的通知》中亦注明：”因通道和商厅属于结构一体工程，不可分割，为此通道部分不再进行施工和监理招投标。”涉案工程在实际发包、施工、结算过程中，地下通道工程和通道商厅工程不可分割，只能一起发包、施工和结算。中太公司和惠久公司在原一审中均认可被告惠久公司在给付工程款时未明确区分是针对涉案工程的商厅或通道中的哪部分进行的给付，并同意对涉案工程款一并结算。故惠久公司与中太公司虽然没有就通道工程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通道部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惠久公司应对涉案工程的商厅部分和通道部分承担给付工程款的义务，惠久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太公司主张红山区政府及红山区住建局应对涉案工程通道部分价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中太公司是否有权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因本案地下通道和商厅不可分，地下通道具有公益性质，不宜折价、拍卖，故原告中太公司主张对地下通道工程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之规定，自竣工之日起六个月，承包人未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则其不再享有优先受偿权。本院已认定涉案工程的交付时间以2015年2月28日为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适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之规定，涉案工程的竣工日期应认定为2015年2月28日，根据中太公司提交的证据，中太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首次主张确认涉案工程施工价款的优先受偿，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六个月，故本院对于中太公司主张的对地下商厅工程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不予支持。
关于利息问题，因涉案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但被告惠久公司至今未付清工程款，被告惠久公司拖欠工程款的行为给原告中太公司造成利息损失，原告中太公司主张被告惠久公司给付尾欠工程款利息的主张成立。关于利息的计付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之规定，中太公司主张按月利率千分之五支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利息给付期间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之规定，因本院已认定涉案工程的交付日期为2015年2月28日，故被告惠久公司应给付原告中太公司自2015年2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以尾欠款25530693.11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5‰计算的利息。
综上，原告中太公司的部分请求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赤峰惠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尾欠工程款25530693.11元，并支付自2015年2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5530693.11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5‰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2610元，由原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0034元，被告赤峰惠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72576元。鉴定费274000元，保全费5000元，邮寄送达费80元，合计279080元，由被告赤峰惠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田丽丽
审判员张京浩
审判员其其格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