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5民终548号
上诉人：耿高容。
委托代理人：李洲，重庆劲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周建明。
原审第三人：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杨文志。
上诉人耿高容因与被上诉人周建明及原审第三人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8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由审判长刘玉妹，审判员章若微，代理审判员吴贵平组成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母雪桥担任法庭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7日，耿高容、唐雪梅、唐红、田渝作为代表与周建明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耿高容、唐雪梅等人因房屋买卖纠纷一案委托周建明代理，由耿高容、唐雪梅等人推选诉讼代表与周建明签订本协议，耿高容、唐雪梅等民事行为代表的就是全体人员的意思表示；周建明以公民身份代理参加诉讼活动；周建明为耿高容、唐雪梅等人维权，从签订本委托合同之日起，耿高容、唐雪梅等人应按人数每人200元计算支付给周建明，作为周建明劳动报酬等内容。
上述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书签订后，周建明遂作为耿高容、唐雪梅等人的委托代理人，以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被告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诉讼。其中，耿高容作为原告一案，经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2年9月18日作出（2012）中区法民初字第74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耿高容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3年7月20日，耿高容与周建明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耿高容、江果丰因与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耿高容自愿委托周建明代理；周建明明确告知耿高容自己是公民，不是律师，只能以公民身份作为代理人，耿高容表示确认；周建明尽力为耿高容维护合法权益，若维权成功，耿高容自愿按获赔到手的违约金总额的5%提取作为周建明的劳动报酬等内容。
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周建明遂作为耿高容等人的委托代理人，以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被告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诉讼。其中，耿高容作为原告一案，经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3年10月14日作出（2013）中区法民初字第7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耿高容2011年3月30日至2013年4月2日期间的逾期办证违约金（以已付房款220457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计付）。该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周建明以耿高容的委托代理人身份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上述案件的强制执行程序中，2014年7月3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向周建明出具《授权调查函》一份，其中载明：我院受理赵练达、杨波、谭德英等申请执行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59案，因案件需要，现本院对委托代理人周建明（男，汉族，1952年5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新建路143号附5号，身份证号码××）授权对被执行人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房屋产权产籍情况、抵押情况、司法冻结情况进行调查取证，请予协助办理。
此后，周建明持《授权调查函》在重庆市南岸区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进行查询。2014年7月8日，周建明查询到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街道回龙路69号1、2幢非住宅1层商业1号商服用房。2014年9月10日，周建明查询到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回龙路69号三期商业2-商业1，重庆市南岸区回龙路69号三期商业3-商业1，重庆市南岸区回龙路69号三期商业3-商业2等三处商服用房。
2014年9月4日，耿高容、唐雪梅、付晓玲等人共同向周建明发出《关于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通知函》，其中载明：本人与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之前委托周建明作为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本人现郑重通知，解除与周建明的委托代理合同，撤回对周建明的授权等内容。
嗣后，双方就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等事宜产生争议，周建明遂于2014年9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审理中，周建明还提交了以下证据拟证明其在代理唐雪梅、耿高容、付晓玲等59人与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所完成的事项：
1、（2014）中区法民执字第01465号执行裁定书一份、（2014）中区法民执字第0146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包括唐雪梅、耿高容、付晓玲等人在内与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周建明配合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冻结措施的事实。
2、2014年11月13日执行和解协议一份。拟证明包括唐雪梅、耿高容、付晓玲等人在内与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事实。
被告耿高容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中载明的执行申请人并不是耿高容；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
同时，耿高容在审理中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2年7月8日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一份，户名周建明，存款金额6150元；
2、2012年6月7日周建明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耿小红交来的案件劳务费壹仟元”。
3、2013年12月1日周建明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王建波等八人交来的案件代理交通费共1600元（每人200元）。”
拟证明包括耿高容在内的59个同类案件当事人已经向周建明支付了交通费等费用的事实。
周建明质证后认为，对以上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应的款项也已收到，但2012年7月8日的6150元及2012年6月7日收条中的1000元是在周建明作为代理人第一次起诉时，包括耿高容在内的59个同类案件当事人向周建明支付的费用；2013年12月1日收条中的1600元是在周建明作为代理人第二次起诉时，由其他新加入该类案件诉讼的当事人支付的费用，并不是耿高容支付的费用，与本案无关。
另外，周建明在审理中陈述，包括耿高容在内的59个同类案件当事人与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中，周建明作为耿高容等59人的委托代理人先后两次提起了诉讼，第一次诉讼发生在2012年，第一次诉讼在一审程序中败诉，第二次起诉后经一审程序判决耿高容等人胜诉，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周建明作为耿高容等59人的代理人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周建明协助人民法院调查了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线索，随后耿高容向周建明提出了解除代理合同通知函。本案中周建明要求耿高容赔偿2000元损失仅针对周建明作为代理人第二次诉讼中因交通、食宿、误餐所产生的费用，具体包括第二次诉讼周建明到法院立案、开庭应诉各1次、执行申请过程中因执行立案到法院4次。查询被执行人财产情况5次、协助执行法官查询财产2次。
对此，耿高容陈述：耿高容与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纠纷，周建明作为耿高容的委托代理人先后两次提起了诉讼属实，第一次诉讼耿高容败诉，第二次诉讼耿高容胜诉，但该两次诉讼系针对同一纠纷事实，不应予以分开；第二次起诉后，周建明作为代理人经过了立案、开庭、宣判、收到判决书，但对于周建明诉称其代为执行立案并查询了被执行的财产查询等事项，耿高容无法核实。
周建明最终确认其诉讼请求为：耿高容向周建明赔偿误工费、交通费、食宿等损失共计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就耿高容与重庆鑫茂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耿高容先后分两次于2012年6月7日、2013年7月20日与周建明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周建明作为代理人进行诉讼。现周建明在审理中明确陈述，本案所涉《关于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通知函》的效力问题及损失赔偿问题仅是针对第二次委托代理合同而提起，而耿高容辩称两次委托代理合同针对的是同一个纠纷事件，不应分开。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先后两次委托合同的签订以及委托事项所涉案件的发展过程来看，2012年6月7日双方第一次签订委托合同后，周建明即作为代理人提起了第一次诉讼，该次诉讼以耿高容败诉结束，此后，2013年7月20日双方第二次签订委托合同，周建明作为代理人提起了第二次诉讼，该次诉讼以耿高容胜诉结案且已进入了执行程序，故一审法院认定虽然双方之间的两次委托合同均针对的同一事项，但两次委托合同约定的内容并不相同，第一次委托合同所涉案件以耿高容败诉而终结，第二次委托合同签订后周建明作为耿高容等多个委托人的代理人提起了新的诉讼、从事了新的代理事务，故先后两次委托合同应属独立的委托合同，在双方之间形成了独立的委托关系。现周建明明确其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仅针对第二次委托代理合同而提出，故一审法院仅应针对双方于2013年7月20日第二次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作出认定。审理中，周建明与耿高容对2013年7月20日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自应认定耿高容与周建明之间的委托合同依法成立，应属有效。至于耿高容认为周建明存在以律师身份欺瞒委托人并加收报酬等过错行为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均已明确载明周建明系作为公民身份从事代理事项，而委托合同中虽然约定了报酬，但周建明并未从耿高容处按照合同约定获得报酬，本案中周建明仅就费用损失问题提出诉讼请求而未针对报酬提出要求，故一审法院对耿高容的上述辩称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耿高容等人向周建明发出《关于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通知函》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耿高容作为委托人依法享有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因此，耿高容向周建明发出《关于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通知函》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有效，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耿高容应当向周建明承担的赔偿责任问题。审理中，耿高容辩称，周建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费用损失，而包括耿高容在内的59个同类案件当事人已经向周建明支付了相应费用，故不应当再行承担赔偿费用损失的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耿高容在审理中举示的两份收条和一份银行存款凭条均不能直接证明各笔款项中包含了耿高容支付给周建明的费用；周建明认可2012年7月8日银行存款凭条中的6150元及2012年6月7日收条中的1000元是第一次诉讼时包括耿高容在内的59个同类案件委托人向周建明支付的费用，但陈述2013年12月1日收条中的1600元是第二次起诉时由其他新加入该类案件诉讼的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并不是耿高容支付的费用，与本案无关，本案中其要求耿高容赔偿的仅是针对第二次代理诉讼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结合前述分析及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周建明的陈述与前后两次委托合同的签订时间、委托事项所涉案件的诉讼时间以及耿高容举示证据中各款项的支付时间能够相互印证，现耿高容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针对第二次委托合同已经向周建明承担了费用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耿高容的上述辩称理由不予采纳。现周建明明确其主张的损失仅针对第二次代理诉讼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审理中已查明，周建明作为代理人从事代理事务过程中已实际履行了包括立案、应诉、执行等受托义务，必然会支出一定的合理费用，则耿高容在解除委托合同后应当赔偿周建明相应的费用损失。至于赔偿的数额问题，周建明并未提交费用损失的相应证据；基于周建明在为耿高容等委托人代理涉案纠纷时为公民代理，同时考虑到周建明在实际履行受托事项时是针对包括耿高容在内的多个委托人而一并采取的行为，即使产生了相应的费用也应当由收益的委托人共同分摊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结合周建明履行受托义务的程度，酌定耿高容向周建明赔偿费用损失100元。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耿高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建明赔偿100元；二、驳回原告周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收取受理50元，由原告周建明负担20元，由被告耿高容负担30元。
上诉人耿高容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8146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作为公民，既非上诉人的近亲属，也非上诉人所在社区推荐的公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不准许其以公民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其无权作为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二、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支付任何费用。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请名为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本质上是劳动报酬，而其作为公民身份代理是不能收取报酬的。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有损失。而被上诉人未举示证据，一审法院不顾被上诉人已经索取8750元费用的事实，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偿损失，属法律适用错误。
被上诉人周建明答辩称：一、本人收取8750元与本案无关，8750元是第一次在渝中区法院诉讼产生的费用。而本次代理48户人家，分文未收；二、一审法院按每户收取100元是基于本人在实际案件办理过程中产生的实际费用，大约每户100元计算的；三、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有权收取报酬和费用。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第三人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耿高容向周建明支付100元费用损失是否合理？
本院认为，2013年7月20日周建明与耿高容签订上委托代理合同后，代其提起了诉讼并申请了强制执行。作为委托人的耿高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随时解除与周建明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但同时，依据上条规定，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耿高容与周建明的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耿高容自愿委托周建明代理，周建明明确告知耿高容自己是公民，不是律师。故该委托代理合同的解除不能完全归因于周建明。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之规定，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该委托费用的支付并不以有偿代理为前提，即在有偿代理或无偿代理情形下，受托人均可请求委托人支付其实际产生的代理费用。在本案中，周建明与耿高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代耿高容等人提起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并参加诉讼，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又代为申请强制执行并参与了强制执行程序。虽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实际产生的费用，但其在一、二审诉讼中均明确其产生了交通费、误工费等损失，其代为耿高容等人提起、参加诉讼和执行产生一定费用也是合理的。一审法院酌情主张耿高容向周建明赔偿损失1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耿高容辩称周建明已在另一诉讼中收取8750元费用，而渝中区法院的两诉实为一诉，周建明不应再收取费用的问题。本院认为，周建明2012年第一次代耿高容等人在渝中区法院提起诉讼时，依据合同收取了8750元。而周建明于2013年和耿高容等人订立委托代理合同，另行约定了代理报酬问题。可见，双方当事人当初约定是对两次诉讼分别收取报酬及费用。况且两次诉讼的诉讼请求、诉讼理由和判决结果均存在不同，故周建明有权依据2013年7月20日委托代理合同收取委托代理费用。周建明也正是依据后一合同提起本案诉讼的。耿高容等人辩称本次诉讼不应再支付委托费用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耿高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玉妹
审 判 员 章若微
代理审判员 吴贵平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