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15民初308号
原告：高治安，男，196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伟，重庆融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儒，重庆融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金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八颗街道幸福村。
法定代表人：文汝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但兴明，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梁伟，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治安与被告重庆金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岳公司”）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治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儒，被告金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但兴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于2016年5月3日中止审理，后于2016年10月28日恢复审理。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向本院申请和解期限一个月，后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治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金岳公司向原告高治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2000元。事实和理由：2008年1月，原告高治安与被告金岳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4年1月1日，被告金岳公司以2014年春节不发工资及春节后不安排工作为要挟，让原告高治安与其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份协议书并不是原告高治安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原告高治安不产生法律约束力。2014年2月20日，原告高治安虽然与被告金岳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的劳动期限为2014年2月20日至2016年2月19日，但实际上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19日期间原告高治安仍在被告金岳公司工作，被告金岳公司亦为原告高治安缴纳了社会保险，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中断。2015年7月15日，被告金岳公司发出《公告》，单方终止了与原告高治安的劳动关系，但却未依法向原告高治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及赔偿原告高治安的失业保险损失。另，在被告金岳公司单方解除与原告高治安的劳动关系前，原告高治安的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被告金岳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表只体现了原告高治安上班期间的部分工资。
被告金岳公司辩称，2014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同时该协议书就2014年1月1日之前的原、被告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一次性协商解决。现原告高治安主张2014年1月1日之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相关权利违反了该协议约定，同时亦超过了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19日期间，被告金岳公司虽然仍在为原告高治安缴纳社会保险，但并没有实际用工，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关系亦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以此来推定在此期间原、被告仍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2月20日，被告金岳公司与原告高治安重新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了《劳动合同书》，明确约定了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2月20日至2016年2月19日。后在《劳动合同书》履行期间，被告金岳公司因为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2015年7月21日解除了与原告高治安的劳动关系。现被告金岳公司同意向原告高治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986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1日，原告高治安（乙方）与被告金岳公司（甲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于2013年12月31日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保险关系等。二、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00元，该款在签订本协议书时一次性付清。三、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相互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乙方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甲方索要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工资、保险、补偿或赔偿等。四、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书签订后，被告金岳公司向原告高治安支付了经济补偿金1500元。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19日期间，被告金岳公司为原告高治安缴纳了社会保险。2014年2月20日，原告高治安与被告金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2月20日至2016年2月19日。
2015年5月25日，被告金岳公司向该公司工会委员会作出《西山煤矿关于“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报告》。该报告载明：因受国内经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影响，煤炭市场自2012年下半年来出现供过于求，西山煤矿又属高硫高灰煤种，受环保政策的限制，大多数用户由煤改气，原煤价格不断下降，产品销售十分困难，造成煤炭积压1万多吨，销售无人问津，从2013年初至今年5月企业生产基本上处于停产与半停状况，连续3年不同程度亏损，2015年1-4月亏损147.46万元，导致资金紧张，职工工资难以保障，企业困难的局面。为了依法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利，根据国家“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实际情况，依法裁减部分生产和非生产性人员，以求达到“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目标，帮助企业渡过煤炭行业低迷时期，让企业走出困境，为此，公司决定从6月1日起在现有在册职工243人中依法裁减95人（包括退休返聘人员）。同日，被告金岳公司向全体职工作出《西山煤矿关于“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方案》，并张贴于公示栏。该方案载明了以下问题：一、“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理由；二、“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对象；三、“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相关程序；四、被裁减人员的经济补偿金问题；五、就业补助金问题；六、工伤问题；七、职业病问题；八、带薪年休假和加时加班等。
2015年5月31日，被告金岳公司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包括：一、西山煤矿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情况的说明；二、关于“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方案及岗位组合条件的有关工作的说明。同日，被告金岳公司工会委员会形成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载明：由于山西煤矿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企业无法生存，近几年来受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经济大幅度下滑，同时受环保政策的影响，原告高治安矿的生产维护十分困难，出现3年连续亏损的局面，公司为了企业的生存，决定走“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来渡过艰难的时期。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1、公司提出“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工作方案。（1）压产量：以销定产，合理布置开采范围，集中一个片区生产，消除分散作业场所和环节，决定停止245水平所有采、掘、提升、运输工作。（2）缩编制：按照开采布置，合并非生产性的岗位，（3）减人员：以产定岗、定员“压缩非生产性人员，缩编采煤、掘进、机、运、后勤等部门富裕的人员。2、依法依规进行安置裁减人员。（1）终止“劳动合同”关系。（2）进行离岗体查，查出有“职业病”依法解决。（3）按照公司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进行经济补偿，（不足半年按半年，不足1年按1年计发）。（4）从7月1日起，终止裁减人员“五险”。（5）公司不存在有带薪年休假和加时加班的问题，大部分人员是计件工资制，矿上将集中休息时间安排补休年休假。3、对工伤人员，依法按程序解决。4、通知裁减岗位、岗位有采煤、掘进、运输、提升、机电、后勤、安瓦员。5、在册职工243人，其中：裁减人员95人（包括退休返聘人员）。6、附裁减人员名单。
2015年5月31日，被告金岳公司工会委员会作出《关于“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报告的批复》，载明：原告高治安委于2015年5月25日收悉西山煤矿关于“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报告，原告高治安工委于2015年5月31日召开工会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认真讨论分析企业目前是生产经营等实际困难，只有走“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帮助企业渡过煤炭行业的低迷时期，让企业走出困境，同意重庆金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山煤矿关于“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报告，交由矿上组织实施，并向职工进行公布。
被告金岳公司拿到该公司工会委员会的批复后，遂将《西山煤矿关于“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方案》报送至重庆市长寿区劳动监察大队，该队于2015年6月2日在该报告上备注“经济补偿金按《劳动合同法》规定支付”。
2015年7月21日，被告金岳公司向原告高治安邮寄送达《公告》，该《公告》载明：重庆金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向职代会和工会说明了情况，听取了工会和职工意见，并将裁减人员方案向长寿区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备案后，决定依法裁减人员。公司决定：从2015年7月21日起解除高治安与重庆金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请上述人员到公司办公室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原告高治安收到该份《公告》。原、被告均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7月31日解除。
庭审中，被告金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原告高治安2014年8月至9月、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的工资发放表及2015年6月至7月的领款条，工资发放表载明：
2014年8月，高治安，全月出勤天数（计件14，井下15，休息3，其他9，放假5），应得工资2204元。
2014年9月，高治安，全月出勤天数（计件20，井下20），应得工资2894元。
2014年10月，该月包括原告高治安在内的大多数职工均无工资表。
2014年11月，高治安，全月出勤天数（计件14，井下14，休息3，其他4，放假9），应得工资2195元。
2014年12月，高治安，全月出勤天数（计件16，井下16，休息3，其他6，放假6），应得工资3000元。
2015年1月，高治安，全月出勤天数（计件13，井下18，休息3，其他15），应得工资2843元。
2015年2月，高治安，全月出勤天数（计件6，井下6，休息3，其他9，放假13），应得工资1228元。
2015年3月，高治安，全月出勤天数（计件6，井下8，休息3，其他13，放假9），应得工资995元。
2015年4月，高治安，全月出勤天数（计件23，井下22，休息3，其他4），应得工资2998元。
2015年5月，高治安，全月出勤天数（计件11，井下11，休息3，放假13），应得工资1011元。
领款条载明：高治安领到被告金岳公司2015年6月份工资1250元、7月份生活费350元。
2015年6月、7月，被告金岳公司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原告高治安没有上班。2015年2月12日，被告金岳公司向原告高治安支付了经济补偿金1500元。
被告金岳公司提供的201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利润表》及《资产负债表》证明被告金岳公司在2013年度净利润为-674940.36元。被告金岳公司提供的2014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利润表》及《资产负债表》证明被告金岳公司在2014年度净利润为-303431.67元。被告金岳公司提供的201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纳税申报表》、《利润表》及《资产负债表》证明被告金岳公司在2015年1-6月净利润为-2043932.05元。上述证据同时证明被告金岳公司在2013年12月、2014年12月、2015年6月的主营业务收入由2085825.67元减为1435920.63元和532451.97元，营业利润由682796.02元减少为-235265.90元和-358238.46元。
2015年8月20日，原告高治安向重庆市长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被告金岳公司向其支付1、2009年1月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9310.34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32000元。该委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渝长劳人仲案字〔2015〕第950-1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金岳公司向原告高治安支付：1、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427元；2、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986元。原告高治安不服渝长劳人仲案字〔2015〕第950-1仲裁裁决书就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的裁决结果，遂起诉来本院。就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裁决项，原告高治安向本院另案提起诉讼。
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原、被告对于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原告高治安的月工资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有异议。现本院就上述问题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的问题。原告高治安与被告金岳公司于2014年1月1日就双方在2014年1月1日前的劳动关系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份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于2013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通过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可以证明在2013年12月31日前原、被告之间即建立劳动关系。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原告高治安诉称其与被告金岳公司初次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08年1月；而对于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应当由被告金岳公司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金岳公司对此并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于原告高治安与被告金岳公司在2008年1月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予以确认。另，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19日，被告金岳公司虽为原告高治安缴纳了社会保险，但被告金岳公司辩称，该期间原告高治安并未上班，因为此期间被告金岳公司为防止春节前出现安全事故而停产，并解释称，该期间之所以在缴纳社会保险，是因为未主动申报相应手续，社保部门按被告金岳公司此前申报比例自动扣款所致。结合双方于2014年2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来看，双方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间也是从2014年2月20日起算，如果双方此前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则可通过书面合同的方式予以追认。因此，本院确信原告高治安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19日与被告金岳公司并未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可能性更大，原告高治安与被告金岳公司于2014年2月20日重新建立劳动关系。
二、关于被告金岳公司与原告高治安之间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本案中，被告金岳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25日、2015年5月31日通过向工会、全体职工发《西山煤矿关于“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报告》、《西山煤矿关于“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方案》和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向工会及全体职工说明了因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需要裁减企业职工二十人以上等情况。被告金岳公司工会委员会亦作出同意被告金岳公司《西山煤矿关于“压产量、缩编制、减人员”的报告》的批复。另被告金岳公司就该公司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需要裁减企业职工二十人以上等情况，已向重庆市长寿区劳动监察大队作了报告，同时结合被告金岳公司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月或季）度纳税申报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被告金岳公司已出现连续亏损，且主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逐年减少，确实存在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故被告金岳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解除与原告高治安的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金岳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向原告高治安邮寄送达了《公告》，原告高治安收到该《公告》。原、被告均认可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7月31日解除，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原告高治安的月工资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金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工资发放表。原告高治安对于该份工资表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该份工资表只记载了其当月应得工资的一部分，并没有完全体现其全月应得工资的情况。现原告高治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月平均工资标准为其诉称的4000元，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金岳公司还存在另外一份工资表；故在被告金岳公司已向本院提交了原告高治安签字确认的工资表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高治安诉称其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不予采信。对于被告金岳公司提供的工资表中全月出勤天数项目下的“计件”、“井下”、“其他”等，原、被告双方的解释不一致，但原告高治安称“计件”代表采煤吨数，明显与工资表的记录项目不符，亦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结合除“井下”外，“计件”与“休息”、“其他”、“事假”、“放假”等其他项目的统计天数相加与当月的自然天数相符，故本院认定原告高治安当月的出勤天数应以“计件”的统计天数为准。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故应以原告高治安与被告金岳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原告高治安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工资作为计算其月工资标准的依据，即非因原告高治安自身原因而导致的非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工资不作为计算原告高治安的月工资的依据。
现本院确认原告高治安（若）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当月工资为：
2014年8月，该月原告高治安出勤14天，而当月的工作日为21天，非因原告高治安自身原因导致原告高治安在当月未能全勤，应属于原告高治安的非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该月原告高治安若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当月工资为3424.07元（2204元÷14天×21.75天）。
2014年9月，该月原告高治安出勤20天，而当月的工作日为21天，非因原告高治安自身原因导致原告高治安在当月未能全勤，应属于原告高治安的非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该月原告高治安若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当月工资为3147.23元（2894元÷20天×21.75天）。
2014年10月，该月包括原告高治安在内的大多数职工均无工资表，原告高治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当月上班情况，该月应在计算原告月工资标准时予以剔除。
2014年11月，该月原告高治安出勤14天，而当月的工作日为20天，非因原告高治安自身原因导致原告高治安在当月未能全勤，应属于原告高治安的非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该月原告高治安若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当月工资为3410.09元（2195元÷14天×21.75天）。
2014年12月，该月原告高治安出勤16天，而当月的工作日为23天，非因原告高治安自身原因导致原告高治安在当月未能全勤，应属于原告高治安的非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该月原告高治安若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当月工资为4078.13元（3000元÷16天×21.75天）。
2015年1月，该月原告高治安出勤13天，而当月的工作日为21天，非因原告高治安自身原因导致原告高治安在当月未能全勤，应属于原告高治安的非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该月原告高治安若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当月工资为4756.56元（2843元÷13天×21.75天）。
2015年2月，该月原告高治安出勤6天，而当月的工作日为17天，非因原告高治安自身原因导致原告高治安在当月未能全勤，应属于原告高治安的非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该月原告高治安若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当月工资为4451.50元（1228元÷6天×21.75天）。
2015年3月，该月原告高治安出勤6天，而当月的工作日为22天，非因原告高治安自身原因导致原告高治安在当月未能全勤，应属于原告高治安的非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该月原告高治安若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当月工资为3606.88元（995元÷6天×21.75天）。
2015年4月，该月原告高治安出勤23天，而当月的工作日为21天，原告高治安在当月全勤，应属于原告高治安的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该月原告高治安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当月工资为2998元。
2015年5月，该月原告高治安出勤11天，而当月的工作日为20天，非因原告高治安自身原因导致原告高治安在当月未能全勤，应属于原告高治安的非正常工作状态，因此该月原告高治安若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当月工资为1999.02元（1011元÷11天×21.75天）。
2015年6月，因被告金岳公司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该月原告高治安没有上班，该月应在计算原告月工资标准时予以剔除。
2015年7月，因被告金岳公司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该月原告高治安没有上班，该月应在计算原告月工资标准时予以剔除。
故原告高治安的月工资标准为3541.28元/月[（3424.07元+3147.23元+3410.09元+4078.13元+4756.56元+4451.50元+3606.88元+2998元+1999.02元）÷9个月]。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本案中，原告高治安与被告金岳公司于2014年1月1日就双方在2014年1月1日前的劳动关系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份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于2013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相互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且原告高治安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被告金岳公司索要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工资、保险、补偿或赔偿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除（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庭审中，原告高治安并未举证证明其与被告金岳公司在签订该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高治安与被告金岳公司就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相关费用达成的前述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原告高治安主张将2014年1月1日之前的工作年限作为本案计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依据，与前述协议约定不符，且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高治安的月平均工资标准为3541.28元，原告高治安与被告金岳公司重新建立劳动关系后的工作时间为2014年2月20日至2015年7月31日；故，被告金岳公司应向原告高治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为5311.92元（3541.28元/月×1.5个月）。品除被告金岳公司已向原告高治安支付且原告高治安同意在本案中抵扣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00元，被告金岳公司还应向原告高治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为3811.92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除（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金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原告高治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811.92元；
二、驳回原告高治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重庆金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原告高治安已交纳，被告重庆金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迳付原告高治安）。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李琨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