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3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褚然勋。
委托代理人：张学明、张更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锡森。
委托代理人：黄宣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进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江海区乐益德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利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龙振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启良。
上诉人褚然勋因与被上诉人卢锡森、邹进刚、江门市江海区乐益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益德公司）、刘启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3）江海法民一初字第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3年9月12日，褚然勋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卢锡森、邹进刚、乐益德公司、刘启良连带赔偿褚然勋的伤残等费用367447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卢锡森、邹进刚、乐益德公司、刘启良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3年4月6日中午11时左右，褚然勋在乐益德公司办公室屋顶防漏修复工程中，不慎从6米多高的顶棚摔至地面，造成严重损伤。随即被送往江门市医院抢救，经诊断：1、左髂骨多发性骨折，2、左桡尺骨远端粉碎性骨折，3、颅脑损伤，颅底骨折，4、左眼眶、右下颌骨髁状突骨折，5、颞下颌关节脱位。2013年5月23日出院。2013年8月22日，经广东某某司法鉴定所鉴定，伤残等级为一处七级，两处九级，综合评定七级伤残。本次事故造成损失有医疗费12248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50元、营养费2000元、误工费18000元、陪护费3760元、交通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265992.5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4355.50元、司法鉴定费1500元、精神损害赔偿5000元，合计447447元，扣除卢锡森在事故发生后支付的80000元，卢锡森、邹进刚、乐益德公司、刘启良仍需赔偿褚然勋损失367447元。褚然勋要求卢锡森、邹进刚、乐益德公司、刘启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理由及事发工地具体情况：1、江门市某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纸厂）停产后，将部分旧厂房交给刘启良改建维修后向外转租，所需改建维修费用由刘启良自行承担，某甲纸厂免除前几年刘启良的承租费用，转租租金由刘启良收取一定年限，以冲抵改建加固等费用；2、刘启良将改建好的几栋厂房承租给乐益德公司，乐益德公司与刘启良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乐益德公司发现其承租的办公室顶棚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漏雨严重，按约定应由刘启良维修；3、刘启良施工维修工程由邹进刚承担；4、邹进刚又将部分维修工程交由卢锡森承建维修。褚然勋是卢锡森雇佣的工人，二者为雇佣合同关系。乐益德公司因为在2013年4月6日要举行开业典礼，于是在2013年4月4日催促刘启良赶紧维修，于是刘启良的现场管理人员要求邹进刚及时安排维修，邹进刚就要求卢锡森在4月6日进行维修加固。是日风很大，并且前一天刚下过大雨，刘启良称为了施工安全，当天天气情况不佳，不同意维修施工，而乐益德公司现场负责人张元稼强烈要求施工，因风大加之施工安全保障措施不力，最终酿成本次严重的伤残事故。另外，由于卢锡森、邹进刚、刘启良均无施工资质，缺少必要的谨慎选任与监管义务，乐益德公司也有严重不当行为，故卢锡森、邹进刚、乐益德公司、刘启良应对本次事故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时至今日，卢锡森、邹进刚、乐益德公司、刘启良均不肯赔偿褚然勋的上述经济损失。
卢锡森答辩称：在本案中卢锡森是有责任的。
邹进刚答辩称：本案中，邹进刚是没有责任的，邹进刚只是从人道主义出发适当支付。
乐益德公司答辩称：一、乐益德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13年6月4日，褚然勋受伤的时间是2013年4月6日，褚然勋受伤时乐益德公司尚未具备主体资格，乐益德公司在本案中是不适格的主体。二、褚然勋的司法鉴定属于单方行为，是主观性鉴定，并非客观鉴定，乐益德公司对鉴定结论不予确认。三、褚然勋主张的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及主张按城镇户口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均没有证据支持。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褚然勋对乐益德公司的诉求。
刘启良答辩称：褚然勋请求卢锡森、邹进刚、乐益德公司、刘启良连带赔偿367447元不合理，刘启良不应承担连带责任。1、按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七级伤残规定，其补助金是：（1）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1145元，（2）一次性伤残就业金79125元，（3）一次性医疗补助金18990元，合计139260元；2、某甲纸厂的厂房租赁由刘启良负责，但刘启良于2013年2月1日与邹进刚签订了厂房维修合同，合同第一点及第四点已明确某甲纸厂的厂房维修交由邹进刚负责，并明确规定其施工必须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做好安全设施，邹进刚在安全生产设备等方面不合格或出现任何安全事故，一切责任由邹进刚负责，与刘启良无关；3、在厂房维修方面，刘启良只与邹进刚签订合同，没有与第三者签订合同，故褚然勋根本与刘启良不存在劳动关系；4、褚然勋发生事故当天，风力比平时大，考虑到安全问题，刘启良于早上8时通知现场安全管理员禁止高空及瓦面作业，当时邹进刚、卢锡森及所有施工员已经接受，最后谁叫褚然勋上瓦面作业造成事故，刘启良是不知情的。褚然勋的起诉状证实，安全责任刘启良已落实并且到位。因此，该责任事故及诉讼费用与刘启良无关。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启良承租某甲纸厂厂房，并于2013年1月31日与乐益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某甲，签订《厂房承租合同》，合同约定：“‥‥‥一、甲方（刘启良）将坐落在江门市江海区某甲纸厂部分厂房‥‥‥给雷某甲承租厂房使用。‥‥‥三、承租期限：承租期从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共5年。四、‥‥‥合同期内乙方（雷某甲）必须负责管理并维护、维修好水电设施、厂房‥‥‥”。
2013年2月1日，刘启良与邹进刚签订《厂房维修合同》，合同约定刘启良将某甲纸厂的厂房维修工程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分包给邹进刚。
邹进刚承包某甲纸厂厂房维修工程后，口头约定将其中铁艺、铁栅工程发包给卢锡森。卢锡森承接上述工程后，则雇请褚然勋等人从事铁工工作。
2013年4月6日，在天气情况不佳，风很大，且前一天下过雨的情况下，褚然勋在乐益德公司的住所地（即某甲纸厂部分厂房）进行屋顶防漏修复工程时，不慎从顶棚跌落受伤。在褚然勋施工前，刘启良以施工安全为由，不同意相关施工人员施工作业。
在褚然勋受伤后，邹进刚与卢锡森于2013年4月27日补签《工程合同》，合同约定邹进刚将某甲纸厂铁艺、铁栅工程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分包给卢锡森。
褚然勋受伤后，当即被送到江门市医院住院治疗，至2013年5月23日出院，共住院47天，花费医疗费91956元。住院期间根据医嘱留陪人一人。褚然勋出院时，医生建议：全休二周，门诊随诊复查。出院后，褚然勋继续进行门诊治疗，花费医疗费483.30元。2013年8月27日，江门市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处理意见：患者因伤情严重，预计后续治疗费用约需30000元。
褚然勋受伤后，卢锡森向褚然勋垫付80000元。
2013年8月8日，褚然勋委托广东某某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情进行伤残鉴定。2013年8月22日，该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褚然勋的伤残等级为七级伤残。为此，褚然勋支付鉴定费1500元。
另查，褚然勋属农业家庭户口，自2011年起一直租住在江门市南昌冷轧板有限公司职工宿舍，该公司的注册登记地为江门市潮连青年路。
褚某甲（已于2002年死亡）是褚然勋的父亲，裴某甲（1944年出生）是褚然勋的母亲，两人共生育褚然勋等六个子女。
再查，邹进刚、卢锡森、褚然勋均没有从事装饰施工的相应资质。刘启良没有对邹进刚是否具备装饰施工的相应资质以及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邹进刚也没有对卢锡森是否具备装饰施工的相应资质以及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褚然勋作业时并没有采取戴安全帽、系安全带等必要的安全措施。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原审法院在立案时将案由定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错误，予以纠正。
关于本案人身损害事故的责任承担问题。
第一、关于卢锡森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卢锡森雇请褚然勋从事铁工工作并支付相应报酬，其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双方已形成的雇佣关系应依法认定。卢锡森作为雇主，既不具备装饰施工的相应资质，又未加强对雇请人员的安全教育和监督管理，且未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导致雇员即褚然勋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应由雇主即卢锡森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二、关于邹进刚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本案中，邹进刚将铁艺、铁栅工程分包给卢锡森，两者之间形成分包关系，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邹进刚将铁艺、铁栅工程分包给没有相应装饰施工资质的卢锡森，也没有对卢锡森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造成褚然勋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伤害事故的损害后果，其在选任上存在过错，故邹进刚应当对褚然勋所受的损失与雇主卢锡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邹进刚主张其承包某甲纸厂的厂房维修工程及分包给卢锡森的铁艺、铁栅工程范围并不包括涉案的厂房。原审认为，根据邹进刚与刘启良签订的《厂房维修合同》及与卢锡森签订的《工程合同》的内容反映，工程范围均表述为某甲纸厂，并没有特别约定工程范围仅限于某甲纸厂的部分厂房，也没将涉案厂房排除在工程范围以外，邹进刚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不包括涉案的厂房，且卢锡森确认工程范围包括涉案的厂房，因此，对邹进刚的该项抗辩理由，原审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乐益德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本案中，乐益德公司与褚然勋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乐益德公司与刘启良、邹进刚、卢锡森之间也不存在发包、分包的关系。褚然勋以乐益德公司指令其进行作业导致受伤为由，要求乐益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刘启良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刘启良明知邹进刚没有相应装饰施工资质的情况下，仍将工程发包给邹进刚，也没有对邹进刚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存在选任的过错，如前所述，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刘启良对褚然勋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伤害事故的损害后果，应与雇主卢锡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刘启良在事故发生当日不同意相关工作人员施工作业，相对卢锡森、邹进刚应承担的责任而言，应减轻刘启良的责任。
关于刘启良主张根据其与乐益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厂房承租合同》，涉案厂房的维修事宜交由乐益德公司负责，因此不应对褚然勋的受伤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分析如下：第一，根据该合同的内容，合同承租期自2013年5月1日开始，而褚然勋于2013年4月6日受伤，即褚然勋受伤时，乐益德公司承租涉案厂房的期限仍未开始。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刘启良在答辩状中陈述“在厂房维修方面，我只与邹进刚签订合同，没有与第三者签订合同”，且刘启良并没有证据证明褚然勋受伤时，涉案厂房的维修工程由乐益德公司负责。故对刘启良的该项抗辩理由，原审不予支持。
关于刘启良主张已落实安全责任，故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虽然刘启良在事故发生当日不同意施工作业，但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褚然勋进行施工导致事故的发生，且刘启良存在选任过错。因此，不能完全免除刘启良的责任，故对刘启良的该项抗辩理由，原审不予采纳。
第五、关于褚然勋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施工当日天气情况不佳，风很大，前一天下过雨的事实均无异议，原审予以确认。褚然勋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知在天气情况不佳，风很大，前一天下过雨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的危险性，但褚然勋仍然坚持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忽视安全，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对于褚然勋的损失，褚然勋本人亦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因此，对于褚然勋与卢锡森的责任分担，原审酌情认定按5：5的比例分担责任，即褚然勋承担此次事故50%的责任，卢锡森承担此次事故50%的责任，邹进刚应对卢锡森须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刘启良应承担的连带责任，原审酌情认定刘启良在卢锡森须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50%的连带责任。
根据褚然勋的诉讼请求、举证情况以及法定赔偿标准，原审确认褚然勋遭受的损失如下：
一、关于医疗费。《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褚然勋主张医疗费122439.30元（后续治疗费30000元＋住院医疗费91956元＋门诊医疗费483.30元），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单据、病历、疾病证明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佐证，原审予以确认。对褚然勋主张的医疗费其中50.60元，因没有病历等相关证据印证与本案事故有直接关联，故原审对医疗费50.60元不予确认。
二、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褚然勋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350元（50元／天×47天），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
三、关于营养费。《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褚然勋主张营养费2000元，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对褚然勋该项请求，原审不予支持。
四、关于误工费。《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因褚然勋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因伤致残持续误工至定残日前一天，因此褚然勋的误工时间应为住院天数加上医嘱建议休息的时间，即为61天（47天＋14天）。褚然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误工费应按上一年度建筑装饰业41838元／年的标准计算，因此，误工费应为6992.10元（41838元／年÷365天／年×61天），对褚然勋请求超出的部分，原审不予支持。
五、关于陪护费。《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褚然勋没有提供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护理费应参照江门地区护理费每天80元的标准计算。褚然勋住院47天，住院期间遵医嘱留陪人一人，因此，褚然勋主张陪护费3760元（80元／天×47天），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
六、关于交通费。《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考虑到褚然勋的伤情及实际需要，必然发生一定的交通费用，结合褚然勋的就医地点、时间、人数和次数，原审酌情确定交通费为500元，对褚然勋请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七、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因此，褚然勋的残疾赔偿金具体为：
（一）关于残疾赔偿金：《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褚然勋虽是农业家庭户口，但褚然勋提供《居住证明》以及银行的《流水清单》，证明褚然勋在事故发生前在城镇范围内居住并工作。因此，褚然勋的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而上一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226.71元／年，现褚然勋主张按30226.42元／年计算，是其对诉权的自由处分，原审予以支持。结合褚然勋的年龄及伤残等级，褚然勋的残疾赔偿金为241811.36元（30226.42元／年×20年×40%）。褚然勋主张按伤残系数44%计算没有依据，原审不予支持。邹进刚、乐益德公司、刘启良对褚然勋的伤残鉴定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推翻，也没有申请重新鉴定，故对邹进刚、乐益德公司、刘启良提出的该项异议，原审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褚然勋需要扶养的人员为其母亲裴某甲，1944年出生，共生育六个子女，应计算扶养年限为11年。上一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2396.35元／年，现褚然勋主张按5032.14元／年计算，是其对诉权的自由处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此，裴某甲生活费为3690.24元（5032.14元／年×11年×40%÷6人）。对褚然勋认为裴某甲的抚养人仅褚然勋一人的主张，原审不予采纳。
因此，褚然勋的残疾赔偿金为245501.60元（241811.36元＋3690.24元）。
八、关于鉴定费。褚然勋主张花费伤残鉴定费1500元，该费用是褚然勋因本次事故受伤后为主张权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并提供发票佐证，原审予以支持。
综上，褚然勋因本次伤害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医疗费122439.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50元、误工费应6992.10元、陪护费3760元、交通费500元、残疾赔偿金245501.60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伤残鉴定费1500元，合计人民币383043元。
九、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鉴于本案事故的发生使褚然勋的身体遭受严重伤害，并构成残疾，其精神遭受一定痛苦，结合侵害人的过错程度、受害人受到伤害的程度以及江门地区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现褚然勋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原审予以支持。
关于对本案的损失赔偿责任承担的问题。本案中，褚然勋的经济损失共计383043元，根据本案的过错责任，褚然勋承担事故损失50%的责任，故其应自己负担191521.50元（383043元×50%）经济损失；卢锡森应承担事故50%的责任，故卢锡森应赔偿褚然勋191521.50元（383043元×50%）经济损失，连同卢锡森应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再扣除卢锡森垫付的80000元，卢锡森还应赔偿褚然勋116521.50元（191521.50元＋5000元-80000元），邹进刚应对卢锡森须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刘启良在卢锡森须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50%的连带责任。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于2014年2月17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卢锡森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褚然勋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陪护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伤残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116521.50元；
二、邹进刚对第一项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刘启良对第一项判决承担50%的连带赔偿责任；
四、驳回褚然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337元，由褚然勋承担1596元，卢锡森承担297元，邹进刚承担297元，刘启良承担147元。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褚然勋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判令卢锡森、邹进刚、刘启良和乐益德公司连带赔偿367447元给褚然勋；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卢锡森、邹进刚、刘启良和乐益德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判令褚然勋承担50%的责任没有依据。褚然勋于2013年4月6日受雇于卢锡森，从事厂房维修工作，在对乐益德公司办公室屋顶进行修复的工程中，不慎从6米多高的顶棚摔至地面，造成严重损失，经医院抢救治疗，脱离危险，综合伤残评定为七级，丧失主要劳动能力，卢锡森作为雇主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邹进刚、刘启良分别作为分包人和发包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没有提供必要的安全措施，发包人、分包人和雇主均无施工资质，没有安全生产的相应条件，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虽然施工当天天气情况不佳，但厂房漏雨的位置在此时更容易判断，施工方案是雇主的安排，雇员不可能违背雇主的工作安排停止施工，况且刮风与下雨并非褚然勋摔伤的直接因素，故雇主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原审法院认定褚然勋自己承担50%的责任有误。二、原审判令乐益德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施工的工程是乐益德公司的经营场所，该公司因为在2013年4月6日要举行开业典礼，于是在2013年4月4日催促刘启良加紧维修，于是刘启良的现场管理人员要求邹进刚及时安排维修。邹进刚就要求卢锡森在4月6日进行维修加固。因此，该工程的加固维修实际是乐益德公司安排和要求才进行的，而且乐益德公司是工程加固后的受益人，依理该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依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褚然勋作为雇员在作业中人身受到伤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令雇员与雇主各承担50%的责任有误。本案中，作为雇员的褚然勋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卢锡森答辩称：1、原审对责任划分正确。2、乐益德公司系受益人，应承担责任。另外，原审没有查清乐益德公司的负责人当时要求施工的情况，二审应予查明。
邹进刚答辩称：出事工地不是其承揽的工程，其不需承担责任。
乐益德公司答辩称：1、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从原审查明的事实，褚然勋与乐益德公司不存在雇佣或劳务关系，乐益德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2、虽然乐益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1月31日与该厂房的转出租人刘启良签订了《厂房承租合同》，但该合同的履行期间为2013年5月1日开始至2018年4月31日止，而乐益德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3年6月4日，褚然勋受伤的时间为2013年4月6日。在褚然勋受伤当天，乐益德公司尚不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也不在乐益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刘启良签订的《厂房承租合同》履行期间，故乐益德公司不需承担法律责任。3、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褚然勋对乐益德公司的诉讼请求。
刘启良答辩称：刘启良与乐益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合同，但1月至4月30日是乐益德公司的装修期间，是免租的。乐益德公司的合伙人张元稼当日派人去维修厂房，当时刘启良在另外的地方拉电线，故不清楚相关情况。本案责任在于乐益德公司，刘启良没有责任。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关于“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原审认定褚然勋因本案事故造成物质损失383043元和精神损失5000元后，各方当事人在二审过程中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各方当事人对褚然勋因本案事故造成的上述损失是否应承担责任及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
关于褚然勋和卢锡森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褚然勋受雇于卢锡森为维修涉案厂房提供劳务，相互间形成劳务关系。卢锡森对原审认定的责任无异议，褚然勋则认为其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且其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害应由卢锡森承担全部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相较于《解释》属新法且属上位法，对卢锡森和褚然勋的责任认定问题应适用上述规定。根据该规定，褚然勋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应当根据其与接受劳务一方即卢锡森之间的过错程度确定各自的责任，而并非由卢锡森承担无过错责任。褚然勋与卢锡森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有别于劳动关系，不存在人身隶属性质，其虽根据卢锡森的安排进行施工，但其对现场施工条件应负有合理注意义务。褚然勋明知事发前一天下过大雨且事发当天风很大、现场施工安全措施不足，且刘启良亦以安全为由不同意维修施工，其应当知悉在该天气和设备条件下高处作业的危险性。其在此情况下既未停止施工，亦未要求卢锡森提供足够安全措施后开展施工，妄顾自身安全，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相应地，卢锡森在该条件下安排褚然勋高处施工，亦存在过错，同样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据此认定褚然勋和卢锡森对此各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邹进刚和刘启良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刘启良与邹进刚签订《厂房维修合同》，约定由刘启良将某甲纸厂厂房维修工程发包给邹进刚施工。邹进刚主张其承担的工程范围不包括发生本案事故的1号厂房，但上述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为某甲纸厂厂房而未明确排除1号厂房工程。且从邹进刚与卢锡森签订的《工程合同》亦未排除1号厂房。刘启良确认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包括某甲纸厂全部厂房，卢锡森亦确认其承揽的工程范围包括1号厂房，结合上述两份合同的内容，足以认定邹进刚与刘启良、卢锡森约定的工程范围包括1号厂房。邹进刚提供其与刘启良签订的工程结算单虽不包括1号厂房的工程量结算，但不足以否定上述合同有关工程范围的约定。邹进刚在承揽本案工程后又将其中铁艺、铁栅工程分包给卢锡森，刘启良和邹进刚分别系本案维修工程的发包人和分包人。刘启良和邹进刚均应当知道涉案工程承揽人不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且均明知事发时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而未采取措施阻止施工，以致发生褚然勋在施工过程中受伤的事故，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邹进刚和刘启良应当对褚然勋所受的损失与卢锡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刘启良在事发前以现场安全条件不足为由要求停止施工，但未采取实际措施阻止施工，以致发生本案事故；根据上述规定，其应在卢锡森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不因此而减轻其连带责任的承担，原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乐益德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乐益德公司系涉案厂房的承租人，乐益德公司仅根据其与刘启良的租赁合同享有使用符合约定的租赁物的权利和支付相应租金的义务，与刘启良为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而发包厂房维修工程而因此发生的一系列承揽、劳务等法律关系无关。虽然乐益德公司系维修后的厂房的使用人，但不因此而需向褚然勋承担赔偿责任。即使系乐益德公司要求加快维修进度，其根据系其与刘启良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而褚然勋系为卢锡森提供劳务、对卢锡森负责，乐益德公司无权安排和指示褚然勋的工作，褚然勋亦无义务受乐益德公司的指示提供劳务。因此，褚然勋与乐益德公司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其请求乐益德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卢锡森应向褚然勋因本案事故造成的物质损失383043元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191521.5元，及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以上共计196521.5元，邹进刚、刘启良应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损失卢锡森已赔偿80000元，卢锡森、邹进刚及刘启良仍需连带赔偿116521.5元。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处理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3）江海法民一初字第3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3）江海法民一初字第33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变更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3）江海法民一初字第3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为：邹进刚、刘启良对上述判项确定的卢锡森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驳回褚然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37元，由褚然勋承担1596元，卢锡森、邹进刚和刘启良负担6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37元，由褚然勋承担1596元，卢锡森、邹进刚和刘启良负担7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景欣
审判员 陈雪娟
审判员 李雁羽
二〇一四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区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