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崇州民初字第19号
原告刘登富。
委托代理人刘应为，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考会，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都金睿国都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堂县赵镇文化活动室。
法定代表人刘登富，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应为，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考会，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罗红伟。
委托代理人方灿，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罗建国。
委托代理人方灿，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登富、成都金睿国都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罗红伟、罗建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登富及其诉讼代理人、原告成都金睿国都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被告罗红伟、罗建国的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登富、成都金睿国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置业公司）诉称，2011年3月2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了一份《工程施工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刘登富为法定代表人的国都置业公司将自己旗下的位于金堂县韩滩双岛的《成都三江、国际凤凰岛》开发项目的前期工程承包于被告罗红伟、罗建国施工。被告为该工程支付履约保证金400万元，该履约保证金于协议签订后由被告方汇入该协议甲方基本账户，未入帐，此协议无效。并约定若因甲方或者第三方原因导致工程一个月内不能启动，甲方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2倍予以赔偿”。协议签订后，二被告只向原告支付了350万元履约保证金。后因各种原因，该工程施工协议并未得到实际履行。原告方主动提出按协议约定退还二被告履约保证金，并愿意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2倍支付被告利息，但遭到被告的拒绝。2011年6月28日，二被告一行多人胁迫原告同他们签订了一份解除工程施工合同的《协议书》，强迫原告同意退还二被告350万元并自愿赔偿二被告150万元，合计500万元。要求原告于2011年7月10日前将该500万元支付给二被告。原告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被迫同意签下了该《协议书》，之后，原告刘登富分别于2011年9月28日和10月28日支付第一被告罗红伟100万元和40万元。2012年1月20日，二被告又带了一群人胁迫原告还款，并变本加厉的将欠款由500万元提高到700万元，强迫原告向二被告写下一张700万元的《欠条》，并要求写欠款人是原告刘登富本人，担保单位为国都置业公司，并威胁原告如报警则用其方式处理原告的家属、孩子。原告迫于被告的威胁，只好被迫签下《欠条》也不敢报警。事后，原告又分别于2012年4月26日和5月19日分两次将20万元和80万元支付给被告罗红伟。至此，原告共支付了二被告240万元，而二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履约保证金仅350万元。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3月2日签订的《工程施工补充协议》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及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属无效合同。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不能返还的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返还和补偿后仍有损失的，应当根据过错赔偿原则处理。由此，原告方只需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保证金350万元即可。在签订《工程施工补充协议》过程中，原、被告双方都存在过错，彼此之间不存在赔偿。但被告仅向原告交纳350万元保证金，却强行要求原告给付840万元，赔偿金金额高达490万元，显然是显失公平的，应当予以变更或撤销。二原告已退还了二被告240万元，现仅有110万元未向二被告退还。双方2011年3月2日签订的《工程补充协议》系无效合同，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1月20日所签《欠条》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其因《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引起的退款金额应根据公平原则变更为210万元。故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3月2日签订的《工程补充协议》无效；2、依法对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1月20日所签订《欠条》中的金额根据公平原则变更为210万元（审理中，原告将此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将《协议书》和《欠条》所约定的欠款金额扣除已退还二被告的240万元后变更为260万元）。
被告罗红伟、罗建国辩称，1、被告与原告国都置业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前置协议，双方并不因该补充协议的签订而成立建设工程承包关系，该补充协议没有违反关于建筑工程承包人应具备相应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规定，不应为无效合同。双方在签订《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前后均没有与原告国都置业有限公司就该建设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的《工程施工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六条约定该工程的承包人将是符合建筑法律法规的工程总承包壹级资质企业，而不是被告个人。该补充协议的实质是双方约定总承包壹级资质企业承包该工程的施工和付款条件，是为国都置业有限公司与该壹级资质企业建立正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签订的前置协议，其仅是一份普通经济合同，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应受建筑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调整。2、被告与原告国都置业公司于2011年6月2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解除《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国都置业公司退还已缴纳的工程保证金，并自愿赔偿答辩人150万元损失，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应合法有效。3、原告刘登富企图将个人与被告借贷形成的欠款与前述施工合同形成的债务关系混同，从而逃债。原告刘登富个人与被告间有债务关系，并于2012年1月20日向被告出具了总额为700万元的《欠条》，该债务主体为刘登富个人而非国都置业公司，该欠款是基于“借贷”所产生的而不是“工程承包关系解除”产生的。被告与国都置业公司因2011年6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产生的500万元债权，债务人是国都置业公司，该债权产生是基于“工程承包关系解除”。上述两笔债务无论是主体、形成原因和时间均完全不同，是两笔债务，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同一笔债务，也与客观事实不符。而原告主张于2011年6月28日和2012年1月20日两次被被告胁迫无奈签下《协议书》和《欠条》却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反而还数次归还款项达几百万元，既不合常理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有胁迫行为。4、本案中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既有国都置业公司基于工程承包合同关系的《工程施工补充协议》所致的纠纷，又有刘登富个人基于借货《欠条》所致的纠纷，两个法律关系不同，公司和个人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且原告刘登富个人与被告间因《欠条》所致的债务已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又就同一事实在崇州市人民法院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国都置业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原告国都置业公司是原告刘登富个人出资的责任公司。2、2011年3月2日原告国都置业公司与二被告签订的《工程施工补充协议》，该协议上有二原告签字和盖章，证明二原告主体适格。3、2011年6月28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和2012年1月20日原告刘登富出具的《欠条》，证明二原告均参与了合同签订、履行，二原告主体适格。4、3张付款凭证和1张收条，证明二原告系两个主体。
二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刘登富只是占公司30%的股东，其签订合同是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不是行使的个人行为；《欠条》的形成是基于刘登富个人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形成的，刘登富和国都置业公司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主体，而且刘登富与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已由武侯区法院受理并正在审理中，原告就同一事实在不同法院起诉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付款20万和80万元的凭证是刘登富个人向被告还款所出具的凭证，而收条是刘登富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原告付款的凭证。40万的付款凭证是结算《欠条》形成之前的还款交易凭证。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委托支付函和付款凭证及《欠条》，证明二被告与二原告之间分别形成建设施工履约工程款关系和借贷关系。
原告对委托支付函无异议，对《欠条》质证认为该《欠条》是原告刘登富在受到二被告胁迫的情况下按照被告提供的模式书写的，自己与被告间无借贷事实，并且在事后也不敢报警。
双方当事人对原、被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2日，原告国都置业公司为发包人（甲方）与二被告为承包人（乙方）签订了一份《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位于金堂县韩滩双岛的《成都三江●国际凤凰岛》开发项目的前期工程承包于乙方施工，工程内容包括该项目所有桥梁工程、河堤工程、河道疏浚工程及所有基础设施工程，乙方所属公司必须具备工程总承包壹级资制质。工程履约保证金400万元在签订协议后汇入甲方基本账户，分别在乙方进场20天后和工程量完成后退还；工程取费标准按2009定额取费及付款方式；进场时间在签订协议并支付履约保证金后一个月内，若因甲方或者第三方原因导致工程一个月内不能启动，甲方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并按银行同期偌贷款利息的2倍予以赔偿。具体承包合同待施工图出来后，以工程量清单为依据，项目招标手续由甲方负责安排组织乙方所属公司中标，……。协议签订后，二被告按国都置业公司指定将350万元保证金转入刘登富个人银行账户。2011年6月28日，国都置业公司与二被告协商一致，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解除双方于2011年3月2日签订的《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国都置业公司于2011年7月10日前退还二被告350万元保证金并自愿赔偿二被告150万元。如到期未还，国都置业公司自愿按每天总金额的2%支付罗红伟、罗建国违约金。《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刘登富于2011年9月28日支付罗红伟现金100万元，2011年10月28日通过银行卡转款给罗红伟40万元，2012年4月26日通过银行卡转款给罗红伟20万元，2012年5月15日通过网银转款给罗红伟80万元。
另查明，原告刘登富于2012年1月20日向罗红伟、罗建国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罗红伟、罗建国人民币（7000000.00元）大写柒佰万元整。此款在2012年2月底归还。担保单位：成都金睿国都置业有限公司。欠款人：刘登富。从今日起以前的一切借条、欠条作废”。刘登富与罗红伟、罗建国之间因该《欠条》所致的债务纠纷已由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2011年6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协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协议书》、转款凭证、当事人出具的收条、《欠条》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成都金睿国都置业有限公司提出要求确认双方于2011年3月2日签订的《工程施工补充协议》无效，因在该《工程施工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已于2011年6月28日协商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解除了该《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且至今原、被告对《协议书》中约定的退款和赔偿均无异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原告请求确认《工程施工补充协议》无效的法律事实已经归于消灭，故对原告的该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基于“《工程施工补充协议》解除”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原告限期于2011年7月10日前返还二被告350万元保证金并赔偿150万元损失，双方当事人至今均无异议。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原告刘登富提出2012年1月20日向罗红伟、罗建国出具的《欠条》是在受被告胁迫情况下，将《协议书》中保证金加赔偿款共计500万元提高到700万元，请求将《协议书》和《欠条》所约定的欠款金额扣除已退还二被告的240万元后变更为260万元的主张，被告认为《协议书》产生的500万元债权，债务人是国都置业公司，该债权产生是基于“工程承包关系解除”；而700万元《欠条》的债务主体为刘登富个人而非国都置业公司，该欠款是基于“借贷”所产生的，而没有证据证明是“工程承包关系解除”产生。为此，原告既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欠条》与《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协议书》之间是基于同一事实产生或系同一法律关系，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本人是在受二被告胁迫情况下出具的《欠条》，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刘登富与二被告之间有无《欠条》载明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由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本院不予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登富和成都金睿国都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原告刘登富和成都金睿国都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易凌波
审 判 员 李永红
人民陪审员 周明池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孙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