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军武，男，194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代理人：罗荣标，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治庸，男，196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周曦，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国靖，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国成，男，196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诉人何军武因与被上诉人徐治庸、梁国成合伙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24日，何军武（甲方，下同）与梁国成（乙方，下同）、徐治庸（丙方，下同）共同签订《三方协定》，约定：经三方友好协商同意，就解决甲、丙两方在2007年4月28日借贷银行200万元投入广州市润裕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后，因法人陈泽恩挪用造成亏欠。根据甲、丙方合作协定甲占60%、丙40%的责权利原则，丙方需补亏35万元。现乙方同意接受丙方用于广州市今页广告有限公司的现金股10万元及短期现金25万元的还款计划，代位偿还给甲方。谨此，订三方协定如下：一、甲、乙方有追讨广州市润裕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陈泽恩的债权，及承担损失的责任，未来产生的收益归甲、乙方，另行分配协议甲乙协商。二、丙方从旁协助收款，并在乙方有提出今页广告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时，协助变更股东手续，乙、丙方另订还款计划及协议。三、同意签名后，原甲、丙合作协定结束，本协定生效。
2011年8月25日，何军武与徐治庸、梁国成共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根据2009年11月24日三方协定，甲方何军武、乙方梁国成、丙方徐治庸，关于代位清理广州市润裕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法人陈泽恩挪用亏欠借款资金2.8佰万元。现甲方何军武提供证明只收取约60万元。因陈泽恩无法按期偿还，原减免部分本利的优待协议自动取消。现陈泽恩的欠款在320万元以上。为此，丙方徐治庸放弃拥有权，丙方将原欠甲方35万转由乙方归还，归还期为两年。甲方同意将陈泽恩的现有欠款由乙方负责追讨，证明由乙方追回来的数，甲方同意乙方拥有50%的收益权，并即时打入乙方指定账户，追讨期为两年，从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算。
上述协议签订后，徐治庸、梁国成均没有向何军武支付约定的350000元，引起本诉。
徐治庸称其已以股权、现金、转账等形式向梁国成支付了350000元有余，应当由梁国成向何军武履行还款义务。徐治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实：一、2008年3月9日其与梁国成合伙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二、2008年6月14日梁国成出具的借到徐治庸现金100000元的《借据》；三、2009年2月18日梁国成出具借到徐治庸现金60000元的《借据》；四、2011年11月11日向梁国成转账97000元的《网银历史交易查询表》。同时，徐治庸称其已依约协助何军武收款，并将收到550000元款项全部给了何军武。
何军武原审起诉请求判令：1.徐治庸、梁国成连带偿还何军武35万元款项及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的标准计付利息；2.徐治庸、梁国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何军武与徐治庸、梁国成于2009年11月24日签订的《三方协定》及2011年8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何军武及徐治庸、梁国成均应依约履行。其中，《三方协定》约定徐治庸需向何军武补亏350000元，梁国成同意接受徐治庸用广州市今页广告有限公司的现金股100000元及短期现金250000元的还款计划，代位偿还给何军武。《补充协议》则明确约定案外人陈泽恩的欠款在3200000元以上，徐治庸放弃拥有权，将欠何军武的350000元转由梁国成归还，归还期为两年，同时，何军武同意追回来的数，梁国成拥有50%的收益权，并即时打入梁国成指定账户等。可以看出，梁国成同意在接收相应对价的情况下承担徐治庸对何军武的350000元债务，构成了债务转让而非债的加入。而徐治庸是否已向梁国成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乃系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对本案实体处理不产生影响。该债务转让已通过《三方协定》及《补充协议》的形式取得了何军武同意。因此，在徐治庸将其债务转让给梁国成，并取得何军武同意后，何军武再要求徐治庸对债务及其利息承担偿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梁国成承担了徐治庸对何军武的350000元债务后，至今未向何军武还款，已构成违约，何军武要求梁国成偿还350000元，有事实和合同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由于2011年8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款项归还期为两年，梁国成至今未还款确实造成了何军武一定损失，何军武要求梁国成自起诉之日，即2013年9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上述款项的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梁国成经法院公告传唤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关抗辩权利，原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判决：一、梁国成向何军武偿还350000元款项并支付利息（以350000元为本金，自2013年9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驳回何军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公告费1000元，由梁国成承担。
判后，上诉人何军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的主要证据《三方协定》、《补充协议》，并没有约定梁国成不能代徐治庸补亏35万元的情况下，免除徐治庸的补亏责任。原审判决认为“在被告徐治庸将其债务转让给被告梁国成，并取得原告同意后，原告再要求被告徐治庸对债务及其利息承担偿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认定事实不清。何军武在原审起诉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何军武和徐治庸以及梁国成在2009年11月24日签订的《三方协定》和2011年8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根据《三方协定》，第一，徐治庸需补亏35万元给何军武；第二，梁国成同意附条件代徐治庸向何军武偿还35万元，但何军武并没有表示梁国成不能还债，徐治庸免除还债责任；第三，何军武在《三方协定》签字，是认为多一个人协助追债（梁国成参与追债，参与分配收益，徐治庸从旁协助收款），多一个人（梁国成）承担徐治庸补亏35万元给何军武的责任。通观《三方协定》，看不出梁国成加入后，何军武做出了免除徐治庸补亏责任的意思表示。尽管《三方协定》第三条写到“同意签名后，甲（何军武）丙（徐治庸）方合作协定结束。本协定生效。”但从《三方协定》的内容和两年后签订的《补充协议》可以看出，三方的关系一直没有结束。《补充协议》约定，“丙方（徐治庸）将原欠甲方（何军武）35万元款项由乙方（梁国成）归还，归还期为两年。甲方同意将对陈泽恩的现有欠款由乙方负责追讨，证明由乙方追回来的数，甲方同意乙方拥有50％收益权，并即时打入乙方指定的账户，追讨期为两年，从本补充协议签定之日起算。”但《补充协议》并没有约定，在梁国成不能还款的情况下免除徐治庸的补亏35万元的责任。现在两年期限过去，梁国成既没有协助何军武追回债款，也没有偿还35万元亏损款，何军武要求徐治庸和梁国成连带承担偿还35万元的亏损款合情合理。
二、本案的梁国成，实际是附条件（追债参与分配，将徐治庸的部分权力义务接受过来）加入到何军武与徐治庸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第三人。原审判决简单认为梁国成同意代位徐治庸偿还35万元债务，就免除作为债务人的徐治庸的还款义务，是适用法律错误。何军武认为，就35万元补亏部分，梁国成是加入还债的，他是何军武与徐治庸之间的第三人，其不能代替徐治庸还债，则徐治庸仍需承担还款（或叫补亏）的责任。《中华人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何军武要求徐治庸承担补亏35万元的责任，有充分的法律根据。
三、徐治庸在原审称，已以股权、现金、转账等形式向梁国成支付了35万元有余，该事实无法查证。徐治庸称其已依约协助何军武收款，并将收到的350000元款项全部给了何军武，何军武不予认可。梁国成写给徐治庸的10万元《借据》，2008年6月14日写好，约定王10月4日归还，6万元《借据》，2009年2月18日写好，约定2009年8月19日偿还，但签《三方协定》时是2009年11月24日，超过上述借据的还款时间，谁搞得清楚这两张借据与代还款的关系。至于2011年11月1l日徐治庸向梁国成转款97000元，那是徐治庸与梁国成其他交易的转款。不然，徐治庸明知梁国成一直不履行代位还款的义务，为何不直接把款项打给何军武呢。至于股权转让更是子虚乌有的事，徐治庸并没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的事实。退一万步说，就是徐治庸与梁国成冲抵了一些债权债务，这也与何军武无关。因为何军武从来没有表示过，如果梁国成不能履行代位偿还35万元的义务，免除徐治庸的补亏责任。关于徐治庸向陈泽恩追款，那是徐治庸的当然义务。经他引荐贷款后借出去的钱好几百万，大部分都是收不回来的。即使协助收回来也是很少部分。我们双方约定的收益是指投资收回成本后的增值部分。徐治庸在原审法庭上还说对收回来的款项提成40％，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当然，在与梁国成的约定里，对追收收回来的款项，梁国成可以提成，那因为梁国成是何军武与徐治庸之外的第三人，是约定帮助何军武与徐治庸的。客观上，梁国成也没有帮忙追回来债款。
四、本来何军武让梁国成加进来还债，是为了加大债务人（即徐治庸）的还款能力，现在一审法院却判有还款能力的徐治庸不用承担还款责任，却让后来加进来的第三人，即现在既无财产、也没影踪的梁国成承担还款责任，这对何军武太不公平了。
因此，何军武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徐治庸和梁国成连带向何军武偿还35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以35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9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至生效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2.原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徐治庸和梁国成共同承担。
被上诉人徐治庸答辩称：一、梁国成与徐治庸、何军武签订《三方协定》及《补充协议》，债权人书面同意债务由债务人转移给第三人，已明确构成免责的债务承担。（一）在《三方协定》与《补充协议》中，三方已经达成书面合意：原债务人徐治庸对债权人何军武的35万元债务，全部转移由梁国成承担，梁国成因此成为新债务人，原债务人徐治庸脱离债务关系。本案中，徐治庸与何军武曾合作投资广州市润裕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加油卡项目，后因为双方经营理念不合，徐治庸拟退出该项目。因为该公司法人代表陈恩泽挪用及亏空公款导致加油卡项目存在一定的亏损，故根据双方当时约定的“徐治庸占40％、何军武占60％”的权责分配原则，徐治庸在退出项目后需向何军武承担35万元的债务。2009年11月24日，徐治庸、梁国成及何军武达成《三方协定》，明确约定：“经三方友好协商”……乙方（梁国成）同意接受丙方（徐治庸）……的还款计划，代位偿还给甲方（何军武）。原甲（何军武）、丙（徐治庸）方合作协定结束”。即，三方已经达成明确的由梁国成承担徐治庸债务的合意，徐治庸退出该债权债务关系。2011年8月25日，三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再次明确约定：“甲方（何军武）同意，……丙方（徐治庸）将原欠甲方（何军武）35万转由乙方（梁国成）归还”。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债权人何军武、债务人徐治庸及第三人梁国成已经订立书面协议，即何军武已书面同意，由梁国成承担该35万元的债务，该35万元的债务在协议成立时已经转移于由新债务人梁国成对何军武承担，徐治庸自协议成立时已自然免责地脱离该债务关系。（二）《三方协定》及《补充协议》并非合同法第六十五条所指“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之情形，何军武提出诉请完全系对合同法法条的断章取义。合同法第六十五条所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系指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第三人未作出任何债务承担之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双方私自约定债务由第三人承担，即签订“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此类合同仅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订，第三人并不因该合同而负任何给付义务，因此债务人需对第三人的拒绝履行或履行不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显然非上述情形。本案中梁国成一直是《三方协定》及《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并作出了明确的债务承担之意思表示，债权人亦已书面同意债务转移，系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中所指的债务承担（或债务转移）之情形，何军武称应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认定本案三方当事人的关系，完全系对合同法法条的断章取义。
二、免责的债务承担并不以原债务人向新债务人（即债务承担人）支付对价为生效要件，因此徐治庸是否向梁国成支付了35万元对价并不影响《三方协定》及《补充协议》的合法有效，《两份协议》对三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两份协议在签订时均已生效，不以徐治庸作出的行为为生效条件，故两份协议对各方均有约束力。根据《三方协定》第三条：“同意签名后，原甲丙方合作协定结束。本协定生效。”可见，该协定自签名时生效，并未附任何生效条件。而在《补充协议》中，亦未发现任何的附条件生效的约定。如前所述，根据两份协议，徐治庸不须向何军武承担债务。因此，在该两份协议签订之日起，徐治庸便已无须向何军武承担债务。（二）徐治庸与梁国成之间的债务及履行，与何军武无关，更不影响梁国成对徐治庸形成免责的债务承担。根据《三方协定》第二条：“乙（梁国成）丙（徐治庸）另订还款计划及协议。”故徐治庸与梁国成对还款计划的协商及履行方式，与何军武无关。而根据法律规定，债务承担仅需具备两个生效要件，即债务具有可转移性及债务承担合同的存在，原债务人和新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是否支付对价，并不影响债务承担合同的效力。（三）而事实上徐治庸已向梁国成支付了35万元债务承担的对价，该债务承担更无不成立的道理。事实上，徐治庸以其对梁国成160000元现金债权，加上广州市今页广告有限公司股权作价100000元，再加上2011年11月11日转账的现金97000元，共计向梁国成支付35.7万元，作为债务承担的对价。
三、何军武应诚信履行合同义务，不得因梁国成无履行能力而想方设法反悔。何军武在上诉状的第四点称：“原审法院判决无履行能力的梁国成承担责任、而有履行能力的答辩人无须承担责任，并不公平。”从该陈述便可得知，何军武之所以起诉徐治庸，其真实目的明显是因为徐治庸有履行能力，因此何军武违背当时签订债务承担协议时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梁国成对其违约后反悔，毫无依据地要求已退出债务关系的徐治庸承担责任。何军武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准则。同样地，梁国成是否已经对何军武还款，或梁国成是否具备还款能力，目前也仅是何军武的一家之言。事实上根本无法得知何军武是否已经收到了梁国成代为偿还的35万元。假如未经证实即要求徐治庸再向何军武支付35万，则徐治庸将极可能存在重复还款、何军武获得双倍还款之不当得利情形。
综上所述，徐治庸对何军武的原债务，已由新债务人梁国成全部承担，徐治庸与何军武已终止全部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梁国成二审无答辩。
二审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何军武请求徐治庸承担涉案35万元债务是否成立。首先，根据涉案《三方协定》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可知，经何军武的同意，何军武、徐治庸、梁国成三方达成书面协议，约定徐治庸向何军武补亏的35万元，梁国成同意接受徐治庸给予的相应对价，由梁国成代为偿还给何军武35万元。而且徐治庸亦放弃对案外人陈泽恩的相应债权，对追回来的债权由何军武与梁国成拥有共同的收益权。由此证明，三方的约定构成了债务的转让，梁国成因此成为新债务人。其次，虽然债务的转让并不以原债务人向新债务人支付相应对价为必要条件，因此徐治庸是否向梁国成支付相应对价并不影响三方约定的合法有效，事实上，根据徐治庸提供的证据显示，徐治庸已向梁国成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进一步证明涉案债务的转让具备充分的事实依据。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结合本案案情分析可知，三方所约定的内容并非合同法第六十五条所规定“债务由第三人履行”的情形，而是符合合同法第八十四条所规定“债务转移给第三人”的情形，故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第四，经查，徐治庸的抗辩理据充分，符合事实与逻辑，本院应予采纳。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构成债务的转让而非债务的加入，徐治庸对何军武的涉案债务，已由新债务人梁国成承担，何军武请求徐治庸承担涉案债务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梁国成向何军武偿还35万元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何军武上诉请求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何军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东劲
审 判 员 陈舒舒
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剑文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