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7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树人大学。
法定代表人：徐绪卿。
委托代理人：陈伟，浙江中天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洪国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琦。
上诉人浙江树人大学因与被上诉人刘文琦人事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民初字第3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99年8月，刘文琦进入浙江树人大学工作，为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2006年5月，刘文琦成为浙江树人大学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2007年9月，浙江树人大学出台《浙江树人大学教师培训工作规定》，其中规定教职工在完成学历进修后，必须为学校服务3-5年（硕士3年、博士5年），服务期未满者，或因特殊情况经学校批准调离的，须归还学校承担的培训费用与相关待遇。2008年，刘文琦进入荷兰ErasmusUniversityofRotterdam攻读博士研究生。2014年7月12日，浙江树人大学、刘文琦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一份，约定浙江树人大学聘用刘文琦从事副教授二级岗位工作，合同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合同书中还约定：除刘文琦可以随时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情形外，刘文琦提出解除聘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书面通知浙江树人大学，未能协商一致的，刘文琦应当继续履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合同仍未能与浙江树人大学协商一致的，即可单方解除聘用合同。2014年9月，刘文琦获得博士学位。2014年11月28日，刘文琦向浙江树人大学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书面申请；同年12月16日，浙江树人大学作出不同意解除聘用合同的书面答复。2015年6月9日，刘文琦再次向浙江树人大学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书面申请；但浙江树人大学仍要求刘文琦继续履行聘用合同，未办理解除聘用合同手续。嗣后，刘文琦向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人事争议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双方的聘用合同于2015年7月10日解除；2.浙江树人大学为申请人刘文琦出具解除聘用合同的有效证明，并立即协助申请人刘文琦办理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公积金等关系的封存与转移手续。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7月16日予以受理，经审理，于2015年8月21日作出浙劳人仲案字（2015）第4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刘文琦与浙江树人大学的聘用合同于2015年7月10日解除；二、浙江树人大学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文琦出具解除聘用合同证明，并协助刘文琦办理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公积金等的封存或转移手续。浙江树人大学不服该仲裁裁决，于2015年9月2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浙劳人仲案字（2015）第46号）；2、刘文琦履行5年服务期的规定，至2019年8月31日；3、由刘文琦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前30日书面通知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是，双方对解除聘用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浙江树人大学、刘文琦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浙江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对刘文琦单方解除聘用合同另行作出了约定，故应依照合同的约定执行。浙江树人大学、刘文琦双方签订的《浙江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第五条“聘用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第七款约定：除本款规定的刘文琦可以随时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情形外，刘文琦提出解除聘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书面通知浙江树人大学，未能协商一致的，刘文琦应当继续履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合同仍未能与浙江树人大学协商一致的，即可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现刘文琦先后两次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11月28日和2015年6月9日，时间间隔超过6个月，符合双方关于解除聘用合同的约定；由于双方仍未就解除聘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根据聘用合同约定，刘文琦可以单方解除聘用合同。刘文琦要求确认双方聘用合同于2015年7月10日解除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浙江树人大学应依法出具解除聘用合同证明，并协助刘文琦办理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公积金等的封存或转移手续。至于浙江树人大学提出根据学校规定刘文琦应履行5年服务期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浙江树人大学出台的《浙江树人大学教师培训工作规定》，刘文琦违反服务期约定的，浙江树人大学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但不能剥夺刘文琦解除聘用合同的权利。因此，对于浙江树人大学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于法无据，应予驳回。综上，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判决：一、确认浙江树人大学与刘文琦的聘用合同于2015年7月10日解除；二、浙江树人大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文琦出具解除聘用合同证明，并协助刘文琦办理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公积金等的封存或转移手续；三、驳回浙江树人大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浙江树人大学负担。
宣判后，浙江树人大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遗漏重要事实，实体处理不当：浙江树人大学作为一所民办高校，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为培养适应教学和科研的师资队伍，克服重重困难，倾力创造教师在职进修条件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浙江树人大学与刘文琦约定，教师在完成进修后履行一定的服务期，是维护学校万名学生根本利益的需要，也符合教育主管部门关于稳定师资队伍、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稳定发展的一系列规章之要求；同时，案涉双方所签《浙江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刘文琦应当遵守浙江树人大学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而浙江树人大学依法制定的《浙江树人大学教师培训工作规定》明确规定，教职工在完成博士学历进修后必须为学校服务5年，浙江树人大学人事部门对刘文琦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申请的批复，亦表明同意刘文琦出国进修博士学位的前提是“完成进修后，必须为学校服务5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案件事实，但原审在庭审调查中虽涉及但未予认定。浙江树人大学认为，原审在实体处理上，应综合考虑这些体现当事人真实意思、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并作出妥善处理。否则，不利于学校教师队伍的稳定、不利于调动学校鼓励教师学历进修的积极性、不利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故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浙江树人大学一审诉请；2、刘文琦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刘文琦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浙江树人大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一审法院未对浙江树人大学提出的争议事项予以认定是完全正确合法的。首先，一审法院查明，刘文琦已经依照法定和约定的程序履行通知义务，行使劳动者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权，故依法认定人事合同解除。而且，浙江树人大学于2015年7月起停发工资、封存刘文琦公积金账户的行为也确认了劳动合同业已解除的事实（相关证据已于一审提供）；否则，其行为违反了《劳动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等法律法规，已构成劳动合同即时解除的情形，法律后果同样是劳动合同已解除。其次，浙江树人大学与刘文琦之间是否存在服务期约定、浙江树人大学制定的相关文件是否合法有效都不能阻却刘文琦行使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权、及劳动合同即时解除权。因为这些争议只与“违约责任”相关，与本案无关。若浙江树人大学对此有异议，应另案起诉。第三，一审法院围绕仲裁主文进行审理，对与仲裁主文无关的争议不予置评，并无不当。第四，浙江树人大学与刘文琦之间从不存在服务期约定，也未签署任何有关服务期的协议，更未享受攻读博士学位的相关待遇。浙江树人大学制定的《浙江树人大学教师培训工作规定》中规定了在校教师在与浙江树人大学签订培训协议后参加各种培训（包括访学、短期培训、攻读学位等）的情形，但并未规定“凡教师参与博士学习后必须为学校服务5年”。该文件是否依法制定暂且不论，浙江树人大学在上诉状中对该文件的歪曲解读纯属强词夺理。否则，该规定将造成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法律地位不平等，且其权利义务关系丧失了协商一致与等价有偿的法律基础。更重要的是，该争议与本案无关联。二、浙江树人大学所述的“资金紧张”、“倾力创造……条件”等情况与刘文琦无关联。刘文琦在就读博士期间，如常完成学校规定的工作量、参加考核并达到考核要求，也未报销任何学费、培训费用、交通费用和住宿费用。情况恰恰相反的是，刘文琦克服重重困难、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完成学业。浙江树人大学在其所谓的“为全校教师倾力创造……条件”的情况下，与本案无关联。三、对于浙江树人大学“三个不利于”等非事实陈述，刘文琦本无意答辩，因为这些无端责难从客观来看与本案无关；从主观来说，刘文琦不愿做无谓纠缠。然而，鉴于浙江树人大学在仲裁、一审及上诉时，大有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妄图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给刘文琦造成了精神压力，损害了刘文琦的名誉，故不得不做在此做出简要回应。刘文琦认为，营造和维护法治、公平、公正的环境是稳定师资队伍的前提条件。浙江树人大学打着法律的旗号、恣意践踏法律尊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如：浙江树人大学恣意克扣刘文琦自2014年始的应发工资；在劳动仲裁期间停发工资、封存刘文琦公积金账户，以其行为确认人事合同解除后，又无故缠诉、要求确认人事聘用合同续存、浪费国家宝贵的诉讼资源；在一审调解期间，浙江树人大学无视事实与法律，利用刘文琦的息诉心理，提出高达十几万元的无理赔偿要求和不再发放应发工资的要求，等等。浙江树人大学无视法律、无视教职工合法权益的种种野蛮行径，使刘文琦感到无比痛心。相反，刘文琦自1999年8月起入职浙江树人大学单位，连续工作已逾十六年；作为一名老员工，在善意协商无果后，始终以最恳切的方式寻求司法救济，充分尊重了浙江树人大学。四、浙江树人大学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远远偏离了当今法律边界，刘文琦无法苟同。浙江树人大学应谨慎言辞，毕竟言辞将影响高等学府的形象与声誉。综上所述，浙江树人大学的上诉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浙江树人大学与刘文琦之间系事业单位人事聘用关系，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前30日书面通知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是，双方对解除聘用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而浙江树人大学与刘文琦签订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第五条第七款对双方解除聘用合同做了如下约定：“除本款规定的刘文琦可以随时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情形外，刘文琦提出解除聘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书面通知浙江树人大学，未能协商一致的，刘文琦应当继续履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合同仍未能与浙江树人大学协商一致的，即可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现刘文琦已于2014年11月28日向浙江树人大学提出了解除聘用合同的书面申请，浙江树人大学于2014年12月16日发函，不予同意。2015年6月9日，刘文琦在经过六个月后，再次提出书面的解除聘用合同申请书，符合双方签订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第五条第七款的约定，刘文琦享有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权利。上诉人浙江树人大学称，根据《浙江树人大学教师培训工作规定》，刘文琦应当在完成博士学位后为校服务五年，现服务期未满，不能解除聘用合同。但《浙江树人大学教师培训工作规定》第七条为：“职工完成学历进修后，必须为学校服务3-5年（硕士3年，博士5年），服务期未满者，或因特殊请情况经学校批准调离的，须归还学校承担的培训费用与相关待遇。”根据该条规定，该校职工在完成学历进修后未满服务期的，并非不能解除聘用合同，而是应退还相应培训费用及待遇，该条仅是违约责任的约定，并不能作为阻却解除双方聘用合同的依据。现刘文琦已经按照双方签订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约定的程序提出了解除聘用合同的申请，原审法院认定刘文琦享有单方解除聘用合同关系的权利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浙江树人大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盛 峰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赵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