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聚丽颜料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王宗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永红，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市三源塑胶轻工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
法定代表人：王剑辉。
上诉人广州市聚丽颜料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聚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泉州市三源塑胶轻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三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19号，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聚丽公司9份《销售合同》传真件显示传真前合同上加盖有双方公司印章。除第一条有关产品数量、金额等基本信息不同外，其他条款内容均相同。其中第六条约定：“交易条件及结算方式：月结30天。”第八条约定：“违约责任：逾期付款，应支付延付金，延付金按欠货款总额每天万分之一计算。”第十条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单后生效，本合同传真件有效。”第十一条约定：“其他约定事项：卖方先开具增值税发票，买方收到发票后按本合同第六条约定方式付款。卖方在收到货款时再开具收款收据给买方。”质证时，泉州三源公司对其中2014年7月10日销售合同予以确认，对其他销售合同不予确认。广州聚丽公司提供的22张销售单中有2张由“张善良”签收货物（金额共95225元）其他由“林某”签收。泉州三源公司对“张善良”签收的销售单予以确认，认为与2014年7月10日销售合同相对应，确认张善良是其员工；对“林某”签收的销售单不予确认，否认林某是其员工。广州聚丽公司提供的对账单13份，其中10份对账单没有相对方的签收，3份对账单是传真件（2014年7月9日、2014年8月25日、2014年10月16日），由“庄某”等代表泉州三源公司进行对账，并在对账单上签名并注明“金额无误。”其中2014年10月16日的对账单注明至2012年9月30日应收款为1043148.9元。泉州三源公司对13份对账单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认为3份由“庄某”等签收的对账单是复印件，不是传真件，其他10份是广州聚丽公司自行制作。广州聚丽公司因此申请对2014年10月16日对账单是否传真件进行鉴定。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2014年10月16日对账单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4年10月16日对账单是热传印普通纸传真件，是整体一次性打印形成。广州聚丽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书无异议，泉州三源公司认为只能确定是传真件，不能证明是泉州三源公司传真给广州聚丽公司，也不能证明其上内容的真实性。
审理中，广州聚丽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泉州三源公司价值1118148.9元的财产。广州聚丽公司提供其名下所有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华工业区龙海路26号房产为申请财产保全进行担保。原审法院依法查封广州聚丽公司上述担保物、查封泉州三源公司位于二车间的压延生产线、发泡生产线及额度冻结泉州三源公司银行存款1118148.9元。
广州聚丽公司向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泉州三源公司立即支付拖欠广州聚丽公司颜料货款人民币1043148.90元。2.泉州三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暂定3OOOO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4年10月1日开始计算至付清款日止)。3.泉州三源公司支付广州聚丽公司委托律师进行诉讼支付的律师费45000元。4.原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泉州三源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泉州三源公司质证时只确认2014年7月10日的销售合同传真件，但其答辩时也确认了双方签订了3份销售合同。其他销售合同与2014年7月10日销售合同的内容、形式完全一致，在泉州三源公司没有提供反证的情况下，也应当确认其真实性。虽然泉州三源公司只确认“张善良”签收的2份销售单，对“林某”签收的销售单不予确认，对“林某”及“庄某”的员工身份不予确认，广州聚丽公司对该二人员工身份也没有提供直接证据佐证，但是结合双方的销售合同看，双方在2013年、2014年先后签订了9份销售合同，如果多次签订合同却无故不履行，有违双方作为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追求经济利益的本质。因此，广州聚丽公司主张“林某”、“庄某”是泉州三源公司员工，分别代表泉州三源公司签收货物及进行对账，更合情理，对广州聚丽公司该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双方最后对账确认至2012年9月30日，广州聚丽公司应收款项为1043148.9元，故泉州三源公司欠货款1043148.9元。销售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卖方先开具增值税发票，买方收到发票后按本合同第六条约定方式付款。”，该款明确约定了广州聚丽公司开具发票在前，泉州三源公司支付货款在后，因此，泉州三源公司抗辩广州聚丽公司负有开具发票的先履行义务，泉州三源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泉州三源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反诉，在预缴反诉费前撤回反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不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于2015年6月25日判决：驳回广州聚丽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486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及鉴定费13440元，由广州聚丽公司负担。
广州聚丽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曲解销售合同第十一条约定，认定泉州三源公司抗辩广州聚丽公司负有开具发票的先履行义务，泉州三源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判决驳回广州聚丽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是错误的。按照销售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卖方先开具增值税发票，卖方收到发票后按本合同第六条约定方式付款，卖方在收到货款时再开具收款收据给买方”。而泉州三源公司不按销售合同第六条约定履行月结，已构成根本违约，泉州三源公司不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广州聚丽公司行为合情合理合法，不属违约行为。1.泉州三源公司不存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后履行抗辩权的情形，按照销售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只有在泉州三源公司按销售合同第六条约定方式（即月结30天）付款时，广州聚丽公司才会开具增值税发票，广州聚丽公司受到货款时再开具收款收据给泉州三源公司。而本案泉州三源公司对广州聚丽公司传真的2013年8月、11月、12月、2014年1月、2月、3月、4月、5月、11月的应收账款对账单采取不予理会拖延结算，广州聚丽公司不得不派人直接到泉州三源公司处对2014年6月、7月、9月应收账款对账单进行结算，泉州三源公司分别于2014年7月9日、2014年8月25日、2014年10月16日对上述三个月的应收账款对账单货款金额以予确认。同时，泉州三源公司对已经结算确认的巨额货款同样采取拖欠的办法，泉州三源公司根本没有按销售合同约定履行月结30天的结算方式付款，至起诉时，泉州三源公司累计拖欠广州聚丽公司一百多万元货款。在这种情况下，广州聚丽公司是不可能开具发票仍未付款的全部增值税发票给泉州三源公司的，广州聚丽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前提是：泉州三源公司要确认月结对账单，并向广州聚丽公司明确准备支付货款，表明支付货款具体数额。泉州三源公司在没有任何付款意思的情况下，要求广州聚丽公司先开具增值税发票，并认为其有后履行抗辩权，进而认为其有权拒付货款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泉州三源公司不按销售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月结30天支付货款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且拖欠货款时间长达一年多、数额巨大，相反广州聚丽公司完全有权按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对泉州三源公司拖欠巨额货款行为实施后履行抗辩权，广州聚丽公司行为不构成违约。2.开具发票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不是民事法律关系，不属民事法律调整范畴。泉州三源公司不按销售合同第六条约定履行月结付款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广州聚丽公司要求泉州三源公司付清所欠货款再开具增值税发票行为不属民事法律关系的违约行为，对于泉州三源公司恶意拖欠货款行为，广州聚丽公司的行为相当于一种自我保护行为（自卫行为），完全合情合理合法。3.开具发票行为是广州聚丽公司收取货款附随义务。广州聚丽公司与泉州三源公司交易无由来已久，双方之前一致以来都是遵循这样的规矩，泉州三源公司对账确认货款金额并表示要付款，广州聚丽公司按照泉州三源公司表示要付款的金额开具增值税发票。泉州三源公司没有付款意思表示，广州聚丽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变成虚开，广州聚丽公司没有收到货款反而被税务部部门扣税，而泉州三源公司没有付款却可以享受退税，这对广州聚丽公司是不公平的。4.为了解决问题，广州聚丽公司对涉案所有货款金额已开具了全部增值税发票，并将增值税发票的第二联抵扣联和第三联发票联以特快专递的方式有邮寄给泉州三源公司，并办理了邮寄公证（详见增值税发票和公证书）。广州聚丽公司已不存在没有开发票的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19号民事判决；2.改判泉州三源公司支付广州聚丽公司颜料货款1043148.90元；3.改判泉州三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货款利率计算从2014年10月1日开始及至于付清款项日止）；4.改判泉州三源公司支付广州聚丽公司委托律师进行诉讼支付的原审律师费45000元，二审律师费22500元；5.原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泉州三源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泉州三源公司未作答辩。
在二审审理期间，广州聚丽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公证书一份，拟证明其根据原审判决认定的金额开具了10431489.9元的增值税发票通过EMS快递邮寄给了泉州三源公司；2.发票邮件的退件，证明邮件被泉州三源公司恶意拒收退回；3.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证明广州聚丽公司为本案支付了律师费二审律师代理费22500元。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广州聚丽公司在原审判决作出后依照原审认定的金额开出26份《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EMS邮递给泉州三源公司，2015年7月8日由广州市花都公证处出具（2015）粤广花都第12507号《公证书》予以公证。后该邮件被泉州三源公司拒收退回。此外，广州聚丽公司在原审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本案诉讼委托律师支付律师费45000元，其在二审提交了二审因委托律师支付代理费22500元。双方在《销售合同》中约定“因诉讼引起的一切费用（含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经审查认定泉州三源公司拖欠广州聚丽公司货款1043148.9元依据充分，二审中双方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本院应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广州聚丽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否构成先履行义务。广州聚丽公司作为卖方有交付约定标的物的义务，其在本案货物买卖中依约履行了交货义务，即已履行了主合同义务，开具货款对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构成广州聚丽公司应履行的附随义务或从合同义务。至于尚未履行该从合同义务是否构成对先履行义务的违反并能够阻却货款请求权的行使，则应当结合案情和未履行的原因分析来加以判断。双方在本案《销售合同》中约定了“卖方先开具增值税发票，卖方收到发票后按本合同第六条预定方式付款。”以及第六条约定“交易条件及结算方式：内销价含增值税发票，月结30天”，从本案的交易方式和结算习惯来看，广州聚丽公司在长期连续性供货过程中，只有在每个月结的30天内经泉州三源公司确认结算金额并同意付款后才能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在泉州三源公司不确认货款金额并同意付款的情况下，广州聚丽公司无从开具可供请求付款金额的增值税发票。从本案纠纷的形成到原审阶段的审判情况分析，泉州三源公司以各种理由拒不确定其欠广州聚丽公司的货款金额，为达到拖延付款的目的阻止了广州聚丽公司开具对应金额发票的付款条件的成就。因此，本案不应认定广州聚丽公司违反了先履行义务而不支持其货款主张。广州聚丽公司主张泉州三源公司支付货款并支付迟延履行的银行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销售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广州聚丽公司在原审主张的律师费4500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其上诉中主张增加的二审律师代理费超出了原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泉州三源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广州聚丽公司上诉理由成立，对其相应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1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泉州市三源塑胶轻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广州市聚丽颜料塑胶工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43148.9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14年10月1日开始起算至付清款项日止；
三、被上诉人泉州市三源塑胶轻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广州市聚丽颜料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律师费45000元。
四、驳回上诉人广州市聚丽颜料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上诉人泉州市三源塑胶轻工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1486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及鉴定费13440元由被上诉人泉州市三源塑胶轻工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862元，由被上诉人泉州市三源塑胶轻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天喜
审判员 国平平
审判员 张纯金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郑志豪
张罗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