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56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吴颖桦。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彦，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胥冰心，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住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大儒，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负责人：靳彦民。上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广州办）、黄伟因与被上诉人黄大儒，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广东省分行）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二审均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本案二审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东方公司广州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信用卡透支本金3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一审黄伟抗辩没有提款成功，但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但一审法院却否定黄伟透支本金3000元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信用卡透支本金合计应为3966.81元。2.一审法院作出本案债权己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建行广东省分行在其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债权清单》载明，截至2003年12月31日涉案信用卡账户的透支本金为3966.81元，透支利息为1559.62元。显然，由于建行广东省分行持续在黄伟账户中扣收透支本息，故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已于2003年12月31日中断，而黄伟至今仍拖欠透支本息，其账户仍在被扣收欠款本息，故本案债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法函[2002]3号）的规定，建行广东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广州办）于2004年10月4日发布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所构成的诉讼时效终端，可以溯及至信达公司广州办受让债权之日即2004年6月28日。而相关债权主体分别于2005年2月1日、2007年1月20日、2009年1月16日、2010年12月8日、2012年12月3日进行了五次债权催收公告，故本案债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本案信用卡透支利率认定错误。东方公司广州办在本案中主张的是信用卡透支利息，而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所指的罚息，故本案信用卡利息的计收不适用该通知，无需受该通知内容的规范。讼争双方对本案信用卡透支利息的计付方式已有明确约定，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干预。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第二十三条等的规定，以及本案《领用龙卡协议》、《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黄伟应承担从透支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累计透支本息的清偿责任，即截至2003年12月31日透支本金为3966.81元，利息为1559.62元；从2004年1月1日起以透支本金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本案信用卡申请表、《领用龙卡协议》第四条、《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龙卡章程》第六条均对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进行了约定。由于黄伟至今仍未完成透支清偿责任，且涉案信用卡至今仅为止付状态，仍未被销户，即自信用卡开户之日起至今仍为保证期限内，故黄大儒应对该保证期间的透支本息承担保证责任。5.人口查询费及快递费均属于东方公司广州办维权所产生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诉讼过程中上述两项费用的实际成因，致使未能正确辩清两项费用的承责方，依法应予以改判。黄伟上诉请求：改判黄伟不承担本案的欠款利息。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已认定涉案债务已过诉讼时效，因此，尽管黄伟一审答辩时表示同意偿还本金996.81元，但黄伟并未表示同意支付利息，故一审判决黄伟向东方公司广州办偿还利息不当。此外，黄伟在涉案信用卡发生ATM机扣款却未出钞的情况后，一直积极寻求银行解决，但建行广东省分行迟迟未能予以解决，只是承诺处理期间不扣利息，之后就杳无音讯，后该3000元ATM机取款却变成了“代扣款”，且欠款8个月后居然还有0.11元的利息，显然不合常理，也反映出建行当年的管理非常混乱。因此，黄伟拖欠透支款966.81元的责任在于建行广东省分行，这种因债权人长期不作为导致的利息应由债权人自己负责。针对东方公司广州办的上诉，黄伟二审答辩称：1.关于3000元代扣款，东方公司广州办应对其所提交的《信用卡交易流水》承担举证责任。虽然该3000元的交易时间，交易金额与黄伟所陈述的在ATM机取款未成功的时间和金额吻合，但不能据此来断定该3000元代扣款即为ATM机取款。如果该3000元是ATM机取款，交易流水显示内容必定为“ATM取款”，而非“代扣款”。另外，凡是代扣款项，都必须有用户授权或委托，东方公司广州办无法提供相关授权证明，也无法说清究竟代扣什么款项，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虽然一审法院已认定诉讼时效已过，但黄伟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届满日不应是2004年9月2日，而应该是2003年12月18日。虽然东方公司广州办提交的《信用卡交易流水》显示，涉案信用卡于2002年7月1日发生的三笔交易（批计存款息0.11元，扣利息税0.02元，透支还贷0.09元），但该三笔款项的产生不合常理，而东方公司广州办亦未能对这三笔款项做出合理解释，据此，一审法院不应采纳该证据，更不应将2002年7月1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日期。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日应为黄伟实际欠款发生日期，即2001年10月17日。经计算，在2003年12月18日本案的诉讼时效早已届满。3.关于人口查询费及快递费，黄伟认为本案欠款的过错方在东方公司广州办，故黄伟无须承担上述费用。针对黄伟的上诉，东方公司广州办二审答辩称：其上诉意见中对于黄伟的上诉已有回应，另外，本案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黄伟仍然应该承担欠款利息。黄大儒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对于东方公司广州办的上诉，其同意黄伟的答辩意见，并同意黄伟的上诉主张。建行广东省分行二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意见。东方公司广州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伟、黄大儒立即偿还东方公司广州办信用卡透支款11990.58元（其中透支本金为3966.81元，暂计至2003年12月31日的透支利息为1559.62元，从2004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3966.81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2.黄大儒对黄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黄伟、黄大儒承担东方公司广州办已支付的人口信息查询费20元及快递费3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4月27日，黄伟、黄大儒向建行广东省分行下属银行(以下简称发卡行)提交《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个人卡申请表》，黄伟作为主卡申请人、黄大儒作为保证人均向发卡行声明已细阅《中国建设银行龙卡章程》及《领用龙卡协议》的全部内容，并愿意遵守上述章程和协议，黄大儒承诺对被保证人全部龙卡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伟作为乙方、黄大儒作为丙方签署的《领用龙卡协议》第二条规定，丙方自愿为乙方领用的龙卡担保，保证期限为乙方开户领卡起至乙方退回龙卡、销户止，在此期间承担连带责任。协议第五条规定，乙方在甲方(发卡行)交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乙方龙卡备用金帐户发生透支，且不能按期补足时，甲方有权在乙方透支第61天起的任何时候用乙方保证金归还透支本息，不足部分乙方应继续归还，并应承担由透支可能造成的其他责任。协议第九条规定，乙方领用龙卡前，须按甲方规定存入备用金，并交纳年费，甲方按规定计付乙方备用金存款利息。协议第十一条规定，乙方使用龙卡时，须遵守《龙卡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乙方所签署的龙卡单据均由甲方计入乙方账户，该账户发生透支，甲方按人民银行规定对透支额计收利息，乙方保证承担偿还透支本息的责任。协议第十三条规定，信用卡透支利息，自乙方签单日或甲方记账日起15日内按日息万分之五计算，超过15日不满30日按日息万分之十计算，超过30日或透支金额超过规定限额的按日息万分之十五计算，透支计息不分段，按最后期限或最高透支额的最高利率档次计息。协议第十四条规定，乙方龙卡账户须保持足够余额以备使用，不得超过发卡行规定的透支限额和还款期限透支；否则，视为乙方欺诈甲方，甲方有权收回乙方龙卡，同时追缴乙方透支款项和利息，并保留追究乙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协议第十八条规定，乙方领用龙卡后要求解除本协议时，必须向甲方归还龙卡，并偿清全部债务、办理销户后，方可解除协议等。发卡行经审查后向黄伟核发了卡号为53×××12的龙卡信用卡。依据东方公司广州办提供的“信用卡交易流水”记录，2001年10月17日，黄伟使用上述信用卡通过ATM机取款1000元，2001年11月8日代扣款3000元，2002年7月1日批计存款息0.11元、代扣利息税0.02元、透支还贷0.09元。黄伟认为其并未取用2001年11月8日的3000元，其亦未有委托银行代扣款的情形。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增列建行广东省分行为本案第三人，并责令其在一个月内举证证实“信用卡交易流水”记录中的代扣款3000元的实际情况。东方公司广州办及建行广东省分行未能在举证期限内对上述存有争议的债权3000元进行举证证实。2004年6月28日，建行广东省分行与信达公司广州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建行广东省分行将其对包括黄伟等5483户借款人共计5483笔借款合同项下截至2003年12月31日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广州办，信达公司广州办取代建行广东省分行行使债权人的各项权利。该《债权转让协议》所附债权转让清单载明，建行广东省分行转让其对黄伟的债权为本金3966.81元、利息1559.62元(截止至2003年12月31日)。2004年10月4日，建行广东省分行和信达公司广州办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向包括黄伟、黄大儒在内的借款人、保证人公告信达公司广州办受让上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事实，要求借款人、保证人向信达公司广州办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同年11月29日，信达公司广州办与东方公司广州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信达公司广州办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广州办，东方公司广州办取代信达公司广州办行使债权人的各项权利。2005年2月1日，信达公司广州办和东方公司广州办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向包括黄伟、黄大儒在内的借款人、保证人公告东方公司广州办受让上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事实，要求借款人、保证人向东方公司广州办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东方公司广州办还于2007年1月20日、2009年1月16日、2010年12月8日、2012年12月3日分别在《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刊登了“债权催收暨招商公告”。2013年2月16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东方公司广州办在本案中为核实黄伟、黄大儒的身份资料，向广州市特种证件制作中心进行了调查，支付查询费20元；另为了主张本案债权支出邮寄费36元。一审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12月10日发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第三条规定，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该通知自2004年1月1日起执行。一审法院认为，信用卡是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具有消费信用的功能；建行广东省分行是国有商业银行，具有信用卡业务经营资格；黄伟使用信用卡透支，视为建行广东省分行向其发放了贷款，双方之间产生借贷法律关系。黄伟未按照《领用龙卡协议》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发卡行将其对黄伟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广州办后，信达公司广州办继而转让给东方公司广州办，相关的债权转让人已通过登报公告方式通知了黄伟、黄大儒，符合法律规定，东方公司广州办受让债权的行为合法，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东方公司广州办主张黄伟应偿还债权本金3966.81元，提供了银行出具的信用卡交易明细，但黄伟对交易明细中代扣款3000元持异议，东方公司广州办及建行广东省分行未能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时间内举证证实此3000元为黄伟提取或消费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对双方无争议的本金966.81元予以确认。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领用龙卡协议》约定乙方(黄伟)龙卡账户须保持足够余额以备使用，如因购物消费急需，可以在规定的限额内透支，由银行提供消费信贷服务，透支金额须在30天内归还。黄伟的信用卡从2001年10月17日发生透支交易，至2002年7月1日银行扣收透支还贷0.09元，其最终的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04年9月2日。建行广东省分行与信达公司广州办于2004年6月28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于2004年10月28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该公告应为诉讼时效的实际中断日，故东方公司广州办主张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黄伟一审当庭表示愿意偿还无争议的欠款本金966.81元，又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黄伟应向东方公司广州办偿还欠款本金966.81元及利息。东方公司广州办采用按日计收罚息的方式计算该部分逾期还款的利息，但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自2004年1月1日起，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东方公司广州办受让作为不良资产转让的银行信用卡透支债务，在计收上述透支本金的利息时应受该通知内容的规范。故东方公司广州办计算利息的标准不当，一审法院调整该部分逾期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付。根据《龙领用卡协议》约定，黄大儒为黄伟使用信用卡产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黄伟开户领卡起至退回龙卡、销户止，销户前需清偿全部信用卡债务。故约定的保证期间不明确，保证期间依法应定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根据《领用龙卡协议》约定，东方公司广州办从黄伟2001年10月17日透支款项后第61天起有权开始追偿债务，黄大儒的保证期间于2003年12月18日届满。原债权人信达公司广州办于2004年10月4日公告要求保证人黄大儒承担责任时已超过保证期间，黄大儒的保证责任免除。黄伟、黄大儒在领卡申请表中留存的住址与东方公司广州办起诉时黄伟、黄大儒的住址一致，东方公司广州办向相关部门查询人口信息以及向领卡申请表中记载的黄伟工作单位邮寄材料所支出的费用，不属因诉讼所支付的必需费用，东方公司广州办要求黄伟、黄大儒支付该两项费用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黄伟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东方公司广州办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966.81元和利息（2003年12月31日以前的利息为380.14元，即966．81元×805天×0.05%-0.09元；从2004年1月1日起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透支本金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付)；二、驳回东方公司广州办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东方公司广州办负担44元，黄伟负担6元。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查明，以建行广东省分行为甲方，黄伟为乙方，黄大儒为丙方签署的《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个人卡申请表》约定：乙方领用龙卡前，须按甲方规定存入备用金，并交纳年费，甲方按规定计付存款利息；丙方愿就乙方向甲方领用龙卡事宜提供如下保证：当乙方逾期不偿还龙卡欠款时，一经收到甲方索款通知即应无条件代乙方履行偿还所欠本金和利息的义务；乙方龙卡备用金账户发生透支，且不能按期补足时，甲方有权用乙方保证金归还透支本息；使用龙卡时，须遵守建设银行《龙卡章程》及其有关规定，乙方龙卡备用金账户发生透支，甲方按规定对透支额计收利息，同时，通知乙方透支，乙方保证承担偿还透支本息的责任；乙方在龙卡备用金账户中保持足够余额以备使用，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超过甲方规定的透支限额和还款期限透支，否则视为乙方欺诈甲方，逃避授权或恶意透支，甲方有权收回乙方龙卡，追缴乙方透支款项和利息，并提交公安、司法等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甲方须在乙方龙卡发生交易的次月初，向乙方发送对帐单；乙方在龙卡发生交易两个月后仍收不到对账单，有权向甲方提出询问，乙方对对帐单帐务有疑问，应在收到对账单十天内向甲方提出询问；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在申请表上签字（盖章）后开始生效，乙方要求解除本协议，必须将所持龙卡（主、附卡）全部交还甲方，办理销户，并清偿龙卡的一切债务后，本协议方可解除；本协议未尽事宜，依据甲方业务规定的金融惯例办理。《中国建设银行龙卡章程》规定：持卡人应保持足够的信用卡存款余额以备使用；如因购物消费急需，可以在规定的限额内透支，由银行提供消费信贷服务；透支金额和利息须在30天内归还，透支利息自银行收单记账日起，15日内按日息万分之五计算，超过15天不超过30天按日息万分之十计算，超过30天均按日息万分之二十计算；本金和利息未还清又透支的，透支日期连续计算；透支利息按最后期限或透支余额的最高利率档次计算；保证人在持卡人不能偿还因使用龙卡而发生的债务时，依法无条件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向本院移送的卷宗中并未附有《领用龙卡协议》。除此之外，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与前述事实不矛盾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讼争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东方公司广州办主张黄伟于2001年11月8日产生透支本金3000元的事实能否予以认定；二、东方公司广州办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本案透支利息应按何标准计付；四、黄大儒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五、东方公司广州办有关人口信息查询费及邮寄费的赔偿请求能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黄伟于2001年11月8日产生透支本金3000元的事实能否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尽管东方公司广州办提交的“信用卡交易流水”显示，涉案信用卡账户在2001年11月8日曾产生“代扣款3000元”，黄伟也确认其当时确有取款意图，但同时表示，当时ATM机在其输入扣款指令后并未出钞，其为此与建行广东省分行进行了交涉，建行广东省分行承诺在此期间不会扣息，该主张与前述交易流水所显示的建行广东省分行在此后近8个月未有扣息记录，同时又无证据显示该行曾就上述欠款向黄伟发送过对账单的事实相印证；而根据流水记录，前述3000元为“代扣款”，根据款项性质及讼争双方的举证能力，应由建行广东省分行及其债权受让方就该笔欠款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现东方公司广州办和建行广东省分行经一审法院释明及责令举证，均未提交相关证据，更未就上述“代扣款”产生的原因作出任何合理解释和说明，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依法应由提出权利主张的东方公司广州办承担。故此，一审法院对上述3000元透支本金不予认定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东方公司广州办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以上分析，东方公司广州办主张的债权中只有2001年10月17日发生的取款1000元（后经结算余下966.81元未付）可予确认。根据《中国建设银行龙卡章程》规定，该款应于30天内即2001年11月16日前归还。黄伟未能依约清偿，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履行期限届满次日即2001年11月17日开始计算。由于建行广东省分行按照其年度结算要求于2002年7月1日在黄伟账户产生的批计存款利息0.11元中代扣了0.09元用于透支还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规定，建行广东省分行的该扣款行为已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之后，建行广东省分行与信达公司广州办于2004年10月4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向包括黄伟、黄大儒在内的借款人、保证人公告信达公司广州办受让上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事实，要求借款人、保证人向信达公司广州办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法函[2002]3号）中关于“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的规定，以上公告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信达公司广州办与建行广东省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原银行债权之日即2004年6月28日。可见，信达公司广州办受让的本案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此后，东方公司广州办于2004年11月29日与信达公司广州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分别于2005年2月1日、2007年1月20日、2009年1月16日、2010年12月8日、2012年12月3日五次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东方公司广州办于2013年2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其主张的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黄伟依法应向东方公司广州办偿还所欠透支本金966.81元及利息。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本案透支利息应按何标准计付的问题。讼争各方对于涉案透支本金966.81元截至2003年12月31日的利息为380.14元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2004年1月1日起的利息，本院认为，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开办信用卡业务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并报人民银行审批，发卡银行负有给予持卡人一定信用额度，甚至可由持卡人先消费后还款，并为其提供对帐服务、及时催收等义务，相应地，享有向持卡人收取透支利息等权利。信用卡透支利率经《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特别规定，较之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虽然受让的是商业银行的债权，但是，其未经人民银行批准经营信用卡业务，在受让债权之后亦未履行发卡银行的上述相关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张受让债权之后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信用卡透支利率计收利息，理据不足。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本案中，建行广东省分行未依约向黄伟发送对账单，而东方公司广州办自2004年11月29日受让取得本案债权后，直至2013年2月16日方才提起本案诉讼，期间除了公告之外未再采取其他措施催款。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东方公司广州办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持卡人赔偿。有鉴于此，本院将2004年1月1日起的利息计付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即黄大儒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据此，讼争各方关于黄大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期限为黄伟开户领卡起至退回龙卡、销户止，销户前需清偿全部信用卡债务的约定，属于对保证期限约定不明，黄大儒的保证期间应为案涉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即至2003年11月16日止。由于当时作为债权人的建行广东省分行未在上述保证期间内要求黄大儒承担保证责任，黄大儒的保证责任免除。东方公司广州办关于黄大儒之前已声明自愿放弃抗辩，且持卡人至今未履行透支清偿责任，涉案信用卡仍未销户，时至今日保证期间仍未届满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即东方公司广州办有关人口信息查询费20元及邮寄费36元的赔偿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以上两项费用是东方公司广州办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所应承担的必要成本，而如前所述，东方公司广州办及其前手债权人对于本案纠纷的产生亦存在明显过错，其诉讼请求大部分未能得到支持，故上述两项费用依法应由东方公司广州办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实体处理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法函[2002]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0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0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黄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966.81元及利息（计至2003年12月31日的利息为380.14元；自2004年1月1日起至透支本息清偿之日止，以所欠透支本金966.8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上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负担40元，黄伟负担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负担80元，黄伟负担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筱锴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书记员  邓少珍蔡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