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粤高法行终字第8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伟民，男，汉族，1953年6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付爱玲，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王占峰，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琴、王涛，均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何伟民因诉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银监局”）信息公开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行初字第6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17日，原告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核发的《调查令》、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律师证到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调取案件当事人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开卡开户签名等证据。该两省行均以“只接受公、检、法机关的查询”为由不予配合。2014年2月24日，原告向被告递交了《广东银监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请求依法公开申请人持人民法院《调查令》前往贵局监管职权辖下的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省分行调取案件当事人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开卡开户签名等资料被前述两省行拒绝提供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依据”。当日被告作出编号（2014）0001号《广东银监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意见》（以下简称“《答复意见》”），告知原告金融机构协助有权机关查询、冻结和扣划单位、个人在金融机构存款的有关规定为银发（2002）1号《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银发1号《管理规定》”），并当面将上述答复及规定提供给原告。原告对该答复不服，于2014年2月1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确认被告在《答复意见》中不当适用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银发1号《管理规定》为违法行政行为；二、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答复意见》；三、判令被告在五个工作日内依法公开原告持人民法院《调查令》（指定本律师）前往被告监管职权辖下的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省分行调取案件当事人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开卡开户签名等资料被前述两省行拒绝提供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授权依据。
另查明，原告在一审开庭时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一、依法确认被告在《答复意见》中不当适用央行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银发1号《管理规定》为违法行政行为；二、判令被告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依法公开原告持人民法院《调查令》（指定本律师）前往被告监管职权辖下的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省分行调取案件当事人银行帐户资金流水、开卡开户签名等资料被前述两省行拒绝提供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本案中，被告作为行政机关在接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根据上述行政法规的规定，其具有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
2003年4月2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监督管理职责的决定》规定：“……一、由国务院依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审批、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等的职责及相关职责。……”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1月16日联合发布了（2007）第5号《公告》，该《公告》中明确了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发1号《管理规定》，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解释、修改。本案中，原告因持涉案的《调查令》前往相关银行调取案件当事人的资料被拒，其遂向被告提起涉案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被告提供相关银行拒绝提供协助的法律依据。依据上述规定，被告作出《答复意见》，告知原告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所涉事项的法律依据为银发1号《管理规定》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原告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施行的银发1号《管理规定》不适用对银行业的监管，于法无据，其要求确认涉案答复适用上述文件为违法行政行为并要求被告重新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予以答复的诉请理据不足，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伟民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何伟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作为银监会的派出机构，将国务院组成部分央行制作的银发1号《管理规定》公开给上诉人，该规定并非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且既未对适用该规定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也未告知和说明其作为金融业监管主体使用原由央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授权依据及权利来源。二、被上诉人未在被诉《答复意见》中履行告知和说明适用银发1号《管理规定》的理由。三、上诉人并未要求确认被诉《答复意见》适用（2007）5号《公告》等文件为违法行政行为。四、被上诉人只能依法适用银监会在履行对金融业监管职责时期制定及施行的规章，而不可能适用国务院组成部门制定及施行的规章，其径行答复适用原由央行履行对金融业监管职责时期制定的银发1号《管理规定》于法无据。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广东银监局答辩称：一、我局作出的被诉《答复意见》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我局收到上诉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后，于当日作出被诉《答复意见》，向上诉人提供了其要求公开的法律依据。二、上诉人主张我局应向其公开作为银监会派出机构仍适用原央行制定的银发1号《管理规定》的授权依据及权利来源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1、银发（2002）1号《管理规定》的授权依据及监管职权来源未在上诉人申请公开的范围内，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我局向其提供已经属于公开范围的银发（2002）1号文件名称和文件文本内容已充分履行义务，没有义务告知其权力依据和来源。2、上诉人主张我局需“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义务”缺乏法律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08）36号）中对“告知义务”或“说明理由”仅规定在期限告知、延期答复告知、不属于政府信息告知三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仅规定了“拒绝向原告提供政府信息”、“因公共利益决定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政府信息的”、“拒绝更正与原告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的情形，我局向上诉人告知已经公开的文件内容不属于前述行政机关须履行告知和说明义务的法定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经审查，各方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本案中，上诉人何伟民向被上诉人广东银监局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请求广东银监局公开其辖下相关银行拒绝提供协助的相关法律依据。广东银监局根据上述条例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被诉《答复意见》，向上诉人公开了其法律依据为银发1号《管理规定》，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上诉人申请公开的范围并未包括银发1号《管理规定》的适用、授权依据及监管职权来源，因此，上诉人提出广东银监局适用该规定不当及未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未告知和说明授权依据及权利来源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何伟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静
代理审判员 董嫦青
代理审判员 戴剑飞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邓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