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14民初5675号
原告：王某1，女，196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系退休工人，住普兰店市。
原告：王某2，男，199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系服务员，住普兰店市。
被告：魏某某，女，197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普兰店市。
原告王某1、王某2诉被告魏某某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王某2，被告魏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1、王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原告2088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王某1从他人处得知被告能代办出国劳务，遂找到被告协商原告王某2的出国事宜。2016年10月13日，被告接受二原告的委托，收取原告王某2出国中介费及机票30880元，为原告王某2办理出国，到新加坡从事劳务，工资为1531元新加坡币，工种为机械洗碗，并承诺如果到了新加坡，不是新加坡承诺的工资和工作，原告可以回国，被告返还全部费用。原告到了新加坡后，签订的合同工资与承诺工资不符，工作是在冷库切土豆，工资是1350元也与承诺不符。原告第三天回国后，被告只返还10000元整，其他费用至今未返还。原告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二原告20880元。
被告魏某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虽将款项交给被告，但被告已经将款项转交给中介公司，未从中受益。被告以前在出国劳务公司上班，叫大连普兰店市广合国际经济合作有限公司，原告王某1和被告大姑姐是邻居，她就委托被告为原告王某2办理出国事宜。被告与锦州环宇劳务公司的负责人相识，遂通过该公司为原告王某2办理了出国劳务，介绍到新加坡工作。办理期间，收原告2000元保证金，并出具了一张收据，该收据是被告本人签名，言明，如果面试上，那就必须出国，该款在总费用之内。如果面试不上，就全额返还。原告另交纳了27000元中介费，不含机票钱，该款没有给对方出收据，该款交到被告处，但被告已经转交给锦州环宇中介公司，被告只是帮忙，没有从中受益。二、工种与工资均符合约定。出国前与原告约定的工种系洗碗工兼杂工，基本月薪是830新币，加上奖金什么的，综合工资是1531新币，被告表示同意。原告王某216号从家走的，17号到的新加坡，雇主接到原告后就让他先干杂工，是切菜，因为新加坡比较热，室内全是空调，王某2无法适应这个空调的环境，然后王某2说这是冷库。王某2就在微信上问被告说这个杂工他不能干，被告就给他联系说干洗碗工，他也答应了，但下午要签合同时，王某1就在微信上告诉被告说王某2不想活了，原因是他不能适应新加坡的生活，他发了一张手臂上有很多划痕的图片给王某1，说要自杀。因此。原告王晓冬要回国是因他完全不能适应国外的工作才回国的，而不是工种、工资不符。三、经被告从中协商，原告是在同意接收中介公司返还10000元中介费的情况下，自愿回国，王某2还于2016年10月19日出具了“辞去新加坡的工作，自愿回国，与代理没关系”的字据。是在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新加坡中介给王某2买了机票送到机场。中介公司同意返还的10000元已经在原告王某2回国后返还给原告了。综上，原告王某2持工作准证出国，说明他对工种和工资无异议。被告通过他人为王某2办理出国，取得工作准证，即完成二原告的委托事项。原告王某2因个人原因在新加坡不工作，执意要回国，是原告王某2本人意愿，并非被告和他人的意愿左右。被告为二原告办理出国劳务事宜是无偿的，但他人是有偿的，他人给王某2办理工作准证的下达日，即完成义务，他人收取费用是合法的，原告对收取费用明确并认可。原告王某2到达新加坡后，拒不签订详细工作合同，且实际工资已超出工作准证约定标准，是王某2本人因其个人原因违反约定，责任及后果应由王某2个人承担，费用不应予以返还，更不应由被告返还。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王某1系原告王某2的姑姑。2016年9月13日前后，原告王某1找被告协商并口头委托被告为原告王某2办理出国劳务的相关事宜。二原告于2016年9月6日交2000元“出国面试保证金”给被告，由被告为原告出具收据一张，该收据有被告签名。2015年10月15日，原告接到“批文”后，转账27000元给被告，被告称该款系中介费，没有收据，且该款已由被告转交给中介公司。上述费用不包括出国机票费用。
另查，原告提供“批文”一份，该批文日期系2016年10月12日，没有任何单位、部门签章，双方对该批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内容涉及工资准证的相关内容，包括基本月薪830（新加坡币），每月固定补贴120，固定月薪950，职业“CLEANER”,行业“MANUFACTURING”。原告王某2持该批文于2016年10月17日早上到的新加坡，次日从事切土豆工作，二原告以原告王某2从事的工作是在冷库切土豆，不是被告出国前承诺的“机械洗碗”且工资与被告所说的1531元不符为由，多次与被告通过微信等途径协商调整工作与回国相关事宜。2016年10月19日晚上，原告王某2出具字据一份，内容如下：“本人王某2，辞去新加坡的工作，自愿回国，与代理没有关系。”2016年10月20日，原告王某2回国。原告主张回国的飞机票系由新加坡的中介公司购买，但去新加坡的飞机票1880元系由原告支付，但原告没有提供相关票据。
再查，原、被告双方均没有提供中介合同、被告与新加坡雇主签订的劳务合同。被告主张：系由被告联系“锦州环宇劳务公司（该公司名称系被告陈述，被告未提供该公司的信息及该公司具备办理出国劳务中介资质的信息凭证，以下简称锦州环宇公司。）”办理出国劳务事宜，但只管安排出国，出国后由新加坡的中介公司办理国外的相关劳务事宜；具体事宜包括由锦州环宇劳务公司将原告的简历发给新加坡的中介公司，由王某2与新加坡中介公司简历面试后，办理出国手续，到新加坡后再签订劳务合同；被告将收取的中介费全部汇给锦州环宇公司会计的私人账户。原告主张系委托被告办理的出国劳务事宜，被告没有说锦州环宇公司为原告办理出国劳务的相关事实。被告认可原告没有与被告所说的锦州环宇公司签订中介合同，亦未提供其他书面证据佐证其陈述的真实性。被告庭后提供汇款凭据一份，该凭据显示的收款人系“靖晶”，但未提供该收款人与锦州环宇公司之间的关系凭据，因此，本院不能认定被告将收取的29000元支付给了锦州环宇公司。
还查，原、被告双方对涉案工种、工资标准及原告王某2出具的字据是否是被迫的发生争议，并各自提供微信记录佐证己方意见，双方对对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从微信记录内容来看：2016年10月10日，被告告知原告王某1，安排给王某2的工种是机械洗碗兼杂活，原告王某1表示工资不变就同意（被告之前微信告知工资是1531元，含房租补助200元）。2016年10月17日，被告告知原告魏某某扣除房租200及洗衣费70元，三个月后工资是1351元，工资不少，原告王某1在该次对话中未提反驳意见，该日，被告再次告知原告王某1，让王某1嘱咐王某2和外方确认综合工资1531以上，原告王某1表示同意。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在新加波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工资是1420元，减去70元洗衣服的钱是1350元。二原告以安排给原告王某2的在冷库切菜为由，与被告沟通调换工作事宜，经被告联系，告知原告王某1雇主答应调换洗碗的工作，协商期间，原告欲割腕自杀，并将割腕图片传给原告王某1，原告王某1又传给被告，被告告知原告王某1为降低损失，建议让王某2装病，原告王某1同意。原告王某1向被告表示希望原告王某2早日回国，并委托被告协商退还出国费用的事宜，双方同意返还的费用由被告转给原告王某1。双方在微信对话中还体现，需要原告王某2签订自愿辞去工作的字据，被告告知这是正常辞工作的手续，签好后会返9000元费用。
原告王某2回国后，被告于2016年10月21日，将10000元微信转账给原告王某1，原告收取该笔费用。被告表示该款是锦州环宇公司转给被告的，但具体返款单位是中方中介还是外方中介被告不知道，但被告未提供锦州环宇公司的转账证明。
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被告虽称系由其帮二原告忙联系锦州环宇公司为原告王某2办理出国劳务事宜，但被告没有提供书面证据证明该中介机构的公司信息及资质证明，亦无据佐证其促使原告与锦州环宇公司订立中介服务协议，结合是由被告收取原告出国费用及返还部分出国费用，被告亦无据佐证原告交付的出国费用已经转交给其主张的锦州环宇公司，出国后，二原告遇到的劳务纠纷也是找到被告协商解决，而不是被告所说的中介公司的相关事实，因此，本院认为系被告以个人身份接受原告委托办理出国劳务事宜，双方之间是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三款“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的机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就业中介管理规定》第三条：“境外就业中介实行行政许可制度。未经批准及登记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境外就业中介活动。”第十二条：“境外就业中介机构应当将签订的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协议书和经其确认的境外就业劳动合同报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10日内未提出异议的，境外就业中介机构可以向境外就业人员发出境外就业确认书。公安机关依据有关规定，凭境外就业确认书为境外就业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第十七条“境外就业中介机构可向境外就业人员或者境外雇主收取合理的中介服务费，并接受当地物价部门监督。依据上述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境外就业中介活动，只有有资质的境外就业中介机构才可收取中介费用。”据此，被告接受委托后应当为原告联系有资质的境外就业中介机构，订立中介服务协议，进而促使原告在出国就业前签订境外就业劳动合同。但被告无据佐证其实施了上述委托活动，而是以个人身份，未经批准及登记注册为原告从事境外就业活动，故委托合同关系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收取原告的费用，应按照80%过错责任予以返还为宜。即返回15200元（29000元-10000元）×80%。原告委托个人从事境外就业活动，未对被告有无对外劳务输出资质尽到谨慎合理审查义务，应负有一定责任。原告主张机票损失1880元，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至于被告为完成委托事项的需要是否与案外人订立相关协议，系另案纠纷，需另案评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参照《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就业中介管理规定》第三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魏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某1、王某215200元。
二、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1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魏某某负担90元，原告王某1、王某2共同负担7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 娜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邹晓梅
附：原告提供的证据明细：
1、批文一份；
2、收款收据；
3、微信记录。
被告提供的证据明细：
微信记录及微信图片。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