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0民终23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希云，男，196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志东，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杨丽，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云芽，女，196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金炳，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瑞良，男，197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吕剑，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明，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希云、吴云芽因与被上诉人吴瑞良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2017）浙1021民初6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希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志东和林杨丽、上诉人吴云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金炳、被上诉人吴瑞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吕剑、王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希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吴瑞良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吴瑞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黄希云与吴云芽之间存在夫妻关系为由推定共同受让股权，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015年10月26日《会议纪录》确定由吴瑞良将其持有的凯贝利公司46.039%股权转让给黄希云，并在款项支付方式上约定对吴瑞良欠公司或黄希云个人欠款由黄希云、吴瑞良在7日内进行清算、结算，多还少补，但在会议后的第二天即2015年10月27日，吴瑞良改变了注意，决定将其持有的凯贝利公司46.039%的股权转让给其姐吴云芽，于2015年10月2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吴瑞良持有的凯贝利公司46.039%的股权转至吴云芽名下。根据上述事实，应当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发生在吴瑞良与吴云芽之间。然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定黄希云和吴云芽共同受让该股权，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黄希云认为一审法院推定是十分错误的，按照《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公司法上的有限公司，凯贝利公司由多人有限公司转为一人有限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更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黄希云无须为规避并不存在的法律障碍而寻租他人充当另一名股东。而且在《公司法》上，每一位股东均独立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夫妻股东并不因婚姻法上存在的夫妻关系而影响其人格独立性和权利独立性，故一审法院以黄希云与吴云芽存在夫妻关系为由推定两人共同受让股权，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重审判决认定黄希云于2017年2月22日庭审时表示另案起诉系放弃了先履行抗辩权，该认定既属认定事实错误，也属程序违法。原审诉讼过程中，黄希云抗辩主张股权转让与其无关，吴瑞良持有凯贝利公司的46.039%股权是转让给吴云芽个人的。基于这个大前提，黄希云于2017年2月22日开庭时表示，吴瑞良欠凯贝利公司和黄希云的债务另行起诉。一审法院重审判决以黄希云曾在庭审时表示另行起诉为由认定其放弃了先履行抗辩权，明显曲解了黄希云的本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原审判决已被（2017）浙10民终1031号民事裁定撤销的情况下，仍然在曲解黄希云本意的基础上继续引用原审庭审中另行起诉，且一审法院在原审程序中吴云芽未将诉讼权利授予黄希云、重审阶段才将吴云芽列为被告的情况下，将黄希云设定了大前提的这一表述另行起诉强加给吴云芽，属于程序违法。如前所述，黄希云在原审中关于另行起诉的意思表示是以主张吴瑞良持有的凯贝利公司46.039%的股权转让给吴云芽个人为大前提的，如一审法院不承认这个大前提，则应当向黄希云释明或补充询问，如果法院认定黄希云为股权受让人，或吴云芽为黄希云受让股权的代持人，或两人共同受让并由吴云芽作为两人的代表进行股权登记等，则是否也愿意另行起诉，但一审法院在原审阶段和重审阶段均没有这样做，而是以曲解黄希云本意的方式认定其放弃先履行抗辩权，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如果一审法院进行释明或补充询问，则黄希云绝对不可能同意另行起诉，故一审法院重审阶段程序违法。三、本案主要事实未予查清。2015年10月26日会议纪录中确定的公司净资产按1420万元，该金额包含吴瑞良欠公司货款和借款等款项，如果凯贝利公司无法收回吴瑞良所欠的货款和借款等款项，公司净资产远远不到1420万元。所以，是否应当对吴瑞良欠公司或黄希云个人债务进行清算和结算对于任何股权受让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作出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对于会议纪录关于吴瑞良欠公司或黄希云个人的款项应由双方于七日内进行清算，并予以结算的约定也对退出公司的吴瑞良具有法律约束力。如对吴瑞良欠公司的债务因吴瑞良隐匿公司财务资料而无法清算，则作为股权受让人的吴云芽有权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上诉人吴云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吴瑞良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吴瑞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程序违法。1、黄希云关于另行起诉的说法并非无条件。浙10**民初8649号案件己被（2017）浙10民终1031号民事裁定撤销，而在重审案件于2017年9月7日开庭庭审过程中，黄希云明确要求以2015年10月26日召开的《会议记录》中关于“剩余吴瑞良欠公司或黄希云个人欠款由黄希云与吴瑞良在7日内进行清算，并予以结算”的约定为前提处理本案，而且当庭表示并提交《司法鉴定申清书》，要求对凯贝利公司资产以及吴瑞良欠凯贝利公司债务进行司法审计。一审法院不以重审案件庭审过程中黄希云的主张作为判案依据，反而以被撤销的浙10**民初8649号案件中黄希云明确附加前提条件的主张作为判案根据，显然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2、吴云芽从未放弃先履行抗辩权。原审阶段，吴云芽未出庭，也未委托黄希云为诉讼代理人，黄希云的任何主张未经吴云芽认可。在重审阶段，吴云芽明确表示必须对凯贝利公司进行清算，并由此确定客观的股权转让价格。然而，一审法院却认定黄希云在浙10**民初8649号案件中，曾主张吴瑞良与自己的欠款以及公司欠款不在该案中抵扣，而是另行提起诉讼的意思表示，在发回重审的（2017）浙1021民初6274号案件中，也代表吴云芽认可吴瑞良与黄希云的欠款以及公司欠款不在该案中抵扣，并愿意放弃先履行抗辩权，另行提起诉讼。此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吴云芽在重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吴云芽并非经黄希云的授意而受让吴瑞良的股权，受让股权的真实原因是：1、2015年10月26日吴瑞良将股权转让给黄希云的过程中，吴云芽并不知情，而且在此次会议后吴瑞良主动要求将该股份转让给吴云芽。2、吴云芽之所以愿意受让相应的股权，是考虑到吴瑞良系自己的亲弟弟，黄希云系自己的丈夫，鉴于双方在共同经营的过程中，矛盾明显恶化，自己受让股权或许能起到缓和双方矛盾的作用。3、由于吴瑞良夫妻关系的破裂，让吴云芽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掌握相应财产权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在黄希云与吴云芽目前处于夫妻感情破裂边缘的情况下，吴云芽更加重视掌握个人财产权。可见，一审法院的推定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与情理不符。故一审法院关于黄希云与吴云芽共同受让吴瑞良的股权、黄希云系授意吴云芽为代表登记股权的推理，明显混淆了公司法和婚姻法在本案中的运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也系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吴瑞良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黄希云、吴云芽共同受让吴瑞良的股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1、凯贝利公司原三股东作出股权价值认定、股权转让决定的会议纪录是在凯贝利公司会议室作出的，吴云芽不仅在场，最后股权转让决定是其最后拍板，在场的不仅有三股东，还有公司财务以及十几位家庭成员亲戚朋友。该会议是提前数天经双方朋友帮忙约定，吴云芽是财务主管，在公司上班，本案实际股权转让价值一千多万元的重大金额，吴云芽称其对此不知情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2、在具体办理股权转让过程中，黄希云与吴云芽也是共同参与的，这一点，根据黄希云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备注内容及签字即可证明。根据以上两点事实可证明，黄希云、吴云芽夫妻共同参与、共同作出共同受让股权决定的客观事实。而后期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过程中由于会议纪录关于股权转让税费由黄希云单独承担，其为避税，要求将股权实际转让价格按照注册资金标准即500万元的价值作为股权转让登记使用，且其个人考虑公司股权均转至一人名下会导致产生一人公司，对其公司运作及责任均有重大影响，再向吴瑞良提出将股权转让登记至吴云芽名下。因此，在黄希云、吴云芽共同决定受让股权后，由黄希云授意让吴云芽持股也是其双方共同的合意。另外，吴云芽上诉称为调和黄希云与吴瑞良之间关系，受让股权等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实际上导致吴瑞良退出公司的根源在于其姐弟矛盾扩大至不可调和，而非黄希云与吴瑞良之间存在矛盾。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程序合法。1、黄希云上诉称其未放弃先履行抗辩权并不存在。本案在原审前，经一审法院五六次开庭，针对吴瑞良提交的款项往来已进行充分审理，相关的证据材料经多次举证质证均表明相关款项结清。2、鉴于黄希云、吴云芽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和关系，以及共同受让股权的行为，且系黄希云授意吴云芽持股的事实，因此，黄希云作为实际受让人，有充分的权力对受让股份作出处分，其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的承诺与放弃明显有效。3、原审中，吴云芽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已对其相关抗辩权主动放弃。三、关于凯贝利公司价值按1420万元确定这一事实清楚无误，且经各方股东一致同意的，另一原股东张米福的股权转让款也是按该金额确定且已由黄希云支付。因此，黄希云主张公司实际价值不到1420万元不成立。被上诉人吴瑞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希云针对吴云芽的上诉，答辩：吴云芽的上诉符合客观实际。1、股权确实是由吴瑞良转让给吴云芽。2、吴云芽与吴瑞良是姐弟关系，价格没有确定属于情理之中。3、吴瑞良与吴云芽之间可以通过对公司资产进行结算确定股权转让价格。4、吴云芽在公司担任出纳，对公司的债权债务尤其是对吴瑞良欠公司货款和借款的情况非常清楚，吴云芽非常清楚股权的作价是很有限的，甚至在抵扣股权转让以后仍然存在倒找的可能性。
吴云芽针对黄希云的上诉，答辩：1、同意黄希云关于一审法院推定黄希云、吴云芽共同受让股权系适用法律错误，虽然说黄希云与吴云芽是夫妻，但本案争议的是股权转让纠纷，无论是作为原股东，还是将吴瑞良股权转让给吴云芽，根据公司法规定，一审法院推定黄希云就是吴云芽的观点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提到另案起诉系放弃先履行抗辩权，该认定错误。黄希云本意是另行起诉有条件的，具体条件在吴云芽上诉状中提到，本案讼争以来吴云芽从未委托黄希云或委托代理人处理过任何事宜，吴瑞良提出认为放弃抗辩权，没有参加庭审，并不表示吴云芽就是委托黄希云或者同意黄希云观点。
吴瑞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黄希云、吴云芽立即共同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63.85万元，并支付从2017年2月23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被告吴云芽与被告黄希云于1992年2月22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凯贝利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12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原股东为原告、被告黄希云及案外人张米福三人，法定代表人黄希云，其中原告占股46.039%，被告黄希云占股46.039%，张米福占股7.922%。2012年9月19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2015年10月26日，原告、被告黄希云及案外人张米福召开股东会会议，三股东一致达成如下决议：凯贝利公司按1420万元净资产进行计算，由张米福、吴瑞良将占公司7.922%、46.039%股份转让给黄希云，分别转让价格为112.49万元、653.75万元，股份转让手续在本协议后一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转让的税费、相关费用由黄希云承担，相关转让价格以本会议决议为准，以后具体办理转户价格不存在任何参考价值。其中公司尚欠张米福40万元，现由黄希云一并支付共计152.49万元，在2015年11月25日前付100万元，剩余52.49万元在2015年农历过年前付清；其中公司起诉吴瑞良150万元借款及利息20万元共计170万元，在上述653.75万元里先行扣减，剩余吴瑞良欠公司或黄希云个人欠款由黄希云与吴瑞良在7日内进行清算，并予以结算，余留部分由黄希云在本协议在一个月内支付三分之二，剩余予农历过年前付清。如出现吴瑞良欠公司或个人款项超出股份转让款，则按上述付款方式向黄希云支付。本协议签订后，关于凯贝利公司起诉吴瑞良150万元民间借贷案件，吴瑞良起诉凯贝利公司解散案各方自行撤诉。本协议一经签订，立即生效，各方不得反悔。备注：1、本转让价款包括凯贝利公司商标、品牌等一切无形资产。2、本协议签订后公司一切债权债务均由黄希云承担。之前相关税费年终出现罚税等事项均由公司承担。公司一切银行贷款均由公司承担。2015年10月28日，以原告吴瑞良为甲方与以被告吴云芽为乙方达成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原告出让标的公司凯贝利公司所持有的出资230.195万元，占46.039%的股权转让给吴云芽，转让价为230.195万元。合同还约定其他等内容。全体股东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意。当日被告黄希云在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上备注“此价格作于工商登记变更适用，变更后作废”。2015年11月3日，原告吴瑞良将其股权过户到吴云芽名下，凯贝利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黄希云和吴云芽两人。此后，被告黄希云替吴云芽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之后两被告均拒绝支付余款463.8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原告吴瑞良与被告黄希云之间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生效。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作出的会议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显示，本案凯贝利公司全体股东依职权对所议公司净资产、股权转让的事项作出一致同意的决议，对全体股东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决议内容，公司净资产按议价1420万元计算，原告占46.039%股份即653.75万元转让给黄希云，双方权利义务明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虽然决议中约定了股权转让款支付设定“剩余吴瑞良欠公司或黄希云个人欠款由黄希云与吴瑞良在7日内进行清算，并予以结算”前提条件，但在原告起诉之后，被告黄希云当庭主张不在此案中抵扣，而是另行提起诉讼。故本院认为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前提条件已经于2017年2月22日不存在，即放弃了先履行抗辩权，不影响原告主张股权转让款的给付。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予以认定。因被告黄希云对吴瑞良欠公司或黄希云个人欠款不在本案中扣除，另案主张，故对其他债权债务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三）与被告黄希云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不予认定。被告黄希云要求对凯贝利公司资产以及原告与凯贝利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审计，不予准许。二、被告吴云芽是否承担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从原告所举的证据（一）、（二）显示，凯贝利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决议，股东原告、张米福将股权转让给黄希云，在办理退股后，这将导致公司组织机构的变化即公司变成一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但黄希云并没有变更公司性质，必须至少要寻租另一名股东。根据股东会决议内容达成吴瑞良将公司的46.039％股权转让给黄希云，并特别载明“相关转让价格以本会议决议为准，以后具体办理转户价格不存在任何参考价值”，以及后来经全体股东同意吴瑞良又与吴云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由黄希云在股权转让协议上注明“此价格作于工商登记变更适用，变更后作废”，而且吴云芽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讼争股权至吴云芽名下，这说明黄希云对吴瑞良与吴云芽签订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是明知的，在内部出资上并没有否定吴云芽的股东资格。由于黄希云与吴云芽系夫妻关系，吴瑞良先后与黄希云、吴云芽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足以认定黄希云与吴云芽共同受让了吴瑞良的股权，只不过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黄希云授意以吴云芽为代表登记而已。综上所述，被告吴云芽与黄希云共同受让了吴瑞良的股权，应负有共同给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因讼争股权属于两被告共同财产，给付股权转让款属于两被告对外共同负债，应负有共同的清偿责任。原告起诉之后，两被告在合理期间未能履行给付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要求两被告自2017年2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被告黄希云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双方股权转让初步意向，并以债务未结清为由提出抗辩，不予以采纳。被告吴云芽辩解自己不承担给付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以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限被告黄希云、吴云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给原告吴瑞良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463.85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2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908元，由被告黄希云、吴云芽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黄希云、吴瑞良、张米福系凯贝利公司的股东，三股东于2015年10月26日以会议纪录的方式对吴瑞良、张米福持有的凯贝利公司股份转让达成一致意见，且经三股东签字确认，故应认定有效，对三股东具有约束力。三股东约定，凯贝利公司按1420万元净资产计算股值，张米福和吴瑞良的股份分别转让给黄希云，吴瑞良股份转让价为653.75万元，凯贝利公司起诉吴瑞良150万元借款及利息20万元计170万元，在转让价653.75万元里先行扣减，剩余吴瑞良欠公司或黄希云个人欠款由黄希云、吴瑞良在7日内进行清算，并予以结算，余留部分由黄希云在本协议一个月内支付三分之二，剩余于农历过年前付清，如出现吴瑞良欠公司或个人款超出股份转让款，则按上述付款方式向黄希云支付。上述约定内容显示，双方能够明确的是股份转让价653.75万元，还有吴瑞良欠凯贝利公司借款及利息170万元可以先在转让价中扣减，而对剩余的转让款和吴瑞良欠款，如何支付、支付多少、谁支付给谁、金额等均不确定，约定不明确，故上诉人黄希云对约定不明确的事件作为其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到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吴瑞良又与吴云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吴瑞良将持有凯贝利公司的46.039%股权以230.195万元转让价转让给吴云芽，黄希云就此转让价在转让协议中特别加注此价格作于工商变更使用，由此可见，吴瑞良与吴云芽签订转让协议，黄希云明知，再结合黄希云与吴云芽系夫妻的事实，凭吴瑞良先后与黄希云、吴云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足以认定黄希云与吴云芽共同受让吴瑞良的股份，只不过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时以吴云芽代表登记而已。因此，俩上诉人应共同向被上诉人吴瑞良支付转让款。被上诉人吴瑞良按约主张权利，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得当。上诉人黄希云主张讼争股权系被上诉人吴瑞良与上诉人吴云芽之间发生转让，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黄希云称凯贝利公司净资产应包括吴瑞良欠公司的款项，吴瑞良至今未予偿付，故公司净资产不值1420万元，但三股东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已按此资产计算股值，上诉人黄希云也未提供吴瑞良欠款的相关依据，故在本案中无法进行计算。会议纪录内容显示“剩余吴瑞良欠公司或黄希云个人欠款由黄希云、吴瑞良在7日内进行清算，并予以结算，余留部分由黄希云在本协议一个月内支付三分之二，剩余予农历过半年前付清。如出现吴瑞良欠公司或个人款项超出股份转让款，则按上述付款方工向黄希云进行支付。”由此可见，究竟吴瑞良欠公司款，还是欠黄希云个人款，当时也无法确定。对公司净资产按1420万元计算，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黄希云上诉称公司资产不到1420万元，又不能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希云、吴云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908元，由上诉人黄希云负担21954元，上诉人吴云芽负担219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梅矫健
审 判 员 何敏军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李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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