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2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广元。
委托代理人：黄泽雁，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章隆。
委托代理人：熊徐斌，浙江思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广元因与被上诉人刘章隆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4）嘉善商初字第1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广元的委托代理人黄泽雁、被上诉人刘章隆及其委托代理人熊徐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3年11月26日，周广元与刘章隆、胡某、洪某签订《广日佰宜居股权协议》（以下简称《股权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甲方1为胡某、甲方2为刘章隆、甲方3为洪某、乙方为“周广元：广日朱某”。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友好磋商一致组建一家新的公司，由原公司名称变更为（广日佰宜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并办理工商更名登记手续……一、目前公司的基本情况2、注册资本金和投资比例（1）公司工商注册资本金人民币230万元，目前各股东的股权比例为：胡某（以符春燕名义出资）25%、刘章隆25%、洪某（以吴丽华名义出资）25%、曾嘉徽25%……二、新公司各股东股权比例如下：1、甲方、乙方同意新公司名称变更为：广日佰宜居股份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名为准）注册地址、经营范围暂不变更。2、甲方、乙方同意将新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双方比例为，甲方占49%，按原投资额和资产作价为245万元，其中甲方1：胡某16%、甲方2：刘章隆17%、甲方3：洪某16%（甲方4：曾嘉徽的股份不体现在工商登记注册上，由甲方内部分配，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决策）。乙方占51%，本次乙方以货币资金增资255万元（乙方暂定两位股东，如乙方一位股东进入，投资额和股份比例不变）。3、工商变更登记分二次进行，由于乙方整体收购原公司股权并办理工商登记，再进行增资为500万元的工商变更。双方约定在2013年12月25日前办理好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的投资款在工商变更前先统一汇入公司财务约定的账号，再由财务按上述股权比率进行工商登记……三、双方合作资产作价原则……2、为使原公司股东顺利退出，双方约定先由乙方出面整体收购甲方原公司230万元的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甲方配合乙方将总股权收购款控制在100万元之内，并要求收购款与甲方原公司相应的应收款抵冲（另列清单），并按甲方原公司应收款到位情况和比率再支付给原公司7位股东，由原公司自行分配。甲方3人或4人名义上相应的股份收购款不需再支付……5、乙方在整体收购的同时，再与甲方三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或增资协议，再办理第二次工商变更……”后周广元向刘章隆转账255万元。
2013年12月25日，刘章隆从其账户取款270万元。同日，其以自己的名义以及周广元、洪某、胡某的名义分别向嘉兴佰宜居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宜居公司）的账户缴纳85万元、25万元、80万元、80万元。同月31日，佰宜居公司将该账户中的270.01575万元转入公司另一账户。
另查明，1、佰宜居公司验资报告中“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显示：截止2013年12月25日认缴新增注册资本（洪某80万元、胡某80万元、刘章隆85万元、周广元25万元）；“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以及工商登记显示：认缴注册资本变更前洪某、胡某、刘章隆三人均为（金额0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0%）、周广元（金额172.5万元、百分比75%）、朱某（金额57.5万元、百分比25%），认缴注册资本变更后洪某（金额80万元、百分比16%）、胡某（金额80万元、百分比16%）、刘章隆（金额85万元、百分比17%）、周广元（金额197.5元、百分比39.5%）、朱某（金额57.5元、百分比11.5%）。2、佰宜居公司的投资人（股权）变更情况：2013年12月19日，符春燕、刘章隆、吴丽华、曾嘉徽四人均为（出资额57.5万元、百分比25%）变更为朱某（出资额57.5万元、百分比25%）、周广元（出资额172.5万元、百分比75%）；2013年12月25日，再次变更为朱某（出资额57.5万元、百分比11.5%）、洪某（出资额80万元、百分比16%）、胡某（出资额80万元、百分比16%）、刘章隆（出资额85万元、百分比17%）、周广元（出资额197.5万元、百分比39.5%）。
2014年9月24日，周广元诉至原审法院，称：2013年11月26日，周广元与刘章隆、胡某、洪某、朱某五人协商由周广元和朱某向佰宜居公司进行增资。朱某并未在《股权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实际并未成立。同时此时的佰宜居公司的股东有四人，除了刘章隆占有25%股权外，胡某、洪某并非佰宜居公司股东，刘章隆等三人无权处置公司股权或者决定增资事宜，《股权协议》实际上也是无效协议。2013年12月12日，案外人曾嘉徽将其持有的25%的股权作价20万元转让给了朱某，但该股权转让协议上朱某的签字系伪造，同时在2013年12月12日修订的章程上朱某的签字亦系伪造。所以股权转让和章程变更实际上为无效行为。2013年12月25日，周广元分三次将人民币255万元支付给刘章隆，同日，嘉善嘉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佰宜居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70万元，由洪某认缴80万元，胡某认缴80万元，由刘章隆认缴85万元，由周广元认缴25万元，同时在2013年12月25日修订的章程中朱某的签字亦系伪造，该增资行为实为无效行为。整个增资过程均由刘章隆负责，周广元对此并不知情。直至诉前在调取工商档案后，才发现在增资过程中，周广元实际的认缴额只有25万元，而非255万元，周广元剩余的230万元投资款并没有投入到佰宜居公司，该230万元投资款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不当得利。故请求判令：1、刘章隆返还周广元投资款255万元；2、刘章隆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
刘章隆在原审中答辩称：第一，周广元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投资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二，刘章隆在公司增资过程只是经办人的身份，所有的款项，包括周广元通过转账付给刘章隆均是通过公司账户的，最终也是公司支配使用，而不是刘章隆挪用或者以其他形式获得好处。第三，本案增资行为合法有效。增资行为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股权协议》，这份协议已经得到有效的履行。根据协议，刘章隆在增资过程并没有不当行为。第四，无论增资行为是否有效，即使要返还投资款，也是公司的行为，有账目可查的，而不是刘章隆的责任。综上，应当驳回周广元诉请。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佰宜居公司的增资行为是否有效；（二）刘章隆是否应返还周广元255万元的投资款。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公司增资是指公司基于筹集资金，扩大经营等目的，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增加公司资本的行为。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佰宜居公司的原股东为符春燕、刘章隆、吴丽华、曾嘉徽，其中符春燕、吴丽华授权胡某、洪某办理股权转让事宜，该授权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故2013年11月26日的《股权协议》为刘章隆、胡某、洪某签字确认，该协议超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之股东会表决程序的规定。其次，刘章隆已经按照上述股权协议约定的股权比例进行工商登记，虽验资报告中显示截止2013年12月25日周广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25万元，但从验资报告中之“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以及工商登记显示，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后周广元认缴注册资本197.5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39.5%，朱某认缴注册资本57.5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11.5%，周广元与朱某认缴注册资本共计255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共计51%，与《股权协议》的约定：“乙方占51%，本次乙方以货币资金增资255万元（乙方暂定两位股东，如乙方一位股东进入，投资额和股份比例不变）”相符，即周广元和朱某作为乙方，乙方投资的金额与所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相同，该股权协议系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且周广元、刘章隆已全面履行2013年11月26日的《股权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以及增资内容，故佰宜居公司的增资行为有效。至于周广元、刘章隆提交给工商局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周广元的观点，验资报告显示周广元认缴资本只有25万元，剩余230万元投资款并未投入佰宜居公司，故230万元已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验资报告显示周广元认缴资本只有25万元与事实不符，从当事人签订的《股权协议》内容分析，周广元投资的255万元，既包括股权转让的金额，又包括增资的金额，佰宜居公司的验资报告中反映认缴注册资本变更前乙方周广元（金额172.5万元、百分比75%）、朱某（金额57.5万元、百分比25%），总计23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变更后周广元（金额197.5万元、百分比39.5%）、朱某（金额57.5元、百分比11.5%），总计255万元，上述数额的差额25万元是增资款，实际上周广元认缴的注册资本为255万元；其次，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造成他人损失而获得利益，而本案中，佰宜居公司的增资行为有效，周广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章隆造成周广元损失而获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再次，刘章隆只是本案所涉增资行为的受托人，其已完成受托行为，不应由刘章隆返还增资款，故对于周广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佰宜居公司增资以后的款项用途，本案不宜处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周广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128元，由周广元负担。
宣判后，周广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2013年11月26日，周广元、刘章隆、胡某、洪某、朱某五人协商由周广元和朱某向佰宜居公司进行增资，周广元和朱某出资255万元，将公司原注册资本230万元增资为500万元。一、《股权协议》是无效协议。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而在签订协议时，佰宜居公司的股东为刘章隆、符春燕、吴丽华、曾嘉徽四人，佰宜居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对有关公司形式变更和增资等事项进行表决通过，除刘章隆外，签订协议的胡某、洪某并不是公司股东，故协议无效。关于符春燕、吴丽华两人授权事宜，系为了本次诉讼事后补充，且也无证据证明在签署协议时，周广元知晓该授权。有关曾嘉徽的证明更无本人出庭作证，不应作为证据采纳。二、佰宜居公司的增资行为无效。根据工商档案材料查询，2013年12月12日，曾嘉徽将其持有的25%股权作价20万元转让给朱某，而事实上，朱某并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而曾嘉徽的签名是否本人所签也无法确认。因为曾嘉徽没有在《股权协议》上签字，也从未与周广元或朱某进行过洽谈，也未收到任何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手续均由刘章隆办理，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上曾嘉徽的签字存在伪造的可能性。2013年12月25日，在办理公司增资过程中形成的股东会决定、公司章程上有关朱某的签字均非本人所签，朱某也并非公司股东，故增资行为无效。即使根据《股权协议》的约定，朱某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也没有参与任何投资，签署任何文件，但最终的工商登记却有11.5%的股权，这显然也是与协议约定不符。工商登记的朱某的股权不能看成是周广元的股权，周广元没有获得其应该持有的51%股权。同时，原审认为，双方提交给工商局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是荒谬而没有依据的。三、原审认定周广元认缴的注册资本为255万元，是错误的。1、在注册资本变更前，周广元股权金额为172.5万元，变更后为197.5万元，故在增资过程中，周广元仅有25万元的增资。原审将朱某的股权作为周广元的投资，没有证据证明。2、从资金往来角度看，周广元将255万元支付给刘章隆当天，嘉善嘉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周广元认缴25万元，可见，周广元的255万元没有作为自己的增资款进入公司验资账户。3、从工商登记和验资报告看，洪某、胡某、刘章隆三人的认缴增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周广元的255万元无关。4、刘章隆也无法说明周广元的255万元款项实际去向。周广元基于增资无效，有权要求刘章隆返还255万元的投资款。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周广元的原审诉讼请求。
刘章隆在二审中答辩称：一、本案的发生，关键原因在于周广元入股增资后其负责的销售业务订单不足，导致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发生亏损等。二、关于《股权协议》的效力问题。1、周广元原审诉讼请求并未明确要求法院就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裁判，也没有将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仅从程序上无法对协议的效力进行直接判定。2、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进行了有效履行。周广元认为未经公司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说法，由于符春燕和胡某是夫妻，吴丽华和洪某也是夫妻，他们行使股东权利经过合法委托。三、关于增资是否有效的问题。1、刘章隆在原审中提供了曾嘉徽关于增资事实及对《股权协议》予以认可的确认书，证明其知道并认可。2、周广元在上诉状中直接承认了朱某参与协商增资的事实，说明朱某投资佰宜居公司并非无中生有，只是在签订协议时不在场而未签名，但周广元明确有权代表朱某签字。证人胡某、洪某在法院的调查笔录中也真实反映了朱某的投资事实。后朱某和周广元负责销售，公司每个月财务报表也都发送给朱某。3、朱某在调查笔录中表示公司股东变更后有周广元，反映出其也认为周广元是公司股东以及投资的事实。4、本案增资是严格按照《股权协议》的内容执行的，虽然在增资程序上有瑕疵，但不影响增资的效力。四、如果刘章隆真的吞没了周广元的投资款，则已经构成犯罪，本案应当移送公安处理。事实上，通过原审的举证可以证明当时的255万元均进入了公司账户。工商登记周广元与朱某占公司股份51%，占公司注册资本金255万元，与周广元的255万元投资金额能够对应。周广元不论是以不当得利还是以增资行为无效，要求刘章隆返还投资款均缺乏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周广元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朱某作证称：知道周广元要投资入股佰宜居公司的事实，具体不清楚；周广元为此也找过证人，证人表示没有兴趣，证人没有参与，也没有委托周广元参与增资事宜；证人未在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定、公司章程上签名；证人未支付过股权转让款等任何费用，其对被变更为公司股东也不知情；佰宜居公司后来将公司财务报告发到证人厂里的邮箱、QQ上，其没有看过，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发给证人；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应该没有给过刘章隆，但具体记不清了，由于跟周广元这边签订过协议，故周广元应该有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
周广元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可以证明朱某没有参与整个增资的行为或者投资的过程；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东会决议、章程上未签字，其本身并不是佰宜居公司的股东；其没有委托周广元向佰宜居公司投资；朱某的股权转让以及后续的增资行为是无效的；原审认为周广元和朱某合计投资了255万元及工商登记朱某有11.5%的持股，是错误的。
刘章隆质证认为：工商登记反映朱某是佰宜居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且至今朱某也没有向工商局提出异议；朱某否认在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上签字，但仅是其口头说法，没有证据证明，由于当时手续是周广元带过来的，刘章隆也不保证一定是证人所签；在《股权协议》上写的很清楚，乙方是周广元和朱某，两人同为一方，并且朱某也认可其跟周广元比较熟，而与刘章隆这方一开始是不认识的；朱某称没有和胡某、洪某谈过增资的事，与周广元在上诉状中称与朱某共同参与协商不符。
本院认证意见，证人朱某的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可予印证部分，本院予以认定，但能否证明周广元要证明的内容，仍需要结合本案事实和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确定。
二审庭审后，周广元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定、公司章程上朱某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双方签订的《股权协议》是否有效；二是佰宜居公司的增资行为是否有效；三是周广元的投资款255万元是否已经作为增资款进入了公司账户。
关于争议焦点一。周广元主张《股权协议》无效，理由是依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公司形式变更和增资等事项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此，本院认为，佰宜居公司原股东为符春燕、吴丽华、刘章隆及曾嘉徽，各占25%的股权。签订《股权协议》的胡某系符春燕丈夫，并经符春燕书面授权，洪某系吴丽华丈夫，并经吴丽华书面授权，因此，胡某、洪某、刘章隆三人所代表的公司股权为75%，三人决定变更公司名称、进行增资符合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至于周广元认为两份授权委托书系事后补写，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况且，即使授权委托书系事后所补，则属于被代理人在事后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追认，代理人的行为仍然有效；《股权协议》明确载明胡某以符春燕的名义出资，洪某以吴丽华的名义出资的情况，结合胡某与符春燕、洪某与吴丽华之间的夫妻关系，周广元仍然与胡某、洪某签订协议，应当认为其明知该两人的代理行为。故周广元主张《股权协议》无效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周广元主张增资无效，理由是2013年12月12日曾嘉徽将其25%的股权作价转让给朱某，朱某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曾嘉徽的签名也无法确认；2013年12月25日在增资过程中形成的两份股东会决定、公司章程上朱某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对此，本院认为，周广元并非曾嘉徽与朱某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协议内容也与周广元无关，故周广元无权主张该协议无效。即便股东会决定及公司章程上朱某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由于2013年12月25日形成第一份股东会决定时，周广元享有75%的公司股权，由其签名作出股东会决定符合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同日的第二份股东会决定及公司章程，是在第一份股东会决定吸收刘章隆、胡某、洪某为新股东后形成，周广元、刘章隆、胡某、洪某四人享有共计88.5%的公司股权，由该四人签名形成股东会决定和公司章程，同样符合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故周广元主张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定、公司章程无效进而认为增资无效不能成立。由于上述材料中朱某的签名真实与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周广元申请对朱某的笔迹进行鉴定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争议焦点三。双方签订《股权协议》的目的在于将公司注册资本由23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变更后的公司股权分别为：胡某16%、刘章隆17%、洪某16%，周广元和朱某共51%；同时，协议还约定工商登记分两次进行，先由乙方整体收购原公司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再进行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由此可见，2013年12月19日公司原四股东分别与周广元、朱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据此将公司股东变更为周广元及朱某两人，系在履行《股权协议》约定的工商变更登记的第一步，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仅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事实亦可由周广元及朱某均未支付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予以印证。2013年12月25日公司增资270万元，股东变更为周广元、朱某、胡某、刘章隆、洪某五人，同样是在履行《股权协议》约定的工商变更登记的第二步。佰宜居公司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周广元享有39.5%的股权、朱某享有11.5%的股权，合计51%，对应的注册资本金共计255万元，与《股权协议》的约定完全相符，表明周广元的增资款255万元已经全部进入了公司账户，并体现在周广元与朱某两人名下的股权上。故周广元片面地以第二次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的增资情况主张刘章隆应当返还255万元投资款不能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周广元与朱某均对朱某名下的股权不予认可，但依据《股权协议》的约定，周广元及朱某同属于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两人若对内部之间的股权份额存在争议，可由相关当事人另行解决，与本案争议无涉。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周广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128元，由上诉人周广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 翔
审 判 员 章 能
代理审判员 孙欢杰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