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96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康奥公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
法定代表人：苏春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锋，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丰国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樊炜炜，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向阳，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湘，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丰国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樊炜炜，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炜炜，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丽，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向阳，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湘，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康奥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奥公司）因与上诉人广州丰国医院（以下简称丰国医院）、被上诉人广州丰国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国公司）、樊炜炜、潘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民二初字第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康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依事实根据，判决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2.判决丰某医院、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承担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事实是丰某医院是丰某公司投资设立的下属机构，故丰某公司应当对丰某医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康某公司托管了丰某医院，而丰某医院却要求把本案所涉合同保证金、托管费、租金等交付樊炜炜，丰某医院与樊炜炜之间的财产混同，所以樊炜炜应当对丰某医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样，本案案外人深圳市创新高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高公司）托管了丰某医院，同样丰某医院要求把保证金、托管费交付给潘丽，故康某公司认为丰某医院与潘丽之间财产混同，潘丽应当对丰某医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樊炜炜与潘丽是合法夫妻关系，故樊炜炜与潘丽亦应当对对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丰某医院与被上诉人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共同答辩称：与原审意见一致，但康某公司称丰某医院和丰某公司是同一单位错误，这个是基本常识，不是同一单位。还有康某公司称无法进入执行程序的问题，是其理解错误，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作出了规定。
上诉人丰某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康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康某公司承担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丰某医院与康某公司签订的《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是无效合同，不存在康某公司主张的违约责任问题。从《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内容来看，丰某医院与康某公司之间名为托管，实为承包，该承包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关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的规定，且丰某医院无权将自身托管给康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的规定，《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应为无效合同。据此，丰某医院应返还保证金，并返还多余租金与管理费用，无需向某公司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二）即使法院认定《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有效，丰某医院并不存在违约的事实，相反是康某公司违约在先，并单方自行终止合同。康某公司接管丰某医院后存在以下两项重大违约行为：（l）单方转包行为，在丰某医院6月9日的职工大会上，事实上受康某公司委派的陈某乙林自称系总部在深圳的深圳博仕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仕公司）的人员，由其全面接管丰某医院。经丰某医院查询，当时未见博仕公司有工商登记，更不可能取得医疗机构托管资质，丰某医院恐遭行业管理部门的处罚而要求康某公司的唯一联系和执行人苏某甲出面协调，但苏某甲无法联系，亦不予理睬；（2）私自撤离医院的行为，鉴于苏某甲拒不出面协调，丰某医院即向被委派人员的负责人陈某乙林施加压力，告知其若不让苏某甲出面解释并解决问题，丰某医院将不同意其继续在丰某医院经营，结果陈某乙林及康某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卷款出走，不知所踪，不知是受康某公司指示撤离，还是私自卷款潜逃。此后，丰某医院多次联系康某公司，均看不到任何妥善解决的意思表示。需要特别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与案外人创新高公司签订《托管合同书》的时间是2012年6月30日，并非原审判决书第3页第4行中所称的2012年6月22日。签订《托管合同书》时康某公司的所谓“员工”已单方自行撤离，导致丰某医院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医院无人经营管理，同时医院又面临大量的患者，这即是丰某医院为何既要在医院面临某种困境时提前打算，但又审慎地在看不到康某公司履约的希望后再与创新高公司签订《托管合同书》。还需要说明的是，丰某医院与案外人创新高公司签订《托管合同书》并非是出于更高的逐利目的，而是在特定情况下做出的不得已行为，而恰好《托管合同书》约定的托管费用大幅高于《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约定的托管费用。
（三）退一万步讲，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是丰某医院违约，《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远远高于康某公司的实际损失，且一审法院对《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第十条的理解存在明显错误，应予纠正。丰某医院与康某公司实际履行《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时间非常短(不足一月)，其未对医院进行任何的人员配备、设备添置、广告宣传，实际上未给康某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二款的规定，该违约金标准应该予以大幅下调。一审法院偷换概念，认为该违约金未超过“因违约而多获取的利益”即不属于违约金过高，无法律依据，也有违公平原则。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第十条之约定“甲方不得在乙方动工前违约，甲方也不得在和别人签约、合作、承包，否则甲方要承担包括押金在内，三倍乙方己交押金赔偿乙方。”其意为若丰某医院存在前述违约行为，应按照押金的三倍(包含押金)向某公司支付赔偿。且不论丰某医院是否违约以及该违约金约定是否过高，按文某解释，若丰某医院存在违约行为，除退还押金外，还需要按照押金的两倍向某公司支付违约金，这也是《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第十条与《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第九条第四款第三项表述的不同之处。
（四）假设涉案合同有效，该合同已于2012年6月26日解除，一审法院判决涉案合同于2014年12月18日解除是错误的。康某公司并未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不能依职权判决解除合同。涉案合同约定康某公司一方的单一联系人和执行人为苏某甲，现康某公司单方将履行人更换为陈某乙林，且未征得丰某医院的同意，属严重违约；此外，涉案合同还约定：康某公司严格按医院经营的法规经营，包括康某公司应遵守医疗卫生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诊疗科目依法经营，提供必要的医生护士…保障医院医疗质量及医疗安全。广州市卫生局核定丰某医院床位131张，按照卫生部（卫医发【1994】30号）《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的相关规定：每床至少配备0.7名卫生技术人员。实际上，陈某乙林包括其本人在内也只有3名工作人员，其中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则与合同约定不符。丰某医院要求陈某乙林及苏某甲尽快履行合同，要求在2012年6月15日之前按照合同要求提供必要的医生护士，否则将解除合同。直到2012年6月26日，陈某乙林连一个医务人员都没有提供。直到2012年6月26日丰某医院通过邮件及手机短信通知康某公司解除合同，康某公司证明已收到解除通知。故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合同解除的通知到达生效，康某公司在三个月内未对合同解除向法院提出异议。陈某乙林于2012年6月26日带走医院的药品，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将不履行合同，陈某乙林的行为表明其同意解除合同。
被上诉人康某公司答辩称：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间签订的托管合同是合法有效，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强制性规定，医院的托管行为得到卫生部门和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合法有效。且康某公司的经营范围就是医院的投资管理，本案中的托管行为是一个整体托管，且康某公司托管之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进行经营，本案的托管行为不属于出卖、转让或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证的范围。康某公司履约过程中不存在违约在先的行为，更没有单方转包或私自擅离医院的行为，而是丰某医院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单方违约。丰某医院主张的违约金过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丰某医院在十年的托管期内从案外人创新高公司获得费用与康某公司获得的费用差额远远大于780万元，康某公司在十年内要支付给丰某医院大约是5000多万元，违约金约定的金额780万元也没有超过30%。康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医院投资管理，该公司的项目至少30多个，康某公司接手项目时都会抽调人马组成管理团队进入新接手的医院，康某公司同样抽调陈某乙林等管理人员去丰某医院，符合行业规则。
被上诉人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共同答辩称：涉案合同是无效的，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种合作承包托管合同均判决无效，康某公司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仅仅是通过托管合同独立经营医院，这是违反医疗管理条例第24条关于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这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医院是特殊行业，诊疗行为是不特定的公民，是涉及公共利益。合同还违反第52条规定，危害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国卫办监督函关于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监督检察工作的通知第二点第2点，重点查处出租出借医疗执业许可证，故涉案合同应属无效。假设合同有效的话，合同里面有一个约定在任何一方没有过错的话，通知到的话可以任意解除。康某公司于2012年6月26日收到关于丰某公司的解除通知，丰某公司也要求把钱退给康某公司，这样的情况下三个月内康某公司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但康某公司没有提出异议。
上诉人康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丰某医院、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连带返还康某公司保证金260万元、租金18万元、第一个月托管费216666.66元及其他费用143245元及利息（自2012年6月26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本金按人民币3139911.66元计，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2.判令丰某医院、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连带支付康某公司违约金人民币780万元；3.案件诉讼费用由丰某医院、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3日，康某公司（乙方）与丰某医院（甲方）签订《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约定：“双方是为了共同把广州丰某医院办好且有效利用现有医院房产，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现就有关托管事项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为医院所有权人，甲方将整个医院按照现状全权委托乙方经营和管理，并且由乙方自负盈亏且由乙方自行决策增加投资的额度在乙方正式托管医院后，乙方自行处理医院新产生的债权债务、医疗纠纷、其他经济、行政与法律等问题。3、甲方医院房屋租赁使用权截止2022年5月20日，参照租赁合同约定房屋楼高6层，建筑面积是6200平方米（不算地下室），租金2012年10月以前每月18万元，2012年11月开始每月人民币19万元，直至保持到租期结束不变。房租每月6日前缴纳，由甲方转交给房东。如因乙方原因，拖延缴纳房租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4、医院现有资产双方约定2012年6月1日，甲方按现状交接给乙方，该资产以双方接收的现有资产清单为准，主要为如仪器设备等重要资产，托管移交双方确认财产清单。合同期满以后，乙方按照清单归还，期间报废设备需要通过甲方书面确认。6、双方初定的委托管理经营期限为10年，由2012年6月1日起到2022年5月20日截止，实际托管费从2012年6月1日起计，该管理费为税后金额，一直保持本金额不变更。双方议定托管费为：（1）甲方未将‘广州丰某医院’变更为‘广州天伦不孕不育专科医院’或者‘广州不孕不育专科医院’的，则管理费每年按照人民币260万元整。（2）甲方将‘广州丰某医院’变更为‘广州天伦不孕不育专科医院’或者‘广州不孕不育专科医院’执业许可证拿到的次日起立即按照每年按照人民币350万元整计算。托管费首次于2012年6月1日缴纳一个月托管费，之后每次一次性缴纳三个月（季度）管理费，第二次为2012年8月15日缴纳第三季度即7、8、9月，第三次为2012年11月15日缴纳第四季度即10、11、12月。2013年开始，第一季度于2月15日缴纳三个月托管费，第二季度于5月15日缴纳，第三季度于8月15日缴纳，四季度于11月15日缴纳，此后每年以此类推。以上托管费甲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指定的收款人在收款后，应出具相应的收据，乙方应按甲方指示把托管费付到甲方指定的账户为：农业银行广州同德支行，户名：樊炜炜，账户：62×××15。乙方合约单一联系人和执行人苏某甲。10、违约责任。（2）甲方不得在乙方动工以前违约，甲方也不得在和别人签约、合作、承包，否则甲方要承担包括押金在内，三倍乙方已交的押金赔偿乙方。如果乙方无故撤离，仍然需要按照合约约定交足应交的管理费和租金并且自动放弃保证金（押金），保证金归甲方所有。（3）托管期间，如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在对方无过错的情况下单方毁约，毁约方赔偿对方当时的已经交纳的押金额为违约金”。2012年6月1日，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春英向樊炜炜转账800000元，丰某医院向某公司出具收据并盖章，樊炜炜在收据上签名。2012年6月4日，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春英向樊炜炜转账2196666.66元，丰某医院分别向某公司出具合同保证金收据180万元，管理费收据216666.66元，房租收据180000元。2012年6月15日，康某公司向樊炜炜转账111625元。之后，丰某医院将医院的药品、耗材转交给康某公司。2012年6月22日，丰某医院（甲方）与创新高公司（乙方）签订《托管合同书》载明：“为了共同把广州丰某医院办好且有效利用现有医院房产，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现就有关托管事项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为医院所有权人，甲方将整个医院按照现状全权委托乙方经营和管理，并且由乙方自负盈亏，且由乙方自行决策增加投资的额度，在乙方正式托管医院后，乙方自行处理医院新产生的债权债务、医疗纠纷、其他经济、行政与法律等问题。原甲方所存在的一切债权债务和其他纠纷自行负责，与乙方无关。2、甲方医院房屋租赁使用权截止2022年6月30日，租金人民币19万元，每月十日前缴纳，由甲方转交给房东，如因乙方原因拖延缴纳房租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5、双方初定的委托管理经营期限为10年，由2012年7月1日起到2022年6月30日截止，实际托管费从2012年7月1日起计，对方议定托管费及房租为第一个三年，每年合计600万元。2015年7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租金和托管费每年648万元，2018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租金和托管费每年684万元。6、乙方向甲方缴纳保证金400万元整”。2012年9月28日，广州市公安局作出穗公立字（2012）00905号立案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对樊炜炜、潘丽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14年1月22日，广州市公安局作出穗公经撤案字（2014）00005号，对樊炜炜、潘丽涉嫌合同诈骗案，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发生争议，协商无果，康某公司诉讼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丰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樊炜炜。樊炜炜、潘丽均为该公司股东。丰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妇女保健科、更年期保健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急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临终关怀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丰某医院经广州市卫生局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经核准登记，准予执业的营利性医疗机构，丰某医院的法定代表人为樊炜炜。
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在2014年12月18日的庭审中一致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签订《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按照《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丰某医院在与康某公司签订《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的情况下又于2012年6月22日与案外人创新高公司签订《托管合同书》将丰某医院每年以更高的管理费交由创新高公司进行经营和管理。丰某医院的行为违反了《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中“10、违约责任。（2）甲方不得在乙方动工以前违约，甲方也不得在和别人签约、合作、承包，否则甲方要承担包括押金在内，三倍乙方已交的押金赔偿乙方。如果乙方无故撤离，仍然需要按照合约约定交足应交的管理费和租金并且自动放弃保证金（押金），保证金归甲方所有”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因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的《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约定的托管时间为10年，每年康某公司要向丰某医院交付的拖管费用为260万元（未变更丰某医院名称）及每年租金228万元（19万元/月×12个月）共计488万元。而丰某医院与案外人创新高公司签订《托管合同书》每年的管理费及租金为600万元（前三年）。康某公司按照丰某医院按照约定赔偿已付费用260万元的三倍即780万元的标准主张违约金，并未超过丰某医院因违约而多获取的利益。康某公司的违约金主张并不过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解除后，康某公司要求丰某医院返还已交付的保证金260万元，房屋租赁费18万元，管理费216666.66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费用丰某医院应向某公司支付自2012年6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康某公司主张另外向丰某医院支付143246元药品及耗材费用，丰某医院仅承认收到银行转账的111625元，康某公司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丰某医院有收到康某公司现金31621元，应由康某公司对其给付丰某医院现金31621元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康某公司向丰某医院支付的药品耗材费用共计111625元。因丰某医院已向某公司交付了对等价格的药品及耗材，康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药品及耗材退还丰某医院，故康某公司主张丰某医院返还药品耗材费用143246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康某公司主张丰某公司应当对丰某医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康某公司主张丰某医院与丰某公司是同一单位，丰某医院是丰某公司的下属单位。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显示，丰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卫生局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显示，丰某医院是营利性医疗机构，并无证据证明丰某医院是丰某公司的下属单位。丰某医院与康某公司签订《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并向某公司出具收据。丰某公司并非《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的相对方，故康某公司要求丰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樊炜炜是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履行《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时约定的收款人，康某公司由其法定代表人苏春英向樊炜炜转账付款的行为属康某公司为履行《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向丰某医院付款的行为，故康某公司要求樊炜炜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康某公司主张潘丽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潘丽与樊炜炜是夫妻关系，因樊炜炜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故潘丽也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丰某医院抗辩因康某公司未能派出有康某公司正式授权委托的人来接收托管的丰某医院，并认为康某公司派出接收的人员撤离后导致医院空置。丰某医院对接收人员是否收到康某公司的授权有所要求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但丰某医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向某公司要求出具接收书面委托书的请求。即使康某公司未能派出接收丰某医院的托管人员，也不是丰某医院与案外人创新高公司签订合同将丰某医院再次托管出去的理由。丰某医院为获取更高额的管理费用在《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尚未解除就与案外人签订《托管合同书》的行为属违约行为。丰某医院的该项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于2012年5月23日签订《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于2014年12月18日依法解除。二、丰某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某公司返还保证金人民币260万元、租金18万元，管理费21.666666万元共计299.66666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99.666666万元为本金，从2012年6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丰某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某公司支付违约金780万元。四、驳回康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439元，由康某公司负担3165元，由丰某医院负担84274元（康某公司同意其预交案件受理费由丰某医院向其直接支付，一审法院不再退还，由丰某医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公司支付84274元）。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丰某医院、被上诉人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向本院提交2016年7月23日陈某丙证言，并申请陈某丙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2016年8月1日，陈某丙出庭作证并确认了上述证言的真实性。
证人陈某丙书面证言及出庭作证称：2012年上旬，具体时间也记不清了。其在丰某医院上班期间，樊炜炜开会介绍医院有陈某乙林院长管理丰某医院，陈某乙林在会上说：他是博仕公司派来的，总部在深圳。他来丰某医院上班期间来了是三个人：陈某乙林、陈某乙林妹妹陈某丁、妹夫陈新坤。上诉人康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人证言所说的内容是不真实的，证人证言里面写着博士公司派来，但对方并未提交该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人与丰某医院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为没有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买社保，也没有工作证，所以证人证言不真实，对方提交的工资发放单也不真实，除非有银行记录。
上诉人康某公司亦向本院提交证据：1.公司股东的出资信息。2.承诺书。两个证据证明丰某医院及丰某公司全体股东确认丰某医院与丰某公司是同一个单位，这个就是因为卫生局与工商税务管理不同，卫生局管理的丰某医院，工商税务管理的是丰某公司。证据来源是广州工商局白云分局档案室查询丰某公司的档案。上诉人丰某医院、被上诉人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共同发表质证意见称：丰某公司与丰某医院是不同名称的两个单位，这些签字人尽管签字，但他们是不懂法律的，但经核实，丰某医院是没有营业执照，只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丰某医院也没有组织机构代码。
上诉人丰某医院还向本院提交证据：1.广州卫生局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和证明，证明广州卫生局给我们核准的床位数131张，按《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第三条第（一）项规定“每床至少配备0.7名卫生技术人员”，丰某医院至少需要卫生技术人员92人。2.康某公司苏某甲名片。证明苏某甲的名片记载：“东莞万福妇产医院、东莞港湾医院、东莞长安乌沙医院是康某公司的”，实际上这三家医院根本不是康某公司的，康某公司不能经营医院。3.四份公证书（公证书160045号、160043号、160046号、160044号）。160045号证明康某公司在公司主页上自称“东莞万福妇产医院、东莞港湾医院、东莞长安乌沙医院这三家医院是康某公司的”实际上这三家医院根本不是康某公司的，证明康某公司有欺诈行为。160043号证明东莞康某公司在网上发布信息：“康某公司有东莞乌沙医院、东莞万福妇科医院，而且该公司旗下有创新高公司”，“康某公司具有经营医院的资质”。实际这二家医院根本不是康某公司的，康某公司不能经营医院。该证据还证明，创新高公司是康某公司旗下的公司，康某公司与创新高公司是一伙的，两公司有相互串通欺诈我方的嫌疑。160046号证明创新高公司在网上发布信息：东莞万福妇产医院、东莞港湾医院、东莞长安乌沙医院这三家医院是创新高公司的。因此，这三家公司不是康某公司的，康某公司有欺诈行为。160044号证明乌沙医院不是康某公司的，还证明东莞港湾医院、东莞乌沙医院、东莞万福妇产医院这三家医院不是康某公司的。康某公司有欺诈行为。4.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查询的，这是网络打印件。东莞长安镇乌沙医院有限公司的登记信息。证明乌沙医院法定代表人苏某乙，苏某乙是股东，乌沙医院不是康某公司的，跟康某公司没有关系。5.录像证据及丰某医院托管期间在深圳三家医药公司购药的单据。证明这些药不是丰某医院去进的，也不是康某公司进的，而是博仕公司进的，证明康某公司违约转包给博仕公司，合同里面明确约定只认可苏某甲。6.一审律师广东品泓律师事务所的证明。苏某甲是康某公司的董事长与我方签的第一份合同，又有创新高公司的老总董事长苏某乙，他们两人是叔侄关系，我方在网上查到康某公司与创新高公司是一伙的。上诉人康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1.证据1，确认真实性，我们当时是刚刚接收医院肯定先派总经理、财务进场，随后有大量卫生人员进场，医院接手当时其本身都有大量人员，接手十多天就被樊炜炜、潘丽强行赶出医院。接手之后肯定会合法合规经营。2.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这些名片太容易做了。3.证据3公证书。45号公证书的证明对象，我方认为康某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签订合同时所有的内容都在合同上显示出来，丰某医院现一直在主张康某公司有欺诈行为、不合法经营，只是为了丰某医院开脱找理由，45号公证书的公司介绍是否为康某公司发布的，我方存在异议，也无法确认；43号公证书的证明对象，我方有异议，康某公司既然要托管，投资管理是可以的，创新高公司与康某公司间没有恶意串通，更没有损害对方的利益，实际上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签订托管之后，创新高公司在不知情情况下与丰某医院签订的，是丰某医院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才单方违约与创新高公司签订合同。意见与45号公证书意见一致；46号公证书证明对象，代理人不清楚，但康某公司没有欺诈行为；44号公证书，康某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对这些公证书列举的这些医院是哪个公司，与本案无关。本案中创新高公司、康某公司有无欺诈行为，应以合同为准，或由对方举证证明。4.证据4的真实性确认，不清楚证明内容，乌沙医院，代理人不清楚。5.证据5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内容讲到博仕公司，请丰某医院明确博仕公司是哪个公司，这些录音录像完全存在单方造假的可能性，故不予认可证明内容和证明对象。这些买药单据没有体现博仕公司和康某公司。录音录像与本案无关。6.律师所出的函。由法庭依法认定。具体应以一审庭审笔录为准。被上诉人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共同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2，在2012年4月13日应某公司的邀请，由苏某甲等康某公司人员带领我们考查了三家医院，苏某甲就说我们有上千名工作人员。对方刚才陈述的话严重歪曲事实，我就向苏某甲说，且给了医院卫生颁发的许可证。
二审庭审后，上诉人康某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1.陈某乙林在2010年3月至同年10月在深圳凤贤妇科门诊部缴纳社保，之后一直在深圳市勾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缴纳社保，该两个机构也是康某公司参与投资管理的单位；2、郭某、陈某丁两人一直没有缴纳过社保。上诉人丰某医院、被上诉人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共同发表质证意见称：康某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为陈某乙林购买社保的是博仕公司下属深圳市勾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康某公司无关，郭某、陈某丁的身份证复印件也无法证明其与康某公司的关联，上述证据证明陈某乙林是博仕公司的职工。
上诉人丰某医院、被上诉人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亦共同向本院提交证据：1.《公证书》三份，证明陈某乙林等人是博仕公司的职工，深圳凤贤妇科医院、深圳市勾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由博仕公司创办的；2.（2016）粤01民终13332号补充上诉状及其补充。上诉人康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1.三份公证书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经查询，不存在所谓的博仕公司，更不存在康某公司把托管合同转包给博仕公司的事实；2.对于证据2，康某公司与创新高公司是相互独立的公司法人，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丰某医院的故意和行为。丰某医院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单方恶意撕毁与康某公司的协议，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之间签订的托管协议合法、有效，符合卫生部的精神和要求。
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涉案《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还约定：“7、乙方交接之日起，自主决定医院现有员工的去留并且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乙方给员工一个月时间决定去留，…。8、乙方权利及责任：（1）乙方严格按医院经营的法规经营，包括乙方应遵守医疗卫生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诊疗科目依法经营，提供必要的医生护士资质资料，医务人员必须持有卫生部门认可三证方能上岗并按规定注册，保障医院医疗质量及医疗安全，妥善处理医患纠纷及医疗事故，并承担所发生的一切后果。乙方必须严把医疗药品、医疗材料、医疗设备采购关，采购渠道安全合法，手续要齐全，…。10、违约责任：（1）托管合同期限内，乙方如果超过2个月未能按约定支付托管费给甲方，则甲方有权终止乙方托管并没收保证金。…（3）托管期间，如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在对方无过错的情况下单方毁约，毁约方赔偿对方当时的已经交纳的押金额为违约金。如果是甲方违约须退回乙方当时的已经交纳的押金额外另除赔偿乙方当时的已经交纳的押金额，以及乙方涉及到的装修、设备、人员遣散、广告投入、违约赔偿等等各种经营管理的损失，合同才可以终止。”
又查：因履行丰某医院与创新高公司签订的《托管合同书》发生纠纷，创新高公司起诉丰某医院、丰某公司、樊炜炜、潘丽；丰某公司亦提起反诉。针对该案，本院已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粤01民终13332号民事判决，现该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述判决查明：丰某医院与创新高公司是于2012年6月22日签订了《托管合同书》。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合同的效力问题；2.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哪方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如何承担违约责任；3.康某公司主张的涉案债务承责主体应包括哪些。
对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上述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首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第四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出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由此可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出卖、转让、出借等情形，应由相关部门予以处罚。因此，前述规定属管理性规定，不是效力性规定。综上，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于2012年5月23日签订的《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丰某医院主张涉案合同书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二，丰某医院主张其与案外人创新高公司签订《托管合同书》是在2012年6月30日，而非2012年6月22日。对此，本院认为，因本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的（2016）粤01民终13332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述判决查明：丰某医院与创新高公司是于2012年6月22日签订了《托管合同书》。另经本院审查，该《托管合同书》落款日期，丰某医院一方签章及签署落款日即为2012年6月22日，即丰某医院对于与创新高公司缔结《托管合同书》而作出的意思表示发生在2012年6月22日，现丰某医院并未提供证据否定《托管合同书》的签订时间，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丰某医院还主张康某公司在涉案合同书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故其于2012年6月26日通知康某公司解除涉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丰某医院上诉主张康某公司在接收医院后仅派驻了三名人员入驻医院，且该三名人员均非康某公司的员工，影响医院的正常经营。但综观《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的约定，康某公司在接管医院后，其享有的是自负盈亏、自行决策的权利；且合同还约定在双方交接之日起，康某公司可自主决定医院现有员工的去留，且给予员工一个月时间决定去留。那么自双方于2012年6月1日交接之日至2012年6月26日丰某医院自认通知康某公司解除合同之日，尚未超过合同约定医院现有员工去留的最后期限。现丰某医院主张康某公司仅派驻三名人员接管医院影响医院的正常经营，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医院在实际经营中出现了严重问题，且根据涉案合同书约定，在康某公司接管医院后其享有的是自主经营的权利，合同中并未对康某公司应何时配备充足的医务人员期限作出约定。因此，康某公司关于其系根据自身经营管理计划陆续安排配备医务人员的主张，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至于陈某乙林等人员的身份问题，虽然涉案合同中约定康某公司合约单一联系人和执行人为苏某甲，而陈某乙林并未持有康某公司的书面授权，但在涉案合同书履行过程中，各方对陈某乙林为康某公司的授权代表是清楚的。综上，丰某医院主张康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但双方在诉讼前的来往函件中均未明确康某公司的违约情形，且丰某医院主张其于2012年6月26日通知康某公司解除涉案合同，但其亦未向法院提供该解除通知，现丰某医院主张康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而其提供的现有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经查，在丰某医院与康某公司签订《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且在合同书尚未解除的情况下，丰某医院又于2012年6月22日与案外人创新高公司签订《托管合同书》将丰某医院每年以更高的管理费交由创新高公司进行经营和管理，丰某医院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其应向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基于前述关于丰某医院构成违约的论述，丰某医院于2012年6月26日通知康某公司解除合同因理由不成立，故《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并未于2012年6月26日予以解除。一审法院对康某公司与丰某医院在2014年12月18日的庭审中一致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解除后，一审法院对康某公司要求丰某医院返还已交付的保证金260万元，房屋租赁费18万元，管理费216666.6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丰某医院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故一审法院还判令丰某医院在退还上述费用本金时应向某公司支付自2012年6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违约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为：（1）托管合同期限内，康某公司如果超过2个月未能按约定支付托管费给丰某医院，则丰某医院有权终止康某公司托管并没收保证金。（2）丰某医院不得在康某公司动工以前违约，丰某医院也不得再和别人签约、合作、承包，否则丰某医院要承担包括押金在内，三倍康某公司已交的押金赔偿康某公司。如果康某公司无故撤离，仍然需要按照合约约定交足应交的管理费和租金并且自动放弃保证金（押金），保证金归丰某医院所有。（3）托管期间，如双方任何一方在对方无过错的情况下单方毁约，毁约方赔偿对方当时的已经交纳的押金额为违约金。如果是丰某医院违约须退回康某公司当时的已经交纳的押金额外另除赔偿康某公司当时的已经交纳的押金额，以及康某公司涉及到的装修、设备、人员遣散、广告投入、违约赔偿等等各种经营管理的损失，合同才可以终止。”经查，因《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约定的托管时间为10年，康某公司自2012年6月1日接管医院至2012年6月26日丰某医院通知解除合同之日，前后未超过一个月时间，尚未达到涉案合同书约定的整个托管时间的百分之一，康某公司对医院的投入及其所遭受的损失并不巨大；且《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中，在对方无过错的情况下一方毁约，毁约方赔偿对方的是当时已经交纳的押金额为违约金。故综合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并根据公平合理原则，本院酌情确定丰某医院应向某公司支付违约金为260万元。一审法院在判令丰某医院退还康某公司260万元保证金后，仍判令丰某医院支付780万元违约金，是对违约条款“丰某医院不得在康某公司动工以前违约，丰某医院也不得在和别人签约、合作、承包，否则丰某医院要承担包括押金在内，三倍康某公司已交的押金赔偿康某公司”的理解不当，且有失公平，本院依法予以调整。
对于争议焦点三，关于承责主体的问题。康某公司主张丰某医院与丰某公司是同一单位，丰某公司应当对丰某医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卫医发[2000]233号）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营利性医疗机构，按有关法律法规还需到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可见，营利性医疗机构应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并服从工商部门的监督管理。卫生部门发放的证书属于执业许可文件，不是主体资格证书，营利性医院根据工商营业执照才最终确立主体资格。在本案中，丰某医院已明确其只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无《营业执照》，亦无组织机构代码证，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和工商登记分属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涉案医院属营利性医疗机构，其正常经营必须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故康某公司主张丰某医院与丰某公司属同一单位，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此外，虽然《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甲方为丰某医院，且落款处加盖的是丰某医院的公章，但在涉案合同书履行过程中，在康某公司根据约定支付保证金、托管费、租金后，相关收据是由丰某公司出具的，并非由丰某医院出具的。综上，康某公司主张丰某公司对丰某医院的涉案债务承担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另，樊炜炜是《广州丰某医院托管合同书》约定的指定收款人，康某公司主张樊炜炜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康某公司主张潘丽与樊炜炜是夫妻关系，但因樊炜炜无需承担连带责任，故康某公司该主张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未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在违约金和承责主体的认定上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康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该部分应予支持，其余予以驳回；上诉人丰某医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该部分应予支持，其余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民二初字第9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民二初字第90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民二初字第90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丰国医院、广州丰国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东莞市康奥公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返还保证金人民币260万元、租金18万元，管理费21.666666万元共计299.66666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99.666666万元为本金，从2012年6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四、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民二初字第90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广州丰国医院、广州丰国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东莞市康奥公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60万元；
五、驳回东莞市康奥公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7439元，由东莞市康奥公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2707元，由广州丰国医院、广州丰国医院有限公司负担447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8548元，由东莞市康奥公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0589元，由广州丰国医院、广州丰国医院有限公司负担12795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东劲
审判员 陈舒舒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书记员 莫碧航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