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四终字第14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仇连红，女，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身份证号码：×××0221。
委托代理人陈智英，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廖银龙，男，台湾居民，住台湾省台北县永和区。身份证号码：×××1872。
委托代理人汪静，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晶星，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温坤达，男，台湾居民，住珠海市香洲区。身份证号码：×××5792。
上诉人仇连红与被上诉人廖银龙、温坤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仇连红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珠香法民一初字第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银龙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温坤达和仇连红连带偿还借款新台币本金14000000元整，折合人民币3050000元整；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温坤达和仇连红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
2008年3月19日，温坤达与仇连红登记结婚，廖银龙与温坤达系朋友关系。2009年4月10日，温坤达作为借款人，写下“温坤达向廖银龙借款新台币340万元正（折合人民币75万元正），用于购买天津房屋供岳父母居住，双方言明应于2011年12月31日前偿还完毕”的借据；2009年9月28日，温坤达作为借款人，写下“温坤达向廖银龙借款新台币370万元正（折合人民币80万元正），用于投资购买珠海美丽湾及多福公司用车，双方言明应于2011年12月31日前偿还完毕”的借据；2010年7月1日，温坤达作为借款人，写下“温坤达向廖银龙借款新台币230万元正（折合人民币50万元正），该借款由廖银龙于台湾直接以现金给其妻子仇连红，并以仇连红出具签收单据收款凭证，双方言明应于2011年12月31日前偿还”的借据；2010年7月8日，仇连红向廖银龙出具《支出证明书》，注明：收到廖银龙国泰街及北屯路房屋贷款领出现金新台币贰佰叁拾万元整。仇连红于现金签收人处签名。2010年10月30日，温坤达作为借款人，写下“被告温坤达向原告廖银龙借款新台币460万元正（折合人民币100万元正），用于开办珠海多福豆花分店，双方言明应于2011年12月31日前偿还完毕”的借据。2012年1月5日，廖银龙与温坤达签订《还款契约书》，双方确认：“温坤达分别于2009年4月10日、2009年9月28日、2010年7月1日、2010年10月30日向廖银龙借款新台币340万元、370万元、230万元、460万元，共计新台币1400万元（折合人民币305万元）；温坤达承诺于2012年1月12日之前一次性向廖银龙还清上述借款；该契约书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珠海市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另查明，2008年12月11日，廖银龙向其台湾银行水湳分行的账户存入台币80万元；2008年12月16日，廖银龙向其台湾银行水湳分行的账户存入台币80万元；2008年12月23日，廖银龙向其台湾银行中台中分行的账户存入台币70万元；2009年1月5日，廖银龙向其台湾银行中台中分行的账户存入台币94万元；2009年1月8日，廖银龙向其台湾银行水湳分行的账户存入台币95.5万元；2009年1月21日，廖银龙从其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的账户提取现金台币320万元；2010年7月19日，廖银龙从其台新银行文心分行的账户提取现金台币230万元。
还查明，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滨河新苑61-1-101（房地产权属证号：102020910805）的权利人为仇连红，登记日期为2009年5月21日；位于珠海市香洲情侣北路199号海琴苑5栋3单元1506房（权证号码：01××19）的权属人为仇连红，领证日期为2010年5月26日；粤C×××××的车辆登记权属人为珠海多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登记日期为2010年4月30日；珠海多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07年1月1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仇连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廖银龙与温坤达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廖银龙举证的《借据》、《还款契约书》，均有温坤达的签名，而且温坤达自始至终均确认上述借据及还款契约书的真实性。借据作为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事实已发生的初步证据效力，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廖银龙亦提交了相应的还款契约书，还款契约书与借据两者皆指向同一笔款项。仇连红辩称《借据》、《还款契约书》是不真实的，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另，根据廖银龙、温坤达和仇连红提供的证据及一审庭审记录，廖银龙的账户经常有存入和提取巨额现金的事实，且存入、提取现金的时间与借款的时间相距较近，故对廖银龙、温坤达主张廖银龙具有出借上述款项给温坤达的经济能力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此外，由于廖银龙与温坤达的关系较亲密、且廖银龙有存取巨额现金的交易习惯，故廖银龙、温坤达主张借款以现金形式支付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仇连红辩称“温坤达因要逃避台湾的税款而将自己的房产登记于廖银龙名下，且为达此目的而向廖银龙账户存入大量的资金”，仇连红为其上述辩称提供了银行存根为证。由于仇连红提供的银行存根仅能确认廖银龙的账户有大量现金存入、取出，并不能确认是温坤达存入的，且温坤达对此不予认可，故对仇连红的上述辩称，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另，关于温坤达是否有因避税而将房产登记在廖银龙名下的事实，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审处。综上，廖银龙提供的《借据》、《还款契约书》内容表述清楚，形式完整，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且温坤达自始至终承认借款存在、廖银龙有出借涉案款项的经济实力，仇连红辩称廖银龙与温坤达之间的借款关系不存在，须提出足以推翻廖银龙与温坤达之间借款关系的证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借据》、《还款契约书》的真实性，对于仇连红辩称廖银龙与温坤达不存在借款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如仇连红认为廖银龙与温坤达串通侵害其权益的，可另寻其他法律途径保护。因此，对廖银龙与温坤达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另，廖银龙与温坤达于《还款契约书》中约定“该契约书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珠海市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且上述契约书的签约地点在珠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仇连红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且已应诉答辩，故视为仇连红认可一审法院有管辖权，对其一审庭后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认为：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本息。仇连红辩称上述借款系温坤达的个人债务，对其不具约束力，其根本不应当承担偿还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可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应当首先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配偶一方主张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即需要同时证明两个事实，一是所借款项客观上未用于夫妻生活；二是出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借款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本案中，温坤达向廖银龙出具的借据中已写明借款的用途为购买天津房屋供岳父母居住、投资购买珠海美丽湾及多福公司用车、开办珠海多福豆花分店，且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滨河新苑61-1-101（房地产权属证号：102020910805）的权利人为仇连红；珠海市香洲情侣北路199号海琴苑5栋3单元1506房（权证号码：01××19）的权属人为仇连红；粤C×××××的车辆登记权属人为珠海多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多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仇连红。另根据温坤达和仇连红于2010年7月2日签订的《夫妻财产协议书》可知，珠海市香洲情侣北路199号海琴苑5栋3单元1506房（权证号码：01××19）、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滨河新苑61-1-101（房地产权属证号：102020910805）系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综上，由于廖银龙与温坤达均举证证明所借款项是用于温坤达和仇连红的家庭生产经营和共同生活，仇连红亦未能证明温坤达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生产经营或共同生活。故，仇连红辩称本案债务与自己无关，应属温坤达个人债务的主张，证据不足，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于廖银龙对温坤达的上述债务形成于温坤达和仇连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仇连红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廖银龙诉称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仇连红应承担共同偿还上述借款的义务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温坤达、仇连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廖银龙偿还借款新台币1400万元整（折合人民币305万元整）。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20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36200元，由温坤达和仇连红共同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温坤达和仇连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仇连红不服一审判决，依法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廖银龙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廖银龙和温坤达承担。仇连红提出的上诉理由主要是：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一）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廖银龙具有出借能力。首先从存款记录上看，一审判决仅以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间，廖银龙有419.5万元新台币的存款记录即认定为其具有借款能力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廖银龙与温坤达之间的借款时间发生在2009年4月至2010年10月间，借款金额合计1400万元新台币，上述存款金额不足借款金额的三分之一。其次从取现记录来看，第一笔2009年1月21日廖银龙取现320万元新台币，与之最接近的借款是2009年4月10日的340万元新台币借款，时隔近三个月不符合交易习惯；第二笔廖银龙2010年7月19日取现230万元新台币，与之最接近的是2010年7月1日的230万元新台币的借款，先给借据再等半个多月才拿到借款不符合常理，同时一审认定该笔230万元新台币借款的证据还有2010年7月8日仇连红出具的《支出证明单》，该《支出证明单》上明确显示“国泰街北屯路房屋贷款领出现金新台币230万元”，若廖银龙和温坤达所述真实，出借人将自己的房屋抵押贷出款项借给别人去买房，且不收取任何利息，显然不合常理。最后，存款和取现都发生在台湾，但是廖银龙和温坤达却称借款用途发生在中国大陆，廖银龙并未证明如何把借款在中国大陆交付给温坤达，温坤达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中的1400万元新台币是如何进入大陆使用。（二）廖银龙与温坤达之间的借款行为明显多处不合常理：1.涉案的四张借据中，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10日、2009年9月28日、2010年10月30日的三张“借据”，前后分别相距五个月、一年的时间居然形成“同一只笔书写”、“运用同样的行间距”、“同样的行文风格与格式”、“同样的笔墨字迹”、“同一批纸张”的高度统一的效果，不合常理，均系两被上诉人时候虚构和伪造而成；而且温坤达称这三张借据均是廖银龙所写，但廖银龙作为一个台湾人，居然用台湾繁体字写大陆公历日期，也不合常理；借据落款处的住址都是写的“珠海吉大海湾花园12栋702房”，与温坤达“四笔借款均是在台湾支付”的陈述不符；四份借据约定的还款时间一致约定为2011年12月31日，恰好是仇连红与温坤达离婚案件判决出具之后不到九天的时间，完全可以认定为温坤达在收到离婚判决后，为侵占仇连红的财产，恶意和廖银龙联合进行的“假借款”的虚假诉讼。2.涉案的三张“本票”证据票号分别为“557751、557755、557759”，基本属于紧挨的连票号，对于借款时间相距近六个月来说不合常理，注明的付款地也是珠海地址，三张“本票”本身漏洞百出，前后矛盾。3.对如此大笔的借款，至始至终都没有相应的汇款凭证，也没有相关取款凭证予以佐证，即使是现金交易，如此大笔却没有见证人，还没有约定利息，都明显不合常理。4.温坤达并未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本案中所称的305万元人民币的巨额债务，鉴于温坤达和廖银龙在台湾有串通合谋逃避税务的“前科”，本案实际是二人恶意串通制造的假债权。（三）借款发生的时间、原因和事实不符。第一笔借款金额是340万元新台币，折合75万元人民币，廖银龙和温坤达称是购买天津的房产，但天津房产的成交价格是65万元人民币，数额不符，且没有证据证明温坤达是如何将这笔款项存入仇连红银行账户来支付天津的购房款；第二笔借款金额370万元新台币，折合80万元人民币，廖银龙和温坤达称是用于购买珠海的房和车，一审证据显示，借款发生在2009年9月28日，而仇连红购买车和房产的时间是在2010年4月30日，时隔7个月，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同时买车买房的钱都是仇连红从个人账户向卖家支付的，没有证据显示温坤达是如何将该笔借款存入仇连红账户，无法证明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第三笔借款金额230万元新台币，折合50万元人民币，借据形成时间是2010年7月1日，该借据明确“以现金形式交付给了仇连红，并以仇连红出具签收单当作收款凭证”，2010年7月8日仇连红出具《支出证明单》，明确显示“国泰街北屯路房屋贷款领出现金新台币230万元”，事实上，《支出证明单》提及的230万元新台币并非借款，而是国泰街北屯路房屋的抵押贷款，廖银龙与温坤达二人在2009年1月10日签署的《切结书》中约定国泰街北屯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是温坤达，廖银龙是待持，故该笔借款实乃温坤达的钱；第四笔借款金额是460万元新台币，折合100万元人民币，温坤达称是用于开办珠海多福公司，而珠海多福公司的注册资本才50万元人民币，且公司成立以来根本没有实际经营，无需这么多钱来维持，同时温坤达没有证据证明将借款交付给了仇连红，无法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的规定，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应该适用上述规定中的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规定进行审理判决。
廖银龙答辩称：一、廖银龙向温坤达和仇连红提供了1400万元新台币的借款事实客观存在。1.廖银龙一审中提供的借款单据等证据，温坤达作为借款人一方均予以认可并确认收到款项；2.廖银龙提供了相应银行明细以证明出借款项的来源，同时也证明其有出借涉案款项的经济能力；3.廖银龙出借给温坤达的涉案四笔款项约定的用途与实际情况相符，且与温坤达、仇连红购买房产、车辆及开办公司的时间吻合，仇连红无法说明上述房产、车辆等款项的来源。二、仇连红称廖银龙与温坤达涉嫌虚假诉讼没有证据支持且理由不足。书写借据是出借人与借款人，字迹相同是正常的，约定一致的还款时间是为了有利于权利的行使；本案中的本票是台湾债权的确认方式，并非大陆可以去银行提款的凭证，廖银龙并非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本票不可能用得很快，本票上注明大陆时间和温坤达的住址，因为当时知道温坤达来大陆做生意，住址明确，双方约定将时间和住址体现在本票上，廖银龙的目的都是为了到时方便主张债权；对于涉案的《支出证明书》，仇连红在一审中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至于其收到款项后如何使用并不影响借款事实；涉案《还款契约书》的签字方温坤达确认其真实性，尽快收回债权是每个债权人的想法，至于温坤达是否有还债能力不能否认债权的存在；廖银龙与温坤达、仇连红两人以前都是朋友关系，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正是证明了借款的真实性，涉案几笔借款以现金方式也是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仇连红称廖银龙和温坤达有串通逃税的前科这一说法没有任何依据，仇连红称没有相应的汇款凭证，但她不能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涉案第三笔230万元新台币的借款就是由她收取的；另外，仇连红与温坤达何时判决离婚，廖银龙无法获知，这与何时行使债权没有任何关系，从双方离婚诉讼的庭审笔录看，温坤达一直都是不同意离婚的，自然不会提及分担债务的诉求，而且温坤达将在台湾的家族生意多福豆花店完全交由仇连红打理，足以说明其当时对妻子的信任和感情，其举债为妻子购房房屋和车辆是非常合理的，涉案四笔借款均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仇连红应与温坤达一同偿还借款。
温坤达辩称，其与廖银龙是多年的朋友，经常有债务往来，“民国”和“西元”的时间表述台湾人现在经常交替使用；在台湾习惯用本票去借钱，廖银龙在台湾是很有钱的；温坤达和仇连红结婚的时候，仇连红只有一小栋房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仇连红账户上有超过700万人民币的款项往来；温坤达一直不愿意与仇连红离婚，仇连红不应该在判决离婚后将债务推给温坤达一人承担。
二审期间，廖银龙向本院提交了其于一审结束后于2016年3月收到由广东省公证协会出具的粤司公协（2016）497号《台湾公证书正副本相符核验证明》，以证明其提交的《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书》真实性，从而证明对于仇连红提出的温坤达与廖银龙涉嫌伪造债务诈欺财产的起诉，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经调查后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四笔借款单据是虚假的，因此作出不起诉处分。仇连红对上述不起诉决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认为台湾法律在中国内地不适用。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涉案四笔借款的借据、《支出证明书》、《还款契约书》上记载的内容，廖银龙2008年12月至2010年7月之间的银行流水，以及涉案房产、车辆权属情况等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廖银龙于二审期间提交的《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书》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一、关于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问题。（一）涉案四笔借款真实性。首先，廖银龙提交了有温坤达签名，内容相互呼应的《借据》和《还款契约书》作为债权凭证，且温坤达一直对上述债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已经对借贷关系形成初步证明；其次，根据廖银龙、温坤达和仇连红提交的银行流水等证据，以及庭审中的陈述，廖银龙账户存在经常存入和提取巨额现金的事实，而且与涉案借款时间较为接近，故廖银龙具备出借能力的事实可以予以确认；第三，涉案借款的数额虽然不能与温坤达主张的借款用途及具体所用数额一一严格对应，但基本形成时间和数额上的呼应关系。仇连红虽然对涉案借据的书写，本票的编号间隔、注明的日期及地址，借据与取得款项的时间差，以及没有约定利息、大额现金交易等提出质疑，但并未达到其所谓完全不合常理之度，亦未能提出直接充分的证据对其主张予以佐证，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廖银龙提交的《借据》、《还款契约书》等证据，故对于仇连红提出的廖银龙与温坤达之间的借款关系是虚假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涉案借款是否属于温坤达和仇连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由上述规定可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首先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配偶一方主张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即需要同时证明两个事实，一是所借款项客观上未用于夫妻生活；二是出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借款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本案中，涉案四笔借款均发生在仇连红和温坤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涉案借据中写明的借款用途为购买天津住房供岳父母居住、投资都买珠海美丽湾房产及多福公司用车、开办珠海多福豆花分店。上述房地产权属证号为102020910805的天津住房（天津市××路滨河××61-1-101）的权利人为仇连红；权证号码为01××19的珠海美丽湾房产（珠海市香洲情侣北路199号海琴苑5栋3单元1506房）的权属人亦为仇连红；牌照为粤C×××××的车辆登记权属人为珠海多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多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仇连红。另仇连红与温坤达于2010年7月2日签订的《夫妻财产协议书》中明确，上述天津和珠海的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综上可知涉案借款均是用于家庭生产经营和共同生活。仇连红提出本案债务与已无关，属温坤达个人债务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
二、关于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问题。仇连红的上诉理由中提及的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公布，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一审判决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时，上述规定还未生效。一审判决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在上述司法解释生效前仍然有效，该意见第12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之间因借贷外币、台币发生纠纷，出借人要求以同类货币偿还的，可以准许。借款人确无同类货币的，可参照偿还时当地外汇调剂价折合人民币偿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利息的，可参照偿还时中国银行外币储蓄利率计息”，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仇连红提出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200元，由上诉人仇连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伟民
审 判 员 王 丹
代理审判员 王文娟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钿
阙思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