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01民终3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少志,男,1962年7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春市绿园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瑞清,男,196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农安县。原审被告:邵宪红,女,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农安县。上诉人韩少志因与被上诉人张瑞清、原审被告邵宪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2012)吉农民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少志、被上诉人张瑞清、原审被告邵宪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瑞清在原审中诉称:韩少志、邵宪红因经营种子,在2010年至2011年3月期间多次在张瑞清处借现金,共计人民币317420元,韩少志、邵宪红给张瑞清出具了欠据,因韩少志、邵宪红未还款,故诉至法院请求:1.韩少志、邵宪红立即给付所欠现金款317420元;2.案件受理费由韩少志、邵宪红负担。韩少志在原审中辩称:欠种子款85001元属实。邵宪红在原审中辩称:所欠款项不是借款,只欠张瑞清85001元种子款。在经营种子过程中,张瑞清同意赊给农民的,因为张瑞清的种子是假种子,销售给农民后,农民没有付款,所以不同意给付张瑞清货款。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韩少志、邵宪红系合伙关系,共同做种子生意。在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期间,从张瑞清处购种子再销售给农民,回款后与张瑞清结算,现尚欠张瑞清种子款85001元未支付。韩少志、邵宪红以张瑞清的种子系假种子,对抗张瑞清请求给付货款的诉讼请求。对存在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如下:1.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声明。从内容表现为韩少志于2012年4月25日上午传真给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关于吉林省农安县出现假冒‘京科301的说明’文件,该机构作出的声明,仅表明可能有人冒用种子品种名称,不能证明张瑞清所销售种子系假种子。且该证据落款时间系2011年4月25日,与韩少志传真时间相差一年,证据系复印件。因该证据时间矛盾,存在瑕疵,与所要证明张瑞清是否销售假种子的事实无关,不予采信。2.农安县种子管理站出具的关于对玉米品种京科青贮301(合作2号)田检结论。因没有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没有鉴定人员的资格证明,没有履行法定的鉴定程序,对此鉴定结论不予采信。3.农安县种子管理站出具的关于对玉米品种京科青贮301(合作2号)测产结果的说明(复印件)表明,张瑞清所销售种子单产在农安县属中等水平,不能证明系假种子,亦不能证明给农户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为:韩少志、邵宪红和张瑞清之间的买卖关系清楚,且韩少志、邵宪红举证不能证明张瑞清销售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韩少志、邵宪红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结清货款,长时间拖欠不付,应承担违约责任。韩少志、邵宪红与农户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是韩少志、邵宪红在经营中形成的另外的法律关系,农户欠韩少志、邵宪红种子款,不能成为韩少志、邵宪红不向张瑞清履行给义务的抗辩理由。韩少志、邵宪红系合伙关系,应对货款的给付承担连带责任。张瑞清的诉讼请求经结算后,部分不成立,对其不成立部分不予支持。综上,张瑞清的诉讼请求部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韩少志、邵宪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给付张瑞清种子款85001元;驳回张瑞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61.3元由张瑞清负担4136.3元,由韩少志、邵宪红负担1925元。宣判后,韩少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瑞清一审诉讼请求;二、上诉费由张瑞清承担。理由:1.韩少志于2015年12月20日已向原审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书,可一审法院没有裁定撤销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原审民事调解书,就组织了继续审理的程序,存在审判程序违法。2.在继续审理中,韩少志举出北京市林科院研究中心的“声明”,农安县种子管理站的“关于玉米品种京科青储301(合作2号)”检测的结论,此声明和检测结论证明被上诉人生产的301(合作2号)是假冒和假种子,可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只字不提,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3.张瑞清没有经过任何的资质证明的有关单位授权和批件就生产加工301(合作2号)的种子实属非法生产销售。4.根据农安县种子管理站2012年4月19日“关于玉米品种的京科青储301(合作2号)”测产结果说明和农安县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的数据显示,农安县玉米平均公顷产量23691市斤,根据“三点”测产平均垧产为18988斤,每公顷减产4703斤,系假种子所致。5.不存在韩少志、邵宪红欠张瑞清货款,因为是赊销。既然是赊销,就更谈不上连带责任。张瑞清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邵宪红称:同意韩少志的意见。因张瑞清提供的种子是假种子,不同意承担付款责任。在二审庭审中,韩少志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声明一份,证明:张瑞清给的种子是假种子。一审中提交的声明日期有笔误,此次出具的是正确的。证据二、农安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出具的京科青贮301田间调查人员说明,证明:农安县种子管理站及工作人员有种子鉴定的资质。证据三、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公告一份,证明:农安县种子管理站有种子质量检验的资质。证据四、农安县工商局营业执照一份,证明:农安县龙发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具有为农户代购代销种子经营种子的资质。我是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证据五、农安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责令协助单位追款通知书,证明:违法的调解书已经生效。证据六、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农执民字20号,证明:违法的调解书已经生效,我对执行提出异议,但被驳回。张瑞清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不清楚该声明是否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出具的,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我提供的种子是假种子,可能存在有人冒用种子品牌。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没有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农安县龙发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没有为农户代购代销种子经营种子的资质。对证据五、六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没有异议。2012年我在农安法院领取了执行款,具体数额记不清了。邵宪红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至证据六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没有异议。证据七,农安县种子管理站2012年8月11日出具的关于对张瑞清、韩少志违反种子法规的处理说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出售的种子是假种子已经受到行政处罚。张瑞清质证意见:该说明没看见过,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农安县种子管理站确实是罚过我1万元,原因是我违规包装,种子是我从山西强盛种子有限责任公司购入的散装玉米种子,包装是韩少志提供的京科青贮301(合作二号)包装袋及电话号码。邵宪红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没有异议。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张瑞清出售的玉米种子与包装袋上标注的名称、产地等信息不一致。2012年8月农安县种子管理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规定,对张瑞清、韩少志各处罚1万元。在一审庭审中,张瑞清陈述:“合作二号(京科青贮301)的包装袋是韩少志提供的,包装袋上电话号码都是韩少志、邵宪红的。”韩少志对此无异议。在二审庭审中,韩少志否认该事实,但未提供相应依据。再查明:在一审诉讼中,韩少志提供一份农安县种子管理站2012年4月19日出具的《关于玉米品种“京科青贮301”(合作二号)测产结果的说明》,内容:2011年10月1日,经销者韩少志,使用者邓某甲、邓某乙等农户反映:在前岗乡鲍家村5社种植的玉米品种“京科青贮301”(合作二号)产量低,由农业局副局长侯玉洲带队,县种子管理站一行九人,到种植地块。从现场地块看,其植株长势均一,遗传性相对稳定,是一个玉米杂交种。该地块地力条件、管理水平、施肥水平、保苗密度等和全县的玉米田管理水平基本一致。因此,这个样品的生产、产量水平可以代表本品种在我县的生产能力。基于这种情况,我们随机取样,共取三点,将样品封存后带回,以备测产。2012年3月31日,受种子经销者韩少志、种子使用者邓某甲、邓某乙的委托,农安县种子管理站组织农业技术相关人员13人,并有种子销售者及用种农户共同到场,对前一段取回的三个样品进行了室内测产,第一点:折合18%水份时,垧产16194市斤;第二点:折合18%水份时,垧产19428市斤;第三点:折合18%水份时,垧产21344市斤。并将此测产结果送达于种子经销者韩少志二份,种子生产者张瑞清一份。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发布的在我县可以推广使用的玉米品种,在260个左右,“京科青贮301”在这些推广品种中属中等水平,测产地块的单产在我县这些品种中属中等生产水平。据农安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1年玉米平均每公顷在18%水份时产量为14312市斤。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韩少志提出一审法院对本案已作出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在该调解书未撤销的情况下,就本案又作出了判决,程序违法。在一审诉讼中,张瑞清与邵宪红达成了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依据该调解协议作出了民事调解书,但韩少志未在调解协议中签字亦未授权他人代为调解,且未签收民事调解书,故调解书未发生法律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之规定,一审法院因调解书未发生法律效力而对案件继续审理后作出判决,并无不当。二、关于韩少志、邵宪红是否应支付给张瑞清种子款85001元的问题。韩少志提出与张瑞清之间是代为销售关系非买卖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张瑞清为证实与韩少志、邵宪红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韩少志、邵宪红出具的欠据,韩少志、邵宪红认可欠据中记载的数额为未付的种子款,结合韩少志、邵宪红提供的张瑞清收到种子款的收据,能够认定韩少志、邵宪红与张瑞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韩少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是代张瑞清销售种子的相关证据,其主张不能成立。2.韩少志提出张瑞清出售的种子是假种子,给农民造成的损失韩少志进行了赔偿,种子款不应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买受人在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主张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买受人在缔约时不知道该瑕疵会导致标的物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的除外。”在一审中韩少志认可包装袋由其提供,包装袋上标注了韩少志、邵宪红的联系方式,虽其在二审中予以否认,但未能说明理由,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依据禁反言的原则,应以韩少志一审中认可的事实为准。韩少志从张瑞清处购买玉米种子,包装由韩少志提供,依此能够认定韩少志在购买种子时知道种子存在瑕疵,该瑕疵为此种品种冒充他种品种。韩少志、邵宪红在购买时知道标的物存在瑕疵的情况下,要求张瑞清承担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法律依据不足。另外,依据农安县种子管理站2012年4月19日出具的《关于玉米品种“京科青贮301”(合作二号)测产结果的说明》可知,张瑞清出售的玉米种子的产量不低于相同地块每公顷平均产量,也就是说,该玉米种子的瑕疵没有导致其作为农作物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故原审判决韩少志、邵宪红支付给张瑞清种子款85001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5元,由上诉人韩少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 铮代理审判员  白业春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李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