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1709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广军，男，汉族，1958年8月25日出生，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东城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保喜，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光明，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黄河东路1566号。法定代表人：李克明，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志刚，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闫真建，男，汉族，1972年3月27日出生，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定松，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磊，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爱军，男，汉族，1970年1月18日出生，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丹阳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定松，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磊，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广军因与被申请人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住公司）、闫真建、李爱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1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广军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中住公司应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中住公司的项目经理是闫真建，闫真建与王广军签订《供货协议书》《钢材垫资购销合同》，并出具材料款欠条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2.即使闫真建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行为。闫真建系案涉工程项目经理，案涉钢材全部运至中住公司承包项目工地并在土建工程项目中使用，王广军有理由相信闫真建是有权代理。3.王广军对闫真建形成合理信赖。闫真建亲自带领王广军去中住公司总部崔建峰副总经理办公室加盖印章，且《供货协议书》上有崔建峰电话，王广军在签订协议时向崔建峰落实印章为真。王广军之前就与中住公司有业务往来，有理由相信闫真建有权代理中住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王广军对闫真建交付的合同上加盖印章系中住公司曾经使用过的印章形成合理信赖，符合商业习惯，王广军已尽合理注意义务。4.中住公司在供货协议的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印章就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公章并未被认定为假公章，只是未备案。中住公司多次使用“菏泽天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尾号4623）”印章，该印章亦在案涉供货协议中使用。中住公司、闫真建、李爱军使用未备案印章，存在过错，应承担连带责任。中住公司使用过多枚印章，其以用章未备案主张不承担责任，无事实依据。（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项目经理的行为即视为承包人的行为，本案中，闫真建的行为即中住公司的行为。综上，中住公司应对案涉欠款承担清偿责任。闫真建、李爱军提交意见称，（一）王广军主张闫真建、李爱军签订《供货协议书》《钢材垫资购销合同》、出具欠条是职务行为，毫无事实依据。案涉供货合同的当事人均明确载明是闫真建、李爱军。李爱军并未担任中住公司任何职务。如果闫真建代表中住公司，那么不应把中住公司列为担保人。王广军一直向闫真建、李爱军索要欠款，并未直接要求中住公司还款。若职务行为成立，则闫真建、李爱军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与王广军依然主张闫真建、李爱军承担还款责任相矛盾。（二）案涉供货合同的签订不存在表见代理行为。王广军在签订供货合同时，明知购货方是闫真建、李爱军，不存在错误认识。（三）中住公司在担保人处加盖的印章虚假，中住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四）案涉欠条是因民间高利贷形成的债务，并非钢材款。综上，请求驳回王广军的再审申请。中住公司提交意见称，(一）王广军主张中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和理由自相矛盾。原审王广军请求中住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再审申请中王广军主张闫真建签订供货协议、出具欠条属于履行中住公司的职务行为或者构成表见代理。（二）闫真建、李爱军与王广军签订《供货协议书》《钢材垫资购销合同》、出具欠条并非履行中住公司的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王广军明知闫真建、李爱军仅是分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非中住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不能形成合理信赖。（三）案涉供货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印章均系伪造，中住公司从未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即便认定中住公司系担保人，因供货协议的担保期间已经届满，中住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请求驳回王广军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审查查明，山东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3日变更为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中住公司应否对闫真建、李爱军的欠款承担直接责任或者保证责任。（一）关于中住公司应否对案涉欠款承担直接责任问题根据原判查明事实，案涉供货合同的需方是闫真建和李爱军，中住公司列为担保方，欠条的出具人也是闫真建和李爱军，说明王广军明知闫真建并非代理中住公司与王广军签订供货合同。闫真建和李爱军与王广军签订供货协议、出具欠条并非履行中住公司的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不适用有关职务行为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二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因中住公司不是钢材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即便案涉钢材用于中住公司的项目，王广军主张中住公司承担付款的合同义务，依据亦不充足。此外，如果闫真建和李爱军签订供货协议、出具欠条是履行中住公司职务行为，则应免除闫真建和李爱军的付款义务，王广军主张闫真建、李爱军与中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二）关于中住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本院认为，王广军主张中住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亦不充足。首先，从供货协议的文本看，不足以认定中住公司作出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根据原判查明事实，案涉供货合同由闫真建、李爱军所签，担保人处加盖中住公司的印章。经鉴定，所加盖中住公司印章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王广军主张案涉供货合同加盖印章是中住公司曾经使用过的印章，但是未予举证证明。中住公司承认曾使用过尾号为“4623”的印章，但是否认案涉合同加盖印章是其曾经使用过的印章。虽然部分供货协议有闫真建手写的“崔总”及其电话，但是因其并非“崔总”本人签字，并不能证明中住公司同意承担担保责任。其次，王广军主张其对闫真建形成合理信赖，依据并不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从供货合同文本看，闫真建、李爱军与中住公司分属购买人和担保人，系不同主体。王广军应知闫真建并非代理中住公司购买钢材，否则其应与中住公司直接签订买卖合同，而不会要求中住公司提供担保。闫真建并未向王广军出示中住公司授权闫真建签订担保合同的委托书。闫真建也并非案涉全部项目的项目经理。其中南华康城4#车库、二期幼儿园工程的项目经理为崔建峰。故闫真建并不具有能够代理中住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表象。王广军在原审中陈述，中住公司的印章系闫真建带其去中住公司加盖的，其在门外等候，闫真建将加盖好公章的合同交给他。之后其亦拨打了合同上崔建峰的电话，崔建峰称公章是真实的。根据王广军的陈述，供货协议由闫真建交付王广军，中住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未出面与王广军签订担保合同。王广军未要求中住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字并提供授权委托书，其信赖加盖的中住公司印章能够代表中住公司的意思表示，缺乏合理依据。王广军在签订担保合同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并非善意相对人。再次，王广军并未举证在本案诉讼前向中住公司主张权利。根据原判查明事实，王广军主张材料款尚未结清的两份供货合同分别签订于2012年2月16日和2013年6月5日，合同约定从第一批货到工地之日起3个月或者4个月内付清全部钢材款，债务履行期早已届满。但是，王广军并未提交向中住公司主张过权利的证据。2014年10月6日，闫真建、李爱军出具欠条，王广军亦未要求中住公司予以确认。王广军主张中住公司系保证人与其怠于主张权利的行为相矛盾。综上，王广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广军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 琪代理审判员  赵风暴代理审判员  谢爱梅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武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