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民终1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安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军，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陇南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号路东都雅园3楼302号。
法定代表人：唐道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剑宵，甘肃正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卯海军，甘肃正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吴心见。
原审第三人：任芳。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安鸿，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明玉，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安军因与被上诉人陇南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昌公司）、原审第三人吴心见、任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陇民二初字第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安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军，被上诉人成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剑宵、卯海军，原审第三人任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安鸿、于明玉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吴心见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安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成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范安军一审时提交了证明自己是成昌公司隐名股东，并已实际依照《陇南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合同》（以下简称出资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的相关证据，其提交的相关证据与成昌公司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对于范安军向成昌公司缴纳出资的收款凭证及收据所出现的时间差，范安军在一审时已做出了合理性的解释，是成昌公司的股东且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在公司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有些事项早已形成了决议，为了具体明确各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权利义务，范安军与其他隐名股东与吴心见签订了《出资合同》，加之成昌公司后期管理混乱，所以不能因此而否认范安军按约向成昌公司实际出资股本金的事实。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范安军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充足，与其他涉案隐名股东、吴心见及成昌公司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且各证据之间排除了合理性怀疑，吴心见与成昌公司均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应支持范安军的诉请。而一审判决却错误的适用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损害了范安军的合法权益。3.四川高院已撤销了任芳与吴心见离婚纠纷案一、二审判决，故成都中院(2013)成民终字第5745号民事判决对本案无既判力。
成昌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时的答辩意见。
任芳述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⑴成昌公司增资行为发生在任芳与吴心见在武侯区法院离婚诉讼期间，任芳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分割吴心见名下的成昌公司股权，并对吴心见名下股权进行了诉讼保全。在2011年9月20日，吴心见在未征求任芳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将公司增资从280.7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且增加的719.3万股权登记在唐道田名下。后被任芳发现，投诉到法院，法院询问了吴心见及其代理人、唐道田。2011年10月，三人的陈述均为成昌公司股份变动增资到1000万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新的增资范安军只是挂名，没有实际出资。且根据武侯区法院的要求，该增资部分，按不减少吴心见持股份额的原则，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⑵2011年，在任芳离婚诉讼中，冷从彪、徐世录、范安军、唐道田等人，以及成昌公司、天祥公司联名给武侯区法院致异议书，陈述：“异议人2006年5月-2011年3月期间，向成昌公司、成昌农贸公司、天祥公司出资合作开发陇南市宕昌县、武都区、西和县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市场建设项目，所有项目均挂名在成昌公司、成昌农贸公司和天祥公司名下，实际股份比例均以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为准，异议人为项目实际持有人”；吴心见亲笔书写的《关于成昌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情况说明》，成昌公司提交给武侯区法院的《主要股东关于吴心见婚姻纠纷涉及公司经营与股权问题的函》、《股东会议决议》都进一步证明登记在吴心见名下的全部股权与范安军没有关系，范安军在成昌公司的项目中有投资，但不是对成昌公司股权有投资。⑶范安军称其在《出资合同》签订之后向成昌公司打入出资款，但相关证据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首先，相关转款凭证及收据的真实性存疑，出资款、转款时间违背事实。其次，与其在2011年l0月向武侯区法院所提异议以及笔录、吴心见的情况说明自相矛盾。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为其证据自相矛盾，不能证明在成昌公司有股权是正确的。2.四川高院虽撤销了任芳一、二审判决，但不影响案件事实认定。⑴四川高院裁定再审，是因为任芳、吴心见均不服成都中院二审判决，因此指令成都中院再审。在裁定中，没有就案件具体认定事项作出评价，更没有对成昌公司股权认定作出评价。⑵四川高院的裁定作出是在本案一审开庭完毕之后，而四川高院的裁定书，无论是任芳还是吴心见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因此，一审法院无从知道该判决被撤销的事实。⑶无论有没有成都中院的生效判决，一审查明的事实已经足以认定范安军出资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范安军提起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护任芳在成昌公司的合法权益。
范安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范安军在成昌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金出资中有实际出资200万元，占公司股权20％；2、本案诉讼费由成昌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成昌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7日，原名宕昌县成昌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心见，公司股东为吴心见，王泽文、四川科技经济研究院，注册资金280.7万元，其中吴心见出资201.2万元，占投资比例71.68％，王泽文出资39.5万元，占投资比例14.07％，四川科技经济研究院出资40万元，占投资比例14.25％。2008年8月10日，公司更名为陇南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8月15日，公司股东四川科技经济研究将其40万元，占14.25％股份转让于唐道田，股东王泽文将其持有的39.5万元，占14.07％的股份变更登记在第三人吴心见名下，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吴心见85.75％，唐道田14.25％。2011年7月18日，陇南市工商局致函武侯区法院：“你院(2011)943—1号关于冻结陇南天祥房地产公司和陇南成昌房地产公司股东吴心见股份诉讼保全民事裁定书收悉，我局积极配合工作。现陇南成昌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向陇南市工商局申请增加企业注册资本金(增加吴心见股份)登记。其目的是扩大企业生产经营，提高企业经营资质和市场竞争力，为不影响该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可否在冻结期间允许增加吴心见股份登记。”2011年8月2日，武侯区法院给陇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函：“在冻结期间允许增加吴心见股份登记，但不允许在之前冻结的股份份额范围内作任何的减少并保持冻结状态。”
2011年9月22日，成昌公司将注册资金增至1000万元，增资后在工商登记中，公司股东的出资、份额为：吴心见240.07万元、持股比例24.07％，唐道田759.3万元、持股比例75.93％。由于吴心见股份份额的变更登记与武侯区法院给陇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函精神不符，2011年12月23日经吴心见等人申请将公司股份变更为武侯区法院冻结前的比例，即吴心见股权857.5万元、持股比例85.75％，唐道田股权142.5万元、持股比例14.25％。2013年1月25日，成昌公司根据当日的股东会决议将股东名称吴心见、唐道田修改为吴心见(参股比例为85.75％)、唐绍彦(参股比例为14.25％)，并且将公司的章程中的股东姓名也修改为吴心见、唐绍彦，唐绍彦出资比例及参股比例与原股东唐道田等同。
一审法院又查明，2010年6月8日，甲方吴心见、乙方冷从彪、丙方唐道田、丁方范安军签订了《出资合同》，约定：一、成昌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80.7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吴心见、四川科技经济研究院、王泽文，分别出资201.2万元，占71.68％；40万元，占股比例14.25％；39.5万元(实际出资人为甲方)、占股比例14.07％。二、由甲方吴心见代表公司原三个股东与乙、丙、丁协商，由乙丙丁对成昌公司投资参股，新成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参股股东。三、唐道田出资260万元，在公司占股比例26％，且各方实际出资后暂不在工商局办理股东的增加登记。成昌公司股东由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和签订本协议实际投资未在工商局注册登记的股东组成，股东会议应由全体股东参加方可作出决议。范安军在出资合同签订前，于2010年5月31日向成昌公司打款241万，于2010年6月1日向成昌公司打款100万，成昌公司于2010年6月11日向范安军出具收据。武侯区法院询问吴心见及其代理人、唐道田，三人均陈述，成昌公司股份变动增资到1000万元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的自有资金，增资没有资产评估报告。新的增资唐道田只是挂名，没有实际出资，出资是公司的自有资金。
2011年，异议人冷从彪、徐世录、范安军、唐道田等人、成昌公司、天祥公司联名给武侯区法院致异议书陈述：“异议人2006年5月-2011年3月期间，向成昌公司、成昌农贸公司、天祥公司出资合作开发陇南市宕昌县、武都区、西和县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市场建设项目，所有项目均挂名在成昌公司、成昌农贸公司和天祥公司名下，实际股份比例均以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为准，异议人为项目实际持有人”。
2011年2月武侯区法院受理了任芳与吴心见的离婚案，并于2011年3月24日，2012年3月20日对吴心见名下的天祥公司95.38％的股份及成昌公司85.75％的股份全部予以冻结。任芳与吴心见的离婚案，历经武侯区法院一审，成都中院二审审理终结，该院以(2013)成民终字第57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登记在吴心见名下的陇南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85.75％的股权份额(出资额857.5万元)，由任芳、吴心见各享有42.875％股权份额(出资额428.75万元)”。
范安军于2015年5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将其对成昌公司享有的20％的股份予以保全。案外人成都旭阳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提供担保函，自愿以其资产对范安军的财产保全提供200万元的信用担保，并承诺“如因该申请(范安军的财产保全申请书)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经济损失，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审查，范安军提交的担保函形式及内容有效，其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对成昌公司的20％的股权予以冻结。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范安军出资是否是成昌公司的入股资金以及是否应当确认其股权比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显名股东吴心见及成昌公司均对隐名股东范安军的身份无异议，但涉及第三人任芳的利益时，在第三人任芳对公司的股东的认定上，法院应审查公司的工商登记，因工商登记对第三人有公示效力，范安军请求确认其出资额及股份比例，第三人任芳否认范安军等人存在隐名股东身份，范安军、吴心见等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第三人任芳知道或应当知道范安军具有隐名股东的身份，故在涉及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任芳利益的情况下，即便范安军等人是隐名股东，但在与第三人任芳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依据以上法律规定，未经登记的隐名股东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方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范安军等人联名给武侯区法院的异议书中陈述，范安军等人向成昌公司出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开发等项目，所有项目均挂名在成昌公司等公司名下，异议人明确自己为公司项目股份实际持有人，未提到自己是成昌公司的股东。再有，范安军给成昌公司转账在前，《出资合同》在后，该事实与范安军诉状所称“《出资合同》签订后，范安军及其他股东按约履行了出资义务，将出资全部支付到了成昌公司”相互矛盾。
综上所述，依据以上事实，范安军所举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所出资不是公司股东入股资金，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范安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范安军负担，
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及庭审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范安军要求确认其在成昌公司享有20%股权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对此，本院认为由于范安军在本案诉讼中所举证据尚不能充分证明其为成昌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故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首先，范安军虽以转款凭证及股本金的收据来证明其已向成昌公司实际转款200万，但根据范安军在吴心见与任芳离婚纠纷一案中的陈述“自2006年5月至2011年3月间，范安军、唐道田等与成昌房地产公司、成昌商贸公司及天祥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陇南市宕昌、武都区、西和县房产开发项目和市场建设项目，所有项目均挂名在成昌房地产公司、成昌商贸公司及天祥房地产公司的名下，异议人范安军、唐道田系项目股份持有人。”可知，范安军与成昌公司在2006年5月至2011年3月间存在多笔业务往来，而本案所涉200万款项发生在2010年5月30日及2010年6月1日间，此时四方《出资合同》并未签订，且汇款凭证上并未注明用途，故以该200万元出资作为范安军向公司出资入股的依据并不充分。退一步讲，案涉《出资合同》签订于2010年6月8日，范安军在该合同签订前即履行完毕了200万元的出资义务，但截止2011年3月24日武侯区法院对成昌公司股权进行冻结前，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280.7万元，直到同年9月22日才将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在此期间，范安军并未对成昌公司增资行为中的这一瑕疵提出异议，不符合通常商业行为。
其次，根据《出资合同》约定范安军认购增资额但暂不在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增加登记的方式成为成昌公司的股东，那么成昌公司在实际办理工商增资手续时，范安军的出资额必然会包含在吴心见或唐道田持有的股份中，基于实务中验资程序的需要，范安军出资须先打入此二人账户，然后再打入成昌公司账户方能符合相关验资要求，而范安军未能提供股东会决议等相关证据对成昌公司事后的增资行为予以印证。
第三，根据吴心见在2011年10月13日向武侯区法院出具的《关于成昌公司注册资金变更的情况说明》中关于“由于吴心见当时办理资金有困难，经股东研究，同意由公司另一股东唐道田名义增资，故现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其中唐道田名义上占比例75.93%，吴心见名义上占比例24.07%。其中注册资金由公司提供”的陈述，其已认可成昌公司的增资系来自公司自有资金，而非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2011年12月23日吴心见等人申请将公司股份变更为吴心见股权857.5万元，持股比例85.75%，唐道田142.5万元，持股比例14.25%。公司股东持股比例的如此重大变更，且涉及唐道田持股比例的巨大减少，必然会对《出资合同》中各所谓隐名股东实体权利产生重大影响，但吴心见、唐道田未发生因股份比例变化而出现的股权转让、对价给付等行为，吴心见、范安军、唐道田等各方也未对所谓代持股份另有约定，更加印证范安军尽管有向成昌公司转账的行为，但并非公司增资。
综上所述，范安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范安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军
代理审判员唐志明
代理审判员周雷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王 茜 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