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筑民二（商）终字第12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宝荣委托代理人吴万军，贵州磷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萍委托代理人蔡瑾，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宝荣因与被上诉人李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5）筑观法民初字第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1年10月20日，被告何宝荣出具《借条》，载明其借到李萍现金30万元，此《借条》左下角处标记有“0.3%”字样。2010年12月7日，原告李萍向被告何宝荣亲属马杰汇款30万元，原告陈述实际借款时间是在2010年12月7日，于2010年10月20日更换借条，当日双方更换了多张借条；同日，被告何宝荣另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其借李萍现金50万元，并注明为此条子是250万，已还200万，现改为50万，落款日期2012年3月1日；2011年11月29日，被告何宝荣出具借条，载明其借到李萍现金60万元，同时注明此款汇入案外人严禁账上，当日，原告李萍向严禁汇款60万元；2012年2月8日，被告何宝荣出具《借条》，载明其借到李萍现金120万元，2012年2月9日，原告李萍向何宝荣汇款1058500元，庭审中原告李萍述称系扣除前期借款利息141500元；2012年8月4日，被告何宝荣出具《借条》，载明其借到李萍现金130万元，当日，原告李萍向何宝荣汇款130万元；2012年9月4日，被告何宝荣出具《借条》载明其借到李萍现金30万元；上述《借条》合计借款金额为420万元。2013年3月18日，被告何宝荣出具《承诺书》，载明其借息烽李萍的借款，按实际借款单证为准，每月的利息按3.5%支付，由赤水销售款支付；2011年11月11日，被告何宝荣通过其司机王衡向李萍汇款207000元；2011年11月29日，被告何宝荣向李萍汇款184500元；2012年1月5日，被告何宝荣向李萍汇款192500元；2012年1月13日，被告何宝荣向李萍汇款150万元；2012年3月13日，被告何宝荣向李萍汇款238500元；2012年4月10日，被告何宝荣向李萍汇款155000元；2012年5月7日，被告何宝荣通过其司机王衡向李萍汇款180500元；2012年8月5日，原告李萍出具《收条》，载明其收到何宝荣利息30万元，庭审后原告提供证据证实2011年10月20日，被告何宝荣还向其出具了借款50万元的《借条》，原告陈述该《借条》系2010年10月19日被告何宝荣向其借款50万元所转，该款约定月息5分，此30万元即归还此笔借款的年利息；2012年8月4日，被告何宝荣向李萍汇款372300元；2012年11月2日，被告何宝荣向李萍汇款20万元；2013年7月22日，被告何宝荣向李萍汇款12万元；2014年4月22日，原告李萍出具收条，载明其收到何宝荣还款50万元，此款由商行打到郑静个人账户后由郑静转给李萍，同时注明此款是何宝荣个人贷款50万元，每月分期支付，期限一年；上述还款金额合计4150300元。上述付款中原告认为2012年1月13日支付的150万元即被告于2010年12月24日向原告借款250万元的还款，2014年4月22日出具收条收到的50万元系双方合伙开发的赤水项目应分得的款项，项目其他合伙人均分得该款，2012年11月2日收到的20万元系原告代被告付的2012年5月份的利息，2011年11月11日至2012年8月23日的七笔还款，系被告何宝荣支付2011年1月至7月期间每一个月的应收利息，此后被告何宝荣即未再支付利息及归还本金，另查明，原、被告双方从2007年开始有持续多年的借贷关系，被告何宝荣向原告李萍或通过原告李萍向他人借款金额巨大，双方的账务往来频繁持久，借款、还款、再借款行为多年来不间断发生，期间作为借款凭据的《借条》在双方结算后多次更换，而据庭审结束后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从2007年开始被告何宝荣即有规律性地、持续地每月向原告李萍有小额付款行为，原告陈述部分系归还其本人的借款利息，部分系付给原告李萍代为转交的向他人借款的利息。因被告未再支付借款本金和利息，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25万元，利息2405450元（利息按同期银行利息的四倍计，应算至还清所有款项为止，暂算至起诉时）；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判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起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被告何宝荣出具的《借条》、《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双方当事人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点：一、原告李萍实际向被告何宝荣提供的借款本金数额是多少；二、双方是否约定有借款利息；三、被告何宝荣已支付的4150300元是何种性质。一、关于原告李萍实际向被告何宝荣提供的借款本金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原告李萍虽持有被告何宝荣出具的借款420万元的借款凭证，但其应证实其实际向被告何宝荣交付了420万元，庭审中原告李萍举证证实通过银行向被告何宝荣或其亲属汇款共计3258500元，被告何宝荣仅认可收到借款本金2958500元，其中汇给马杰的30万元不予认可。从原告持有的6张借款凭据来看，其中被告2011年10月20日出具借款50万元的《借条》明确载明系原先250万元的借款因已归还200万元转的《借条》，该250万元的借款原告也举证证明了真实存在，故该《借条》所载明的借款50万元应属实际发生，予以认可。原告李萍持有的其他《借条》所载明的金额是否已实际交付是本案审理的关键。2013年3月18日，被告何宝荣出具《承诺书》明确载明其向李萍的借款，按实际借款单证为准，结合双方当事人持续多年的借款、还款、再借款行为的反复不间断发生，以借款凭据为确定借款金额的依据应是双方在大量的经济往来中自然形成的交易习惯，且从被告何宝荣的还款行为来看，被告何宝荣长期以来即每月有规律地向原告李萍支付小额款项，其举证证实的2011年11月11日起至2012年8月23日的七笔还款，按照每月分解下来基本与原告诉称的尚未归还的借款420万元、已归还借款和未归还的被告通过李萍向他人的借款月息相吻合，利率标准为3%到5%不等，《承诺书》和被告何宝荣的还款金额、还款方式具有逻辑联系，加上原告李萍通过银行转账已交付3258500元的主要借款事实，能够推定被告何宝荣向原告李萍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420万元的事实成立并已实际交付，原告要求被告何宝荣偿还借款本金420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二、双方是否约定有借款利息。从2007年起，被告何宝荣在向李萍及通过李萍向他人借款后即定期向李萍付款，此种支付行为基本为每月1次，并持续至2013年7月，有严格的规律性和连续性，符合民间借贷的付息习惯。同时，被告何宝荣出具的《承诺书》中“按实际借款单证为准，每月的利息按3.5%支付”的表述，系双方对利息约定的再一次明确和强调，应理解为双方之间全部借款以借款单证为准，利息按3.5%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可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对利息有约定，且庭审中被告何宝荣仅认可收到借款本金2958500元，但其却已有规律、持续性的向原告还款4150300元，若无利息约定，此种支付行为显然不符常理，同时，被告何宝荣一方面否认存在利息约定，一方面又认为“原被告的借贷关系，系以表面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高额利息）”，这样的辩解明显自相矛盾，同时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中2011年10月20日被告出具的借款30万元的《借条》备注有“0.3%”，2013年3月18日被告何宝荣出具的《承诺书》明确载明月息3.5%，这些都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高于银行基准贷款利率4倍利息的约定，故被告何宝荣认为无利息约定的辩解，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何宝荣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起的利息，系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主张，符合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予以支持；但其对利息金额按固定标准计算至起诉时确定为2405450元，系从2012年8月起计算，因2012年8月至今银行贷款利率作了多次调整，原告的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不能确定，故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的4倍予以明确；原告认为被告从2012年8月起即未再支付利息，但从被告何宝荣的还款记录显示，2012年8月5日、11月2日、2013年7月22日及2014年4月22日原告先后收到被告支付的30万元、20万元、12万元和50万元，均为2012年8月之后支付，其中2012年8月5日支付的30万元明确载明为利息，此利息款与原告庭审后举证证实的其他借款利息相吻合，应属归还其他借款利息，其中2014年4月22日被告支付的50万元，原告主张系支付双方合伙经营的赤水房地产项目分红，被告并未提出异议，确认与本案无关，而2012年11月2日被告支付的20万元原告认为是支付2012年5月份的利息及充抵其他利息，但2012年5月7日被告何宝荣已通过其司机王衡向原告支付180500元，原告亦称是利息，显然矛盾，同时2013年7月22日被告支付12万元原告亦认可收到，对于此二笔共计32万元的款项，根据双方交易往来情况确认为被告支付2012年8月、9月的借款利息，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确认从2012年10月1日开始计算。三、被告何宝荣已向原告李萍支付的4150300元是何种性质。被告何宝荣认为均系归还借款本金，其中2012年8月5日支付的30万元明确载明为利息且为归还其他借款的利息，2012年1月13日支付的150万元已确定为归还其他借款本金，2014年4月22日被告支付的50万元已确定为归还其他款项，均与本案无关。至于支付的其他款项，总金额为1850300元，被告主张系归还本金，但在双方有利息约定的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在被告何宝荣归还的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应先清偿利息，再充抵本金，故被告何宝荣认为归还的均系本金的辩解，不予采信。被告何宝荣认为本案双方的借贷关系“以表面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高额利息），双方的借贷关系应为自始无效”，司法实践中，从未有因民间借贷有高额利息约定即导致借款合同自始无效的情形，通常理解为在有超过法律保护范围的利率约定的情况下，超过部分无效或不受法律保护，被告的主张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立法精神，明显系对法律规定的误读与曲解，其辩解不予采信；而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超出银行利率4倍标准的利息系不受法律保护，并非绝对禁止，而被告何宝荣已支付的款项扣除与本案无关部分后，符合利息的交易习惯和法律特征，应属支付利息，且在原告起诉前已实际支付，属履行自然债务行为，债权人具有领受权。此外，民事行为应遵循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和交易习惯全面履行自身义务，而201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也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予以明确，在民事诉讼行为中，双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均应依照此原则规范自身行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具有长期、连续的借贷关系，诚信应是双方合作多年的基础，在民间经济来往中，若一方诚信缺失，带来的后果远非经济损失所能弥补。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民间普遍存在的高利放贷行为，国家并不支持甚至近年来通过各种规定进行打击，最高人民法院也早在1991年即颁布司法解释明确超出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不予保护。但社会实践中，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下，民间借贷的利率约定仍存在普遍性的超出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情形，如何处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及在法律框架内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一直是审理此类案件的重点。但无论如何，借款人在借款时许诺按照高于法律保护范围的利率标准支付利息，在实际取得借款后给付一定款项后即不再还本付息，在出借人要求返还本息时冠冕堂皇地以借款合同无效拒绝履行约定义务甚至要求返还已支付的全部利息，这样的行为明显荒唐，也与法律的基本精神相悖。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一条、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1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了借款期间1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1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1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何宝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李萍借款本金42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4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标准计算，从2012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日止）；二、驳回原告李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388元，减半收取2919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4194元，由被告何宝荣负担。原审判决宣判后，上诉人何宝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原审时经2015年4月15日、2015年5月29日两次开庭。但2015年5月29日的庭审中，仅有代理审判员一人自审自记，没有书记员记录，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其次，原判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判令上诉人何宝荣向被上诉人李萍偿还借款420万元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何宝荣虽出具了进入总计420万元的6张借据，但被上诉人李萍提供的汇款凭证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李萍仅实际支付了2958500元的借款本金，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本金应为2958500元，原判在被上诉人李萍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余的1242500元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情况下，认定案涉借款的本金为420万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诉争的6张《借条》均没有约定利息，上诉人何宝荣2013年3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进一步证实双方对利息的支付方式、标准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为2013年3月18日，不是原判确定的2012年10月1日。同时，《承诺书》约定月利率3.5%，明显超过法律的最高额规定；上诉人何宝荣已偿还被上诉人本金及利息共计4750300元，而非4150300元，上述款项应予抵扣。综上，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李萍答辩称：被上诉人李萍实际交付了案涉420万元借款。上诉人何宝荣与被上诉人李萍自2007年就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之间的《借条》多次更换，且双方的借贷关系是存在利息的约定的。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借条》6张、银行转帐凭证、《承诺书》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上诉人何宝荣对6张《借条》及《承诺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只是主张仅实际收到2958500元，剩余1242500元借款因被上诉人李萍未实际交付而未生效。经庭审查明，被上诉人李萍提交了支付3258500元借款的转帐凭证，并主张其余借款系现金支付。双方亦认可自2007年就存在借贷关系，且存在多次更换《借条》行为，上诉人何宝荣2013年3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亦载明：“按实际借款单证为准，每月的利息按3.5%支付。”综上，原判判令认定被上诉人李萍履行了6张《借条》确认的420万元借款的交付并无不当。关于双方是否约定利息的问题。双方均认可自2007年就存在借贷关系，且从2007年开始上诉人何宝荣就存在定期向李萍支付小额款项的习惯（基本为每月1次），持续至2013年7月。上述定期向李萍支付小额款项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律性和连续性，符合民间借贷的付息习惯；上诉人何宝荣2011年10月20日出具的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备注有“0.3%”的记载；上诉人何宝荣出具的《承诺书》中“按实际借款单证为准，每月的利息按3.5%支付”的表述，系双方明确约定双方借贷的月利率为3.5%。原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4倍利息的约定，并判令上诉人何宝荣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4倍向被上诉人李萍计付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何宝荣向被上诉人李萍支付的4150300元是否应予抵扣本金的问题。上诉人何宝荣主张向被上诉人李萍支付的4150300元系归还借款本金，但是：2012年8月5日支付的30万元明确载明为利息且为归还其他借款的利息；上诉人何宝荣2012年3月1日出具《借条》载明借李萍现金50万元，并注明为此条子是250万，已还200万，现改为50万。原判认定2012年1月13日支付的150万元系归还总金额250万元《借条》借款本金；2014年4月22日向李萍支付的50万元，李萍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属于何宝荣支付合伙经营的赤水房地产项目分红，与本案无关；至于上诉人何宝荣另外支付1850300元系利息，其该利息的方式也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原判根据双方交易往来情况确认为上诉人何宝荣已经支付利息至2012年9月，并判令上诉人何宝荣从2012年10月1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向被上诉人李萍计付利息并无不当。另外，经本院审查原判并无违法法定程序的情形存在。综上，上诉人何宝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388元，由上诉人何宝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俊代理审判员 庞 敏代理审判员 彭 攀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王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