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4169号原告：何晃美，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贺利祥，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小川，住广州市海珠区。原告何晃美诉被告杨小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代理审判员张敏娟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贺利祥，被告杨小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系朋友，2013年4月27日，被告因购房需要向原告借款人民币肆万柒仟元整，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当时，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通过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林和路支行转账肆万柒仟元整到被告的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的账户，并在转账汇款单备注栏注明借款。2014年初，原告因为需要钱用，就要求被告归还借款，被告虽然口头答应还钱，但总是找各种借口没有还钱，因为是朋友，原告也没有催得太急，此事暂时耽搁下来，直到今年10月11月份，原告急需用钱，再次要求被告还钱，被告仍然拖延不付，无奈，原告于2015年12月1日委托律师向被告寄送了一份催还借款的律师函，被告收到律师函后，认为很丢面子，还打电话给原告与律师，指责原告与律师，并大发雷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法院查明事实，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47000元，并从2013年4月23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被告与原告系同居关系，同居开始时间为2011年夏天，2015年初被告提出分手。我们之间从未因经济原因发生纠纷，双方经济情况良好。我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2013年春节过后，因原告女儿多次当着我的面辱骂原告本人，我将此事告诉原告家人，并要求原告搬出来住。为此，原告提出和我分手，我同意了。其后，原告家人都表示不反对我们在一起，原告本人也多次致电我家人赔礼道歉，我接受了原告要求和好的要求，在谈话中我责备她，说她分手一句话，就让我人财两空，不能想分就分，想合就合，要求和好可以，但是要罚款5万元，她同意了，同时说不准在她家抽烟，抽烟一只罚款3000元，因我在她家抽烟，就认罚了3000。这就是诉讼标的47000元的来源。为此草写了一份协议书，存放在她家。在我们感情不稳定的情况下，原告作为经商多年的商人，熟悉民间借贷的基本手续，不可能在没有借条的情况下轻易向他人出借资金，难道仅凭一句话就会借钱给我吗？假话总是难以自圆其说。原告说我因买房向其借款，这是假话。我名下房产在我认识原告之前就一次性付款买完，按照2010年颁布的广州至今仍在实行的住房限购令，广州户籍人员只能买两套。我工资性收入每年20万左右，加上租金收入，稿费、讲课费、审稿费、咨询费、评审费、科研劳务费等，年30万以上，流动性资产100万以上，没有借款的需要。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转款业务回单，我是接到诉讼状才第一次看见，如果以前看见，早就和她分手了，上面出现的“借款”字样，是原告的单方面私下行为，与我无关，银行也没有权利和义务来审查所转资金的用途。只能说明原告的行为不光彩，有心计。另外，从原告提交的唯一一份证据来看，显示的转款时间为2013年4月27日，而打印时间为2013年11月19日，相隔半年多时间，在转款当日即刻可拿到书面转款凭证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拖延半年多时间才去打印？这显然有悖生活常态。原告所说“多次追要所借款项”说辞，是假话，无证据支持。共同生活期间，我们到了十几个外省城市旅游，多次乘同一航班，如果原告所说“多次追要所借款项”是真相，那么在我拒绝还款的情况下，按照生活常态，原告必然心怀不悦，没理由再和我四处游玩了。原告说2014年初就向我追债，可是2014年春节我带原告回老家贵阳，看望我母亲，住我母亲家。如果不是她女儿干涉，相处基本上是愉快的，从未因为经济原因发生纠纷。事实上，从2015年初分手后，我交回了她家钥匙和门禁卡，我就无法联系上她，我还有贵重物品和证件存放在她家，无法拿回。出现了所谓“债权人”躲避“债务人”的奇怪现象，请原告打印出她的手机2015年初到现在的通话记录即可证明，按照《合同法》第十二章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为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关于利息的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间借贷纠纷审判案例指导》（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三十一条，原告持有的银行汇款凭证仅能证明其向被告汇款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原告向被告的借款，被告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抗辩的，因汇款款项的性质不明确，不足以证明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故原告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不能证明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始终是其主张的第一举证责任人，现原告仅提交了转款凭证，证明了资金流向，无法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合意。综上所述，此案必定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和特殊原因下提告。为此，请求法庭依据高盖然性原则等法律，驳回原告关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7日，原告通过尾号为5127的银行账户转账47000元到被告尾号为7193的建设银行账户，并在转账摘要处注明：借款。2015年12月1日，原告委托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要求被告尽快偿还借款47000元。因向被告催收未果，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诉讼中，原告先表示被告向其借款的用途为购买房产，其后又变更陈述称被告借款用于周转，最后又表示不清楚被告借款用途。再查明：被告辩称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双方同居期间的协议罚款，涉案款项发生时其并无向原告借款的需求。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多张原、被告生活合影，其名下两套房产的产权证书，个人建设银行账户2013年银行流水，个人收入证明。其中，房产证显示，被告取得两套房产的时间分别是在1997年和2011年；个人银行账户流水明细显示，在原告向被告转入47000元前，被告账户余额为9万余元，至2013年年底该账户余额为14万余元；收入证明由广东财经大学出具，显示被告是该单位事业编在职人员，月收入为17000元。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借款债务之债权，故应对原、被告间存在借款关系以及原告已履行交付借款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现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实向被告支付47000元的事实，其虽在转账凭证上备注“借款”二字，也仅是原告个人的意思，并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之存在。对于被告而言，被告否认47000元转款是借款，而主张是原、被告之间因分手约定的罚款，并提交了双方日常生活合照以及被告个人财产凭证。但被告提交的证据也仅能反映原、被告关系亲密，以及被告自身在借款发生时的经济状况，并不能充分证明转款的性质。在原、被告举证都不充分的情况下，从举证能力的角度来考虑，若借款关系属实，原告作为借款人其完全有能力要求被告出具借据，故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再结合原告多次变更被告借款原因陈述的庭审情况，以及被告在涉案款项发生时的个人财产情况，本院认为，原告应对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关系负有进一步举证的责任，现原告未能提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存在，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请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76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代理审判员  张敏娟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刘婉梁培辉梁培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