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初字第00720号
原告（反诉被告）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康乐广场8号交易广场2座3905室。
法定代表人邓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滨，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学军，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周剑峰，男，1973年8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代理人龙建冬，男，1963年1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霄鹏，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华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周剑峰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本院法官殷华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刘民、段福奎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华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滨、梁学军，被告（反诉原告）周剑峰的委托代理人龙建冬、李霄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泰公司诉称，2000年4月25日，华泰公司与北京华泰贝通科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技贸易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华泰贝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现已更名为华泰贝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为叙述方便，以下一律简称为软件科技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华泰公司持软件科技公司55%股权，科技贸易公司持45%股权。公司成立后，侯小慧任总裁，周剑锋任副总裁，龙建冬任财务总监，三人组成公司高管团队。后由于管理层问题，周剑锋、侯小慧、龙建冬提出由其三人于2006年7月12日在香港成立的中国伟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业公司）收购华泰公司持有的55%股权，侯小慧收购剩余45%股权。2006年9月9日，伟业公司与华泰公司签订《软件科技公司部分（55%）股权股权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华泰公司将持有的55%股权以550万元转让给伟业公司，华泰公司与周剑锋、侯小慧、龙建冬签订三份《保证付款合同书》，由三人对伟业公司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提供连带共同保证责任。按照法律和政策规定，周剑锋应将其签字的《保证付款合同书》报相关部门批准，但至今未履行该责任。在2006年10月伟业公司向华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后，拒付余款500万元。后经华泰公司催促，伟业公司准备了变更文件，华泰公司及时签字盖章，变更文件中包括《软件科技公司部分（55%）股权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合同协议》）、《备忘录》。《备忘录》约定，《股权转让合同》和《转让合同协议》内容条款在转让比例、价款、付款期限、签订日期等完全一致，所以《保证付款合同书》没有重复签订。2008年6月，华泰公司将签字盖章后的变更文件邮寄给伟业公司，但伟业公司不向政府报批，获取不当利益。在2009年仲裁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未生效的情况下，仍然不办理报批。2010年3月31日，伟业公司最终安排软件科技公司办理报批手续，并获批准。2011年5月23日，伟业公司将持有的软件科技公司55%股权中的31%转让给周剑锋、24%转让给龙建冬。周剑锋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占有了该公司56%股权。周剑锋作为软件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将合同报批，且将伟业公司55%股权转让给自己和龙建冬，造成华泰公司债权损失，周剑锋应予以赔偿。后经仲裁，已裁决确定伟业公司应向华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以及相应违约金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华泰公司与龙建冬签订的《保证付款合同书》成立未生效。因龙建冬与周剑锋的两份《保证付款合同书》内容基本一致，周剑锋与华泰公司签订的《保证付款合同书》也为成立未生效，但周剑锋对成立未生效具有如下过错：1、周剑锋一直为软件科技公司高管，2006年9月8日后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至今，具有股权报批的条件和义务；2、周剑锋自始至终为伟业公司股东和董事，具有股权报批的条件和义务；3、未依约办理报批义务导致合同成立未生效，进而保证合同书成立未生效；4、未按照2013年3月31日软件科技公司《通知》要求将股权变更情况通知华泰公司；5、在伟业公司未支付余款及自身未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下，将软件科技公司55%股权中的31%转让给自己，未支付任何对价，获取不当利益。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1、判令周剑锋对伟业公司欠华泰公司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向华泰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2、判令周剑锋对以伟业公司欠华泰公司股权转让款5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0年8月4日至还清款项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向华泰公司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3、判令周剑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周剑峰辩称，华泰公司在诉讼请求中承认因为转让合同未生效导致保证合同未生效，此事实是相关法院判决确认的事实，周剑锋对此没有异议，但其诉讼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1、华泰公司陈述与事实不符，其所谓“侯小慧、周剑锋、龙建冬形成对公司的非法控制”、“将净资产约3748万元的公司股权按1000万元出售”、“伟业公司不向政府部门报批，占有公司经营获取不当利益”等陈述严重违背事实。事实是，股权转让前，华泰公司董事长同时任软件科技公司董事长，一直控制软件科技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在华泰公司董事长办理澳大利亚移民、急于对国内资产进行变现的情况下，提出转让其控制的华泰公司所持软件科技公司股权，1000万报价也是华泰公司董事长提出的，伟业公司是按华泰公司报价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后来，事实证明，因软件科技公司需偿还大量内外债务，其股权实际价值远低于华泰公司董事长报价，尤其是华泰公司董事长利用工商登记中的软件科技公司董事长身份转移、侵占了公司对外投资收益418万余元，导致伟业公司受让的股权严重贬值。2、对华泰公司列举的周剑峰五项过错，需说明：（1）周剑峰仅是保证合同当事人，不是未生效且已废弃《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更不是后来重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周剑峰既没有《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更没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2）和华泰公司一样，无论是伟业公司，还是软件科技公司，都是独立法人，在股权转让关系中，周剑峰既不能代表伟业公司或软件科技公司，更不能等同伟业公司或软件科技公司。3、华泰公司承认因《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进而致《保证付款合同书》未生效。《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是因审批机关认为合同内容、形式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和要求，所以不能批准，不得不废弃。但在《股权转让合同》及作为其附件的保证合同签订时，无论是《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还是保证合同当事人，都不知道且也不可能知道《股权转让合同》会面临不能被批准、不得不废弃的命运，否则，各方也不会签订合同。对于保证合同的签订，周剑峰没有任何过错。4、周剑锋没有从华泰公司罗列的法律中找到能够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依据，即在主合同未生效致保证合同也未生效的情况下，保证人仍需承担合同责任的依据。5、为说明事实、分清责任，还需补充以下情况：（1）未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合同执行完成期间不超过一年零六个月，期满终止，同时，作为附件的保证合同也约定了2007年3月1日及2008年3月1日两个保证责任时间点，但在上述期间内，《股权转让合同》不仅没有执行完成，甚至根本没有生效，担保的股权转让款根本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该《股权转让合同》再生效，周剑峰作为保证人也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更何况该《股权转让合同》永不可能再生效且实际废弃；（2）华泰公司如今一边利用重新签订、报批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借仲裁向伟业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一边利用软件科技公司《通知》主张股权转让款，一边还利用未生效且废弃的《股权转让合同》向周剑峰等主张股权转让款，显然，华泰公司是想借多个诉讼和仲裁程序及不同程序中的信息不对称而获取多重不法利益；（3）业经终审审结的华泰公司与龙建冬一案，案情与本案一致，华泰公司在该案审理中也提出与本案相同的主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终审认定华泰公司依据未生效的保证合同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华泰公司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
反诉原告周剑峰诉称，因《股权转让合同》不符合审批规定和要求未能获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条件，事实上已被废弃。《保证付款合同书》系《股权转让合同》附件，是从合同，因而亦成立未生效，且周剑锋对此无过错。反诉请求为：1、判决确认因主合同未生效致华泰公司与周剑锋之间的《保证付款合同书》也未生效，周剑锋无合同责任；2、判令华泰公司承担反诉费用。
反诉被告华泰公司辩称，第一，华泰公司在本诉中已经提到，因《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生效导致《保证付款合同书》没有生效，周剑锋存在过错，但周剑锋又提出了反诉，因此该反诉费用不应由华泰公司承担。周剑锋存在过错，其应当承担合同责任。第二，周剑锋在反诉中提到曾经报批但不符合审批机关要求，该说法不符合事实，周剑锋应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向审批机关报批过。第三，华泰公司一直要求周剑锋办理报批手续，但周剑锋称《股权转让合同》不符合形式要件，又准备了同样内容的合同，实际落款日期为2008年6月，华泰公司在准备好合同后邮寄给周剑锋，但周剑锋没有签字，因此周剑锋称协议在2010年出现不符合事实。华泰公司认为原保证关系维持在原范围内，而非需要作重新保证，这在2013年相关仲裁裁决书中已明确是同一个法律关系。第四，关于保证金，2013年相关裁决书中明确载明伟业公司的付款义务不是单纯来源于《股权转让合同》，也是来源于《股权转让协议》，将《股权转让合同》中的50万元视为《股权转让协议》中550万元中的50万元，因此华泰公司认为周剑锋存在付款责任。
经审理查明，华泰公司系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法规，于1999年成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限公司。伟业公司系于2006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公司，股东为侯小慧、周剑锋、龙建冬。软件科技公司于2000年4月在北京市工商部门登记成立，股东为华泰公司（持股55％）；科技贸易公司（持股45％），公司性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2006年9月9日，华泰公司与伟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华泰公司将其所持有的软件科技公司55％的股权以5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伟业公司。本合同签订后30日内，伟业公司向华泰公司预付50万元，伟业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合理的90日内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6年12月31日前伟业公司向华泰公司支付200万元，2007年12月31日前伟业公司向华泰公司支付300万元。合同还约定，本合同的交易时点为2006年9月9日上午10时，伟业公司自交易时点开始接手软件科技公司的经营；合同执行完成期间不超过一年零六个月；合同还约定了双方各自的其他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方式。同日，华泰公司分别与伟业公司的三位股东侯小慧、周剑锋、龙建冬签订了《保证付款合同书》，约定了股东对伟业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伟业公司向华泰公司支付50万元。此后，周剑锋任软件科技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华泰公司、伟业公司均未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提交相关文件与材料办理批准手续，而由软件科技公司向审批机关提交包括《股权转让合同》及附件在内的股权转让的相关文件。经审批机关审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行为在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未获批准。
2008年6月19日，华泰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伟业公司依约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伟业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及相应违约金。北京仲裁委员会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属于应当向审批机关办理批准手续才能生效的合同，由于《股权转让合同》未能向审批机关办理批准手续，故认定华泰公司与伟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尚未生效。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09）京仲裁字第0225号裁决书，驳回华泰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
后华泰公司、伟业公司及科技贸易公司三方就股权转让事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华泰公司在软件科技公司所持有的55％股权转让给伟业公司。科技贸易公司认可并同意该协议所涉及的内容，同意华泰公司将其在软件科技公司所持有的55％的股权以550万元转让给伟业公司。该《股权转让协议》写明签署日期为2006年9月9日。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为倒签日期，但二者对具体的签署日期各执一词。《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过程中以及协议签订后，华泰公司未再和包括周剑锋在内的个人签订保证合同。
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经软件科技公司提交审批机关，2010年7月14日北京市丰台区商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华泰贝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修改合同、章程的批复》，该批复载明：一、同意北京华泰贝通科技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软件科技公司25％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周剑峰、将其持有的软件科技公司20％股权转让给自然人龙建冬；华泰公司将其持有的55％股权转让给伟业公司。股权转让后，软件科技公司出资结构变为：自然人周剑峰出资额为1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自然人龙建冬出资额为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伟业公司出资额为2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二、同意转股各方于2006年9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合同、章程修改协议。三、同意软件科技公司董事会人员组成。
2011年1月30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华泰公司依据与伟业公司于2006年9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提出的仲裁申请。华泰公司请求：1、裁决伟业公司向华泰公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2、赔偿直接经济损失795815.8元；3、从2006年9月9日至2010年7月14日期间，软件科技公司55％的股权和权益归华泰公司所有；等等。伟业公司反诉请求华泰公司补偿因办理案件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60000元及基于反申请支付的全部仲裁费用。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9月20日作出（2012）京仲裁字第0587号裁决书。裁决书认为：（2009）京仲裁字第0225号裁决书认定本案合同未生效。正是因为《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行为在程序上存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要求的问题，商务局才要求当事人按照相关要求修改合同，才出现《股权转让协议》。当然，《股权转让协议》所规定的事项仍然是55％股权转让的事情，它就是对原合同的修改。事实上，在协议被批准之后，原合同已经不具有意义，它永远处于未生效状态，永远不能对当事人产生强制约束力。所以，不能因为原合同与新协议是围绕同一股权转让行为，即55％的股权转让，特别是基本条款相同（这是因为这些基本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因而不需要修改）就说原合同与新协议是一回事。仲裁裁决认为华泰公司提出仲裁请求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合同》并未生效，对当事人不产生强制约束力，裁决：（一）驳回华泰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二）驳回伟业公司的全部仲裁反请求。
同年5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商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华泰贝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由中外合资企业转变为内资企业的批复》，该批复载明：同意伟业公司将其持有的软件科技公司31%股权转让给周剑锋、24%股权转让给龙建冬，公司由中外合资企业转变为内资企业，后公司办理了变更登记。
同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反诉被告）龙建冬与被告（反诉原告）华泰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龙建冬诉请为确认龙建冬与华泰公司之间签订的《保证付款合同书》无效；反诉原告华泰公司反诉诉请为：1、确认龙建冬与华泰公司之间签订的《保证付款合同书》有效；2、龙建冬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支付华泰公司股权转让款300万元；3、龙建冬支付华泰公司利息335272.85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与《保证付款合同书》系主从合同关系，因主合同未生效，故《保证付款合同书》亦未生效，故作出（2012）一中民初字第108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龙建冬、反诉原告华泰公司的诉讼和反诉请求。后该案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3年9月24日作出（2013）高民终字第158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2年11月2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华泰公司依据与伟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提出的仲裁申请，华泰公司请求：1、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2、支付违约金202.5万元；3、支付利息691877.7元；4、承担本案仲裁费用。仲裁书在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性及效力的基础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合同》对应的交易，从主体、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标的等均属相同，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二者不同文字版本的合同表述，在法律效力上存在区别，但其交易性质、合同中的给付是同一个交易关系，华泰公司的申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会在历次仲裁裁决中均明确，《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成立未生效，不能等同于无效等等。最终裁决：1、伟业公司向华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剩余股权转让款500万元；2、伟业公司以5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利率作为计算标准，向华泰公司支付自2011年1月30日起至2012年9月20日止的违约金共计518849.31元；3、伟业公司应以5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华泰公司支付自2012年9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上述违约金暂计至2013年10月30日为101万元；等等。
庭审中，华泰公司向本院提交《关于聘任周剑锋先生的通知》、《关于聘任龙建东先生的通知》、证据目录、审计报告、（2009）二中民初字第04388号民事裁定书、（2011）二中民初字第04575-1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结合周剑锋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综合予以考量。
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华泰公司陈述，其第一、二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和第六十条即“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之规定，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即“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之规定，因周剑锋担保促使主合同即《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但其作为伟业公司股东、董事，系受益人，其有义务促使交易完成，故其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上述事实有原告（反诉被告）华泰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董事会决议、《保证付款合同书》、付款通知函、确认函、《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资料、《通知》、《关于制定代收人的通知》、民事上诉状、《关于聘任周剑锋先生的通知》、《关于聘任龙建东先生的通知》、伟业公司商业登记资料、软件科技公司董事会决议、变更登记文件、证据目录、审计报告、（2009）二中民初字第04388号民事裁定书、（2011）二中民初字第04575-1号民事裁定书、（2009）京仲裁字第0225号裁决书、（2012）京仲裁字第0587号裁决书、（2013）京仲裁字第0620号裁决书、软件科技公司工商档案资料、公证书、询问函，被告周剑锋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及北京市丰台区商务委员会批复文件、通知、确认书及相关附件、（2012）京仲裁字第0587号裁决书、（2012）一中民初字第1088号民事判决书、（2013）高民终字第1585号民事判决书、（2004）墨领证字第0000627号公证书等证据及本院询问笔录、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因华泰公司是一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设立的公司，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本案。关于准据法适用问题，双方当事人对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均无异议，故本院依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意思表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关于双方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的规定，对周剑锋与华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进而确定为保证合同纠纷。关于本案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即“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因《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已经过有效仲裁裁决确认为未生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龙建冬与被告（反诉原告）华泰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也经过了确认，且该案中确认了与本案诉争合同内容一致的《保证付款合同书》亦属未生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结合双方诉请及陈述，本案核心争议集中于华泰公司与周剑锋之间签署的《保证付款合同书》未生效的情况下，周剑锋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应否就此承担相应责任。就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周剑锋是否存有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从本案情况来看，周剑锋为《股权转让合同》顺利履行而签订《保证付款合同书》，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并无证据显示周剑锋存有恶意磋商或是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此时华泰公司诉请周剑锋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于法无据。其次，对《保证付款合同书》未生效的原因分析。《保证付款合同书》未生效的原因在于《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而上述主合同未生效的原因已经过数次裁判确认，即未完成并通过审批程序。而此时，周剑锋并非《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一方，也非被转让股权所在的目标公司，并不负有法律层面的报批义务，故周剑锋对《保证付款合同书》未生效并不负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所确立的法律规则，其适用范围为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后果负担，而本案中合同系未生效，未生效的合同尚未产生合同约定的效力，不能直接参照或推定适用该条款，来确定当事方的责任。综上，对于华泰公司的诉请，因不具备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周剑锋提出的反诉诉请，因本院在裁决本案本诉诉请时已经论及，双方对合同未生效并无异议，故其反诉诉请并不属于民事争议范畴。对于其要求明确周剑锋对《保证付款合同书》未生效不承担合同责任的部分，因本院并未支持华泰公司关于要求周剑锋承担上述合同责任的诉请，且“不承担合同责任”此类表述并非标准意义上的诉请内容，在本院已清晰界定了合同的效力及责任后，此反诉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华泰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周剑锋的反诉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二万二千五百三十元，原告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
反诉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反诉原告周剑锋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反诉被告）华泰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周剑峰（反诉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殷 华
人民陪审员 刘 民
人民陪审员 段福奎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董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