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民辖终7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光大银行大厦。
负责人：韩学智。
委托代理人：程林权、徐泽娇，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环城西路*号。
负责人：朱葵。
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下称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下称工行鹰潭分行）因信托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初45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工行鹰潭分行：1.立即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共计108831000元（其中包括相当于信托贷款本金部分的价款108600000元，增益价款自2014年9月20日至9月28日为231000元，增益价款按贷款本金余额×6.6%÷360×实际天数计算）；2.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赔偿逾期付款的经济损失14146407.73元（暂计至2016年9月1日，其中自2014年9月29日起至2014年11月25日以本金118231000元按年利率6.6%计算的经济损失为1257189.63元，自2014年11月26日起至2016年9月1日以本金108831000元按年利率6.6%计算的经济损失为12889218.10元。自2016年9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经济损失应以本金108831000元按年利率6.6%标准计付）；3.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9月，委托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受托人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同编号为FBTC-2012-05-178×××-01××《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成立信托合同关系。2012年9月29日，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成立公告中，宣布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于公告日正式成立；同日，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作为受让方与转让方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签署合同编号为GZ012012092801××××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并在同日支付转让价款2亿元给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受让了该信托的信托受益权；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工行鹰潭分行于同日还另行签署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约定将该信托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工行鹰潭分行。双方约定转让上述信托受益权总价款计算公式为：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贰亿元整）＋增益价款（贷款本金余额×6.6%÷360×实际天数）；工行鹰潭分行应于2014年9月29日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支付相当于信托合同项下信托贷款的本金部分的价款；另外，工行鹰潭分行应在每期收到该信托项下借款人足额支付的贷款利息后三个工作日内偿付增益价款。工行鹰潭分行通知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确认工行鹰潭分行已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处受让该信托受益权之事实，并请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工行鹰潭分行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支付利息及在2014年9月29日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支付信托财产本金贰亿元。工行鹰潭分行应支付的增益价款部分，除2014年9月20日最后一次支付外，尚有231000元没有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支付；工行鹰潭分行应支付的贰亿元转让款部分，还有108600000元没有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支付。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多次向工行鹰潭分行催收，但至今无果。期间，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曾多次向工行鹰潭分行书面催收，针对光大银行广州分行2015年8月18日的催收函，工行鹰潭分行出具回执，回复知悉并确认催收函所述内容，承诺将尽快偿还所欠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的转让价款本息，但工行鹰潭分行至今仍未偿还。因工行鹰潭分行未依约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且长期催收无果，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提起诉讼以维护合法权益。
工行鹰潭分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一）工行鹰潭分行作为本案被告的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均在江西省鹰潭市。本案双方当事人尽管在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如果该《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有效，工行鹰潭分行履行付款义务，根据交易习惯可以确定履行地是在江西省鹰潭市（如果工行鹰潭分行需要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履行付款义务，也无须将现金送到广东省广州市交给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只须在江西省鹰潭市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将款项汇给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就可以履行完自己的付款义务，这属实际操作中的交易习惯，不会存在合同履行地点不明确的情形）。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的规定，应将本案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本案违反约定管辖。《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第19.2条约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当事人首先应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立的，向受托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本案纠纷系因该合同引起的或与该合同有关的争议，同样应受该合同中管辖约定的约束。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应将本案移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工行鹰潭分行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而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主张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的金额计算涉及信托贷款的本金余额，故本案为信托纠纷。《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为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工行鹰潭分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的主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本案应以《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第19.2条约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当事人首先应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立的，向受托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由于受托人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涉案起诉标的额为122977407.7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本案应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裁定工行鹰潭分行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
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裁定本案一审由原审法院管辖。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对于本案的管辖不应适用《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原审法院认为《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的主合同，但上诉人认为，本案涉及三份合同，而本案诉争的是上诉人与工行鹰潭分行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的当事人与《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当事人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交集；且该合同也不是《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附属合同，因此，两者不属于主、从合同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本案区分主从合同关系对确定案件的诉讼管辖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本案诉讼单独针对的是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并没有针对《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及其合同当事人，因此，不管《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与《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之间是否为主、从合同的关系，本案管辖不受《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管辖的影响，而应以本案双方当事人诉争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确定本案的管辖权。（二）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确定本案管辖权属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不存在合同转让的情形。合同转让，是指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即当事人一方将合同的权利或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是信托合同，调整的是信托法律关系；但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编号为GZ0120120928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上诉人与工行鹰潭分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是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调整的是信托受益权法律关系。因此，信托合同与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从合同的性质、内容到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完全不一样，它们之间明显不符合合同转让的有关规定，不属于合同转让的情形。由此可见，涉案《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与本案讼争《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不属于合同转让的情形，故原审裁定依照《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管辖约定确定本案的管辖属适用法律不当。（三）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管辖，不存在约定管辖的问题。本案是基于上诉人与工行鹰潭分行之间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因工行鹰潭分行未依约全面履行向上诉人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款，上诉人为此提起了本案诉讼。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发生争议的是上诉人与工行鹰潭分行之间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而不是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涉案《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并未约定管辖，故工行鹰潭分行以《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第19.2条约定管辖，认为本案由受托人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管辖没有法律依据。（四）本案诉争的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对履行地没有约定且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由原审法院管辖合法有据。上诉人是诉请工行鹰潭分行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款，即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而上诉人为接受货币的一方，且上诉人所在地为广东省广州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结合本案标的金额，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试行第一审民商事纠纷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通知》【粤高法发（2012）41号】第二条第1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依法具有管辖权。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己依法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已完成立案，原审法院是最先立案的法院，其对本案具有合法的管辖权。
工行鹰潭分行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主要事实和理由：因引发本案诉争的涉案《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未对诉讼管辖地作出约定，故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其中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在双务合同中，非给付金钱义务最能反映该合同的特征，是区分此合同与彼合同的根本要素，故应以非给付金钱义务的履行地确定合同履行地。《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亦属双务合同，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负有转让信托受益权的非给付金钱义务，该义务的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第九条约定“本合同生效当日，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即刻转移到乙方（即工行鹰潭分行）名下”，该合同于2012年9月29日在江西省鹰潭市签署并生效，结合合同条款可知，信托受益权于当日发生转移、完成交付，即非金钱义务履行地点在江西省鹰潭市。据此，《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项下的非金钱给付义务履行地在江西省鹰潭市，决定了该合同的履行地也在江西省鹰潭市。故请求上级法院撤销原审裁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起诉提交的证据，本院查明：2012年9月，委托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受托人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FBTC-2012-05-178×××-01××《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其中，第1.9条约定“信托受益权”：指××在信托中享有分配信托资金和信托收益的权利；第3条约定“××”为：本信托成立时，本合同项下委托人为唯一××；第4.1条约定：本信托的预期规模为人民币贰亿元整，具体数额以委托人实际交付的认购资金为准；第12.4条约定：××转让信托受益权，应当将本合同项下委托人和××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受让人，且不得拆分转让；第12.5条约定：××为机构的，其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拆分转让。
2012年9月29日，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GZ0120120928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该合同前言部分载明“甲方是《信托合同》（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1××）项下的委托人、××，持有信托受益权对应的初始信托资金为20000万元整。信托合同中约定的信托受托人为：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和公平的原则，就上述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事宜，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合同，以资遵照执行。”其中，第一条定义第2项“信托受益权”约定：即甲方作为《信托合同》（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1××）规定的××享有的全部受益权。第二条转让标的第1项约定：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合法拥有的《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的信托受益权对应的初始信托资金为20000万元整；第2项约定：甲方向乙方出让了信托受益权所对应的信托财产全部权利与义务，在任何情况下该信托财产的任何权益即由乙方享有，甲方不再享有《信托合同》项下委托人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同日，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工行鹰潭分行另行签订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该合同亦载明合同编号为GZ0120120928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上述合同条款内容。上述两份《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均未明确约定争议的解决方式和合同履行地。
2013年1月16日，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向工行鹰潭分行出具编号为光银广州038号《通知函》，载明“鉴于以下第1、2项内容：1.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编号：FBTC-2012-05-178×××-01××）已于2012年9月29日成立，信托资金已交付融资人；2.我行已于2012年9月29日根据编号为GZ012012092801××××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完成与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及资金支付；……特此函告并提示贵行履约／履行承诺。”工行鹰潭分行在上述通知函回执上加盖公章，并确认“本单位（人）收到光大银行广州分行2013年1月16日签发的《通知函》（编号：光银广州038号），已知悉并确认通知书所述内容，现将回执送回，请查收。”2015年8月18日，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因工行鹰潭分行尚欠部分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向工行鹰潭分行发出广光催函20150818001××××《催收函》。工行鹰潭分行在回执上加盖公章，并确认“我行已收到贵行2015年8月18日签发并发送的《催收函》（编号：广光催函20150818001××××），已知悉并确认催收函所述内容，我行将督促企业加快销售，尽快偿还所欠贵行的转让价款本息。”
另查，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提交一份由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托受益权变更登记确认表》，以证明其取得涉案《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的××享有的全部受益权，并已由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信托受益权变更确认手续。该《信托受益权变更登记确认表》载明“信托计划名称：《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原××：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新××：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信托合同约定的信托资金金额：人民币贰亿元；本次转让的信托受益权份额：贰亿份；……”
本案起诉标的金额为122977407.73元。
本院认为，根据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工行鹰潭分行的上诉理由，本案二审阶段审查的焦点为：本案是否受涉案《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的约束；如不受约束的，本案的管辖法院应如何确定。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是基于合同编号为GZ0120120928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以受让的方式取得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在涉案《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受益权。根据《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第12.4条和合同编号为GZ0120120928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第2项、第二条的约定，该“信托受益权”是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作为《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的××享有的全部受益权；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出让的是该信托受益权所对应的信托财产全部权利与义务，且在任何情况下该信托财产的任何权益均由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享有，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不再享有《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项下委托人（××）的全部权利与义务。由此可见，该转让属于合同权利和义务的概括转让；且办理了信托受益权变更确认手续，至此，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成为《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新的委托人（××）。随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将其所拥有的该信托受益权所对应的信托财产全部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作为《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项下新委托人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又通过与工行鹰潭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概括转让给工行鹰潭分行。因工行鹰潭分行未依双方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剩余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光大银行广州分行遂提起本案诉讼。据此，应认定本案诉讼仅针对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与工行鹰潭分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与《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及其合同当事人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只是涉案信托受益权产生的事实依据，并非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合同，因此，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方正东亚·鹰潭国丰股权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对本案的提起不具有约束力。
因光大银行广州分行起诉所依据的合同编号为GZ02201209240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未明确约定争议的解决方式，故本案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上述《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未约定合同履行地点。工行鹰潭分行作为本案被告的住所地虽在江西省鹰潭市，但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依据双方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而诉请工行鹰潭分行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和赔偿逾期付款的经济损失，即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作为该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即主张接收上述款项的一方，其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已依约将涉案信托受益权转让给了工行鹰潭分行，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广东省广州市可认定为本案合同履行地。本案起诉标的金额为122977407.73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本案合同履行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对本案享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主张本案由原审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工行鹰潭分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初453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詹伟雄
审判员 邹 莹
审判员 邵静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耿丽丽
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十八条：……
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
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
（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
……
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5）7号《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