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8民终10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桐城市人民医院，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碧峰街道办事处西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程银安，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冰，安徽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女,1979年4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桐城市，现住安徽省桐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男，200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胡某，系王伟母亲，身份情况同上。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虎，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省桐城市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桐城市人民医院）因与被上诉人胡某、王伟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0881民初185号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桐城市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胡某、王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桐城市人民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上诉人少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288891.96元；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胡某单方委托的工伤鉴定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证明胡某丧失劳动能力，原判认定其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2、根据司法鉴定意见，医患双方对王某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无异议，主要与其自身过敏体质有关；如果以皮试阳性的药物继续使用的明显过错考虑，院方医疗行为的参与度即为直接原因，占75%—95%；如果未再继续使用皮试阳性药物，患者最终发生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的药物不明确，则院方上述诊疗过失为间接次要因素，相应参与度在16%—44%区间。上诉人病案材料明确记载：皮试阳性药物“头孢替安”在皮试结果出来后立即停止使用，本案过敏药物不明，上诉人最多承担44%责任。原判认定上诉人承担80%责任过重且没有事实依据。
胡某、王伟共同辩称，1、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胡某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鉴定是法院委托的，证据充分；3、在医疗损害案件中，医疗是否合规的举证责任在医疗机构。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举出合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其过错程度是次要责任，故原审法院的责任分配是合理的。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胡某、王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因医疗过错导致王某死亡给两原告造成的损失死亡赔偿金（20年×26936元）538720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丧葬费25447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等20000元、鉴定费5966.93元、被抚养人王伟抚养费（4年×8975元）35900元、被扶养人胡某扶养费（20年×8975元）179500元、医疗费1982.11元，各项损失合计883916.04元。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胡某，系本案受害人王某妻子，原告王伟，系本案受害人王某之子。受害人王某，于2015年3月1日15时33分，因“发热3天”到桐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月2日13时34分突发呼吸心跳停止，经抢救无效于同日14时57分死亡。2015年5月10日医科大学病理学与法医学研究所作出尸体解剖病理检验报告书，解剖结果认定：符合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王某生前自2009年4月份起注册了桐城市狮山石料厂，从事建筑石料开采，系个体工商户，2011年1月份又改行从事道路旅客、普货运输，租房居住在桐城市。经原告胡某申请，本院委托安徽新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对其劳动能力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认为胡某相当于工伤九级伤残，属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原告王伟现就读于吕亭初中，患有听力障碍，属二级残疾。审理中，原告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就桐城市人民医院在对王某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诊疗行为的过错与王某死亡结果的参与度多少进行鉴定。本院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6年4月26日，南医大司鉴所[2015]书鉴字第2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根据送检资料，桐城市人民医院对王某入院后“发热待查，急性支气管炎”的诊断合理，进一步完善检查，给予对症治疗等可行；但院方缺乏护理记录、病历书写不规范，未按“一级护理”所规定的要求进行护理，对患者入院后发生的“头孢替安”过敏重视不够，对患者病情突变的抢救过程缺乏详尽记录，仅就现有资料尚不能证明院方对患者突发药物过敏反应所采取的措施符合抢救原则和规范，存在医疗过失。医患双方对王某药物（具体药物不祥）过敏性休克死亡无异议，主要与其自身过敏体质有关；如果以皮试阳性的药物继续使用的明显过错考虑，院方医疗行为的参与度即为直接原因，占75%—95%；如果未再继续使用皮试阳性药物，患者最终发生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的药物不明确，则院方上述诊疗过失为间接次要因素，相应参与度在16%—44%区间。原告因与被告对赔偿问题协商未果，遂向院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赔偿各项损失合计883916.04元。
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是被告的诊疗过失行为，对导致王某死亡的参与度应如何认定。本案受害人王某因生病发热入住被告医院，在被告单位诊疗期间不幸去世。该事故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认定：“医患双方对王某药物（具体药物不祥）过敏性休克死亡无异议，主要与其自身过敏体质有关；如果以皮试阳性的药物继续使用的明显过错考虑，院方医疗行为的参与度即为直接原因，占75%—95%；如果未再继续使用皮试阳性药物，患者最终发生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的药物不明确，则院方上述诊疗过失为间接次要因素，相应参与度在16%—44%区间”。但对该参与度的确认，鉴定意见作了如下陈述：“患者入院当日医嘱单中记录曾使用头孢替安过敏，即患者属于药物过敏体质，但院方对此重视不够，若皮试阳性仍按医嘱执行，使用了该药则存在明显过错；亦或医嘱单中虽然有该药物的执行时间，但本次医患双方陈述临床经过及用药情况—‘该药物的执行只为做皮试、发现皮试阳性后未在继续使用’属实（需法庭进一步核实），则不能认为这方面存在医疗过失；”从以上陈述可以看出，本案在进行司法鉴定时，对前述事实而作出的结论，主要是采信了医患双方陈述，故其特别注明“需法庭进一步核实”。可见，司法鉴定机构对王某进行皮试阳性的药物后未继续使用的事实，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说明被告作为鉴定资料供方，未能提供规范、详尽的诊疗记录。证明其对有关皮试阳性的药物立即停止了使用。并且被告在以后的庭审中仍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该事实。所以被告认为其诊疗过失为间接次要因素，相应参与度在16%—44%区间，缺乏足够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况且，鉴定意见载明，被告在对王某治疗过程中，未按“一级护理”所规定的要求进行护理，对患者入院后发生的“头孢替安”过敏重视不够，对患者病情突变的抢救过程缺乏详尽记录，被告提供的资料尚不能证明院方对患者突发药物过敏反应所采取的措施符合抢救原则和规范，存在医疗过失。综上，本院认为，对王某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被告方医疗行为的参与度应为直接原因，应认定为占75%—95%；
二是原告要求赔偿的相关费用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1、原告能否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原告要求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计算，提供了王某从业资格证、租房合同和原告王伟在吕亭初级中学就读的证明等证据，证明王某生前自2011年1月起即从事道路旅客、普货运输，王某及两原告于2013年11月1日开始在吕亭镇镇区租居房屋生活的事实。依据该事实，可以认定王某及两原告虽为农村居民，但在城镇合法暂住，王某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且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因此，被告认为王某的死亡赔偿金不能按城镇标准赔偿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当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2、被扶养人王伟、胡某的生活费应如何计算。王伟系受害人王某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王某死亡时年仅14周岁，故王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4年计算；胡某系受害人王某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近亲属。经鉴定为相当于工伤九级伤残，属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原告主张要求按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按20年计算该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本案被扶养人有两人，根据两被扶养人的实际情况，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分别按以下方法计算：王伟距成年尚有4年时间，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950元（4年×8975元÷2）；考虑到王伟成年后亦有赡养胡某义务，故胡某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分两段计算，在王伟未成年前4年为7180元（4年×8975元×20%），后16年为14360元（16年×8975元×20%÷2），合计为21540元。
3、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是否过高。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要求按80000元计算过高,结合本案实际,可酌情按70000元计算。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原告要求按20000元计算过高,酌定按10000元计算。
此外，对于原告要求赔偿的医疗费、鉴定费、丧葬费金额，原被告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确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应根据医疗损害后果、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医疗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患者个体差异等因素进行认定。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告认为对王某的死亡负次要责任，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在对王某诊疗过程中，诊疗行为过失系间接次要因素。故对被告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本院采信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院方医疗行为的参与度即为直接原因，占75%—95%；”的结论，认定被告承担主要责任，本院酌定被告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参与度为80%。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相关项目及金额认定如下：死亡赔偿金5387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丧葬费25447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等10000元、鉴定费5966.93元、被扶养人胡某生活费21540元、被抚养人王伟生活费17950元、医疗费1046.37元，合计690670.3元。此款被告按80%即552536.24元给予赔偿。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安徽省桐城市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胡某、王伟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52536.24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39元，由原胡某、王伟负担3314元，由被告安徽省桐城市人民医院负担9325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申请复核以下证据：桐城市医院长期医嘱单，证明过敏药物在皮试呈阳性以后立刻停止了使用。
被上诉人胡某、王伟未到庭发表意见。
合议庭经评议认为，上诉人申请复核的上述证据已作为检材提交给了司法鉴定机构，南医大司鉴所[2015]书鉴字第2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亦对该证据的相关内容由记载，但司法鉴定机构未因此得出上诉人无相关过错的明确结论，故对上诉人复核该证据的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原审对被上诉人胡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是否正确；2、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80%的过错责任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关于胡某被抚养人生活费问题。经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被上诉人胡某属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原审法院据此对胡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责任比例问题。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患者王某在上诉人处治疗时死亡，经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认定：“医患双方对王某药物（具体药物不祥）过敏性休克死亡无异议，主要与其自身过敏体质有关；如果以皮试阳性的药物继续使用的明显过错考虑，院方医疗行为的参与度即为直接原因，占75%—95%；如果未再继续使用皮试阳性药物，患者最终发生药物过敏性休克死亡的药物不明确，则院方上述诊疗过失为间接次要因素，相应参与度在16%—44%区间”。从鉴定机构上述意见可以看出，院方是否继续使用皮试阳性的药物是判断上诉人过错程度的关键因素。根据法律规定，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应对其医疗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均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医疗行为系本次事故的间接次要因素，故其主张最多承担44%责任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33元，由上诉人安徽省桐城市人民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骥
审判员 江韵
审判员 胡毅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王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