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一终字第021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凯，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肖建瓴，辽宁光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华吉成，辽宁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敦友，无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金英，无职业。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ＸＸ翔，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王立凯与原审被告潘敦友、潘金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2015）甘民初字第3864号民事判决。王立凯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立凯的委托代理人华吉成，被上诉人潘敦友和潘金英的委托代理人ＸＸ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立凯一审诉称：2011年10月到11月间，被告分三次向原告借款合计560000元，2011年11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但时至今日，经原告多次索要，至今未还，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五十六万元整，并承担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潘敦友、潘金英一审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并不欠原告任何钱，整个借条并没有支付相应款项。而且原告欠被告大量资金，被告一直在向原告索要，因此不存在原、被告欠款的事实。而对于潘金英来说，根本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2日，被告潘敦友向原告王立凯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王立凯伍十陆万元正”。再查，原告诉称借款系2011年10月到11月之间，全部以现金的方式出借给被告借款，但并无此期间的提现及转账记录。另查，原告与被告在被告潘敦友出具借条前后相互有银行转账及其他资金往来的记录。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作为实践性合同，以贷款人交付借款为其生效要件。《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从中可以看出民间借贷不仅要有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在本案中，借款标的56万元并非小额借款，原告主张该借款均系现金给付，其理应提交银行提现记录来证明其有相关的支付借款的行为，现虽提供了银行流水清单，但是清单中其与被告发生资金往来的时间并非其陈述的借款发生时间，即2011年10月到11月间。另外，被告亦提供了给原告转账付款的证据，原告仅凭借条并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借款义务，因此对于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立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00元，其他诉讼费50元，合计9450元，该款项原告已交付，由原告承担。
王立凯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是：首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申请一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在借条形成的半年前，证人就通过被上诉人取得了上诉人的车辆，后车辆由上诉人追回，按照证人证言及上诉人持有的借条，2011年11月12日借条形成之日被上诉人应当已经从上诉人取得了56万元，否则被上诉人不会在取得车辆的半年后在其他借款未收到的情况下就出具一张56万元的借条，借款部分取得，部分未取得显然不合常理。其次，上诉人一审起诉书中主张借款是在2011年10月至11月分三次用现金支付的，如此陈述是因为上诉人当时无法查询已经作废的银行卡记录，也记不清楚四年前双方借款的准确形成过程，只记得大概到借条形成之日，被上诉人一共欠上诉人56万元。第三，借条原件上“11个月以后”是上诉人书写，上诉人几经回忆确实不清楚当时写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含义，但这几个字体现不出任何有关还款时间的字样，而且这几个字完全是上诉人自己书写，而还款时间的约定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被上诉人看到这几个字后临时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恰恰说明其已经承认借款形成的事实。第四，农行的流水可证明上诉人于2010年12月14日、2011年6月3日和2011年9月22日分三笔向被上诉人潘敦友支付了29万元、2万元、10万元，共41万元，借条中56万元剩余的款项是现金支付，案涉借条是对被上诉人前期向上诉人借款的综合确认，并不是借款发生在借条出具的时点，故一审驳回上诉人诉请错误。第五，农行流水是银行出具的，加盖了银行的印章，为什么会没有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打款的记录上诉人不清楚，但被上诉人没有对流水提出司法鉴定，放弃了此项诉讼权利，该流水应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第六、被上诉人始终认为借条只是双方借款的合意，并未真正履行，因此在借条出具以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转款一定不是在偿还借款，既然不是偿还案涉的借款，那么被上诉人的转款行为就不应在本案中予以审查。第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资金的往来特别频繁，也特别复杂，除了民间借贷，是否有其他基础法律关系导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不清楚，纵然有转款事实，也是被上诉人所投资的公司在向上诉人转款，被上诉人潘敦友的转款应视为其代表公司的一种职务行为，与本案诉争的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没有任何关系。第八，潘敦友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其本人也开设有限责任公司，他不可能不知道在没有借款事实发生的情况下出具借条应承担的风险和法律责任。第九，被上诉人所称车辆抵顶23万元借款的问题不属实，从时间上看不合常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系曾经一度很密切，到底是什么原因占用了上诉人的车辆，代理人并不清楚。第十，二被上诉人之间系夫妻关系，借款发生在二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此，上诉人的诉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理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潘敦友、潘金英二审辩称：首先，上诉人提供的农业银行付款流水本身作为一个证据应该是完整的，但该银行流水缺少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付款，证明该证据有伪造和缺失的痕迹，而对金融机构出具的记录有异议，不是一个鉴定的问题，鉴定是关于真伪的问题，并不是鉴定相关记录事实的完整，既然流水记录与实际事实不相符，那么该记录就没有意义，说明此银行流水只能是一份初步的记录，对其他的进账没有记录，存在伪造的可能。其次，上诉人称向被上诉人支付了41万元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一审中已经向法庭陈述了2009年9月12日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20万元、2011年3月30日支付2万元，2011年7月26日支付5万元，2011年7月27日支付5万元、2012年1月11日支付20万元，以上都有上诉人的签字和账户记录，总计52万元，上诉人的付款与被上诉人的付款根本不存在借条中记录的56万元差额，故上诉人主张的41万元不是借条中所载明的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民间借贷审理并不是仅仅依据借条，还应有收条和实际放款记录来证明借款的实际发生，因此上诉人在没有具体实际付款的情况下，仅凭借条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再次，被上诉人当时要求上诉人筹集相应56万元的物品，11个月后进行账目结清，上诉人提前交付了一辆凯美瑞汽车给被上诉人，但后来其他车辆和物品也没有筹集，导致借条没有实际履行，双方关系恶化后车辆也让上诉人通过强行检车的方式带走，因此上诉人根本没有筹集齐全物品，也没有按照借条中所约定的11个月进行结算，如果上诉人认为借条成立，借条是2011年出具的，到2015年如此长的时间从来没有主张过或提起任何诉讼，已经与事实和常理不符。第四，上诉人主张“11个月以后”是其书写的，上诉人作为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条上写一个时间结算，又强调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难道上诉人不知道书写的这张纸是借条吗？上诉人应该知道在借条上书写日期应是一个结算日期，应该在该时间内进行权利主张。第五，上诉人的诉状中写的很清楚是以现金方式支付，而在庭审中又辩称是转账，上诉人所做的陈述与其诉状不相符，上诉人至今也没有拿出任何一个符合借条的相关款项支付证据，其现提供的证据金额不符、时间不符、付款状况也不符，而且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抵顶后余额也不符，上诉人主张其给被上诉人潘敦友就是借款，而被上诉人潘敦友付给上诉人的就不是款项，是不符合逻辑的。因此上诉人仅凭借条主张不应予以支持，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属实。
本院补充查明：一审第一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陈述2011年10月至11月之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潘敦友有良好合作，潘敦友多次向上诉人借款，每次支付的都是现金，56万元全部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二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借款未实际给付。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转账明细，上诉人提供一份尾号为3417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明细，一审法院组织第二次开庭进行质证。该份农行明细记录起始时间是2009年8月，截止时间到2012年6月3日，在此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潘敦友往来情况显示为：2010年12月14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潘敦友29万元、2011年6月3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潘敦友2万元、2011年9月22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潘敦友10万元、2011年12月29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潘敦友12万元。上诉人第二次庭审中主张案涉借条是在双方对账后出具的，借款是通过上述银行账户分别于2010年12月14日、2011年6月3日、9月22日汇款给被上诉人潘敦友29万元、2万元、10万元，合计41万元，剩余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同时主张2011年12月29日的12万元与本案借款无关。
被上诉人潘敦友对上诉人陈述的借款通过41万元转账和15万元现金支付的事实不予认可，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供部分记账凭证和银行汇款凭证，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009年9月12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农业银行尾号为3417的银行账户现金存款20万元、2011年3月30日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2万元、2011年7月26日和27日共计存入3417号账户10万元、2012年1月11日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20万元，上述金额合计52万元，上诉人不认可上述款项为还款，主张与被上诉人潘敦友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应是潘敦友代表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故上述还款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潘敦友一审时还提供一份2011年6月20日的付款单，记载付给上诉人14万元，收款人处由案外人代签印，上诉人对案外人收款行为不予认可。
确认上述事实，有上诉人提供的农业银行账户明细、被上诉人提供的存款凭条、付款单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明材料在案为凭，上述证明材料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
本院认为，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一审起诉状和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多次陈述借款56万元全部是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了被上诉人潘敦友，且付款时间是在2011年10月至11月，在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证据后，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供了转账凭证，并根据转账凭证显示的内容变更了其起诉状和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主张借款是用三笔转账汇款共41万元和现金15万元支付的，上诉人关于款项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的陈述前后出现矛盾，其解释是因为时间太长没有记清所以之前才陈述全部是现金支付，不具有合理性。而且，其中一笔29万元在2010年12月14日就已汇出，距案涉借条出具的时间2011年11月12日相隔近一年，时间跨度较长，数额也较大，上诉人在已起诉至法院的情况下，仍未核实清楚，将此笔大额汇款混淆记为近一年之后的现金付款，不符合常理。此外，上诉人提供的转账明细中有上诉人给其他人的转账汇款记录，亦有其他人给上诉人的转账汇款记录，而与被上诉人潘敦友之间只有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汇款的四笔转账记录，无被上诉人潘敦友给上诉人汇款的转账记录，与被上诉人提供的2009年9月12日、2011年7月26日和27日的汇款凭证体现出给上诉人转账存款的证据不相符，该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能确认。故上诉人对变更其诉讼过程中的陈述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反的有效证据予以推翻，对此本院不能采信。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潘敦友支付给其的52万元属潘敦友的职务行为，系其投资的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业务往来一节，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存在，被上诉人潘敦友给上诉人的付款只能认定为是与上诉人之间的个人往来。综上，上诉人对借款的支付方式陈述前后矛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潘敦友多年来又存在数笔复杂的资金往来，本案无法确认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与案涉借条一一对应，不能证明借款的出借义务已完成，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王立凯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学超
审 判 员 金 艳
代理审判员 司玉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