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中法民二终字第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国良，男，197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守勇，男，197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山水汇丰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守勇，总经理。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符开良，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相岑，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铁有，男，197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史国良因与被上诉人何守勇、三亚山水汇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丰公司）、原审第三人王铁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3）美民一初字第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12年9月8日，山丰公司与史国良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一份。双方约定：山丰公司将所持有的该公司4%的股权转让给史国良；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万元；本协议生效后1日内，史国良应按本协议的规定足额支付给山丰公司约定的转让款，转让款应存入山丰公司指定的帐户；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共同委托公司董事会办理股份转让登记；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等。何守勇确认上述《股权认购协议》转让的股权是其持有的山丰公司4%的股权，何守勇对上述《股权认购协议》予以认可。史国良亦认可其购买的是何守勇持有的山丰公司4%的股权。《股权认购协议》签订的当日，史国良即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何守勇支付了人民币20万元。山丰公司已于2012年8月30日以《董事会决议》表决通过，所有股东均同意何守勇向史国良转让其持有的山丰公司4%的股权。但山丰公司未向史国良出具出资证明书，也未将史国良记载于股东名册。之后，史国良被聘为山丰公司的职员，参与山丰公司的工作。至2013年4月22日，山丰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的投资者为何守勇和王铁有，何守勇、王铁有认缴出资额为何守勇450万人民币、王铁有50万人民币。因何守勇和山丰公司至2013年4月22日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故史国良认为何守勇、山丰公司构成违约，于2013年5月20日向原审法院起诉，遂成讼。在庭审过程中，何守勇、山丰公司表示愿意继续履行《股权认购协议》，为史国良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史国良承认其未向山丰公司董事会出具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委托书。另查，山丰公司是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1年11月29日核准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发起人为何守勇和王铁有；何守勇认缴出资额45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90%，王铁有认缴出资额5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10%，上述出资额于2012年2月15日缴足。何守勇和王铁有均为该司董事会成员，何守勇任执行董事，王铁有任监事。2012年6月1日，何守勇和王铁有通过山丰公司董事会决议。该决议表决通过：同意王铁有退出在山丰公司所持有的10%股权，王铁有授权何守勇办理转让和变更手续。2013年7月16日，山丰公司经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何守勇持股比例55%，吴学军持股比例21%，黄帅持股比例15%，王琪持股比例5%，谢移民持股比例4%。史国良的诉讼请求：1、解除史国良与山丰公司于2012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认购协议》；2、何守勇向史国良退还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200000.00元，并赔偿史国良的利息损失（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自2012年9月8日计算至两被告实际还款之日）；三、案件诉讼费由山丰公司及何守勇承担。
原审判决认为：一、关于《股权认购协议》的效力问题。山丰公司与史国良于2012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认购协议》，实际转让的股权为何守勇持有的山丰公司4%的股权。该协议已经过何守勇的追认和史国良的确认，意思表示真实，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故上述《股权认购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应受法律保护。二、关于《股权认购协议》是否具备法定解除条件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有：（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史国良在上述《股权认购协议》签订的当日已向何守勇支付了人民币20万元，履行了其主要义务，故山丰公司与何守勇负有为史国良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义务。根据《股权认购协议》的约定，双方需共同委托公司董事会办理股份转让登记，但双方未约定履行期限；并且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并非何守勇和山丰公司单方可以完成，史国良亦负有配合的义务。史国良既未向山丰公司董事会出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委托书，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催告何守勇和山丰公司在合理期限内履行股东变更登记义务，而何守勇在转让其4%股权时已取得所有股东的同意且何守勇和山丰公司在庭审过程中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在此情形下，认定《股权认购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但是该规定属于公司登记管理规范，违反该规定并不导致股东变更登记无法实现的法律后果。因此，史国良关于何守勇和山丰公司迟延履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故史国良请求解除其与山丰公司签订的《股权认购协议》并请求何守勇退还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赔偿该款项的利息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史国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20元，由史国良负担。
上诉人史国良不服一审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定“史国良承认其未向山丰公司董事会出具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委托书”系认定事实不清。史国良与何守勇之间的《股权认购协议》生效后，史国良积极履行了付款义务，并多次要求何守勇、山丰公司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但何守勇、山丰公司在合同生效后长达8个多月的时间内一直拒不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需要强调的是，史国良购买股权并积极支付股款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取得公司的股东身份并享受相应的股东权益，何守勇、山丰公司拒不办理变更手续导致史国良丧失了良好的转让股权之时机，严重损害了史国良的合法权益。史国良在催促无果的情况下，无奈只好于2013年5月2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而何守勇、山丰公司是因收到诉状后才于2013年7月前往三亚市工商局办理变更手续，而且变更后的股东名册中并没有史国良，截止至今日，史国良仍然未能取得山丰公司的股东身份。原审法院认定“史国良承认其未向山丰公司董事会出具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委托书”系对案件基本事实查明不清，且完全不符合常理。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何守勇、山丰公司有及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法定义务。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以及“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同时，《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也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股东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依据上述规定可知，何守勇、山丰公司应当在《股权认购协议》生效后及时向史国良签发出资证明书，并修改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等内容。同时，还应当在史国良缴足认购款之日即2012年9月8日起30天内前往三亚市工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这是何守勇、山丰公司的法定义务。其次，何守勇、山丰公司有及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约定义务。《股权认购协议》明确约定“协议生效后由双方共同委托公司董事会办理股份转让登记。”第6.1条约定“本次转让过户手续完成后，乙方即具有三亚山水汇丰实业有限公司4%的股份，享受相应的权益。”也就是说，根据史国良与何守勇双方的协议约定，何守勇、山丰公司在收到史国良缴纳的全部认购款后，应及时办理股份转让登记手续。虽然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办理变更登记的时间，但协议签订当日史国良就缴足认购款，随后史国良一直要求何守勇、山丰公司尽快办理股东变更手续，以便史国良及时行使股东权利，但遭到何守勇、山丰公司的拒绝。史国良在合理期限内多次催促何守勇、山丰公司，何守勇、山丰公司拒不办理股权确认手续的行为违背了商事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另外，何守勇、山丰公司在原审答辩状中称其于2013年4月份前往三亚市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也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根据史国良于2013年4月22日在三亚市工商局查询的档案中显示，山丰公司的股东只有两位，并没有史国良。何守勇、山丰公司在合理期限内拒不配合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行为，严重违约。三、史国良原审诉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何守勇、山丰公司在收到股款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拒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属于严重违约。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可知，2013年7月16日，山丰公司经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何守勇持股比例55%，吴学军持股比例21%，黄帅持股比例15%，王琪持股比例5%，谢移民持股比例4%。何守勇、山丰公司以其实际行为表达了拒不为史国良出具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且在客观上造成了史国良的股东身份不可能实现，史国良要求解除协议完全符合《合同法》关于解除合同之规定。因何守勇、山丰公司的严重违约行为并造成史国良的实际损失，史国良依法要求其承担赔偿利息损失之责任，合法有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3）美民二初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史国良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由何守勇、山丰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何守勇、山丰公司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史国良主张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史国良主张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的条件。其次，史国良诉称其已经合理向答辩人催告履行，何守勇、山丰公司拒绝履行协议这种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史国良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都没有提出催告的证据，恰恰相反，是何守勇不断向史国良发出通知，要求史国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史国良拒不办理，执意解除合同。最后，协议没有确定履行合同的时限，何守勇、山丰公司并未违约，由于股权转让是要经过股东会同意并且登记备案的，再加上同时期公司的股东变动频繁，与史国良情形大概一致的股东也有数位，经公司股东会商讨，多位新股东的股权变更一起在2013年办理，这些事实史国良作为公司股东是清楚并且同意的，故何守勇、山丰公司未违约。二、史国良声称其未享受股东权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时没有事实依据的。首先，史国良在缴纳股权转让款后，山丰公司根据其股东的身份就给予其副总经理的职务，配有专用小车，实际参与公司的运营、决策，并在山丰公司各种对外宣传上印制史国良的相片和职务，让其接管公司最重要的几个部门，这些行为都是公司根据史国良的股东身份给予的福利待遇，公司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股东会决策的，史国良作为公司的一名股东都参与并行使了股东的权利，史国良的说法是颠倒黑白。其次，股权转让合同与一般的金钱债务合同不一样，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说法，何守勇、山丰公司一直都是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在事实基础上何守勇、山丰公司也是一直催促史国良履行合同的。三、史国良的行为属于恶意解除合同，是种恶意诉讼的行为。首先，史国良主张其多次向何守勇、山丰公司催促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何守勇、山丰公司拒不办理这一理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据何守勇、山丰公司所知是史国良在外有许多债务，想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取回股权转让款。其次，史国良恰好在公司要求所有股东去工商变更登记的时候离开，并开走公司所有的小汽车，在何守勇的短信、电话催告和要求下，史国良拒不交还公司所有的小车和收取的客户押金，以此要挟何守勇、山丰公司解除合同，返还股权转让金是违法行为，也恰好说明了史国良违约在先。最后，山丰公司在2013年4月份向三亚市工商局提交股东变更登记申请时，由于史国良拒绝配合办理，并且史国良没向山丰公司提交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委托书，导致山丰公司无法单方面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违约责任在于史国良一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史国良的诉讼请求属于信口开河、颠倒黑白，同时也没有新的证据予以证明，纯属无理之诉，所以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何守勇、山丰公司的合法权益。
原审第三人王铁有没有陈述意见。
上诉人史国良、被上诉人山丰公司、何守勇及原审第三人王铁有在二审中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相同。另查明，何守勇、山丰公司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史国良使用山丰公司的一辆小轿车至今未归还。对此，史国良无异议。
本院认为：何守勇将其持有的山丰公司4%的股权转让给史国良，为此，史国良与山丰公司签订了《股权认购协议》，该协议系史国良和何守勇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通过所有股东同意，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对史国良、何守勇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严格遵照执行。本案证据表明，协议签订后，史国良依约履行了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史国良也曾作为山丰公司的股东参加过股东会议，山丰公司将公司的车辆安排给史国良使用至今，但至今史国良、何守勇仍未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此可见，尽管史国良与何守勇的股权转让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何守勇收到史国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史国良已作为山丰公司的股东参加过股东会议，山丰公司也已安排车辆给史国良使用至今，史国良实际上已是山丰公司的股东，何守勇和山丰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只要史国良配合，何守勇持有的山丰公司4%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史国良名下的目的是可以实现的。史国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史国良提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420元，由上诉人史国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燕
审 判 员 符敏秀
代理审判员 周 玲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