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1民终23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11层。
法定代表人骆俊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显琴，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镇江市特种车辆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谷阳大道6号。
法定代表人：华国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艾滔勇，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迪公司）与被上诉人镇江市特种车辆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种车辆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15）徒商初字第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赛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显琴、被上诉人特种车辆厂的委托代理人艾滔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赛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特种车辆厂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据此作出的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特种车辆厂工作人员束某和姚某的陈述及两人往返镇江和北京的火车票作为唯一证据，就认定从2010年11月起特种车辆厂不间断的多次向赛迪公司催要货款，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是错误的。第一，束某和姚某即便到过北京，也不能仅凭车票和自述就认定到过赛迪公司催讨货款。况且被上诉人在北京设有办事处，无法排除束某、姚某到北京观光旅行、出差等其他公务的可能性；第二，火车票不能证明乘车人就是束某和姚某；第三，束某虽然是合同的签字人，但她仅是签订合同时的代理人，不具有催讨债权的债权人资格。即便束某可以作为债权人代理人催讨债权，姚某也没有身份代表债权人催讨债权。更需要强调的是，束某和姚某并未在法院认定期间到过赛迪公司催讨债权；第四，一审判决认为特种车辆厂是捷诚公司的子公司，因此认定姚某可以代表特种车辆厂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由此做出的判决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审应当予以纠正。
特种车辆厂辩称，1、我公司一审审理阶段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了诉讼时效中断，包括双方签订的对账单、工作人员为催款往来北京的火车票、飞机票，赛迪公司的内部刊物以及证人证言，结合双方的交易模式，业务人员的工作习惯以及催款细节的详细描述，充分反映了我公司积极向赛迪公司催要欠付车辆改装款的事实，并非赛迪公司所述的“唯一”证据。我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力达到了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可信度高。2、赛迪公司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揣测我公司业务人员的出行目的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一审中，我公司已经举证说明两名业务人员前往北京催款的事实，并对赛迪公司的公司坐落、办公楼层、接待人员以及沟通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排除了其他的合理怀疑。3、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火车票载明了乘车人的身份信息为公司员工姚某，并非上诉人所称的不能证明，姚某和束某作为公司的员工，其追讨欠款的行为是其工作内容，并且经我公司认可，具有追讨债权的资格。4、我公司认为双方所签订的对账单有效证明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并且是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一份经过双方有效确认的对账单，相当于一份欠条，该对账单中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属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或者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的时间起算。因此在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并未引起诉讼时效的起算，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赛迪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特种车辆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赛迪公司给付车辆改装款17.705万元（案件审理中特种车辆厂自愿撤回要求赛迪公司给付后期改造费用2.4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09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8月20日，特种车辆厂与赛迪公司签订改装合同一份，产品项目为内蒙古自治区移动通信指挥系统（勇士通信车和全顺通信指挥车）改装，合同总价75.41万元（含17%增值税），赛迪公司系委托方，特种车辆厂系承制方，合同中特种车辆厂代理人处由束某签名，联系电话0511-856××××8/856××××8。合同正文约定合同标的为内蒙古自治区移动通信指挥系统车辆改装，其中勇士通信车3辆，全顺通信指挥车1辆。关于付款期限合同4.2条约定：本合同签订一周内赛迪公司支付总价款的50%作为预付款，待车辆改装完成并交付后十日内付清余款。合同5.2.1条约定车辆交付时间为2008年10月15日前，若赛迪公司设备推迟提供则交付相应顺延。合同签订后，赛迪公司支付了预付款，所有车辆于2008年11月全部改装结束并交付，特种车辆厂已向赛迪公司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2008年12月3日，赛迪公司向特种车辆厂付款20万元，尚欠17.705万元。
2011年6月30日，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诚公司）向赛迪公司发送对账单一份，就四份合同（含本案改装合同）项下的欠款要求赛迪公司进行核对，并注明具体的合同名称、交货日期、合同金额等。其中，本案改装合同金额75.41万元，欠款17.705万元，通辽全顺通信指挥车后期改造补充合同金额2.4万元，欠款2.4万元，赛迪公司在对账单下方载明：75.41万元的合同为我方与特种车辆厂所签，来往款项应与特种车辆厂结算；所列款项2.4万元我方无相关财务记录，该账款有待核实。
另查明，特种车辆厂系捷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束某、姚某建立劳动关系的是捷诚公司，但二人同时负责捷诚公司及特种车辆厂公司的业务。
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向束某进行调查，其陈述：自己既是捷诚公司的员工，也是特种车辆厂的员工，2009年退休前在公司市场部任营销经理，2009年退休，留用到2012年6月。退休前捷诚公司、特种车辆厂与赛迪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一直由其负责，本案所涉的改装合同及捷诚公司与赛迪公司所签改装合同均是其本人经手，合同项款项赛迪公司尚未付清，束某本人曾多次去赛迪公司公司催要款项，2010年、2011年、2012年都去过赛迪公司公司催款，赛迪公司公司多人接待了束某，但赛迪公司多次用各种理由拖延付款，2012年6月后束某将手中的业务交给公司领导姚某负责。庭审中，证人姚某陈述，特种车辆厂是捷诚公司的子公司，束某退休后，本案所涉欠款交由其负责催要，姚某曾多次到赛迪公司公司催款，赛迪公司也向其陈述会付款，但一直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特种车辆厂与赛迪公司之间签订的改装合同真实、合法，应属有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首先，根据合同约定，赛迪公司应于车辆交付后十日内付清余款，因赛迪公司在庭审中仅能确认车辆交付年月为2008年11月，具体日期无法确定，赛迪公司最后付款日应为2008年12月10日，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08年12月11日起算；其次，束某、姚某虽然并未与特种车辆厂建立劳动关系，但特种车辆厂系捷诚公司的子公司，法律并不禁止关联企业之间的人事混同，且束某代表特种车辆厂签订本案合同，也进一步印证了捷诚公司与特种车辆厂在人事安排上的统一性，通过该院向束某的调查、特种车辆厂提供的原始交通票据及证人姚某的证人证言等，能够认定自2010年11月起，特种车辆厂曾不间断地多次派员向赛迪公司催要货款，诉讼时效已经发生中断，赛迪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综上，赛迪公司欠付改装款17.705万元，自2008年12月11日起已属逾期，特种车辆厂自愿从2009年1月1日起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赛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特种车辆厂改装款17.705万元，并给付自2009年1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本金17.705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特种车辆厂主张的款项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特种车辆厂在一审审理中提交了涉案双方签订的对账单、工作人员束某、姚某为催要欠款往来北京的火车票、机票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明特种车辆厂自2010年11月起至2015年多次派人向赛迪公司催要欠款主张权利。虽然赛迪公司辩称束某、姚某系捷诚公司员工，但特种车辆厂系捷诚公司的子公司，法律并不禁止关联企业之间的人事混同，且束某代表特种车辆厂签订本案合同，也进一步印证了捷诚公司与特种车辆厂在人事安排上的统一性。特种车辆厂所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锁链，应确认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特种车辆厂向原审法院提起的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赛迪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41元，由上诉人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宝华
代理审判员 李 洁
代理审判员 陶 然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许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