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苏民申590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11楼01-06。
法定代表人：黄石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孚兵，江苏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林涛，江苏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南京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东麒路6号。
法定代表人：刘尊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景岩，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豪，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四川建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城宝珍花园B幢3楼。
法定代表人：唐云南，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公司）、南京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因与一审被告四川建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南京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民终2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富利公司申请再审称，1、案涉两份《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系伪造，不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中联公司不能陈述与富利公司协商、签订合同的过程，不能指认任何一个人代表富利公司参与过案涉合同事务。建生公司从未协助中联公司到富利公司盖章，中联公司伪造富利公司印章，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罪。2、一、二审中，富利公司申请中联公司业务员王春龙到庭陈述合同签订过程，两级法院未予理涉。二审期间，富利公司申请调取中联公司在其他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文本，二审法院未给出合理解释而予以拒绝。3、即使两份《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真实，从合同字面意思理解，富利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责任。“保利梧桐语”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第八条第4项表述为：本合同只限开发票用，与一切经济无关，并不具法律效力。表明合同当事人对该合同“只限开发票用”且不具有法律效力达成了合意，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并未成立，不能推出“行为表明三方均以事实行为认可了该合同的效力”的结论。4、富利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富利公司未签订两份《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建生公司与南京鑫茂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公司）签订的《南京市建设工程预拌混凝土供应合同》，证明案涉合同当事人是建生公司和鑫茂公司。中联公司向包括建生公司在内的客户发送的《关于变更合同主体通知函》证明中联公司承继鑫茂公司与建生公司的合同，案涉混凝土买卖合同就是该合同，中联公司辩称该合同已终止，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中联公司与建生公司就“保利梧桐语”工程签订的《商品混凝土合同补充协议》的基础合同是中联公司与建生公司的合同，富利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2013年10月20日《调价函》的对象是建生公司，针对案涉两个项目，证明案涉合同只发生在中联公司与建生公司之间，与富利公司无关。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证明鑫茂公司向建生公司实际施工的工程供应混凝土，且供应范围扩大到“紫荆公馆”工程。后中联公司并购鑫茂公司等几家混凝土公司，成立了中联公司，向已经存在的买卖合同相对方发函确认承继原合同的履行。为满足中联公司规范开票的内部管理要求，私刻富利公司公章补签三方合同。5、《委托付款计划表》、《委托付款承诺书》证明富利公司在本案中的付款行为是受建生公司委托代为支付，富利公司没有向中联公司付款的义务。二审判决以中联公司不知晓为由，否定其证明效力不当。6、案涉两份买卖合同虽然是同一法律关系，但合同条款存在根本差异，属于两个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分别受理并审理，一、二审法院在同一诉讼中受理并审理，没有依据。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针对富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中联公司提交意见称，1、无论是《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的签订还是履行，均证明富利公司是案涉合同的买方。案涉《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均加盖了富利公司印章，富利公司的盖章行为表明案涉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富利公司主张合同上的印章系伪造，该合同的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富利公司原审中仅提供印模，未提供公安机关公章备案手续，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合同中加盖的公章并非富利公司日常使用的印章，但中联公司己实际向富利公司承建的“保利梧桐语”和“紫荆公馆”工程供应了混凝土，富利公司作为项目的总承包企业，其将工程转包给建生公司，合同履行期间还根据工程进度向中联公司不定期支付货款，中联公司开具的发票中记载的购货方亦为富利公司，这一系列行为足以使中联公司有理由相信在合同中加盖印章的行为系富利公司所为，富利公司系案涉合同的买方。虽然“保利梧桐语”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只限开发票，但三方当事人的上述履行行为表明三方当事人均以事实行为认可了买卖关系。中联公司提供的《调价函》、《联系函》、《混凝土结算表》等证据亦证明与富利公司、建生公司之间函件往来的事实。2、富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否认富利公司系案涉合同的买方。（1）《南京市建设工程预拌混凝土供应合同》、《关于变更合同主体通知函》仅能证明鑫茂公司曾与建生公司订立过买卖合同，而本案中联公司诉讼依据是中联公司、富利公司、建生公司三方签订的案涉合同，并非鑫茂公司与建生公司之间的合同，两个合同并非同一合同，上述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2）《委托付款承诺书》、《委托付款计划表》系建生公司向富利公司出具，中联公司诉前从未收到上述材料，并不知晓上述承诺行为。中联公司自案涉合同签订起一直将富利公司视为合同买方，并按合同约定向其交付混凝土，开具抬头为富利公司的发票，富利公司作为买方向中联公司支付货款合情合理，建生公司的付款行为仅是代富利公司支付货款。上述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富利公司的付款行为系受建生公司委托代为支付。3、案涉两份合同主体均是中联公司、富利公司、建生公司，中联公司依据两份合同一并起诉要求富利公司、建生公司给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系同一法律关系，可以一并审理。综上，请求驳回富利公司的再审申请。
中联公司申请再审称，1、富利公司、中联公司属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紫荆公馆”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中联公司为富利公司加工商品混凝土；计量方式按富利公司全权委托建生公司的签字小票计算；小票抬头开具为富利公司等，中联公司供货给富利公司，富利公司支付中联公司货款是合同最基本的权利义务。2、从合同约定来看，建生公司应为债务加入,而非债务转移。（1）“紫荆公馆”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富利公司全权委托建生公司负责一切事务并督促建生公司按时付款，如发生经济纠纷，富利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由建生公司承担一切责任。该约定前半部分表明富利公司与建生公司是委托关系，不能排除富利公司的责任，后半部分内容与前半部分内容矛盾。建生公司与富利公司之间属于分包关系，该条约定中只出现富利公司和建生公司，可视为其分包关系的内部协议，不是与中联公司之间的约定。（2）权利的放弃必须明示，否则不免除原债务人义务。中联公司自始至终没有明确放弃对富利公司的债权，或同意富利公司退出债务关系或将债务转移给建生公司单独承担。（3）“紫荆公馆”工程已付款项虽是由建生公司向中联公司支付，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是债务转移。3、二审判决错误理解“紫荆公馆”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内容，仅从建生公司为付款方，就排除富利公司的付款义务。中联公司之所以与富利公司、建生公司签订三方合同,系考虑到货物数量巨大,为减少风险，中联公司对富利公司及建生公司进行了考查，富利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过亿元的大型企业，有履行能力，而建生公司注册资本仅2000余万元，不具备完全履行案涉两份买卖合同的能力，且在签订案涉两份合同之前，中联公司和富利公司单独合作过，双方达成初步信任，中联公司正是基于信任才继续签订了三方合同。二审判决后，一审法院执行中，建生公司处于歇业状态，中联公司1300余万元债权无法执行，而有履行能力的富利公司逃避了债务。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针对中联公司的再审申请，富利公司提交意见称，1、鑫茂公司和中联公司均清楚建生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中联公司在本案起诉之前从未以任何形式与富利公司发生过任何联系。3、中联公司也认为案涉合同中的约定存在前后矛盾，但案涉合同是中联公司草拟后交给建生公司的，中联公司对此应做出合理解释。
本院审查期间，中联公司提交2011年6月鑫茂公司与建生公司签订的《南京市建设工程预拌混凝土供应合同》1份，中联公司称，该合同编号为2011-2-34，与富利公司提供的该合同上的编号不同，没有标注NLT-0782字样，该字样是富利公司后加上去的，且中联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不可能在2011年标注该字样，拟证明：不存在富利公司所称的中联公司继续履行2011年合同的事实。
富利公司质证称，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对除合同编号以外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中联公司向建生公司发送的《关于变更合同主体通知函》已明确表明承继鑫茂公司对建生公司供应混凝土的卖方义务，即原鑫茂公司合同的供应方变更为中联公司。在中联公司单方面发送给建生公司的工作联系函及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均多处指明合同编号，说明与富利公司无关，中联公司有关合同编号是富利公司添加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富利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理由是：
1、中联公司、富利公司、建生公司于2012年8月7日、2013年3月13日分别就“保利梧桐语”和“紫荆公馆”工程各签订一份《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该两份合同落款处均盖有中联公司、富利公司、建生公司公章，故该两份合同已依法成立，且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富利公司申请再审称其未委托任何人参与签订上述两份合同，中联公司伪造富利公司印章，但富利公司一、二审中未申请对上述两份合同中富利公司公章真伪进行鉴定，且富利公司曾部分履行合同项下义务，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合同中富利公司公章系他人伪造的情况下，应由富利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富利公司关于上述两份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2、“保利梧桐语”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第三条“付款方式及期限”第2项约定：富利公司应使用现金支票或转账支票支付货款，中联公司提供正规的发票给富利公司。第四条“三方权利及义务”约定：富利公司全权委托建生公司进行商品砼的确认及验收，富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及时付款。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富利公司按本合同第三条付款，如有一期未按合同付清合同进度款或发生其它使合同无法履行的行为，中联公司可要求建生公司付清全部款项，并视为合同终止，并承担该工程混凝土款2%的违约金。即该合同明确约定由中联公司向建生公司供货，富利公司为承担该合同项下付款义务主体，且在富利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时，中联公司有权要求建生公司给付剩余货款。虽然该合同第八条第4项约定：本合同只限开发票用，与一切经济无关，并不具法律效力。但中联公司已实际按照该合同约定向“保利梧桐语”工程交付了混凝土，且富利公司、建生公司均以自己名义支付了部分货款，三方当事人以实际履行“保利梧桐语”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的行为认可了该合同的效力,该合同对三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二审判决富利公司和建生公司就“保利梧桐语”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所欠货款承担给付义务，并无不当。富利公司提交的建生公司与鑫茂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签订的《南京市建设工程预拌混凝土供应合同》及中联公司基于该合同所发的《关于变更合同主体通知函》只能证明鑫茂公司与建生公司曾订立过混凝土买卖合同。中联公司在本院审查期间提交鑫茂公司与建生公司签订的《南京市建设工程预拌混凝土供应合同》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商品混凝土合同补充协议》、《调价函》等证据，不能否认富利公司作为“保利梧桐语”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及付款方之一。至于《委托付款计划表》、《委托付款承诺书》系建生公司向富利公司出具，“保利梧桐语”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建生公司与富利公司均有向中联公司支付货款义务，建生公司与富利公司的内部委托付款关系不能对抗中联公司，在富利公司已实际向中联公司支付部分货款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上述证据亦不能否认富利公司应履行“保利梧桐语”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并无不当。
3、二审期间，富利公司申请调取中联公司在其他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文本，因其他案件的合同文本不能当然决定或影响案涉合同的效力，故二审法院对中联公司的该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
4、案涉两份《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的签订主体均是中联公司、富利公司、建生公司，合同内容均为中联公司向富利公司或建生公司供应混凝土，中联公司以富利公司、建生公司为付款方主张两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系同一法律关系，一、二审法院在同一起案件中受理并审理并无不当，且富利公司的该再审申请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中联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亦不能成立，理由是：
中联公司与富利公司、建生公司于2013年3月13日就“紫荆公馆”工程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第三条“付款方式及期限”第2项约定：建生公司应使用现金支票或转账支票支付货款，如使用承兑汇票等，贴息费用由建生公司承担。第四条“三方义务”约定：富利公司全权委托建生公司负责一切事务，并督促建生公司按时付款，如发生经济纠纷，富利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由建生公司承担一切责任。第六条“违约责任”约定：建生公司按本合同第三条付款，如有一期未按合同付清合同进度款或发生其它使合同无法履行的行为，中联公司可要求建生公司付清全部款项，视为合同终止，并承担该工程混凝土款2%的违约金。因上述“紫荆公馆”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系中联公司与富利公司、建生公司三方当事人签订，而不是富利公司、建生公司两方当事人签订，上述约定对中联公司具有约束力，按照上述约定，应当认定建生公司为“紫荆公馆”工程《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付款方，富利公司不应承担该合同项下所欠货款的给付义务，二审判决对中联公司主张建生公司给付该合同项下所欠货款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中联公司主张富利公司给付该合同项下所欠货款的诉请不予支持，合法有据。
综上，再审申请人富利公司、中联公司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南京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道丽
审 判 员 陈志明
代理审判员 刘尚雷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