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381民初188号
原告袁维理，男，汉族，1956年2月3日出生，住贵州省赤水市。
委托代理人朱兑生（系原告袁维理的亲属），男，汉族，1954年12月11日出生，住贵州省赤水市。
被告刘录生，男，汉族，1958年10月15日出生，住陕西省米脂县。
被告中交二公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1号高科广场20层。
法定代表人陈兴，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晁仲锋，公司员工。
原告袁维理诉被告刘录生、中交二公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明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龚祥伦、袁德政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维理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兑生，被告刘录生，被告中交二公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六工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晁仲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维理诉称：2013年4月，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把仁赤高速20标1号弃土场水沟工程非法转包给没有任何资质的被告刘录生。后刘录生找到原告，让原告做弃土场水沟工程，双方约定：沟底按照180.00元/立方米计算，边坡按照80.00元/立方米计算；每月按工程进度的80%支付工程款，余下20%待工程结束后一月内付清；被告刘录生提取工程款的7%作为劳务费。原告在施工过程中，被告更改施工方案，增加了原告的工程量，且被告低价借用原告租赁的施工挖掘机。2013年6月5日，天降大雨引发洪水，原告所做工程被洪水冲毁，原告被迫停工。工程停工后，原告要求被告结算，被告总是搪塞。后经原告找有关部分反映，被告才向原告随意提出一个结算方案，因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便悄悄离开。被告刘录生共欠原告工程款130,889.00元，被告刘录生仅在施工过程中支付30,000.00元，余款在扣除原告应承担的税费、劳务费后，被告刘录生还应支付88,853.00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一、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88,853.00元、催款损失费30,000.00元、信用社贷款利息16,403.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刘录生辩称：一、原告称被告刘录生还应支付工程款88,853.00元不属实。经被告刘录生与原告结算，被告刘录生应付工程款为69,802.70元，扣除质保金3,490.13元、税金2,443.10元、劳务费4,886.18元后，被告刘录生只支付58,983.29元，且被告刘录生向原告出具了工程量结算单。原告在施工过程中，被告刘录生向原告支付了27,092.90元。2013年年底，即结算当天，被告刘录生在案外人张克荣家中向原告支付了11,890.39元。结算当天，被告刘录生在元厚镇邮政银行取款后，将工程款余款20,000.00元支付给了原告，且原告还当场偿还了欠案外人张克荣的借款10,000.00元。因此，除工程质保金3,490.13元外，被告刘录生已经不欠原告工程款。二、原告称被告刘录生逃避债务，纯属诋毁。被告刘录生向原告支付完工程款后，已是2013年农历腊月二十五，被告刘录生怎能不回老家过年，且原告于2014年春节过后到赤水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反映，被告刘录生为配合工作，还从陕北赶到赤水解决问题，反而是原告的无理取闹，导致被告刘录生产生了许多损失。
被告第六工程公司辩称：原告请求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以及原告请求的催款损失费、信用社贷款利息、案件受理费，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己经完成工程款结算，且被告第六工程公司已向被告刘录生支付全部工程款。原告与被告刘录生的纠纷，与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无关。
经审理查明，2010年，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承建仁怀至赤水高速公路RCTJ-20工程(位于赤水市元厚镇)。2010年12月6日，二被告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由被告刘录生承包上述工程中涵洞、挡墙、护坡、边沟、截水沟部分的劳务。2013年4月，被告刘录生将其在上述工程中承包的一处弃土场水沟工程（以下简称“弃土场水沟工程”）转包给案外人张克荣。后，案外人张克荣将弃土场水沟工程转包给原告袁维理，张克荣帮其施工，双方口头约定：原告袁维理向张克荣支付转包费25,000.00元。继而，原告袁维理组织工人、租赁挖掘机，开始在弃土场水沟工程施工，且原告袁维理因资金不足，向张克荣借款10,000.00元。2013年6月，因大雨引发洪水，原告袁维理在弃土场水沟工程中完成的工程量被洪水冲毁，且原告袁维理因此停工，此后未再施工。2014年1月19日，就被告刘录生承包的所有工程，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与被告刘录生进行结算，双方将工程款结算完毕。2014年1月21日（农历二〇一三年腊月二十一），原告袁维理与被告刘录生在张克荣的住所（位于赤水市元厚镇街道），对原告袁维理所做的弃土场水沟工程的工程量进行结算，被告刘录生当场写下了“袁维理2013工程量”结算单（以下简称“结算单原件”），且该结算单制作完成后，原告袁维理与被告刘录生一同离开张克荣的住所，上街复印该结算单。当日，结算单原件复印后，被告刘录生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水市元厚镇营业所（以下简称“邮政银行元厚营业所”）取款30,000.00元。随后，张克荣到达邮政银行元厚营业所，原告袁维理向案外人张克荣偿还借款10,000.00元。几天后，被告刘录生离开赤水市元厚镇，回到陕西省的老家。2014年春节过后，原告袁维理到赤水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反映被告刘录生拖欠工程款问题。2015年3月19日，原告袁维理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刘录生支付工程款。2015年4月1日，原告袁维理撤回对被告刘录生的起诉。2015年5月12日，原告袁维理向本院第二次起诉，要求被告刘录生及案外人赵桢远、李根明支付工程款。2015年6月2日，本院驳回了原告袁维理的起诉。
上述查明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答辩，有原告袁维理提交的“袁维理2013工程量”结算单一（以下简称“结算单一”）、出料单、工人证实及证人王习红的证言，有被告刘录生提交的“袁维理2013工程量”结算单二（以下简称“结算单二”），有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提交的《劳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结算协议》、《进场协议》，以及本院调取的张克荣询问笔录、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第六工程公司将弃土场水沟工程转包给被告刘录生，被告刘录生又转包给原告袁维理，而被告刘录生及原告袁维理均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资质，故二被告之间以及被告刘录生与原告袁维理之间的建设工程转包合同无效。因原告袁维理完成的工程量已被天灾损毁，现无法进行工程验收，且二被告也未对工程质量提出异议，故原告袁维理仍有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权利。现本案当事人就工程量被天灾损毁后的有关事宜，产生如下争议：一、原告袁维理提交的结算单一与被告刘录生提交的结算单二，哪份完全复印了被告刘录生制作的结算单原件的内容，结算单原件又在谁手中；二、原告袁维理与被告刘录生是否已达成一致的结算意见，被告刘录生尚欠原告袁维理多少工程款；三、被告第六工程公司是否应向原告袁维理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
对于争议一。原告袁维理提交的结算单一与被告刘录生提交的结算单二均系复印件，双方均称原件在对方手中，自己的结算单完全复印了原件的内容。结算单一与结算单二的内容大致相同，除下列差异外：1.结算单一“身份证（系被告刘录生的身份证号码）”一栏有一个红色手印，结算单二没有；2.结算单二在“身份证”一栏下面还有“总借支伍万捌仟玖佰捌拾叁元贰角玖分（58983.29元）139×××刘录生（捺有手印）款已付清”的内容，结算单一没有。
综合来看：第一，通常情况下，工程款结算单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一种债权凭证，债务人会在工程款结算单原件中签名或按手印。原告袁维理称结算单一中的手印是被告刘录生直接按的，被告刘录生对此不予认可，但原告袁维理却记不清楚被告刘录生是用哪个手指按的手印，其也未要求对手印进行鉴定，这有悖于常理，且结算单一系复印件，作为债务人的被告刘录生在复印件中按手印的概率较小；第二，通常情况下，工程款结算单作为一种债权凭证，应载明工程款总金额、已支付金额、尚欠金额这些最基本的内容。结算单二载明了工程款总金额以及工程款借支的情况，结算单一仅载明了工程款总金额，而原告袁维理又认可被告刘录生在施工过程中已支付部分工程款一事，故结算单二的内容比结算单一的内容，更符合常理以及债权变化情况；第三，按照生活习惯，常人出具债权凭证时，通常会签名，甚至会在签名后按手印。被告刘录生称结算单二中“刘录生”上的手印是自己按的，且自己仍在使用“139×××”这个号码，这符合常理。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认定结算单二完全复印了被告刘录生制作的结算单原件的内容具有高度可能性，结算单一存在瑕疵；另结合债权凭证原件是债权人留存，以及原告袁维理与被告刘录生结算时，在场见证的张克荣证实“原件应该在袁维理那里”的情况，本院认定结算单原件在债权人即原告袁维理处具有高度可能性。
对于争议二。原告袁维理称自己不认可被告刘录生的结算意见，结算当日仅收到被告刘录生转账支付的10,000.00元，且自己在邮政银行元厚营业所，用该款偿还了张克荣的借款10,000.00元。被告刘录生称自己已与原告袁维理于2014年1月21日在张克荣的家中结算清楚，双方结算后，与原告袁维理一同到邮政银行元厚营业所取款，自己向原告袁维理支付了工程款余款20,000.00元，原告袁维理向张克荣偿还了借款10,000.00元，且自己在结算单原件上注明“款已付清”，用以说明不欠任何工程款，工程质保金3,490.13元需待工程质保期届满后才能支付。
综合来看：第一，原告袁维理与被告刘录生于2014年1月21日在张克荣的家中进行工程结算，张克荣证实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结算意见；第二，原告袁维理与被告刘录生结算时（农历二〇一三年腊月二十一），被告刘录生承包的全部工程已与被告第六工程公司完成结算。工程结算完毕之时，又是年关之际，被告刘录生作为外地人，必然要回到家乡过节，且被告刘录生极有可能一去不回。在此情况下，原告袁维理负责的弃土场水沟工程又已近结束半年，其不要求即将离开本地的被告刘录生出具结算后的债权凭证，这与常理不符；第三，原告袁维理在起诉时，仅认可被告刘录生在施工过程中支付工程款30,000.00元。但本案在庭审中，本院出示张克荣的询问笔录时，其又承认结算当日收到了被告刘录生转账支付的10,000.00元。原告袁维理对于被告刘录生已支付的工程款是多少的问题，其在诉讼过程中先后陈述不一致，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四，如上所述，结算单二完全复印了结算单原件的内容，那么结算单二中载明的“款已付清”，也必然在结算单原件中有所体现。本案中，原告袁维理不提供结算单原件，反而提交存在瑕疵的结算单一，且原告袁维理称被告刘录生于结算当日转账支付10,000.00元，但被告刘录生称是取款支付20,000.00元而不是转账支付10,000.00元，原告袁维理却未提交证据对转账一事予以证明，这表明原告袁维理有意歪曲情节并隐瞒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认定原告袁维理与被告刘录生已达成一致结算意见具有高度可能性；另结合被告刘录生结算当日在邮政银行元厚营业所取款30,000.00元的情况，本院认定被告刘录生于结算当日在邮政银行元厚营业所将工程款余款20,000.00元支付给原告袁维理后，其仅欠原告袁维理工程质保金3,490.13元具有高度可能性。
对于争议三。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与被告刘录生均认可工程款已全部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被告第六工程公司不应向原告袁维理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
综上，被告刘录生仅欠原告袁维理工程质保金3,490.13元，而原告袁维理负责的弃土场水沟工程已被天灾损毁，工程质保金已无存在的意义，故被告刘录生应支付给原告袁维理。对原告袁维理主张的催款损失费30,000.00元，因原告袁维理未举证证明催款损失费的产生，故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袁维理主张的贷款利息16,403.00元，因原告袁维理经营建设工程，其首先应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其以贷款的方式解决工程费用，是其自身的资金运作问题，这与被告刘录生是否欠付工程款没有必然联系，故本院不予支持。任何行业都存在亏损的风险，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如天灾导致亏损，固然可以“怨天”，但如因自身的经营模式存在不足导致亏损，不应“尤人”。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录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袁维理支付工程质保金3,490.13元。
二、驳回原告袁维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00.00元，由原告袁维理承担2,950.00元，被告刘录生承担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产生法律效力。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权利人可在给付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王明江
人民陪审员 龚祥伦
人民陪审员 袁德政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