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0民终12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阳县三雷老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田阳县田州镇三雷村部办公楼后院。法定代表人韦梓响，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梓响，男，1964年5月2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田阳县。系田阳县三雷老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先秀，女，1972年8月5日出生，壮族，自由职业，住广西田阳县。委托代理人罗志彬，广西桂百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东县绿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田东县平马镇西南大市场D8幢3、4号。法定代表人黎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韦家智，广西东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凯，男，1988年2月10日出生，壮族，无业，住广西田阳县。上诉人田阳县三雷老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老韦物流公司”）、韦梓响、李先秀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田东县人民法院（2017）桂1022民初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韦梓响及上诉人韦梓响、李先秀的委托代理人罗志彬，被上诉人田东县绿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韦家智，被上诉人韦凯到庭参加了诉讼，上诉人李先秀，被上诉人绿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敏经依法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绿保公司与被告老韦物流公司、韦梓响、李先秀、韦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田东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0月22日、23日，原告与另案被告黄基英（系老韦物流公司员工）及本案被告韦凯（系被告韦梓响的儿子、老韦物流公司员工）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内容为黄基英向原告借款70万元、韦凯向原告借款80万元，借款月利率均约定为12‰，借款期限从2013年10月23日起至2014年3月22日止，借款用途为弥补农业流动资金缺口。各方同时就其他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相应约定，对逾期还款的利率，双方未作约定。合同签订同日，老韦物流公司与原告分别就上述两笔借款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中有老韦物流公司公章，但被告韦梓响否认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系其本人所写。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3年10月22日向黄基英账户转入70万元，23日，黄基英将该70万元转入被告老韦物流公司账户；23日、24日，原告向韦凯账户分别转入50万元、30万元，韦凯于23日、25日又分别将50万元、30万元转入被告老韦物流公司账户。同年11月22日，原告向另案被告黄天德（系老韦物流公司员工）、黄策（系被告韦梓响的朋友）账户分别转入60万元、80万元（均未签订借款合同），11月23日，黄天德、黄策将上述款项全部转入黄基英账户。23日、24日，黄基英将其中的111万元分两次（67万、44万）转入案外人张永旭账户，余款28.997万元（扣除30元银行手续费）于25日转入老韦物流公司账户。至此，从2013年10月22日至11月22日，原告向黄基英、韦凯、黄天德、黄策四人账户共计转款290万元（70万+80万+60万+80万），除其中111万元转入案外人张永旭账户外，其余178.9970万元（扣除30元银行手续费）均转入被告老韦物流公司账户。因被告未能如期偿还上述借款，原告于2014年4月8日、4月9日，分别以韦凯、黄策、案外人李霖、黄勇权四人名义办理了上述290万元借款的展期，数额分别为韦凯60万、黄策70万、李霖、黄勇权各80万元。庭审中，原告自认，上述借款的展期业务，均系原告为应对检查，自行操作“走账”完成。2014年4月22日，原告与被告老韦物流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老韦物流公司对上述展期后的借款共计324.8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韦梓响、李先秀（韦梓响的妻子）签订了《借款合同》，载明借款金额为29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12月22日至2015年3月22日，月利率为30‰，并约定2015年1月25日前付清2014年所拖欠的利息，2015年3月22日前归还借款。被告韦梓响、李先秀在该借款合同中签名。对逾期的利率，双方未作约定。2015年3月24日，被告韦梓响、李先秀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因老韦物流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以黄勇权、李霖、黄策、韦凯四人名义于2013年10月22日与原告签订的290万元贷款合同，至2015年3月24日本息共计368.88万元，韦梓响、李先秀对此借款承担全部还款责任，保证于2015年4月10日还款78.88万元、余款于2015年4月25日前还清。并载明到期不归还，原告将追究法律责任，包括律师费、诉讼费、担保费等。被告韦梓响在承诺书中签名，李先秀未签名。被告韦梓响在庭审质证中表示，上述分别于2014年4月22日、12月29日、2015年3月24日，与原告签订的《保证合同》、《借款合同》、《还款承诺书》系其本人签名，但与本案的借款无关。而原告认为，从2013年10月22日起，原告向黄基英、韦凯、黄天德、黄策出借的共计290万元借款，至2014年12月29日与被告韦梓响、李先秀订立的290万元借款合同，系同一笔债权，并提供原告公司监事潘明景的银行存款明细，欲证明被告老韦物流公司从2013年10月借贷发生后，已以29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0‰，向原告支付了七个月的借款利息。经该院询问，原告对该证据陈述，由于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30‰，超过了借款合同中12‰月利率的约定，因此借款利息才转入公司监事潘明景个人账户，由公司管理使用，公司账户只按12‰月利率入账。其中，2013年11月23日老韦物流公司转入8.7万元、12月28日现金存入4万元、2014年1月3日案外人百色恒惠南菜北运公司代老韦物流公司转入4.7万元、1月26日老韦物流公司转入8.7万元、2月27日转入8.7万元、4月8日现金存入8.7万元、9月5日老韦物流公司再转入17.4万元，共计60.9万元，按每月8.7万元（290万×30‰）的利息，从2013年11月23日起算，被告共支付了七个月的利息。对案外人百色恒惠南菜北运公司，原告陈述该公司曾系被告韦梓响与原告法定代表人黎敏共同设立。本案原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原告于2016年1月21日以韦梓响、李先秀、老韦物流公司为被告，黄基英、韦凯、黄策、黄天德、李霖、黄勇权为第三人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韦梓响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90万元及利息，被告李先秀、老韦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桂1022民初224号民事判决，原告及老韦物流公司对判决不服，上诉至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将该案发回该院重审。重审中原告以韦梓响、李先秀、老韦物流公司以及黄基英（韦凯、黄策、黄天德）为被告分别四案向该院起诉。因原告并非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故该院在案件重审时，将案由更正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在诉讼期间，已按290万元债权标的额交纳了5.8万元（290万×2%）律师费，有发票为据。另查明，另案被告黄基英辩称，其在老韦物流公司指示下，将原告向黄天德、黄策账户转入的140万元先转入其本人账户，然后将其中111万元转给案外人张永旭用于老韦物流公司的采购业务。被告韦梓响对此不认可，但韦凯、黄天德、黄策均认可黄基英所述属实。上述款项的流向，均有原告提供的黄基英、韦凯、黄策、黄天德等四人银行存款明细在卷佐证。田东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涉案借款80万元与另案被告黄基英、黄策、黄天德的涉案借款，共计290万元，与2014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韦梓响、李先秀签订借款合同所涉的290万元借款，原告主张属同一笔债权，并提交了自2013年10月22日借款后，被告老韦物流公司以29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0‰支付借款利息的银行明细，虽然老韦物流公司、韦梓响、李先秀对此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借款分属不同债权债务，对原告提交的、欲证明老韦物流公司向原告支付290万元借款利息的银行明细，老韦物流公司、韦梓响、李先秀认为系公司与原告监事潘明景个人的资金来往，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同时被告韦梓响、李先秀与原告签订290万元借款合同后，双方并未发生任何资金的转移。原告提供的证据形成证据链，可以印证原告主张上述款项的发生属同一笔债权债务属实，同时原告该主张并未损害债务人的利益，因此，该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案涉借款80万元，虽系被告韦凯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但原告在2013年10月23日、24日向韦凯转款后，韦凯即分别于同日、次日将80万元全部转入被告老韦物流公司账户，该事实有韦凯银行存款明细为证，该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老韦物流公司对案涉借款80万元由韦凯账户转入公司账户之事，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说明，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款项转移发生的原因。因此，被告老韦物流公司应系涉案借款8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及使用人，应由老韦物流公司承担偿还责任。被告老韦物流公司辩称韦凯的借款与公司无关，公司与原告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的主张，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该院对此不予采纳。老韦物流公司虽以保证人身份对该借款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但因借款实质是转入老韦物流公司账户，由公司支配使用，其与原告签订的保证合同不具有保证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院对原告与被告老韦物流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不予确认。2014年4月8日、4月9日，原告为应对检查，自行操作完成的展期“借款合同”，因内容虚假，属无效的借款合同。故，原告基于此与被告签订的从合同保证合同亦属无效。在借款不能如期偿还的情况下，被告韦梓响、李先秀与原告于2014年12月29日签订了290万元借款合同，此后2015年3月24日，被告韦梓响又向原告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因该290万元借款与案涉借款属同一笔债权，且含括了案涉的80万元，韦梓响、李先秀以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该行为系韦梓响、李先秀二人以第三人身份加入原债权债务关系，但各方并未约定免除原债务人老韦物流公司的还款责任，因此该行为应认定为债务加入，韦梓响、李先秀应与原债务人老韦物流公司一并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对借款的利息计算问题，原告提交了被告支付290万元借款利息的银行明细，陆续共计支付60.9万元，被告老韦物流公司、韦梓响、李先秀否认支付的款项为利息，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证明，且三被告并未否认支付款项的事实。故，该院对原告所述被告已按290万元支付借款利息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利息支付明细记载，被告从2013年11月23日起支付利息，以每月8.7万元（290万×30‰）利息计算，被告共支付了从2013年11月23日至2014年5月22日七个月利息（60.9万÷8.7万），因此，案涉借款逾期利息应从2014年5月23日起算。原告现主张从2014年6月22日起计付借款利息，该院依法照准。原告与被告韦凯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虽约定借款月利率为12‰，但被告老韦物流公司却以30‰的月利率向原告支付了利息，视为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原约定的借款利率，该标准已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限制年利率24%的规定，但尚未超过按年利率36%计算的数额。故，对被告已支付的借款利息，该院不再审理。同理，2014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韦梓响、李先秀签订的借款合同，即二人的债务加入中，所约定的月利率30‰，亦超过了限制利率的规定。因各方对借款逾期利率未作约定，因此本案借款的逾期利率应以年24%计付。原告主张按30‰月利率计付利息，违反了限制利率规定，该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原告已按290万借款的诉讼总标的额交纳了共计5.8万元的律师费（即290万×2%）有发票为据，该费用属原告为追偿债权产生的费用，故原告在本案诉请被告按80万元标的额的2%，即1.6万元承担律师费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据此判决，一、被告田阳县三雷老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韦梓响、李先秀共同向原告田东县绿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以本金8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22日起计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二、被告田阳县三雷老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韦梓响、李先秀向原告田东县绿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律师费1.6万元；三、驳回原告田东县绿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800元，由被告田阳县三雷老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韦梓响、李先秀共同负担。一审判决后，被告田阳县三雷老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韦梓响、李先秀不服，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韦梓响、李先秀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1、被上诉人于2013年10月22日与黄基英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1022-01），错款金额为：柒拾万元，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汇款到黄基英在田东农商行城东分理处开设的银行帐户，账号力：62×××46。并在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编号20131022-01）加盖老韦物流公司，但是法定代表人签字不是上诉人韦梓响。2013年10月23日被上诉人又和韦凯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1023-01），借款金额为：捌拾万元，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分两次汇款到韦凯账上，开户银行为：田东农商行城东支行，账号为：62×××79，并在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编号20131023-01）加盖老韦物流公司，但是法定代表人签字不是上诉人韦梓响。黄基英、韦凯又把该款项汇到老韦物流公司帐上，2013年10月31日又转给由被上诉人法人黎敏做法人的百色恒惠南菜北运有限公司。然后该公司出纳员黄基英于2013年10月26日（注；黄基英是百色恒惠公司和老韦物流有限公司出纳员）分别支付给恒惠公司黄保壮2.8万元代收购买香焦款、2013年10月25日支付给恒惠公司欠南宁铁路局南昆货运中心百色营业部运费40万元、2013年10月23、29日支付恒惠公司陆焕元托盘费2.838万元、2013年10月26、27日支付恒惠公司崔吉辉伐收购买香焦款45万元、由黎敏、黄基英于2013年10月23、25、26日支付恒惠公司韦淑明代收购买香焦47.4345万元、2013年10月23日支付恒惠公司黄策代收购买香焦12万元。以上是被上诉人借给黄基英、韦凯150万元通过利用老韦物流公司作平台走帐（详见证据清单）2013年11月22日被上诉人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分别汇陆拾万元到黄天德在田东农商行城东支行开设的银行帐户，账号：62×××53:汇到黄策在田东农商行城东支行开设的银行帐户捌拾万元，账号：62×××12。黄天德、黄策又把该款项汇到黄基英个人帐户上；详见田东县人民法院(2017)桂1022民初557号民事判决书笫8页顺数笫7行认定。然后由恒惠公司出纳员黄基英分别于2013年10月23、24日支付给恒惠公司张永旭111万元收购大蒜（有张永旭出具的证明为凭）2、借款合同的担保问题：原签订借款合同的只有黄基英和韦凯两个人，黄策和黄天德未签订借款合同。从黄基英、韦凯两人的借款合同看，担保人为老韦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韦梓响先生，但经我们核对担保人签字的笔迹不是其本人签字，这种没经过本人委托的未获权签字行为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是经过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法人实体，借贷关系的主体应该是老韦物流公司，几个与公司毫无重大关系的人；被上诉人在诉状“事实与理由”中特别提到“老韦物流公司办公室主任兼出纳黄基英”，据查公司并没有任命黄基英为办公室主任的文件资料，也没有老韦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韦梓响先生签署的委托代理文书。被上诉人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应当知道借贷关系中必须做到严谨、谨慎、因此这笔借款存在重大疑点。3、关于展期的问遂：被上诉人在诉状“事实与理由’’中的陈诉，“因上诉人韦梓响未能还本要求展期”。而根据金融借贷的相关规定：一同一期贷款只能展期一次。单被上诉人在“事实与理由”中的陈述把后面分三个时间段签订的三分借款合同统称为上诉人韦梓响要求和与其协商而展期。这其中的原因只有被上诉人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据查，因为在签这三份合同时有些当事人并不知情，也没有上诉人韦梓响先生要求或协商展期的相关文书。因此说这些合同可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伪造出来的。这样的合同时没有法律效力的。4、2015年4月份之前，老韦物流公司的会计是兼职会计，在整个业务往来的凭证中是没有反映田东绿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这笔贷款的，如果没有人授意这样处理，任何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会计账务处理来。5、在这个案件当中，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黎敏就是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总经理，主管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在其担任老韦物流公司总经理期间，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都由其主持以及公司印章都是其保管。因此，田东绿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老韦物流公司的此笔借款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是真实的理由。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综合全案证据导致错误判决。1、2014年4月8日、9日被上诉人又分别和韦凯、黄策、李霖、黄勇权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韦凯借款60万元、担保人为黄建功，黄策借款70万元、担保人为黄争昌，李霖借款80万元、担保人为韦克展，黄勇权借款80万元、担保人为曹剑销。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通过转帐方式汇到韦凯、黄策、李霖、黄勇权在田东县农村商业银行帐户共计290万元。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笔款项开支流向何处就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为应对检查自行操作完成的展期借款合同”，因内容虚假，属无效的借款合同。故，被上诉人（原告）基于此与上诉人（被告）签订的从合同保证合同亦属无效。被上诉人法人黎敏是一个有名的律师连借款合同以及田东县农商行的进帐单回单并盖有银行印章都可以伪造（按照一审法院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9行），而且到得一审法院的支持，难道她作为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原股东同样可以造虚假诉讼的。因此上诉人认为韦凯、黄策、李霖、黄勇权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共计290万元是真实的，该借款到以上四位借款人银行帐户后，款项开支去向不明。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该笔借款与上诉人无关联。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综合全案证据。草率的作出(2017)桂1022民初557号民事判决书，导致本案错误的判决。三、本案上诉人不构成债务加入。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在借款不能如期偿还的情况下于2014年12月29日签订借款合同，此后2015年3月2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还款承诺书，因该290万元借款与案涉借款属同一笔债权，且包含案涉的80万元，上诉人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定借款合同，该行为系上诉人以第三人身份加入原债权债务关系，但各方并未约定免除原债务人老韦物流公司的还款责任，因此该行为应认定为债务加入，上诉人应与原债务人老韦物流公司一并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的错误认定。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上诉人以及老韦物流公司并没有授权给黄基英、韦凯、黄天德、黄策与被上诉人借款，其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也没有提交有关上诉入授权委托黄基英、韦凯、黄天德、黄策与被上诉人借款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然而一审法院却作出相反的判决错误认定为债务加入，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以及老韦物流公司不构成债务加入。综上分析，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说明田东绿保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给韦凯80万元借款与老韦物流公司有任何的关系。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诉上诉人共同向其偿还借款本金80万元和利息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田阳县人民法院(2017)桂1021民初557号民事判决书并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绿保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老韦物流做为担保人以黄基英、韦凯、黄天德、黄策的名义向绿保公司借款，利息由老韦物流支付。因借款期限届满后，做为老韦物流的法定代表人韦梓响及其妻子李先秀承诺承担还款义务，系对借款的确认和同意加入成为债务人。二、上诉人称恒惠公司借老韦物流做平台走账没有事实依据。老韦物流与恒惠公司的资金往来是在2014年4月22日绿保公司与“老韦物流”签订的保证合同、2014年12月29日绿保公司与签订韦梓响、李先秀签订的借款合同、2015年3月24日韦梓响出具的承诺书之前。也就是说，老韦物流与恒惠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至于老韦物流如何处理会计凭证、如何保管印鉴，那是上诉人老韦物流企业内部的管理，均不能反驳其是借款人的事实。对于老韦物流为什么不是合同的借款人而是担保人，绿保公司在原审起诉状中，已经做了说明，那是因为老韦物流及韦梓响被金融部门列为个人、企业征认不良记录，故不能做为借款人。三、原审判决对于2014年4月8日、9日分别与韦凯、黄策、李霖、黄勇权签订的合同原因，绿保公司在起诉状中已经自认，无须查明。四、债务加入又称并存的债务承担，指原债务人并没有脱离原债务关系，而第三人又加入到原存的债务关系中，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韦梓响、李先秀与绿保公司通过签订借款合同的形式，对以黄基英、韦凯、黄天德、黄策的名义向绿保公司借款本金290万元及欠息承担还款义务。本案中韦梓响与李先秀都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做为委托人来承担责任，上诉人以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进行抗辩，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特请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被上诉人韦凯口头作出答辩称，同意一审的判决，答辩意见和被上诉人绿保公司一致。综上分析，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争议的80万元是被上诉人绿保公司在2013年10月22日与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员工韦凯签订《借款合同》后，当天即向韦凯转款，韦凯于次日将该款全部转入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账户，该事实有韦凯银行存款明细为证，对此，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对借款80万元由韦凯账户转入公司账户，该款由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支配使用之事，提供不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不是其使用支配的主张，也未能对此作出其它合理解释说明。另外，自2013年10月22日借款后，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以290万元为基数（其中包含本案的80万元），按月利率30‰支付借款利息给被上诉人绿保公司，以上有银行明细帐证实，对此，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说明为什么支付这80万元利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应系该借款8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及使用人，应由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承担偿还责任。是正确的。对于借款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按照双方的约定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限制年利率24%的规定，确定双方的借款利息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于被上诉人绿保公司主张的律师费，被上诉人绿保公司已按290万借款的诉讼总标的额交纳了共计5.8万元的律师费（即290万×2%）有发票为据，该费用属被上诉人绿保公司为追偿债权产生的费用，被上诉人绿保公司诉请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按80万元标的额的2%，即1.6万元承担律师费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绿保公司这一诉请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老韦物流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上诉人田阳县三雷老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韦梓响、李先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锡平审判员  罗 敏审判员  许彩乐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苏燕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