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河市民一终字第48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中州路69号。
负责人：王向阳，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文海，河南晟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周口市鸿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车站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张宗雷，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符新晖，河南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君礼。
委托代理人：符新晖，河南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恩科，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岑氏，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化细，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玲。
法定代理人：王化细，系王玲母亲。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礼。
法定代理人：王化细，系王礼母亲。
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何仕钧，南丹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原审原告：王恩新。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周口市鸿民汽车有限公司、刘君礼与被上诉人王恩科、岑氏、王化细、王玲、王礼、王恩新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丹县人民法院（2015）丹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3年7月22日9时20分，王会红驾驶桂M×××××号小型客车搭载罗忠江、王东、王泽喜、刘长勤、王中富等五人，由南丹县城沿210线往六寨方向行驶，行经2672公里加500米弯道路段处，超越同向由王某驾驶的晋M×××××号重型货车。适时，刘君礼驾驶豫P×××××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豫P×××××挂重型低平板挂车从对向驶来，正在超越一辆同向行驶的两轮摩托车。双方相见后，王会红操作不当，致桂M×××××车失控左右侧滑，刘君礼制动不及，至桂M×××××车左侧面中后部与豫P×××××车前部发生碰撞，接着又被豫P×××××牵引车与豫P×××××挂车接连部左侧挂住推移，推移过程中，桂M×××××车右侧与已经停下的被超车晋M×××××车左侧后部发生刮擦。之后桂M×××××车与豫P×××××车、豫P×××××挂车滑行一段距离后停下。造成桂M×××××、豫P×××××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王会红、罗忠江、王东、王泽喜4人当场死亡，刘长勤、王中富2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交通事故。
2013年8月13日，南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丹公交认字（2013）0005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一）、王会红驾驶车辆在雨天路滑的情况下行经急弯道路中心为实线的路段，车速过快，在与对向来车有会车可能的情况下超车，看到对向来车后操作不当致车辆失控滑向对向车道，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四）项之规定，在事故中违法过错作用较大，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王会红应当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二）、刘君礼驾驶车辆在雨天路滑的情况下行经急弯道路中心为实线的路段，超速行驶，在与对向来车有会车可能的情况下超车，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四）项之规定，在事故中违法过错作用较小，是造成该事故的次要原因。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刘君礼应负该事故的次要责任；（三）、罗忠江、王东、王泽喜、刘长勤、王中富等5人交通行为合法，无事故责任。
王东（生于1980年2月3日）与原告王化细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2年12月12日生育一名女孩，即原告王玲，2009年9月23日生育一名男孩，即原告王礼；王东与原告王恩科是父子关系，与原告岑氏是母子关系，与原告王恩新是叔侄关系。原告王恩科、岑氏还生育有一女，名叫王会林，出生于1985年8月12日。王东户籍住所地为农村，但事故发生前一年多时间，受聘在东方公司工作，该公司住所位于城镇。王恩科、岑氏分别生于1940年3月26日、5月6日。
刘君礼在交警队调查时自述豫P×××××牵引车、豫P×××××挂车是其所买，挂靠在鸿民公司。该两车在周口公司投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额共为244000元，并在周口公司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为550000元。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鸿民公司、刘君礼支付抬尸费、运尸费共7840元，周口公司和鸿民公司、刘君礼分别预付220000元和100000元到南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原告为处理死者后事从南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领取了周口公司支付的部分赔偿款55000元。原告放弃对王会红继承人提起赔偿诉讼，原审庭审中请求承保交强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诉求的各项赔偿数额问题。根据“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的，还应当赔偿××生活辅助具费和死亡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原告王恩科、岑氏、王化细、王玲、王礼作为交通事故受害人王东的近亲属，请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抚养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原告王恩新系王东的叔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近亲属范围，也不是王东依法承担的抚养对象，即王恩新不是本案交通事故的赔偿权利人，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另原告主张的王玲教育费6000元、王礼教育费1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系发回重审而于2015年再次开庭，原告重审中主张、诉称的赔偿事由没有实质变化、增加，原告要求按2014年度发布的赔偿标准计算相关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赔偿范围和数额，应当基于原告王恩科、岑氏、王化细、王玲、王礼的诉请范围、法律规定等并参照2013年度出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确定：1、死亡赔偿金21243元／年×20年＝424860元；2、丧葬费3135元／月×6月＝18810元；3、交通费、误工费是原告处理交通事故、王东后事必然产生的损失，原告主张的误工费400元、交通费600元亦属合理范围，该院予以支持；4、原告因事故失去亲人，其精神上遭到的损害不言而喻，但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过高，支持20000元；5、原告主张的王恩科、岑氏、王玲、王礼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确认该扶养费总额（由于王恩科、岑氏、王玲的计费年限均为7年，而王礼计费年限为14年）为14244元＋14244元／年×7年÷2＝64098元。综上，原告王恩科、岑氏、王化细、王玲、王礼应获得的各项赔偿共为528768元。二、关于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赔偿数额问题。原告对交警部门依职权和法定程序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但没有举出充足的证据予以推翻，该院对该责任认定书予以采信，并作为确定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鸿民公司、刘君礼的车辆在周口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本案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周口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因刘君礼、王会红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损害后果存在过错，综合双方过错大小，由刘君礼承担40%的赔偿责任，王会红承担60%的赔偿责任。鉴于王会红在事故中死亡，原告又放弃对王会红继承人的诉讼，故对王会红应承担的赔偿，视为原告放弃并自行承担该部分损失。因刘君礼驾驶的肇事车辆在周口公司购买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且刘君礼与鸿民公司属于挂靠关系，故对刘君礼应承担的赔偿，先由周口公司根据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不足以赔偿的部分再由鸿民公司、刘君礼连带赔偿给原告。本次交通事故一共造成王会红车上王会红、王泽喜、罗忠江、王东4人死亡，且四死者亲属已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故对周口公司承保的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220000元，应平分成四份分配给四死者近亲属；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550000元）的赔偿额分配，不能仅由某方的继承人全部获得，但王会红对损害后果有过错，且王泽喜、罗忠江、王东近亲属放弃对王会红继承人的赔偿诉讼，故可对王泽喜、罗忠江、王东近亲属提起的诉讼赔偿作优先考虑。原告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周口公司应在本案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受害人王东死亡赔偿金55000元给原告（已经领取）。剩余的528768元-55000元=473768元赔偿，根据前述赔偿责任，由刘君礼、鸿民公司承担赔偿473768元×40%＝189507.2元，因鸿民公司在周口公司购买、投保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50000元，故刘君礼、鸿民公司应当承担的163868元由周口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内承担。另外，抬尸费、运尸费属于丧葬费，故刘君礼、鸿民公司已经垫付的7840元÷4＝1960元抬尸费、运尸费，应当扣除，即周口公司实际还应支付189507.2元-1960元=187547.2元给原告王恩科、岑氏、王化细、王玲、王礼。刘君礼、鸿民公司垫付的1960元，若周口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限额内对本次交通事故赔偿仍有余额，则由刘君礼、鸿民公司自行向周口公司进行理赔。
综上所述，经合议庭评议，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支付死亡赔偿金55000元（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给原告王恩科、岑氏、王化细、王玲、王礼；（周口公司已经履行该项赔偿）二、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87547.2元给原告王恩科、岑氏、王化细、王玲、王礼；三、驳回原告王恩新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王恩科、岑氏、王化细、王玲、王礼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43元（经审批缓交），由原告王恩科、岑氏、王化细、王玲、王礼、王恩新负担8429元并准予六原告免交8429元，被告周口市鸿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刘君礼负担4214元。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不服一审判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变更（2015）丹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减少赔偿数额127031.6元。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由于上诉人所承保车辆驾驶人在本案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贵任，上诉人依法承担赔偿贵任比例应为30%.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比例为40%，明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导致增加赔偿数额，应依法予以减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授权，《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之问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赔偿贵任。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问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过错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以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三）机动车一方负次要责任的。承担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赔偿贵任。在本案发生的交通事故中，由千事故双方车辆都是机动车，因此，应适用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按照过错比例分担赔偿责任。由于上诉人所有的车辆驾驶人在本案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因此，上诉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比例应为30%，而一审法院却适用第四十八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比例为40%，明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导致增加赔偿数额，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并依法予以减除。二、一审法院由于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导致认定四受害人在城市连续居住生活1年以上错误，据此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数额也必然是错误的。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按城镇标准计算于法无据，事实上，四受害人都是2013年春节后去海南打工的，到事故发生时，在城市连续工作、居住生活的时间为7个月，不到1年，在计算赔偿数额时，依法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而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数额明显是错误的，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纠正。三、由于被上诉人为农村居民，长期在农村生活、学习，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四、一审法院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超过了被上诉人起诉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范围，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纠正，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
上诉人周口市鸿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刘君礼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一、依法变更（2015）丹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减少赔偿数额50245元。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主要有：一、由于上诉人所有的车辆驾驶人在本案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上诉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比例应为30%，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比例为40%，明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导致增加赔偿数额50245元，应依法予以减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授权，《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赔偿责任。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过错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以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三）机动车一方负次要责任的。承担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赔偿责任。在本案发生的交通事故中，由于事故双方车辆都是机动车，因此，应适用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按照过错比例分担赔偿责任。由于上诉人所有的车辆驾驶人在本案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因此，上诉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比例应为30%，而一审法院却适用第四十八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比例为40%，明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导致增加赔偿数额50245元，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并依法予以减除。二、一审法院由于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导致认定四受害人在城市连续居住生活1年以上错误，据此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数额也必然是错误的。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8号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15，16，19-23与被上诉人刘长勤在庭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一方面又对同时间去海南打工，同时由同一公司出具的四受害人在东方公司工作的证明予以认定，明显相互矛盾。事实上，四受害人都是2013年春节后去海南打工的，到事故发生时，在城市连续工作、居住生活的时间为7个月，不到1年，在计算赔偿数额时，依法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而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数额明显是错误的，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纠正。三、由于被上诉人为农村居民，长期在农村生活、学习，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四、一审法院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超过了被上诉人起诉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范围，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纠正，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由一审判决中确定的64098元，变更为35316元。
被上诉人王恩科、岑氏、王化细、王玲、王礼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南丹县人民法院（2015）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认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致使王东（2010年至2011年在广东省深圳、东莞做工，2012年至2013年在海南省东方市做工。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年后又出去做工）的赔偿标准按城镇居民年平均收入计算有法律事实依据；按南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丹公交（2013）0005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故责任，判决王会红承担60％的事故责任，被答辩人刘君礼承担40％事故责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审法院应依法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二、南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该机动车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制作的现场图记录反映了事故的客观事实；对询问证人王某、陈某的陈述事故发生过程的笔录证实了该事故的客观真实性。对询问（事故行为人）刘君礼对事故发生时的陈述，证人王某、陈某的陈述都没有反映行为人王会红占对向行车道的事实。按证人王某对现场事故发生前的陈述，王会红驶向左车道，他只是方向性的陈述，没有证实行为人王会红占对向行车道的事实。王会红在自己的行车道上驾驶晃动扭曲，不应是发生本事故的直接原因，发生本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被答辩人刘君礼超速驾驶占对向行车道造成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应依法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在法庭上没有提出新的证据推翻交通警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采信了南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枉法不实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故责任。一审法院的认定，违反了交通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错误判决。交通警察作出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认定书，只能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事实存在，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判决的客观证据。人民法院只能依据法庭审理的客观证据作为认定判决的依据。一审法院审理得出的客观证据就是交通警察制作的现场勘查图的真实记录和事故行为人刘君礼、证人王某、陈某的询问陈述。不需答辩人另行提供新的证据。现场图和行为人、证人的陈述证明本事故应由被答辩人刘君礼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院对事故责任承担的判决。三、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撤销一审法院（2015）丹民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判决被答辩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一审法院计算的赔偿金额528768元-55000元=473768元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承担保险赔偿金额的垫付责任。
各方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除受害人王东应当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各种损失或者是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当事人有异议外，其他各方当事人无异议。
一审查明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事故车辆双方对造成损失的赔偿比例应当如何确定？2、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一、关于事故车辆双方对造成损失的赔偿比例应当如何确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经南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丹公交认字（2013）0005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会红在事故中违法过错作用较大，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应当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刘君礼在事故中违法过错作用较小，是造成该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该事故的次要责任；在这一事故认定中，交警部门只确定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没有确定责任的具体比例，而10%至40%是次要责任的合理范围，一审法院综合双方过错大小和案件具体情况，确定由刘君礼承担40%的赔偿责任、王会红承担60%的赔偿责任属于合理的自由裁判范围，并无不当。
二、关于本案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如何确定问题。
（一）受害人王东生前虽然是农村户口，但长期在城镇务工，对此被上诉方在一审原审和重审中提供了东方市农业种养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唐超群《证明》、《东方公司工资查询系统表》和东方公司扣留王东的社会养老保险金后不按规定缴纳的《证明》等证据证明。而上诉人主张“东方公司的《证明》与王会红妻子刘长勤在庭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四受害人都是2013年春节后去海南打工的，到事故发生时，在城市连续工作、居住生活的时间为7个月，不到1年。”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上诉人并无证据否定被上诉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从刘长勤在一审原审的笔录看，审判员问“王会红之前在哪里工作？”，刘长勤答“广东东莞市，海南是2013年6月去的，年底回来过春节，过完春节又去海南，7月刚从那边回来就发生事故”。其中“海南是2013年6月去的”曾被修改为“2012年1月”，之后又改为“2013年6月”。从常理看，如果王会红和刘长勤他们在2013年6月才去海南，不可能存在“年底回来过春节，过完春节又去海南，7月刚从那边回来就发生事故”。因此“2013年6月”应当属于笔误，东方公司的证明与刘长勤陈述不矛盾。上诉人主张“四受害人都是2013年春节后去海南打工的，到事故发生时，在城市连续工作、居住生活的时间为7个月，不到1年”。对此本院认为，四被害人在2013年春节前已经在海南东方公司务工，春节放假回乡过节，属于正当的务工期间休假，2013年春节后又去，属于连续性务工，不能从春节后重新起算务工时间。所以上诉人主张不成立，一审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受害人王东的死亡赔偿金正确。（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因此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与死亡赔偿金一样，按受害人的城镇居民标准或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而不是按被抚养人的居住状况确定。本案受害人属于城镇居民标准，一审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正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为农村居民，长期在农村生活、学习，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另外，被上诉人请求赔偿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总额为186922元，一审法院仅支持64098元，故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超过了被上诉人起诉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范围，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明显违反法定程序。”理由也不成立。
综上所述，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96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负担2840元，由上诉人周口市鸿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刘君礼负担105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涛
审判员 谭学政
审判员 覃 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苏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