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铁中民二终字第00008号
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创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技园研发中心*座***层。
代表人原廷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婕，陕西锦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柴丹丹，陕西锦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运祥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西三环南段**号。
法定代表人谢玉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白霄，陕西大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男，汉族，无业。
委托代理人白霄，陕西大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郝家学，男，汉族，农民，系死者郝某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仁枝，女，汉族，农民，系死者郝某之母。
委托代理人郝家学，系孙仁枝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玉昆，男，汉族，西安运祥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白霄，陕西大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西安运祥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祥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孙长育，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5）西铁民初字第00114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运祥公司、孙长育及被上诉人谢玉昆的委托代理人白霄，上诉人平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婕，被上诉人郝家学、孙仁枝的委托代理人郝家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孙长育发现其所有的陕AXXX**号福克斯牌车辆有异响、抖动、倒档等现象，于是前往西安运祥进行修理，2014年10月11日19时10分左右，孙长育驾驶该车沿西安市西三环西侧辅道由北向南行驶到距离西安运祥8-9米的地方，看到该公司的总经理谢玉昆，于是其将该车停在西三环西侧非机动车道上，告知谢玉昆其车辆故障情况，谢玉昆同意帮其修理并拿走车钥匙，并派车将孙长育送至锦业二路法士特小区。因当时西安运祥已处于下班状态，孙长育未按照该公司所规定的“客户填写维修单，并在其公司电脑系统形成记录等”的程序办理合同手续。后谢玉昆认为车辆停放的位置不安全，当日20时40分左右，谢玉昆参与并指挥员工将该车推放至事发地点。2014年10月11日23时许，郝某驾驶无号牌两轮摩托车沿西安市西三环西辅道由北向南行驶时撞至该故障车辆上，致郝某当场死亡，两车受损，造成道路交通事故。2014年11月18日，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新大队以西公交认字高新（2014A］第1011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郝某饮酒后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无号牌两轮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是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谢玉昆作为西安运祥的法定代表人，参与并指挥员工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是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次要责任。孙仁枝于2013年3月21日至2013年4月19日因左侧基底节出血破入脑室及高血压3级在镇安县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12月9日，镇安县残疾人联合会为其发放了二级肢体残疾证书。国务院颁布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将肢体残疾二级界定为“基本上不能独立实现日常生活活动”。郝家学、孙仁枝只有一子郝某。2014年11月7日，郝家学收到西安运祥2000元。2015年1月12日，西安运祥法定代表人谢玉昆与郝家学达成协议：“每月支付受害人郝家学家里二人的护理费和生活费（叁仟元整）。当事人郝家学为协调西安运祥代理人谢玉昆为办理一切案情相关手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谢玉昆支付，直到事情处理结束为止。以上费用与本案赔偿无关”。当日，郝家学收到谢玉昆支付其家属的看护费及生活费3000元。2015年2月6日，谢玉昆为原告郝家学支付用餐费204元，2015年2月13日为原告郝家学支付住宿费1170元。另查明，陕AXXX**号车在平安陕西分公司投保有交强险、限额为3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自2014年6月26日0时起至2015年6月25日24时止。中国平安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总则第二条约定“本保险条款分为基本险、通用条款、附加险和释义四个部分。附加险不能独立保险，保险人按照承保险别承担保险责任。附加险条款与基本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基本险条款为准。除非本保险条款另有规定，通用条款的规定及释义适用于本保险条款的任何部分”。第一部分基本险第一章商业三者险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意外事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保险车辆在竞赛、检测、修理、养护、被扣押、征用、没收，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期间”。第四部分释义“［在修理场所修理期间］指保险车辆进入修理厂（站、店）并办理完交车手续开始，到保养、修理结束并办理完提车手续时止的时间”。陕AXXX**号福克斯牌车辆因本次交通事故亦造成损坏，孙长育支付维修费3276.55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应受到法律保护。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郝某与谢玉昆分别负此次事故的主要、次要责任。因肇事车辆在平安陕西分公司投保有交强险，故对于郝家学、孙仁枝的各项损失，应先由平安陕西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平安陕西分公司认为，交强险属于责任保险的范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就责任保险有明确的规定，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也就是说责任保险仅在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负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可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结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交强险的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同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明确约定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从上述规定来看，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有两个：一是车辆在使用时发生交通事故，二是投保人或驾驶人需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事实来看，一方面，事故发生时车辆并未使用。陕AXXX**号车主孙长育于2014年10月11日晚19时左右将车辆交付西安运祥，2014年10月11日20时左右因车辆故障无法点火开行，谢玉昆让西安运祥其他工人将车辆推至事发地点，而本次事故发生时间为2014年10月11日晚23时许，由此可见，事故发生前车辆因故障已经无法使用。另一方面，责任人谢玉昆并非陕AXXX**号车辆交强险的投保人或事故发生时的驾驶人。平安陕西分公司提供的交强险投保单记载的投保人为孙长育，事故发生时西安运祥已处于下班状态，陕AXXX**号车辆上并无驾驶人，也就是说责任人谢玉昆并非陕AXXX**号车辆的投保人或驾驶人。综上，平安陕西分公司认为本案不符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范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条未规定“驾驶人”，而规定的是“使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平安陕西分公司未提供在交强险内免责的证据，因此平安陕西分公司理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平安陕西分公司的辩称不予采纳。
平安陕西分公司认为，本案因谢玉昆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造成了交通事故，该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妨碍通行物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依法应由谢玉昆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的车辆已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功能，加于其上的交强险本身就是强制性的，车辆不能等同于普通物品，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已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作了专门的规定，理应适用该法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规定，故本院对平安陕西分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参考事故认定书，郝某确系对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错，但其已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综合考虑各项因素，本院酌定其承担70%的责任比例，谢玉昆承担30%的责任比例。故对被告谢玉昆、西安运祥及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认为郝分健应承担80%责任比例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因事发时谢玉昆系履行职务行为，故被告谢玉昆承担的部分应由西安运祥赔偿原告。
被告谢玉昆、西安运祥及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认为，虽然孙长育打算修车，谢玉昆也想为孙长育修车，且谢玉昆取走了车辆钥匙，但此时西安运祥已处于下班状态，双方未办理交车、接车手续，车辆也未进入西安运祥院内，故谢玉昆与孙长育并未达成车辆维修合同，平安陕西分公司申请追加西安运祥为本案被告无事实依据。平安陕西分公司认为，根据孙长育在交警队所做的陈述材料，其有意思表示将车辆交给西安运祥维修，并将车钥匙交给了谢玉昆。根据谢玉昆在交警队所做的询问笔录，谢玉昆知晓孙长育的来意并取走车钥匙，也曾想将车辆开进公司里，但车辆有异响无法启动，本打算找人将车辆推进公司里，但此时来了别的顾客，谢玉昆去接待顾客并将车辆钥匙交与公司前台保管。谢玉昆取走车辆钥匙，有维修该车辆的意思表示并取得了该车辆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双方的维修合同已经达成。本院认为孙长育因车辆有故障前往西安运祥维修，是为维修的要约，将车钥匙交给谢玉昆是为完成了车辆的交付，谢玉昆作为西安运祥的法定代表人取走车辆的钥匙是为同意维修的承诺并取得了车辆的实际控制权，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因此孙长育与西安运祥之间车辆维修合同已达成并生效。被告谢玉昆、西安运祥及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认为，该事故系谢玉昆、孙长育违章停车造成的，并未从事其他活动，事故认定书认定谢玉昆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无事实依据。本院认为，孙长育与西安运祥已达成车辆维修合同，西安运祥已取得对车辆的实际控制权，此时车辆处于维修期间，停放于道路系谢玉昆作为西安运祥法定代表人的过错造成的，且车辆停放于何处是由西安运祥决定的，因此事故认定书认定为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准确。原告及被告谢玉昆、西安运祥及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认为，陕AXXX**号车在平安陕西分公司投保有商业三者险，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并扣除郝某应承担的部分，应由平安陕西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平安陕西分公司认为，因事发时，陕AXXX**号车辆已处于维修期间，根据商业三者险条款的约定，维修期间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其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谢玉昆、西安运祥及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认为，即便是谢玉昆取走了车钥匙，该车辆一直停放在道路上，而始终未进入西安运祥的院内，根据中国平安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第四部分释义“［在修理场所修理期间］指保险车辆进入修理厂（站、店）并办理完交车手续开始，到保养、修理结束并办理完提车手续时止的时间”。既然车辆未进入西安运祥的院内，该车并没有处于维修期间。平安陕西分公司认为孙长育与西安运祥之间的维修合同已成立并生效，西安运祥已取得车辆的实际控制权，车辆应处于维修期间。本院认为，结合上述论述，孙长育与西安运祥之间的车辆维修合同已成立并生效，西安运祥取得了车辆的实际控制权，车辆已处于维修期间。车辆未进入西安运祥内，是西安运祥法定代表人谢玉昆的过错造成的，且平安陕西分公司商业三者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是“在修理期间”，而释义的内容是“在修理厂所修理期间”，两者不是等同的概念，故不能以车辆未进入西安运祥内就否认车辆处于修理期间。被告谢玉昆、西安运祥及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认为，即使是车辆处于维修期间，但平安陕西分公司并未就商业三者险条款中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孙长育进行过说明，因此免责条款无效，平安陕西分公司理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平安陕西分公司认为，其公司已就免责条款进行加黑加粗进行提示，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提示和告知义务，且孙长育签字确认其公司就免责条款进行了说明。本院认为，平安陕西分公司在孙长育通过电话购买保险后，向其送达《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一份，其中对免责条款项使用加粗加黑字体予以提示，且在投保人声明一栏记载“本人确认已经收到了《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险”，孙长育在该声明栏处签字确认，因此可以认定平安陕西分公司已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对平安陕西分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予承担赔偿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被告谢玉昆、西安运祥及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认为，西安运祥并非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且是否将西安运祥追加为本案被告应当充分尊重原告的意愿。被告平安陕西分公司认为，谢玉昆作为西安运祥的法定代表人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该行为系职务行为，西安运祥应作为本案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西安运祥法定代表人谢玉昆在交警队的询问笔录中已明确说明，其本打算将车推入西安运祥内，但因为临时接待别的客户，而未将该车推进西安运祥内，存在过错。且事故认定书亦认定谢玉昆作为西安运祥法定代表人，参与并指挥员工在未经许可情况下，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是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原因。可以据此认定谢玉昆系履行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西安运祥系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郝家学、孙仁枝认为，不应当追加西安运祥作为本案的被告。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可见，在案件的审理阶段，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是否参加诉讼，不以原告的意愿而决定。
被告谢玉昆、西安运祥及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认为，平安陕西分公司在第一次开庭结束25天后才申请追加西安运祥为被告，既属程序失权，又属主体的不适格。平安陕西分公司认为，法律对申请追加当事人并无时间上的限制，也无主体上的限制，因此平安陕西分公司申请追加西安运祥作为本案的被告程序合法，于法有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可知，法律并未设定追加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的时间，也未规定被告不能申请追加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且本院认为平安陕西分公司申请的理由成立。因此平安陕西分公司申请追加西安运祥作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的规定。
被告谢玉昆、西安运祥及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认为，平安陕西分公司在庭审结束后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平安陕西分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大队所做的案卷材料，其公司无权调取，只能申请法院调取。同时根据该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在第一次开庭时，谢玉昆多次否认车辆处于修理期间，其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是用来反驳谢玉昆否认车辆处于维修期间的，法院可以再次确定举证期限。本院认为，平安陕西分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向本院递交追加西安运祥作为本案被告的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并于当日向其送达了举证通知书。2015年4月20日平安陕西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并于当日前往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大队调取了相关证据。因此，平安陕西分公司在举证期限内申请调取证据，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本院确定原告各项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2014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66元计算20年为487320元，本院对原告请求予以确认；2.丧葬费，按2014年度陕西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8853元计算6个月为24426.5元，原告请求24426元，本院予以确认；3.赡养费，此项请求应为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原告请求的该项费用应计入死亡赔偿金中，孙仁枝已无劳动能力，其为农业户口，其有两名扶养义务人，故其生活费应按2014年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52元计算20年为72520元，本院对原告请求予以确认；4.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为10000元，原告请求16124.84元，本院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5.交通费，本院酌定为1000元，其请求4200元，本院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6.误工费，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死者亲属因处理交通事故而导致的误工损失，但考虑到死者家属为处理其丧葬事宜，确属产生误工，故本院酌定误工费为3000元，原告请求4200元，本院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7.住宿费，原告未提供住宿的相关证据，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
以上费用中，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598266元，由平安陕西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项下承担110000元，超出部分488266元，由西安运祥承担30%即146479.8元。
对于西安运祥支付的费用共计6374元。郝家学、孙仁枝、谢玉昆、孙长育、西安运祥均认为给付该费用所达的协议，系由郝家学与谢玉昆达成的，而非郝家学与西安运祥达成的。本院认为，该协议书明确载明“经西安运祥法人谢玉昆和受害人郝家学达成协议……”，且该协议落款“法人：谢玉昆”并加盖西安运祥签章。本院认为，无论该协议是由谢玉昆还是由西安运祥与郝家学达成的，谢玉昆或西安运祥均无证据证明该协议系在郝家学胁迫下达成的，且协议载明与本次赔偿无关，故对于该费用本院不予处理。
对于孙长育支付的车辆维修费3276.55元，该费用应由郝家学、孙仁枝在继承郝某的遗产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孙长育虽未提供证据证明郝某有遗产可以继承，且郝家学、孙仁枝否认郝某有遗产，但郝家学、孙仁枝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郝某驾驶的系摩托车，属机动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孙长育的车辆维修费，应由郝家学、孙仁枝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项下承担2000元，超出部分1276.55元，由郝家学、孙仁枝承担70%即893.59元。
2015年5月26日，孙长育向本院递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申请追加平安陕西分公司为反诉第三人，请求平安陕西分公司赔偿其车辆损失655.31元。本院认为，孙长育与平安陕西分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保险合同纠纷，两者属于另案的原、被告关系，故孙长育申请追加平安陕西分公司为反诉第三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孙长育可另案起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郝家学、孙仁枝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110000元；二、被告西安运祥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郝家学、孙仁枝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146479.8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郝家学、孙仁枝的其他诉讼请求；四、原告（反诉被告）郝家学、孙仁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车辆维修费2893.59元；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孙长育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161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郝家学、孙仁枝负担1161元，由被告西安运祥汽车维修有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郝家学、孙仁枝负担。
宣判后，运祥公司、平安公司、孙长育不服，分别提起上诉。
运祥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逻辑混乱，认定事实不清。孙长育与运祥公司之间不存在所谓“车辆维修合同”。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平安公司赔偿郝家学、孙仁枝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146479.8元。2、本案本诉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平安公司承担。
平安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正确。2、涉事车辆在事故发生前已处于修理期间，平安公司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责任范围内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3、一审程序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法定程序。
郝家学、孙仁枝无答辩意见。
平安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赔偿责任主体，判决上诉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系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及法律的错误适用。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运祥公司、谢玉昆、孙长育答辩称：1、本案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上诉人平安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平安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是对法律的曲解。
郝家学、孙仁枝无答辩意见。
孙长育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免除被上诉人车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责任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与有关保险条款的约定相悖。一审判决让上诉人“另案起诉”被上诉人缺乏法律依据且与司法实践相悖。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由平安公司赔偿上诉人车辆维修费382.96元。2、由平安公司承担其向上诉人赔偿金额相应的一、二审反诉费。
平安公司答辩称：平安公司与孙长育之间系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并无管辖权，同时平安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车辆维修合同成立并生效，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修理期间，系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孙长育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诉辩意见，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平安公司是否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平安公司是否应承担车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3、孙长育车辆维修费用382.96元是否应与本案一并处理？
对于焦点1，本院认为，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由此可见，保险公司承担的是无过错的赔付责任。只要发生交通事故，无论责任如何认定，保险公司均要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除非该起事故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否则保险公司不能免赔。结合本案，在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新大队出具的西公交认字高新（2014A］第1011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没有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涉嫌故意的认定，因此郝某作为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其发生人身伤亡，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一审法院判决平安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郝家学、孙仁枝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1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并对平安公司关于其公司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和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2，本院认为孙长育为陕AXXX**号车在平安陕西分公司投保了限额为3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自2014年6月26日0时起至2015年6月25日24时止。该保单适用《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发生意外事故时，保险公司的免责事项。运祥公司与平安公司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涉事车辆是否已处于修理期间。一审法院认为孙长育与运祥公司之间的车辆维修合同已成立并生效，运祥公司取得了车辆的实际控制权，车辆已处于维修期间。车辆未进入运祥公司内，是运祥公司法定代表人谢玉昆的过错造成的，且平安公司商业三者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是“在修理期间”，而释义的内容是“在修理厂所修理期间”，两者不是等同的概念，故不能以车辆未进入运祥公司内就否认车辆处于修理期间。本院认为，根据平安公司《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第二条明确约定“除非本保险条款另有规定，通用条款的规定及释义适用于本保险条款的任何部分”，该条款第一部分基本险第一章商业三者险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意外事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保险车辆在竞赛、检测、修理、养护、被扣押、征用、没收，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期间”。第四部分释义“［在修理场所修理期间］指保险车辆进入修理厂（站、店）并办理完交车手续开始，到保养、修理结束并办理完提车手续时止的时间”。除此之外，再无关于“修理”相关的释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免责条款中的“修理”亦应理解为“保险车辆进入修理厂（站、店）并办理完交车手续开始，到保养、修理结束并办理完提车手续时止的时间。”。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事车辆事发时停放在西三环西辅路上并未进入运祥公司内，因此不符合免责条款中关于“修理”的定义与释义。综上，本院认为涉事车辆发生事故时并未处于修理期间，不符合平安公司保险条款中所约定的免责事由，故平安公司应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责任。因此，对于原审法院判决的第二项，本院不予认可，依法予以纠正，同时，对于运祥公司提出的平安公司应承担车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3，孙长育车辆维修费用382.96元是否应与本案一并处理？本院认为孙长育与平安公司之间的纠纷确属保险合同纠纷，当事人自己对此也予以认可。根据相关管辖规定，西安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对孙长育与平安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纠纷无管辖权，一审法院建议其另行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对孙长育该项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5）西铁民初字第00114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项；
二、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5）西铁民初字第001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西安运祥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郝家学、孙仁枝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146479.8元；
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郝家学、孙仁枝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146479.8元；
四、驳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的上诉请求。
五、驳回上诉人孙长育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赔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161元，由郝家学、孙仁枝负担1161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承担400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5779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承担5729元、孙长育承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毅
代理审判员 徐晟
代理审判员 苗忱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