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开行初字第23号
原告刘爱国。
被告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政局，驻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5楼。
法定代表人徐建新，局长。
委托代理人阎新来，山东奥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爱国诉被告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政局民政行政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10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爱国、被告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阎新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4月7日，原告向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政部门提交追烈申请书，申请为其祖父刘某甲、刘某乙办理追烈手续。2014年9月2日，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政局作出《关于刘爱国办理追烈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一、基本情况：刘爱国，河北唐山人，原籍高新区新城街道西鲍庄村，为其爷爷（刘某甲、刘某乙兄弟两个）办理追烈事宜。二、根据《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评定烈士需提交书面申请、死者牺牲情节的证明材料、公安机关对凶手的审讯记录和判决书及有关调查资料、死者事迹宣传报道等材料。三、已提供的材料有：西鲍庄社区办理刘某甲、刘某乙追烈手续的证明、书面申请、西鲍庄村史记载、潍坊市寒亭区档案馆的镇反报告和记载“刘桂佐妻口供杀我农村干部的五类分子登记表”及通过证明人口述等材料证明。由于刘爱国所提供档案馆的镇反报告和记载“刘桂佐妻口供杀我农村干部的五类分子登记表中无涉及刘桂佐、刘宗海的罪行及潍县土改委员会关于不法地主档案资料中没有刘某甲、刘某乙两人的记载，而其提供村民讲述也只是追烈的辅助材料。不符合追烈条件，不能上报……现缺少牺牲情节主要证明材料和公安法院庭审记录等追烈所必须的材料。特此说明。”被告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1、《关于刘爱国办理追烈的情况说明》，证明出具情况说明并非被告的法定职责，情况说明没有设立、变更、剥夺刘爱国的权利义务，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2、追烈申请书，证明2012年4月7日民政部门收到刘爱国追认烈士申请书；3、原告提供的证明材料一宗，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明材料中记载西鲍庄村两位干部（没有具体名字）被杀害，不能作为追烈证明材料；4、潘同章、刘顺道、张德善、刘融提供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刘某甲、刘某乙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不能作为追烈的直接依据；5、2012年4月西鲍村出具的调查证明，证明西鲍村委请求上级调查落实，根据调查材料及政策规定追认刘某甲、刘某乙为革命烈士；6、西鲍庄村史、刘某甲和刘某乙的生平事迹，证明村史资料属于后期新增加的内容，不能作为追烈的直接依据；7、中共潍县县委办公室镇反总结报告，证明镇反报告中没有涉及刘桂佐、刘宗海的罪行，潍县土改委员会关于不法地主档案资料中没有刘某甲、刘某乙两人的记载；8、五类分子登记表，证明没有涉及刘桂佐、刘宗海的罪行；9、调查刘树刚、刘明兴等的证人证言记录，证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进行调查记录；10、潍坊市公安局寒亭分局出具的无刘桂佐档案证明，证明潍坊市公安局寒亭分局已对相关档案资料进行了查找，但没有找到；11、市长热线回复，证明2012年12月19日、2013年7月10日潍坊市民政局对市长热线692589号承办单进行了回复，说明刘爱国无法按照程序上报追烈的原因；12、潍坊市效能中心投诉转办单及市区回复，证明被告对刘爱国投诉追烈的回复，说明无法上报追烈的原因；13、市委领导同志交办事项通知单及市区民政部门回复，证明被告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对追烈证明材料进行查找；14、介绍信，证明被告协助原告到相关部门查找档案资料；15、市区民政部门给信访局（中央巡视组访函）信访回复，系被告对原告信访投诉问题的调查情况汇报，证明被告的行为均按照规范要求进行；16、西鲍庄村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仅仅是申请追烈的辅助材料，缺少牺牲情节主要证明材料以及公安法院等的庭审记录材料等追烈必须材料；17、《烈士褒扬条例》；18、《山东省民政业务基本服务规范》；19、《潍坊市民政业务基本服务规范》，17-19号证据均证明相关规范性文件对烈士的评定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原告诉称：2012年清明节前，原告来潍坊为其祖父刘某甲、刘某乙办理追烈手续。被告利用职权出具了与事实不相符的情况说明，被告歪曲事实，利用手中职权乱作为，致使原告无法为祖父办理追烈申报和审批手续。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于2014年9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并重新作出说明。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农村干部机构沿革及成员名录复印件，证明原告的祖父是西鲍庄村第一任农救会干部；2、证人刘悦孟、刘安石、刘安忠、刘成义、刘顺道、刘太升、张德善、徐春成、刘培松的证人证言，证明1950年开公审大会之所以枪毙刘桂佐、刘宗海，是因为1946年春节刘桂佐、刘宗海杀害了西鲍庄农救会长刘某甲、村长刘某乙；3、证人张德善、吕兰芝、刘明光、刘帮辉、刘淑芹的证人证言，证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宣传过刘某甲、刘某乙的事迹；4、证人程通、马凤岐、张瑞龙、潘大亭、刘悦朋、张启兴、张新美的证人证言复印件，证明1946年春节，游击区委书记程通、区长陈世山、武工队长张启能号召周边管区领导、群众和儿童团前来参加刘某甲、刘某乙的追悼大会；5、1972年山东省潍县革命委员会民政局出具的证明，证明1970年原告的大伯父就开始办理追烈申请；6、1998年山东省民政厅回复，证明1998年原告的父亲继续办理追烈申请；7、关于刘爱国办理追烈的三份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被告出具了三份与事实不符的情况说明；8、原告申请证人张德善、潘同章出庭作证，证人张德善称，其听说1945年年初夕晚上刘桂佐杀害刘某甲、刘某乙，文化大革命期间，清池公社驻地党委大院墙上贴着刘某甲、刘某乙被刘桂佐杀害的宣传材料；证人潘同章称，1950年10月25日，公审大会在三官庙召开，公审刘桂佐、刘宗海等人，经过审理后把刘桂佐判了死刑，原告申请该两位证人出庭证明原告的爷爷是为革命工作牺牲的，刘桂佐、刘宗海是杀害其爷爷的凶手。
被告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政局辩称：一、被告出具的《关于刘爱国办理追烈的情况说明》不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出具情况说明并非被告的法定职责。情况说明的具体内容对其相对人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二、被告在原告申请办理追烈的过程中，被告的行为均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原告申请办理追烈手续，但因缺少牺牲情节证明材料和公安法院庭审记录等追烈所必须的材料，不符合追烈条件。为此，被告多次向原告作出说明，将追认烈士的申请条件、需提交材料、办理程序等作出详细解答。被告多次协助原告到相关部门查找档案材料，但都没有查找到。按照规定，被告退还资料，在原告的一再请求下，被告作出了情况说明。
根据原告的起诉请求和起诉理由及被告的答辩意见，合议庭确定本案的审理重点为：被告作出的情况说明是否合法。
针对以上审理重点，合议庭引导当事人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
关于被告提交的19份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1号证据有异议，情况说明中五类分子登记表记载的内容已经很清楚，情况说明中的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对2-10号证据没有异议；对11号证据有异议，回复的部分内容不真实；12号证据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原告曾多次到民政部门反映情况；对13号证据有异议，内容不真实；对14号证据无异议；15号证据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关于不法地主档案记载并无涉及其祖父的内容与1号证据中五类分子登记表中的内容不相符，缺少公安法院庭审证明材料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对16-19号证据无异议。
关于原告提交的8份证据：被告质证认为：1号证据系复印件，被告不予质证；2、3号证据取得的时间是在2014年9月2日之后，与本案所审查的情况说明是否合法是否可诉没有关联性；4号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申请追烈符合《烈士褒扬条例》所规定的条件，经审查缺少牺牲的情节以及公安、法院的审判资料；对5、6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实原告的追烈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追烈条件，只能证明原告的父亲去申请过追烈；7号证据中2014年8月27日、2014年8月29日的情况说明是复印件，需要核实，根据相关规定，经过审查不符合追认烈士条件的应当是退回资料，民政部门没有义务给原告出具任何情况说明，被告之所以给原告出具情况说明是在原告一再要求下出具的；8号证据不能证明刘某甲、刘某乙牺牲的具体情形，两位证人已经证实刘桂佐是经过公安机关抓捕并且经过审讯被判处死刑的，按照《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审讯资料方能办理追烈。
经庭审质证，合议庭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作出如下认定：
被告提交的19份证据：1、2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民政部门收到刘爱国追认烈士申请书后，向原告出具了情况说明，确认为有效证据；3、4、6、16号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该宗证据仅是申请追烈的辅助材料，不能作为追烈的直接依据，确认为有效证据；5号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西鲍村委请求上级调查落实，并根据调查材料及政策规定追认刘某甲、刘某乙为革命烈士，确认为有效证据；7、8号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镇反报告中没有涉及刘桂佐、刘宗海的罪行，潍县土改委员会关于不法地主档案资料中没有刘某甲、刘某乙两人的记载以及五类分子登记表没有涉及刘桂佐、刘宗海的罪行，确认为有效证据；9-15号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民政部门在原告申请追烈的过程中，其行为均按规范要求进行，确认为有效证据；17-19号证据，系被告作出情况说明的法律依据，适用于本案。
原告提交的8份证据：1、4号证据系复印件，且被告不予认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2、3、8号证据系证人证言，在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5、6号证据与本案原告的待证事实关联性不强，确认为无效证据；7号证据中2014年8月27日、2014年8月29日的情况说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强，确认为无效证据；7号证据中2014年9月2日的情况说明，系本案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当事人无争议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2012年4月7日，原告向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政部门提交追烈申请书，申请为其祖父刘某甲、刘某乙办理追烈手续。原告向民政部门提交的材料有：西鲍庄社区办理刘某甲、刘某乙追烈手续的证明、书面申请、西鲍庄村史记载、潍坊市寒亭区档案馆的镇反报告（只提到反革命罪犯名字刘桂佐、刘宗海）和记载“刘桂佐妻口供杀我农村干部（没有具体名字）的五类分子登记表”及证明人口述等证明材料。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政部门收到原告的追烈申请及相关材料后，审查了原告提供的追烈材料，调查了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并安排工作人员到相关单位查阅追烈所需的相关资料。2014年9月2日，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政局作出《关于刘爱国办理追烈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以原告所提供档案馆的镇反报告和记载“刘桂佐妻口供杀我农村干部的五类分子登记表”中无涉及刘桂佐、刘宗海的罪行及潍县土改委员会关于不法地主档案资料中没有刘某甲、刘某乙两人的记载，而其提供村民讲述也只是追烈的辅助材料为由，认定原告的追烈申请缺少牺牲情节主要证明材料和公安法院庭审记录等追烈所必须的材料，不符合追烈条件，不能上报。
本院认为：一、被告作出的《关于刘爱国办理追烈的情况说明》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法针对特定的相对人所作的具体的、单方的，能对相对人实体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行为。被告针对原告的追烈申请作出的情况说明是一种针对特定的相对人所作的具体的、单方的，能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对被告作出的情况说明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被告作出的《关于刘爱国办理追烈的情况说明》合法。《烈士褒扬条例》第九条规定：“申报烈士的，由死者生前所在工作单位、死者遗属或者事件发生地的组织、公民向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所在地、死者遗属户口所在地或者事件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供有关死者牺牲情节的材料，由收到材料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调查核实后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及西鲍庄村的证明等材料无法与相关材料相互印证，不能证明原告的祖父刘某甲、刘某乙牺牲的情节，仅仅是申请追烈的辅助材料，不能作为追烈的直接依据。原告提供的追烈材料中缺乏其祖父刘某甲、刘某乙牺牲情节的主要材料，不符合追烈条件。被告作出的情况说明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要求撤销被告该情况说明并重新作出说明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爱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同时预交上诉费50元，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吉
审 判 员 刘华兵
人民陪审员 李忠成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邱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