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8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平，男，汉族，1962年2月1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王涛，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三灶。
法定代表人：秦德国。
委托代理人：夏红玲，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盐田区。
法定代表人：何云龙。
委托代理人：何文刚，男，汉族，1978年6月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系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刘志平因与被上诉人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恩公司）、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泓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1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日进行了二审调查。上诉人刘志平委托代理人王涛，被上诉人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夏红玲、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何文刚到庭参加二审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志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二审诉讼费用和上诉人在二审中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费10000元。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用长达整整4页的篇幅，去叙述与本案毫不相干的（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941号案，把941号案与本案扯在一起，错误认定何文刚不能代表科恩公司向刘志平借款。刘志强也是在出借款项后，才知2号案的存在，原审法院将941号案的判决结果作为本案认定事实依据错误。首先，941号案是刘志强而本案是刘志平与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出借款项的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其次，刘志平出借款项时，根本不知道科恩公司内部的股权转让纠纷，更不知道2号案的存在。就连刘志强也是在出借款项后，才知道2号案的存在（刘志强因不服941号民事判决，已提出再审申请），但无论刘志强是否知晓2号案的存在，都与刘志平无关，即使俩人是兄弟关系，也不能说明刘志平就当然而然对2号案知情，刘志平出借借款时根本不可能知道，身为科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何文刚却无权代表科恩公司。2.原审法院还错误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付款义务。上诉人刘志平与被上诉人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虽然在合同中约定将借款转账至黄某某中国工商银行的账号，但在实际支付中，科恩公司、何文刚临时要求改变收款账号。科恩公司、何文刚在银行转账单上签名确认收到该款，并加盖了科恩公司的公章，证明被上诉人已收到借款的事实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五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刘志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借款项，本案起诉时，还不知道科恩公司有股份权转让纠纷，直到原审法院进行司法鉴定需要相关资料，在2015年2月份，向刘志强要求提供证据时（并同时委托刘志强作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才知道有2号案的存在，刘志平是善意第三人。况且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至上诉人在本案起诉时，何文刚仍是科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文刚不仅在《借款担保合同》上签名，还加盖了公章，事后的鉴定结论也证明公章是真实的。《合同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科恩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何文刚与现股东陈某某之间的经济纠纷是他们内部的事，公章保管、移交、使用也是他们公司内部事务，只要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何文刚还是陈某某，在《合同》上盖公章，都代表科恩公司。所以，在公司登记机关的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将由公司承担。
三、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再次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置之不理，违反法定程序。原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申请鉴定，却又拒不提供相应的资料文本，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为配合法院，提供了资料，却因鉴定机构的错误结论而导致一审判决错误，对上诉人极不公平。首先，南天司法鉴定所采用的方法并不科学，用不同时期不同打印机打印的材料作为样本进行比对检测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准确。为何不对《收据》、《付款委托书》、银行转账单也做一个形成时间的鉴定？而仅仅只是对《借款担保合同》作了形成时间的鉴定。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对鉴定意见书的意见，并且递交重新鉴定申请，但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请求置之不理，违反法定程序。
四、以下本案所涉相关事实，请二审法院予以重视并查明。1.从2014年4月3日工商登记中查询可以看到，截至该日，科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是何文刚，2013年1月5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科恩公司为了借款，还将科恩公司的房产证交给了上诉人保管。2.刘志平与刘志强虽然户口在同一地址，居住地不同。刘志平社保在民强福利企业公司，但刘志平是恒昌担保公司拥有50%股权的股东，主要在恒昌公司工作。刘志平与刘志强只是兄弟关系，平时并不经常接触。3.被上诉人双泓达公司在本案中也是当事人之一，何文刚同时也是双泓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泓达公司没有提出任何抗辩，充分说明双泓达公司承认该借款事实。4.科恩公司的债务，无论是科恩公司还是原股东何文刚、双泓达公司都具有还清借款的支付能力，并没有侵害陈某某的合法权益。根据2号案和省高院47号判决，陈某某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其利用现把持科恩公司的便利，对科恩公司的债务进行无理抗辩，企图侵占科恩公司的财产（包括本案已查封冻结的科恩公司现款，一旦本案上诉人败诉，陈某某就可利用科恩公司的名义从法院划走本属于何文刚、双泓达公司作为原股东时的款项）。
五、由于原审法院的错误判决，导致本案二审程序的发生，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第六条，被上诉人应承担上诉人在二审诉讼中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服务费10000元。
被上诉人科恩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首先，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被答辩人的《借款担保合同》第2页印刷文字不是其标称时间“2013年1月5日”，而是形成于2014年3月前后。即该《借款担保合同》并不是出借款项时打印的。该鉴定机构系人民法院经双方同意指派的，在被答辩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鉴定报告存在应重新鉴定的情况下，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理应被采纳。其次，被答辩人提供的《收据》及《付款委托书》均确定了指定帐户——黄某某工商银行的账户并注明了账号，但被上诉人提供的《交易已被受理》即被上诉人证明其已出借款项的证据却显示，收款账户为黄某某在中信银行的另一账号。即被答辩根本没有转至“借款人”指定的账户。最后，答辩人一直否认收到上述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在被答辩人无证据证明已交付款项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请求当然是正确的。
二、本案完全系被答辩人与刘志强、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的利益。首先，被答辩人认可与刘志强是兄弟关系。其次，刘志强系2号案件的代理人，在2号案件诉讼进行时，也就是被答辩人所谓的出借款项之时，刘志强已明知何文刚此时已不能代表珠海科恩工程有限公司。再次，相关款项并非转至《收据》及《委托付款书》指定的帐户。最后，本案中，刘志平、刘志强存在利害关系且刘志强明知何文刚及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此时与答辩人并非利益共同体，但为何要一并出具收据等，且收款账户并非指定账户。答辩人并非侦查机关，对于当事人恶意串通不可能像侦查机关一样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在种种疑点均没有合理的解释的情况下，何文刚与刘志强、刘志平、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高度盖然性。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刘志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两原审被告归还刘志平借款本金30万元；二、两原审被告支付刘志平30万元的利息98618.66元，自2013年1月5日暂计至2014年3月31日（借款期间利息按银行同期利率4倍计算），并计至清偿之日止；三、两原审被告支付刘志平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律师费16000元；四、两原审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志平提交了一份《借款担保合同》，出借人（甲方）为刘志平，借款人（乙方）为科恩公司和双泓达公司，合同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5日。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30万元，以收到借款并出具收据为准，借款期限为一个月，自2013年1月5日至2月5日，利息按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收，借款汇入乙方委托收款的黄某某工商银行62×××32的账号。刘志平还提供了一份《付款委托书》及一份《收据》，落款日期均为2013年1月5日。科恩公司和双泓达公司在《付款委托书》上要求刘志平将款项汇至黄某某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号62×××32，在《收据》上确认收到刘志平汇出的出借人委托黄某某收款的30万元。以上文件科恩公司和双泓达公司均由何文刚代表签名，并加盖科恩公司和双泓达公司的公章。刘志平还提交了一份刘志平的转账记录打印件，名称是《交易已被受理》，打印件上有何文刚签名并加盖科恩公司的公章，内容是刘志平于2013年1月5日向黄某某中信银行62×××89的帐户转账支付了30万元。
2014年4月22日，刘志平与广东大公威德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广东大公威德律师事务所接受刘志平的委托，指派王涛律师为刘志平代理其与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的一审诉讼代理人，律师服务费16000元。刘志平于2014年5月16日支付了该律师服务费。
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本案《借款担保合同》及《收据》的印章是否为科恩公司的印章，并鉴定《借款担保合同》的第2页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鉴定结论认为，《借款担保合同》及《收据》上科恩公司的印章与当事人提供的样本上的印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借款担保合同》第2页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不是合同称的2013年1月5日，而是形成于2014年3月前后。
刘志平的委托代理人刘志强因其与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何文刚民间借贷纠纷诉至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2366号案及二审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941号案（下称941号案）审理终结。941号案终审判决查明：
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何文刚为转让科恩公司股权发生诉讼，形成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珠中法民二初字第2号（下称2号案）及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下称47号案），以上生效判决认定了以下事实：2010年9月、12月及2011年1月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何文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泓达公司将所持有的科恩公司96.11%股权，何文刚将持有的科恩公司3.89%股权转让给陈某某，陈某某支付转让总价款人民币4500万元，转让标的科恩公司资产包括土地房屋、机器设备、办公用品、无形资产及库存原料、库存商品等。协议签订后，陈某某支付了部分转让价款，双泓达公司和何文刚已向陈某某交付科恩公司的厂房、设备等资产及相关财务资料。陈某某在接手科恩公司房产及设备后，重新选任了管理者，雇请了员工，进行了部分生产线生产。但双泓达公司、何文刚未提交证据证明有按协议约定移交科恩公司公章给陈某某，对双泓达公司、何文刚主张已交付公章给陈某某的辩解，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采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定双泓达公司、何文刚未能按约定向陈某某移交科恩公司公章。协议签订后，科恩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股东会决议陈某某为科恩公司新股东，并制定了科恩公司新公司章程，委托何文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因故未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号案中还查明，科恩公司从2010年10月至2011年12月31日过渡期间其支出2337607.63元由陈某某支付，这些费用涉及十九项，包含的部门有：行政部、办公室、财务部、生产部、总经办、车间、设备部、食堂、保安等。
在2号案中，陈某某请求解除科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赔付相关款项。双泓达公司、何文刚反诉请求判令陈某某继续履行科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等事项。在反诉状中，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称：“陈某某于2010年11月正式派人进驻科恩公司，辞退部分员工，恢复公司生产，正常运营公司，即陈某某全面接手科恩公司，取得科恩公司管理权和经营收益权。……陈某某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和章程正式取得科恩公司股东的身份。”
2号案经审理，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何文刚继续履行科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47号案二审判决维持2号判决。
在2号案及47号案审理期间，何文刚是双泓达公司及科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志强是双泓达公司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早期还担任过何文刚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后终止授权），在2号案审理期间的2012年4月1日，刘志强代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了2号案反诉费人民币111594.89元。
941号案的判决认定，该案《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是日常开支和支付反诉受理费。刘志强于2012年4月1日代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的2号案反诉费人民币111594.89元，正是借款用途之一，这说明刘志强在出借款时已知2号案的存在，且事实上刘志强作为双泓达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参与了科恩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的一、二审全过程，双泓达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何文刚，早期是双泓达公司与何文刚同时委托刘志强作为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与2号案处理，刘志强在2号案中曾代理双泓达公司与何文刚共同提起反诉，基于刘志强与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以上的特殊关系及在科恩公司股权转让案中的特定身份，刘志强应该明确知道以下事实：双泓达公司、何文刚与陈某某已达成协议，约定将双泓达公司与何文刚在科恩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陈某某，陈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协议签订后，陈某某支付了部分转让款，双泓达公司和何文刚向陈某某交付了科恩公司的厂房、设备等资产和财务资料，陈某某在接手科恩公司之后，也入驻科恩公司厂房，重新选任管理者，雇请员工进行了部分生产。科恩公司也依约召开了股东大会，股东会决议陈某某为科恩公司新股东，并制定了新公司章程，委托何文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无论从以上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还是从履行协议行为的一系列事实均表明，科恩公司的股东已发生重大变更，科恩公司的原股权已进行了大部分交付，正处于完善外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阶段。事实上，刘志强在代理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提起的反诉状中也称“陈某某于2010年11月正式进驻科恩公司，辞退部分员工，恢复公司生产，正常运营公司，即陈某某全部接手科恩公司，取得科恩公司管理权和经营收益权……陈某某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和章程正式取得科恩公司股东的身份”。在2号案中，刘志强代理双泓达公司认为科恩公司股权转让有效，反诉请求继续履行，最终法院也判决各方继续履行转让协议。以上是该案《借款担保合同》签订的背景，这个背景反映出借款时，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虽名为科恩公司股东，但其股权已由股东会决议转让给陈某某，此时陈某某已实际受让科恩公司股权，控制科恩公司资产、财务资料等，刘志强对这个背景情况是明知的，其在2号案也是如此主张的。刘志强的特殊身份决定他知道何文刚当时只是名义上的科恩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又鉴于双泓达公司与何文刚未依协议约定向陈某某交付科恩公司公章，虽然何文刚掌控了公章，但科恩公司实际控制人已非何文刚，故刘志强当时应该知道何文刚既无权以法定代表人名义代表科恩公司借款，而且何文刚加盖科恩公司借款的行为也超越了其权限，刘志强明知如此而故意为之，侵害了科恩公司真正利益人陈某某的权益，应认定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借款担保合同》及《收据》上科恩公司的公章，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上述文件上所盖的确为科恩公司的印章，但《借款担保合同》第2页的打印文字系于2014年3月形成，一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纳。刘志平主张本案的《借款担保合同》系于2013年1月签订，与《收据》、《付款委托书》、银行转帐单是同一天，与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不一致，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941号判决可知，何文刚在该案借款发生的2012年3月时，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虽名为科恩公司股东，但股权已由股东会决议转让给陈某某，此时陈某某已实际受让科恩公司股权，控制科恩公司资产、财务资料等。何文刚当时只是名义上的科恩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因为双泓达公司和何文刚未依协议约定向陈某某交付科恩公司公章，虽然何文刚掌控了公章，但科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非何文刚，何文刚无权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或以加盖科恩公司公章的方式代表科恩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因此，本案的《借款担保合同》虽然盖有科恩公司的印章，也由科恩公司当时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何文刚签名，但该借款并非科恩公司的意思表示，何文刚不能代表科恩公司向刘志平借款。
《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刘志平应当将款项汇入黄某某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帐户，刘志平也提交了科恩公司和双泓达公司盖章的《收据》确认收到刘志平汇至黄某某在中国工商银行帐户的款项，但实际上，刘志平并未向黄某某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汇款，《收据》上记载的内容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该《收据》证明的事实不予采纳。而刘志平提交的《交易已被受理》单据，何文刚在该单据上仅仅是签名及加盖了科恩公司的公章，但未签署任何意见，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为本案借款。该单据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刘志平向黄某某在中信银行的帐户汇款，不能证明与本案有何关系。因此，刘志平提交的证据都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付款义务。
综上几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担保合同》科恩公司一方虽然有盖章且由何文刚签名确认，但何文刚无论是在2013年1月还是2014年3月，都已无权代表科恩公司向刘志平借款，因此，何文刚以科恩公司的名义向刘志平借款，不能代表科恩公司的意志。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志平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因此，刘志平请求本案两被告向其支付借款及利息，并承担刘志平为本案诉讼付出的律师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志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2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3070.09元，合计10590.09元，由刘志平负担。鉴定费22706元（其中刘志平已付8333元，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已付14373元），由刘志平负担18626元，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080元。
二审期间，刘志平提交证据十七组，分别为：证据一，刘志平的珠字第0100XXXX37号粤房地权证；证据二，刘志强的珠字第01000XXXX4号粤房地权证；证据三，2015年2月2日的授权委托书。证据一至三，证明事实：1、从房产权证上可以看出，刘志平与刘志强居住地并非同一住址。2、刘志平与刘志强虽然是兄弟关系，但由于工作和生活关系，平时并不经常接触。3、2015年2月2日刘志平委托刘志强代理本案一审之前，不知道2号案的存在。4、无论刘志强是否知晓2号案的存在以及他是否代理过2号案，都与刘志平无关，即使俩人是兄弟关系，也不能说明刘志平就当然而然对2号案知情。
证据四，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证据五，2014年4月3日查询的商事登记簿。证据四-五，证明事实：1、2013年1月5日，被上诉人借款时，何文刚将科恩公司的该房地产权证交给上诉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何文刚作为科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借款行为代表科恩公司。2、至2014年4月3日何文刚仍是科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证据六，再审申请书。证明事实：刘志强因不服（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941号案民事判决，已提出再审申请。
证据七，2016年3月16日的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当事人提交诉讼资料凭证；证据八，2016年3月16日（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1562号刘志平补充提交的证据清单；证据九，陈某某、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证据清单及（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35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七-九，证明事实：1、在（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350号案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二审期间，陈某某提交了本案《民事裁定书》，用于证明双泓达公司逃避债务，故意下落不明不到庭参加诉讼，且涉案债务皆是被上诉人在任股东之时的债务。2、双泓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皆无异议。3、该350号判决书是陈某某和科恩公司在1494号案提交的证据，充分说明本案借款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证据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年2月2日下午15时开庭笔录；证据十一，粤南[2015]文鉴字第2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据十二，香洲区法院当事人提交诉讼资料凭证（2015.10.27）其中附：复检的申请，咨询函，工作联系函；证据十三，香洲区法院当事人提交诉讼资料凭证（2015.10.27）其中附：对南天所第275号鉴定意见书的意见，全汇公司证明（包括章程），授权委托书（2012年3月21日），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2012年3月26日），授权委托书（2013年3月1日），上诉答辩状（2013年3月1日），检验样材清单。证据十-
十三，证明事实：1、原审法院在进行鉴定之前，就根据鉴定机构要求明确告知被上诉人应提供被上诉人打印机在同时期打印的文字材料作为对比样本，但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南天鉴定所对检材《借款担保合同》（2013.1.5）进行鉴定形成时间时，对上诉人提供的同时期同一打印机打出的样本不选用，却故意选用了既不是同一时期也不是同一打印机打印的样本作为对比检测，因此做出了错误的鉴定结论。3、上诉人要求重新鉴定，但原审法院置之不理，违反了法定程序。4、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从（2012）珠中法民二初字第2号案中调取：授权委托书（2012年3月21日），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2012年3月26日），授权委托书（2013年3月1日），科恩公司上诉答辩状（2013年3月1日）这四份材料原件作为重新鉴定的对比样本，依法批准上诉人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
证据十四，委托代理合同；证据十五，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据十六，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证据十七，交易已被受理的银行查询单。证据十四-
十七，证明事实：根据《借款担保合同》第六条，被上诉人应承担上诉人在二审诉讼中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服务费10000元。
科恩公司质证称，这些证据均形成于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完全有时间在一审完成举证，大部分证据是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属于重复提交。这些证据都不是新证据，因此不同意质证。如法庭要求被上诉人一定要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一、二、三：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房地权证不能证明刘志强、刘志平在上述房产中居住。其次，两人系同一住所，是刘志平及刘志强在一审诉讼时自证的。而且证据三《授权委托书》也证实了双方系同一住所。最后，上述证据证明，刘志平与刘志强系兄弟关系且刘志强还在一审庭审中称与刘志平系同事，同一时期内两兄弟均借款给被上诉人，上诉人辩称两兄弟对此事没有任何的沟通，显然不符合常理。
证据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与本案无关。一审证据并没有提到房地权证事宜，上诉人出借款项仅为30万元，而科恩公司当时由何文刚控制，不知何文刚为何将价值上千万的房产权证交与上诉人。
证据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一审时已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根据相关判决，刘志强作为双泓达的代理人明知何文刚此时仍是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但已不能代表科恩公司。
证据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跟本案无关，没有证据证明该案已经立案受理。
证据七、八、九：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陈某某在350号案件中提交1562、1563号案件《民事裁定书》仅仅证明有相关诉讼，并不是认可借款的事实。其次，该两案当时一审尚没有出具判决，应以两案的判决书为准。再次，双泓达对上述证据真实性皆无异议是指1562、1563号民事裁定书的，并不能证明双泓达对该债务无异议。最后，上诉人认为，债权债务是否成立，应以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证据十、十一、十二、十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双方均不能确定《借款担保合同》到底是哪一台打印机打印的，科恩公司早已停业。其次，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鉴定报告有违法之处。因此，不存在重新鉴定的问题。
证据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双方在《借款担保合同》第六条约定是担保范围的约定，并不代表借款人认可支付律师费。其次，该合同并没有担保人。最后，由于本案上诉人没有出借款项，因此，律师费用的发生与被上诉人无关。
双泓达公司同意科恩公司质证意见。
当事人各方对刘志平二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科恩公司及双泓达公司均无新证据提交。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确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借款担保合同》第六条“担保责任”约定借款人以其所有的全部财产作为此笔借款的担保，担保范围为包含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2016年6月29日，刘志平与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接受刘志平委托，指派王涛律师为刘志平代理其与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的二审代理人，律师服务费为10000元。刘志平于2016年6月30日支付了该律师服务费。
又查明，刘志平二审提出重新鉴定申请，请求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南（2015）文鉴字第27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重新鉴定。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存在；2、双泓达公司、科恩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3、原审程序是否违法。本院对此评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对于借款事实的发生，刘志平提交了借款合同、收据、交易单据等予以证明。《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刘志平将款项汇入黄某某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帐户，刘志平提交的科恩公司和双泓达公司盖章的《收据》亦确认收到刘志平汇至黄某某在中国工商银行帐户的款项。刘志平虽未向黄某某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汇款，但刘志平提交的《交易已被受理》单据显示，在同一天，其向黄某某在中信银行的帐户汇款，且金额与《借款担保合同》以及《收据》确认的借款收款金额相同，何文刚亦在该单据上签名及加盖了科恩公司的公章。由此证明，即便《鉴定意见》确认《借款担保合同》签订于2014年3月前后而非文书所载的2013年1月5日，但不排除何文刚对2013年1月5日发生的借款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予以追认，因此借款合同签订时间的差异不能否认借贷双方对于成立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且何文刚对于收到刘志平30万元借款的事实是确认的，而何文刚既无证据证明刘志平在借款当日向黄某某在中信银行的帐户汇款是另一笔款项，也不能合理解释其在《交易已被受理》单据上签字确认存在其他缘由，因此，刘志平解释是因为汇款当日应何文刚要求汇入了黄某某在中信银行的帐户具有合理性，刘志平提交的上述证据对于证明借款已实际支付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认定刘志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付款义务，显属不当，本院应予纠正。刘志平上诉认为借款已实际支付，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双泓达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无论是《借款担保合同》以及《收据》所标注的2013年1月5日，还是《鉴定意见》确认的《借款担保合同》实际签订时间2014年3月前后，何文刚均为双泓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实际控制人，其身份本身即为双泓达公司全面权利的对外代表，无须公司另行授权。在双泓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文刚为意思表示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情形下，双泓达公司为本案借款的借款人的事实应予确认。如前所述，涉案借款已实际支付，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双泓达公司作为借款人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合同责任，刘志平请求双泓达公司偿还涉案借款及其利息，以及支付由此产生的律师费，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
（三）关于科恩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原审采纳一系列已生效的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刘志平上诉认为不应采纳相关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无论是本案借款实际支付的时间2013年1月5日，还是《借款担保合同》签订的时间2014年3月前后，根据本院已生效的941号判决可知，在此之前，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已将科恩公司股权转让给陈某某，陈某某已实际受让科恩公司股权，并实际控制科恩公司资产、财务资料等。双泓达公司与何文刚本应依协议约定向陈某某交付公章但未交付，因此虽然何文刚掌控了科恩公司公章，但科恩公司实际控制人已非何文刚，何文刚此时只是名义上的科恩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已无权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或以加盖科恩公司公章的方式代表科恩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何文刚在本案的《借款担保合同》以及《收据》上加盖科恩公司印章的行为，不能代表科恩公司的意思表示。
再次，根据941号案的判决认定，刘志强对于何文刚无权以法定代表人名义代表科恩公司借款是明知的，刘志平作为刘志强的亲弟弟这种特殊关系，应对其不知道科恩公司股权更替作出合理解释和证明。按照常理，刘志平作为一名融资担保公司的股东，其在对外出借款项时了解借款人状况及还款能力是其正常的职业素养，且此时其亲哥哥正代理科恩公司的股权诉讼纠纷，刘志平仅凭其与刘志强不住在同一住址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志平在出借涉案借款时对科恩公司的股权纠纷毫不知情。在此前提下，刘志平并无理由相信何文刚有权代表科恩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何文刚加盖科恩公司公章向刘志平借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何文刚以科恩公司的名义向刘志平借款的行为应确认无效，刘志平上诉主张科恩公司应承担本案借款的还款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南天司法鉴定所系人民法院经双方同意指派的鉴定机构，在刘志平没有充分理由证明该鉴定报告存在鉴定结论错误的情况下，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应被采纳。刘志平主张原审不予重新鉴定违反程序，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鉴定意见明确确认经过文检仪检验，检材第2页印刷体文字与样本2印刷体文字墨迹种类相同，具有利用墨迹色阶方法鉴定文字形成时间的条件，刘志平认为该鉴定结论选用不同时期不同打印机打印出的样本进行检验，与上述情形不符，因此，刘志平以此认为鉴定结论错误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刘志平二审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鉴定报告存在应重新鉴定的情况，其要求重新鉴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予纠正。本案借款事实成立，作为借款人的双泓达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借款担保合同》虽然有科恩公司盖章且由何文刚签名确认，但何文刚无论是在2013年1月还是2014年3月，都已无权代表科恩公司向刘志平借款，且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何文刚以科恩公司的名义向刘志平借款的行为应确认无效，科恩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1562号民事判决；
二、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志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及其利息（从2013年1月5日起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
三、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志平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6000元；
四、驳回刘志平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2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3070.09元，合计10590.09元，由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负担7520元，刘志平负担3070.09元。鉴定费22706元（其中刘志平已付8333元，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已付14373元），由刘志平负担18626元，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0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70元，由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詹 洁
审 判 员 孙 志
代理审判员 马 艳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黄晓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