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3民终6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国宗，男，196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建，男，1966年5月5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金虎，随州市炎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群，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义龙，男，1972年2月8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琴，女，197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系陈义龙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双，湖北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国宗、周国建、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陈义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6）鄂1321民初1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国建，上诉人周国建、朱国宗的委托代理人熊金虎，被上诉人陈义龙的委托代理人高双、张琴，到庭参加了诉讼。上诉人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国宗、周国建、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不承担责任。事实与理由：1、原告起诉要求解除合同，一审却判令合同无效，超出原告诉讼请求。2、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的合同纠纷由房产仲裁委员会仲裁，故本案应由随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3、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一是认定被上诉人有4000元损失没有依据。现在乡镇的房价每平米已下跌300元，这是被上诉人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原因，原审认定现在房价上涨没有依据。原审认定的4万元相当于购房价的三分之一，比大中城市的房价涨幅还高。被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应于2015年交购房款，但其于2016年才交了部分购房款。二是判决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依据。随县发改委批准该公司开发小区，但该公司只开发了7、8号楼，没有开发本案诉争房屋所在的6号楼，原审判令该公司承担责任错误。4、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按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原告请求解除合同，应当依法进行通知被告，被告收到通知后也有权提出异议，也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原审认为法院向被告送达传票可以视为原告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通知义务，改变了立法本意，也剥夺了我提出异议和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权利。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我依法享有提出异议的期限。
被上诉人陈义龙辩称：1、双方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为双方纠纷由房产仲裁委员会仲裁，并非随州市仲裁委员会。根据仲裁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双方合同的仲裁条款不明确，故本案不应仲裁机构仲裁，而应由人民法院裁判。2、发改委批文载明批准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八栋房屋。该项目建设许可证等均表明被上诉人购买的鑫湖湾小区系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一审中朱国宗、周国建自认挂靠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借用资质开发该小区。故该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3、我起诉后，上诉人收到我的起诉状，视为我履行了通知义务，诉讼中上诉人可以对我解除合同的诉求提出异议。4、上诉人将出售给我的房屋实际出售给案外人，造成我实际无法获得合同约定的房屋，应当赔偿我的损失。
上诉人周国建庭审时称：随县发改委批文中8栋房屋包含被上诉人购买的6号楼，但6号楼并未取得土地规划。建委开工许可上只有7号楼、8号楼。6号楼是我和朱国宗自私建的，2015年建成，没有政府批文。我借用公司资质进行小区开发，公司授权我开发7号楼、8号楼，不知道我私自开发了6号楼。所有房屋，包括6号楼、7号楼、8号楼，都是用的一样的售房合同，没有公司签章，只有我的签名。
被上诉人陈义龙代理人庭审时称：陈义龙是在鑫湖湾小区售楼部签订合同、购买房屋，不知道购买的房屋没有取得政府批文，也不知道公司没有授权周国建出售6号楼房屋。
原审原告陈义龙诉称：1、请求依法解除原、被告分别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和2016年3月1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现售）》；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付购房款1135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收款日起至返还购房款日止的利息；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双倍购房定金20000元；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承担已付房款一倍即113500元的赔偿责任，并赔偿原告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10000元；5、诉讼费等涉案合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29日，我与被告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委托人即被告朱国宗、周国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及《房屋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我购买被告开发的位于均川镇鑫湖湾小区陆号楼一单元三层门号为301号，建筑面积为118平方米的房屋。协议签订后，我当日向被告支付购房定金20000元，并陆续向被告支付购房款83500元。为生活方便，我在购买商品房后又购买了该小区的车库一间，并与被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现售）》，同时向被告支付购买车库的定金10000元。我的妻子在外务工回家后在参观所购买的准新房时，却发现被告将该套房屋出售给了别人。我与被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被告在收取了购房定金及部分房款后，又将房屋出售给他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故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我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2014年11月29日，被告朱国宗、周国建与原告陈义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主要内容有：“甲方（卖方）：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被委托人：朱国宗、周国建）乙方（买方）陈义龙身份证号：429001197202087437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信、协商一致的原则，双方就鑫湖湾小区房屋买卖事项签订如下合同：一、乙方购房的具体位置面积：陆号楼壹单元叁层，门号301号。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18㎡。准确面积以房产局测量面积为准。……三、付款方式及期限：分期付款：乙方购买住房1580元／㎡，大写壹仟伍佰捌拾元／㎡①预付定金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②工程完工前付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③房屋封顶付清116440元，大写：壹拾壹万陆仟肆佰元……十一、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述第一种方式解决：1、提交房产仲裁委员会仲裁。……十三、违约责任：一方违约除赔偿对方损失外，另罚违约金总价5%。”同时，该合同对房屋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保修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同期，被告朱国宗、周国建又与原告陈义龙签订了《房屋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对房屋公摊面积、房屋装饰和设备标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的办理、水电开户等进行了约定。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原告陈义龙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向被告朱国宗交纳了20000元的购房定金，被告朱国宗随即于2014年11月29日向原告陈义龙出具了购房定金收据。原告陈义龙在被告的鑫湖湾小区工地上承接的工程完工后，被告朱国宗于2016年2月3日向原告陈义龙出具了收据，该收据上写明：“交款单位：陈义龙收款方式：抵工程款人民币：叁万叁仟伍佰元￥33500收款事由：交购房定金”。次日，原告陈义龙又向被告朱国宗以现金支付的方式交纳了50000元的购房首付款，被告朱国宗随即于同日向原告陈义龙出具了购房首付款收据。
2016年3月13日，被告朱国宗、周国建与原告陈义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现售）》，主要内容有：“甲方（卖方）：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被委托人：朱国宗、周国建）乙方（买方）陈义龙身份证号：429001197202087437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信、协商一致的原则，双方就鑫湖湾小区房屋买卖事项签订如下合同。一、乙方购房的具体位置面积：车库面积26㎡，位置6﹟南西第二间。……三、付款方式及期限。1、一次性付清：车库3200元／㎡，合计小写83200元，大写：捌万叁仟贰佰元。付定金小写10000元。大写壹万元。付定金1个月内即不一次性付清，又不办理分期付款手续，甲方没收定金，合同失效。”同时，该合同对房屋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保修责任等进行了约定。该合同签订后，原告陈义龙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向被告朱国宗交纳了10000元的购车库定金，被告朱国宗随即于2016年3月13日向原告陈义龙出具了购车库定金收据。
另查明，2014年3月16日，随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了随县发改发（2014）24号文件，对被告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报的《随县均川镇鑫湖湾小区建设项目申请报告》进行了审批，同意被告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随县均川镇鑫湖湾小区建设项目。同年3月25日，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审核后，为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位于均川幸福居委会二组的随县均川镇鑫湖湾小区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随县用地规（2014）字第017号）。被告朱国宗与被告周国建系合伙关系，随县均川镇鑫湖湾小区6号楼、7号楼、8号楼系二被告挂靠被告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用其资质合伙进行开发建设。
又查明，被告朱国宗、周国建合伙开发的均川镇鑫湖湾小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庭审中，被告周国建未向本院提供其开发的均川镇鑫湖湾小区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相关证据，并自认截止本案诉讼时，其仍未取得该小区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本案争议的随县均川镇鑫湖湾小区6号楼301室现已被被告朱国宗、周国建出售给案外人李小文，双方又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且李小文现已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庭审中，被告周国建辩称是售楼的工作人员业务不熟、疏忽，错把301室签了两份合同出售。原告陈义龙在知悉了此情况后，多次找被告朱国宗、周国建协商解决未果。2016年6月27日，原告陈义龙之妻张琴再次找被告周国建协商解决此事时，双方产生纠纷被致伤。经随县公安局均川派出所调解，张琴在卫生院所产生的医疗费1130元，由周国建支付。本案经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本案的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被告朱国宗、周国建合伙开发的均川镇鑫湖湾小区及本案争议的6号楼截止本案诉讼时仍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且将本案争议的301号房屋“一房二卖”，违反了上述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告陈义龙与被告朱国宗、周国建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和2016年3月1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现售）》均无效，原告陈义龙要求解除上述合同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朱国宗、周国建辩称原告既未通知二被告要求解除合同，也未在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后30日请求退还房款，认为原告陈义龙的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的约定的辩解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达到对方时解除。”原审法院认为，因通知系单方的法律行为，通知方式并无严格限制，可以是口头通知、书面通知，也可以登报形式，还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对于通知应当以何种方式进行，法律并未加以明确，故诉讼也可以作为解除合同的通知方式之一。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原告陈义龙提交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合同补充协议》等凭证，本院受理后，向被告朱国宗、周国建送达了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被告已经知晓原告陈义龙要求解除合同的事实，应认定为被告收到了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通知。且该合同的解除并未损害被告朱国宗、周国建的合法权益，即使被告朱国宗、周国建认为未收到原告陈义龙要求解除合同的通知，原告陈义龙通过诉讼途径起诉被告朱国宗、周国建，也应视为原告陈义龙尽到了通知义务。同时，从节省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诉累的角度而言，也应认定原告陈义龙以本案起诉的通知方式对被告朱国宗、周国建发生了法律效力。故对被告朱国宗、周国建的此辩称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陈义龙与被告朱国宗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即提交房产仲裁委员会仲裁是否为是否有效的问题。庭审中，被告朱国宗、周国建辩称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了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协商不成的，提交房产仲裁委员会仲裁，认为本案应先行仲裁，而不应由法院受理。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和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其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但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的规定，原告陈义龙与被告朱国宗、周国建签订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中虽约定了争议解决的方式为“提交房产仲裁委员会仲裁”，但并未指定具体的仲裁机构，该仲裁条款约定不明确，因其约定的内容不明确致无法执行，故被告朱国宗、周国建辩称原告陈义龙应先仲裁，法院对此案不能受理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方是否应向原告陈义龙双倍返还定金并支付违约金的问题。庭审中，被告朱国宗、周国建辩称原告陈义龙既请求了定金损失又请求了违约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认为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为，原告陈义龙与被告朱国宗、周国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房屋买卖合同（现售）》均为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涉案的从合同相应无效。对本案争议的定金，即原告陈义龙于2014年11月29日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向被告朱国宗交纳20000元的购房定金和2016年3月13日付购车库定金10000元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由被告返还。对原告陈义龙要求支付双倍的购房定金和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陈义龙诉请的其他经济损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上述规定，是当事人双方的合同建立在有效合同之上，对一方当事人违约而应承担的惩罚性责任。而本案的原告陈义龙与被告朱国宗、周国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房屋买卖合同（现售）》均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应承担责任的应当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因被告朱国宗、周国建在与原告陈义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同时，将此房屋又出售给案外人李小文，原告陈义龙有权要求被告朱国宗、周国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故被告朱国宗、周国建应向原告陈义龙返还其已交纳的购房款83500元、定金20000元、购车库定金10000元及利息，其利息应从本案起诉之日起即2016年7月18日起以已支付的购房款、定金计1135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本案中，因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效和被告的“一房二卖”行为，致原告买房的目的不能实现，给原告需另行购房造成了必要的经济损失。但是，原告陈义龙在与被告朱国宗签定售房合同时，未对被告是否具有预售商品房许可证明等相关材料进行慎重审查，在本案争议的合同无效中存有一定的过错，对原告陈义龙请求的经济损失，结合本地房价上涨的因素和双方的过错责任，酌定由被告朱国宗、周国建赔偿原告陈义龙损失40000元。原告陈义龙请求对该项诉讼请求中过高的部分，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另请求的经济损失10000元，因其在庭审中提供的火车票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的所请求购房损失具有关联性，故对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问题。2014年3月25日，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位于均川幸福居委会二组的随县均川镇鑫湖湾小区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庭审中，被告周国建自认其借用了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资质开发建设了随县均川镇鑫湖湾小区6号楼、7号楼、8号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被告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其资质出借给被告朱国宗、周国建使用，故被告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对被告朱国宗、周国建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辩称其公司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与被告朱国宗、周国建没有委托关系的辩称意见与事实不附，于法相悖，其辩称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陈义龙与被告朱国宗、周国建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合同补充协议》和2016年3月1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现售）》无效。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原告陈义龙与被告朱国宗、周国建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合同补充协议》和2016年3月1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现售）》。二、被告朱国宗、周国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义龙返还已支付的购房定金20000元、购车库定金10000元。三、被告朱国宗、周国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陈义龙支付的购房款835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7月18日起以1135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债务清偿届满之日止）。四、被告朱国宗、周国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义龙的损失40000元。五、被告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原告陈义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0元，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200元，由被告朱国宗、周国建共同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对上诉人上诉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本案是否应由人民法院审判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合同约定合同引发的纠纷由“房产仲裁委员会”仲裁，但随州并无“房产仲裁委员会”，随州市仲裁委员会不等同于“房产仲裁委员会”，故上述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未明确仲裁机构而无法执行，本案不能交由随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裁判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本案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朱国宗、周国建合伙开发的诉争房屋至本案二审法庭辩论终结时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陈义龙与朱国宗、周国建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和2016年3月1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现售）》依法均无效。本院认为，虽然当事人一审均未主张合同无效，但一审法院有权主动进行审查。一审法院未对合同无效对原告进行释明，程序上存在瑕疵，但考虑到原告未对此进行上诉，且一审判决款项未超出原告诉请范围，故本案无需发回重审。
关于合同是否应予解除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无效与合同解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和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六条的规定，本案双方合同无效后自始不产生法律拘束力，故本案合同不存在成立后需要解除的情形，原审认定本案合同需要解除并进行了相应裁判，系对法律理解错误，属无效和无意义的评判，应予纠正。
关于本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案合同无效后，朱国宗、周国建应当返还已收取的定金、购房款及利息，而诉争房屋已由朱国宗、周国建出售给他人，朱国宗、周国建因本合同无效并无损失，而陈义龙因合同无效而无法获得房屋，必然遭受一定损失。本案中，朱国宗、周国建明知其出售房屋没有预售许可而出售，对本案合同无效存在主要过错，而陈义龙在购房房屋时未审查该房屋是否有预售许可，对本案合同无效存在次要过错。虽然陈义龙的损失准确认定需要鉴定，但诉争房屋至今没有取得预售许可，鉴定难度较大，为减少诉累，法院可以酌定损失。综合双方过错，考虑到陈义龙因合同无效而无法获得房屋，朱国宗、周国建已将诉争房屋事实上出售给他人，原审确定的朱国宗、周国建陈义龙损失4万元数额适当，应予维持。
关于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本案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房地产开发属于法律规定的特许经营的产业，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向朱国宗、周国建借用资质开发小区规避了有关法律对于开发资质的限制，朱国宗、周国建开发房地产违反了特许经营的规定，依法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双方对此行为引发的有关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即使中房集团随州房地产开发公司只向朱国宗、周国建借用资质开发小区7号楼、8号楼的情况属实，但其对于朱国宗、周国建开发行为未予监管，以致朱国宗、周国建以该公司名义开发并出售6号楼的房屋给陈义龙，而陈义龙购买时亦相信其购买的是该公司开发的房屋，故该公司对本案合同无效存在过错，且为了保护善意性对人即陈义龙的合法权益，原审判令该公司应当与朱国宗、周国建承担连带责任合法有据，应予维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6）鄂1321民初1023号民事判决第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二、变更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6）鄂1321民初10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陈义龙与朱国宗、周国建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屋合同补充协议》和2016年3月1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现售）》无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200元，由朱国宗、周国建共同负担1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70元，由朱国宗、周国建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鑫
审判员 姚仁友
审判员 李 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赵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