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民终字第10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明，公民身份号码：×××，男，出生于1961年9月25日，汉族，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住鄂尔多斯市。
委托代理人黄海马，鄂尔多斯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淑琴，公民身份号码：×××，女，出生于1963年4月10日，汉族，教师，现住鄂尔多斯市。
委托代理人王向东，公民身份号码：×××，男，出生于1964年1月19日，汉族，公务员，系潘淑琴丈夫。
被告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街道办事处大庙梁村王家梁社。
法定代表人刘文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军，公民身份号码：×××，男，出生于1975年9月11日，汉族，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现住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尔多斯东三十六街坊93号。
原审被告王富军，公民身份号码：×××，男，出生于1960年7月1日，汉族，个体户，现住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环路2号街坊*******室。
原审被告樊永锋，男，汉族，包头市人，现住包头市，具体住址不详。
上诉人刘文明因与被上诉人潘淑琴，原审被告王富军、樊永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5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韩绎玄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苏晨、代理审判员ＸＸＸＸＸ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15日，刘文明、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王富军、樊永锋向潘淑琴出具“借款协议书（代收据）”1份，借款协议书中注明，甲方（出借人）为潘淑琴，乙方（借款人）为刘文明，担保人为东凯公司。协议约定：“经三方协商，就甲方借给乙方资金达成如下协议：借款金额肆拾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0年12月15日至2011年6月15日，借款利息每月按借款额的2.5%计息。协议书末尾担保人签字一栏中盖有东凯公司公章，乙方签字一栏中有王富军、樊永锋签字。协议当日，潘淑琴将400000元打入东凯公司银行账户中。借款后，2011年10月15日，东凯公司偿还潘淑琴借款本金200000元，后又偿还30000元本金，同时将利息结付至2012年3月15日，其余本息至今未付。另查明，借款时，王富军系东凯公司副总经理，樊永锋系东凯公司财务部负责人。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即案件所涉借款的借款人为谁。潘淑琴主张，借款人是刘文明。刘文明、东凯公司则辩称，借款人是东凯公司而非刘文明。潘淑琴针对其主张提供了借款协议，协议开头明确注明乙方（借款人）为刘文明。刘文明、东凯公司的辩称理由是刘文明未在协议中签字，而签字的王富军、樊永锋是代表公司签的字，钱也是打在了东凯公司账户，利息也由公司财务支出。而王富军辩称，自己在借款之前对借款一事并不知情，是刘文明打电话让自己和樊永锋在借款协议中签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以上规定即体现了《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这也正是合同法中的契约精神所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第二行明确注明“乙方（借款人）：刘文明”，这是该借款合同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条款，该条款明确约定了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姓名及其在合同中的法律地位。而协议末尾乙方签字一栏属于合同一方对合同的签字确认，进而确定合同是否能够成立，并非合同条款。根据《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如果该借款合同能够成立，合同中对借款当事人的约定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该借款合同是否能够成立？在合同末尾落款处，合同约定的甲方（出借人）潘淑琴及担保人东凯公司均在甲方签字一栏和担保人签字一栏中签字或盖章，而乙方签字一栏只签有王富军、樊永锋的名字，没有乙方刘文明的签字。根据王富军的述称，是刘文明通过电话要求他和樊永锋在协议上签的字。据此述称，双方已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签字属于代理行为。而刘文明一方在庭审中未对王富军的述称事实提出异议，只是辩称，王富军、樊永锋是代表公司签的字而非代表刘文明个人。显然，只有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文明才能让作为公司副总的王富军和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樊永锋代表公司在借款协议中签字。结合王富军及刘文明的以上辩称，该院对刘文明指派王富军、樊永锋在借款协议中签字的事实予以认定。刘文明有两种身份，一个属于自然人，一个作为东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照刘文明及东凯公司的辩称理由，王富军、樊永锋是代表公司在协议上签的字，刘文明应当是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授权王富军、樊永锋签字。但该协议明确约定借款人为刘文明，担保人是东凯公司，王富军、樊永锋既然是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就应当在担保人一栏中签字，但二人却在借款人一栏中签字，显然与常理相悖，而刘文明是以自然人身份授权王富军二人在协议中签名更加符合事实、符合常理、具有更高盖然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王富军、樊永锋二人系刘文明下属，又都是公司高管，按照刘文明的指示在以刘文明名义订立的合同中签字，作为合同相对人的潘淑琴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富军二人是经刘文明授权，代表刘文明签字。因此，王富军、樊永锋代表刘文明在协议中签字的代理行为有效，该行为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刘文明承担，借款协议合法成立。刘文明与潘淑琴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人为刘文明，据东凯公司陈述，该合同还是由东凯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此种情形下，如果要由公司来履行借款合同，变更合同约定的当事人，即对合同作出根本性的重大变更，则应当明确告知潘淑琴，重新订立合同，在新的合意下以建立新的合同关系。而刘文明在未向潘淑琴告知，也未变更合同内容的情况下，仅仅以代理委托签字的人员系东凯公司员工，就将合同当事人辩称为东凯公司，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有悖于契约精神。刘文明、东凯公司辩称，借款打在了公司账户，利息也是由公司支付，因此，公司是实际的借款人。借款履行方式和还款方式依照借款人的借款目的、交易习惯及双方的约定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现实生活中，借款打入非借款人账户，他人代偿本息的情况非常多见，东凯公司作为担保人代偿利息也无可厚非，刘文明不能以履行方式的特殊对借款主体作出抗辩，其辩称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潘淑琴与刘文明之间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刘文明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东凯公司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但未书面约定保证方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方式承担保证责任。东凯公司未提出相关抗辩，故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富军、樊永锋既非借款人，又非担保人，也不应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故不承担责任。潘淑琴请求刘文明支付的借款利息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在不超过双方约定利率的前提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文明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偿还潘淑琴借款170000元及利息（其中，从2012年3月15日起至起诉之日，即2013年11月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但不超过月利率2.5%计算，共计67187元；从2013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潘淑琴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刘文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借款人是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刘文明，借款人处有东凯公司职工王富军、樊永锋签字，其二人职务行为，因此借款人为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中实际借款人该如何确定的问题，被上诉人潘淑琴提供的《借款协议书》抬头部分明确写明借款人为上诉人刘文明，而在该协议书中担保人处明确写明担保人为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并加盖有公司的公章。上诉人刘文明上诉称本案借款人应为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但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既为实际借款人，但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如认定为借款人与常理不符，认定刘文明为借款人，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担保人更符合逻辑和常理。上诉人称原审被告王富军、樊永锋在《借款协议书》中落款借款人处签字的行为是代表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务行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同时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在担保人处签字，因此担保人与借款人为同一人与常理不符。综上，上诉人刘文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上诉人鄂尔多斯市东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 绎 玄
代理审判员 ＸＸＸＸＸ
代理审判员 苏 晨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旭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