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58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臣，男，汉族，1981年8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芬，广东王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31206948-8。
法定代表人：米玉苹，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霞辉，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莉菲，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臣因与被上诉人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加亿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刘臣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求。本案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上诉费等所有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为：第一、上诉人本证举证已经完成借款关系、借款事实的举证义务，能证明借款关系和借款事实的存在。如被上诉人认为该款不是借款，而是转回款，应当举证证明，如举证证明不了其主张，就应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一审法院却在被上诉人无法证明该款项是其所称的转回款的情况下，称被上诉人的反证起到了让法院怀疑借款关系基础事实的证明力，上诉人本证举证不能，纯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判决错误。1、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借条》、银行流水对借款关系、借款事实进行了举证，完成了举证义务，能证明借款关系和借款事实的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当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其他债务，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被上诉人抗辩称上诉人较给其银行账户的款项并非借款而系转回款，就应负有对这一主张的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提交的深圳联某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某某公司）与广州引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广州引某公司），联某某公司与被上诉人公司的诸多银行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均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联某某公司将钱转给了广州引某公司，广州引某公司将钱转给了张某某，张某某将钱转给了上诉人，上诉人应当将钱转回给被上诉人，所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转款不是借款而系转回款”一事。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起不到任何证明作用，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完成其抗辩主张的举证义务，应当由其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被上诉人反证的目的在于证明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因其他原因将有关款项经上诉人的账户口转账给被上诉人（见判决书第10页第4-5行），被上诉人不能直接证明部分款项是广州引某公司退给张某某再转给上诉人进而转账给被上诉人（见判决书第10页倒数8-9行），却又另一方面认定：被上诉人的反证亦使法院对本案借款关系的基础事实产生合理怀疑（第11页第14-15行），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驳回其诉求，纯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判决错误。2、本案中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称上诉人于2015年1月19、20日转款103万元给被上诉人的资金实际是米某1的（对应米某1于2015年1月19、20日给上诉人的110万元转款），只是通过刘臣的账号转给被上诉人，系中了上诉人的设计，被利用，上诉人目的在于“分钱”（详见被上诉人2015年9月16日答辩状），而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又称该110万元是出借给上诉人做海南万某项目的工程借款，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对于如此大的一笔款项，是什么性质，是用来做什么的，被上诉人一会是这，一会是那，真是让人匪夷所思。连被上诉人自己都说不清楚米某1向刘臣的110万元的转款性质，就更不能证明上诉人2015年1月19、20日转给被上诉人的103万元款项并非出借款项，唯一能证明的是，被上诉人在说谎，故意东拉西扯，混淆视听，增加本案的审理难度，达到其逃避债务的目的。第二、一审法院所采纳的关于7《借条》的《鉴定意见书》之鉴定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上诉人已经提出重新鉴定申请，而一审法院却直接不予准许，对此关键性证据不审慎对待，直接以鉴代审，以上诉人举证不能为由驳回上诉人之诉求，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救济权利。1、上诉人对于《借条》的形成过程十分了解，上诉人当时就在现场并亲眼目睹，知道《借条》是先打印出文字后再盖章的。对于鉴定意见书中的最后得出的“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盖章后形成文字”的鉴定结论，上诉人表示十分震惊，诧异。该鉴定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2、对于该鉴定结论，在鉴定结论出来后，经过网上查资料了解，并同时向鉴定机构、专业人士咨询，得出的结论是：印泥一旦印在纸张上，印泥中的化合物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空气中温度、湿度、光线和空气中的氧气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会发生各种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如挥发、氧化、分解和交联反应。因印泥成分复杂、纸张存放环境的变化多样，对于鉴定结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3、另外，据了解，对于朱墨鉴定是由专业人员凭肉眼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因此，鉴定设备的先进程度，鉴定人员的专业水平高低观察的细致度都将极大程度影响鉴定结论。该本案中所使用的鉴定仪器为LeicaM29.5。体视显微镜、OLYMPUSSZX7体视荧光显微镜，并非是目前最先进的鉴定仪器。故鉴定结论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很可能与实际事实不符的情况。4、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的“法大(2015)物鉴字第310号”文件，对于印章与文字重叠处只鉴定了三个交叉点，这种情况极易得出不够精准的鉴定结论。同时该鉴定报告极为简单，鉴定结论的不准确，不全面，将直接影响案件证据的定性及作用力。实际上该《借条》的印章与文字具有多处交叉及重合之处，为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以及结论的精准性，上诉人完全有理由要求对所须鉴定的文件中印章与文字多处重叠处进行鉴定。5、该《借条》是影响本案案件事实的关键性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该《借条》之鉴定结论一旦发生错误，极可能将本案的审理引向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从而导致判决严重错误，违背事实，有失公允。因此，法院对《鉴定意见书》应当采取一个审慎的态度。基于上述理由及《借条》对本案的关键性影响，上诉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应当被准许，而一审法院却直接不予准许，严重剥夺了上诉人对《鉴定意见书》合理质疑，严重剥夺了上诉人通过重新鉴定进行救济的权利。第三、本案中，借条虽然暂时被认定为存疑，但上诉人已经申请了重新鉴定，要求重新鉴定查明；另，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借条》虽是本案主要证据，但不是唯一的证据，本案已有的《借条》、银行流水及庭审调查等已能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上诉人的诉求，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诉求，实属判决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将原本属于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苛责给了上诉人，另一审法院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重新鉴定救济权利，以鉴代审。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的上诉请求。
刘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5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520000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诉讼之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刘臣系被告的股东，该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经工商变更登记，股东由米某1（持股51%）、刘臣（持股49%）变更为刘臣（持股49%）、米玉萍（持股51%）。2015年1月9日至2015年3月10日期间，原告通过银行（刘臣账户，平安银行）转账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520000元给被告（米加亿公司账户，建设银行），具体是：2015年1月9日转账给被告5笔款项，每笔50000元，共计250000元；2015年1月12日转款500000元；2015年1月13日转款700000元；2015年1月19日转款550000元；2015年1月20日转款480000元；2015年3月10日转款40000元。原告另提交《借条》一份，内容是“我公司（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从2015年01月09日至2015年03月10日止，向刘臣（身份证号码：）借款人民币：贰佰伍拾贰万圆整（2520000元）。”《借条》下方落款：“公司名称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及另起一行“2015年03月20日”，在“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及“2015年03月20日”文字处加盖有“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在审理程序中的庭前会议上，被告认为，其从未看到过此《借条》，《借条》是原告在盖章的空白文件上打印的文字，原告则陈述是先打印文字，经被告确认后，再由被告盖章。被告对此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借条》中的“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03月20日”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
2015年11月30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出（2015）物鉴字第3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主要如下。本鉴定依据文书鉴定通用规范（SF/ZJD0201001-2010）、朱墨时序鉴定规范（SF/ZJD0201007-2010）；用LeicaMZ9.5体视显微镜、OLYMPUSSZX7体视荧光显微镜对送检材料进行检验：
1.自然光下观察，送检材料中“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为红色，“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03月20日”字迹为黑色印刷体字迹，字迹与印文有多处交叉，具备检验条件。
2.体视显微镜检验。在高倍体视显微镜下观察，送检材料中的“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为红色色料盖印形成，“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03月20日”字迹由黑色墨粉颗粒堆积形成。观察两者的交叉点发现：黑色墨迹在红色印迹之上（见附图1）。
3.荧光显微镜检验。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送检材料中“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03月20日”字迹的交叉点发现：黑色墨迹在红色印迹之上（见附图2）。
该鉴定“分析说明”部分认为，综上检验，送检材料中“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03月20日”字迹的交叉点呈现红色印迹被黑色墨迹覆盖的特征。其鉴定意见结论为，送检材料中“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03月20日”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盖章后形成文字。
原告针对司法鉴定结论，提出以下意见：1、鉴定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2、对于该鉴定结论，经过在网上了解并向鉴定机构的专家咨询，认为印泥一旦印在纸张上，印泥中的化合物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空气中温度、湿度、光线和空气中的氧气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会发生各种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如挥发、氧化、分解和交联反应。由于印泥成分复杂、纸张存放环境的变化多样对于鉴定结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极大可能出现鉴定结论与实际事实不符的情况。3、鉴定报告只是对印章和文字重叠处只鉴定了三个交叉点，借条中有多处交叉和重合处，为了保证科学性和结论的精准性，原告申请重新鉴定。被告质证意见认为：对鉴定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请求法院依法采纳鉴定文书的鉴定意见。1、鉴定是双方共同委托法院摇珠确定，全过程是公平、公开、公正的。2、鉴定意见充足，鉴定文书第四、五页，尤其附图一、二可以清晰分辨是先盖章，后形成文字。3、鉴定文书的鉴定意见明确肯定是先盖章，后形成文字。
另外，针对原告的转款252万元情况，被告均否认是原告出借款项。一审法院将双方对质情况分述如下：
（一）、被告主张原告转款中2015年1月9日、1月12日、1月13日共145万元的实际情况是：在2014年12月份时，联某某公司通过刘臣战友王蔺（广州引某贸易有限公司员工）向广州引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引某公司）采购原料，后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取消订单，在广州引某公司扣除相应损失后，据刘臣安排，广州引某公司将1782850元返还至联某某公司员工张某某账上（张某某为刘臣战友），再由张某某转给刘臣，刘臣本应再转给联某某公司，但由于米加亿公司是联某某公司的收款公司，所以刘臣于2015年1月9、12、13日分别将款项直接转给米加亿公司（刘臣此时只转145万元），其后，米加亿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15日、19日将合共190万元转回联某某公司。因此，刘臣转给“米加亿”账户的款项并非“米加亿”向刘臣的借款。
被告提交了深圳农商行对账单、联某某公司记账凭证、付款申请单、费用报销单、建设银行电子回单、联某某公司与广州引某公司采购订单、取消订单合同、联络函等证据。其中，广州引某公司出具的取消订单合同、联络函内容显示该订单总额为2091969元，联某某公司支付了1900000元，取消订单后给广州引某公司造成损失117150元，广州引某公司将剩余款项返还给联某某公司员工张某某账上。另外，2015年1月12日联某某公司费用报销单上也注明“广州引某税费117150”，需转回款1782850元。刘臣、米某1均在费用报销单上签名。原告庭前会议时对此质证的主要意见是与广州引某公司的款项刘臣没有参与，与本案无关，费用报销单是其本人签名，但其只是公司名誉股东，履行签字手续，没有仔细看。本案庭审期间，法庭询问原告其转给被告的款项的来源，原告表示是来源于建设银行贷款和小额贷款公司及亲戚借款，但未提交证据。
（二）、被告主张原告2015年1月19日转款550000元及2015年1月20日转款480000元并非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因为，原告在2015年1月19日向米加亿公司转账550000元，但同天之前，米某1先向原告同一账户转账600000元；同样情形，原告于2015年1月20日转账480000元，但同天之前，米某1向原告同一账户转账500000元。因此，原告根本没有能力借钱给被告，原告转款给被告的款项实际是米某1转账给原告的。被告于庭前会议提交了银行对账单欲证明上述观点。
原告则于开庭审理时提交了其招商银行广州金穗支行的转账明细，欲证明刘臣曾以转账的形式陆陆续续借款给米某1个人约200余万元，印证米某1在2015年1月19日、1月20日向刘臣转账的110万元系归还刘臣的借款。
被告质证认为，该款项是原告与米某1之间的转款流水，事实上有部分款项是原告收取了联某某公司供应商的货款再转给米某1。
经法庭询问，原告称其与米某1之间的借款关系没有书面证据，是口头约定的。经查，原告转给米某1个人账户的200余万元款项集中在2014年5月至8月间。
（三）、被告主张原告2015年3月10日转账的4万元也并非是原告借款给被告，当天，米某1向原告转账4万元后，原告才向被告转账4万元。据被告提供的“证据7”，即米某1向原告转账4万元的“对外转账”单据显示，单据里面“转账用途”清楚写明“借款米加亿”，刘臣本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单的备注也清楚注明米某1向其转账4万元是“借款米加亿”；此笔款项发生在原告起诉前双方关系未破裂时，米某1不存在造假的必要，因此清楚无疑地表明米某1通过原告账号转账4万元给米加亿公司，而不是原告借款4万元给被告。
原告质证认为米某1转款给原告的4万元是米加亿公司归还之前对原告的欠款，但其未提交相应证据。
此外，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从深圳市前海国家税务局调取了被告的税务资料。经庭审双方质证，一审法院未发现税务资料中有记载本案原告主张的被告欠其借款的具体内容。原告于开庭审理期间提交《其他应付款明细分类账》及《科目余额汇总表》，欲证明被告欠其借款的款项为2585000元。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并非原件，与本案无关。经查，该证据为打印件，并无被告盖章确认。
另查明，米某1和原告以及陈木强于2014年5月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工商登记变更，原告于2014年5月15日成为联某某公司股东（持股49%），米某1持股51%。其后，刘臣至2015年1月27日退出联某某公司。米某1和刘臣于庭审确认双方曾经是情侣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当是借贷双方对于借款金额、借款用途等各方面形成合意，符合借与贷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原告在本案中提交《借条》及转账明细作为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其中能够证明真实借贷关系的主要证据应当是《借条》。关于《借条》的真实性问题。《借条》经鉴定，印章与文字存在先盖章后形成文字的情形，即俗称先朱后墨，原告不认可该结论并申请重新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因此，只有存在上述四种情形时，才可以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本案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及人员均具备鉴定资质，鉴定报告陈述了鉴定依据的文书鉴定通用规范以及朱墨时序鉴定规范，介绍了鉴定工具，对鉴定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附图清晰地呈现了先朱后墨的情形，原告提出重新鉴定的理由缺乏客观科学的依据，不能否定上述鉴定报告的内容，故一审法院对其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另外，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该条规定从本证和反证的相互比较的角度出发对盖然性规则进行了规定。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证明活动为本证，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本证进行反驳的证明活动为反证。根据上述规定，本证的当事人必须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而反证的当事人其证明的程度要求比本证要低，只需要将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即可。结合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案中，原告据以起诉的主要证据《借条》经鉴定，与其陈述相矛盾，无法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因此，原告在完成其举证责任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至于被告反证的目的在于证明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因其他原因将有关款项经原告的账户转账给被告而已。综合双方的证据及庭审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当出借人的出借凭证存在重大缺陷时，还应当重点审查借贷发生的款项来源、款项流向及借贷双方的关系。
本案中，原告刘臣与被告米加亿公司的原股东、现实际控制人米某1原为情侣，双方曾经是米加亿公司及联某某公司的股东，故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可能经常进行款项往来。款项往来是否是借贷关系，依然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出借款项的款项来源，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
关于双方争议的第一部分即是否是广州广州引某公司退款的问题，经查，原告转款给被告的期间以及被告主张是广州广州引某公司退款经张某某至刘臣再到被告最后至联宏达公司的期间，原告直至2015年1月17日仍然是联宏达公司的股东。因广州银瑞公司转回款1782850元及刘臣转账款1450000元及米加亿公司转给联宏达公司1900000元等款项之间不能一一对应，故被告不能直接证明部分款项是由广州广州引某公司退款给张某某再转给原告进而转账给被告，但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出借款项是来源于其所称的建设银行贷款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也不能证明不是张某某所转。
关于其余争议款项即原告2015年1月19日转账550000元及2015年1月20日转账480000元以及2015年3月10日转账的40000元，形式上均是米某1先转账给原告部分款项，原告再转账给被告，虽然原告主张米某1转账给其的款项是偿还之前对原告的借款，但没有提交相应的借款凭证用以证明其借贷关系。另外从时间点上看，原告转账给米某1个人的时间集中在2014年5月至8月间，而原告2015年1月19日转账550000元及2015年1月20日转账480000元给被告的当天，米某1均有数额接近的款项先行转账给原告，故从证据优势角度，被告的主张有一定合理性。
同时，《借条》的金额是涵盖及对应转款明细的每一笔金额的，故只要转款明细中的任何一笔出借款项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况，即可印证《借条》的不真实情况。此外，原告对于出借给被告的用途及为何没有约定利息未能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原告于开庭审理期间提交《其他应付款明细分类账》及《科目余额汇总表》，该证据为打印件，并无被告盖章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结合以上分析，被告的答辩意见已经将原告的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的程度。
综上，原告的本证举证不能，其提起本案的诉讼目的已基本不能实现，同时，被告的反证亦使一审法院对本案借款关系的基础事实产生合理怀疑，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臣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96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9380元均由原告刘臣负担。其中案件受理费2696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刘臣已预交，由其自行承担。鉴定费19380元由被告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预交，原告刘臣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径付给被告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
二审期间，刘臣提交了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和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结论，该两份鉴定结论与法大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鉴定结论相矛盾。刘臣据此申请对法大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鉴定报告进行复议并重新鉴定。2016年5月10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发函我院称，“鉴定意见书出具之后，该案当事人多次致电我所领导，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并表示有其他鉴定机构做出与我所不同的鉴定意见。为慎重起见，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贵院酌情考虑启动重新鉴定。”
鉴于以上情况，考虑到《借条》的真实性与否是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之一，本着查明事实的慎重态度，本院依法批准刘臣重新鉴定的申请。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该中心经鉴定认为，检材《借条》落款处“公司名称：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3月20日”字迹与“深圳米加亿科技有限公司”印文的形成先后顺序是“先形成打印体字迹，后形成印文”。刘臣对该鉴定意见予以确认。米加亿公司认为：该意见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与一审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截然相反。司法鉴定在实质上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和得出的判断性意见，其本身仍然是鉴定人对鉴定对象的主观认识，因此，特申请专家证人出庭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后，米加亿公司向本院撤销了专家证人出庭的申请。
米加亿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授信合同，用以证明第一笔争议借款145万元系联某某公司的货款返还款。联某某公司的货款来源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该贷款由米某1以其位于汇宾广场X号的个人房产作抵押担保。2、不动产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米某1为汇宾广场X号房产的产权人；3、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单位活期对账单，证明银行于2015年1月7日向联某某公司发放贷款200万元，2015年1月8日、9日联某某公司将该贷款支付给广州引某公司。
经查，联某某公司于2014年5月15日经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米某1持股51%、刘臣持股49%，法定代表人为米某1。米加亿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经工商变更登记，变更为刘臣（持股49%）、米玉萍（持股51%）。米玉萍为米某1亲属，系代米某1持股。米某1是米加亿公司真正的股东和实际经营人。米加亿公司与联某某公司的实际股东和经营者均为米某1和刘臣。根据米加亿公司提交的《委托加工生产协议书》，米加亿公司负责接收订单，联某某公司负责生产、加工。2015年1月27日，刘臣退出联某某公司。
刘臣二审期间提交了案外人唐某某诉其民间借贷纠纷（2016）粤0112民初616号案件一案的《民事调解书》及该案的相关证据、刘臣的银行流水、刘臣与唐某某的丈夫陈建军签订的海南万某日月湾人工岛填海水体工程施工项目《合作协议》，用以证明其刘臣基于海南工程而向唐某某借款200万元，该款项后用于出借给米某1。刘臣还提交了其向案外人周某某、曾某借款的借条及按月偿还利息的银行流水等证据，用以证明其出借款项的来源。一审庭审期间，刘臣称涉案借款的来源是建设银行贷款和小额贷款公司及亲属借款。
米某1在一审证据交换期间称刘臣因海南万某的项目向其借款几十万周转，其遂于2015年1月19日分两笔向刘臣账户转账60万元。银行流水明细显示，刘臣在收到该款项后，于当天向米加亿公司转账55万元。
原审判决查明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刘臣与米加亿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借条》的证明力。
一审期间，米加亿公司对于《借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认定《借条》存在先盖章后形成文字的情形，否定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刘臣不认可该鉴定结论并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经二审重新鉴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得出的鉴定结论与一审的鉴定结论完全相反。一、二审的两次鉴定过程均符合法律规定，鉴定机构的权威性亦不存在高低之分，不能依据后者的鉴定结论否定前者的结论。两次鉴定结论不一也说明待检的事实存在科学认定上的不统一，鉴定意见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均不能作为判定案件事实的有力依据。回到《借条》这一证据本身来看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认为，刘臣为米加亿公司的股东兼执行董事，参与实际经营，拿取公司公章并非难事。而该《借条》涉及借款数额高达252万元，却无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且内容极其简单，即未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息，也没有说明公司因何原因需要向股东借款，不符合商业活动惯例。公司与股东之间发生如此大额的借贷行为，却没有任何的内部审批记录，也没有公司股东会议记录等文件留存，亦有违常理。刘臣主张一审法院向深圳市前海国家税务局调取的米加亿公司《2007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其他应付款”2916817元，其中就包含对其欠款252万元。但该内容并不能反映出该“其他应付款”即包含了米加亿公司对刘臣的债务。至于刘臣提交的《其他应付款明细分类账》及《科目余额汇总表》均为打印件，未加盖米加亿公司公章，不具有证明力。《借条》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诸多疑点，不能够作为认定本案借贷事实的孤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应当进一步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刘臣亦负有进一步证明借款实际交付情况的举证责任。
二、关于借款的交付情况。
刘臣与米加亿公司，米加亿公司与联某某公司、联某某公司与米某1之间以及米某1与刘臣之间存在长期、复杂的经济往来，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大量的银行转账记录。对于与本案涉案的数笔款项，本院做如下分析：
（一）、2014年12月1日，联某某公司、刘臣、米某1作为授信申请人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签订《授信合同》，以米某1位于汇宾广场X号的个人房产作为抵押担保，贷款300万元。2015年1月7日，联某某公司账户收到贷款发放200万元。2015年1月8日、9日，联某某公司向广州引某公司转账支付190万元货款。2015年1月12日，联某某公司通知广州引某公司取消订单合同，广州引某公司扣除部分损失后需退回货款1782850元。2015年1月13日，广州引某公司向联某某公司发出联络函，告知已经将款项支付至联某某公司员工张某某的账上。
2015年1月12日，刘臣转款50万元给米加亿公司，当日，刘臣签署《付款申请单》，由米加亿公司转款60万给联某某公司，付款事由为“付货款”。联某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注明“收到米加亿转入款（刘总转回）”60万元。2015年1月13日，刘臣转款70万元给米加亿公司。2015年1月15日，刘臣签署《付款申请单》，由米加亿公司转款80万元给联某某公司，付款事由为“付货款”。联某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注明“收到米加亿转入款（刘总转回）”80万元。2015年1月19日，米某1转给刘臣60万元，刘臣收款后转账55万给米加亿公司，米加亿公司再于当日转给联某某公司50万元。联某某公司记账凭证注明“收到米加亿转回款”50万元。至此，米加亿公司共向联某某公司转账支付190万元。该数额与联某某公司支付给广州引某公司的货款相吻合，且在转账时间上亦存在连续性。加上2015年1月9日转账的25万元，刘臣从1月9日至1月19日共计转给米加亿公司200万元，其中190万元由米加亿公司转给了联某某公司。综上上述情况，再结合联某某公司记账凭证中“刘总转回”、“米加亿转回”的字样，可以推断刘臣支付给米加亿公司，再由米加亿公司转给联某某公司的190万元应为广州引某公司退回联某某公司的1782850元和米某1转给刘臣的60万元。从资金来源和走向上看，难以认定该笔款项系刘臣以其个人资金出借给米加亿公司。
（二）、2015年1月19日、1月20日和3月10日的三笔款项均为米某1当天向刘臣账户支付款项后，再由刘臣转给米加亿公司。米某1转给刘臣104万元，刘臣转给米加亿公司107万元，仅相差3万元。若如刘臣主张该三笔款项均为其个人出借给米加亿公司的借款，那么款项为何不由同样是米加亿公司股东的米某1直接出借给米加亿公司，而要通过刘臣转借。对于1月19日和1月20日的两笔款项，米某1为何通过刘臣转给米加亿公司，米加亿公司亦没有给出充分合理的理由。刘臣主张米某1转款至其账户是用于偿还米某1个人此前向刘臣的借款。但刘臣未能提交借款凭证予以证明，仅提交了银行转账明细，意图证明曾以转账方式陆续借款米某1200余万元。在双方之间存在诸多经济往来、共同经营两家公司的情况下，单凭转账记录无法证明两人存在借贷关系。对于刘臣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2015年3月10日，米某1向刘臣转账4万元的“对外转账”单据显示，“转账用途”为“借款米加亿”，刘臣本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单的备注也清楚注明米某1向其转账4万元是“借款米加亿”。联某某公司2015年3月10日的费用报销单中也注明“米总借款给米加亿急用”，金额为40000元。上述证据均表明该笔款项为米某1通过刘臣账户转账4万元用于借款给米加亿公司，而非刘臣借款4万元给米加亿公司。
综上，刘臣向米加亿公司转账252万元疑点重重，不能够全部认定为系以其个人资金出借给米加亿公司，无法与同样存疑的《借条》形成完成的证据链证明刘臣的上诉主张。米加亿公司的反证虽然存在细节上陈述前后不一，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但足以使本院对本案借款关系的基础事实产生合理怀疑。故，上诉人刘臣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960元，鉴定费24509.43元，均由上诉人刘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飞
审判员 黄 国 辉
审判员 付 璐 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赖汉贞（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