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2民终5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林森。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艳。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俊。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昊（受高林森、高艳、高俊的共同委托），江苏崇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市保顺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南长区扬名镇芦村中南路。
法定代表人：李知富，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市北塘区惠山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无锡市北塘区西新街**号。
法定代表人：徐婧，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科琳（受无锡市保顺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无锡市北塘区惠山街道办事处的共同委托），江苏居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林森、高俊、高艳因与被上诉人无锡市保顺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顺拆迁公司）、无锡市北塘区惠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惠山街道）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2015）北民初字第0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林森、高艳、高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张某在2012年8月之前不可能经办高林森户拆迁安置补偿事宜，但张某在此之前在惠山街道下属社区工作，任职期间也可能受惠山街道的临时安排而处理拆迁事宜，故现有证据无法排除该种可能。2、高林森作为被拆迁人，在等待多年后被告知可以领取安置房，但因房屋被拆迁时间过长，需补办相应手续，补签协议，这是事实，也是符合逻辑的，一审法院认为高林森陈述的补写协议的理由牵强附会是错误的。3、其于2009年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其所选择的安置房尚未开工建设，后因拆迁过程中有两户人名字均为高林森，故将其遗忘，且其所选安置房已被安置给其他被拆迁户，被上诉人提出会另行提供优质房源，其经过多次勘察之后最终选择了现在的安置房，因此直至2015年才取得了定向安置房安置表及提起本案诉讼。4、即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拆迁安置补偿金额，评估均价也达到了7000余元，也明显高于住户告知书上的评估基准价及其他三户的补偿价，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该三户房屋的位置距离其房屋很远，应该提供与其房屋相邻近的住户的房屋评估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其房屋评估价明显畸高是错误的。5、证人滕某和张某均系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惠山街道不是拆迁人，也不是拆迁实施单位，更不是合同当事人，故惠山街道没有必要请滕某帮忙协调。滕某称双方商定的补偿款为36万余元，但即使房屋评估价改为12万余元，根据滕某所陈述的项目，补偿价也无法达到36万余元。且滕某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应当认定为双方之前已经签订了拆迁协议，所以上诉人才会在已经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签署空白协议。张某对拆迁政策和流程比较清楚，对房屋评估价应该清楚，不可能出现誊写错误的情况。6、高林森在一审法院询问拆迁补偿总额的时候，称其提出40万元以上，但滕某说只能36万元多，从中并不能看出高林森有自认保顺拆迁公司未曾有过40万元金额以上给予补偿的意思表示。7、如果确实存在誊写错误，按照被上诉人和证人的陈述，双方确认的补偿总价为36万元，房屋评估价为12万余元，中间尚有一定的差距，无法说明出处。8、一审法院认定两份协议均为2014年9月及以后签订，主要是根据两个证人的证言，但两个证人的证言无法采信。且即便协议被撤销，上诉人的房屋已经被拆除，被上诉人也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过渡费。9、保顺拆迁公司的拆迁许可截止2011年6月底，之后已经无拆迁人资格，不可能在2014年仍有权与上诉人签订协议并拆除上诉人的房屋，即便落款为2009年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实际形成日期为2014年，也是保顺拆迁公司为完善拆迁事宜而对2009年的协议形成的再次确认，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
保顺拆迁公司、惠山街道共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所采纳的证据都是真实的，符合程序，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林森、高艳、高俊一审诉称，高林森原系无锡市荷花桥2号206-208室房屋的所有权人，2009年因无锡市第一中学扩建，上述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保顺拆迁公司为拆迁实施单位。2009年11月20日，高林森与保顺拆迁公司签订无锡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约定房屋拆迁补偿价为392079元、搬家费1000元、移装固定设施补助费1026元、装修费24902元、过渡费及搬迁奖励费35000元，合计454007元，并约定高林森于2009年11月30日前搬迁完毕，保顺拆迁公司于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上述款项，同时，高林森选取了两套安置房源房号，保顺拆迁公司承诺安置房于两年内发放到位，之后，保顺拆迁公司、惠山街道未按约支付拆迁款，并将高林森选定的安置房源另行安置他人，直至2015年4月14日，两被告才再次确认安置给高林森子女高艳、高俊的房屋为无锡市北塘区龙塘家园113-1602、131-902室房屋。但之间两被告仍未支付拆迁款、发放安置房，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继续履行无锡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付款、安置房屋义务；2、支付其逾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以454007元为本金、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计算）；3、两被告自2011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发放安置房之日止、按4000元/月的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及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逾期付款利息。
保顺拆迁公司一审辩称：1、其与原告直至2014年才就被拆迁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达成协商，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所以时间往前倒签，是因为被安置对象高艳、高俊分别在2014年10月28日、2014年7月16日自购房屋，双方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其二人不符合申请安置房的资格，考虑房屋所在地块是2009年开始拆迁的，为配合高艳、高俊争取到申请安置房的资格，才将协议时间往前倒签；2、未能发放安置房的原因是高艳、高俊二人在2014年已购置其他住房，不符合安置房的发放条件；3、根据高林森签字确认的被拆迁房屋补偿价格表，可以确定被拆迁房屋的评估价为124500元，之所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将房屋拆迁补偿价总额写为392079元，是因为与高林森同期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还有张某某一户，经评估，张某某户的房屋补偿价格为392079元，填写表格时，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错误誊写了张某某户的价格，两户价格之间相差26万余元，其在2015年4月份协助高林森户办理安置时，发现协议书上誊写的评估价有误，其多次通知原告前来更改，惠山街道也曾参与协调、欲纠正错误，但原告予以拒绝，反而以此为借口要求增加补偿，其认为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应予撤销，原告无法及时获得补偿款项、无法及时办理安置入户手续的原因也均系原告自身造成，原告主张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无需支付利息等任何费用。
惠山街道一审辩称：涉案拆迁项目的拆迁人是无锡市第一中学，拆迁实施单位为保顺拆迁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也是保顺拆迁公司，其既不是拆迁人，也不是拆迁实施单位，也不是合同当事人，原告主张其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林森系原无锡市荷花桥2-206、207、208房屋（建筑面积41.5平方米）的所有权人，高艳、高俊系高林森的女儿、儿子。2009年3月，因无锡市第一中学扩建校舍，上述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拆迁实施单位为保顺拆迁公司，拆迁期限自2009年3月20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后延期至2011年6月30日。现原无锡市荷花桥2-206、207、208房屋已被拆除。
一审诉讼中，高林森、高艳、高俊提交：1、无锡市第一中学扩建校舍项目告住户书，载明“本项目成套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市场化评估基准价格为人民币5488元/平方米、非成套住宅房屋为5060元/平方米，选择定向安置房的按基准价3000元/平方米（补差另计）”，证明当时的拆迁政策；2、编号为0025948的《无锡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1）被拆迁人选择以区位基准价和房屋重置价结合成新为主要依据确定的评估价格评估，并选择货币补偿，被拆迁人可以获得购买经济适用房登记凭证，按规定购买经济适用房；（2）房屋拆迁补偿价总额为392079元、搬家补助费1000元、移装固定设施补助费1026元、装修费24902元、过渡费奖励费35000元；（3）被拆迁人于2009年11月30日前搬迁完毕等内容，落款处有保顺拆迁公司的印章、滕某的签名和高林森的签名、捺印，落款日期为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证明其与保顺拆迁公司就房屋拆迁达成的具体约定；3、北塘区定向安置房住房登记预审表，高林森填报日期为2009年10月20日，报送日期为2009年11月5日，审核日期为2009年11月6日，证明2009年房屋拆迁时，高艳、高俊符合申请定向安置房的条件；4、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政府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于2015年4月14日出具的北塘区定向安置房安置表，证明惠山街道的上级单位给高艳安置龙塘家园131-902室房屋，给高俊安置龙塘家园113-1602室房屋。
保顺拆迁公司提交：1、编号为0037469的《无锡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除被拆迁人“应于2014年9月21日前搬迁完毕”、落款处滕某的签名、落款日期为“二O一四年九月十日”外，其余内容均与编号为0025948的《无锡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致。落款处也有高林森的签名、捺印；2、高林森签名、捺印的《选择定向安置的被拆迁房屋补偿价格表》，证明涉案被拆迁房屋的补偿评估总价为124500元；3、高林森书写的说明，载明“本人高林森在市一中动迁无锡市荷花桥2号206-207-208住房时于2009年7月拆迁，当时本人有无锡市宁海里245#503室住房壹套，儿子高俊、女儿高艳户口在荷花桥2号206-207-208室，无有其它住房，特此说明”，证明双方实际达成拆迁协议的时间在2014年11月份左右；4、高林森于2015年4月7日签收选房单原件、拆迁协议复印件和原件、原产权证复印件和土地证复印件、评估报告复印件、情况说明复印件的签收单，证明上述材料交付给高林森的时间，印证双方实际达成拆迁协议的时间在2014年11月份左右，而非高林森、高艳、高俊主张的2009年；5、高艳、高俊的房产证复印件，证明高艳分别于2009年12月16日、2014年10月28日在他处购买住房、高俊于2014年7月16日在他处购买住房，双方于2014年11月达成拆迁安置协议时，高艳、高俊均不符合安置经济适用房的条件；6、其与荷花桥13-1、12、11号前后的权利人张某某户、荷花桥23-303室权利人曾某某户、荷花桥24-207、208室权利人沈某某户签订的《无锡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该三处房屋的评估报告，证明该三处房屋的建筑面积分别是73.1平方米、29.03平方米、41.57平方米，由于被拆迁人选择的评估方式不同（A为以同类地段房地产市场交易价为主要依据确定的市场评估价格进行评估，由被拆迁人自行购房，B为以区位基准价和房屋重置价结合成新为主要依据确定的评估价格评估，并选择货币补偿，被拆迁人可以获得购买经济适用房登记凭证，按规定购买经济适用房，张某某户选择A方式，曾某某户选择B方式，沈某某户选择A方式），评估价分别是392079元、87090元、235438元，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载明的房屋拆迁补偿价总额应与评估价格一致，而在与高林森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时候，因疏忽大意，错误将高林森户的评估价誊写成了张某某户房屋的评估价，两价格相差267579元（392079-124500），存在重大误解；7、高林森签字确认的评估报告，证明高林森签字确认其房屋评估价格为124500元；8、证人滕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编号为0025948、0037469的《无锡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实际签订时间均系2014年11月份左右，滕某匆忙中将张某某户的评估价抄作高林森户的评估价。9、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及张某的职务任免通知，证明协议内容由张某书写、张某系2012年8月至惠山街道办事处任拆迁办公室副主任职务，编号为0025948、0037469的《无锡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实际签订时间均系2014年11月份左右，当时其负责协助滕某完成相关拆迁扫尾工作，故按照滕某交办的内容进行誊写，未对相关数据进行校对。
证人滕某出庭作证时陈述：其2009年到保顺拆迁公司工作，2011年离职，2010年3月份左右认识高林森，当时双方曾达成全部补偿款为28万余元的协商意见，高林森签了一份内部确认单，但高林森一直未交产权证、土地证和钥匙，一直拖到2014年，2014年9月份，荷花桥地块最后遗留的张某某一户也签约了，就只有高林森户没有签约，因为当初一中拆迁项目是其负责的，对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惠山街道办事处找其帮忙做协调工作，其当时已在新的单位工作且需要经常出差，于是惠山街道办事处指派张某协助，后来其与高林森在惠山街道办事处的食堂见面商谈了一次，商定全部补偿款共计36万余元（评估价是12万余元、装修26000余元、过渡奖励费35000元，特殊困难、违章建筑等再补偿了一点），高林森签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和内部确认单，其将材料放在惠山街道办事处，因为还要等高林森将产权证、土地证交过来，还要等评估报告（因为2010年协商的28万余元所依据的评估报告需要重新修改），后评估报告作出、可以完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时候，其正好要出差，且正式的协议不在其身边，所以其打了个草稿，也就是在空白协议上填好数字，并托人拿给张某，让张某照着草稿誊写到高林森已签字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上，其写草稿的时候，因为张某某户的评估报告也在其那里，其当时要出差，匆忙中抄错了评估报告，将张某某户的评估价抄作了高林森户的评估价，后高林森于2014年9月底交了产权证、土地证，但后来，张某又打电话给其，说高林森户审批没通过，2010年时高林森的女儿和儿子在他处无住房，有资格拿安置房，2014年再审核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在他处有住房，所以没有资格拿安置房了，高林森要拿房，希望其帮忙，其想想高林森是最后一户了，就帮帮忙吧，故同意改日期，当时其不在无锡，故高林森提交的落款日期为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落款处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证人张某到庭作证时陈述：2014年时，一中的项目面临审批，当时滕某已从保顺拆迁公司离职且忙着出差，无法与高林森约到同一个时间，所以由其协助滕某办理相关事宜，补偿价是滕某与高林森事先谈好的，落款日期为二O一四年九月十日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就是落款日期当天，其将滕某写给其的内容誊写到正式协议上后，叫高林森过来签字的，滕某的签名由其代签，后来高林森向其提供女儿高艳、儿子高俊的三份房产证明，按照政策，高艳、高俊不符合拿定向安置房的规定了，但高林森坚持要拿房，还说2009年预审时高艳、高俊是有资格的，其核查属实，遂与滕某商量，并同意在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按照高林森的要求将协议日期改为2009年的日期，高林森提交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就是后来重新签订的这份协议，落款日期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是在高林森2009年安置房资格预审后、高艳、高俊购房前的时间段随意选的一个日期，内容写好后，其叫高林森过来签字，然而后来据其所知，房屋的补偿总价应为36万余元，高林森在一份补偿总价为36万余元的内部审批表上签字确认，一般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只体现评估价、装修费、过渡奖励费，内部审批表中还会根据家庭实际情况给予额外的补偿。
对上述证据，高林森、高艳、高俊表示：双方在2009年时就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在2009年12月底前将房屋交付拆除，2014年时被告通知其可以领取安置房了，但说时间较长、手续不全，让其补办手续，故其按照被告的要求补签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其系在空白的协议书上签字）和评估报告、补写了情况说明，对保顺拆迁公司单方制作的2014年11月20日北塘区定向安置房住房登记预审表其并不知情，两位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高艳、高俊现确在他处有住房，但拆迁时其二人并没有房产，且其二人已通过了审核，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政府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已向其发放了北塘区定向安置房安置表，故其二人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保顺拆迁公司表示：双方曾在2010年3月就拆迁补偿达成一致意见，但高林森反悔，且未移交产权证、土地证和钥匙，直到2014年9月双方再次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4年9月10日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后，高林森才交付了产权证、土地证和钥匙，房屋才被拆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房屋评估拆迁补偿价确誊写有误，根据这份错误的协议书，补偿总价高达454007元，而双方一致确认的补偿总价为36万余元，差额较大，如遵照履行，会损害第三人权益，何况2014年9月份时，高艳、高俊均不符合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条件，而高林森选择评估方式B，导致协议书根本无法履行。庭审中，法庭询问高林森，与滕某商量的总价是否是36万余元，高林森陈述“我提出要40万以上，他说只能36万多、40万以下，我又提出能不能尽量安排到39万多，他说尽量争取”。
上述事实，由无锡市第一中学扩建校舍项目告住户书、无锡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北塘区定向安置房安置表、评估报告、房屋所有权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高林森、高艳、高俊和保顺拆迁公司分别提交的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实际签订时间均为2014年9月及以后，双方一致达成真实意思表示的拆迁安置补偿金额为36万余元，理由：1、经办人张某系2012年8月份至惠山街道办事处任拆迁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在其任职前其不可能经办高林森户拆迁安置补偿事宜；2、高林森陈述的补签2014年9月10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理由，牵强附会，无合理逻辑；3、如高林森已于2009年与保顺拆迁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且交付房屋、履行完毕自己的义务，而其直至2015年4月才取得北塘区定向安置房安置表、2015年6月才提起本案之诉，然而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未要求保顺拆迁公司履行支付补偿款和安置房屋的义务，有违常理；4、根据告住户书载明的评估基准价格（成套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市场化评估基准价格为人民币5488元/平方米、非成套住宅房屋为5060元/平方米，选择定向安置房的按基准价3000元/平方米，补差另计）、被拆迁户选择的安置方式、被拆迁房屋面积，可见张某某户评估价392079元（A方式、5363.6元/平方米×73.1平方米）、曾某某户评估价87090元（B方式、3000元/平方米×29.03平方米）、沈某某户评估价235438元（A方式、5663.66元/平方米×41.57平方米）、高林森户评估价124500元（B方式、3000元/平方米×41.5平方米）均在评估基准价格的合理浮动范围内，如高林森户评估价为392079元，则其单价达9447.69元/平方米（392079元÷41.5平方米），明显畸高；5、证人滕某、张某对先后签订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说明，其证言与高林森2009年10月20日填报的北塘区定向安置房住房登记预审表、高林森2014年11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政府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2015年4月14日出具的北塘区定向安置房安置表、张某某户的评估报告等能形成互相印证的闭合证据链，应予采信；6、法庭询问高林森，与滕某商量的总价是否是36万余元，高林森陈述“我提出要40万以上，他说只能36万多、40万以下，我又提出能不能尽量安排到39万多，他说尽量争取”，可见高林森自认保顺拆迁公司未曾有过在40万元金额以上给予补偿的意思表示，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的补偿款总额达45万余元，并非保顺拆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7、如不存在誊写错误，则评估报告的价格应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所载明的392079元，高林森于2015年4月7日签收了评估报告，但诉讼中其并未出具评估价为392079元的评估报告，此外，高林森对双方如何重新协商将补偿款总额从36万余元提高至45万余元，亦未作出合理、可信的解释；8、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是2014年9月份及以后签订，保顺拆迁公司陈述其系在2015年4月份发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内容有误，本案2015年7月21日第一次庭审时，保顺拆迁公司即提出了誊写错误构成重大误解，且合同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的辩称意见，故保顺拆迁公司行使撤销权尚未超过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综上可见，保顺拆迁公司在填写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内容时确实存在重大失误，错误誊写其他被拆迁户的评估价，导致补偿款总额达454007元，与双方就拆迁安置补偿所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36万余元之间差额较大，应予撤销。高林森、高艳、高俊的相关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高林森、高艳、高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10元，由高林森、高艳、高俊负担。
二审中，保顺拆迁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无锡市第一中学于2016年2月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截止2014年9月，仍有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尚未拆除，其中包括荷花桥2号大楼等，扩建校舍并未覆盖前述尚未拆除房屋。2、无锡市北塘区惠山街道五里新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张某自2007年7月至2012年8月一直在该社区工作，未曾被借调到其他单位或部门工作。经质证，高林森、高艳、高俊认为，对两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锡市第一中学无证据证明荷花桥2号大楼在2014年9月时尚未被拆除，而无锡市北塘区惠山街道五里新村社区是惠山街道的下属单位，存在利害关系。
二审中，高林森称，其曾先后与保顺拆迁公司签订过三份空白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分别是2009年11月20日、2014年及2015年拿房子之前，三份协议的内容都是一样的。2009年签订的协议，其大概在2013年、2014年才拿到。在2014年签订第二份协议时，双方才商定了房屋补偿款为39万多元。因为当时其听说王汉生家的补偿价为12000元/平方米，认为自己拿的少了，就提出要拿40多万，后来协商下来是39多万，其就是按照这个协议去办理房屋安置的。2015年，其去拿拆迁安置房，但是被上诉人说没有补偿款付给其，同意借一套房子给其用，就让其签了一份协议，如果不签该份协议就不借房子给其。
二审审理中，本院向高林森、高艳、高俊进行释明，若经法院认定，本案所涉落款为2009年和2014年的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均应被撤销，高林森、高艳、高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经慎重考虑，高林森、高艳、高俊称，坚持一审的诉讼请求，不主张变更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由情况说明、证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予以佐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首先，高林森签字确认的《选择定向安置的被拆迁房屋补偿价格表》上载明的涉案被拆迁房屋的补偿评估总价为124500元，而本案所涉高林森户的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载明的拆迁补偿价总额为392079元，高林森、高艳、高俊虽认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不存在誊写错误的问题，但却未能提供出高林森户签字确认的补偿评估总价为392079元的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其次，高林森户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载明的392079元的拆迁补偿价总额，与保顺拆迁公司、惠山街道提供的张某某户的评估价完全一致，且张某某户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8月30日，与高林森户2014年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载明的日期相近，故保顺拆迁公司所称的在拟定协议过程中将张某某户的评估价抄作高林森户的评估价，存在合理性；再次，从惠山街道提供的张某的职务任免通知及无锡市北塘区惠山街道五里新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来看，证人张某在2012年8月份才到惠山街道工作，之前并未参与惠山街道的拆迁工作，高林森、高艳、高俊认为不排除张某在2009年就参与惠山街道拆迁工作的可能性，对此，高林森、高艳、高俊应当举证证明，但是，高林森、高艳、高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证人滕某、张某的证言与高林森出具的情况说明、北塘区定向安置房安置表等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进一步佐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复次，高林森所陈述的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理由并不合理，高林森称在2014年签订了第二份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约定的补偿价比2009年签订的补偿价要高，但是，实际上，落款为2009年的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落款为2014年的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载明的补偿价却完全一致，高林森所称其是在内容完全空白的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签字，该理由并不能成立，高林森所称的惠山街道要求其签订落款为2015年的第三份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才借房屋给其用的理由更不能成立。且即便如高林森所言，其是因为要求更改补偿价款才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落款为2014年的第二份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那么也应当认定高林森、高艳、高俊实际上以落款为2014年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替代了落款为2009年的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以也不存在要求履行落款为2009年的补签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问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林森、高艳、高俊和保顺拆迁公司分别提交的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实际签订时间均为2014年9月及以后，保顺拆迁公司在填写安置补偿协议书的内容时誊写错误，存在重大误解，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应予撤销，依据补充，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高林森、高艳、高俊因原无锡市荷花桥2-206、207、208房屋被拆迁而应当享有的合法拆迁利益，高林森、高艳、高俊可与保顺拆迁公司、惠山街道另行协商，或另行诉讼。
综上，高林森、高艳、高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10元，由上诉人高林森、高艳、高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伟
审判员 潘晓峰
审判员 李 飒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蒋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