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8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仁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九号。
诉讼代表人：侯三宝，北京仁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卢沟桥中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55号6107。
法定代表人：武长亮，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贵，北京市中诚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新兴房地产开发华东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艾路91号。
法定代表人：魏仁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现臣，男，197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晓丹，天津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仁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仁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卢沟桥中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都公司）、被上诉人中国新兴房地产开发华东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被上诉人武现臣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20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仁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都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中都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中都公司向仁安公司出资的50万元，系华东公司向中都公司所借，并在验资后返还给中都公司，因此仁安公司全部注册资金实际均为华东公司所出，中都公司未实际出资。”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首先，中都公司已经向仁安公司实缴出资，中都公司打入仁安公司账户的50万元为出资款而非借款。北京兴洲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对中都公司出资已到位进行了说明,该验资报告又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核，表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中都公司50万元注册资金到位认可。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中都公司已向仁安公司实缴了出资50万元。其次，一审判决表述“……并在验资后返还给了中都公司，……”，上述表述让人误认为在仁安公司验资完成后由华东公司将验资款50万元返还给了中都公司。实际上，华东公司从没有返还中都公司任何款项，一审判决认定的返还给中都公司的50万元是从仁安公司的账上以往来款的名义支付给中都公司的，故仁安公司的注册资金1000万元不能认定都是由华东公司支付。一审开庭时，中都公司提供的账册中既没有中都公司借给华东公司50万元的记录，也没有华东公司归还50万元的记录。实际上在中都公司与华东公司之间关于借款关系的问题上，只有华东公司出具的《借款证明》，没有发生真实的资金往来。第三、中都公司主张其与华东公司之间已经因《借款证明》的出具而转变为代持股关系和借款关系，其在仁安公司没有任何投资款项，自然就不具备作为仁安公司股东的资格，但仁安公司认为中都公司对仁安公司享有的股权并未丧失。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本案中，中都公司打入仁安公司账户内的50万元为出资款，且为2份《北京仁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和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所确认，该50万元进入仁安公司的账户后，即成为仁安公司的法人财产，无论是中都公司主动要求华东公司将其出资转变为借款，还是华东公司向中都公司出具《借款证明》将出资款作为借款偿还，抑或是中都公司与华东公司协商一致，将出资款转变为借款而归还，都会导致中都公司抽回出资的法律后果，这是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的，因而上述行为均应无效，中都公司的股东身份自然也不应因此种无效行为而改变。中都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并不导致股东身份丧失。2.一审法院认定中都公司与华东公司成立仁安公司完全是双方履行联建合同的一种方式，以及相关证人证言中关于中都公司与华东公司存在股权代持的口头约定,结合当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尚不允许一人公司存在的历史情况综合考量,认定中都公司并无成为仁安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愿,华东公司与其之间系隐名持股关系具有客观事实依据并符合常理，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首先，中都公司分别于1996年1月14日和1996年1月21日签署了2份《章程》，上述章程中均记载了中都公司的出资额，表明中都公司与和华东公司就共同成立仁安公司，中都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50万元达成合意。其次，中都公司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8）二中民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中的自述表明其认可与华东公司共同组建仁安公司，其本身是仁安公司股东。另外，华东公司在该判决书中陈述其与中都公司都是仁安公司的股东，而不是代持关系。3.一审法院认定中都公司未曾参与仁安公司的经营管理，这认定与事实不符。工商登记材料清楚的表明，是华东公司与中都公司共同签署了2份《指定（委托）书》，委托魏强、王仁川负责办理仁安公司的登记注册事宜，魏强、王仁川办理登记的行为是受委托的行为，中都公司也是委托人之一，表明中都公司参与了仁安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中都公司还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供了公司住所证明，这都是中都公司积极履行公司登记注册的行为。对于管理人员的委派，在工商登记备案的《章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均有规定，华东公司和中都公司根据《章程》选举、任命了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就是中都公司履行股东权利的行为。4.一审法院根据《章程》中执行董事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华东公司人员出任，以及仁安公司账册均由华东公司保管等约定，认定中都公司并未实际参与仁安公司经营，亦无参与仁安公司经营的权利，中都公司并未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不具备股东资格，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本案中，一审法院引用的《章程》文本不是仁安公司成立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的文本，在登记备案的《章程》中，对于管理层的任命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工商登记时就任命了高管并予以公示。一审法院判决中引用的《章程》是仁安公司成立以后，中都公司和华东公司修改后的《章程》。仁安公司认为，由谁来出任高管，由谁来保管账册等，都是股东自己意志的体现，不能因为《章程》中1个股东同意由对方人员出任高管就认为这个股东无参与公司经营的权利。而一审判决中关于公司账册均由华东公司保管的表述不知从何而来。对于中都公司享受的股东权利，在涉案2份《章程》中均有规定。实际上，中都公司一直都在参与仁安公司的经营。一审时，中都公司提交的《莲花池综合服务楼联建会议纪要》清楚表明了中都公司参与仁安公司经营的事实。5.一审判决认定对于中都公司未实际出资一事亦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上述情况亦已经通过公告、公示等方式所公开，武现臣理应知情。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武现臣为仁安公司善意第三人并适用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的原则给予其优先保护，并不符合上述原则的宗旨和目的，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武现臣不是中都公司与仁安公司、华东公司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不可能知晓相关案情和结果，并且该案件也从来没有发过公告或公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没有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律依据，本案是否认股东资格之诉，该条文不适用于本案。三、商法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在本案中的应用。本案中，是否确认中都公司的股东身份必然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故有商法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适用之余地。首先，公司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涉他性，在公司设立后并实际经营的情况下，所谓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互影响，公司机关的内部决策、内部各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往往涉及外部当事人的利益。在股东身份确认问题上，如果当事人外观表示与真意不符，不顾外观而一味探究当事人真意，直接的后果可能会导致许多已经确定的法律关系发生改变，影响公司与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本案中，中都公司签署了《章程》，工商登记材料也将其记载为仁安公司股东，这都属于以法定形式公示股东身份的事实，使其在外观上具备了股东特征，武现臣已对此种外观足以产生信赖。在仁安公司已设立且实际经营的情况下，如以其不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否定股东资格，显然会令武现臣的信赖落空而影响交易安全。其次，武现臣作为生效判决确认的善意债权人，正是基于对工商登记材料、《章程》、股东名册记载等外观特征的信赖，才以仁安公司不履行清算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而中都公司恰恰又在武现臣对其提出权利要求之后，才提起本案诉讼，正如前述，中都公司对自己作为股东被记载于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材料等事实从未提出异议，包括在仁安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也对自己的股东身份认可。可见，中都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目的是为了逃脱依据形式外观所应负的债务连带清偿责任。
中都公司辩称，根据仁安公司的上诉理由，本质上是借其为一审被告的身份帮助其债权人武现臣获得上诉的机会，属于典型的与武现臣恶意串通，损害中都公司利益的情形。尤其是在仁安公司已经破产清算，无财产可供执行，另一股东华东公司下落不明的背景下，仁安公司提起上诉，意欲使中都公司成为债务人，承担巨额债务，仁安公司的上述行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更不符合生活常理，涉嫌利益输送。（一）事实方面：1.本案的核心事实是华东公司为便于履行《联合建设“莲花池综合服务楼”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联建合同》）而需要设立项目公司，但因当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不允许一人有限公司存在，遂华东公司提出请中都公司配合成立仁安公司，进而由中都公司配合签署仁安公司设立所需的《章程》等程序性文件，并提供50万元的临时借款用于工商登记验资，之后即按约定退还中都公司，中都公司并未对仁安公司形成真实有效的出资。华东公司为确保自己对仁安公司绝对控制，还特意在备案《章程》之外签订了1份完善的《章程》或者说是合同，明确仁安公司不设董事会，由华东公司委派执行董事决定仁安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包括仁安公司管理人员的任免，仁安公司的各种账薄由华东公司保存等。仁安公司成立后，中都公司也从未参与过仁安公司的经营管理，仁安公司的成立完全是华东公司为了履行《联建合同》的需要和方式。上述事实业经（1998）二中民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及（2001）高民终字第19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且确认事实对仁安公司而言具有无可辩驳的证明力。2.通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发现，一审判决其实并未作出新的事实认定，一审判决所认定或者说所记述的事实其实是对上述2份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的引用。至于一审判决所提及的《联建合同》、《借款证明》、工商查询档案、2份《章程》等证据，也是上述2份民事判决确认相关事实的依据。3.仁安公司上诉强调中都公司完成了50万元的出资和验资、签署了备案的《章程》、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股东等外在表现形式，但忽视了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类纠纷审理的核心工作就是要拨开形式看实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应当具备的各项条件，对登记为股东或未被登记为股东的相关主体是否具有股东资格进行判断，并作出实体认定和判决。相关主体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巳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的事实是，仁安公司的诉讼代表人为仁安公司破产管理人的负责人，而仁安公司破产管理人并未掌握仁安公司包括财务账薄在内的任何原始资料，可以说仁安公司破产管理人对仁安公司的设立、运营管理等当时的真实情况毫不知情。因此，2份形成于18年前的、仁安公司为诉讼主体的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就更为客观和不容质疑。上述2份民事判决就中都公司50万元出资的问题认定为客观上并未向仁安公司实际出资。结合双方未备案的《章程》中明确约定仁安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华东公司委派，执行董事决定仁安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仁安公司各种账薄由华东公司保存等实质上将中都公司排除出仁安公司之外的约定，以及中都公司未曾参与且不能参与仁安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足以认定中都公司未实际向仁安公司出资、没有成为仁安公司股东的意愿、未曾参与仁安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不具有仁安公司的股东资格。4.仁安公司上诉主张的部分事实是在为其债权人武现臣说话，强调武现臣对上述2份民事判决并不知情。本案中，一审判决所认定武现臣对此理应知情。武现臣在受让相关债权时巳经是1名执业近20年的资深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专业律师，其有能力并理应知晓，至少在其准备收购债权而进行尽职调查时，是应该看到上述2份民事判决书的，更应该能看到人民法院关于中都公司未出资的确认的。即使武现臣确实不知情，也不能改变上述2份民事判决所涉相关案件是公开审理、公开宣判和包括武现臣在内的社会大众理应知晓的属性。（二）法律适用方面。中都公司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完全正确，正如仁安公司所述，该条规定是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但确认的结果只能是是或否，否认股东资格适用该条规定并无不妥。（三）关于涉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本案确认股东资格是应当采用实质要件审查确认股东资格，还是优先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从保护第三人利益的角度进行审查确认的问题。中都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认定完全正确。本案的提起是在武现臣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诉讼之后，中都公司对此才开始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中都公司翻阅当年的资料，重新审视中都公司跟仁安公司的法律关系，并提起本案诉讼。武现臣所收购的债权形成于1997年，于2001年经人民法院判决确定。原债权人经历了近5年的强制执行程序，期间仁安公司于2002年9月3日、华东公司于2002年12月3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无可供执行财产。此后该债权由历经多次转让，并于2013年9月29日再次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武现臣。此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出台，确立了股东在公司出现应当清算事由（包括被吊销）而未及时清算等情形下将对债权人承担赔偿甚至是连带责任的制度。正是在此法律环境下，武现臣才收购的上述债权。此时仁安公司巳经被强制执行了13年，未发现任何可供执行财产，华东公司也被吊销营业执照10余年，显然也不具备履行能力。公开资料显示，武现臣于1995年从事律师职业，所代理案件主要是金融借贷类纠纷，因此中都公司有理由相信武现臣是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资深律师，其在收购上述债权之前已经对有可能影响债权实现的有利、不利因素进行了综合调查和评判，其理应知晓中都公司并不具备仁安公司的股东资格，并断定中都公司拿不出仁安公司的财务账薄，完不成仁安公司的清算。所以，武现臣的债权收购行为本身意在以小博大，并非善意。因此，一审判决综合评判各种因素，从保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出发，认定武现臣并非善意，对本案坚持实质要件审查，确认中都公司不具备仁安公司的股东资格是正确的。
华东公司未参加本院审理，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武现臣辩称，同意仁安公司的上诉意见。
中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中都公司不具备仁安公司股东身份；2.判令仁安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仁安公司1996年5月28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核准设立，注册公司类型系有限责任公司。仁安公司登记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商品房销售。登记股东为华东公司、中都公司（原名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农工商联合总公司，2011年变更为现名，以下简称卢沟桥农工商公司），出资额分别为950万元、50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95%、5%。2002年9月3日，仁安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
关于仁安公司的设立背景，根据生效人民法院判决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为：1992年4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卢沟桥乡政府占用北京市丰台区南蜂窝乡菜地，兴建莲花池西里9号莲花池综合服务楼。卢沟桥乡政府授权卢沟桥农工商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建设。卢沟桥农工商公司为此先后支付了拆迁费、青苗费及劳动力安置费，并自行出资对南楼进行了施工。由于资金不足，仅完成了地下三层至地上四层的主体工程。1994年8月2日，卢沟桥乡政府将该项目移交给了卢沟桥农工商公司。同日，卢沟桥农工商公司（甲方）与华东公司（乙方）签订了《联建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建设莲花池西里9号地块，总投资约人民币3亿元；甲方负责提供建设用地21200平方米及拆迁费、青苗费及劳动力安置费等费用，并办理立项批文等建设手续；乙方在签约后7日内付定金300万元，15日内再付定金700万元，负责包括二栋主楼的建筑安装费，市政费，水、电、煤气、供暖、制冷和投资方向税、费等在内的项目工程建造费，负责支付甲方为南楼施工前期支付的建筑费用及按规定已交纳的有关费用，负责办理工程指挥部委托的有关事宜等。关于利益分配，双方约定乙方为甲方建造一座塔楼（即南楼），并按乙方自己的要求建造一座塔楼（即北楼），双方按各自建造标准，各得一座塔楼，乙方所得塔楼为永久产权。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各楼的建设标准做了约定。合同签订以后，华东公司依约向卢沟桥农工商公司交付了定金1000万元，双方成立了工程指挥部，并对南楼进行了建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华东公司多次逾期向施工单位付款，造成南楼多次停工。经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批准，1996年5月，卢沟桥农工商公司与华东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仁安公司，双方同意由仁安公司继续完成全部项目建设。为验资需要，华东公司向卢沟桥农工商公司借用50万元用以卢沟桥农工商公司的出资。1996年5月20日，华东公司向卢沟桥农工商公司出具《借款证明》，载明：华东公司今特向卢沟桥农工商公司借款伍拾万，作为仁安公司注册验资使用资金。此后，该资金在验资后以仁安公司的名义退还给了华东公司。
华东公司（甲方）和卢沟桥农工商公司（乙方）为成立仁安公司制定了2份《章程》，其中1份《章程》第三条规定，合营公司（即仁安公司）建设范围是莲花池西里9号地块，经营范围为开发建设、出租及物业管理；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利润分配按《公司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该份《章程》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另1份《章程》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东公司与卢沟桥农工商公司签订的《联建合同》订立本《章程》；第八条规定，注册资本以外的资金由华东公司负责协助合营公司筹措，如其发生利息则计入工程成本；第十四条规定，合营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甲方委派，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十五条规定，执行董事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其主要职权如下：注册资本的增加与转让，聘用和任免总经理、副总经理，修改公司章程，设立分支机构等。第三十五条规定，合营公司利益按双方于1994年8月2日签订的《联建合同》中第八章利益分配原则的规定进行分配。第五十一条规定，合营公司结束后，其各种账簿，由甲方保存根据需要乙方留存复印件。
一审另查一，仁安公司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为执行董事、经理魏强，监事魏仁题，均由华东公司委派、聘用。
一审另查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1988）二中民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共同成立仁安公司，并为此制定了2份主要内容不同的《章程》，其中用于工商登记备案的《章程》，并未对双方在仁安公司的权利义务及分配原则作出明确约定，另1份《章程》则明确约定双方在仁安公司的利益分配执行卢沟桥农工商公司与华东公司签订的《联建合同》。仁安公司成立后，莲花池综合服务楼的施工建设亦是按照卢沟桥农工商公司与华东公司约定的各自权利义务执行。上述事实表明，双方成立仁安公司完全是双方履行合同的一种方式，并非双方所签合同的解除，故华东公司以仁安公司成立后其不再承担合同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另查三，武现臣系仁安公司现有唯一债权人，其对仁安公司的债权系通过转让取得。2001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长安支行（以下简称长安支行）与仁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01）年一中经初字第00139号和（2001）年一中经初字第00141号2份民事判决书，判决仁安公司返还长安支行本金共计2000万元并偿付相应利息。上述判决生效后，长安支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后均因仁安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而中止执行。2004年6月28日，长安支行将上述2笔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2004年11月29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将上述2笔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2010年1月5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将上述2笔债权转让给北京金汇联合投资有限公司。2013年9月29日，北京金汇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又将上述2笔债权转让给武现臣。上述转让均进行公告。2015年2月7日，武现臣向一审法院提出对仁安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本案受理后，依法确认武现臣作为唯一申报债权人，享有无争议债权47087445.21元，一审法院并于2015年8月10日出具（2015）丰破字第08988-2号裁定书，裁定宣告仁安公司破产并终结仁安公司破产程序。
2016年2月1日，武现臣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华东公司、中都公司对仁安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案诉讼过程中，中都公司以其非仁安公司真实股东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武现臣以与本案结果存在利害关系为由，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与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认定公司股东资格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认定中都公司是否为仁安公司股东的关键在于审查中都公司是否已经依法向仁安公司实际出资或者认缴出资，而中都公司是否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是否履行公司设立职责并在此后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是否实质享有股东权利，则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参考因素。从上述焦点问题出发，一审法院认为：
首先，根据中都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以及生效判决书的认定，中都公司向仁安公司出资的50万元，系华东公司向中都公司所借，并在验资后返还给了中都公司，因此仁安公司全部注册资金实际均系华东公司所出，中都公司未实际出资。同时，根据生效判决书“双方成立仁安公司完全是双方履行合同（即《联建合同》）的一种方式”的认定，以及相关证人证言中关于中都公司与华东公司存在股权代持的口头约定，结合当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尚不允许一人公司存在的历史情况综合考量，认定中都公司并无成为仁安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愿，华东公司与其之间系隐名持股关系具有客观事实依据并符合常理。
其次，关于中都公司是否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问题。根据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内容，结合工商档案资料中均相吻合的内容，仁安公司的设立手续均由华东公司人员办理、公司管理人员均由华东公司出任，中都公司未曾参与。虽然在仁安公司设立申请文件及《章程》中确有中都公司印章，但在双方存在隐名持股关系情况下，中都公司的盖章行为，并不能认定为系履行公司设立职责而应为履行双方股权代持约定义务的行为。因此，中都公司并未履行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设立职责。
再次，关于中都公司是否实际享有仁安公司股东权利问题。根据《章程》“公司一切重大事宜均由执行董事决定，执行董事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华东公司人员出任”，以及“公司账册均由华东公司保管”等约定，都表明中都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亦无参与公司经营的权利。此外，就公司经营的利润分配和股东权利，《章程》亦约定按双方《联建合同》中有关规定进行，上述约定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以及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等相关强制性规定，亦使中都公司无法取得任何股东权利。结合仁安公司从未召开过股东会、作出公司决议、进行过分红等事实，均可认定中都公司并未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不具备股东资格。
综上所述，从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认定公司股权权属的标准出发，中都公司均不具备成为仁安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但具体到本案中，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案诉讼系因武现臣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而起，中都公司是否具备仁安公司股东资格，在仁安公司另一股东华东公司已经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中都公司及第三人的利益将产生重要影响。在此情况下，确认中都公司是否具有仁安公司股东身份，涉及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和第三人（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是否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以工商登记的形式要件作为认定股东身份的标准，也是本案争议的实质问题之一。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法理角度而言，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的主旨在于使交易相对人能够凭借公司外观即与其开展商事活动，在出现纠纷后仅需依靠公司外观即可主张相应权利，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相对人利益。因此，在股东资格争议涉及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公司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并无疑义。但在本案中，作为仁安公司唯一债权人的武现臣系通过数次转让继受取得对仁安公司的债权，且在取得债权时，仁安公司早已被行政机关吊销营业执照、被人民法院查明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执行，对于中都公司未实际出资一事亦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上述情况亦已经通过公告、公示等方式所公开，武现臣理应知情。在此情况下，认定武现臣为仁安公司善意第三人并适用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的原则给予其优先保护，则并不符合上述原则的宗旨和目的，亦会造成实质不公平的结果。因此坚持实质要件认定本案中都公司并非仁安公司股东身份，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立法目的，亦符合本案具体情况。
综上，中都公司要求确认其不具备仁安公司股东资格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北京卢沟桥中都投资有限公司不具备北京仁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
本院二审期间，仁安公司和中都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武现臣提交了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0日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庭审笔录，欲证明中都公司在仁安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中，认可其是仁安公司的股东之一。仁安公司对上述庭审笔录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中都公司对上述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上述庭审笔录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且之后经中都公司核查，中都公司虽然在工商登记中显示为仁安公司的股东之一，但并未实际向仁安公司出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庭审笔录的形成于本案一审立案之前，且与本案处理结果无直接影响，故本院对此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中都公司以其没有成为仁安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也未实际向仁安公司出资，且未参与仁安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未享有过相关股东权利为由，提出请求确认中都公司不具有仁安公司股东身份，故本案实质是公司内部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公司内部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以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作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及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据此，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的人应当认定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具体到本案，中都公司与华东公司为共同出资设立仁安公司签订了《章程》，上述《章程》内容表明中都公司具有设立仁安公司的意思表示，且仁安公司的工商信息材料显示中都公司系仁安公司的股东，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也认定仁安公司系由中都公司与华东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根据上述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中都公司是仁安公司的股东。中都公司主张其没有成为仁安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但该主张与其所签《章程》的内容不符，中都公司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中都公司主张其未实际向仁安公司出资，未参与仁安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未享有过相关股东权利，但上述主张均非认定中都公司不具有仁安公司股东身份或已丧失仁安公司股东资格的法定事由。
综上所述，仁安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2079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北京卢沟桥中都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公告费560元，由北京卢沟桥中都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卢沟桥中都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 飞
审 判 员 周 岩
审 判 员 潘 伟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法官助理 吕小彤
书 记 员 张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