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02民初1952号原告：邓士成，男，197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被告：合肥市大兴塔陵园，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伏龙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25547986C(1-1)。法定代表人：苗恩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观利，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邓士成与被告合肥市大兴塔陵园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7年7月21日、2017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士成，被告合肥市大兴塔陵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观利、王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士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合肥市大兴塔陵园恢复原告邓士成在公祭堂原始存放地点，原始存放样子；二、被告合肥市大兴塔陵园赔偿原告邓士成存放在公祭堂福字号329、330、331三个骨灰盒丢失的精神损失费，误工费，车费等合计30万元；三、要求被告合肥市大兴塔陵园公开在新安晚报、合肥晚报并书面向原告邓士成赔礼道歉，消除不良社会影响。事实和理由：2006年12月13日，邓士成在合肥市大兴塔陵园处存放骨灰盒五个，328、329、330、331、332。2016年12月23日，邓士成发现329、330、331三个骨灰盒丢失，另外存放在合肥市大兴塔陵园公祭堂福字号328被人翻动过。谁在福字号328骨灰盒写邓子云？为什么拿走福字号329、330、331的人，不拿走328邓子云的骨灰盒，不给福字号328邓子云立碑？我丢的是329、330、331，其中328上面还被人写了字。合肥市大兴塔陵园告诉邓士成是姑妈拿走的，合肥市大兴塔陵园跟电视台说在2017年2月7日被邓士成姑妈拿走的。合肥市大兴塔陵园做伪证，妨碍司法公正。请瑶海区法院支持邓士成的诉讼请求。合肥市大兴塔陵园辩称：一、邓士成在起诉状所称三个骨灰盒丢失的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这三个骨灰盒已经被邓士成堂兄弟邓某某迁出，安葬在合肥市××××24-10。2006年12月13日，邓氏家族因大兴镇钢南（原大兴镇双圩）社居委夏小郢迁老坟，在我园公祭堂免费寄存五个骨灰盒，当时陵园安葬单上家属姓名为邓士成，联系电话为其大伯父邓某甲（邓某丙）。因为家族矛盾，邓士成家属曾商议将三个骨灰盒迁出与邓某甲（当时健在）安葬在我园芙蓉园24-10。后邓某甲去世，2013年12月15日，邓某乙（原告堂兄）购墓将邓某丙及邓某乙的祖父母和祖父母的外祖父母（即三个骨灰盒主人）安葬在一起。在办理邓某甲丧事时，邓某某（系邓士成堂兄弟）通过钢南社居委出具证明后申请，将存放在大兴塔陵园公祭堂中门的这三个骨灰盒迁出安葬在大兴塔陵园芙蓉园24-10。邓士成当时就知道此事并予以承认，后特意在我园芙蓉园24-10证实过。所以，邓士成所称寄存在我园三个骨灰盒遗失的情况根本不存在，与事实不符。二、邓士成只是骨灰盒的寄存人，该骨灰所有权并不专属于邓士成。骨灰可以成为民法上的权利客体，在骨灰上可以成立物权。按照继承法规定，三个骨灰盒应作为共同财产为所有继承人共同共有，邓士成与邓某某父亲已经死亡，双方均为继承人之一。在所有继承人对骨灰盒安置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邓某某作为继承人之一，在已经得到大部分家属的同意下，将骨灰盒迁出并妥善安置，将其安葬在更好的墓园，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安置死者，并不违背公序良俗，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三、邓士成起诉只因家族矛盾得不到协调，并非更好的保护死者的权利。2016年12月13日，邓士成因为拆迁财产与家人发生纠纷，故意说三个骨灰盒遗失并报警，派出所出警后认为是家族矛盾，责成邓士成跟家族调解，2016年1月瑶海区民政局季广龙主任约邓士成来我园协商，多次询问其有何要求，邓士成一直说没有。2017年2月7日，邓士成和合肥广播电视台记者来陵园，要求记者采访，后经采访证实为家族矛盾，故取消了采访。后邓士成又多次来园吵闹，并于2017年2月13日向瑶海区法院提请诉讼。邓士成对骨灰盒迁出的事实早已承认，后来邓士成与家人交恶之后，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更好的安置死者。综上所述，涉案骨灰存放邓士成只是经办人，骨灰盒的所有权归邓家后人共同所有，邓家后人均有权对前辈的骨灰予以妥善安置。同为死者后人的邓某某、邓某乙与邓士成不能就安置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时，在取得了多数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有权对涉案骨灰进行更好的安置。邓某某在办理时持有与邓士成相同效力的社居委证明。恳请法院依法审查后驳回邓士成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申请》、《社居委证明》、《安葬单》。邓士成认为是假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三性均无瑕疵，且《安葬单》与邓士成自己提供的证据反映的是同一事实，有所改动是因为后面改迁所形成的记录痕迹，并非伪证，应予采信；2、《公募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安葬处理表》、《安葬证》、碑文、现场墓地碑文照片。邓士成亦认为是假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反映了329、330、331骨灰盒的安置变动情况及手续，能证明该三个骨灰盒并未丢失，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瑕疵，应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骨灰盒在同一陵园内安置场所的变换能否视为法律意义上的丢失；二、恢复骨灰盒原状是否具备必要性和现实的合理性。329、330、331号骨灰盒，经庭审查明系邓士成之堂兄弟邓某乙、邓某某在办理丧事时经基层组织开出证明，从因拆迁而由相关部门安排的临时存放骨灰的公祭堂迁入同属该陵园范围的芙蓉园，并未丢失。民法意义上的丢失，一般系指该物品脱离所有、占有、保管人等的控制而无法寻得。该骨灰盒在物理上并未消灭，具体去向也非常明确。邓士成诉称陵园丢失骨灰盒，并无事实依据。其以此为由要求陵园赔偿精神损失费、误工费、车费30万元及赔礼道歉明显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因自然村拆迁邓氏家族骨灰临时存放在合肥市大兴塔陵园公祭堂。邓士成作为经办人，系执行相关部门安排及家族共同意志。骨灰并不是民法一般意义上的物，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其用途受到严格限制只限于尊崇祖先，寄托哀思等伦理道德事宜，不能如一般物进行所有及处分。邓士成并不因具体经办该临时存放事宜而取得对所有家族骨灰盒的所有权及处分权。其他邓氏子孙对于共同的祖先也有祭拜、供奉的权利。其堂兄弟在将涉案3个骨灰盒从公祭堂移至收费的专有的陵园，是对骨灰盒更好的安置，也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这种单独安置优于继续存放在公祭堂，不影响其他邓氏家族后代去纪念，寄托哀思，同样也不影响邓士成去纪念，寄托哀思。因此，将上述三个骨灰盒从私有、单独的陵园再迁至原村临时存放骨灰的公祭堂，在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对邓士成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士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邓士成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翟安宁审 判 员  程 巅人民陪审员  王继圣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罗 文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