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和民一初字第01603号
原告孙梅青，男，汉族，系临时工。
委托代理人何路英，系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娜娜，女，汉族，系临时工。
委托代理人何路英，系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某。
法定代理人孙梅青，男，汉族，系临时工。
委托代理人何路英，系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俊兰，女，汉族，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何路英，系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负责人尚红，系该单位院长。
委托代理人姜曼，女，汉族，系该单位工作人员。
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诉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医大一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郭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梅青（同时作为原告罗某的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何路英（同时作为原告罗娜娜、罗某、陈俊兰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医大一院的委托代理人姜曼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诉称，患者罗国良于2013年10月22日因“股骨颈骨折（头下型）”入住沈阳市骨科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股骨颈骨折（头下型）、右股骨头病变，性质待查”，该医院不能确定患者罗国良右股骨头病变的性质，建议患者到综合性医院诊治或者确定病变性质后再回骨科医院手术。患者罗国良于2013年10月24日入住被告医大一院治疗，被初步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Garden4型）”，被告医大一院忽略沈阳市骨科医院对病变性质的怀疑，未对股骨头病变的性质予以充分重视，被告医大一院于2013年10月26日出具的超声检查报告单提示患者肝内有病变，被告医大一院亦未重视，2013年10月29日被告医大一院对患者罗国良行“右侧全髋关节置换术”，手术过程中，取股骨头部分组织做冰冻切片病理检查，未发现肿瘤细胞，继续进行并完成了手术，2013年11月12日患者从被告医大一院出院，被告医大一院未将手术后的病理检查结果告知患者及家属。2014年3月份，在患者罗国良手术切口处发现两个包块，生长速度较快，多次到被告医大一院检查，但被告医大一院未能明确病变性质，患者罗国良于2014年4月21日再次到被告医大一院就诊，在患者自己的要求下对切口处两个包块进行病理检查，被诊断为“肝细胞癌”全身多发性转移。原告于2014年8月14日入住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并于2014年8月21日出院，本次住院7天，中医诊断为“肝积、脾气亏虚”，西医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多发骨转移癌、右股骨头置换术后、左锁骨骨折、慢性乙型肝炎、KPS：50分”，住院期间饮食医嘱均为“软食、流食”，出院医嘱“……2、合理饮食：软食、流食”。原告于2014年9月1日再次入住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至2014年9月7日出院，本次住院6天，中医诊断为“肝积、脾气亏虚”，西医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多发骨转移癌、右股骨头置换术后、左锁骨骨折、慢性乙型肝炎、KPS：50分”，本次住院期间饮食医嘱为普食，出院医嘱“……2、合理饮食：软食、流食”。原告于2014年9月12日入住辽宁省肿瘤医院至2014年11月6日出院，共计55天，被诊断为“原发肝恶性肿瘤、继发骨恶性肿瘤、继发肺恶性肿瘤”，住院期间三级护理53天、一级护理2天，普食54天，2014年11月5日被宣布临床死亡。被告医大一院的诊疗行为经法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5年1月4日作出京正（2014）临医鉴字第183号《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对患者罗国良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入院诊断考虑不全面、病理诊断不准确，对于该患者肝脏病变重视程度不够、未告知其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明确诊断的医疗过错，该过错与该患者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过错程度为次要因果关系”。关于四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均依据票据计算，另外原告主张的全部损失均不包含在骨科医院产生的费用；关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及营养费，在被告医大一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及辽宁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每天50元计算，营养费是自行估算的；关于四原告主张的护理费，按照住院期间医嘱的护理级别计算，出院在家期间原告亦主张护理费，按照一人计算，所有标准均按照每人100元计算；关于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按照上一年度法定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自行估算，主张患者罗国良母亲即原告陈俊兰及二女儿即原告罗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患者罗国良系原告陈俊兰的独生子，患者罗国良父亲很早之前就去世了，在户口本中有原告陈俊兰丧偶的记载，因为患者罗国良及四原告已经来沈阳将近20年，但因为户口一直没有变更到沈阳，所以原告陈俊兰既没有工作也无法缴纳沈阳市养老保险；关于四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只有两张奔丧人员火车票，其他票据丢失，请法院估算。综上，四原告认为被告应承担其医疗过错行为导致损失的40%责任。故四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四原告：医疗费141，407.12元（其中，患者罗国良在被告医院产生医疗费95，682.37元，患者罗国良在辽宁中医及肿瘤医院产生医疗费45，724.7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50元（87天×50元／天）、营养费60，000元、辅助器具（锁骨固定带）费400元、护理费46，000元、鉴定费15，000元、死亡赔偿金511，560元及被扶养人生活费306，5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23，155元、交通费1，113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医大一院辩称，本案在诉讼过程中经过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终结，鉴定意见为医方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次要因果关系。根据以往的司法判例，结合鉴定分析意见中认定的患者自身所患疾病的发展和转归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故我院认为医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应在20%左右较为适宜；关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事宜，由于本案是医疗纠纷，应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而在该条例中并未规定死亡赔偿金这一赔偿项目，因此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请人民法院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在合理划分责任比例的情况下，作出公正判决。
经审理查明，患者罗国良于2013年10月21日约晚上9时许不小心跌伤，右髋部着地，当即觉髋部疼痛不敢活动，伤后既往中国医大二院就诊，行拍片检查，提示“右股骨颈骨折，右股骨头缺血坏死？”并予止痛对症治疗，之后于2013年10月22日入住沈阳市骨科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头下型）；右股骨头病变，性质待查；双侧骶髂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罗国良于2013年10月24日出院，出院诊断载明“……3.建议转往上级医院深入诊治……”。患者罗国良于2013年10月24日入住被告医大一院治疗，并于2013年11月12日出院（本次住院19天），被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Garden4型）”，2013年10月29日被告医大一院对患者罗国良行“右侧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手术过程载明“……纵行切开关节囊，见右股骨颈头下型骨折，移位，有游离骨块，股骨头骨质囊性改变，取之送病理检查，病理检查结果为纤维组织增生伴炎性细胞侵润，排除肿瘤可能。……”住院期间“Ⅰ级护理3天，Ⅱ级护理16天”，饮食医嘱均为普食。2014年3月在患者罗国良手术切口处发现两个肿块，患者罗国良再次到被告医大一院就诊，行肿块穿刺术，术后病理“见恶性细胞，考虑为转移癌”。患者罗国良于2014年4月30日在辽宁省肿瘤医院行PET-
CT检查诊断：肝原发癌，未行病理检查。患者罗国良于2014年8月14日入住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并于2014年8月21日出院（本次住院7天），中医诊断为“肝积、脾气亏虚”，西医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多发骨转移癌、右股骨头置换术后、左锁骨骨折、慢性乙型肝炎、KPS：50分”，住院期间饮食医嘱均为“软食、流食”，出院医嘱“……2、合理饮食：软食、流食”。患者罗国良在该医院住院期间因左手支撑过力发生左锁骨骨折，购买锁骨固定带花费400元。患者罗国良于2014年9月1日再次入住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至2014年9月7日出院（本次住院6天），中医诊断为“肝积、脾气亏虚”，西医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多发骨转移癌、右股骨头置换术后、左锁骨骨折、慢性乙型肝炎、KPS：50分”，本次住院期间饮食医嘱为普食，出院医嘱“……2、合理饮食：软食、流食”。患者罗国良于2014年9月12日入住辽宁省肿瘤医院至2014年11月6日出院（本次住院55天），被诊断为“原发肝恶性肿瘤、继发骨恶性肿瘤、继发肺恶性肿瘤”，住院期间Ⅰ级护理2天、Ⅲ级护理53天，普食54天，2014年11月5日被宣布临床死亡。患者罗国良在被告医大一院以及之后在相关医院治疗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41，027.20元。被告医大一院对患者罗国良的诊疗行为经法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5年1月4日作出京正（2014）临医鉴字第183号《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对患者罗国良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入院诊断考虑不全面、病理诊断不准确，对于该患者肝脏病变重视程度不够、未告知其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明确诊断的医疗过错，该过错与该患者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过错程度为次要因果关系。”四原告支付鉴定费15，000元。
另查明，患者罗国良，男，1972年4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河南省拓城县远襄镇卞楼村。患者罗国良系原告陈俊兰（丧偶）独生子，原告陈俊兰户籍地亦为河南省拓城县，无经济收入；患者罗国良与原告孙梅青婚后生育两个女孩即原告罗娜娜、罗某，其中原告罗某（2007年4月11日出生），系未成年人，在患者罗国良死亡时年满7周岁，除患者罗国良外，罗某的其他抚养人还有患者罗国良的配偶即原告孙梅青。
再查明，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新华派出所出具的《暂住证》显示，患者罗国良及其配偶即原告孙梅青于1994年来沈打工。原告罗某系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三小学在读学生，且持有沈阳市医疗保险卡。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原告提交的患者罗国良死亡医学证明书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京正（2014）临医鉴字第183号《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原告孙梅青及患者罗国良暂住证、原告罗某小学生证、房屋租赁合同书、住院病案、医疗费票据、辅助器具费票据、交通费票据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其他公民、法人因过错侵害他人身体健康权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患者罗国良因病于2013年10月24日入住被告医大一院治疗，双方形成了医患关系。被告医大一院应本着恪守职责、谨慎行医的原则为患者罗国良诊治病情，但被告医大一院在为患者罗国良诊疗过程中却存在着入院诊断考虑不全面、病理诊断不准确，对于该患者肝脏病变重视程度不够、未告知其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明确诊断的医疗过错。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医大一院应对四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赔偿责任。本院结合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患者罗国良的入院病情，认为以被告医大一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为宜。
关于原告的具体损失情况如下：
1、医疗费。根据四原告提供的医疗费收据及报销单，结合患者罗国良就诊病历等，确认其个人花费的医疗费为141，027.20元。关于被告提出其不应承担原告已经新农合报销的部分医疗费主张一节，本院认为其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应承担该费用中的30%，即42，308.16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四原告提供的住院病案，患者罗国良的住院天数为87天，故四原告主张该项费用为4，350元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应承担该费用中的30%，即1，305元。
3、营养费。患者罗国良于2014年8月14日第一次入住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期间饮食医嘱为“软食、流食”，出院医嘱“……2、合理饮食：软食、流食”以及在该医院第二次住院的出院医嘱亦为“……2、合理饮食：软食、流食”，同时结合患者罗国良于2014年9月12日入住辽宁省肿瘤医院后的住院期间饮食医嘱为“普食”，可以认定为患者罗国良在2014年8月14日至2014年9月12日（29天）该段期间内具有加强营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由此，该项费用应为2，900元（29天×100元／天）。被告应承担该费用中的30%，即870元。
4、辅助器具费。四原告主张患者罗国良在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期间因左手支撑过力发生左锁骨骨折而花费400元购买锁骨固定带，本院结合患者罗国良的实际病情认为该项花费属于合理花费，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承担该费用中的30%，即120元。
5、护理费。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本案中，四原告主张的护理期间系从入住被告医大一院计算至辽宁省肿瘤医院出院，根据被告医大一院及辽宁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医嘱，Ⅰ级护理5天、Ⅱ级护理16天、Ⅲ级护理53天，本院结合患者罗国良的病情，认为其在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两次住院期间及上述期间内在家期间亦应按照Ⅱ级护理计算，故Ⅰ级护理5天、Ⅱ级护理252天、Ⅲ级护理53天，本院结合辽宁省肿瘤医院病案记载的内容“1个月前出现消瘦，疼痛加重。恶心呕吐。卧床不起。明显消瘦……”，认为其Ⅲ级护理53天期间亦应按照1人护理计算。本案庭审中，四原告未提供护理费票据对其实际护理费损失加以证明，本院根据上一年度辽宁省城镇居民服务业年均收入予以核算，故原告的护理费应为30，202.20元（34，995元／年÷365天／年×5天×2人＋34，995元／年÷365天／年×305天×1人）。被告应承担该费用中的30%部分，即9，060.66元。
6、鉴定费。鉴定费15，000元系因本案而发生的必需费用，且四原告提供了相应票据佐证，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承担该费用中的30%，即4，500元。
7、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患者罗国良及其配偶于1994年来沈误工，故，四原告诉求的患者罗国良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即511，560元（25，578元／年×20年）。被告应承担该费用中的30%，即153，46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本案中，患者罗国良的被抚养人为其母亲即原告陈俊兰（在患者罗国良死亡时年满70周岁）及患者罗国良与原告孙梅青的婚生女罗某（在患者罗国良死亡时年满7周岁）。关于原告陈俊兰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陈俊兰除罗国良外无其他子女，故原告陈俊兰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180，300元（18，030元／年×10年）；关于原告罗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除患者罗国良外，罗某还有其母亲原告孙梅青抚养，故患者罗国良承担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该费用总额的二分之一，据此，四原告诉求原告罗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99，165元（18，030元／年×11年÷2人）。被告应承担该费用中的30%，即83，839.50元。故，被告共计承担237，307.50元。
8、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法律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被告医大一院对患者罗国良进行医疗诊治时，存有一定过错，给患者罗国良的家属造成了一定精神损害，为补偿及抚慰受害人精神上造成的损害，赔偿义务人应当给予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应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四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本院酌定为40，000元。
9、丧葬费。四原告主张患者罗国良死亡后发生的丧葬费为23，155元。被告应承担该费用中的30%，即6，946.50元。
10、交通费。根据法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由于四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票据不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但考虑到四原告为办理患者罗国良的丧葬事宜确需支出一定的交通费，本院酌定交通费为1，000元。被告应承担该费用中的30%，即300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医疗费42，308.16元；
二、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住院伙食补助费1，305元；
三、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营养费870元；
四、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辅助器具费120元；
五、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护理费9，060.66元；
六、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鉴定费4，500元；
七、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237，307.50元；
八、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
九、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丧葬费6，946.50元；
十、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交通费300元。
上述一至十项，共计342，717.82元，由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
十一、驳回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00元，减半收取3，150元，由原告孙梅青、罗娜娜、罗某、陈俊兰承担2，205元，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担9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郭 娜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宋杨凯莉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五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