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皖民二终字第0086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乔建永。
委托代理人：王栓继，安徽明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凯瑞，安徽明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华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国庆，安徽展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安徽天达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交建，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被告：孙交建。
上诉人乔建永为与被上诉人安徽华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简称华通公司）、一审被告安徽天达交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达公司）、孙交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7月10日作出的（2015）蚌民二初字第00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乔建永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栓继，华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国庆到庭参加诉讼；天达公司、孙交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乔建永于2013年11月27日通过自己的账户向孙交建账户转款50万元，2013年12月9日通过邹侠账户向孙交建账户转款270万元，2013年12月12日给付孙交建现金36万元，2014年1月23日通过自己的账户向孙交建账户转款400万元，2014年1月26日通过自己的账户向孙交建账户转款164万元，至此乔建永共向孙交建提供账款920万元。孙交建于2014年1月26日向乔建永出具了920万元的借条，并加盖天达公司的公章。2014年9月10日，乔建永和孙交建签订还款协议一份，协议载明：截止到2014年1月26日，孙交建、天达公司以华通公司资金紧张为由，向乔建永借款92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两分，半年还清，但至今未还，现约定三个月内还清本金920万元，利息147.2万元，华通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加盖“安徽华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无编码）”公章。
2015年3月9日，乔建永以上述借款本息到期未获清偿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孙交建、天达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920万元及利息220.8万元（计至2015年1月10日，此后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华通公司在保证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孙交建、天达公司、华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天达公司、孙交建一审辩称：1、案涉借款本金实际上只有860万元，其余60万元作为利息提前予以扣除，乔建永陈述的现金交付情况不合常理。2、天达公司、孙交建已归还部分本金，具体数额需核实。3、还款协议中载明的月息两分不属实，双方并不存在利息的约定，且乔建永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过高，不应支持。4、还款协议中载明孙交建、天达公司系以华通公司资金紧张为由借款，与事实不符，其中加盖的华通公司公章系孙交建私刻，华通公司并不知情。
华通公司一审辩称：1、案涉借款发生时孙交建只是华通公司股东，并非法定代表人，其在还款协议上加盖华通公司印章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更非是为了华通公司的利益，应属无效，故华通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2、孙交建在未办理审核手续的情况下私刻华通公司印章，涉嫌犯罪，华通公司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3、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否则担保无效。4、乔建永未对孙交建是否享有代理权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故孙交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华通公司不应就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务应当清偿。乔建永持有孙交建出具的920万元借条，并提供相关转账及提现凭证予以佐证，应当予以确认。孙交建辩称36万元现金借款不存在，实际只借款860万元，经审查，孙交建对银行转账均无异议，该部分借款是884万元，也不是其辩称的860万元。孙交建同时辩称实际借款与920万元之间的差额是提前预扣的利息，但是其无法说明预扣利息的计算方法和起止日期，2014年1月26日出具的借条中也没有记载利息、利率及还款日期等，且2014年9月10日的还款协议中明确以920万元本金计算了利息，该利息数额表明此前没有预扣利息，也没有所谓预扣利息对应的时间段，故其关于预扣利息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予采纳。孙交建辩称已经偿还部分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依法不予采纳。华通公司辩称还款协议中加盖的该公司公章系孙交建伪造，经查，还款协议中华通公司的公章（无编码）与该公司诉讼中使用的公章（有编码）明显不同，孙交建的说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也表明还款协议中华通公司的公章系孙交建伪造，乔建永亦未能证明还款协议中华通公司的公章是华通公司使用的公章，因此，乔建永与华通公司之间没有成立担保合同关系，故对于华通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的辩解，依法予以采纳。孙交建与天达公司对转账借款虽不持异议，但认为还款协议中月息两分的内容不属实，双方不存在利息的约定，而且利息计算标准过高，经审查，孙交建在出具借条时虽然没有注明利息，但在还款协议中注明了利息标准，并且计算了已经产生的利息数额，可见双方对利息约定明确，但如果该约定利息标准超过法律规定，则对超过部分依法不予保护。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孙交建、天达公司共同偿还乔建永借款本金920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1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2%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中较低者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二、驳回乔建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24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5248元，由孙交建、天达公司共同负担。
乔建永不服一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虽然案涉还款协议上加盖的华通公司印章与其诉讼过程中提供的印章不一致，但仅凭此点不能证明该印章不是华通公司的印章或者是假印章。一个单位可能存在同时使用两枚或多枚印章的情况，且华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仅刻制过一枚印章，或诉讼过程中所提供印章的刻制时间早于还款协议签订的时间，并在还款协议签订同一时期使用过。另外，如果他人私刻华通公司印章，其为何不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一审庭审后孙交建的陈述，还款协议上加盖的印章并非其私刻，而是华通公司在部分借款和担保场合所使用，说明孙交建与华通公司共谋以达到华通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目的。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孙交建系华通公司股东，案涉借款中的绝大部分已转入华通公司账户或投入华通公司的基建、生产经营中。还款协议签订时，基于孙交建作为华通公司股东及总经理的身份，乔建永不可能怀疑其所使用印章的真实性，因此，即使该印章确系虚假，也应当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华通公司在保证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华通公司答辩称：1、华通公司与乔建永之间没有成立担保合同关系。首先，案涉还款协议上加盖的华通公司印章系孙交建伪造，华通公司从未在其他场合使用过该枚印章，一审中孙交建提供的情况说明足可证明。孙交建借款在先，签订还款协议在后，最后才伪造印章。对于私刻印章造成的经济损失，华通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其次，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而华通公司对案涉担保并不知情，故该担保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2、孙交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孙交建在签订还款协议时只是华通公司的股东，而非法定代表人，亦未得到华通公司授权，华通公司对其个人借款行为不予追认。且孙交建借款并非是为了华通公司，华通公司也没有实际使用该款项。另外，华通公司已就孙交建伪造印章的行为报案，但公安机关认为该行为没有给华通公司造成直接损失，故未予受理。综上，华通公司不应就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乔建永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华通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孙交建是华通公司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
证据二、孙交建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孙交建将部分借款转给华通公司及华通公司股东孙伟、李金龙，部分用于支付华通公司工程款，即案涉借款实际用于华通公司。
华通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4年9月10日签订还款协议时，孙交建不是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二系复印件，故不予质证。
本院审查认为：华通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能否证明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则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证据二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其内容多为孙交建与华通公司股东及第三人的资金往来，无法达到乔建永的证明目的，故不予认定。
二审庭审后，应本院要求，华通公司提交报案材料一份，证明其曾就孙交建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
乔建永质证认为：该报案材料的落款时间在一审开庭后、二审立案前，但二审开庭时华通公司并未提供，表明其实际上没有报案，且没有公安机关的受理证明或立案决定书，也没有判决书认定印章确系孙交建伪造，因此，不能证明孙交建伪造、私刻印章。
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系华通公司单方制作，并无公安机关的接报案证明，不能达到华通公司的证明目的，故不予认定。
一审中，华通公司提交一份孙交建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谈话录音，证明孙交建书写还款协议时的情形，案涉借款系其个人行为而非华通公司的行为。
乔建永质证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由于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达到华通公司的证明目的。
天达公司、孙交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本院审查认为：孙交建在《情况说明》中陈述了其向乔建永借款并出具借条、还款协议的过程，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6日，但案涉还款协议的签订时间却是2014年9月10日，且孙交建本人在一、二审期间均未到庭，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3年2月，孙交建、孙伟、李金龙等五人出资设立华通公司，其中孙交建持股30%，并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孙伟任监事，李金龙任经理。2013年9月6日，华通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孙伟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免去孙交建原职务，改任监事。同日，华通公司就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华通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上加盖的印章均有编码。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华通公司是否为案涉借款的担保人。
乔建永主张孙交建代表华通公司在案涉还款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印章，双方之间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华通公司则辩称孙交建并非其法定代表人，所盖印章亦系其私刻，故华通公司不应就该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孙交建在签订案涉还款协议时，并非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具有代表华通公司对外进行民事活动的职务身份，也没有以华通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及天达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授权，其在协议中使用的印章亦与华通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留存的印章明显不同，且华通公司对该担保行为事后不予追认。由于乔建永未能举证证明孙交建在此期间曾代表华通公司对外订立合同或从事交易，或华通公司在其他场合使用过该印章，故仅凭孙交建的签字和该印章的使用，不能发生代表华通公司意思表示的效果，案涉还款协议不能认定为是华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乔建永上诉认为基于孙交建的身份，其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故本案应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换言之，乔建永之所以接受孙交建以华通公司的名义提供担保，系基于对其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大股东身份的信赖。但案涉借款发生时，孙交建即已不再担任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孙交建系华通公司总经理，乔建永在未予核实的情况下，即相信其关于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身份的陈述，显然未能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主观上亦存有过错。孙交建当时虽持有华通公司30%的股权，但依此股权份额不足以认定其对华通公司经营管理事务具有控制权或能够代表华通公司对外订立合同，故孙交建的股东身份也不能作为乔建永在签订还款协议时相信其有代理权的依据。因此，本案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乔建永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孙交建以华通公司的名义对外提供担保，属于无权代理，亦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对华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乔建永虽称案涉借款实际用于华通公司，但从其陈述的款项用途来看，其中仅有部分系直接转入华通公司账户，且款项用途本身不足以影响对华通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乔建永与华通公司之间没有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华通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乔建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248元，由乔建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文 友
代理审判员 方 慧
代理审判员 李 晓 茜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姚璐（代）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