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陕01行初79号
原告刘兴良。
被告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住所地咸阳市渭城区中山街94号。
法定代表人姚会林，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建民，公安渭城分局干警。
委托代理人张伟，公安渭城分局窑店派出所教导员。
被告咸阳市公安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公安协调办公室，住所地咸阳市渭城区金旭路。
法定代表人卜振勋，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宝晋，秦汉新城公安协调办民警。
被告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咸阳市渭城区兰池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杨占文，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石静，该管委会法务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徐周，陕西松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住所地咸阳市渭城区窑店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董延安，该征迁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杜建勇，该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告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西稍门什字东南角开元商住广场1幢1单元11704室。
法定代表人胡兵辉，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刘兴良因与被告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以下简称公安渭城分局）、咸阳市公安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公安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秦汉新城公安办)、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秦汉新城管委会）、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秦汉新城征迁办）、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佳轩公司）不履行法定职责、赔偿损失纠纷一案，2016年4月1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管辖。2016年6月6日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16日、8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兴良，被告公安渭城分局委托代理人罗建民、秦汉新城公安办委托代理人张宝晋、秦汉新城管委会委托代理人徐周、秦汉新城征迁办委托代理人杜建勇、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兵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兴良诉称，2013年9月11日晚上12时许，原告在西兴巷的家中睡觉，这时原告的妻子于振葵从其住处毛王村赶来，将原告从睡梦中叫醒，说刚才有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撬开了院子的大门，架起原告的妻子就往外走。原告妻子边走边问这群人是干什么的，有人说是原告的二儿子受伤了正在住院，叫原告的妻子过去看一下，原告的妻子没有去医院而是先来找原告，叫原告与其一起去医院。当原告及其妻子从家里出来寻找那几个来历不明的人时，发现人早已不见踪迹，这时原告意识到被骗了，急忙和妻子一起来到毛王村，看到其所住的房屋已被拆除。原告随即向窑店派出所报案，但窑店派出所不管此事，让原告到秦汉新城公安办去反映，原告来到秦汉新城公安办，该公安办的同志说此事系因经济纠纷而引起，不是刑事案件，不属于他们管，让原告找秦汉新城管委会以及秦汉新城征迁办去解决。原告找到秦汉新城征迁办，该办工作人员以不清楚9月11日晚上发生了强拆事件为由对原告反映的情况置之不理，而其主管上级秦汉新城管委会因监督和执法不到位，致使其下属发生了强拆原告房屋的恶劣事件，对此秦汉新城管委会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后经原告打听，其住房是被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所雇佣的人所拆，故原告也将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与其他四被告一同承担法律责任。综上，原告刘兴良起诉：1、要求法院确认五被告行政不作为违法；2、要求五被告赔偿原告因房屋被强拆而受到了经济损失48万元；3、要求五被告赔偿原告妻子于振葵因被绑架而遭受的精神损失2.4万元；4、由五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被告公安渭城分局辩称，事情发生后，原告来窑店派出所报案，窑店派出所在接警以后，就将案件转给秦汉新城公安办了，后来由公安办处理的，案件与分局没有直接关系。秦汉新城公安办的主管上级是咸阳市公安局而非被告，故原告不应将渭城分局列为被告。另外，2014年原告就同一事实曾向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之后原告又于2014年4月17日向渭城区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有渭城区法院准许撤诉行政裁定为证。现原告以相同事实再次起诉，法院应当不予受理，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此外，原告在诉状中要求五被告赔偿损失48万元，原告也没有明确具体由哪个被告进行赔偿，因此其请求不具体，法院也不应受理。综上，被告公安渭城分局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刘兴良的诉讼请求。
被告秦汉新城公安办辩称，原告第一次来公安办报案的时间是2013年11月11日，不是原告说所的2013年9月11日。接到原告报案后被告当时就给原告做了笔录，详细询问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刑警队还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察和走访。根据原告报案时陈述的情况及现场勘查的结果，被告秦汉新城公安办认为这是一起因拆迁而引发的经济纠纷，按照咸阳市公安局咸公指发[2012]137号咸阳市公安局关于印发《秦汉新城空港新城公安协调办案件管辖行政管理等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在有原告刘兴良、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秦汉新城征迁办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秦汉新城公安办口头告知原告到哪里起诉及向何单位反映，之后将案卷材料一起移交给秦汉新城管委会。综上，被告秦汉新城公安办认为其是严格依法办案，不构成原告所诉的行政不作为。被告不应赔偿原告的损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辩称，1、被告和原告就拆除原告位于毛王村的房屋于2013年6月4日签订了一份征迁补偿协议，根据协议，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共计54269元。拆迁协议签订当日，原告还向被告亲笔书写了一份承诺书，证实原告所签的拆迁协议是出于原告的真实意愿，原告同时还保证在拆迁协议签订之后就按时交房。2014年1月24日原告收到了补偿款，并打有收条。2、因原告所述强拆事实发生于2013年11月9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此外，原告于2014年就同一事实向渭城区法院提起诉讼并已撤诉，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告不得再次起诉，法院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秦汉新城征迁办辩称，征迁办是秦汉新城管委会的下属部门，征迁办代表管委会进行房屋拆迁工作，具体实施拆房由拆迁公司实施。在拆除原告的房屋之前征迁办曾和原告协商过。2013年6月4日原告和秦汉新城管委会签订了拆迁协议，原告并写了承诺书。之后可能是因拆迁事宜双方没有沟通好，于是发生了2013年11月11日的事件，事发不久原告就起诉了。征迁办只负责对拆迁工作的组织和拆迁款实施赔付，其他事项与其无关。综上，秦汉新城征迁办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佳轩公司辩称，拆迁协议是在2013年6月14日签的，原告的房屋是在2013年11月拆除的，房子是被告公司拆的。在拆房之前，佳轩公司工作人员曾经多次与原告刘兴良及其妻子于振葵商量搬迁事宜，让其尽快将房屋腾清以便拆除，佳轩公司并说搬迁费已打到卡上，卡在佳轩公司，刘兴良随时可以来拿，但刘兴良不同意拆迁协议，拒领拆迁款并拒交房屋钥匙，最后就剩刘兴良一家未搬，佳轩公司就派人将刘兴良家的房子拆了。后由秦汉新城征迁办从中协调，佳轩公司又拿出3万元，作为对刘兴良的补偿。这3万元以及之前的拆迁款刘兴良均已领取，现刘兴良起诉要求佳轩公司赔偿其财产及精神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应驳回刘兴良的起诉。
原告刘兴良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公安渭城分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2014）渭城行初字第00004号行政裁定书。证明目的：原告就同一事实向渭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已撤诉。2、公安渭城分局窑店派出所值班日志。证明目的：窑店派出所已受理原告报案并将案件移送秦汉新城公安办。
原告刘兴良对第一份证据即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2014）渭城行初字第0004号行政裁定书无异议，因当时已向派出所报案，法院让原告先去打民事官司，所以原告就撤回了行政起诉状。原告对第二份证据及窑店派出所值班日志有异议，认为值班日志的时间是错误的。
被告秦汉新城公安办对被告公安渭城分局出示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值班日志表示因不了解情况，所以不发表意见。
被告秦汉新城征迁办的质证意见同秦汉新城管委会。
被告佳轩公司对被告公安渭城分局出示的证据表示无异议。
被告秦汉新城公安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咸阳市公安局咸公指发[2012]137号咸阳市公安局关于印发《秦汉新城空港新城公安协调办案件管辖行政管理等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证明目的：被告是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处理原告报案的。因原告是因拆迁而引起的纠纷，故被告将案件移送，被告不构成行政不作为。2、原告陈述案发时间在2013年9月11日，但根据其在窑店派出所的报案记录，报案时间应为2013年11月11日，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3、在被告接到窑店派出所转来原告的报案材料后，被告即时派人到案发现场进行了勘察，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只是因为原告所述的情况是因拆迁而引起的，故被告将所有报案勘察资料都移交给了秦汉新城管委会，但递交的证据材料被告现在找不到了。
原告刘兴良对被告秦汉新城公安办提供的证据表示认可，并表示其陈述的案发时间2013年9月11日可能是记错了。
被告公安渭城分局对被告秦汉新城公安办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认为被告秦汉新城公安办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与其无关，其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秦汉新城征迁办质证意见同秦汉新城管委会。
被告佳轩公司对被告秦汉新城公安办提供的证据表示无异议。
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3年6月4日其与原告刘兴良签订的《征迁补偿协议》。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的房屋拆迁行为合法，且被告已对原告进行了货币补偿。2、2013年6月4日刘兴良书写的“承诺书”。证明目的：双方签订的征迁补偿协议是原告刘兴良真实意思的表示，刘兴良保证按时交房，如有产权异议等遗留问题，由原告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无关。3、收条。证明目的：被告已按照征迁补偿协议的约定，将补偿款一次性支付给原告刘兴良。
原告刘兴良对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只是说明《征迁补偿协议》是在其被灌醉的情况下签订的，法院应认定为无效协议。
被告公安渭城分局认为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提供的证据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秦汉新城公安办质证意见同公安渭城分局。
被告秦汉新城征迁办对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佳轩公司对被告秦汉新城管委会提供的证据表示无异议。
被告秦汉新城征迁办提供的证据同秦汉新城管委会。
被告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评议，对被告公安渭城分局、秦汉新城公安办、秦汉新城管委会提供的证据内容与本案关联，合议庭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按照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整体规划要求，就兰池三路项目涉及的租用毛王村二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及地面附着物补偿的有关事项，对刘兴良位于窑店镇毛王村的房屋及地面附着物进行了清点，刘兴良在《地面附着物清点表》上签字确认。根据《地面附着物清点表》，秦汉新城管委会应对刘兴良家征迁房屋及地面附属物补偿价款为52269元。2013年6月4日，秦汉新城管委会与原告刘兴良签订了《征迁补偿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约定，秦汉新城管委会一次性支付刘兴良地面附着物补偿费、搬迁费共计54269元。同日，刘兴良向秦汉新城管委会书写了“承诺书”，内容为“本人刘兴良我保证我所签的协议代表了所有产权真实意愿，无任何虚假成分，按时交房。如有产权异议等遗留问题，由我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秦汉新城管委会无关。签完协议四日内交房。”
2013年11月11日凌晨2时许，四、五名身份不明的人突然闯入刘兴良的妻子于振葵所住的毛王村住房内，以其次子刘虎打工时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为由，将于振葵从家中骗至渭城区文汇西路。于振葵没有和那几个人去医院，而是找到其丈夫刘兴良后，和刘兴良一同赶往医院，但未见到刘虎，俩人意识到被骗了，急忙赶回毛王村的家中，发现房屋被拆，家中2万元现金、家用电器、古币、三轮摩托车等物品丢失。原告随即向驻地的窑店派出所报案。窑店派出所接到原告报案后，依据咸阳市公安局咸公指发[2012]137号咸阳市公安局《关于印发秦汉新城空港新城公安协调办案件管辖行政管理等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七条：“对于群众的报警和求助，原则上由属地公安机关先期进行处置。明确与建设项目有关的，由属地公安机关移交至秦汉新城公安协调办或空港新城协调办查处。”故窑店派出所在填写了《值班日志》后将原告及其报案材料移送至秦汉新城公安办。秦汉新城公安办随即与原告制作了《询问笔录》，详细询问了案发当时的情况，并派出警力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察、拍照。根据现场勘察及对原告的询问，秦汉新城公安办认为这是一起因拆迁而引发的经济纠纷，秦汉新城公安办在与秦汉新城管委会协商后，将案件移送至秦汉新城管委会。
2014年1月24日，刘兴良收到秦汉新城管委会对其拆迁房屋的补偿款54269元。
2014年2月20日，刘兴良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秦汉新城管委会、公安渭城分局起诉到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后刘兴良于2014年4月17日自愿申请撤诉。
2015年5月29日，刘兴良作为原告，以行政不作为为案由，将公安渭城分局、秦汉新城公安办、秦汉新城管委会、秦汉新城征迁办起诉到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后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作为一审对本案进行审理。庭审过程中，原告刘兴良又申请将佳轩公司追加为被告参与诉讼。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开庭笔录、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刘兴良就其妻于振葵所住毛王村房屋被拆、财物损失一案，原告刘兴良已于2014年2月20日向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公安渭城分局、秦汉新城管委会行政不作为违法。后刘兴良于2014年4月17日，向渭城区人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主动撤回了诉讼。2015年5月29日，刘兴良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公安渭城分局、秦汉新城公安办、秦汉新城管委会、秦汉新城征迁办、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要求确认五被告行政不作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现原告刘兴良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立案条件。其要求法院确认五被告行政不作为违法、赔偿损失之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兴良要求确认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咸阳市公安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公安协调办公室、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咸阳佳轩土建工程公司行政不作为违法，并要求五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48万元、原告刘兴良之妻于振葵精神损失费2.4万元之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石
代理审判员 许 超
人民陪审员 李培龙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