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733号
原告：伍某甲，男，1946年11月9日出生，美国国籍，住1064GreenBriarHillsDrO’fallonMO63366USA.
委托代理人林少锋，广东华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伍某乙，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赵华丽，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世安（伍某乙丈夫），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告：伍某丙，女，1928年11月20日出生，美国国籍，住21127SilverBirchLaneGermantown.MD20876USA。
委托代理人罗锦华，广东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伍某甲诉被告伍某乙、伍某丙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某甲的委托代理人林少锋，被告伍某乙的委托代理人赵华丽、卢世安，被告伍某丙的委托代理人罗锦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伍某甲诉称，广州市东山区禺东一路1号1-3楼房屋是被继承人梁华任于1935年取得的婚前个人财产。梁华任与伍宝璋于××××年××月××日结婚，于××××年××月××日生育儿子伍某甲，即本案原告。伍宝璋与方秀莲于××××年××月结婚，于××××年××月生育女儿伍某丙、××××年××月××日生育女儿伍某乙。梁华任、伍宝璋及原告于1949年4月移居香港，其后原告于1971年移居美国，梁华任、伍宝璋于1984年移居美国随原告生活。2003年梁华任在美国去世，2008年伍宝璋在美国去世。两被告从未与梁华任共同生活，更未对其加以扶养照顾。伍宝璋于2007年6月26日在见证人梁某及甄卓铿面前立下自书遗嘱，表明将其依法定继承梁华任的上述房屋遗产的份额全部指定由原告继承。由于两被告对上述房产及土地的继承分配份额提出异议，故请求法院判决：广州市东山区禺东一路1号1-3楼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由原告依法定及遗嘱继承，全部由原告继承；本案受理费由两被告负担。
被告伍某乙辩称，原告所称伍宝璋立下遗嘱将涉案房屋指定由原告继承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伍宝璋生前未立下遗嘱，从2008年伍宝璋去世至今，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及有遗嘱，也从未向被告出示任何书面遗嘱证据。原、被告三方从未没有就所谓的遗嘱有过任何协商和沟通，故原告称被告对涉案房屋、土地继承分配提出异议不实。原告提供的遗嘱是不真实的，应属无效。被告处保留了很多梁华任与伍宝璋的信件，原告提供的伍宝璋遗嘱中签名与其平时的行文笔迹、书写字体有明显差异。故申请对遗嘱进行笔迹鉴定。另外遗嘱的内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无效。梁华任、伍宝璋、方秀莲的婚姻是一夫多妻制，涉案房屋应该是三方的共同财产，原告在诉状中声称伍宝璋与方秀莲在××××年结婚，伍宝璋与梁华任在××××年结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他们的婚姻属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伍宝璋与梁华任、方秀莲的婚姻是有效的。据此，梁华任的遗产应该属于伍宝璋、方秀莲共同所有，梁华任去世后，有一半财产应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归伍宝璋所有，同时伍宝璋的所得应该是其与方秀莲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从遗嘱书写内容来看，并没有将属于方秀莲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出。两被告与梁华任之间存在抚养关系，有权继承属于梁华任所有的一半房产份额，但是该遗嘱书写内容中并没有将属于两被告所有的财产份额分出。2007年时方秀莲已经90多岁，属于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平时都是依靠梁华任、伍宝璋资助，所以在遗产分配中应当为其保留必要遗产份额，但是该遗嘱内容中同样没有为方秀莲保留必要份额，故被告认为遗嘱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同时遗嘱书写内容在文意理解上存在诸多矛盾和分歧。原、被告三方在2012年3月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对遗产进行了重新约定，因为原告从未提出伍宝璋有遗嘱，所以三方才签订此协议书，原告的继承份额是小于或者等于两被告的，但被告考虑到梁华任是原告亲生母亲，所以三方协商确定原告占有三分之二产权，两被告各占六分之一产权。协议签订后至本案起诉前，被告一直按照这样的份额约定将租金按照比例支付给原告。被告对涉案房屋的返还、装修等付出大量时间和心血，从1996年梁华任委托被告夫妻代办理涉案房屋的返还事宜后，房管局要求补交加建四楼的超面积款项，当时原告根本不肯出钱，无奈之下两被告共同出资16万元，耗时两年才使房屋得以发还。由于当时房屋有十七名租户，被告又代表梁华任起诉全部租户，花费诉讼费、强制执行费用8万多元，同时耗费被告大量精力。至2002年开始，由于房屋年久失修，原告又不支付任何维修费用，又是被告代付了几十万的装修材料费和工程款，截止目前被告夫妇已经为房屋的发还、诉讼、装修等事项共支付了70多万元。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伍某丙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被告伍某乙的答辩意见。原、被告已经就各人对涉案房屋的继承份额分配达成和解协议，应当遵循和解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继承。2012年3月27日，在被告伍某丙的授权下，被告伍某乙与原告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确认协议三方对广州市东山区禺东一路1号房屋均享有继承权，并就该房屋的继承办法达成一致意见，该协议经签订即已生效。原、被告通过协议的形式明确确认作为遗产的涉案房屋的具体分配意见，故相应房屋的分配应当严格遵守已有协议确认的份额分配方式进行分配，原告无权在签署和解协议后又径行予以反悔。退一步说来，不管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遗嘱》的真实效力如何，假设伍宝璋的全部遗产份额应当由伍某甲继承，但前述《遗产继承协议书》的签订即表明原告自愿放弃了部分继承利益，并将部分房屋的继承权益让渡予两被告，故原告与两被告均应当严格按照《遗产继承协议书》所载明的份额分配方式进行继承分配。伍宝璋生前并无立下遗嘱，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伍宝璋的遗嘱并非合法有效的遗嘱。原告提供的伍宝璋的遗嘱正文部分与签名部分的“伍宝璋”无论字迹、字体习惯、笔迹深浅均不一致，该两部分的“伍宝璋”应当属于两个不同的人书写的，其书写的时间以及用笔亦不同。而伍宝璋在生前从未告知被告伍某丙其立下遗嘱，原告更曾经告知两被告伍宝璋生前未有遗嘱。由于原告提供的《伍宝璋的遗嘱》的签名处与正文明显系由两个不同的人书写的，故该遗嘱并非伍宝璋合法有效的遗嘱。另外，从该“遗嘱”的正文内容的记载情况来看，若通过合理的逗号、断句会出现如下的行文内容：“我伍宝璋，是已故梁华任女士的合法丈夫，亡妻梁华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市德正北路禺东壹号之物业现授权给予我与梁华任的亲生之独子伍某甲继承”。由以上断句可得出，是梁华任授权给伍宝璋与原告继承，而非伍宝璋立遗嘱确认死后其遗产份额归原告继承。由此可见，即便从“遗嘱”正文内容上看，该“遗嘱”亦并非伍宝璋对其死后财产分配安排所立的遗嘱。据此，被告恳请法庭查明有关事实情况，对该遗嘱不予采纳。即便原告提供的伍宝璋的遗嘱系合法有效的遗嘱，伍宝璋亦无权擅自决定在其身故后将涉案房屋的全部份额归原告，两被告依法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继承权益。上世纪解放以前，伍宝璋跟其母亲周女好、伍宝璋的妻子方秀莲、被告伍某丙、被告伍某乙共同生活。××××年，伍宝璋和梁华任结婚后把被告伍某丙（仍未成年）接到广州读书，对被告伍某丙供书教学，共同居住生活。后伍宝璋到中山石歧工作，伍某丙亦随父亲到中山石歧。由此可见，伍宝璋和梁华任结婚后，长时间与被告伍某丙共同居住生活，伍宝璋和梁华任对被告伍某丙一直照顾无间，梁华任与伍某丙之间形成了毋庸置疑的抚养关系。而××××年在伍宝璋和梁华任结婚后，虽然未与被告伍某乙同住，但伍宝璋和梁华任每月都寄钱给母亲周女好、妻子方秀莲，钱款用于抚养被告伍某乙。直至1949年伍宝璋和梁华任移居香港后仍有寄钱抚养被告伍某乙。自被告伍某乙2岁开始，伍宝璋和梁华任一直有尽抚养伍某乙的责任，与伍某乙形成抚养关系，该抚养关系不因居住的地理位置有差异而转移。由以上事实可以确认，梁华任与被告伍某丙、伍某乙均存在抚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条的规定：“在旧社会形成的一夫多妻家庭中，子女与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其他配偶之间形成抚养关系的，互有继承权”，故两被告均有权对梁华任的遗产进行继承。再者，涉案房屋虽然系梁华任的婚前个人财产，但在2003年12月4日梁华任辞世后，其丈夫伍宝璋所继承的房屋份额部分应当为伍宝璋与妻子方秀莲的夫妻共同财产。据此，伍宝璋并无权将涉案房屋作为其全部的遗产进行处分，更无权剥夺被告伍某丙、被告伍某乙对方秀莲所享有的房屋份额进行继承。
经审理查明，广州市东山区禺东一路1号首层、二、三楼的产权人为梁华任。伍宝璋于××××年××月与方秀莲结婚，婚后生育女儿伍某丙、伍某乙。××××年××月××日伍宝璋与梁华任结婚，婚后生育儿子伍某甲。梁华任、伍宝璋先后于2003年、2008年在美国去世，方秀莲于2011年11月在广州去世。三人的父母均先于他们去世。梁华任、方秀莲生前均未立下遗嘱。
方秀莲去世后，原、被告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梁华任是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禺东一路1号首层、二楼、三楼的权属人，于2003年12月4日在美国病逝。原告与两被告均是伍宝璋与梁华任、方秀莲所生子女，梁华任生前没有立下遗嘱，依据中国遗产继承有关法律规定，原告与两被告对禺东一路1号（首层、二楼、三楼）房产享有继承权。现经三人协商，已达成共识，确认该房产继承办法如下：1、伍某甲占有该楼房六分之四产权，即首层及二楼（包括一楼至二楼楼梯及平台所有面积）；2、伍某丙占有该楼房（首层、二楼、三楼）六分之一产权即三楼西边一套。与伍某乙共有二楼至三楼楼梯及平台；3、伍某乙占有该楼房（首层、二楼、三楼）六分之一产权即三楼东边一套。与伍某丙共有二楼至三楼楼梯及平台；4、伍某丙、伍某乙及三、四楼住户有权使用一楼二楼楼梯出入。伍某甲、伍某丙、伍某乙均可使用四楼天台。原、被告三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原告称该协议只是草签，并没有签订日期，并提供没有日期的协议原件一份。被告伍某乙称协议是原、被告三方当场签名、签日期，协议共一式四份，对于原告提供的没有日期的协议感到奇怪，表示没有办法解释。被告伍某丙则认为即使在原告手上的协议没有签订日期，也不影响协议的生效，只要有权签订协议书的各方均已签名，该协议就已生效。
原告主张两被告与梁华任没有形成扶养关系，在签订上述协议后，发现伍宝璋于2007年立下自书遗嘱，提供如下证据：1、伍宝璋于2007年6月26日立下的自书遗嘱及见证人誓章（含中文翻译件），遗嘱主要内容为：其是已故梁华任女士的合法丈夫，梁华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市德政北路禺东一路1号之物业现授权给与我与梁华任所亲生之独子伍某甲继承，特此预立遗嘱为凭。梁某、甄卓铿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见证人说明的主要内容为：公正声明，以确认两人出席作为已死伍宝璋的证人，在2007年6月26日在伍宝璋的家乡密歇根州，伍宝璋用中文写了他的遗嘱；2、伍宝璋的管家出具的见证书，主要内容为其是伍宝璋的管家，从2008年初到2012年8月；伍宝璋于2008年底去世，伍宝璋的儿子伍某甲2008年至2012年期间任职于洛杉矶，伍某甲2012年8月回到密歇根父亲的家，收回房子。在这个过程中，伍某甲发现伍宝璋遗嘱在伍宝璋房子的遗物中，证明原告发现伍宝璋所立遗嘱的时间是在原、被告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之后；3、原告代理律师于2014年3月4日向开平市塘口镇裡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书记所做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为该村委会于2013年3月16日出具的证明是依据伍某丙、伍某乙回到本村委的自述，两人要求村委会盖章，内容未经考证，村委会并没有任何档案资料留底作为印证，对该证明中涉及的内容村委会不作证明是否属实之用），证明两被告提出的两被告与梁华任有扶养关系是虚假的；4、遗嘱视频及文字版本；证明视频在伍宝璋家中录制，内容与自书遗嘱一致。
被告伍某乙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遗嘱正文部分和签名立遗嘱人、见证人一、见证人二部分的字体、字迹、颜某，三人的签名部分和阿拉伯数字的日期等字迹、字体、颜某；立遗嘱人处伍宝璋的签名不真实，和此前信件中的签名字迹不一致，遗嘱书写时间和正文部分书写时间不是同时形成，两个见证人笔迹都是中文书写，但是看字迹应该是出自同一人，正文文意容易引发歧义，整篇文章没有标点符号，“现授权给与我与梁华任的亲生独子伍某甲继承”这句话有多重理解，继承不应是授权，如果是单纯继承应该是写明由谁继承，或者指定由原告继承，而不是授权继承，没有相关任何证据证明梁华任生前有授权文书对房屋继承问题进行授权，故内容并非继承遗嘱，只能认为是一份授权；对证人宣某不予认可，遗嘱上见证人签名均是中文，对宣某的签名与遗嘱见证人签名是否同一个人无法证实；证人宣某最后一句“他用中文写了遗嘱”，但是没有宣某立遗嘱人签名是伍宝璋的签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自书遗嘱签名非常重要，所以见证人宣某没有对立遗嘱人签名真实性进行见证；另外，两名见证人是母子，两母子之间有利益关系，只能代表一个；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管家宣某的内容无法证明真实性，且是在2013年12月30日本案诉讼之后才做出的宣某；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到村委会取证，村委会不一定真实陈述，对该调查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视频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以视频形式所立遗嘱不符合我国继承法规定的遗嘱形式，即使把视频遗嘱视为录音遗嘱，也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但是整个过程都没有见证人的出现，仅仅是原告自己都不知道的女子的画外音询问伍宝璋是否讲完，是否清醒。因为视频没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伍宝璋立遗嘱的行为，该视频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视频中的老人确实是伍宝璋本人，但是对是否其声音不确定，对伍宝璋所讲的内容、声音是否经过技术手段处理不清楚，录制的时间无法确认。
被告伍某丙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均是伪造的；对于证据2-4不属于法定新证据，原告举证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应不予采纳：证据2属于证人证言，但是证人没有出庭，且伍宝璋最后是在原告儿子家中居住，管家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管家的证明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3不予认可，是原告在起诉之后才采取相应办法作出的笔录，其中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4，该视频形成于美国境内，应当经过所在公证机关证明、再经过驻美领事馆认证，原告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相关认证，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被告伍某乙提供如下证据：1、方秀莲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方秀莲于2011年11月22日去世；2、开平市塘口镇裡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亲属关系；3、梁华任与伍宝璋给伍某乙的部分来信，证明伍某乙与母亲梁华任及父亲伍宝璋相互间亲情的事实以及其父母的真实签名；4、原、被告于2012年3月27日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证明原、被告已就涉案房屋的继承协商并达成协议的事实；5、梁华任出具的委托书，证明涉案房屋从发还、管业、修缮等均由梁华任委托伍某乙及其丈夫处理的事实；6、支付证明及租赁合同，证明从2012年4月起伍某乙将租金按协议书约定份额交给原告的事实；7、撤管通知书；8、在香港商报、广州日报登报声明“遗失屋契、作废”的费用收据；9、咨询及查户籍档案收据；10、发还产权工本费、手续费收据；11、卢世安代梁华任交纳涉案房屋超面积发还款收据；12、东山区租赁管理所租赁管理费、丈量、评估费、工本费收据；13、法院判决梁华任应付一楼东住户补偿款收据；14、伍某乙代交强制执行费收据；15、伍某乙代交涉案房屋四楼土地出让金收据；16、维修工程款收据；17、支付西三楼、东二楼住户、四楼住户租房搬迁租金收据、搬迁补偿费收据；18、为西一楼、东一楼住户办理住改临商手续罚金收据；19、维修涉案房屋全栋工程款收据；证据7-19证明被告伍某乙为房屋的发还、诉讼、装修等事项所做的工作及支付的费用。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3中的信件表明梁华任从没有将涉案房产赠与两被告的意愿及伍宝璋委托被告办理涉案房产管业是有偿的，也未提及愿意将房屋赠与或由被告继承房产的意愿；证据4明确了涉案房产的权属人为梁华任一人；证据5同样表明梁华任由始至终没有表示将来涉案房产有赠与或由两被告继承的意愿；证据6没有原告签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7、10、11、12、14、1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8、9、16-1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被告伍某丙对伍某乙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伍某丙提供如下证据：1、日期为2012年3月27日的《遗产继承协议书》，证明原、被告已就涉案房屋的继承协商一致并达成协议；2、开平市塘口镇裡村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3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证明伍宝璋和梁华任于××××年结婚后，把伍某丙接到广州读书，与他们同住，后伍某丙随伍宝璋到中山石歧；伍宝璋与梁华任结婚后每月寄钱给母亲和方秀莲作生活费，抚养妻子、母亲和女儿伍某乙；1949年伍宝璋和梁华任到香港后仍有寄钱回家给母亲作家用）；3、梁华任的委托书，证明梁华任与女儿伍某丙母女情深，梁华任曾将涉案房屋交伍某丙全权代表办理产权回收等各项手续的事实；4、照片，证明伍某丙与子女于2008年前往俄亥俄州原告儿子住所探望伍宝璋及到加拿大接伍宝璋妹夫到底特律探望伍宝璋。
被告伍某乙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在订立时原告并未知悉伍宝璋遗嘱的存在，且伍某乙代伍某丙签订时没有伍某丙的书面授权委托，因而协议没有生效；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首先，1968年以前的户籍档案资料村委会并没有留存，无法证明村民人口的流动；其次，伍宝璋、梁华任婚后寄钱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梁华任于1949年离开中国后并未回国，依据我国法律，外国委托人在域外委托中国公民必须通过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并通过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且伍某丙在未能落实处理委托事项就已出国；证据4仅表明伍某丙及子女与伍宝璋合影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有抚养、照顾伍宝璋、梁华任。
庭审中，被告伍某乙申请对原告提供的伍宝璋所立的自书遗嘱中伍宝璋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本院摇珠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因该鉴定所通知被告伍某乙缴纳鉴定费25000元，伍某乙向本院提出因费用太高，超出其预算和想象，无力负担，故撤回笔迹鉴定申请，由法院根据庭审情况及现有证据依法进行处理。本院为此终止鉴定程序。
被告伍某乙要求确认原告提供的伍宝璋所立遗嘱无效；原、被告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有效。
原告不同意伍某乙的请求，称原、被告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是未合法成立及生效的协议。原告表示涉案房屋是梁华任的外公于1935年出资为其母亲兴建的物业，后转归梁华任个人所有，根据梁华任出具的多份委托书，均提及涉案房产属于梁华任所拥有，并结合伍宝璋与梁华任于××××年结婚的事实可知该房屋属于梁华任的婚前财产。而上述协议书是原、被告草拟后三人草签，于2012年3月27日曾到广州市公证处准备就该协议办理公证手续，后经公证员依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针对协议内容及实际情况作出详细解释后，原告认为该协议约定的遗产继承分配份额对原告不合理，当即表示反对并拒绝签订具体的日期，而被告提供的协议书上的日期是其私下加签的行为，故该协议并未实际生效。被告称协议签订后，伍某乙按协议约定的产权比例将收取的租金汇给原告，原告未提出任何异议，与事实不符。在上述协议签订时，原告并不知道被继承人伍宝璋曾于2007年就涉案房屋立有自书遗嘱的事实。原告因工作原因于2006年至2012年在美国洛杉矶居住，伍宝璋在梁华任去世后独自居住在密歇根州，直到2008年才搬到孙子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家中共同生活，随后又移居养老院，之后去世。原告于2012年8月回到伍宝璋的家中，在向伍宝璋管家收回房子时才发现伍宝璋立有自书遗嘱的文件及相关视频。随后原告找到伍宝璋自书遗嘱中的两位见证人，并办理了该自书遗嘱的见证公证声明。因此伍宝璋于2007年所立的自书遗嘱是合法有效的。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中，广州市东山区禺东一路1号首层、二、三楼房屋是梁华任的个人财产，梁华任生前没有立下遗嘱，故其去世后遗产应依法定继承处理，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即由配偶伍宝璋、儿子伍某甲均等继承，两人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伍宝璋与方秀莲结婚后又与梁华任结婚，三人之间的婚姻虽然属于旧社会遗留问题，但是上述房屋是梁华任与伍宝璋婚前取得，为梁华任的婚前个人财产，故被告伍某乙称梁华任的遗产应该属于伍宝璋、方秀莲共同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继承广州市东山区禺东一路1号1-3楼土地使用权，本院不予接纳。
两被告称与梁华任形成扶养关系，原告不予确认，对此两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仅提供开平市塘口镇裡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但是该证明不能充分证实，而原告亦提供该村委出具的证明，称此前是按照两被告的陈述出具的证明，因此在两份证明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两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两被告与梁华任形成扶养关系，故两被告要求继承梁华任遗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梁华任去世后，伍宝璋继承梁华任的二分之一产权，属于其与方秀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应为伍宝璋与梁华任的夫妻共同财产，由两人各占四分之一份额。
关于被告伍某乙要求确认原告提供的伍宝璋所立遗嘱无效及原、被告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有效的问题，属于被告的抗辩意见，不构成反诉，故本院不接纳被告的该项请求，只针对被告的抗辩意见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和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十九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原告主张伍宝璋生前立下自书遗嘱，提供了伍宝璋于2007年6月26日立下的自书遗嘱及见证人出具的证明，两被告否认该遗嘱是伍宝璋所立，未举证证明，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伍宝璋生前立下自书遗嘱。虽然原、被告在伍宝璋去世后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但是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与伍宝璋的自书遗嘱内容不符，原告亦提供证据证明是在与两被告签订遗产继承协议后发现伍宝璋所立遗嘱，故对于伍宝璋的个人遗产应按其遗嘱处理。由于伍宝璋占有的上述房屋二分之一产权是其与方秀莲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伍宝璋的遗嘱只能处分其占有的四分之一产权，另四分之一产权无权处分。根据伍宝璋的自书遗嘱，其占有的产权由原告继承，故伍宝璋名下的四分之一产权由原告继承。两被告称伍宝璋去世时方秀莲已90多岁，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生活来源，故认为伍宝璋遗嘱没有对方秀莲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认为伍宝璋遗嘱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方秀莲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其去世后所占的上述房屋四分之一产权应由其继承人依法定继承处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方秀莲形成扶养关系，故方秀莲遗产应由两被告均等继承，即两被告各占八分之一产权。
综上所述，广州市东山区禺东一路1号1-3楼房屋产权由原告继承占有八分之六份额，被告伍某乙、伍某丙各占八分之一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广州市东山区禺东一路1号1-3楼房屋产权由原告伍某甲、被告伍某乙、伍某丙共同继承，其中原告占有八分之六份额，被告伍某乙、伍某丙各占八分之一份额。
本案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伍某甲负担23100元，被告伍某乙、伍某丙各负担38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伍某甲、被告伍某丙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伍某乙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奕红
人民陪审员 麦小玲
人民陪审员 黄为民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梁洁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