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114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宇，男，1966年8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克刚，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主），女，1970年7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克刚，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康益民生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滨河路27号院7号楼1411室。
法定代表人郭建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桢，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宇、邢文梅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康益民生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益民生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543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罗珊担任审判长，法官孙兆晖、郭菁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宇、邢文梅的委托代理人陈克刚，被上诉人康益民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桢到庭参加了诉讼。
刘宇、邢文梅在一审中起诉称：自2009年底，以左军为代表的康益民生公司与张俊千，第三方刘×三人一起做药品的市场开发，左军有销售平台，刘×有销售市场，刘×认识张俊千和左军，三人一起开发，前期合作比较顺利。2011年11月1日，康益民生公司与邢文梅签订分销协议，刘宇为康益民生公司的分销经理。协议约定，自2011年11月1日起，刘宇负责八家医院分销，销售后每盒按照24元由康益民生公司返还费用，按照该三方协议，需康益民生公司将货款支付给邢文梅，再由邢文梅将货款交付给刘宇。合作前期返款顺利，但2012年8月、9月、10月的费用，康益民生公司始终无故拖延拒付，2012年12月6日经核算具体经销盒数后，由康益民生公司具体承办人左军签署确认共拖欠15559盒。现刘宇、邢文梅诉至法院，1、康益民生公司支付邢文梅货款，再由邢文梅转交刘宇货款377150.16元；2、康益民生公司支付货款利息（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77150.1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康益民生公司承担。
刘宇、邢文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产品分销协议；2、补充协议；3、国药股份进销存报表；4、国药公司给刘宇、邢文梅的2012年8月-10月商业流向明细复印件；5、增值税发票复印件；6、谈话笔录、药品专用库房短期周转合作协议及明细对账单；7、汇款单（复印件）；8、转账明细（复印件）。
康益民生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刘宇、邢文梅的诉讼请求。1、康益民生公司不认识刘宇、邢文梅，未与刘宇、邢文梅签订分销协议及补充协议；2、刘宇、邢文梅起诉事实自相矛盾，分销协议是在2012年3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在2011年11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早于分销协议不合常理；3、依据刘宇、邢文梅提供的分销协议，签订协议之后2日刘宇、邢文梅应向康益民生公司交纳5万市场保证金，但康益民生公司未收到该笔款项。协议第八条第二款约定如刘宇、邢文梅未汇入保证金否则视为协议自动终止。刘宇、邢文梅未向康益民生公司提货，因此主协议是不存在的，补充协议康益民生公司并不知情。
康益民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并将《鉴定报告》作为证据提交。
一审法院裁定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刘宇、邢文梅为佐证其与康益民生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基础证据材料是《产品分销协议》、《补充协议》，《产品分销协议》的落款处分别有康益民生公司的签章和左军的签字以及北京兴轩信息咨询中心的签章。《补充协议》的落款处分别有康益民生公司的签章和左军的签字以及北京兴轩信息咨询中心的签章和刘宇的签字。
就此，一审法院作出以下认定：
1、关于签章，经康益民生公司向该院提交申请，经北京民生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产品分销协议》、《补充协议》上的公章与康益民生公司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故该院对于《产品分销协议》、《补充协议》上的公章的效力无法认定。
2、关于左军的签字的效力，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宇、邢文梅并未向该院提交任何左军作为康益民生公司的代表的证据，且刘宇、邢文梅亦自认《产品分销协议》上左军的签字并非左军本人所签，对于《补充协议》上的签字是否左军本人所签不清楚。因此，该院对于左军的签字的效力亦不予认可。
刘宇、邢文梅为佐证其待证事实，还向该院提交了国药股份进销存报表、国药公司给刘宇、邢文梅的2012年8月-10月商业流向明细复印件、增值税发票复印件、谈话笔录、药品专用库房短期周转合作协议及明细对账单等证据材料，该院认为此部分证据材料亦缺乏证明力，且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该院不予采信。
综上，该院对刘宇、邢文梅向康益民生公司提起的诉讼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刘宇、邢文梅的起诉。
刘宇、邢文梅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刘宇、邢文梅与康益民生公司委托代理关系成立、生效并实际履行。2009年底，张俊千（即邢文梅）经刘×介绍与左军（左军称其系康益民生公司的股东及项目负责人，左军名片显示康益民生公司经理及左军的办公地点在康益民生公司）合伙经营药品。张俊千出资购药款项，左军负责康益民生公司联络药品代理事宜，通过康益民生公司进行药品的销售及费用结算。后因康益民生公司无故克扣及延期给付药款，发生争执后2011年10月31日终止原有合作模式，变为以康益民生公司（左军）为北京总代理为主负责的分销模式，张俊千与刘×则作为分销商各自开发完成销售任务，后以邢文梅经营的北京兴轩信息咨询中心补签协议。自2011年11月1日起，刘宇也作为康益民生公司的代理分销商之一，每盒按照24元由康益民生公司返款，但2012年8月、9月、10月份的费用康益民生公司无故拖延拒付，2012年12月6日经核算具体经销盒数后，由康益民生公司的经理左军签署确认共拖欠15559盒。
左军一直称自己系康益民生公司的股东及项目负责人，可以代表康益民生公司签署法律文件，及通过康益民生公司进行药品的销售及费用结算。诉讼中刘宇、邢文梅提交的盖有康益民生公司公章的2份合同是左军在康益民生公司（南滨河路27号院7号楼1411办公室）盖章后交予刘宇、邢文梅的，故即使公章与其备案公章不符，也不能否定双方委托代理关系存在及药品销售的事实，法律不能苛求刘宇、邢文梅在每一次签署合同之初都去审查康益民生公司公章的真伪，更不能简单的因公章是假的就否定双方的代理关系。刘宇、邢文梅从康益民生公司经理左军手中拿到合同，即使公章不符，也是康益民生公司恶意用假公章逃避责任，对此左军负有解释清楚的责任。一审庭审中，康益民生公司第一个代理律师也认可左军系公司员工，且有代理经销利脑心的事实，但后来的另一个代理人竟然全盘否定前述陈述，法院要求其三天内提交左军及朱校红是否为其公司员工的书面说明，否则承担不利后果。
刘宇、邢文梅在一审庭审中要求追加左军为共同连带被告，法院称只能列左军为第三人，无论被告还是第三人，只有左军本人到庭接受质询，才可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在庭审中突然休庭，口头告知不予追加第三人，却没有在庭审前告知。
二、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其他佐证。1、王殿业诉贵州中鑫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鑫公司）案件。该案件显示，康益民生公司系北京地区总代理，与中鑫公司于2010年10月20日签署的库房协议及对账单，签署人左军签名及加盖的康益民生公司公章与本案庭审鉴定公章应是同一枚公章。中鑫公司通过康益民生公司会计朱校红的账户×××向王殿业转款，同样通过朱校红账户与本案刘宇、邢文梅均有过货款结算。2、国药集团出具的药品销售明细。3、依法调取的药品采购经销协议显示左军代表康益民生公司与各商业公司签署协议。4、证人刘×的证言在裁定书中只字未提。王殿业诉中鑫公司一案中显示左军为康益民生公司的代表人，法院调取的科园公司的合同显示左军为康益民生公司的代表人。因国家对药品管理的特殊性，左军作为康益民生公司的代表人分别与国药股份、国药集团、科园公司等四家商业公司签署协议。本案中，左军的签名是否是其本人签署不影响委托代理合同的成立及效力。
三、一审法院裁定中对证人刘×的证言只字不提。
综上，刘宇、邢文梅与康益民生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虽然《产品分销协议》、《补充协议》上的公章与该公司的备案公章不符，但不能简单否定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及药品销售事实。刘宇、邢文梅一系列其他相关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康益民生公司恶意加盖虚假公章，企图逃避法律责任的违约事实。刘宇、邢文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康益民生公司服从一审法院裁定。其针对刘宇、邢文梅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刘宇、邢文梅与康益民生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康益民生公司之所以成为被告是因为刘宇、邢文梅称案外人左军的名片上印有公司名称，康益民生公司主体不适格，与案外人左军的纠纷应另案解决，请求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宇、邢文梅主张其与康益民生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并提供盖有康益民生公司公章和左军签字的《产品分销协议》、《补充协议》作为基础证据予以证明。对于该协议的落款处康益民生公司的盖章，一审法院经司法鉴定，确认协议中的公章与康益民生公司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对于左军的签字，刘宇、邢文梅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左军为康益民生公司的授权代表，且刘宇、邢文梅在庭审中对于《产品分销协议》及《补充协议》上左军的签字是否是左军本人所签不清楚，因此，一审法院对于上述2份协议上康益民生公司的公章及左军签字的效力均不予认可，并无不当。刘宇、邢文梅提交的《产品分销协议》、《补充协议》并不能证明系基于康益民生公司的意思表示而订立的协议。对于刘宇、邢文梅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与康益民生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故对于刘宇、邢文梅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裁定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鉴定费5000元，由刘宇、邢文梅负担（于本裁定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罗 珊
审 判 员 郭 菁
代理审判员 孙兆晖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