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中民一终字第17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富，男
委托代理人：陈国民，凌源市兴源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陈国芬（常富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法定代表人：侯明晓，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罗保国，该医院法律顾问处法律顾问。
上诉人常富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简称军区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5）沈河民一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姜元科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张今强、审判员朴永胜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富一审诉称，2012年2月2日，常富因患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入住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外科住院治疗。2012年2月16日军区总院为常富做主动脉瓣置换手术。2012年3月15日出院，住院42天。术后8天，军区总院为常富做心动图彩超，报告单显示：“左室流出道可见一囊袋，连于间隔膜部。”常富家属得知后，咨询主治医师要求对此症状给出一个合理解答，得到的答复则是：“就算是一个定时炸弹也不会有什么事。”对此答复常富和常富家属非常气愤，无奈出院第二天即2012年3月16日，常富又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对此损害程度做进一步诊断，该院二位彩超报告单显示：“室间隔左室面左室流出道内舒张期可见一膜性式囊性结构，大小约17mm×27mm，在左室流出道内随心动周期分别向心尖方向及瓣口方向运动，有明显形变，频谱及彩色多普勒显示，左室流出道轻度狭窄。”二位彩超明显显示常富心脏存有异物滞留，常富术前根本无此症状，该症状属军区总院手术时损伤所致。出院后，常富按医嘱分别于2012年4月18日和2012年7月23日去该院术后复查，两次超声心动图报告均显示：“左室流出道可见一囊袋连于室间隔膜部，收缩期贴向二尖瓣前叶，二尖瓣前叶增厚，回声增强，关闭不良”。自出院后至今常富始终感觉心脏部位明显不适，心前区不定时疼痛，并伴有四肢无力、心悸气短等症状，特别是夜间平卧，感觉更为明显，每次平躺自己都不能自行用力起来，得护理人员协助周起，经活动一会儿后，上述症状才略有缓解。
综上所述，常富认为军区总院为常富做手术时，因医疗损害过错给常富心脏造成存有异物滞留的损害结果，其过错行为严重损害了常富的重要脏器，增加了心脏功能的负担致使常富无法正常生活，军区总院的行为给常富造成了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损害。在手术时，术中、术后军区总院均未向常富和其家属告知，因军区总院过错，导致常富心脏存有异物流的知情权，更未向常富合理解释该症状能否引起并发症等相关情况。如果该损害结果发生并发症状或出现波及常富生命危险等症状，还需二次手术治疗。常富为维护自己的人身权不受侵害，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赔偿常富医疗费人民币128495元、误工费人民币2903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人民币2100元、陪护费人民币9030元、交通费人民币2800元、住宿费人民币2940元、伤残生活补助费人民币128495元，合计人民币302895元；鉴定费人民币6300元、伤残生活补助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待伤残等级鉴定后按伤残等级标准给予补偿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常富诉求。
军区总院一审辩称，2012年2月2日，常富入军区总院先心病内科，诊断为“1.主动脉瓣下狭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二尖瓣关闭不全、心功能3级；2、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伴膜部膨出瘤”。术前心脏超声描述“室间隔缺损0.5CM，主动脉瓣下显示一隔膜状回声，距主动脉瓣1.5CM”，心脏CT三维重建描述“主动脉右窦膨瘤并突入右心室，室间隔膜部膨出瘤、室间隔缺损、左室流出道异常纤维隔膜”。2012年2月9日，常富转至心血管外科。2012年2月16日，在全麻体外循环拟行“主动脉瓣下隔膜切除、室间隔缺损心内修复、二尖瓣控查或成形、主动脉成形或置换术”，手术过程顺利。根据术中控查结果，术后更正诊断为“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细菌性心内膜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常富术后至心血管外科重症监护病房，2012年2月20日转至普通病房继续治疗和观察。
2012年2月24日，常富复查（术后8日）心脏超声提示“左室流出道可见一囊袋，边于室间隔膜部，左室流出道未见梗阻，心功能正常”。军区总院分析“左室流出道可见一囊袋，连于室间隔膜部”是感染部位心内膜部分撕脱，而非手术异物滞留。首先，解剖位置显示膜部室间隔左心室面即位于右冠瓣下，患者（即常富）右冠瓣大量细菌赘生物并瓣叶脱垂累及到室间隔膜部，术中切除主动脉瓣及细菌赘生物。术后由于主动脉瓣置换机械瓣后导致血流方向改变，瓣膜缝合线引起感染部位心内膜受损，术后抗凝治疗，心功能改善，引起感染部位心内膜组织疏松并部分撕脱，其根本原因是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自然病理变化。心脏超声描述的异物部位是心脏手术的操作禁区，任何轻微损伤即可导致心脏传导阻滞和室间隔穿孔，手术过程未涉及该部位的操作，并不存在操作失误导致。其次，心脏内如果遗留异物，将随心脏搏动和血流冲击移位至全身其他部位，并产生相应的症状和体征，而术后反复心脏超声提示是连接于室间隔的组织。并且，术后心脏超声提示心功能正常，左心室流出道无梗阻，临床无任何相应症状。因此，心脏内不存在遗留异物。
综上所述，1.常富术前心脏超声和CT即描述“主动脉瓣下显示一隔膜状回声”和“左室流出道异常纤维隔膜”，术中控查实际上是感染的右冠瓣赘生物和瓣叶及赘生物脱垂，即“异物滞留”是术前已经存在，并非因治疗引起；2.经术中治疗及反复测试，左心室的细菌赘生物已经清除并无残留；3.术后8日复查心脏超声提示“左室流出道可见一囊袋，连于室间隔膜部”是感染部位心内膜部分撕脱，是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自然病理变化过程，而非手术异物滞留；4.异物的部位是心脏手术的操作禁区，手术并未涉及该部位操作，不存在操作失误；5.假设心脏内遗留异物，异物将移位至其他部位，并产生相应的症状和体征，而术后超声提示心功能正常，心脏手术成功；6.常富描述的术后8日因心动图彩超向主治医师要求解答等情况，与其描述的手术时、术中、术后均未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的情况，前后矛盾。因此，常富所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军区总院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2月2日，常富因心脏疾病到军区总院就医，经门诊诊断为“主动脉瓣狭窄”。随即，常富住院治疗，住院病案载明“最后诊断：（2012年2月2日）1.主动脉瓣下狭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二尖瓣关闭不全、心功能Ⅲ级；2.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伴膜部膨出瘤”。2012年2月16日，军区总院为常富行“室间隔缺损修复，动脉导管结扎，主动脉瓣置换术”，住院病案载明“术后诊断：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细菌性心内膜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2012年2月24日，军区总院为常富行超声波复查，超声心动图载明“超声描述：……左室流出道可见一囊袋，连于室间隔膜部，左室流出道未见梗阻……。超声提示：动脉导管结扎、室缺心内修复、主动脉瓣位机械瓣置换术后8天，机械瓣功能正常，左室收缩功能正常”。从2012年2月2日入院治疗，至2012年3月15日出院止，常富共住院42日。住院病案载明“出院诊断：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细菌性心内膜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2012年3月16日，常富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复查，二维彩超报告单载明“超声所见：……先心病及主动脉瓣置换术后复查：室间隔左室面流出道内舒张期可见一膜性或囊性结构……超声提示：……左室流出道内膜性或囊性结构，左室流出道轻度狭窄……左室整体收缩功能正常”。2012年7月23日，常富到军区总院复查，超声心动图报告单载明“超声描述：……左室面流出道可见一囊袋，连于室间隔膜部，收缩期贴向二尖瓣前叶……超声提示：动脉导管结扎、室缺心内修复、主动脉瓣位机械瓣置换术后5个月，机械瓣流速增快，左室收缩功能正常”。常富以与军区总院发生医患纠纷为由，诉至原审法院。
在争议过程中，常富、军区总院双方均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沈阳医学会依法受理申请。2013年5月30日，沈阳医学会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载明“八、分析意见：……1、……医方诊治符合医疗常规。2、……分析认为：此膜性或囊性结构为心脏组织的一部分，非医源性外来异物，考虑形成原因为感染性心内膜炎造成心脏特殊病理改变基础上，外科手术后，心脏组织的部分撕脱或坏死所形成。术后超声心动图提示此结构未对心内血流动力学产生明显影响。3、患者未到鉴定会现场，就目前医患双方提交的材料，无法综合评判患者目前心功能状态，根据患者术后数次超声提示：左室收缩功能正常。九、结论：本例医疗争议不属于医疗事故”。
2013年6月26日，常富就军区总院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医疗过错造成的伤残等级、二次手术等后续治疗费等事项申请司法鉴定，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依法受理申请。2014年11月4日，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五、鉴定意见：沈阳军区总医院对常富实施的手术符合医疗常规，术后体内异物与手术及感染性心内膜炎均有因果关系，由于此异物的性质目前难以准度认定，因此医疗过错行为的参与度无法确定。常富目前的身体状况不够残”。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常富对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人出庭对鉴定依据及结论进行说明。在庭审过程中，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负责人李新新教授到庭对鉴定结论进行说明，并接受原、军区总院双方及的质询。李新新教授表示，根据手术记录记载，可以体现手术过程符合医疗常规；根据术后彩超提示，从形态上分析不像术中遗留的异物，常富确实患有感染性心内膜炎，异物是术后心脏组织部分撕托或坏死形成的分析，有一定道理；除膜状物外，手术是成功的，也达到了治疗的效果，膜状物对心脏的功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军区总院出具的住院病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出具的二维彩超报告单、医疗费收据、费用清单、鉴定费票据、沈阳医学会出具的沈阳医鉴（2013）036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沈阳医学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4）沈医临鉴字第539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予以证明，已经庭审质证，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之义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在本案中，常富虽坚称其心脏部位存有异物，该异物系由于军区总院所实施的手术造成，并且异物对其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但在整个诉讼期间，其未能向提供充分证据对以上诉求给予证明。同时，参考常富向提供的军区总院住院病案、其他医院出具的相关复查结果、司法鉴定意见书，军区总院向提供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等证据，以及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负责人李新新教授的当庭说明等内容，可以确定军区总院为常富实施的手术诊治符合医疗常规；常富心脏部位所谓之异物，并非军区总院实施手术过程中的医源性外来遗留物；术后常富心脏左室收缩功能正常，手术达到了治疗效果；所谓之异物，亦并未对常富心脏产生实质性影响。综合分析以上情况，不能得出军区总院所实施的手术给常富造成损害的结论。因此，对于常富的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常富的诉讼请求。诉讼费人民币5050元，由常富负担。
宣判后，常富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被上诉人军区总院在给上诉人常富做手术时，损害了上诉人的重要脏器，侵害了上诉人的健康权，侵权法院判决军区总院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共计302895元。
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要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军区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和因果关系问题。该问题涉及医疗技术专业领域应当通过专业的鉴定来加以判定。本案经沈阳医学会鉴定，分析认为：此膜性或囊性结构为心脏组织的一部分，非医源性外来异物，考虑形成原因为感染性心内膜炎造成心脏特殊病理改变基础上，外科手术后，心脏组织的部分撕脱或坏死所形成。术后超声心动图提示此结构未对心内血流动力学产生明显影响。结论：本例医疗争议不属于医疗事故”。后又经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为：沈阳军区总医院对常富实施的手术符合医疗常规，术后体内异物与手术及感染性心内膜炎均有因果关系，由于此异物的性质目前难以准度认定，因此医疗过错行为的参与度无法确定。常富目前的身体状况不够残”。后又经鉴定人出庭陈述意见为：根据手术记录记载，可以体现手术过程符合医疗常规；根据术后彩超提示，从形态上分析不像术中遗留的异物，常富确实患有感染性心内膜炎，异物是术后心脏组织部分撕托或坏死形成的分析，有一定道理；除膜状物外，手术是成功的，也达到了治疗的效果，膜状物对心脏的功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上诉人常富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上述专家证据。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常富心脏部位所谓之异物，为军区总院实施手术过程中的医源性外来遗留物。另外，术后常富心脏左室收缩功能正常，手术达到了治疗效果；所谓之异物，亦并未对常富心脏产生实质性影响。故现有证据不能得出军区总院所实施的手术给常富造成损害的结论。据此，上诉人常富的上诉请求，理由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常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元科
审判员 朴永胜
审判员 张今强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黄 赫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