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8民终13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关饶卿，女，汉族。委托代理人：向征文，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汝光，男，汉族。委托代理人：王桂荣，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健兴，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关饶卿与被上诉人汤汝光因票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冈县人民法院（2015）清佛法民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汤汝光是从事生铁买卖的个体户，其并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和生铁经营资质。汤汝光因与广州市花都区华昌铸造厂（以下简称：“华昌厂”）有生意往来从该厂处取得号码为“18616601、18616602”的本案涉案支票作为偿还货款，上述支票出票日期填写分别为2014年5月15日、2014年5月20日，收款人为汤汝光，金额为人民币60000元，合共120000元，用途为货款。出票人处盖有关饶卿的姓名章，付款银行是中国建设银行佛冈振兴分理处。2014年5月16日和2014年5月21日，汤汝光分别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承兑，银行均以出票人已销户为由退票拒付。另查明：2012年11月7日，“华昌厂”出具今尚欠汤汝光生铁款人民币852392元的结算单；2014年7月29日，“华昌厂”出具证明：“票据号码分别为：18616601、18616602、18604399、18604400的四张支票是我华昌铸造厂提供给汤汝光，用于偿还我铸造厂欠汤汝光的生铁货款的，特此证明。”。汤汝光从“华昌厂”处取得涉案支票并在原本空白的收款人一栏处填上汤汝光姓名。再查明：“华昌厂”主体类型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和郁村民委员会是“华昌厂”的股东，“华昌厂”于1986年5月12日成立，2012年5月14日核准，主体状态为“已开业”，该厂已于2013年年底停产，其法人代表钟远传至今失联，无法联系。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票据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汤汝光与关饶卿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关饶卿认为汤汝光取得支票，是汤汝光向关饶卿购买生铁原料而给付的对价，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由于汤汝光不履行约定的交货义务，关饶卿无需支付支票对应的款项。首先，关饶卿主张通过口头协议达成购销生铁的买卖合同，但关饶卿并没有提供关于双方就生铁买卖的货物规格、型号、数量、单价、付款方式、交货时间与地点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其次，关饶卿也没有证据证实双方过去有生意往来形成的交易习惯，由于支票具有“见票即付”的特性，关饶卿在未收到任何货物的情况下便签发支票支付相对方货款，并不符合通常商事行为中的交易习惯，且关饶卿签发的两张支票出票日期分别是2014年5月15日和2014年5月20日，而实际上涉案支票账户已于2014年5月14日前已被注销，关饶卿注销支票账户与其签发支票支付货款的行为相矛盾，也违反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再次，汤汝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华昌厂”之间存在生铁买卖关系，汤汝光为“华昌厂”提供生铁，“华昌厂”未作背书而将其取得的由关饶卿开出的涉案支票两张（金额共12万元）直接提供给汤汝光作为偿还货款，由汤汝光直接签收该两张支票，因此，汤汝光是基于与“华昌厂”之间的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取得票据并给付了对价，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其票据权利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及参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汤汝光已完成其合法取得涉案支票并给付了相应对价的举证责任；关饶卿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汤汝光之间存在买卖生铁原料形成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双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二、关于汤汝光提供的由“华昌厂”出具的《结算单》、《证明》证据效力问题。经查，“华昌厂”于2012年11月7日出具的《结算单》和2014年7月29日出具的《证明》证实“华昌厂”今尚欠汤汝光生铁款人民币852392元和票据号码分别为：18616601、18616602、18604399、18604400的四张支票是由“华昌厂”提供给汤汝光用于偿还铸造厂欠汤汝光生铁货款的事实，且该证据盖有“广州市花都区华昌铸造厂”的公章，由于“华昌厂”目前尚未注销工商登记，也未有证据证实该厂公章被非法使用，而公章可以代表法人的意志，盖章行为是法人对外从事民事活动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外观表现，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与汤汝光持有涉案支票的事实能相互印证，上述证据之间已形成了具有证据证明效力的证据链，且关饶卿又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该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对汤汝光提供的由“华昌厂”出具的《结算单》、《证明》的证据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三、关于非经背书而交付转让的支票是否有效问题。“华昌厂”提供给汤汝光的是收款人及背书栏均为空白的支票，汤汝光在收款人一栏内记载自己姓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法律并不禁止票据非经背书的交付转让，因此，汤汝光取得票据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可以取得票据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七十条的规定，由于关饶卿销户导致银行退票汤汝光未能实现票据权利，关饶卿对汤汝光因此受到的损失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综上，汤汝光请求关饶卿支付票据款120000元及从票据款到期日开始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其他诉讼请求，依据、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关饶卿答辩时提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关饶卿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票据款120000元及利息（其中票据号码为：18616601票据款60000元的利息自2014年5月25日起；票据号码为：18616602票据款60000元的利息自2014年5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给原告汤汝光；二、驳回原告汤汝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700元，由被告关饶卿负担。宣判后，关饶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汤汝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由汤汝光负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查明：汤汝光因与“华昌厂”有生意往来从该厂处取得号码为“18616601、18616602”的本案涉案支票作为偿还货款。关饶卿认为，上述认定不符合事实。号码为“18616601、18616602”的本案涉案支票，是由关饶卿直接签发并交付给汤汝光的，并非如原审判决认定的由汤汝光从“华昌厂”处取得。该事实分别有汤汝光向上诉人签收“18616601、18616602,支票时的“支票存根”和“付款凭证”等书证予以证明。2、原审查明：2014年7月29日，“华昌厂”出具证明：“票据号码分别为18616601、18616602、18604399、18604400的四张支票是我华昌铸造厂提供给汤汝光，用于偿还我铸造厂欠汤汝光的生铁货款的，特此证明”。汤汝光从“华昌厂”处取得涉案支票并在原本空白的收款人一栏处填上汤汝光姓名。有关汤汝光从何处取得涉案支票，事实清楚，不再赘述。“华昌厂”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首先，证明的内容不真实。关饶卿于2014年2月25日同时签发四张支票，号码分别为：18616601、18616602、18604399、18604400,汤汝光和“华昌厂”的法定代表人钟远传均在现场。号码为18616601、18616602、18604399的三张支票，是由关饶卿签发给汤汝光并由其本人直接签收，前二张支票即本案涉案支票，另一张支票之后由汤汝光转让给戴志凡号码为1860440的支票，是由关饶卿签发给“华昌厂”,由“华昌厂”的法定代表人钟远传直接签收，之后该支票由“华昌厂”转让给汤汝光，再由汤汝光转让给王先柱。以上四张支票的签发、签收、转让流转过程，有“支票存根”和“付款凭证”书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述两个案件的民事判决书也对此作出认定。由此充分证明，“华昌厂”出具的证明记载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不真实。再次，“华昌厂”出具的证明既非书证，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证人证言，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从证明来源上，证明是初审庭审结束后为特定目的制作形成，是应汤汝光或其诉讼代理人要求出具的，证明内容记载的只是汤汝光或其诉讼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并非是客观事实，鉴于汤汝光与“华昌厂”存在债权债务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规定，该证明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从形式上看，证明上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而只有单位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7条规定。综上所述，“华昌厂”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应予以排除。原审判决中有关对《证明》的证据证明效力予以确认的判决理由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判决理由错误。1、关于关饶卿与汤汝光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首先，中山中艺（佛冈）电机厂（该厂是关饶卿的丈夫李权尧作为投资人的个人独资企业）之所以向汤汝光购买生铁原料，是因为“华昌厂”法人代表钟远传缺乏充足流动资金备料，经三方协商做出的安排：由关饶卿于2014年2月25日，签发出票日期为当年5月某日的远期支票给汤汝光，用于购买生铁原料，从而使该远期支票当时具有信用付款功能，汤汝光必须在双方约定的时间交付生铁后，才能在支票载明的出票日期到银行承兑货款，购得的生铁再委托钟远传加工中山中艺（佛冈）电机厂所需的电机配件。这就是关饶卿向汤汝光签发交付支票购买生铁的原委，虽然双方的购销关系包括货物型号、数量、单价、交货时间等内容只是口头协议，但是，关饶卿对该事实的陈述有支票收款人的汤汝光签收确认的“支票存根”和“付款凭据”等书证，相互印证双方有交易关系。否则，上诉人关饶卿凭什么向汤汝光签发并交付支票？而汤汝光签名确认收到关饶卿交付的支票行为，本身就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判决仅以口头协议缺乏证据证明为由，作为认定关饶卿与汤汝光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判决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其次，原审认为：由于支票具有“见票即付”的特性，关饶卿在未收到任何货物的情况下便签发支票支付相对方货款，并不符合通常商事行为中的交易习惯，且关饶卿签发的两张支票出票日期分别是2014年5月15日和2014年5月20日，而实际上涉案支票账户己于2014年5月14日前已被注销，关饶卿注销支票账户与其签发支票支付货款的行为相矛盾，也违背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并作为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判决理由之一。关饶卿认为，该判决理由不能成立。支票虽有见票即付的特性，但并不能就此得出关饶卿在未收到货物情况下签发支票不符合交易习惯的结论，客观现实是，签发远期支票在票据实务和商业活动中大量存在。关饶卿在汤汝光不交付生铁，致交易不能实现，而签发的远期支票记载的出票日期临近的情况下，为避免损失，只能注销支票账户进行自保。所以，关饶卿签发支票和注销支票账户的行为并不矛盾，更没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涉案支票是“华昌厂”从关饶卿处取得，按照最基本的商业常识和惯例，应该是“华昌厂”的法人代表钟远传向关饶卿签收涉案支票，绝无理由交付给“华昌厂”的支票，却交由汤汝光签收的可能。最后，原审认为双方当事人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关饶卿认为，关饶卿出具给汤汝光的支票是用于向其购买生铁原料而给付的对价。虽然双方只是口头达成购销生铁协议，若因为缺乏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购销合同的内容，但是，从“支票存根”和“付款凭据”等证据，均证明关饶卿所签发支票的收取人是汤汝光，用途和付款事由是货款这一基本事实，均可证明关饶卿与汤汝光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2、关于非经背书而交付转让的支票是否有效问题。本案涉案支票是关饶卿直接签发交付给汤汝光的，不存在“华昌厂”转让涉案支票给汤汝光的事实，原审法院的该项判决理由缺乏事实根据。汤汝光答辩称：汤汝光认为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1、针对关饶卿的上诉请求，汤汝光认为关饶卿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关饶卿仅以票据的支票存根及付款凭证，要求原审法院和上诉法院推定双方之间产生直接的贸易关系，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支票存根及付款凭证，是签收支票的依据，并非证明关饶卿和汤汝光之间发生买卖的依据，而且这个支票作为付款凭证，是在债权债务发生后才开出的支票，关饶卿连支票的属性的法律性质都没有弄清楚，根据票据的特性是见票即付，按照常理，不可能提供支票给对方，在一审过程中，关饶卿无法提供支票存根及付款凭证这两个证据外来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关饶卿主张认为与汤汝光之间有直接的贸易往来，不能成立，而且在一审中，一审法院也不采纳其观点。2、在一审中已查明票据的来源是基于与“华昌厂”的业务往来，“华昌厂”为了偿还关饶卿的款项提供了四张支票给汤汝光，其中的两张支票已经经过原审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且关饶卿已经履行。那么针对华昌厂提供的本案的两张票据，关饶卿以票据的签收进行抗辩，我方已经提供给了汤汝光与“华昌厂”之间的债权关系，并且有“华昌厂”证明了四张票据是其提供给关饶卿的，本案中的两张支票是基于“华昌厂”提供票据给汤汝光作为还款的凭证，这个基础来源在原审已经查明，原审查明该事实是符合事实，也符合关饶卿与“华昌厂”及汤汝光之间的关系。3、涉及本案的票据不能够承兑，主要原因是因为关饶卿在票据承兑之前恶意销毁账目，导致票据无法承兑，关饶卿提供的两张支票是为了支付中山中艺（佛冈）电机厂在经营期间与“华昌厂”之间的债权债务，关饶卿与中山中艺（佛冈）电机厂的经营者李权尧是夫妻关系，那么关饶卿为了便于解决由其丈夫开办的中山中艺（佛冈）电机厂的债务，所以由关饶卿开具的私人支票，对此关饶卿在一审也予以确认，因此，请求二审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票据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原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关饶卿应否对涉案款项承担清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的规定，本案审理的关键在于汤汝光与关饶卿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债权债务关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规定，汤汝光认为与关饶卿不存在直接债权债务关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汤汝光提交“华昌厂”出具的对账单以及关饶卿开出具的支票，证实涉案票据从“华昌厂”合法取得，并用于清偿其货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华昌厂”出具的对账单属于证人证言，凡属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出庭作证，方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经原审法院调查，“华昌厂”已于2013年停产，其法人钟远传无法联系，不能出庭作证，也无法确认该对账单上内容的真实性。对此涉案支票的真实性，关饶卿无异议，但其认为涉案票据是基于其与汤汝光之间存在直接买卖生铁原料的法律关系，提交了涉案支票存根，证实涉案票据交付对象是汤汝光本人，而不是“华昌厂”。若如汤汝光的所述，中山中艺（佛冈）机电厂欠“华昌厂”的货款，那么涉案支票交付对象应为“华昌厂”，即支票存根的“收款人”栏应为“华昌厂”，而不是汤汝光本人。关饶卿提出票据存根上直接证明了涉案票据交付对象是汤汝光，已完成举证责任。关饶卿认为汤汝光没有履行买卖协议而拒绝付款，对此，汤汝光应对其已完成合同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但汤汝光却未能举证。故，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可认定关饶卿与汤汝光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原审仅凭汤汝光提交涉案票据，未对双方举证责任作出合理分配，也没有对汤汝光与关饶卿是否存在直接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理双方基础法律关系，直接认定关饶卿承担清偿责任不当，因此对其判决，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饶卿的上诉理据充分，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冈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清佛法民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汤汝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汤汝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汤汝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惠文代理审判员  禹 莉代理审判员  王 凯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何 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