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39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女，1969年12月31日出生，英国国籍。
委托代理人陈潇泓，北京修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1，男，1961年10月27日出生。
上诉人范×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3）石民初字第4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范×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潇泓、被上诉人范×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在一审法院诉称：1994年，在范×父亲范×2于1989年去世五年后，其与母亲杨×共同出资购买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52号房产。2005年8月23日范×母亲杨×立下嘱：”上述房产，在我去世后，由女儿范×继承......”该遗嘱经石景山区公证处予以公证，出具公证书（2005）京石证字第×号。2008年5月12日范×母亲杨×又以生前赠与行为将北京市石景山区52号房产过户给范×，范×取得房产证（京权证石私字第×号）。范×母亲杨×仍在该房屋居住。范×因在国外居住，范×1一直以照顾母亲为由长期居住在诉争房屋中，将其自己位于黄亭子的房产出租。在此期间，范×1非但对母亲杨×不尽孝道，后来竟将母亲驱赶到范×姐姐家，从2008年2月至2013年3月。范×在国外得知家中现状，为照顾80多岁的母亲辞职回国，却有家难回，80多岁老母亲居无定所天天盼望回家，也难以如愿。为维护范×之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要求范×1搬离北京市石景山区52号住宅，将该房产返还范×；2、范×1赔偿范×诉争房产的孳生财产损失20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范×1负担。
范×1在一审法院辩称：诉争房屋本是父亲范×2单位分配的公房，后其与母亲杨×用范×2的工龄共同出资购买，范×根本没有出钱，购买手续、装饰装修均系其出面办的，并一直居住在此房屋中，范×出具的公证遗嘱以及赠与合同均是通过哄骗、威逼的手段取得，自己对母亲杨×尽到了赡养义务，而范×不在国内，不能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因此，不同意范×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范×1、范×3、范×系同胞兄妹关系，范×2与杨×系三人的父母，范×2与杨×均为北京复兴医院的退休职工，范×2于1989年去世。
1995年6月27日，杨×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管局古城房管所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由杨×承租石景山区52号房号3。
1998年6月17日，杨×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及《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其中与本案相关内容如下：”卖方：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甲方），买房：杨×（以下简称乙方），甲方将坐落石景山区52号单元房，总建筑面积68.55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房价款32751.79元整；乙方一次性付清房价款32751.79元整；甲方：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乙方：杨×，1998年6月17日。”
庭审中，范×1称涉案房屋系用父亲范×2的工龄购买，并向法庭提交了北京市复兴医院出具的书面材料1份及《证明》1份，其中，书面材料内容如下：石景山房管局：我院职工范×2同志于1986年由医院分配52号房屋居住。特此证明，北京市复兴医院基建办公室，1998.4.28。”《证明》内容如下：”证明，我单位职工范×2，1949年参加工作，1992年在职期间因病去世，工龄为43年，特此证明，北京市复兴医院人事科，1998.4.28。”对于涉案房屋系用范×2的工龄购买的情况，范×不持异议。
2005年8月23日，杨×给范×立公证遗嘱1份，其中，遗嘱内容如下：”立遗嘱人：杨×，女，1933年12月9日出生，现住北京市石景山区52号。我是北京市石景山区52号房产的产权人，上述房产是我的个人财产，是老伴去世后由我和女儿范×共同出钱购买，为避免因该房产的继承问题发生纠纷，我立遗嘱如下：上述房产，在我去世后，由女儿范×继承，排除其配偶的共有权。本遗嘱一式三份，由我、范×、石景山区公证处各执一份。立遗嘱人：杨×，2005年8月23日。”公证书内容如下：”公证书，（2005）京石证字第×号，兹证明杨×（女，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九日出生，现住北京市石景山区52号）于二00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来到我处，在我和公证员薛伟平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签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石景山区公证处，公证员：孙建荣，二00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2008年3月31日，杨×与范×签订《赠与合同》，该合同经北京市燕京公证处公证，其中《赠与合同》中载明：甲方（赠与人）杨×，乙方（受赠人）FAN×，赠与人杨×是位于石景山区52房产（房产证编号：石移字第×号）的产权人，是受赠人FAN×的母亲，现在赠与人与受赠人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赠与合同：赠与人杨×自愿将石景山区52房产（房产证编号：石移字第×号）赠与FAN×个人所有，不作为FAN×夫妻共有财产，FAN×接受赠与。在赠与人生病需要用钱时，FAN×要出钱。公证书中载明：甲方（赠与人）杨×，乙方（受赠人）FAN×，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于二00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向本处申请办理前面的《赠与合同》公证。经查，上述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赠与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当事人签订《赠与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本合同项下的房产是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52房产（房产证编号：石移字第×号）。赠与人自愿将该房产赠与给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此赠与。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赠与人杨×与受赠人FAN×于二008年三月三十一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面前签订了前面的《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均属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燕京公证处，公证员孙建荣，北京市燕京公证处，二00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8年5月12日，范×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1份，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位于石景山区52号的房屋产权人为范×。
庭审中，范×1对于上述遗嘱及其公证书、赠与合同及其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均表示不予认可，并认为范×是采取哄骗、威逼的手段取得涉案房屋。杨×表示当时房子是分给范×2的，范×2去世后就以其名字购买了房屋。对于涉案房屋的出资，杨×表示范×与范×1都出了钱，在赠与范×房屋时，范×让其签字，其就签了，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范×与范×1对于购房的出资情况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于2013年9月13日至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登记事务所查询涉案房屋的登记情况，该事务所出具以下查询结果书面材料：”查询人：石景山法院，根据你（单位）的查询申请，现将坐落石景山区52号房屋的查询结果通知如下：房屋所有人：范×，房屋所有权证号：石私×。”该房屋所有权证上的产权人、具体坐落表述与该查询结果书面材料一致。
上述事实，有京房权证石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嘱、赠与合同、公证书、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房屋买卖契约、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查询结果书面材料、书证、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在中国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应适用我国法律。本案中范×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关键在于其是否单独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以及范×1是否有权在涉案房屋中居住。
首先，就范×是否单独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而言，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具有权利推定的作用，但不能否认事实物权的法律效力。本案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用范×2的工龄，双方当事人亦表示认可。虽然涉案房屋的购买发生在范×2死亡之后，但由于工龄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年代具有独特的意义，不仅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还具有鲜明的财产属性，也正是基于工龄的这种财产性属性，范×2的单位才以一种政策性优惠的方式将涉案房屋卖予杨×，范×2对于自身工龄的财产性权益已转化到涉案房屋的物权权属之中。因涉案房屋的购买发生在范×2死亡之前，当事人双方亦未提交证据证实范×2在死亡之前留有遗嘱或有其他处分行为，因此，范×2对于涉案房屋的份额应由其法定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进行继承。后杨×将涉案房屋赠与范×，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但该处分行为针对的仅是杨×对于涉案房屋的份额，杨×无权处分其他权利人的财产份额。因此，涉案房屋虽然已经登记在范×名下，但范×并不享有涉案房屋的单独所有权。
其次，就范×1是否享有涉案房屋的使用权而言，在遗产分割以前，包括范×1、范×在内的各第一顺位继承人均系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享有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权利。故对范×要求范×1搬离涉案房屋并交付使用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范×要求范×1赔偿涉案房屋的孳生财产损失20万元的诉讼请求，在范×1享有涉案房屋居住、使用权的前提下，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如范×、范×1以及其他共有权人对涉案房屋的财产份额有争议，可通过其他合理途径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范×的全部诉讼请求。
范×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范×的上诉理由是：对方的抗辩已经超过继承的诉讼时效；房屋的产权是基于杨×的赠与行为，杨×对房屋有完全的产权；杨×精神状态不明，不适合作为代理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对此，范×1答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要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在中国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应适用我国法律。
虽然涉案房屋的购买发生在范×2死亡之后，但由于工龄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年代具有独特的意义，具有鲜明的财产属性，也正是基于工龄的这种财产性属性，范×2的单位才以一种政策性优惠的方式将涉案房屋卖予杨×，范×2对于自身工龄的权益已转化为可以继承的财产权益范围。当事人双方亦未提交证据证实范×2在死亡之前留有遗嘱或有其他处分行为，因此，范×2对于涉案房屋的财产份额应由其法定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进行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中杨×购房行为虽然使用了属于范×2遗产的财产份额，但是购房时范×2已经去世，且房屋登记在杨×一人名下，故使用范×2的工龄并不影响杨×作为依法律行为取得所有权的唯一所有权人的地位。后杨×将涉案房屋赠与范×，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该处分行为并不属于无权处分，范×应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
关于范×1是否有权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在范×2遗产分割以前，包括范×1、范×在内的各第一顺位继承人均对涉案房屋存在财产权利，也应享有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权利。故范×要求范×1搬离涉案房屋并交付使用并要求范×1赔偿涉案房屋的孳生财产损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当事人若对涉及遗产的财产份额分割有争议，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范×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千一百五十元，由范×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三千三百元，由范×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辛 荣
代理审判员 詹 晖
代理审判员 朱文君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