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2民初2084号
原告：刘文忠，男，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法定代理人：林某，女，198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系原告刘文忠的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海祥，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维洋，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郎涤吾，男，196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岗，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乐音，女，196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霖，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文忠与被告郎涤吾、乐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0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吴媛媛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6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文忠的法定代理人林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海祥、叶维洋，被告郎涤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岗，被告乐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文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61874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原告于2014年3月14日晚应被告乐音的邀请前往杭州市拱墅区大兜路132号翠越会用餐，席间原告在饮酒后突发意识障碍被送往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因病情严重，后又相继转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第二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等治疗，经诊断为：1.脑血管病性偏瘫；2.中枢性面神经麻痹；3.肩手综合症；4.吞咽困难；5.失语；6.左侧颞叶及基底节区脑出血（术后）等。原告至今仍在接受康复治疗。根据医院诊断，原告的损害后果系席间饮酒突发所致。原告于2015年6月23日被评定为“肢体残疾等级二级”，于2016年4月经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评定为血管性痴呆。2016年4月27日，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原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林某为其监护人。原告至今生活无法自理，后续医疗费开支庞大。手术后，原告监护人林某曾多次联系两被告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均未果。综上，两被告作为组织社会活动的自然人，对原告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两被告应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实出无奈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郎涤吾辩称，原告需要举证证明所谓的饮酒与原告目前的状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两被告并非社会活动的组织者，首先，饭局不能算社会活动；其次，不能因为被告郎涤吾为饭局买单，即被称为组织者。
被告乐音辩称，1.聚餐人员均没有过量饮酒，当时总共只点了一瓶红酒。且原告到达餐厅时，基本用餐已经完毕，即使用酒也是少量的。当时参与聚会的人并没有劝酒、敬酒等不当行为。2.被告乐音并没有对原告实施侵权行为。原告病历显示原告有高血压等病史。原告是在得知2014年3月14日有聚餐情况而主动要求参与，被告乐音邀请其聚餐本身并无过错。3.两被告并非聚餐的组织者，该次聚会并无特别的组织者。作为共同聚会的人员，两被告也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事后也尽到了积极的救助义务。如果原告在其他场合发生脑出血的情况，后果则不堪设想。4.对原告的发病，被告乐音是不能预见也不能避免。原告有长期高血压病史，且未服用降压药，有长期抽烟、家族高血压病史。作为被告乐音事先完全不知情。被告乐音邀请原告参加聚会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原告应当对自己的身体作出预判，原告在无人劝酒时发病，完全是自身原因导致。本案中，亦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目前的身体状况与当天饮酒有关。综上，两被告不是社会活动的组织者，作为共同参加聚会人员，在原告发病时及时救助，尽到了法律上的义务，原告的目前身体状况与两被告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为证明其诉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证明，证明原告经常居住地址。
2.结婚证，证明林某与原告的婚姻关系。
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6）浙0182民特1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林某为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的事实。
4.电话录音（附光盘），证明被告乐音系引发原告损害后果侵权人的事实。
5.微信截图，证明原告应被告乐音邀请赴宴，被告乐音系组织该次社会活动的自然人。
6.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病历，证明原告的损害后果系席间饮酒所致。
7.省人民医院病历，证明原告的诊疗情况。
8.医疗票据、诊疗病历，证明原告的诊疗情况及医疗费依据。
9.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的伤残等级及三期（误工、护理、营养）时间。
10.刘文忠暂住证，证明原告在城镇居住生活的事实。
11.林某及刘晗昱暂住证。
12.户口本。
证据11、证据12共同证明被抚养人刘晗昱在城镇居住生活及需要抚养的事实。
被告郎涤吾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乐音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3.2014年2月28日、3月14日餐饮单、翠越会酒店出具的证明，证明2014年3月14日的晚餐系同年2月28日预定，两被告并未邀请原告；3月14日的晚餐只点了一瓶红酒，且聚餐人员相互间并无劝酒，原告到达餐厅后基本用餐完毕，并无大量饮酒。
14.出车证明，证明被告乐音第一时间救助原告，并将原告及时送至医院的事实。
15.证人包筱云的证言，证人包筱云陈述2016年3月14日，包筱云系聚餐人员之一，当晚聚餐人员共计十余人左右，且两两之间并不熟悉，之前也并不认识原告刘文忠，2016年3月14日的聚会是2月28日预订，平时聚餐并不饮酒，但因当天系白色情人节，故有人提议点了一瓶红酒，并给每位聚餐人员杯中象征性倒了一些红酒；原告到达聚餐地点时，饭局已经基本结束，原告先向在座的各位人员发了一圈名片，并寒暄一番，之后没过多久，原告即出现异常。
被告郎涤吾对证据1、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最新的鉴定报告，原告的病情已有好转；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不完整，且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其待征事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所有微信内容均是被告乐音向原告发送，没有回复的信息，与常理不符，有删除可能；对证据6至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9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的损害结果与被告郎涤吾无关；对证据10至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13无异议，认为需要说明账单后面的总数是一致的，豆浆也算作酒水；对证据14无异议，认为根据原告在本案提交的证据，被告乐音在晚上7点多发定位，根据当时的交通推断，原告就餐时间短、饮酒较少；对证据15无异议，认为证人与原告在一起吃饭并不代表有利害关系，只有在场人员才能对当天情况作出说明，证人的陈述可以证明原告在饭局即将结束的时候才到场，且当时只点了一瓶红酒，并不存在过量饮酒和劝酒的情况；因时间跨度久，证人回答问题模糊符合常理。
被告乐音对证据1至证据4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郎涤吾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应有来有往，原告提交的微信内容不符合常理，存在篡改可能，且不能证明被告乐音是组织者；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从病历来看，不能得出原告的发病是由于饮酒导致，原告存在不良的生活习惯，每天喝白酒400ml、抽烟20支，发现高血压病史两年，平时也未服用药物，其父亲因高血压脑出血去世，与原告的疾病相似；对证据7至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并不能证明原告目前的身体情况系饮酒所致；对证据10至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原告对证据13的2014年2月28日的账单明细的关联性有异议；对3月14日的账单明细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账单中显示一瓶红酒的价格与账单收费金额中的酒水价格前后不一致，且原告家属是在晚上八点多接到电话，但账单中显示的加单时间是晚上9点，被告乐音以该账单证明当晚饮酒量，缺乏证明效力；对翠越会证明的关联性有异议，且认为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对证据14无异议；对证据15有异议，认为证人在回答原告是否有饮酒以及原告从进入包厢到发病的过程，回答都是模糊的；且证人与被告乐音系朋友关系，其表述的证言倾向于被告；而证人因为系在同桌一起吃饭的人员，如果存在一起喝酒、劝酒，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保留追加证人为被告的权利。
综合原、被告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作如下认证：证据1至证据3、证据7至证据12、证据14，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予以认定；证据4、证据13，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对象综合认定；证据5，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乐音当晚邀请原告赴宴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证据6，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其证明对象不予认定；证据15，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2014年3月14日，被告乐音邀请原告前往杭州市拱墅区大兜路132号翠越会用餐。当晚7时左右，被告乐音将聚会地点以定位的方式发送原告。后原告在用餐过程中，突发意识障碍，被告乐音于当晚8时59分拨打杭州市急救中心电话，后原告被送往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治疗，之后又相继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等住院治疗，经诊断为高血压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病3级、××等症，经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等治疗。后经原告配偶林某申请，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作出宣告原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林某为其监护人的民事判决。
审理过程中，经原告及被告乐音申请，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下列事项进行鉴定：1.原告的伤残等级；2.原告的三期（误工、护理、营养）；3.原告目前的病情与2014年3月14日晚间的饮酒有无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程度；4.对原告刘文忠2014年3月14日发病情况及之后的病情与之前病历记载的既往史（包括2002年3月头部受伤、高血压病史两年与平时未服用降压药）、个人史【饮酒习惯（每天400毫升白酒，已饮15年）、吸烟习惯（每天20支，已吸15年）】、家族病史（父亲死于高血压脑出血，母亲死于红斑狼疮）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大小。后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函至本院，内容为“刘文忠于2014年3月14日饮酒后突发意识障碍，治疗医院诊断为‘高血压脑出血’，经治疗后遗有偏瘫、失语等。脑出血的病因多样，以高血压合并细小动脉病变为最常见病因，约占50%左右。情绪波动、气候变化、体力劳动、饭后酒后等多种情况可为脑出血发生的诱发因素。而据所送的材料，我们无法对刘文忠2014年3月14日的饮酒、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与其脑出血的因果关系及关系程度、大小分别作出准确的判断”。后因原告要求以人身损害标准对其伤残及三期（误工、护理、营养）进行鉴定，故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浙大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924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构成人体损伤五级残疾，误工期限、护理期限均以18个月左右为宜，营养期限以4个月左右为宜（均包括住院期间）。
另查明，2014年3月14日为周五，系白色情人节，原告当日车辆限行，约晚上七时左右，原告从杭州市邮电路家中出发至拱墅区大兜路132号用餐。该晚聚餐人员约为十人左右，餐单显示该晚点了一瓶波勒多赤霞珠红酒，聚会餐费由被告郎涤吾支付。
再查明，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入院记录中原告的既往史及个人史记载原告发现高血压病史2年余，平时未服用降压药；有饮酒习惯，酒类：白酒，每天400ml，已饮15年，未戒；有吸烟习惯，种类：纸烟，每天20支，已吸15年，未戒；父亲曾因高血压脑出血去世。
本院认为，共饮行为是共饮者之间共同组织的集体性活动，属于一种自发、自主的行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不能避免，亦属社会常态。共同饮酒人基于感情上的熟悉和彼此依赖相聚饮酒，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同饮者应当相互之间负有适当的提醒、照顾、保护、通知等注意义务。但这并不代表在共同饮酒期间发生的任何情况，其他共饮人均需承担侵权责任，否则会加重社会交往的成本，不利于正常社交活动的开展。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当晚存在过量饮酒、两被告存在劝酒、斗酒、拼酒等不当行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目前的身体状况与当晚饮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反，根据原、被告庭审时的陈述及被告乐音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于当晚七时左右从杭州市上城区邮电路家中出发至拱墅区大兜路的翠越会餐厅就餐，而当晚恰逢周五，又是白色情人节，结合杭城的交通状况，原告在此高峰期出门，又面临车辆限行、需要打车的情况，原告到达聚餐地点的时间在晚八时以后的可能性较大，而当晚九时左右，原告配偶在接到原告住院通知，赶往医院仍需花费一个小时的车程恰恰印证这一点。但原告在八点五十几分已经出现突发意识障碍，从时间推算，期间存在过量饮酒的可能性并不大。且根据当晚的餐单显示，当晚只点了一瓶红酒，但聚会人员有十余人，因当日是白色情人节，故证人及被告乐音庭审时关于聚会人员每人的杯中都倒了一些红酒，原告到达时红酒所剩不多的陈述较为可信。而原告在出现突发意识障碍后，被告乐音也及时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将原告送往医院救治，并通知原告家人到场，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救助义务。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共同饮酒的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文忠的全部诉讼请求。
应收案件受理费6728元，减半收取3364元，由原告刘文忠负担。
原告刘文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吴媛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无
书 记 员 化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