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常民初字第9号原告:虞文戟，男，汉族，1968年9月4日生，住溧阳市。原告:虞志浩，男，汉族，1946年3月7日生，住溧阳市。两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羽，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住所地溧阳市育才路55号。法定代表人：朱洪伟，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卫平，男，该局纪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虞文戟、虞志浩与被告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虞文戟、虞志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羽，被告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卫平、周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虞文戟、虞志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将其非法占有的118块“淳化阁帖”石刻（溧阳虞氏本）立即返还给原告等溧阳市别桥镇虞氏族人；2、被告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向原告等溧阳市别桥镇虞氏族人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正视听，并承担相关登报费用；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南宋初年，别桥虞氏的始迁祖宣议郎虞维娶赵氏郡王之女郡主为妻。郡主酷爱书法，将其祖上传下的一部“淳化阁帖”法帖作为妆奁带入虞家，虞家世代珍藏。1615年，明肃王朱绅尧命刻石大师温如玉（××）和其弟子张应召重刻“淳化阁帖”，刻好后的碑帖藏于肃王府，世称肃府本。温如玉和别桥虞氏族人虞国儒是莫逆之交，刻碑时借用了虞家的祖传法帖，后因损坏无法归还，只好将一部“肃府本”拓本赔给虞家。虞国儒是举人，诗书画俱佳，其藉“肃府本”重刻碑帖，刻好后藏入虞氏宗祠。虞氏将碑帖视作镇祠之宝，传家法物，世代珍藏。碑帖问世以来，历太平天国毁祠焚书、日寇侵华、文革“破四旧”三大劫难，历代虞氏族人为保护碑帖这一镇祠之宝，曾以付出数十条生命为代价，可谓呕心沥血，舍生忘死，如此碑帖才幸免于难。1860年，太平军攻占溧阳后，别桥成为太平军来往于溧阳和金坛的必经之地，虞氏族人纷纷离家逃难。经族议后，将一百二三十块碑帖分散到户保管，并立下“人在碑在，碑失人亡”的誓言。族人逃难归来，祠堂已成一片瓦砾，有一半族人在战乱中丧生。收集分散保管的碑帖，尚存完石42块，破损石73块，已十去其一。1936年，虞氏在秀才虞濬川主持下整修碑帖。为筹集整修资金，虞氏利用碑帖制拓本出售，每部20块大洋，价格不菲。上海商务印书馆闻讯后派人来与虞氏洽谈，愿以重金收购碑帖，虞氏以“祖传法物，卖之不义”拒绝。碑帖整修后，连同虞濬川撰文新刻的“跋淳化阁帖”，“珍藏淳化阁帖”3石，共118石，分上下六层，用水泥嵌于虞氏宗祠廊屋东、南、西三面墙上。1938年日寇占领别桥后，为威慑百姓，经常放火烧房，被太平军焚毁后重修的虞氏祠堂又首当其冲。日寇纵火，虞氏大公祠“庆远堂”很快化为一片灰烬，不久火苗吞没了存放碑帖的廊屋。日寇离开虞氏祠堂后，虞氏族人立刻奋力扑救，才让碑帖虎口余生。文革“破四旧”期间，虞氏宗祠的廊屋被别桥建筑站用作库房。建筑站会计虞桂荣是秀才虞濬川之孙，深知碑帖之珍贵，便用石灰水将嵌有碑帖的三面墙壁粉刷一遍。红卫兵来“破四旧”时，虞桂荣谎称碑帖已上交县里，红卫兵信以为真，碑帖再次死里逃生。此后，“淳化阁帖”石刻就一直安置在虞家祠堂内。1982年，“淳化阁帖”石刻（即“甓桥淳化阁帖石刻”）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4月，时任溧阳市文化局副局长的魏继川在未有合法手续，也未征得虞氏族人同意的情况下，以欺诈手段将“淳化阁帖”石刻强制迁移至溧阳市文化局的临时库房，并计划在溧阳建博物馆收藏，后因该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虞氏族人据理力争而作罢。自2005年至今，虞氏族人便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向被告追讨“淳化阁帖”石刻，但有关部门先是故意推诿、恶意欺骗，其后挟石刻向虞氏族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时至今日，被告依然非法占有“淳化阁帖”石刻，且无意将该等石刻返还给虞氏族人，业已给虞氏族人在精神上和感情上造成严重创伤，既深感对不起以生命为代价保存这批石刻的先辈，又无法履行将这批祖传石刻传承给后代子孙的历史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受溧阳市别桥镇的全体虞氏族人推举，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辩称：一、“淳化阁帖”石刻依法属于国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淳化阁帖”石刻于1957年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保护单位。1982年3月25日，江苏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淳化阁帖”石刻为国家指定保护的石刻，依法属于国家所有。二、“淳化阁帖”石刻所在地房屋为溧阳市别桥镇房屋管理所所有。“淳化阁帖”石刻所在地房屋，原为虞氏祠堂，解放后收归国有，房屋产权属于别桥镇房管所所有。虞氏宗祠和虞氏前人在“淳化阁帖”石刻的历史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解放后，“淳化阁帖”石刻所在房屋已收归国有，房屋产权属于别桥镇房管所所有，石刻由国家指定保护，属国家所有。解放后至今，没有任何个人或者个人团体对石刻和石刻所在的房屋享有过所有权。三、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诉状所称“溧阳市别桥镇虞氏族人”本身不是一个法律主体，原告更无权自封或者被部分姓虞人氏签名决定为“溧阳市别桥镇虞氏族人”代表，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四、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我国法律规定的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二年，最长不超过二十年。“淳化阁帖”在1957年就由国家指定保护，明确为国家所有，至今已远远超过最长二十年的诉讼时效规定。综上，被告认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并且“淳化阁帖”石刻依法属于国家所有。本案程序上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实体上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虞文戟、虞志浩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1、《溧阳县志》和《溧阳县续志》摘录；2、《清嘉庆溧阳县志译本古迹篇》摘录；3、《江苏文物古迹通览》摘录；4、《常州文物古迹》摘录；5、常州博物馆网站和常州文物信息网“关于甓桥淳化阁帖石刻”的介绍；6、《溧阳文物》摘录；7、《溧阳地名》摘录；8、无锡鹿野堂《虞氏宗谱》和溧阳甓溪《虞氏宗谱》摘录。该组证据证明：从历史文献、出版书籍、网站介绍、溧阳市文化局和民政局编撰的内部资料以及无锡、溧阳两地虞氏宗谱的相关记载，均明确证实118块“淳化阁帖”石刻（溧阳虞氏本）系溧阳市别桥镇全体虞氏族人所有，且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二组：1、由虞氏族人签字的书面材料《别桥淳化阁帖石刻的历史和现状》；2、证人证言（退休教师所写）《淳化阁帖乃我虞氏“族宝”，其主权不容质疑》；3、会议纪要录音资料。该组证据证明：全体虞氏族人所有的118块“淳化阁帖”石刻（溧阳虞氏本）自2003年4月起即被被告非法侵占至今。被告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1～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8，都是编撰的材料，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明内容，该组证据只能反映“淳化阁帖”石刻的历史考证和历史传承问题，不能证明所有权，“淳化阁帖”石刻依法属国家所有。对第二组证据1、2形式上有异议，认为作为证人证言应是其亲身经历的事情，而该两份证据的内容显然是签署人所想表达的个人主观观点，不能作为证人证言及本案证据使用；对证据3，该次协调会议是有的，但协调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拟建设的建筑是否部分作为祠堂使用。单从该录音整理资料来看，也只是反映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肯定了虞氏家族在石刻历史传承中的作用，二是协调了修建建筑中部分用于祠堂使用的问题，与石刻的所有权是无关的。石刻的所有权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被告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溧阳县志》及1950年9月20日《溧阳县土地改革计划（草案）》，证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过程中，溧阳县的祠堂庙宇被征收，属国家所有。原虞氏祠堂作为一个物的权属已得到明确，即属于国家所有；2、1979年12月31日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向溧阳县文教局下发的要求保护“淳化阁帖”的文件，证明“淳化阁帖”石刻所在的房屋由别桥镇房管所使用，1979年当时的现状为被石灰盖住，是1957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的保护单位，文件建议妥善保护，不要损坏，在有条件时，迁移至县城保存；3、1980年6月27日别桥区工委《溧阳县文物保护单位调查记录表》，证明“淳化阁帖”石刻所在地为别桥镇房管所仓库，别桥镇房管所仓库原为虞氏祠堂，虞氏祠堂在解放后收归国有，当时该建筑属别桥镇房管所所有，用途为仓库，石刻本身是房屋建筑主体的一部分；4、溧阳县人民政府溧政[1981]172号文件（即《关于将别桥房管所保存有“淳化阁帖”房屋壹座移交给文化部门保管使用的通知》），证明溧阳县人民政府决定于1981年12月1日起，将别桥镇房管所保存的“淳化阁帖”房屋一座暂时移交县文化局保管使用，以利于加强对“淳化阁帖”的保护管理，待今后“淳化阁帖”搬迁后，房屋仍交还房管部门使用；5、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发[1982]51号文件（即《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证明“淳化阁帖”属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该石刻系不可移动文物；6、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82）文管字第10号文件（即《复石刻保护的意见》），证明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82年发文对溧阳县人民政府将“淳化阁帖”石刻所在房屋收归文化部门保管使用和采取的保护措施给予肯定和赞扬；7、溧阳县人民政府溧政发[1985]174号文件（即《关于迁移别桥淳化阁帖石刻的申请报告》），证明石刻所在房屋的保管使用权归文化部门（产权仍属房管所），为保护石刻，溧阳县人民政府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提交迁移石刻的申请报告；8、溧阳县文化广播电视局溧文广字（86）第16号文件（即《关于迁移别桥淳化阁帖石刻勘察设计经费的申请报告》），证明溧阳县文化广播电视局于1986年6月28日依据省政府办公厅的复文精神和复函要求，为进行石刻的迁移工程，申请勘察设计经费；9、溧阳县文化广播电视局溧文广（86）第56号文件（即《关于召开“溧阳县博物馆筹建规划和别桥淳化阁帖石刻迁移方案讨论会”的请示报告》），证明文化部门对石刻管理保护的历史；10、溧阳县人民政府溧政发[1987]8号文件（即《关于要求核准别桥淳化阁帖石刻抢救保护方案和专项经费的申请报告》），证明1987年1月14日溧阳县人民政府向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提交了申请报告，反映文化部门对石刻管理保护的历史；11、江苏省人民委员会苏文管字第9104号《关于印发全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证明“淳化阁帖”石刻是江苏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12、溧阳市建设委员会1994年1月20日颁发的常溧别字第018095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石刻所在地房屋所有权人为溧阳市别桥房地产管理所，这与证据1、2证明内容相同，并相互印证；13、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苏政办发[1996]82号文件（即《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文化厅建委关于公布江苏省第一二三批全国重点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请示的通知》），证明“淳化阁帖”石刻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14、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2002年7月作出的《溧阳淳化阁帖石刻保护方案》，证明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针对石刻急需抢救保护制订的保护方案；15、溧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03年8月4日向别桥镇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对别桥淳化阁帖进行抢救性保护工作意见的函》，证明文化部门对石刻管理保护的历史；16、国务院国发[1980]120号文件（即《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证明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由政府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任何单位都不得据为己有。”原告虞文戟、虞志浩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主张的是石刻，而该份证据证明的是祠堂、庙宇的征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虞氏祠堂与石刻并非同一物，石刻只是贴墙放置，而不是作为墙的主体，从被告拆除石刻的行为可以看出，石刻与墙体是可以分割的；证据2，可以看出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指示溧阳县文教局如何保护文物，同样与本案原告主张的所有权没有关联性；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表中有一栏目是有关文献记载及民间调查，该栏目中记载了虞氏对石刻享有所有权的由来及证明，该调查记录表中“保存和使用情况”一栏中，可以看出存放石刻的虞氏祠堂解放后收归国有，但并未提到石刻。结合文物保护法第六条的规定，祖传文物其所有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需要说明的是该文件倒数第三行“将别桥房管所保存有‘淳化阁帖’房屋壹座暂时移交县文化局保管使用”，这里指的是将房屋暂时移交县文化局，同样未涉及到石刻；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将石刻从祠堂中移至他处，已经违反文件精神；证据6～15，被告证明其对石刻尽到了保护义务，但依据文物保护法以及政府文件，这是被告职责所在，系履行其职能，不能因为被告履行了保护职能，就推断出被保护物的所有权变更为被告。依照文物保护法第七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证据16，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被告摘录的文件表述内容来看，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是由政府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未单指文物等个体，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本院认定如下事实：现存的“淳化阁帖”石刻是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肃王府重刻版，原为溧阳别桥虞氏世藏。清咸丰十年，经战事毁损，存残缺者73石、完好者45石。1936年为避免战火再度焚毁，人们将幸存的118块阁帖石刻分六层嵌砌在虞氏宗祠廊屋东、西、南三面墙上。解放后，虞氏宗祠收归国有，作为别桥房管所仓库。1957年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将“淳化阁帖”石刻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目录。“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地部分群众为保护阁帖，将其涂上了石灰。1979年12月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向溧阳县文教局发文，明确“淳化阁帖”石刻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保护单位，建议妥善保护，不要损坏；在有条件时，迁移至县城保存。1981年溧阳县人民政府作出溧政[1981]172号文件，决定于1981年12月1日起，将别桥房管所保存有“淳化阁帖”房屋一座暂时移交县文化局保管使用，以利于加强对“淳化阁帖”的保护管理，待今后“淳化阁帖”搬迁后，房屋仍交还房管部门使用。1982年3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苏政发[1982]51号《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在原先省公布的文物保护名单的基础上，按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准重新遴选，加以调整和补充，再次确定“淳化阁帖”石刻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另查明，2003年8月4日溧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向溧阳市别桥镇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对别桥淳化阁帖进行抢救性保护工作意见的函》，内容为：别桥“淳化阁帖”房屋虽经过多次维修，但由于房屋陈旧，坐落低洼，四周环境极差，湿度又大，石刻经过拓片和墙体渗水等多方面的环境影响，有些石刻风化现象很严重，有的石刻表面已经凸起、剥落，抢救性保护已刻不容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条款，经过省有关方面专家的调查、勘探，并经市政府领导同意，提出了科学的拆卸、化学加固的保护意见。8月份由省博物院专家率石刻保护小组将来溧阳进行科学保护，需将石刻从屋内墙体上拆卸下来，搬迁到市文管办“维修阁帖石刻库房”暂存，由省专家进行科学处理……至于下一步阁帖石刻修建何处，则由溧阳市人民政府与省、常州文物行政部门商定。请别桥镇人民政府届时做好相关的协调和配合工作。后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将“淳化阁帖”石刻从屋内墙体上拆卸下来，并搬迁至“维修阁帖石刻库房”进行抢救性保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诉争的118块“淳化阁帖”所有权归属以及是否应当返还给原告；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责任；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代表人。本案中，现存的“淳化阁帖”石刻原系溧阳别桥虞氏世藏。就此石刻的所有权归属等事项，部分溧阳别桥虞氏后人根据起诉时已经确定的范围、人数，推选代表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并无不可。二、关于“淳化阁帖”的所有权归属以及是否应当返还给原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条规定，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首先，本案争议所涉的标的物“淳化阁帖”属于文物，而对于文物的所有权归属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作了特别规定。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条以列举和类型化区分并举的形式对文物进行了界定。根据该条规定，“淳化阁帖”系石刻，且在1982年再次被确定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因此，“淳化阁帖”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本案中，“淳化阁帖”系国家指定保护的石刻，那么，对于其所有权归属国家是否另有规定？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条即属“国家另有的规定”，而“淳化阁帖”系溧阳别桥虞氏的祖传文物，根据上述法律条文的规定，原告对“淳化阁帖”享有所有权。对此，从法律条文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二款后半段对于国家指定保护的不移动文物的种类列举了五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条仅对第五条列举的两类即“纪念建筑物、古建筑”进行了规定，并没有包含“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依此来看，第六条的“祖传文物”亦不包含“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其他不可移动文物。原告据此主张对“淳化阁帖”享有所有权，不能成立。因此，“淳化阁帖”属于国家所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淳化阁帖”，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责任问题。鉴于原告对“淳化阁帖”不享有所有权，其人格权并未受到侵害，故其要求被告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侵权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物权请求权是物权在遭受侵害或者可能遭受侵害时，物权人有权要求恢复物权的圆满状态或者防止侵害的权利。物权请求权是物权效力的具体体现，是包含在物权权能之中的，只要物权存在，物权请求权就应该存在。物权为支配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作为物权一部分的物权请求权，也不应当因时效届满而消灭。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虞文戟、虞志浩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虞文戟、虞志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虞文戟、虞志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长  卢云云审判员  刘岳庆审判员  顾 洋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马筱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