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一终字第9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甲，无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无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乙，无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丙，无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丁，系辽宁省水电工程局电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戊，无职业。
上诉人李某甲与被上诉人王某、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李某戊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上诉人李某甲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民初字第1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甲、被上诉人王某、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李某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李某甲一审诉称：被继承人李某及被告王某为原配夫妻，婚后共生育六个孩子，分别为被告李某戊、被告李某丁、原告李某甲、被告李某乙、李某庚及被告李某丙。李某庚在8岁时溺水身亡，原告李某甲六岁时被被继承人李某寄养在其二哥李某己家并签定了寄养协议书。李某于1999年10月3日病故，其遗产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铁岭市清河区房屋、两份“购买楼房协议书”确定的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房屋由被告王某占有和使用。原告李某甲是李某、王某夫妇的婚生儿子，虽然生活在李某的二哥李某己家中，但与李某、王某夫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从寄养行为发生之时就没有改变。对此有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佐证，有证人李某己、于某等证人证明。生效的调解书、裁定书具有约束力，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也须接受生效法律文书的约束，而该院却作出与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定书完全相反的另一个判决，该判决否定了原告对被继承人李某的遗产继承权，原告对此不能认同。请求依法继承以下房屋各十二分之一的份额：1、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2、铁岭市房屋；3、“购买楼房协议书”确定的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房屋；4、“购买楼房协议书”确定的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庙上村房屋。
原审被告王某、被告李某乙、被告李某丙、被告李某丁一审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被告尊重该判决。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与本案无关。原告所提交的证人证言不真实，被告对此不予认可。
原审被告李某戊一审未予答辩。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李某与被告王某系夫妻关系，婚后共育有六子：李某戊（被告）、李某丁（被告）、李某甲（原告）、李某乙（被告）、李某庚、李某丙（被告），其中李某庚8岁溺水身亡。1999年10月3日，被继承人李某去世。原告李某甲六岁时，被继承人李某与被告王某将其送至被继承人李某的二哥李某己家中，随李某己、王某夫妇一起生活。原告李某甲称呼李某己、王某夫妇为父、母，称呼被继承人李某夫妇为叔、婶。无据认定两家曾为此签订书面抚养协议，亦未在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李某己、王某夫妇现已去世。根据原告李某甲填写的“中学毕业生登记表”（1980年7月30日填写）、“新工人登记表”（1981年10月10日填写）、“职工登记表”（1981年10月31日填写）的记载，原告李某甲在上述表格中均填写李某己、王某夫妇为“父”、“母”，填写被继承人李某为“叔”。2008年3月13日，铁岭市清河区公证处作出（2008）清河证字第×号公证书，对被告王某持有的被继承人李某的干部登记表中加盖的“辽宁省水利水电工程局×管理处”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证明。前述被继承人李某的干部登记表（未具明填写日期）中家庭成员一栏填写妻子为“王某”，子女情况填写为“长子李某戊、次子李某丁、三子李某乙、四子李某丙”。2008年3月26日，铁岭市清河区公证处作出（2008）清河证字第×号公证书，对被告王某所持有的证明材料中加盖的“辽宁省水利水电工程局××处”印章和“铁岭市公安局向阳派出所”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证明。前述证明材料显示，辽宁省水利水电工程局×处和铁岭市公安局向阳派出所均证实“……李某与王某是原配夫妻，他们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李某戊、次子李某丁、三子李某乙、四子李某丙，他们没有女儿”。另查，根据大房权证开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记载，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的所有权人系被继承人李某，设计用途为“综合楼”。根据铁岭市房权证清河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记载，铁岭市清河区清河路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系被继承人李某，该房屋的建筑面积为69.41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根据1993年7月25日被继承人李某与大连市金州区××村民委员会订立的两份“购买楼房协议书”的记载，被继承人李某于当日向大连市金州区××村民委员会购买位于该村凉水湾住宅楼房屋，单价为1，150元／平方米及1，250元／平方米。再查，2011年12月2日，本院对原告李某甲就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文化市场房屋提起的诉被告王某、被告李某丁、被告李某乙、被告李某丙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作出（2011）开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判决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文化市场房屋的二分之一属于被告李某的遗产，由原告李某甲、被告王某、被告李某丁、被告李某乙、被告李某丙及被告李某戊各继承该房屋十二分之一的份额。该案宣判后，被告王某、被告李某丁、被告李某乙及被告李某丙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2012年5月7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大民一终字第××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李某甲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前述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9月24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辽审四民申字第××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李某甲的再审申请。被告王某、被告李某丁、被告李某乙及被告李某丙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前述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5月2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辽审四民申字第××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该案。2014年8月18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审四民提字第××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公证书、李某甲中学生登记表、新工人登记表、职工登记表及证人证言等，认定李某甲与李某己、王某之间形成收养关系正确。本院对李某甲提出王某、李某丁、李某乙、李某丙提交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李某甲与李某己、王某夫妇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的理由不予采信。李某甲无证据证明在李某生前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原审法院以李某甲对生父母也尽了孝心，并对兄弟给予经济帮助，为家庭付出了较多义务，判决由李某甲继承十二分之一的份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九条之规定，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依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依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遗产。本案中李某甲对生父母尽孝心，对兄弟给予经济帮助的行为，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九条规定的可分得生父母适当遗产的情形”，“申请再审人王某、李某丁、李某乙、李某丙再审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决撤销本院（2011）开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民一终字第××号民事判决并驳回原告李某甲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系原告李某甲与李某己、王某夫妇之间是否形成了收养关系。1、原告李某甲填写的“中学毕业生登记表”、“新工人登记表”、“职工登记表”等均系早期形成（1980年或1981年），具有客观性。由于原告李某甲在上述表格中均填写李某己、王某夫妇为“父”、“母”，填写被继承人李某为“叔”，故本院据此可以认定原告李某甲早年被李某己、王某夫妇收养。2、铁岭市清河区公证处作出的（2008）清河证字第××号公证书形成于2008年，早于数起涉及被继承人李某遗产继承诉讼之前，具有客观性。该公证书证实了被继承人李某的干部登记表及辽宁省水利水电工程局××处和铁岭市公安局向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据此本院可以认定被继承人李某对原告李某甲被李某己、王某夫妇收养是认同的，而辽宁省水利水电工程局××处和铁岭市公安局向阳派出所亦证实了被继承人李某、被告王某夫妇的子女中不包括原告李某甲。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告李某甲就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旅游文化市场房屋继承权所提起另案诉讼作出的（2014）辽审四民提字第××号民事判决中，认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公证书、李某甲中学生登记表、新工人登记表、职工登记表及证人证言等，认定李某甲与李某己、王某之间形成收养关系正确”。本院据此确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业已对李某甲与李某己、王某之间形成收养关系予以认定。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原告李某甲与李某己、王某夫妇之间业已形成收养关系，其互有继承权。原告李某甲作为李某己、王某夫妇的养子女，其与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据此，原告李某甲以其系被继承人李某、被告王某夫妇的婚生儿子为由要求继承案涉房屋各十二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王某、被告李某乙、被告李某丙及被告李某丁的抗辩意见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李某戊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相应的抗辩权利。有鉴于此，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甲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658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李某甲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其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上诉人与生父母亲子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进而错误地适用法律；在证据的审核、认定上适用法律证据规则存在错误。
被上诉人王某、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同意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李某戊未予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本案中，上诉人请求依法分割其亲生父亲李某的遗产，上诉人应证明其系合法的继承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辽审四民提字第××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公证书、李某甲中学生登记表、新工人登记表、职工登记表及证人证言等认定李某甲与李某己、王某之间形成收养关系正确”。故，上诉人与李某己、王某建立收养关系的事实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即具有证明效力，在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有误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与李某己、王某夫妇之间形成收养关系，于法有据；上诉人作为李某的亲生子，其在与李某己、王某成立收养关系的同时，其与亲生父母李某、王某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不能认定上诉人系本案被继承人李某合法的继承人，故本案上诉人以亲生子的身份请求继承被继承人李某的遗产，无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所持同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未解除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自己对被继承人李某尽了赡养义务的上诉理由，上诉人作为李某己、王某的养子，其与被继承人之间形成了叔侄关系，在生活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及在李某生病期间探望、短期照看等行为属亲属之间的人情往来，不属于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故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58元，由上诉人李某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君
代理审判员 陈 薇
代理审判员 于长江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郑爽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