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民再68号
抗诉机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超平，男，汉族，1966年3月15日出生，住吉林省农安县。
委托代理人：刘广民（孙超平之妻），女，汉族，1965年10月28日出生，住吉林省农安县。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玉芬，女，汉族，1970年3月15日出生，住吉林省农安县。
一审被告：袁晓红，男，汉族，1971年2月11日出生，住吉林省农安县。
孙超平因与李玉芬、一审被告袁晓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长民再字第5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吉检民监[2015]2200000014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6）吉民抗字第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丁连昌、冯文娟出庭。申诉人孙超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广民、被申诉人李玉芬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袁晓红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4日，一审原告李玉芬起诉至农安县人民法院称，李玉芬在农安县伏龙泉镇兴隆村分得土地2.3亩，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袁晓红（李玉芬前夫）转让给孙超平，现李玉芬要求孙超平返还2.3亩土地。孙超平辩称，孙超平是从袁晓红及其父亲袁某甲和袁晓红之子袁某乙手中受让的牧业小区，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李玉芬要求返还承包份额没有法律依据。袁晓红辩称，袁晓红没有地给李玉芬。
农安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李玉芬和袁晓红原系夫妻关系。1997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李玉芬分得土地2.3亩，李玉芬和袁晓红2010年离婚，土地由袁晓红耕种，袁晓红在其承包的土地上修建了牧业小区。2010年4月26日，袁晓红将该牧业小区转让给孙超平。
农安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袁晓红未征得李玉芬的同意，擅自处分李玉芬分得的土地，并将其转让给孙超平的行为，侵害了李玉芬土地承包经营权。袁晓红和孙超平签订的转让协议中，擅自处分李玉芬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无效，李玉芬要求孙超平返还土地应予准许。农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吉农民初字第1140号民事判决：孙超平将李玉芬2.3亩承包土地返还给李玉芬。
孙超平不服一审判决，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孙超平在与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签订牧业小区转让合同，并经农安县伏龙泉镇兴隆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兴隆村委会）同意，孙超平已将全部款项给付完毕。李玉芬当时与其子袁某乙共同居住，虽然李玉芬在转让协议上未签字，但其子袁某乙及其前夫袁晓红的签字应当是有效的。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李玉芬二审辩称，土地转让合同无效，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袁晓红二审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外，另查明，在1996年土地调整时，以户主袁某甲的名义与兴隆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其家庭成员有袁某甲、袁晓红、李玉芬、袁某乙，其中李玉芬分得2.3亩土地。2010年4月26日，袁晓红与孙超平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土地使用权转让承诺书》，袁晓红将其家庭承包地（其中包括李玉芬的承包地）转让给孙超平，并将其在家庭承包地上建造的伏龙泉镇东街宏源牧业小区房屋及其附属设备卖给孙超平。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及孙超平均在《房地产买卖协议》及《土地使用权转让承诺书》签字，其土地转让行为经兴隆村委会同意，该村委会在《土地使用权转让承诺书》上加盖公章。孙超平共支付房屋买卖款及土地转让费53万元。一审审理过程中，李玉芬向农安县人民法院提供兴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1996年8月李玉芬与袁晓红协议离婚后，李玉芬就不在兴隆村七社居住。李玉芬离婚后其所承包的土地一直由其前夫经营耕种。”李玉芬陈述，离婚后其到外地打工，关于转让其土地一事其并不知晓。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1996年8月李玉芬与袁晓红已经协议离婚，虽然离婚后李玉芬将其承包的土地交由袁晓红经营耕种，但其并未授权袁晓红及其儿子袁某乙对外转让其所承包的土地。袁晓红在未经李玉芬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处分李玉芬承包土地的行为无效。即便如孙超平所述李玉芬当时与其子袁某乙共同居住，那么袁某乙的签字行为只是其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李玉芬。关于孙超平提出其已将全部款项给付完毕并要求李玉芬返还的问题，孙超平应另案告诉。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长民二终字第63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超平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8月29日作出（2014）吉民申字第667号民事裁定，指令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李玉芬和袁晓红原系夫妻关系，1992年生子袁某乙（又名袁某丙、袁某丁）。第二轮土地调整时，以户主袁某甲（袁晓红的父亲）的名义与兴隆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户内人口每人分得2.3亩土地，但现在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土地承包合同。兴隆村委会2006年4月8日的《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台账》记载，以袁某甲为户主的五口人共17.25亩得到了补贴，补贴土地面积中含小组平分的计税预留地面积。李玉芬、袁晓红承认五口人的承包地为2.3亩乘以5总数为11.5亩，计1.15万平方米。1998年8月13日，李玉芬和袁晓红离婚，财产（四件砖房、四间仓子）全部归袁某乙所有，土地由袁晓红耕种。袁晓红在其家庭承包地上修建了牧业小区。2010年4月26日，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与孙超平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土地使用权转让承诺书》，将其牧业小区房地产（7500平方米，附图为7080平方米）及北侧2250平方米土地转让给孙超平，并将建造的牧业小区房屋及其附属设备卖给了孙超平，其土地转让行为经兴隆村委会同意，并在《土地使用权转让承诺书》加盖公章。孙超平共支付房屋买卖款及土地转让费53万元。诉讼过程中，兴隆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李玉芬1996年分到了承包田0.23垧地，李玉芬原住农安县伏龙泉镇兴隆村七社，户籍尚在该村七社，1990年7月李玉芬与袁晓红结婚，没登记，1996年8月李玉芬与袁晓红协议离婚后，李玉芬就不在兴隆村七社居住。”孙超平提供了农安县伏龙泉镇东榛柴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村七组在1997年土地调整时人均分得承包田0.28公顷”，孙超平提供的李玉芬之父李某甲与农安县伏龙泉镇东榛柴村民委员会七组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记载，载明承包人数6.5人，人均分得承包田0.28亩。孙超平也提供了李某甲的公民户籍信息证明，该证明记载，该户口上有五人，不包括李玉芬。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李玉芬与袁晓红1992年生子袁某乙，1997年兴隆村委会土地调整。1998年李玉芬与袁晓红离婚，2006年兴隆村委会《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台账》记载该户承包人口为5人，2010年袁晓红转让4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只有袁晓红及其父袁某甲、其子袁某乙三人签字。同时，孙超平没有证据证明农安县伏龙泉镇东榛柴村民委员会七组李某甲户内承包人口包括李玉芬。从这一过程可以推断，李玉芬于1997年在兴隆村委会分得了土地2.3亩。袁晓红未经李玉芬同意将其承包地转让，该转让合同中涉及李玉芬承包地2.3亩的部分无效，孙超平应返还李玉芬的承包地。关于孙超平提出其收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适用善意取得的主张，孙超平在签订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关的协议之前，应当调查了解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兴隆村委会的登记情况及该村集体人均分地面积等情况。2006年4月8日《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台账》记载以袁某甲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五人，《房地产买卖协议》、《土地使用权转让承诺书》转让的是4人的承包地面积，但只有袁某甲、袁晓红及袁某乙三人与孙超平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土地使用权转让承诺书》，孙超平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中关于善意的规定。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审判委员会2014年第五十二次会议讨论决定，作出（2014）长民再字第55号民事判决：维持（2013）长民二终字第637号民事判决。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再字第55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转让合同中涉及李玉芬承包地2.3亩的部分无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袁晓红未经李玉芬同意，擅自处分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基此，袁晓红、袁某乙、袁某甲与孙超平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土地使用权转让承诺书》为有效合同，原审法院认定“该转让合同中涉及李玉芬承包地2.3亩的部分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判决孙超平返还李玉芬承包地2.3亩，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式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户家庭成员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同共有人。本案中，李玉芬与袁晓红离婚时未对共有的土地进行分割，故本案诉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应作为整体权利行使，李玉芬要求返还其份额无法律依据。另，李玉芬的主张与兴隆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袁晓红转让给孙超平的土地只含有李玉芬的二等承包地1.3亩，李玉芬分得承包田含有其他地块”的证明内容相矛盾，故法院依据现有证据“推断”袁晓红转让给孙超平的土地中含有李玉芬的2.3亩地，进而判决孙超平返还李玉芬承包地2.3亩，亦属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再审过程中孙超平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玉芬与袁晓红曾经是夫妻关系。兴隆村委会出具的“结婚”和“离婚”材料丢失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李玉芬与袁晓红应是事实婚姻关系，当年是否“离婚”及“离婚”时的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没有查清，就简单地认定李玉芬和袁晓红结婚并离婚，离婚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并归属李玉芬，没有事实依据。2.兴隆村委会出具的李玉芬在1996年土地调整时分得土地的证明力不足。3.二轮土地承包时，李玉芬在原户籍所在地已经分得了土地，在兴隆村不能再分得土地。（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孙超平受让的牧业小区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构成善意取得。即使孙超平受让牧业小区的土地有李玉芬的份额，因“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项目用地备案登记表”仅记载有袁晓红，孙超平有理由相信该牧业小区所有人为袁晓红一人，且孙超平支付了足额对价款，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构成善意取得。故应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李玉芬的诉讼请求。李玉芬称，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李玉芬2.3亩的份额，袁晓红无权处分李玉芬份额，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孙超平的申诉请求。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未经李玉芬同意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孙超平是否构成无权处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中，存在两个法律关系，第一为承包人农户与发包人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承包、发包关系，第二为农户内部的家庭成员对所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共同共有关系。农户内部的各家庭成员虽在承包土地时按均等的面积从集体经济组织分得土地，但各家庭成员形成的共同体即农户而非个人是法定的承包主体，且所承包的土地并未按照个人为单位划定具体的位置，故家庭成员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共同享有，形成了共同共有关系。本案中，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袁某甲为户主的家庭共承包土地11.5亩（11500平方米），在未对该部分土地进行分割前，各家庭成员共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李玉芬与袁晓红离婚后，并未要求亦未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同共有关系尚未发生变化。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在未征得李玉芬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家庭共同承包的土地转让，侵害了李玉芬的权益，构成无权处分。
二、关于孙超平是否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一种用益物权，可参照适用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判断孙超平是否构成善意取得，需审查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与孙超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中，是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三个要件。
1.关于孙超平受让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善意的问题。善意作为人的主观活动状态，不显于外部，难于度测，判断受让人是否善意时，一般采用推定的方法，即推定受让人是善意的，由原权利人对受让人在受让时具有恶意进行举证，如其举证不能则推定受让人为善意，否则会加重受让人的举证负担，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本案中，李玉芬应当举证证明孙超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过程中具有恶意，即明知李玉芬为共有人之一，现李玉芬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此点。同时，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李玉芬和袁晓红的婚姻关系也未登记，在三名家庭主要成员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均签字并经兴隆村委会批准的情况下，再要求孙超平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备案情况进行调查，过分加重孙超平的负担，也不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惯例。因此，孙超平在受让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时是善意的。
2.关于孙超平是否支付了合理对价的问题。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与孙超平签订的合同约定，交易价款53万元。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以及李玉芬从未主张该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且孙超平已经将53万元全部支付给袁晓红，说明双方对交款价格的合理性是认可的，故应当认定孙超平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
3.关于孙超平是否取得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与转包不同，经发包人同意后，转让人即退出承包关系，由受让人和发包人重新形成新的土地承包关系。本案中，孙超平与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承诺书》后，以袁某甲为户主的农户即退出了涉案土地的承包关系，由孙超平与兴隆村委会重新构建承包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的规定，兴隆村委会在《土地使用权转让承诺书》加盖公章，与孙超平构建了新的土地承包关系，即孙超平为代表的农户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综上，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孙超平虽侵害了李玉芬的权利，构成无权处分，但受让人孙超平已构成善意取得，系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李玉芬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向袁某甲、袁晓红、袁某乙主张损害赔偿。李玉芬要求孙超平返还2.3亩承包地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农安县人民法院（2013）吉农民初字第1140号民事判决、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长民二终字第637号民事判决和（2014）长民再字第5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玉芬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200元，由李玉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付 丽
代理审判员 岳 航
代理审判员 米 于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贾云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