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7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丙，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蔡伟，广东开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开茂，广东开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少强，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潘翔，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涛鸣，广东国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爱珍，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林涛鸣，广东国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丙因与被上诉人李少强、邹爱珍债务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李某丙与被告李少强、案外人李某甲系亲兄弟关系，案外人李某乙、黄某为原、被告的父母，被告李少强与被告邹爱珍为夫妻关系。2011年9月2日，被告李少强在深圳市罗湖区展艺路奥特城与810仓库中间的过道处遇到原告李某丙，并将其打伤。2011年9月3日，被告李少强赔偿原告李某丙医药费人民币1000元。
2011年9月4日，原告李某丙与被告李少强在亲友见证下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被告李少强付给父母20万元，由父母掌握和支配，“此款抵作李少强与李某丙之间的债务纠纷与医疗费之用，今后李少强与李某丙不存在任何的债务纠纷，李某丙不得再向李少强追讨债务医疗费等”，同时约定被告李少强分两期付款，其中第一期10万元需在2011年12月前给付，第二期10万元需在2012年8月前给付。
2012年6月8日，原告李某丙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人员电话通知，被告李少强于2012年7月2日到笋岗派出所投案。2012年12月28日，被告李少强另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5万元。
原告李某丙于2012年12月28日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做的调查笔录中亦承认被告李少强已赔偿其经济损失、医药费共人民币51000元，并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出具谅解书，内容为“关于被告人李少强故意伤害致我轻伤一案，因李少强赔偿我医药费人民币壹万陆仟元（￥16000元），另外有赔偿我其他经济损失人民币叁万伍仟元（￥35000元），我同意对被告人不再追究李少强的刑事及民事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对李少强从轻处罚”。
2013年1月6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深罗法刑一初字第8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被告李少强犯故意伤害罪，由于被告李少强与被害人李某丙系兄弟关系，且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酌情从轻处罚，被告李少强被免予刑事处罚。
原告在庭审过程中主张其与被告李少强在2002年至2007年合作卡板制造生意，被告李少强一直没有把分红款给原告，2011年原告向被告追索时，被被告打伤后，后在双方家人组织下调解，约定被告需支付父母20万元，抵作被告欠原告的债务和医药费。后原、被告的父母已将该债权转移给原告，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万元。而被告李少强在罗湖法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已赔偿原告的51000元中有16000元赔偿系包含在上述20万元中，其余35000元系被告自愿给予原告的其他赔偿金，不应计入上述20万元。另自认父母已交给原告10万元，被告仍欠原告84000元未偿还。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2年12月28日原告李某丙向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谅解书，其中与本案有关的内容为被告李少强故意伤害致原告李某丙轻伤一案，因被告李少强赔偿原告李某丙医药费人民币16000元和其他经济损失人民币35000元，用以证明35000元不应计入20万元总额；2、李少强故意伤害案起诉书副本及笔录，证明刑事案件；3、2012年4月4日由案外人李某乙与黄某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11年9月4日签订协议书中的20万元是“李某丙和李少强做生意赚的钱”，案外人李某乙及黄某为该协议的见证人，经过多次追讨，被告李少强仍未还款，“现由李某丙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款由李某丙收取使用”，案外人还在该证明中注明“在2011年9月4日在国营东方红医院做x光发现手断后，李少强医疗费等费用未付”，下方有两人签名及指印，原告主张该证据发生在罗湖法院刑事诉讼期间，被告李少强对此知情，已发生债权转移；4、2011年9月4日协议书。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谅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可以佐证被告主张的5万元已经支付完毕的事实；2、对起诉书及笔录无异议，应以相关判决书所认定事实为准；3、对2012年4月4日的证明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明是原告书写，再让其原告父亲李某乙在证明上签字按指印，原告母亲黄某并未在证明上签字，所以债权并没有转让；对2011年9月4日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协议中“此款抵作李少强和李某丙的债务纠纷、医疗费用，今后李少强、李某丙不存在债权债务”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这句话表明20万元是给双方的父母，让父母掌控和支配20万元。
此外，案外人黄某在庭审中称其未在原告所提交的2012年4月4日由案外人李某乙与黄某出具的证明中签名及按指印。
被告主张其与原告的经济往来已经结算并清偿完毕，现不存在合伙关系。被告将原告打伤后，经家人调解，双方及家人签订了2011年9月4日的协议，协议内容有“20万元款项抵扣债务纠纷、医疗费”字样是因为当时的故意伤害刑事案件，在这个情况下接受了父母的请求，但协议约定了被告需赔偿20万元给父母，而非原告，双方父母并未将涉案债权转移给原告，原告不能作为权利人参加诉讼。此外，被告已在罗湖法院刑事审理阶段支付了5万元，另外被告将15万元通过双方的兄弟李某甲转交给了双方父母，父母已将该15万元交给了原告，该债务也已履行完毕。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2009年5月7日的收条，内容为“我现收到李少强2002-2007，5年债余款人民币（贰万伍仟陆佰）￥25600.00元，此尾款已结清”，用以证明原被告的全部债务已经结清；2、银行转账凭证，内容显示原告李少强分别于2012年6月25日、2012年8月22日、2012年11月30日向案外人李某甲汇入款项58000元、42000元、50000元，收据中附2012年8月24日落款为收款人李某甲与证人李某乙签名的收条，内容为“现收到李少强两次寄回款壹拾万元”，用以证明被告已经把款项通过双方兄弟李某甲账号支付15万元；3、2012年12月28日的收条，用以证明原告收到被告支付医疗费等费用5万元；4、黄某于2014年1月4日在收款人处签名并按指模的《收据及说明》一份，内容为案外人黄某已收到被告李少强交来2011年9月4日协议中约定20万元款项中的15万元，过程为被告李少强从深圳邮政银行分三次汇入案外人李某甲邮政储蓄账户，由李某甲取出来交给黄某，共计人民币15万元（第一次是2012年6月25日58000元；第二次是2012年8月22日42000元；第三次2012年11月30日50000元），此款案外人黄某已全部交给原告李某丙使用，另上述协议书中的5万元2012年12月28日罗湖法院开庭审理时被告李少强已经支付给原告李某丙，2012年4月4日的“证明”不是案外人黄某签名及手印，被告提供该证据用以证明2011年9月4日协议中约定20万元，被告已经向父母支付，另外其中5万元已经在刑事案件审理时支付；5、（2013）深罗法刑一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判决书原告收到被告赔偿5万元；6、刑事案件调查笔录，用以证明被告支付医疗费其他费用5.1万元，同时原告表示不再追究被告其他刑事和民事赔偿责任。
原告对被告李少强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抵扣本案债权，原告起诉债务是在2011年结算的，在此之前相关收条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对转账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向双方兄弟案外人李某甲转款，不能证明原告收到该款项，对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双方父亲李某乙本人未出庭作证；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中只有1.5万元是医疗费用可以折抵本案债权，另外3.5万元不能折抵本案债权；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结合该两项证据恰恰证明只有1.6万元是对医疗费的赔偿，其余赔偿是达成谅解条件下的其他损失，双方未约定可以折抵合伙收益的债务。
案外人李某甲与黄某到庭作证，证明被告李少强分三次付给案外人即原、被告的兄弟李某甲，李某甲取出后已转交给母亲黄某，黄某已将15万元交给原告。案外人廖某到庭作证，称其与原被告系表兄弟关系，在罗湖法院刑事诉讼开庭时在场见证被告李少强当庭支付5万元，并称黄某当场称已收到15万元，原告可随时去拿，但原告自黄某处领款15万元时其不在场。
除证人证言之外，被告李少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李某丙自双方父母处领取了15万元而非原告自认的10万元。
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李少强支付原告欠款18.4万元；2、被告李少强自2012年9月1日起，以本金18.4万元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向原告计付逾期还款的利息，直至款项全部还清时止；暂计算至2013年12月1日，利息金额为33120元；3、被告邹爱珍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认为，原、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对双方于2011年9月4日在双方父母及其他亲属见证下，签署了涉案还款计划，约定被告将20万元交给父母，抵作被告偿还原告的债务及医疗费的事实予以认可，原告对其直接收到被告支付的1000元医疗费及在罗湖法院收取5万元现金的事实予以自认，法院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2011年9月4日的还款协议的性质问题。双方对涉案协议约定持不同解释，原告主张该20万元系被告欠原告合伙债务及因被告打伤原告而支付的赔偿款，后父母已将该债权转移给原告；被告则主张该款项仅系因被告打伤原告而支付的赔偿款，双方之间不存在因合伙产生的债务关系，父母也没有将该债权转移给原告；双方的母亲黄某则到庭确认未在将该债权转移给原告的证明上签字及按指印。虽然双方均主张双方的父母为2011年9月4日协议的债权人，仅对是否发生债权转移持不同意见，但是涉案债务关系实际发生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双方关于被告将20万元支付给父母，抵作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的约定，实际上仅是对支付方式的约定，并不能改变原告系本案债权人的法律地位，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提起诉讼。
关于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的5.1万元的性质问题。在被告打伤原告后次日即2011年9月3日，被告即支付了1000元医疗费。2011年9月4日，双方约定的被告应支付原告20万元，被告总计应支付原告20.1万元。后原告在2012年12月28日罗湖法院刑事案件审理期间收到了被告李少强支付5万元，并出具谅解书，称已收到医疗费1.6万元、其他经济损失赔偿3.5万元，该协议中医疗费显然已包含2011年9月3日的1000元。双方虽对该5万元中的3.5万元是否应包含在2011年9月4日的协议的金额范围持不同意见，但该5万元的收款时间在涉案协议签订之后，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曾经承诺过除在双方父母及亲属组织下的赔偿协议外，被告需另外支付3.5万元赔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认定被告于2012年12月28日支付的5万元应计入协议约定的20万元赔偿总额。
关于被告是否已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将15万元通过父母支付给原告的问题。虽然原告提交了2012年4月4日原、被告父母出具的20万元由原告直接向被告李少强追索的证明，但被告李少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且母亲黄某也出庭作证称其未在该证明上签字及按指印，原告也未申请对该证据申请鉴定来反驳被告李少强的抗辩，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告李少强提供了其在2012年6月25日、2012年8月22日及2012年11月30日转账给兄弟李某甲的15万元转账凭证，李某甲到庭确认其收到了该15万元款项并交给了母亲黄某；黄某到庭确认其收到了李某甲交给其的现金15万元，并在之后交给了原告。原告则只在庭审中自认收到了黄某交付的现金10万元，另有5万元未收到。因双方在2011年9月4日协议中约定的交付方式为被告将款项交给双方的父母，被告已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还款义务，原、被告的母亲黄某也到庭确认收到了该款项，法院认定被告的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
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李少强已将20万元债务全部履行完毕，原告对被告李少强及邹爱珍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某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9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李某丙负担。
上诉人李某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60号民事判决；2、被上诉人李少强支付上诉人李某丙欠款8.4万元；3、被上诉人李少强自2012年9月1日起，以本金8.4万元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倍向上诉人李某丙计付逾期还款的利息，直至款项全部还清时止；暂计算至2013年12月1日，金额为15119.9元；4、被上诉人邹爱珍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案件的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李某丙与被上诉人李少强系亲兄弟关系，双方在2002年至2007年间一直合伙经营卡板生意。散伙后被上诉人李少强一直未向上诉人支付合伙收益。上诉人因此多次找被上诉人李少强催要合伙收益，被上诉人李少强不但不予理睬，还多次将上诉人打伤。2011年9月4日，上诉人和被上诉李少强在亲友的见证下，对合伙收益进行了结算，并签订了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李少强对上诉人所负的包括合伙收益、医疗费赔偿债务共20万元向双方父母李某乙、黄某支付，并由双方父母掌管和支配。后因被上诉人李少强将上诉人打伤的行为构成了犯罪，在调解过程中，双方父母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并且愿意赔偿其他损失3.4万元（扣除医疗费用及已支付1000元），上诉人因此才对被上诉人李少强谅解，被上诉人李少强也因此得到较轻的刑责。因双方父母已将上述债权又转让给上诉人且增加另外赔偿，债权的转让及另外赔偿也是调解的条件之一。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李少强享有合法的债权。被上诉人邹爱珍系被上诉人李少强的妻子，本案债务的形成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邹爱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的错误之处在于，被上诉人李少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向上诉人支付了除刑事案件中民事赔偿调解款约定的5万元之外的款项，10万元部分也是属于上诉人自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刑事案件已经定案和查实的证据，被上诉人李少强申请的证人黄某系母亲，且年事已高，民事行为能力及作证能力有限，其证言不能推翻之前刑事判决认定和涉及的事实，而且黄某及李某甲关于已给付上诉人15万元的证言没有收条及转账记录等相应的证据佐证。更为矛盾的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案由是债务纠纷，也就是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局限于双方的“协议书”（否则案由应为合同纠纷），而判决结果却把刑事调解中除医药费的另外赔偿排除在外，认定3.5万元的另外赔偿被包含于“协议书”约定的20万元中，属认定事实不清，如果该笔款项包含在“协议书”约定的20万元中，那么按常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李少强没有必要再重新约定，直接注明按“协议书”履行更为方便，而且被上诉人李少强是有辩护律师的，从专业角度应当列明该款项是属于20万元当中。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李少强、邹爱珍共同答辩称，我们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维持原判。针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在双方于2011年9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项下，被上诉人已向父母支付了15万元，上诉人只自认父母已交付给其10万元，被上诉人是否有义务还需要向上诉人支付5万元？2、被上诉人在罗湖区人民法院故意伤害刑事案件项下已向上诉人支付的5万元是否被包含双方于2011年9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项下约定的20万元中？上诉人主张该5万元中的3.5万元是另行增加的赔偿是否有依据？被上诉人是否还应该支付上诉人3.4万元？围绕上述焦点问题，被上诉人驳斥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如下：一、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无需再向上诉人支付五万元。首先，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4月4日的《证明》中，双方母亲黄某并没有签字和按指模，由于2011年9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被上诉人须支付的20万元给付的对象是双方父母，并约定由父母掌握和支配，因此即便假定该《证明》上双方父亲签字、按指模属实，该证明的效力也不成立，因为必须由双方父母共同作出意思表示的，证明才生效，只有双方父亲一方作出意思表示的，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其次，双方母亲黄某在原审出庭作证，明确确认被上诉人前后分三笔合计汇付案外人兄弟李某甲15万元，已经由李某甲取出后交给了双方母亲黄某，且黄某也交付给上诉人。再则，由于2011年9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上诉人给付20万元的对象是双方父母，且该款项应该由父母掌握和支配。被上诉人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15万元交付给了母亲，符合协议书的约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协议书项下相应的支付义务，没有义务再向上诉人支付五万元。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无须再向上诉人支付3.4万元。第一，双方并没有合伙经营卡板生意的事实。上诉人主张双方有合伙业务，但并没有就此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念及上诉人是亲兄弟，想帮助一下上诉人，上诉人名义上挂在被上诉人处上班，被上诉人每月支付上诉人工资。上诉人于2009年5月7日出具《收条》确认称：“收到被上诉人2002年至2007年5月工资余款人民币25600元，尾款已结清，本人在生活方面与其无关”，双方父亲作为证明人签字。这证明，所谓的工资已经在2009年5月7日结清，之后双方再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第二，双方于2011年9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实际上就是对双方人身损害赔偿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的清算和了结，并且作出了兜底的约定。协议书明确约定：今后双方不存在任何的债务纠纷，上诉人不得再向上诉人追讨债务、医疗费等。该协议书证明，双方约定除了这20万元之外，再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这已经是对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作了一个兜底性的、排他性的一揽子约定。第三，在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故意伤害刑事案件期间，上诉人于2012年12月28日出具的《收条》也载明的是：收到被上诉人赔偿医疗费等费用五万元，在该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五万元即为赔偿款，而非其中的1.6万元为医疗费，另行增加给付3.4万元。故应依法认定该五万元是被包含在2011年9月4日的协议书约定的20万元里面。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判决已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李某丙在解释出具《谅解书》的原因时陈述：罗湖区人民法院在对李少强故意伤害罪一案开庭前几天，李少强的律师为了让李少强能从轻处罚，主动打电话叫我去调解，当时我不同意，我说先追究李少强的刑事责任后再说，但他律师说：李少强同意在2011年9月4日签订的协议约定的20万元赔偿基础上另外又赔偿我5万元，我父母也求我，并同意把债权转让给我，我才同意出具谅解书。但到法院后，李少强又将原承诺的5万元改口减少为3.5万元，我也认了，就出具了谅解书，但到现在他又反悔连3.5万元也不承认了。
本院认为，本案为债务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李少强尚欠上诉人李某丙多少债务未清偿？上诉人李某丙上诉称被上诉人李少强还欠8.4万元欠款未付；被上诉人李少强则认为债务已全部清偿完毕，不存在任何未付的欠款。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少强尚欠3.4万元债务未清偿。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李少强在将上诉人李某丙打伤后，于2011年9月4日签订的有关赔偿事宜的《协议书》中约定的被上诉人李少强应支付给上诉人李某丙的款项总计为20万元，对此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在《协议书》签订后，至2012年12月28日上诉人李某丙出具《谅解书》之前，被上诉人李少强已支付上诉人李某丙15万元款项，该事实有合计15万元的三份银行转账凭证、上诉人李某丙的母亲黄某、兄弟李某甲、李某乙等人出具的凭证可以证实，足以确认。对上诉人李某丙只承认收10万元、否认收到15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三、上诉人李某丙于2012年12月28日出具的《谅解书》中提及的医药费1.6万元应计入《协议书》约定的20万元应付款中，而另外3.5万元则不应计入《协议书》约定的20万元应付款中。因为《谅解书》已清楚的写明该3.5万元是属于另外赔偿上诉人李某丙其他经济损失的款项。如果该3.5万元赔偿款和1.6万元医药费性质一样可计入《协议书》约定的20万元应付款中的话，则只需直接写明总数并写明是协议书约定的款项即可，而无需分开写明。这也与上诉人李某丙一审对于被上诉人李少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以及关于出具《谅解书》原因的解释能相互印证。
综上，被上诉人李少强尚欠上诉人李某丙3.4万元（20万元-15万元-1.6万元）债务未清偿，因被上诉人李少强未按《协议书》约定在2012年8月前给付，故应从2012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对于上诉人李某丙超出合理范围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债务的形成经双方众多亲友的见证，可以确认属被上诉人李少强的个人债务，不属被上诉人李少强、邹爱珍夫妻共同债务，对上诉人李某丙要求被上诉人邹爱珍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6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李少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李堪吉340**元赔偿款及相应利息，利息以34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2年9月1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
三、驳回上诉人李堪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497元（上诉人李堪吉已预交），由上诉人李堪吉负担3597元（超出该数额部分由一审法院退回），被上诉人李少强负担900元（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278元（上诉人李堪吉已预交），由上诉人李堪吉负担1300元（超出该数额部分由本院退回），被上诉人李少强负担978元（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建华
审 判 员 李君贤
代理审判员 易 静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林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