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37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和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小务村。
法定代表人：徐三平。
委托代理人：张小山，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云亮，男，196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代理人：李长前、王木蕾，均为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玉书，男，198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上诉人北京和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和健公司”）与被上诉人郑云亮及原审被告张玉书因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惠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4）惠阳法平民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郑云亮不服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586号民事裁定，撤销（2014）惠阳法平民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惠阳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2016）粤1303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北京和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广东省惠州市（2016）粤1303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4年6月18日，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北京和健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12121元，被告张玉书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24日，原告在被告二张玉书处购买了被告一北京和健公司生产的“和健混杀特”(生产日期：20130710、生产批号：13071000)3箱共72瓶，次日，原告参考说明书及按照被告二提示的使用方法，将72瓶混杀特投入100亩鱼塘中，晚上六点左右，发现部分小鱼、杂鱼死亡，随后大鱼相继死亡，至3月28日，原告100亩鱼塘的鱼全部死亡。原告于2014年3月28日向惠州市惠阳区房坑村委会反映情况，并向惠阳区平潭派出所及惠阳区海洋与渔业局报案，惠阳区海洋与渔业局到现场提取了鱼塘水、死鱼及原告使用的“混杀特”样品，在惠阳区海洋与渔业局的主持下，销售方张玉书、养殖户郑云亮及惠阳区海洋与渔业局执法人员三方共同对现场提取的鱼塘养殖水、死鱼及“和健混杀特”进行了见证。事故发生后，原告于3月26日至4月1日连续6天组织工人打捞死鱼，共打捞死鱼6万多斤。
事发后，原告百思不得其解，被告一生产的“和健混杀特”标注为“非药品水质调理剂”，按照说明书上的描述，该产品应该是促进养殖水体的肥、活、嫩及鱼类的健康成长，怎么可能导致鱼死亡？原告对比了无锡市中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新型混杀特”、“混杀特A型”及陕西兴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混杀特号”发现，这些以混杀特命名的产品均标注了“兽用”字样，且标明了主要成分为阿维菌素，原告经查阅相关资料及向有关主管部门了解到，混杀特的通用名为阿维菌素，主要成分为阿维菌素，阿维菌素属高毒杀虫剂，属于兽药的范畴。鉴于上述理由，原告有理由怀疑被告一生产的“和健混杀特”含有阿维菌素或其他兽药成分。为此，原告委托有关机构对被告一生产的“和健混杀特”的构成成分进行鉴定。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显示被告一生产的每瓶混杀特中含0.9%阿维菌素。
原告认为，原告因使用被告一生产的“和健混杀特”导致鱼塘的鱼全部死亡；被告一应当赔偿原告因此导致的所有经济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及预期损失，暂按购买苗的费用、可售的死鱼按市价计算的费用及打捞死鱼的费用712121元。被告二作为销售者，应当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北京和健公司辩称：一、原告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鱼的死亡是因被告一的混杀特导致。因为鱼的死亡原因有多种可能是：1、原告所养的鸭子的粪便和水库上流猪场的污水可能导致水库的水的亚硝酸盐过高，导致鱼死亡。2、水库里的水出现重金属可能导致鱼的死亡。3、鱼塘里的水缺氧也可能导致鱼的死亡。
二、原告并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鱼的实际的死亡数量。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清单里鱼的死亡损失和鱼苗的损失属于重复请求，并且没有提供购买鱼苗的有效票据。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
被告张玉书辩称：1、我不清楚混杀特里的成分。2、水质本身就有问题。3、原告是2014年3月24日投放混杀特，2014年3月28日到2014年3月29日，天气很闷热，将要下大雨，2014年4月1日原告才告诉我鱼死。天气变化也可能导致鱼死亡，原告鱼塘的鱼死亡，我估计是因为当时的天气问题导致鱼塘缺氧。事后我拿鱼塘的水去检验，是氨氮导致鱼的死亡，如果是药物导致鱼死亡，不会过几天出现死亡。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承包了惠州市惠阳区平潭镇青年水库养殖水产（养鱼、养鸭）。2014年3月24日，原告向被告张玉书描述鱼塘面积水深，并按被告张玉书的建议购买3箱共72瓶（100毫升/瓶）由被告北京和健公司生产的“混杀特”。2014年3月25日下午，原告按张玉书告知的用药方法，将72瓶混杀特以每瓶兑清水200斤稀释后泼洒约100亩的鱼塘。当天晚上7时许鱼塘发现死鱼，26日上午继续发现死鱼。原告于27日上午在被告张玉书的建议下，向该鱼塘抛洒“解毒宝”30瓶；28日下午原告又在被告张玉书的建议下，向该鱼塘抛洒食盐3500斤；30日，鱼塘的鱼全部死亡。
事件发生后，原告先后向惠州市惠阳区平潭镇房坑村委会反映情况，并向惠州市惠阳区海洋与渔业局请求处理，该局到现场提取了鱼塘水、死鱼及原告使用的混杀特样品，并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关于平潭镇房坑村青年水库死鱼事件的情况调查》，主要内容为“该局接到来电请求调查处理，派出由渔政大队、防疫检疫站和技术站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现场进行详细调查，情况如下：原告承包的水库总面积220亩、其中事发鱼塘约100亩，养殖品种主要是四大家鱼和鲶鱼，还有鲤鱼、鲫鱼等；草鱼2013年3月投苗、鲤鱼2013年4月投苗、鳙鱼2013年5-8月分批投苗，以上投苗数量不详；2014年2月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鱼苗一批共10多万尾价值约12万元，其中草鱼6-7万尾。原告使用了上述数量的混杀特后鱼塘出现死鱼，到3月30日该鱼塘塘鱼全部死亡共约5万多斤。调查人员现场调查时发现鱼塘确有大量死鱼，品种有四大家鱼、鲶鱼、鲤鱼、鲫鱼等，大小不一，草鱼居多。”2014年9月29日，广东省农药检定所受广东省渔政总队惠阳大队委托作出“混杀特”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该检验仅提供检测数据，不作结论；检验结果为：阿维菌素质量分数实测值0.9。
另查明，被告北京和健公司生产的混杀特说明书标注为水质调理剂、净含量100ML、淡黄色液体；用法与用量为稀释3000倍后全池均匀泼洒、每瓶（100ML）可用于3-5亩*米；注意事项：（1）使用时准确测量水面、以免用量不足或过量，（2）缺氧水体禁用，（3）苗种池塘减半使用，（4）贝类慎用，（5）使用时全池喷洒、以免局部用量过大，（6）包装物使用后集中销毁，（7）不得与消毒剂混用；执行标准：Q/TXHJS0017；生产日期：20130710。该产品没有标注主要成分及含量，没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又查明，惠州市惠阳区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受原告委托，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死鱼的价格认证结论书，价格结论为：1、草鱼5.5元/斤、小计为5.5X838.5X100＝461175元；2、雄鱼5元/斤、小计为5X258X100＝129000元；合计590175元；价格认证标的（草鱼、雄鱼）在价格认定基准日的认证价格为人民币590175元。价格认证说明：鲤鱼、鲶鱼、鲫鱼、鲢鱼无法确定数量只做单价认证，鲤鱼4.5元/斤、鲶鱼9元/斤、鲫鱼5.5元/斤、鲢鱼2.5元/斤。原告支付该认证中心费用3300元。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死鱼事件与原告使用两被告生产、销售的混杀特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两被告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经济损失如何认定。
对于焦点一的问题，被告北京和健公司生产的混杀特没有标注成分及含量、没有标明产品质量状况、没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第二款第三项“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的规定。被告北京和健公司生产的混杀特在死鱼事件发生后，经相关部门检验含有阿维菌素成分，但是产品并没有标明该成分；两被告也没有告知原告阿维菌素的属性、使用禁忌、使用不当的可能后果；两被告在审理期间始终没有对阿维菌素作出应有的说明。原告在使用两被告生产、销售的混杀特当天就发生死鱼事件，两被告又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因素导致死鱼发生，并且始终无法自证其所生产、销售的混杀特是质量合格的产品。据此，本院推断原告鱼塘的死鱼与使用了两被告生产、销售的混杀特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两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死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于焦点二的问题，惠州市惠阳区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具有价格评估鉴定资质，其价格认证结论书基于客观事实、相关部门的调查报告以及现场勘验作出，本院予以确认；该报告给出的590175元（草鱼、雄鱼）价格，本院予以采纳。至于鲤鱼、鲶鱼、鲫鱼、鲢鱼只有单价而没有死鱼数量，无法确定具体损失金额，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两被告应赔偿原告590175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被告北京和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张玉书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郑云亮590175元。
本案诉讼费9220元由被告北京和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张玉书连带承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上诉人北京和健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2016）粤1303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主要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推断被上诉人的鱼的死亡与上诉人的产品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产品侵权赔偿责任。却未提供被上诉人的鱼的死亡与上诉人的产品存在因果关系的有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主张侵权责任，应当提供上诉人的产品与其鱼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但被上诉人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不是反过来要求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一审法院推断被上诉人的鱼的死亡与上诉人的产品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依据。虽然上诉人没有自证自己的产品不存在缺陷，但被上诉人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的产品存在缺陷。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先举证证明上诉人的产品存在缺陷，上诉人才有义务举证证明免责事由的存在。一审法院根据该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被上诉人没有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推断鱼的死亡与上诉人的产品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从而导致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二，一审法院在认定死亡鱼的数量上，采信的证据有：价格认证结论、相关部门的调查报告及现场勘验笔录。以上证据均为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没有其它证据予以佐证，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不应当作为判案的依据。分述如下:1、《价格认证结论书》第一页明确显示，鱼的数量完全由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说多少是多少，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故不能作为认定死亡鱼的数量。2、所谓《场检查笔录》就是对被上诉人郑云亮的询问笔录，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惠州市惠阳区海洋与渔业局作了一份所谓《情况调查》。以上材料均为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不具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不应作为判案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未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能判如所所请。上诉人北京和健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本案二审庭审中补充意见称：一审法院无权认定产品质量问题，根据《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规定，产品质量应由省资质来认定，所以一审法院直接来认定是无权。
被上诉人郑云亮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谁主张谁举证是错误的，因为本案是产品纠纷，该产品是存在缺陷，产品责任纠纷就当由产品生产者就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原审中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该缺陷产品与鱼塘鱼死亡不存在关系，所以原审法院认定正确。针对第二个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据价格认定书认定损害后果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价格认定书是由有关部门作出，应当予以认定，而且上诉人并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因此我方认为原审判决应当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原审被告张玉书无答辩。
本案二审中，上诉人北京和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提交一份新证据：北京和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标准，证明产品符合产品标准。
被上诉人郑云亮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三性均由异议，第一、该证据没有提供原件；第二、在一审并未提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第三、该证据是由上诉人自己公司制定的企业标准，不能证明其符合行业标准，所以该标准对外没有约束力。该企业标准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生产的产品符合质量法的相关规定。
原审被告张玉书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该证据的产品有备案，而且市场上还是有这个产品。
本院查明的事实及裁判理由和结果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产品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应否承担对郑云亮的赔偿责任，若应赔偿，数额是多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对于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结合本案，北京和健公司生产的混杀特产品，经相关部门检测，该产品含有阿维菌成分，该成分属于高毒杀虫剂，该产品存在如使用不当会造成危及财产安全的状况。作为该产品生产者的北京和健公司，有义务警示该产品的使用方法，或向消费者提供中文警示说明或者将该成分明确标注在产品外包装上，引起使用者的充分注意，但北京和健公司并未对此予以履行相关的告知义务。北京和健公司提交其自身企业的产品标准予以证明其无标示相关主要成分并无不当，对此，本院认为其企业标准相关规定不能对抗《产品质量法》的国家强制性规定，仅仅属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规则，对外不具有约束力。故北京和健公司上诉认为其已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郑云亮已证明其在使用过北京和健公司生产的混杀特后，遭受鱼塘鱼类死亡的财产损害。虽未有鉴定结论明确鉴定出鱼塘鱼类死亡的原因，但是依据该产品中的阿维菌成分对鱼类有伤害的结论，不能排除郑云亮的鱼塘鱼类死亡与施用北京和健公司生产的混杀特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北京和健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标示相关高毒成分，并将混杀特施用方法及警示告知给郑云亮，原审法院认定郑云亮的财产损害与北京和健公司产品存在因果关系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北京和健公司主张鉴定的依据均是郑云亮单方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对此本院认为，涉案鱼塘在购买涉案混杀特时，郑云亮便已将鱼塘的基本情况告知销售人员即原审被告张玉书，该告知发生于本案损害结果发生之前，具有相应的客观性真实性。张玉书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对鉴定意见中所采信的鱼塘基本情况并未提出异议。北京和健公司虽对该鉴定依据存在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关反证予以推翻。综合以上各种因素，权衡本案，并考虑到郑云亮人力、物力投入等实际损失情况，本院认为一审判决所采信的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损失的计算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其判决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92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审判长 郑 杰
审审判员 黄 宇 乐
审审判员 寇 倩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法官助理 陈 静
书 记 员 书记员叶秀婷
附：相关裁判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