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浙行再字第11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董国仁。
委托代理人董明娄。
委托代理人金卫国，温州市三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温州市瓯海区兴海路**号。
法定代表人彭立华，区长。
委托代理人邱慧，温州市瓯海区农林渔业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文俊，浙江井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董国棕。
委托代理人冯小昕，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一审第三人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横屿头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横屿头村村民委员会大楼。
法定代表人董明装，负责人。
再审申请人董国仁诉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日作出（2013）浙温行终字第27号行政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再审申请人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2015年8月19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四）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向本院提出浙检行监（2015）33000000078号行政抗诉书，要求依法再审本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浙行抗字第2号行政裁定，决定提审本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3日对本案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董国仁及其委托代理人董明娄、金卫国，被申请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邱慧、陈文俊，被申请人董国棕及其委托代理人冯小昕出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横屿头村经济合作社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朱怡、董燕飞出庭履行职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9月10日，董国仁起诉至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以下称瓯海区政府）登记颁发给第三人董国棕的№330321029731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瓯海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3日作出（2012）温瓯行初字第32号行政判决查明，董国仁与董国棕系同胞兄弟，同为横屿头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称横屿头村经合社）成员。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董国棕户于1998年12月与横屿头村经合社签订№0901107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注明人口4人，承包土地3.79亩，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横屿头村经合社填写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并提供土地承包入户情况调查表，经原潘桥镇人民政府初审和农业承包管理部门审核，瓯海区政府于1999年1月向董国棕颁发№330321029731集体土地承包权证，确认该户4人对3.79亩土地享有30年承包权，其中1.29亩土地坐落于坟路头，四至为“东：世绍、南：长兵、西：国义、北：路”。据马文聪户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记载，该户在坟路头承包地西至“国仁”，据董崇巧户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记载，该户在坟路头承包地西至“国宗”，结合当事人在本案诉讼中的陈述，本案董国棕户坟路头地块四至不清。另据横屿头村经合社制作的土地承包入户情况调查表记载，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董国棕户人口4人，承包土地3.28亩，该调查表对土地变动情况及群众意愿未作记载。一审法院另查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董国仁户于1998年12月与横屿头村经合社签订№0901209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3.515亩，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记载土地坐落于河庄洋。因涉案土地承包权证中坟路头地块的部分土地自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至今由董国仁耕种、使用，董国仁并将该土地与他人调换，董国棕于2011年10月向温州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坐落于坟路头地块0.6亩（东至世绍，南至长兵，西至国义，北至路）的归属。温州市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于2011年12月作出（2011）温瓯土仲字第10号仲裁裁决，驳回董国棕的仲裁申请。2012年1月董国棕以董国仁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坐落于坟路头地块0.6亩（东至董崇巧，南至董长兵，西至董国棕，北至水泥路）的土地由董国棕户享有承包经营权。2012年7月，瓯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温瓯民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确认董国棕户享有坐落于坟路头简易棚（东至马文聪户田、南至陈国进田、西至董国棕户0.4亩田，北至水泥路）占用土地西首部分的0.5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诉权。董国仁虽不能提供土地承包合同和承包权证证明对于本案涉诉的坟路头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该户自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后多年实际耕种、使用该处土地，董国仁与本案土地承包权登记发证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二）关于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发证属众所周知的事实，董国仁在1999年也已经领取土地承包权证，但不能据此推定其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发证时（1999年前后）知道或应当知道本案土地承包权登记发证内容。在过去的仲裁、民事诉讼中，董国仁虽已经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但未被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从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至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未超过2年，故未超过规定期限。（三）关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根据国务院及省、市政府的有关规定，瓯海区政府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登记发证机关，其职能部门在登记发证前负有审核义务。《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发放管理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1998）39号］及相关政策规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调整土地的，需经规定程序审批；发放承包权证时，应一并提供经村社员代表会议或户主会议通过的土地承包分配方案。本案中董国棕户第一轮土地承包面积3.28亩，第二轮承包土地面积调整为3.79亩，上报材料中未对土地变动情况作出说明、末提供经村民代表会议或户主会议通过的土地承包分配方案，坟路头地块1.29亩四至不清，颁发土地承包权证主要证据不足。据此，判决撤销被告瓯海区政府向第三人董国棕作出的№330321029731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登记颁证行为。
董国棕不服一审判决，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1.董国仁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其原告主体不适格。2.董国仁于1999年签订承包合同并领取承包权证，当时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颁证行为内容，其于2012年9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二年。3.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与签订的承包合同内容一致，四至明确，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以颁证应提交村社员代表会议或户主会议通过的土地承包分配方案及土地变动情况说明材料为由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董国仁的起诉。瓯海区政府同意董国棕的上诉理由，另上诉称：瓯海区政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审查予以颁证，土地承包分配方案不属瓯海区政府审核颁发土地承包权证时应审查的法定内容。本案属二轮承包时对承包地面积、地点的调整，不属承包期间承包地块、面积增减变动依法应进行承包土地变动登记的情形，而且瓯海区政府作为颁证审核机关，在颁证时无任何部门或个人申请要求对承包权证进行变更登记。请求驳回董国仁的起诉。
2013年3月1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温行终第27号行政裁定，确认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另认定董国棕二审补充提供的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民终字第947号民事判决系二审审理期间形成的证据，属新证据，可以证明讼争0.51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其享有的事实，予以采信。裁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诉登记行为所涉1.29亩承包地坐落于坟路头，董国仁提供的承包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均不能证明第二轮承包时其在坟路头有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董国仁虽多年实际耕种、使用被诉登记行为所涉的部分承包地，但法院民事判决确认该地承包经营权归董国棕户享有，且第一轮承包时董国棕、董国仁与其父亲已分别独立成户并各自拥有承包地，不存在第二轮承包时该地应由董国仁户继续承包的情形。董国仁以其河庄洋承包地因道路需要被征用为由主张已置换取得讼争承包地，但没有相应证据证实。综上，董国仁与被诉土地承包权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应驳回其起诉。原判以董国仁多年实际耕种、使用承包地为由认可其原审原告主体资格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予以纠正。董国棕及瓯海区政府关于董国仁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遂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董国仁的起诉。
董国仁不服二审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温行终字第27号行政裁定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不清。具体理由：一、二审裁定认为董国仁与被诉土地承包权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驳回其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一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据此，审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只要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公民便可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被诉登记行为所涉1.29亩承包地坐落于坟路头，董国仁提供的承包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均不能证明第二轮承包时其在坟路头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涉案土地自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至今一直由董国仁实际耕种、使用，董国仁并将该土地与他人调换，该事实一、二审法院也已经予以确认。若董国棕的土地使用权登记颁证行为合法，那董国仁实际占有和使用涉案土地的行为就不具备法律上的原因，要承受相应的腾退占用土地的法律后果，这必然会对其实际利益产生影响。故应判断董国仁与被诉土地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也符合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逐步扩大原告资格的发展趋势。董国仁在没有超过诉讼期限，且案件属于法院受理范围的情形下，具备完全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审法院驳回其起诉是错误的。二、被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未尽审查职责、界定权属不清，二审裁定未予撤销显属不当。首先，涉案土地行政登记欠缺合法的权源依据、权属模糊。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瓯海区政府于1999年1月向董国棕颁发№330321029731集体土地承包权证，确认该户4人对3.79亩土地享有30年承包权，其中1.29亩土地坐落于坟路头，四至为“东：世绍、南：长兵、西：国义、北：路”。但据相邻的马文聪户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记载，该户在坟路头承包地西至“国仁”，据董崇巧户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记载，该户在坟路头承包地西至“国宗”，结合当事人在本案诉讼中的陈述，本案董国棕户坟路头地块确实四至不清。涉案承包地权证对权利范围及四至界限描述过于简单，具体董国棕在坟路头承包地分几块，是否相连、宗地几何相连是何人均不明晰。且本案二审裁定所依据的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民终字第947号民事判决中也认定1.29亩并没有相对应的地块。因此，本案被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不具有合法的权源依据及权属清楚的事实。其次，瓯海区政府在审核颁发本案农村土地承包权证过程中未尽审查职责，登记发证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承包方案依法应当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关于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发放管理的实施意见》第四条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核颁发土地承包权证时应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审批表》、经村社员代表会议或户主会议通过的土地承包分配方案、各农户土地承包合同、有关土地权属的资料、凭证等有关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确认发证。本案属于第一轮承包期满后换发土地承包证情形，且承包户董国棕第二轮承包地面积较第一轮承包时增加了0.51亩，根据上述规定，填写《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之前，应当提供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土地承包分配方案。但瓯海区政府在潘桥镇政府未上报土地承包分配方案及面积调整说明材料的情况下，仅凭其上报的《审批表》初审意见、土地承包合同，且承包合同未明确具体四至范围即审核同意向董国棕颁发涉案土地承包权证，本案诉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三、二审裁定依据涉案的民事判决确认0.51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董国棕户享有，属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二审裁定依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民终字第94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涉案的一、二审民事判决，完全依据本案被诉的行政登记行为，得出涉案土地应当属于被申诉人所有的结论，并没有依据其他的权源依据提出涉案地块属于董国棕所有。因此，涉案民事判决不宜成为本案行政裁定驳回起诉的依据。涉案的民事判决的讼争土地是0.51亩，与本案行政判决中涉及的坟路头1.29亩土地的范围并不相同。民事判决确认董国棕户享有坐落于坟路头简易棚（东至马文聪户田、南至陈国进田、西至董国棕户0.4亩田，北至水泥路）占用土地西首部分的0.5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仅是确认坟路头以南的0.91亩土地的权属属于董国棕，与№330321029731集体土地承包权证确认的坟路头以南1.29亩土地（四至为“东：世绍、南：长兵、西：国义、北：路”）不能相互对应。诉争土地登记行政行为所涉及的1.29亩土地没有相对应的地块，权属面积依然不清。综上所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温行终字第27号行政裁定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不清。故依法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再审申请人董国仁认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并补充称：1、关于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问题，抗诉书讲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照本法提起诉讼。这里用了“认为”，不管是行政行为对或错，只要认为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就有权利提起诉讼。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的或实际使用土地的行为不服的，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承包土地属于集体土地。董国仁就是争议土地的实际使用人，根据该规定也可以提起诉讼。
被申请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与法相悖。抗诉书内容以及适用法条都是按照新的行政诉讼法。2012年二审法院判决的依据是原来的行政诉讼法，用新的行政诉讼法来判断2012年中院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不正确。2、抗诉认为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系伪造，没有任何事实内容，也没有查明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据。因此，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3、本案中抗诉针对的是对温州中院27号行政裁定，该行政裁定是驳回起诉，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应当发现驳回起诉确有错误才可以提起抗诉，否则，抗诉于法无据。4、抗诉书审查的理由是自相矛盾的。本案中抗诉书一方面认为27号裁定未经实体处理，而抗诉的理由是实体方面，并非是程序方面，中院作出的裁定是程序性的。根据2015年5月1日最高法院司法解释，2015年5月1日之前的行政诉讼适用原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法第93条第1项抗诉书没有提及，应予纠正。二、本案中的争议焦点是董国仁是否是利害关系人，除了刚才董国棕代理人发表的意见外，再补充几点：1、在2012年温州中院认为董国仁不具有利害关系，如果现在的法律规定是具有利害关系，难道用现在的法律将中院的裁定撤销？1995年判决通过2015年的法律改判？如果按此逻辑，法院所有的判决都会存在问题。因此，适用行政诉讼法新的理念断定2012年法院当时的精神，明显与法相悖。2、本争议并不是行政机关登记行为，也就是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上是对其长辈的承包田包给谁的问题。现在故意借用行政诉讼保护自己所谓的分家不当纠纷，维护自己的主张，这是滥用司法资源。3、本案中的利害关系人，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权益，当事人董国仁的合法权益在哪里？抗诉书中也讲到实际权益，不知道实际权益是什么概念？本案中董国仁的合法权益无论从第一轮承包证还是从整体情况看，仲裁时董国棕以董国仁侵犯其承包经营权提起的，原来有给董国仁耕种过，但是耕种没有缴费，也没有履行相关协议印证其合法性。4、我们履行职责并不是根据土地承包法或者土地承包证的管理办法，因那是2002年、2003年才发布实施，当时根据浙政办（1998）39号文件，审核只需要对乡镇部门提供的合同、审批表进行入户调查就可以，并不需要全部材料，更不需要去现场勘查，也更不需要提供相关分配的决议、方案。如果存在变化，也应当通过申报土地变动的审批手续，但是本案不涉及土地变动，土地变动属于该农户重新获得其他地块的承包田，更无存在调整和申报变动的事实，也经过村民同意决议。本案中关于四至内容是否清晰，与董国仁是不涉及的，而且无论是董国棕还是第三人对此都是认可的，董国仁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综上，本案应当裁定驳回。
被申请人董国棕答辩称：一、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抗诉，于法无据。1、在温州中院作出行政裁定书后，董国仁从未申请再审。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规定，在董国仁未申请再审的情形下，是无权申请抗诉或者申请检察建议的。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抗诉书中提出其是因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董国仁的检察监督申请而提请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因此，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本就不应受理董国仁的检察监督申请，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更不应该据此提起抗诉。2、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行政抗诉书中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91条第3、4项规定而提起行政抗诉，而本案涉及的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裁定的理由是以主体不适格而驳回起诉的。因此，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适用行政诉讼法第91条第3、4项规定，显然属适用法律不当。二、答辩人认为董国仁与被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1、董国仁获得颁发的第330321029746土地承包权证载明其享有承包权的土地位于河庄洋，并无任何对坟路头地块的承包权的相关记载，答辩人董国棕获得颁发的第330321029731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不可能侵犯董国仁的合法权益。2、答辩人认为实际耕种并不必然导致其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根据我国土地承包法第39条规定，对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关系不变。在本案中，董国仁与董国棕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转包或出租的法律关系，董国仁只是对诉争土地实施了耕种行为，故答辩人认为其耕种行为并不能导致其成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3、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行政抗诉书第7页倒数第3行中所述的内容属于逻辑不清，本末倒置。董国仁并无法律上或者合同上的任何原因对诉争土地进行耕种，这显然不能认为其对诉争土地享有合法权益。至于抗诉书认为的“符合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逐步扩大原告主体资格的发展趋势，这是行政诉讼法经过修改后确定的原则”。即使有这个趋势，也要防止诉权滥用、司法资源浪费的情形。三、答辩人认为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是针对二审行政裁定书，理由是主体资格问题，因此，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本案时无须对土地权属以及四至进行审理，但答辩人也愿意在此对抗诉书提出的相关内容发表答辩意见。1、答辩人认为被诉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并无任何不当。董国棕获颁承包土地经营权证是经过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土地承包权证审批、承包土地地块登记以及土地承包用户调查表等相关审核，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履行了相应的程序。2、根据行政诉讼一审时第三人横屿头村经济合作社提交的答辩状，被告瓯海区人民政府一审开庭时所作的陈述“根据浙江省1998年39号文件，当时的决议在审核后由村委会拿回”，以及答辩人在二审时提交的村委会证明和村民小组长的证明都可以表明，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入户情况调查表等均足以反映村民代表会议或户主会议的决议内容，并且该决议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因为村委会的几次办公地点的搬离以及水淹情况导致遗失。3、抗诉书提出的认为瓯海区人民政府在颁证过程中没有尽到审查职责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答辩人认为该两项规定在1998年瓯海区人民政府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其中“须经2／3以上”的规定并没有实施，根据我国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显然不能以现在的要求看待当时的行政行为。4、答辩人诉争土地也就是答辩人享有土地承包权利的位于坟路头的0.51亩土地，其在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登记的四至内容和董崇巧相关审批表上的四至内容可以互相印证，并且瓯海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一审案件时曾进行过现场勘查，也作出了地块相符的认定。并且董国棕位于坟路头路两侧的1.29亩土地恰好可以连成一片，显然符合承包分配的基本原则。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无论从董国仁于1999年1月1日取得土地承包权证开始或者是2011年11月16日参加土地仲裁开庭时，无论从任何一个时间节点起算，董国仁起诉撤销土地登记行为都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原一、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本院依法调取。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再审申请人董国仁是否具备原告资格，被申请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所作被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生效裁定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但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原告应当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被诉土地登记所涉土地坐落于坟路头地块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而再审申请人董国仁于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与所在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所获得土地承包权证的承包地坐落于河庄洋地块，两承包土地之间并不相关联。就涉案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属问题，被申请人董国棕曾经申请行政仲裁和提起民事诉讼，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民终字第947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认被申请人董国棕依法享有与再审申请人董国仁之间就坟路头争议地块的0.51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承包土地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因此，即使原审被上诉人存在实际耕种涉案坟路头土地的事实，亦不能改变被申请人董国棕与其所在村经济合作社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更何况再审申请人董国仁对该涉案土地的耕种，并未与权利人签订过任何转包或出租协议。据此，再审申请人董国仁与被申请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向被申请人董国棕颁发№330321029731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二审裁定驳回董国仁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由于再审申请人董国仁并不享有本案原告资格，故无需再行审查认定被申请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颁发涉案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行为的合法性。再审申请人董国仁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被申请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出庭应诉，本院依法予以指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维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温行终字第27号行政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惠 忆
审 判 员 唐维琳
代理审判员 蔡成杯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