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506民再4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邹金根。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邹小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朱坚。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缪莹，江苏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沈春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华中菁，江苏国浩（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剑兵（系沈春红丈夫）。再审申请人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与被申请人沈春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2）吴甪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6年8月1日作出（2015）吴民申字第9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邹小花及再审申请人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缪莹、被申请人沈春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华中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再审称，（一）原审中沈春红提供《借款协议书》及协议附件《借款清单》，以证明其向沈春红借款的事实，因《借款清单》为复印件，且无双方当事人签名确认，其当庭对该清单真实性不予认可，按相关法律规定该复印件未与原件核对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二）沈春红提供的《借款清单》中所列明的18项借款明细存在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等问题。①《借款清单》第1项“2009年10月25日借款150万元”。该款虽为沈春红于2009年10月25日以现金方式存入苏州市吴中区锦兴针织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兴针织公司）银行帐户，但原审未能查明该借款的资金来源，并不能证明此款一定是沈春红提供的借款。从锦兴针织公司银行帐户流水清单发现，沈春红自2009年1月19日至9月30日从锦兴针织公司银行帐户及股东邹金根个人帐户转走资金2107481元至其个人帐户。因此沈春红对该笔借款提供证据不足，借款事实不能成立；②《借款清单》中第2项“2011年1月1日借款97万元”。原审庭审时沈春红称该借款是“从2001年到2011年长期积累下来，当时有借到帐户上，也有借给他（邹金根）本人，但更多的是通过财务帐”，但沈春红未提供该款项相关入帐依据及资金来源。而自2009年9月27日至2010年12月31日锦兴针织公司银行帐户流水清单显示，在此期间沈春红共计从锦兴针织公司帐户及股东邹金根个人帐户转至沈春红个人帐户、其丈夫朱剑兵个人帐户、其与朱剑兵共同设立的苏州市迪飞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飞达塑料公司）、将锦兴针织公司对外业务应收款项不入帐直接转入迪飞达塑料公司资金高达5216863.25元。针对该笔借款，沈春红既没有提供相应的银行入帐记录，也没有提供该笔借款资金来源的相关凭证，而其有新证据证明沈春红在本项借款发生之前，从锦兴针织公司及股东邹金根处提取巨额资金，因此该笔借款根本子虚乌有；③《借款清单》所列3-10项“借款计1237010元”，沈春红称是其为锦兴针织公司垫付各项应付款项形成，然而锦兴针织公司的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3月底银行帐户流水清单显示，在此期间沈春红从锦兴公司帐户转至其个人帐户、其丈夫朱剑兵个人帐户、其与朱剑兵共同设立的迪飞达塑料公司及将锦兴针织公司对外业务应收款项不入帐，直接转入迪飞达塑料公司资金1492685.34元，加之在2011年1月1日之前被沈春红支取的大笔资金看，上述所列3-10项款项中虽是沈春红经手支付，但不能证明沈春红即为该款项实际支付人；④《借款清单》所列11-18项借款系锦兴针织公司向沈春红借来用以支付公司各项开支，但从锦兴公司银行出帐记录显示，上述支出项均是从锦兴针织公司帐户直接转帐或提现金后支付。因此《借款清单》所列11-18项借款不成立；上述问题表明，原审对借款事实得以成立的主要、关键证据均未审理查明，借款清单所列借款事项与事实严重不符，且其又有新证据提供，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的沈春红出借款项的证据和事实；（三）《借款协议书》的形成，是沈春红利用担任锦兴针织公司会计、出纳于一身的身份，对公司员工及客户散布公司经营困难、濒临倒闭的虚假信息，煽动员工集体讨薪及业务单位上门催款，导致公司内部秩序混乱、生产被迫停止，经营属于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沈春红乘机提出自己可以挽救公司，替公司清偿债务，经过各个业务单位相关人员与沈春红初步核对，当时对外需要支付的费用为4443506.35元。迫于当时情况紧急，其被众多人员堵在办公室连续多日催债，公司生产瘫痪，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签订了《借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的签订，受协迫的情节相当明显；（四）经彻查锦兴针织公司从2009年9月27日至2011年3月银行帐户全部流水清单，经统计，在此期间沈春红总共从锦兴针织公司帐户转至其个人帐户、其丈夫朱剑兵个人帐户、其与朱剑兵共同设立的迪飞达塑料公司及将锦兴针织公司对外业务应收款项不入帐，直接转入迪飞达塑料公司资金6809548.59元之巨。为进一步证实事实真相，其对锦兴针织公司的电子账册内容进行了公证，并申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该账册记帐凭证的内容与锦兴公司银行帐户流水单进行比对审核，发现沈春红的大量实际提款情况与帐面记载不符，甚至有大量的提款情况帐面根本没有任何记载。综上查核的大量证据表明，沈春红无故从锦兴针织公司转走大量资金至其个人及其丈夫朱剑兵个人帐户、其与朱剑兵共同设立的迪飞达塑料公司帐户，而沈春红并没有打过钱给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个人帐户上，由上述三人签订《借款协议书》，其实质是担心锦兴针织公司无力还款，因此本案的借款纠纷与沈春红无理由从锦兴针织公司提款有着不可分的关联性，希望法院考虑实际情况通过再审，对沈春红从锦兴针织公司擅自提款事宜与原审借贷纠纷一并作出裁判。被申请人沈春红答再审辩称，（一）本案原审审结时间为2012年5月10日，而其于2016年8月收到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再审申请书，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已过相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文书生效后六个月申请再审时效，法院应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二）申请人的再审申请适用法律错误，其再审理由不符合相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情形。①申请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要求再审，与再审事项不符；②原审已查明双方借贷事实并作出公正判决；③申请人举报其职务侵占，公安立案侦查已查明相关事实：邹金根自述曾借其440多万元、农业银行卡在2010年2、3月开始有短信告知业务，如有出入之帐，银行有短信发到邹金根手机、其2001年至今支付款项，需填写付款凭证，由邹金根签字后方能付款；④2014年9月28日公安机关对沈春红涉嫌职务侵占已撤销案件。综上，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已过时效，所提供证据不能成为新证据，且适用民事诉讼法错误，法院应驳回其再审请求。原审原告沈春红于2012年2月14日向本院起诉请求，解除其与邹金根、邹小花、朱坚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由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归还其借款本金人民币3813506.35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支付按年率9%计算的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查明，沈春红与邹金根、邹小花、朱坚系亲戚关系，邹小花、朱坚系邹金根的女儿、女婿。邹金根与妻子朱兰英原为锦兴针织公司股东，后于2011年4月将股份转让给邹小花和朱坚。沈春红于2002年至该公司担任财务工作，期间，邹金根多次向沈春红借款用于公司经营。2011年3月，沈春红欲入股该公司，因未谈妥而未成，遂于同月28日与邹金根、邹小花、朱坚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今有锦兴针织公司邹金根、朱坚、邹小花向沈春红私人借款4443506.35元，年利率为9%，借款年限为叁年。自2011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连本带息还清。还款方式每月还本金15万元，利息一年一结一次付清。并写明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一份公司备案，一份公证处公证。附借款清单一份。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均在协议书的借款人签字处签名。协议签订后，锦兴针织公司股东由邹金根、朱兰英变更为邹小花和朱坚，沈春红也离职。至2011年12月5日，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共归还借款人民币63万元，后未再还款。2012年2月13日，沈春红以邹金根、邹小花、朱坚数月未按约还款为由，向他们发出解除借款协议书的通知，并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沈春红提供如下证据：①《借款协议书》及所附《借款清单》（该清单共列18项，第1、2项分别载明：“2009年10月25日借款150万元”、“2011年1月1日借款97万元”，第3项至第18项逐一列明了2011年3月9日至同月22日期间借款的日期、具体金额及用途，并注明借款合计金额为人民币4443506.35元），证明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向其借款人民币4443506.35元。邹金根、邹小花、朱坚认为签字系受胁迫，且邹金根认可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62216元，而邹小花、朱坚认为其未借款。对《借款清单》的真实性，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亦不认可，称签订协议时未看到清单，该清单双方并未签名，且沈春红提供的是复印件；该清单借款中，对第1项借款150万元无异议，第2项2011年1月1日借款97万元并不真实，第5、10、11、13、15、16、17、18项借款并不存在，公司帐册反映这些对外支付的款项来源于公司自由资金。沈春红表示第2项借款人民币97万元系历次借款的积累，与第1项借款均系借给邹金根个人；其它有异议的款项均系2011年3月份发生的借款，当时其准备入股锦兴针织公司，具体由其丈夫朱剑兵出面于2011年3月11日与邹金根等人签订合同，出资400万元取得锦兴针织公司80%的股权，其代为锦兴针织公司支付了多笔款项作为资金投入，但合同未实际履行；后邹金根、朱兰英的股份实际转给朱坚、邹小花，故协商确定上述借款全部转为个人借款，于3月28日签订《借款协议书》，邹金根、邹小花、朱坚签名确认。②解除《借款协议书》的通知，称其向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多次催款未果，故要求解除协议。邹金根、邹小花、朱坚承认收到该通知，但否认沈春红曾催收欠款，并表示其一直在还款。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记账凭证、支付凭证、收据、收条、银行业务随单、发票等证据，陈述沈春红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财产，沈春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系邹金根、邹小花、朱坚通过公司帐户还款，并非侵占。原审认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成立，应受法律保护。邹金根、邹小花、朱坚辩称协议书上签名系受胁迫，未提供证据，不予采信，故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协议明确了借款金额，并载明附《借款清单》，虽然沈春红提供的《借款清单》是复印件，且无双方当事人签名，但借款清单上列明了18项借款的明细，而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又未提供其它借款清单，故沈春红提供的《借款协议书》与《借款清单》相互印证了借款的事实及金额为人民币4443506.35元的事实。结合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均在借款人处签名的事实，沈春红陈述的借款已转至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个人名下的意见，应采信，故沈春红要求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共同还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邹小花、朱坚辩称并未借款，故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双方确认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已归还人民币63万元，沈春花自认扣除本金，可采纳，故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尚欠本金人民币3813506.35元。根据双方约定，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应自2011年3月1日起每月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万元，而邹金根、邹小花、朱坚辩称至2011年12月已归还了人民币63万元，但按约定应归还人民币165万元，且之后未再还款，故应属邹金根、邹小花、朱坚违约。现履行期限虽未届满，但沈春红以邹金根、邹小花、朱坚的行为表明其已不履行还款义务为由，通知解除借款协议，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也确认收到解除通知，故结合邹金根、邹小花、朱坚的违约情节，沈春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协议解除后，沈春红有权要求邹金根、邹小花、朱坚返还尚未归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3813506.35元。至于利息，沈春红主张自起诉日起按约定的年利率9%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可支持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沈春红与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于2011年3月2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春红借款本金人民币3813506.35元，并自2012年2月14日起按年利率9%赔偿该款的利息损失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4863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29863元，由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共同负担。再审查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及邹金根与其妻子原是锦兴针织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沈春红自2002年开始至锦兴针织公司担任出纳一职。2011年3月11日邹金根及其妻子与朱剑兵、朱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锦兴针织公司股份（包括资产）等转让于朱剑兵和朱坚但未成、邹金根在沈春红担任锦兴针织公司出纳期间多次向沈春红借款用于公司经营、2011年3月28日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与沈春红签订《借款协议书》，沈春红遂即离开锦兴针织公司、2011年4月8日锦兴针织公司股东变更为邹小花和朱坚、原审判决生效后，邹小花等人已向沈春红支付款项63万元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再审另查明，沈春红、朱剑兵夫妇于2009年7月28日设立迪飞达塑料公司，住所地吴中区××××新村（租赁经济合作社房屋），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朱剑兵，出资30万元、沈春红出资20万元，2010年5月的迪飞达塑料公司年鉴报告中经营情况表反映企业仍在筹建中，2011年12月30日吊销营业执照。再审过程中，经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对《借款清单》第1项“2009年10月25日借款1500000元”、第2项“2011年1月1日借款970000元”、第14项“2011年3月10日借款147466元付汽费”、第3-9项扣除2011年3月21日付邹建生利息25000元外的借款总计1164750元、第16项2011年3月16日付客户贝多公司货款30000元，共计3812216元借款予以认可。本案争议焦点的是：（一）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是否已过再审期限？（二）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在《借款协议书》上的签名是否因受协迫而致？（三）邹金根以个人或锦兴针织公司名义向沈春红借款的数额。（一）关于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是否已过再审期限的问题。沈春红认为，邹金根、邹小花、朱坚的再审申请已过相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文书生效后六个月申请再审时效，应裁定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经查，原审于2012年5月10日作出（2012）吴甪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于同月14日向再审申请人原审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邮寄判决书。同年6月26日沈春红向本院申请执行，8月29日公安机关因邹金根等人的报案以沈春红涉嫌职务侵占对其立案侦查。2012年9月邹小花等人分别向本院及苏州市中人民法院邮寄再审申请书，2014年4月25日邹小花等人再次向本院提交再审申请。2015年4月20日本院向沈春红当面送达了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再审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本院认为，在本案原审判决生效后，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在法律规定的六个月的期限内提出了再审申请。因沈春红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立案侦查的相关事项与原审借款的部分事实互有牵联，本院依据“先刑后民”原则，在公安机关对沈春红撤销案件后，对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再审申请进行审查。因此沈春红认为邹金根、邹小花、朱坚的再审申请已过再审时效的辩称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在《借款协议书》上的签名是否因受协迫而致？再审申请人邹金根、邹小花、朱坚认为因沈春红散布锦兴针织公司不利消息，致其遭受客户及员工逼债，受协迫签订《借款协议书》。本院认为，自沈春红担任锦兴针织公司出纳期间，邹金根作为锦兴针织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经营需要以公司或个人名义向沈春红借款事实存在。在邹金根夫妇与沈春红丈夫朱剑兵、朱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因故未能最后转让成功的情况下，沈春红与邹金根、邹小花、朱坚签订《借款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邹金根、邹小花、朱坚所述之《借款协议书》签订背景的相关事实，并不能证明系胁迫而致，故该抗辩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邹金根以个人或锦兴针织公司名义向沈春红借款的数额。对《借款清单》所列借款事项，邹金根、邹小花、朱坚认为，其通过查帐能证实该清单以下所列借款事项不实，并提供如下证据：1、锦兴针织公司2011年1月至3月在农业银行甪直支行的银行账户流水单。证实《借款清单》①第15项“2011年3月16日借37000元，付环烘机款”，该款系锦兴针织公司2011年3月15日开具现金支票从公司银行帐户上支付；②第16项“2011年3月16日借193805.6元，付贝多5万、诚谊4万、水费53805.6元、耀荣1万、污水费5万、严氏2万”，其中除付贝多3万元系沈春红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外，其余均是锦针织公司于2011年3月16日至21日开具现金支票或转帐支票从公司银行帐户上支付；③第18项“2011年3月18日借10200元，付天宇化工”，是锦兴针织公司于2011年3月18日开具现金支票从公司银行帐户上支付；2、锦兴针织公司记帐凭证、发票、收据及农业银行甪直支行的银行账户流水单。证实锦兴针织公司于2011年3月1日从银行帐户提取现金30000元、3月16日提取现金25000元，而《借款清单》①第10项“2011年3月13日借47260元付工人工资和借款”、②第11项“2011年3月9日借70000元付电费”、③第13项“2011年3月15日借16706.25元付小额为贷款利息”、④第17项“2011年3月15日借11318.5元各种杂费”，这四项均系锦兴针织公司现金支付、⑤第5项“2011年3月21日借325000元，付邹建生本金及利息325000元”，其中25000元是锦兴针织公司于2011年3月16日开具现金支票从公司银行帐户上支付；3、锦兴针织公司客户昆山市信宜针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信宜公司）出具的证明、农业银行昆山锦溪支行出具的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及锦兴针织公司2011年3月在农业银行甪直支行帐户的银行流水单。证实《借款清单》第12项“2011年3月22日借250000元，付银行解款”，系2011年3月18日昆山信宜公司支付锦兴针织公司货款253540.7元，被沈春红于同月22日先行提取现金253540.7元后再解入锦兴针织公司帐户250000元；对上述证据沈春红质证后认为，2011年3月11日其丈夫朱剑兵、朱坚与邹金根夫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由朱剑兵、沈春红实际掌管锦兴针织公司，公司所对外支付款项均由其及朱剑兵支付，并提供朱剑兵银行帐户2011年3月1日至3月22日银行流水单，以证明提取现金后支付锦兴针织公司债务情况。1、《借款清单》①第15项“2011年3月16日借37000元，付环烘机款”；②第16项“2011年3月16日借193805.6元，付贝多5万、诚谊4万、水费53805.6元、耀荣1万、污水费5万、严氏2万”；③第18项“2011年3月18日借10200元，付天宇化工”。沈春红认为清单上该三项费用总金额实为271005.6元，但《借款清单》上只列有241005.6元，其中有些是其用父亲的存兑汇票支付贝多3万元，有些是从公司帐上支付的，说明当时都是双方对过支付明细的。从公司帐上支付的也是在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之前就借的。举例2010年11月30日及31日支付常州定型机款的其父亲的存兑汇票及一笔2011年2月25日13万元借款和2011年1月28日10万元借款。2、《借款清单》①第10项“2011年3月13日借47260元付工人工资和借款”、②第11项“2011年3月9日借70000元付电费”、③第13项“2011年3月15日借16706.25元付小额为贷款利息”、④第17项“即2011年3月15日借11318.5元各种杂费”，总计145284.75元，是其与朱剑兵在2011年3月11日至3月28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期间支付的款项，因此锦兴针织公司只持有上述款项支付凭证和发票收据，而帐户没有任何现金支出用于支付工资和各项杂费。3、《借款清单》第5项“2011年3月21日借325000元，付邹建生本金及利息325000元”。在2011年3月16日时邹建生讨要利息，确实是开具锦兴针织公司现金支票支付给邹建生25000元利息，后邹建生催要300000元本金，3月19日从朱建兵帐户分二次提取现金、一笔转帐计33万元支付邹建生时与邹金根一并结清。邹金根也在16日支付凭证及《借款清单》第3-9项付款清单上签字确认；4、对《借款清单》第12项“2011年3月22日借250000元，付银行解款”，锦兴针织公司客户昆山信宜公司于2011年3月18日支付的253540.7元，是在2011年3月11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前锦兴针织公司（不包括邹金根个人外部借款清单上）还给沈春红的借款，因3月11日自签订合伙合同后，公司实际管理员人为沈春红及其朱剑兵，但因合伙需要公司帐目清楚，故3月18日信益公司直接把贷款转入锦兴针织公司帐户后，3月25日朱剑兵取出253540.7元到个人银行卡，还给沈春红再以投资方方式将250000元存入公司帐户（请法庭注意，公司帐户每笔资金流动邹金根使用手机都有银行通知），3月28日因邹金根不同意工商变更，后经双方对帐这笔投资款就计入总借款金额。本案在再审过程中，沈春红提供了邹金根于2011年3月11日签字确认的《锦兴公司邹金根外部借款明细》一份，这份明细记载“16.沈春红97万元17.……合计626.7万元自2011年3月9日止邹金根所欠以上债务及产生的利息由锦兴公司承担。以后邹金根不得以公司名义借款。如再有借款由邹金根自行承担，与公司无关”。对此邹金根、邹小花、朱坚未提出异议。由此可以确定，在邹金根夫妇与朱剑兵、朱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就锦兴针织公司的对外债务沈春红、朱剑兵与邹金根是进行了对帐核算，则在2011年3月9日之前，邹金根结欠沈春红借款970000元。之后邹金根如再向沈春红或朱剑兵借款，则沈春红负有举证责任。而朱剑兵从自己帐户提取现金并不能证明该款即支付了锦兴针织公司应付款。针对《借款清单》上双方有争议的列项，经本院核对相关票据、凭证，确定邹金根以个人或锦兴针织公司名义向沈春红借款数额如下：1、《借款清单》①第10项“2011年3月13日借47260元付工人工资和借款”，锦兴针织公司记帐凭证为沈春红于2011年3月21日制单，付款凭证或票据时间均在3月13日至21日之间；②第11项“2011年3月9日借70000元付电费”，锦兴针织公司记帐凭证为沈春红分别于2011年3月1日、3月21日制单，支付凭证时间是3月3日付电费50000元、3月21日付电费20000元的收据；③第13项“2011年3月15日借16706.25元付小额为贷款利息”，该笔款项的锦兴针织公司记帐凭证为沈春红于2011年3月21日制单，所支付款项收条落款时间为3月21日、④第17项“2011年3月15日借11318.5元各种杂费”，该笔款项的锦兴针织公司记帐凭证为沈春红于2011年3月1日和21日制单，所附支付凭证或票据时间为2011年3月9日之后的金额为8354元。以上现金支付的款项，按2011年3月9日为界，之前的付款如是沈春红支付，也应算进总借的970000元中，因此支付凭证时间为3月3日付电费50000元及第17项3月9日之前支付的款项不应作为邹金根向沈春红的借款。该现金支付部分可确定邹金根向沈春红借款总计92320.25元；2、锦兴针织公司于2011年3月在农业银行甪直支行帐户的银行流水单，证实《借款清单》①第15项“2011年3月16日借37000元，付环烘机款”、②第16项“2011年3月16日借193805.6元，付贝多5万、诚谊4万、水费53805.6元、耀荣1万、污水费5万、严氏2万”、③第18项“2011年3月18日借10200元，付天宇化工”。除已确认其中支付贝多3万元系沈春红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外，均系是锦针织公司开具现金支票或转帐支票从银行帐户支付，沈春红辩称系《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前所借，并举例如2010年11月30日及31日其父亲的存兑汇票交付，但两者既缺乏联系又无相应证据印证。沈春红和朱剑兵虽在2011年1月28日及2月25日有10万元、13万元款项转入锦兴针织公司，但该部分款项系2011年3月9日邹金根确认结欠沈春红970000元及《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前，应已核算在970000元借款之中；3、对《借款清单》第12项“2011年3月22日借250000元，付银行解款”，确系2011年3月18日昆山信宜公司支付锦兴针织公司货款253540.7元，被沈春红于同月22日先行提取现金253540.7元后再解入锦兴针织公司帐户250000元。沈春红辩称该款在2011年3月11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前锦兴针织公司（不包括邹金根个人外部借款清单上）还给沈春红的借款，应当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因此该部分借款不成立，沈春红应倒付邹金根、邹小花、朱坚3540.7元；4、《借款清单》第5项“2011年3月21日借325000元，付邹建生本金及利息325000元”，其中25000元是锦兴针织公司于2011年3月16日开具现金支票从公司银行帐户上支付。对该笔款项沈春红认可是于2011年3月16日锦兴针织公司开具现金支票支付。但在3月19日从朱建兵帐户分二次提取现金和一笔转帐总计33万元给付邹建生时一并与邹金根结清，邹金根也在16日支付凭证及《借款清单》第3-9项付款清单上签字确认。虽该25000元系锦兴针织公司现金支票支付，但有邹金根就《借款清单》3-9项付款内容的明细上签字确认，当视为沈春红与邹金根对3-9项付款内容向作的再次结算。故可认为沈春红支付该25000元。综上，可确认邹金根向沈春红借款3925995.55元（3812216元＋92320.25元＋25000－3540.7元），扣除已付之630000元，尚欠3295995.55元。现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与沈春红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约定由邹金根、邹小花、朱坚支付邹金根上述借款，沈春红要求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共同支付借款并主张自起诉日起按约定的年利率9%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今《借款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期限已过，解除该《借款协议书》已无必要。而邹金根、邹小花、朱坚要求一并对沈春红从锦兴针织公司擅自提款事宜与原审借贷纠纷作出裁判的请求，因本案为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过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之规定，本案碍难支持。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可通过其他诉讼进行可法救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4）吴商初字第0577号民事判决；（二）邹金根、邹小花、朱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春红借款本金人民币3295995.55元，并自2012年2月14日起按年利率9%赔偿该款的利息损失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被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1878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26878元，由沈春红负担5294元，由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共同负担21584元。再审案件受理费案43756元，由沈春红负担10588元，邹金根、邹小花、朱坚共同负担3316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峥嵘审判员  姜春燕审判员  丁向东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钱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