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9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培文，男，汉族，住湖南省澧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从海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冯仕明。
委托代理人：张艳华，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幸莎，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珠海华之源水产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
法定代表人：陈桃香。
原审被告：范礼勇，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上诉人何培文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从海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从海公司）、原审被告珠海华之源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之源公司）、范礼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高民二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从海公司提交的两份《出仓单》显示，2013年9月18日，范礼勇在从海公司处领取了价值人民币609,380元的水产品，单据上“收货单位”为“华之源公司”，“经手人”为“范礼勇”。当日，从海公司开具《收据证明》，该证明内容为确认货物“华之源带鱼”、“从涓带鱼”、“青池”的货款总额为人民币608,380元，在证明上从海公司确认收到“华之源公司”现金人民币250,000元，还欠货款人民币359,380元，按协议余款需在十天内付清，范礼勇在证明下“收货人”处签字。2013年10月28日，何培文在证明下面标注“经协商，双方约定2013.11.15前付清货款”，何培文在标注下方签字并按捺指模。范礼勇原审庭审时称人民币250,000元并非现金支付，为转账支付。
2014年6月10日，从海公司作为甲方、何培文作为乙方签订《偿还货款协议书》，在协议乙方下注明“乙方公司全称：珠海华之源水产有限公司”，协议内容为，2013年9月18日，甲方向乙方供应丛海带鱼共计3341件，合计货款人民币609,380元，乙方当天向甲方支付货款人民币250,000元，尚欠货款余额人民币359,380元未付。双方协议约定乙方所欠货款余款定于在2013年11月15日前付清，并约定付款计划，同时约定乙方仍未按时付清，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货款总额30%违约金。
另查明，根据珠海市商事主体登记许可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显示，华之源公司的投资者为陈桃香、陈玉兰，分别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监事。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中涉案货物货款支付主体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范礼勇认为其当时作为华之源公司员工，接收涉案货物是在履行职务行为，但范礼勇、何培文并无在举证期内提交证据证明其属于华之源公司的员工，其接收货物及签订《偿还货款协议书》属华之源公司的行为而非其个人行为，亦无证据证明华之源公司给予了范礼勇、何培文授权让其代表公司进行涉案货物的买卖行为。同时，根据华之源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范礼勇、何培文并非华之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使其当时确为华之源公司的员工，但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不必然归属于华之源公司。虽然在《出仓单》、《收据证明》、《偿还货款协议书》中“收货单位”、货款支付单位及何培文的公司名称显示为华之源公司，但该记载并无证据证明得到华之源公司的确认，而且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华之源公司存在禁止员工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关的交易活动的约定或规定。综上，范礼勇、何培文并无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范礼勇作为涉案货物的收取方、何培文作为涉案货物欠款的确认方，应对涉案货物的未付款项负责，而华之源公司在本案证据中并无对货物、货款作出确认，亦无证据反映其作为涉案货物的实际受益人，因此其不应承担付款义务。
二、关于范礼勇、何培文的付款责任问题。对于欠付货款本金359,380元，有《收据证明》及《偿还货款协议书》作为证据证明，范礼勇、何培文应予支付。对于违约金及利息问题，从海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因范礼勇、何培文逾期付款对其造成的损失，且从海公司在本案起诉中亦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按照总货款30%计算违约金，标准过高，原审法院酌定应付的逾期利息及违约金综合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对于起算时间，因从海公司与何培文协商的最后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因此相应利息应从2015年1月1日起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范礼勇、何培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从海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59,380元；二、范礼勇、何培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从海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359,38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从2015年1月1日算至付清为止）；三、驳回从海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74元，由范礼勇、何培文负担人民币3270元，由从海公司负担人民币1504元。
一审判决后，何培文不服，以其与从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免除其个人责任。
被上诉人从海公司坚持其在起诉状中的意见，认为何培文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原审被告华之源公司、范礼勇二审期间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亦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何培文当庭提交三份证据材料：一、一份盖有“珠海华之源水产有限公司”印章的《证明》，内容为“我司何培文与珠海从海科技有限公司的带鱼买卖属公司职务行为，代表珠海华之源水产有限公司”，出具时间为2016年10月28日，拟证明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二、何培文自称为带鱼包装纸的一份复印件，拟证明当时交易的货物是华之源公司的带鱼；三、何培文手写的一张文字稿，何培文自称系其与从海公司业务员之间的邮件抄件，拟证明交易主体是华之源公司。
被上诉人从海公司认为，对《证明》的真实性无法认可，如果何培文的交易行为是职务行为，一审时就可以找公司出具这个证明，现在公司已停止经营，该证明是何培文与公司恶意串通出具的，且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对另两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经审理，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何培文承认其与华之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桃香为夫妻关系，并承认华之源公司因债务纠纷而停业，且公司财产已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何培文在《收据证明》和《偿还货款协议书》上签字承诺还款的行为是否职务行为。何培文作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的主张方，对此负有举证证明义务。何培文一审期间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二审时虽到庭并提交了三份证据材料，但其中“带鱼包装纸”的复印件和何培文手写的“邮件抄件”，本院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亦无法确认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盖有“珠海华之源水产有限公司”印章的《证明》，形式上虽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由于华之源公司在本案一、二审期间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本院不能确认该《证明》系华之源公司出具，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且即使该《证明》确系华之源公司出具，鉴于何培文与华之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桃香的特殊关系，以及华之源公司财产已被查封的现状，亦不能将该《证明》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故此，本院认为何培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何培文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74元，由何培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 挺
审 判 员 马翠平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