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朝行初字第831号
原告高永红，男，1976年3月3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高森（原告之父），1952年1月15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王春荣（原告之母），1951年3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全中胜，北京市中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磨房南里甲19号。
法定代表人张岩，局长。
被告委托代理人张志强，男，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干部。
被告委托代理人阚少启，北京市远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钱丽娜，女，1976年2月28日出生。
原告高永红（以下称原告）诉被告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以下称被告）结婚登记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钱丽娜（以下称第三人）与被诉的结婚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原告的法定代理人高森、王春荣以及委托代理人全中胜，被告委托代理人张志强、阚少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2年7月30日受理原告与第三人的结婚登记申请后，经审查于当日作出《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准予原告与第三人结婚登记，并向双方颁发《结婚证》。
原告诉称，原告是王春荣、高森二人的婚生子，自幼是二级智力残疾（重度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直与父母同住未婚。2009年9月25日，在朝阳区残联办理了二级智力残疾证，原告及父母从不认识第三人。2015年8月，第三人闯入原告及父母家中，声称自己是原告的妻子，并持有被告准予结婚的结婚证，且有所谓与原告的生育孩子，并欲占有原告的房产。原告十分震惊、生气，马上到被告档案处查询，发现被告确实在2012年7月30日准予原告与第三人结婚。原告认为，其为重度残疾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从不认识第三人，被告准予原告与第三人结婚的登记行为应为违法。综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于2012年7月30日准予原告与第三人结婚登记的行为。
原告在指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
被告辩称，一、被告为原告与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符合法律程序，行政行为合法，无过错责任；二、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判断审查只是形式审查，判定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是人民法院的职责，不是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责；三、原告的请求理由不是撤销婚姻的法定理由；四、原告可向人民法院请求宣告婚姻无效；五、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三个月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被告为原告和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
一、作出被诉结婚登记行为的证据材料：1、原告和第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证明提供的结婚登记证件符合法律规定；2、原告与第三人的《北京市婚前医学检查证明》，证明未发现医学上不宜结婚的异常情况和疾病；3、《谈话笔录》，证明原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4、原告与第三人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及《结婚登记告知单》，证明二人声明符合结婚条件，没有隐瞒事项，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法律责任，并向双方告知了结婚登记的条件等相关规定；5、《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符合结婚条件，准予登记；
二、因原告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经本院准许，被告补充提交了2007年3月21日、2014年12月14日《十八里店乡绿化隔离地区旧村改造房屋腾退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两份，证明安置协议中已将第三人及其与原告之子高晨曦列为被安置人口，原告法定代理人早已知晓第三人及其孩子的存在。
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
第三人述称，一、原告与第三人的婚姻登记行为符合法律程序，行政行为合法；二、原告是二级智力残疾，生活能够自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禁止结婚的情形；三、原告起诉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实为原告父母侵占第三人的财产，意欲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双方婚姻登记行为以达到侵占目的；四、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程序，具备合法性，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指定期限内，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
诉讼过程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申请对原告的诉讼行为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及2012年7月30日被告为原告和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时原告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上述事项鉴定。鉴定机构于2016年9月12日出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原告被诊断为中度精神发育迟滞，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诉讼行为能力。2012年7月30日原告办理结婚登记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1、被告提交的证据1-5能够证明被告应原告与第三人申请进行结婚登记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补充提交的2007年3月21日签署的《协议书》虽有原告之父高森签字，但被安置人口中未有第三人及其子高晨曦，2014年12月14日签署的《协议书》虽将第三人及其子高晨曦列为被安置人口，但未有原告父母的签字确认，因此不具有证明原告法定代理人早已知晓第三人及其孩子为其家庭成员的证明效力，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2、原、被告双方对《鉴定文书》均予以认可，经审查本院予以采纳。
另，本案第三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参加本案的庭审，本院通过邮寄方式向其送达了上述鉴定文书，其收到后未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提出相应诉讼意见。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30日，被告收取原告与第三人的相关身份证件及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出具的《北京市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为原告及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北京市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婚前医学检查结果均为“未发现医学上不宜结婚的异常情况和疾病”。办理过程中，被告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结婚登记告知单》，告知双方结婚登记的条件、禁止结婚情形等相关事项，被告制作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中，声明人处有“高永红”、“钱丽娜”字样的签名。同时被告制作了《谈话笔录》，笔录记载原告和第三人在谈话中均认可自愿结婚，并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告经审查后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结婚登记条件，遂于当日作出《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准予原告与第三人结婚登记，并向双方颁发《结婚证》。
本院认为，《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规定，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第四条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原告的户口所在地为朝阳区，被告作为本辖区内的民政部门，具有对原告与第三人的结婚登记申请进行审查并准予结婚登记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证明。第六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一）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二）非双方自愿的；（三）一方或者双方已有配偶的；（四）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五）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作为婚姻登记机关收取了完备的申请材料，履行了告知、谈话、申请人自行申明等程序。在未发现不予办理结婚登记的法定情形的情况下作出了被诉的结婚登记行为，被告已尽到了必要的审慎核查义务。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五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因此，结婚自愿系办理结婚登记的基本原则，亦是婚姻关系成立的基础。对于实践中男女双方是否自愿的判断标准，本院认为，除通过谈话询问方式排除申请者受到强迫或者干涉等外力因素影响意思自治外，申请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是否完全理解结婚登记行为的性质、后果和意义亦是是否自愿结婚的重要判断标准。但结婚申请双方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需要专业医学鉴定人员进行专业鉴定予以确认，不能对结婚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施以此专业审查义务。本案中，应原告父母即法定代理人申请，本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原告在办理被诉结婚登记行为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原告在办理被诉结婚登记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即不能完全理解结婚登记行为的性质、后果和意义，不能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及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因此，不能确认原告系自愿与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并自愿承担婚姻关系所产生的一切义务，被诉结婚登记行为违背了结婚自愿这一基本原则，故该结婚登记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被诉行为主要证据明显不足，应当予以撤销。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于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日对原告高永红与第三人钱丽娜作出的结婚登记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司法鉴定费13650元由被告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负担（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军巍
代理审判员 唐伟伟
人民陪审员 薛培丽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纪太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