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3民终26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林，男，197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沭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凡，江苏梦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云，男，196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启虎，男，197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阳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江苏正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春林因与被上诉人朱云、姚启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2民初4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7年9月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张春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凡、被上诉人朱云、姚启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春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云、姚启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姚启虎与朱云之间的保证合同纠纷一案，虽经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但目前已经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未判决。该案中除朱云以外其他的当事人均对借款合同及签名存有异议，并已经申请司法鉴定。故一审判决依据尚未生效的判决认定朱云和姚启虎之间存在“能够认定借款方及担保方向出借方出具上述借条并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明显错误。二、张春林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朱云、姚启虎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张春林的利益，一审判决否认张春林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明显不当。三、朱云、姚启虎与张春林同系宿迁亿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丰置业）的股东，公司一共只有五个股东，彼此相互熟悉且纠葛甚多。姚启虎保全朱云股权的事情，张春林是知道的，按常理推断，张春林与朱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姚启虎也是明知的。四、即便姚启虎对朱云享有债权，其通过保全措施可以达到实现债权的目的。但姚启虎在朱云与张春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解除了保全，并在同一天签订股权质押合同，明显反常。姚启虎的行为仅仅是为了阻止朱云与张春林为案涉股权办理工商登记，以实现与张春林对抗并继续争夺亿丰置业的控制权。五、上诉人不否认质押合同的设立是朱云、姚启虎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恰是朱云、姚启虎基于相互恶意串通的意思而损害了张春林的利益，从这个方面讲，朱云、姚启虎基于损害张春林的利益设立质押合同而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六、朱云在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宿中民初字第00055号民事案件中递交的上诉状中对担保事实及相关签名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在已经缴纳了全部大额诉讼费用后，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夕，因朱云被姚启虎推举担任亿丰置业的法定代表人，随后朱云撤回了上诉。朱云撤诉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也能证明其与姚启虎恶意串通意图是质押合同的主合同即借款合同合法化以损害张春林的利益。
被上诉人朱云、姚启虎辩称，第一，本案实际诉争的争议焦点为二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二被上诉人签订出质合同的缘由系被上诉人朱云为案外人刘春于2010年11月10日向被上诉人姚启虎借款提供担保所产生的债务，债务的真实性经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虽然该案在二审阶段，但是对于借款的事实双方并未有异议，该案现未判决。该债务并非虚构，且在涉案股权转让之前，被上诉人姚启虎于2014年10月21日就涉案的股权申请了保全，后同年的12月12日被上诉人姚启虎申请解除了保全，于同日二被上诉人签订了股权出质合同，与上述时间是相互吻合的。第二，二被上诉人的债权债务纠纷经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宿迁中院一审查明高达300万元，双方出质的质权金额为144万元及派生利益，该股权出质也与涉案的股权转让款是相等的，不存在出质价格过低的情形，本案诉前，被上诉人朱云曾起诉姚启虎，要求撤销出质合同，后来因主张得不到一审法院的支持，因而撤诉，故双方无串通的问题。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维持原判。
张春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朱云与姚启虎之间的股权出质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春林与朱云、姚启虎均系亿丰置业的股东。姚启虎因与朱云之间的债务纠纷于2014年11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同年11月24日作出（2014）沭诉保字第00198号民事裁定书，对朱云在亿丰置业18%的股份予以冻结。2014年12月12日，姚启虎申请解除保全。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4）沭诉保字第00198-1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朱云在亿丰置业的18%股权的冻结。同日，朱云（甲方）与姚启虎（乙方）签订《股权出质合同》，约定：“为确保甲、乙双方于2010年11月10日签订的由刘春向乙方借款330万元，甲方提供担保的合同履行，甲方以在宿迁亿丰置业有限公司投资的股权作质押，经双方协商一致，就合同条款作如下约定：第一条……第二条质押合同标的（1）质押标的为甲方在公司投资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2）质押股权金额为144万元整……”。双方签订合同后于同日至沭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上述股权出质办理了登记手续。2015年1月26日，朱云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其与姚启虎签订的《股权出质合同》，后申请撤诉。
2014年12月4日，张春林与朱云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云将其持有的亿丰置业的18%股权以人民币29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春林。协议第二条约定：“鉴于在签订本协议时，出让方朱云因与第三人产生民事纠纷，其所持的18%股权现已被第三人向法院申请了保全，被采取了保全措施，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现将本协议生效条件作如下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即生效并应于生效当日履行。”约定了包括“1、上述18%股权被解除保全措施的，本协议即生效；……6、包括但不限于上述5项原因，上述18%股权因其他原因被法院解除保全措施的，本协议生效”等6种生效情形。同年12月10日，张春林、朱云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内容为：“1、双方于2014年12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乙方将其持有的占宿迁亿丰置业有限公司18%股权折价297万元转让给甲方，现乙方自愿将此18%股权的转让价款变更为144万元；2、乙方应在接到甲方催告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通知后5日内，为甲方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在签订补充协议当天，朱云向张春林出具了一份书面收到张春林要求办理股权转让的通知，2015年1月3日朱云又书面通知张春林，其拒绝受领张春林给付的股权转让款项。
张春林于2015年1月4日诉讼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其与朱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有效，朱云协助张春林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诉讼过程中，张春林撤回要求朱云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于同年3月16日作出（2015）沭商初字第000025号民事判决，确认张春林与朱云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有效。
2015年2月10日，姚启虎诉至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案外人刘春归还其借款3300000元及利息，朱云及案外人吴波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刘春向姚启虎出具借条一张，朱云及案外人吴波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名，并共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等。2016年7月30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宿中民初字第000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案外人刘春归还借款300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和违约金，朱云及案外人吴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朱云及案外人刘春、吴波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朱云撤回上诉。
2017年2月9日，张春林根据其与朱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440000元提交宿迁市宿迁公证处。同年2月14日，一审法院依张春林申请作出（2016）苏1322民初1917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存于宿迁市宿迁公证处的朱云名下的1440000元股权转让提存款。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本案中，朱云与姚启虎订立《股权出质合同》，以其持有的亿丰置业的18%股权出质，并办理出质登记，该质权已经设立。本案诉争焦点为朱云、姚启虎签订股权出质合同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张春林的利益？首先，姚启虎对张春林与朱云于2014年12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即对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未作出限制性的规定，不要求经其他股东同意或通知其他股东。张春林主张姚启虎对该股权转让知情，姚启虎、朱云不予认可，姚启虎称其于朱云诉讼至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出质合同》时才知晓上述事宜，张春林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亿丰置业于2015年1月2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但其并不能证明公司所有股东对转让股权事宜均知情。其次，从股权出质合同和股权转让协议形成的时间上看，虽然朱云、姚启虎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股权出质合同迟于张春林与朱云之间转让股权协议签订的时间。但从朱云、姚启虎签订出质合同的缘由看，系因朱云为案外人刘春于2010年11月10日向姚启虎借款提供担保所产生的债务，而并非双方虚构债务。且在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姚启虎于2014年11月21日已经就涉案股权申请了保全。同年12月12日，姚启虎申请解除保全，于同日与朱云签订了《股权出质合同》。以上时间均相互吻合。再次，朱云、姚启虎的债权债务纠纷金额高达3000000余元，双方质押股权金额为1440000元，其与张春林的股权转让款1440000元对价相等，并不存在出质价格过低情形。最后，朱云、姚启虎就双方的股权出质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综上，朱云与姚启虎签订的股权出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张春林主张朱云、姚启虎签订的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春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60元，减半收取计8880元，由张春林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姚启虎、朱云签订案涉《股权出质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张春林的利益，即《股权出质合同》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姚启虎、朱云签订案涉《股权出质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张春林的利益，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关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问题。张春林主张姚启虎、朱云系在明知张春林与朱云已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通过签订《股权出质合同》的方式来恶意控制亿丰置业。本院认为，对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一、张春林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姚启虎在签订案涉《股权出质合同》前已经知悉张春林与朱云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且姚启虎对此不予认可。二、虽然张春林、朱云、姚启虎同为亿丰置业的股东，且该公司仅有五名股东，但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即对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未作出限制性的规定，不要求经其他股东同意或通知其他股东。故姚启虎并不基于亿丰置业的股东身份而必然知晓股权转让合同。三、张春林主张其基于亿丰置业的股东身份知晓姚启虎与朱云签订《股权出质合同》，故姚启虎必然基于亿丰置业的股东身份而知晓《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仅属推论且并不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不予此采纳。四、案涉《股权出质合同》系姚启虎基于已经就朱云在亿丰置业的股份进行保全的基础上，进一步保障自身的债权所采取的合理措施，符合常理，朱云的陈述反复并不必然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五、
其次，关于案涉《股权出质合同》是否损害张春林的利益问题。本院认为，张春林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合法利益因姚启虎、朱云签订案涉《股权出质合同》受到损害。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基于姚启虎的申请于2014年11月24日冻结朱云在亿丰置业的18%的股权，故虽然张春林与朱云在2014年12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签订协议时间晚于股权被冻结时间，故其合同是否可以实际履行仍然处于待定状态，即如股权被解除冻结后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如股权被强制执行则可能股权转让协议失去实际履行的可能。二、案涉《股权出质合同》仅仅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姚启虎债权的实现，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且债权数额并未增加，亦未增加新的条件，故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可以履行仍然处于待定状态，股权出质合同并未增加其客观履行的难度。三、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朱云享有的亿丰置业18%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144万元，股权出质合同中朱云18%亿丰置业股权的设定质押股权金额为144万元，故股权出质合同的签订并未损害张春林的利益。
综上，朱云与姚启虎订立案涉《股权出质合同》，以朱云持有的亿丰置业的18%股权出质给姚启虎，并办理了相应的出质登记。朱云、姚启虎均认可案涉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并不违法法律且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股权出质合同合法有效。张春林的主张股权出质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张春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张春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0元，由上诉人张春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治国
审判员 朱 庚
审判员 仲召虎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吴雪林
书记员张晓青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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