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56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海方，男，汉族，1951年8月21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发，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玉梅，女，汉族，1952年12月7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发，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啟芝，女，汉族，1949年3月4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婷婷，湖北鼎力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八一路9号1栋7层。
法定代表人：徐利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达方，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与被上诉人严啟芝、原审被告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海方，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发并作为上诉人唐玉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严啟芝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婷婷，原审被告汇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达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上诉请求：1、改判汇新公司和魏海方共同承担责任；2、改判唐玉梅不应承担责任；3、不支持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利滚利”；4、认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牟利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5、合理分摊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没有考虑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通常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以谁的名义借款，就由谁来还。但是，这一基本原则存在一定的例外，一审错在没有考虑例外。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特别是前些年，由于中小企业贷款难，又顾忌企业借贷的禁止性规定，很多企业便采取“曲线借贷”的办法，进行民间借贷，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形。魏海方是汇新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生产经营融资工作。魏海方向严啟芝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是表见代理，是职务行为。企业的意志，并非唯一由企业法定代表人表达，还可以由代理人表达。魏海方向严啟芝借款，表达的是企业意志，企业应当承担责任。汇新公司同意承担还款责任，并且向一审法院提出了债的加入申请，一审法院准许了汇新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是，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仅依据魏海方写的借条，认定严啟芝与魏海方和唐玉梅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排除汇新公司为债的加入。这种做法，有悖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规定。二、唐玉梅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与魏海方承担连带责任的，本应是汇新公司。汇新公司提出了债的加入，本应允许。因本案一审的根本性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情形，把汇新公司排除在外，认定魏海方是债务人，导致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与事实不符，显失公平。魏海方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而非用于家庭生活消费，判决唐玉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冤枉。三、支持了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利滚利”。从2001年7月20日起，至2011年2月20日，共7次，向严啟芝借款本金实为710，590元。计算利息大大超过了年利率24％，有的甚至超过了年利率70%。2012年8月20日，魏海方给严啟芝换成本息合计2，884，638元借条，明显是“利滚利”形成的。而且，在写这张借条之前，2002年9月26日至2008年8月20日期间，还5次抵扣归还了严啟芝出借款408，827元，如果加上408，827元，“利滚利”的数额更大。一审支持了这样高的“利滚利”，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计算民间借贷利息的规定。四、将信贷资金转贷牟利无效行为认定为合法有效错误。严啟芝出借的本金710，590元中，有300，000元是以其子芦俊的住宅抵押向银行贷款，于2006年11月7日转借给汇新公司高息牟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这种民间借贷行为应认定为无效。魏海方及其代理人当庭提出了应依法认定这部分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不能按民间借贷计付利息，可以按银行贷款清偿，计入2，884，638元中的高利息应当剔除。
被上诉人严啟芝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汇新公司辩称，同意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严啟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魏海方、唐玉梅偿还欠款共计2，884，638元并支付利息；魏海方、唐玉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啟芝与魏海方、唐玉梅系邻居关系，自2001年起，严啟芝陆续向魏海方、唐玉梅多次打款，魏海方、唐玉梅承诺支付高息。2012年8月20日，魏海方将以前的小额借条金额汇总为一张大额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到严啟芝共人民币2，884，638元整，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魏海方，日期为2012年8月20日”。在一审庭审中，魏海方称该借条是自己亲自书写的，但金额是利滚利最后形成的，实际的借款数额没有这么高，而且是汇新公司借的，自己是代表汇新公司借款的职务行为。实际向严啟芝借款的本金为710，590元，全部交到汇新公司，归还了严啟芝的出借款本息为408，827元。最后于2012年8月20日出具的2，884，638元借条是高息利滚利形成的。在此之后，归还了严啟芝的出借款56，000元。唐玉梅、汇新公司均认可魏海方的以上陈述。汇新公司认为魏海方、唐玉梅向严啟芝借款的行为均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是公司向严啟芝所借的款项。严啟芝称，自己只向魏海方出借款项，从未与汇新公司发生任何法律关系，且2012年8月20日的借条上载明，系魏海方向严啟芝所借的款项，并且认可在此之后，魏海方向严啟芝还款50，000元。在2012年8月20日之前的全部小额借条被魏海方拿走，最后汇总为2012年8月20日的一张大额借条。魏海方在一审庭审中认可了上述的全部小额借条被自己拿走，因保管不善而丢失。魏海方在庭审中举证证明了，在2012年8月20日之后，向严啟芝支付了56，000元。一审法院还查明，唐玉梅与魏海方之间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项，其一是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的问题。经过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严啟芝是向魏海方、唐玉梅出借的款项，魏海方、唐玉梅辩称，自己是代表汇新公司向严啟芝所借的款项，汇新公司也称其向严啟芝借款上述款项，但魏海方、唐玉梅及汇新公司的辩称没有相应的事实证明，严啟芝与汇新公司发生了借款的法律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出借人为严啟芝，借款人为魏海方，唐玉梅系魏海方的妻子，借款行为系在他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借款人为魏海方及唐玉梅，双方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二是关于本案的借款事实及有关的法律关系的分析。魏海方于2012年8月20日的借条上载明，魏海方向严啟芝借款2，884，638元。魏海方认可自己书写的借条，但辩称以上的金额系利滚利高息形成的。严啟芝称所出借的2，884，638元是合法形成的本金，原来的全部小额借条汇总形成的该数额的借条，原来的全部小额借条被魏海方收回。魏海方认可收回了全部的小额借条，书写了以上2012年8月20日的汇总借条，因自己保管不善，将收回的借条丢失，并称实际的借款数额为710，590元。关于本案的借款本金是否为2，884，638元，一审法院认为严啟芝提交了2012年8月20日的借条，该借条载明了魏海方向严啟芝借款2，884，638元，魏海方认为该款项是高息利滚利转成的，该举证的责任应由魏海方承担，因为原来全部的小额借条都交给魏海方，上述的小额借条可以清晰地还原形成的一张大额借条的事实，但因魏海方的原因，丢失了全部的小额借条，魏海方没有证据证明2，884，638元的金额系利滚利形成的本金，其主张自己及其妻子唐玉梅系代表汇新公司向严啟芝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魏海方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严啟芝主张魏海方、唐玉梅向其借款2，884，638元的事实成立。魏海方、唐玉梅主张向严啟芝还款56，000元，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严啟芝主张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双方约定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的支付，故严啟芝主张魏海方、唐玉梅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严啟芝要求偿还欠款2，884，638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828，638元（2，884，638元-56，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一、魏海方、唐玉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欠款2，828，638元；二、驳回严啟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93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9，939元，由魏海方、唐玉梅承担（此款严啟芝已垫付，由魏海方、唐玉梅连同上述赔偿款项一并支付给严啟芝）。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魏海方与唐玉梅于1977年3月30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5月7日登记离婚。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魏海方向严啟芝出具的借条中虽落款中出现了汇新公司的名称，但从借条的文义来看，并没有明确为汇新公司向严啟芝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无其他信息能够显示魏海方具有汇新公司的代理权；因此，魏海方向严啟芝出具借条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魏海方及唐玉梅主张魏海方出具借条构成了对汇新公司的表见代理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魏海方及唐玉梅均未提交证据证明魏海方与严啟芝将借款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魏海方及唐玉梅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严啟芝知道该约定的情况，故在魏海方及唐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魏海方所负债务，为魏海方及唐玉梅的共同债务，应由魏海方及唐玉梅共同偿还。故魏海方及唐玉梅上诉主张唐玉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魏海方及唐玉梅与严啟芝均认可本案中的2012年8月20日的借条为多笔小额借条转化而来形成，该借条应视为双方对此前借款的结算。现虽魏海方及唐玉梅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有异议，但因魏海方原因未能提供此前小额借条予以佐证，又不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推翻上述借条载明的事实，亦不能对借款本金及高息转化的具体数额进行准确的陈述，其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魏海方及唐玉梅主张严啟芝存在套取信贷资金的行为，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939元，由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兰
审判员 张 剑
审判员 汤晓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郑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