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7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维信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法定代表人：耿燕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勇，广州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应熹，广州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钟德逊，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飞，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维信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翔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4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维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鼎翔公司向维信公司归还借款4812600元以及按照借款日期到归还日期之间的利息；3.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以及保全费由鼎翔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17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之间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正是属于第17条列举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法院应该直接适用第17条来进行裁判。因此，在维信公司提供相关转账凭证等证据后，应该由鼎翔公司来举证证明该笔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债务或其他债务，但纵观鼎翔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跟本案无直接关系的证据，不能达到前述所称的证明目的。因此，应认定双方有关的借贷关系的事实成立。二、一审判决没有查清鼎翔公司汇给关联公司的713万元的款项的性质，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关于鼎翔公司汇给维信公司的关联公司北京长天国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天公司）713万元款项的性质，一审判决没有进行认定。如果认定是鼎翔公司对江苏南大苏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富特公司）的股权投资款，毫无疑问鼎翔公司就应该在长天公司收购的苏富特公司的股份中占有相关份额及行使权力，但截至目前为止均没有表明鼎翔公司在长天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中占有相关份额的书面证据及其他信息，因此，该713万元明显不属于股权投资款。根据鼎翔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鼎翔公司分两次收购江苏富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仁公司）的股票价格为每股0.3以及0.4元，维信公司收购的股票价格为每股0.236元，鼎翔公司收购平均价格为0.35元，如果如鼎翔公司所言补差价，维信公司最少应该补给鼎翔公司（0.35-0.236）/2*100000000=570万元，但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显示，鼎翔公司补偿给维信公司款项约713-486=127万，显然与鼎翔公司所言的补差价事实不符。而且，根据双方的汇款时间来看，鼎翔公司的汇款时间均为2008年2月初，鼎翔公司已经与富仁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维信公司也与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在明知维信公司收购价远低于己方的情况下还向维信公司的“关联公司”汇款，明显与常理相悖。而维信公司的汇款时间为2008年2月到8月之间，印证了维信公司借款给鼎翔公司收购的事实。鼎翔公司在2007年12月份以及2008年3月份分别与富仁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涉及的资金高达7000万元之巨，很显然，对于一个成立不到4年注册资金50万的小公司也就是鼎翔公司而言，在短时间内要调集这么多收购资金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鼎翔公司还要额外拿出713万的资金给其关联公司长天公司，明显与鼎翔公司的资金实力以及常理相悖。而且，维信公司注意到，前述汇款均是以现金方式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存入维信公司账户，很显然，单从形式上看，这笔钱就不一定属于鼎翔公司所有。而且，这么大的资金直接通过现金交易很明显违反了我国关于资金管理的法律以及相关规定，除非鼎翔公司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则不会甘冒触犯国家相关法律的风险。因此，这笔款项不可能属于鼎翔公司真正所有。汇款凭证上记载的明显是“往来款”，这也间接印证了长天公司的前述713万元为结汇款的说法。鼎翔公司在汇出款项后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向维信公司以及长天公司追讨也可以间接印证该笔款项为结汇款。三、鼎翔公司所称的联合收购根本不存在。维信公司和鼎翔公司分别与不同的主体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在所有的收购协议里根本没有联合收购一说，苏富特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也是记载双方分别从不同主体受让股权，鼎翔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显示双方同意进行联合收购的事实。一审法院仅凭鼎翔公司一面之词就随意认定双方联合收购一事，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有证据显示鼎翔公司实际上是分两次收购富仁公司的股份，共计占苏富特公司股份总数的21.41%，但是后来显示的苏富特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其只拥有10.705％的股份，长天公司股份份额也是10.705％，如果双方真的作为联合收购方的话，鼎翔公司完全可以将多出的10.705％股份的部分转让给长天公司，鼎翔公司显然没有将前述股份转让给长天公司，也没有在转让前述股权后要求长天公司承担相应的亏损或分配利润，因此，只能说双方压根就不存在联合收购股权一事。因此，维信公司要求鼎翔公司在二审中补充提供另外10.705％的股权转让协议，以查证前述股权转让收益以及收益如何分配的，以证实到底是否存在所谓的联合收购协议。四、一审判决错误适用实际控制人规则，导致错误裁判。根据维信公司提供的证据，长天公司的股东有5人，各占20％的股份，刘健根本不足以构成实际控制人，鼎翔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刘健可以联合其他股东对长天公司进行实际控制，因此，现有证据根本不足以认定刘健就是长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制度只有在公司控制、股权收购等有关公司重大利益的事情上才能应用，以判断实际控制人是否有滥用控制权的行为，但是，在公司债务的承担上没有实际控制人的相关制度来进行明确规范。因此，即使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公司，也应该根据公司法人独立性原理，其有关债权债务相互独立，更何况在本案中根本就不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公司的债权债务。如果根据一审法院的判决思路，目前的企业集团下属各个子公司与其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就会一团乱，只要其债务人对其他子公司有资金往来或者偿还债务即可以认定是对其他子公司的偿还，从根本上否认了法人以及财产的独立性，将对整个公司法制度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五、一审判决对维信公司的汇款凭证以及记账凭证断章取义，没有做整体理解。维信公司的汇款凭证记载的是货款，在自己的记账凭证里记载的分别是其他应收款下的分项单位往来款以及短期借款，从本质上来讲，也就是这些款项是维信公司的应收款项，维信公司认为这些款项是应该从鼎翔公司处收回来的，其实就相当于欠款，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一审判决书所言没有“记载为借款”这一说法。六、一审法院未查明鼎翔公司一审中陈述关于鼎翔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健翔与案外人刘建联合收购苏富特公司股份的事实。在一审庭审笔录中，一审法官曾明确向鼎翔公司提问，其所称潘健翔与刘建联合收购股份以及支付差价的事实是否有证据，鼎翔公司明确答复没有。而鼎翔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是证实鼎翔公司存在收购苏富特公司的股份，所有的证据均未证明其与所谓的案外人刘建有联合收购的事实。鼎翔公司提供的713万元收购股份款项也是鼎翔公司的陈述，且是汇给案外人。因为本案一审在未追加潘健翔、刘建为第三人情况下，没有证据证明联合收购事实的情况下，采纳了鼎翔公司的陈述，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鼎翔公司的陈述是否真实。第二，所谓的案外人潘健翔与刘建是否存在联合收购的事实。第三，鼎翔公司陈述的双方互补差价的事实是否存在，如何补双方各自补了多少，是否包含鼎翔公司陈述的涉案两笔款项。因此，维信公司认为在没有追加潘健翔、刘建为第三人的情况下，直接采纳鼎翔公司的陈述，认定存在联合收购的事实和互补差价的事实，是错误的。鼎翔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维信公司与鼎翔公司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维信公司给鼎翔公司的转账汇款实际上是维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建、鼎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潘健翔双方为了协调联合收购上市公司苏富特公司的股份，在各自控制下的多个公司之间相互转账往来款，而非双方之间的借款。鼎翔公司也曾于相同时间段向维信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控制下的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华公司）（已更名为“北京长天国盛投资有限公司”）转账汇款713万元。二、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因此不应依据该《规定》第十七条要求维信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而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由维信公司就其与鼎翔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规定：“（三）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系于2015年9月1日实施，而本案系2015年7月立案，故本案属于该《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不适用该规定。退一步讲，即使适用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鼎翔公司在一审中所列举的证据也已充分证明包括维信公司向鼎翔公司转账汇款在内的双方实际控制人所控制各公司之间的相互往来款项属于其他法律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在此情况下，维信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就双方的实际控制人之间联合收购苏富特公司的股份，在一审中维信公司明确确认了，且双方在一审当中所提交的证据也可以证明。关于互补差价，双方确实是口头约定。鼎翔公司认为本案的关键是维信公司只是提交了转账凭证，而没有借款合同，这不足以证明双方有借贷关系，维信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维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鼎翔公司偿还维信公司借款4812600元。鼎翔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维信公司于2008年2月14日、15日、21日、同年6月5日、同年8月26日分别向鼎翔公司转账700000元、730000元、800000元、1500000元、1082600元，合计4812600元。前四笔转账的银行凭证记载用途均为“货款”，最后一笔转账的银行凭证记载用途为“往来款”。维信公司对该五笔款项进行会计记账，前四笔款项的记账凭证载明“明细科目－其他应收款－单位往来”，第五笔款项的记账凭证载明“明细科目（短期借款）－其他应收款－单位往来”。鼎翔公司认可收到上述汇款，但认为维信公司、鼎翔公司之间没有借款合意，该五笔汇款并非借款而只是往来款。在本案中，鼎翔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维信公司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维信公司的股东为环球有限公司；二、苏富特公司的《股东特别大会结果》，反映苏富特公司董事会于2008年6月20日和同年11月7日分别委任潘健翔、刘建为执行董事；三、维信公司2008年8月25日出具给苏富特公司的《承诺书》，内容为“公司的外方股东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登记的INTERBRIDGEGLOBALLIMITED（下称‘环球有限公司’）占100％股份，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中的2600000美元现汇已全部到位，3400000美元设备因厂房建设还未完工暂时无法进口，承诺以上注册资本将在2009年9月30日前全部到位”；四、苏州兴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08年3月14日对维信公司截至2008年3月5日累计实收注册资本的《验资报告》（复印件，苏兴远验字2008第048号），当中“验资事项说明”记载“截至2008年3月5日，环球有限公司投入第5期出资合计1026958.82美元，其中向SILVERMOUNTHOLDINGSLIMITED（下称‘香港SMH公司’）借入776958.82美元；根据协议，香港SMH公司将776958.82美元汇入环球有限公司设立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市吴中支行的外汇资本金账户，作为环球有限公司的投资款，为实收资本”。《验资报告》附有环球有限公司与香港SMH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776958.82美元）、农业银行吴中支行的转账汇款凭证（776958.82美元）与对账单；五、长天公司的章程、股东会决议、名称变更通知，反映该公司于2010年11月18日更名为现名称，刘建为该公司股东。鼎翔公司认为上述证据证明维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建。维信公司对上述《验资报告》的内容认可真实，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亦予以认可。维信公司称苏富特公司是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一家公司，维信公司的董事长刘建与鼎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潘健翔分别在苏富特公司任职，刘建、潘健翔为了持有苏富特公司一些股份，曾经通过维信公司、上海邦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安公司）给鼎翔公司汇款，用以购买苏富特公司的股份，但鼎翔公司用于购买苏富特公司股份的款项没有归还给维信公司和邦安公司。鼎翔公司购买苏特富公司股份的资金由维信公司提供，所以维信公司向鼎翔公司追讨案涉借款，即为维信公司当初提供给鼎翔公司购买苏特富公司股份的款项。鼎翔公司表示“刘建控制的公司与潘健翔控制的公司，都分别收购了苏特富公司的部分股权，由于股份出让方是两家不同的公司，转让的股份价格并不一致，因此刘建和潘健翔协商，确定按相同的价格收购股份，以达到双方的出资平均。这样，在各自完成收购后，维信公司、鼎翔公司之间会发生少付款的一方向多付款的一方补偿差价的情况。维信公司每股收购价是0.236元，鼎翔公司每股收购价是0.40元，两者的平均价约每股0.30元，案涉所谓借款实为补偿购买股份的价差款。维信公司起诉借款合同纠纷，但维信公司、鼎翔公司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没有借款合意、没有借款利息等约定，而且鼎翔公司也付给维信公司实际控制的长天公司7130000元用于购买苏特富公司股份，双方之间相互往来的款项是用作补差价，并不存在维信公司出借资金给鼎翔公司购买股份一事”。对此，鼎翔公司提供其职员梁晓明、林艾向长天公司的汇款单证，证明鼎翔公司于2008年2月1日和5日通过梁晓明、林艾分多笔次向长天公司汇款合计7130000元（3830000元＋3300000元）。维信公司对鼎翔公司汇给长天公司的7130000元予以认可，但称该款是“香港SMH公司委托鼎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潘健翔作换汇的款项，用来投资苏特富公司”。对此，维信公司提供了长天公司的《情况说明》（落款盖章为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无落款出具日期），内容为“一、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已更名为长天公司；二、2007年9月，香港SMH公司与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由香港SMH公司出资，购买苏特富公司股份，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代香港SMH公司持股；三、香港SMH公司通过潘健翔安排，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汇入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账户，香港SMH公司以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名义从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受让1亿股法人股，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成为苏特富公司股东”。另外，维信公司亦提供，一、香港SMH公司（甲方）与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于2007年9月19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内容包括“甲方法人（代表）LIUJIAN、乙方法人（代表）刘军；乙方代甲方对苏特富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即乙方代甲方持有该股份；投资款由甲方汇往乙方指定账户，投资金额人民币20000000元，最终投资金额为甲方实际结汇后，汇至乙方账户的具体金额为准，因甲方属境外公司，涉及外汇问题，需由甲方自行安排换汇；甲方需在2008年2月29日前如数安排该投资款项”等；二、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方）与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有“受让方愿意依法受让转让方所拥有的苏特富公司10.71％（共计1亿股）的股权；股权转让的总价确定为23600000元”等；三、苏特富公司2007年年报、2008年第一季报，记载内容：“2007年12月24日，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定，将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10.71％（10000万股）股份转让给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2007年12月7日，江苏富仁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定，将江苏富仁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10.71％（10000万股）股份转让给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鼎翔公司对于受让江苏富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苏特富公司股份10.705％（10000万股），举证提供该转让双方于2007年12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证明约定每股价格由0.23元增加0.07元即0.30元，以及另于2008年3月5日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约定每股价格0.40元。一审另查明，一审法院受理了邦安公司诉鼎翔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4691号]，邦安公司在该案诉称鼎翔公司在2008年1月期间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其借款合计1600000元，起诉要求鼎翔公司偿还借款1600000元及利息。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在该案称“其与邦安公司的负责人均经营多家公司，此前曾共同参与收购苏富特公司股权事宜，故双方之间才会发生资金往来”。邦安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但称借款1600000元债务与该收购项目无关。该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邦安公司提供的银行汇款记录，仅能证明款项资金的流向，不能证明款项为借款，而邦安公司未进一步举证与鼎翔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且邦安公司承认与鼎翔公司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因此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22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邦安公司的诉讼请求。邦安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后提出撤回上诉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30日裁定准许邦安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维信公司于2017年8月10日提供落款日期2008年12月30日、借款人盖章“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的《借据》一张，内容为“本公司因经营需要，于2008年2月－8月期间向维信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分5次拆借合计4812600元，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该《借据》的全部内容为打印的形式，且落款日期与盖章存在交叉。维信公司提交《情况说明》，称“鼎翔公司确于2008年12月30日向维信公司出具借据一份，确认其在2008年2月至8月期间向维信公司拆借4812600元，该份借据当时由维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接收后未交还公司保管，案件起诉后虽多方查找但未发现，最近是在对当年居住的房屋进行清理时发现”。鼎翔公司表示维信公司自始未提及和出具过该份《借据》，认为《借据》系维信公司伪造，要求维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庭作证和提出鉴定申请，明确鉴定事项：一、《借据》原件中“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印文）与鼎翔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两个印章（印文）是否一致；二、《借据》原件中“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印文）是以打印机套打形成还是使用公章盖章形成；三、《借据》原件的文字内容和“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印文）的形成时间；四、《借据》原件的文字打印与“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的先后顺序（朱墨时序）。维信公司表示清楚鼎翔公司上述鉴定要求，但对形成时间的鉴定称根据现有技术条件无法形成绝对性的意见，对该项鉴定有异议。法庭考虑《借据》在本案起诉前已经形成存在，维信公司存在逾期举证的情形，由此确定鉴定费用由维信公司先行支付，待鉴定结论形成后案件依法裁判时最终确定当事人负担，法庭并向维信公司释明了不予交纳鉴定费用的法律后果。维信公司对此表示清楚未有异议。法庭依程序选定鉴定机构通知维信公司按期交纳鉴定费用后，维信公司逾期未有交纳鉴定费。法庭要求维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庭接受询问。维信公司诉讼委托代理人与自述系维信公司董事长耿燕南助理的刘军到庭。刘军陈述：“在（本案）起诉时耿燕南就说有《借据》，但在公司里没有找到，后来问耿燕南《借据》到底放在哪里，耿燕南就说可能放在家里，然后我就去耿燕南家里找到《借据》。《借据》是我在耿燕南家找到的。《借据》在2015年起诉时就已经存在”。一审再查明，鼎翔公司于2011年以“广州市鼎翔贸易有限公司”公章有损坏缘由，在公安机关办理了更换、启用新印章的事项。鼎翔公司提供了公安机关销毁旧印章的回执（印章销毁回执编号：06111978）与启用新印章的印模原件（刻章许可证穗公印字N0：A1013986）。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维信公司以银行凭证和企业会计记账凭证对鼎翔公司提起诉讼主张向鼎翔公司出借款项，但鼎翔公司予以否认并反驳款项并非借贷性质，而系基于股份交易原因的往来资金。因此，案涉款项是否属于维信公司、鼎翔公司之间借贷关系而交付的资金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于借贷款项的交付，通常系基于借贷合意的形成，即借贷合意是借款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借贷凭证则是证实借贷关系确立最为直接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在本案中，维信公司在一审法院（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4691号案裁判后提供《借据》，并自述该证据在本案诉讼发生前已形成存在，但维信公司在举证《借据》前始终未有提及申明该项证据，明显有悖于常理。鼎翔公司否认《借据》的真实性并提出了事项明确的鉴定申请。法庭基于维信公司逾期举证及接受此问题的询问陈述内容未有证据佐证，确定鉴定费由维信公司先行支付并释明逾期未交纳的法律后果，维信公司对此清楚且无异议，但维信公司逾期未交纳鉴定费。由于《借据》落款日期与盖章印文存在交叉，鼎翔公司要求对两者形成的先后即“朱墨时序”鉴定，可反映文字内容是否系在已盖章的空白纸打印，而《借据》的盖章印文与鼎翔公司新、旧印章比对鉴定，可排除以新印章盖印而倒签落款日期的情形。上述争议的待证事实未能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维信公司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维信公司举证《借据》不能作为认定维信公司、鼎翔公司借贷关系的证据。另外，维信公司分多笔次向鼎翔公司交付案涉款项，除最后一笔自我记账“短期借款”外，在其余各笔次的银行凭证及自我记账中并未记载为“借款”。维信公司再三交付款项，却在对外和对内的凭证中不记载借贷的意思，亦有悖于常理。鼎翔公司否认案涉款项属于借贷性质并进行举证，在结合维信公司本案的举证，反映，一、刘建为受让苏特富公司股份的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即长天公司的股东；二、北京蒙华投资有限公司与香港SMH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乙方代甲方对苏特富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即乙方代甲方持有该股份”，刘建为香港SMH公司法人代表（LIUJIAN）；三、维信公司的股东环球有限公司占100％股权，环球有限公司出资维信公司的资金相当部分来源香港SMH公司。由此可见，刘建与上述公司存在并非一般的关联，况且维信公司亦自称“董事长刘建”。由于维信公司、鼎翔公司各自受让苏富特公司股份的数量相同而价款存在差异，而刘建与鼎翔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健翔曾在苏富特公司任职，因此鼎翔公司表示“刘建和潘健翔协商，确定按相同的价格收购股份，以达到双方的出资平均”，和“刘建和潘健翔在各自控制下的多个公司之间互有转账往来，真实目的是协调联合收购苏富特公司股份”的意见，在综合上述事实的情形下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另外，维信公司对鼎翔公司通过其职员向长天公司汇款的7130000元，说明是“香港SMH公司委托鼎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潘健翔作换汇的款项，用来投资苏特富公司”。维信公司称款项作换汇一说是仅有陈述而未有证据佐证，但维信公司该说明却反映款项与受让股份有关，体现维信公司、长天公司、香港SMH公司确存在关联，进一步印证鼎翔公司就案涉款项属性的辩称意见。综上所述，案涉款项在缺乏维信公司、鼎翔公司借贷合意证据的佐证和具有并非借贷关系往来属性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维信公司、鼎翔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维信公司诉请鼎翔公司归还借款4812600元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维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3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维信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在维信公司提交的《借据》真实性未得到认定的情况下，维信公司仅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和内部记账资料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然而转账凭证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款项往来，除一笔记账资料显示为“短期借款”外，其余银行凭证及记账资料中均备注为“货款”或“其他应收款”，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4812600元的借款关系。二、维信公司、鼎翔公司均作为商事主体，如涉案款项确为借款，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维信公司却一直未向鼎翔公司追偿涉案款项本金及利息，实与常理不符。三、对于鼎翔公司抗辩认为涉案款项实为刘建和潘健翔协调联合收购苏富特公司股份的款项的意见，维信公司虽予以否认，但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作出的陈述，本院认为，从维信公司、长天公司、香港SMH公司的股权结构及股东、管理人员身份来看，三公司的股东、管理人员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彼此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苏富特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鼎翔公司与长天公司各收购了其1亿股的股份，鼎翔公司的抗辩意见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维信公司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4812600元借款关系证据不充分，故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论述清楚充分，本院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维信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300元，由上诉人维信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婷审判员 林 萍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辛 野梁煦鋆邹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