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19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建红。
委托代理人陈建维，重庆坤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科，重庆坤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城建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渝西大道西段47号。
法定代表人齐晓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熊强，重庆当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侯雯倩。
上诉人蒋建红因与被上诉人中城建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4）津法民初字第03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30日，中建三局承包重庆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发包的江津区“三所”迁建工程第二标段工程。2013年1月11日，蒋建红（乙方）与张臣举（甲方）签订《工程劳务内部承包责任书》，由蒋建红承包“三所”迁建工程第二标段的外墙、内墙、楼地面贴瓷砖工程。同年3月28日、4月25日蒋建红与张臣举签订《补充协议》，对该工程中的具体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蒋建红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2013年9月30日，蒋建红与张臣举进行结算，铺贴和代垫费用两项总计金额为3268474元。并在铺贴结算单上注明2013年10月15日前付清。张臣举在两张结算单上甲方签字处签名，并加盖“中城建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付款期限届满后，蒋建红未收到工程款项。同年10月29日张臣举又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款金额，并承诺在2013年11月25日前归还。张臣举在欠款人处签名捺印，并加盖“中城建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张臣举承诺的付款期限届满后，仍未付款。2014年1月23日，由于该工程蒋建红雇请的农民工工资问题，经江津区信访办协调，蒋建红与中建三局达成协议，由中建三局支付蒋建红工程款1300000元，用于支付该班组所有民工工资，并由中建三局委托江津区公安局于2014年1月27日前支付该笔工程款。协议签订后，在履行协议时，付款审批单上收款单位处为张臣举，蒋建红则在收款经办人处签名捺印。
一审另查明：蒋建红举示的两张结算单及欠条上加盖的“中城建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与中建三局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
蒋建红出示了中建三局2012年5月21日出具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委托书》复印件和一审法院依蒋建红申请在重庆市××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调取的2012年7月2日《江津区监督服务前移工程施工企业及项目管理人员一览表》，该委托书和一览表上载明张臣举系负责人。
中建三局出示了与重庆市万州区方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5日签订的“三所”劳务承包合同和重庆市万州区方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2年7月2日出具的委托书。该合同中载明中建三局将“三所”工程承包给重庆市万州区方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三局包干收取管理费40万元。该委托书载明重庆市万州区方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项目经理张臣举与中建三局办理该工程项目有关的所有结算、支付手续以及签署的有关该工程项目的文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委托人承担。
蒋建红一审诉称:2012年4月30日，中建三局承包重庆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发包的江津区“三所”迁建工程第二标段工程。2012年5月21日，中建三局委托张臣举为“三所”迁建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的施工管理。2013年1月11日，蒋建红与张臣举签订《工程劳务内部承包责任书》，由蒋建红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三所”迁建工程第二标段的外墙、内墙、楼地面贴瓷砖工程。合同签订后蒋建红即组织人员施工。2013年9月30日双方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为3268474元，并注明2013年10月15日前付清。到期后，中建三局以资金紧张为由，要求蒋建红宽限，并再次给蒋建红出据欠条承诺在2013年11月25日前付清。但事后中建三局一直未付此款，经江津区信访办组织协调，中建三局才付给蒋建红雇请的农民工工资共计1300000元，尚欠蒋建红工程款1968474元未付。现蒋建红请求判令：1.中建三局支付蒋建红工程款1968474元及资金占用费（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1月27日以本金3268474元为基数，月息2.5%计付；1月28日起至付清时止以1968474元为基数，月息2.5%计付）；2.中建三局支付60万元民工工资的借款利息，以月利息5%计算，从2013年4月24日起至付清时止；3.中建三局支付2013年5月25日至9月30日工程违约金970000元。
中建三局一审辩称：蒋建红、中建三局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与蒋建红签订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以及进行结算的都是张臣举，但张臣举并非中建三局的工作人员，其不能代表中建三局。2014年春节中建三局支付民工工资1300000元是因为中建三局作为总承包人代张臣举支付的，并不能表明中建三局对蒋建红有付款义务，中建三局与蒋建红并无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蒋建红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应当驳回蒋建红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签订合同的相对人享有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本案中，蒋建红与张臣举签订的《工程劳务内部承包责任书》的甲方为张臣举。蒋建红在庭审过程中出示的中建三局于2012年5月21日出具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委托书》，由于该委托书本身系复印件，同时也未得到中建三局的认可，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张臣举代表中建三局的依据。虽然中建三局以及建设业主向重庆市××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提供的《江津区监督服务前移工程施工企业及项目管理人员一览表》上有负责人为张臣举的记载，但仅凭向行政机关报送的此一览表尚不足以认定张臣举在以自己的名义与蒋建红签订合同时系履行职务，即不能认定蒋建红与中建三局形成了合同关系。结算单及欠条上的印章虽然有“中城建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字样，但该印章与中建三局备案的印章不同，故也不能以此认定中建三局公司与蒋建红形成了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关于中建三局支付工程款1300000元的问题，中建三局提供的付款审批单上载明收款人为张臣举，蒋建红为收款经办人，也印证了与中建三局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是张臣举而并非蒋建红。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蒋建红举示的证据未形成证据锁链，不能证明中建三局系该合同的权利义务相对人，其要求中建三局支付工程款、利息及违约金等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蒋建红所承包的劳务工程属建筑工程范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相关的规定。由于蒋建红系自然人无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相应资质，蒋建红签订的上述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应为无效。合同无效，蒋建红已完工工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仍有收取工程价款的权利。但蒋建红按合同有效起诉，在经一审法院依法向蒋建红释明后，蒋建红仍坚持合同有效，不变更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蒋建红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5163元，鉴定费20000元，共计45163元，由蒋建红负担（鉴定费中城建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实际缴纳，由蒋建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中城建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审宣判后，蒋建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蒋建红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蒋建红与中建三局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建三局与重庆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江津“三所”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该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是张臣举。中建三局是江津“三所”工程施工合同的总承包人。中建三局以书面方式任命张臣举为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全面经营、管理江津“三所”工程项目。蒋建红出示了中建三局任命张臣举为项目负责人的书面委托书。中建三局向江津区建设工程技术监督站报批《江津“三所”工程施工企业及项目管理人员表》，建设单位江津区公安局和审核单位在该报批表中加盖公章确认，该表对张臣举代表中建三局全面经营、管理项目进行了确认。蒋建红举示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明蒋建红与中建三局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2.蒋建红与中建三局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即使无效，蒋建红与中建三局之间的分包合同关系也不成立，但是蒋建红作为实际施工人交付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蒋建红可以直接向中建三局主张其拖欠的工程款。
中建三局辩称：中建三局与蒋建红之间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建三局对蒋建红不应承担责任。蒋建红在一审法院多次释明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合同有效，一审法院驳回蒋建红诉讼请求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在中建三局与重庆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张臣举为中建三局的委托代理人。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向蒋建红释明其与张臣举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并询问蒋建红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蒋建红回答：“如果法院认定合同无效，请求法院按照无效合同来判决，但是我方的诉讼请求是按照合同有效来起诉的”。嗣后，一审法院再次向蒋建红释明：“你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根据规定你方仍有收取工程款的权利，你方是否需要变更诉讼请求和请求的理由？你方是否坚持按照有效合同来起诉?”蒋建红回答：“不变更诉讼请求。我方坚持按照合同有效的事实来起诉，起诉理由不变更，原来的诉讼请求没有变化”。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张臣举在结算单、欠条上加盖了“中城建第三工程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印章，虽然该印章在诉讼过程中被鉴定为与中建三局备案印章不同，但能够说明张臣举在与蒋建红发生法律关系时，使用的身份为中建三局代表，而蒋建红有理由相信其身份。因为首先，中建三局与重庆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建三局是涉案项目的对外公开的施工单位。且在该合同的签署过程中，张臣举为中建三局的委托代理人。这也能够证明张臣举与中建三局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其次，2012年7月2日形成的《江津区监督服务前移工程施工企业及项目管理人员一览表》中载明的涉案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建三局，项目负责人为张臣举，该表上加盖了中建三局、建设单位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审核单位重重庆市××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的印章。该表能够说明中建三局认可张臣举为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且对外作出了公开的意思表示。再次，中建三局曾向蒋建红支付130万元工程款。虽然该款的支付有民工工资、付款审批单上收款单位为张臣举等特殊情况，但不能改变中建三局实质上向蒋建红支付了工程款的事实。另外，蒋建红还举示了《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委托书》，其中明确载明中建三局委托张臣举为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该委托书虽然为复印件，但结合前述证据，能够起到一定的证明作用。
从另一方面而言，中建三局举示的其与重庆市万州区方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劳务承包合同和重庆市万州区方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张臣举出示的委托书存在如下问题：首先，该合同和委托书缺乏曾经对外公开的证据。换言之，即使证据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中建三局与重庆市万州区方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内部关系，不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其次，作为建设施工合同，如果实际履行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关于施工方面的材料。但中建三局与重庆市万州区方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合同缺乏实际履行的进一步证据。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本院认定，虽然与蒋建红签订合同的人员为张臣举，但蒋建红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相对人应为中建三局。一审法院认为蒋建红不能证明中建三局系权利义务相对人，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蒋建红签订的《工程劳务内部承包责任书》系建筑装饰、装修合同，需要相关专业资质。但蒋建红作为自然人，不具备相关资质。该合同应为无效。蒋建红基于该合同签订的补充协议亦为无效。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在此种情形下，承包人要求支付工程款的法律关系必须是无效的合同关系，其向法院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也必须是无效的合同关系，最终人民法院仅仅是“参照”合同约定支持工程价款。而本案中，经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释明后，蒋建红没有明确的变更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的陈述，反而表示“我方的诉讼请求是按照合同有效来起诉的”、“我方坚持按照合同有效的事实来起诉，起诉理由不变更，原来的诉讼请求没有变化”，即蒋建红起诉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法律关系与本案查明的不符，一审法院据此驳回蒋建红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关于蒋建红在本案中权利义务相对人的认定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163元，由蒋建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申 威
代理审判员 陈 杨
代理审判员 周媛媛
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向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