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川民终字第6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少林，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介，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惠玲，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汪良军，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峨眉山佛地水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峨眉山市黄湾乡四组。
法定代表人朱向东，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赵亚渝，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建国，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平，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赵亚渝，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有莉，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赵亚渝，四川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向东，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俊，四川元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少林因与被上诉人甘惠玲、峨眉山佛地水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佛地水业公司）、甘建国、王建平、石有莉、朱向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乐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少林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介，被上诉人甘惠玲及其委托代理人汪良军、被上诉人佛地水业公司、王建平、石有莉的委托代理人赵亚渝、被上诉人朱向东的委托代理人王俊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甘建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甘惠玲因与佛地水业公司、甘建国、王建平、石有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宣告佛地水业公司2008年5月、2009年8月的股权转让无效，限期公司撤销该两次股权变更登记，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0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朱向东于2010年5月27日提出起诉，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到该案诉讼当中，请求判令：“1.2003年1月25日第三人朱向东在佛地水业公司210万元（占42%）股权转让给原告甘惠玲的行为无效；2.2008年5月6日第三人朱向东在佛地水业公司5万元（占1%）股权转让给被告石有莉的行为无效；3.2009年8月3日第三人朱向东在佛地水业公司70万元（占14%）股权转让给被告王建平的行为无效。”该院经审查第三人朱向东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后决定合并审理，于2010年7月13日、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0年8月30日作出（2010）峨眉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一、确认2008年5月6日甘惠玲在佛地水业公司的股权210万元（占总股本42%）转让10万元（占总股本2%）给石有莉的行为无效；二、确认2008年5月6日甘惠玲在佛地水业公司的股权210万元（占总股本42%）转让100万元（占总股本20%）给王建平的行为无效；三、确认2003年1月25日朱向东在佛地水业公司210万元股权（占总股本42%）转让给甘惠玲的行为无效；四、确认2008年5月6日朱向东在佛地水业公司5万元（占总股本1%）股权转让给石有莉的行为无效；五、确认2009年8月3日朱向东在佛地水业公司70万元（占总股本14%）股权转让给王建平的行为无效；六、驳回甘惠玲其他诉讼请求。
甘惠玲不服该一审判决，向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佛地水业公司应当履行义务，将210万元股权确认变更至甘惠玲名下。”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分别于2011年6月15日、2011年10月9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11年10月26日、2011年11月2日、2013年2月28日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0）峨眉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即确认2008年5月6日甘惠玲在佛地水业公司210万元（占总股本42%）转让10万元（占总股本2%）给石有莉的行为无效；确认2008年5月6日甘惠玲在佛地水业公司的股权210万元（占总股本42%）转让100万元（占总股本20%）给王建平的行为无效；确认2008年5月6日朱向东在佛地水业公司5万元（占总股本1%）股权转让给石有莉的行为无效；确认2009年8月3日朱向东在佛地水业公司70万元（占总股本14%）股权转让给王建平的行为无效；二、撤销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0）峨眉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六项，即确认2003年1月25日朱向东在佛地水业公司210万元股权（占总股本42%）转让给甘惠玲的行为无效；驳回甘惠玲其他诉讼请求；三、佛地水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协助甘惠玲办理将王建平持有该公司20%的股权、石有莉持有该公司2%的股权变更至其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四、驳回朱向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股权转让纠纷案2011年10月26日第一次庭审中，甘惠玲诉称：“佛地水业公司的原股权经过拍卖，由甘惠玲拍得购买，上诉人才是公司的真正股东。”朱向东辩称：“2001年春节，受王少林所邀，朱向东有意参与金色年华公司对外出售，其委托王少林代办相关事项，并将自有印章1枚和15万元交予王少林。后王少林通知朱向东购买事宜已办好，需朱向东本人身份证办理相关手续，2001年3月初，朱向东到达峨眉，得知本人占所购公司比例57%的股权。2001年3月12日，朱向东与纽卡斯尔公司组建佛地水业公司，制定公司章程，并向峨眉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在2011年11月2日的第二次庭审中，审判长归纳该案争议焦点为：“一、朱向东是否是佛地水业公司的挂名股东，甘惠玲是否是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二、本案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在2013年2月28日第三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就审判长归纳的争议焦点发表了辩论意见。
王少林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自认曾参与旁听（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庭审三、四次。
2010年5月17日，朱向东向王少林出具《承诺书》载明：“2001年3月1日，以我个人名义购买刘文山、胡良杰、骆君友、童宪明在峨眉山金色年华矿泉饮料有限公司57%的股权，实际出资人是王少林，王少林是实际购买人，股权所有人。2001年3月12日，以我个人名义与另一购买峨眉山金色年华矿泉饮料有限公司43%股权的乐山市纽卡斯尔商贸有限公司组成峨眉山佛地水业有限责任公司，我个人占有峨眉山佛地水业有限责任公司57%股权，在此我郑重承诺：因我本人在购买股权以及成立峨眉山佛地水业有限公司中并没有实际出资，我在峨眉山佛地水业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无任何股权，我及我的继承人不得以在工商登记注册有我的股权为由，向峨眉山佛地水业有限责任公司及王少林个人和相关人士提出任何请求。如王少林需要我本人提供相关手续，我将无条件地提供。本承诺永远具有法律效力。”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少林是否是（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的第三人？二、王少林未参加（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是否具有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王少林是否是（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的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本案中，王少林主张自己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拥有佛地水业公司的全部股权，在甘惠玲与佛地水业公司、甘建国、王建平、石有莉、朱向东股权转让纠纷案（以下简称前诉）二审，即（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中，由于甘惠玲与朱向东在审理过程中均提出自己是佛地水业公司实际投资人的事实主张，进而谁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关乎前诉二审的判决结果，根据王少林在本案中的主张，王少林对前诉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具有独立的请求权，与前诉二审的双方当事人均存在对立利害关系，且诉讼标的不与前诉二审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相同，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其应属于（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的第三人。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王少林未参加（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是否具有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根据该法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种针对生效裁判的特别救济程序，除了具备起诉的一般要件外，诉请主体应当是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因此，王少林要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就必须具有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前诉。王少林主张自己是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前诉审理过程中不知道前诉的存在，且就算知道前诉二审的情况下，由于（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适用二审程序，根据法律规定，第三人也不能申请进入二审程序以参加到前诉中去，因此王少林未参加前诉具有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针对该主张，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5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王少林作为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知晓前诉的存在后，可以向法院起诉提出其对诉讼标的的请求，成为案件的当事人，由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已经处于进行中的诉讼的方式仅限于主动申请而不包括经人民法院追加成为第三人，因此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讼存在后，若要参加诉讼就应当自行提起诉讼参加进去，只有在有证据证明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前诉的，才认为其未参加诉讼有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
首先，关于王少林主观上是否知道前诉二审的存在？原审法院认为，在前诉二审2011年10月26日第一次庭审中，甘惠玲宣读的上诉状主张自己通过拍卖购得峨眉山金色年华矿泉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色年华公司）全部股权，是更名后的佛地水业公司真正股东，在历次庭审中也均主张自己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朱向东在庭审中陈述在购买金色年华公司过程中，是与王少林分别出资15万元、10万元，分别获得公司57%、43%的股权，该事实陈述本质上是主张自己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之一；在2011年11月2日的第二次庭审中，合议庭将甘惠玲是否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归纳为庭审争议焦点之一，双方当事人就庭审争议焦点发表了辩论意见。从以上二审庭审进程可知，双方当事人就谁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自二审开始就发生了争议，该争议的最终结果直接影响了前诉二审的部分判决结果，也就是说，该案的部分案件事实将围绕该争议焦点确定，王少林通过参加前诉二审多次庭审旁听，足以知道前诉二审的存在、审理进程和争议焦点。
其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少林主张自己一直在经营管理佛地水业公司，朱向东和王建平也主张所持的股权是代王少林持有，王少林才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而前诉二审中佛地水业公司、朱向东、王建平作为被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石有莉作为佛地水业公司的财务会计，对案件情况十分了解，王少林在管理佛地水业公司的过程中，客观上有条件通过佛地水业公司、朱向东、王建平、石有莉了解案件审理情况；再者，朱向东曾向王少林出具《承诺书》，载明王少林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却在前诉二审庭审中陈述由自己出资15万元购得公司57%股权，该陈述与《承诺书》内容大相径庭，暂且不论审理过程中，甘惠玲对自己是实际投资人的事实主张能否获得法院的确认，至少王少林通过庭审明知朱向东的事实陈述与自己的主张相背离。王少林现主张自己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唯一实际投资人，如该主张属实，那么前诉二审甘惠玲、朱向东的主张必然会损害王少林的权益，该事实判断并不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即常人均能够判断前诉二审争议事实已经涉及到王少林所主张的权益，王少林多次旁听庭审后，明知甘惠玲与朱向东争议的实际出资人事项可能与其有关，且甘惠玲、朱向东的主张可能损害自身权益的情况下，理应向前诉二审法院询问该案情况，就自己才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的主张向前诉二审法院进行说明，但直至前诉二审法院2013年7月15日作出（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民事判决，王少林都没有向前诉二审法院了解该案情况和作出说明。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5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我国法律赋予了有独立请求权人的第三人申请参与诉讼的权利，但对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时间没有明确规定，原审法院认为，从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性质上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起点应当是从本诉开始后，双方当事人确定时起，至诉讼审理终结时止。依据法律规定，第三人申请参加一审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合并审理，而在本诉进入二审程序之后，也可以申请参加诉讼，二审法院查明确系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3条的规定，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因此，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得在二审程序中申请参加诉讼，关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最迟时间应当是终审判决之前。本案中，王少林在知道前诉二审的情况下，并没有向前诉二审法院作出任何询问及说明，也没有提出申请参加诉讼，原则上存在过错，其认为因前诉已进入二审程序，不能申请参加诉讼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最后，本案中，王少林在面临自己权益可能受损的情况下，亦可以通过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规定，如王少林以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则前诉二审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中止诉讼，以待查明案件事实后进行判决，综上，王少林面对自身权益可能因前诉二审受损的情况下，仍然未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对前诉二审双方争议的事实不置可否，其主、客观均存在过错，故王少林在明知前诉二审的情况下，不存在因不可抗力、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等因素不能请求参加前诉二审的情形，王少林认为自己未参加前诉二审即（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具有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由于王少林未参加前诉是否具有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是审查其要求撤销前诉二审判决即（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民事判决的主张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而王少林不具备该事由，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对王少林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少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王少林负担。
王少林对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王少林上诉称：从（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民事判决的形成过程看，王少林未参加前诉是因为二审法院违法裁判导致，不可归责于王少林的原因。理由如下：一、从前诉一审来看，王少林无需也无权参加诉讼。前诉一审中甘惠玲诉称：2003年1月其出资98万受让佛地水业公司股权42%，王少林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少林操纵佛地水业公司，仿冒甘惠玲签名形成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故要求法院判决2008年5月、2009年8月的股权转让无效。王少林的名义股东朱向东亦诉称：2003年1月25日，自己名下佛地水业公司42%的股权转给甘惠玲，也未经自己签名，应当确认无效。峨眉山市人民法院基于双方的诉请，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依法进行审查，并最终确认所有未经权利人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都无效，并未涉及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就前诉双方的诉请而言，是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实际投资人并非公司股东，当然也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所以作为实际投资人的王少林无权参加诉讼。如果前诉法院仅就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本身也不会损害实际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实际投资人也无需参加诉讼。况且，朱向东所争即为王少林所争。二、如果前诉二审法院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审理，王少林无需也无权参加诉讼。甘惠玲不服前诉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为三点，一是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朱向东是王少林用其名字而登记的挂名股东，不是真实股东；二是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公司法，而非适用合同法；三是朱向东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要求撤销前诉一审判决，恢复42%公司出资比例的合法权益。就甘惠玲的上诉而言，也仅涉及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而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与实际投资人无关，因为实际投资人不是股东，实际投资人的股东权利是通过名义股东来行使的，也就是说，虽然朱向东是名义股东，但其仍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看出来。所以，前诉所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与实际投资人无关，实际投资人无需也无权参加诉讼。但在前诉二审中，二审法院却超出审理范围，审查目标公司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并确认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是甘惠玲。二审法院超出当事人诉请范围进行审理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前诉二审程序中，即使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案件确需查明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那么也应当发回重审，由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而不能径行作出认定。因为前诉一审中虽然甘惠玲提出朱向东是挂名股东，不享有股东权益，但一审法院基于查明的事实，认定朱向东具有股东资格，享有股东权益，也就是说，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只与股东资格有关，而与实际投资人无关，故一审法院未审理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而前诉二审法院要审查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而该事实又未经一审审理，那么二审法院应当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而不能径行审理认定。所以前诉二审法院审理范围的改变，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既然无法预料，也就无从申请参加诉讼，因此王少林未申请参加诉讼并非本人原因，是二审法院的违法审理所致。三、本案一审判决以王少林自认参加了几次庭审旁听且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所以就应当知道前诉二审的存在、审理进程和争议焦点，而其未向前诉二审法院作出说明、也未申请参加诉讼、也未另案起诉，故认定其丧失了撤销权，该认定牵强且于法无据。首先，王少林认可旁听了几次庭审，但根据证人证言描述，其只是听一会就走了，所以就此认定其知道前诉二审的审理进程和争议焦点，实属牵强。其次，王少林知道前诉的存在是事实，但前诉各方要求确认的是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而非投资权益纠纷，王少林既非股东、也非协议当事人，无法参与诉讼。最后，关于未向前诉二审法院作出说明，也未另案起诉的问题，这在前面已经阐述，不管是作为一般的公民，还是专业的法律人士，都无法预料到前诉二审法院会把股权转让纠纷在二审程序中审理成投资权益纠纷并最终作出认定，所以王少林无法向法院作说明，也不可能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4）乐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撤销（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民事判决。
甘惠玲答辩称：一、王少林身份不明，作为诉讼主体的原告显然不适格。在全国人口信息库中没有王少林的信息记录，在福建省连江县没有王少林的户籍和居民身份证记录，在福建省连江县山兜村没有王少林的出生记录，王少林在多次诉讼中使用多本编号不同的护照，其身份无法确认。二、王少林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王少林的诉讼请求权早已丧失，其主体资格不正当。王少林有一系列参与前诉诉讼的行为。一是前诉的根源是王少林在权利人甘惠玲不知情的情况下，借实际操控佛地水业公司之便，与他人恶意串通窃取甘惠玲的股权，改变公司股权结构，分解甘惠玲的资产，王少林在原审诉状中也予以承认。二是前诉一审期间，王少林在朱向东为其出具《承诺书》后，安排朱向东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还在之后的庭审过程中旁听庭审。在本案一审质证时，王少林承认自己对前诉知情并且多次到庭。以上事实证明王少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到庭后既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也不要求参加诉讼，甚至回避法庭调查了解真实情况是有意为之。因此，王少林没有在前诉一、二审中出现，完全是他自己处分和放弃诉讼权利的结果。王少林明知甘惠玲主张权利，且不论其是否有权参与诉讼，既然本人多次到庭，但他却从未向法庭表达过想参与诉讼的意思表示，其他当事人也没有提出过类似意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的规定，王少林不能满足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三、本案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基于民事诉讼的权利本位、私权自治和程序公正等基本诉讼理念，法官的判决结果和理由不得超出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即法院裁判必须建立在由当事人提出诉讼的基础之上，只能以当事人提出的并经过充分质证的证据为基础进行裁判。王少林在前诉中多次到庭，既然明知甘惠玲在主张权利，且不论其是否有权参与诉讼，但他从未向法庭表达过参与诉讼的意愿。第三人朱向东虽然向法院主张权利，却基本上不到法庭露面，他从2010年5月17日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与前诉开始，到2014年3月26日申请再审结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仅在2011年10月18日到法院出现过一次。如果王少林主张自己是佛地水业公司真正的出资人，为什么王少林、朱向东或者其他人从前诉的一审开始到二审到再审，以及王少林本人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都没有提供过王少林或朱向东当年在银行机构的取款、转账记录？王少林所举的证人均是佛地水业公司打工人员，他们并不是金色年华公司高管人员，不了解佛地水业公司成立之前的出资情况，其证言对甘惠玲是否出资没有任何证明效力。本案一审判决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少林之诉请既没有新的事实可言，所提事由又无相应证据，更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所需的法定要件，人民法院理应驳回。
佛地水业公司、王建平、石有莉答辩称：对王少林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异议。
朱向东答辩称：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王少林，朱向东是代王少林持股。前诉二审判决即（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不合法，依法应当撤销。本案是纠正前诉二审判决的唯一途径。
本案二审期间，甘惠玲新提交以下两组证据：
第一组：朱向东申请再审的民事再审申请书、（2014）川民申字第391号应诉通知书、（2014）川民申字第391号民事裁定书、王少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状、本案一审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判决书、王少林上诉状。拟证明王少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定事实和程序条件。
第二组：连江县琯头派出所《证明》、连江县琯头镇常住人口登记表（NO0000820）、王少林对回国定居没有取得我国驻外机构意见的《说明》、法定代表人登记表。拟证明连江县琯头派出所《证明》上的王少林与口卡登记的“王少玲”不是同一人，其出生日期、姓名均不同一，身份不明，王少林是非法取得户籍和身份证，作为诉讼主体不适格。
王少林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甘惠玲的证明目的，恰恰证明了王少林不是滥用诉权；第二组证据，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王少林的身份证已经证明王少林是中国公民，是适格主体；即使是护照，也是合法的护照，有诉讼主体资格。
佛地水业公司、王建平、石有莉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王少林在一审、二审均出具了合法的身份证明，能够证明其有合法主体资格。
朱向东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质证。
甘建国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对甘惠玲提交的第一组证据，（2014）川民申字第391号再审申请书、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与本案事实认定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王少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状、本案一审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判决书、王少林上诉状，均属于本案一审、二审诉讼材料，不属于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联的证据，本院不作为证据采信。对甘惠玲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因王少林在本案中出示了峨眉山市公安局办理的身份证，身份证号为519004196311040052，应当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院对本组证据不予采信。
朱向东在二审中新提交了以下证据：（2014）川民申字第39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朱向东对（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民事判决不服而申请再审的案件已经终结审查。
甘惠玲质证认为，对（2014）川民申字第391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佛地水业公司、王建平、石有莉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无异议；王少林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甘建国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朱向东提交的以上证据与本案事实认定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王少林、甘惠玲、佛地水业公司、王建平、石有莉、朱向东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
（2010）峨眉民初字第652号案2010年7月13日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甘惠玲主张，买工厂所有的资金都是由甘惠玲出资的，朱向东是挂名股东，2002年朱向东在北京出事后，将放到朱向东名下的股权放到甘惠玲名下，从公司初始登记开始朱向东就不是真实的投资人，在整个工商登记里无朱向东本人签名，第三人朱向东则主张佛地水业公司成立之初，现有所有工商登记载明，自己拥有佛地水业公司57%的股权来源于向金色年华公司原四个自然人股东购买所得，并且该行为经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产审核，朱向东拥有57%的股权是合法有效的，甘惠玲提到当初佛地水业公司的投资款是由自己投资的，这25万元是乐山市纽卡斯尔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卡斯尔公司）向金色年华公司购买43%的股权，从现有证据看，出资人是纽卡斯尔公司，不是甘惠玲，甘惠玲没有证据证明设立佛地水业公司时投入了资金获得了股权。
（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原告甘惠玲以及第三人朱向东诉请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二是第三人朱向东的诉请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原告甘惠玲主张第三人朱向东仅系被告佛地水业公司挂名股东，其并不享有股东权益，原告甘惠玲才是被告佛地水业公司实际投资人，因此，第三人朱向东是否具有被告佛地水业公司实质股东资格系案件解决之前提。被告佛地水业公司成立之初，第三人朱向东作为出资人被登记记载于工商文件中，其出资业经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验证，截止诉争股权转让行为前即2013年1月前，第三人朱向东拥有被告佛地水业公司57%的股权是清楚、明白的。
（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2011年10月26日第一次庭审中，甘惠玲作为上诉人在宣读上诉状及陈述中主张，佛地水业公司的原始股权经过拍卖取得，自己从股市上卖股票、筹集现金30万元，和王少林一起背现金以纽卡斯尔公司名义去竞标，购买了金色年华公司，并出钱偿还了债务，自己才是佛地水业公司的真股东，朱向东未向佛地水业公司投入过任何钱、物，未承担过初始股权转让时的430万元的债务，未对佛地水业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是公司挂名股东，而不是真股东，2003年1月将原挂名在朱向东名下的部分股权转让至甘惠玲名下的行为合法有效；朱向东作为被上诉人则在宣读答辩状及陈述中辩称，自己出资15万元、委托王少林购买金色年华公司股权，2001年3月初得知本人占所购公司股权的57%，2001年3月12日自己与纽卡斯尔公司组建佛地水业公司，制定公司章程，并向峨眉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自己作为公司股东系从金色年华公司原股东受让而来，有股权转让协议、验资报告等证据予以证明，自己委托王少林经营管理佛地水业公司，公司的债务只能由公司承担，事实上佛地水业公司通过向峨山水电站出让土地偿还了债务396万元，剩余30多万元债务也在生产中通过利润逐步化解。2011年11月2日第二次庭审中，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合议庭将争议焦点之一归纳为“朱向东是否是佛地水业公司的挂名股东，甘惠玲是否是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甘惠玲与朱向东、佛地水业公司、甘建国、王建平、石有莉等各方当事人均围绕争议焦点发表了辩论意见。
根据王少林与甘惠玲、佛地水业公司、甘建国、王建平、石有莉、朱向东的上诉及答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少林未参加前诉是否具有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根据以上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为“提起诉讼”，既可以以原诉当事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加入原诉程序，也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是否提起诉讼，完全取决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自己的意愿。只要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讼已经存在，就应当自行提起诉讼参加进去。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只有在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诉讼，或者虽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讼已经存在，但有妨碍他提起诉讼客观事由的，才应认定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在（2010）峨眉民初字第652号案2010年7月13日第一次庭审中，甘惠玲与朱向东就对“甘惠玲是否是实际投资人、朱向东是否是挂名股东”进行了辩论，甘惠玲主张自己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朱向东是挂名股东，朱向东则主张自己拥有佛地水业公司57%的股权来源于向金色年华公司原四个自然人股东购买所得，并且该行为经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产审核。（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一审法院对争议焦点“原告甘惠玲以及第三人朱向东诉请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认为：因原告甘惠玲主张“第三人朱向东仅系被告佛地水业公司挂名股东，其并不享有股东权益，原告甘惠玲才是被告佛地水业公司实际投资人”，第三人朱向东是否具有佛地水业公司实质股东资格系案件解决之前提。因佛地水业公司成立之初，第三人朱向东作为出资人被登记记载于工商文件中，其出资业经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验证，截止诉争股权转让行为前即2013年1月前，第三人朱向东拥有被告佛地水业公司57%的股权是清楚、明白的。根据以上前诉一审庭审当事人主张及判决书载明内容，可以认定在前诉一审中，一审法院已对“佛地水业公司实际投资人及股东资格”进行了审理，只是根据朱向东作为出资人记载于工商文件中及出资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等事实，而认定朱向东具有实质股东资格，对甘惠玲关于自己是佛地水业公司实际投资人的主张未予支持。
在（2010）乐民终字第817号案2011年10月26日第一次庭审中，甘惠玲作为上诉人在宣读上诉状及陈述中主张，佛地水业公司的原始股权经过拍卖取得，自己从股市上卖股票、筹集现金30万元，和王少林一起背现金以纽卡斯尔公司名义去竞标，购买了金色年华公司，并出钱偿还了债务，自己才是佛地水业公司的真股东，朱向东未向佛地水业公司投入过任何钱、物，未承担过初始股权转让时的430万元的债务，未对佛地水业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是公司挂名股东，而不是真实股东，2003年1月将原挂名在朱向东名下的部分股权转让至甘惠玲名下的行为合法有效，朱向东作为被上诉人则在宣读答辩状及陈述中辩称，自己出资15万元、委托王少林购买金色年华公司股权，2001年3月初，得知本人占所购公司股权的57%，2001年3月12日，朱向东与纽卡斯尔公司组建佛地水业公司，制定公司章程，并向峨眉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朱向东作为公司股东系从金色年华公司原股东受让而来，有股权转让协议、验资报告等证据予以证明，朱向东委托王少林经营管理佛地水业公司，公司的债务只能由公司承担，事实上佛地水业公司通过向峨山水电站出让土地偿还了债务396万元，剩余30多万元债务也在生产中通过利润逐步化解。在2011年11月2日第二次庭审中，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合议庭将争议焦点之一归纳为“朱向东是否是佛地水业公司的挂名股东，甘惠玲是否是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甘惠玲与朱向东、佛地水业公司、甘建国、王建平、石有莉等各方当事人均围绕争议焦点发表了辩论意见。根据以上前诉二审两次庭审内容，可以认定二审审理的重点仍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及股东资格”。因此，前诉即甘惠玲与佛地水业公司、甘建国、王建平、石有莉、朱向东股权转让纠纷案一、二审，均将“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及股东资格”列为重点进行了审理。
王少林在本案一审中的陈述，其一直在实际经营管理佛地水业公司，朱向东和王建平也主张所持的股权是代王少林持有，王少林才是佛地水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石有莉则是佛地水业公司的财务会计。而在前诉中，佛地水业公司、朱向东、王建平、石有莉均是案件当事人，鉴于王少林分别与佛地水业公司、朱向东、王建平及石有莉之间的特有关系，加之王少林在本案一审中自认旁听过几次庭审，可以认定王少林知道前诉的存在，也应当知道案件的审理重点和审理进程。在此情况下，王少林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长期经营企业的人，应当具有足够的能力判断出甘惠玲与朱向东争议的佛地水业公司实际出资人事项与其利益有关，并且可能损害自身权益，其完全有条件和有能力申请参与诉讼或向前诉审理法院作出询问和说明。在此情况下，王少林既未向前诉一、二审法院作出询问和说明，也未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加入诉讼，亦没有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且其也没有举出证据证明有客观事由妨碍他参与诉讼，因此，不能认定王少林是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在前诉中，虽然当事人起诉的请求是确认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但在一、二审中，甘惠玲与朱向东争议的主要事实是“朱向东是否是佛地水业公司的挂名股东，甘惠玲是否是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因通常情况下，出资或支付受让股权对价系取得股东资格之前提，而是否具备股东资格又决定着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一、二审法院据此将双方争议主要事实列为重点进行审理，并最终对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进行判定，并未超出前诉案件当事人的诉请范围。至于王少林在知道该诉后，是基于主观认为前诉是关于股权转让行为效力的认定，与实际投资人无关而未参与诉讼，还是基于其他认识和判断而未参加诉讼，均是因为其本人原因而未参加诉讼。王少林关于因前诉二审法院超出诉请范围进行审理，将股权转让纠纷审理成投资权益纠纷，导致其未能参加前诉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王少林非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甘惠玲与佛地水业公司、甘建国、王建平、石有莉、朱向东股权转让纠纷案的诉讼，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一审判决驳回王少林诉讼请求不当，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乐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少林的起诉。
本案第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第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已由王少林预交，依法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罗华兰
代理审判员 朱文京
代理审判员 兰 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孟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