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江新法劳初字第322号
原告江门市新会区冠华针织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
法定代表人陈天堆。
委托代理人钟北钊，广东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元意，住址：湖北省红安县。
委托代理人黎雄校，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达能，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门市新会区冠华针织厂有限公司诉被告程元意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3年7月1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伟强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钟北钊，被告本人及其委托代理人黎雄校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较为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本院2013年10月10日作出裁定书，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3年11月14日由审判员冯兆京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杨伟强、审判员熊永尧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钟北钊，被告本人及其委托的代理人吴达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江门市新会区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被告在原告处担任管理人员岗位，合同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28日。2013年4月29日20时许，被告与陈某龙、程某某等人，无缘无故到武某某的宿舍（原告厂区内）对武某某进行殴打，导致武某某胸部及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鉴于被告的违纪行为，原告根据《员工奖惩条例》第十二条第（七）点，对被告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被告不服，于2013年5月17日向江门市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江门市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7月1日作出新劳仲案字（2013）第33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撤销原告作出的《VC江门市新会区冠华针织厂有限公司违纪处理通知书》。
对裁决书认定的事实，原告认为存在错误。首先，本次打架事件的被害人武某某，已在派出所的笔录中非常明确讲述被告用拳头打在他身上，还两次想用凳子砸他，但被其他人阻止了，而被告的弟弟程某某的笔录也提及被告曾拿起凳子准备砸武某某。从这两人的笔录，可以证实被告已参与了打架事件，并实际动手殴打武某某，而不是像被告所说的只是过来劝架。其次，公安部门没有对被告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不代表被告没有参与打架。在笔录中，程某某已承认殴打过武某某，但公安部门同样没有对其作出处罚。公安部门之所以没有对本次打架的参与人员作出处罚，只是因为被告等人私下与被害人武某某达成赔偿协议。再次，虽然被告没有在《调解协议书》中签字，也不代表被告没有参与打架。《调解协议》表述是程某某等人将武某某打伤，而不是程某某一人，程某某只是作为代表在协议书中签字。最后，由于被告、陈某龙、程某某的笔录是在发生打架事件后的第二天下午作出的，三人存在串供的可能。而且，三人的口供中只有程某某承认曾打过两拳，但武某某在本次打架事件中胸部、背部、腰部、胳膊等多处都受到挫伤。如果不是多人对武某某进行殴打，武某某的伤情不可能至于这么严重，唯一的解释就是三人没有如实供述。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已实际参与殴打武某某，且殴打行为发生在厂区内，对原告的管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且，被告等人踹门入室殴打他人，对员工心里也造成很大的压力。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原告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合法有效；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就其诉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均为复印件）：
证据1、《劳动合同书》，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
证据2、《程某某询问笔录》，证明3、《陈某龙询问笔录》，证据4、《武某某询问笔录》，证据5、《出院记录》，证明被告参与打架并实际殴打武某某胸部及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证据7、《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证据8、《员工奖惩条例》，证明原告的规章制度规定如员工打架斗殴的，原告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证据9、《违纪处理通知书》，证明原告对被告的违纪行为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
证据10、《仲裁裁决书》，证据11、《送达回执》，证明案件已经劳动仲裁，原告的起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
证据12、《辨认笔录》，证明武某某笔录中“程元毅”实为被告。
证据13、《调解协议书》。
被告辩称：一、解除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被答辩人无证据答辩人严重违纪擅自解除与答辩人的劳动合同无效。
事发当天当我得知程某某与武某某在宿舍楼上吵架，我随即过去劝架，后得到平息。我自始至终无参与打架。被答辩人以我参与围殴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的，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事实上，调解协议书没有答辩人签名，意味着武某某认为答辩人没有责任，程某某及陈某龙的询问笔录及武某某的询问笔录都不能证明我有参与打架斗殴，可见，被答辩人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依据，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撤销了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违纪处理通知书》是正确的。
二、被答辩人解除与答辩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所依据的《员工奖惩条例》未经有效公示，对员工不具有约束力，解除劳动合同未事先通知工会，未征求工会意见，被答辩人单方解除合同无效。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作为被答辩人内部的规章制度《员工奖惩条例》涉及员工的切身利益，理所当然要对员工进行公示，被答辩人未履行公示或告知义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答辩人在未事先通知工会也未征求工会意见的情况下据此单方面解除合同无效。
三、答辩人自2003年10月27日起入职被答辩人处担任领班，至今已10年，2008年和2012年连续两次签订劳动合同，被答辩人借故以答辩人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目的是规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支付经济补偿金义务，严重侵犯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撤销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违纪处理通知书》及双方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的裁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就其抗辩，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如下：
证据1、《厂牌》，证明被告从2003年10月27日入职原告单位，担任领班的职务。
证据2、《劳动合同》，证明被告从2008年签订了第一份书面的劳动合同，证明被告在原告处连续工作了10年时间，原告应当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原告是为了规避责任而单方解除合同。
经庭审对证据的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有异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没有异议，但被告是从2003年10月开始在原告单位入职，2008年开始签订劳动合同，这一份是第二份的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未到期，因此，根据合同书，原告是无权解除合同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笔录可以看出程某某当时是劝架，并没有参与打架；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笔录可以看出被告是没有参与打架的行为；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其所称的程元毅是本案的被告，他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作出的陈述不具有客观性，基于他的利益立场，会把当时所有在场的角色无论是打架还是劝架的都列入打架的范畴，目的是为了日后取得高额的赔偿，而且其陈述与其他的证人证言不一致，所以其陈述不应予以采纳；对证据5至9，由于没有原件，所以不予质证；对证据12有异议，事发是2013年4月29日，而在4月30日的时候，罗坑派出所已经调查清楚是作为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作出任何的刑事处罚以及民事责任的追究，该事件的当事人武某某以及程某某已经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了调解协议，并且也都按照该协议履行，因此，本案不属于公安部门管辖的范围，所以罗坑派出所超越职权对已经调解并履行完毕的民事纠纷进一步介入是违法的，并且结合证据11可以看出，原告在7月3日收到仲裁裁决书知道败诉结果的情况下，再动用关系向罗坑派出所施加压力，滥用司法管辖权，因为本案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的范围，从该笔录可以看出公安人员有诱导陈述的成份，并且当中的程元毅并非本案被告的名字，可见派出所的民警在被与压力情况下所作的笔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对于民事案件应适用不告不理的原则，民警无权进行干预；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该协议书可以证明程某某与武某某之间的争议是民事纠纷，双方已经就赔偿问题达成了调解协议，并且双方也都已经履行了该协议。从该协议书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大家确认这是民事争议，提起的是民事诉讼，所以不是治安案件，也不是行政案件，协议书的双方是武某某与程某某两人，涉及纠纷的就是这两个人，不是其他人。程某某的讲法只能说明被告是劝架的性质，因为被告当时正准备，但并没有实际参与打架。陈某龙也没有明确说被告有参与打架。关于罗坑派出所事后的调查，武某某和程某某已经签订民事赔偿协议，从签订协议之日，案件就已经终结，从民事协议的签订，公安部门不追究任何责任，可以在劳动仲裁裁决作出之后公安部门作出的辨认笔录是不合法的，也没有依据，很明显，其只不过是为原告服务，对调解协议书问题，谁签名，就对谁负责，不能对协议以外的人设定义务，设定也是无效的，所以协议对签名的人发生法律效力，对没有签名的没有效力，所以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只能从民事途径处理。
原告庭后提交了证据5至9的原件，被告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5《胡某峰调查笔录》不予确认，被询问人与武某某是亲属，有利害关系，本人没出庭作证接受质询是无效的。对证据6《出院记录》，因原告没有提供原件，被告没有质证意见。对证据7《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不予确认，不能证明上述人员为合法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其合法性证据不足。对证据8《员工奖惩条例》不予确认，没有依法公示，未经被告同意，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
原告对质证意见有如下回应：关于证据1的劳动合同，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1月1日；关于陈某龙、程某某、武某某的三份询问笔录，特别是程某某的询问笔录清楚地显示被告正准备举起凳子砸向被害人武某某的，程某某作为被告的弟弟，其证言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其作为当时在场参与打斗的人员，其笔录是可以还原当时打架实际情况的，而被害人武某某的笔录也非常清楚地讲述当时被告是有动手殴打他的，另外，在场人员胡某峰也亲口陈述被告在其出去叫保安的时候已经进入房间，并且在其叫保安回去房间的时候看见被告举起凳子准备砸向被害人武某某，从这几份证言已经可以清楚反映被告已经参与了打斗的行为；关于证据5、7、8，我方是有原件的，可以庭后提交给法庭核对；关于证据12的辨认笔录，关于本案的打斗，公安机关已经在案发第二天介入处理，并且已经对各方的当事人做了询问笔录，针对武某某的询问笔录，已经提及到了“程元毅”的名字，该名字的读音与被告名字的读音基本一致，而我方提供的证据12的辨认笔录，公安部门通过辨认去核实当时做笔录的程元毅就是本案的被告，而且这个核实是一种身份的核实，公安部门有权和有义务去进行身份核实，我方不认同被告所述公安机关滥用这个权利，而且打斗双方的民事纠纷达成调解不代表公安机关的案件可以终结，即民事责任的调解不代表公安机关对责任追究可以终止；关于证据13的调解协议，上面清晰写明是程某某等人打伤了武某某，并非只有程某某一人殴打武某某，可以印证此次打斗是多人参与，被告作为其中的参与者。
原告对被告庭后补充对证据5、7、8质证意见的回应：证据5中胡某峰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中立一方还原当时打架的真实性情况，而且从胡的证言可以证明，被告在武某某的房间停留有一段时间，并试图举起凳子砸向武某某，该陈述与被告的弟弟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对证据7，参与职工代表大会的人员涉及多个部门，既有中层管理人员，又有基层员工业能代表全厂职工的意见，而且该决议是2007年开会作出的，作出的决议亦向全厂人员公示，而员工未提出任何异议。对证据8员工奖惩条例已通过张贴方式向全厂人员公示，被告本人在劳动仲裁阶段亦明确知道本条例的存在。
经过庭审对证据的质证，原告对被告的证据有异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厂牌，只能证明被告曾经是我方的员工；
对于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质证意见，经本院审查认为：
针对原告的证据1《劳动合同书》，由于双方没有对合同条款产生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证据2《程某某询问笔录》，程某某本人陈述：“回宿舍听到楼上有争吵的声音，就跑上楼，看见陈某龙和武某某吵架，然后看到武某某把门关上躲在里面，我就过去跟陈某龙问了一下情况，就在武某某外面喊门，叫他把门打开，可是武某某不愿意打开门，我就把门给踢开了，就跟陈某龙一起进去找他理论，后来他们两个又开始吵起来，我就把武某某拉开，在拉开的时候武某某就朝陈某龙踢了两脚，陈某龙也朝武某某踢了两脚，我看到之后就把武某某按在床上在胸口打了两拳，武某某就没有动手，住在附近的人都过来劝架，我哥哥程元意听到以为我在打架，就拿起凳子准备过来帮忙打架，后来陈某龙就说不能动手，我哥就把凳子放下来了……”从程某某的陈述中，其虽然声称是劝架，但是其实质行为已是故意向武某某使用了暴力。被告认为程某某是劝架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反之，由于程某某与本案被告是同胞兄弟，经在庭审中被告确认其兄弟之间关系良好，因此，程某某的证言可信度是客观的，特别是其表述的“我哥哥程元意听到以为我在打架，就拿起凳子准备过来帮忙打架”，已清晰地表述了被告当时出现在现场的表现以及其到场的动机和目的。
对于原告证据3《陈某龙询问笔录》的陈述中，其当晚是因喝了酒，不是很清醒回宿舍敲错武某某的房间门引起双方吵架，虽然其叙述的经过与程某某陈述细节上不同，但肯定了被告在现场，被告本人在庭审中回答法官询问的“案发当时有没有一个叫程元毅的人？”和“你们公司里面你所认识的人有没有程元毅这个人。”的询问，印证了原告确认公司里没有姓名为程元毅此人，也印证了原告证据2程某某证明被告程元意在斗殴现场的陈述；而被告在质证原告证据4《武某某询问笔录》以“没有证据证明其所称的程元毅是本案的被告”抗辩理由是不成立，原告证据3和证据4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证据5《胡某峰调查笔录》，该笔录来源于原告代理律师调查而形成，该笔录的被询问人在民事诉讼中应定位于证人的角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的规定，由于原告没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这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对于原告证据6《出院记录》，因原告方没有提交原件让对方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对，故不予采信。
对于原告证据7《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和证据8《员工奖惩条例》，被告虽然对职工代表产生的合法性和公示程序提出否定，但其没有就否定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举出相应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采信原告的证据7和证据8。
对于原告证据9《违纪处理通知书》，原告在庭审中虽然因没有提交原件而对证据的内容进行核对，但从复印件表面所反映的内容是原告决定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就是因此而引至被告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被告在仲裁期间所举的证据二就有《违纪处理通知书》，其举证说明中与原告在本案证据9的举证说明是相对应的，因此，原告在庭审中没有提交该证据原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对于原告证据12《辩认笔录》，是江门市公安局罗坑派出所针对武某某于2013年4月29日在原告的员工宿舍被程某某等人殴打后于次日加入调查，由于经派出所处置后，经查清案情后，武某某与程某某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公安机关并没有对涉案作出定性和对双方处予刑事或治安行政处罚，武某某被殴打的案件处理应视为已结案，但公安机关于同年7月9日就已结案的案件进行辨认程序，已超出该案的处置范围，该证据不符合民事案件证据成立的三性一效力的基本原则，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原告证据13《调解协议书》，从该协议书所显示的主体是武某某与程某某，内容显示其中一方有“程某某等人”，可理解为还有程某某之外的人，但由于武某某是受害的一方，其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遭受侵害后，经过处置，其接受赔偿的主体、赔偿数额和方式，是其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所以《调解协议书》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和处理结果。
本院查明：被告于2003年10月27日入职原告处工作，工作岗位是领班，双方于2012年1月1日签订一份书面劳动合同，约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是950元／月，合同期限是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27日。2013年4月29日20时许，程某某等人在江门市新会区罗坑冠华厂景豪楼401与武某某发生纠纷，在此过程中程某某等人将武某某打伤；2013年4月30日程某某与武某某签订《调解协议书》，约定程某某等人一次性赔偿武某某10000元并支付武某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武某某不再追究程某某等人的任何责任；2013年5月2日，原告以陈某龙、程某某以及被告等三人在宿舍围殴武某某并致其受伤、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作出《VC江门市新会区冠华针织厂有限公司违纪处理通知书》，决定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于2013年5月17日向江门市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获受理，该委于同年7月1日作出新劳仲案（2013）第335号《仲裁裁决书》，原告对裁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出本案民事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动合同纠纷。原告经国家工商行政机关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符合劳动法规所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根据原告的起诉和被告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主张请求确认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员工奖惩条例》的效力问题。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规章制度的目的是维护用人单位正常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的保证，劳动者应当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亦即用人单位内部劳动规则，是指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单位生产经营实际，制定的由单位行政权力保证实施的组织生产劳动和进行劳动管理的规则和章程。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能否解除劳动合同的重要前提是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必须合法有效，其表现在用人单位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规章制度必须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已经向劳动者公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应就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负举证责任。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根据是被告参与陈某龙、程某某等人在宿舍围殴武某某并致其受伤、严看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作出《VC江门市新会区冠华针织厂有限公司违纪处理通知书》，而通知书的依据是原告公司的《员工奖惩条例》，并有《员工奖惩条例》由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及向全公司人员公布（公示）的证据，程序合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在质证中虽然否认其合法性，但由于不能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其主张，依法应承担因举证不能而产生的不利后果。被告否定原告《员工奖惩条例》效力没有事实根据，其抗辩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的行为是否属于《员工奖惩条例》的处分范围。原告的《员工奖惩条例》第十二条：“员工有下列违纪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并取消30天伙食补贴福利。……（七）打架斗殴的。”规定了员工有“打架斗殴”行为经查证属实，予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经查实，在程某某等人对武某某的殴打过程中，被告在现场有其肢体发出“拿起凳子准备过来帮忙打架（被告的胞弟程某某的证言）”的暴力行为动作的事实及相关的证言证实，被告的行为属于故意的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劳动者应当尊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所规定劳动者应当固有的基础义务。符合《员工奖惩条例》所规定的处分范围。被告辩称是劝架的行为与其实际实施的行为显然不相称，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以被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公司《员工奖惩条例》规定给予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
此外，关于本案受理费的负担问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一）案件受理费；……”和第七条：“案件受理费包括：（一）第一审案件受理费；……”，第十三条：案件受理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四）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以及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的规定，本案由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应按标准收费10元收取。
综上所述，原告是企业的开办者，对企业的管理是原告最基本责任，原告所制定《员工奖惩条例》，目的是规范员工的劳动行为，奖优罚劣，维持企业正常的、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本案被告参与的打架斗殴行为发生在厂区的宿舍内，对原告的管理构成挑战，如果这种行为不给予惩戒，将对其他员工精神和心里增加压力，对企业有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一）项，第十三条第（四）项，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江门市新会区冠华针织厂有限公司与被告程元意于2013年5月2日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效。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程元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冯兆京
审判员 杨伟强
审判员 熊永尧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冯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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