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光生，男。
委托代理人：陈建国，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丹丹，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光伟，男。
委托代理人：艾胜华，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志新，男。
上诉人黄光生与上诉人叶光伟、原审第三人李志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光生一审诉称：2005年年底，黄光生、叶光伟、李志新决定合作经营花场，因叶光伟系东莞本地人，2006年3月1日，三人决定对外以叶光伟的名义与东莞市洪梅镇乌沙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承包土地合同》，约定由叶光伟承包“围尾西”10亩土地种植树木，每年租金10000元。承包土地后，黄光生、叶光伟、李志新共同出资平整土地，建造房屋，安装水电，三人共同投资约37861元。黄光生从湖南运来野生桂花树五棵、野生香樟六棵。2007年6月17日，黄光生和李志新作为甲方，叶光伟作为乙方签订了《乌沙花场全面接管合约》，约定由黄光生与李志新共同委托叶光伟管理该花场的樟树17棵、桂花树11棵（其中黄光生的樟树6棵、桂花树11棵，李志新的樟树11棵），叶光伟负责浇水、杀虫、施肥等，如遇风灾、水灾造成花木死亡，与叶光伟无关，黄光生与李志新每年支付叶光伟4000元作为黄光生与李志新花木当年的管理费用。2010年12月份，黄光生到花场察看自己的花木时，发现胸径分别为40厘米、38厘米的2棵野生金桂不见，胸径为40厘米、38厘米的野生金桂因叶光伟管理不当而枯死，胸径为44厘米的野生香樟也不知去向，并且叶光伟私自将花场全部转让给陈某某。经黄光生了解，胸径分别为52厘米、23厘米的2棵野生金桂，胸径为44厘米的野生香樟因叶光伟没有尽到管理的职责而丢失，于是黄光生到东莞市公安局洪梅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案。经黄光生多次到东莞相关花木市场咨询得知，案涉叶光伟出卖的2棵桂花树价值达700000元，枯死的桂花树价值达270000元，被出卖的香樟价值10000元。黄光生将花木委托给叶光伟进行管理，叶光伟本应尽谨慎、勤勉之义务，但叶光伟却利用管理的便利，擅自处分黄光生的财产，未经黄光生的同意将黄光生的2棵桂花树、1棵香樟树出卖；叶光伟不依法、依约履行管理职责，导致黄光生的1棵桂花树枯死。鉴于叶光伟违约、违法的事实，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黄光生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叶光伟赔偿黄光生因委托其管理而枯死的胸径为52厘米的桂花树1棵损失270000元，被出卖的胸径分别为44厘米、38厘米的桂花树2棵损失700000元，被出卖的胸径为44厘米的香樟树1棵损失10000元，上述合计980000元；二、叶光伟退还黄光生对洪梅镇乌沙花场的投资款12620元；三、叶光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庭审中，黄光生将其第一项诉求的980000元变更为790000元，则总的诉求为802620元。另外增加诉讼请求：评估费8000元由叶光伟承担。
叶光伟一审辩称：一、叶光伟认为黄光生诉讼的案由不能成立，黄光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黄光生与叶光伟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是有偿的，黄光生与叶光伟是不存在这种关系的，尽管接管合约有体现叶光伟帮黄光生的花浇水、施肥，但也不能证明。虽然黄光生有支付费用，但数额上不足以达到支付管理的费用。叶光伟只是帮其浇水，双方不是委托关系。二、黄光生与李志新每年支付叶光伟4000元的费用，且黄光生没有每年都支付，这些不是管理费用。三、租赁土地的合约的期限为2009年7月，所以黄光生诉称2010年照看花园发现桂花不见，这不是事实。就算是遗失，也是黄光生的责任。黄光生认为案涉树木是野生金桂，这也无法证实，黄光生与叶光伟到湖南去采购的，当时的价格只是1000多元。四、叶光伟没有权利处理黄光生的树木，没有义务管理黄光生的树木，叶光伟不存在对其树木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黄光生的诉求没有事实与法律的依据，叶光伟认为黄光生就该损失向公安机关报案，应先处理刑事的部分。
李志新一审辩称：李志新有委托叶光伟卖树，但之后的情况不清楚。土地承包合同李志新也参与过，但树卖掉后，李志新就没有去过花场了。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2月20日，黄光生在湖南省购买了胸径24厘米、38厘米、40厘米的桂花树各1棵，另购买了胸径为52厘米的桂花树1棵。2006年2月20日，黄光生为3株桂花树缴纳育林基金2000元，当天黄光生另为1株胸径为52厘米的桂花树缴纳育林基金1500元。2006年2月21日，黄光生为4株桂花树支付一笔费用，金额为60元。2006年3月31日，黄光生为1株桂花树支付检疫费一笔，金额为28元。2006年3月1日，叶光伟和东莞市洪梅乌沙村村民委员会（乌沙村委会）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一份，约定由叶光伟承包乌沙村委会土名“围尾西”10亩土地（以下简称案涉土地）用作种植树木，兼营其他种植，租赁期限从2006年3月1日起至2009年3月1日止共三年。2006年4月23日，叶光伟、黄光生和李志新三人协商一致在案涉土地共同投资经营花场（以下简称乌沙花场），投资款共计37861元，以上投资款由三人平摊。叶光伟、黄光生和李志新三人并口头约定，由黄光生和李志新出资购买树木在花场中养护，待树木出售后，除树木所有者外，另外两人则在利润中收取15%作为收益。然而，在实际履行的过程中，三人并未按照上述约定履行，而是各自的树木各自收益。2007年6月17日，叶光伟、黄光生和李志新签订《乌沙花场全面接管合约》（以下简称接管合约），其中黄光生、李志新为合同甲方，叶光伟为合同乙方，协议内容如下：“1、在甲方无资金、无能力管理花场的情况下，乙方全面接管，其中剩下原有的樟树17条，大小桂花树11条，乙方负责浇水、杀虫、施肥等。2、如有风灾、水灾造成损坏与乙方无关。3、花场原有的设备归乙方（包括房屋、水电等）。4、从签字之日起，花场所有一切的开支和收入，包括地租、水电、人员管理、投资等与甲方无关。5、从签字起，甲方每年6月1日前交付现金4000元给乙方，作为剩余花木当年管理费用。”庭审中，黄光生、李志新陈述三人签订接管合约后，黄光生、李志新只是将管理权交给叶光伟，黄光生和李志新二人仍有权分配乌沙花场的收益，但无须承担租金，且2007年6月前叶光伟提出退出经营，黄光生和李志新已将平摊款12620元退还给了叶光伟。对此，叶光伟陈述黄光生和李志新并未将平摊款退还给叶光伟，乌沙花场一直都是三人在经营。黄光生主张叶光伟在为其管理树木期间，因管理不善和擅自处分，造成1棵桂花树枯死，2棵桂花树和1棵香樟树被出卖。对此，叶光伟不予确认，后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不成，黄光生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树木损失的问题，叶光伟确认黄光生放在案涉花场的树木中，有1棵桂花树死去，有2棵桂花树和1棵香樟树丢失。对于桂花树死去的原因，叶光伟称系因黄光生叫人修剪不当而致死的，也不排除其他原因。对于丢失的树木，叶光伟称在2008年年底高铁工程开始前，叶光伟就通知黄光伟和李志新要处理树木了，李志新将部分树木移走，而将部分树木卖掉了，但黄光生的树木就没有处理。叶光伟又称，叶光伟在2009年3月1日之后就没有经营案涉花场了，2009年年中修高铁的时，据叶光伟向他人了解，当时上述3棵树是死树，因此就被推土机推掉了。对此，李志新确认叶光伟曾通知其处理树木，也确认委托叶光伟将其所有的部分树木卖掉，并在卖得款项中扣除了6000元的管理费和15%的手续费。黄光生则述称，叶光伟没有通知黄光生需要处理树木的事情。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根据黄光生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信公司）对黄光生所主张的“3棵野生金桂与1棵野生香樟的价值”进行分析。中广信公司于2013年5月20日作出价值分析报告书一份，该报告书第3页最后一段载明：“（一）因本次委托的特殊性，本公司评估师对委估案涉的3棵野生金桂与1棵野生香樟实物无法进行现场勘查，无法确认案涉的3棵野生金桂与1棵野生香樟的胸径、高度、形状等相关参数与申报是否一致，本次分析是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司法鉴定委托书》鉴定事项所列出的树木胸径、高度等树木参数及委托方提供的相片等资料进行估算。因形状与冠幅等参数所导致的差异时，应按实际情况调整相应分析结果。本分析亦未考虑因地域及当地市场需求而导致市场价格差异。特提请报告使用者特别注意该事项对分析结论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二）本次分析假设案涉的3棵野生金桂与1棵野生香樟未发生重大病害现象”，评估报告的分析结论详见附表。叶光伟对上述评估报告包括黄光生所提供的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予确认。
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原审法院依法向东莞市公安局洪梅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以下简称洪梅分局刑侦大队）调取了询问笔录，根据上述询问笔录查明：2011年12月19日，洪梅分局刑侦大队对黄光生进行询问。黄光生在笔录中陈述，其和叶光伟、李志新三人合伙开办位于东莞市洪梅镇乌沙村围尾西的花场。黄光生控告叶光伟盗卖了其所有的2棵桂花树和1棵香樟树，其中1棵桂花树胸径40厘米，高8、9米，重6吨多（包括树头泥土的重量），另一颗桂花树胸径38厘米，高8、9米，重6吨多（包括树头泥土的重量），1棵香樟树胸径44厘米，高约9米，6吨多（包括树头泥土的重量）。2011年12月21日，洪梅分局刑侦大队对邱光保进行询问。邱光保（身份证号码：432928196308221833）在笔录中陈述其从2006年至2007年7月份期间在乌沙花场负责浇水工作，工资为600元／月，雇主为“黄光先”，乌沙花场中有“黄光先”的桂花树和香樟树各若干棵，另有一李姓男子的香樟树。邱光保陈述在其乌沙花场工作期间，姓李男子和一名姓叶男子会来花场察看，邱光保于2007年7月份左右离开乌沙花场，离开前邱光保听“黄光先”说其与叶姓男子签订一份合同，由叶姓男子负责管理花场，在邱光保离开乌沙花场时“黄光先”的树都还在乌沙花场，邱光保并不清楚叶姓男子是否有将“黄光先”的桂花树或香樟树卖掉。2011年12月27日，洪梅分局刑侦大队对李志新进行询问。李志新在笔录中陈述其和“黄光先”、叶光伟为朋友关系，三人于2006年开始合伙经营洪梅乌沙花场，但至2007年，李志新和“黄光先”因对东莞的市场环境不熟，经营困难，遂于2007年将乌沙花场转让给叶光伟经营，租金由叶光伟负担，李志新和“黄光先”在花场中种下的树由叶光伟帮忙管理，李志新和“黄光先”则支付叶光伟每年共4000元的管理金，三人还为此签订了接管协议。李志新还陈述，“黄光先”在乌沙花场里有10多棵桂花树，其中有3棵桂花树的胸径在30-40厘米，“黄光先”还有6棵香樟树，李志新则有约10多棵的香樟树。李志新又陈述其听“黄光先”说不见了2棵胸径30-40厘米大的桂花树和几棵香樟树，其中桂花树为单季桂树，对于桂花树的价值李志新并不清楚，李志新也不清楚叶光伟是否有私下卖掉“黄光先”寄种在乌沙花场的树木。2011年12月25日，洪梅分局刑侦大队对孔晶（身份证号码：320482198112306918）进行询问。孔晶陈述其为中铁港航局的工作人员，中铁港航局的工程队负责穗莞深城际轻轨洪梅洪金路乌沙段，工程队于2010年3月份进驻开工，乌沙花场就在工程队的工地对面，在施工过程中，乌沙花场并无树木妨碍工程队的施工，孔晶也没有留意到乌沙花场有无卖过30-40厘米大的树木。2011年12月27日，洪梅分局刑侦大队对叶光伟进行询问。叶光伟在笔录中陈述其和“黄光先”、李志新三人为朋友关系，由叶光伟出面于2006年在洪梅乌沙村租用一地块，租金由“黄光先”、李志新负担，并由“黄光先”和李志新二人出资兴建花场及种树，至2007年，“黄光先”和李志新觉得花场经营困难，遂由叶光伟接受经营，并由叶光伟负担租金，叶光伟帮手打理“黄光先”和李志新二人种下的树，由“黄光先”和李志新二人支付叶光伟4000元一年的租金。叶光伟另陈述，“黄光先”有10多棵桂花树和约6棵香樟树，其中有3棵桂花树的胸径30-40厘米大，这3棵桂花树，其中有1棵已经死了，其余2棵被修路的工程队挖了，当时叶光伟致电“黄光先”，叫他移走树木，但“黄光先”不予理睬，所以叶光伟也不理了，最后就被工程队处理掉了。对于桂花树的价值，叶光伟表示不清楚。另，叶光伟陈述其于2007年年中将乌沙花场转租给陈某某，但在转租时叶光伟并未把“黄光先”的树木卖给陈某某，叶光伟也没有私下将“黄光先”在乌沙花场的树木卖掉。2011年12月29日，洪梅分局刑侦大队对陈某某（身份证号码：450305197812102074）进行询问。陈某某陈述，叶光伟于2007年下半年将洪梅乌沙花场转租给陈某某，叶光伟并于2010年初时将香樟树、桂花树各若干棵以及一些花卖给陈某某。陈某某在转租乌沙花场时，在花场里有3棵30-40厘米大的桂花树，其中有1棵死了，其余2棵的情况陈某某并不清楚，但陈某某认为这3棵树是叶光伟的。另，陈某某陈述，死了的那棵桂花树在花场里面，其余2棵则在花场边上靠路边，2009年左右洪金路修人行道时，修到乌沙花场时，称花场的一些花和树妨碍施工，于是陈某某将属于自己的花和树移到花场，但因那2棵桂花树不是陈某某的，故陈某某就没有对其进行移动，叶光伟也知道2棵桂花树妨碍修路的事。
以上事实，有承包土地合同、投资票据、乌沙花场全面接管合约、收条及收据、出省木材运输证、植物检验检疫证书、专用收款收据及尺码单、照片、报告书、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问话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叶光伟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自述的情况以及其在本案庭审中确认的情况，在叶光伟经营管理乌沙花场期间，乌沙花场内确有黄光生的1棵桂花树死去，有2棵桂花树和1棵香樟树丢失，原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其一，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其二，黄光生因案涉4棵树木灭失的损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其三，叶光伟对黄光生丢失的树木是否应该承担责任以及具体的责任比例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根据黄光生、叶光伟和李志新三人确认的情况，在三人合伙经营乌沙花场之后，三人并未按照此前的口头约定对黄光生、李志新购买的树木进行共同养护和共同收益，而是由黄光生、李志新分别对自己购买的树木进行养护和收益，三人仅是共同承租了案涉土地进行使用。因此，包括黄光生在本案中主张的3棵树木在内的黄光生和李志新的树木均分别为其二人的个人财产，而不属于合伙财产。同时，黄光生、李志新和叶光伟三人均陈述在签订接管合约后三人的合伙体实际并未解散。因此，接管合约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为黄光生、李志新委托叶光伟管理其二人在乌沙花场树木的委托合同关系，一为黄光生、李志新、叶光伟关于乌沙花场经营权和收益权分配的合伙关系。由于本案中黄光生提起诉讼的事由为叶光伟擅自处分其在乌沙花场的树木，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委托合同关系。由于黄光生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涉及的是合伙关系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对此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审查，原审法院仅针对黄光生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进行审查。
对于第二个问题，关于案涉3棵桂花树和1棵香樟树（以下简称案涉4棵树）的价值问题，黄光生提供了其在购买、运输树木的出省木材运输证、植物检验检疫证书、专用收款收据及尺码单，同时也委托评估机构作出了评估报告予以证实。对于上述评估报告，原审法院认为：一方面，案涉4棵树均已死亡或丢失，评估公司所作的评估结论均建立在黄光生单方提供的胸径、高度以及照片资料以及一系列设定条件之上，而除了运输证和收据载明桂花树的胸径之外，高度、形状、树木健康状况以及是否为野生树木等参数均为黄光生单方陈述，黄光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另一方面，黄光生并未提交有关案涉3棵桂花树和1棵香樟树购买价格的证据，仅提供了与案涉3棵桂花树有关的育林基金、检疫费等的收据，而香樟树的价值情况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案涉3棵桂花树和1棵香樟树的价值情况无从反映，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中广信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不能直接地、独立地证实案涉4棵树木的价值。由于本案双方均未提供有关案涉4棵树木在丢失时价值情况的证据，但原审法院考虑到树木的丢失必然给黄光生带来损失，原审法院根据该4棵树木购买时的状况，以及结合黄光生所支出的各项费用成本的情况，原审法院酌情确定黄光生因案涉4棵树木灭失造成的损失为50000元。
对于第三个问题，在本案双方签署的接管合约中已经明确约定黄光生将包括案涉4棵树木在内的树木委托给叶光伟进行养护管理，同时双方也对管理费用进行了约定，现案涉4棵树木在叶光伟受托养护管理期间灭失，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叶光伟在其所主张的树木枯死或遭受他人挖掘的时候进行制止、保护以及通知黄光生，因此叶光伟应对黄光生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根据原审法院前述确定的黄光生的损失数额，叶光伟应赔偿黄光生50000元。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叶光伟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黄光生损失50000元；二、驳回黄光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6863元、评估费8000元，以上诉讼费用共计14863元（黄光生已预交），由黄光生负担14114元，由叶光伟负担749元。
上诉人黄光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案涉四棵大树的胸径可以确定，其中丢失的一棵香樟树的胸径为44厘米，丢失的两棵桂花树的胸径分别是38厘米、44厘米，枯死的一棵桂花树胸径为52厘米。1.根据湖南省出生木材运输证和植物检验疫证书，黄光生从湖南购进了六棵胸径分别为30、44、46、36、42、32厘米的香樟。故黄光生主张丢失的香樟树胸径为44厘米是客观的。根据证据六可知，黄光生从湖南购进的四棵桂花树胸径分别为24、38、40、52厘米，黄光生主张丢失和枯死的三棵桂花树胸径分别为38、40、52厘米亦是客观的。2.根据一审法院从东莞市公安局红梅分局刑警大队调取的询问笔录，也可以证实案涉四棵树木的胸径与黄光生主张是一致的。首先，笔录是黄光生作为受害人身份陈述的，且经公安机关依法制作形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次，李志新、叶光伟、陈某某的陈述也与黄光生的陈述基本吻合。最后，在原审庭审笔录中，叶光伟也确认已经枯死的桂花树的胸径为52厘米。二、案涉四棵树木的高度也是可以基本确定。1.黄光生在公安机关报案时陈述被盗卖的两棵桂花树和一棵香樟树的高度为八、九米，虽然是黄光生单方所说，但笔录系以受害人的身份，且经公安机关依法制作形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2.根据东莞市公安局红梅分局刑警大队对证人黄某某的询问笔录，黄某某自2006年5月至8月期间负责花场浇水，当时有三棵胸径为30至40厘米，高度为六米，虽然与黄光生陈述有差入，但不同人的目测判断标准不同，且2006年至丢失间隔几年，树木也不断的生长，高度也会有所增加。3.李志新在一审证实案涉的桂花树与香樟比较长，故黄光生当时请大货车从湖南外运到东莞，李志新对黄光生提交的关于树木高度、胸径、是否为野生的证据和陈述都予以确认。三、至于树木的形状、冠幅有黄光生提供的照片为证，照片是在花场现场拍摄的，真实反映了树木的外形。由于该树木不存在，叶光伟借机对树木的一切指数予以否认，有违诚信。况且，造成事实难以查清的责任是由于叶光伟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法院应该做出有利于无过错方的裁决。四、即使黄光生提供的证据与评估价格所要求的高度，野生相一致的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但造成该情况的责任在于叶光伟，即使不能采纳评估报告的价格，也不至于低至评估价格的1／16，因此，黄光生认为酌情认定案涉树木的损失为50万元比较合理。综上，黄光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叶光伟赔偿黄光生损失500000元；2.本案一审受理费6863元、评估费8000元、二审上诉费由叶光伟承担。
上诉人叶光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认定委托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三方《乌沙花场全面接管合约》约定内容，显然不是委托合同，完全是三方经营困难时减少费用、朋友帮忙性质。2.根据该合约约定叶光伟仅承担浇水、杀虫、施肥责任，如风灾、水灾等造成损坏、死亡与叶光伟无关，而且黄光生每年支付2000元的费用不足以认定为人工及管理费。3.酌情推定黄光生损失50000元毫无依据，也违反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及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规定。4.原审法院认定黄光生的树木在叶光伟的管理期间灭失，证据不足。根据合约不存在养护管理的责任，根据黄光生陈述树木灭失是在2010年，而黄光生明知之前《承包土地合同》承包期限截止2009年3月，何况叶光伟所交费用仅交至2008年7月。二、一审法院判决叶光伟赔偿50000元于法无据、于情不符。1.黄光生50000元损失在无有效证据的前提下，酌情推算，显然错误。2.黄光生损失的造成完全是其不作为、怠于管理造成。在承包合同到期及高速修路都要求黄光生移走占道树木，黄光生置之不理。叶光伟也多次电话通知，这从证人证言、李志新的陈述均可得以证实。3.黄光生与叶光伟原本是朋友，在黄光生困难时帮忙，黄光生共交至2008年7月前不到一年的浇水、杀虫、施肥的材料费用2000元，而却让叶光伟赔偿50000元损失，显然背离社会正义、公平。综上，叶光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叶光伟无需承担赔偿黄光生任何损失；2.由黄光生承担全部上诉费用。
黄光生针对叶光伟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根据《乌沙花场全面接管合约》可以认定黄光生委托叶光伟管理案涉树木的事实。合约第一条的“等”字可以说明叶光伟的职责不仅仅是浇水、杀虫施肥日常养护工作，还包括防盗、防止他人破坏等管理职责。合约第二条明确叶光伟在因风灾、火灾的情况下，才享有免责的权利。合约第五条约定了管理费的数额和支付时间，进一步明确了叶光伟承担的是对树木的管理职责。2.叶光伟称每年支付2000元不足以认定人工和管理费的说法属无稽之谈。当时叶光伟之所以同意每年支付2000元的管理费，是因为该花场还有其他收入，如黄光生、叶光伟与李志新共同承租的乌沙花场的空闲场地用于出租，将之前黄光生与李志新加盖的铁皮房出租，这点可以从合约第四点得到佐证。此外，叶光伟也有一部分树木在该花场需要管理。二、叶光伟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应当对黄光生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叶光伟称树木灭失发生在2010年，且《承包土地合同》已于2009年3月到期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发现树木灭失的时间是2010年12月，但这并不等于树木实际灭失的时间，叶光伟应对树木灭失时间承担举证责任。其次，根据公安局的笔录，可以证明树木的死亡与丢失发生在叶光伟管理期间，如证人陈某某、骆某某的陈述及叶光伟的陈述。且《承包土地合同》到期后，叶光伟续租了六年，合同并没有终止，合约仍在有效期内。一审李志新陈述其委托叶光伟将树木全部卖掉，叶光伟在卖得的款项中扣除了6000元管理费和15%的手续，这说明直至2010年6月17日，仍属于叶光伟的管理期限内。叶光伟称曾致电黄光生移走树木，这也证明了叶光伟对案涉树木有管理的义务。叶光伟在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时亦从未提出接管合约已经到期，其没有履行管理义务的抗辩。退一步讲，即使合约到期或者无法继续履行，按照诚信原则，叶光伟也应该通知黄光生终止合同的情况，其没有通知也说明了叶光伟认可继续管理花场的义务。2.叶光伟关于黄光生的管理费用只交至2008年7月的说法不能免除其管理责任。根据合约第五条，黄光生每年6月1日前交付前一年的管理费，2008年5月30日的收条也可以证明，故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的管理费需在2009年6月1日前缴纳，根据叶光伟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案涉树木丢失时间在2009年中旬就已经发生，骆某某的陈述其在2009年4月受雇于陈某某时，已发现一棵桂花树死亡，另外两棵桂花树不见的事实，陈某某陈述树木死亡早在2007年中旬就已经发生，故叶光伟对树木的丢失和死亡负有责任。2009年5月，黄光生提出缴纳管理费，叶光伟答复到时再说，因为叶光伟需要退还给黄光生花场投资款12000余元，后来叶光伟没有提及此事。退一步讲，如果黄光生拒付管理费，叶光伟也应该通知黄光生限期支付，并告知不支付的法律后果。3.叶光伟没有尽到管理职责，违反了委托合同的约定。根据叶光伟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对工程队如何处理树木的事情不清楚，且两棵桂花树被工程队挖走的陈述没有事实根据，根据中铁港航局员工孔晶的陈述，工程队于2010年3月才进驻开工，在施工过程中，乌沙花场并没有树木妨碍施工。故叶光伟的陈述明显不合情理。根据叶光伟与陈某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叶光伟将花场于2007年中旬转让给陈某某，其擅自转让管理职责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足以证明其没有依约履行管理职责。
叶光伟针对黄光生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提出如下答辩意见：黄光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黄光生认为评估报告可以作为依据，没有事实依据。该评估报告是根据黄光生单方面提交的材料进行推断而制作的；二、黄光生提供的运输证等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树木的丢失与叶光伟无关，而是由于黄光生疏于管理所致。叶光伟已经基于朋友的关系，将修路需要转移树木的事情告知黄光生，黄光生没有合理处理所导致的损失与叶光伟无关。三、鉴定报告认定的价值，叶光伟不予确认，该鉴定报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四、叶光伟认为无论黄光生认为双方是委托关系还是基于朋友的关系，树木的有无以及损失都与叶光伟无关。因为黄光生没有依据合同支付相应的管理费，且依据合同约定叶光伟没有负责管理树木的义务。黄光生没有尽到对自己的财产进行管理的职责。五、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叶光伟支付50000元的赔偿不合理。叶光伟只收取2000元的浇水、施肥等费用却需要对黄光生因为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职责而导致的损失负责赔偿没有依据，不合常理。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依法对黄光生、叶光伟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黄光生主张叶光伟应根据其提交的案涉花木购买时的指数及原审法院委托评估的结果向其赔偿损失5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黄光生提交的2006年案涉花木购买、检疫、运输等资料均不能证明案涉花木的具体品种、是否野生，没有记录案涉花木的树型、树干（头）长度、分叉大小和叶口等市场价格的评价标准，因此，黄光生提交的前述证据无法证明案涉花木的实际价值。其次，原审法院委托评估的花木价格是基于案涉花木均为野生花木的前提，由于黄光生提交的前述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花木均为野生，因此该份评估报告不能作为黄光生花木损失的认定依据。最后，黄光生虽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买入案涉花木的价格，但案涉花木确已灭失，黄光生的损失实际存在，原审法院综合考虑黄光生购买案涉花木必然支出的各项费用成本，酌情认定黄光生因案涉花木灭失遭受的损失为50000元亦无不当。黄光生认为其损失应认定为50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叶光伟主张其对黄光生的案涉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三方当事人签订的《乌沙花场全面接管合约》、黄光生向叶光伟支付管理费的情况及一审附卷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可知，黄光生与李志新退出花场经营后，将各自留在花场的花木委托叶光伟进行养护，叶光伟因此向黄光生收取花木管理费，并负责对案涉花木进行浇水、杀虫、施肥等管理工作，因此叶光伟对黄光生的案涉花木理应负管理之责。其次，在公案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叶光伟述称于2009年中旬被工程队处理掉了，李志新述称其听叶光伟说于2009年被工程队挖掉，花场员工骆某某述称其2009年4月到花场工作时已没有案涉花木（只有一棵枯死的桂花树），由此可见案涉花木最迟于2009年年中已全部灭失，而叶光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案涉花木灭失前曾通知黄光生移走案涉花木，亦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花木的灭失非因其管理不当造成。最后，根据《乌沙花场全面接管合约》的约定，黄光生应于2009年6月1日前向叶光伟交付2009年管理费，黄光生确认其最后交纳管理费时间是2008年5月30日，叶光伟以黄光生未交纳2009年管理费为由主张其对案涉灭失花木不负赔偿责任。由于案涉花木由叶光伟负责管理养护，叶光伟应对案涉花木是在其不负管理养护之责期间灭失承担举证责任，但叶光伟对此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叶光伟应对黄光生的花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黄光生与叶光伟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9100元，由黄光生承担8050元，叶光伟承担10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晓婷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代理审判员 王 振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
书 记 员 袁云清
黎中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