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02民初5039号
原告：李莉，女，198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胜飞，系辽宁轩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艳君，女，196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新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贵才，系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沈阳市和平区沈凤货运代理服务部，经营地沈阳市和平区砂川街29号3-1-1，注册号210102600454061。
经营者：魏晓峰。
第三人：沈阳市和平区鑫辽西货运服务队，经营地沈阳市和平区南四马路**号，注册号210102600153932。
经营者：ＸＸＸ。
第三人：谢波，男，1991年5月25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
第三人：谢涛，男，1986年6月26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
第三人：杨玉国，男，198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系无字号个体工商户（注册号210102600148464）经营者，住沈阳市和平区。
原告李莉诉被告李艳君、第三人沈阳市和平区沈凤货运代理服务部（以下简称“沈凤货运部”）、沈阳市和平区鑫辽西货运服务队（以下简称“鑫辽西货运队”）、谢波、谢涛、杨玉国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景胜飞，被告李艳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贵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沈凤货运部、鑫辽西货运队、谢波、谢涛、杨玉国经本院依法传唤均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莉诉称，2010年开始，原告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三马路昆明南街81号2-1-1门从事干货（如：木耳、蘑菇、芝麻、萝卜干、干豆角、银耳，等等）、调料（如：花椒、八角、孜然粉，等等）的批发和零售，每年营业额平均在百万元左右。经营过程中，如果原告需要对外地客户发货，原告会将货物交付雇佣的送货工送往各配货站（即本案各第三人）办理托运，同时，送货工将原告开具的发货单（原告自留底联）一同交付给配货站，配货站依此作为其向购货方代收货款的依据，而向购货方收取该笔货款。配货站在收取原告托运的货物后，同时向运货工交付由配货站出具的结算凭证，运货工将该凭证再交付给原告。原告于日后再持该凭证向配货站支取货款。2014年1月1日起，原告不再持上述结算凭证亲自到配货站取款，而是委托被告李艳君持该凭证前往货站取款。被告持凭证到配货站后，因各配货站（即各第三人）均非以现金方式结算货款，所以其要求被告填写收取该货款的货主（即原告）的银行账户等信息，但本案被告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在为原告从各配货站收取货款时，采用不填写原告的银行账户，而填写其本人的银行账户的形式，收取了原告的部分货款，收取后至今也未向原告返还，从而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经原告核算，自2015年1月起至2016年12月期间，被告擅自收取原告货款共计32笔，总金额为80,049元。此外，各配货站向原告等货主返回货款时，收取相应手续费，收费原则是：货款为1,000元（含）以内的，收取1元；货款为1,000元以上的，每千元增加1元手续费，不足千元的按千元计算。举例：若货款为3,200元，则配货站收取4元手续费。配货站按照总货款计算手续费，而非按发货的笔数。另外，本案中的各第三人均是为原告办理货物托运的单位或个人，其中第三人谢波、谢涛系兄弟关系，二人共同经营一处配货站（但现未经工商登记注册）。第三人杨玉国系个体工商户，已经工商登记，但该个体工商户无字号名称。另外需要说明，原告委托被告到配货站收取货款时，原告支付给被告服务费，按照每张结算凭证3元计算，由原告与被告另行结算。关于被告李艳君所述的原告只接受现金货款，而不接受银行转账形式的货款一节不属实，且有违常理。事实上，原告也从未向被告要求过只能向原告支付现金货款。前述期间内，一直由被告为原告办理到配货站代为收取货款的业务，原告未再委托其他人办理。前述期间内，原告从未收过一笔由被告支付的代收货款，原告收到的均系配货站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当然，原告之所以能够收到配货站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的货款，也是由于被告在配货站填写收款账户时，填写了原告的银行账号。而本案涉及的应返货款，被告均在配货站填写了其自己的银行账户。在原、被告合作期间，你与被告合作期间，原告从未向被告出具过收到货款的收条等凭证，因为在我们干货调料批发零售市场/行业，确实存在着钱款交接时常常不出具收条，或者仅自行记账的交易习惯，这主要是基于各方之间都比较了解和熟悉的缘故。此外，配货站与货车支付代收货款的形式不同，配货站不给予现金支付货款，只有货车携带现金货款交给货主。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原告于2017年春节时知道被告李艳君侵占货款时算起。对于原告提供的账册中的购货方信息情况，现原告根据法院随机抽取的几项说明如下：（1）购货方“常”，此系购货方的姓氏，但具体姓名原告不了解，他是丹东凤城市的，也是从事干货调料生意的。对于（2）购货方“水煮鱼”，此系购货方所从事的行业，但具体姓名原告也不了解，他是丹东凤城市的，是从事饭店生意的。对于（3）购货方“白”，此系购货方的姓氏，但具体姓名原告不了解，他是丹东凤城市的，系从事干货调料生意的。对于（4）购货方“王艳”，此系购货方的姓名，她是本溪的，也是从事干货调料生意的。账本上记录的时间也是原告发货的时间。配货站为从购货方处代为收回货款后，不通知货主取款，都是货主主动到配货站取货款，如果该笔款项到账了，就可以直接领取；如果购货方尚未付款的，就没法领取。一般或正常情况下，1、2个月就可以到配货站取到货款。但第三人沈凤配货站有时比较长时间还不能取货款，最长时7、8个月还取不到货款。被告李艳君从来没有主动向原告交付过货款，都是原告主动向她索要才给。被告李艳君收到配货站的货款后，一般1个月左右时间能给原告。关于被告李艳君所述的向原告支付过3.40万元货款事宜，该笔款项确实于2016年12月3日已支付给原告。但该笔款项是被告李艳君代原告到配货车上代领的现金货款，而非配货站的转账货款。关于被告李艳君在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提到的“先前交给李艳君的取款凭证时间晚于后交给李艳君的取款凭证时间”情况，也确实存在，但是是因为购货方经与原告联系表示其暂时手里没有现金，请求宽容几天再付款，原告为了维持客户，就表示同意，所以，就没有及时将这种取款凭证交给被告李艳君让其到配货站取款，而是延后了几天。因此，可能就会出现先前交给被告李艳君的取款凭证时间晚于后交给被告李艳君的取款凭证时间的情况。本案中，对于各第三人的责任问题。因为各配货站都是依据取款凭证发放货款，所以，原告认为他们在本案中均没有责任。因此，原告不再主张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返还的货款都是其从配货站收到的转账货款，非现金货款。因为被告李艳君代原告从配货站收到的现金货款均已向原告交付，双方对这部分货款无异议。综上，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李艳君向原告返还其侵占的货款80,049元；本案第三人对返还上述80,049元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李莉放弃该项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李艳君承担。
被告李艳君辩称，我不同意原告李莉的主张，原告所述不属实，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说的期间（2014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属实，该段期间内，我确实受原告委托到各第三人处收取原告的货款。被告持结算凭证到各配货站代原告收取货款，因各配货站均非现金结算，而原告要求我向其支付现金，所以，我向各配货站填写的我本人的银行账户，由配货站将原告的货款打入我的账户内，然后由我取出现金再支付给原告。上述期间内，各笔货款我均已交付给原告，并不存在遗漏、隐瞒、拖欠的情形。配货站向我银行账户内汇入货款后，我再与原告不定期结算。原告委托被告到配货站收取货款时，原告支付给被告服务费，按照每张结算凭证3元计算，由原告与被告另行结算。关于配货站收取的货主的手续费，标准为每千元货款收取1元手续费，不足千元的按千元计算。如货款为1,200元，则配货站收取2元手续费。另外，上述期间内，我除了为原告提供结款服务外，还同时为其他共约20家货主提供该种结款服务。服务和结算方式均与上面所述一致。原、被告合作期间，原告一直要求被告支付现金货款。此外，被告为其他约20家货主提供收款服务时，也有7、8家有这种要求（仅收取现金）。比如货主孙绍席（联系方式为：137××××0220）、王桂梅（联系方式为：139××××9620，身份证号：、郑金芝（联系方式为：139××××4933）。关于原告提供的账册，此是由原告自行制作，被告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而且，在中国建设银行最早的一笔转账（2015年4月24日）至今，即使原告所述的情况存在，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另外，事实上，被告已经将全部所代收货款与原告结清。我方对法院调取的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原告所述的被告名下的兴业银行账户，其中，2016年6月6日进账的2,172元，系原告所发的该两笔货物（时间分别为：2016年1月2日、2016年7月9日）的货款，而原告提供的发货单中只记载了月、日，并没有标明年份，故不能仅凭原告自己的陈述加以确定，且该两份发货单系原告自行制作，不能证明其主张，我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上述期间内，我向原告交付的货款均是以现金方式直接支付给原告本人。我们之间从未有银行转账的情形。我向原告交付代收的货款时，其从来没有给我出具过收条。因为这在我们行业内属于惯例和交易习惯，除原告外，我与其他多家货主之间的结算也均是以这种方式进行，他们也从未向我出具过收条等，都是由货主自行记账或登记。2016年12月3日，被告从自己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中取款3万元，又加上现金4,000元，共计34,000元，被告于同日下午14点30分许，到原告的经营地点将该款项交付给原告。此次交付款项之后，双方再无业务和经济来往。本案中，原告作为干货调料商品经营者，其向外地客户发货后，自己手中应当有发货单的底联或记录，如果货款未能及时返回，其不可能长期不向被告主张。根据原告李莉所述，其货款长达两年时间未返还而其却未能发现，也未向被告主张，与常理严重不相符合。从原告提供的其自行统计“记录明细”证据看，其中含有多项记录系多笔交易金额累计而成的数额，而且，该多笔交易跨越时间多达几个月，有的甚至达到半年之久，这说明原告存在“拼凑”数额以达到与进入被告账户中数额相符的行为。根据上述“记录明细”，还存在这种情况：如原告第一次将2015年4月16日的货款凭证交给被告，而又在此后第二次将2015年4月14日、2015年5月20日的货款凭证交给被告代取货款，其为何没有在向被告交付2015年4月16日的货款凭证时，一并将2015年4月14日的货款凭证交付给被告。类似情况，上述明细中还有多笔，足以说明系原告在生硬地“拼凑”数额，以达到与进入被告账户中数额相符的目的。
第三人沈凤货运部、鑫辽西货运队、谢波、谢涛、杨玉国经本院依法传唤均未到庭应诉，亦均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莉系在沈阳市和平区昆明南街81号2-1-1门从事干货调料批发零售的个体经营人员。其于多年前即委托被告李艳君办理到各第三人即配货站处代为支取货款的业务，并向被告李艳君支付按每张结算单3元计算的劳务费。被告李艳君同时还为除原告李莉外的其他多名经营者办理上述代取货款业务。被告李艳君为原告李莉到配货站代领货款的流程为：被告李艳君持原告李莉交付的、由配货站出具的取款凭证到配货站办理取款，并在配货站填写被告李艳君的收款银行账户，再由配货站根据上述账户给予转账汇款。到账后，被告李艳君从其账户中取款，再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原告李莉。因原、被告间多年来即存在合作关系，相互间较为了解和熟悉，同时基于原、被告于本案中均认可的该干货调料市场/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交易习惯，被告李艳君向原告李莉交付上述代收货款时，原告李莉均不向其出具收据、收款条等书面凭证。
2016年12月3日，被告李艳君向原告李莉交付现金货款3.40万元。此后，双方再无货物和钱款来往。
现原告李莉起诉来院，认为被告李艳君于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到配货站代为收取32笔货款（总金额为80,049元），但至今未向其返还，故诉求被告返还上述款项。本案审理中，原告李莉向本院提交发货单（存根）两张（时间分别为：2016年1月2日、2016年7月9日），用于证明被告李艳君名下在兴业银行的帐户中于2016年6月6日进账的2,172元，系原告李莉所发的该两笔货物的货款。同时，原告李莉还提供账本两册以及其自行统计的“账册与法院调取的交易明细中款项相对应的记录明细”六页，用以证明其主张的应返货款数额。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账本、本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李莉从事干货调料经营，其向外地购货人发货后，委派被告李艳君到配货站代为收取货款，并向李艳君支付服务费用（每张结算凭证按3元计算），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可以认定双方间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合同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被告李艳君在收取货款后，应及时向原告李莉给予返还。
本案中，原、被告一致认可，在原告李莉所从事的干货调料市场/行业中普遍存在着“交接钱款时不出具书面收据等凭证”的交易习惯。被告李艳君向原告李莉交付其从配货站代收的货款时，原告李莉亦不向其出具收据、收款条等书面凭证。庭审中，原、被告对被告李艳君收取的配货站的转账货款是否已交付原告李莉各执一词，存在分歧，但均因上述交易习惯的原因，双方都未提供充分证据对该情况加以证实。根据原告李莉自述，其主张的应返还货款期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而其同时表述，“发货后，自己手中还留存有底联”，“于2017年春节时才知道被告李艳君侵占货款”，据此，部分货款未返还的时间长达两年之久，而原告李莉在留存有发货单底联的情况下却对此不知情，又未向被告李艳君予以主张，与常理明显不相符合。关于原告李莉提出从未要求被告李艳君仅向其支付现金，也从未收到被告李艳君向其交付的现金货款一节。如按原告李莉所述，被告李艳君在长达两年期间不向其返还的货款总额高达8万余元，而其并未发觉，却仍委派被告李艳君继续代办取款事宜，此亦与常理不符。
另，根据原告李莉自行统计的“账册与法院调取的交易明细中款项相对应的记录明细”六页，结合其提供的账本两册，“记录明细”中记载的多笔“到账”款额系由几笔货款汇总后的总数额，而该“几笔货款”的发货时间间隔不一，既有短则几日的情况，也有长达几月，甚至半年有余的情况，而且经查阅原告的账本，一段期间内，也存在多笔货款数额相同的情形，那么，就会出现如何确定哪一笔货款是被告李艳君未予返还的问题。上述“记录明细”均系由原告李莉自行统计，无法对上述问题予以明确，本案审理中，原告也未给予解释和说明。此外，根据上述“账册与法院调取的交易明细中款项相对应的记录明细”，其中记载“2015年3月19日卖出货物2,110元”，而该笔货款在扣除第三人沈凤货运部收取的手续费3元后余款2,107元打入被告李艳君在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时间为“2016.8.12”，两者相差1年零5个月之久，此与常理不相符合，也与原告李莉自述的“一般或正常情况下，1、2个月就可拿到货款。但第三人沈凤配货站有时比较长时间还不能取货款，最长时7、8个月还取不到货款”有相互矛盾之处。除上述情形外，原告李莉提供的账本中，还存在货款金额涂改的情况及重复计算货款金额的情况，如：“2015年12月23日售货‘贵皮’”一栏中货款金额即存在明显的涂改痕迹；如：原告李莉的账本中记载“2015年8月11日销售给‘凤城’辣椒3件×270（元），总金额810元”，该笔货款被其分别统计在汇总的货款“1,848元”（减除配货站收取的手续费2元）和“4,255元”（减除配货站收取的手续费5元）中。
综上，虽然根据原告自行制作和统计的“账册与法院调取的交易明细中款项相对应的记录明细”，其中确有部分货款在减除配货站收取的手续费后与进入被告李艳君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中的数额一致，但亦不能因此即说明被告李艳君未向原告李莉交付该笔货款。
关于被告李艳君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涉及的债务系合同之债，适用二年诉讼时效。在原告李莉未提供其向被告李艳君主张债权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其于2017年3月21日向本院交纳案件诉讼费之日前二年（即截至2015年3月22日）之外的部分债权，视为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即原告主张的2015年1月起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债权中，发生于2015年1月起2015年3月21日期间的部分已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各第三人的责任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李莉表示，“因为配货站都是依据取款凭证发放货款，所以，我认为他们在本案中均没有责任。因此，本案中，我不再主张他们承担连带责任。”此系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主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因原、被告一致认可其干货调料市场/行业中普遍存在“交接钱款时不出具书面收据等凭证”的交易习惯，结合原告李莉在长达两年期间内未向被告李艳君主张返还货款的情况，故原告李莉在本案中主张的被告李艳君在收取货款后未向其实际交付的诉求，应由原告李莉举证更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操作性。而原告李莉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相关证据，其于庭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亦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根据法律规定，主张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李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所以，对于原告李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应依法予以驳回。
基于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李莉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王金利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陈荟茹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