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民终9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制药一厂，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大道通惠门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贤莉，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宇清，北京市高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婕，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鼎鑫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通惠门路3号。
法定代表人：郭黔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进，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制药一厂因与被上诉人四川鼎鑫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鼎鑫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2014）成民初字第2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成都制药一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宇清、张婕，被上诉人鼎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进、王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制药一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鼎鑫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为：1.四川省医药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药监局）办公楼与成都制药一厂红线范围内旧厂区办公楼（登记字号：权字106892）系连体楼，在鼎鑫公司尚未完成对省药监局办公楼的安置补偿、尚有人员出入该栋办公楼的情况下，成都制药一厂单独拆除权字106892号办公楼不具有可行性，且成都制药一厂红线范围内旧厂区综合楼（登记字号：权字239429）也住有数十名单身职工。根据双方协议约定，权字106892号办公楼与权字239429号综合楼的拆除，需以省药监局办公楼、成都制药一厂单身宿舍内24名职工等的安置补偿作为前提。因此，直至鼎鑫公司完成省药监局办公楼的安置补偿之后，双方才签订《备忘录》约定权字106892号办公楼的拆除问题。可见，造成拆除工作拖延的原因系鼎鑫公司未及时完成安置补偿工作，成都制药一厂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于法有据，其对鼎鑫公司不构成违约，成都中院（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认定成都制药一厂存在违约行为错误。同时，该判决按照《联合开发补充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径行认定违约金总额为3051万元，未就违约金的调整向成都制药一厂释明，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其判决主文亦未显示成都制药一厂应当承担违约金3051万元，故该判决不应在本案中作为有效证据使用；2.（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已经驳回鼎鑫公司关于法定抵销的主张，一审法院再进行重复审理并作出相反的判决结果，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鼎鑫公司在提起（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案件诉讼之前，从未向成都制药一厂主张过违约金或者债务抵销，一审法院径行认定鼎鑫公司可以行使法定抵销权，违反被动债权人享有3个月异议期的法律规定。鼎鑫公司主张的债权因经过诉讼时效而成为自然债权，不能与未经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相互抵销，一审法院认定可予抵销系剥夺成都制药一厂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因此，即使成都制药一厂对鼎鑫公司负有债务，本案债务也不能适用法定抵销。
鼎鑫公司辩称，1.（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确认成都制药一厂对鼎鑫公司负有3051万元违约金债务，成都制药一厂与鼎鑫公司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成都制药一厂若对该事实有异议，应当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方式予以纠正；2.双方债务均是基于《联合开发协议书》、《联合开发补充协议》产生的合同之债，其债务种类、品质相同，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且鼎鑫公司亦多次向成都制药一厂主张债务抵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债务相互抵销合法、合理，成都制药一厂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成都制药一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鼎鑫公司向其支付开发土地欠款1700万元；2.诉讼费用由鼎鑫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1月21日，成都制药一厂与鼎鑫公司签订《联合开发补充协议》，约定双方联合对成都制药一厂旧厂区（通惠门项目）进行开发。协议第五条约定“（1）甲方（指成都制药一厂）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完成成都制药一厂红线内旧厂区（本条第2款约定的省药监局、高光弟、张建峰以及甲方24名单身职工宿舍的房屋除外）的拆除及建筑垃圾清运工作；（2）在乙方（指鼎鑫公司）与产权单位省药监局、产权个人高光弟、张建峰以及甲方单身宿舍内居住的24名职工达成协议，并在上述单位和个人完全迁出后30日内，甲方应当完成省药监局办公楼、甲方厂区内综合楼（登记字号：权字239429）以及厂区边缘高光弟、张建峰（登记字号：权字0586451、0586452）所有的门面房、甲方单身宿舍的拆除及建筑垃圾清运工作。省药监局、高光弟、张建峰以及甲方单身宿舍内居住的24名职工的拆迁补偿费用由乙方负担”。协议第十条约定“如因甲方原因（不可抗力因素除外）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拆除及建筑垃圾清运工作，甲方应当继续履行，并按照乙方已付款金额及甲方迟延履行天数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甲方迟延履行超过15天，甲方还应当按照乙方已付款金额的1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另外，乙方可以选择要求甲方不再履行拆除义务，由乙方自行进行拆除，甲方应予配合，拆除费用从乙方支付的资金中相应扣减”。
2003年2月11日，四川天闻律师事务所接受鼎鑫公司的委托，向成都制药一厂公证送达《律师函》，载明成都制药一厂未在《联合开发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拆除工作。2003年4月1日，鼎鑫公司向成都制药一厂发出《关于移交成都制药一厂土地的通知》，载明“成都制药一厂：贵厂告知我公司已完成成都制药一厂旧厂区土地的拆迁及建筑垃圾清运工作并通知我公司尽快接收土地及建筑后，经我公司研究，决定于2003年4月2日起正式接收并管理现场”。2003年7月31日，四川省公证处根据四川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四川省成都市通惠门路7号成都制药一厂厂区北部未拆除的房屋进行证据保全。
2003年12月26日，成都制药一厂与鼎鑫公司签订《备忘录》，载明“双方就解决甲方（指成都制药一厂）厂区红线范围内办公大楼（登记字号：权字106892）拆除及甲方特二号宿舍区生活用电、居民天然气与厂区分离等工作，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备忘录供双方遵守：……3.甲方负责在2004年1月7日前完成综合楼全部搬迁工作，并交由乙方（指鼎鑫公司）拆除”。
在履行《联合开发补充协议》过程中，鼎鑫公司共计向成都制药一厂付款1.08亿元，剩余1700万元款项未予支付。2009年12月1日，成都制药一厂向鼎鑫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其已将1700万元债权转让给承德市双滦区凯立德机电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立德公司）。
2010年2月1日，成都中院受理原告鼎鑫公司诉被告成都制药一厂、第三人凯立德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鼎鑫公司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是：1.确认成都制药一厂应当承担违约金总额为3051万元，在抵扣合作款1700万元后，成都制药一厂向鼎鑫公司支付违约金1351万元；2.确认成都制药一厂向凯立德公司转让1700万元债权的行为无效；3.责令成都制药一厂开具1.05亿元款项的发票；4.诉讼费用由成都制药一厂负担。2012年5月10日，成都中院作出（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认定成都制药一厂应当承担违约金总额为3051万元，但认为鼎鑫公司要求确认违约金数额的主张应当受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其主张违约金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03年1月21日起开始计算，而鼎鑫公司除在2003年2月11日通过《律师函》向成都制药一厂主张过违约金以外，至2010年1月29日鼎鑫公司提起该案诉讼前，无证据证实其曾向成都制药一厂主张过违约金，也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故鼎鑫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遂判决驳回鼎鑫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2010年1月20日，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成都制药一厂诉被告凯立德公司、第三人鼎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0年2月26日，该院以诉讼标的金额超出其管辖范围为由，将案件移送至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承德中院）进行审理。2010年7月22日，承德中院作出（2010）承民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凯立德公司向成都制药一厂交付《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的货物；二、鼎鑫公司给付凯立德公司1700万元；三、上述第一、二项判决内容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
2012年12月12日，承德中院又作出（2012）承民初字第00165号民事判决，载明“该案于2010年7月22日经承德中院判决后，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北高院）以原判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发回重审。承德中院经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02年2月27日，成都制药一厂与鼎鑫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双方联合开发成都市通惠门3号房地产项目。2002年2月28日、2002年3月21日、2002年6月27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为鼎鑫公司应向成都制药一厂支付的资金数额。之后，双方又签订《联合开发补充协议》及《拆迁安置协议》。2005年12月20日，成都制药一厂向鼎鑫公司送交《成都制药一厂原址土地开发项目欠款通知书》，要求鼎鑫公司按照协议支付成都制药一厂1700万元。鼎鑫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孙华签收该通知书。2005年12月20日、2007年12月10日成都制药一厂发了两次欠款催收通知，签收人为孙华，但孙华在三次（疑为笔误，应为两次）签收中均注明‘我不负责’。根据鼎鑫公司提交的公证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显示，孙华系鼎鑫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03年12月底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敖波。孙华证明，成都制药一厂提交的2005年12月20日、2007年12月10日《成都制药一厂原址土地开发项目欠款通知书》，孙华是在2008年底收到的，当时其不在鼎鑫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但根据成都制药一厂提供在名索网查到的资料信息看，孙华一直是鼎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9年5月8日，成都制药一厂与凯立德公司签订《产品买卖合同》，约定成都制药一厂向凯立德公司购买麻醉剂、呼吸机、吊塔等医疗机械设备，价款总额为1795万元；交货期限为合同生效后30日内，并约定了违约责任及其他内容。2009年11月20日，成都制药一厂与凯立德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根据成都制药一厂与鼎鑫公司之间的协议，成都制药一厂将鼎鑫公司所欠成都制药一厂的1700万元债权转让给凯立德公司，用以抵偿成都制药一厂所欠凯立德公司的货款，因该债权所产生的利息等附属权益同时转让，不足部分由成都制药一厂另行支付。2009年12月1日，成都制药一厂通过邮件形式向鼎鑫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鼎鑫公司的工作人员予以签收。2010年2月1日，鼎鑫公司以成都制药一厂作为被告向成都中院起诉，请求确认成都制药一厂承担违约金总额为3051万元，在抵扣合作款1700万元后，成都制药一厂向鼎鑫公司支付违约金1351万元，以及成都制药一厂转让1700万元债权给凯立德公司的行为无效。成都中院于2012年5月10日作出判决，结果为：1.成都制药一厂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为3051万元；2.鼎鑫公司提起的诉讼受到诉讼时效限制；3.鼎鑫公司向成都制药一厂主张违约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成都制药一厂的债权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能确认为无效。另查明，北京瑞得伊格尔科技有限公司是经营进口医疗设备的专业公司，有国家认可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凯立德公司系为该公司做代理。此种经营模式没有法律禁止性规定，系行业经营习惯”。
承德中院认为，成都制药一厂与凯立德公司于2009年5月8日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成都制药一厂要求凯立德公司交付货物符合法律规定；成都制药一厂与凯立德公司在2009年11月20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鼎鑫公司所欠成都制药一厂的1700万元债权转让给凯立德公司用于抵偿货款，成都制药一厂于2009年12月1日以邮件形式书面通知鼎鑫公司，债权转让成立；鼎鑫公司认为其所欠成都制药一厂1700万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理由不能成立。承德中院遂判决：一、凯立德公司向成都制药一厂交付《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的货物；二、鼎鑫公司给付凯立德公司1700万元及利息；三、上述判决内容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
鼎鑫公司不服承德中院一审判决，向河北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12）承民初字第00165号民事判决中鼎鑫公司给付凯立德公司的判项或者驳回成都制药一厂的全部诉讼请求。河北高院对承德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2013）冀民二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鼎鑫公司不服河北高院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鼎鑫公司不承担款项给付义务。其理由为：1.原审超诉讼请求判决。原审在凯立德公司未提起反诉的情况下，判决鼎鑫公司向凯立德公司支付款项违反“不告不理”原则；2.原审将鼎鑫公司追加为第三人违反法律规定，该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与鼎鑫公司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3.原审认定《产品买卖合同》有效，违反法律规定；4.原审认定鼎鑫公司欠付成都制药一厂1700万元错误，鼎鑫公司对成都制药一厂享有3051万元债权，双方债务可予抵销；5.原审认定成都制药一厂以邮政快递方式于2005年12月20日、2007年12月10日向孙华发出欠款催收通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6.原审认定成都制药一厂向鼎鑫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孙华主张权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7.即使孙华签收欠款催收通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由于该签收行为发生在1700万元债权的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后的2008年，故该签收行为也不具有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2014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4）民提字第67号民事判决，认定：一、关于是否应当将鼎鑫公司列为第三人并直接判令其向凯立德公司支付相应款项的问题。鼎鑫公司并非《产品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根据成都制药一厂与凯立德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成都制药一厂以债权转让的形式履行了其合同付款义务。现成都制药一厂诉请凯立德履行交货义务，并无凯立德公司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情形。在凯立德公司未起诉要求鼎鑫公司向其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直接判令鼎鑫公司向凯立德公司履行付款义务，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予纠正。在此基础上，由于鼎鑫公司是否向凯立德公司支付货款不属于该案审理范围，故其所争议的1700万元债权是否已经经过诉讼时效，该案不予审理。二、关于《产品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产品买卖合同》系成都制药一厂与凯立德公司协商一致订立，体现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凯立德公司并无合同所涉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经营资质，但其系作为有经营资质的北京瑞得伊格尔科技有限公司的代理商进行销售并由该公司实际发货、开具发票，此销售模式不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且成都制药一厂与凯立德公司对合同效力均无异议，故双方应当按约履行各自义务。综上，鼎鑫公司的再审理由成立，应当予以支持，遂判决：一、撤销河北高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承德中院（2012）承民初字第0016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三、撤销承德中院（2012）承民初字第0016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第三项；四、凯立德公司对承德中院（2012）承民初字第0016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交付货物义务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一、成都制药一厂向鼎鑫公司主张给付1700万元款项是否经过诉讼时效；二、成都制药一厂主张的1700万元款项是否已经与成都制药一厂需支付给鼎鑫公司的债务抵销。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凯立德公司在原告成都制药一厂诉被告凯立德公司、第三人鼎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答辩称，成都制药一厂将其对鼎鑫公司享有的1700万元债权及因该债权所产生的利息等附属权益转让给凯立德公司，凯立德公司实现上述债权是其履行《产品买卖合同》的前提，由于货款实际由鼎鑫公司支付，故其申请追加鼎鑫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时，凯立德公司向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对鼎鑫公司所有的1750万元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因此，凯立德公司虽然未单独提起诉讼要求鼎鑫公司向其支付1700万元款项，但其上述答辩意见、申请追加鼎鑫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及申请人民法院对鼎鑫公司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应当视为其向鼎鑫公司作出要求支付1700万元的意思表示，故鼎鑫公司提出凯立德公司未向其要求还款的主张不能成立。之后，该案历经多次审理，直至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规定，凯立德公司对鼎鑫公司享有的1700万元债权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其诉讼时效应当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当日即2014年10月16日起重新计算。同时，在（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案件中，鼎鑫公司请求成都制药一厂给付违约金3051万元，并提出抵扣合作款1700万元后，成都制药一厂应当给付违约金1351万元。鼎鑫公司的该项陈述系对所欠成都制药一厂1700万元款项的确认。由于凯立德公司已将1700万元债权让与成都制药一厂，故成都制药一厂向鼎鑫公司主张给付1700万元款项未经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在（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案件中，鼎鑫公司在其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根据《联合开发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成都制药一厂应向鼎鑫公司支付的违约金总额为3051万元，在抵扣鼎鑫公司尚未向成都制药一厂支付的款项1700万元后，成都制药一厂尚应向鼎鑫公司支付违约金1351万元”、“2009年12月1日，成都制药一厂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向鼎鑫公司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以及鼎鑫公司在该案庭审中明确表明鼎鑫公司对所欠成都制药一厂17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并主张该1700万元款项与其对成都制药一厂享有的3051万元债权进行抵销。（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确认，成都制药一厂在2009年11月20日转让1700万元债权给凯立德公司的行为合法有效。因此，鼎鑫公司在该案中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和当庭陈述，应当视为其对所欠成都制药一厂1700万元款项的确认，其意思表示真实，应予认定。由于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是行使抵销权的前提，故鼎鑫公司主张抵销的前提须是成都制药一厂对鼎鑫公司负有到期债务。（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已确认成都制药一厂欠付鼎鑫公司违约金3051万元，虽然鼎鑫公司起诉要求成都制药一厂给付违约金3051万的诉讼请求因经过诉讼时效而被驳回，但在该案中鼎鑫公司系因未及时主张权利丧失胜诉权，该实体债权依然存在。所以，鼎鑫公司与成都制药一厂双方互享到期债权，债权种类相同，鼎鑫公司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之规定行使法定抵销权。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成都制药一厂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第一组证据是《联合开发协议书》、《备忘录》以及2003年8月5日成都制药一厂与鼎鑫公司就拆迁、补偿安置成都制药一厂集体宿舍14户职工召开的协调会记录，成都制药一厂拟证明（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认定成都制药一厂对鼎鑫公司构成违约并确认违约金总额为3051万元错误，鼎鑫公司所主张的抵销债权根本不存在。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其是否能够达到成都制药一厂的举证目的，本院结合全案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判。
第二组证据是成都制药一厂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67号案件中所作之再审答辩书，鼎鑫公司拟证明其曾多次向成都制药一厂主张过债务抵销。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根据再审答辩书的载明内容，不能证明鼎鑫公司除在（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案件中向成都制药一厂主张过债务抵销以外，还在其他时间或者其他场合主张过债务抵销，本院对其不予采信。
成都制药一厂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承德中院（2012）承民初字第00165号民事判决所载明的（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结果的表述提出异议，鼎鑫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成都制药一厂向鼎鑫公司送交欠款催收通知的事实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承德中院（2012）承民初字第00165号民事判决对上述异议事实确有记载，一审法院系根据判决书所载明的内容进行客观表述，因此成都制药一厂、鼎鑫公司的异议均不成立，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一、二审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另认定如下事实：成都制药一厂与鼎鑫公司在2002年2月27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第四条第（三）项“共同责任”中约定，“甲（指成都制药一厂）乙（指鼎鑫公司）双方应当共同解决省药监局办公楼、甲方厂区内综合楼（登记字号：权字239429）以及厂区边缘张建峰、高光弟所有的门面房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补偿标准确定后，甲方应立即实施拆除工作，将土地交付乙方。若省药监局办公楼和门面房因安置补偿问题未及时解决而不能于2002年6月30日前拆除，并导致与省药监局相接的成都制药一厂办公楼（登记字号：权字106892）及综合楼不能在2002年6月30日前拆除，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鼎鑫公司委托四川天闻律师事务所于2003年2月11日向成都制药一厂送达的《律师函》，其完整的载明内容为“2002年11月21日，贵厂与鼎鑫公司经过友好协商，就联合开发通惠门项目的有关问题协商一致，签订了《联合开发补充协议》。《联合开发补充协议》第五条第（1）款约定，贵厂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即2003年1月21日前）完成成都制药一厂红线内旧厂区（不含省药监局、高光弟、张建峰以及成都制药一厂24户单身职工宿舍的房屋）拆除及建筑垃圾的清运工作。但截止目前，该部分工作尚未完成。我所认为：贵厂至今未能完成上述工作，已经违反了贵厂与鼎鑫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补充协议》，并导致鼎鑫公司开发项目进度拖延等问题。因此，我所希望贵厂能积极履行《联合开发补充协议》约定的合同义务，避免鼎鑫公司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并维护贵厂与鼎鑫公司在长期合作中建立的友好关系”。
成都制药一厂与鼎鑫公司在2003年12月26日签订的《备忘录》，其约定内容还包括“1.乙方于本备忘录签字生效之日，向甲方支付资金250万元……5.甲方负责在2004年1月20日前完成厂区红线范围内北边3户职工及申野英的拆迁安置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6.甲方负责在2004年1月20日前完成甲方特二号职工宿舍区生活用电与厂区分离工作并交由乙方拆除，并应尽快完成居民天然气与厂区分离工作，甲方负责承担上述电气分离工作的全部费用”。当月底，鼎鑫公司向成都制药一厂支付250万元，该笔款项是鼎鑫公司已支付款项1.08亿元中的最后一笔款项。
在2010年2月1日的原告鼎鑫公司诉被告成都制药一厂、第三人凯立德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中，成都中院将“成都制药一厂在履行《联合开发补充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作为争议焦点列明并进行审查。（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书为此载明，“《联合开发补充协议》约定，成都制药一厂应在2003年1月21日前完成红线内旧厂区（省药监局、高光弟、张建峰以及成都制药一厂24名单身职工宿舍的房屋除外）的拆除及建筑垃圾清运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项‘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成都制药一厂应对其履约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但即使按照成都制药一厂提供的《关于移交成都制药一厂土地的通知》的记载，鼎鑫公司在2003年4月2日接收土地并管理现场时，也超过了2003年1月21日的履约期限，且鼎鑫公司接收土地的行为并不能证明成都制药一厂已完成拆迁义务，成都制药一厂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按期完成约定义务……综上，成都制药一厂未在约定时间完全履行《联合开发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存在违约行为。鉴于成都制药一厂无证据证明其何时履约完成，本院采纳鼎鑫公司自认的拆迁完成时间2004年1月20日，依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成都制药一厂应承担违约金总额为3051万元”。鼎鑫公司、成都制药一厂均到庭参加该案诉讼。
本院还认定如下事实：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其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2014年11月3日，成都制药一厂与凯立德公司签订《债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解除双方于2009年11月2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将1700万元债权及利息等附属权益全部转回成都制药一厂。次日，成都制药一厂、凯立德公司向鼎鑫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鼎鑫公司1700万元债权已转回成都制药一厂享有。鼎鑫公司认可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
本院认为，生效民事裁决具有既判力，其关于诉讼标的的判断具有强制性的通用力和拘束力，当事人不能在后诉中提出与产生既判力的前诉判断相反的矛盾主张、请求，后诉法院在后诉判断中也必须以产生既判力的前诉判断作为前提。这既是维护司法权威、防止司法资源浪费的必然要求，也是尊重当事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保障法的安定性的内在需求。就本案查明事实看，在成都中院于2010年2月1日受理的原告鼎鑫公司诉被告成都制药一厂、第三人凯立德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中，成都制药一厂、鼎鑫公司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其程序权利已经得到保障，（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范围应当及于在本案中又作为当事人的成都制药一厂与鼎鑫公司。（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生效判决以诉讼时效经过为理由，驳回了鼎鑫公司关于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虽然该判决主文未显示成都制药一厂在履行《联合开发补充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在何种范围内承担违约责任，但审理法院围绕鼎鑫公司的上述请求，将成都制药一厂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在何种范围内承担违约责任作为主要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成都制药一厂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应当承担违约金总额为3051万元的判断。该判断因此产生争点排除效，具有与既判力性质相同的对当事人、后诉法院的强制性的通用力和拘束力，且当事人成都制药一厂就此亦未申请再审。故成都制药一厂关于（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认定违约金错误以及该判决不应作为本案有效证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成都制药一厂诉称，即使鼎鑫公司对成都制药一厂享有债权，该债权也因成为自然债权而不能与成都制药一厂享有的未经过诉讼时效的1700万元债权进行法定抵销。对此，本院认为，一方当事人能否用经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作为主动债权，来抵销对方当事人未经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未予明确的情形下，应当根据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和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结合价值利益衡平之考量，作出符合法、理、情相互统一的司法判断。
首先，从诉讼时效对债权的影响角度看。鼎鑫公司对成都制药一厂享有的3051万元违约金债权因经过诉讼时效而成为自然债权，失去法律的强制力保护，国家不再通过强制手段迫使债务人成都制药一厂履行。相应地，成都制药一厂获得时效利益，其自愿履行债务是鼎鑫公司实现该自然债权的唯一合法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所设立的法定抵销制度，主要目的在于简化清偿手续、降低履行成本并兼具债权担保，而非排除一方当事人享有的包括时效抗辩权在内的主要权利。抵销权作为债的履行的一种特殊方式，虽然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但由于抵销通知自到达对方当事人起生效，故对于自然债权而言，其与请求权在最终的权利实现结果上并无区别。因此，鼎鑫公司向成都制药一厂主张债务抵销，无异于强迫后者履行上述自然债权，使后者的时效抗辩权形同虚设。这不仅与上述分析存在逻辑矛盾，违背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基本原则，也为抵销权的行使设立了义务负担及侵害之可能性，有违形成权的本质属性。
其次，从价值利益衡平的考量角度看。诉讼时效以“事实胜于权利”为宗旨，通过保护社会公益、牺牲个人权利，体现法律的秩序价值，在客观上有利于债务人。抵销制度则通过降低履行成本、实现债权担保作用，体现法律的效率与公平价值，在客观上有利于债权人。当上述两种制度价值发生冲突时，应当作出均衡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的价值判断。换言之，一方当事人因对方债权经过诉讼时效而获得的时效利益应予保护，经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得作为主动债权主张抵销；如果两个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存在重合，一方当事人因行使抵销权而获得的既得利益也应得到尊重，不因事后债权罹于消灭时效而受到影响。具体到本案，鼎鑫公司向成都制药一厂支付最后一笔欠款的时间为2003年12月底，故成都制药一厂主张1700万元债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时间点开始起算。之后，该诉讼时效因成都制药一厂于2005年12月20日、2007年12月10日两次发函催款，2009年12月1日通知债权转让，2010年1月20日成都制药一厂起诉凯立德公司、第三人鼎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即1700万元债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4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作出（2014）民提字第67号民事判决时起重新计算。（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生效判决认定鼎鑫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03年1月21日起开始计算，并认定至鼎鑫公司提起该案诉讼前，无证据证实鼎鑫公司主张过违约金，也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对此，本院予以确认。鼎鑫公司于2003年2月11日向成都制药一厂发出的《律师函》，系请求成都制药一厂继续履行其红线内旧厂区（不含省药监局、高光弟、张建峰以及成都制药一厂24户单身职工宿舍的房屋）的拆除及建筑垃圾清运工作，并未主张违约金事项。故鼎鑫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诉讼时效应当截止为2005年1月21日。可见，双方相互主张各自债权的诉讼时效在2003年12月底至2005年1月21日期间存在时间重合。但是，鼎鑫公司除在2010年2月1日通过诉讼方式向成都制药一厂主张过债务抵销外，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还在上述重合期间向成都制药一厂主张过债务抵销。因此，鼎鑫公司关于双方债务应予法定抵销的抗辩亦不符合价值利益衡平之考量，其对成都制药一厂享有的已经经过诉讼时效的3051万元违约金债权，不能够作为主动债权来抵销成都制药一厂享有的未经过诉讼时效的1700万元债权。
最后，从案件处理的适当性角度看。虽然（2010）成民初字第231号民事生效判决的认定对本院具有强制性的通用力和拘束力，但在成都制药一厂在该案中对其承担违约责任提出根本性抗辩的情况下，审理法院并未就成都制药一厂应当承担的违约金金额进行认真的实体审查并依法调减违约金，而是按照《联合开发补充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径行认定违约金总额为3051万元。因此，若对该违约金债权和成都制药一厂主张的1700万元债权适用法定抵销，必将导致实体处理结果的明显失衡与不妥，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成都制药一厂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2849号民事判决；
二、四川鼎鑫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成都制药一厂支付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欠款170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38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四川鼎鑫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00元，由四川鼎鑫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鲁静
审 判 员 李海昕
代理审判员 刘燕萍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蔡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