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73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女，1933年8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女，1956年7月31日出生。
上诉人兼王×1之法定代理人（原审原告）王×2，女，1961年10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3，男，1953年12月2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4，男，1959年3月7日出生。
上述五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武殿臣，北京市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女，1968年8月3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连贵，北京市恒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大经厂西巷9号。
法定代表人何咏，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宏亮，男，1980年2月12日出生。
上诉人任×、王×3、王×1、王×4、王×2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2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任×、王×3、王×1、王×4、王×2（以下简称任×及子女五人）起诉至原审法院称，王×5与安×系夫妻关系，王×6、王×7、王×8系二人之子。安×于1995年2月6日去世，王×5于2005年去世，二人生前均无遗嘱。王×6于2012年1月21日去世。王×6与任×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个子女，即王×3、王×1、王×4、王×2。原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21楼1单元102号房屋（以下简称102号房屋）系王×5遗产，该房屋没有进行继承和分割。王×6去世后，我们五人对王×5所遗留的房屋享有继承权。2013年初，我们得知郭×、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以下简称腾利达公司）在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于2007年9月签订了关于102号房屋的拆迁协议。郭×不是王×5的继承人，无权继承王×5的遗产，其也不是房屋产权人。郭×在发生拆迁时，明知我们是王×5的合法继承人，却故意隐瞒事实，声称王×5仍在世，与腾利达公司签订拆迁协议。腾利达公司作为拆迁单位未尽到审查义务。郭×、腾利达公司的行为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故请求确认郭×与腾利达公司于2007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ZH2-23A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由郭×、腾利达公司承担。
郭×辩称，我与王×8之子王×9系夫妻关系。王×5在很长时间与任×一家没有来往，《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虽然是2007年签订的，但在2005年拆迁公司就已经开始入户调查，商量房屋安置问题。当时，因为我在此居住以及考虑到我有自建房，故我与拆迁公司协商按照市场价格另行购买房屋。因我为被安置人，才签订了合同编号为ZH2-23A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不存在侵害任×及子女五人权利的情况，故不同意任×及子女五人的诉讼请求。
腾利达公司辨称，2006年9月，我公司作为开发建设单位委托北京中蓬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对王×5的房屋实施拆迁，对于拆迁安置的具体情况，我公司不清楚。本案属于王×5一家的继承纠纷，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认为与郭×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不同意任×及子女五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郭×与腾利达公司签订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虽载明郭×的原住房地址为×××21楼1单元102号，但合同明确写明郭×在该地址没有正式住房。合同约定的安置住房房价款系按照当地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确定，没有考虑其他因素。郭×作为危旧房改造安置对象，与腾利达公司经协商签订合同，以经济适用房价格购买安置住房，并未侵害任×及子女五人作为王×5转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故任×及子女五人主张郭×、腾利达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侵害其合法权利，没有依据。任×及子女五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判决：驳回任×、王×3、王×1、王×4、王×2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任×、王×3、王×1、王×4、王×2不服，上诉至本院。其主要上诉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腾利达公司称其对拆迁事宜不清楚，但却引用了其对与郭×签订安置协议的解释。第二，一审法院遗漏事实，拆迁时，拆迁公司针对的被拆迁人是王×5，郭×无权签订协议，困难补助说明中，申请人也是王×5，所以回购安置房的权利人应为王×5，不是郭×。第三，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约定的安置住房房价系按照当地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确定的，没有考虑其他因素是错误的，郭×在扣除困难补偿后，实际购房款已不是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且郭×另有他处住房。综上，拆迁时，王×5已去世，任×及子女五人作为继承人有权签订合同，郭×、腾利达公司在未通知任×及子女五人的情况下，签订安置协议，其行为侵犯了任×及子女五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任×及子女五人的诉讼请求，显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确认郭×与腾利达公司签订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
郭×、腾利达公司均同意原判。针对上诉答辩称，我们两方所签订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是基于郭×属于危旧房改造安置对象，所安置房屋按照当地经济适用住房每平方米5000元计算购房款，没有考虑原住房情况及户口等因素，与王×5的房屋补偿没有关系，故合同有效，任×及子女五人的上诉理由没有道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王×5与安×系夫妻关系，王×6、王×7、王×8系王×5与已亡前妻所生之子。1995年2月6日安×去世。2005年3月王×5去世。2012年1月21日王×6去世。王×6与任×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个子女，即王×3、王×1、王×4、王×2。102号房屋（建筑面积46.59平方米）的所有权原登记在王×5名下。王×5去世后，该房屋没有进行继承和析产。102号房屋内共有五人户口，即王×5、王×5之孙王×9、孙媳郭×、孙女王×10及曾孙女王×11，王×5为户主。
2006年，腾利达公司在此地进行危旧房改造。2007年9月2日，腾利达公司（甲方）与郭×（乙方）签订编号为ZH2-23A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合同载明，乙方在×××危改区（原住房地址×××21楼1单元102号）有正式住房零间，没有载明正式户口和安置人口情况。约定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上龙西里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产权按经济适用房产权管理。乙方购买的安置住房为×××危改小区1号楼3单元503号，建筑面积101.96平方米。房价款为人民币496500元。
该危改小区建成投入使用后，在办理入住手续过程中，腾利达公司认为郭×没有办理完毕对王×5所遗房屋的继承手续，故未将安置房屋予以交付。
另查，2007年9月2日，腾利达公司（甲方）与案外人王×10（乙方）签订《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合同载明，乙方在上龙西里危改区原住房地址×××21楼1单元102号，建筑面积46.59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5人，安置人口5人，分别是户主王×5、之孙女王×10、之孙子王×9、之孙媳郭×、之曾孙女王×11。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上龙西里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产权按经济适用房产权管理。乙方购买的安置住房为×××危改小区1号楼2单元203号，建筑面积86.97平方米。安置住房价款为人民币193150元。腾利达公司称该房价款考虑了原住房面积因素。现任×及子女五人已另案起诉王×10，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
一审诉讼中，法院针对腾利达公司在拆迁时是否知道102号房屋登记在王×5名下、王×5已去世的情况，以及为什么与郭×签订《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等问题进行询问，腾利达公司称拆迁时知道102号房屋登记在王×5名下，但不知道王×5已经去世，也不知道继承人的范围。与郭×签订《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是因为郭×为危旧房改造安置对象，所安置房屋按照当地经济适用住房每平方米5000元计算购房款，没有考虑原住房情况及户口等因素。
另，一审法院到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拆迁科，就本案王×5的继承人能否通过行政裁决要求拆迁安置，及102号房屋已经签订协议的情况下，该协议对申请行政裁决是否有影响的问题进行询问。东城区房屋管理局拆迁科工作人员答复称，根据本案的情况，王×5的继承人现不能申请行政裁决，已经签订拆迁协议的情况下房管局一般不受理行政裁决。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证明信、北京市死亡医学证明书、《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以及房屋所有权证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102号房屋原所有权人登记为王×5。2006年102号房屋所处地段拆迁时，王×5已去世，102号房屋未进行析产继承，故王×5的所有合法继承人均对102号房屋享有继承权。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腾利达公司基于102号房屋共签订两份拆迁安置协议，即腾利达公司与王×10签订的编号为ZH2-23B《安置住房预售合同》、郭×与腾利达公司签订的编号为ZH2-23A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两份协议虽均载明原住房地址为×××21楼1单元102号，但在郭×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载明没有正式住房，且合同约定安置住房房价款系按照当地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确定，没有考虑其他因素。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所签合同内容，结合拆迁政策，考虑到郭×系危旧房改造安置对象的因素，认为该份合同的订立并未侵害任×及子女五人作为王×5转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任×及子女五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任×、王×3、王×1、王×4、王×2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任×、王×3、王×1、王×4、王×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妍
审 判 员 姚 颖
代理审判员 窦江涛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林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