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川0107行初95号
原告高某，男，199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某省某市长安北路。
委托代理人蒋某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田某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市某区行政审批局。住所地：某市某区置信北街。
法定代表人谢某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骆某，系被告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某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某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某市某区金兴北路。
法定代表人高某。
原告高某与被告某市某区行政审批局（以下简称某行政审批局）工商行政登记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某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遂依法通知其参加诉讼，并于2016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某的委托代理人蒋某某、田某某，被告某行政审批局的委托代理人骆某、黄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市某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某工商局）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某）企登办结字【2015】第******号企业登记决定通知书（简称企业登记决定），准予某公司登记，并为其颁发企业营业执照。高某被登记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一人公司股东。
原告高某诉称，其于2015年6月在某坐出租车时不慎遗失身份证。当日原告用手机向某市110报案，后在某市公安局补办了身份证。第三人利用原告身份证信息在被告处以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登记注册了某某商贸有限公司。第三人系采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对某某商贸有限公司股东2015年10月30日的行政登记；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高某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
被告某行政审批局辩称，其对某公司申请设立登记具有管辖权。2015年10月29日，某工商局收到“高某”向其提交的某公司设立登记的申请及相关登记的材料。“高某”的申请符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三十四条、三十七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工商企字【2014】29号）的规定，其资料齐备、符合法定形式，无明显瑕疵，没有需要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情况。因此，某工商局于2015年10月30日做出了（某）企登办结字2015第******号《企业登记决定通知书》（办结通知书）。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登记机关负责形式审查。综上，某工商局对某公司的设立登记程序合法，所依据的登记材料充分，符合形式要求，无明显瑕疵，无登记过错，请求法院驳回原告高某的诉讼请求。
某行政审批局为证明上述企业登记决定公正、合法，于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3.公司章程；4.股东身份证复印件；5.董事、监事、经理信息；6.股东决定书；7.法定代表人信息8.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9.房屋出租协议、房权证监证字第28537**号房屋产权证书；10.企业（含办事处）登记材料接收单、企业登记决定通知书（办结通知书）、企业登记颁证及归档记录表。
二、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八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
（3）《企业登记程序规定》（2004年国家工商总局令第9号）第五条、第九条；
（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工商企字【2014】29号）；
（5）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国发【2014】7号）。
第三人某公司未作陈述。
经庭审质证,原告高某陈述，对某行政审批局提交的证据1-10，形式真实，系其收集的某公司设立登记材料，该申请材料齐全，但申请材料中涉及高某的签字均不是原告本人的签字，不予认可。对被告出示的依据无异议。
某行政审批局陈述，原告高某提交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认可，但被告仅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
（一）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
被告提交的证据1-9，均系在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前所收集，证据10系作出企业登记决定并颁发营业执照的材料，证据1-10能真实客观地反映被诉行政行为作出的经过与原因，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基于此，本院均予以采信。
（二）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
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本案诉讼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该证据真实、合法，能证明原告对被告之证据的质证意见真实，也即申请材料上涉及到的“高某”非本案原告高某签名，故本院亦予以采信。
（三）关于依据
被告提交的依据，均是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均是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于本案具有可适用性。
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29日，第三人某公司以股东、法定代表人“高某”的名义书面指定“高某”向某工商局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股东决定书、公司章程、房屋出租协议及房屋产权证书、高某身份证复印件等申请设立登记资料，某工商局予以受理，依法经审查核准作出准予公司设立登记决定，并于2015年10月30日发出（某）企登办结字2015第******号《企业登记决定通知书》（办结通知书），并将高某登记为该第三人某公司（一人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原告高某遂以第三人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虚假为由诉至本院，诉请撤销被告对第三人某公司的工商登记行政行为。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高某向本院申请对第三人某公司工商登记申请材料中“高某”的签名进行鉴定，经某行政审批局同意，本院委托某求实司法鉴定所对高某提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决定书》《企业登记颁证及归档记录表》三份鉴定样材进行了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送检的三份材料中“高某”签名笔迹，与高某提供的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另查明，根据《某省人民政府关于某市某区等地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川府函[2016]25号）文件，经某市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成武府办发[2015]55号文件文件批准，原由某工商局行使的部分行政职责划入某区行政审批局。
本院认为，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设区的市（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直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区分局，负责本辖区内下列公司的登记：……”的规定，因第三人某公司申请登记注册的住所地在某市某区，故某工商局作为当时行使工商行政登记职权的机关，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职权，且行使职权未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因某工商局行使的部分行政职责现由某行政审批局行使，故某行政审批局是本案适格被告。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的规定，某工商局在受理某公司设立申请时，根据设立登记的申请，对申请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查，在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作出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其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二）全体股东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三）公司章程；（四）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五）载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的姓名、住所的文件以及有关委派、选举或者聘用的证明；（六）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七）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八）公司住所证明；（九）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的规定，本案中，某工商局对申请人提交的公司设立申请资料予以审查，因该审查并无法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审查的情形出现，故该材料核实属于形式审查，且申请材料内容全面、形式齐全，故某工商局已尽到了审慎审查的义务，但因申请材料中“高某”签名虚假而导致部分申请材料虚假，行政机关作出登记依据的事实错误。故依据公司设立申请人提供的虚假材料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将原告高某登记为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综上，某工商局在受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后进行审查时已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作出的行为属法定职权，无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行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但某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的申请材料中“高某”签名系伪造，其依据伪造材料将原告高某登记为一人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某市某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的（某）企登办结字2015第******号企业登记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某市某区行政审批局负担。公告费260元及后续因本裁判文书送达而产生的公告费均由被告某市某区行政审批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某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潺潺
人民陪审员 王世伟
人民陪审员 周学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