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民终41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林，男，1971年11月2日生，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赛建，江苏伯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波，浙江南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斯特郎电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
法定代表人：沈永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仁艳，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姚惠，女，1980年12月3日生，住海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仁艳，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光耀，男，1964年10月29日生，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仁艳，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建林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斯特郎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特郎公司）、原审第三人姚惠、陈光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7）苏0621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建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斯特郎公司给付佣金报酬784.046万元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应当认定案涉八份合同为朱建林的销售合同；2、应当认定2012、2013年定价标准，该定价标准确定了电梯基价，以该基价计算的电梯价格与每个项目合同的差价即为朱建林的佣金报酬；3、应当认定朱建林计算方法的合法性。
被上诉人斯特郎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姚惠、陈光耀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建林的上诉。
朱建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斯特郎公司给付佣金报酬784.046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月18日，宁波斯特郎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公司）成立，邵某1（朱建林的姐夫）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宁波公司成立之初，既负责电梯生产，也负责电梯销售。2010年1月5日，斯特郎公司成立，邵某1为法定代表人，邵某2（邵某1弟弟）、张宇、沈永康、邵某1和柴志荣为公司股东，邵某2同时为公司总经理。朱建林自斯特郎公司成立后即为该公司电梯销售人员，并长期在浙江等地从事电梯销售。斯特郎公司成立后，宁波公司即停止电梯生产，相应生产业务由斯特郎公司承接。
2012年8月8日，销售人员陈光耀（乙方）与斯特郎公司签订电梯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协议期限为2012年8月8日至2013年8月7日；电梯订单付款超过30%，可支付收款比例的同比佣金，支付方式为，基准价格与合同开票价格差额部分的40%，材料发票抵扣（材料发票支付方式需由斯特郎公司按合法原则办理，发票须符合国家税收规定）、20%由乙方差旅费（正规发票）等支付，佣金总额的60%（有发票抵扣部分）乙方（销售人员）需向斯特郎公司缴纳8%的税收，佣金总额的40%，由乙方向斯特郎公司缴纳20%的国家税收。协议另对考核标准、价格调整、违约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约定。
2012年10月27日，陈光耀、朱建林与邵某2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补充协议是对上述销售合作协议的补充；销售部由陈光耀、朱建林、滑建浓向斯特郎公司公司承包；佣金以每单合同到款额，按基价比率结算，并在一周汇至乙方（承包方）账户；第一年销售额以5000万作为考核起点，年销售额达5000万返点3%，年销售额达6000万……，协议由邵某2、陈光耀、朱建林签字确认，滑建浓未签字。
2013年，斯特郎公司制定销售工作责任制文件（2013年1号文件），文件载明，本文件从2013年3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1年；销售人员提成＝开票回笼货款-
公司内部价格-
超额部分×20%－超额运费及非标所增加费用；业务费支付比例，第一期销售定金达总合同价30%的销售佣金可支付到50%，在货款没有全额回笼之前，最高佣金结算比例不超过80%，待货款全款回笼方可结清全额佣金；运输费用的负担，300公里以内由公司负担，300公里以外按4元/台/公里计算，由销售员承担。
2013年3月15日，江苏斯特郎电梯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分公司）成立，邵某1为负责人，朱夏琴（邵某1妻子、朱建林姐姐）为财务人员，滑建浓、陈光耀、朱建林为公司工作人员。浙江分公司只负责销售，不生产电梯，相应电梯由斯特郎公司生产。审理时，双方皆认可，浙江分公司由朱建林实际负责。
2013年5月25日，斯特郎公司与浙江分公司签订《浙江分公司年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合同期满自然终止，如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订合同；公司根据2013价格和市场行情对电梯销售价（出厂价）作调整，出台的价格为标配价（非标、附加材料、装潢等需另外加价），价格详情见附件2013电梯价格表；销售员自行承担销售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公司根据2013年1号文件所规定的《销售工作责任制》中工资发放政策执行；电梯销售价格超出公司低价的按照超出部分二、八分成奖励销售员，即公司得20%（用于税费），销售得80%，销售分成款项从业绩总额中扣除，不计入销售业绩总额内；销售业绩与货款回某直接挂钩；总合同设备款到账30%后，销售佣金可结算至50%，合同价款未全部回笼之前，佣金结算比例不超过80%，待合同价款全部回某后付清佣金，如发生坏账，销售员和公司各自承担50%的损失。合同由斯特郎公司加盖公章，朱建林、陈光耀签字确认。2013年1月至5月，斯特郎公司为朱建林缴纳了企业养老保险。2014年5月26日，斯特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邵某1变更为沈永康。
2014年7月25日，余姚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受公司全体股东委托，对斯特郎公司进行内部审计，审计结果反映：大兴项目，合同签订3日支付33.446万元，接到投产通知支付100.338万；已发货金额8946200元，已收货款5618750元，未收货款3327450元，发货日期分别为2012年3月31日5台，2012年5月24日7台，2012年5月25日2台。富贵项目，合同签订1周内支付定金100万，发货前10天支付100万；已发货金额506万元，已收货款250万元，未收货款256万元，发货日期分别为2012年3月23日6台，2012年3月28日5台，2013年4月12日4台。西岸国际项目，合同签订一周内支付34.2万，并顶114万的房子；已发货金额228万元，已收货款182.4万元，未收货款45.6万元，发货日期分别为2012年10月22日8台，2012年10月29日4台；西岸项目（鼎盛国际），70%的抵顶房屋和30%的现金支付，已发货金额36万元，已收货款34.2万元，未收货款1.8万元，发货日期为2012年11月28日2台。
2016年11月16日，朱建林就山东、浙江、齐齐哈尔、淮安地区的电梯销售提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斯特郎公司支付其销售佣金1492541元。2017年1月5日，法院依据双方之间已有佣金结账明细，判决斯特郎公司给付朱建林佣金429853元。朱建林、斯特郎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之中。
2017年2月22日，因案涉佣金问题，朱建林向海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斯特郎公司支付其佣金806.308万元，该佣金共计涉及8个销售任务，包括安吉县大年初一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一标段合同（以下简称大年一标项目）、安吉县大年初一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二标段合同（以下简称大年二标项目），不包括大年三标项目和大年四标项目。2017年2月23日，仲裁委以曾于2016年11月1日就朱建林请求作出处理（海劳人仲不字【2016】第71号），出具海劳人仲不字【2017】第2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7年3月6日，朱建林不服仲裁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斯特郎公司支付佣金906.308万元（同样，包括大年一标项目、大年二标项目，不包括大年三标项目和大年四标项目），法院立案受理。
审理中，关于朱建林主张的8个销售项目的货款回某情况，经法院问询，双方皆认可截止法庭辩论终结前，大兴项目，发货894.62万元，回款561.875万元；富贵国际项目，发货506万元，回款400万元；西岸项目发货228万元，回款68.4万元；大年三标项目发货424.24万元，回款372.997万元；大年初四标发货672.5万元，回款633.7655万元；九鼎项目发货347万元，回款297.9万元。西岸项目（鼎盛国际）发货36万元，至于回款情况，朱建林称，因70%的抵顶房屋和30%的现金支付，已收货款34.2万元，未收货款1.8万元，斯特郎公司称该项目仅回款9万元，以房抵款实际并未履行。
审理中，双方关于案涉项目的电梯是否为朱建林所销售，斯特郎公司是否存在明确的佣金结算标准存有争议。
关于案涉电梯是否为朱建林所销售问题。法院首次庭审时，朱建林称，案涉8个项目电梯皆由其销售，合同由其签订，货款由其回某，但朱建林并不持有销售合同（已交付给斯特郎公司）；每个项目的销售合同只有3份，分别由斯特郎公司、合同相对方以及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持有；作为销售人员，业务洽谈后，需将合同交斯特郎公司持有，并由斯特郎公司根据销售合同下单制造，因此，朱建林并不持有销售合同。为证明其主张，朱建林申请证人邵某1出庭作证。邵某1证明：1.证人为朱建林的姐夫，朱建林为浙江分公司实际负责人，案涉8个项目的电梯（包括大年一标项目、大年二标项目）皆为朱建林联系和销售,2.宁波公司及浙江分公司都拥有斯特郎公司公章；3.案涉项目的销售合同各有3份，一份在公司，一份在合同相对方，一方在当地质监局保存；4.公司在货款回某30%以后，才支付佣金，按照三六一比例付款，即付款30%，员工提50%的佣金，付款60%按比例结算，具体有无书面文件，证人不清楚，具体佣金数额由财务与业务员核算；5.证人对其在担任斯特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是否存在佣金结算制度，并不清楚；6.2012年1月18日，陈灯过（陈骞）领取的大兴项目佣金5万元，由证人签字批准。7.证人与斯特郎公司正在进行诉讼。
斯特郎公司质证称，证人邵某1与朱建林有亲戚关系，与斯特郎公司正在进行诉讼，其证言可信度较低；2012年1月18日，陈灯过领付款凭证及承兑汇票，为证人签字审批，亦能证明案涉项目电梯并非朱建林所销售，故邵某1所做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宁波公司、斯特郎公司、浙江分公司为家族公司，管理混乱，公司存在多枚印章相互持有现象（朱建林对此认可）；朱建林为浙江分公司实际负责人，持有斯特郎公司合同章及行政印章，因此，朱建林洽谈业务无需前往斯特郎公司盖章，斯特郎公司并不持有案涉项目销售合同。
为否认大年项目为朱建林所销售，斯特郎公司补充提交了大年一标、二标项目销售合同复印件并提交了案涉项目的佣金支付凭证。其中，大年一标项目销售合同载明，合同签订日期2014年4月18日，价款2338400元，签订人邵某2；大年二标项目销售合同载明，合同签订日期2014年5月5日，合同价款1853100元，合同签订人鲁某。
佣金支付凭证载明，2012年1月18日，付陈灯过（陈骞）大兴项目佣金5万元，邵某2、邵某1皆签字确认；1月19日，陈灯过领取2张承兑汇票，金额分别为10万元、5万元，邵某1签字，确认为大兴项目佣金；2012年7月9日，邵某2在借款单上签字确认，支付陈骞40万元，当天，邵某2通过个人账户转账支付陈骞40万元。2012年7月17日，陈光耀申请富贵项目佣金20万元，当日邵某2通过个人账户转账支付20万元；2013年2月8日，斯特郎公司支付陈光耀10万元（附加信息载明为借款）；2014年5月21日，陈光耀申请支付富贵项目佣金10万元（佣金付款申请单显示回款金额250万元），2014年6月27日，邵某2通过个人账户支付其10万元；2015年7月24日，佣金付款申请单载明，富贵国际二期项目，合同金额506万元，到款350万元，业务员陈光耀，申请支付佣金10万元，邵某2签字确认，7月22日，邵某2通过个人账户支付陈光耀10万元；2014年7月26日，佣金付款申请单上反映，项目名称安吉县大年初一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合同金额233.84万元，到款金额149.63万元，业务员翁维维，申请佣金20万元，邵某2签字确认，2014年7月28日，邵某2通过个人账户转账支付翁维维20万元；2014年8月1日，佣金付款申请单反映，项目名称安吉县大年初一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合同金额1521.69万元，业务员邵某2，申请佣金10万元，备注大年初一费用，邵某2本人作为总经理签字审批，姚惠作为财务签字，当天，通过邵某2账户转账10万到邵某2宁波分行账户；2014年11月3日，佣金付款申请单反映，项目名称大年初一，合同金额233.84万元，到款金额149.632万元，申请支付佣金30万元，申请人翁维维签字，邵某2签字审批，当天，邵某2通过个人账户转账支付翁维维30万元；2015年4月14日，佣金付款申请单反映，项目名称大年初一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合同金额980.072万元，到款金额477.096万元，申请支付佣金40万元，申请人翁维维，邵某2签字审批，当天，通过邵某2个人账户转账支付翁维维40万元；2015年7月22日，佣金支付申请单反映，项目名称安吉县大年初一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合同金额424.24万元，到款金额271.55万元，业务员翁维维，申请支付佣金10万元，邵某2签字审批，当天通过邵某2个人账户转账支付翁维维10万元。
斯特郎公司称，朱建林与陈光耀之间为合伙关系，除九鼎项目外，其他项目皆为陈光耀等人销售，上述佣金支付凭证能证明斯特郎公司已将相应佣金支付陈光耀等人，且有邵某1等人签字确认。
朱建林质证称，陈光耀原来为其下属，后来自己单独销售；上述款项并非销售人员佣金，而是支付给中间人的费用；翁维维、陈骞（陈灯过）并非斯特郎公司人员，而是销售项目的中间人（介绍人），斯特郎公司举证的上述费用也为支付中间人的介绍费用，与朱建林主张的销售佣金无关。
另外，鉴于斯特郎公司所提交销售合同并非朱建林签订，朱建林变更其诉讼请求，将大年一标项目、大年二标项目的佣金主张调整为大年三标项目、大年四标项目，并补充提交了大年三标项目、大年四标项目及九鼎项目的销售合同复印件。其中，大年三标项目销售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14年7月14日，价款为430.04万元,签订人为朱建林；大年四标项目销售合同载明，签订日期2014年7月14日，价款为672.5万元，签订人为朱建林；九鼎项目销售合同载明，签订时间为2013年5月31日，价款为347万元，签订人为朱建林。朱建林称，朱建林曾做过海南五指山区域的电梯销售项目，借此认识周总（朱建林开始称周总为翁维维的老丈人，海南五指山人，后改口称周总为翁维维父亲，具体姓名不详），翁维维为安吉县大年初一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会计，朱建林借此与梅工取得联系，并签订大年项目订单。
针对朱建林补充提交的上述证据，斯特郎公司称，整个大年项目电梯皆由邵某2洽谈；朱建林虽签订了三、四标段合同，但是是受证人邵某2的委托，签订合同并不能代表该项目为朱建林销售。为证明其主张，斯特郎公司再次补充提交了大年四标项目补充合同2份，并在9月11日庭审时申请了邵某2出庭作证。其中2份补充分别签订于2014年10月23日和2015年3月25日，合同价款分别为295.38万元（电梯设备价款235.8万元，安装价款59.58万元）和121920元，签订人皆为吕兴飞。邵某2出庭证明：1.证人为斯特郎公司总经理，自2011年担任总经理至今，斯特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邵某1为证人的哥哥；2.除九鼎项目外，案涉其他项目皆非朱建林所销售，其中，西岸项目、富贵项目为陈光耀销售，相应佣金已支付给陈光耀，大兴项目佣金已支付给了陈骞；3.大年项目经翁维维介绍，由证人进行20余次洽谈，对方也曾到斯特郎公司考察两次，双方就电梯价格、货款支付进行多次协商，并最终由证人签订一标段销售合同；4.2标段销售合同由证人委托证人司机鲁某签订，3、4标段销售合同，因证人出差，故委托朱建林签订，但签订合同并不代表该标段项目为朱建林销售，大年项目货款由证人回某；5.朱建林所述的周总既非翁维维丈人，也非其父亲，而是翁维维老公，周总并非五指山人，而是浙江慈溪人；6.证人能够当庭说出整个项目的洽谈过程及对方人员名单，如朱建林能说出大年项目对方任何一个经办人员姓名，证人愿意将该项目视为朱建林销售完成；7.电梯销售过程中，如有中间人介绍，需要支付佣金，部分从公司直接支付，部分从销售人员处支付，但相应费用应从销售人员应得佣金中扣除。
朱建林称证人邵某2所述不实，大年项目由朱建林洽谈成功，一标、二标项目，由朱建林委托邵某2签订；现朱建林仅主张大年三标、四标项目佣金，不包括吕兴飞后续签订的补充合同。
审理中，双方关于是否存在明确的佣金结算依据亦存有争议。首次庭审时，朱建林称，斯特郎公司每年都有电梯价格明细表，但2013年之前并无书面佣金结算文件；斯特郎公司口头承诺货款回某达30%时可以支付佣金，具体数额由公司财务核算；朱建林主张的8项销售任务的销售佣金均是依据江苏斯特郎电梯2012定价标准（以下简称2012定价标准）及代理商价格明细表核算而来。为证明其主张，朱建林提交了2012定价标准复印件、代理商价格明细表复印件。其中，2012定价标准复印件载明了不同型号、楼层电梯报价，但无明确的佣金计算方式。代理商价格明细表，加盖有宁波公司合同专用章，并载明了不同重量、不同速度电梯的设备价、安装费、运输费、吊装费、验收费、维保费等。
斯特郎公司质证称，2012定价标准中合同专用章（尾号为9159）由浙江分公司刻制并加盖，代理商价格明细表加盖的是宁波公司公章，故对于该两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法院核实，斯特郎公司提交的2012定价标准复印件与（2016）苏0621民初6853号案件中，斯特郎公司提交的证据完全一致。
2017年6月8日，朱建林申请对案涉项目销售佣金进行司法审计。法院依法委托南通瑞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东公司）作为审计单位。2017年7月13日，法院组织朱建林、斯特郎公司、第三人姚惠及瑞东公司参与审计前沟通会议，斯特郎公司及第三人经法院鉴定科通知未参会。2017年7月24日，瑞东公司回函表示，电梯为定制品，合同仅能确定基准价格，安装过程中会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增减，只有依据最终的结算协议、合同才能确定最终销售价格；因每台电梯层高、预留轿厢位置大小、内外装潢情况、配件情况均不相同，依据2012定价标准仅能测算出电梯基准价格，无法确定实际成本价格，对不同年度的销售合同，仅具有参考意义；双方签订的销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仅有佣金支付方法，并无明确的佣金计算方法，仅依据现有证据（三份销售合同、2012年定价标准、销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无法测算出佣金数额。
2017年8月14日，法院进行第二次合议庭审理。朱建林当庭补充提交了2013电梯销售定价明细复印件（共6张，以下简称2013电梯价格表），载明了不同型号、速度、重量、层站等电梯的计价标准，但无佣金计算方式。斯特郎公司以2013电梯价格表为复印件为由，拒绝质证。鉴于双方签订的浙江分公司年销售合同中文件提及过2013电梯价格表，法院要求斯特郎公司庭后补交该证据，斯特郎公司未提交。
2017年8月24日，朱建林将其佣金结算依据进行了调整。对于大兴项目、富贵项目、西岸国际项目，要求参照2012定价标准结算佣金；对于九鼎项目、大年三标项目、大年四标项目要求参照2013年电梯价格表结算佣金。朱建林称，2012年电梯定价标准不仅包含不同电梯的计价标准，还包含佣金的结算方式，安沃公司的佣金便是依据2012定价标准计算得来，具体结算方法为佣金＝合同价－2012定价标准（如合同价与发货价不一致，以发货价代替合同价，具体计算方式需要结合电梯的层、站、门、速度、质量计算）；2013电梯价格表，为斯特郎公司制定的新的价格标准，2014年无新标准，2015年又有新的价格表。斯特郎公司补充提交了佣金付款申请单1份，以此证明九鼎项目已支付朱建林佣金13万元。朱建林虽称该款项并非支付销售人员的佣金，而是支付给中间人（介绍人）的佣金，但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朱建林为斯特郎公司电梯销售人员，其与斯特郎公司之间为劳动关系。朱建林在斯特郎公司及浙江分公司工作期间，主要工作为电梯销售，其要求斯特郎公司支付佣金，并不存在主体障碍（九鼎项目除外）。朱建林虽曾于2016年就山东、浙江、齐齐哈尔、淮安地区的电梯销售佣金提起过仲裁及诉讼，但与本案在销售区域、诉讼请求等方面皆不相同，朱建林提起的本案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诉讼。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及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权利受到妨碍的当事人，应当对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及证明责任。持有证据的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电梯是否为朱建林销售以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佣金结算标准。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朱建林要求斯特郎公司支付销售佣金，应当就案涉电梯为其销售，双方之间存在支付佣金的约定及佣金结算的标准向法庭提交相应证据。斯特郎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就其掌握并持有的相关证据向法庭提交，如不提交，举证不能的相应风险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
（一）案涉项目是否为朱建林销售
朱建林现主张8个项目的销售佣金，首先因当就斯特郎公司存在8个电梯销售项目，以及案涉及8个项目的电梯皆为朱建林所销售提交相应证据。
关于西岸项目，大兴项目及富贵项目，朱建林虽主张销售合同由其签订并由斯特郎公司方持有，但未提交任何证据。法院认为，上述项目的电梯发货于2012年，该期间，斯特郎公司已与朱建林就同时期的山东等地销售佣金进行了结算，无理由不与朱建林就上述项目的佣金进行结算。而且，结合斯特郎公司提交的佣金支付凭证能够看出，斯特郎公司已将上述项目的相应佣金支付给陈光耀、陈骞（陈灯过）等人，佣金支付凭证中有邵某1、邵某2签字，如上述项目为朱建林销售完成，朱建林姐夫邵某1也无理由将佣金支付给他人，朱建林本人更无理由在事隔五年之后另行主张上述项目佣金。因此，综合上述认定，法院认为，朱建林主张上述项目为其销售完成，明显证据不足，且有失常理。
审理中，朱建林称鉴于斯特郎公司持有上述项目销售合同拒不提交，应当推定上述项目为朱建林所销售完成。法院认为，按照销售行业惯例，销售通常包括前期的业务洽谈、中期的合同签订以及后期的货款回某。签订合同并不能就此推断该业务为合同签订人持有。本案中，斯特郎公司虽未提交销售合同，但双方在山东等地佣金争议案件中亦无销售合同，是否存在书面销售合同持疑。即使存有书面销售合同，但考虑到朱建林与时仍法定代表人邵某1的特殊关系，以及朱建林曾长期在浙江等地销售电梯，且为当地销售团队负责人，斯特郎公司、宁波公司等在管理上较为混乱，公章相互持有，故朱建林本人亦存在持有合同拒不提交的可能性，法院无法推断销售合同一定由斯特郎公司持有。即使销售合同为斯特郎公司持有且为朱建林签订，也不能因此推断该项目为朱建林销售完成。
关于九鼎项目，朱建林提交的销售合同虽为复印件，但斯特郎公司认可该项目为朱建林销售，对此，法院不持异议。
关于大年项目，朱建林在仲裁及法院首次庭审时坚持认为一标、二标项目销售合同为其所签订，电梯为其销售，货款为其回某，并申请了证人邵某1出庭作证，邵某1证明大年一标、二标项目电梯为朱建林销售完成，但在斯特郎公司提交一、二标段销售合同，并证明案涉合同并非朱建林所签订时，朱建林立刻变更其诉讼请求，改为主张三标、四标销售佣金。法院认为，朱建林作为电梯专职销售人员，应该能够准确分清哪些项目，哪一标段为其销售完成，朱建林主张前后不一，诉讼请求随意变更，明显有虚假陈述成分。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以及行业习惯，案涉电梯的销售，应当包括前期业务洽谈，合同签订，后期货款的回某等内容，仅有合同的签订，并不能证明该业务为签订人员持有。本案中，朱建林变更诉讼请求后，也未能准确陈述整个大年项目电梯的签订及销售情况，更未能明确对方人员姓名，且前后陈述不一致。仅凭借两份销售合同复印件，并不能证明该项目为朱建林所销售。结合整个大年一标、二标、三标、四标合同签订情况，以及佣金的支付情况，结合邵某2的证人证言，法院难以认定大年三标、四标项目为朱建林销售完成。
另外，大年项目的签订、履行情况亦能说明，不能仅依据合同的签订就推定项目为合同签订人所销售完成，也佐证了法院在西岸项目，大兴项目及富贵项目的上述推论。
（二）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佣金结算依据及计算标准
关于佣金的结算依据及标准问题，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应由朱建林方举证。综合整个庭审，朱建林提交的佣金结算文件有2012电梯定价标准（复印件）、2013电梯价格表（复印件），与之相关的还有2012年8月8日陈光耀与斯特郎公司签订销售合作协议（协议有效期自2012年8月8日至2013年8月7日）以及2012年10月27日朱建林签订的补充协议，2013年1号文件，2013年5月25日斯特郎公司与浙江分公司签订《浙江分公司年销售合同》。
关于2012电梯定价标准，虽为复印件，但与斯特郎公司在（2016）苏0621民初6853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相一致，故对于该定价标准的真实性，法院予以认定。关于2013电梯价格表，虽亦为复印件，但却有斯特郎公司盖章及邵某2的签字，而且在2013年1号文件中也有体现，斯特郎公司虽予以否认，但却不提供原件予以核对，相应举证不能的相应风险由斯特郎公司承担，对于该份价格表的真实性法院予以认定。
2012年8月8日的销售合作协议，虽非朱建林所签，但其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对前述销售协议的追认，故该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对朱建林有约束力。2013年1号文件，为斯特郎公司制定的销售工作责任制度，朱建林为斯特郎公司电梯销售人员，该规定对朱建林有约束力。2013年5月25日的年销售合同，为浙江分公司与斯特郎公司签订的协议，朱建林为浙江分公司实际负责人，其签订该协议，视为代表浙江分公司的职务行为。
审理中，朱建林主张2012定价标准以及2013电梯价格表即为双方之间佣金结算依据，并要求依据2012定价标准计算大兴项目、富贵项目、西岸项目销售佣金，按照2013年电梯价格表计算九鼎项目、大年三标项目及大年四标项目佣金。
一审法院认为，大兴项目及富贵项目销售合同皆签订于2012年3月，应当适用2012定价标准；西岸项目（合同价款228万元）销售合同签订于2012年10月，西岸项目（合同价款36万）销售合同签订于2012年11月，适用2012定价标准及2012年销售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但2012定价标准以及2012销售协议和补充协议并无明确的佣金计算方法，朱建林本人首次庭审时亦认可2013年之前，并无书面佣金结算文件，朱建林姐夫，同为时任斯特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邵某1并亦表示对于是否存在佣金结算标准并不清楚，因此，即使上述项目为朱建林销售完成，鉴于上述文件中并无明确的佣金结算标准及计算方式，法院亦无法依据上述文件核算出具体的佣金数额。
另外，鉴于电梯为特制品，其本身在速度、吨位、层高、门、装潢等方面各不相同，鉴定公司亦表示也无法依据上述文件核算出上述项目的具体佣金数额，朱建林要求按照其自行核算的数额支付佣金，法院亦难支持。
退一步讲，即使上述项目为朱建林销售，且双方之间存在明确、具体的佣金结算标准及计算方式，鉴于朱建林于2012年10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对陈光耀与斯特郎公司签订的销售协议的追认，朱建林与陈光耀应为合伙关系，斯特郎公司支付陈光耀相应佣金的行为也视为对整个合伙一方债务的履行行为，相应数额也应在欠付的佣金数额中一并扣除。
关于九鼎项目，销售于2013年5月，处于斯特郎公司与浙江分公司签订的年销售协议有效期范围内（2013年3月1日起实施），应当适用该协议处理佣金事宜。依据上述年销售协议，朱建林所为行为是代表浙江分公司的职务行为，相应电梯虽为朱建林签订，但佣金应当由浙江分公司主张，朱建林以个人身份主张佣金，主体不适格。
关于大年三标项目及大年四标项目，鉴于朱建林未能证明该业务为朱建林销售，故朱建林要求斯特郎公司支付其销售佣金，法院难以支持。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两项目为朱建林业务范畴，鉴于大年三标、四标销售合同皆签订于2014年7月，朱建林要求按照2013年定价标准主张佣金，明显不当。鉴于朱建林未举证双方在2014年度存在明确的佣金结算标准，法院对于朱建林要求斯特郎公司支付该项目佣金的诉讼请求，亦难以支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朱建林曾就山东等地销售项目主张过佣金，法院亦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但双方在山东等地销售项目中有明确的结算明细，山东等项目双方进行结算为双方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不能反推出双方之间有明确的佣金结算标准。法院亦无法依据山东等地的佣金结算明细推论出本案项目中佣金的具体数额，鉴于电梯为特制品，鉴定公司作为专业的审计单位，亦无法依据山东项目的佣金推断出本案佣金数额。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建林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朱建林提供以下证据：1、朱建林费用统计复印件，证明斯特郎公司与销售人员个人结算，应扣除销售人员销售过程中形成的费用；2、斯特郎公司2016年2月23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证明斯特郎公司授权委托朱建林催收其经办业务货款；3、2016苏06**民初6853号民事判决书与2017苏06民终8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朱建林与原审第三人姚惠、陈光耀之间的劳动争议经过一二审法院处理，应当进行个人业务结算。斯特郎公司质证认为，朱建林林费用统计复印件，提供的不是原件；授权委托书一审中已经提交，斯特郎公司2012年4月5日出具给戴东辉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戴东辉去收取相关货款，该授权委托书达不到朱建林的证明目的。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书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佣金全部结清。本院经审查认为，朱建林林费用统计复印件无原件相佐证，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授权委托书一审中已经提交，二审中不作为新证据使用；对朱建林提供的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斯特郎公司应否给付朱建林案涉电梯项目的佣金报酬。本案中，浙江分公司由朱建林实际负责,斯特郎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系朱建林的姐夫邵某1，朱建林具有掌握销售结算资料与及时结算的便利。基于邵某1与朱建林的特殊身份关系，且邵某1的斯特郎公司股份进行过转让，案涉纠纷又是在斯特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邵某1变更为其他人的背景下发生，故邵某1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西岸项目，大兴项目及富贵项目于2012年发货，同时期山东等地销售项目均已进行结算，朱建林在另案主张的山东等地销售项目佣金纠纷中提供了明确的结算明细，但本案中朱建林却不能提供该三个项目的结算明细资料。因斯特郎公司、宁波公司在管理上较为混乱，公章相互持有，且朱建林与斯特郎公司原定代表人邵某1存在特殊关系，结合浙江分公司由朱建林实际负责的事实，故朱建林本人亦存在持有合同拒不提交的可能性，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能推断销售合同一定由斯特郎公司持有。斯特郎公司主张已将上述项目的相应佣金支付给陈光耀、陈骞（陈灯过）等人，并提供邵某1、邵某2签字的佣金支付凭证，朱建林并不能进一步举证推翻斯特郎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销售佣金系对合同前期业务洽谈、中期的合同签订以及后期货款回某等系列劳动的报酬，仅依据合同签订情况并不能得出该业务为合同签订人全部完成的结论。退而言之，即便前述项目是朱建林销售，其于2012年10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对陈光耀签订的销售协议的追认，朱建林与陈光耀亦应视为合伙关系，斯特郎公司支付陈光耀相应佣金的行为也视为对整个合伙一方债务的履行行为。朱建林对于大年项目的销售情况陈述前后矛盾，对一标、二标、三标、四标的主张逻辑混乱，对合同签订及销售情况陈述模糊，甚至不能明确对方人员姓名，朱建林提供的销售合同复印件尚不能证明该项目为其所销售。本案中，朱建林并未举证证明斯特郎公司存在始终固定的佣金分配办法，其所主张的佣金计算方法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并无证据证实，现实之中企业的利润分配存在多种可能性方案。在此情形下，若案涉项目确系朱建林销售，斯特郎公司即便不能及时支付朱建林佣金，双方之间也应进行过结算，且山东等地销售项目中双方也形成了具体的结算明细，故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能得出案涉电梯项目为朱建林销售的结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本案中朱建林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前述电梯项目为其单独销售，双方之间存在支付佣金的明确约定与固定佣金结算标准，故对其支付佣金的主张本院碍难支持，朱建林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九鼎项目于2013年5月销售，依据斯特郎公司与浙江分公司签订的年销售协议，佣金应当由浙江分公司主张，而非由朱建林以个人名义主张。
综上，朱建林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泊霖
审判员 王吉美
审判员 郭相领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书记员 陆媛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