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下商初字第366号
原告：夏露。
委托代理人：潘晓方、郑李琳。
被告：黄汉林。
委托代理人：林建平。
原告夏露为与被告黄汉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4年1月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适用前置程序进行送达。并于2014年2月19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谈敏独任审理。于2014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露及其委托代理人潘晓方、郑李琳，以及被告黄汉林的委托代理人林建平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需要，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后，本案于2014年6月2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露及其委托代理人潘晓方、郑李琳，以及被告黄汉林的委托代理人林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间，双方均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夏露起诉称：原告系杭州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被告曾系XX公司股东（持20%股权）。2011年5月11日，因公司经营需要，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拥有的XX公司股份转让至原告名下，对应转让款为60000元。原告支付了转让款60000元，被告出具收条。但被告名下的股权于2011年7月6日转让给第三人杭州XX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并同日经过了工商核准与变更。上述事实已经（2013）杭下商初字第54号、（2013）浙杭商终字第1524号判决书认定。两份判决书同时认定2011年5月11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无需履行。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0000元整；2、被告自起诉之日起，向原告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具体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原告夏露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1年5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1份，证明本案原被告之间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
2、收条1份，证明原告已将证据1所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款支付给被告。
3、2011年7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1份；
4、下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份；
5、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份；
6、2013年2月28日（2013）杭下商初字第54号庭审笔录1份。
证据3-6共同证明：1、2011年7月6日，本案被告将所持有股权另行转让给了杭州XX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2、2011年7月6日被告将股权转让还给了杭州XX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行为得到了两级人民法院的认可。3、两级人民法院认为2011年5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不需要再继续履行。
被告黄汉林未作书面答辩，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1、本案的案发原由是关联案件【（2013）杭下商初字第54号、（2013）浙杭商终字第1524号】而引起的。2013年本案原告就被告就股权转让事宜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原因是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网络信息，根据条款认为被告没有履行，因此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100000元，没有对股权转让款进行主张。后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也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现在，原告已就股权转让款要求被告返还60000元转让款。原告对事实陈述前后矛盾，本案实际上是由于原告经营困难，找理由要求被告支付相应费用导致的一系列诉讼，本案案件处理要结合一审二审的判决结果认定。2、被告一直强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60000元转让款的是XX公司所支付，不是本案原告支付的，原告要求返还60000元是没有依据的。3、从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看，时间点是2011年。现在是2014年，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而关联案的一审、二审要求返还股权款的诉请的诉讼时效，因为之前诉讼只要支付违约金，并没有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所以诉讼时效不因关联案一审二审而导致中断。4、本案起诉中，原告诉称，2011年7月6日股权转让给第三人XX公司，因为登记XX公司名下，所以60000元要支付给原告，被告认为即使假如是原告支付的，从一审二审关联案中的原告诉称可以看出（详见一审判决书第二页、二审判决书第三页），股权登记在XX公司名下，符合原告本意。从原告（2013）杭下商初字第54号起诉状上看，当时“2011年7月6日将股权转让给XX公司”，是被告按照原告的指示转让，说明登记在XX公司名下，是符合原告本意的。二审判决书原告上诉称，同意被告处分其股权，直接过户给XX公司，从上诉诉请可以看出与原告的本意是一致的。实现将被告股权登记在XX公司名下的目的，从法律操作上有两种途径，一是原告从被告受让股权，以自己名义转让给XX公司；二是原告退出，直接由本案被告与XX公司签订。但原告为了实现将被告股权登记在XX公司名下的意图是不变的。对于法律关系，一二审都是认定第二种。这60000元如果是XX公司支付的，被告认为是XX公司履行自己义务，如果是原告支付的，是代为XX公司履行义务。这种代付在原告对本案事实的表述以及关联案中是很清楚的。因此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被告黄汉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关于原告夏露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的部分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第5条系手写部分，被告不认可，该表述是原告事后添加，对其余部分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收到夏露5万元整”系本案原告事后添加的，从收条内容形式上看，该收条包含2份收条，2份收条不应该是本收条的表述，表述主体不一致，50000元也不明确是什么性质款项；对关联性也有异议，收条无法证明被告收到原告转让款，如果收到原告股权转让款，应表述为夏露收到，被告认为只收到XX公司股权转让款。对证据3-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诉称事实以及认识的法律关系是认识上出现错误。对证据6、被告认为原告提交该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对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虽对证据1部分内容提出异议，但其质证意见缺乏相应的证据印证，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2，在（2013）杭下商初字第54号一案中，双方已经确认是在2012年补签的，因此收条上的落款时间本院不予采信，涉及本案黄汉林的收到XX公司60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3-6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综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2011年5月11日，黄汉林（出让方）与夏露（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将拥有XX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为60000元；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1年5月11日；等等。
夏露系XX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2011年7月6日XX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黄汉林将拥有本公司20%的100000元股权转让给XX公司。同日，黄汉林（出让方）与XX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让方将拥有XX公司20%的100000元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为1︰1，转让价款为100000元；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1年7月6日；股权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受让方享有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上黄汉林的签名均由夏露完成。
2012年夏露书写一份收条，言明：今收到XX公司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元）股权转让。黄汉林在收条右下方签名。夏露在该收条下方补写的日期为2011年5月11日。
另查明，2011年5月11日落款为夏露和XX公司的收条言明：今收到杭州XX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现金陆万元整。
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城分局于2011年7月6日核准了黄汉林与XX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
再查明，2013年1月4日，夏露为与黄汉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本院起诉，以黄汉林违约为由主张其支付违约金100000元，本院于2013年8月5日作出（2013）杭下商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夏露的诉讼请求。夏露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11月1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杭商终字第15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夏露和黄汉林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已终止履行，该事实已由另案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现夏露主张涉案收条中载明黄汉林收到的60000元，系履行自己和黄汉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故要求黄汉林返还。对此本院认为，夏露作为XX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确认涉案股权已经转让给XX公司，并且代办了黄汉林和XX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夏露也不否认XX公司曾交付其60000元用于收购XX公司股份，与涉案收条所载明的款项性质亦能互为印证。由此，据现有证据，可认定涉案收条中的60000元系作为履行XX公司与黄汉林《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夏露对此亦属明知且在当时未提出过异议。综上，夏露要求黄汉林归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夏露的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夏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李 旭 峰
代理审判员 谈 敏
人民陪审员 王 建 国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冯荔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