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朝行初字第889号原告尹逊起，男，1951年7月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尹娜娜（原告尹逊起之女），女，1980年4月11日出生。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周家井世通国际大厦E座1-7层。法定代表人李艳秋，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怀亮，男，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干部。委托代理人张瑞，北京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尹逊起（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朝阳区社保中心）不予办理医疗保险增员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尹娜娜，被告朝阳区社保中心委托代理人张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5年8月31日，原告将医保关系增员材料交至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以下简称和平街道社保所）。9月28日，原告持医保卡前往医院就医时被告知医院系统显示无数据，让原告回所属街道社保所查询。当日原告前往和平街道社保所，经查询被告知系统无数据，有可能存在空档期等下月即可。10月27日原告在医院仍无法使用医保卡，再次前往和平街道社保所询问，被告知原单位未作减员处理，并让原告自行去朝阳区社保中心查询医保状态。此后，原告夫妇作为双残人士往返于医院、和平街道社保所、朝阳区社保中心之间，经查询确认原告的医保关系在8月10日即完成减员手续，和平街道社保所应做增员处理。直至12月原告的医保关系才完成增员。在此事件处理过程中，和平街道社保所工作人员对工作极为不认真，对原告糊弄怠慢敷衍。现诉请法院要求：1、确认被告从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8日未给予原告做医保卡增员处理行为违法；2、赔偿原告交通出行费用共计585元、精神损失费5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在指定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北京市出租汽车专用发票共17张，费用合计585元，以此证明原告为维护自己权益提起诉讼，往返于法院、家及和平街道社保所之间产生的费用。朝阳区社保中心辩称，根据《北京市非公有制用人单位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的操作办法》（京人社服发[2011]9号）的规定，该中心负有为社会化退休人员办理医疗保险关系增员手续的职责。原告作为需要办理社会化退休的人员，医疗保险关系应由其所在街道社保所录入信息、做好标识后，再持相应材料前来该中心办理。根据北京市医疗保险信息系统查询，原告所属街道社保所为和平街道社保所，该单位于2015年11月5日前来该中心申请为原告办理医疗保险关系的增员，该中心于当日已为原告增加完毕。因此，该中心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朝阳区社保中心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1、《北京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增加表》及所附材料复印件，证明和平街道社保所于2015年11月5日前来该中心申报为原告办理医疗保险关系转入；2、北京市医疗保险信息系统网页截图复印件2页，证明该中心已于单位申报当月为原告办理增员；3、《关于印发的通知》；4、《关于在全区各街道、地区建立社会保障事务所的批复》（朝编[2001]11号），以此说明该中心负有为社会化退休人员办理医疗保险关系增员手续的职责。原告作为需要办理社会化退休的人员，医疗保险关系应由其所属街道社保所录入信息、做好标识后，再持相应材料前来该中心办理。庭审中，为核实原告在和平街道社保所申报办理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事实，本院通知和平街道社保所工作人员到庭进行陈述。该社保所派副所长王昭、咨询台工作人员吕刚出庭。工作人员表示该所于2015年8月收到了原告递交的材料，当时在信息系统中没有查到原告的信息。后来原告再次来所时，被咨询窗口的服务人员不清楚相关业务操作流程，给原告的指示有误。关于原告第一次去该所咨询时即告知可以先去医院看病，待医保卡增员后再进行报销一节，工作人员表示应该告知了。具体办事经过由于直接办理人员已经离岗故无法向法庭陈述。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朝阳区社保中心提供的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该中心接收和平街道社保所移交的材料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和平街道社保所工作人员的陈述由于不具有亲历性，故对其陈述内容中原告持有异议且无证据佐证的部分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交通出行费发票均系为立案支出的费用，不属于因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应赔偿的项目范畴，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51年7月出生，2011年7月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2015年8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接收原告所在单位北京东方联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材料，为原告办理了社会保险关系“减员”处理。2015年8月31日，原告前往和平街道社保所递交材料要求办理医疗保险关系的“增员”处理未果，导致原告医保卡无法正常使用。此后，原告多次前往和平街道社保所询问，始终被告知由于原单位未办理减员故无法办理医疗保险关系的“增员”手续。直至2015年11月5日，朝阳区社保中心接收和平街道社保所递交的材料，接收了原告的医疗保险关系，为原告办理了“增员”处理。庭审中，朝阳区社保中心自认北京市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全市共享，信息可以实时查询。另查，社会保障事务所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隶属于街道办事处或地区办事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为其主要职责之一。本院认为，本案系办理实行社会化管理的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关系转移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本案涉及的医疗保险关系转移属于上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事项范畴，因此本案被告朝阳区社保中心作为本辖区内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有办理上述事项的法定职责。而和平街道社保所作为朝阳区范围内成立的负责退休人员社会管理工作的机构，其办理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行为应视为朝阳区社保中心的委托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因此和平街道社保所在办理医疗保险关系转移过程中实施行为产生的行政争议，应由负有该项法定职责的朝阳区社保中心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过程中，亦应以上述目的实现为宗旨，遵循便民、效率原则，尽职尽责为公民提供高效且方便的公共服务产品。关于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虽未明确限定具体办理时限，但办理事务的精准性、办理环节设置的合理性、办事效率的高低，均是本案审查被诉行为时合法性审查应考量的因素。原告作为退休人员，其医疗保险关系已经由缴费单位在缴费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办理了减员处理，且转出信息即时已在北京市医疗保险信息系统中显示，按照办理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一般操作流程规定，原告已经具备了办理医疗保险关系“增员”处理的条件。但和平街道社保所在接受原告提交的医疗保险关系“减员”材料后，却未能及时为原告办理相应“增员”处理手续，导致原告医疗保险关系不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转移，医保卡不能及时正常使用的后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原告作为肢体残疾且需长期服药的残障人士，和平街道社保所的行为给其生活、就医均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而且和平街道社保所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并未向原告明示在医疗保险关系办理转移期间，应如何就医以确保其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医保卡正常使用后得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综上，对于和平街道社保所不及时为原告办理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行为，本院应予确认违法，由朝阳区社保中心作为被告承担相应行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责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同时规定了赔偿的范围。本案中原告关于因诉讼支出费用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不属于法定赔偿范围，故对于其赔偿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但本院建议朝阳区社保中心及和平街道办事处深刻反思此事件产生的根源，查找社会保险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在人员管理、业务指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就此事给原告造成的影响和不便积极向原告表示歉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未及时办理原告尹逊起医疗保险关系转移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尹逊起要求赔偿交通费和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军巍人民陪审员  周学芳人民陪审员  吕鹤江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