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77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MINXIONGZHANG（中文名：张敏雄），男，1987年4月4日出生，加拿大国籍。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民，广东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炳光，男，汉族，1984年3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新田新鸿发建筑材料商店，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新田开发区，组织机构代码L2187408-4。
经营者：李建秋，男，汉族，1953年11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骆燕霞，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航，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敏雄因与被上诉人李炳光、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新田新鸿发建筑材料商店（以下简称新鸿发商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敏雄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敏雄因受胁迫代自己父亲向李炳光、新鸿发商店“还款”人民币40万元的行为无效，李炳光、新鸿发商店连带向张敏雄返还人民币40万元；2.李炳光、新鸿发商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6日中午时分，李炳光在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景凤阁餐厅遇到了张敏雄，并要求张敏雄偿还款项。张敏雄于当日16时28分向李炳光的账户转入款项人民币3万元；李炳光的账户分别于16时49分、52分转入人民币20万元、17万元，交易详情显示为“还款”。李炳光将上述款项人民币40万元交给了新鸿发商店。证人张某曾于2015年10月6日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西樵派出所报警。张敏雄曾就2015年10月6日的转款事宜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信访，提出了对张敏雄被李炳光以强迫、恐吓手段代其父偿还债务人民币40万元，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信访事项，该局作出南公（信）受字（2015）086号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决定于2015年11月10日受理。该局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佛公南不立字（2015）0013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双方存在经济债务纠纷，被控告人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故决定不予立案。张敏雄不服上述通知书而申请复议，该局于2016年1月26日作出南公刑复字（2016）006刑事复议决定书，认为原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原决定。张敏雄不服上述刑事复议决定书而申请复核，佛山市公安局于2016年2月22日作出佛公刑复核字（2016）002号刑事复议决定书，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存在犯罪事实，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亦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原刑事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决定维持复议决定。
另查一，新鸿发商店提交的5张欠款凭证上均盖有清远市新陶星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陶星公司）的财务专用章，送货金额合计为人民币743259.25元，其中4张欠款凭证中的供货单位均为新鸿发商店。
另查二，新陶星公司的投资者为澳门先特建材有限公司（实缴出资额56.25万美元）和联发坚雄公司（实缴出资额168.75万美元），联发坚雄公司的股东为何明深和张敏雄（实缴出资额人民币450万元）。张敏雄是新陶星公司的董事。新陶星公司已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而于2015年7月16日列入经营异常范围。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因张敏雄是加拿大国籍，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有关规定，即本案应按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处理。因李炳光、新鸿发商店均居住在佛山市南海区且对原审法院的管辖未提出异议并已应诉答辩，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关于张敏雄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新鸿发商店提交的5张欠款凭证证明了该商店与新陶星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企业登记信息，联发坚雄公司是新陶星公司的投资者之一，而张敏雄是联发坚雄公司的股东，也是新陶星公司的董事，故张敏雄占有新陶星公司的股权。第二，张敏雄提交的报警回执、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不予立案通知书、刑事复核决定书、张某书写的报案经过、梁某书写的案发经过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李炳光向张敏雄追收货款过程中存在威胁和要挟张敏雄的行为，也不能充分证明张敏雄向李炳光的转账还款行为无效。第三，李炳光作为新鸿发商店的员工根据欠款凭证向张敏雄追收货款，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李炳光已将收到的货款交给了新鸿发商店。综上所述，张敏雄请求确认其因受胁迫代自己父亲向李炳光、新鸿发商店“还款”人民币40万元的行为无效以及请求李炳光、新鸿发商店共同将该人民币40万元返还给张敏雄并互负连带责任等，均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MINXIONGZHANG（中文名：张敏雄）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300元（张敏雄已预交），由张敏雄负担。
上诉人李敏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张敏雄转款人民币40万元给李炳光系受胁迫而实施的无效民事行为，并判令李炳光、新鸿发商店将人民币40万元返还给张敏雄；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炳光、新鸿发商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证据可充分证明张敏雄转款人民币40万元给李炳光系受胁迫而实施的无效民事行为，原审判决认为张敏雄受胁迫证据不足显然错误。在一审阶段，张敏雄主要从两个角度证实其受到胁迫，其一是根据不容否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自然而然地推定张敏雄受到胁迫，具体为：1.公安机关出具的报警回执可证实，张敏雄让其堂弟张某到公安机关报警的时间为2015年10月6日16时05分，而张敏雄在案发现场通过手机银行向李炳光转款的时间和金额为同日16时28分转款人民币3万元、16时49分转款人民币20万元、16时52分转款人民币17万元，先报警再转款是不争的事实，据此足以推定张敏雄绝非自愿而是受胁迫转款，其他任何解释均不如该种推定合理，应将该合理推定作为本案事实予以认定。2.原审判决已查明，案发当日张敏雄长时间滞留案发餐厅的原因是在筹集资金“偿还”李炳光、新鸿发商店的人民币70余万元货款，而张敏雄在向李炳光转款人民币40万元，仍继续滞留餐厅直至警察赶到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从常理上讲，作为“债务人”的张敏雄是不可能自愿长时间待在与自己无渊源的餐厅筹钱“还款”的，但事实上其在涉案餐厅待了近6小时，且是警察赶到后才离开，故可推定警察赶到前张敏雄因受胁迫无法离开，该种推定是对事实最为合理的推断，应作为本案事实予以认定。第二个角度是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直接证实张敏雄受到李炳光等人胁迫，具体为：1.一直在案发现场的证人梁某出庭作证，直接证明张敏雄是受胁迫转款；2.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张敏雄在电话中已经讲明自己被以前的供应商控制且有断手断脚的危险，而该证人收到电话后在第一时间通过110电话报警，之后又至西樵派出所报警，并随警察至案发现场，看见警察带走全部涉案人员，该证人证言也可直接证实张敏雄受胁迫的事实。原审判决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敏雄受胁迫，明显过于武断，按原审判决的观点，除非是李炳光、新鸿发商店承认其实施胁迫行为才属于证据充分，如此本案就属于刑事而非民事案件了。可见，原审判决的观点是错误的。二、不能以公安机关最终不同意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予以立案为由，武断地认为张敏雄受胁迫的证据不足。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对证据认定、采信的标准是不同的，同样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在刑事诉讼中可能不被认定，但在民事诉讼中则可被认定，原因在于对刑事诉讼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认定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原则，而在民事诉讼中则以“高度盖然性”为原则。三、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多处错误，或无根据地错误认定部分事实，或对部分关键事实未予认定，或违反程序武断认定事实。1.原审判决认定张敏雄是新陶星公司的董事，但在庭审中没有相关证据出示，缺乏依据，事实上，张敏雄并非该司董事。2.原审判决虽然认定张某基于张敏雄求助向西樵派出所报案的时间为2015年10月6日，但遗漏了16时05分这一具体报案时间，而该时间涉及到报案与转款的顺序问题，极为关键。3.新鸿发商店认为新陶星公司拖欠其货款人民币70余万元，并提供了加盖新陶星公司财务章的债权凭据，原审判决对该凭据直接予以采信，程序不合法，因为债权债务在新鸿发商店与新陶星公司之间发生，而新陶星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直接认定加盖其财务章的相关债权凭据在程序上剥夺了新陶星公司的质证权利，在本案中直接采信该证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四、原审判决在对张敏雄的诉求合法合理性进行具体分析时，引用了张敏雄是新陶星公司的董事、新鸿发商店对新陶星公司享有债权等错误认定的事实作为论据，还直接认定李炳光依据对新陶星公司的债权可直接向张敏雄追款，实质是没有经过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认定张敏雄应对新陶星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总之，该分析意见错漏百出，且逻辑混乱，不能让人信服。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敏雄是新陶新公司的董事，认定新鸿发商店与新陶星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违反法定程序的“越界”认定，认为李炳光有权向张敏雄追收货款更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因为这等于变相认定张敏雄应对新陶星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其次，原审判决的分析意见逻辑不清，根本未就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进行评析。张敏雄转款人民币40万元是自愿还是受胁迫而为才是案件争议的焦点，其他争议如张敏雄与新陶星公司的关系并不重要。综上，原审判决基于多种原因，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多处错误，最终导致错误判决，客观上助长了民间暴力追债的不良之风，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李炳光、新鸿发商店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张敏雄对新陶星公司的债务需承担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张敏雄还款不存在受胁迫情形。关于张敏雄还款是否为受胁迫而为，已经过三级公安机关的调查、复议、复核，并结合调取餐厅监控视频、询问餐厅老板、服务员及其他在场人员，最终证实当时双方既无语言上的威胁，也无动作上的冲突，完全不存在胁迫行为。张敏雄提供的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受胁迫转款，证人与张敏雄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其主张受胁迫仅是一种推定。
双方二审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张敏雄是新陶星公司的董事”外，其余部分均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外案件，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适用我国法律审理本案，未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双方对此亦无争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张敏雄向李炳光转款人民币40万元是否为受胁迫而为。
经审查，张敏雄主张其受胁迫转款主要有两方面证据，一是报警材料，二是证人证言。关于报警材料，公安机关经调查后决定不予刑事立案，佛山市公安局经复核后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存在犯罪事实，李炳光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亦不构成非法拘禁罪。虽然民事诉讼相对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较低，但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结论可作为民事诉讼的定案依据之一。根据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结论，本院无法认定张敏雄受胁迫的事实。关于证人证言，经查，证人张某与张敏雄系堂兄弟关系，二者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且张某并未在事发现场，难以清楚、全面地了解事发时的具体情况，其报警并非受张敏雄的明确指示而为，故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证人梁某虽在事发现场，但其称与张敏雄系同事关系，曾在新陶星公司任职采购员，而李炳光追讨债务正是因新陶星公司而起，故梁某与本案亦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亦较低。本院认为，事发现场为某餐厅，属于公众场所，张敏雄的人身安全相对较有保障，在李炳光等人向其追讨债务期间，张敏雄既未向餐厅服务员或其他顾客求救，在可以使用手机的情况下亦未拨打报警电话，李炳光等人事实上亦未对张敏雄实施行为暴力，且警察在涉案人员离开前已至事发现场，公安机关经调查后对李炳光等人决定不予刑事立案，亦无证据证实公安机关对李炳光等人采取了行政处罚措施。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仅凭两名证人的证言不足以认定张敏雄系受胁迫而转款的事实。
关于张敏雄上诉提及其受胁迫的两个推定理由，本院认为，其一，一般而言，先电话报警后自愿转款确有违常理，但需注意的是，本案事发时报警并非张敏雄本人而是张某在与张敏雄通话中基于自己的判断而为；其二，张敏雄在涉案餐厅滞留数小时，不能排除双方对债务或其他事宜进行长时间商谈的情形，故张敏雄的上述推定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张敏雄提及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问题，原审判决认定张敏雄系新陶星公司的董事，本院已予纠正，但此不足以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至于张某的具体报案时间，此涉及到报警与转款的顺序问题，张敏雄主张根据其报警在先转款在后可推定其受胁迫的事实，根据本院上文的论述，该推定理由不充分，故该事实并非本案必须认定的事实，原审判决未予认定并无不当；至于新陶星公司与新鸿发商店之间债权债务的具体问题，原审判决并未作明确认定，其采信新鸿发商店提交的欠款凭证，仅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判断张敏雄向李炳光付款原因的依据，在逻辑方面并无不妥。
综上，张敏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人民币7300元，由张敏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钟学彬
审判员 蔡成中
审判员 张 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江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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