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6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裕盛达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长乐路1号A座B703室。
法定代表人：张宗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煌，福建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杰，男，1970年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跃滨，福建厦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裕盛达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盛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樊某杰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5）湖民初字第2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裕盛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二、三、五项，改判支持裕盛达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裕盛达公司与樊某杰不存在劳动关系。裕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樊某杰系朋友关系，樊某杰因其小孩上学需要而要求挂靠裕盛达公司缴交社医保。出于朋友道义才同意樊某杰的要求让其挂靠裕盛达公司缴交相关社医保，但费用均由樊某杰自行承担。2.樊某杰提交的劳动合同并非真实有效的合同，该合同是裕盛达公司为方便樊某杰解决小孩上学问题而提供的格式合同，且存在多处的涂改，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樊某杰从未向裕盛达公司提供过任何劳动。樊某杰系空挂靠人员，从未在裕盛达公司上班，也未接受裕盛达公司的工作安排和劳动管理。裕盛达公司系运输行业，按照行业惯例司机的工资并非固定的，且樊某杰主张裕盛达公司拖欠其2013年8月至2014年11月11日的工资120000元，但其却从未向裕盛达公司主张过权利，这证好印证其为空挂靠人员的事实。4.樊某杰从未在裕盛达公司工作过，不是裕盛达公司的员工，其提供的证据虽然证明裕盛达公司为其缴交过社医保，但缴交社医保并非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唯一判定标准。
樊某杰辩称，裕盛达公司所述与事实不符。樊某杰于2013年8月入职裕盛达公司，职位是司机，但裕盛达公司未与樊某杰签订劳动合同，未支付樊某杰工资，亦未为樊某杰足额缴交社保。基于以上三点，樊某杰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裕盛达公司支付未付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裕盛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裕盛达公司与樊某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裕盛达公司无须支付樊某杰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11月11日期间工资120000元；3.裕盛达公司无须支付樊某杰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72000元；4.裕盛达公司无须支付樊某杰经济补偿12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裕盛达公司为樊某杰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手续，并缴交了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樊某杰2010年2月至2013年8月的社会保险费系由厦门其他公司缴交。
2014年11月17日，樊某杰以裕盛达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一、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自2014年11月21日起解除；二、裕盛达公司支付樊某杰2013年8月至2014年11月11日的工资120000元；三、裕盛达公司支付樊某杰2013年9月至2014年11月1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8000元；四、裕盛达公司为樊某杰补缴2013年8月至2013年11月及2014年6月至2014年11月份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五、裕盛达公司支付经济补偿12000元。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4月8日作出厦湖劳仲案（2014）639号裁决书，裁决：一、双方当事人的劳动关系自2014年11月24日起解除；二、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裕盛达公司应一次性支付樊某杰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11月11日期间的工资120000元；三、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裕盛达公司应一次性支付樊某杰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72000元；四、自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裕盛达公司应一次性支付樊某杰经济补偿12000元；五、驳回樊某杰的其他仲裁请求。裕盛达公司不服上述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裕盛达公司主张，因裕盛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宗涛与樊某杰系朋友关系，樊某杰为了让其小孩能在厦门市湖里区就读而挂靠在裕盛达公司缴交社保，裕盛达公司与樊某杰不存在劳动关系。裕盛达公司为此提交了以下证据：1.樊某杰、李某、王某萍的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复印件），拟证明樊某杰、李某、王某萍三人挂靠在裕盛达公司缴交社会保险费；2.厦门市湖里区2013年秋季学校招生工作意见、2014年秋季湖里区公办小学一年级新生名册、入学登记，拟证明樊某杰的儿子在厦门市寨上小学就读故挂靠裕盛达公司缴交社保；3.驾驶员张××、谢×结算清单、记录表，拟证明裕盛达公司从事集装箱运输，以工作量计付工资；4.申请证人李某、汪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陈述：因其及小孩均是外地户口，小孩到达适龄上学年纪，为就读湖里区的公办小学，2013年起其挂靠裕盛达公司缴交社保，裕盛达公司缴交社保费后，其再把缴交社保的款给裕盛达公司，但其未在裕盛达公司上班，裕盛达公司也没有额外收取任何费用。证人汪某陈述：其系裕盛达公司的出纳；2013年12月，老板张宗涛说一个朋友樊某杰的小孩要读书，需挂靠在裕盛达公司缴交社保；裕盛达公司为樊某杰补缴了自2013年9月起的社保，后一直缴交到2014年5月，但樊某杰仅支付裕盛达公司两三个月的款项；当时还有李某、王某萍也挂靠在裕盛达公司缴交社保，李某、王某萍、樊某杰都未在裕盛达公司上班。
樊某杰的质证意见为：对入学登记无异议，樊某杰的儿子确在厦门市寨上小学就读，但与本案无关；李某、王某萍的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无原件，真实性有异议；对樊某杰缴交社保的情况无异议；结算清单、记录表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厦门市湖里区2013年秋季学校招生工作意见、2014年秋季湖里区公办小学一年级新生名册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证人李某、汪某的证言不可信。
樊某杰则主张，樊某杰自2013年8月24日起与裕盛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裕盛达公司驾驶拖头车从事运输工作，月工资8000元，因裕盛达公司一直未支付工资，故樊某杰工作至2014年11月11日后离职。樊某杰在庭后提交了一份《劳动合同》，该合同甲方为裕盛达公司、乙方为樊某杰，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在甲方从事拖车驾驶员工作；合同期限自2013年8月24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其中包括试用期6个月；甲方对乙方所在岗位实行标准工时制度；双方另行约定工资按裕盛达公司驾驶员工资形式支付；甲方于每月15日支付乙方上个月1日至30日的工资；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执二份（一份办理退工时存进乙方档案，另一份甲方须在和乙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保存两年以上）、乙方执一份；等等。该《劳动合同》落款甲方（盖章）处加盖了裕盛达公司的公章并填写了日期“2013年8月24日”，落款乙方（签章）处有樊某杰的签名亦填写了日期“2013年8月24日”。但该《劳动合同》的上述三处“2013年8月24日”中的“2013”均存在由“2010”涂改而来的情形。
对于上述《劳动合同》，樊某杰表示：除《劳动合同》首页的“单位名称”、“单位性质”、“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三栏的字迹是裕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宗涛所书写外，其它笔写的字迹都是樊某杰所写［包括落款“甲方（盖章）”处的日期］；因樊某杰与张宗涛是朋友，张宗涛多次叫樊某杰到他的公司做驾驶员，2013年8月4日，樊某杰在张宗涛的办公室喝茶时，张宗涛拿了两份《劳动合同》给樊某杰填，樊某杰刚好看到桌子上有份其他人的《劳动合同》的期限是到2015年12月31日，就也把合同期限填至2015年12月31日，因为张宗涛巴不得让樊某杰长期在裕盛达公司做事；樊某杰当时因跟张宗涛在聊天，填的时候心不在焉，所以把合同中的年份“2013”全部填成了“2010”，张宗涛看了后说年份填错了，樊某杰才把三个“2010”都改成“2013”；樊某杰填好一份《劳动合同》后，张宗涛照着填写的内容再填了一式两份的另一份《劳动合同》，并加盖了公章，因此裕盛达公司还有另一份《劳动合同》；因樊某杰签上述《劳动合同》时还在锦集物流公司开车，所以实际上直到2013年8月底才到裕盛达公司工作；樊某杰与裕盛达公司签《劳动合同》根本不是为了小孩上学，樊某杰己在厦门买了房子，小孩就可以在厦门上学；张宗涛起初要给樊某杰月工资10000元，后来又说8000元；每次张宗涛都承诺钱快到账了，马上要发工资，樊某杰才一直在裕盛达公司开车，但张宗涛一直都没发工资；期间，因樊某杰家里要用钱而讨要工资，张宗涛就用预支预借的方式给樊某杰，有时1000元，有时500元，最多的一次是春节，预支给樊某杰5000元，前后樊某杰共向张宗涛预支了7、8次，总金额为17000元，现同意法院判决时扣除该17000元预支工资；劳动仲裁时因樊某杰未想起有上述《劳动合同》，故未向律师讲起这份《劳动合同》，仲裁请求是律师帮樊某杰写的，因此主张了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裕盛达公司对上述《劳动合同》的质证意见为：对合同上裕盛达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劳动合同》不真实，合同内容系樊某杰伪造、变造而来，不能证明樊某杰与裕盛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份《劳动合同》的来源是：樊某杰是裕盛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宗涛的朋友，2013年底因樊某杰的小孩要到寨上小学就读需要挂靠在裕盛达公司缴交社保及需要《劳动合同》，在樊某杰一再要求下，裕盛达公司盖了一份空白《劳动合同》给樊某杰并让樊某杰挂靠缴交社保；当时裕盛达公司考虑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就没有填写劳动合同中应填写的内容，直接盖了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给樊某杰。樊某杰所述与事实严重不符：1.《劳动合同》中所有书写部分均非裕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宗涛所写；2.裕盛达公司从未与樊某杰就劳动合同签署、员工上班、工作安排、工资待遇等重要事项有过协商事宜，双方没有就聘用樊某杰为裕盛达公司员工签署过真实、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合同》；3.樊某杰关于《劳动合同》中“2010年”涂改为“2013年”的陈述更是不符合常理，按照正常的书写习惯，第一个“2010年”写错了，那么之后关于年份的书写应该更加谨慎，而非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年份书写都出现同样的错误，显然，该份《劳动合同》系樊某杰为应诉涂改、伪造而成；4.合同约定“双方另行约定工资按裕盛达集装箱公司驾驶员工资形式支付”明显不具有操作性，且与合同中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度”两相矛盾；5.若如樊某杰所述，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何来要求裕盛达公司支付2013年9月至2014年11月1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6、樊某杰从未在裕盛达公司工作过也从未向裕盛达公司预支过17000元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裕盛达公司提供的樊某杰、李某、王某萍的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驾驶员张××、谢×结算清单、记录表以及樊某杰的儿子在厦门市寨上小学就读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樊某杰系挂靠在裕盛达公司缴交社会保险费；证人李某自认其挂靠裕盛达公司缴交社保、汪某系裕盛达公司的出纳，均与裕盛达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的情况下，李某、汪某证言的真实性亦无法确认。虽然樊某杰提供的《劳动合同》上关于合同起始期限、签订日期的三个“2013年”存在由“2010年”涂改而来的情形，但该《劳动合同》加盖了裕盛达公司的公章，合同中对樊某杰的工作岗位、合同到期期限为2015年12月31日及工资支付等进行了明确约定，且根据该《劳动合同》的约定，裕盛达公司处应留存一式的另二份《劳动合同》，但裕盛达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供，结合裕盛达公司为樊某杰缴交了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社会保险费的事实，认定裕盛达公司与樊某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综上，裕盛达公司与樊某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应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2013年8月24日”虽有涂改，但裕盛达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供双方的《劳动合同》，亦未就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提供相应证据，对此裕盛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采信樊某杰的主张，即樊某杰2013年8月24日至2014年11月11日在裕盛达公司工作、之后双方因樊某杰离职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并依法认定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自2014年11月12日起解除。根据《厦门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统计劳动者工资支付数据，编制工资支付表。工资支付表应当载明支付单位、支付时间、支付对象的姓名、工作天数或者完成的工作量、加班时间，以及应发和扣除的项目、金额等事项，并按国家规定的期限保存备查。裕盛达公司未举证樊某杰的工资支付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采信樊某杰关于其月工资为8000元的主张，即樊某杰2013年8月24日至2014年11月11日期间的工资为116781.61元（8000元／月×14个月＋8000元／月21.75天×13天）。樊某杰自认裕盛达公司曾预支其工资17000元，并同意在裕盛达公司应付工资予以扣除，予以照准。因此裕盛达公司还应支付樊某杰2013年8月24日至2014年11月11日期间工资99781.61元（116781.61元－17000元）。根据前述分析，樊某杰与裕盛达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建立劳动关系，且樊某杰亦提供裕盛达公司与其于2013年8月24日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故樊某杰再要求裕盛达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裕盛达公司关于其无需支付樊某杰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诉求依法予以支持。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情形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依法支付经济补偿。因裕盛达公司存在前述未足额支付樊某杰工资的情形，故樊某杰以此解除与裕盛达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裕盛达公司应依法支付樊某杰经济补偿12000元（8000元／月×1.5个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厦门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判决：一、厦门裕盛达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与樊某杰的劳动合同关系自2014年11月12日起解除。二、厦门裕盛达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樊某杰2013年8月24日至2014年11月11日期间的工资99781.61元。三、厦门裕盛达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樊某杰经济补偿12000元。四、厦门裕盛达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无需支付樊某杰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2000元。五、驳回厦门裕盛达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裕盛达公司为证明其与樊某杰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审中提交落款为“忠源物流有限公司”的《证明》复印件一份，内容为“兹员工樊某杰于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在本公司忠源物流有限公司上班，工资以现金方式发，特此证明。”该《证明》落款处所盖公章为“厦门忠原物流有限公司”，无载明出具证明的时间。樊某杰质证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该《证明》复印件所盖公章与所载公司的名称不相吻合，且出具证明时不载明出具时间也与常理不合，况且裕盛达公司也未能提供该公司的营业执照予以印证，故对该《证明》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另查明，樊某杰在一审提供的《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载明，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169号209室的产权人为樊某杰、房屋产权的来源为2005年购买商品房、房屋用途为住宅。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争议的焦点为裕盛达公司与樊某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裕盛达公司主张其在劳动合同上盖章系为配合樊某杰解决其小孩的上学问题。然根据查明事实，樊某杰于2005年即在厦门市湖里区购买住宅，且樊某杰2010年2月至2013年8月的社会保险费已有其他公司在为其缴交，即可见2013年8月前樊某杰是与其他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如为解决小孩的上学问题，也无需裕盛达公司另行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及为其缴交社会保险费。且裕盛达公司对其在劳动合同加盖公章、以其员工名义为樊某杰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手续及缴交社会保险费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裕盛达公司理应对其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对裕盛达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裕盛达公司与樊某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裕盛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厦门裕盛达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承茂
审判员 庄伟平
审判员 郑金变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明梅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