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阳中法民一终字第2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汝雄，男，194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
委托代理人：陈诚谊，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诗田，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佘计允，男，195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代理人：姚史部，广东一粤（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孔章，男，194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原审第三人：陈凤华，男，195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原审第三人：谢汝锋，男，1970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
原审第三人：郑德庚，男，1970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东县。
原审第三人：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新江花园新乐楼*座*******房。
负责人：林进修。
上诉人谢汝雄与被上诉人佘计允，原审第三人李孔章、陈凤华、谢汝锋、郑德庚、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8日作出的（2013）阳城法民一初字第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5月，李孔章与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肉类加工厂的主管部门江城区商业局（曾改名为江城区商业集团总公司）签订了承包肉类加工厂合同，由于资金欠缺等原因，邀请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佘计允加入共同承包。由李孔章自任厂长，1998年6月3日改由佘计允任厂长。由于五人合伙经营期间效益不理想出现亏损，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三人为一方与李孔章、佘计允为另一方于1998年3月2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从1996年3月1日起，加工厂由李孔章、佘计允全权经营，五人共同承包期间的亏损由李孔章、佘计允负责每月支付4000元给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直至付清亏损为止。垫清亏损额后李孔章、佘计允须支付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在合伙经营期间投入的100000元，其中的70000元从1996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5%计算利息。李孔章、佘计允在经营加工厂过程中，如因政策造成停止营业，则尚未垫清的亏损金额由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李孔章、佘计允共同承担。”
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于2000年8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李孔章、佘计允支付投资款项73298元。原审法院于2000年11月2日作出（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判决书，认定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与李孔章、佘计允合伙经营期间，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投入肉类加工厂的投资款是109635元，现李孔章、佘计允尚欠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投资款29955元；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与李孔章、佘计允签订的退伙协议书主要条款完备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二条“合伙人退伙的，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规定，李孔章、佘计允未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履行退还谢汝雄三人的投资款等，属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和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的规定，李孔章、佘计允应承担支付尚欠的投资款29955元及逾期付款的责任。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请求判令李孔章、佘计允支付尚欠的投资款及违约金，合法合理，应予支持。李孔章、佘计允称虽与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签订退伙协议书，但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并未实际履行退伙协议，而是继续合伙经营。因李孔章、佘计允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给予证实，不予采纳。综上，判决如下：一、李孔章、佘计允尚欠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投资款29955元，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全部付清。二、所欠投资款29955元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1996年3月1日计至付清款时止。三、李孔章、佘计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2700元由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负担1400元，由李孔章、佘计允负担1300元。上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已经履行完毕。
从2001年12月17日起至2013年3月28日，佘计允以其本人名义承包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生猪鲜肉批发经营的金鸡市场分额的50%。2002年3月13日，谢汝雄（作为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代表）为乙方与佘计允、李孔章为甲方签订《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协约的内容如下：“一、肉类加工厂原由李孔章、佘计允（下称甲方）出资建设，房屋资产核定肆万元正。谢汝雄（下称乙方）投入流动资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正，双方合作经营。二、房屋资产及流动资金均已在肉类加工厂承包费中支付完毕（房屋资产4万元由佘计允收，流动资金10万元及利息由谢汝雄收）。三、江城区食品总公司接管肉类加工厂补偿费具体分配方案：分配给甲方李孔章贰万元（包括社会劳保费）。分配乙方谢汝雄贰万伍千元正，余下分配给佘计允。”佘计允、李孔章在甲方一栏处签名并盖上手指模，谢汝雄在乙方一栏处签名并盖上手指模；且李孔章在合同空白处加注：“如江城食品总公司不接收可继续按股份经营或收取承包费。2002年12月1日。”
2004年3月1日，谢汝雄、佘计允以及李孔章与陈凤华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将肉类加工厂的经营权转包给陈凤华。2006年3月1日佘计允、李孔章与陈凤华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将肉类加工厂的经营权转包给陈凤华。2008年2月15日至2013年3月28日年间，则由佘计允与陈凤华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将肉类加工厂的经营权转包给陈凤华。
2004年3月1日，谢汝雄作为乙方与佘计允、李孔章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关于本公司肉类加工厂，经双方同意由承包者陈凤华经营，由承包者每月按时交给肉类加工厂，甲乙双方（柒仟元正），包括佘计允（壹仟元）工资。二、按甲乙双方的股份分成李孔章（1000元）、佘计允（3500元）、谢汝雄（1500元）。这三人的经费都由承包者支付给个人。房产属佘计允，经营权甲乙双方共有，债权债务甲乙共同负担。”2004年3月10日，谢汝雄、佘计允、李孔章签订《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约定：肉类加工厂是由李孔章、佘计允、谢汝雄三人合股投资经营的，至2004年2月底止结算，尚欠佘计允债务133000元，李孔章房产折旧费20000元及劳保工资30000元。从2004年2月底止，该债务挂账。从2006年3月1日以后在收取承包费中或转让费中支付。从2004年3月1日起，收取陈凤华的承包费由佘计允收取，每月支付佘计允3500元，谢汝雄1500元、李孔章1000元。2006年3月1日以后，收入的承包费或转让费应先支付佘计允及李孔章的债务，清除上述债务后余款部分的承包费由李孔章、谢汝雄、佘计允三人平分，以后以此结算书为准。后谢汝雄称2013年4月，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用江城区裕环市场的经营权与谢汝雄、佘计允以及李孔章的合伙体置换了肉类加工厂经营权，因此要求佘计允先对上述承包款进行结算并分配，但佘计允否认合伙关系，谢汝雄遂于2013年6月4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谢汝雄、佘计允以及李孔章是合伙经营江城区食品公司肉类加工厂，双方之间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佘计允支付2004年3月至2013年3月承包份额款119000元给谢汝雄。原审庭审中，佘计允主张谢汝雄从1996年2月底起就已不再是江城区食品公司肉类加工厂的合伙经营人，该事实已由原审法院（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认为《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协议书》、《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是受胁迫所写，但当时没有报警；其还承认收取的承包费2004年、2005年均有分给谢汝雄及李孔章，2006年之后没有分过；1995年合伙时谢汝雄是有投入10万元资金，有公司出纳可以证实，在（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明确10万元债权债务已全部还清。谢汝雄庭审中自认2002年3月13日签订的《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中约定谢汝雄投入流动资金人民币10万元是1995年入伙投资肉类加工厂的10万元，而经（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已经取回了这10万元，即签订《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后没有实际出资到肉类加工厂。双方自1995年形成合伙关系至今；后来的协议也是与这10万元相关，是不分割的。其已经通过诉讼即（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取回这投资款10万元，即之前的投资款全部领取回，之后没有再投入资金；但谢汝雄并无退伙，从谢汝雄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双方合伙关系一直延续至2013年4月。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谢汝雄、佘计允、李孔章在原审法院于2000年判决李孔章、佘计允支付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的退伙投资款后，是否仍然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对于后来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应当考虑双方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伙关系要件。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虽然，在法院判决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退伙后，谢汝雄又与佘计允、李孔章于2002年3月13日签订《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约定谢汝雄投入流动资金人民币10万元与佘计允、李孔章合作经营肉类加工厂，但谢汝雄庭审中自认上述《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约定的谢汝雄投入流动资金人民币10万元是1995年入伙投资肉类加工厂的10万元且已取回，即2002年3月13日签订《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后没有实际出资到肉类加工厂。由于谢汝雄没有按照2002年3月13日签订的《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提供资金，也从未参与经营管理，不符合个人合伙的实质要件，不存在合伙的基础，佘计允认为是受胁迫签订的协议，应予采信。同样，双方于2004年签订的《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约定的内容不予采信。故谢汝雄请求确认其与佘计允、李孔章存在合伙关系及分割承包款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谢汝雄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680元，由谢汝雄负担。
谢汝雄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谢汝雄、佘计允和李孔章于2002年3月13日签订的《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并没有约定谢汝雄还须投入流动资金10万元，该决议书只是再次明确了肉类加工厂原来的合伙状况和资金构成，因此原审判决以谢汝雄在签订该《决议书》后没有按该《决议书》约定投入10万元资金，从而认定谢汝雄没有实际出资的认定错误。2、谢汝雄已收取的10万元流动资金是基于合伙体产生利润按原投入的数额获得的收益，佘计允也一样按原投入获得了利润分成。按该《决议书》第一、二条约定可知，谢汝雄和佘计允都已收回了原来投入的投资款，但双方的合伙关系依然存在，谢汝雄并没有退伙。在（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判决中，谢汝雄请求佘计允、李孔章支付协议约定的投资款，并没有诉请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并且佘计允、李孔章在（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案的庭审中自始至终都明确表示谢汝雄未退伙，反而佘计允承认其在1996年3月1日正式退出经营。原审判决只看到该《决议书》中谢汝雄收回投资款的文字，而对佘计允收回投资款的条文视而不见，故原审判决认为谢汝雄应按《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提供资金才属出资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认定谢汝雄从未参与经营管理错误。肉类加工厂从1997年3月起就发包给陈凤华承包，这种情况下谢汝雄和佘计允都不需要参与实体的经营管理，只需按时收取承包款即可。2004年3月1日谢汝雄、佘计允、李孔章和承包人陈凤华签订《承包合同书》，表明谢汝雄在参与管理。谢汝雄、佘计允和李孔章协商一致，由佘计允负责向陈凤华收取租金，佘计允在收取的承包款中多分得1000元。二、原审判决证据不足。原审判决作出佘计允是受胁迫签订《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的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佘计允是受到何人如何胁迫原审没有查明，如果佘计允是受到胁迫在2002年3月13日签订《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那为何又在2004年3月1日与谢汝雄、李孔章及陈凤华签订《承包合同》，为何在2004年3月1日与谢汝雄、李孔章签订《协议书》和在2004年3月10日签订《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况且《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有李孔章的签名，李孔章在庭上明确表示佘计允没有受到任何胁迫，佘计允是基于和谢汝雄、李孔章合伙的事实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决议书的。再者，如果佘计允认为该《决议书》是受胁迫所写，应依据法律规定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但佘计允并未这样做。所以，原审判决无视佘计允的多次和不同时间的签名确认合伙关系的存在，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推断出佘计允受胁迫签订《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是错误的。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谢汝雄与佘计允及李孔章是合伙经营江城区食品公司肉类加工厂，双方之间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3、判令佘计允支付2004年3月至2013年3月承包份额款119000元给谢汝雄。
被上诉人佘计允答辩称：一、谢汝雄从1996年2月底起已退出合伙体的经营，不再是江城区食品公司肉类加工厂的合伙人的事实清楚。谢汝雄的退伙事实，有谢汝雄与佘计允于1998年3月28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为证，退伙协议明确从1996年3月1日起加工厂由佘计允及李孔章全权经营，并确认合伙体存在亏损事实，谢汝雄的亏损及投资款10万元由佘计允与李孔章垫支。该退伙事实，已经原审法院（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谢汝雄退伙后，不再出资，不再参与合伙体的经营管理，没有重新入伙的行为和事实，其已不是肉类加工厂的合伙人。二、谢汝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1、谢汝雄在上诉称其已收取的10万元不是退股金，而是合伙的利润收益，显然不符客观事实。在谢汝雄与佘计允合伙经营加工厂期间，合伙体经营亏损这一客观事实，在原审庭审中也得到了李孔章的证实，正因为当时存在亏损，谢汝雄才会退出经营。1998年3月28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也明确写明由谢汝雄及李孔章垫支亏损及支付投资款10万元。在合伙体亏损的情况下，不存在利润分配。只有谢汝雄退伙，才可要求其他合伙人退还投资款，否则，有违个人合伙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因此，谢汝雄称其收到的10万元退股金是利润分成，否认退伙与客观事实不符。2、个人合伙关系的确立，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律要件。本案中，谢汝雄于1996年2月底已退伙并被原审法院（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谢汝雄退股后并没有重新出资，没有参与合伙体的经营管理，谢汝雄的行为不符合法律有关确立个人合伙关系的法律特征要件，谢汝雄没有与佘计允重新确立新的合伙关系。3、谢汝雄提供的《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协议书》、《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不能作为重新确立合关系的依据。首先，上述《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等证据材料是谢汝雄采取欺骗、胁迫手段取得，是谢汝雄想借肉类加工厂收购改制之机，骗取国家补偿款，强迫佘计允签写，不是佘计允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谢汝雄胁迫行为正确。对于谢汝雄借肉类加工厂改制之机，骗取补偿款的事实，在原审质证阶段，佘计允在质证2004年3月3日、同年3月10日、同年6月3日三份不同内容的结算书时，对在较短的时间内签写了三份内容不同、债权债务数目出入较大的结算书提出异议，李孔章也承认签写结算书是为了争取上级部门的补偿款。在原审询问佘计允被殴打的事实时，李孔章也承认佘计允有被打的事实。按照常理，在谢汝雄追讨退股金未果并诉至法院，并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取回退股金的情况下，佘计允与谢汝雄之间已有矛盾冲突，已不存在再合作的基础，不可能再签订相关协议。其次，谢汝雄在原审中没有提供重新确立合伙关系的证据。谢汝雄主张其仍是肉类加工厂的合伙人，应当提供重新入伙协议，且入伙协议应明确出资的比例、收益分配、风险的承担等内容。谢汝雄提供的《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协议书》、《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不是合伙协议，不具备合伙协议的实质内容。再次，谢汝雄退伙后没有实际出资，没有参与合伙体的经营管理，不符合合伙的实质要件，不存在合伙的基础。综上所述，谢汝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李孔章述称：原审判决错误，原审判决认定谢汝雄退伙不是事实，谢汝雄只是拿回投资款，并没有退伙。签订的《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协议书》、《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都是经过谢汝雄、佘计允与李孔章商量，是谢汝雄与佘计允找李孔章商量签订的，并不是被迫签订的，原审法院认定是胁迫签订不是事实，同意谢汝雄的上诉理由及请求。
原审第三人陈凤华述称：对原审判决没有意见，陈凤华不清楚谢汝雄与佘计允及李孔章签订协议的情况。
原审第三人谢汝锋述称：对原审判决有意见，同意谢汝雄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原审第三人郑德庚述称：对原审判决有意见，同意谢汝雄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原审第三人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供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查明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三人为一方与李孔章、佘计允为另一方于1998年3月28日签订《协议书》有误，实际签订时间为1996年2月28日，该协议约定“江城区食品总公司肉类加工厂（以下简称肉类加工厂）从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起由李孔章、佘计允负责承包全权经营。双方签订如下协议：一、屠场从一九九六年二月底前账目亏损由李孔章、佘计允承担。从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开始，每日垫支肆仟元的亏损，直至垫清九六年二月底前的全部亏损为止。二、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在合股时所投入的壹拾万元投资款，其中柒万元按月息5%从三月一日起按日计息给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该投资款的期限要在李孔章、佘计允垫清全部的九六年二月底前的亏损额后退回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李孔章、佘计允用相应的家产作这笔投资款的抵押保证。如李孔章、佘计允有资金周转，不需要这笔投资款，可提前退回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三、屠场在二月底前经营的账目亏损。其中拾万元以外亏损额的利息，由李孔章、佘计允与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双方按月息5%各负担50%，李孔章、佘计允必须首先垫支十万元以外的亏损，直至垫清该亏损后，不再负担这十万元以外的亏损利息（二月底前的帐目附清单）。四、李孔章、佘计允在经营屠场过程中，如因政策不允许造成屠场停止经营，还剩下来未垫清的亏损金额，由李孔章、佘计允与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共同承担。如因李孔章、佘计允无故停止营业，李孔章、佘计允应承担全部亏损额及利息，并退回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所投资款壹拾万元。五、李孔章、佘计允承担屠场的一切债权债务，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不得干涉李孔章、佘计允的经营管理。如有充实证据证实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有破坏性行为造成屠场停业，要赔偿李孔章、佘计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六、屠场的一切固定资产及设备在未垫清亏损额之前，五年内由李孔章、佘计允垫清亏损额之后，还要垫清肆万元的房屋折旧（按每年分摊房产壹万元及每月地租陆百元由经营方负责支付。）期满后由李孔章、佘计允与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双方共同处理屠场的固定财产及产权。以前所签合同一律作废。七、本合同一式两份，李孔章、佘计允与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各执一份，共同遵守执行，任何一方违约都要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二审期间，本院到阳江市工商局调取肉类加工厂的工商登记材料，经庭审各方当事人确认，肉类加工厂是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于1995年开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地址是阳江市江城区金山独田水库边。同年5月，李孔章与肉类加工厂的主管部门江城区商业局（曾改名为江城区商业集团总公司）签订了承包肉类加工厂合同，由于资金欠缺等原因，邀请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佘计允加入共同承包，由李孔章自任厂长。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于1995年7月7日向工商部门提交申请开办肉类加工厂材料中反映，该企业有职工十人，分别是：李孔章、佘计允、陈世旭、曾广华、李向兰、林元、谢汝红（实为谢汝雄）、陈日、马良、陈爱。1995年8月21日肉类加工厂经工商部门核准成立。1998年6月3日，阳江市江城区商业局解聘李孔章的肉类加工厂厂长职务，改由佘计允担任。2001年12月17日，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聘任陈凤华为肉类加工厂副经理，负责全面工作，聘任佘计允为该厂副经理，陈凤华与佘计允各承包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金鸡市场份额的50%。佘计允与李孔章于2006年3月20日签订《协议书》，约定李孔章其在肉类加工厂的股权折价3.8万元转给佘计允，李孔章退伙。2009年4月13日，陈凤华将其与林运莲（案外人）所有的阳江市江城区教师新村一街五巷五号房屋出租给肉类加工厂作为该厂的经营用房，并向工商部门变更为该厂的地址为阳江市江城区教师新村一街五巷五号。至2013年11月13日，肉类加工厂的营业执照中负责人仍为陈凤华。
对于1996年2月28日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三人为何会与李孔章、佘计允签订《协议书》的问题，谢汝雄在（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案的庭审笔录中多次反映到“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已经退出肉类加工厂的经营，由李孔章、佘计允负责经营。”而佘计允、李孔章则称“谢汝雄方是名义上退伙，实际谢汝雄没有退伙。”本案二审庭审中，谢汝雄称“当时合伙经营时出现亏损，大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谢汝锋、郑德庚、谢汝雄三人经营，由三人垫支亏损额。二是由李孔章、佘计允经营，由其两人垫支亏损额。”李孔章本案二审庭审中则认为谢汝雄当时是拿回投资款，没有退伙。
1999年至2013年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肉类加工厂的发包情况：1999年11月1日，谢汝雄、佘计允代表甲方肉类加工厂与乙方陈凤华签订《承包协议书》，将肉类加工厂的经营权转包给陈凤华。承包时间从1999年10月1日起至2002年2月底。承包费：双方商定承包上缴承包费为每月陆千元正，乙方必须在当月壹号前上缴该月的上缴款给甲方，否则，乙方无权经营屠场。
2001年12月17日，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甲方）与肉类加工厂陈凤华（乙方）签订《经营承包合同》，甲方同意将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肉类加工厂交乙方承包，承包时间从2001年12月17日起至2004年2月底止，乙方每月上缴甲方管理费叁仟元正。
2004年3月1日，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甲方）与肉类加工厂佘计允（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甲方同意将肉类加工厂交乙方承包，经营总公司金鸡市场份额的50%，承包时间从2004年3月1日起至2006年2月28日止，乙方每月上缴甲方管理费叁仟伍佰元。
2004年3月1日，佘计允、李孔章以及谢汝雄与陈凤华签订《承包合同书》，将肉类加工厂承包给陈凤华，承包时间从2004年3月1日起至2006年2月底止。承包费为每月柒仟元正（包括佘计允的工资1000元，不用上班）……承包者必须在每月25日之前依时上交管理费。……经营上缴总公司管理费由承包者按月交给佘计允、李孔章以及谢汝雄上交给总公司。
2006年3月1日，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甲方）与肉类加工厂佘计允、李孔章（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甲方同意将肉类加工厂交乙方承包，经营总公司金鸡市场份额的50%，承包时间从2006年3月1日起至2008年2月28日止，乙方每月上缴甲方管理费肆仟元正。
2006年3月1日，佘计允、李孔章（甲方）与陈凤华（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将肉类加工厂承包给陈凤华，经营金鸡市场份额的50%，承包时间从2006年3月1日起至2008年2月底止。承包经营期间，乙方每月上交管理费肆仟元代交总公司，上交承包费陆仟元（包括佘计允工资1000元，不用上班）给李孔章、佘计允。
2008年2月15日，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甲方）与肉类加工厂佘计允（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甲方同意将肉类加工厂交乙方承包，经营总公司金鸡市场份额的50%，承包时间从2008年2月15日起至2009年2月15日止，乙方每月上缴甲方管理费肆仟元正。
2008年2月15日，肉类加工厂佘计允（甲方）与陈凤华（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将肉类加工厂承包给陈凤华，经营金鸡市场份额的50%，承包时间从2008年2月15日起至2009年2月15日止。承包经营期间，乙方每月交管理费肆仟元代交总公司，上交承包费陆仟元（包括佘计允工资1000元，不用上班）给佘计允。
2009年2月15日，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甲方）与肉类加工厂佘计允（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甲方同意将肉类加工厂交乙方承包，经营总公司金鸡市场份额的50%，承包时间从2009年2月15日起至2010年2月14日止，乙方每月上缴甲方管理费柒仟元正。
2009年2月15日，肉类加工厂佘计允（甲方）与陈凤华（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将肉类加工厂承包给陈凤华，经营金鸡市场份额的50%，承包时间从2009年2月15日起至2010年2月14日止。承包经营期间，乙方每月交管理费柒仟元代交总公司，上交承包费陆仟伍佰元（包括佘计允工资1000元，不用上班）给佘计允。
2010年2月15日，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甲方）与肉类加工厂佘计允（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甲方同意将肉类加工厂交乙方承包，经营总公司金鸡市场份额的50%，承包时间从2010年2月15日起至2011年2月15日止，乙方每月上缴甲方管理费柒仟元正。
2010年2月15日，肉类加工厂佘计允（甲方）与陈凤华（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将肉类加工厂承包给陈凤华，经营金鸡市场份额的50%，承包时间从2010年2月15日起至2011年2月15日止。承包经营期间，乙方每月上交管理费柒仟元代交总公司，上交甲方每月管理费伍仟伍佰元。（包括佘计允工资1000元，不用上班共6500元人民币。）佘计允、陈凤华认为合同约定的承包费为每月6500元（包括佘计允月工资1000元）。
2011年2月15日至2012年3月27日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承包经营合同》，佘计允认为该年江城区食品公司没有将肉类加工厂发包给佘计允与陈凤华经营，谢汝雄则认为该年陈凤华仍继续承包。据佘计允原审提供的证据5现金支出证明单反映，佘计允在2011年2月25日至2012年2月29日每月收取承包费5500元。陈凤华称该段时间虽没有签订承包合同，但其仍按上一年的标准每月交5500元承包费给佘计允，该款已扣除佘计允每月1000元工资。
2012年3月28日，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甲方）与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批发行（经营金鸡市场份额的50%）职工佘计允（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甲方同意将市分配给我公司生猪鲜肉批发经营的金鸡市场份额的50%交乙方承包经营，承包时间从2012年3月28日起至2013年3月28日止，乙方每月上缴甲方管理费陆仟伍佰元正。
2012年3月28日，肉类加工厂佘计允（甲方）与陈凤华（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将肉类加工厂承包给陈凤华，经营金鸡市场份额的50%，承包时间从2012年3月28日起至2013年3月28日止。承包经营期间，乙方每月上交管理费柒仟元代交（￥6500元）总公司，上交甲方每月管理费伍仟元整。（￥5000元）包括佘计允工资每月（￥1000元），不用上班共（￥6000元）佘计允的社保、医保由乙方支付。佘计允、陈凤华认为该年合同约定的承包费是每月6000元（包括佘计允月工资1000元）。
对上述承包问题，各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需上缴给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的管理费数额没有异议，但谢汝雄对合同约定陈凤华每月需缴交的承包费数额有异议，其认为陈凤华每月需缴交的承包费数额一直为7000元每月。李孔章认为其退伙前陈凤华每月需缴交的承包费是7000元每月，其2006年3月20日退伙后陈凤华每月需缴交的承包费是多少不清楚。
还查明：谢汝雄、佘计允、李孔章除在2004年3月10日签订《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外，还曾另外签两份结算书，分别是：2004年3月3日谢汝雄、佘计允、李孔章签订《投资建设阳江市江城区食品肉类加工结算书》，约定“江城区食品总公司肉类加工厂是由李孔章、佘计允（称甲方）谢汝雄（称乙方）两大股东合股投资建设经营的，于二○○四年三月三日进行企业清理债权债务结算如下：肉类加工厂结算至二○○四年二月底止，尚欠投资款397700元，债务130200元，合计欠款总额527900元。二○○四年三月一日至二○○六年二月底止肉类加工厂承包给陈凤华，每月6000元，2年共144000元，抵顶债务后，加工厂的债务尚有383400元未支付，该债务从二○○六年三月一日以后在收入的承包费或总公司收回转让费及补偿费中付清全部投资款及债务为止。”2004年6月3日谢汝雄、佘计允、李孔章签订《肉类加工厂债权债务结算书》，约定“江城区食品总公司肉类加工厂是由李孔章、佘计允为股东，谢汝雄为股东合股经营肉类加工厂，至二○○四年二月底双方股东结算清单如下：至二○○四年二月底止，尚欠佘计允地租、房租及房产折旧等费用壹拾叁万叁仟元（其中贰万元属李孔章房产费）未付。该款由佘计允从二○○四年三月份开始收取肉类加工厂的承包费抵顶，直到二○○六年二月止，不足部分仍由佘计允收取肉类加工厂承包费或总公司收回的补偿费中付清为止。从二○○四年三月份开始，由佘计允收承包费每月3500元，其中1000元作为二○○四年三月至二○○六年二月的地租费。今后，肉类加工厂的债权债务由各股东共同承担。该结算各股东无异议。”佘计允认为三份结算书内容不同，债务相差较大，在同一时间内承包费不可能存在既抵顶债务，又按约定分红的情况，签订《结算书》最初本意是争取补偿款，2004年3月10日的《结算书》不可信。谢汝雄认为不同时段的债务计算会有不同，这三份结算书证明谢汝雄、佘计允、李孔章存在合伙关系。李孔章则认为应以2004年3月10日的《结算书》为准，因该《结算书》内容写明“以后以此结算书为准”。
另对2004年3月10日《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中约定的欠佘计允债务133000元的性质问题，佘计允在原审答辩中称是属于当初谢汝雄、佘计允退股时认可佘计允的债权。谢汝雄、李孔章对欠佘计允债务133000元都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佘计允是否应支付从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的承包份额款给谢汝雄。据查明的事实反映，肉类加工厂是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谢汝雄、佘计允、李孔章在肉类加工厂成立时就已为该企业的职工，对肉类加工厂享有承包权。1996年2月28日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与李孔章、佘计允签订的《协议书》按其内容及谢汝雄在（2000）城民初字第829号案的庭审笔录陈述来理解应是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取回所投入的10万元投资款并退出肉类加工厂的承包经营，但该协议并没有约定谢汝雄等人不再对肉类加工厂享有承包权，且《协议书》中第六条约定了“期满后，由李孔章、佘计允与谢汝雄、谢汝锋、郑德庚双方共同处理屠场的固定财产及产权。”由此可见谢汝雄等人虽然退出了肉类加工厂的承包经营，但实际上谢汝雄等人对肉类加工厂的财产仍享有处分权，这从后来谢汝雄与佘计允、李孔章在2004年签订三份《结算书》亦可以证明。谢汝雄与佘计允、李孔章在2000年之后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即2002年3月13日《处理肉类加工厂决议书》、2004年3月1日《协议书》、2004年3月10日《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及谢汝雄、佘计允、李孔章与陈凤华于2004年3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是谢汝雄基于其享有对肉类加工厂承包权利及对财产的处分权利才参与签订上述合同。2004年3月10日《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约定尚欠佘计允债务133000元，该款从2006年3月1日以后收取承包费中支付，佘计允该行为与谢汝雄在1996年退出承包经营的情况一样，佘计允将其享有的肉类加工厂50%承包经营权转包给陈凤华，其退出肉类加工厂的承包经营，并先由其取回合伙投入的133000元的投资款，之后佘计允与李孔章、谢汝雄三人基于对肉类加工厂所享有的承包权、财产的处分权而分享陈凤华每月所支付的承包费。故本院认为，由于佘计允与陈凤华所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期限是至2013年3月底，谢汝雄在此期间仍享有对肉类加工厂的承包权及财产处分权，其有权与佘计允一样领取承包份额款。而2004年3月1日《协议书》、2004年3月10日《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是谢汝雄、佘计允、李孔章三方自愿签订，无证据证明存在胁迫、欺诈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照上述约定来履行，谢汝雄请求佘计允支付2013年3月前的承包费份额款应予以支持，原审以谢汝雄与佘计允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为由驳回谢汝雄的诉讼请求处理欠妥，应予纠正。
佘计允在原审承认收取2004、2005年的承包费均有分给谢汝雄及李孔章，2006年之后没有分过。谢汝雄也自认收到2004年3月1日至2006年3月1日共36000元承包费，故余下的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的承包费份额款，佘计允仍应支付，但应按照本院查明部分佘计允与陈凤华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所约定每月承包费数额来计算，谢汝雄主张每年陈凤华需支付的承包费都是7000元每月（包括佘计允每月工资100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不予采信。另佘计允主张2011年2月15日至2012年3月27日阳江市江城区食品总公司没有发包江城区食品公司肉类加工厂，但从查明事实反映，佘计允在2011年2月25日至2012年2月29日每月收取承包费5500元，且陈凤华亦承认缴交承包费的事实，故佘计允仍应支付该段时间的承包份额款给谢汝雄。现对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陈凤华缴交的承包费认定如下：2006年4月至2008年2月底承包费为115000元［（6000元－1000元）×23个月］；2008年3月至2009年2月底承包费为60000元［（6000元－1000元）×12个月］；2009年3月至2010年2月底承包费为66000元［（6500元－1000元）×12个月］；2010年3月至2011年2月底承包费为66000元［（6500元－1000元）×12个月］；2011年3月至2012年2月底承包费为66000元（5500元×12个月）；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底承包费为65000元［（6000元－1000元）×13个月］；以上合计438000元。按照2004年3月10日《肉类加工厂内部债权债务结算书》中约定“2006年3月1日以后，收入的承包费或转让费应先支付佘计允及李孔章的债务，清除上述债务后余款部分的承包费由李孔章、谢汝雄、佘计允三人平分”，则从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佘计允应支付谢汝雄的承包费份额款为：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承包费总收入438000元减去应先支付佘计允及李孔章的债务183000元（133000元＋50000元）再按3个人平均分（即除以3人）等于85000元。另谢汝雄主张佘计允每月多分配的1500元应在合伙体欠其的133000元个人总债务中逐月扣减，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应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谢汝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及处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3）阳城法民一初字第55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佘计允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承包份额款85000元给上诉人谢汝雄；
三、驳回上诉人谢汝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6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元，均由被上诉人佘计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关 衡 勋
审 判 员 司徒达国
代理审判员 施 震 宇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
书 记 员 冯 梅 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