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4）临行初字第34号
原告蒋宏军。
被告临桂县两江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两江镇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明，镇长。
委托代理人梁辉，临桂县两江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蒋宏军不服被告两江镇政府行政处罚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1月6日立案受理，于同年11月12日向被告两江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蒋宏军、被告两江镇政府委托代理人梁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0月18日，“两江城管中队”将一张《违法停车告知单》贴在一辆车牌号为桂Cxxx**号的小型轿车驾驶室的前方挡风玻璃上，内容为：“尊敬的车主：您的车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的规定，现前轮已被上锁并被拍照、摄像，请在24小时内与两江城管中队联系，否则移交交警部门处理。谢谢合作！违法停车地点：客车上下点；违法停车时间：14年10月18日时分；接受处理地址：两江镇政府门口交通亭；电话：183xx****xx、182xx****xx”。同日，桂Cxxx**号车的司乘人员与《违法停车告知单》上留下的电话取得了联系，一辆牌号为桂CHxx**，车身上印有“城市监察”字样的小车来到现场，车上人员提出要对桂CJJ4**号车罚款100元作为警告，该车的司乘人员交纳了100元，对方开具了一张“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桂Cxxx**违规停放在客车专用位上，现处罚100元作为警告”，落款处盖有“临桂县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公章。随后，“城建监察中队”人员将锁住的桂Cxxx**号车的前轮锁解开放行。
本院发出应诉通知书后，被告两江镇政府未提交作出上述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
原告蒋宏军诉称，2014年10月18日中午12：50许，原告将一辆车号为桂Cxxx**牌号的小型客车停放在临桂县两江镇市场门口东侧马路边的停车线内。14：15准备离开时发现车的左前轮被锁，驾驶室玻璃上贴有一张违法停车告知单。原告按照告知单上留下的联系方式与电话为183xx****xx进行联系。两分钟后，被告方五人驾驶一辆牌号为桂CHxx**，车身上印有“城市监察”字样的小车来到现场。被告方提出必须罚款一百元。原告提出要被告方提供票据，被告方说只能出具收据，并且给原告出具了一张盖有“临桂县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印章的罚款收据。在原告交了一百元以后，被告方才将锁解开。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无权对原告作出“处罚100元作为警告”的处罚，并且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同时还存在滥用职权问题。因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1、判决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2、判决被告登报赔礼道歉；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为其诉请，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时间为2014年10月18日的《违法停车告知书》以及处罚100元的《收据》，证明自称为临桂县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对原告进行了处罚，处罚金额为100元；
2、现场照片（3张），证明当时处罚原告驾驶的车辆的城管人员及其所驾驶的车牌号为桂Cxx**，车身上印有“城市监察”字样；
3、2014年11月25日两江镇政府出具给原告收执的《关于临桂县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的情况说明》，证明两江镇不存在城建监察中队；
4、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基本身份等情况以及诉讼主体资格；
5、《机动车行驶证》（庭审中提供），证明桂Cxxx**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为张进；但主张当时该车是由原告驾驶的，并由原告与城管人员电话联系的，罚款的100元也是原告交纳的，当时围观的人员可以证明。
被告两江镇政府辩称（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日的“行政答辩状”），一、被答辩人不适格本案行政诉讼主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提起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必须与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本案中，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受到答辩人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
2014年10月18日中午，一辆车牌号为桂Cxxx**小型客车乱停乱放在临桂县两江镇东升农贸市场主要交通要道东侧“两江班车侯车点”，长达约2小时，无法与其联系，导致两江班车无法进入规定的侯车点，给侯车乘客搭车的正常秩序带来许多不便及影响。为此，答辩人城管工作人员对桂Cxxx**小型客车乱停乱放行为作出了100元的罚款处罚。与该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的应当为桂Cxxx**车的实际持有人。经核实：被答辩人与桂Cxxx**实际车辆持有人或者所有人不相符，被答辩人在本案中应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
二、答辩人的行政行为有法可依。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第一条：“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法”。第二条“在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法”。第二条“在本自治区城市内，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镇（含乡）政府所在地适用本办法”。答辩人依据上述“条例”办法，有权在所属辖区范围依法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条例》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应当在城市停车场、道路、居民小区等划定停放车辆的位置有序停放。禁止在城市广场、人行道、绿地以及未划定停车位置区域停放”。第四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处以200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款规定的，处以20元以下罚款”，以及根据2013年7月1日起实施的《桂林市城市管理暂行规定》第七十三条的相关规定，答辩人城管工作人员在2014年10月18日对于桂CJJ4**在两江班侯车点乱停乱放行为给予100元的处罚，符合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公德意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答辩人的行政行为具有社会的公益性、合法性，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对桂Cxxx**车辆乱停乱放的处罚，并非对实体驾驶人的处罚。被答辩人并非桂Cxxx**车辆实际持有人，与答辩人的行政处罚无关联性，在本案中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且其诉讼请求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庭审中，被告提交了一张照片，证明被处罚的桂Cxxx**号小型轿车停放的位置就是两江班车的侯车点。
从被告作出的上述答辩观点看，其对桂Cxxx**号车的处罚所适用的依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五）项，以及《桂林市城市管理暂行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到案的上述证据（含照片）作如下确认：
一、对原告提供的证3、4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对原告提供的证1、2、5的真实性亦予认可，但对原告主张的当时该车为其驾驶，是对其本人处罚100元罚款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一）当时车辆处于车内无人的停放状态，并非行驶状态，难以证明系原告所驾驶；（二）从《违法停车告知书》和处罚100元的《收据》来看，所“告知”和“罚款100元作为警告”的对象应当是车主，而非驾驶人，“收据”上也没有载明被处罚人为原告；（三）且无其他证据与之相互印证。故不能证明车辆由原告驾驶、并对其处罚100元的事实。
二、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即一张照片），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依据上述证据以及庭审情况，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
2014年10月18日中午12时50分许，一辆车牌号为桂Cxxx**号的蓝色小型轿车停放在临桂县两江镇东升农贸市场门口东侧的公路边的停车线（框格）内，旁边右前方竖立一块写有“两江班侯车点”的牌子。原告蒋宏军自称系其驾车到此处停放的。当日14时15分许，桂Cxxx**号车的司乘人员准备开离此车时发现车的左前轮被锁，驾驶室的前方挡风玻璃上贴有一张《违法停车告知单》，内容为：“尊敬的车主：您的车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的规定，现前轮已被上锁并被拍照、摄像，请在24小时内与两江镇城管中队联系，否则移交交警部门处理。谢谢合作！”，同时还附有接受处理地址及联系电话号码等。原告自称按“告知单”上留下的电话号码打了电话，稍后，一辆车牌号为桂CHxx**，车身上印有“城市监察”字样的小车来到现场，车上人员提出要对桂Cxxx**号车罚款100元作为警告，该车的司乘人员交纳了100元（原告自称系其交纳的），对方开具了一张“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桂Cxxx**违规停放在客车专用位上，现处罚100元作为警告”，落款处盖有“临桂县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公章。随后，“两江城建监察中队”人员将其锁住的桂Cxxx**号车的前轮锁解开放行。
原告蒋宏军不服上述处罚行为，于2014年11月6日诉至本院，请求作出如其诉请之判决。
本案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两江镇政府于同年11月25日出具了一份《关于临桂县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的情况说明》给原告收执，内容为：“经核实已不存在临桂县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这个行政机构。临桂县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当时临桂县成立城建监察大队，小城镇建设乡镇也相应成立了城建监察中队，为自收自支单位，后撤销”。原告收到此份《说明》后，于同年11月29日到临桂县公安局两江派出所报案，要求查处。该所已受理原告报案，受理的案由为“诈骗”。
本院认为，综合原、被告的诉辩观点，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被告双方是否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一、关于原告蒋宏军作为“起诉人”是否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根据本案已确认的上述法律事实，涉案的桂Cxxx**号车的所有人（即车主）为张进，并非“起诉人”蒋宏军。而该车辆是处于无人驾驶的停放状态时，因“违法停放在客车专用位上”被“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处罚的，不是在行驶过程中因“驾驶人”违章被处罚。《违法停车告知单》和罚款《收据》所显示的“相对人”和被处罚的“对象”均为桂Cxxx**号车的车主，不是针对驾驶人，即与谁是“驾驶人”没有关联性。且因该车当时处于无人驾驶的停放状态，即使原告自认是其驾驶该车到此处停放，亦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至于原告自称的“是我打电话联系的”、“罚款的100元也是我交纳的”为真实事实，也只能视为其代车主交纳罚款，不能算为是对原告本人的处罚。因此，原告蒋宏军与本案“处罚100元作为警告”的行政处罚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而提起行政诉讼，即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第二十七条：“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的规定。
二、关于被告两江镇政府是否本案适格的“被告”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是否存在“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这个机构，而这个机构是否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构，或是属于两江镇政府（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并由其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的，才应当以两江镇政府为被告。本案中，被原告起诉列为“被告”的两江镇政府在诉讼中已出具了《情况说明》给原告收执，以说明“经核实已不存在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这个机构。……，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为自收自支单位，后撤销”。即两江镇政府以“公文”的形式确认了“已不存在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这个机构”。庭审质证时，当原告出示上述《情况说明》时，被告代理人再次予以认可。既然已不存在“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这个机构，那么，就无从谈起该机构是否两江镇政府的内设机构以及由其授权行使行政职权以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等问题。即两者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或行政隶属关系。原告对此亦不能举证予以证明。因此，两江镇政府就不是作出或授权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原告起诉将其列为“被告”则为“不适格”。两江镇政府虽在答辩中“认可”处罚桂Cxxx**号车的行为系“答辩人城管工作人员”所为，并提出了本案涉诉的“行政行为”有“事实依据”、“有法可依”等观点，但开具罚款的《收据》上显示的公章是“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而不是所谓的“城管中队”。即两江镇政府答辩观点与其出具的“不存在两江镇城建监察中队”是相互矛盾的。
综上所述，本案中的原、被告双方均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蒋宏军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伟文
审 判 员 莫桂林
人民陪审员 何永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蒙玲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