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35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惠和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大唐镇龙潭路423号。
法定代表人：杨同辉，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周，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戚光辉，男，1955年3月2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上诉人诸暨市惠和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戚光辉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8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惠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承担17445.5元的支付责任；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提交的入库单均系被上诉人自己制作，上诉人均予以否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诉人提供的汇款证据能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203800元，案件争议焦点是查明汇款的结算时间是2014年还是2015年，一审法院让上诉人三日内提交汇款证据，时间太短，有意倾向被上诉人，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利。在庭询中，上诉人补充称其又发现2014年12月30日向上诉人女儿支付了50000元，一共支付了253800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审法院把举证责任倒置了，被上诉人主张16万多元支付的是2014年的加工费，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是原审法院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上诉人，这是不正确的，不能因为被上诉人自认16万多元是支付2014年的，就认为是支付2014年的加工费。
戚光辉辩称，根据行业交易习惯，一般都是当年做的业务都要到年底才能收到部分货款，就算有预付的情况，也只支付10000、20000元的整数，不可能有零头。2015年4月24日汇付的13800元是支付2014年的加工费，2015年8月4日及以后支付的才是2014年以后的交易货款。上诉人送袜子过去如其仓库保管员上班期间的话，就由仓库保管员签字，如果仓库保管员下班了，就由杨同辉、刘保恩等人签字。
戚光辉于2016年7月1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惠和公司支付加工费人民币221245.50元，审理中变更为18114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3年起，双方有袜子加工业务关系。2014年12月18日，惠和公司再次向戚光辉下单，要求戚光辉继续为惠和公司加工袜子，此后双方发生多笔加工业务。经核算，2014年12月18日至2016年1月15日，惠和公司应支付戚光辉的加工费总金额为221245.50元。加工期间，惠和公司于2015年2月4日汇付100000元，2015年2月12日汇付50000元，2015年4月24日汇付13800元，2015年8月4日汇付20000元，2015年9月18日汇付20000元，以上五笔合计203800元。戚光辉自认，2015年4月24日之前的三笔汇款合计163800元系支付2014年度（具体应为2014年12月18之前）的加工费，自此2014年加工费已清；2015年8月4日汇付20000元，2015年9月18日汇付20000元，两笔合计40000元系支付2015年度的加工费。惠和公司庭审陈述，2014年的加工费用已经付清以及戚光辉儿子结婚时现金支付60000元，但均未能举证证明。另查明，惠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同辉及主要成员于2016年4月底离开诸暨，离开前亦未就加工费用与戚光辉进行结算。戚光辉为此曾向诸暨市大唐镇人民政府、诸暨市公安局大唐派出所反映情况，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戚光辉与惠和公司间的加工行为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惠和公司五笔汇款203800元中163800元是否系支付2014年度的加工费。该院认为，应认定163800元系支付2014年的加工费，具体理由如下：一、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双方虽一致陈述2014年度的加工费用已经结清，但说法不一，戚光辉主张惠和公司支付了案涉五笔汇款203800元中163800元后方才结清，并提供了账本以证实双方2014年度加工费36万余元；惠和公司则辩称案涉五笔汇款203800元均系支付2015年度加工费用，但未能就2014年加工费费用系另行支付的事实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该院认为，双方一致认可双方之间2014年存在加工业务关系，在戚光辉自认163800元系支付2014年加工费且惠和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形下，应由惠和公司对2014年加工费数额及支付完毕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惠和公司并未能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从双方庭审陈述及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角度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首先，戚光辉陈述，加工费通常待加工完毕后支付，且通常迟延支付，甚至年后支付，以及加工费支付完毕后，戚光辉将入库单、工艺单等证据交还惠和公司以表明账已结清，该做法符合当地加工行业的交易习惯。本案中，戚光辉虽就2014年加工情况仅提交了账本这一证据，但账本对2014年12月18日之后加工袜子型号、数量以及用料情况的记载与戚光辉提交的入库单、织造工艺单等证据高度吻合，基于后续记载的真实性、可信性，该院有理由相信账本前期记载的真实性，账本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其次，惠和公司陈述，除五笔汇款203800元外，尚现金支付60000元。若该陈述属实，其已支付的2015年度加工费用总额便达263800元，远超戚光辉陈述的221245.50元，在2014年加工费用已经结清的情形下，惠和公司无理由超额支付加工费用，其辩述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其陈述203800元均系支付2015年度加工费的陈述不具有可信性。最后，惠和公司辩称尚欠戚光辉加工费17445.50元，亦是依据戚光辉陈述的2015年度加工费221245.50元扣除五笔汇款203800元而得出，间接证实戚光辉的主张具有较高的可信性。综上，该院认为，惠和公司尚欠戚光辉加工费181245.5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戚光辉起诉要求惠和公司支付加工费181145元，在合理范围内，该院予以支持。惠和公司辩称2014年的加工费用已经全部结清，案涉203800元仅系全部支付案涉加工费用，对该辩述不合理部分，该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惠和公司支付戚光辉加工费181145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25元，由惠和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惠和公司向本院提交付款凭证一份，以证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30日支付被上诉人女儿50000元，支付的是讼争加工费。被上诉人对收到该款无异议，但认为系支付2014年加工费。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也不能证明支付的是2014年加工款，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被上诉人在二审中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并形成证人证言一份。上诉人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被上诉人认为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证人陈述其在入库单上签字与杨某在入库单上的签字可以印证，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入库单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上诉人是否尚欠被上诉人加工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在一审中对部分无上诉人签字的入库单有异议，但上述入库单所载内容与织造工艺单、结算清单、账本能够相互印证，且入库单格式与一同起诉上诉人的其他加工户提供的入库单完全一致，被上诉人对无人签收的入库单也作了合理解释，一审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均认可2014年存在加工交易，被上诉人就2014年加工情况提交了账本以证实双方2014年度加工费为36万余元，虽然该账本为被上诉人自己记载，但账本对2014年12月18日之后加工袜子型号、数量以及用料情况的记载与入库单、织造工艺单等证据高度吻合，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被上诉人陈述双方交易习惯为加工完毕后支付且通常迟延支付，案涉五笔汇款中163800元系支付2014年加工费，上诉人虽主张案涉五笔汇款203800元均系支付2015年度加工费用，但未能就2014年加工费费用系另行支付的事实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如果上诉人的陈述属实，上诉人支付的加工款包括五笔汇款203800元、现金支付60000元及2014年12月30日50000元，远超被上诉人主张的221245.50元，明显不合常理，一审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加工费181245.50元并无不当。
综上，惠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25元，由上诉人诸暨市惠和针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张 靓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