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兵一民终字第001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兰英，女，1969年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林，新疆制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穗峰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5767547-2，住所地新疆阿拉尔市塔北二干渠四支干。
法定代表人邵小平，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平，新疆君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兰英与被上诉人新疆穗峰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刘兰英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2011）阿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兰英及其委托代理人马林、被上诉人穗峰公司法定代表人邵小平及穗峰公司委托代理人梁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0年10月20日，原告刘兰英与被告代理人王漠签订红枣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出售自产红枣65吨，每公斤32元，不合格红枣数量不得超过通货的2％；被告支付定金20000元；2010年10月27日原告刘兰英开始采摘红枣，最晚不得超过10月30日，被告新疆穗峰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10月27日开始收购；被告负责提供装货工具，负责运输与过秤，负责质量检验；如一方违约，则赔偿对方定金的10倍。在合同履行过秤中，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小平发现不合格红枣的比例较大，与原告产生纠纷，同时发现王漠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有损害被告利益的行为，遂亲自解决与原告的纠纷，在王漠的劝说下，原告刘兰英也知晓只有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小平才能解决买卖红枣纠纷问题，在原告的一再要求下，邵小平与原告于2010年10月31日签订了一份红枣销售的补充协议（全称为《关于穗峰公司与刘兰英红枣销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抽样检测定于2010年11月1日，拉运时间定于当日下午开始。补充协议签订后，依据相关证据，被告法定代表人按约定到原告枣园验货，验货完毕后装车，原告将秦某某的900公斤红枣、辜某某的3吨红枣掺到自己的红枣里面向被告交货，五辆货车过完磅后，当时被告未在过磅单上签字确认，而是王漠事后在过磅单上进行补签字。货车将红枣拉运到被告晒枣场时，被告拒绝收货，致使运货车辆耽搁17天。因无人向货车司机结算运费，5名货车司机在阿克苏日报发布公告后将已经腐烂变质的红枣处理来抵偿运费。
原审认为，1、关于王漠是否还有代理权的问题，依据被告向王漠出具的授权书，王漠享有代理被告处理与果农红枣买卖相关事务的权利，王漠代理被告与原告签订红枣买卖合同，该合同的法律效力直接归属于被告，原告将王漠的民事行为视为被告的民事行为。在收购原告红枣的过程中，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小平因原告的红枣烂果较多，与原告产生纠纷，依据郑炳生在阿拉尔市城区公安局塔门派出所的讯问笔录“刘兰英他们没有去拦邵小平的车，也没有和邵小平发生拉扯，只是跟着邵小平要求他把红枣的问题解决了。”依据辜建明在阿拉尔市城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讯问笔录“在谈的时候邵小平想走，但刘兰英让他谈好了收购红枣的事情后再走。”及“只是刘兰英一直跟着他，让他解决红枣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原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后，原告刘兰英只希望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小平发生进一步的民事行为，而不再与王漠商讨解决纠纷的问题，依据肖富贵在第一师检察分院的调查笔录“当天，我帮刘兰英收红枣，一起去郑炳生家，王漠叫我们去找邵小平，否则你们红枣收购很麻烦。”由此可见，王漠的言行已经向原告刘兰英表示，其在以后的红枣收购行为中已经无权决策，而原告刘兰英的各种行为表明，其对这一事实的变化在主观上是明知的，而后，其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小平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事实表明，原告与被告的代理人王漠签订的红枣买卖合同在发生纠纷时，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邵小平的行为介入了该纠纷，并且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协议，王漠的言行也向原告表示其已无权解决该纠纷，因此，邵小平的行为已经终止了被告与王漠的代理关系，而原告对该事实在主观上知悉，此后，原告与王漠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已经不能归属于被告。
2、关于红枣买卖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首先是关于交付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因买卖红枣产生纠纷后，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对烂枣的比例及双方如何承担进行了约定，在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小平去原告地里验货时，抽样检测后烂枣的比例是多少，原告提供了证人辜建明、王阳东的证人证言，以证明烂枣的比例为30％，但该证言所证明的比例均系两证人听原告刘兰英及被告法定代表人邵小平的陈述，没有实际看到，均为传来证据。此外，对烂枣比例检测的结果，原、被告双方均没有签订书面确认的意见，因此，原、被告双方在履行补充协议过程中，对烂枣比例这一事实的认定，仅依据传来证据证实，显然属于证据不足，对该事实无法证实。此外，在原告地里将红枣装车后，红枣的重量尚且不知，显然，邵小平去原告地里验货的行为不能视为原告将红枣已经交付。依据本地红枣买卖的交易惯例及在履行合同中各环节的意义，在原、被告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过磅完成即视为交付，在原告过磅时，未与被告共同核对红枣的净重，事后只有王漠在过磅单上补签字，而王漠没有得到被告的再次委托授权，其签字行为的效力已经不能归属于被告，在原告将过完磅的红枣拉到被告厂房门前时，被告拒收。因此，原、被告之间的红枣买卖合同未完成交付，双方的合同未得到完全履行。
3、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原告刘兰英与被告新疆穗峰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红枣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依照协议各自履行义务。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乙方责任”第6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不得将其他果园的红枣倒入自己的红枣中卖给甲方（即本案被告），同时甲方有权不执行合同，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三、证据四，原告将他人的红枣掺入自己向被告交付的红枣中，属于违反合同的行为，原告未依照合同履行供货义务，原告的行为构成违约。
综上，原告刘兰英与被告新疆穗峰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如何履行的红枣购销合同，原告无证据予以充分证实，此外原告在履行合同中存在违约的情况，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红枣款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兰英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刘兰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王漠是否丧失代理权的认定没有事实根据，是错误的；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而原审仅凭王漠代理权已中止即认定买卖合同没有履行是错误的；三、上诉人不存在违约事实；四、原审法院质证认证程序和标准存在严重问题，造成事实认定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说明了被上诉人已经撤回了王漠的代理权，自此，王漠无权代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实施代理行为。二、上诉人所谓的履行不符合《补充协议》约定的交付行为。三、上诉人将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红枣掺入自己的红枣中，以次充好，属违约行为。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材料支持其上诉主张：
1、新疆农林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复印件），证实被上诉人收取了上诉人交付的红枣，只是因为烂枣比例过多没有进被上诉人的工厂。被上诉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是认为鉴定书主要是看结论，对其中摘录的内容是否是事实，不能从鉴定书中反应，且该鉴定书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完全收取了上诉人的红枣，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
2、诉讼请求的计算方法单一份，证实上诉人诉讼请求组成。被上诉人不认可。
另，上诉人对原审中出示的证据（原审卷宗证据卷63页至66页）郑炳生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进行说明，证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红枣进行抽样验收。被上诉人不认可该证据，认为该笔录系刑事案件的笔录，需法院认定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材料支持其辩解意见：
1、2012年3月14日阿拉尔城区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和2010年12月1日报案材料一份，证实上诉人胁迫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上诉人不认可该证据。
2、2010年10月23日的证明一份和2010年10月18日红枣购销合同一份。证实王漠在受委托与农户签订红枣买卖合同中，谋取私利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王漠是否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利益，且王漠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不影响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
本院认证如下：对上诉人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实的问题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上诉人证据2，系其自己出具的计算依据，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对被上诉人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其证明的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证据2，仅有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20日，上诉人刘兰英与被上诉人代理人王漠签订《红枣购销合同》，约定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售自产红枣65吨，每公斤32元，不合格红枣数量不得超过通货的2％，2010年10月27日上诉人刘兰英开始采摘红枣，最晚不得超过10月30日，被上诉人新疆穗峰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10月27日开始收购；被上诉人提供周转筐或其他装红枣工具，按订购日期开始装运红枣，负责拉运过秤，并提供质量检查人员和运输车辆，另约定上诉人不得把红枣倒卖给他人或将其他枣园的红枣倒入自己的红枣卖给被上诉人，发现上诉人有此行为，必须按违约规定赔偿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有权不执行合同，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或者红枣每公斤按照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每公斤下降5元收购；如一方违约，则赔偿对方定金的10倍。被上诉人支付了定金20000元。在合同履行过秤中，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邵小平发现不合格红枣的比例较大，与上诉人产生纠纷。后经郑某某从中调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邵小平于2011年11月1日凌晨达成《关于穗峰公司与刘兰英红枣销售补充协议》，主要对红枣坏果、烂果的比例重新作了约定，约定坏枣出现50%，由被上诉人承担20%，上诉人承担30%，抽样检测定于2010年11月1日，拉运时间定于当日下午开始。补充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按约定到上诉人枣园进行验货，验货完毕后，被上诉人代理人王漠安排五辆货车装车拉货，在五辆货车过磅过程中被上诉人方两名工作人员在场，五辆车过磅的总重量分别为：新N318**重13640公斤，新P047**重27760公斤，新P045**重25900公斤，新N101**重24840公斤，新N104**重9680公斤，合计为101820公斤。被上诉人方的人员未在过磅单上签字确认，而是王漠事后在过磅单上进行补签字。货车将红枣拉运到被上诉人晒枣场时，被告拒绝收货，致使运货车辆耽搁17天。因无人向货车司机结算运费，5名货车司机在阿克苏日报发布公告后将已经腐烂变质的红枣处理来抵偿运费。
另查明，上诉人将秦某某的900公斤红枣、辜某某的3吨红枣掺到自己的红枣里面向被上诉人交货。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代理人王漠代理权的问题？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三、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上诉人买卖合同的货款及货款金额如何计算？四、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约？
对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争议焦点还包括《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由于《补充协议》效力的问题，已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2012）农一民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合法有效，系生效法律判决确认的事实，因此，本院认为可以直接认定该事实，不作为争议焦点进行讨论。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被上诉人代理人王漠代理权的问题？
上诉人认为，根据被上诉人2010年10月13日给王漠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王漠授权范围是红枣收购的整个过程，包括定价及收购地头付款等相关事宜。而本案中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代理权终止情形，原审法院仅凭《补充协议》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就主观认定王漠的代理权已终止没有事实根据。
被上诉人认为，《补充协议》是在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邵小平、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王漠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可以认为，是被上诉人以实际行动向委托人王漠、合同相对人上诉人刘兰英，表明撤回了王漠的代理权，自此，王漠再无权就被上诉人收购上诉人的红枣实施代理行为，所以，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王漠代理权丧失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在上诉人完成交付红枣合同义务前，王漠的代理权并未丧失。理由如下：
代理权是指代理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在授权范围内从事民事活动，其权力来源是委托人的委托和授权。法定代表人是依照法律和法人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应当说，在办理法人事务中，法定代表人的职权大于代理人，因此，在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介入处理与上诉人的红枣收购事宜时，代理人王漠向上诉人表示应当找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进行协商，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王漠的代理权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终止：（一）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二）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三）代理人死亡；（四）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五）作为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的法人终止”，而本案中不存在上述法定情形；另对原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亦认可，而该事实认定了被上诉人抽检并安排车辆拉运上诉人的红枣，而抽检红枣的过程中，王漠在场，安排红枣拉运更是王漠联系的车辆，由此可见，在《补充协议》签订后，王漠依然在为被上诉人工作，综上，可以认定，在完成对上诉人红枣收购的事务前，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漠的代理权并未终止。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
上诉人认为，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上诉人的合同义务系采摘红枣并经被上诉人检验后交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上述全部合同义务。
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既订立了《红枣购销合同》，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而《补充协议》约定的交易方式为先进行检测，然后过秤，扣算付款后走货，即拉运。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的红枣进行验货后，发现掺入其他人的红枣，遂拒绝验收，上诉人进行了单方交付，该交付行为既没有检测出坏枣比例，也没有双方认可的过磅数量，更无法计算出货款价值，上诉人的交付不符合合同约定，交付没有完成。
本院认为，《红枣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有效协议，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按照协议约定，上诉人履行了采摘红枣的合同义务，并按要求将红枣放置等待被上诉人的验收；而被上诉人也安排人员到上诉人处验收红枣，对被上诉人辩解没有派人验收，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验收后，按照协议被上诉人安排车辆拉运上诉人的红枣，其目的即为过磅确定货物重量，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过磅后即为交付。在过磅过程中，被上诉人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在场参与过磅，说明双方完成了货物的交付义务，对被上诉人辩解该两名工作人员，仅是为取得红枣重量，进一步确定上诉人掺入其他人红枣的理由，没有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对被上诉人辩解其工作人员没有在过磅单上签字，王漠的签名系事后补签，交付没有完成的意见不符合客观事实。“过磅”确定货物的重量是一个事实行为，只要在双方共同参与下，货物进行了过磅，即应当认为确定了货物数量，完成了交付行为，一方没有在过磅单上签字并不能说明过磅没有进行和货物重量没有确定，被上诉人该辩解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查明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上诉人履行了交付红枣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未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货款。
关于争议焦点三，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上诉人买卖合同的货款及货款金额如何计算？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未履行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法律责任。对于需支付货款的金额采取以下计算方式：［总重量－车辆自重－红枣框重量－（总重量－车辆自重－红枣框重量）×上诉人承担的坏枣率］×红枣单价。总重量，即过磅单中称重的数量。上诉人提供的过磅单王漠的签字虽为补签，但是与被上诉人提供的没有双方签字过磅单的内容一致（见（2012）农一民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第5页第一行），可以确认上述过磅单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红枣过磅时形成，其总重量为101820公斤。车辆自重，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阿克苏市公证处（2010）新阿证字第2742号公证书，可以确定为为上诉人拉运红枣的车辆自重为：12060公斤＋5320公斤＋4600公斤＋13460公斤＋12220公斤＝47660公斤。红枣框的重量，上诉人认为每个框重1.1公斤，但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上诉人认为红枣框重1.9公斤至2公斤，本院决定按每个框2公斤计算，理由是由于红枣周转框系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在上诉人不能证实红枣框重量的情况下，按被上诉人自认的重量确认，符合客观事实；红枣框由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其数目的情况下，以上诉人计数的为准，符合客观实际；红枣框的重量为：（720个＋229个＋490个＋750个＋714个＝2903个）×2公斤＝5806公斤。对于坏枣率，上诉人认为经被上诉人验收确定的是坏枣率为30%，但没有提供经双方确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新疆农林业司法鉴定所“新农林鉴字（2010）第12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报告，上诉人交付被上诉人红枣的坏枣率为44.4%，被上诉人认可该鉴定的真实性，本院确认上诉人交付的红枣的坏枣率为44.4%，结合双方《补充协议》中确立的坏枣率的分担原则，即出现50%的坏枣率时，上诉人承担的坏枣率为30%。对于红枣单价，应当按照双方协议来确定，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红枣购销合同》约定，在上诉人掺入其他人红枣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可以不执行合同或者按照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每公斤下降5元钱收取，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在交付被上诉人红枣中掺入了其他人的红枣，虽然被上诉人收取了上诉人的红枣，其单价应当按照每公斤27元（32元－5元）计算，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协议约定。综上，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的红枣价款为：（101820公斤－47660公斤－5806公斤－（101820公斤－47660公斤－5806公斤）×30%］×27元＝913890元。
关于争议焦点四，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约？
本院认为，上诉人存在在交付红枣中掺入其他人红枣的违约行为，但本案系上诉人请求支付货款的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未就违约责任提出诉讼请求，对此，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2011）阿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新疆穗峰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刘兰英支付货款91389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上诉人刘兰英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610元，上诉人刘兰英负担6163元，被上诉人新疆穗峰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14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034元，上诉人刘兰英负担5961元，被上诉人新疆穗峰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107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俊锋
审 判 员 闫立新
代理审判员 张 婕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冯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