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37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女，1943年7月2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男，1937年10月5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烨，北京市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号。
法定代表人凌越，主任。
委托代理人赵丽英，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巩华明，男，1970年12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女，1974年9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邓洲，北京市扬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李×1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3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李×1在原审法院诉称：高×、李×1因私房搬迁安置与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签订《优惠购房协议书》购买其在海淀区522号房屋，并付清购房款，入住该房屋。2013年12月10日高×、李×1之子、黄×之夫李×2病逝，黄×与高×、李×1因房屋所有权发生纠纷，高×、李×1于2014年10月15日至海淀区房管部门查询发现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与李×2于1997年10月9日曾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将前述已卖给高×、李×1的房屋又卖给李×2，并代理李×2办理房产证。高×、李×1认为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与李×2在明知高×、李×1已签约购买并入住前述房屋的情况下违法签约，严重损害高×、李×1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与黄×的丈夫李×2于1997年10月9日签订的关于海淀区522号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对方承担。
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在原审法院辩称：本案不是简单的房屋买卖，而是房屋拆迁和公房改革的结果，所有行为都发生在1997年以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审理，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我中心与李×2房屋买卖合同有效，高×、李×1以该合同侵害其权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无依据，而且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1986年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民法通则解释，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不再予以保护问题的复函，向法院起诉的诉讼时效为2年，诉讼时效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时起计算，本案合同签订是1991年，交付房款在1993年，李×2与我中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产权证是1997年，此后房屋一直由李×2管理使用，由于房产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而且出售公房是针对楼内全体住户，高×、李×1与李×2是父母儿子的关系，所以高×、李×1应当知道房屋产权登记情况，但是高×、李×1长期未主张权利，现在距李×2办理房产证已过18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我中心与李×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不具有1988年民法通则第58条的无效条件，所以高×、李×1请求合同无效主张不能成立。本案不是一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是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产生的政策性房屋买卖，虽然从合同看，与高×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和购房协议书的以及与李×2签订买卖合同的都是我中心，但是事实上整个拆迁安置房屋买卖以及后期的产权登记都不是我中心单独完成，也不是我中心说了算的，而是由海淀区房屋管理局海淀房管所、地震管理科、产权管理科、交易管理科、海淀区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等单位或部门与我中心一起完成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审批程序，不经过这些程序和高×本人同意，我中心无法将给高×的房屋卖给李×2，而且当时也不可能通过一份合同办理房产证，所以我中心与李×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房产证高×、李×1是同意的，虽然没有找到高×的书面材料，但根据当时情况肯定是符合当时政策，只是由于时间跨度大，法律法规变迁及相关职能调整与撤定，加之李×2去世及经办人员已经找不到，但不能说明高×不同意。我们从单位保存的档案中有一份给李×2出具的证明，能证明当时高×、李×1同意将房屋登记在李×2名下，根据当时拆迁安置政策、户籍政策等主要考虑的因素是被拆迁房屋的面积及户口情况，家庭成员年龄，当时是年满26周岁未婚的孩子是可以单独安置的，而共同居住的是不给分户的，如果分户可以增加安置房，鉴于这种情况及结合当时政策、对老居民的走访，当时的住房证明，高×、李×1想增加安置房，根据李×2实际年龄是23岁，但是房管局调查时李×2报的是27岁。我中心和李×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不是一套房屋卖了两次，李×2和我中心签订合同是李×2作为高×拆迁安置权利人签订的，按客观事实，可以推断房屋产权登记在李×2名下是高×、李×1真实意见，首先只有最终取得房屋产权证拆迁才完成，高×在签订完拆迁安置协议、优惠购房协议，并交付房款三万九千多元，在之后还有一个房屋租赁环节，租赁完才有后来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办证环节，当时高×刚满50岁，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当时房款四万多，如果高×、李×1不同意不可能在近20年的时间内不闻不问，李×2是高×、李×1的儿子，房屋拆迁李×2是23岁，办证是27岁，高×、李×1把房产证办在李×2名下符合中国传统，拆迁安置涉及的房屋是两套，一套是432，一套是522，两套房屋都在李×2名下，432号房屋是2012年4月30日卖的，而卖房时李×2的姐姐是知道的，他姐姐应当会与高×、李×1说这个事情，在这之后高×、李×1也没主张权利，对房屋登记在李×2名下无异议，本案是李×2去世之后的遗产纠纷引发的，我中心是事业单位法人，没必要与李×2串通损害高×利益，房屋属于国有资产。
黄×在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高×、李×1诉讼请求。同意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的答辩意见。高×、李×1在起诉书中没有说明事实，卖432号房屋李×2的姐姐是知道的，而且有一部分款项也是打到李×2姐姐的账上，由于现在李×2去世，才引发的这个案子。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高×、李×1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李×2、一女李×3。黄×、李×2系夫妻关系（2005年1月25日登记结婚），李×2于2013年12月10日因病去世。1992年12月17日北京市环境保护技术培训中心（现更名为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高×签订搬迁安置协议书，由北京市环境保护技术培训中心负责对高×位于海淀区133号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在海淀区432号房屋（简称432号房屋）及522号房屋（简称522号房屋）。同时双方签订优惠购房协议书，北京市环境保护技术培训中心同意将上述两套房屋售与高×。1994年4月14日，根据当时相关政策要求，购买上述房屋需要先行签订租赁契约，当日由李×2和北京市环境保护技术培训中心签订了涉案房屋的租赁契约。1997年10月9日由李×2作为买方和北京市环境保护技术培训中心签订了522号房屋的买卖合同。此后通过有关政府相关部门及单位审核批准，李×2于1997年12月10日取得522号房屋的房产证，并实际使用管理上述房屋，高×、李×1此后一直没有提出异议。
另查：432号房屋也由李×2按照上述522号房屋购买程序所购买并获得产权。2012年4月30日，李×2将432号房屋卖给他人，相关协议显示部分款项被打入李×2姐姐李×3银行帐户。经查，高×、李×1有其他住所。李×2生前将522号房屋出租获得租金在他处租房居住，并获得租金差价收益用于生活。对于以上事实高×、李×1也一直也没有提出异议。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信、结婚证、死亡证明、搬迁安置协议书、优惠购房协议书、房屋产权登记书、房屋买卖合同、审批表及房价计算表、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派出所出具的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收据、租赁契约、房屋产权证、发放房产证登记表、租购房程序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及的合同不是一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是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产生的政策性房屋买卖。李×2作为高×、李×1之唯一的儿子于1997年10月签订了关于522号房屋购房合同，并经过有关政府部门单位一道道严格程序审批并于当年获得产权，同时李×2以同样程序购买432号房屋并获得产权，上述两套房屋自此后一直由李×2实际控制使用管理，且于2012年4月30日，李×2将432号房屋卖给他人，部分款项被打入李×2姐姐李×3银行账户，对于以上事实，高×、李×1从未提出过异议，可以认定高×、李×1对李×2的行为是认可的。高×、李×1主张其对以上事实并不知情明显违背常理。根据法院查明事实，涉案合同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另外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黄×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具有事实法律依据，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法院对于高×、李×1主张合同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李×1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高×、李×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329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与黄×的丈夫李×2于1997年10月9日签订的关于522号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为：一、涉案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二、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涉案房屋是房改房，当时房屋改革办公室根据被拆迁安置过程中对被拆迁人进行了审查，将房屋安置给了李×2。上诉人提出的时效规定不适用本案，因为本案事情发生在1991年，合同是1997年签订的，上诉人说的关于时效的规定都是在合同签订之后的。
黄×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涉案房屋已经分了十多年了，当初拆迁的时候，两位上诉人说将房子给李×2，从拆迁安置到现在都是李×2夫妇在一起居住使用。之所以发生本案的争议，主要是李×2去世。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所以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高×、李×1以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系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李×2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经审查当事人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与李×2在缔约时存在恶意。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与李×2签订的关于522号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基于租赁契约，李×2作为房屋承租人，依据相关房改政策购买522号房屋，据此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
综上所述，依据现有证据材料，涉案合同不具备法定的无效情形。高×、李×1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高×、李×1负担（已交纳三十五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高×、李×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适思
审判员 刘秋燕
审判员 王爱红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舒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