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2民终7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阎丽。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宇。
上诉人（原审原告）：迟贺。
上诉人（原审原告）：迟贵。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华。
上诉人迟贺、迟贵、张淑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阎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海成。
上诉人阎丽、迟贺、迟贵、张淑华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重）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2017）黑0206民初1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阎丽、迟贺、迟贵、张淑华上诉请求：1.撤销（2017）黑0206民初1353号民事判决；2.判令中国一重给付经济补偿金18万元。事实与理由：阎丽之夫迟宝权系中国一重下属的子公司中实运业有限公司职工，2017年1月19日迟宝权在中实运业连续加班后身体不适入院就医，被诊断为急性脑梗塞，2017年1月24日去世。迟宝权患病期间中实运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到医院劝说阎丽签署迟宝权与中国一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经考虑后签署了上述协议，后在迟宝权去世后要求中国一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约定的经济补偿金时，却被告知协议并未生效，中实运业有限公司系中国一重的下属子公司，其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十四条的规定，合同的订立采取要约和承诺的方式，现有证据证实中实运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迟宝权患病期间向阎丽提出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该行为应当视为发出了解除合同的要约，而阎丽签署了一系列中实运业有限公司人员提供的材料申请、声明，该行为应当视为对发出要约的承诺，故阎丽向中实运业有限公司递交一系列申请文件后就应当视为双方解除合同的意愿达成一致，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应当视为已解除，至于中实运业有限公司作为子公司与其上级管理机关之间关于工作程序的交接约定不应当作为判定本案劳动合同是否解除的依据。中实运业有限公司独立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与迟宝权解除合同的行为在阎丽递交相关材料后即视为生效，一审判决将不是本案解除合同主体双方的中国一重的行为作为决定劳动关系是否解除的依据，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迟宝权与中实运业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具有法定效力，中国一重应当为其子公司的法律行为承担法律义务。
中国一重辩称：1.中国一重于2016年12月14日下发了《职工安置办法》，这个《职工安置办法》经上级批准，履行各种程序，对一重在岗员工具有效力。根据该《办法》，解除劳动合同受理上报的期限为2017年1月13日之前。迟宝权2017年1月19日之前仍在工作，没有申请解除劳动合同。且迟宝权于2016年12月下旬向公司提交了参加岗位竞聘的申请，并参加了岗位竞聘。迟宝权没有在规定时间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其本人已参加岗位竞聘，应视为其放弃了解除合同机会。2.《职工安置办法》第三条（四）款明确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应协商一致。协商一致就是指本人提出申请，人力资源部门审批并同意本人的申请，只有具备这两个要件才构成协商一致。迟宝权能否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在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是否批准，解除劳动关系需要经过一重人力资源部门审查批准，未经批准，不能解除劳动关系。且一重股份公司的劳动人事关系由人力资源部门管理，劳动关系的建立、解除也由人力资源部门负责，除人力资源部门以外，任何人都无权对员工解除劳动关系作出处理或承诺，即使承诺也是没有效力的。故迟宝权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不成立。3.迟宝权家属提出迟宝权于1月23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与事实不符。此时，迟宝权已经处于意识不清状态，无行为能力，无法自主表达其意志，本人申请不能成立。4.取得补偿金的前提是解除劳动关系这一事实的存在，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迟宝权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5.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因为合同法调整的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本案是劳动合同争议。
阎丽、迟贺、迟贵、张淑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8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迟宝权系中国一重的直属单位中实运业有限公司职工，于1984年到该公司工作，从事司机工作。阎丽系迟宝权妻子，迟贺系迟宝权女儿。迟贵、张淑华系迟宝权父母。迟宝权于2017年1月19日下班后因急性脑梗塞入院就医，后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1月24日死亡。在迟宝权患病治疗期间，中实运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和迟宝权协商向中国一重提出申请，要求按照“中国一重职工安置办法”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享受经济补偿待遇，迟宝权之妻阎丽表示同意，并于2017年1月23日向中实运业有限公司提交了书面申请。因中国一重未为迟宝权办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未给付经济补偿金，故迟宝权之妻阎丽于2017年8月14日向富拉尔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17年9月8日作出齐富劳人仲字（2017）第3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阎丽主张中国一重支付其丈夫迟宝权经济补偿金18万元仲裁请求。”在审理中，中国一重否认其人力资源部曾收到过迟宝权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另查，迟宝权于2016年12月27日申请参加其单位业务岗位竞聘，申报竞聘岗位为汽车驾驶员，于2016年12月28日通过竞聘面试。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下发“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职工安置办法”该安置办法的安置原则为“坚持优化人力资源和职工利益统筹兼顾原则；坚持依法依规分类处理原则；坚持职工自愿、双向选择原则。”安置方式为“一、提前退休；二、内部退养；三、离岗歇工；四、解除劳动合同（2024年1月以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经协商一致，可以申请解除劳动合同）；五、转岗培训；六、停薪留职。”安置程序为“符合安置条件的职工，可自愿选择安置方式，由本人提交申请，单位审核同意后报公司审批。2018年12月31日以后不再受理安置申请。”并规定“各单位于2017年1月13日将安置人员名单报送人力资源部。该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该办法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在“安置办法执行中有关问题的处理办法”中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于2017年1月13日前申请，以后不再受理。已竞聘上岗的职工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中国一重虽否认其人力资源部门曾收到过迟宝权之妻阎丽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但阎丽已于2017年1月23日向迟宝权所在单位中实运业有限公司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申请，至于中实运业有限公司是否提交给中国一重人力资源部，是其企业内部问题，因此，不能说明阎丽未提交过。根据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于2016年12月14日下发的“职工安置办法”的规定，可以看出，职工要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获得该安置办法规定的经济补偿金及补贴，是采取与企业协商一致的方式予以解除，即申请后也需企业予以同意。阎丽的丈夫迟宝权是依据该安置办法提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不是单方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即可的方式。因此，迟宝权要解除劳动合同获得该安置办法规定的经济补偿金及补贴是需取得中国一重同意的，而中国一重予以同意的条件是需符合该安置办法的规定，而依据该安置办法及“安置办法执行中有关问题的处理办法”中关于“解除劳动合同于2017年1月13日前申请，以后不再受理。已竞聘上岗的职工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因迟宝权是于2017年1月23日提交的书面申请，已逾期提交，并已参加竞聘上岗，因此，其申请不符合安置办法规定的条件，在其申请不符合企业规定条件的情况下，中国一重不同意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给付其经济补偿金及补贴，并无不当。故阎丽、迟贺、迟贵、张淑华要求中国一重支付经济补偿金18万元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阎丽、迟贺、迟贵、张淑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阎丽、迟贺、迟贵、张淑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阎丽以迟宝权名义向中实运业有限公司提交了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审批表，根据审批表约定内容，解除劳动合同除申请人签字外还需公司人力资源部等签字盖章，仅一方签字不能认定协议已生效。且阎丽的丈夫迟宝权按《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职工安置办法》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是采取与企业协商一致的方式。《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职工安置办法》规定“符合安置条件的职工，可自愿选择安置方式，由本人提交申请，单位审核同意后报公司审批”，所以迟宝权要解除劳动合同获得该安置办法规定的经济补偿金需取得中国一重审批同意，并非向公司递交审批表后就视为双方解除合同的意愿达成一致。中国一重亦因迟宝权已参加竞聘，通过面试后上岗，且于2017年1月23日逾期提交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不符合该公司《安置办法执行中有关问题的处理办法》中关于“解除劳动合同于2017年1月13日前申请，以后不再受理。已竞聘上岗的职工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不同意与迟宝权解除劳动合同及给付其经济补偿金。故一审判决驳回其阎丽、迟贺、迟贵、张淑华的诉讼请求正确。
综上所述，阎丽、迟贺、迟贵、张淑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阎丽、迟贺、迟贵、张淑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 鹤
审判员 王 娜
审判员 关毅民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