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72民初334号
原告：深圳市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号***室。
代表人：林道香，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更生，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鹏城海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号****室。
代表人：郁凯宇，该分公司总经理。
被告：深圳市鹏城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与新洲路交汇处东南侧航天大厦*座2211。
法定代表人：王琦，该公司总经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定，�公顾叶（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深圳市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运上海分公司）为与被告深圳市鹏城海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鹏城海上海分公司）、深圳市鹏城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城海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0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6月15日、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华运上海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和鹏城海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运上海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向其支付NYKS7250153040号（以下简称3040号）提单项下的垫付退运费用5174.61美元（包括清关操作费85美元、美国进口安全申报费35美元、保证金65美元、美国海关征收的税金562.61美元、单次保险费65美元、海运费4212美元、舱单费150美元）及人民币4675元（以下无特别说明均指人民币）；2.鹏城海公司就鹏城海上海分公司无法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及诉讼中保全申请费。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16日，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委托华运上海分公司的总公司深圳市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运公司）以海运方式出运一批杂货自上海港至美国檀香山（Honolulu，America）港，商定由华运公司作为契约承运人签发无船承运人提单，并提供订舱、码头操作等运输服务。因涉案货物自上海港出运，订舱等相关事宜由华运上海分公司实施，后华运上海分公司完成了向实际承运人订舱等义务，并向实际承运人日本邮船株式会社（NipponYusenKabushikiKaisha，以下简称日本邮船公司）订舱。后涉案货物装载在TCKU2602230号（以下简称230号）、TTNU2436882号（以下简称882号）和TRLU9718613号（以下简称613号）集装箱内由日本邮船公司自上海运往檀香山，日本邮船公司出具了NYKS2372614470号（以下简称4470号）海运提单，华运公司向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出具了SH1F13090881号（以下简称0881号）无船承运人提单。本案货物被运抵目的港后，因230和613号集装箱内被检测出灰尘泥土，存有虫卵威胁环境的嫌疑，不符合美国海关进口要求，被勒令需退运回上海港。12月，华运上海分公司作为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代理人再次向日本邮船公司订舱回运，该公司签发了3040号海运提单。2014年1月，前述两集装箱货物由日本邮船公司运回上海港，拆箱后堆存于仓库。2015年9月，就前述3040号提单项下退运事宜发生的运（杂）费5174.61美元，华运上海分公司通过其总公司华运公司与各主体结算完毕，退运回上海的包干费4675元等也由华运上海分公司向�三方支付。华运上海分公司认为，鹏城海上海分公司作为委托方，应向其支付垫付的退运费用；而鹏城海公司作为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总公司，应对前述债务承担补充责任。
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和鹏城海公司共同辩称，1.就本案货物退运事宜，鹏城海上海分公司与华运上海分公司既未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也未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华运上海分公司关于退运费用的请求于法无据；2.华运上海分公司并未举证本案货物被退运的基础事实，无权请求退运费用；3.华运上海分公司未能举证实际垫付5174.61美元的证据，且前述美元费用中税金、保险费、清关操作费并无必要性；4.本案退运事实发生在2013年12月，相关美元费用应发生在2013年11月前，华运上海分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华运上海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华运上海分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NYKLOGISTICS&MEGACARRIER;（以下简称NYK公司）出具的订舱确认书，该证据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和鹏城海公司认可证明力的3040号提单载明的内容可相互印证，认定其证明力。
关于华运上海分公司提交的证据3电子邮件打印件。前述邮件打印件中的第1至3页未当庭展示，且系域外形成证据，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第45页已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关于华运上海分公司提交的证据4即2014年6月19日华运上海分公司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该电子邮件已于2016年11月30日由华运上海分公司当庭展示，且载明内容与本案相关事实可以相互印证，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关于邮寄给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员工“毛谢”的催款函，华运上海分公司已提交上海邮政局出具的邮寄凭证，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关于华运公司向CILFREIGHTINC.（以下简称CIL公司）汇款的客户通知书，该证据为办理公证认证手续的原件，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关于华运上海分公司提交的证据6中的第18页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前述邮件打印件中的第1至3页未当庭展示，且系域外形成证据，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第9页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海关入境摘要（以下简称美国海关入境摘要），履行了公证认证手续，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关于上海市欣扬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扬公司）与华运上海分公司的对账单，该对账单与该公司提交的网银业务回单可以相互印证，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关于华运公司出具的0881号提单复印件，华运上海分公司虽称其向鹏城海上海分公司交付过该全套提单，但没有提交何时、何地、由何人向鹏城海上海分公司交付的证据，虽然华运上海分公司提交的公证认证材料中出现过该提单号码，但并不等同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收到前述全套正本提单。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关于InchapeShippingServices（以下简称Inchape公司）的函件以及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署保护和检疫紧急措施通知书（以下简称检疫通知书），该函件及通知书均已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审查确认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3年9月16日，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向华运上海分公司发出货运委托书，委托该公司代为安排3�20英尺整箱货物自上海至檀香山的海运事宜，货物为300件石头，运输模式为堆场至门（CYDOOR）,由华运上海分公司办理目的港清关手续后，将前述货物送至鹏城海上海分公司指定的实际收货人吴扬（音），托运人载明为微鸿公司（MicrovastPowerSyestemsLtd.），配载日本邮船公司9月24日的船，先出预配，再改收货人，运输费用为每个集装箱3000美元，提单3份。前述费用只包括运抵目的港的费用，货物被运抵后如产生相关费用，另行结算。
华运上海分公司接受委托后向日本邮船公司订舱出运本票货物。日本邮船公司出具的4470号提单载明，托运人为华运公司，收货人和通知方为华运公司在檀香山港的代理公司CIL公司的洛杉矶办公室，接货地和装运港为上海港，卸货港和交货港为檀香山港，船舶为“JRSCORVUS”轮006航次，装载货物为3个20英尺的集装箱的石头，由托运人装�、计数并封箱，件数为73件，毛重为50吨，体积为58立方米，集装箱号分别是230、613和882，运输模式为堆场至堆场（CYCY）,装运日期为2013年9月24日，运费预付。华运上海分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并未将4470号提单交付给鹏城海上海分公司。
9月24日，本案货物被装载在前述3个集装箱内，由“JRSCORVUS”轮006航次自上海港起运。10月9日，前述集装箱货物被运抵檀香山港。
就该批货物被运抵目的港后的报关、报检、陆路运输至吴扬指定目的地等事宜，华运上海分公司委托了CIL公司代为办理。
10月9日，日本邮船公司在檀香山的船舶代理公司Inchape公司告知CIL公司，本案3个集装箱的货物被美国海关随机抽检，检验时间为10月11日。该份函件中Inchape公司告知CIL公司，在放行本案集装箱之前，CIL公司需向HowaiiStevedores公司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每个集装箱工�日白天收取100美元，周末、晚上和节假日收取120美元。10月15日，LISAROGANCUSTOMSBROKERAGE（以下简称LISA公司）受CIL公司委托就本案货物向美国海关进口报关。美国海关入境摘要载明，经纪人为LISA公司，出口日期为2013年9月24日，进口日期为2013年10月15日，提单编号为4470号及0881号，最终收货人为吴扬，总报关价格为10695美元，商品为铝构件、英石、花岗岩、陶瓷物品等，海关关税总额为562.61美元。
10月25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署发出紧急措施通知书，载明因230号和613号集装箱内的货物被沙土污染，前述两个集装箱装载的货物需于11月25日前封箱退运。否则将会导致违法行为。该通知书载明的托运人为微鸿公司，收货人/货主为吴扬。
华运上海分公司将本案货物在美国被查验以及230号613号集装箱货物需退运等事宜告知鹏城海上海分公司。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同意将230号和613号集装箱退运回上海，并向华运上海分公司发送退运通知书。通知书载明的主送单位为日本邮船公司，内容为将230号和613号集装箱货物自檀香山港退运至上海港，并确认同意前述货物的退运构成日本邮船公司实施的4470号提单所记载的条款约束的运输合同项下的整体货物运输行为的一部分。另外，鹏城海上海分公司承诺，日本邮船公司无需因遵循本退运申请而产生的任何附加费用和责任，该公司也无须承担因本次货物退运行为而导致的其他任何责任。
华运上海分公司收到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退运邮件后，即委托CIL公司办理向日本邮船公司退运事宜。12月13日，Inchape公司代表日本邮船公司接受了CIL公司的订舱，签发了3040号提单，载明托运人为CIL公司，收货人为华运上海分公司，接货地和装运港为檀香山，卸货港和交货地为上海港，船舶�次为“JRSCORVUS”轮第008航次，货物为69件石头制品，集装箱号为230号和613号，预付费用为海运费和安全检查费4212美元，到付费用为码头操作费1930元以及文件费400元共计2300元。2014年1月初，前述两个集装箱货物被运抵上海港。因鹏城海上海公司一直未提取货物，前述货物仍在华运上海分公司指定的仓库内存放。而未办理退运的682号集装箱货物由CIL公司整箱提取后，存放在檀香山的仓库，未交付给吴扬。
2014年1月8日，CIL公司通过华美银行向日本邮船公司支付了4212美元，支票载明此款项系为4470号提单支付。华运上海分公司未提交CIL公司向日本邮船公司支付3040号提单载明的4212美元的证据材料。
3月27日，华运上海分公司通过挂号信向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寄出了信件，载明提单号为0881号，日期为2013年9月24日，集装箱为230号、613号和882号。函件中称，前述3个集装箱货物已经被运抵檀香山，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尚未换取正本提单或安排前述货物电放操作。提醒鹏城海上海分公司882号集装箱还在檀香山等待交付，而230号和613号集装箱货物，美国海关已经出具了退运回上海的通知。基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退运申请，该两个集装箱货物已经被运抵上海，但箱内货物仍无人提取。承运人要求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立即前往华运上海分公司换取正本提单或者安排电放货物，同时鹏城海上海分公司要自行负担自收到该函件之日起14天内所有尚未支付的费用。当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前来提取货物时，华运上海分公司会提供未支付费用的最新数据。如果收到此信件之日起14天内货物无人提取，所有未支付的费用没有得到解决，华运上海分公司将在不通知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情况下出售货物或弃货，同时承运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6月19日10时05分，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向华运上海分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该公司委托华运上海分公司运输的230号和613号集装箱货物被美国海关勒令退运上海，退运前该公司已经支付了从上海港到檀香山的海运费以及全部的人民币杂费。882号集装箱已由华运上海分公司在目的港的代理清关还箱，货物到目前为止堆放在目的港仓库内。前述3个集装箱在檀香山产生了21684.44美元的费用（包括海关查验费、堆存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清关费、关税等），后续美国仓库堆存费继续产生。230号和613号集装箱货物退运回上海后，至今尚未处理，费用也在逐日增加。经过该公司与客户沟通后愿意接受支付10000美元费用（剩余费用不再支付），并且承担退运回上海的两个集装箱货物的退运海运费、超期使用费、弃货费、堆存费等一系列上海港口产生的所有费用。鹏城海上海分公司要求�运上海分公司收到前述1万美元费用后即安排目的港代理公司将882号集装箱内的货物送至约定的目的地。请华运上海分公司认真考虑予以回复，并与该公司积极商讨解决方案。
同日17时36分，华运上海分公司向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称，退运回上海的230号和613号集装箱，现需要安排将空箱退还给日本邮船公司堆场，目前产生了海关手续费1500元，提箱还空箱费1500元，堆存费和超期使用费待定，请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确认以上操作。并称待所有费用确认后一并告知。6月25日10时36分，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回复称，确认操作。
6月30日，上海商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华运上海分公司开具了21189581号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项目为仓储费，金额为1000元，备注栏载明为现金。8月5日，华运上海分公司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向日本邮船公司的代理公司日本邮船（中国）有限公司汇付了本案退运费用2330元。2015年1月23日及2月2日，华运上海分公司向与其有长期业务往来的欣扬公司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分别汇付了150000元及49435元，其中包括本案的退运的230号和613号集装箱返还日本邮船公司堆场的费用1300元。为办理退运换单事宜，华运上海分公司向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交纳了进口换单费45.20元。前述费用共计4675.20元。
2015年4月3日，华运上海分公司通过顺丰快递（单号515333958172）向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发出了4470号及3040号提单目的港费用的主张通知。该通知载明费用如下：退运集装箱的码头仓储费1000元、退运集装箱返还给日本邮船公司堆场的拖车费1300元、退运230号、613号集装箱日本邮船公司产生的进口码头费用2330元、退运集装箱的进口换单费45元、檀香山清关费85美元、美国舱单ISF（进口安全申报）发送费35美元、�买ISF保险费65美元、檀香山税金562.61美元、檀香山进口单次保险费65美元、退运海运费4212美元、美国代理操作费75美元、查验费10887.26美元、集装箱超期使用费3440美元、X光查验费300美元、快递费70美元、退运集装箱美国出口舱单费150美元、檀香山集装箱还箱费687.95美元、2014年1月至12月堆存费4200美元、滞纳金2160美元、代办查验操作费75美元、2015年1月至2月堆存费840美元、滞纳金360美元。华运上海分公司称前述费用正在采取止损与减损措施，并且之后可能产生的公证费、弃货费用等额外费用，华运上海分公司都将保留对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追索权。
9月2日，华运公司通过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向CIL公司汇付了31189.82美元。华运上海分公司称前述费用包括本案其诉请的退运费用5174.61美元以及（2016）粤72民初第335号案中华运公司诉请的出运费用26015.21美元组成。
本案诉讼中，华运上海分公司向本院申请冻结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银行存款37394.58元，本院依法裁定准许并实施了保全行为。华运上海分公司交纳了保全申请费393.94元。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实体纠纷。
本院认为，华运上海分公司以其为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办理涉案货物退运的受托人身份提起本案返还垫付退运费用之诉，涉案退运货物自美国檀香山港运至中国上海港，本案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故本案系1宗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并结合庭�调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华运上海分公司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法律关系；二、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和鹏城海公司的法律责任；三、华运上海分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华运上海分公司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法律关系。根据已查明事实，本案230号和613号集装箱货物在美国檀香山因被检测出受到沙土污染需退运回上海。就退运事宜，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向华运上海分公司发送了载明向日本邮船公司申请退运的申请书。后华运上海分公司委托其在美国檀香山的代理公司CIL公司向日本邮船公司在该地的代理公司办理退运事宜，日本邮船公司签发了3040号提单并将230号和613号集装箱退运回上海。从退运事宜的履行来看，华运上海分公司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鹏城海上海分公司为委托人，华运上海分公司为受托人，该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的内容是华运上海分公司代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办理230号和613号集装箱货物由日本邮船公司自美国檀香山运输至中国上海。
关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法律责任。鹏城海上海分公司与华运上海分公司建立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定或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本案已查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委托华运上海分公司代为办理运输的230号和613号集装箱货物已被运抵上海港，华运上海分公司已经完成受托义务。如其在履行义务中，为完成受托义务垫付了必要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华运上海分公司明确其在本案中请求的费用为日本邮船公司签发的3040号提单项下的230号及613号集装箱货物的退运费用，但其诉请费用中的美国海关清关操作费85美元、美国进口安全申报费35美元、美国进口安全申报保证金65美元、美国海关征收的税金562.61美元、单次保险费65美元等5项费用均属于230号、613号以及882号集装箱在美国檀香山进口时向美国海关等有关部门或相关其他主体支付的费用，前述费用在性质上并不属于本案的退运费用。故无论前述费用是否实际支付，均不属于本案货物退运过程中产生的必要费用，不应予以支持。
本案为垫付费用返还纠纷，在华运上海分公司和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并未约定本案费用之时，华运上海分公司请求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偿还垫付费用的前提是其已经代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实际垫付了本应由鹏城海上海分公司支付的必要费用。本案退运的退运舱单费150美元和记载在日本邮船公司的3040号提单上的海运费和承运人安全检查费4212美元均属于办理退运事宜的必要费用。如华运上海分公司或其委托的第三人实际向日本邮船公司或该公司授权的第三方支付了前述费用，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应予偿还。本案中华运上海分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委托的CIL公司向日本邮船公司或该公司授权的第三方支付了舱单费150美元；华运上海分公司提交的证据虽可证明CIL公司向日本邮船公司支付了4212美元的海运费，但该证据明确载明该4212美元系为4470号提单支付的，而非为本案诉争的3040号提单支付的。即使华运上海分公司向CIL公司支付了前述舱单费和海运费，也只是华运上海分公司基于其与CIL公司的委托或代理合同的约定或操作习惯支付的。华运上海分公司作为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受托人，在委托第三方从事受托事务时�仍应基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的利益，尽必要审查义务，审查CIL公司是否向有权收取主体实际支付费用以及该项费用是否必要合理。故在华运上海分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亲自或委托第三方向日本邮船公司或该公司指定的授权代理人支付3040号提单项下的退运舱单费及海运费之时，其关于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向其偿还垫付退运舱单费、海运费及承运人安全检查费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前述费用属于华运上海分公司处理受托事务的必要合理费用，华运上海分公司或其委托的第三人向鹏城海上海分公司指定的承运人日本邮船公司支付前述费用后，可另行请求。
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在2014年6月19日的电子邮件中明确会承担230号和613号集装箱货物退运回上海港产生的费用。而本案已查明，230号和613号集装箱被退运至上海港后，华运上海分公司向上海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等相关主体支付了相关费用合计4675.20元。华运上海分公司仅请求4675元，属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应予准许。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应向华运上海分公司偿还该4675元垫付费用。
关于鹏城海公司的法律责任。鹏城海上海分公司系鹏城海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华运上海分公司请求鹏城海公司对于本案鹏城海上海分公司所负的法律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关于华运上海分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非适�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和鹏城海公司所辩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诉讼时效规定。本案中，华运上海分公司垫付的4675元的费用发生在2014年6月30日之后，2015年4月3日华运上海分公司向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发函主张3040号提单项下垫付费用的权利，2015年10月29日华运上海分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华运上海分公司向本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该诉讼时效期间从华运上海分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该诉讼时效因华运上海分公司提起诉讼、向鹏城海上海分公司主张权利而中断，且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本案华运上海分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鹏城海上海分公司和鹏城海公司关于华运上海分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华运上海分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鹏城海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原告深圳市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支付TCKU2602230号和TRLU9718613号集装箱货物退运回上海港的费用4675元；
二、被告深圳市鹏城海物流有限公司就第一判项中深圳市鹏城海公司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无法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深圳市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给付金钱义务，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34.86元，由原告负担642.98元，两被告负担91.87元；本案保全申请费393.94元，由原告负担344.69元，两被告负担49.25元。因上述受理费和保全申请费已由原告向本院预交，两被告将其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径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常维平
审判员 翟 新
审判员 徐春龙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翟 兵
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