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25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深国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俊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彬。
委托代理人：陶建军，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深国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南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饶晓敏，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永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金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光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融，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海，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伟。
上诉人深圳深国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圳市深国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国投实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金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公司）、原审第三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深国投公司）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2）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一）原告金河公司，原名深圳市水利工贸发展公司，于1994年1月4日从全民企业变更为股份制企业。被告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原名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深圳信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深国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华润深国投公司，原名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被告深国投实业公司与第三人均为国有控股公司；金河公司及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则为私人或私企控股公司。
（二）1990年9月15日，在深圳市农业局见证下，华润深国投公司（时名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作为甲方，与金河公司（时名深圳市水利工贸发展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华润深国投公司将其下属全资企业被告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时名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之40%的股权转让给金河公司；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将下属深国投房地产公司之40%股权转让给乙方后，该房地产公司名称不变；合同第二条约定，公司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由五人组成。甲方派出三人，乙方派出二人，每届任期三年。董事长由甲方担任，经理由乙方担任。董事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研究决定公司的重大问题。董事会章程及董事长的职权范围专题拟订；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1990年11月16日，经华润深国投公司同意，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制订《深圳市信托房地开发公司章程》，该章程第一条规定，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是华润深国投公司与金河公司合作经营以房地产投资开发为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章程第三条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10万人民币，由深国投公司投入资金306万元人民币，占公司60%的股份和权益；金河公司投入资金204万元，占公司40%的股份和权益；章程第十五条约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章程还对其他事项作出规定。
1991年1月1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向华润深国投公司作出《关于深圳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的批复》，该批复同意华润深国投公司将属下被告深国投房地产公司40%的投权转让给金河公司，转让后公司名称不变，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仍按深府办（1989）XXX号文的规定执行。
1994年7月12日，华润深国投公司向金河公司发出函件，建议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于1994年9月前中止合作经营关系，由华润深国投公司全资经营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有关提前中止合作经营公司的具体方案，由双方另行商议。1994年7月23日，金河公司向华润深国投公司发出复函称：经我们初步研究，对贵方提出要求在今年九月底之前中止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合作经营关系的建议，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对中止合作关系后，房地产公司的资产分配以及有关问题的处理，需要认真商榷…。
1994年8月16日，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召开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由李南峰主持，代表金河公司及华润深国投公司共五位董事均参加，案外人一亦列席参加，形成《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金河公司与华润深国投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书》。董事会就某花园的权益分配问题形成如下决议：裙楼部分以建筑面积分成。除首层已售给“建行田贝支行”的2308.88平方米，剩余的16760.14平方米按照华润深国投公司与金河公司的股东投资比例（6：4）分成，即：华润深国投公司分得60%，建筑面积为10056.08平方米；金河公司分得40%，建筑面积为6704.06平方米。上述金河公司与华润深国投公司所得面积的楼层按如下方案分配：第三层（建筑面积：6500.14平方米）归原告所有，第二层（建筑面积：6266.41平方米）归华润深国投公司所有，首层：华润深国投公司占3789.67平方米，金河占203.92平方米。
（三）上述《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作出后，深国投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沃尔玛-
易初中国有限公司于1995年8月3日签订《房产租赁合同》，约定深国投房地产开发公司将包括某花园第一层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房产在内的某花园第一层的一部分和第二、第三层的全部及大楼地下室北座部分出租给沃尔玛-
易初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玛公司）；首次租赁期限为15年，自1995年8月1日起算；场所每一层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90元；场所的租金应从出租开始日起计算，三年内保持不变，自第四年起，每年递增12.5%，直至首期租赁期届满为止。此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沃尔玛公司对场地租赁问题多次作出变更约定，目前上述场地仍由沃尔玛公司承租使用，其中2011年至2012年期间某花园第一层的租金标准为人民币48元／平方米·月。在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将包括某花园第一层203.92平方米房产出租给沃尔玛公司之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每月按照人民币90元／平方米的标准向金河公司支付某花园第一层203.92平方米房产的租金，直至2011年6月底。2011年7月之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未再向金河公司支付租金。
2006年7月3日，金河公司向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发出《对账函》称：“我公司拥有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洪湖路某花园首层203.92平方米产权。自1995年8月3日以来，一直连同贵公司拥有的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洪湖路某花园第一至三层物业由贵公司整体出租给沃尔玛-
易初中国有限公司使用，按《房产租赁合同》（深信房合安（1995）Y053号）5.1条款约定，租金为‘第一层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90元’，我公司每月应收租金18，352.28元；按上述《房产租赁合同》第6条款约定，租金‘自第四年起，每年递增12.5%，直至首期租赁期限届满为止’，但一直未递增，仍按90元／平方米·月执行。贵公司代收代付给我公司的房租已付至今年6月份。如上述无误，请予盖章确认。”。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在该《对账函》上盖章确认。
（五）涉案某花园第一层，包括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1684.70平方米、湖波阁第一层2308.88平方米房产，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位于两房产范围之内，金河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及华润深国投公司并未对该203.92平方米房产的四至位置作出约定。
2004年8月9日，深国投房地产公司与深国投实业公司签订两份《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现售）》，约定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将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1684.70平方米、湖波阁第一层2308.88平方米房产转让于深国投实业公司，转让成交价分别为人民币20，081，624元、27，521，849元。2004年12月1日，深国投实业公司取得该两处房产的《房地产证》。
（六）经原审法院限期指定，深国投实业公司为证明其向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支付了购买上述两处房产的款项，向原审法院提交《深圳市深国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外付款通知书》、银行进账单两份证据。该两份证据《深圳市深国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外付款通知书》表明：2005年9月8日，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向华润深国投公司支付了款项人民币1.4亿元。深国投实业公司在庭审中称，其向华润深国投公司支付的款项人民币1.4亿元，包括购买上述两处房产的款项。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在庭审中认可深国投实业公司上述庭审陈述。金河公司则称，上述证据表明款项人民币1.4亿元的支付时间发生《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现售）》签订一年之后，对该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七）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现售）》转让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两处房产时，华润深国投公司是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的共同母公司，华润深国投公司持有深国投房地产公司60%的股权，持有深国投实业公司95%的股权。且华润深国投公司董事长李南峰，同时兼任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董事案外人一、案外人二，同时兼任深国投实业公司的董事职务，案外人一还担任深国投实业公司的总经理。上述房产转让之后，李南峰自2009年3月5日起至今担任深国投实业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八）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在庭审中称，其之所以在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于2004年转让于深国投实业公司之后，仍向金河公司支付203.92平方米房产的租金直至2011年6月底，是因为其工作人员工作疏忽。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的产权资料清单显示，该两处房产目前的产权登记人为深国投实业公司，无抵押记录，其中湖滨阁第一层建筑面积为1684.70平方米，湖波阁第一层建筑面积为2308.88平方米。本案诉讼期间，原审法院根据金河公司申请查封该两处房产的产权。
金河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为：1、确权金河公司为涉案房产（即深圳市罗湖区洪湖路东侧某花园裙楼一层）的共有人；2、确认被告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将涉案房产中属于金河公司所有的203.92平方米房产转让给被告深国投实业公司的行为无效；3、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协助金河公司办理涉案房产为金河公司与被告深国投实业公司共有的产权登记手续；4、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将代收的租金支付给金河公司（暂按每月每平方米90元计算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的租金，共计人民币256，939.2元，具体租金标准按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与沃尔玛易初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确定，后续租金继续计算至租赁期满之日）；5、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连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一、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转让房产时，金河公司是否拥有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内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二、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转让该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同是否有效。
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金河公司曾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母公司华润深国投公司合作经营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在金河公司退出合作经营深国投房地产公司之后，金河公司、华润深国投公司及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在1994年8月16日《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明确金河公司享有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在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将包括203.92平方米房产在内的某花园第一、二、三层等房产统一出租给沃尔玛公司之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一直依租赁合同约定的标准向金河公司支付203.92平方米房产的租金直至2011年6月底，深国投房地产公司亦在2006年7月3日《对账函》进一步明确金河公司为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人，可见，金河公司是203.92平方米房产产权人之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虽然金河公司从未取得203.92平方米房产的《房地产证》，但产权证不是判断所有权的唯一依据，本案证据《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与证据《对账函》及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向金河公司支付租金之事实足以证明金河公司为203.92平方米房产的真实产权人。金河公司要求确认其为203.92平方米房产产权人诉讼主张依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关于金河公司并非是203.92平方米房产产权人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转让包括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在内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时，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是关联公司，表现在：华润深国投公司是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的共同母公司，华润深国投公司持有深国投房地产公司60%的股权，持有深国投实业公司95%的股权。且华润深国投公司董事长李南峰，同时兼任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董事案外人一、案外人二，同时兼任深国投实业公司的董事职务，案外人一还担任深国投实业公司的总经理。由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是关联公司，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与华润深国投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也存在同时兼任情况，且1994年8月16日召开的确定金河公司为203.92平方米房产所有权人的董事会亦由李南峰主持，案外人一列席参加了该会议，因而，本案应推定深国投实业公司知道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人为金河公司。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明知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人为金河公司，却未经金河公司同意转让203.92平方米房产，该行为损害了金河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恶意串通。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在将203.92平方米房产转让给深国投实业公司之后，通过继续向金河公司支付租金直至2011年6月底的方式掩盖事实、麻痹金河公司，显然，深国投房地产公司主观恶意明显。我国《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因而，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转让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由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所签订的两份《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现售）》不仅包括诉争的203.92平方米房产，还包括其他部分的房产，且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对其他部分房产转让无异议，亦无证据表明其他部分房产转让存在无效情形，因而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所签订的两份《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现售）》为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合同，其中涉及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部分为无效合同。
综上，金河公司为诉争的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法产权人；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转让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同为无效合同。金河公司为诉争的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法产权人，因而金河公司要求确认其为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共有权人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转让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深国投实业公司无权取得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产权。鉴于金河公司为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真实产权人，金河公司要求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办理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虽然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位于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两处房产范围内是明确的，但由于金河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及华润深国投公司未对该203.92平方米房产的四至位置作出约定，因而原审法院按照房产面积比例确定金河公司享有该两处房产产权份额。金河公司享有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两处房产各占5.106%产权份额，计算公式为203.92÷（1684.70＋2308.88）=5.106%。金河公司要求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协助办理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为金河公司与深国投实业公司共有的产权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金河公司作为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人，有权收取该房产的租金。鉴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恶意串通转移了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且诉争房产目前亦由被告深国投实业公司出租于沃尔玛公司，因此金河公司要求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支付自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的租金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诉争房产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的租金标准为人民币48元／平方米.月，因而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应按照人民币48元／平方米.月的标准向金河公司支付自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租金人民币137，034元，计算公式为48×14×203.92=137，034元。对金河公司要求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支付租金人民币256，939.2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之后的租金尚未发生，金河公司亦未为此缴纳诉讼费，原审法院不作处理，金河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金河公司为深圳市罗湖区洪湖路东侧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房产证号20××17）、湖波阁第一层（房产证号20××23）两处房产的共有权人。二、确认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将位于上述两处房产内的203.92平方米房产转让于深国投实业公司之合同为无效合同。三、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金河公司办理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房产证号20××17）、湖波阁第一层（房产证号20××23）为金河公司与深国投实业公司共有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其中金河公司与深国投实业公司均分别占该两处房产5.106%、94.894%的产权份额。四、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金河公司支付203.92平方米房产自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的租金人民币137，034元。五、驳回金河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前项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1，512元，由金河公司承担人民币1，389元，由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承担人民币20，123元。本案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承担。
上诉人深国投房地产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至第四判项；2、依法驳回金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的诉讼费由金河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金河公司不享有203.92平方米房产的所有权。民法通则第七十-
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从交付之时起转移。金河公司从未收到过交付的203.92平方米的房地产，也从未占有、使用过，金河公司从未享有对203.92平方米房地产的所有权。房地产具有特定性，有具体的位置和面积，在某花园第一层从未产生过任何所谓的203.92平方米的所有权，这样的权利所有人根本不存在。二、判决书确认金河公司是某花园第一层的共有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判决第一项中，确认金河公司是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两处房产的共有人。判决书称“虽然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位于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景阁第一层两处房产范围内是确定的，但由于金河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及华润深国投公司未对该203.92平方米的四至位置作出约定，因而本院按照房产面积比例确定原告享有该两处房产产权份额。原告享有某花园裙楼湖滨阁第一层、湖波阁第一层两处房产各占5.106%产权份额，计算公式为203.92÷（1684.70＋2308.88）=5.106%”。《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规定金河公司首层占203.92平方米，而在这里却毫无根据地被确认为金河公司享有两处房产的份额。就是说原来纪要规定的单一所有权，判决却确认为按份共有，还自作主张地设计了计算公式。从《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到《对帐函》，以及其他证据，当事人从未有过按份共有房地产的意思表示，判决书毫无依据地自作主张确认是按份共有关系，还发明了计算公式。通过判决把并不存在的法律关系强加给当事人。这种认定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根据。三、判决逻辑混乱。判决称“金河公司为诉争的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法产权人”，判决又按法院自定的计算公式按份与他人共有某花园裙楼第一层的产权。如金河公司享有203.92平方米房地产的单一产权，就不可能与他人按份共有同一产权，既为单独享有，又同时与他人按份共有，逻辑上根本不通，这已超出了正常的法理，一般人也无法理解。判决逻辑混乱。四、审判员擅自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本案的焦点问题未充分争辩。本案开庭两次，审判员均未归纳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但判决书却又写出了争议焦点。审判员在庭审中也未明示应当辩明哪些问题。在第一次庭审中，当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代理人在发表答辩意见时，专门针对金河公司是否享有物权进行抗辩，审判员禁止深国投房地产公司代理人发言，说不要在这里讲法律，大家都是学法律的，不要讲了，谁不明白。但本案的争议焦点恰恰是金河公司是否享有所有权。这个问题原被告在庭审中未充分争辩，法院却作出了这份确认金河公司享有所有权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逻辑混乱的判决。五、深国投房地产公司转让房地产给深国投实业公司合法有效，根本未侵犯金河公司的合法利益，不构成恶意串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的构成要件是（1）当事人双方在实施民事行为时有损害他人利益的故意；（2）行为人在实施民事行为时串通一气；（3）该民事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交易双方有损害金河公司的利益的故意，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串通一气，仅仅是交易双方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相同，判决则“本案应推定深国投实业公司知道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人为原告”，这个推定根据没有证据证明，因为金河公司在房地产登记中根本不是权利人，没有人知道其为权利人。判决又确认“未经金河公司同意转让203.92平方米房产，该行为损害了金河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恶意串通”，房地产根本未登记在金河公司的名下，无须征得金河公司同意，转让房产也未损害金河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本不构成恶意串通。本案的审理应当回到争议的原点，应当搞清楚金河公司在《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中规定金河公司分得首层203.92平方米房地产是一种什么权利，该权利是用公司法来保护呢，还是用合同法来保护，或者用物权法来保护，究竟金河公司享有的是物权，还是债权？这些问题未作任何审理和认定，作出的判决肯定是不适当的。六、判决确认两份《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现售）》为部分有效，部分无效，不成立。在本案中经调查确认203.92平方米房地产未分割过，也未交付过，203.92平方米房地产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此判决确认两份《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现售）》为部份有效部份无效的合同不成立。两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七、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无义务协助金河公司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没有任何合同（协议），也没有法律规定，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有义务协助金河公司办理共有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没有规定什么时间、由谁来分割203.92平方米房产，判决由他们承担协助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没有依据。八、金河公司无权收取租金。金河公司根本不是203.92平方米房地产的产权所有人，这一产权从未产生过，也不存在权利主体，金河公司无权收取租金，前期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支付租金是基于对法律认识错误，金河公司的收入应为不当得利，应返还给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综上，本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审理过程中违法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支持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深国投实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一、二、三、四项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金河公司该四项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金河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金河公司享有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金河公司享有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的三个证据：1994年8月16日《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2006年7月3日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盖章确认的《对账函》、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向金河公司支付租金等证据，均不能作为认定金河公司享有203．92平方米房产产权的依据。1、1994年8月16日《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仅表述为：“首层：甲方（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占3789．67平方米，乙方（金河公司）占203．92平方米”。正如金河公司一审起诉状称，原审第三人、深国投房地产公司、金河公司各方未就该面积房产的确切位置、分割办证等事宜达成一致。既然各方未达成一致，203．92平方米房产根本不存在，更不用谈金河公司是产权人了。2、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在2006年7月3日《对账函》上盖章，进一步明确金河公司为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人，同样不成立。2004年8月9日，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即与深国投实业公司签订两份《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现售）》，且深国投实业公司于2004年12月1日取得该两处房产的《房地产证》，深国投实业公司成为该两处房产的完全产权人。2006年7月3日，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早已不是该两处房产的产权人，已没有资格来认定金河公司为203．92平方米房产产权人。3、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向金河公司支付租金的事实，正如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所称，纯属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工作疏忽所致。依据上述第2点的意见，深国投房地产公司都不是涉案房产的产权人，向金河公司支付所谓“租金”，由此认定金河公司为203．92平方米的产权人，实在是太牵强了。二、一审判决认定深国投实业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转让203．92平方米房产构成恶意串通，转让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且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向金河公司支付租金直至2011年6月底的方式掩盖事实主观恶意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深国投实业公司取得某花园首层房产，为善意取得。（1）深国投实业公司受让某花园首层房产是善意的。其时，深国投实业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确实为关联企业，但并没有证据证明深国投实业公司的管理层特别是参加了1994年8月16日董事会的管理人员直接参与了受让某花园首层房产的决策与执行（李南峰为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深国投实业公司没有损害金河公司合法利益的故意，深国投实业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恶意串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深国投实业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表明，深国投实业公司以合理的价格受让了涉案房产；（3）转让的涉案房产依照法律规定已履行完毕相关登记手续，深国投实业公司为合法产权人。（4）一审判决仅从深国投实业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为关联公司，且相关管理人员参加了1994年8月16日的董事会，以此推定深国投实业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构成恶意串通显然证据不足。2、2005年1月24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核准深圳市盛兴投资有限公司获得深国投房地产公司51％的股权，取得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控制权，与深国投实业公司已非关联公司。按照一审判决的说法，此后，深国投实业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还以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向金河公司支付租金的方式相互串通长达六、七年，实在是没有任何根据；何况，这种行为的代价已远远超出203．92平方米房产的价值，没有任何存在的合理性。3、正如前文第一条第1款所述，既然203．92平方米房产都不存在，当然也不存在金河公司对203．92平方米房产享有利益的问题，更不存在损害金河公司房产利益的问题。综上，深国投实业公司善意取得某花园首层房产，合法取得该房产的全部产权，依法不受追回。一审判决认定转让诉争的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是完全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金河公司为诉争的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法产权人，进而确认金河公司为某花园首层共有权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完全不能成立。1、1994年8月16日《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表述为：“首层：甲方（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占3789．67平方米，乙方（金河公司）占203．92平方米“。原审第三人、深国投房地产公司、金河公司各方未就该面积房产的确切位置、分割办证等事宜达成一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深国投实业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共有某花园首层房产，一审判决臆测某花园首层房产由深国投实业公司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共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在深国投实业公司拥有完全合法所有权的情形下，一审判决以“金河公司与深国投实业公司、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未对该203．92平方米房产的四至位置作出约定”，按照房产面积比例确定金河公司享有该两处房产产权份额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金河公司从来就没有与深国投实业公司讨论过如何约定203．92平方米房产的四至位置的问题。四、一审判决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就作出关于物权按份共有权的判决，完全混淆了物权与债权的本质区别，适用法律错误。金河公司诉争的“203．92平方米房产”不是物权意义上的特定物。因深国投房地产公司、金河公司未就该面积房产的确切位置、分割办证等事宜达成一致，该203．92平方米房产没有任何确定空间，不是特定物，不构成物权客体，由此，也不存在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一审判决总结的主要争议焦点都是建立在所谓“203．92平方米房产产权”基础上的，是完全错误的。五、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是企业法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在法人存续期间，法人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在1994年《股权转让合同书》终止时，本案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仍属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并非进行清算分割。在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存续期间，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全部资产属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非经合法程序不得被转移到任何股东手里。金河公司的诉求及一审法院的判决，侵犯了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法人财产权，更罔顾深国投实业公司的合法权益，实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总而言之，深国投实业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澄清事实，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金河公司答辩称，一、金河公司合法取得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其所有权理应受法律保护。二、金河公司与深国投实业公司系涉案房产（即某花园群楼湖滨阁第一层及湖波阁第一层）的共有权人，双方的共有关系依法应受保护。三、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将涉案房产中属于金河公司所有的203.92平方米房产转让给深国投实业公司，显属恶意串通，依法归于无效。综上所述，金河公司认为，涉案的203.92平方米房产系金河公司合法取得的房产，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恶意串通转让本属于金河公司的203.92平方米房产，依法归于无效，金河公司对某花园群楼第一层的房产享有按份共有的权利，理应收到法律保护，深国投实业公司的上诉理由和主张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针对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上诉意见，我方补充答辩如下：本案诉争的房地产是属于深国投实业公司和金河公司的共有财产，在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上诉状中提到没有具体分割，没有具体面积和位置，不具有共有权，这是错误的，共有权是共有权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整个共有财产行使共有的权利和承担义务，并不是说基于共有物上某个具体部分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在只有共有财产进行依法分割后，各自对各自分割的财产成为独立的物，才能实现刚才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所说的具体的位置、具体的权利客体，共有权是没有分割之前大家对共有物都是有权利的，只是各自的份额不同而已，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混淆了共有权的概念。
原审第三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二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994年8月16日的《深圳市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纪要》系金河公司、华润深国投公司及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所签订，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该会议纪要并未对涉案房产的确切位置等事宜作出约定，但该会议纪要中明确了金河公司享有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位置等问题并不能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该会议纪要签订之后，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将包括203.92平方米房产在内的楼层出租给案外人沃尔玛公司，深国投房地产公司一直按照相应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向金河公司支付涉案房产的租金至2011年6月底，且深国投房地产公司在相关的《对账函》中亦确认金河公司为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人，一审根据上述证据与事实认定金河公司为涉案203.92平方米房产的真实产权人并无不当。
华润深国投公司系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的共同母公司，华润深国投公司持有深国投房地产公司的股权，亦持有深国投实业公司的股权，且上述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之间存在兼职情况。一审据此推定深国投实业公司知道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人为金河公司的理由是成立的。基于此，深国投房地产公司、深国投实业公司系明知203.92平方米房产的产权人为金河公司，在未经金河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转让涉案203.92平方米房产，损害了金河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认定该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转让诉争203.92平方米房产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 红
审 判 员 柯云宗
代理审判员 吴思罕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丹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