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3）隆民一初字第1169号
原告黄禹勇。
原告黄禹军。
原告黄春娟。
原告黄春燕。
共同委托代理人林宇真，隆安县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告隆安县城厢镇黄李片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黄秀贻，该合作社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善和，该合作社社员。
委托代理人黄荣帮，该合作社社员。
原告黄禹勇、黄禹军、黄春娟、黄春燕与被告隆安县城厢镇城厢黄李片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贤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双方争议大，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贤稳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成安、人民陪审员凌泽权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禹勇、黄禹军、黄春娟、黄春燕诉称，原告及母亲周娱英（已故）原均为农村户口，系被告集体成员。1982年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时，原告家庭承包了由被告发包的水田3.279亩（其中百板0.498亩，忑冲0.113、花李3块1.168亩、平汪2块1.2亩、那窖0.3亩）；旱地0.7亩（其中百板0.4亩、山塘0.3亩），并于1984年12月领取了隆安县人民政府发给的编号0017的《土地承包使用证》。原告家庭除承包经营上述耕地外，还承包经营“林业三定”时被告划分给原告的“满满、雷伍、山葫芦”（地名）面积约为5亩的自留山，开荒经营畲地1.57亩（其中百卜（译音为bou）两块，一块为0.325亩，另一块为0.16亩；娜西0.3亩，三桥0.325亩，平王尾0.2亩，木桥0.2亩，河边0.06亩］。除上列土地外，原告家庭还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直经营管理“河边、百板”两处自留地（其中，“河边”约0.4亩，“百板”约0.2亩）至今。
1985年10月11日，四原告及母亲因条件符合当时“农转非”政策规定，将户口随父亲黄承荣（当时系隆安县老龄办干部，1995年退休时领取安置费后回到位于原告村屯的老家居住至今）迁入隆安县人民政府大院，并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农转非”后，母亲周娱英一直没有得到劳动部门安排工作，原告黄禹勇、黄春娟、黄春燕至1989年也没有得到劳动部门安排工作，故“农转非”后前几年仍继续经营上述土地、山林。1989年后，随着黄禹勇、黄禹军、黄春娟陆续得到劳动部门安排工作，原告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只有周娱英及原告黄春燕，而原告母亲周娱英又体弱多病，没有能力继续全部耕作上述土地，为了不让田地丢荒，同时解决好公购粮负担问题，原告户隧将其上述经营土地大部分给同组其他村民代为耕作，只保留耕作“平王尾”等少量开荒畲地和“河边、百板”两处自留地。
1996年后，由于所在企业纷纷改制，黄禹军、黄春燕先后失业，生活没有着落。原告母亲周娱英为解决家庭生活困难，打算要回原给予其他村民代为耕种的承包地自己耕种，以维持生计，为此她于1997年9月12日办理了“非转农”手续，将她自己一人户口迁回了被告村民小组。但办理“非转农”手续后第二天，被告就擅自将原告家庭给予同组其他村民代为耕作的承包土地和开荒畲地全部重新划分给十多家农户经营，非但如此，还把“平王尾”等原告户一直经营且当时已经种下玉米的开荒畲地也瓜分并翻种了。
1998年后，原告家庭“百板”处承包土地及“三桥”处开荒畲地和“雷伍、山葫芦”两处自留山先后被国家征用，其应得的各种补偿费均被被告擅自瓜分给其他农户。在对被告其他土地被国家征用所得土地补偿费及荒山发包、山林出卖收益等的多次分配中，被告更是歧视原告家庭，同是“农转非”且分配时有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正式编制的原黄李第二村民小组的人员都有份参与分配，唯独不分给原告一家。直到2004年11月，在被告集体鱼塘被隆安县进修学校征用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中，经过原告的据理力争后，被告才勉强分给周娱英本人一份，原告户的其他成员应得份额仍然被被告瓜分了。
被告无权收回原告合法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四原告持有的编号为0017的《土地承包使用证》显示，承包期为15年，即至1999年。根据1997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文件的规定，（一）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０年，指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二）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０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已经做了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地方，承包期限不足3０年的，要延长到3０年。（三）承包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大稳定、小调整”是指坚持上述第二条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做好“小调整”工作还应坚持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二是不得利用“小调整”提高承包费，增加农民负担；三是“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因此，被告无权在承包期内收回原告合法承包经营的承包地。退一步来说，即使当时有政策规定可以收回“农转非”人员承包的集体土地，被告也无权收回原告家庭承包的土地。隆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原告编号为0017的《土地承包使用证》显示，该证的填发单位为隆安县城厢大队管理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村委会），因此原告承包的土地的发包方应为隆安县城厢大队管理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村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有权收回原告承包的集体土地的应该是发包方隆安县城厢大队管理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村委会），被告不是原告所承包土地的发包方，因此，被告收回原告承包的土地的行为于法无据，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将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划分给他人的经营的“忑冲、花李、平汪、那窖、山塘”（均为地名，下同）共2.781亩承包土地以及原告家庭“百卜、娜西、平王尾、木桥”（均为地名，下同）共1.245亩开荒畲地和“林业三定”时划分给原告家庭承包的“满满”（地名，下同）面积约为4亩的自留山返还给原告经营。
被告辩称，原告全家根据政策“农转非”后，1987年被告就收回原告承包的土地。原告提供的1984年发的《土地承包使用证》已经作废了，2003年隆安县政府已经重新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承包期限从1995年至2024年，原告没有这本证，因为原告当时已经全家“农转非”了。被告收回原告承包地的作法，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户口转出去了，他们已经不是本合作社成员，被告怎么调整都不关原告方的事。原告现在还强行了经营了被告集体所有的两块土地。原告的母亲“非转农”没有经过被告集体的同意，被告不承认，更何况她也已经去世那么多年，原告四兄妹都不是本合作社成员，没有权利享受本合作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收回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收回的土地有的已经被国家征用，有的已分给新增加的人口。被告不是只收回原告的承包地，村里其他类似原告情况的人也被收回责任田，只是其他人跟原告有所不同，原告是全家“农转非”，其他人只是部分人口“农转非”，其家庭农户还存在，所以只收回责任田，尚保留旱地。原告全家根据国家政策“农转非”，已不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告按政策和集体讨论决定，收回其承包地是合法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黄禹勇、黄禹军、黄春娟、黄春燕系黄承荣、周娱英夫妇的子女。黄承荣原户口在隆安县城厢镇（县政府所在地）黄李村，参加工作后成为国家干部，户口转到隆安县政府大院。黄承荣的妻子周娱英曾在隆安县古潭乡供销社工作，后因政策调整，被“下放”回黄李村，为农业户口，四个子女出生后也为农业户口，跟随黄承荣落户黄李村。1982年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时，原告家庭承包了由被告发包的水田3.279亩（其中百板0.498亩，忑冲0.113、花李3块1.168亩、平汪2块1.2亩、那窖0.3亩），旱地0.7亩（其中百板0.4亩、山塘0.3亩），并于1984年12月领取了隆安县人民政府发给的编号0017的《土地承包使用证》，期限为15年。原告诉称另有林地约4亩。1985年10月，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原告的母亲转为非农业户口，四原告也同时转为非农业户口，将户口迁往黄承荣所在的隆安县人民政府大院。
1989年，原告黄禹勇被招收为国有企业隆安县南圩水泥厂合同制工人（改制后名为广西四合工贸有限公司）；黄禹军于1986年被招收为国有企业隆安县氮肥厂合同制工人（改制后名为广西南宁市丰登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黄春娟于1991年被招收为隆安县城厢镇西宁小学干事；黄春燕于1992年被招收为隆安县南圩乡粮食管理所合同制工人（改制后名为隆安县南圩粮油贸易中心）。原告全家“农转非”后，被告先后收回原告经营的承包地。这些收回的土地，有的已经被征收，有的已分给被告集体新增人口。其中原告原承包的林地，承包前长有稀疏松树、杂木，原告承包后没有再另行投资造林，后来被告将该林地及被告集体内各农户的林地全部收归集体统一管理。对于被告收回原告承包地的时间，原告认为是1997年，被告自认是1987年。1997年9月，周娱英将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对此被告认为，周娱英什么时侯“非转农”被告不知道，被告也不同意她转回来。2003年隆安县人民政府为被告所属各农户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承包期限从1995年至2024年，四原告未领到该证。四原告的母亲周娱英于2008年去逝。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其原承包地的经营权未果，遂向本院起诉，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规定，被告有权发包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又根据该法第十五条关于“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享有承包被告隆安县城厢镇黄李片第二农业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资格的，是该合作社的农户。四原告原为农业户口，1985年根据国家政策全家转为非农业户口，并将其户口迁出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其作为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的农户已消亡。现原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据此主张原告全家“农转非”、落户在小城镇，被告应继续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本院认为，该法第二十六条的立法本意，是当时为了鼓励农民进入小城镇自谋职业，加快小城镇的××发展，同时考虑当时小城镇尚未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允许迁入小城镇的农民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其适用的对象是迁入小城镇自谋职业的农民，而四原告是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享受一定的特殊待遇，劳动部门先后为四原告安排了工作，不属于进城自谋职业的农民，故原告主张的理由与法律规定不符。
综上，原告全家时受国家政策的照顾，转为非农业人口，其作为被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家庭农户已消亡。被告调整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是被告集体内部事务。原告不属于被告集体内部成员，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其诉讼主体不适格。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黄禹勇、黄禹军、黄春娟、黄春燕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贤稳
审 判 员 王成安
人民陪审员 凌泽权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谢智洁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
第四条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
第十二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
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
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