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淄商终字第2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平，农民。
委托代理人：张云红，山东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光增，沂源县燕崖天丰保鲜库业主。
委托代理人：孙善良，沂源鲁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周国平因与上诉人刘光增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13）源商初字第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国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云红，上诉人刘光增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善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7月，周国平将收购的土豆存储在刘光增经营的沂源县燕崖天丰保鲜库中，双方约定冷库费为每斤0.14元。2013年1月至2月期间，周国平多次将土豆出库。2013年2月23日，周国平再次到冷库要求拉走土豆时，刘光增以周国平未还清借款为由拒绝土豆出库。2013年2月26日，周国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刘光增赔偿经济损失。周国平起诉后，双方当事人同意共同将土豆出库、回收土豆款。
根据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做以下分析认定：
周国平存储在刘光增处土豆的箱数：双方当事人对2012年7月7日入库561箱、7月9日入库1104箱、7月13日入库1052箱，合计2717箱没有争议。除2717箱外，周国平主张还有两次入库，分别为2012年7月13日入库230箱、7月18日入库592箱计822箱，刘光增以没有入库单为由予以否认。刘光增在答辩中称本案周国平储存土豆133024斤（2717箱×48.96斤／箱），在原审法院受理的刘成和诉刘光增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中，刘光增答辩称刘成和储存土豆151776斤（3100箱×48.96斤／箱），刘光增主张以上两人共存284800斤。而在2013年2月27日，法庭在对刘光增进行调查时，刘光增承认“他们俩（周国平、刘成和）一共存了三十七万斤左右的土豆”。刘光增辩称与调查笔录中关于两人存储的土豆数量相差九万斤左右。本案中，入库双方有争议的822箱，刘成和诉刘光增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中入库有争议的是1000箱，以每箱48.96斤计算，为89205斤（1822箱×48.96斤／箱），与九万斤左右差距较小，且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实曾经两次将本案周国平收购的土豆运送到刘光增冷库。故依据周国平提供的入库单上的补记数字“230、592”，对刘光增的调查笔录以及证人张某的证言能够证实周国平有两次入库计822箱。因此，周国平储存在刘光增处的土豆箱数为3539.00箱。
周国平存储在刘光增处土豆每箱的重量：周国平主张土豆每箱为50斤，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刘光增认可每箱为48.96斤，故认定每箱土豆的重量为48.96斤。
周国平在诉前已经出库的土豆箱数：双方当事人对2013年1月23日出库240箱、1月29日出库1408箱、2月初出库1箱即起诉前周国平共出库1649箱没有异议。
起诉后共同出卖的土豆箱数、未出库箱数以及回收土豆款情况：双方当事人对起诉之后共同出库并出卖土豆1278件及回收货款45000.00元没有异议。周国平主张在起诉后还与刘光增协商共同出卖144箱且土豆款5400.00元在刘光增处，刘光增予以否认。在周国平、刘成和另案起诉刘光增（佛手瓜）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中，程恒福出庭作证称5400.00收到条系其书写，并将5400.00元交给了王树林；在刘成和与刘光增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中，王树林出庭作证时称已经将5400.00元交给老板（刘光增）了。王树林作为诉讼过程中代表刘光增处理土豆人员与程恒福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刘光增确收到出卖土豆款5400.00元。故起诉后双方共同出卖的土豆为1422箱且回收货款50400.00元，周国平未出库箱数为468箱（3539箱-1649箱-1422箱）。
周国平在起诉后存储在刘光增处土豆价格：依据周国平申请经原审法院委托，沂源县价格认证中心作出价格鉴定，结论为鉴定基准日一级土豆的市场价格为2.60元／公斤。双方认可的入库单中只有2012年7月7日入库的561箱土豆注明了特大25箱、一级536箱，为此周国平申请调取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专家随机挑选的3箱土豆的记录，该记录中土豆每箱的数量分别为62个、62个、67个，按每箱48.96斤计算的话，平均每个土豆的重量为0.78斤、0.78斤，0.74斤，故酌情确定土豆的型号为一级。
周国平存储在刘光增处土豆出现发芽、黑心现象责任承担：依据周国平申请经法院委托，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专家对涉案土豆发芽、黑心的原因进行了技术鉴定，鉴定结果为：马铃薯均有芽萌动，以芽长＞3毫米为发芽样品计，发芽率为34%，黑心率2%；马铃薯发芽的主要原因是库内实际温度偏高，加之块茎已完全通过休眠期所致，块茎变黑属生理性病变，与入库前收货、运输条件有关。
原审法院认为：周国平与刘光增之间形成仓储合同关系，刘光增因管理不善给周国平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周国平在起诉之前将刘光增已做除芽处理的土豆出库并出卖，且周国平未提供证据证实在出库时向刘光增提出异议，应视为周国平对刘光增储存行为的认可，因此，起诉之后周国平主张刘光增赔偿起诉之前已经出库土豆的经济赔偿，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在周国平起诉之后，双方共同委托出卖土豆，土豆出卖款归周国平之外，周国平预期利益损失的损害刘光增应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专家鉴定结果中发芽率为34%，且发芽的主要原因为库内实际温度偏高所致，黑心率为2%，属生理性病变，与入库前收货运输条件有关，确定刘光增承担过错责任的比例为34%。除起诉之前及起诉之后出库并出卖的土豆之外，周国平尚有468箱土豆刘光增无法说明其去处，侵害了周国平的所有权，刘光增应按照市场价格给予折价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光增赔偿周国平1422箱土豆的经济损失13636.00元（预期利益损失1422箱×48.96斤／箱×1.30元／斤-土豆出卖款50400.00元=40107.00元，按照34%的过错比例承担）；（二）刘光增赔偿周国平468箱土豆折价款29787.00元（468箱×48.96斤／箱×1.30元／斤）；（三）刘光增返还周国平土豆款5400.00元。上述各项义务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四）驳回周国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99.00元，由周国平负担2978.00元，刘光增负担1021.00元。
上诉人周国平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我在一审期间提供了莱芜冷库储存土豆照片，其并没有发芽，该事实足以证明涉案土豆发芽系因冷库温度过高所致，因此，刘光增应赔偿我全部损失38234.00元；2、34％是鉴定机构认定的土豆发芽超过3毫米的比例，但在实际情况中，只要土豆发芽均影响其价格，因此，不应以该土豆发芽率作为认定赔偿责任的依据；3、在2013年1月底，我发现储存土豆有发芽现象，在刘光增承诺对损失进行赔偿情况下，为避免损失扩大我处理了1408箱，但仅收回货款64000.00元，与当时市场价89616.38元相差较大，该部分损失25616.38元也应由刘光增赔偿；4、在一审期间，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共同处理土豆1422箱，并回收货款50400.00元，此后，我对诉讼请求作了相应的扣减，原审判决仍以我原诉讼请求计算诉讼费与相关规定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刘光增赔偿我1422箱土豆经济损失40107.00元，及1408箱土豆损失25616.38元，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刘光增辩称及上诉称：1、我已尽到保管义务，周国平主张土豆发芽系因冷库温度过高所致，没有事实依据；2、涉案土豆只有一部分发芽，且我也按照与周国平约定将土豆芽掰掉，对土豆的销售并无影响，周国平主张我赔偿全部损失没有依据。综上，对于周国平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另外，原审判决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周国平主张2012年7月13日及18日入库822箱土豆没有提供入库单，原审判决认定上述822箱土豆入库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周国平储存土豆均为一级土豆，并按照该标准计算损失，没有事实依据；3、一审期间价格鉴定的基准期间为2013年2月23日至2013年3月1日，但在该期间没有土豆出库，而在2013年3月8日出库的1278箱也按照该段期间销售价格每斤1.30元计算不当；4、2013年3月8日经原审法院允许出库的1278箱土豆，周国平未提供支出明细，原审法院将其提交给法院的45000.00元认定为全部收益不当；5、土豆发芽并不一定影响销售，原审判决按照发芽率认定赔偿责任不当；6、我曾经就相关仓储费用提出反诉，原审判决不予受理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周国平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周国平辩称：1、我提供的入库单、证人证言能够与刘光增关于收到货物数量的自述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存储土豆数量为3539箱，刘光增主张没有实际入库也未提供反证，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入库土豆的数量与事实相符；2、我收购的土豆均为特级和一级，因相关划分标准没有特级的说法，所以才按照一级计算；3、在2013年2月23日，我曾到刘光增冷库要求出库，但由于其阻止未能出库，该事实由当地派出所出具证明以及刘光增在法院调查时的陈述佐证，在此情况下，原审判决依据该期间认定土豆销售价格，并无不当；4、一审期间，为降低损失，原审法院要求当事人双方共同处理剩余库存土豆，在实际销售时刘光增也是派人一同前往，对于共收益45000.00元的事实双方均认可，其要求我提供支出明细与事实不符；5、土豆发芽会影响销售价格是常理，刘光增所称即使土豆发芽也不影响销售没有依据。综上，刘光增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
经审理查明：
1、在2013年4月24日原审第一次庭审时，周国平将其要求刘光增赔偿损失184942.50元的诉讼请求，减少为赔偿112287.30元。庭审中，周国平陈述，2013年2月23日，其出售土豆但遭到刘光增阻止，当时与客户定价为一级每斤1.30元、特级每斤1.50元。
2、在2015年2月6日原审第四次庭审时，原审法院告知刘光增因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其反诉请求可另行主张。
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一审卷宗，以及二审庭审笔录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审判决认定周国平储存土豆数量是否正确；2、2013年1月29日出库1408箱土豆应否予以赔偿；3、原审判决确定赔偿比例是否恰当；4、原审判决确定赔偿数额是否正确；5、原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诉讼费计算是否有误。
一、关于原审判决认定周国平储存土豆数量是否正确问题。
1、双方当事人对2012年7月7日入库561箱、7月9日入库1104箱、7月13日入库1052箱，合计2717箱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2、对于周国平主张的2012年7月13日、18日入库822箱的事实，其提供的证人张某证实曾经两次将周国平土豆运送至刘光增冷库。其证言与周国平提供2012年7月9日入库单备注数量，及刘光增在原审法院调查时关于收到土豆数量的陈述基本相符。上述情况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周国平关于2012年7月13日、18日入库822箱的事实。综合以上因素，原审判决认定周国平实际在刘光增冷库储存土豆3539箱，并无不当。刘光增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仓储土豆数量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2013年1月29日出库1408箱土豆应否予以赔偿问题。
周国平主张在2013年1月29日出库1408箱土豆共收入64000.00元，但其在一审期间提供的江南市场销售土豆明细即未加盖公章，也没有记录人签字，且未对土豆销售时状况及是否属于低价处理进行记载。在此情况下，周国平以此主张当时销售土豆存在发芽情况，所以低价处理，证据不足。另外，从周国平一审陈述看，其在2013年2月23日与客户商定土豆销售价格为一级每斤1.30元、特级每斤1.50元。由此可见，截止2月23日，涉案土豆仍可以以不低于市场价格进行销售。由此，周国平关于因土豆发芽导致其在2013年1月29日以低于市场价格处理部分土豆的主张不能成立。据此，原审判决对周国平关于该部分土豆应予以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三、关于原审判决确定赔偿比例是否恰当问题。
1、从原审鉴定意见看，涉案部分土豆发芽主要原因是冷库内实际温度偏高所致。原审判决认定刘光增存在保管不善情况，对该部分土豆应承担赔偿责任，与相关法律规定相符，并无不当。
2、在保管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情况下，存货人对仓储物损坏也有过失的，可减轻保管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经鉴定，冷库内剩余土豆均有芽萌动情况，只是以发芽超过3毫米为样品计，发芽率为34％。另从在本案诉讼过程双方当事人对土豆的处理情况看，实际处理中，只要土豆有发芽情况，则不论其发芽是否超过3毫米，均需降价处理。因此，原审判决确定上述34％比例为赔偿损失比例不当。考虑到，鉴定意见中认为土豆发芽的次要原因是块茎已完全通过休眠期，而该因素系周国平在收购过程中过失所致的情况，可适当减轻刘光增30％赔偿责任。另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鉴定意见中“土豆黑心属于生理性病变，与入库前收货、运输条件有关”的结论并未提出上诉，对于该部分土豆损失在计算时应予以扣除。
3、周国平主张涉案土豆发芽全部系库内实际温度偏高所致，但其提供的照片不能证明系与涉案土豆同期收购，以及以相同条件进行了入库处理。对其关于刘光增对该部分损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刘光增关于土豆发芽不会影响销售的主张，与生活常识及双方在诉讼过程中以降价处理方式处理部分土豆的事实均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其关于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审判决确定赔偿数额是否正确问题。
1、对于周国平储存土豆的规格，双方虽未在入库单中注明，但在2012年7月10日入库单中注明的系“特大9000箱、大100箱”。另从原审价格鉴定结论看，在2013年2月23日至3月1日期间，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土豆售价为每公斤2.60元。而从刘成和另案情况看，在2013年2月23日，刘光增出售给案外人的502箱土豆也是按照每斤1.30元价格计算。综合以上情况，原审判决认定周国平储存土豆符合国家一级标准，并无不当。
2、从本案事实看，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2月23日因储存土豆的出库问题发生争议，周国平在2月26日即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判决以该时间段为土豆价格认定基准期间，并无不当。至于2013年3月8日后处理冷库内剩余1422箱土豆，仅是诉讼期间为减少涉案货物损失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不应成为确定损失的期间基准。刘光增关于原审价格鉴定依据基准期间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付。
3、从双方当事人认可情况看，在周国平起诉后，对于冷库内剩余1278箱土豆系由原审法院指定双方派人共同处理，并将收回货款交给原审法院。因此，刘光增对于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回收货款为45000.00元的事实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其关于周国平未提供支出明细，原审法院将周国平提交给法院的45000.00元认定为全部收益不当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审认定双方当事人另外处理144箱土豆，并收回货款5400.00元的事实，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在本案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处理土豆1422箱，共收回货款50400.00元，并无不当。
4、涉案土豆因发芽、黑心原因导致销售价格降低，因此，原审判决以土豆正常销售价格与实际处理价格之间差额计算涉案土豆经济损失，并无不当。另外，如上所述，土豆黑心并非因保管不善所致，对该部分损失不应由刘光增承担。以此计算，周国平土豆损失应为38297.30元［（100%-2%）×1422箱×48.96斤×1.30元-50400.00元］。对该部分损失，刘光增应承担70％，为26808.11元。对周国平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再予以支持。
5、对于周国平另外的468箱土豆（3539箱－1649箱－1422箱）刘光增无法说明其去处，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按照周国平要求出库时的市场价格认定该部分损失为29787.00元，并无不当。
五、关于原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诉讼费计算是否有误问题。
1、刘光增关于周国平支付仓储费的反诉请求虽然与本诉存在关联关系，但并不一定必须同时审理，即使另案主张对刘光增的实体权利也无影响。且不予受理反诉请求也并非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六种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之一。在此情况下，刘光增关于原审法院不予受理其反诉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2、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数额，案件受理费依照下列规定处理：……（二）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本案中，周国平在一审期间减少其诉讼请求，依据上述规定，应当按照其减少后的诉讼请求112287.30元计算，并退回多出部分。以该数额计算，一审诉讼费应为2545.74元，对此，本院予以调整。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13）源商初字第14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即：（二）刘光增赔偿周国平468箱土豆折价款29787.00元（468箱×48.96斤／箱×1.30元／斤）；（三）刘光增返还周国平土豆款5400.00元；（四）驳回周国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13）源商初字第1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光增赔偿周国平1422箱土豆的经济损失26808.11元。
上述各项付款义务刘光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45.74元，由周国平负担1400.00元，刘光增负担1145.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23.00元，由上诉人周国平负担822.00元，上诉人刘光增负担130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鹏
审 判 员 孙长峰
代理审判员 孟庆红
二〇一五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闫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