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民再初字第08800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2，男，1977年4月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夏微观，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关×，女，1978年4月18日出生，回族。
委托代理人刘静，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刘×2与被告（反诉原告）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7月6日作出（2012）通民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2月1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民提字第204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2）通民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刘×2及其委托代理人夏微观、被告（反诉原告）关×的委托代理人刘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12月，原告刘×2诉称：原告刘×2与被告关×曾系夫妻关系。2008年3月18日双方协议离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关×因个人原因向原告刘×2借款，被告关×先后偿还了部分欠款，但仍欠原告刘×223万元。2009年12月16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就余款23万元约定了还款期限。被告关×于2009年12月17日偿还原告刘×25万元，余款18万元至今未还。原告刘×2多次向被告关×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关×偿还原告刘×2欠款18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关×承担。
原审中，被告关×既未作出答辩，亦未参加本院庭审。
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刘×2与被告关×曾系夫妻关系。2008年3月18日，双方协议离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关×因经营美容院向原告刘×2借款72万元，被告关×陆续偿还了部分借款，截至2009年12月16日尚欠23万元。2009年12月16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载明：1、被告关×欠原告刘×2人民币23万元，无其他债务；2、儿子（刘×1）在18岁之前，原告刘×2不干涉刘×1与关×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有探视）不联系；3、被告关×与原告刘×2在中国内所有纠纷与债务无关系（欠钱付清就无关系），互不联系，互不打扰。上述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关×偿还原告刘×2欠款5万元，余款18万元至今未还。
原审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关×欠原告刘×223万元，双方签订协议书对欠款事实予以确认。经查，被告关×已偿还原告刘×2欠款5万元，余款18万元至今未还。现原告刘×2要求被告关×偿还欠款18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关×偿还原告刘×2借款人民币十八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
本院重审过程中，原告刘×2持原审意见，同意原审判决。被告关×辩称：被告不存在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协议书所载23万元欠款系在我带儿子从新加坡归国探亲期间，刘×2扣留我儿子刘×1的情形下被迫签订，并非我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故请求法院驳回刘×2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重审过程中，被告关×提起反诉称：原被告于1999年登记结婚，2008年3月协议离婚，婚生子刘×1随反诉人关×在新加坡学习和生活。2009年12月反诉人带儿子回国探亲，原定于12月16日返回新加坡，但被反诉人刘×2带着其弟弟到反诉人父母处扣留了儿子刘×1，不允许去机场。反诉人报警后，刘×2仍不肯放儿子去机场，最后提出反诉人出钱就可带孩子走。在刘×2的威胁下，双方签订了有关欠款的协议书。12月17日在反诉人支付刘×25万元后，才得以带着儿子回到新加坡。故上述协议欠款并非真实借贷关系，协议书系反诉人受到胁迫，违背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所签订，应属无效。无效法律行为自始无效，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反诉人刘×2返还反诉人关×已支付的5万元；被反诉人承担反诉费用。
原告刘×2就被告关×的反诉辩称：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的行为，被告要求原告返还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本院重审查明：原告（反诉被告）刘×2与被告（反诉原告）关×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9年4月21日登记结婚，婚内经济独立，2008年3月18日双方协议离婚，婚生子刘×1由关×抚养。2009年11月下旬，关×带着儿子刘×1由新加坡回国探亲，原定于12月16日返回，当天因与刘×2发生争执，关×以刘×2将其子及行李、护照扣留于刘×2的居所，阻止儿子返回新加坡，且关×的母亲亦在该处居住，刘×2的行为对母亲及儿子造成威胁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警。2009年12月16日下午13时许，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玉桥派出所出警，到上述发生纠纷的居所了解情况，期间在派出所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刘×2与关×签订协议书，载明：“1、关×欠刘×2人民币23万元，先付5万（2009年12月17号付），欠18万（2个月内），无其他债务；2、儿子（刘×1）在18岁之前，刘×2不干涉刘×1与关×的工作和学习与生活，（有探视）不联系；3、关×与刘×2在中国内所有纠纷与债务无关系（欠钱付清就无关系），互不联系，互不打扰。”双方及见证人刘×3（关×的舅舅）在协议书上签字。2009年12月17日，关×经由刘×3给付刘×2五万元，刘×2为关×出具收条，载明：“今日刘×2收到关×五万元整人民币。”
另查，2010年11月9日，刘×2曾以关×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与本案一致。在该案审理中，关于刘×2所主张借款事实，刘×2称是在2007年底关×欲在新加坡开美容院，无钱周转，提出向刘×2借款72万元，后关×陆续还款49万元，截至2009年12月16日，关×尚欠刘×223万元，故形成上述协议书。关于借款时间，刘×2在该案中述称是在2007年底借款；关于给付方式，刘×2称是72万元全部现金出借；关于出借款项的来源，刘×2称在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各取三十万，自己还有部分现金，工商银行是其妹妹的账户；关于刘×2的职业及生活来源，刘×2称自己是开矿的，72万元是开矿所得。而再审中，刘×2称其在2007年7、8月份以汇款和现金结合的方式借给关×72万元，其中汇款61万元是从其妹妹的工商银行账户汇出，收款人不是关×本人，是关×指定的其他人的账户，汇款凭证已丢失；剩余11万元为现金给付，当时无他人在场；关于款项来源，再审中刘×2称其中39万元是用关×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格兰晴天小区的房子作抵押贷款，20万元是向朋友所借。关于刘×2所陈述的上述事实，被告关×予以否认，并辩称其未在新加坡开过美容院。
再查，关于关×所主张胁迫事实，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玉桥派出所副所长王玉栋证实，2009年12月16日，其曾参与关×与刘×2家庭纠纷的现场出警，刘×2不让关×带孩子走，让关×给钱，关×称不欠刘×2钱，不同意给钱。民警询问双方的儿子刘×1愿意跟谁走，其表示愿意跟母亲关×回新加坡。刘×2书写协议书一份，关×妥协，双方签字，该协议书即前述刘×2提交的证据；未发现刘×2存在威胁的行动或语言。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协议书、收条、离婚证、报警记录、询问笔录、调查笔录、谈话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重审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案本诉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反诉被告）刘×2与被告（反诉原告）关×之间是否存在借款事实；本案反诉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反诉被告）刘×2是否存在胁迫被告（反诉原告）关×签订协议书的事实。
关于本诉的争议焦点即原告（反诉被告）刘×2所主张的借款事实，被告（反诉原告）关×予以否认。刘×2在双方第一次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与重审过程中，从借款时间、给付方式到款项来源等诸多方面陈述均不一致，且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事实，故刘×2要求关×偿还借款18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争议焦点即被告（反诉原告）关×所主张的胁迫事实，原告（反诉被告）刘×2予以否认，派出所出警民警亦表示未发现刘×2存在胁迫关×的语言或行为，关×未提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协议书系在关×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签订，向刘×2支付的5万元非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行为，故关×请求法院判令刘×2返还5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2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关×的反诉请求。
原审全部公告费由原告（反诉被告）刘×2负担（已交纳）。
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刘×2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关×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 伟
审 判 员 刘 颖
代理审判员 兰雅丽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李宇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