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初字第13671号
原告：戴某1，男，193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原告：戴某2，男，194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马某1（兼戴某2、马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6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原告：马某2，男，196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3（马某1之女），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戴某3，女，1952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琪，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锁，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戴某4，男，195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郑辉，北京冠和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与被告戴某4、戴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某1、马某1（兼戴某2、马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3与被告戴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琪、李昌锁、被告戴某4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戴某4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辉仅于2014年7月10日出庭应诉，其余庭审，戴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继承戴某5、杨某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环北路×号西×区×号楼2-1号房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环北路×号西×区×号楼×-3号房屋；戴某3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父亲戴某5，1938年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等历史时期，先后在工人日报、首都师范大学工作，逝世前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离休干部），工资收入每月11000多元，于2013年5月1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去世，享年99岁；母亲杨某，离休干部，于2004年去世，去世前工资收入5000多元。二老生前未立遗嘱，共有五个子女，长子戴某1、长女戴某6（于2003年病故，有二子马某1、马某2）、次子戴某2、三子戴某4、次女戴某3。戴某5、杨某去世后，留有首都师范大学×号楼201室、303室两套房屋，系首都师范大学房改房，房屋产权证均为戴某5；其次戴某5在工人日报社六铺炕家属院尚有一间十余平方米房屋，地址位于北京市×路乙×号院戊楼×层；戴某5一生从事绘画创作，留下近二百幅绘画、书法作品及印章若干、书籍画册若干，价值待定；戴某5、杨某生前拥有存款约50万元，分别存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另外2004年杨某去世后，戴某3在未告知其他亲属子女的情况下私自将杨某抚恤金全部领走，独自占有；杨某生前拥有金项链、金戒指等首饰，共计约1万元。戴某3自戴某5去世后，将首都师范大学201室、301室及室内财产、戴某5与杨某存款、工资卡、钥匙、字画等占为己有。我们曾多次联系戴某3商谈遗产分割继承问题，戴某3闭门不见。故诉至法院。
戴某3辩称，戴某1、马某1、马某2与被继承人戴某5、杨某之间没有亲属关系，也没有抚养关系，不存在继承权，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戴某5生前已经将其名下首都师范大学×号楼201号房屋及303室房屋赠与给了戴某3，戴某3也表示接受赠与，上述房屋的产权证已交付给受赠人戴某3，并且上述房屋由戴某3长期居住使用，该赠与行为有效，应依照赠与协议的内容处分被继承人名下财产。被继承人戴某5生前主要由戴某3一人进行照顾，戴某3作为共同生活的子女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现在戴某3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生活来源，应该多分得遗产。而适格的原告戴某2没有尽赡养义务，不应该分得遗产。被继承人戴某5生前已将其所获得的拆迁房屋一套赠送给了戴某2，在遗产分割时已经对其进行了照顾，故被继承人将其名下的201和303房屋赠与给戴某3是有效的。
戴某4辩称，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应该符合法定形式，不是一个公司开一个手写的证明就可以证明，应该由进行户籍管理的公安机关或具有人事管理权的上级机关开具的证据，即使大家当庭都认可，证据不齐全也是瑕疵。戴某1、马某2、马某1、戴某2开具的证明是盖了一个服装公司组织人事部的章，这是一个公司下属部门盖的章，只能对内使用，不能对外使用。我原来没有参与到父母遗产分割中去，是基于戴某3在父母老年到去世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主要是通过陪同父母一起居住生活、亲身照料，特别是2000年，母亲瘫痪卧床，戴某3亲身照顾两位老人直到去世，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也卧床，也是戴某3照顾，这种事说起来很轻松，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年照顾卧床老人是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的，老人有什么事病情一突发，戴某3就给急救中心打电话送去医院，这么多年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戴某3这么作一是尽到了孝道，也节省了其他兄弟姐妹的时间和精力，能照顾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与戴某3的付出是相关的。父母在世之前也和戴某4说过，他们去世之后财产给戴某3，所以戴某4就认为遗产都归戴某3，也没有就遗产提出过问题。戴某1对父母很少付出，大约2-3个月去一趟，也是空手，一般都不去。戴某2两三周去一次，会买点菜。外孙辈的更基本上不去了。所以其他子女与戴某3相比反差非常大。我方主要是经济上出资照顾父母，戴某3出力。父母的生活费、请保姆、护工的费用、去医院看病的没有报销的费用都是我出，大约有30多万。我每周也都会买点东西去看父母，身心上付出的主要还是戴某3。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戴某5与杨某系夫妻关系，戴某5于2013年5月18日去世，杨某于2004年9月10日去世。庭审中，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戴某4、戴某3表示戴某5与杨某共生育三子女，即戴某2、戴某4、戴某3。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戴某4表示戴某1、戴某6系戴某5与前妻所生，马某1、马某2系戴某6之子。经法庭询问，戴某1、马某1、马某2称戴某1、戴某6生母大约于1938年、1939年去世，姓名不详。庭审中，戴某3称不认识戴某1、戴某6。
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提交2013年10月29日，首都师范大学出具亲属关系证明，载明：“戴某5为我单位已故职工，经查戴某5人事档案，其爱人为杨某，儿子：戴某1、戴某2、戴小英，女儿：戴某6、戴某3”。戴某3、戴某4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提出异议。
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提交中共北京东华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组织人事部2014年6月18日出具证明，载明：“杨某系我公司所属红叶服装分公司离休干部，爱人：戴（代）某5，杨某于2004年9月因病去世，经查本人档案填写有子女5人，长子代某1、次子代某2、三子代某4（1981年档案填代某4）、长女代某6、次女代某3，以上内容摘自杨某1961年、1981年档案，特此证明”。戴某3、戴某6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持异议。
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提交洛阳市档案馆2014年7月30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戴某6的父亲是戴某5，母是杨某”。戴某3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档案馆不能触及签署关系证明。
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提交加盖洛阳市公安局南昌路派出所户口专用章之全户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表及洛阳市西王区置隆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2014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证明马某1、马某2系代某6之子，代某6与戴某6系同一人。戴某3、戴某4对加盖洛阳市公安局南昌路派出所户口专用章之全户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持异议，称仅能证明马某1、马某2系戴某6之子；对上述居委会出具的证据不予认可，居委会无权出具上述证明。
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提交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明，证明戴某6于2003年9月3日去世，于2003年9月9日在北京市东郊殡仪馆火化。戴某3、戴某4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持异议。
经法庭询问，戴某1表示其小时与戴某5、杨某、戴某6共同生活。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环北路×号西×区×号楼2-1号房屋（以下简称2-1号房屋）登记于戴某5名下，登记时间2002年3月7日，建筑面积89.3平方米。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环北路×号西×区×号楼3-3号房屋（以下简称3-3号房屋）登记于戴某5名下，登记时间2003年4月7日，建筑面积46.6平方米。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戴某3均表示上诉两套房屋均系戴某5与杨某夫妻共同财产。
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提交首都师范大学房屋土地管理与资源开发处2013年10月29日出具的房产证明，载明：“戴某5为我单位已故职工，该同志在我单位有两套住房，分别是×号楼201（三居室），建筑面积89.3平米；×号楼303（一居室），建筑面积46.6平米”。戴某4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戴某3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持异议，主张上述两套房屋已赠与给其。
戴某3提交赠与字条及视频，记载：“赠送我将师大201号（×楼）303号（×楼）赠给戴某3。赠送人戴某52009.9.3”。经法庭询问，戴某3称上述字条中除落款处“戴某5”两字外其余字迹为其书写。戴某3称戴某5将2-1号房屋、3-3号房屋赠送给其。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据字条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述字条中标的不明确，多次出现错字；称视频中人物系戴某5，但通过视频无法看清戴某5在签署何文件，没有显示赠与书的意思。
戴某3提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2009年9月29日出具的证明书，载明：“兹证明戴某5曾在本院内科诊治…处理：目前意识清楚”。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戴某3提交遗嘱1份，记载：“立字人戴某5、杨某鉴於吾儿等唯戴某3知道孝道经常回家探望…欲在我们百年之后将首师大×楼×层一号房（我们已买完）给于戴某3永远承继，别人不得干涉特此证明立字人戴某5杨某”。戴某3称上述遗嘱系1993年书写，系2003年其生日时由杨某交付，称书写遗嘱时其不在场，不知道遗嘱主文是谁书写。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表示上述材料不符合遗嘱法定形式要件，没有日期，应为无效；且上述材料中有戴某5、杨某两人签名，不能证明杨某签字真实性。
经马某2、马某1申请，本院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对遗嘱笔迹进行鉴定，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7月20日出具鉴定书，鉴定意见：检材遗嘱除落款处“杨某”三字外，其它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马某1交纳鉴定费8000元。马某1、马某2对上述鉴定书无异议。戴某1、戴某2坚持遗嘱非戴某5书写，系临摹。
戴某2提交杨某2003年12月31日至2004年3月22日北京市西城区厂桥医院出院志，证明杨某罹患脑萎缩、脑积水。戴某3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异议，只能证明杨某在厂桥医院后病情恶化。
戴某3提交戴某22012年7月30日出具的字条，载明：“关于父母的房子鉴于华丽照顾父母十几年，我同意，将父母的房子给华丽”，戴某3称上述证据证明戴某2知道父母将涉诉房屋赠与我的事实，并放弃自己的权利，戴某2认可我照顾父母十几年，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戴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系在戴某3胁迫下出具，当时因需要办理转院无钱交费，戴某3拿着戴某5、戴某4给其的钱款，戴某3称出具上述字条才交纳医院费用，其系在威逼情况下书写。戴某2表示不放弃继承权。
经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申请，本院前往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查询了杨某、戴某5账户信息，经查，杨某、戴某5在中国农业银行无任何存款和其他信息；杨某在中国工商银行无账户；戴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截至2013年6月3日余额21977.04元。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戴某3均表示依法分割上述存款。经法庭询问，戴某1、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均表示上述银行卡/存折不在己处。
经戴某2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圣元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2-1号房屋、3-3号房屋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北京圣元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报告书，载明：“房号2-1，建筑面积89.3㎡，评估总价626.91万元，单价70203元/㎡；房号3-3，建筑面积46.6㎡，评估总价365.26万元，单价78382元/㎡；合计建筑面积135.9㎡，评估总价992.17万元”。戴某2支付鉴定费17000元。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上述鉴定报告书无异议。戴某3表示对上述报告不予认可，鉴定报告不公正、不客观，估价过高。对此，北京圣元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答复。戴某3仍表示估价过高。
关于戴某5、杨某赡养情况：
马某1、马某2、戴某2表示戴某5生前退休金每月11000元，杨某2004年10月最后一个月退休金2488元。戴某1表示对戴某5、杨某退休金数额不清楚。戴某3表示戴某5生前退休金每月8000元，杨某生前退休金每月2000元。
经法庭询问，戴某1表示其退休金每月4000元。戴某5、杨某去世前与戴某3共同生活。戴某5、杨某均是老干部，医药费基本报销，其没有给过戴某5、杨某大额款项，但去探望时会带东西。
马某1、马某2、戴某2表示戴某5每月开销约3000-4000元。2000年左右戴某3开始与戴某5、杨某共同生活。马某1、马某2没有为戴某5、杨某垫付款项，但会探望。戴某2表示杨某生前需要洗肾均是其开车接送，其2012年瘫痪。马某1、马某2、戴某2表示马某1、马某2均为自由职业，戴某2现依靠社保生活，每月2000元，长期住院，戴某4每月给戴某25000元。
戴某3表示其现月收入2000元，戴某4每月给其1000元，其于1995年办理了内退，开始与戴某5、杨某共同生活，戴某4给予戴某5、杨某很大的经济上的帮助。戴某5的丧葬费用均由其与戴某4支付。戴某3表示近年戴某5每月支出约13000元，由老人退休金、戴某4及其负担。戴某3表示自2001年开始为杨某聘请保姆至其去世；自2005年开始为戴某5聘请了1位保姆，自2007年开始聘请了2位保姆至戴某5去世。戴某3表示3-3号房屋系2004年入住，在此之前其与杨某、戴某5及保姆共同居住于2-1房屋，2004年后在3-3居住。
关于保姆情况，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表示1993年开始聘请保姆至老人去世，聘请1个保姆时费用由戴某5、杨某自行负担，病重时会再聘请1个保姆，该保姆费用由戴某4负担。戴某3与其女儿在老人家中居住，没有给老人洗过衣服、没有做过饭，且戴某3月收入2000元，无能力负担老人的保姆费。
关于戴某5医药费及丧葬费负担，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表示未支付过戴某5医疗费，戴某5丧葬费由其单位负担，其余部分由戴某4承担，戴某3未支付。戴某3表示戴某5单位只负责5000元，戴某5葬礼主要费用由戴某4负担，其负担一些小的支出。
戴某4表示其自杨某1997年患肾衰开始每月给杨某、戴某55000元，戴某3与戴某5、杨某共同生活约20年。戴某4还表示戴某2生病后的生活费、医药费均由其负担。
戴某3提交戴某5照片若干，其中包括证明戴某5日常生活及生病住院均由其照顾，其尽了全部赡养义务。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上述照片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照片拍摄是一个瞬间，与本案无关，且送灵送骨灰不应拍照，系对死者的不尊重。
戴某3提交其女儿戴某7拍摄的保姆吕某、保姆申某视频及家政服务合同，证明戴某5生前由戴某3照顾护理，未见其他子女看望帮助。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证人未出庭。
戴某3提交其为戴某5进行康复按摩视频、在医院护理杨某视频、在家夜间监测戴某5心功能视频、在医院照顾戴某5视频、为戴某5穿寿衣视频、接送戴某5骨灰回家待葬视频，证明其照顾戴某5、杨某20年，其承担了全部赡养义务，未见其他子女赡养照顾。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表示上述视频系戴某5、杨某，但非视频专业人员，无法判断是否后期合成配音，无法确定真伪。经法庭询问，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上述视频不申请鉴定。
戴某3提交戴某52010年9月真菌感染期间其护理时手写记录、戴某52008年奥运期间急诊输液期间护理记录、戴某5数年头部核磁、胸片记录、戴某5数年心动图记录、戴某52011年验血记录，证明其一人赡养照顾戴某5。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称上述真菌感染护理记录系手写，真实性不认可；上述其他证据无原件，与戴某3的证明目的无关。
戴某3提交戴某5家庭护理记录，证明其对戴某5进行家庭医疗护理。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表示上述证据无原件，不予认可，上述仅系校医院家庭治疗记录，系护士到家进行护理诊疗。
戴某3提交戴某5生前部分医疗票据、出租车票、救护车票据、护理费票据、丧葬费票据等，证明其赡养照顾戴某5，为戴某5支付医药费及丧葬费。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表示上述证据无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大部分票据无自付部分，戴某5享受公费医药待遇，自付医药费比例很小。对上述证据中的购物小票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戴某3提交2011年其与戴某1电话录音，证明戴某1对生病的戴某5不予照顾，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戴某1对上述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马某2、马某1、戴某2对上述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
戴某3提交董某、朱某、闫某、丛某、戚某、梁某、王某、高某、果某、门某、刘某等证人证言，证明戴某5生前全部由其一个人照顾，邻居从未见过其他子女看望。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人证言真实性持异议。戴某1表示其虽与戴某5、杨某未共同生活，但最少每个月回去一次，最多一个月回去三次，逢年过节带粽子、月饼等，其尽到赡养义务。马某1、马某2、戴某2表示戴某61970年将马某1、马某2带到洛阳生活，后来马某1自己到北京工作。戴某6只要一到北京就探望戴某5、杨某，戴某6去世后，逢年过节马某1去看望戴某5。戴某5、杨某使用自己的退休金聘请保姆，戴某3全家在老人处吃喝、居住。
戴某3申请证人梁某、董某、门某出庭作证。梁某表示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护士，2011年戴某5住院期间，一直看到戴某3没日没夜照顾戴某5，没有见过其他人照顾。戴某5经常住院，反反复复，只看到戴某3照顾戴某5。戴某5住院期间状态很差，没有自理能力。戴某5居住干部病房，其不负责戴某5看护工作。
董某表示其系戴某3邻居，其于1998年搬至×楼204号房屋，看到都是由戴某3照顾戴某5；不清楚戴某5子女情况；其居住的房屋与2-1号房屋隔一个过道；戴某5曾雇佣保姆；戴某3照顾戴某5比较周到、细致；对于戴某5身体情况不了解，但感觉戴某5精神状态很好，见面时还会举手示意。戴某5老年生活很安详，对其照顾细致，老人非常干净。
门某表示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戴某3系患者家属。我自2005年开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我只看到戴某3带她的父亲戴某5经常去我们医院看病，没见过其他人。
对于上述证人证言，戴某1表示梁某所述不真实，其曾与戴某3共同送戴某5入院，并协助换床。从未见过董某。不认可门某的证人证言，曾半夜前往医院，阿姨、护工都认识。
马某1、马某2、戴某2表示梁某未出示工作证。戴某5曾雇佣2个保姆，当时马某1未在北京工作，曾于2014年4月前往医院探望戴某5，当时只见到保姆和阿姨，没有见到戴某3。董某的证人证言非常矛盾，戴某5的住处与董某相隔很远，我们去探望戴某5时，她也不知道我们去的是哪家。门某没有出示工作证，戴某5于2013年去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附属第一医院患者众多，门某为何能记住戴某5的情况，显然是受到戴某3指示。
马某2表示，梁某称仅见过戴某3与实际情况不符，戴某5聘请了2个保姆，保姆都跟着看护戴某5，梁某所述不予认可。对董某的证人证言不认可，当时戴某5雇佣了2个保姆来照顾生活，董某作为邻居，不能详细的了解到戴某5家里的情况，所以证言是片面的，与本案关联较小。对门某的证人证言也不认可，对于戴某5去看病的过程也表述的非常模糊。
戴某3表示，认可梁某、董某、门某的证人证言，从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是戴某3尽到了所有的赡养义务，其他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梁某系护士，戴某5曾多次住院，而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都不知道戴某5的就医情况。戴某5住院都是在冬季，当时保姆稀缺，都是其看护戴某5。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没有给过戴某5一分钱，30多年都是其照顾老人。每次看病住院都是其带老人去，每次老人住院都是从急诊开始，因为我经常带老人去急诊看病、化验，所以门某大夫对我印象比较深刻，他没有见到其他家属带着老人看病。门某的证言真实可靠。我们住的房屋隔音较差，董某作为多年的邻居都没有见过其子女探望老人。关于保姆的问题，因为戴某5比较胖，个子比较高，我常年劳累，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在照顾老人翻身的时候确实比较困难。我打胰岛素看不到，血压计我也看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看到其他子女照顾老人，我只好找保姆帮忙，保姆也都是后期才来照顾的，前期都没有。
戴某3申请戚某出庭作证。戚某表示其系首都师范大学退休职员，系戴某3邻居，不认识戴某1、戴某2、马某2、马某1；称1995年居住在首都师范大学×楼，至2003年搬离，搬离后也时常回之前房屋，在×楼居住时在戴某5家隔壁，戴某5居住在2层1号，看到的情况都是戴某3与戴某5、杨某共同生活，戴某3一直照顾戴某5、杨某，只见过戴某5、杨某与戴某3；从其搬至×楼，就看到戴某3与戴某5、杨某共同生活。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言不予认可，称戴某5长期雇佣保姆，戚某未说明；戴某5居住在303号房屋，证人陈述与事实不符，且其2003年已搬离。戴某3对上述证人证言无异议，称根据证人所述其1995年至2003年与戴某5系邻居，从未见过戴某5其他子女，3-3号房屋系2003年之后方才购买。
经法庭询问，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主张子女间平分遗产，主张要房屋折价款，戴某3少分存款，同时应考虑戴某2的生活情况，予以照顾。戴某3主张2-1号房屋、3-3号房屋根据遗嘱及赠予合同均应由其继承所有，若要分割，其尽到全部赡养义务，其应多分，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应少分或不分，主张存款全部归其所有。经法庭询问，戴某3表示其没有能力给付房屋折价款。
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提交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4年9月15日签发的戴某2残疾人证复印件，载明：“戴某2为肢体残疾人，残疾人证号×××42，残疾等级贰级”。提交戴某2残疾人证北京通卡、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证明其罹患多种严重疾病。戴某3表示对戴某2残疾证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清楚戴某2情况，对残疾人证北京通卡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法庭询问，戴某3表示2017年6月曾见过戴某2，不知道其有无肢体残疾。
戴某3提交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5年2月11日签发的残疾人证，证明其为视力残疾人，残疾等级四级。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与本案无关。
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提交2014年8月4日工人日报社房管科出具的证明，载明：“北京市东城区×路乙×号院戊楼×层9号的承租人为戴某3。特此证明”。
另，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称戴某5、杨某遗产除本案所涉2-1号房屋、3-3号房屋及存款，还有字画、书籍。经法庭询问，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表示本案处理房屋及存款。戴某3主张继承范围仅为2-1号房屋、3-3号房屋。经法庭询问，戴某3表示其名下无住房，仅有一公租房。戴某2表示其名下有一公租房，还曾购买其单位出售的房屋。戴某3主张2-1号房屋由戴某5、杨某出资购买，3-3号房屋由其出资购买。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戴某4除2014年7月10日庭审出庭应诉外，本案其余庭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法定继承中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现有证据及庭审当事人陈述，本院现认定被继承人戴某5、杨某之继承人为戴某1、戴某6、戴某2、戴某3、戴某4。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因戴某6先于戴某5、杨某去世，其子马某1、马某2代位继承。对于戴某3辩称戴某1、戴某6非戴某5、杨某法定继承人一节，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关于遗嘱，戴某3提交的遗嘱中遗嘱人未注明年、月、日，且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该遗嘱持异议，鉴于戴某3提交之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本院不予认可。
关于戴某3提交之赠与字条，经查，本案所涉2-1号房屋、3-3号房屋现登记于戴某5名下，赠与行为未完成，物权不发生变更。现戴某5已去世，经查，戴某3提交之赠与字条不符合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法定形式要件，故本院对戴某3提交之赠与字条不予认可。
关于戴某3主张戴某2已放弃继承一节，本案系继承纠纷，经本院询问，戴某2明确表示不放弃继承，故戴某3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中戴某5、杨某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本案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能否认定戴某3对戴某5、杨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本案中，戴某5、杨某均有离退休收入并享有医疗报销待遇，其中戴某5离退休金较高。庭审中，戴某1、戴某2、戴某3、戴某4、马某1、马某2均表示戴某4对于戴某5、杨某晚年生活给予了较大的经济帮助。
戴某5、杨某均系高龄老人，根据病历记载，戴某5去世时为99岁、杨某去世时为79岁，均患有多种疾病，生活中需他人照顾日常起居，鉴于戴某5、杨某情况，本院认为，在衡量各赡养义务人所尽义务多少时，应首要考量对戴某5、杨某晚年生活的照料情况。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戴某3与戴某5、杨某长期共同生活，戴某4表示认可戴某3对戴某5、杨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对此持异议，
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并考虑到戴某5、杨某晚年患病较多且多次入院治疗的事实，本院认为，应认定戴某3对戴某5、杨某承担了较多的照顾工作，即戴某3对戴某5、杨某履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辩称对戴某3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持异议，并称经常于节假日看望戴某5、杨某，但此相比较于戴某3长年陪伴于戴某5、杨某身边，本院对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另，继承人戴某2身患残疾并罹患多种疾病，本院将在财产分割时适度考虑。关于2-1号房屋、3-3号房屋处理，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主张要房屋折价款，戴某3主张房屋所有权但表示无能力给付房屋折价款，故本案对房屋进行权属分割。考虑到房屋性质及便于生活处置、当事人间关系等因素，结合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赡养情况，本院认为2-1号房屋由戴某3、戴某4继承所有，其中戴某3占75%权属份额，戴某4占25%权属份额；3-3号房屋由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继承所有，戴某1占三分之一权属份额，戴某2占三分之一权属份额，马某1、马某2各占六分之一权属份额。关于戴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存款，本院认为由戴某2继承所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戴某5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环北路×号西×区×号楼2-1号房屋由戴某3、戴某4继承所有，上述二人按份共有，戴某3占四分之三权属份额，戴某4占四分之一权属份额；
二、戴某5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环北路×号西×区×号楼3-3号房屋由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继承所有，上述四人按份共有，戴某1占三分之一权属份额，戴某2占三分之一权属份额，马某1、马某2各占六分之一权属份额；
三、戴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存款（账号：×××）归戴某2所有；
四、驳回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其他诉讼请求。
鉴定费8000元（马某1已预交），由马某1负担1334元，已交纳；由戴某1、戴某2、马某2、戴某3、戴某4分别负担1333.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鉴定费17000元（戴某2已预交），由戴某2负担2834元，已交纳；由戴某1、马某1、马某2、戴某3、戴某4分别负担2833.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案件受理费46800元（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已预交23400元），由戴某1、戴某2、马某1、马某2分别负担7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戴某3、戴某4分别负担7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 暘
人民陪审员 吴 刚
人民陪审员 李蜀晋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魏明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