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定民一初字第02393号
原告：戴本义，男，1952年11月7日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定远县。
被告：张成洲，男，1963年4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定远县。
原告戴本义与被告张成洲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明武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本义、被告张成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本义诉称：原、被告系同村村民。2002年原告与余长杰、王庆发三人在新坝北种植杨树，2006年取得林地所有权，并管理至今。2015年3月1日，经协商，余长杰、王庆发将三人共同种植的杨树转给原告一人所有。被告张成洲2012年流转了张成乐承包的石咀新坝的承包权。近月来，因雨水过多，被告转包的石咀新坝蓄水超越规定的水位线，淹没了原告林地约五、六亩，造成杨树倒伏。原告通过乡、村多次找被告协商排水事宜，被告只是口头同意放水，但一直未放，现明确表示不同意放水，原告只得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排除妨害、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被告张成洲辩称：1、原告所述不实。2006年被告与哥哥张成乐共同与原定远县红山乡高塘村签订“高塘村新坝（又名石咀新坝）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从2007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0日。后被告一直在该坝从事水产养殖。如需要排放水，由村、队统一管理，被告只是配合、协调处理相关事宜，无权擅自排放水。2、定远县水务渔业局在维修坝坡时，测量过该水坝的最低、最高水位线，现石咀新坝并未超过规定的水位线，原告诉称超越规定水位线无任何依据。3、根据高塘村原始建坝规划，原告种植杨树的区域属于石咀新坝的淹没区，不属原告的承包土地。原告在没有取得农林承包用地经营权的情况下，私自在石咀新坝淹没区种植杨树，即使造成损失，也应由其自行承包，与被告无关。原告诉讼目的是企图长期霸占石咀新坝淹没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了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以下五组证据：
证据一、原告身份证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证据二、林权证一份（编号：A3400313529），用以证明本案中石咀新坝这块林地属原告所有；
证据三、合同书件三份（其中1997年合同为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种植林木的土地为村里的土地，由村转让给原告耕种的事实；
证据四、部分村民联名的证明一份，用于证明石咀新坝上游所载杨树现属原告所有的事实；
证据五、照片三张，用以证明原告种植的树木因被水淹没受损的情况。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五组证据，被告张成洲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没有异议，对其他四组证据均不认可。
被告张成洲为了支持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以下三组证据：
证据一、高塘村新坝承包合同书一份，用以证明新坝的承包权属被告所有；
证据二、部分村民联名书写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种树区域为水坝淹没区的事实；
证据三、小型水库资料汇编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承包水库的实际面积情况。
对被告提交的上述三组证据，原告质证后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水库是张成乐承包的，但被告对水库没有承包权；2、第二组证据是被告挨家挨户找村民签的，我对此不承认；3、该证据中所称的石嘴坝，是指南边的老坝，不是本案的石咀新坝，两个面积不一致，也不是同一个坝。
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结合双方的当庭陈述及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二、四、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其未进行确权登记，不具有合法性，故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该组证据中登记的虽然是石嘴坝，但石嘴坝与石咀新坝仅一埂相隔，且两坝之间有涵洞相连，两者之间有关联，故对此证据，本院仅作部分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戴本义与被告张成洲均系定远县拂晓乡高塘村村民。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地政府在定远县原红山乡（现并入拂晓乡）高塘村兴建石嘴坝，之后在该坝北侧又兴建一个水坝，称石咀新坝，又称高塘新坝。两坝只有一条宽约5米的土埂相隔，在土埂中有一涵洞相连。两坝上游东侧均有部分水淹田。1997年11月份，经村、队干部协商，将石嘴坝北侧上游约30亩零散土地发包给余长杰耕种，承包期限为五年，即自1997年9月20日至2002年10月20日。双方签订了书面合同，但合同中只有余长杰和村、队部分干部签名，当地村委会没有加盖公章。期间余长杰与王庆发、戴本义三人合伙在上述土地上栽种了杨树。2002年10月余长杰对上述土地继续耕种，并与村、队干部重新签订一份合同，承包期限仍为五年，即自2002年10月20日至2007年10月20日。2006年3月12日，当地村干部张成功在合同中另增加文字“经研究决定延长拾年”。2006年4月14日，定远县林业局就余长杰、戴本义等人栽种的树木，为戴本义颁发一份林权证（编号：A3400313529）。2015年3月1日，当地村干部张成功又与余长杰、王庆发、戴本义及戴恒勇三方签订一份合同，将余长杰原承包的土地转包给戴恒勇耕种，并将三人栽种的树木也转让给戴恒勇。在该合同中另注明，因新坝水位比原来高，淹没区扩大、土地减少，将余长杰原来每年的承包费800元减少为每年500元。
2006年11月14日，定远县红山乡高塘村村民委员会与张成乐签订一份“高塘村新坝承包合同书”，将高塘新坝的水面养殖权发包给张成乐。2008年8月24日，张成乐将高塘新坝的水面养殖转包给张成洲，张成洲在该坝从事水面养殖至今。2015年夏季因当地雨水较大，水坝蓄水较多，将该坝上游的部分土地淹没，并将该水坝上游戴本义等人栽种的部分杨树淹没，造成部分杨树死亡。双方因赔偿问题协商无果，原告遂诉讼至本院。
另查明：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戴本义就其树木损失申请鉴定。本院在办理鉴定过程中，戴本义以水坝水位已退下及鉴定成本大为由，撤回了鉴定申请。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诉争土地的性质是否为“水淹田”？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是否存在过错或者法律规定应当由其承担侵权责任？
本院认为：在1997年11月份，当地村、队干部经协商，将本案诉争的土地发包给余长杰耕种。期间余长杰与王庆发、戴本义三人合伙在该土地上栽种了杨树。余长杰虽然是该诉争土地的实际承包人，但其承包手续不规范，在其先后签订的三份承包合同中，只有当时的村、队干部签名，高塘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合法的发包人，在合同中并没有加盖公章，余长杰也没有取得定远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戴本义虽然取得了诉争土地上林木的林权证，但其本人不是诉争土地的合法承包人，且在2015年3月1日，余长杰、王庆发、戴本义将三人栽种的树木转让给了戴恒勇。原告戴本义已不是诉争土地上林木的所有人。此外，发包方考虑该土地的性质，对承包费用相应予以减少。从历史背景和自然现状看，该诉争土地的收益受雨季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具有不确定性，本案诉争的土地应属“水淹田”。被告张成洲在承包“石咀新坝”后，对“石咀新坝”的原有设施没有改变，其保持正常蓄水是为了保证当地村民农田灌溉及其本人水产养殖，对原告所受损失，既不存在过错，也无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原告戴本义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系诉争土地的合法承包人，同时原告戴本义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财产损失的具体情况，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排除妨害、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戴本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戴本义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明武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张仕宏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款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七条行为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