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1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负责人：孔祥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强，广东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强，广东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钛丰氏贸易有限公司，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法定代表人：林亮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林，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广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钛丰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钛丰氏公司）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7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联通广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钛丰氏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联通广州分公司于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期间，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中国联通实体渠道（非营业厅）代理协议》的约定。多次向持有加盖钛丰氏公司公章授权资料的委托人交付手机终端，价值总计9363464元，而钛丰氏公司却声称未授权除林亮星以外的其他人领取过手机产品，一审法院以授权资料上的公章与钛丰氏公司备案公章并非同一印章盖印为由，判决由联通广州分公司承担向钛丰氏公司返还相应款项的责任。联通广州分公司并非专业的鉴定机构，不具有辨别公章真伪的能力，其他第三方持加盖钛丰氏公司公章的授权文件向联通广州分公司申领手机终端，已满足联通广州分公司与钛丰氏公司之间代理合同履行的形式要件，联通广州分公司在代理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并无过错，因此，联通广州分公司交付的价值9363464元的手机终端应认定已由钛丰氏公司领取。至于钛丰氏公司手机终端是否存在被他人冒领导致的损失。根据侵权责任法或刑法的相关规定，钛丰氏公司应追究实际冒领人的侵权责任或刑事责任，而非向联通广州分公司提起合同之诉。一审法院根据公章鉴定结果判决由联通广州分公司承担钛丰氏公司的损失，导致联通广州分公司的合同义务畸重，违背了公平原则。
（二）针对钛丰氏公司在一审中不承认张茂松、颜瑞贤、黎国雄、谭永翔四人曾代表钛丰氏公司在联通广州分公司处领取过手机，2017年9月5日，联通广州分公司向天河区棠下派出所报案，举报四人涉嫌诈骗，公安机关依法拘捕嫌疑人，2017年11月14日下达破案通知，确认张茂松为嫌疑人而其余三人皆是受张茂松的指派以钛丰氏公司的名义来领手机。在警方案情通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2016年7月8日21：05分-23：28分钛丰氏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天河区公安分局猎德派出所曾报案，声称张茂松是钛丰氏公司的员工，持有钛丰氏公司的股份，由于张茂松与联通广州分公司有十几年的代理商关系，钛丰氏公司和张茂松决定合作，以钛丰氏公司的名义与联通广州分公司签订协议从联通广州分公司购取手机售卖，利润与张茂松对半分成。但后面因为张茂松违反了与钛丰氏公司的约定，自行从联通广州分公司领走了手机，因此钛丰氏公司法定代表人报案。从联通广州分公司了解的新情况看，张茂松是钛丰氏公司的股东及员工，张茂松及张茂松所委派的其余三人都是基于联通广州分公司与钛丰氏公司之间的协议，代表钛丰氏公司行使预存费用后享有的权利，联通广州分公司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职务性，其后果，也应该由钛丰氏公司承担，至于钛丰氏公司是否受到张茂松的欺骗，张茂松是否擅自行事，则是钛丰氏公司和张茂松的事。钛丰氏公司在2016年的7月报案，向联通广州分公司发送律师函，最后企图将损失外嫁给联通广州分公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钛丰氏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联通广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联通广州分公司原有的上诉状，我方认为联通广州分公司作为本案的合同一方，也是出卖方，应对另外一方的主体和代理人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联通广州分公司认为没有办法识别公章的真伪，一审判决联通广州分公司认为是加重了义务，我方认为不成立。若联通广州分公司理由成立，则任何人可以用假公章领取手机，不符常理。2.正如联通广州分公司所说，2017年9月25日，在一审判决于8月25日下达之后联通广州分公司以受害人身份报案，联通广州分公司也认为张茂松诈骗了联通广州分公司的相关货物，因此，联通广州分公司的权益可在刑事案件中进行追究。3.针对2016年7月8日的报案，我方解释如下：当时报案的情况是钛丰氏公司要求联通广州分公司退还货款，但联通广州分公司怕有人担责，并且推脱让钛丰氏公司报案，钛丰氏公司在无奈之下才做了报案的行为。案涉1000万资金，对于钛丰氏公司来说是生存资本，情急之下才做出报案行为，即便钛丰氏公司与联通广州分公司存在内部合作关系，也不能说明张茂松在没有得到钛丰氏公司的授权的情况下去联通广州分公司领走如此巨额的货物，所以联通广州分公司作为大国企存在内外勾结的情况，在本案一审过程中由林亮星签名的货物提取单竟然事后被加盖了伪造公章在上面，所以是联通广州分公司与张茂松内部勾结的情况，张茂松是联通广州分公司十几年的代理人，张茂松是利用了他的身份来内外勾结，联通广州分公司应反思内部管理制度。4.本案不存在任何表见代理的情形。首先张茂松等四人均不是钛丰氏公司的人员，而钛丰氏公司也没有出示授权给张茂松以及其余三人。相反钛丰氏公司在代理过程已经尽到谨慎义务，所有提货都显示钛丰氏公司代理人来提货的。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钛丰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钛丰氏公司与联通广州分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签订的《中国联通实体渠道（非营业厅）代理协议》；二、联通广州分公司向钛丰氏公司返还货款9473464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中2913688元从2016年3月29日起计，2988000元从2016年4月8日起计，1282176元从2016年4月26日起计，1424640元从2016年5月3日起计，864960元从2016年6月1日起计，均计至清偿之日之止）；联通广州分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8日，钛丰氏公司（乙方）与联通广州分公司（甲方）签订《中国联通实体渠道（非营业厅）代理协议》，载明：甲方授权乙方代理业务的经营地域范围为广东省广州市，业务类型为移动业务卡类承销商、固网授权代理商、移动集团业务授权代理商、移动卡类代理商，代理业务内容有移网、固网业务；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保证金，金额为40000元，保证金应在代理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协议约定代理费标准及支付方式，甲方、乙方的权利与义务，知识产权及保密责任，违约责任，免责条款等；约定争议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起诉；协议有效期自2016年3月7日起至2017年3月6日止。
钛丰氏公司向联通广州分公司的付款情况如下：2016年3月1日221120元、50万元、50万元，3月10日40000元、331680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3月18日50万元、280800元、263200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3月25日488000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3月28日5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44000元，3月29日488000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4月8日70400元、100万元、100万元、929600元、100万元、70400元、2988000元，4月21日1017600元，4月26日2035200元，5月3日1424640元，6月1日864960元。上述合计26557600元，银行汇款均备注“提货人林亮星”等字样。
钛丰氏公司制作《钛丰氏开户情况》，载明：根据联通广州分公司数据钛丰氏公司一共打款26557600元、另王涛打款465000元、其他打款52000元，一共27022600元，剩余款项124600元，钛丰氏公司余款11万元，区分长款14000元；根据钛丰氏公司数据共打款26517600元，已提货总额17044136元，未提货总额9473464元。联通广州分公司对此不予确认。
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交手机签收单、《款项使用说明及授权委托书》《汇款说明》《业务办理授权委托书》《签收单》等主张钛丰氏公司及其受托人在联通广州分公司处领取手机的情况；部分资料有钛丰氏公司法定代表人林亮星签名、钛丰氏公司盖章或“受托人”签名。钛丰氏公司仅确认上述资料中林亮星签名十三份、《业务办理授权委托书》《签收单》的真实性，其他均不予确认。钛丰氏公司为此申请对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交手机签收单、《款项使用说明及授权委托书》《汇款说明》上钛丰氏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为说明联通广州分公司证据签收单上自编67页、74页上林亮星签名在钛丰氏公司印章之上，联通广州分公司申请对该两页证据签名与印章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经摇珠确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为双方鉴定申请的鉴定单位。鉴定单位作出编号为中广测[2017]文鉴字第0224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手机签收单、《款项使用说明及授权委托书》《汇款说明》上钛丰氏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上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手机签收单67页、74页“林亮星”签名与钛丰氏公司公章印文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是先签名后盖印。钛丰氏公司、联通广州分公司双方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项鉴定联通广州分公司支出鉴定费50132元，钛丰氏公司支出鉴定费85652元，鉴定费合计135784元。
钛丰氏公司制作提交《钛丰氏公司提货数量汇总表》，载明：一、联通广州分公司已提供林亮星签字部分，1.2016年4月2日总价361548元，2.2016年4月7日总价1327968元，3.2016年4月13日总价62748元，4.2016年4月17日总价95616元，5.2016年4月19日总价1526400元，6（7）.2016年4月22日总价1147356元，8.2016年4月28日总价1556928元，9.2016年4月13日总价268920元，10.2016年4月7日总价1323684元，11.2016年3月27日总价2544000元，12.2016年3月17日总价1831680元，13.2016年3月9日总价1221120元，1至13项总价13267968元；二、联通广州分公司未提供林亮星签字部分共七项，分别为2016年4月6日为1216032元，2016年4月15日为230076元，2016年4月22日为170460元，2016年4月27日为636000元，2016年5月5日为737760元，2016年5月16日为407040元，2016年5月19日为378800元，总价3776168元。联通广州分公司对该表第一部分无异议，对应联通广州分公司证据；对第二部分未陈述意见。钛丰氏公司述称除6（7）项外共十一批款基本与各批次货一一对应，前5批货已提、后面部分除了第9批提了部分货物均没有提货；钛丰氏公司在未完全收到货的情况下先打款是为了争取提货额度。
另查明：钛丰氏公司委托律师分别于2016年7月25日、8月1日、8月12日向联通广州分公司及相关主体发出《律师函》催退案涉货款，但联通广州分公司拒收了《律师函》邮件。
一审法院认为：钛丰氏公司与联通广州分公司签订《中国联通实体渠道（非营业厅）代理协议》，双方之间的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协议约定合同有效期限至2017年3月6日止、目前早已到期，钛丰氏公司诉请的解除该协议已不成立。钛丰氏公司主张联通广州分公司共收到的货物金额为17044136元（13267968元+3776168元）并提供部分证据证明，联通广州分公司虽主张钛丰氏公司收货金额更多但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钛丰氏公司主张的对联通广州分公司收货金额予以采信。钛丰氏公司共向联通广州分公司付款金额为26557600元，实际收货金额为17044136元，差额为9513436元。钛丰氏公司诉请联通广州分公司返还货款9473464元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
联通广州分公司收取钛丰氏公司款项应依约向钛丰氏公司供货，联通广州分公司收款后并未足额向钛丰氏公司供货，钛丰氏公司诉请联通广州分公司支付待供货款利息合理，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但钛丰氏公司主张的利息本金2913688元从2016年3月29日起计，2988000元从2016年4月8日起计，1282176元从2016年4月26日起计，1424640元从2016年5月3日起计，864960元从2016年6月1日起计，均计至清偿之日之止并无依据。其一，各批次付款与各批次取货并非一一对应关系，钛丰氏公司主张的特定批次货物对应特定批次款项理据不足，一般应按照交货时间和交款时间的顺序逐数抵扣为合理；其二，钛丰氏公司先付款后取货的目标是为了取得提货额度，提货比付款时间客观滞后，钛丰氏公司主张解约和退款均应当考虑合理期限，综合钛丰氏公司主张退款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钛丰氏公司委托首次发出律师函后的第八个工作日即2016年8月4日作为利息起算日。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联通广州分公司应向钛丰氏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9473464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8月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钛丰氏公司诉请利息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
综合上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联通广州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钛丰氏公司退款9473464元；二、联通广州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钛丰氏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9473464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8月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三、驳回钛丰氏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联通广州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184元、鉴定费135784元，均由联通广州分公司负担。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本院根据联通广州分公司的调查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棠下派出所调取谭永翔、张茂松、颜瑞贤、黎国雄等人在联通广州分公司被诈骗案中所作的供述；还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猎德派出所调取林亮星于2016年7月8日在该所的报案笔录等相关材料。
上诉人联通广州分公司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1.是张茂松将联通广州分公司介绍给钛丰氏公司，在林亮星笔录第二页倒数第三行。2.张茂松是钛丰氏公司联通业务的经营负责人，在林亮星报案笔录的第三页倒数第七行有占干股属于公司员工的陈述，在林亮星报案笔录的第三页的倒数第五行，口头上承认与张茂松利润平分。在林亮星报案笔录的第四页第七行，而且张茂松和联通公司熟，他通知我有货，我也觉得是正常的。在张茂松2016年7月到案笔录第三页第八行，之后通过协商由林亮星出资，我负责业务经营的陈述。在张茂松到案陈述笔录的第三页倒数第七行，我觉得作为公司主要业务的负责人，我不应该让业务有所停顿。在张茂松到案陈述笔录的第五页第七行，算是持有干股，是股东，也是运作人，两方的表述可以证明张茂松是钛丰氏公司联通业务的负责人。钛丰氏公司的法人代表林亮星也给了张茂松，为张茂松的身份做足了背书，同样本案的案外人颜瑞贤、黎国雄、谭永翔都是受到张茂松的指使以钛丰氏公司的名义从联通领取机器。最后，当张茂松与林亮星发生经济纠纷之时，在一审庭审中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概否认，仅仅以授权书上所盖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并向联通广州分公司要求赔偿，但是钛丰氏公司这种故意的行为直接导致本案一审诉讼的主体不适格，联通广州分公司并没有怠于履行与钛丰氏公司合作以后享有的合同之债，而是经过钛丰氏公司业务负责人授意时在积极履行协议、供应货物，其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张茂松作为钛丰氏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钛丰氏公司在联通广州分公司所享有的债权，而不是一审庭审中表面证据所反应出来的联通广州分公司错误的对案外人发错货，因此，本案的客观事实是钛丰氏公司选错了合作对象。3.本案一审的结果对联通广州分公司不公平，联通广州分公司在没有明显过错的情况下，对外承担的947万多的赔偿金额，这是纯粹的替人受过，因此根据新证据所反映出来的客观情况，恳请二审法院对上述错误予以纠正，维护联通广州分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钛丰氏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意见：1.钛丰氏公司强调林亮星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是在多次与对方交涉无果，且对方要求钛丰氏公司报案，林亮星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没有理清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做出的仓促行为，该行为不代表钛丰氏公司认可张茂松是诈骗了钛丰氏公司的财产。2.从目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受理的结果上看，公安机关并未受理钛丰氏公司的报案，即公安机关未认定张茂松是诈骗了钛丰氏公司的财产，而目前，公安机关已就对方的举报进行了立案、侦查且据联通广州分公司称已移送起诉阶段，即公安及检察机关已认定张茂松是诈骗了对方的财产，故本案涉及的财产并未发生转移，对方拒不退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即便林亮星报案所述属实，结合与张茂松的证言，只能证实林亮星与张茂松存在外部合作关系，在事后给予张茂松一定的利润，关于这一点，从林亮星报案的案情摘要，以及林亮星的报案材料第三页张茂松的案情摘要，陈述的事实是张茂松让其出资获取的佣金平分，证明是外部合作关系，林亮星笔录第三页倒数第七行所述张茂松占有干股属于公司员工，纯属对法律事实的认识错误。4.关于张茂松的作用，在张茂松2017年11月7日的笔录中第三页在回到警方关于双方业务往来时，张茂松陈述：我与钛丰氏公司是合作关系。“由钛丰氏公司出资，由我与联通公司沟通……”从张茂松的笔录中可见，首先是否定了他是钛丰氏公司经营负责人的说法，而且张茂松并不负责领取手机。5.从颜瑞贤、黎国雄、谭永翔的多份笔录可以证实该三名员工是张茂松的员工，并非是钛丰氏公司的员工，且在具体的领取手机的程序上对方存在重大的疏忽以及过错，从该三人的笔录可见，他们去领取手机时并不需要带证明文件，去大堂或门口领取即可，会有联通公司的员工直接将手机交给他，由此可见，对方在实际的发放手机时根本未严格审核领取手机人的真实身份资料。6.在庭审中以及在张茂松的询问笔录中可见张茂松确认是对方多年的代理商，对方对其身份、地位完全清楚并且明知的，同时从余辉辉2017年9月5日报案笔录的第三页可见联通广州分公司对账目进行了核算，发现案涉的颜瑞贤、谭永翔、张茂松、黎国雄还持有其他几家代理商的授权，领取其他公司的手机，损失总价为18831599元，也就是说事实上除了案涉的900多万元外，对方自称还有900多万元被张茂松等人诈骗。7.钛丰氏公司向对方出具的唯一授权委托书是由钛丰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携带公章在联通广州分公司的办公室盖章出具的，该授权委托书也仅指定林亮星为唯一代理人，同时在钛丰氏公司向对方预付货款时每笔货款均备注了自提货、提货人：林亮星，指定林亮星是唯一的提货人，而联通广州分公司在核实、核查钛丰氏公司的预付款时必然也会看到上述备注，所以对方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张茂松等四人有权代表钛丰氏公司领取如此数量巨大的手机。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本着本案的事实以及对方在经营过程中的重大过错以及失误，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张茂松在2016年7月9日的笔录中称：“林亮星出资我负责业务运营，以林亮星注册的钛丰氏公司名义跟联通公司合作，2016年2月利用我的关系取得了联通公司苹果合约机代理权，联通公司会根据销售手机数量返还佣金给钛丰氏公司，所得的利润我和林亮星平分。开始代理至今钛丰氏公司通过对公账户转了大约2600万元到联通公司的账户，直到今年4月林亮星通过自己的运作自称已经回收了约1800万元投资，这时因林亮星身体原因需要治疗没有办法再自己进行运作，同时联通公司因内部原因停止了所有苹果合约机的销售，联通公司也向林亮星解释并告知其可以转为代售华为合约机，不过林亮星说尽量都是要苹果合约机，没有拒绝和答应代售华为。当时公司的业务就有所停顿，我觉得作为公司的主要业务负责人我不应该让业务有所停顿，尽量要扩大公司的经营，于是我就用了钛丰氏公司账户上的约800万进行手机代售运作。”2017年11月7日的笔录中称：“先是钛丰氏公司将第一笔资金以押金的形式转到联通公司账户，因钛丰氏公司代理联通公司的业务是由我联系的，所以联通公司也是与我进行对接，我接到联通公司领取手机的通知后，再通知颜瑞贤，由颜瑞贤有时是自己去领，有时是安排谭永翔或黎国雄到联通公司的营业厅领取手机和手机卡，提货后就由经办人负责将该批货销售出去，然后再将货款转回到联通公司的账户，之后经办人就会将相关的资料给我统计。”
颜瑞贤在2017年11月7日的笔录中陈述：“其并没有在钛丰氏公司工作过，但在2016年4月至6月期间，曾持钛丰氏公司的委托书到中国联通公司的营业厅领过手机；其在中华广场的永讯通讯手机店做收银员时，认识了张茂松，他一直都与永讯通讯有手机方面的生意来往，和他熟络后，他就提出让其帮他去联通公司领取手机，并按每部手机给其20元的领机费，其按照张茂松的要求，拿着张茂松给的委托书到联通公司的营业厅领取手机，领到手机后就将手机交给张茂松或放在黄埔大道国防大厦对面的联通天河营业厅内，由张茂松自行去取。其还曾以‘千镜文化公司’、‘宏远公司’的名义在联通营业厅领取过手机。至于委托书的来源，是张茂松拿到中华广场我工作的手机店给我，有些是张茂松发照片给我，我再打印出来，有些是在我去领手机时已经放在联通营业厅的。在联通营业厅领取手机的流程是，张茂松打电话给我，让我到营业厅去领手机，我就去到他说的营业厅找业务经理办理相关手续，在签收单上签名后就将手机领走，然后再将手机交给张茂松；联通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在向其发送手机时，张茂松已与联通的工作人员沟通过，他们核对过委托书和我的身份证后就会发放手机给我。”2017年11月17日笔录中陈述：“当时张茂松交给我的授权委托证明书都是盖了钛丰氏公司的印章的，但不知道公章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我签名的出库单上为何还盖了钛丰氏公司的印章，我都没有见过或使用过该公章。”
黎国雄在2017年11月17日的笔录中称：“我在宏远公司工作时，张茂松在公司出现过，因为当时宏远公司财务出现情况，工资都发不起，当时老板张茂林就叫我帮其弟弟张茂松干活，后来我就帮张茂松去联通有关公司拿过好几次手机。我去拿手机时没有带什么手续或证明文件，都是张茂松叫我直接去就是的，我到后就打电话给他，就叫我在原址等的。我不知道钛丰氏公司，张茂松叫我拿的手机怎么处理我不知道。”
谭永翔在2017年11月22日的笔录中称：“我在2015年11月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张茂松，我是在2016年1月开始帮他做事的到同年4月上旬就不帮他做事了。在联通公司拿手机时，都是张茂松叫我到有关联通公司，到后在大堂就有联通公司的人拿手机出来交给我，而我就数一下手机数，后我就在对方的出货单上签名后我就拿走手机，然后我就电话告诉张茂松，后张茂松就告诉我将手机送到何处某人手上就完成了。我去联通公司拿手机时不用带什么证明文件。”
另查：二审庭审中，联通广州分公司确认林亮星以外的人员最早于2016年3月9日以钛丰氏公司的名义把货物提走；上述人员领走货物时，除有加盖有钛丰氏公司公章的授权书以外，并无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再查：林亮星的授权委托书是由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授权书填写的，该授权委托书中有手动书写授权人联系电话和授权业务类型等。
又查：联通广州分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张茂松等四人的授权委托书与林亮星的授权委托书格式相似，但是格式文本中的“我（公司）本人”通过打印变更为了“我公司（广州钛丰氏贸易有限公司）”，该四人的授权委托书中授权人联系电话是空白的，授权业务类型无勾选，授权有效期限亦是空白的。
本院认为，本案系代理合同纠纷。钛丰氏公司与联通广州分公司签订的《中国联通实体渠道（非营业厅）代理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联通广州分公司是否欠付钛丰氏公司货款的问题。
钛丰氏公司共向联通广州分公司付款金额为26557600元，并由钛丰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亮星收货金额为17044136元，双方对此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联通广州分公司上诉主张钛丰氏公司曾授权林亮星以外的人员领取货物，故并不欠付钛丰氏公司9473464元货款；钛丰氏公司则否认其曾授权林亮星以外的人员领取货物，请求联通广州分公司返还货款9473464元。对此，本院认为，经查，联通广州分公司和钛丰氏公司均确认林亮星的授权委托书是由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填写的，该授权委托书中有手动书写授权人联系电话、授权业务类型及授权期限等内容；而联通广州分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张茂松等四人的授权委托书虽然格式与林亮星的授权委托书格式相似，但是格式文本中的“我（公司）本人”已通过打印变更为了“我公司（广州钛丰氏贸易有限公司）”，且张茂松等四人的授权委托书中授权人联系电话是空白的，授权业务类型并无勾选，授权有效期限亦是空白的。结合本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颜瑞贤、谭永翔、黎国雄的陈述来看，颜瑞贤称相关授权委托书是由张茂松提供的，其在出货单上签名时并无使用并加盖钛丰氏公司的公章；谭永翔和黎国雄都称到联通广州分公司营业厅领取手机时并无携带授权委托书。综上可见，联通广州分公司在收取钛丰氏公司向林亮星出具的由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授权委托书后，在张茂松等四人持有的授权委托书（部分人员称未出示过授权委托书）存在上述多处变更及瑕疵，且张茂松等四人仅提供了瑕疵授权委托书而无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情况下，联通广州分公司未能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及时与钛丰氏公司取得联系，核实相关人员的授权是否真实，而大量、多次地向张茂松等四人交付货物，联通广州分公司存在审核授权不严的过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联通广州分公司成立涉案代理合同关系的是钛丰氏公司，即便张茂松与钛丰氏公司之间存在内部合作关系也不能因此免除联通广州分公司审慎审查义务。现联通广州分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钛丰氏公司的公章经司法鉴定认定并非真实公章，而在有林亮星签名的签收单上加盖的“钛丰氏公司”的印章亦已经司法鉴定是在林亮星签名后加盖的，联通广州分公司并不能举证证实该签收单上的“钛丰氏公司”印章系由林亮星加盖的，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联通广州分公司向持有加盖钛丰氏公司虚假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人员交付了手机，不能视为联通广州分公司已向钛丰氏公司交付手机，故联通广州分公司收取款项后未足额向钛丰氏公司供应货物，因涉案协议约定合同有效期限已届满，联通广州分公司应向钛丰氏公司返还款项9513436元（26557600元－17044136元=9513436元）。钛丰氏公司诉请联通广州分公司返还货款9473464元，并未超过前述可主张款项，一审法院据此判令联通广州分公司向钛丰氏公司退还待供货款9473464元及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联通广州分公司向公安机关反映张茂松等人涉嫌诈骗其财产，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与本案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故联通广州分公司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联通广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184.00元，由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佩莹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罗雅之
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