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3民终6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贤会，男，196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献国，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北平，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学智，男，196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秋孟，浙江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姜花，女，196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审被告：滨海新创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滨淮镇东罾村民营创业园。法定代表人：高扬，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徐贤会因与被上诉人黄学智、原审被告刘姜花、滨海新创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2民初15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贤会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学智负担。事实和理由：对原书面上诉状载明的有关诉争2011年4月徐贤会与黄学智签署的股份合作协议的性质是投资合作协议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诉理由不再主张。一、双方签订涉案股份合作协议的目的是让黄学智成为目标公司的隐名股东，股份隐在徐贤会名下。徐贤会没有让黄学智登记为公司股东的合同义务。1、黄学智向徐贤会支付的200万元款项是投向目标公司的投资金。2010年12月11日、2011年1月23日、2011年1月26日、2011年8月11日，黄学智分别向徐贤会支付100万元、20万元、50万元和30万元，而滨海公司实际注册成立的时间是2011年4月。可见，上述前三笔款项均在滨海公司成立之前支付，只有最后一笔30万元是在滨海公司成立之后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是公司股权转让款与客观实际不符。2、徐贤会与黄学智签署的股份合作协议中并未对黄学智完成股东变更登记的细节及期限进行约定。股份合作协议仅约定，徐贤会将其持有的滨海公司的7股中的1股由黄学智享有，并且双方按股权份额承担公司盈亏责任。合同在内容上并没有涉及股东变更登记并使黄学智成为登记股东的任何表述。3、黄学智从2010年12月11日第一笔资金投入直到一审起诉期间，一直未提出转为公司显名股东的要求。黄学智200万元投资款投入时间长达7年，中间经过公司的成立、开业、运营，其作为隐名股东的目的很清楚。尤其是2011年4月公司注册成立后，黄学智仍不是显名股东的几个月，还支付了最后一笔投资款，并在2011年10月1日即公司正式开业之日，黄学智也只是作为嘉宾到场祝贺而并非是以股东身份参加，其对此仍未有异议。二、黄学智诉请解除股份合作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判决解除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存在迟延履行或其他违约行为的情形。1、股份合作协议未约定何时让黄学智成为显名登记股东，也没有任何协助黄学智成为显名登记股东的条款，所以徐贤会不存在任何迟延履行的情形，也不存在违约的情形。2、本案不存在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股份合作协议仅约定徐贤会将持有的7股股份中的1股出让给黄学智，此义务早已完成，徐贤会一直认可黄学智的隐名股东身份。三、退一步讲，即使合同可以解除，原判第二项要求徐贤会返还200万元投资款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1年8月11日起支付利息也是错误的。1、支付利息没有依据。原审认定投资款的收益情况受目标公司盈亏影响，如果从支付之日起算股东利息，有违投资风险自负的原则。协议并没有约定黄学智成为显名登记股东的履行内容和期限。黄学智在起诉之前从未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2、按本金全额返还缺乏法律依据。黄学智要求返还投资，即为退股，应对公司现有的实际资产（负债）进行评估测算后才能退出，不能按入股时的金额要求退还投资款。黄学智辩称：一、徐贤会有关股份合作协议的性质为投资合作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黄学智签订股份合作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公司的显名股东，而非隐名股东。1、在公司成立之初，徐贤会完全有机会让黄学智成为公司股东，但是徐贤会没有履行该义务。2、在公司股东周光靖退股时，徐贤会没有告知黄学智，也没有让黄学智行使优先购买权。3、一审中徐贤会没有向法院提交公司股东花名册、账册、也没有提交徐贤会、周光靖实际出资情况的证据，没有就公司贷款实际用途向黄学智作出合理说明或解释，没有向黄学智送达会计年度报告，没有通知黄学智参加股东会、董事会、年会，更没有向黄学智进行分红。4、一审中，徐贤会拒绝回答其自己实际投入资金额度以及周光靖实际投入资金额度情况，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刘姜花、滨海公司未作答辩。黄学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黄学智和徐贤会于2011年4月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2、判令徐贤会、刘姜花、滨海公司立刻共同退还给黄学智投资款200万元并按照每月1%的利率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其中100万元从2010年12月11日开始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50万元从2011年1月26日开始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0万元从2011年1月23日开始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30万元从2011年8月11日开始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徐贤会、黄学智、滨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学智分别于2010年12月11日、2011年1月23日、2011年1月26日向徐贤会支付款项100万元、20万元、50万元。2011年4月，黄学智和徐贤会签订一份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徐贤会于2011年4月份在江苏省创办滨海公司，该公司股权按10股分配，徐贤会占该公司7股份额。因乙方黄学智的要求，本着互利合作的原则，甲方徐贤会愿意将名下股权出让1股给乙方黄学智，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以下条款，以供信守：1、乙方黄学智出资200万元，以作股权1/10股投资，股权投资款利率按公司统一计算，今后如需扩大生产按股权份额再投入。2、经营期间需要周转资金，双方共同筹借，利率按公司统一计算。3、甲方、乙方按股权份额共同承担公司盈亏责任。4、股权如发生变更，甲乙双方均有权优先受让。5、本协议业经双方同意签字生效一式二份，各执一份。黄学智在签订上述股份合作协议书后，于2011年8月11日再次向徐贤会支付款项30万元，连同前述的三笔款项合计为200万元。滨海公司系徐贤会和案外人周光靖于2011年4月1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被告徐贤会出资420万元占70%的股份，案外人周光靖出资180万元占30%的股份。2013年10月30日，案外人周光靖将其持有的30%的股份以1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徐贤会，期间未通知黄学智。徐贤会随后成为滨海公司的唯一股东。徐贤会一直未将黄学智的股份体现在滨海公司章程中，未将黄学智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未到工商部门对黄学智的股份进行登记，未向黄学智支付过股资利息，也未让黄学智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徐贤会、刘姜花于1988年3月4日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2016年9月22日，黄学智诉至该院。一审法院认为，股东是指向公司出资或取得公司股份，并以其出资或所持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并享有权利的人。根据我国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定有两个条件：一是向公司出资；二是其姓名或名称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并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记载于有关公司登记文件之中。股东出资后，公司应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依我国公司法第三十条载明，股东凭此出资证明书，可证明自身的公司股东资格，可证明其作为公司股东所有的权利、义务范围，若要转让出资，则交付出资证明书是必要条件之一。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有限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明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股东的出资额以及出资证明书的编号。股东名册是确定股东的依据，公司履行对股东的会议通知、分配红利、分配剩余财产、确定表决权等义务也仅以记载于股东名册上的姓名或名称、住址、股份数为准。股东资格或取决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或取决于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确认。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司应当提交相关文件，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黄学智和徐贤会于2011年4月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黄学智已按约分别于2010年12月11日、2011年1月23日、2011年1月26日、2011年8月11日向被告徐贤会支付款项100万元、20万元、50万元、30万元，合计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应获得滨海公司1/10的股权份额，成为滨海公司的股东。徐贤会庭审中反复辩称双方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是一份投资合作合同，并非股权转让协议，黄学智是滨海公司的隐名股东，本案涉及的是隐名的投资合作协议。由于股份合作协议书明确载明甲方徐贤会愿意将名下股权出让1股给乙方黄学智，乙方黄学智出资200万元，以作股权1/10股投资，故上述协议内容已明确其性质系股权转让协议，该院对徐贤会的抗辩不予采纳。由于本协议内容未明确约定黄学智系滨海公司的隐名股东，黄学智与徐贤会也没有签订相关的股份代持协议，结合涉案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内容“股权如发生变更，甲乙双方均有权优先受让”，该约定指向的投资人包括黄学智应系滨海公司的显名股东，故黄学智应依法取得滨海公司的显名股东资格。2013年10月30日，案外人周光靖将其持有的30%的股份以1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贤会，后滨海公司成为徐贤会一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中，滨海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中载明的股东均显示不包括黄学智，徐贤会作为涉案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黄学智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一直未在合理时间内通过涉案公司行使公司法上的相关程序将黄学智的股份体现在滨海新创皮业有限公司的章程中，未将黄学智记载于股东名册，未到工商部门对原告的股份进行登记，也未让黄学智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致使黄学智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取得公司股权，成为公司股东的愿望落空，无法实现合同目的。黄学智诉请解除其与徐贤会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徐贤会应退还黄学智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因刘姜花、滨海公司并非股份合作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故黄学智诉请刘姜花、滨海公司承担共同偿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由于本案涉及的200万元系股权转让的投资款，投资收益情况受滨海公司的盈亏情况影响，黄学智认为该投资款应按月利率1%由徐贤会支付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但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1年8月11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一、解除黄学智和徐贤会于2011年4月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二、徐贤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黄学智股权投资款2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1年8月11日开始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黄学智的其他诉讼请求。徐贤会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360元，减半收取166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680元，由黄学智负担3900元，徐贤会负担17780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黄学智签订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的目的是成为滨海公司显名股东还是隐名股东的争议。黄学智主张自己签订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的目的就是想成为滨海公司的工商登记的股东，即显名股东。徐贤会辩称黄学智签订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并向其支付200万元投资款的目的是成为滨海公司的隐名股东，股份隐在徐贤会名下。本院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认为，黄学智签订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的当时并没有要求成为滨海公司工商登记股东的意思表示，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应认定为属于股权隐名转让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根据转让形式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受让方的名字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章程，并办理股东身份工商变更登记）和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受让方的名字不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章程，同时也不办理股东身份工商变更登记，受让方受让的股权对外仍登记在出让方名下）。因此，股权转让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身份的工商变更，是否变更股东身份需要根据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具体约定而定。前一形式的股权转让，受让人签订转让合同的目的一般是成为公司显名股东并直接行使股东权利，后一形式的股权转让，受让人签订合同的目的一般是成为公司的隐名股东，并通过代持股人间接行使股东权利。其次，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虽然有徐贤会将股权出让一股给黄学智的约定，但并没有徐贤会需要将所出让的一股股权变更登记至黄学智名下或滨海公司股东身份将发生变更的任何约定。第三，滨海公司有关股东构成等工商登记情况属于对社会公众公开的信息，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推定黄学智对滨海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构成情况属于明知或应知的状态。在黄学智明知或应知滨海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并不包括其本人的情况下，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1年4月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后至2016年11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的五年多时间曾向徐贤会提出过办理股东身份变更登记的要求或主张，这明显与黄学智有关签订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的目的就是想成为滨海公司工商登记股东的主张相悖。第四，黄学智支付给徐贤会的200万元款项中有170万元是在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签订以及滨海公司设立之前，在之后的滨海公司设立过程中，黄学智也没有实际参与。最后，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股权如发生变更，甲乙双方均有权优先受让”，结合协议书上下文以及签约主体，应作徐贤会与黄学智之间股份比例如有变更相互有优先受让的权利的理解，而不应理解为黄学智对滨海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也有优先受让权。一审法院认为徐贤会负有将黄学智登记为滨海公司工商登记股东的合同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二）关于黄学智主张解除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的请求是否成立的争议。黄学智与徐贤会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受让徐贤会所占滨海公司一股股权，虽然没有约定需要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但徐贤会作为股权出让方理应将所出让的滨海公司一股股权项下的其他股东权益转让给黄学智享有。因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没有约定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项，且没有证据证明黄学智在股份合作协议书签订后至本案起诉之前长达五年的期间内曾提出要求显名的主张，故本案股份合作协议书符合股权隐名转让的特征。因此，在徐贤会与黄学智之间除了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之外，还存在股权代为持有和管理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现徐贤会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将自己持有的滨海公司的一股股权隐名转让给黄学智后已经及时向黄学智报告滨海公司的经营情况、股权投资盈亏情况或提供滨海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并基于待持股事实就滨海公司的经营决策等事项征求黄学智的意见或建议等，以充分实现黄学智作为滨海公司隐名投资人的合同目的。现徐贤会虽然以滨海公司一直亏损作为黄学智要求解除合同的抗辩主张，但其并没有完整提供规范的滨海公司的财务账册，同时也与滨海公司另一显名股东周光靖2013年10月30日将股权按出资金额转让给徐贤会的事实不符，故徐贤会提出的滨海公司一直亏损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黄学智受让徐贤会滨海公司一股股权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黄学智主张解除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支持黄学智提出的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的实体处理正确。（三）一审法院判令徐贤会全额返还黄学智200万元款项并从2011年8月11日起支付利息是否正确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股份合作协议书因徐贤会没有及时向黄学智披露或提供滨海公司财务状况、股东投资盈亏情况等导致黄学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解除，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于徐贤会一方。合同解除后，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令徐贤会向黄学智返还已经收取的200万元股份转让款并从最后一笔款项支付之日起赔偿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可予维持。综上所述，徐贤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360元，由上诉人徐贤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审 判 员  杨建珍代理审判员  叶 恒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周翰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