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安行初字第71号原告李某甲，男，195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干部，住福安市。原告王某，女，195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福安市。俩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文庆、余毓奇，福建正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福安市。法定代表人郭某，局长。委托代理人夏毅生，福安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李某甲、王某不服被告福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于2014年7月4日作出的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以下简称“《征收决定》”），于2014年9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0月8日受理后，于2014年10月10日向被告福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林文庆、余毓奇，被告福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委托代理人夏毅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福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于2014年7月4日对俩原告作出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认定俩原告婚后1983年10月生育第一胎女孩，在不能审批再生育的情况下，又于1994年8月生育第二胎男孩，违反了《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之规定，属多生育一个子女。依据《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俩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294441元。被告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如下：A1.原告申请生育二孩报批表，A2.对俩原告的询问笔录，A3.原告生育二孩的情况说明，A4.安计生函（2014）11号通知书及送达回证，A5.电话通知记录，A6.李某乙的住院病案，A7.宁德市医院病残儿鉴定专家组复函，A8.安计生撤（2014）3号撤销（94）009号二孩准生证决定；A9.撤销（94）009号二孩准生证决定的送达回证；证据A1-A9证明对原告作出（2014）第23001号征收社会抚养费之事实依据。A10.征收社会抚养费之立案审批表、调查报告、会议纪要，A11.（2014）第23001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送达回证，A12.（2014）第23001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据A10-A12证明对原告作出的（2014）第23001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形式要件完备、程序合法。原告诉称，一、被告作出的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认定俩原告多生育一个子女的事实是错误的。被告于2014年7月4日作出的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认定俩原告在不能审批再生育的情况下，又于1994年8月生育第二胎男孩，属多生育一个子女。原告认为该《征收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原告生育第二胎经过严格的福安市和原宁德地区两级病残儿鉴定，得到了原福安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批准，依法领取了准生证，不属于在不能审批再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第二胎。因此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事实依据和理由是错误的。二、被告作出的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程序错误。被告于2014年6月19日对俩原告作出安计生撤字（2014）3号《关于撤销李某甲、王某夫妇（94）009号二孩准生证的决定》，原告对此不服，已于2014年7月9日向福安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为2014安行初字第45号），该案正在审理中，在原告依法行使救济手段时，被告于2014年7月4日又作出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原告认为2014安行初字第45号案件的审理结果直接影响被告撤销原告（94）009号二孩准生证的决定是否成立，在该案审理结果出来前，被告作出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的程序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告依法生育第二胎，应受法律保护，被告认定原告多生育一个子女的事实错误，向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原告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于2014年7月4日作出的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B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B2.结婚证，证明原告合法结婚；B3.生育计划证，证明原告合法取得二孩生育证；B4.2014安行初字第45号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原告不服被告计划生育行政决定一案已被受理；B5.心电图诊断报告及复查意见，证明李某乙1996年患有××；B6.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的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事实上，根据纪检部门的批转调查意见及多名群众的实名举报、群体上访，被告通过调查后，认定原告系通过非法手段骗取获得准生二孩许可。被告主要是通过：一是调取原告女儿李某乙2012年8月份分娩住闽东医院的病案记录，查证该病案中，无论是体检记录还是既往史记载，无任何患有先心青紫型法洛氏四联症的记录；二是宁德市病残儿医学鉴定专家组于2014年6月10日的复函意见，该意见：1.先天性心脏畸形不可通过服用中成药治愈好转；2.即使存在通过服用中草药出现临床治愈、使心脏功能改善或好转的可能，但其心脏先天畸形的结构不会改变；三是被告先后通过（安计生函（2014）11号）通知函及电话通知，要求原告携其女儿李某乙到市计划生育服务站配合进行超声检查，以证实李某乙是否患有××。但原告不予配合支持。据此，完全可以认定，原告系采用非法手段，骗取通过病残儿鉴定及被告的（94）009号二孩准生证的行政许可，这一认定是基于原告女儿李某乙的自身住院检查及既往史记载、病残儿鉴定专家组意见、原告规避携女儿李某乙进行超声检查的事实等综合判断所作出的，既有事实依据，也有专家组的科学性意见。在这一足以认定的事实基础上，对原告作出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不存在错误之说。二、另案的审理不是被告作出《征收决定》的前置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据此可知，相对性的行政纠纷案件在诉讼期间，非经人民法院裁定、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或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都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更何况本案双方是属于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纠纷，两案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同，诉讼结果即责任的承担形式也不相同。程序上是否有错误系泛指被告作出《征收决定》之具体行政行为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而不是原告所理解的看另一行政纠纷案件审判的结果如何。反之，同理可知，即使存在另案的审理结果直接影响撤销原告（94）009号二孩准生证决定的成立与否，但该决定也不可能涉及或涵盖本案社会抚养费征收内容，原告就（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既然可以提起诉讼，那也就只有在提起诉讼的本案中解决这一纠纷，而被告依据事实对原告作出的《征收决定》，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程序错误。据此，被告认为，另案的审理并不是被告作出《征收决定》所必须遵守的前置条件。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综合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A1-A12，原告对证据A1-A6、A8-A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A7的形式要件、客观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证据A1-A12，其中证据A7《复函》的落款单位是“宁德市医院病残儿鉴定专家组”，但盖的却是“宁德市医院医务科”的公章，且也没有专家组成员签名，在形式要件方面存在缺陷，证据A12中的（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系本案被诉行为，属于本案审查的对象，其余证据符合作为证据应具备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证据A1-A9无法证明被告的待证目的。原告提供的证据B1-B6，被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其中证据B6与A12相同，不再重复认证。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结合庭审笔录，可以认定如下法律事实：原告李某甲、王某于1983年3月登记结婚，于1983年10月生育第一胎女孩，取名李某乙。1993年5月25日，俩原告以女儿患××为由向福安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生育第二胎，1993年6月4日，福安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俩原告于1994年3月后生育第二胎，并颁发给俩原告福安市安计生字（94）第009号生育计划证，俩原告于1994年8月25日生育第二胎男孩，取名李某丙。2014年3月，被告接到群众举报，反映俩原告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法律规定，采用非法手段，瞒骗组织，超生第二胎的问题。被告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关于撤销李某甲、王某夫妇（94）009号二孩准生证的决定》（安计生撤字（2014）3号），认定俩原告1993年5月以女儿李某乙患先心青紫型法洛氏四联症为由，向原福安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生育第二孩中存在隐瞒事实和弄虚作假行为，其女儿李某乙未患先心青紫型法洛氏四联症，申请生育第二孩理由不真实，违反了福建省再生育审批的相关规定，属骗取二孩准生证（现为再生育服务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福建省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撤销李某甲、王某夫妇原福安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批的（94）009号二孩准生证。上述《撤销决定》于2014年6月20日送达原告。2014年4月8日，被告根据群众举报，对俩原告多生育一个子女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后认定俩原告婚后于1983年10月生育第一胎女孩，在不能审批再生育的情况下，又于1994年8月生育第二胎男孩，属多生育一个子女。被告庭审中陈述认定原告多生育一个子女的事实依据为“虽然被告当年有批准给原告二孩准生证，当时的鉴定、审批是合法的，但后面经过群众举报、被告进行调查后认定原告系属骗取手段获得审批二孩准生证的行为，被告已经予以撤销原告的二孩准生证，故也属于不能审批的情形。”被告经立案调查、集体研究、告知等程序后，于2014年7月4日作出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决定向俩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294441元。该《征收决定》于2014年7月4日送达原告，俩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遂诉至本院提出撤销请求。另查明，俩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安计生撤字（2014）3号《撤销决定》，向福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福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4）××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关于撤销李某甲、王某夫妇（94）009号二孩准生证的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政判决书于2014年12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即被告福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于2014年7月4日作出的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决定》，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事实依据是俩原告生育第一胎女孩，在不能审批再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第二胎男孩，违反了《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属多生育一个子女。而被告在庭审中陈述的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事实依据是被告虽有向原告颁发二孩准生证，但经被告调查认定原告系通过非法手段骗取二孩准生证，被告现已撤销原告的二孩准生证，故原告生育第二胎属于不能审批的情形。针对被告撤销原告二孩准生证的行为，原告已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4）××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关于撤销李某甲、王某夫妇（94）009号二孩准生证的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且该行政判决书已于2014年12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故，在原告的二孩准生证即福安市安计生字（94）第009号生育计划证未被依法撤销前，仍系合法有效，被告认定原告在不能审批再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第二胎，属多生育一个子女，属认定事实不清。另，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294441元，庭审中被告陈述该征收金额系按照违法生育事实被查出的上一年即2013年俩原告的年工资收入的三倍标准计算得出的，但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俩原告2013年工资收入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因此，被告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294441元主要证据不足。综上，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被告关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福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于2014年7月4日作出福安市计生征决字（2014）第23001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福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办法：到本院领取省财政厅印制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缴费通知书，至迟在上诉期满后七日预交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王耀楠审判员杨文英代理审判员罗文君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谢巧丹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供的，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十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