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59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菊芬。
委托代理人闵海涛，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支路2号，组织机构代码20280425-0。
法定代表人瞿荣忠，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小东，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含祥。
上诉人杨菊芬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7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272号房屋（建筑面积82平方米）产权系杨菊芬所有。1994年，因城市建设需要，市政公司对上述房屋进行拆迁。1994年11月22日，杨菊芬与市政公司签订市政开字（94）01100C号《拆迁市中区下曾家岩272#杨菊芬私宅协议》，约定拆除上述房屋中建筑面积16平方米的非住宅房屋。1994年12月5日，杨菊芬与市政公司签订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1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拆除上述房屋中建筑面积38平方米的住宅房屋。同日，杨菊芬与市政公司还签订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载明：“拆迁人市政公司，被拆迁人杨菊芬（李含祥）；被拆除房屋座落下曾家岩272号，产权人杨菊芬，用途住宅，所有权证编号市中区房地产产藉监理所1994字第（90）号，建筑面积28平方米；安置地点江北花果小区。”市政公司在拆迁人栏盖章，杨菊芬和李含祥均在被拆迁人栏签字。1996年6月18日，市政公司按照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将其享有所有权的重庆市渝中区××××××××××××××房屋安置给李含祥居住使用。
1996年，杨菊芬因房屋拆迁安置与市政公司发生纠纷，起诉至本院要求市政公司履行市政开字（94）01100C号《拆迁市中区下曾家岩272#杨菊芬私宅协议》和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1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最终杨菊芬分别获得货币安置125万元和经法院强制执行的安置房屋。2014年1月7日，杨菊芬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市政公司安置尚欠的31平方米房屋，并给付过渡费172800元。审理中，本院于2014年6月24日对杨菊芬和市政公司进行询问，向双方出示的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上除表格中填写的内容外，还另行标注有“作废”字样，并在右上角备注有“已安置×××××××××××××，6.18”字样。对此，杨菊芬称：协议上有“作废”字样，该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李含祥不是其外孙，当时签字是因为市政公司工作人员要求将房子送给李含祥住；市政公司称：该协议是经杨菊芬同意和李含祥要求而签订的，按约安置完毕后就在协议上添加“作废”后存档，并不是指协议作废，且双方打了十多年官司，杨菊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28平方米的要求。2014年7月22日，本院作出（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226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杨菊芬与市政公司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市政公司一次性补偿杨菊芬2万元；二、杨菊芬与市政公司之间关于拆迁杨菊芬所属市中区下曾家岩272#房屋的全部权利、义务履行完毕，双方不得以拆迁市中区下曾家岩272#房屋向对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2014年7月29日，杨菊芬向市政公司出具《收条》，表示收到上述调解补偿款2万元。
庭审中，杨菊芬举示了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存档的原重庆市渝中区下××××××××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中区字第18937号）载明：“所有权人：杨菊芳，层数：两屋，一屋为28平方米，二屋为26平方米，建筑面积共计54平方米。”以及1994年6月20日原重庆市中区房地产产藉监理所出具的1994字第（90）号《房屋产权证明书》载明：“市中区下曾家岩272号房屋，砖砖结构，一栋二层，建筑面积82平方米，经审查房屋产权属杨菊芬（注：原写杨菊秀，后秀划掉后改为芬）所有，因改建竣工，原房屋产权证189**号已收回。”拟证明原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272#房屋，建筑面积82平方米，产权属其所有，对此市政公司和李含祥并无异议。同时，杨菊芬表示没有兄弟姐妹叫“杨菊秀”或“杨菊芳”的，也不清楚上述的记载和改动是怎么回事。
庭审中，李含祥举示了1994年12月2日李远其与杨菊秀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经双方同意下曾家岩272#房屋总面积其中分28个平方，划分江北花果小区居住，卖产权，现金25000元正，……买房屋现金一次性付款，在94年12月5日内付清。同时，李含祥还举示了与安置手续原件装订在一起的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该协议书上并无“作废”字样和安置情况备注。李含祥举示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其父亲从杨菊芬处购买了原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的拆迁安置权益，付款当天李含祥、杨菊芬与市政公司签订了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后来安置时市政公司向其提供了上述协议复印件，但25000元的支付凭据因时间久远已经不见了。对此，杨菊芬认为其从未与李含祥父亲签订过《协议书》，从未收到25000元，也不知道杨菊秀为何人，与李含祥也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对上述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复印件也不予认可，但其承认该协议复印件与自己举示的协议复印件除没有标注“作废”字样和安置情况外，其他内容是一致的，且与该协议复印件装订在一起的安置材料与自己举示的安置材料也是一致的。市政公司对上述两份证据均表示认可，认为根据纸张的陈旧度可以判定其形成时间久远，其内容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协议书》是真实的，当时也提交市政公司存档，但因时间久远而遗失，该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复印件确系市政公司在安置时复印给李含祥的。
杨菊芬向一审法院诉称，原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272#房屋（建筑面积共82平方米）所有权人是原告，1994年房屋拆迁时，被告市政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两份拆迁协议，被拆迁人均为原告，后原告已通过诉讼获得安置。1994年12月5日，二被告就余下的28平方米住宅签订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原告也在该协议上签字，但被告李含祥系事后补签，原告并不认识被告李含祥，原告发现后，当场要求收回该协议或者作废，被告市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在协议上书写“作废”，并将该协议收回。之后，原告与被告市政公司并未就该28平方米达成任何书面拆迁安置协议，原告也未起诉要求安置，仅口头要求被告市政公司直接安置。直至2014年1月7日，原告起诉被告市政公司要求安置包含上述28平方米在内的尚未安置的31平方米住房，并支付过渡费。在该（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2261号案件中，法院依职权在被告市政公司处调取了写有“作废”字样的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原告才得知被告市政公司已按该协议将重庆市渝中区×××××××××××××，建筑面积28平方米的房屋安置给被告李含祥，后原告与被告市政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但原告认为调解协议中的2万元只针对扣除安置给被告李含祥的28平方米后尚余的3平方米，并且该调解协议并未针对被告李含祥。因二被告系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利益，现原告起诉来院，请求：确认1994年12月5日被告市政公司与被告李含祥签订的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并要求被告李含祥返还其现在居住和使用的重庆市渝中区竹园小区C栋3单元1-3，建筑面积28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给原告，被告市政公司对返还房屋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市政公司向一审法院辩称，原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272#房屋所有权人是原告，1994年房屋拆迁时，被告市政公司与原告一共签订了三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其中1994年12月5日由被告市政公司、原告和被告李含祥三方就其中28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住宅共同签订了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原告是清楚签约行为的，也是该协议的当事人，当时原告告知被告市政公司已将该部分住宅的拆迁安置权益出卖给了被告李含祥，要求将被告李含祥与原告一起作为被拆迁人。后被告市政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将重庆市渝中区×××××××××××××房屋使用权安置给被告李含祥，安置房屋所有权属被告市政公司，当时原告就居住在被告市政公司提供的同一小区临时安置房中，安置时原告是清楚的，但并未提出异议，且从协议签订之日至2014年1月原告起诉前，原告均未向市政公司或李含祥主张过权利。且2014年7月22日，原告与被告市政公司就原告起诉的重庆市渝中区×××××××××住宅及非住宅的安置纠纷达成调解协议，（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226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市政公司补偿原告2万元；原告与被告市政公司之间关于拆迁原告所属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272#房屋的全部义务履行完毕，双方不得以拆迁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272#房屋向对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2014年7月29日，被告市政公司向原告支付了补偿款2万元，至此，调解协议内容全部履行完毕，原告与被告市政公司之间关于讼争房屋的拆迁安置权利义务均已结清。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1、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有三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并已实际履行完毕，作废是指安置完毕，并非无效。其次，原告请求合同无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从原告签字之日起两年内要求确认无效；2、被告市政公司与原告间关于讼争房屋的拆迁安置权利义务全部结清，不存在任何返还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李含祥向一审法院辩称，1994年12月2日，为了给被告李含祥购买结婚用房，被告李含祥的父亲李远其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以25000元的价格购买原告所有的重庆市渝中区下××××××××房屋内总面积28平方米的房屋，约定购房款以现金方式在1994年12月5日付清。1994年12月5日，李远其向原告付清购房款后，被告李含祥和原告一起到被告市政公司共同签订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协议系三方协议。1996年6月18日，被告市政公司将重庆市渝中区竹园小区C栋3单元1-3房屋建筑面积34.59平方米（含超安面积6.59平方米）使用权安置给被告李含祥，安置房屋所有权属于被告市政公司，二被告签订了租约，被告李含祥按月缴纳租金给被告市政公司。对于安置情况原告是清楚的，因为原告系李远其干女的外婆，平时两家经常有联系，当时原告曾提出超安面积补偿款由被告李含祥补偿给她遭到拒绝，在1996年6月18日接房时被告李含祥将补偿款支付给了被告市政公司。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是三方共同签订的，真实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无效和返还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是原告与被告李含祥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被告市政公司共同签订的，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后被告市政公司亦按约履行安置义务，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
关于原告以该协议系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且该协议已作废为由，要求确认协议无效并返还安置房屋的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庭审中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二被告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该协议上标注有“作废”亦非上述法律规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并且从1994年12月5日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4年1月7日（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2261号案件起诉之日止，期间原告虽曾起诉被告市政公司要求解决原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272号房屋的拆迁安置问题，但原告均只要求被告市政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市政开字（94）01100C号《拆迁市中区下曾家岩272#杨菊芬私宅协议》和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1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约定解决16平方米非住宅和38平方米住宅的安置问题，并未提及原告与二被告共同签订的渝市政拆安（1994）字第0000222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和剩余的28平方米住宅安置问题，原告称其以为该协议签订当天已经作废，但原告在此期间并未以诉讼方式一并或单独要求被告市政公司履行该份协议，也未与市政公司就28平方米住宅另行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故原告的说法明显与常理不符，依法不能成立。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至于被告市政公司辩称（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2261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确认原告与被告市政公司之间关于拆迁原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272号房屋的全部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原告不得再以该房屋拆迁向其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的意见。在（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2261号案件中，原告与被告市政公司在本院主持下已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就双方关于拆迁原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272号房屋的所有权利义务进行了了结，现被告市政公司已经履行调解协议，向原告支付了2万元补偿款，原告亦应受调解协议的约束，不得再以拆迁原重庆市渝中区下曾家岩272号房屋为由向被告市政公司提出任何权利主张。至于原告称调解只是部分调解的说法，原告庭审中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且亦与（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2261号《民事调解书》上载明的内容不符，原告的上述说法依法不能成立。故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原告杨菊芬的诉讼请求不成立。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原告杨菊芬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杨菊芬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涉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已经其与市政公司签字确认“作废”，应属无效合同，市政公司与李含祥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一审对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市政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含祥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范畴的纠纷，杨菊芬以涉诉市中区房地产产藉监理所1994字第（90）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为请求权基础，主张相关合同效力的司法审查和相应拆迁安置利益。结合已查明事实，（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2261号《民事调解书》中，杨菊芬已就涉诉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与市政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由市政公司一次性补偿杨菊芬2万元，双方共同确认关于拆迁包括涉诉房屋在内的全部权利、义务履行完毕。现杨菊芬反言主张相关合同效力的实体审查及相应拆迁安置利益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社会公益层面，结合合同效力审查的前述评判标准，涉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定事由，杨菊芬主张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杨菊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40元，由上诉人杨菊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肖 琴
审 判 员 张泽兵
代理审判员 邓 瑀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朱 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