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蓬江区明发食品厂。
投资人：姚汉明，负责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汉明。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声弘、梁粹宇，均系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福宁。
委托代理人：陈策兴，系广东江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国良。
上诉人江门市蓬江区明发食品厂（以下简称“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因与被上诉人刘福宁、梁国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3）江蓬法民二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1日，刘福宁作为甲方（销方）与乙方（购方）即姚汉明、梁国良、明发食品厂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书》，约定：甲方从2011年7月1日起向乙方供应黑豆，价格随行就市；双方任何一方如需提前（或延期）交货（或付款）的，应在合理期限内提前通知对方，由双方协商一致后执行；甲方接到乙方的订货通知后，应在10-15天内将货物运到乙方指定的地点（或仓库）内；甲方交货后乙方应在2-3天内验收完毕，逾期则视为合格，经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在3-5天内通过银行转账（或按银行规定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货款，以现金支付的，甲方应同时给乙方开具收据；乙方欠甲方的货款，应在本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内无条件支付给甲方，否则视为违约，应向甲方支付所欠款项10%的违约金；本协议于2011年7月1日签订，有效期至2013年6月30日。2012年8月25日，姚汉明以对账单形式确认尚欠刘福宁货款648568元。对账单所对交易发生在2011年7月12日至2012年6月14日期间，一共五笔。该对账单还显示2011年7月12日黑豆的单价5300元／吨，2011年8月21日黑豆的单价5300元／吨，2011年12月30日黑豆的单价5000元／吨，2012年5月9日黑豆的单价4600元／吨，2012年6月14日黑豆的单价4700元／吨。
2012年9月11日，刘福宁委托刘均义运送黑豆到江门市，收货人是姚汉明、梁国良。2012年9月14日，姚汉明出具收据给刘福宁，内容是“现收刘福宁小黑豆720包共重39.5吨，大写叁拾玖点伍吨已收齐”。2013年1月7日，刘福宁委托刘均义运送黑豆到江门市，收货人栏显示姚及其电话号码、梁及其电话号码，黑豆重量是40020公斤，梁国良在运输合同上签名确认“货收到，吨价4800元”。刘均义的曾用名是刘军义。
另查明，姚汉明分别于2012年9月4日、2012年12月10日、2013年1月21日转账100000元、66798元、135000元给刘福宁。
再查明，姚汉明与梁国良于2012年12月4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于2011年7月1日共同与刘福宁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协议书》，梁国良已于2012年7月30日正式退出合作，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从此与梁国良无关。庭审中，原告确认清楚梁国良已退出于明发食品厂与姚汉明的合作。明发食品厂是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是姚汉明。
2012年8月26日，梁国良与明发食品厂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2年8月26日至2013年8月25日。2013年3月9日，梁国良与姚汉明签订《协议书》，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即日起解除劳动合同。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刘福宁与姚汉明、梁国良、明发食品厂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协议书》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各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对于刘福宁请求判令终止所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协议书》，其起诉时约定的协议有效期未到期，但因该协议书已于2013年6月30日（诉讼中）有效期届满，出现了约定终止的情形，故本案不再判决终止协议。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姚汉明、梁国良、明发食品厂尚欠的货款数额及应由谁承担清偿责任。
首先，姚汉明于2012年8月25日书面确认尚欠刘福宁货款648568元，姚汉明、梁国良、明发食品厂对该对账单均没异议，但姚汉明、明发食品厂认为其已于对账后分别在2012年9月4日、2012年12月10日、2013年1月21日合共支付了301798元给刘福宁，至庭审时止只欠346770元。但刘福宁提供的收据显示姚汉明于2012年9月14日仍收到刘福宁的黑豆39.5吨；另外，证人刘均义出庭作证称于2013年1月7日受刘福宁委托运送40.02吨到明发食品厂，收货时有姚汉明、梁国良在场，梁国良庭审中亦确认有收到2013年1月7日批次的黑豆，二人的陈述能与刘福宁提供的2013年1月7日的运输合同的内容相互印证，足以确认2013年1月7日，刘福宁向明发食品厂发货40.02吨黑豆，并已送达的事实。而刘福宁主张2012年9月14日批次的黑豆单价为4700元／吨，但刘福宁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批黑豆的单价，姚汉明等确实已收到该批黑豆，故原审法院认为按2012年8月25日对账单上显示的最低单价即4600元／吨计算该批黑豆的价格较为合理，即2012年9月14日批次的黑豆总价款为181700元。另外，刘福宁主张2013年1月7日批次的黑豆为4800元／吨，该批次黑豆的运输合同上梁国良签名确认收到货，并注明了吨价为4800元／吨，该批次黑豆到货时，梁国良仍然是明发食品厂的员工，故其在运输合同上的签收确认的内容应予确认，且其说法能与刘福宁的主张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确认2013年1月7日批次的黑豆为4800元／吨，即该批次的黑豆总价款为192096元。综上，所拖欠刘福宁的黑豆款项应为720566元（648568元＋181700元＋192096元-301798元），鉴于刘福宁起诉主张货款的数额为688368元，是其自主处分诉讼权利的表现，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其次，刘福宁同时主张所欠货款的违约金。根据各方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协议书》第七条的内容“乙方欠甲方的货款，应在本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内无条件支付给甲方，否则视为违约，应向甲方支付所欠款项10%的违约金”，该协议书到期时间是2013年6月30日，即2013年5月31日前，购买方必须将货款支付完毕，否则应承担违约金。至2013年5月31日止，尚欠的黑豆货款为688368元，故购买方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即68836.8元（688368元×10%）。刘福宁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予以调整。
最后，梁国良已于2012年7月30日正式退出合作，并已告知刘福宁，姚汉明及明发食品厂亦确认梁国良已于2012年7月30日将退出明发食品厂的事情告知刘福宁，亦即2012年9月14日、2013年1月7日两批黑豆的价款应由姚汉明、明发食品厂共同承担清偿责任。由于刘福宁一直有供货给明发食品厂，而在对账后支付的301798元未有注明是支付哪一批货的款项，故认定该301798元是先清偿已对账单所确认的648568元，即2012年8月25日所对账的款项仍未清偿的是346770元（648568元-301798元），该346770元应由姚汉明、梁国良、明发食品厂共同承担清偿责任。相应，违约金中的34677元应由姚汉明、梁国良、明发食品厂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余下的货款341598元及违约金34159.8元应由姚汉明、明发食品厂共同承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江门市蓬江区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梁国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支付货款人民币346770元及违约金34677元给刘福宁；二、江门市蓬江区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支付货款人民币341598元及违约金34159.8元给刘福宁；三、驳回刘福宁的其他诉讼请求。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梁国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244元，诉讼保全费4170元，合共15414元，由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梁国良共同负担7765元，由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共同负担7649元。
上诉人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福宁提供的证据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
1、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欠刘福宁的货款为346770元。2012年8月25日，刘福宁与姚汉明对账，双方确认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欠刘福宁货款为648568元。2012年8月25日后，姚汉明已经分三次（其中2012年9月14日支付100000元，2012年12月10日支付66798元，2013年1月21日支付135000元）共支付给刘福宁3017**元，刘福宁也确认收到姚汉明的上述汇款，即姚汉明欠刘福宁货款的实际数额为346770元。
2、刘福宁提交的《收据》和两份《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不能证明刘福宁于2012年9月14日向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交付黑豆39.5吨，也不能证明刘福宁于2013年1月7日向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交付黑豆40.02吨。因为《收据》只是一份复印件，没有原件可供核对，两份《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同样没有原件，且刘福宁庭前提供的2013年1月7日的《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复印件上并没有“货收到梁国良吨价4800.00”等字样，而开庭时提供的《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竟然多了上述字样，这份证据显然是伪造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因此，这三份证明均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审法院不应采纳。即使《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真实存在，也不能证明黑豆已经送达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因为该合同既不是运单，也不是送货单，只能证明刘军义与刘福宁之间曾经签订运输合同，不能证明合同已经履行，（即使有梁国良的“签收”）也不能证明黑豆已经送达明发食品厂、姚汉明。
3、梁国良的陈述不可信。梁国良在整个庭审中，对姚汉明始终充满了敌意，而且一直在恶意攻击姚汉明。梁国良也承认与姚汉明及明发食品厂的员工多次发生冲突，而梁国良被明发食品厂解雇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与姚汉明的亲戚打架，可见双方矛盾很深，梁国良对姚汉明的敌意与偏见由来已久，且梁国良与姚汉明曾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与刘福宁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协议》产生的债务与梁国良无关，这样，他在法庭上作出对姚汉明不利的陈述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即使判决姚汉明败诉，且梁国良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姚汉明与梁国良签订的上述《协议书》梁国良也无须承担责任。此外，梁国良也承认他在明发食品厂期间，事实上同时收取刘福宁每月700元的工资，并为其“监视”姚汉明及明发食品厂，且梁国良也说到他与刘福宁是多年的朋友，并且一直代理刘福宁在广东销售黑豆，并从中赚取差价，而在刘福宁与姚汉明的交易中，他也赚取每吨50元的“回扣”，因此，他与刘福宁具有很深的利益关系，自然会作出对刘福宁有利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梁国良在2013年1月7日的《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上“签收”时仍然是明发食品厂的员工，故其在运输合同上的签收确认的内容应予确认，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国良在明发食品厂工作是由刘福宁安排的，并为其“监视”姚汉明及明发食品厂，且每月接受刘福宁7**元的工资，也就是说梁国良既是明发食品厂的“员工”，但同时也受雇于刘福宁，梁国良到底是以明发食品厂“员工”身份签收，还是以刘福宁的雇员身份签收？因此，由于梁国良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如果没有姚汉明或明发食品厂的明确授权，梁国良在《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上签收不能代表姚汉明或明发食品厂的真实意思表示。
4、证人刘军义的证言自相矛盾不可信。首先，运费通常应该由托运人支付，而不是由收货人支付，且刘军义说每次都是由姚汉明支付现金，但是又说没有任何支付凭证，也不需要向姚汉明开具收款凭证，这明显不合理，因为如果这样刘军义完全可以不承认收到运费，而再次向刘福宁主张运费。其次，刘军义说运单每次都是由姚汉明签收后，直接交给姚汉明保管，明显不合理，运单通常应该是由客户签收后，带回存根作为货物送达的凭证，否则无法证明客户已经收货。再次，刘军义说姚汉明带着他去银行取钱，然后当场付款给他，但他却说不出银行在什么位置，附近有何建筑物。因此，证人刘军义的证言自相矛盾不可信。刘军义陈述印证刘福宁提供的2013年1月7日的《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是伪造的。刘军义说他每次送货到明发食品厂都是由姚汉明亲自签收，但是刘福宁提供的2013年1月7日的运输合同却由梁国良签收，且刘福宁开庭前提供的运输合同并没有梁国良的签收，显然是起诉后至开庭前这一段时间补上去的。虽然刘军义后来说是梁国良在刘福宁那一联上签收，但是刘福宁那一联当然是保存在刘福宁的手上，而2013年1月7日至开庭前这一段时间刘福宁根本没有到过广东，梁国良也没有去过陕西，由此可知，梁国良的签收必定是在起诉后至开庭前这一段时间补上去的，而事实上开庭前刘福宁提供的《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上也没有梁国良的签收。因此，可以肯定刘福宁提供的2013年1月7日的运输合同是伪造的。根据上述事实与理由，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向刘福宁支付货款346770元；
二审期间，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提出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超出刘福宁诉讼请求。根据双方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协议》第七条第一项的约定，当姚汉明拖欠刘福宁的欠款超过30万后，刘福宁有权拒绝发货，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第二项约定：乙方欠甲方的货款，应在本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内无条件支付给甲方，否则视为违约，应向甲方支付所欠款项10%的违约金。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签订，有效期到2013年6月30日。因此，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欠刘福宁的346770元，应在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支付，否则构成违约。而事实上，刘福宁一审起诉是在2013年3月13日，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欠刘福宁的货款尚未到期支付，因此，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判决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向刘福宁支付违约金，明显错误。退一步来说，即使认为姚汉明明发食品厂、已经构成违约，但刘福宁主张的违约金仅为24165.66元，一审判决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支付违约金68836.8元也超出刘福宁的诉讼请求，明显违法。
二、梁国良的陈述不应采信。梁国良与姚汉明曾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与刘福宁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协议》产生的债务与梁国良无关。且梁国良也表示，他其实已经离开明发食品厂，是刘福宁要求他回到明发食品厂工作，代为监视姚汉明。也就是说，梁国良心中明白，无论欠款是68万多还是34万多，债权人只是刘福宁而不是梁国良，而最终承担还款责任的只是姚汉明一个人，与自己无关。由此可见，梁国良与刘福宁串谋伪造证据对上诉人实施欺诈的嫌疑很大。且梁国良也说到他与刘福宁是多年的朋友，并且一直代理原告在广东销售黑豆，并从中赚取差价，而梁国良与姚汉明只是生意上的朋友，他与姚汉明合作目的只是想从姚汉明与刘福宁的交易中赚取每吨50元的“回扣”。梁国良也承认与姚汉明的合作一直很不愉快，且经常与姚汉明及明发食品厂的员工发生冲突，而梁国良被明发食品厂解雇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与姚汉明的亲戚打架，可见双方的“合作”仅仅是基于一种利益关系。无论当初与姚汉明“合作”还是到后来的“不合作”，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排除梁国良为了自身利益和刘福宁合谋对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实施欺诈。综上所述，梁国良在法庭的陈述根本不应采信。
被上诉人刘福宁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拖欠刘福宁货款688368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刘福宁提供了姚汉明亲笔书写的收据原件、《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以及梁国良亲笔确认签收的《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原件及刘均义的证词予以证实，另外，作为该批货物经办人的梁国良在一审庭审时亦予以确认，相关证据亦已经一审庭审调查核实，而且能互相印证，足以认定。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上诉称：“《收据》只是一份复印件，没有原件可供核对，两份《运输合同》同样没有原件，且刘福宁庭前提供的2013年1月7日的《运输合同》复印件上并没有‘货收到梁国良吨价4800.O0’等字样，而开庭时提供的《运输合同》竟然多了上述字样，这份证据显然是伪造的。”刘福宁认为，明发食品厂、姚汉明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1、《收据》和两份《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庭前刘福宁提交的的确是复印件，这是诉讼的惯例，但上述证据在一审三次的庭审调查中刘福宁已经提交原件，经各方当事人核对，有庭审笔录为证。2、刘福宁庭前提供的2013年1月7日的《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复印件是刘福宁与刘军义签订《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后交货前，复印下来的。开庭时提供的《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是交货后的由梁国良签收的原件合同，这两份证据实际是同一合同，都是真实的。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上诉称：梁国良的陈述和证人刘军义的证词均不可信。对此，刘福宁认为：1、梁国良虽是刘福宁的多年朋友，但同时也是姚汉明的多年朋友兼合作伙伴，后来又是明发食品厂的合法在岗员工，本案梁国良更是原审被告，判决结果与其在法律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梁国良的陈述真实可信。2、证人刘军义作为货物的承运人其证词证实本案涉讼货物已经交付姚汉明，并收取了姚汉明支付的运费。本案判决结果与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刘军义没必要做假证。本案为什么没有出现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上诉称的“刘均义完全可以不承认收到运费，而再次向刘福宁主张运费”的情况呢？因为三方约定交货时姚汉明支付运费给刘军义。3、梁国良的陈述和证人刘军义的证词与已亲笔出具收货收据仍否认收货的姚汉明的陈述相比更具有证明力。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合理。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上诉称：“一审判决姚汉明、明发食品厂于2012年9月l4日及2013年1月7日收到刘福宁黑豆39.5吨和40.O2吨不符合常理，也违背日常生活法则。”是错误的。1、尽管双方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协议》第七条第l点约定：供货期间，乙方欠甲方货款超过人民币30万元，甲方有权拒绝供货。但不能据此得出姚汉明、明发食品厂“在明发食品厂于2012年8月25日确认尚欠刘福宁货款648568元的情况下，刘福宁不可能再向明发食品厂发货”的结论。刘福宁有权拒绝供货是刘福宁依据合同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刘福宁可以选择拒绝供货也可以选择继续供货，这是刘福宁自主处分民事权利的表现，刘福宁选择继续供货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又不违背日常生活法则。
综上所述，刘福宁认为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刘福宁请求依法驳回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刘福宁针对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上诉补充意见，答辩如下：一、刘福宁起诉的时候，双方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协议书》还没有到最终的履行期限，起诉的时候从其欠款的时候计算违约金，主张的24165.66元只是计算到起诉之日，而我们实际主张的利息是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完全支付货款之日的利息，所以刘福宁主张的利息不止24165.66元。另外，一审中，双方的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届满，按照合同的规定，刘福宁是可以按照欠款的10%计算违约金，一审判决关于违约金的认定是合法的。二、虽然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欠款已经超过30万元，但姚汉明承诺还款并要求我方继续供货，所以我方继续供货。
被上诉人梁国良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
二审期间，刘福宁、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梁国良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判决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予
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1998）14号第三十五条关于“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的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抗辩，本案双方争执的主要焦点是：一、刘福宁主张于2012年9月11日、2013年1月7日向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梁国良供应黑豆39.5吨及40.02吨有无事实依据；二、以上两批次货物的价格如何确定的问题。
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显示，一审期间，刘福宁陈述双方于2011年7月1日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书》一份，刘福宁向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梁国良供应黑豆，姚汉明陆续支付相关货款共计301798元，现尚欠部分货款未付，并提供相关协议书、对账单、运输合同、收据等等单据为证。
首先，2012年8月25日，本案明发食品厂（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姚汉明向刘福宁出具对账单，确认尚欠其货款648568元，之后，姚汉明分别于2012年9月4日、2012年12月10日、2013年1月21日转帐支付货款共计301798元给刘福宁，上述事实各方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刘福宁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即其分别于2012年9月11日、2013年1月7日向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梁国良供应黑豆39.5吨及40.02吨，刘福宁提供了收据、运输合同等凭据以证实其主张，诉讼期间，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对刘福宁提供的上述凭据均提出异议不予认可。对此，本院作出如下评判：一、针对刘福宁提供的载有“现收刘福宁小黑豆720包共重39.5吨大写叁拾玖点伍吨已收齐，经手人姚汉明2012年9月14日”的收据一份，诉讼期间，经姚汉明确认该收据系复写件，现姚汉明上诉认为该收据系复印件与事实不符。一审庭审中，刘福宁陈述该收据原件联在姚汉明处，且按照常理，如刘福宁持有该收据原件联，其理应会向法院提供；同时，鉴于该收据系复写件而非复印件，复写件属于原始证据的派生证据，其虽不能等同于原件，但由于其具有不能再复制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复写件是可以鉴定的，诉讼期间姚汉明亦未申请对该收据中签名等的真实性提出鉴定，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收据复写件所载内容应与原件具有同样的证明力。
二、针对刘福宁提供的2012年9月11日、2013年1月7日《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各一份，明发食品厂当时员工梁国良在上述运输合同中均签字确认，其中梁国良在2013年1月7日《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签有“货收到，吨价4800元”的内容。诉讼期间，上述运输合同经姚汉明确认系复写件，如前所述，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上述运输合同复写件所载内容应与原件具有同样的证明力。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原审法院结合上述相关证据以及一审期间刘福宁申请证人出庭的证人证言作出明发食品厂、姚汉明已收取了上述两批次的货物的认定并无不当。
再次，本案双方就2012年9月14日批次的黑豆价格并无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关于“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在刘福宁就该批次黑豆的价格不能充分举证以及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梁国良予以认可确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2012年8月25日对账单中显示的本案双方交易的最低单价即4600元／吨计算该批黑豆的价格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梁国良在2013年1月7日《合阳县乾落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运输合同》签有的“货收到，吨价4800元”，系梁国良与刘福宁串通所为，结合一审庭审笔录中刘福宁即“货单一式两份，我自留一份，司机一份，收货之后被告会在司机那份货单上签名”的陈述，现明发食品厂、姚汉明上诉称上述运输合同是伪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以采信。
另刘福宁诉请要求明发食品厂、姚汉明、梁国良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计至清还之日止，其中暂计至2013年2月24日为24165.66元，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双方就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书面约定，就刘福宁该项主张按照约定的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比例予以判处，并未超出刘福宁该项诉请且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处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7456元，由明发食品厂、姚汉明负担，多收二审案件受理费3788元，本院退回给明发食品厂、姚汉明。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秀德
审 判 员 徐 闯
代理审判员 蔡镇海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