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727民初1096号
原告：谢鹏程，男，1964年3月27日生，汉族，住龙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荣，江西凯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赖永志，男，1964年7月3日生，汉族，住龙南县。
原告谢鹏程与被告赖永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鹏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荣、被告赖永志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赖永志返还原告人民币22万元，自2006年11月23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11月23日，被告以其住在桃江夫妻俩人上班路较远为由，向原告提出借款22万给其周转，用于其在龙南县龙翔广场购房，并言明二、三个月即可归还，原告表示同意。但是提出要写张借条，被告却说”写不写都可以，何况有廖某、何某在场作证，你还怕我不认账”，原告考虑被告是检察院的干部，可以放心，即没有坚持要其写借条。便要求被告在龙南县八一九邮政储蓄所新开账户，原告便将22万元的借款转入被告账户内。之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归还上述借款和利息。案件先后经过一审、二审、重审一审和二审。最终，龙南法院作出2012龙民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归还贷款22万元，并自2010年4月26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还清欠款止。被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5日作出2013赣中民四终字第35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判决作出后，被告对判决仍不服，以该款系原告向其支付的山场转让款为由，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告在该起案件中，针对借款事实，未完成举证责任，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后，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2017赣民再4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成立，对于原告提出以不当得利为由向被告主张该款项的权利，则认为属于因转账22万元给被告赖永志产生的其他纠纷，可以依法另行起诉解决，遂判决撤销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赣中民四终字第358号民事判决及龙南法院作出的2012龙民重初字第06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原告根本不存在需要支付22万元山场转让款给被告的债务。被告在取得原告出借给其的22万元借款后，以此款系原告应当支付给其的22万元山场转让款为由占为已有，拒不归还，其取得该款项的所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当向原告返还，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被告赖永志辩称，一、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是原告实现诉讼欺诈，进行恶意诉讼的行为。1、不当得利不能作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原告曾于2010年5月4日以22万元汇款是被告向其借款购房的民间借贷纠纷向龙南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判令被告归还22万元借款。被告以该22万元是基于与原告等人存在合伙承包白沙坑、滩继坑山场的基础法律关系和林木经营权转让的原因法律关系所给付的林木转让款为由提出抗辩。该案经初审、上诉审、发回重审、二审终审，被告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赣州中院2013赣中民四终字第35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为由向江西省高院提出抗诉，江西省高院再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见，原告在第一次诉讼中因证据不足被江西省高院予以驳回的情况下，转而诉被告不当得利，本案不能适用不当得利。因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以及适用范围，它并非另加于其他民法制度上的负有平衡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2、不当得利诉因的请求权，必须是没有基础法律关系的给付行为。从原告前后两次诉讼的陈述来看，均是主张被告向其借款22万元用于购房，原告主张该款项给付的原因事实仍然是借款，双方存在借款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故该笔给付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不属于不当得利。但实际上，双方另有合伙承包白沙坑、滩继坑山林的基础关系和林木转让的原因法律关系，前诉两次一审、两次二审和经江西省高院再审，对双方存在上述法律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审理并予以确认，因此，本案原告以不当得利起诉，属于起诉不当，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3、原告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其主张主动转账给付被告22万元，是使财产产生变动的主体，应对主动给付的原因、目的及给付没有合法依据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22万元转账凭证和廖某、何某的证言根本不能证明被告构成了不当得利。原告出于诉讼欺诈的目的，诉称无合法根据，对案件事实作虚假陈述，选择虚假的不当得利案由，违反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完全是滥用不当得利诉讼，进行恶意诉讼的行为。二、本案原告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如按原告主张的2006年11月23日主动转账给被告的22万元是不当得利，至今将近11年之久，原告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22万元数额巨大，如果是不当得利，当时原告就应当知道，即使当时不知道，第四天原告向被告出具8万元林木转让欠款时也应当知道，应当提起不当得利之诉。因原告没有提供该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的相关证据，本案原告主张该不当得利请求权早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依法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本案构成重复起诉。本案原告先以民间借贷纠纷向龙南法院起诉后（前诉），经过两次一审、两次二审，最终因证据不足被江西省高院2017赣民再4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转而以不当得利起诉（后诉）。1、前后诉的原告是谢鹏程，被告是赖永志，符合后诉与前诉当事人相同的条件；2、前后两次诉讼，原告均是主张被告向其借22万元用于购房，即前后两诉请求权都是基于同一个22万元借款的原因事实（生活事实），前诉与后诉提出请求权均是基于同一借贷关系作为实体法上的依据，符合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的条件；3、后诉原告提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的先决条件是”原告根本不存在需要支付22万元山场转让款的债务”，该先决条件实质上是否定前江西省高院确认的谢鹏程、何某、廖某与赖永志合伙承包白沙坑、滩继坑山林的基础法律关系、林木转让的原因法律关系以及林木转让的债权债务关系基础性地位的先决问题，就必然否定前诉江西省高院的判决结果。因此，符合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的条件。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7第规定，本案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当驳回起诉。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争议的焦点问题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2、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证明原告于2006年11月23日在龙南县八一九邮政储蓄所向被告赖永志账户转入22万元。
3、廖某于2010年4月29日出具的《证明》、何某于2010年4月26日出具的《证明》，证明2006年11月23日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和经过。
4、（2010）龙民二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2012）龙民重初字第06号《民事判决书》、（2013）赣中民四终字第358号《民事判决书》、（2017）赣民再4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的诉讼事实，以及原告向被告支付22万元款项的事实被法院依法认定，并曾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和利息；省高院再审判决撤销赣州中院（2013）赣中民四终字第358号及龙南法院（2012）龙民重初字第0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认为该转账给被告的22万元产生是与被告的其他纠纷，可以依法另行起诉解决，且证明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
5、被告申请再审时的《再审申请书》，证明在申请书中被告关于款项性质的辩解意见无事实依据。
被告为支持其辩称，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被告与原告、廖某、何某于2006年11月2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证明原、被告及廖某、何某之间存在合伙承包涉案山场的基础法律关系。
2、被告与原告、廖某、何某于2006年11月27日签订的《合伙合同书的补充协议》，证明原、被告及廖某、何某之间存在林木经营权转让的原因法律关系，各自占1/4山场份额。
3、谢鹏程、廖某、何某于2006年11月27日向被告出具的《欠条》，证明原、被告、廖某、何某存在林木经营权转让的债权债务关系，谢鹏程等人在支付22万元系林木转让款后，就剩下的8万元以欠条形式体现。
4、被告邮政储蓄存折，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转入的22万元后1年内未使用，该笔款项符合原、被告等人之间基于林木转让合同关系的收入特征。
5、（2014）赣中民再审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对山场有出资并享有1股股份的事实，以及原、被告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及8万元山场林木转让款欠条合法有效。另案再审，查明被告转账425000元至袁保康账号，第二批合伙人袁保康等7人分得转让款6万元，合计42万元等事实。
6、（2017）赣民再4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再审认定被告对白沙坑、滩继坑山林享有份额，以及被告对原告转入的22万元一年内未取出使用等事实。
7、被告方于2011年5月4日向徐观亮制作的《调查笔录》、徐观亮、黄棣贤在（2013）赣中民四终字第358号案的出庭证言，证明原、被告等人合伙承包涉案山场赚得了二三十万元，原告转入的22万元来源于林木转让款。
8、被告与王秋英聊天录音（2016年8月2日），证明廖某于2006年12月30日给朱胜发出具《申明》时说过白沙坑等山场林木已折价二、三十万元给赖永志的事实。
9、被告与钟义毛等人聊天录音（2016年7月30日），证明被告山场林木折价30万元，其中22万元计入谢鹏程、廖某、何某山场出资68万元之内，2009年6月3日廖某、何某退伙时与谢鹏程按廖某1股、何某1股、谢鹏程2股的股份比例分摊了，另外8万元（欠条）没有分摊，唯一一份的退伙《结算清单》由原告收执的事实。
10、被告与黄凯洲等人聊天录音、黄凯洲出庭证言，证明原告通过银行转让支付了被告比别的股东更多的山场林木转让款。
11、《储蓄业务凭条》，证明2006年11月20日原告转账42.5万元给袁保康，袁保康等7人分得转让款6万元，合计42万，由袁龙福出具的《领条》比汇款42.5万元少22万余元，即原告支付给被告的22万元是未写入补充协议和谢鹏程等向赖永志出具的《欠条》中的林木转让款，符合谢鹏程等人的山场交易习惯。
12、（2017）赣民再42号案《庭审笔录》，证明对原、被告的证据材料在再审审理时已经过了质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1998年4月，被告赖永志以其未成年儿子赖林健的名义与赖允豪、朱胜发、朱群、朱永安、叶桂平、张方炎等共七人合伙承包龙南县桃江乡中源村白沙坑、滩继坑两片山场[以下简称白沙坑、滩继坑山场，原《山林所有权执照》（NO：0012674）载明该两片山场面积合计12000亩]，七合伙人各占1/7股份比例。2003年11月，经上述七合伙同意，原合伙人张方炎、叶桂平退出合伙，并由林家如、王明淦承接其二人股份，组成新合伙体。
后经上述合伙人全体同意，决定将所承包的白沙坑、滩继坑山场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转让。为此，2004年12月25日，赖永志、赖允豪等七名合伙人举行股东会，并进行公开竞标，原告参与了竞价，竞标价为16.3万元，另一合伙人朱胜发（代表案外人袁保康、廖春雨等人）亦参与了竞价，竞标价为16.888万元。最终，朱胜发以最高竞价中标。当天，赖允豪、朱胜发等原合伙人与袁保康、廖春雨等七人签订《山林承包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合伙人将享有白沙坑、滩继坑山场的承包经营权全部转让给袁保康、廖春雨等七人所有。当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协议明确此次山场承包经营权转让以原合伙体中多数股东同意而发生法律效力，以及被告赖永志未领取转让款24125元，不影响转让协议效力等内容。被告赖永志未在上述《山林承包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上签字，也未领取山场转让款24125元。原合伙体的其他六名股东均在协议上签字并领取了山场转让款。
2006年11月16日，袁保康、廖春雨等七人又将所享有的白沙坑、滩继坑山场承包经营权全部转让给何某、廖某二人，双方-
签订《山林承包转让协议书》一份，所涉山场转让款共计42.5万元由原告谢鹏程于2006年11月20日向袁保康等原合伙人支付，袁保康等原七名合伙人各分得山场转让款6万元。2006年11月24日，原告谢鹏程与何某、廖某达成合伙承包经营上述山场的协议并签订《合伙协议》一份。
2006年11月23日，原告谢鹏程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被告赖永志账户转入款项22万元。
2006年11月26日，被告赖永志与何某、廖某、原告谢鹏程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原合伙人袁保康、廖春雨等七人所有的白沙坑、滩继坑山场承包经营权全部转让给何某、廖某、原告谢鹏程三人，为更好加强森林管理，更新营造速生丰产林和办理相关林权证需要，被告赖永志、原告谢鹏程、何某、廖某组成新合伙体合伙承包白沙坑、滩继坑山场，并共有被告赖永志等原七名合伙人于1998年承包该山场时承包方的全部权益。
2006年11月27日，被告赖永志又与何某、廖某、原告谢鹏程签订《何某、廖某、谢鹏程、赖永志合伙合同书的<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1、被告赖永志将其拥有白沙坑、滩继坑山场的木、竹资源所有权转让给何某、廖某、原告谢鹏程；2、被告不得干涉原告等人对该山场林竹资源的经营；3、原告等人在对山场林木砍伐后进行更新造林时，由赖永志、何某、廖某、谢鹏程四人共同开发；山场开发矿产资源，由四人共同享有；4、原告等人应支付被告赖永志股份下木竹资源转让款计8万元（2006年至2009年11月30日付清）。何某、廖某、原告谢鹏程于上述补充协议签订当日向被告赖永志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兹欠到赖永志桃江乡白沙坑、滩继坑山林林木转让款计人民币捌万元正。￥800002009年11月30日前付清。经欠人：何某、廖某、谢鹏程2006.11.27”。
2010年3月19日，被告赖永志以要求支付白沙坑、滩继坑山场林木转让款8万元为由将何某、廖某、原告谢鹏程诉至本院，本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即判决何某等人归还林木转让款给赖永志），因何某等人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赣州中院），赣州中院作出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该案发回重审。据此，本院重新审理该案，并于2011年4月20日作出（2010）龙民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以白沙坑、滩继坑山场承包经营权自2004年12月25日转让后，赖永志即不再享有该山场承包经营权份额，故赖永志要求谢鹏程等人支付该山场林木转让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判决驳回赖永志的诉讼请求。因赖永志不服该重审判决上诉至赣州中院，赣州中院于2011年7月29日作出（2011）赣中民四终字第5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赖永志因不服该终审判决，申请再审，赣州中院裁定驳回被告赖永志再审申请。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赣州中院再审该案，赣州中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4）赣中民再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以在白沙坑、滩继坑山场承包经营权前次转让中赖永志原有股份（含未领取的转让款24125元）为赖永志的入伙出资，认定赖永志与何某、廖某、谢鹏程组成新合伙体合伙承包白沙坑、滩继坑山场，即赖永志享有该山场份额，在赖永志退伙时其份额下的林木资源作价补偿即为何某等人向赖永志出具8万元《欠条》的依据为由，判决撤销该案原二审、一审判决，改判何某、廖某、谢鹏程连带清偿赖永志欠款56400元（欠款8万元-
已付2.36万元）。
2010年5月4日，原告谢鹏程以要求被告赖永志归还2006年11月23日向其支付的借款22万元为由，将被告赖永志诉至本院。本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即判决驳回谢鹏程的诉讼请求），因原告谢鹏程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赣州中院，赣州中院作出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该案发回重审。据此，本院对该案进行了重新审理，并于2013年2月5日作出（2012）龙民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以被告赖永志抗辩案涉的22万元款项为山场转让款无事实依据为由，判决被告赖永志归还借款22万元并依法支付利息给原告谢鹏程。因被告赖永志对该重审判决不服上诉至赣州中院，赣州中院作出（2013）赣中民四终字第3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赖永志因不服该终审判决申请再审，赣州中院裁定驳回被告赖永志再审申请。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该案，并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2017）赣民再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载明：”……本院再审认为，谢鹏程于2010年5月4日起诉赖永志要求归还借款22万元，对赖永志向他借款22万元这一事实主张，谢鹏程负有举证责任，再审庭审时已当庭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谢鹏程，谢鹏程对此无异议，且在答辩时明确表示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并提出已完成举证责任。原审已查明，赖永志于1998年4月与他人合伙承包白沙坑、滩继坑山林。2006年11月，何某、廖某、谢鹏程与赖永志合伙承包白沙坑、滩继坑山林。在签订合伙协议的当日，谢鹏程、何某、廖某还共同写下一张欠林木转让款8万元的欠条给赖永志。2010年3月赖永志起诉谢鹏程、何某、廖某清偿林木转让款8万元。基于上述事实，谢鹏程提供转账凭证及证人廖某、何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赖永志向其借款22万元的事实主张，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庭后，谢鹏程在被告知未能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提出要以不当得利向赖永志主张权利。对于谢鹏程转账22万元给赖永志所产生的其他纠纷，当事人可依法另行起诉解决。……”，据此，判决撤销该案原二审、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谢鹏程的诉讼请求。
2017年8月11日，原告谢鹏程以被告赖永志占有原告于2006年11月23日向其支付的22万元无合法依据为由，要求被告赖永志返还该款项及支付利息而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关于本案所涉22万元款项纠纷自2010年起经数年诉讼持续至今，所涉案件事实亦经多次审理查证，但因款项性质认定不同导致裁判结果变更，进而引发本案诉讼。本案中，根据原告的陈述及被告的答辩，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被告是否有合法依据占有原告于2006年11月23日向其支付的22万元款项。对此，被告陈述该22万元款项系因原告等人受让其占有的白沙坑、滩继坑山场1/4股份下的林木经营权而支付的转让款（即作价30万元核减协议确认的转让款8万元）。关于被告上述辩解意见，本院综合分析如下：第一，被告为支持该辩解意见，提供了数次诉讼的裁判文书及王秋英、黄凯洲、蔡昌柠等人证人证言、录音资料等证据材料，首先，在与本案有关的数份裁判文书中，均未确认原告于2006年11月23日向被告支付的22万元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林木资源转让款，也未认定原、被告之间达成了被告股份下林木资源转让给原告等人作价30万元的约定等事实。其次，被告在本案提交的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等证据在前诉案件中均已提交，但前诉案件未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且被告提交的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等证据，证人均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录音对话为被告与证人的对话并是在被告询问下所作的陈述，而证人的陈述内容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些证人证言不予采纳。综上，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该22万元款项为林木资源转让款。第二，根据原、被告陈述及签订的《合伙协议》可知，原告与何某等人确立合伙承包白沙坑、滩继坑山场的时间为2006年11月24日，而原、被告等人确立成立新合伙体承包山场的时间为2006年11月26日，但双方确立合伙关系仅一天后（即2006年11月27日），原、被告又协商确认将被告所占山场股份下的林木资源转让给原告等人，而本案所涉的原告支付22万元给被告的时间为2006年11月23日。即在原告向被告支付该22万元款项时，不仅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尚未确立，且原告与何某等人的合伙关系亦未确立，而原告等人受让被告股份下的林木资源事宜更是未有涉及。如若被告陈述，即是在法律关系尚未确立及相关事宜尚未协商的情况下，即先行支付待定事宜的相应款项，该做法明显有违一般交易习惯与规则。第三，即使原告等人确认受让被告股份下的林木资源，但在双方就此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等人应支付给被告所占股份下的林木资源转让款为8万元，而非被告陈述原、被告达成林木转让款30万元的约定，且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在该份《补充协议》之外另就林木资源转让款重新达成协议，以推翻该协议所明确的内容。第四，从案涉山场的转让情况及被告所占股份份额来看，在原、被告合伙承包白沙坑、滩继坑山场之前，该山场分别于2004年、2006年（此次转让由原告等人从袁保康等七名合伙人手中受让山场全部承包经营权）进行了两次转让，该两次转让价格分别为168880元（共分七股份额，每股转让单价为24125元）、42.5万元（共分七股份额，每股转让单价为6万元/股），被告为2004年转让前的原山场合伙承包人之一，所占股份份额为1/7。被告确认在入伙原告等人的合伙体之前，其在山场中的股份未有过变更也未进行股份的增扩，同时确认是以原有山场股份（1/7份额）为入伙出资与原告等人成立合伙关系，且在被告入伙后，被告亦未另行出资。如若被告所陈述，原告等人在以42.5万元受让山场全部经营权仅7日后却以30万元价格受让被告仅占1/7股份下仅为林木资源的部分，该举动明显有违常理。另从转让价格上，山场整体经营权的转让经历两年每股（以七份股份计）转让单价的涨幅不到2万元。但如若被告陈述其股份下的仅林木资源转让给原告等人的作价为30万元，即是从原告等人于2006年11月16日承接山场经营权，到当月26日原、被告确立合伙关系，再到当月27日被告转让其股份下林木资源，前后仅十天时间，每股（以七份股份计）转让单价即由6万元迅速增至30万元，且被告从入伙到份额转让的仅1天时间中未有任何的山场经营与投资，该价格涨幅明显不符正常市场行情，有悖常理。另外，即使如若被告陈述其在入伙后享有1/4股份的山场经营权，以原告、何某、廖某三人当时42.5万元收购山场经营权的价格并以原告等人共占3/4份额计算，被告1/4股份份额的价值也仅为14万余元，远达不到被告陈述其1/4股份下仅林木资源作价30万元的价值。综上，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原告于2006年11月23日向其支付的22万元款项为林木资源转让款，被告该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采纳。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占有该22万元款项有合法依据，故对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该22万元款项，本院予以支持。因不当利益的返还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故被告应自收取该款项（即2006年11月23日）之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给原告。
关于被告提出本案为重复起诉的辩解意见。就本案所涉的22万元款项，原告谢鹏程于2010年5月4日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赖永志归还该款项，虽在该案再审中，再审判决以原告谢鹏程未能完成举证责任证明该款项为借款，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为由，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请，但在再审判决中未对该款项性质进行认定，同时，明确原、被告之间就该22万元款项产生的其他纠纷，当事人可依法另行起诉解决。原告据此以被告占有上述22万元款项无法律依据且为不当得利之诉而提起本案诉讼，不属重复起诉，故对被告提出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提出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被告无合法依据占有案涉22万元款项持续至今，该占有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原告自2010年5月4日起以诉讼方式主张该款项权利，前后历经多次诉讼，后又基于2017年7月11日的再审裁判而提起本案诉讼，故对被告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赖永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款项计人民币22万元给原告谢鹏程，并自2006年11月23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给原告，利随本清。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38元，由原告谢鹏程负担5300元，被告赖永志负担353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莹
审 判 员 王群勇
人民陪审员 廖彩冲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