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滨塘民初字第4630号
原告李福治。
委托代理人褚晓菲，河北衡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付雷。
被告李晓东。
被告黄相书。
被告李志强。
被告天津市顺达旅游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霞光道翠湖花园A座1门102。
法定代表人张金瑞，经理。
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100号宝钢北方大厦五层。
负责人王珂，经理。
委托代理人苗伟，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李京京，该公司职员。
原告李福治与被告孙付雷、李晓东、黄相书、李志强、天津市顺达旅游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福治的委托代理人褚晓菲；被告孙付雷、李晓东、黄相书、李志强、顺达旅游的法定代表人张金瑞、天安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苗伟、李京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福治诉称，2014年6月23日20时30分，孙付雷驾车沿河北路由北向南行驶，行驶至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与永兴路交口处时，遇原告由东向西横过河北路步行，孙付雷车辆左侧与原告身体发生接触，造成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孙付雷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李福治无责任。该事故造成原告右足第2、3跖骨基底骨折。原告到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共计住院21天。原告为个体户，从事交通运输业。该事故造成原告损失，各被告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未达成协议。故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55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元、营养费1050元、误工费28428元、护理费7139元、交通费300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根据保险合同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被告孙付雷、李晓东、黄相书、李志强、顺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交如下证据：
1、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
2、被告驾驶证、行驶证、保单两份，证明被告车辆及保险情况；
3、就诊证明信、住院病案、清单、出院证、医疗费票据、诊断证明，证明原告伤情及医疗费损失；
4、原告驾驶证、行驶证、车辆产权证、建休证明、车辆挂靠合同、道路运输证，证明原告误工损失；
5、护理人身份证、户口本，证明原告的护理人情况。
被告天安保险公司辩称，对原告诉述事实及事故认定无异议。津E×××××号车在本公司投保交强险和保险金额为3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本公司同意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原告合理合法损失。根据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六条第（七）款第5项约定，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属于责任免除情形，故商业三者险不同意赔偿。现仅就原告各项主张发表意见。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均无异议，但在交强险医疗费项下赔偿，共10000元；营养费，原告没有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加强营养的证明，不认可；误工费，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营运资格证，不认可按照交通运输业计算，认为误工期过长，同意按照本市居民服务业计算误工期80天；护理费，原告没有提供护理人员误工的证明，同意按照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21天即住院期间的；交通费，没有提供交通费票据，考虑到原告住院、出院情况，同意赔偿100元。
被告天安保险公司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保险条款，证明商业三者险条款第六条第（七）款第5项约定，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属于责任免除情形；
2、（2014）北民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4）一中民一中字第52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同类型案件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免责的案例。
被告孙付雷辩称，对原告诉述事实及事故认定无异议。津E×××××号车登记在顺达公司名下，是在我租赁该车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如有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本人同意承担相关责任。
被告孙付雷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李晓东辩称，本人系津E×××××号车的实际车主，该车辆挂靠在顺达公司，本人具有出租车客运资格。因孙付雷是实际侵权人，应由孙付雷承担相关责任。因为我将车租给黄相书和李志强，他们又转租给孙付雷，我并不知情，所以不应由我承担责任。原告提供的合同和道路运输证只能证明该车辆是提供运营服务的，但是并不能证明是原告驾驶该车从事运营服务，车和人是分开的。原告是否具有货运的资格证，不能以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来证明。如果是车辆和车辆之间的事故，可以参考，但是本案是人伤的案件，是人和车之间的事故，不能证明原告的误工费按交通运输业的标准计算。
被告李晓东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黄相书、李志强辩称，对于本案事实及事故认定无异议，同意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黄相书、李志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顺达公司辩称，津E×××××号车是李晓东实际所有，挂靠在顺达公司，经营城市出租客运，李晓东将车辆转租黄相书和李志强，黄相书和李志强又将该车辆转租给孙付雷，上述转租行为并未征得被告顺达公司的同意，本案相关责任与本公司无关，本公司对该车的运营无支配权，也不知情，且本案并非挂靠人李晓东发生事故，交通事故赔偿主体应根据机动车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在本次事故中出借人基于利益和信任关系将车出借，因此借用人和出借人均享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所以这次事故与顺达公司无关，本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另外，李晓东将车租给黄相书、李志强二人，运营车辆的人没有营运证，天津市好多出租车都存在这个现象，我们在投保时已经和天安保险公司将这件事讲清楚了，天安保险公司承诺商业三者险予以赔偿，但是天安保险公司换了经理，现在不给赔偿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行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我们在天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应当由保险公司依照保险责任进行赔偿。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从事交通运输业，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是先签的合同后取得的道路运输证，所以被告对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本人也没有从业资格证，原告属于非法营运，所以我们对原告驾驶营运车辆的情况不予认可。
被告顺达公司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2013）红民初字第523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同类型案件红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了赔偿责任；
2、（2002）津高法民一字第7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问题的答复》，证明挂靠单位不承担责任；
3、《出租车出租合同》，证明车主李晓东将车租给了黄相书、李志强。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23日20时30分，孙付雷驾津E×××××号车沿河北路由北向南行驶，行驶至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与永兴路交口处时，遇行人李福治由东向西横过河北路步行，孙付雷车辆左侧与原告身体发生接触，造成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孙付雷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李福治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自2014年6月23日至2014年7月14日入住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治疗，共计住院21天，原告支付医疗费25539元。经诊断，原告的伤情为：右足第2、3跖骨基底骨折，右足外伤。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于2014年7月14日出具建休证明，建休三个月。
津E×××××号车系李晓东实际所有，挂靠在顺达公司。该车辆系出租客运车辆。李晓东将车辆转租黄相书和李志强，黄相书和李志强又将该车辆转租给孙付雷，事故发生时由孙付雷驾驶。被告李晓东具有出租车客运资格证，孙付雷、黄相书、李志强均不具有营运该车辆的资格。该车辆在被告天安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强险一份，保险金额为3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一份，含有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事故认定书、被告驾驶证、行驶证、保单、就诊证明信、住院病案、清单、出院证、医疗费票据、诊断证明、建休证明、护理人身份证、户口本，被告顺达公司提交的《出租车出租合同》及当事人当庭一致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本次事故作出的事故认定程序合法，定责准确，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应根据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原告的损失应当由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天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进行赔偿的问题。被告天安保险公司认为，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即被告孙付雷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属于责任免除情形，故商业三者险不同意赔偿的抗辩理由，其余被告均不认可。本院认为，该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系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应对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且对此负举证责任。被告天安保险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解释说明义务，故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保险责任之外的责任承担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孙付雷系机动车使用人，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被告李晓东作为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获取租金收益，在明知黄相书、李志强不具备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情况下仍将该车辆出租给二被告运营，违反了《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禁止无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或者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从事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规定，对本次事故存在过错，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被告李晓东的过错程度，其应就被告孙付雷赔偿不足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告黄相书、李志强明知被告孙付雷无出租车运营资格，将涉案车辆自被告李晓东处租赁后又转租给孙付雷，亦违反了《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因原告要求被告黄相书、李志强与被告孙付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黄相书、李志强表示同意，本院照准。涉案车辆李晓东系挂靠人，被告顺达公司系被挂靠单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顺达公司应与李晓东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顺达公司表示李晓东将车辆转租他人并未征得顺达公司同意，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答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的确认问题。
原告主张的医疗费255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元，提供了相应票据，被告天安保险公司予以认可，本院照准；营养费1050元，被告天安保险公司认为原告未提供加强营养的证明，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虽未提供加强营养的证明，但根据原告的伤情，原告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误工费28428元，原告要求按本市交通运输业的标准计算4个月，六被告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供了挂靠协议及冀J×××××号车的道路运输证，欲证明该车辆系其所有，且其从事交通运输业，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明只能证实该车辆系从事道路运输车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本人从事该行业，故对原告要求按照上述行业标准计算误工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同意按照本市居民服务业的标准计算，本院照准。原告主张的误工期为4个月，因原告住院21天，建休3个月，故本院照准111天，原告的误工费为：28559元／年÷365天×111天=8685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护理费7139元，原告要求按本市居民服务业计算3个月，被告天安保险公司认可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根据原告的伤情，本院支持原告本次护理期30日，为：28559元／年÷365天×30天=2347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交通费300元，根据原告的伤情及就医情况，本院予以支持。因本案保险限额未满，故被告孙付雷、黄相书、李志强、李晓东、顺达公司均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福治医疗费10000元、误工费8685元、护理费2347元、交通费300元，共计21332元；
二、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李福治医疗费155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元、营养费1050元，共计17639元；
三、驳回原告李福治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受理费364元，由原告李福治负担64元（已交纳）；被告孙付雷负担300元（原告已预交，被告孙付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淳静
代理审判员 宋 扬
人民陪审员 宛 榕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 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