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桂10民终18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进平，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龙，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次果，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兰，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谭礼平，又名谭春林，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开礼，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杜昌林，成年，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本超，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本丽，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天粉，成年，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谢粉团，成年，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谭三祥（谭礼贵），成年，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录江，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富银，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礼军，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方毕，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金平，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方琼，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贵祥，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郭刚，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艳，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本建，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肖勇，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付读中，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贤敬，成年，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丽，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明，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谢华军，成年，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谢华贵，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金芬，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太欢，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吉书，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成贵，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贤翠，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进，男，196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普安县地瓜镇八字寨村龙选组。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本坤，成年，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吉珍，成年，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关笔，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谢仕国，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成会，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刚，曾用名ＸＸ，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肖淑琴，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刚，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其国，农民。
上诉人（一审原告）方诉讼代表人胡进平、何次果。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田林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广西田林县乐里镇河南片*号。
法定代表人黄荣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西平，田林县国土资源局监察股股长。
委托代理人黄适宁，广西万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进平等45人因与被上诉人田林县国土资源局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田林县人民法院（2015）田民一初字第55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方诉讼代表胡进平、何次果，被上诉人田林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吴西平、黄适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方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而被告予以否认，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从原告方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看，首先是原告方在上访、信访、申请行政复议的过程中，以及胡进平在彭卫平起诉要求胡进平返还工程款纠纷一案中所提出的书面材料（有《急盼解决农民工劳务工钱进京上访的申诉书》、2015年5月21日的《委托书》、《贵州省普安县农民工于2005年7月－2006年4月到广西田林县承做该县国土局发包的坡改梯工程部分农民工名单》、《关于要求百色市人民政府尽快督促田林县国土资源局支付农民工程款的报告》、2007年9月26日的《委托书》、《农民工代表胡进平及100余名农民工讨要工钱（辛苦钱、血汗钱）跪呈给田林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求助信》、《恳请人民法院重审该案时依法调取证据的申请书》、《急盼解决农民工钱跪呈给中央、广西各级领导的信》、《令人震奋的大好消息暨再次申诉书》、《紧急求助申请书》、2007年7月14日的《申请书》、《为讨要工钱到京上访恳请敬爱的温总理、国务院为农民作主》、胡进平的《二审答辩状》、《请求田林县委、县人民政府责令田林县国土局将恶意拖欠的农民工工钱及其损失支付给农民工的申请书》、《农民工求助书和控告书》、2007年7月20日的《申请书》、《行政复议申请书》、《急盼解决农民工工钱跪呈给中央电视12台﹤社会与法﹥频道和广西百色市政府领导的求助信》、《重审代理词》、胡进平的《答辩状》），这些书面材料都是原告方自己制作书写，只能反映原告方的诉求和主张，属于当事人陈述，不具有证据效力，且其中关于原告和被告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主张，均未经依法确认，被告亦不予认可。故这些书面材料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依据。
其次是有关部门对原告方上访、信访、申请行政复议事宜的处理、汇报材料。其中，（一）田林县国土资源局《关于要求支付农民工程款的答复》，该答复对原告方的主张不予认可。（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信（访）367号《告知单》、《百色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群众来信转办单》，没有对原告方的来信进行实体上的处理，对原告的主张未予以确认。（三）田林县信访办《关于胡进平上访要求解决田林县国土局拒付工程款的情况》，没有该信访办公章，真实性不能确认，不具有证明效力。（四）田林县人民政府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是胡进平对田林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关于要求支付农民工程款的答复》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田林县人民政府对该复议申请不予受理的决定书，该决定书的内容没有涉及原告和被告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问题。（五）《田林县人民政府关于贵州籍因工程款纠纷非法上街游行处理情况汇报》（内部明电）、《田林县人民政府关于胡进平﹤急盼解决农民工钱呈中央、广西各级领导的信﹥的信访件调查处理工作情况汇报》（上报文件）、田林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胡进平等近100名农民工举报被拖欠农民工工钱问题的答复》，这些材料均不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而是认为原告方所施工的土地开垦工程不是被告发包的工程，是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发包给彭卫平承包，马中兴的行为是受彭卫平的委托而实施的个人行为、不是公务行为，胡进平等的诉求是其与彭卫平之间的经济纠纷。所以这些材料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第三是彭卫平诉胡进平返还工程款纠纷一案中的部分诉讼文书（有彭卫平的起诉状和上诉状、田林县国土资源局的《答辩意见》、该院（2007）田民一初字第601号民事判决书和（2008）田民一初字第126号民事裁定书、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百中民一终字第177号民事裁定书），这些诉讼文书可反映彭卫平诉胡进平返还工程款纠纷一案的一审、二审及重审情况，但彭卫平在其起诉状、上诉状中以及田林县国土资源局在其答辩状中，均不认可胡进平的主张；前述的民事判决书因该案被发回重审而未生效，不具有证明效力；前述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只是裁定将该案发回该院重审，前述该院的民事裁定书是因彭卫平在该案重审过程中申请撤诉，该院裁定准许其撤诉，均没有对实体问题作出裁判。所以这些诉讼文书不能证明原告方与被告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第四是普安县地瓜镇八字寨村民委员会和莲花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其内容不涉及原告方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只能证明胡进平、谭礼平（谭春林）的身份，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第五是原告的代理人向郭刚、何龙进行调查的《调查笔录》王林出具的《证明》、何录江出具的《材料证明》。因郭刚、何龙、王林、何录江都是本案原告，不能自己为自己作证，郭刚、何龙、王林、何录江在这些笔录和证明材料中所表达的内容，都属于当事人陈述，不具有证据效力。
第六是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与百色市昆仑土地开垦有限公司签订的《自发开垦耕地占补工程协议书》、2006年5月18日彭卫平与胡进平和王林签订的《还款协议书》、2006年7月6日彭卫平与胡进平签订的《还款协议书》、2007年6月4日彭卫平与胡进平签订的《协议》。这些材料更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原告方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原任主任马中兴介绍胡进平等民工到田林县百乐乡根标村等村寨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工地施工、与胡进平等民工口头协商劳务价款以及在施工期间向民工支付部分工钱的事实，但不足以证明马中兴的行为属于代表被告单位的公务行为。而被告及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均主张马中兴的行为是代理彭卫平的个人行为、不是履行公务行为，彭卫平亦承认马中兴是受其委托而实施这些行为。并且，彭卫平与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签订《自发开垦耕地占补工程协议书》的事实存在，该协议书可证明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将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发包给彭卫平的事实。再且，从胡进平等与彭卫平先后签订的三份协议看，2006年5月18日的《还款协议书》中，明确记载“百乐乡根标自发开垦项目，在施工中，甲方（即彭卫平）承包给乙方（即胡进平、王林）共完成419.633亩”，并约定由彭卫平分期向胡进平等支付工钱；2006年7月6日的《还款协议书》中，明确记载“田林县百乐乡根标后龙山、赖轰、百华干落沟、兴龙寨自发开垦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甲方（即彭卫平）承包给乙方（即胡进平）共完成926.242亩”，亦约定由彭卫平向胡进平分期支付工钱；2007年6月4日的《协议》中，亦明确载明“事由百乐乡自发开垦项目，甲方（即彭卫平）以每亩捌佰元（800.00元）承包给乙方（即胡进平）于2005年底完工”。签订《还款协议书》后，胡进平、何龙等民工多次从彭卫平手中领取工钱，并出具收款凭据（收条、领条）给彭卫平。可见，这些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足以证明胡进平等民工所施工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是由彭卫平发包给胡进平等民工，而不是由被告或者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直接发包给胡进平等民工，胡进平等民工是与彭卫平建立劳务合同关系，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原告方关于胡进平等人是在受到胁迫及受到非法拘禁、暴力毒打和强迫的情况下签订这些协议的主张，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纳。原告方关于前述的《自发开垦耕地占补工程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事实上，彭卫平就其在田林县百乐乡所承包的土地开垦项目，不仅是发包给胡进平等人施工，还发包给何福保等人施工，期间马中兴也有代理彭卫平向何福保等施工人支付工钱的情况。所以，关于马中兴的上述行为是代理彭卫平的个人行为、不是履行公务行为的主张，与上述协议书及相关事实是相符的；原告方关于马中兴的上述行为属公务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
原告方在诉状中主张马中兴告知“田林县国土局土地开发整理中心派有施工监督技术员王世勤在现场监督指导施工”，但没有证据证明马中兴确实得告知及王世勤是受该中心指派的事实，故该主张不能成立。王世勤确实到百乐乡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工地做管理工作，也有向胡龙（即胡进平）、何福保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但王世勤本人已说明其是受彭卫平的聘用到上述工地做管理员，其是代彭卫平支付工程款，对此彭卫平亦予以确认。所以不能认定王世勤是受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指派而到上述工地做管理工作，亦不能认定王世勤的行为是代表被告或者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的公务行为。王世勤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依据。
对于原告方提到的施庭平、庞建、罗根、黄元理等人的行为，由于施庭平等人的这些行为发生在胡进平、王林与彭卫平签订《还款协议书》等协议之前，而之后胡进平等才与彭卫平签订《还款协议书》等协议，《还款协议书》等协议实际就是对胡进平等民工与彭卫平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进行确认，施庭平等人的行为不足以推翻《还款协议书》等协议的证明效力。所以，施庭平等人的行为亦不能作为认定胡进平等民工与被告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依据。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及事实均不足以推翻胡进平、王林与彭卫平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等协议的证明效力，即不能证明被告是与胡进平等民工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反而证明了胡进平等民工是与彭卫平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法律事实。所以，原告所诉的被告主体有误，依法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胡进平等本案45名原告的起诉。
胡进平等45人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田林县人民法院（2015）田民一初字第550号民事裁定，依法改判为：1.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土地开垦工程承包合同关系，该合同成立并有效；2.确认上诉人所诉被上诉人具有本案被诉的主体资格；3.判令被上诉人田林县国土资源局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劳务工程款297600元及利息（从2006年4月起至今按银行同期贷款3倍利率计算利息）给上诉人。4.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到田林、××、××、××等地上访讨要工钱，原一审、二审、重审诉讼的误工、车旅、食宿、邮资、打印费等经济损失20万元及精神损失费5万元。理由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劳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完全具备主体资格，应承担支付拖欠劳务工程款、赔偿损失等费用给上诉人和农民工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的主体。二、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与彭卫平建立劳务合同关系的事实是错误的，是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的。
被上诉人答辩称，田林县国土资源局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田林县国土资源局不具有发包工程项目的主体资格，上诉人不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田林县土地整理中心与彭卫平签有发包合同，上诉人在取得承包工程之后与马中兴联系才到工程项目所在地工作，因为不存在合同关系，田林县土地整理中心从未向支付上诉人任何款项；上诉人与彭卫平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彭卫平在取得承包权后，上诉人带着员工到项目所在地工作，涉案工程在发包时没有获准立项，相关资金都是由彭卫平自行垫付的，本案证据证明上诉人是彭卫平雇佣至项目所在地工作，工程结算后上诉人与彭卫平存在纠纷，在经过调解之后双方签订了协议，解决纠纷，项目工程款也得到解决。
本院经审理认为，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是事业单位法人，是独立核算的自收自支单位，与田林县国土资源局是不同的法人主体。涉案的土地开垦项目的发包方是田林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田林县国土资源局不是涉案项目的发包人，也不是合同当事人，田林县国土资源局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田林县国土资源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邓梅君
审 判 员 罗金瑞
代理审判员 何双安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郑思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