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惠博法行初字第22号
原告陈锅生，男，汉族，1959年8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
原告陈朱庆，男，汉族，1984年7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朱敬，男，汉族，1981年7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
被告博罗县福田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惠州市博罗县福田镇东政一巷*幢***号。
法定代表人林志华，镇长。
委托代理人杨文星、谢汉湘，分别是博罗县福田镇人民政府信访办主任及工作人员。
第三人梁月新，男，汉族，1962年6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
第三人梁春源，男，汉族，1964年12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
第三人梁春来，男，汉族，1983年12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
第三人梁文理，男，汉族，1985年9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
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曾运新，系博罗县福田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不服被告2014年5月16日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朱庆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朱敬，被告委托代理人杨文星、谢汉湘，第三人梁月新、梁春来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曾运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1、“山西园”争议土地所有权归福田村委会塘面村民小组集体，使用权归第三人；2、原告应停止侵权行为，立即归还“山西园”土地给第三人合法使用。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证明本案第三人向被告提出依法确认“山西园”争议地合法使用权的书面申请，陈述事实和理由；2、陈锅生《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原告陈锅生提供博罗县人民政府1953年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所列1953年登记造册时原告父辈房产的种类、间数、面积及四至，但无座落；3、陈朱庆《土地房产所有证》，与证据2证明内容一致；4、“山西园”旧宅历史材料，证明第三人家族迁入“山西园”定居、建设和使用“山西园”土地的历史情况，福田村委会塘面小组、福田村委会盖章认定；5、《情况证明》，周边年龄较大的村民证明原告及父辈自五十年代迁离“山西园”后不在该地居住生活的历史情况；6、博罗县福田镇福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第三人迁入“山西园”定居和后来移居的情况；7、《山西园12户旧宅基地图标》，证明原定居“山西园”12户住户1998年迁出该地后，这些住户为了明确原住房占地界线，防止以后发生争议，于1998年签名认定《山西园12户旧宅基地图标》。该《图标》标明第三人的6间房屋及两个地趟（即晒谷场）所在的位置，即现争议地所处地方（第三人提请确权的地方）；8、《争议地红线图》，证明福田村委会制作提供争议地红线图，标明第三人用地范围；9、福田镇福田村委会塘面村民小组关于“山西园”争议地使用权的确认意见，证明福田村委会塘面村民小组对“山西园”土地所有权属该小组的确认意见，确认该争议地给第三人使用；10、博罗县福田镇福田村民委员会关于“山西园”争议地使用权的调处意见：（1）“山西园”争议地使用权应属塘面小组村民梁月新、梁春源、梁某某（梁文理已故父亲）、梁春来等共同使用；（2）火烧园小组村民陈锅生、陈朱庆应停止侵权行为，如继续侵权，造成的一切后果由陈锅生、陈朱庆自负。11、“山西园”土地争议听证会记录，证明2014年4月2日，被告组织原告、第三人、塘面小组及村委干部进行听证会。被告听取各方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期间被告发送博府集有（2012）第1607067号《集体土地所有证》复印件给参会各方，告知在双方无法协商一致情况下，被告将依据有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12、博府集有（2012）第1607067号《集体土地所有证》，证明博罗县人民政府2012年12月24日颁发的博府集有（2012）第1607067号《集体土地所有证》，已核定包含争议地在内的4.9705公顷的土地所有权给福田村委会塘面小组；1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4、《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15、《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16、《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证据13—16，证明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的相关法律依据及条例、办法等规定。17、《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调处办法，对“山西园”土地使用权争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18、博府复决字[201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博罗县人民政府认定被告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决定给予维持。
原告诉称，两原告的父亲陈某某带领全家7口人，从1949年解放后至1970年初，一直居住在博罗县福田镇福田村委会塘面小组“山西园”的旧祖屋，面积约300多平方米，有1953年博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据。80年代后因生活工作事宜搬到福田村委会火烧园小组居住至今。祖屋经几十年风吹雨打失修倒塌，只剩下基底石头红砖，长满杂草，面目全非。2011年11月1日，原告对祖屋基地进行清理以便兴建房屋，引发与第三人纠纷。经报警，村小组、村委及福田镇政府进行处理。2014年5月16日，被告作出了《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说明土地在土改时期归权属人所有的历史事实，但经过我国土地制度的变迁，该证在土地权属方面已无法律效力，并作出将“山西园”争议土地所有权归福田村委会塘面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使用权归第三人的决定。该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违背历史事实，是错误的决定。故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确认原告提供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合法有效。关于本宗土地纠纷，2011年11月份，经福田镇政府综治维稳中心处理，其中包括原告的叔、伯共4户人家，均有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福田镇政府对他们2户都能协商处理，而原告就不能享有土地使用权。福田村委会塘面小组于2012年12月24日补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所有证》，确认包括“山西园”争议地在内的4.9705公顷的土地所有权归属塘面村民小组，必须依法纠正。本案争议焦点是该《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我国从解放到现在，应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人性化处理，有利于团结原则办事。博罗县人民政府2014年8月21日作出的博府复决字[201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福田镇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是错误的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2014年5月16日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博府复决字[201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博罗县人民政府维持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2、《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3、《宗地图》、《集体土地证》、《争议地红线图》；4、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据1-4证明争议地使用权属于原告方所有。5、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两原告身份证明。
被告辩称，一、原告称“父亲陈某某带领全家7口人，从1949年解放后至1970年初，一直居住在博罗县福田镇福田村委会塘面小组山西园的旧祖屋，面积约300多平方米，有1953年博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据。80年代后因生活工作事宜搬到福田村委会火烧园小组居住至今”。原告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据被告调查，原告父亲陈某某和家人在五十年代初已离开了“山西园”，陈某某五十年代随母改嫁迁至福田镇福田村兰水屋小组，后又迁至福田镇联和村牛栏岭小组，八十年代后才迁回福田镇福田村火烧园小组居住至今。原告原在“山西园”的房屋，在五十年代已被其亲人拆去，原告对房屋所属土地无法指认具体四至范围。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所登记的房产，包括3间平屋、2间草屋、2间廊、1间什屋，总面积才167平方米，原告叙述旧房屋约300多平方米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被告经调查，原居住在“山西园”的包括本诉讼案件中的第三人在内的12户住户在1998年集体迁居到福田镇福田中心小学对面的新宅基地定居时。为了明确原“山西园”房屋的界线，防止以后发生争议，其12户住户在1998年时作出了《山西园12户旧宅基地图标》并签名认定。该《图标》已标明第三人的6间房屋及两个地趟（即晒谷场）所在的位置，即是第三人提请确权的争议地。被告又查明，本案第三人曾祖父、祖父辈在解放前1920年从石坑“火烧窝”山村移居至“山西园”，子孙后辈也一直居住在此。争议的约300平方米的土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第三人的菜园地，六十年代末，由于第三人各自家庭人口增多，经集体同意在此地增建了房屋6间，体制改革后第三人还在房屋西边建筑了两个晒谷场，目前还有据可查。第三人从六十年代末至1998年间都在该房屋居住，周边村民众所周知。1998年第三人在位于福田中心小学对面集体规划分配的宅基地建好新房后才随之搬入居住至今。该事实情况，村小组及村委会已作了证明。二、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记载的土地、房屋属私人所有，按照我国农村土地权属从私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的变迁过程，农村的土地（包含宅基地）自1962年《人民公社六十条》实施以来，私人已不存在土地所有权，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有明确规定。因此，被告认为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期博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没有房产的情况下现已无法律效力。三、原告所述其叔、伯2户得到权利保障的问题，是在发生争议时，福田镇政府综治维稳中心第一时间介入，是在争议双方认定争议地上无房产、无建筑而采取互谅互让，且在双方均未提出确权申请的前提下双方通过内部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四、福田村委会塘面小组持有的博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博府集有（2012）第160706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所有证》受法律保护，原告有异议可通过法律途径予以申请撤销。五、被告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是通过充分调查，查明本案争议土地权属是福田村塘面小组集体的土地，争议地上没有房产，在第三人申请确认争议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组织双方调解无效基础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村小组和村委会对争议土地提出的权属认定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博罗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21日作出维持被告于2014年5月16所作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2014年5月16日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定事实错误，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维护法律的尊严，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被告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
第三人梁月新、梁春源、梁文理、梁春来述称，一、被告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是通过充分调查查明本案争议土地权属是福田村塘面小组集体的土地，查实争议地上双方都没有房产，在第三人申请确认争议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塘面小组和福田村民委员会对争议土地提出的权属认定意见的基础上作出。二、本案争议土地在第三人塘面小组辖区（土名）“山西园”地段，面积约300平方米，是第三人所在的福田村塘面小组的土地，有2012年博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为据。该土地自人民公社成立以来都归属塘面小组，并且由第三人使用至今。争议土地无论按历史、政策和法律的规定，都属于福田村塘面小组集体的土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福田村塘面小组对争议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故本案争议土地的使用分配权在于福田村塘面小组。农村集体土地的分配使用，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福田村塘面小组按照本村土地管理使用的实际情况，认定争议土地的使用权属第三人，是村民自治自我管理的行为。三、被告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根据物归所有人支配的原则，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在福田村塘面小组和福田村民委员会一致认定争议土地的使用权属第三人的基础上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争议土地的使用权属第三人是合情、合理、合法。四、原告称其父亲陈某某带领全家7口人，从1949年解放后至1970年初，一直居住在福田村塘面小组“山西园”旧祖屋，八十年代后因生活、工作事宜搬到福田村委火烧园小组居住至今，原告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原告父亲陈某某和家人在五十年代初已离开了“山西园”，随母改嫁迁至福田镇福田村兰水屋小组，后又迁至福田镇联和村牛栏岭小组，周边年长的村民都可以证明。八十年代后才迁回福田镇福田村火烧园小组居住。原告原在“山西园”的房屋在五十年代已被其亲人拆去，房屋所属土地目前已无法确认所在位置，原告自己在现场亦认定不清。五、第三人曾祖父、祖父辈，在解放前1920年从石坑“火烧窝”山村移居至“山西园”，子孙后辈也一直居住在此。争议的约300平方米土地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是第三人的菜园地。六十年代末，由于第三人各自家庭人口增多，经集体（生产队）同意在此地增建了房屋6间，体制改革后第三人还在房屋西边建筑了两个小晒谷场，目前还有据可查。第三人从六十年代末至1998年都在新建的房屋中居住，塘面小组村民众所周知。1998年第三人在集体规划分配的宅基地建了新房才随之搬入居住至今。上述情况，塘面村民小组、福田村委证明属实。六、原告认为第三人在“山西园”的老屋地，是其父亲在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期由博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房产”一栏所记载房产所属的土地，在2011年11月21日动用挖土机将第三人位于“山西园”老屋的砖墙和墙基推倒损坏，企图强行占有该土地引发纠纷。被告受理后，协同福田村委会对第三人和原告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召开了听证会，两年多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已达十多次，但原告不尊重历史事实，不讲理不讲法，不接受被告和福田村民委员会的调解，被告在本案调解工作中已尽义务。七、原告持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期博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房屋已拆除坍塌了几十年后来主张权利，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第五十二条规定，其主张权利的理由依法不支持，《土地房产所有证》中所记载的土地、房产都属私人所有，按照我国农村土地权属从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的变迁过程，农村的土地（包含宅基地）自1962年《人民公社六十条》实施以来，私人已不存在有土地所有权。八十年代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有明确规定。第三人认为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期博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没有房产的情况下无法律效力。八、本案“山西园”争议土地的所有权属塘面小组，原告不是塘面小组村民，且在争议的土地上没有房产，无资格在塘面小组集体土地上主张权利。原告提供的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期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记载“房产”一栏中并无明确其房产是在“山西园”，原告自己亦无法指认房产具体的四至范围，故不能确认该证记载的房产所属土地即为本案争议的土地。原告不能以《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取得争议地使用权的依据。
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被告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争议地红线图》；2、《集体土地所有证》；3、博罗县福田村委会塘面村民小组“关于山西园争议地使用权的确认意见”；4、博罗县福田镇人民政府“关于山西园争议地使用权的调处意见”；5、《情况证明》；6、福田镇福田村塘面小组对争议地使用权认定《证明》；7、适用法律依据；8、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
经审理查明，本案的原告及第三人分别属于福田镇福田村委会火烧园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塘面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陈锅生、陈朱庆分别居住福田镇福田村委会火烧园三小组18号和62号。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地位于博罗县福田镇福田村委会塘面小组“山西园”。2011年11月21日，原告用挖土机推争议地上旧宅地基和残留的砖墙，引发与第三人的纠纷。2012年12月24日，福田镇福田村委会塘面小组取得博府集有(2012)第1607067号《集体土地所有证》，《集体土地所有证》确认包括争议地在内的土地所有权归该小组所有。2014年3月20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要求被告对争议地的使用权进行确权。同年4月2日，被告召开“山西园”土地争议听证会，调查本案争议事实。同年5月16日，被告作出《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土地使用权确认给第三人。原告不服该《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向博罗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8月21日，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上述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有对原告与第三人土地使用权争议作出处理决定的职权。被告在受理第三人土地使用权争议的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程序合法。
2012年12月24日，福田镇福田村委会塘面小组取得了博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博府集有(2012)第1607067号《集体土地所有证》，土地面积4.9705公顷，包括争议地在内的“山西园”土地所有权归塘面村民小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九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第三人是塘面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塘面村民小组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权利。2014年3月20日，被告受理第三人对争议地使用权进行确权的申请后，经过对福田镇福田村委会塘面村民小组“山西园”旧祖屋宅基地使用权进行调查后，对争议地“山西园”的使用权作出了《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期已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合法有效，被告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应予撤销。本院认为，原告不是福田村委会塘面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虽然在1953年取得《土地房产所有证》，但根据原告起诉称其“山西园旧祖屋经几十年风吹雨打失修倒塌，只剩下基底石头红砖，长满杂草，面目全非。”的事实，可以确认原告在“山西园”的旧祖屋早已不存在，且该土地是第三人村民小组土地。因此，原告主张其《土地房产所有证》合法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上依据，对其要求撤销被告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锅生、陈朱庆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东来
审 判 员 聂新玲
人民陪审员 李群胜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曾观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