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民终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庆，女，195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敏，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家学，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华阳国际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
法定代表人：王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方荣，北京金开（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梅，北京金开（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中，男，194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
上诉人刘晓庆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华阳国际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公司）、李永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1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晓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敏，被上诉人华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方荣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永中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华阳公司、李永中共同归还上诉人借款1950万港元；2.本案诉讼费由华阳公司、李永中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华阳公司的借款关系真实有效，一审判决仅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就未对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导致对本案争议的关键事实认定不清。2.上诉人一审举示的《协议书》、《关于债权分配的备忘录》证明上诉人与李永中为签署上述协议于2012年11月11日进行了会面。当日上诉人确实向李永中主张归还本案借款，李永中也答应尽快归还。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已于2012年11月11日经李永中同意继续履行债务后中断并重新计算，一审法院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3.在李永中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应当视为李永中认可了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并放弃了举证的权利，而一审法院仅因华阳公司的答辩就排除了华阳公司和李永中两个主体的还款责任，错误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4.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其一，一审庭审后，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本案借款已经支付以及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证据，而一审法院未对上述新证据组织开庭质证；其二，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14日才向上诉人寄发了应诉通知书，告知其相关权利义务。
华阳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其他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未发表法律意见，仅从诉讼时效的角度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中李永中并非适格的被告，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李永中是担保人，即使李永中是适格的被告，也不因其不出庭就当然承担败诉责任。3.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后举示的证据，与本案诉讼时效无关，且不属于新证据范畴。
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阳公司和李永中共同偿还其借款195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15383550元）；2.本案诉讼费由华阳公司和李永中承担。一审审理中，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述：本案的借款人是华阳公司；由于起诉时华阳公司是李永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李永中是本案的连带保证人，因此要求李永中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出借的1950万港元中有1500港万元汇入李永中指定的欧阳秀贞的集友银行账户，另外450港万元是在北京用现金一次性支付的，没有取款凭证；借款后，华阳公司未归还过本金和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4月20日，华阳公司向上诉人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中国华阳国际技术有限公司借刘晓庆女士港元壹仟玖佰伍拾万元整，一年后归还，归还日期为二00七年四月二十日。”落款处有华阳公司公章和李永中签名。本案受理时，即2014年11月12日，华阳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是李永中。华阳公司在一审期间对诉讼时效提出抗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华阳公司的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由于诉讼时效是否已过是本案上诉人能否取得胜诉权的前提，故一审法院对本案的时效问题先行评述。根据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本案《借据》载明的还款日期为2007年4月2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应最迟于2009年4月20日向二被上诉人提出还款请求。上诉人举示的《协议书》和《关于债权分配的备忘录》，不仅与诉争借款无关联性，且签署时间为2012年11月11日，在前述诉讼时效经过之后。由于上诉人未举示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形，故本案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另外，由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故鉴定《借据》上的公章真伪已无必要，一审法院对华阳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同时，对上诉人于一审庭审后提交的证明本案借款支付的证据等无需再次开庭质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4101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举示的关于交付1500万港元的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举示的刘文萍出具的书面证明，其证据形式为证人证言，经询问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接受质询，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举示的李永中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系复印件，且其内容显示在逃登记日期为2013年，无法达到上诉人拟证明的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无法向李永中主张权利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上诉人与华阳公司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
焦点一，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
根据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华阳公司于2006年4月20日向其出具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一年，还款期限为2007年4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上诉人最迟应于2009年4月20日之前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举证证明存在其他的诉讼时效中断或者中止的事由。而上诉人并未举示2007年4月20日至2009年4月20日期间，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证据。
上诉人一审举示的《协议书》、《关于债权分配的备忘录》的签订时间是2012年11月11日，早已超过了本案应当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已于2012年11月11日经李永中同意继续履行债务后中断并重新计算，本院认为该理由不成立。首先，诉讼时效一旦经过就不存在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基础。其次，诉讼时效经过之后，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需要有债权人催收的意思表示，还需要有债务人愿意继续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而上诉人举示的《协议书》、《关于债权分配的备忘录》仅仅能够证明上诉人与李永中于2012年11月11日见过面，即使进一步推断上诉人在见面后有向李永中主张债权的可能性，但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永中作出了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
上诉人在二审中举示了一份李永中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复印件，用于证明由于李永中在逃导致上诉人无法主张权利。本院认为即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该理由也不能成立。第一，本案的借款人是华阳公司并非是李永中；第二，即使华阳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认为只能向李永中主张债权，该份在逃证明上载明的李永中在逃时间是2013年，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不能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
综上，一审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
焦点二，上诉人与华阳公司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
由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所享有的债权因罹于时效而成为自然之债。对于自然之债而言，债权人不得对债务人提起诉讼请求强制履行。因此，对该焦点，本院不作评述。
关于李永中的责任问题。二审中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要求李永中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适用的前提是公司应当对自身债务承担责任，而本案中，由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华阳公司没有还款的法律责任。李永中的股东责任当然也没有存在的基础。
另外，上诉人所称的一审中存在的程序问题，一是上诉人于一审庭审后举示的证据未予质证，二审中上诉人将上述证据作为新证据提交，二审法院已经进行了开庭质证；二是关于权利义务告知问题，经查一审庭审时，法庭已经询问上诉人是否收到法院依法送达的有关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通知书，是否需要当庭告知？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回答不需要。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已经依法得到保障。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101元，由上诉人刘晓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季宁
代理审判员 达 燕
代理审判员 申 秋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曾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