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二终字第02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泉，天津市金牛商贸实业公司退休。
委托代理人丁振辉，天津津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秋红，农民。
委托代理人李强，天津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玉泉与上诉人刘秋红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2014）武民二初字第6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玉泉及其委托代理人丁振辉，上诉人刘秋红的委托代理人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06年8月1日，刘玉泉与天津市武清区城关镇袁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袁辛庄村委会）签订企业《企业承包合同》，双方约定，刘玉泉承包袁辛庄村委会的村办集体企业天津市金牛商贸实业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公司），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负全面责任，承包期自2006年8月1日起至2036年7月31日止，每年一次性交纳承包费55000元。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承包方有权出租场地经营、委托他人经营等条款。合同签订后，刘玉泉对承包的金牛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庭审中，刘玉泉陈述称，2010年7月，其因涉嫌滥伐林木罪被刑事侦查，为开脱罪责，2010年11月18日，其与刘秋红书写了虚假的《承包合同》，内容为发包人刘玉泉，承包人刘秋红，经双方协商，将原刘玉泉2006年8月1日签订的承包金牛公司经营承包权，使用面积为金牛公司的厂区使用面积（包括陵园闲散的）详见附图。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30年，自2006年8月1日起至2036年7月31日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承包人刘秋红，由承包人刘秋红承包，附加条件为：发包人为承包人刘秋红工作，刘秋红按年给发包人刘玉泉发工资、奖金（奖金按经营效益）。发包人刘玉泉，承包人刘秋红，二〇〇六年十月十六日。该虚假合同签订后，刘秋红未给付本人承包费和工资、奖金。刘秋红陈述称，刘玉泉承包金牛公司后，即于2006年10月16日与我签订了《承包合同》，将其承包金牛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本人。
刘秋红承包金牛公司期间，先后于2012年10月8日、11月19日，2013年3月18日、7月25日分别给付刘玉泉承包费95万元、2万元，1万元、2万元。至刘玉泉起诉时刘秋红仍在承包经营金牛公司。刘玉泉承认收到刘秋红给付的上述100万元，但否认该款为承包费。刘玉泉称该款仅为经营使用费用，在刘玉泉向刘秋红出具的收款凭证上，注明所收款为支取承包费或在承包费中扣除。
2014年8月，刘玉泉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由刘秋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刘玉泉诉称其与刘秋红签订《承包合同》，是为开脱其本人涉嫌滥伐林木罪的罪责，主张该合同为虚假合同，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但刘玉泉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合同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不足以证明所诉事实和主张。且刘秋红对刘玉泉主张的事实予以否认，并已实际对金牛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刘玉泉承认从刘秋红处领取费用100万元，在给刘秋红书写的收款凭证上，注明是支取承包费或在承包费中扣除，双方系承包关系。对于承包费及给付方式约定不明的问题，刘玉泉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刘玉泉主张为开脱罪责而与刘秋红签订虚假《承包合同》的事实，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玉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刘玉泉、刘秋红各承担20元。
上诉人刘玉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一审判决书刻意避开刘玉泉的诉讼请求，不顾案件的客观真实，偏袒刘秋红一方。刘玉泉一审请求确认虚拟日期“二00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虚假《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2010年刘玉泉因涉嫌滥伐林木被刑事侦查，为开脱的罪责，刘玉泉经与朋友商量虚拟一份《承包合同》，以证明实施犯罪行为是刘秋红承包期间，刘秋红的行为。因为刘秋红跟随刘玉泉从事金牛公司经营多年，长期以来刘玉泉对刘秋红关爱有加，情理之中刘秋红也愿意担当此任，才形成所谓的《承包合同》，并且刻意把签署时间书写为“二00六年十月十六日”，而实际打印日期是2010年11月18日，刘玉泉提供的证据能够予以证实。刘秋红否认上述事实，却对该合同形式的客观性未提供证据。刘秋红仅提供了刘玉泉的收款条，但收款条只是证明刘玉泉的收款行为，充其量印证所谓的“承包关系”。但该收款条不能证明“二00六年十月十六日承包合同”的客观真实性。一审法院根据证据不难认定所谓的《承包合同》是非法无效的，至于所谓的承包关系应另当别论、另案处理。双方是否存在承发包关系，不是本案诉讼标的，不是主要问题。
二、一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的确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刘玉泉的诉讼请求是《承包合同》的违法以致无效，并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应要求刘秋红负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却恰恰相反，仅依据刘秋红提交刘玉泉的收款条，以所谓存在承包关系而否定了《承包合同》的非法性。系偏袒刘秋红一方。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确认双方签订的虚假《承包合同》无效；本案诉讼费由刘秋红承担。
上诉人刘秋红答辩称，双方当事人之间不是承包关系，而是合作经营关系。一审已查明刘秋红在经营金牛公司期间，给付刘玉泉100万元，至今刘秋红仍经营金牛公司，因此，刘玉泉主张《承包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自签订合同始一直履行至今，并非虚假合同。并且刘玉泉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承包合同》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玉泉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刘秋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为承包关系有误，应予纠正。双方当事人实为合作经营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重新认定事实维持原判。本案诉讼费由刘玉泉承担。
上诉人刘玉泉答辩称，刘秋红既然承认双方系合作关系，那么为什么金牛公司的账目不让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刘玉泉查看，也不让刘玉泉进公司的大门。当时双方协商的就是承包，刘秋红的上诉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误。
二审庭审中，刘玉泉提供其发给刘秋红的通知、函件及信件，证明：1、刘玉泉要求与刘秋红见面，就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相关内容进行协商补充。2、刘秋红在金牛公司经营中，有的事情不规范，对金牛公司正常的经营，包括财产权益有损害，希望刘秋红与法定代表人刘玉泉协商，进行统一经营管理。3、因双方之前有冲突，刘秋红一直不见面。刘秋红质证称，没有收到上述通知、函件及信件，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关于刘秋红向刘玉泉支付的100万元款项的性质，刘秋红认为收支凭证上写的是承包费，但实际是给付刘玉泉的合作经营费用。对此刘玉泉不予认可，刘玉泉认为100万元是我与刘秋红商议的承包费。
本院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玉泉与刘秋红签订《承包合同》是否构成合同无效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刘玉泉与刘秋红签订《承包合同》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刘玉泉所称为开脱其本人涉嫌滥伐林木罪的罪责而与刘秋红签订虚假《承包合同》，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上诉主张，缺乏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刘秋红所称双方之间为合作经营关系的上诉理由，刘秋红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本院对此不予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刘玉泉承担80元，由上诉人刘秋红承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全胜
代理审判员 赵永华
代理审判员 陈 晨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白俊勇
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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