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青岛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72民初1454号
原告:ING银行（INGBankN.V.）。住所地：荷兰阿姆斯特丹Bijlmerplein路888号，邮编1102MG。
被告：北鲲航运（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号承冀诚大厦****室（100016）。
原告ING银行与被告北鲲航运（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鲲公司）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ING银行，被告北鲲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ING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170-11869号燃油销售订单确认函项下拖欠的燃油款213750.00美元，并按照每月3%的利率支付自2014年11月1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及逾期付款管理费562.5美元；2、本案诉讼费及5000元扣船申请费均由被告承担。其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30日，被告与丹麦宝运石油中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运中东公司”）签订燃油订单，约定由宝运中东公司向被告所属的“天佐”轮供应燃油，燃油款总价为213750美元，付款到期日为2014年11月15日。宝运中东公司依订单供油后，被告始终未支付燃油款。根据订单约定，被告逾期支付燃油款的，应按照每月3%的利率计息（按月计复利），此外被告还应按照每吨1.5美元就所供燃油的总吨数支付逾期付款管理费。2013年12月19日丹麦宝运石油集团旗下的多家实体公司（包括丹麦宝运中东公司）与原告签订了《英国综合担保协议》，宝运中东公司将其在涉案订单项下的权利全部转让给了原告，因此被告应当直接向原告支付涉案订单项下的所有到期款项。
被告北鲲公司答辩称：1、涉案供油合同未明确约定适用法律，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2、原告对被告没有任何诉权，涉案供油合同项下债权并未转让给ING银行，即使涉案供油合同项下的债权已经转让给ING银行，债权人未向被告发出正式的债权转让通知，该转让对被告也不发生效力；3、ING银行无权向被告主张所谓的利息和逾期管理费，也无权依据《丹麦宝运石油集团船用燃油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版》（以下简称“《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主张利息和管理费，而且利息和逾期管理费也过高。综上，原告在本案中针对被告没有任何诉权，其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并保留就原告错误扣船而向其索赔损失的权利。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170-11869号燃油销售订单确认函及中文翻译，用以证明：2014年9月30日，被告与宝中东公司达成燃油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条款包括燃油订单确认函及并入的《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
证据二、《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及部分条款中文翻译，用以证明：根据第1.5条，被告逾期支付燃油款的，将按照每月3%的利率计息，此外，被告还应当按照每吨1.5美元就所供燃油的总吨数支付逾期付款管理费；
证据三、09614号供油凭证及中文翻译，用以证明：被告所属的“天佐”轮于2014年10月17日接受供油；
证据四、170-140619号发票及其中文翻译，用以证明：被告应当于2014年11月15日之前支付该笔燃油订单总价213750美元，逾期付款将按照销售条款和条件计息；
证据五、《英国综合担保协议》（以下简称“《担保协议》”）及其部分条款中文翻译，用以证明：1、根据该协议的2.3（a）款，宝运中东公司已将其对供油应收帐款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全部转让给了原告；2、根据协议第1.1条定义，供油应收帐款指在任何供油合同下，应付或将要应付给应收帐款质押人或丹麦应收帐款质押人的款项；
证据六、2013年12月19日的债权转让通知及其中文翻译；证据七、2014年11月10日的履行事项通知及其中文翻译；证据八、2014年11月13日的委任接管人和债权转让通知及其中文翻译；证据九、2015年5月11日宝运中东公司清算人的信函及其中文翻译；证据十、2016年4月22日的债权转让通知及妥投凭证。该五组证据用以证明：丹麦宝运集团、原告、担保资产的接管人、宝运中东公司的清算人和原告的代理律师均已书面告知被告关于《担保协议》和涉案订单项下的权利转让事宜，因此，被告应当直接向原告支付相关燃油欠款。
证据十一，英国御用大律师RobertBright出具的英国法律意见书，用以证明：根据英国法，《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已经有效地并入到涉案燃油买卖合同；根据英国法，上述并入的，尤其是其中的法律适用条款，完全合法有效；根据英国法，涉案《担保协议》达成的债权转让完全合法有效；根据英国法，被告作为债务人已经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债权转让通知，该债权转让对被告具有约束力。
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质证称：
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燃油销售订单确认时，卖方并未提供也未说明并入《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该格式条款对被告没有任何约束力；
2、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来源不明，即使该证据真实，也是事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在订立合同时未与被告协商，也从未就该条款进行说明，该格式条款中每月3%的利率计息（按月计算复利）及征收管理费等明显加重被告责任的条款无效。该条款中的所谓适用英国法也不是当时合同双方明确协议选择的合同适用法律；
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
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未按照发票数额向宝运中东公司付款无任何过错；
5、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1)从原告提交的公证认证件来看，该证据在荷兰进行了公证认证，但该协议根本看不出协议形成地是荷兰，在荷兰进行公证认证并不符合法律规定；(2)关于证据内容，第一从该协议对新供油合同的定义，以及第2.3(a)和2.3(b)条款来看，只有丹麦宝运石油和贸易有限公司，丹麦宝运供油和贸易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将2013年12月19日之后的新供油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给了原告，宝运中东公司并未将涉案2014年9月30日供油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给原告，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二，从协议的5.3（a）条来看，该协议项下的各个应收帐款质押人，而不是原告应该将债权转让通知发送给各个债务人。假设宝运中东公司将涉案合同权利转让给了原告，宝运中东公司也从未向被告进行债权转让通知。该转让对被告也无效力；
6、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有异议，其在境外形成未做公证认证，且被告与宝运中东公司是在2014年9月30日订立合同，案外人丹麦宝运石油和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2013年12月19日的债权转让通知，显然不会涉及涉案供油合同，也不可能发送给被告，该文件对被告没有任何效力；证据七、八、九并非由涉案供油合同债权人宝运中东公司出具，且证据九未经公证认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也从未收到宝运中东公司出具的委托监管人、代理人或清算人的正式文书，也未收到宝运中东公司的正式债权转让通知，因此上述文件对被告无约束力；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由于律所是代表原告而非宝运中东公司，因此该证据并非涉案供油合同债权人的债权转让通知。上述证据六至十并不能证明宝运中东公司已经向被告进行了合法的债权转让通知，因此原告针对被告没有任何诉权。
7、对于证据十一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系一份证人证言，出具人应出庭接受质询，而且该专家意见未附充分的英国法律规定以及判例，不能证明相关内容。原告在本案审理中多次引用中国法对本案所涉及债权转让及通知进行阐述，故本案应适用中国法。
被告北鲲公司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14年9月30日，案外人宝运中东公司向被告发出燃油订单确认函，订单号为170-11869，约定由宝运中东公司向被告所属的“天佐”轮供应燃油，订单数量500公吨，价格为570美元/公吨，付款条件为：在供油后的30日内经出示发票（原件/电报/传真）后付款。条款和条件中列明条款：“上述燃油的供应和销售应适用丹麦宝运石油集团船用燃油销售条款和条件。若上述指名的船舶接受了供油，则可视为贵方作为‘买方’和丹麦宝运石油中东公司（迪拜）作为卖方均已接受了该一般条款。贵方已获得并熟知该条款和条件。否则，可在下述网址找到相关的条款：……。”该确认函还载明宝运中东公司居所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2014年10月17日1点30分至3时40分，丹麦宝运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向“天佐”轮提供MFO380号燃油，供油数量共计375公吨。2014年10月17日，宝运中东公司向被告开具发票，发票金额为213750美元。
另查明：
2013年12月19日，鉴于贷款方提供信贷安排，原告作为融资方的代理人和信托人，丹麦宝运集团所属的包括宝运中东公司在内的共计16家子公司作为质押人，双方签订了《担保协议》，涉及应收账款质押、保险质押、经纪质押等，其中以应收账款进行质押的质押人分为两类，分别为“应收账款质押人”（“ReceivablesChargor”）和“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DanishReceivablesChargor”），宝运中东公司等13家公司属于“应收账款质押人”，“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包括丹麦宝运石油和贸易有限公司、丹麦宝运供油和贸易有限公司两家公司。该协议还载明宝运中东公司是一家注册在阿联酋迪拜多商品中心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DMCC1013，根据迪拜法规4号2002（修订）和迪拜多商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法规2003（修订）成立。
《担保协议》共计21部分，分别为：1.释义，2.担保权设立、3.声明—一般原则，4.交易限制、5.担保权的完成和维系、6.担保权保留、7.担保权何时可以实现、8.担保权的实现、9.丹麦限制、10.德国限制、11.瑞士限制、12.接管人、13.接管人的权力、14.使用收益、15.授权、16.进一步保证、17.授权书、18.其他、19.解除、20.法律适用、21.执行。
其中第1部分（释义）载明：“信贷协议”指质押人和ING银行作为代理和担保人于本协议日期达成的，关于700000000美元的多币种周转信贷安排；“可实现担保的事件”是指已经并持续发生的违约事件，且已按照信贷协议就该等事件发出通知；“新供油合同”(“NewSupplyContract”)适用于本协议日后相关债务人和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新供油合同应收账款”(“NewSupplyReceivables”)指在任何新供油合同下，应付或将要应付给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的任何款项；“供油应收账款”(“SupplyReceivable”)指在任何供油合同下，应付或者将要应付给应收账款质押人或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的任何款项。
在第2部分（担保权设立），2.3（a）款载明：每位应收账款质押人和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在此同意转让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全部转让其对供油应收账款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除非有赎回再分配的限制性条款；2.3（b）款载明：每位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在此同意转让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全部转让其对新供油应收账款（原文为“NewSupplyReceivables”，与释义部分“新供油合同应收账款”原文一致）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除非有赎回再分配的限制性条款。
在第5部分（担保权的完成和维系），5.3（a）（ii）款载明：各应收账款质押人应尽一切合理之努力确保每个相关债务人在本协议日后30个工作日内按照表5第3部分所列的格式向ING银行出具确认函；5.3（b）(v)款载明：各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应尽一切合理之努力确保每个相关债务人在本协议日后30个工作日内，或者新供油合同签署日后30个工作日内，按照表5第3部分的格式向担保人出具确认函。
在第7部分（担保权何时可以实现），7.1款载明：在可实现担保权的事件发生后可立即实现担保权。
在第8部分（担保权实现），8.1（a）款载明：为实现全部法定权利之目的，担保债务在本协议日期即视为到期且应付。
在第19部分（解除）载明：担保期限结束后，原告应质押人要求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解除担保资产上的担保权，相关费用由质押人承担。
在第20部分（法律适用）载明：本协议、本协议下担保权和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非合同义务适用英国法。
还查明：
2016年4月22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周袆、张玉婷律师代表原告向被告致函称，根据2013年12月19日签订的《担保协议》，宝运中东公司已经将其在涉案订单项下享有的一切权利转让给了原告，因此被告应当直接向原告支付涉案订单项下的所有款项。
另，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向本院申请扣押被告所属的“天佐”轮。本院于2016年7月7日做出（2016）鲁72财保360号民事裁定及扣押船舶命令，对中国籍的“天佐”轮扣押于日照港。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和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三、四、五、十等证据证实。其中，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三、四、十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虽然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该证据经过公证认证，对其真实性应予确认。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其提供的证据二即《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并入涉案燃油订单确认函（即证据一）并成为宝运中东公司与被告的燃油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涉案燃油订单确认函载明“上述燃油的供应和销售适用丹麦宝运石油集团船用燃油销售条款和条件”，并载明了查询该销售条款和条件的网址链接，但该处所载明的“丹麦宝运石油集团船用燃油销售条款和条件”与原告提交的《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在名称上并不完全一致（前者无“2013”字样，后者有“2013”字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无法通过该网址链接核实原告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原告也未对该证据进行公证认证，故原告提交的《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原告据此主张的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法律适用等相关事实不予认定。
原告还主张丹麦宝运集团于2013年12月19日、原告于2014年11月10日、担保资产的接管人于2014年11月13日、丹麦宝运石油中东有限公司的清算人于2015年5月11日，分别向被告书面通知关于《担保协议》和涉案订单项下的权利转让事实，并相应提供了证据六、七、八、九。被告否认收到上述通知，原告仅提供了通知文本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通知已经到达被告，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且，涉案供油合同之债产生于2014年9月，不可能在2013年12月19日就通知被告进行转让权让；2013年12月19日、2015年5月11日的通知文本未经公证认证，其真实性存疑。因此，对原告主张的上述已经通知的事实不予认定。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还提供了英国御用大律师RobertBright出具的英国法律意见书，用以证明英国相关法律。法律意见书针对以下四个问题做出答复：1、《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并入宝运中东公司和被告的合同的效力；2、《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的效力；3、宝运中东公司将债权转让原告的效力；4、债权转让是否对被告具有法律效力。其结论为：1、《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已经有效并入宝运中东公司和被告的合同；2、根据英国法，没有任何理由认定《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可以被视为无效或不可执行；3、原告在宝运中东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成立的那一刻即在衡平法下受让了该合同项下应付或者将要应付的款项，自2014年11月10日起，原告也成为了该笔款项的法定受让人。原告因此成为有权接收被告付款的当事人；4、在英国法下，该债权转让对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主张在该法律意见书第4—8页的页脚都有相关的判例依据，并且这些判例均可在公开查询。但在该法律意见书中，除了在论述第3个问题时引用了1925年《财产法》第136款的具体内容外，并未提供据以做出结论的英国成文法或判例的完整内容。在该法律意见书附件RobertBright律师的简历中载明，RobertBright律师当前是丹麦宝运燃油诉讼中原告的首席出庭律师。
本院认为：
根据原告诉求，本案系原告基于受让债权而提起的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属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本院在受理本案前，已根据原告的申请，在日照港扣押涉案船舶，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由于原告为外国法人，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适用法》”）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于被告与案外人宝运中东公司签订燃油订单，被告拖欠宝运中东公司燃油款213750美元的事实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二、宝运中东公司是否将其对被告的债权转让给原告；三、如果宝运中东公司已将债权转让给原告，该转让对被告是否发生效力。
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适用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第十条规定，“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提供外国法律，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该外国法律的，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法律”。由此可见，当事人在合同中协议选择法律应当以明示方式，且有义务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提供的，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涉及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关系、债权转让关系，应当根据上述规定分别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一）关于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关系的准据法
原告主张在并入涉案燃油订单确认函的《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中已经协议选择了英国法，但正如在查明事实部分所述，本院对原告提交的《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的真实性不能确认，故并不能以此认定合同当事人已经协议选择了适用的法律。在此情形下，根据《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当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涉外供油合同为双务合同，宝运中东公司、被告互付义务，宝运中东公司的居所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告居所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双方均不主张适用也未提供宝运中东公司经常居所地的法律，因此，应当适用被告经常居所地所法律即我国法律。而且，结合本案中接受供油的船舶为中国籍，被告为中国法人，本案在中国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亦是与
涉案供油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即使原告提交的《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真实，但由于涉案燃油订单确认函系宝运中东公司发出的承诺，所并入的《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系宝运中东公司在承诺中又增加的单方意思，未经合同双方协商，并非双方合意。虽然事后被告接受供油，但《适用法》要求准据法必须明示选择而排除了默示选择。因此，原告提交的《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中法律适用条款并不符合《适用法》关于准据法应明示选择的规定。
退一步讲，即使《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中的法律适用条款可以视为协议选择了英国法，根据《适用法》第十条和《解释（一）》第十七条，当事人应负有向法院提供英国法律的义务。英国系判例法国家，其法律的存在形式包括判例和成文法。当事人应以提交判例或成文法的形式提供该国法律，但原告始终未能提供解决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实体争议的英国法律，未完成提供外国法的义务，应认定为英国法不能查明。因此，根据《适用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国法律是审理本案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实体争议的的准据法。
（二）关于债权转让的准据法
原告主张在涉案《担保协议》已经协议选择了英国法，本院认为，债权转让涉及转让人、受让人以及债务人三方关系，应在遵循意思自治优先的前提下确定相互之债的准据法。在债权转让合同对内效力上，即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是基于债权转让而产生的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故可以在转让合同中明示选择适用的准据法，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应受该准据法规制。在债权转让合同对外效力上，即在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由于债务人并非债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债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准据法并非债务人的明示选择，因而不能将此作为处理受让人与债务人之债的准据法，但受让人与债务人可以另行协议选择准据法。
在本案中，宝运中东公司作为转让人，原告作为受让人，双方在约定债权转让的《担保协议》中明确约定该协议适用英国法，这符合《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的规定。由于双方已协议选择适用英国法，故应以英国法作为处理原告与宝运中东公司债权转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准据法。同时，根据《适用法》第十条以及《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亦有义务提供英国法律。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并未提供英国法，故应以我国法律作为处理债权转让合同当事人双方之债的准据法。
就原、被告之间而言，《适用法》对于受让人与债务人之债的准据法并未做出特殊规定，但由于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仍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故亦应按照《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确定准据法。从意思自治层面来看，虽然涉案《综合担保协议》约定该协议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非合同义务适用英国法，但由于被告并非《担保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约定的准据法并非被告协议选择，故不能作为处理原、被告之债的准据法。而且，在本案审理期间，原、被告对于处理双方争议的准据法仍未达成一致，据此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未协议选择准据法。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根据《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原告作为受让人，被告作为债务人，二者之间的义务履行方显然是被告，故应以被告住所地法律即我国法律作为处理双方实体争议的准据法。
当然，有学者认为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应适用被转让债权的准据法。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分析，当转让人将债权转让给受让人之前，债务人对转让人行使抗辩权的条件和内容自然依据该债的准据法，当转让人将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后，债务人依据债之准据法既得的抗辩权不应受债权转让的影响，即使行使抗辩权的对象从转让人转化为受让人。债务人在债权转让中要保留其完整的抗辩权，只有继续适用支配债权的准据法，否则，转让人和受让人就可合谋利用债权转让来削弱债务人的抗辩权。同理，依据债之准据法，债务人已经对转让人进行了清偿，但如果债权转让适用其他法律，债务人却可能没有完成债务清偿，需要重新对受让人进行清偿，这将使债务人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只有继续适用债权本身的准据法，才能避免发生重复清偿的道德风险。因此，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适用被转让债权的准据法的观点，无疑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如前所述，在本案中，被转让债权即供油合同准据法经审理已确定为我国法律，故即使按照学者的上述观点，本案中债权转让后原、被告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准据法亦应为我国法律。
（三）关于RobertBright出具的英国法律意见书
在2016年11月15日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本院要求原告提供其主张适用的英国法，原告当庭未能提供，随后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供了英国皇家大律师RobertBright出具的英国法律意见书，并将作为英国法依据。
本院认为，当事人负有向法院提供英国法律的义务。英国系判例法国家，其法律的存在形式包括判例和成文法。当事人应以提交判例或成文法的形式提供该国法律，并且可以附带法律专家、法律服务机构等出具的法律意见及理由。原告提交的RobertBright律师出具的意见书，能否被视为查明的英国法律适用于本案，应视该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是否客观、准确、全面，能否解决本案争执的焦点。但经审查，该法律意见书并不符合上述要求：
其一，RobertBright律师当前是丹麦宝运燃油诉讼中原告的首席出庭律师，显然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客观性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其二，依据法院地法，本院对原告提交的《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的真实性未予确认，该意见书关于《销售条款和条件2013》有效且有效并入宝运中东公司和被告的合同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
其三，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2013年12月19日、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1月13日、2015年5月11日先后向被告发出通知的事实并未认定，但该法律意见书却是以原告主张的该部分事实成立为前提得出的相关结论，其中就包括以原告2014年11月10日向被告发出通知为事实依据，得出“2014年11月10日起，ING也成为了该笔款项的法定受让人，ING因此成为有权接收北鲲付款的当事人”的结论，该部分结论显然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悖；
其四，本案双方争执的法律问题是债权转让是否需要由转让人对债务人发出通知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和债权转让对于债务人是否发生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该法律意见书主要是围绕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进行分析论述，而对于该转让是否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即问题4，仅仅是做出了该债权转让对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结论，但其依据仍然是“基于上述原因”（即债权转让合同有效的原因）；
其五，该法律意见书虽然引用1925年《财产法》第136款的具体内容（原、被告对该条款的翻译存在明显分歧），但是由于该专家意见书客观性存疑，原告理应对意见书引用的成文法或判例的客观性进一步举证，而且对某一法律问题的判断应根据完整的法律条文来分析论证，仅凭其中某个条款做出结论难免有失偏颇。更为重要的是，该法律意见书虽然对本案所涉及的问题做出了结论，但除了引用1925年《财产法》第136款的具体内容外，再未提供据以做出结论的英国成文法或判例的完整内容，该法律意见不足以客观说明得出相关结论所依据的英国法就此问题的法律规定。原告所提出的“在该法律意见书第4—8页的页脚都有相关的判例依据，并且这些判例均可公开查询”的主张，也不能成为其怠于提供英国法律的合法事由。
鉴于该法律意见书存在的上述客观性存疑、事实依据与本院认定事实相悖、英国法律依据不足等问题，不能被视为查明的英国法律适用于本案。
因此，即使当事人协议选择英国法，但由于本案当事人未完成提供英国法的义务，其提供的法律意见书也不能被视为查明的英国法律，故应认定为不能查明英国法。根据《适用法》第十条、《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亦应以我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
（四）关于当事人在本案审理中所援引的法律
《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一直援引我国法律，原告虽然主张适用英国法，但在庭审陈述及庭后提交的代理意见，亦是援引我国法律。譬如，就供油合同的违约责任，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就债权转让的效力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就债权转让对被告的效力，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因此，根据当事人并未提供英国法，而是均援均引我国法律的庭审实际，亦可以认定我国法律是处理本案的准据法。
基于上述（一）、（二）、（三）、（四）的结论，本院认为，处理本案涉及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关系、债权转让关系等实体争议，均应适用我国法律。
二、宝运中东公司是否将其对被告的债权转让给原告
原告主张其受让取得宝运中东公司基于涉案供油合同对被告享有的债权，并提供了《担保协议》以支持该主张。但被告质证称，根据该《担保协议》，宝运中东公司转让的债权限于该《担保协议》签订之日即2013年12月19日之前供油合同所产生的债权，而涉案供油合同发生于2014年10月，由此产生的债权并不属于《担保协议》约定转让的债权范围。对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
（一）《担保协议》2.3（a）款约定，每位应收账款质押人和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在此同意转让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全部转让其对供油应收账款（“SupplyReceivable”）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除非有赎回再分配的限制性条款；2.3（b）款约定，每位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在此同意转让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全部转让其对新供油应收账款(“NewSupplyContract”)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除非有赎回再分配的限制性条款。根据两个条款文字差别进行对比，可以看出，2.3（a）款转让的债权系供油应收账款，2.3（b）款转让的债权系新供油应收账款，而且供油应收账款不应包括新供油应收账款，否则2.3（b）款就无单独约定的必要。因宝运中东公司属于应收账款质押人，故应根据《担保协议》2.3（a）款的规定确认其转让的债权范围。
（二）《担保协议》释义载明，“新供油合同”(“NewSupplyContract”)适用于本协议日后相关债务人和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新供油合同应收账款”(“NewSupplyReceivables”)指在任何新供油合同下，应付或将要应付给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的任何款项；“供油应收账款”(“SupplyReceivable”)指在任何供油合同下，应付或者将要应付给应收账款质押人或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的任何款项。由此可以看出，“新供油合同应收账款”(“NewSupplyReceivables”)是指基于《担保协议》签订日即2013年12月19日之后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与债务人所签订的供油合同而产生的债权，而“供油应收账款”(“SupplyReceivable”)显然不应包括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于2013年12月19日之后与债务人之间所签订的供油合同而产生的债权，至于是否包括宝运中东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押人于2013年12月19日之后与债务人所签订供油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存在明显的歧义，并不能必然得出“供油应收账款”包括了宝运中东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之后与债务人所签订供油合同而产生的债权的结论。
（三）《担保协议》5.3（a）（ii）款载明，各应收账款质押人应尽一切合理之努力确保每个相关债务人在本协议日后30个工作日内按照表5第3部分所列的格式向原告出具确认函；5.3（b）(v)款载明：各丹麦应收账款质押人应尽一切合理之努力确保每个相关债务人在本协议日后30个工作日内，或者新供油合同签署日后30个工作日内，按照表5第3部分的格式向原告出具确认函。对比该两款，可以看出，包括宝运中东公司在内的各应收账款质押人对于所转让的债权，应通知其债务人于2014年1月19日之前确认知悉债权转让，由此可以反推出转让的债权应在该日之前已发生。但涉案供油发生在2014年10月，被告在2014年1月19日之前显然不是宝运中东公司的债务人，也无可能在该日之前出具确认函。据此分析涉案供油合同的应收账款并不在2.3（a）款所约定的转让债权之列。
（四）根据《担保协议》第5.3款的约定，通知债务人系宝运中东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押人的合同义务。但在该《担保协议》签订后，宝运中东公司无论是在其于2014年9月30日向被告发出的燃油订单确认函中，还是在此后实际供油、出具发票时，都是以债权人的身份要求被告向其履行义务，而并未通知被告债权转让的事实。宝运中东公司的行为显然更符合债权并未转让的常理。
由此可见，根据《担保协议》的相关条款，并不能得出宝运中东公司将其基于涉案供油合同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的结论，原告对其主张未能完成举证责任，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三、如果宝运中东公司已将债权转让给原告，该转让对被告是否发生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二款又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可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该条规定采用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主义模式，通知是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债务人应当向谁履行债务，取决于其是否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在没有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前，不论其是否实际知晓债权转让的情况，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均不发生法律效力，债务人仍应向原债权人履行债务。从该条文义来看，第一款的主语应为债权人，第二款更进一步说明了债权人发出转让权利的通知后不可撤销，据此可确认债权转让通知的主体应为债权人即债权转让的转让人，而非受让人。从法理分析，债务人并非债权转让的当事人，在接受通知前，对债权转让往往并不知情，也不可能知晓受让人取得债权的事实，并无法律或合同依据信赖受让人发出的转让通知，但债务人基于此前的合同关系，理应信赖且执行债权人做出的债权转让通知，因此，债权转让应由转让人而非受让人发出通知方能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符合法律本意。
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先后于2013年12月19日、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1月13日、2015年5月11日、2016年4月22日发出五次债权转让通知。但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上述通知并不产生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法律后果。首先，如本院查明部分所述，除了2016年4月22日的通知之外，对前四次向被告发出通知的事实均不能认定；其次，五次通知文本在形式上均非宝运中东公司做出，其中2013年12月19日通知系丹麦宝运集团做出、2014年11月10日通知系原告做出、2014年11月13日的通知系原告指定的接管人做出、2015年5月11日通知系清算人做出、2016年4月22日通知系原告的律师做出；再者，《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宝运中东公司登记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原告既然主张宝运中东公司进入破产清算，即应对宝运中东公司的民事权利、行为能力以及清算人的资格提交相应证据，但原告未能提交相应证据，故2015年5月11日做出通知的清算人的权利来源缺乏法律依据；另外，2013年12月19日、2015年5月11日的通知文本均形成于境外，但原告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在本案中，根据《担保协议》第5.3款的约定，通知债务人也是宝运中东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押人对原告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宝运中东公司在签订供油合同时、实际供油时、出具发票时，均有机会通知被告债权已经转让给原告，但宝运中东公司却未通知。可见，宝运中东公司是有条件也完全能够履行通知义务，但却没有通知被告，该债权转让对被告发生效力的条件尚不具备。
基于上述理由，即使宝运中东公司已将债权转让给原告，但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宝运中东公司已经通知被告，故该转让对被告亦不发生效力，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履行债务。
四、关于其他问题
《适用法》第八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于《担保协议》2.3（a）款的约定均认为系债权转让。但是，根据《担保协议》对于合同的名称、合同的目的、当事人的称谓、各部分及各条款的名称、权利义务、实现的条件等约定，包括原告作为债权转让依据的2.3（a）款所在的《担保协议》的第二部分名称为“担保权的设立”，再结合所“转让”的债权并非是要求债务人直接汇入原告自身的账户，而是汇入宝运中东公司在原告处开立的账户（原告提交证据七、八亦载明收款账户以质押人的名义所开立）等因素，综合全案，按照我国法律，2.3（a）款的约定应为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原告基于该条款享有的系应收账款质权，而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无疑需依附于主合同且需具备相应的法定条件，据此分析，原告本案中的诉因，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本案在法律适用方面，按照《适用法》的规定应适用我国法律，原告虽然主张适用英国法，但未能提供英国法，其首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亦不能作为查明的英国法适用于本案；在实体争议方面，原告作为受让取得宝运中东公司对被告债权的权利主张方，应对宝运中东公司已将债权转让、宝运中东公司并将转让事实通知被告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所提交证据既不足以证明前者，也不能证明后者，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ING银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709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原告ING银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ING银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北鲲航运（天津）有限公司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六份正本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勇
人民陪审员 薄怀享
人民陪审员 徐艳梅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