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临商终字第6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荣事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君子兰家园*栋***号。
法定代表人：段家芳，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公刚，山东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东都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罗六路**号。
法定代表人：孙爱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元斌，山东华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迪，居民。
上诉人长春荣事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事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4）临罗商初字第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山东东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都公司）诉称，原告作为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吉林省的销售总代理，自2004年9月起开展业务，并于2004年9月在长春市设立办事处，负责配货等事务。在长春市，由负责推广业务的被告孙玉迪于2005年发展被告荣事成公司作为下级代理商，被告孙玉迪承诺所有由其发展的代理商欠款由其清收，被告荣事成公司于2005年1月17日与原告对账后，被告荣事成公司欠原告货款112410元，当时作为对代理商的铺货支持，未要求其当时归还，其后则另行结清，后来原告在吉林省的部分业务由新成立的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接手，但被告荣事成公司也没有将该笔欠款归还，虽经多次催要，被告荣事成公司一直以经济困难应当支持业务为由拖延未还。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欠款11241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
原告东都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证据A1，2005年1月17日对账函一份，证明被告荣事成公司欠原告款项的事实；证据A2，2014年3月2日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系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吉林省及长春地区的业务总代理；证据A3，（2013）临兰商初字第86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被告在起诉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时，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曾向法院提交本案的对账单，要求顶账，被告不予认可，说明原告与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业务无关联性，被告也确认其事实。
被告荣事成公司辩称：本案欠款早已偿还完毕，并且从2013年5月13日本案原告向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来看，没有孙玉迪签字，所以，原告陈述孙玉迪是其业务员与事实不符，从而可知，原审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在2005年前后原告的业务员孙玉龙在吉林片区开展业务，作为原告的业务人员，从被告处收货款，原告所主张的货款早已支付完毕。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证据B1，在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对账函，证明无孙玉迪的签名；证据B2，被告于2010年6月17日向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汇款9万元，于2011年4月11日汇款15万元，于2009年8月29日向王某名下汇款145180元；证据B3，汇款条四张，证明被告向原告的业务员孙玉龙汇款53300元，于2008年7月22日汇款50200元，于2008年2月1日汇款73030元，于2008年7月3日汇款14400元；证据B4，王某的证词，证明王某是原告的业务员，在长春负责发货收款；证据B5，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东都公司企业信息各一份，证明其所载明的联系电话均为853×××2，系同一公司；证据B6，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东都公司增值税发票各一份，这两份发票的收款人及复核人均系刘文芬，开票人均为季晓敏，证明系同一公司；证据B7，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传真一份，其单独盖章处代表人为孙爱伟签字；证据B8，2008年10月13日长春老干妈办事处管理规定一份，该管理规定总经理处有孙爱伟签字，区域经理处有孙玉龙签字，长春市场王某签字，证明孙玉龙是原告的区域经理；证据B9，王某证明一份，证明东都公司、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是一家公司，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是以其亲戚的名誉注册，实际是一家公司。孙玉龙是孙爱伟的侄子；证据B10，2009年3月13日汇款凭证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通过工商银行汇款10万元，2009年4月10日汇款凭证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通过工商银行汇款6万元，证明所欠款项已偿还完毕。
被告孙玉迪应诉后未答辩。
原审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A1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从该证据不能看出原告是本案的诉讼主体，并且孙玉迪的签字是后来形成的，其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A2证明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A3，该证据能证明本案原告与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因其对账函在原告手中可自由流动，并且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曾提出过权利主张。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B1，原告没有参与被告所说的在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也不是原告提交的证据。对账函孙玉迪的签名系本案原告在清欠过程中形成的；对证据B2，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不是本案原告收到的货款，而且这部分款项已在其他案件中处理；对证据B3，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B4，王某证明真实性有异议，其所陈述事实不属实，并且作为证人证言应由本人出庭作证；对证据B5，企业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电话相同与企业信息没有关系，从企业信息主要内容看，从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等均不相同，恰恰证明是分别独立的两个公司；对证据B6，增值税发票系打印形成，人名相同，应系会计兼职，不能证明两家公司是一家公司；对证据B7，传真系复印件，不予质证；对证据B8，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原告的任何印章，不能证明与原告有关联性，且如果作为原告的内部管理，不可能到被告手中，也不能证明被告想证明的问题；对证据B9，关于王某证明，作为证人应到法庭作证，且证词内容虚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原审法院的认证结论为：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B1，因系从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证据B2、B3、B6，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证据B4、B9，虽证人王某未到庭参加质证，因路途遥远，属于正当理由，同时结合其他证据，能够认定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证据B5，系企业登记信息，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证据B7，因系复印件，且原告不予认可，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B8，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未对“孙爱伟”的签字予以否认，应认定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原审判决认定，2004年9月，原告东都公司（原临沂市东都经贸有限公司）在吉林省长春市设立“老干妈办事处”，该办事处未进行工商登记。被告荣事成公司于2005年成为原告下级代理商，原告为支持被告业务拓展，将前期货款共112410元作为铺货支持被告，为此，被告特别向原告出具对账函，被告在该对账函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并由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段家芳签字确认，同时，被告孙玉迪作为原告的业务员，亦在该对账函上签字确认。其后，双方长期保持代理销售关系。2007年，原告在吉林省的业务逐步转交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原告主张该笔铺货款112410元，被告至今未归还原告。
另查明，东都公司系由临沂市东都经贸有限公司变更而来，其股东为孙爱伟和刘倩，法定代表人为孙爱伟。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企业，股东为刘宝义，法定代表人为刘宝义。
上述事实，主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所证实，证据、庭审笔录均已收录在卷。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的焦点有四个：一是原告东都公司与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混同？二是原、被告之间的业务如何进行清算比较公平合理？三是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书对本案的审理有何影响？四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焦点，通过对被告提供的证据B4、B5、B6、B8、B9进行综合分析，尤其是原告东都公司与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两者之间对外电话相同、会计签字等相同，应认定该两个公司之间存在业务混同现象，故对被告辩称原告东都公司与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存在业务混同的主张，予以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即原、被告之间的业务如何进行清算比较公平合理的问题，被告荣事成公司于2005年成为原告下级代理商，双方之间开始发生业务，至2007年原告在吉林省的业务逐步转交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经营，此后仍有业务往来，双方之间的业务具有连续性、多笔性，双方业务终止后，均应提供全部账目，经过逐一进行核对后进行清算，这对双方均较为公平合理，单独摘出一笔业务的往来凭证主张权利，均可能有失公允。关于第三个焦点，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3）临兰商初字第863号一案时，对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提供的2005年1月17日的对账函（即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A1、B1），荣事成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而不予采信，而通过本案的庭审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故在（2013）临兰商初字第86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下，对2005年1月17日的对账函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后，对原、被告双方均较为公平合理。关于第四个焦点，即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原、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具有连续性，铺货款当时未约定归还时间，应认定在业务终止时进行结算更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故对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东都公司向下级代理商先期赊销部分产品，以推广产品的营销方式，是当前经营领域中比较通行的产品营销方式之一。原告向被告荣事成公司赊销一批产品，作为铺货支持，被告以对账函的方式予以确认，符合交易习惯，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的一种意思自治行为，对此予以确认。因此，2005年1月17日止，被告荣事成公司欠原告铺货支持货款112410元的事实可以认定。被告荣事成公司提交向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与孙玉龙等汇款的单据证明，被告荣事成公司所提供近部分汇款单据，是其从账目中的一部分，无法全面反映双方交易往来关系，且与对账函数额缺乏对应性，结合双方长期业务往来的事实，这些汇款在未经双方全面对账清算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归还了对账函所欠的货款。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如果被告已经归还该项欠款，应当收回对账函或者作出专项说明，而被告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因此，其辩称已经归还该款项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孙玉迪在对账函上签字，且原告主张“被告孙玉迪承诺所有他发展的代理商欠款由其清收”，而被告孙玉迪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与质证与答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原告诉请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长春荣事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东都食品有限公司货款112410元，同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即2014年4月30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孙玉迪对被告长春荣事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孙玉迪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长春荣事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45元，财产保全费1320元，合计3865元，由被告长春荣事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孙玉迪共同负担。
上诉人荣事成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为：一、被上诉人东都公司伪造证据，使原审法院误认为对本案有管特权，从临沂市兰山法院（2013）临兰商初第863号案可知，东都公司所主张的对账函在（2013）临兰商初第863号案审结时，未有孙玉迪的签名，并且在原审中孙玉迪也未到庭，所以孙玉迪的签名是伪造的，东都公司2005年在长春地区业务员是孙玉龙而不是孙玉迪，原审中已查明，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二、对账函的中的款项早已偿还完毕，原审中上诉人已提交了打款的证据（证据B10），原审法院对其视而不见。对于案件缘由不是上诉人欠东都公司的货款，而是案外人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欠上诉人的15万元现金，兰山法院庭审结束后，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曾依据对账函主张权利未被支持；临沂市爱伟经贸有限公司见兰山法院已执行了相关款项，故将该对账函添加上孙玉迪，以东都公司的名义在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在未查明是否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错误的受理本案，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做出错误判决。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东都公司答辩称：原审中上诉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以此为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起诉的对账函中欠款是基于商业习惯，是铺货款，是不与正常的交易往来一起结算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孙玉迪未到庭，亦未答辩。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荣事成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东都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欠被上诉人铺底货款112410元的债务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宽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以上规定，上诉人荣事成公司应对其债务已经履行完毕承担举证责任。对此，上诉人提供了2009年3月13日向被上诉人汇款10万元、2009年4月10日汇款6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的业务委托书，被上诉人认可该两次汇款的事实，但主张该16万元系后来发生的买卖业务的货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只能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16万元的事实，尚不能证明该两笔汇款的用途是偿还涉案铺底货款，即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本身不能证明与本案中的铺底货款存在关联性，上诉人仍需要继续提供证据证实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与本案铺底货款存在关联性。本案一、二审期间，上诉人仅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的业务委托书，未能继续举证该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与本案铺底货款存在关联性，故本院不认定2009年3月13日、4月10日的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与本案铺底货款存在关联性，该两份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对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不认定为本案的有效证据。其次、上诉人所欠铺底货款金额为112410元，而上诉人提供证据证实的汇款金额为16万元，二者并不对应，证实亦无关联。再次，上诉人在临沂市兰山区受理的（2013）临兰商初字第863号民事案件庭审中，对对账函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该诉讼主张亦可反证涉案铺底货款尚未支付。综合以上三点，上诉人关于所欠债务已经履行完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二审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另，关于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因上诉人荣事成公司原审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所以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荣事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45元，由上诉人长春荣事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言涛
审判员 张念国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高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