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烟商二终字第1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滕卫杰，居民。
委托代理人：成晓明，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齐姣，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郭支行，住所地：莱州市程郭镇驻地。
负责人：冯书全，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凌燕，山东文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通宝蓄电池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玉海西路229号。
负责人：徐秀香，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莱州宝瑞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程郭镇坊苑三区沿街楼B段6号商业楼。
法定代表人：赵永杰，经理。
上诉人滕卫杰因与被上诉人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郭支行（以下简称程郭支行）、山东通宝蓄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宝公司）、莱州宝瑞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瑞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2）莱州商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腾卫杰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09年，被上诉人通宝公司董事长王永瑞（2011年去世）因公司严重资不抵债、无法正常向金融机构贷款，就联系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原行长于松林，要求帮助该公司研究继续贷款的对策。之后，在于松林的授意下，王永瑞的女儿、通宝公司的现金王雪梅和通宝公司的监事会主席赵爱萍就以王雪梅的丈夫赵永杰、王雪梅的姑舅弟兄王晓东为名义股东，申请开办了一个注册资金为180万元的空壳公司“宝瑞公司”。当时，赵永杰和王晓东无款出资，于松林就为他们拆借了现金90万元，用于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对注册资金的验资。在这期间，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多次为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虚假的股东出资现金缴款单和银行询证单回执，致使被上诉人宝瑞公司顺利通过验资和工商注册。不久，于松林将宝瑞公司账户上仅有的90万元抽走还债。成立宝瑞公司之后，王雪梅和赵爱萍马上以宝瑞公司购电机的名义向被上诉人程郭支行申请贷款。在此期间，王永瑞、王雪梅、赵爱萍等人隐瞒与被上诉人宝瑞公司有关的所有重要事实，骗得上诉人及上诉人的父亲滕学彬的信任，使上诉人和上诉人的父亲滕学彬为被上诉人宝瑞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和保证合同。2010年1月28日，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就同一笔贷款居然与被上诉人宝瑞公司签订了两份数额分别为228万元和200万元的借款合同。在200万元贷款到账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却阻止王雪梅以被上诉人宝瑞公司名义提款，并向王永瑞提出须扣下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在程郭支行的120多万元个人顶名贷款后才允许其提取其余款项的要求。之后，王雪梅在程郭支行用上述贷款办理了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偿还120多万元个人贷款的手续，并分多次提取了余款，交付给被上诉人通宝公司使用。被上诉人通宝公司除了将被上诉人宝瑞公司的200万元贷款全部入账，还定期偿还被上诉人宝瑞公司的贷款利息。2011年，王永瑞和滕学彬先后因病去世。被上诉人通宝公司中止偿还被上诉人宝瑞公司的贷款利息。于松林亲自到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催款，还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现在的负责人徐秀香多次交涉，但一直未果。之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以起诉和拍卖抵押的土地相威胁，逼迫上诉人夫妇交付了约13万元的贷款利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及其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为了达到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恶意串通，采用成立虚假宝瑞公司和骗取上诉人提供担保的方式向银行贷款，进而瓜分和挪用这些款项，最后又将不能还款的风险全部转嫁给上诉人，已经严重损害了作为保证人和第三人的上诉人的利益。诉请法院：一、确认被上诉人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莱州宝瑞工贸有限公司之间订立的全部借款合同无效，上诉人为该借款合同提供的全部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亦无效；二、判令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借款利息129994.45元，被上诉人山东通宝蓄电池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郭支行原审中辩称，一、本案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是当事人各方自愿签订的，不存在串通、欺骗行为。2010年初，宝瑞公司向我行申请贷款，并提供了上诉人及上诉人父亲滕学彬为其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和抵押物，三方签订了借款、保证及抵押合同，并到房管、土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其后，我行将借款200万元转入宝瑞公司账户，至此，我行已合法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我行从未阻止宝瑞公司使用其账户中的款项，更未使用宝瑞公司账户中款项偿还通宝公司借款，上诉人所诉不符合事实。借款转入宝瑞公司账户后，只有宝瑞公司具有合法使用权。事实上，该款也是由宝瑞公司支配使用的。2010年12月，该笔借款即将到期，我行、宝瑞公司、上诉人以及滕学彬三方又协商借新还旧，三方重新签订了借款抵押担保手续，并登记备案。根据以上事实，我行认为，我行办理的借款及抵押合同程序合法，并无任何违法之处。上诉人及其父亲是宝瑞公司自己找的，并自愿提供担保。上诉人及其父亲是成年人，完全清楚担保的风险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自2010年1月至今，上诉人及其父亲先后为宝瑞公司提供了两次担保，迄今已近三年，现在因被追究担保责任，又提出是被欺骗的，显然是为自己逃脱担保责任找借口，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同时，上诉人主张我行恶意串通，欺骗担保，根据证据规则，应负有举证责任。二、我行从未给宝瑞公司出具过任何虚假出资证明。上诉人诉称我行“出具虚假的股东出资缴款单和银行询证单”歪曲事实。宝瑞公司成立时，因宝瑞公司在我行开户，因此，我行根据其账户存款情况，实事求是的出具了资金情况说明，是依法履行自己作为开户行的义务。至于宝瑞公司如何成立的，注册资金是否被抽走，与我行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诉称我行原负责人于松林授意成立宝瑞公司并拆借资金，纯属子虚乌有。综上所述，我行认为，我行与宝瑞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与上诉人之间的抵押合同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偿还借款本息是法律义务，不存在返还问题，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讼。
被上诉人山东通宝蓄电池有限公司辩称，作为通宝公司来说，当时借款的时候公司确实资金链断掉了，包括上诉人以及程郭支行都为通宝公司提供了帮助，我们只能实事求是的把情况说一下，不管给上诉人还是程郭支行都造成了一定麻烦。对上诉人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无异议。
被上诉人莱州宝瑞工贸有限公司在原审中辩称，上诉人诉状所述基本属实，有一点需要说明，宝瑞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和使用程郭支行一分贷款，以宝瑞公司名义贷款的200万元全部被通宝公司和程郭支行瓜分，因此，如果法院认定借款和担保合同无效，应由通宝公司返还给程郭支行部分贷款，被程郭支行扣下的100多万元贷款就不应再返还，对其他事项宝瑞公司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永瑞与上诉人滕卫杰之父滕学彬联系借房产证、土地证到银行办理贷款。滕学彬表示同意。后王雪梅（王永瑞之女、通宝公司现金）与赵爱萍（通宝公司监事会主席）到滕学彬家中取走房产证和土地证，因上述两证载明的产权所有人为莱州市城北朱旺建筑公司，莱州市城北朱旺建筑公司因未参加年审，已被莱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征得滕学彬同意后，王永瑞让王雪梅、赵爱萍花了19万元将上述两证记载的房地产过户至上诉人滕卫杰名下。
2009年9月14日，被上诉人莱州宝瑞工贸有限公司成立，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公司住所地为莱州市程郭镇坊苑三区，法定代表人为赵永杰，注册资本180万元，股东赵永杰持股55.56%，认缴出资额100万元，股东王晓东持股44.44%，认缴出资额80万元，青岛振青会计师事务所莱州分所出具了验资报告。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出具了余额对账单，并在银行询证函上盖章确认。2011年12月6日，宝瑞公司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被吊销营业执照。
2010年1月26日，程郭支行作为抵押权人，与作为债务人宝瑞公司、作为抵押人的上诉人滕卫杰签订了编号为莱农商行高抵字第10100403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滕卫杰自愿为宝瑞公司自2010年1月26日起至2015年1月25日止，在程郭支行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2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上诉人滕卫杰同意以房地产（详见101004034抵押清单）作为抵押物。三方合同上签字或盖章。后到莱州市房产管理局和莱州市国土资源局分别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2010年1月28日，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0第101004036号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宝瑞公司向程郭支行借款20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电机，借款期限为2010年1月28日至2011年1月27日，月利率为6.903‰，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最后一笔贷款清偿时，利随本清。合同还约定，本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抵押，本合同以编号为101004034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作担保。合同双方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将200万元划至宝瑞公司的贷款账户。
同日，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还与上诉人滕卫杰及滕学彬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约定由滕卫杰、滕学彬为宝瑞公司与程郭支行签订的编号为1010040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人民币200万元。
2010年11月18日，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作为抵押权人与作为抵押人的上诉人滕卫杰再次签订了编号为莱州农商行程郭支行高抵字2010第4022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载明，“为确保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抵押人自愿向抵押权人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0年11月18日至2015年11月17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该期间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在人民币（大写）叁佰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抵押权人依据与莱州宝瑞工贸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签订的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以及其他融资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抵押财产详见编号为莱州农商行程郭支行2010第4022号房产抵押清单”。上诉人在合同抵押人（签字）处签字，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在抵押权人处盖章，负责人于松林签字并加盖于松林的印章。合同签订后，抵押的房地产分别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0年12月4日，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签订了编号为莱州农商行程郭支行流借字（2010）第4032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宝瑞公司向程郭支行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0年12月4日至2011年11月3日，借款年利率为9.0072％，在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不变，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最高额抵押、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保证人滕卫杰、滕学彬与贷款人签订合同编号为莱州农商行程郭支行保字2010年第4032号的《保证合同》，抵押人滕卫杰与贷款人签订合同编号为莱州农商行程郭支行高抵字2010第4022号的《抵押合同》；并约定款于2011年11月3日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还本。
同日，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上诉人滕卫杰、滕学彬签订了合同编号为莱州农商行程郭支行保字（2010）年第4032号保证合同，约定由滕卫杰、滕学彬为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签订的莱州农商行程郭支行流借字（2010）第4032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本金数额为人民币200万元。上诉人滕卫杰及滕学彬分别在担保人栏中签字、捺印。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在债权人栏中盖章、签字。
上述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将合同约定的借款划至被上诉人宝瑞公司账户。上述借款合同到期后，因被上诉人宝瑞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后经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催收，上诉人滕卫杰分别于2011年9月29日、2011年12月30日由其妻李学娟代被上诉人宝瑞公司向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偿还了借款利息74130.56元、55863.89元，共计129994.45元。
2012年6月1日，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涉案债权交由山东三升拍卖有限公司进行了拍卖。案外人张耿成以209万元拍得了涉案债权。张耿成取得涉案债权后，书面通知了被上诉人宝瑞公司和上诉人滕卫杰。2012年6月11日，张耿成诉至本院，要求宝瑞公司和滕卫杰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拍卖费用。
2012年7月19日，上诉人诉至原审法院，主张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及其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恶意串通，采用成立虚假宝瑞公司和骗取上诉人提供担保的方式向银行贷款，进而瓜分和挪用这些款项，最后又将不能还款的风险全部转嫁给上诉人，已经严重损害了作为保证人和第三人的上诉人的利益，要求确认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之间订立的全部借款合同无效，上诉人为该借款合同提供的全部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亦无效；判令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借款利息129994.45元，被上诉人通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上诉人代理人于2012年5月6日、5月26日调查王雪梅的调查笔录。王雪梅在2012年5月6日的调查笔录中证实了其父亲王永瑞联系滕学彬借房产证、土地证到银行办理贷款以及将两证过户的情况，并证实两证过户后其父联系被上诉人原负责人于松林办理贷款事宜，在协商办理贷款期间，被上诉人原负责人于松林给其与赵爱萍举了一个别人在辖区内开办公司办理贷款的例子予以暗示。后其与赵爱萍开始操办开办公司的事，在程郭辖区坊北村租了房子，因无注册资金，由于松林介绍到于松林的朋友处借款进行了验资。宝瑞公司注册登记后，向被上诉人程郭支行申请借款，并到朱旺建筑公司找滕学彬、滕卫杰在担保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将200万元打到了宝瑞公司账户，其去取款时没有取成。后来于松林联系其父亲王永瑞，要求扣除通宝公司前期的120万元贷款后才能取走余款。经王永瑞同意，分几次扣除了120万元，偿还了四个人的贷款，剩余的80万元大部分被通宝公司偿还了借个人的款项。其父亲去世后，程郭支行工作人员曾到通宝公司催要过借款，因为程郭支行知道上述借款实际是通宝公司所借。
2、合同签订时间亦为2010年12月4日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内容不清）流借字（2010）年第4032号］，该借款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228万元。
3、拍摄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凭证中现金付出凭证、宝瑞公司偿还借款利息的贷款还款通知单以及唐关东、姜彩霞、张盛秋的贷款还款通知单。证实涉案贷款实际为通宝公司所借，所借款项部分被程郭支行扣留偿还了个人顶名的通宝公司的贷款。
4、被上诉人宝瑞公司的贷款审查表，主张宝瑞公司申请借款时成立不到半年，而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批注了通过年检，因而使宝瑞公司获得了贷款。
5、上诉人滕卫杰及妻子李学娟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现负责人徐秀香等人的谈话录音。
经质证，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认可，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王雪梅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王雪梅是宝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所说的话均属于当事人的陈述，而不是证人证言，王雪梅所述的内容不属实，系借款人与担保人恶意串通来逃避还款义务，上诉人提交的金额为228万元的借款合同被上诉人没有发放过该笔贷款，要求上诉人提供本合同原件，并主张本案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是当事人各方自愿签订的，不存在串通、欺骗行为，程郭支行已将借款200万元转入宝瑞公司账户，该款也是由宝瑞公司支配使用的；程郭支行从未给宝瑞公司出具过任何虚假出资证明；上诉人提交的还款通知单是借款人还款后银行出具给还款人的，还款人将单据交由谁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没有关系，且上述凭证中的还款时间在2009年11月25日、12月24日，被上诉人宝瑞公司第一次借款时间是2010年1月28日；宝瑞公司在当年通过了年检，虽然在贷款时不到年检时间，没有规定要求企业不到年检时间就不可以贷款。上诉人主张程郭支行没有给保证人流借字（2010）年第4032号借款合同原件。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和宝瑞公司对上诉人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亦向法院提交了唐关东、姜彩霞、张盛秋、盛涛文、赵玉萍、于子波的借款借据和还款记账凭证。经质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扣留被上诉人宝瑞公司贷款的事实。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宝瑞公司均无异议。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还提交了被上诉人宝瑞公司2009年9月10日至2012年12月22日的银行对账查询记录、2010年1月28日保证合同，经质证，上诉人不予认可，认为对账查询仅是证明宝瑞公司账面曾经出现过这么多的存款，不能证明是股东出资，且对账单显示宝瑞公司账户2009年9月23日被提走90万元后又于2009年9月24日分两笔存入42万元和48万元，证明了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串通一气，将宝瑞公司的90万元提出后再存入，以达到增资到180万元的目的。同期的借款合同编号为101004036，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提交的该份保证合同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宝瑞公司对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提交的唐关东、姜彩霞、张盛秋、盛涛文、赵玉萍、于子波的借款借据和还款记账凭证显示，唐关东、姜彩霞、张盛秋的借款时间分别在2009年11月26日、2009年12月10日、2009年11月26日，还款时间分别在2010年2月4日、2010年2月4日、2010年2月3日，还款金额分别为303245.34元、202163.08元、303173.26元，其余人员的借还款时间均在本案涉及的借款之前。程郭支行还提交了被上诉人宝瑞公司银行对账查询记录，该记录记载的被上诉人宝瑞公司在2010年2月3日、2月4日共发生提款业务6次，金额分别为310000元、200000元、510000元、99元、60000元、10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与程郭支行之间订立的200万元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清楚。
本案争议的焦点一，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之间订立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
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之间订立的借款合同无效的依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根据该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是指合同主体之间的恶意串通，因银行工作人员并非合同主体，故银行工作人员与借款人之间的恶意串通不适用该规定。如果存在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骗取贷款的情形，利益受到损害的应是作为债权人的程郭支行，程郭支行享有对借款合同的撤销权，借款合同并不必然无效。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认可借款合同的效力，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之间订立的借款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的争议焦点二，上诉人滕卫杰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订立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担保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主要有如下理由：
1、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为不符合贷款条件的被上诉人通宝公司从其银行贷款出谋划策，让通宝公司在其辖区内开办新公司宝瑞公司，并为宝瑞公司的成立提供注册验资的资金，出具虚假资信证明。
2、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掩盖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不符合贷款条件的真相，故意将贷款审查表中成立不到半年，没有经过年检的宝瑞公司写成通过年检，从而将200万元贷款发放给宝瑞公司。
3、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恶意串通合伙分了宝瑞公司的200万元贷款，将200万元贷款的其中120多万元偿还了之前通宝公司以职工个人名义向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所借款，其余款项被通宝公司花用，且200万元贷款全部记入了通宝公司的帐户，通宝公司一直以宝瑞公司的名义偿付贷款利息。通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去世后，程郭支行曾向通宝公司催收涉案200万元贷款。
4、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对上诉人隐瞒了上述事实，并以拍卖土地抵押物和起诉等理由相威胁，逼迫上诉人交纳利息13万元，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
针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认为，王雪梅陈述在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向被上诉人程郭支行申请借款时，被上诉人程郭支行的负责人于松林曾暗示另行开办一个新公司贷款，并协助筹集了注册资金，宝瑞公司成立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根据宝瑞公司的申请，发放了贷款，上述贷款到账后，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被通宝公司挪用或偿还了部分通宝公司以个人名义在被上诉人程郭支行的贷款的情形，同时王雪梅也陈述了通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永瑞在被上诉人宝瑞公司成立前即已与上诉人的父亲协商好提供抵押和担保的事宜，并在征得上诉人父亲同意的情况下，花费巨额资金将房产证和土地证变更到上诉人名下。从被上诉人宝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雪梅的陈述中能够证实，上诉人及其父亲滕学彬在本案借款发生前是同意以其房地产提供抵押办理贷款的，上诉人在与程郭支行订立保证合同前对于债务人是宝瑞公司也是知情的。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为宝瑞公司成立提供注册验资证明，但该证明只是证实资金的存入情况，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提交的企业资金明细和现金缴款单，证明宝瑞公司验资时账户上确实存有银行出具的资金证明上所证明的款项，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实是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在被上诉人宝瑞公司验资时为其筹措了资金后又抽取，对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之间串通虚假出资的事实，不予采纳。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提交的宝瑞公司的审查表中虽然年检情况与事实不符，但该审查属于银行信贷风险控制问题，不能影响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已按照合同约定将200万借款转到宝瑞公司账上，宝瑞公司实际支配并使用了该借款，宝瑞公司第一次借款后偿还了部分通宝公司的贷款，应属于违反借款合同约定改变使用用途，但在宝瑞公司第二次向程郭支行借款用于借新还旧时，上诉人仍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及抵押合同，对于宝瑞公司第二次借款用途是清楚的，上诉人以宝瑞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以证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通宝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上诉人提供保证的主张，证据不足。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宝瑞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利息，是基于保证合同应承担的担保责任。上诉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后，可依法向借款人追偿。上诉人与其父亲滕学彬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意识到为他人或企业提供担保存在的风险，在提供担保和抵押时应当充分了解所担保的对象、数额，其主张受到程郭支行及宝瑞公司、通宝公司等欺骗而提供保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通宝公司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恶意串通，损害其作为担保人和第三人利益，要求确认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之间订立的全部借款合同无效，上诉人为该借款合同提供的全部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亦无效理由不成立；要求判令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借款利息129994.45元，被上诉人通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上诉人滕卫杰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莱州宝瑞工贸有限公司2010年1月28日、2010年12月4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二、驳回上诉人滕卫杰要求确认与被上诉人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郭支行于2010年1月26日、2010年11月28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上诉人滕卫杰及滕学彬与被上诉人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郭支行于2010年1月28日、2010年12月4日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上诉人滕卫杰要求被上诉人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郭支行返还利息129994.45元，被上诉人山东通宝蓄电池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上诉人滕卫杰负担（已预交）。
上诉人滕卫杰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未采纳王雪梅和徐秀香的证词，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王雪梅和徐秀香的证词真实可信，具有引领整个案情的作用，对认定本案事实及其重要，应当被准确、完整地采纳。二、上诉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即上诉人利益，这已既成事实，无法逆转。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被上诉人通宝公司为了各自利益，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意串通，采取了成立虚假宝瑞公司、签订虚假借款合同、瓜分贷款等多种行为，还在最初就明知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和宝瑞公司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下，欺骗上诉人提供担保，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被上诉人通宝公司与程郭支行的主观恶意性。（一）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为了自己的利益，甘愿为欠其贷款、又不符合再贷款条件的通宝公司能从其银行贷出款而出谋划策，让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在其辖区内开办新公司宝瑞公司，用于贷款。（二）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为新设的虚假宝瑞公司提供了临时注册验资用的现金，并出具了验资用的虚假证明。（三）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帮助宝瑞公司掩盖不符合贷款条件的真相。故意将贷款审查表中成立不到半年，没经过年检的宝瑞公司，谎报成“通过年检”，从而使宝瑞公司轻而易举地获得贷款。（四）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宝瑞公司”串通一气、弄虚作假，就一笔贷款居然炮制出两份编号相同（贷款编号均为莱州农商行程郭支行流借字2010年第4032号）、数额却不同的借款合同（其中一份合同的借款数额为200万元、另一份数额为228万元）。（五）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为一已之利，竟然完全抛弃了法律规定银行对贷款用途的监管义务，在明知合同约定的200万元贷款用途是购电机的情况下，还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串通合谋后瓜分了它，这哪是正常贷款？分明是明目张胆地违法犯罪。（六）宝瑞公司200万元贷款全部入了通宝公司的账，通宝公司公司一直宝瑞公司的名义偿付200万元的贷款本息。（七）程郭农村银行在通宝公司原法人代表王永瑞因病死亡不久，曾向通宝公司催收以宝瑞公司名义办理的200万元的贷款，并将催款通知书送达给通宝公司。（八）上诉人的父亲、涉案的另一个保证人腾学彬临死前，得知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和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设套骗保的真相，大发雷霆，一怒之下砸毁了通宝公司监事会主席赵爱萍的办公室，最终气急而亡。这可以充分说明腾学彬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是被欺骗的结果。（九）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对作为第三人和保证人的上诉人隐瞒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种种情况，并以拍卖上诉人土地抵押物和起诉等理由相威胁，逼迫上诉人交纳利息14万元，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三、一审判决故意割裂贷款前后所发生事件的联系，用孤立的、形而上学分析和判断问题，同时人为地歪曲事实，掩盖事实真相。（一）故意有选择性地而不是完整地引用王雪梅的证词，造成判决认定事实完全错误。（二）偷换上诉人对贷款“知情”的概念，借此掩盖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事实。（三）否定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成立虚假宝瑞公司的事实，却推翻不了无法改变的铁证。（四）虽然间接认定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瓜分借款的事实，但最终还是找借口为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开脱责任。四、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与判决结果相冲突，不构成因果关系。五、为达到判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胜诉之目的，一审法院不惜故意歪曲法律，错误适用法律。请求撤销原判全部判项，改判（1）确认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宝瑞公司之间订立的全部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上诉人为该借款合同提供的全部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亦无效；（2）判令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借款利息129994.45元，被上诉人通宝公司承揽连带责任；（3）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郭支行辩称，一、答辩人与被上诉人莱州宝瑞工贸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二、上诉人自愿为宝瑞公司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真实有效。上诉人主张答辩人与宝瑞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既不符合事实，更没有法律依据。1、为宝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所谓的“答辩人与宝瑞公司恶意串通”根本不成立。在宝瑞公司贷款前，王永瑞就与上诉人父亲协商好提供担保事宜，并且王永瑞花费了19万元将房产土地证过户至上诉人名下。对此答辩人事先根本不知情，更没有要求指定宝瑞公司找上诉人提供担保，因此上诉人所谓的串通骗取担保纯属黑白颠倒。2、答辩人为宝瑞公司注册提供的资金证明内容真实，对此答辩人提交了宝瑞公司银行账户资金明细以及现金缴款单，证实在答辩人出具证明时宝瑞公司账户上确实存有证明上的款项，该证明仅是证实宝瑞公司资金存入情况。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为宝瑞公司筹措注册资金。3、宝瑞公司是否通过企业年检，并不影响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4、答辩人已将200万元借款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转到宝瑞公司账户，宝瑞公司已经实际使用了该借款。上诉人主张答辩人与宝瑞公司合伙瓜分了该借款，不符合事实。王雪梅称从200万元借款中被答辩人扣划了120万元用于偿还赵玉萍等六人借款，这六人还款都是自己亲手、一起办理的。而实际情况是赵玉萍等三人偿还借款时间为2009年11月，宝瑞公司借款时间为2010年1月28日。另三人借款是在2010年2月偿还的，是以现金方式偿还，与宝瑞公司借款没有任何联系，且金额总计80万元。因此王雪梅的陈述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是虚假陈述。值得注意的是，答辩人与宝瑞公司在2010年1月签订借款合同，上诉人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2010年12月宝瑞公司向答辩人第二次借款，上诉人仍然为其担保抵押和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借款用途是借新还旧。显然上诉人非常清楚宝瑞公司的借款用途，被骗担保一说不攻自破。上诉人的风险，并非答辩人所致，而是担保人固有、天然风险，上诉人及父亲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为宝瑞公司提供担保时，对借款人实际情况是知情、了解的。本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合法有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莱州宝瑞工贸有限公司辩称，答辩意见同一审期间的答辩意见一致，没有改变，并以一审答辩意见为准。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份由赵永杰和王晓东签字的《证明》，内容为“2009年王雪梅还在通宝公司担任出纳期间找到我们，对我们说，通宝公司到信用社贷不出款来了，需要成立一个新公司去为通宝公司贷款，而成立这个新公司最好由你们俩顶名，你们俩不需要为新公司做什么，一切事宜都要通宝公司负责。考虑到与王雪梅的特殊关系，我们答应了。后面的事情都是由王雪梅办理的，包括办理宝瑞公司的有关工商登记、验资增资以及向信用社申请贷款、办理取款、与通宝公司走账等事情，都是王雪梅代表通宝公司或以我们个人名义，或以新成立的宝瑞公司名义办理的，实际我们没有出过一分钱的注册资金，也从来没有经营过宝瑞公司。”上诉人主张该证据能和王雪梅证据、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以采信。被上诉人程郭支行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材料是证人证言，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询。证明材料的形式不合法，证人证言只能证明证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而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把两证人写在一个材料上，形式不合法。宝瑞公司如何成立、经营，被上诉人不清楚，宝瑞公司的经营与本案借款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的效力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证实不了上诉人上诉状中主张的恶意串通骗取担保的情况。
二审审理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上诉人为宝瑞公司的借款提供的抵押和保证是否合法有效，上诉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关于王雪梅和徐秀香的证词应否采纳的问题，本案宝瑞公司与程郭支行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与上诉人提供的抵押和保证担保是否承担责任密切相关，而王雪梅和徐秀香与宝瑞公司和通宝公司有明显利害关系。在原审庭审中，王雪梅称程郭支行原负责人于松林并没有告诉他们可以办理新的公司贷款，在调查宝瑞公司现金注册时，法庭曾询问当时有没有于松林替你们交纳现金的情况，王雪梅称款项是我去交的，具体款项是从哪来的我记不清了。王雪梅的陈述与上诉人的主张并不相符，综合上述情况，原审法院未采纳王雪梅和徐秀香的证词，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称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程郭支行与被上诉人通宝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即上诉人利益的问题。上诉人对自己的上述主张，从一审至二审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称通宝公司为得到借款，在程郭支行的出谋划策下成立宝瑞公司，同时为其提供了验资用的现金，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宝瑞公司注册资金不能认定为程郭支行提供的，程郭支行出具的资金证明也不能认定为虚假。上诉人称自己是在程郭支行与通宝公司恶意串通受到欺骗的情况下提供的担保，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担保的风险和后果应该是清楚的，而且为宝瑞公司的借款前后提供了二次抵押担保，担保前将土地证和房产证变更为上诉人名下。上述事实，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是程郭支行与通宝公司恶意串通的结果。因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因无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宝瑞公司借款使用问题。在程郭支行与宝瑞公司借款合同签订后，程郭支行向宝瑞公司账户发放了借款，宝瑞公司用该借款偿还了部分通宝公司的借款，没有证据能证实是程郭支行行为造成的，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借款合同无效。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为被上诉人程郭支行开脱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上诉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建庆
审 判 员 王汝娟
代理审判员 王 朴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范子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