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皋商初字第0223号
原告如东森兴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如东县双甸镇高前村26组。
法定代表人刘建康，董事�。
委托代理人丛坚（特别授权）。
被告余国华。
被告蒋文梅。
被告蒋文兵。
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徐红兵（特别授权），江苏如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向东。
第三人南通市恒杰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如东县双甸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陈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彬（特别授权），男，1967年9月11日生，汉族。
第三人王金泉。
委托代理人袁玲（特别授权）。
原告如东森兴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兴公司）与被告余国华、蒋文梅、蒋文兵、石向东以及第三人南通市恒杰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02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爱平独任审判，审理中，本院依法通知第三人王金泉参加诉讼，分别于2014年4月18日、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森兴公司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丛坚、被�余国华、蒋文梅、蒋文兵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徐红兵、第三人恒杰公司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徐彬、第三人王金泉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袁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石向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森兴公司诉称，2012年11月，原告与被告余国华口头约定，原告出售给被告型号为40S棉纱合计14吨，货款计人民币351400元，并约定原告将该棉纱直接运至被告委托的第三人恒杰公司处浆纱。2012年11月24日和2012年12月14日第三人共收取了原告上述型号棉纱合计14吨。2012年11月28日和2012年12月18日第三人恒杰公司将原告所有的该14吨棉纱浆纱完毕后交四被告收取，现被告方拒绝给付原告货款，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给付原告货款3514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余国华、蒋文梅、蒋文兵辩称，本案所涉14吨棉纱并非原、被告之间发生的往来，是由被告余国华的妻子蒋文梅及其哥哥蒋文兵向王金泉所购买，价格也并非原告诉状中所称的价格，而是24500元／吨，相关款项343000元均已支付给第三人王金泉及其妻吴长美，原告所诉系与第三人恒杰恶意串通、伪造的证据而提起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石向东未应诉答辩。
第三人恒杰公司未提出异议。
第三人王金泉称被告蒋文兵、蒋文梅与原告之间的生意与其没有关系。其与被告蒋文兵、蒋文梅有多年的生意往来，是以个人名义与被告蒋文兵、蒋文梅做生意的。
原告森兴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庭提交的证据有：
1、2013年12月2日恒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余国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证明该货物被加工后被被告石向东拉走，被告石向东以其行为方式表明是本案的买受人之一。
2、第�人恒杰公司出库单两份。证明原告所送的纱已在浆纱完毕后已经由石向东收取。
3、如皋法院（2013）皋商初字第1341号案庭审笔录，证明买受人还有蒋文梅、蒋文兵。
4、证人苏燕子的证言，该证人系当时森兴公司请的运输人员，证明这个纱是原告森兴公司运到恒杰公司的，其所有权人是原告森兴公司。
5、恒杰公司将一份通知分别发给四被告，要求四被告直接向原告给付货款。以证明森兴公司已将货交恒杰公司，该公司已将货发给四被告，恒杰公司要求四被告向原告履行义务。
同时原告方当庭陈述，原、被告商谈是在交棉纱前几天，在森兴公司内，刘建康跟余国华商谈的，当时蒋文梅、蒋文兵都在场。其他没有人在场。没有书面合同，数量根据余国华的通知，单价是25100元每吨，送至恒杰公司。货款的给付方式是被告从恒杰公司将货拉回去后就给钱。
三被告对�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余国华从未与第三人恒杰公司进行过联系，实际联系人均是蒋文梅，更不存在三方约定的问题。该份说明中称余国华向原告购买棉纱也与事实不符，与第三人恒杰公司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20日的通知内容也相互矛盾，该通知中购买人变成了四个被告而不是情况说明中的余国华。将该份证据结合原告向贵院提供的2014年2月20日第三人恒杰公司给四被告的通知可见原告与第三人恒杰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的相关事实。对证据2中2012年11月28日和12月18日的出库单，蒋文梅、蒋文兵确实收到以上货物。此外，石向东仅仅是一个运输人员，其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对证据3庭审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笔录并不能证明蒋文梅、蒋文兵与原告发生了买卖关系。对于证据4证人证言自相矛盾纯属虚假证言，其既承认�告与其谈话录音的真实性也承认在本案所涉及的棉纱业务之前就在森兴公司门口碰到过蒋文兵，而且那一次的棉纱也是森兴公司的刘建康让他拉的，但在法庭作证时说认不得蒋文兵，且只给森兴公司拉过本案所涉及的两笔棉纱，显然与事实不符。此外，其声称刘建康告诉他是卖给蒋文兵的，但事实上在如皋法院审理的（2013）皋商初字第1341号案件中，原告出示的出库单显示的加工单位却是余国华。因此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证据5通知，三被告均已收到，且在2014年2月26日给予了书面的答复，该通知内容不实，且结合本案的其他相关证据能证实，第三人恒杰公司与原告存在恶意串通。
第三人恒杰公司未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
被告余国华、蒋文梅、蒋文兵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庭提交的证据有：
1、2012年12月3日蒋文兵向王金泉帐户存入10万元的凭�。
2、2012年12月14日余国华帐户转给吴长美的10万元对帐单，尾数04210的帐户是吴长美的。
3、2012年12月26日蒋文兵的帐户转给吴长美的14.3万元的银行对账单。
以上合计34.3万元，也就是本案讼争的14吨棉纱的款项。
4、吴长美、王金泉的婚姻登记资料，证明他们系夫妻关系。
5、原告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王金泉系原告公司股东。
6、如东县公安局的户籍资料。进一步证明王金泉、吴长美系夫妻关系。
7、2014年2月26日三被告共同给第三人恒杰公司一份涉及2014年2月20日第三人恒杰公司发出的通知的回复，明确告知第三人恒杰公司案涉棉纱，被告系从王金泉处购买，第三人发出的通知称该批货物系森兴公司所有不属实。
8、被告蒋文兵、蒋文梅与证人苏燕子的谈话录音，以证明苏燕子当庭陈述不属实。
9、2014年2月17日下午5时蒋文兵与本案第三人恒杰公司保管员即�案第三人恒杰公司委托代理人徐彬的谈话录音，证明徐彬明确表示他不知道也记不得本案所涉及的棉纱是谁所送。
原告森兴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供的所有证据真实性无法证实，不提任何异议。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提供证据是证明14吨棉纱确实收到了，并认为货是王金泉夫妻的，并不是原告公司的，被告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王金泉有自己的公司，所以被告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回执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的目的。对于与苏燕子以及徐彬的录音，根据证据法的规定，私自录音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应以证人当庭陈述的为准，而徐彬回答他对这份录音资料记不清楚，说明该份录音资料可能不是他本人的声音。
第三人恒杰公司对三被告提供的证据未提出异议。
第三人王金泉对三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第三人王金泉与被告蒋文兵、蒋文梅有多年的生意往来，王金泉是以个人名义与被告蒋文兵、蒋文梅做生意的，生意往来的汇款也不止这三笔。并提交了三被告向第三人王金泉汇款或转账的材料，证明2012年12月三被告汇款或转账有四笔，除三被告举证之外，有12月13日的汇款10万元。被告蒋文兵、蒋文梅与原告之间的生意与王金泉没有关系。由于王金泉与被告蒋文兵、蒋文梅业务往来时间较长，被告的转账是哪一笔往来王金泉没有告诉代理人，但是王金泉与被告蒋文梅、蒋文兵的交易一直是钱货两清，一般是王金泉将棉纱卖给蒋文兵、蒋文梅，然后蒋文兵、蒋文梅将款项打过来。
三被告对第三人王金泉举证证明2012年12月13日汇款1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
结合原、被告以及第三人的举证质证，本庭综合认定以下事实：第三人恒杰公司接受被告余国华的委托加工棉纱，第三人恒杰公司在货物浆纱后，分别于2012年11月28日、12月18日由被告蒋文梅、蒋文兵指派的运输人员即被告石向东拉至被告余国华、蒋文梅、蒋文兵处。又查，第三人王金泉系原告森兴公司股东，王金泉与被告蒋文梅、蒋文兵之间素有经济往来，2012年12月3日、13日、14日、26日蒋文兵、余国华向第三人王金泉分别汇款或转账10万元、10万元、10万元、14.3万元。2013年12月9日原告森兴公司曾诉至本院要求被告余国华、石向东给付货款351400元，后原告撤回起诉。2014年2月24日原告森兴公司再次诉至本院，要求被告余国华、蒋文梅、蒋文兵、石向东给付货款351400元。
审理中，应原告的申请对被告部分财产进行了诉讼保全。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森兴公司与被告余国华、蒋文梅、蒋文兵、石向东之间买卖14吨棉纱的合同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审理中原告主张与四被告发生了买卖关系，同时向法院提交了第三人恒杰公司的情况说明、第三人恒杰公司开具的出库单、被告在本院（2013）皋商初字第1341号案件庭审中的陈述以及证人苏燕子的证言等证据。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被告与原告交易时直接的原始凭证。从证人苏燕子的当庭陈述和被告蒋文兵、蒋文梅与其谈话时的录音内容看，证人的当庭陈述未能如实反映事实，存在主观推断，认为从原告公司仓库拉出来的货就是原告的，而在庭审前其在录音中陈述是其以前也从原告仓库内拉过货送到被告蒋文兵处，而原告陈述其与被告就是这两笔交易，其他没有往来，故对该证人证言难以采信。对于第三人恒杰公司2013年12月2日的情况说明，其中表述：“2012年11月24日如皋市东陈镇余国华向如东森兴木业有限公司购买40S纱7吨，2012年12月14日余国华又向如东森兴木业有限公司购买40S纱7吨”，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相关货物的所有人，且该说明中关于谁是购买人又与2014年2月20日第三人恒杰公司发给四被告的通知相矛盾，同时该情况说明中对所有人的认定与一般加工合同中委托加工人即为财产所有人不相符，可见该情况说明对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的成立不具有证明力。从具体商谈合同内容看，原告在本院（2013）皋商初字第1341号案件庭审中陈述：“审判员：原告，诉讼标的351400元，计算依据是什么？原代：14吨是确定的，双方约定25100元／吨。审判员：25100元／吨是如何约定的？原代：原告和余国华口头约定的。审判员：原告公司的哪个人和余国华谈的？原代：刘建康、王金泉、余国华都在场。”在本次诉讼中原告方陈述：“商谈是在交棉纱前几天，在森兴公司内，刘建康跟余国华商谈的，当时蒋文梅、蒋文兵都在场。其他没有人在场。没有书面合同，数量根据余国华的通知，单价是25100元每吨，送至南通市恒杰纺织品有限公司。被告从南通市恒杰纺织品有限公司将货拉回去后就给钱。”可见原告前后的陈述是不一致的。从交易习惯看，若原告与被告之间只发生了原告所诉称的两笔交易，之前并没有交易记录，也就是说双方在没有任何商业信誉记录的情况下，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且被告没有向原告付款情况下，原告将货物交付被告而不要求被告书写相关收货的凭证，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退而言之，按照原告所说被告从恒杰公司将货拉回去后就给钱，而从原告主张的事实看，第二笔交易�在被告从第三人恒杰公司将浆纱后的第一笔货物拉走之后第16日发生的，而被告此时并未打款给原告，在此情况下继续发货也不要求被告直接出具手续同样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被告余国华、蒋文梅、蒋文兵就其收到的货物系第三人王金泉所有并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初步证据，而第三人王金泉作为原告公司股东有能力也有责任提交足够证据予以否认被告的转账汇款非讼争的货款，可第三人王金泉却未能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在此情况下，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原告与四被告之间14吨棉纱买卖关系的事实难以认定。况且，本案中原告主张货物的价款，原告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是提交申请要求进行价格认证，即便原告要求价格认证也要在原被告之间买卖关系成立的基础上才能予以进行，故对原告要求对“40S棉纱”当时的价格进行认证的申请，本院碍�支持。综上，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予以证明，要求被告给付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森兴公司要求被告余国华、蒋文梅、蒋文兵、石向东支付351400元货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70元减半收取3285元，保全费2277元，由原告森兴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七份，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570元（该院开户行：中行西被闸支行户名：南通市财政局账号：47×××82）。
审判员 黄爱平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洪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