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河市民四终字第5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朝芳
委托代理人：覃健保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韦国德，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韦景平，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梁光荣，广西铁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覃朝芳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6日作出（2013）金民初字第305号民事判决。覃朝芳不服该判决，于2013年9月2日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潘嘉芳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谢永乐和李剑峰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11月12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书记员蓝苑榕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覃朝芳的委托代理人覃健保，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下称太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光荣、韦景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原告开始在被告太保公司从事保险营销工作，其保险营销区域范围为环江县。2009年2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为期一年的《个人代理保险合同》。2010年9月1日，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保险营销委托协议》。2011年1月1日，双方又签订为期一年的《保险营销委托协议》，同日，原告还在被告发放的“代理制保险营销员从业告知书”上签字。2011年3月29日，原告作为团队经理与被告环江支公司总经理黄军淋签订《2011年环江支公司经营目标责任状》。2011年12月13日，原告以被告未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和缴纳养老保险费为由，向被告提出辞职报告。同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对佣金进行结算，原告收取佣金后向被告立下收条，并在收条上声明与被告无任何经济关系。
另查明：原告1993年3月到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工作，1999年3月成为该公司的企业干部。2011年10月，原告向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递交“关于请求依法为其交纳各种社会保险的报告”，2012年4月20日，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答复原告，原告的养老保险金应当由保险公司支付。2013年5月1日，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内容为：覃朝芳系其公司员工，因体制原因，2002年起所有员工均下岗失业、自谋生活出路，并且从2004年元月起员工的养老金一直拖欠至今，单位的一切福利待遇均停止发放。
原告从被告公司“辞职”后，于2012年8月22日向河池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一、裁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为覃朝芳补交2002年10月至2011年12月的养老保险金；二、裁定太保公司向覃朝芳支付2002年至2011年共10年的经济补偿金，每年按最后工作年度月平均工资标准支付10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共计40728.70元，另按应该支付的经济补偿金额的50%支付额外补偿金20364.35元，合计61093.05元。该委员会于同年11月21日作出河劳人仲字（2012）12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覃朝芳的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1、关于原告与被告是否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问题。原告虽然到被告公司从事保险营销工作多年，但从其提供的“辞职报告”中可以看出，被告并不承认其是被告公司聘用职工，因此没有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金。从2009年开始，被告就与原告签订了《个人代理保险合同》，特别是2011年1月1日的“代理制保险营销员从业告知书”中的第一、二条已明确了代理制保险营销员是为被告公司销售保险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并收取佣金的个人。代理制保险营销员与被告签订的是保险代理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原告在该告知书上签名时，就应当知道其与被告只是存在保险合同代理关系，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的相关证据证明其在从事保险营销代理行为过程中，与被告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因此，对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2、关于原告的其他两项诉讼请求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鉴于本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并不属于劳动关系，原告其他两项诉讼请求自然就没有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覃朝芳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覃朝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判决“原告与被告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对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认定错误。本案现有的事实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且符合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1）上诉人符合劳动合同关系的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劳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业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业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上诉人是环江县糖业公司全员下岗职工之一，其起诉主体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2）上诉人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且事实上劳动关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法律特征的构成要件。根据国家劳动人社部（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可以对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责举证。”这是判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定标准。根据上述规定，对照本案的事实和现有的证据：（1）公司员工工资表；（2）公司员工补贴表；（3）员工过节费发放表；（4）上诉人以部门负责人的身份每年与被上诉人下属的环江支公司签订的经营责任状；（5）被告发给原告的工作牌；（6）上诉人获得被上诉人发给的忠诚员工状的荣誉证书。特别是在工资表中，明确清楚记录有工资组成情况，除了基本工资外、在工资表中还记录有职务工资、每年10元的工龄补贴，每月发给的电话费、每月出勤迟到扣的钱、每月加油补贴、每月的医药费补贴。这些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且符合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上诉人并不否认，上诉人的工资除了月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各种补贴外，还有一部分是是通过保险业务获得手续费，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下属环江支公司的创始人，在公司中既是管理人员，又同时是被上诉人下属环江支公司经理黄军淋一样，允许利用工作时间办理保险业务，并按保险业务提存获得报酬的工作人员。在2008年前，这些保险业务提存获得报酬是以手续费和奖金的形式发给上诉人的。2009年后，上诉人虽然按被上诉人的要求，每年除了继续签订经营责任状外，同时又与被上诉人签订个人委托保险代理合同。但是，上诉人的工资发放办法与2009年前的办法是一样的，实际上履行的是双方签订的经营责任状，工资发放的形式不按保险代理办法支付。此外，在《经营目标责任状》中，双方还约定对完成经营任务（履行工作职责），年终综合考核等级（职工考评），代理被上诉人对其他保险营销员进行管理（行使管理员工权力），行使人、财、物的经营决策权，制定奖罚措施，还约定上诉人对不关心职工、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给予警告、记过、解聘等处分（行使管理手段），等等。这些行为是履行了公司对职工的管理权，与委托代理保险合同无任何关联。试想，如果不是劳动合同关系，为何有工资收入，为何上诉人计算工龄有工龄补贴（每年给10元的工龄补贴），为何上班要记出勤迟到要扣工资，为何有电话补贴，为何有医药补贴，为何有油费补贴，为何工作绩实作为评奖、评优，作为职务提拔的依据，为何被上诉人把上诉人当作本公司员工，将其评比为被上诉人单位的忠诚员工，为何上诉人能以部门负责人身份与公司签订责任状，为何有被上诉人的工作牌，为何逢年过节与公司经理黄军淋一样发过节费？可见，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上诉人）与被告（被上诉人）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上诉入）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力，这一认定完全无视了本案客观事实的存在，判决认定“对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勿的结论是错误的。2、上诉人应当依法获得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10年时间，每年按最后工作年度月平均公司标准支付共10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共41740元，被上诉人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依法另按应该支付的经济补偿金金额的50%支付额外补偿金20870元，合计62610元。上诉人从2002年10月开始到被上诉人公司工作至2011年12月份，共有10年时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公司最后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2011年1月份4625元，2月份2413元，3月份2664元，4月份5604元，5月份3467元，6月份3842元，7月份3490元，8月份2560元，9月份10030元，10月份2053元，11月份和12月份8800元，12个月工资合计50088元，月平均工资4174元。根据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九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补偿上诉人10年工作期间共10个月工资41740元的经济补偿金。由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被拒绝，为此，被上诉人还应当按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十条规定，再额外支付50%的经济补偿金20870元。合计62610元。3、上诉人应当依法获得被上诉人支付带薪年假工资报酬23028元。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已经于2008年1月1日生效实施。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3条规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10年时间，每年应当有10天的带薪休假时间。从2008年-2011年4年时间，上诉人没有得到一天的带薪休息时间，4年时间上诉人应当享受40天的带薪年休假。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条规定，上诉人没有享受年休假的，被上诉人应当按上诉人每日工资的3000支付休假工资报酬。根据劳动部《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1条规定，职工的日工资为本人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即上诉人日工资为月工资4174元÷21.75天=191.90元。4年共40天×191.90元×3000=23028元。因此，请求：1、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2013）金民初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依法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2、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2年至2011年共10年的经济补偿金，每年按最后工作年度月平均工资标准支付10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共41740元，另按应该支付的经济补偿金金额的50%支付额外补偿金20870元，合计62610元；3、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4年年休假工资报酬23028元。以上第2、第3项合计人民币85638元。
被上诉人太保公司辩称：一、本案业经仲裁和一审裁判。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关系定性准确，责任确定合理，审理程序合法，判决合法合理，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求。仲裁和一审法院一致确认下列法律事实。1、被上诉人与覃朝芳不存在劳动关系，只存在劳务用工和支付佣金关系。覃朝芳是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在职在编国家干部，其劳动关系、工资福利关系、社会保障（保险）关系在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覃朝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来佐证其上诉符合劳动合同关系的主体资格，是断章取议，曲解法律，该司法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这里用词是“用工争议”，而不是象上诉人所写的“劳动争议”。用工争议和劳动争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用工争议属于劳务派遣性质，其劳动关系，工资福利等，属于派遣单位，不属于用人单位。覃朝芳在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当国家干部，是否下岗是否停薪留职没有证据证明，因此，对覃朝芳不能按下岗和停薪留职职工对待。覃朝芳从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到环江县承揽保险业务，作为第二职业，被上诉人与覃朝芳签订的《个人代理保险合同》、《保险营销委托协议》等合同，不是劳动合同，纯属商务、经济、代理的劳务合同。《代理制保险营销员从业告知书》已明确告知草朝芳：①代理制保险营销员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是代理合同不是劳动合同，保险公司不需承担代理制保险营销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女工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职金；②代理保险营销员可以个人名义参加上述保险并自行缴费。③代理保险营销员的佣金收入须缴纳个人所得税。上述告知书，覃朝芳本人签字“本人已经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对代理制保险营销员的性质，基本权利义务有了初步的了解。”上述白纸黑字清楚说明，覃朝芳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个人代理保险合同不是劳动合同，保险公司一是不承担覃朝芳的补缴养老保险；二是不承担覃朝芳的经济补偿金。本案仲裁和一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2、被上诉人与覃朝芳双方签订的《个人代理保险合同》、《保险营销委托协议》两份合同项下产生的工资表、经营责任状、工作牌、荣誉证书、考勤表等，属于被上诉人用工单位的管理业务，不能以此为由改变覃朝芳的国家干部身份，不能以此为由改变覃朝芳与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的干部（劳动）关系，不能以此为由让覃朝芳从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的国家干部过渡到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不能以此为由跨越国家法律让覃朝芳同时在与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和被上诉人存在两个劳动关系。3、环江支公司根据《个人代理保险合同》、《保险营销委托协议》支付给覃朝芳的是合同约定的手续费即佣金，不是用人单位支付给覃朝芳的劳动工资。覃朝芳自己也承认环江支公司支付的只是手续费即佣金。覃朝芳在收条上写道：“今收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环江支公司交来佣金8800元，今后与太保环江支公司无任何经济关系。”据此，覃朝芳与被上诉人只存在用工和支付佣金关系，不存存劳动关系。4、覃朝芳是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国家干部，不可能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法律对此有禁止性规定：①《国家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十四）从事和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它营利性组织兼任职务。”②劳部发（1996）355号《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六条明确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应通过招用职工备案，劳动合同签证等手段对用人单位新招职工的身份进行审查，对与原用人单位尚未解除劳动关系即到用人单位就业的职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予办理社会保险档案和基金的转移手续，并通报劳动监察机构进行查处。”覃朝芳尚未解除与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干部关系，不能与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和被上诉人同时存在两个劳动关系，这是法律明文禁止的。据此，覃朝芳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支付10个月经济补偿金6261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的用工和支付佣金关系己终止，不再存在任何经济关系。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求。二、覃朝芳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支付4年年休假工资报酬23028元，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覃朝芳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为环江具糖业烟酒公司的出纳员，她本人有条件有资格享受职工年带薪休假待遇。这个待遇是在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享有的，在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是不能享有的。覃朝芳告错了对象。根据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覃朝芳不是被上诉人单位职工，不能在被上诉人单位享受此项待遇。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请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合法合理，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全部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求，确保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覃朝芳与太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覃朝芳要求太保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1740元和额外经济补偿金20870元、4年年休假工资报酬23028元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围绕争议焦点，覃朝芳向二审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2007年到2009年覃朝芳与太保公司环江分公司经理黄军淋签订的《环江业务主管经营目标责任状》，证明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隶属关系，双方之间应是劳动关系；2、太保公司发给覃朝芳的工作证、荣誉证书，证明覃朝芳是太保公司的员工，双方之间应是劳动关系。对于覃朝芳举出的证据1，太保公司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2，太保公司也认为不能达到覃朝芳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覃朝芳举出的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2002年10月，覃朝芳开始在太保公司从事保险营销工作，其保险营销区域范围为环江县。从2007年开始，覃朝芳历年都与太保公司环江营销服务部（环江支公司）签订《经营目标责任状》，约定覃朝芳的工作职责及营销目标、待遇、权利义务、考核办法等。最后一次签订《经营目标责任状》的时间为2011年3月29日。
2009年2月12日，太保公司环江支公司与覃朝芳签订了为期一年的《个人代理保险合同》。2010年9月1日，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保险营销委托协议》。2011年1月1日，双方又签订为期一年的《保险营销委托协议》，同日，覃朝芳还在太保公司发放的《代理制保险营销员从业告知书》上签字。2011年12月13日，覃朝芳以太保公司未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和缴纳养老保险费为由，向太保公司提出辞职报告。同年12月29日，覃朝芳与太保公司对佣金进行结算，覃朝芳收取佣金后向环江支公司立下收条，并在收条上声明与环江支公司无任何经济关系。
离开太保公司后，覃朝芳于2012年8月22日向河池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一、裁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为覃朝芳补交2002年10月至2011年12月的养老保险金；二、裁定太保公司向覃朝芳支付2002年至2011年共10年的经济补偿金，每年按最后工作年度月平均工资标准支付10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共计40728.70元，另按应该支付的经济补偿金额的50%支付额外补偿金20364.35元，合计61093.05元。该委于同年11月21日作出河劳人仲字（2012）12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覃朝芳的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覃朝芳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覃朝芳1993年3月到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工作，1999年3月成为该公司的企业干部。2011年10月，覃朝芳向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递交“关于请求依法为其交纳各种社会保险的报告”。2012年4月20日，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答复覃朝芳，覃朝芳的养老保险金应当由太保公司支付。2013年5月1日，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内容为：覃朝芳系其公司员工，因体制原因，2002年起所有员工均下岗失业、自谋生活出路，并且从2004年元月起员工的养老金一直拖欠至今，单位的一切福利待遇均停止发放。
本院认为：调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既带有民法的私法性质，也带有社会保障法的公法性质，是公法和私法的结合，在体现前者方面，它尊重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在体现后者方面，它强调国家的调控与干预，以体现对某种秩序的维护和对某种权益的特殊保护。因此，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既要审查劳动合同的意思自治性，更要审查因意思自治而达成的劳动合同等协议是否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对劳动者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规定，如果违反，可依职权认定该协议全部或部分无效。
关于覃朝芳与太保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太保公司认为：双方签订的是《个人代理保险合同》，而且其在2011年1月1日向覃朝芳出具的《代理制保险营销员从业告知书》中已明确告知覃朝芳“代理制保险营销员是为太保公司销售保险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并收取佣金的个人”这一内容，但覃朝芳没有异议，视为其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保险代理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因为任何法律都没有禁止委托代理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可以成立劳动关系，根据“法无禁止则自由”的原则，一旦保险代理人在执业活动中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具备了认定为劳动关系的特征，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就由委托代理关系转变为劳动合同关系。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太保公司与覃朝芳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具备情形之（一）；双方从2007年开始，历年签订的《经营目标责任状》规定了覃朝芳的业务指标、业绩考核标准、薪酬如何确定等对覃朝芳的管理措施，要求覃朝芳不但要严格遵守太保公司的规章制度，而且要管理好团队下的其他保险代理人并将管理成果作为业绩考评及报酬高低的依据，因而太保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覃朝芳，覃朝芳受太保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的是太保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具备情形之（二）；太保公司是一保险公司，其业务就是办理保险业务，而覃朝芳就是这一工作的直接实施者之一，故覃朝芳提供的劳动就是太保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具备情形之（三）。因此，本院确认覃朝芳与太保公司之间自2007年2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虽然太保公司认为不是劳动关系，且要求覃朝芳确认了他们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基于上文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是具备社会保障法特征的法律规范，因而当事人之间所确认的这一协议、自认违反该法的规定和原则，应当认定为无效。对于覃朝芳认为自其2002年10月进入太保公司工作至2011年12月离开太保公司期间双方一直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与主张，本院认为：由于覃朝芳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从2002年10月至2007年1月期间一直任太保公司环江营销销售部经理或负责人”这一事实，不具备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的特征和条件，故这一期间不宜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另外，对于太保公司认为“覃朝芳现在依然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糖业烟酒公司干部，不能与企业及其他单位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与主张，本院认为：对于类似覃朝芳的原企业干部，我区的企业根据《关于全区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工作的指导性实施意见》（桂办发（2000）22号）第二部分第（四）小节第2点“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不再套用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部级别，取消‘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机制”的规定，企业基本上将他们的身份全部转变为“工人”或“职工”身份，用签订劳动合同来实现对他们的管理，而覃朝芳原所在的企业也是如此管理，直至最后的经营不善，全员下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业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业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的规定，覃朝芳从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下岗后，可与太保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因此，太保公司认为覃朝芳还是环江县糖业烟酒公司的干部不能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理由与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覃朝芳要求太保公司支付经济补偿41740元和额外经济补偿20870元、年休假工资报酬23028元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问题。
首先是经济补偿问题。虽然本案是覃朝芳主动辞职，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和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太保公司应当向覃朝芳支付经济补偿。从2007年2月覃朝芳作为团队经理与太保公司签订《经营目标责任状》开始至2011年12月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形成劳动关系的年限是5年，太保公司应当向覃朝芳支付5个月的经济补偿。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证实：覃朝芳在太保公司获得的佣金，既包含基础工资、奖金、工龄（司龄）工资、职务补贴，又包括业务提成，依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覃朝芳获得这些收入，都应当视为覃朝芳从太保公司获得的工资。根据覃朝芳的工资卡记录，结合对太保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及太保公司在《关于覃朝芳2011年10月、11月〈佣金支付表〉的背后同时有2011年10、11月份〈工资表〉的情况说明》中的自认，覃朝芳与太保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工资为：2011年1月份4615元，2月份2413元，3月份2664元，4月份5604元，5月份3467元，6月份3842元，7月份3490元，8月份2560元（1547元＋1013元），9月份10031元，10月份2153元，11月份和12月份8800元，合计49639元（覃朝芳上诉主张是50088元，但由于有几个月的数据罗列错误，采用正确的数据计算的总额是49639元），月平均工资4137元（由于总额改变，所以月平均工资既不是覃朝芳一审主张的4072.87元，也不是其上诉主张及太保公司认可的4174元）。则太保公司应当支付给覃朝芳的经济补偿为20685元（4137元／月×5个月）。太保公司认为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给覃朝芳的辩解理由与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覃朝芳要求太保公司支付10个月经济补偿的上诉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
其次是额外经济补偿的问题。在本案中，太保公司认为其与覃朝芳之间存在的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所以无需向覃朝芳支付经济补偿，这仅是基于对相互间的法律关系认识不同的前提下的行为，既与原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拒绝支付行为的性质不同，也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延迟支付应当惩罚的行为，因而太保公司无需向覃朝芳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
再次是覃朝芳的年休假工资报酬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精神，因为覃朝芳的考勤记录等是由太保公司掌握的，太保公司不能举证证明从2007年2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已经休过了带薪年休假，则应视为覃朝芳未得休带薪年休假，太保公司应支付覃朝芳应当享受的带薪年休假的工资报酬给覃朝芳。覃朝芳与太保公司形成劳动关系的年限为5年，依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覃朝芳应享受5天／年的带薪年休假，5年之中，覃朝芳应当可以享受25天（5天／年×5年）的带薪年休假。由于当事人不提供覃朝芳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的当年的工资，应参照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来计算覃朝芳的薪年休假工资报酬：4137元／月÷30天×25天＝3447.5元。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覃朝芳的上诉请求，依法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参照《关于全区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工作的指导性实施意见》（桂办发（2000）22号）第二部分第（四）小节第2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3）金民初字第305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覃朝芳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自2007年2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三、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诉人覃朝芳支付经济补偿20685元；
四、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诉人覃朝芳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3447.5元；
五、驳回上诉人覃朝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共计20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中心支公司负担。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嘉芳
审判员 谢永乐
审判员 李剑峰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蓝苑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