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42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雄，男，197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陇兰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路82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陕西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陕西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立雄因与被上诉人西安陇兰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陇兰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6)陕0104民初5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立雄、被上诉人陇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冯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立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孙立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陇兰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孙立雄以22万元价格购得陕Ａ×××××号富康出租车，于2010年3月12日出资12.5万元更新为比亚迪陕Ａ×××××号出租车，又于2015年出资2万元更新为比亚迪陕Ａ×××××号出租车，自购得陕Ａ×××××出租车起其一直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也承担了车辆经营期间的出资和各项费用。陇兰公司对其所经营出租汽车行使收取服务管理费、代为收取国家税费等服务管理活动，系其自主经营的出租汽车的服务管理方；原审法院违反程序，其于一审开庭前提交二组证据，陇兰公司进行了质证，但原判决未对上述证据进行认证，亦未对是否采纳及相关理由进行陈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其认为诉争出租车经营权的归属不应依据陇兰公司的从业资质予以认定，诉争出租车相关登记系因行政管理需要进行的商事登记，不能确认民事权利归属，其自2005年3月出资支付购买车辆对价时已享有该车经营权，2015年3月出租车更新，经营权延续至诉争车辆，由其继续有偿使用，陇兰公司未向其支付取得诉争出租车经营权的对价，其亦未放弃该民事权利，其从未承包过陇兰公司出租汽车，一直是诉争出租车的实际经营者，其与陇兰公司之间不存在出租汽车承包合同关系。单车承包合同系陇兰公司便于管理其经营而设计，被重复使用，属于格式条款合同，其实际出资更新购车，系诉争出租车的实际所有权人，相关证照虽登记在陇兰公司名下，但陇兰公司仅是名义所有权人，其与陇兰公司之间不存在承包关系，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此事实。一审法院将涉案出租车的机动车所有权拆分为车辆财产价值和专属牌照，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没有法律规定将出租汽车牌照单列为特殊牌照，车辆悬挂出租汽车号牌依法通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领取登记证书后，仍为机动车所有权，出租汽车牌照不等同于出租汽车经营权，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裸车财产价值”或者“残值”均与物权法定原则相悖。动产物权交付时发生效力，登记不是确认物权归属的依据，且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所有权登记，车辆登记名义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应确定实际出资人为车辆的所有权人。出租汽车经营权的权利性质为租赁性质的经营使用权，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出租汽车经营权属于财产性民事权利，不能独立于车辆使用，出租汽车经营权的权利客体的产生、变动和灭失与机动车所有权具有可分离性，但出租汽车经营权的使用不能和机动车所有权分离，出租汽车经营权客体的使用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能独立于车辆即机动车所有权发包和承包，其在市场上购买出租车的行为，具有取得该出租车机动车所有权和受让享有该车经营权的意义。
陇兰公司辩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应得到维持，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经营权等专属权利无疑由陇兰公司所有和享有，讼争车辆由陇兰公司全额出资购买，办理机动车登记证和行驶证，且其作为涉案出租汽车经营权唯一被许可人，从未将该权利转让给任何人，亦未办理过该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手续，其与孙立雄之间只存在出租车单车租赁合同关系，不存在管理服务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租赁协议》，该合同租赁标的物系涉案出租车，该车为陇兰公司所有车辆，系“公户车”。孙立雄主张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第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出租汽车不同于一般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其出租汽车经营权是基于政府特殊经营许可取得的权利，本身客体并非特定的物，不适用物权法，物权法仅解决一般物的归属及利用关系问题，不解决特许经营问题及承包经营合同问题。综上，孙立雄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孙立雄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孙立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定AU3299号牌出租车的所有权归其所有，陇兰公司配合其将陕Ａ×××××牌出租车的相关登记变更至其名下；2、本案诉讼费由陇兰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陇兰公司系取得相关许可经营出租客运的企业。2015年3月31日，经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登记，陇兰公司取得陕Ａ×××××出租车机动车所有权证、机动车行驶证，该车道路运输证、经营权均登记在陇兰公司名下。2015年4月2日，孙立雄（乙方，承包人）与陇兰公司（甲方）签订《出租汽车经营承包合同书》，约定：2、承包标的：甲方全额投资购置符合本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部门要求营运手续齐全有效、营运附属设施符合行业标准的比亚迪F3出租车一辆，车牌号：陕Ａ×××××、发动机号：43G1A1096、车架号：LGXC16AF1F0038283，车辆登记日期2015年4月2日，随车配有车辆行驶照、营运证件、营运标识、营运附属设备以及随车工具等；3、本合同解除或者终止时，乙方需于解除或终止日当天10时前将承包标的已交给甲方，由甲方验收后收回；承包期限自2015年4月29日至2020年3月30日10时止；5、承包金额、收缴方式以及构成项目，乙方每月向甲方交纳月承包金为5099元，乙方在订立本合同时交纳首月承包金后，应于每月30日向甲方交纳次月承包金，并于当日16:时之前，到甲方指定收款单位或者地点交纳。关于权利义务，双方约定，甲方拥有对承包车辆的所有权和出租汽车经营权，以及由此产生的经营管理权、发包收益权和处分权等；乙方拥有承包车辆的营运服务权、自主营运获取承包收益权。双方同时约定，合同履行期届满，即告终止，乙方向甲方交回承包车辆、车辆牌照、营运证件、营运标识、营运附属设施设备以及随车工具等物品（以附件《交接清单》为准），并经甲方验收、确认后收回。合同签订后，孙立雄即开始承包经营陕Ａ×××××出租车至今。
审理中孙立雄称，2005年3月9日，孙立雄以22万元价格购得陕Ａ×××××号富康出租车，于2010年3月12日出资12.5万元更新为比亚迪陕Ａ×××××号出租车，又于2015年以押金2万元更新为陕Ａ×××××号出租车，购车发票上购货单位是陇兰公司的名字，车的发票交给陇兰公司，陇兰公司给办理的相关登记手续，车辆现由孙立雄实际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表现为对不动产和动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机动车牌照是依附于车辆本身的一种身份识别标识。而对于出租汽车来说，除了裸车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即经营权是由出租车行政管理机关审核批准，特定许可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性车辆的资格，它由特定行政机关许可，并有一定许可经营期限。孙立雄作为涉案出租车承包经营者主张该辆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经营权归其所有，是将涉案出租车裸车的财产价值与出租车经营权共同作为物权的权利客体，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陇兰公司取得出租车经营权后，在许可经营期限内从事经营活动，是其参与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以承包经营的方式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双方形成承包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受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本案中，孙立雄、陇兰公司签订了车辆承包合同，双方存在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审理中孙立雄提出承包合同是无效的，认为承包合同的性质不能单从合同名称上予以定性，根据合同具体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判定，双方成立的是服务管理关系。一审认为孙立雄对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仅对承包合同的性质存在争议，该争议应由合同法进行调整，这并不构成其对涉案出租车所有权归属的抗辩理由。
关于孙立雄诉称车辆经过几次更新，但车辆均是自己出资购买，认为“谁出资，谁所有”，由此推定本案争议的出租车应归其所有的诉请请求，“谁出资、谁所有”并非我国法律规定确定物权归属的唯一原则，出资仅是事实行为，确定所有权还应考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陇兰公司提交的证据，孙立雄仅是涉案出租车的承包人，陇兰公司取得了涉案出租车的行驶证、经营权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购买车辆的发票记载的购买人为陇兰公司，故涉案出租车应归陇兰公司所有。作为物的机动车车辆本身，经过承包期内使用消费后，承包期限届满，该车辆的残值应当按承包合同约定处理或者另行处理。综上，孙立雄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立雄要求确认陕Ａ×××××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归其所有、将陕Ａ×××××号出租车的登记变更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孙立雄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孙立雄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调取涉案陕Ａ×××××号出租车更新上牌时（机动车行驶证上的登记时间），各企业向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递交的出租汽车上户申请表。二审庭审中，陇兰公司提交了陕Ａ×××××号出租汽车《西安市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新车上户审批表》，孙立雄对此不予认可，要求调取车管所上户原始资料等材料。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属问题。
涉案车辆为出租汽车，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但出租车除了裸车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经营权的取得须经特定行政机关予以审批许可，并颁发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是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均为出租车公司，结合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均登记或开具为陇兰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出租车公司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
鉴于出租车辆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故每次新车上户亦须经营者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孙立雄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特定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涉案车辆经营权证书可以反映出陇兰公司为经营企业（经营者），同时孙立雄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孙立雄关于其拥有此前车辆经营权、现涉案车辆经营权系其此前拥有的经营权延续而来之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出租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承包经营方式与孙立雄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车辆承包给孙立雄营运，双方形成承包法律关系，孙立雄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承包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陇兰公司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关于孙立雄申请本院调取的新车上户申请表及车管所的上户原始资料等材料，均系出租车经营企业在申请办理经营权证书和道路运输证等手续过程中向特定行政机关提交的资料，不能作为最终确认现涉案车辆经营权归属的依据。特定行政机关对相关资料审核后，以颁发经营权证书的形式批准确认经营权主体，孙立雄所要求调取的资料不足以对抗特定行政机关核发的经营权证书。因此，孙立雄申请调取的资料，已无调查收集之必要，对于孙立雄的上述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孙立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孙立雄已预交，由孙立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琪
代理审判员 师 婷
代理审判员 同江龙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书 记 员 邢尖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