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民再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贺艳，女，汉族，1970年5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进，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严嗣杰，男，汉族，1958年3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进，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于静，女，汉族，1960年1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大伟，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欣，女，汉族，1981年8月17日出生，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现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泓敏，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贺艳、严嗣杰因与被申请人于静、周欣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终字第6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川民申字第240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贺艳、严嗣杰的诉讼代理人唐进、王强，被申请人于静的诉讼代理人郭大伟，被申请人周欣的诉讼代理人李建、黄泓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艳、严嗣杰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为贺艳没有支付相应对价，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非正常交易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房屋实际是严嗣杰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系贺艳与严嗣杰共同共有，且上述购房款与于静对周欣的债权无关。案涉房屋虽然登记在周欣名下，但是由贺艳与严嗣杰夫妻共同财产购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案涉房屋依法归贺艳与严嗣杰共同共有，依法享有房屋的所有权。2.周欣为了弥补对贺艳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同意将案涉房屋以抵债的方式归还至贺艳名下，是周欣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在现实生活中，男女朋友间借款的行为普遍存在，借款关系成立之时一般不会保留相应的书面证据。而且周欣在2014年9月22日出具的《调查取证申请书》中明确表示：“其与严嗣杰关系特殊，资金的往来从不需要形成书面借、欠条”。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推断严嗣杰与周欣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与生活常理相悖。退一步讲，严嗣杰与周欣即使在款项往来时无借款的合意，但是周欣向严嗣杰之妻贺艳出具欠条之时，双方就该款的性质（借贷）及偿还金额达成一致，属于事后的追认。欠条系周欣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因此周欣愿意将房屋过户至贺艳名下，合情合理。对于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269.1万元，因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房屋过户的需要，其交易金额不是贺艳取得案涉房屋的对价。在本案中，仅贺艳代周欣提前归还的银行抵押贷款就达564.3402万元。加上欠款2600万元，共计3164.3402万元是贺艳实际支付的金额，已达到房屋价值的72.58%。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二审法院认定的涉案房屋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低价转让涉案房屋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周欣归还房屋的行为未损害于静的债权，且周欣与于静的债权债务关系虚假。1.于静在一审和二审中均未举证证明归还房屋的行为对其债权造成损害的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当依法驳回于静的诉讼请求。2.周欣长期接受严嗣杰的巨额财产，而且有案涉房屋租金收入，其大量举债不合常理，于静与周欣在2013年7月11日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达成了民事调解书，由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认定周欣欠于静700万元。这是周欣与债权人恶意串通虚构债权债务，以此争夺案涉房屋。（三）二审判决认定贺艳取得涉案房屋时有主观恶意不当。1.涉案房屋为贺艳和严嗣杰共同财产购买，严嗣杰隐瞒贺艳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周欣名下。周欣明知严嗣杰已经结婚仍长期与其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违反公序良俗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观，主观存在恶意。后周欣在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情况下，主动将房屋归还贺艳是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依法应当予以保护。2.贺艳接受涉案房屋完全合法，严嗣杰从与周欣交往期间向周欣转款4000多万元，该财产全部为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也是该款项购买。周欣出具《欠条》本意在于归还属于贺艳所有的房屋，以《欠条》的形式确认其将涉案房屋归还以后，其与贺艳、严嗣杰之间债权债务消灭。因此，贺艳接受本属于自己的房屋并不存在恶意。（四）二审法院肆意曲解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关于撤销权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已经明确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1.本案中，于静对周欣享有债权为700万元及本金逾期利息，2014年已经受偿228.8104万元，剩余债权为500万元左右，而涉案房屋评估价值高达4000多万元，每套涉案房屋价值大约1000余万元。于静撤销权主张的债权连一套房屋的价值都不到，而且二审判决撤销四套房屋，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主张的债权，依法应当撤销该项二审判决。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撤销权的范围已经有明确的规定，法官在审判中应当严格按照该规定适用，无权解释该法律，解释法律的权限不在于法官。
被申请人于静辩称，于静与周欣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是真实合法的，应受法律保护，周欣转让房产的行为构成了合同法规定的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贺艳是明知周欣存在重大债务的情况下，低价受让周欣的房产。据此，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被申请人周欣辩称，二审法院认定贺艳未支付相应对价，存在主观恶意的事实正确。2600万元的《欠条》并非周欣的真实意表示，周欣与贺艳之间没有借贷法律关系。二审法院就撤销权范围适用法律正确。
于静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周欣与贺艳于2013年1月24日、2013年3月10日签订的四份房屋买卖合同，由周欣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必要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17日，于静与周欣及其之子严盛、严茂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于静购买严盛、严茂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东坡路777号水印长岛.浣谷2栋6号住宅及1栋负一屋14、15号车位，当日，于静向周欣支付购房款定金50万元，2012年11月7日，于静向周欣支付购房款650万元。2012年11月7日，于静与周欣因故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因退款事由发生争议，2013年7月11日，经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调解确定，周欣、严盛、严茂于2013年7月22日前向于静付清本金70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从2012年10月31日起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013年7月2日，周欣以经济困难为由与成都芝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商购买其公司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东坡路777号水印长岛.浣谷2栋6号住宅及1栋负一屋14、15号车位退还公司，公司退还周欣购房款556万元，车位价款60万元，共计616万元。因周欣未按约定向于静支付调解书中所确定的款项，2013年7月23日，于静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并对该退房款进行了保全。2014年，于静在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执行款项人民币228.8104万元。另查明，2007年9月28日，周欣与成都市金港房屋开发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周欣购买成都市金港房屋开发公司建设的一品天下A区商品房，建筑面积共995.73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18506万元，总金额人民币1180万元。购房款系严嗣杰出资。2010年1月19日，周欣将上述购买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2)1层建筑面积272.65平方米、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3）1层建筑面积279.55平方米、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0）1层建筑面积237.04平方米、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1）l层建筑面积206.49平方米的四套商业用房登记在其名下。又查明，2008年至2013年期间严嗣杰向周欣银行账户转款、汇款共计人民币3516万元。其中2009年至2013年期间严嗣杰向周欣账户汇款人民币2316万元。2013年1月21日，周欣向贺艳出具《欠条》载明“本人周欣2009年以来借贺艳现金累计人民币贰仟陆佰万元整（2600万元），现本人无力偿还，用金牛区××天下大街××号1层（房权证监证字第××号）、159号1层（房权证监证字第××号）、161号l层（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过户更名至贺艳用于归还借款，过户费由贺艳承担，过户后与贺艳无任何债权债务”。2013年1月24日，贺华作为贺艳的代理人与周欣签订了三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分别将周欣名下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2)1层建筑面积272.65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以人民币73.6155万元、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3）1层建筑面积279.55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以人民币75.5万元、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0)l层建筑面积237.04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以人民币64.1845万元的价格卖给贺艳，2013年1月29日，三套房屋过户至贺艳名下。2013年3月2日，贺艳代周欣提前归还了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1）商业用房在中国工商银行的房屋抵押贷款人民币564.3402万元。2013年3月10日，贺华作为周欣的代理人与贺艳签订了一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周欣将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权1563831）1层建筑面积206.49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以人民币55.80万元的价格卖给贺艳。该套房屋于2013年3月13日过户至贺艳名下。再查明，严碧君（严嗣杰曾用名）与贺艳于1991年2月登记结婚，双方系夫妻关系。严盛、严茂的常住人口详细信息中载明监护人l系周欣，监护关系为母亲，监护人2系严嗣杰，监护关系为父亲。还查明，经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公证处公证，周欣的其他债权人有刘安、陈修洪、岑淑芝、邓向华、康涛、陈强。经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调解确认，周欣偿还康涛借款本金人民币550万元，偿还刘毅借款本金人民币33万元，偿还邓向华借款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偿还陈强借款人民币38.60901万元，判决确认偿还陈强借款人民币6万元；经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调解确认，偿还刘安借款本金人民币400万元，偿还陈修洪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经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公证，刘毅可持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欣人民币200万元借款。上述借款部分确定了利息及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债权人岑淑芝、陈修洪、刘安、刘毅、邓向华、陈强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债权人岑淑芝受偿人民币65.3744万元、陈修洪受偿人民币65.3744万元、刘安受偿人民币130.7488万元、刘毅受偿人民币76.1612万元、邓向华受偿人民币49.0308万元。
在一审法院审理中，于静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对涉案的四套房屋进行评估，一审法院委托四川大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贺艳名下四套涉案房屋2013年2月1日的价值时点进行评估。2014年7月29日，经四川大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权××）建筑面积272.65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4.378万元。总价人民币1193.66万元、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权××）建筑面积279.55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单价每平方米人民币4.378万元，总价人民币1223.87万元、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权××）建筑面积237.04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单价每平方米人民币4.378万元，总价人民币1037.76万元、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权××）建筑面积206.49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单价每平方米人民币4.378万元，总价人民币904.01万元，四套房屋合计总价为人民币4359.3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于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于静负担。
于静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于静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引见用由周欣、贺艳、严嗣杰负担。
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08年3月7日，周欣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62×××87的银行卡向严嗣杰转款200万元。2013年1月31日，严嗣杰向周欣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43×××29的账户转账36万元。2009年6月15日、6月16日、7月21日，周欣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43×××29的卡号向成都市金港房屋开发公司转账合计17036116元，用于支付其购买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权××）、××天下大街××（权××）、××天下大街××（权××）、××天下大街××（权××）××套商业用房购房款。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少民终字第217号民事判决确认：严茂、严盛与严嗣杰存在亲子关系。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本案中，于静作为周欣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满足于三个条件：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只有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人民法院才可以撤销。具体到本案形成四个争议焦点：一、涉案房产转让价格是否合理。周欣与第三人贺艳进行房产交易，签订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提交房管部门备案，约定四套房屋总价款共计269.1万元，该价格明显低于房屋最初的购买价格，贺艳辩称实际系以四套房屋抵偿周欣向贺艳的借款，提供的主要证据为2013年1月21日周欣出具的《欠条》和严嗣杰向周欣的转款，其中《欠条》载明周欣2009年以来借贺艳现金人民币2600万元，一审查明2009年至2013年期间严嗣杰向周欣银行账户转账、汇款2316万元，但应扣减出具《欠条》之后即2013年1月31日严嗣杰向周欣转账的36万元，所以2009年至出具《欠条》之前严嗣杰向周欣通过银行转账、汇款共计2280万元。贺艳根据《欠条》和上述转款依据与周欣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关系，是否为四套房屋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是认定本案涉案房产转让价格是否合理的关键。首先，上述转账金额2280万元与《欠条》载明的借款2600万元金额不一致，尚有320万元的差距，贺艳未作出合理说明；其次，贺艳与周欣之间并无直接款项交付的行为；第三、在2009年期间，严嗣杰与周欣系男女朋友关系，并共同育有二子，贺艳、严嗣杰未举证证明严嗣杰与周欣间有借贷关系的合意，从贺艳举证的2009年6月15日、6月23日严嗣杰通过成都银行向周欣转账2020万元的电汇凭证看，款项用途显示为“个人往来款”，也不能证明系借款法律关系。综上，严嗣杰向周欣的转账不能认定为周欣向贺艳的借款。严嗣杰向周欣转账的行为是否系未经贺艳同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系严嗣杰与贺艳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贺艳主张与周欣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仅有《欠条》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周欣交付2600万元借款，贺艳与周欣之间借款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其主张以房抵债的事实缺乏相应的基础。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后，贺艳仅代周欣提前归还了163号房屋抵押贷款564.3402万元，贺艳支付的对价不仅低于房屋购买价，更远低于四套房屋的评估总价4359.3万元，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低价转让的非正常交易。二、涉案房产转让是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本案于静对周欣的借款形成于2012年，周欣与贺艳在2013年1月24日、3月10日将四套房屋过户到贺艳名下，该行为发生在于静的债权后，且于静的债权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仅执行228.8104万元，其余债权因周欣无偿还能力未能得到清偿，该涉案房屋的转让已经对债权人于静造成损害。三、第三人贺艳是否存在主观恶意。从房屋转让的时间节点看，签订四套房屋买卖合同前周欣已对外负有大量债务，且债权人的关系及房屋交易的过程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期间，贺艳与严嗣杰系夫妻关系，周欣与严嗣杰系男女朋友关系，其中前三套房屋贺艳的姐姐贺华作为贺艳的代理人与周欣签订三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163号房屋贺华又作为周欣的代理人与贺艳签订了《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且四套房屋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以后，贺艳仍然持有周欣书写的《欠条》原件，不符合常理；从房屋买卖合同交易的真实性看，双方提交房管局备案的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评估价格，且根据前述分析，贺艳举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为购买四套房屋买卖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贺艳与周欣之间的房产交易行为不符合一般市场交易的常态。因此，贺艳在涉案房屋交易中应存在主观恶意。四、关于撤销权行使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针对贺艳辩称于静的债权与四套房屋之间的差额巨大，于静的诉讼请求超出了依法享有的债权金额。由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对象是债务人的行为，实践中债权人请求撤销的债务人的行为在内容上不可能恰好符合债权的数额，被撤销的行为指向的标的额可能小于债权人的债权数额，也可能大于债权人的债权数额。虽然于静尚未得到清偿的债权总额低于案涉四套房屋的评估价，但本案中贺艳主张是以四套房屋一并用于抵偿债务，属于不可分之债，所以于静行使撤销权的对象指向的是周欣和贺艳之间以物抵债的行为，故于静诉请撤销周欣与贺艳之间签订的四套《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3）金牛民初字第6725号民事判决；二、撤销贺艳与周欣于2013年1月24日签订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房屋（权1563832）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于2013年1月24日签订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房屋（权1563833）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于2013年1月24日签订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房屋（权1563830）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于2013年3月I0日签订的位于金牛区××天下大街××号房屋（权1563831）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三、驳回于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周欣负担。
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审理的债权人于静诉债务人周欣及第三人贺艳、严嗣杰撤销权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满足于三个条件：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其转让财产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财产受让人对该财产的转让存有主观恶意。在本案中，于静作为周欣的债权人，行使其撤销权也应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人民法院才可以撤销。第一个条件是:周欣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案涉房产给贺艳。贺艳、严嗣杰在再审中主张，在其婚姻存续期间，严嗣杰向周欣转款4516万元，其中有1180万元为购买案涉房屋的购房款，贺艳代替周欣提前归还了其中一套案涉房屋的银行抵押贷款564.342万元。对此,周欣将案涉房屋转让给贺艳,贺艳、严嗣杰已向周欣支付了相应对价。根据原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证明，严嗣杰与周欣系非婚姻的男女朋友关系，且周欣为严嗣杰生有两子，严嗣杰与周欣虽在其这种关系的存续期间，严嗣杰虽有大量的资金转入周欣的账户，但无充分证据证明严嗣杰与周欣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借款关系，更无充分的证据证明严嗣杰的配偶贺艳与周欣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虽贺艳以2013年1月21日周欣向贺艳出具的欠条证明，周欣欠贺艳2600万元，但该欠条所载明时间和金额与原审查明事实与金额不符，且贺艳又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而贺艳也无证据证明其与周欣之间有借款2600万元的交付行为，故该欠条不能证明贺艳与周欣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至于严嗣杰向周欣转款的行为是否系未经配偶贺艳同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系严嗣杰与贺艳之间的关系，二审认定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正确。故贺艳主张与周欣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仅有欠条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周欣交付2600万元借款，贺艳与周欣之间借款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其主张以房抵债的事实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同时，贺艳与周欣进行房产交易提交房管部门备案的所签订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所约定四套房屋的总价款共计269.1万元,该价格明显低于房屋最初的购买1180万元的价格，而269.1万元的价款也无证据证明贺艳向周欣进行了支付。即使在再审庭中，周欣在转让案涉房产合同签订后，认可贺艳代周欣提前归还了163号房屋抵押贷款564.3402万元，其贺艳所受让的四套案涉房所支付的对价不仅远远低于房屋最初购买价，更远远低于四套房屋的评估总价4359.3万元，明显属于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的非正常交易。第二个条件是：其周欣与贺艳之间转让财产的行为对债权人于静是否造成了损害。由于本案于静对周欣的借款形成于2012年，周欣与贺艳在2013年1月24日、3月10日将四套房屋过户到贺艳名下，该行为发生在于静的债权后，且于静的债权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仅执行228.8104万元，其余债权因周欣无偿还能力未能得到清偿，该涉案房屋的转让已经对债权人于静造成损害。第三个条件是：受让人贺艳是否存在主观恶意。从房屋转让的时间节点看，签订四套房屋买卖合同前周欣已对外负有大量债务，且债权人纷纷向周欣主张债权；从双方的关系及房屋交易的过程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期间，贺艳与严嗣杰系夫妻关系，周欣与严嗣杰系男女朋友关系，其中前三套房屋贺艳的姐姐贺华作为贺艳的代理人与周欣签订三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163号房屋贺华又作为贺艳的代理人与周欣签订了《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且四套房屋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以后，贺艳仍然持有周欣书写的欠条原件，不符合常理；从房屋买卖合同交易的真实性看，双方提交房管局备案的四份《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评估价格，且根据前述分析，贺艳举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为购买四套房屋买卖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贺艳与周欣之间的房产交易行为不符合一般市场交易的常态。因此，贺艳在涉案房屋交易中应存在主观恶意。
对于撤销权行使的范围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虽然于静尚未得到清偿的债权总额低于案涉四套房屋的评估价额，但由于债务人周欣将案涉四套房屋一并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低价转让给贺艳，其转让行为已损害了债权人于静的合法权益，二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撤销周欣与贺艳之间签订的四套《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行为并无不当。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贺艳、严嗣杰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终字第659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廖 新
审判员 陈 红
审判员 张碧芳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