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云0112行初111号
原告刘兴叁，男，布依族，住昆明市五华区。
被告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潘开平，局长。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委托代理人：杨中民，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袁志钢，云南标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兴叁。
住所：昆明市官渡区。
第三人裴建春，男，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昆明市五华区。
第三人李艳兰，女，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昆明市官渡区。
原告刘兴叁诉被告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第三人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公司）、裴建春、李艳兰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依法追加了富士公司、裴建春、李艳兰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兴叁,被告委托代理人袁志刚、杨中民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富士公司、裴建春、李艳兰经本院依法送达应诉通知及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兴叁诉称，2017年3月，原告刘兴叁在接到红云办事处口头通知中得知，原告名下存在公司，不符合领取低保的条件，要停保。经原告向被告处查询得知，富士公司于2006年1月9日成立，股东为裴建春、李艳兰，该两人于2007年6月22日将富士公司变更为原告的一人公司，该变更登记使用的身份证为原告于2006年底丢失的第一代身份证。停发低保后，原告向被告多次反映，要求被告妥善处理，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赔偿因其造成原告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20000元。
被告市工商局辩称，一、被告的登记管辖符合法律规定。根据2005年12月1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富士公司在2006年1月29日注册成立时的登记机关是被告，因此，2007年6月22日，富士公司向被告提交变更登记申请，被告根据富士公司申请依法受理并办理相关事项的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规定。二、富士公司提交的变更申请材料齐全，被告为富士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是依法行政行为。根据2005年12月1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二条及《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富士公司在申请变更登记时向被告提交了符合法律要求的全部材料(详见《诉讼证据清单》的第三组证据),被告根据规定为富士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依法行政行为。三、被告已经依法尽到审慎义务，不存在过错。根据2005年12月1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五十二条及《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登记主管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性是否承担相应责任问题的答复》的内容、《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被告收到富士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材料后，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查，确认富士公司提交的材料齐全，内容和形式(格式)均符合规定（详见《诉讼证据清单》的第二组证据)以后，才给予办理相关事项的变更登记手续的。综上所述，被告在办理富士公司相关事项变更登记过程中，严格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过错。四、原告主张其第一代身份证在2006年底遗失且被富士公司盗用的说法无据可查，且与被告无关。原告该主张属于单方之说，无其他证据证明，并不可信。即便属实，其身份证被盗用及其前股东用于办理富士公司的相关变更登记，其责任也不在被告。若原告陈述属实并造成相关损失，也是富士公司及其前股东的行为所致。根据2005年12月1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应当向富士公司及其前股东主张权利。另，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精神损失费毫无法律依据。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富士公司、裴建春、李艳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被告市工商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二、营业执照，刘兴叁、裴建春、李艳兰的身份证，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原股东会决议，出资额转让协议，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登记表，股东决议，章程（修订稿），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情况，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聘用证明；三、收到材料凭据，缴费通知书。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无异议。对第二组中证据营业执照、身份证无异议，对申请表有异议，对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证据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原告刘兴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2、接待报警案件报警三联单；3、吸毒人员动态管控详细信息。
经质证，被告对告知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报警三联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吸毒人员动态管控详细信息无异议。
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第三人富士公司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档案中落款日期为“2007年5月14日”的《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稿）》第五页上“股东签名、盖章”处“刘兴叁”签名，加盖有“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公章印文的刘兴叁身份证复印件上书写的“刘兴叁”的签名的笔迹进行鉴定。鉴定部门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刘兴叁”的签名字迹均不是原告刘兴叁书写。此次鉴定鉴定费为人民币4800元。
经质证，原、被告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均无异议。
第三人富士公司、裴建春、李艳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视为对举证及质证权利的放弃。
本院对上述原告与被告提交证据认证如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规定，对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原、被告均无异议，故本院对《鉴定意见书》予以确认。该鉴定报告证实在该部分材料中，确实无“刘兴叁”亲笔签名，且上述材料中“刘兴叁”的签名亦不是其本人的签名。结合鉴定意见，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该部分证据材料不能证实材料为刘兴叁本人提交给被告办理工商登记的真实性材料，但确实是被告在进行登记时收到的相关材料，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系由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昆明市五华分局红云派出所及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永昌派出所分别出具，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6年1月19日，富士公司设立登记，股东为裴建春和李艳兰。2007年5月14日至2007年6月11日期间，被告收到申请人向其提交的刘兴叁、李艳兰、裴建春身份证复印件、《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原股东会决议》、《出资额转让协议》、《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股东决议》、《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稿）》《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情况》、《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等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申请的材料，经审核后于2007年6月22日核准同意第三人富士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第三人富士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为原告刘兴叁。本院委托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第三人富士公司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档案中落款日期为“2007年5月14日”的《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稿）》第五页上“股东签名、盖章”处“刘兴叁”签名、富士公司档案中加盖有“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公章印文的刘兴叁身份证复印件上书写的“刘兴叁”的签名的笔迹进行鉴定。2017年11月23日，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刘兴叁”的签名不是刘兴叁书写。被告为此次鉴定支出鉴定费人民币4800元。2017年4月13日，原告向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红云派出所报警，载明刘兴叁在2017年4月6日接到红云街道办事处通知其名下有注册公司，不给办理低保，才知身份信息被盗用。2017年5月8日，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出具《最低生活保障金停发告知书》，载明：刘兴叁持有企业股份，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和昆明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已不符合城市（农村）低保条件，自2017年5月1日起，停止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永昌派出所出具《吸毒人员动态管控详细信息》，载明:2007年3月6日至2008年10月6日11时16分期间在云南省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原告于2017年7月12日同时向本院提起请求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撤销违法注册的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其造成原告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20000元两案。后被告主动撤销原告作为第三人富士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公司行政登记，原告于2018年1月22日申请撤回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撤销违法注册的云南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系公民要求撤销公司工商登记而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及本院管辖。被告市工商局系第三人富士公司的登记机关，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刘兴叁系富士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认为被告的登记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其有权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错误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引起行政赔偿诉讼，登记机关与申请人恶意串通的，与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登记机关未尽审慎审查义务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登记机关已尽审慎审查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款的规定，被告在对第三人富士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中，未尽审慎审查义务，以虚假材料对该公司股东进行了变更登记，依法应对其登记予以撤销。同时，应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确定其登记行为对原告所造成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机关的违法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虽然原告已举证证实因此次工商登记而导致其被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停发最低生活保障费、其具有损害后果，但被告对该部分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在被告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时，依据被告所提交的相关的证据材料，符合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虽然在审查时未尽到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但原告对身份证保管不善丢失后，才导致他人利用其身份证件办理公司股东的变更登记，从而被停发最低生活保障费，原告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原告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与盗用其身份证件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侵权行为人有直接因果关系，实际侵权人应对原告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故原告因此次工商变更登记所产生的损害应向实际侵权人主张。综上，本院对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赔偿其因此次登记行为所产生的低保停发后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三人富士公司、裴建春、李艳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一款第（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兴叁的诉讼请求。
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会敏
人民陪审员 吴咏璇
人民陪审员 陆建树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苏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