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5民终16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彬，男，汉族，1965年7月8日出生，住安徽省宿州市泗县。
委托代理人：向世敏，安徽渊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保利，男，汉族，1953年5月14日出生，住浙江省长兴县。
委托代理人：李玉堂，长兴县金陵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张彬与被上诉人朱保利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522民初1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彬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保利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朱保利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张彬主张的合同法定、约定解除的条件并不成就，该租赁合同并不以张彬向朱保利送达终止告知函而解除”是错误的。双方的租赁合同已经于2015年11月5日的告知函到达朱保利时解除。1、单方的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而非请求权。张彬于2015年11月5日向朱保利发出的告知函的内容是明确的，解除合同的原因或条件已经成就：“在经营中，周边群众因环保原因投诉，码头无法使用，依据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在租赁期间遇国家不可抗拒的政策和特殊情况，双方需另行解决或终止合同。”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明确无误：“鉴于此为使贵方利益能保证，本人现将码头退还贵方，终止合同。”2、张彬提出解除合同的条件实际上已经成就，当地环保部门对张彬进行查处致使张彬不能继续生产经营，从张彬的角度来看，租赁朱保利的场地及吊机不能实现其经营目的，已经完全符合合同的第七条中的“特殊情况”。而一审中，朱保利在没有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该告知函的效力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朱保利在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否定告知函的效力是越权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曲解。无论一审法院认为张彬提出的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能成立，朱保利收到告知函后向人民法院起诉并请求确认该告知函的效力是必经程序。二、一审中，案外人陈金根明确说明在张彬发出告知函后，其在征得朱保利同意使用案涉码头，由此可知，朱保利用事实行为认可了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三、一审法院强制要求张彬履行合同，判决张彬承担直接给付27.5万元给朱保利的义务，缺乏公正性。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张彬使用朱保利的场地及吊机仅有三个月时间，即2015年8月4日至2015年11月5日，且实际已经支付租金10万元。本案从2016年3月15日朱保利的立案受理到判决的作出，张彬根本没有使用案涉码头。如前所述，张彬通过书面发送告知函的形式解除租赁合同，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张彬存在违约情形，张彬也不至于承担此后一直未予使用码头的全部租金。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强制履行成本过高的情形下，强制履行显然是非理性的选择。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违约方可以以承担违约责任的代价换取对合同义务履行的免除。在合同履行存在该条规定的情形时，作为违约方主张解除也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本案中，一审法院强加于张彬的合同代价解除的违约责任过大。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违约方不得解除合同的明确规定。在理论上讲，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按约履行合同除了囿于法律规定的约束外，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在一方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时，虽然有强制履行的制度设定，但强制履行显然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不自愿履行的情形。如果机械理解“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履行”，并一律排除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以绝对的强制对抗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在某些个案中必然会耗费极大的社会成本。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张彬承担27.5万元的全部租金，实质上是判定张彬已经实际使用了朱保利的码头，已经有悖诉讼经济原则。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情形下，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的权利不应完全予以排斥。本案中，双方因合作基础的丧失而引起的诉讼，已经造成了张彬的巨大浪费。
朱保利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张彬的上诉理由和事实均不能成立。1、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是关于场地和吊机的合同，双方已经明确约定承租人必须自觉做好保洁工作，达到环保的要求，即涉及到场地的环保是属于承租人自己分内的事情，承租人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知道要做好码头的环保及安全管理工作是承租人的义务。2、双方合同约定，租赁期间遇国家不可抗拒的政策和特殊情况，要求解除合同的，需要双方另行协商一致才可以解除，不能单方解除合同。张彬单方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不符合合同约定，故该租赁合同并不以张彬向朱保利送达了终止告知函而自行解除。3、张彬向朱保利送达告知函后，2015年12月7日张彬与谢某、陈金根等人前往张彬处协商减少租金的事宜，并未提出解除合同的事项。同年12月8日张彬尚在正常吊货运作，表明其仍在履行合同，对其告知函进行了推翻。2016年1月7日朱保利向张彬送达了催款函，张彬并未提出异议，证明其默认了自己履行合同的义务。
朱保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彬支付朱保利租金285000元；2、张彬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8月4日，朱保利与张彬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张彬租赁朱保利码头（面积约2000平方米）及吊机一台，并由朱保利提供办公室一间、厨房一间；场地周边琐事由朱保利出面帮助协调处理，张彬应做好保洁工作，保持天晴洒水，尽量减少扬尘，达到环保要求；因张彬货源属易燃物品，张彬应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否则后果由张彬自负；租赁期限为一年，自2015年8月4日至2016年8月3日止，全年租金为385000元，付款方式为于2015年8月4日支付100000元，于2015年11月4日支付100000元，于2016年2月4日付清余款；在租赁期间如遇国家不可抗拒的政策和特殊情况，双方需另行解决或终止协议，张彬在协议到期后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租赁权。租赁协议签订后，朱保利向张彬交付租赁物，张彬向朱保利支付100000元租金。2015年8月23日，双方达成补充协议一份，约定朱保利吊机交由张彬使用，租赁到期交还朱保利，租赁期间维修费用由张彬承担；吊机工资按每吨1元，清仓工工资按每船200元计算，由朱保利代为发放，清洁工由朱保利安排，张彬补贴清洁工工资每月1000元。2015年9月25日上午9时许，张彬使用码头吊装生物质原料，因该原料带有一定刺鼻臭味，且部分木屑散落于河道。长兴县环境保护局煤山分局对其进行了查处，并向张彬出具监察记录表一份，监察意见为：加强码头管理，装卸时杜绝跑冒滴漏，现场停止吊装带有臭味的生物质原料，妥善处置堆场内的生物质原料。2015年11月5日、6日，张彬向朱保利发函，告知朱保利：码头周边居民因环保问题投诉，码头无法使用，根据合同关于租赁期间遇国家不可抗拒的政策和特殊情况，双方需另行解决或终止合同的约定，现将码头退还朱保利，终止合同。2015年12月7日，张彬同证人谢某、案外人陈金根等一同前往朱保利处，经过协商，朱保利同意将码头年租金减少10000元，即375000元。2016年1月7日，朱保利向张彬邮寄一份催告函，要求张彬根据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履行合同义务并支付租金。双方就码头租赁纠纷事宜协商未果，故纠纷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在于认定该租赁合同是否以张彬于2015年11月向朱保利送达告知函而解除。张彬认为其受环保部门查处，属于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符合租赁合同中关于遇到国家不可抗拒政策和特殊情况终止协议的约定，故租赁合同自告知函送达朱保利时即予解除；而朱保利认为张彬经营需符合环保标准在租赁合同中具有明确约定，张彬因环保问题被查处非朱保利责任，张彬不可以此单方解除合同。本案中，张彬主张合同解除的依据主要为以下两点，其一为约定解除，即根据租赁合同第7条“在租赁期间如遇国家不可抗拒的政策和特殊情况，双方需另行解决或终止协议”，张彬因环保问题被查处并不符合该约定解除的条件，合同第2条约定张彬应自觉做好保洁工作，达到环保要求，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现张彬被查处系其吊装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原料，违反了租赁合同中关于环保要求的约定，张彬以此的违约责任不能归咎于朱保利；同时根据文义理解，合同第7条是对张彬租赁开始后国家法律政策颁布、变动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对张彬履约产生影响的约定，现张彬因环保问题被查处显然不符合该约定。其二为法定解除，即依据合同法九十四条第一款，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张彬因吊装带有刺激气味的原料，散落木屑于河道，系其主观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及环保标准，因违法行为被处罚并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综上而论，张彬主张的合同法定、约定解除条件并不成就，该租赁合同并不以张彬向朱保利送达终止协议告知函而解除，故一审对张彬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朱保利与张彬之间的租赁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租赁合同签订后，朱保利向张彬交付租赁物，即履行了自己义务，张彬应依照合同约定向朱保利支付租金。根据朱保利在庭审中的自认，其于2015年12月7日同意将租金调整为375000元，一审法院对该租金约定的变更予以认定。张彬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显属违约，应承担支付剩余租金275000元的民事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张彬支付朱保利剩余租金275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575元，由朱保利承担150元，张彬承担5425元。
二审中，张彬向本院提交了长兴县环保局煤山分局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张彬因为环保部门的责令查处后，因周边环境所限，没有能力再使用码头，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中的“特殊情况”，张彬使用租赁物的目的不能实现。朱保利经质证认为该证明不属于新证据，是无效的，张彬在一审期间已向法院提交了环境监察记录表，该证明与环境监察记录表是相冲突的，应当以环境监察记录表为准。本院经审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明缺乏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不予认定。
朱保利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张彬是否有权解除案涉合同。张彬就此问题提出两点理由，一是案涉合同的履行已经符合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遇国家不可抗拒的政策和特殊情况”之情形，二是违约方可以通过替代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解除合同。对于张彬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本院认为，双方的合同约定已经明确张彬必须自觉做好保洁工作，达到环保要求。因此，张彬在租赁码头时应当知道吊装原料须符合相关的环保标准，现张彬因吊装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原料而被查处，不属于“租赁期间遇国家不可抗拒的政策和特殊情况”。退一步讲，即使出现特殊情况，按照合同约定，“双方需另行解决或终止协议”，此时双方需要进行协商从而变更或解除合同，张彬并不享有单方解除权。对于张彬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合同出现违约行为，应当优先保护守约方的利益与选择权。本案中，作为守约方的朱保利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则作为违约方的张彬基于其违约行为应承担继续履行的相应合同义务。另，张彬上诉称使用朱保利的场地及吊机仅有三个月时间（2015年8月4日至2015年11月5日），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证人证言，张彬后续一直实际控制码头，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张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75元，由张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江啸啸
代理审判员 郑 扬
代理审判员 王丽慧
二〇一七年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