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常商终字第3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捷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永红街道宣塘村委宣盛路。
法定代表人张敏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婷，江苏德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琴。
委托代理人屠江南，江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州市捷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3）钟商初字第1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琴一审诉称：2011年5月6日，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勇向江琴提出要借款100万元，江琴遂按其指定向钱勇的个人银行卡汇款100万元，当时钱勇以捷达公司名义向江琴出具了借条。至2013年江琴急需用钱，遂向捷达公司提出要求还钱，钱勇便于2013年2月20日以捷达公司名义向江琴出具借条，言明结欠江琴100万元，并同时将原借条收回。后经江琴多次催要，捷达公司分文未还。江琴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捷达公司立即支付江琴借款本金10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捷达公司承担。
捷达公司一审辩称：1、江琴诉称的于2011年5月6日向捷达公司出借的100万元，系与钱勇个人之间的往来，与捷达公司无关。江琴将100万元汇入钱勇个人账户，并不能证明该100万元的用途是借款；即使是借款，江琴既未能证明钱勇是以捷达公司名义借款，也未能证明捷达公司对钱勇有过授权，更未能证明钱勇将该款用于捷达公司，故钱勇向江琴借款系其个人行为，应由钱勇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鉴于江琴于2011年5月6日汇入钱勇账户的100万元用途不明，且从2013年2月20日借条上看，该借条与2011年5月6日的汇款行为并无关联，江琴并无证据证明钱勇于2013年2月20日出具的借条系对2011年5月6日借款的确认。3、江琴提交的2013年2月20日的借条上加盖的捷达公司的公章系伪造，捷达公司公章上有数字编码，但该借条中捷达公司的公章确没有数字编码。综上，江琴应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承担举证责任，其以与捷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为由诉至法院，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捷达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且已将借款交付捷达公司，而江琴对此缺乏充分证据，请求法院驳回江琴的诉讼请求。
江琴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银行汇款凭证一份，证明2011年5月6日江琴汇入钱勇银行账户100万元。2、借条一张，证明2013年2月20日钱勇向江琴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江琴100万元，钱勇在借款人处签字并加盖了捷达公司印章。3、工商查档资料一份，证明2013年3月26日之前钱勇一直担任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捷达公司对江琴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江琴无法证明该100万元的用途系钱勇的借款或是江琴的还款；对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公章是假的，捷达公司没有收到过江琴的100万元，双方不存在资金往来。
捷达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一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捷达公司工商档案查询资料一份，证明江琴提交的借条上加盖的公章并非捷达公司在工商局登记备案的公章；2、常州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捷达公司于2001年3月9日刻制公章一枚（编号为：3204000017919），已在公安机关备案。江琴对捷达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其在向捷达公司出借款项时并不知道钱勇加盖的公章是假的，当时钱勇为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向江琴借款的行为应认定为公司行为，故捷达公司应承担向江琴还款的责任。
原审庭审中，江琴称，2011年5月6日钱勇以捷达公司名义向江琴借款100万元，用于捷达公司经营周转，同时钱勇向江琴出具了借条，并加盖了捷达公司公章。同日，江琴将100万元汇入钱勇指定的其个人银行账户。后江琴向钱勇主张还款，钱勇称没钱，江琴考虑到借款期限已近两年，担心借款会超出诉讼时效，遂要求钱勇对上述借款重新确认，钱勇便于2013年2月20日又出具了借条一份，并收回了原来的借条。2013年6月份左右，江琴因无法与钱勇取得联系，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捷达公司称，江琴在本案中提供的2013年2月20日的借条与2011年5月6日江琴汇入钱勇银行账户100万元款项之间并无关联，江琴、捷达公司之间并无实际的借款行为；钱勇作为与江琴直接发生借贷关系的借款人未到庭，故无法确认2013年2月20日的借条系钱勇书写的，也无法确认该枚假公章是否为钱勇私刻。但捷达公司并未申请对借条上钱勇的签名进行鉴定。捷达公司并陈述自2013年5、6月份开始出现钱勇以捷达公司名义借款、债权人起诉捷达公司的情况，捷达公司才开始找钱勇，但没有下落，钱勇与捷达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张敏玉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8年初离婚。
原审法院认为，捷达公司在原审第一次庭审对该张借条发表质证意见时称借条上捷达公司公章是假的，并未提到借条非钱勇本人出具，后捷达公司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向原审法院提交补充代理意见，才提到因钱勇下落不明，无法确认借条是否系钱勇出具，第二次庭审时捷达公司称上述借条内容与钱勇签名从字迹看也不是一人书写，但捷达公司并未申请对借条上钱勇的签名进行鉴定。根据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捷达公司应对借条上钱勇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承担举证责任，现捷达公司并未提出鉴定申请，结合捷达公司陈述的自2013年5、6月份以来，开始出现钱勇以捷达公司名义借款、债权人起诉捷达公司的情况，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借条上钱勇签名真实、有效，上述借条系钱勇出具。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捷达公司自1995年2月26日起设立，所属行业为道路运输业，许可经营项目为出租客运，法定代表人为钱勇，股东为钱勇、张敏玉。2011年5月6日，江琴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钱勇账户人民币100万元。2013年2月20日，江琴收到落款日期为前述日期、落款人为钱勇及捷达公司的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江琴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小写（￥1000000）。”借条上并加盖有捷达公司印章，但该印章没有数字编号，且存在明显缺口。2013年3月20日，捷达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并形成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敏玉的股东会决议，同时股东变更为张敏玉一人。2014年4月2日，工商局对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备案。
2014年5月26日，原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调取了（2013）武横商初字第0257号（案件名称：赵志刚与捷达公司、钱勇、张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关于捷达公司公章使用情况的相关材料，上述材料系（2013）武横商初字第0257号一案承办法官从工商局及运输管理部门（以下简称运管处）调取而来，其中从运管处调取的捷达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三份2010年、2011年捷达公司经营业户燃油补贴清算资金发放清单（填报日期分别为2011年6月10日、2012年3月5日、2012年6月7日）上加盖的捷达公司公章均没有数字编号，且公章上的缺口位置与本案借条上公章缺口位置大体一致。
原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在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调取的相关材料，可以证明捷达公司在实务中并非只使用其在公安备案的带有数字编号的公章，捷达公司作为经营出租客运业务的单位，其在运管处办理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上加盖的公章并没有数字编号，其日常使用的公章也存在没有数字编号的情形，可见捷达公司公章使用情况比较混乱，而江琴作为普通公民无法核实捷达公司公章具体使用情况，且当时钱勇系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琴有理由相信其出具借条时加盖的捷达公司公章是真实有效的，故原审法院对于江琴在本案中提交的2013年2月20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借条上载明“今借到江琴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小写（￥1000000）”，但此时江琴与捷达公司及钱勇均不存在资金往来，江琴称该借条是对2011年5月6日江琴向捷达公司出借100万元的事实进行确认，江琴系出于借款诉讼时效的考虑，要求捷达公司重新出具了借条，并提供了其于2011年5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款100万元给捷达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钱勇的银行转账凭证。原审法院认为，江琴的陈述符合日常生活中有关借款的操作习惯，具有合理性，且江琴也提供了借条及汇款凭证等证据，故原审法院对江琴的陈述予以采信。捷达公司辩称江琴汇款给钱勇的100万元用途不明，汇款凭证与借条之间不存在关联，捷达公司与江琴并不存在资金往来。因捷达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江琴汇款给钱勇的100万元系其他经济往来，故原审法院对捷达公司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江琴所举证据可以证明其向捷达公司出借100万元借款的事实，现江琴要求捷达公司向其归还借款100万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捷达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江琴借款本金100万元，及该款自2013年12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未按该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捷达公司负担，并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支付江琴。
捷达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江琴在一审时称与钱勇除本案100万元借款以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而2011年10月至2013年2月20日钱勇出具借条期间，钱勇已经向江琴归还23万元，若如其所言，则钱勇2013年2月20日出具的借条上所载的借款金额应为扣除已归还借款之后的剩余金额，不应为100万元。因此，仅凭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无法认定2013年2月20日借条是对2011年5月6日汇款行为的追认，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该两个法律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也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就2013年2月20日借条实际交付借款。2、上诉人无法对被上诉人与钱勇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调查取证，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被上诉人与钱勇之间的经济往来情况为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江琴答辩称：2011年5月6日江琴向钱勇出借100万元时，钱勇为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勇系以捷达公司名义向江琴借款。在2011年的借条中，双方约定利率为月息2分5，但实际上钱勇没有按约支付利息，而是按照年息20%在2011年5月至2013年2月期间支付利息23万元。到2013年考虑到要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江琴要求换借条，因捷达公司资金紧张，江琴要求把算至2013年2月20日的利息按照年息20%足额支付，其余利息不再主张，把本金归还就可以。因此，2013年2月20日的借条与2011年5月6日的汇款行为是有关联性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捷达公司为支持其上诉理由二审中提供：1、中国农业银行对账单一份，证明钱勇和江琴在2011年1月27日至2013年6月21日的资金往来情况；2、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江苏银行的对账单各一份，证明捷达公司于2011年至2013年与江琴没有任何资金往来，在2011年5月6日或2013年2月20日前后也未有100万元进入捷达公司帐户；3、现金往来账册两本，证明捷达公司2011年和2013年均没有收到本案借款。被上诉人江琴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2、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捷达公司是否收到钱勇汇入的100万元，不影响上诉人捷达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
被上诉人江琴为证明其答辩理由二审中提供：交通银行对账单一份，证明除本案100万元以外，江琴与钱勇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捷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二审审理中，本院根据上诉人捷达公司的申请，到中国农业银行清算中心调取了钱勇与江琴从2009年6月26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中国农业银行帐户往来清单10页。上诉人捷达公司、被上诉人江琴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钱勇和江琴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帐户的资金往来情况为，钱勇分别于2011年1月27日、2月19日、3月10日向江琴汇款2万元、2万元、1万元，以上合计5万元。2011年5月6日，江琴向钱勇汇款100万元。钱勇分别于2011年10月25日、11月7日、2012年2月6日、3月2日、5月21日、10月16日、11月19日向江琴汇款1万元、5万元、5万元、1万元、1万元、5万元、5万元，以上合计23万元。后钱勇分别于2013年3月7日、6月21日向江琴汇款各10万元，合计20万元。
上诉人捷达公司二审中对2013年2月20日借条上捷达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江琴二审陈述：1、2011年5月我汇给钱勇100万元，钱勇出具了借条，上面有钱勇本人签字和捷达公司公章，并约定利率为月息2分5。2、钱勇在2011年7、8月份给我打电话协商将利息降为年利率20%，我口头答应了。其后钱勇陆续支付了23万元利息。3、后来我听说借款有诉讼时效，就想向钱勇要回本金，钱勇就于2013年2月出具了借条，并收回了原来的借条。他说出具借条后1、2个月就还给我本金，并且把前面没有结清的利息补足，所以在新的借条上没有写利率。4、2013年3月7日、6月21日钱勇分别给我打了10万元，说是补足到2013年2月20日的利息。我大致算了下，扣除按年利率20%算到2013年2月20日的利息，大概还有7、8万元本金。5、2010年底钱勇多次去我工作的地方消费，钱没有带足，我帮他垫付了费用，过了几天他打电话说把钱还给我，叫我把卡号发给他，他就把钱打到了我卡上。这就是2011年1月27日、2月19日、3月10日钱勇共给我打了5万元的原因。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2011年5月6日的付款行为与2013年2月20日的借条是否具有对应性？江琴与捷达公司是否存在借贷关系？2、如存在，捷达公司结欠江琴借款本息应如何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江琴与捷达公司存在金额为100万元的借贷关系。一方面，江琴持有落款时间为2013年2月20日、盖有捷达公司公章的借条，并陈述该借条系捷达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钱勇向其出具。捷达公司虽不认可钱勇签名的真实性，但对其公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钱勇确于2013年4月2日之前担任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据此可以确定捷达公司与江琴存在借款合意。另一方面，江琴于2011年5月6日向钱勇支付100万元，钱勇并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2年11月19日期间陆续向江琴小额支付款项合计23万元，结合2013年2月20日捷达公司向江琴出具借条确认借到100万元，及江琴关于为避免超过诉讼时效要求钱勇更换借条的陈述，可以确定钱勇于2011年5月6日向江琴借款100万元后，陆续支付利息，并于2013年2月20日作为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以捷达公司名义向江琴出具借条的事实，2011年5月6日江琴向钱勇所支付的100万元即2013年2月20日借条中所载的借款。因此，江琴向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勇支付100万元的行为，与2013年2月20日以捷达公司名义出具借条具有对应性，捷达公司与江琴存在借贷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2，经审查，江琴向钱勇汇款100万元的2011年5月6日至捷达公司出具借条的2013年2月20日期间，钱勇共向江琴支付23万元，该款项的收取并未超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的利息，本院对其合法性予以确认。2013年2月20日借条中明确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并未约定利息，故钱勇于2013年3月7日和6月21日向江琴支付的20万元应为偿还该借款的本金，故捷达公司尚结欠江琴借款本金80万元。至于借款利息，江琴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3年12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未超过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捷达公司应向江琴偿还借款本金80万元及相应利息。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3）钟商初字第1543号民事判决；
二、常州市捷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琴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0万元，及该款自2013年12月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三、驳回江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常州市捷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常州市捷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1800元，江琴负担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红娥
代理审判员 龙海阳
代理审判员 钱 锦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见习书记员 郭靓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