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本民二终字第00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殿成，男，汉族，1963年3月1日出生，辽宁省北镇市人，个体业主，现住辽宁省北镇市。
委托代理人高广安，辽宁靖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红，女，满族，1973年10月6日出生，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个体业主，现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于文升，男，满族，1974年11月1日出生，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桓仁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现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原审第三人鲁绍良，男，满族，1940年12月15日出生，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农民，现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刘殿成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桓民初字第00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刘殿成与杜红、鲁绍良三人按份共有桓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联合白灰厂一采区一采场，三人各占三分之一采矿权份额。实际经营过程中，一采区一采场与其他采区经营者（包括案外人高某某和王某甲，高某某采矿位置位于一采区二采场，与一采场相邻，王某甲的采石场位于二采区）共用一个营业执照和采矿许可证。2009年3月2日，刘殿成与杜红、鲁绍良签订合作生产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三方欲合作生产，共同经营桓仁县雅河乡联合白灰厂一采区一采场，现经三人充分协商，特订立如下协议条款，三人共同遵守：一、该白灰厂现评估价值为人民币贰佰柒拾万元整，现证照登记在王某乙名下，在原证照到期后，变更后的法人代表为鲁绍良。二、合作人刘殿成及杜红以现金方式出资，鲁绍良仅负责组织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机器设备、电力设施的购置及生产证照的申办所需的一切费用均由刘殿成、杜红负责支付（包括白灰厂的植被恢复抵押金）。三、在生产过程中，刘殿成与杜红负责产品的销售、回款，白灰厂每销售出一立方石子，鲁绍良仅享受利润3.1元，其余利润归刘殿成、杜红二人所有，但是刘殿成、杜红二人保证鲁绍良的年保底收入不低于肆拾伍万元；同时如果由于产品销路上的原因影响了鲁绍良的收益，则由刘殿成、杜红二人负责补足差额部分。四、合作期间暂定为三年，自2009年3月2日起至2012年3月1日止，期满后可续签。五、在合作期间内，如果刘殿成与杜红未能保证鲁绍良的年保底收入，视为刘殿成、杜红违约，鲁绍良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同时刘殿成、杜红二人出资购买的机器设备等一切白灰厂的固定资产均归属于鲁绍良所有，用以赔偿鲁绍良的可得利益损失”。协议签订后，刘殿成便开始投资生产，鲁绍良和杜红没有参与生产和销售。2009年3月2日至2011年3月1日期间，一采区一采场由刘殿成经营，这两年，刘殿成给付鲁绍良年保底收益共计90万元，给付杜红的具体款项不详，杜红自认这两年刘殿成实际给付了80万元，称刘殿成扣10万元用于办理新采矿许可证，但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也未曾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刘殿成称其经营的这两年实际给付杜红110万元，刘殿成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
2010年6月，诉争采区内资源匮乏，刘殿成已越界开采，2011年初，一采区一采场处于停产状态，2011年5月10日，桓仁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作出桓国土执罚字（201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联合白灰厂作出罚没92163.30元的处罚决定。2011年5月22日，刘殿成与杜红签订了经营权转让协议，该合同中约定刘殿成（经营权转让协议中表述为甲方）将采石场设备以及实际经营的权利转让给杜红（经营权转让协议中表述为乙方），鲁绍良也在此经营权转让协议中签字。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采石场原经营者刘殿成自愿将采石场开采加工经营权，转让给股东杜红，股份不变；（二）乙方采石场股东杜红本着自愿的原则，同意接管采石场开采经营权。（原合资股份合同中，股份分红条款自动作废）；（三）股东鲁绍良按着股份，合同协议条款不变。（四）甲方股东刘殿成同意将股份以外个人资产碎石生产线，高低压配电设施，宿舍房产，及现有生产线及配件，工具等以人民币的形式兑给乙方经营者杜红，总计折合人民币一百万元整……该协议签订后至2013年3月2日期间，杜红实际经营该采石场，上述国土资源局的罚没款，由杜红支付。在刘殿成于2011年3月2日至2011年5月22日经营采石场期间，及杜红承接采石场经营权至2012年3月2日期间，刘殿成和杜红没有按协议的约定给付鲁绍良45万元保底收益。鲁绍良曾诉至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求杜红和刘殿成给付2011年3月2日至2012年3月2日期间的合伙收益45万元及利息。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杜红和刘殿成按照各自经营的时间给付保底收益45万元，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现均已履行完毕。
2012年3月2日至2013年3月2日期间，杜红在没有与刘殿成、鲁绍良达成下一步合作意向的情况下，继续生产经营；2013年3月2日之后，因有纠纷，杜红未在一采区一采场继续生产、销售碎石。现刘殿成提起诉讼要求杜红给付2012年3月2日至2013年3月2日期间的保底分红款45万元。
另查明，在2009年3月2日，鲁绍良与杜红和刘殿成签订合作生产协议书时，一采区一采场与案外人高某某、王某甲共同使用一个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性质为个体工商户，字号名称为桓仁县雅河乡联合白灰厂，经营者为王某乙，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为15万吨／年，矿区面积0.0526平方公里。2009年下半年，采矿证到期，刘殿成续办了采矿许可证，费用由刘殿成自负，续办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二年零九个月，自2009年12月7日至2012年9月7日。2006年12月31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对矿产资源开发进行整合意见的通知》，2010年，桓仁满族自治县处于具体实施该政策的阶段，依据政策要求一个矿区只设一个采矿许可证，要求采矿各单位通过收购、参股、兼并等方式，对矿山企业依法开采的矿产资源及矿山企业的生产要素进行重组，此时正值刘殿成经营期间，一采区一采场以王某乙名义和雅河乡某某白灰厂经营者金某某联合申请参与资源整合，刘殿成分别于2010年6月21日、6月29日、9月6日、10月20日、12月6日五次支付给代办人金某某办理新采矿许可证的费用22万元。后期，在杜红经营期间，杜红继续支付办理新采矿许可证费用255786.64元，新的采矿许可证于2011年11月15日下发，采矿权人仍为桓仁雅河乡联合白灰厂（但营业执照由个体工商户变更为合伙企业），年生产规模为25万吨，矿区面积扩大至0.1588平方公里，有效期一年，自2011年11月15日至2012年11月15日止；2012年7月2日，高某某、金某某和杜红签订《桓仁雅河乡联合矿业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一份，该细则约定，资源整合后成立桓仁雅河乡联合矿业有限公司，由金某某出任法定代表人，公司内部试行三个采场独立生产经营管理，整合后一采区以山岗为界，西部由金某某开采，东部由高某某和杜红开采，高某某和杜红开采界限按原规定不变，桓仁雅河乡联合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证延续发生的费用金某某承担40%，高某某、杜红承担60%（实际履行过程中，高某某和杜红各负担30%）。上述有效期为一年的采矿许可证到期后，采矿许可证办理延续，此次取得的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自2012年11月15日起至2014年11月15日止，采矿权人按上述细则变更为桓仁联合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金某某。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案由及法律关系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据上述规定，可以确定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刘殿成、杜红、鲁绍良三人系合伙关系，应适用关于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此起纠纷。
关于杜红是否应给付刘殿成合伙收益45万元的问题。关于内部利润分配法律没有直接的规定，但是，对外债务的内部承担有相关规定，因此，内部的利润分配问题可以参考对外债务内部承担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本案中，关于刘殿成的收益分配方案原本有据可依，即原合作生产协议书中关于合伙收益问题的约定，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刘殿成、杜红、鲁绍良三方于2011年5月22日签订经营权转让协议时，对刘殿成获取收益的形式作了改变，即“原合资股份合同中，股份分红条款自动作废”，对该约定的理解，杜红和刘殿成理解存在差异，但终归一点，2012年3月2日至2013年3月2日期间，没有达成新收益分配约定，事后也没有补充达成新的协议，且具体收益额刘殿成也不能证明，因此，刘殿成主张杜红给付收益45万元，缺乏法律依据和约定，也缺乏收益额等事实依据，因此，依法驳回刘殿成的诉讼请求。
关于杜红辩称意见的认定。杜红辩称其独自出资参与资源整合办理了新的采矿许可证，刘殿成已丧失股份一节。经查其独自出资参与资源整合办理了新的采矿许可证一事并不属实，且经营权转让协议也有相关约定，即刘殿成保留股份，因此，杜红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据此判决：驳回刘殿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各8050元，由刘殿成负担。
上诉人刘殿成提出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杜红承担。其依据的事实及理由：2009年3月20日，刘殿成与杜红及鲁绍良签订了合作生产协议书，约定刘殿成和杜红负责生产经营，鲁绍良享受保底收益每年45万元，合同依约履行。在履行过程中，刘殿成与杜红就剩余年限经营签订了一份经营权转让协议，即2011年5月22日协议，刘殿成将应当获得的利益分配的经营权及自己投资的设备作价100万元转让给杜红，并约定在杜红经营期间刘殿成不享受分配分红（2009年3月20日到2012年3月1日期间的最后一年），协议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杜红按照双方约定进行生产，按原始约定经营到2012年3月1日。这期间，刘殿成没有要求分红或分利润。由于合同约定了刘殿成原股份不变，仍享有股权，就是杜红2012年至2013年经营期间属于对2009年协议的自然延续。2009年到2012年的协议三家合伙未经清算。杜红独资经营，刘殿成及鲁绍良按原约定，应当享有分红的权利，一审在认定事实上，错乱了因果关系，混淆了两个协议的内容，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原合同未经三方协商终止，未经法定程序解除，在未清算状态下，杜红只要经营了，就应当按原约定承担给付义务，而经营的风险应自己承担，没有理由让其他两个合伙人承担。
被上诉人杜红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原审第三人鲁绍良未作陈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刘殿成主张杜红给付保底分红款45万元一节。首先，2009年3月2日，在刘殿成、杜红、鲁绍良三方签订的《合作生产协议书》中，只约定给付鲁绍良保底收入不低于45万元，该协议中未约定给付刘殿成保底分红45万元。其次，2011年5月22日，在三方签订的《经营权转让协议》中，明确载明：原合资股份合同中，股份分红条款自动作废。股东鲁绍良按着股份，合同协议条款不变。该协议中也未约定给付刘殿成保底分红45万元。最后，2012年3月1日，在三方签订的《合作生产协议书》到期后，三方未签订协议对是否给予刘殿成保底收入进行明确约定。综上，由于三人是合伙关系，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合伙期间盈余分配应遵从当事人意思自治，有协议明确约定的从约定。但本案中，在三方没有协议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刘殿成依据三方于2009年3月2日签订的《合作生产协议书》中给鲁绍良保底收入45万元，从而推断其在2012年3月1日协议到期之后，也应获得和鲁绍良一样的保底分红4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刘殿成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八千零五十元，由上诉人刘殿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明辉
代理审判员 许 晶
代理审判员 黄大鹏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赵雪君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