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榆民修文初字第135-1号
原告康志珍，男，197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榆次区张庆乡寇村村民，住。
原告康志军，男，1978年2月1日出生，汉族，榆次区张庆乡寇村村民，住。
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孙永强，山西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麻根只，男，1956年4月8日出生，汉族，榆次区张庆乡寇村村民，住。
被告赵全福，男，193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榆次区张庆乡寇村村民，住。
委托代理人安玉生，男，196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榆次区张庆乡寇村村民，住，系赵全福之子。
被告王喜林，男，196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榆次区张庆乡寇村村民，住。
被告康满俊，男，194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榆次区张庆乡寇村村民，住。
第三人榆次区张庆乡寇村村民委员会，地址榆次区张庆乡寇村。
法定代表人张喜只，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天福，男，1956年8月31日出生，汉族，榆次区居民，系榆次区张庆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住本区。
原告康志珍、康志军与被告麻根只、赵全福、王喜林、康满俊以及第三人榆次区张庆乡寇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寇村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2013）榆民修文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书，二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2日作出（2014）晋中中法民终字第529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志珍、康志军及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孙永强、被告麻根只、赵全福的委托代理人安玉生、被告王喜林、康满俊，以及第三人寇村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李天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二原告与被告康满俊系父子关系，1993年父子三人从昔阳县来到榆次区张庆乡寇村落户，1995年1月1日，被告康满俊以家庭承包方式与发包方榆次区张庆乡寇村经济联合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于同年1月3日进行了鉴证，承包期为30年。同年领取了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被告康满俊共承包土地18.54亩。2013年4月16日被告麻根只、赵全福、王喜林在村委会胁迫被告康满俊与其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且未经二原告同意，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麻根只、赵全福、王喜林在2013年4月16日与康满俊签订的协议无效。
被告麻根只辩称，其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寇村土地列入了晋中市二期重点开发，后按照1992年人口底簿重新分地，当时村里开了多次两议会处理此事，该协议是经多次双方协商才签订的。
被告赵全福辩称，其与康满俊因土地的事情多次协商，二原告知情且同意，签订协议是其多次协商的结果，并且出了钱，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喜林辩称，其同意被告麻根只及赵全福的答辩意见。
被告康满俊辩称，当时签订协议的情况是：土地合同未到期，应当先处理合同问题。当时村委会并未参与，系其他三被告将意志强加于本人的。在僵持的情况下，被告麻根只向其施加压力进行辱骂，恶语相加，在此情况下其违背了个人意志签订了协议。其认为协议内容并无两议会参与且否定了事实。其承包地是依法签订了合同并取得了使用证，应受法律保护，该协议否定了1993年的二轮承包，故其认为该协议不合法，是无效的。
第三人寇村村委会陈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1，寇村二轮土地延包系根据国家二轮土地延包的政策制定的，分配方案是二轮延包的成果，每人2.8亩；2，二轮土地延包和发证并非在同一时间；3，寇村于2013年被确定为晋中市和榆次区的整体改造村，依据土地承包法第27条规定，土地调整经乡、区相关部门批复进行了平衡，出台了方案。因1992年时原告家庭并未迁入寇村，故二轮延包方案中不包括原告的土地；4，因二原告与康满俊未分户，故（关于承包地事宜）只针对康满俊一人；5，村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就该土地平衡事宜一事一议，经四议会讨论，是合法的；6，协议内容是从二轮延包方案和1992年原始底簿中查证得来确定的，并非随意捏造；7，原告1993年落户后种地多年，两议会考虑此情况，即种地户和分地户的经济利益平衡，村委会进行了公告，让户与户之间协商为准，故本案诉争协议村委会未参与是有根据的；8，协议签订是有效的，该协议不应推翻；9,2013年3月，乡、村两级为妥善处理此事还征求省级意见。协议双方的协商有根据，赔偿数额系经双方协商，村委也做了建议，故本案协议应为有效。
经审理查明，被告康满俊与原告康志珍、康志军系父子关系，三人于1993年自晋中市昔阳县界都乡安阳掌村迁移至榆次区张庆乡寇村落户居住，三人原属一户且康满俊与康志军现户籍登记仍为一户，康志珍已于2012年单立户籍。康满俊于1995年1月1日与寇村经济联合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领取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该证载明康满俊对位于榆次区张庆乡寇村的18.54亩农业用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案，承包地块范围包括闫家坟1.64亩、大横畛1.6亩、桑春地1.8亩、八么地1.5亩、北畛地6亩、北三甲6亩。2013年，寇村旧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被列为晋中市城区城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并列入规划，寇村村委会为平衡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在旧村改造过程中占地（征地）利益分配，于2013年年初经村民代表会议等决议，形成该村“土地流转处理意见”以供村民参照自行协调并予以公示，该意见中载明：“四，按92年分地的底簿为基准，户与户之间已经流转的土地，以个人自行协商为主，其次，处理意见为：……2,92年分地在经过几年耕种后流转给对方的地的补偿，原户主得80%，对方得20%，或原户主补偿对方现金4000元/亩”。因寇村1992年土地“二轮延包”时二原告及被告康满俊户籍尚未迁入该村，故由四被告依据寇村1992年土地“二轮延包”登记底簿及参照寇村村委会的上述意见内容，经协商签订“协议”，载明“经寇村两议会决定，此次土地平衡按1991年年底分地人口进行，每人2.8亩。乙方康满俊于1993年落户寇村后，由寇村村委安排土地10.9亩，此土地为甲方麻根只4亩、赵全福4.2亩和王喜儿2.7亩共同所有。经2013年4月16日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按每亩五千元标准，以现金形式补偿给乙方，土地归甲方所有。卖地后，甲方将补偿金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其中麻根只支付20000.00元，赵全福支付21000.00元，王喜儿支付13500.00元。此协议一式4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一式四份，其中一份由康满俊提交于寇村村委会，该份协议由麻根只、赵全福之子安玉生、王喜林之妻杨来云以及康满俊共同签字确认，另三份由康满俊及各被告（代理人）单独签字确认并各自持有。庭审过程中，关于上述协议中涉及的具体地块，被告麻根只陈述其4亩包括闫家坟地块1.6亩及回畛地2.4亩，被告赵全福陈述其4.2亩系北三甲地块4.2亩，被告王喜林陈述其2.7亩包括八么地1.5亩及桑春地1.2亩；被告康满俊则陈述回畛地2.4亩系指土地证上载明的大横畛1.6亩，该地块实际有2.4亩，闫家坟及大横畛地块中的1.5亩已于2012年被征收，桑春地于2002年被征收后又补偿了1.2亩土地，但其未耕种，其认可二原告的主张事由；第三人陈述四被告签订协议中表述的“土地归甲方所有”系指二轮土地延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应当认定协议有效；二原告则认为该协议的签订未经其同意且康满俊系受其余被告胁迫签订了该协议，故主张确认该一式四份协议无效。为本案事实。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常住人口登记卡、协议一式四份、第0304053号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寇字第53号土地承包合同、寇村村民代表决议会、村“两委”商议会会议记录，以及原、被告的陈述笔录等证据在案为凭，已经当庭质证和本院审查。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系以户为单位产生，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等方式进行流转，但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等原则且需经发包方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本案中，关于四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的效力，其一，二原告以康满俊受胁迫为由主张确认该协议无效且康满俊对此予以认可，但双方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胁迫事实的存在，故不能依此确认该协议无效；其二，关于二原告以该协议未经其同意为由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主张，因康满俊一户所持有的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使用者系康满俊，被告麻根只、赵全福、王喜林有理由相信康满俊在与其签订协议时康满俊对其所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权处分，其行为符合表见代理，故原告的此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四被告于2013年4月16日签订的“协议”系被告麻根只、赵全福、王喜林与被告康满俊之间真实意思的表示，同时寇村集体经济组织亦对协议内容予以认可，且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康志珍、康志军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720元，共计820元，由二原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为民
审 判 员 任科晋
人民陪审员 姚润萍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