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62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华，女，1950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会亮，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号。负责人：柯智斌，该所主任。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兴善，男，1955年3月2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曾伍，男，196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刘宝华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文汇律师所）、郭兴善、原审第三人曾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宝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会亮，被上诉人文汇律师所的负责人柯智斌、被上诉人郭兴善、原审第三人曾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宝华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宝华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伪造两份证据即2016年3月16日“致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郭兴善先生”（下称函）和2016年2月27日《委托书》的事实未查清，认定该证据内容属实有效错误。证人李国民、曹文新、张建兵证实郭兴善从李国民手中索要到有刘宝华签名加盖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帝士公司）印章的空白纸若干张，证实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与刘宝华一不认识，二未谋面，刘宝华及李国民、曹文新从未向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交付过函和委托书。函和委托书上除签名、印章外，文字内容和时间为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在应诉后私自在空白纸上填写形成，伪造明显：从字迹看，函上文字内容和时间既不是刘宝华所写，也不是李国民、曹文新书写，文字内容和时间为同一他人所写，这有悖签名和时间，内容与签名书写一致的常理；从函中用语看，均使用法律专业术语，非刘宝华所能，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才能；从函中内容看，刘宝华当时完全不清楚代理事务进展情况，不可能列出一、二、三、四来；从函形成时间看，曹文新代表刘宝华与柯智斌、郭兴善多次交涉短信印证到起诉前该函并不存在，在给予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最后履行期限2016年7月15日前，郭兴善还坚持称把代理事务完成下去，与函中表达委托合同解除明显矛盾。该两份伪造的证据，不是刘宝华意思表示，对刘宝华无拘束力，一审采信不当。2、一审判决未查清委托合同解除事由，认定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及未约定解除违约责任的事实有误。本委托事项属风险代理，合同签订后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仅于同年11月份过海南一次（机票为证），之后再未履行委托事项，属未尽勤勉职责，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经刘宝华多次催促至2016年3月委托事项毫无进展。期间郭兴善将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持有的两份委托合同原件交给李国民，称海南维权事务做不下去，终止代理事务，此属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而解除合同情形，依双方合同第五条约定，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应承担双倍返还责任。3、一审判决认定文汇律师所与郭兴善之间属转委托事实错误，判决郭兴善不承担连带责任有误。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之后郭兴善与柯智斌代表的文汇律师所签订一份约定，载明两人是共同工作，均分代理费，此应认定共同代理行为，郭兴善应承担连带责任。文汇律师所的答辩意见：文汇律师所在成立委托关系后，向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定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海口市公安局申请加快刑事案件的侦破等工作，当时曹文新当庭认可我们一起参加了海南省定安县的会议，一审起诉时刘宝华不承认去过海南，我已经尽了代理职责。南帝士公司的全部财产均在刘宝华名下，定安县人民法院通知要交案件受理费，我们提交了缓交申请，但定安县人民法院未接受我们的申请；文汇律师所未收任何费用；函不是应诉后写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兴善的答辩意见：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刘宝华的上诉请求是真实的，刘宝华所述事实前后矛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我曾经陪李国民凑诉讼费用，但最终诉讼费还是未交成，导致合同未继续履行。曾伍的答辩意见：我从未与刘宝华见过面，是在办理此事过程中，海南省工商局的负责人告诉我要有当事人的委托才能办，后来我找到李国民，并从李国民手上收到委托书，内容是曹文新为我公司的负责人及相关判决等，我拿到委托书后根据海南省工商局监管处处长的建议找一位有法律知识的人，后我找到专业人士，并在他的安排下找到相关专家，还到处咨询过工商变更程序，向海南省工商局提交了恢复公司经营状态的申请，没有进行下去的原因是我垫付了包括出差费等各种费用，该案件牵涉3亿多元资金，空间跨度、时间跨度都很大。委托书是李国民在其家中交给我的，并不是伪造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刘宝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刘宝华和文汇律师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2、文汇律师所双倍返还收取的先期律师代理费8万元共16万元，并赔偿刘宝华8万元利息损失（按银行贷款利率，从2015年10月31日计至付清之日止）；3、文汇律师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对追加的第三人郭兴善和曾伍，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查明：刘宝华全权委托李国民处理海南富兴物业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富兴公司）及南帝士公司的有关事宜，随后刘宝华（甲方）与文汇律师所（乙方）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约定：一、甲方委托乙方代理事项和具体维权代理工作内容：1、关于代理完成150.68亩土地工作的情况，依据海南省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乙方应依法将“外资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所属的150.68亩土地的“土地证”，落户到该公司名下，并完成该公司“外资”变更“内资”的实际操作工作。同时应变更公司名称、重修章程、变更股东、完成资产重组和债转股、变更公司法人和董事会组成结构，依据金旭锋和刘宝华与李国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所签署的系列法律文书，最终依法将公司全部股权变更到李国民名下，直至完成变更后的新公司处于正常合法营业状态中；2、关于187.5亩土地依法维权和依法诉讼赔偿的情况，乙方依据证据和事实，迅速依法向各级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和申请国家赔偿等若干事宜。乙方应依法最大程度地维护甲方的合法利益和权益。无论民事判决和国家赔偿等司法诉讼工作，乙方应予最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竭尽全力依法维权，直到取得正当合理的司法结果。甲方要求乙方，最大可能地依法索回土地，其次追诉其它各方的赔偿（包括国家赔偿）；3、关于海南富兴物业公司的监督刑事立案和追诉控告情况。二、委托权限：甲方委托乙方，并由乙方指派该所柯智斌律师具体代表该所，全权代表甲方向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履行诉讼、控告、调查、取证、庭审、答辩；提出、承认、放弃和变更诉讼请求，发表代理意见及文书；针对“海南南帝士公司”、“海南富兴物业公司”被非法侵害的事实，依法进行控诉、诉讼、监督、调查取证、控告、索赔、资产追讨等维权工作，……。乙方应在甲方的授权范围内进行代理行为。三、委托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本合同委托事务终结之日止。四、代理费及支付办法：1、关于150亩土地的代理费问题，150亩土地律师费和代理费总计人民币伍拾万元，其中与该所签约时预付捌万元整，作为150亩土地、187亩土地、“海南富兴物业公司”全部工作内容事项的启动资金。剩余的肆拾弍万元人民币，乙方在完成本协议第一条的第一款内容，既150亩土地股权转让变现后，第一时间由甲方向乙方履行支付义务。2、关于180亩土地的代理费问题，乙方在完成本协议第一条的第二款全部内容，既187亩土地经诉讼判决生效，土地转让后总资产净利润的6%，作为律师费向乙方支付。3、关于追缴海南富兴物业公司财产的代理费问题，乙方在完成本协议第一条的第三款的全部工作内容，既经诉讼判决生效、财物转让变现后总资产净利润的6%，作为律师费向乙方支付。注：甲方在承担上述三项费用的同时，还应承担人民法院的诉讼费，土地部门、工商部门等相关费用。其它费用均由乙方自我调节和承担。以上三个部分的代理费用，由甲方向乙方按不同阶段、分别据实地向乙方履行支付义务。付款时间最晚不得超过三个月。五、违约：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依法生效，双方应约承担履约义务。如果甲方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乙方履行付款，甲方按照逾期付款总额的千分之0.5/日，向乙方承担违约金。由于乙方的不作为或失误，未能充分利用法律、准确无误地维权，造成甲方利益遗漏、迟滞、滞后等，给予甲方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解除代理关系，并由乙方双倍返还和赔偿，由甲方向乙方签约时支付的前期启动资金和费用。六、生效期，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七、争议，本合同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八、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乙方文汇律师所于2015年10月26日盖章，柯智斌律师签字，甲方刘宝华于2015年11月1日在该合同书上由委托代理人李国民签字，加盖刘宝华私章及海南富兴公司公章、南帝士公司公章。2015年10月31日，柯智斌律师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宝华先期律师代理费人民币捌万元整，柯智斌签名并加盖文汇律师所财务专用章。款项由郭兴善向李国民领取。当日，郭兴善（甲方）与柯智斌（乙方）签署“约定”一份，载明：郭兴善与李国民先生系多年好友，经郭兴善与李国民先生多次交流、磋商，李先生同意将海南福（富）兴物业公司、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财产继承人刘宝华追索财产一案交由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柯智斌律师代理，并由甲方、乙方共同工作，合力完成。2015年10月26日刘宝华与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代理该事项取得的代理费，无论何种情况由甲、乙双方均分。该协议一式三份，由甲、乙、李国民先生各执一份。接受委托后，文汇律师所柯智斌律师前往海南办理了部分委托事项，向海南省商务厅递交申请书、向定安县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及缓交受理费申请、向海口市公安局寄交申请书等。郭兴善提交银行交易记录一份，载明2015年11月25日向曾伍转账1.5万元，11月28日取现2000元、11月29日取现2万元交给曾伍，2016年1月9日向曾伍转账1.5万元，还支付过现金给曾伍，曾伍承认收到郭兴善给付的款项共计6-7万元。2016年2月27日，刘宝华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海南省工商局：由于我公司遭受犯罪分子王国强、ＸＸ非法侵害，致使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一事，经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认定：王国强、ＸＸ对我公司的侵权行为，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被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9年。鉴于以上情况，经公司研究决定，全权委托曾伍先生（身份证号：420582196611253590），代表我公司向海南省工商局依法申请“恢复公司正常经营营业执照”工作事宜，特此委托授权！本委托授权有效期至2016年5月30日止。请求海南省工商局酌情解决为盼！落款为委托人：南帝士公司，并加盖公章，刘宝华签名及按手印。2016年3月16日，刘宝华出具一份“致：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郭兴善先生”函，载明：1、我公司已收到贵所转交的证据（复印件）、U盘、诉讼状、委托合同书、委托书等各类材料。2、由李国民就海南有关事宜预付给郭兴善的捌万元费用，经我公司与郭兴善核对，认可郭兴善已使用壹万伍仟元费用（包括去海南办事的差旅费、证据材料装订费、诉讼材料打印费、邮寄费、文具费及必要的交通费用），余款陆万伍仟元已按李国民的要求转付给了曾伍作为他办理我公司的工商变更、外商投资证撤销等事宜的费用及差旅费。3、我公司与贵所的委托合同解除。4、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公司未向贵所及办案律师支付过任何费用。此件由郭兴善先生留存为凭。尾部加盖南帝士公司印章，并有刘宝华签名、按手印。现刘宝华认为文汇律师所未履行代理职责，给刘宝华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此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另查明，海南富兴公司成立于1989年1月16日，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金盘坡泉水山庄，企业类型中外合资，法定代表人金旭锋，注册号：企合琼总字第008854号。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4日，住所地海南省定安县县委招待所306房，企业类型外国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杜绥生，注册号：企独琼总字第192785号。在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另登记有相同名称企业二个，其一注册号为4600002001084，成立日期1998年5月12日，住所地海口市龙昆南路泉水山庄，企业类型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王国强；其二注册号为460000000163934，成立日期2008年6月26日，住所地海口市府城镇金盘坡工业开发区泉水山庄公寓楼2幢202房，企业类型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史化先。以上四个企业的登记状态均为：吊销、未注销。2011年11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武区民特字第00038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金旭芬为失踪人。2013年2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鄂武昌特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申请人金旭芬，曾用名金旭锋，男，汉族，1946年4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江南社区见龙大道219号，公民身份号码460025194604060057。被申请人金旭芬与申请人刘宝华系夫妻关系，被申请人金旭芬于2004年春节在其居住地武汉市武昌区风华天城同顺坊外出未归，其家人经多方寻找未果，至今已8年之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2年2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出寻找金旭芬的公告。法定公告期间为一年，现已届满，被申请人金旭芬仍然下落不明。一审法院认为，被申请人金旭芬走失，下落不明已超过四年，现公告期限已届满，仍下落不明。故判决：宣告金旭芬死亡。2015年7月3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海南一中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1991年期间，ＸＸ介绍日本商人杨文虎认识时任海南亚美晓峰工贸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海南富兴物业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金旭锋，金旭锋了解到杨文虎在定安南丽湖风景区有土地投资开发项目后，便将杨文虎的香港进出口商务有限公司、南帝士公司买断。后找香港商人杜绥生挂名任南帝士公司名义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并将其身份买断。杜绥生于2004年11月27日死亡，南帝士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金旭锋，董事、副总经理为王国强、ＸＸ，董事黄方文（金旭锋表弟，1993年死亡），该公司实际掌控人系金旭锋。1992年至1993年初，南帝士公司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在南丽湖风景区以640万元的价格购置取得187.5亩和150.68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全部办理征地及付款手续，所有征地款项由金旭锋出资。1995年，金旭锋下落不明，该公司的南丽湖项目开发闲置。1997年10月30日，该公司因未办理年检被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1997年期间，王国强、ＸＸ一起商量将南帝士公司两块土地转卖，所得土地款平分。1999年12月，王国强、ＸＸ与鸿扬实业定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鸿扬定安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上述土地转让，转让价款为80万元。合同约定南帝士公司收到50%土地转让款后，将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鸿扬定安公司，鸿扬定安公司负责到税务机关、国土部门办理有关纳税和土地换证手续。但鸿扬定安公司在未付土地转让款情况下，办理该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2006年12月6日，鸿扬定安公司与海南鸿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鸿扬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债务转移协议书》，约定鸿扬定安公司将取得的150.68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尚欠南帝士公司的80万元土地转让款一并转移海南鸿扬公司。2007年7月15日，王国强以南帝士公司名义与海南鸿扬公司、鸿扬定安公司签订《偿还债务协议》，约定海南鸿扬公司在2007年9月30日前付清80万元给南帝士公司，鸿扬定安公司负连带责任。该协议签订后，海南鸿扬公司仍未付款给南帝士公司。由于王国强未收到土地转让款，于2007年10月8日以南帝士公司名义向定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定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07）定民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南帝士公司不服，向原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原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海南民二终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08年4月至5月期间，鸿扬定安公司共支付130万元土地转让款至王国强为法定代表人的海口华丰实业公司账户。同年5月12日，海口华丰实业公司将其中94.5万元转给湖南省常德市新世纪大酒店，余款用作其公司开支费用。一审还查明：金旭芬和刘宝华于1975年4月24日在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办理结婚登记。2013年2月5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据申请人刘宝华申请，作出（2012）鄂武昌特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宣告金旭芬（曾用名金旭锋）死亡。刘宝华于2013年5月24日从定安县人民法院领取退还的金旭锋印章1枚、“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印章1枚、杜绥生印章1枚。该院认为，王国强、ＸＸ在担任南帝士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公司出资人、总经理金旭锋下落不明情况下，为非法转让该公司150.68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窃取该公司印章和其他证件，冒用该公司名义与鸿扬定安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并非南帝士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王国强、ＸＸ转让前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已被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构成职务侵占罪，该转让行为系无效行为。王国强因未获得土地转让款而以南帝士公司名义提起诉讼，是其职务侵占行为的延续，南帝士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应予驳回。裁定：撤销定安县人民法院（2007）定民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书和原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2008）海南民二终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驳回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2015年8月13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海南一中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上诉人王国强、ＸＸ在担任外资“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总经理金旭锋下落不明情况下，其二人互相勾结，采取欺骗手段将本公司两块土地非法转让，获利人民币383.5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上诉人王国强、ＸＸ相互共谋，为了非法转让土地，先成立内资“南帝士公司”，并利用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之便，将外资“南帝士公司”187.5亩土地非法转让并过户至华星公司，获利人民币253.5万元，所得赃款进行私分。接着又把该公司另一块150.68亩土地，未经授权，用窃取来的公司公章和其他证件，与海南鸿扬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将该土地转让过户到海南鸿扬公司名下，获利人民币130万元。由于王国强、ＸＸ转让其中150.68亩土地给海南鸿扬公司的行为系违法犯罪行为，故该块土地应返还外资南帝士公司。原二审判决以“海南鸿扬公司系通过民事行为合法取得该块土地，并办理过户手续，且已经原海南中级人民法院（2008）海南民二终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为由，认定王国强、ＸＸ转让该土地行为有效确有错误，且该民事调解书已被依法撤销，故应予纠正，判决：被告人王国强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被告人ＸＸ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随案移送的海南富兴物业公司印章1枚、皇冠牌小轿车一辆，车牌号为：琼Ａ×××××，退给海南富兴物业公司；金旭锋印章1枚、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印章1枚、杜绥生印章1枚，退给外资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被告人王国强、ＸＸ非法转让外资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的187.5亩土地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3.5万元，予以追缴，追缴之款退给外资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被告人王国强、ＸＸ非法转让给鸿扬实业定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150.68亩土地返还外资海南南帝士旅业有限公司；转让土地违法所得款人民币130万元，予以追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刘宝华与文汇律师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双方均确定该合同已解除，故刘宝华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已无需再作出重复认定。故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承担问题；二、郭兴善的行为性质；三、曾伍是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承担问题。在签订委托合同后，刘宝华通过李国民向郭兴善支付8万元，文汇律师所出具收条，此后文汇律师所开展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2016年3月16日，刘宝华出具“致：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郭兴善先生”函，对材料退还、费用结算进行了约定，并明确委托合同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本案中，刘宝华与文汇律师所系协商一致解除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及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双方在解除合同时并未约定文汇律师所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刘宝华无权要求文汇律师所承担违约责任，对刘宝华要求文汇律师所双倍返还收取的先期律师代理费8万元共16万元，并赔偿刘宝华8万元利息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刘宝华称“致：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郭兴善先生”函系文汇律师所及郭兴善利用在办理委托事务时索要的有刘宝华签名及加盖南帝士公司公章的空白函上自行书写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刘宝华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二、郭兴善在刘宝华与文汇律师所委托关系中的地位及行为的性质问题。郭兴善并非委托合同的相对方，文汇律师所虽然否认收取8万元的费用，但已向刘宝华出具收条，作为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律师，应当知晓出具收条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辩称未收取费用的意见不予采纳。且文汇律师所受托律师柯智斌与郭兴善还签有“约定”一份，约定二人共同工作，合力完成委托事项，代理委托事项取得的代理费，无论何种情况由双方均分。刘宝华关于委托事项的代理人李国民亦持有一份“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郭兴善在刘宝华与文汇律师所的委托关系中，系接受文汇律师所的转委托，其行为后果由文汇律师所承担。对刘宝华要求郭兴善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曾伍是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八条“委托人经受托人同意，可以在受托人之外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受托人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在刘宝华与文汇律师所委托合同解除前，刘宝华已向曾伍出具委托书，委托曾伍办理“恢复公司正常经营营业执照”工作事宜，在“致：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郭兴善先生”函中，对曾伍继续接受委托的事项及费用均作了明确约定，故曾伍与刘宝华之间的委托关系，是独立于刘宝华和文汇律师所之间委托合同关系的另一合同关系，在本案中不作处理。曾伍与文汇律师所不存在连带关系，对刘宝华要求曾伍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宝华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刘宝华自行负担。刘宝华在二审提交2015年11月19日柯智斌的收条一份，拟证明文汇律师所接受委托后在一定时间内持有过公司印章和刘宝华的个人私章，并在诉讼中利用公章和印章伪造了函和委托书。文汇律师所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收条时间的确是2015年11月19日，公章我也有看到过，但并不能证明我利用公章伪造函和委托书。该证据与一审查明事实有出入。郭兴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有异议，我们即使有公章，但不能获得刘宝华的指纹，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曾伍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我只参与了后半段的相关活动，之前的情况我都不清楚。本院经审核，对柯智斌的收条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上述证据是否采信以及是否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当事人庭审陈述以及查明的事实进行综合分析。文汇律师事务所和郭兴善、曾伍在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刘宝华在二审提交鉴定申请，对2016年3月16日，刘宝华出具“致：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郭兴善先生”函中1、刘宝华签名指印与刘宝华真实签名、指印同一性；2、2016、3、16及文字内容是否为同一笔迹；3、文字内容与刘宝华两种文体形成时间先后。本院认为，一审审理过程中，刘宝华对上述函上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刘宝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函是在有签名和公章的空白纸上由文汇律师所和郭兴善、曾伍自行书写。刘宝华在一审曾申请证人曹文新、李国民、张建兵出庭作证，但上述证人的证言就刘宝华主张的盖有公章和签名的“空白纸”份数、交付地点、交付人物等互有矛盾之处，且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刘宝华申请对南帝士公司的公章、刘宝华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后刘宝华撤回鉴定申请。因此，本院对刘宝华再次提出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致湖北文汇律师事务所、郭兴善先生”函和2016年2月27日《委托书》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刘宝华认可函和委托书上签名、印章的真实性，但上诉认为郭兴善从李国民手中索要有刘宝华签名加盖南帝士公司印章的空白纸若干张，文字内容和时间系文汇律师所和郭兴善在空白纸上填写形成。根据一审法院及本院查明的案情分析，刘宝华在一审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上述证人的证言与刘宝华主张的盖有公章和签名的“空白纸”份数、交付地点、交付人物等互有矛盾之处，且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刘宝华申请对南帝士公司的公章、刘宝华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后刘宝华撤回鉴定申请。且曾伍也认可收到了相关的后续款项，该行为与两份证据的内容基本吻合。根据日常经验法则，不能当然的得出系文汇律师所和郭兴善事后添加的结论。在刘宝华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推翻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两份证据作出的事实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委托事项为法律服务，法律服务是根据客户要求勤勉及时提供的如法律咨询、文本制作、文书审查、提供法律支持和帮助等专业性、技术性的服务，其提供的服务内容具有无法量化，服务成果显现周期长短不可预测等特征，更不同于按照定作人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的承揽合同。合同签订后，文汇律师所柯智斌律师前往海南办理了部分委托事项，向海南省商务厅递交申请书、向定安县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及缓交受理费申请、向海口市公安局寄交申请书等具体法律服务，刘宝华也未提供文汇律师所未尽勤勉职责，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仅凭没有达到其心里预期便主观推测文汇律师所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要求追究文汇律师所的违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刘宝华在合同签订后，又于2016年2月27日出具了《委托书》，委托曾伍处理涉案事务，文汇律师所和郭兴善也将刘宝华预付的代理费在扣除处理海南事务费用后转交给了曾伍，且曾伍也认可收到了相关的后续款项。刘宝华及南帝士公司更于2016年3月16日就解除合同及处理相关事务向文汇律师所和郭兴善出具了函件。以上行为，充分说明刘宝华和文汇律师所就解除合同以及后续事务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故刘宝华无权要求文汇律师所承担违约责任，对刘宝华要求文汇律师所和郭兴善双倍返还收取的先期律师代理费8万元共16万元，并赔偿8万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刘宝华与文汇律师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合同的相对方为刘宝华和文汇律师所。郭兴善与文汇律师事务所虽然在该合同后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郭兴善和柯智斌共同工作，均分代理费。但该约定仅能约束郭兴善和文汇律师所，不能对刘宝华产生法律约束力。刘宝华上诉主张因郭兴善和柯智斌约定了共同工作，均分代理费，应当构成共同代理，系混淆了合同的内外效力，属法律认识错误。故本院对刘宝华要求郭兴善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刘宝华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刘宝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海波审 判 员 廖艳平审 判 员 陶 歆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何鑫敏书 记 员 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