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47号
原告上海川洪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建康。
委托代理人范唯，上海君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璇，上海君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李涛。
委托代理人滕红兵，上海圣瑞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静，上海圣瑞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川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洪物流公司”）诉被告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大众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9日受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志斌于2014年2月1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同时，鉴于本案与本院受理的（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36号案件与本案案情相同，本院将该案与本案合并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范唯与被告委托代理人滕红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川洪物流公司诉称，2013年，原告委托保险经纪人钱某某，与被告的业务人员邓军洽谈并签订了《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被告签发了保险单并出具了发票，原告随后遂将保险费人民币50，000元（币种下同）交付钱某某，由钱某某转付邓军。但是，被告后以邓军未向其提交保险费为由通知原告注销保单。原告因此诉请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保险费50，000元，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庭审中，原告还作了以下陈述：
1、案外人钱某某并非原告委托的保险经纪人，而是被告的代理人。诉状是原告在初步了解后自行拟定的，经原告代理人进行法律解释后，发现诉状上将案外人钱某某表述为原告委托的保险经纪人是不当表示，遂当庭予以变更陈述。
2、原告是普通投保人，钱某某作为保险相关资质人员，在保险行业有相应业绩，在物流行业也小有名气。钱某某能够介绍大众保险的情况，介绍相关信息，并按照原告的要求出具相关保单和发票，且原告尚未向钱某某支付保费时，钱某某就把保单和发票交付给原告，故原告相信钱某某是大众保险的代理人。
3、关于保险费的支付，原告2014年2月13日庭审时称系以现金形式交付给钱某某，并且称原告公司财务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财务无法区分，故对保险费发票没有做账，只是作为支付凭证；2014年2月14日接受本院调查时称保险费系2013年6月25日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账户转给钱某某的。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上述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单》（保单号：AAAS0000SHE2013B000048），证明原告与被告在2013年5月7日签订保险协议，约定保险费为50，000元，被告的经办人为邓军。
2、发票，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保险费50，000元，被告出具发票，经办人为邓军。
3、电子邮件，证明钱某某与邓军之间存在业务往来，钱某某就原告的保险需求向邓军描述，邓军依照钱某某的邮件内容出具保险单；钱某某与邓军之间就佣金存在资金往来。
4、证人钱某某的证言，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保险业务经过。
5、农业银行对账单，证明本案保险费系2013年6月25日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账户转给钱某某的。
被告大众保险公司辩称，钱某某是原告的代理人，原告称其将系争保险费交给钱某某，但钱某某并未向被告或被告员工邓军交付任何保险费。鉴于原告没有按照《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缴纳保险费，被告于2013年7月29日通知原告解除该保险协议。如果原告称其将系争保险费已交给钱某某，原告可以要求钱某某返还，而不能要求被告返还，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上述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上海保监局沪保监信转单（2013）603号群众来信转办单、原告代理人范唯律师2013年8月25日致上海保监局的《投诉举报信》，证明原告曾经自认保险费系通过转账支付的。
2、《解除预约保险合同通知书》，证明被告2013年7月29日通知原告鉴于其没有缴纳保险费而解除合同。
庭审中，证人钱某某在出庭作证时作了以下陈述：
1、钱某某长期从事物流保险业务，与被告员工邓军系原同事关系。2013年6月，邓军刚到大众保险公司，知道其从事物流财产保险业务较多，双方遂合作开展保险业务，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协议。
2、原告系其客户，其按照原告的意愿制作报价单给邓军，邓军审核后出具报价单，本案保险单是在2013年5月出具的。其先将保险单和发票交付原告后，原告在收到保险单七、八天向其付款，其没有向原告出具收据。
3、关于付款方式，钱某某在回答原告代理人发问时称以现金支付的。
4、钱某某与邓军对账时，邓军尚欠钱某某部分佣金，邓军同意以本案保险费直接抵扣钱某某应得佣金。
审理期间，本院对案外人邓军进行了调查。邓军称其与钱某某是老同事。本案保险业务是钱某某介绍的，邓军没有委托钱某某。因本案业务是货运预约保险，保险公司普遍做的是在货物启运前就要提交资料给保险公司，而被告公司做的是按月申报，风险较大，其他保险公司不能做，在这种情况下，钱某某就找邓军所在的被告公司投保，因此，本案业务邓军无需支付钱某某报酬。
经审理查明，2013年，原告经案外人钱某某介绍，与被告签订了《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一份，投保国内货物运输保险，约定在该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均可提前15天以书面通知方式解除协议；按月申报，原告应于每月15日前向被告申报上月货物运输清单，双方依此清单计算保险费，确定保险标的范围；该协议在双方签署生效后10日内，被告预先收取预计年投保金额100%的保险费；年预计保费为50，000元。被告为此在2013年5月7日签发了保险单并出具了发票。但是，被告签发保险单、出具发票的当日，原告并未支付保险费。2013年7月29日，被告以原告没有缴纳保险费为由通知原告解除双方所签协议。原告同意解除协议，但认为其已将保险费50，000元通过钱某某付给了被告，遂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返还。
另查明，本案原告代理人获得诉讼代理权是在2013年10月11日，起诉状形成于2013年10月30日。本案立案前曾于2013年10月30日在本院诉调对接中心进行诉前调解，案号为（2013）长诉前调字第10358号，因双方分歧大而调解不成。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并为本院采信的《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单》、发票、《解除预约保险合同通知书》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调查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向被告缴纳了系争保险费。对此，应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如果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或者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依法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从本案审理情况来看，原告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分析如下：
首先，原告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将系争保险费交给了案外人钱某某。关于该节事实，原告2014年2月13日庭审时称保险费系以现金形式交给钱某某，2014年2月14日接受本院调查时又称系2013年6月25日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账户转给钱某某，显然，其陈述前后不一。钱某某在回答原告代理人发问时称以现金支付的，显然，钱某某的陈述与原告的陈述不尽一致。钱某某还称本案保险单是在2013年5月出具的，其先将保险单和发票交付原告后，原告在收到保险单后七、八天向其付款，其没有向原告出具收据。因此，根据双方所签《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关于该协议在双方签署生效后10日内，被告预先收取预计年投保金额100%的保险费的约定，假如原告向钱某某交付保险费的话，其时间点应当在2013年5月中旬，故原告提交的银行对账单，称其将本案保险费于2013年6月25日转账给钱某某，是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难以为本院采信。此外，原告也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授权钱某某代为收取保险费。
其次，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钱某某是被告的代理人。原告称钱某某能够介绍被告的情况，介绍相关信息，并按照原告的要求出具相关保单和发票，且在原告尚未支付保费时，钱某某就把保单和发票交付给原告，钱某某是被告代理人。对此，本院认为，通过第三人出面使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成立保险合同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该第三人作为保险经纪人，根据投保人的委托，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二是该第三人作为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公司的委托，代为办理保险业务；三是该第三人作为居间人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提供订立保险合同的机会或媒介服务。无论属于上述哪种情形，最终出具保险单和发票的主体均为保险公司。因此，本案被告虽然出具了保险单和发票，但不能因此认定钱某某就是被告的代理人。其次，从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来看，就原告的投保，钱某某发送了两个版本的合同文本：一是被告的合同文本；二是案外人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同文本，可见，钱某某在从事保险中介业务时，主要是受投保人的委托。此外，从原告起诉时称钱某某是原告委托的保险经纪人，且原告自述其与钱某某是朋友，且钱某某按照其要求出具相关保单和发票来看，将钱某某视为原告的代理人更为确切。
最后，原告的证据不能够证明钱某某代原告向被告缴纳了保险费。证人钱某某承认其没有将原告所称保险费交给被告，理由是其与邓军对账时，邓军尚欠其部分佣金，邓军同意以本案保险费直接抵扣其应得佣金。而邓军在接受本院调查时矢口否认应支付钱某某佣金。尤其重要的是，原告与钱某某并无证据证明邓军有过以本案保险费抵扣其应付钱某某佣金的意思表示。因此，本院认为，原告证据不能证明钱某某代原告向被告缴纳了保险费。
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没有向被告缴纳保险费，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保险费。为维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川洪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525元，由原告上海川洪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预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志斌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叶若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