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浙0102行初44号
原告王乃林。
原告王乃寿。
原告王桂衡。
原告王援朝（兼以上三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
被告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郭东园巷8号中闽大厦北四楼。
法定代表人沈武洪，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伟建，浙江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徐丹，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王湘生。
第三人王宜生。
第三人王弘。
第三人王月英。
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治国，浙江万向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乃林、王乃寿、王桂衡、王援朝诉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以下简称区住建局）公房买卖合同一案，于2016年4月19日经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22日向被告区住建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因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6年5月31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援朝兼其他三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区住建局的委托代理人梁伟建、钟徐丹，第三人王湘生、王弘、王月英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治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2月24日，区住建局与××王述仁就座落于本市上城区建国南苑14幢2单元203室、建筑面积61.4平方米的住房以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核定的总售价人民币29270.69元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
四原告共同诉称，杭州市上城区建国南苑14幢2单元203室原为直管公房，××王述仁(2007年2月17日去世)生前已申请房改审批但被延缓，王援朝一直居住使用。在王援朝明确反对，并在《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上写明“因家庭有矛盾暂不同意”、王述仁还有两个儿子没有到场签名的情况下，王述仁另外四个子女即本案第三人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已代王述仁办理了房改审批手续，领取了该协议书并缴纳了房款。现该四人以此为由，向法院提起(2016)浙0102民初729号法定继承民事诉讼，并将王援朝等列为被告。原告认为，申请房改人为王述仁，四原告作为其法定继承人，对代其签署《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有同等的权利。现第三人在既没有王述仁的遗嘱、委托书，又不是该房户籍人员和实际居住人，且王援朝明确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被告擅自给他们签署协议书并办理了房改款缴纳手续，违反房改的政策规定，侵犯了原告继承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撤销《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及房改款缴纳手续；2、区住建局承担诉讼费用。经本庭释明，原告明确第1项诉请为：撤销《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
被告区住建局辩称，一、根据《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租赁管理试行办法》、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区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签订工作操作程序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被告是本辖区公有住房的管理部门，依法依规履行其法定职责，办理涉案《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的签订。二、2005年3月，当事人王述仁申请购买其承租的上城区建国南苑14号2单元203室直管公房，欲参加房改。2007年因其去世等原因，经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暂缓并中止办理审批程序。2014年7月7日，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作出200400005号《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恢复并完成了涉案公有房屋的房改审批事项。随后，被告经审核，根据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文件杭住保办[2013]6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区公有住房买卖协议签订工作操作程序的通知》要求，于2014年7月9日、2015年3月2日先后向有关当事人发出《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的书面通知：明确告知有关当事人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的具体程序和要求。原告收悉并为此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该通知。经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被告“通知行为符合规定程序，并无不当，该通知行为并未对上诉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裁定驳回原告王援朝的起诉”。三、该判决生效后2015年12月15日，被告按规定程序再次通知有关当事人。2015年12月24日，原××王述人的法定继承人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王桂衡及原告王援朝均到小营房管站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但王援朝与王桂衡两人在该协议上书写“王述仁还有二个儿子没有签，因家庭有矛盾暂不同意”。与此同时，有关当事人即以“王述仁”的名义办理缴纳房改房售房款29823.29元手续。2016年1月6日，经查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户政中心证实：原××王述仁生育子女王湘生、王宜生、王援朝、王弘、王桂衡、王月英六人。四、被告认为，国家制定的房改福利政策，作为当事人既有权参与享受，但也可以选择放弃，行政机关对此不予干预。在本案中，有关当事人在行使享有房改房政策权利的过程中，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属于应当自动履行签订的义务，原告王援朝与王桂衡两人在《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上的签名和签署的意思，既不影响原××王述仁获得房改房权利实现，也不影响当事人办理房改房规定的操作程序，更不具有该协议可以撤销的必要条件和理由，且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家庭的内部争议可以通过民事法律途径解决。据此，被告与当事人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符合有关规定程序要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于法无据，于理不当，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第三人共同述称，一、本案被告是依据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作出的200400005号《杭州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以及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杭州市区公有住房买卖协议签订工作操作程序的通知》通知王述仁的法定继承人，来签署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其行为合法，程序适当。二、第三人认同本案被告答辩的第四点意见，协议书的签署并未影响本案原告实体的民事权利，第三人认为本案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
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4日，区住建局与××王述仁就座落于本市上城区建国南苑14幢2单元203室房屋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一份，协议第八条约定“买方中的××在购房申请受理后死亡的，仍以申请人的名义继续办理房改审批手续、出具价格审批表；……（××）无配偶也未办理委托公证的由法定继承人以××名义代为签订买卖协议，未在通知期限内到场代××签订买卖协议的法定继承人，视为放弃该法定继承人的代签字权利。”第三人王湘生、王宜生、王弘、王月英在代办人处签名，原告王援朝、王桂衡在协议底部注明“王述仁还有两个儿子没有签、因家庭有矛盾暂不同意”。
另查明，王述仁于2007年2月17日死亡；其配偶陆美霞于1991年6月21日死亡。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三）其他行政协议”。本案中，区住建局与王述仁就其承租的本市上城区建国南苑14幢2单元203室房屋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非上述法律规定的行政协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乃林、王乃寿、王桂衡、王援朝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 伟
人民陪审员 赵惠健
人民陪审员 郑芳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赵丹平
（另设附页）
附：本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