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5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商盈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人民东路1443号金宇园4幢307室。
法定代表人：ＸＸＸ，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唐建刚，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朝晖，浙江隆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县晨宇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启动区。
法定代表人：阮志钢，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程幸福、盛雅欢，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商盈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盈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绍兴县晨宇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商初字第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靓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陆卫东、代理审判员王瑜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3月15日、4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唐建刚、宋朝晖，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程幸福两次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晨宇公司、商盈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签订一份《面料采购合同》，合同约定，采购的面料名称为人棉平布素色100%人棉，花色为宝蓝色的面料数量为22260米，金额为213696元；花色为砂色的面料数量为31500米，金额为302400元；花色为黑色的面料数量为31500米，金额为302400元。上述三种面料的交货日期均为2013年12月10日。上述面料含税总价为818496元，该价格包含面料到甘肃的运费。验收标准、方式及提出异议期限：梭织品，四分制分数线≤28分，针织布，六分制合格分数线≤32分；原色及手感以商盈的样为准；出厂之前面料供应商应先自行全检，并提供合格检验报告、相关品质样和所有缸样给商盈，商盈抽检合格方可发货；如需进行理化物料测试，由面料商负责送验，并将合格检测报告传真给商盈；涉及面料品质的验收以商盈的客户收到成衣货物后的相应验收为准。任何面料方面的品质瑕疵或由于面料供应商的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商盈的客户提出空运及赔偿，应由面料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交货时间：延期3天后按每天扣除该批货款的0.5%作为延迟交货赔偿金。交货地点：面料供应商须提前告知可送货日期，并应将货物送达上述服装厂内，运费由面料商承担，交货前应制作送货单并与服装厂做好交接并签名确认，送货单一式三联，收货的服装厂、面料供应商、商盈各执一联。结算方式和期限：服装厂接收面料货物后三个月内，面料供应商应完成和服装厂的对账工作，并提供《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给商盈，以便按后述方式结算面料款。面料货款由商盈在以汇票支付给服装厂到期的成衣货款时，再要求服装厂背书转付至面料供应商。在此付款过程中，若面料商不及时向服装厂提供正确的税票，商盈可相应推迟支付已到期的成衣货款，由此延迟到期收到面料货款的，面料供应商不得有任何异议。如因服装厂或商盈的客户自身原因造成相应的成衣货物不能及时出运，面料供应商可以向商盈提出合同面料货款的付款请求，商盈、服装厂、面料商三方协商解决。违约责任：面料商不能按期、按质、按量交货的，应承担违约责任，给服装厂或商盈造成损失的，面料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损失也包含商盈的客户对商盈的索赔）；如因服装厂的过错造成中途退货，服装厂应承担面料供应商因此受到的经济损失。合同为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或盖公司章生效）。面料供应商确认：商盈公司系代表服装厂签订本合同。晨宇公司在合同下方“供应商”处盖章，被告在“签字代表”处盖章。晨宇公司提供的两份货运用车申请单，2013年12月10日载明的米数为23148.6米，2013年12月27日载明的米数为58883.1米，另提供的一份收条显示收到面料数量为88匹。商盈公司为案外人施伟峰缴纳了2014年10月至12月及2015年1月至5月的养老保险金，案外人绍兴一叶制衣有限公司为施伟峰缴纳了2015年6月至8月养老保险金。晨宇公司提供的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上“服装加工厂盖章”处的签名为“施伟峰”，落款时间为10月16日。确认书载明蓝色布料实际结算数量为21889.9米、卡其色为31100.16米、黑色为30667.5米，合共83657.56米。晨宇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通过EMS向商盈公司发送律师函催讨货款，商盈公司自认收到过上述律师函。2014年11月25日，晨宇公司业务员秦梦园与商盈公司法定代表人ＸＸＸ就货款进行了协商，晨宇公司对该次协商过程进行了录音。ＸＸＸ在录音第5分33秒处有“货你拿去，加工费每件算20元，面料你拿去”这样的陈述。晨宇公司起诉要求判令商盈公司支付货款869061.12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诉讼费用由商盈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布料采购合同》上晨宇公司、商盈公司双方印章、签名真实，合同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及晨宇公司、商盈公司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商盈公司是否为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及商盈公司有无收到晨宇公司供货。该院分析如下：
关于合同相对方，商盈公司抗辩其虽签订合同但并不具有买受人地位。该院认为，从合同形式看，案涉《面料采购合同》最上方书写的是商盈公司的面料采购合同，结合合同内容，合同第2条“导致商盈的客户提出空运及赔偿，侧（则）应由面料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和合同第5条“面料货款由商盈在以汇票支付给服装厂到期的成衣货款时，再要求服装厂背书转付至面料供应商”，“如因服装厂或商盈的客户自身原因造成相应的成衣货物不能及时出运，面料供应商可以向商盈提出合同面料货款的付款请求”的约定，可认定商盈公司为面料采购方及货款的支付方。商盈公司以“商盈公司系代表服装厂签订本合同”等约定内容抗辩其并非合同相对方，该院不予采信。故该院认定被告作为合同买受人，主体适格。
关于商盈公司有无收到晨宇公司供货。晨宇公司为证明其已履行供货义务，向该院提供了晨宇公司工作人员与商盈公司法定代表人ＸＸＸ就货款进行协商的录音。ＸＸＸ在录音中虽未明确承认收到晨宇公司供货，商盈公司亦以此为由否定晨宇公司关于该录音的证明内容。但该院认为，仅以ＸＸＸ有无在录音中直接承认收货来判断商盈公司是否收到货物并不合理，而应综合整个录音协商过程进行确定。由录音内容可以看出，晨宇公司员工秦梦园与ＸＸＸ协商的目的是为催要货款。若商盈公司未曾收到晨宇公司货物，按一般常理，ＸＸＸ在秦梦园进行对话催要货款后应作出未收到货物的反驳，但其却以资金押着无法支付货款及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进行回应，加之其在录音第5分33秒左右作以货由对方取走的回答，可以认定商盈公司已收到晨宇公司提供的货物。至于收货数量，该院认为应以晨宇公司提供的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为准。虽商盈公司否认案外人施伟峰签名的真实性及其代理权限，但该院在庭审中已告知商盈公司须在指定期限内通知施伟峰到庭接受询问并告知其逾期的不利后果，商盈公司却以其已离职为由未通知施伟峰。但根据养老保险金缴纳证明看，商盈公司回复该院施伟峰无法到庭接受询问的时间尚在其为施伟峰缴纳保险金的期间，在商盈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应视为施伟峰当时尚在商盈公司工作。且该院多次通过座机、手机联系施伟峰要求其提供联系地址及到庭接受询问，其均拒绝。现晨宇公司已提供录音、保险金缴纳情况来证明确认书由施伟峰签字，在商盈公司未举证证明推翻该证据的情况下，该院认定该确认书的真实性。确认书载明实际结算的面料数量共为83657.56米，按照合同对单价为9.6元／米的约定，案涉货款应为83657.56＊9.6元=803112.6元。晨宇公司主张供货总量为90527.2米无依据，应以确认书为准。按照合同约定，商盈公司收货后应向晨宇公司支付面料款，故该院对晨宇公司要求商盈公司支付上述货款及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商盈公司应支付给晨宇公司货款人民币803112.5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月7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晨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91元，财产保全费4920元，合计人民币17411元，由晨宇负担1321元，由商盈公司负担16090元，商盈公司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缴纳。
上诉人商盈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尽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名为采购合同的书面协议，但从案涉《面料采购合同》的各具体条款进行体系性和整体全面的理解，并结合《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对买卖合同特征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上并不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不具有买受人的法律地位。由于原审判决对案涉《面料采购合同》的个别条款以片面、割裂上下文语境的方式作断章取义的错误曲解，以致作出“双方之间就案涉书面合同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之错误认定，明显违背事实，也违反《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对买卖合同特征所作的规定。
首先，一审判决以所谓“从合同形式看，案涉《面料采购合同》最上面书写的是被告的面料采购合同”作为认定因素，明显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指导性批复中明确规定的“不应仅以书面合同的名称就盲目据以认定相应的合同关系，而应以书面合同的具体实质内容作为认定是否存在某种合同关系的判断标准”。
其次，原审判决以书面合同中第2条、第5条中的个别词句内容作为认定因素，明显是以片面、割裂上下文语境的方式作断章取义的错误曲解，实际上明显违背该书面合同的真实完整含义。（1）一审判决引用书面合同中第2条中的个别词句“导致商盈的客户提出空运及赔偿，则应由面料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作为认定因素，但从此处内容中并不能据以得出“面料供应商应承担直接向商盈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结论。由于在整个外贸环节中，商盈公司向服装厂采购成衣，而服装厂向面料供应商采购面料，基于此，一旦面料供应商供应给服装厂的面料不合格，必然传导引起服装厂供应给商盈公司的成衣不合格，进而导致商盈公司供应给其国外客户的成衣不合格。因此根据商业常识，面料供应商应向服装厂承担赔偿责任，而服装厂则应向商盈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从“导致商盈的客户提出空运及赔偿，则应由面料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一个别词句，并不足以作为认定因素，原审判决的理解分析明显有违商业常识，也有违该合同的上下文整体逻辑语境。（2）原审判决引用书面合同中第5条中的个别词句“面料货款由商盈在以汇票支付给服装厂到期的成衣货款时，再要求服装厂背书转付至面料供应商”作为认定因素，明显有违商业常识，有违该合同的上下文整体逻辑语境。从对“商盈在以汇票支付给服装厂到期的成衣货款”以合理的方式理解看，该处约定的真实意思为——商盈公司仅向服装厂采购成衣，而非向面料供应商采购面料；商盈公司仅负有向服装厂支付所购成衣的成衣货款，商盈公司并不负有向面料供应商支付面料货款的义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的所谓“上诉人为面料采购方及货款的支付方”之结论，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明显违背该书面合同的真实完整含义。从对“再要求服装厂背书转付至面料供应商”以合理的方式理解看，该处约定的真实意思为——面料货款的义务方为服装厂，而非商盈公司。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上诉人为面料货款的支付方”之结论，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明显违背该书面合同的真实完整含义。（3）一审判决引用书面合同中第5条中的另一处个别词句“如因服装厂或商盈的客户自身原因造成相应的成衣货物不能及时出运，面料供应商可以向商盈提出本合同面料货款的付款请求”作为认定因素，有违商业常识、有违该合同的上下文整体逻辑语境。因为，在该此处词句后，还有接下去的文字为“商盈／服装厂／面料供应商协商解决”。通过整体上对“如因服装厂或商盈的客户自身原因造成相应的成衣货物不能及时出运，面料供应商可以向商盈提出本合同面料货款的付款请求，商盈／服装厂／面料供应商协商解决”以合理的方式理解看，该处约定的真实意思为——当出现因服装厂或商盈的客户自身原因造成相应的成衣货物不能及时出运时，商盈仅是在服装厂（面料的买受人）与面料供应商（面料的出卖人）之间就面料货款支付事项进行帮助协调的协调者的身份地位，根本不存在原审判决认定的所谓“书面合同内容中有商盈公司为面料货款的支付方”之结论。原审判决的认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明显违背该书面合同的真实完整含义。
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对买卖合同特征所作的规定，如要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须具备以下两项特征性的合同内容约定：其一为“出卖人将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其二为“买受人支付价款给出卖人”。但反观涉案合同的具体内容，涉案合同的具体约定却根本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对买卖合同所规定的基本特征。
1、根据涉案合同第4条关于交货的约定：“面料供应商（即被上诉人）将合同约定货物交货至服装厂”，而非商盈公司（即上诉人）。换言之，从涉案合同约定的关于商盈公司无权收取货物的约定来看，不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对买卖合同所规定的“出卖人将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这一基本特征的情形。即商盈公司不具备《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所规定的买受人的地位。
2、根据涉案合同第5条关于结算方式及期限的约定：“面料供应商（即被上诉人）应与服装厂对账，并向服装厂开具发票（税票）”。从该约定并结合我国增值税相关法律的规定，销货方（即出卖人）须向购货方（即买受人）开具出售货物的增值税发票（税票），购货方（即买受人）有权取得购入货物的增值税发票（税票）。同时，结合涉案合同第5条“服装厂收到商盈公司支付的成衣货款后，服装厂再将其与面料供应商已对账确认的相应面料货款背书付至面料供应商”的约定，以及该条后述的“如面料供应商不及时向服装厂开具发票（税票），由此将会致使面料供应商迟延（从服装厂处）收到面料货款，在此情形下面料供应商不得有任何异议”——恰恰能反证，该书面合同约定的真实意思是：服装厂才是面料采购方及货款的支付方。上诉人不是买受人。
3、根据涉案合同第6条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因服装厂的过错而退货，服装厂应承担面料供应商因此受到的经济损失”，从该约定分析可知，如约定的面料货物由服装厂收货后擅自退货，则应由服装厂承担面料供应商因此受到的经济损失。从此处的具体约定内容看，更可进一步反证：上诉人不具有买受人的地位。服装厂才是面料采购方及货款的支付方。
4、根据通常的商业常识，若为买卖合同，则一般均会在相应的书面合同中的首部或落款部将签约一方主体明确标示买受人的地位，即一般均会将作为买受人的签约一方主体明确标示为“购货方”、“买方”、“买受人”。但反观涉案合同全篇，从未存在将商盈公司明确标示为买受人地位的文字，落款处的商盈公司虽然作为一方签约主体在左边盖章，但其仅标示为“签约代表”。但反观涉案书面合同的首部，作为与面料供应商（即被上诉人）相对应的合同另一方，列明的是“服装厂”，却并非是商盈公司。从前述涉案合同的表述细节来看，也明显与通常的书面买卖合同的一般表述迥异，由此可以反证：本案双方并不因涉案合同而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不具有买受人的地位。
5、在涉案合同第9条中，双方明确约定：“面料供应商确认：商盈公司系代表服装厂签订本合同”。由此足以认定：双方在涉案合同中已明确规定：商盈公司并不具有买受人的地位。
三、被上诉人提交的三份所谓“送货单”证据材料，仅为被上诉人单方面制作的其公司内部的“货运用车申请单”，其上记载的收货单位及联系人为“成新农场”等三个服装厂，而根本不是上诉人。同时，被上诉人明确向一审法院陈述“被告方至今未向原告方指示过具体的服装厂”，可见所谓“送货单”证据材料所记载的收货方“成新农场”等三个服装厂，实际上根本不是上诉人所指定的收货方。此外，该三份所谓“送货单”上，实际根本未见到“成新农场”等三个服装厂对应的签收货物的记录。基于以上情况，被上诉人依据提交的三份所谓“送货单”证据材料所主张的“成新农场等3个服装厂已实际收取涉案合同货物”这一待证事实，实际上根本不能成立。由此可见，一审判决采信根本不具有证据效力的三份所谓“送货单”证据材料，并据此作出所谓“上诉人已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货物”的事实认定，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也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审法院在审查被上诉人依据提交的三份所谓“送货单”证据材料所主张的“成新农场等3个服装厂已实际收取涉案合同货物”这一待证事实的过程方面，明显存在失职嫌疑。理由是所谓“送货单”实为被上诉人单方面制作的其公司内部的“货运用车申请单”上面清楚地记载收货方“成新农场”等三个服装厂的具体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手机，但一审判决中根本未提及是否曾向所谓收货方“成新农场”等三个服装厂就收货情况进行核实的细节。
四、一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之证据效力，系明显的认定证据错误，由此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1、虽然上诉人处之前确有一个名叫“施伟峰”的职员（其已在2015年5月下旬从上诉人处离职），但不能仅仅因为该份全部内容为复印件的所谓《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的左下角存在“施伟峰”这三个字的原始签名，就盲目认定这三个字的原始签名就是上诉人之前任职的员工“施伟峰”本人的签字。被上诉人并未任何相关证据可据以证实“施伟峰”这三个字的原始签名就是上诉人处之前任职的员工施伟峰本人的签字这一关键性的待证事实。
2、虽然上诉人处之前确有一个名叫“施伟峰”的职员，但其当时一直以来均任职上诉人的后勤部司机。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可据以证实施伟峰有权代为上诉人签具该份所谓的《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而反观该所谓《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其不但全部内容为复印件，仅有“施伟峰”这三个字为原始签名笔迹，而在该三个字的原始签名上，却根本未加盖上诉人的公章。
3、结合涉案合同第5条的规定和该所谓的《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复印件中的具体行文内容，所谓的《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依约定理应由实际收货的服装厂（服装加工厂）与面料供应商（被上诉人）作为对账双方主体进行盖章对账。
同时在所谓的《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复印件中既然列明了具体的所谓已收货的“服装厂（服装加工厂）：成新农场”，那么《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复印件左下角的“服装加工厂盖章：”处，理应由该已载明的服装加工厂“成新农场”自行作出盖章对账，而根本不应由不是前述所谓服装加工厂员工的“施伟峰”来越俎代庖签字对账。由此可见，即便该《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上“施伟峰”系上诉人之前任职的员工施伟峰本人的签字，均系无效的签字。仅以《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中存在的“施伟峰”签名，根本不应认定为上诉人（或成新农场等三个服装厂）授权作出的对账结算行为。
五、一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被上诉人员工与商盈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谈话录音”证据材料之证据效力（证明内容），系明显的认定证据错误，由此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因为在该录音材料中，实际上既不存在所谓“商盈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总”的男声一方作出过承认商盈公司应承担付款义务和具体金额的相关细节内容，也不存在所谓“商盈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总”的男声一方作出过承认商盈公司收到过具体面料数量的相关细节内容，更不存在所谓“商盈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总”的男声一方作出过承认商盈公司具有买受人地位的相关细节内容。同时，该录音材料中两方的现有谈话内容来看，实际与本案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其内容并未能体现本案所涉《面料采购合同》的有关情况。反而能发现存在明显与《面料采购合同》不具关联性的细节：录音中所谈及的是单价为9.7元每米的面料，而本案所涉《面料采购合同》却是单价为9.6元每米的面料；女声一方中，曾有称“货发了80、90万米”，而本案所涉《面料采购合同》约定的却仅是85260米面料。故该录音材料本身，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及证明目的之间并不具有关联性。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商初字第45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晨宇公司提交答辩状称：一、双方有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提交的《面料采购合同》，系上诉人拟定的采购合同，该合同虽然对合同主体双方没有明确写明“卖方”、“买方”，但从合同条款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系“卖方”，上诉人系采购面料加工服装的“买方”。本案的真实情况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采购面料后，要求被上诉人将面料送到上诉人委托的服装加工厂；服装加工厂按上诉人的要求，对上诉人采购的面料加工成服装，然后上诉人将服装交付给自己的客户。上诉人与服装加工厂之间是加工法律关系。既然上诉人承认与被上诉人签订了《面料采购合同》，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客观存在。二、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交货义务，上诉人有义务支付货款。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结算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将货物送到上诉人指定的服装加工厂。但是上诉人无法解释为何上诉人的员工施伟峰会与被上诉人签结算单。上诉人也没有要求施伟峰出庭作证，ＸＸＸ与秦梦园提出货物有质量问题，上诉人也无法解释录音中的货物是什么，上诉人提出的没有收到货物与事实不符。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合议庭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的大小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在否认与被上诉人有买卖关系不成的情况下，一方面否认施伟峰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办理结算，另一方面又不敢让施伟峰出庭作证；一方面否认ＸＸＸ通话录音与本案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在法庭多次要求下，ＸＸＸ又不出庭接受法庭询问。上诉人没有向法庭陈述真实情况，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商盈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确认书》一份，以证明案外人绍兴市财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顺公司）确认委托上诉人商盈公司在2013年12月期间与面料供应商签订单价上限为9.6元／米、采购数量上限为85260米的人造棉面料采购合同。本院依职权向财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ＸＸＸ调查询问，形成证据2、询问笔录一份，ＸＸＸ确认涉案面料采购合同的内容，同意由财顺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经质证，上诉人认为，第一，虽然该份《确认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3日，但从内容来看，该证据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的证据”。如果该《确认书》内容属实，表明上诉人早在2013年12月就明知是代财顺公司采购面料，由财顺公司为上诉人加工服装，但上诉人在一审程序及二审第一次庭审时，均否认与财顺公司之间这层关系，说明上诉人违背了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原则，试图逃避付款责任。第二，该份《确认书》恰恰证明被上诉人此前陈述面料送到了上诉人指定的“财顺服装厂”是真实的。结合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业务员通话录音内容，证明施伟峰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被上诉人供应的面料，上诉人已经做成了成衣。第三，该份《确认书》陈述由上诉人与面料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但财顺公司却未能提供相应的采购合同。该份《确认书》的出具，有上诉人为了逃避责任，串通财顺公司的嫌疑。第四，该份《确认书》并未讲到面料供应商的面料款，应当由财顺公司支付。结合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面料采购合同第五条“面料货款由商盈在以汇票支付给服装厂到期的成衣货款时，再要求服装装厂背书转付至面料供应商。……如因服装厂或商盈的客户自身原因造成相应的成衣货物不能及时出运，面料供应商可以向商盈提出本合同面料货款的付款请求。”证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面料货款是正确的。第五，ＸＸＸ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否为同一人，在笔录中没有体现，如是同一人，更加证明了上诉人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货款。上诉人商盈公司对ＸＸＸ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财顺公司出具的确认书经向其法定代表人核实，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其证明力本院将在下文阐述。
被上诉人晨宇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ＸＸＸ同时是财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中的服装加工厂“财顺”即财顺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是《面料采购合同》的相对方；如果上诉人是合同相对方，则被上诉人实际交付的面料数量应如何认定。
关于面料采购合同的相对方问题。首先，上诉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财顺公司出具的《确认书》，财顺公司确认其委托上诉人商盈公司在2013年12月期间与面料供应商签订单价上限为9.6元／米、采购数量上限为85260米的人造棉面料采购合同。据此可见，上诉人在签订《面料采购合同》后已明确面料采购合同中的服装厂为财顺公司。但，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及本院第一次庭审中，均陈述商盈公司从未指定过服装厂，显然前后矛盾，且，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财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财顺公司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的确认书证明力较弱。故仅凭财顺公司出具的确认书不足以认定财顺公司即《面料采购合同》的相对方。其次，从《面料采购合同》的条款来看，虽然合同第9条约定“面料供应商确认：商盈公司系代表服装厂签订本合同”，但该合同名称为上诉人的面料采购合同，合同文本由上诉人提供，现被上诉人并不认可上诉人系代表服装厂签订合同，上诉人也否认合同签订后指定过服装厂，结合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上诉人的员工确认面料数量的情况，可以认定上诉人为《面料采购合同》的相对方。
退一步讲，上诉人称《面料采购合同》中的外商订单最终取消了，二审中上诉人亦确认服装厂没有将成衣货物出运，那么根据《面料采购合同》第5条的约定“如因服装厂或商盈的客户自身原因造成相应的成衣货物不能及时出运，面料供应商可以向商盈提出本合同面料货款的付款请求，商盈／服装厂／面料商三方协商解决”，被上诉人也可以要求上诉人支付面料货款。上诉人辩称根据该条约定，应当三方协商解决，但显然双方协商未成才成讼，故上诉人依约也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
关于被上诉人交付的面料数量认定问题。原审法院已告知上诉人通知施伟峰到庭接受询问及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在联系施伟峰后其拒绝到庭。施伟峰在《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中签字之际上诉人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金。故应当推定《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中施伟峰的签字真实且施伟峰系代表上诉人签字。结合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员工的通话录音，上诉人收到《面料结账核对确认书》项下的面料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故原审判决据此认定面料数量为83657.56米并无不当。
至于货运用车申请单是否真实已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对该证据本院不再作评判。
综上，上诉人商盈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91元，由上诉人绍兴商盈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靓
审 判 员 陆卫东
代理审判员 王 瑜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
书 记 员 曹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