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梅中法民一终字第2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伟煌，男，1969年2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4414241969********，现住广东省五华县河东镇枫林村新屋。
委托代理人李旭强，广东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德康，男，1956年2月14日出生，香港身份证号K053434（A），原籍广东省五华县河东镇枫林村新屋，现住香港柴湾峰华村晓锋楼2103室。
委托代理人李海浪，广东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伟煌因与被上诉人戴德康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2）梅华法民一初字第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9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伟煌及委托代理人李旭强、被上诉人戴德康及委托代理人李海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诉争白虎片房屋产权是属于原告所有还是被告所有，被告是否应该返还该白虎片房屋及斜舍给原告。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诉争白虎片房屋产权是属于原告还是被告所有的问题。因为双方对争议的房屋都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而且原告主张建白虎片房屋的经手人黄亚六及被告主张建白虎片房屋的经手人戴林君均已死亡，无法查明当时建房的真实情况。原、被告各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了证据，并且双方的证据经开庭质证、认证。原告对其主张从建房的土地使用权方面，提供了该座房屋的土地使用证以及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上述证据客观证实了原告持有的华府集用（2008）第008146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从该土地使用证取得的时间看，此证的取得时间是在双方争议的房屋建成约20年以后，原告才到相关职能部门补办土地登记手续才取得的，并且原告提供了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梅中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行终字第43号行政判决书的复印件。上述证据，证实了争议房屋的土地是原告调换的，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原告是诉争白虎片房屋土地的合法权利使用人。原告对争议的房屋虽然没有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但是原告提供了河东镇枫林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其姐姐戴添娣的证言。从上述证明看，虽然枫林村民委员会不是房屋产权的职能颁发和登记部门，但河东镇枫林村民委员会作为最基层的组织，应该对当地的情况是比较知情的，特别是原、被告的房屋争议问题。河东镇枫林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争议的房屋是戴德康所有，并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原告之姐戴添娣在开庭时证明土地是原告使用的，房屋是原告兴建的。虽然戴添娣是原告的姐姐，但其证明房屋是原告兴建，在原告一家居住香港，仅有母亲黄亚六年老在家的情况下，原告拿钱给其母，其母把钱交给陪护其生活的戴林君帮助原告建房，并证明亲眼所见其母拿钱给戴林君，结合村委证明、土地调换等证据，证人戴添娣的陈述比较符合常理。
被告主张诉争的房屋属其所有，对其主张提交了2012年8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对此协议书，原告质证后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此协议书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当时的执笔人书写错误，当时签订协议书也是为了平息事件；对此协议书，五华县河东镇人民政府及五华县河东镇平南派出所、枫林村民委员会均出具了情况说明，说明此协议书形成的特殊环境，是因为事发当天纠纷恶化，可能引起械斗，为制止矛盾激化，在五华县河东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持下，争议双方形成协议书；并且河东镇政府在该情况说明中也明确说明此协议书不能作为双方对争议房屋共同共有的依据。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人李耀玉等及被告委托代理人一人对李耀玉等的问话笔录。虽然被告申请的证人都出庭作证，但是关键证人李耀玉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在前面五华县河东镇司法所对纠纷处理期间，该司法所对李耀玉调查时，李耀玉证明争议的房屋属原告所有。而后，当被告代理人对李耀玉调查及李耀玉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时，又认为双方诉争的房屋属于被告所有。被告代理人是一人接受委托调查收集证据的，且证人李耀玉的陈述与前面陈述不一致，按常理，前面陈述比较客观、真实。另外被告的证人均认为工资钱是戴林君付的，但不能证明一定是戴林君建房，也不能证明建房的钱是戴林君的。此外，对被告提交的两张其母亲居住的照片，也不能证明诉争的房屋属于被告所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比较和分析，参考建房的土地使用权、建房的资金及当地农村做屋的风俗习惯等方面因素，再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证实其房屋所有权，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且理由也比较充分。对此，应该认定争议的白虎片房屋所有权归原告所有。
对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提出被告家在该涉案房屋的白虎片居住已有25年之久，原告的起诉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而原告认为被告家只是帮忙保管诉争的房屋，并照顾其大妈，当时双方口头约定如果日后原告要拆旧屋建新屋时，被告要搬离此房屋，而现在原告要拆旧屋建新屋，但是被告不愿意搬离此房屋，诉讼时效应该从被告不愿意搬离此房屋开始计算。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使用原告的房屋出于原告自愿，不属于侵犯原告权益，不能作为被告侵权的开始时间，更不能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因此，被告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四项之规定，于2013年6月25日作出判决：被告戴伟煌应该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天内返还座落于河东镇丰林村新屋片未拆除的白虎片房屋（两间两层的房间、半个上厅、走廊、卫生间及斜舍）给原告戴德康。本案受理费100元，依法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戴伟煌负担。
戴伟煌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戴德康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来证明房屋所有权属于本末倒置。戴伟煌一家和平、合法占有二十多年的房屋是1988年建造的，而戴德康提供的华府集用（2008）第0081465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是在2008年补办的。房屋建造在先，《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补办在后，当戴德康无法提供有效证据来证明房屋所有权时，则利用“房随地走”的房屋土地依附关系来倒推房屋产权，显然本末倒置，也不符合时间逻辑。原审判决以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梅中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行终字第43号行政判决所认定的（2008）第008146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来支持被上诉人对房屋权属的主张，不符合事实上的逻辑性。涉案的土地使用证是戴德康在2008年6月至7月间背着戴伟煌偷偷申办下来的。戴伟煌知道此事后，立即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土地使用权证，直至2013年诉讼结案。戴伟煌在行政诉讼中的主张没有得到支持，并不表明戴伟煌对房屋不享有物权。戴伟煌至今不服行政终审判决，房屋建成后长期没有进行土地确权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办理土地权属手续当年的河东镇枫林村委会主任戴焕文与戴德康是堂连襟关系，且戴德康私下承诺将获得的土地送给与戴焕文，故由戴焕文一手操办而违法获得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其实在申请表上的“戴焕文”与“戴天泗”二人的签名都由同一人所为。但以此证来佐证房屋的所有权，则属于本末倒置。因为正是由于戴焕文等人的暗中相助，才导致了事实上的“房地分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行政判决书也明确：“本案仅涉及集体土地的确权，该土地上的房屋确权不属于被告的行政职权范围，被告未对房屋进行确权登记发证”。可见，该行政判决书与房屋产权的归属并不具有关联性。2、原审判决对证据材料的采信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的枫林村委会证明并不是戴天泗本人所写，而且戴天泗本人也没有出庭作证；另一关键证人戴开新也只是提交书面证言，并未到庭作证、接受询问。这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对戴伟煌提供的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采信，却认为该证人在法庭外的陈述更可信，理由何在？如果该证人对同一事实的说法前后不一致，至多也是前后矛盾而应当进一步询问清楚。凭何常理认为“前面陈述比较客观、真实”？河东镇枫林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是由戴德康的堂连襟戴焕文开具的，原审判决对戴德康与堂连襟戴焕文的亲戚关系完全视而不见，却把戴焕文以村委会名义出具的证明认定为基层组织的意见。戴德康与戴焕文之间有利益关系，戴焕文作为村委会主任，写个材料随时都可以加盖村委会公章。这不是历史上形成的文书档案，戴焕文个人的意思怎么就变成了村委会的书证？原审判决对戴德康之姐戴添娣的证言深信不疑也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五项的规定。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原审判决认为“原告同父异母的姐姐戴添娣的证言更具有可信度”，而戴添娣则声称“看见原告大妈把建房的钱拿给戴林君，然后由戴林君付给工人”。问题是，对于建房总共花了多少材料钱、付工人工资多少钱、当时有哪些工人参加了建房，戴添娣无法详细说明。既然是“亲眼看见”给钱，却不能说出大概的数额，这样模糊不清的证言不能改变居住二十多年的房屋所有权。相反，戴伟煌提供的五个建房工人在法庭上陈述证明了“是为谁建房”，原审判决却认为其证言不真实。3、原审判决对事实进行判断违背常理。首先，本案争议的房屋即白虎片房屋的兴建时间后于青龙片房屋的兴建时间。青龙片的房屋是由戴德康建于1982年间，1984年冬天戴德康一家即搬迁至香港居住。而戴伟煌家的房屋则在1988年间兴建的。两边的房屋虽然结构基本相同，但在具体用材上有区别。如果全部房屋完全属于戴德康，就应该是“先后没有差别”才符合常理。其次，戴德康声称白虎片的房屋由戴伟煌的父亲戴林君帮其代建，然后代管。戴德康自1984年冬天到香港后，人都已在外地。难道戴伟煌的父亲戴林君一辈子只能借住戴德康的房屋？戴伟煌一家就连几间瓦砖房都建不起？戴伟煌自15岁时即1984年初中毕业后即辍学外出挣钱支持家庭了。尽管戴伟煌的父亲已经去世而无法对证，但戴伟煌对事实经过却是清楚的。其三，如果说所有房屋都是由戴伟煌的父亲戴林君代建、代管，那么当戴德康的大妈黄亚六于2001年去世后，按常理戴伟煌一家完全可以在父亲戴林君的带领下，自由支配或占用白虎片和青龙片的所有房屋。但是戴伟煌全家却始终居住在白虎片的房屋，而且时间达25年之久。戴伟煌的父亲戴林君与戴德康是叔侄关系，都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作为叔叔的戴林君全家还得依靠侄子戴德康的接济过日子，不符合常理。4、原审原告戴德康没有完成房屋所有权的举证责任。戴伟煌一家自1988年起即和平、持续、合法地在房屋内居住至今，戴德康主张戴伟煌目前实际占有（戴伟煌母亲正在居住的）房屋属于戴德康所有，于2012年起诉主张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返还。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原审原告戴德康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该房屋是其本人出资兴建、然后由戴伟煌一家代管或借住。但戴德康既拿不出出资兴建的凭据，也未能证明戴伟煌一家的居住是代管或借住的事实。众所周知，我国农村早期的房屋大多数没有进行确权登记，只是呈建造、居住的事实状态。作为和平、持续、合法占有争议房屋已经达二十多年的被告戴伟煌，不能因为原告戴德康主张产权，就由被告来承担证明房屋归其本人所有的举证责任，而是应当由原告戴德康提供证据证明其享有产权。否则，“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就成了举证责任倒置。在本案中，原告戴德康主张房屋产权的证据主要是村委会证明、证人李耀玉、魏培英以及其姐戴添娣的证言，而村委会主任戴焕文又是原告戴德康的连襟。仅凭这些不能形成证明体系的简单证据即可轻易取得被告一家的合法占有二十多年房屋的产权，这种判断显然过于草率。其他同样没有进行确权登记而一直合法居住的农村房屋，若有人突然主张返还原物，岂不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他人的房屋？5、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违反了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从原审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所有证据都是间接证据，但这些间接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房屋产权事实还未得到有效证明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却不顾被告一家和平、合法、持续地居住房屋达二十多年的事实，以“优势证据规则”作为理由，对房屋产权推定为原告所有。在农村房屋没有强制进行登记确权的情况下，对房屋合法居住的一方来说，无需证明自己对房屋享有产权，持续占有的事实可以推定其享有产权；相反，对该房屋主张产权的一方倒应该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持续占有人属于非产权人。原审原告的证据还没有达到诉讼证明的要求，原审却推定其对产权享有更有“可能性”，有违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戴德康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1、土地来源明确清楚。2、上诉人主张白虎片房屋归其所有，但上诉人只有一份书面依据，即2012年2月17日的协议书，但该协议书并没有说明白虎片房屋属于上诉人所有。河东镇人民政府和平南派出所的协议并不能作为共有的依据。上诉人的证人并不能证明当时建房是谁出资的。3、农村的房屋都没有办理房屋产权证，都是以《集体土地使用证》为依据。争议房屋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都是属于戴德康的。
经审理查明，本案诉争的房屋座落于五华县河东镇枫林村新屋队山里顶，原属于上五下五结构，实际只建成了上五间和走廊及白虎片侧边的一个斜舍。上五间有两层，底层钢筋棚面，第二层为石瓦结构。上五间中的青龙片现已拆除，现存上五间中白虎片的第一、二层各两个房间、楼梯、走廊和一个卫生间，上厅中靠白虎片的半个厅以及白虎片侧边的一个斜舍。
戴德康于1982年建成该座房屋青龙片第一层的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戴德康一家于1982年冬搬入建成的该房第一层居住。戴德康于1983年到香港定居，戴德康的妻儿于1984年到香港定居。戴德康聘请建筑师傅李耀玉于1985年冬建成该座房屋青龙片第二层。该座房屋的白虎片由建筑师傅李耀玉于1988年建成。房屋上五间建成后，由戴德康的大妈黄亚六及戴德康的叔父戴林君（戴伟煌的父亲）一家居住，黄亚六居住青龙片最里面一间，戴林君一家居住其中的白虎片。白虎片侧边的斜舍由戴伟煌搭建。戴德康长期在香港居住。黄亚六于2001年去世；戴林君在白虎片居住至2005年去世。此后，该房屋的白虎片仍由戴伟煌一家居住。2008年8月9日，戴德康补办了华府集用（2008）第008146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办该证时，戴伟煌仍在该房屋的白虎片居住。戴伟煌在诉争房屋座向的右边兴建了一座房屋，戴伟煌及其妻儿于2009年搬进新屋居住；戴伟煌的母亲李亚满仍在该座房屋白虎片中第一层靠上厅的第二个房间居住，戴伟煌仍有一些杂物堆放在该座房屋白虎片中第一层靠上厅的第一个房间及第二层的两个房间。
2012年2月16日（农历正月二十五）上午，戴德康租用挖机拆除本案房屋中的青龙片以及上厅的一部分，与戴伟煌发生争执。枫林村民委员会立即派村委干部到现场处理，防止事态恶化。2012年2月17日，河东镇人民政府派副镇长蓝天、驻村干部张国波到现场处理，经平南派出所民警和枫林村民委员会干部共同调解，当日晚戴德康与戴伟煌达成协议并在协议书上签名。戴伟煌同意让戴德康租用的挖机离开。该协议书的内容为，“2012年2月16日戴德康在拆除旧房子时，未与戴伟煌家人商量，而损坏戴伟煌家人和戴德康共同拥有的房子。现经双方协商，现将戴伟煌家人被损坏的房子一事，交由河东镇政府处理。双方对于镇政府作出的房屋的赔偿及修复费用，如果戴德康对于赔偿不予支付，就将以其拥有的土地作为赔偿。”该协议签订后，河东镇政府未对房屋损害赔偿纠纷作出处理。之后戴德康要求戴伟煌返还未拆除的白虎片房屋，但戴伟煌认为该白虎片的房屋由其出资聘请建筑师傅李耀玉、李会贤、李汉雄兴建，应归其所有，不同意返还。纠纷经五华县河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戴德康遂于2012年6月26日起诉，请求判令戴伟煌返还枫林村新屋片未拆除的房屋（两间两层一半厅），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诉讼过程中，戴伟煌向本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判令五华县人民政府撤销华府集用（2008）第008146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本院于2012年10月17日作出（2012）梅中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维持五华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8月29日颁发的华府集用（2008）第008146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戴伟煌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4日作出（2013）粤高法行终字第4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恢复对本案的审理后，戴德康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戴伟煌返还诉争房屋的走廊及斜舍。
原审法院2012年7月6日的勘验笔录载明“⑤标的座向右边与伟煌搭建的斜舍相邻，左边为青龙片（已拆除，无争议，属原行的），后面靠山，前面为村道”。
戴德康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五华县河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2年5月9日向李耀玉所作的调查笔录记载，关于建房情况，李耀玉答“戴德康在长坵排上（原老屋队禾坪右边）建有上五间二条大巷，该房分三次建成。第一次是1982年做成青龙片的第一层，师傅是曾庆思；第二次是1984年左右建成青龙片第二层，师傅是李耀玉；第三次是大约是1987年白虎片二间一巷至中间厅二层一次性建成。”
戴德康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五华县河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2年5月9日向戴天泗所作的调查笔录记载，对于戴德康的建房情况，戴天泗答“戴德康的房屋基地位于原老屋队禾坪（原枫三队）右边的整个屋迹我都参与，当时是戴德康叫我去搬，搬了近一年，搬屋迹工资是戴德康付”。对该调查笔录，戴伟煌一审质证认为不属实。
戴德康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五华县河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2年5月25日向魏培英所作的调查笔录记载，关于戴德康建房用地的情况，魏培英答“戴德康在枫三队禾坪右边建房的上五间土地是我家在80年左右调换给戴德康家，包括上五间的大厅也有一部分地方是我家调换给他的”，“用戴屋祠堂后栋青龙片厅第一个间迹及围龙的一个间迹调换给我的”。对该调查笔录，戴伟煌一审质证认为不属实。
戴伟煌的一审代理律师颜青于2012年7月7日向李耀玉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关于争执的房屋是如何建造的，李耀玉答“这座屋是上五下五结构，现做上五间二个巷，白虎片有厨房，青龙片也有厨房。青龙片先做，青龙片第一层由戴德康的外甥做师傅，第二层及盖瓦房由我李耀玉做师傅建的，师傅工钱由戴德康的姐夫李大标付给我的。因戴德康在香港，他委托他姐夫付钱给我的。大约1985年做的。过了几年，大约在1988年，戴伟煌的父亲戴林君及戴伟煌父子两人叫我帮他建房，由我做师傅，并叫李木贤、李汉雄一起帮戴林君父子建的白虎片。白虎片二间一巷连上厅一厨房二层一次性建成，建房材料由戴林君购买，师傅工资由戴林君付给我的。”
戴伟煌的一审代理律师颜青于2012年7月7日向李会贤（又名李木贤）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对于争执房屋的兴建情况，李会贤答“青龙片我不清楚，白虎片我清楚”；对于白虎片的兴建情况，李会贤答“建白虎片时，是李耀玉叫我去了。我去砌石、装修、盖瓦，厨房做灶都是我做的，是我一手经理，因为师傅头李耀玉要出门做生意”，“建了两间一巷、上厅一厨房二层结构”；对于建房材料，李会贤答“由戴林君去购买的，因为其儿子戴伟煌要出门做生意”；对于工钱，李会贤答“由戴林君父子付给我的”。
戴伟煌的代理律师颜青于2012年7月7日向李汉雄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对于争执房屋的兴建情况，李汉雄答“1988年，李耀玉做建房师傅头，我做徒弟。帮助戴伟煌兴建白虎片二间一巷一厨房上厅二层，一次性建成。我当时同李会贤（又名李木贤）一起，自始至终都在场兴建”；对于建房材料，李汉雄答“由戴林君、戴伟煌父子去购买的”；对于工钱，李汉雄答“由戴林君父子付的”。
戴德康提交了五华县河东镇枫林村民委员会于2012年4月18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有我村原新屋队戴德康在新屋片，于1988年建有144平方米房屋，该房屋是戴德康所有的，并办理了华府集体（2008）第008146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由于戴德康在该房屋拆旧建新，戴伟煌提出异议，现未拆除的房屋是戴德康所有的，该部分房屋的占地是在华府集用（2008）第0081465号范围内使用范围内。”
戴德康提交了五华县河东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8月1日出具并有张国波签名的《情况说明书》，其内容包括“戴德康和戴伟煌达成协议，认为他们家房屋纠纷应提供有关依据才能说明究竟是谁的产权，一时之间不能解决他们房屋纠纷，就认为房屋纠纷应提交由河东镇人民政府处理。戴伟煌才同意挖机离开。本镇认为，2012年2月17日的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戴伟煌和戴德康对争议房屋共同共有的依据。”
戴德康提交了五华县河东镇枫林村民委员会于2012年8月2日出具并有戴焕文签名的《情况说明书》，其内容包括“经调解处理达成2012年2月17日的协议，该协议主要目的是他们之间的房屋纠纷交由河东镇人民政府处理，戴伟煌应让戴德康的师傅的挖机放行。该协议在事实上，戴伟煌和戴德康并没有对争议的房屋达成共识认为该争议的房屋是共同共有的，只是将争议的房屋交由河东镇人民政府处理。”
戴德康提交的《土地权属证明书》中村民小组意见栏载明“该户是我村村民于86年10月建成，无争议，同意办证”，备注栏载明“1、此表只供1986年12月31日前农村私人建房者不能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材料的用地户使用，作用土地权属来源依据。2、严格按时间界限填报，如弄虚作假，注销其土地证书，并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原审法院2012年7月19日的开庭笔录显示，关于房屋的土地来源，戴德康称“青龙片的地方是我的，上厅的地方调换到魏培英的，白虎片的地方包括现被搭的斜舍是我调换到戴开新的”；关于搬屋迹，戴德康称“1981年搬屋迹”；关于青龙片的房屋，戴德康称“1982年间做好青龙片第一层（指农村上五下五结构）的两个间、一个大厨房，1982年我们搬进去过春节”；关于白虎片的房屋，戴德康称“1987年冬建白虎片，因当时我已过香港，我就将钱拿给我家里大妈，交代我叔戴林君叫人做屋，如要叫师傅付工资就去我妈那拿”，“1988那年建好后，由被告父亲戴林君托管，一直托管至2001年正月半我大妈去世”。原审法院2013年5月24日的开庭笔录显示，对于建白虎片和斜舍时戴德康是否在家，戴德康在庭审调查时称，“我不在家，但在上次开庭时我已说了，我在香港做了钱，交给我大妈，我大妈托被告的父亲所建”；对于当时委托情况，戴德康称“有口头委托我大妈拿了钱托人在家做屋”；对于有无付工资给戴林君，戴德康的代理律师称“原告大妈并非全部交代被告父亲做屋，只是让他方便时协助一下建房事务”；对于做屋的师傅杂工谁请的，戴德康称“我大妈让被告父亲、我姐、我外甥他们去请人的”，戴伟煌称“我父亲直接去请人的”。
原审法院2012年7月19日的开庭笔录显示，关于搬屋迹，戴伟煌称“白虎片是我1988年4月16日搬屋迹做的，我叫人搬的，叫黄沙人陈建中另一个联岭人（已死亡）搬的，当时一边搬一边做，直到做好”。
李耀玉于2012年7月19日出庭作证，对于颜青20**年7月7日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李耀玉称“是我所说的，是事实的”，“当时是戴伟煌父子出钱的，叫我做的，工资也是他们付的”；对于戴伟煌当时的情况，李耀玉称“戴伟煌随我从事‘抱包’赚了些钱”；对于河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12年5月9日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李耀玉称“是我所说的”，“当时在司法所签名时我认真看了，此笔录当时的第一份看了不事实，又重新写了一份”，“司法所做的第一份笔录，我看了不事实，不签名；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揉了扔了，重新写了这一份”；对于调解委员会调查笔录中“戴德康在长坵排上（原老屋队禾坪右边）建有上五间二条大巷”，李耀玉称“司法所的有误解，颜青那份是真实的，是怎样的我就怎样说”。
李会贤于2012年7月19日出庭作证，对于颜青20**年7月7日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李会贤称“是我所说的，事实的”；对于工资，李会贤称“戴林君付给我，戴伟煌也有付给我”；对于戴伟煌当时的情况，李会贤称“当时戴伟煌已做父亲”；对于戴伟煌从事的职业，李会贤称“抱包”。
李汉雄于2012年7月19日出庭作证，对于颜青20**年7月7日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李汉雄称“是我所说，是事实的”；对于白虎片的产权，李汉雄称“我不清楚，我认做工。主家付工资我，我就做他的”；对于戴伟煌当时的年纪，李汉雄称“当时戴伟煌孩子已出生”。
戴添娣于2012年7月19日出庭作证，对于其与当事人双方的关系，戴添娣称“原告是胞弟，被告是堂弟”；对于建房过程，戴添娣称“因原告他们过香港去了，我妈年老还在家，但我儿子当时还有事不能来建，于是叫我叔去帮忙建的”；对于建房资金，戴添娣称“我亲眼看到我妈拿钱给戴林君”，“做白虎片的钱是我弟戴德康给我妈，买材料的钱是我妈拿给我叔的，第一次拿钱给我叔，我亲眼看到，第二次拿钱我见我妈拿的”，“打水泥工的钱我也看见是我妈拿给我叔”，“至于工钱我基本看到我妈拿钱给我叔的”；对于拿钱给戴林君时在场的人，戴添娣称“只有我、我妈、我叔三人”；对于拿钱给戴林君时看到的金额，戴添娣称“具体多少不知，大约有两公分平的厚度的钱的厚度，50元、100元的那些”；对于拿钱给戴林君的年份，戴添娣称“做屋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买材料、水泥工、做屋的钱是原告拿给我妈的”；对于屋迹，戴添娣称“搬屋迹是我孩子一直搬的”。
戴开新于2012年7月19日出庭作证，称白虎片的地方是戴开新在1980年间调换给戴德康，有1分5至6厘的面积。
陈建中于2012年7月19日出庭作证，称约二十五六年前戴林君叫陈建中去帮忙搬白虎片屋迹，戴林君付给陈建中工钱。
2013年9月13日二审开庭中，对于正厅是谁建的，戴伟煌称“是我在88年时建的”，戴德康称“我建青龙片房屋时就建了的，正厅是我在1982年建的”。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房屋座向左边青龙片的两间及一厨房，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且该部分现已拆除。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房屋座向右边白虎片的两层共四间（另有楼梯、走廊、卫生间）及上厅和斜舍是否应返还给戴德康。
对于白虎片建成于1988年双方无争议；斜舍属于白虎片的附属设施，根据勘验笔录记载由戴伟煌搭建，勘验笔录经一审开庭质证双方无争议；但对于上厅的兴建时间双方有争议。根据戴德康在2012年7月19日一审开庭时关于1982年建成范围的陈述，戴德康在1982年间建好青龙片第一层的两个间和一个大厨房，并未包括上厅。青龙片第二层的建筑师傅是李耀玉，白虎片的建筑师傅中包括李耀玉。根据李耀玉在2012年5月9日五华县河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查笔录中关于第二次、第三次施工建成范围的陈述和在2012年7月7日颜青询问笔录中关于白虎片建成范围的陈述，结合李会贤、李汉雄在2012年7月7日颜青询问笔录中关于白虎片建成范围的陈述、戴德康在2012年7月19日开庭时的关于1982年建成范围的陈述和戴伟煌在2013年9月13日二审开庭时的陈述，应认定上厅于1988年与白虎片同时建成。
对于白虎片和上厅由谁兴建双方有争议。根据戴德康在2012年7月19日和2013年5月24日一审开庭时关于戴林君在白虎片兴建赛程中所起作用的陈述，结合戴添娣在2012年7月19日出庭作证时关于建房过程的陈述，以及建筑师傅李耀玉、李会贤、李汉雄在2012年7月7日颜青询问笔录中关于白虎片主家、建房材料、工钱支付的陈述，可认定白虎片和上厅由戴林君聘请建筑师傅组织兴建。
至于五华县河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2年5月9日向李耀玉所作的调查笔录中“戴德康在长坵排上（原老屋队禾坪右边）建有上五间二条大巷，该房分三次建成。第一次是1982年做成青龙片的第一层，师傅是曾庆思；第二次是1984年左右建成青龙片第二层，师傅是李耀玉；第三次是大约是1987年白虎片二间一巷至中间厅二层一次性建成”的记载，该笔录关于存在争议的白虎片的描述，对于建设范围有明确描述“二间一巷至中间厅二层”，但对建设过程仅描述“一次性建成”，而对于由谁聘请师傅、购买材料、支付工资等均未涉及，即未明确描述戴德康如何兴建白虎片，且无其他有效证据就戴德康兴建白虎片的过程与该陈述相印证。因此对于“戴德康在长坵排上（原老屋队禾坪右边）建有上五间二条大巷”陈述中包含的戴德康兴建白虎片的部分，不予采信。
对于争议的房屋由谁组织搬屋迹双方有争议。戴德康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五华县河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2年5月9日向戴天泗所作的调查笔录与戴德康申请的证人戴添娣于2012年7月19日出庭就搬屋迹所作的证言无法相印证，戴伟煌申请的证人陈建中于2012年7月19日出庭作证时就搬屋迹所作的证言亦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对于争议的房屋由谁组织搬屋迹无法作出认定，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对于白虎片房屋的建房工钱由戴林君向建房师傅支付、建房材料由戴林君购买双方无争议，但对上述资金的来源双方有争议。戴德康申请的证人戴添娣虽于2012年7月19日出庭作证称其多次看见黄亚六将建房资金交给戴林君，但对所交资金的大概数额并不清楚，并且戴德康与戴添娣系同父异母的姐弟，双方具有利害关系，戴添娣就建房资金所作的陈述，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关于“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戴伟煌诉称由其“抱包”挣得钱后用作白虎片和上厅的建房资金，亦无证据证明。根据现有证据，对于争议房屋的建房资金来源无法作出认定，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对于白虎片房屋的管理使用状况双方无争议，即白虎片房屋于1988年建成后就由戴林君一家居住使用，戴伟煌在白虎片内居住至2009年搬进新屋，2008年戴德康就本案房屋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时戴伟煌仍在白虎片内居住。但对于戴林君居住白虎片房屋的原因双方有争议，戴德康诉称是为方便戴林君照顾戴德康的母亲黄亚六，将该房屋交由戴林君托管；戴伟煌则称是因该房由戴林君、戴伟煌兴建，戴林君是搬进自己的房屋居住。争议双方于2012年2月17日签订了一份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属书证。该书证的后半部分是双方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约定，前半部分即“2012年2月16日戴德康在拆除旧房子时，未与戴伟煌家人商量，而损坏戴伟煌家人和戴德康共同拥有的房子”的部分，是对相关情况的描述，其中“损坏戴伟煌家人和戴德康共同拥有的房子”是对损坏对象的权属的描述，即双方当时认可损坏的房子是属于双方共同拥有的。戴德康诉称将白虎片交由戴林君托管，即无相关证据证实，又与2012年2月17日协议书中关于损坏房屋权属的描述相矛盾，对戴德康主张的将白虎片交由戴林君托管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对于戴德康和戴伟煌2012年2月16日发生的争议，五华县河东镇枫林村民委员会、河东镇人民政府派出干部进行调解，促成双方签订了2012年2月17日的协议书。枫林村民委员会、河东镇人民政府以及参加调解的人员就其了解的案件情况可依法作证，但证明对象的范围仅限于其了解的案件事实，而不包括超出其职权范围的对于案件事实或证据材料的评价。因此，对于枫林村民委员会、河东镇人民政府关于2012年2月17日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争议房屋共有依据的意见，以及枫林村民委员会关于144平方米房屋归戴德康所有的意见，不予采信。
对于本案房屋的土地权属双方有争议。双方均未提交办理报建审批手续的证据，但戴德康于2008年就本案房屋办理了华府集用（2008）第008146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该《集体土地使用证》经本院（2012）梅中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行终字第43号行政判决维持，且上述判决认定涉案土地是戴德康以自用土地、旧房屋与戴开新、魏培英等人调换所得的土地和自有的自留地。作为该《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据资料的《土地权属证明书》备注栏载明“此表只供1986年12月31日前农村私人建房者不能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材料的用地户使用，作用土地权属来源依据”、“严格按时间界限填报”，而村民小组意见栏载明“该户是我村村民于86年10月建成，无争议”，与白虎片房屋1988建成并入住、补办土地使用证期间时戴伟煌仍在白虎片房屋居住的事实不符。本案房屋范围内的集体土地虽在房屋建成并入住二十年后确权给戴德康，但正如本院（2012）梅中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所认为的，前案仅涉及集体土地的确权，而不涉及地上房屋的确权。
本案中，诉争房屋的白虎片和上厅于1988年由戴林君聘请建筑师傅组织兴建，建成后就由戴林君、戴伟煌一家居住使用，戴德康诉请戴伟煌返还上述房屋，按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应由戴德康举证证明戴德康对诉争房屋享有权利，且该权利并足以排除戴伟煌对诉争房屋的占有使用。本案房屋的土地虽经行政判决认定为戴德康调换所得的土地和自有的自留地，该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已确权给了戴德康，但对地上房屋并未确权。青龙片的房屋虽由戴德康建成并由戴德康、黄亚六居住使用，且白虎片与青龙片经上厅连结而形成一个整体，但白虎片和上厅的建成时间比青龙片晚三年，且白虎片区别于青龙片而具备独立的使用价值。戴德康诉称白虎片由其出资兴建但证据不足，戴德康诉称将白虎片交由戴林君托管但又在2012年2月17日的协议书中认可房屋为争议双方共有。因此，戴德康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的房屋由其出资兴建并排除戴伟煌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其返还诉争房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戴伟煌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支持。案经调解未果，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2）梅华法民一初字第54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戴德康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戴德康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戴德康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民
审 判 员 黄洪远
代理审判员 曾园芳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陈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