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15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1，男，1955年12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秦国栋，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2，男，1936年3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3，男，1957年7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4，男，1963年4月22日出生。
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国英，北京策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张×1，女，1957年9月29日出生。
上诉人耿×1因与被上诉人耿×2、耿×3、耿×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01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2月，耿×2、耿×3、耿×4诉至原审法院称：耿×2与被继承人何×1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三子，耿×1为长子，耿×3为次子，耿×4为三子。何×1于2014年8月2日因病去世，去世前其所有财产一直由耿×1负责保管。何×1去世后，耿×2向耿×1索要与其妻何×1银行存款，耿×1先是说无银行存款，后又说银行存款有180000元，再次进行协商时又说银行存款有400000万元，后又称银行无存款，前后矛盾。耿×2与何×1自1997年至2004年期间一直经营茶庄并且生意兴隆，且夫妻双方退休金每月8000元左右，日常支出不大，且二人均有医疗保险，看病费用均有医保报销，因此不可能如耿×1所说何×1银行无存款。现银行查询结果显示，何×1名下账户单笔一万元以上支出共计543793.42元，上述款项陆续被耿×1取出，其无证据证实上述款项取出后交给了何×1，耿×1应将上述款项返还给耿×2、耿×4、耿×3。为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要求：1、依法判令认定543793.42元属于耿×2与何×1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份额属于何×1的遗产，何×1遗产应由耿×2、耿×4、耿×3依法继承，要求耿×1将上述款项返还给耿×2、耿×4、耿×3；2、诉讼费由耿×1承担。
耿×1辩称：我不同意耿×2、耿×4、耿×3的诉讼请求，我认为耿×2、耿×4、耿×3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财产保管问题，我母亲何×1去世前的财产及耿×2的财产均系何×1个人保管；二、我对何×1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为了支付何×1日常生活及住院的相关费用，我曾应何×1要求帮助其陆续取款30余万元，取款完毕后均交给何×1，由其自行支配。在何×1去世前，何×1将其中的80000元交给我用于购买墓地，因耿×3和耿×4阻止未购买，在2014年8月将该80000元交给了耿×2。何×1的相关财产均系其个人支配使用，我并不知情。三、耿×2、耿×4、耿×3诉讼请求要求认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该先进行所有权确认，确认哪些属于何×1的财产，再进行继承诉讼。我曾取出来的款项均是按照何×1的意愿取出，取出后交给了何×1，耿×2、耿×4、耿×3陈述何×1与耿×2的退休工资足够其生活，应由耿×2、耿×4、耿×3举证证明。如果明确被继承人何×1的遗产范围，我也主张依法分割，且我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我应该多分。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何×1和耿×2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三名子女，即本案耿×3、耿×4与耿×1。何×1于2014年8月2日因病去世。
经查，何×1在北京农商银行开立账号为×××，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账号为×××。耿×2在北京农商银行开立账号为×××；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账号为×××。双方当事人均表示上述四个账户与本案继承无关联，均不要求法院处理。
另查，何×1生前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账户5个，分别为活期账户×××，尚有金额271.94元；活期账户×××，尚有金额3366.86元；3个定期一本通账户×××、×××、×××，余额均为零。上述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款项支出交易均发生在2014年8月2日之前。耿×2、耿×4、耿×3要求确认并处理的54万余元款项均系何×1该5个账户发生的交易支出款项，分别为：活期账户×××于2005年11月28日、2006年4月3日、2007年8月10日、2008年3月30日、2009年8月16日及2009年10月29日各支出10000元款项以及2014年3月22日支出50000元款项；活期账户×××分别于2014年3月1日支出
11900元及2014年7月29日支出17300元款项；定期一本通账户×××于2014年3月22日支出50000元款项；定期一本通账户×××于2010年5月7日支出30675元及40900元两笔款项、2014年3月22日支出58015.89元及64118.25元款项；定期一本通账户×××于2009年9月10日支出60000元款项、2013年3月30日支出72530.7元及48353.85元款项。耿×1自认其于2013年3月30日自×××账户取款两笔，分别为72530.73元和48353.85元；于2014年3月22日取款四笔，其中自×××账户分别支取
58015.89元和64118.25元两笔款项，自×××账户支取50000元，自×××账户支取50000元；上述款项支取金额共计343018.72元。耿×1称上述款项支取均系应何×1要求代为办理，款项提取后均已交给何×1。对上述款项用途，耿×1当庭表示其不可能知道何×1处分其个人财产的用途。耿×1庭前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称何×1去世前将上述款项中的80000元交给其为何×1购买墓地，因耿×3及耿×4阻止未购买，该80000元已于2014年8月交还给耿×2。关于何×1给其80000元的过程，耿×1称是2014年6月份在何×1居住的×1号房屋内一次性给其现金80000元。另，耿×1自认于2014年7月29日自何×1×××账户取款17300元，自耿××××账户取款18900元，并在庭前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中陈述该两笔款项也是应何×1要求支取，用于何×1丧葬费支出并给付耿×320000元。
再查，根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结果显示，活期账户×××系何×1退休金收入账户，2005年至2014年每年退休金的月收入金额分别为925元、1077元、1208元、1410元、1646元、1913元、2179元、2406元、2677元、2979元、3310元。何×1的活期账户×××在2012年6月24日最后一次办理了续存业务；2014年3月22日支出的50000元系以转账方式发生的交易。定期一本通账户×××于2013年7月29日存款50000元开户，于2014年3月22日支出全部款项，期间无其他交易记录。定期一本通账户×××于2008年11月7日存款开户，曾于2011年4月3日发生存款60000元的交易记录，于2014年3月22日支出全部款项。定期一本通账户×××于2009年9月10日部提款项60000元的同日办理了部开存款40000元业务，该账户于2013年3月30日支出全部款项。
2014年8月3日，耿×3、耿×4与耿×1在案外人方×1、任×1见证下签订了《关于家庭财产协议》一份，内容为“一、由于母亲何×1于2014年8月2日晚8：01分去世，弟兄三人共同协商签此协议。二、房屋归耿×1所有，位于×1号房屋。三、现金耿×5、耿×4每人各分得壹拾万元整，现金由2015年底内付清，先给付耿×5现金贰万元整，剩余八万元整2015年底付清。四、剩余现金由父亲耿×6养老用，八万元整由耿×1保管。五、父亲耿×6所有现金账目公开，如有病或住院，哥仨必须到场，不能推诿，平时轮流照看。六、首饰每人一份留做纪念。七、房屋内财产耿×5、耿×4放弃，由耿×1处理。”该份《关于家庭财产协议》无耿×2的签名。耿×3及耿×4认可该协议真实性，并称签订协议时耿×1称其没有占有何×1存款并承诺在耿×1自己的财产中给其二人各100000元。耿×1则称该协议系在耿×3及耿×4胁迫下签订的，故其不认可协议效力；并且协议中所述其给耿×3及耿×4各100000元款项并非何×1的遗产，系其个人的钱款，且其已经给付耿×320000元。2014年8月26日，在案外人沈振华、方×1见证下，耿×2为耿×1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耿×1交来耿×2、何×1的生活节余款人民币捌万元整。”双方当庭均认可该80000元款项已经交付给耿×2。
何×1生前与耿×2共同居住在北京市通州区×1号房屋内，耿×1、耿×3及耿×4均不与二人共同生活。耿×2有退休金收入，何×1生前也有退休金收入，耿×1、耿×3及耿×4未另行给付过赡养费用。双方均认可自2011年左右，何×1与耿×2曾聘请保姆护工进行生活照理，但双方对聘请保姆护工的具体花费情况均无法明确。双方均表示，2011年耿×3与何×1因家庭事宜闹意见后，由耿×1对何×1与耿×2夫妇生活事务进行照料；耿×2、耿×4、耿×3称耿×1同时开始监管何×1与耿×2夫妇的存款，但耿×1否认监管了存款，耿×1称存款一直系何×1自行管理。
另，耿×1向法院提交何×1住院费发票4张，分别为2014年3月8日至14日住院花费63099.89元，其中预交金22000元，经医保基金报销后，实际自行支付费用19633.04元；2014年3月15至4月2日住院花费12304.99元，其中预交金2000元，经医保基金报销后，实际自行支付1650.93元；2014年4月23日至5月22日住院花费11454.6元，其中预交金2000元，经医保基金报销后，个人实际支付1458.97元；2014年7月14日至8月3日住院花费22295.99元，预交金5000元，经医保基金报销后，个人实际支付3222.35元。耿×1称上述医疗费均系何×1存款支付。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关于何×1在中国工商银行活期账户×××及×××尚未支取的存款，属于何×1与耿×2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归耿×2所有，另一半属于何×1遗产，应予以分割。本案争议焦点系何×1名下银行存款已经支取部分能否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分割。经查，何×1名下账户×××于2013年3月30日支取两笔款项共120884.58元；账户×××、×××及×××于2014年3月22日支取4笔款项共222134.14元；四个账户合计取款
343018.72元，耿×1自认上述款项均系其代何×1支取，取款后交给何×1自行处理，但无法提供将上述款项交予何×1的相关证据，且2014年3月15至4月2日期间何×1正在北京市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何×1要求耿×1在此住院期间为其取款22万余元现金，与常理不符；作为儿子的耿×1在其母亲何×1年逾古稀之时令其于2013年3月30日及2014年3月22日分别取款12万余元及22万余元款项而不询问取款用途，与常理不符；在耿×1明确表示不知道30余万元款项用途的情况下，其又表示其给付耿×2的80000元即系该30余万元款项中的一部分，其陈述存矛盾之处。综上所述，对耿×1有关其支取343018.72元款项系代何×1支取且已交还的陈述，法院不予采信。对耿×1提交的何×1的医疗费票据，法院予以采信，对该部分医疗费用应予以扣除，故法院认为耿×1自行支取的343018.72元款项扣除何×1医疗费
25965.29元后剩余部分款项317053.43元系何×1与耿×2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二分之一应当属于耿×2的财产，剩余二分之一应当作为何×1的遗产予以分割。
何×1名下账户×××于2014年7月29日支取17300元，耿×1自认系其应何×1要求提取，并与其自耿×2名下账户×××所取款项18900元一并用于支付何×1的丧葬费及支付耿×320000元，但耿×1未提交丧葬费支出的任何凭证，且其当庭陈述其在《关于家庭财产协议》承诺给付耿×3的100000元现金及实际已经支付给耿×3的20000元现金均系其个人的钱款，与何×1的遗产无关，故法院对耿×1所述不予采信，法院认为耿×1支取何×1名下的17300元款项属于何×1与耿×2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二分之一应属耿×2的财产，剩余二分之一应当作为何×1的遗产予以分割。对耿×1支取的耿×2名下存款18900元，双方均表示耿×2名下该账户与本案无关，不要求法院处理，法院对此不持异议。
耿×2、耿×4、耿×3要求确认并处理的何×1名下54余万元支出款项中，除耿×1自认的上述360318.72元款项外，剩余部分款项支取时间较早，支取金额相对较小，且在款项支取后相应银行账户又发生过存款交易，故法院认为对剩余部分已支取款项无论系何人支取，何×1应当知悉支取情况，耿×2、耿×4、耿×3并无证据证实何×1生前对该部分款项支取存有异议，故该部分款项不应向耿×1主张。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继承人何×1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且自2011年始自己花钱雇佣保姆护工进行照顾，其生活中主要经济来源和劳务并不依赖其子女，并且何×1生前一直与耿×2共同生活，故法院认为在分割何×1遗产时耿×2应当多分。虽然耿×1在2011年后相比耿×3、耿×1照料何×1较多，但不足以认定耿×1符合继承法意义上之“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综合考虑本案情况，法院认为耿×1、耿×3及耿×4继承份额以均等为宜。对耿×1、耿×3及耿×4之间签订的《关于家庭财产协议》无耿×2签字，法院认为该协议内容不能作为本案处理何×1遗产的依据，对耿×1依该协议给付耿×3的款项20000元，本案亦不予处理。
综上，法院认为，被继承人何×1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及×××的现有存款由耿×2继承所有。耿×1支取的何×1名下银行账户款项360318.72元扣除何×1医疗费后剩余334353.43元，其中二分之一即167176.71元属于耿×2所有，剩余二分之一作为何×1遗产应予以分割，其中应由耿×2继承66870.7元，由耿×1、耿×3及耿×4各继承33435.34元。据此，耿×1应给付耿×2234047.41元，扣除其已经给付耿×2的80000元，耿×1应再给付耿×2154047.41元；耿×1应给付耿×3、耿×4各33435.34元。
对耿×1有关确认何×1名下存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与本案继承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另案解决的意见，法院认为处理继承纠纷的前提之一就是确认遗产范围，双方当事人对何×1名下存款属于何×1与耿×2夫妻共同财产并无异议，本案中直接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分割夫妻中死亡一方的遗产时，在夫妻共同财产中分出一半为在世一方的财产，符合继承法的规定，故法院对耿×1此项意见不予采纳。对耿×1有关耿×2、耿×4、耿×3主张返还与本案继承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另案解决的意见，法院认为本案处理的遗产系已支取的存款，款项处于其中一名继承人实际控制之下，在确认各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钱款数额后，占有和控制钱款的继承人拒不配合向其他继承人交付钱款，其他继承人要求其给付相应款项的情况下，法院直接判决要求占有相应钱款的继承人向其他继承人给付与应继承数额一致的钱款并无不当，故对耿×1此项意见法院亦不予采纳。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何×1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存款及账户为×××的存款，均由耿×2继承所有；二、耿×1给付耿×2人民币十五万四千零四十七元四角一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三、耿×1给付耿×3人民币三万三千四百三十五元三角四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四、耿×1给付耿×4人民币三万三千四百三十五元三角四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五、驳回耿×2、耿×3、耿×4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耿×1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认为：一、原审判决将耿×1陈述的代何×1支取的360318.72元均作为何×1的遗产并进行分割，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即使按照遗产分割，耿×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多分。
二审中，耿×1向本院提交丧葬费票据，显示金额共计7950元，用以证明何×1的丧葬费支出；耿×1还向本院提交耿×2的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结算单，主张该部分费用也应从何×1遗产中扣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银行查询结果、医疗费票据、收条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对耿×1支取何×1名下360318.72元款项的性质应如何认定。对于360318.72元中的343018.72元，耿×1主张其系应母亲何×1的要求支取，每一笔款项支取后均已交给何×1自行处理，耿×1对此未能提供证据。首先，结合耿×1自述何×1、耿×2的保姆及护工均由其聘请，何×1的住院手续由其办理等事实，有理由相信耿×1对何×1的存款具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其次，法院询问上述343018.72元中大额款项的支取用途时，耿×1称并未问及何×1，何×1亦并未告知其钱款用途，与常理不符；另外，在耿×1明确表示不知道343018.72元款项用途的情况下，其又表示其给付耿×2的80000元即系该343018.72元款项中的一部分，其陈述存前后矛盾之处，本院对耿×1的有关陈述实难采信。综合以上几点，对耿×1有关其支取343018.72元款项系代何×1支取且已交还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将上述343018.72元扣除何×1医疗费后的
317053.43元认定为何×1与耿×2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二分之一应为耿×2的财产，剩余二分之一应为何×1的遗产予以分割，该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360318.72元中的一笔17300元，耿×1称系其应何×1要求支取，并与其自耿×2账户支取的18900元一并用于支付何×1的丧葬费及支付耿×320000元。首先，对于耿×1所述用于支付何×1的丧葬费，该17300元的支取发生于何×1生前，耿×1称系应何×1的要求支取，其未询问何×1该款项的用途，而丧葬费的支出发生于何×1死后，系耿×1出于其对何×1的赡养义务所自愿支付的费用，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丧葬费不应从17300元中扣除。其次，对于耿×1所述用于支付耿×320000元，耿×1在原审中曾当庭陈述其在《关于家庭财产协议》承诺给付耿×3的100000元现金及实际已经支付给耿×3的20000元现金均系其个人的钱款，与何×1的遗产无关，故本院对耿×1所述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耿×1支取何×1名下的17300元款项属于何×1与耿×2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二分之一应属耿×2的财产，剩余二分之一应当作为何×1的遗产予以分割，该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有关耿×1主张耿×2的住院费用应从何×1的遗产中扣除一节，本案是法定继承纠纷，处理的是耿×2、耿×1、耿×3、耿×4作为继承人对何×1遗产的分割问题。耿×2的住院花费与何×1的遗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本案中所涉的部分钱款认定为何×1与耿×2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二分之一属于耿×2的财产，故对于耿×2的住院费用问题，耿×1可向耿×2另行主张。
有关耿×1主张其对何×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当多分一节。据已查明的事实，何×1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子女均不与何×1共同生活，亦未向何×1另外支付过赡养费用，且自2011年始何×1自己花钱雇佣保姆及护工进行照顾，其生活中主要经济来源和劳务并不依赖其子女。现耿×1主张其系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其他子女并不认可，其亦未对此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耿×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耿×2、耿×3、耿×4负担1035元（已交纳），由耿×1负担11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4614元，由耿×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薛 妍
代理审判员 周艳雯
代理审判员 孙承松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陆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