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18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侯×，男，1970年5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女，1971年4月11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孙×，男，1950年5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男，1967年12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孔小宁，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侯×、魏×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00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0月，侯×、魏×诉至原审法院称：侯×与魏×是夫妻关系。刘×的妻子魏×1是魏×的姐姐。2010年7月，侯×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的房屋拆迁，侯×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取得拆迁款190余万元。该笔钱属于侯×与魏×的夫妻共同财产。刘×以项目用钱为由向侯×借款140万元作为周转，承诺一年内返还。侯×考虑到亲情因素以及拆迁事宜均委托刘×办理的因素，不好意思拒绝，遂于7月18日将14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汇款至刘×名下。刘×未出具借条。2011年8月，侯×多次要求刘×返还140万元，刘×以种种理由拒绝，并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2年3月27日，侯×以民间借贷的案由起诉刘×，后撤诉。我们认为刘×的行为造成我巨大经济损失，其确认收到140万元却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故起诉请求判令刘×返还140万元，并支付利息27万元。
刘×辩称：被拆迁的索家村×号是我家的祖业产，该院落及房屋是我父亲刘增1965年购买所得。后来村里事实上也将×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分配给了我家，目前院内的房屋亦是我家建设。侯×的户口2001年才迁入×号院，虽然他借钱给我盖房，但是双方仅就约10万元的盖房款形成了借贷关系，侯×并不拥有×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因此，我才是×号院真正的被拆迁人，该院落拆迁补偿的相关手续都是我办理的，拆迁协议、拆迁房屋通知单等都是我签字。根据拆迁政策，院内多一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可多领取拆迁补偿款。为此我与侯×商量，以侯×名义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并签订拆迁协议。侯×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为了多领取拆迁款在拆迁前夕临时办理的，被安置人口仅为侯×一人。按照正规拆迁流程，拆迁补偿是针对户进行的，拆迁安置人口应当为包括侯×户内的全部人口，不可能仅针对侯×一人安置。侯×户口迁入×号院前已经过侯庄拆迁，其已经取得了相应拆迁利益，户口已转为非农户口。拆迁前，×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均归属于我家，房屋也是我家实际居住使用。以侯×名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是双方为了取得更多拆迁利益作出的安排。我才是×号院真正的被拆迁人，拆迁款应当归我所有。我取得的涉诉款项并非不当得利，是我与侯×、魏×按约定分配的拆迁款。事前，我与侯×、魏×约定取得拆迁款后分给他们其中的50万元，余款归我所有。魏×参与了拆迁款分配和协商过程。这有证人证言以及庭审笔录证明。实际取得拆迁款后，双方也是按照这个约定履行的。拆迁款发放时，侯×与我一同到银行领款，其留存了约定的50万元后，将剩余的140万元转账支付给我。没有侯×、魏×的认可和配合，我不可能直接领取该款项。现在侯×、魏×起诉要求返还涉诉款项，是事后反悔的行为，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取得的140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当事人陈述及现有证据足以证明2001年侯×将户籍迁移至刘×家的地址内（×号院），双方共同在118号院内建造了房屋，侯×主张其在×号院内建有10间房，但被腾退人为侯×的《搬迁协议》涉及的被拆迁房屋面积远大于侯×所述10间房的面积，因此被腾退人为侯×的《搬迁协议》涉及的被拆迁房屋面积中包含了刘×所有的房屋的面积，拆迁利益中也含有刘×的份额。而且，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侯×也认可190万元的拆迁款中有刘×的份额。
关于拆迁款分配，根据本案当事人及证人的陈述可以确定，刘×、侯×、魏×及魏×1的家人吃饭时曾协商拆迁款分配一事，并且达成了约定，即侯×、魏×分得拆迁款50万元，魏×2与魏×3为刘×付款作保。侯×、魏×主张侯×分得50万元的前提条件是10间房屋不能取得合法手续，如果10间房均为合法建筑，则拆迁款归侯×所有，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协商时在场的人当面对质，无人认同侯×、魏×所述的拆迁款分配前提条件以及拆迁款归属约定，而且此前提条件也与情理不符，法院对侯×、魏×的主张不予采纳。魏×主张140万元为夫妻共同财产，侯×未经其同意不得擅自处分，然而协商分配拆迁款时魏×在场，其参与了协商过程。取得拆迁款后，侯×本人将140万元转给了刘×。因此，魏×、侯×对于拆迁款分配方案均是知情并认可的。侯×虽主张140万元是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对此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证人证言的效力，虽然魏×于2013年6月起诉了证人王×、魏×3、魏×2等人，但证人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庭作证时，魏×并未起诉证人，拆迁款分配为家庭内部事务，协商时只有家庭成员在场，王×、魏×3、魏×2等人的陈述能够互相印证，法院予以采信。
综上，被腾退人为侯×的《搬迁协议》中包含了刘×的拆迁利益，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当事人曾就拆迁款分配事宜协商一致达成分配方案，侯×转款的行为是履行该分配方案的行为，刘×取得的140万元不属于不当得利。侯×、魏×诉请刘×返还不当得利140万元，缺乏证据佐证，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侯×、魏×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侯×、魏×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其上诉理由是：原审法院以侯×、魏×与刘×原借贷案的笔录作为定案依据错误，该笔录未经质证且不是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证人与刘×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能采信；原审判决中多处表述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等。刘×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刘×之妻魏×1与侯×之妻魏×是姐妹关系。刘×为本市朝阳区×村村民，其户籍位于索家村×号（下称×号院）。2001年2月16日，侯×的户籍由本市朝阳区×号迁入×号院，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
2010年7月3日，刘×以侯×名义与北京市朝阳区×乡拆迁腾退办公室签订《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协议书》（下称《搬迁协议》）。《搬迁协议》的被腾退人为侯×，正式房屋建筑面积为167平方米，房屋地址为“朝阳区×号”，被腾退房屋评估价格1268168元、工程配合奖4万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元、规定期限内腾退奖励费83500元、过渡补助费5000元、搬家补助费3340元、其他补助费2600元、放弃购买定向安置房异地购房补助费50.1万元，共计1908608元。《住宅房屋拆除通知单》显示118号产权人为侯×，拆除房屋面积189.66平方米，被腾退人为刘×。
2010年7月18日，侯×与刘×共同到中信银行，侯×从其名下拆迁款账户转出140万元给刘×。后刘×出资20余万元给侯×、魏×购买汽车一辆，汽车登记在侯×名下。侯×称刘×曾向其借款十多万元，买车是为了折抵欠款。刘×则主张买车除了为偿还欠款，也是为了分配拆迁利益。
2012年4月，侯×曾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起诉刘×，要求刘×偿还借款140万元。后侯×撤回起诉。魏×在该案件中出庭作证。
在该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侯×称其在118号院内花六七万元盖了10间房，面积约120平方米，并同意190万元补偿款中有一部分钱属于刘×，但称双方未商量过给刘×多少钱。刘×称被拆迁的167平米为16间房屋的面积，除了10建房外，其还给侯×名下的房本多写了面积，且侯×所述的10间房是其与侯×共同盖的，双方约定如果拿到拆迁款，侯×分得50万元，余款归刘×。关于拆迁款分配，王×（魏×1、魏×之母）、魏×1（魏×2、魏×之姐）、魏×3（魏×2、魏×之弟）均出庭作证称，2010年5、6月份，全家在一家春饭馆吃饭时，魏×怕拆迁时刘×不分给她50万元，让刘×打欠条，刘×不同意，魏×2和魏×3遂作保，保证如果刘×不给侯×50万元，魏×2和魏×3出这笔钱。魏×4、魏×出庭作证称，当时协商如果侯×的宅基地使用证不算数（房屋为违建）的情况下刘×给侯×补偿50万元，如果侯×的宅基地使用证算数（房屋为合法建筑），则所有拆迁款都归侯×。
该民间借贷案庭审中，法院传唤魏×3、魏×4、王×、魏×2、魏×5人到庭当面对质。魏×称魏×2提出的方案是如果10间房不算，刘×补偿侯×50万元，如果10间房都算，有拆迁款，则全部归侯×。魏×2否认魏×所述，称其不知道刘×给50万元的前提，只是说如果刘×不给钱，其和魏×3出50万元。法院询问在场证人，如果房子都算则拆迁款都归侯×一事是否还有人听说过，在场无人应答。法院又询问魏×4如果10间房都按合法建筑拆迁是否拆迁款都归侯×，魏×4称其记混了。魏×3称如果10间房按违章建筑拆迁，刘×肯定不能给侯×50万元，但是需要还侯×建房的钱。
该案件承办人走访崔各庄乡索家村，并向村支书核实相关情况如下：刘×系索家村原始村民，居住在索家村×号院，后侯×将户口迁至×号院，该院面积较大，90年代农村土地重新确定所有权时，刘×因担心将来税收等原因，未将其院所有面积登记，但118号院系其祖产，未登记的面积村里一直让刘×使用，侯×户口迁入后，双方又加盖房屋，村里将原由刘×使用的部分土地批给侯×，拆迁前以侯×名义办理村乡使用证明和拆迁协议。
本案审理中，刘×提交×号院的房屋买卖契约，证明该院落及房屋是其祖父刘增于1965年购买，×号院是其祖业产；还提交索家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及《暂住人员登记簿》，证明118号院的房屋所有权人和实际居住人均为刘×，刘×将院内房屋长期出租，侯×并未在该院内居住。其中，索家村村委会《证明》内容为：“本村拆迁前，崔各庄乡索家村×号院的住户为刘×，该院的房产为刘×所有，并由刘×实际居住。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对外来人口的相关管理规定，凡租赁本村房屋暂住的人员，应在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制作的《暂住人员登记簿》上登记。为便于管理，本村将该登记簿交由出租房屋的所有权人保管。因崔各庄乡索家村×号院的房屋为刘×所有，故，该房屋的出租房主为刘×，该登记簿亦由刘×保管。”侯×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
刘×主张给付140万元是侯×履行双方的拆迁款分配约定的行为。侯×称刘×给其50万元的前提是其名下宅基地使用证是假的。刘×不认可侯×所述前提，并称如果宅基地使用证是假的，拿不到拆迁款，不可能给侯×50万元。
侯×、魏×称，魏×已于2013年6月起诉王×、魏×2、魏×2、魏×4、魏×3要求继承其父亲魏×5对崔各庄乡索家村×号院享有的拆迁款，并以此说明其与王×、魏×2存在纠纷，王×、魏×2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
魏×主张140万元拆迁款是夫妻共同财产，即便按刘×所述侯×转账140万元是履行拆迁款分配约定的行为，侯×未经其同意也无权单独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刘×则称魏×参与了拆迁款分配的协商过程，对于分配结果是认可的。
另查，2013年1月24日，原审法院就其调取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谈话笔录、开庭笔录及调查笔录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户口本、《搬迁协议》、《住宅房屋拆除通知单》、《个人转账凭证》、拆迁款存折、证人证言、侯×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工作笔录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查明的事实，侯×非朝阳区崔各庄乡索家村村民，且不是本案涉及的宅基地即×号院的使用权人。其将户口落入×号院，并与刘×共同建房。后×号院拆迁，侯×与拆迁单位签订拆迁协议取得拆迁补偿款190余万元。侯×留下50余万元，剩余140万元通过银行汇款给刘×。后侯×曾以借款纠纷起诉请求刘×返还140万元，之后撤诉。现又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虽然双方对刘×取得的14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陈述意见不一，分歧较大。但综合双方的陈述、证人证言、本案现有的其他证据，本院认为，侯×自拆迁单位领取190余万元后，将140万元汇款至刘×的行为，应当认定侯×与刘×就190余万元拆迁款的分配问题协商后，侯×依据分配的方案履行对刘×的付款行为。故刘×取得140万元，有合理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侯×反悔，否认双方约定，请求刘×返还14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魏×主张140万元为夫妻共同财产，侯×未经其同意不得擅自处分。因协商分配拆迁款时魏×在场，其参与了协商过程。魏×、侯×对于拆迁款分配方案均是知情并认可的，故魏×请求返还14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就涉及的返还140万元的诉讼中，证人王×、魏×3、魏×2到庭作证，魏×以与证人存在继承纠纷，有利害关系，请求法院不予采纳证人证言一节，因魏×于2013年6月起诉的继承纠纷，而证人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庭作证时，继承案件尚未起诉，故证人与魏×不存在利害冲突。且拆迁款分配为家庭内部事务，协商时只有家庭成员在场，王×、魏×3、魏×2等人的陈述能够互相印证，故法院予以采信。侯×所述关于民间借贷案的笔录等证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没有经过质证的问题，经查，其所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侯×、魏×的上诉请求均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9830元，由侯×、魏×负担（已交纳991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9830元，由侯×、魏×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付 辉
审 判 员 王 伟
代理审判员 李 丹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史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