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嘉民二（商）初字第594号
原告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孙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葛锦标，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
法定代表人孙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郁建彬，上海福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谭满全，男，194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
委托代理人朱黄飞，江苏东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陶国才，男，1957年6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江阴市。
委托代理人朱黄飞，江苏东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蒋坚江，男，196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江阴市。
委托代理人朱黄飞，江苏东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叶元培，男，193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及法律文书送达确认地上海市卢湾区。
委托代理人杨依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当事人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5月15日、6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并于2015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舟公司）委托代理人葛锦标、被告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欣舟）委托代理人郁建彬、第三人叶元培及其委托代理人杨依见三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在第三次庭审中，叶元培因身体不适提前退庭），第三人陶国才、蒋坚江及谭满全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黄飞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第三次庭审经本院合法传唤未予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远舟公司诉称，2011年12月20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原告名称由“深圳市远舟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远舟”）变更为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003年8月16日，原告与江阴市恒兴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恒兴”）协商共同设立被告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原告出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2万元，占52%股份，由黄平涛、叶元培、赵忠义三位自然人代为持股；江阴恒兴出资48万元，占48%的股份，以谭满全、蒋坚江、陶国才三位自然人名义登记。上海欣舟于2014年1月17日注册成立。上述事实，已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2007）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43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35号案件）所确认。
2005年4月25日，经上海欣舟的两位实际投资人——原告与江阴恒兴充分协商后，叶元培、谭满全分别代表原告与江阴恒兴签订了《退股协议》，以谭满全、蒋坚江、陶国才三位自然人为名义股东的江阴恒兴退出所持上海欣舟的股份。
原告向上级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申报并征得股东会同意后，收购了江阴恒兴所持上海欣舟48%的股份，并于2005年4月27日对上海欣舟履行了100%的出资义务。上述事实得到《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确认。
此后，原告与谭满全、蒋坚江、陶国才虽未按照前述《退股协议》约定的期限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江阴恒兴或谭满全、蒋坚江、陶国才均不再参与上海欣舟的经营与管理。也即，原告作为上海欣舟的实际投资人，至此已取得上海欣舟100%的股份。
2006年11月24日，叶元培分别与谭满全、陶国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谭满全、陶国才将其持有的上海欣舟12%、8%的股份分别转让给叶元培，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叶元培曾代表原告与谭满全、陶国才等签署《退股协议》，其对谭满全、陶国才名义所持有股份的实际投资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即叶元培与谭满全、陶国才进行上述股权转让显非“善意”，且其并未实际支付受让股份的对价。因此，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叶元培不能取得上述股权，该股权转让无效。
综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第三人谭满全、蒋坚江、叶元培名义持有的被告16%、12%、20%股份，合计48%股份归原告所有；2、依法判令被告将第三人谭满全、蒋坚江、叶元培名义持有上海欣舟16%、12%、20%股份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3、依法判令第三人谭满全、蒋坚江、叶元培协助被告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事宜。
被告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请。叶元培提出其系在2006年11月份受让了上海欣舟20%的股权，但证据并不充分。从上海欣舟成立过程看，本来就是远舟公司与江阴恒兴共同设立的，其他所谓股东均是名义的。故，陶国才、谭满全与叶元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是真实的把股权转让给叶元培。叶元培提出汇入公司20万元补足出资亦是无依据的。综上，被告希望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公正判决。
第三人谭满全、蒋坚江、陶国才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请：第一、同意将谭满全和蒋坚江名下上海欣舟的16%及12%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第二、上海欣舟实际上系由远舟公司和江阴恒兴合作设立，谭满全及陶国才将20%的股份转给叶元培，系认为叶元培代表远舟公司受让该部分股份，故也未收取叶元培股权转让的对价。恳请法院尽快妥善解决本案，三名第三人不愿意陷入上海欣舟的争议。
第三人叶元培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理由如下：第一、本案原告在起诉状中把叶元培列为第三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原告的诉请系确认其享有股权，而非确认其股东资格，故不应适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应适用“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的，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故本案应将叶元培列为被告，而非上海欣舟。第二、435号案件当时已经否定了原告对上海欣舟100%持股的事实，现本案中再次审理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第三、叶元培持有的上海欣舟的股权是受让所得，并不是出资所得。2006年叶元培受让了股权，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即便如原告所述，陶国才、谭满全持有的股权系代持，但自2006年完成股权转让，至今已七年之久，已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第四、从举证责任角度上说，本案应由原告自行举证其对上海欣舟的出资情况，即由原告举证其主张48%股权应归属于原告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五、从实体上讲，叶元培持有的20%股权系有偿受让取得，并支付了6万元转让款并补足出资20万元，并多年来实际履行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上海欣舟与远舟公司均是认可的，故该20%股权依法应属于叶元培所有。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一、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反映：
1、被告上海欣舟成立于2004年1月17日，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黄平涛，2007年8月变更为叶元培。公司注册资本登记为100万元，设立登记时的股东分别为黄平涛（占公司股份的28％）、赵忠义（占9％）、叶元培（占15％）、谭满全（占28％）、蒋坚江（占12％）、陶国才（占8％）。2006年11月，上海欣舟变更股东结构为黄平涛（占公司股份的28％）、赵忠义（占9％）、叶元培（占35％）、谭满全（占16％）、蒋坚江（占12％）。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结构为蒋坚江（占12％）、谭满全（占16％）、叶元培（占20％）、远舟公司（占52％），法定代表人为孙某某。
2007年3月，叶元培担任欣舟公司总经理，同年8月，叶元培担任欣舟公司法定代表人。
2、江阴市恒兴工业气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0月16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为第三人谭满全、蒋坚江、陶国才，谭满全为法定代表人。
3、2011年12月20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深圳市远舟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
二、2007年9月3日，我院作出（2007）嘉民二（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18号案件），该案原告即为本案原告远舟公司，被告为上海欣舟、叶元培、黄平涛、赵忠义，第三人为江阴恒兴、谭满全、陶国才、蒋坚江，该案中原告诉请为要求确认其为上海欣舟的股东，叶元培、黄平涛、赵忠义名下持有的合计上海欣舟52%的股权属原告所有。该案经过一审判决后上诉至二中院，2008年4月3日，二中院作出435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故予以改判，二审判决确认上述52%股权属远舟公司所有。
在218号案件以及435号案件判决书中，两级法院确认的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以及阐述的意见如下：
1、2003年8月16日，深圳远舟与江阴恒兴就合资组建上海欣舟事宜达成《补充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甲方（即深圳远舟）与乙方（即江阴恒兴）针对合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经协商后达成该补充协议。根据双方投资协议规定，甲方投资占52％、乙方占48％。鉴于上海欣舟的注册登记尚在申办之中，甲方无法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将投资款打入新公司账户，甲方决定在该协议签署后，将投资款直接打入乙方账户。根据乙方的计算方式，新公司实际投入为137万元。其中，甲方应投资71.24万元，扣除已投入的32万元，尚应投资39.24万元，乙方按投入105万元计算，应该收回39.24万元。协议双方分别在落款处盖章确认，孙某某代表深圳远舟在协议上签名，谭满全代表江阴恒兴签名。
2、2003年10月22日，深圳远舟与江阴恒兴又签署《组建协议》一份，协议载明：双方共同投资合作成立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名称采用江阴恒兴名称中“兴”的同音字“欣”，与深圳远舟名称中的“舟”字来组成。公司性质为民营合资，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XXX号。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甲方（即深圳远舟）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2％，乙方（即江阴恒兴）出资占48％。其中，甲方以8桶添加剂出资28万元，其余24万元为现金出资，由远舟职工认股，并派出一名股东代表参加股东会和董事会。乙方以先期购入的部分固定设备及开发投入的48万元出资。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协议双方分别在落款处盖章确认，孙某某代表深圳远舟在协议上签名，谭满全代表江阴恒兴签名。
3、2003年10月28日，叶元培通过传真向深圳远舟发函，函中记载：今后“上海推广中心”消失，正式启用上海欣舟名称。同时附有叶元培的名片，记载了叶元培为上海欣舟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4、2004年2月20日，上海欣舟召开了2004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并形成了会议纪要，其中载明：上海欣舟投资按100万元计算，多余部分计入流动资金，其中52％作为上海欣舟向深圳远舟的借款，48％作为向江阴恒兴的借款。上海欣舟由深圳远舟派出一名兼职会计，江阴恒兴派出一名出纳……。孙某某、谭满全分别代表深圳远舟、江阴恒兴在纪要上签名。叶元培作为上海欣舟的副总经理工程师列席了该次会议。
5、2004年12月5日，江阴恒兴就双方分开结算相关清单向深圳远舟发函，其中涉及“深圳远舟实际投资”方面记载为添加剂28万元、汇现39.24万元（含钢瓶款1.5万元），合计67.24万元，如减2003年分利83，280元，实际出资为589，120元。
6、2006年5月19日，叶元培向深圳远舟提出了《关于依法完善欣舟股权结构的建议》，叶元培在《建议》中称：“（上海）欣舟在（深圳）远舟的大力扶持下去年实现了近200万元的盈利，但作为该项目的建议人、创办人及主要经营者之一，对公司的注册成立和股权问题，一直是我担心的问题。根据工商登记文件（记载），上海欣舟的（公司）性质为民营有限公司，股东为6名自然人。而根据深圳远舟与江阴恒兴的合资协议，深圳远舟则持股28％，此外24％为远舟职工持股。在注册成立公司时起草了招股说明书，但一直未能办理职工入股。去年4月谭等三位江阴股东正式要求退股，针对目前法律上上海欣舟只剩下黄、叶、赵三名股东的现状，在办理江阴股东退股手续时，立即在股权结构上将上海欣舟办成民营公司，做法有两种，一是远舟收购江阴后持有48％，远舟领导和职工持有黄董名下的28％，欣舟管理层及职工持有原叶、赵名下的24％。二是远舟持有黄董名下的28％（公股），其余72％作为远舟、欣舟管理层及职工持股（私股）……。另外，有几点事实想重申。公司注册时没投入资金，只是请中介公司垫资100万元。公司注册时购买的电脑等费用均是我垫付的……，迫切希望远舟领导能依法给我一个欣舟小股东的地位。”
7、435号案中判决书中，在论述“公司已经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时候，生效判决认定，“2004年2月20日《2004年上海欣舟第一次工作会议纪要》表明，深圳远舟与江阴恒兴作为实际投资人，对于上海欣舟进行了2003年的结算和2004年的工作讨论，显系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故本案也已符合了‘公司已经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的条件。”
三、另查明：
1、2005年4月25日，甲方为黄平涛、赵忠义、叶元培（甲方代表）与乙方谭满全（乙方代表）、蒋坚江、陶国才签订《退股协议》一份，载明由于甲乙双方经营理念不同，无法继续合作，经双方友好协商，乙方同意退出其在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持有的48%股份，同时结清甲方前期合作款。乙方退股后，对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一并解除。本协议双方代表签字生效。叶元培、谭满全分别作为代表在上述《退股协议》上签字。
2、2006年10月19日，上海欣舟股东会决议记载“出于依法完善本公司股权结构使之合法顺利经营之目的，执行董事、法人代表黄平涛全权委托叶元培先生于2006年10月19日赴江阴召开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股东会，并代为出席股东会，同时股东赵忠义也全权委托叶元培先生代为出席股东会，处理江阴三位股东股权事宜。经过认真讨论，股东会一致同意陶国才、谭满全两位股东将各自股权的全部或部分分别转让给股东叶元培……”。叶元培、谭满全、蒋坚江在上述决议上签字，黄平涛及赵忠义由叶元培代为签字，陶国才由谭满全代为签字。
3、2006年10月22日，叶元培与陶国才及谭满全分别签订《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股东内部股权转让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陶国才及谭满全将持有上海欣舟8%及12%股权以24，000元及36，000元的价格转让于叶元培。
4、2006年11月13日，以上海五工焊接设备有限公司的名义汇款江阴恒兴款项6万元整，汇款备注“欣舟公司股权转让款”。第三人叶元培庭审中确认上述字样由上海五工焊接设备有限公司注明。
5、2006年11月17日，上海欣舟股东会决议载明“因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成立前，由江阴市恒兴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代替欣舟股东开展业务。到2004年7月上海欣舟公司可以正常开展业务时办理移交。其中恒兴公司和深圳远舟科技公司的往来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未办理结束。现经上海欣舟公司多数股东同意，由上海欣舟公司接替和远舟科技公司结算。江阴恒兴气体公司完成使命后全部移交给上海欣舟公司，今后上海欣舟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江阴恒兴工业气体公司无关。实际转股后，谭满全保留股份16%，蒋坚江股份12%不变，以前未办理的退股协议及一切往来资料一律作废。转股后的上海欣舟公司按新章程运作”。叶元培、谭满全、蒋坚江在上述决议上签字。
6、2006年11月24日，叶元培与谭满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谭满全将持有的上海欣舟12%股权，合12万元，作价12万元转让于叶元培。受让方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同日，叶元培与陶国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陶国才将持有的上海欣舟8%股权，合8万元，作价8元转让于叶元培。其他协议内容与上述协议一致。同日，上海欣舟又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即同意上述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上有蒋坚江、谭满全、陶国才、叶元培、黄平涛签字，赵忠义签字为叶元培代签。
7、2007年8月1日，上述218号案件中，谭满全及江阴恒兴向本院提交《致上海嘉定法院的说明》一份，其陈述：“从组建上海欣舟公司到正式成立，双方合作很不理想，因此大约到2004年7月，双方分开经营。我方曾于2004年7月提出退股，当时将双方债权债务往来结算。后经我方咨询工商机关后才知道，公司法规定股份是不能退股的，只有转让，只要未办理转让，该股权应该属于注册的股东，是具有法律效果的。但当时双方认为只要分开经营就等于退股了。到2006年9月，欣舟公司股东提出申请要收购我方3位股东的48%股份，因此我方提出需全体股东认可，欣舟公司认可，欣舟公司法人签字认可，并盖上公章，转股时并没有按欣舟公司的股值，只是为了履行法律程序，象征性地收了转让手续费用6万元（车旅费、工资咨询费等）。我方认为各自经营后就等于退股，就差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办理转让。后受让方股东叶元培办妥全部有关手续，我方就转让了陶国才8%，谭满全12%的股份给叶元培，并于2006年10月按法律程序办理了转让手续。我方股东谭满全、蒋坚江在上海欣舟公司还留有未转让的28%股份。”
8、2007年11月25日，江阴恒兴在上述第435号案件向二中院提交的答辩说明中亦表示因与深圳远舟公司合作不理想，“我方股东已提出退股”，“因我方股东2004年未办理转让手续，去年欣舟公司股东叶元培带上原董事长委托书和上海欣舟公司盖章函来办理转让股份手续。我公司考虑到原合资协议实情，28%为公股。因此就没有同意将我方三位股东的48%全部转让给叶元培，保留了28%”。
9、2008年4月16日，《江阴恒兴方保留在上海欣舟的28%股份转让协议书》记载，“2006年9月远舟方股东叶元培带上原董事长黄平涛委托书和上海欣舟的盖章函，前来办理股份转让手续是远舟方股东主动承认恒兴方在新舟公司的名义股份仍有收购价值。当时恒兴方要求远舟方立据，今后产生的经济纠纷和股权无效与出让方无关。叶元培收购的就是未办理法律转让手续的名义股份。出让方并没有按欣舟公司股份值转让，而是声明产生纠纷和股权无效与出让方无关，所以收取了办理转让手续所产生的车旅费和工资报酬。现保留的28%股份，我方股东仍按照上次模式收取办理转让是手续所产生的车旅费和工资报酬。对于被叶元培已办理转让的20%股权，如叶能退还，请适当考虑他为办转让股份时的费用。恒兴方股东参加临时股东会议，目的是配合欣舟公司经过法律程序将股权理顺。尽快将名义股东和名义股份转给实际投资人。再次重申分开经营后江阴恒兴的债权债务和上海欣舟无关。”孙东升、谭满全、蒋坚江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10、2008年6月2日，叶元培向上海欣舟交款20万元，注明的款项来源为投资款。第三人叶元培确认，“投资款”字样由其注明。在上海欣舟12月应收应付明细表上，上述20万元记载为“其他应收款”。第三人叶元培表示其系2009年3月离开上海欣舟，又称“20万元是因为财务人员的问题，做成了往来款，我告诉她是投资款”。另查，2008年4月28日，因上述435号案件生效，上海欣舟形成多份决议，包括要求叶元培交出保管的上海欣舟印章、财务账簿，选举孙某某为新任董事长，修改公司章程等。
11、（2010）嘉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1号案件）认定，叶元培以其妻子金姗姗的名义于2006年7月在上海市青浦区注册成立上海五工焊接设备有限公司。并查，2006年10月至2008年7月，上海五工焊接设备有限公司以低价先从案外公司购入添加剂再加价销售给上海欣舟的方式，实际获利290余万元。鉴此，该案中，叶元培因职务侵占的违法行为，被判决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12、在上述41号案件中，叶元培向本院递交黄平涛出具的《江阴方转让20%股权的形成过程》一份，其中提及“2005年4月8日，我委托叶元培去江阴出席股东大会，处理江阴方面三位股东的退股事宜……2006年4月27日叶元培给我、东生、丰斌写信，并直接寄给了我，明确提出，收购江阴方48%的股份，合计72%的股份作为职工持股，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直到叶元培与江阴方多次谈判，并谈成江阴方仅愿意转让20%的股份之后，叶元培电话告我，并将两份信寄给我。因为这两份信与4月份信件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即表态：1、能将20%股权买过来是好事；2、20%的股份不是你个人的，是远舟职工和管理层的；3、欣舟公司应规范运作。并于2006年11月24日趁去上海、无锡出差机会去嘉定办理了股份转让手续。”
本案审理中，第三人叶元培亦举黄平涛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叶元培并当庭陈述，黄平涛是上海欣舟的主要决策人，他的陈述是实际的。
13、第三人叶元培在本案审理中曾作出过如下陈述“原告及三名第三人（指谭满全、蒋坚江、陶国才）实际投资到了江阴恒兴并非投资到了上海欣舟”，“恒兴对上海欣舟是有出资的，叶元培也是有出资的……出资9万多，另外的20万元就是受让谭和陶支付的20万”，“原告只享有上海欣舟52%的股权，其他48%的股权是谭、陶、蒋代表的恒兴公司所持有”。
上述事实由（2007）嘉民二（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2007）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435号民事判决书、工商登记资料、《退股协议》、上海欣舟股东会决议、《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股东内部股权转让合同》、汇款凭证、《股权转让协议》、《致上海嘉定法院的说明》、答辩说明、《江阴恒兴方保留在上海欣舟的28%股份转让协议书》、（2010）嘉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书、《江阴方转让20%股权的形成过程》、情况说明等书证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为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
一、关于登记在谭满全名下16%以及登记在蒋坚江名下12%股权的处理。
1、根据218号及435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上海欣舟是在深圳远舟与江阴恒兴签署的《补充协议》、《组建协议》框架下发起设立的，发起人仅为深圳远舟与江阴恒兴两单位。双方考虑到当时的政策因素，才出现了以自然人代为持有其实际股份的隐名投资约定。从上述协议内容看，双方的真实意思应系：在原有亚普天然气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共同设立上海欣舟公司（深圳远舟投资占52%、江阴恒兴投资占48%）；待上海欣舟设立后，原有扬子江船厂等两家船厂的亚普天然气项目收入、支出一并转入上海欣舟；因上海欣舟尚在注册，投资款直接打入江阴恒兴。生效判决另认定，根据前述约定，深圳远舟已将添加剂及现金投资款交付给了江阴恒兴，履行了双方协议约定的投资义务。至于上海欣舟注册成立后，双方是否按约定将扬子江船厂等两家船厂的亚普天然气项目收入、支出全部转入上海欣舟，以及之后是否又转出或分割则系另一法律关系。
2、无论生效判决抑或本案中，均确认的法律事实是上海欣舟设立时的注册资本由中介机构代为垫资，完成验资后即予抽回归还，因此无论是深圳远舟、江阴恒兴抑或工商注册登记的自然人股东在公司设立时并无实际的出资行为。从上述协议《补充协议》、《组建协议》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深圳远舟及江阴恒兴拟通过所谓的“投资”完成股东对公司的资本充实义务。
3、江阴恒兴在435号案件向二中院提交的答辩说明中表示因与深圳远舟合作不理想，“我方股东已提出退股”，结合第三人谭满全、蒋坚江、陶国才陈述的双方因合作不理想，故于2004年7月即开始分开经营，也提出退股请求，以及江阴恒兴方面未将投资转入上海欣舟，三名第三人为江阴恒兴代持上海欣舟股权等陈述，均可以认定第三人谭满全、陶国才、蒋坚江系作为江阴恒兴方面的代表持有上海欣舟48%的股权。
4、本院查明部分中，第三人叶元培在庭审中“恒兴对上海欣舟是有出资的……其他48%的股权是谭、陶、蒋代表的恒兴公司所持有”的陈述亦可以证实上述情况属实。
综上，本院认为，上海欣舟在成立时确有许多不规范操作，但是其由深圳远舟及江阴恒兴组建这一点确系属实，深圳远舟方面有黄平涛、赵忠义、叶元培三名自然人代为持股权这一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鉴于本院论证的上述理由，尤其是435号案件的生效判决实已认定了深圳远舟与江阴恒兴为上海欣舟的实际投资人，并鉴于江阴恒兴在一系列案件中的表态，第三人谭满全、陶国才、蒋坚江亦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的情况下，原告要求确认谭满全持有的上海欣舟16%股权和蒋坚江持有的上海欣舟12%股权为其所有的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登记在叶元培名下20%股权的处理。
本院认为，虽然江阴恒兴及第三人谭满全、蒋坚江、陶国才简单理解的“双方分开经营”或所谓“退股”并非法律上的概念，但其真实意思表示均认可江阴恒兴与上海欣舟早已无关联，或者说其认可在其所谓“退股”后，上海欣舟就成为远舟公司一方所有，仅是没有履行股权转让而已，故陶国才及谭满全才将名下的合计20%股权转让给叶元培。在此情况下，本案的主要争议就在于，第三人叶元培抗辩的其系通过受让的方式取得了欣舟公司20%的股权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就此本院认为，结合：1、第三人谭满全、陶国才、蒋坚江持有的上海欣舟48%股权系代江阴恒兴持有。2、叶元培与陶国才及谭满全确实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但是出让方已明确表示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出让于远舟公司，是双方合作终止后处理股权问题而形成的方案。上述“意思表示”并非单指本案中有关第三人的自认，而是从2005年4月25日《退股协议》、2006年11月17日上海欣舟股东会决议、218号案件以及435号案件江阴恒兴和有关第三人出具的一系列文件中综合反映出的法律事实。3、黄平涛出具的《江阴方转让20%股权的形成过程》的行文内容可见，其授权委托叶元培去江阴出席股东大会处理江阴方面三位股东的退股事宜，并明确提及20%的股份不是叶元培个人的，是远舟职工和管理层的，也因是基于上述认知，黄平涛于2006年11月24日配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黄平涛的上述关于“授权叶元培”的陈述与江阴恒兴公司的一系列说明是一致的，与2006年10月19日上海欣舟的股东会决议“执行董事、法人代表黄平涛全权委托叶元培先生于2006年10月19日赴江阴召开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股东会”也可以印证。
鉴此，本院认为，综合上海欣舟设立情况、江阴恒兴以及其名下自然人股东所谓“退股”或转股过程中形成的文件资料、黄平涛对20%股权转让于叶元培名下的情况说明，本院难以认定叶元培以个人名义、通过受让方式取得了欣舟公司20%的股权存在事实依据。无论是本案处理的28%股权抑或2006年间通过转让目前登记在叶元培名下的20%股权，均是远舟公司与江阴恒兴合作终止后，通过不规范股权转让的方式达到江阴恒兴退出的一种运作而已。
从另一层面上讲，在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深圳远舟与江阴恒兴为上海欣舟的实际投资人的情况下，谭满全与陶国才转让股权于叶元培即无依据，“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况且叶元培亦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第三人叶元培参与了上海欣舟的筹建，明知上海欣舟的股权结构情况，在办理谭满全及陶国才名下20%股权转让时，叶元培为上海欣舟工商登记的股东，且其系受黄平涛委托去和江阴恒兴磋商退股事宜，上述事实的存在即无法认定叶元培如以个人名义受让20%股权是“善意”的。鉴于此，叶元培辩称的关于6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及20万元为补足出资的意见即无需予以认定。况且江阴恒兴收取的6万元，无论是江阴恒兴抑或陶国才、谭满全均表示上述费用仅为车旅费等，非股权转让的对价。支付该6万元的主体单位即上海五工焊接设备有限公司的性质在刑事案件的判决书已予以了认定。故，综合上述因素不能得出上述6万元为股权转让的对价的结论。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之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第三人谭满全持有的被告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16%的股份；
二、确认原告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第三人蒋坚江持有的被告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12%的股份；
三、确认原告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第三人叶元培持有的被告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20%的股份；
四、被告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将第三人谭满全持有的被告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16%股份、第三人蒋坚江持有的被告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12%的股份、第三人叶元培持有的被告上海欣舟工业气体有限公司20%的股份变更至原告中船重工远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第三人谭满全、蒋坚江、叶元培应予以配合。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8，500元由被告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崔学杰
代理审判员 杨 磊
人民陪审员 汤卫华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冯小艳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