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9民终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华明，男，195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浙江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曰健，男，196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上诉人高华明因与被上诉人王曰健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7）浙0902民初3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事实和理由，且对书面审理本案无异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华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被上诉人王曰健到庭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发表了各自意见并接受法庭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华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的事实证据不足，导致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王曰健原审提交的由其单方面编制的结算清单明显不足以证明杂费的存在，原判对该两笔杂费的认定缺乏依据；原判酌定高华明应以每吨0.075万元的标准向王曰健支付报酬款，无任何证据证明，系认定事实错误。2、2015年1月2日前，王曰健已占有上诉人资金，由此给上诉人造成利息损失，其应从2015年1月3日起向上诉人赔偿利息损失。原判对利息的判决结果错误，且明显失衡。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论错误，请求依法改判。
王曰健辩称，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0902民初2477号判决书中表述的“双方至今未结算”是对高华明主张的复述，并不是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审判决对该事实理解错误，最终做出了2013年、2014年刺梨收购款未结算的错误结论，该结论完全没有依据。2015年1月2日所汇的5万元不太可能是刺梨款，答辩人拒绝结算并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对答辩人拒绝结算刺梨收购款的说法高华明负有举证责任，并承担不能举证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逻辑推理错误，判决没有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该判决否定了高华明已经认可并已实际履行了支付报酬义务的既成法律事实，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高华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曰健向高华明返还款项16万元，并赔偿上述款项自2015年1月3日起至返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王曰健向高华明支付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1283元，并负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华明委托王曰健收购刺梨。为此，高华明分别于2013年9月2日、8日、15日，2014年9月3日、10日、12日、2015年1月2日各向王曰健汇款14万元、16万元、1万元、1万元、20万元、20万元、5万元，合计77万元。王曰健因收购事务，于2013年9月支出刺梨货款30万元（50吨）、杂费1万元；2014年9月支出刺梨货款309900元（51.65吨）、杂费16095元，合计63.5995万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22日立案受理了（2016）浙0902民初2453号王曰健诉海宏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并于2017年3月19日判决确认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11月5日解除，海宏公司支付王曰健2014年8月8日至2015年11月5日期间的劳动报酬144333万元等，该案判决已生效。2016年7月25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2016）浙0902民初2477号王曰健诉高华明、傅红娟、海宏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于2017年3月21日判决高华明、傅红娟共同归还王曰健借款75万元及利息等，该案判决已生效。2017年8月18日，高华明就本案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7）浙0902财保41号民事裁定，裁定对王曰健在（2016）浙0902民初2453号案中可得的执行款在15.2557万元额度内予以扣押。高华明支出财产保全费1283元。
一审法院认为，高华明与王曰健之间虽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对于高华明委托王曰健收购刺梨的事实并无异议，讼争双方已形成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现委托事务已经办结，但双方未进行结算。因双方未经结算，故高华明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王曰健提出的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本案中，双方对于是否应当支付报酬存在争议。高华明主张，双方未就报酬进行约定，每年收购刺梨时间仅为十天左右，王曰健要求的每年报酬达7万余元，明显超出了其应得的额度；王曰健主张，双方口头约定按每吨1500元的标准收取报酬。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除了王曰健抗辩所称的每吨1500元报酬标准外，无其他证据相佐证，高华明对此又予以否认；双方庭审中一致确认，王曰健受托收购刺梨与王曰健在海宏公司的履职行为无关，而高华明在收购刺梨结束后的2015年1月2日又向王曰健汇款5万元，根据生活经验法则推断，王曰健主张双方存在口头约定报酬款具有可信性；但王曰健收购刺梨每吨为6000元，主张的报酬标准占到了货款的25%，明显偏高，故酌定高华明应以每吨750元的标准向王曰健支付报酬款，经核算报酬款为76237.5元（750元/吨×101.65吨）。
高华明因委托王曰健收购刺梨事务，已向王曰健支付77万元，扣除货款和杂费635995元、报酬款76237.5元后，剩余57767.5元王曰健应返还给高华明。基于双方委托事项未结算，以及双方还存在民间借贷及王曰健主张的返还垫付费用等纠纷，故对于高华明要求王曰健自2015年1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但王曰健应自高华明起诉之日起支付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高华明支出的诉前保全费1283元，由双方按比例分担，其中王曰健负担463元，高华明负担82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王曰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高华明57767.5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7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支付高华明诉前保全费463元。案件受理费3526元，减半收取计1763元，由高华明负担1121元，王曰健负担642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讼争双方虽未就刺梨收购事宜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对王曰健受高华明私人委托收购刺梨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且该委托关系与王曰健受高华明聘用担任海宏公司总经理的履职行为无关。就讼争的委托报酬一节，王曰健主张其是以多年开拓的刺梨收购人脉、渠道体系、商业资源赚取作为利润的报酬；高华明则主张因当时双方关系较好，没有明确约定报酬。从讼争双方已成讼的其他案件审理查明事实看，王曰健是以职业经理人身份受聘参与高华明的商业活动，其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相应的报酬。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结合高华明向王曰健汇款情况看，其在2014年刺梨收购结束后，又于2015年1月2日向王曰健汇款5万元，该款项显然不是用于支付直接的收购费用，王曰健主张该款项系用于支付报酬款，更具可信性。故高华明提出的其无需支付报酬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报酬标准，王曰健认为当时双方口头约定每吨1500元，所以在2014年收购结束后，高华明又于2015年1月2日汇款5万元就是用于结算（包括报酬在内的）刺梨收购款。但对该5万元（包括其他72万元）款项性质，王曰健在诉讼中和其答辩意见中有多种表述，认为高华明还拖欠其其他款项，这些款项有可能是支付其他款项的，并非十分明确就是刺梨收购款。即使按王曰健诉称刺梨收购报酬为每吨1500元，则高华明所汇的77万元也不足以支付王曰健主张的收购款、杂费、报酬，故高华明汇款5万元汇款的行为尚不足以证明王曰健主张的“刺梨收购报酬为每吨1500元，高华明已经认可并已实际履行了支付报酬义务”的事实。依据现有证据，原审酌定高华明应以每吨750元的标准向王曰健支付报酬款并无明显不当。
高华明自述曾于2012年9月，亲自前往贵州收购刺梨。则其应知晓除需支付刺梨收购价款外，还会发生包装费、（从山上往山下搬运刺梨）搬运费等杂费，在出售刺梨当地村委会已出具证明证实刺梨收购价为3元/斤的情况下，高华明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王曰健主张的2013年、2014年杂费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故原判对该杂费金额的认定应为妥当，本院予以确认。
诉讼中，高华明自认双方就刺梨收购款项尚未结算，且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和纠纷，在另案诉讼中高华明也主张就涉案的款项充抵其应支付王曰健的款项，在此情况下，原判认定王曰健应自高华明起诉之日起支付资金占有期间的利息，应为正确。
综上所述，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依据现有证据，高华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26元，由高华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旭涛
审 判 员 熊俊杰
审 判 员 冷海波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刘燕波
书 记 员 赵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