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69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男，1957年9月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1，女，1952年12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2，女，1955年12月1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3，男，1960年7月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4，男，1973年4月1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女，1954年7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女，1957年6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2，女，1961年6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3，女，1964年4月30日出生。
九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民，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5，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女，1948年3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6，女，1971年3月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者×，男，1990年10月28日出生。
第三人兼被上诉人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女，1969年2月12日出生。
第三人：于×，女，1982年1月2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于×之夫），1980年3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于×之母）,1953年5月20日出生。
第三人：刘×1，女，1980年7月24日出生。
上诉人付×、付×1、付×2、付×3、付×4、王×、王×1、王×2、王×3因与被上诉人付×5、刘×、付×6、者×，第三人杨×、于×、刘×1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5）门民初字第1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王×，被上诉人付×5，第三人杨×（兼被上诉人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高×，第三人刘×1到庭参加了诉讼。上诉人付×1、付×2、付×3、付×4、王×1、王×2、王×3，被上诉人刘×、付×6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付×、王×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上诉理由：17号（现门牌号为49-4号）东房二间、西房一间、北房一间、厨房一间都应属于付×7夫妇的遗产范围，上诉人有权继承相应的份额，分得相应的拆迁利益。2008年付×出资6000元（其中5000元有付×10签字收条）与付×10共同出资翻建49-4号东房二间及东厨房，并且是在父母遗留的房屋的宅基地上翻建的，应认定是父母遗产。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
上诉人付×1、付×2、付×3、付×4、王×1、王×2、王×3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被上诉人付×5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被上诉人者×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第三人杨×述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第三人于×述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第三人刘×1述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被上诉人刘×、付×6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答辩的权利。
付×、付×1、付×2、付×3、付×4、王×、王×1、王×2、王×3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付×10、付×5、者×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的所有征收补偿利益，所有补偿利益应当由付×10、付×各得四分之一，由付×1、付×2、付×3、付×4分得四分之一，由王×、王×1、王×2、王×3分得四分之一。未交付的安置房，原告另行主张。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各方无争议的事实如下：
一、关于身份关系
付×7与李×系夫妻，生有付×8、付×9、付×10、付×四名子女。付×7于1984年2月7日死亡注销户口，李×于1999年9月29日死亡注销户口。付×7、李×的父母先于其死亡。付×8与李×1系夫妻，生有付×1、付×2、付×3、付×4四名子女，付×8于1999年5月5日死亡注销户口，李×1于2014年9月29日死亡。付×9与王×6系夫妻，生有王×、王×1、王×2、王×3、王×4、王×5六名子女，付×9于2010年2月死亡注销户口，王×6于1974年9月死亡注销户口。王×4于2008年7月22日死亡注销户口，王×5于1997年10月17日死亡注销户口，二人均未婚、无子女。付×10与刘×系夫妻，生有付×5、付×6，付×10于2016年3月4日死亡。付×5与杨×于2012年5月28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6年4月13日作出的（2016）京0109民初7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与付×5离婚。该民事判决已生效。者×系杨×与前夫所生之子。
李×生前户籍在49排4号，为非农业户口；征收时，付×10、付×5户籍亦在上述地址，付×10为非农业户口，付×5为农业户口。
二、关于争议被征收房屋的情况
2008年3月，付×5申请在49-4号建房，其申请书载明：付×5家住49号，付×5家东房三间，因年久失修导致房屋漏雨，现需翻建，东房长9.6米，宽5米，特此申请。村民委员会审查同意付×5在本家院内原有基础上原拆原建房屋3间，长9.6米，宽5米，共计48平方米。上述申请亦经政府审批。付×5于2008年4月9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注在49-4号建平房3间，建筑面积44.58平方米。在上述申请审批材料中，有一份付×5与西邻“付×13”的协议书，载明付×5在原有基础上原拆原建，盖房不长高，不影响西邻采光。该协议有“付×13”签名字样及捺印。上述经审批建设房屋为3-1号、3-2号、3-3号房屋，付×5另在该院建设其他自建房，没有审批手续，形成2号、4号房屋。除上述房屋外，49-4号还有1号、5号房屋。
付×10、付×5、者×就上述房屋分别签订三份征收补偿协议，其中，付×10协议项下被征收房屋标号为：1号（认定面积为2.96平方米，无证房，为砼房）、5号（有证，认定面积为30.91平方米）；付×5协议项下被征收房屋标号为：2号（认定面积为28.99平方米）、3-2号、3-3号（3-2号、3-3号共计认定面积为32.84平方米）；者×协议项下被征收房屋标号为：3-1号（认定面积为12.73平方米）、4号（认定面积为8.85平方米）。
三、征收补偿情况
付×10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被征收人在49-4号（户籍49排4号）有平房2间，建筑面积33.87平方米（有证房建筑面积为30.91平方米，无证房认定建筑面积为2.96平方米，无证房为砼房）；按照房屋产权调换方式安置一套三居室，协议安置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需补交差额面积房款67275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19432元；奖励、补助费共计103508元，包括搬家补助费508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5000元、工程配合奖励费80000元、残疾补助8000元。上述差额面积房款已从应补偿款项中扣除，剩余55665元已实际发放。2015年，付×10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发放周转补助费43200元、二次搬家补助费508元。上述发放款项均已由付×10领取，安置房尚未交付。
付×5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被征收人在49-4号有平房2间，建筑面积61.83平方米；按照房屋产权调换方式安置二套二居室，协议安置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需补交差额面积房款79965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49822元；奖励、补助费共计109827元，包括搬家补助费927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5000元、工程配合奖励费80000元、移机费共900元、低保补助5000元、残疾补助8000元。上述差额面积房款已从应补偿款项中扣除，剩余79684元。2015年，付×5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发放周转补助费、二次搬家补助费6327元。因涉及到其他案件的强制执行，付×5上述拆迁利益已被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两套安置房已被查封，尚未交付，但补偿款项均由付×5已领取。安置房房号为：502号以及503号，需要补交房款共计28252元。
者×名义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被征收人在49-4号有平房2间，建筑面积21.58平方米；按照房屋产权调换方式安置一套二居室，协议安置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需补交差额面积房款50850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13362元；奖励、补助费共计95324元，包括搬家补助费324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5000元、工程配合奖励费80000元。上述差额面积房款已从应补偿款项中扣除，剩余57836元。2015年，付×5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发放周转补助费4500元、二次搬家补助费324元。者×名下的征收补偿协议由付×5作为委托代理人签订。在者×拆迁档案中，有2012年付×5出具的分家单一份，内容为“我自愿将名下房产两间分给我儿子者×，面积21.58平米”。因涉及到其他案件的强制执行，上述补偿款及安置房均已被法院采取强制措施，安置房已由者×办理了入住手续，房号为12-1-402号，该房屋由杨×居住。
付×5、者×签约所涉房屋系村集体土地，付×5系该村村民，付×、付×1、付×2、付×3、付×4、王×、王×1、王×2、王×3、付×10均非该村村民。
四、关联案件情况
1、执行案件
因案外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5年8月3日冻结了者×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号，并查封了者×名下的拆迁安置房。者×以其是该房屋拆迁所得拆迁利益的所有人为由提出异议。门头沟区法院作出（2015）门执异字第3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者×的异议。后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请求：撤销有关查封者×名下拆迁安置房及冻结者×名下银行存款的执行措施，解除相应查封、冻结措施并确认者×名下的拆迁安置房及相应拆迁补偿款归者×所有。（2015）门民（商）初字第41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者×的诉讼请求。者×不服提起上诉，（2016）京01民终182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付×5系在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出具分家单，以期获得额外拆迁利益，就其该项行为的合规性，及因出具分家单而获得的拆迁安置房及拆迁补偿款的所有权归属，一审判决未予查清。裁定：撤销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5）门民（商）初字第4184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重审。该重审案件尚未审结。
2、行政案件
2015年2月，付×、付×1等八原告起诉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第三人付×5，要求：撤销2008年4月9日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判令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后原告撤回起诉。该案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
各方争议事实如下：
一、被征收房屋的形成、建设、权属
原告主张：1、付×7夫妇在涉案院落原有两间东房，取得郊区房地产所有证，付×7夫妇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在原两间东房北侧建半间房屋，用作厨房和厕所。2、2008年，付×10打电话告知付×要建东房，付×出资6000元给付×10，将上述房屋翻建成三间东房，翻建后形成3-1号、3-2号、3-3号，其中，5000元有付×10打的条，1000元没有收条，施工队由付×的女儿找的，建房一共花费12000元。3、关于付×给付款项的性质，付×原主张系其个人给付付×10用于共同翻建房屋，后变更意见，表示该款项系其代表所有原告共同给付，经询问及释明，付×、付×1、付×2、付×3、付×4、王×、王×1、王×2、王×3均主张翻建后形成的房屋系付×7夫妇的遗产并要求继承相应利益。4、付×7夫妇于1980年左右建一间西房、一间小北房，由付×10签约。5、其他房屋系付×5棚院，原告没有参与后续棚院建设，但棚院占了老宅基地且用了2008年投资的余额，也应当作为遗产。
付×5、付×10的陈述意见，即主张：1、付×7夫妇在涉案院落原有两间东房，取得郊区房地产所有证，后该房屋于20世纪70年代自然坍塌，已是残房，四墙在，屋顶已坍塌，付×7夫妇无其他房屋。2、20世纪80年代，付×10夫妇在院内建半间东房，没有审批手续。3、2008年，付×5经审批将上述东房翻建，原告并未出资共建，系付×10帮助找施工队建设，其中，因付×5系残疾人，民政部门根据政策给了付×5部分建房款，其他款项付×5出资；2010年，付×10找施工队对上述三间东房进行装修。4、2012年3月，付×5将院内棚院，没有审批手续。5、付×10系粮食局职工，80年代左右因无房居住向粮食局申请并建设西房一大通间，因建房占用粮食局土地，当时约定产权归粮食局；2009年，付×10从产权单位购买了西房，即5号房；1号房系付×10自建的，没有审批。
刘×、付×6均与付×10的陈述一致。杨×、者×主张：2012年系付×5、杨×共同棚院，其他内容同意付×5的意见。
二、居住情况
双方认可：付×7夫妇生前在原有东房居住，付×8、付×9在付×7夫妇去世前已搬离涉案房屋多年。
原告表示：付×原在东房北侧一间住，付×10在东房南侧一间住；上世纪80年代，付×10搬到建好的西房居住，付×自1984年搬离该处，2007年底曾又搬回该院，居住在两间老东房；东房翻建后，付×曾在东房南侧一间居住；付×10在付×搬离之前就已搬走，后付×5在此居住至拆迁前四五年。
付×5、付×10的陈述意见，即主张：付×于80年代左右搬离，付×10在翻建之前已搬离，之后只有付×5在涉案房屋处居住；2011年之后，杨×在此居住，者×仅在2012年居住了几个月。刘×、付×6同意付×10的意见。杨×、者×表示：从2010年，杨×、者×与付×5在涉案房屋居住至征收。
四、安置房交易情况
于×主张：付×5将49-4号拆迁协议中其名下一套安置房出售给于×，签约时尚未选房，故未确定坐落；合同约定价款35万元，因房价上涨，双方协商确定实际价款为85万元，于×已给付付×583万元；房屋具备交付条件后，于×与付×5一起去安置部门选定交易房屋为502号房屋。
刘×1主张：2013年4月，其从付×5处购买49-4号拆迁的一套二居室安置房，实际交易价款72万元，刘×1已给付67万元；签约时未确定房屋坐落，后其与付×5去选定交易房屋503号房屋。
付×5对于×、刘×1的陈述均予以认可。原告认为付×5与于×、刘×1系串通签约，对买卖关系均不予认可。
经查，付×10征收补偿档案中有如下材料：1、北京京门良实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甲方）作为卖方与付×10（乙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甲方将49-4号30.91平方米的房屋出售给乙方，价款12000元；甲方由于历史渊源，无法为乙方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待乙方付清全部房价款后，甲方放弃房屋产权，房屋所有权归乙方所有；房屋拆迁补偿最终面积以拆迁办公室实际丈量为准。2、房屋征收估价结果通知单载明房屋产别为私房已购。3、采空棚户区房屋整体征收京门良实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公房汇总表，载明49-4号承租人付×10，建议确认的建筑面积为30.91平方米，备注为房屋买卖协议。
付×5征收补偿档案中有如下材料：1、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付×5是该村村民，坐落在49-4号的院落，是村2008年批给付×5的院内建房。2、征收调查登记表，载明：户内人口结构（农户）为付×5、杨×、者×。3、付×5的残疾人证，载明系肢体残疾二级。
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1、1964年北京市郊区房地产所有证
记载：下列房地已由办事处居民付×7声请所有权登记，经审查属实特发给所有证以资证明，房产坐落17号土房二间。没有写明地基四至。
经质证，付×5、刘×、付×6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杨×、者×对该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于×主张该所有证已经作废；刘×1对该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2、收条一份
上述收条载明：“今从付×12处取得修盖房投资款5000元整（伍千元整）。2008年6月8日。付×11”。原告陈述付×12系付×之女。经质证，被告、杨×及于×均不认可该收条，付×10生前亦主张并非其本人签名，亦未收到过款项。付×5申请对上述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因样本不充分，故鉴定机关未予受理。
3、“郑×”、“陈×”的书面证言及证人陈×的证言。
“郑×”、“陈×”在开庭时未出庭，但原告表示该证人非常关键，其可以通知“郑×”、“陈×”到庭作证，经征求各方意见，法院就该两位证人举证事项限定了补充质证的期限。在补充质证时，原告又表示两位证人无法出庭，因找到了建房施工人员陈×，故申请陈×出庭作证。陈×当庭陈述：2008年6、7月份，付×的女儿付×12找其给他们家盖房，在北后街；建房40多平方米，价款12000元，分两次结账，建房时拆除了两间东房，重建为两间半，面积有没有扩大记不清了。本庭询问证人：问：谁给你结账的？陈：付×12，还有她大爷吧。问：你能不能明确一下，工程谁给你结的账？陈：（沉默不回答，低头）。问：你再想想，谁给你结帐？陈：（沉默）想不起来了。问：你刚才说付×12给钱是怎么回事？陈：记不清楚了。问：盖房时，建房的一家谁负责现场？陈：（沉默、不说话）问：谁在现场盯着？陈：（沉默）记不清楚了。问：建房东家有人在场吗？陈：记不清楚了。问：房子怎么盖你和谁商量？陈：（沉默）想不起来了。
经质证，原告对证人陈述予以认可；付×5不认可书面证言及陈×的陈述；者×、杨×、于×、刘×1对书面证言不予认可，认为陈×出庭作证超过了举证期限，且其陈述不属实。
4、申请法院向北京京门良实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付志韬调查相关事项，经调查，被调查人陈述：其负责公司下属粮店及粮库拆迁事宜，不负责家属房以及其他房屋的买卖拆迁事宜；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并非其经办，其不清楚相关情况，亦不清楚是否有档案留存以及具体经办人。经质证，原被告、杨×对此均无异议；于×、刘×1未发表质证意见。
5、申请法院向村委会主任付×14调查相关事项，经调查，被调查人陈述：49-4号房屋占用土地系该村集体土地，付×5系该村村民；并提供该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记载：我村村民付×5，住49-4号；本人属于肢体二级残疾人，其本人所居住的房屋为危房，为了其安全，经本人申请和四邻同意翻建协议，于2008年3月经我村批准翻建其长期居住的危险房屋（当时没有拆迁政策），村委会了解其所居住的49-4号为老宅院，当时翻建时无人说明有房产证、批示等证明，也无人找村委会说明情况，直到2012年房屋征收签约前无人来村委会找谈此情况。按门头沟规划局规定有房产证者在院内翻建房屋或再新建者必须重新批示。经质证，原被告、杨×对此均无异议；于×、刘×1未发表质证意见。
6、调取（2012）门民初字第3411号案件卷宗材料，该案系付×、李×1、付×1、付×2、付×3、付×4、王×、王×2、王×3诉付×10、付×5法定继承案，以撤诉方式结案。该卷内有原告提交的一份付×8的职工登记表（时间），在登记表“家庭经济情况变化及原因”里书写“土改以前有二亩地一间房，父亲付×7一边种地一边背煤维持生活，土改以后分了三间房子，十亩地”。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卷宗材料没有异议，付×5表示不认可原告上述主张。
付×5及付×10生前就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张×”“刘×2”的书面证言，证人未出庭；付×5的重残证明复印件；北京京门良实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甲方）作为卖方与付×10（乙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村委会的证明（证明记载：2008年4月9日，付×5的住房批示中，西邻的房产是付×10的，误写为付×13的。）
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者×、杨×表示对上述证据无法核实真实性，于×、刘×1对上述证据未发表意见。
于×就其主张，提供：房屋买卖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原件、承诺书、收条、收款条。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付×5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者×、杨×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承诺书、收条、收款条与其无关。
刘×1就其主张，提供：转让协议书、收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原件、付×5所签征收补偿协议、补充协议、选房确认单原件。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付×5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者×、杨×认为转让协议、收条与其无关。
经释明，原告主张其要求分割征收利益的依据为被征收房屋系付×7夫妇的遗产。
就各方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法院认定如下：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双方提交的书面证言所涉证人均无证据证明有不能出庭的合法理由，故对书面证言，法院均不予认定。
关于付×7夫妇原有房屋的情况，原告提交的北京市郊区房地产所有证与付×5及付×10庭审时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法院对此予以采信，认定付×7夫妇在该院内原有两间土房。付×5等主张上述房屋在翻建前已坍塌，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依据北京市郊区房地产所有证记载的房屋情况及年代，结合2008年付×5审批建房的手续以及法院调查时东辛房村村委会的证明可以认定：翻建前，原有老房并未完全坍塌，但是已经属于危险房屋，影响正常居住使用。
原告主张付×7夫妇在上世纪80年代建设了一间西房、一间北房，并在原两间东房北侧建半间房屋，被告均不予认可，原告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付×5及付×10生前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与征收补偿档案中留存的《房屋买卖协议》、相关权属手续能够相互印证，法院予以确认，据此，可以认定付×10签约所涉被征收房屋并非付×7夫妇所建设，亦无法认定付×7夫妇除两间土房外尚有其他遗产房。
关于原告主张与付×10共同出资翻建遗产房一节，因原告及付×10、付×5均陈述建房系找施工队所建设，故出资情况及有无共同翻建的合意系认定重点。原告自述付×将款项给付付×10，可以认定翻建系付×10主持进行，且付×并未直接参与建房款项的结算，关于其给付款项一节，被告均不认可，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因陈×出庭陈述内容与给付款项无涉，故原告提供的收条为直接证据，从收条内容看，该收条上“付×11”签名与付×10名字有所区别，经释明，原告对该收条的签名亦不申请鉴定，据此，无法认定付×10接收款项的事实，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依据原告证据无法认定其出资的事实。此外，即使原告主张的付×给付付×10相应款项、以及付×12找施工队的事实成立，其先陈述系付×自行出资、后又表示系代表全部原告出资，而房屋翻建系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且以该村村民付×5名义办理了审批手续，付×10也表示系付×5翻建房屋，故无法认定原告与付×10、付×5就共同翻建遗产房屋达成合意。据此，无法认定双方共同翻建遗产房。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刘×、付×6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当庭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据查明事实，付×10征收协议项下的被征收房屋并非付×7夫妇所建，原告要求分割该部分征收利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付×5所建房屋的权属，3-1、3-2、3-3号房屋系依据付×5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翻建形成，原告主张审批手续违法，其虽然提起过行政诉讼，但后撤诉，现该建设规划许可证并未通过法定程序撤销。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虽然1964年北京市郊区房地产所有证载明的付×7身份为居民，但在此后几十年中，我国土地政策、房屋政策及相关法律规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依据查明事实，付×7夫妇原有房屋所占用土地后为村集体土地，付×5为该村村民，原告及付×10均非该村村民，原有两间土房历经数年已破旧并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在此情况下，付×5经过审批手续建设形成的房屋应当根据审批情况、建设情况以及土地使用的情况确定权属，付×7夫妇原有房屋即已灭失。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共建遗产房，缺乏充分证据，故法院认定3-1、3-2、3-3号房屋并非付×7夫妇的遗产。2、4号房屋并非付×7夫妇所建，亦无证据证明占用付×7夫妇有权使用的宅基地，原告主张双方共同建设，缺乏事实依据，故该房屋并非付×7夫妇遗产。结合上述认定，对原告以继承遗产为由要求分割付×5、者×名下征收补偿利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付×、付×1、付×2、付×3、付×4、王×、王×1、王×2、王×3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上诉人付×1、付×2、付×3、付×4、王×1、王×2、王×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按其撤回上诉处理。被上诉人刘×、付×6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当庭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上诉人主张付×7夫妇在1980年建设了一间西房、一间北房，并在原两间东房北侧建半间房屋，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上诉人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付×5及付×10生前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与征收补偿档案中留存的《房屋买卖协议》、相关权属手续能够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付×10签约所涉被征收房屋并非付×7夫妇所建设，亦无法认定付×7夫妇除两间土房外尚有其他遗产房。依据查明事实，付×10征收协议项下的被征收房屋并非付×7夫妇所建，上诉人要求分割该部分征收利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判决不予支持是正确的。
关于上诉人主张2008年付×出资6000元与付×10共同出资翻建遗产房一节，因其提供的收条上“付×11”签名与付×10名字有所区别，经原审法院释明，其对该收条的签名亦不申请鉴定，据此，无法认定付×10接收款项的事实，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收条无法认定其出资的事实。即使其主张的付×给付付×10相应款项、以及付×12找施工队的事实成立，其先陈述系付×自行出资、后又表示系代表全部原告出资，而房屋翻建系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且以该村村民付×5名义办理了审批手续，付×10也表示系付×5翻建房屋，故无法认定上诉人与付×10、付×5就共同翻建遗产房屋达成合意。据此，无法认定双方共同翻建遗产房。
付×5所建3-1、3-2、3-3号房屋系依据付×5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翻建形成，现该建设规划许可证并未通过法定程序撤销。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虽然1964年北京市郊区房地产所有证载明的付×7身份为居民，但在此后几十年中，我国土地、房屋政策及相关法律规定经历变革，依据查明事实，付×7夫妇原有房屋所占用土地后为村集体土地，付×5为该村村民，上诉人及付×10均非该村村民，原有两间土房历经数年已破旧并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在此情况下，付×5经过审批手续建设形成的房屋应当根据审批情况、建设情况以及土地使用的情况确定权属，付×7夫妇原有房屋即已灭失。上诉人主张双方共建遗产房，缺乏充分证据，故3-1、3-2、3-3号房屋并非付×7夫妇的遗产。2、4号房屋并非付×7夫妇所建，亦无证据证明占用付×7夫妇有权使用的宅基地，上诉人主张双方共同建设，缺乏事实依据，故该房屋并非付×7夫妇遗产。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以继承遗产为由要求分割付×5、者×名下征收补偿利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上诉人付×、王×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九元，由付×、付×1、付×2、付×3、付×4、王×、王×1、王×2、王×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适思
审判员 王爱红
审判员 刘秋燕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赵梦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