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民终2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津策，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晋，该公司法务人员。
委托代理人：胡立英，天津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建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卢勇，该公司法律事务部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春晖，该公司法律事务部工作人员。
上诉人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长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的（2015）铁中民一初字第00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郑锦弘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陈建主审、审判员谭弘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3月9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长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晋、胡立英，被上诉人沈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卢勇、王春晖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4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了编号为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2《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购买煤炭8万吨，单价为500元/吨（含税平仓价），总价款为4000万元。同时，约定在鲅鱼圈港过户，货物所有权自货物交付时转移。沈阳公司应在双方办理完货物的港口交接过户手续后三日内以期限为六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向长芦公司支付货款。2013年2月5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在鲅鱼圈港办理煤炭过户手续，《货物过户证明单》编号为C13020017、C13020018、C13020019、C13020020、C13020021、C13020022，数量分别为13278.46吨、12603.94吨、31815.82吨、7820.22吨、80.82吨、14400.74吨,合计为8万吨。在此之前，2013年1月24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还签订了编号为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条款与2013-02《产品购销合同》基本一致，约定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购买煤炭9.8万吨,总价款为4900万元。2013年1月25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在鲅鱼圈港办理了煤炭过户手续，长芦公司将9.8万吨煤炭交付给沈阳公司，双方共同签订了编号为C13010118、C13010119、C13010120的《货物过户证明单》，数量分别为57160.20、12839.80吨、28000吨，合计9.8万吨。沈阳公司在收到两批货物后，将票号为21352411的49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以及4张票号分别为20132277、20132251、20132250、21350396共计3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长芦公司，上述五张共计8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均交付给台安县建平工业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平公司）的财务人员王帆。长芦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29日，2013年2月25日向沈阳公司开具840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0月23日，建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榕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3年11月1日、2013年12月9日、2014年5月22日长芦公司向沈阳公司发出三份书面《催款函》，在三份《催款函》中，长芦公司均称：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2013-02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我司已依约向贵司实际交付煤炭168000吨，货物总价为8400万元，并将增值税发票寄交贵司。贵司至今未向我司支付上述货款8400万元，给我司造成很大经济损失，要求贵司立即向我司支付货款8400万元。长芦公司在向沈阳公司发出《催款函》前并未向沈阳公司主张过8400万元货款。经公安机关调查，建平公司并未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转交给长芦公司，而是通过他人进行了再次背书和贴现，建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榕自称其已经告知并经过长芦公司工作人员王德路和李嫚的同意。经公安机关鉴定，上述五张汇票中长芦公司再次背书的印章与长芦公司的银行预留印章不同一。受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委托，辽宁明科司法鉴定所对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2011年1月至2013年9月往来账目、沈阳公司与长芦公司2011年1月至2013年9月往来账目、沈阳公司支付长芦公司8400万元货款、沈阳公司支付长芦公司9750万元货款进行鉴证。2015年5月18日，辽宁明科司法鉴定所作出辽明司鉴（2015）会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书》，确认：2013年1至2月，长芦公司分两次销售给沈阳公司168000吨煤炭，货款8400万元。其中：1月份销售98000吨，金额4900万元；2月份销售7万吨，金额3500万元。沈阳公司预付账款账户显示，沈阳公司2013年分两次以承兑汇票支付长芦公司货款8400万元。长芦公司会计账目没有显示收到沈阳公司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应收账款账目显示，应收沈阳公司货款为8400万元。建平公司的预收账款明细账中显示，2013年2月，长芦公司给付建平公司承兑汇票8400万元，建平公司于2013年2月向长芦公司开具了编号为12572号的8400万元收款收据。在该收据上记载的承兑汇票票号与前述五张共计8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一致。据建平公司会计账目显示，2013年3月，建平公司以“退货款”为由，分六次退给长芦公司8400万元。长芦公司会计凭证显示，已收到建平公司“退货款”8400万元，并按照款项用途先是冲减了建平公司预付账款，但随之又做了调整，将已冲减建平公司货款8400万元调整为减少建平公司其他应收款8400万元。对于这一调整，长芦公司的会计凭证中没有附建平公司调整账务意见，亦无任何凭据。天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长芦公司2014年度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审计报告》显示，长芦公司存在对沈阳公司的8400万元应收款。庭审中，长芦公司提出根据与沈阳公司所签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2《产品购销合同》及《货物过户证明单》，长芦公司实际向沈阳公司交付煤炭8万吨，与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产品购销合同》共计交付煤炭178000吨，沈阳公司应付货款为8900万元，《催款函》上确认交付煤炭168000吨，货物总价8400万元系财务以增值税发票数额主张，财务不清楚合同实际履行数额。沈阳公司提出2013年8月2日，沈阳公司与长芦公司在鲅鱼圈港办理了1万吨煤炭的退货手续，沈阳公司、长芦公司与营口港务集团第二港务公司在《物资出库通知单》上签字盖章确认。长芦公司主张该1万吨煤炭是沈阳公司依据《三方协议》约定向长芦公司履行付货义务，不是退货。根据长芦公司申请，本院调取了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2013年煤炭在鲅鱼圈港过户明细及《货物过户证明单》（详见下表）。
过户日期
过户清单号
|
原港口
货主
|
现港口
货主
|
进港方式
|
过户数量
吨
1.25
|
C13010128
|
铁路
|
69800
1.25
|
C13010129
|
沈
阳
公
司
|
长
芦
公
司
水路
|
14400
2.6
|
C13020028
|
铁路
|
56000
2.6
|
C13020029
|
水路
|
300
2.6
|
C13020030
|
铁路
|
10900
6.3
|
C13060007
|
水路
|
15000
8.2
|
C13080012
|
水路
|
19905.72
8.2
|
C13080013
|
铁路
|
59815.82
8.2
|
C13080014
|
铁路
|
12619.8
8.2
|
C13080015
|
铁路
|
57160.2
8.2
|
C13080016
|
铁路
|
13278.46
合计
|
329180
过户日期
|
过户清单号
|
原港口
货主
|
现港口
货主
|
进港方式
|
过户数量
吨
1.25
|
C13010118
|
长
芦
公
司
沈
阳
公
司
|
铁路
|
57160.2
1.25
|
C13010119
|
铁路
|
12839.8
1.24
|
C13010120
|
铁路
|
28000
2.5
|
C13020017
|
铁路
|
13278.46
2.5
|
C13020018
|
水路
|
12603.94
2.5
|
C13020019
|
铁路
|
31815.82
2.5
|
C13020020
|
水路
|
7820.22
2.5
|
C13020021
|
水路
|
80.82
2.5
|
C13020022
|
水路
|
14400.74
合计
|
178000
另查明，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之间长期存在经济往来。2012年8月，经建平公司介绍，沈阳公司与长芦公司开始合作煤炭买卖业务，沈阳公司主要经办人是冷强，长芦公司主要经办人是王德路、李嫚，建平公司主要经办人是张榕、王帆。2012年8月7日、8月9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分别签订编号为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2－01、2012－02号《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标的共计9750万元。上述合同与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2013－02号《产品购销合同》均是由建平公司与沈阳公司协商一致后，由沈阳公司与长芦公司通过传真形式签订完成。长芦公司交付货物后，沈阳公司将11张共计97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长芦公司，并将该11张银行承兑汇票交给建平公司财务工作人员王帆，王帆代为交给了长芦公司。长芦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开具了日期分别为2012年8月16日及8月23日的两张收款收据，并交由王帆转交给沈阳公司。2013年7月，沈阳公司、建平公司、长芦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建平公司承诺在2013年7月31日之前付给沈阳公司煤炭货款66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沈阳公司可放货给建平公司煤炭163000吨。现沈阳公司承诺在收到建平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6650万元后，经有关部门进行票据查询，查询结果无异议的情况下，会在第一时间按照建平公司出具的委托过户证明将163000吨货物直接过户给长芦公司。《司法鉴定书》确认，2013年8月2日，建平公司向长芦公司交付银行承兑汇票6000万元，现金650万元。2013年8月3日，长芦公司向建平公司交付银行承兑汇票6000万元，现金650万元。还查明，除本案所涉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2合同货款外，长芦公司已就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产品购销合同》所涉4900万元货款以沈阳公司为被告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判令沈阳公司给付长芦公司货款4900万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沈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认定建平公司接收沈阳公司4900万元承兑汇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长芦公司已经实际收到沈阳公司货款8400万元，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驳回长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长芦公司起诉称：2013年2月4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了编号为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2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购买煤炭8万吨，单价为500元/吨（含税平仓价），总价款为4000万元。同时，双方约定在鲅鱼圈港过户，货物所有权自货物交付时转移。沈阳公司应在双方办理完货物的港口交接过户手续后三日内以期限为六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向长芦公司交付货款。2013年2月5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在鲅鱼圈港办理了货物过户手续，长芦公司将8万吨煤炭交付沈阳公司，并由双方共同签订了编号为C13020017、C13020018、C13020019、C13020020、C13020021、C13020022的《货物过户证明单》，数量分别为13278.46吨、12603.94吨、31815.82吨、7820.22吨、80.82吨、14400.74吨，合计为8万吨。长芦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沈阳公司交付货物后，沈阳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向长芦公司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因此，长芦公司请求法院判令：1、沈阳公司立即支付货款4000万元并赔偿长芦公司截至2014年12月7日的逾期付款损失6739150.69元以及自2014年12月8日至实际给付日止的损失(以应付未付的货款为基数，按照一至三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2、沈阳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沈阳公司在庭审中辩称：1、长芦公司所诉与事实不符，本案合同实际执行金额为3500万元，沈阳公司已将多出的1万吨煤炭退回长芦公司。在2013年1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数量98000吨，合同总价款4900万元，上述两笔合同约定总金额为8900万元，但长芦公司给沈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8400万元，长芦公司给沈阳公司发出的催款函的金额也均为8400万元，充分印证了沈阳公司已退回长芦公司1万吨煤炭，合同实际执行数量为7万吨；2、长芦公司已实际收到全部合同货款，沈阳公司收到上述两笔合同货物后，分别在2013年1月30日、2月16日向长芦公司背书银行承兑汇票4900万元和3500万元，合计8400万元，由建平公司工作人员取走并代为交付。2013年2月，建平公司通过以长芦公司名义再次背书，贴现8400万元并入建平财务账目后，建平公司向长芦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2013年3月，建平公司以退货款为由，分6次将8400万元全部支付长芦公司；3、建平公司接收长芦公司承兑汇票代为交付构成表见代理。2012年8月，长芦公司通过建平公司和沈阳公司开始贸易往来，2012年8月7日、8月9日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货款9750万元就是沈阳公司将背书长芦公司的承兑汇票交给建平公司转交，此后，长芦公司向沈阳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该交易使沈阳公司对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予以充分信赖，因此，再次合作，沈阳公司将涉及本案合同的3500万元承兑汇票和4900万元承兑汇票完整背书后交给建平公司转交长芦公司，长芦公司向沈阳公司开具了相应数额的增值税发票，之后长达九个月未向沈阳公司催要货款。2013年7月，在长芦公司、沈阳公司与建平公司三方贸易中也未主张抵销货款，因此，建平公司接收沈阳公司承兑汇票代为交付长芦公司构成表见代理。
上述事实有编号为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2013－02、2012－01、2012－02《产品购销合同》、《货物过户证明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承兑汇票、《入库单》、《物资出库通知单》、往来收据、《催款函》、《三方协议》、辽明司鉴（2015）会鉴字第1号《司法鉴定书》、《审计报告》、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之间签订的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2《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合同实际履行交付货物的吨数及相应货款的数额；建平公司接收沈阳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长芦公司是否实际收到沈阳公司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或相应款项。一、关于本案合同实际履行交付货物的吨数及相应货款的数额问题。从原审法院在鲅鱼圈港调取的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2013年煤炭在港过户明细及《货物过户证明单》能够看出，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在2013年存在大量煤炭过户交易，2013年长芦公司累计向沈阳公司交付煤炭17万吨，沈阳公司累计向长芦公司交付煤炭329180吨。2013年8月2日，沈阳公司与长芦公司单独就1万吨煤炭在沈阳公司《物质出库通知单》上签字盖章确认，办理了出库手续。沈阳公司提出该1万吨煤炭出库手续为办理本案合同项下的退货手续，长芦公司主张其为履行《三方协议》的付货手续。原审法院认为，因为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互有交付煤炭行为，《货物过户证明单》和《物质出库通知单》上均未标明合同编号，而煤炭又系种类物，单独从某份或某几份《产品购销合同》和《货物过户证明单》不能足够准确反映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而长芦公司在交货后给沈阳公司开具了8400万元增值税发票，并在向沈阳公司发出的三份书面《催款函》中，均称：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2013-02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长芦公司已依约向贵司实际交付煤炭168000吨，货物总价为8400万元。《司法鉴定书》及《审计报告》均载明，长芦公司应收账款账目显示，应收沈阳公司货款8400万元。因此，从上述事实能够确定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2013-02两份《产品购销合同》长芦公司实际交付煤炭168000吨，货物总价为8400万元。扣除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产品购销合同》项下98000吨煤炭，本案合同实际履行交付煤炭吨数为7万吨，总金额3500万元。长芦公司主张《催款函》是公司财务以增值税发票的数额作出的，公司财务不清楚实际交付吨数和货款数额。原审法院认为，该主张不符合交易习惯和财务账目管理规定且没有事实依据，对长芦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建平公司接收沈阳公司承兑汇票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经庭审调查，本案沈阳公司经建平公司介绍与长芦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签订包括本案合同在内的多份《产品购销合同》。在2012年8月所签订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沈阳公司将已经背书给长芦公司的97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在无任何书面委托的前提下交给了建平公司，长芦公司从建平公司取得了转交的汇票并向沈阳公司出具了全额的收款收据，此次转交行为加深了沈阳公司对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信赖。因此，沈阳公司基于前期形成的信赖，将本案合同货款3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再次交付给建平公司具有合理性，主观上不存在实质性过错，在付款的形式上不存在恶意和过失，沈阳公司有理由相信建平公司有权代理长芦公司领取3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结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也对建平公司领取49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长芦公司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建平公司领取3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三、关于长芦公司是否已经实际收到沈阳公司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或相应款项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确认了建平公司已经将包括本案合同货款3500万元在内的8400万元货款退回长芦公司的事实，长芦公司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对长芦公司已经实际收到沈阳公司3500万元货款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496元，由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承担。
长芦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方面一审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认定：“《司法鉴定书》确认，2013年8月2日，建平公司向长芦公司交付银行承兑汇票6000万元，现金650万元。2013年8月3日，长芦公司向建平公司交付银行承兑汇票6000万元，现金650万元”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2013年8月2日，长芦公司向建平公司交付《三方协议》项下货款银行承兑汇票6000万元及现金650万元。同日，建平公司将前述6650万元货款转付沈阳公司。《司法鉴定书》所附沈阳公司与建平公司的对账单证明沈阳公司已收到《三方协议》项下全部6650万元货款。二、一审判决认定，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前一笔交易中9750万元货款的交付事实系沈阳公司将97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交给建平公司财务人员王帆，王帆代为交给了长芦公司。长芦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开具收款收据，并交由王帆转交给沈阳公司。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关于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第一笔9750万元承兑汇票的交付，长芦公司并不知晓沈阳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交给王帆，并由王帆转交长芦公司的事实。关于9700万元货款支付的实际情况是：2012年8月16日晚，台安建平工作人员王帆与另一男士（长芦工作人员未与其交谈，以为其是沈阳公司工作人员）来到天津长芦公司，将9700万元承兑汇票交给长芦公司财务人员，长芦公司财务人员开具9700万元收据交予二人。其余50万货款的支付也是长芦公司在收到沈阳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开具的收据。长芦公司并不知晓沈阳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交给王帆，并由王帆转交长芦公司的事实，长芦公司一直认为是沈阳公司工作人员与王帆一起将汇票送至长芦公司。一审法院没有任何根据就采信了沈阳公司的说法，并且还是在沈阳公司关于9750万元的说法，在辽宁高院庭审中与其在最高院和一审法院庭审中的说法前后矛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还是选择相信沈阳公司的说法。对此，长芦公司表示无法理解。三、一审判决认定，沈阳公司已将本案诉争合同项下10000吨货物退还长芦公司，长芦公司在本案诉争合同项下实际交付货物数量为70000吨，金额变更为3500万元。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一）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于2013年2月4日签订本案诉争合同。合同约定，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购买煤炭80000吨，单价为500元，总价人民币4000万元。合同签订后，长芦公司已依约将80000吨煤炭过户给沈阳公司。我公司提交的货物过户证明单能充分证明长芦公司交付的货物数量为80000吨。（二）沈阳公司根据其提供的2013年8月2日《物资出库通知单》称其已将本案诉争合同项下10000吨货物退还长芦公司与事实不符。沈阳公司在《三方协议》签订后共计向长芦公司交付货物162780吨，且均为2013年8月2日交付。故长芦公司认为，该10000吨货物系沈阳公司履行《三方协议》项下163000吨货物的一部分，而非退还长芦公司本案诉争合同项下的货物。（三）沈阳公司关于该10000吨货物的说法前后矛盾，而一审判决也并未对此进行说理。庭审中，沈阳公司首先主张前述10000吨货物系退还长芦公司的货物。待长芦公司提出该10000吨货物系沈阳公司履行《三方协议》项下163000吨货物的一部分时，沈阳公司又称，因其仅收到建平公司6000万元货款，而非《三方协议》约定的6650万元，故其在《三方协议》项下向长芦公司交付的货物并非约定的163000吨，前述10000吨货物系退货。长芦公司又向法庭说明，沈阳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书》中后附沈阳公司与建平公司的对账单证明沈阳公司已收到6650万元货款而非其所称的6000万元。故沈阳公司所称因未收齐货款，其在《三方协议》项下向长芦公司交付的货物并非约定的163000吨的说法根本无法成立。但遗憾的是，一审判决对沈阳公司前后矛盾的答辩意见置若罔闻，在判决中并未就此进行陈述说理。（四）一审法院仅根据间接证据，甚至仅凭推断就认定诉争合同项下货物交付数量为70000吨，总金额为3500万元的事实不能成立。1、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确实互有煤炭交付行为，但双方均认可诉争合同签订后，长芦公司在诉争合同项下向沈阳公司交付了80000吨煤炭。至于2013年2月6日和6月3日，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过户的煤炭与本案无关。沈阳公司提交的2013年8月2日的《物资出库通知单》用以证明其于2013年8月2日将10000吨货物退还长芦公司。也就是说，2013年8月2日后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过户的煤炭才与本案有关。而2013年8月2日后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过户的煤炭累计162780吨，过户数量与《三方协议》约定数量相吻合。且如第（三）条所述，沈阳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前后矛盾，错漏百出的说法根本无法证明其退货的事实。2、一审法院无视长芦公司的质证意见，甚至也无视沈阳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庭审中的主张的矛盾性，脱离沈阳公司提交的证明其已退货的《物资出库通知单》这份直接证据，仅凭双方互有煤炭交付行为、长芦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催款函的金额及《司法鉴定书》和《审计本报告》载明的长芦公司对沈阳公司的应收账款金额等间接证据就认定诉争合同项下货物交付数量为70000吨，总金额为3500万元的事实无法成立且违反了民诉法理关于直接证据优先于间接证据的原则。（五）一审判决关于沈阳公司已退还长芦公司10000吨货物的事实认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一审法院对前述事实的认定无法合理解释既然退货时间是2013年8月2日，难道其将84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在2013年2月交付建平公司时就预知将退还长芦公司10000吨货物吗？为什么沈阳公司在其将84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交付建平公司半年之久后才退货？为什么《物资出库通知单》未标明退货字样，而且巧合的是竟然与《三方协议》交货时间完全一致？如果认定该10000吨系退货，沈阳公司为何不明确告知长芦公司？为何《三方协议》项下，沈阳公司已收到全款，但少交货10000吨，双方当事人对这一重大合同变更竟都置之不理？一审法院为何对沈阳公司互相矛盾的说辞不深究？一审法院为何超出沈阳公司的答辩意见，对相关事实进行认定？另一方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直接将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取得的证据作为其认定事实的依据，与民事证据规则相违背。而且除《司法鉴定书》外的其他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在本案中并未出示及组织质证，一审法院将未出示和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其认定事实的依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刑事证据不能作为民事证据使用。刑事诉讼证据是侦查机关在刑事案件中形成的，这种证据只能严格限制在刑事案件中使用。在民事案件中使用刑事侦查笔录和其他证据与民事证据规则相违背。1、从证据形式来看，刑事侦查笔录和《司法鉴定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不能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本案中，长芦公司对《司法鉴定书》存在诸多异议，一审法院也未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也违反了民诉法的相关规定。2、从证据的效力来看，前述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反映的事实并未经生效刑事判决所确定，故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是极其微弱的。（二）一审法院对除《司法鉴定书》外的其他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在庭审中并未出示及组织质证。一审法院将未出示和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其认定事实的依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一审判决对长芦公司是否已实际收到沈阳公司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或相应款项这一关键性事实的认定并未独立进行审查，而是直接依据最高院的判决进行认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1、本案中，长芦公司已向法庭提供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作出的最新审计报告和长芦公司代理建平公司进口煤炭的相关进口代理协议及进口合同、开立及偿还信用证等证据用以证明建平公司向长芦公司支付的六笔，共计8400万元款项系偿还信用证垫款，该证据与最高院判决所依据的证据相比构成优势证据，一审法院不应根据前述法律规定第一款直接认定长芦公司已实际收到沈阳公司8400万元货款。2、本案中，最高院对长芦公司提交的代理建平公司进口煤炭的相关进口代理协议及进口合同、开立及偿还信用证等证据在庭审中并未组织举证质证，未给予长芦公司充分说明证据证明事项的权利，违反了程序保障原则。故一审法院直接采信最高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理。三、一审法院以最高院（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也对建平公司领取沈阳公司的承兑汇票的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而长芦公司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作为其认定建平公司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一审法院直接援引最高院判决进行法律认定的行为违反了司法独立原则。最高院判决认定建平公司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虽存在常年合作与交易，本案诉争合同也是通过建平公司撮合而成，但并不代表长芦公司会委托建平公司收取货款。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业务合作中，建平公司仅起到撮合作用。法庭调查显示合同传真签订过程、货物过户过程、增值税专用发票递送过程均是双方当事人亲自所为，而未通过建平公司，法庭有何理由认定最关键的货款收取长芦公司会授权第三人呢？最高院对于表见代理的掌握未免过于宽泛，已严重妨碍交易安全。2、最高院仅根据沈阳公司对汇票完整背书和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前一笔交易中9750万元的交付情况就认定沈阳公司将汇票交付建平公司是善意且无过失，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沈阳公司虽将银行承兑汇票完整、字面清晰地背书给了长芦公司，表明其在汇票付款的形式上不存在任何恶意或过错。但这并不代表沈阳公司将汇票擅自交付第三方也是善意无过失的。本案中，沈阳公司在未收到任何长芦公司对王帆的书面或口头授权、没有长芦公司出具的财务收据的情况下，擅自将巨额货款交付建平公司的工作人员存在重大过失，其并非善意无过失相对人。沈阳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建平公司工作人员王帆的行为对长芦公司构成表见代理。（2）最高院关于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第一笔交易中9750万元货款的交付情况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最高院认定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第一笔交易中，沈阳公司同样是把已经背书给长芦公司的97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在无任何书面委托的情况下交给建平公司。此后长芦公司从建平公司取得转交的汇票并向沈阳公司出具了全额收据，此次有效的转交行为进一步加深了沈阳公司对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信赖。最高院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如前所述，关于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第一笔9750万元承兑汇票的交付，长芦公司并不知晓沈阳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交给王帆，并由王帆转交长芦公司。而且根据国有企业相关财务管理规定，长芦公司也根本不可想象作为央企的沈阳公司会将巨额货款交付第三方转交收款人。3、最高院认定长芦公司向沈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催款函均显示是8400万元，与合同约定不符。而且长芦公司对包括涉案合同在内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实际履行中数量及价款发生变更并不知情，进一步可以确认长芦公司知晓建平公司已经从沈阳公司取走8400万元汇票后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认定也与事实不符。并且，上述事实发生在沈阳公司将8400万元汇票交付建平公司之后。（1）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于2013年2月4日签订本案诉争合同。合同约定，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购买煤炭80000吨，单价为500元总价人民币4000万元。合同签订后，长芦公司依约将80000吨煤炭过户给沈阳公司。本案合同实际履行中不存在货物数量及总价变更的情况。（2）最高院仅因长芦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金额及催款函金额与合同约定不符即推测长芦公司知道沈阳公司向建平公司付款的事实纯属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通常情况下，在买卖合同的履行中，卖方往往是根据买方的通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买方收到发票后再向卖方付款。本案中也是如此，长芦公司是应沈阳公司要求才于2013年1月29日向沈阳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9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2月25日向沈阳公司开具了本案中金额为35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总计为8400万元，其余500万元发票双方商定待结算后等沈阳公司通知再开具。沈阳公司在收到发票后迟迟未付款，长芦公司遂派工作人员于2013年10月到沈阳公司办公地址上门催收。期间，沈阳公司告知长芦公司其已将货款交予建平公司工作人员王帆，长芦公司明确否认委托王帆收取本案诉争合同项下货款，要求沈阳公司尽快向长芦公司支付货款。同时，长芦公司应沈阳公司要求于2013年11月1日向沈阳公司发出书面《催款函》，因诉争合同并未最终结算，故《催款函》金额按照双方无争议的8400万元确定。（3）另外，上述事实发生在沈阳公司将汇票交付建平公司之后，无法作为沈阳公司有理由相信长芦公司委托建平公司收取货款的证据。4、最高院认定长芦公司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从未向沈阳公司主张欠款的消极行为进一步加强了沈阳公司对建平公司之前表见代理行为的确信也不符合事实。并且，上述事实也发生在沈阳公司将8400万元汇票交付建平公司之后。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长芦公司在办完货物过户手续后3日内向沈阳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并未约定沈阳公司的付款时间，故长芦公司出于对国有企业的信任，也由于其对外应收账款数额巨大，才未及时向沈阳公司催讨欠款。另外，上述事实发生在沈阳公司将汇票交付建平公司之后，无法作为沈阳公司有理由相信长芦公司委托建平公司收取货款的证据。5、最高院认定长芦公司在2013年7月再次与建平公司、沈阳公司合作。作为支付货款的一方，长芦公司不仅从未向沈阳公司主张货款，亦未主张抵销。上述事实让沈阳公司再次确信建平公司有权代为领取货款，也再次确认自己已完成支付涉案货款的事实。最高院上述认定也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上述事实也发生在沈阳公司将8400万元汇票交付建平公司之后。（1）《三方协议》项下业务模式是长芦公司根据经营情况需要购买煤炭，故经建平公司联系，长芦公司付款6650万元给建平公司，建平公司再将6650万元货款支付给沈阳公司，沈阳公司按建平公司指示将煤炭直接过户给长芦公司。该业务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且早已履行完毕。另外，长芦公司付款对象是建平公司，长芦公司也无法向沈阳公司提出抵销。（2）沈阳公司认为《三方协议》项下长芦公司购买的货物与本案诉争合同项下长芦公司卖给沈阳公司的货物系同一批货物为由推断长芦公司知道沈阳公司已通过建平公司工作人员向长芦公司付款的事实根本站不住脚。首先，因煤炭为种类物而非特定物，沈阳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三方协议项下煤炭与本案诉争合同项下煤炭的同一性；且即使两宗业务交易煤炭是同一批煤炭，也不能证明《三方协议》与本案有关，进而推论长芦公司知晓前述付款事实，并最终得出建平公司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结论。上述事实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其次，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的买卖合同中，如认定沈阳公司违约的话，长芦公司作为守约方有权自由选择救济方式。本案中，长芦公司出于对沈阳公司实力的信任及本着对己方有利的原则（煤价巨幅下跌），选择诉请沈阳公司支付货款而非退还货物。但长芦公司的该选择并不必然得出长芦公司知道沈阳公司已向其付款的结论，实际上长芦公司也并未收到沈阳公司货款。（3）《三方协议》履行过程中，长芦公司参与的工作人员王德路并非之前与沈阳公司业务中具体办事人员，其对具体业务人员是否向沈阳公司催讨欠款并不了解，才导致其并未在该次业务合作中向沈阳公司主张欠款。6、最高院认定沈阳公司的冷强、建平公司的王帆、长芦公司的李嫚均陈述在2013年4、5月左右，沈阳公司曾向长芦公司索要涉案货款收据。而长芦公司却直至再次支付6650万元货款的情况下，仍然未向沈阳公司主张货款未付，构成对建平公司代为收取货款行为的默认。最高院上述认定也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样，上述事实也发生在沈阳公司将8400万元汇票交付建平公司之后。如前所述，李嫚笔录从未承认冷强曾向其索要收款收据，而是称曾听王德路说沈阳公司向财务索要收据。根据最高院调取的笔录显示，王帆只将李嫚电话告知冷强，而未告知冷强长芦公司王德路和财务人员电话，冷强不可能向王德路和财务人员索要收据。故李嫚第一份笔录中称曾听王德路说沈阳公司向财务索要收据，不排除其做笔录时，因长芦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从王德路口中得知沈阳公司诉讼中主张的事实的可能性。而且，李嫚在与王德路核实后已对笔录作出修改，认定相关事实应以其后一份有效笔录为准。7、最高院仅根据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存在密切经济往来、沈阳公司与长芦公司之间的贸易合作系建平公司撮合而成、沈阳公司在承兑汇票上完整背书、8400万元增值税发票金额与付款金额相符、长芦公司未及时催讨欠款等事实就片面认定沈阳公司有理由相信长芦公司委托建平公司工作人员王帆收取货款，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是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最高院认定建平公司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中，第1、2项为在虚假事实基础上无根据、无逻辑必然性的推测。而第3、4、5、6项均发生在沈阳公司将巨额货款交予建平公司之后，难道沈阳公司在向建平公司交付货款时就预知以后的“事实”，并根据尚未发生的事实相信建平公司王帆收取货款的行为是有长芦公司授权的？最高院的上述认定不符合常理及法律精神，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无权根据之后的事实反推之前行为的正当性。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沈阳公司支付货款4000万，赔偿长芦公司截至2014年12月7日的逾期付款损失6,739,150.69元。合计46,739,150.69元，及自2014年12月8日至实际给付日的损失（以应计未付的损失为基数，按照一至三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或者依法发回重审。沈阳公司支付一、二审诉讼费用。
沈阳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2013年2月4日，沈阳公司与长芦公司签订编号为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2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数量80000吨，单价为500元/吨，合同总价款4000万元，但在执行中双方实际执行的合同数量为70000吨，价款为3500万元，沈阳公司已将多出的10000吨煤炭退回给长芦公司公司。2013年1月24日沈阳公司与长芦公司还签订了编号为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数量98000吨，单价为500元/吨，合同总价款为4900万元。上述两笔合同总金额为8900万元，但长芦公司给沈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8400万元，且长芦公司在2013年11月至2015年5月三次向沈阳公司发出的催款函的金额也均为8400万元，这也充分证明了沈阳公司已向长芦公司退回了10000吨煤炭，合同价款应减少500万元，即编号为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2的煤炭购销合同实际执行数量为70000吨，合同价款为3500万元。此外，上述两笔合同的货款共计8400万元的承兑汇票已由建平公司按以往交易方式代为取走，并已实际支付给长芦公司。在长芦公司另案起诉的4900万元合同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已对上述事实进行了认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在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中确认了建平公司已将包括本案合同货款3500万元在内的8400万元货款支付给长芦公司公司的事实，并对建平公司代为领取汇票的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由于长芦公司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之规定，确认了上述事实，适用法律完全正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长芦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维护沈阳公司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涉及的煤炭购销合同实际履行数量是多少；二、建平公司代领走承兑汇票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长芦公司是否收到本案争议所涉合同的货款。
关于焦点一，根据2013年1月24日、2月4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沈阳公司分两次共向长芦公司购买煤炭178000吨,单价为500元/吨（含税平仓价），总价款为8900万元。但在之后长芦公司向沈阳公司发出的三份催款函中，均称已依约向沈阳公司实际交付煤炭168000吨，货物总价为8400万元。这与长芦公司在交货后给沈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和《司法鉴定书》及《审计报告》中载明的长芦公司应收沈阳公司货款金额均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认定长芦公司依上述两份合同约定向沈阳公司实际交付煤炭的数量为168000吨，货物总价为8400万元。扣除沈物营煤炭采长芦2013-01《产品购销合同》项下98000吨煤炭，本案合同实际履行交付煤炭吨数为7万吨，而不是合同最初约定的8万吨。长芦公司关于一审认定此节事实不清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沈阳公司之所以将涉案汇票交予建平公司转交长芦公司，是基于在此前其同长芦公司履行与本案涉案合同内容类似的两份价值为9750万元《产品购销合同》时，沈阳公司在无任何书面委托的前提下，将背书给长芦公司的9750万元承兑汇票交给建平公司，再由建平公司交予长芦公司，长芦公司收到汇票后，向沈阳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收款收据。本案中，沈阳公司基于前一次履行中形成的信赖，将全称完整、字面清晰背书给长芦公司的涉案汇票再次交予建平公司代为转交，该行为在主观上不存在实质性的过错；且在双方的合同中明确约定，沈阳公司应在双方办理完货物的港口交接过户手续后三日内以期限为六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向长芦公司支付货款。长芦公司在上述约定的时间内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对货款给付情况提出异议，并在2013年7月，再次与沈阳公司、建平公司合作，可以认定沈阳公司将承兑汇票交予建平公司转交长芦公司的行为是善意无过失的。另结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亦对建平公司领取49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在长芦公司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原审认定建平公司领取3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是正确的，长芦公司有关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三，建平公司的预收账款明细账中显示，2013年2月，长芦公司给付建平公司承兑汇票8400万元，建平公司于2013年2月向长芦公司开具了编号为12572号的8400万元收款收据。在该收据上记载的承兑汇票票号与沈阳公司账目中记载的支付长芦公司五张共计8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一致。据建平公司会计账目显示，2013年3月，建平公司以“退货款”为由，分六次退给长芦公司8400万元。长芦公司会计凭证显示，已收到建平公司“退货款”8400万元，并按照款项用途先是冲减了建平公司预付账款，但随之又做了调整，将已冲减建平公司货款8400万元调整为减少建平公司其他应收款8400万元。对于这一调整，长芦公司的会计凭证中没有附建平公司调整账务意见，亦无任何凭据。通过上述款项的流转，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确认了建平公司已经将包括本案合同货款3500万元在内的8400万元货款退回长芦公司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长芦公司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原审对长芦公司已经实际收到沈阳公司3500万元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故长芦公司关于原审认定上述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75,496元，由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锦弘
审 判 员 谭 弘
代理审判员 陈 建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