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梅，1965年11月6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马军，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雪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昌甫，1964年11月7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沈艳，南京市鼓楼区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张红梅因与被上诉人沈昌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民初字第3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红梅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军、王雪娇，被上诉人沈昌甫及其委托代理人沈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昌甫一审诉称：其与王扣柱系朋友关系。进入2007年下半年，王扣柱以经营资金周转为由，向其数次借款合计292000元。因王扣柱后不能依约还款，经其催要，王扣柱再于2012年8月16日向其另出具《欠条》一份，随后又出具《承诺》一份，承诺将其在2008年所借292000元债务很快还清，但以后一直未予偿还。2015年2月24日王扣柱突然死亡。张红梅为王扣柱生前配偶，王扣柱所欠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现其诉至法院，要求张红梅偿还292000元并负担诉讼费。
张红梅一审辩称：其与王扣柱虽于1983年相处过，并在1984年生下一女王雪娇。为了女儿王雪娇，双方直到2012年11月才在民政部门进行结婚登记，2013年8月又依法办理了离婚登记。其和王扣柱虽均未与他人有其他婚姻情形，但二人在2012年11月之前不仅从未做过夫妻，亦未共同生活过。王扣柱对女儿王雪娇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沈昌甫曾自称系王扣柱的朋友并到过四平二路129号，但未提到王扣柱欠款一事。沈昌甫称本案全部292000元是王扣柱数次累计所借，前帐不清，不可能再有后账，不符合常理。案涉《欠条》系打印件，包括承诺中“王扣柱”并不是王扣柱本人所签。此外，《欠条》显示债务是2012年8月发生的，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沈昌甫虽提供多张前来南京的车票，但不能证明系向王扣柱主张债权。综上，沈昌甫向张红梅主张夫妻共同债务292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沈昌甫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一审中沈昌甫提供以下证据：
1、内容为“原2008年8月所欠沈昌甫人民币贰拾玖万贰仟元（￥：292000元整）本人愿十天内还清。以前所有欠条均作废欠款人：王扣柱身份证：3201071958072434582012.8.16”的《欠条》一份。沈昌甫提供的该证据为打印件，在涉及款项大小写数额、姓名和最后日期均加捺红色印泥指纹，另在打印的“王扣柱”姓名旁有手写的“王扣柱”字样。
沈昌甫解释称因彼此一度都在徐州做建筑工程，两人大约于2006年相识并经常接触，关系不错。2007年6月，王扣柱打电话告知欠江苏溧阳一公司工程款，向沈昌甫借款，沈昌甫找自己姐夫王某用银行卡分几次共取出50000元，自己在次日交给王扣柱；2007年7月，王扣柱称工程资金周转不开再借50000元；2007年8月中旬，王扣柱又借122000元（沈昌甫的钱款来源于在外建房工程所得120000元加上随身的现金2000元）；2007年9月，王扣柱最后借款一笔70000元也是自己找王某取的。沈昌甫称，因为希望王扣柱能介绍工程给自己做，故借出款时没约定利息。沈昌甫进一步解释称因王扣柱上一年借款，由王扣柱分别出具4张借条。在沈昌甫2008年8月来南京要账时，王扣柱称十天之内归还。针对原借条零散、甚至内容有些看不清楚，王扣柱提出另行打印，于是沈昌甫就将原4张借据交出，双方是在辖区四所村公安派出所对面的打印社打印，至于《欠条》上王扣柱的指纹，通过派出所可以调出来。
张红梅经质证认为不认可该《欠条》，理由是《欠条》的全部内容包括欠款人王扣柱姓名都是打印而成。王扣柱会写字，《欠条》不可能直接打印，手写“王扣柱”字样与离婚协议上王扣柱的签名不相似，故并非王扣柱所签。《欠条》载明“原2008年8月所欠”，更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发生于2007年6月至9月期间。所以，该《欠条》应属沈昌甫伪造无疑。
2、沈昌甫申请其姐夫王某到庭作证。王某作证称沈昌甫系自己的内弟，其在2007年6月9日晚上提出要用钱，自己就在次日取了50000元出借了。到了7月4日，内弟又说不够还要借，于是自己就又向其出借了50000元。9月15日，内弟知道自己账户上还有70000元，又找自己借走了，前后一共出借170000元。证人王某当庭出示银行存折两本，其流水记录有相应的显示。王某称因为沈昌甫为其内弟，故没要利息，也不知道沈昌甫随后将款项出借给谁，没见过也不认识王扣柱。沈昌甫当初借款时说是其自己要用，要知道沈昌甫实际是为别人借款的话，自己是不会出借的。
沈昌甫经质证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张红梅对证人与沈昌甫的关系和出示的存折等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与王扣柱有任何关系。同时证人属于沈昌甫的近亲属，两人之间可能存在利害关系，其可信程度不高。
3、内容为“本人承诺即日起贰拾日内还清沈昌甫所有欠款绝不食言，如有违约一切后果自负，如有违约，违约之日起计滞金。即日起本认离开沈昌甫视线。以上承诺本人亲笔新字。王扣柱2012.9.22”的《承诺》一份。该《承诺》均为手写而成。
张红梅经质证不认可该《承诺》，因为如王扣柱不会写字，则《承诺》就不可能是王扣柱所写，而且也不是王扣柱平常的字体。
4、自2007年10月10日开始（徐州-南京）至2015年2月27日（南京-徐州）期间20多张往返徐州-
南京之间或自其他外地沈昌甫的购买至南京的实名制车票（其中有沈昌甫购买的2013年12月2日10时58分发车自徐州东-南京南的铁路动车火车票1张）。
沈昌甫解释称均为其专程前来南京主张案涉债务时乘车购买；张红梅经质证表示所有车票只能证明沈昌甫到过南京，并不能根据车票证明沈昌甫找过王扣柱，尤其不能证明出于主张债权的目的而找过王扣柱。
5、日期为2013年12月2日和3日的宝趺隆瑞丽商务旅馆预付款收据各一张，显示8106房间，2号预付100元、3号预付140元。
沈昌甫解释为到南京向王扣柱讨债租住廉价的小旅馆时的收据和详细水单，也不清楚该旅馆是否有相关证照，但上述票据等都是真实的；张红梅质证认为沈昌甫所出示的仅为收据，且没有任何旅馆盖章，而如果住宿真实应当提供发票，最多只能证明某人曾到过宝趺隆瑞丽商务旅馆，无任何法律效力。
6、沈昌甫陈述时至2007年接近年底，因王扣柱当时电话不通，自己即到南京找到四平二路139号，王扣柱不在而张红梅在家。随后又第二次到南京，见到张红梅就告知王扣柱借钱，当时张红梅称王扣柱去北京融资，欠的钱应很快就能还上。张红梅同时告知王扣柱已换了手机，并将手机号码提供给沈昌甫。此后沈昌甫又多次到南京向王扣柱要债。2015年旧历大年初五（公历2015年2月23日）中午、晚上都见到王扣柱的，次日（大年年初六、2月24日）早上8点钟之前又去，但叫不醒王扣柱，就拉开王家窗户进去，可推都推不醒王扣柱，于是立即报警，随后120、110都来了，认定王扣柱已经死亡。几年间因为经常去要债，沈昌甫已被周围80%的邻居认识了；张红梅则陈述其与沈昌甫见过一回，哪一年自己已经记不清楚了。（沈昌甫当时）没有讲王扣柱欠其钱，只说是王扣柱的朋友来见见的。张红梅在阅看该次开庭笔录签字时，加注“是在王扣柱去世后开庭前”以解释唯一一次在家见沈昌甫的时间。
一审庭审中，张红梅提供以下证据：1、持证人为张红梅的结婚证、离婚证各一本，载明张红梅、王扣柱于2012年11月21日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2013年8月12日登记离婚以及落款为2013年8月13日的《离婚协议书》（载明一女：王雪娇29周岁，已婚成家，无婚后共同房产和婚后债权、债务各自所有，与其他人无关）。张红梅解释其与王扣柱于1983年在一起过，但王扣柱一直在外地，与张红梅没有任何关系，双方并没有共同生活。时至2012年为了孩子才前往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次年又登记离婚了。即使沈昌甫同王扣柱的债权、债务存在，亦与张红梅毫无关系。同时，张红梅在庭审中亦陈述无论自己或者王扣柱自1983年至双方离婚时为止，均无与他人同居或者婚配的事实发生过；沈昌甫对张红梅提供的以上结婚、离婚证据无异议，但认为《离婚协议书》为后补形成，明显为了规避夫妻共同债务。
2、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落款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的《死亡证明》一份，记载王扣柱、住址南京市鼓楼区四平二路139号，于2015年2月24日被发现死亡，死因在查。双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张红梅代理人、女儿王雪娇称王扣柱死亡后，自己和母亲张红梅到了派出所见到了已有在先的沈昌甫签字。
另，张红梅表示沈昌甫提供的《欠条》和《承诺》证据中的“王扣柱”签字并非王扣柱所为，且辨认与《离婚协议书》中的王扣柱签字不是同一人所写。原审法院在一审庭审中询问张红梅是否申请司法鉴定，其明确表示不申请。
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到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原审法院分析如下：沈昌甫所持本案主要证据《欠条》，当初是打印或手写的外在形式，在本案中不能成为判断真伪的关键，即该《欠条》的打印形成，与采取手写形成相比，其可信度并无区别。是否反映王扣柱在立下该《欠条》时，已经拖欠沈昌甫292000元的债务未予归还，应根据《欠条》的内容和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该《欠条》注明“原2008年”和“以前所有欠条均作废”，可以断定王扣柱如确实拖欠292000元，是发生于《欠条》产生前。王扣柱于2012年8月16日立下《欠条》的目的，一是确认所欠沈昌甫292000元的债务，本来是通过仍在沈昌甫之手的多张欠条显示总和的，自自己交给沈昌甫该《欠条》为止，即以该《欠条》为准，以前书面字据则均告无效；二是王扣柱对《欠条》涉及所欠沈昌甫的292000元债务，承诺将在十天内即于2012年8月26日前全部归还。
就《欠条》产生之前如何出借给王扣柱钱款及其数额，从而形成本案债务，沈昌甫在庭审中陈述共计分4笔，钱款来源于自己和自己向王某所借款项组成。证人王某的证词和提供的存折显示的流水明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沈昌甫的佐证。张红梅称沈昌甫与证人系亲戚关系，但民间借贷的双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朋友、亲戚或同学等私人关系范围，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故在本案中，并不能因为沈昌甫为王某妻弟的关系，而否认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
根据张红梅与王扣柱于1984年1月28日生育女儿王雪娇的事实，可以认定两人在1983年发生男女密切交往。王雪娇出生时，张红梅作为母亲刚满19周岁不久，尚不满婚姻法关于登记结婚女方的规定年龄。按照当时的婚姻登记方面的法规规章，张红梅、王扣柱生育女儿，虽张红梅在年满20周岁及以后很长时间未进行结婚登记，但各自直至2012年登记结婚时均未有婚姻方面的变化，是符合事实婚姻的情形的。自1994年2月1日我国民政部发布并施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起，国家自此不再承认事实婚姻关系，但对以前的事实婚姻并未定性违法，仍予以承认。张红梅称2012年11月21日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系出于照顾女儿的原因，但此时女儿王雪娇早已成年，且达28周岁以上。
沈昌甫提供多张实名制往返南京的车票，以证明自2007年将钱款出借给王扣柱后一直不停主张。从王扣柱确实拖欠沈昌甫钱款长期未还，沈昌甫持有进出南京的车票及在南京住宿的旅馆票据等，已能证明或者不能排除沈昌甫到南京向王扣柱讨账的目的。同时，沈昌甫称前来南京讨账时与张红梅交涉过，并从张红梅处获得王扣柱的手机号码。对此，张红梅庭审认可见过沈昌甫“哪一年自己已经记不清楚了”，但签字时特意注明“是在王扣柱去世后开庭前”。可见张红梅对同一问题陈述不稳定。从情理上分析，王扣柱死亡后是沈昌甫首先发现的。如张红梅是在此后第一次见到沈昌甫，不可能不记得在“哪一年”，可见张红梅的陈述（称在王扣柱死亡后才初次见到沈昌甫）不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根据以上分析，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以下事实：王扣柱与沈昌甫系朋友关系。2007年7、8、9三个月内，王扣柱以投资需要资金为由分四次向沈昌甫借得现金人民币共计292000元。借款时，双方未约定利息。王扣柱借款后长期拖欠不还，经沈昌甫催要，王扣柱于2012年8月16日立下总的字据一份确认共欠292000元，明确以前各次欠条则作废，并承诺全部借款在立据后10日内还清。但在承诺归还的期限届满后，王扣柱并未兑现，因沈昌甫随后仍追讨不放，王扣柱遂再于2012年9月22日专门作出书面承诺，保证所有欠款于20日内全部还清。此次还款的承诺届满，王扣柱仍未归还分文。沈昌甫为追回出借款，多年间直至王扣柱于2015年2月24日意外死亡为止，数十次前来南京向王扣柱交涉，索要无果。
张红梅与王扣柱于1983年开始交往并同居过，1984年初自己尚不满二十周岁时生育一女。张红梅、王扣柱自女儿出生起，与外界均再无发生任何同居或事涉婚姻方面的交往内容，两人形成事实夫妻关系。王扣柱在于张红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不还，沈昌甫于2007年年底向王扣柱催要期间，曾与张红梅有过接触。张红梅与王扣柱双方于2012年11月21日进行结婚登记，后在2013年8月12日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解除夫妻法律关系。王扣柱死亡后，沈昌甫诉至法院要求张红梅承担原由王扣柱所借而产生的292000元夫妻债务归还义务。一审审理中，张红梅坚持认为沈昌甫虚构借贷事实、自己在2012年11月21日之前与王扣柱并非夫妻而无需履行还款责任，同时沈昌甫本案诉讼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主张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第一个争议焦点为：沈昌甫提起本案诉讼时，王扣柱是否拖欠其292000元债务未还。
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沈昌甫陈述王扣柱所欠共计292000元的由来和组成，与沈昌甫证人证言及其出示的证据，以及王扣柱经沈昌甫数年索要后重新所立《欠条》、后续《承诺》相互印证并连贯一致的，沈昌甫成年累月直至王扣柱意外死亡，追讨上述债务不停。张红梅称本案债务系虚构，缺乏理由和基本证据证明。据此，原审法院认定王扣柱生前拖欠所借沈昌甫292000元债务未还。
一审第二个争议焦点为：王扣柱与沈昌甫形成292000元借贷法律关系时，其当时与张红梅是否属于夫妻法律关系，张红梅应否承担292000元债务的偿还义务。
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王扣柱于2007年下半年向沈昌甫借款292000元，按照王扣柱、张红梅自1983年开始交往、同居以及以后生育独生女儿的事实，尤其是各自自此起再无与他人发生两性交往、同居或者构成婚姻的事实，直至延续到依法登记结婚时止。对照当时的法律、法规，王扣柱自张红梅年满20周岁时起至登记结为夫妻期间时止，属于事实婚姻关系，相应王扣柱该期间所欠债务亦为夫妻共同债务。至于双方在离婚时如何进行内部约定，不能影响婚姻外包括沈昌甫在内的他人主张合法权益。据此，本案张红梅依法应当承担王扣柱拖欠的292000元夫妻共同债务的归还义务。
一审第三个争议焦点为：沈昌甫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沈昌甫陈述在王扣柱借款后直至其去世一再主张过292000元债务，沈昌甫相关在2007年年底见过张红梅的陈述和所提供的以后多次往返南京的车票等证据，足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对张红梅称沈昌甫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张红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所欠沈昌甫债务（借款）人民币292000元。如张红梅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诉讼费5680元，由张红梅负担（该款沈昌甫已预交，由张红梅履行一审判决义务时一并直接给付沈昌甫）。
宣判后，张红梅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沈昌甫的诉讼请求，并由沈昌甫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张红梅与王扣柱存在事实婚姻关系。张红梅虽然在1984年与王扣柱生育一女，但随后因各种琐事争吵不再相处，自1991年起见到王扣柱的时间就很少，二人没有在一起同居生活，不是事实婚姻关系。2、沈昌甫对借款合意及款项交付未尽到举证证明责任。沈昌甫称借款是王扣柱用于偿还工程款或工程资金周转的，并非交给张红梅使用。张红梅与沈昌甫并不相识也无交集。沈昌甫在一审时提交案外人在2007年、金额也不相符的存取款记录用不能反映出案涉款项，欠条与起诉状所述的欠款发生在2008年8月，因王扣柱已经死亡，无法核实欠条的真实性，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真实性。3、沈昌甫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欠款已发生近10年，沈昌甫没有证据证明其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沈昌甫答辩称：1、其与王扣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沈昌甫就案涉债务的由来进行了举证，并且有证人证言予以印证，可以充分证明借贷事实的存在。张红梅认为案涉债务虚假，但未提供证据证明。2、王扣柱与张红梅存在事实婚姻关系，案涉债务系王扣柱与张红梅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王扣柱与张红梅的相关事实情况，依照法律规定，王扣柱自上诉人年满20周岁起至登记结婚时止，符合事实婚姻的情形。案涉债务发生在王扣柱与张红梅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案涉债务为二人夫妻共同债务，张红梅应当承担偿还义务。3、沈昌甫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中，张红梅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如下异议：1、对“2007年7、8、9三个月内，王扣柱以投资需要资金为由分四次向沈昌甫借得现金人民币共计292000元”无法确认，与案涉欠条载明的时间2008年8月相矛盾。2、对“王扣柱于2012年8月16日立下总的字据一份确认共欠292000元”不予认可。3、对“张红梅、王扣柱自女儿出生起，与外界均再无发生任何同居或事涉婚姻方面的交往内容，两人形成事实夫妻关系”不予认可。
对此，本院认为，沈昌甫提供了王扣柱出具的《欠条》、《承诺》等证据用于证明其与王扣柱之间存在292000元借贷关系，且有证人证言对款项来源予以印证，虽然张红梅对此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认定沈昌甫与王扣柱之间存在292000元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王扣柱与张红梅是否存在事实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因王扣柱、张红梅自1983年开始交往、同居以及以后生育独生女儿，各自自此起再无与他人发生同居或者构成婚姻的事实，后双方于2012年11月21日登记结婚。故原审法院认定王扣柱自张红梅年满20周岁时起至临登记结为夫妻止，属于事实婚姻关系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查明事实依据充分，对张红梅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沈昌甫与王扣柱之间是否存在292000元借贷关系；二、若存在案涉债务，张红梅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沈昌甫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沈昌甫提供了王扣柱出具的《欠条》、《承诺》等证据用于证明其与王扣柱之间存在292000元借贷关系，2012年8月16日王扣柱出具的《欠条》中载明“本人愿十天内还清”，其后王扣柱出具《承诺》的时间为2012年9月22日，案涉《欠条》与《承诺》在形成时间上连贯一致，在证明内容上相互印证，结合证人证言对款项来源的证明，原审法院认定王扣柱所欠沈昌甫292000债务并无不当之处。虽然张红梅对《欠条》、《承诺》以及案涉债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张红梅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中，王扣柱、张红梅自1983年开始交往、同居并于1984年生育女儿，各自自此起再无与他人发生同居或者登记婚姻，后双方于2012年11月21日登记结婚，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事实婚姻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王扣柱自张红梅年满20周岁时起至登记结为夫妻止，属于事实婚姻关系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王扣柱因经营所需向沈昌甫举债发生于王扣柱与张红梅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张红梅主张王扣柱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其未予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认定张红梅应当承担王扣柱所欠292000元夫妻共同债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红梅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沈昌甫陈述称其出借款项后一直在主张权利，结合王扣柱于2012年分别出具《欠条》、《承诺》，直至王扣柱于2015年去世之前沈昌甫仍在主张债权，以及沈昌甫提供的2007年至2015年往来南京的车票，可以证明沈昌甫在持续催促王扣柱还款，足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张红梅关于王扣柱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680元，由上诉人张红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劲松
代理审判员 夏奇海
代理审判员 朱永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日
书 记 员 孙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