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民终69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仕港，男，197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翔，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江凌，男，195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重庆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金源路64号附16号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C55999613E。
负责人：徐陵，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波，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海燕，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仕港、上诉人廖江凌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5)江法民初字第13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仕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翔、上诉人廖江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和被上诉人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波到庭参加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仕港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5)江法民初字第13974号民事判决；2、驳回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对何仁港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何仁港与廖江凌之间的《合伙经营协议》是建立在欺诈的基础之上，违背了何仁港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其民事法律效力应属无效；2、廖江凌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之间的《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于2010年3月23日签订，而何仁港与廖江凌之间的《合伙经营协议》于2011年5月1日签订，两份合同各自独立，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只能依据其与廖江凌的合同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3、一审法院在一个合同纠纷案中将两份不同法律关系的合同合并审理，适用法律错误。
廖江凌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5)江法民初字第13974号民事判决，驳回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廖江凌购买的渝Ｂ×××××号车辆挂靠在公运集团綦江分公司，车辆所有人也是綦江分公司，而江北分公司只是代綦江分公司管理该车辆。2、何仕港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所涉汽车租赁合同实为挂靠合同，是廖江凌和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签订，何仕港不是该合同的相对方，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只能向廖江凌进行主张。3、2014年5月10日，由于渝Ｂ×××××号车辆已达到报废条件，故廖江凌擅自将车辆交由钟时翠进行了拆割报废处理，廖江凌也将车辆行驶证、营运证和车辆号牌交回给了公司，因此从2014年5月10日起至合同期限届满时止就不应当计算规费。4、廖江凌并不拖欠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的规费和保险费，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从未向其出具保险公司的正式发票，也拒绝进行保险费的结算，且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总是擅自截留一部分保险理赔款。5、一审审理期限严重超期，程序违法。
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辩称，1、本案争议的渝Ｂ×××××号车辆原是案外人王尔洋向重庆市公路运输(集团)公司民安租车公司(以下简称民安公司)融资购买，双方实为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了王尔洋必须向民安公司缴付完全部租赁金和利息、规费等所有费用，车辆所有权才发生转移。由于王尔洋在将车辆转让给廖江凌时，廖江凌只支付完毕了租赁金，尚有部分利息和规费没有给付，因此车辆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2、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虽然不是渝Ｂ×××××号车辆的所有权人，但依据集团公司的统一调配，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对该车辆享有管理权，且也是本案所涉合同的相对方，是本案的适格原告。3、何仕港与廖江凌之间系合伙关系，在双方没有对合伙进行清算之前，何仕港应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债务。4、廖江凌称已将车辆进行报废的证据并不充分，因为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车辆报废必须由公�集团江北分公司办理，廖江凌无权私自处理。
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廖江凌和何仕港连带支付尚欠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的保险费、安全统筹费共计30075.04元、规费52182.36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具体计算方式：1、以廖江凌2013年9月5日最后一次支付规费时累计欠付的规费20282.36元为基数，从2013年9月6日起至2016年2月22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二计算；2、以月规费11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0月起从每月的6日计算至2016年2月22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二累加计算各个月份的逾期付款利息；3、以规费欠费总额52182.36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23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4、以保险费和安全统筹费欠费总额30075.04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23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渝Ｂ×××××车辆登记在公运集团綦江�公司名下，公运集团綦江分公司因经营管理调整，于2010年初根据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要求将该车的租赁经营权转交给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由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对该车辆进行自主经营和管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0年2月23日，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与廖江凌签订《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将涉案车辆租赁给廖江凌经营使用，租赁经营期限从2010年2月23日起至2016年2月22日止。该合同系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下：一、廖江凌向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按期足额缴纳租赁金和规费，获得对该车辆的占用、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并相应承担该车辆的全部风险责任及义务。租赁经营的月定额规费由国家规定的税费和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提供服务收取的服务费两项组成，共计1100元/月（其中，营业税系按营收定额计算，超定额时，按实际营收征收），廖江凌必须在每月5日前按时足额缴付。二、租赁经营车辆必须由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进行安全统筹保险，并由公司统一办理，廖江凌全额支付统筹保险费。统筹保险费按年计，每年度统筹保险费由廖江凌至迟在统筹保险年度开始前一天内一次性缴清，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办理的统筹保险险种按国家保险条例和标准执行。租赁经营期间，如遇国家对“大吨小标”车辆进行治理而更改吨位，廖江凌应无条件服从相应的统筹保险费调整。三、若廖江凌不按合同规定按时清缴租赁金、规费和保险费，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按廖江凌拖欠总额每天加收千分之二的资金占用利息。四、租赁经营期内，车辆经国家技术监督机关确认不能继续营运时，应提前报废，报废手续由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办理。车辆报废后，本合同即行终止，双方完清债权债务，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收回本合同予以注销。五、经营期满，车辆达到报废年限，或虽未达到报废年限，但廖江凌不愿意续租的，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收回该车辆的营运证照和一切营运手续。廖江凌在全额缴清租赁金和月定额规费后，车辆产权归廖江凌，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协助廖江凌办理车辆转籍过户手续，过户费用由廖江凌负担。
2011年5月1日，廖江凌与何仕港签订《合伙经营协议》，协议载明：经双方协商一致，将挂靠在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的散装罐车渝Ｂ×××××车，由廖江凌与何仕港合伙经营管理，现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条款，供双方共同遵守履行。一、涉案车辆现作价12万元，即廖江凌出资72000元，占60%股份，何仕港出资48000元，占40%的股份。二、2011年4月30日之前的债权债务及该车的所有一切均由廖江凌负责，从2011年5月1日起以后的债权债务以及该车的所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及民事等按照廖江凌60%、何仕港40%的比例分别承担。三、核算办法：每月按照实际发生的业务收入及费用支出，以当月底最后一天核算当月的收支情况，待第三月按照比例双方兑现第一月的费用及盈利，以此类推。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廖江凌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签订的《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的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双方未再续签合同。双方对于合同履行期内债权债务的清理结算，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仅要求廖江凌支付尚欠的各项费用，不要求廖江凌返还车辆。廖江凌辩称涉案车辆已被其于2014年5月10日作报废处理，并举示一张由案外人钟时翠出具的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廖江凌的水泥散装罐车全部废铁属实。廖江凌陈述车辆报废并没有经过法律规定的正规程序，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对该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仅凭该收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已作报废处理，公司也没有收到廖江凌交还的车辆证照等。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廖江凌并没有在其所主张的车辆报废时间点后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变更或解除租赁合同。庭审中，双方均确认租赁合同中约定的资金占用利息即为逾期付款利息，但廖江凌和何仕港认为每日千分之二的计算标准过高，要求法院依法予以调整。双方均确认车辆保险费先由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向保险公司代为缴纳，廖江凌再根据保险公司出具的缴费凭证支付给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在合同履行期内，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为涉案车辆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支付保险费的情况如下：一、于2010年4月8日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机动车辆保险营业部投保交强险支付保险费2673元，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支付保险费3985.80元�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支付保险费1584元；二、于2011年4月8日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机动车辆保险营业部投保交强险支付保险费2187元，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支付保险费2048.76元，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支付保险费2292.30元；三、于2012年3月30日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机动车辆保险营业部投保交强险支付保险费2430元，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支付保险费1934.52元，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支付保险费4044元，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支付保险费58元，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支付保险费78元。以上共计23315.38元。在合同履行期内，廖江凌向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缴纳的规费本金和保险费本金分别如下：一、规费：于2010年4月缴纳7700元，于2011年4月12日缴纳12100元，于2013年4月15缴纳3592.04元，于2013年9月5日缴纳3625.60元，共计27017.64元。二、保险费：于2010年4月缴纳3660元，于2012年4月23日缴纳15000元，于2013年4月15日缴纳2522.96元，于2013年5月缴纳243元，共计21425.96元。廖江凌对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主张的安全统筹费不予认可，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认为合同中约定的统筹保险费包含保险费和安全统筹费两个项目，并举示了其制作的机动车辆安全统筹单予以证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陈述安全统筹费不同于向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其收取后用作集团公司对保险理赔不足部分的内部承保。廖江凌认为合同中约定的统筹保险费即为保险费，并不包含安全统筹费这个项目，机动车辆安全统筹单系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单方制作，不具备客观真实性和证明力。经审查，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举示的机动车辆安全统筹单上没有廖江凌的签字确认，廖江凌举示的由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出具的缴费收据上只有规费和保险费两个缴费项目。对于逾期付款利息的支付，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放弃主张2010年2月23日至2010年2月28日期间的相关费用，所有费用均从2010年3月1日起算，并放弃主张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廖江凌于2013年9月5日最后一次缴纳规费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放弃主张保险费欠款在合同履行期内的逾期付款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与廖江凌签订的《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的效力，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虽然并非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但根据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举示的由公运集团綦江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在签订合同之时已经取得由公运集团綦江分公司转让的其对涉案车辆的自主租赁经营权和管理权，该转让行为的实质系公运集团綦江分公司向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让渡了其作为车辆所有权人的部分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该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故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对该车辆进行租赁经营和获取收益。综上，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与廖江凌签订的《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车辆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向廖江凌履行了提供车辆和运营管理服务的义务，廖江凌则应当向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履行支付相应费用的义务。由于租赁合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双方也未再续签合同，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但是双方仍应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和结算。由于合同特别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后廖江凌在缴清相应费用后车辆所有权即归廖江凌，经法院释明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选择要求廖江凌支付尚欠的费�而不要求廖江凌返还车辆，系其对自身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廖江凌尚欠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各项费用的范围，廖江凌对应当缴纳规费和保险费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安全统筹费是否应予主张，法院认为，首先，合同中只约定了统筹保险费，但并没有明确统筹保险费包含保险费和安全统筹费两个项目，也没有另行单独约定安全统筹费这个项目以及缴纳的标准，属于合同约定不明，双方为此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其次，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陈述安全统筹费并非向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其收取的用途为集团公司内部在保险赔偿之外设立的再保险，而合同中约定统筹保险险种按国家保险条例和标准执行，对该条款按照通常理解，统筹保险费应专指向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并不包括集团公司内部收取的安全统筹费。即便对统筹保险费的组成有两种以上理解，由于该租赁合同系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也应当作出不利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的解释，即统筹保险费应解释为向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再次，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举示的机动车辆安全统筹单上虽然载明了统筹费这个项目，但由于该单据系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单方制作，并没有经廖江凌签字确认，该证据不具备客观真实性。综上，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主张安全统筹费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法院认定廖江凌应缴纳的费用为规费和保险费。
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所约定的逾期付款利息实质为因逾期付款而支付的违约金，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主张按每日千分之二的标准计算合同履行期内的逾期付款利息过高，法院以廖江凌违约所造成公运集团�北分公司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参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将合同履行期内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调整为年利率24%。由于双方在合同终止后没有续签合同或重新约定逾期付款利率，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主张合同终止后的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涉案车辆是否已被廖江凌作报废处理。法院认为，根据公安部颁布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相关规定，申请机动车报废和注销登记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故仅凭廖江凌举示的由个人钟时翠出具的收条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已经作报废处理。况且，在廖江凌主张的车辆报废时间点之后，双方又没有变更或解除租赁合同，合同一直在继续履行。故法院对廖江凌提出的关于涉案车辆已作报废处理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认定合同一直履行至期限届满，规费和保险费均应计算至合同终止之日。
关于廖江凌尚欠的各项费用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法院分别计算如下：一、规费分三部分计算：（1）廖江凌在合同履行期内共计缴纳规费27017.64元，最后一次缴纳的时间为2013年9月5日。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放弃主张从合同签订之日至2010年2月28日期间的规费，仅主张从2010年3月1日起计算规费，法院予以准许。从2010年3月1日起至2013年9月5日止，廖江凌应缴纳的规费总额为47300元(1100元/月×43月)，扣除廖江凌已缴纳的27017.64元，故截止2013年9月5日廖江凌尚欠的规费为20282.36元。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放弃主张2013年9月5日之前的逾期付款利息，法院予以准许，但廖江凌应当支付该笔欠费从2013年9月6日起至2016年2月22日合同终止之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11989.37元（20282.36元×24%÷365天×899天）。（2）廖江凌从2013年10月起至2016年2月22日合同终止之日期间未再缴纳规费，该期间�欠的规费为31900元（1100元/月×29月），廖江凌还应当支付该段时期内，以每月欠付的规费11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当月6日计算至2016年2月22日的累计逾期付款利息，共计9294.28元。（3）在合同终止时廖江凌尚欠的规费总额为52182.36元（20282.36元＋31900元），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要求廖江凌支付该笔欠费从合同终止的次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法院予以支持。二、保险费。根据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举示的保险单抄件，法院确定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在合同履行期内为涉案车辆投保缴纳的保险费共计23315.38元，扣除廖江凌已支付的保险费21425.96元，故合同终止之日廖江凌尚欠的保险费为1889.42元。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放弃要求廖江凌支付该笔欠费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的逾期付款利息，只要求廖江凌支付从合同终止的次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廖江凌应当支付尚欠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的规费、保险费共计54071.78元（52182.36元＋1889.42元），以及所欠规费于2013年9月6日至2016年2月22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21283.65元（11989.37元＋9294.28元），并支付以54071.78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23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关于何仕港是否应当对廖江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认为，廖江凌经营涉案车辆后，其所缴纳的规费和保险费应为经营车辆所须支付的必要成本。廖江凌与何仕港签订合伙经营协议后，廖江凌仍在继续为经营车辆支付规费和保险费，虽然何仕港并非车辆租赁经营合同的当事人，但双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中已经明确该车辆系挂靠在公运集团綦江分公司名下经营，何仕港应当知道在车辆合伙经营过程中需向�靠方缴纳相应的管理服务费用，车辆运营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投保相应的保险，这两笔费用均是经营车辆业务所必须支出的基本费用。故合伙以后以廖江凌个人名义所缴纳的规费和保险费，实质已为双方因合伙经营车辆所应支付的必要费用，其性质属于双方在合伙经营期间对外所负的共同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何仕港应当对廖江凌的上述债务中于2011年5月1日合伙之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双方合伙债务金额的认定。法院认为，关于规费，根据廖江凌交纳规费的时间和金额可以看出，廖江凌于2011年5月1日合伙之前共计缴纳规费19800元，已超出合同签订后至2011年5月1日期间应缴纳的规费总额15400元（1100元/月×14月），说明廖江凌在合伙之前并未欠缴规费，廖江凌上述所欠的规费和逾期付款利息全部为双方合伙经营后所负的共同债务。关于保险费，根据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支付保险费和廖江凌缴纳保险费的情况可以看出，涉案车辆在合伙经营之后仅产生了一笔保险费8544.52元，而廖江凌在整个合同履行期内共欠付保险费1889.42元，该笔费用应为欠付的合伙经营之后产生的该笔保险费，故廖江凌上述所欠的保险费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全部为双方合伙经营后所负的共同债务。综上，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要求何仕港对廖江凌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廖江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尚欠原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的规费、保险费共计54071.78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54071.78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23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廖江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尚欠原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的2013年9月6日至2016年2月22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21283.65元；三、何仕港对本判决第一条、第二条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审理查明，2006年3月21日，民安公司(甲方)与王尔洋(乙方)�订《货车经营分期缴付租赁金合同》，约定：乙方自行选购运力牌15吨LG5314GSN型货车一辆，购车价为353000元，入户甲方单位，由乙方进行租赁经营；乙方出资141200元后，乙方向甲方申请分期缴付租赁金，时间从2006年5月25日起到2007年10月25日止，每月缴付11767元，并按所欠租赁金金额以1.2%的利息并同当月的规费一起缴付给甲方；租赁金还没缴付完时，乙方因故需要把该车转租给他人时，须将所欠的租赁金全部缴付完毕后，甲方方能同意办理转租手续。2010年2月23日，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甲方)与王尔洋(乙方)、廖江凌(丙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原在甲方租赁的一台牌照为渝Ｂ×××××号，自编号为1816018号的运力牌车现经甲方认可和同意，转让给丙方进行经营，因此甲、乙双方解除租赁关系，转户后该车仍属于江北分公司；车辆转让后，甲、乙双方的债�债务关系必须于2010年2月23日内结清，甲、丙方的租赁关系从2010年2月23日起重新建立，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该转让合同签订后，廖江凌向民安公司支付完毕剩余的全部租赁金225683.50元。廖江凌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在二审审理中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
另查明，廖江凌在二审中举示了重庆市车管所二分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和机动车查询记录，拟证明渝Ｂ×××××号车辆在2014年4月30日之后处于未年审状态，现该车辆现状属于逾期未年审。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渝Ｂ×××××号车辆在2014年4月30日进行了最后一次年审，2015年未再年审。本院认为《情况说明》中载明“该车检验有效期止2014-04-30”，应当理解为渝Ｂ×××××号车辆未办理2014年4月30日之后的年审检验，即渝Ｂ×××××号车辆在2014年4月30日之后属于非年审检验状态。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各方争议焦点为：1、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与廖江凌于2010年2月23日签订的《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的性质；2、廖江凌是否还应当支付2014年5月10日至2016年2月22日的规费；3、何仕港是否承担本案的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针对上述争议焦点评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因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与廖江凌对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民安公司与王尔洋签订的《货车经营分期缴付租赁金合同》虽然形式上具有融资租赁合同的部分特征，但从该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实为王尔洋自行支付首付款购买本案所涉渝Ｂ×××××号车辆，余款由民安公司垫付，再由王尔洋向民安公司分期缴付本金和利息，因此渝Ｂ×××××号车辆应为王尔洋实际购买。后王尔洋将车辆�让给廖江凌时，廖江凌按约定将剩余的租赁金即车款全部支付给了民安公司，即渝Ｂ×××××号车辆的实际购买人由王尔洋变更为了廖江凌。另根据廖江凌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签订的《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内容来看，廖江凌只需要每月向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缴付1100元的定额规费和其他由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代扣代缴的保险费等费用，而无需再向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支付其他费用，因此本院认为该合同名为租赁合同实为挂靠合同。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廖江凌认为他是渝Ｂ×××××号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该车辆已于2014年5月10日由他私自报废处理，且该车辆在2014年4月30日之后即未再年审，相关的营运手续业已交回给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因此不应再向公司缴付2014年4月30日之后的规费。本院认为，虽然廖江凌是渝Ｂ×××××号车辆的实际购买人，但该车辆登记在公运集团綦江分公司名下，且廖江凌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签订的《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也约定了“租赁经营期内，车辆经国家技术监督机关确认不能继续营运时，应提前报废，报废手续由甲方办理”，因此，廖江凌违反国家关于车辆报废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私自报废，在其所举证据不能充分有效证明渝Ｂ×××××号车辆确已报废处理的事实时，本院对廖江凌所称已于2014年5月10日将渝Ｂ×××××号车辆报废处理的事实不予确认。按照廖江凌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签订的《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车辆报废后，本合同即行终止，双方完清债权债务，甲方收回本合同予以注销”，现由于廖江凌所称渝Ｂ×××××号车辆已报废处理的事实不能予以确认，廖江凌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签订的《普通货车租赁经营合同》并未终止，那么廖江凌即应当按照该合同约定继续向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缴付规费。虽然廖江凌车管所的《情况证明》可证明渝Ｂ×××××号车已于2014年4月30日之后未再年审、也未再营运的事实，但本院认为由于目前渝Ｂ×××××号车是否已报废的事实不能确认，即使2014年4月30日之后该车辆未再年审，也不能排除有可能存在非法营运的情形，且廖江凌称该车辆相关营运手续已交回给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的事实也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廖江凌仍应当按照该合同约定向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缴付规费至2016年2月22日合同期限届满时止。至于廖江凌认为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没有举示保险公司出具的正式保险发票，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廖江凌欠付保险费的金额，是依据保险公司保险单载明的保险费抵扣其已向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缴付的保险费计算出来的，该金额计算正确，应予以主张。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虽然本案中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是依据该公司和廖江凌签订的合同向廖江凌、何仕港两人主张给付之债，但请求权基础也是基于廖江凌与何仕港之间的合伙关系，因此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所有合伙人主张权利。至于何仕港认为其与廖江凌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或者未实际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廖江凌与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实为挂靠关系，且在本案一审审理中，何仕港并未否认其与廖江凌之间的合伙关系，何仕港还认可其已实际支付了合伙出资，因此何仕港与廖江凌签订的合伙协议合法有效。由于何仕港没有举证证明其与廖江凌之间的合伙协议已经清算，因此本院认为何仕港与廖江凌的合伙关系仍然存续，公运集团江北分公司要求何仕港承担合伙期间合伙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
综上所述，何仕港与廖江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6元，由何仕港、廖江凌各承担95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师玉婷
代理审判员 王 兵
代理审判员 刘 希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冉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