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8）武区民二初字第264号
原告：孙静芳。
委托代理人：胡家浩，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汉生，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云峰，院长。
委托代理人：王涤，湖北建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程伏林，该院员工。
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从新，院长。
委托代理人：徐鸿，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琦，该院员工。
原告孙静芳与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08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就1999年5月27日至1999年6月28日期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孙静芳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本院于2008年3月委托武汉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08年7月24日，武汉市医学会回函称因孙静芳提出“送检的992177号病理切片不是孙静芳本人的”而中止鉴定程序，要求法院明确病理切片的来源后再行鉴定。2008年10月22日，本院再次委托武汉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08年10月28日，武汉市医学会回函称要求法院先行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保管的孙静芳的病理蜡块进行病理分析和dna鉴定后，再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本次鉴定中止。2009年6月26日，本院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处委托同济医学院法医系对病理蜡块进行鉴定，承办法医专家称送检蜡块中未见人体组织，无病理切片意义，且以申请方不缴纳鉴定费为由不出具书面鉴定报告。鉴于上述情况，本院于2009年8月10日组织原、被告进行协商，双方均同意恢复本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并同意使用由孙静芳自行保管的992177号病理切片进行鉴定。2009年9月29日，武汉市医学会回告本院称：孙静芳提供的992177号病理切片镜下形态显示组织来源于鳞状上皮细胞，而1999年5月27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肠镜报告所描述的活检部位是距肛门10厘米处，该部位组织来源应为柱状上皮细胞，两者存在明显差异，现场调查切片无法确定，该鉴定无法进行，建议通过合法程序确定992177号病理切片的来源。就孙静芳保管的992177号病理切片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保存的标本蜡块的鉴定事项，本院多次与武汉市医学会交换意见，武汉市医学会于2010年10月8日明确答复：在病理切片来源未解决的情况下，无法启动该案的鉴定程序，终止该案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2011年4月11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就本案委托社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易万昕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张慧敏、人民陪审员刘智明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1月29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孙静芳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家浩、刘汉生，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委托代理人王涤、程伏林，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徐鸿到庭参加诉讼。后因合议庭人员变动，重新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易万昕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祝宏、人民陪审员李晓艳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5日、2014年6月17日先后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静芳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家浩，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委托代理人王涤、程伏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静芳诉称：1999年5月27日原告孙静芳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做结肠镜检时发现2处息肉，其中一处经高频电切除，另一处取活检。1999年5月30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病理诊断为：1、送检之粘膜组织见癌浸润；2、（结肠）增生性息肉。1999年5月27日至1999年6月3日，原告孙静芳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住院7天，出院诊断：1、直肠息肉；2、直肠息肉电切除术后；3、直肠息肉癌变。随即原告转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治疗。1999年6月3日至1999年6月28日，原告在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肿瘤科住院治疗。1999年6月15日，原告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行直肠癌根治术，手术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未再做病检，直接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病理诊断作为诊疗依据进行直肠癌根治术。手术中也未做快速冰冻切片病检，同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手术过程中操作不当，造成孙静芳直肠吻合口狭窄、横结肠脾曲狭窄，从此无便意感，无法自主排便，大便排出困难，必须通过大量的水（大约1，000毫升）灌肠或服泻药（杜秘克乳果糖口服液）兼之饮大量水稀释后大便才逐渐排出，每日7至8次，甚至10余次。稀便则肛门无法控制常污染裤子，还经常用玻璃棒扩肛治疗。孙静芳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厕所里，痛不欲生。此后孙静芳多次住院治疗，但病情一直无明显好转。2007年3月12日至2007年4月3日，原告在武汉市六医院住院24天。2007年3月20日再次实施手术，术后诊断为：1、直肠吻合口狭窄；2、结肠脾曲狭窄。术后大便困难有所缓解，但仍需借助灌肠、泻药，每日大便4至7次，且无便意，肛门失禁。
原告孙静芳认为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将其不是癌症误诊为癌症，存在误诊。其后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违反医疗规程，手术前未复查确诊即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错误诊断结论，草率制定手术方案直接进行直肠癌根治术，随意扩大手术范围，不仅切除2.5cm×2.5cm的息肉，而且全部切除了直肠和乙状结肠。术中也未进行快速冰冻切片检查，没有及时发现对原告的诊断错误。且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手术失误，处理不当，直接造成孙静芳手术部位吻合口狭窄、横结肠脾曲狭窄，从此无便意感，无法自主排便。造成原告的经济负担和精神痛苦，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2012年12月24日，在法院的主持下，原告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告自愿撤回了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起诉。但本案另一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拒不承认错误，且拒绝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原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继续坚持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赔偿原告医疗费27，915.24元（截止到2014年2月10日）、护理费12，1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300元、营养费79，950元、交通费565.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残疾赔偿金274，872元、后续医疗费10万元、法医鉴定费3，520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555，256.54元；2、由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孙静芳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的户口簿、身份证，证明原告孙静芳系城镇居民。
证据二：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出院小结（1999年5月27日-1999年6月3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结肠镜检查治疗报告单、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病理诊断报告单、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住院病历（1999年6月3日-1999年6月28日），证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将孙静芳直肠息肉误诊为直肠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没有复查，手术中也未做快速冰冻病检，贸然实施直肠癌根治术，术后送检的患病组织病检后不是癌症，而是直肠绒毛管状腺瘤。
证据三、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四次出院小结（1999年8月11日-1999年9月10日、2000年12月11日-2000年12月18日、2001年10月10日-2001年10月22日、2007年2月5日-2007年2月16日）、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门诊病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门诊病历、武汉市第六医院的住院病历、手术记录；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的门诊病历、武汉市第八医院的门诊病历，证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错误的手术造成原告术后直肠吻合口狭窄，结肠功能紊乱，便秘，肛门失禁，结肠脾曲狭窄，需长期行扩肛、灌肠、泻药等治疗的后果。
证据四、原告的医疗费单据一组，证明原告十余年来支付的大量医疗费单据已遗失，目前有票据的医疗费金额为27，915.24元。
证据五、交通费单据一组，证明原告交通费损失。
证据六、对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务处主任汪昌介的录音光盘一份，证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至今认为原告所患疾病为直肠癌。
证据七、原告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所作的胃肠钡餐检查报告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所作的肛门测压、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的门诊病历，证明原告尚需后期治疗。
证据八、湖北诚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司法鉴定书，证明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
证据九、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司法鉴定书及鉴定费收据，证明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及支出的鉴定费。
证据十、武汉荆楚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司法鉴定书，证明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诊疗行为致原告的伤残等级、过错参与度、后期诊疗费、治疗及护理时间。
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辩称：一、原告术前已确诊患有直肠癌，我院按原告的病情对其实施手术治疗符合医疗原则，不存在过错，不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1999年6月3日原告入住我院之前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已经对其直肠息肉做了活检，同年6月3日，原告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出院，该院出具的《出院总结》上的出院诊断为“直肠息肉癌变”，其中在“住院期间病情转变和治疗过程”一栏中更是明确记载：“6月1日病检示大肠癌，需手术治疗”，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原告已确诊为直肠癌。原告入住我院后，我院肿瘤科对其进行了会诊，根据原告的既往病史，结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病检结果，我院亦认为足以确诊原告患有直肠癌，无需再重复做病检加重病人的痛苦，故决定对原告进行手术治疗。事实上，对于原告最终的直肠绒毛管状腺瘤基础上并发癌变的诊疗方案，依照我国结直肠的诊疗规范，也应作大肠癌包括淋巴结清除根治手术。本案原告一直口头对病理检验号992177的病理切片组织来源存疑，但其拒绝通过dna鉴定来确定该切片与其本人的关联性，故该病理切片是本案的证据之一，亦是判断其是否应该接受手术的根本依据。武汉荆楚法医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亦认为“对于已癌变的患者宜选择适当的根治手术”。我院根据原告实际病情为其进行手术治疗不存在过错。为了公平起见，我院要求对自身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再次进行鉴定。二、原告在其他医院实施了二次手术，其伤残后果系疾病治疗所需，并非我院的医疗过错所致，我院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我院根据原告的病情为其作直肠癌根治手术是疾病治疗所必需的，由此造成的器官缺失是其病情治疗所需。原告术后出现的并发症属于术后正常现象，法医鉴定原告为五级伤残的后果是该疾病及其治疗方式所决定的，并非我院医疗过错，无论几级伤残均不应由我院承担赔偿责任。三、我院基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病理诊断报告对孙静芳施行直肠癌根治术，这一医疗行为是正确的。2010年，省卫生厅发出通知：同级医院重要医学证据可“互认”，这一规定的产生背景是针对病人就诊不同医院时的重复检查、过度检查，避免给病人带来是身体上和经济上的痛苦，是正确的。而我院于1999年采用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检查报告，在当时既是行业上不成文的规则，也是符合医疗卫生法规的立法基础，我们实施手术是适当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原告孙静芳的病理诊断报告单，证明原告在到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已对其做过活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病理诊断明确原告“送检之粘膜组织见癌浸润；结肠增生性息肉”。
证据二、原告孙静芳在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住院病历，证明原告的病史、症征及病检结果，孙静芳是直肠癌的确诊病例，具有手术适应症，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直肠前切除术”符合医疗原则。术中操作符合手术规范，不存在手术操作不当的问题。
证据三、《现代肿瘤学教材》（复旦大学出版社）、《手术学全集普通外科卷》（人民军医出版社）教材，证明绒毛状腺瘤癌浸润性癌变限于粘膜下层时应按通常的大肠癌作包括淋巴结清除的大手术治疗，原告具有明确的手术指征；原告术后出现的排便障碍及吻合口狭窄等问题均系直肠癌根治术的常见并发症，因两次手术而产生的身体残疾均系疾病治疗所必需的，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不存在过错。
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四、五、六、七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此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损害后果是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手术造成的，两者之间无因果关系；对原告证据八、九、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三次法医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不予认可，要求重新鉴定。
原告孙静芳对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病理诊断报告单是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作出的诊断，不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病理诊断；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被告不存在手术操作不当的问题，应以鉴定结论为准；对证据三不予认可，认为这是一组学术资料，学术上存在争议，同时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
对以上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可，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本案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经审理查明：1999年5月27日，原告孙静芳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作结肠镜检查时发现2处息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肠镜检查显示：患者2处息肉一处距肛门17cm处，大小约0.5cm×0.5cm，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此处息肉进行了高频电切除。另一处息肉距肛门10cm处，大小3cm×3cm，取活检。1999年5月30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出具病理诊断报告书：1、送检之粘膜组织见癌浸润；2、（结肠）增生性息肉。原告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于1999年5月27日至1999年6月3日住院7天，出院诊断：1、直肠息肉；2、直肠息肉电切除术后；3、直肠息肉癌变。
原告孙静芳于1999年6月3日转入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继续治疗。同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以原告患直肠癌收治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内科。入院后于1999年6月4日转中南医院肿瘤科。1999年6月15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未对原告的病情再行复查，直接采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直肠息肉癌变的诊断结论，对原告进行了直肠癌根治术。手术取下腹正中切口入腹，见直肠后壁距肛门7cm处3cm×3cm肿块，行直肠切除。另切除了孙静芳乙状结肠、部分直肠，距肿瘤下缘4cm处切断，共切除结肠长度达40cm以上。1999年6月18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理报告显示：孙静芳，1999年6月18日，病检号：2992904，病理诊断：1、（直肠）绒毛管状乳腺瘤；2、结、直肠断端未见癌浸润。1999年6月28日，孙静芳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共计住院25天出院，出院诊断为：直肠绒毛管状腺瘤。
1999年8月11日至1999年9月10日，原告因手术后无法正常排便，前住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诊治30天。该院出院总结诊断为：直肠切除后吻合口狭窄，行肛门扩张。
2000年12月11日至2000年12月18日，原告仍因腹痛及大便排泄不畅，到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7天，该院诊断为：直肠ca术后并肠功能紊乱。
2001年10月10日至2001年10月22日，原告因排便无好转，再次到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13天，该院诊断为：因直肠腺瘤术后间断排便不畅2年入院，行灌肠治疗，助肠动力药，调节肠功能紊乱治疗后病情稍有缓解。
2007年2月5日至2007年2月16日，原告再次到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该院入院诊断为便秘，出院诊断为：便秘7年入院，治疗后便秘无明显好转，建议原告进行结肠全切手术。
2007年3月12日至2007年4月5日，原告到武汉市第六医院以直肠吻合口狭窄收入院，住院24天。武汉市第六医院于2007年3月20日对原告进行了全麻下行左半结肠狭窄段切除，横结肠，直肠吻合术。术中见直肠吻合口处狭窄，横结肠脾曲狭窄，降结肠变细，结肠袋消失。于横结肠近脾曲处断结肠，于直肠狭窄段下端断直肠，切除结肠脾曲，降结肠及直肠狭窄段，行横结肠－直肠端一端吻合。2007年3月24日武汉市第六医际作出病检报告单：送检肠管一段长40cm，管壁粘膜水肿，平坦。镜下见吻合口处瘢痕组织形成及各段肠粘膜呈慢性炎症改变，粘膜下层水肿外未见其他明显病变。出院诊断：直肠吻合口狭窄，横结肠脾曲狭窄。
2007年6月25日，原告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门诊检查，该门诊病历显示：因吻合口狭窄行狭窄切除，横结肠、直肠吻合术三个月术后常有肛门失禁，粪便污染内裤，便次亦频，pe：肛门较松，括约肌似瘢痕化。
2007年6月26日，原告至武汉市第八医院门诊检查，该门诊病历显示：排便困难7年，pe：距肛门2－3cm可触及吻合口并瘢痕增生。诊断：肛门重度失禁。2007年11月2日，原告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进行肠功能检查显示：肠道蠕动功能差。2007年12月，原告至湖北省人民医院胃肠钡餐检查显示：见结肠减少，结肠部伤充盈欠佳，无结肠袋显示。
多年来，原告多次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武汉市第八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原告自述所支付的大部分医疗费单据已遗失，目前可提交法庭的医疗费票据的金额为27，915.24元。对该部分医疗费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无异议。
另查明：该案诉讼至法院后，2009年9月11日，本院委托武汉市医学会对原告孙静芳与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之间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武汉市医学会接受委托后认为：原告孙静芳提供的病理切片（片号992177）镜下形态提示组织来源于鳞状上皮细胞，而1999年5月27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肠镜报告所描述的活检取材部位距肛门10cm处，该部位组织来源应为柱状上皮细胞，二者存在明显差异；现场调查切片的确切来源无法确定，因此鉴定无法进行。武汉市医学会于2010年10月8日终止该案鉴定程序。后本院委托湖北省医学会对原告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湖北省医学会审查后认为：因无首次鉴定结论，且992177的病理切片来源仍未明确，决定不予受理此次委托。
2011年6月9日，经原、被告双方协商同意，本院委托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医疗损害进行司法鉴定。2011年9月13日，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作出鄂诚信（2011）临综鉴字第294号法医鉴定意见书，鉴定分析意见为：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接受患者孙静芳就诊检查时，因肠道息肉电切一处及给另一处息肉病检并报告为粘膜组织见癌细胞浸润，后经同济医院病检会诊，结论为同一结果。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接诊（1999年5月27日至1999年6月3日）较短的时间初步诊断为直肠息肉恶变，至提出转院，这一点，在临床上是允许的，在其他医院进一步检查或在肿瘤专科进一步确诊，因此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患者孙静芳的诊疗过程中没有明显过失行为，不应承担责任。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接受患者孙静芳转院治疗时，没有按照医院术前常规，本应外院病理检查报告仅供于参考，不能作为本次手术依据，收治科室，应术前再次取材病理检查，以便进一步确诊，而盲目轻信外院初步检查诊断，实施手术，在术中未及时进行常规速冻切片病检，又一次错失了即便外院初诊术前错误，仍然可以杜绝或选择其他治疗方案。因此，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患者孙静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失误，应承担相应责任。该鉴定意见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失，不承担责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未尽诊疗职责，造成原告吻合口狭窄、结肠脾曲狭窄与手术操作不当有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责任。患者孙静芳的残疾程度为九级。
因原告孙静芳、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不服上述鉴定结论，申请再次司法鉴定。2012年3月14日，孙静芳单方委托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所于2012年3月28日作出鄂明医鉴字（2012）第019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孙静芳的残疾程度为五级。孙静芳支付了法医鉴定费3，520元。由于该鉴定意见书是原告单方委托鉴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该鉴定不予认可，要求重新进行鉴定。
2012年12月24日，在本院主持下，原告孙静芳与本案另一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达成调解协议，孙静芳撤回了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起诉。孙静芳与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案件继续审理。
2013年9月10日，本院委托武汉荆楚法医司法鉴定所对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参与度，原告孙静芳的伤残等级、后期治疗费、护理及休息时间进行鉴定。2014年1月5日，武汉荆楚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武荆楚法字（2014）第00050号法医鉴定意见书，鉴定分析意见为：1、根据活体检查所见，结合审核送检临床病历资料，被鉴定人孙静芳因直肠息肉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行结肠镜检示：直肠绒毛腺瘤恶性待排，遂于1999年6月3日至1999年6月28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其间于1999年6月15日在连硬外麻下行直肠癌根治术（直肠癌前切术），术后病理诊断：直肠绒管状腺瘤，最后诊断：直肠绒毛管状腺瘤，以上诊疗经过事实成立。2、根据活体检查所见，结合审核送检临床病历资料，并咨询相关专家，分析认为鳞状细胞系直结肠癌组织学类型病理少见类型，虽然1999年6月18日中南医院病理报告、2007年3月24日武汉市第六医院病理检验报告书未诊断直肠癌，但不能否认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病理科病理诊断报告书（病理检验号：992177）低分化鳞状细胞癌这病理诊断（2004年7月20日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病理检验报告书证实）。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基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出具的病理检查报告单，对被鉴定人孙静芳的治疗行为存在以下过错：1、院方在进行直肠癌根治术前，未能对外院直肠癌的病理诊断进行认真审查、复核，及进行必要的结肠镜检查及病理活组织检查，而是依据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病理科出具的“送检之粘膜组织见癌浸润”病理诊断直接进行手术治疗；2、院方对被鉴定人孙静芳病情认识不足，在进行直肠癌根治术中，院方未能进行快速冰冻切片检查，致使院方不能依据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有效把握手术适应症及选择其他有效的治疗方案；3、院方在对被鉴定人孙静芳进行直肠癌根治术前，未能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更充分、有效地沟通，致被鉴定人孙静芳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同意权等未得到更充分有效保障。据此分析认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被鉴定人孙静芳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被鉴定人目前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考虑到院方的诊疗水平，结合被鉴定人自身病情、多次开腹手术治疗等因素，综合分析认为院方的诊疗行为过错参与度为90%。4、被鉴定人孙静芳于1999年6月15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已行直肠癌根治术，2007年3月20日在武汉市第六医院已行左半结肠狭窄段切除、横结肠直肠吻合术，2013年6月3日至2013年6月11日在协和医院因粘连性肠梗阻住院治疗，协和医院门诊病历记载：2013年8月13日，直肠肿瘤术后排便困难十四年，pe：直肠指诊无法顺利进入，imp：直肠肿瘤切除术后肛门狭窄，2013年9月16日，排便不尽，影响生活。r：可作结肠造瘘手术（费用3万元左右）。被鉴定人孙静芳现诉肛门失禁多年、直肠肿瘤切除术后肛门狭窄、排便不尽，目前检查：腹部可以陈旧性伤痕，腹部未及明显压痛及反跳痛。鉴定结论：1、根据《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第2.5.21条之规定，其伤残等级评定为五级。鉴定结论：被鉴定人孙静芳伤残等级评定为五级；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被鉴定人孙静芳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被鉴定人目前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院方的诊疗行为过错参与度约为90%；3、若后期需行结肠造瘘等治疗，所需费用原则上按实际发生费用赔付，或参照临床治疗费用意见；4、治疗及休息时间至定残前一日；5、护理时间以住院天数为准。
再查明：自1999年5月27日始，原告孙静芳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共住院治疗七次，计126天。
本院认为：原告孙静芳于1999年6月3日至1999年6月28日在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双方医患关系成立。参照武汉荆楚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法医鉴定意见书，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对孙静芳进行直肠癌根治术前，未能对外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直肠癌的病理诊断报告进行审慎的审查、复核，且未进行必要的结肠镜检查及病理活组织检查，直接依据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病理科出具的“送检之粘膜组织见癌浸润”病理诊断报告对患者进行直肠癌根治手术治疗，而在直肠癌根治手术后对患者确诊的最终病因却是直肠绒毛管状腺瘤，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对孙静芳的术前明确诊断方面存在明显过错。在对孙静芳进行的直肠癌根治术中，由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孙静芳的病情诊断不明确，术中未能对患者进行快速冰冻切片检查，致使院方不能依据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有效把握手术适应症及选择其他有效的治疗方案，这是导致本案诉争的起因。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辩称，原告术前已确诊为直肠癌，同级医院的诊断结论可以“互认”，且原告最终的直肠绒毛管状腺瘤基础上并发癌变的诊疗方案，依照诊疗规范也应作大肠癌包括淋巴结清除根治手术的抗辩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认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本案中应承担90%的民事赔偿责任。
本院对原告孙静芳的损失分析认定如下：
（一）医疗费：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本案原告孙静芳自1999年6月3日事发至今，一直在多家医院持续治疗，花费医疗费共计27，915.24元，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应予赔偿。原告主张后续治疗费10万元，因该部分费用尚未实际发生，对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后期若需要进行治疗，所需费用按实际发生费用实报实销赔付，可另行处理。
（二）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6，300元过高，本院按住院126天计算，认定1，890元（126天×15元／天）。
（三）护理费：原告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参照2014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计算。原告主张的护理费12，144元过高，本院根据原告住院天数认定为8，978元（26，008元／年÷365天×126天）。
（四）营养费：根据原告伤情及年龄酌情认定为1，890元。
（五）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结合。原告主张的交通费565.3元，本院予以认定。
（六）残疾损害赔偿金：根据原告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孙静芳系非农业家庭户口，本院采信的荆楚鉴定结论为五级伤残，鉴定作出时间即定残之日为2014年1月15日，此时原告年满74周岁，其残疾赔偿金按照2014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82，461.6元（22，906元／年×6年×0.6）。
上述损失共计123，700.14元，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应赔偿原告孙静芳111，330元（123，700.14元×90%）。
（七）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存在医疗过错给原告造成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损害，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过高，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考虑被告过错程度及医疗损害责任比例，酌情认定为20，000元。
上述两部分损失合计131，330元。另，原告孙静芳主张的鉴定费3，520元，由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3，168元，孙静芳自行承担352元。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孙静芳各项损失共计131，330元。
二、驳回原告孙静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462元，由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2，216元，由原告孙静芳自行承担246元；鉴定费3，520元，由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3，168元，由原告孙静芳自行承担352元。
如不服本案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是二年。逾期不申请的，即丧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审 判 长 易万昕
审 判 员 祝 宏
人民陪审员 李晓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沈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