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9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俊英。
委托代理人：李磊，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明裕。
委托代理人：李小娜，广东德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章雅薇。
黄俊英因与杨明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25日作出（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55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黄俊英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3月1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粤高法民二申字第2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黄俊英的委托代理人李磊及被申请人杨明裕的委托代理人李小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查明，2010年2月11日，黄俊英向杨明裕出具一份《借据》，内容为：“兹有黄俊英向杨明裕先生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元），特立此据。若因本借贷事宜发生纠纷，双方可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黄俊英在该《借据》上签名并按手印。杨明裕于当日以现金方式向黄俊英提供上述50万元借款。此后，黄俊英一直未返还上述借款。
杨明裕于2012年1月16日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黄俊英返还借款50万元及支付利息226612.24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自2010年2月12日至2012年1月10日）给杨明裕；2、黄俊英负担全部诉讼费用。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借款事实是否成立。黄俊英虽然否认本案借款事实，但从杨明裕提供的《借据》来看，其内容除注明黄俊英向杨明裕借款50万元外，还特意注明“若因本借贷事宜发生纠纷，双方可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黄俊英作为一个担任企业高管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上述借据的内容以及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较之常人应该更加清楚。黄俊英既然出具《借据》就说明借款事实确有发生，否则其不会冒着承担大额债务的风险和巨大的法律风险违背自己的意愿出具涉案《借据》。而且，黄俊英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据》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因此，对于杨明裕主张的借款事实予以确认，黄俊英应当返还杨明裕涉案借款。杨明裕主张双方约定了利息，但《借据》上并没有注明，杨明裕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但对于杨明裕起诉要求还款之后的利息损失，黄俊英应当予以赔偿。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黄俊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杨明裕借款本金50万元；二、黄俊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计算赔偿杨明裕上述借款本金自2012年1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杨明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66.12元，由黄俊英负担。
黄俊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杨明裕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黄俊英一审庭审中陈述，其曾系杨明裕开设的娱乐公司员工，在该公司担任过很多职务，任职时间超过10年，当时公司规定，总经理级别的员工要出具50万元的借条，工作满10年则不用支付借条载明款项，如果没满10年就跳槽，公司就拿借条来追债，实际上公司并未将借款支付。杨明裕确认黄俊英曾系其开设公司的员工，主张黄俊英向其借款买房。
二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黄俊英出具的《借据》载明向杨明裕借款50万元，还对纠纷的处理方式进行了约定，因本案借款数额并非特别巨大，且杨明裕是娱乐公司经营者，一般而言，现金较为充裕，故杨明裕以现金方式支付借款也符合常理，因此，杨明裕已初步完成其举证责任。黄俊英否认收到借款，主张要求员工出具借条是杨明裕开设的公司控制员工的手段，但黄俊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且如黄俊英陈述此系杨明裕开设的公司控制员工的手段属实，因黄俊英在杨明裕开设的公司工作超过10年，则其出具借条的时间也应当在10年前，但本案借条出具的时间系2010年，与黄俊英的上述陈述不一致。综上，黄俊英未能提交足够的证据来推翻其出具的《借据》，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黄俊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判决黄俊英承担50万元借款的还款责任，处理正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66.12元，由黄俊英负担。
黄俊英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驳回杨明裕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二审判决查明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黄俊英自2000年9月开始到杨明裕投资管理的娱乐公司从事管理岗位工作。2010年12月离职时任罗湖大富豪娱乐城执行总经理（内部管理级别称谓）。杨明裕为防止管理人员跳槽到其它娱乐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强制规定公司的管理人员在领取报酬时都要写工资金额一半的借据（向公司或向杨个人）才能领到全额工资，但实际并不提供借款给管理层员工。员工如跳槽就拿借据起诉员工，以达到控制员工流动到其它娱乐公司的目的。杨明裕规定，总经理级别的写借据总金额达到50万元，楼层经理达到30万元，主管达到15万元后，领工资时可不再写借据。截止2010年2月，黄俊英以往所写借据累计金额接近50万元，按杨明裕的规定，总经理级别应写足50万元借据。2月11日，黄俊英在领取工资报酬时，被迫写了一张总金额为50万元的借据，然后才领取了应得的工资报酬。事实上，黄俊英从未向杨明裕借过这50万元，杨明裕也从没有向黄俊英支付过这50万元借款。借据只是为执行公司的非法制度而违心出具的。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有明显错误。自然人之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而不是诺成性合同，出借人应当就“提供借款”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即借贷合同的生效应当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借据的内容证明了借款的时间、金额，并有黄俊英的签名，双方的借款协议成立。但由于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因此除借据外，还必须要有实际交付借款的行为，合同才能生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交付借款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杨明裕承担。而杨明裕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其资金来源、提取资金和交付资金等证据，借款合同尚未生效，未履行。故杨明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中认定杨明裕于2010年2月11日以现金方式向黄俊英提供了50万元借款，认定的唯一证据就是杨明裕的代理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其谎称“借据书写当天以现金向黄俊英支付了50万元”。黄俊英对这一陈述予以坚决否认。除这一份经质证不能确认属实的陈述外，杨明裕再也没有其它证据能向法院提交，以证明其支付了50万元借款。对如此巨大金额的款项，杨明裕不能向法院提供银行取款记录，法院也未查明杨明裕账户内有无50万元资金流转的记录，对借款用途，也仅凭杨明裕谎称的为买房而借款作草率认定。但事实上黄俊英早在2002年前就已购买了房子，根本就不需要再借款买第二套房。并且，黄俊英与杨明裕仅仅是员工和老板的普通关系，杨明裕有可能在黄俊英有住房的情况下还一次性出借50万元给黄俊英买房吗？显然不符合情理。杨明裕所称已借款50万元给黄俊英，明显违背日常生活常理，也不符合银行对大额现金管理要求和平常交易习惯，杨明裕所述完全是虚假的。原审判决认定杨明裕以现金方式提供了50万元这一基本事实缺乏基本证据证明。综上，请求依法判决，支持黄俊英的再审请求。
杨明裕辩称，一、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俊英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本案最关键的是民间借贷纠纷，该民间借贷的合同是否成立和履行是本案的关键问题。从事实看，黄俊英于2010年2月11日向杨明裕出具了借据，该借据本身就能证明借贷合同成立并实际履行了，黄俊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借据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和自己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三、黄俊英在一、二审及再审中反复强调其出具借据是受胁迫情况下出具的，但至今为止，黄俊英并没有举证证明其是受胁迫的，因此，杨明裕认为，黄俊英的答辩理由以及再审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四、针对该借据项下的50万元的款项，杨明裕是当场支付的现金，在一、二审时杨明裕也出具了证据证实这50万元现金的来源。杨明裕作为多家娱乐公司以及酒楼的实际控制股东，其每天在几家经营场所内现金流转量很大，在黄俊英提出向杨明裕借款50万元的时候，即2010年2月10日杨明裕就马上从宝安酒楼和宝安的商店筹集了50万元现金，并于第二天即2010年2月11日当场支付给了黄俊英。综上，请求驳回黄俊英的再审请求。
本院再审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应予确认。
再审另查明，黄俊英再审时提交以下证据：1、深圳新闻网报道，以证实杨明裕控制下的某夜总会所有中层人员领工资要向老板打“借条”；2、新安街道劳动管理办来访事项登记处理表，以证实杨明裕控制下的大富豪红树林歌舞厅同样存在打借条的方式让员工领取一半工资；3、黄俊英在2006年6-9月份的工资以借款的形式发放。在“大富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借款审批单”中，借款事由为领取工资，借款人是黄俊英，会计主管金立签名；4、黄俊英的房地产证，以证实黄俊英已购房，不需借款购房；5、2011年2月11日的日历，以证实所谓借款当日已是中国的农历28日，再过两天即是除夕。在此情况下，银行、房地产登记部门不可能为购房者办理贷款、抵押等手续，所以，杨明裕借钱给黄俊英购房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针对上述黄俊英提交的证据，杨明裕认为，上述所谓证据均不具有关联性，与本案无关。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50万元借款是否真实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关于“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杨明裕主张黄俊英向其借款50万元，应当就其与黄俊英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及合同生效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就借款合同成立事实，杨明裕提供了2010年2月11日的借据予以证明，黄俊英也承认借据签名的真实性，故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杨明裕与黄俊英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本案尚需审查借款合同是否具备实际提供借款的法定生效要件。审查2010年2月11日借据，其中正文注明黄俊英“借款人民币五十万元（500000）元”，考虑杨明裕是酒楼的经营者，50万元的金额对其而言不大，且民间借贷多以现金方式交易的习惯，故杨明裕主张已以现金方式向黄俊英提供借款50万元较为可信，则相应借款合同于2010年2月11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黄俊英主张没有发生真实的借款，是在领取工资报酬时，将工资报酬被迫写成借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黄俊英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黄俊英再审时提交的深圳新闻网报道中只是称某夜总会，并没有指明是黄俊英任职的公司，无法查明与杨明裕有关。而且该夜总会对所有中层人员领取工资要向老板打“借条”，但目前黄俊英任职的单位尚未发现所有中层人员领取工资要向老板打“借条”。黄俊英提交的新安街道劳动管理办来访事项登记处理表中的内容反映的是深圳市大富豪红树林歌舞厅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黄俊英提交的“大富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借款审批表”中借款事由为工资款，但仅证明黄俊英与大富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而非与杨明裕之间的关系。虽然杨明裕为该公司控股股东，但公司行为并非股东行为。综上，黄俊英再审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需证明的事实缺乏相关性，不能证明与杨明裕之间存在联系，因此，黄俊英再审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故黄俊英的主张证据不足，其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黄俊英向杨明裕支付所借欠款并无不当。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及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55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静
审 判 员 张秀萍
代理审判员 刘 真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威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