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行申209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与建设一路交叉口华瑞中心1、2层。法定代表人：汪尧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乔ＸＸ，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美芳，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蚌埠豆捞世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火车站广场东侧5号区C楼14层北部。法定代表人：李芳，该公司财务经理。委托代理人：詹峰，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法定代表人：赵刚，该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汪冬平，该委员会审查员。委托代理人：胡朋娟，该委员会审查员。再审申请人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旋门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蚌埠豆捞世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豆捞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215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凯旋门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凯旋门公司在二审程序已提交部分新证据并书面请求开庭审理，但二审法院未予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程序违法。（二）现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证明诉争商标经长期使用已具有显著性。该新证据包括，第一组：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客观独立作出的2012至2014年火锅餐饮消费者调查《火锅食客研究报告》。第二组：2016年4月25日中国饭店协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诉争商标火锅餐饮服务已形成相关公众群体并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具有显著性。第三组：凯旋门公司部分分公司的信息统计表和营业证书复印件以及（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5207号《公证书》,拟证明诉争商标火锅餐饮服务已遍及全国，已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形成稳定市场秩序。第四组：杭州卫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广告宣传费用开支专项审计报告》。第五组：《诉争商标设计说明》。第六组：杭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萧山分局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登记以及“澳门豆捞”商标在澳门地区获准注册的证据材料。（三）二审判决机械照搬北京高级法院（2009）高行终字第502号判决关于“豆捞”商标的认定，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四）二审判决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5条和第1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五）原审判决脱离诉争商标火锅餐饮的客观市场实际，仅凭主观判断认定诉争商标不具有显著性，与各地法院生效判决书均认定诉争商标具有显著性的事实相矛盾。相关判决包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延中民三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佛中法知民终字第34号判决；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衢知初字第211号判决。（六）经凯旋门公司长达13年的使用，诉争商标火锅餐饮从业者近2万人，二审判决将造成该2万人失业，造成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扰乱已经形成和稳定的诉争商标火锅餐饮市场秩序。凯旋门公司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蚌埠豆捞公司对凯旋门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第一组：联合利华公司不具有市场调研的资质，该报告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以及关联性。第二组：中国饭店协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仅包含营业额的数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关于营业额还应当提供纳税证明。在2012-2014年的产业信息网上全国十大火锅品牌中并没有凯旋门公司，只有在连锁行业中2013年入选火锅十大品牌之一。所以该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都存在疑点。第三组：全国范围内店面的数量不能代表其知名度。第四组：在广告费用上的支出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第五组：商标设计说明显示商标突出使用了“澳门豆捞”四个字，澳门是地域名称，豆捞是通用名称，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具有显著性。第六组：企业名称变更登记与澳门地区的注册商标情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凯旋门公司再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第一组：《联合利华饮食策划火锅食客消费行为研究》。凯旋门公司没有提交该报告制作者的资质证明，该报告系打印件并无原件可供核对，报告中的数据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均不予确认。第二组：中国饭店协会出具的《关于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澳门豆捞”火锅餐饮品牌相关情况说明》。该说明有原件可供核对。中国饭店协会是民政部批准的行业协会，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凯旋门公司在国内火锅餐饮业的地位。第三组：凯旋门公司部分分公司信息统计表、营业证书复印件和（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5207号公证书。该统计表为凯旋门公司自行制作，营业证书复印件经与原件核对，与统计表可以相互印证。该公证书为原件，系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作出的，已盖章生效。该组证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凯旋门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经营规模。第四组：《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告宣传费用开支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由杭州卫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其证明的内容为2014年即诉争商标核准注册后凯旋门公司的广告宣传费用支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第五组：《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商标设计说明》。商标的设计说明与商标的显著性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六组：凯旋门公司名称变更登记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而商标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在其他国家取得商标权，在我国并不当然承认其权利。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二审没有开庭审理是否违反法律规定。2.二审判决依据502号判决认定诉争商标“澳门豆捞”系餐饮行业的通用名称、缺乏显著性是否正确。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二审法院认为凯旋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未予开庭审理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凯旋门公司关于二审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通用名称，一般以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的事实状态为准。如果申请时不属于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诉争商标已经成为通用名称的，仍应认定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虽在申请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已经不是通用名称的，则不妨碍其取得注册。”本案诉争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是否属于相关行业的通用名称，应当以其核准注册时的事实状态为判断依据。本案现有证据虽然能够证明凯旋门公司在全国范围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较高知名度，但尚不足以证明在相关公众中已将“澳门豆捞”与凯旋门公司经营的火锅餐饮品牌形成了唯一对应的认知，亦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澳门豆捞”是港澳地区海鲜火锅的通用名称这一属性。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佛中法知民终字第34号判决、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延中民三知初字第2号判决、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衢知初字第211号判决作出的时间均晚于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间，不能作为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事实状态的判断依据。二审判决鉴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行知终字第502号判决认定“‘豆捞’是人们对当今流于港澳地区的一种海鲜火锅的简称，也叫‘香港火锅’、‘澳门火锅’”，从而认定“澳门豆捞”系餐饮行业的通用名称并无不当。凯旋门公司关于二审判决与上述生效判决结果矛盾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凯旋门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 剑代理审判员  宋淑华代理审判员  李 丽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周睿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