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苏06民终24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住所地南通市港闸区。
法定代表人：蔡国新，工会主席。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玲，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蓉蓉，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淑湘，女，1946年1月3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华，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港闸区。
法定代表人：张璞，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国，江苏君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通市腾兴投资管理中心，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宋志峰。
上诉人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友谊公司工会）因与被上诉人陈淑湘，原审第三人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公司）、南通市腾兴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腾兴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6)苏0602民初183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友谊公司工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友谊公司工会与陈淑湘的退资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1.友谊公司工会同时具有三种身份，一是友谊公司的股东，二是代表各出资人持有友谊公司出资额，三是以自有经费清算各出资人的出资，即为购买各出资人出资的主体。陈淑湘向友谊公司工会出具《确认书》、《授权委托书》的目的就是要退资，无论友谊公司工会是哪种身份，陈淑湘的退资行为均影响友谊公司工会的合法权益。2.友谊公司工会是以自有经费清算并收购陈淑湘的出资的主体。（1）出资人将《出资卡》交付给了友谊公司工会。（2）除友谊公司工会之外，并无第三方收购案涉出资人的出资，友谊公司及腾兴中心均不是收购主体。3.《确认书》、《授权委托书》是陈淑湘提出退出出资的要约，主体涉及友谊公司工会、友谊公司和腾兴中心，内容具有混合协议的性质，友谊公司工会在《确认书》、《授权委托书》上加盖公章，仅表明收到该要约，该《确认书》、《授权委托书》中除了“以每份出资额3.3元退出出资”友谊公司工会予以认可外，其余内容对友谊公司工会及友谊公司、腾兴中心均无约束力。
陈淑湘辩称：1.友谊公司工会在一、二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对于其要求撤销的《确认书》，一审中其陈述加盖印章仅仅表明收到，并不代表其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也不代表认可《确认书》内容。但在二审中改称其是购买各出资人出资的主体。在其对自己的身份不能明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其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并无不当。2.关于《确认书》与《授权委托书》的形成过程，是由友谊公司对外公示其股权变动，变动方式是由腾兴中心受让友谊公司所持有的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公司）股份，然后由各出资人委托腾兴中心出售股票，再由腾兴中心将股票销售价款返还各出资人。在股票的销售及其价款的返还上，是由腾兴中心与各出资人之间发生委托法律关系，与友谊公司工会毫无关系。友谊公司工会关于实际持股人处分其股权会影响到名义持股人的权益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3.陆尔穗收购其他人的出资并不是案涉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出资转让必须采取相同的方式。4.腾兴中心起诉要求陈淑湘返还已支付的股票转让价款，其所提交的付款凭证明确载明了付款的用途为退股，付款人是腾兴中心。友谊公司工会对于出资人处分自己出资没有任何提起诉讼的资格。综上，一审裁定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友谊公司述称：1.《确认书》、《授权委托书》是陈淑湘的单方民事行为，对友谊公司工会以及友谊公司均不具有约束力。2.陈淑湘至今并没有持有三友公司的股份，其委托腾兴中心出售三友公司股份系无权委托，属无效民事行为。3.《确认书》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确认书》虽未得到友谊公司工会的明确认可，但是基于友谊公司工会对其中第二条第一款的同意，以及2015年3月18日会议纪要的内容也反映《确认书》第二条第一款系经各方认可的事实，友谊公司工会与陈淑湘有利害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一审认定双方之间无利害关系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审应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友谊公司工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陈淑湘出具给友谊公司工会的《确认书》和《授权委托书》。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三友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发布的编号为2015-027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中的记载，三友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友谊公司的通知：友谊公司为调整、优化股权结构，拟与员工设立合伙企业，并计划向合伙企业转让一定数量本公司的股票，同时，调整友谊公司工会在友谊公司的出资额。根据该公告的内容，是拟在友谊公司的员工转让其出资给合伙企业后，调整友谊公司工会在友谊公司的出资额，不能得出系由友谊公司工会来收购员工出资的结论；本案中友谊公司工会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由其直接支付对价，收购陈淑湘的出资。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友谊公司工会也表示，其在《确认书》及《授权委托书》中盖章仅是表明收到了该两份材料，而非对其中记载内容的确认。故此，陈淑湘既然是挂靠在友谊公司工会名下持有友谊公司股权的出资人，则该部分出资的权益实为陈淑湘而非友谊公司工会所有。陈淑湘作为出资人与友谊公司工会之间是代持股权的关系，即友谊公司工会作为受托人代持各出资人出资后形成的友谊公司的股权，至于陈淑湘等出资人如何作价变现其出资，因友谊公司工会并非收购或受让股权的一方，故陈淑湘作为委托人只需告知友谊公司工会其最终确认的变现价格即可，至于该变现价格的高低是否合理，陈淑湘与他方之间的交易、委托行为是否有效，与代持该部分股权的挂名人友谊公司工会并无实质上的利害关系，友谊公司工会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友谊公司工会的起诉。
本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所规定的起诉条件对原告资格的要求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友谊公司工会在本案当中要求撤销陈淑湘出具的《确认书》及《授权委托书》，但友谊公司工会与《确认书》及《授权委托书》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友谊公司工会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分述如下：
就《授权委托书》而言，委托书记载的委托人是陈淑湘，受委托人是腾兴中心，委托事项是陈淑湘授权腾兴中心出售其本人持有的三友公司股份。友谊公司工会并非《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方或受托方，对于委托事项所涉标的并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因此其与《授权委托书》体现的委托行为没有利害关系。
就《确认书》而言，该《确认书》由陈淑湘署名出具，对象是友谊公司工会、友谊公司和腾兴中心，其中有关友谊公司工会的内容主要在第二条，表述为：“本人确认并同意从南通友谊工会以3.3元/出资份额的价格退出出资额”。对该《确认书》的性质，友谊公司工会上诉认为仅是陈淑湘退出出资的要约，其在复印件上加盖印章表示收到《确认书》，另提出其是陈淑湘退出出资的接受方，认可要约中陈淑湘按3.3元/股价格退出出资的内容。如果《确认书》是要约，要约的相对人不得对要约内容作任何实质性修改，而友谊公司工会只同意接受要约的部分内容，则构成对要约的拒绝，该“要约”对陈淑湘之外的其他人都不具有约束力，对友谊公司工会权益不发生任何影响，显然友谊公司工会与之没有利害关系。实际上，该《确认书》并非要约，更可能是对案涉出资退出处理方案的最后承诺，相应的合同关系未直接以书面形式呈现，而是间接体现在《确认书》当中。如果《确认书》背后存在出资回购（转让）合同，那么相关合同当事人对该《确认书》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如存在损害第三人权益的情形，受害方与之也存在利害关系。关于职工出资回购（转让）合同当事人，在实践中公司、工会、持股会、其他人员都有可能接受职工退出的股权。以上《确认书》的表述，仅表明陈淑湘从友谊公司工会退出出资，并未记载由谁接受该部分出资。从实施《确认书》的相关操作看，腾兴中心向部分出资人支付了退股款项，款项来源于腾兴中心出售所持有的三友公司股份，而腾兴中心持有的三友公司股份受让自友谊公司，据友谊公司工会陈述，腾兴中心向友谊公司购买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向友谊公司借款。在此过程中，并未见友谊公司工会实际出资，其自称是陈淑湘出资的受让人，并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关于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友谊公司工会仅是代持陈淑湘的出资，该部分出资的权益实际由陈淑湘享有，出资的处分对于友谊公司工会的利益并无影响，不存在其权益受到出资回购（转让）合同损害的可能。故此，友谊公司工会并不认可存在出资回购（转让）合同，即使法院认定存在该合同，友谊公司工会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是出资受让人，在目前证据条件下，应认定友谊公司工会与《确认书》体现的出资回购（转让）合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综上，友谊公司工会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韩兴娟
审判员 蔡荣花
审判员 沙 楠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