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19行终4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柱，男，汉族，1961年1月1日出生，住所地：湖北省蕲春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公安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南路3号。
法定代表人：杨东来，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健英，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任平，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鸿福路99号市行政办事中心东楼6楼。
法定代表人：游祺晃，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傅毓懿，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炽标，广东理正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国柱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公安局（以下简称“东莞公安局”）及原审第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以下简称“东莞人力资源局”）行政不作为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行初19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2月24日，张国柱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东莞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履行对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以拘留、罚款的法定职责。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5月19日，张国柱到东莞公安局东城分局报案称，其与另外22名人员的个人身份信息被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非法提供给辖区内的企业，要求进行处理。同日，东莞公安局对于张国柱的举报进行立案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东公受案字（2015）21854号。2015年5月22日，东莞公安局经调查，作出东公不立字〔2015〕00098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并送达张国柱。张国柱不服，向东莞公安局提起刑事复议。2015年6月25日，东莞公安局经审查，作出东公刑复字[2015]014号《刑事复议决定书》，认为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一案不符合刑事立案条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复议复核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维持上述不予立案决定，并于2015年6月26日直接送达张国柱，张国柱拒绝签收。张国柱于2016年2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2016年1月31日，张国柱向东莞公安局邮寄了一份《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该申请反映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虽不构成犯罪，但可能存在有违法行为，要求进行处理。2016年3月8日，东莞公安局经过调查，认为可能存在违法行为需进行调查，并予以行政立案，案号为东公受案字(2016)08875号。庭审中，张国柱明确其诉讼请求是针对2015年5月19日其向东莞公安局的报案。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张国柱的询问笔录、张才省的询问笔录、余立民的询问笔录、余海华的询问笔录、余东海的询问笔录、冯贺年的询问笔录、接受证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受案登记表、东公不立字[2015]00098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东公刑复字[2015]014号《刑事复议决定书》、行政案件受理调查以及原审法院开庭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东莞公安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治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定职权，东莞公安局执法主体适格，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东莞公安局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首先，张国柱于2015年5月19日向东莞公安局报案，要求东莞公安局进行处理。东莞公安局于当日受理了该案件。经过调查，东莞公安局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公不立字[2015]00098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并送达张国柱，且根据张国柱的复议申请作出了东公刑复字[2015]014号《刑事复议决定书》，系东莞公安局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授权依法实施刑事侦查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的规定，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尚不够刑事处罚，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依照本章规定作出处理决定”，但东莞公安局在庭审中述称经过调查，并未发现存在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行为，因此没有进行行政立案，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第三，至于东莞公安局根据张国柱在2016年1月31日向其邮寄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而于2016年3月8日进行行政立案调查，是东莞公安局根据新的情况认为可能存在违法行为需要而进行立案调查，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因此，张国柱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张国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由张国柱承担。
一审宣判后，张国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二、责令东莞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履行对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拘留、罚款的法定职责；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东莞公安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表现在三个方面：1.证据方面。如，经庭审质证，张国柱对东莞公安局提供的证据清单中编号为12号的证据：受案登记表、余立民、余海华、余东海、冯贺年的陈述笔录的合法性和其中的“张国柱等人信息资料仅用于内部工作管理，没有给过任何企业使用”的内容真实性表示异议。因为一是东莞公安局在张国柱起诉后收集的，不是行政程序的过程中形成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二是与琦美公司人事经理张才省获得的23名公民个人身份信息资料的来源这一事实相悖，从张才省获得的23名公民个人身份信息资料和张国柱申请劳动仲裁、投诉、举报违法企业统计资料的来源就足以证明不是用于内部管理，存在有组织、有目的的向东莞市东城区管辖范围内所有企业提供，泄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的违法事实；三不是拘留、罚款的凭据，不能证明东莞公安局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拘留、罚款的法定职责。一审判决（第六页第4行）：“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于张国柱、东莞公安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的事实错误。2.东莞公安局认为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尚不构成犯罪有东莞公安局向张国柱出具的《东公不立字〔2015〕00098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证据证明。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对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拘留、罚款。一审判决（第8页、第9行、第10行）：“东莞公安局在庭审中述称经过调查，并未发现存在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行为”，但东莞公安局在庭审中未说过“经过调查，并未发现存在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行为”，属事实错误。3.东莞公安局认定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非法提供公民信息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不构成犯罪，东莞公安局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履行对东莞人力资源局东城分局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拘留、罚款的法定职责，东莞公安局未履行法定职责，张国柱诉讼请求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为张国柱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属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1.本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实体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2.张国柱请求东莞公安局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法定职责理据成立，东莞公安局违法拒绝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东莞公安局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张国柱请求的法定职责，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错误。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东莞公安局是否履行了张国柱请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职责。
被上诉人东莞公安局答辩称二审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东莞人力资源局述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当。在原审的庭审中，东莞人力资源局以及张国柱均对东莞公安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没有异议，原审判决据此对该案的事实进行认定并无不当。东莞公安局作出的东公不立字〔2015〕00098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东莞人力资源局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予立案。东莞人力资源局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意味着违法；而东莞公安局在原审的庭审中，则明确表示未发现东莞人力资源局存在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行为。可见，根据东莞公安局调查的证据显示，东莞人力资源局的行为既不构成犯罪，也不是行政违法行为；东莞公安局也从来没有认定东莞人力资源局非法提供公民信息。原审判决据此认定东莞公安局已经履行了法定的行政职责，合理、合法。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东莞公安局对于是否给予公安行政处理，有法律授予的行政决定权，本案所涉及的情况是经过调查未发现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行为，东莞公安局不予行政立案，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张国柱上诉称，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但是该条款是规定泄露居民身份证信息应当如何承担法律责任。而本案中，经过东莞公安局的调查，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东莞人力资源局有泄露居民身份证信息的行为，这不适用该条款对本案进行处理。所以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并没有不妥之处。综上所述，东莞人力资源局没有实施泄露居民身份证信息的行为，东莞公安局不予立案的行政决定并无不当，其依法履行了法定的行政职责，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国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国柱的上诉请求。
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行政不作为之诉。张国柱认为东莞公安局并未就其2015年5月19日的报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东莞人力资源局有关人员违法泄露个人信息行为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东莞公安局认为针对上述报案，经过调查并未发现应当处罚的违法行为，故并无对东莞人力资源局有关人员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由于刑事立案是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东莞公安局是否应当刑事立案不在本案审查范围。本案，仅针对东莞公安局并未做出行政处罚这一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东莞人力资源局及其有关人员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关于非法泄露个人身份信息规定的行为，则为本案审查的关键。纵观本案的证据材料，东莞公安局在接到张国柱报案后，随后即向张国柱本人、有关公司员工、东莞人力资源局有关工作人员分别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张国柱所指称的身份信息名单是有关公司向余屋社区人力资源服务站索取复印用于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使用。并无证据显示东莞人力资源局的有关人员制作名单主动向企业发送，并在名单上标注“招工黑名单”等字样，也没有证据显示东莞人力资源局有关人员为此获取任何报酬。因此，仅凭一份名单，证据上不足以证明存在行为人泄露个人身份信息的主观过错，以及因此造成损害结果等违法要素，东莞公安局据此认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关于非法泄露个人身份信息规定的行为，并无不当。东莞公安局对东莞人力资源局有关人员没有作出行政处罚的处理，合法有据。原审驳回张国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张国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国柱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立凡
审判员 张志强
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 王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