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72民初724号
原告：戴建平，男，197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委托代理人：王继跃，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明贤，男，1971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被告：沈旭东，男，1972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代理人：郎秋雁，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辉，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戴建平与被告沈明贤、沈旭东渔需物资供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戴建平、王继跃、沈明贤、郎秋雁、方辉到庭参加诉讼，戴建平申请的证人陈和良出庭陈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建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沈旭东、沈明贤共同向戴建平偿付渔网欠款196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案件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日止）。事实与理由：2014年至2016年期间，沈明贤所属的“浙奉渔11065”船因生产经营所需，多次向戴建平购买渔网。2017年2月5日，沈旭东与戴建平对渔网买卖账目进行结算，沈旭东确认其尚欠戴建平渔网款196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现两被告均不履行付款义务，戴建平认为，“浙奉渔11065”船因生产经营所需向其购买渔网，而沈明贤和沈旭东均未披露船舶出租经营的事实。在船舶未登记出租信息的情况下，不能对抗船东应承担的付款义务。而沈旭东向原告出具借条，表明其自愿承担船东的债务，故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请。
被告沈明贤答辩称：一、我系“浙奉渔11065”船船东，该船在2014年1月28日租赁给沈旭东经营并已登记，租赁合同于2017年1月份到期，租赁期间的出售渔网情况不清楚，租赁期间的债务应由沈旭东负责；二、我在13年至17年期间从未向戴建平买过渔网；三、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四庭《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中合同相对人的识别规则》（以下简称《识别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当无法确定签名人能够代表船舶所有人时，应将该签名人作为合同相对人。沈旭东的欠条及出售渔网凭证上的签名不能代表我本人，故我不是合同相对人。请求法院驳回戴建平的诉讼请求。
被告沈旭东辩称，其未向戴建平购买过网具，涉案欠条的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系胁迫产生。
戴建平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1、欠条一份，证明“浙奉渔11065”船向戴建平购买网具，经结算沈旭东欠网款19.6万元；
证2、合股协议一份，证明沈旭东在购油时表明其系“浙奉渔11065船”经营船东；
证3、“浙奉渔11065”船舶所有权证书一份；
证4、“浙奉渔11065”船舶买卖合同一份；
证5、船舶建造合同一份；
证6、宁波海事法院（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
证7、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海终字第107号民事调解书一份；
证3-7共同证明法院已认定沈旭东建造的“浙奉渔11065”船系三无船舶，其挂靠在“浙奉渔11065”船名下，登记所有人虽是沈明贤，但沈旭东也是该船的所有权人。
本院根据戴建平的申请，准许证人陈和良出庭作证。证人陈和良在庭审中陈述：我是“浙奉渔11065”船船长，自2013年9月份至2017年年初，沈旭东雇佣我到该船从事捕捞作业。期间，我与沈旭东约定合伙经营该船舶，购买网具时由我负责联系，并报告给沈旭东。购买的网具为20公寸70眼的网（带笼子），价格为12000元/条。购买数量记不清，但购买期间，沈旭东曾向戴建平支付过部分网具款。涉案欠条系由沈旭东在2017年正月初九（公历2017年2月5日）在宁波市奉化区一家宾馆中出具。船东是沈旭东，对沈明贤的身份我不了解。
沈明贤、沈旭东均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对于戴建平提供的证据，沈明贤质证认为因船舶系已出租给沈旭东使用，他不清楚船舶经营情况，故对经营欠款相关的证据均不予认可，但对证3“浙奉渔11065”船所有权登记证书、证4船舶买卖合同、证5船舶建造合同均予以认可，同时认为该船的由其一人出资并委托沈旭东建造。沈旭东质证认为，证1欠条虽系沈旭东出具，但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该证据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证2合股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但陈和良与沈旭东的合伙事实与该协议约定基本相符；证3“浙奉渔11065”船所有权登记证书、证4船舶买卖合同、证5船舶建造合同均予以认可；证6宁波海事法院（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与证7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海终字第107号民事调解书真实合法，但该船的建造纠纷最终以调解结案，无法达到戴建平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戴建平证1系沈旭东出具，沈旭东虽辩称该欠条系被迫出具，但其未提供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并认定该证据；证2合股协议虽系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沈旭东对陈和良与其合股经营船舶的事实予以认可，结合证人证言，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证3“浙奉渔11065”船舶所有权证书、证4船舶买卖合同及证5船舶建造合同，两被告均予以认可，能证明涉案船舶由来及船舶所有和经营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证6宁波海事法院（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与证据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海终字第107号民事调解书经本院核实，真实合法，本院均予以认定。
根据前述已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结合庭审调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1月10日，“浙奉渔11065”船原所有权人沈旭东将该船出售给沈明贤并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该船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浙奉渔11065”船船长37.63米、型宽6.35米、型深3.6米，总吨位241、净吨位84，主机功率294千瓦，所有权人为沈明贤，所有权取得日期为2013年1月15日。2014年1月28日，沈明贤与沈旭东签订《渔船租赁合同》，约定：沈明贤将其所有的“浙奉渔11065”船租给沈旭东经营捕鱼，租船时间为2014年1月28日至2017年1月27日；租金每年40万元，每年12月30日前付清当年租船款；保险费由沈明贤支付，柴油补贴归沈明贤；租船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沈旭东负担等事项。2014年2月11日，沈旭东与案外人尤海俊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约定建造一艘船长为45米、型宽6.4米、型深3.6米的船舶。同年6、7月份，将原“浙奉渔11065”船出售，并将新打造的船舶命为“浙奉渔11065”船，继续经营。
2013年下半年，陈和良受雇于沈旭东，担任“浙奉渔11065”船船长并负责船舶的日常捕捞作业。2014年9月15日，沈旭东与陈和良签订合股协议，双方约定：沈旭东有一艘钢质渔船，“浙奉渔11065”号，船东沈旭东与陈和良合伙捕鱼，自2014年9月16日期限为五年。柴油补贴归沈旭东所有，捕鱼所得产量沈旭东2股、陈和良1股，在捕鱼期限内，船上设备损坏和人员安全一切按股份承担。2014年至2016年期间，经陈和良联系，沈明贤所属的“浙奉渔11065”船因生产经营所需，多次向戴建平购买渔网，并支付部分渔网款。2017年2月5日，沈旭东向戴建平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欠戴建平人民币196000元大写壹拾玖万陆仟元正”。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物料与备品供应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渔网款纠纷合同当事人的识别问题。戴建平认为，虽然“浙奉渔11065”船登记所有权人为沈明贤，但该船系沈旭东打造，应视为两人共有，且出售渔网时该船租赁情况未经登记，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应为沈明贤，沈旭东向戴建平出具欠条的行为可视为债的加入，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浙奉渔11065”船虽由沈旭东打造，但该船的物权归属因各方当事人未能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据，暂无法确认，现有证据亦无法推断沈旭东与沈明贤就“浙奉渔11065”船存在合伙或挂靠关系，沈明贤不应承担相应合伙责任；其次，戴建平系经陈和良联系，向“浙奉渔11065”船出售渔网，陈和良不认识沈明贤，付款人亦为沈旭东，交易对象理应是沈旭东，而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沈旭东出具借条的行为足以代表船东沈明贤；最后，光船租赁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系指物权权属上不得对抗已经登记的第三人，本案因不涉及光船租赁权纠纷，故租赁登记与否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相对人无关。因此，本案渔需物资供应合同相对人系戴建平与沈旭东，双方之间供应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沈旭东拖欠不付渔网款的行为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戴建平主张的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原告诉请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沈旭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戴建平网具款196000元及该欠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4月1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戴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20元，减半收取计2110元，由被告沈旭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童凯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代书 记员 忻伊
附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