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10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妮，女，汉族，1981年12月27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争光，湖北君与时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常兵，男，汉族，1983年6月7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坤，湖北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胡妮因与被上诉人方常兵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192民初3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潘捷任审判长，审判员晏明主审、审判员万军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朱越担任记录。2017年3月7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胡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争光，被上诉人方常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妮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对方诉请。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以转款金额汇入案外人易乾的涉案信用卡而认定方常兵与胡妮存在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胡妮受胁迫出具的《欠条》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胡妮第二次未到庭即缺席作出，属于审理程序违法。方常兵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9月28日，方常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胡妮偿还借款26,000元及承担其为实现债权而委托律师的委托费用3,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30日，胡妮向方常兵提供案外人易乾的信用卡及该卡密码（以下简称涉案信用卡）。当日晚18时，方常兵向涉案信用卡转账26,000元（以下简称转款金额）后，拟从该账户取款26,160元，但仅取出160元，余款26,000元无法支取。随后，胡妮通过微信向方常兵支付了100元，余下款项未付。为此，双方产生纠纷并报警。2016年8月31日早晨7时许，武汉市公安局同心派出所的警员将两人带至派出所调查。当日，胡妮在派出所内向方常兵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方常兵二万六，法院判决下来一分不少的还完”。在庭审中，方常兵称胡妮于2016年8月29日请求方常兵将转款金额汇入涉案信用卡，并承诺借款汇入后，由方常兵直接从涉案信用卡中取出借款本金26,000元。胡妮还同时承诺支付方常兵260元酬劳（其中100元通过微信支付）。方常兵将转款金额汇入涉案信用卡后，仅取款160元，余款无法取出。此后，胡妮于2016年8月31日在派出所内向方常兵出具金额为26,000元的《欠条》，但此款至今未还。胡妮称，自己从未找方常兵借钱，只是帮方常兵拿了一次信用卡，给方常兵的微信红包100元也是那位交付信用卡的人给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胡妮在方常兵向涉案信用卡汇入转款金额后，在派出所内向方常兵出具《欠条》。方常兵向法院提交《欠条》，并出具了与该欠款金额相对应的付款凭证，虽然转款金额是直接支付至案外人易乾的涉案信用卡账户，但是方常兵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胡妮对其转交涉案信用卡、转发红包、书写《欠条》等行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且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法院确认方常兵与胡妮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胡妮应向方常兵偿还欠款26,000元。方常兵收取的260元酬劳应视为胡妮的还款，故胡妮还应支付25,740元。对胡妮提出受胁迫向方常兵出具《欠条》、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的抗辩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因方常兵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故对于其要求胡妮承担3,000元律师费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胡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方常兵偿还借款25,740元；二、驳回方常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3元，由胡妮负担（方常兵已预交，胡妮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方常兵）。第二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的事实有，1、方常兵汇入转款金额的信用卡户主为案外人易乾；2、涉案信用卡是由胡妮交给方常兵为套取现金；3、胡妮经微信支付给方常兵100元的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18:34；4、《欠条》是胡妮在公安派出所内书写；5、双方因纠纷报警，但公安机关没有立案的结果；6、方常兵提供支付转款金额的凭证，经过一审的质证。二审另查明，1、招商银行转账业务回单显示，日期2016年8月30日，付款人户名方常兵，金额26,000元，收款人户名易乾，收款人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2、警情详情显示，报警人胡，性别女，发案地址光谷湖北二师校内教工楼，分派单位武汉市公安局，接收单位东新分局，分派时间2016-08-30-19:18:20，分派单位东新分局，接收单位同心派出所，分派时间2016-08-30-19:18:55，受理单位同心派出所，受理时间2016-08-31-07:38:40，处理结果，民警到达现场，系双方发生经济纠纷（胡妮1981.12.27与方常兵），民警将双方带至所内交给刑侦组处理；经民警核实后，系胡妮是联系信用卡业务的，现方常兵的26,000元被第三方骗取，现已被刑侦立案侦查；3、《欠条》内容为，“今借到方常兵二万六，法院判决下来一分不少的还完。胡妮（签名及手印），2016.8.31”；4、2016年12月26日，一审法院按胡妮签署的送达地址确认书，经法院专递方式邮寄2016年12月30日的开庭传票，邮件状态为退回妥投；5、一审开庭笔录记载，2016年11月18日的有，方常兵陈述“我老婆和被告（指胡妮）是同事。被告找我是借钱”；胡妮陈述“《欠条》是我写的。易乾是谁我不知道，我只是帮原告（指方常兵）拿卡。因为原告在学校里帮人养卡，通知我拿卡很正常。借条是在派出所写的，原告带人去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也让我写，我就写了借条。当时派出所的警察也说这个借条没有法律效力。原告当时也在场。…那个男的给了100块现金给我，我就通过红包形式把这100块给原告了”；本次庭审进行的内容有，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意见陈述、法庭调解及双方当事人签名；2016年12月30日的有，胡妮未到庭。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胡妮让方常兵将转款金额汇入涉案信用卡，并实际给付其相应的酬劳，双方构成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关于债权债务的问题。由于胡妮提供涉案信用卡，方常兵将转款金额汇入，胡妮为此出具《欠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的规定，构成债权人方常兵与债务人胡妮的债权债务关系。关于担责主体的问题。本案中，转款金额汇入的涉案信用卡账户虽为案外人易乾，但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案外人易乾未退还转款金额，则由胡妮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胡妮提出一审判决将转款金额汇入案外人易乾的涉案信用卡而认定方常兵与胡妮存在借款属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有无胁迫的问题。本案中，胡妮向方常兵出具的《欠条》，系经报警后在公安机关内作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对受胁迫的事实，胡妮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胡妮一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其受胁迫出具《欠条》，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胡妮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胡妮受胁迫出具的《欠条》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程序的问题。本案一审中，胡妮参加的第一次开庭记载的内容有，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征询最后意见、法庭调解及双方当事人签名，该次开庭并未遗漏法定的内容。一审法院依胡妮签名确认的送达地址经法院专递方式邮寄第二次开庭的传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十一条第一款“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的规定。胡妮提出一审法院在其第二次未到庭即缺席作出判决属于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胡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3元，由胡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捷审判员  晏明审判员  万军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