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终51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光，男，1973年7月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洪涛，河北天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日达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白马宏图路宏图工业区凯运物流园A1区6-7号。
法定代表人：崔少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文厚，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超，男，198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召，男，1985年1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晋州市。
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桂芳，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被告）：石家庄金辉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石获南路156号。
法定代表人：车全生，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魏必富，男，198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宁县。
上诉人刘红光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日达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达公司）、张超、张春召、石家庄金辉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魏必富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2017）冀8601民初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红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查明魏必富是否对刘红光履行了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属于适用法律的错误，魏必富未提供证据证实履行了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魏必富私刻公章冒用江西莲通公司的名义欺骗上诉人，签发的运单就是虚假，不可能去提示上诉人去注意格式条款，既魏必富不太可能对运单的内容作了提示和说明。一审认定魏必富出具的两张货物托运单第三条的免责条款有效违反了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二、一审认定保价运输属于行业惯例而推定作为行外人的上诉人对此了解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三、信德保险公司的公估报告客观真实，应当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如果被上诉人对公估报告有疑问，有权向法庭申请重新评估，是否同意由法庭裁决。四、一审判决未让魏必富承担连带责任属于漏判，一审在事实认定中已经认定魏必富和张超承担连带责任，判决主文没有体现显然不妥。五、本案一审法院的书记员应当回避未回避违反法定程序，李飞飞在原一审及发回重审后的庭审中均担任本案担任书记员属于程序违法。
日达公司答辩称，1.刘红光与日达公司之间没有运输合同关系，日达公司只是与案外人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刘红光主体不适格；2.刘红光主张的货物损失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数额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作证刘红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超、张春召答辩称，刘红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红光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1383460元；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6日，刘红光与魏必富签订《货物托运单0000516》和《货物托运单0000517》，《货物托运单0000516》记载：托运日期：2014年1月6日，到站:石家庄，托运单位：石家庄市信息工程学院南院区，联系地址：石家庄裕华区信工路18号，联系人、电话：白老师130××××6895、刘红光138××××1663，货物名称：飞机模型，数量：一批，运费：11900元，付款方式：货到对方付清。托运人注意事项3：托运人必须参加(保价)运输。如有损坏、丢失、属本公司责任范围的已保价（保险）货物，按保险金额100%赔偿，未保价的按运费1-2倍赔偿。托运方经办人：刘红光（签字），承运方经办人：赖长华（签字），并加盖有“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印章。托运人未办理保价运输。《货物托运单0000517》记载：托运日期：2014年1月6日，到站:石家庄，托运单位：石家庄市信息工程学院南院区，联系地址：石家庄裕华区信工路18号，联系人、电话：白老师130××××6895、刘红光138××××1663，货物名称：机台，数量：一批，运费：3400元，托运人注意事项3：托运人必须参加(保价)运输。如有损坏、丢失、属本公司责任范围的已保价（保险）货物，按保险金额100%赔偿，未保价的按运费1-2倍赔偿。托运方经办人：刘红光（签字），承运方经办人：魏必富（签字），并加盖有“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印章。托运人未办理保价运输。2014年1月7日，魏必富与日达公司签订托运单《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1112597》和《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1112651》，《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1112597》记载：始发站：东莞，到达站：石家庄，收货人：白/刘，托运人：莲通，收货地址：石家庄裕华区信工路18号，收货人电话：130××××6895、138××××1663，货物名称：家具，包装：批，件数：1，运费：11900元，托运人签字：魏必富，收货人签字：刘红光。《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1112651》记载：始发站：东莞，到达站：石家庄，收货人：白/刘，托运人：莲通，收货地址：石家庄裕华区信工路18号，收货人电话：130××××6895、138××××1663，货物名称：设备，包装：批，件数：1，运费：3400元，托运人签字：魏必富，收货人签字：刘红光。2014年1月7日，日达公司与赵志广签订《运输协议》，载明：收货地点：石家庄。承运人车号：冀Ａ×××××，电话：189××××2009。《东莞日达物流有限公司发货清单》载明：运行区间：东莞→石家庄，车牌号码：冀Ａ×××××，发车时间：2014-1-708:54司机姓名：赵志广，联系电话：189××××2009，该发货清单第23项载明：运单号1112597，货号1112597-1,收货人：白/刘，收货人电话：130××××6895、138××××1663，品名：家具，件数：1，到付：11900元，到站：石家庄，提货方式：送货。2014年1月9日，日达公司与张超签订《运输协议》，载明：收货地点：石家庄、郑州。承运人车号：冀Ａ×××××，电话133××××1962。《东莞日达物流有限公司发货清单》载明：运行区间：东莞→石家庄，车牌号码：冀Ａ×××××，发车时间：2014-1-908:48司机姓名：张超，联系电话：133××××1962，该发货清单第4项载明：运单号1112651，货号1112651-1,收货人：白/刘，收货人电话：130××××6895、138××××1663，品名：设备，件数：1，到付：3400，到站：石家庄，提货方式：送货。
2014年1月10日13时，张超驾驶冀Ａ×××××/冀Ａ×××××半挂货车沿京港澳高速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京港澳高速公路901公里（西半幅）处，与前方同向行驶的韩建军驾驶的粤Ｂ×××××-粤Ｂ×××××半挂货车发生追尾相撞，造成冀Ａ×××××/冀Ａ×××××乘车人郑东轻微受伤，两车及货物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驻马店市公安局高速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超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负事故全部责任。2014年1月13日晚，刘红光接到日达公司的通知，告知货物已运抵日达公司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县（区附近（京港澳高速栾城出口1公里处）的货运点，同时告知刘红光货在运输过程中因交通事故发生了损坏。双方就受损货物赔偿与处理未达成一致意见。由赵志广驾驶冀Ａ×××××车运送的货物安全运抵日达公司货运点。
2014年4月9日，日达公司将货物从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县308国道464公里处西许营村附近（京港澳高速栾城出口1公里处）的货运点送到了石家庄裕华区信息工程学院），刘红光接收了货物，并在随车同行的《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第四联上签字并注明：“此票收到，大批毁损，货损清单为附页”的字样，未支付运费。
2014年10月16日，魏必富出具声明：“本人魏必富系专门从事物流代理业务的，平时为了方便接单，本人未经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同意，打着‘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我哥魏必强又私自刻了一枚‘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印章，该印章实为虚假的。因本人对外以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名义经营，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本人承担，与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无关。赖长华系我聘请的员工，2014年1月6日，赖长华在货物托运单上的签名是履行其职务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也由我本人承担，与赖长华无关。”并出具魏必富与赖长华签订的自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的《聘用协议》。2014年9月16日，江西省广昌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具《证明》：2014年9月16日，我队接到家住广昌县后塘3号的李平辉报案称：其接到一张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的传票、民事诉状及货物托运单等，诉状中称其所开的江西省莲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日达公司于2014年1月6日和2014年1月7日签发的1112597号和1112651号托运单承运刘红光的货物，在承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货物损坏，要求赔偿，其公司负连带责任。而李平辉所开的江西省莲通物流有限公司与日达公司没有业务来往，与刘红光也不认识，与诉状中的魏生、赖长华也不认识，且其公司公章一直存放在广昌，通过观察发现邮寄来的货物托运单上的公章与其公司公章不同，怀疑公司公章被人冒用。我大队已对此报案受理并在调查之中。
2012年1月6日，金辉公司与张超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金辉公司于同日将冀Ａ×××××号车交付给张超。AY2919号车登记车主为金辉公司。冀Ａ×××××号挂车登记车主为张春召。张超与张春召系亲戚关系，2014年1月10日，张超驾驶冀Ａ×××××/冀Ａ×××××半挂货车发生事故时，冀Ａ×××××车系从张春召处借用。
2014年9月3日，刘红光就其与日达公司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向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魏必富为第三人，2015年9月30日，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裁定准许刘红光撤回对日达公司和魏必富的起诉。2016年4月8日，刘红光就其与金辉公司、张春召、张超、日达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向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4月25日，日达公司向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裁定将案件移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管辖，金辉公司对裁定不服，上诉至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24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该案由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管辖。2016年12月30日，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6）冀8601民初58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刘红光、被告张超提出上诉，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冀01民终47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原告与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各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首先，原告与魏必富之间依据《货物托运单》形成了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为托运人、收货人，魏必富为承运人，魏必富与日达公司之间依据《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形成了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魏必富为托运人，日达公司为承运人，原告为收货人，日达公司与张超之间依据《运输协议》和《东莞日达物流有限公司发货清单》形成了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日达公司为托运人，张超为承运人，原告为收货人。上述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均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与魏必富之间签订的《货物托运单》、魏必富与日达公司之间的《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和日达公司与张超之间的《东莞日达物流有限公司发货清单》上记载的收货人信息、地址和电话以及运输区段、运费皆相同，由此可见，魏必富、日达公司、张超实际上构成了对同一批货物的相继运输，原告为托运人、收货人，魏必富、日达公司、张超均为承运人。关于日达公司、张超所提其并未承运原告主张的涉案货物，日达公司只是承运莲通物流公司交运的家具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魏必富本人出具的《声明》和江西省广昌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货物托运单》所盖“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公章系魏必富私刻，原告与魏必富之间以及魏必富与日达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仅是魏必富与原告和日达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并非本案运输合同的实际当事人，故日达公司所承运的货物并非莲通物流公司所交运的，而是魏必富所交运的。本案托运单和发货清单中记载的收货人信息和电话、运费均一致，且日达公司将毁损货物交至原告时，原告亦在记载货物名称为“家具”的随车同行的《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上注明了“此票收到、大批毁损”字样，上述事实均可印证《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上记载的货物名称“家具”为笔误，实际是原告所托运的货物。故本院对日达公司所提其未承运本案原告所托运货物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魏必富私刻江西莲通物流有限公司公章，以该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运输合同，是本案运输合同的实际承运人和托运人，本案运输合同是魏必富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货物损失发生在东莞至石家庄区，魏必富、日达公司、张超皆为该区段的承运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所承运的货物发生损失应由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既是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和收货人，又是实际货主，对于原告主张的货物损失，应由魏必富、日达公司和张超承担连带责任。金辉公司虽为冀Ａ×××××号车的登记车主，但金辉公司已于2012年1月6日与张超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将冀Ａ×××××号车交付给张超，故冀Ａ×××××号车的实际所有权人为张超。原告所提冀Ａ×××××号车辆挂靠在金辉公司名下没有事实依据，金辉公司不是本案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与原告和本案其他被告不具有运输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金辉公司承担本案货物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春召与张超系亲戚关系，2014年1月10日，张超驾驶冀Ａ×××××/冀Ａ×××××半挂货车承运本案货物时，冀Ａ×××××号挂车系从张春召处借用。原告所提张春召系冀Ａ×××××车挂靠车主亦无事实依据，张春召不是本案运输合同当事人，与原告和本案其他被告不具有运输合同关系，原告要求张春召承担本案货物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原告与魏必富签订的货物托运单明确了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同时按照合同法第312条，即“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也应按照该货物托运单中的损失赔偿方法计算原告的损失。货物托运单中托运人注意事项一栏中第3条约定“托运人必须参加保价（保险）运输。如有损坏、丢失、属本公司责任范围的已保价（保险）货物，按保险金额100%赔偿，未保价的，按运费1-2倍赔偿”。该约定条款清晰明了，托运单下方有托运人即原告刘红光的签字。保价运输作为运输行业的一种行业惯例，对委托运输及从事运输行业的人员并不陌生，该条款提示清晰明了，不存在刻意隐瞒的事实，原告刘红光在托运单上签字说明其对该条款知悉，并同意按照条款约定履行相关权利义务，故上述约定内容对原告具有约束力。因原告未参加保价（保险）运输，故对于所托运货物损失，应依据货物托运单中约定的赔付方式即按运费1-2倍赔偿。鉴于赵志广驾驶冀Ａ×××××车运送的货物并未发生损失，张超随车同行的托运单《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1112651》上记载的运费为3400元，本院酌定对托运人即本案原告的货物损失按3400元运费的2倍即6800元进行赔偿。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日达公司、张超对货物损失68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判决：一、被告东莞市日达货运有限公司与被告张超对原告刘红光的货物损失68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刘红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51元，由原告刘红光负担17201元（已交纳），由被告东莞市日达货运有限公司负担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张超负担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日达公司、张超、张春召、金辉公司、魏必富应否赔偿上诉人刘红光货物损失？如应赔偿，数额是多少？二、一审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主张：魏必富没有对其出具的运单上“托运人注意事项3”格式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即被上诉人均应对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本案中，格式条款的内容“托运人注意事项3：托运人必须参加(保价)运输。如有损坏、丢失、属本公司责任范围的已保价（保险）货物，按保险金额100%赔偿，未保价的按运费1-2倍赔偿。”，应当属于限制赔偿责任的条款，属于可撤销的格式条款，上诉人没有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故一审法院按照该格式条款约定内容确认赔偿数额为运输费用的二倍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该格式条款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要求五被上诉人承担其货物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未在一审中请求魏必富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未判令魏必富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五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及第四十九条“书记员和执行员适用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规定。”的规定，李飞飞在原一审及发回重审后的庭审中均担任本案书记员，故上诉人关于书记员李飞飞应当回避未回避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成立，但该程序问题并未影响判决结果。
综上所述，刘红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402元，由上诉人刘红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路
审判员 李坤华
审判员 任 磊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曹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