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粤19行终2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惠慧，女，汉族，1954年3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委托代理人:刘沛，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唐远瞩，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房产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科技大道蓝天大厦。法定代表人：刘国军，局长。委托代理人：方智超，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清才，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时代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胜和社区鸭仔塘。法定代表人：张沛贤，总经理。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城市中心区开发建设总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新城市中心区朝阳路星辰大厦*楼。法定代表人：周建子，总经理。上述两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春盛，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叶伟坚，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惠慧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东莞房管局”）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时代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广场公司”）、东莞市城市中心区开发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开发公司”）房屋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行初12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12月27日，刘惠慧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撤销涉案房产的初始登记；二、东莞房管局承担一审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2月15日，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向东莞房管局就位于东莞市莞城区莞太大道6号时代广场天雅阁、天骏阁、地下室及裙楼申请商品房屋产权权属登记，并提交了单元明细表、企业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建设准建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宗地图、房产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等材料。东莞房管局受理后，经审查，认为该楼盘所报数据真实无误，申报面积与实际测绘面积一致，与规划报建面积相符，楼盘建筑物现状与工程规划蓝图相符，确权资料齐全，于2011年4月28日向时代广场公司颁发了登记字号为2109、证明书号码为2646的商品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书。2013年5月21日，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与刘惠慧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位于东莞市莞城区莞太大道6号时代广场A179号商铺出售给刘惠慧。2015年12月27日，刘惠慧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办理的上述房地产权初始登记。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系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刘惠慧并非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办理的上述房地产权初始登记并颁发登记字号为2109、证明书号码为2646的商品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书的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且该行政行为并没有对刘惠慧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刘惠慧与该行政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刘惠慧的起诉。本案不收取诉讼费用。一审宣判后，刘惠慧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裁定，支持刘惠慧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东莞房管局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刘惠慧是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颁发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与该颁证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本案合格的诉讼主体。刘惠慧与时代广场公司、城市开发公司签订了《商铺买卖合同》，约定将位于南城区莞太大道6号时代广场一层的A179号商铺出售给刘惠慧。根据《商铺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合同的规定“2015年9月30日前，该商铺由卖方委托万菱投资公司对本商铺进行租赁及经营管理，2015年9月30日后，买方如仍需委托万菱投资公司对本商铺进行租赁及经营管理，可另行与该公司签订委托租赁、经营管理的相关协议。”刘惠慧于2015年9月30日之前去商铺现场查看，发现经东莞房管局予以房屋产权登记的A179号商铺无明确四至，根本无法交付使用。刘惠慧进而得知，时代广场公司于2012年7月5日向东莞房管局申请非法登记，东莞房管局就对时代广场项目商铺1184套进行了非法修改，因该登记严重违法，为转移该A179号商铺所有权提供了前提条件，故而提起诉讼。刘惠慧虽不是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颁发房产证的直接相对人，但刘惠慧作为该商铺的最终受让者、利益受害者，其与东莞房管局违法进行房产登记并进而颁发一系列房产权属登记的行为息息相关，是一系列房产权属登记行为的重要利害关系人与相对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刘惠慧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东莞房管局非法登记行为是促成办理刘惠慧房屋权证不可分割的前提。东莞房管局违法为时代广场从400套拆分为商铺1184套进行初始登记修改的行政行为是其为裴瑞红A179号商铺颁发房地产权证的前提，该非法修改初始登记与转移登记互为因果，该非法修改初始登记行为违法，因此东莞房管局为A179号商铺转移登记办法的房产证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原审法院在一审中程序有重大遗漏，没有正确履行审判权。1.刘惠慧作为本集团诉讼原告之一，当庭提交的商铺现状公证书，一审裁定书中没有提及。2.刘惠慧提出的东莞房管局手写改动的2××9号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书的司法审查申请，原审法院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进行审查。3.原审法院没有对登记字号为2××9号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书进行书面审查，此权属证明书在备注栏中用手写“2012年7月5日拆分商业为1184套，总套数变更为1376套，”但加盖的是“东莞市房产交易所初始登记校对章（1）”。而原审法院认定为变更登记，认定严重错误。综上，原审法院将法律行为产生的原因和结果任意割裂，审判程序有意遗漏，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刘惠慧的上诉请求，维护刘惠慧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东莞房管局答辩称：一、刘惠慧对东莞房管局作出的初始登记行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东莞房管局依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的申请，为其作出初始登记的行政行为，刘惠慧对此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该行政行为是依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的申请依法作出，刘惠慧并非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第二，从时间上来看，东莞房管局做出该初始登记时，刘惠慧尚未购买案涉商铺，与该行政行为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牵连；第三，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办理初始登记对刘惠慧不造成任何影响，事实上，刘惠慧在本案中也未提出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办理初始登记的行为损害到其何种利益。综上，刘惠慧对本案所涉的初始登记的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其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二、东莞房管局作出的案涉登记行为，收件齐全、程序得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应予维持。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依法向东莞房管局提出申请，请求为案涉房产办理初始登记。《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房屋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四）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证明；（五）房屋已竣工的证明；（六）房屋测绘报告；（七）其他必要材料。东莞市南城房地产交易所依据该条规定，向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收取了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国有土地使用证、公安部门出具的地址证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骏工验收备案证书、测绘报告等初始登记所需提交的材料，并经过现场实地查看，于2011年4月29日办理了所有权初始登记手续。东莞房管局在为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办理初始登记的过程中，谨慎审查了申请人所提供的文件、证明材料，收取了法定的齐全材料，履行了应尽的行政职责，法律依据充分。另外，时代广场商铺分割的变更登记，因该行为与刘惠慧诉请法院撤销的初始登记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政行为，法院在本案中不应予以审查。况且，东莞房管局在办理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市开发公司提出的商铺分割变更登记的过程中，谨慎审查了申请人所提供的文件、证明材料，收取了法定的齐全材料，履行了应尽的行政职责，法律依据充分。刘惠慧主张该行政行为违法，没有任何依据，且刘惠慧就该行政行为提起起诉的期限已过。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刘惠慧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时代广场公司在二审法定期间内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城市开发公司在二审法定期间内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另查明，刘惠慧在二审期间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二审开庭审理申请书》、《提供新的证据质证申请书》、《司法鉴定申请书》、《勘验现场申请书》、《商品房屋产权权属申请表》与《房产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东莞房管局和时代广场公司、城市开发公司表示，上述证据材料已超过举证期限，与本案处理没有关联性，不同意质证；上述申请亦涉及另外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本案无关。上述补充查明的事实，有刘惠慧补充提交的《二审开庭审理申请书》、《提供新的证据质证申请书》、《司法鉴定申请书》、《勘验现场申请书》、《商品房屋产权权属申请表》与《房产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以及本院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东莞房管局将案涉房产初始登记至时代广场公司名下，系依城市开发公司与时代广场公司的共同申请并经审查相关材料后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刘惠慧既非前述初始登记行为的申请人，也不是该登记行为的相对人。城市开发公司、时代广场公司与刘惠慧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案涉房产出售予刘惠慧，两者之间形成合同之债，完全独立于前述初始登记行为。若确如刘惠慧所称，案涉房产无法交付使用，其可基于合同约定要求城市开发公司与时代广场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可见，前述合同的履行不受制于案涉初始登记行为，履行不能时有合同约定加以规制，刘惠慧亦可据此主张权利救济。故，刘惠慧与案涉初始登记行为也不存在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以刘惠慧不具有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理据充分，并无不妥，应予维持。刘惠慧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和相关申请，不影响其与案涉初始登记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的事实认定，与本案处理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惠慧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无需交纳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张志强审判员  韦艳芹二○二○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李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