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3民初14144号原告：周玉飞，男，1997年11月8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现住上海市嘉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佩娟，上海廖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斯玲，上海廖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时梅，女，1972年12月4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现住上海市嘉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晔峰，上海浩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冀军辉，上海浩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恒青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张泽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玉飞与被告余时梅、上海恒青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青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玉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佩娟、邓斯玲，被告余时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晔峰、冀军辉，被告恒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玉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余时梅、恒青公司共同向周玉飞退还购房款人民币600,822元及电商费15,000元。事实和理由：周玉飞系周金水之子，余时梅系周金水前妻，双方已于2014年2月离婚。2015年7月，周金水与余时梅共同购买上海市宝山区陆翔路XXX弄XXX号XXX层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首付款600,822元及电商费15,000元均由周金水支付。2016年6月，周金水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周玉飞、周玉玲、杨选芳，此后，周玉玲、杨选芳放弃了对于周金水生前遗产的继承权。2016年6月27日，周玉飞与余时梅共同与恒青公司办理了解除买卖合同的手续，但此后恒青公司未经周玉飞同意，擅自将首付款退还给了余时梅，损害了周玉飞的权益，故周玉飞诉请如上。被告余时梅辩称，电商费15,000元系由余时梅支付，首付款600,822元中的50万元系由余时梅用自有资金向恒青公司支付，剩余100,822元虽由周金水支付，但该笔款项亦是由余时梅出借给周金水的。现恒青公司及电商已将房款600,822元及电商费15,000元退还给了余时梅，但因相关款项均由余时梅出资，故不同意周玉飞的诉讼请求。被告上海恒青房地产有限公司辩称，根据周金水、余时梅与恒青公司就系争房屋签订的预售合同的相关条款，明确约定了买受人为两人时，恒青公司向其中一人履行相关义务即视为向全部买受人履行了义务。恒青公司已将全部首付款退还给了余时梅，故履行完毕了退款义务，不同意周玉飞针对恒青公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周玉飞系周金水之子；余时梅系周金水之前妻，双方于2014年2月13日协议离婚后未再婚。周金水于2016年6月14日死亡，其继承人为子周玉飞、女周玉玲、母杨选芳。本案审理中，周玉玲、杨选芳至本院表示，该两人同意放弃对于系争房屋相应的诉讼权利，所有权利同意由周玉飞进行主张，同意由周玉飞一人作为原告向被告主张周金水继承人对系争房屋应当享有的所有权利。2015年8月21日，恒青公司(甲方、卖方)与周金水、余时梅(乙方、买方)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其中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系争房屋，总房价款1,190,822元。补充条款一第二十二条第3款约定，买受人为两人或多人时，其中一人办理以下事宜即视为其他买受人授权该名人士办理相关事宜：办理与本合同有关的财务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领取票据、更换票据、交纳房款、交纳税费、退款、退税、转款等相关手续；领取与本合同有关的各类文件；办理该房屋的交接手续，出卖人向其中一人履行相关义务即视为向全部买受人履行了义务。2015年8月13日，由余时梅刷卡支付了购买系争房屋的电商费15,000元。2015年8月16日，周金水向恒青公司银行转账2万元。2015年8月21日，周金水向恒青公司银行转账10,822元。2015年8月21日，余时梅向恒青公司银行转账10万元。2015年11月7日，余时梅向恒青公司银行转账36万元。2015年11月24日，周金水向恒青公司转账3万元及4万元，共计7万元。2015年11月24日，余时梅向恒青公司银行转账两笔2万元共计4万元。2016年4月8日，恒青公司向余时梅、周金水开具系争房屋的购房发票，金额为600,822元。2016年6月14日，周金水出具委托书，委托周玉飞代为办理解除与恒青公司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代为领取购房预付款等手续。次日，安徽省广德县公证处对前述委托书出具公证书。2016年6月27日，余时梅、周玉飞代周金水(买受人)与恒青公司(出卖人)签订合同解除协议，其中约定，双方一致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解除购房合同，买受人同意向出卖人支付0元违约金，买受人应当在本协议签署后7日内配合出卖人办理完毕退房手续，出卖人应于办理完毕预售登记注销手续后20个工作日内退还600,822元。2016年6月28日，余时梅出具授权书，授权恒青公司退还房款的银行卡号。2016年7月14日，恒青公司向余时梅转账600,822元。审理中，周玉飞表示，余时梅与周金水离婚后，双方并未同居在一起、也没有财产混同。余时梅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根据银行流水查询获知，余时梅与周金水离婚后，周金水共计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95万余元，远远超过了系争房屋的首付款及电商费总额，故相关款项应当均由周金水支出。余时梅表示，余时梅与周金水离婚后，双方仍共同居住，且财产混同。余时梅是开出租车的，每月收入8,000元余元，均用于补贴家用。直至周金水重病期间，也一直由余时梅进行照顾。为证明己方主张，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余时梅与周玉飞2016年7月的短信记录，其中余时梅提到：“你爸交了十六万五，我交了十四万五，有个电商一万五是你爸交的，你爸贷款二十万，我贷款十万，还有这个四万”、“放心，离婚之后你爸的属于你，我的也得拿回来”、“你爸包括电商是十六万五”。周玉飞表示，上述短信表明了余时梅曾承认系争房屋的购房款及电商费由周金水出资共计365,000元，其中电商费15,000元包括在165,000元中。另外“还有这个4万”是余时梅当时说周金水生前向余时梅借款4万元，但是周金水生前并没有向周玉飞进行过交代。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还款单，证明周金水与余时梅离婚后，余时梅向周金水借款250,496.01元用于偿还余时梅名下的嘉定区华旺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贷款。周玉飞表示，根据周金水与余时梅的离婚协议，该套房屋属于余时梅，贷款应当由余时梅支付。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4年5月15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2014年5月16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2014年7月23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2万元，2014年8月29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4万元，2014年9月9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2万元，2014年12月9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2万元，2015年2月14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3万元，2016年2月6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5,600元，2016年3月26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2016年4月5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5,600元，2016年5月5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3万元，上述款项共计321,200元。4、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对账单，证明2016年5月5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及17万元，2016年5月6日周金水向余时梅银行账户转账5,250元。余时梅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这的确是余时梅向周玉飞发送的短消息，但周玉飞提供的短消息不全，周玉飞删除了其他与余时梅的对话短信，但余时梅也没有保留当时与周玉飞的短信记录。余时梅先是表示，当时“你爸交了十六万五，我交了十四万五，有个电商一万五是你爸交的，你爸贷款二十万，我贷款十万，还有这个四万”谈及的与系争房屋无关，而是指的是案外一个厂房的出资，交了十六万五及十四万五都是厂房的钱。余时梅后来又表示，电商15,000元指的的确是购买系争房屋的电商费，但该条短信既有指向系争房屋的出资，又提到了厂房的出资问题，是所有财产的混同。2、真实性无异议，嘉定区华旺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系周金水与余时梅两人名下的房屋，故由两人共同还贷。3、对2014年7月23日的2万元及2014年12月9日的2万元不予认可，并非汇至余时梅名下银行账户。对于其余款项予以认可。周金水与余时梅离婚后双方仍共同生活在一起，周金水一直在用余时梅的信用卡，双方财产混同，故余时梅现说不清相关款项的具体用途。4、真实性无异议。余时梅和周金水离婚时，余时梅曾借给过周金水的女儿7万元，余时梅将一辆帕萨特车卖给周金水折价10万元，且根据离婚协议周金水应当补偿余时梅10万元；此外，系争房屋的房款虽由余时梅出资购买，但其中有部分钱无法周转，故余时梅让周金水垫了1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37万余元，正是2016年5月转账的金额。余时梅为证明己方主张，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上海市嘉定区华旺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借款收条、抵押权登记证明，证明余时梅于2015年11月将该房屋对外抵押借款40万元用于支付系争房屋的首付款。2、余时梅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第一，余时梅于2014年2月10日向周金水的女儿转账7万元作为借款。第二，周金水用余时梅的银行卡支付材料商的费用。第三，余时梅于2016年3月23日向外借贷10万元，于2016年3月26日取现后交给了周金水用于支付系争房屋房款。周玉飞对上述证据表示，对于证据1，与本案无关，周金水陆续向余时梅银行转账95万余元。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一，转账7万元是在余时梅与周金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本案无关。第二，无法证明相关费用是由周金水支出。第三，无法证明10万元是交给了周金水。以上事实，有原告周玉飞提供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发票、短信、公证书、死亡证明、离婚证、银行交易明细等，被告余时梅提供的房地产权证、借款收条、抵押权登记证明、银行交易明细、搜房网会员服务费专用收款收据及签购单，第三人恒青公司提供的合同解除协议、退款授权书、财务付款凭证、银行交易明细等，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为证，经庭审质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周金水、余时梅就购买系争房屋与恒青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买受人为两人时，其中一人办理退款等相关手续，即视为恒青公司向全部买受人履行了义务。周金水死亡后，周玉飞作为周金水的继承人、余时梅与恒青公司协议解除了系争预售合同，恒青公司向余时梅返还所有已收款项，合法有据，故周玉飞再行要求恒青公司承担退还房款的责任，缺乏依据，不予准许，而应由实际收到所有房款及电商费退款的余时梅向周玉飞返还周金水的实际出资部分。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购买系争房屋时周金水的实际出资金额。根据相关款项支付的转账凭证，由周金水向恒青公司转账支付10,822元，由余时梅向恒青公司转账50万元，由余时梅支付电商费15,000元。然而，上述反映的是相关款项的银行走账情况，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款项出资情况。在周玉飞、余时梅各自主张周金水或余时梅为全款实际出资人的情况下，本院应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予以判断。根据周玉飞提供的余时梅与其短信记录，余时梅明确表示周金水出资两笔即165,000元(其中包括电商费15,000元)及20万元、余时梅出资两笔即145,000元及10万元。余时梅对短信真实性无异议，但先是抗辩短信内容与系争房屋完全无关，随后又抗辩短信内容部分与系争房屋有关、部分为案外工厂的投资、系财产混同，相关陈述前后矛盾，有违诚信，且余时梅未能提供证据、亦未能合理解释该短信指向的系何，故周玉飞表示该短信所述的即为系争房屋房款及电商费的出资，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院予以采信。反观余时梅的相关主张，余时梅抗辩其向恒青公司转账的50万元中有40万元系自行贷款所得，周金水的出资10,822元系周金水向余时梅的借款，故所有款项均为余时梅出资，该抗辩与此前的短信并不相符，且余时梅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陈述不予采信。此外，周玉飞还提供了周金水的银行流水凭证，证明周金水离婚后自2014年至2016年期间多次向余时梅银行转账，总金额逾90万元。但从周玉飞提供的银行凭证看，付款的时间大部分在2014年及2016年，并不在周金水、余时梅密集支付系争房屋购房款及电商费的2015年8月至2015年11月间，且余时梅抗辩周金水、余时梅离婚后双方仍共同居住生活，而周玉飞亦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相关款项与系争房屋购房款及电商费的关联，故周玉飞的相关证据难以证明周金水向余时梅转账支付的相关款项即用于购买系争房屋，现周玉飞在本案中以要求余时梅返还购房款的名义索回相关款项，缺乏依据，本院难以准许。综上，本院确定由余时梅向周玉飞返还购房款及电商费共计365,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时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玉飞返还365,000元；二、原告周玉飞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979元，由原告周玉飞负担1,591.50元，由被告余时梅负担3,387.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梦娴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薛辰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6gt;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