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席仲宣。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郭海林。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易德铭。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超。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杭生。
上诉人席仲宣因与被上诉人徐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上商初字第16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席仲宣之子傅嘉特与徐超于2008年至2013年8月期间系恋爱关系。双方于2010年就购置婚房问题进行协商。2010年10月23日、24日，席仲宣向其子傅嘉特账户转入共计400000元；2010年10月24日，傅嘉特向徐超账户转入400028元（其中28元系手续费）；2011年2月16日，席仲宣向徐超账户转入250000元，“汇款用途”一栏填写为“还房款”。席仲宣分别于2013年1月18日、2013年2月17日、2013年3月16日、2013年4月17日、2013年6月17日、2013年7月15日、2013年8月18日向徐超账户转入6900元、8400元、8260元、17060元、8530元、8529.51元、8530元。另查明，2010年11月9日，徐超作为买受人与杭州龙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滟澜园7号楼1单元904室房屋（建筑面积119.45平方米）。此后，徐超就该房屋办理了按揭贷款。因杭州市房屋限购政策，席仲宣及其子傅嘉特当时不具备购房资格。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条、欠条、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以书面、口头或其它方式达成借贷合意的，借贷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指定、认可的接收人时生效。根据查明的事实，席仲宣于2010年10月23日、24日向其子傅嘉特账户转入共计400000元；2010年10月24日，傅嘉特向徐超账户转入400028元（其中28元系手续费）；2011年2月16日，席仲宣向徐超账户转入250000元；2013年1月至8月，席仲宣向徐超账户转入共计66209.51元。就其中的400000元，傅嘉特已明确系其代席仲宣交付给徐超，同意由席仲宣主张相应的权利。因此，原审法院对于席仲宣向徐超账户转入共计715939.51元的事实予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就上述款项达成借贷合意。首先，席仲宣应就双方达成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责任。然而，综观全案，席仲宣未提交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其次，从款项的用途看，400000元与250000元均用于支付涉案房屋的首付款，66209.51元系用于支付按揭贷款，而购房之时，席仲宣之子傅嘉特与徐超系恋爱关系，双方均确认涉案房屋的购买初衷系作为席仲宣之子傅嘉特与徐超婚房之用。且根据席仲宣的庭审陈述，购房之时其欲将该房屋登记在傅嘉特与徐超两人名下。第三，席仲宣向徐超账户转入250000元时，其在“汇款用途”一栏填写为“还房款”。对此，席仲宣解释称，因400000元不足以支付首付款，徐超及家人先补足了首付款余额250000元，此后由席仲宣出售武汉的房产后将此250000元转给徐超。由此可见，席仲宣在交付此250000元时对于款项的认知是“返还”的性质。第四，席仲宣诉称其得知购房合同的买方只有徐超一人名字后于2012年8月即要求傅嘉特和徐超就上述款项出具借条，遭到徐超的拒绝，但从席仲宣于2013年2月、7月、9月发送给徐超的短信内容看，其从未提及借款事宜，而是主要就涉案房屋的处理提出方案，且认为“这个房子里目前我们总投入718000元”。综上，席仲宣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应承担不利后果。席仲宣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徐超返还上述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席仲宣的诉讼请求。预收案件受理费10962元，减半收取5481元，由席仲宣负担。退还席仲宣5481元。
宣判后，席仲宣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以席仲宣未能举证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为由，对席仲宣的诉请不予支持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对席仲宣向徐超账户转入共计715939.51元、徐超作为买受人购房的事实予以确认正确。徐超同意“还房产”行不通，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其次，该715939.51元款项的性质，徐超否认是借款，但对该笔款项性质不能作出说明。而席仲宣的本意是借款，并前后两次要求徐超出具借条。由于徐超拒绝，导致席仲宣无法证明。另外，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从查证的事实也可推定。再次，“民间借贷”属于意定之债，需要双方有借贷的合意，而“不当得利”是法律基于公平原则设定的法定之债。席仲宣将715939.51元移转至徐超的过程是合法的，但徐超拒绝归还则构成了不当得利。对徐超辩解的“委托买房”一说，徐超也没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从2010年11月买下房产后按揭贷款一直由徐超支付，2013年1月至8月是徐超向席仲宣借款付的按揭款，2013年9月至今又是徐超自己在付按揭款；傅嘉特拥有杭州户籍完全可以在杭买房，更何况即使不具备买房资格，也是可以作为买房的共有权人。另外，假如“委托买房”成立，根据法律规定，房产的买受人是徐超，徐超没有转交房产的意向，是否涉嫌刑法上的侵占罪。最后，本案中案由可能是“民间借贷”或“不当得利”或者构成刑法上的侵占罪。究竟是什么，一审法院未释明。席仲宣选择“民间借贷”作为案由，是为了顾全徐超的脸面，不想去告她不当得利、欺诈、侵占等。根据规定，民事案件案由是法院为了规范民事审判而设置的，并没有要求起诉人准确无误地确定案由。当然，如果案件事实可能基于别的法律关系，徐超所得款项可能无须归还，一审法院为了慎重起见，以案由不当为由驳回，席仲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本案中徐超认可收到了席仲宣的款项并同意“还”。一审法院如果认为“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不成立，可以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或其它。一审法院拘泥于案由，对“该不该还”不作法律判断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的判决是严重的不作为。首先，本案中的715939.51元款项出自席仲宣，不管徐超是跟傅嘉特结婚还是分手，席仲宣都有权要求徐超归还实际获得的715939.51元款项。其次，就款项的归还事宜，席仲宣在诉讼前后曾多次要求调解，并一再让步，但徐超不予理会。最后，对于以徐超个人名义购买的房产，所有权归属于徐超个人是无可争议的。一审法院也明确表示认定房产共有是没有根据的；即使徐超辩称的委托买房成立，法院的司法权也不可能超越行政权把房产判归席仲宣所有；哪怕是房产共有，分家析产，法院也会判决房产归登记的产权人所有并由登记的产权人补偿共有权人房款。故无论从哪个角度，徐超应当归还席仲宣715939.51元款项。三、一审法院的判决必将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一审法院以“不是民间借贷”为由，不支持席仲宣的请求错误。四、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定纷止争，不利于社会和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席仲宣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
徐超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席仲宣向本院提交了徐超发给席仲宣的通知函1份，欲证明徐超拿到席仲宣715939.51元的事实。经质证，徐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席仲宣主张的事实。本院认为，徐超在该份通知函中要求席仲宣、傅嘉特办理购房合同姓名变更手续，并要求支付垫付的房款，不能证明本案所涉的款项性质系借款。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席仲宣要求徐超归还所借款项，提供了银行业务相关凭证，可以证明其向徐超交付了本案所涉款项，徐超对此也无异议。但席仲宣主张本案款项系借款，除了证明款项已经交付外，在徐超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席仲宣应当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另外，对于款项性质，其中一笔250000元，席仲宣向徐超账户转入时，其在“汇款用途”一栏填写为“还房款”。席仲宣对此解释称，因其已经支付的400000元不足以支付首付款，徐超及家人先补足了首付款余额250000元，此后由其出售武汉的房产后将此250000元转给徐超。该解释也和其主张的案涉款项系借款不一致。席仲宣在本案中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席仲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62元，由席仲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依群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黄江平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