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043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1，男，1944年4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2，女，1954年2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3，男，1936年5月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4，男，1951年10月1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5，女，1947年9月13日出生。
上述五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施秀清，北京市欣新五金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6，女，1965年2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石桂云，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丽霞，北京市中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西辛房后街**号。
法定代表人穆春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汉民，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栗荆，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1、袁×5、袁×2、袁×3、袁×4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4）门民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3、袁×4、袁×5及其委托代理人施秀清，上诉人袁×1、袁×2之委托代理人施秀清，被上诉人袁×6及其委托代理人石桂云，被上诉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征收事务中心）之委托代理人王汉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1、袁×5、袁×2、袁×3、袁×4在原审法院起诉称：我们与袁×7均系袁×8与任×1的子女，袁×8、任×1、袁×7现已去世。袁×6系袁×7之女。27号院的北房两间系袁×8与任×1的夫妻共同财产。袁×8去世后，任×1带领子女新建南房两间。后袁×7一家对南房进行过翻建。2011年，由袁×3出资在27号院新建西房两间、东房两间并将院落棚顶。拆迁时，袁×6未经袁×1、袁×5、袁×2、袁×3、袁×4同意私自就27号院内东房一间及所棚院落与征收事务中心签订了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我方认为该协议的订立存在无权处分、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以欺诈手段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故我方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征收事务中心与袁×6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
袁×6在原审法院辩称：袁×1、袁×5、袁×2、袁×3、袁×4所称的东房及所棚院落系无证房，该房屋系我父亲袁×7所建，袁×1、袁×5、袁×2、袁×3、袁×4对该自建房不享有共有权，亦无权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及安置。袁×1、袁×5、袁×2、袁×3、袁×4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我不同意他们的诉讼请求。
征收事务中心在原审法院辩称：我中心在与袁×6签订拆迁协议前，进行了入户调查，涉诉房屋由袁×6及其哥哥袁×9、外甥袁×10持续居住使用；经我中心委托拆迁公司到门头沟区建委及档案馆进行查询，涉诉房屋没有产权登记记载；袁×6就涉诉房屋填写了无证房登记表，并经房屋所在地居委会确认后进行公示，公示期内亦没有人提出异议；27号院的实际居住人袁×6、袁×9、袁×10在拆迁前就27号院的无证房进行分配，并依分配协议分别与我中心签订了相应的拆迁协议。综上，我中心在认定被征收人的过程中已经履行了审查义务，所签订的拆迁协议符合拆迁政策的规定，没有侵犯袁×1、袁×5、袁×2、袁×3、袁×4的利益，故我中心不同意袁×1、袁×5、袁×2、袁×3、袁×4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8与任×1系夫妻，袁×7、袁×3、袁×1、袁×4、袁×5、袁×2系袁×8与任×1的子女，袁×8于1960年12月12日死亡，任×1于1971年6月24日死亡。袁×7与刘×1系夫妻，二人共生有袁×11、袁×9、袁×6三个子女，袁×7于2012年3月1日死亡，刘×1于2003年2月10日死亡，袁×11于2009年3月18日死亡，袁×10系袁×11之子。
27号院内北房两间原系袁×8与任×1的房产，2012年7月9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门民初字第237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上述北房两间由袁×3、袁×1、袁×4、袁×5、袁×2、袁×6、袁×9、袁×10共有，其中袁×3、袁×1、袁×4、袁×5、袁×2各占六分之一份额，袁×6、袁×9、袁×10共有六分之一的份额。
除上述两间北房外，27号院内另有部分未取得建房审批手续的自建房。双方当事人对自建房的建造情况存在如下争议：
袁×1、袁×5、袁×2、袁×3、袁×4主张任×1于1963年出资在27号院内建造了两小间南房，1966年左右任×1在院子的东西两侧搭建了棚子。2010年，由袁×3出资35000元，袁×6找的包工队，将东西棚子拆除盖了西房和东房，并将院子棚顶。
袁×6主张袁×7于1964年左右在27号院修建南房1间，并分别于1979年、1999年对南房进行了翻建。袁×7分别于1995年和1996年修建了东房和西房。2010年，袁×9将东房、西房进行翻建并将院子棚顶。2010年建房时，袁×3的儿媳段×1确实给过袁×633500元钱。但双方并未就翻建后房屋的权属进行过约定。袁×6主张上述33500元系赠与，并非出资。
庭审中，双方均确认，袁×3于1957年搬离27号院到唐山居住，袁×1于1970年搬离27号院到保定居住，袁×5结婚后于1975年搬离27号院，袁×2结婚后于1978年搬离27号院，袁×4于1969年因插队搬离27号院，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回到27号院居住过一段时间，于1993年搬走。袁×7一家一直在27号院长期居住。
2012年5月，27号院被列入北京市门头沟区采空棚户区整体征收范围。袁×6、袁×9、袁×10就27号院内的无证房签订了一份家庭内部析产申请，申请载明南房一间（1号房）及东房一间（6号房）分配给袁×9，西房两间（2、3号房）分配给袁×10，东房一间（8号房）及棚起的院落（7号房）分配给袁×6。后袁×6就7号、8号房填写了无证房申请确认表，该确认表经居委会审批后进行公示，公示7日后结果为无异议，并由城子街道办事处予以确认。2013年4月25日，袁×6作为被征收人与征收事务中心就7号、8号房屋签订了拆迁协议。
袁×1、袁×5、袁×2、袁×3、袁×4主张在签订拆迁协议之前，征收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曾联系袁×5协商签约事宜，并收取了袁×5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但之后征收事务中心私自与袁×6签订了拆迁协议，存在恶意欺瞒的行为。征收事务中心对袁×1、袁×5、袁×2、袁×3、袁×4陈述的事实不予认可，并表示即便存在工作人员与袁×5协商签约的情况，也是就27号院内有证的两间北房进行协商，与涉诉的无证房屋无关。此外，袁×1、袁×5、袁×2、袁×3、袁×4向法庭提交了两份袁×5、袁×2等人与拆迁工作人员的录音材料，袁×1、袁×5、袁×2、袁×3、袁×4主张录音时间分别为2013年5月2日与2013年12月11日。录音内容显示，袁×5、袁×2等人在涉诉拆迁协议签订后，与征收工作人员就房屋签约事宜进行交涉。经质证，征收事务中心表示不能确认录音中的人员是否为征收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录音的内容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袁×1、袁×5、袁×2、袁×3、袁×4亦提交了袁×3之子袁×12与袁×6就27号房屋拆迁事宜协商的一份电话录音材料，袁×1、袁×5、袁×2、袁×3、袁×4主张录音时间为2013年5月4日。经质证，袁×6表示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录音的内容亦不能证明袁×1、袁×5、袁×2、袁×3、袁×4的证明目的。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袁×5、袁×3、杨×1、袁×6、石桂云、王丽霞、王汉民的当庭陈述，证明信，民事调解书，土地房产所有证，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相应档案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向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从当事人的陈述来看，27号院一直由袁×7一家长期居住使用。针对27号院内未进行产权登记的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要求实际居住人填写无证房登记表，由房屋所在地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确认并进行公示，并在公示期满后与实际居住人签订相应的拆迁协议，其行为符合相应的征收程序，亦未违反法律的规定。袁×1、袁×5、袁×2、袁×3、袁×4提交的袁×5的身份证与授权委托书与本案的诉争事项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故对于袁×1、袁×5、袁×2、袁×3、袁×4的证明目的，法院不予认可。从袁×1、袁×5、袁×2、袁×3、袁×4提交的录音证据的内容来看，录音中的袁×6及拆迁工作人员均未就27号院自建房的权属问题作出过确认，亦未有欺诈或通谋的意思表示。故法院认为无论上述录音证据是否真实，均不足以证明拆迁协议存在恶意串通及以欺诈手段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此外，在涉诉的7号、8号房屋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袁×1、袁×5、袁×2、袁×3、袁×4主张自己系7号、8号房屋的共有权人没有法律依据，故对袁×1、袁×5、袁×2、袁×3、袁×4关于涉诉拆迁协议系无权处分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1、袁×5、袁×2、袁×3、袁×4的诉讼请求。
袁×1、袁×5、袁×2、袁×3、袁×4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袁×6与征收事务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无效。上诉理由是：第一，上诉人对27号院的土地均有使用权，上诉人对两间北房有继承权，对宅院有使用权。第二，袁×3出资在27号院建房是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擅自签订补偿协议是无权处分。第三，原审认定无证房屋进行了公示依据不足。27-2为祖遗产，袁×3等人出资出力，在自己具有使用权的院内建造的房屋应视为具有居住使用权，该房屋不是无主房，也不该认定为无证房屋，院子里的房屋就是在院子里盖的，不需要搞无证房屋的认定和公示，公示也没有实际意义，是对方占用别人财产的圈套和阴谋。另外，袁×4从知青点直接迁回该院，是长期居住人，袁×6结婚后户籍迁走，不应享受拆迁利益。最后，袁×4也签订了补偿协议后撤回的事实原审判决没有表述。
袁×6、征收事务中心服从原审法院判决，针对袁×1、袁×5、袁×2、袁×3、袁×4的上诉理由，袁×6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同意原审判决。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对自建房享有权益，南房建造的时候任×1还在，当时有6个孩子，袁×6和袁×9的父亲是五上诉人的大哥，1964年盖这个房子的时候袁×3是家里的老二，在外地工作，老三在外当兵，袁×2当时最小，只有10岁，袁×8在1960年就去世了。关于东房和西房问题，1995年袁×7盖了东房两小间，1996年盖了西房1间，2010年翻建了东房和西房，袁×3说出资33500元是为了跟大家分拆迁利益不属实，总之上诉人对自建房不享有权利。
针对袁×1、袁×5、袁×2、袁×3、袁×4的上诉理由，征收事务中心答辩称：门头沟这次的拆迁是以房换房，不考虑户籍，拆迁政策一审时已经给法院了，从2010年开始都是这个政策。无证房的认定拆迁办法里有明确规定，当时院里两间北房有证，法院也处理了，和本案无关，其余的房子拆迁人员去建委查档案是没有登记的，就认定为无证房了，拆迁办法第5条规定，对无证房的补偿由本人提出申请，村委会出具证明，审核后公示7日，无异议后进行认定，认为无证房屋是自己建的人可以申请，如果有人提异议的话双方就要拿出证据证明归属。本案的房屋公示后没有人提出异议。我们在居委会的拆迁区域里以张贴的方式进行公示，这个工作主要由居委会和拆迁公司来共同进行，前期拆迁公司、居委会人员和评估公司是要进行入户的摸底调查的。拆迁是政府行为，报纸和电视台都是播报的，声势是非常浩大的。采空棚户区范围内有证的房子是很少的，这次拆迁为了优惠老百姓，只要是盖了房子，都给一定的补偿，以房换房，也给一些钱，但不考虑人口，与户籍没有关系。有的按照无证房面积的60%，有的按100%给安置房，视具体情况而定。本案是按100%给的，乘以1.33，再加个20。袁×4签协议的情况我方不清楚。现在这个院子里只有有证的两间北房没有签订协议了。征收的过程是符合当时的征收政策的，没有侵犯五上诉人权利的地方。
本院审理过程中，袁×4提交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证明其住址是27排3号。袁×4称：当时居委会公示的没有纯私房，当时我签补偿协议的时候是拿全部南房签的，当时给了两居室和奖励款95000元，补差后能给8万多，我拿南房签了协议我内心里过不去，现在南房是袁×9签的协议。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当事人陈述、开庭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拆迁协议的效力问题。
依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为无证房，即没有产权证书的房屋，属于自建房之列。在征收事务中心入户调查时，本案五上诉人均已离开涉案房屋在他处居住，只有被上诉人在争议房屋中居住。由于此次拆迁政府放宽补偿政策，对无证房给与了补偿。而对无证房的补偿由本人提出申请，居委会出具证明，审核后公示7日，无异议后进行认定。现上诉人虽不认可本案涉诉无证房屋进行了公示，但依据袁×4的陈述，其曾就南房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后又撤回，因此其对诉争房屋的拆迁事宜是知情的，其所称拆迁协议存在无权处分和恶意串通的情形，没有相应证据予以支持，对此本院不予认可。依据此次拆迁政策，是以房换房，无证房屋的补偿得由本人申请。依据现有证据，上诉人在知情的情况下，并未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依据现有证据，拆迁补偿协议没有无权处分和恶意串通的情形，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五上诉人认为，涉案的无证房屋应为其所有，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至于上诉人对出资的争议属于债务问题，与被上诉人袁×6和征收中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效力无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袁×1、袁×5、袁×2、袁×3、袁×4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袁×1、袁×5、袁×2、袁×3、袁×4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洁芳
审 判 员 刘国俊
代理审判员 冀 东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芳芳
书 记 员 黄 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