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少民终字第073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1，男，1951年5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2，男，2006年3月7日出生。
上诉人兼崔×2之法定代理人（原审原告）陈×1（崔×2之母），1982年1月15日出生。
上列三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吴孜，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高生，男，1968年12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伶，女，1950年2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高原，北京市博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1、崔×2及其法定代理人陈×1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11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崔×1、崔×2及其法定代理人陈×1之委托代理人吴孜，王金伶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原到庭参加诉讼，何高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6月，崔×1、崔×2及其法定代理人陈×1（以下简称崔×1等三人）诉至原审法院称：崔×1等三人的亲属崔×3受雇于何高生，2012年12月15日，何高生安排崔×3到北京市丰台区×××702室王金伶家施工，后我们被通知赶到医院时崔×3已经死亡。事后经了解，在现场何高生与崔×3因施工问题发生争吵，何高生也亲口对崔×3的家属说，何高生与王金伶一起将倒地的崔×3抬到楼道里，后通知救护车送医院。在家属赶到医院及整理崔×3的遗体时均发现崔×3右侧太阳穴有明显伤痕，有当时刑警到医院拍照及家属对遗体拍照为证。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排除了何高生、王金伶的刑事责任，并建议民事诉讼。崔×3虽有心脏病史但已经治愈，在受何高生雇佣并给王金伶家施工时无故死亡，加之太阳穴伤痕，以及何高生、王金伶二人的不当行为，导致崔×3最终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何高生、王金伶应当至少向受害人家属承担部分侵权赔偿责任。故要求何高生、王金伶支付交通费1750元、死亡赔偿金164760元、丧葬费1566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127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公告费、气象信息查询费5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何高生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王金伶辩称：崔×3系何高生雇佣的工人，与我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故责任应由何高生承担。当我发现崔×3晕倒在地之后，立即拨打急救电话，何高生也给崔×3掐人中，后我见崔×3情况不见好转，又第二次拨打急救电话催促急救车尽快到达，“120”在电话中并没有告知不能搬动或抬崔×3，只是告知我可以继续采取掐人中等抢救措施。在第二次拨打电话后，由于冬天冷，门窗都关上，屋内通风不好，装修气味大，且屋内凌乱，才将崔×3搬到楼梯口，因为楼梯口通风条件良好，且有利于救护人员赶到后及时抢救和把崔×3转移到救护车上。我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崔×3的病逝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崔×3的抢救无效，是由于“120”急救车在近一个小时才赶到，丧失了最佳的抢救时间造成的。心脏停跳的最佳黄金抢救时间为4至6分钟，如果在4分钟之内得不到抢救，患者随即进入生物学死亡阶段，生还希望极为渺茫。我和何高生将崔×3抬到通风好的地方对病情有利，并无过错。事发当天我与崔×3没有发生过争吵，在崔×3晕倒之前我也没有与其发生过任何身体接触。崔×3因为自身心脏病病发造成病逝，我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崔×3明知其自身有疾病，没有随身携带相关药品，在发现身体不适时，没有及时服药，并告知身边的人自己是什么情况，致使周边的人在发现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能及时用其随身携带的药帮其缓解症状，崔×3自身有过错。崔×1等三人称崔×3太阳穴有明显伤痕，但无法认定伤痕是何时造成的，谁给造成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伤痕与我有何因果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是当时造成的，当时施工现场凌乱，很可能是崔×3倒地时脸与地面摩擦产生的伤痕。崔×3因心脏病原因病逝，并非是在工作中因不具备某种从业资格和相关知识，违规操作才造成安全生产事故导致身亡的，所以跟施工队有无资质没有关系。崔×1等三人调取的天气查询报告可以看出，事发当天并非极端天气，属于冬天正常天气，查询费用应由其三人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崔×3受雇于何高生，崔×3与我没有发生过争吵，我还先后两次拨打急救电话，故我与崔×3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和责任，也没有崔×1等三人所谓的不当行为，不应对崔×3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何高生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崔×1等三人认为何高生、王金伶怠于拨打急救电话，导致崔×3丧失黄金抢救时间，抢救措施方式不当，造成崔×3死亡的后果，根据已查事实，崔×3在雇佣活动中突发心脏病晕倒，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崔×3晕倒的确切时间，且对于此突发事件要求何高生与王金伶以专业医疗人士标准快速正确的判断崔×3真实病情并做出相应准确的急救措施，显然过于苛刻，况且何高生、王金伶在崔×3晕倒后为崔×3拨打“120”急救电话、掐人中、将崔×3抬至通风地段，应视为已尽到常人的救助义务。根据《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崔×3系因扩张性心脏病死亡，其自身疾病发病至死亡时间大概为一年，故崔×3死亡系由其自身疾病引起，何高生、王金伶对崔×3的死亡并不存在过错，故对崔×1等三人要求何高生、王金伶赔偿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气象查询费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何高生作为雇主、受益人，根据公平原则可以对崔×1等三人予以适当补偿，数额由法院酌定。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判决：一、何高生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崔×1、陈×1、崔×2补偿费人民币二万元；二、驳回崔×1、陈×1、崔×2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崔×1等三人不服，上诉至本院称：根据何高生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可知崔×3昏倒时间为上午10点左右，但原判却认为崔×3晕倒时间无法查清、且王金伶已尽到救助义务，系明显倾向王金伶，有悖公正。何高生、王金伶存在严重过错，应对崔×3的死亡承担过错责任，故要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王金伶同意原判。何高生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
经审理查明：崔×3受雇于何高生，何高生为王金伶的房屋进行装修。2012年10月26日，崔×3在何高生的带领下到王金伶家更改暖气管道。后因管道漏水，同年12月15日，崔×3在何高生的安排下第二次到王金伶家，经崔×3检查认为系暖气管道不匹配导致漏水。崔×3在查看厨房门口的暖气管道时突发心脏病。王金伶与何高生均拨打“120”急救电话，后崔×3被送往北京博爱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北京博爱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中记载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为：“扩张性心脏病”，发病至死亡大概时间间隔为：“一年”。
王金伶于2012年12月15日在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玉泉营派出所（以下简称玉泉营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2012年12月14日我在家和姓何的电话联系反映我家暖气渗水，后来小何对我说15号和我返工。后来今天上午10点左右，小何和另一个男子（暖气工）就到我家来查看。后来小何对我说重新修费劲，还要再找一个人，后来小何又找来一个人又看了看他们就开始维修。对了，他们没有干活，只是讨论这件事如何干。他们三个人都在我的卫生间说这件事，后来另一个人走了，就剩下小何和暖气工了。后来他们俩又说，我听见暖气工对小何说这是买的管子，小何说我不是专业的，我也不懂。后来小何在我的卫生间干活，暖气工就出来了，蹲在我家厨房门口看我家的暖气，他歪着头在看，我在卫生间看小何挖地砖，后来我怕地砖碎片溅到我脸上，也扭头，就看见暖气工脸冲南趴在地上，我就喊小何你别干了，看一看暖气工为何趴在地上。小何出来看见暖气工趴在地上就一边喊怎么了怎么了，还用手拍他，暖气工也不吭声，小何就扶着他，还抱着他叫他，还帮助掐人中。我看到后及时用我的电话拨打“120”，后来小何就和暖气工同伴打电话，小何一直掐这个暖气工的人中，我还问小何有没有鼻吸，小何说有，一会儿小何又对我说阿姨他没有鼻吸了。我认为室内空气不好，让小何把这个暖气工弄到楼道，为了节省时间。后来小何又对暖气工按压胸部，采取急救措施，当时现场就我们三个人。大约11点左右“120”急救车赶到，又采取救治，后来我看见这个暖气工还是没有反应，我还看到有四五个人轮流采取人工呼吸，后来心率达到60正常了，也自然呼吸了，就拉走了。”何高生于同日在玉泉营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崔×3于2012年12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在王金伶家查看暖气管时晕倒，何高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对其进行了抢救。崔×3是何高生雇佣的工人。”崔×4（案外人，崔×3之兄）于同日在玉泉营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崔×3给何高生干活。崔×3平时血压低，对于其死因，属于正常突发性死亡，没有和人打架也没有和人争吵，身体没有伤。”
崔×1等三人调取的北京急救中心院前病案记录中记载：“2012年12月15日来电时间为10：58分，到现场时间为11：17分，呼救电话为136××××××××，现病史为：意识不清20分钟。患者于20分钟前工作时突发意识丧失，摔倒呼之不应，呼吸停止，无恶心呕吐，无肢体抽搐发作，其老乡掐人中无变化，先行救治呼叫“120”，后老乡将其从工作间抱到走廊内放到地板上，近来无心悸，无胸痛，无发热，无腹泻。”后北京急救中心将崔×3送至北京博爱医院，该医院就诊记录写明：就诊日期2012年12月15日12时40分，患者于1个半小时前在工地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家属给予按压人中无效遂叫“120”，医生到场查心跳呼吸停止，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立即给予胸外按压，气管插管，肾上腺素静推后心跳恢复，呼吸少至恢复，遂送入我院急诊就诊。
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崔×1等三人认为崔×3晕倒时间为2012年12月15日大约10点左右，拨打“120”急救电话时间为10：58分，何高生、王金伶怠于拨打急救电话，丧失最佳抢救时机。王金伶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崔×3来家里装修时间为上午10点左右，但晕倒时间近11点左右，且王金伶及时拨打120电话。崔×1等三人提交《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气象凭证》，查询事发当日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0.2度，认为何高生与王金伶将崔×3抬至楼道行为不当。王金伶认为屋内装修东西凌乱且空气不好，将崔×3抬至楼道有助于通风，为“120”抢救节省时间，且由于室内没有暖气，室内室外温度相差无几，不会导致崔×3身体失温。崔×1等三人提交北京急救中心网站网页记录，记载“等救护车时不要把病人提前搀扶或抬出来，以免影响病人的救治”；王金伶提交名为“家庭心脏病急救”、“心脏病发作如何急救？”文章网页，记载“心脏病急救措施要争分夺秒，如果心脏停跳20秒钟，人就会丧失意识；1分钟后呼吸停止；4-6分钟后缺氧将对人脑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导致病人死亡。一些基本的急救技能是必要的：通畅呼吸道，将病人抬至通风的地方，解开衣领扣子”。
另查，崔×3系崔×1、陈×2（已于2007年1月6日病逝）之子、陈×1之夫、崔×2之父。
本案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何高生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经本院核实，王金伶手提电话号码为136××××××××。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玉泉营派出所卷宗材料、死亡医学证明书、院前病案记录、气象凭证、查询费发票、网页打印页、北京博爱医院病历、家居装饰装修项目价格表等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崔×3受雇于何高生，在何高生的安排下至王金伶家更改暖气管道，后崔×3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中，何高生、王金伶对崔×3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是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首先，崔×3的死亡系因突发心脏病，并非因雇佣活动受到损害，故何高生不应因其系崔×3之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崔×3晕倒后，何高生、王金伶拨打急救电话，何高生对崔×3实施掐人中、按压胸部等急救措施，因何高生、王金伶并非专业医务人员，其二人在崔×3晕倒后已尽到了基本的救助义务。第三，根据北京急救中心病案记录显示，呼救电话号码由王金伶拨打，来电时间为10：58，“120”到现场时间为11：17，且该记录显示“患者于20分钟前工作时突发意识丧失”，崔×1等三人坚称王金伶、何高生二人拖延救治，与事实不符，且未提交相关有力证据，亦未交相关证据证明崔×3晕倒时间，故对崔×1等三人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第四，崔×3被抬至楼道后是否加重病情？王金伶、何高生将崔×3抬至楼道后仍对崔×3采取胸部按压的急救措施，且根据北京博爱医院的诊疗记录记载，崔×3在“120”北京急救中心到达现场后经过施救、恢复心跳后送至北京博爱医院。故崔×1等三人上诉认为王金伶、何高生对崔×3的死亡存在严重过错，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860元、公告费560元，由崔×1、陈×1、崔×2负担5810元（已交纳），何高生负担61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公告费400元，由崔×1、陈×1、崔×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邢述华
代理审判员 施 忆
代理审判员 黄 岩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玉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