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民终7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由家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由文远，该村民委员会党委书记。
委托代理人：贺传盛，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岗，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运达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运善，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文卿，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魏柯，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
大连运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公司）与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由家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由家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5）大民二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由家村委会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7日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由家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贺传盛、李岗，大连运达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文卿、魏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运达公司一审诉称：2005年10月18日，运达公司与由家村委会签订《土地补偿合同》，约定：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由家村面积约为405亩的土地（即“诺维溪谷”一期地块）由运达公司开发；土地出让金由运达公司负责缴纳，补偿费作为动迁和征地补偿由运达公司支付给由家村委会，以由家村委会委托运达公司代建的村民回迁区结算总额抵顶前述补偿费；由家村委会应及时完成动迁工作，保证运达公司项目的顺利开发。
由家村委会在履行《土地补偿合同》过程中，因动迁成本增加且无力负担，故要求运达公司垫付部分款项。运达公司按照由家村委会要求于2009年至2012年间向由家村委会指定的案外人大连金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润公司）支付人民币5110万元，向位于“诺维溪谷”一期地块内的北京语言大学附属大连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北语附中）和纸箱厂分别支付人民币50万元和人民币220万元，另向由家村委会支付人民币150万元用以支付位于“诺维溪谷”一期地块内的足球学校动迁补偿费。前述费用合计人民币5530万元。
2012年3月10日，运达公司、由家村委会及金润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根据运达公司、由家村委会签订的《土地补偿合同》，“诺维溪谷”一期地块由由家村委会负责动迁，因拆迁成本增加，在原有标准基础上增加的拆迁补偿费运达公司已先行垫付，将该部分费用直接支付给金润公司；上述垫付费用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在“诺维溪谷”二期地块收储时，由家村委会协调政府在动迁安置费中补偿给运达公司，如无法在“诺维溪谷”二期地块收储时补偿，则运达公司、由家村委会另行协商解决。
现政府部门已对“诺维溪谷”二期地块收储并给予了由家村委会补偿，但并没有同意将“诺维溪谷”一期地块增加的动迁费用纳入二期土地收储成本；运达公司随后多次要求由家村委会自行筹款给予解决，均遭由家村委会拒绝。运达公司认为，运达公司给付由家村委会的补偿费为净地价格，已包括土地补偿、动迁补偿及挂牌组件费用，由家村委会实施动迁净地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应当由由家村委会自行承担，运达公司为“诺维溪谷”一期地块动迁垫付的款项应由由家村委会负责，运达公司有权要求由家村委会返还垫付款项并支付利息。综上，请求判令：1.由家村委会向运达公司返还垫付的补偿费人民币55,300,000元；2.由家村委会向运达公司支付垫付的补偿费自运达公司给付之日起至判决由家村委会给付运达公司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起诉日约为人民币10,000,000元）；3.由家村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由家村委会一审辩称：不同意运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由家村委会认可运达公司付款的事实，但该款项是基于解决运达公司开发地块的动迁问题而使用的，且双方对该部分资金的补偿作出明确约定，即运达公司在二期地块售出时由家村委会协调政府在动迁安置费中补偿给运达公司，因此由家村委会的责任仅是协调政府。运达公司作为开发商，明知土地出售过程中政府对补偿安置费用需要审核，却同意此种方式，显然对该风险有预判和接受的心理准备。另外，双方认可如不能以上述方式解决，也只需另行协商，并未明确须由由家村委会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10月18日，由家村委会（甲方）与大连运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土地补偿合同》，载明：“第一条协议内容：甲乙双方商定将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由家村土地用于乙方开发，土地面积约为405亩，最终面积以该地块挂牌后政府详规红线位置面积为准。……第三条双方责权利第2款：该地块挂牌后，甲方应及时完成该区域的动迁工作，保证乙方项目的顺利开发……”。
2012年1月13日，大连运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由家村委会签订《备忘录》，载明：“大连运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辛寨子街道由家村开发的“诺维溪谷”项目于2007年7月30日摘牌，但至今因场地动迁原因未全面开工建设，现双方就解决“诺维溪谷”一期和回迁区历史遗留问题，推进“诺维溪谷”二期土地征地收储及挂牌工作，形成如下备忘：……4、“诺维溪谷”项目一期地块尚有部分房屋建筑未完成拆迁安置（截至2011年10月12日止，尚有18户25套居民及企业），在原拆迁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拆迁补偿费用（以账面数为准，截至2011年10月12日止，已额外发生动迁费53,300,000.00元），以及由家村村委会在一期挂牌时预留的居民拆迁补偿费和遗漏的评估项目（原村委会办公楼等）的费用。解决方式：根据双方2005年10月18日的《土地补偿合同》，由村委会负责动迁。该部分增加费用（包括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款项）及利息（利息按贷款银行同期运昇地产实际贷款利率计算，从每一笔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至二期地块摘牌之日）由运昇公司通过大连金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先行垫付，村委会同意以“诺维溪谷”项目二期地块土地补偿费偿付该费用本金及利息给运昇地产。或者由村委会负责协调，待“诺维溪谷”项目二期地块政府收储时，由动迁公司开收据，村委会出具相关证明，并协调政府相应提高动迁安置费用补偿给运昇公司。”
2012年3月10日，由家村委会（甲方）、运达公司（乙方）、金润公司（丙方）三方签订《协议书》，载明：“甲、乙、丙方经协议一致，就“运达·诺维溪谷”项目一期地块（以下简称该地块）增加动迁成本的支付及补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三方确认：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该地块《土地补偿合同》的约定，由甲方负责该地块的动迁，因拆迁成本增加，在原有标准基础上增加的拆迁补偿费（以乙方实际支付丙方金额为准）乙方已先行垫付，将该部分费用直接支付给丙方。2、上述增加的拆迁补偿费用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在二期地块政府收储时，甲方力争协调政府在动迁安置费中补偿给乙方。如该费用无法在二期地块收储时得到补偿，甲乙双方再另行协商解决。3、丙方承诺本合同签订后就一期拆迁补偿费增加部分无条件配合乙方及相关部门要求出具一切所需资料以备二期地块收储评估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拆迁补偿协议、房证、收条及发票、相关证明文件等。”该协议上落款处加盖有三方的印章。
2015年12月9日，由家村委会出具关于由家村二期地块收储的情况说明，载明：“经核实账目，本村委会已收到大连市甘井子征地服务站支付的二期土地收储金28,005.18万元。”
另查，运达公司在庭审中提交23张加盖金润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专用收款收据，付款单位载明为大连运昇房地产或大连运昇房地产有限公司，收款事由一栏均写明是借款。明细如下：收款日期为2009年2月24日，款项为8,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09年10月12日，款项为2,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09年11月3日，款项为1,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09年11月10日，款项为1,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09年12月1日，款项为1,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2月4日，款项为2,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3月20日，款项为3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3月29日，款项为2,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4月16日，款项为1,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4月28日，款项为3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5月4日，款项为1,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6月9日，款项为5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8月3日，款项为1,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8月10日，款项为1,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8月18日，款项为1,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10月15日，款项为2,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11月4日，款项为5,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11月19日，款项为5,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0年12月27日，款项为3,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1年3月8日，款项为3,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1年4月28日，款项为5,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1年6月22日，款项为3,000,000元；收款日期为2012年4月20日，款项为2,000,000元；以上款项数额共计51,100,000元。对于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日期为2010年10月15日、2010年12月27日、2011年3月8日、2011年4月28日、2011年6月22日、2012年4月20日款项，运达公司均提供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对于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日期为2010年8月3日、2010年8月10日、2010年8月18日的款项，运达公司又提供其法定代表人姚运善的银行取款凭证予以证明，该银行取款凭证上载明的金额与上述三笔款项的总额一致。
运达公司在庭审中提交加盖北语附中财务专用章的专用收款收据及中国工商银行的委托付款的回执，收据上载明付款单位为运达公司，收款单位为北语附中，收款事由一栏写明是借款，款项为500,000元。
运达公司在庭审中提交2011年4月16日的请款单及支票存根，请款单上载明的申请金额为1,500,000元，请款理由为预付足球学校补偿费，经手人为由文远。
运达公司称其经由家村委会指示向纸箱厂的账户存入2,200,000元，并在庭审中提交如下证据：2011年6月28日的请款单及支票存根，请款单上载明的金额为2,000,000元，请款理由为拆迁借款；2011年9月15日的请款单及支票存根，请款单上载明的金额为200,000元，请款理由为代由家村付拆迁借款。
运达公司提交上述票据用以证明其为由家村委会垫付拆迁补偿费共计55,300,000元。由家村委会对上述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运达公司提交的关于北语附中的票据与本案无关。
再查，2012年4月16日，大连运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大连运达置业有限公司。
上述事实，有土地补偿合同、备忘录、协议书、专用收款收据、请款单、支票存根、银行取款凭证及当事人的陈述笔录在卷为凭，业经双方质证及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由家村委会是否应向运达公司返还其垫付的拆迁补偿费及相应的利息。运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土地补偿合同、备忘录、协议书及专业收款收据、请款单、支票存根等作为证据，由家村委会对于运达公司已支付了拆迁补偿费的事实无异议，但对于具体的数额以及应由其偿付存在异议。
《土地补偿合同》第三条双方责权利第2款约定：“该地块挂牌后，甲方（由家村委会）应及时完成该区域的动迁工作，保证乙方（运达公司）项目的顺利开发。”《备忘录》载明：“‘诺维溪谷’项目一期地块尚有部分房屋建筑未完成拆迁安置，在原拆迁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拆迁补偿费用……”“解决方式：根据双方2005年10月18日的《土地补偿合同》，由村委会负责动迁。”《协议书》载明：“1、三方确认：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该地块《土地补偿合同》的约定，由甲方负责该地块的动迁……”可见，动迁工作由由家村委会负责完成，应由其向被拆迁人支付补偿费用，运达公司为其垫付的拆迁补偿费，其应予返还。《备忘录》及《协议书》的内容亦可印证这一观点。
关于由家村委会抗辩称未达到付款条件，不应由其承担付款责任一节，《备忘录》约定：“增加的拆迁补偿费用及利息由运昇公司（之后变更名称为运达公司）通过大连金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先行垫付，村委会同意以“诺维溪谷”项目二期地块土地补偿费偿付该费用本金及利息给运昇地产。或者由村委会负责协调，待“诺维溪谷”项目二期地块政府收储时，由动迁公司开收据，村委会出具相关证明，并协调政府相应提高动迁安置费用补偿给运昇公司。”由家村委会（甲方）、运达公司（乙方）、金润公司（丙方）三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上述增加的拆迁补偿费用及利息在二期地块政府收储时，甲方力争协调政府在动迁安置费中补偿给乙方。如该费用无法在二期地块收储时得到补偿，甲乙双方再另行协商解决。”可见，《备忘录》中对于增加的拆迁补偿费及利息约定了两种偿付方式，一种是由家村委会同意以二期地块土地补偿费偿付，另一种是待二期地块收储时，以由家村委会负责协调政府提高动迁安置费用的方式补偿。但不管是哪种方式，均约定了应将拆迁补偿费及利息补偿给运达公司。而在后签订的《协议书》则仅约定了一种偿付方式，即《备忘录》中载明的后一种偿付方式，并规定如上述费用无法补偿，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因《协议书》签订在后，视为其对《备忘录》中的偿付方式重新作出约定，双方应根据《协议书》中的约定履行。根据由家村委会在庭审中提供的《关于由家村二期地块收储的情况说明》，该村委会已经收到二期土地的收储金，其又称在二期土地收储金中并不包含本案涉及的拆迁补偿费及利息，《协议书》中虽约定此种情况下双方应另行协商解决，但其不应无限期的延长协商的期限，自运达公司起诉时，视为其再次主张自己的权利，现双方仍协商不成，故视为付款条件具备。
关于增加的拆迁补偿费的数额问题，运达公司主张诉求的55,300,000元由以下四部分组成：运达公司支付给金润公司的51,100,000元、支付给北语附中的500,000元、支付给由文远的1,500,000元、支付给纸箱厂的2,200,000元。由家村委会仅对于支付给北语附中的部分有异议，认为是北语附中领取款项，与其无关。但根据《备忘录》的记载，截止2011年10月12日，已发生动迁费53,300,000元，加上金润公司于2012年4月20日给运达公司出具收据上载明的2,000,000元，共计55,300,000元，与运达公司所述的数额一致，对于该数额一审法院予以认可。
关于利息一节，《备忘录》中约定“利息按贷款银行同期运昇地产实际贷款利率计算”，《协议书》中又约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即《协议书》对《备忘录》中的利息计算方式重新作出约定，因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后，视为双方对利息计算方式作出更改，应以《协议书》的约定为准。现运达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符合《协议书》的约定，应予支持。关于利息的起止时间，双方仅在《备忘录》中对于利息的起止时间有约定，《备忘录》中约定“从每一笔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至二期地块摘牌之日”，关于二期地块是否摘牌，运达公司称至今没有摘牌，而由家村委会称其不知情，但通过庭审来看，由家村委会已收到二期地块的收储金，其对于二期地块是否摘牌应较运达公司更知情，但其就此未提供相应证据，现运达公司主张利息应自每笔款项给付由家村委会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符合双方的约定，应予支持。
根据《备忘录》及《协议书》的约定，增加的拆迁补偿费系由运达公司通过支付给金润公司的方式先行垫付，故对于运达公司直接向金润公司支付款项的利息部分应予支持。关于运达公司支付给北语附中、由文远、纸箱厂的款项，因由家村委会对运达公司支付给由文远、纸箱厂的款项没有异议，其虽对支付给北语附中的款项提出异议，但该三笔本金总数额已经《备忘录》予以认可，故对于运达公司主张其支付给北语附中、由文远、纸箱厂款项的利息部分亦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由家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大连运达置业有限公司已垫付的关于“诺维溪谷”项目一期地块增加的拆迁补偿费人民币55,300,000元；
二、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由家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运达公司大连运达置业有限公司增加的拆迁补偿费的利息（利息按照每笔金额各自计算，自运达公司实际给付由家村委会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具体的起止时间如下：以8,000,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2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10月1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11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11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12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2月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3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3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4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4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5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6月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8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8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8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10月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5,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11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5,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11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12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3月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4月1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5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4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5,0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4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6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6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4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由家村委会二审上诉请求和理由：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0012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焦点是：谁应该承担意料之外额外增加了的拆迁费用及其利息。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错误地解读为一般合同关系，错误地认定额外增加了的拆迁费用及其利息是上诉人的合同义务，理应予以纠正。事实与理由如下：案涉一期房地产开发项目拆迁费用的义务主体是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1、行政管理上的义务主体：出让案涉土地的政府行政文件中载明被上诉人负责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并承担费用，不足部分由被上诉人负责。根据上诉人新发现的重要证据——2007年7月30日大连市土地储备及出让管理部门的出具的被上诉人摘牌的案涉土地《中标确认书》之附件《大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须知》第五条、拆迁安置工作和其它相关事项（一）：“该项目属于毛地出让，用地内部分拆迁户未补偿，由竞得人（被上诉人）负责拆迁安置补偿，经评估补偿费约9601.43万元，不足部分由竞得人负责。该地上已建部分建筑物，由竞得人支付给建设单位，不足部分由竞得人负责。其它与项目有关的也由竞得人负责。”该政府行政文件明确了拆迁及其费用的义务主体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行政相对人，在摘牌时已经被明确告知拆迁事务的义务主体是竞得人（被上诉人）并接受，理应受其约束。合同义务主体：被上诉人以签署协议的形式同意并接受了负责案涉地块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并承担费用的义务。被上诉人竞得该土地并在《中标确认书》上签章认可全部条款和附件中的规定，当然受其约束，自愿承担案涉土地的拆迁补偿工作及费用。法定义务主体：《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开发土地地上物的补偿义务主体不可能是上诉人，而是被上诉人无论从征地环节还是房屋拆迁环节，地上物的补偿工作先期是政府义务，而后政府以核算拆迁费用冲抵土地收储成本的方式转移给了开发建设单位（被上诉人），从而间接地承担了拆迁事务的法定义务。而上诉人作为原土地所有者只享有获得土地补偿的权利，上诉人并非用地单位，不可能负有对地上物进行补偿的法定义务，也没有任何此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办理具体拆迁工作并支付拆迁费用，而委托代理事务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被上诉人）承担，因此拆迁费用（含增加的超额部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基于上述一所述的事实及理由，被上诉人作为拆迁义务主体将其承担的办理拆迁安置补偿的“具体事务”以合同形式（《土地补偿合同》中的部分条款）委托给上诉人办理，但拆迁费仍由其预付给上诉人。虽然2005年的《土地补偿合同》及2012年的《备忘录》、《协议书》中未出现“委托或代理”字样，但鉴别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应局限于“文字的外部表象”而应深入“实质内容”来区分。该拆迁义务不是以买卖或支付对价的方式转移给了上诉人，因为上诉人并未从中获取利益，代办拆迁事务只是一个行为的代理，并无对价，无法转让。因此，双方之间只能是委托代理关系，并非合同义务的转让。2、上诉人仅受托代办具体拆迁事务但并不承担拆迁费用，该费用仍由被上诉人承担。A、《土地补偿合同》第二条约定了被上诉人支付拆迁补偿费给上诉人，该拆迁补偿费是预估的大概数，并不包含本案争议的额外增加部分，但该条约定明确了拆迁费的承担方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在承办拆迁具体事务的过程中转付给拆迁户，因此额外增加的拆迁费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这与大连市政府部门出具的《中标确认书》及其附件《大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须知》第五条的规定是吻合的。因为上诉人代办拆迁事务而推定上诉人承担拆迁费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不符合逻辑。B、《土地补偿合同》第三条约定了上诉人应“完成拆迁工作”，该约定是仅指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委托代办拆迁事务的具体工作，拆迁费用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这也是为了发挥上诉人作为当地一级村民组织的优势、有利于推动针对村民的拆迁工作的开展而做出的选择，上诉人并不能因此而负有任何拆迁费用的义务。C、在合同中并无“上诉人对拆迁费包干”或“拆迁费由上诉人承担”的内容；若有，也因违反了“委托代理事务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的基本法律原则”及《合同法》第397条、398条、第404条的规定，是无效的。D、上诉人受被上诉人之托处理完毕拆迁物（即：净地）后将土地交由被上诉人开发使用，而非自己留用，完全符合《合同法》第404条规定的委托合同的特点：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拆迁事务的受益人是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根据民法的“等价有偿”、“双方支付合理对价”的原则，全部拆迁费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因此额外增加的拆迁费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依据《土地补偿合同》及《协议书》中引述《土地补偿合同》的类似文字——“甲方负责该地块的拆迁”就认定拆迁费由上诉人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退一步讲，无论双方是否是委托代理关系，《备忘录》及《协议书》中的文字表述（“被上诉人垫付增加的拆迁费及在二期收储时补偿给被上诉人，如该费用无法在二期地块收储时得到补偿，双方再另行协商解决”）仅表明了双方对增加费用的处理意向，并非确认了上诉人应承担增加了的拆迁费，也没免除被上诉人承担该费用的义务，一审法院错误理解该条款内容。1、“垫付”字样是指被上诉人先将增加的拆迁费支付给大连金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拆迁公司）而后再寻求该增加部分的解决办法，而不能由拆迁公司自己先行垫付,实际上也是如此操作的。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承担全部拆迁费是被上诉人的义务。没让上诉人垫付，更表明不是上诉人的义务。2、“增加的拆迁费及其利息在二期收储时，力争协调政府在拆迁安置费中补偿给被上诉人”，该“补偿”及“垫付”的含义是双方对额外增加的拆迁费的一种处理方式，是为了尽量减少被上诉人继续承担增加的拆迁费而寻求的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双方的意愿是在二期收储时相应提高拆迁安置费数额，将案涉增加的拆迁费消化在二期收储成本中，以此种方式使被上诉人得到补偿。这种约定并未排除了被上诉人承担增加的拆迁费的义务，更没有转嫁给上诉人，当然更不能理解为由被上诉人垫付给上诉人，而后由上诉人补偿给被上诉人。3、“双方再另行协商解决”并非是对偿付支付时间、付款条件或协商时间的约定，而是设定了一个假设：无法在二期地块收储时得到补偿情况下，对增加的拆迁费如何消化解决再另行协商解决方式：是争取在三期收储时继续补偿还是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或经上诉人同意由上诉人也分担一部分？该段文字不能解读出为另行协商如何由上诉人偿付给被上诉人的含义。当然，若协商（寻找其他方法）不成，拆迁费用由义务人（被上诉人）来承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退一步讲，若可以将合同条款的文字理解为“额外增加的拆迁费由被上诉人垫付给上诉人，而后由上诉人补偿给被上诉人”，属于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法院应当在审理过程中释明后，由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请求法院对该条款予以撤销或变更。根据上述第三条及其他的分析应当得知：承担拆迁费是被上诉人的义务，而非上诉人的义务，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托办理拆迁事务的具体工作，并非使用拆迁土地的受益人也不存在合理对价，因此并无义务承担拆迁费，否则属于无效或显失公平（无效的后果是显而易见之事，暂且按下“无效”不表）。若因上诉人对合同条款内容存有的重大误解而没有表述清楚自己的本意或表述文字引起的误解而构成显失公平，法院应予以释明后，应上诉人的请求予以撤销或变更为：...如该费用无法在二期地块收储时得到补偿，对增加的拆迁费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属基本法律知识，在此不再展开分析）。根据《协议书》第1条的约定应当明确计算出增加的拆迁费为5110万元，但一审判决无视该约定，根据已被取代了的《备忘录》认定增加的拆迁补偿费金额为5530万元，属于凑数，显然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1、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签订在后，视为对《备忘录》重新作出约定，应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协议书第1条约定：三方确认：.....在原有标准基础上增加的拆迁补偿费（以乙方实际支付丙方为准）乙方已先行垫付，将该部分费用直接支付给丙方。根据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法院的认定，被上诉人直接支付给丙方（拆迁公司）的费用总额为：5110万元，该费用为案涉增加的拆迁费；其他费用为因北语附中、纸箱厂及足球学校事宜而产生的，属于二期项目的费用及其他往来款项，与本案无关。虽然上诉人可能收到了上述其他费用，但该些其他费用确实不是一期项目增加的拆迁费是客观事实。既然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签订在后取代了《备忘录》，那么《协议书》并未确认增加的拆迁费为5530万元，而是在第1条明确约定：增加的拆迁补偿费以乙方实际支付丙方为准，即应为5110万元，而非5530万元。2、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存在凑数行为。一审法院引用已被其否认的《备忘录》中约定的5330万元，并且由于5110万元加上北语附中、纸箱厂及足球学校等其他费用共计5330万元，故认定为该些其他费用为增加的拆迁费，并未审查北语附中、纸箱厂及足球学校等其他费用发生的原因，是否真实用于一期项目拆迁，该认定极其草率，显属凑数。3、这从另一侧面证明：《备忘录》等文件表述的内容是不客观的，存在重大误解。从程序上，必须追加拆迁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才能查明本案事实，一审出现程序性错误。1、如上五所述，拆迁公司接收案涉增加的拆迁费，具体经办拆迁费用等事务，与查清本案事实有重大关系。2、《协议书》作为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而该《协议书》为三方协议，拆迁公司是协议一方当事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拆迁费的承担及数额发生争议，拆迁公司理应做为本案当事人参与案件审理，否则无法查明本案事实。纵上所述，根据以上法律分析及二审的新证据，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运达公司二审辩称，一、村委会故意混淆运达公司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补偿合同》和运达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两个不同法律关系。1、2005年10月18日运达公司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补偿合同》第二条约定“该地块土地补偿费为66万元/亩。补偿费为该地块的净地价格，包括土地补偿、动迁补偿（不含挂牌向政府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以及挂牌组件等发生的费用”。根据前述约定，运达公司就“诺维溪谷”项目一期地块按照66万元/亩的标准向村委会支付土地补偿费，该补偿费为净地价格，由村委会负责该地块动迁直至达到净地该，故村委会应当自行承担因动迁、净地而发生全部费用。2、2007年7月30日运达公司参加土地出让挂牌竞买，正是基于此前2005年10月18日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补偿合同》，其中约定了66万元/亩的净地价格，运达公司通过执行2005年9月18日与村委会签订的《委托代建合同书》，投资2亿多元为村委会代建回迁区33栋回迁楼，这是运达公司摘牌案涉地块的提前和基础，如果要求运达公司在摘牌后还要承担额外增加的动迁费用，不但与《土地补偿合同》约定不符，也损害了运达公司的利益。3、案涉地块的性质为集体土地，并非国有土地，村委会主张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11年失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村委会主张其与运达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与合同约定及履行事实不符。1、双方《土地补偿合同》第三条“双方责权利”（注：该合同因笔误而有两个第三条）第2款约定“该地块挂牌后，甲方应及时完成该区域的动迁工作，保证乙方项目的顺利开发”表明双方是补偿关系，村委会负责动迁并交付净地。2、对于额外增加的5530万元动迁费，双方签订的所有文件均表述为“运达公司垫付”，而不是“村委会垫付”，也证明村委会并非处理委托事务，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3、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代理关系最显著的特征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代理活动，但是在村委会履行《土地补偿合同》的整个过程中，从未以运达公司的名义实施过任何民事法律行为，可见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代理关系。三、根据双方约定，增加的5530万元动迁费应当由村委会承担，运达公司仅是替村委会垫付，村委会负有返还义务。1、双方2012年1月13日签订的《备忘录》第一条第4款约定“‘诺维溪谷’项目一期地块尚有部分房屋建筑未完成拆迁安置……在原拆迁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拆迁补偿费用（以账面数为准，截至2011年10月12日止，已额外发生动迁费53,300,000元）……解决方式：根据2005年10月18日的《土地补偿合同》，由村委会负责动迁。但该部分增加费用（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及利息（利息按贷款银行同期运昇实际贷款利率计算，从每一笔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至二期地块摘牌之日）由运昇公司通过大连金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先行垫付，村委会同意以“诺维溪谷”项目二期地块土地补偿费偿付该费用本金及利息给运昇公司。或者由村委会负责协调，待“诺维溪谷”项目二期地块政府收储时，由动迁公司开具收据，村委会出具相关证明，并协调政府相应提高动迁安置费用补偿给运昇公司”。根据上述约定，双方已经明确确认案涉地块由村委会负责动迁，增加的动迁费及利息系运达公司替村委会垫付；同时《备忘录》约定了两种村委会返还垫付款项的具体方式，一种是村委会以“诺维溪谷”项目二期地块土地补偿费偿付，另一种是待二期地块收储时以村委会负责协调政府提高动迁安置费用的方式偿付，无论哪一种方式，均可证明村委会认可应当将增加的动迁费及利息返还给运达公司。2、村委会、运达公司及案外人金润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并未否认或者变更增加的动迁费及利息系运达公司垫付的事实，也未否认或变更《备忘录》关于村委会认可应当将增加的动迁费及利息返还给运达公司的约定。三方《协议书》约定村委会力争协调政府在动迁安置费中补偿给运达公司，如果无法在二期地块收储时得到补偿，双方另行协商解决，此处的另行协商是延续《备忘录》的约定，指双方另行协商还款方式及还款期限，该约定并未免除村委会的还款义务，仍然属于对还款方式和还款期限的约定不明。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运达公司有权随时要求村委会在合理期限内还款，运达公司通过起诉的方式要求村委会还款，应予支持。四、《土地补偿合同》、《备忘录》及《协议书》均是相关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不存在可变更或撤销的法定事由；而且村委会从未提出过变更或撤销合同的主张，其要求法院进行释明没有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之规定，土地补偿合同》、《备忘录》及《协议书》系相关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三个合同的内容清楚、明确且相关关联，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不属于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合同；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的请求权归合同当事人所有，并不属于法院应当主动行使释明的范围，村委会主张法院应当在审理过程中释明，没有法律依据。五、运达公司垫付的增加的动迁费总额是5530万元，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准确无误。运达公司垫付的增加的动迁费由四部分组成：向金润公司支付5110万元（其中截至2011年10月12日支付的金额是4910万元，剩余200万元于2012年4月20日支付）、向位于“诺维溪谷”一期地块内的北语附中和纸箱厂分别支付人民币50万元和人民币220万元，另向村委会村委会主任由文远支付人民币150万元用以于“诺维溪谷”一期地块内的足球学校动迁补偿费。双方在2012年1月13日签订的《备忘录》中确认：截至2011年10月12日额外增加的动迁费为5330万元；2012年4月20日运达公司向金润公司支付了最后一笔200万元款项，该笔付款发生在《备忘录》签署之后，故《备忘录》中未体现出这200万元。但是《备忘录》中约定已发生的5330万元和将发生的费用均由运达公司垫付、村委会偿还，因此该200万元理应包含在内。故运达公司垫付款项金额总计5530万，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准确无误。六、金润公司不参加本案诉讼并不影响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而且金润公司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村委会主张法院必须追加金润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缺乏依据，实为拖延审理期限，达到拖延偿还债务的目的。1、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村委会对于《备忘录》及三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运达公司向金润公司付款5530万元的事实、相关付款凭证以及金润公司向运达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均予认定，故金润公司不参加本案诉讼并不影响对案件事实的审查。2、村委会在整个一审阶段均未提出过要求追加金润公司作为第三人的请求，说明村委会也认可金润公司不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运达公司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村委会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由家村委会是否应向运达公司返还其垫付的拆迁补偿费及相应的利息。由家村委会与运达公司先后签订了《土地补偿合同》、《备忘录》、《协议书》均是相关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关于拆迁费承担的约定，各方应遵守。《土地补偿合同》第三条双方责权利第2款约定：“该地块挂牌后，甲方（由家村委会）应及时完成该区域的动迁工作，保证乙方（运达公司）项目的顺利开发。”《备忘录》载明：“‘诺维溪谷’项目一期地块尚有部分房屋建筑未完成拆迁安置，在原拆迁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拆迁补偿费用……”解决方式：根据双方2005年10月18日的《土地补偿合同》，由村委会负责动迁。《备忘录》中对于增加的拆迁补偿费及利息约定了两种偿付方式，一种是由家村委会同意以二期地块土地补偿费偿付，另一种是待二期地块收储时，以由家村委会负责协调政府提高动迁安置费用的方式补偿。但不管是哪种方式，均约定了应将拆迁补偿费及利息补偿给运达公司。《协议书》载明：“1、三方确认：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该地块《土地补偿合同》的约定，由甲方负责该地块的动迁……”三份文件明确表述，动迁工作由由家村委会负责完成，并向被拆迁人支付补偿费用，运达公司为其垫付的拆迁补偿费，其应予返还。由家村委会认为，其与运达公司是委托关系，不应承担额外增加的拆迁费用，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上述文件中写明，额外增加的拆迁款项由运达公司垫付，既是“垫付”，运达公司当然不是付款责任方。本院认为，由家村委会与运达公司系平等民事主体，对于拆迁费用承担的约定，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由家村委会应按约定返还运达公司的垫款。
关于增加的拆迁补偿费的数额问题，运达公司主张诉求的55,300,000元由以下四部分组成：运达公司支付给金润公司的51,100,000元、支付给北语附中的500,000元、支付给由文远的1,500,000元、支付给纸箱厂的2,200,000元。由家村委会仅对于支付给北语附中的部分有异议，认为是北语附中领取款项，与其无关。但根据《备忘录》的记载，截止2011年10月12日，已发生动迁费53,300,000元，加上金润公司于2012年4月20日给运达公司出具收据上载明的2,000,000元，共计55,300,000元，与运达公司所述的数额一致，对于该数额本院予以认可。
村委会主张法院追加金润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村委会在一审阶段未提出要求追加金润公司作为第三人的请求，且金润公司不参加本案诉讼并不影响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8,300.00元，由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由家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玉兰
代理审判员 黄海洋
代理审判员 郝 宁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刘 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