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开远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开民二初字第373号
原告李映辉，男，1962年1月1日生，汉族，开远市人。
委托代理人石磊筑，云南万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石春利，云南万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开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法定代表人杨桦，该联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嘉兴，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李紫娴，女，1989年5月14日生，白族，开远市人。
第三人李应萍，女，1968年8月27日生，汉族，开远市人。
委托代理人李紫娴，自然情况同上，系李应萍女儿，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云南盛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永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夏云飞，云南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李映辉与被告开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开远信用社）、第三人李紫娴、第三人云南盛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云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职权追加李应萍作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孔令旭、人民陪审员沈光耀、人民陪审员徐华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映辉的委托代理人石磊筑，被告开远信用社的委托代理人张嘉兴，第三人盛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夏云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紫娴、李应萍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映辉诉称：2015年3月18日，受被告欺诈、误导，原告产生重大误解，与被告签订两份《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载明：李紫娴于2013年3月18日向开远信用社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借款1400万元，期限为3年，保证人为盛云公司。现因担保人盛云公司出现重大变更，经协议一致，增加李映辉（个人）作为担保人，并承担该笔贷款的连带赔偿责任，特签订此借款合同的补充协议，共同遵守。《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李映辉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3年3月18日至2016年3月18日期间，在1400万元的最高额度内，开远信用社依据与李紫娴签订的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开立担保协议以及其他融资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受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且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最高额保证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双方及债务人确定，可以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范围。就《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而言，在签署时开远信用社未向原告进行释明，原告仅在《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的排头签过名，未在落款处进行签名确认，除了李映辉签字以外其他内容都没有。就《最高额保证合同》而言，被告未向原告出示整份完整的合同，只是将合同中的最后一页交给了原告，被告当时就《最高额保证合同》本身没有作任何明确的释明。在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过程中，被告仅以要求原告配合签署个文件，因为原告之前系盛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的经办人说只要原告签个字他们自己会找盛云公司追回借款，不会找原告任何麻烦，也不会让原告承担任何责任。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匆忙之中便在被告提供的空白纸上签名。但是，被告却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原告签过名的空白纸加在了被告所出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以此向原告主张保证责任，这显然是欺诈行为。《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这两份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据此，请求人民法院判令：1、撤销原告与被告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开远信用社辩称：原告的诉称不是事实。一、《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只有一页，原告是在其应签名的落款处签的字，有协议书为证。二、被告从未拿过任何白纸给原告签字，《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格式合同，是装订好的一本，其中不存在一页白纸。原告是在其应签字处签字，有合同书为证。三、原告曾任盛云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具有一定知识、能力的人，签合同不知签了多少份，是一个明辨是非、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在一张白纸上签字。综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主体资格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紫娴、李应萍未到庭陈述意见。
第三人盛云公司述称：原告称签订合同是在欺诈的情况下签订的，是不真实的。实质要件上，李映辉是完全民事行为人，不存在因为欺诈而签合同。从形式要件上也具有真实合法性。
原告李映辉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原告并未对内容进行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原告也仅在最后一页签过字，合同形式不完整；原告系受欺诈情形下签订。2证，录音片段4份，证明原告是在受被告欺诈、对合同内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被告对其欺诈行为予以了认可。
被告开远信用社对原告李映辉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1证，其中《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原告已经看过，按了手印、签了字，原告是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的协议，不存在欺诈情形。《最高额保证合同》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说是拿张白纸给他签字的，事实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本合同。对合同内容无异议，但是对第六页有异议，保证合同中原告采取伪造方式，把页码涂了，我们展示的是有页码的合同。2证，真实性有异议，录音片段有部分声音不清晰，无法辨认是谁说话，没有办法确认真实性；录音采用偷录形式，未经录音人同意，没有合法性；录音片段和担保合同没有关联性。
第三人李紫娴、李应萍对原告李映辉提交的上述证据共同质证后认为：1证，真实性无异议。2证，只认出原告的话音，其他人是谁、是什么身份不清楚，整体的情况也不清楚。
第三人盛云公司对原告李映辉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1证，三性无异议。2证，真实性不清楚，对合法性有异议，录音是在偷录情况下取得。
被告开远信用社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签订的该两份合同真实有效。2证，《个人循环借款合同》、《共同还款承诺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李紫娴向开远信用社贷款情况以及李应萍承诺共同还款情况。
原告李映辉对被告开远信用社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1证，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采取欺诈形式。2证，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人李紫娴、李应萍未到庭对被告开远信用社提交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共同还款承诺书》发表质证意见，对1证的共同质证意见为：《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的字是李紫娴签的，其他人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签的不清楚，《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性不清楚。
第三人盛云公司对被告开远信用社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三性均无异议，李映辉是以李紫娴名义贷款。
第三人李紫娴、李应萍、盛云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双方提交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上一致，且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实2015年3月18日开远信用社、李紫娴、盛云公司、李映辉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的事实，并能证实开远信用社与李映辉于当日还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事实，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录音片段4份，第1份的内容并不涉及原告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受到欺诈或是重大误解，不予采信；第2、3、4份，具体认证理由在后文予以说明。被告提交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共同还款承诺书》，能够证实2013年3月18日李紫娴与开远信用社贷款签订《个人循环借款合同》，及李应萍向开远信用社承诺其愿与李紫娴共同还款的事实，予以采信。
根据庭审及证据的审查核实情况，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李应萍、李紫娴系母女关系。因李紫娴向开远信用社申请贷款，李应萍于2013年1月20日向开远信用社出具了一份《共同还款承诺书》，承诺其愿与李紫娴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2013年3月18日，李紫娴与开远信用社签订了一份《个人循环借款合同》，依据该合同，李紫娴共向信用社贷款140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3年3月18日起至2016年3月18日止。盛云公司为李紫娴的上述贷款向开远信用社提供保证担保。
2015年3月18日，开远信用社、李紫娴、盛云公司、李映辉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为开远信用社，乙方（借款人）为李紫娴，丙方（担保人）为盛云公司，丁方（担保人）为李映辉。借款人李紫娴于2013年3月18日与开远信用社东城分社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借款1400万元，期限三年，保证担保人：盛云公司。现因担保人盛云公司出现了重大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司章程里的股东变更。原法定代表人李映辉现变更为许永林，由原来的3个自然人股东李映辉、许永林、姚骏霖变更为2个自然人股东许永林、曹大江。由于出现担保人重大变更，为了保全开远信用社的资产，清晰的划分债权债务关系，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我们多方协商一致同意对此笔借款增加补充协议，增加李映辉（个人）作为担保人，并承担该笔贷款的连带赔偿责任，特签订此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同日，开远信用社与李映辉还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保证人（甲方）为李映辉，债权人（乙方）为开远信用社。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3年3月18日至2016年3月18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14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乙方依据与李紫娴签订的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开立担保协议以及其他融资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受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且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最高额保证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甲乙双方及债务人确定，可以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范围。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合同》还就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上述合同签订后，李映辉认为其在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与开远信用社发生纠纷后诉至本院。
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李映辉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是否是受到欺诈或是重大误解，其是否有权撤销该两份合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李映辉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是否是受到欺诈或是重大误解，应当作以下分析判断：首先，李映辉曾多次向开远信用社贷款，已具备一定的贷款方面的知识、经验，其应当对贷款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合同书形式及内容有所了解，也应当知晓在开远信用社提供的文书上签字后将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其次，从李映辉提交的全部证据来看，李映辉欲主要从录音片段来证明其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开远信用社未出示主文内容。但第2、3份录音片段中，反映出的则是两份合同签订时开远信用社已出示合同的主文内容。第4份录音片段中，缺少直接、明确的谈话内容来反映李映辉签订两份合同时开远信用社是否出示主文内容。另据李映辉陈述，第2、3份录音片段中信用社一方的谈话人参与了两份合同的签订过程，而第4份录音片段中信用社一方的主要谈话人并未参与合同签订过程。因此，第2、3份录音片段应当更加接近案件真实情况。
最后，从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来看，书证的证明力要大于言辞证据。本案《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书证，录音片段属于言辞证据，故《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证明力要大于录音片段。李映辉同时签署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合同。其中，《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的页面右上角有“最高额保证合同”字样，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签名处就有“丁方（担保人）”字样，李映辉在签字时理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陈述当时不清楚签字后意味着承担担保责任，理由不充分。此外，李映辉称其在签字时没有看到合同书主文，以及签字后没有取得合同书原件，均与常理不符。
综上所述，李映辉主张其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因受到欺诈、产生重大误解应予撤销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第7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映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映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审 判 长 孔令旭
人民陪审员 沈光耀
人民陪审员 徐 华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祁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