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18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泽尧，男，1979年5月24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是原广州市海珠区针牛纺织店的经营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松，云南华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平市杰森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长沙区金章大道19号。
法定代表人：劳结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亮安、张秀莹，均系广东潭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泽尧因与被上诉人开平市杰森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开平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3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泽尧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3.由杰森公司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为达到地方保护主义的目的，不顾本案系发回重审的案件，徇私枉法裁判，人为制造冤案。本案重审形同虚设，系一审法院装腔作势以掩饰其合法外表而已。在重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均重新发表了质证意见，王泽尧的律师当庭提交了代理意见，而在（2016）粤0783民初51号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对此只字未提，导致重审形同虚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取重审庭审笔录和王泽尧的律师代理意见，并在二审庭审过程中与王泽尧核实。一审法院不顾事实真相，原样照抄已由被裁定撤销的（2015）江开法民二初字第28号的错误判决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内容，再次制造冤案。
二、一审法院不顾事实真相和王泽尧在重审庭审时发表的质证意见，违法支持杰森公司伪造的虚假、错误证据，恶意偏袒杰森公司，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一）王泽尧在重审发表质证意见时，已向法庭明确表明对杰森公司的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6中第二笔2012年8月7日的20225元不予认可。而一审法院不顾事实真相，也不顾王泽尧发表的质证意见，原样照抄已被裁定撤销的错误判决书中的内容，并在作出“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4、5、6、7、8没有异议”的错误事实认定。
（二）一审法院不顾重审庭审中王泽尧发表的质证意见，在判决书第9页本院查明中作出“同月20日，原告……（珠三角地区），由收货方验收。……均是由舒派特公司等加工厂的工作人员验收货物并在送货单上签收。至2012年12月，王泽尧与舒派特公司双方发生纠纷并停止业务合作”的错误事实认定。
首先，杰森公司销售的面纱价格会随着市场行情波动，王泽尧在每次向杰森公司购进面纱时都会与其核实当天的市场价，再确定购买的数量，于当天签订当次购销合同，杰森公司的送货单中不同的价格就是证明，因此，杰森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仅仅是2012年6月20日当天当次的购销合同，而在该合同第（二）条中货物交收约定：（1）甲方送货物至乙方指定工厂（珠三角地区），收货方需即场验收及盖收货章核收（不可草签）（2）乙方派车上门自提（低于500kg）。从该条约定来看，该合同并没有指定送货地点就是舒派特公司或其他任何工厂，也没有指定签收货物的人就是舒派特公司的员工，相反，杰森公司提供的证据1中收货人“强泽洋”就是王泽尧的员工，完全证实了面纱送货单是由王泽尧一方签字的事实，从而推翻了一审法院“由收货方验收……均是由舒派特公司等加工厂的工作人员验收货物并在送货单上签收”的错误认定。
其次，杰森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中的数量为1800公斤，单价为38.5元，该证据只能证明2012年6月20日王泽尧向杰森公司以38.5元的单价向杰森公司订购过1800公斤面纱，而本案中杰森公司伪造的有争议的2012年11月5日、11月7日、11月21日和11月23日四天共计4993.19kg，价值197231.01元的这些面纱送货单单价均为39.5元，显然与《购销合同》中的数量和价格都是毫不相干，该《购销合同》根本不能证明2012年11月5日、7日、21日和23日王泽尧向杰森公司签订过任何购销合同，也不能证明王泽尧向杰森公司购买过任何数量的面纱，更不能证明杰森公司向王泽尧交付过任何数量的面纱。
再次，提请二审法院注意，杰森公司的证据6中，王泽尧最后一次支付舒派特公司织造费的日期为2012年11月6日，也即双方于11月6日终止合作，那杰森公司所说的2012年11月5日、7日、21日和23日四天共计4993.19kg，价值197231.01元的面纱显然系杰森公司伪造的虚假送货，否则，舒派特公司必定会将其织造成布交付给王泽尧，并在王泽尧的预付款中扣除加工费，但舒派特公司在11月6日与王泽尧终止合作后，就再也没有向王泽尧收过任何加工费，如果王泽尧欠其任何加工费，舒派特公司也必定会在王泽尧的预付款中扣除，然而杰森公司和舒派特公司都没有证据证明在11月6日后向王泽尧收取过任何加工费，因此，完全可以证明2012年11月5日、7日、21日和23日四天共计4993.19kg，价值197231.01元的面纱送货单系杰森公司虚构的送货。同时，也证明了王泽尧与舒派特公司是在2012年11月6日终止合作的，而不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的2012年12月。
（三）一审法院不顾重审庭审中王泽尧的质证意见，仍以杰森公司伪造的送货单和汇总表作为判决的主要证据，对事实和证据认定错误，最终导致判决错误。王泽尧在将杰森公司提供的证据3与舒派特公司提供给王泽尧的送货单逐一对比后发现，对于同一天同一批次的送货单上，绝大部分送货单中的签收人完全不一样，系杰森公司伪造的送货。
（四）一审法院对双方往来账目未予仔细核对，即胡乱判决，毫无职业操守，毫无道德底线。原审判决认为“上述王泽尧支付的款项包含有：1、杰森公司代王泽尧开增值税发票的费用23万元（其中税款12602.74元，杰森公司于2013年1月5日转账退回217397.26元）；2、支付给舒派特公司加工费为127027.98元；3、王泽尧向杰森公司购买并由杰森公司发往舒派特公司加工的货物价值是1548044.71元（已减除舒派特公司退货的价值，送货单合计1722581.39元-退货单合计174536.68元=实际购买货物价值1548044.71元）；4、杰森公司于2012年12月6日转账退回202688.21元给王泽尧；四项合计为2107760.90元”。从一审法院认定的以上内容可知，王泽尧向杰森公司和舒派特公司支付的货款和加工费总共是2090819.86元，也就是说居然出现王泽尧反而还欠杰森公司2107760.90元-2090819.86元=16941.04元。王泽尧与舒派特公司是2012年11月6日终止合作，杰森公司伪造的最后一笔虚构送货单是2012年11月23日，而杰森公司在2012年12月6日和2013年1月5日分别转账退回王泽尧202688.21元和217397.26元现金，如果王泽尧欠其16941.04元面纱货款或加工费，其必定会在退还王泽尧的以上两笔大额现金中扣除，对于差额如此巨大的虚假账目，一审法院为达到其地方保护主义的目的，胡乱判决。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本应由杰森公司举证的事实主张，违法要求王泽尧予以举证，枉法裁判。在本案中，王泽尧已经证明其向杰森公司和舒派特公司支付了2090819.86元货款和加工费，应当由杰森公司证明已经向王泽尧交付了对应金额的货物，而从杰森公司的证据来看，根本无法证明其向王泽尧交付了等值的货物，不符合常理。
四、一审法院未能理清本案争议的焦点，也未查清双方往来账目，意欲胡乱判决，制造冤案。（1）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各自认可的事实，双方均认可王泽尧向杰森公司支付的款项为：含税款项1682000元，私人账户款项408819.86元，两项合计为2090819.86元。（2）王泽尧认可向舒派特公司支付的加工费为106802.98元（不认可杰森公司证据6中2012年8月7日的20225元）；（3）杰森公司代王泽尧开增值税发票后退还现金，共2笔，分别为：2012年12月6日，代缴税款4477.21元，退现金202688.21元；2013年1月5日，代缴税款12602.74元，退现金217397.26元；（4）2012年6月20至11月3日期间，舒派特公司提供给王泽尧的面纱送货单总金额为1349620.45元，随即于2012年11月6日付清舒派特公司最后一笔加工费36414元后，即与舒派特公司终止加工合作，2012年11月6日后再未向舒派特公司支付过任何加工费。因此，杰森公司还应当退还给王泽尧的货款为：总付款2090819.86元-加工费106802.98元-税款4477.21元-退现金202688.21元-税款12602.74元-退现金217397.26元-面纱货款1349620.45元=197231.01元。
提请二审法院引起注意，首先，该笔应退还给王泽尧的金额与杰森公司伪造的2012年11月5、7、21、23日的4笔虚构送货共4993.19公斤，货值共197231.01元的金额，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其次，前文已证明2012年11月6日以后再未向舒派特公司支付过任何加工费，印证了该4笔货值197231.01元的面纱系杰森公司伪造的虚构送货。再次，请二审法院仔细核对王泽尧在（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362号上诉时向法庭提交的由舒派特公司提供给王泽尧的面纱送货单金额，该金额合计刚好就是1349620.45元，王泽尧的账目是分毫不差的，而一审法院胡乱核查的往来账目却是王泽尧欠杰森公司16941.04元，谁是谁非，显而易见。再次提请二审法院仔细核查王泽尧提交给法庭的面纱送货单（系舒派特公司提供给王泽尧的）与杰森公司提交给法庭的面纱送货单（即杰森公司的证据3），就同一笔送货为何出现不同人员签字，以及同一笔面纱送货单却出现数量和金额不一致的情况，请杰森公司作出合理解释。
综上所述，王泽尧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事实错误，违法支持杰森公司伪造的虚假证据，并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王泽尧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依法改判。
二审期间，王泽尧补充上诉意见称：本案中，王泽尧已经充分证明了其向杰森公司支付款项，杰森公司应对王泽尧交付货物。但杰森公司的举证责任没有完成，所以一审判决对事实没有查清，对证据的采信也是违反了证据规则。
被上诉人杰森公司辩称：一、杰森公司在王泽尧委托的加工企业即开平舒派特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派特公司）退回色纱原材料之后，已从王泽尧的应付货款中扣减，不存在“退货侵吞了王泽尧197231.01元的货款”。王泽尧与杰森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杰森公司根据王泽尧的指令，将出售给杰森公司的面纱（即色纱）送至王泽尧委托加工针织牛仔布的舒派特公司。王泽尧对支付给舒派特公司的加工费基本上是连同货款支付给杰森公司，原后杰森公司转付给舒派特公司。根据杰森公司在原一审提供的证据三证明，杰森公司在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11月23日，共销售货值为1546929.71元面料给王泽尧。期间，舒派特公司退回属于王泽尧的面料4533.42公斤，货款174536.68元给杰森公司。退回的面料杰森公司已在应收王泽尧的货款中予以扣除。因此，不存在王泽尧在起诉状所称“……王泽尧还发现杰森公司多次以其所供的色纱质量有问题为由，将王泽尧已支付过货款，财产所有权已经属于王泽尧的大量色纱原材料故意从舒派特公司退回杰森公司工厂，而又未补回同样数量的色纱，也没有告知王泽尧，更没有将货款退还王泽尧，……经王泽尧仔细核对银行交易明细发现，因杰森公司擅自退货导致王泽尧共计另外多支付给杰森公司197231.01元货款，按照当时王泽尧向杰森公司进货的价格折算共计为4993.19公斤色纱。”的情况。原审判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杰森公司反驳的事实予以认定。
二、王泽尧上诉无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泽尧的上诉，维持原判。杰森公司在诉讼中，向法庭在提供的证据均为原件［见（2015）江开法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第5页第一段最后一行记载］。虽然，王泽尧在质证时对杰森公司的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以认可，但王泽尧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1、杰森公司上诉称“…对证据六中第二笔2012年8月7日的20225元不认可。…”根据杰森公司提供的证据六，王泽尧提供的银行交易单摘要注明，当日王泽尧支付给杰森公司的160000万包括货款和加工费，其中加工费20225元杰森公司已经转支付给舒派特公司。
2、杰森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仅作证明与王泽尧存在买卖关系，同时证明王泽尧还会指令杰森公司将面料送至其委托的舒派特公司以外的企业加工。该合同仅仅是杰森公司与王泽尧买卖的一小部分。
3、王泽尧在2012年11月6日支付的加工费给舒派特公司，仅是支付加工费的一部分。根据王泽尧与舒派特公司加工合同纠纷案记载，2012年6月18日至2012年12月3日期间的加工费137118.99元，王泽尧截至2012年11月6日支付的加工费为127027.98元，加上2012年6月18日之前尚欠的加工费4875.02元，王泽尧实欠舒派特公司加工费14966.02元（实际欠加工费为14966.03元）。因此，王泽尧上诉认为其2012年11月6日支付的加工费是最后一笔加工费不等于没有欠舒派特公司加工费；不等于2012年11月6日之后不存在加工关系；更不能认为就此终结了与杰森公司的买卖关系。王泽尧在原一审庭审中确认杰森公司转入舒派特公司的加工费为127027.98元；而在重一审又特别强调补充说明是杰森公司转入舒派特公司的加工费为106802.98元。在重一审中，王泽尧再次明确诉讼请求，再次明确举证内容。而王泽尧没有证据证明杰森公司转入舒派特公司的加工费为106802.98元。
经杰森公司、王泽尧在庭审中审核确认：①王泽尧经云南德朔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给杰森公司货款（含代开票230000元）1682000元。②王泽尧从私人帐户支付给杰森公司的货款408819.86元，①＋②合计为2090819.86元。③杰森公司退回给王泽尧货款202668.21元；④杰森公司代王泽尧开票230000元；⑤杰森公司代王泽尧支付加工费给舒派特公司127027.98元；⑥王泽尧支付货款1531123.67元，即2090819.86－202668.21－230000－127027.98－1531123.67=0。由此可见，杰森公司没有多收取王泽尧分文货款。
然而，王泽尧上诉状陈述“2012年11月5日、7日、21日和23日四天共计499.319Kg，价值197231.01元的面纱送货单系杰森公司伪造虚构送货”，与王泽尧在起诉状所称“……王泽尧还发现杰森公司多次以其所供的色纱质量有问题为由，将王泽尧已支付过货款，财产所有权已经属于王泽尧的大量色纱原材料故意从舒派特公司退回杰森公司工厂，而又未补回同样数量的色纱，也没有告知王泽尧，更没有将货款退还王泽尧，……经王泽尧仔细核对银行交易明细发现，因杰森公司擅自退货导致王泽尧共计另外多支付给杰森公司197231.01元货款，按照当时王泽尧向杰森公司进货的价格折算共计为4993.19公斤色纱。”完全是两个事实。而对“2012年11月5日、7日、21日和23日四天共计499.319Kg，价值197231.01元的面纱送货单系杰森公司伪造虚构送货”的主张又没有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王泽尧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王泽尧上诉无理，请依法驳回上诉。
王泽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杰森公司返还王泽尧多支付的货款197231.01元；2.杰森公司赔偿王泽尧多支付的货款197231.01元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自2012年12月29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为止）；3.杰森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9日，王泽尧以其个体经营的广州针牛纺织有限公司（实际工商注册名称为：广州市海珠区针牛纺织店）的名义与案外人开平舒派特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派特公司）签订了一份《代加工协议》，约定王泽尧向杰森公司购进原料面纱，由舒派特公司为王泽尧加工针织牛仔面料。同月20日，王泽尧又与杰森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约定由王泽尧向杰森公司购买面纱，并由杰森公司将王泽尧所购买的面纱送至王泽尧指定的工厂（珠三角地区），由收货方验收。合同签订后，杰森公司一直按照合同约定将王泽尧所购面纱送货至王泽尧指定的舒派特公司等加工厂，均是由舒派特公司等加工厂的工作人员验收货物并在送货单上签收。至2012年12月，王泽尧与舒派特公司双方发生纠纷并停止业务合作。
2012年6月20日起至同年12月18日止，王泽尧通过云南德朔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给杰森公司的款项为1682000元，王泽尧在私人账户支付给杰森公司的款项为408819.86元，合计共支付款项2090819.86元给杰森公司。
上述王泽尧支付的款项包含有：1、杰森公司代王泽尧支付开增值税发票的费用23万元（其中税款12602.74元，杰森公司于2013年1月5日转帐退回217397.26元）；2、支付给舒派特公司的加工费为127027.98元；3、王泽尧向杰森公司购买并由杰森公司发往舒派特公司加工的货物价值是1548044.71元（已减除舒派特公司退货的价值，送货单合计1722581.39元-退货单合计174536.68元＝实际购买货物价值1548044.71元）；4、杰森公司于2012年12月6日转帐退回202688.21元给王泽尧；四项合计为2107760.90元。
另查明：广州市海珠区针牛纺织店是由王泽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该店已于2013年4月11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珠分局核准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王泽尧、杰森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杰森公司在履行合同中依照合同的约定将王泽尧购买的货物发送至王泽尧指定的加工企业，并由收货方签收货物的事实清楚。根据王泽尧、杰森公司已经确认的事实和法庭查清的事实，杰森公司不存在多收王泽尧款项。王泽尧起诉主张多支付货款197231.01元给杰森公司的证据不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王泽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王泽尧的诉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杰森公司抗辩有理，该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泽尧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22元，由王泽尧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王泽尧诉杰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2015）江开法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王泽尧不服该判决并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36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15）江开法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再查明：王泽尧诉舒派特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37号民事判决，并查明王泽尧经营的广州市海珠区针牛纺织店与舒派特公司签订的《代加工协议》在一个月试行期届满后继续参照《代加工协议》的约定进行业务往来，直至2012年12月，双方发生纠纷并停止业务往来。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杰森公司代舒派特公司收取的加工费金额应如何认定；2、杰森公司与王泽尧于2011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是否发生货物交易的问题。
关于杰森公司代舒派特公司收取的加工费金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杰森公司主张其代舒派特公司收取5笔加工费合计127027.98元并提供了舒派特公司出具的《开平市舒派特纺织有限公司收加工费明细》予以证明。王泽尧则认为其于2012年8月7日支付的160000元均用于支付杰森公司的货款，当天并未向舒派特公司支付加工费20225元，主张其通过杰森公司支付给舒派特公司的加工费总额为106802.98元（127027.98元-20225元）。对此本院认为，舒派特公司出具的《开平市舒派特纺织有限公司收加工费明细》明确承认其共收取王泽尧支付的加工费为127027.98元，其中2012年8月7日收取加工费20225元。现有证据亦显示，王泽尧于2012年8月7日向杰森公司支付的160000元银行转账凭证中注明款项用途为“货款、加工费”，杰森公司关于王泽尧于2012年8月7日支付的款项中部分为舒派特公司的加工费的主张与上述银行转账凭证、《开平市舒派特纺织有限公司收加工费明细》等证据均能相互印证。相反，王泽尧主张其于2012年8月7日支付的160000元均用于支付杰森公司的货款，与其银行转账凭证中自行注明的款项用途并不相符，杰森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并且，本案原一审［即（2015）江开法民二初字第28号案］的庭审中，王泽尧对杰森公司提交的《开平市舒派特纺织有限公司收加工费明细》明确表示没有异议并在庭审中陈述“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货款为168200元-被告退回的两笔款202688.21元-217397.26元＋原告在私人账户支付给被告的408819.86元-舒派物公司加工费127027.98元＝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货款”。由此可见，王泽尧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曾明确承认其通过杰森公司支付给舒派特公司的加工费总额为127027.9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王泽尧虽在一审庭审中对其于（2015）江开法民二初字第28号案庭审中所作出的质证意见和承认的事实表示反悔，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其原来的陈述，因此，对于王泽尧的该项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王泽尧若认为舒派特公司收取加工费127027.98元的行为存有过错且损害其合法权益，可另循途径解决。
关于杰森公司与王泽尧于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是否发生货物交易的问题。王泽尧上诉称其要求杰森公司送至舒派特公司的货物均由其员工亲自签收，杰森公司提交的涉案送货单均不是其员工签收，主张涉案送货单均系伪造的，并以其与舒派特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已于2012年11月6日终止，其从未在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向杰森公司下达订单为由，主张该期间的货物交易系杰森公司虚构的。杰森公司则主张其已于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根据王泽尧的指令向舒派特公司交付货物，并称涉案交易期间的送货单均由舒派特公司的员工签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关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杰森公司主张2012年11月5日至23日发生真实的货物交易，其应承担举证责任。为此，杰森公司提交了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11月23日期间的销售送货单、2012年6月20日的《购销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经查，2012年6月20日的《购销合同》约定由杰森公司将王泽尧所购买的面纱送至王泽尧指定的工厂（珠三角地区），收货方需即场验收。杰森公司提交的2012年6月20日《销售送货单》记载了货物品名、颜色、数量、单价、金额等详细内容且备注“送往舒派特”的内容，上述内容与2012年6月20日《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品名等内容能相互印证，并且王泽尧也确认其收到了该批货物，由此可见，2012年6月20日《销售送货单》所反映的货物交易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该《销售送货单》显示系由舒派特公司的员工进行签收。其次，王泽尧主张杰森公司送至舒派特公司的涉案货物均由其员工强泽洋签收的情况，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员工强泽洋在涉案交易期间实际签收了杰森公司送至舒派特公司的涉案货物。虽然杰森公司提交的2012年2月18日《销售送货单》系由强泽洋签收，但上述货物签收行为并非发生于涉案交易期间，仅凭2012年2月18日《销售送货单》并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在涉案交易期间的货物交易习惯。并且，对于王泽尧与杰森公司、舒派特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操作过程等问题，王泽尧于原二审［即（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362号案］的上诉意见中述称：“购买色纱必须先向舒派特公司下达王泽尧签字的生产计划，再向杰森公司购进”，并称：“每一笔色纱送货单都由杰森公司在广州的几个业务员送到王泽尧处签字后再转交舒派特公司和杰森公司保存做账”。在本案二审庭审中，王泽尧却陈述称：“我方直接将要舒派特公司加工的产品、数量、订单发送给杰森公司，并非是直接向舒派特公司下达订单。由我司的员工在舒派特公司进行验收，再交给舒派特公司进行加工。”由此可见，王泽尧针对其与杰森公司、舒派特公司之间的下订单操作方式以及货物的签收习惯等问题均作出了前后矛盾的陈述，且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对于王泽尧主张涉案货物均系由其员工负责签收，并以为由主张涉案送货单均系舒派特公司、杰森公司伪造的，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结合现有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杰森公司所举证证明的涉案送至舒派特公司的货物由舒派特公司员工签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明显高于由王泽尧的员工负责签收涉案货物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本案中，王泽尧虽不认可涉案送货单的真实性，但对于2012年11月3日之前的《销售送货单》所反映的货物交易数额表示确认，在王泽尧未能提供证据推翻涉案《销售送货单》的情况，本院对杰森公司提交的对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11月3日期间的《销售送货单》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最后，杰森公司提交的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的《销售送货单》，与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11月3日期间的《销售送货单》格式一致，均注明“送往舒派特”以及货物品名、颜色、数量、单价、金额等详细内容，并且上述送货单亦有舒派特公司员工的签名确认，符合双方之间的货物签收交易习惯，王泽尧亦未对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的《销售送货单》的收货人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并且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双方通过传真或口头方式下达订单，王泽尧亦承认除2012年6月20日《购销合同》外，其他交易均是口头约定，因此，杰森公司未能提交双方于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的《购销合同》或书面订单的情况，符合双方下达订单的交易习惯。故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的《销售送货单》可初步证明该期间的货物交易真实发生，至此杰森公司的举证责任已完成。王泽尧若认为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的货物交易并未真实发生，其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虽然王泽尧主张其与舒派特公司于2012年11月6日已终止合作，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亦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舒派特公司之间的加工费已于2012年11月6日结清，因此，即使2012年11月6日之后王泽尧并未向舒派特公司支付任何加工费的情况属实，亦不能证明其与舒派特公司在2012年11月6日之后再没有发生业务往来。相反，王泽尧诉舒派特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37号生效判决中查明的事实为王泽尧与舒派特公司于2012年12月停止业务合作，王泽尧的该项主张与上述生效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亦不相符。本案中，王泽尧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以推翻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销售送货单》的真实性或反驳杰森公司的主张，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王泽尧以双方于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的交易并未真实发生为由诉请杰森公司退回货款197231.01元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泽尧若认为舒派特公司收取2012年11月5日至23日期间的货物后未予交还或用于其指定的用途，其可另行向舒派特公司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王泽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22元，由王泽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