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桂市行终字第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荔浦县青山镇松林村第42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松林42组）。
诉讼代表人莫远林，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廖意德，男，1965年12月28日出生，壮族，农民，住荔××县青山镇××村搬迁户××号。
委托代理人李显荣，荔浦县荔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荔××城镇××社区××号。
法定代表人陈代昌，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侯辉国，广西柳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庆卓，荔浦县人民政府调处办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荔浦县青山镇松林村第37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松林37组）。
诉讼代表人陆大文，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邹姣琼，女，1957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荔××城镇××号。
委托代理人莫华南，男，1949年6月8日出生，壮族，农民，住荔××县青山镇××村桥××号。
上诉人松林42组因土地所有权行政裁决一案，不服荔浦县人民法院（2013）荔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6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松林42组的委托代理人廖意德、李显荣，被上诉人荔浦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侯辉国、李庆卓，原审第三人松林37组的委托代理人邹姣琼、莫华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争执地羊台岭位于荔浦县蒲芦乡福文村小龙引屯对面，原告称华良屋背和洋才岭，第三人称羊台岭和对门河，其四至界限是：东以芭蕉冲为界，南到河边田面为界，西到车坝塘河面为界，北至岭头大甫坪子为界，面积约50亩，地面附着物有杉树、竹子和杂木等。争议地在土改时分给原告村民莫华良（现更名为廖承文）等人，合作化、“四固定”以后，争议地收归小龙引生产队集体所有。1969年，同属小龙引生产队的原告与第三人因修建五一水库搬迁到青山公社松林大队第14生产队，搬迁时将从小龙引分得的山岭带入所在的14生产队。1978年邹姣琼与从小龙引搬迁至14生产队的村民莫华忠结婚。1979年上半年，14生产队分成了37组和42组，下半年就改成了37生产队和42生产队。1984年，松林大队和林业“三定”工作组根据原告及第三人分组时划分山界管业的事实及1981年形成的《荔浦县青山公社松林大队37生产队山界林权证（草稿）》，将争执地登记造册在现留存松林村委的《荔浦县青山乡（镇）松林村委会37生产队集体山林登记表》内，并核发了《荔浦县山权林权证》给第三人。此后，第三人将其集体山林落实承包到户，其中争执地上半部分承包给村民莫善兰户、下半部分承包给村民邹姣琼户。1991年3月，原小龙引生产队24户户主代表开会，蒲芦乡政府副乡长冯春义、福文村委干部莫荣刚参加了会议，第三人陆大礼、莫华北、莫华南三户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作出了“91方案”，第三人的三户代表因不同意该方案，没有在方案上签名。1992年以后，争执地的树木都是由第三人村民种植和管理。在被告调处本案过程中，原告申请对第三人持有的《荔浦县山权林权证》进行司法鉴定，经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第3页2栏上填写的“对门河”附注项的“羊台岭”三字与证内其它硬笔字迹为一人所书写，“羊台岭”三字与证内其它硬笔字迹（除古眠岭栏及其以下各栏字迹）不是为同一时间形成，两者相距时间应有三年以上；第4页4栏上填写的“古眠岭”字迹与证内其它字迹为同一人所书写，“古眠岭”字迹与证内其它硬笔字迹（除“羊台岭”三字及“古眠岭”栏及其以下各栏字迹）不是同一时间形成，两者相距时间应有三年以上。2010年8月，因修建高速公路征用部分争执土地，引发双方权属纠纷，纠纷发生后，被告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各抒己见，调解未果，2011年4月6日，被告作出荔政处（2011）14号处理决定，第三人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1年8月15日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市政复决字（2011）100号行政复议决定，依法撤销了荔政处（2011）14号处理决定。2012年4月12日，被告作出了荔政处（2012）4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2012年11月29日作出了市政复决字（2012）11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荔浦县人民政府荔政处（2012）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荔政处（2012）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判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争执的羊台岭山岭土地，在1969年修建五一水库时，由原小龙引生产队搬迁至青山公社松林大队14生产队的村民带入该集体。林业“三定”时争执地依法确认为第三人集体所有，并由该集体承包给其村民经营管理。第三人持有的《荔浦县山权林权证》，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为，该证填写的本案争议项中“对门河”附注的“羊台岭”三个字不同于1984年12月填写的外，该项没有涂改、添加等情况，事实上对门河也就是羊台岭，故其添加附注“羊台岭”三字上去，没有影响该项的实质内容。该证后面增补填写的内容，只能证实其增补项无效，不能否定其整本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且该证所填写争执地内容与1981年、1984年的《荔浦县青山公社松林大队37生产队山界林权证（草稿）》、《荔浦县青山乡（镇）松林村委会37生产队集体山林登记表》记载的内容一致，因此第三人持有的《荔浦县山权林权证》及村民取得的《荔浦县山权林权证》和《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合法有效，可作为本案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原告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对争执地拥有所有权，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本处理决定中认定：1969年争议地已由原小龙引生产队分给第三人村民邹姣琼户和莫善兰户，当时邹姣琼还未是第三人的村民，应当采用当时的户主名，被告认定的这一事实不当，但并不影响其实体处理。因此，被告根据其调查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2012年4月12日作出的荔政处（2012）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
上诉人松林42组上诉称：（一）没有证明1969年小龙引生产队将争执地分给邹姣琼、莫善兰两户的证据，认定1969年小龙引生产队将争执地分给邹姣琼、莫善兰两户事实不清。（二）依据第三人持有《山权林权证》和邹姣琼、莫善兰持有《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认定争执地在林业“三定”时期依法确认为第三人所有，事实不清。（三）否定1991年原小龙引老队重新调整山林使用权分配方案不恰当。（四）认定争执地是第三人管业的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荔浦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荔政处（2012）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荔浦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荔政处（2012）4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争议地1969年以前，归小龙引生产队集体所有。1969年以后因修建“五一”水库，当事人同时搬迁到现村民小组居住，并同属一个生产队，当时，争议地已由原小龙引生产队分给村民邹姣琼和莫善兰两户带入搬迁后的生产队集体。落实山界林权时，该队划分为现在的两个村民小组。1984年，林业“三定”工作组将争议地确定给本案第三人集体所有，此后，该地一直分给邹姣琼、莫善兰两户经营管理，2005年后，争议地还由承包者租给陆开玉种果子，将松树发包给谷业贵父亲割松脂等，以上事实，有《山权林权证》及相关的登记表册、《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相关笔录等证据为凭，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1991年调整山林的分配方案不能作为确权的有效依据。上诉人称1991年原小龙引老队重新调整山林使用权分配方案（简称“91方案”）有效，这缺乏依据。1991年3月，原小龙引生产队户主开会作出重新调整山林决定，因申请人共9户户主仅有3户参加，代表人数未达到应到会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定要求，且参加会议的3户代表拒绝在调整方案签字；另外，修建五一水库后，原小龙引生产队的村民，有的已搬迁，有的没有搬迁，己分别为不同的两个乡镇和行政村管辖，蒲芦乡和福文村组织召开重新调整分配两个乡镇的山林已越权，该方案依法不能作为确权的有效依据。（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综上所述，荔政处（2012）4号处理决定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松林37组答辩称：（一）第三人持有的《荔浦县山权林权证》和该村民邹姣琼、莫善兰两户持有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与现松林村委留存的《山界林权证（草稿）》、《集体山林登记表》登记的内容相吻合，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林业“三定”时上诉人与第三人当时划分山林的实际情况。上诉人称第三人的林权证“关键的地名涂改、添加”，不能作为权属凭证。司法鉴定结果是“对门河”是发证时期填写；“羊台岭”三字是发证后三年形成（添加）；对此并没有涂改的结论意见。而后来填证人添加的“羊台岭”只是进一步说明“对门河”亦是“羊台岭”；“羊台岭”也是“对门河”。被上诉人组织双方现场勘验时，上诉人也认可这一事实，有勘验笔录予以证明。据此，填证人后来添某某证据的真实性。（二）上诉人村民莫华良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1991年以后白品辉不在担任县长时自己套填的《荔浦县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山林所有权的依据。（三）上诉人、第三人、小龙引队在九十年代前已不属于一个村民小组（队），而且小龙引队属蒲芦乡管辖，松林37队属青山镇管辖，其后所发生的山林纠纷依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调处。1991年3月蒲芦乡政府和福文村委派员组织以上当事人召开的户主代表会议声称“91方案”，第三人户主应到会人数不足三分之二且拒绝在“方案”中签字认可。据此，该“方案”对第三人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四）被上诉人作出的（2013）11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属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对争议山林归其所有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亦无有效证据和法律依据否定第三人持有的《山权林权证》和本小组村民邹姣琼、莫善兰两户持有的《社员自留山承包责任山使用证》。林业“三定”以后，争议山林一直由本小组以上两户村民管业至今。1992年造林灭荒任务的《紧急通知》是发给邹姣琼、莫善兰，而不是发给上诉人村民莫华良户。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经审查，原审第三人持有的《荔浦县山权林权证》，经广西正廉司法鉴定中心用显微镜检验，发现内容第1页存在有毛笔覆盖涂写现象，利用较浓的墨水涂改较淡墨水字迹；其中钢笔书写部分字迹有删改现象，后添加的字迹“贰拾伍”、“贰拾贰”笔画存在洇渗；第2页存在毛笔、钢笔并存的书写字迹；第3页存在有毛笔覆盖涂写现象，利用较浓的墨水涂改较淡墨水字迹，也存在毛笔覆盖涂写钢笔书写的蓝黑字迹及钢笔重复书写涂改现象，存在毛笔、钢笔并存的书写字迹；第4页均为钢笔书写形成，但后三行字迹笔画洇渗现象明显；第5页书写字迹均为钢笔书写，字迹笔画洇渗现象明显。经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证第3页2栏上填写的“对门河”附注项的“羊台岭”三字与证内其它硬笔字迹为同一人所书写。“羊台岭”三字与证内其它硬笔字迹（除古眠岭栏及其以下各栏字迹）不是为同一时间形成，两者相距时间应有三年以上。该证所填写的“对门河”四至界限与1981年《荔浦县青山公社松林大队37生产队山界林权证（草稿）》及1984年《荔浦县青山乡（镇）松林村委会37生产队集体山林登记表》填写的“对门河”四至界限不一致，与争执地的四至界限亦不一致，不能作为确定本案争执地权属的依据。虽然1981年《荔浦县青山公社松林大队37生产队山界林权证（草稿）》填写的“对门河”四至界限与争执地的四至界限基本一致，但是，该草稿同时记载有原审第三人及上诉人当时实际管理的山场，亦不能作为原审第三人主张争执地权属的依据。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划分山场的时间及具体分山情况，认定1981年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划分山界管业的证据不足。
本院认为：由于原审第三人持有的《荔浦县山权林权证》存在涂改、添加现象及使用不同书写工具及不同墨水书写现象，该证记载的“对门河”四至界限与争执地四至界限不一致，不能作为确定本案争执地权属的依据。被上诉人以原审第三人持有《荔浦县山权林权证》为由，认定林业“三定”工作组将争议地确定给原审第三人集体所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1981年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划分山界管业的证据亦不足。认定原审第三人持有的《荔浦县山权林权证》所写争议地内容和1981年、1984年的《山界林权证（草稿）》、《集体山林登记表》记录的内容一致有误。被上诉人作出的荔政处（2012）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确定争执地权属的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荔浦县人民法院（2013）荔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荔浦县人民政府2012年4月12日作出的荔政处（2012）4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由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陶 明
审判员 陈桂良
审判员 李明军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黎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