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桂市民一终字第67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冯吉佩。上诉人（一审被告）邓小凤。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金祏，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陶祖发。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陶振才。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丹志，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因股权转让纠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人民法院（2012）平民初字第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海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放和代理审判员窦峰军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伍解红担任记录。上诉人冯吉佩、上诉人邓小凤的委托代理人吴金祏，被上诉人陶祖发和陶振才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丹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于2001年12月8日登记成立，注册号：503302500054（1-1），注册资本人民币250万元，其中股东陶祖发2万元，陶某甲9万元，陶某乙239万元。2008年5月30日，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由陶祖发、陶振才出资248万元受让公司股东陶某乙、陶某甲全部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由陶祖发、陶振才各持50%双方签订了《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公司持有平国用（2002）字第04012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6397.33平方米，2005年11月16曰批建了二塘镇农产品冷库贮藏项目。2010年7月10曰原告陶祖发为甲方，被告冯吉佩、邓小凤以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义为乙方，署名冯吉佩、邓小凤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注册250万元100%的股份，以980万元转让给乙方（其中包括630万元的添附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2、乙方同意以现金形式在本合同订立七日内支付甲方所转让的股份价金150万元；2010年7月31日前给付330万元，余转让股份价款500万元在2010年8月30日前付清。违约责任按国家合同法执行。2011年2月16日被告支付了500万元转让款给原告后，尚欠480万元未能给付，出具了欠条给原告。欠条载明：“今欠到陶祖发德发公司股杈转让余款肆佰捌拾万元正。在股权登记办好后的壹拾伍个（15个）工作日内付清给陶祖发。并以德发公司的股权及资产为欠款的担保，在欠款未还清之前，德发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转让处置无效。欠款人：冯吉佩、邓小凤。'。同日，原告陶祖发与被告冯吉佩为了办理德发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双方签订《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将所持有平乐县德发果蔬有限责任公司50%的股权共125万元出资额，以125万元转让给被告冯吉佩，被告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类似地，原告陶振才分别与被告冯吉佩、邓小凤签订《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所持有平乐县德发果蔬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转让给被告冯吉佩，10%股权转让给被告邓小凤。即被告冯吉佩、邓小凤分别占公司的90%、10%股权。并修改公司章程交到平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变更登记。工商局于次日办理了股东变更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登记。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追偿转让款未果，因而发生纠纷。一审判决认为：被告2011年2月16日支付原告500万元，出具欠条480万元并约定15个工作日付清，是履行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该欠条起到对前合同的付款方式进行修改的作用，是前合同的组成部分并具有补充合同的性质。原、被告双方虽然签有标的分别为980万元和250元前后矛盾的两份合同，但从后合同签订的时间、地点、金额来看，显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后合同是在履行前合同第七条的约定义务过程中，到工商局为办理股杈变更登记手续而签订，其目的不是修改前合同。故对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前后两份合同，应以前合同即2010年7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为准。前合同中虽存在抬头部分主体为香港华洋公司，落款部分署名主体为冯吉佩、邓小凤这一情形，但从双方签订补充合同的行为来看，可以确认该合同主体名为香港华洋公司而实为冯吉佩、邓小凤俩自然人，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主体合格，内容合法，是一份有效合同。双方应切实履行合同的约定义务。现原告已将股权变更，财产移交，从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被告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在变更登记后15个工作曰履行给付尚欠转让款义务，已构成违约。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转让款480万元，该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付违约金，不符合“违约责任按国家合同法执行“即按法定标准执行的约定，该院不予支持。违约金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从逾期之日（2011年3月5日）起计付违约金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案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由被告冯吉佩、邓小凤共同偿还欠原告陶祖发、陶振才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8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2011年3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陶祖发、陶振才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4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人民币53410元，由被告冯吉佩、邓小凤共同负担。上诉人冯志佩、邓小凤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错误将违法无效的协议作为定案的依据。2010年7月10日，被上诉人陶祖发与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陶祖发将其持有的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100%股份，以980万元（其中包括630万元的添附费）转让给香港华洋公司。该合同是违法无效的。1、陶祖发仅持有德发公司50%的股权，其无权转让该公司100%的股权，其处分公司100%股权的行为属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无效行为；2、该合同约定，陶祖发转让股权时，包括了德发公司630万元添附费的财产，该约定违反了公司股东不得处分公司财产的法律规定，也属无效；3、该合同约定陶祖发转让股权，未取得公司另一持有公司50%股权的陶振才同意，属于违反公司法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情形，因而也是无效的。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一审明确指出该合同违法无效后，故意回避审查合同的合法性，将违法无效的合同作为定案的依据，是十分错误的。二、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在前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是陶祖发，另一方是香港华洋公司，一审法院既将前合同作为定案的依据，又将不是合同当事人的陶振才作为原告处理，同时还将不是合同当事人的上诉人作为被告。据了解，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梁丹志曾经是一审法院离任法官，其在原工作法院代理案件属违反法官法第十七条有关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规定的违法行为。三、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于2011年2月16日分别签订《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陶祖发将其所持有的该公司50%股权，以125万元转让给冯吉佩，陶振才将其所持有的该公司股权，分别以100万元转让40%给冯吉佩，以25万元转让10%股权转让给邓小凤。该股权转让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既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又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是合法有效的。双方还于合同签订当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转让合同备案等相应变更登记手续，因此，该股权转让行为不论内容与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当日，上诉人由于忙乱，将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被上诉人陶祖发，还出具了480万元的欠条，这些均为出于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没有任何合同基础。最为关键的是，按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上诉人共应支付给两被上诉人股权转让价款250万元，被上诉人无权收取上诉人980万元，其收取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本就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其再诉请上诉人支付480万元的所谓股权转款更是没有任何理由，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以违法合同作为判决依据，支持被上诉人的无理诉请，是完全错误的，依法应予撤销。请求：1、撤销平乐县法院（2012）平民初字第786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陶祖发、陶振才当庭口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1、上诉人的上诉所说法是事实相混合，双方当时所约定就是原来的股权转让价值，附属品价值不在里面。2、两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主体是非常明确的，上诉人是以香港华洋公司签的合同，该公司实为上诉人。合同的转让行为是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发生的合同关系，并没有存在主体违法。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没有在一审法院工作过，虽然毕业分配在平乐县法院，但没有到平乐法院报到过，不存在在法院工作过。3、被上诉人认为以工商转让合同作为定案依据错误，本案是以全部股权转让合同作为定案依据，工商登记的财产附属并不包含在里面。本院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有以下异议：1、2010年7月10日，原告陶祖发为甲方，被告冯吉佩、邓小凤以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义为乙方，署名冯吉佩、邓小凤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2、2011年2月16日被告支付了500万元转让款给原告后，尚欠480万元未能给付，出具了欠条给原告。上诉人冯志佩、邓小凤对异议事实未提供的新证据。但对异议的事实提出如下意见：1、其是代表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字，并不是以自然人作为主体在合同上签字。2、其认为，该欠条是在合同签订后，工商变之前先写的，然后双方去办理工商登记，上诉人付了500万元后而该欠条没有收回。被上诉人陶祖发、陶振才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的无异议。对一审认定且双方无异议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当事人争议事实的分析和认定：1、双方于2010年7月间就对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协商。并于2010年7月1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乙方的签名为冯吉佩，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虽然是以受让方（乙方）的名义出现在该合同中，但该合同并未加盖该公司的印章。在整个审理期间冯吉佩并未提供证明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存在的依据，亦未提供其与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证据。因而该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双方自然人。2、关于500万元股权款收条和480万元欠条，书写的先后问题。2011年2月16日，陶祖发向冯吉佩、邓小凤出具了一张《收条》，该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冯吉佩、邓小凤交来股权转让费人民币伍佰万元正。（第一期）。同一日期，冯吉佩、邓小凤高陶祖发、德发公司出具了一张《欠条》，该欠条的主要内容为：“今欠到陶祖发、德发公司股权转让余款肆佰捌拾万元正（480万元）在股杈登记办好后的壹拾伍个（15个）工作日内付清给陶祖发。并以德发公司的股权及资产为欠款的担保，在欠款未还清之前，德发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转让处置无效。该《收条》、《欠条》在一审中亦经双方质证。从这两份证据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收条和欠条出具的先后。在收条中陶祖发明确在500万元后写明（第一期），该书写表明双方最少还存在第二期款项可能。而作为成年人的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在给陶祖发、德发公司出具的欠条的内容，更进一步证明双方实质上存在第二期款项。在欠条中，冯吉佩、邓小凤对480万元的款项表述为：股权转让余款480万元。“余款”一词从文字的直观和日常人们生活的通常理解，是指在支付或者收到了部分款项后所剩余未支付或者未收到的款项。因此，冯吉佩、邓小凤的欠条表明其已给付了陶祖发的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后，尚有48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付。故，500万元股权款收条书写在前，480万元欠条书写在后。综上分析，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上诉人是否尚欠被上诉人股权转让金480万元。本院认为：双方于2010年7月间就对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协商。并于2010年7月1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乙方的签名为冯吉佩，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虽然是以受让方（乙方）的名义出现在该合同中，但该合同并未加盖该公司的印章。在整个审理期间冯吉佩并未提供证明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存在的依据，亦未提供其与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证据。因而该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双方自然人。从该合同约定的履行内容看，合同约定的股权变更及修改章程的时间为2010年8月1日，而股权给付款的最后期限为2010年8月30日。在这个时间内双方并未按该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规定，《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已进行了签字，该合同已成立。但该合同成立后双方对该合同未实际履行。2011年2月16日，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分别与被上诉人陶祖发、陶振才签订《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形式、内容、主体均不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属有效合同。虽然在三份《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与被上诉人陶祖发、陶振才约定以250万元人民币由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受让被上诉人陶祖发、陶振才持有的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100%股权。但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00万元的股权受让款，被上诉人在收到该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条》，并在《收条》中明确写明该款项是第一期款项。其后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又向被上诉人陶祖发、德发公司出具480万元股权转让余款的《欠条》。双方的上述的民事法律行为，已构成对双方所签订的《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进行了实质性变更，且该变更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涉案的《收条》、《欠条》均属有效民事法律行为。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提出，上诉人由于忙乱，将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被上诉人陶祖发，还出具了480万元的欠条，这些均为出于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请求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海涛审 判 员  陈 放代理审判员  窦峰军二○一四年元月九日书 记 员  伍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