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9民终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喜良，男，住江西省上高县。
委托代理人：陈晖，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高县同济发石料厂。住所地：江西省上高县。
经营者：卢怀礼，男，住江西省上高县。
经营者：刘华，男，住江西省新建县。
委托代理人：黄旭东，江西正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潘喜良为与被上诉人上高县同济发石料厂（以下简称同济发石料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2015)上南民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漆小飞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马文利、代理审判员徐斌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管林健担任记录，于2016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喜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晖、被上诉人同济发石料厂的经营者卢怀礼、刘华及委托代理人黄旭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案外人王明东曾经与潘喜良系合伙关系，在双方未经结算的情况下，王明东已逃到外地。案外人袁登喜曾经在同济发石料厂投资了250000元。王明东与袁登喜是亲戚关系，系袁登喜请来同济发石料厂做事的人。2013年11月26日，同济发石料厂在其误以为欠案外人袁登喜250000元，又误以为案外人王明东欠潘喜良的250000元的情况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潘喜良同意王明东所欠的250000元，只要同济发石料厂代为承担200000元。2014年“五一”或者端午节时同济发石料厂的经营者之一刘华给付潘喜良10000元。2014年12月8日，同济发石料厂收到(2014)上民三初字第122号民事裁定书才认为其不欠案外人袁登喜250000元。因此，同济发石料厂以签订该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乘人之危的情况而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同济发石料厂与潘喜良于2013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返还已支付的1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潘喜良承担。该院在审理过程，同济发石料厂同意如果法院判决撤销该协议的话，可以放弃要求潘喜良返还已支付的10000元。另查明，潘喜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外人王明东欠其250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合同的情形有因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或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得后果与自已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本案中，王明东是否欠潘喜良250000元无法证实，且同济发石料厂不欠袁登喜的250000元，同济发石料厂在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所签订的协议书，依法应认定为同济发石料厂存在重大误解。同济发石料厂于2014年12月8日才知道存在重大误解，并在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之内行使撤销权，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同济发石料厂以签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要求撤销该协议书的请求，理由正当，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该协议书被依法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基于该协议发生的债务全部得以免除，并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因此，潘喜良应将其收取的10000元款应如数返还同济发石料厂，但同济发石料厂同意放弃潘喜良返还10000元款的诉讼请求，该院准许其放弃该诉讼请求。综上，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撤销同济发石料厂与潘喜良于2013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潘喜良承担。
上诉人潘喜良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以同济发石料厂不欠袁登喜250000元、同济发石料厂在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为由，认定同济发石料厂存在重大误解，因此撤销该协议属认定错误。1.同济发石料厂与袁登喜的合伙纠纷案件，没有经过任何法院的判决确认同济发石料厂不欠袁登喜250000元。一审法院没有理由认定同济发石料厂不欠袁登喜的钱，如果以(2014)上民三初字第122号民事裁定书为依据的话，则属依据不足。因为上述裁定书只是一份撤销裁定书，并不是生效判决书。袁登喜申请撤诉也并不代表着同济发石料厂不欠他的钱，只是表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还处于待定状态，还没有了结。一审法院以一份撤销裁定书为依据，认定同济发石料厂不欠袁登喜的钱，属依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2.同济发石料厂与袁登喜的合伙纠纷案件与本案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济发石料厂与袁登喜案是因为在合伙过程中因机器设备问题，债权债务产生的纠纷。本案是王明东因投了250000元在同济发石料厂，而王明东又欠了潘喜良的钱，所以在几方协商同意的情况下，同济发石料厂同意该债务由自己承担，由同济发石料厂负责偿还的债务转移纠纷案件。所以两个案件是不同性质的案件，彼此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二、同济发石料厂申请撤销该协议，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1年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驶撤销权……”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11月26日，同济发石料厂起诉时间为2015年6月10日，时隔1年零8个月,法院应直接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同济发石料厂于2014年12月8日才知道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1.袁登喜案件与本案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两个案件是不同性质的案件，一个是合伙纠纷，另一个为债务转移纠纷。2.同济发石料厂当初签订该份协议时，就应当知晓王明东在他们石料厂有250000元股份，王明东作为他们的合伙股东，一直在该石料厂共同生产经营活动，同济发石料厂一直都是知晓的，正是在双方明知的情况，同济发石料厂才聘请刘金森律师主持书写了该份协议。如果同济发石料厂认为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的活，按照正常思维理解，应当在双方签订协议时就知道了。3.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应当由同济发石料厂举证，如果无法举证，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法院应认定从2013年11月26日同济发石料厂就知道撤销事由。三、同济发石料厂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了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撤销权消灭:(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之后，同济发石料厂于2014年“五一”节时，刘华给付了潘喜良10000元，履行了部分合同，同济发石料厂自己以其行为也表明认可了该协议的效力，同时也以其行为表明了放弃撤销权。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11月26日，同济发石料厂误以为欠案外人袁登喜的钱，又误以为案外人王明东欠潘喜良250000元的情况下签订了一份协议，潘喜良认为原审法院的认定事实错误，同济发石料厂与案外人袁登喜案没有经过任何法院的判决确认，原审法院怎么能认定为“误认为”？这样的认定显然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2015)上南民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确认同济发石料厂与潘喜良于2013年11月26日所签订的协议有效；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同济发石料厂承担。
被上诉人同济发石料厂答辩称：一、潘喜良与同济发石料厂之间签订的协议既不符合“债务转移”、也不符合“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法律关系特征，两者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审因此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客观、公正的认定判决。理由如下：1.同济发石料厂与潘喜良之间于2013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既不属于“债务转移”，由于潘喜良没有与其自称的债务人袁登喜、王明东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债务由同济发石料厂代为偿还的前提，因此，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法律要件。2.债务转移是指合同的债权人、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达成协议将合同债务转移给第三人承担，必须三方就债务转移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债务人脱离了合同关系，第三人取代了原债务人的地位成为新的债务人，若第三人未能依照协议约定履行债务，债权人可直接请求其履行义务，而不能向原债务人要求。从本案同济发石料厂与潘喜良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不论甲、乙双方今后的任何方式从王明东处追索到250000元的债务、乙方将甲方代为偿还的钱款归还给甲方”可以认定：潘喜良的债务人王明东并没有脱离原债务。原债务人是否脱离其与债权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主要是看债权人、债务人及第三人的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同济发石料厂与潘喜良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并没有潘喜良的债务人袁登喜、王明东签字明确表示同意，且协议书第四条的内容并不能表明该债务由同济发石料厂承担。潘喜良也没有终止与袁登喜、王明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符合债务转移的法律特征。3.第三人代为履行合同中，第三人仅为受托人(王明东也未授托同济发石料厂)而非合同当事人，债权人(潘喜良)的合同相对方仍为原债务人(王明东、袁登喜)。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仍应由潘喜良的债务人王明东承担履约责任，债权人(潘喜良)也只能向原债务人(王明东、袁登喜)请求承担责任而不能向第三人(同济发石料厂)要求，潘喜良与同济发石料厂之间不符合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法律特征。因此，原审撤销了同济发石料厂与潘喜良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成立的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潘喜良在上诉状称本案属债务转移纠纷案件不符合事实与法律。二、潘喜良在上诉状称同济发石料厂申请撤销该协议，已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期限，且称同济发石料厂于2014年“五一”节时，给了潘喜良10000元，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了撤销协议书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依法不应支持。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驶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同济发石料厂自2014年12月8日才知道具有撤销事由。有同济发石料厂在原审提供了上高县人民法院2014年12月8日作出的(2014)上民三初字第122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证实。上诉状称潘喜良的债务人袁登喜与同济发石料厂的案件是合伙纠纷与本案债务转移纠纷没有必然的联系，还称签订协议时同济发石料厂知晓潘喜良的债务人王明东、袁登喜在石料厂有250000元股份，因此，潘喜良认为同济发石料厂存在重大误解的话应当在签订协议时的2013年11月26日就知道撤销事由。潘喜良的上诉理由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常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潘喜良与同济发石料厂非亲非故，加之如果同济发石料厂与潘喜良自称其债务人王明东、袁登喜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话，同济发石料厂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签订一份替他人支付一笔数额巨大的债务呢?同济发石料厂与潘喜良的债务人合伙是事实，但在签订本案争议的协议时，尚没有结算，因此，同济发石料厂误以为尚应支付王明东、袁登喜一笔钱，故在潘喜良阻止同济发石料厂生产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了协议，之后，同济发石料厂在与王明东、袁登喜的合伙纠纷争议诉讼中，袁登喜自感将败诉，于是撤诉，此时，同济发石料厂才知道自己不应该替他人支付债务，这完全合符常理。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1月26日签订协议后，同济发石料厂并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代偿义务。2014年“五一”节时，同济发石料厂给了潘喜良10000元属实，但给付这10000元系因潘喜良阻挡石料厂门口，并派老人挡在机器设备前，严重影响生产，同济发石料厂被迫支付。对此事实，同济发石料厂在原审法院提供了来自上高县蒙山派出所的接案处理登记表、上高县蒙山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了上述事实。因此，潘喜良在上诉状中称同济发石料厂支付10000元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潘喜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上诉人潘喜良及被上诉人同济发石料厂在本院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本院除认定一审所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没有证据证明王明东对同济发石料厂享有250000元的债权，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潘喜良与王明东原系合伙关系，因王明东已离开上高县，造成双方尚未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
本院认为：1.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案由确定的问题。债务转移是指债务人将自己承担的债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承担的行为。债务转移主要是合同项下债务的转移，即在不改变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下，债务人将其依据合同应承担的债务通过协议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承担。债务人与承担人之间就原债务的转移而订立的合同，即为债务转移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其中据以确定双方法律关系性质的内容为两项：⑴对王明东所负潘喜良250000元的债务，由同济发石料厂代为承担200000元；⑵同济发石料厂或潘喜良有权向王明东追索，如潘喜良追索到250000元，则潘喜良将同济发石料厂代王明东偿还的钱款归还给同济发石料厂。本案案外人王明东并非上述《协议书》的当事人，王明东并未就其对潘喜良所负债务与同济发石料厂达成合意，亦未签订合同。因此，上述《协议书》并非债务转移合同，本案不是债务转移合同纠纷。根据上述第⑵项内容，潘喜良仍有权向王明东主张债权，同济发石料厂或潘喜良追索到250000元之后，潘喜良须将同济发石料厂代王明东清偿的部分归还给同济发石料厂。本院认为，该第⑵项内容包含以下意思表示：不论是同济发石料厂或是潘喜良向王明东追索到250000元，追索到的250000元归潘喜良，使潘喜良对王明东的债权完全实现，才由潘喜良将同济发石料厂代王明东清偿的部分归还给同济发石料厂。在同济发石料厂履行《协议书》约定的支付义务的过程中，潘喜良有权继续向王明东主张债权。因此，双方在《协议书》中并没有由同济发石料厂取得债权人或债务人地位的意思表示。同时，上述《协议书》未对同济发石料厂与王明东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债权债务的数额进行表述或确认，只就潘喜良认为王明东对潘喜良所负债务进行了表述。因此，同济发石料厂与潘喜良签订的《协议书》并非就债权转让或债务转移达成的协议，而是同济发石料厂代同济发石料厂的债权人王明东向王明东的债权人潘喜良履行债务的协议，该协议系同济发石料厂作出代为履行的意思表示，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为代为履行的法律关系，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
2.关于同济发石料厂在签订《协议书》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问题。本院认为，综合本案案情，同济发石料厂在签订《协议书》时是基于其与王明东及潘喜良与王明东分别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签订的。其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实际上系王明东的亲戚袁登喜向同济发石料厂进行了投资，袁登喜因与同济发石料厂经营者卢怀礼就合伙经营同济发石料厂期间发生纠纷，向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袁登喜于2014年12月4日提出撤诉申请，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2014）上民三初字第122号民事裁定，准许袁登喜撤回起诉。因此，同济发石料厂在本案一审、二审诉讼中提出其签订《协议书》当时误认为其对王明东负有债务，直至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作出上述民事裁定，同济发石料厂才知晓其对袁登喜不负有债务，对王明东也不负有债务，同济发石料厂在《协议书》中作出代为履行债务的意识表示存在重大误解。本院认为，同济发石料厂上述构成重大误解的理由成立，系构成本案重大误解的情形之一。其二，同济发石料厂作出代为履行意思表示的认识之一是潘喜良与王明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潘喜良与王明东原系合伙关系，之后因王明东离开上高县，双方对合伙经营未进行结算，王明东通过手机短信告知潘喜良向同济发石料厂进行结账，由同济发石料厂代为履行王明东欠潘喜良的债务，同济发石料厂也由此误认为王明东对潘喜良负有债务，但潘喜良主张其对王明东享有250000元债权，在本案中没有提供有效债权凭证，也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潘喜良对王明东享有债权的数额。本院认为，同济发石料厂据此提出其在签订《协议书》时对该债权债务关系也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成立。综上，潘喜良提出同济发石料厂不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不能成立，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同济发石料厂是否已经丧失撤销权的问题。同济发石料厂提起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之前，是否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撤销权；其向原审法院起诉时，是否已经超过法定的一年期限，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应如何认定。双方签订《协议书》的日期为2013年11月26日，同济发石料厂是基于误以为其对王明东负有250000元债务、王明东对潘喜良负有250000元债务的认识基础上签订上述协议书，作出代为履行的意思表示。2014年5月，同济发石料厂虽然支付了10000元款给潘喜良，但此时同济发石料厂并不知道具有撤销《协议书》的事由，故不能认定其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撤销权。故对潘喜良提出的同济发石料厂以其行为认可了该协议书的效力，同时也以其行为表明了放弃撤销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之后，同济发石料厂的实际合伙人袁登喜因与同济发石料厂经营者卢怀礼就合伙经营期间的纠纷，向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准许袁登喜撤回起诉的裁定之后，同济发石料厂才知道其对袁登喜应不负有250000元的债务，更对并非合伙人的王明东不负有上述债务。因此，本案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起算日为2014年12月8日，至同济发石料厂向一审法院提起撤销合同的请求之日即2015年7月3日，尚不满一年。潘喜良提出本案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起算日为2013年11月26日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本院对潘喜良提出的同济发石料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已经丧失撤销权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潘喜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潘喜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漆小飞
审 判 员 马文利
代理审判员 徐 斌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管林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