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鲁民三终字第3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住所地：德州市德城区三八中路***号。
负责人：赵振利，所长。
委托代理人：张清峰，山东众成清泰（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齐云志，系该研究所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爱民。
委托代理人：田志勇。
上诉人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夏工艺研究所）因与被上诉人李爱民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德中民初字第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华夏工艺研究所的负责人赵振利、委托代理人张清峰、齐云志，李爱民及其委托代理人田志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夏工艺研究所在原审中诉称，“金丝贴先师孔子”系华夏工艺研究所创作完成并于2008年7月2日取得山东省版权局颁发的证书，作品登记号为15-2008-F-492号。一段时间以来，李爱民未经允许，擅自抄袭制作与华夏工艺研究所“金丝贴先师孔子”著作权相同的作品，在相关领域造成了混淆，而且以低于华夏工艺研究所的价格公开销售。李爱民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败坏了华夏工艺研究所的声誉，给华夏工艺研究所的声誉带来恶劣影响并造成其巨大经济损失。李爱民上述行为侵犯了华夏工艺研究所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李爱民：一、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消除侵权作品和侵权资料；二、通过相关媒体向华夏工艺研究所赔礼道歉，公开消除影响；三、赔偿华夏工艺研究所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四、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及相关费用。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华夏工艺研究所于2008年5月26日提交“金丝贴先师孔子”美术作品的版权申请。山东省版权局于2008年7月2日对作品名称为“金丝贴先师孔子”的美术作品，颁发了版权证，该版权证号为作登字15-2008-F-492号。该证记载“金丝贴先师孔子”的作者和著作权人都是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作品完成日期为1995年5月，作品登记日期为2008年7月2日。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金丝贴先师孔子”美术作品的重点保护内容是“1、黄袍为主色调，配以白褂、黑鞋、红头巾、红腰带，眉、鬓、发特色突出等。2、金色、银色、他色型线勾勒、构图、点缀及其独特的自然美感和色、光、形特色鲜明的艺术效果”。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华夏工艺研究所申请版权登记时所提交的《作品登记表》，该表中显示作品名称为“金丝贴先师孔子”的作者为华夏工艺研究所和赵振利，《作品登记表》中所含的原始申请资料包括《“金丝贴先师孔子”说明书》、《作品自愿登记权利保证书》、《作品版权登记协议》及“金丝贴先师孔子”样稿，上述材料均由华夏工艺研究所单方提供。2014年3月11日，山东省德州市众信公证处作出（2014）德众信证经字第479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记载，公证员刘志强、周锋与华夏工艺研究所代理人张文祥于2014年2月27日下午来到德州市董子文化街顺天街007号正宗金丝彩贴店内。张文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咨询、购买该店销售人员自称为“金丝贴画”的画一幅。店内销售人员称本店暂时无货。后经张文祥同意，销售人员与公证人员及张文祥一起于15点40分来到位于德州市德城区东方红路1735号正宗金丝彩贴店内。上述销售人员取出“金丝贴画”一幅，张文祥购买并取得《证明》一份，该《证明》记载“先师孔子像1幅捌佰元整”并盖有德州经济开发区奇宝金丝彩贴工艺品销售部发票专用章，上述过程均由公证人员现场监督。购买行为结束后，两名公证员对所购物品进行了封存；并拍摄照片五张。原审法院经庭审对比，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李爱民销售产品中所使用的孔子形象的色彩搭配、线型构图等与其申请著作权的作品相近似，构成侵权；但李爱民主张，华夏工艺研究所并非涉案孔子作品的著作权人，其父亲李福生才是著作权人，且两幅作品中孔子所使用的主要颜色、衣服图案、镶嵌的丝线颜色、纹理造型等均不一样。
另查明，1995年3月14日，华夏工艺研究所现任负责人赵振利与李福生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第6条约定：“分工：生拥有金丝彩贴专利权，切有绘画、设计和工艺技术之特长，宜分管工艺开发研究和生产。利在金丝彩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关键时期起了重要作用，切在公关和管理方面有特长，宜担当经营管理方案的主设计和涉外协调事宜”，第9条约定：“产业权利：可委托子女继承，不可转让他人”。李爱民主张《协议》签订人李福生系其父亲，《协议》中所表述的“生”即指李福生，“利”指赵振利。《协议》签订后，李福生与赵振利合伙成立了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以下简称原华夏工艺研究所），该企业为集体性质。1997年9月10日，德州市德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作出德城科字1997第（7）号《关于对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体制改革意见的批复》，该批复记载：“根据区体制改革的方案，经研究同意将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由原集体性质改为个体或股份制企业，特此批复”。1997年9月16日，德州市德城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出德城体改字（1997）第38号《关于对德州市华夏民间研究所改制方案的批复》，该批复记载：“同意将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由原集体企业改制为个体或股份制企业”。1997年9月25日，赵振利、李福生及时任原华夏工艺研究所负责人的赵玉海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三人合意将原华夏工艺研究所分为两部，由赵振利、李福生分别挑头，所有债权、债务平均分给他们。德州市公证处于1997年9月25日作出（97）德证内民字第213号《协议书公证书》，对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进行了公证。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1997年9月25日的《协议书》因李福生违约而未能实际履行。1998年7月30日，赵振利、赵玉海、原华夏工艺研究所共同制作并提交《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改制协议》，该改制协议经德州市德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意。该改制协议第一条记载：“自1998年7月28日起，赵振利正式接管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原华夏工艺研究所）全部人员，证件及相关手续，实施对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全权拥有，全权负责”。该协议附件中还记载：“第一条中证件含国宝商标注册证、尤里卡世界发明奖证书及奖牌、97中国（泰山）专利技术及新产品博览会奖牌和证书、技术贸易许可证等。第一条中全权包括物品、证件、手续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处理权、转让权及人员的调配权、任免权、辞退权等”。华夏工艺研究所在原审庭审过程中认可，其主张拥有著作权的“金丝贴先师孔子”美术作品是原华夏工艺研究所经营期间创作完成的，李福生作为研究所员工参与创作了该作品，但其创作行为应属职务行为，故该作品应为职务作品，著作权应归原华夏工艺研究所享有；因华夏工艺研究所是由原华夏工艺研究所于1998年改制成立的，故依据《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改制协议》的约定，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由华夏工艺研究所继受。
李爱民主张涉案孔子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其父亲李福生，李福生创作作品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为证明其观点，李爱民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金丝彩贴画及其制作工艺专利受理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视为撤回通知书、《大众日报》、《德城报》、《齐鲁晚报》、李福生临摹的吴道子先师孔子像原图、《中国民间艺术精品集（2006年）》、2006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的《证书》、第三届中华（天津）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德州市德城区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为李福生颁发的二等奖证书及“先师孔子行教像”金丝彩贴画等证据。上述证据中，1995年9月16日的《大众日报》一篇报道记载：“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李福生大胆创新，开发研制出集工笔画、布贴画、镶嵌工艺、沥粉贴金等艺术特点融为一体的金丝彩贴高级装饰画，今年获国家发明专利”。该报道随文字刊载了一幅照片，照片中李福生等人手持一幅孔子画像，但因图片为黑白色，无法辨识照片中孔子像的整体色彩搭配情况。李爱民还提供了上述报道中所刊登照片原件，亦为黑白照片。另一份1995年8月30日《德城报》题为“德州金丝彩贴饮誉海内外”的报道中，也记载：“金丝彩贴高级装饰画，是由德州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总工艺师李福生开发研制的纯手工艺品，获得国家专利”。华夏工艺研究所对李爱民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主张李福生仅是华夏工艺研究所的前身“原华夏工艺研究所”的员工，其参与创作了涉案作品，但该创作行为应属职务行为，故作品著作权应由原华夏工艺研究所享有；因华夏工艺研究所是原华夏工艺研究所改制而来，继受了原华夏工艺研究所的全部权利义务，故华夏工艺研究所当然享有涉案孔子作品的著作权。对李爱民提供的李福生临摹的吴道子先师孔子像原版，华夏工艺研究所质证后认为这只是曲阜吴道子先师孔子像的拓片，并非李福生创作。对于李爱民提供的载有“先师孔子行教像”的最早的金丝彩贴画，华夏工艺研究所质证后认为该证据是虚假的，根据产品的制作工艺，产品的形成时间应在1997年之后，并非最早的孔子像金丝彩贴画。
再查明，德州经济开发区奇宝金丝彩贴工艺品销售部成立于2007年10月21日，设立方式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李爱民，注册资金5.5万元，经营范围是金丝彩贴画，经营场所位于德州经济开发区东方红路小申新村门市房。
原审法院认为，华夏工艺研究所申请版权登记的“金丝贴先师孔子”美术作品与李爱民销售的产品中所使用的孔子形象均取材于唐代画家吴道子创作的“先师孔子行教像”。吴道子所画的“先师孔子行教像”主要依据线条勾勒孔子形象，没有颜色，是被世界公认最能传神再现至圣先师风范的孔子肖像画，在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较高知名度。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必须具备的实质性条件是作品具有独创性，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拥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金丝贴先师孔子”的主要创意体现在孔子像中的黄袍、白褂、黑鞋、红头巾等的色彩搭配及造型设计方面。这些独特的设计使涉案孔子形象不仅区别于吴道子原创的“先师孔子行教像”，也区别于其他已有的孔子形象，故“金丝贴先师孔子”美术作品应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
原审庭审过程中，华夏工艺研究所、李爱民双方就涉案的“金丝贴先师孔子”美术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存有较大争议。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其为涉案“金丝贴先师孔子”作品的著作权人，依据是其持有涉案作品的版权登记证。而李爱民主张涉案作品是原华夏工艺研究所经营期间由父亲李福生于1995年在吴道子所画“先师孔子行教像”为底图的基础上独立创作完成的，著作权应归李福生享有。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参照《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二条“作品实行自愿登记。作品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及第八条“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申请作品登记应出示身份证明和提供表明作品权利归属的证明（如：封面及版权页的复印件、部分手稿的复印件及照片、样本等）”的规定，版权局进行作品版权登记采取的是自愿登记原则，作品是否登记不影响著作权的成立，因此版权证不能作为证明华夏工艺研究所拥有涉案作品著作权的独立证据。华夏工艺研究所申请版权登记时所提交的《作品登记表》中显示“金丝贴先师孔子”的作者为华夏工艺研究所和赵振利，《作品登记表》中所含的《“金丝贴先师孔子”说明书》、《作品自愿登记权利保证书》、《作品版权登记协议》、“金丝贴先师孔子”样稿均由华夏工艺研究所单方提供，并未有作品创作之初所形成的底稿或原件等证据，也没有证据证实是其提出了有别于吴道子孔子像的色彩搭配等独创创意。因此，对于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依据版权证即可认定其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李爱民主张涉案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应为李福生，并向法庭提交了金丝彩贴画及其制作工艺专利受理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视为撤回通知书、《大众日报》、《德城报》、《齐鲁晚报》、李福生临摹的吴道子先师孔子像原图、《中国民间艺术精品集（2006年）》、2006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的《证书》、第三届中华（天津）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德州市德城区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为李福生颁发的二等奖证书等一系列证据。原审法院认为，通过李爱民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李爱民的父亲李福生曾与华夏工艺研究所现任负责人赵振利于1995年3月合伙开办了原华夏工艺研究所，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美术作品“金丝贴先师孔子”创作完成于1995年5月。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李福生只是参与了作品创作，其行为应属职务行为，所形成的作品也应属职务作品，应由原华夏工艺研究所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为证明涉案作品是职务作品，华夏工艺研究所仅提供了版权证及原华夏工艺研究所改制的相关批文。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的规定，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李福生参与创作作品属职务行为，作品著作权应由单位享有，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李福生作为原华夏工艺研究所的合伙人，并非研究所普通员工，华夏工艺研究所不仅没能提供原华夏工艺研究所经营期间与员工或李福生之间就创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作出约定的证据，也没有提供李福生进行作品创作时主要利用了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的证据。不仅如此，华夏工艺研究所认可李爱民提供的《大众日报》等相关报纸中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报道内容均突出指向李福生开发研制了金丝彩贴画，这些新闻报道是在原华夏工艺研究所经营期间发生的，原华夏工艺研究所明知相关新闻媒体的多次报道行为，却未就新闻报道内容提出过质疑。综上，对于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该作品属于职务作品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华夏工艺研究所没有证据证实其是涉案美术作品“金丝贴先师孔子”的著作权人，故其主张李爱民侵犯其著作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负担。
上诉人华夏工艺研究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李爱民侵权成立，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主要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华夏工艺研究所在原审中提交的版权证书等证据可以证明赵振利是涉案美术作品的创作人，华夏工艺研究所是其著作权人；李福生不是涉案美术作品的创作人，也不是其著作权人。赵振利在涉案美术作品说明书中对作品的设计背景、设计思想、画面创意有清楚表述。李福生仅是涉案作品参与人，李爱民提交的新闻报道等证据仅指向李福生开发研制了金丝彩贴画，并未提及李福生参与创作涉案美术作品。原华夏工艺研究所关于作品问题的规定对此表达的也十分清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作为证据。原审法院对华夏工艺研究所依法持有的版权证书不予认定，硬行剥夺了著作权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属滥用法律。三、李爱民侵犯了华夏工艺研究所的著作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李爱民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中所使用孔子形象的色彩搭配、线性构图等与华夏工艺研究所涉案美术作品相近似，构成侵权，李爱民依法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被上诉人李爱民答辩称，华夏工艺研究所不是真正的著作权人，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具体理由为：一、涉案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不属于华夏工艺研究所所有。1、华夏工艺研究所虽将作品进行了版权登记，但其向版权局提供的材料均是其单方陈述，没有创作之初形成的底稿或原件，既不能证明最初创作时间，也不能证明确系其原创。李爱民在原审提供了其父亲李福生创作的作品底稿、最初作品原件，与华夏工艺研究所的作品相比，明显陈旧很多；而且各媒体作出的报道及政府的各种奖励，都能证明李福生是真正的原创作者。2、1995年赵振利与李福生合伙成立了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1996年双方拆伙，拆伙后赵振利又于1998年违反拆伙协议以原研究所的名称注册了一个新的研究所。原研究所是合伙的，属集体性质；现在的研究所是赵振利自己的，属个人独资企业。这两个研究所不是一个主体。即便版权登记作品是在合伙经营期间创作，著作权也属于原研究所，华夏工艺研究所不能将原研究所的著作权当作自己的著作权来主张权利。3、华夏工艺研究所的作品其造型是仿造唐代吴道子的作品，其色彩搭配是仿造李福生的作品，因而不具备著作权作品应有的独创性。4、华夏工艺研究所在原审中主张李福生的作品是职务作品，对此，李爱民不予认可。即便是职务作品，因没有证据证明李福生创作作品是利用了单位的物质条件，著作权应由作者李福生本人享有。二、李爱民对华夏工艺研究所的作品没有形成侵权。因作品的著作权不属于华夏工艺研究所，也就没有了被侵权的基础。即便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华夏工艺研究所，因双方作品经比对完全不一样，也不构成侵权。
二审中，华夏工艺研究所为证明其系涉案美术作品“金丝贴先师孔子”的著作权人，提交了如下证据：
1、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及专利公告一份。证明赵振利于2002年7月5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金丝贴画（孔子像）”外观设计专利并获得授权。
2、华夏工艺研究所库存的拓片复制件及其原件照片、1995年制作的“金丝贴先师孔子”各一份。证明拓片原件照片上有原华夏工艺研究所的印章，1995年作品的制作人是原华夏工艺研究所员工刘丹丹，检验人是霍书爱。
3、原华夏工艺研究所于1995年5月20日制作的《关于作品问题的规定》。证明李福生在该规定上签字确认一切作品权属统归研究所所有。
4、证人证言二份。证明原华夏工艺研究所的负责人赵玉海、车间主任霍书爱确认“金丝贴先师孔子”是利用研究所的条件集体创作完成的作品。
经庭审质证，李爱民对华夏工艺研究所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具体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认为专利证书是赵振利2003年取得的，不能证明其关于1995年制作完成作品的主张；对证据2认为其上没有标注时间日期，证明不了华夏工艺研究所的观点；对证据3认为不是李福生本人的签字，即便是李福生的签字，这也是原研究所合伙期间的规定，合伙拆伙时明确约定分伙以后，不准也不得以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的名义继续经营，赵振利、李福生两方都要办理自己的营业执照，故应以入伙协议第六条约定为准；对证据4认为赵玉海是赵振利的侄子，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为证，霍书爱未到庭作证，其证言不能认定为证据，内容也不属实。
李爱民为证明涉案美术作品“金丝贴先师孔子”的著作权人是李福生、而不是华夏工艺研究所，提交了两张照片。证明2000年时李福生制作的“金丝贴先师孔子”就是黄袍、白褂、黑鞋、红腰带。
经庭审质证，华夏工艺研究所对李爱民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是李福生创作了“金丝贴先师孔子”，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华夏工艺研究所提交的上述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缺少时间证明，证据3系原华夏工艺研究所合伙期间的规定，因该研究所已拆伙，而拆伙协议未对作品归属进行约定，故该规定与本案无关，证据4因证人未到庭，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对华夏工艺研究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李爱民提交的上述证据虽为李福生年轻时所拍摄，但是仅凭该两张照片不足以证明其创作“金丝贴先师孔子”事实，本院对李爱民提交的该份证据亦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所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华夏工艺研究所的上诉和被上诉人李爱民的答辩，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华夏工艺研究所是否为涉案美术作品“金丝贴先师孔子”的著作权人；李爱民是否侵犯了华夏工艺研究所的著作权。
关于华夏工艺研究所是否为涉案美术作品“金丝贴先师孔子”著作权人的问题。上诉人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其为涉案作品“金丝贴先师孔子”的著作权人，该作品是1995年华夏工艺研究所集体创作，李福生参与创作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华夏工艺研究所提交的相关证据为涉案作品版权登记证、申请版权登记时提交的《作品登记表》及其中的《“金丝贴先师孔子”说明书》、《作品自愿登记权利保证书》、《作品版权登记协议》、“金丝贴先师孔子”样稿等。被上诉人李爱民主张，涉案“金丝贴先师孔子”作品是其父李福生合伙经营原华夏工艺研究所期间独立创作完成的，著作权应归李福生所有。李爱民提交的相关证据为金丝彩贴画及其制作工艺专利受理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视为撤回通知书、《大众日报》、《德城报》、《齐鲁晚报》、李福生临摹的吴道子先师孔子像原图、《中国民间艺术精品集（2006年）》、2006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的《证书》、第三届中华（天津）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德州市德城区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为李福生颁发的二等奖证书及合伙协议等。
本院认为，作品版权登记实行自愿登记原则，作品在版权局登记与否并不决定著作权享有与否，故仅仅依据版权证不能证明涉案“金丝贴先师孔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华夏工艺研究所申请版权登记时提交的《作品登记表》及其中的《“金丝贴先师孔子”说明书》、《作品自愿登记权利保证书》、《作品版权登记协议》、“金丝贴先师孔子”样稿等均为华夏工艺研究所单方所提供，没有其他有效证据加以印证，被上诉人李爱民对其真实性亦不认可，故仅凭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华夏工艺研究所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涉案作品为集体创作，李福生参与创作是职务行为，但是未能对此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李爱民提交的金丝彩贴画及其制作工艺专利受理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视为撤回通知书、《大众日报》、《德城报》、《齐鲁晚报》、李福生临摹的吴道子先师孔子像原图、《中国民间艺术精品集（2006年）》、2006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的《证书》、第三届中华（天津）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德州市德城区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为李福生颁发的二等奖证书等证据，可以证明李福生与华夏工艺研究所现任负责人赵振利于1995年3月合伙开办了原华夏工艺研究所，涉案美术作品“金丝贴先师孔子”创作完成于1995年5月。合伙协议对涉案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未作约定，但可以证明李福生享有金丝贴工艺专利权，具有绘画、设计和工艺技术的特长。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其为涉案作品“金丝贴先师孔子”的著作权人，但李爱民提供的《大众日报》、《德城报》等诸多新闻报道均记载是李福生开发研制了“金丝贴先师孔子”作品，原华夏工艺研究所明知这些新闻媒体报道行为，却从未对新闻报道内容提出过质疑，有悖常理。综上，上诉人华夏工艺研究所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为涉案“金丝贴先师孔子”作品的著作权人。因此，本院对其关于李爱民侵犯了华夏工艺研究所著作权的主张亦不能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华夏工艺研究所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华夏工艺研究所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莉莉
审 判 员 丛 卫
代理审判员 刘晓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于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