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1民终9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贺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贺州大道53号一楼。负责人：宋保，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红霞，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亚庚，女，194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平桂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某1，男，200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平桂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某2，女，200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平桂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谷雨，女，l98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广西贺州市平桂区号，邱某1邱某2的法定代理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清，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普明，男，198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号。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贺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与被上诉人黄亚庚邱某1盆邱某2霞、陈谷雨、黎普明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八步区人民法院(2016)桂1102民初3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红霞、被上诉人黄亚庚邱某1邱某2、陈谷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上诉人只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35000元赔偿责任、驳回原审原告要求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诉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黎普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能举证已将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交付投保人即被上诉人黎普明，因而未尽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是错误的。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的黑体“重要提示第l条：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第2条：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第3条：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上诉人认为，黎普明收到了保单，保单上有上述内容的重要提示，作为投保人，收到保单就应当核对自己收到的材料，因此应当视为黎普明收到了对应的保险条款。2、根据上诉人上诉提交的新证据即保单出单后八天上诉人对黎普明的回访电话录音显示，上诉人的员工在电话里提示黎普明要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的内容，并提示其有不明白的地方可咨询电话95××1；黎普明在电话里并无异议，也未说其没有收到保险条款，这也可以证明黎普明收到了保险条款。3、黎普明血液中酒精含量在取样后八天检测都还高达77.12mg／100ml，作为经过考试合格的驾驶员，理应知道酒后不能驾驶，理应知道保险公司不能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保障以减轻违法犯罪的成本，保险法第四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是鼓励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都可以通过不在投保单上签字来规避，这不符合保险法的立法宗旨，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助长了“我违法、你买单”的不良风气，违背了社会正常的价值取向。4、投保单是代签的，但黎普明的行为认可保单的效力，同时一审法院也认定了这一个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因此代理人就应当承担投保单，黎普明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只要认定代理行为合法有效，就应当认定未在投保单上即告知书上签字也是合法有效，也应当认定上诉人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以及交付保险条款的义务。而且保险公司认为就目前购买保险在不少的代理情况下，为保障社会持续的要求认定这一点必要。综上所述，上诉人已把保险条款交付黎普明，保险单及保险条款均以黑体提示免责内容，电话回访也提示黎普明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内容，因此上诉人已尽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的免责内容尽到提示义务，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黄亚庚、邱某1、邱某2、陈谷雨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黎普明现被关押在梧州监狱，无法出庭应诉，亦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因本案审理需要，本院前往梧州监狱对被上诉人黎普明进行了询问。被上诉人黎普明对一审判决的内容没有异议。被上诉人黄亚庚、邱某1、邱某2、陈谷雨一审诉讼请求：1、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666611元，其中由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保险（以下简称商业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黎普明承担70%的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6日，被告黎普明驾驶桂Ｊ×××××号小型普通客车沿省道327线由八步往公会方向行驶。当日7时许，该车行至省道327线11公里＋300米时，驶过道路左侧与对向行驶由邱习景驾驶搭载陈谷雨、邱某2、邱丽芝等三人的桂Ｊ×××××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后，驶出左侧路外与路边民宅（房主：陈文双）发生碰撞，造成邱习景当场死亡，邱丽芝、陈谷雨、邱某2等三人受伤，两车及房屋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邱丽芝受伤送贺州市中医医院抢救无效于2016年4月6日20时许死亡。事故经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处理并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黎普明饮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未靠右侧通行，是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邱习景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驾驶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行为是造成此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陈谷雨、邱丽芝、邱某2、陈文双等四人无事故责任。原告陈谷雨对该事故认定向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复核，该复核机关作出决定维持了事故认定书。事故发生后，被告黎普明以丧葬费名义向四原告预付了23500元赔偿款。四原告为维护其权益，于2016年10月25日向该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另查明，邱习景殁年44周岁，事故发生前一年其系贺州市八步丘氏摩配店（该店位于城镇范围）的员工，其与陈谷雨系夫妻关系，其二人共同生育有子女三人：邱某1（男，2001年8月20日出生）、邱某2（女，2007年8月3日出生）、邱丽芝（女，在本起事故中逝世）。原告黄亚庚与邱时匡（于事故发生前已过世）系夫妻关系，其二人有包括邱习景在内的子女六人。被告黎普明所驾驶的桂Ｊ×××××号小型普通客车系其本人所有，该车在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300000元，附加不计免赔特别约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商业险合同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饮酒、吸食或者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上述合同条款均以字体加黑的形式予以标注，商业保险投保单投保人签字及投保人声明处有“黎普明”的签字，确认对保险人就包括上述合同免责条款在内的所有合同条款内容的说明完全理解并予以接受。2017年6月16日，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日期“2016年2月2日”“投保人声明：”上“投标人签章：”处“黎普明”的签名笔迹不是黎普明书写。2、日期“2016年2月2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上“投保人签章（盖章）处“黎普明”签名笔迹不是黎普明书写。被告黎普明为此支出鉴定费3000元。再查明，事故发生后，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向本次事故的另一伤者陈谷雨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项下预付了5000元赔偿款，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项下预付了30000元赔偿款；向本次事故的另一伤者邱某2（亦系原告陈谷雨与邱习景之女）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项下预付了5000元赔偿款，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费用限额项下预付了10000元赔偿款。现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项下费用已全部赔付完毕，交强险死亡伤残费用项下限额余额为70000元（110000元-30000元-10000元）。该院认为，一、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的问题。本案中，被告黎普明饮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未靠右侧通行，其违法行为是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邱习景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驾驶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是造成此事故的次要原因。交警部门据此认定被告黎普明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邱习景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陈谷雨、邱丽芝、邱某2、陈文双等四人无事故责任并无不当，该院予以确认。桂Ｊ×××××号小型普通客车由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承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四原告主张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对本事故所造成邱习景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四原告的损失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该院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及本案实际情况确定：由被告黎普明承担70%的赔偿责任；由邱习景承担30%的民事责任，该部分责任转由四原告自行承担。被告黎普明主张其只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是否应在商业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桂Ｊ×××××号车由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承保商业险，该商业险合法有效，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投保人及保险人双方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享受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该商业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饮酒、吸食或者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并以字体加黑的形式予以标注。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主张已在保险条款中用字体加黑的形式以及在保险单的“重要提示”中对投保人作出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不应再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被告黎普明抗辩称其从未收到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出具的商业险条款，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也未对其就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及说明，投保单及免责声明处的签名不是其所签，也不清楚是何人所签，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应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该院认为，上述保险条款显然是属于保险人免除自身责任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中，被告黎普明饮酒驾驶车辆的行为，显然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保险人只需尽了提示义务即可免除赔偿责任。而本案中，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是否就该饮酒驾车商业险免责的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该院认为，根据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投保单及免责声明处的签名并非系黎普明本人所写，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也未能举证证实系黎普明的委托人所签，从此方面来说，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未能证实其已对上述免责事项作出了提示。另一方面，在商业险保险条款中，关于该部分免责事项的保险条款已用字体加黑足以引起一般人注意的形式标注，如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已将该保险条款交由投保人，亦能证实其已尽到了提示义务。然而在本案中，被告黎普明辩称其在购买保险时只拿到了保险单，从未收到商业保险条款，不清楚免责事项。而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将保险条款交由投保人即被告黎普明。第三方面，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辩称保险单上有黑体字的“重要提示”，被告黎普明既然已经收到保险单，应视为保险人已尽到提示的义务。本院认为，商业险的保险单上虽以字体加黑的形式标注有“重要提示”，但该项下内容仅是提醒投保人阅读相应的免责条款等，并无具体的免责条款内容，在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未能证实已把商业险条款交由投保人的前提下，该“重要提示”仍不宜认定保险公司已对相应的免责事项尽到了提示义务。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与被告黎普明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了商业险合同，该商业险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法律的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就被告黎普明而言，其义务是按时足额缴纳保费，对应的权利即是当出现保险事故时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就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而言，其权利之一是当出现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赔事由之时，其即享有相应的免赔权利，对应的义务则是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其应按照法律的规定对该免赔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或者提示以及明确的说明。而综合双方的抗辩以及向该院所提交的所有证据来看，在本案中，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均未能证实其已就饮酒驾驶车辆免责的情形向投保人即被告黎普明作出了提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该院对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称其已对投保人就免责条款作出提示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认为，因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未能证实其已就饮酒后驾驶车辆的免责情形向被告黎普明作出提示，该免责条款对被告黎普明不产生效力，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理应对被告黎普明需承担的赔偿款依照法律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商业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商业险赔偿后仍有不足部分，由被告黎普明承担。该院认为，饮酒驾驶机动车是法律禁止的情形，为此，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在把该项情形作为免责事由时不需要如其他非法律禁止的免责事项一样要尽到提示以及明确的说明义务才产生效力，而只需尽到提示义务即可。这也使得饮酒驾驶车辆者会承担更多的法律以及经济上的风险，为其违法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体现了法律对社会公众应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驾驶车辆的正面引导趋势。本案当中，被告黎普明饮酒后驾驶车辆上路，这无疑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该院虽支持原告及被告黎普明要求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在商业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但也仅是因本案个案的实际因素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与投保险人签订商业险合同时未能正确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对应法律后果，并不表示该院对被告饮酒驾驶车辆的违法行为持肯定的态度。该院认为，对于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行为，人人都应该遵守，本案的各方当事人乃至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安全出行，为自己也为他人的生命财产负责！三、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参照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四原告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579119元[死亡赔偿金为528320元（邱习景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工作，其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死亡赔偿金可参照城镇标准计算，四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528320元未超出该院根据法律规定核定的数额，该院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0799元（四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50799元未超出该院根据法律规定所核定的数额，该院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2、丧葬费27492元（四原告主张丧葬费27492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数额，该院予以支持）；3、精神损害抚慰金21000元（根据各事故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并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及本案实际，该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1000元）；4、家属处理后事误工费用1564.48元（38069元÷365天×3天×5，四原告及家属处理后事确需产生相应费用，该院酌情支持5人3天误工费并参照农林牧渔业计算）。综上，原告各项损失共计629175.48元。原告主张各项损失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四原告的上述损失629175.48元均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项下，由于本次事故造成多人死伤，且均已向该院起诉，交强险限额项下费用应合理分配。本案中，各受害人及本案各原告均系直系亲属关系，且自愿表示除保险公司已实际赔付的金额就分配给已赔付者外，交强险限额余额可由本次事故造成两人死亡的两案中平均分配，各受害人的该项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对四原告的上列损失，本院确定由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余额70000元内赔偿四原告原告35000元。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594175.48元（629175.48元-35000元），按上述确定的责任比例由被告黎普明承担415922.84元（594175.48元×70%）。被告黎普明应承担的赔偿款均属于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所承保的商业险赔偿范围，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应在商业险300000元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四原告150000元（本次事故各受害人均系直系亲属关系，且自愿表示保险公司商业险限额由本次事故造成两人死亡的两案中平均分配。各受害人的该项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商业险赔偿后不足部分265922.84元（415922.84元-150000元），由被告黎普明承担，该款与事故发生后其已预付的23500元赔偿款相抵扣后，其尚应赔偿四原告242422.84元（265922.84元-23500元）。综上，被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应赔偿四原告185000元（35000元+15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贺州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黄亚庚、邱某1、邱某2、陈谷雨各项损失共计185000元；二、被告黎普明尚应赔偿原告黄亚庚、邱某1、邱某2、陈谷雨各项损失共计242422.84元；三、驳回原告黄亚庚、邱某1、邱某2、陈谷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0元，减半收取计1700元（原告已预交1700元），由原告黄亚庚、邱某1、邱某2、陈谷雨负担102元，由被告黎普明负担1598元。本案鉴定费300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贺州中心支公司承担。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上诉人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提交录音证据一份，证明：本份录音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95××1回访通话录音系统中提取，根据系统显示，该录音形成时间为2016年2月10日16时52分零4秒，时长1分10秒，呼出电话为188××××8983。被上诉人黄亚庚、邱某1、邱某2、陈谷雨认为，首先该份证据录音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缺乏真实性。其次该证据并不是本案的新证据，在一审的时候该证据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因此在二审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不应当发表意见。我们认为在一审的鉴定保险合同因为不在黎普明手上，所以由他人代签。因此我们认为上诉人对这个免责提示没有尽到义务。另外，回访对话内容里面可以知道这里面的显示的内容是告知黎普明购买保险，购买了什么保险的险种并没有提到。签订的商业合同里面是否提示的免责条款这里面也没有相关的内容。最后就是刚才上诉人补充了一部分，既然说代签，免责条款是签订合同的时候提示的，而这个电话是在合同已经生效了以后八天一个电话回访，已经过了时效。上诉人主张免责不成立。被上诉人黎普明认为录音里答话人的声音听不清楚，其没有任何关于该录音的印象。被上诉人黄亚庚、邱某1、邱某2、陈谷雨、黎普明没有新证据提交。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因一审之前已经存在，不属于新证据，且被上诉人不认可，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确认。综合全案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保险是由被上诉人黎普明购买汽车的车行在黎普明购车时一并购买处理。而根据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投保单及免责声明处的签名并非系黎普明本人所写，上诉人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也未能举证证实系黎普明的委托人所签，从此方面来说，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未能证实其已对上述免责事项作出了提示。另一方面，在商业险保险条款中，关于该部分免责事项的保险条款已用字体加黑足以引起一般人注意的形式标注，如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已将该保险条款交由投保人，亦能证实其已尽到了提示义务。然而在本案中，黎普明辩称其在购买保险时只拿到了保险单，从未收到商业保险条款，不清楚免责事项。而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将保险条款交由投保人即黎普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上诉人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需要说明的是，本院虽维持一审判决，但也仅是因本案个案的实际因素及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与投保险人签订商业险合同时未能正确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同时也希望上诉人平安保险贺州支公司在与投保险人签订商业险合同时能正确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规范自身与投保险人签订商业险合同时的行为，并不表示本院对黎普明饮酒驾驶车辆的违法行为持肯定的态度。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贺州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贺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永茂审判员  陈小坤审判员  张依传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黄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