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垦民终字第1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恒春，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第三管理区第十一作业站党支部书记。
委托代理人曹学森，黑龙江红兴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选立，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第三管理区退休职�。
委托代理人吴兴赢，男，195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李核章，黑龙江李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恒春与被上诉人赵选立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2012）红民初字第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恒春及委托代理人曹学森，被上诉人赵选立及委托代理人吴兴赢、李核章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期间8个月，本院予以准许，并于2014年6月4日、7月21日组织双方调解未果。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赵选立诉称：2004年春，被告提出与原告等六人合伙种树，从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以下简称八五二农场）林业科购买了100，000棵云杉树苗，树苗栽种在八五二农场第三管理区第五作�站（以下简称第五作业站）和第三管理区尖山子西北坡（以下简称尖山子）的地里，两块土地面积大约40余亩，每亩种植两千多棵树苗。原、被告口头商定由被告负责全面工作，原告负责栽种、管理，二人不用出资，其他四名合伙人刘某甲、郑某、周眼明、刘某丁每人出资6，000.00元用于购买树苗、日常管理等费用支出，合伙人每人分配10，000棵树苗。2004年至2007年期间一直由原告负责管理树苗。2007年，被告将云杉树苗私自出卖，原告和刘某甲分文未得。2009年4月25日，原告与刘某甲在第五作业站地里挖取1，700棵云杉树苗，每棵15.00元，每人分得12，750.00元。同年5月2日，原告与刘某甲再次在第五作业站地里挖取1，000棵云杉树苗，出售给八五二农场第八管理区，每棵15.00元，计15，000.00元，此款存放于第八管理区尚未结算。被告2006年至2009年将合伙人树苗销售完毕，按每�云杉树60.00元计算，被告得款1，640，000.00元，每名合伙人应分得270，000.00元，原告只要求分得260，000.00元。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认可被告2006年至2009年销售树苗价款为721，654.00元，六名合伙人平分，每人应分得120，275.00元，扣除原告卖树苗得款12，750.00元，现要求被告给付云杉树苗款107，525.00元。
原审被告张恒春辩称：2004年4月，被告从八五二农场林业科购买了100，000棵云杉树苗，一部分栽种在第五作业站，另一部分栽种在尖山子地里，两块地大约40余亩，每亩可种植约2，220棵树苗。尖山子地里的树苗是被告与周眼明、郑某、刘某丁四人合伙种植。第五作业站地里的树苗是被告个人种植，与以上合伙人无关。合伙人之间没有书面或口头协议，对具体分工等事项没有具体明确。除被告外，周眼明、郑某、刘某丁每人出资6，000.00元，可以支付种植10，000棵树苗费用。合伙结束后，周眼明分得利润25，800.00元（含为周垫付的保险费）、郑某与刘某丁各分得利润16，000.00元。被告对原告挖取2，700棵树苗出售，其中1，000棵出售给八五二农场第八管理区，树苗款15，000.00元尚未结算的事实无异议。原告自2004年春至2007年8月属于自愿帮被告种树，无任何报酬，不是合伙人，无权参与云杉树苗款的分配。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定：2004年春，张恒春提出与赵选立等几人合伙种植云杉树苗。同年4月21日，由刘某甲出面联系八五二农场林业科科长杨某购买了100，000棵云杉树苗，每棵0.13元，由张恒春交款13，000.00元。树苗分别栽种在第五作业站和尖山子，两块地面积约40余亩，每亩地种植树苗2，220棵左右。合伙人有张恒春、刘某甲、郑某、刘某丁、赵选立、周眼明（于2009年8月去世）。张恒春分别与各合伙人口头约定：由张恒春负责牵头联系种树等事宜，赵选立负责雇人管理树苗，二人不用出资，其余四人每人出资6，000.00元，除张恒春外其他合伙人每人分10，000棵树苗。合伙人之间无书面合伙协议，各合伙人之间就合伙种树、销售、分配、管理等事宜均无任何书面记录，种树出资款均交给张恒春本人，无收据。2004年春至2007年8月，赵选立作为合伙人一直负责树苗的管理，包括雇人栽树、锄草、起树等。2007年，张恒春将云杉树苗出卖后，分给周眼明25，800.00元（含为周垫的保险费），郑某15，600.00元，刘某丁16，000.00元。赵选立与刘某甲得知树苗款没有自己份额后，二人于2009年4月25日在第五作业站地里挖取1，700棵云杉树苗出售给八五二农场林业科，每棵15.00元，赵选立与刘某甲各分得12，750.00元。张恒春为此于2009年4月28日向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公安局南横林子公安分局刑警中队（以�简称南横林子刑警队）报案。同年5月2日，赵选立与刘某甲再次在第五作业站地里挖取1，000棵云杉树苗，出售给八五二农场第八管理区，每棵15.00元，计15，000.00元，每人应分得7，500.00元，此款现存放在第八管理区尚未结算。2009年5月2日，在八五二农场司法分局（以下简称司法分局）的主持下，刘某甲与张恒春签订调解协议，由司法分局对刘某甲在第五作业站挖取的1，000棵云杉树苗进行清点、拍照，树苗款存于第八管理区，未经司法分局书面通知，任何人不得支取树苗款。双方若需处理第五作业站的云杉树苗，应申请司法分局到场监督，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处理，若未遵守以上条款，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现张恒春私自将合伙种植的云杉树苗处理完毕。证人刘某甲作为另案原告与本案赵选立同时起诉某
2006年至2009年，张恒春销售合伙人种植的云杉树苗62，992棵、金额721，654.00元（2006年销售给八五二农场第一、二、五、六、七管理区云杉树苗7，720棵，每棵6.00元，计46，320.00元；2007年销售给八五二农场第一至第七管理区及开发区云杉树苗15，880棵，每棵8.00元，计127，040.00元；2008年销售给八五二农场第一至第六管理区及王庆才云杉树苗19，892棵，计207，044.00元（其中3，300棵×8.00元；9，230棵×10.00元；7，362棵×12.00元）；2009年销售给黑龙江省二九一农场（以下简称二九一农场）云杉树苗13，500棵，每棵19.50元，计263，250.00元；销售给黑龙江省五九七农场（以下简称五九七农场）云杉树苗6，000棵，每棵13.00元，计78，0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原、被告是否属于合伙关系；合伙种树地点是否包括第五作业站及刘某甲的证言能否作为有效证据使用；2006年至2008年被告销售云杉树苗中的9，810棵及2009年被告销售到二九�农场、五九七农场的树苗是否属于合伙财产。
关于原、被告是否存在合伙问题。原告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与被告存在合伙关系，但提供了大量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且多数证据为南横林子刑警队询问笔录，来源合法。证人郑某、杨某、刘某乙、刘某丙、吴某、刘某甲均能证实原、被告合伙种树事实。郑某证实2004年春天，被告找到郑某提出合伙种树，每人出资6，000.00元，并告知合伙人有刘某甲、赵选立、周眼明、刘某丁，赵选立负责管理不用出资；杨某证实2004年春，由刘某甲出面联系树苗，并于事后听郑某说原告是合伙人；刘某乙证实2004年夏季，周眼明与刘某乙在检查工作时说起与其他人合伙种树，合伙人有刘某甲、张恒春、郑某、周眼明、刘某丁、赵选立；刘某丙证实第三管理区的人都知道被告与刘某甲、原告等六人合伙种树；吴某证实听被告和原告多次�原、被告及刘某甲等人合伙种树；刘某甲证实2004年春天，被告提出合伙种树，合伙人有刘某甲、郑某、赵选立、周眼明、刘某丁，被告与原告不用出资，其余四人每人出资6，000.00元。被告对原告从2004年春至2007年8月，长达3年多时间自愿帮其管理树苗且无任何报酬的辩解，提供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不符合常理。相反被告证人李某证实了原告雇其干活并给付劳务费的事实，充分证明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原告提供的间接证据与待证的合伙事实存在关联性，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链条，能够证明原、被告等六人合伙关系成立的事实。
关于合伙种树地点是否包括第五作业站问题。证人郑某、刘某丁（被告认可的两个合伙人，刘某丁又是被告的证人）、刘某丙（刘某甲与被告共同证人）、刘某甲、刘某乙、吴某、毕守春均能证实合伙种树地点位于第五�业站和尖山子两地。被告仅凭周眼明生前出具的“植树说明”这一单独的间接证据无法否定或推翻原、被告等合伙人在第五作业站种树的事实。故应认定合伙种树地点包括第五作业站。
关于刘某甲的证言能否作为有效证据使用问题。证人刘某甲作为另一案件原告，与本案原告同时起诉被告合伙纠纷，虽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但其证词并不孤立，与本案众多证人的证言在证明合伙人、出资某及种树地点完全一致，完全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关于2006年至2008年被告销售9，810棵云杉树苗是否属于合伙财产问题。被告只依据个人记录证明销售的树苗中有9，810棵是个人种在油库地，并未提供其它相关证据加以佐证，且原告不予认可，故被告的个人记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应认定被告销售的9，810棵云杉树苗系合伙人共同共有。
关于2009年被告销售到二九一农场、五九�农场的树苗是否属于合伙财产问题。被告否认销售到上述地点的树苗与合伙人有关，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也无合伙人签字或口头认可。应认定被告销售到二九一农场、五九七农场19，500棵、价值341，250.00元的树苗系合伙人共同共有。
2009年5月2日，刘某甲与被告经司法分局主持，签订协议约定：未经司法分局书面通知，不得支取存放于第八管理区树苗款，不得处理第五作业站的云杉树苗。否则，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刘某甲与被告在协议上签字认可。事后被告未遵守协议约定，擅自将第五作业站的树苗处理完毕，被告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六名合伙人中，除周眼明已死亡，刘某丁对此事不清楚外，被告虽然否认与原告存在合伙关系，但刘某甲、赵选立、郑某作为合伙种树成员，均能证实和认可被告曾口头约定原告与其他四名合伙人合伙种植云杉树苗，原�负责管理不用出资的事实。合伙人的树苗除被告销售云杉树苗62，992棵，价值721，654.00元外，还包括原告与刘某甲两次挖取合伙人树苗2，700棵，价值40，500.00元，合计762，154.00元，每名合伙人应分得127，026.00元。扣除原告第一次卖树得款12，750.00元，被告应给付原告云杉树苗款114，276.00元。因原告只向被告主张给付树苗款107，525.00元，未超出被告实际应付数额，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恒春给付原告赵选立合伙种植云杉树苗款107，525.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5，200.00元，由原告赵选立负担2，750.00元，被告张恒春负担2，450.00元。
上诉人张恒春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在无任何证据佐证合伙情况下强行判决。提交的南横林子刑警队调查笔录，部分证言都�听说，起不到证明作用，不应采信。部分证言南横林子刑警队一种说法，法庭作证或者书面证言又一种说法，相互矛盾。被上诉人自己书写和伪造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刘某乙等个别证人作假证。上诉人提供的“植树说明”系直接证据，能够证明第五作业站地里的云杉树苗产权归上诉人。刘某丁作为合伙人属直接证据，证明合伙人无被上诉人。二、原审法院违法办案。原审法官替被上诉人宣读未提交的南横林子刑警队调查笔录，故意让被上诉人当庭撤回假“收条”，并且有利于被上诉人改动笔录一小时。另原审判决没有将云杉树植树成本扣除错误，未将该观点作为上诉理由是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非合伙种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赵选立辩称：一、原审判决正确、合法。因被上诉人负责管理树苗无需出资，其他合伙人郑某、周眼明及刘某丁均已出资，上诉人提出的云杉树成本问题不成立，另据合伙人郑某及周眼明的儿子周鹏、内弟王东、刘某乙等人出庭作证，且有经公证的证言佐证，可证实被上诉人是合伙人之一。上诉人提交的“植树说明”，因周眼明已去世，上诉人庭审自认内容非周眼明书写，周鹏及王东证实签字非周眼明所写，且周眼明也无权将被上诉人作为合伙人的权利分配给上诉人，该证据属于孤证。二、原审法院办案程序合法。原审法官庭审宣读南横林子刑警队调查笔录及质询刘某乙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供双方质证，这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利。上诉人所称原审法院有利于被上诉人修改笔录的事实不存在，双方均是在庭审结束审阅无误后签的字。上诉人提供的“植树说明”因周眼明已去世，该证据与原审判决认定六人合伙出资相互矛盾，且原审调取的郑某证言属于直接证据，证明合伙人出资各享有产权。三、原审中，被上诉人曾向法院提交由被上诉人本人所写的栽树用工原始记录，因没有合伙人签字，经法院释明而未提交，该记录可佐证被上诉人参与劳动并直接参与管理，且垫付了4，700.00元，系合伙人之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被上诉人向南横林子刑警队提交的植树工作记录、用工明细及上诉人对比说明（复印件），证明该工作记录与用工明细是上诉人向南横林子刑警队报案后被上诉人一次自行编写，且非一事一记的原始记录，工作记录中的钱数与用工明细中的钱数明显不符，说明工作记录与用工明细不真实，进而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对植树工作记录、用工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工作记录与用工明细非一次�编写，是每一天的真实记录。
证据二、徐承芳收条3张、吴某收条1张、邵桂敏收条2张、吴云歧收条1张、李彦维收条1张（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明徐承芳3张收条系被上诉人所写；吴某收条上半部分为被上诉人所写；邵桂敏2张收条非一人所写；吴云歧收条将“武”写成“吴”，说明非本人书写；李彦维收条，八五二农场及辖区公安网查无此人。以上收条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伪造证据，混淆事实。被上诉人有异议，认为李彦维是2004年从双鸭山到八五二农场采石场干活，同年4月租被上诉人房子，被上诉人让其找十个人种树，收条是本人所写。吴云歧确实姓武，但收条是其本人所写。徐承芳、吴某、邵桂敏收条是否本人书写已记不清楚，邵桂敏2004年7月16日收条签名是由其丈夫陈家友代签。
证据三、2013年11月13日徐忠新证明一份，证实被上诉人伪造用工明细中的嘎子�中的“嘎子”就是徐忠新，该证据证实徐忠新与妻子没有去栽树。被上诉人有异议，认为嘎子是徐忠海，不是徐忠新，且证人未出庭，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
证据四、2013年11月13日徐忠海、2013年11月12日刘振怀、2013年11月9日张凤花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实被上诉人工作记录及用工明细是伪造的，用工明细记录的是徐忠海而非徐忠新，实际栽树情况与工作记录记载栽树情况不符。2013年11月13日徐艳富证言，证明2004年在第五作业站及尖山子栽树宝清县尖山乡尖东村共去5人，未发生车费。2013年11月12日温艳证言，证明2004年4月24日、25日温艳没去栽树。2013年10月29日谢长海公证证言，证明栽树时付给谢长海车运费500.00元，被上诉人人工明细编写的是锄地费，证实人工明细是伪造的。2013年11月1日吴建亮证言（复印件），证明2004年至2006年吴建亮给上诉人树地起垄费有的收钱，有的没要。被上诉人有异议，认为上述证人未出庭，不应采信。
证据五、2011年11月16日孙胜民、陶和平证言及销售树苗记录（复印件），证明2009年向二九一农场运送树苗是4车而非2车，2010年4月23日、25日、26日未向宝山农场送树，证实被上诉人销售树苗记录是假的。被上诉人有异议，认为证人未出庭，不属于新证据，且上诉人在原审对销售树苗数量及价格已签字确认，不应采信。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
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因该证据系复印件，被上诉人对植树工作记录、用工明细虽无异议，但被上诉人在法院指定的2014年3月17日前未将工作记录及用工明细原件提交法院，该证据不予认定。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三、四、五，因被上诉人有异议，且证人均未出庭接受质询，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自2000年起，张恒春在八五二农场开始�植云杉树苗。2004年张恒春准备购买树苗，于同年4月21日经时任八五二农场三分场支部书记刘某甲联系，两人一同到该农场林业科购买云杉树苗100，000棵，每棵0.13元，张恒春交购树苗款13，000.00元，树苗栽种在第五作业站及尖山子地里。张恒春负责牵头管理种树事宜，郑某、周眼明、刘某丁分别向张恒春交种树款6，000.00元。四人未订立书面协议，亦未就如何栽种、管理、销售云杉树及盈余分配、亏损负担等事项进行过共同协商，郑某、刘某丁、周眼明也未参与经营管理。2004年至2007年期间，张恒春委托赵选立联系雇佣植树、起树等事宜，费用由张恒春支付。2007年张恒春将云杉树苗出卖，给付郑某15，600.00元，刘某丁16，000.00元，周眼明25，800.00元（含垫付医药费），三人均未提出异议。2009年4月25日，刘某甲与赵选立在第五作业站地里挖取1，700棵云杉树苗出售给八五�农场林业科，每棵15.00元，二人各分得12，750.00元。张恒春为此于2009年4月28日向南横林子刑警队报案。同年5月2日，刘某甲与赵选立再次在第五作业站地里挖取1，000棵云杉树苗，出售给八五二农场第八管理区，每棵15.00元，计15，000.00元，经司法分局主持调解，双方约定树苗款存放于第八管理区，未经司法分局同意不得支取树苗款及处理第五作业站树苗，后张恒春将该树苗出售。
另查明：2009年12月4日，南横林子刑警队询问证人刘某丙，张恒春与何人合伙种树？刘某丙自述：“我听说张恒春、刘某甲、周眼明、刘某丁、郑某、赵选立几个一起合伙种植，具体谁说的我记不起来了”。
2009年12月4日，南横林子刑警队询问证人朱某，其自述：“他（张恒春）具体同什么人一起种树苗我不知道，张恒春与连队没有种植合同”。2011年11月12日，朱某出具书面《证明》主要内容�：“有协议，在协议上面写清年限从2004年至2007年12月30日止，有我和赵选立的签名”。
2012年4月19日，证人吴某出具书面《证明》内容为：“我多次听赵选立和张恒春说是刘某甲等几个人合伙种的树苗”。同年11月21日，吴某在原审庭审出庭陈述：“（合伙种植树苗）听张恒春在树苗地里说过一次，听赵选立说过多次”。
2012年11月21日，证人李某在原审庭审出庭陈述：“干活树苗地是谁的不清楚，谁找我干活我就去，对合伙的事情不太清楚。我给赵选立出具的收条我也没看清楚内容，就签字了”。
再查明：2011年8月25日，证人郑某出具书面《证言》内容为：“2004年春天，张恒春去我办公室找我，说愿不愿意种树，……我说都有谁，张说，有你一个，刘某丁、赵选立”。
2011年11月24日，证人刘某乙在原审庭审陈述：“听周眼明讲合伙人有周眼明、三分场书记刘某甲�农场纪委副书记郑某、三分场场办主任张恒春、三分场社区干事赵选立，五个人每人交6，000.00元”。2012年4月19日，刘某乙出具书面《证言》内容为：“2004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周眼明主任下队检查工作，闲聊时他跟我说，我们几人合伙在五队和尖山子西北坡种了十多万棵云杉树苗，并说合伙人有他一个，刘某甲、郑某、张恒春、赵选立等人”。2012年11月21日，原审庭审刘某乙出庭陈述：“不知道（合伙人）有没有刘某丁”。
2011年11月25日，证人杨某在原审庭审出庭陈述：“刘某甲和谁合伙我不知道，当时我也没问和谁合伙”。2012年4月19日，杨某出具书面《证明》内容为：“据刘某甲讲合伙育苗人有周眼明、刘某甲、张恒春、赵选立等人”。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没有订立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被上诉人称有口头合伙协议，对此上诉人并不认可。二审庭审被上诉人自认关于口头协商合伙事宜时只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场，无他人在场证实。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看，证人郑�证明听上诉人说合伙人有刘北某等人，因郑某涉及本案利益分配，其属于案件利害关系人，该证言不予采信。证人杨某证明另案被上诉人刘某甲与上诉人去八五二农场林业科购买100，000棵云杉树苗、支付13，000.00元树苗款事实，但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属于合伙只是听“刘某甲讲合伙育苗人有赵选立等人”，其他概不知情。证人刘某乙证明听已故合伙人周眼明讲合伙人有赵选立等人，因周眼明已故无从考证，且其证明“五个人每人交6，000.00元”的证词与赵选立并未投资的事实相悖，又不知晓合伙人是否有刘某丁。证人刘某丙只是听连队的人说合伙人有赵选立等人。证人吴某在从事栽树劳务过程中也是听说合伙人有赵选立，对如何出资、合伙盈余分配、如何经营均不知情。证人李某证实被上诉人给付其工钱705.00元，“对合伙的事情不太清楚”。证人朱某只能证实收取上诉人种树地租三千余元，上诉人与何人一起合伙种树其并不知晓，且其在南横林子刑警队所述“没有种植合同”与其后期出具《证明》所称“有协议”的证词自相矛盾。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人所作证言，均是单方证言，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达成口头合伙协议的事实，上述证人关于是否合伙所出具的证词均系听说，属传来证据，并非亲身感知，不能客观、有效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事实的存在，且被上诉人自认双方并未对盈余分配及亏损承担作出具体约定。按照民事诉讼规则，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被上诉人虽然参与管理，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其要求分割财产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关�其与被上诉人非合伙关系的上诉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审法院是否违法办案问题。原审庭审法官宣读南横林子刑警队询问笔录及庭审结束后将笔录交由双方当事人审阅属合法程序，被上诉人当庭将部分证据撤回系当事人对自身民事权利的一种自由处分，庭审引导证人刘某乙作假证无证据证实，故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违法办案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合伙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2012）红民初字第27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赵选立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200.00元（被上诉人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451.00元（上诉人预交），合计7，651.00元，均由被上诉人赵选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波
审判员 黎红英
审判员 鲁 民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