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湘01行终6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清吉，男，196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号。法定代表人汪泽秋，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双，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南省泰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百冶路168号泰禹家园4栋。法定代表人刘晓武，董事长。上诉人朱清吉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原审第三人湖南省泰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禹公司）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7）湘0111行初64号行政裁定，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6年1月，朱清吉参与铁银支行工会团购原审第三人开发的泰禹二期住宅小区商品房，定购120.66平米的住房1套，向原审第三人交纳团购房定金20000元。2006年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37号），明确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2008年12月24日，朱清吉与原审第三人签订《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87622801，以下简称801号合同），约定朱清吉买受原审第三人出售的彩云之翼家园项目中的第二期7幢1单元8层801号房。同日，朱清吉与原审第三人签订《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87622802，以下简称802号合同），约定朱清吉买受原审第三人出售的彩云之翼家园项目中的第二期7幢1单元8层802号房。同日，朱清吉与原审第三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买受人要求将其购买的7栋801、802房合并为1套使用，买受人同意出卖人将该两套房屋的相关设施按1套房屋进行配置；买受人所购上述两套商品房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等事宜按国家法律法规、当地政府相关政策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执行。2014年3月12日，朱清吉出具《承诺书》承诺：彩云之翼家园二期7栋801室与802室互为70/90户型，本人承诺若单独处置其中1套房产时，按报建图恢复原状。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及法律纠纷均由本人承担。2014年5月13日，市国土局向朱清吉颁发了雨花区长塘路46号彩云之翼家园二期7栋801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权证号码：71××95）以及雨花区长塘路46号彩云之翼家园二期7栋802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权证号码：71××99）。2017年3月27日，朱清吉向市国土局申请不动产更正登记，要求将权证号码71××95、71××99的两本房屋所有权证更正登记为一本房屋所有权证。朱清吉因申请未果，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朱清吉向市国土局申请不动产更正登记，要求将权证号码71××95、71××99的两本房屋所有权证更正登记为一本房屋所有权证，其实质是不服市国土局颁发两本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要求撤销原不动产登记行为，重新作出新的不动产登记行为，系对原不动产登记行为提起的诉讼。2008年12月24日，朱清吉与原审第三人签订801、802号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时，朱清吉即已经知道其购买的是两套商品房。2014年3月12日，朱清吉对涉案房屋申请不动产权属登记时向市国土局出具承诺书，书面承诺“彩云之翼家园二期7栋801室与802室互为70/90户型，本人承诺若单独处置其中1套房产时，按报建图恢复原状”，表明市国土局于2014年5月13日对801、802号房屋分别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其时朱清吉对该登记行为即已明知。朱清吉自2014年5月13日知道市国土局作出的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朱清吉于2017年5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朱清吉的起诉。上诉人朱清吉上诉称：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上诉人于2006年1月向原审第三人定购一套120.66㎡的房屋，同年12月签订预售协议，2008年12月24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当时购房者一致坚持要签补充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按一套房配置建造并交付，按一个单元办理一个产权证书”，并且原审第三人的售楼员也承诺“既然按一套房交付，肯定是办一个产权证。”2010年5月底，原审第三人向上诉人交房时也正是按上诉人2006年定购的户型图和120.66㎡面积建造的“只有一个入户门，只有一套住宅配置”的房屋。但上诉人入住四年后，原审第三人才说房产证办不下来，登记部门称不同意只办一个产权证，并称正在努力协调，业主要配合签一个承诺书才行。上诉人以为“签了一个承诺书即可只办一个产权证了”，第三人也称“肯定会搞定的”。从原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长沙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审批表”来看，被上诉人于2016年5月13日办好产权证后，2016年5月16日，领证人“徐莎”签字并领取了上诉人的房屋产权证书，但该领证人“徐莎”是原审第三人的工作人员还是按揭贷款银行的职员，上诉人不得而知、上诉人一直认为自己的该套住房肯定是一个产权证。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此，一审裁定书只引用了上述该条法律的第一款，而对其中的第二款视而不见，明显属“断章取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的（2017)湘0111行初64号行政裁定书，责令其对原审案件依法作出判决。被上诉人市国土局书面辩称：1、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其实质是不服被上诉人颁发两本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系对原不动产登记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上诉人自2014年5月13日知道被上诉人作出的涉案房屋登记行政行为，上诉人于2017年5月19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四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2、上诉人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并做出书面承诺的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其已明知购买的是两套商品房。被上诉人根据涉案房屋规划审批以及房屋产权证书等相关资料，认定涉案房屋801与802界限明显、相互独立，其房产权证号分别为71××95、71××99。被上诉人颁发的房屋产权证书符合相关报批报建手续，其作出的房屋登记行为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上诉人亦不能提供证实登记确有错误的材料，因此，不符合申请办理更正登记的条件，其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本院认为，本案中，朱清吉向市国土局申请不动产更正登记，要求将权证号码71××95、71××99的两本房屋所有权证更正登记为一本房屋所有权证，其实质是不服市国土局颁发两本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要求撤销原不动产登记行为，重新作出新的不动产登记行为。根据本案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以及上诉人于2014年3月12日向市国土局出具承诺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2014年5月13日知道市国土局作出的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朱清吉于2017年5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诉讼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罗柏寒审判员  周 永审判员  吴树兵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刘 赞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