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8民初4858号
原告：浙江富瑞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信诚路857号悦江商业中心22010室。
法定代表人：张烺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凤麟，浙江康而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东，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志明，男，197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航，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富瑞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瑞浦公司）与被告杨志明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富瑞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凤麟、王旭东，被告杨志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富瑞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需支付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20000元；2、原告无需支付被告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16551元；3、原告无需为被告补缴2017年1月的养老、医疗保险；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富瑞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的子公司。2016年10月份，集团公司聘请了案外人杨钦飚担任公司副总裁，负责集团公司行政管理和人力资源等工作，杨钦飚入职时极力推荐被告杨志明入职原告处担任公司总经理，被告遂于2016年10月8日担任原告公司总经理一职，负责公司的筹备工作和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并明确约定月底薪为2万元，按集团公司的统一发放规则，每月发80%即16000元，每月工资剩余的4000元于年终结算时补发。被告入职后，一直未能提供原单位的离职证明，原告曾多次催要未果。2017年1月22日，集团公司人事敦促被告签订劳动合同，被告也不签。被告入职后，一直没有有效开展经营工作，后经原告核实，被告并非银行的信贷部主任，而只是信贷科科长，被告没有投资管理经验，致使原告公司的投资业务无法开展。至2017年5月2日，被告口头提出离职，向原告提出分手费。原告与被告就分手费事宜进行洽谈，因被告坚持无理赔偿要求，故多次商谈未果。5月12日，集团公司董事长召集公司副总裁杨钦飚、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本人及原告顾问五人开会，共同协商处理被告提出的离职补偿事宜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次商谈过程中，被告对于底薪为2万元/月的事实无任何异议，且自始至终并未提出公司存在任何少发薪资的情况。在谈到被告劳动合同未签订事宜时，杨钦飚表示劳动合同有没有签订没有关系，因被告不会要求二倍工资补偿。此后被告仍无理取闹，纠缠不休，原告则坚持合法用人原则拒绝赔偿，因此，双方各执己见多次沟通未果。直至5月23日，被告提出给予其一次性离职补偿30万元要求，帮其缴纳社会保险至8月份，明确表示了其他要求都不提了。集团公司董事长考虑到被告其他要求都不提了，并顾及被告与其表哥杨钦飚的亲近关系和商会共事，期待管理好集团公司的面子，并念及老乡之间好聚好散的良好愿望，满足了被告30万的要求。原告仅对补偿过程双方的谈话进行了录音，双方并未签署书面的分手费协议。次日，被告提供了接受分手费的银行卡，并在微信中向集团董事长表态今后“我今后还是做金融投资，有啥需要的尽管吩咐，我尽力而为”。据此，原告认为，双方对于一次性补偿（分手费）已达成口头协议，今后双方不会再有任何纠纷。5月27日，原告按照约定及时将30万元的补偿款（分手费）一次性汇给被告，被告也确认钱已到账，并在微信中向集团公司董事长发送“祝假期快乐”，董事长也祝其假期快乐，一切顺利，年年好运等好聚好散的话语。至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纠纷已和平解决并无任何争执。6月8日，集团公司副总裁杨钦飚突然以个人原因离职。6月11日，被告又再次提出补偿10万元的要求。对于被告这种出尔反尔的无理要求，原告及集团公司鉴于合法用人原则，实在无法迁就。2017年6月21日，被告即以原告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向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2万元等各项无理要求。该仲裁委员会在完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错误地适用法律，作出仲裁裁决，支持了被告提出的二倍工资差额420000元的赔偿要求。综上，原告认为，二倍工资的立法目的在于提高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明晰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而非劳动者可以从中谋取超出劳动报酬的额外利益。杨钦飚与被告系表兄弟和同村关系，然杨钦飚作为集团公司负责行政、人事等工作的副总裁，应知劳动合同不签的法律后果，不为被告办理基本的入职手续，再则，被告作为全面负责原告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总经理，入职后拒绝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自始至终未提供原单位的离职证明。杨钦飚和被告都从未主动向集团公司或原告提起被告的劳动合同签订事宜，原告也从未拒绝或不愿意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被告劳动合同未签订的责任不在原告，被告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无法律依据。此外，被告在职期间原告已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足额支付其劳动报酬，依法无需再另行支付其任何费用、报酬或补偿。被告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后，也已与原告达成口头的一次性离职补偿协议，明确不再提其他要求，该口头协议内容合法且已履行完毕，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全部完结，故被告重新提出二倍工资等主张无任何法律依据。而被告的实际工资是每月2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杨志明辩称：1、被告工资为60000元。被告当时与集团董事长张序宝约定合同期限暂定5年，每月先支付2万元，公司承诺出5000万，用于公司运营，再给被告提成，按正常程序，被告应年收入两百万。同时张序宝口头承诺保证被告每月收入6万元。现原告单方面要求被告离开公司，张序宝微信确认被告月工资6万。被告从未欺骗过原告，也未谎称系上海银行信贷主任，且双方多次面谈，被告入职前也曾将个人简历等出示原告。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应予以赔偿。双方通过微信电话反复磋商，原告在被告入职后也未出钱让被告运营，故原告同意给被告一定的补齐工资收入。原告说被告同意以一次性的离职补偿是不存在的。原告应补缴被告2017年1月的社保。原告应补偿被告2016年及2017年应休未休年假工资。被告认为仲裁裁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应得以支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对原告提交的2017年5月23日的两段录音、张序宝与杨志明的微信聊天记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和确认书、仲裁裁决书和富瑞浦进出口有限公司应聘人员登记表的第一页，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了认可，但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提出了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和证明力则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海银行的录音、电脑截图及劳动合同、吴丽华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杨钦飚辞职信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以及富瑞浦进出口有限公司应聘人员登记表第二页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提出了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海银行的录音、电脑截图及劳动合同的真实性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吴丽华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和杨钦飚辞职信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有富瑞浦公司的盖章和吴丽华、杨钦飚的签字，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能够与杨钦飚劳动合同相互印证，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另，原告还申请了证人王某和姜某出庭作证，被告认为证人姜某所说的2017年1月22日找被告签合同的说法与单位的实际用工行为不一致，其电脑上有打印劳动合同的说法无其他证据证实，证人王某对姜某找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情只是道听途说，并未亲眼所见，且证人与原告存在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又无其他证据佐证，证言证明力低下。本院认为，证人姜某、王某虽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但姜某2017年1月22日找过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的说法与原告提交的电脑截图能够相互佐证，故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认定。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市银行去年人均薪酬34万元：挥别高利润，仍捧金饭碗》、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专业证书、被告与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序宝的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被告提交的126网易邮箱截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荣誉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荣誉证书上加盖了上海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的印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以上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材料予以综合认定。
原、被告双方均提交了“浙江富瑞浦进出口有限公司应聘人员登记表”，被告提交的登记表内容均为电脑打印，主要是与被告个人身份有关联的信息，系由被告自行填写的内容；原告提交的登记表，则包括了后续应由公司填写的“面试评估”、“拟用批复”等内容，该部分书写有“月薪为2万元、资管公司前三年的利润全部作为年终奖，由杨志明支配”等内容。然该登记表系被告持有，前述关于薪资的内容是否系被告入职时填写，还是双方发生纠纷后填写，本院难以确认，故该份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本院难以确认，不予采信。
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富瑞浦公司系富瑞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的子公司。2016年10月8日，集团公司聘请了被告杨志明担任富瑞浦公司的总经理。被告入职后，双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富瑞浦公司已按每月底薪2万元的标准，每月发放给被告80%的工资即16000元，每月剩余的4000元于年终结算时补发，2016年度的已于年终补发完毕。2017年1月22日，集团公司人事姜某敦促被告签订劳动合同，被告未签。此后，被告与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序宝在投资经营的亏损底线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被告遂于2017年5月初口头提出离职。2017年5月12日，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序宝与副总裁杨钦飚、原告法定代表人、原告公司顾问及被告杨志明本人就被告的离职事宜进行协商，但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5月23日，张序宝与被告杨志明两人就杨志明离职事宜进行了协商。次日，杨志明通过微信，将自己的银行账号提供给张序宝，5月27日，杨志明通过微信向张序宝确认已收到30万元款项。但之后杨志明认为还应再补偿其10万元，张序宝予以拒绝。杨志明遂于2017年6月21日向杭州市高新开发区（滨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未签订书面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2万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587元，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6551元，并缴纳2017年1月、6-8月的社会保险。2017年8月15日，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持了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2万元、未休年休假的工资16551元、并缴纳2017年1月的社会保险的要求。原告不服裁决而向本院提起了诉讼。
另查明：杨志明与张序宝在2017年5月23日的谈话内容包括：“张：我们按照8个月给你补，三八二十四……再加三个月保险”；“张：你要24万，加三个月，30万元……那么就三个月，按照三十万，再其他的你就不要提了。杨：就都不要提了，就6、7、8这三个月，就是每个月2万，加上社保帮我交一下”；“杨：那么就是1、2、3、4、5个月，5个月的20%，4000块钱，2万块钱，32万元。张：什么32，就是30万嘛。杨：底薪2万，只发16000的嘛；张：16000那个会给你补上啊，那个不算在30ＸＸ面”等等。5月24日，杨志明将银行卡拍照用微信发给张序宝，并留言“补偿款汇入以上银行卡都可以”。5月26日，杨志明发微信“张总：补偿款还没有收到。是不是忘记汇款啦？”。5月27日，杨志明发微信“到账无误”。6月5日，杨志明发微信“张总：好！我底薪的20%部分何时发给我？合计2万元。还有给我缴后续三个月的社保，麻烦您了”。6月6日，杨志明发微信“张总：您好。我们谈补偿方案时：你答应我的工资结算到5月底的”；张序宝则回复“明总，我根据你的要求同意了你工作7个月按6万一个月，共7个月=28。也答应补足你原来预留的20%……后来应你的要求再补你一个月工资，所以就合计30万已全部打给你了……”；杨志明回复“工作了8个月，就差2万”。6月11日，杨志明发微信“……共计工作了8个月。按照你定的补偿方案，还要补充补偿应由以下部分组成：1、今年的5月份按照补偿工资6万/月，已给我2万，还应补偿4万；2、离职后补偿三个月工资2万/月，共6万元，综上，还应补偿给我10万元”。此后双方未再达成一致意见。
再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张序宝出具确认书，表明汇入杨志明账号的30万元“分手费”，系其替原告公司支付给杨志明的“一次性分手费”。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在职期间工资标准的认定问题以及双方就劳动合同解除是否已达成补偿协议并履行完毕的问题。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工资标准无法根据合同来确定，根据原告对杨志明已有的工资发放情况，原告每月发给被告16000元，剩余20%即4000元于年终时补发，该事实初步证明了原告主张的被告月薪20000元的事实，而被告主张月薪60000元，则应承担举证责任。从被告与集团公司董事长的谈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5月23日双方确认的补偿方案为“按8个月补，8*3万元/月=24万元，6、7、8三个月每月再补2万元并补缴社保”，微信记录字里行间均只出现“补偿款”的表述，而无任何“少发或补发或欠发工资”等的表述，也无“每月工资60000元”的表述；5月27日杨志明确认已收到30万元款项后，其在6月5日发给张序宝的微信中也仅提及“底薪的20%部分何时发以及补缴社保”的事项，未提及还存在着其他补偿；此外，如杨志明的月薪系按60000元计，则在2016年年终补齐扣发的20%工资时就不应只按每月4000元补齐。综上，本院认为被告的证据及本案查明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月薪60000元/月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在2017年5月23日已就劳动合同的解除达成了一次性的补偿协议，且在5月27日30万元补偿到账时即已履行完毕。之后，基于杨志明再提出“工资结算到5月底，还差2万”的要求，张序宝回复“工作7个月按6万一个月，共7个月=28。再补一个月工资，合计30万已全部打给你了”，虽然30万元的计算方式作了改变，但金额仍按30万元是确定的，该“按6万一个月”的表述也无从得出杨志明的工资即为60000元每月的结论。再后，杨志明于6月11日提出的还应补偿10万元，该金额系杨志明结合了张序宝5月23日提出的“再补三个月按2万元/月计算的工资”，与6月6日提及的“补7个月按6万一个月”而得出，对该方案张序宝亦未同意，故不存在着补偿方案的变更，该事实也不足以推翻之前双方达成的协议。
关于前述本院认定双方已达成的补偿协议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被告与集团公司董事长于2017年5月23日达成的关于离职补偿的口头协议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不存在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的情形，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同时，该协议也不存在重大误解。此外，原告支付给被告30万元的补偿金也已经包含了法律规定的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金额，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问题，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如劳动者拒签书面劳动合同，则单位应向劳动者发出书面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故无论是否系被告杨志明拒签劳动合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都在原告方，原告应承担不利后果，即支付杨志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被告工资为2万元/月，故原告应付的二倍工资差额为14万元。此外，被告在职期间未享受到年休假，原告应根据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按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从被告提交的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和应聘人员登记表的工作经历看出，杨志明累计工作达10年以上不满20年，故杨志明2016年应休天数为2天（92/365*10），2017年应休天数为4天（151/365*10），合计6天。原告应当补偿给被告年休假工资报酬为11034.5（20000/21.75*2*6）元。另外，被告在仲裁请求中主张违法解除的赔偿金，然双方系协商解除，且庭审中被告亦表示在仲裁阶段已撤回该请求，故原告也无需支付赔偿金。综上，若不存在双方的口头协议，原告需支付给被告一次性离职补偿金共151034.5元。原告支付给被告的一次性离职补偿金大于该数额，已包含了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费用，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已于2017年5月27日将30万元离职补偿款支付给被告，至此该协议关于支付补偿金的部分已履行完毕。被告事后又反悔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无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缴纳被告2017年1月份的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为劳动者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故原告应依法为被告补缴1月份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至于被告7、8、9月份的社会保险费用，原被告已在2017年5月23日达成协议，由原告为被告缴纳，且原告在庭审中也确认会为被告依法缴纳，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富瑞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需向杨志明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20000元；
二、富瑞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需向杨志明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16551元；
三、富瑞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杨志明补缴2017年1月、2017年6月、2017年7月、2017年8月的养老、医疗保险费（具体补缴金额、时段由社保机构依政策确定），个人应负担部分由个人自行缴纳；
四、驳回富瑞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杨志明的其他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杨志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季隽虹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无
代书记员 高 冰
?PAGE\\\\*ArabicDash?-14-?
?PAGE\\\\*ArabicDash?-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