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50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燕，女，1977年12月19日生，汉族，南京汇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股东，住南京市建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明，江苏斐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钢，男，1974年8月20日生，汉族，南京水天堂餐饮公司负责人，现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龙飞，江苏海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江苏海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勤媛，女，1975年11月2日生，汉族，南医大二附院财务处职员，现住南京市鼓楼区。
上诉人程燕因与被上诉人曹钢、杨勤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5民初7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明、被上诉人曹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龙飞、被上诉人杨勤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程燕上诉请求：1.撤销（2016）苏0105民初7239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曹钢、杨勤媛共同偿还程燕人民币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开始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由曹钢、杨勤媛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1.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作为证据效力最高的书证，足以证明程燕与曹钢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程燕在转款单据摘要栏目清楚载明汇款用途为借款，曹钢在接受该笔款项之时明确知晓，且未对此提出异议，该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2.程燕与曹钢之间未就该笔借款直接进行商谈并不必然推定双方未就借款行为产生合意，通过第三人联络亦可达成意思一致表示。事实上，程燕向曹钢出借就是通过周勇中间联络而形成合意，虽然周勇在庭审中作为证人作出了与事实相悖的陈述，但程燕认为周勇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为周勇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周勇对程燕和曹钢负有数额巨大的债务，周勇的证言存在不确定性，一审法院采信周勇的证言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令人信服。程燕认为本案中，具体商议款项用途这个关键事实在现有证据无法确认的情况下，根据证据优势性原则，应当以汇款凭证中载明的用途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3.程燕在没有书面合同情况下借款给曹钢存在行业的特殊性。本案中程燕与曹钢之间形成的借款关系，不同于一般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双方都以民间借贷业务为生意，本行业内资金折借频繁，没有书面合同而进行拆借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的往来款项往往就是借款、还款行为，故程燕在没有书面合同情况下，以汇款的方式出借款项给曹钢符合本行业内交易习惯。4.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程燕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曹钢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曹钢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可以看出，曹钢抗辩范围仅为偿还之前与程燕的借款和其他债务，抗辩对象也仅限于之前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程燕，也就是说这种抗辩是单一的，仅是对于原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相对方的抗辩，而曹钢与程燕在借款之前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故曹钢对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进行抗辩无法定事由，应当根据转账凭证直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程燕的转账凭证已完成了举证义务，不应当另行承担其他举证责任。5.在本案审理之前，周勇曾明确表示只要程燕给30万元，周勇就可以作出对程燕有利的证词。这足以说明周勇作为证人完全可以根据经济利益的需求，随意改变自己的证词。此外，周勇现在个人资金状况以及个人负有较大债务的现状，其证人证言根本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判决中认定程燕受周勇指示汇款之说不能成立，事实情况是2016年7月19日周勇汇给程燕的1000万元经过曹钢之手以后又回到了周勇的银行账户，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这个款项是不存在任何异议的。唯一有异议的是，周勇和曹钢通过这种方式将周勇还给程燕的1000万元又转回给周勇。周勇和曹钢对于程燕所汇的1000万元系周勇还曹钢款项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周勇在上午10点多的时候，还在向曹钢借钱做垫还业务，中午12点多周勇说指示程燕将1000万元还给曹钢，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而更为不合常理的是，曹钢在收到所谓的程燕汇的1000万元还款之后又在当日下午紧接着打回给周勇，足以说明了所谓的还款的虚假性。综上，程燕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曹钢辩称，1.上诉状内容与事实不符。曹钢与程燕并不认识，双方均无联系方式，亦无经济往来，其从来没有表示过，也不可能会要求向陌生人程燕借款。其银行账户系周勇提供给程燕，周勇要求程燕汇款1000万元给曹钢，是作为周勇归还曹钢的欠款。程燕汇款行为系按照周勇指示进行，汇款完成后也是通过电话向周勇确认是否收到该款项。如此大额汇款，程燕在汇款前后均未与曹钢有过意思联络，如认定该1000万元系曹钢向程燕所借不合常理。程燕在汇款凭证中备注借款，是程燕与周勇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与曹钢无关。2.认定借贷关系的构成要求同时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双方构成借贷合意，二是存在款项交付行为。曹钢与程之间虽确有1000万元的汇款事实，但并无借贷合意。本案事实是周勇向程燕借款1000万元，后指令程燕向曹钢账户转款，系法律上的指令性交付行为，而曹钢从来没有向程燕借款的意思和行为，故程燕上诉状中称曹钢与程燕之间构成借贷关系于法无据。3.程燕违背诚实信用，虚假诉讼。因为周勇账务状况恶化，负债很多，已没有偿债能力，所以程燕在明知与曹钢并不存在借贷的前提下，恶意使用其保存的银行汇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希望能挽回损失。程燕的行为违背民事法律中的诚实原则，亦构成虚假诉讼。4.程燕认为最后1000万事实上曹钢又借给了周勇，认为如果是正常的还款，不可能还给曹钢立马又借给周勇，认为是周勇和曹钢串通起来的。其实本案中1000万到底是不是还款与本案没有关系，本案关键点是钱为什么到曹钢的卡上，而不是到了曹钢的卡上怎么用的。唯一有可能的是，本案涉及刑事，如果曹钢和周勇合伙诈骗，周勇和曹钢说要和程燕借钱，周勇其实是自己拿了这个钱。如果认为最后周勇得的1000万是曹钢和周勇合伙起来骗的，那之前的借贷关系就不存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程燕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杨勤媛辩称，同意曹钢的辩称意见，并认为款项没有用于家庭的共同生活，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程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钢、杨勤媛共同偿还程燕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开始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令曹钢、杨勤媛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燕、曹钢均与案外人周勇存在经济往来。程燕、曹钢之间互不相识，2016年7月19日，程燕按照案外人周勇的指示通过招商银行向曹钢汇款1000万元，备注栏标明为“借款”。在汇款行为完成之后，程燕向周勇电话核实是否已收到汇款，周勇表示已收到。后该款项至今未能归还。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为，程燕、曹钢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故借款关系不成立，理由如下：1.程燕、曹钢在借款之前互不相识，在程燕向曹钢银行帐户转账1000万元的前后，双方均无电话联系，亦无通过其它通讯方式联络，故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关于借款的意思联络；2.程燕称其转账行为系按照案外第三人周勇指示，曹钢银行帐号也是周勇告知程燕，且在转账行为完成后，程燕亦通过电话方式向周勇确认钱是否收到，周勇表示收到。故在本案所涉借款中，曹钢、杨勤媛未有向程燕借款的意思表示；3.根据周勇到庭陈述，程燕、曹钢均与其有业务往来，但互相之间不认识，该1000万元转账系按照周勇指示进行的，是其归还曹钢借款所用，周勇的该陈述与程燕、曹钢说法相互印证。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程燕、曹钢之间于2016年7月19日发生的1000万元转账行为，系按照案外第三人周勇指示完成，程燕要求曹钢、杨勤媛归还借款1000万元，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程燕、曹钢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故对程燕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程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900元，由程燕负担。
二审中，程燕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程燕提交一组与周勇的电话通话录音，2017年3月6日、2017年7月3日程燕与周勇通话，通话内容中谈到了两个事实，一是周勇在通话录音中表示，如程燕给周勇30万元，周勇就愿意作出对程燕有利的陈述；二是周勇多次在录音中对其在一审中作证的合法性也持有异议，周勇也认为不太适合作为证人出庭对本案事实作出相关陈述，该两份录音用以证明周勇不具备证人的资格。曹钢对两份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程燕没有提交原始的载体，无论是从真实性还是从证据形式来看，都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要求，录音内容也无法核实，不应当作为裁判依据；该段录音程燕称是与周勇的录音，但录音中所有的内容只能代表是程燕的观点，如果程燕认为周勇是证人的话，应当申请周勇出庭作证，才能说明周勇在录音中所述的内容是否是周勇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完全有可能是程燕与周勇双方沟通好的说辞而作出的录音证据。
因一审周勇出庭作证时提到其曾到江东派出所有过报警，并作了询问笔录，法院依职权到江东派出所调取了二组证据。第一组为2016年11月3日曹钢报警的接处警登记表，第二组为2016年11月6日周勇报警的接处警登记表，以及周勇书写的两份情况说明、两页银行转款明细清单（无银行印章，部分字迹不清晰）。2016年11月3日接处警登记表记载：民警于2016年11月3日00时50分接到报警人曹钢来所报警后，经了解周勇欠曹钢3000多万元，曹在乘专车时经长途汽车司法鲁师傅介绍认识讨债公司施敏，委托施向周要欠款，曹担心施对周勇及本人采取过激行为，要求备案，随后民警将该情况登记备案。2016年11月6日接处警登记表记载：周勇来所报，业务伙伴程燕把另一个业务伙伴曹钢告了，说曹欠程1000万元，其实是不存在的，程在诬告曹，故来所备案，并留下本人亲笔书写材料和银行明细，民警登记备案。第一份情况说明记载：本人周勇经向公安机关提供陈俊名下招行卡（6214830258582096）交易明细复印件两张，该卡及网银均由周勇实际掌握和使用，周勇打√的七处交易为我、曹钢、程燕间资金往来记录。第二份情况说明记载：本人周勇，因与程燕合作做过桥业务有资金往来。在2016年7月19日约定我从陈俊卡上分三次归还她1000万元，要求她到账后，因还要用这1000万元做过桥业务，再向她借1000万元，并请她汇到由我指定的曹钢招行卡上，同时我与曹钢约定当日归还1000万元作为向其前期借款的一部分还款，并要曹钢在收到款后，于当日再汇到陈俊招行卡上，分两次汇，金额为500万元、498.275万元，这1000万元是我向曹钢的借款。
曹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当时在2016年10月下旬左右，经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个要债公司的人，通过他们向周勇要债，这些人找到了周勇，并让他写下还款承诺书，当时周勇答应一个星期后会还款，要债公司的人和其说如果周勇不还钱他们就要对周勇实施暴力，要伤害周勇，因此其就到江东派出所报案，所以就形成了第一份报警记录。其知道2016年11月6日接处警登记表的形成过程，当时其和周勇一起去的，到了派出所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下，当时周勇也写了情况说明，将陈俊卡的使用情况作了一个说明。
程燕对上述法院从派出所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曹钢的意见有异议；从曹钢的报警记录可知，曹钢曾采取过非法手段向周勇讨要过债务，那么说明周勇在当时是出于一种强制和胁迫的状态下，在三天之后周勇到江东派出所报警，说明周勇在这种胁迫之下作出的陈述；从一般的经验原则来看，一个普通的债务纠纷，相关利害人没有必要到公安机关以所谓报案的形式强行留下证据，并且曹钢陈述的内容也是违反一般的经验原则，而且也是对曹钢有利的陈述，所以程燕认为曹钢与周勇恶意串通，作出了虚假的陈述，恰恰说明曹钢与程燕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对程燕提交的录音证据，因录音内容为程燕与案外人周勇之间的通话，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双方当事人确认真实性，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在论述部分结合其它证据综合认定。
二审中本院询问曹钢，在2016年7月19日程燕向其银行账户汇入1000万元时，程燕在备注栏注明“借款”，曹钢收到该1000万元时有无手机短信提示、短信中有无备注“借款”。曹钢确认，曾收到过手机短信提示，短信中备注了“借款”，当时其没有看到这条短信，是在拿到本案程燕起诉状之后才找到这条短信来看。
经查阅一审卷宗，程燕向证人周勇发问：曹钢当时要你汇1000万元到他账上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周勇答：是我安排的还给曹钢1000万元，并没有和曹钢讲。程燕问：为什么想起在7月19日要汇钱给曹钢？周勇答：我必须在一天内完成。承办法官问周勇：你为什么要求程燕汇款给曹钢？周勇答：我当时在单位有事，当时金额较大，所以让程燕帮忙转一下。
对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除程燕对其与曹钢不认识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其它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程燕向曹钢转款1000万元的性质存在争议，程燕认为该1000万元系周勇居中介绍联络向曹钢出借款项，而曹钢则认为该1000万元系周勇向程燕所借，用于归还周勇欠曹钢的款项。程燕上述主张主要依据为，一是其向曹钢转款1000万元的事实，二是其向曹钢转款1000万元时在转款凭证中备注了“借款”。本院认为，程燕在转款时备注为借款，该意思表示非常明确，即程燕的转款行为系出借款项，但程燕并未就该笔转款与曹钢达成借款合同或借款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程燕提交上述转款凭证及“借款”的备注，曹钢抗辩系周勇向程燕借款用于归还其款项，曹钢该主张实际上是一个新主张，即双方当事人之间还存在程燕所主张借款关系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的基本原理，曹钢对于其所主张的该转款系周勇向程燕所借负相应的举证责任。曹钢认为周勇一审中的证言、周勇在江东派出所的报警记录及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均可以证实案涉转款系周勇向程燕所借。对于周勇在一审中的证言，以及在江东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认为均不应采纳，主要理由为：1.曹钢在2016年11月3日凌晨0时50分到江东派出所报警称，周勇曾委托讨债公司的施敏向周勇催款，曹钢担心施敏对周勇采取过激行为伤害周勇，所以要求备案。曹钢系在凌晨时分报警，表明曹钢当时意识到讨债公司人员的行为极有可能会伤害周勇，感觉到事态非常严重，曹钢已不能控制局势，所以才在凌晨时分到派出所报警，以达到曹钢认为保留证据的目的。而周勇在三天后的2016年11月6日，在曹钢的陪同下到江东派出所进行报警，报警的主要内容就是本案所涉1000万元转款的过程及性质认定，而并未提及讨债公司人员与其有过何种接触。此前曹钢曾报警称讨债公司的人员存在有可能伤害周勇的情况，且曹钢已感觉到讨债公司的人员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伤害周勇，表明周勇曾受到讨债公司人员的威胁或胁迫，三天后周勇又在曹钢的陪同下到江东派出所专门就程燕向曹钢转款1000万元一事出具两份情况说明，从时间节点、行为方式、报警内容等方面可以看出周勇系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具了两份情况说明，该两份情况说明不可采信。2.周勇在一审出庭作证时称其当时在单位有事，因金额较大让程燕帮忙转一下。然而，在7月19日当天上午周勇先向程燕转款1000万元，若按周勇所述既然其准备还款给曹钢，则周勇完全可直接向曹钢转款归还款项，完全没有必要向程燕转款1000万元后又要求程燕将该1000万元转给曹钢。周勇的上述行为存在较大的风险，因为周勇将该1000万元款项归还程燕后，周勇不能确保程燕一定会按其指示向外转款，故周勇在一审中的证言不具有合理性。3.周勇一审中称，其欠程燕有三、四千万，欠曹钢五、六千万元，表明周勇与程燕、曹钢之间均存在利害关系；在本案中程燕向曹钢转款系由周勇居中协调，由周勇向程燕提供曹钢的账号，且曹钢本案中主张案涉1000万元周勇为借款人，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亦存在权利义务的直接冲突。
程燕在向曹钢转款1000万元后，曹钢收到了银行发送的短信通知，该通知中备注载明为“借款”，曹钢称当天收到许多银行发送的短信，当时没有看到，在收到短信后的几分钟内就收到了周勇的电话，询问其有没有收到1000万元的转款，其才知道该1000万元转款的事。本院认为，曹钢的上述陈述不具有合理性。按曹钢的陈述在周勇电话未通知前，其并不知道会有1000万元的入账，表明该1000万元转款系其意料之外。曹钢对其它银行短信通知不太关注合乎常理，但对于该1000万元款项进账按常理应比较关注，周勇电话通知曹钢后，曹钢理应关注是否有银行短信提醒1000万元的入账。而本案中曹钢称一直未看到该短信，是在程燕起诉其之后才看到该短信不合常理。周勇认为其与程燕未见过面，未达成借款合意，程燕庭审中则称在银行有过见面，其出借款项系周勇居中协调，由周勇居中进行意思联络。双方对此各执一词，均无直接证据予以证实。综上，对于本案中程燕向曹钢转款1000万元周勇如何从中沟通协商的事实难以查证，曹钢未完成案涉1000万元转款系周勇向程燕所借、用于归还其欠款的举证责任，故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本院采信程燕的上诉主张，曹钢应偿还程燕1000万元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本案中程燕未提交案涉借款存在利息约定的证据，故案涉借款视为无利息约定，但程燕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
本案中曹钢收到程燕1000万元转款后，当日下午又将该1000万元出借给周勇，故该1000万元款项并未用于曹钢与杨勤媛的夫妻共同生活，故程燕主张杨勤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由于二审中出现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程燕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5民初7239号民事判决；
二、曹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程燕1000万元及利息（按本金1000万元、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6年10月1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程燕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0900元，由曹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0900元，由曹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德清
审判员 罗正华
审判员 王瑞煊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