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鸣县宁武镇雄孟社区第12村民小组不服县人民政府
山林、土地权属处理决定上诉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2）南市行终字第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鸣县宁武镇雄孟社区第1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宏山
委托代理人韦文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宋日正
委托代理人苏荣练
委托代理人杨选珠
原审第三人武鸣县宁武镇东王村第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王教才
委托代理人韦英德
上诉人武鸣县宁武镇雄孟社区第12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雄孟第12组）因山林、土地行政确权一案，不服武鸣县人民法院（2012）武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诉讼代表人陆宏山及委托代理人韦文清，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苏荣练、杨选珠，原审第三人武鸣县宁武镇东王村第7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东王村第7组）诉讼代表人王教才及委托代理人韦英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双方争议的土地是“雷普”坡的一部分，位于“雷普”坡的西北面，其四至范围与武政行决字（2011）16号处理决定认定一致，面积367.16亩。土改时，第三人属东王村管辖，原告从英烈村划归雄孟村管辖。合作化时，第三人属东王高级社管辖，原告属雄孟高级社管辖。“四固定”时期，第三人属东二大队管辖，原告属合福大队管辖，双方不在同一区域进行“四固定”。上述历史时期双方均无书面证据证实争议地的归属。1981年6月13日，宁武公社林业站组织双方代表及有关当事人到“雷普”坡现场踏界勘查，并签订了《协议书》（以下简称“81年协议”），该协议书记载：“岽王与雄孟雷招的界限从汀洽至汀隋到雷谱至岜耀止以犁地挖沟为界，东南方向属岽王五队、七队，西北方向属雄孟雷招屯。”但该协议无附图，且双方并未实施该协议中“犁地挖沟为界”的行为。第三人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发证日期填写为1981年8月7日，该证无证号、面积及附图。原告先后提供了两本《山界林权证》，证号均为8101208，发证日期分别填写为1981年8月12日和1981年12月12日，其面积均为300亩，无附图，四至范围表述一致。相关部门均无法查到东王大队和雄孟大队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的大队林权总图及上述林权证的登记表、存根等原始档案材料。争议地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经营情况无法查实。20世纪70年代双方均称曾到争议地经营种植。1981年至1991年，争议地由原告将发包给武鸣栲胶厂经营。1991年元月，武鸣栲胶厂砍伐胶树时遭第三人阻止，而引发权属纠纷。1991年4月30日，第三人向宁武乡人民政府申请调处。宁武乡人民政府于1994年11月30日作出宁政调字（1994）第7号调处意见。第三人不服，向武鸣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2009年5月23日，被告作出武政行决字（2009）9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在复议期间，被告自行撤销该处理决定。被告经重新调查后，于2011年4月23日作出武政行决字（2011）16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申请南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2011年11月3日，经行政复议机关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原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由此，被告具有处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的法定职权。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双方属不同的基层组织，且均无法提供上述历史时期争议地归已所有的书面权属凭据。东王村各生产队与雄孟村第12队签订的“1981年协议书”对争议地界线和四至范围表述过于简单，无附图，且无证据证实双方依协议实施了“犁地挖沟为界”确定界线的行为，该协议未能解决争议地界线问题，故争议地界线并没有划分清楚。第三人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发证日期填写为1981年8月7日，但该证无证号、面积及附图，所登记的四至范围过于简单，无法证实其所登记的四至范围、发证程序及内容的合法性、有效性。而原告先后提供两本《山界林权证》，证号均为8101208，发证日期分别填写为1981年8月12日和1981年12月12日，按照我国“林业三定”时期有关山界林权证书发证程序的规定，其颁发是依权属方的申请，经审查核实后才予以颁发，不能重复发证。从目前材料看无法查到东王大队和雄孟大队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的大队林权总图及原始登记材料、存根予以印证争议地界限及四至范围。武鸣县宁武镇林业站保存的1981年“武鸣县宁武公社雄孟大队山界林权示意图”其中没有相关权属生产队的盖章、也未标注有雄孟村12队所提供的《山界林权证》证号，不能印证争议地界限及四至范围。因此，原告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内容及颁证程序存在瑕疵，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的依据。被告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三个有利原则，对争议地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原告主张争议地全部归其所有，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维持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4月23日作出的武政行决字（2011）16号《关于宁武镇东王村第7村民小组与雄孟社区第12村民小组在“雷普”坡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雄孟第12组上诉称，被上诉人撤销其持有的第8101208号《山界林权证》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争议地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均属其所有及使用。1981年“林业三定”时，其与第三人在公社、大队的主持下经实地踏界达成的“81年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对武鸣县人民政府依该协议核发的该第8101208号《山界林权证》没有理由撤销，且其在1981年11月20日已将该证书范围内的林地发包给武鸣县栲胶厂种胶树。在实际经营了10年后，第三人才提出争议，但经宁武乡政府调查后，其权属主张被驳回。1981年8月12日其取得的《山界林权证》因被村民争相传阅而一度下落不明，公社遂于同年12月12日重新给其发证，故其持有一号两证并无过错。被上诉人以无原始登记材料、登记内容不齐全为由撤销该证书，损害其合法权益。依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六）项、第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应将争议地确权给其所有。其次，被上诉人自1994年11月到2011年4月历时17年才作出处理决定，已超过了法定期限，违反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应当撤销。第三，被上诉人基于同一事实作出两个不同的处理决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应予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武政行决字（2009）9号和武政行决字（2000）16号处理决定，均认为其与第三人的山界林权界线不清，无原审登记资料，登记内容不齐全，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无视了上诉人所举的“1981年协议书”、《山界林权证》、1981年其与栲胶厂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以及宁武乡宁政调决字（1994）第7号调处意见等确权凭证和权属参考凭证。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及武政行决字（2011）16号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未提交上诉答辩状，其在二审庭审中辩称，原判维持其作出的处理决定正确。其理由是，1、争议双方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均在不同的基层组织并各自进行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活动，双方土改的证据不能证实争议地归其所有，故上诉人认为争议地权属归其所有没有依据。2、经现场勘查定界，所确定的争议范围四至清楚，与争议双方主张的面积一致。3、“林业三定”时期双方所签订的“81年协议书”表述过于简单，且双方未实施“犁地挖沟为界”行为，无法确定争议地界线范围。4、双方提供的《山界林权证》无原始登记材料，登记的内容不齐全，无法证实争议地的界线、四至范围及登记发证程序、内容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5、其根据实际情况并考虑争议双方群众的经济来源、生产生活环境、2010年人口数、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以及经营现状等实际问题，从“三个有利”原则对争议地进行权属划分，是符合事实及法律、法规规定的，请二审法院判决维持。
原审第三人东王第7组述称，被上诉人撤销上诉人持有的两本第8101208号《山界林权证》是正确的。原审法院判决维持武证行决字（2011）第16号处理决定正确。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双方签订的“81年协议书”实质是一份无效协议亦是正确的。因为，该协议文字表述过于简单，无法确定界线位置；双方均未实施犁地挖沟行为，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实施协议书；文字表述不清，四至方向无起、终点，又无附图说明。而上诉人与栲胶厂签订的租用土地合同书不能作为其主张权属的依据，因为争议地不在该合同的土地范围。而且，争议地在1981年6月13日前发生纠纷，纠纷未决，上诉人单方将其租与他人是违法的，所签订的租用合同依法属无效合同。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从“合法、合理、公平”原则，判决维持原判。
经审查核实，本院确认以下证据为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一、被上诉人武鸣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一）书证：1、1981年6月13日的关于岽王与雄孟雷招的界限的《协议书》即“81年协议书”，证实双方签订了有关划分现争议地的协议；2、武鸣县人民政府1981年8月12日签发的证号8101208《山界林权证》，证实雄孟第12生产队作为权属单位取得了现争议地的山界林权证书。3、宁武雄孟12队与武鸣栲胶厂1981年11月20日签订的《栲胶原料基地合同书》及1987年6月7日签订的《承包土地种黑荆树合同书》，证实雄孟第12组曾将现争议地承包给武鸣栲胶厂种植胶树；4、1993年12月13日现争议双方、宁武乡政府及宁武乡司法所、武鸣栲胶厂等共同签订的《协议书》，证实发生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后，有关各方共同签订了关于由武鸣县栲胶厂砍伐争议地上的原料胶树及原土地承包费待土地权属确权后确定归属的协议。5、《关于东王村民委第七组与雄孟村民委第十二组在“雷普”土地纠纷调处意见》（宁政调字（1994）第7号），证实原宁武乡人民政府曾对现争议地进行调处及作出调处意见；6、武鸣县人民政府2009年5月23日作出的武政行决字（2009）9号《关于宁武镇东王村第七组与雄孟社区第十二组在“雷普”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7、武鸣县人民政府2010年3月11日作出的武政行决字（2010）3号《关于撤销<；关于宁武镇东王村第七组与雄孟社区第十二组在“雷普”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武政行决字（2009）9号）的决定》，以上证据6、7证实武鸣县人民政府对本案纠纷曾作出了权属处理决定，后又以部分事实有误为由而决定予以撤销的事实。（二）调解及现场勘测记录：1、1996年6月14日由武鸣县土地局主持的《调解会议纪要》，证实行政调处程序合法；2、2010年12月2日的《现场勘测笔录》及《勘测图》，证实争议双方对争议地的范围及面积的确认；（三）调查询问笔录：1、1995年11月23日对王奉朝的询问《笔录》，2、1995年11月23日对磨田宗的询问《笔录》，3、1995年10月11日对王明京的询问《笔录》，4、1995年11月17日、2004年7月8日对唐仁磊的询问《笔录》，5、1995年10月23日、2004年11月5日对陆刚的询问《笔录》；6、1995年10月19日对陆国治的询问《笔录》，7、1995年10月11日、2005年4月1日对王吉初的询问《笔录》，8、1995年10月10日、2004年10月13日对陆国柱的询问《笔录》，10、2004年11月30日的《现场笔录》，以上证据证实1981年6月13日争议双方在公社林业干部及双方大队的主持下签订关于岽王与雄孟雷招划分土地界线的《协议书》的过程。二、上诉人在二审提供的《武鸣县宁武公社雄孟大队山林界线示意图》，该示意图证实：“林业三定”时期，原宁武公社林业站将现争议地划在属于雄孟大队的山林界线范围内。
下列证据因以下原因，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上诉人在行政调处期间提供的核发日期为1981年12月12日、证号为第8101208号《山界林权证》，属重复发证；2、原审第三人东王第7组在行政调处期间提供的核发日期为1981年8月7日的《山界林权证》，该证无证号及无面积等；3、原审第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供的，该证记载的土地的地名虽为“雷普”坡，但现实中该坡以山脊（南北为界）的东面及东南面本属东王村所有，属无争议地，故上述材料不能排除属该坡部分土地权属材料或不能证实系属本案争议地的权属材料。
根据上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争议的“雷普”坡部分土地权属，其四至范围、面积与武政行决字（2011）16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一致。争议双方当事人在解放后至今属不同的农村基层组织，无确凿、充分的证据证实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被明确归任何一方所有。争议双方对本案争议的“雷普”坡部分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上个世纪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期，为了落实“林业三定”及调处本案权属纠纷，现争议双方及与雄孟第7队另有土地相邻的原东王大队第5生产队队干及代表，在原宁武公社主管林业干部及东王大队负责处理林地界线的农技员的主持和参与下，于1981年6月13日现争议双方及东王5队经现场踏界后达成了《协议书》，内容为：“岽王与雄孟雷招的界限从汀洽至汀隋到雷谱至岜耀止以犁地挖沟为界，东南方向属岽王五队、七队，西北方向属雄孟雷招屯。”同年8月12日，上诉人取得了武鸣县人民政府签发的证号8101208《山界林权证》，现争议地为其山林界线权属范围。同年12月，由宁武公社林业站干部绘制的《武鸣县宁武公社雄孟大队山林界线示意图》，将“汀隋到雷谱至岜耀”的连线界址作为雄孟大队与东王大队的山林界限，现争议地划定在雄孟大队山林界限范围内。从1982年起，上诉人将争议地承包给武鸣县栲胶厂种植胶树，为期10年。1991年元月，该栲胶厂砍伐胶树，东王第7队遂对争议地提出权属争议，从而引发纠纷。东王第7队于同年4月30日请求原宁武乡人民政府调处。原宁武乡人民政府经调查，曾于1994年11月3日作出了宁政调字（1994）第7号《调处意见》，维护1981年双方商定的协议书及山界林权证确定的界线有效。东王第7队不服，于同年11月26日请求武鸣县人民政府予以调处。武鸣县人民政府经调查及调解无效后，于2009年5月23日作出武政行决字（2009）9号处理决定，其认定争议双方历史上属于不同的基层组织；争议地历史上从未确权；双方于1981年6月13日签订协议书界线不清，仅作参考；东王第7组和雄孟第12组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属无效。决定：争议地“雷普”坡约360亩，其中东北边220亩土地属雄孟12组所有，西南边约140亩属东王7组所有。雄孟12组不服，申请南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于2010年2月9日作出南复议字（2010）2号《行政复议意见书》，认为处理决定仅以争议双方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形式上的瑕疵即认定属于无效理由并不充分；且未在处理决定时一并予以撤销，导致处理决定与山界林权证同时并存，内容互相抵触，遂建议县政府自行撤销该处理决定，进行补充调查后依法撤销作出处理决定。武鸣县政府因此于2010年3月11日作出武政行决字（2010）3号关于撤销武政行决字（2009）9号处理决定。2011年4月23日，武鸣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即武政行决字（2011）16号，认定：争议双方历史上属于不同的基层组织；争议地历史上从未确权；双方于1981年6月13日签订协议书界线不清，且双方未实施“犁地挖沟为界”，无法确定争议地界线范围；双方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属无原始登记材料，登记内容不全，无法证实争议地，故不能作为确权依据。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决定：撤销争议双方持有的山界林权证；“雷普”坡争议地面积为367.16亩，其中西南边113.4亩归属东王第7组所有，东北边254.12亩归属雄孟第12组所有。东王第7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于2011年11月3日作出南府复议（2011）75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雄孟第12组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武鸣县人民政府具有处理本案土地权属纠纷的职权。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六）项规定：土地改革以后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协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本案中，争议双方在解放后至今均属于不同的基层组织，现双方虽未能举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雷普山”部分土地权属归己的确凿证据，但在上世纪80年代“林业三定”期间，争议双方在原宁武公社有关领导及双方所在的大队领导的主持下，于1981年6月13日签订的旨在划分“岽王与雄孟雷招”（即现争议双方）的土地权属界限的《协议书》，即“81年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在政府主持下表达其真实意思达成的协议，其确定的山界分界线不仅在8101208《山界林权证》中得到反映，在同年12月由宁武公社林业站绘制的《武鸣县宁武公社雄孟大队山林界线示意图》中也得以作为确定两大队的分界线之一部分，故依法应属正确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材料。至于双方是否按照该协议内容实施犁地挖沟，不影响其效力。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武政行决字（2011）16号处理决定仅以该协议书作参考与我国现行的处理农村三大纠纷案件应当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相符，故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不当，依法应予撤销。原审法院判决维持该处理决定错误，本院予以判决撤销。上诉人雄孟社区第12组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和第2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武鸣县人民法院（2012）武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武鸣县人民政府武政行决字（2011）16号处理决定，由武鸣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本案一、二案件受理费50元，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武鸣县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美云
审 判 员 韦瑞生
代理审判员 郑之新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峤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