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10刑初546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峰，曾用名蒋玉峰，男，1982年1月11日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经商，住杭州市余杭区。因本案于2015年9月18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11月2日被逮捕。
辩护人汪红飞，浙江飞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迪，男，1988年9月28日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原系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员工，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因本案于2015年9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谢如程，浙江双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唐杰，山东同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漏志刚，男，1989年7月25日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农民，住杭州市萧山区。因本案于2015年9月29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葛新俊、杨涛，浙江五星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宋浩俊，曾用名宋旭华，男，1989年2月17日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经商，住金华市金东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31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余斐彬，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郑希标，男，1987年2月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个体，住浙江省平阳县。因本案于2016年1月12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喻棋火，浙江东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未检刑诉[2016]29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峰、黄迪、漏志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宋浩俊、郑希标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于2016年5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峰及其辩护人汪红飞、被告人黄迪及其辩护人谢如程、唐杰、被告人漏志刚及其辩护人葛新俊、杨涛、被告人宋浩俊及其辩护人余斐彬、被告人郑希标及其辩护人喻棋火到庭参加诉讼。其间，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被告人黄迪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的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担任聚划算事业部淘抢购运营专员期间，利用其负责人工审核淘宝商品上淘抢购活动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峰、漏志刚帮助淘宝卖家的商品优先上淘抢购活动，并共同收取好处费人民币80余万元。
2015年7月至9月，被告人宋浩俊为使其商品优先上淘抢购活动，向被告人黄迪、王峰支付好处费约人民币23万元，被告人郑希标为使其商品优先上淘抢购活动，向被告人黄迪、王峰支付好处费约人民币185000元。
2015年9月16日，被告人黄迪在公司约谈期间主动交代其收受好处费的事实，并在公司人员陪同下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2015年9月29日，被告人漏志刚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营业执照、支付宝账户交易明细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支付宝账户交易数据等电子数据；搜查等笔录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峰、黄迪、漏志刚的行为均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中被告人王峰、黄迪数额巨大，被告人漏志刚数额较大；被告人宋浩俊、郑希标的行为均已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告人黄迪、漏志刚系自首，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王峰辩称，其从被告人漏志刚处收取的钱款为50万余元，从被告人宋浩俊、郑希标处收取的钱款也未达到指控的金额，具体数额已记不清楚，其不清楚其行为是否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辩护人提出，（1）依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王峰、黄迪共谋收受贿赂，被告人王峰的行为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共犯；（2）据以指控的犯罪数额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恳请依法妥善认定本案各被告人的犯罪金额；（3）若认定被告人王峰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王峰则系从犯，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退赃，且系初犯，恳请对被告人王峰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黄迪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基本无异议，唯辩称不应认定其与被告人王峰、漏志刚系共同犯罪，其亦未分得被告人王峰从被告人宋浩俊、郑希标处收取的好处费，故认为其仅应对其实际从被告人王峰处收取的款物承担刑事责任。
辩护人谢如程提出，（1）被告人黄迪与被告人王峰、漏志刚并非共同受贿，而系其个人受贿，受贿金额为228572.7元；（2）被告人黄迪系自首，建议对被告人黄迪适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辩护人唐杰同意辩护人谢如程的上述（1）辩护意见，并提出被告人王峰从被告人宋浩俊、郑希标处收取的钱款不应计入被告人黄迪的犯罪数额。
被告人漏志刚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基本无异议，唯辩称不应认定其与被告人王峰、黄迪系共同犯罪，其不清楚其行为是否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辩护人提出，（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漏志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被告人漏志刚的行为应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3）被告人漏志刚系自首，犯罪情节较轻，且系初犯，恳请对被告人漏志刚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宋浩俊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宋浩俊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系初犯，恳请对被告人宋浩俊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郑希标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郑希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数额少、情节较轻，恳请对被告人郑希标适用缓刑，且不应并处罚金。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开始，被告人黄迪到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8月开始担任聚划算事业部淘抢购运营专员，主要负责审核部分商品上淘抢购活动的工作。
被告人黄迪担任淘抢购运营专员后，被告人王峰与被告人黄迪经预谋，决定由被告人黄迪利用上述职务便利，由被告人王峰负责寻找商户，使淘宝商户的商品优先上淘抢购活动，借此收取好处费。在此过程中，被告人王峰找来被告人漏志刚具体负责联系需要上淘抢购活动的商户，并约定由被告人漏志刚负责收取好处费，被告人漏志刚在明知被告人王峰、黄迪共谋的情况下按照其与被告人王峰谋划内容进行实施，于2014年10月初至2015年1月左右期间共计收取好处费人民币67万元以上，由三被告人分赃。
2015年7月至同年9月，被告人王峰、黄迪采用上述同样方法，由被告人王峰从被告人宋浩俊处收取好处费约人民币23万元，从被告人郑希标处收取好处费约人民币18.5万元。
2015年9月16日，被告人黄迪在公司约谈期间主动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并在公司人员陪同下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2015年9月29日，被告人漏志刚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归案后被告人黄迪、漏志刚均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案发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从被告人王峰处扣押用赃款购买的卡地亚戒指1枚；从被告人黄迪身上及租房等处扣押了犯罪工具卡号为62×××33的杭州银行卡1张、iphone手机1部及用赃款购买的戒指2枚、LOEWE包1只、LV围巾1条；从被告人宋浩俊处扣押犯罪工具iphone手机1部。
另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冻结了被告人王峰开立在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支付宝账户20×××28、20×××46、20×××40、20×××20、20×××61中的人民币共计481606.57元（上述款项均系被告人王峰主动退出）。
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黄迪亲属主动代为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4万元，被告人漏志刚主动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宋浩俊主动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郑希标主动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上述款项均暂存于本院账户。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实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均系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为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丰村的事实；
2、劳动合同书、工作职责说明、工资单，证实2012年11月16日起，被告人黄迪到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作，2013年4月15日起，被告人黄迪转岗至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8月开始担任聚划算事业部-
淘抢购-行业运营-运营专员，主要负责对男装/珠宝类目上淘抢购活动进行审核等事实；
3、证人张某的证言、报某，证实其系阿里公司廉正部内部调查员，2015年6月，其所在的部门陆续接到举报反映淘抢购男装类目经常有相同的商家连续上活动，怀疑存在内外勾结的情况，其等人开始调查后发现负责审核淘抢购男装类目的被告人黄迪存在审核不严、相同卖家持续上活动的情况，同年9月16日，其等人对黄迪进行内部谈话时，被告人黄迪供认2015年以来，其伙同被告人王峰、漏志刚采用由王峰、漏志刚联系商户将需要上淘抢购的商品ID发给黄迪，被告人黄迪负责通过审核，再由王峰、漏志刚向商家索取好处费的形式受贿，黄迪还主动交出了王峰给其打入好处费的银行卡，其公司做淘抢购的目的是找优质的商家，提高优质商家的利益，但被告人黄迪等人的行为影响了其他商家的利益，造成不良影响，让商家认为只有花钱才能上淘抢购；另被告人黄迪于2012年进入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同年11月成为阿里公司的正式员工，2013年调至杭州工作，2013年10月，被告人黄迪随阿里总部搬迁至余杭区五常街道西溪园区工作，被告人黄迪负责审核淘抢购男装类目，一般程序是由商家报名参加淘抢购活动后，先进行系统审核，系统剔除一部分商家后剩余商家由黄迪进行人工审核，审核标准由被告人黄迪进行主观判断，一般每天通过机选审核的商品数800个左右，经黄迪审核后留下30个商品上淘抢购活动等事实；
4、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9月至2015年7、8月，其从事为淘宝商家管理淘宝店的工作，2014年10月，被告人漏志刚询问其是否认识需要上淘抢购活动的商家，其询问具体情况，被告人漏志刚讲如果通过他上淘抢购活动的话，店铺信誉度需要“三钻”以上，他还要收取成交额16-18%的好处费，之后其经朋友介绍，与部分商家谈妥通过其上淘抢购的商品，其收取成交额18-20%的好处费，其发给漏志刚的商品ID上该活动的概率在20%左右，2015年1月，被告人漏志刚讲淘宝在调查后，不再与其合作，其间，其转账给被告人漏志刚的好处费共计92000余元，以及其听说漏志刚是通过“王峰”上淘抢购活动的等事实；
5、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其男朋友被告人黄迪曾送其的LV围巾在其二人租房的事实；
6、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搜查笔录，证实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从被告人王峰处扣押用赃款购买的卡地亚戒指1枚；从被告人黄迪处扣押了犯罪工具卡号为62×××33的杭州银行卡1张、iphone手机1部及用赃款购买的戒指2枚，另从被告人黄迪等人的租房扣押了用赃款购买的LOEWE包1只、LV围巾1条；从被告人宋浩俊处扣押犯罪工具iphone手机1部等事实；
7、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交易明细，证实户名为王峰、账号为62×××33的杭州银行卡于2014年10月6日开户，以及开户日至2015年9月2日期间的交易明细，其中贷方金额共计405654.08元等事实；
8、扣押笔录、扣押清单、个人客户挂失业务申请书、业务凭证，证实2015年9月16日，户名为王峰、账号为62×××33的杭州银行卡已被被告人王峰注销的事实；
9、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交易记录、支付宝账户交易凭证、被告人王峰的供述和辩解，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王峰处接受的支付宝交易记录、支付宝账户交易凭证记载从蒋玉川的支付宝账户转入王峰的前述银行卡的钱款共计人民币405654.08元；从被告人漏志刚的支付宝账户转入蒋玉川的支付宝账户共计76万余元，支出3000元的事实；
10、调取证据清单、支付宝交易记录、注册信息等，证实侦查机关从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调取的被告人黄迪、王峰、宋浩俊、郑希标及蒋玉川、蔡玮璐、冯碧峰、何进等20余人的支付宝的注册信息、交易明细、转账情况等情况，其间，2014年9月29日至2015年5月23日，被告人漏志刚的支付宝账户汇入蒋玉川的支付宝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76万余元（其中2014年10月4日至同年12月18日期间的汇入的钱款共计人民币74.9万元左右，2015年1月22日汇入钱款人民币4100元）；2015年7月7日至同年8月27日，被告人宋浩俊的支付宝账户汇入蒋玉川的支付宝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8.3万元，2015年8月29日至同年9月16日，被告人宋浩俊的支付宝账户汇入王峰的支付宝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8.3万元，上述共计人民币36.8万元，同年8月20日至同年9月18日，被告人王峰的支付宝账户汇入宋浩俊的支付宝账户共计4万余元；2015年5月27日至同年9月9日，被告人郑希标的支付宝账户汇入蒋玉川的支付宝账户共计人民币29.2万元等事实；
11、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交易记录、订单信息、万象城销售单、购物清单、POS机刷卡回单复印件，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王峰处接受的交易记录、订单信息、万象城销售单、购物清单、POS机刷卡回单复印件记载2014年12月20日，购买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的价格为8888元（含运费），2014年12月13日，在万象城购买的BV牌包的价格为22500元，2015年8月2日，在罗意威杭州万象城店消费的金额为18900元的事实；
12、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情况说明，证实案发后，侦查机关冻结了被告人王峰开立在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支付宝账户20×××28、20×××46、20×××40、20×××20、20×××61中的人民币481606.57元，上述款项系被告人王峰主动退出的事实；
13、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漏志刚供述的杨彬彬、何进、蔡伟璐等人均未能查找到，王峰、黄迪的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记录均被删除，使用电脑软件恢复数据后，未能复原聊天记录、邮件来往记录，故无法查找被告人王峰推荐给黄迪的哪些商品ID上了淘抢购活动等事实；
14、本院票据，证实被告人黄迪亲属及被告人漏志刚、宋浩俊、郑希标主动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的情况；
15、抓获、破案经过、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王峰、宋浩俊、郑希标被动到案，被告人黄迪、漏志刚主动投案的情况；
16、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王峰、黄迪、漏志刚、宋浩俊、郑希标的身份及均查无前科的情况；
17、被告人王峰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支付宝交易记录，证实2014年8、9月左右，其在淘宝城听课时与被告人黄迪相识，知道了被告人黄迪每天可审核35件左右的商品上淘抢购活动，二人一起吃饭时被告人黄迪讲经常有人举报他“卖坑”，但他没有卖过，如果真卖的话应该收入不错，后来被告人黄迪讲可以“卖坑”给其，并向其收淘抢购实际成交额5%的费用，其答应；2014年9月中下旬，其与被告人黄迪开始合作，其寻找商户未果，其与朋友被告人漏志刚谈及该事，让漏志刚帮忙找需要上活动的淘宝卖家，其还曾带被告人漏志刚见被告人黄迪，并与漏志刚商定其向漏收淘抢购商品实际成交额10%的费用，之后被告人漏志刚找来需要“买坑”的商户，并通过微信或QQ将商品ID发给其，其再转发给被告人黄迪，其发给黄迪5、6个商品，一般会上2、3个，上淘抢购活动结束后，被告人漏志刚通过现金或转账到其使用的用蒋玉川身份注册的支付宝的方式给其淘抢购商品成交额的10%的好处费，其将其中的二分之一钱款以现金方式给黄迪或通过支付宝转账到其给黄迪的杭州银行卡中，其间，其也未另外找资源，2015年2月至同年8月，因季节原因很少有商户与其合作，其间，被告人漏志刚共给其人民币70万元左右（被告人漏志刚给其的钱款时间段为2014年9月29日至同年12月18日，金额为漏志刚汇入蒋玉川支付宝账户的钱款，但需扣除漏志刚的还款及其余业务往来的钱款共计5万元，庭审中辩称仅收到50余万元），其转账到其给黄迪的杭州银行卡的好处费共计三、四十万元左右（其从该银行卡中取钱5万元，并将该5万元给被告人黄迪，另其与被告人黄迪还刷该卡购买了BV牌拎包1只、LV围巾1条、卡地亚戒指2枚，除1枚戒指归其所有外，其余物品均归被告人黄迪），给被告人黄迪现金10余万元，请黄迪吃饭或唱歌消费至少15万元左右，还送给黄迪苹果6手机2部、苹果6Plus手机2部、罗意威牌包1只、苹果笔记本电脑1台、BV牌钱包1只、梵克雅宝吊坠1个；同年8月20日至同年9月，被告人宋浩俊（联系电话是153××××0717）、郑希标（联系电话是138××××7886）分别以每个坑1万元或1万余元的价格从其处“买坑”，该二人每次均在淘抢购活动结束后将钱汇入其的支付宝、微信，其中，经其辨认，被告人宋浩俊向其“买坑”的钱款共计241000元（时间为2015年8月29日至同年9月16日），被告人郑希标转入其使用的支付宝的钱款均是向其“买坑”的钱款共计292000元（时间为2015年5月27日至同年9月9日），2015年8月左右，被告人黄迪还提出以其的名义购买玛莎拉蒂汽车，工作日由其使用，双休日由被告人黄迪使用，并让其将“卖坑”的钱攒起来买车用，故被告人宋浩俊、郑希标的钱款其均没有给被告人黄迪，存在其支付宝中的钱款尚有人民币50余万元的事实；
18、被告人黄迪的供述和辩解、银行明细、支付宝交易记录，证实2012年11月，其进入阿里公司下属的“中国雅虎”工作，2013年3月，其调入阿里公司工作，2014年9月，其开始在聚划算事业部淘抢购运营1部任运营专员，2015年春节前，其负责审核23时至0时期间上淘抢购的商品，2015年春节左右，其具体负责男装行业运营，每天报名淘抢购的商品1000余件，通过聚划算后台系统自动审核的商品600余件，而其每天仅可以审核35件左右男装产品上淘抢购；2014年9月左右，被告人王峰通过阿里旺旺联系其，并与其面谈时告诉其他有商户的资源，其让王峰帮其推荐优质的商品，其审核王峰推荐的部分商品上了淘抢购；被告人王峰约其吃饭时称有部分商户愿意花钱上淘抢购，他从商户中收取的钱款可以分其一部分，其让王峰自己看着办，一段时间后，被告人王峰带漏志刚一起与其吃饭时，王峰避开被告人漏志刚跟其讲他已与商户商定只要能上淘抢购活动，就给好处费，王峰暗示其漏志刚和他都可以找商家，支开漏志刚可能是王峰不想让漏志刚知道其二人之间的分成；之后，王峰再次与其吃饭时给其一张杭州银行卡，称他是按上淘抢购活动的商品10-15%的销售额收取好处费的，并将部分好处费转到给其的杭州银行卡中，之后被告人王峰通过微信、QQ邮箱的方式发送商户的商品ID号，偶尔系被告人漏志刚发送，其审核后挑选较好的商品上淘抢购，同时将通过审核的商品ID发给王峰，2015年春节之后，因季节原因，王峰发给其的商品ID有所减少，2015年7、8月至同年9月14、15日左右，被告人王峰发给其的商品ID再次增加；以及经其对杭州银行卡交易明细的辨认，其本人消费或提现等金额共计22万余元（其中包括购买2.25万元的BV手提包1只、3.47万元的卡地亚戒指2枚、LV围巾1条，除1万余元的卡地亚戒指归王峰外，其余物品均归其所有，另部分钱款系其与王峰一起吃饭、娱乐时花费的），另2015年1月19日，王峰从该卡取现5万元给其，其转账给程琛10万元用于购买格拉苏蒂牌手表、转账给陈薇17300元用于支付房租、转账给陈红梅3800元用于支付租房的中介费，被告人王峰还送其罗意威牌背包1只、梵克雅宝吊坠1个、苹果6PLUS手机2部、苹果6手机2部、苹果笔记本电脑1台、戒指1枚等物，同年8月，王峰跟其讲要买车，让他先用一下杭州银行卡上的钱款，暂时也不向该卡汇钱，还讲车子买来后周末可以给其用，其同意，另据其估计，被告人王峰从中获取好处费130万元左右的事实；
19、被告人漏志刚的供述和辩解、支付宝交易记录，证实2011年，其与被告人王峰相识，2014年8、9月左右，被告人王峰讲他有资源可以上淘抢购活动，但要分利润给王峰，当时其未在意，被告人王峰再次提及时其用自己店铺的女装报名并上了淘抢购活动后，其相信了王峰，之后，其应被告人王峰的要求将王峰从钱江新城送到杭州西湖的一家茶室里，期间王峰以让外出买饮料支开其，他单独与黄迪谈事情，回去途中，王峰称已跟黄迪谈妥可以让黄迪帮忙上淘抢购活动，让其找需要上淘抢购的商家，并给其上淘抢购商品销售额的4-5%的好处费，其可以向商户收取销售额的17-20%；2014年8、9月至2015年1月左右，其联系部分需要上淘抢购活动的商户，与商户谈妥好处费后将商户在淘宝网报名后的产品ID发给其，其整理后通过微信、QQ转发给王峰，被告人黄迪通知王峰商品通过审核后，其联系商户准备上淘抢购，上活动的24小时后，其与商户按照商品销售额的17至20%结算钱款，一般其一星期发数十个商品ID给王峰，其中20-30%的商品会陆续上淘抢购活动，期间，其共从商户处收取好处费八、九十万元，其将其中的60余万元转账给王峰（经查看其支付宝，其通过支付宝转至王峰使用的蒋玉川的支付宝账户的钱款共计74万余元，其中的2万元系其归还王峰的借款、1万元左右系支付王峰帮其购买商品的货款、4万元左右系其让王峰帮忙刷销量的，2014年7月18日至同年9月29日期间汇入蒋玉川支付宝账户的6499.33元应系二人的借款往来），其第一次汇好处费的时间是2014年10月4日，其个人获利20万元左右，其偶尔让黄迪帮忙让其或其朋友的商品上淘抢购（未给好处费），其与黄迪、王峰一起吃饭、唱歌2、3次时，其主要负责开车等事实；
20、被告人宋浩俊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5年3月至同年7月，其多次报名上淘抢购活动，但从未能上活动，2015年7、8月，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自称与淘抢购男装的员工有关系的“文人”（经辨认系被告人王峰），其问王峰是否能帮其上淘抢购活动，王峰与其约定每上一个商品给予好处费15000元左右，之后其帮朋友的商品上淘抢购活动，或其与朋友谈好由朋友提供男装货源，并将商品挂到其找来的“男装精品服饰”、“男装折扣店”、“时代潮流”等店铺中，其每次通过微信、短信将商品ID发给被告人王峰，淘抢购活动结束后，其按每上一个商品给13000元左右的标准，通过将钱款转账至王峰使用的户名为王峰、蒋玉川的支付宝的方式支付好处费共计234000元（已剔除其与王峰之间的其余业务或经济往来的钱款），其个人获利3万元左右，其间，因其见到王峰的手机里有“屹荣”的微信，而男装圈里均知道“屹荣”是负责淘抢购男装审核的淘宝员工，其估计王峰是通过“屹荣”上淘抢购的活动，以及其知道被告人王峰出事后，已删除了商品ID等事实；
21、被告人郑希标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交易明细，证实其系做淘宝运营的，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其认识了很多开淘宝店的人，2015年上半年，其认识的很多商户问其是否能上淘宝的官方活动，之后其通过微信群见到“文人”（经辨认为被告人王峰）讲他有上淘抢购活动的资源，与王峰聊天后约定其将商品ID发给他，商品上淘抢购活动后给他13000元或12000元，之后其联系商户，将商户商品ID发给王峰，其询问王峰部分商品未上淘抢购活动的原因，王峰称因商品ID未通过系统审核，无法到“小二”处进行人工审核，其通过被告人王峰给20余个商品上了淘抢购活动，直至被告人王峰告诉其“小二”被抓后停止，期间其共支付给被告人王峰好处费18.5万元左右（其查看的支付宝记录，其转账给王峰使用的支付宝账户的钱款共计292000元，其中的72000元系其余业务往来款项），其个人获利2000元左右的事实。
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告人王峰的辩护人提出依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王峰、黄迪共谋收受贿赂；被告人黄迪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黄迪与被告人王峰、漏志刚并非共同受贿，仅应依其个人受贿的228572.7元认定其犯罪金额；被告人漏志刚辩称不应认定其与被告人王峰、黄迪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漏志刚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漏志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查，（1）在案的被告人王峰的供述和辩解与被告人黄迪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王峰与被告人黄迪经预谋，决定分工合作，利用被告人黄迪的职务便利，由王峰寻找商户，以帮助淘宝商户的商品优先上淘抢购活动的方式收取好处费；（2）在案的被告人黄迪、漏志刚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王峰与被告人黄迪在预谋的过程中，被告人王峰曾带漏志刚与被告人黄迪见面，并就此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意；（3）在案的被告人王峰的供述和辩解与被告人漏志刚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王峰与被告人漏志刚约定由被告人漏志刚具体负责联系需要上淘抢购活动的商户并收取好处费，后被告人漏志刚按约定实施；（4）在案的被告人王峰、黄迪的供述和辩解与被告人漏志刚关于其第一笔汇给王峰的好处费的时间是2014年10月4日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结合在案的银行卡开户信息等书证显示的被告人王峰用于分赃给被告人黄迪的银行卡于2014年10月6日开户等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人漏志刚首次交给被告人王峰好处费的时间与被告人王峰分赃给被告人黄迪好处费的时间吻合，综上，足以认定三被告人主观上对共同利用被告人黄迪职务便利收受好处费形成合意，客观上进行分工并实际实施，共同完成收受好处费的行为后对款项进行分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峰、黄迪、漏志刚共同收取好处费人民币80余万元；被告人王峰辩称其从被告人漏志刚处收取的钱款为50万余元；被告人王峰的辩护人提出据以指控犯罪数额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恳请依法妥善认定本案各被告人的犯罪数额，经查，在案的被告人王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从被告人漏志刚处收取的好处费应在70万元左右，被告人漏志刚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从商户中收取的好处费为80余万元，并将其中的67万元左右交给了被告人王峰，结合在案的支付宝交易记录等书证，足以认定被告人漏志刚交给被告人王峰的好处费为其收取的钱款中的67万元左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但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漏志刚先行分得好处费中的20万元左右的指控，在案仅有被告人漏志刚的供述和辩解予以证明，尚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依法不予认定，依现有证据，依法认定被告人王峰、黄迪、漏志刚收取的好处费为人民币67万元以上。
被告人王峰辩称其从被告人宋浩俊、郑希标处收取的钱款也未达到指控的金额，具体数额已记不清楚；被告人王峰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数额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恳请依法妥善认定本案各被告人的赃款数额，经查，被告人宋浩俊、郑希标的供述和辩解分别与被告人王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及相应的支付宝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王峰从被告人宋浩俊处收取的好处费约为23万元，从被告人郑希标处收取的好处费约为18.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
被告人黄迪的辩护人唐杰提出被告人王峰从被告人宋浩俊、郑希标处收取的钱款不应计入被告人黄迪的犯罪数额，经查，在案的被告人黄迪的供述和辩解与被告人王峰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黄迪与被告人王峰就2015年8月至同年9月收受好处费仍具有前述共同受贿的故意，且二被告人就如何处理该受贿款项达成合意，分赃的方式不影响对共同受贿的认定，故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峰、黄迪、漏志刚或分或合利用被告人黄迪身为公司职员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中被告人王峰、黄迪共同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108万余元，属数额巨大，被告人漏志刚与同伙共同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67万元以上，属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宋浩俊、郑希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工作人员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但指控被告人王峰、黄迪、漏志刚的犯罪数额有误，本院予以更正。被告人王峰辩称其不清楚其行为是否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王峰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峰的行为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共犯；被告人漏志刚辩称其不清楚其行为是否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漏志刚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漏志刚的行为应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经查，本案中，被告人王峰、黄迪、漏志刚三人利用被告人黄迪的职务便利，收受贿赂款，主观上具有共同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的行为，其行为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均应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人王峰的辩护人提出若认定被告人王峰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则应认定被告人王峰系从犯，经查，被告人王峰在其参与的共同犯罪中与同伙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地位、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黄迪、漏志刚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罪行，均系自首，分别依法予以减轻、从轻处罚。被告人黄迪、漏志刚的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王峰、宋浩俊、郑希标均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峰、黄迪、漏志刚、宋浩俊、郑希标均积极退赃，被告人黄迪、宋浩俊、郑希标在庭审中自愿认罪，本院分别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对被告人漏志刚、宋浩俊、郑希标适用缓刑。各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但被告人王峰的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王峰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被告人黄迪的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黄迪适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辩护意见，被告人郑希标的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郑希标不判处罚金的辩护意见，或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或与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峰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1月2日起至2021年11月1日止）。
二、被告人黄迪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9月17日起至2018年12月16日止）。
三、被告人漏志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被告人宋浩俊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五、被告人郑希标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王峰退出的由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冻结于被告人王峰开立在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支付宝账户20×××28、20×××46、20×××40、20×××20、20×××61内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八万一千六百零六元五角七分，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七、暂存于本院的被告人黄迪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四万元、被告人漏志刚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宋浩俊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郑希标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千元，均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八、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未随案移送的用赃款购买的从被告人王峰处扣押的卡地亚戒指一枚、从被告人黄迪处扣押的戒指二枚、LOEWE包一只、LV围巾一条，均予以追缴，由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上缴国库。
九、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未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卡号为62×××33的杭州银行卡一张、被告人黄迪的iphone手机一部、被告人宋浩俊的iphone手机一部，均予以没收，由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钱望浙
人民陪审员 薛一敏
人民陪审员 章银凤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沈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