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02民初2535号
原告：杨诚，男，1964年6月17日生，汉族。
被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鸡鸣寺�行，住所地在南京市玄武区成贤街119-1号。
负责人：吴旭，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婧，该支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成，该支行职员。
原告杨诚诉被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鸡鸣寺支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史丽萍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诚，被告南京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婧、任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货款损失113998元、利息8万（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2年6月13日起计算至利息达到8万元之日止），共计193998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原告与案外人何永洪因业务往来产生债务关系，何永洪结欠原告款项113998元。2012年6月14日，何永洪通知原告，已将应付欠款汇至原告在被告处开设的账户62×××16。原告在被告处查询款项收支记录，被告向原告出具汇兑回执三份，载明何永洪分三次向原告账户汇付款项共计113998元，付款人账号为62×××14，原告据此相信何永洪已支付相应款项，并核销相应债务。后原告经核对账务发现，原告所有的账户即62×××16在2012年6月14日所收的款项并非何永洪支付，同时何永洪的付款账户62×××14在同期也无相应款项汇出，何永洪根本未实际支付上述款项。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赔偿损失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南京银行辩称：被告提供的凭证可以证明何永洪通过其农行账户分三笔将共计113998元款项汇至原告在被告处的账户中，并不存在原告起诉所称的事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南京银行出具的凭证、对账单、南京银行客户卡对账单、三张现代化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认定如下事实：
1.2012年6月12日，南京莱克曼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克曼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诚）向南京保时洁涂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时洁公司）汇款12万元，用于购买商品。原告称，由于保时洁公司不能完成交易，但发票已开，所以由何永洪（保时洁公司老板）将扣完税款的余款通过其个人账户返还到原告个人账户。
2012年6月13日，原告62×××16账户入账113998元。
2012年6月14日，莱克曼公司向保时洁公司汇款14万元。何永洪将该笔款项在扣完税点后于2012年6月15日从其个人名下的另一个账户转至原告个人账户中，该笔款项原告已经收到。
2.2016年1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凭证一张，记载：付款行名称“行号不存在”，收款行行名“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鸡鸣寺支行”，交易柜员“90101046”，交易流水“901010461492”，入账日期“2012/6/13”，入账柜员“90101046”，入账流水“901010461493”，入账客户账号“62×××16”，入账系统账号“01×××22”，入账账户名称“杨诚”等。
3.2016年1月2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凭证三张，记载：小额日期“2012/6/14”，交易日期“2012/6/13”，委托日期“2012/6/14”，业务类型“00100汇兑”，业务种类“网银支付”，付款人账号“62×××14”，付款人名称“何永洪”，交易金额分别为“49999.00”、“49999.00”、“14000.00”，收款人账号“62×××16”，收款人名称“杨诚”，发起行行号“10XXXX42”，发报行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三元巷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三元巷支行）”，收报行行�“31XXXX64”，收报行名“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鸡鸣寺支行”。
4.2009年8月4日，何永洪向农行三元巷支行申请将其原有的农行卡变更成卡号为62×××14的农行卡。2012年8月18日，何永洪再次向农行三元巷支行申请将卡号为62×××14的农行卡变更成其他卡号的农行卡。2016年6月12日，农行三元巷支行出具借记卡产品资料查询清单，记载：何永洪名下62×××14的农行卡于2012年6月13日通过网银发生交易金额分别为“49999.00”、“49999.00”、“14000.00”的对外转账。2016年8月4日，农行三元巷支行出具查询清单，记载2013年6月13日，何永洪名下62×××14的农行卡分三笔向原告名下“62×××16”账号转入49999元、49999元、14000元款项。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被告提交南京银行客户卡对账单及三张现代化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证明三笔交易系何永洪发起的汇款业务，由何永洪通过农行网银支付给原告。原告表示不发表质证意见，在本院向原告释明不发表意见的法律后果后，原告仍坚持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并对被告提交的两组证据予以采信。
南京银行客户卡对账单记载：姓名“杨诚”，卡号“62×××16”，活期主账号“01×××22”。2013年6月13日，该账户交易摘要为“小额汇入”的交易有三笔，交易金额分别为“49999.00”、“49999.00”、“14000.00”，账户余额分别变更为“57462.30”“107461.30”、“121461.30”。同日，该账户发生交易摘要为“网银互联汇出”的交易，交易金额分别为“10000.00”、“39000.00”、“40000.00”、“32000.00”。
现代化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记载：发起行行号“10XXXX42”，汇款人开户行行号“00XXXXX28”，委托日期“20120614，发起行名称“中国农业银行南京三�巷支行”，接收行行号“31XXXX64”，收款人开户行行号：“31XXXX64”，收款日期“20130613”，收款人名称“杨诚”，金额分别为“49999.00”、“49999.00”、“14000.00”。
2.对于被告提交的李永付于2013年9月27日通过网银向原告支付的5万元的凭证三张，该三张凭证的格式分别与原告提交的两组凭证及被告提交的南京银行客户卡对账单一致，其中一张凭证的付款行名称为“行号不存在”。被告提交同类型同时期的业务凭证用以印证2013年6月13日的三笔交易的真实性，被告在其2012年的支付系统中未对对方来账的支付系统行号进行登记，导致后期在柜台截屏打印交易信息时系统搜索不到交易行号，所以凭证就显示为“行号不存在”，但原始凭证上是记载了交易对方的行号等信息的，因此不影响客户的资金入账。原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并称将另案起诉。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原告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故本院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申请开立了62×××16的账户后，双方之间形成了兼具储蓄存款合同以及委托结算合同等多重性质的权利义务的借记卡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原、被告之间对于原告62×××16账户在2012年6月13日入账113998元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该款是否是何永洪汇入的？
原告提出被告向其出具的凭证上记载“行号不存在”，据此认为被告人为出具虚假凭证，事实上原告账户并未收到何永洪应支付的113998元。
被告认为其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已经依约履行了义务，相应款项已经从何永洪农行账户汇至原告62×××16账户。
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凭证中存在“行号不存在”的记载，但是被告对此已经进行了合理解释，结合被告出具的其他凭证以及农行三元巷支行出具的何永洪于2012年6月13日向原告62×××16账户成功转账的凭证，本院认定原告62×××16账户于2012年6月13日收到的113998元系何永洪所支付。
综上所述，被告已经依约履行了义务，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090元，由原告杨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史丽萍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日
见习书记员 陈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