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民终3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黎明，男，196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河，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程凯，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迪斌，男，1955年1月17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湘零，湖南方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湖南方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黎明因与被上诉人毛迪斌、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怀中民二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作出（2016）湘民终590号民事裁定，以一审法院未适当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重审中，毛迪斌仅以陈黎明为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0日作出（2016）湘12民初60号民事判决。陈黎明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在重审上诉中，上诉人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没有变化，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黎明上诉请求：撤销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12民初60号民事判决，驳回毛迪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拒绝对本案关键证据股权证进行鉴定，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签署任何股权转让协议、代持协议，唯一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或代持关系的就是股权证。如果股权证是否真实都不进行查明，又如何能准确认定本案事实法律关系？2.一审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在未经司法鉴定之前，股权证效力存疑。此外，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上未记录款项性质，也没有转让合同、代持协议等文件印证，无法证明该笔转账与诉争股权存在任何关联。被上诉人提出张某的证言，但张某本人并未出庭，且未提供张某未能出庭的合理理由，张某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存在利害关系，张某的证言效力存疑。另一位证人周某与被上诉人系同属一家公司，与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且电话录音的内容体现为上诉人持有大康牧业的股票系周某所有，但周某当庭又改变表述，说股票系被上诉人毛迪斌所有，其陈述的内容前后矛盾。此外，被上诉人提交的电话录音通话内容记录与实际通话内容存在重大出入，系由被上诉人事先设计，且话音夹杂方言，难以辨别其真实意思表示。3.一审法院对股份公司股东转让股份之效力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本案“股权证”出具之时，大康公司已经是股份公司，其股东转让股份之行为，应当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而不能通过私下交易。该转让未依法报经证券监管部门核准，未在指定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违反了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禁止性规定，是非法出售股票行为。此种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行为，应属无效。4.一审判决遗漏重要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请求确认上诉人持有的大康公司股票归被上诉人所有，该诉讼请求实际上涉及大康公司对股东股份登记、管理之相关利益。此外，本案核心证据股权证上加盖有大康公司公章，该股权证是否真实，也需要得到大康公司的核实。因此，本案需追加大康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
毛迪斌答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陈黎明的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依法驳回陈黎明对股权证进行鉴定的申请是正确的。该股权证是陈黎明亲手交付毛迪斌的，有现场见证人张某的证言及其在原二审出庭作证时的证词为证。荆纪国持有同样的股权证可佐证。该时段同价受让同量股份的还有甘秀辉等。有关案件已在省高院审结生效。2.一审证据客观真实，合法有效。两位证人与毛迪斌都曾经在省财政厅同过事，这是正常的同事关系，没有证据证明是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同事关系和利害关系不应混同。张某是省财政厅的现职副处长，是本案的知情人和见证人，在陈黎明交付股权证时，张某在场见证。毛迪斌还委托他出面督促陈黎明归还投资权益。张某在原二审出庭作证，把本案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陈黎明没有异议。特别要指出的是，张某与陈黎明是姻亲关系。证人周某在2015年7月21日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一审开庭时就已出庭作证，客观真实地陈述了他和张某受毛迪斌委托，在华天宾馆与陈黎明交涉的情况，包括陈黎明当面承认股权转让并委托代持的事实。2015年上半年，毛迪斌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多次要求陈黎明归还投资财产权益未果，曾想转让该股权，找过很多人，周某就是其中一位，但结果是没人要，股权证至今在毛迪斌手里。毛迪斌与陈黎明的电话录音及通话记录与实际通话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出入。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错误。转让股份时，大康公司还没有上市，属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未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登记、托管和挂牌。因此，此案的股份转让行为并不具备在特定的证券场所进行的客观条件。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有关对股份转让场所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4.一审判决并未遗漏诉讼当事人，程序合法。本案系典型的股权转让纠纷，当事人双方即股权转让方和受让方，有关股权证上加盖大康公司的公章，并不涉及毛迪斌与大康公司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大康公司不享有任何独立请求权，本案的处理结果也与大康公司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判决不存在遗漏诉讼当事人问题。
毛迪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黎明持有的752.4万股大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505）及孳息归毛迪斌所有；2.判令陈黎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出售第一项诉讼请求对应的股票及孳息（包括红股、配送股）并支付价款，一并支付代持股票期间产生的现金红利10.5万元给毛迪斌；3.由陈黎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2月25日，毛迪斌通过工商银行向陈黎明转账支付了65万元。2009年3月上旬，陈黎明将一张落款时间为2008年9月28日、内容为“毛迪斌同志，持有本公司股份伍拾万股，占总股本比例0.8%”的大康农业公司的股权证交给毛迪斌。大康公司的股票于2010年正式上市后，毛迪斌多次找陈黎明要求退还股票未果。2015年4月18日，毛迪斌委托张某、周某与陈黎明协商处理受让的股权事宜过程中，陈黎明认可代持毛迪斌50万股大康公司股权的事实。陈黎明与毛迪斌在电话交谈时，也承认代持毛迪斌50万股大康公司股权，只是提出毛迪斌已同意转给了周某。
陈黎明转让给毛迪斌50万股大康公司股权，大康公司的相关文件均无记载、披露。
毛迪斌陈述：2008年下半年，大康公司时任董事长陈黎明以每股1.3元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大康公司50万股股权给毛迪斌，转让价款65万元。
2010年11月，大康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002505。大康公司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2股同时派发现金0.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10股转赠9股，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6月7日。根据大康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至2016年6月7日，毛迪斌受让的50万股股份已分配现金红利10.5万元（含税），股份增至752.4万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毛迪斌支付65万元，陈黎明交付了股权证给毛迪斌，在与毛迪斌的受托人张某、周某协商时及与毛迪斌电话录音中，陈黎明也认可转让了50万股大康公司股权给毛迪斌，与毛迪斌每股1.3元共计65万元受让50万股大康公司股权的陈述一致。因此，对陈黎明转让50万股大康公司股权给毛迪斌的事实予以确认。陈黎明提出毛迪斌支付的65万元系民间借贷，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认可。因陈黎明时任大康公司董事长，即便交付的股权证所加盖印章及董事长签名不真实，也不能归责于毛迪斌；不真实签章的股权证不能成为有效股权凭证，产生的后果是毛迪斌不能当然成为大康公司的记名股东，但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陈黎明对股权证申请文检鉴定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依法转让。”陈黎明转让大康公司股权给毛迪斌，不违反国家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而争议的股权登记在大康公司股东陈黎明名下，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予以确认，并由大康公司向社会公众予以公告对外具有公示效力，陈黎明名下大康公司的股权归记名股东陈黎明行使。虽然转让的股权仍登记在出让方陈黎明名下，但转让后股权的财产权益归属与股权行使是平行法律关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毛迪斌依股权转让合同享有受让股权的财产权益，名义出资人陈黎明依公司法行使股权。
转让的股权由陈黎明代持，即名义出资人陈黎明接受毛迪斌的股权投资委托，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股票上市交易，股权财产属性表现为有价证券——股票，陈黎明按毛迪斌指示处置代持股权对应的股票是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行为。大康公司的股票上市后，陈黎明名下的股票逐步取消禁售限制成为流通股，能够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买卖，现毛迪斌要求陈黎明出售相应股票并交付价款，既具备交易条件又符合法律规定，故毛迪斌要求陈黎明出售50万股标的股权对应的股票，该院予以支持。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截止2016年6月7日，毛迪斌受让的50万标的股经增股、转股，已累计增加至752.4万股，故陈黎明应当出售名下752.4万股大康公司股票并向毛迪斌交付价款，50万股标的股产生的现金红利10.5万元（含税），也应当返还给毛迪斌。
综上所述，该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陈黎明持有的752.4万股大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505)财产权益[包括自2016年6月8日起产生的红股（转、赠股）、配送股]归毛迪斌所有；二、陈黎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出售持有的大康公司752.4万股股票（证券代码002505)及自2016年6月8日起产生的红股（转、赠股）、配送股，并向毛迪斌交付价款；三、陈黎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毛迪斌代持股票产生的现金红利10.5万元（含税）。
案件受理费21804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23047元，由陈黎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截至2007年陈黎明持有大康公司股份2624.58万股，占公司股份41.14%。2008年7月，陈黎明将名下的266.35万股大康公司股份以每股1.3元的价格，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给李宁、李寿喜等人，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李宁、李寿喜等人成为公司显名股东。此时陈黎明持有大康公司股份2358.23万股。同年8月，陈黎明向荆纪国等人协议转让其名下股份，并向荆纪国等交付了股权证。荆纪国等人的股权证，除受让人姓名、落款日期不同外，与本案股权证的样式相同。荆纪国等人与陈黎明因股权转让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案涉股权证的真伪，是否应当对股权证的签名和印章进行鉴定的问题，本院将在争议焦点阐释部分就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评判时，一并进行分析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公司股东向他人转让股权合同的履行问题产生的争议，并非企业出资人之间或者企业出资人与企业之间就出资权益是否存在或者持有比例多少发生的争议，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不当，本院依法将案由变更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毛迪斌与陈黎明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如何确定；二、毛迪斌与陈黎明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三、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
一、关于毛迪斌与陈黎明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毛迪斌于2008年12月向陈黎明转账65万元款项的客观事实存在。对于该笔款的性质，无论是毛迪斌主张的系陈黎明转让股份并代持的关系，还是陈黎明认为的系借款关系，双方均无直接的书面合同，毛迪斌与陈黎明各自的主张能否成立，应依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综合各方面证据加以分析判断。
张某、周某均是本案股份转让或参与协商解决纠纷过程的亲历者和知情人，可以作为证人。张某、周某与陈黎明、毛迪斌均互相认识。毛迪斌2003年1月以工人身份在省财政厅退休后被返聘到该厅汽车队当司机，2005年经张某介绍认识了陈黎明并成为朋友。张某是湖南省财政厅农业资源开发办项目评审处副处长，与陈黎明原是朋友关系，2015年5月张某之子与陈黎明之女结为夫妻，张某与陈黎明现为姻亲关系。另2006年3月张某受让他人的大康公司股份50万股，2008年7月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周某原为湖南省财政厅下属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信公司）总经理，财信公司为大康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前和上市时的第二大股东，周某当时还担任大康公司董事。陈黎明原为大康公司控股股东，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上述情况表明，毛迪斌与张某、周某只是一般同事和朋友关系，陈黎明与张某、周某关系更密切。张某在2015年7月21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因该期间单位已安排其参加职责范围内的会议而不能出庭，张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明材料，出具了书面证言并办理了公证文书。张某当时未出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四项“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规定。且张某在2016年8月17日本院第一次二审开庭时出庭作证，并与陈黎明对质。陈黎明认为张某、周某与毛迪斌存在利害关系，证人未出庭，其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据证明力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张某、周某的证言能够互相印证，且与本案其他证据、事实相吻合，其证言可以采信。张某在2015年7月16日第一次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书面证言称：“2009年3月上旬的一天，陈黎明到长沙来办事，将汽车停在湖南省财政厅的后门，打电话通知毛迪斌到车上。当时我也在车上，我看见陈黎明将股权证交给毛迪斌。当时毛迪斌看了股权证，问陈黎明：‘股权证填写的时间怎么是2008年9月28号？而我的投资付款是2008年12月份。’陈黎明说：‘这没有关系，因为这一批股权证的时间都是填写的2008年9月28日，保持一致。’陈黎明还对毛迪斌说：‘这些股份暂时记在我名下，由我代持。等公司正式上市后转为流通股再还给你。’毛迪斌问：‘要不要签个协议？’陈黎明说：‘不要签书面协议，口头协议就可以了。股权证都有了，大家都是好朋友，说话算数，一诺千金。’这时，毛迪斌和陈黎明都提出，由我现场做个见证人，我答应了。”张某在2016年8月17日本院第一次二审时出庭作证称：“毛迪斌将65万元打到陈黎明账上后，我们见了面，（陈黎明）在车上将股权证交给毛迪斌。毛迪斌眼睛看不清，我帮他看了，股权证上的日期是9月28日，但付款日期不是，（毛迪斌）还提出这个疑问。陈黎明给他说没问题，给了他钱，就给股权证。这样毛迪斌就将股权证带回去了。……毛迪斌有疑问为什么别人有协议，陈黎明说有股权证就行了，不用签协议，我们也不懂。”张某的两次证言前后并无矛盾，与毛迪斌关于股权证是“2009年3月陈黎明来长沙在他的车上交给我，股权证书填写时间是2008年9月28号，我感到奇怪，陈黎明说没关系，这一批股权证都是填写的2008年9月28日，保持一致，当时车上还有张某”的陈述吻合。张某关于股权证落款日期的描述，也与毛迪斌向法院提交的本案股权证的日期一致。
毛迪斌向法院陈述，曾多次找过陈黎明要求归还股票未果，于是委托张某、周某找陈黎明协商。张某在本院第一次二审时出庭作证称：“我打过好多电话给陈黎明，说毛迪斌有困难，当时买股票的时候（毛迪斌）认为是没有问题，就借了一些钱，过年的时候别人问他要钱，毛迪斌就找我说要把陈黎明的股抛掉，陈黎明说要上市了代持没有问题，可以先给一部分。毛迪斌不同意，说给一部分不知道怎么处理。周某和陈黎明也比较熟，我是中间人，他们有不愉快在华天我做调解，陈黎明说毛的事情他认账。”该证言所述事实与周某向在一审法院提交的证言“2015年4月下旬一天下午4点多种，我和张某受毛迪斌的委托，到华天大酒店找陈黎明，商谈他归还代持毛迪斌大康牧业50万原始股的事宜。……他表示：‘代持毛迪斌50万原始股是事实，我认账。毛迪斌每年都要打两三个电话催我，今年电话更多。我的回答是，还冇搞好，不要急，我持的大多数是非流通股，即高管股，暂时不宜归还；在公司上市时花了费用，近两年转给新的控股股东也花了些费用，要算个账，分摊一下再兑现。’我们当场就提出了不同看法，……至今没有归还老毛股票的准确期限，要不得！陈黎明说要准信就是先给800万元，以后分段结算，不还股票了。我们劝陈黎明还是完整归还给毛迪斌，做事要合情合理合法。”能够互相印证。
毛迪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手机电话录音体现的是毛迪斌多次向陈黎明主张归还案涉股份权益，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客观事实，并无任何陈黎明向毛迪斌借款、毛迪斌要求归还借款的内容。该录音时间与电信部门的通话记录日期一致，且与张某、周某的前述证言能够互相印证。陈黎明认为案涉股份已转让给周某，电话录音与周某的证言矛盾，毛迪斌、周某的陈述均表明，毛迪斌虽因经济困难急于向他人转让股票兑现财产权益，但未能实现。该事实与毛迪斌仍持有案涉股权证，案涉股权实际仍登记在陈黎明名下的客观事实相符。陈黎明认为电话录音真实性存疑，但未提交“电话录音通话内容记录与实际通话内容存在重大出入”的充分证据，一审法院采信该电话录音证据并无不当。
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有毛迪斌本人的陈述，证人张某书面证言、第一次二审时当庭所作证言，以及股权证、电话录音、证人周某的证言等证据相互佐证，并非仅根据毛迪斌持有的股权证这一单个证据作出的认定。陈黎明向一审法院提出对股权证上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和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因前述分析已表明毛迪斌是案涉股份的受让人，一审法院对陈黎明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
陈黎明主张与毛迪斌之间是借贷关系，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和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判决综合全部案件事实，依据优势证据规则认定本案双方之间存在陈黎明向毛迪斌转让股权并由陈黎明代持的关系，理据充分，并无不当。陈黎明就此提出上诉，但未能提供证据足以否认一审判决的认定。对于陈黎明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陈黎明与毛迪斌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
陈黎明主张，本案股权转让未依法报经证券监管部门核准，未在指定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和证券法第三十九条“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的禁止性规定，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行为，应认定无效。本院认为，陈黎明与毛迪斌之间的50万股大康公司股份转让及代持的口头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口头协议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第一，证券法第三十九条关于“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的规定，是对公开发行的证券上市交易行为的规范，陈黎明转让案涉股份发生在2008年，当时大康公司股票尚未上市，该转让行为不适用证券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第二，股权是一种财产性与人身性混合的权利，完整的股权转让行为包括交易双方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股权权属变更、股权权能转移。其中，股权转让合同在当事人达成合意时生效，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对股权权属是否进行了变更登记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仅是股权变动的基础法律关系。在以合同方式转让股权的场合，转让合同的成立、生效与股权变动的生效是两种事实状态。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是指股权的实际变更应当在规定场所完成，该条文并未对当事人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场所及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即使是上市公司股东转让股份，并非只能在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规则》《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实施细则》等规定，上市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协议方式转让，只是股份转让的各方需通过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即使是大康公司上市后，其股东仍可依法按前述规则以协议方式进行股份转让。本案股份转让口头协议成立后股份一直由陈黎明代持，尚未发生股权变更，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双方之间股份转让合同的效力。
第三，结合证券法第三十九条、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来看，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指的是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交易，而陈黎明转让本案股份在2008年，本案股份当时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从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来看，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可以采取背书方式或者交付方式进行转让，公司法并未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交易场所进行排他性限制。虽然中国证监会进行了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进入证券交易所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试点，一些地方也进行了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市场试点，但是目前除对国有股的转让方式及场所有具体要求外，国务院并未对股东转让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股份的方式及场所作出强制性的特别规定，没有要求所有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转让必须全部在其他股权交易场所内进行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予以累计超过200人的，为公开发行，应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为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其股权转让，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电话、传真、信函、推介会、说明会、网络、短信、公开劝诱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的，转让后，公司股东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大康公司在2008—2009年时的股东分别为78人和79人，陈黎明与毛迪斌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不违反该《通知》的禁止性规定，无需报经证券监管部门核准。
第四，大康公司在上市前向证券监管部门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等申请文件记载：“2008年7月16日，陈黎明等13名股东分别与邓碧海等65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所持发行人股份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受让方。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发行人对公司章程相应内容作了修改并完成了工商登记备案手续。”大康公司上市时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该股份协议转让出具的法律意见是“本所认为，发行人2008年上述股份转让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前述申请文件经证券监管部门确认，并向社会公告，对外具有公示效力。陈黎明等人的前述股份转让采取的是协议转让方式，未报经证券监管部门核准，也不是在指定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但大康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提交给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法律意见为陈黎明等人股份转让合法有效。陈黎明与毛迪斌之间的股份转让亦为协议转让，除未经章程修改和工商登记备案外，与前述股份转让并无本质不同，且根据公司法规定章程修改或工商登记备案并不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故陈黎明的该项上诉主张显然与大康公司上市时的法律意见相悖，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陈黎明关于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主张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
陈黎明上诉提出，毛迪斌的一审诉请涉及大康公司利益，需要追加大康公司为诉讼当事人。二审中，大康公司亦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综观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毛迪斌的一审诉讼请求实质上是主张享有陈黎明名下相应股权的财产权益，并不要求确认为大康公司的股东，陈黎明的上诉请求是要求驳回毛迪斌的诉讼请求，双方争议的处理结果与大康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不通知大康公司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大康公司并非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二审中不必追加为当事人。
综上所述，陈黎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218047元，由陈黎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建林
审判员 邓志伟
审判员 覃开艳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谢昊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