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3民再7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东路43号（3-4层）。
法定代表人：罗勇，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禄军，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艳波，女，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重庆万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公交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王艳波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721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渝民申70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涪陵公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禄军、江艳、被申请人王艳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涪陵公交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王艳波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养路费、客运附加费（以下简称“养客费”）缴费主体是拥有客运许可证的客运企业，而不是个人。根据《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及《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车辆所有者是“养客费”的缴费义务人，而“车辆所有者”是车籍凭证上载明的车辆所有者。从《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包干缴纳办法》的规定看，只适用于客运企业，且是对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捆绑缴纳。征稽机构是按照企业总的包缴比例进行优惠收取，而不是按照单车进行优惠。从2001年到2004年养路费包干缴纳申报核定表的形式和内容看，申报主体及审批针对的主体均是公司，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说明，也证明“养客费”的优惠是对公共交通运输企业的政策性扶持，以促进公交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因此，该公司才是“养客费”的缴费主体，才有权享受政府制定的包缴优惠政策。二、该公司每月收取王艳波3000元包干费是基于合同约定，既没有超出合同约定多收“养客费”，也无其他违约行为。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王艳波每月应向该公司缴纳的3000元，包含了车辆的各项税费和该公司应收取的服务费两大部分，没有明确各项费用的具体金额，只约定了总金额，应属单车综合性包干费。所谓的张贴于公司财务室墙上的收费标准明细表，与合同的约定并不一致，说明合同并未按墙上的标准进行约定，合同只约定了总的费用，从合同约定分解不出来各子项的费用，也无法进行折算。虽然之后相关部门征缴的“养客费”有调减，但双方仍然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在履行。如果车辆报停，实际车主在报停期间不向公司缴纳费用，但公司仍要向相关部门缴纳“养客费”，因公司的缴纳标准是以申报车辆的总台数计算的。包干费只是每月缴纳各项费用的一个标准，不能因实际车主在车辆报停期间不向公司缴纳，就认为不属包干费。该公司只要每月按照3000元的包干费收取费用，就没有违反合同约定。该约定系对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划分，即王艳波的合同义务是每月足额向该公司支付3000元经营承包费，而该公司的义务是承担涉案车辆应缴纳的税费，剩余费用则为服务费。王艳波认为向该公司支付的“养客费”超过了包干缴纳的数额，没有合同依据。该公司不存在超合同约定收费的事实，更谈不上应返还。
王艳波辩称：一、本案“养客费”缴费主体虽是企业，但车辆只是登记在企业名下，根据双方挂靠合同约定，“养客费”等由企业代征，实际承担“养客费”的仍是实际车主，故享受包缴优惠政策的也应是实际车主。二、双方约定的每月费用3000元并非包干费。合同约定企业根据有关规定向实际车主代征“养客费”，双方实际上对各子项目的数额均很清楚。张贴于企业财务室墙上的《客运车辆收费标准明细表》载明的25座费用项目和收费标准为：养路费570元、客附费1300元、运管费122元、税金370元、无形资产租赁金600元、服务费200元，小计3162元，实收3000元。合同期限约定为8年，但车辆在该期间如果报停，实际车主无须缴纳“养客费”等费用，从这点也可看出不属包干缴纳。企业对于多收取的“养客费”无权占有而应返还。综上，涪陵公交公司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王艳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决涪陵公交公司退还2005年4月起至2008年12月止向其多代收的“养客费”4044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涪陵公交公司原名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王艳波与涪陵公交公司于2005年3月28日签订《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王艳波自购渝G058**号25座客车，以涪陵公交公司的名义经营涪陵城公交车的客运，王艳波在经营中应依规定线路进行汽车客运经营，自负盈亏，承担在经营中的一切经济责任，涪陵公交公司对王艳波的行车、客运、安全、学习进行统一管理，经营期限为8年，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时向王艳波代征“养客费”、运管费、税金，收缴企业服务费等费用共计3000元。合同签订后，王艳波购买渝G058**号25座客车投入涪陵城内公交营运。2004年1月起至2007年5月止，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对王艳波的渝G058**号客运的“养客费”实行减征，按包缴比例55%的标准收取，即养路费每月收取313.50元（570元/月×55%），客运附加费每月收取657.80元（1196元/月×55%），涪陵公交公司每月向王艳波多收898.70元，45个月共多收40441元。王艳波曾于2010年12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13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并于同年10月18日准许王艳波撤回起诉。王艳波又于2015年1月29日再次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涪陵公交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其从2004年1月起至2007年5月止向王艳波多收取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共计36846.7元。
涪陵公交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艳波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
二审法院认为，涪陵公交公司与王艳波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的案由如何确定；二、王艳波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涪陵公交公司应否退还王艳波超比例缴纳的“养客费”。
关于焦点一。涪陵公交公司与王艳波签订《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形成车辆挂靠经营关系，王艳波按照合同约定向其缴纳“养客费”。现王艳波诉请涪陵公交公司退还多收取的“养客费”，实质上系合同履行中双方对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同理解而发生的纠纷，故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涪陵公交公司与王艳波于2005年3月28日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的经营时间为8年，在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限内，王艳波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呈持续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本案中，王艳波陈述是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曾召佩诉涪陵公交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案于2010年12月2日作出（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后，才知道其合同权利受到实质的侵害。故王艳波于2010年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且其一直在主张相关权利，故其于2015年1月29日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焦点三。涪陵公交公司与王艳波之间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渝G058**号客车的“养客费”等费用均由挂靠经营者王艳波实际承担，王艳波系缴费实际义务人。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享受减征“养客费”的权利主体也应是实际车主王艳波，即王艳波有权享受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同时，《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涪陵公交公司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代征“养客费”等费用，属代收代征，如有关职能部门对“养客费”实行减征，则涪陵公交公司向王艳波代收的“养客费”金额理应作出相应的调减。故涪陵公交公司从2005年4月起至2008年12月止超比例向王艳波收取的“养客费”，应当退还。涪陵公交公司提出其系“养客费”的优惠对象，不应退还超比例缴纳的“养客费”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双方履行合同期间，涉案车辆户籍登记的所有人为涪陵公交公司。涪陵公交公司分别于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以该公司系城市公益性国有专业客运交通运输企业等为由，向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提出了养路费包干缴纳申请，该所及重庆市涪陵交通征费稽查处均作了审批。其中，2003年12月25日审批同意养路费按78%包缴，客运附加费按55%包缴；2004年12月28日审批同意养路费及客运附加费均按55%包缴。该两次审批按涪陵公交公司申报的车辆总台数明确了征费的总吨位，未具体针对涉案车辆。
另查明：重庆市涪陵区交通委员会于2013年7月12日以涪交委函【2013】295号出具《关于对涪陵公交公司所属营运车辆“养客费”优惠政策情况说明的复函》载明：涪陵公交公司是“养客费”等费用的缴费义务人，是享有减免各种规费的合法权利人。承包挂靠人不是“养客费”等各种费用的缴费义务人，不是享受相关费用优惠及减免的合法权利人。对涪陵公交公司相关征缴费用給予优惠政策，实属对国有公交企业的政策性扶持，以维持公交企业的生存和再生产，同时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于2007年5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对涪陵公交公司应缴纳的“养客费”实行按比例包干征缴，是为了促进国有城市公交企业的优先发展。所优惠的费用不针对公交企业所属车辆承包挂靠人。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再审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一、关于享受“养客费”包缴优惠政策主体的问题；二、关于双方合同约定涪陵公交公司收取的3000元费用的性质问题。
关于焦点一。《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征收条例》及《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三条均规定：“车辆所有者是公路养路费的缴费义务人。”车辆作为动产的一种，其户籍登记的所有人具有公示的效力，故前述条例中的“车辆所有者”系指车辆户籍登记的所有人，而非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公路养路费的征收机关仅向车辆户籍登记的所有人征收养路费。《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包干缴纳办法》也明确养路费包干缴纳的主体是车辆所有者。因此，本案中缴纳养路费的主体及包干缴纳养路费的主体均是车辆登记所有者涪陵公交公司，而不是实际车主王艳波。从涪陵公交公司2001年至2004年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养路费包干缴纳申请及审批核定情况看，申请主体和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给予“养客费”包缴优惠政策针对的主体均是涪陵公交公司，而非实际车主王艳波，且申请的主要理由为该公司系城市公益性国有专业客运交通运输企业。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说明也证明，给予涪陵公交公司相关优惠政策是为了促进国有城市公交企业优先发展的一种政策性扶持，并非针对公交企业所属车辆承包挂靠人的优惠政策。因此，对于“养客费”包缴后节省下来的费用，当然应属于经营城市公交的涪陵公交公司，这符合涪陵公交公司对“养客费”申请包缴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同意给予包缴优惠政策的初衷。虽然双方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第五条约定由王艳波缴纳“养客费”等费用，但该约定是双方在存在挂靠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关于车辆相关费用负担及缴纳方式的内部协议，仅对合同双方有拘束力，并不能凭该约定否定涪陵公交公司所具有的“养客费”缴纳义务主体及享受“养客费”包缴优惠政策权利主体的地位。
关于焦点二。双方合同约定，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时向王艳波代征“养客费”、运管费、税金，收缴企业服务费等费用共计3000元。该约定并未明确每一项费用的具体数额，故无法确定双方约定的“养客费”的具体数额。王艳波所称的张贴于公司财务室墙上的收费标准明细表，载明了“养客费”等各项费用的具体数额，但双方在合同中并无此约定。对合同权利义务的确认，必须以合同约定为依据，故对收费标准明细表本院不予采信。由于该3000元是对包含“养客费”在内的所列五个单项费用等所作的整体约定，故应属于包干费。双方合同并未约定相关职能部门对“养客费”减征后该包干费应相应调减，在“养客费”实际减征后，双方也未对合同约定进行变更，故双方仍应按该约定履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涪陵公交公司对王艳波“养客费”的收取超过了合同约定的数额，故涪陵公交公司不构成违约，无须返还。
综上所述，不论从相关职能部门给予“养客费”包缴优惠政策所针对的对象，还是从双方合同的约定看，均不能证明涪陵公交公司向王艳波多收取了“养客费”。故涪陵公交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应予支持。王艳波提出合同约定的3000元不是包干费，其应为享受“养客费”包缴优惠政策的主体，涪陵公交公司应返还超比例收取的“养客费”的诉讼请求，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应予驳回。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721号民事判决、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5）涪法民初字第0108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艳波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48元，由王艳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山中
审判员 张 斌
审判员 庞志红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景闻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