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三终字第5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秦辉林，男，汉族，1973年4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东安县。
委托代理人陈锡涛，广东龙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饶小敏，广东龙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伟文，男，汉族，1962年11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梁建华，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君应，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原审被告吴振邦，男，汉族，1969年9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梁建华，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君应，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秦辉林因与被上诉人何伟文、原审被告吴振邦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乐民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9日，秦辉林与何伟文签订一份《水藤南村工业区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秦辉林承租何伟文位于乐从镇水藤南村工业区何伟文协丰楼厂房2区（二层，永茂新厂对面）的厂房，面积2457平方米；租赁期为三年，从2013年7月5日至2016年6月31日；计租方法：2013年7月20日至2014年6月31日为每月24570元，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1日为每月25800元，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1日为每月27027元；秦辉林交纳的履约保证金为73000元。合同第二条第5点约定，如秦辉林中途自行退租或违反本合同有关条款，保证金不予退还，且何伟文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第二条第7点约定，秦辉林须在每月五日缴纳当月租金、上月电费、水费、垃圾费、治安费、管理费、公摊费、消防公共水费（不使用将不产生此项费用）等费用，不得以任何借口拖欠；合同第六条第3点约定，秦辉林必须准时缴纳租金及其他费用，每逾期一天，按当月总费用额的10%加收滞纳金，逾期十五天，何伟文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厂房，保证金不予退还，秦辉林必须缴清所欠费用；合同第六条第7点约定，秦辉林违约不履行合同，保证金无权要求返还，如何伟文违约不履行合同，则双倍支付保证金。该合同落款处甲方（出租人）签名处，有吴振邦所签的“代吴振邦”的字样。
2013年7月16日，秦辉林再与何伟文签订一份《水藤南村工业区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秦辉林承租何伟文位于乐从镇水藤南村工业区何伟文协丰楼厂房3区的厂房，面积910平方米；租赁期为三年，从2013年7月11日至2016年6月31日；计租方法：2013年7月25日至2014年6月31日为每月7735元，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1日为每月8190元，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1日为每月8645元；秦辉林交纳的履约保证金为15000元。其他合同约定同上述租赁合同。该合同落款处甲方（出租人）签名处，有吴振邦所签的“吴振邦”的字样。
签订上述两份租赁合同后，秦辉林与吴振邦于2014年9月因非案涉两处租赁物外的其他租赁事宜发生纠纷，并协商不成。秦辉林从2014年9月起停止缴纳案涉两处租赁物的租金及其他相关费用，何伟文、吴振邦则于2014年10月采取相关的停电措施。双方均认为对方违约并就此协商不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案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南村开发区（佛山市2008佛顺许0515号）的地上厂房建筑物一座，由何伟文出资兴建，产权属于何伟文所有，该建筑物用于工业用途。
秦辉林于2014年12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秦辉林与何伟文、吴振邦签订的《水藤南村工业区厂房租赁合同》；2.返还秦辉林交付何伟文、吴振邦的履约保证金88000元；3.何伟文、吴振邦赔偿因停电给秦辉林造成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工人工资（从2014年10月5日起按每月106200元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12月24日为283200元）、工厂合理利润（从2014年10月5日起按每月39161.19元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12月24日为104429.84元），共计387629.84元；4.何伟文、吴振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何伟文在一审中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解除秦辉林与何伟文于2013年7月9日签订的《水藤南村工业区厂房租赁合同》，秦辉林立即将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南村工业区何伟文协丰楼厂房2区（二层，永茂新厂对面，2457平方米）交还给何伟文；2.解除秦辉林与何伟文于2013年7月16日签订的《水藤南村工业区厂房租赁合同》，秦辉林立即将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南村工业区何伟文协丰楼厂房3区（910平方米）交还给何伟文；3.秦辉林立即清还所欠上述两租赁合同自2014年9月至2014年11月租金101970元及滞纳金7088元（自2014年9月6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暂计至2015年1月21日），共109058元；4.秦辉林立即清还所欠上述两租赁合同的场地占用费57783元（按1133元／天计算，自2014年12月2日起计至秦辉林实际交还场地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1月21日）；5.秦辉林立即清还所欠上述两租赁合同自2014年8月至2014年10月电费5290元及滞纳金406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2015年1月21日），共5696元；6.秦辉林立即清还所欠上述两租赁合同自2014年8月至2014年10月水费624元及滞纳金45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2015年1月21日），共669元；7.秦辉林立即清还所欠上述两租赁合同自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的垃圾费3042元及滞纳金186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2015年1月21日），共3228元；8.秦辉林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除何伟文外，吴振邦是否属于案涉租赁物的出租人。秦辉林认为，两份租赁合同均是由吴振邦与其签订的，且案涉的两处租赁物与案外双方产生纠纷的南方家具商场的租赁物均由同一班工作人员管理，租金及相关费用亦是一并缴纳，故吴振邦应与何伟文一共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庭审查明及证据显示，案涉的两处租赁物均属何伟文所有，只有其才具有出租权利，且两份租赁合同均清楚载明出租方为何伟文。另，在落款处出租人的签名栏，2013年7月9日的租赁合同吴振邦的签名处有“代”字，与何伟文、吴振邦主张的吴振邦代何伟文签署合同的说法一致，而2013年7月16日的吴振邦签名处则没有“代”，但鉴于两份合同相隔时间只有几天，且两处租赁物均明确为同一栋楼即何伟文协丰楼的不同区域，故原审法院认为第二份租赁合同的吴振邦签名亦为代何伟文签署之意。即使秦辉林认为案涉两处租赁物的租金及相关费用是与案外双方产生纠纷的南方家具商场的租赁物一并缴纳，管理人员亦相同，但并不影响本案租赁关系的相对方，秦辉林亦无证据证明吴振邦享有案涉租赁物的出租权。故秦辉林主张吴振邦应与何伟文一并承担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案涉的两份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本案中，租赁物系由何伟文兴建的，其作为出租人有义务提供租赁物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或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证据，但其未能提供前述相关证明材料，且建设用地批准书（佛山市2008佛顺许0515）亦不能证明租赁物系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因此，何伟文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案涉两份租赁合同属无效合同。因案涉合同系无效合同，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不存在解除的问题，故秦辉林、何伟文双方关于解除案涉两份租赁合同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何伟文作为出租人，应向秦辉林返还两份租赁合同中已收取的保证金88000元。
另，庭审中，秦辉林称何伟文对其进行断电的行为导致其经营受阻；何伟文则称秦辉林因案外的其他纠纷而拒绝缴纳案涉两处租赁物的租金。经庭审查明，秦辉林从2014年9月开始没有缴纳租金及其他费用是因为双方在南方家具商场沙发问题导致的侵权及租赁纠纷尚未解决，才不缴纳九月的租金。但因南方家具商场的租赁物异于本案的两处租赁物，即使秦辉林认为吴振邦在三处租赁物中均有利益关系，也不能以案外租赁物的纠纷事由作为履行本案承租人义务的抗辩。至于何伟文有无因此在2014年10月对其进行断电处理，秦辉林所提供的人民调解申请书及相关报警材料，均为秦辉林单方的陈述，不能确认反映的内容是否属实。退一步讲，即使属实，但秦辉林因为另案的租赁及侵权纠纷而不缴纳案涉租赁物的租金，已违反承租人应承担的义务，吴振邦据此进行断电，也是属于自力救济，以合理手段减少自身可预见的损失，合乎情理。因此，原审法院认为，秦辉林上述无正当理由拒绝缴纳租金及电费、水费等相关费用的行为，存在过错。
综上，虽合同无效，但秦辉林作为承租人在实际使用租赁物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其应承担的责任如下：第一，关于秦辉林所欠的场地占用费。秦辉林是从2014年9月开始没有履行承租方义务缴纳租金的，虽其在租赁物上张贴公告告知搬迁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但何伟文协同第三方对案涉租赁场地进行现场拍照取证并由何伟文上锁的日期为2014年12月15日，此日期前双方均确认租赁物是由秦辉林上锁的，故原审法院认为2014年12月15日双方才完成租赁场地正式的交接，此时租赁物已完全处于何伟文的控制之下，其对租赁物有完全的处置能力，虽租赁物内仍存放少量秦辉林的物品，但何伟文完全可将秦辉林遗留物品存放他处以便继续将租赁物出租给他人，否则在秦辉林已对租赁物失去控制能力的情况之下仍对秦辉林收取场地占用费，明显不公。故两处租赁物的场地占用费应从2014年9月1日计算至2014年12月15日为宜，相当于合同约定的3.5个月的租金标准即118965元。第二，秦辉林所欠的2014年8月至10月的电费。虽秦辉林只对何伟文2014年11月、12月均为0的抄表读数予以确认，但结合庭审查明的秦辉林2014年7月前的电费缴交情况及之后的停电及搬迁情况，原审法院对何伟文提供的电表抄表情况及电费标准予以确认，即2014年8月至10月的两租赁物用电数分别为2139度、2246度、424度，以每度1.1元计算，电费分别为2352.9元、2470.6元、466.4元，合共5289.9元。第三，秦辉林所欠的2014年8月至10月的水费。同前理，原审法院对何伟文提供的水表抄表情况及水费标准予以确认，即2014年8月至10月的两租赁物用水数分别为46吨、79吨、31吨，以每吨4元计算，水费分别为184元、316元、124元，合共624元。第四，秦辉林所欠的垃圾费。何伟文请求期间为2014年7月至12月，但因双方在2014年12月15日已完成租赁场地交接，故秦辉林只需支付2014年7月1日至12月15日共5.5个月的垃圾费。虽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并无明确约定缴费标准，但根据双方提交的秦辉林过往已向何伟文缴纳费用收据，可推知半年度的垃圾费为3042元即每个月垃圾费为507元，则2014年7月1日至12月15日共5.5个月的垃圾费为2788.5元。对上述租金、场地占用费、电费、水费及垃圾费的何伟文诉请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因租赁合同无效，故何伟文主张的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对上述费用所收取的滞纳金，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至于秦辉林要求何伟文赔偿停电所造成的工人工资及工厂利润的损失，因秦辉林系因另案纠纷而不缴纳案涉租金及相关费用，何伟文即使存在停电也属于为减少自身损失而实施的自力救济，相关损失应由秦辉林自行承担，故秦辉林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秦辉林与何伟文分别于2013年7月9日、2013年7月16日签订的两份《水藤南村工业区厂房租赁合同》无效；二、何伟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秦辉林返还保证金88000元；三、秦辉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伟文支付2014年9月1日至同年12月15日的场地占用费118965元；四、秦辉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伟文支付2014年8月至10月的电费5289.9元；五、秦辉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伟文支付2014年8月至10月的水费624元；六、秦辉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伟文支付2014年7月1日至同年12月15日的垃圾费2788.5元；七、驳回秦辉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何伟文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217.22元（秦辉林已预交），由秦辉林承担3436.96元，何伟文承担780.26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914.34元（何伟文已预交），由秦辉林承担1385.21元，何伟文承担529.13元。
上诉人秦辉林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秦辉林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何伟文于2014年10月5日对案涉厂房采取断电措施的事实。首先，在一审过程中，秦辉林提交了人民调解书、报警回执、录音光盘及笔录等用于证明何伟文对案涉厂房采取断电措施的事实。上述证据已经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何伟文确实是对案涉厂房采取了断电措施。其次，在与本案存在关联的（2015）佛顺法乐民初字第26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已经与秦辉林和何伟文去现场确认了南方家具商场的断电事实。而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何伟文也承认案涉厂房与南方家具商场的管理人员是同一班人。因此，按照常理推测，就同样未按期交租及同样的当事人，同样的管理人员对秦辉林在南方家具商场的展厅采取了断电措施，同样也对案涉厂房采取断电措施。第三，在一审过程中，秦辉林向原审法院申请了调查取证（秦辉林在公安机关的报警询问笔录），但原审法院并未依法前去调取相关证据。而该证据也是证明何伟文断电的关键证据之一，原审法院未依申请调取证据属于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调取相关的证据材料。二、何伟文的断电行为不构成自力救济，而是违约行为。自力救济应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法定条件：须因保护合法的权利；不及请求公力救济；不及时采取自救行为，以后权利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须采取恰当的方式；自力救济不能超出合理的限度。而纵观本案事实，何伟文断电只是因为秦辉林未交9月份的租金和水电费用，虽然是出于保护合法的权利，但秦辉林在何伟文处尚有押金88000元且秦辉林仍然处于有效生产期间，何伟文此时采取断电措施是不符合上述第二至第五个条件，其完全可以通过公力救济来挽回其自身的损失。因此，何伟文的断电行为不构成自力救济，而是违约行为。三、何伟文的断电行为属于根本违约，且造成秦辉林停产停业，其应当赔偿秦辉林因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秦辉林无需承担2014年10月5日起的场地占用费。秦辉林承租案涉租赁物的目的是用于生产制造沙发，该生产制造行为需要不间断的电力支持才可能维持正常的生产。但何伟文仅因秦辉林未按时支付2014年9月份的租金，便断了工厂厂房的供电，造成秦辉林无法继续生产。该行为致使秦辉林承租案涉租赁物的目的落空，应属于根本违约。因此，秦辉林无需承担自何伟文断电之日（2014年10月5日）起的场地占用费。相比于何伟文的断电行为，秦辉林未按时支付租金和水电费用的行为对何伟文的影响极小，而何伟文的断电行为对秦辉林造成的伤害却极其大，是从根本上断了秦辉林的全部经济来源。四、双方合同未约定垃圾费的分摊及收费标准，且也无法证明该费用合理性，故该费用不应当由秦辉林承担。五、原审法院对于何伟文是否存在断电行为没有做出认定。六、原审法院认定秦辉林搬离涉案租赁场地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5日，但事实上是2014年10月25日。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有失公正，秦辉林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秦辉林向何伟文支付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0月4日的场地占用费38522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六项，改判驳回何伟文的诉讼请求；3.撤销原审判决第七项，改判何伟文赔偿因停电给秦辉林造成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工人工资（从2014年10月5日起按每月106200元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12月24日为283200元）、工厂合理利润（从2014年10月5日起按每月39161.19元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12月24日为104429.84元），共计387629.84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何伟文负担。
被上诉人何伟文答辩称：一、原审认定秦辉林存在长期拖欠租金及相关费用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秦辉林应承担过错责任，向何伟文清偿所拖欠的租金、水电费及垃圾费。何伟文依合同约定将租赁场地交付秦辉林使用，完成了合同义务。但秦辉林从2014年9月份开始无理拖欠租金及相关费用，至今分文未付。秦辉林为了逃避责任，长期无人经营，且其设备等至今占用场地，致使何伟文无法收回场地，无法另行出租，造成何伟文巨大的损失。原审判决秦辉林清偿所欠租金、水电费、垃圾费等是合法、合理、正确的。关于垃圾费的收取问题，涉案租赁合同第七条约定，承租人应于每月5日前缴交垃圾费，因此向秦辉林收取垃圾费是有合同依据的。虽然合同未约定垃圾收费标准，但各租户的分摊原则是在水藤村委会的收费标准基础上每平方米加上0.0506元作为公共清理费用而确定，且各租户均接受并形成交易习惯。二、秦辉林对其拖欠租金及相关费用的过错行为进行抗辩的理由未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秦辉林试图以“何伟文对其厂房停电，导致其停工停产”作为其拒交租金及相关费用的理由，但其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直接证据证明上述抗辩事由存在。秦辉林所提供的录音、报警回执和调解申请书等间接、传来证据，均为秦辉林单方的陈述，无法证明何伟文存在所谓“停电行为”，更无法证明秦辉林停业是“因何伟文管理不到位或故意停电”的原因所造成。三、秦辉林要求何伟文赔偿所谓“工人工资损失”及“工厂合理利润损失”的上诉请求无理无据，应不予支持。何伟文合法出租并且充分履行合同，无违约行为。秦辉林长期欠租欠费，存在明显的过错，也无任何证据证明秦辉林停业是因何伟文的原因造成，故何伟文无须承担秦辉林停工所产生的所谓“员工工资”及“工厂合理利润”的损失。即使存在损失，也应由秦辉林自行承担。秦辉林提供的工资表和合同等证据无原件，无真实签收的证明，亦无社保证明，故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假如该组证据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秦辉林内部用工情况。秦辉林与这些员工建立劳动关系，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薪酬，这是秦辉林的义务。秦辉林已在（2014）佛顺法乐民初字第1653号案件中主张过“员工工资损失”，本案中再次提起，属于重复起诉，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驳回秦辉林该“员工工资损失”的诉讼请求。秦辉林无举证证明其因停业所造成的利润损失。四、何伟文在一审时从没有确认涉案租赁场地被停电的事实，秦辉林至今为止未提供有效证据对此予以证实，吴振邦也没有做出过确认。退一万步，即使南方家具商场存在停电事实，何伟文不是南方家具商场的权属人和经营者、股东，两者并无任何关系。五、原审认定秦辉林搬离租赁场地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5日，之前租赁场地由秦辉林加锁堆放物品。秦辉林即便在2014年10月25日自行搬离，因其并没有将场地移交给出租方，租赁场地是否由秦辉林实际占有不应该以秦辉林自行搬离的时间为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平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秦辉林的所有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吴振邦答辩称：吴振邦的答辩意见与何伟文的答辩意见一致。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秦辉林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请求本院调取秦辉林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何伟文在2014年10月5日对涉案租赁场地停电的事实。
经审理，本院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南村开发区（佛山市2008佛顺许0515号）的地上厂房建筑物一座，由何伟文出资兴建，产权属于何伟文所有，该建筑物用于工业用途”变更为“案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南村开发区（佛山市2008佛顺许0515号）的地上厂房建筑物一座，由何伟文出资兴建，该建筑物用于工业用途”外，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秦辉林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秦辉林应向何伟文支付占有使用费的数额问题；（二）秦辉林应向何伟文支付垃圾费的数额问题；（三）秦辉林请求赔偿经济损失能否予以支持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秦辉林主张其在涉案租赁场地张贴公告告知其搬迁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涉案租赁场地交还予何伟文；何伟文于2014年12月15日对涉案租赁场地上锁，该行为应视为何伟文于该日自行收回涉案租赁场地。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涉案租赁场地的占用费应从2014年9月1日计算至2014年12月15日，并无不当。而对于场地占用费的计算标准。因何伟文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租赁物的建设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涉案两份租赁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因本案中存在何伟文对涉案租赁场地进行停电的事实，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本院对涉案租赁场地的占有使用费进行调整，酌定秦辉林向何伟文支付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15日的场地占用费59482.5元。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中，秦辉林对于其应当按照每月507元的标准向何伟文支付垃圾费没有异议，但对垃圾费的计算期间有异议，认为其仅应支付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0月5日的垃圾费。如前所述，秦辉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于何时将涉案租赁场地交还予何伟文，故秦辉林主张垃圾费计算至2014年10月5日缺乏事实根据。何伟文于2014年12月15日对涉案租赁场地上锁的行为应视为何伟文于该日自行收回涉案租赁场地，亦即秦辉林于2014年12月15日向何伟文交还了涉案租赁物，故涉案垃圾费应计算至2014年12月15日。原审判决秦辉林向何伟文支付垃圾费2788.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泰辉林上诉主张何伟文采取停电措施属于根本性违约，且造成秦辉林停产停业，何伟文应当赔偿秦辉林因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于涉案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对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进行。秦辉林请求赔偿因何伟文进行停电的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秦辉林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的问题。秦辉林申请本院调取秦辉林在公安机关的报警询问笔录，其主要目的在于证明何伟文对涉案租赁物采取了停电措施。因本案中的证据材料，包括录音资料、人民调解申请书，以及秦辉林的用电、用水情况，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何伟文于2014年10月采取了停电措施的事实。故再调取相关询问笔录已无必要。原审法院在其一审判决书的“本院认为”中对于停电问题的相关阐述与其查明的事实“被告则于2014年10月采取相关的停电措施”自相矛盾，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秦辉林的上诉主张，部分有理，本院对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依法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乐民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乐民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上诉人秦辉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何伟文支付2014年9月1日至同年12月15日的场地占用费59482.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217.22元（上诉人秦辉林已预交），由上诉人秦辉林负担3436.96元，被上诉人何伟文负担780.26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914.34元（被上诉人何伟文已预交），由上诉人秦辉林负担739.82元，被上诉人何伟文负担1174.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62.92元，由上诉人秦辉林负担7306.46元，被上诉人何伟文负担1056.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珊
审 判 员 张雪洁
代理审判员 潘伟丹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梁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