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宿中民终字第011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萍。
委托代理人江宏伟(系上诉人范萍丈夫)。
委托代理人田作立，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经济开发区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刘强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秀丽，该公司法务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2号1-22层。
法定代表人尹兆君，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倪庆，该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白泽红，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萍因与被上诉人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京东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下称交行北京分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2014）宿豫民初字第1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范萍及其委托代理人江宏伟、田作立，被上诉人京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秀丽，被上诉人交行北京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倪庆、白泽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丈夫江宏伟有刷卡套现的想法，被案外人朱俊利用。2013年7月间，案外人朱俊隐瞒自己身负外债、无力偿还的事实，以无偿刷卡套现并承诺5日归还本金骗取原告范萍丈夫江宏伟的信任，促使江宏伟用自己及原告等人的银行信用卡通过POS机刷卡为朱俊结算货款。以这种方式，朱俊共透支使用江宏伟提供的信用卡1650062元。其中，原告范萍名下的信用卡交易金额为261719元，朱俊未予归还并外逃，原告丈夫江宏伟向公安机关报案。
后案外人朱俊被抓获，并以合同诈骗罪，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朱俊在实际上不具备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骗取被害人江宏伟借款，并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受害人被骗损失，判决从朱俊被扣押在案的财物依法处置后按比例返还，不足部分责令朱俊继续退赔。
又查明：被告京东公司系被告交行北京分行特约商户，双方因业务需要签订了银行卡业务合作协议，由交行北京分行为京东公司提供银行卡结算服务。本案中，朱俊透支使用江宏伟提供的原告名下的信用卡，通过POS机刷卡将261719元付至京东公司在交行北京分行处开立的结算账户内。交行北京分行将上述款项在扣除手续费后支付给京东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京东公司在没有合法、合规的凭证下不能够占有其信用卡刷卡款项。而客观上，一、京东公司获取原告信用卡款项是基于案外人朱俊支付货款的行为，该行为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此行为是朱俊合同诈骗行为的组成部分，但京东公司对朱俊的诈骗行为并无共同的意思表示，其仅是作为出卖方从事正常的交易活动；二、江宏伟明知自己使用信用卡是为朱俊结算货款，然后由朱俊支付其现金，从而达到套现目的；故其以不是自己签字确认和无本人消费凭证为由否认被告京东公司占有诉争款项的合法性，理由不充分。因此，京东公司占有原告信用卡刷卡款项的行为并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关于原告要求二被告提供交易凭证的问题，根据《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的规定，在持卡人对刷卡交易行为存有异议并向中国银联或入网机构进行投诉后，发卡机构在满足条件时可以向收单机构索取交易凭证及其它证明材料，收单机构有责任予以提供。而原告在本案中就其39笔信用卡交易行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曾向相关机构提出投诉，且为相关机构所受理。《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只适用于中国银联及其成员机构之间，作为收单机构的交行北京分行并不负有直接向原告提供交易资料的义务，原告作为持卡人对交易存有异议，应进行投诉并通过发卡机构或银联进行调单。京东公司已将涉案的交易资料提供至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经侦大队，江宏伟本人在向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报案时也提供了朱俊在京东商城、一号店购货的相关POS单据；因此，京东公司与朱俊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具备相关交易资料且客观真实的。京东公司获取原告信用卡刷卡款项的行为，并非没有合法根据获得不当利益；故对原告要求京东公司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被告交行北京分行承担管理不当责任，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交行北京分行存在管理不当的行为，故对原告要求交行北京分行将争议款项调回发卡机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范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26元，由原告自行负担。
上诉人范萍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京东公司没有发生交易行为，上诉人信用卡被刷系案外人朱俊诈骗所致，被上诉人交行北京分行将刷卡款项划入被上诉人京东公司账户也未得到上诉人签名确认，且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京东公司与案外人朱俊存在正常交易，故被上诉人京东公司据此占有被刷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京东公司答辩称，根据南京中院刑事判决书及刑事案卷中公安机关对朱俊的讯问笔录和对上诉人丈夫江宏伟的讯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其与案外人朱俊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其占有上诉人所诉的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而且，上诉人所诉的款项已经南京中院生效刑事判决处理且也得到了一定补偿，上诉人就此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没有法律依据，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交行北京分行答辩称，其未从上诉人处获得任何利益，不是本案被告；上诉人所诉的刷卡款项已经南京中院生效刑事判决处理，其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依法应予驳回，且在上诉人向中国银联提出争议处理后，被上诉人交行北京分行已根据《银联业务规章》的有关规定履行了收单行义务，不存在管理不当情形，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原审对证据分析认证正确。
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京东公司根据上诉人一审中所举的刷卡目录提交了购物订单，用以证明上诉人信用卡被刷系因案外人朱俊与京东公司之间存在交易，被上诉人京东公司对刷卡款项予以占有不属于不当得利。
上诉人范萍质证认为，其不是上述订单的收件人，订单中显示的付款方式是现金，故上述订单不是其信用卡刷支付的货款订单，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订单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对被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订单，本院认证如下：从合法性看，订单系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原审提交的刷卡记录从京东商城计算机系统中提取，无证据证明上述订单存在伪造或变造情形，来源合法。从关联性看，上述订单与上诉人丈夫江宏伟、案外人朱俊存在利害关系，订单记载的内容与江宏伟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提供的朱俊在京东商城购货的相关POS单据以及朱俊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相关供述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明案外人朱俊在京东商城进行交易等有关情况。从真实性看，虽然被上诉人提交的订单的收货人不是上诉人及其丈夫江宏伟，亦非案外人朱俊，但从朱俊在公安机关供述情况看，其在京东商城下单时不一定用自己的名字，其还找了其他人帮忙在京东商城下单，故订单上收货人不是上诉人或其丈夫江宏伟抑或案外人朱俊并无不当；而且，订单上显示的付款方式虽为现金，但并不意味着必须现金支付，购物者仍然可以在现实交易时刷卡支付，故订单显示现金付款与实际刷卡结算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京东商城订单具有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范萍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被上诉人京东公司占有被刷卡款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南京中院刑事判决虽然责令案外人朱俊对被害人遭受的损失予以退赔，但因案外人朱俊无可供执行财产，已终结执行。此时，由于被害人合法权益未能实现，其另行诉讼寻求救济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范萍在案外人朱俊无法继续退赔情况下，以京东公司、交行北京分行存在不当得利为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综合上诉人范萍和被上诉人京东公司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南京市公安局玄武经侦大队对上诉人丈夫江宏伟的询问笔录和对案外人朱俊的讯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明案外人朱俊与上诉人京东公司之间存在货物交易以及上诉人丈夫江宏伟用包括上诉人范萍信用卡在内的多张信用卡为案外人朱俊刷卡支付货款的事实。同时，也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京东公司对朱俊合同诈骗明知或存在共谋行为。据此，被上诉人京东公司基于正常交易而占有刷卡的款项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属于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的行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京东公司违法违规占有其刷卡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的观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被上诉人交行北京分行为京东公司提供的仅是银行卡结算服务并按照约定收取相应手续费用，其并不参与京东公司与购物者的交易活动，且被上诉人交行北京分行在上诉人提出争议申请后已按照银联有关规定履行了收单行的职责，不存在管理不当的情形。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交行北京分行应承担管理不当责任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亦不能成立。
综上，被上诉人京东公司取得上诉人所诉的信用卡刷卡款项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交行北京分行在信用卡结算过程中不存在管理不当行为。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范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5226元，由上诉人范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其苏
审 判 员 刘国超
代理审判员 于元祝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赵桐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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