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727民初2916号
原告：孙国增，男，汉族，1963年10月11日生，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
委托代理人：仝方瑞，河南黄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红伟，男，回族，1971年2月24日生，住河南省封丘县。
委托代理人：岳建国，河南舜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国增诉被告吕红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3月28日和2018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孙国增、被告吕红伟的委托代理人岳建国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吕红伟经合法传唤未到庭。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孙国增及其委托代理人仝方瑞、被告吕红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岳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国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借款11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月息一分自2015年9月3日起诉）。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因生意周转不足于2015年9月3日向原告借款1120000元，并约定利息月息2分，后原告因家中急需用钱，多次向被告催要借款及利息，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不支付。后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补充了如下事实：借据中112万元的来源，吕红伟当时要用钱，2015年3月1日左右向原告借钱，原告正好有100万元现金在原告儿子家中，过了几日吕红伟司机开车和侯某1与另外两个人一起到原告儿子家中取得现金并当场写了100万元的借条约定利息两分，并约定半年连本带息返还，到2015年9月3日，原告到吕红伟位于封丘的厂里追要欠款，吕红伟说现在没有钱过一段时间一定给，吕红伟把之前100万元的欠条拿走，并书写了一张112万元的借条（借条包含100万元本金及12万元的利息），后去两次追要欠款，吕红伟都说没有钱，后因吕红伟被刑事拘留联系不上，原告恐借条超出诉讼时效，无奈起诉。
被告吕红伟辩称：原被告属朋友关系，被告曾于2015年9月因生意需要向原告提出过借款的意向，被告还当场书写了借据，原告承诺到时转账给被告，但事后原告并未将出借资金交付到被告手中，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实际借贷关系并未成立，由于被告忙于生意，又考虑到原被告的朋友关系，就将此事搁置，没有收回借据。因此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交易习惯、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请。后被告吕红伟称在该笔借款发生之前，其欠原告12万元的利息，2015年9月份，原告找被告要利息，被告找原告借100万元，在打借条的过程中，原告让被告把之前12万元的利息也打到借条上，共计112万元，但是原告没有给被告钱，之后被告催原告打钱，原告说等一段时间，中间因为一些事情，被告被关进监狱了，这个借条112万元就长时间没问。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审理焦点为：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12万元并支付利息，有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能否得到支持。
原告孙国增第一次庭审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始借据一份，证明被告吕红伟借原告孙国增112万元。2、孙某、侯某2证人证言两份。证人孙某陈述：2015年3月份左右我用我父亲的卡在郑州市中原区一家中国农业银行柜台取款100万元整,我将该100万元带入我家中，第二天侯某2、吕红伟、吕红伟的司机、另外一个男性到我家拿钱。法庭要求孙某于庭后五日内提交取款100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证人侯某1陈述：具体借钱时间记不清，大概是2014年上半年，被告吕红伟通过我向原告借钱，约定月息2分，三个月偿还。我和被告吕红伟、梁司机、常宁淼四人一起去孙国增大儿子孙某家拿钱。三个月后没有偿还，换了个新条，到期仍未还，又换了个条，就是现在的112万元的借条。吕红伟打三次借条时我都在场，第一次是在孙某家，第二次是在我家，第三次是在封丘县劳动局对面一家店铺，打条时就我和吕红伟两个人在场。
原告孙国增第二次庭审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3、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凭证两份，证明原告取款的事实。4、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2张，证明原告的经济能力，并且证明原告支取大量现金的事实。5、2018年3月29日侯某2与梁司机录音一份，2018年4月16日侯某2与常宁淼录音一份，证明被告收到借款100万元现金的事实。6、卜秋元证人证言一份，证明催要还款的事实。卜秋元陈述：2015年8、9月份我跟孙国增到吕红伟厂里向吕红伟要账，要账的金额是100万元，是孙国增告诉我的。
第二次庭审时本院向证人孙某和侯某2又进行了询问。证人孙某陈述：向吕红伟交付借款是在我家，有吕红伟、侯某2、一位男士、我爱人、我和我的孩子在场，从银行取来的时候现金是成捆的，一共十捆，在我家一个次卧里，我从装钱的手提编织袋中将钱一捆一捆地放到吕红伟带的箱子里，完成了交易，装钱的编织袋长1米、高70公分、宽30公分，吕红伟拿的箱子比装打印机的箱子大一点。这100万元不是我从银行取的，是我父亲从银行取的，让我带到家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多少，我父亲取钱的时候我在车里，我父亲告诉我说是100万元，吕红伟去我家拿钱时钱都是成捆装好的，一捆10万元。被告去我家拿钱大概是2014年9月份快到中午的时候，装钱的箱子好像是吕红伟抱走的。借款交付后，打了借条，借条好像是侯某2拿着了。证人侯某2陈述：我和被告吕红伟、被告的司机、常宁淼一共四个人一起去原告大儿子郑州的家中拿钱，借钱时我、吕红伟、常宁淼和原告的大儿子在，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场因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借钱时我和常宁淼在客厅坐着，吕红伟和孙某在东边的卧室里，从孙某家走的时候，吕红伟抱着装钱的大箱子。打的借条一直是由我保管，换借条时是我和吕红伟两个人在场。后来还去银行清点了一下。借款时间是在2014年9月底，起诉的112万元的借条是2015年3月份打的，112万元的借条在2015年9月换了新的借条，从2015年3月到2015年9月中间的利息不算了，到2015年9月结清这112万元。
庭后孙国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侯某2与常宁淼于2018年5月30日的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一份。常宁淼陈述：他（吕红伟）借你（侯某2）姐家的钱是事实。
被告吕红伟对原告孙国增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钱并未实际交付。对证据2证人证言，二证人均与原告有直系亲属关系，而且在陈述具体时间的问题上均存在模糊的印象，因此被告不认可其证言的真实性，且证人侯某2陈述第三次借条是在封丘县劳动局对面书写的，而原告前期陈述是去被告吕红伟厂里要账书写的，两者之间互相矛盾，因此两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三性特征。证据3、4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原告交易的现金是交付到被告手中的事实，从证据4原告标注的打对号地方的时间点来看，原告支取的这部分现金与第一次庭审原告儿子孙某的证言中说是2015年3月份左右下午在郑州市中原区伏牛路汝河路口的中国农业银行柜台取款100万元整相互矛盾，也不显示有该天的取款记录，因此证据3、4与本案无关联，不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证据5的录音形式不合法，录音人员中的侯某1也是本案的证人，并且又是原告的直系亲属，被录音的两个人员没有出庭作证，再者录音内容中也不显示本案中需要待证的事实，更不显示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情，由于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了原告与被告前期存在借贷并且全部还完的事实，因此两份录音如果属实应是前期借贷的事情，与原告今天的诉请没有关联性，更不符合证据三性特征。证据6证人卜秋元的证言一没见到二没听到，只是听了原告一方的陈述，因原告与证人的特殊关系，证人的证言不真实，不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第二次庭审时本院向证人孙某和侯某2又进行了询问，被告吕红伟对证人孙某和侯某2的证言意见如下：两证人的证言与第一庭审中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其中孙某在第一次庭审中说“2015年3月份左右下午孙某去中原区伏牛路与汝河路口的中国农业银行柜台取的100万元，然后带到我家中”。而第二次庭审中，孙某说是其父亲取的钱，让孙某带到家中；还有孙某在第一次庭审中说是取过钱第二天中午被告几个人去他家拿的钱，而今天的庭审中又说是停了几天后被告去拿的钱，两次庭审证言相互矛盾。侯某1的证言也存在与第一次庭审中的证言多处矛盾的地方，综上，两个证人的证言对取款及取款的时间及交付的时间与原告庭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因此考虑到二证人与原告的亲属关系，其证言不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被告吕红伟对侯某2与常宁淼于2018年5月30日的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一份，不认可，通话人不是本案当事人，并且录音内容不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依原告孙国增申请对常宁淼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常宁淼陈述：原告提交的两份侯某2与我的录音都是侯某2私自偷录的，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我不知情。对2018年4月16日的录音，我以前听侯某2说过通话的内容，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只是重复了她以前说过的话。2018年5月30日的录音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不认识孙国增和吕红伟，他俩的事我不知道。
针对本院对常宁淼制作的询问笔录，原告孙国增的质证意见为：两份录音虽然未经常宁淼的同意，但这两份录音内容并未影响到常宁淼的权利义务，未给常宁淼造成任何的损害，从该份笔录可知，常宁淼本人对两份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是予以认可的，该笔录与两份录音相互印证，足以说明案件的借款事实。被告吕红伟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恰恰说明了孙国增提交的侯某2与常宁淼的通话录音是不真实的。
就案涉借款之前原被告双方的经济往来，本院依职权对孙国增、吕红伟进行了询问，孙国增称在案涉借款发生之前，其与被告吕红伟存在一次借款关系，数额是150万元，月息2分，三个月后，吕红伟连本带息共偿还其159万元，资金往来均是转账，但不一定是他们本人的账户。吕红伟称案涉借款之前与孙国增存在好几次借款关系，第一次借的是30万元，后来有借有还，经结算，还欠孙国增本金100万元和利息12万元，约定月息3分，都是转账，吕红伟打钱都是他的账户，孙国增的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账户，本金100万元其2014年已经还给孙国增了，只剩12万元的利息。其向孙国增要过借条，孙国增让把12万元利息还了才给他条，吕红伟没有钱还，就没有收回借条。
就其对案涉借款之前经济往来的陈述，孙国增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9月1日向吕红伟转账110万元，剩余交易记录孙国增未在本院指定日期内提交，称仍在查询中。吕红伟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转给高子涵100万元，吕红伟称是孙国增指定转到高子涵账户。
经质证，吕红伟对孙国增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不应采信。孙国增对吕红伟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不认可，无出具单位印章，形式、来源均不合法，与本案无关联，显示的仅是吕红伟前期借孙国增的借款。
本院认为，原告孙国增提交的证据1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3的形成时间是在2014年9月，与本案中借据的形成时间2015年9月相距较远，另外与证人陈述的时间出入较大，因此该取款凭证无法确定与本案有关联，故不予采信；证据4无法确定与本案有关联，故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2、5中内容相互矛盾，因此对于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卜秋元的出庭证言，因为卜秋元并未见到借款实际发生的情况，因此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2018年5月30日侯某2与常宁淼的录音内容虽然显示吕红伟借侯某2姐家即原告钱，但无法确定与本案原告主张的100万元借款具有关联性，故对该录音证据不予采信。因本院对侯某2与常宁淼的两份录音均不予采信，且常宁淼在询问笔录中称两份录音都是侯某1私自偷录的，其不知情，因此本院对常宁淼所做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告孙国增与被告吕红伟就前期借款所提交的两份银行交易明细，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举证及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2015年9月3日前被告吕红伟因借原告款欠原告利息共计12万元，2015年9月3日被告吕红伟向原告出具借据，借据载明：借据，今借到孙国增112万元壹佰壹拾贰万元（￥：1120000.00元）吕红伟2015年9月3日。该借条载明的借款包含2015年9月3日前被告吕红伟因借原告款欠付利息12万元。现原告孙国增持有该借据。
本院认为，原告孙国增提供证人孙某、侯某1的证言以证明借款合同已经履行，但是证人孙某、侯某1的证言在第一次庭审和第二次庭审中差异巨大，虽然时间过去4年之久，但是这种差异是用记忆模糊无法解释的，因此证人证明的有关借款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给付借款，因此虽然存在借据，但并未实际履行。被告吕红伟自认借据中的12万元是欠付的利息，该款吕红伟应当给付原告孙国增。原告出具的借据中并未载明利息，因此对于原告要求按照月息1分计算利息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一、被告吕红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孙国增借款利息120000元；
二、驳回原告孙国增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880元，由原告孙国增负担13286元，被告吕红伟负担159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 炜
审判员 杨军强
审判员 孙玲玲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张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