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豫05行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栾红伟，男，汉族，1972年4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合喜，安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住所地：安阳市。
负责人户俊义，该局政委。
委托代理人刘朋永，该局看守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田俊华，该局民警。
上诉人栾红伟因要求确认安阳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违法及要求安阳县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林州市人民法院（2015）林行初字第3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2000年9月21日，栾红伟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安阳县公安局执行逮捕并羁押于安阳县看守所。同年10月6日栾红伟因病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10日栾红伟以右肾积水入住安阳市人民医院，同年10月17日行右肾切除手术。因栾红伟提出异议，安阳市公安局于2001年5月10日对上述栾红伟涉嫌故意伤害案的被害人刘某的伤情进行复鉴结论为轻微伤，同年8月15日安阳县公安局撤销案件，同年8月20日对栾红伟解除取保候审，同时对栾红伟作出罚款200元的治安行政处罚。二、栾红伟于2001年11月21日向安阳县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申请，要求安阳县公安局赔偿其经济损失，安阳县公安局于2002年1月9日作出公刑不赔字（2002）第1号不予刑事赔偿决定，安阳市公安局于2002年3月20日作出公赔复字（2002）第01号复议决定，维持安阳县公安局（2002）第1号不予刑事赔偿决定。栾红伟不服该复议决定，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要求安阳县公安局赔偿其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经济损失及医疗费等损失。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作出栾红伟被逮捕决定的机关是安阳县人民检察院，安阳县公安局不应作为该案的赔偿义务机关，于2003年4月29日作出（2002）安法委赔字第6号决定书，决定维持安阳市公安局公赔复字（2002）第01号复议决定。2001年2月栾红伟要求安阳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其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经济损失，安阳县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3月4日作出安县检赔（2002）第1号刑事赔偿决定，决定不予赔偿。安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5月9日作出安检赔复字（2002）第1号复议决定，维持安阳县人民检察院不予赔偿的决定，栾红伟不服该复议决定，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栾红伟涉嫌故意伤害，被逮捕并羁押，后虽被撤销案件，但安阳县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栾红伟提出的赔偿医疗费等其他赔偿请求，均属于间接损失，依法不应赔偿。于2003年4月30日作出（2002）安法委赔字第7号决定书，决定维持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安检赔复字（2002）第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栾红伟在向安阳县公安局及安阳县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要求赔偿和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时，均曾主张自己在安阳县看守所被打伤致残并要求相应赔偿，但安阳县公安局及上述有关部门均没有采信及支持栾红伟的主张。
原审法院认为：栾红伟在向安阳县公安局及安阳县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要求赔偿及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时，均曾主张自己在安阳县看守所被打伤致残并要求相应赔偿，如以栾红伟上述诉称所述，其在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但直至2015年7月13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显然栾红伟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应驳回其起诉。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栾红伟的起诉。
上诉人栾红伟上诉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1、栾红伟被取保候审时间是2001年8月16日，原审裁定认定是8月20日错误。2、原审认定栾红伟向安阳县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申请与事实不符。2001年11月21日，栾红伟向安阳县公安局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在看守所被伤害致残的人身伤害行政赔偿，而逮捕是向安阳县检察院提出的。当时安阳县公安局告知栾红伟已经按照1995年《国家赔偿法》、《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行政赔偿依法导入确认程序，并告知栾红伟待违法侵权事实确认后，再依照赔偿程序予以赔偿，让栾红伟尽快提交控告牢头狱霸的控诉状，2001年11月22日，栾红伟即提交了控诉状。3、栾红伟多次要求安阳县公安局办理行政赔偿案，根据李奇志签字的控诉材料等证据能够证明2002年2月28日之后，安阳县公安局仍在办理栾红伟申请的人身伤害行政赔偿。4、虽然安阳县公安局表示确认了违法事实后予以赔偿，但为了抓住任何一个伸冤机会，栾红伟在申请刑事赔偿复议和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赔偿时，均提到了在看守所被伤害致残的事实。二、栾红伟未超过起诉期限，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2002年以来，栾红伟不断向安阳县公安局询问违法侵权事实确认进展情况，安阳县公安局均未明确表示不予办理、不予赔偿。直至2015年6月23日才给出书面信访答复，该答复意思表示显然是作出不予赔偿决定。栾红伟在等待安阳县公安局确认违法侵权事实和赔偿期间，应视为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期间，起诉期限应从安阳县公安局作出信访答复意见之日计算。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其他不属于起诉人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该案过错责任应当由安阳县公安局承担。栾红伟在等待安阳县公安局确认违法侵权事实期间被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请求：一、撤销原审裁定，判决支持栾红伟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二、对安阳县公安局相关责任人涉嫌渎职侵权犯罪依法移送有关部门查处；三、对案涉（2002）安法委赔字第6号和第7号决定书，依法审查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
被上诉人安阳县公安局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主要理由是：一、本案中安阳县看守所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行为。对栾红伟所述安阳县看守所是否存在不作为并致使其致害问题，安阳县公安局已经在原审庭审及答辩中提交相关证据并作出充分说明。栾红伟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二、栾红伟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在原审中无论栾红伟起诉及其当庭陈述和安阳县公安局答辩均可证实：栾红伟在向安阳县公安局及安阳县检察院等单位要求赔偿以及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赔偿时，已经能够清楚明确其所谓的“权利被侵害”，但其直至2015年7月13日之前并未提出行政诉讼。因此，原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三、栾红伟上诉提出的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明显与事实不符，无任何证据证明，而且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理查明：2000年9月21日，栾红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逮捕后羁押于安阳县看守所。后被取保候审，栾红伟出示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原件载明日期为2001年8月16日（有描写痕迹）。栾红伟提交的称是2001年11月21日的《赔偿申请书》载明：被申请机关（1）安阳县检察院（2）安阳县公安局；请求赔偿项目与金额：（1）请求赔偿非法拘禁、错误拘留、错误批捕、错误逮捕以及错案对我造成的一切误工损失计46788元；（2）因狱警玩忽职守、疏于监管致使我被犯人打成重伤、重伤后，我一再请求看病，但管教不负责任，致使我不能及时住院治疗，病情恶化切除右肾的后果，请求赔偿致残损失计20万元整。后栾红伟又提交控诉状，要求追究打人者的刑事责任并要求公安机关责令打人者赔偿其一切经济损失。栾红伟提交的安阳县公安局2001年11月27日就栾红伟递交的《赔偿申请书》中的赔偿事项作出的《受理赔偿申请通知书》中，载明：我局于2001年11月21日收到你提出的刑事赔偿申请，经依法审查决定予以受理，特此通知。此后，栾红伟在对安阳县公安局作出的不予刑事赔偿决定及复议等程序中，均提到过安阳县看守所民警不作为要求行政赔偿的内容。2015年4月24日，安阳县公安局就栾红伟向河南省公安厅反映事项作出安县公（信）受字（2015）0001号《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该告知书载明：栾红伟要求追究有关民警责任的信访事项，并决定受理。2015年6月23日，安阳县公安局作出安县公（信）答复字（2015）0001号《处理信访答复事项意见书》。栾红伟认为该意见书表明安阳县公安局对其要求该局给予行政赔偿决定不再予以确认和赔偿，2015年7月13日，栾红伟向林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安阳县看守所不作为致使栾红伟在2000年9月30日被牢头狱霸伤害致残的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确认安阳县看守所在2000年9月30日至2000年10月6日期间不及时救治，致使栾红伟伤情加重的行政行为违法；3、判令安阳县公安局赔偿栾红伟（医疗费6000元，护理费待定，康复费待定，因残疾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待定，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待定，残疾赔偿金待定）合计待伤残鉴定作出后再确定具体赔偿金额；4、判令安阳县公安局赔偿栾红伟精神损害抚慰金（待伤残鉴定作出后再确定具体赔偿金额）；5、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安阳县公安局全部承担。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按照栾红伟诉称安阳县公安局的不作为行为发生在2000年9月30日至10月6日，扣除其被羁押耽误的时间，其在2015年5月1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即已超过上述规定的最长2年的起诉且无正当理由。栾红伟在当时即已知道被诉行为，其于2015年7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栾红伟称其未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的规定，栾红伟一并要求赔偿其损失的起诉请求也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原审法院同时予以驳回起诉也无不当。本案中，栾红伟是先选择向安阳县公安局申请赔偿的，而非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附带一并提起行政赔偿，对此，栾红伟应就安阳县公安局不作出赔偿决定或者对作出的是否赔偿决定或者对作出的赔偿决定有异议的不同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在法定起诉期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栾红伟上诉主张安阳县公安局答应其待行为确认后再决定赔偿，时间长是由于安阳县公安局的责任造成，耽误的期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理由，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且安阳县公安局在庭审中也不认可答应其待行为确认后再决定赔偿。对于栾红伟认为应当以2015年6月23日安阳县公安局作出的安县公（信）答复字（2015）0001号《处理信访答复事项意见书》为计算起诉期限的起点的理由，因信访不属于起诉期限扣除的法定情形，故栾红伟认为自己起诉不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的规定，对其起诉应当裁定驳回。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崔永清
审判员 赵卫红
审判员 蔡 梅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书记员 李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