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03民初8601号原告：重庆兆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61号10-1#，组织机构代码68145377-6。法定代表人：汤海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明，重庆智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东，重庆智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杜贤超，男，197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梅，重庆中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勇，重庆中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重庆兆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旭公司”）与被告杜贤超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卓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黄萍担任法庭记录。原告兆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明、吴小东，被告杜贤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梅、贾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兆旭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不向被告支付赔偿金。事实和理由：被告作为原告公司的员工，未向原告请假，且未经允许，自2015年2月份起无故连续旷工近一个月，在此期间被告也未向原告说明理由。因此，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系自动离职，双方的劳动关系也当然自动解除，原告并未单方作出解除原、被告劳动关系的决定。被告并非系原告公司总经理，仅为原告公司一般员工，原告按照公司管理规定如约通过银行账户支付了其工资待遇及相关费用，因此被告的工资标准应当以原告实际支付为准。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渝中区劳仲委”）在未审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错误适用相关法律规定，并作出渝中劳人仲案字[2016]第120号《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该裁决书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杜贤超辩称，仲裁裁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按照仲裁裁决标准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28日，杜贤超与兆旭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汤海陵签订《重庆兆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4年责任书》，载明：“经营班子的薪酬兑现：1、总经理年薪为人民币18万元。其中6万元作为绩效考核薪酬，年底根据考核结果兑现，其余每月发放1万元。2、当公司年度经营效益指标为亏损，否决全部绩效薪酬。3、当公司年度经营效益指标为0＜R≤50万元，兑现全部绩效薪酬，不再另行奖励；当公司年度经营效益指标为50＜R≤150万元，除兑现全部经营绩效薪酬外，另行奖励公司年度税后利润的5％；当公司年度经营绩效指标为150＜R≤300万元，除兑现全部经营绩效薪酬外，另行奖励公司年度税后利润的6％；当公司年度经营绩效指标为R≥300万元，除兑现全部经营绩效薪酬外，另行奖励公司年度税后利润的7%；4、兑现绩效薪酬和另行奖励时，要扣除安全绩效的考核和基础管理的考核。”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期间，兆旭公司为杜贤超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其中2015年3月仅缴纳了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未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2016年1月7日，杜贤超与兆旭公司因赔偿金发生争议，向渝中区劳仲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兆旭汽车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9250元。杜贤超在仲裁中称，2015年3月1日，其因身体原因，经兆旭公司同意休假治疗，但兆旭公司未经其同意，即于2015年3月底单方解除了与其之间的劳动关系。渝中区劳仲委于2016年4月22日作出渝中劳人仲案字[2016]第12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兆旭公司向杜贤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9250元。兆旭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乃以本案请求起诉来院。杜贤超在兆旭公司工作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于上述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原因、解除时间及杜贤超的工资标准。兆旭公司主张劳动合同的解除原因系杜贤超2015年2月都未在岗，按照员工手册连续旷工两个工作日以上即为自动离职，离职时间为2015年2月4日，杜贤超的工资标准应当以兆旭公司实际支付为准，并举示了下列证据：1、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的工资表，上述工资表载明了兆旭公司向杜贤超发放工资的情况，其中2014年3月补差工资5000元、2014年4月为9989.31元、2014年5月为9989.31元、2014年6月为9979.61元、2014年7月为9979.61元、2014年8月为9989.31元、2014年9月为9799.01元、2014年10月为9997.07元、2014年11月为9978.64元、2014年12月为10007.74元、2015年1月为4987.37元（基本工资不含绩效工资）。2015年2月为8066元（规定天数16天，实到天数13天，扣款1875元），但该项后标注了“暂不发”，同时，该份工资表上载明了“总经办杜贤超2月26日因病离职，未办理离职手续”，“总经办杜贤超2月工作到2月25日17:30”。杜贤超对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工资表真实性认可，对2015年2月工资表不认可，称2015年2月工资表为复印件，且该工资表上无杜贤超签字，其也未收到2月份工资，但杜贤超自愿认可其2015年2月应付工资为8066元。庭审中，兆旭公司陈述，杜贤超每月实际工资根据实际上班天数+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补贴-社保，从而得出其实际发放工资，2015年2月工资未发放，是因为杜贤超当时已经离职，有些事项双方未沟通协商一致，且杜贤超本人未签字，故无法支付。杜贤超陈述，其本月实际工资就是《重庆兆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4年责任书》约定的10000元，分成两张卡支付，实发工资扣除了部分社保费用。2、兆旭公司印章使用登记簿，拟证明2015年2月16日杜贤超与兆旭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向社保部门办理停保相关手续所需要的材料上包括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均是杜贤超本人请示兆旭公司盖章，并非兆旭公司单方面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该登记簿载明2015年2月16日综合部胡米雪因“社会保险减少表盖章”申请用章，总经办签批由杜贤超签字并在盖章事由后备注“黄小琼”。该登记簿还显示，自2015年2月27日起，总经办签批人已无杜贤超签字，仅在2月27日备注有“2015年2月27日电话告知杜总”。此外，该登记簿2015年3月3日一栏载明综合部胡米雪因“社会保险减少表盖章（杜贤超）”申请用章。杜贤超对该登记簿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2015年2月16日的盖章事由明确表明是黄小琼的社会保险减少盖章，与杜贤超无关。杜贤超主张其2015年整个2月均在岗，劳动合同的解除原因系兆旭公司违法解除，其于2015年3月1日向兆旭公司请假时，兆旭公司口头告知其不用上班，后于2015年3月3日去查询社保记录，发现2015年2月16日就已经被停保，其工资标准应当以《重庆兆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4年责任书》中总经理的薪酬标准为准，并举示了下列证据：1、《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该两份信息为兆旭公司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处备案的公司登记附表中的两页，加盖有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信息服务中心沙坪坝区查询点的印章。《法定代表人信息》载明汤海陵为执行董事，并附有汤海陵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签字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8日；《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载明执行董事为汤海陵，监事为谭亚玲，总经理为杜贤超，并附有上述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三份身份证复印件上均手写有“肖剑2013.12.16”字样。兆旭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载明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其未向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的信息，杜贤超应当提交原件或申请法院提取原件，以便其核实该证据加盖的兆旭公司公章的真实性。2、兆旭公司2014年12月《利润表》，拟证明兆旭公司2014年全年净利润为1009200元。兆旭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只有杜贤超的签字，制表、财务看不清楚也不是公司员工，请求法院核实制表、财务的签字。3、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查询复印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人员减少申报表》，该两份证据为兆旭公司停办杜贤超的社会保险而向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提交的材料。《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兆旭公司与杜贤超“因双方协商一致，员工自动提出离职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于2015年2月16日正式解除。还载明“您需要办理以下交接手续：1、认真阅读《员工离职须知》；2、完善填写《离职申请表》，并交各部门领导签字认可；3、签署《离职协议》。以上事项完成后，将与公司正式解除劳动合同。”《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人员减少申报表》载明的减少时间为2015年2月16日，减少原因系“辞职”，参保单位负责人签字为“梁多”，经办人签字为“胡米雪”，经办时间落款为2015年2月16日，但社保部门经办时间为2015年3月3日。兆旭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为该证据载明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3月3日，但杜贤超在仲裁阶段并未出示，同时其认为在杜贤超未完善手续也不到公司上班的情形下，兆旭公司不可能继续为杜贤超购买社会保险，而根据社保局的规定，减少公司员工的社会保险就必须提供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人员减少申报表。此外，本院在庭审中限期要求兆旭公司向本院提交经税务机关确认的2014年度《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但兆旭公司逾期未举证。就双方举示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兆旭公司举示的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的工资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杜贤超自愿认可其2015年2月应付工资为8066元，本院予以采纳。二、杜贤超举示的《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系兆旭公司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处备案的公司登记材料，本院予以采信。该两份证据中落款有“2013.12.16”字样，可以认定杜贤超与兆旭公司在2013年12月16日已建立劳动关系，杜贤超的职务为总经理。兆旭公司虽不认可杜贤超所举示《利润表》的真实性，但其也未按本院分配的举证责任提交相应的2014年度利润报表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利润表》所反映的内容予以采信，认定兆旭公司2014年度的净利润为1009200元。《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人员减少申报表》及“兆旭公司印章使用登记簿”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人员减少申报表》中社保部门的经办时间能与兆旭公司印章使用登记簿中2015年3月3日因“社会保险减少表盖章（杜贤超）”申请用章的时间相印证，可以认定兆旭公司于2015年3月3日以双方在2016年2月16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社保部门提交了杜贤超的社会保险减少申报手续，相应材料的印章也系2015年3月3日加盖。同时，印章使用登记簿的记载情况也可以认定杜贤超自2015年2月27日起已未在兆旭公司工作。此外，兆旭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向杜贤超支付了3万元，双方就该款的性质存在争议：杜贤超称该款系按照2014年责任书的约定支付的绩效奖金；兆旭公司则称该款系经双方协商，兆旭公司补偿给杜贤超3万元，其性质相当于经济补偿。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至少于2013年12月16日前已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而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未举证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故本院对被告主张的入职时间为2013年11月予以采纳，认定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3年11月。关于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首先，原告虽向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并未送达被告，原告举示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于2015年2月16日申请离职，故原告主张系被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二，原告举示的2015年2月离职人员工资表所载“总经办杜贤超2月26日因病离职”与原告诉称被告2015年2月旷工一个月的事实主张不符，故其主张被告系自动离职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其三，被告在本案中称其于2015年3月1日向兆旭公司请假时，兆旭公司口头告知其不用上班，后于2015年3月3日去查询社保记录，发现2015年2月16日就已经被停保，而其在仲裁申请中却称2015年3月1日，其因身体原因，经兆旭公司同意休假治疗，但兆旭公司未经其同意，即于2015年3月底单方解除了与其之间的劳动关系。被告对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陈述前后矛盾，故本院对被告关于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意见亦不予采纳。综合上述分析，并结合印章使用登记簿所反映被告自2015年2月27日起未再履职的情况以及原告举示工资表中“总经办杜贤超2月26日因病离职”的表述，加之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就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定原、被告于2015年2月26日经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被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原告请求不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据上述规定，原告仍应当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关于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标准。《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国家统计局1号令）》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被告2014年的薪酬总额为230460元（180000元＋1009200元×5%），2014年的月平均工资为19205元。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被告的平均工资高于2014年度重庆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738元/月的三倍，故经济补偿的工资标准应为14214元（4738元×3）。解除劳动合同时，被告的工作年限已满一年未满一年零六个月，故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1321元（14214元/月×1.5个月）。至于原告于2015年2月16日向被告支付的3万元，原告虽称该款为经济补偿，但未举证予以证明，被告亦不予认可并主张该款系原告支付的2014年部分绩效工资。因原告未举证证明该款项的性质，综合考量《重庆兆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4年责任书》的约定及款项支付时间，本院认定该款系杜贤超2014年度绩效工资的一部分。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重庆兆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向被告杜贤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9250元；二、原告重庆兆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被告杜贤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132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重庆兆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卓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维书 记 员 黄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