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30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1，男，1937年4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全英滨，男，1937年7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女，1969年3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志华，北京市华文通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2，男，1965年1月27日出生。
上诉人杨×1因与王×、杨×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1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王×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杨×2系夫妻关系，婚后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26号。2003年10月9日，因东四危改区改造，我与杨×2一家三口被就地安置在北京市东城区2号楼7单元901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之后，我与杨×2共出资192975元，购买了该房屋。2014年12月，在我到物业公司办理业务时，发现杨×2已将诉争房屋过户至杨×1名下。杨×2与杨×1系父子关系。我认为，诉争房屋系我与杨×2的夫妻共同财产，杨×2与杨×1就诉争房屋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系二人恶意串通、侵犯我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故该《房屋买卖协议书》当为无效合同。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确认杨×2与杨×1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案件受理费由其二人承担。
杨×2辩称：北京市东城区26号房屋原是杨×1的产权房，杨×1将该房屋赠与我，但附有条件，即我必须孝顺，否则杨×1可以随时收回房屋。诉争房屋是由上述房屋被拆迁而得的安置房，杨×1想收回诉争房屋，故我给杨×1办理了过户手续。综上，不同意王×的诉讼请求。
杨×1辩称：北京市东城区26号房屋原是我的产权房。关于该房产，我与之子杨×2有协议，内容是该房屋使用权归杨×2，产权仍为我及配偶孙×所有，杨×2无权出售和抵押；如果杨×2和其妻子王×好好过日子，并照顾老人的话，我和孙×去世后，该房屋产权归王×和杨×2，否则，我和孙×有权收回上述房屋的使用权及其相关利益。上述协议是1998年10月6日签订。该房屋与王×没有关系，诉争房屋是由该房屋拆迁而来，故诉争房屋也与王×无关。只要杨×2不孝顺，我就有权收回房屋。我与杨×2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我与杨×2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并交纳了相应的税款，故我与杨×2是通过合法的手续在房管部门办理的过户手续。综上，不同意王×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所签合同当为无效合同。根据查明事实，诉争房屋系杨×2在其与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拆迁而取得的房屋，该房屋应为杨×2与王×的夫妻共同财产。王×与杨×2当庭均陈述其双方夫妻关系不和而分居多年。杨×1对此也知情。在此情况下，杨×2与其父杨×1未经王×同意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未支付房价款，将诉争房屋转移至杨×1名下。杨×2与杨×1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损害王×利益，故该《房屋买卖协议书》当为无效合同。关于杨×2与杨×1辩称其所签《房屋买卖协议书》并非正常买卖，而是履行《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杨×1收回临时注明产权人杨×2的一切权利，故该《房屋买卖协议书》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虽诉争房屋由赠与的南门仓胡同26号西房1间拆迁而得，但诉争房屋与赠与的房屋并非同一标的物。诉争房屋虽仅登记在杨×2名下，但该房屋是在杨×2与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依照法律规定该房屋应当为杨×2与王×的夫妻共同财产。杨×2与杨×1所签订的《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对杨×2与杨×1二人具有约束力，二人可履行该权属协议，但前提不能侵犯他人权利。而二人所辩称“收回临时注明产权人杨×2的一切权利”的抗辩意见，因侵犯王×的合法权利，故法院对二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判决如下：确认杨×2与杨×1于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
判决后，杨×1不服，上诉至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的诉讼请求。王×同意原审判决。杨×2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
经审理查明：杨×1与杨×2系父子关系。王×与杨×2系夫妻关系。
1998年10月6日，杨×1、案外人孙×与杨×2签订《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关于北京市东城区26号西房北数第一间房屋（建筑面积23.20平方米）的使用权达成如下协议：1、此房产的使用权归杨×2，产权仍然归杨×1和孙×，使用权人无权卖房或抵押。2、如果杨×2与妻子好好过日子，并且照顾父母，赡养父母，遇到父母生病则千方百计的求医治病使父母的病体转危为安……，在若干事实和证据面前，经专家和法律部门认定杨×2及其妻子确确实实是孝子和忠义之辈，在这种情况下，当杨×1和孙×双双辞世后，上述房产23.20平方米的产权才可归杨×2夫妇。否则，杨×1和孙×在病危之前的任何一天都有权收回杨×2对上述房屋的使用权（包括与上述房产有连锁关系和替代关系的各种利益，包括拆迁分房等，或者拆迁分房临时性的注明产权人系杨×2），有权随时收回临时注明产权人杨×2的一切权利等。该协议由杨×1、孙×和杨×2签字，并由在场见证人全×。
1999年3月26日，杨×1签署《赠与书》，将北京市东城区26号房产中西房北数第一间赠与杨×2所有。杨×2签署《受赠书》。原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对上述赠与和受赠行为进行了公证。但公证卷宗中无《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的材料，接谈笔录中没有体现出关于《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意思表示。
1999年4月19日，杨×2和杨×1办理了北京市东城区26号西房北数第一间的房屋权属转移手续，杨×2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房屋所有权证上房屋编号为南门仓胡同26号7号房屋，建筑面积23.20平方米。
2001年12月，杨×2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签订《东四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杨×2在东四危改区原住房地址26号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23.20平方米，应安置人口3人，分别为杨×2、王×、杨×3。杨×2选择就地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杨×2自愿购买甲方在东四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该安置住房为D区25号楼（施工楼号）7单元9层901号住房，建筑面积70.23平方米。第四条，实际购房款金额为192975元。第六条，甲方交付杨×2住房的日期为2003年10月9日等。
2003年10月30日，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杨×2签订《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杨×2购买的就地安置住房为施工楼号D区25号楼7单元9层901号，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楼号为2号楼7单元9层901号（即诉争房屋），合同标的物的实际位置未作变更。杨×2所签回购合同约定的建筑面积为70.23平方米，现实测面积为71.30平方米，对多出的1.07平方米，杨×2应向甲方据实结算此部分面积房价款，金额为5350元等。
2004年6月22日，杨×2取得诉争房屋的产权证，证号为东私字第×××号，建筑面积71.30平方米。
2006年12月30日，杨×2与杨×1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杨×2将北京市东城区2号楼7单元901号房屋（产权证号为东私字第×××号，建筑面积71.30平方米）出售给杨×1，房价款604695.30元等。杨×1未支付该购房款，但交纳相关税费完成过户手续，并于2007年1月30日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现王×起诉要求确认该《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
审理过程中，王×称诉争房屋系王×与杨×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拆迁而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杨×2私自将该房屋过户给杨×1，二人恶意串通，损害王×利益，故二人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杨×2和杨×1称诉争房屋系北京市东城区26号西房北数第一间房屋拆迁而来，而北京市东城区26号西房北数第一间原系杨×1的产权房，杨×1和妻子孙×将该房屋赠与给儿子杨×2，赠与时签订《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约定杨×1和孙×有权收回上述房屋（包括与上述房产有连锁关系和替代关系的各种利益，包括拆迁分房等，或者拆迁分房临时性的注明产权人系杨×2），有权随时收回临时注明产权人杨×2的一切权利；诉争房屋的购房款全部由杨×1支付；现杨×2与杨×1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杨×2将诉争房屋过户至杨×1名下，虽杨×1未支付购房款，但杨×1支付了过户所需的相关税费，此并非正常的买卖，而是履行《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杨×1收回房屋，并未违反法律相关规定，故《房屋买卖协议书》应为有效合同。杨×2与杨×1二人未将其所签订的《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告知王×，现王×亦不认可二人所签署的《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
另查，王×与杨×2于1988年10月2日登记结婚，但双方因夫妻感情不和，分居多年。对此情况，杨×1知情。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补充协议书》、《房屋买卖协议书》、《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权属登记档案、公证卷宗、结婚申请书、婚姻状况证明、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查明的事实，诉争房屋系由原登记在杨×2名下的北京市东城区26号北房西数第一间拆迁安置而取得，且王×系被安置人，故该房屋系杨×2与王×的夫妻共同财产。杨×2与王×因夫妻关系不和已分居多年，杨×1在明知此情形的前提下，仍与杨×2单独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在未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将诉争房屋产权过户至杨×1名下，明显侵害了王×对诉争房屋享有的相关权益。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杨×2与杨×1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杨×2与杨×1所称二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并将诉争房屋产权过户至杨×1名下，只是履行其二人签订的《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的行为，并非正常买卖的意见，本院认为，杨×2与杨×1虽签订了《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但随后杨×1即通过公证赠与的方式将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北小街南门仓胡同26号北房西数第一间赠与杨×2，赠与书中并未提及《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诉争房屋虽系由上述赠与房屋拆迁而来，但并非赠与房屋，故杨×2与杨×1即便履行《关于房产所有权权属的协议》，亦不应该侵害王×的合法权利。故杨×2与杨×1的上述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杨×1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杨×2、杨×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杨×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刁久豹
代理审判员 周梦峰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