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黑01刑终129号
抗诉机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韦晓军，曾用名韦小军，男，汉族，1962年8月2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小学文化，无职业，住呼兰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11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8日被逮捕，2018年1月4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马占春，黑龙江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审理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韦晓军犯诈骗罪一案，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6）黑0111刑初277号刑事判决，韦晓军提出上诉，本院于同年8月16日�出（2017）黑01刑终444号刑事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呼兰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4日作出(2017)黑0111刑初313号刑事判决。呼兰区人民检察院不服，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韦晓军服判，不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受理此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6日将卷宗移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2018年3月8日以哈检支刑抗[2018］2号《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决定支持呼兰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本院于2018年3月9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程富菊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韦晓军及其辩护人马占春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韦晓军原系呼兰区豆制品厂（以下简称豆制品厂）的厂长。2004年呼兰区政府决定对商业系统15户企业关停�其中豆制品厂在关停范围之内。2006年4月，豆制品厂被评估（评估价为347215.1元）拍卖，2006年4月29日，韦晓军以其妻子马文杰的名义以28.2万元的价格购买了豆制品厂，5月15日，马文杰又补交了65200元的土地出让金。至此，豆制品厂以347200元的价格拍卖给马文杰。2011年呼兰区启动沿河公园拆迁改造工作，呼兰区豆制品厂在此次拆迁范围，韦晓军与拆迁办商谈要拆迁补偿款，后经双方协商，拆迁办合计补偿给韦晓军8009849.5元。经侦查，韦晓军于2015年11月3日被公安机关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幸福小区抓获，翌日被刑事拘留。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2015年9月11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接到呼兰区人民检察院关于移交呼兰区豆制品厂韦晓军涉嫌违法问题的函，反映在2011年呼兰沿河带状公园改造过程中，韦晓军向拆迁部门提供已经过期的营业执照及虚假员工工资表等材料，骗取拆迁部门补偿款100余万元，同年11月4日，警方将韦晓军抓获后刑事拘留。
2.资产评估表、拍卖成交确认书及相关文件：2006年3月12日，哈尔滨市呼兰区豆制品厂经评估价值34.72万元。同年4月29日，呼兰区豆制品厂以28.2万元的价格拍卖给马文杰。
3.哈政办发{2010}8号文件《哈尔滨市处理征地拆迁中违法及历史遗留建设问题若干意见的通知》：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具有土地、规划等基本审批手续的城市房屋，补缴相关税费后，按照有照房屋给予补偿。由于法律不完善等历史原因形成的只有土地审批手续，没有规划等后续审批手续的城市房屋，经城乡规划部门确认可以补办手续的，补缴相关税费后，按照有照房屋给予补偿，经城乡规划部门确认无法补办手续的，由各区政府组织市直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复查组，依据相关法规确认后，出具书面认定意见，参照有照房屋并结合房屋构造、应缴纳税费等因素给予合理补偿。
4.呼兰区建设局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哈尔滨市呼兰区老城区房屋拆迁补助暂行规定》：对于无证照、审批手续房屋的拆迁，房屋使用人能够积极支持拆迁工作，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搬迁的给予救助补贴，建筑面积50平方米以内部分，救助补贴标准为建筑面积为每平方米800元，建筑面积50平方米以外部分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0元给予补助。
5.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15年4月20日的关于呼兰县豆制品厂拆迁补偿情况的说明：呼兰县豆制品厂房屋总面积1393.90m2,房屋实测总面积与房证记载总面积837.83m2，面积相差556.07m2,另外，除JC401333号房证有对应房屋外，其他房证均无对应房，补偿金额8009849.5元。针对土地补偿问题，区委、区政府明确表态，这个口子坚决不能开，这个规则坚决不能破，不能因一户土地给予补偿使整个呼兰拆迁补偿市场开锅，不能拔了萝卜带出泥。但是，问题终究还是要通过其他灵活变通的方法来解决，具体办法由指挥部具体商定。
6.现金转账记录、7××号房产档案查询单、房产证、房屋拆迁办的拆迁公告、拆迁计划、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1）房屋货币补偿为3800元/m2×1393.9平方米=5296820元、补贴1393.90m2×1200元/m2=1672680元、临迁补助费125451元、搬家费20908.5元、奖励费139390元。（2）从业人员补偿25人×1800元/人×6个月=270000元。（3）烟囱补偿（35米）50000元。（4）动力电补偿（50瓦千）60000元。（5）入河下水管线3道×120米/道×300元/米=108000元。（6）锅炉房2吨补偿80000元。（7）经营用的坛子1100个×70元/个=77000元。（8）经营用的缸96个×100元/个=9600元。（9）无照房屋根据2010年8号文件执行。拆迁方哈尔滨市呼兰区城管局应退韦晓军补偿款8009849.50元。
7.人员工资表及身份证复印件及张某3、于某、郝某、轩桂某于2011年2月16日，出具的关于对呼兰豆制品厂无照房屋的认定组意见：呼兰豆制品厂内的部分房屋虽然没有房照，但建成时间较长，从建成时间甄别，应认定为历史遗留问题，可按哈政办发{2010}8号规定给以补偿。
8.证人曹某1的证言：
（1）2015年11月25日、12月25日的证言：2011年呼兰区沿河公园拆迁改造工作他参加了，当时他是呼兰区拆迁管理办主任。呼兰区豆制品厂在此次拆迁范围，呼兰原豆制品厂厂长韦晓军找到他说豆制品厂是韦晓军买的，豆制品厂要拆迁，韦晓军要拆迁补偿款1200万至1500万，他没有答应，后来韦晓军又提出要商服和住房，也是价格过高，他们接受不了。经过几次反复谈，韦晓军将价格降到1000万，拆迁指挥部把这个价格向区政府汇报，区里认为价格还是高，区里建议“打包成捆”一次性补偿。后期他找韦晓军谈，谈到了800万元左右，韦晓军同意了。韦晓军要求把地面上附着物进行核算，一起补偿，按照区领导的指示，他们工作人员同韦晓军商定补偿价钱以哈尔滨及区里文件变通，不补偿土地、围墙和砖地，用27万元工人工资抵偿上述补偿款，合计补偿给韦晓军800余万元。
（2）2016年4月12日的证言：韦晓军向拆迁办提供的7××号房产证他们到房产局调取房产档案，证明这套房产真实有效，对于无照房屋的补偿由评估公司定补偿标准，按照哈尔滨市政府{2010}8号文件补偿，主要以房产证照、规划审批书、和土地证为主，营业执照不是最主要的。韦晓军向他们要土地、院墙、砖地的补偿款，大概有六七十万元，他们请示拆迁指挥部，领导指示他们变换一下思路给予韦晓军相应补偿，27万元就是给韦晓军的变相补偿。
（3）2016年7月13日的证言：7××号房产是按照有照房屋给补偿的，按每平方米5000元给予的补偿，一共是72.2万元。当时补偿的方式是看房产是否是真实有效，他们到房产住宅局去查有底档，在原址上还有房子，房产证和房子能对上，于是他们就将这笔钱补偿给韦晓军了。当时韦晓军隐瞒了豆制品厂7××号房产被核销的事实，他们也没有对7××号房产进行单独核实，这也是他们工作中的疏忽。韦晓军提供了工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工资表，当时他们为了抢工期抢进度，没有对韦晓军提供的材料逐一核实，在征得领导同意后，他们才给韦晓军补偿27万元工资款，后来知道韦晓军向他提供的工资表是韦晓军自己伪造的，他们被韦晓军骗了。现在知道这些情况以后，他们认为72.2万元不应该补偿给韦晓军。
（4）2016年11月9日的证言：在2011年的拆迁改造中，有证房和无证房的补偿标准是有区别的。有证房屋按照每米4000元左右，这个标准是按照评估公司的评估意见决定的。无证房屋是按照房屋使用的价值定的，分每米300元、500元、800元给予补偿。韦晓军的7××号房产是按照有证房每米3800元，加上拆迁补贴每米1200元合计5000元每米给予补偿的，该房产144.4米，合计给予补偿72.2万元。如果按照无照房屋给予补偿，应该按照每米800元进行补偿。如果韦晓军向拆迁部门说明该处房产已经早被政府收回，拆迁部门肯定不会按照有照房屋给予补偿。韦晓军提供的工人工资补偿27万元的工资表，韦晓军当时说豆制品厂还在生产经营中，要拆迁就得给工人进行工资补偿。当时韦晓军向他们要土地、院墙、砖地的拆迁补贴，大约有100万元，�为当时这种情况比较多，拆迁部门请示领导后，领导表示不能开土地补偿这个口子，韦晓军既然提供了27万元工人工资表，就补给韦晓军。韦晓军刚开始要1500万元补偿款，后来请示领导，领导指示按规定办理，该给补偿的补偿，所以对豆制品厂的厂房、设备及厂房内的附属物按规定相应的给予了补偿，是逐项给予的补偿，不是整体打包价补偿800万元。
（5）2017年11月17日的证言：豆制品厂不是按照整体打包补偿的，是按照分项补偿的。
9.证人张某1的证言：2011年1月，他代表拆迁办参加沿河带状公园拆迁工作。韦晓军当时提供了豆制品厂的营业执照、代码证书、2至11月份的工资明细表、从业人员身份证明，还有房屋的产权证、土地证等。当时他的领导呼兰区拆迁事务所所长崔某1拿来一张纸，上面写着对豆制品厂的补偿事宜，并说这是经拆迁办领导�究决定的，他按领导决定的，把它抄写在补偿协议书上，签订的具体时间是2011年1月29日。韦晓军在拆迁办现场签的字，当时他签的是“韦晓军代呼兰县豆制品厂和曹某3”签的字。
10.证人曹某2的证言：2011年，原呼兰豆制品厂的征地拆迁工作他参与了。当时拆迁办的拆迁小组组长是崔某1，崔某1具体负责拆迁摸底调查。原呼兰豆制品厂厂长韦晓军要价过高，不是要商服就是要异地搬迁，拆迁办经会议研究，形成一个以货币补偿的建议，上报给拆迁指挥部。后来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书，是根据现场情况和韦晓军提供的材料制定的。
11.证人崔某1的证言：
（1）2015年12月25日的证言：2011年，呼兰区呼兰河带状公园改造过程中，他担任拆迁小组组长。呼兰区豆制品厂的拆迁是由韦晓军递交的拆迁补偿材料，韦晓军说豆制品厂被其买下了，豆制品�拆迁的事都由韦晓军说了算。韦晓军当时要求拆迁办对豆制品厂补偿1200万至1500万元，韦晓军向拆迁办提供的房照大概有六七本，其中包括7××号房产证。曹某1主任说已经向区里汇报完了，同意补偿给豆制品厂800万元。补偿的项目有搬家费、奖励费、临时补助费、从业人员补助、锅炉损失费、缸罐等、排水管线拆迁补偿、烟囱等拆迁补偿费。7××号房产当时按照有照房屋补偿72.2万元，当时豆制品厂已处在关停状态，韦晓军提出要其他的补偿，经拆迁指挥部商议后以变通的形式给韦晓军补偿了27万元。拆迁补偿款一共800万元打到韦晓军的账户。
（2）2016年11月10日的证言：韦晓军在此次拆迁时提供的7××号房产在房产局有底档，所以是按有证房补偿的。韦晓军当时提供的7××号房产证，面积是144.4米，按每米5000元补偿的，一共补偿72.2万元，当时不知道7××号房产已被政府收回，对给予韦晓军的补偿款，是按照当时的动迁价格逐项补偿的。无证照房屋按照每米800元给予补偿。
（3）2017年11月17日的证言：豆制品厂不是按照整体打包补偿的，是按照分项补偿的。
12.证人曹某3的证言：2000年，他和韦晓军、李某1、张某2一起合买过豆制品厂内一套59.29米的房屋，每人出资16000元，房产落的他的名，豆制品厂拆迁的事他不知道，拆迁后韦晓军给了他们每人7万元。
13.证人张某2、李某1的各自证言，与曹某3陈述内容一致。
14.证人范某的证言：她于1992年到呼兰豆制品厂做出纳工作，1994年豆制品厂关停，郑某、她和一个外聘的会计留守，后来郑某走了，她、韦晓军、尹某2又留守，一直到2005年企业改制。
15.证人尹某1的证言：她是2000年7月份调入呼兰区房屋拆迁办公室工作，对于企业未年�过期的营业执照应按照无效营业执照来对待，营业执照无效按住宅房屋进行补偿，如果确实存在动迁时正在生产经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规定适当补偿。
16.证人王某1的证言：他于1996年7月调入呼兰区商业局任党委副书记。2003年呼兰区商业局改名为呼兰区商业总公司，他担任商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呼兰区豆制品厂是商业总公司的下属国营单位。2004年开始企业改制，豆制品厂在改制范围，厂长是韦晓军，厂里的员工全部买断工龄，成为社会自然人。2006年豆制品厂的厂房经政府同意进行拍卖，韦晓军以其大舅哥的名义购买，豆制品厂评估价格是34.7万元，以28.2万元拍卖成交，不包括土地转让金，韦晓军后来又补交了6万元土地出让金，这些钱都交给商业总公司了。豆制品厂有一处草房是7××号房产，已经塌了，韦晓军购买豆制品厂后，又在原址把房子盖起�了，可能是为了拆迁多得点钱，这套房产是国有资产，已经收回政府了，在拍卖豆制品厂时卖的是固定资产，也就是地上附着物，土地不在买卖范围内。韦晓军得到房产后没有过户。
17.证人张某3的证言：2011年呼兰区沿河带状公园改造时，他是认定组成员。当时他去豆制品厂看过没有正在施工的违章建筑，他就签字了，7××号房产有房产证，不包括在内。
18.证人王力、邢某、焦某、李某2等人的证言：他们2011年以前没有在呼兰豆制品厂工作，也不是豆制品厂的工人，2011年2月至11月份的工资签字不是他们签的，也没领到工资。
19.被告人韦晓军的供述：他原来是呼兰区豆制品厂的厂长，豆制品厂是呼兰区商业局的下属单位。2004年呼兰区政府清产核资，豆制品厂在范围内被关停，他作为豆制品厂的原厂长在豆制品厂留守。2006年，呼兰商业局对豆制品厂的厂房进行拍卖，他以他大舅哥马文军的名义支付28.2万元买下了豆制品厂。2011年呼兰区沿河带状公园的改造过程中，他用豆制品厂获得国家拆迁款800余万元。
在拆迁过程中，他向呼兰区拆迁办提供了早在2006年被清产核销的呼房管7××号房产证，用这套房子骗取国家补偿款72.2万元。因为他听别人说有工资表就能证明豆制品厂还在生产，工人工资的补偿还能多一些，为了多得补偿款，他又在呼兰区一个彩票站找来25个买彩票的人，这25个人他不认识，他求那些人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冒充豆制品厂的职工，他做的工资表交给拆迁办，领取国家拆迁款27万元。7××号房产在他购买豆制品厂时产权证存在，但房子不在了，是他买完房子后在原址重新又盖的房子。
韦晓军在2016年11月30日的供述：7××号房产是他向呼兰区房屋征收办提供的，27万元�工工资表也是他向房屋征收办提供的，豆制品厂当时没有生产经营，工资表是他找人填写的，他和征收办已经谈好总价800万元，才向房屋征收办提供的房产证，当时7××号房产证和其他房产证在一起，他一起向房屋征收办提供的。
韦晓军当庭供称自己无罪，这些钱都是合理取得的。其在公安机关没有承认过诈骗。
原审法院认为，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呼兰县豆制品厂拆迁补偿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记载，呼兰豆制品厂提出要求产权置换安置或者最低1200万元的货币补偿，如购买产权调换安置，需要花费1400万元，为了节省资金，推进工作，按期完成公园建设，改善呼兰区城市面貌，经过对被拆迁人大量反复、耐心细致的工作，议定补偿款为800万元，经区政府和相关部门无异议后，最终与被拆迁人以800万元签订补偿协议。此书证与拆迁办主任曹某1、拆迁组组长崔某1的前两次证言，与韦晓军的辩解互相印证，证实800万赔偿款是一揽子解决拆迁。而曹某1、崔某1对各自证言的前后变化，均未作出合理解释，对改变后的证言依法不予采信。
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呼兰县豆制品厂拆迁补偿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记载，按照土地管理法和黑政发【2003】48号文件规定，拆迁规划内的土地在房屋拆迁时应予以补偿，被拆迁的居民尖锐地提出土地不给补偿系政府违法，呼兰区委、区政府明确表态，这个口子不能开，这个规则不能破，不能因一户土地给补偿使整个呼兰拆迁市场开锅，但是问题要通过灵活变通的方式解决。具体办法由指挥部商定。800万补偿款包含了土地使用权，但是这部分补偿款是通过变通为从业人员工资的方式进行体现。上述内容与曹�1、崔某1的前两次证言，与韦晓军的供述互相印证。据此，现有证据不能排除拆迁部门对韦晓军提交虚构25人工资单，取得27万元补偿款的行为系明知，是一种一揽子解决的变通行为。
综合全案证据分析，如果是一揽子解决呼兰豆制品厂的拆迁问题，韦晓军在厂院内的7××号房产原址上翻建的房屋是否有产权证、产权是否真实对于拆迁数额没有任何影响。退一步讲，即使拆迁数额是经过验收后逐项评估测算所得，韦晓军提交7××号的房产证诈骗补偿款的事实亦不能成立。理由是，按照韦晓军的供述，7××号房产是2007年和其他无产权证的房屋一并翻建的，证人张某3证明韦晓军的场地没有突击建设的行为，按照呼兰区沿河带状公园房屋拆迁认定组成员张某3、于某、郝某、轩桂某，于2011年2月16日出具的关于对呼兰豆制品厂无照房屋的认定意见，呼兰豆制品厂部�房屋虽没有房照，但建成时间较长，应认定为历史遗留问题，按照【2010】8号文规定补偿，可见7××号房屋即使没有产权证，也符合与其他无证房屋相同的补偿条件。结合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房屋价格评估公示表、呼兰豆制品厂拆迁补偿的情况说明记载，呼兰豆制品厂房屋全部面积1393.90米，不论是否有产权证均按照5000元每米予以补偿，产权证是否核销对韦晓军取得补偿款的数额没有任何影响。故公诉机关指控韦晓军犯诈骗罪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人韦晓军无罪。
宣判后，原公诉机关认为，原审以无出具人的《关于呼兰县豆制品厂拆迁补偿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为主要依据，认定涉案补偿是一次性打包而非逐项补偿，从而判定韦晓军不构成诈骗罪错误。韦晓军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与曹某1、崔某1改变的证言相互印证，故应认定韦晓军诈骗事实。韦晓军在7××号房屋原址自建房产属于违建房屋，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于某、郝某、轩桂某均未找到，故涉案认定系历史遗留问题的认定意见真实性无法确定。在韦晓军相关辩解无任何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其他无照房产按5000元每平方米补偿，就简单推定7××号房产也会按照该数额进行补偿。本案被害人是国家财政，并非拆迁指挥部，韦晓军伪造骗取27万元的相关材料的目的，是为了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曹某1、崔某1作为审核人员应予审核且因其并非被害人而不存在自担风险情况，故即使二人明知韦晓军提供的材料系虚假材料未予审核，不能阻断韦晓军诈骗犯罪的成立，仅能说明二人可能存在渎职行为或者和韦晓军共同诈骗的行为。据此，原审应当结合韦晓军的有罪供述、虚假工资表及拆迁协议等书证，以诈骗犯罪追究韦晓军的刑事责任。
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以哈检支刑抗[2018］2号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认为，原审法院错误采信哈尔滨市呼兰区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情况说明，该说明无出具人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求，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涉案7××号房产系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存在变相补偿而错误适用法律，故一审判决韦晓军无罪错误，应由二审纠正。
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当庭认为，韦晓军诈骗7××号房产补偿款，以及诈骗27万元工人工资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原审被告人韦晓军辩称，当时讲好一共是800万元补偿。拍卖时涉案房产存在且其对是否核销并不知情，其无照房产亦按5000元每平米进行补偿，曹某1告知其制作形成27万元的工资表系因烟囱、围墙没法报，是政府让变相给的补偿，故其否认诈骗犯罪。原审法院的判决公正还其清白，请求终审法院驳回抗诉。
辩护人当庭依然认为韦晓军无罪。首先，韦晓军系小学三年文化，经辩方申请控方对讯问时的录音录像调取不能，故警方制作其有罪供述笔录的依法合规存疑。原判采信韦晓军当庭无罪辩解正确，并不存在同时采信在侦查阶段有罪供述情形。其次，情况说明是呼兰区政府拆迁办向控方提供的，有加盖的拆迁办公章而非无出具人，原审作为定案根据并无不当。再次，有关7××号房产证是否被核销，韦晓军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并不知情。其通过竞拍取得的呼兰区豆制品厂的资产不仅包括房产，还包括厂区土地使用权。在7××号房产原址翻建新房，确系韦晓军出资兴建亦非违建，且事实证明有证房产和无证房产的补偿标准并无区别。韦晓军与拆迁办关于补偿款的谈判系整体�包式谈判，最终成交价也系整体打包价。最后，协议上的员工补偿款系对韦晓军提出的土地、院墙等补偿款的变相补偿。拆迁部门承认27万元工人工资补偿款系变相补偿，说明拆迁部门明知对工资补偿款实际上并不存在。另外，依据曹某1、崔某1后续改变的证言作为抗诉和支持抗诉的证据错误，经法庭传唤证人拒绝到庭并未对改变的证言作出合理解释，依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据此，抗诉意见不能成立，请求法庭维持原审无罪判决。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审相一致。
针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意见，原审被告人韦晓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现概述并裁断如下：
一、有关《关于呼兰县豆制品厂拆迁补偿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无出具人的问题，经查，反映涉案补偿是一次性打包而非逐项补偿�该书证材料，加盖拆迁办印鉴但无制作人署名属实，且系来自侦查机关制作的指控卷宗。按照我国刑诉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之一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情形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以及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故该虽加盖公章但确无出具人署名的《情况说明》，说明的问题具体、客观、较详尽，且与纪检调查期间的证人证实情况相互吻合。鉴于“打包一次性补偿”、“变通合理补偿”等等，与拆迁指挥部拆迁房屋认定组张某3、于某、郝某、轩桂某于2011年2月16日出具，按“历史遗留问题”及政府8号规定予以补偿印证，尚不能排除韦晓军辩解的其与拆迁办讨价还价，最终以800万元打包一次性补偿，以及拆迁办明知甚至授意其伪造工资单从而变通补偿等的事实成立。原审在上述尚未排除合理怀疑的相互矛盾事实存在的情况下，依法对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的裁断准确。
二、有关抗诉机关提出韦晓军在7××号房屋原址自建房产属于违建房屋，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于某、郝某、轩桂某等出具的认定意见互相矛盾。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被告人的有罪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故原审在控方对否定系历史遗留问题的认定意见真实性举证不能，在韦晓军提出的相关辩解尚不能完全排除可能的情况下，出于对被告人有利原则，推定7××号房产也会按照其他无照房产按5000元每平方米补偿，即产权证是否核销对韦晓军取得补偿款的数额没有任何影响等事实认定，并无不当。况且，该房产已核销的书证由控方调取不能。另外，在不能排除韦晓军辩解的其与拆迁办讨价还价，最终以800万元打包一次性补偿，以及拆迁办明知甚至授意其伪造工资单从而变通补偿等的事实成立，韦晓军尚不具备构成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方面要件。据此，涉案补偿款权属所有者为何，曹某1、崔某1是否存在渎职行为或者和韦晓军共同欺诈的行为，均不属于以诈骗犯罪追究韦晓军刑事责任的理由。
综上所述，原公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乙丁
审 判 员 李成林
审 判 员 张昭富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法官助理 宋 研
书 记 员 李宇杭
本裁定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明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