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6民终1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151号盛世太白19层1901室。法定代表人刘书海，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占平，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延安市文物局，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路新洲小镇。法定代表人裴小元，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占德、曹林宜，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延安市文物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6）陕0602民初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占平，被上诉人延安市文物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占德、曹林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陕0602民初578号民事判决，判令合同继续履行。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实际违约方是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违背事实，作出的判决有失公正。根据合同约定，抗小旧址保护区建设用地99亩，由延安市政府办理相关手续，交给上诉人用于抗小旧址保护区建设，土地所有权归延安市政府。合同约定，项目拟于2011年5月份开工，建设周期为三年，第一年完成旧址保护区建设，第二年、第三年完成其他区建设。由此可见，延安市政府最迟应于2011年5月前将99亩土地划拨给上诉人。但直到2014年3月，延安市人民政府才下达了17号文件《关于印发宝塔区枣园镇邓家沟村和下砭沟村土地收储项目征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而这仅仅是出台了一个方案。时至今日，上述开发区域的征迁安置工作依然毫无进展。合同中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明确约定：被上诉人负责将给水、排水、用电、通讯、燃气等项目相关市政公共设施铺设到项目规划区接口处。时至今日，被上诉人未履行上述义务中的任何一项；被上诉人在2014年9月5日第67号《关于延安抗小遗址景区项目建设的函》中写到:“经请示市政府，同意上诉人在全额退还提前售楼款，依法按照土地相关政策取得项目用地、并缴纳土地出让金后，继续推进延安抗小景区项目。”但是当甘肃省万州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考察了该项目，并表示愿意将三千多万交由法院负责退还售楼款时，被上诉人又出尔反尔，拒绝万州公司介入，要将上诉人准备了五六年的项目收回。以上种种，都说明被上诉人不能如期将土地交给上诉人建设，这一重大违约行为，是该合同无法履行的根本原因。一审判决已然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合法有效，但却回避了被上诉人不能交付土地的违约行为，一味强调上诉人资金不足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解除合同，这样的判决显然是极不公正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直至一审开庭时仍然不具备交付土地的条件，而上诉人为了履约，只能做一些外围工程和文物资料、遗址展品的收集征购工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资金不足无法履行合同的认定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上诉人为履行合同，实际支出数千万元的费用，一审判决对此只字未提，拱手将项目成果转让给被上诉人。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撤销原判，判令合同继续履行。延安市文物局辩称,2011年4月17日，答辩人就延安抗小遗址公园项目在第十五届西洽会上与上诉人签订《项目合同书》，合同约定：项目总投资17亿元，由答辩人协助上诉人办理项目相关批准手续，上诉人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和项目建设，按规划建设进度保证资金到位。合同签订后，答辩人依据合同积极配合上诉人进行相关手续的办理，截止2014年9月5日，答辩人配合上诉人办理的省、市、区等多部门相关手续共计20份，答辩人并无违约情形。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最主要的义务是筹措资金，但截止目前通过种种行为表明，上诉人根本无能力履行该义务。上诉人上诉称，甘肃省万州投资公司愿意出资退还售楼款并继续推进项目，但据答辩人同万州公司接触，万州公司并无继续推进项目的意向。因此，上诉人截止本次开庭，仍然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上诉人在无商品房销售或预售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甚至项目也未动工建设的情况下，2013年12月1日上诉人不惜涉嫌犯罪与陕西盛京投资管理公司签订了《以售代融合同》公开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2016年1月28日被宝塔区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构成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处罚金30万元人民币，现该判决已生效。上诉人实力有限，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且无动产，抗小项目共需投资17亿元，上诉人无法满足筹资条件。上诉人实际能力有限，上诉人法人刘书海在刑事案件中供述可知，项目至今投资共计3100万余元，其中上诉人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为5043万余元，意味着上诉人前期投入的资金全部来自于上诉人非法集资所得。公安机关要求上诉人退还购房人的购房款时，上诉人经多方筹借仅向被害人退还了287万元现金。而且上诉人现在没有任何渠道可以筹集资金，也没有银行愿意提供贷款。上诉人严重资不抵债。上诉人所吸收的公众存款除部分由刑事案件的上诉人占有外，大部分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和此前其他债务，除已经退还的赃款外仍有3000余万元无法退还。因此，上诉人现已无能力继续履行合同。原审法院基于上诉人履约能力及法定解除事由而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请求。延安市文物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所签订的《延安抗小遗址公园项目合同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被告向原告提交由其编制完成的《延安抗小遗址公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总体规划方案》，经原告组织有关专家讨论，并经原告局务会议研究，于2011年3月29日向被告作出批复，同意被告自筹资金，建设延安抗小遗址公园。2011年4月，延安抗小遗址公园项目在第十五届西洽会上作为延安市招商引资项目，由原告与被告签订《延安抗小遗址公园项目合同书》，合同约定：由被告承建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邓家沟延安抗小遗址公园项目，该项目总投资概算为176576万元，由原告协助被告办理项目相关批准手续，被告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和项目建设，按规划建设进度保证资金到位。合同同时约定项目拟于2011年5月份开工，抗小旧址保护区建设用地99亩，由延安市政府办理相关手续，交给被告用于抗小旧址保护区建设，土地所有权归延安市政府。其它项目区建设用地约240亩，按照国家有关土地政策转让给被告。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被告资金短缺，其在未经国家任何部门批准、也未取得商品房销售或预售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3年12月1日与陕西盛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以售代融合同，通过发放传单、以出售住宅楼、出售商铺的名义，面向社会公众销售楼房，共吸收资金50392249元。被告的上述行为经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2015）宝刑初字第00193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该判决已生效。另查明，因当时被告尚未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在总投资概算为176576万元上签章的系被告法定代表人刘书海所投资成立的延安金德利工贸有限公司。2011年5月16日，被告在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此后，涉及延安抗小遗址公园项目的审批手续，以及原、被告日常的业务联系等均以被告延安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签订的《延安抗小遗址公园项目合同书》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该合同是否具备解除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具有上述情形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合同约定项目总投资概算为176576万元，由原告协助被告办理项目相关批准手续，被告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和项目建设，按规划建设进度保证资金到位。由于被告资金短缺，其在未经国家任何部门批准、也未取得商品房销售或预售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3年12月1日与陕西盛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以售代融合同，通过发放传单、以出售住宅楼、出售商铺的名义，面向社会公众销售楼房，共吸收资金50392249元。被告的上述行为经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2015）宝刑初字第00193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该判决已生效。由此可见，以被告的资金实力根本无法履行与原告所签订的合同，原告从根本上无法实现其签订合同的目的。因此，对原告起诉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的诉请，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依法解除原告延安市文物局与被告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延安金德利工贸有限公司）间于2011年4月7日签订的《延安抗小遗址公园项目合同书》。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实际由被告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于本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延安市文物局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6）陕06刑终51号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上诉人在一审刑事判决作出后未上诉，一审的刑事判决对上诉人来讲已经生效，上诉人筹资能力有限，已涉嫌非法集资，无能力继续履行合同中约定的筹资义务，已构成预期违约。2、提交视频光盘1份，用以证明：在上诉人公司法人刘书海向公安机关供述的笔录中，所有西安、延安的办公场所中没有工作人员。证明上诉人公司的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上诉人在被确认触犯刑法后丧失了商业信誉，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如此大标的合同的能力。上诉人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判决虽然认定了上诉人的非法集资行为，但是不能作为被上诉人毁约的理由。由于被上诉人的违约导致上诉人不能如期开发建设，所以迫于无奈进行融资。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为：公司注册之后公司的所在地就移到延安了，因为项目在延安，所以原来的注册所在地没有人是客观事实，证明不了抗小公司的经营能力，所以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由于法定代表人被判刑，公司客观上存在经营不良的情况，但是其原因与被上诉人违反合同，要收回项目是分不开的，如果判令我们继续开发抗小项目，我们保证在一个月期内，将公司正常运转起来，所以被上诉人认为我们没有经营能力，从而要撕毁协议，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系我院生效判决，该判决内容可以证实上诉人因资金短缺而通过犯罪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确无能力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故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依法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亦可以证实上诉人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经营不良，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故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依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上述事实有书证、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这些证据已经一、二审开庭质证、认证，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上诉人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延安市文物局签订的《延安抗小遗址公园项目合同书》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项目总投资概算为176576万元，由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办理项目相关批准手续，上诉人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和项目建设，按规划建设进度保证资金到位。由于上诉人资金短缺，其在未经国家任何部门批准、也未取得商品房销售或预售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3年12月1日与陕西盛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以售代融合同，利用抗小项目，通过发放传单，以出售住宅楼、出售商铺的名义，面向社会公众销售楼房，共吸收资金50392249元。上诉人的上述行为经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2015）宝刑初字第00193号刑事判决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该判决已生效。上诉人的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损坏了社会公德、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建设抗小遗址公园，并由上诉人合法享有和经营除旧址保护范围外的其他项目。但上诉人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上诉人在法定代表人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后，至今未更换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状况不良，双方签订合同时合法且安全的履行项目开发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因此，被上诉人延安市文物局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亦存在违约行为问题，因被上诉人主张的解除合同条件已经成就，故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损失问题，因上诉人并未就相关损失提出反诉主张，故一审法院未予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陕西抗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程晓元审 判 员  周俊杰代理审判员  祁泽胤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周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