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62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女，1956年9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3（高×之女），1993年1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1，男，1952年10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4，男，2011年2月24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王×2（王×4之母），1980年9月28日出生。
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卫毅，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上诉人高×因与王×1、王×4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6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2月，高×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王×1原系再婚夫妻，于1992年1月登记结婚，2006年4月协议离婚。王×1与前妻育有一女王×2，系王×4之母。我与王×1婚姻存续期间育有一女王×3。1994年10月14日我与王×1居住的44号房屋拆迁安置了两套房屋，分别是202室（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与2号西房一间（公房）。前者是我与王×1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购买时享受工龄优惠，用了我18年工龄和14年教龄。我与王×1于2006年4月18日在原宣武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当时并未对该房屋进行任何处分。结合上述事实，我认为涉案房屋是我与王×1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属于共同共有。但2013年3月21日，王×1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擅自将我二人共有的房屋卖与王×4，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现起诉要求确认王×1与王×4于2013年3月21日就涉案房屋所签买卖合同无效。
王×1、王×4共同辩称：第一，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房屋为高×与王×1离婚时漏分的财产。我们认为该房屋已经在协议离婚时进行了分割，是王×1的个人合法财产。高×所述房屋安置及2006年离婚协议中未涉及涉案房屋的情况均不属实。44号房屋是王×1前岳父史×1居住的房屋，1994年该房屋拆迁安置了涉案房屋。王×1与前妻史×2结婚10年，1989年史×2自杀身亡，为了让双方之女王×2受到较好的教育，王×1的户口落入史×1的房屋中，孩子由史×1夫妇抚养。后王×1与高×组成了新的家庭。44号拆迁时，史×1明确表示将房屋安置给王×2，当时王×1新家庭表示同意。同时王×1将2号公房改为史×1承租。可以说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王×1的新家庭已经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处分。1997年涉案房屋建成后一直到王×1与高×离婚，虽然房屋登记在王×1名下，但房屋的使用人占有人均为王×2。2006年王×1与高×离婚时，他们名下有两套房屋，分别是涉案房屋（一居室约40平方米）与朝阳区松榆西里房屋（二居室），对于这两套房屋王×1从无转移、隐瞒，当时其明确放弃了朝阳区松榆西里的房屋及其他财产，但是并未放弃涉案房屋。因为前述1994年安置情况，十几年来大家已经对房屋处分没有异议，所以才促成了离婚协议，否则协议不可能达成，也是不公平的。离婚后王×1与王×2居住涉案房屋直至2013年，高×从未提出异议，高×的行为已经表明她承认涉案房屋系王×1的个人财产。第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卖方王×1是在离婚七年后对自己名下房屋作出处分，买方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卖房的合理性。现在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依法办理了过户，所以该合同应受法律保护。综上，我们不同意高×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相应证据。202号房屋系高×与王×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拆迁安置所得，使用了双方工龄优惠，虽登记于王×1名下，但应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2006年4月18日高×与王×1离婚时双方曾经就财产分割问题进行了约定，高×在明知存在涉案房屋且登记于王×1名下的情况下并未要求分割该房，同时约定高×取得另一处房屋权属，王×1放弃权利，而在双方离婚后多年间高×亦未就涉案房屋的分割问题主张权利，足以使他人相信其放弃了对涉案房屋的权利，在此情况下王×4有理由相信王×1对房屋享有权利，且双方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已经履行了房款支付及所有权变更手续，因此现高×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确认王×1与王×4之间所签《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4月判决：驳回高×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高×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诉请求。高×的主要上诉理由为：涉案房屋是我与王×1的夫妻共同财产，我也一直在主张权利，因王×1答应房子给王×3故我们在离婚时没有对此房屋进行分割，而原判对于我对该房屋的权利所做认定完全是主观臆断，没有证据支持；王×1与王×4之间的买卖不真实，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是他们恶意串通所为。王×1与王×4均同意原判结果。
经审理查明：王×1与高×原系夫妻，双方生育一女王×3，于2006年4月18日协议离婚。王×2系王×1与其前妻史×2（1989年死亡）所生之女，王×4系王×2之子。史×1为王×2之外祖父，史×3为王×2之姨母。
1994年10月14日，原宣武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甲方）与王×1（乙方）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乙方住址菜园西里44号，在拆迁范围内有自建住房一间，居住面积14平方米。有正式户口三人，应安置人口四人，分别是王×1、妻高×，长女王×214（一居）、次女王×31岁。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建功北里2#4门二层独居，房屋一间，建筑面积41.62平方米。安置平房一间，地址：2#西房一间22.5m2，并由王×1申请改为史×1承租。202号房屋购买时折抵了王×1与高×工龄优惠。上述合同的乙方签字处，在委托代理人项下有”王×1、史×3”的签字。同日，王×1交纳了购房款项23307.2元，交款人处亦有”王×1、史×3”的签字。后，王×1作为所有权人取得了202号的所有权登记。
2006年4月18日，高×与王×1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离婚后子女王×3由女方高×自行抚养；现住房18#楼一层房及室内财产归高×所有，男方放弃；无债权债务。
2013年3月10日，王×1（出卖人）与王×4（买受人，法定代理人王×2）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其中约定：出卖人所售房屋坐落为202号，建筑面积48.67平方米；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该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000000元。2013年3月26日税务部门为双方开具了支付房款1000000元的发票。2013年3月27日，王×4作为所有权人取得202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
审理中，高×表示在离婚是考虑到王×1经济情况不佳，且王×1答应将房子以后为王×3上学所用，故其当时并未提出分割涉案房屋的主张，但并未放弃自己的权利。
王×1及王×4的法定代理人王×2均到庭表示，涉案房屋为王×2外祖一家出资为王×2购买的，并非王×1与高×的夫妻共同财产，仅是以王×1的名义进行了所有权登记，因双方对此并无异议，故王×1与高×的离婚协议中没有对该房屋的分割内容。2013年3月，王×1与王×2商定将房屋的产权还给王×2，为了便于操作，双方以签订买卖合同的形式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并无钱款交付，亦非真实的买卖关系。
1991年10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适当增加安置面积的标准：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成员中年满13周岁以上的子女和其他单身成员，按异性分室、同性不分室的原则安置，13周岁以上的同性成员三个以上的，适当增加居室安置；两个以上不满13周岁的子女，与父母分室安置；男年满26周岁、女年满24周岁的未婚子女，分室安置。”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宣房经营开发公司收款凭证、离婚协议书、离婚证、《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202号房屋系王×1在与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被拆迁人，取得的安置房屋，并经出资购买取得了房屋所有权，应为王×1及高×的共同财产。虽王×1与高×的离婚协议中没有对该房屋的分割内容，但亦没有证据证明高×曾明示放弃对房屋享有的权益，故原判关于高×在离婚时没有分割且离婚多年间未主张权利，即足以使他人相信其放弃对涉案房屋权利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王×1与王×2所述涉案房屋原为王×2所有一节，本院依据现有证据及可以查明的事实进行如下分析：首先，关于王×1与拆迁人所签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中，在应安置人口处有”长女王×214（一居）”的字样，王×1据此主张涉诉一居室房屋为单独分配王×2的房屋，但本院注意到王×1在本次拆迁中取得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两处安置房屋，其中平房的承租人，在该协议中明确载明经王×1申请更改为案外人史×1，从以上情节看，如被安置房屋权利人变更须经被拆迁人的申请方可办理，亦同时说明被安置房屋的权利人可以登记为被拆迁人之外的其他人员，故如涉诉一居室确为王×2所有，并无必须以王×1的名义进行登记。而家中有超过13周岁的子女，在拆迁过程中可以作为增加安置面积的条件进行安置，亦是当时执行的拆迁政策，故协议中注明的”一居”并不能作为涉案房屋为王×2所有的依据。其次，关于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出资问题，在交纳购房款的收款凭证中，交款人处有”王×1、史×3”字样，王×1据此主张该款为王×2之外祖家为王×2出资购买房屋，交款人为王×2的姨母史×3。关于这一点，还应看到另一事实，即王×1作为被拆迁人乙方所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中，乙方签字处没有名字，而是在其委托代理人项下有”王×1、史×3”字样的签字，据此可以看出史×3在签订协议过程中作为王×1的代理人代为签署了合同，且上述协议书及收款凭证两处签字从笔体及文字书写摆放亦均基本一致，故收款凭证中有史×3的名字，不能证明其为实际交款人，亦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且即使交款人为史×3，亦不当然能认定其交款行为与房屋权属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综上，王×1及王×2主张涉案房屋非王×1与高×的共同财产，本属王×2所有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难以认定。
另，经王×1及王×4的法定代理人王×2确认，王×1与王×4之间系以签订买卖合同的形式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并无钱款交付，亦非真实的买卖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该买卖合同已经履行了房款交付行为与事实不符。王×1与王×2系近亲属，王×2对房屋的来源明知，对其中涉及高×的权益亦应明知，在此情况下，双方未经高×同意，以买卖的形式变更了房屋所有权人，系恶意串通损害高×的利益，高×据此要求确认该买卖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关于高×所述王×1已经承诺涉案房屋归王×3上学所用的问题，可另行主张，本案不予涉及。
基于上述原因，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6292号民事判决。
二、王×1与王×4于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就202号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35、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均由王×1、王×4负担（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刁久豹
代理审判员 刘丽杰
代理审判员 王 佳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