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94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3021号。法定代表人：蔡享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云波，男，197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昱伟，男，197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华，女，197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宜东（系陈华丈夫），住上海市普陀区。上诉人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15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9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弘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享安、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云波、张昱伟，被上诉人陈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宜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弘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依法改判其无需向陈华三倍赔偿。事实和理由：弘仁公司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签署合同时涉案车辆尚不在公司的实际占有中，当时公司亦没有将涉案车辆指定给陈华。车辆是动产，所有权转移以实物交付为依据，现车尚未交付，交易尚在进行中，公司曾提出可以换一辆车给陈华，陈华并未产生损害后果。弘仁公司并没有欺诈的主观动机，因2016年补贴政策会有变动，2015年年底时新能源车销售很紧俏，涉案车辆本身没有毛病，如果陈华确认不要，其他消费者会买走，在车辆销售没有障碍的情况下，弘仁公司不可能欺诈消费者。关于车辆的临牌及里程数，弘仁公司未进行隐瞒和误导，消费者在付全款时察看过车辆，对车辆情况均可以了解到。陈华辩称，其签署合同到履约是整个过程，涉案车辆已经登记在其名下，在交付过程中因为弘仁公司的欺诈而产生了问题。涉案车辆事实上开具过发票、办过保险及临牌，但弘仁公司均未向陈华进行过披露，在签约之前也没有告知有这些情况，给陈华以误导，弘仁公司有欺诈的主观故意。正因为当时新能源车供不应求，所以弘仁公司才会以次充好来牟利。2015年12月27日提车当时，陈华发现车上贴有临牌及1000多公里的里程数，销售人员当作不知道，后销售人员还试图把临牌抢走，当时双方有交钥匙的行为，但陈华认为不符合新车的车况就没有将车开走，由弘仁公司代为保管，故不同意弘仁公司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陈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陈华与弘仁公司于2015年11月8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和服务委托合同，弘仁公司退还陈华购车款人民币279,800元，并按退一赔三标准赔偿陈华损失839,4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8日，陈华与弘仁公司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服务委托合同，约定陈华向弘仁公司购买比亚迪·唐旗舰型新能源混合动力汽车一辆，颜色为陶瓷白，售价为279,800元。该合同并对付款方式和时间等事项作了约定。陈华委托弘仁公司代办车辆保险、上牌等事宜。当年政府对新能源车辆的财政补助为61,500元，包含在车辆售价内。同年12月2日，双方就新能源车的政府补贴及上牌问题签订了补充合同，陈华并在弘仁公司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看车。截至该日，陈华支付了购车款218,300元、保险费8,000元以及上牌费2,000元共计228,300元，并选好车牌（沪KXXX**）。同年12月23日，陈华行驶证办理完成，载明车辆品牌型号为比亚迪牌BYD6480STHEV，车辆识别代号为LC0CD4C37F1074491，发动机号为AXXXXXXXX。同日，涉案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办理完成，载明机动车所有人为陈华。12月27日下午，陈华至弘仁公司处提车，发现该车的行驶里程数达1022公里，且前后挡风玻璃处均粘贴临时牌照，遂与弘仁公司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后陈华并未提车，涉案车辆、车钥匙及行驶证、产证等书面资料至今尚在弘仁公司处。陈华于2016年2月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同时查明，案外人华某于2015年10月9日与弘仁公司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向弘仁公司购买比亚迪·唐旗舰型新能源混合动力汽车一辆，颜色同样为陶瓷白，售价为279,800元。2015年12月23日，华某的行驶证办理完成，载明车辆识别代号为LC0CD4C3XF1092239，发动机号为AXXXXXXXX，车牌号为沪KXXX**。一审法院再查明，涉案车辆上曾办过两张临时牌照，有效期分别为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1日，车辆所有人显示为华某。华某曾将涉案车辆提走，只使用了第一张临时牌照，后弘仁公司因故将该车召回。另，弘仁公司就涉案车辆曾开具过两张发票，开票时间分别为2015年10月14日、2015年11月29日，所载的购买方分别为华某与陈华。2015年10月14日，弘仁公司以华某为被保险人，就涉案车辆办理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间自2015年10月15日零时起至2016年10月14日二十四时止。一审法院又查明，弘仁公司为陈华申请免费牌照所提供的车辆信息为本案涉案车辆（即发动机号为AXXXXXXXX，车辆识别代号为LC0CD4C37F1074491），为华某申请免费牌照所提供的车辆信息为车辆识别代号LC0CD4C3XF1092239，发动机号AXXXXXXXX。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5月4日，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制订《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暂行办法》，其中第四条规定“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根据本市新能源汽车登记车型目录有关信息和本市确定的补助标准，本市再给予财政补助。由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按照扣除中央和本市财政补助后的价格，将新能源汽车销售给消费者”。第五条规定“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用于非营运的，本市免费发放专用牌照额度。对使用专用牌照额度的新能源汽车，实行一车一牌制度，不予办理退牌业务，且办理辖区外转移登记、注销登记、失窃手续的，不予发放额度更新凭证”。第十四条规定“新能源汽车完成注册登记后，汽车生产厂商凭新能源汽车购车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凭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行驶证等有关材料，按照有关要求和程序，向市科委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向市经济信息化委申请本市财政补助资金”。一审法院认为，陈华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新能源汽车，属于消费者范畴，其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弘仁公司作为专业销售商向陈华出售新能源汽车，则属于经营者，其经营行为应受到该法的相关规制。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弘仁公司将涉案车辆出售给陈华是否构成“欺诈”？二是如构成，基于新能源汽车的特殊性，本案应如何处理？一、关于争议焦点一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为：欺诈行为、欺诈故意、使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使被欺诈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做出不真实意思表示。结合本案，分析如下：首先，欺诈行为包含故意陈述虚假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经营者具有真实信息告知义务，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本案涉案车辆存在千余行驶里程数、在案外人名下办理过临时牌照、保险、开具过发票等情况，均属于重大信息应为消费者所知晓，虽然弘仁公司辩称其工作人员告知过陈华，陈华对此明知并表示同意继续购买该车，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弘仁公司亦提出陈华在正式提车时发现里程数及临时牌照，正说明其之前将车辆情况如实告诉陈华，并无任何隐瞒。两者之间并无必然逻辑关联性，故对此意见亦不予采信。因此，弘仁公司就涉案车辆的重大真实信息予以隐瞒，属于欺诈行为。其次，经营者主观希望或放任此种行为的发生。弘仁公司辩称涉案车辆之所以存在上述情况，是因为其工作人员在配车过程中发生错误，即将涉案车辆错配给案外人华某，并非华某退车后再出售给陈华；且由于新能源车火爆的市场需求，其不存在为了销售而刻意隐瞒车辆真实信息的主观动机。即便弘仁公司工作人员确实存在工作失误，但弘仁公司在华某名下办理涉案车辆的临时牌照、发票及保单等事项，均发生在陈华购车之前，弘仁公司对此明知却未如实告知陈华，已经成立欺诈的主观故意，而新能源车辆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与其主观故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再次，使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消费者主观上的错误认识是指对于标的物重要情况上存在认识缺陷。陈华欲购买的是新车而非二手车，其认为涉案车辆在华某名下被办理过临时牌照和保险、被华某使用过，且被开具过两张发票，故该车显然已非新车。弘仁公司则认为临时牌照是否办理与是否为新车之间并无关联，且法律对新车没有里程数限制，因涉及物流，必然会产生里程数的增加，故其交付给陈华的涉案车辆仍符合新车标准。虽然法律并未对“新车”概念作出明确规定，但根据社会一般认知，新车应系从未被专业销售商销售过或被使用过的车辆。因物流而产生一定里程数是车辆销售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里程数应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本案涉案车辆记录了千余公里的里程数，显然非仅物流所能产生。不管是否如弘仁公司所述存在配错车而非真正销售过的情况，涉案车辆为华某提走并使用过是事实，弘仁公司亦对此予以认可。虽然弘仁公司多次强调在将涉案车辆召回后进行了缜密的车辆检查，但在消费者对提走期间可能发生的事项无法预知并限制的情况下再将该车纳入新车范围，显然已非一般社会认知所能接受。故弘仁公司行为导致陈华对于涉案车辆是否为新车存在认识缺陷。第四，认识错误构成消费者做出意思表示的主观动因。消费者购买汽车属大额消费，购车决定建立在充分获取车辆信息的基础之上，其中对于是否为新车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车决定。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是否为新车，涉案车辆存在上述情况也足以对消费者购车决定产生重大影响。陈华做出购买涉案车辆的意思表示是建立在错误认为涉案车辆不存在上述情况的基础之上。实践中，消费者与汽车销售商之间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等的情况，弘仁公司排除消费者对此类消息的知情权，有欠妥当。综上，弘仁公司将涉案车辆出售给陈华构成欺诈。二、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弘仁公司将涉案车辆的临时牌照、发票及保单等事项办理在华某名下的时间均早于其与陈华签订合同的时间，故其在与陈华签订合同时就隐瞒了上述事项，可以认定弘仁公司以欺诈的手段使陈华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现陈华要求撤销其与弘仁公司于2015年11月8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及服务委托合同之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其次，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陈华认为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助资金系对消费者的补贴，故要求弘仁公司返还其车辆售价279,800元。根据2014年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制订的《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助资金系补贴给汽车生产厂商而非消费者，故该项补贴非属消费者的损失范畴。本案涉案车辆对外售价279,800元，其中包含财政补助资金61,500元，故陈华的实际损失即为实际车款支出218,300元，由弘仁公司予以返还。弘仁公司对于陈华已支付的保险费8,000元及上牌费2,000元亦同意返还，并无不当，予以确认。再次，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赔偿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费用的三倍，且应以消费者所受损失为计算基数。根据前述分析，弘仁公司应赔偿陈华购车款实际损失218,300元的三倍计654,900元。第四，新能源汽车实行一车一牌制度，不予办理退牌业务。本案涉案车辆已在陈华名下办理了牌照，在合同撤销的情况下，无法办理退牌业务。弘仁公司提出可办理涉案车辆的过户手续，陈华则应协助弘仁公司办理上述手续。另，关于车辆保险，弘仁公司亦提出可以退保，陈华亦应予以协助。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六、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判决：一、撤销陈华与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8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及服务委托合同；二、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陈华购车款218,300元、保险费8,000元以及上牌费2,000元；三、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华654,900元；四、陈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办理比亚迪牌BYD6480STHEV型号车辆（车辆识别代号为LC0CD4C37F1074491，发动机号为AXXXXXXXX，牌照号为沪KXXX**）过户手续以及退保手续；五、驳回陈华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873元（陈华已预交），减半收取计7,436.50元，由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负之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上曾办过两张临时牌照，有效期分别为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1日”有误，应为“涉案车辆上曾办过两张临时牌照，有效期分别为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11日至2015年12月11日”，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其余事实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11月29日，弘仁公司向陈华出具发票，明确陈华购买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为LC0CD4C37F1074491，发动机号为AXXXXXXXX。2015年12月2日，陈华向弘仁公司支付购车尾款170,000元。本案二审庭审中，弘仁公司与陈华均认可2015年年底涉案车辆相关的新能源车热销，且2016年以后购买费用会有所上升。在本院审理期间，弘仁公司提出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存在困难，要求解除合同，但考虑到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不完善之处、相关工作人员的衔接工作可能给客户造成了误解、客户已支付车款但车辆尚未交付等实际情况，弘仁公司自愿补偿陈华人民币7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即汽车买卖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弘仁公司是否存在欺诈。首先，关于合同签订阶段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陈华与弘仁公司于2015年11月8日签订汽车买卖合同，约定了购买汽车的车型、颜色等内容，但并未具体至特定的车辆，直至2015年11月29日弘仁公司向陈华出具注明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的发票，才正式明确将涉案车辆出售给陈华，因此，在汽车买卖合同签订之初，陈华之购车决定不可能受到特定车辆具体信息的影响，故称弘仁公司在合同签订阶段存在欺诈，缺乏依据。其次，关于合同履行阶段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在履行过程中，弘仁公司将曾经出具过以案外人为购买方的发票、购买过保险、上过临牌且有1000多公里里程数的特定车辆销售给陈华，确系履约不当，虽弘仁公司称曾将涉案车辆相关信息明确告知过陈华，但就此未能提供确凿证据予以证明。然而该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本院认为，其一，在整个履行过程中，弘仁公司虽未交付通常意义上的“新车”，但在案亦无充分证据表明弘仁公司曾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之情形，在2015年12月2日支付尾款当天，陈华在弘仁公司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看过车，当时车款已付清、所购车辆也已特定，在此情况下，可以认定陈华当天的“看车”并非是看此类车的车型款式，而是对当时已有临牌标识的特定车辆的察看，而陈华看完车后并未就车况表示异议；其二，在2015年12月27日提车当天，陈华与弘仁公司间发生争执而未提车，车辆交付事实上并未完成，此后弘仁公司曾提出给陈华重新换车并提供相应补偿，但陈华并未接受；其三，2015年年底，新能源车系热销中，在此情形下，弘仁公司亦缺乏在销售中欺诈消费者之动机，故称弘仁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欺诈，亦缺乏充分依据。因此，弘仁公司主张其不存在欺诈、不应三倍赔偿，有据可循，本院可予支持。一审法院以弘仁公司在与陈华签订合同时隐瞒了涉案汽车曾上过临牌等事项，认定弘仁公司以欺诈的手段使陈华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有欠妥当，本院不予认同。现弘仁公司未构成欺诈，合同撤销事由并未成立，然鉴于本案实际情况，双方均要求终止交易，继续交易已缺乏相应基础，故本院依法解除陈华与弘仁公司于2015年11月8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及服务委托合同。一审法院就退还购车款、保险费、上牌费及办理过户手续、退保手续之认定，合法妥当，本院予以认同。弘仁公司在履行汽车买卖合同过程中虽未构成欺诈，但未按约定交付车辆，存在违约行为，理应承担相应责任。现弘仁公司自愿补偿陈华70,000元，足以弥补陈华因弘仁公司违约造成之损失，于情于理妥当，本院予以允许。综上所述，弘仁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154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154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三、解除陈华与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8日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及服务委托合同；四、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陈华人民币70,000元。五、驳回陈华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履行义务的当事人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873元（陈华已预交），减半收取计7,436.50元,由陈华负担5,000元，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43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632元（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海弘仁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632元，陈华负担9,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 珏
审 判 员 潘春霞
代理审判员 潘静波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黄 白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