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06民终56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魏淑娟（董滨妻子），住临江市。上诉人（一审原告）：董某怡（董滨女儿），住临江市。法定代理人：魏淑娟（董某怡母亲），住临江市。上诉人（一审原告）：董某辰（董滨儿子），住临江市。法定代理人：魏淑娟（董某辰母亲），住临江市。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奇，吉林荆卫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某某，住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陈爱梅（陈某某母亲），住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介武（陈某某父亲），住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爱梅，住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超，住临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伟，吉林万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通化海通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通化市柳河县凉水镇。法定代表人：鲁长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庆利，吉林修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白山中心支公司，住所：白山市浑江区文福路汇鑫大厦。负责人：孙宝民，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中，男，汉族，1985年1月10日出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白山中心支公司职员，住白山市浑江区励学家园。一审原告：董钱坤（董滨父亲），住临江市。一审原告：刘桂芳（董滨母亲），住临江市。一审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淑娟，住临江市。上诉人魏淑娟、董某怡、董某辰因与被上诉人陈某某、陈介武、陈爱梅、刘超、通化海通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白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一审原告董钱坤、刘桂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临江市人民法院（2018）吉0681民初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淑娟、董某怡、董某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对一审法院关于赔偿主体认定有异议。一审法院第二项判决认定海通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错误。1、海通公司与其单位员工李国祥签订的《载重汽车车辆出售转让合同》为格式合同。一审中海通公司自认“车辆出售转让付款方式”是“按月分期付款”，按照合同约定:“如合同到期乙方没能按足额完成交付的全部购车款，乙方（李国祥）可自行解决补齐应交的全部车款，否则按单方面违约处理，此合同自动转变为承包合同，按合同规定，甲方（海通公司）没收在合同期限内所扣车款，并加收每天100元的折旧费，车仍归甲方所有。”同时按照合同第一项第9条约定：“乙方还清购车款后，所购车辆归乙方所有，乙方有权自主变更车籍、车型。所有车辆转籍、变更手续完毕后，自行脱离甲方、自主经营”，故在被上诉人海通公司没有提供李国祥支付完毕全部购车款的凭证以及在李国祥没有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的前提下，并不能证明李国祥与海通公司的买卖合同成立，二者之间应是承包关系。2、由海通公司与员工李国祥签订的《载重汽车车辆出售转让合同》第三项第1条约定：“甲方负责车辆统一调度”，第3条：“协助乙方安全文明生产管理”，可知海通公司对该肇事车辆有运营管理责任。3、虽然海通公司主张肇事车辆卖给了刘超，但是，并没有提供实际收到刘超支付车款的相关证据。综上，本案应由刘超、陈介武、陈爱梅、海通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标准认定错误。死者董滨发生交通事故前，在临江市居住一年以上，且其主要收入来源地也为临江市，故其虽为农村户口，但是，死亡赔偿金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认定。三、一审法院关于扶养费数额计算错误。一审法院计算方式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陈某某、陈介武、陈爱梅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超辩称：刘超在一审后又找到一份新的证据，是一份卖车协议，证明2017年9月6日刘超已将车辆卖给陈某某，刘超不应该承担违章责任。海通公司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保险公司辩称：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没有异议。魏淑娟、董某怡、董某辰、董钱坤、刘桂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一审各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530608.4元、丧葬费2804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3294元，共计691951.4元。2、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事实与理由：魏淑娟为董滨的配偶，董某怡为董滨的长女，董某辰为董滨的长子，董钱坤为董滨的父亲，刘桂芳为董滨的母亲。陈某某未成年，陈介武为陈某某的父亲（法定监护人），陈爱梅为陈某某的母亲（法定监护人）。2017年9月9日12时20分，陈某某驾驶的吉E429**号重型自卸货车，沿沈长线由六道沟镇方向往临江市方向行驶，行驶至沈长线209公里（长川村路段处时）与对面方向董滨驾驶的吉F380**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董滨当场死亡、车辆部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临江市公安局交通大队认定，吉E429**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所有人：海通公司，实际所有人刘超，保险情况不详，陈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疲劳驾驶车辆，越过道路中心线行驶，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董滨没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行为，陈某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董滨无责任。事后，陈介武等没有对魏淑娟等人进行任何赔付。事故给魏淑娟等人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精神痛苦，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魏淑娟等人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9日12时20分许，陈某某驾驶吉E429**号重型自卸货车，沿沈长线由六道沟镇方向往临江市方向行驶，行驶至沈长线209公里处时，与对方向董滨驾驶的吉F380**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董滨当场死亡，车辆部分损毁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临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陈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疲劳驾驶车辆，越过道路中心线行驶，陈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董滨无过错。吉E429**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所有人为海通公司，实际所有人为刘超。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白山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2013年3月26日，海通公司与李国祥签订载重汽车车辆出售转让合同，双方约定：乙方（李国祥）所购车辆车牌为吉E429**，价格为25万元整，……车辆转让付款方式为按月分期付款，车辆出售转让合同签字生效后，从当月起甲方（海通公司）逐月从乙方运输货物所结算的运费中按利润的70%提取售车款，直至全部扣齐购车款数额为止。购车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6个月，如果到期乙方没有按足额完成交付的全部购车款，乙方可自行解决补齐应交的全部车款，否则按单方面违约处理，此合同自动转变为承包合同，按承包合同规定，甲方没收在合同期内所扣的购车款，并加收每天100元的折旧费，车仍归甲方所有……，车辆还清购车款后，所购车辆归乙方所有，乙方有权自主变更车籍、车型，所有车辆转籍、变更手续完毕后，自行脱离甲方，自主经营，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满六年内自行废止……甲方负责组织运输货源，负责车辆的统一调度，负责乙方安全文明生产管理，负责协调供求关系，确保业主满意，协助乙方运输道路畅通和进出厂装卸协调工作……乙方负责按时足额偿还购车款，服从甲方的统一调度支持，遵循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要求，按时完成甲方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并作出生产运营计划，做好安全文明生产……。2017年6月30日车辆检验到期后未继续年检。2017年7月31日，刘超与李国祥签订卖车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方（李国祥）将一台豪沃车卖给乙方（刘超），此车卖家46000元，乙方需一次性交给甲方，此车在交付日期以前该车俩的一切违章罚款及该车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甲方负责，之后的违规、违法、违约行为造成的一切事宜及损失由乙方全部负责。乙方承诺此车购买后直接拆件处理不作他用，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另查明：魏淑娟与董滨系夫妻关系，婚生女董某怡2002年2月10日出生，婚生子董某辰2011年8月7日出生。董钱坤系董滨的父亲，1950年1月2日出生，刘桂芳系董滨的母亲，1950年2月20日出生，二人共育有四名子女。董滨系农村户口，生前在临江市沿江社区连续居住满一年。临江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2017）吉0681刑初8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陈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在刑事判决中，陈某某的监护人支付给原告人民币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陈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疲劳驾驶车辆，越过道路中心线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十八条之规定：陈某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董滨无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责任......”，魏淑娟等人的损失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赔偿责任问题，海通公司与李国祥签订的《载重汽车车辆出售转让合同》，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将事故车辆卖给李国祥，李国祥又将车辆卖给刘超，两次均未办理机动车变更登记手续。车辆肇事时刘超系该车的实际车主，自主行使对车辆的占有、使用、管理、控制等运行支配权利，运行利益亦归属刘超，海通公司未参与管理、运营，也未收取任何费用，对该车辆不具有运行支配权和运行利益，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是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四条“被多次转让但是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海通公司对事故发生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次事故中陈某某主张与刘超系雇佣关系，但是刘超否认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主张陈某某系帮忙，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但无论双方雇佣关系还是义务帮工关系，陈某某在驾驶车辆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刘超作为车辆运输受益人，在明知陈某某是未成年人、无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仍允许其驾车，故刘超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陈某某自身未成年，无证驾驶且疲劳驾驶有重大过错，魏淑娟等人主张陈某某与刘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事故发生时，陈某某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但因其没有独立的生活来源，故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故本案中应由陈某某承担的责任，应该由其法定代理人陈介武、陈爱梅承担。关于损失数额问题，对于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对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可以适用城镇居民标准的条件为经常居住地在城镇一年以上和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董滨生前系农村户口，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但魏淑娟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董滨生前在城镇就业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故魏淑娟等人主张其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计算，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事故发生时董滨的女儿董某怡年满15周岁，抚养费用应从事故发生时起计算至年满十八周岁时止，随死亡赔偿金一并支付。董滨儿子董某辰年满6周岁，抚养费用应从事故发生时起计算至年满十八周岁时止，随死亡赔偿金一并支付。董滨的父母董钱坤、刘桂芳年满67周岁无其他生活来源，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该在最高限额20年内减少7年，随死亡赔偿金一并支付。故四名被扶养人还需抚养的年限分别为3、12、13、13年。因被扶养人有数人，魏淑娟等人主张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得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故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119017.5元（9521.4元/年×3年+9521.4元/年×9年+9521.4元/年÷4人×2人）。因董滨死亡给魏淑娟等人造成精神损害，对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在刑事判决中，陈某某的监护人已经支付给上诉人等人民币6000元，应该在民事赔偿中扣除。综上所述，魏淑娟、董某辰、董某怡、董钱坤、刘桂芳主张的各项损失的合理数额为死亡赔偿金242458.8元（12122.94元/年×20年）、丧葬费2804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901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白山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魏淑娟、董某怡、董某辰、董钱坤、刘桂芳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10000元；二、刘超、陈介武、陈爱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连带赔偿魏淑娟、董某怡、董某辰、董钱坤、刘桂芳人民币323525.3元〔（死亡赔偿金251476.3元（242458.8元-110000元+119017.5元）+丧葬费2804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6000元〕；三、驳回魏淑娟、董某怡、董某辰、董钱坤、刘桂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10元（缓交），由原告魏淑娟、董某怡、董某辰、董钱坤、刘桂芳负担2332元，被告刘超、陈介武、陈爱梅负担3278元。”本院二审时，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一、临江市万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临江市富兴劳务服务公司、吉林省地方水电有限公司临江分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各一份，证明死者董滨于2015年、2016年冬季曾被临江市万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雇佣进行电力线路施工；董滨在出事前近几年大部分时间在临江市富兴劳务服务公司工作，是瓦工；董滨于2017年春季曾被吉林省地方水电有限公司临江分公司雇佣，从事电力线路测量。二、临江市第一中学、临江市金启教育幼儿园、临江市建国小学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各一份，证明董某怡、董某辰在城市上学。上列证据用于证明董滨生前虽为农村户口，但在城镇生活、工作、居住一年以上，其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刘超质证认为，对学校、幼儿园的三份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只能证明董滨的孩子在临江市上学。对三个公司出具的证明均有异议，没有董滨的工资表及劳动合同，只能说明董滨在临江市做过临时工，不能证明董滨连续工作一年以上，主要收入都来自于三家公司。海通公司质证认为，对三份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实的内容有异议。临江市万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证明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吉林省地方水电有限公司临江分公司和临江市富兴劳务服务公司出具的证明相矛盾，应当不予采信。因为临江市富兴劳务服务公司是一种从事居民服务业务的组织，董滨工资应按居民服务业来计算。保险公司对以上证据没有异议。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为，海通公司和保险公司对临江市万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等三个单位出具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刘超虽对该证据提出异议，但未否定董滨生前在城市务工的事实。临江市万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临江市富兴劳务服务公司、吉林省地方水电有限公司临江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均盖有单位公章及出具人个人签名，符合证据要件，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临江市第一中学、临江市金启教育幼儿园、临江市建国小学出具的书面证明等证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刘超提交《卖车协议》一份，证明其于2017年9月6日已将吉E429**号重型自卸货车以45000元的价格卖给陈某某。刘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该协议是刘超在一审后找到的。上诉人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刘超主张签订该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9月6日，故该证据在一审期间已经存在，但是，刘超并没有提供。同时，刘超没有提供支付车款的相关凭证，该证据为虚假证据。即使该证据为真实的，但陈某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该买卖协议应无效。海通公司和保险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对当事人争议的该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17年9月9日，当时，刘超和陈某某均在车上。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刘超是车主，刘超对此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审理时，刘超称“我当时在临江当地找的司机，前几天陈某某回八道沟了，我让他上车跟着玩。我与他是朋友关系。之前开车的是别人，后来别人困了，他就开的，当时我也在车上。”以上事实可以认定，从发生交通事故至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刘超一直承认自己是该车实际车主，从未向公安交警部门和法院主张或说明过该车在2017年9月6日已卖给陈某某。该车辆是在刘超占有、使用时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刘超虽提供《卖车协议》一份，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刘超已于2017年9月6日将该车辆卖给陈某某并已实际交付给陈某某的事实成立。刘超所举证据及主张与其在交警部门和一审法院审理所自认的事实相矛盾，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为民事二审案件，本院依法只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赔偿主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是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四条“被多次转让但是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海通公司与案外人李国祥之间签订的《载重汽车车辆出售转让合同》是关于双方之间如何履行合同的约定，该合同约定了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李国祥是在与海通公司合同约定的足额完成购车付款期限后将该车卖给的刘超，海通公司对李国祥的卖车行为认可，并承认与李国祥已结清购车款，上诉人主张海通公司与李国祥之间存在承包关系没有事实依据。李国祥将肇事车辆卖给刘超，并已交付，二人之间是否已结清购车款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且刘超承认其购买了该车并已付清购车款，而该车也是在刘超占有、使用时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规定，李国祥已将该车交付刘超，虽未办理机动车所有权变更登记，但并不影响刘超取得该车的所有权。刘超是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对该车具有占有、使用、支配权。李国祥已将肇事车辆卖给刘超，海通公司对该车已不再具有统一调度、协助安全文明生产管理责任，上诉人主张海通公司对该车辆有运营管理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上诉人主张海通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死亡赔偿金问题。关于如何计算受害人死亡赔偿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之后，针对现实中城乡居民互动后出现的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06年4月3日发布了《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该复函指出，农村居民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根据以上法律法规，对于农村户口的居民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但若受害人经常居住地和主要生活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则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受害人董滨虽为农村户口，但其已在城市居住一年以上，且本院二审时，上诉人举出的临江市万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临江市富兴劳务服务公司、吉林省地方水电有限公司临江分公司出具的证据能够证明董滨生前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市，故董滨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吉林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执行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530.42元，董滨的死亡赔偿金为530608.4元（26530.42元×20年）。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该规定，一审法院关于此项费用计算并无错误。魏淑娟、董某辰、董某怡、董钱坤、刘桂芳主张的各项损失的合理数额应为死亡赔偿金530608.4元、丧葬费2804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901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727674.9元。综上，原判除上诉人关于董滨死亡赔偿金因二审提供了新的证据该上诉主张成立外，其他判项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省临江市人民法院（2018）吉0681民初4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三项；二、变更第二项“刘超、陈介武、陈爱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连带赔偿魏淑娟、董某怡、董某辰、董钱坤、刘桂芳人民币323525.3元〔（死亡赔偿金251476.3元（242458.8元-110000元+119017.5元）+丧葬费2804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6000元〕”为“刘超、陈介武、陈爱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连带赔偿魏淑娟、董某怡、董某辰、董钱坤、刘桂芳人民币611674.9元（死亡赔偿金530608.4元-11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9017.5元+丧葬费2804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6000元）”；三、驳回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诉讼费10274元（一审5610元、二审4664元），由魏淑娟、董某怡、董某辰、董钱坤、刘桂芳负担274元，刘超、陈介武、陈爱梅负担1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綦家通审判员  朱济生审判员  林 梅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何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