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4民终20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卫平，男，汉族，1968年9月20日生，住溧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建新，江苏立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生，男，汉族，1966年6月13日生，住丰县。
上诉人张卫平因与被上诉人李春生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7）苏0481民初3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卫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是附条件的协议，其已按约将出国务工人员输送出国，而且通过银行卡向李春生汇款9万余元，此外还有现金交付。因此，其已按约履行了义务，只是未将出具的单据收回。一审开庭时，其正好在外地，故无法向法院提交证据。
李春生辩称：其与张卫平之间是出国务工中介服务关系。其向张卫平推荐务工人员，由张卫平介绍出国务工，其按照每个务工人员2000元的标准向张卫平支付中介费。如果相关人员能出国务工，则中介费不予退还，如果相关人员未能出国务工，则中介费应予退还。本案所涉款项系张卫平应予退还的中介费。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情况：
李春生诉讼请求：判令张卫平归还其借款97000元。
事实和理由：张卫平多次向其借款，其中于2012年10月18日借款6000元，2013年11月27日借款37000元，2016年7月15日借款10000元，2016年8月1日借款24000元，2016年12月20日借款10000元，2017年2月12日借款10000元，共计向其借款97000元。其多次催要，张卫平迟迟拒不还款，故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中，张卫平未作答辩，也未出庭应诉。
一审经审理查明：
张卫平以劳务输出需要资金为由，先后向李春生六次借款，共计借款人民币97000元。后经李春生多次催要，张卫平借故推诿，一直未予归还。
一审法院认为：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行为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张卫平欠李春生借款97000元，李春生举证充分，依法应予认定。上述借款经李春生催要后，张卫平未履行还款义务，应当承担归还借款的民事责任。
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张卫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春生归还借款人民币97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5元（已减半收取），由张卫平负担。
一审过程中，因张卫平未出庭应诉，导致本案事实查明不充分。二审过程中，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针对李春生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张卫平质证认为：
1、2012年10月18日收条载明的6000元，其确已收到，但其已完成相关人员出国务工的中介服务，故该6000元中介费无需返还，其仅是未及时收回该收条。
2、2013年11月27日借条载明的37000元，该款项系累计形成，但其已完成相关人员出国务工的中介服务，故该37000元中介费无需返还，其仅是未及时收回该借条。
3、2016年7月15日汇款10000元和2016年8月1日汇款24000元，其均已收到，但其已完成相关人员出国务工的中介服务，故无需返还。
4、2016年12月20日转账10000元和2017年2月12日转账10000元，其均已收到，但其已经完成相关人员出国务工的中介服务，故无需返还。
二审中，张卫平向本院提交其个人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于2016年5月14日向李春生转账49900元，2016年5月28日向李春生分别转账10000元和2000元，2016年6月7日向李春生转账6000元，2016年8月28日向李平转账30000元。此外，张卫平还提交了2013年7月25日李春生出具的收到其10000元返还费用的收条。以上款项总计107900元，证明其已退还李春生本案中诉请的相应款项。
对上述收条和银行转账记录，李春生质证认为：
1、2013年7月25日收条载明的10000元，认可是张卫平退还给其的费用。
2、2016年5月14日张卫平转给其49900元，是其为张卫平安排人员去马来西亚务工，收取的办理签证、机票的费用以及中介费。
3、2016年5月28日张卫平转给其10000元，是张卫平为其安排相关人员出国务工而收取的中介费。
在双方质证过程中，张卫平认可该10000元是其支付给李春生的中介费。
4、2016年5月28日张卫平转给其2000元，是张卫平退还的费用。
在双方质证过程中，张卫平认可该2000元系李春生为其安排相关人员出国务工而收取的中介费。
5、2016年6月7日张卫平转给其的6000元，是其为张卫平安排相关人员出国的签证费。
6、2016年8月28日张卫平汇给其工作人员李平的30000元，是其之前支付给张卫平相关人员去马来西亚务工的中介费40000元，张卫平退还给其工作人员李平30000元。
针对张卫平提交的上述证据，李春生二审中也补充提交了四张收条原件，证明除本案诉请的97000元以外，张卫平还收取其相关费用，且未予退还。其中，2012年12月1日，张卫平向其收取相关人员出国务工中介费60000元，并约定如工人不能按时出境，应退还所收的中介费；2016年7月25日张卫平收取其相关人员出国务工押金10000元；2016年7月30日，溧阳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金公司）收取其马来西亚装潢工程款履约保证金20000元；2016年7月30日顶金公司收取其相关人员去越南务工的报名费30000元，并约定如有变故可向顶金公司申报事由，由公司退还报名费。
对李春生提交的上述四张收条，张卫平质证认为：
1、2012年12月1日的60000元是邓伟支付的款项，其已退还邓伟。
2、2016年7月30日的20000元是装潢工程履约保证金，不是出国务工中介费，该笔款项性质与本案无关。
3、2016年7月30日的30000元，认可相关人员未能出国务工。
4、2016年7月25日的10000元，该收条系其出具，但该10000元系上述2016年7月30日装潢工程履约保证金的一部分。
二审中，张卫平申请原顶金公司工作人员周小安出庭作证，李春生则申请邓伟出庭作证。
周小安作证称，张卫平从事出国务工中介服务，由其寻找出国务工的机会和名额，然后寻找下家，由下家推荐人员并预交费用。如果相关人员最终能够出国务工，则不退还预交的费用，如未能出国，则要退还预交的中介费。张卫平与李春生之间是出国务工中介服务关系，由张卫平为李春生提供出国务工中介服务。2016年7月下旬、8月2日，李春生的工作人员李平曾两次来顶金公司，提交出国务工人员的护照，由其登记并录入电脑。关于张卫平与李春生之间具体业务情况，是否存在中介费纠纷等，其不清楚。
邓伟作证称，其原系李春生雇佣的人员，2012年12月1日收条载明的60000元，系李春生让其交付张卫平，是相关人员出国务工的中介费。相关人员最终是否已出国务工，其不清楚，张卫平有无将该60000元退还李春生，其也不清楚。
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收条、借条、汇款和转账凭证、营业执照，以及庭审陈述和证人证言，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李春生和张卫平相互为对方提供出国务工的中介服务。相关中介服务的具体操作模式为，由出国务工一方向提供中介服务的一方按照出国务工人员的数量，预先支付中介费作为押金，如果相关人员最终能够出国务工，则预交的中介费不再退还，如果相关人员最终未能出国务工，则提供中介服务的一方应返还相应的中介费。
顶金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张卫平。顶金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提供出国务工信息咨询、为出国务工人员提供出境前培训、协助委托企业办理出国务工人员有关职业资格证书及出境需要护照、签证、公证材料、体检、防疫注射手续的证件服务。本案诉讼过程中，张卫平认可在顶金公司成立以前，由其个人为李春生提供出国务工中介服务。在顶金公司成立以后，由顶金公司为李春生提供中介服务，但相关业务均由其本人和李春生洽谈，相关中介费的收取和退还，均由其本人经手，并未通过顶金公司账户。
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自发生出国务工中介业务至今，尚未进行最终结算。
根据李春生提交的收条、借条及还款、转款凭证等证据，本院认定：
2012年10月18日的收条载明，张卫平收到李春生支付的三人出国劳务中介费6000元，并注明如该三人未能出国，则予以返还。
张卫平于2012年12月1日出具的收条载明“今预收邓伟去沙特工人（54人）中介费陆万元整（60000元），2013年元月30日左右签证出来，签证有效后，余款全部付清（每人收中介费2000）贰仟元。如工人不能按时出境，本人负责退回所收中介费及护照和相关证件”。
2013年11月27日的借条载明，张卫平认可借李春生37000元，该借条还载明“每走一个人，算一个人，每人一千五百元。”
2016年7月15日，李春生向张卫平汇款10000元。
2016年7月25日张卫平向李春生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现金壹万元（10000元），去马来西亚押金。”
2016年7月30日顶金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李春生马来西亚装潢工程履约保证金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顶金公司在收款单位处盖章，张卫平本人也签名盖章。
2016年7月30日顶金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李春生出国报名费，越南，30000元人民币，大写叁万元整。出国报名人员须知：……2、价款日起三日止，如有变故可书面向公司申报事由，公司将根据申报人实际情况，作出退回报名费额度。3、超过日期，在公司已经把出国人员名单上报主管单位办理签证手续时，此时报名人不得变动，如强行放弃出国，所造成的护照费及其他费用由价款人承担，如发生纠纷，公司将通过法律程序追回公司损失。……6、余款工人出境签证办妥时，一次性结清。”顶金公司在收款单位处盖章，并由张卫平加盖个人印章。
2016年8月1日，李春生向张卫平汇款24000元。
2016年12月20日，李春生向张卫平转款10000元。
2017年2月12日，李春生向张卫平转款10000元。
根据张卫平提交的收条和银行转账记录，本院认定：
李春生2013年7月25日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张卫平从去伊拉克的费用中退回壹万元整。”张卫平于2016年5月14日向李春生转账49900元，2016年5月28日向李春生分别转账10000元和2000元，2016年6月7日向李春生转账6000元，2016年8月28日向李春生的工作人员李平转账30000元。
本院认为：
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而系因出国务工服务中介费结算而引发的纠纷。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卫平是否应当返还李春生劳务中介费。
一、关于结算的主体
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出国务工中介服务关系存在于张卫平、顶金公司与李春生之间，但本院认为，本案可由张卫平个人与李春生对出国务工中介费进行结算。理由如下：
首先，顶金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16日，张卫平与李春生之间的出国务工中介服务关系，在顶金公司成立前即存在。在顶金公司成立前，由张卫平个人为李春生提供出国务工中介服务。顶金公司成立后，在顶金公司为李春生提供出国务工中介服务的过程中，未能严格区分张卫平与顶金公司的主体资格。张卫平本人系顶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认可应由顶金公司收取或返还的款项均由其个人收取或返还。因此，本案出国务工中介服务关系的存续期间横跨顶金公司成立前后，而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张卫平个人与顶金公司主体资格混同的情况。其次，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本人均未对结算主体提出异议。再次，因本案争议金额较小，一案解决有利于尽快化解纠纷，减少当事人讼累。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可由张卫平个人与李春生对出国务工中介费进行结算
二、关于是否应返还中介费以及返还的数额
因双方当事人就出国务工中介服务费实际并未进行最终结算，就张卫平是否应当返还李春生中介服务费，以及返还中介服务费的数额，只能根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逐项进行分析判断。
李春生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2012年10月18日至2017年2月12日期间，其向张卫平支付了97000元中介费。对该97000元，张卫平并未举证证明相应的出国务工中介服务其已履行完毕，无须再向李春生返还相应的费用。因此，对于该97000元，张卫平应予返还。
张卫平二审提交的2013年7月25日收条，已明确载明张卫平向李春生退还费用10000元，因此该10000元应认定为张卫平向李春生退还的费用。张卫平二审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在2016年5月14日至2016年8月28日期间，其向李春生及其工作人员转账97900元。其中，对于2016年5月28日的2000元和2016年8月28日的30000元，李春生认可是张卫平退还的费用，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该部分款项应从张卫平应返还的款项中予以抵扣。李春生虽主张2016年5月14日的49900元银行转款是其为张卫平提供出国务工中介服务而收取的办理签证、机票的费用以及中介费，2016年6月7日的6000元银行转款是其为张卫平提供出国务工中介服务而收取的签证费，但其对此均未能举证予以证实，故该两笔款项也应认定为张卫平退还李春生的费用，从张卫平应返还的款项中予以抵扣。此外，对于2016年5月28日转给李春生的10000元，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是李春生为张卫平提供出国务工中介服务收取的中介费，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该笔款项不应认定为张卫平退还李春生的款项，不能从张卫平应返还的款项中予以抵扣。因此，上述张卫平转账给李春生的97900元款项中，仅有2016年5月28日的10000元系张卫平应支付给李春生的中介费，其余87900元均应认定为张卫平退还的费用，应从张卫平应予返还的款项中予以抵扣。故应从张卫平应退还费用中抵扣的数额为10000元＋87900元＝97900元。
李春生二审提交的证据中，2012年12月1日的收条可以证明张卫平预收邓伟54名务工人员的出国务工中介费60000元。二审中，邓伟作证称，该60000元系受李春生委托，交付给张卫平的中介费。据此本院认定，该60000元系李春生预交给张卫平的中介费，张卫平虽主张该60000元已退还邓伟，但邓伟对此予以否认，张卫平也未举证证明该60000元确已退还，故该60000元预收中介费应予返还。2016年7月30日的收条载明的20000元，系顶金公司收取“李春生马来西亚装潢工程履约保证金”，从该收条的文义表达，本院无法认定系出国务工中介费。张卫平主张该笔20000元与本案讼争的出国务工中介服务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2016年7月30日的收条可以证明顶金公司预收其务工人员外派越南务工的中介费30000元，张卫平认可相关人员未能出国务工，因此该30000元中介费应予返还。2017年9月6日收条载明的10000元，张卫平主张是2016年7月30日装潢工程履约保证金20000元的一部分，但对此未能举证证实，而且收条也明确载明该10000元系押金，故该10000元也应予以返还。因此，张卫平对于上述60000元＋30000元＋10000元＝100000元，应予返还。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中介费并未进行结算，双方提交的收条、汇款和转账记录之间也无明确的对应关系。根据现有证据，本院认为张卫平应返还的中介费为97000元－979000元＋100000元＝99100元。该数额已超出李春生一审的诉讼请求97000元，故对于李春生请求判令张卫平返还97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综上，张卫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9元，由张卫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 力
审判员 杨 迪
审判员 吴立春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浦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