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3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保明，男，196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禹州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志伟，男，1969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县。
再审申请人张保明因与被申请人袁志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终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保明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驳回袁志伟要求返还411.6万元及赔偿的诉讼请求，支持张保明要求袁志伟赔偿可得利益损失818.6781万元及财产损失100万元的反诉请求；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袁志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2017年11月20日，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时只有承办法官和书记员两人，整个庭审未见其他法官参与。然而，二审民事判决书上却署有三名法官的名字。显然是承办法官一人独审，后有另外两名法官参与的三人判决。（二）关于411.6万元返还问题，146.6万元是利息，265万元冲抵2000万元借款利息，一、二审判决返还，系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1.2000万元是“借款”，2014年7月买卖合同解除，但借款合同已生效10个月，前两个月利息146.6万元已付，后8个月实际占用期间法律保护年利率24%部分的320万元利息理应再支付。用265万元加上已支付的、可要求返还的两个月高出36%的部分26.6万元冲抵，袁志伟尚欠28.4万元。所以，张保明不应返还411.6万元。双方有《共识》约定、借条及转款凭条，更有袁志伟本人2017年1月3日对两位律师的陈述《会见笔录》确认，2000万元就是“借款”，不能因为借款的对象与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张保明是同一人就否定该笔借款的法律性质。判决认定146.6万元是“转让款”，既违背当事人双方的约定及确认，又违反意思自治基本原则，适用法律错误。2.一、二审法院在袁志伟已经承认违约并实际赔付违约金146.6万元的情形下，将该违约损失计入应当返还的转让款错误。本案中，袁志伟在2013年8月21日认可应当在8月30日前支付转让款2000万元，于9月1日再次认可并出具2000万元借条；于2017年1月3日询问笔录中认可10月、11月给了2次利息共计146.6万元。显而易见该笔所谓的利息就是袁志伟逾期支付转让款2000万元而赔偿的违约金，并非转让款的组成部分。3.本案解除的是买卖合同而不是借款合同，不再履行的只能是出售和付款。即使借款合同解除提前还款，也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八条“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的规定执行。（三）关于赔偿张保明可得利益损失818.6781万元及财产损失100万元。张保明投资3962.79万元，袁志伟占有使用长达10个多月，曾遭哄抢，一、二审判决对张保明的诉讼请求不支持，适用法律错误。公司部分投资票据、合同等材料75份证明：公司注册投资1000万元，购买土地款475万元，工程建设2091.34万元，各种附属设备装饰装修部分投资396.45万元，总计投资3962.79万元。委托第三方河南万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依照与买卖公司相同规模的公司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之间出口退税的凭证，取其最低的生产经营利润，评估损失818.68万元。把该笔损失折成利润，该公司每个月毛利润率只有利润÷总投资÷10个月=818.68万元÷3962.79万元÷10个月=2.066%。《共识》尤其是《会见笔录》中袁志伟的陈述证实：2013年9月1日袁志伟接管公司，2014年7月张保明收回公司，袁志伟占有使用公司及全部厂房设备长达10个多月，2014年春节后公司又被其债权人哄抢。（四）张保明发现新证据，足以证明在袁志伟实际占用厂房、设备进行经营过程中给张保明造成了实际损失。一、二审法院在已经确认张保明存在实际损失的情形下，仅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张保明的反诉请求，没有为张保明保留诉权，剥夺了张保明的实体权利，程序违法。
再审审查中，张保明提交了两组新的证据，拟证明2014年3月河南东恒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公司）遭到袁志伟债权人的哄抢。第一组为许昌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2014年3月3日、3月4日接处警登记表复印件两份；第二组为河南省许昌市汉魏公证处对证人刘某、于某、郭某的证言公证书三份。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为：张保明收取的411.6万元是否应予返还；张保明要求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及财产损失的诉请应否支持；本案二审审判组织的组成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枉法裁判的情形。
（一）关于张保明收取的411.6万元应否返还的问题。张保明主张《房地产及公司买卖合同》虽然解除，但案涉2000万元是借款，袁志伟已付411.6万元中，146.6万元是利息，其余265万元亦应冲抵该2000万元借款的利息，均不应作为合同价款予以返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3年8月20日，张保明与袁志伟签订《房地产及公司买卖合同》，约定将东恒公司及房地产出售给袁志伟，总价款为2710万元。2013年9月1日，双方达成《共识》：从2013年9月1日起东恒公司及相关资产全部交付袁志伟，袁志伟第一批先支付张保明710万元，剩余2000万元到2014年2月30日一次性付清（袁志伟先给张保明打个借条）；张保明到2014年2月30日配合袁志伟办理公司法人变更等手续，同时把借据收回。后袁志伟于2013年8月21日至11月29日共计支付张保明411.6万元，相关银行转款凭证上均记载“购厂房款”。张保明提交的2017年1月3日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袁志伟的会见笔录中，律师问“当时约定合同价款如何支付？”，袁志伟回答“先给定金100万，后给165万，代替张保明还邮政储蓄贷款445万，一共710万；另外2000万打个借条，相当于借张保明的”。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法律关系，袁志伟出具2000万元借条是为了履行《房地产及公司买卖合同》所约定的合同价款支付义务。因此，虽然袁志伟在2017年1月3日会见笔录中认可146.6万元是该2000万元的利息，但亦是因履行《房地产及公司买卖合同》所增加的费用，二审判决认定该146.6万元应属于合同价款的一部分，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房地产及公司买卖合同》解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房地产及公司买卖合同》不再继续履行，约定的2000万元合同价款不再给付，2014年7月张保明、王某已收回了东恒公司，张保明亦应返还其已收取的411.6万元合同价款。张保明主张该411.6万元系2000万元借款利息以及应当抵顶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二）关于张保明要求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及财产损失的诉请应否支持的问题。张保明主张袁志伟应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818.68万元及财产损失100万元，其中可得利益损失的主张依据为其单方委托河南万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可得利益损失报告，财产损失的主张依据为其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许昌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两份接处警登记表，以及刘某、于某、郭某的证人证言、袁志伟的会见笔录。经二审审查，张保明参照与东恒公司相同规模公司的出口退税凭证单方委托作出了可得利益损失报告，但该委托评估的利益损失是期间内正常经营可以获得的发制品出口免抵退税申报应退税额利益损失，并非经营利润损失，且张保明在转让东恒公司之前并未实际投入生产，二审判决认定其主张可得利益损失依据不足，并无不当。至于许昌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两份接处警登记表以及刘某、于某、郭某的证人证言和袁志伟的会见笔录，只能证明可能存在哄抢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财产遭受损失的具体范围及数额。从现有证据来看，确实存在东恒公司财产在袁志伟接手期间曾经遭人哄抢的可能，但袁志伟接收东恒公司时双方未办理交接手续，张保明从袁志伟处收回公司时也未就相关的财产进行交接，亦未就财产损失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二审判决以证据不足驳回张保明关于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三）关于二审审判组织的组成是否合法的问题。张保明主张本案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称二审开庭审理时只有承办法官和书记员二人，但在二审民事判决书上却署有其他两位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名字。经查，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载明“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调查审理”。本案二审并未开庭审理，组成合议庭后，由承办法官组织双方调查相关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张保明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张保明主张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枉法裁判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并不符合该条规定的上述情形，张保明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张保明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三项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保明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雪梅
审 判 员 刘崇理
审 判 员 梅 芳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王媛媛
书 记 员 马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