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522民初4463号原告：贾连法，男，196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委托代理人：雷象平，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许建中，男，196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委托代理人：许火堂、张超（实习），浙江兴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贾连法诉被告许建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立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7月17日、2017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委托代理人雷象平，被告委托代理人许火堂、张超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委托代理人雷象平，被告许建中及委托代理人许火堂、张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苗木款552630元及逾期利息11662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4.35%，暂计算至2017年6月8日，要求计算至判决之日），合计564292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业务合作关系，双方于2015年11月26日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总价款752630元，原告为承包方，被告为发包方。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被告仅支付工程款200000元，尚欠原告552630元工程款未付。后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纠纷成诉。被告辩称，本案被告的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付款责任应由浙江大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承担，要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首先，从签订合同的洽谈过程和签订地点看，本案所涉合同签订前，大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忠良始终参与，并多次到原告处考察原告的基本情况，合同签订的地点也在大唐公司内，本案合同的双方实际应该是原告与案外人大唐公司，由于本案发生时，大唐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姚忠良对外均欠了大量债务，相关经营活动受到限制，为避免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由原、被告及大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忠良商议，由被告出面代表大唐公司与原告签订协议，之后工程款项也由被告处支付原告（被告系垫付，大唐公司均有账目，被告先后垫付了27万或28万，包括对账单中的20万，后来又付了2.8万，打款3万，2016年年底又付了2万或3万，大唐公司除了最后两笔都向被告出具了欠条，被告现已经申报债权了），实际付款人实际为大唐公司，且涉案的苗木也列入大唐公司破产财产范围内，本案的交易过程得到了大唐公司的认可，被告的行为应系职务行为，关于本案债务，原告应到大唐公司的破产案件中申报债权；其次，从绿化工程合同的内容看，合同中除被告签字外，大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忠良也在经办人处签字，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姚忠良实际控制大唐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身份除大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外也是大唐公司的工作人员，而被告也系大唐公司的隐名股东，虽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也享有大唐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其对大唐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享有一定的决定权，合同订立的双方应系原告和大唐公司；第三，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结果看，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美化大唐公司的环境，为大唐公司的利益，实际结果也是苗木均种植在大唐公司的范围之内，姚忠良及大唐公司的财务孙云玉也参与其中，均在涉案结算书中签字，被告未从中获取任何利益；第四，从大唐公司类似的交易习惯看，2016年2月29日，原告与大唐公司又签订了绿化工程合同并进行了结算，从合同的内容看，甲方虽加盖有大唐公司的公章，但姚忠良作为大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在合同中签字，工程验收单中，大唐公司的财务孙玉云也签字确认，从上述内容看，姚忠良和孙云玉的行为足可以代表大唐公司，当然他们在涉案合同的签字也可以代表大唐公司；第五，涉案工程的支付事宜，大唐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忠良于2016年年底或2017年年初在虹星桥的彬心饭店（谐音）向原告出具了一份还款承诺，此还款承诺系书写在原告提交的涉案绿化工程结算书（2016年1月31日出具，园区中央大道景观工程）的背面，由姚忠良签字并加盖有大唐公司的公章，此行为系认可了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应系大唐公司，故涉案债务应由大唐公司负责支付，而非被告；第六，涉案合同虽然系被告以个人名义签字，但实际生活中，是否可以以法人名义对外活动是判断职务行为的辅助性标准，而非唯一标准，不同于表见代理，应当以代理人名义从事活动，且涉案合同签订时，姚忠良及大唐公司对外均欠有大量债务和诉讼，相关账号均已被冻结，大唐公司的对外活动受到很多限制，被告出面签订涉案合同系原被告及姚忠良商议之后的结果，是为原告利益着想，后由被告代付款项也系为大唐公司的经营活动少受影响，本案大唐公司由被告出面签订合同和履行义务，不影响合同的性质，更不能判断被告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第七，经被告核算，本案所涉及的工程款被告付了一部分，大唐公司卖掉泥鳅之后也付了一部分，后由姚忠良和大唐公司出具了一份对账单给原告，格式和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一样，由姚忠良签字，大唐公司加盖公章，希望原告提交。综上，涉案合同虽系被告签字，但大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忠良不仅在合同经办人处签字，且与大唐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孙云玉在验收结算中签字，可充分说明被告的行为应系职务行为，本案付款责任应由大唐公司承担，要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针对被告的主张，辩称，首先，被告本人及案外人姚忠良系大唐公司的隐名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但本案合同系原告与被告订立的，且付款人也是被告本人，至于案外人姚忠良在经办人处签字其实是类似于见证人的地位，无证据证明被告及案外人姚忠良系代表大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其次，被告主张其为职务行为，但被告并未提交大唐公司授权，事后也未追认，本案合同的相对方应系被告，被告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对被告主张的涉案合同相对方系大唐公司的说法不认可，且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至于涉案苗木种植在大唐公司范围内系被告要求，原告系依约履行义务，至于被告与大唐公司之间的关系，原告并不清楚；第三，对于被告陈述的姚忠良及大唐公司在涉案结算书的背面向原告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与本案无关联，系原告与大唐公司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系原告与大唐公司之间的园区318国道景观工程相关债务），因当时出具时系在饭店里面，无其他纸张，原告没多想就让其出具在涉案结算书的背面（具体过程见原告的询问笔录，承诺书的内容系孙云玉书写，由姚忠良盖章），原告并未想到会造成现在的局面；第四，认可被告陈述的后于2017年5月9日支付工程款30000元，同意扣除。原告向本院提交：1.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一份（2015年11月26日签订，园区中央大道景观工程）；2.绿化工程结算书一份（2016年1月31日出具，园区中央大道景观工程）；3.逾期利息计算明细一份；4.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一份（2016年2月29日签订，园区318国道景观工程）；5.绿化工程结算书一份（2016年3月17日出具，园区318国道景观工程）被告质证称，对以上证据1.2.3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证据实际的内容可以看出实际交易的对象系大唐公司，被告只是代大唐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对证据4.5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被告及本案无关联。被告向本院提交：1.通知书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各一份，证明大唐公司对外欠有巨额债务已被裁定破产，姚忠良系大唐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系大唐公司隐名股东；另，原告与大唐公司发生过绿化工程合同关系，因大唐公司未能依约支付款项，原告现已申报债权的相关事实；2.银行分户对账单一份，证明被告代大唐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30000元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证据1.2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与大唐公司虽发生过绿化工程交易情况，但不能据此否定原被告之间也发生过绿化工程交易的事实；对证据3无异议，被告确实于2017年5月9日支付原告30000元的工程款，同意扣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用。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用。审理中，经被告申请，本院对案外人丁云昌做询问笔录一份，丁云昌陈述称，首先，丁云昌与原、被告均认识，与姚忠良也认识且为同一个村的，丁云昌于2016年3月1日到大唐公司任职，主要负责安保、招人及处理一下和当地关系的协调工作；其次，丁云昌入职时涉案苗木种植工程已经结束，系原告承包种植的，至于是谁发包给原告的，丁云昌不清楚，2016年夏，原告到大唐公司讨要工程款，当时原、被告及大唐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忠良均在场，当时签了一个结算单，具体结算单上的内容不清楚，涉案合同丁云昌也未见过；第三，丁云昌入职后对于318国道苗木种植工程是知道的，此工程也是原告做的，此工程种植在大唐公司的范围内，其推断应该是大唐公司或者姚忠良发包给原告的；第四，2017年1月底，被告、姚忠良、丁云昌及当地村里的干部等在虹星桥彬心（谐音）饭店商议土地承包事宜，后丁云昌在楼下遇到原告，原告陈述其到饭店是向姚忠良要苗木承包款的，原告到饭店主要是向姚忠良讨要苗木承包款，至于是否向被告讨要，丁云昌并不清楚。原告对丁云昌的陈述基本无异议，其陈述的系原告与大唐公司之间的合同事宜，对于其主观推断的内容，原告不认可，对于其他内容无异议。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对案外人姚忠良作询问笔录一份，姚忠良陈述称，首先，姚忠良确实是大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负责大唐公司的实际运营和管理，原告与大唐公司之间只发生过一次苗木种植合同关系即318国道沿线景观工程，并由姚忠良出面与原告签订了工程绿化合同（2016年2月29日），之前没有发生过；其次，涉案的中央大道景观工程系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事宜，与大唐公司并无关联，涉案工程实际是由大唐公司先发包给被告，被告又发包给原告的，当时姚忠良建议由大唐公司直接和原告签合同，被告及原告均表示不用，由原被告签的合同，姚忠良作为经办人签字的（类似于见证人的地位），至于后续的付款事宜均系被告和原告结算和支付的，大唐公司未向原告付过款，至于大唐公司和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由大唐公司和被告另行结算（现在尚未结算）；第三，涉案的绿化工程开始时是没有签的，很多东西都是口头协议，姚忠良建议签个协议，原被告均表示不用，后来，苗木种好后，因为被告付款不及时，原被告补签了涉案的绿化工程合同，将种植的苗木品种、价格及付款事宜等均详细记载在合同内，结算书也是后来签的，合同和结算书不是一个时间签的；第三，至于在涉案的结算书背面书写承诺书系孙云玉书写的（孙云玉系大唐公司的办公室负责人兼管统计工作），由姚忠良签字盖章的，这个承诺书系原告与大唐公司关于318国道沿线景观工程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联，当时原告拿了一张纸让姚忠良书写并盖章，姚忠良并未仔细看纸张的情况，按照商议好的内容出具的。具体情况如下：2016年年底（快过年了），被告、姚忠良（丁云昌也在，但他在楼下没有在包厢里）及村里的一些干部在彬心饭店商议土地承包的相关事宜，后来原告到包厢找姚忠良和被告讨要苗木工程款，被告让原告到隔壁包厢先坐坐，一会，被告先去和原告谈的，后来，姚忠良也过去，原告对其说10万元的苗木工程款早应该给他了，姚忠良陈述称暂时无资金支付，提出2017年6月份付好了，原告同意，并要求姚忠良出具了上述的承诺书，此承诺书和本案无关联的，至于原、被告在包厢内谈的具体内容，姚忠良不清楚。被告对姚忠良的陈述有异议，从姚忠良的陈述可知，涉案苗木确实种植在大唐公司范围内，姚忠良无证据证明大唐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被告，被告再发包给原告，姚忠良的陈述也不符合常理，被告是大唐公司的隐名股东，被告从中无任何利润，被告不可能在无任何利润的情况下承包此项工程；另外，姚忠良陈述其在2017年1月出具了一个欠款凭证（付款承诺书）给原告，其与原告均表示只包括318国道工程的欠款，被告不认可，不能只凭原告和姚忠良的陈述就认定此付款承诺书只包括318国道工程欠款。还有，被告陈述的大唐公司欠被告其实是投资款（由大唐公司出具欠条给被告），姚忠良在上述笔录中陈述其与被告之间债权债务尚未结算，就涉案工程款大唐公司怎么会出具欠条给被告，这是矛盾的。本院对丁云昌、姚忠良的询问笔录内容予以采用。根据上述采用的证据，并结合到庭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5年11月26日，原、被告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将园区中央大道景观工程发包给原告，工程地点长兴县虹星桥镇郑家村（新3**国道南）；工程内容为在园区中央大道沿线种植各种景观树木（包括湿地松、广玉兰、柳树等，合同也具体约定了种植树木的规格、单价、数量等）；暂约定于2015年11月28日开始施工，合同价款暂定为752630元，竣工后据实结算；工程款支付约定为2016年4月20日前支付200000元，2016年5月31日前支付152630元，于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200000元，于2017年4月30日前支付100000元，剩余100000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合同另约定了双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合同由原被告双方签字确认，并由案外人姚忠良在经办人处签字。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施工义务，并于2016年1月20日竣工。2016年1月3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绿化工程结算书》一份，对涉案工程进行验收，并具体明确了验收的明细及涉案工程款的总额，验收人员为原告及案外人姚忠良（大唐公司实际控制人）、孙云玉（大唐公司财务或办公室负责人），结算书由原被告双方签字确认。工程完工前，被告于2015年12月23日付款50000元，完工后于2016年4月7日付款50000元，于2016年4月15日付款100000元（上述三次付款经过记载在绿化工程结算书内），于2017年5月9日付款30000元。后双方就剩余款项的支付问题及支付主体等有争议，和解未成，故纠纷成诉。案件审理中，本院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及自行和解，双方均未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另查明，原告与大唐公司于2016年2月29日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大唐公司将大唐综合园318国道沿线景观工程发包给原告施工，工程地点为长兴县虹星桥镇郑家村（新3**国道南）；工程内容为在园区中央大道沿线种植各种景观树木；暂约定于2016年3月1日开始施工，合同价款暂定为275600元，竣工后据实结算；工程款支付约定为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75600元，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000元，剩余100000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合同另约定了双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合同由原告签字，被告加盖公章并由被告实际控制人姚忠良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施工义务，并于2016年3月10日竣工。2016年3月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绿化工程结算书》一份，对涉案工程进行验收，并具体明确了验收的明细及涉案工程款的总额，验收人员为原告及大唐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忠良、大唐公司财务或办公室负责人孙云玉，结算书由原告签字，被告加盖公章并由姚忠良签字确认。后被告未付款，因被告现已进入破产程序，原告已申报债权。再查明，2016年年底原告到虹星桥彬心饭店（谐音）向被告、案外人姚忠良及大唐公司讨要工程款，姚忠良在涉案的绿化工程结算书的背面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载明：“经协商，本单年里应再付10万元，因公司资金困难，双方协商在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上述款项姚忠良（在姚忠良签字处加盖大唐公司的公章）”。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与原告签订涉案施工合同的行为是否是履行职务行为，涉案工程款是否应由大唐公司承担。本院认为，被告与原告签订涉案施工合同的行为应系其个人行为，应承担付款责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被告在涉案施工合同中的发包人一栏签字，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其理应认定为合同的相对方，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并不是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但被告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原告签订施工合同的行为得到大唐公司的授权或事后追认，且原告及大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忠良均不认可。其次，根据被告提交的大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中“许建中与大唐公司的关系”部分载明的内容可知，其自认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也没有获得过收益。既然被告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也无实际职务，只享受投资收益，则被告在大唐公司的地位与其他显明股东不能一并而论，其如果要代表大唐公司对外活动，应有大唐公司的相关授权或事后追认，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是代表大唐公司与原告签订施工合同，这与被告陈述的其签订合同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是相矛盾的。第三，在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前后，被告已多次支付原告工程款项，虽其主张系代大唐公司垫付，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且原告及大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忠良也不认可，对于被告的垫付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工程款系被告自己支付给原告。第四，被告主张涉案工程苗木种植在大唐公司范围内，且大唐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忠良在涉案施工合同经办人一栏签字，并全程参与，工程竣工验收时姚忠良与大唐公司财务孙云玉共同在验收人一栏签字验收。另，园区318国道景观工程（另一工程，和本案工程无关）系大唐公司发包给原告施工的，工程植物也是种植在大唐公司范围内，大唐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忠良在合同中签字、盖章，且在园区318国道景观工程结算书中，姚忠良与孙云玉也代表大唐公司在验收人一栏中签字，这与本案的情况是一致的，既然姚忠良、孙云玉在318国道景观工程中代表大唐公司签字，则本案中也足以代表大唐公司，涉案工程合同的实际相对方应为大唐公司。本院认为，被告的此项主张系类比推理，318国道景观工程系原告与大唐公司之间的合同事宜，孙云玉与姚忠良作为大唐公司的工作人员或实际控制人，以大唐公司名义对外活动并无不妥，但不能就此认定本案工程中姚忠良和孙云玉是代表大唐公司在验收人或经办人处签字的（姚忠良陈述其在涉案合同经办人一栏签字是作为类似于见证人，系个人行为，与大唐公司无关），即使姚忠良和孙云玉是代表大唐公司签字经办或验收的，因涉案工程苗木确实种植在大唐公司的范围内，与大唐公司也有一定关联，正因此，为大唐公司的利益，姚忠良在涉案施工合同经办人一栏签字，参与工程进度并与孙云玉在工程竣工验收时共同在结算单验收人一栏签字验收也并无不妥，不能就据此认定大唐公司为涉案合同的实际相对方。至于第五，被告主张因大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姚忠良对外有大量债务，相关账号均被冻结，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经原、被告及姚忠良商议由被告出面与原告签订合同，合同实际相对方为大唐公司。本院认为，被告的上述主张并不成立，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在涉案工程完工后不久，大唐公司将318国道沿线的苗木种植工程发包给原告，并且与原告签订了施工合同，而此时大唐公司及姚忠良的相关案件及债务问题也并未完全解决，这与被告的陈述相矛盾，且原告及大唐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也不认可。第六，被告主张大唐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忠良在涉案的结算书背面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认为此还款承诺表述的还款的款项性质系本案所涉的工程款，由此可知大唐公司为涉案工程合同的实际相对方，并承诺付款，涉案工程款应由大唐公司支付。本院认为，被告的此项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一）原告与大唐公司之间确存在关于318国道沿线景观工程的施工合同关系，工程竣工验收后，大唐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付款义务，原告也一直在向大唐公司及姚忠良催讨；（二）2016年年底，原告到虹星桥彬心饭店向被告、姚忠良催讨工程款，当时在场的有被告、孙云玉、姚忠良、丁云昌（前三人在包厢，丁云昌在楼下）等人，后孙云玉在涉案结算书的背面书写了承诺书的内容并盖大唐公司公章，由姚忠良签字，经姚忠良证实，此承诺书所涉的工程款系318国道沿线景观工程的工程款，系原告与大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三）原告主张其在向被告等人催讨工程款时，随身携带涉案结算单也属合理，本院从承诺书的内容无法得出与本案的关联性，也不能仅仅因为承诺书书写在涉案的结算单的背面就径直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且被告也未提交其他相关的证据证明。被告主张大唐公司及姚忠良另行向原告出具了一份结算单，承诺支付涉案工程款，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也不认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被告主张的其与原告签订涉案施工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涉案工程款应由大唐公司支付，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所涉施工合同的双方应系原、被告。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原告虽未向本院提交其具备绿化工程施工的相关资质，但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被告应依约支付工程款,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工程款分期支付，但被告仅依约支付了部分工程款，未付款项已达到总款项的五分之一，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全部未付工程款。关于工程款的金额，原告主张已付230000元，被告主张除上述230000元外，另交付了一部分款项，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定被告已交付的工程款金额为230000元，经核算，现被告尚欠工程款金额为52263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被告未依约支付工程款，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根据案情，（一）按照应付未付本金152630元，年利率4.35%，从2016年5月31日暂计算至2017年5月8日，金额约为6239元；（二）被告于2017年5月9日交付30000元，则按照应付未付本金122630元，年利率4.35%，从2017年5月9日暂计算至2017年6月8日，金额约为444.5元；（三）按照应付未付本金200000元，年利率4.35%，从2016年12月31日暂计算至2017年6月8日，金额约为3790元；（四）按照应付未付本金100000元，年利率4.35%，从2017年4月30日暂计算至2017年6月8日，金额约为465元；（四）按照应付未付本金422630元，年利率4.35%，从2017年6月9日计算至2017年9月25日，金额约为5463元。以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为16401.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许建中支付原告贾连法苗木工程款人民币52263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付清；二、被告许建中支付原告贾连法逾期付款利息16401.5元（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至2017年9月25日），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付清；三、驳回原告贾连法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721.5（已减半），财产保全费3370元，合计8091.5元，由被告许建中承担7500元，原告贾连法承担59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请预交上诉费，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页无正文）代理审判员  王仲凯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张思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