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2014）深福法行初字第127号	原告方文华，男，汉族，住址广东省深圳市。	被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徐友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超，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简照伟，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深圳市湖北宾馆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万光，该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声洁，该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文艳，深圳市湖北宝丰实业有限公司员工。	上列原告方文华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行为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22日受理后，于2014年2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文华，被告委托代理人杨超、简照伟，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黄声洁、文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03年9月30日对深圳市湖北宾馆申请变更的事项予以核准，变更前为：企业名称为深圳湖北宾馆，法定代表人胡声琴，经济性质为全民（内联-独资）；变更后：企业名称为深圳市湖北宝丰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万光，经济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均为复印件）：1、登记材料（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部门审批批文、公司章程、股东或董事长会议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公证书及其他相关文件、验资证明、收回的营业执照原件副本）；2、法律规定。	原告诉称，原告于1989年7月毕业分配到湖北省外贸驻深圳办事处工作，担任秘书职务，属事业单位的正编国家干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职工，即终身制员工。1995年因参与职工联名举报领导贪腐受打击报复，被安排到办事处投资设立的第三人处工作，期间被报复性开除公职。1998年5月在深圳市检察院保护下，原告恢复公职，于1998年9月15日批准待岗5年。随后原告作为终身制员工参加了1998年房改，并与办事处签订购房《协议书》。《协议书》中还约定签约后必须工作满5年，否则将以不是职工为由收回所购房产。2003年5月原告获得发放的《房地产证》。2005年2月2日第三人法人代表胡声琴违反《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二条“企业职工档案是企业劳动、组织、人事等部门在招用、调配、培训、考核、奖惩、选拔和任用等工作中形成的有关职工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业务技术水平、工作表现以及工作变动等情况的文件材料。是历史地、全面地考察职工的依据，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分。”、第十五条“严禁任何人私自保存他人档案或利用档案材料营私舞弊。对违反规定者，应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秘密法》的，要依法处理。”规定，将抽空的原告人事档案移交原告，据以作为正式解除与原告存续劳动人事关系的事实。但由此，足以确认原告同时属于湖北省外贸驻深圳办事处、深圳宝丰实业公司和第三人的员工，而局限于政策及信息，不可能想象得到第三人正在实施一项涉及原告切身利益的国企改制，并且隐秘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企业与员工之间没有劳动合同，所有国有企业的正式员工都是“终身制”。一些国有企业在合资、改制过程中，又急需解决大量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国有企业采取了“买断工龄”的办法安置富余员工。但“买断工龄”是建立在国有企业员工“终身制”基础之上的，企业支付给员工“买断工龄”的货币，其实质是作为企业解除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后企业支付给员工的经济补偿金。而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1999年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也强调：“确保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出售方应在申请出售前征求职工对出售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的意见，任何部门和单何不得在企业出售中终止职工社会保险关系，不得借出售之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职工‘买断工龄’或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把职工推向社会。”终结了“买断工龄”的违法侵权行为。原告认为国企改制涉及每个员工的切身利益，特别是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更是对员工合法权益影响重大。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是依第三人的申请，经审查后决定其可以从事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获得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构成从事国企改制合法性的前提，是充分必要条件，表明第三人国企改制符合法定条件，可以依法从事国企改制活动。未经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从事国企改制的活动即为违法。由于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第三人应当提交材料证明自己符合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的条件、标准，同时承担诚信义务，对所提交的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从国情、相关法规政策及原告受到司法保护、待岗申请批条、人事档案移交收条等证据来看，第三人于2003年9月30日申请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时点期间，原告仍是其一名终身制员工，由于国企改制涉及到每个员工切身利益，因此原告与该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一、行为主体明显受到欺骗。在意思表示方面，行政主体因受欺骗所作的行政行为无效，如行政机关因相对人的欺骗行为下所作的批准行为。1993年5月17日第三人申报设立公司时的企业名称为“深圳宝丰湖北宾馆有限公司”，经济性质为“全民(内联—独资)”，提交的申请报告主体则为“深圳宝丰(湖北)国际贸易服务公司”，审批申报单位为“湖北省经贸委驻深圳办事处”，由此可以确立第三人是国有独资企业的经济性质，其资产变动、工商变更登记审批程序则为宝丰公司申报、湖北省经贸委驻深办事处最终审批。而第三人经营资产“深圳湖北宾馆”是湖北省对外贸易厅驻深圳办事处于1991年2月9日建成的，显而易见湖北省对外贸易厅驻深圳办事处对第三人资产权属、经济类型变动、经营资产具有最终核准审批权。但1999年1月25日第三人中报法人变更时企业名称已变为“深圳湖北宾馆”，产权单位由“深圳宝丰(湖北)国际贸易公司”仍变更为“深圳宝丰(湖北)国际贸易公司”，而1999年1月15日该公司已由国有企业改制成3家股东的有限公司，显然投资单位仍为“深圳宝丰(湖北)国际贸易公司”属于欺骗性，其行为是在故意隐藏国有资产。2001年3月28日第三人申报变更，但隶属关系中载明原为深圳湖北宝丰服务公司”变更为“深圳湖北宝丰实业有限公司”，而申报的“深圳湖北宝丰实业有限公司”经济性质为“全民(内联—独资)”。并且附加“深圳宝丰(湖北)国际贸易公司”于1999年1月15日变更名称“深圳湖北宝丰实业有限公司”的《变更通知》和鄂外圳人【2001】2号《关于聘任吴增明等同志职务的通知》。由此可确认第三人是“深圳湖北宝丰实业有限公司”的二级公司，人事任免权受其支配，也即原告的人事权同样受其支配，但这种支配权是建立在“深圳湖北宝丰实业有限公司”是“全民(内联—独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第三人作为国有企业没有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审批文件申报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是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的，属于第三人欺骗行为主体。二、程序方面明显不当。行为主体对于必要的程序、主要的程序不予遵守的应为无效。第三人设立沿革过程可以确认其资产属于国有资产，其于2003年9月30日申报的变更登记行为应当属于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在其资产评估报告中也是按国有资产评估办法实施的，因此其只是改制对象，其产权人事实上早于1999年1月15日改制，而仍以国有独资企业的名义持有其产权，本身就存在欺骗。欺骗的背后，实际产权人应为其产权人的原投资单位“湖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驻深圳办事处”，行为主体应当尊重“湖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驻深圳办事处”财产权，维护国家利益，不能违反法定程序，不经其批准，以及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批准，也没有第三人提交的国企改制方案及员工名册，擅自受理第三人对其资产的非法处置。进行所谓的国企改制，在程序上明显不当。一些必要程序或者形式要件如股权分配协议书、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名等大多反映第三人内部关系以及购买股权的同等条件认定、优先购买权、股权变更登记时机、公司章程的解释等更容易出现纷争的事项也未依法遵守主要的程序审查。三、内容明显严重违法且违反公序良俗。（1）持股自然人不是第三人员工。国有企业工商变更登记是依第三人的申请，经审查后决定其可以从事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获得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构成从事国企改制合法性的前提，是充分必要条件，表明第三人国企改制符合法定条件，可以依法从事国企改制活动。未经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从事国企改制的活动即为违法。然而第三人未依照法律规定将员工名册报请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明显以自然人作为员工名义虚报出资。(2)明显流失巨额固有资产。第三人将1990年以其名义产权人宝丰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评估的179.5万元国有资产评估成40.9万元，并以100万股权向2名法人及其他自然人低价出售，明显流失巨额国有资产，不符合《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已经涉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重大侵财犯罪。(3)股东间明显没有缔结法定协议书。《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申请公可登记除应提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文件、资料外，还应按照登记机关的规定提凌下列补充文件：(一)设立公司的协议书；(二)其他必要的文件、证件。”第三人没有根据法律规定提交设立公司的协议书，明显假借改制虚构股东。(4)股东实物出资没依法过户，明显造假。《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下称《规定》）第八条规定“注册资本申以实物出资的，公司章程应当就实物转移的方式、期限等做出规定。实物中须办理过户手续的，公司应当于成立后半年内办理过户手续，并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但湖北宾馆房产均没有依法办理过户手续，并备案，明显造假验资。(5)固有资产评估结果明显没有监管单位确认。《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规定必须进行评估作价的出资，须由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国有资产评估结果依法须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由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部门进行确认。”第三人提交《资产评估报告》没有国有资产行政监管机关确认，且没有实际产权人的确认文件。四、客观上不可能实现。第三人声称其原为深圳市湖北宝丰实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但该公司早于1999年1月15日进行国企改制为3家股东的有限公司，其资产应当为该公司资产，该公司为其产权人，因此第三人不可能于2003年9月30日仍以全民企业性质申报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并得到核准，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五、没有遵守相关法律明文规定。行政管理是一种适用法律的国家活动，作为行政行为行使人应当将法律法规作为处理行政事务的根本准则和依掘象的联系，正确适用法律。第三人申请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时没有遵守《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相关规定，在适用法律、法规方面缺陷明显，应以没有法律依据确认第三人申请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无效。综上所述，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是指登记缺乏必要的法定要件，例如材料不齐全等，无效是指登记实质上违反法律法规。不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成立是有效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无效是一个价值判断，已经成立的行政行为不一定有效，还需要其他条件，例如材料的真实性条件。本案中变更登记行为依法不成立，因为它不具备法定要件，且无效，因为材料不真实，实质上违背了法律法规规定。第三人中请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时，申报材料虚假，错误特别严重，而且十分明显，理论上不能作出合法、有效的推定。从工商变更登记行为的内部要素来看，其行为错误已经达到了连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都无法为其进行解释的境地，而从外观要素来说，其申报的材料错误一目了然，一般人都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根据原告以上阐述的事实，足以认定第三人申请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存在重大错误，且明显无异议，特依据《行政诉讼法》、《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2003年9月30日对第三人实施国企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无效；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均为复印件）：1、特岗申请批条；2、档案转交收条；3、资产评估报告；4、湖北宾馆房产证；5、开业登记；6、鄂外圳业字（93）第15号；7、2001年工商变更登记；8、股东会决议；9、工商信息；10、证据目录签收单；11、档案袋；12、（2010）深罗法民一初字第2070、2071号《民事判决书》；13、案例《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14、企业工商档案查询答复；15、资产评估报告；16、1999年年检报告；17、2000年年检报告(第三人）；18、2002年年检报告(第三人）；19、2003年年检报告(第三人）；20、2000年年检报告（宝丰公司)；21、2001年年检报告（宝丰公司）；22、2002年年检报告（宝丰公司）；23、2003年年检报告（宝丰公司）；24、2004年年检报告（宝丰公司）。	被告辩称，一、原告所诉行政行为已过五年起诉期限。原告所诉的被告的行政行为作出时间为2003年9月30日，至今已经1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受理。二、被告2003年9月30日登记收取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程序合法。第三人向被告提交了公司规范自查表、公司规范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验资报告、深圳市工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的批复等文件，经审查，申请材料符合《深圳市公司规范与改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原有公司重新登记的通知》第五条公司规范登记应提交的文件规定，被告予以核准登记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被告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答辩称，一、原告在本案中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其无权就对第三人是否工商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求。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任何劳动或人事关系，原告在行政诉状中声称在2003年9月时仍与第三人有劳动人事关系，是终身制员工，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这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原告虽然与第三人1996年签订劳动合同，但已于2001年12月31日到期，双方没有再行签订劳动合同和待岗合同，即2001年12月31日后原告与第三人再也不存在劳动关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148号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于2001年12月31日后即不存在任何劳动或人事关系。因此，原告在其诉状中称其在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发生时也就是2003年9月仍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这与事实严重不符，明显置法院生效判决而不顾，纯属无稽之谈。本案中，原告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利害关系，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与原告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行政行为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内容，因此，原告无权起诉要求撤销第三人的公司登记，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二、原告所诉行政行为已过五年起诉期限。原告所诉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间为2003年9月，至今已有11年时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受理。受理的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恳请法庭查清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向法庭提交证据材料有（均为复印件）：2004）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148号民事判决书。	经审理查明，原深圳湖北宾馆设立于1993年5月18日，法定代表人为胡声琴，经济性质为全民（内联—独资），注册资本100万元，由深圳市湖北宝丰实业有限公司独资控股。2003年8月6日，该公司向被告提交了公司规范自查表、公司规范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验资报告、深圳市工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的批复等文件，申请变更企业名称为深圳市湖北宝丰酒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万光，股东变更为深圳市湖北宝丰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深圳市湖北宝丰实业有限公司及万光、胡声琴等。被告经审查后，认为该公司的申请材料符合规定，遂于2003年9月30日对上述事项予以核准登记。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原告方文华原系深圳市湖北宾馆员工，经（2004）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1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其于2001年12月31日起与原深圳市湖北宝丰宾馆不在存在劳动关系。	再查，深圳市湖北宝丰酒店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15日更名为深圳市湖北宾馆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二）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在本案中，经（2004）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148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确认原告与第三人于2001年12月31日起不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的变更登记发生在2003年9月30日，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再者，即便第三人的工商变更行为发生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企业的变更登记行为与企业员工亦无直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该变更登记行为对原告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院认为原告方文华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对其起诉应不予受理，鉴于本院已经受理，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方文华的起诉。	各方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劭辉	人民陪审员  吕珍兰	人民陪审员  陈绍粦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宝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