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邵树强，该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廖毅，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芬兰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杨耀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杰南，广东杰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凤霞，广东杰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政所）、广东省芬兰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芬兰馨公司）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66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2日，国政所（乙方）与芬兰馨公司（甲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248号《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其中约定：甲方根据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佛中法民二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55号判决），甲方抵押的厂房、土地被拍卖还债后，委托乙方全权代理追偿佛山市友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及债务连带清偿责任人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还款，经双方友好协商，订立协议如下：一、甲方委托乙方全权代理追偿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连带清偿责任，并由乙方负责申请查封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个人财产；乙方提供邵树强律师个人广州房屋一幢为甲方申请财产保全作担保；负责立案和提出诉讼方案；负责原审和二审出庭诉讼；负责胜诉后的申请强制执行，拍卖查封财产还债等法律事务。二、甲方委托乙方的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包括提起诉讼、代�承认、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参与法庭诉讼，代为申请执行，查封财产，代为收取执行款项以及以物抵债财物；签收各项法律文书等。三、甲方支付乙方律师费的方式为风险收费，即按甲方实收执行款项50%支付（其中有30%属于律师代理费；有20%的费用为乙方办案费）。如分期收取的款项按各期收取款物及比例支付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据保或减付应付乙方的费用。四、在乙方代理案件期间，如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的，不能单方同意和解方案，甲方不能擅自收取对方还债款项。如违约即按上述标的总额和应占比例承担赔付给乙方。五、本合同一经双方签订立即生效，任何一方均应严格遵守不得违约。甲乙双方未经协商一致不得终止本委托合同。六、代理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至二审及执行终结结束止。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国政所指派律师搜集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个人的财产状况，在搜集获取对方当事人个人财产状况后，国政所为芬兰馨公司申请财产保全，还依约提供了邵树强座落于广州市荔湾区华贵路厚福新街七号三层房屋一幢及两个车位为芬兰馨公司诉讼保全作财产担保，依法查封了对方当事人的有关财产。国政所派出两名律师出席法庭，参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院审理后于2012年3月9日作出原审判决，判令：佛山市友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1450万元及利息给芬兰馨公司。原审判决后，由于该判决没有判决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达到《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目的。芬兰馨公司于2012年4月17日向国政所发出《终止委托代理通知书》，通知书内容：“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关于贵所代理我方广东省芬兰馨实业有限公司与佛山�友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因故需要终止贵所代理我方二审阶段，特通知贵所，自本通知到达后，双方代理关系即终止。”之后，芬兰馨公司另行委托广东杰辉律师事务所代理二审及强制执行。国政所收到《终止委托代理通知书》后没有提出异议，同时没有继续进行二审和二审后的申请执行工作。广东杰辉律师事务所代理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6日作出（2012）佛中法民二终字第68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1）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269号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1）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李海华就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1）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对广东省芬兰馨实业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但以3155872.24元及对应利息为限；四、刘振忠就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1）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对广东省芬兰馨实业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但以3782196.89元及对应利息为限；五、徐可明就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1）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对广东省芬兰馨实业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但以3779733.99元及对应利息为限；六、上述第三、四、五项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9月7日起计算至2012年2月13日止；七、驳回广东省芬兰馨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芬兰馨公司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芬兰馨公司与刘振忠于2013年8月20日达成《协议书》，约定�刘振忠向芬兰馨公司清偿3920278.73元，芬兰馨公司向法院申请解封刘振忠财产。2013年8月27日，芬兰馨公司收到刘振忠（惠州市广兴建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代支付）支付的3620278.73元，余下300000元双方约定在法院解封刘振忠财产后支付。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民二终字第68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其余债权，目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仍在执行中。
国政所向芬兰馨公司催讨律师费未果，于2014年1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芬兰馨公司支付国政所律师代理费3721907元；2.芬兰馨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
原审法院认为，国政所与芬兰馨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芬兰馨公司的委托目标是委托国政所全权代理追偿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连带清偿责任，并由国政所负责申请查封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个人财产；国政所提供邵树强律师个人广州房屋一幢为芬兰馨公司申请财产保全作担保；负责立案和提出诉讼方案；负责原审和二审出庭诉讼；负责胜诉后的申请强制执行，拍卖查封财产还债等法律事务。在本案中，由于国政所已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指派律师搜集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个人的财产状况，在搜集获取对方当事人个人财产状况后，国政所为芬兰馨公司申请财产保全，还依约提供了邵树强座落于广州市荔湾区华贵路厚福新街七号三层房屋一幢及两个车位为芬兰馨公司诉讼保全作财产担保，依法查封了对方当事人的有关财产。国政所派出两名律师出席法庭，参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由于原审判决没有判决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达到《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目标。在此情况下，芬兰馨公司于2012年4月17日向国政所发出《终止委托代理通知书》，由于芬兰馨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解除委托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作出解除委托，故原审法院认为在原审判决后，在《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目标在客观上达不到的情况下，芬兰馨公司另行委托广东杰辉律师事务所代理二审及之后的工作，而国政所收到《终止委托代理通知书》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双方没有据实针对委托事项补充变更约定，致纠纷产生，双方都有一定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规定，国政所在本案中已代理原审及财产保全工作，为以后的执行提供了帮助和打下了基础，已部分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法律事务，故芬兰馨公司应酌情支付部分风险代理费给国政所。由于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已经明确约定“甲方（即芬兰馨公司）支付乙方（即国政所）律师费的方式为风险收费，即按甲方实收执行款项50%支付（其中有30%属于律师代理费；有20%的费用为乙方办案费）。如分期收取的款项按各期收取款物及比例支付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据保或减付应付乙方的费用”，本案中通过原审、二审及强制执行，芬兰馨公司已收回3920278.73元的债权，该债权应作为计算风险代理费的基准，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民二终字第68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其余债权，目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仍在�行中，故该其余债权不应作为计算风险代理费的基准，国政所仅代理原审没有参与二审、强制执行工作，故原审法院酌定风险代理费的计算标准为：3920278.73×30%÷3=392027.87元，国政所诉请中超过该数额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于2014年7月11日作出判决如下：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芬兰馨公司支付代理费392027.87元给国政所。二、驳回国政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诉讼受理费36575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41575元，由国政所负担37197元，芬兰馨公司负担4378元。
判后，上诉人国政所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芬兰馨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单方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应属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国政所指派律师立即着手整理和研究诉讼策略和准备诉讼材料，指派律师专门前往佛山、南海、肇庆等地搜集被追偿人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个人的财产状况，在搜集获取对方当事人个人财产状况后，国政所为芬兰馨公司申请财产保全，还依约提供了邵树强房产为芬兰馨公司诉讼保全作财产担保，依法查封了对方当事人的有关财产，国政所派出两名律师出席法庭，参与南海区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原审判决作出后，国政所随即为芬兰馨公司起草上诉状，准备二审代理工作。而芬兰馨公司在收到国政所为其起草的上诉状后，却向国政所发出《终止委托代理通知书》。可见，在《委托代理合同》履行�程中，国政所充分履行自身的义务，反而芬兰馨公司无故单方终止国政所的代理资格，导致国政所无法继续进行代理工作。芬兰馨公司撤销委托的行为是其单方行为，一经撤销，国政所即丧失继续进行代理工作的资格，国政所是否表示异议均不能改变该事实，芬兰馨公司对此应当承担全部违约责任。（二）芬兰馨公司应当以佛山中院生效判决认定的款项总额为基数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30％比例支付国政所的代理费。《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按芬兰馨公司全案实收执行款项计付国政所的代理费，现芬兰馨公司已由生效判决确认其应收的债权本息共计12406357.12元，故应以该数额为基数按30％比例支付国政所的代理费。原审过程中，芬兰馨公司已承认收到3920278.72元的债权，且剩余部分亦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原审法院却只对芬兰馨公司已收债权部分作处理，未�部分则不作为本案计算风险代理的基准，如此判决并不能根本解决本案的纠纷，有可能导致后续诉讼的发生，也违背了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三）芬兰馨公司已实际收取3920278.72元的执行款，应当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30％支付代理费。芬兰馨公司单方解除国政所的代理资格，导致国政所无法进行该案的二审及执行工作，完全系芬兰馨公司的违约责任，且芬兰馨公司能顺利与刘振忠和解，国政所在代理过程中对刘振忠财产的调查及查封工作有关键及直接的作用，所以国政所认为芬兰馨公司应当在已收取的执行款项中按30％支付给国政所。（四）原审判决酌定计算国政所代理费的计算方式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为国政所仅代理原审没有参与二审、强制执行工作，而酌定国政所应得代理费的三分之一，该认定明显未全面考量全案。国政所的前期工作是二审判决支持芬兰馨公司诉讼请求的重要基础。国政所无法继续进行代理的责任应由芬兰馨公司承担，由此造成国政所后续工作的可预期收益损失亦应当按《委托代理合同》全额支付。原审判决机械地将国政所的代理工作划分三个阶段，并均分三份计算代理费缺乏合同依据，也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书；2.确认芬兰馨公司应当支付国政所的代理费为3721907.14，并从实际收取执行款中支付；3.判令芬兰馨公司从已收取的执行款项中支付1176083.62元给国政所；4.案件全部受理费由芬兰馨公司负担。
针对国政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芬兰馨公司答辩称：国政所在针对10万元代理费的说明中明确提及涉案10万元代理费当中包括了芬兰馨公司与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友协公司执行一案，以及向保证人追偿的代理事项，因此芬兰馨公司认为涉案委托合同前期费用已经支付。
判后，上诉人芬兰馨公司亦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芬兰馨公司和国政所经协商一致终止委托代理关系，芬兰馨公司就涉案纠纷的产生不存在过错。国政所在收到《终止委托代理通知书》后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继续跟进二审和申请执行工作，国政所已经以其实际行为表明双方已就委托代理关系的终止达成一致意见。国政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人员，并没有及时就合同终止后的相关事项与芬兰馨公司进行协商，在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内也从未联系芬兰馨公司要求协商解决相关事项，明显超过芬兰馨公司的合理预期时间，因此，本案纠纷产生的过错在于国政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在合同解除后未能就委托事项补充变更约定致纠纷产生，双方均有一定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国政所未尽审慎尽责之义务，未能实现双方约定的代理目标。1.248号《委托代理合同》已明确约定芬兰馨公司诉讼目的，即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必须就芬兰馨公司为佛山市友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偿还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国政所并没有实现该目的。导致2269号判决未判令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承担责任的过错在于国政所，是由其不当的诉讼技巧所致。2.国政所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未尽审慎尽责之义务，芬兰馨公司在2269号案原审判决后也曾要求国政所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但国政所未能提供相应的诉讼方案，芬兰馨公司终止委托代理关系的原因完全在于受托人未尽审慎尽责之义务，双方终止委托代理关系的归责原因在于受托人。原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405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认为芬兰馨公司须向国政所支付律师费属�适用法律错误。3.《合同法》第405条规定当事人就委托费用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芬兰馨公司和国政所在248号《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的计算方式为风险收费，即在达到双方约定的代理目标时，国政所方有权要求代理费用。则根据双方的约定，国政所的风险代理费应该以2269号案的原审判决作为计算基础，而2269号案的原审判决仅判决佛山市友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无须承担责任，未能达到双方约定的代理目标，故国政所无权要求芬兰馨公司按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原审法院把芬兰馨公司按照二审判决收回的债权数额作为芬兰馨公司风险代理费的计算基准违背公平原则。（三）芬兰馨公司已足额支付必要的代理费用。芬兰馨公司和国政所于2011年2月2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17号《委托代理合同》）第�条约定“……甲方（即芬兰馨公司）委托乙方（即国政所）代理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佛中法民二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并且首先争取执行债务人及连带清偿债务人财产后甲方财产；……如执行甲方财产后向保证人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分别通过诉讼途径追偿”，“代理费用包括前期的基本代理费和其后按50％比例计收的风险收费”，其时芬兰馨公司的财产已经被拍卖，则在签订该17号代理合同时，双方约定的代理事项包括提出执行异议和进行后续的追偿。双方其后签订的248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即芬兰馨公司）委托乙方（即国政所）全权代理追偿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连带清偿责任”，后续的风险收费比例同样是50％，对比两份合同明显可以看出248号合同是承接17号合同就追偿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的连带责任的代理目标作出更为详细的约定，芬兰馨公司依据前述的17号合同所支付的100000元前期代理费用明显已经包括追偿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相应责任的代理事项，即芬兰馨公司已就国政所履行的部分法律事务支付了必要的代理费用，现原审法院判令芬兰馨公司再次支付必要的代理费用，属于重复计算，缺乏依据。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芬兰馨公司无需支付国政所代理费392027.87元。2.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由国政所承担。
针对芬兰馨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国政所答辩称：原审判决已查明芬兰馨公司违约造成国政所不能继续进行代理工作。国政所在履行代理合同过程中，已经完成保全、调查和原审的代理工作，不存在违约情形。根据合同有效约定，芬兰馨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款律师费。
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芬兰馨公司与�政所于2011年2月28日签订的17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芬兰馨公司委托国政所负责5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并且争取首先执行债务人及连带清偿债务人财产后芬兰馨公司财产；包括申请佛山中院执行异议及省高院执行异议；如执行芬兰馨公司财产后向保证人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分别通过诉讼途径追偿。
再查明：55号案件是以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为原告、佛山市友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芬兰馨公司、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为共同被告的担保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在该案中要求佛山市友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还款责任，芬兰馨公司、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芬兰馨公司以其抵押担保的房产、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作为保�人在该案确定的债权范围对佛山市友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涉案248号《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芬兰馨公司应否向国政所支付248号《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律师代理费。对此，本院认为：第一，17号《委托代理合同》虽与248号《委托代理合同》在缔约主体上相同、委托事项上有部分交叉，但两份合同是各自独立的合同。17号《委托代理合同》是为完成55号判决执行事项而签订，合同在“代理事项”部分虽有约定“如执行芬兰馨公司财产后向保证人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分别通过诉讼途径追偿”，但向该三保证人追偿的具体工作是在248号《委托代理合同》中进行明确的委托�并就律师费的收取办法和标准进行具体约定。248号《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在后，有具体的委托事项和内容，芬兰馨公司认为其在17号《委托代理合同》项下支付的10万元费用已经包括248号《委托代理合同》项下的代理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芬兰馨公司于2012年4月17日向国政所发出《终止委托代理通知书》，已表明其解除248号《委托代理合同》的意思。芬兰馨公司认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涉案合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国政所认为其在收取2269号民事判决书之后，仍为该案上诉事宜继续工作，但并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三，依照248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国政所就本案收取律师费的方式为风险收费，即按芬兰馨�司实收执行款项50%收取（其中有30%属于律师代理费，有20%为国政所办案费）。但国政所的代理工作并未产生执行款项，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代理的2269号案件中，芬兰馨公司并未取得248号《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特别约定的对李海华、刘振忠、徐可明的追偿权利。因此，国政所要求芬兰馨公司按照248号《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费的条件未能成就。基于公平原则，考虑到国政所已实际履行248号《委托代理合同》部分内容，本院酌定芬兰馨公司向国政所支付100000元作为律师费。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但在判决给付代理费金额部分的认定有失妥当，本院予以更正。上诉人国政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上诉人芬兰馨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东省芬兰馨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00000元。
三、驳回上诉人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36575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41575元，由上诉人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负担40458元，由上诉人广东省芬兰馨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1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755元，由上诉人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负担38407元，由上诉人广东省芬兰馨实业有限公司负担53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卫东
审 判 员 张朝晖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
书 记 员 蔡静雯
林燕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