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7民终6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斌，男，汉族，1976年11月17日生，浙江省舟山市人，个体工商户，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美龙，男，汉族，1969年9月21日生，初中文化，福建省福州市人，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原审第三人曹长智，男，汉族，1956年12月30日生，大学文化，贵州省贵阳市人，民营企业法人代表，住贵阳市花溪大道贵阳市（贵州工学院宿舍）。
原审第三人林波，男，1977年4月2日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市。
原审第三人余乃云，男，1972年4月16日生，住福建省福清市。
上诉人周斌与被上诉人余美龙、原审第三人曹长智、林波、余乃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龙里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2日作出（2013）龙民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周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黔南民商终字第1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以本案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龙里县人民法院重审。龙里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5）龙民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周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2011年4月18日，原、被告签订《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1、转让的标的物为被告余美龙持有的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探矿权100%的出资份额及其全部权利。写明了该探矿权人为曹长智，探矿证号为T52120080702010336，发证时间为2010年7月14日，有效期至2012年6月25日。该证的勘查单位是宜宾智高矿产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转让价款为680万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款项于该协议签订之日支付200万元，余款以双方及曹长智签字并经公证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付清。3、协议签订后，由甲方（即被告）积极配合乙方（即原告）办理探矿权转让、变更及探矿权转采矿权工作。4、该探矿权的所有证照、征地等一切手续，由甲方在协议生效后全部移交给乙方、并协助乙方完成登记手续的变更。5、转让后，所有采矿权变更登记费用由乙方承担。6、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将探矿权证正副本、土地使用租赁合同书、矿山公路协议及该公司所有各类办理相关证照的资料等交付给乙方。……协议签订后，原告汇款200万元给被告。2011年4月29日，原、被告签订《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余下的款项分两次支付：一次待甲方（即被告）与李敏解除协议并公证后，采矿权人变更工作启动时，乙方（即原告）支付380万元；甲方将探矿权人由曹长智变更为周斌，并取得探矿权证后付清余款100万元。2011年4月29日，被告余美龙及第三人林波、余乃云与海南泰和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解约协议书》并办理了公证，约定被告余美龙及第三人林波、余乃云以243万元收回海南泰和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70%的投资份额。2011年5月20日，原告支付给被告转让款380万元。其后，被告将探矿权证等移交给原告。为此，原告于2011年5月，申办贵州龙里县浩维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获龙里县工商局预先核准通知书，2011年度，原、被告相互配合办理了探矿权年检手续。年度报告的勘查单位是宜宾智高矿产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3月，原告与都匀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地表地质填图书》。2012年5月31日，原、被告及第三人曹长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第三人曹长智协助原告办理探矿权证的相关事宜。2012年5月和9月，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收到第三人曹长智分别上报?关于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普查探矿权延续延期报件的申请?，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分别作出黔国土资地勘函（2012）542号和806号复函。2012年11月之后，原、被告及第三人曹长智因未按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要求申请探矿权延续、变更或保留等事项，致使探矿权证失效。原告于2013年4月9日诉至法院。一审审理中，查明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具备了交易条件。有原告提交的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行政许可事项受理回执和其作出的黔国土资地勘函（2010）329号《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普查探矿权转让申请的审核意见》为依据。被告提交的从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官方网站下载的2010年11月8日《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关于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普查探矿权协议转让公告》和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于2010年11月22日对《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普查探矿权协议转让结果公告》的相关内容加以佐证。一审庭审后，被告申请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由谁在国土资源厅办理延续延期报件手续及领取国土资源厅下发的黔国土资地勘函（2012）542号和806号复函。国土资源厅复印了第三人曹长智在2012年5月和9月分别上报?关于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普查探矿权延续延期报件的申请?两份，两份申请上左上角均写有杨洪及其电话号码135××××5535。对由谁领取国土资源厅下发的黔国土资地勘函（2012）542号和806号复函，因多方原因未找到相关资料。被告的证明目的是申报材料是由第三人曹长智签字的，第三人曹长智是配合原告方办理的延期申请，不是由被告余美龙和第三人曹长智提交的，被告余美龙和第三人曹长智都没有领取国土厅的回函。一审法院并责令被告提交原、被告及第三人曹长智于2012年5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原件。被告称未找到。责令原告到庭陈述被告将相关资料移交给原告的情况或书面报告移交资料的情况。原告于2015年6月29日书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未对法院的要求作正面回答。
原审原告周斌一审诉称：2011年初，原告经人介绍与被告认识，被告自称是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的投资人，并且该矿储量丰富，原告信以为真。2011年4月18日，双方签订《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将该矿的探矿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为680万元，分两期支付，第一期款项于该协议签订之日支付200万元，余款待探矿权人认可并经公证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付清。同时双方还约定：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经公证后生效；因本协议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可向矿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协议签订后，原告通过工商银行汇款给被告200万元。但很快原告发现，被告将同一探矿权转让给了李敏。为此，2011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余下的款项分两次支付：待被告与李敏解除转让关系后支付38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在探矿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后支付。2011年5月20日，原告支付给被告380万元转让款，剩下的100万元转让款由于被告一直未将探矿权变更至原告名下，所以原告没有支付。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履行探矿权变更义务未果。原告认为，被告实际上并不具备履约能力，没有能力将探矿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因为被告并不享有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的股权，不是该矿的投资人，也不是该矿的探矿权人。事后原告通过咨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得知，被告转让探矿权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探矿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违反了国务院出台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于2011年4月18日签订的《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2011年4月29日签订的《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580万元转让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1年5月2日起计算截止2013年6月13日利息为781201.5元，其余利息计算截止付清为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余美龙一审辩称：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审第三人曹长智一审述称：余美龙与周斌转让我不清楚，后来听周斌说他转让，他大致跟我讲，余美龙叫我帮他，后来清楚了余美龙确实转让给了周斌，2011年我才清楚此事。
原审第三人林波、余乃云一审未述称。
一审审理认为：原告主张，被告不具备履约能力，没有能力将探矿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因为被告并不享有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的股权，不是该矿的投资人，也不是该矿的探矿权人。原告主张被告不具备履约能力，经核实，被告转让探矿权之行为已取得了探矿权人曹长智的授权。双方在达成协议过程中，原告对被告取得探矿权人的授权的相关资料无异议。事后，探矿权人还根据原、被告双方的约定，积极地协助原告办理相关手续。对于被告是否有能力将探矿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双方在合同里约定的是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而不是被告自行办理给原告。原告主张通过咨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得知，被告转让探矿权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探矿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违反了国务院出台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从被告提交的资料来看，被告转让给原告的探矿权是具备了交易条件的。被告提交了从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下载的《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关于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普查探矿权协议转让公告》相关内容加以佐证，其中的第三条，对协议竟买人的资格含自然人，第五条，有重要提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三）关于矿业权相关纠纷处理问题的规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未经相关审批管理机关批准，但符合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条件，应认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未生效，但不影响转让合同中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的生效及效力。当事人仅以探矿权、采矿权转让未经相关审批机关批准为由请求确认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不应予以支持。”根据这一规定，在本案中，双方约定“协议签订后，由甲方（即被告）积极配合乙方（即原告）办理探矿权转让、变更及探矿权转采矿权工作”。原告已按合同约定积极地办理，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办理。因原告的原因，导致探矿权延续延期失效。原告主张办理探矿权延续延期的手续是第三人曹长智办的，不是原告办的，到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领取相关手续也不是原告，而是被告及第三人曹长智。从原告与第三人曹长智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来看，应该是原告去办理的，第三人曹长智只是负责签字而已。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双方签订的协议，是由原告办理，被告及第三人只是协助办理；二是原告与第三人曹长智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尾部的签名、盖章与原告提供的与都匀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地表地质填图书》的尾部的签名、盖章是一致的，原告未提交相反证据来否认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只是说，即使是真实的，也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显然，原告主张办理相关手续是由第三人曹长智去办理的，不符合客观事实。故原告以探矿权转让未经相关审批机关批准为由请求确认探矿权转让无效，不予支持。原、被告签订的《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协议书》及《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了办理探矿权证的相关事宜，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予维护。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自签订协议后，原告已按协议接管了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并由被告及第三人配合办理了相关手续。原、被告双方已按合同履行了主要义务，按合同约定“协议签订后，由甲方（即被告）积极配合乙方（即原告）办理探矿权转让、变更及探矿权转采矿权工作”，办理相关手续的责任在于原告，而非被告及第三人，被告及第三人只是配合办理而已。而且该合同约定的探矿权的使用期限只是到2012年6月25日。被告移交给原告的探矿权证是有期限的，由于原告的过失，致使探矿权失效，过错在于原告。原、被告在办理探矿权过程中均负有义务，对探矿权证的失效，如果是被告及第三人没有积极配合办理，那么被告及第三人就负有责任。就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原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另案提出请求。对此，法院已给当事人进行了释明，而原告坚持其诉请，故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斌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2400元，由原告周斌承担。
一审判决宣判后，周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只有符合上述情形之一的，才能进行探矿权转让。而本案探矿权人既未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更未经过依法批准。因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二、根据相关法律和本案合同约定，办理探矿权转让手续的义务人为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一审认定事实与法律适用均有错误。《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在申请转让探矿权或者采矿权时，应当向审批管理机关提交下列资料：（一）转让申请书；（二）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转让合同；（三）受让人资质条件的证明文件；（四）转让人具备本办法第五条或者第六条规定的转让条件的证明；（五）矿产资源勘查或者开采情况的报告；（六）审批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资料。”，因此，在探矿权转让中，办理申请转让的义务人为探矿权人而并非受让人。2011年4月2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方（被上诉人）将探矿权人由曹长智变更为周斌，并取得探矿权证后付清余款100万元。”该合同条款亦明确约定办理探矿权变更登记的义务人为被上诉人。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2012年5月31日上诉人、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曹长智签订的《补充协议》，系被上诉人伪造，经上诉人及一审法院多次要求均无法提供原件，而一审法院却将其作为认定应由上诉人承担办理探矿权变更相关工作的证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本案未办理探矿权转让审批及探矿权超期灭失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而并非上诉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探矿权转让审批资料。本案被上诉人并非登记探矿权人，其与上诉人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协议无法办理相关探矿权转让审批手续。原审第三人曹长智实际上已丧失申请探矿权延续、保留和变更主体资格。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探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探矿权申请人应是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本通知下发之前，探矿权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应当依法办理成为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后，方可再申请办理探矿权延续、保留和变更等手续，……”。原审第三人曹长智应在依法办理成为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后，才可申请办理探矿权延续、变更手续。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于2012年7月4日及11月6日的两份关于探矿权延续申请的复函中，也均向原审第三人曹长智告知“请以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入主体申请，否则不予受理。”原审第三人曹长智作为自然人实际上已无法申请办理探矿权延续手续。综上，本案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并没有向相关部门提交探矿权转让申请资料，且其并非登记探矿权人，其与上诉人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协议无法办理相关探矿权转让审批手续。原审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由于原告的过失，致使探矿权失效，过错在于原告”，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本案一审判决违反了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本案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本着诚实信用，早早将巨额转让款支付给被上诉人。期待早曰办理探矿权转让手续并最终取得采矿权。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登记的探矿权人早已将探矿权转让并已获得转让款，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对其根本不具有约束力，其自始至终都未向国土部门提交探矿权转让申请资料。而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的转让合同中已获得超额利润，又因其并非探矿权人，对办理探矿权转让也是置身度外。因其二人怠于履行义务，上诉人在支付了580万元转让款后，不仅无法办理探矿权转让手续，探矿权还因超期灭失。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余美龙二审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第三人曹长智、林波、余乃云二审未述称。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后，签订《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协议书》，从协议第一条约定来看，上诉人对于麻窝坑铝土矿的探矿权人为原审第三人曹长智的事实是明知的，三方在协商一致后，又签订《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以此来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该补充协议应视为第一次转让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三方在履行协议中，原审第三人曹长智2012年5月24日、8月30日以探矿权人的名义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进行探矿权延续延期的申请，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也对此进行了回复，而上诉人亦到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法人登记等事实，由此表明，原审第三人作为采矿权人已按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履行了延续延期手续，对于本案采矿许可证的期限至2012年6月25日的事实，上诉人是明知的，况且，被上诉人提交的《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关于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普查探矿权协议转让公告》及《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普查探矿权协议转让结果公告》等证据证实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场坝村麻窝坑铝土矿具备了转让的条件。从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义务为协助配合上诉人办理相关手续，因此，本案争议的探矿权是否失效的责任不能归责于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一审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贵州省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协议书》、《龙里县水场乡麻窝坑铝土矿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另外，本案双方约定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上诉人因缔约后是否产生损失，可另案提起诉讼主张权利。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周斌的上诉理由不充分，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200元，由上诉人周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家荣
代理审判员 蔡云飞
代理审判员 王天才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杨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