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济民再字第91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原审被告）：王佰义，男，196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
委托代理人：刘敏，黑龙江中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济南金梁建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章丘市。
法定代表人：王绍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宁仕宏，男，197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律顾问，住山东省章丘市。
委托代理人：王瑛，男，195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办公室主任，住山东省章丘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法定代表人：赵六栋，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海廷，男，197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原审被告）：吉运集团山西阳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阳泉市。
法定代表人：王建江，经理。
申请再审人王佰义因与被申请人济南金梁建工机械有限公司（简称金梁公司）、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集团山西阳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吉运阳泉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济商终字第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0月10日作出（2013）济民申字第125号民事裁定，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王佰义及委托代理人刘敏，被申请人金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宁仕宏、王瑛，吉运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海廷，吉运阳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建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月5日，一审原告金梁公司起诉至章丘市人民法院称，2011年7月，被告王佰义从原告处购买塔机12台，共计货款232.5万元。因王佰义无钱支付，经被告吉运阳泉公司的业务员潘某某联系，王佰义以融资租赁的形式，由吉运阳泉公司支付原告货款。被告王佰义预先支付给吉运阳泉公司租赁费88.8万元后，原告履行了发货义务，但被告吉运阳泉公司拒不给付原告货款。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吉运阳泉公司和潘某某给原告出具欠条。后原告得知被告吉运阳泉公司已将王佰义预付的租赁费划给被告吉运集团公司。上述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要求判令被告偿还货款232.5万元及利息；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请求货款的数额为232万元及利息，并自愿放弃经济损失2万元的请求。
被告吉运阳泉公司辩称，1、本案王佰义因涉嫌合同诈骗，2011年3月7日，被河北省井陉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立案侦查，本案应中止审理，待井陉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恢复审理。2、2011年6、7月份，潘某某（此人不是我公司员工，系社会上的业务介绍人）找到我公司，提出王佰义想购买原告济南金梁公司的8台塔吊设备，因资金不足愿与我公司做融资租赁业务，初步协商王佰义预交设备总价30%的首付款，余款融资业务。由于潘某某在此之前给我集团公司名下的其他公司联系过几次业务，我公司对此深信不疑。其后，潘某某于2011年7月4日至9月21日分五次给我公司汇款745240元，原告于2011年7月中旬到7月底陆续将12台塔吊设备发给王佰义。针对数量有误，潘某某解释说签合同时提高设备价格、少写数量，可减少管理费，最后以实际价格发票为准。我公司要求尽快与原告和王佰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原告方代表王金梁和潘某某主张王佰义已支付首付款，不会有问题，并要求我公司给原告出具王佰义的设备款由我公司代付的证明。2011年9月8日，原告提出经过对帐我公司为其出具欠条才能找王佰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为此出具欠条并约定了司法管辖。2011年11月底到12月初，原告及潘某某与我公司一起找王佰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王佰义以租金计算高、手续不全等种种理由拒绝签订合同，至此我公司才感到上当受骗。因此，原告及王佰义、潘某某利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为名，行合同诈骗之实，我公司出具的欠条应认定无效。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不宜采用口头或其他形式。本案原告与我公司及王佰义之间自始至终未能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也没有签订机械设备的买卖合同，我公司根本没有取得融资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没有书面形式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原告以骗取的欠条起诉我公司，于理于法都不可取，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我公司认为原告与王佰义、潘某某构成了合同诈骗，原告与潘某某骗取我公司的欠条无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尽快解除对吉运集团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井陉县支行240万元资金的冻结，并由原告承担采取保全措施错误给吉运集团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被告吉运集团公司辩称1、我公司没有与原告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原告起诉我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应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起诉。2、要求解除冻结，并由原告承担申请保全措施错误造成的损失。
被告王佰义未予答辩、举证。
章丘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吉运阳泉公司是由吉运集团公司出资70万元、吉运集团公司工会委员会出资30万元，合计注册资金100万元组建成立，其许可经营项目为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一般经营项目为汽车租赁，提供汽车租赁信息服务。吉运集团公司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汽车租赁（不含小轿车）；普通货物运输；汽车、汽车配件零售；对工商业、运输、能源的投资。2011年6、7月份，王佰义因购买金梁公司的塔吊设备资金不足，经潘某某介绍与吉运阳泉公司建立联系，达成融资租赁意向。经协商，王佰义预交设备总价30％的首付款，余款做融资业务。其后，王佰义通过金梁公司给付潘某某首付款82.4万元，直接给付潘某某首付款6.4万元，合计88.8万元。随后，潘某某于2011年7月4日至9月21日分五次将王佰义的首付款745240元交付吉运阳泉公司，吉运阳泉公司于收款当日将上述款项划入吉运集团公司账户。王佰义交付首付款后，金梁公司于2011年7月中旬到7月底陆续将12台塔吊设备发至黑龙江省大庆市王佰义处。2011年8月4日，吉运阳泉公司为金梁公司出具证明一份，注明：“我公司客户王佰义在贵公司购置的设备款1636000元（大写壹佰陆拾叁万陆仟元），由我公司全额代付予贵公司”。2011年9月8日，吉运阳泉公司为金梁公司出具欠条一份，注明：“今欠到济南金梁建工机械有限公司设备款2059000元。我公司于2011年10月1日前付1509000元，余款于2011年11月15日前付清。2011年9月8日前所有证明手续作废。如超出以上时间，由章丘市人民法院起诉。”吉运阳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江作为经手人在欠条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同日，潘某某为金梁公司出具欠条一份，注明：“今欠到济南金梁建工机械有限公司塔机款26.1万元，于2011年11月25日付清特此证明”。以上合计欠款232万元。2011年11月9日，吉运阳泉公司出具“划款证明书”一份，注明：吉运阳泉公司分五次分别于2011年7月4日划款18.2万元、7月19日划款66350元、7月28日划款29.7万元、8月3日划款l0万元、9月21日划款9.9万元，合计划款744350元给吉运集团公司。2011年12月1日，吉运集团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注明：“今委托王建江到黑龙江省大庆市办理客户王佰义设备租赁事宜，此委托只针对签订合同，特此委托”。吉运集团公司与王佰义之间至今未签订书面融资租赁合同。2012年3月7日，井陉县公安局以王佰义涉嫌合同诈骗为由，予以立案侦查，但一直未对王佰义采取相应措施，至今也未作出相应结论。2012年5月14日，原审法院依法对王佰义进行调查，王佰义陈述称：“没有签订租赁合同的原因在于吉运阳泉公司不具备融资的资质，后吉运集团公司委托王建江签订租赁合同，但未提供吉运集团公司的相应手续；潘某某系吉运集团公司职工，我去河北省井陉县考察过”。2012年7月6日，原审法院依法对潘某某进行调查，潘某某陈述称：“我是吉运集团公司聘请的，主要负责与设备相关的业务，没有固定工资，有业务提成；我代表吉运集团公司联系业务，金梁公司和王佰义因搞融资业务找的我，我与吉运集团公司联系后吉运集团公司派人考察，并同意作该笔业务；我共计收到王佰义转交的首付款88.8万元，扣除吉运集团公司应支付的利润（业务提成）4万余元，其余款项84万余元已全部通过吉运阳泉公司交付吉运集团公司，其中吉运阳泉公司经理王建江代我垫付10万余元；我个人不欠金梁公司货款，实际欠王建江个人10万余元，货款应由吉运集团公司支付给金梁公司；发生纠纷的原因在于王佰义拒绝在租赁合同上签字，开始以吉运集团公司的委托书是传真件为由拒签，吉运集团公司出具原件后，又以公章是假的为由拒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下列事实存在争议：1、关于潘某某的身份的认定。金梁公司主张潘某某系吉运集团公司业务员，其行为应由吉运集团公司承担；吉运集团公司反驳主张潘某某仅是中间介绍人，不是公司员工。针对金梁公司提供与王建江的电话录音，吉运阳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江主张该录音与本案无关；吉运集团公司主张该录音不符合证据规则，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王佰义与吉运集团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关系，也没有支付任何费用。针对原审法院的两份调查笔录，经质证，金梁公司均无异议，认为吉运集团公司与王佰义之间的租赁关系与金梁公司无关。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对王佰义的笔录本身无异议，认为王佰义故意拒签租赁合同，理由在于王佰义使用88万元首付款取得了232万元的租赁设备，其以种种理由拒签合同的目的在于拒绝支付租赁费；针对潘某某的调查笔录，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主张潘某某不是公司员工，吉运阳泉公司汇给吉运集团公司的74万余元不能证实系王佰义的首付款；潘某某只是中介人，其不只是给吉运集团公司做业务，还给其他公司介绍业务；金梁公司与王佰义、潘某某共同实施合同诈骗，潘某某的证言不应采信，是在故意规避责任。2、关于责任的承担。金梁公司主张吉运阳泉公司已出具欠条，其与吉运阳泉公司、吉运集团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王佰义与吉运集团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与金梁公司无关，所欠货款应由吉运集团公司承担偿还责任，吉运阳泉公司与王佰义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主张本案系融资租赁，由于王佰义拒绝签订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不成立，不应承担偿还货款的义务；如王佰义在租赁合同上签字，融资关系就成立。针对金梁公司庭审提供的“退车退款申请表”，吉运阳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江主张系复印件，是否写过申请表已记不清楚；吉运集团公司主张该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章丘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货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同时，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只有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许可经营的公司，才能从事融资租赁交易。通过各方当事人陈述及其提供的相应证据，足以证实王佰义因购买金梁公司塔机资金不足，通过潘某某联系与吉运阳泉公司、吉运集团公司协商融资租赁业务。在此过程中，基于吉运阳泉公司不具备从事融资租赁交易的资质，吉运集团公司委托吉运阳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江办理该笔融资租赁业务。据此，王佰义通过不同方式支付首付款88.8万元，金梁公司依据约定将价值232万元的塔机提供至王佰义处，吉运集团公司与王佰义之间因故至今未签订租赁合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本案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在于：一是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的问题；二是关于潘某某的身份认定；三是金梁公司、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之间关系及合同效力的认定；四是本案责任的承担。关于焦点一，本案应否中止审理。原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上所述，王佰义因购买金梁公司塔机资金不足，与吉运集团公司协商建立融资业务关系，且已预付30％的首付款88.8万元，金梁公司也已按约定交付价值232万元的货物，金梁公司是基于货款的请求权诉至法院，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在于金梁公司、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之间的关系认定和合同的效力，由此确认责任的承担。因此，本案确属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的受案范畴，依法应继续审理并作出实体裁决。关于焦点二，潘某某的身份。原审法院认为，首先，王佰义的陈述与潘某某的自认相符合，均证实潘某某代表吉运集团公司联系业务并从中赚取业务提成，吉运集团公司自身也予以认可支付潘某某业务提成的事实。其次，通过审查吉运阳泉公司为金梁公司出具的“划款证明书”确定的划款时间，与金梁公司提供的“退车退款申请表”中记载的吉运集团公司收款时间相符合，且有吉运阳泉公司王建江的签字。该“退车退款申请表”虽系传真件，吉运阳泉公司与吉运集团公司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否认，该证据应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据此，原审法院认定王佰义支付的首付款通过潘某某之手交付吉运阳泉公司后，吉运阳泉公司随即将此款汇入吉运集团公司账户。其后，吉运阳泉公司于2011年11月2日向吉运集团公司提出退付王佰义首付款的申请。再次，金梁公司提供的与吉运阳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江的谈话录音，王建江本人并未否认谈话录音的真实性，只是主张“与本案无关”，通过该录音证实王建江认可潘某某系公司业务员，以及公司与王佰义签订租赁合同而王佰义不盖章的事实。因此，上述证据虽系间接证据，具有密切关联性，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潘某某系吉运集团公司业务员，代表吉运集团公司联系该笔业务的事实成立，其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吉运阳泉公司与吉运集团公司主张潘某某系中间介绍人，理由不当，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主张吉运阳泉公司向吉运集团公司划入的款项不是王佰义的首付款，证据不足，其理由亦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三，金梁公司、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之间的关系及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审法院认为，融资租赁合同是两个合同（买卖和租赁）、三方当事人结合在一起的合同，在融资租赁中，买卖合同是融资租赁合同的组成部分，买卖合同的履行是融资租赁合同履行的前提；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通过出租人购买并将标的物出租，达到融资的目的以解决自己一次性购买标的物所需资金的不足。首先，金梁公司依据其与王佰义、吉运集团公司的意思表示，在王佰义向吉运集团公司支付首付款后，将标的物（塔机）发送至王佰义所在地，已全面履行买卖合同内约定的义务。吉运阳泉公司与潘某某为金梁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实为吉运阳泉公司、吉运集团公司对金梁公司交付塔机、尚欠金梁公司塔机款行为的认可。因此，金梁公司与吉运阳泉公司、吉运集团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买卖关系成立。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王佰义与吉运集团公司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因手续等因素，至今未能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责任在于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不在于出卖人（金梁公司）。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出租人的基本义务是根据承租人的选择订立买卖合同，并支付价款，至于买卖合同的交付等其他活动，由出卖人和承租人直接进行。承租人收到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为融资租赁合同完全生效的要件。如上所述，通过金梁公司提供的系列证据证实，王佰义作为承租人已支付出租人吉运集团公司首付款，金梁公司作为出卖人已将标的物交付承租人，且出租人也为金梁公司出具欠货款的证明，并且在其后的时间内，吉运集团公司委派吉运阳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江与王佰义协商办理租赁合同事宜。因此，融资租赁合同中的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本案出卖人与出租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经成立，且已将标的物交付，因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问题导致未能签订书面租赁合同，致使融资租赁合同不能成立，并不必然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据此，原审法院认定金梁公司与吉运集团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效。吉运阳泉公司主张金梁公司与王佰义、潘某某存在共同合同欺诈，证据不足，理由不当，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吉运集团公司主张与金梁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理由亦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责任的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如上所述，吉运集团公司是基于与王佰义之间建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前提下，与金梁公司发生塔机买卖关系，吉运阳泉公司本身不具备从事融资业务的资质，其接受吉运集团公司的委托办理相关融资业务，且吉运阳泉公司也及时将收到王佰义的首付款交付吉运集团公司。因此，吉运阳泉公司实施的行为是一种代理行为，本案未能签订书面融资租赁合同，不能否定买卖合同的效力，其后果应由吉运集团公司承担。潘某某作为吉运集团公司业务员，从事的是一种职务行为，其代表吉运集团公司联系业务，法律后果亦应吉运集团公司承担。故金梁公司要求吉运集团公司承担支付货款232万元及利息，理由正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金梁公司、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对欠款利息未作明确约定，金梁公司主张的利息应自向法院主张权利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与潘某某之间的经济纠纷系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吉运集团公司与王佰义之间未签订租赁合同导致纠纷的发生，双方可通过其他途径另行处理。吉运阳泉公司、王佰义在本案不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金梁公司自愿放弃对潘某某的起诉，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金梁公司与吉运集团公司、王佰义之间基于建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金梁公司依约将塔机送至承租人王佰义处，王佰义也已实际交付首付款88.8万元，金梁公司与吉运集团公司之间因合同标的物的实际交付，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形成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因吉运集团公司与王佰义之间的原因致使租赁合同未能签订，不能影响金梁公司与吉运集团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吉运集团公司依法应支付金梁公司货款232万元及利息。吉运阳泉公司与潘某某实施的行为，是基于吉运集团公司与王佰义之间建立融资租赁关系基础上实施的代理行为，其后果应由吉运集团公司承担。吉运集团公司与王佰义之间因未能签订融资租赁合同造成的后果，可另行处理。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章丘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章商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一、吉运集团公司支付金梁公司塔机款232万元；二、吉运集团公司对上述款项，自2012年1月5日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金梁公司支付欠款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驳回金梁公司利息过高部分的请求；四、驳回金梁公司对吉运阳泉公司、王佰义的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履行。案件受理费2556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吉运集团公司承担。
吉运集团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不正确，判决严重错误。真正的事实经过是：大约在2011年6、7月份，潘某某（系社会上的业务介绍人）找到吉运阳泉公司，提出黑龙江大庆市的叫王佰义想购买金梁公司塔吊设备，因资金不足愿与吉运阳泉公司做融资租赁业务，初步协商王佰义预交设备总价百分之三十的首付款，余款做融资业务。之后，潘某某于2011年7月4日至9月21日分五次给吉运阳泉公司以不同方式汇款745240元，金梁公司于2011年7月中旬到7月底陆续将12台塔吊设备发给王佰义，吉运阳泉公司要求尽快与金梁公司和王佰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金梁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金梁和潘某某都说没有问题，声称王佰义首付款都打过来了，签订合同不会有问题，同时金梁公司要求吉运阳泉公司先给其出具王佰义的设备款由吉运阳泉公司代付的证明，然后再去找王佰义一起签订正式的融资租赁合同。阳泉公司为了做好融资业务，在明确表示如果签订不了正式的融资租赁合同，不付金梁公司设备款的前提下，按照金梁公司的意思出具了一份欠条。由于吉运阳泉公司不具备融资资质，为此应吉运阳泉公司要求于2011年12月1日由吉运集团公司为其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书注明：“今委托王建江到黑龙江省大庆市办理客户王佰义设备租赁事宜，此委托只针对签订合同，特此委托”。2011年12月初，金梁公司及潘某某与吉运阳泉公司一起到大庆市找王佰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王佰义以种种理由拒绝签订合同。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吉运集团公司根本没有与金梁公司、王佰义之间建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更不存在买卖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也明确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吉运集团公司与金梁公司、王佰义之间根本就没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没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何谈买卖合同的成立事实上是金梁公司与潘某某、王佰义是在共同利用合同故意诈骗吉运阳泉公司。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建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在吉运集团公司没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之前，也只是吉运阳泉公司与金梁公司、王佰义之间在做融资租赁业务，合同没有成立，只能按照无效合同处理，吉运阳泉公司是独立法人理应由其承担无效合同的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吉运集团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不正确，与判决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决严重错误。二、原审法院把融资租赁合同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有意割裂开来进行判决更是错上加错。原审法院认定租赁合同未能签订的原因是由于吉运集团公司与王佰义之间的原因造成的，不能影响吉运集团公司与金梁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吉运集团公司与金梁公司、王佰义之间根本就没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在此岂能谈效力单从原审法院的认定不难看出这是有意将融资租赁合同的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割裂开来对待，请问如果出租人不能得到租金的话，出租人为了什么签订合同的。本案在金梁公司起诉之后未开庭审理之前，王佰义于2011年3月7日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河北省井陉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立案侦查，为此原审法院也派员到井陉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进行了调查核实取证，足以证实王佰义因涉嫌合同诈骗被立案侦查，因此吉运集团公司认为因王佰义涉及刑事案件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侦查终结后恢复审理。四、原审法院认定潘某某系吉运集团公司业务员，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是错误的。事实是潘某某系社会上的业务介绍人，他不仅为吉运集团公司做业务，而且为多个公司做业务，他既不在集团登记注册也不在集团领取工资，怎么能算得上是吉运集团公司的业务员呢调查时潘某某之所以那样自称是公司的业务员，是因为怕承担责任，规避法律对他的制裁，因为潘某某与金梁公司及王佰义都是利用合同诈骗吉运阳泉公司的始作俑者。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严重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金梁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吉运集团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佰义述称，王佰义与吉运阳泉公司曾经达成过融资意向，王佰义根据达成的意向向吉运阳泉公司支付了首付租金88.8万元，但由于吉运阳泉公司一直未向王佰义提供齐全的融资租赁合同文本和公司资质等手续，正式的融资租赁合同文本一直也没有签订；由于吉运阳泉公司未支付设备款，造成了金梁公司终止对王佰义所使用的设备售后服务工作，导致部分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吉运阳泉公司述称，金梁公司和王佰义是诈骗行为。
本院二审查明，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金梁公司、王佰义之间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金梁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潘某某系吉运集团公司员工。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根据金梁公司、吉运阳泉公司及王佰义的陈述，王佰义因资金不足欲向吉运阳泉公司融资租赁塔机，但各方最终未能签订书面的融资租赁合同。依照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金梁公司、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王佰义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故各方当事人之间未成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2011年7月，金梁公司向王佰义交付了塔机，王佰义接受塔机后应当支付相应价款232万元。2011年8月、9月，吉运阳泉公司出具证明和欠条，自愿承担王佰义购买塔机欠款的债务，属于债务加入。因金梁公司未同意解除王佰义的债务，故吉运阳泉公司应在其承诺的范围内与王佰义共同承担偿还塔机欠款的债务205.9万元。王佰义已向吉运阳泉公司交付的款项可另行主张。2011年11月9日，吉运阳泉公司的划款证明书及其向吉运集团公司申请的“退款申请书”仅能证明吉运阳泉公司与吉运集团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无法证明吉运集团公司已委托吉运阳泉公司代其与王佰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更无法证明吉运集团公司与金梁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2011年12月，吉运集团公司授权吉运阳泉公司王建江与王佰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在此之前，王佰义、吉运阳泉公司与金梁公司之间的发货、收货、出具欠条的行为已经完成，仅凭吉运阳泉公司与吉运集团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无法认定吉运集团公司与吉运阳泉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综上，吉运集团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潘某某的身份问题。王佰义及潘某某陈述，潘某某是吉运集团公司的职工，吉运集团公司予以否认。因王佰义、潘某某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仅凭其二人的陈述不足以证实潘某某系吉运集团公司或吉运阳泉公司的员工。潘某某出具的欠条未加盖吉运集团公司或吉运阳泉公司的公章，或有吉运集团公司或吉运阳泉公司授权委托书证明其身份，故其出具的欠条无法认定是吉运集团公司或吉运阳泉公司的欠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作出（2012）济商终字第649号民事判决：一、维持章丘市人民法院（2012）章商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驳回原告济南金梁建工机械有限公司利息过高部分的请求”；二、撤销章丘市人民法院（2011）章商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即“一、被告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济南金梁建工机械有限公司塔机款232万元；二、被告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自2012年1月5日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欠款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四、驳回原告济南金梁建工机械有限公司对被告吉运集团山西阳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王佰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56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三、王佰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济南金梁建工机械有限公司支付塔机款23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32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吉运集团山西阳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三项确定的债务中的205.9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5.9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五、驳回济南金梁建工机械有限公司对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56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吉运集团山西阳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王佰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560元，由吉运集团山西阳泉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王佰义负担。
王佰义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吉运集团公司与金梁公司、王佰义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吉运集团公司根据承租人王佰义的选择向金梁公司购买塔机设备，并向金梁公司出具的欠据，约定了还款期限及出现纠纷管辖法院。吉运阳泉公司是吉运集团公司的全资公司，吉运阳泉公司代吉运集团公司履行的签订合同和债务承担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吉运集团公司又以实际接受申请再审人交付的由吉运阳泉公司转帐支付的租赁首付款而实际履行融资租赁合同，事后又以委托书的形式对吉运阳泉公司的代理行为予以追认。吉运阳泉公司的代理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应由吉运集团公司承担。二审判决认定吉运阳泉公司与申请再审人王佰义、金梁公司实施的融资租赁行为是在吉运集团公司给吉运阳泉公司出具委托书之前，吉运阳泉公司没有代理权，吉运阳泉公司的行为后果不能归属于吉运集团公司是错误的。吉运阳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江的录音证实潘某某系吉运集团公司员工，吉运集团公司自认给潘某某提成，潘某某自述是吉运集团公司的员工，被委托办理与申请再审人、金梁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二审认定潘某某不是吉运集团公司员工是错误的。二审判决认为金梁公司、吉运集团公司与申请再审人之间虽实际履行了融资租赁合同，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各方当事人之间未成立融资租赁合同是错误的。二审上诉人吉运集团公司只列金梁公司为被上诉人，并没有将申请再审人和吉运阳泉公司列被上诉人，二审判决将归还塔吊设备款的义务判给了申请再审人和吉运阳泉公司，系超出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程序违法。请求：撤销本院（2012）济商终字第649号民事判决，维持章丘市人民法院（2012）章商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
金梁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认为融资租赁关系成立，在融资租赁关系中吉运集团公司是买卖关系中的买方，同时也是出租方。吉运阳泉公司是吉运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作出的具体行为系代表吉运集团公司，王佰义首付给吉运集团公司的88.8万元是首付资金，通过吉运阳泉公司出具的划款证明及退款申请书可以证实，潘某某是吉运集团公司的业务工作人员，其行为也代表吉运集团公司，潘某某的行为应由吉运集团公司承担。退一步讲即便融资租赁关系不能成立，王佰义收到金梁公司的塔机设备，也应支付货款。吉运阳泉公司、吉运集团公司和王佰义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共同偿还金梁公司塔机款232万元及自金梁公司主张权利之日起至付清之日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同时还应承担该案在执行过程中给金梁公司造成的损失115889.85元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吉运集团公司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吉运集团公司和吉运阳泉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应各自承担权利义务，潘某某是中间介绍人，不是我单位的工作人员，我单位未委托潘某某签订任何合同，吉运集团公司与金梁公司、王佰义未签订任何法律文书，三方未形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吉运阳泉公司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方未成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本院再审查明，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货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它既不同于买卖合同，亦不同于传统的租赁合同，是一种独立的合同形式，租赁和买卖密不可分。出租人购置标的物的行为与出租标的物的行为是联系在一起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是融资租赁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两部分，可以分别订立，也可一并订立，但并不具有独立性。融资租赁合同自后订立的合同订立起成立并生效，先订立的合同虽成立但并不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根据金梁公司、吉运阳泉公司及王佰义的陈述，王佰义因资金不足欲向吉运阳泉公司融资租赁塔机，但各方最终未能签订书面的融资租赁合同。因金梁公司、吉运集团公司、吉运阳泉公司、王佰义之间未签订书面融资租赁合同，金梁公司、吉运集团公司之间亦未签订买卖合同，王佰义收到金梁公司提供的塔机后，未与吉运集团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故原二审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未成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在王佰义与金梁公司洽谈买卖塔机过程中，因资金不足，经与潘某某联系，欲向吉运阳泉公司融资租赁塔机。虽然王佰义将租赁设备首付款88.8万元交于潘某某，潘某某将745240元交付吉运阳泉公司，但吉运阳泉公司不具备融资租赁的资质，三方亦未签订融资租赁合同。2011年11月9日，吉运阳泉公司的划款证明书及其向吉运集团公司申请的“退款申请书”仅能证明吉运阳泉公司与吉运集团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无法证明吉运集团公司已委托吉运阳泉公司代其与王佰义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更无法证明吉运集团公司与金梁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2011年12月，吉运集团公司虽授权王建江与王佰义办理设备租赁事项，且该委托书明确记载，只针对签订合同而委托，但吉运集团公司与王佰义之间未能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或租赁合同。因吉运集团公司在出具委托书之前，王佰义、吉运阳泉公司与金梁公司之间的发货、收货、出具欠条的行为已经完成，仅凭吉运阳泉公司与吉运集团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无法认定吉运集团公司与吉运阳泉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王佰义通过潘某某向吉运阳泉公司交付首付款后，未能协商约定后续租金的交付时间和租金的具体数额及租赁物所有权的归属。潘某某虽然陈述是吉运集团公司的职工，但吉运集团公司予以否认。本案再审期间，王佰义与金梁公司均认可，在洽谈业务期间，潘某某未持有其系吉运集团公司员工的证明材料，也未提供吉运集团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对于潘某某出具的欠条未加盖吉运集团公司或吉运阳泉公司的公章，故其出具的欠条无法认定是吉运集团公司或吉运阳泉公司的欠款。因此，王佰义再审主张潘某某系吉运集团公司员工，吉运集团公司与金梁公司、王佰义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的再审理由，证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支持。由于吉运集团公司与金梁公司、王佰义之间未能形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2011年7月，金梁公司向王佰义交付了塔机，王佰义接受了塔机，金梁公司与王佰义之间形成了买卖塔机的合同关系，由于金梁公司未同意解除王佰义的债务，二审判决王佰义接受塔机后应当支付相应价款232万元并无不当。2011年8月、9月，吉运阳泉公司向金梁公司出具证明和欠条，自愿承担王佰义购买塔机欠款的债务，属于债务加入。因此，二审判决吉运阳泉公司在其承诺的范围内与王佰义共同承担偿还金梁公司塔机欠款的债务205.9万元并无不当。王佰义已向吉运阳泉公司交付的款项可另行主张。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申请再审人王佰义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济商终字第64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勇
审 判 员 李文实
代理审判员 周爱省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 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