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16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男，1956年9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2，女，1964年3月1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3，女，1955年9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4，男，1970年7月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5（兼王×1、王×3的委托代理人），女，1966年10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黎×，男，1979年12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女，1961年12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乔×（李×之女），女，1987年7月27日出生。
上诉人王×1、王×2、王×3、王×4、王×5与被上诉人李×因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5）延民初字第1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1、王×2、王×3、王×4、王×5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李×1智力三级残疾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律师事务所作为见证方的前提是需有本律所法人或本所律师签名方能生效，但本协议并无本所律师签名，其作为见证方不妥。
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王×1、王×2、王×3、王×4、王×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继承李×1的遗产延庆区×镇×村×号院北房4间、存款、承包地。事实及理由：王×1、王×2、王×3、王×4、王×5系兄妹，王×1、王×2、王×3、王×4、王×5之母李×2姐弟4人，按长幼顺序分别是李×3（女）、李×4（男）、李×2（女）、李×1（男）。李×3、李×4已经去世。李×1单身、无子女，于2014年12月24日去世，留下延庆区×镇×村×号院北房4间、存款、承包地等遗产未发生继承。李×2是李×1的姐姐，李×1的唯一继承人有权继承李×1的遗产。李×系李×4之女、被继承人李×1的侄女，其无权继承李×1的遗产。故此李×2于2015年1月16日起诉，诉讼期间，李×2因病去世，故此王×1、王×2、王×3、王×4、王×5作为李×2的子女要求依法继承被继承人李×1的遗产。
李×在一审法院辩称：被继承人李×1是我的叔叔，其衣食住行都由我负责。2007年，李×1生病住院时，由我照顾，出院后一直在我家休养。2014年9月5日，在律师事务所，李×1与我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书》，将其名下房产、承包地等财产赠与我。2014年12月，李×1生病住院，也是我支付的医疗费用。现李×1因病去世，我履行了对李×1的生养死葬义务，故此有权继承李×1的全部遗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李×1姐弟4人，按长幼顺序分别是李×3（女）、李×4（男）、李×2（女）、李×1（男）。四人的父母及李×3、李×4先于李×1去世。李×1系三级智力残疾、低保户，其离异、无子女。李×系被继承人李×1侄女与李×1同村居住，在李×1多次生病时，李×夫妻对李×1进行了护理，负担了部分费用。2014年9月5日，李×1与李×到北京×律师事务所，由李×5律师代书、用电脑打印两份《遗赠抚养协议书》，内容为：“遗赠人：李×1；抚养人：李×。遗赠人李×1年事已高，其体弱多病。无儿无女，晚年需要侄女李×悉心照料。决定晚年主要依赖侄女李×赡养，经双方协商，均同意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深恐一旦长逝，亲戚之间因房产、地产起纷争，为明确房产、地产归属，趁我头脑清醒时，特决定将名下1处房产和13亩承包地赠与家侄女李×所有，分别为：一、坐落在×镇×村×号宅院，用地面积266.70平方米。二、遗赠人李×1名下承包田张家坟3亩、南台子10亩。三、协议签订之日起，遗赠人李×1将×镇×村×号《建设用地使用证》和13亩《土地承包合同书》交予李×永久保留。四、抚养人李×保证做到悉心照料李×1，让老人安度晚年，在老人有生之年保障供给衣、食、住、行、医疗等全部费用。并保证老人生活水平保持在全村平均水平。李×1饮食起居一切照顾由李×安排并承担，李×1百年之后由李×负责送终安葬。协议签订后李×1遗留房产、地产与其他人无关。五、抚养人依约履行义务之后，同意接受上述赠与。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遗赠人签字处有李×1签名、手印。抚养人签字处有李×签名、手印。见证人处有北京×律师事务所印章，李×6、李×7签名。”2014年12月3日至12月12日，李×1生病到延庆区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12月24日，李×1去世。事后，李×办理了李×1的丧葬事宜。2015年1月16日，李×2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李×1的遗产。诉讼中，李×2因病去世。王×1、王×2、王×3、王×4、王×5系李×2的子女，要求代李×2继承被继承人李×1的遗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王×1、王×2、王×3、王×4、王×5对李×提交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有异议，认为李×1系智力残疾人，其与李×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无效。李×为证实其提交的《遗赠抚养协议书》真实有效，向法院提交了×镇×村村民委员会证明、×镇×村22名村民联名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李×1“有一定文化水平，大脑没有受到过任何刺激和伤害。在2014年9月5日前后，头脑清醒，能与村民进行正常交流，语言表达能力正常，智力没有任何问题。”《遗赠抚养协议书》的见证人李×6出庭作证，证实《遗赠抚养协议书》是由李×5律师代书、用电脑打印，遗赠人李×1、抚养人李×本人亲自签名的过程，同时反映遗赠人李×1当时可以和别人正常交流，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精神状态。
王×1、王×2、王×3、王×4、王×5认为《遗赠抚养协议书》上李×1名字并非李×1本人书写，申请对《遗赠抚养协议书》中李×1的签字进行笔迹真伪鉴定。李×同意其提出的鉴定申请。双方通过摇号选定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检材标注日期2014年9月5日《遗赠抚养协议书》上遗赠人签字处的“李×1”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李×1”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王×1、王×2、王×3、王×4、王×5支付鉴定费6700元。李×对鉴定结论无异议；王×1、王×2、王×3、王×4、王×5认为鉴定单位鉴定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样本与李×向法庭提交的经过庭审质证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样本不一致，不认可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李×称《遗赠抚养协议书》原本就是一式两份，其本人持有一份，李×1去世后，其整理李×1遗物发现第二份，故此现在其持有两份，因为鉴定周期较长，其并未意识到鉴定的样本与庭审质证的样本不一致。但是无论用哪一份做样本进行鉴定，都足以证明《遗赠抚养协议书》上李×1的签名是真实的。李×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庭审过程中向法院提交了两份《遗赠抚养协议书》；王×1、王×2、王×3、王×4、王×5不认可李×作出的解释，认为应以李×第一次提交给法庭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样本作鉴定，不认可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经庭审核实，李×提交法庭的两份《遗赠抚养协议书》，内容一致，两份均有遗赠人李×1、抚养人李×的签名、手印，北京×律师事务所印章，李×6、李×7签名。由于王×1、王×2、王×3、王×4、王×5对鉴定样本持有异议，法院释明李×应向鉴定机构提供第一次庭审质证的《遗赠抚养协议书》进行补充鉴定，否则有可能承担不利后果，李×同意提供第一次《遗赠抚养协议书》样本，也同意进行补充鉴定。双方另行摇号选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重新以第一次经过庭审质证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样本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检材上“李×1”签名与样本上李×1签名是同一人书写。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残疾人证申领登记表》、诊断证明、医疗费收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人证言、两份《遗赠抚养协议书》、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鉴定报告、鉴定费收据、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鉴定报告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被继承人李×1离异、无子女，其父母、姐姐李×3、哥哥李×4也先于李×1去世，故此李×1去世后其姐姐李×2作为其法定继承人有权要求继承李×1的遗产；因李×2在诉讼期间去世，王×1、王×2、王×3、王×4、王×5作为李×2的继承人有权要求代替李×2继承李×1的遗产。诉讼中，李×主张被继承人李×1与其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书》，亦要求继承李×1的遗产。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遗赠人李×1与李×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首先，遗赠人李×1虽然系三级智力残疾，但其并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结合李×1本人所在村民委员会证明、同村村民联名证言、《遗赠抚养协议书》的见证人证言，法院认为遗赠人李×1与李×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是遗赠人李×1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该《遗赠抚养协议书》有北京×律师事务所印章、见证人李×6签名并出庭作证见证了遗赠人李×1本人亲自签名的过程，签名时的精神状态，证实《遗赠抚养协议书》形成的真实性；再次，由于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因鉴定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样本与第一次庭审质证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样本不一致存在瑕疵，李×对其持有两份《遗赠抚养协议书》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将第一次经过庭审质证的《遗赠抚养协议书》样本提交法庭进行了补充质证后，法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两份鉴定结论均认定“李×1”签名与样本上李×1签名是同一人书写。综上，法院确认遗赠人李×1与李×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书》合法有效。故此，王×1、王×2、王×3、王×4、王×5要求继承李×1的遗产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1、王×2、王×3、王×4、王×5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与李×1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书》，且双方按照该协议履行了相关的权利义务，王×1、王×2、王×3、王×4、王×5虽主张该协议无效，但是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确认李×与李×1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书》的效力。王×1、王×2、王×3、王×4、王×5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李×1智力三级残疾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与李×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一节，李×1虽持有三级智力残疾证，但李×1并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且根据村民委员会证明、同村村民联名证言、《遗赠抚养协议书》的见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李×1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李×1与李×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具有效力，故本院对王×1、王×2、王×3、王×4、王×5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就王×1、王×2、王×3、王×4、王×5上诉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律师事务所作为见证方的前提是需有本律所法人或本所律师签名方能生效，但本协议并无本所律师签名，其作为见证方不妥一节，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对王×1、王×2、王×3、王×4、王×5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王×1、王×2、王×3、王×4、王×5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福春
审 判 员 牛旭云
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