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03民初1387号
原告：李某，男，1966年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代理人：周绵华，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秋云，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施某余，男，1961年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肖欣，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映雪，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某服装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
法定代表人：张某，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某杰，男，1991年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联系地址同公司。
原告李某诉被告施某余、第三人某服装城发展有限公司返还款项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周绵华、陈秋云，被告委托代理人李肖欣，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蔡某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诉称：2013年期间，被告宣称可以优惠条件租赁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某服装城商场二层的商铺，原告出于对老乡的信赖，按被告的要求，分别于2013年7月13日、2013年8月22日将租铺所需金额560000元预付至被告或被告指定的账户。2014年7月1日，第三人某服装城发展有限公司与原告正式签订了《物业租赁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原告承租XX号、XX号商铺，出租人向原告出具了收据，但收据记载金额总共仅为102141元；该金额远低于2013年原告预付给被告的租赁商铺金额。经原告向出租人质询，出租人坚称公司除收取合同中约定的物业租金、物业租赁保证金、物业服务合同保证金、水/电使用保证金、物业管理费及经营服务费几项费用102141元外，并无其他收款项目。至此，原告认为被告作为第三人的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多收取原告费用，应予返还。原告经催讨无果，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立即返还人民币457859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5年8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施某余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被告从第三人获得商铺招商引租赁的资格，在与原告接触的过程中，被告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已向原告明确告知，如原告想从被告处获得商铺的承租资格，并以优惠条件与商铺的出租方、物业管理方签订合同的，则必须向被告支付一定的价款。同时，被告可协助原告办理商铺租赁的相关事项。双方形成口头协议，后原告以缴纳定金或一次性缴纳大部分款项的方式向被告确认了需要通过被告获得商铺承租资格。款项缴齐后，原告随后即与商铺的出租方，物业管理方签订合同。原告在2013年办理了收铺手续，双方的协议已实际履行。第二，原告早已在2013年与第三人成立租赁关系，办理收铺手续并实际使用商铺，租赁关系成立的前提是租赁双方对商铺的位置、租赁标准、租期等主要事项确定以后才成立。原告声称在收铺后长达一年的时间才获知应向出租方、物业管理方缴纳的款项标准是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的。事实是自2013年的7、8月份，原告缴齐相关款项后，直至原告起诉之日，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异议，也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要求被告返还该笔款项。因此，原告一直清楚知道该笔款项的构成及其中已经包括应向被告支付的价款。第三，双方的协议早已在2013年履行完毕，原告已实际使用该商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第四，被告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的成本投入，同时也带原告实地考察了商铺现场，促使原告与第三人订立租赁合同，为原告代交了其应向第三人缴纳的款项。被告在整个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第五，原告作为服装行业的生意人，清楚知道服装类商铺的投资规则和惯例，也清楚服装类商铺的承租价款条件。原告之所以提出本案诉讼，是基于原告与第三人约定的免租期在2015年7月早已届满，而原告又不愿意继续在世贸城经营，其为挽回自身的损失才提起本案诉讼。
第三人某服装城发展有限公司述称：我方与被告施某余是招商承包关系，涉案商铺的招商项目都是由施某余承包。我方只对涉案商铺收取合同约定的费用。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某于2013年7月13日、同年8月22日分别向被告施某余转账支付50000元、510000元。关于该转账行为，原告称当时被告在第三人处办公，自称是第三人的经理，且第三人的工作人员称被告为“施总”，据此原告认为，被告以第三人的代理人的名义宣称可以以优惠条件租赁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某服装城商场二层商铺，并以第三人的名义要求原告缴纳费用，费用为管理费、月租费、三拖一押金、进场费、定金费的总额减去折扣费，为此原告提供了曹某萍的《全额付款》表格予以证明，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则称其只是从第三人处获得涉案商铺的招商引租赁的资格，在向原告宣传推荐涉案商铺时曾以《全额付款》表格载明的项目向原告明确告知，如通过被告获得涉案商铺的承租资格，并以优惠条件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需向被告支付的价款及其构成，包括应向被告支付的中间费用（即进场费）及向出租方缴纳的“三拖一押金”等。
2014年7月1日，原告李某与第三人某服装城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两份《物业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向第三人租赁广州市荔湾区某商铺，租赁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其中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租金为0元/月，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的租金为7487元/月（2024号铺）、7754元/月（2067号铺）；原告应于签订本合同当日向第三人预付本物业的一个月租金，金额为7487元（2024号铺）、7754元（2067号铺）；原告应在本合同签订当日向第三人缴纳三个月的租金作为本合同保证金，合计22460元（2024号铺）、23261元（2067号铺）。同日，原告李某（以下简称乙方）与广州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两份《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乙方将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某商铺委托甲方提供物业服务，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乙方应于签订本合同当日向甲方支付本物业一个月物业管理费及经营服务费2524元（2024号铺）、2614元（2067号铺）；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当日向甲方缴纳三个月的物业管理费及经营服务费作为本物业服务合同保证金，合计7571元（2024号铺）、7841元（2067号铺）；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当日起，向甲方缴交5000元（2024、2067号铺均为5000元）作为本物业水/电使用保证金。
第三人某服装城发展有限公司收取了原告物业租赁保证金22460元（2024号铺）和31233元（2067号铺）、物业租金7487元（2024号铺）和10411元（2067号铺），广州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收取了原告物业管理费及经营服务费2524元（2024号铺）和2614元（2067号铺）、物业服务合同保证金及水/电使用保证金12571元（2024号铺）和12841元（2067号铺），上述款项的收据开具日期均为2014年9月5日。
庭审中，第三人称其与被告口头约定，由被告承包广州世贸服装城商场的部分商铺的招商，向第三人介绍推荐潜在的商铺承租人，协助其与承租人关于租赁合同的订立、款项交付及其他合同事宜；对此，第三人没有向被告支付对价；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第一份租赁合同是2013年签订的，当时被告已经将租赁保证金、水电周转金、一个月的物业租金及合同约定的其他费用代原告交给第三人，第三人当即开具了收据，但是没有填写日期，直至原告来领取该收据时，第三人才填写了收据上的日期；签订租赁合同后，原告办理了涉案商铺的收楼手续，因2014年原告与第三人协商重新计算租赁期及免租期，故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对2013年签订的租赁合同作了销毁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被告收取了原告102141元的事实并无争议。根据原告提供的《全额付款》表格，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了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的金额包括管理费、月租费、三拖一押金、进场费、定金费，102141元属于该金额中的一部分，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只是双方对于原、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存在争议。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变更不当得利纠纷案由为返还款项纠纷。至此，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施某余是否应当向原告李某返还涉案102141元。原告主张被告是第三人的代理人，其超越代理权限多收取了原告102141元，应予以返还。但是，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从第三人的陈述可知，被告并非第三人的代理人，而更类似于居间合同关系，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141元，由原告李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少宏
审 判 员 伍慧鸣
人民陪审员 冯瑞芳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欧文超
钟细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