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浦少民初字第238号
原告沈甲。
法定代理人张某某。
被告沈乙。
原告沈甲诉被告沈乙抚养费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甲的法定代理人张某某，被告沈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甲诉称，原告父母于2011年6月经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原告随母亲共同生活，原告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凭发票向被告结算。2011年7月起至2012年6月止原告的医疗费已向法院申请执行并已领取，2012年7月起至2014年1月止的医疗费被告不予结算支付。原告自2009年起因早发育而进行持续的治疗。2012年医疗费中有早发育治疗、矮小症等费用。自2013年6月起停止矮小症治疗，之后产生的费用均系治疗过敏性紫癜产生的费用。现原告体弱多病，物价上涨，课外补习费用也有所增长。且因原告患有过敏性紫癜，饮食、卫生方面需特别注意。被告经营公司，有能力承担原告的上述费用。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自2012年7月起至2014年1月止的医疗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1，375元；2、被告自2014年6月起每月支付原告抚养费1，200元，并承担原告医疗费。
被告沈乙辩称，原告所述公司之前确由被告经营，现已转让他人，法定代表人也已变更，被告现在该公司无股权，只在该公司打零工。原告个子矮小，被告认为并不需要治疗，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原告母亲也没有和被告协商即带孩子治疗，被告不应承担这些费用。且原告母亲每次带孩子进行治疗，均不用医保卡进行结算。被告现也无能力增加抚养费。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父女关系。2011年6月30日，原告法定代理人张某某与被告经本院调解离婚，原告随张某某共同生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800元，原告以后如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由被告负担，凭医疗费发票向被告结算。现原告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另查明，原告自2012年7月起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儿科医院等陆续进行青春期检查、矮小症、过敏性紫癜等病的门诊治疗，分别于2012年8月1日、2012年9月22日注射生长激素进行治疗，费用共计5，893元。经上海市医保网查询2012年度少儿医保参保记录中无法查询到原告资料。2013年度原告没有参加上海市少儿医保，没有享受少儿医保待遇。2014年正常缴费，正常享受医保待遇。审理中原告称2012年父母离婚后原告母亲曾询问被告是否要参加少儿医保并缴费，被告称原告缴纳与否由原告自主决定，2013年被告要求原告代其缴纳相关费用，原告亦缴纳了该费用，但仍无法使用医保卡，但未将该情况告知被告，2014年原告正常缴纳费用，但至今未产生相关费用，故也无法得知医保卡的使用情况。
审理中，本院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诊医生了解原告相关病情治疗情况，该医生表示根据第一次接诊时原告的身高情况，其身高比同龄人低一个标准差，参照其父母身高及骨龄情况，应属正常范围内，属生长激素部分缺少，可以根据家庭情况适当补充生长激素。根据家长意见为其进行了两次生长激素的治疗。至2012年11月来院检查时发现，第一次生长激素的治疗效果明显，第二次生长激素的治疗效果不明显，故之后不再使用生长激素进行治疗。
被告未再婚，原系上海XX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5月18日被告与案外人李某某（系被告朋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15，000元将被告所持有的50%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李某某，同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案外人李某某。2011年7月1日被告与李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50，000元受让该公司50%的股权，同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2014年2月25日被告将其在该公司的股权以5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钱某某甲，并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钱某某甲。钱某某甲系该公司另一股东钱某某乙之父。审理中，原告称被告与钱某某乙长期同居生活，被告频繁变更工商登记系为了逃避责任。被告对此予以否认。
2013年4月3日，经本院调解被告支付张某某上海XX有限公司股权折价款40，000元。
上述事实，由原、被告提供的（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17892号民事调解书、户口簿、门急诊病例、医疗费发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东会决议、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转让协议、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章程修正案、上海市养老保险事务服务点证明、（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40877号民事调解书、调查笔录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为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
本院认为，父母离婚后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原告法定代理人张某某与被告在离婚时对婚生女沈甲的抚养问题作出了明确约定，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并已产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均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现被告未与原告对医疗费进行结算并支付，显属不当。至于医疗费的具体金额，本院认为原告曾因矮小症持续进行治疗，且根据检查结果属生长激素部分缺少，也根据病情进行生长激素治疗，鉴于该症非常见疾病，注射液的高额费用亦不能通过医保统筹报销，原告父母在签署离婚协议时难以预见原告产生该费用，故从离婚协议条款的正确理解及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该费用应由原告父母分担。至于原告其余自2012年7月起至2014年1月止间至医疗机构就诊所产生的诊疗费用属于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医疗费”范畴，但原告母亲在明知未缴纳少儿医疗保险费用，且在被告要求其垫付的情况下也未正常缴纳，且未将该情况告知被告，致使原告在2012年、2013年两年间未能正常使用医保卡，无法享受少儿医保待遇，而被告作为原告医疗费用的承担者，完全可以通过参加少儿医疗保险来分担其部分费用，但被告既未主动参保，亦未及时核实参保情况，导致原告丧失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应由原告父母分担。现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告的自然生长，其各项费用确有较大增长，原告要求增加抚养费的诉讼请求应属合理。根据法律规定，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各项费用。本案中，原告患病，且原告父母在确定抚养费支付义务时采用了按类别分担的方式，故实际产生的医疗费并不包含在原告诉求增加的生活费及教育费内。在此情况下，即便被告收入有所提高，生活费及教育费的金额亦应通盘考虑医疗费也同属抚养费范畴的费用承担情况。综合目前原告的生活开销状况、原告父母的负担能力及本地区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来看，原告提出的金额过高，具体金额由本院根据被告的实际负担能力、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结合原告的实际需要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虽称其已将公司股权转让，并变更法定代表人，并提供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工商变更登记材料并非证明被告是否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及公司经营情况的唯一直接证据，该公司系被告与另一股东创立，之后屡次股权转让并变更法定代表人，且股权转让人及受让人均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股权转让的价格亦与被告支付原告母亲的股权折价款不相吻合，本院对此难以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沈乙于2014年6月起每月支付原告沈甲抚养费1，000元，并承担原告沈甲的医疗费，至原告沈甲18周岁止；
二、被告沈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甲2012年7月起至2014年1月止的医疗费10，687.50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丽群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谈晓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七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