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商终字第6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毛联琴，无固定职业。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元法。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江东世锦商务酒店。
代表人：张元法，该酒店投资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建平，浙江东方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孔旭亚，浙江东方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卫国，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袁德康，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徐国华，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袁德康，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毛联琴、张元法、宁波江东世锦商务酒店（以下简称世锦酒店）为与被上诉人姜卫国、原审第三人徐国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4）甬东商初字第1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元法、世锦酒店在递交上诉状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法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又未提出缓交、免交申请，属不依法履行二审诉讼义务，应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毛联琴、张元法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4年3月10日登记结婚。2010年11月18日，姜卫国、毛联琴、徐国华、案外人项康君、江建昌、黄某签订投资合伙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上述六人共同出资设立坐落于宁波市江东区通途路58号的世锦酒店，各方一致同意由张元法以个人名义向宁波市江东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实际为六方合伙。酒店实际总投资5000000元，各方出资比例为江建昌、黄某各出资500000元，各占总投资的10%；张元法、徐国华、项康君、姜卫国各出资1000000元，各占总投资的20%；上述各方的出资，在协议签订之前均已出资到位。协议还约定各合伙人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全部或部分出资（包括各合伙人的直系血亲），但不得向合伙人之外的他人转让，除非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办妥书面手续。2012年8月26日，毛联琴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徐国华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姜卫国人民币肆拾玖万元整、项康君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江建昌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共计人民币贰佰玖拾玖万元整。还款方式：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每月还款壹拾万元整。如特殊情况未能按时还款，按月息8%计息。”世锦酒店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盖章。原审法院另认定：姜卫国实际投资990000元，后毛联琴归还其500000元。上述借条出具后，毛联琴又归还姜卫国200000元。徐国华及项康君、姜卫国均同意涉案到期款项优先归还江建昌300000元，其他到期款项按各方所占比例均分。
姜卫国于2014年6月3日以毛联琴、张元法未归还借款，世锦酒店未履行担保义务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毛联琴、张元法立即归还姜卫国借款290000元，并支付按月息8‰计算的逾期利息（暂计算12个月为27840元）；二、世锦酒店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毛联琴、张元法、世锦酒店在原审中答辩称：张元法未写过借条，未向姜卫国借款，涉案款项是合伙开酒店的投资款，姜卫国虽有入股，但并非借款。姜卫国对事实与理由部分的陈述完全与事实不符，当时张元法羁押在宁波市黄湖监狱，姜卫国根本未和其商量，更不可能协商一致。
徐国华在原审中答辩称：对姜卫国起诉的事实无异议。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毛联琴、张元法受让姜卫国转让的投资份额并出具借条后，应当按约支付相应价款。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案件争议焦点是毛联琴的签字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即该签字能否代表张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的立法宗旨，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其前提是因被代理人的行为导致相对人误以为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就案件而言，首先，毛联琴在投资合伙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虽然姜卫国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元法明确授权毛联琴签订投资合伙协议，但毛联琴、张元法系夫妻关系，涉案投资合伙协议抬头亦写明张元法系合伙人之一，并由毛联琴在该协议上签字，徐国华的投资款亦系汇入张元法的账户，因此，姜卫国有理由相信毛联琴有权代理张元法在上述投资合伙协议签字。其次，毛联琴出具借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毛联琴、张元法存在夫妻关系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表明毛联琴有代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该司法解释，夫妻家事代理权的范围仅限于日常生活需要处理财产的情形。但具体到案件中，毛联琴代理张元法签订上述协议，且毛联琴先是在协议签订后归还姜卫国投资款500000元，又于借条出具后归还姜卫国投资款200000元。因此，姜卫国完全有理由相信毛联琴有权代理张元法受让姜卫国转让的投资份额，故毛联琴出具借条亦构成表见代理。最后，涉案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毛联琴在投资合伙协议上签字并出具借条，姜卫国的投资款转入张元法的账户中，故可认定该投资行为系毛联琴、张元法的家庭共同投资经营行为，由此引发的债务系家庭共同债务，毛联琴、张元法应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姜卫国要求毛联琴、张元法归还借款本金290000元，并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8‰计算的利息，鉴于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尚未届满，该院以原审第二次开庭之日即2015年3月6日为借款归还截止日期。借条约定每月还款金额为100000元，据此测算，毛联琴、张元法应偿付姜卫国、徐国华、江建昌、项康君借款本金共计2620000元［计算公式：100000元／月×（26＋6／30）个月］。因被告毛联琴、张元法已归还姜卫国借款200000元，姜卫国、徐国华、项康君同意涉案到期款项优先归还江建昌借款本金300000元，剩余到期款项按比例均分，因此，毛联琴、张元法应归还姜卫国借款本金246907.63元（计算公式：29／249×2120000元），支付利息51751.84元（计算公式：246907.63元×8‰／月×26.20个月），合计298659.47元；世锦酒店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盖章，且对保证方式未作约定，故世锦酒店对上述付款义务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世锦酒店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毛联琴、张元法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毛联琴、张元法归还姜卫国借款本金246907.63元，支付利息51751.84元，合计298659.4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世锦酒店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相应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毛联琴、张元法追偿；三、驳回姜卫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毛联琴、张元法、世锦酒店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6”068元，减半收取3034元，财产保全费1970元，合计5004元，由姜卫国负担681元，毛联琴、张元法、世锦酒店共同负担4323元。
毛联琴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错误认定毛联琴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实为事实认定不清，原审证据采纳过于主观，导致法律关系定性有误。毛联琴签署投资合伙协议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其用意仅为确认姜卫国的出资为投资款的事实，故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江建昌、徐国华、姜卫国、项康君、黄某曾就设立世锦酒店向毛联琴及其指定的案外人汇付过相关出资款项。为分清责任、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毛联琴在各方要求下，同意签署投资合伙协议，故该协议的签订意在表明毛联琴确认收到了包括姜卫国在内五人的出资款，并已将该款项用于世锦酒店成立所需，且各方按出资比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与此同时，张元法虽系毛联琴丈夫，但张元法对于各方协商投资酒店一事事先并不知情。早在涉案协议签订之前，张元法就已经办理了开立酒店的工商手续，并由其本人作为该个人独资企业的负责人。至于姜卫国在诉状中所称“由于张元法因刑事案件被捕入狱，故该协议由其妻子即毛联琴签署”更是无中生有。张元法此时尚未因刑事案件被羁押，如果该协议系张元法的意思表示，那么张元法完全可以并且应当亲自到场签署文件。对于张元法而言，其既未收取过姜卫国的出资款，更没有在投资合伙协议上落款签字，故其对于投资合伙协议不知情也在情理之中，但张元法如今也同意追认该协议的效力。原审法院根据徐国华的投资款亦系汇入张元法的账户认定姜卫国有理由相信毛联琴有权代表张元法在投资合伙协议上签字，但毛联琴认为原审法院如此认定表见代理难免牵强附会。张元法和毛联琴本身是配偶关系，张元法替其妻子接收汇款的行为本身不能足以使得姜卫国有理由相信毛联琴可以代表张元法在协议上签字，何况毛联琴不识字，虽然毛联琴曾在借条上签字，但其受文化水平所限并不知晓该借条的真实意思，更不能构成对张元法的表见代理，姜卫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有理由相信毛联琴具有代表张元法的权利。即便毛联琴与张元法是夫妻关系，也不是任何大小事务都具有相互的代理权，如果姜卫国坚持认为毛联琴可以代表张元法出具借条，受让投资份额，那么毛联琴认为这是姜卫国发生了重大误解，而并非构成表见代理。二、原审对部分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公，认定涉案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加重了张元法及世锦酒店的法律责任。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在姜卫国一方，应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但原审法院对于上述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减轻了姜卫国的义务，仅仅从说理角度解释本案构成表见代理，并没有兼顾姜卫国的举证责任，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更是与证据及现行法律法规不符。退一步讲，即便涉案借条有效，该债务也不应当认定为毛联琴与张元法的家庭共同债务，而应当由毛联琴个人承担所有的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姜卫国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
张元法、世锦酒店的答辩意见与毛联琴的上诉意见一致。
姜卫国答辩称：张元法取得世锦酒店的经营权后找人合伙投资。其中合伙人黄某曾是张元法、毛联琴的保姆，另外四个合伙人是江建昌、项康君、姜卫国、徐国华。张元法称要投资装修酒店，投入5000000元，装修是张元法负责，其称装修花费7000000元多。世锦酒店装修好后，由毛联琴、张元法在经营。后各方因装修款问题产生纠纷，江建昌、项康君、姜卫国、徐国华要退出投资，要求退还投资款。因江建昌、项康君、姜卫国、徐国华找不到张元法，就找到了毛联琴表示退伙。后来毛联琴出具了借条，毛联琴的意见肯定是代表张元法的意见。张元法也同意并表示要收购股份，因无钱而出具借条。借条出具后，毛联琴也还过一部分的钱。江建昌、项康君、姜卫国、徐国华将股权转让给了毛联琴、张元法，四人也从未参与酒店的经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姜卫国向本院表示自愿放弃涉案借款的利息请求。
徐国华的答辩意见与姜卫国的答辩意见一致。
二审中，姜卫国、徐国华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毛联琴、张元法、世锦酒店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岐湖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毛联琴的文化水平较低，基本是不识字的；2.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1）甬东刑初字第511号刑事判决书、本院（2014）浙甬刑执字第79号减刑执行通知书各一份，拟证明在姜卫国要求毛联琴签署投资合伙协议时，张元法并未受羁押，人身是自由的，姜卫国是故意不通知张元法；3.世锦酒店2012年7-9月利润表、资产负债表，拟证明世锦酒店的经营状况是亏损的，在酒店亏损的情况下要求毛联琴按原来的合伙投资款返还，不符合常理；4.原审法院对黄某的询问笔录，拟证明黄某系世锦酒店的合伙人，对于江建昌、项康君、姜卫国、徐国华要求退伙及转让股权之事不知情，黄某现也不同意，该事项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
姜卫国、徐国华对上述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毛联琴的文化程度在原审中已经确定，该证明不属于新的证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毛联琴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在整个投资过程中，张元法是起主导作用的，在2002年2月17日至2011年4月20日期间，张元法确实没有被羁押，但不能排除张元法委派毛联琴签署协议。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且是单方制作，未经过审计，江建昌、项康君、姜卫国、徐国华也从未参与经营。对证据4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合伙时，江建昌、项康君、姜卫国、徐国华关系较好，因四人在装修时与张元法发生纠纷，所以要求退伙；黄某作为合伙人之一对于退伙之事不知情与常理不符。
毛联琴、张元法、世锦酒店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证人黄某陈述：黄某曾养过毛联琴、张元法的孩子，2010年9月1日之前，张元法、毛联琴、江建昌、项康君、姜卫国、徐国华与其商量合伙投资酒店。2010年11月各方签订投资合伙协议，共同投资世锦酒店。其对毛联琴向江建昌、项康君、姜卫国、徐国华出具借条一事并不知情。此外，其不同意世锦酒店对毛联琴的借款提供担保。
毛联琴、张元法、世锦酒店对证人证言经质证后认为：证人证言较为客观，姜卫国之所以未将退伙、借款之事告诉黄某，是因为黄某与毛联琴夫妻关系较好，怕黄某会把真实意图告知毛联琴，故毛联琴在借条上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姜卫国、徐国华对证人证言经质证后认为：对证人证言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黄某原系张元法、毛联琴的保姆，与张元法、毛联琴关系较好，有利害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经审查后认为：关于证据1，毛联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签字的后果，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证据2，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证据3，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系世锦酒店单方制作，姜卫国、徐国华均未予认可，故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证据4及证人证言，因证人黄某与毛联琴、张元法有一定利害关系，又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作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毛联琴在投资合伙协议及借条上签字，毛联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其签字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不知晓涉案投资合伙协议及借条真实意思的主张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毛联琴签订投资合伙协议及出具借条的行为能够代表张元法。理由如下：第一，毛联琴与张元法系夫妻关系，毛联琴对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拥有平等的处理权，张元法不能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二，涉案投资合伙协议的抬头写明张元法系合伙人之一，毛联琴又在该协议上签字，结合该协议签订后的款项汇入情况，有些投资款汇入张元法的账户，有些投资款汇入毛联琴的账户，本案其他合伙人更有理由相信毛联琴的行为是经张元法同意的；第三，涉案投资合伙协议已实际履行。在投资合伙协议签订之前各方合伙人均已出资到位，而毛联琴在协议签订后归还姜卫国投资款500000元，出具借条后又归还其投资款200000元；第四，张元法后来也以个人独资企业的形式开设了酒店，实际上也是对毛联琴的代理行为的认可，张元法在上诉状中对投资合伙协议也表示追认。关于涉案投资款能否转化为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各方投资款项经结算后又出具了借条，该借条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姜卫国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可认定为张元法、毛联琴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因本案中其他合伙人有理由相信毛联琴的签字行为可代表张元法，且张元法、毛联琴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故涉案借款应认定为毛联琴、张元法夫妻共同债务。关于世锦酒店对涉案借款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虽然毛联琴在上诉状中并未直接提出，但如需世锦酒店在本案中承担担保责任，则会损害黄某的利益，故二审应当予以审理。由于投资合伙协议第七条约定：“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人不得以酒店名义向外发生借贷关系或为他人（或合伙人本人）提供担保。”故江建昌、姜卫国、项康君、徐国华作为合伙人应当明确知晓担保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现世锦酒店合伙人之一黄某不同意世锦酒店对涉案借款进行担保，该担保应认定无效。综上，涉案借款至今已全部到期，毛联琴、张元法应当按照涉案借条承担还款责任。姜卫国在二审中自愿放弃利息请求，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因二审中姜卫国放弃部分诉讼请求及出现新的证据，致原审认定事实不当，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4）甬东商初字第1365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毛联琴、张元法归还被上诉人姜卫国借款本金29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被上诉人姜卫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一审案件受理费6068元，减半收取3034元，财产保全费1970元，合计5004元，由被上诉人姜卫国负担265元，上诉人毛联琴、张元法共同负担47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68元，由被上诉人姜卫国负担531元，上诉人毛联琴、张元法共同负担553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海
代理审判员 袁 方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夏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