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民终27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枫桥镇泥桥头。法定代表人：陈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生，男，196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华，女，199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枫桥镇泥桥头。法定代表人：陈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丽珍，女，196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毛，男，1981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亮，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枫桥镇天洋路**号。法定代表人：周立阳。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霞，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棕翰，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森实业公司）、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森控股公司）、陈建生、杨华、杨丽珍、蒋毛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华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森实业公司、荣森控股公司、陈建生、杨华、杨丽珍、蒋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六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福华公司承担的是抵押担保责任，且代偿款以1000万元为限，原审错误认定其承担的是保证责任，并错误要求荣森实业公司对全部款项承担责任。根据（2015）绍诸商初字第230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福华公司是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各方在原审中对此亦无异议，且福华公司抵押担保责任以1000万元为限。而且，福华公司实际支付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系福华公司违约造成，与荣森实业公司无关，不能据此要求荣森实业公司偿还。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保证人自行履行保证责任时，其实际清偿额大于主债权范围的，保证人只能在主债权范围内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如前所述，福华公司抵押担保责任系以1000万元为限，超过部分的本息不能要求荣森实业公司偿还。而且，福华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利息损失和律师费发生，也未提供相应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福华公司要求陈建生承担连带责任，又要求其作为保证人承担六分之一的责任，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而且，两项法律关系存在区别，不能同时主张。因此，对福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2、因福华公司承担的是抵押担保责任，其向保证人荣森控股公司、陈建生、杨丽珍主张保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而且，由于抵押权人未通过折价、拍卖、变卖等方式实现抵押权，故福华公司向荣森实业公司追偿，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等法律规定。3、福华公司不能要求保证人荣森控股公司、陈建生、杨丽珍分担责任。（1）案涉贷款有福华公司和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的抵押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2）（2015）绍诸商初字第2301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诸暨支行）放弃了对福华公司和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的抵押担保；且抵押物至今未经折价、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理，即工行诸暨支行已实际放弃抵押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结合抵押人抵押担保金额及放弃担保金额等情况，保证人无需对福华公司代偿款承担任何责任。（3）因福华公司没有先向荣森实业公司追偿，且荣森实业公司也没有不能清偿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保证人无需承担任何担保责任。三、原审判决错误认定陈建生、杨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相关反担保合同未经各方签订，尚未成立。反担保合同中，乙方荣森实业公司、丙方中的蒋毛没有签字或盖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合同尚未成立。2、反担保合同中的银行名称、合同名称与实际不符。案涉贷款银行系工行诸暨支行，并非反担保合同中的“工商银行枫桥支行”；案涉贷款合同名称为《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而非《借款合同》；案涉贷款合同份数为三份，而非一份;案涉贷款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借字430号”、“2014借字915号”、“2014借字916号”，而非“2014年借字430、915、916号”；标注的签订时间2014年4、6月，也与实际签订时间不符。3、反担保合同主文第一条中的内容有伪造和事后添加的嫌疑。按照一般企业贷款流程和实践，贷款企业和担保人先在空白合同中签字，且银行不会将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文本交付给借款人或担保人，即借款人和担保人无法知晓借款、担保合同的详细内容和编号，因此反担保合同第一条相关内容系福华公司事后添加、伪造。四、原审判决错误认定福华公司对蒋毛、杨华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1、福华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蒋毛、杨华签订有股权质押的协议或办理质押登记手续。2、蒋毛、杨华的股权虽质押给案外人周立阳，但周立阳不享有任何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等规定，该股权质押应属无效。福华公司答辩称：一、各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讼利益并不一致，实际上还存在冲突，各上诉人的上诉必须独立明确；各上诉人应当就各独立上诉，分别缴纳上诉费用，如部分上诉人未按期足额缴纳诉讼费用，应当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二、关于荣森实业公司的民事责任。1、在（2015）绍诸商初字第2301号民事调解书中，荣森实业公司的债务是非常明确的，是第一项和第二项，本案就是因为荣森实业公司没有按照调解书还本付息，导致福华公司为其代偿1300多万元，也不存在福华公司所付1000万元以外的部分是因为福华公司违约所导致的问题。福华公司垫付后多次要求荣森实业公司归还款项，但是荣森实业公司没有理睬，因此福华公司才向提起诉讼，并支付了合理费用，律师费也是远远低于收费标准，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该些合理费用是正确的。2、关于1300多万元代偿款，其中1000万元款项是履行抵押担保责任，超过1000万元部分是履行保证担保责任。二、关于陈建生、杨丽珍、荣森控股公司的保证责任。1、关于陈建生。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能成立。福华公司对陈建生的两项诉讼请求，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提出的。2、（2015）绍诸商初字第2301号民事调解书中非常明确，贷款银行并没有放弃向福华公司主张抵押权利。福华公司承担的1300多万元代偿款项中，其中1000万元在调解书中也确认是承担抵押担保责任。3、福华公司在支付代偿款后，多次催告要求荣森实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至今荣森实业公司也没有还本付息，福华公司在代偿后一直在向荣森实业公司主张。三、关于陈建生和杨华的反担保责任。1、反担保合同中，非常明确地约定了反担保范围，合同对陈建生和杨华是具有约束力的。2、上诉人提出存在虚假添加，但事实上反担保合同的签订与本案其他证据、借款的时间、金额等能够完全吻合。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没有提出鉴定，事实上是对反担保合同的效力是承认的。四、关于杨华、蒋毛的股权质押。福华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股权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证书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股权质押办理时间和目的也是明确的。综上，应当维持原判。福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责令被告荣森实业公司立即向原告归还代偿款项共计人民币13438234.75元；二、责令被告荣森实业公司赔偿原告自代偿款项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原告实际代偿之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为人民币198178.8元，此后利息继续按前述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三、责令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人民币100000元；四、责令被告陈建生、杨华就前述1-3项诉讼请求项下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应向原告归还的全部代偿款本金、利息损失、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等全部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责令被告陈建生、被告荣森控股公司、被告杨丽珍就前述1-3项诉讼请求项下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应向原告归还的全部代偿款本金、利息损失、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等全部款项承担按份（各承担六分之一的份额）清偿责任；六、原告有权就被告杨华、被告蒋毛持有的原告的相应股权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陈建生、杨丽珍于2012年6月27日与工行诸暨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2年共保字333-1号）一份，被告陈建生、被告杨丽珍自愿为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工行诸暨支行，于2012年6月27日至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等形成的债务，在人民币35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2年12月13日浙江征天集团有限公司与工行诸暨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2年共保字333-2号）一份，自愿为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工行诸暨支行，于2012年12月13日至2014年12月1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等形成的债务，在人民币35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3月26日原告与工行诸暨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4年抵字118号）一份，为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工行诸暨支行，自2014年3月26日至2017年3月25日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等形成的债务，在人民币288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坐落于诸暨市枫桥镇天洋路33号的房、地产。工行诸暨支行随后办理了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编号为诸房他证抵字第K0000849**、K000084949号他项权利证书。2014年3月31日原告、被告荣森控股公司分别与工行诸暨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原告、被告荣森控股公司自愿为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工行诸暨支行，于2014年3月31日至2016年3月30日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等形成的债务，分别在人民币2800万元、3000万元的最高余额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被告杨华、蒋毛分别与周立阳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各一份，合同均明确载明担保的债权为福华公司为荣森实业公司提供1000万元抵押担保的反担保，质押标的为出质人在福华公司的80万元股份（16%股权）及派生的权益，质押股权担保的金额为各500万元整。并于同日向工商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同日，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与工行诸暨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4年共保字118-1号）一份，自愿为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工行诸暨支行，于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等形成的债务，在人民币28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4月3日，被告荣森实业公司与工行诸暨支行签订《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4年借字430号）一份，约定工行诸暨支行向被告荣森实业公司提供金融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3月11日止，合同还对借款利息、逾期罚息及其他条款均进行了明确约定。被告荣森实业公司于2014年4月4日分两次实际支取了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2014年6月11日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与工行诸暨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4年抵字207号），约定以其位于诸暨市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为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工行诸暨支行，自2014年6月11日至2015年3月15日期间形成的债务，在人民币22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提供抵押担保。工行诸暨支行于2014年6月12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并取得了编号为房建在抵字第Z0000244号他项权利证书。2014年6月17日，被告荣森实业公司与工行诸暨支行签订了《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年借字915、916号）二份，约定工行诸暨支行在该二份借款合同项下向被告荣森实业公司提供金融借款合计人民币1500万元（915号合同1000万元、916号合同500万元），上述二份借款合同对借款利息、逾期罚息及其他条款均进行了明确约定。同日，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分三次支取了借款人民币1500万元。之后，就原告为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工行诸暨支行提供的前述抵押担保，原告与被告陈建生、杨华签订反担保合同。合同约定保证的金额为2880万元，为连带责任保证，范围为履行借款担保中代偿或支付主债务及利息、违约金、损失赔偿金等，所有律师费用，向被担保人行使追索权及实现反担保权利的各类诉讼及非诉讼费用等。因被告荣森实业公司未按期足额向工行诸暨支行还本付息，工行诸暨支行于2015年5月28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要求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归还本金24999991.98元并付息，同时要求原告、被告陈建生、被告荣森控股公司、被告杨丽珍、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征天集团有限公司按约定分别为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工行诸暨支行的债务承担约定的担保责任。2015年9月21日，经诸暨市人民法院主持，工行诸暨支行与被告荣森实业公司等达成调解，并由诸暨市人民法院出具（2015）绍诸商初字第2301号《民事调解书》一份。内容为：一、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归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24999991.98元，并支付至2015年4月20日的利息655474.11元，本息合计25655466.09元，2015年4月21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日止的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付，上述款项定于2015年10月10日前付清；二、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律师费代理费30万元，款定于2015年10月10日前付清；三、若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债务，被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1000万元的抵押担保责任，款定于2015年10月10日前为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代偿200万元，于2015年12月25日前为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代偿800万元；若被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任一期逾期未履行，则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对被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即坐落于诸暨市枫桥镇天洋路33号的房地产（他项权证号：诸房他证字第××号、K000084948号，土地权证号：诸暨国用2014第91200535号、房屋权证号：房权证诸字第××号、Ｆ0××19号）依法定程序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额人民币2910万元（包括律师代理费3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若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债务，被告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应于2015年10月20日前为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代偿500万元，于2016年1月20日前为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代偿1000万元；若被告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任一期逾期未履行，则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即坐落于诸暨市的在建工程（他项权证号：房建在抵字第Z0000244号，土地使用权证号：诸暨国用2012第91200214号）依法定程序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额人民币2230万元（包括律师代理费3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被告陈建生、被告杨丽珍、被告浙江征天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在最高额人民币3530万元（包括律师代理费3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被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被告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在最高额人民币2830万元（包括律师代理费3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被告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在最高额人民币3030万元（包括律师代理费3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被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被告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按约履行上述第三项、第四项抵押担保代偿债务1000万元、1500万元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自愿放弃上述第六项要求被告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被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最高额人民币2830万元（包括律师代理费30万元）范围内以及上述第五项中要求被告浙江征天集团有限公司在最高额人民币3530万元（包括律师代理费3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后经工行诸暨支行申请，诸暨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5）绍诸执民字第6938号《执行裁定书》，原告于2016年8月23日支付500万元、2016年9月21日支付800万元、2016年9月23日支付254000元、2016年10月8日支付184234.75元，共计为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诸暨市人民法院交付代偿款人民币13438234.75元。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其余尚欠的借款由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征天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工行诸暨支行与本案原、被告双方之间所签订的《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告荣森实业公司未及时归还借款本金、利息，作为借款的保证人，本案原告福华公司代为偿还13438234.75元，事实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的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并要求债务人承担相应利息及实现债权的损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归还代付款及利息、支付实现债权的代理费1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由于本案存在多个担保人，均签订有最高额保证合同，且该院生效的调解书也确认其他保证人对被告荣森实业公司欠工行诸暨支行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在主债务人荣森实业公司不能归还债务的情况下，原告就按各担保人所承诺担保的限额分摊后，超过自己所应分摊部分，可向未承担担保责任的其他担保人要求分担。为案外人工行诸暨支行所涉借款提供最高额担保的限额共计20680万元，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征天集团有限公司已承担了足额的保证义务，本案中不再分担；需分担保证义务的尚有荣森控股公司、陈建生与杨丽珍。依据该院（2015）绍诸商初字第2301号《民事调解书》，原告需承担垫付款为1000万元，之后产生的利息及其他费用，系原告未及时按调解书确定的付款期限履行义务所产生；除去主债务人首先应当履行还款义务而未履行，应承担偿还责任外，增加部分不应由其他担保人来分担。原告二次为被告荣森实业公司提供最高限额担保共为5680万元、荣森控股公司为3000万元、陈建生与杨丽珍为3500万元，共计12180万元，按各自担保的数额折算系数，以2500万元为基数，原告自身应分担6866537元，陈建生与杨丽珍应共同分担1687249元及原告垫付后产生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荣森控股公司应分担1446213元，及原告垫付后产生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代偿利息的起算时间，以先支付自己分担部分为原则，该院酌定自原告第二次向该院缴款的次日起，即2016年9月22日开始计算。被告陈建生、杨华为原告向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向银行贷款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金额为2880万元，包括主债务、利息、违约金及行使追偿权支出的合理费用。本案原告追偿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权利所支出的费用在保证限额内；原告要求被告陈建生、杨华依约对被告荣森实业公司应支付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对被告杨华、蒋毛持有的在原告处的股权是否享有质押权。被告杨华、蒋毛抗辩称，其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周立阳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无效。虽被告杨华、蒋毛分别与周立阳签订过股权质押合同，但其未与原告签订质押合同或者反担保合同，合同担保的债权为福华公司为荣森实业公司提供1000万元抵押担保的反担保，即使周立阳对杨华、蒋毛涉案的股权享有优先权，福华公司也不享有优先权。该院认为，第一，上述股权质押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与荣森实业公司和银行的借款合同及原告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时间相吻合。第二，股权质押合同第二条内容中抵押担保金额与上述借款合同金额一致。第三，周立阳为原告福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且合同中质押明确指向的是原告福华公司为荣森实业公司的借款担保所作的反担保。第四，杨华、蒋毛系原告福华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对外融资等重大经营事项应该知晓。因此，股权质押合同载明的质权人虽为周立阳，但根据合同的内容来看，质押的质权人实为福华公司。该质押合同作为福华公司为荣森实业公司借款提供抵押的反担保，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有效。根据《担保法》第四条反担保适用担保法的规定，福华公司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履行了部分保证义务，有权要求反担保的出质人履行义务，其相应的请求应予支持。被告向该院提供（2015）绍诸民初字第2392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中的材料、（2015）绍诸商初字第3078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中的相关材料，以证明如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获得支持，应扣除该二案中的费用。该院认为，由于提供的证据均包含在（2015）绍诸民初字第2392号、（2015）绍诸商初字第3078号案件中，而被告荣森控股公司的请求并未获得该院的支持，对被告抵扣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七十五条第㈡项、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代为偿还的借款本金13438234.75元，并支付500万元自2016年8月24日起、800万元自2016年9月22日起、支付254000元自2016年9月24日起、184234.75元自2016年10月9日起至款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现债权费用10万元；款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被告陈建生、杨华对上述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一项、第二项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被告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1446213元本金、陈建生与杨丽珍对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1687249元本金，及各自承担的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9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中不能清偿部分承担清偿责任；五、原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就被告杨华、蒋毛各自在其公司的股权，依法处置后各自在500万元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驳回原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4218元；由原告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218元；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02000元，被告陈建生、杨丽珍对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应负担的受理费负连带责任，被告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应负担的受理费中20000元负连带责任，被告杨华、蒋毛分别对被告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应负担的受理费中46800元负连带责任。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查明的前述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各方争议焦点是各上诉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按照相关主体以及所涉法律关系，围绕各争议焦点和上诉理由，具体分述如下：一、关于借款人荣森实业公司的民事责任。1、荣森实业公司系案涉贷款的借款人，福华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后，无论是履行抵押担保责任，还是履行保证担保责任，其向荣森实业公司进行追偿，均符合法律规定。故荣森实业公司以福华公司履行的是抵押担保责任为由所作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2、荣森实业公司主张福华公司实际支付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系福华公司违反调解协议约定所导致，故福华公司不能向荣森实业公司追偿。但是，福华公司在调解协议项下所负义务的相对人是贷款银行，并非荣森实业公司。相对于借款人荣森实业公司，福华公司为其履行了担保责任，且没有额外加重荣森实业公司的任何负担，故福华公司有权向荣森实业公司全额追偿。3、在福华公司履行担保义务后，荣森实业公司未及时偿付福华公司，福华公司由此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荣森实业公司应当予以负担，一审法院就此所作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借款人荣森实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保证人陈建生、杨丽珍、荣森控股公司的民事责任。1、三保证人抗辩提出，福华公司承担的是抵押责任，抵押人不能向保证人进行追偿。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系授权性规定，该条仅是规定了提供物保的第三人在履行了担保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但并没有否定其可以向其他保证人进行追偿的权利。在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认定提供物的担保的第三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后，可以向其他保证人追偿。其次，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赋予债权人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就保证与第三人物保实现债权时的选择权，故保证与第三人物保在对债权的担保功能、责任上处于平等地位，且提供物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其他保证人确也在其履行担保责任的范围内免除了相应的保证责任，允许提供物保的第三人与保证人之间可以互相追偿，系公平原则的应有之义。因此，福华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三保证人进行追偿。2、关于三保证人提出的抵押权人尚未实现抵押权的抗辩主张。本院认为，抵押是一种以抵押物的价值担保债权实现的担保形式，抵押物对于抵押权人和抵押人而言均具有价值。因而，债权人实现抵押权的形式不仅包括直接以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抵押物，以所获价款优先受偿，而且应当包括抵押人因欲保全抵押物所有权而代偿所担保债务的情形，此种代偿行为亦可形成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的效果。而且，案涉相关调解协议中亦明确福华公司承担1000万元抵押担保责任，并明确了其代偿付款期限。因此，福华公司以抵押人身份代偿的贷款，应当认定抵押权人实现了相应抵押权，故三保证人的该项抗辩主张不能成立。3、三保证人主张，工行诸暨支行放弃抵押，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与本院上述认定相悖，三保证人由此主张免除自身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4、三保证人主张，案涉贷款有福华公司和诸暨市天荣置业有限公司的抵押担保，故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对三保证人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5、三保证人主张，根据我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保证人福华公司只能就借款人荣森实业公司不能清偿部分进行追偿，但本案中福华公司未向荣森实业公司先行追偿，荣森实业公司也没有不能清偿部分，故保证人不承担责任。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本判定三保证人就相应金额中主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承担偿付责任，且三保证人就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责任并不影响福华公司诉权，故本院对三保证人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综上，保证人陈建生、杨丽珍、荣森控股公司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反担保保证人陈建生、杨华的民事责任。1、反担保合同经反担保人陈建生、杨华签字，对该两人发生法律效力。现福华公司持反担保合同主张权利，两人以案外人蒋毛未在合同中签字等为由，否认合同成立，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反担保合同中虽然表述贷款银行名称为“工商银行枫桥支行”，但明确记载反担保人是因福华公司为“2014年借字430、915、916号”贷款提供抵押而为福华公司提供反担保，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足以确认。两反担保人以案涉贷款合同编号为“2014借字430号”、“2014借字915号”、“2014借字916号”，前述贷款编号与此不符等为由，否认反担保合同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显属曲解，本院不予采纳。3、两反担保人主张反担保合同中的部分内容有伪造和事后添加的嫌疑，但无实据，本院不予支持。4、陈建生另主张，福华公司要求反担保人陈建生承担连带责任，又要求其作为保证人承担六分之一的责任，诉讼请求不明确，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为，福华公司的两项诉求，并非是基于同一事实下的不同法律关系所提出，而本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两项请求的提出不违反法律规定，并存不悖，且明确具体。综上，反担保人保证人陈建生、杨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反担保质押人蒋毛、杨华的民事责任。股权质押合同中，虽表述质权人为福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立阳，但合同第一条即明确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浙江福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提供1000万元抵押担保的反担保”，且该质押合同经由登记机关备案，股权质押亦经登记设立。因此，应当认定蒋毛、杨华为福华公司提供了有效质押担保，两人就权利主体及质押效力所持抗辩不能成立。关于被上诉人对各上诉人二审案件受理费交纳问题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原告、被告、第三人分别上诉的，按照上诉请求分别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同一方多人共同上诉的，只预交一份二审案件受理费；分别上诉的，按照上诉请求分别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本案属被告方多人共同上诉，仅预交一份二审案件受理费，符合规定，故对被上诉人该项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102000元，由浙江荣森实业有限公司负担，陈建生、杨丽珍负连带责任，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其中的20000元负连带责任，杨华、蒋毛分别对其中的46800元负连带责任。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欣审判员 单卫东审判员 孙世光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高怡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