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12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春雷，男，1963年8月13日生，汉族，住如东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红，女，1966年12月5日生，汉族，住如东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新峰，江苏海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负责人：陈峰，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念，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
法定代表人：朱建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斌，男，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程春雷、陈建红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及原审第三人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7）苏0611民初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春雷、陈建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新峰，中行崇川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念，原审第三人盛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春雷、陈建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诉讼主体罗列错误。本案为中行崇川支行起诉要求上诉人还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盛唐公司作为案涉借款的阶段性担保人，中行崇川支行也应明确要求其承担期间担保责任，列其为本案被告而非第三人。二、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既认定上诉人没有购房意图，未支付购房款，且未归还过贷款；又认定上诉人向中行崇川支行贷款，并确认中行崇川支行将上述贷款划给了盛唐公司，那就是认定上诉人向盛唐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购房款，至少将按揭款项作为购房款支付给盛唐公司，故上诉人应为购房者，应当拥有所购商品房的产权，即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购房意图、也未支付购房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一审在没有任何人主张的情况下，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直接确认上诉人与盛唐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这属于越权审理。如果法院确认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则依法应当由出卖人将收受的购房款返还中行崇川支行，与上诉人无关。且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提起诉讼，也应进行释明，由我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主张相应的权利。3.一审对以下事实认定违背逻辑。在购房人本人尚未表态的前提下，仅根据蔡川、李俊、马杰所作的陈述就认定上诉人不具有真实购房意图且未支付购房款，既没有举证质证，也未向上诉人进行过询问。从现有证据也无法看出首付款及还贷是由盛唐公司实际支付，且至少自2013年9月起至2014年2月1日止的贷款是由上诉人自行归还，该时间段是在法院裁定盛唐公司破产重整后。一审认定马杰与蔡川、李俊恶意串通的行为以及该行为损害了盛唐公司利益无事实依据，上诉人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又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贷款合同，并由盛唐公司作阶段性担保。后中行崇川支行将案涉贷款直接发放至盛唐公司银行账户后，该款全部被盛唐公司用于支付工程款，一审并无依据称上诉人未支付购房款。三、既然一审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则相应的贷款合同在当事人申请的前提下可以解除。案涉贷款系上诉人购买盛唐公司商品房向中行崇川支行所借，既然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本案中被认定无效，上诉人则有权就贷款合同向法院起诉解除，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也向法庭表达了该意愿，请求依法解除贷款合同，法院应予支持。即案涉贷款应由盛唐公司直接返还银行。然而，一审以马杰与蔡川、李俊恶意串通为由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又以该合同与贷款合同相互独立、未发现中行崇川支行与上诉人恶意串通为由，认定贷款合同有效。且早在2014年12月3日，盛唐公司破产管理人在未通知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已撤销了程春雷等人名下商品房的网签备案登记。四、根据一审判决，盛唐公司则不应当破产。盛唐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时，已经将按揭款5000余万元作为负债，从而被认定为资不抵债。但一审认定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按揭贷款已交给盛唐公司，盛唐公司不仅不会破产，还将侵占广大按揭贷款人的财产。上诉人作为购房者交付了购房款，不仅因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而无法得到相应房产，同时还需归还银行按揭贷款。一审判决践踏了法律公正，违背了财产权认定的基本原则。
中行崇川支行辩称：一、一审诉讼主体认定正确。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如我行请求处分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买受人合同权利的，应当通知出卖人参加诉讼，同时起诉出卖人盛唐公司，盛唐公司才应当列为被告。我行向盛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破产受理法院裁定债权，是根据破产法的规定，而我行申报债权时案涉借款合同尚未出现逾期还款情况，无须一并审理。二、案涉贷款合同合法有效，不应被解除。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购房目的是为了配合蔡川、李俊等人以购房款抵偿前述两人所欠股权转让款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截至2013年8月的购房款及贷款本息是上诉人支付及偿还，且上诉人贷款目的及实质是用于盛唐公司对外支付工程款。由此可见上诉人不具有真实购房意图，仅是以购房的形式掩盖套取银行贷款供盛唐公司使用的非法目的。一审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及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案涉纠纷不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解除贷款合同是正确的。2.上诉人作为案涉贷款合同的恶意违约方，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必将导致我行权利遭受第二次侵害。三、一审判决不会导致盛唐公司不应当破产。一审法院是在查明上诉人不具备真实购房意图，且恶意骗取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才认定购房合同无效，并没有涉及绝大部分正常按揭贷款的购房人，不会导致盛唐公司不该破产，侵占广大按揭贷款人财产的情况。四、上诉人在承担其过错导致的法律后果同时亦享有相关救济权利。1.上诉人在与蔡川、李俊、马杰等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并骗取银行贷款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应该考虑到相应的风险以及后果。2.上诉人在未能取得商品房时，并未在盛唐公司破产案件中按照法律规定通过起诉管理人来主张权利，而是自行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3.上诉人亦有权根据其与马杰等人是否存在过错分担的相关事实或法律依据向马杰等人追偿。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盛唐公司述称：一、一审根据中行崇川支行申请将我公司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就购房合同与贷款合同合并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中行崇川支行作为出借人，有权在起诉时选择是否起诉保证人，系对自身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中行崇川支行已在我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申报担保债权，其担保债权应按破产法处理，因本案处理结果会影响到该行在破产案件中的债权受偿金额，与我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在一审中追加我公司为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前提为担保权人同时起诉出卖人，则列出卖人为被告，本案不适用该规定，何况上诉人并无真实的购房意思表示，也不适用该司法解释规定。案涉贷款合同的订立是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成立为前提，上诉人一审辩称判断贷款合同是否有效，应首先就购房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如购房合同有效则愿意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如无效则贷款合同也应无效。一审法院据此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并将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并处理并无不当。二、本案属于虚假按揭，上诉人与我公司签订购房合同、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贷款合同，均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明知相关事实仍签订合同，帮助骗取贷款，不仅侵犯了盛唐公司的利益，还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和信贷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两份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1.程春雷身份特殊，与马杰的会计施一鸣系亲戚关系。购房合同首付款与签订贷款合同之日起至2013年8月的按揭贷款实际均由盛唐公司支付，2013年9月盛唐公司被裁定破产重整时，上诉人才开始支付按揭贷款。2.根据蔡川、李俊、马杰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上诉人与我公司签订购房合同、贷款合同均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实质是原盛唐公司股东蔡川、李俊欠江苏盛美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美杰公司）控股股东马杰的股权转让款，双方协商一致由马杰以其外甥谢观涛、会计施一鸣及其亲戚程美珠、程春雷等人的名义与盛唐公司签订18份购房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手续来折抵两人的股权转让款。18套房屋的首付款均由我公司实际支付，购房合同价格比同时期同类商品房价格显著偏高，18份合同总价款与蔡川、李俊、马杰等人陈述的欠款金额基本一致。3.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贷款申请资料都是上诉人提供，两人根据中行崇川支行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并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只有上诉人与中行崇川支行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上述行为。上诉人向中行崇川支行提供的贷款申请资料不齐全，中行崇川支行对上诉人的贷款申请没有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及职责，上诉人在贷款发放以及提交贷款申请资料等方面与中行崇川支行有串通行为，属于虚假按揭。贷款不真实是上诉人与中行崇川支行双方原因造成，如贷款合同认定无效，应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公司为案涉贷款合同提供的是阶段性连带担保责任，若贷款合同无效，则保证合同亦属无效，我公司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三、上诉人无权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为由解除贷款合同并主张盛唐公司返还购房款。上述司法解释适用的前提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被法院确认双方无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只是以购房形式掩盖套取银行贷款用以还债非法目的，且购房首付款及部分按揭贷款都由盛唐公司实际支付，即上诉人明知案涉贷款合同自始不存在支付购房款这一合同目的，不适用该司法解释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中使用了“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的概念、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说明适用这两个法条的前提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即作为按揭法律关系的基础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应予支持。而本案仅涉及贷款合同效力问题，并不涉及贷款合同解除问题，故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四、中行崇川支行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与我公司重整管理人确认案涉贷款合同的债权金额，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故中行崇川支行对我公司享有的债权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法院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来实现权利，我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中行崇川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程春雷、陈建红偿还欠款本金696854.28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自2014年2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及律师费4823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唐公司的原独资股东为南通盛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唐金属公司），盛唐金属公司的独资股东为盛美杰公司，盛美杰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马杰。2010年4月，蔡川、李俊与马杰协商以7300万元受让盛唐金属公司所持盛唐公司的股权，在蔡川、李俊付清转让款前，由马黎平代表盛美杰公司占有盛唐公司80%股权。截至2012年4月，蔡川、李俊共支付了4450万元股权转让款。因蔡川、李俊未能在约定的2012年底付清剩余款项，马杰遂与蔡川、李俊协商要求以盛唐公司未售房源折抵未付转让款。经过商谈，马杰安排以其外甥谢观涛、盛美杰公司的会计施一鸣及其亲戚程美珠、程春雷等人的名义，与盛唐公司签订了18套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办理了网签备案手续，共折抵转让款1345万元。案涉商品房为通宁天地2幢11单元1109室和2幢12单元1209室房屋，房屋价款分别为74.10万元、76.10万元，房屋买卖合同于2012年4月6日签订，盛唐公司于2012年4月12日向程春雷、陈建红开具了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其后，蔡川、李俊因盛唐公司无力支付工程款，遂与马杰商量，以18套商品房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用于支付工程款。程春雷、陈建红于2013年1月9日向中行崇川支行申请按揭贷款，贷款额度为75万元。程春雷、陈建红在个人贷款申请表、零售贷款面谈确认表、贷款真实性承诺函、查询授权书上签名；并提供了常住人口登记卡、结婚证、收入证明等证明文件；其后，中行崇川支行调取了程春雷、陈建红的个人信用报告，该报告显示程春雷、陈建红无不良信用；此外，程春雷名下卡号为62×××39的借记卡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该账户自2012年2月2日起至同年8月13日止常有数万元的大额款项进出。2013年1月24日，中行崇川支行、程春雷、陈建红及盛唐公司签订《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约定程春雷、陈建红向中行崇川支行借款75万元，期限120个月，此款用于支付程春雷、陈建红向盛唐公司所购两套商品房的购房款，并全部划入盛唐公司账户；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浮动周期为12个月，即从贷款人实际放款日起每12个月重新定价一次，重新定价日为实际放款日在重新定价当月对应日，当月没有对应日的，则当月最后一日为重新定价日；第一个浮动周期内，按实际放款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上浮10%计息；每满一个浮动周期后，以重新定价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上浮10%作为下一个浮动周期的适用利率；按月结息和付息，每月的1日为结息日和付息日；关于罚息，若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贷款罚息利率按日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40%；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的，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应付未付利息）×实际天数×年罚息利率/360；贷款偿还方式为按月等额本息还款，还款日为每月的1日；关于担保方式，程春雷、陈建红以本合同项下贷款所购房屋向中行崇川支行提供抵押担保；保证人盛唐公司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贷款合同》所附《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通用条款》就相关事项作了如下规定：借款人未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的构成违约，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有权要求借款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包括因实现债权而导致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损失等。保证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若保证人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的，则自借款人办妥本合同项下贷款所购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并且贷款人收到他项权证之日起，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不再发生新的保证义务和责任，但对于在该日之前已到期的本合同项下债务，以及该日之前发生保证人或/借款人违约而引起的本合同项下的债务，保证人仍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及保证责任；如果借款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贷款人进行清偿，贷款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提前还款日为借款人提出的经贷款人同意的提前还款日或贷款人依据合同等规定向借款人要求提前收回债权本息及/或其他任何款项的日期；主合同双方解除主合同或者使主合同提前到期的，保证人对于主合同项下已发生的债务承担保证担保责任。2013年2月1日，中行崇川支行将案涉贷款75万元直接发放至盛唐公司银行账户，该款全部被盛唐公司用于支付工程款。
因中行崇川支行仅如约获偿贷款本息至2014年2月1日止，其后贷款本息未获偿还，中行崇川支行遂于2014年6月6日以程春雷、陈建红明确表示不再归还贷款为由，向两人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宣布案涉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要求两人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息。但程春雷、陈建红未主动偿还贷款本息，中行崇川支行于2014年3月21日从程春雷还款账户扣划利息49.86元。截至2014年2月1日，程春雷、陈建红尚欠中行崇川支行696854.28元贷款本金未付。
2017年3月14日，中行崇川支行为处理案涉纠纷，委托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为一审诉讼代理人，并约定律师服务费为48238元。同日，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向中行崇川支行开具了金额为48238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6月16日，中行崇川支行汇付该款。
另查明，2013年8月30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南通光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盛唐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后将该案移交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3年9月6日裁定盛唐公司破产重整，并指定盛唐公司清算组为重整管理人。中行崇川支行于2013年9月26日向盛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并与盛唐公司管理人于2017年11月22日确认含盛唐公司担保的案涉贷款合同项下、至裁定受理破产重整之日止的债权金额为721208.49元，其中本金为719463.17元，利息为1745.32元。2014年8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港商破字第0002-3号民事裁定，裁定批准盛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并终止破产重整程序，重整计划确定的普通债权受偿比例为23.06%。2014年12月3日，一审法院裁定撤销程春雷、陈建红等人名下的457套房屋（含案涉商品房）的网签备案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二、案涉贷款合同的效力；三、案涉贷款合同的责任承担。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
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得以签订，是马杰与蔡川、李俊恶意串通，以盛唐公司资产抵偿蔡川、李俊个人债务，该行为侵犯了盛唐公司的合法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理由如下：
（一）程春雷、陈建红不具有真实的购房意图。程春雷、陈建红等人虽与盛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本身并未支付购房款，亦无证据证明截至2013年8月止的贷款本息由其偿还。根据马杰、蔡川、李俊等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确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马杰借用程春雷、陈建红等人的名义与盛唐公司所签，其目的在于以购房款抵偿蔡川、李俊欠盛唐金属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而程春雷、陈建红之所以向中行崇川支行贷款亦非是为支付购房款，而是因盛唐公司需支付工程款，故应当认定程春雷、陈建红等人不具有真实的购房意图。
（二）马杰与蔡川、李俊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了盛唐公司的利益。蔡川、李俊欠盛唐金属公司股权转让款属实，但该债务属于两人个人债务，与盛唐公司无涉。马杰在向蔡川、李俊索要股权转让款时，明知蔡川、李俊作为盛唐公司的股东，无权以盛唐公司财产折抵个人债务，仍然要求蔡川、李俊以房抵款，明显系恶意串通损害盛唐公司合法利益。程春雷、陈建红等人明知该事实，仍然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过错，应当认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案涉贷款合同的效力问题。
首先，程春雷、陈建红认为，如商品房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贷款合同亦应无效。一审法院认为，程春雷、陈建红该抗辩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1.《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赋予了购房当事人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而致商品房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可请求解除商品房贷款合同的权利。然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条“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统称为出卖人）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只有在购房人具有真实购房意图的情形下，才享有贷款合同解除权。因程春雷、陈建红根本不具有向银行按揭贷款用于购买商品房的合同目的，也就不存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因而在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时不享有贷款合同的解除权｡2.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所基于的法律事实虽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并非从属关系。房屋买卖合同引起的是物权的变动，在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过程中，房屋买受人向银行申请贷款是为了顺利实现房屋交易行为，因而与银行之间建立了新的借贷事实，该债权债务一经形成即成为独立的法律关系，因此房屋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之间不是主从合同的关系，而是相互独立的合同，贷款合同的效力应当以《合同法》为依据进行审查和认定。
其次，盛唐公司主张贷款合同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盛唐公司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认为，盛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贷款合同存在上述无效情形。《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双方是指签订合同的双方，具体到本案应当是中行崇川支行与程春雷、陈建红，但从盛唐公司的举证当中，并未发现中行崇川支行与程春雷、陈建红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实际上，恶意串通向中行崇川支行申请贷款的双方是马杰与蔡川、李俊；同时，盛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对于这一“恶意串通”的事实是明知的，故盛唐公司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主张贷款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事实上，程春雷、陈建红、盛唐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行为，系恶意欺诈中行崇川支行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中行崇川支行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在中行崇川支行未依法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视为其放弃权利，但不能因该行未行使撤销权而认定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为无效合同。
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中行崇川支行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与程春雷、陈建红签订的贷款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合同无效或可解除、可撤销的情形，应为有效合同。至于程春雷、陈建红未将所得贷款用于购买商品房，属于擅自改变贷款用途的违约行为，该行为不影响贷款合同的效力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三，即案涉贷款合同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贷款合同有效，中行崇川支行和程春雷、陈建红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现中行崇川支行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程春雷、陈建红未能按约履行贷款本息的偿还义务，中行崇川支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程春雷、陈建红应当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行崇川支行要求程春雷、陈建红支付未还贷款本金696854.28元和相应利息（含罚息，自2014年2月2日起按《贷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主张，不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中行崇川支行要求程春雷、陈建红承担律师代理费48238元的主张，该费用系中行崇川支行为处理案涉纠纷而支出，属于合同约定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且该费用未超过江苏省律师行业收费标准，故对中行崇川支行该主张依法予以支持。
盛唐公司为案涉贷款合同提供了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贷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系主、从合同关系，贷款合同有效，保证合同亦不存在无效情形，故保证合同亦应有效。案涉商品房的网签备案登记已被撤销，无实际交付可能，程春雷、陈建红亦未能按约向中行崇川支行偿还贷款本息，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盛唐公司应就程春雷、陈建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中行崇川支行已就上述担保债务向盛唐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债权，且盛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已由法院批准并付诸执行，故中行崇川支行就该担保债权应当通过重整计划实现其权利。中行崇川支行对盛唐公司就案涉债务所享有的担保债权金额应当以法院裁定受理盛唐公司破产重整时为准，之后发生的债务为劣后债务，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不在破产清偿之列，故对中行崇川支行要求以至2017年11月20日止的债务金额进行确定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案涉贷款合同项下，截至2013年9月6日的担保债权金额为721208.49元，系普通债权。盛唐公司按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比例23.06%向中行崇川支行承担担保责任，即盛唐公司向中行崇川支行清偿166310.68元，按本金和利息比例分别冲减案涉债务中的借款本金165908.21元、利息402.47元，即程春雷、陈建红需偿还中行崇川支行的贷款本金为530946.07元（696854.28元-165908.21元）。
关于中行崇川支行的责任承担问题，盛唐公司认为中行崇川支行未尽到审慎经营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程春雷、陈建红作为贷款合同的相对方，向中行崇川支行申请贷款的资料详实。中行崇川支行在对贷款资料进行审核时亦尽到了审慎经营的注意义务，该行有理由相信程春雷、陈建红向其申请贷款是为购房所需，且程春雷、陈建红及盛唐公司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在放贷前已知贷款实际使用人为盛唐公司，故中行崇川支行对于贷款用途的改变不存在过错，中行崇川支行享有贷款合同的信赖利益，对盛唐公司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中行崇川支行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判决：一、程春雷、陈建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付中行崇川支行借款本金530946.07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自2014年2月2日起至2014年3月1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696854.2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计算；自2014年3月2日起至2017年12月29日止的利息和罚息，以借款本金696854.2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140%计算；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530946.0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140%计算；上述利息和罚息总额应当扣减49.86元和402.47元），支付律师代理费48238元；二、盛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盛唐公司应当承担的连带偿还责任，由中行崇川支行按一审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进行受偿。案件受理费12370元，由程春雷、陈建红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盛唐公司的诉讼地位应该如何确定；2.一审法院认定程春雷、陈建红与盛唐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是否恰当；3.案涉贷款合同应否予以解除。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系中行崇川支行起诉借款人要求还本付息，并未主张盛唐公司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但因案件事实查明需要，以及案件处理结果与盛唐公司相关，中行崇川支行申请将盛唐公司追加为第三人，一审法院亦将盛唐公司列为第三人，该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应将盛唐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既不符合中行崇川支行的诉求，也缺乏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在一审中曾提出抗辩认为案涉贷款的前提是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如果有效，贷款由其归还，如因第三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效或解除，应由房产公司归还。基于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盛唐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并无不当。一审已查明，一方面是蔡川、李俊为了向盛唐金属公司偿还股权转让款，而以盛唐公司未售房源折抵其个人债务，上诉人则是由马杰安排的名义购房人与盛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另一方面是蔡川、李俊因盛唐公司无力支付工程款，与马杰商议以包括案涉商品房在内的18套房屋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用于支付工程款。因此，上诉人与盛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交易的真实意思表示，首付款及截至2013年8月的按揭贷款均来源于盛唐公司，故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套用银行贷款的真实目的，损害了金融管理秩序，蔡川、李俊与马杰的恶意串通行为还损害了盛唐公司的利益，一审据此认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对所涉贷款用途、借款人清偿能力等予以判断审核的参考依据，但与借款合同系不同主体之间相互独立的意思表示，二者之间并无主从依附关系，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不能直接影响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案涉《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已经程春雷、陈建红与盛唐公司及中行崇川支行分别签字、盖章确认，各方对借款数额、款项支付、担保形式等事项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其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纵观《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以及通篇文义，该司法解释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系虚假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仅是上诉人与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资金的形式，案涉房屋所有权并未转移至程春雷、陈建红名下，两人从未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亦未向出售人实际支付购房款，双方并无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同于真正的购房人为购买商品房而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的情形，故《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不适用于本案，程春雷、陈建红不得据此主张解除借款合同。程春雷、陈建红通过签订按揭贷款合同帮助套取银行贷款，理应清楚合同订立的法律后果，一审在扣减盛唐公司按重整计划应向中行崇川支行承担的担保责任后，判令由程春雷、陈建红承担剩余部分贷款本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至于上诉人所称的盛唐公司占有大量按揭贷款，不应进入破产程序的问题。涉及盛唐公司房产的按揭贷款并非全部涉嫌虚假按揭，其中还包括大量真实购房人，这不影响盛唐公司破产原因的认定。
综上所述，程春雷、陈建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92元，由程春雷、陈建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倪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