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9民终16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景华，男，汉族，1970年6月22日出生，住茂名市电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淑枚，女，汉族，1978年8月3日出生，住茂名市电白区。以上两位上诉人的共同诉讼代理人区智杰，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位上诉人的共同诉讼代理人白崇辉，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伟政，男，汉族，1963年11月21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上诉人杨景华、杨淑枚因与被上诉人谭伟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6）粤0904民初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景华、杨淑枚的诉讼代理人区智杰及被上诉人谭伟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谭伟政为了杨景华建设工程施工的需要，通过ATM向杨景华卡号*转账支付了64000元，其中2008年6月27日转账支付了4000元，2008年9月22日支付了50000元，2008年9月支付了10000元；向杨景华的卡号*支付了人民币71000元，其中2009年12月17日支付了5000元，2010年1月21日支付了4000元，2010年4月15日支付了32000元，2010年7月23日支付了30000元；2010年4月13日，谭伟政向杨景华的卡号*支付了人民币68000元；2008年12月16日，谭伟政向杨景华支付了人民币现金200000元；2010年3月15日，谭伟政委托朋友潘某将100000元人民币送给杨景华。2014年2月1日，杨景华将借款汇总后向谭伟政出具了《借据》，确认向谭伟政借款人民币伍拾万零叁仟元整（￥503000元），并约定在2014年5月1日前本息一起还清。这一事实有杨景华亲手签名按指印交由谭伟政收执的《借据》、杨景华从银行处打印的银行账单（详见证据）为证。借期届满后，谭伟政多次向杨景华催收债款，均遭到其拒绝。杨淑枚与杨景华是夫妻关系，本案债务发生于杨景华、杨淑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审法院认为：谭伟政与杨景华均系独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谭伟政与杨景华之间的借款，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谭伟政是否完成了举证责任，杨景华向谭伟政借款是否实际支付，二、杨景华借款利息是否高于法定利率，应否受法律保护，三、杨淑枚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谭伟政举证责任及本案的借款是否已经支付的问题。本案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关于谭伟政的举证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谭伟政所列举的证据主要有银行账单、杨景华书写的《借据》：“现借到谭伟政人民币伍拾万零叁仟元整（503000元），其中贰拾伍万元按月息5%，（即每月12500元），余下的贰拾伍万叁仟元，按2%月息计（每月5060元），直至2014年5月9日前本息一起还清，借款期为三个月，如果到期不还，从2014年5月1日起按总借款额（503000元），每月按5%的利息计”。杨景华在《借据》中写“借到”，按到字的文义解释，有成功、得到、办到的意思，也就是说，杨景华已经认可了借款合同成立且谭伟政已经实际履行，即谭伟政的借款已经实际支付，杨景华已经收到谭伟政的借款，因此，谭伟政关于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的举证责任，谭伟政已经完成。谭伟政与杨景华都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借款协议，杨景华出具了借条，自认收到谭伟政的借款，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作为商事行为，应当重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该《借据》属于书证，由债务人杨景华签名，证明效力较杨景华口头质疑没有发生借款为高。当事人意思自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调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认定事实存在。”本案谭伟政举证了向杨景华转账支付的银行账单、提取借款的账单、证人潘某的证言，所反映的金额与《借据》一致，杨景华出具的《借据》，自认已经借到了谭伟政的借款，借款已经发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应当认定借款已经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对谭伟政主张杨景华借款503000元的主张，有相关银行账单、证人证言、杨景华出具的《借据》证明，原审法院应当支持，对杨景华：“谭伟政与杨景华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据没有生效”的主张，与银行账单、证人证言、《借据》所证明的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杨景华借款利息是否高于法定利率，应否受法律保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借据》约定：“其中贰拾伍万元按月息5%，（即每月12500元），余下的贰拾伍万叁仟元，按2%月息计（每月5060元），直至2014年5月9日前本息一起还清，借款期为三个月，如果到期不还，从2014年5月1日起按总借款额（503000元），每月按5%的利息计”，根据该《借据》的约定，要求按照月息5%计算利息，确实超过了法律保护的范畴，但是谭伟政在诉讼中主张月利率按照2%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应当支持。杨景华、杨淑枚对该利息不予保护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杨淑枚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杨景华向谭伟政的借款发生在杨景华与杨淑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景华、杨淑枚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款属于杨景华的个人债务，对杨淑枚辩解称该503000元借款属于杨景华个人债务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杨景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清偿借款人民币503000元及利息（利息按2%月利率计算，从2014年2月1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给谭伟政。二、杨淑枚对判决认定的本息负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446元，由杨景华、杨淑枚负担。如果杨景华、杨淑枚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诉人杨景华、杨淑枚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谭伟政所主张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借据》没有生效，杨景华与谭伟政之间不成立借贷关系。1、根据谭伟政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谭伟政自认其出借款项的时间在2008年6月至2010年7月之间，其中2008年12月16日通过柜台取现金200000元交付给杨景华，2010年3月15日委托朋友潘某将100000元交付给杨景华，其余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给杨景华。实际上，谭伟政提交的2008年6月至2010年7月之间的银行流水清单与本案2014年2月1日的《借据》根本没有关联性。双方曾于2008年6月至2010年7月之间发生借贷关系，但已经通过2013年5月1日的《借条》进行结算，杨景华已于2009年11月5日至2011年11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偿还给谭伟政389000元，杨景华又于2014年6月17日、2014年7月8日通过向谭伟政指定的案外人谭聪转账偿还了共50000元，至此已经偿还完毕400500元《借条》中的款项，并取回了该《借条》原件。对于谭伟政交付100000元、200000元现金的主张杨景华不予确认，杨景华并没有收到该两笔现金，也没有出具相关收据。谭伟政与杨景华之间的款项往来一直都是用银行转账方式交付，谭伟政称用现金交付100000元、200000元，明显是违背了双方借贷关系的交易习惯。2、本案《借据》是一份新的借据，没有对其他借款进行结算，也不是对2008年6月至201O年7月之间的借款进行确认，谭伟政并未交付该《借据》中的款项。因谭伟政称杨景华尚欠400500元借款的部分利息，应先扣除该借款的利息后再付款，而杨景华并不同意，故杨景华便不再向谭伟政借款。虽然杨景华没有取回503000元《借据》原件，但双方已通过电话协议取消该《借据》，且该《借据》中的款项未实际交付，故该《借据》未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仅依据“借到”二字认定杨景华已经认可了借款合同成立且谭伟政已经实际履行，即杨景华已经收到借款不当。二、谭伟政主张的债权并未用于杨景华与杨淑枚之间的家庭生活，杨淑枚对此不承担连带责任。谭伟政提交的《借据》、《借条》上仅有杨景华一方签名，且谭伟政陈述杨景华是由于承包工程需要向谭伟政借款。杨淑枚对本案《借据》、《借条》并不知情，也没有在本案《借据》、《借条》上签字确认，且谭伟政主张的借款503000元杨景华从来没有用于家庭生活。根据《婚姻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一方未经过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为个人债务，故此杨淑枚对谭伟政主张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三、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证人黄某、潘某的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证人黄某与谭伟政于1988年或1989年期间登记结婚，2014年8月8日登记离婚。于本案而言，则谭伟政主张的债权应为其与黄某的共同债权，黄某对上述债权享有实体权利，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故黄某不应作为本案的证人，其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证人潘某与谭伟政是合伙生意伙伴，双方之间必然存在不可避免的、直接的利害关系，潘某也并没有出庭接受杨景华、杨淑枚一方的质询，故潘某的证人证言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且根据其陈述也不能证明谭伟政通过潘某转交的100000元就是《借据》中的本金，也不能证明该100000元的交付方式。2、原审判决没有阐明《借条》是否采纳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的规定，纵观原审判决，并没有对2013年5月1日的《借条》作出认定、阐明是否采纳、也没有对谭伟政指出的以2013年5月1日的《借条》换2014年2月1日《借据》的问题进行审理。原审法院没有阐明对《借条》是否采纳本身就违反法定程序。请求：1、撤销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粵0904民初947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谭伟政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谭伟政承担。杨景华、杨淑枚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对账单，证明杨景华已归还了170000元的事实；证据二，中国银行对账单，证明杨景华归还了谭伟政219000元的事实；证据三，2013年5月1日的《借条》，证明杨景华已偿还全部借款取回《借条》原件的事实。被上诉人谭伟政答辩称：双方曾于2013年5月1日将多次借款累计汇总，由杨景华出具《借条》，后因另外还有通过潘某转交给杨景华的100000元借款本金未纳入该次结算，杨景华在确认之后才重新出具2014年2月1日的《借据》，503000元是通过汇款及现金交付的方式交给杨景华。谭伟政没有委托谭聪代收还款。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2013年5月1日《借条》内容为：“现借到谭伟政人民币肆拾万零伍佰元（￥40500.00元）。”杨景华确认收到谭伟政于2008年6月27日至2010年4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的203000元，加上利息后出具2013年5月1日本金400500元的《借条》。谭伟政确认2013年5月1日本金400500元《借条》的存在，但称因还有一笔通过潘某转交给杨景华的借款100000元未纳入结算，经杨景华核实并重新结算后，杨景华于2014年2月1日重新出具了本案的《借据》。谭伟政认为其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杨景华的203000元，是属于2014年2月1日《借据》中503000元借款的部分本金，《借据》中余下的款项是现金交付的。再查明，杨景华于2009年11月5日至2011年11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谭伟政共389000元，杨景华称是偿还2013年5月1日《借条》的借款而不是偿还本案2014年2月1日《借据》的借款。谭伟政也确认收到杨景华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的389000元，但否认是偿还《借条》中记载的款项。杨景华称已于2014年6月17日、2014年7月8日通过向谭伟政指定的案外人谭聪转账偿还了共50000元，是偿还2013年5月1日《借条》中余下的款项，但谭伟政否认委托谭聪代收还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借款是否实际交付；2、本案债务是否属于杨景华与杨淑枚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关于的本案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谭伟政凭杨景华于2014年2月1日出具的《借据》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杨景华偿还借款本金503000元及利息。杨景华对该《借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否认收到《借据》中记载的款项。杨景华称其曾出具2013年5月1日本金为400500元的《借条》给谭伟政收执，但该笔借款已经偿还完毕，其也取回了《借条》的原件。杨景华因需再向谭伟政借款503000元而出具了本案2014年2月1日的《借据》，但因谭伟政称杨景华尚欠400500元借款的部分利息，应先扣除该借款的利息后再付款，而杨景华并不同意，故杨景华便不再向谭伟政借款，双方也已通过电话协议取消该2014年2月1日杨景华出具的《借据》，虽杨景华没有取回《借据》原件，但该《借据》未发生法律效力。谭伟政称双方曾于2013年5月1日对双方之间的借款进行结算，杨景华于当天出具了本金为400500元的《借条》，但因还有一笔通过潘某转交给杨景华的借款100000元未纳入结算，经杨景华核实并重新结算后，杨景华又于2014年2月1日出具了本案的《借据》。本院认为，杨景华的上述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杨景华称其已经还清2013年5月1日《借条》中的借款并取回了《借条》原件。但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杨景华转账给谭伟政的时间是在2009年11月5日至2011年11月25日之间，是在《借条》的出具时间之前，且谭伟政否认上述转账的款项是偿还《借条》上记载的借款，故杨景华该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谭伟政称《借条》与《借据》之间的差额是通过潘某转交给杨景华的100000元，有证人潘某的证言佐证，虽然杨景华认为证人潘某的证言不可信，但杨景华未能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潘某的证言予以采信。3、双方均确认存在2013年5月1日的《借条》和2014年2月1日的《借据》，且从双方的陈述来看，《借条》与《借据》的转账交付金额部分存在重合之处，故本院认为，谭伟政主张本案2014年2月1日的《借据》是在2013年5月1日《借条》的基础上重新结算得出的，符合本案的事实。4、从本案《借据》中载明“现借到谭伟政人民币伍拾万零叁仟元整（503000元）”的内容来看，双方未明确约定交付借款的方式，谭伟政称除了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203000元给杨景华之外，余款是通过现金交付的，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5、杨景华认为本案《借据》已经双方协议取消，本案借款未实际交付，但杨景华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且杨景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其向谭伟政出具本案《借据》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判令杨景华偿还借款本金503000元及利息给谭伟政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本案债务是否属于杨景华与杨淑枚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杨景华与杨淑枚之间是夫妻关系，且本案的借款发生在杨景华与杨淑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杨景华、杨淑枚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规定的情形，杨景华、杨淑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应当认定本案债务为杨景华与杨淑枚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景华、杨淑枚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46元（上诉人杨景华已预交），由上诉人杨景华、杨淑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剑兵代理审判员  赖慧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哲速 录 员  朱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