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71民终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学志，男，1976年10月8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秀艳，女，1979年7月12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昌，男，193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秋，内蒙古金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4号。法定代表人：单立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立平，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氏戟，该公司赤峰工务段行车监察。原审第三人：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公安分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500号。负责人：潘俊，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宾，该局法治大队副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该局民警。上诉人姜学志、姜秀艳与上诉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沈阳局公司）、原审第三人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公安分局（以下简称科尔沁公安分局）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通辽铁路运输法院（2017）内7104民初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姜学志、姜秀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昌、李增秋，上诉人铁路沈阳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立平、祁氏戟，原审第三人科尔沁公安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学志、姜秀艳上诉请求：一、原审判决只判决由铁路沈阳局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188888.50元，而没有判决由科尔沁公安分局承担另外50%的赔偿责任，即188888.50元，实属漏判，应予以纠判。二、由铁路沈阳局公司、科尔沁公安分局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科尔沁公安分局对姜贵的死是有责任的，脱不了干系。用法律与事实证明：（一）法律明确规定，“七十岁以上老人不能拘禁和拘传。”科尔沁公安分局拘传姜贵是违法的，况且，没有传唤证，随便抓人，尤其没告知家属，更是违法的。（二）科尔沁公安分局用警车将姜贵强行拘传到派出所。传唤后，理应再用警车将姜贵送回，承担保护姜贵安全的义务。用车抓走的，事后又没有安全送回，派出所应承担此期间发生的一切责任。姜贵没有安全回家，而死在铁道上，科尔沁公安分局派出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询问期间录像证明，姜贵自诉有心脏病，时常休克，一小时询问六次去卫生间，说明姜贵年老多病，已属不正常状态，应引起公安机关询问人高度重视，询问结束后应将其送回或通知家属接回。但科尔沁公安分局办案人员，无视这些基本常识和法律规定，故姜贵的死与科尔沁公安分局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四）姜贵曾十余次向有关部门举报村书记的腐败违法行为，为此遭到报复，借机栽赃陷害，派出所不但不认真查处，反而盲目定位“姜贵故意损毁财物案”，用警车强行把姜贵拘传到派出所。从派出所拘传，押上警车时起姜贵与派出所之间就建立了临时性的监护关系，从而，派出所在姜贵安全回家之前，始终负有保护姜贵安全的义务。所以，在此期间，姜贵死在铁道上，派出所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姜贵因遭人陷害，有理说不清，心情郁闷，精神恍惚。所以，对于姜贵的死，依法派出所必须赔偿。鉴于以上事实与理由，姜学志、姜秀艳认为铁路沈阳局公司、科尔沁公安分局对于姜贵的死都有责任，特别是科尔沁公安分局脱不了干系，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即另外50%（188888.50元），应由科尔沁公安分局承担。铁路沈阳局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通辽铁路运输法院（2017）内7104民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判令铁路沈阳局公司承担不超过20%的赔偿责任。二、诉讼费按责任比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设计开行时速120公里以上列车的铁路应当实行全封闭管理”，京通线设计及开行的列车时速均未达到120公里，而且事故机车黑匣子显示数据列车运行时速103公里。一审法院认可“从铁路技术规程的要求看，西六方—通辽西间铁路线路无封闭的强制要求”，认定京通线是一条普速铁路，不需要封闭管理。线路两侧是居民生活区，但线路是高路基，距离地面3米。为了方便通行，铁路沈阳局公司在附近已经提供了两处通道。一审法院却凭想象认定事发地段有安全隐患而认定铁路沈阳局公司未充分履行警示防护义务，实属主观臆断。2、司机发现线路上有行人后立即鸣笛示警并采取紧急停车措施，列车在紧急制动停车过程中与该人相撞。根据《沈阳铁路局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标准》的相关规定，乘务员的作业符合相关规定，已经尽到了法定的警示防护义务。3、一审判决书认定“死者姜贵是具有一定社会阅历、社会经历的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未设置人行道的铁路线上通行可能造成的危害应该具有相当的认知能力，姜贵对人身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铁路沈阳局公司认为受害人在公安机关回来后情绪低落走上铁路线路，这种状态和行为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铁路沈阳局公司已经充分履行了安全警示、防护义务。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五条、第六条第（一）项规定判定铁路沈阳局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据《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七条、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判定铁路沈阳局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通辽铁路运输法院（2017）内7104民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通辽铁路运输法院（2017）内7104民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改判铁路沈阳局公司承担不超过20%的赔偿责任。姜学志、姜秀艳辩称：一、一审判决并非以“没有全封闭管理”为由让铁路沈阳局公司承担部分责任，而是以“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而有过错，判决铁路沈阳局公司承担部分民事责任。铁路沈阳局公司“一审法院凭想象认定事发地段有安全隐患而认定铁路沈阳局公司未充分履行警示防护义务，实属主观臆断”的说法是错误的。该事发地段北侧是育新镇，南侧是村民居住村，两旁均为居民区，依法应当设立相应的警示标志或防护措施，但铁路沈阳局公司没有设立任何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这是基本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没有主观臆断。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根据《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五条、第六条第（一）项规定，判定铁路沈阳局公司承担50%责任并无不当。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铁路沈阳局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对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科尔沁公安分局述称：一、侵权损害赔偿应遵循过错责任原则，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应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公安机关调查治安行政案件，传唤、询问当事人的行为没有过错，且与姜贵死亡结果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公安机关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二、科尔沁公安分局行政行为合法，无须对姜学志、姜秀艳进行赔偿。2017年6月24日早6时许，科尔沁公安分局育新派出所接到辖区东乃营子村的村民孙玉兰报警，称自家地里的玉米苗被人砍了，要求派出所出警查处。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现场勘察、取证，并进行了调查走访，经查孙玉兰家玉米青苗被砍毁90棵，价值130元，此案应作为治安案件查处。报案人孙玉兰夫妇现场指认姜贵为砍毁自家青苗的违法行为人，出警民警向派出所所长汇报，经所长同意将姜贵口头传唤至育新派出所，进行询问。2017年6月24日9时30分姜贵到达派出所，同日11时30分询问结束，姜贵离开派出所。科尔沁公安分局作为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对该案享有管辖权，对群众的报案有义务受理并及时作出调查处理。民警在工作过程中，严格遵守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行为合法适当，没有侵犯被传唤人的合法权益。三、虽然姜贵已年满70周岁，但仍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民警对其询问过程中，其儿子打来电话知道他在育新派出所，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公安有将被传唤人护送回居住地的义务。姜贵发生事故后，育新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及时赶到现场维持秩序，铁路公安民警到场后撤回警力。不是姜学志、姜秀艳所说的事故发生时有派出所民警在场。综上所述，科尔沁公安分局对姜贵毁财案调查处理工作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姜学志、姜秀艳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姜学志、姜秀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铁路沈阳局公司和科尔沁公安分局共同承担2017年6月24日12时24分由石家庄开往通辽列车行驶至育新镇道口时撞死姜贵，赔偿姜学志、姜秀艳死亡赔偿金659500元、丧葬费3099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740496元；2、判令科尔沁公安分局给予受害人惩罚性赔偿，支付死者近亲属精神抚慰金；3、由铁路沈阳局公司及科尔沁公安分局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4日早6时许，科尔沁公安分局育新镇派出所接到辖区东乃营子村村民孙玉兰报警，称自家地里的玉米苗被人砍了，要求派出所出警查处。科尔沁公安分局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进行现场勘查、拍照取证，并进行了调查走访，确认孙玉兰家玉米青苗被砍毁90棵，价值130元，应做为治安案件查处。报案人孙玉兰夫妇现场指认同村村民姜贵为砍毁自家青苗的违法行为人，出警民警将姜贵口头传唤至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公安分局，进行询问。2017年6月24日9时30分姜贵到达派出所，11时30分询问结束，姜贵离开派出所。上述事实有对孙玉兰、李广仁、朱喜贤、姜贵的询问笔录及科尔沁公安分局在出警过程中的执法记录影像资料为证。2017年6月24日12时50分，通辽铁路公安处刑事技术支队队长董宏伟接到铁路公安处指挥中心电话指派，京通线k792+720m处发生一起铁路交通事故，要求携相关技术设备赴现场进行勘验，刑事技术支队副队长徐子龙、法医葛忠伟、张玲于当日13时15分到达现场。到达现场时通辽南站派出所所长李占海已带领民警对现场进行保护，邀请通辽市清河镇周家村于海龙担任现场勘查见证人。经过现场勘验，通辽铁路公安处刑事技术支队作出通铁公（刑技）勘[2017]021号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勘查所见：现场位于京通线K792+720m处，该处线路为单线，两侧无防护栏。京通线K792+720m处为铁路跨公路立交桥。经勘查，京通线K792+718m石渣道床上行左侧边缘可见“raybo”牌黑色手机一部。京通线K792+720m至K792+749.4m股道上行左侧钢轨、非工作边外侧轨腰、轨枕、石渣道床以及路肩上可见血迹、组织、组织液痕迹。京通线K792+749.4m上行左侧路肩上可见胸部以下残缺尸体，呈扭曲状。京通线K792+756m上行左侧距离股道6.5米的地面上可见胸部以上残缺尸体，呈扭曲状，头部向西北方向。结合家属指认，通辽铁路机务段k979次西六方—通辽西间撞人调查分析报告确认，死者姜贵，男，71岁，生前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育新镇东乃营子村五街5组18号。上述事实有通铁公（刑技）勘[2017]021号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通辽铁路机务段k979次西六方—通辽西间撞人调查分析报告、姜学志询问笔录及户籍证明为证。另查明，死者姜贵生前育有子女四名，长子姜学滨（公民身份号码152301197402193538）、次子姜学志（公民身份号码152321197610083654）、三子姜学龙（公民身份号码152321198110283611）、长女姜秀艳（公民身份号码152321197907123629）。庭审中，姜学志、姜秀艳提交了姜学滨、姜学龙放弃诉讼权利的声明。再查明，沈阳铁路局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企业名称变更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核准字号为2017—11—01（国）名称变核字[2017]第5118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铁路沈阳局公司是否尽到铁路运输企业的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是否应承担赔偿义务，如承担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如何划分。铁路沈阳局公司庭审答辩称，因受害人自身原因导致的死亡结果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铁路运输中发生人身损害，铁路运输企业举证证明因不可抗力以及受害人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式造成的，铁路企业不承担责任。本案系在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列车与行人相撞造成的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庭审中铁路运输企业并未充分证明受害人的死亡系不可抗力或受害人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式造成，故铁路沈阳局公司应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关于如何划分铁路沈阳局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的问题，该院分析如下：《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偷乘货车，攀附行进中的列车，在未设置人行通道的铁路桥梁、隧道内通行，攀爬高架铁路线路，以及其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路、车站、货场等铁路作业区域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二）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仍施以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铁路沈阳局公司在履行安全防护、警示义务等方面是否存在过错？从铁路运输技术规程的要求看，西六方—通辽西间铁路线路无封闭的强制要求，但从其所处的客观环境看，离村镇较近，附近有居住居民，封闭线路有其客观必要，铁路线路两侧虽有较高的路基及树丛，但事故发生地铁路两旁均无防护网。根据现场查勘记录情况，该处线路为单线，两侧无防护栏。京通线K792+720米处为铁路跨公路立交桥。铁路两旁均为居民区，应设有相应的警示牌及防护措施，从以上分析可得知在事故发生时，铁路运输企业对事故发生地的管理存在安全隐患。铁路沈阳局公司在履行安全防护、警示义务等方面存在过错。应认定为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铁路运输企业在本起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如何划分？死者姜贵是具有一定社会阅历、社会经历的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对在未设置人行通道的铁路线上通行可能造成的危害应具有相当的认知能力，但却对这种行为危害的可能性未予高度重视，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根据法律规定，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综合双方的各自过错程度，该院认为，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铁路沈阳局公司作为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的经营者，依法应当对姜贵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姜贵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根据受害人姜贵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该院酌定由铁路沈阳局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关于死者姜贵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第十八条关于“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司法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该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148387.5元。姜贵死亡时年满71周岁，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75元计算，该院认定死亡赔偿金为148387.5元（32975元×9年×50%）；2、丧葬费为30996元（5166元/月×6个月），丧葬费依法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166元计算，姜学志、姜秀艳主张的丧葬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3、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25000元。根据《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在本案中，姜贵穿越铁路线路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多种因素，酌定由铁路沈阳局公司赔偿姜贵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针对争议焦点二：第三人科尔沁公安分局与姜贵发生铁路交通事故致死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本案案由为铁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科尔沁公安分局作为本案的第三人是否对姜贵发生铁路交通事故致死结果承担责任作为争议焦点由双方进行举证质证，庭审中姜学志、姜秀艳并未出示证据证明科尔沁公安分局应对姜贵发生铁路交通事故负有责任，科尔沁公安分局育新派出所在接到村民报案后对姜贵的传唤行为并不是导致姜贵发生铁路交通事故的必然原因，庭审中无证据显示姜贵发生铁路交通事故与科尔沁公安分局育新派出所的传唤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故对姜学志、姜秀艳请求给予受害者家属惩罚性赔偿，支付死者近亲属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五条、第六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铁路沈阳局公司赔偿姜学志、姜秀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88885.5元[死亡赔偿金为148387.5元（32975元×9年×50%）+丧葬费为15498元（5166元/月×6个月×50%）+精神抚慰金2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履行。二、驳回姜学志、姜秀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05元，由姜学志、姜秀艳负担8346.83元，由铁路沈阳局公司负担2858.17元。本院二审期间，姜学志、姜秀艳及铁路沈阳局公司围绕上诉请求在举证期限内，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姜学志、姜秀艳提交王兴奎证实材料一份，拟证明姜贵的死与科尔沁公安分局有关。铁路沈阳局公司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询问。科尔沁公安分局认为该份证据不具备证明公安机关行为违法的效力。本院认为，证明人王兴奎的书面证言，只能证明王兴奎作为目击者，看到了本案受害人姜贵被派出所传唤的起始时间和地点，但不能证明姜贵在本案铁路交通事故中致死与该派出所的传唤行为具有关联性。为此，该证据无法达到上诉人姜学志、姜秀艳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铁路沈阳局公司提交：证据一，编号02B20170200《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拟证明本案铁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概况、原因及姜贵如果听到火车司机的鸣笛示警，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应负事故全部责任；证据二,铁路列车运行监控记录，拟证明列车乘务员发现姜贵后，采取了制动措施；证据三,撞人地点及周边示意图、照片五张，拟证明铁路沈阳局公司为方便出行，特意提供了通道。姜学志、姜秀艳对铁路沈阳局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中关于事故发生的时间及情况记载没有异议，对证据一中事故责任认定结论提出异议，不同意“当事人应负事故全部责任”的认定意见；对证据三中撞人地点及周边示意图没有异议，对五张照片均有异议，认为从该组照片上无法看出撞人地点的实际情况。科尔沁公安分局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对证据一《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故概况、性质、原因及人员伤亡情况，姜学志、姜秀艳无异议，并有一审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但对事故责任认定一节，因姜学志、姜秀艳提出异议，铁路沈阳局公司一审及二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又不足以相互印证，无法达成铁路沈阳局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二铁路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该记录显示为2018年6月8日提取，经与一审中2018年4月4日提取的记录核对，在鸣笛时间、速度变化、区间停车、限速等核心数据上完全一致，能够证明列车乘务员发现姜贵后，采取了制动措施，且姜学志、姜秀艳无异议，因而，该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三，撞人地点及周边示意图，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关于事故发生地和周边环境的证据以及相关陈述相吻合，因而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五张照片，因姜学志、姜秀艳提出异议，且无法排除照片所显示地点的类同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二审期间，铁路沈阳局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海涛更换为单立军。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铁路沈阳局公司是否已经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如何划分。二、科尔沁公安分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该事故发生在原既有铁路线上的平交道口改为下穿立交桥的“平改立”线路上。“平改立”的目的是为解决铁路与公路的平面交叉，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作为高度危险作业的铁路企业，在实施“平改立”工程时，就应根据线路两侧都有居民区，且来往人流较密集的实际情况，实施全封闭管理或其他足以阻止行人随意侵限跨越线路的有效措施。但该事故发生时，线路两侧除有较高的路基、树丛及线路下方的通道外，既无封闭网也无其他警示标志，应认定为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铁路沈阳局公司应对无视“平改立”后的安全隐患，放任行人随意侵限跨越线路的行为承担责任。为此，一审法院认定铁路沈阳局公司未充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适用《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五条、第六条第（一）项之规定确定赔偿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姜学志、姜秀艳上诉请求科尔沁公安分局承担另外50%的赔偿责任，就应举出相应的证据证明科尔沁公安分局与铁路沈阳局公司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而纵观一审及二审姜学志、姜秀艳所提交的全部证据，仅能证明科尔沁公安分局有将姜贵传唤到该局派出所进行询问的行为，该行为与姜贵发生铁路交通事故的损害结果之间，既无事实上的必然联系，也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为此，姜学志、姜秀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姜学志、姜秀艳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姜学志、姜秀艳及铁路沈阳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立案案由定为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应纠正为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10元，由上诉人姜学志、姜秀艳负担11205元，由上诉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12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玉 荣审 判 员 赵   群审 判 员 李 长 波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左   周书 记 员 李浩(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