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行 政 裁 定 书（2016）鲁0203行初110号原告徐启鹏，男，1954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原告傅玲，女，195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被告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哈尔滨路58号。法定代表人黄祥荣，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刘吉强，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海亮，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徐启鹏、傅玲认为被告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不履行重新制作笔录的法定职责，于2016年8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启鹏、傅玲，被告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的委托代理人刘吉强、徐海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在参加（2002）北行初字第37号案件审理时，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有张明在2000年11月17日给原告制作的《病房询问笔录》。原告发现该笔录中没有原告本人签字、捺印的记载及认可行为。被告处理交通事故案卷中，没有原告授权委托任何人代理原告处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授权委托书，原告对该笔录制作过程毫不知情。该笔录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青民五终字第1027号民事判决书否认，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原告于2016年5月4日向被告邮寄了《请求市北大队履行法定职责，重新制作徐启鹏询问笔录》的挂号信�被告2016年5月5日收到，至今未履行法定职责，系行政不作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系行政不作为；2、判令被告在法定时间内重新制作原告询问笔录；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2009）青民五终字第102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市北大队交警张明诱骗傅莉代签2000年11月17日徐启鹏毫不知情的《病房询问笔录》，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具有法律效力。2009年10月26日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青民五终字第1027号民事判决书第八页否认，根据法律、法规，经法院否定的证据，公安交警部门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市北大队领导和交警张明说过，《事故责任认定书》就是依据徐启鹏《病房询问笔录》作出来的，依据肯定错误，市北大队应当依法重新制作徐启鹏《询问笔录》。2、《请求市北大队履行法定职责，重新制作徐启鹏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的内容同证据1。3、挂号信信封复印件一份，证明徐启鹏依据证据1证明的问题，申请市北大队依据法院的判决，依法重新制作徐启鹏《询问笔录》。4、邮件全程跟踪查询复印件一份，证明市北大队于2016年5月5日下午1时收到瑞昌路邮政投递室送去的证据3挂号信。5、投递邮件清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已经收到证据3挂号信。6、查单、查询邮件回单复印件一份，证明2016年5月5日被告收发章签收，已妥投。7、《行政诉讼证据清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在（2002）北行初字第37号行政诉讼�纷一案中，2002年8月22日市北大队向法庭提交《行政诉讼证据清单》共计10份证据。其中编号07《授权委托书》，证明的问题一栏中，空白无文字说明，因为《授权委托书》中没有填写授权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所以《授权委托书》无法律效力。交警张明诱骗傅莉代签2000年11月17日徐启鹏毫不知情的《病房询问笔录》，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具有法律效力。2009年10月26日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青民五终字第1027号民事判决书否认，公安交警部门不能作为认定（处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8、《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00年11月20日我妻妹傅莉拿市立医院15000元催款单，到市北大队找交警张明领取抢救治疗费时，张明说：“根据现场照片你姐夫负事故主要责任，现在还不能给你钱，你姐夫没有委托书”，接着给了傅莉一张《授权委托书》，并再三嘱咐傅莉，让你姐夫只填上名字，盖上名章（捺手指印也不行），别的不要填。交警张明用心亦是恶毒，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得傅莉在2000年11月17日造假我的《病房询问笔录》上的签字，造成我委托傅莉代签名的假象，使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合法化。公安卷宗中未有徐启鹏委托妻妹傅莉参与处理交通事故代理权限的材料，该《授权委托书》没有填写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无法律效力。9、徐启鹏《病房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徐启鹏、傅玲是在2002年8月22日，（2002）北行初字第37号案件交换证据时，第一次看见张明在2000年11月17日给原告制作的徐启鹏《病房询问笔录》。并发现，在该笔录中的签字、捺手指印、都不是原告徐启鹏本人所为。事故所发生的经过，也不是原告所陈述的事发经过。原告对张明所做病房询问笔录的制作过程毫不知情。张明把“出租车离我约有1-2米左右，正在慢慢的行驶”这句话，早有预谋记录在我的《病房询问笔录》中，栽赃陷害，让我替肇事方王荣光承担了违反“支路让主路”交通法规的责任，负事故主要责任。该笔录制作过程严重违反程序。原告从没有授权委托代理人参与代理徐启鹏处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青岛市中级法院（2009）青民五终字第1027号民事判决书第8页记载：“即办案交警在2000年11月17日在病房对原告徐启鹏的询问笔录，其内容当时未经徐启鹏本人确认。”笔录未被采信。遗憾的是，法庭未进行高度盖然性审理与质证，排除《送达回证》、《公开责任认定笔录》、《事故责任认定书》等等非法证据。被告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辩称，2000年11月16日，市北区交警大队接到该事故�案后，立即展开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及检验鉴定等相关工作，于2000年12月12日作出交警市北大队第200002132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徐启鹏骑摩托车未按规定让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一项之规定，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事故主要责任；王荣光驾驶行车制动力不符合要求的车辆、路口超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一款、《山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是发生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事故次要责任。同日，市北交警大队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徐启鹏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向青岛交警支队提出申请重新认定，2001年1月15日，青岛交警支队作出【2000】第406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徐启鹏就民事赔偿问题向法院�诉后，经审理，2009年10月2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徐启鹏提出的询问笔录的问题，不足以影响公安交警部门所认定交通事故基本事实的真实性，徐启鹏的证据材料不足以推翻交警部门所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结论。交警部门就本次交通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结论，应当作为本案认定当事人过错、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也就是说，徐启鹏在事故中应承担70%的责任，王荣光应承担30%的责任。综上，该案已经结案，不存在重新制作原告询问笔录的问题，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市北大队第200002132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复印件，证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2、（2000）第406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复印件，证明交警支队对事故认定书重新认定情况。3、青岛市中院（2009）青民五终字第102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法院终审判决对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采信情况。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有异议，认为未送达给我本人，而且事故责任书里面认定的事实全部错误，无具体数据，照片也不是现场照片，而且根据当时的材料到任何地方都无法进行司法鉴定，我身上左手、左肘两处骨折受伤责任认定书都没认定上，认定书认定的事实肯定是错误的。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市交警支队行政复议案件中，没有调卷阅卷记录，所以作出的决定书程序违法。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法院没有对市北大队张明为首�假、篡改、栽赃陷害11份没有我签字捺印的证据进行审查，只对我的询问笔录不予采信，对其他证据没有进行高密度审查，排除非法证据，因为市北大队给我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按照整个案件所有证据认定的，我要求市北大队给我重新制作一份询问笔录，市北大队领导和张明对我说事故责任认定书就是根据我的病房询问笔录中我说的话制作的。被告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经审理查明，原告徐启鹏因认为被告于2000年11月17日对其制作的《病房询问笔录》，其本人并不知情，不具有法律效力，故申请被告重新制作询问笔录。2016年5月4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一份重新制作徐启鹏询问笔录的申请书。被告于2016年5月5日收到，未作答复。原告认为被告系行政不作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即为本案。本院认为，制作询问笔录是公安交警部门在调查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时的一个工作程序和步骤，属于行政程序行为，不是最终的行政处理决定，该行政程序行为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真正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是根据询问笔录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故本案制作笔录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原告要求被告重新制作询问笔录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徐启鹏、傅玲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 麟人民陪审员  刘海青人民陪审员  陈爱玲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招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