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3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华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孝珍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芳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云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宁云，＊出生，汉族，住＊＊＊＊。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明芳，＊出生，汉族，住＊＊＊。
六位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维娜，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秀英，＊出生，汉族，住＊＊＊。
委托代理人阮明皓（系阮秀英之孙），男，198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同上。
上诉人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因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3）闵民五（民）初字第1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案外人王德贤与章孝珍原系夫妻关系，王云华、王国云、王宁云、王云芳、王明芳系王德贤与章孝珍的子女。
1951年形成的户主为王德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及《县土地房产人口申请登记表》记载，业主王德贤、妻章氏、女云芳、子云华4人房屋座落苏南区上海县塘湾镇颛桥乡小西街2间半瓦屋，地基亩数为4分2厘，地基四至东钱进才、南阮进生、西阮进生、北六磊塘。
此后，王德贤与阮秀英、案外人阮勇于1982年3月22日签署《调解协议书》1份，该协议书记载，上列当事人系邻居关系，为财产纠纷，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王德贤之父王槐庭（已故）在1941年卖给阮俊生（已故）阮秀英之父，正次间一间、客堂半间，共计40平方米，以活契为凭，王德贤提出半间客堂16平方米续回阮秀英同意出续。二、双方同意在1941年国币1，000元的基础上提增人民币差额20%，共计80元。三、王德贤同意在房屋买出后46-51年的住房费（正次间12平方米）每月1元5角付给阮秀英，共180元。四、正次间按政策另行处理（属57年对私改造房屋）。五、客堂在规划拆迁的费用归王德贤所属。上述费用到五月底经公社调解人1次付清给阮秀英，共计金额660元。1982年3月22日调解成立，双方应当自觉遵守。调解人陆伯书。
之后，案外人王德贤于1984年1月16日致信阮秀英称，秀英贤妹，前年为了想向房管部门要回被他们征收去的一间房，因此不得不提出几十年前买卖房屋的事情来。实质上，我们并无一定要向你们赎房之事。如果我非要不可，那我就不要你和阮荣母子两人出席，因为这些过程你母子俩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而只有婆婆（你母亲）出席就行了。因他一手经办，不但是这一间半就是连两边你们现住的二间半也是如此。讲老实话，我们现在要回上海不大可能，也不想在房子上发个财。人情好呢？金钱好呢？我想人情好，因此如果你们对我有气的话。不必要了，这是我的真心话。秀英妹你看对吗，德贤哥决不是这种人。留个人情在，也好以后我们回家看看的话有个地方走走，秀英妹你看呢？春节快来临，你的工作是很忙的，但可否在春节期间或休假期领婆婆到南京来玩，一定十二万分热情招待。……”
1999年，王德贤过世。
因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认为根据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涉案房屋系王德贤、章孝珍、王云芳、王云华所有，而阮秀英长期非法侵占，遂以讼称理由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阮秀英返还非法侵占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的位于＊＊＊＊中16平方米的房屋；2、阮秀英返还非法侵占上述房屋取得的不当得利人民币（下同）10万元。
原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虽提供了1951年形成的户主为王德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来证明涉案房屋在当时属王德贤、章孝珍、王云芳、王云华所有。但根据王德贤于1982年与阮秀英及案外人阮勇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记载反映，涉案争议的16平方米房屋已于1941年由王德贤父亲王槐庭出卖给阮秀英父亲阮俊生，而在调解之时双方还另行约定了由王德贤向阮秀英赎回的权利，同时约定赎回费用于同年5月底一次性支付。现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阮秀英支付过上述赎回费用。相反，案外人王德贤于1984年1月（已超过调解协议书约定的赎回时间）致阮秀英的信件中流露过其对于几十年前买卖房屋的事情，并无一定要向阮秀英赎回之意，而情愿留个人情在。说明当时王德贤基于种种因素考虑最后已作出了放弃赎回涉案房屋的决定。因此，双方所签署的《调解协议书》中关于王德贤向阮秀英赎回涉案房屋的约定最终也未能实际履行。现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避开了讼争房屋曾于1941年出卖给阮秀英父亲而1982年虽有赎回约定但未实际履行的事实，却以1951年的房屋权属登记主张其为该房屋的真正权利人，显然与事实不符，而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基于其为涉案房屋权利人而要求阮秀英返还非法侵占上述房屋及因该房屋取得的不当得利10万元之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于二○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负担。
判决后，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不服上述民事判决，上诉称：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即上诉人只需要证明其享有物权的特定的物被他人妨害或遭受危险即可。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请，另一方面却又确认了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明上诉人具有系争房屋所有权的一系列证据的真实有效性。判决结论和裁判依据明显相悖。2、上诉人对系争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取得时间是经由相关土地房产权威管理部门确认且是由上海市闵行区档案馆存档，上诉人依法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并加盖“上海市闵行区档案馆查询档案材料证明章”，上诉人享有系争房屋的物权，具有绝对高度排他性。3、有关王贤德致被上诉人阮秀英的信件问题，一审法院仅依据对系争房屋共同所有权人中的一位已过世权利人超越其他权利人且或然性的意思表示的不确定解读，断然作出判决，显属错误，于法无据。4、根据一审法院判决记载，一审法院自行至闵行区档案馆调取的《调解协议书》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无关联。一审法院在调取非法证据过程中亦存在严重瑕疵，该《调解协议书》仅系无权第三方制作，并无当事人双方签字确认，不具真实性。调解书制作机关的主体资格不具合法性，其擅自制作的文书对当事人无效。该调解书系1982年3月22日由上海县颛桥公社办公室签章制作，而根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记载，早在1962年初城市人民公社试点停止，1981年2月闵行区恢复建制。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时的全部诉请。被上诉人阮秀英则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章孝珍与案外人王德贤（已故）系夫妻关系，其他上诉人均是上诉人章孝珍与王德贤的子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系邻居关系。双方就本案系争房屋于1982年3月22日签署了《调解协议书》，从该调解书的内容和时间上看，本院认同原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的观点，即案外人王德贤基于种种因素考虑最后已作出了放弃赎回涉案房屋的决定。因此，双方所签署的《调解协议书》中关于案外人王德贤向被上诉人赎回涉案房屋的约定最终未实际履行。上诉人以1951年形成的户主为案外人王德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为凭，主张系争房屋权利的诉讼请求，尚属依据不足。就上诉人对上述《调解协议书》所持异议，因该调解书系原审法院至档案部门依法调取，调解书上盖有调解单位印章，虽然其上并无案外人王德贤的签名，但结合王德贤1984年1月的信件内容，原审法院对该调解书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相关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由此，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法所作的判决尚属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充分的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由上诉人王云华、章孝珍、王云芳、王国云、王宁云、王明芳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薇佳
审 判 员 唐建芳
代理审判员 盛伟玲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
书 记 员 莫 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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