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浏行初字第00048号
原告廖伟兴，男，195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浏阳市。
委托代理人林华根，湖南浏阳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浏阳市行政中心附一栋。
法定代表人余勋伟，男，市长。
委托代理人熊清溪，男，1963年5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系浏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住浏阳市。
委托代理人罗惠，女，198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系浏阳市林权管理服务中心干部，住浏阳市。
第三人浏阳市升平林场，住所地浏阳市七宝山乡升平村。
执行事务合伙人汤智慧，男，场长。
委托代理人罗兴安，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浏阳市七宝山乡升平村朱家村民小组。
代表人罗后明，男，组长。
委托代理人钟瑞佳，男，1939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醴陵市。
原告廖伟兴不服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31日受理后，于当日向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向第三人浏阳市升平林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因浏阳市七宝山乡升平村朱家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朱家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朱家组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2014年11月28日提交了答辩状。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伟兴及其委托代理人林华根，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熊清溪、罗惠，第三人浏阳市升平林场的委托代理人罗兴安，第三人朱家组代表人罗后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钟瑞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3月27日，浏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了浏政林处（2014）6号《关于浏阳市升平林场与七宝山乡升平村朱家村民小组廖伟兴林木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的处理结果是：一、座落在升平村境内的鸭公冲山场，其四至范围：东齐埂与七宝山乡升平林场造林山连界；南齐鸭公冲口第一丘田角（进冲右边山咀）上埂与西岭组山连界；西齐鸭公冲田边和冲尾坡中上大埂与西岭组山连界；北齐鸭公冲尾大埂与西岭组山连界。在此范围内其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属升平林场。二、撤销被申请人廖伟兴所持有的长浏林证字（2006）第4306271053号林权证，其N01记载的小地名鸭公冲，袁生保住房下山场记载的关于上述属升平林场所有的鸭公冲山场的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
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一、证据
1、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受理审批表、送达回证，证明浏阳市人民政府依程序作出处理决定；
2、申请报告，证明浏阳市人民政府依浏阳市升平林场申请，按程序立案；
3、争议山图，证明确认争议山的位置以及四至界址；
4、2014年1月17日调解笔录，证明对案件进行了调解，因为调解没有成功，才依程序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
5、1987年4月8日的《合同协议》，证明协议中记载的鸭公冲山场的四至范围包含现争议山；
6、长浏林证字（2006）第4306271053号林权证，证明其NO1页记载的鸭公冲山场的四至范围包含现争议山，但是在换证时没有权源依据，属于错登；
7、长浏林证字（2006）第4306271053号林权证办证申请表、现场核实表，证明申请表、核实表四至范围、临界人记载不一致，未经临界人核实签名，办证无具体权源依据，属于错登的权证；
8、2001年3月31日晚《朱家组召开全体户主会议》，证明会议将鸭公冲山场分给廖伟兴，但未写明具体四至范围。
二、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
2、《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
3、《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4、《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第六条第二款。
以上依据证明浏阳市人民政府作出林木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所适用的依据。
原告廖伟兴诉称：
一、廖伟兴对争议山有管业的客观事实和合法权证依据。
1、廖伟兴多年来一直对争议山进行管业，而浏阳市升平林场从未对争议山进行过管业。
从浏阳市林权管理服务中心调查取证、双方举证、质证以及组织调解的整过过程中可知：浏阳市升平林场在2013年砍伐争议山上树木之前，从未在争议山上进行过造林、抚育等任何管业行为，但廖伟兴则提供有诸多证据证明在争议山上进行过砍山、栽树、抚育等管业行为，浏阳市升平林场从未提出过异议。故处理决定作出的第一项结果，系不顾客观事实，侵害了廖伟兴的利益。
2、廖伟兴对争议山拥有合法的权证，且权源清楚、程序合法。
2001年经朱家组全体村民参加会议决定，廖伟兴分得包括全部争议山在内的鸭公冲山场，同时还与组上签订了《承包合同》，并附有承包地块因子登记表。2005年经过相邻山主负责人和知情人的上山踏界，并签字认可的程序，取得了包括争议山在内的林权证。而处理决定无视廖伟兴客观管业事实和拥有的合法权证，仅凭一份1987年有名无实的《合同协议》，认定廖伟兴林权证属于登记错误，并予以撤销，纯属主观、草率的处理决定。
二、浏阳市升平林场对争议山场无管业依据，其权证依据也存在重大瑕疵。
1、如果是浏阳市升平林场真正管业的造林山，那么山上树木较大且疏密，一眼就可以看出。而事实上在争议山上被其砍倒的树木无论大小和疏密度都与林场其他地方的造林山截然不同，明显属于村民个人栽种所致。
2、《合同协议》早已情势变更归于自动解除或无效，已不是山林确权的合法依据。虽然原乡林场与朱家组就包含争议山的山场有联营造林协议，且约定砍伐后按收益比例分成，但事实上林场至今未对争议山场进行过造林抚育。
3、林权证才是林权确权依据。廖伟兴与浏阳市升平林场均领取有涉及争议山的林权证，如果确有证据认定廖伟兴的林权证存在错误，那也应该以浏阳市升平林场的林权证作为确权依据，但处理决定甩开合法的确权依据不用，却以只能作为参考的《合同协议》进行确权。另外，处理决定可能是考虑到浏阳市升平林场领取的林权证只包含争议山的三分之一，如以此权证确权会使浏阳市升平林场只有争议山的部分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
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浏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浏政林处（2014）6号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廖伟兴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浏政林处（2014）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本案已经行政确认；
2、长政复决字（2014）第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本案已经行政复议；
3、山林登记表，证明“林业三定”时制作的山林登记表，争议山系廖伟兴组上所有；
4、分山会议记录，证明廖伟兴分得了包含争议山在内的鸭公冲山场，此次分给廖伟兴的是责任山不是联营山；
5、林权证，证明争议的鸭公冲山场系廖伟兴所有，并由浏阳市人民政府颁发了相关的林权证；
6、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会议决议、李家兰的证明、家庭承包经营合同书、承包地块因子登记表，证明2010年林权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明确了廖伟兴对该山场的承包权；
7、证明2份，证明浏阳市升平林场从未对争议山进行过管业；
8、关于请求办理自用材采伐手续的报告，证明廖伟兴在争议山上砍过树，且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管业，也进行了相应的抚育；
9、廖才丛（崇）、罗衍来的证明2份，证明当时没有上山踏界，当时联营协议的四至是不准确的，并且林场是要造林之后才有林木的所有权及收益权，因林场从未在争议山上造林，并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故该《合同协议》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
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辩称：
浏政林处（2014）6号行政处理决定符合法定程序。
浏阳市人民政府根据浏阳市升平林场的申请，经审查立案，勘验调查后，于2014年1月17日召开调解会，在调解不成功的情况下，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
浏政林处（2014）6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
1987年朱家组与原升平乡林场（现为浏阳市升平林场）签订了《合同协议》，合同中记载山林地点为鸭公冲山场的四至范围包含现争议山场。2006年3月，浏阳市升平林场领取了长浏林证字（2006）第4306260087号林权证，其N02记载鸭公冲山场四至范围包含部分争议山。2001年3月，朱家组在朱家冲钟堪先家召开全组户主会议决议，将鸭公冲山场分给廖伟兴，但未说明山场具体四至范围。2006年1月，廖伟兴领取了长浏林证字（2006）第4306271053号林权证，其N01记载鸭公冲山场四至范围包含现争议山。
三、林场与朱家组签订的包括争议山场的联营《合同协议》，是经过了山权户、组、林业站、当地政府签章，合同真实合法。而朱家组将该争议山承包给廖伟兴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责任山发包承包行为，并不影响该联营合同效力，也不能因此认定经过多方签字盖章的联营合同无效。同时，联营林场与山权户（包括廖伟兴管理山）均有义务进行管护和抚育，也不能因此认定联营合同无效或自动解除。浏阳市升平林场依据联营合同申领部分争议山场的林权证，并不丧失对其他联营山场的联营权利。
综上，浏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正确、合法，请人民法院判决予以维持，并驳回廖伟兴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浏阳市升平林场述称，浏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应驳回廖伟兴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浏阳市升平林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浏阳市七宝山乡升平村朱家村民小组述称，现争议山场是朱家组集体所有山场，于1987年与林场签订了联营合同事实，当时组上盖了公章，组长廖才丛签了名。因争议山场属于集体，并未分配给任何村民，故仍应属于朱家组集体所有。
第三人浏阳市七宝山乡升平村朱家村民小组在庭审中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但在开庭后的12月5日提交了一份有朱家村民小组盖公章及组民签字的证明，证明争议山的权属情况。
廖伟兴对浏阳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依据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就申请表中廖伟兴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争议山场；对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报告的内容有异议，因该报告有部分事实不真实；对证据3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笔录中所记录的朱家组的相关陈述词有异议，该陈述中存在了较多的地方不实；对证据5的三性有异议，①对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并不能说是划给了谁，该协议中的四至界限也填写不实，当时没有上山进行踏界，另外，协议的制作人罗衍来也可以证实该协议未经踏界就填写了。②对合法性有异议：因是联营合同协议，应该有联营期限及方式的确定，但该合同中没有这些重要条款，很不规范，也不合法。③对关联性有异议：林场并没有履行造林义务，该合同并未生效，林场就没有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对证据6、7廖伟兴的林权证以及申请办理林权证时提交的材料三性均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申请表非常规范，也有各个部门的签字，并加盖了临界人的公章，还有会议记录等历史记载，故不能达到浏阳市人民政府要证明的目的，恰恰还可以证明廖伟兴对争议山场拥有林木所有权、使用权，且办理程序合法；对证据8的三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廖伟兴是经过了法定程序分得了争议山。另外，鸭公冲山场在本村范围内只有一处，按习惯当时村民都非常清楚鸭公冲山场的四至范围。对依据1、2、3、4没有异议，但本案适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不当，因为本案中其作为依据的《合同协议》没有确定林地、林木的权属，且联营协议并没有履行。
浏阳市升平林场对浏阳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依据均没有异议。
朱家组对浏阳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依据均没有异议。
浏阳市人民政府对廖伟兴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原朱家生产队的山林登记表是“林业三定”时争议山归生产队所有，与廖伟兴没有关联；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分山后双方没有签订承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此时廖伟兴还没有取得承包权，不能因为发包行为就否定与林场的联营关系和联营事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因办证时并没有权源依据，且申请表、核实表的四至范围记载不一致，该权证属于错登，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对证据6的会议记录、承包合同、承包地块因子登记表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发包行为不影响联营合同的执行，因此不能对抗第三人的权益，组上将联营山分给农户也只是影响分红的主体。2006年办证的时候并无承包合同，故该承包合同是2006年办证后补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是要签订承包合同的，廖伟兴在没有承包合同时办理的2006年林权证，也就属于没有权源依据的办证。对李家兰的证明三性均有异议，对于分山情况，在其他证词中没有将分山的时间和情况写清楚，证词中明确朱家组没有公山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朱家组领取了山林权证，后虽交给廖才丛管理，但是并没有分到户，至2010年才交给廖伟兴作为责任山。现有的林场与朱家组1987年的《合同协议》就是朱家组的公山与林场进行联营的明显证据；对证据7的三性均有异议，2014年朱家组的组长不是廖伟兴，廖伟兴是本案的原告属于有利害关系人，在案件的确权阶段，浏阳市人民政府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与现在的证明内容相矛盾。针对朱家组提出的答辩，也可以看出相互之间存在的矛盾；对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砍伐手续的报告中登记为廖伟兴的自留山，但事实上该山根本不是自留山。另外，该报告手续并未经乡镇林业部门审批，不符合法定程序，也不能作为管业依据；对证据9的三性均有异议，廖才丛的证明只证明了2004年换发证以后组上没有再调整分山，与浏阳市人民政府在确权阶段对其进行的调查相互矛盾，罗衍来的证词也存在矛盾。另外，该两份证明出具的时间是2014年8月21日，是在浏阳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后制作的，并没有经过质证，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不影响处理决定的作出。
浏阳市升平林场对廖伟兴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2、3无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主要是对会议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会议记录的内容有添加的内容，其增加内容与当时会议的客观情况不一致；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与浏阳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与浏阳市人民政府相同，但需补充说明当时的组长不是廖伟兴，而是傅喜发，廖伟兴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与2006年办证时的证据相印证；对证据7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询问，因证人未出庭，故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8、9的质证意见与浏阳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相同。对砍伐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虽然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林场去找过廖伟兴，但廖伟兴家庭当时比较困难，故未对廖伟兴进行处罚。
朱家组对廖伟兴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是：与浏阳市升平林场的质证意见相同。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浏阳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依据，廖伟兴、朱家组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
浏阳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证明浏阳市人民政府依照程序作出处理决定，予以采信；证据2证明浏阳市人民政府依浏阳市升平林场的申请立案受理，予以采信；证据3是浏阳市人民政府组织争议双方确认了争议山场的范围及界址，予以采信；证据4证明浏阳市人民政府依程序进行了调解，但调解没有成功，予以采信；证据5证明1987年签订有《合同协议》对争议山场进行联营，且四至范围包含了鸭公冲争议山场的全部，予以采信；对证据6、7、8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依据1至4，是浏阳市人民政府处理本案所适用的依据，予以采信。
廖伟兴提交的证据1、2，证明浏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且经过了长沙市人民政府进行复议，廖伟兴具有了起诉权，予以采信；证据3，证明原朱家生产队有登记坐落地点为鸭公冲山场的山林登记表，予以采信；证据4至9不予采信，浏阳市人民政府提出的质证异议成立。
朱家组于2014年12月5日提交的证明，因超过了举证期限，且未经庭审质证，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现争议的鸭公冲山场坐落在七宝山乡升平村境内，四至范围为：东齐埂与七宝山乡升平林场造林山连界；南齐鸭公冲口第一丘田角（进冲右边山咀）上埂与西岭组山连界；西齐鸭公冲田边和冲尾坡中上大埂与西岭组山连界；北齐鸭公冲尾大埂与西岭组山连界。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原升平公社西岭大队朱家生产队编号为4号的山林登记表登记了坐落地点为鸭公冲山场，其四至范围是：东本队井冲；南朱家冲；西廖才友屋后西岭队山界；北山顶。1987年4月8日，原升平乡林场（现为浏阳市升平林场）与朱家组签订了《合同协议》，合同约定将鸭公冲山场划给原升平乡林场经营管理，长期使用，但山权不变，并明确山价分成比例。其记载四至范围为：东：鸭公冲咀上崀路左边逢崀上；南：齐田脚；西：岗顶未造林山为界；北：岗崀，该联营的山场包含了现在的全部争议山。2001年3月31日，朱家组在朱家冲钟堪宪家召开组上户主会议决议，将鸭公冲山林分给廖伟兴，但未明确该山场的四界。2006年1月，廖伟兴领取了长浏林证字（2006）第4306271053号林权证，其内N01页记载的小地名为鸭公冲山场的四至范围包含了现争议山。2006年3月，浏阳市升平林场领取了长浏林证字（2006）第4306260087号林权证，其内N02页记载的小地名为鸭公冲山场，权证注记联营户为廖伟兴同志，其四至范围包含了部分现争议山场。2013年10月14日，浏阳市升平林场向浏阳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确认现争议山场的林木权属。2014年3月27日，浏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了浏政林处（2014）6号《关于浏阳市升平林场与七宝山乡升平村朱家村民小组廖伟兴林木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2014年5月29日，浏阳市人民政府针对作出的浏政林处（2014）6号行政处理决定所适用法律法规依据存在遗漏，下发了浏政林函（2014）3号更正函更正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原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国家林业局《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林资发（2007）33号）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廖伟兴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10月11日，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了长政复决字（2014）第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浏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浏政林处（2014）6号《林木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廖伟兴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浏阳市人民政府依据上述规定，根据浏阳市升平林场的申请，作出的浏政林处（2014）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其履行法定职权和职责行为。一、浏阳市人民政府依申请，经立案、调查，在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作出处理决定，其程序合法。二、浏阳市人民政府查明朱家组于1987年4月8日与原升平乡林场签订《合同协议》，将争议山场山林划给原升平乡林场经营管理，长期使用。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朱家组在该合同未到期、未解除的情况下，将争议山场发包给廖伟兴，之后廖伟兴又申请领取了包含争议山场的山林权证。故浏阳市人民政府在确权时对朱家组会议决议未予认定，对廖伟兴领取的山林权证认定为权源依据不足，于法有据，其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浏阳市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国家林业局《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廖伟兴请求撤销浏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浏政林处（2014）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廖伟兴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廖伟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高德懋
审判员 陈贤良
审判员 李治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黎 萍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