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惠城法仲行初字第16号
原告：罗余芬。
委托代理人：肖艳平，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住所地：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仲恺五路128号。
负责人：陈为民，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陈剑鹏，系该单位科员。
委托代理人：蓝礼，系该单位副中队长。
原告罗余芬因要求确认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于2015年5月3日对原告罗余芬作出的扣留机动车及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于2015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6月10日向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罗余芬当庭增加了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赔偿原告因强制措施受到的损失4660元。为此，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要求10天的答辩期与举证期。本院于2015年7月23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余芬的委托代理人肖艳平，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委托代理人蓝礼、陈剑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于2015年5月3日出具编号为441306300003444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原告采取了扣留机动车、扣留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行政强制措施。
原告罗余芬诉称：2015年5月3日15时54分许，原告驾驶车牌为粤L×××××的机动车在陈江五一大道工程检测旁路段发生意外，造成本车受损。意外事故发生后，原告及时向保险公司报险理赔，保险公司要求交警部门出具相应证明才能理赔。原告遂向交警部门报案。接到报案后，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派员来到事故现场，交警来到现场后，要求原告驾驶车辆模拟事发情形，在此过程中，原告的配偶与交警发生言语冲突，在场交警叫来周世阳，周世阳当场扣押了粤L×××××机动车及行驶证、保单、原告的驾驶证等，并出具相应的凭证，但并没有告知原告相权利（凭证上关于原告权利栏均为空白）。原告在行车中发生意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公共交通，只因理赔需要交警部门出具事故发生的证明而已，交警却莫名其妙的要求原告进行现场模拟，因为言语不和进而对原告的机动车扣押，且扣押后经原告多次要求处理被告拒不改正违法行为，并以原告涉嫌保险诈骗需要侦查为由拖延时日，致使原告的财产长期违法强制措施之下，给原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法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向原告赔偿拖车费560元、车辆维修费1500元、车辆损失费2600元，合计4660元。
原告为支持其请求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强制措施凭证》，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签名民警只有一个，没有列明扣押车辆的理由、依据期限，没有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及救济途径、期限。证据二、《发票》一份，证明原告因被告行政行为，向被告委托的第三方停车场支付了拖车费、停车费，相关法律规定该部分款项应由被告承担。证据三、《购车发票》，证明原告购买车辆的价格，按法律规定计算每天折旧价为239.59元，原告违法扣押车辆造成我方损失每天不低于239.59元。证据四、《照片》三张，证明原告车辆左前门损坏情况。
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辩称：一、我队作出该行政强制措施于法有据。2015年5月3日16时47分许，我大队接110转接的报警，称16时07分一辆小车与水泥墩在鑫晖五金厂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接到该警情后，我大队值班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在现场勘查中，民警发现当事人罗余芬的说法与现场碰撞痕迹及车辆摆放位置不一致、怀疑现场有移动的嫌疑，为进一步调查清楚事故情况，民警依法将车辆暂扣，待做更细致调查。经进一步调查询问及调取沿途视频监控，证实2015年5月3日15时54分，罗余芬驾驶粤L9A4**号小型普通客车从陈江大道往五一小学方向行驶，行至鑫晖五金塑胶厂路段时，与道路中间电线杆水泥墩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驾驶员驾驶车辆离开了现场，16时33分，涉案车辆再次回到事故现场，且后面跟着一台银白色的小车，经调查证实是保险勘查员驾驶的车辆；16时56分，值班民警驾驶车辆到达事故现场开始了上面的现场勘查等调查。现场勘查中，民警的疑点经进一步调查了解得到证实，而当事人现场并未对民警如实说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再返回的情节。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及机动车行驶证，并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规定，民警现场依法将肇事的粤L×××××号小型普通客车扣留。经询问、检验鉴定、调取视频等调查取证，我大队于5月19日依法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罗余芬驾驶机动车未充分注意路面情况，未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存在全部过错，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此，我大队开具的行政强制措施于法有据。二、关于凭证上权利义务告知栏空白的说明。法定的告知方式有口头和书面告知两种方式。我队依法向罗余芬开具的编号为4413063000034447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由原告罗余芬的签名确认，且在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时，民警依法口头告知了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和依法享有的权力，凭证未填写当事人的权力告知事项并不影响其效力的产生。综上，恳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为支持其答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受理交通事故案件登记表》、证据二《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据三《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证据四《交通事故现场照片》、证据五《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证据六《询问笔录（3份）》、证据七《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证据八《事故现场视频资料》、证据九《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据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开具强制措施凭证的合法性。
经庭审质证，原告罗余芬对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是内部审批文件，我方不清楚其真实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根据勘查笔录显示没有证人，签名的见证人不知是何人。勘查笔录显示没有扣押行驶证，但实际扣押了，勘查笔录显示没有调取视频，实际有调取。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是事故发生后原告应被告执法人员要求模拟现场而拍照，且可看出车左前门没有受损。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充分证明原告在2015年5月6日配合被告对此次事故的调查，对被告在询问笔录下方单方加上的文字原告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明保险公司对此次事故没有异议。对证据七、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技术检验报告没有检验人的签名及其资质证件；该视频是对原告作出强制措施后调取的视频，被告在事故事实清楚，没有损害第三方权益的情况下作出扣押原告车辆的行政行为违法。对证据九的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我方认为事故是意外事件，通过简易程序即可处理，原告及保险公司仅要求交警对事故作出证明，并不需要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
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对原告罗余芬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到达现场出警的民警共有2人，凭证上方有仲恺交警大队盖章，作出强制措施是单位行为，不是民警个人行为，原告提出只有一名民警执法的说法不成立。我方出警时已以口头方式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5月6日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也已向其宣读了权利义务告知书，其当时表不清楚、明白，在笔录上签名确认，故我方虽无在强制措施凭证上以书面告知其权利义务，但已以口头方式及在事后的笔录中以书面形式履行了告知义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证据三，车辆是依法被暂扣的，因扣车造成的损失我方不予认可。证据四，我方与停车场是委托关系，我方没有收取原告费用，原告取车当时并没有提出车辆有损坏，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3日15时53分许，原告罗余芬驾驶粤L×××××号小型普通客车，从陈江大道往五一小学方向行驶，行至鑫晖五金塑胶厂路段时，与道路中间电线杆水泥墩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后罗余芬驾驶车辆离开现场，16时33分许又将车辆驶回现场，并电话报警。被告工作人员接警后到现场进行勘查，发现现场碰撞痕迹与车辆摆放位置不一致，要求原告模拟事故发生时情形，并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为4413063000034447），采取扣留原告机动车、机动车行驶证及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做进一步检验，并于当日送达给了原告。上述凭证未载明其采取上述行政强制措施所依据的法律，也没有载明向何机关接受处理，以及向何机关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5月19日，被告作出编号为441306（2015）《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罗余芬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系交通事故引发的行政诉讼纠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以及因收集证据的需要，扣留事故车辆及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均系其法定的职责与职权。原告于2015年5月3日15时53分许驾驶车辆，在陈江鑫晖五金塑胶厂路段时，与道路中间电线杆水泥墩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驶离现场后又返回，随后报警。被告工作人员接警后，经现场勘查，发现现场碰撞痕迹与原告所驾车辆摆放位置不一致，要求原告模拟现场，系基于调查事故成因需要，随后，对原告采取扣留机动车、机动车行驶证及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做进一步检验，亦系被告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行为。但被告在向原告出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未告知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据及具体救济途径，属于程序违法。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强制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案件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的事故车辆因在停车场被刮有划痕而产生维修费1500元，并未提供相应的票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符合国家赔偿的条件之一即为损害结果必须为违法执行职务行为所造成，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主张的停车、拖车费及扣押期间的车辆折旧损失，与被告未尽到告知扣车的法律依据及具体救济途径不具有因果联系，原告的该诉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仲恺大队对原告罗余芬作出扣留机动车、机动车行驶证及驾驶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罗余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接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顺喜
代理审判员 马家驹
代理审判员 苏绿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周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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