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881民初1302号
原告：李立昌，男，195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永济市开张镇。
原告：刘淑菊，女，196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永济市开张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英，永济市城东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于杰，男，198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装潢工人，住永济市卿头镇。
被告：于某，女，2015年1月4日出生，汉族，幼儿，住永济市卿头镇。
法定代理人：于杰（系于某父亲），男，198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装潢工人，住永济市卿头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娟，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立昌、刘淑菊与被告于杰、于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立昌与刘淑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英、被告于杰与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立昌与刘淑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杰在二原告对判决存在重大误解，在被告于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显失公平的情况下，让二原告与其达成的2018年3月24日的李婷案件协议书；2、被告于杰支付二原告因女儿医疗事故死亡后，永济苗玲医院、运城市中心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又名西京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一八医院赔偿二原告的赔偿金290000元；3、诉讼费及其它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被告于杰和二原告女儿李婷结婚，二原告是被告于杰的岳父母。2015年1月3日，李婷入住永济苗玲医院待产，次日，该院在为李婷做剖腹产手术时，突然停电，手术中断，致使李婷出现失血性贫血、持续高烧、腹部切口红肿硬结、切口大量渗血渗液等症状，因病情严重，李婷先后被转入运城市中心医院、西京医院、518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2月5日，李婷在西京医院急诊科因剖宫产手术后感染、感染性休克、心功能衰竭不幸去世。李立昌、刘淑菊、于杰、于某作为共同原告将上述四家医院起诉至永济市人民法院，永济市人民法院判决案涉医院赔偿四人损失959975.226元。判后，四家医院不服，上诉至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被告于杰根据判决，将运城市中心医院及西京医院的赔偿款45万余元、苗玲医院支付的204130元，合计654918元，全部拿到自己手中，二原告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案件处理过程中，于杰只是向原告要身份证、委托书和户口本，经常和原告争吵，在巷里谩骂、威胁二原告，原告极度愤慨，在家人帮助下，调取了法院判决，知晓已领取赔偿金的事实，于杰既不告知原告详情，亦不给原告款。2018年3月24日，在二原告对判决存在重大误解，在被告于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了李婷案件协议书。协议签订后，被告于杰给了二原告80000元，剩余80000元按协议约定于2019年底给付二原告，双方彻底了结此事，后再交还二原告的身份证、户口本。法院判决四家医院给付的死亡赔偿金为547040元、二原告作为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60580元，全部费用共计959975元。于情于理，法院判决的款项应由二原告、于杰、于某共同平分；二原告年龄已大，身体多病，无经济来源，原告刘淑菊又是重度残疾，应当多分；念及于杰在此次医疗事故纠纷中费力不少，于某尚年幼，故二原告仅再要求被告支付29万元；但被告于杰根本不顾二原告未来生活的艰辛和困难，不愿协商，原告迫于无奈，只好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于杰、于某辩称，2018年3月2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李婷案件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当履行。双方当事人的近亲属李婷自2015年1月3日在永济苗玲医院剖腹产生育女儿于某后，因手术致使李婷伤口化脓等，又因伤情严重，先后转入运城市中心医院、西京医院、518医院住院治疗，久治不愈后不幸去世。李婷是二原告的养女，自李婷住院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历时三年，除了开庭，二原告均未出面，亦未出资出力。在双方达成李婷案件协议书之前，二原告已向永济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依据就是生效的判决。签订协议当天，有三名中间人，一名是于杰的叔叔、一名是李婷的姨夫、一名是村民，当场二原告主动将身份证交给于杰，让于杰代为领取赔偿款，但第二天，于杰到518医院领取赔偿款时，医院告知于杰二原告来医院闹过，这钱不能付。本案不存在被告欺诈二原告，更不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形。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立昌与刘淑菊系死者李婷的父母，被告于杰系死者李婷的丈夫、被告于某系死者李婷的女儿。2015年1月3日，李婷入住永济苗玲医院待产。2015年1月4日，医院为李婷做剖腹产手术过程中，突然停电，术后李婷出现失血性贫血、持续高烧、腹部切口红肿硬结、切口大量渗血渗液等症状。后因伤情严重，先后转入运城市中心医院、西京医院、518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2月5日，李婷在西京医院急诊科因剖宫产手术感染、感染性休克、心功能衰竭，不幸去世。2015年3月10日，于杰、于某、李立昌、李淑菊作为共同原告以永济苗玲医院、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8医院为被告，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2017年7月31日，本院作出（2015）永民初字第7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为：永济苗玲医院支付原告335991.329元赔偿款（应扣除被告永济苗玲医院已支付原告的204130元）；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支付原告191995.045元赔偿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支付原告268793.063元赔偿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8医院支付原告163195.788元赔偿款。四家医院收到判决书后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12月28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8民终37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被告于杰领取了运城市中心医院及西京医院的全部赔偿款。2018年3月7日，二原告作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依据本院作出的（2015）永民初字第797号民事判决书及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晋08民终3755号民事判决书，责令被执行人永济苗玲医院支付申请人131861元、诉讼费8788.5元；责令被执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8医院支付申请人163195.78元、诉讼费4268.7元，并承担执行费用。2018年3月9日，本院受理了二原告的申请执行案件。2018年3月24日，二原告（协议乙方）与被告于杰（协议甲方）签订李婷案件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甲方付给乙方对李婷的养育及乙方以后养老等其它全部费用壹拾陆万元整；二、由于后续的要款，法院执行重重困难等问题，甲方暂付乙方捌万元整；三、乙方必须无条件及时积极地出具甲方所需的身份证、户口本等一切所有手续，乙方如不配合甲方，余下的款甲方不予给付；四、甲方由于法院后续事情太多，无法预测，定于2019年底把剩余捌万元给乙方付清；五、乙方不再对该案一切开支、赔偿收入有一点关系，该案全部事情与乙方无关。于杰在甲方处签名捺印，李立昌与刘淑菊在乙方处签名捺印，于杰叔父于生社、于杰姑父杨丰增、李婷姨夫杜甲荣在协议中间人处签名。
庭审中，二原告陈述2018年3月24日的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原因是：被告于杰没有告知二原告其已领取了56万余元的赔偿款，被告于杰领取的这56万余元的赔偿款分文未给二原告，二原告才申请了强制执行；被告于杰曾向二原告说过赔偿款中仅有二原告16万元，其他的没有二原告的份，如果二原告不签订协议书，剩下的80000元就不给二原告；二原告作为农民，刘淑菊又是残疾人，并不清楚赔偿款项的分配；协议书是被告于杰提供的打印样式，协议条款对二原告均不利，且判决书中仅二原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项就16万多元，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亦应给二原告分配。被告陈述不存在上述撤销情形，提供2018年1月13日与3月24日二原告向被告于杰出具的三份授权委托书、二原告身份证及户口本原件、赔偿清单、2015年4月6日与2017年8月23日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向被告于杰出具的代理费及差旅费收据、被告于杰在处理李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期间支出的交通费及过路费票据、2018年6月13日于生社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18年3月24日签订的李婷案件协议书不存在胁迫，所有当事人共同自愿签订，于杰将双方前一天说好的80000元现金付给李立昌、刘淑菊，李立昌、刘淑菊将其户口本及身份证原件交给于杰）予以证明；被告于杰申请的证人王丹军当庭作证陈述：“我是被告于杰的姑父，是卖家具的，以前年销售额为170多万元，李婷出事后的这三年我陪着被告于杰处理该事，年收入仅90多万元，我的损失，于杰现在虽未向我补偿，但他应给我补偿；李婷自生产、转院至去世，二原告均没有出过面，李婷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花费的律师费、取证费均是我们垫付的”；被告于杰申请的证人孙华军当庭作证陈述：“于杰从2011年开始跟着我干装修，一个月6000多元；2015年至2017年都没有干，因于杰说他媳妇在苗玲医院生孩子时出事故，他要打官司，没有心情干活”。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均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已提供过，应以法院判决为准；被告于杰所花费的费用，苗玲医院已支付22万元，原告也花费过20000元。被告对原告花费的20000元予以认可，称这20000元是借二原告的钱，用于给李婷治病，现在未还。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实际上是一种无名合同，依案件民事法律关系性质，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受害人李婷在案涉医院行剖腹产手术时，不幸因伤口感染病故，本案原、被告作为李婷的近亲属，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案件历经一审、二审，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相关医院赔偿原、被告损失95万余元。2018年3月7日，原告李立昌、刘淑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3月9日，本院予以登记立案。2018年3月24日，原、被告就分割赔偿款达成书面协议，该协议设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依法成立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第70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综合全案事实，从协议形成经过分析判断，可以看出：二原告2018年3月7日向本院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载明的申请执行依据是本院及运城中院的生效民事判决书，该事实足以说明原告对民事判决书中的赔偿项目及款额是知情的，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本院3月9日对原告的强制执行申请予以登记立案，原、被告3月24日达成书面协议，被告给付原告80000元后，原告遂将其身份证及户口本原件交于于杰，同时给于杰出具领取赔偿款的委托书，该事实足以说明达成书面协议时，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目前情况下，认定协议显失公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诉讼中，原告对其提出的2018年3月24日的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事实，未提供任何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主张的撤销双方之间于2018年3月24日达成的书面协议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第二项是要求于杰给付赔偿款29万元，该项请求与第一项撤销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并非同一民事法律关系，对该项请求的处理，须待人民法院对协议效力的最终判决书作出后，当事人方有权决定，故对原告主张的分割29万元赔偿款请求，本案不予处理，权利人可视情况决定是否另行诉讼。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立昌、刘淑菊要求撤销与被告于杰于2018年3月24日签订的李婷案件协议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按其他非财产案件交纳标准应为100元，由原告李立昌、刘淑菊负担。原告李立昌、刘淑菊实际交纳5650元，退回二原告55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宏学
人民陪审员 曹养贵
人民陪审员 黄永红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