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民终32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沪婵，浙江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松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人民西路261号。
负责人：孙绍凡，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麻建国，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建平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松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松台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5）温鹿民初字第1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建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上诉人出国经商，后土地被征收，相关安置补偿费用已由其父亲孙阿松代为领取，已经构成“买断权益”形式，该认定是错误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大量的土地被征收，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都会有相应的补偿，并非因此就构成“买断权益”，就认为不享受所在村村民的待遇。二、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以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是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自2008年户籍恢复后就一直向被上诉人主张与其他村民享有同等待遇的权利，诉讼时效并未经过。一审按照《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关于征地补偿的规定作出判决，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的户口被注销，并不等于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剥夺。根据《浙江省常住户口等级管理规定（试行）》第五十九、六十、六十七条的规定，注销户口到恢复户口登记是公安机关管理户籍的一种方式，“公民入伍”或“因私短期出国（出境）”而被注销户口，并不影响被注销户口人的村（公）民性质。2008年上诉人的户口被恢复登记在被上诉人处后，一个村民应享有的权利上诉人都应该享有。四、上诉人应享有被上诉人的社员资格，要求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经济待遇于法有据。上诉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被上诉人村，户籍在被上诉人村，从生产队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行土地承包，也一直是被上诉人村里的一员并取得相应的承包地。上诉人当初是响应国家政策“因私短期出国（出境）被注销户口”，但应该保留上诉人的社员资格。2011年6月19日被上诉人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程序上不合法，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参加会议的均为村民代表。即使村民代表会议是合法的，其作出的决定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相冲突，也是无效的，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不能剥夺上诉人的村民资格。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一员，被上诉人每月对集体组织成员的分红，上诉人应该享有，故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支付分红款于法有据。
被上诉人松台村委会辩称：一、关于事实部分：1、上诉人孙建平已经得到安置，属于买断权益的情形，不再是被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世纪八十年代，被上诉人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城郊乡，土地不断被征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民）需要安置工作。当时有三种安置方式，一种是国有单位招工，村民转为居民户口；一种是向被上诉人申请领取安置费或者申请安置房，一次性买断，自谋出路；第三者就是继续留在村集体当中，听从村集体安排从事劳动或者工作，由村集体发放工资。上诉人原系被上诉人所在村的村民。1985年，其名下的承包田被政府征收后，应享有招工资格。但上诉人当时准备出国，自愿放弃招工资格（据一部分村干部回忆也可能是上诉人将招工名额转让给了其他人）。1987年，上诉人正式去意大利经商，脱离农业（工作关系），不在被上诉人所在村生活和工作。1988年，上诉人的父亲孙阿松代为领取了劳力安置费共计6917.5元。1988年8月15日，上诉人因出国被注销户口，与上诉人脱离户籍管理关系。至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所在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买断，上诉人不再享有被上诉人所在村的所有经济待遇。领取安置费或者安置房，买断村民权益，是被上诉人所在村的统一规定，对所有村民都适用。当时，出国谋生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国人都以家人是华侨而自豪。因此，上诉人放弃招工，出国谋生，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当年的出国热被现在的村民热所取代，是上诉人不曾想到的，也是当时的被上诉人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所有人都想不到的。2、孙建平明知从1988年4月开始不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济待遇，其诉请已经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上诉人从1987年4月正式出国，1988年4月由其父亲代领安置费，意味着上诉人丧失了被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使其辩称其父亲代领安置费，不知道买断权益之情形，那么上诉人于1988年8月15日办理户籍注销登记，也是明知其注销农村户口的法律结果之一，即丧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从1988年8月计算到一审起诉之日，时间长达27年，上诉人从来没有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也从来没有主张其权益。该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其实并不认为其权益遭受侵犯。上诉人从1988年到2008年，上诉人既没有领取被上诉人所在村的工资，也没有享受其他村民权益。2011年11月11日，上诉人将其儿子孙成业的户口迁出被上诉人所在村，转为非农业户口，其将招工名额转让给侄女孙玲莉，上诉人不可能不知道村民合法权益（经济待遇）。更何况，上诉人的父母、兄弟都在村里享受村民待遇，其不可能不知道其应当享有的村民权益。2008年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的户口登记在本村，仅仅是上诉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落户，而考虑到上诉人毕竟原先是本村村民，才给予上诉人便利，而非承认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而且，被上诉人于2008年同意上诉人落户以后，也是明确拒绝了上诉人提出的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济待遇的要求。二、关于法律适用：1、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条件之一是户口在本村，而上诉人已经于1988年将户籍迁出被上诉人所在村。根据《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第十七、十八、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于1988年注销了户籍，离开了被上诉人所在村，未参与被上诉人村的集体劳动，不履行村集体义务，不是被上诉人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上诉人是领取了安置费，系一次性买断权益的；2011年6月19日，被上诉人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不予恢复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济待遇。2、《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规定的是因私短期可以申报恢复，不是长期居留外国的中国公民。上诉人属于长期居留在意大利谋生的中国公民，并不适用该规定。当然，户口登记属于行政管理，与社员资格之民事权益不同。即使将户口登记在被上诉人所在村，也不意味着享有被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建平于2015年7月13日以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孙建平系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松台村（以下简称“松台村”）的村民。1988年，孙建平因前往意大利经商，户口由公安机关注销。2008年，孙建平户籍恢复登记，并在松台村政治和选举及医疗保险等方面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待遇。但松台村委会未给予孙建平经济方面待遇。之后孙建平得知松台村男劳动力享有每月以工资名义和形式分发的分红4000元，年终另有8个月的补贴即3.2万元，全年合计8万元。另据孙建平了解，松台村曾有过惯例，即村民除已安排工作，或买断权益（即一次性领取款项）的人员不能再享有分红或资产分配外，其他的村民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享有权益。但松台村委会至今未向孙建平安排工作，亦无权益买断。孙建平作为松台村的村民除依法应享有政治与医疗保险上的权利外，对村集体组织所有的财产分配收益权益亦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故请求判令松台村委会立即支付孙建平2013年7月14日至今（暂计至2015年7月13日）以工资形式发放的分红共计160000元（每个月分红4000元，共计24个月96000元，另2013年、2014年农历过年年终分红各32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松台村委会承担。
松台村委会在原审答辩称：一、孙建平已经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再享受松台村的村民经济待遇。孙建平于1987年4月前往意大利经商，并脱离农业（工作关系）。1988年8月15日，孙建平出国被注销户口，与松台村脱离户籍管理关系。因孙建平承包田2.527亩被政府征收，享有招工资格，但因其准备出国，自愿放弃招工资格，转而同意领取劳力安置费（即安置补助费）。1988年4月，孙建平身在意大利，其劳力安置费共计6917.5元由其父亲孙阿松代为领取。至此，孙建平在松台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买断，孙建平不再享受松台村的所有经济待遇。孙建平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孙建平在松台村恢复的是户口登记，而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孙建平原系松台村村民，系农村户口，而非居民户口，回国定居恢复户口只能登记于孙建平出国前所在集体组织即松台村，且松台村委会考虑到孙建平生活方便及客观实际，同意予以登记户口。但松台村委会未同意其恢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008年，孙建平在户口恢复登记后曾向松台村委会提出经济待遇要求，但被松台村委会拒绝。2011年6月19日，经村民代表会会议决定，孙建平只作为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体制改革（量化）的补偿对象。另因松台村的组织性质至今为村集体组织，而非社区组织，而孙建平的户口登记于松台村，因此，孙建平享有村民选举权。但这仅为孙建平参与管理的一种方式，而非其经济待遇的证明。同时，孙建平享有温州市鹿城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待遇，与松台村委会无关。该待遇系国家给予身份仍为农村村民的一种医疗待遇，而非松台村委会所给予的，松台村委会亦未提供资金予以资助。综上所述，孙建平已于1988年买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再享受松台村委会所在村的经济待遇，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判认定，孙建平原系松台村的村民。1987年，孙建平前往意大利经商，并被注销户口。1988年4月，孙建平的父亲孙阿松代其领取因征地所得安置补助费6917.5元。2008年，孙建平回国定居。同年4月17日，松台村委会出具《证明》，同意孙建平恢复户口。2011年6月19日，松台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会议，商讨孙建平的落户问题，经决议同意孙建平落户松台村，但只作为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体制改革（量化）的补偿对象。孙建平认为，孙建平回国于松台村恢复户口登记后，在政治与医疗等方面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权利，但在经济待遇方面，松台村委会未给予其应享有的权益。经多次协商未果，遂诉至鹿城区人民法院。
原判认为，孙建平曾因出国经商，户口经注销登记，且其承包地经征收后，相关安置补偿费用已由其父亲孙阿松代为领取，已构成“买断权益（即一次性领取款项）”的情形，不应再享受经济待遇，故孙建平诉请要求松台村委会给予其经济待遇（包括分红等），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孙建平主张对于其父亲孙阿松是否代为领取安置补偿费并不知情，且即使属实，亦未经孙建平的授权与追认，因此，对孙建平没有法律约束力。孙建平的承包地经征收与其出国经商系发生于八十年代，鉴于该年代通讯并非十分便利，且案外人孙阿松作为孙建平的父亲，由其代为领取安置补偿费，尚在情理之中。另孙建平于1987年出国直至2008年回国，期间长达二十多年，其本人或父亲并未向松台村委会主张权益，于理不合。结合上述事实，对于孙建平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孙建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1750元，由孙建平负担。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证据1、情况说明，证明松台街道经核查作出相关说明：上诉人未能与其他村民同等享有财产分配收益权。证据2、信访报告，证明上诉人自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不间断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被拒，又多次向信访部门反映。证据3、松台村1984年后土地征用招工迁出人员名单，证明上诉人不在土地征用招工迁出人员名单之列，也未能享有相应的补偿权益。证据4、店铺照片1，证明被上诉人称分配给上诉人的摊位，实际由案外人叶志弟、王荣光、陈显龙、吕建兴、孙阿松等5人共同享有，上诉人并无产权，也从未收取任何收益。证据5、店铺照片2，证明被上诉人所在村的其他村民有一人分配到三间店铺的。证据6、关于征用土地的批复及新华造船厂调整职工工资方案的批复，证明新华造船厂关于土地征用和安排劳力的文件只有1980和1981年资料，且连同职工工资调整方案中都没有上诉人的信息。证据7、温州市劳动局《关于征用耕地安排全民单位或独立核算的集体单位劳力计划的批复》，证明1980年至1990年期间，被上诉人被征地农民安排劳力的档案中，查无上诉人信息；证据6和证据7，因上诉人调取的权限问题，只是调取了一部分的材料，档案馆还有其他完整的材料。被上诉人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三间店面的使用权是没有的，与孙建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石某某得到的7000多是青苗补助费，其未享受到招工资格。而上诉人已全部享受到了相同的待遇，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对证据2，该报告是上诉人自己所写，由其本人出具，对所写内容也不是很清楚。针对证据3、因为上诉人一直在外国，指标已转让或现金方式给外人，上诉人本人没有享受该招工名额的，所以不在该名单，但上诉人已享受了相应的待遇。针对证据4、店面总计三十几个平方，确实包含几个人，但包括孙建平，每间分配的店面有5、6个平方，与上诉人所分配店面的位置是一样的，但不能否认上诉人无店面的权利。关于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系。关于证据6，第一份是1980年，第二份是1978年，分配的时候是1987年，肯定是没有上诉人的名字，所以与本案无关联。关于证据7，是批给邮电局的，而本案涉及的是造船厂，与本案是没有关联的。本院认为，关于证据1，被上诉人亦认可其真实性，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以此证明上诉人没有享受到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待遇。关于证据2，可以证明上诉人曾于2009年向相关部门信访，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关于证据3，鉴于上诉人出国，其招工名额不是其本人享有，故不能以上诉人不在土地征用招工迁出人员之列就认定上诉人没有享受招工名额。关于证据4，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关于证据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关于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关于证据7，该批复的对象是温州市邮电局，与本案无关。
在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提供了证据1、关于要求调换招工的报告，证明2001年11月11日，孙建平要求将其儿子孙成业的招工名额转让给其侄女孙玲莉，可以证明其知道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但其没有提出村民权益受侵犯之主张。证据2、开发公司、征用单位名单，证明孙建平夫妻二人已经被安置在新华造船厂。证据3、松台村村民摊位分配情况。以证明孙建平与其他已安置村民一样，享有村集体分配的摊位一间。上诉人认为，针对证据1，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村里商量好本来给年满16周岁安排工作，该名额本来是给孙成业的，因为当时上诉人与其儿子在国外，所以就将名额转让给了孙玲莉，这并不能表示上诉人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这是上诉人儿子的事情，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上诉人自己是有土地，而其儿子是没有的，属于不同情况。村里的现任村长也是和上诉人儿子同种情形，却在村里任职，妻子拿分红。对证据2的三性都有异议，该文件只是草稿的形式，没有盖公章，也无法看出名单的形成时间。实际上诉人也不知道有招工名额，如果有招工名额转让也是被上诉人的暗箱操作，如果是上诉人自己转让名额的那在村里应该有备案的。所以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有招工名额与事实不符。对证据3的三性都有异议，该公章是现任村委盖的而不是之前村委盖的。本院认为，关于证据1，系上诉人转让其儿子的招工名额，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关于证据2，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待证事实。关于证据3，与本案无关。
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于1987年出国经商，户口被注销登记，后其承包地被征收后，其父亲孙阿松已于1988年4月代上诉人领取了征地所得安置补助费6917.5元。鉴于上诉人的承包地被征收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通讯并不十分便利，故由其父亲孙阿松代其领取安置补偿费，符合情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无法证明从1988年其父亲代其领取土地补偿款后直到2008年回国的长达二十多年时间内，其本人曾向被上诉人主张过相应的权益。故一审综合考虑本案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孙建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习军
审 判 员 厉 伟
代理审判员 潘文舒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代书 记员 叶冰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