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津高民四终字第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洋浦鹏远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技术开发区远洋路新恒基大厦*栋**楼**房。
法定代表人：何士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唐加峰，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恒润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十五路***号510。
法定代表人：陈瑞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田增清，河北衡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洋浦鹏远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恒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彤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李善川、代理审判员唐娜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张洪川担任法庭记录，于2014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洋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加峰、被上诉人恒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增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9日，恒润公司与洋浦公司通过传真方式签订了《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由洋浦公司为恒润公司运输13800吨钢材由唐山市曹妃甸港至宁波镇海码头，承运船舶为“闽光6”轮，运费单价为每吨49元，受载期限为2013年10月16日正负1天，船、货落空赔偿对方总运费的50%为违约金。2013年10月15日，洋浦公司向恒润公司出具商务函，提出因上一航次卸货延滞，请求恒润公司将船期顺延至10月20日正负1天，恒润公司进行了盖章确认。2013年10月19日19时30分，“闽光6”轮在天津港锚地停泊直至27日5时，27日19时25分装载完货物后该轮离港。2013年10月19日，恒润公司同案外人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隆公司）签订了航次租船合同。2013年10月21日，宝隆公司将恒润公司的15804.21吨钢材装载于“宝迪隆9”轮由曹妃甸港出运，双方约定运费为每吨67元，货物已经运至宁波镇海码头，恒润公司于2013年12月12日向宝隆公司支付了运费50万元整。
恒润公司以洋浦公司未按双方《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装货期限内提供承运船舶，致使恒润公司另行租船运输，由此给恒润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洋浦公司支付恒润公司违约金338100元；2、保全费、诉讼费由洋浦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恒润公司与洋浦公司之间具有航次租船合同关系，恒润公司为承租人，洋浦公司为出租人。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关于洋浦公司是否应当对恒润公司诉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洋浦公司的义务是依合同约定提供“闽光6”轮，将13800吨钢材由起运港运至目的港。“闽光6”轮于2013年10月19日19时30分抵达天津港锚地，并未直接驶往涉案合同载明的装运港受载，且一直停泊在天津港锚地至10月27日。洋浦公司未能按双方合同约定于2013年10月21日前到达起运港，其未能履行合同项下的运输义务，构成违约。因此，洋浦公司应当承担违反合同义务给恒润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在恒润公司已经将货物备妥的情况下，与宝隆公司签订新的航次租船合同完成涉案货物运输系采取的合理必要补救措施，并无不当。故，恒润公司为采取补救措施而造成的运费损失应为248400元（13800吨＊（67元／吨－49元／吨）】。而恒润公司主张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以总运费的50%即338100元作为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恒润公司主张的该违约金金额属于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且洋浦公司在庭审答辩中已经明确请求法院予以减少，故，原审法院对于洋浦公司应当支付的违约金酌定为恒润公司实际损失的1.3倍，即322920元。
综上，恒润公司与洋浦公司之间的航次租船合同成立有效，而洋浦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支付恒润公司相应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洋浦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恒润公司违约金322920元；二、驳回恒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86元，由恒润公司负担143元，洋浦公司负担3043元。诉前保全申请费2245元，由洋浦公司负担。
洋浦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恒润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恒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恒润公司主体不适格，其仅系代理人的身份，并非真正托运人。（二）恒润公司与洋浦公司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约定“未经双方协商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双方确认涉案航次的最晚受载期限为2013年10月21日，但恒润公司在10月19日即与宝隆公司签订租船合同并实际履行，恒润公司的行为系以明示方式单方解除合同，故恒润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三）“宝迪隆9”轮系恒润公司实际经营的船舶，故洋浦公司有理由怀疑恒润公司提交的关于“宝迪隆9”轮的租船合同、运单、收款凭证等证据系为了本次诉讼蓄意制作或以其他航次抵用的。（四）恒润公司在本案中并没有实际损失。（五）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恒润公司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证据材料。
恒润公司陈述答辩意见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通过在案证据能够证明“闽光6”轮进出天津港的时间和装载货物的情况，洋浦公司单方违约。在恒润公司从洋浦公司业务员处得知“闽光6”轮不会进入曹妃甸港的情况下，恒润公司采取补救措施并无不当。（二）《航次租船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了违约金条款，洋浦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应根据上述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三）恒润公司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均在举证期限内，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
二审期间，依恒润公司申请本院从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发展公司）调取以下证据：证据一、国内沿海船舶委托代理合同；证据二、物流发展公司船舶作业卡；证据三、确报。恒润公司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并据此证明“闽光6”轮已按照计划于2013年10月19日到达天津港装货，并实际装载货物运走，其不可能在受载期限内到达曹妃甸港，洋浦公司构成根本违约。
洋浦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首先，恒润公司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上述材料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其次，在保留上述意见的前提下，洋浦公司认为其不是上述证据材料中的当事人，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与洋浦公司没有关联，故对其关联性亦不予认可。最后，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洋浦公司违反了与恒润公司之间的合同项下义务。
洋浦公司未补充提交证据。
本院综合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认证意见为：上述证据系本院从第三方物流发展公司调取，具有客观性，且上述证据材料与判断“闽光6”轮能否履行洋浦公司与恒润公司约定的航次运输相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除认定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案外人天津安晟隆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晟隆公司）与物流发展公司签订国内沿海船舶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物流发展公司代理“闽光6”轮在天津港的业务，包括接收该船舶抵港的电报或传真，与港方联系进港靠泊、港口作业事宜，向港方、港监传递有关申报船舶进港资料等事项，合同中还载明“闽光6”轮配载的货类为煤。2013年10月19日，安晟隆公司向物流发展公司传递确报，载明“我司‘闽光6’于2013年10月19日21：00空船抵达天津港锚地，装煤炭，届时烦请贵司安排靠泊计划”。物流发展公司于同日填制“闽光6”轮船舶作业卡。
上述事实有国内沿海船舶委托代理合同、船舶作业卡、确报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恒润公司与洋浦公司在履行《航次租船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恒润公司与洋浦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洋浦公司作为出租人，应在双方约定的受载期限内即2013年10月20日正负1天，使恒润公司租用的船舶“闽光6”轮抵达曹妃甸港装载钢材。但在案证据显示，“闽光6”轮于2013年10月19日晚抵达了天津港锚地，并向物流发展公司发布确报，要求为其安排靠泊计划，装载煤炭，该行为与其在该受载期应履行的对恒润公司的装载约定明显不符，且“闽光6”轮确于10月27日在天津港装载货物后离港。上述事实印证了恒润公司提出的其从洋浦公司业务员处得知“闽光6”轮不会到达曹妃甸港履行与恒润公司的《航次租船合同》的主张。在此情形下，恒润公司另行与宝隆公司签订新的租船合同完成货物运输，系采取的必要补救措施，洋浦公司关于恒润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虽然洋浦公司提出“宝迪隆9”轮系恒润公司实际经营，上述租船合同以及相应运单、收款凭证等系蓄意制作或以其他航次抵用的主张，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据此，本院认定洋浦公司未能履行《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运输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在洋浦公司提出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将违约金酌定为恒润公司实际损失的1.3倍，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洋浦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44元，由上诉人洋浦鹏远船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彤
代理审判员 李善川
代理审判员 唐 娜
二〇一四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张洪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