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26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才雨，男，汉族，1967年9月3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英德市，现住江门市江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启锐，广东法大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出租车分公司，住所地：江门市。主要负责人：肖轼。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宏，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才雨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出租车分公司（下称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字第4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才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启锐、被上诉人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才雨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16）粤0703民初字第454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依法判决确认张才雨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自2011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期间存续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从法律角度，对“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的法律概念进行区别对待。首先，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是根据劳动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劳动合同当事人认为其权利受到损害后，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的法定期间；是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依法保护其权利、并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2007年《调解仲裁法》生效后，规定申请仲裁的时效为一年。不论之前包括《劳动法》在内的法律、法规如何规定仲裁时效的，但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实际现在关于仲裁的时效已经统一为一年。其次，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民法通则》第七章对诉讼时效的主要规定是：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符合本法第136条规定情形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但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上诉人认为，关于涉及民事诉讼的案件，除规定四种情形（即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是一年的诉讼时效外，其余都一律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包括劳资纠纷案件。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却是适用《调解仲裁法》的一年仲裁时效去衡量上诉人现在提起的民事诉讼时效，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的判决混淆了适用的范围和对象。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的应用范围是劳动法律关系纠纷的仲裁阶段，适用对象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当事人之间因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时，当事人根据相关规定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裁决的法定期间；超过此期间，仲裁机构则不再受理，也就失去了法律保护的基础。而诉讼时效适用于广泛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案件，是民事审判活动中应当考虑的一种期间；根据当事人是否在此期间主张其民事权利的事实，来考察该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是否在法律保护的时间范围。如果当事人主张其民事权利时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则法律不再保护其权利，即当事人丧失胜诉权。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对劳动争议纠纷的处理一般采用先仲裁后诉讼的程序模式，即在当事人在对仲裁裁决不服时，根据《劳动法》第83条和《仲裁调解法》第50条的规定，“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逾期仲裁裁决书则发生法律效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才发生诉讼时效的问题，而且此诉讼时效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逾期提起民事诉讼，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一审法院将仲裁程序的时效规定适用于民事的诉讼阶段，显然错误。透过劳动仲裁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在实体及程序属性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虽同为消灭时效，但其效力的强弱有别。劳动仲裁时效在实体上直接消灭诉权，因而在程序上赋予仲裁机构主动查明权，应该定义为消灭时效的“强效力”模式，而民事诉讼时效在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对当事人请求权的限制都要少得多，可以看作是消灭时效的“弱效力”模式。事实上，两种模式的强弱之别根植于劳动法与民法的价值目标的差异。因为无论时效制度具有如何繁多的合法性理由，其实质仍然是对民事主体自由的限制，在民法中，限制当事人的自由必须充分说明形式上及实质上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公权力的干预决不能轻易越界。因此在民事时效制度上采“弱效力”模式符合私法的基本价值。因而“强效力”模式体现了我国劳动仲裁时效较强的国家干预个性。因此，劳动争议在仲裁阶段适用仲裁时效，在诉讼阶段则应适用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因为，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都属于消灭时效。消灭时效一般都在实体法里规定，也有个别在程序法中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尽管规定在调解仲裁法这部程序法里，也具有消灭时效的双重属性。在程序意义上，从《调解仲裁法》第30条第4款的规定“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以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30条第3项规定的受理条件“在申请仲裁的法定时效期间内”可以看出，立法者采取了超时效不受理的起诉权消灭说，程序意义上的仲裁时效成了受理时效。在实体意义上，起诉权的消灭意味着胜诉权的消灭，时效利益直接丧失。实体上的胜诉权消灭说与程序上的起诉权消灭说一起构筑了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诉权消灭性。而民事诉讼时效则规定在《民法通则》这一实体法中，也具有消灭时效的双重性，但与仲裁时效的双重性迥异。在实体意义上，从《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时效采取抗辩权发生说；在程序意义上，从《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的“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可以认定，民事诉讼时效采取的是被动中立说。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存在很大冲突。一是实体意义上，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义务人直接被动取得时效利益，民事诉讼时效义务人要间接主动取得时效利益。二是程序意义上，若超过时效仲裁机构依职权不予受理，而法院必须受理且不得主动援引时效抗辩。三是普通时效期间上，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为1年，民事诉讼时效为2年，在程序上造成超过1年未满两年时效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不受理、法院必须受理，在实体上造成仲裁机构保护1年的权益，法院保护两年的权益。四是特殊时效期间上，《调解仲裁法》有关拖欠劳动报酬争议特殊时效期间的规定，民事诉讼时效则没有这一特殊时效规定，导致拖欠报酬劳动争议在仲裁机构可以无限期保护、在法院则只保护两年。上述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是由于时效制度不仅仅是程序法上的单纯期间，而是涉及时效利益的实体性问题。在民事诉讼时效的性质上，立法者语焉不详，司法者则经历了从胜诉权消灭说和职权查明说到抗辩权发生说和被动中立说的探索与转变；在民商事仲裁时效上，立法者规定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同一；但是，在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性质上，立法者却直接规定了仲裁时效的胜诉权消灭说和起诉权消灭说，在一裁两审的框架下直接造成了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矛盾和冲突。《民法通则》与《调解仲裁法》是兄弟法的关系，交集点不多，因而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与普通民事诉讼时效并非“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所以人民法院不能以“特殊优于一般”的法律适用规则在诉讼裁判中直接适用仲裁的时效制度。一审法院正是在诉讼裁判中直接适用了仲裁的时效制度，导致出现了在其《民事判决书》中却没有交代其适用仲裁的时效制度的依据与理由。（三）一审法院的判决，漠视了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裁判失当，并没有真正实现止讼定争的目的，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也在答辩中完全承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合同关系（见第二页）；一审法院在其判决书中也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合同关系（见第三页）。上诉人原本想通过确定劳动合同关系，最终实现社保权益的落实。但现在的尴尬就凸显了：当事人一致承认相互于2011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合同关系，法院也确定，但一审法院就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意味着在“一事不能重诉”的法律架构下，哪上诉人这个客观存在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又如何实现呢？因此，上诉人要求针对一审法院这个不合情、理、法的判决，予以纠正为盼。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张才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才雨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自2011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期间存续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才雨于2011年6月1日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签订《租赁出租小汽车经营合同》，约定江门汽运集团提供出租汽车给张才雨租赁经营，租赁期限至出租车经营权到期止。张才雨在庭审中陈述称上述经营合同到期终止后，其于2015年4月1日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重新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至今仍在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处工作；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陈述称，2014年12月张才雨承包的出租汽车经营期限已到，双方的合同关系即终止。2016年7月18日，张才雨向蓬江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仲裁确认其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在2011年6月1月至2015年5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年7月22日，蓬江区仲裁委员会作出蓬江劳人仲字[2016]1406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认为张才雨在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工作至2015年5月12日，其提出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法定时效，不符合受案条件。庭审中，张才雨表示其对该通知书中记载的工作时间无异议，但对处理决定不服；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表示对该通知书的处理决定无异议，但对该通知书中记载的工作时间有异议，认为双方的合同关系在2014年12月即终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双方于2011年6月1日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已经到期终止，张才雨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原合同期限届满后，连续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重新签订了经营合同，无法证明双方合同关系连续存在至今的事实，故张才雨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张才雨未有证据证明其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一直存续，故张才雨要求确认2011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期间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时效，应从2015年3月13日起算，至2016年3月12日届满，但张才雨直至2016年7月18日才提起仲裁申请，且张才雨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时效期间内存在引起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事由，因此，张才雨的请求已超过法定时效，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才雨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张才雨承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围绕张才雨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部行使权利，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是我国民事法律中关于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享有民事权利的人在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二年之内，就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二年期限后，其民事权利将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我国民事法律规定的短期诉讼时效为一年。我国劳动法律对劳动争议的诉讼时效并没有明确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又作出前后不一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二条“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六十日，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计算。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规定，按“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张才雨于2016年7月18日向蓬江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仲裁确认其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在2011年6月1月至2015年5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7月22日，蓬江区仲裁委员会作出蓬江劳人仲字[2016]1406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张才雨对蓬江区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蓬江劳人仲字[2016]1406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不服，于2016年8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人民法院的受案条件，人民法院应依法审理。关于张才雨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自2011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期间的劳动关系应否确认的问题。依前述法律规定，自2008年5月1日起，劳动争议的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根据张才雨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签订的《租赁出租小汽车经营合同》的约定，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出租粤Ｊ×××××号桑塔纳300型小汽车给张才雨经营期间从2011年6月1日至该出租车经营权到期日（2014年12月12日）止，而实际经营期限延长3个月，即张才雨实际经营至2015年3月12日止。张才雨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也应从2011年6月1日起至2015年3月12日止。张才雨请求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申请时效为一年，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3月13日起算至2016年3月12日届满。但张才雨直至2016年7月18日才提起仲裁申请，且张才雨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时效期间内存在引起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事由，因此，张才雨提起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申请已超过法定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张才雨提出的确认其与江门汽运出租车公司自2011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12日期间存续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张才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才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宇俊审判员  徐 闯审判员  甄锦源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钟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