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初字第88号
原告宋庆余，男，196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海伦市人，个体，住海伦市。
原告崔巍，男，197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海伦市人，个体，住海伦市。
委托代理人刘云龙，男，1970年7月2日出生，汉族，海伦市人，个体，住海伦市。
被告马军，男，195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海伦市人，个体，住海伦市。
被告马艳辉，男，197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海伦市人，个体，住海伦市。
被告马艳伍，男，1980年4月1日出生，汉族，海伦市人，个体，住哈尔滨市。
委托代理人王少峰，黑龙江申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宋庆余、崔巍诉被告马军、马艳辉、马艳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7日、2014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庆余、崔巍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云龙，被告马军、马艳辉、马艳伍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宋庆余、崔巍诉称，二原告系海伦市顺达客运有限公司黑M333**、黑M333**、黑M330**号三台营运客车的实际车主。2011年4月二原告因上述车辆年久老化预达报废时间，遂向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申请更换车辆，同时申请座席数，由原来的49座增加至59座。此事在3月份时二原告已征求了被告马军的意见，马军当时表示同意二原告更新车辆和增加座位。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接受了申请并于2011年4月8日在网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因无人提出异议二原告于2011年5月17日出巨资购买了三辆新出厂的金龙客车，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于2011年5月23日为二原告购买的新车办理了营运手续，之后二原告正常营运。2011年5月25日三被告以二原告的车辆影响其效益为名，要求二原告赔偿损失150万元，二原告当即予以拒绝。此后被告马艳伍多次组织其嫂子、乘务员去省运输管理局无理取闹，大闹省运输管理局办公室，使省运输管理局无法正常办公。2011年5月30日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迫于被告等人的压力迫不得已作出让二原告的三台正在合法营运的客车停止营运的决定。停运期间被告多次向二原告要钱，并说：快点给钱吧，给了钱就能正常营运了。同时，省运输管理局责成二原告及时与三被告和解，使被告不无理取闹，省运输管理局能正常办公。二原告迫于三台车停运损失以及购车巨款未偿还的巨大压力于6月13日在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大厅被迫同意给被告55万元。6月14日上午将55万元在海伦市建设银行给了被告，之后在被告的胁迫下双方签订了协议，当日下午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为二原告的三台客车办理了恢复营运的手续，次日二原告开始正常营运。原告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马上恢复营运减少损失，对给付被告的55万元，其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将来寻求司法机关的帮助，免除经济损失。事后，原告从2011年6月14日起开始多次向黑龙江省纪检委反映过此事，至今未有答复。原告也曾于2013年1月28日向海伦市公安局对被告人以敲诈勒索提出过控告，海伦市公安局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告不服向海伦市公安局申请复议，海伦市公安局于2014年1月8日作出了对不立案予以维持的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绥化市公安局提出了复核申请，绥化市公安局于2014年1月20日作出了维持海伦市公安局复议决定的复核决定。综上，原告向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申请更换车辆，审批手续都是合理合法的，也就是说原告的车辆实际座席数与申请、公示、行政许可是一致的。被告事先已经同意且在网上公示期间未提出任何异议，在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给原告颁发道路运输许可证原告合法营运后，被告以损失赔偿为由向原告索要并收取原告55万元，这一行为既无法律依据又无事实根据。被告无理取闹上访导致原告停运，停运后，因原告无法正常运营，正在遭受巨额损失，当时原告正处于焦急、无奈状态之下，被告乘人之危以胁迫手段向原告索要钱款，其行为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的无效的民事行为。原告给付被告55万元这一民事行为，其意思表示并非出于自愿，原告更新车辆也未给被告造成任何损失，被告索要55万元的行为应属于不当得利。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原告给付被告55万元这一民事行为无效。要求被告返还55万元及自2011年6月14日至判决给付之日的利息。
被告马军、马艳辉、马艳伍辩称，该案的主体错误，马军、马艳辉不是本案的被告，因为争议的车辆与马军、马艳辉无关。三被告系父子关系，马艳伍共有两辆海伦至哈尔滨的客车黑M381**和黑M330**号，之前想从37座的车更换成40座的车，二原告的车在被告的车之前发车，在不影响他们的情况下，他们告我们，不让我们换车，我们两年没有换车。后来他们想从45座的车换成59座的车，我们也不同意。当我们知道他们换车的时候，他们的车已经更新营运了，我们找到省运输管理局有关部门让他们停运了。后来原告通过海伦市顺达客运公司、交通局、运管站等单位领导找我们协商，给付我们55万元经济补偿损失。并且签订了协议书，签订协议书时，马军没有在场，马艳伍和马艳辉在场了，该协议书上只有马艳伍的签名和捺印是其本人亲自书写和捺的手印，马军和马艳辉没有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和捺印，协议书上关于马军和马艳辉的签名和捺印不是他们书写的。该补偿属于双方自愿的，没有打骂和胁迫的情形，也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而且是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签订的协议。该损失是两方面的损失，一是我们的车2009年停运一年多的损失，二是原告三台车辆增加座位给我们的补偿。
经审理查明，原告宋庆余经营黑M333**号（发车时间海伦发车3点30分，哈市返回发车时间11点50分）和黑M330**号（发车时间海伦发车4点10分，哈市返回发车时间13点00分）两台海伦至哈尔滨的客车。原告崔巍经营黑M333**号海伦至哈尔滨的客车（发车时间海伦发车5点10分，哈市返回发车时间15点20分）。二原告经营的客车均挂靠在海伦市顺达客运有限公司。被告马军与被告马艳辉、马艳伍系父子关系，马艳伍经营黑M381**号（发车时间海伦发车7点40分，哈市返回发车时间13点30分）和黑M330**号（发车时间海伦发车6点10分，哈市返回发车时间13点00分）两台海伦至哈尔滨的客车。该两台客车均挂靠在海伦市顺达客运有限公司。2011年4月二原告向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申请更换车辆，同时申请座席数，由原来的49座增加至59座。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接受了申请并于2011年4月8日在网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因无人提出异议，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于2011年5月23日为二原告购买的新车办理了营运手续，之后二原告的车辆开始营运。二原告的车辆营运了三天后，被告马艳辉和马艳伍到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客运科告状，说宋庆余和崔巍更换的新车定员增加，影响了他们经营车辆的经济效益，要求宋庆余和崔巍的车辆停止营运。2011年5月30日省运输管理局作出让二原告的三台正在营运的客车停止营运的决定。2011年6月14日，二原告给付被告马艳伍55万元并在给付完该款后与三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1、甲方宋庆余、崔巍愿意一次性给乙方马艳辉、马艳伍经济补偿款55万元。2、乙方收到现金后，自动撤销上访告状，同意座位数59人的三台新车开班进站营运。3、甲乙双方以后再更新车辆，座位数在59人之内甲乙双方互不干涉。协议书上有二原告和三被告的签名和捺印。2014年5月29日、6月16日，绥化市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作出绥医司鉴（2013）文字第26号、27号文字检验鉴定书和绥医司鉴（2013）痕字第22号、24号痕迹检验鉴定书，鉴定结论为该协议书上马军和马艳辉的签名是二人本人所写，二人签名处的指印是二人右手食指所留。协议签订后，二原告与被告马艳伍到省运输管理局办理了车辆恢复营运的手续，二原告的三台车辆恢复营运。2013年1月28日，二原告以三被告敲诈勒索向海伦市公安局报案，海伦市公安局于2013年12月31日作出海公（刑）不立字（2013）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二原告不服，向海伦市公安局申请复议，海伦市公安局于2014年1月8日作出海公（法）刑复字（2014）1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海公（刑）不立字（2013）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二原告仍不服，向绥化市公安局提出了复核申请，绥化市公安局于2014年1月20日作出绥公（刑）核字（2014）第01号复核决定书，维持了海伦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
再查明，二原告给付三被告的55万元中，海伦市顺达客运有限公司支付了10万元，该10万元是二原告先行垫付的，从二原告与该公司的承包费中扣除，现二原告与该公司关于该10万元已全部结清，二原告实际给付三被告45万元，其中原告宋庆余给付30万元，原告崔巍给付15万元。庭审中三被告称二原告和海伦市顺达客运有限公司给付的55万元系赔偿的损失，该损失是两方面的损失，一是被告的车2009年停运一年多的损失，二是原告三台车辆增加座位给被告的补偿。二原告向法庭提交被告车辆2009年进站营运车辆月末结算单，用以证明被告车辆在2009年一直在营运，不存在停运的事实。
另查明，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对海伦市顺达客运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二原告的三台车辆更新的申请于2011年4月8日在政府网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因无人提出异议，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于2011年5月23日为二原告购买的新车办理了营运手续。经海伦市顺达客运有限公司经理关成军、副经理周洪军证实，二原告向其公司申请更新车辆时，其与公司经理关成军问过马军，马军表示同意二原告车辆更新。同时证实更新车辆不需向省运输管理局提交上下车主之间达成的协议，因为省运输管理局在作出行政许可前要进行公示，公示就是征询其他车主的意见。同时说明因客流量的增加，车辆更新增座、提高车辆的安全系数和舒适度也是其公司在市场运营中的必然走向。
以上事实，有书证，鉴定结论，原、被告陈述等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一是二原告给付三被告55万元能否认定是二原告基于侵权行为给予三被告的赔偿。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是经营道路交通运输的车主，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升，人口流动的增多，客运量持续不断增加，同时人们对出行效率和舒适性等要求的提高，车辆更新、增加座位、提高运营能力是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原告的车辆更新、增加座位数得到了行政机关的许可，且在许可前进行了公示，三被告未提出异议，省运输管理局向二原告下发营运手续后二原告的车辆正常营运。因此，二原告更新车辆、增加座位数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其行为本身并未侵害被告的合法权益。因流动人员的增加，客运量不是固定人数不变，因此不能认定原告车辆增加座位数导致被告车辆载客人数必然减少的事实，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车辆增加座位不是被告凭着主观好恶能决定的，被告以原告车辆增加座位数造成其营运损失，无事实依据，其向二原告索要55万元的行为，没有法律根据，应为不当得利。且从原告提交的被告车辆结算单可证明被告车辆没有停运的事实，因此三被告称其车辆有停运损失的辩解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是二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合同还是无效民事行为。民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以发生一定法律后果为目的而进行的行为，民事行为包括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其有三个实质性构成要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无效民事行为指欠缺民事法律行为根本生效要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本案中，二原告申请更新车辆，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经网上公示无人提出异议后，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向二原告颁发道路运输许可证，二原告的车辆合法营运。后被告马艳伍、马艳辉到黑龙江省运输管理局上访导致二原告车辆停运，在此期间三被告以损失赔偿为由向二原告收取55万元，二原告花巨资购买三台车辆，无法正常营运，将会造成较大的停运损失，基于营运损失等的压力下给付三被告55万元并与三被告签订协议书，从主观上二原告显然系希望尽快恢复营运，减少损失，迫不得已而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可以看出受胁迫行为的法律特征：（1）胁迫人实施了胁迫行为。即以给对方及其亲属造成危害来挟持对方的行为；（2）胁迫人有胁迫故意，即企图通过胁迫行为影响受胁迫人进行意思表示；（3）行为人因受到胁迫而感到恐惧并因此而进行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民事行为；（4）胁迫行为具有违法性。本案中，从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第二条“乙方收到现金后，自动撤销上访告状，同意座位数59人的三台新车开班进站营运”中亦能佐证二原告系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该协议，其意思表示并非出于自愿，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二原告与三被告签订该协议的行为符合胁迫的法律特征，可认定为胁迫。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系无效民事行为，三被告收到55万元既无法律依据又无事实根据，因此可认定二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协议是无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三被告应返还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并赔偿二原告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因庭审中二原告承认其给付三被告的55万元中有海伦市顺达客运有限公司承担的10万元，应予冲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宋庆余、崔巍与被告马军、马艳辉、马艳伍于2011年6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二、被告马军、马艳辉、马艳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宋庆余30万元、返还原告崔巍15万元，并自2011年6月1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以上款项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11100.00元由二原告负担2300.00元，由三被告负担8800.00元，鉴定费8000.00元由三被告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春萍
审 判 员 纪伯伦
人民陪审员 徐刚明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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