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41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星弼青程影视文化工作室，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425弄212号2122室。
投资人：林钟鹤，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虹，北京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艳，女，1983年5月19日出生。
上诉人上海星弼青程影视文化工作室（以下简称星弼工作室）因与被上诉人杜艳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6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0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星弼工作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虹、被上诉人杜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弼工作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判令星弼工作室与杜艳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3.判令星弼工作室不支付杜艳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0000元；4.判令星弼工作室不支付杜艳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杜艳承担。事实与理由：杜艳担任艺人经纪人工作，其与艺人之间签订合同，此合同存在于艺人与杜艳之间，星弼工作室为第三方，无法提供合同。一审法院以星弼工作室不能提供其它法律关系举证而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
杜艳辩称，同意原审判决，杜艳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杜艳是被单方面辞退。
杜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与星弼工作室于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星弼工作室支付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0000元；3.星弼工作室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艳就本案劳动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6]第01534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杜艳的仲裁请求。杜艳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如下事实：
郭璐系星弼工作室的原法定代表人，郭璐与张耀欣系夫妻关系。本市朝阳区大望路现代城西侧东郎影视园青年电影制片厂3层105室系星弼工作室的办公地点。
一审中，就双方针对各自主张提交的证据情况，杜艳提交了名片、职工个人信息申报表、员工考勤表、员工调休申请单、公司员工请假单、员工外出登记表、杜艳本人名下中国银行账户明细单及星弼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截屏。其中，名片记载杜艳系星弼工作室经纪人，地址为朝阳区大望路现代城西侧东郎影视园青年电影制片厂3层105室，并印制星弼工作室标志；职工个人信息申报表印制星弼工作室名称抬头及星弼工作室标志，并记载杜艳个人信息；考勤表载明陈齐天、丁楚枫、乔艳敏、杜艳、李慧超等人员的出勤情况；员工调休申请单、公司员工请假单的申请人均为杜艳，总经理签字处均签署郭子宁，杜艳称子宁系郭璐艺名；员工外出登记表手写记载了杜艳、李慧超、乔艳敏等人员的外出时间和事由记录；中国银行账户明细单显示2015年4月15日至同年11月15期间，每月15日左右均有转账入账款项，其中2015年11月15日的入账款项的付款人为张耀欣，之前款项未显示对方户名和账户；微信公众号截屏显示微信名称为“星弼青程工作室”，微信号为“×××”，载明工作室艺人包含童蕾、童瑶等，其中显示的标志与杜艳提交的名片和职工个人信息申报表中的标志一致。
星弼工作室不认可名片、职工个人信息申报表、员工考勤表、员工调休申请单、公司员工请假单、员工外出登记表的真实性，认可中国银行账户明细单的真实性，但认为无法显示与其工作室存在关系，对于微信公众号截屏的真实性未反馈核实意见，并表示星弼工作室旗下艺人很多，杜艳等人员是随艺人来其工作室的，和工作室或多或少存在工作来往，但和工作室没有劳动关系，杜艳等人员均与艺人签约，但对工作室是相当熟悉的。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案外人陈齐天亦与星弼工作室产生劳动争议诉讼，陈齐天与星弼工作室签订有《保密合同》，约定签约依据为劳动法，同时对于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时的脱密期限、劳动合同期内违反保密义务的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陈齐天表示其与杜艳等均系星弼工作室员工。星弼工作室对于陈齐天的意见不予认可。
星弼工作室未提交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杜艳就其与星弼工作室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提交了名片、职工个人信息申报表、中国银行账户明细单及星弼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截屏等证据。名片、职工个人信息申报表、星弼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截屏等均记载了星弼工作室名称、标志和办公地址，中国银行账户明细单显示2015年4月15日至同年11月15期间，每月15日左右均有转账入账款项，且记载2015年11月15日的入账款项的付款人为张耀欣，与杜艳关于工资由星弼工作室时任法定代表人郭璐之夫张耀欣转账发放的情况相符。上述情况均与杜艳关于与星弼工作室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吻合。星弼工作室称双方系合作关系，但未就此举证，亦未就张耀欣向杜艳账户转入款项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加之，与星弼工作室签有《保密合同》的陈齐天亦证明杜艳系星弼工作室员工，故综合双方证据情况，杜艳就其主张形成证据优势，法院对于杜艳关于与星弼工作室建立劳动关系的意见予以采信。
星弼工作室未就杜艳主张的入职、离职日期、月工资标准、未签订劳动合同、离职事由等情况提交反证，法院对于杜艳关于其于2015年4月7日入职星弼工作室、月工资5000元、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因双方就缴纳五险一金事宜沟通无果，星弼工作室于2015年11月19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意见均予以采信。据此，法院确认杜艳与星弼工作室于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星弼工作室依法应支付杜艳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星弼工作室解除与杜艳的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支付杜艳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杜艳主张的金额均不高于法定标准，法院均不持异议。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杜艳与星弼工作室自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星弼工作室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杜艳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11月1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0000元；三、星弼工作室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杜艳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星弼工作室与杜艳都具备劳动关系成立的主体资格，杜艳提供的劳动也是星弼工作室的业务组成，因此双方具备成立劳动关系的基础。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杜艳提交的名片、职工个人信息申报表、中国银行账户明细单及星弼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截屏等证据均与星弼工作室有关，但星弼工作室在否认的基础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结合上述情况，综合认定杜艳与星弼工作室成立了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鉴于星弼工作室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准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星弼工作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海星弼青程影视文化工作室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邢 军
代理审判员 孙承松
代理审判员 郑慧媛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官 助理 郭 琳
书 记 员 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