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天全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1825民初397号原告高琼英，女，汉族，1942年11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天全县。委托代理人宋属斌、王齐凌，四川思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全县仁义乡云顶村四组，住所地：天全县仁义乡云顶村。负责人杜明荣，男，汉族，1965年1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天全县，系该组组长。第三人杜明昌，男，汉族，1956年9月29日出生，户籍地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现住四川省天全县。第三人杜明智，男，汉族，1947年4月22日出生，住四川省天全县。第三人杜明才，男，汉族，1942年6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天全县。原告高琼英与被告天全县仁义乡云顶村四组（以下简称云顶村四组）、第三人杜明昌、杜明智、杜明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9月13日、2016年10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琼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属斌、王齐凌、被告云顶村四组负责人杜明荣、第三人杜明昌、杜明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杜明才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琼英诉称：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代表家庭向被告承包原天全县大寨乡云顶大队第4生产队的土地16.2亩，双方签订有《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位于本村民小组的鸭儿岗、沙嘴上、大坡上、小窝子、钟岗上等处的6.9亩水田和棕树窝、程山岗、青岗树、三斗田窝、大坡上等处的旱地9.3亩（上述地名为小地名），共计16.2亩，承包人为原告高琼英家庭共10人。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按相关政策，原告家庭人口没有发生变化，原则上承包土地面积不增不减，发包人即被告也告知原告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积未作调整。后因原告体力不支，遂将部分承包土地交由亲戚杜明智代为耕种，一切税费由杜明智代为缴纳，土地承包使用权仍属原告所有。2015年8月，原告发现杜明智将代耕的土地出让给他人修建房屋，原告要求杜明智停止他人的建房行为，遭到拒绝。杜明智告知原告拿给他人建房的土地已经是他自己的承包地。后经调查，第二轮承包时，村组工作人员私自将原告家庭承包土地分别转给杜明昌2.2亩、杜明智1.5亩、杜明才0.4亩。2015年9月，原告在天全县档案局查询得知：天全县仁义乡政府、天全县农业局等机关疏于对云顶村“承包合同”的审查，批准以天全县政府名义向杜明昌、杜明智、杜明才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此，原告找到村组工作人员协商解决。天全县仁义乡、云顶村委会调查后结果为：云顶村、云顶村4组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对调整高琼英承包土地未召开村民小组会议、没有会议记录、未经法定程序，也没有原告或其家庭代表同意签字。《土地承包合同》系村民小组工作人员伪造签名。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由杜明昌（原为云顶村文书）长期保管，未向高琼英出示。原告有理由相信第二轮承包期间其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位置、用途未作调整。且1998年后原告一直在耕种上述土地，后同意杜明智代为耕种并缴纳税费并不代表原告同意将承包土地调整变更给他人。被告未经社员大会、未经承包人同意，伪造原告签名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原告多次向天全县政府反映，要求纠正仁义乡云顶村4组的错误做法，因天全县未设立土地争议仲裁委员会，2016年2月22日原告向雅安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告知原告：政府名义颁布的物权性质的文书只具有公示效力，直接向法院起诉“承包合同”无效的救济较为经济。故现起诉请求：确认原、被告于1998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庭审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内容为：“确认被告与第三人杜明昌、杜明智、杜明才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其提供的证据为：身份证；原告的第一轮土地承包证书档案、土地承包卡片、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杜明智的第一轮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土地承包合同；杜明才的土地承包卡片、土地承包合同；杜明昌的土地承包卡片、土地承包合同；杜明荣出具的情况说明；调解记录。被告的负责人杜明荣辩称：这四份合同是否有效我不清楚，第一轮土地承包我不清楚，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土地承包证全队都是我发的，并没有签合同。其未提供证据。第三人杜明昌述称：第一轮承包时，这个土地确实是原告的，后来原告种不完就转给我了，我是1983年就开始种了，粮税都是我负担的，1996年我开始担任村文书，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天全县人民政府发的文件是谁种植谁负担，我是实际承包人，所以第二轮承包就转到我名下，所以我认为土地合同是有效的。其提供的证据为：承包土地转让书；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证；高琼英的土地承包卡片。第三人杜明智述称：1、我们的承包合同是有效的，合同真实有效，不是强制签的，二轮承包是在大稳定小调整下完成的，有小的调整很正常。二轮承包是政府行为，是合法有效的。2、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是相辅相成的，这份土地大概在84、85年就转给我种的，我是从生产队承包的土地，面积1.5亩，税费也是我承担的。原告方承包的面积大、负担重，这么多年我交了很多的税费，现在税费减免，原告就主张合同无效这明显不合理。3、我履行了交税费的义务，就应该享受权利，现在原告要土地明显不合理，我种土地这么多年原告都没有对这个土地提出异议，现在这份土地也已经退耕还林。其提供的证据为：林权证；自己的土地承包卡片、土地承包证书、土地承包合同。第三人杜明才未到庭，其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愿意归还高琼英中树窝土地0.4亩。其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高琼英、第三人杜明昌、杜明智、杜明才均系天全县仁义乡云顶村四组村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代表家庭向被告承包原天全县大寨乡（现为仁义乡）云顶村四组的土地16.2亩（水田6.9亩、旱地9.3亩），承包期限为1988年12月1日至1998年11月30日。承包期间原告因体力不支，承包的部分土地就未再耕种，由杜明昌、杜明智等耕种并缴纳相关税费。1998年11月1日，被告云顶村四组作为发包方分别与高琼英、杜明昌、杜明智、杜明才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四人承包期限均为1998年11月1日起至2028年10月31日止。《土地承包合同》载明的土地承包面积分别为：高琼英12亩、杜明昌8.8亩、杜明智（合同上为杜明志）6.7亩、杜明才7.8亩。原告在天全县档案馆查询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土地承包卡片》显示的土地面积为高琼英12亩、杜明昌8.8亩、杜明智6.7亩均与该三人《土地承包合同》上载明的面积一致，但杜明才的《土地承包卡片》上的土地承包面积与《土地承包合同》不一致，虽然卡片抬头登记的总面积为7.8亩，但下面土地明细部分手工增添卫杆外天0.4亩（备注为高琼英转），明细部分实际面积为8.2亩。原第一轮承包时分给原告家庭的土地在第二轮承包时变更如下：小窝子1亩和程山窝1.2亩转至杜明昌名下、三斗田窝1.5亩转至杜明智名下、卫杆外天0.4亩转至杜明才名下。后原告因上述变更的土地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经村组等相关部门调解未果，原告遂于2016年5月23日起诉来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1、高琼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两本，承包期限均为1998年11月1日至2028年10月31日。其中一本载明土地承包面积为12亩（水田5.4亩、旱地6.6亩），但该本内所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上有涂改，总面积由12亩更改为11.6亩，该证内所附《土地承包合同》尾部没有高琼英的签名，有杜明荣（当时任云顶村四组组长）的签名及印章；另一本载明土地承包面积为11.6亩（水田5.4亩、旱地6.2亩），该本内所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上登记面积为11.6亩，该证内所附《土地承包合同》尾部没有高琼英的签名，有杜明荣的签名但没有印章。该两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的土地明细均与原告在天全县档案局查询的土地明细不一致。2、高琼英陈述：1998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上的签名非其本人签名，且《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直由杜明昌（当时任云顶村文书）长期保管，未向自己出示过，自己是2015年11月份才拿到证书。自己从1992年将上述争议土地口头约定租给第三人耕种，税费也是他们交的，村上不知道，因为是亲戚就没有要租金。3、杜明荣陈述：不清楚《土地承包合同》上的签名是否系原告本人签名，不清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否一直在杜明昌处，自己是2015年10月份从杜明昌手里拿到该证的。原告的两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土地面积都不是自己填的，发包方都是自己签的字，当时发的时候是每户一本，土地承包证我拿给杜明昌转交给高琼英的。当时是先村组签字，最后农户签字，原告没有签字就说明其没有领证，没有领的证书都在杜明昌那里。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对第一轮承包户的土地面积基本没有大的调整，未经过村民大会讨论，承包之后也没有经过公示，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都是村民自己去找村上解决。4、杜明昌陈述：两个土地承包证都是原告的名字，是自己填发的，拿给杜明荣的承包证是没有加盖杜明荣章的，另一本是在廖玉禄那里，上面加盖有杜明荣的章。原告的丈夫杜开荣（已去世）是自己小叔子，他把土地转给廖玉禄了就做了个土地承包证书交我持有，没有章的是没有效的。第二轮承包合同上原告的签名是自己代签的，是杜开荣授意自己签的。自己没有帮转交过原告的土地承包证，自己手里那份证书是11.6亩那本，是在1998年后填的。5、杜明昌陈述争议土地中其名下的小窝子1亩和程山窝1.2亩已经退耕还林，杜明才名下的卫杆外天0.4亩已经修成公路。杜明智陈述其名下的三斗田窝1.5亩已经退耕还林，退耕还林的补偿款由其领取。高琼英陈述杜明智的部分土地卖给别人修了房子，杜明才的地种了树木，杜明智退耕还林的补偿款原告没有去领也没有过问过。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证实，经庭审质证，合议庭评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分别与原告及第三人签订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本院认为该四份承包合同均合法有效，理由如下：《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系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行为，应由双方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不因其中一方当事人的单方主观意志而设立。本案中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原告作为云顶村四组的成员，依法承包了16.2亩土地（其中包含小窝子1亩、程山窝1.2亩、卫杆外天0.4亩、三斗田窝1.5亩的土地），因此，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内，原告一家享有涉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当时第一轮承包时的承包期限为1988年12月1日至1998年11月30日。该期限届满后，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已终止，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归于消灭，第一轮的承包合同对双方已无法律约束力。被告云顶村四组作为发包方有权依照当时的国家有关规定重新进行新一轮土地承包。本案中1998年签订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载明的承包期限为1998年11月1日至2028年10月31日。签订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时上述争议的原属高琼英承包经营的小窝子1亩、程山窝1.2亩、卫杆外天0.4亩、三斗田窝1.5亩的土地已由第三人杜明昌、杜明智、杜明才实际耕种，并由第三人承担相关税费，被告作为发包方有权将该争议土地重新发包给实际耕种人。原告要求以第一轮承包合同中载明的土地面积作为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依据，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998年以原告名义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虽然原告高琼英的名字系杜明昌代签，但杜明昌陈述系高琼英的丈夫杜开荣授意自己代签，因杜开荣已去世无法核实杜明昌代签名的行为是否系接受杜开荣委托，但是上述争议土地均已承包给第三人经营管理多年，农村作为熟人社会，对于相互间土地的分配管理也是尽人皆知。原告家庭对上述土地已转至第三人名下应该是知情的，但期间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原告家庭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甚至在退耕还林时也未主张过相应权利。由此推定原告家庭对杜明昌代理签订承包合同的行为是认可的，对其第二轮承包的土地面积也是知情的。原告辩称其对承包的土地面积不知情，不符合生活常理，其辩解理由不成立。原告辩称“自己未收到过《土地承包证书》，该证书由第三人杜明昌长期持有”，杜明昌对此予以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即通过发包方与承包方订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进行设立，承包合同一旦生效，承包方即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民政府向承包方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只是证明承包方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设定、变更或消灭，是否取得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不是承包合同生效的要件。即使原告并未领取该土地承包证书，但并不影响原、被告之间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原告以未领取土地承包证书为由，主张其《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理由亦不成立。综上，原、被告之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依法有效。被告与第三人杜明昌、杜明智、杜明才签订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也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也应依法有效。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据证明上述《土地承包合同》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其主张承包合同无效的诉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庭审中，因双方分歧较大，致本案调解不能进行。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琼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琼英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牛燕军审 判 员  石丽敏人民陪审员  白 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李泓毅附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