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524民初2850号原告：胡其球，男，197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新化县人，住新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伟，湖南三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邵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隆回分公司。住所地：隆回县桃洪镇桃洪东路万和开发区。负责人：唐红纲，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生，男，该公司副经理。被告：湖南邵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邵阳市北塔区魏源路汽车北站。法定代表人：王宏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东钫，湖南东放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其球与被告湖南邵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隆回分公司（以下简称湘运隆回分公司）、湖南邵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邵阳湘运公司）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邵阳湘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2017年12月20日，本院作出（2017）湘0524民初2850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邵阳湘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2018年5月9日，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5民辖终8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7月13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其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伟、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生、被告邵阳湘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东钫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其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无效；2、判决确认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湘Ｅ×××××客车归原告所有；3、判决被告返还其所收取原告的2017年的承包金14300元、安全风险押金5000元，共计19300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为隆回县内隆回至金石桥客运线路的实际经营者，该客运线路的线路、站点方案和线路牌证由个体车申请并经营。后因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以鼓励公司化、集约化经营为由，倡导和要求个体客运车辆都挂靠至相关的运输公司名下，因此原告带自有车辆连同线路牌证挂靠至被告名下，车辆也登记至被告名下，2012年换车后车牌号为湘Ｅ×××××，仍然登记在被告名下。一直以来，所有购车资金和费用全部由原告支付，而且一直都是沿用原个体车所申请的线路牌证，被告仅仅只是在线路经营许可期限即将到期时，通知原告备齐申请路线经营许可延长的资料和费用，然后在相关的申请表格上盖个公章，提交到运管所办理路线经营许可延长手续。原、被告之间每年使用被告单方面印制的格式合同签一次《客车承包经营合同》，根据双方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全部的经营风险和责任都由原告承担，被告不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原、被告之间不属劳动或劳务关系。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实质上就是被告利用原告的车辆和人力资源条件，由原告支付费用申请客班线经营行政许可，然后再将客运班线经营权交由原告具体经营，被告既不参与经营，也不承担风险，仅收取管理费（承包金和其他费用），属于挂靠关系。原、被告所签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无效合同。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特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邵阳湘运公司辩称：原、被告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且涉案合同已履行完毕，不能成为被诉对象。双方签订新的合同正在履行期间，原告起诉不具有正当性。被告邵阳湘运公司是湘Ｅ×××××车的出资人和购车人，该车也登记在邵阳湘运公司名下，该车是被告所有，原告请求确认该车为其所有没有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6月，原告胡其球出资购买宇通牌湘Ｅ×××××大型普通客车后，将车登记在被告邵阳湘运公司名下，挂靠于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进行公路客运经营，并与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一年一签《客车承包经营合同》。2017年1月1日，原告胡其球作为乙方，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作为甲方，双方再次签订《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乙方自愿承包甲方的湘Ｅ×××××号客车，经营隆回至金石桥客运班线，承包期限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2、承包前，乙方向甲方缴纳安全风险押金5000元；乙方须按月向甲方缴纳承包金1430元、特大事故统筹互助金100元、北斗和GPS服务费100元，以上合计1630元。3、承包车辆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税费、驾乘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均由乙方承担，承包车辆因事故产生的赔偿、诉讼、罚款等所有费用和行政、民事、经济、刑事等全部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4、承包期内，甲乙双方系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不属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5、承包期满，如甲方不同意乙方继续承包经营，由乙方将车辆转户，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转户手续后，车辆牌证交还甲方；如甲方因生产需要，双方终止本合同，车辆由甲方收回，甲方对乙方予以补偿，补偿标准为车辆折旧后的价值；如乙方愿意继续承包，经甲方同意，双方另行签订承包合同，如乙方不愿意继续承包，车辆由乙方办理转户手续，车辆牌证交还甲方。同时合同还就车辆运营和运费结算、安全管理、违约责任等作出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胡其球驾驶湘Ｅ×××××号车经营隆回至金石桥的客运班线，至2017年12月30日，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交纳了安全风险押金5000元、12个月的承包金等19560元。另查明，被告邵阳湘运公司系从事道路客运、道路货运等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系被告邵阳湘运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并领取了营业执照。本案所涉《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期满后，2018年1月30日，原告胡其球再次与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签订了《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将湘Ｅ×××××车继续挂靠于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进行公路客运经营。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胡其球的驾驶证、湘Ｅ×××××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购车发票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原告胡其球出资购买湘Ｅ×××××车后，以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的名义进行客运经营，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向原告收取相应的“承包金”（管理费）和服务费，双方为此签订了《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本案所涉合同虽名为承包经营合同，但实质是基于原告将其车辆挂靠于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经营，被告湘运隆回分公司向原告收取一定费用这一事实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本案系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车辆挂靠经营目前普遍存在，属于运营者根据市场需求自发形成的一种经营模式，原、被告基于湘Ｅ×××××车挂靠经营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该合同违反了交通运输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条有关“禁止挂靠经营”的规定，应当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的依据不属于国家法律法规，且有关内容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成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本案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案所涉《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现已履行完毕，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交纳了相关费用，并实际经营了合同约定的客运班线，因此获得了营运收益，且原告为继续经营需要，在本案诉讼中再次与被告签订了《客车承包经营合同（A）》，在此情况下，原告请求确认本案所涉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返还依据该合同所收取的有关费用，既无法律依据，也有违民事诉讼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其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邵阳湘运公司主张其系湘Ｅ×××××车的出资购买人，与事实不符。原、被告将湘湘Ｅ×××××车登记在被告邵阳湘运公司名下，是挂靠经营管理需要，而机动车登记是机动车管理机关进行机动车管理的手段和措施，并不是机动车所有权取得的方式，被告邵阳湘运公司不能因此而取得该车的所有权，被告有关该车为邵阳湘运公司所有的抗辩不能成立。湘Ｅ×××××车系原告全额出资购买，根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该车应为原告所有，对原告有关确认该车为其所有的请求，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湘Ｅ×××××车为原告胡其球所有；二、驳回原告胡其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5元，减半收取计282.5元，由原告胡其球负担182.5元，被告湖南邵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隆回分公司、湖南邵阳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小为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韩 雁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