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6民初27251号
原告：陈娟，女，197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江苏省灌南县长茂中学教师，住江苏省灌南县长茂镇三兴村*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青元，山东易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丛丛，山东易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海溢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顺三条18号1幢313、314室。
法定代表人：张雄伟，经理。
第三人：北京时代华畅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甲1号楼13层1321室。
法定代表人：徐欣，董事长。
原告陈娟与被告北京市海溢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溢社公司）、第三人北京时代华畅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华畅公司）出版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丛丛、被告海溢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雄伟、第三人时代华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陈娟与被告北京市海溢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淘小乐成长记》系列丛书《图书出版合同》；2.判令被告北京市海溢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陈娟《淘小乐成长记》系列丛书首印版税和第二次印刷稿酬共计2168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26日，原告与被告就《淘小乐成长记》系列丛书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该系列丛书包括《网瘾远离我》、《老师我最棒》、《向拖延症说再见》、《学会感恩很重要》（均为暂定名）。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付了书稿，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也于2016年6月出版了上述书籍，根据版权页记载，图书于2016年6月第1版出版，并于2016年8月第二次印刷，四本图书的封底价总价为59.2元。该系列图书系列书名最终定名为《淘小乐和他的小伙伴》，分册书名最终定名为《洋女孩“肉丝”教我的事》、《爸爸妈妈不在家》、《进击的淘小乐》、《拖拉大王胡小帅》。根据《图书出版合同》第二条约定，作品出版后的1-3个月内，被告向原告支付4%的版税，首次印量不低于五千册，根据合同约定该作品的首次印刷版税和第二次印刷的费用均为11840元，扣除预付款2000元后，尚余21680元未付，合同约定的赠送十套样书义务也未履行。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支付稿酬，但是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支付，构成根本违约，《图书出版合同》已经丧失继续履行的基础，理应解除，被告理应履行合同义务支付稿酬。
海溢社公司辩称，同意解除我方与原告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淘小乐成长记》系列丛书《图书出版合同》，但是不同意支付原告丛书首印版税和第二次印刷稿酬共计21680元。因为最终出版的涉案图书不是我方印刷的，我方在与原告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之后，原告向我方交付了书稿，我方把书稿发送给一家设计公司进行排版，后来因为我方没有向设计公司缴纳排版费用，因此设计公司没有将排版后的图书发送给我方。我方与时代华畅公司签订了《图书出版合作协议》，就原告的书籍委托时代华畅公司进行出版，时代华畅公司对外宣称其为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北京分社，因为我方没有向设计公司缴纳排版费用，因此设计公司没有将排版后的图书发送给我方，我方没有将排版后的书稿发给时代华畅公司，因此现在涉案图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与我方无关，并不是我方将书稿拿给时代华畅公司或者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因此我方不应当向原告支付稿酬。
时代华畅公司述称，2016年2月5日，我公司与被告签订《淘小乐成长记》系列丛书的《图书出版合作协议》，我公司严格审核了被告与原告的《图书出版合同》，确认被告有权利代表原告与我公司签订合同。同时，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知情权，在该书提交给湖北教育出版社正式三审三校、申请书号前，我公司通知原告，需要原告提供一份著作权人亲笔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详细写明了原告全权授权被告代表著作权人本人来签订一切关于《淘小乐成长记》系列图书的出版事宜。我公司经审核无误后，按合同约定时间于2016年6月出版了上述系列图书共4册。根据我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图书出版合作协议》，此次诉讼被告拖欠原告稿费一事，应由被告承担所有责任。理由如下：1、根据协议第1条和第5条约定，被告应该承担原告的所有稿费；2、根据协议第11条约定，被告与我公司可以分开各自印刷，被告在印前觉得销售可能不会好，或无钱印刷，是被告自己公司的原因，与我方及作者无关；3、被告枉称，排版文件被告没有，我方的排版文件是排版公司给的，我方确认，依据协议第11条约定和实际情况，排版文件是被告交给我方的，我方与被告合作的图书，都是严格按照协议操作的；4、在与被告签订协议出版图书时，我方作为湖北教育出版社的控股子公司，属于国有企业，所有协议需经过专业人员严格审核，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拖欠作者稿费的事，反观被告，据我所知就欠了陈娟及另一作者的稿费，还欠了排版公司稿费，被告拖欠外地作者稿费，主观恶意明显，性质十分恶劣。此外，我方认为被告无权解除合同，我方与被告签订协议的有效期为五年，被告没有印刷图书是由被告自身原因造成的，被告没有履行协议也不能主张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应该继续履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6月26日，陈娟（甲方）与海溢社公司（乙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为促进出版业的发展，繁荣图书市场，双方本着诚信、合作、双赢的原则，就图书1.《网瘾远离我》2.《老师我最棒》3.《向拖延症说再见》4.《学会感恩很重要》丛书名：《淘小乐成长记》（以下简称作品），合作出版达成如下协议：一、作品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2）甲方保证拥有上述作品的著作权；（4）合作出版的图书，甲方拥有所有图书的相关版权及著作权；（5）乙方图书版权使用期限五年；（6）丛书文字量16-20万字，丛书分4本，每本4-5万字，每册定价另议；二、图书的印制、发行和结算（2）作品出版1至3个月，乙方向甲方交付4%的版税（版税计算方式：作品定价(首印数量(4%），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全部交稿后，乙方向甲方交付2000元预付款；（3）作品出版后乙方赠与甲方10套图书；等等。
2016年2月5日，海溢社公司（甲方）与时代华畅公司（乙方）签订《图书出版合作协议》，约定：图书作品名称及基本信息：《淘小乐成长记》系列四本书名：（暂定）《学会感恩很重要》《向拖拉说再见》《网瘾远离我》《爸妈我最棒》；1.甲方授权乙方在中国大陆（授权出版发行范围）以中文（文种）独家出版、代理出版或与第三方合作出版上述作品（图书类型）的权利；出版的图书选题由双方共同参与策划，甲方负责选题的具体策划、组稿，提供达到齐、清、定标准的稿件以及排版和装帧设计，乙方负责把握选题的内容导向，具体流程：初稿完成后，甲方先行负责排版，排版完成后负责校对三次，做一审二审，而后由乙方负责三审，责任编辑由乙方指定，乙方负责选题上报和申领书号、条码、CIP、付印等相关手续；5.合作出版的图书，甲方负责出片前的所有费用，包含有稿费、排版设计、图片费以及作者相关的活动出场费等；11.双方合作出版的图书，如印刷时间及用纸质量不能统一，也可分开各自印刷，甲方提供最终排版出片文件给乙方，相关印制费用各自承担，乙方无需给甲方任何费用；12.双方合作出版的每种图书，乙方负责全国新华书店、民营批发店、当当网、京东网、卓越网、淘宝天猫等渠道的发行，甲方负责乙方渠道以外地方的发行；本协议自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5年；等等。
2016年4月30日，陈娟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拟交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淘小乐成长记》（共4册，简称作品）系陈娟著，本人保证该作品不侵犯他人著作权；现将该作品的出版事宜授权给北京市海溢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全权办理；同意委托北京市海溢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代表本人的意志与意思的真实表达，与出版社签订作品出版的有关合约，并同意受上述合约中约定的所有权利、义务的约束；等等。
2016年6月，《淘小乐和他的小伙伴》系列图书出版，该套图书共包括四本，书名分别为《爸爸妈妈不在家》、《进击的淘小乐》、《拖拉大王胡小帅》、《洋女孩“肉丝”教我的事》。版次为2016年6月第1版、印次为2016年8月第2次印刷的上述四本书的封面均显示“陈娟著”，版权页均显示“陈娟著”、“出版发行长江出版传媒湖北教育出版社”、“定价14.8元”，书号分别为：ISBN978-7-5564-1053-8、ISBN978-7-5564-1054-5、ISBN978-7-5564-1051-4、ISBN978-7-5564-1052-1。陈娟与海溢社公司均认可上述系列图书即为双方通过《图书出版合同》所合作出版的《淘小乐成长记》丛书。
时代华畅公司表示，其依据与海溢社公司所签订的《图书出版合作协议》第11条的约定，自行委托印刷了涉案系列图书，2016年6月第1次印刷五千套，因印刷装订原因，每个单本多印出几本，4本书合计入库20023册，2016年8月第2次印刷一千套，4本书合计入库四千册。
庭审中，陈娟主张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首印版税和第二次印刷稿酬共计21680元的计算依据为：涉案丛书共有四册，每册的定价为14.8元，按照《图书出版合同》约定，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所以其主张按照每本书五千册计算首次印刷版税，合同另约定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因此其按照每本书五千册主张第二次印刷版税，综上，其按照两次印刷每本书共一万册主张版税；按照合同所约定的作品定价(首印数量(4%的版税计算方式，得出两次印刷版税共计23680元，减去海溢社公司已经支付的2000元预付款，本案诉讼主张海溢社公司支付21680元。
针对陈娟提出的稿酬计算方式，海溢社公司抗辩称，《图书出版合同》第二条第（2）款所约定的“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和“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中的“五千册”均是指五千本，而不是五千套，陈娟按照五千套的数量来计算第一次和第二次印刷的版税不正确。合同约定的是首次印刷，一套四册书总的印刷数量不能少于五千本，等于说每一册书的印刷数量不能低于1250本；再加印的话，按照一套四本书共五千册即五千本的版税去结账。按照涉案书籍的实际印刷数量来看，虽然首次印刷，一共印了五千套的书，一套四本每一本都印了五千多一点的册数，但是加印的数量，确是仅有一千套，也即一套四本中每本都仅印了一千册。所以如果按照陈娟理解的五千册是五千套的话，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本案的四本虽然是一套，但每本书都是单独有书号。按照行业惯例，如果是一套书有若干本，会委托印刷多少套，则相当于是每本书都印刷多少本（册），因为每本书可以分开销售，所以实际统计销售量时，也是按照单本的销售情况去统计。
对于海溢社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陈娟表示：1、《图书出版合同》第二条约定：首次印刷不低于五千册，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作品出版后乙方赠与甲方10套图书。从该文义的表达方式看：双方对单本图书使用的是“册”，而四本图书是作为一“套”。因此上述合同约定的“五千”是指该“套”丛书中“每一本书”的印数，而且正如海溢社公司自认，四本书均有独立书号，“册”当然指的是每本独立书籍印刷的“册”。合同中明确约定版税的计算方式为“作品定价(首印数量(4%”，合同是针对整套书签订的，每本书都有单独的书号，都是单独定价，所以版税的计算方式中的“作品定价”和“首印数量”均是对单本书的版税计算方式的定义。因此合同中“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均指的是单本首次印数不低于五千册，单本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故而，对于首印版税的计算，实际印数为五千套，合同也约定了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我方主张按照每本书五千册计算首印版税；对于加印版税计算方式，我方认为应按照合同约定，“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所以加印的实际印数，与版税的结算方式无关，只要进行了加印，无论印刷数量的多少，都应该按照单本五千册结账，这是合同的约定，风险应由海溢社公司自行承担。2、《图书出版合同》前言记载：“就图书1.《网瘾远离我》2.《老师我最棒》3.《向拖延症说再见》4.《学会感恩很重要》丛书名：《淘小乐成长记》（以下简称作品），合作出版达成如下协议”。该段描述其实就是“就图书1.《网瘾远离我》合作出版达成如下协议；就图书2.《老师我最棒》合作出版达成如下协议；就图书3.《向拖延症说再见》合作出版达成如下协议；就图书4.《学会感恩很重要》合作出版达成如下协议”的省略表达。该表达对四本图书特别一一的予以列明，而不是笼统的说《淘小乐成长记》丛书，证明该四本书虽然是作为一个系列，但是独立成篇，均是独立的“册”，因此印刷数量中“册”是指每一本的数量，而不是一套书的总量。3、从交易习惯上看，海溢社公司策划出版一本图书，不但要支出购买书号、书稿的费用，而且还会经过校对、排版、印刷等环节的费用支出，如果一套图书四本书、四个书号共计印刷五千册，海溢社公司的收入将明显不抵支出，而且丛书中每一本书的印数不一，显然不合常理。4、从支付稿费的常理判断，海溢社公司在购买书稿、图书出版前，会支付作者部分稿酬，该稿酬的比例一般会在应付全部稿酬的20%左右。假如如海溢社公司所述，首次印刷的五千册是该套丛书共计4本书第1次印刷的总量的话，陈娟获得的稿酬将不足3000元。假如这样，在陈娟仅交付了书稿的情况下，就几乎获得了全部的稿酬。书籍能否出版，能否获利的风险将全部由海溢社公司承担，显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海溢社公司，其是不会如此操作的。5、如果合同约定的五千册为整套书的数量，可能会导致单本的印数数量不均，以及单本数量印数的不确定性，这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而且该四本书系一套书，根据常理及交易习惯，套书是整体印刷，单本数量一致，不存在单本印数不确定的情况。
对于海溢社公司的抗辩意见，时代华畅公司表示：陈娟与海溢社公司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第二条第（2）款所约定的“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和“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的“五千册”应当是指4个单本各五千册，也就是五千套，而不是4个单本之和为五千册。理由如下：1、依据国家出版法规，图书出版必须是单书单号，一个书号为一个成品（内容有连贯性的上中下册除外），所以所有合同中必须约定的是单册，单册单定价，在实际销售策略当中，各销售单位可以自主组套销售。2、《图书出版合同》第一条第（6）款明确约定，丛书文字量16-20万字，丛书（套）分4本（应是“册”），每本4-5万字，每册定价另议。该约定说明陈娟与海溢社公司双方已经明确了其合同是以4本（册）为基础按丛书（套）来签订的协议，套为主体，而不是以一本一本来单独签订协议。海溢社公司与时代华畅公司签订的《图书出版合作协议》第一行就明确了：图书作品名称及基本信息：《淘小乐成长记》系列四本。此“系列”即是销售中所称的“套”，此处主体也是套。陈娟向时代华畅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此委托书是时代华畅公司通知海溢社公司，海溢社公司向陈娟索要的）明确写明“拟交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淘小乐成长记》（共4册，简称作品）系陈娟著”，也是以套的名义来写的，主体还是套。3、结合《图书出版合作协议》第12条约定，“双方合作出版的每种图书，乙方负责全国新华书店、民营批发店、当当网、京东网、卓越网、淘宝天猫等渠道的发行”。从国内实际出版发行情况来说，原创少儿类图书，时代华畅公司的发行渠道非常健全，首发（首印）单本都不会低于五千册，单本低于五千册的图书，时代华畅公司肯定不会出版，各出版社及像时代华畅公司这样的出版公司，下面客户近100来家，如果仅印1250本书，一家客户连半件（30本）书都不到，时代华畅公司连运费都不够，这还不算海溢社公司印的书在其自己的渠道发行的数量。
庭审中，时代华畅公司申请证人冯某出庭作证，欲证明海溢社公司早已从排版公司将陈娟涉案图书的排版文件取走，所以排版公司才一直向海溢社公司索要排版费。冯某到庭作证称：我出庭主要想证明涉案图书的排版费用和排版文件问题。海溢社公司委托我所在的北京朝瑞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对陈娟的图书进行排版，费用没有结算；海溢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雄伟在2016年五一左右从我方处通过优盘将陈娟图书的排版文件取走，取走时我本人在场。对于上述证人证言，陈娟表示，合同具有相对性，排版问题是海溢社公司与时代华畅公司约定，与本案稿费无关，从证人当某的陈述只能说明，海溢社公司为了涉案图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海溢社公司主张“无印刷”不成立，因此海溢社公司应当支付陈娟出版图书的稿费；对于证人所说的拷文件的情形及证人的身份陈娟无从考证。海溢社公司表示，证人所在的排版公司确实是海溢社公司委托排版陈娟书稿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张雄伟在时代华畅公司见过证人，但是并不清楚该排版公司的名字和证人的名字；张雄伟没有去排版公司拷过涉案图书的排版文件，海溢社公司都是用邮件进行文件传输；该排版公司是时代华畅公司介绍的，海溢社公司将陈娟的稿件给了时代华畅公司，由时代华畅公司直接将稿件给了排版公司进行排版，海溢社公司对此知情；排版公司没有将最终排版完的稿件给海溢社公司。
上述事实，有陈娟提交的《淘小乐和他的小伙伴》系列丛书四本（书名分别为《爸爸妈妈不在家》、《进击的淘小乐》、《拖拉大王胡小帅》、《洋女孩“肉丝”教我的事》）、《图书出版合同》，海溢社公司提交的《图书出版合作协议》，时代华畅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图书出版合同》系陈娟与海溢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图书出版合同》就陈娟与海溢社公司合作出版陈娟所著的《淘小乐成长记》系列图书进行了约定，依照合同第二条第（2）款关于版税支付的约定，作品出版1至3个月，海溢社公司应当向陈娟支付相应版税。涉案《淘小乐成长记》（正式出版名称为《淘小乐和他的小伙伴》）系列图书已于2016年6月出版，合同所约定的版税支付条件已经成就，海溢社公司应当向陈娟支付相应版税，而海溢社公司至今仍未履行支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对于海溢社公司所称的其没有取得经设计公司最终排版完成的稿件，涉案图书不是由其印刷，而是由时代华畅公司自行印刷，故其不应当支付版税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海溢社公司为履行涉案与陈娟的《图书出版合同》，另与时代华畅公司签订《图书出版合作协议》，最终使涉案图书得以出版，《图书出版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海溢社公司负责组稿，提供达到齐、清、定标准的稿件以及排版和装帧设计，海溢社公司与时代华畅公司可以分开各自印刷，海溢社公司提供最终排版出片文件给时代华畅公司。现海溢社公司认可其向时代华畅公司提供过陈娟的稿件，涉案图书实际由时代华畅公司委托印刷亦符合该两方的合同约定，因此，涉案图书的出版印刷亦是海溢社公司履行《图书出版合同》中对陈娟所负的图书出版印制义务的一部分。至于排版出片文件的交付问题，是海溢社公司与时代华畅公司之间内部合同约定及履行的问题，与陈娟和海溢社公司之间的《图书出版合同》无关，更不能成为海溢社公司不向陈娟支付版税的理由。综上，对海溢社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支付版税的具体数额，《图书出版合同》第二条第（2）款已作出具体约定，现本案中陈娟与海溢社公司对该条款中“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有不同理解，陈娟认为应理解为“一套四本书中每一单本的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每一单本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海溢社公司认为应理解为“一套四本书的首次印刷总计不能低于五千册、每加印一次按四本书总计五千册结账”，时代华畅公司同意陈娟的理解。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具体到本案中，本院赞同上述陈娟的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图书出版合同》是陈娟与海溢社公司就一套共四本书所达成的合作协议，合同第一条第（6）款约定：“丛书文字量16-20万字，丛书分4本，每本4-5万字，每册定价另议”，四本书均为单本单独书号单独定价，在这个前提下去理解第二条第（2）款，“作品出版1至3个月，乙方向甲方交付4%的版税（版税计算方式：作品定价(首印数量(4%），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由于单本书单独定价，则“作品定价(首印数量(4%”中的“作品定价”是单本书的定价，相应的“首印数量”也是单本书的首印数量，所以紧接着所约定的“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也自然是对“单本书”首次印刷数量和加印结算的约定。
第二，如果将“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理解为“一套四本书的首次印刷总计不能低于五千册”，则将导致四本书每一本的印刷册数约定不明的结果，并不能当然的理解为海溢社公司所提出的每一本书平均印刷1250本，而且，如果将“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理解为“每加印一次按四本书总计五千册结账”，如果每本书的印刷册数不明，且如果每本书的最终定价也不同，则将导致关于加印图书的稿酬处于更加不明确的状态。因此，将“五千册”理解为“一套四本书总计五千册”并不合理。
第三，海溢社公司自称，“按照行业惯例，如果是一套书有若干本，会委托印刷多少套，则相当于是每本书都印刷多少本（册），因为每本书可以分开销售，所以实际统计销售量时，也是按照单本的销售情况去统计。”那么，按照上述所称，实际委托印刷时，应当是明确清楚共印刷多少套，或每个单本印刷多少册，因此在代理公司与作者签订的出版合同中，约定的印刷册数也应当是明确具体的，故此，将“五千册”理解为“每一单本均为五千册”约定更加清晰，也更加符合海溢社公司所称的行业惯例。
综上，《图书出版合同》第二条第（2）款所约定的“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应理解为“一套四本书中每一单本的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每一单本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而且陈娟、海溢社公司及时代华畅公司均认可涉案图书每一单本实际的首印数量超过五千册。因此，按照合同关于“首次印刷不能低于五千册”的约定，以及图书的实际首印数量，陈娟以每一单本五千册来主张首印版税，有事实依据，理应予以支持；另合同约定“每加印一次按五千册结账”，现涉案图书已经第二次印刷，故陈娟以每一单本五千册来主张第二次印刷的版税，亦有事实依据，应予以支持。因此，海溢社公司应向陈娟支付的首印版税和第二次印刷版税共计23680元，减去海溢社公司已经支付的2000元，海溢社公司另应支付21680元，故对于陈娟要求海溢社公司支付首印版税和第二次印刷版税合计2168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现陈娟主张解除其与海溢社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海溢社公司当某表示同意解除，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并认定以海溢社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图书出版合同》的时间即2017年12月12日作为《图书出版合同》的解除时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陈娟与被告北京市海溢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解除；
二、被告北京市海溢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娟首印版税和第二次印刷版税合计
2168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1元，由北京市海溢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代理审判员 路 聪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马瑀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