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7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香玲，女，1951年9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虹，女，1981年2月23日出生。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靖，北京市泽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车站西街2号院12号楼。
法定代表人：霍存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智毅，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良，北京浩天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郝子龙，男，1955年6月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轶，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香玲、温虹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铁公司）、原审第三人郝子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8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香玲、温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温香玲、温虹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京铁公司与郝子龙恶意串通损害了温香玲、温虹的利益，所以温香玲与京铁公司签订的《丰台区丰台镇北大地四里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书》）应属无效。
京铁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温香玲、温虹的上诉请求。
郝子龙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温香玲、温虹的上诉请求。
温香玲、温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温香玲与京铁公司于2001年8月16日所签订的《安置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温香玲与温虹系母女关系。温香玲与郝子龙于2006年8月16日登记结婚，双方未生育子女。
北京市丰台区×××2-4号房屋原系温香玲承租的公房。2001年，京铁公司对该房屋所在的北大地四里地区实施危改。《北大地四里危改具体政策》规定：安置对象为在危改区内有本市常住户口和正式住房，并且长期居住的居民；安置标准为：对被拆除非成套住宅房屋的居民，原住宅建筑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安置一套一居室，原住宅建筑面积超过20平方米（含20平方米）不足30平方米的，安置一套二居室，按上述标准测算，安置居民人均建筑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可以按照人均建筑面积5平方米安置；回迁北大地四里居民的购房安置原则为对被拆除的非成套住宅房屋，属安置房建筑面积未超过原建筑面积以内的部分，危改区居民应按照市政府公布的房改成本价购买，即1560元/平方米，并可享受规定的优惠政策；属安置房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但未超过人均15平方米（含）以内的部分，危改区居民应按照房改成本价购买，即1560元/平方米，不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属安置房建筑面积超过人均15平方米的部分，危改区居民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购买，即3630元/平方米（待批）；购房款原则上一次性付清，并享受20%的优惠，有特殊困难的可以分两次付款，不享受优惠。对在危改屋内有本市常住户口、本人及其配偶、子女在危改区内无正式住房，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单独立户，并且本人在危改区外别无正式住房的居民，可以按照每户建筑面积20平方米，每平方米按经济适用住房均价3300元补助，回迁可购买一套一居室，按经济适用房价格3630/平方米购买。
2001年8月12日，有温香玲签名的《北大地四里旧房回收凭证》记载：1、承租人（房主）姓名温香玲。2、地址：×××2-4。3、房屋情况：正式房1.5间，自盖房3间；上述房屋全部腾空并已交付拆除单位。4、如再出现未腾空房屋，此凭证作废，同时所签订的安置协议无效，其后果自负。交房人：温香玲。收房人：程兴胜（北京铁路分局住宅工程部公章）
2001年8月16日，落款处有京铁公司（甲方）公章和温香玲（乙方）签名的《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在危改区范围内×××2-4号居住非成套正式住宅房屋一间半，使用面积21.8平方米，建筑面积28.99平方米；乙方同意购买回迁安置房，放弃其他安置补偿方式，乙方应安置人口为四人，分别是：本人55，之夫45，之女20，裴大友78；甲方安置乙方丰台区北大地四里小区3号楼1010号（以下简称文体路1010号房屋）三居室一套。
2003年10月27日，温香玲向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交纳购房款257269.86元，同日，郝子龙与小区物业公司签署了文体路1010号房屋的入住合约、安全责任书、住户装修施工管理协议，并与物业公司办理了入住交接手续，交纳了装修押金，2003年11月2日，郝子龙与装修公司签订了对文体路1010号房屋装修合同，装修结束后，郝子龙向装修公司支付装修款8000元并于2003年12月15日与物业公司进行了文体路1010号房屋的装修验收工作。
2004年3月10日，落款处有北京铁路分局（售房单位、甲方）与温香玲（购房人、乙方）签名的《北京铁路分局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向乙方出售文体路1010号房屋，该房屋销售面积为116.31平方米，乙方实付房价款为257269.86元，一次性缴纳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维修基金5398.54元。
2010年7月9日，文体路1010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下发，所有权人登记为温香玲。
2014年1月22日，温香玲与其女儿温虹在北京市精诚公证处办理了赠与合同的公证手续，约定温香玲自愿将×××1010号房屋全部无偿赠与温虹个人所有，温虹表示同意接受。
2014年2月24日，×××1010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温虹。
2016年11月17日，郝子龙起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丰台法院），请求：1．确认温香玲、温虹于2014年1月13日签署的赠与合同无效；2．判令将文体路1010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由“温虹”变更回“温香玲”。
该案审理过程中，丰台法院依法到北京京铁大方物业管理中心北京房地产经纪分中心查阅调取了×××1010号房屋的拆迁档案，该拆迁档案中保存数份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登记表，其中一份登记表中户主姓名为温香玲，家庭在册人员有温虹与郝子龙，郝子龙的个人信息为：性别男，出生年月日1955年5月5日，年龄45，民族汉，与户主关系之夫，工作单位及职务市城建四公司，备注户口在河南。该档案中另有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疃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郝子龙无房的证明、郝子龙的第一代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郝耀兵、郝耀宗的房产证复印件。
该案另查明，文体路1010号房屋的售房计价单载明家庭人口为4人，购房款系依据《北大地四里危改具体政策》以4人的标准进行计算。
该案经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争议焦点在于郝子龙对文体路1010号房屋是否享有利益。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拆迁协议中被安置人共有四人，双方对其中的“之夫”是否为郝子龙存在争议。根据拆迁档案中的分户登记表，郝子龙系以温香玲之夫的名义予以登记，且年龄与安置协议中的“之夫”一致，法院认定拆迁协议中的“之夫”系郝子龙。温香玲、温虹称郝子龙是受温香玲委托办理的拆迁手续，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售房计价单系按照家庭人口4人计算的房价，考虑了郝子龙的因素，虽然该房屋登记在温香玲名下，但实质上郝子龙对×××1010号房屋享有利益。温香玲将文体路1010号房屋擅自无偿赠与给温虹，侵犯了郝子龙的利益，该赠与合同应为无效。郝子龙主张将文体路1010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由温虹并更回温香玲，不属该案受理范围，法院不予处理。
丰台法院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2016）京0106民初25854号民事判决书：一、温香玲、温虹就北京市丰台区×××1010号房屋于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二、驳回郝子龙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一审庭审中，温香玲、温虹主张拆迁时温香玲与郝子龙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在拆迁过程中郝子龙利用帮助温香玲办理拆迁手续的便利，伪造与温香玲的夫妻关系，将自己列在被安置人口中，温香玲对此并不知情。温香玲称其本人与京铁公司曾经签订过回迁安置协议，其因拆迁获得的文体路1010号房屋系其自行签订的回迁安置协议获得，但温香玲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自行签订的回迁安置协议。
京铁公司认为温香玲所述不合常理，温香玲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将签订拆迁合同等一系列与温香玲有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交付给一个普通朋友处理，因此，温香玲与郝子龙并非普通朋友关系。如果温香玲陈述是事实，刚开始拆迁委托郝子龙协商、签订一些文件，郝子龙利用机会将自己列入安置对象中温香玲不知情，那么在温香玲知道自己已经被安置了三居室并且入住之后，温香玲就不可能不知道包含郝子龙安置的部分，因为当时的拆迁政策是人所共知的公开政策，基于当时温香玲及其母亲裴大友承租的住房，只能安置一套两居室，温香玲对此明知。所以如果本案存在欺诈不是郝子龙对温香玲的欺诈，而是温香玲与郝子龙共同对京铁公司进行欺诈。京铁公司另主张该公司安置郝子龙并非基于郝子龙与温香玲所谓的夫妻关系，而是基于郝子龙有自建房。在调取的拆迁档案中，并没有温香玲与郝子龙的婚姻档案材料，而是有郝子龙的北京市常驻户口证明、危改区外无住房的证明。该公司对郝子龙安置时对北京市2000年19号文作了一定的变通，该变通也是基于郝子龙在本市有常住户口，在危改区内、外均无正式住房，实际居住在危改区内的实际情况而给予其安置。拆迁过程中，郝子龙并未欺诈胁迫该公司，郝子龙提供的材料真实，至于郝子龙是否完全符合拆迁安置政策，与郝子龙是否利用欺诈手段与该公司签署回迁安置协议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退一步，假设郝子龙不完全符合拆迁安置条件，该公司对郝子龙安置也属于对拆迁政策的具体掌握和理解，亦不存在欺诈的情形。
郝子龙主张其与温香玲自1994年开始同居生活，2001年6月温香玲与其共同协商与京铁公司达成回迁安置协议，温香玲在拆迁范围内只有1.5间公房，其本人有3间自建房，按照拆迁政策，其可以货币补偿或者获得一个一居室，但是考虑与温香玲要结婚，所以合并与温香玲一起要求安置了一套三居室。签订拆迁协议时温香玲携带着房本、身份证等相关证件与其一起到场，温香玲认为自己的字不好看，便让其在回迁安置拆迁协议上签了字，温香玲对回迁安置的情况完全知晓并同意，不存在欺诈的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温香玲、温虹主张郝子龙伪造与温香玲的夫妻关系，以欺诈的方式获得拆迁利益，损害了国家利益，郝子龙代理其与京铁公司签订的回迁安置协议应属无效。
对此问题，法院认为，根据温香玲提交的证据表明，北大地四里拆迁时，温香玲为离异状态，而在拆迁分户登记表中郝子龙作为温香玲之夫被列入家庭在册人员一栏，在回迁安置协议中应安置人口包括温香玲本人、之夫、之女及裴某，温香玲据此主张郝子龙对其隐瞒了将自己列入被安置对象的情况，构成欺诈，但根据温香玲购房时×××1010号房屋的售房计价单载明的内容可知温香玲购买文体路1010号房屋的购房款系依据4人的标准进行计算的，而回迁安置协议中被安置的人口包括郝子龙共计4人，因此，温香玲即便在回迁协议签订之初不知道被安置人口包括郝子龙，那么在其购买回迁房屋时也是应当知晓的，据此，法院认为温香玲主张其不知安置利益包括郝子龙的陈述不能成立，其主张郝子龙对其进行欺诈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法院不予认定；根据在案证据及三方当事人的陈述可知，郝子龙在与京铁公司签订回迁安置协议时并未向京铁公司提交其与温香玲存在婚姻关系的虚假证明材料，京铁公司亦认可该公司对郝子龙的补偿安置并非基于郝子龙与温香玲的婚姻关系，因此，温香玲、温虹主张郝子龙伪造与温香玲的婚姻关系对京铁公司进行欺诈，骗取拆迁利益的事实亦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温虹、温香玲主张合同无效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亦不符合合同法52条规定的情形，故对其请求确认温香玲、京铁公司之间回迁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7年12月18日判决：驳回温香玲、温虹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温香玲、温虹主张《安置协议书》无效，理由是郝子龙与京铁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所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京铁公司与郝子龙是否存在恶意串通。
郝子龙认可《安置协议书》上温香玲系其代签，但主张代签经过了温香玲的同意。首先，温香玲并未提供安置文体路1010号房屋的其他协议，没有理由认为无协议就进行了安置，应找出客观上存在的协议由谁签订，目前可查的也就是郝子龙主张代签的《安置协议》。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结合郝子龙与温香玲于2006年登记结婚一事，郝子龙与温香玲在结婚之前存在亲密关系符合常理，所以，郝子龙经温香玲的同意代签《安置协议》具有合理性。事实上温香玲也认可由郝子龙帮忙办理拆迁手续，所以在两人存在亲密关系且温香玲也不否认郝子龙帮忙办理拆迁手续时，没有理由认为郝子龙代签协议违背了温香玲的意志。其次，彼时的拆迁政策是公开透明的，温香玲对于按照拆迁政策获得何种安置应是知晓的，且售房计价单也载明依据四人的标准计算，温香玲在购买房屋缴纳房款时对四人的情况也应是知晓的，那多出一人是谁，很难认定是京铁公司为温香玲凭空增加，而这增加出来的一人应与温香玲有关，正好与郝子龙代签的协议中的约定互相印证。综上，结合温香玲与郝子龙的关系及《安置协议》签订、履行的过程，足以认定郝子龙代签行为经过温香玲的认可，将郝子龙作为安置人口之一在《安置协议书》列明不违背温香玲的意志。
房屋安置多年，温香玲将房屋赠与温虹被法院否定后，再行主张彼时的《安置协议书》无效，其实质是为了否定郝子龙应享有拆迁利益。郝子龙应否享受拆迁利益，系拆迁部门根据彼时的拆迁政策予以确定。而本案仅审查《安置协议书》的效力，温香玲、温虹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是恶意串通。根据上述分析，没有发现郝子龙与京铁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郝子龙代温香玲在《安置协议书》上签字违背了温香玲的意志，据此，温香玲、温虹主张恶意串通导致无效不成立，温香玲与京铁公司签订的《安置协议书》不应为无效。
综上所述，温香玲、温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温香玲、温虹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文军
审 判 员 蒋春燕
审 判 员 王艳芳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高 磊
书 记 员 杨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