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辽0211行初15号
原告徐敏，女，1973年9月28日生，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告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组织机构代码K0806460-2，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
法定代表人李力，系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步频，女，系该分局公职律师。
委托代理人单辉，男，系该分局泡崖派出所民警，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
原告徐敏不服被告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原告于2016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同年3月15日，本院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同年8月2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本案的审理期限。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敏本人及被告的两位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大公（甘）行罚决字[2015]第2345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认定，“2015年9月7日11时许，在大连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内，徐敏扬言要扛着大旗去找ＸＸＸ总理；2015年9月10日9时30分许，徐敏在大连市中山区国际会议中心警戒线处进行上访，被执勤民警当场拦截。”该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㈠项之规定，给予徐敏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原告诉称：2015年9月10日，原告听说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有专门的信访接待人员接待并给解决问题，于是到国际会议中心去看看是否有接待。上午9时，原告到达会议中心，并在门岗处进行了严格的安检，身上未携带威胁他人安全的物品。9时20分到达酒店侧门，看到有警察把守，就站在警戒线一米开外处询问是否有人接待上访。随后有两位领导接待了原告，并让原告将材料交给他。之后，有人把原告接到了泡崖子派出所，警号215543的警察先是给原告拿出一份口头警告的处罚书，说对原告是口头警告。11点左右，所长董辉让原告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不到会议中心和北京上访。警号205158的警察说原告是拿着公安局的错威胁公安局。在上述过程中，原告没有任何违法和过激之处，被告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㈠项为由，作出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罚决定是错误的，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的大公（甘）行罚决字[2015]第2345号行政处罚决定，判令被告依国家规定标准赔偿原告被拘留期间损失和承担原告医疗费231.56元。
原告在庭审过程中补充一点意见：对于原告上访事件，“一开始是对我口头警告，后来变成了拘留，我认为被告存在一事二罚”。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两份证据：
1、大公（甘）行罚决字[2015]第23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辽宁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4张（复印件）。
被告辩称：2015年9月7日11时许，原告在大连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内，扬言要在达沃斯会议期间扛着大旗去找ＸＸＸ总理；2015年9月10日9时30分许（达沃斯会议期间），原告在大连市中山区国际会议中心警戒线外进行上访，被执勤民警当场拦截。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情况说明、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2015年9月10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㈠项之规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具备法定职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合理，程序合法，量罚适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就一事二罚问题补充一点答辩意见：通过现有证据，看不出被告作出了一个口头警告的行政处罚。并且一事二罚是针对一个违法行为不能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处罚，并不意味着其他处罚不能适用。
被告于2016年3月29日向本院提供了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一、职权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
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三、认定事实的证据
1、原告的询问笔录；
2、大连市公安局信访办情况说明；
3、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泡崖街道派出所情况说明；
4、违法嫌疑人身份证明、电话查询记录；
5、视频资料。
四、程序方面的证据
1、受案登记表；
2、公安行政案件行政处罚审批表；
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4、行政处罚决定书；
5、执行回执。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的证据1、被告的程序证据1至4和全部事实证据，与本案有关，内容真实，形式和来源合法，具有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2，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定，被告又不与认可，不具有证据效力，不予采信。被告的程序证据5，与本案中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审查无关，不予采信。
依据当事人陈述和以上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5年9月7日，原告到大连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接待窗口上访。上访过程中，原告扬言：“9月9日ＸＸＸ就来了，我在想我是扛着炸药包见他呢，还是扛着大旗见他呢，我正在琢磨这个事儿……”2015年9月10日，原告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会场警戒线处上访，被执勤民警当场拦截。同日，被告受理了原告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治安案件。被告经过调查，收集了证据（见其提供的认定事实的证据）。被告对原告作了处罚前告知。原告拒绝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被告的两位民警在该笔录上签字证明。同日，经负责人批准，被告作出了大公（甘）行罚决字[2015]第2345号行政处罚决定。同日，被告向原告宣告了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拒绝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附卷联上签字，被告的两位民警及见证人在该联上签字证明。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提出了前述诉求。
本院认为：第一，被诉行政行为具备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原告在大连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扬言要扛着炸药包或大旗去见ＸＸＸ总理，随后于达沃斯会议期间到达沃斯会场地区上访，虚构事实扰乱了公共场所的秩序，被告作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县级公安机关，根据上述规定，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第二，被诉行政处罚行为证据确凿充分。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证明了原告于2015年9月6日扬言要扛着炸药包或大旗去见ＸＸＸ总理，也证明了原告随后于2015年9月10日到达沃斯会场警戒线处上访的事实，且该两件事实具有前后连贯性。另外，被告询问原告的笔录显示，原告也认可自己在2015年9月10日去过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上访，且认可其知道“今天有许多领导在这里开会”。再结合徐敏的身份证明和电话查询记录等，原告的行为构成了“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是确凿充分的。第三，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信访条例》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会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者聚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㈠项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告先是扬言要扛着炸药包或大旗去见ＸＸＸ总理，而后违反《信访条例》的规定，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达沃斯会场外警戒线处上访，两件事情具有前后连贯性，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同时，鉴于原告未实施其扬言的行为，未冲击会场，只是在警戒线处上访，原告的违法行为属于情节较轻。被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㈠项的规定，按照情节较轻的量罚幅度，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诉称的“行政处罚错误”的主张，无依据，不应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被诉行政行为涉嫌“一事二罚”一节，被告当庭补充的答辩意见正确，原告的主张不应采纳。第四，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被告经过受案、调查取证、身份信息查询、负责人批准、处罚前告知后，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并依法送达。这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处罚程序的规定。综上所述，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姜 群
代理审判员 高 杰
人民陪审员 于淑环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文郁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