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一法张民一初字第760号
原告：罗霞，女，1982年5月9日出生，汉族，原住四川省泸县，现住中山市，系廖某甲的妻子。
原告：廖仲友，男，194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系廖某甲的父亲。
原告：廖某乙，女，2004年3月5日出生，汉族，原住重庆市云阳县，现住中山市，系廖某甲的女儿。
法定代理人：罗霞，本案原告之一，系廖某乙的母亲。
上列原告委托代理人：洛向荣，广东华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传永，男，197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原住广东省廉江市，现住中山市。
被告：黎同珍，女，196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现住中山市。
上列被告委托代理人：谭顺宁、张锦山，分别系广东邦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
原告罗霞、廖仲友、廖某乙诉被告林传永、黎同珍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周逵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霞（兼原告廖某乙的法定代理人）及三原告委托代理人洛向荣，两被告委托代理人谭顺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霞、廖仲友、廖某乙诉称：2014年2月，罗霞同其丈夫廖某甲到中山市南朗镇南联针织厂（以下简称南联针织厂）做工。同年4月23日，罗霞和廖某甲辞工并向林传永要求结算工资。林传永不给结算，借故到月底结算。后来廖某甲又反复要了多次，林传永就是推脱。到了2014年6月，廖某甲又找林传永结算工资，林传永答应6月5日给结算。到了当日，林传永没给结算，将结算日推到8日，后又推到9日，后又推说10日给。同年6月10日11时许，廖某甲打电话给林传永，林说下午给。当日下午17时，林传永打电话让廖某甲去南联针织厂。廖某甲到厂后，没能拿到拖欠的工资。绝望之余，廖某甲从南联针织厂厂房楼上跳下自杀身亡。原告认为：被告故意拖欠罗霞及其丈夫廖某甲的工资，廖某甲多次讨要不成，夫妻二人没工作无生活来源，又要抚养老人、小孩，生活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特别是林传永6月10日17时许打电话让廖某甲去结算工资，廖某甲满怀希望地到被告工厂，而结果还是骗局。可见，廖某甲此时生存希望破灭，遂绝望而离去。两被告对廖某甲的死存在重大的过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规定，相关损失如下：死亡赔偿金604534.2元（30226.71元／年×20年）、丧葬费27842元、抚养费190369.55元（22396.35元／年×8年×0.5＋22396.35元／年×9年×0.5）、医疗费6518.2元，以上合计829263.9元。原告诉求两被告按总额50%赔偿，即赔偿414631.9元。为此，请求判令：1.两被告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414631.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罗霞、廖仲友、廖某乙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村委会证明2份和公安部门证明1份；2.死亡医学证明1份；3.医疗费收据5份；4.收款收据2份；5.证明及辞工书各1份；6.结婚证1份。
被告林传永、黎同珍辩称：1.廖某甲的死亡与两被告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两被告没有侵犯廖某甲的生命权，对廖某甲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2.原告主张的赔偿计算标准数额有误，即使涉及到赔偿问题，计算的标准应当以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10542.84元的标准计算，丧葬费应当按中山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240元每月计算，抚养费应当按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9795.6元／年的标准计算；3.事发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除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的补偿款以外的补偿款25400元。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林传永、黎同珍对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收据3张；2.协议书1份。
经审理查明：原告罗霞、廖仲友、廖某乙分别系廖某甲的妻子、父亲和女儿。黎同珍系个体户南联针织厂的经营者，林传永系黎同珍的丈夫。2014年2月，罗霞与其丈夫廖某甲到南联针织厂工作。同年4月13日，罗霞、廖某甲两人提出辞职，但实际工作至同年4月23日才离职。离职时，南联针织厂拖欠罗霞、廖某甲2014年4月工资4600元。罗霞、廖某甲离职后，于2014年4月25日开始到中山市南朗镇迪源针织厂工作直到同年6月6日。廖某甲离开南联针织厂后，分别于2014年5月31日、同年6月5日、同年6月9日打电话给林传永，要求南联针织厂发放拖欠的工资，南联针织厂均没有向廖某甲夫妇支付。2014年6月10日10时许，廖某甲再次致电林传永，林传永叫他当日下午过去领取工资。当天下午廖某甲赶到南联针织厂去领工资时，没能领到工资。当日17时许，林传永打电话给廖某甲，要求廖某甲次日再过去领取。廖某甲失望之下，于当天18时许从南联针织厂跳楼自杀。后经人报120，中山市南朗医院医生赶到现场，将廖某甲送往中山市人民医院抢救，廖某甲经抢救无效于2014年6月10日20时30分死亡。中山市南朗医院医生在运送过程中，从廖某甲的左边裤袋里找到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我和我婆辞工了，南联针织厂老板总是拖欠工资，还说不补房租、夜肖（宵）费。3月份工资一直拖到5月6号才给，我打电话给他，他今天说明天，明天又说后天。4月份工资一直到6月10号才给，今天又说没有，我从1号就打电话给他，他也说没有，还要过两天，我过了两天又打电话给，还是说没有，一直拖到今天，还说这样不补，那样也不补。现在他又说要明天。11号11号，才有。这样打工真没意思！！”
另查明：廖某甲2004年10月2日在中山市南朗镇邮政储蓄点办理邮政储蓄存折。中山市南朗镇迪源针织厂出具证明，称廖某甲和罗霞于2013年4月入职该厂，同年12月该厂放假，后廖某甲和罗霞在2014年4月25日至同年6月6日期间又到该厂上班。因廖某甲身故，林传永已向罗霞支付相关款项25400元。廖仲友为农村居民，有儿子三人：大儿子廖某甲，二儿子廖庆兵（已故），三儿子廖庆丰，无女儿。
诉讼中，依原告罗霞的申请，本院向中山市南朗镇公安分局榄边派出所调取了廖某甲死亡一案的相关询问笔录和事发后中山市南朗医院医生在廖某甲身上找到的纸条1张。双方均对上述材料进了质证。另，双方当事人要求法院给予一个月时间给双方进行调解，后调解未成功。
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本案廖某甲死亡的原因为自己跳楼所致，与南联针织厂欠薪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南联针织厂在廖某甲辞工后，没有及时支付劳动报酬，且该厂经营者的丈夫林传永在承诺支付工资当天（2014年6月10日）突然变卦，让廖某甲失望之极，从而萌发轻生念头，是廖某甲轻生的一个诱因。考虑到廖某甲死亡原因为自己想不开跳楼而死，南联针织厂的经营者黎同珍和其丈夫林传永的行为对廖某甲的死亡只是一个诱因，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黎同珍、林传永对廖某甲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对原告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标准问题。从相关证据来看，廖某甲死亡前，廖某甲和罗霞已连续在中山市居住工作一年以上，且有稳定的收入，原告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适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上一年度即广东省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由于廖某乙随父母在中山生活，其应享受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宜适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标准计算。因原告方未举证证实廖某乙连续在中山市居住工作一年以上的证据，其应享受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宜适用农村居民年生活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罗霞、廖仲友、廖某乙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适用广东省2012年度的统计数据计算，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确认，本院确定廖某甲的死亡给罗霞、廖仲友、廖某乙造成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738199.8元［（30226.71元／年×20年）＋（22396.35元／年×8年÷2）＋（9795.6元／年×9年÷2）］，依司法解释的规定，被抚养人廖仲友、廖某乙的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之列；2.丧葬费27842元（55684元／年×0.5年）；3.医疗费6518.2元。以上合计772560元。黎同珍、林传永对此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77256元，扣除已支付的25400元，为51856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黎同珍、林传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罗霞、廖仲友、廖某乙支付赔偿款51856元；
二、驳回原告罗霞、廖仲友、廖某乙超出51856元部分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20元，减半收取3760元（三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罗霞、廖仲友、廖某乙负担3290元，由被告黎同珍、林传永负担470元（被告黎同珍、林传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 逵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何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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