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71行终6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增城市兴利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沈锦荣，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天军，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许志忠，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水鹏，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贺从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罗思源，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田百龙，该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国良，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女，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铜梁县。
委托代理人：游江南，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增城市兴利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张金梅不服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行初字第2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兴利公司成立日期1996年8月15日，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主体状态已开业，主营项目纺织业，股东胡顺宜、沈锦荣。第三人张金梅是原告员工，原告发放给第三人工作证，该证记载张金梅职务搬运工，入厂日期2013年3月2日。2015年5月10日13时50分左右，第三人张金梅在原告仓库搬卸布料时，被上面的布匹掉落砸到受伤。事故发生后，原告派车将第三人送往广东省水电二局医院治疗，后转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经治疗诊断为：颈椎外伤性椎间盘突出并颈脊髓受压；FrankleD级；腰4／5椎间盘突出并硬膜囊受压。2015年5月26日，第三人向被告增城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增城区人社局于同月27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增人社工伤举字（2015）25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原告如果认为第三人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就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并告知原告在收到通知后6日内举证。2015年6月1日，原告向被告增城区人社局提交《关于张金梅申请工伤一案的举证及情况说明》，以第三人不是原告员工，其与第三人为承揽（承包）关系为由提出异议，并列举证据说明工资表没有第三人名单；搬运费月结单及现金证明单等证据证明原告将搬运费通过银行形式划到第三人张金梅的帐户名下；银行转账汇款单证明第三人受伤就医期间向原告借款20000元作医疗之用。2015年5月25日、6月5日，被告增城区人社局分别对原告员工龚宗洋、傅宗传、张灿辉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上述员工均证明第三人在原告仓库搬卸布料时布匹掉落砸到受伤，其中，龚宗洋、傅宗传陈述掉落的布匹打到张金梅的颈椎那里。鉴于第三人的伤情复杂，被告增城区人社局向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关联性鉴定。2015年7月20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穗劳鉴（2015）047649号《伤情与病情关联性技术意见》，技术意见为：张金梅于2015年5月10日在搬布过程中被布打倒受伤，经医院诊断为“颈椎外伤性椎间盘突出并颈脊髓受压，腰4／5椎间盘突出并硬膜囊受压”。阅颈椎MR所示“颈3／4椎间盘局限性向后突出，脊膜囊前缘受压，同层面脊髓受压，脊髓内可见斑片状信号影，T2呈高信号”，结合外伤史，以上影像学改变与创伤有相关。阅腰推MR示“L4／5、L5／Sl椎间盘T2WI信号减低，椎间隙变窄”，××变，与急性创伤无关。张金梅“1、颈椎外伤性椎间盘突出并颈脊髓受压；2、FrankleD级”的诊断意见，与其2015年5月10日搬货时被布料砸伤的伤情存在关联性。“腰4／5椎间盘突出并硬膜囊受压”的诊断意见，与其2015年5月10日搬货时被布料砸伤的伤情不存在关联性。2015年7月22日，被告增城区人社局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5）00658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张金梅“1、颈椎外伤性椎间盘突出并颈脊髓受压；2、FrankleD级”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认定为工伤。张金梅“腰4／5椎间盘突出并硬膜囊受压”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应当认定为工伤以及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规定，认定为非工伤。原告对认定结论不服，向被告增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书》。2015年11月20日，被告增城区政府作出增府行复（2015）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增城区人社局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5）00658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支持其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2005年5月25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原告兴利公司与第三人张金梅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根据原告发放给第三人的工作证，第三人张金梅是原告的搬运工，入厂日期2013年3月2日，依上述规定，原告兴利公司与第三人张金梅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其与第三人为承揽（承包）关系，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第三人张金梅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被布匹掉落砸伤。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1、颈椎外伤性椎间盘突出并颈脊髓受压；2、FrankleD级；3、腰4／5椎间盘突出并硬膜囊受压。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穗劳鉴（2015）047649号《伤情与病情关联性技术意见》，张金梅“1、颈椎外伤性椎间盘突出并颈脊髓受压；2、FrankleD级”的诊断意见，与其2015年5月10日搬货时被布料砸伤的伤情存在关联性。腰4／5椎间盘突出并硬膜囊受压”的诊断意见，与其2015年5月10日搬货时被布料砸伤的伤情不存在关联性。被告增城区人社局依据鉴定意见认定第三人张金梅的“1、颈椎外伤性椎间盘突出并颈脊髓受压；2、FrankleD级”为工伤；“腰4／5椎间盘突出并硬膜囊受压”为非工伤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增城区人社局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5）006586号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增城区政府维持被告增城区人社局对张金梅的工伤认定决定正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兴利公司请求撤销被告增城区人社局对张金梅的工伤认定决定和被告增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增城市兴利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增城市兴利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并未建立劳动关系，原审第三人属承揽上诉人搬运业务的承揽人，原审第三人张金梅与上诉人建立的是雇佣关系，不能适用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来处理二者的纠纷。其一，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可以看出，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并不固定为上诉人一家工厂提供搬运服务，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和丈夫李志同时还为德骏公司提供搬运服务，如果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属于上诉人公司员工，不可能让其同时为其它单位提供搬运服务的。其二，从上诉人提供的《搬运费申请书》、《2015年4月搬运费》及其它支付搬运费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审第三人张金梅是以“客户”的形式来确认的，并不是以上诉人员工的身份与上诉人建立法律关系。其三，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平时并不在上诉人公司吃住，只有需要原审第三人张金梅搬运东西时，才由仓管通知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及李志过来，从通话清单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二、假设原审第三人张金梅与上诉人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受伤也不属于因工受伤，理由：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在搬布时，被上面二米高的布打倒受伤，但是，原审第三人张金梅经医院诊断“颈椎外伤性椎间盘突出并颈脊髓受压”，××应该是由于原审第三人张金梅的自身健康长期形成的慢性疾病，并不是单纯由受伤引起的，并不是因工作原因导致其受伤，亦并不属于工伤。故请求：1、依法撤销（2015）穗增法行初字第252号《行政判决书》；2、依法撤销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5）00658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及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增府行复（2015）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认定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受伤不属于工伤；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张金梅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且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增城市兴利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向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发放的工作证，根据上述规定可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上诉人提出的证据并不能否认其与原审第三人张金梅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与原审第三人张金梅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张金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其调查，以及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穗劳鉴（2015）047649号《伤情与病情关联性技术意见》，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和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做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规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张金梅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诉人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增城市兴利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琳
审 判 员 彭铁文
代理审判员 林 彦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潘烨怡
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