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昔民初字第230号
原告李爱林，男，汉族，1970年5月3日生，昔阳县人。
委托代理人郭宏剑，男，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文娟，女，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
住所地：山西省昔阳县制药厂下城街北路**号。
诉讼代表人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秦英杰，男，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赵路明，男，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清算组副组长。
委托代理人肖润生,男，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清算组成员。
原告李爱林诉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爱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宏剑、刘文娟，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的委托代理人赵路明、肖润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爱林诉称，1986年我被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招收为临时工，1988年9月经山西省医药总公司批准，昔阳县劳动局审核批准，我被改招为被告单位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同时于1989年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被告再未与我续签劳动合同，而实际继续让我从事同样的工作一直至被告方停产。2010年被告因经营不善，申请破产，我知情后便与被告交涉，被告经与劳动部门咨询。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应按企业破产职工进行安置，并于2010年3月22日，将我以职工身份写入《破产职工安置补充方案》，上报于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此后，我一直等待被告对我的安置，直至2014年1月份，我到被告处咨询对我的安置情况时，被告人员对我的答复是我不属于安置人员，我于2014年5月8日申请昔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我与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申请，2014年5月9日，昔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以我的申请事项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我对该仲裁不服，被告在上报《破产职工安置方案》后，对于我不在安置范围内的情况未能及时书面通知我，我在2014年1月20日询问此事时，才得知我被分离出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我的主张权利日为劳动争议发生日，故我提出劳动仲裁并未超出仲裁时效，故向贵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应享受破产企业职工同等待遇。
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辩称，1、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在录用农民合同制工人时，未经当时的主管部门山西省医药总公司的批准；2、根据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国家相关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没有续签劳动合同，劳动即告终止；3、原告并未被纳入破产安置职工名册；4、宣告破产时，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5、1998年8月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全体职工下岗，并分三批办理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告并不在再就业服务中心名册中；6、被告并未确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也未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7、原告的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不能认定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且原告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的诉求是否超过了仲裁时效。
原告就其主张举证、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原告李爱林1986年至1992年、1995年的部分工资单（复印件），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昔阳县人民政府《关于转发省计委、劳动局“关于对昔阳县清理和解决计划外用工实施方案的批复”的通知》及省计委、省劳动局《关于对昔阳县清理和解决计划外用工实施方案的批复》，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3、1988年9月14日山西省医药总公司《关于对昔阳制药厂等单位清理和解决计划外用工问题的批复》，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4、1988年12月25日昔阳县计划委员会与昔阳县劳动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同意将制药厂等六单位202名计划外用工改招为合同制工人的通知》，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5、昔阳县劳动局关于全民所有制单位计划外临时工改为合同制工人审批表案卷花名目录，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6、全民所有制单位计划外临时工改为合同制工人审批表，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7、原、被告《劳动合同书》一份，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8、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法院（2009）昔民破字第1-11号民事裁定书，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9、2010年1月13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上报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职工安置方案遗留问题的申请报告》，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0、2010年3月13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关于上报<企业破产职工安置（补充）的方案>的报告》，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1、2010年3月22日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报<昔阳制药厂破产职工安置补充方案>的报告》及附件《昔阳制药厂破产职工安置（补充）方案》，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2、2010年8月17日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农民工遗留问题的申请报告》（晋药集人函【2010】24号），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3、2010年10月15日制药厂上报山西省医药集团公司《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农民合同制遗留问题请示》，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4、2014年3月5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上报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部分合同工用工情况说明》及附件，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5、2014年3月17日山西省医药集团公司《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原农民合同制工人遗留问题的请示》，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6、《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原农民合同制工人有关问题的答复》，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7、2014年5月公示的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职工清算费用公布表，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8、全民单位计划外临时工、亦工亦农人数及人员花名表，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9、赵翠喜、王计棠全民所有制单位计划外临时工改为合同制工人审批表，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0、1996年3月20日山西省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录用通知书（李建梅档案），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1、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第一期发放资金情况公告，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2、2014年5月9日昔阳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昔劳仲字（2014）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的上述证据，能否证明其诉讼主张，本院将在评判中综合考虑分析。
被告就其辩称向本院举证、原告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2010年10月15日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农民合同制遗留问题的请示，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2010年8月17日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农民工遗留问题的申请报告》（晋药集人函【2010】24号），原告表示该证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应以原告所举内容为准，经核对，该份证据与原告所举内容一致，故视为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3、2010年3月22日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报<昔阳制药厂破产职工安置补充方案>的报告》（晋药集改【2010】6号）及2010年3月13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关于上报<企业破产职工安置（补充）的方案>的报告》（复印件），原告对晋药集改【2010】6号文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企业破产职工安置（补充）方案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未提供原件，对其内容不予确认；
4、山西省人社厅《<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农民合同工遗留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10】463号），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5、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原农民合同制工人遗留问题的请示》（晋药集人函【2014】7号），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6、2014年4月24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管理人《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原农民合同制工人上访问题的答复》，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7、1976年4月3日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关于给制药厂等单位招收一百六十名亦工亦农生产工人的通知》（昔革生字【1976】019号文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8、农民合同制调资审批表（王成文样表），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9、原告方工资突出问题调资审批表，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0、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在职职工1995年等年代全员放假生活费发放花名表（影印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1、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在职职工1986年至2010年社会养老金缴纳花名表，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2、《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安置职工花名册》，被告拟证明原告不在破产安置范围，原告对此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3、昔阳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所证明及《制药厂欠缴养老保险费申报明细表》一份，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4、2014年5月9日昔阳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仲裁通知书，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证据能否足以印证被告的辩解主张，本院在评判中予以综合分析。
基于上述认证，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如下：
原告李爱林于1986年8月进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当工人，经昔阳县劳动局批准，与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1989年1月1日至1990年1月1日，合同到期后，制药厂未与其续签劳动合同，但1990年至1992年、1995年期间被告仍使用原告为其提供劳动，并为其支付劳动报酬。1995年因制药厂彻底停产，被告以放假的名义将原告遣散回家，并发放生活费至1996年，原、被告均记不清停发生活费的具体月份，但双方均认可的是1997年全年及以后，被告未向原告发放过任何生活费、也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但却为破产安置在册职工发放了生活费，也缴纳了养老保险费。2010年1月，原告开始上访，2010年3月13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向山西省医药集团请示，申请将原告列入破产补充安置方案，山西省医药集团于2010年3月22日将该方案向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告，并于2010年8月27日向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告农民工遗留问题，2010年10月15日向山西省医药集团报告山西省昔阳农民合同制遗留问题，制药厂与山西省医药公司均承认未与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手续，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0年9月27日复函称，按照《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合同即终止。本院于2010年11月30日根据被告的破产申请作出（2009）昔民破字第1-1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2014年1月5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对破产情况予以公告，原告知情后向山西省信访局上访，2014年3月5日，制药厂将包含原告在内的农民工遗留问题情况向山西省医药集团进行说明，山西省医药集团于2014年3月17日申请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农民合同制工人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裁决，2014年4月24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对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农民合同制工人的情况向山西省信访局进行答复。2014年5月8日，原告向昔阳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4年5月9日，昔阳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不予受理。
本院认为，原告于1986年8月进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当工人，经昔阳县劳动局批准，与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1989年1月1日至1990年1月1日，合同到期后，制药厂未与其续签劳动合同。1991年至1995年间制药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仍按照原合同各自履行权利义务，按照国务院于1991年7月25日发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应即终止，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续订，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合同届满后，原告继续在被告处上班，被告继续为其安排工作岗位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同意继续签订劳动合同，虽然被告未按照规定与原告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并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立，1995年因制药厂彻底停产，被告以放假的名义将原告遣散回家，尽管未予发放生活费和交纳养老保险金，但至今未向原告下达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应承担不利后果，双方的劳动合同应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在企业被宣告破产时才予终止。2010年3月13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向山西省医药集团请示，申请将原告列入破产补充安置方案的行为构成对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的确认。2014年1月5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对破产情况予以公告，原告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原告知情后向山西省信访局上访，并与2014年5月8日向昔阳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综上，应当确认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尽管原告当庭增加了确认原告享受破产企业职工同等待遇的诉讼请求，但该增加的请求部分尚未经过仲裁前置，故本院不予审查。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李爱林自1986年8月起至2010年11月30日止与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存在劳动关系。
二、其它之诉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保全
审判员 霍淑芳
审判员 王 勋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