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汴民终字第4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甲
法定代理人罗某乙
委托代理人孙新，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封市儿童医院。
法定代表人黄蔚茹
委托代理人范之敏、崔海杰，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封市肿瘤医院
法定代表人贾文杰
委托代理人陈建伟，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天行，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罗某甲因与被上诉人开封市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儿童医院）、开封市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1年6月3日，罗某甲因“阵发性腹疼”到儿童医院就诊，经诊断为：1、肠套叠；2、肠重复畸形。并于同日下午5时10分进行“肠套叠复位术＋肠切除肠吻合术”手术。手术中，主治医生发现罗某甲回盲部有一肿块大小约为3×4㎝，见回盲部肠壁仍有一圆形囊性肿物，大小约为3×3㎝，便切除回盲部肠管连同肿物长约10㎝及肿大淋巴结，建议罗某甲到肿瘤医院病检。受儿童医院委托，肿瘤医院对罗某甲病理号为2001＊＊6号回盲部位检验后作出：镜下检验：“淋巴结结构存在间质内水肿，肠壁肿块为增生的淋巴组织，并见肌组织，肌组织间淋巴细胞增生”，病理诊断：“（肠管）符合套叠、伴肠重复及肠细膜淋巴结增生”。根据肿瘤医院的病理报告，儿童医院于2001年6月13日为罗某甲办理了出院手续。
2001年7月27日，罗某甲再次入住儿童医院，经初步诊断为：1、粘连性肠梗阻；2、肠系膜肿瘤；3、小肠套叠。并于当日进行“肠粘连松解术＋肿瘤活检”手术。手术中，发现有大小肿瘤共16处，术中请示主任医师得到指示，肿物多发、弥漫，送病理确定肿物性质，后切除肠系膜上一较小肿瘤送病检。该病理送检到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做病检，经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号为2011＊＊8号切片，结论为：“复查市肿瘤医院病理切片为2001＊＊6及本院病理切片，镜下见肠黏膜结果破坏，可见少量残留黏膜腺体，主要有大量增生的淋巴细胞样瘤细胞弥漫性分布，背景主要为小淋巴细胞及细胞样淋巴细胞。附气：（肠）黏膜相关淋巴瘤，建议免疫组化进一步分类”。2001年8月3日，罗某甲的父亲罗某乙到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部对病理号为2＊＊＊3的病检内容为：“开封一院2011＊＊8，结合光镜HE本例诊断为：（小肠）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2001年8月8日，罗某甲到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做病理检验号为20＊＊0的病检报告，内容为：回盲部肿块，开封肿瘤医院2001＊＊6，病理报告为：“镜下：（回盲部）黏膜滤泡增生，黏膜，肌层及浆膜层见大量弥漫淋巴样细胞浸润，细胞中等大小伴坏死，可见核分裂向，结合开封一院2011＊＊8切片二者HE形态基本一致（符合B细胞性淋巴瘤）。”
2002年11月12日，罗某甲起诉儿童医院、肿瘤医院至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肿瘤医院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失费等费用，儿童医院负连带赔偿责任。在审理过程中，2003年3月6日，罗某甲认为肿瘤医院、儿童医院的诊疗行为已经构成医疗事故，故向法院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申请对罗某甲“肠套叠”手术及“弥漫性慢性大B细胞淋巴瘤”病理诊断与儿童医院、肿瘤医院的诊疗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2003年6月27日，开封市医学会受理该鉴定申请，2003年7月10日作出开封市医学会开封医鉴（2003）＊＊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该鉴定书认为：“市儿童医院和市肿瘤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儿疾病的发生发展无因果关系，不构成医疗事故。”罗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罗某乙不服该鉴定结论，于2003年8月12日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书。2004年8月28日，儿童医院认为该鉴定程序上、实体上没有违反科学、违反法律之处，且罗某甲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鉴定存在什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鉴定工作的规定和证据规则的规定，罗某甲重新申请鉴定不应当获得准许，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罗某甲重新鉴定的申请。2005年6月3日，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鼓民初字第2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罗某甲对开封市儿童医院、开封市肿瘤医院的诉讼请求。罗某甲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05年11月29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汴民终字第88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02）鼓民初字第21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新审理。2009年3月16日，罗某甲向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之后，罗某甲之父罗某乙多次上访反映罗某甲被市肿瘤医院误诊的问题，为此，开封市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信访人罗某乙，2009年后半年至今多次来市上访反映其子罗某甲被市肿瘤医院误诊问题。该信访事项曾经法院判决，后信访人撤诉，市信访局曾于2011年7月12日安排专人接待，由鼓楼法院协调处理。期间市信访局也曾将此信访事项转市卫生局处理，因市肿瘤医院不属市卫生局监管单位，后将此信访事项转市总工会处理，市总工会根据《信访条例》之规定不予受理，建议信访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问题。开封市群众来访接待中心2013年3月12日。”
另查明，2002年11月25日，肿瘤医院对罗某甲2001＊＊6号病理切片于2002年11月25日申请河南省肿瘤医院病理会诊，检查结果为：“回盲部淋巴结炎，小肠淋巴组织增生；2002年12月3日申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病理诊断，诊断为：开封市肿瘤医院2001＊＊6（回盲部）肠黏膜慢性炎体淋巴组织增生，淋巴结反应性增生；2002年12月3日申请北京肿瘤医院病理会诊，病理诊断为：开封市肿瘤医院2001＊＊6号淋巴结一枚，慢性炎；大肠壁组织，慢性炎，伴淋巴滤泡增生；2002年12月9日申请复旦大学在肿瘤医院会诊，会诊号为：02-7＊＊4号，会诊意见为：膈系膜淋巴结，初步意见考虑为良性病变，切片质量差，建议重切片。另见肠黏膜组织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涧淋巴细胞增生。”对于以上肿瘤医院的四份会诊报告，因罗某甲持有2001年8月8日复旦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对罗某甲回盲部肿块开封肿瘤医院2001＊＊6号已作病理报告，故罗某甲对肿瘤医院提供的以上四份报告的结果并不认可。后罗某甲发现肿瘤医院提供的2002年12月9日复旦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的会诊号为：02-7＊＊4号，病理切片号为2001＊＊6号会诊结果与其2001年8月8日会诊结果不一致，又于2003年12月24日，重新申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会诊，意见为：“本院会诊02-7＊＊4，所阅切片为肠系膜淋巴结，切片号为1366×2诊断意见是原病理报告（即2001年12月9日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病理报告），2＊＊＊0（切片号1＊＊6）所阅切片及免疫酶体其切片为回盲部肿块，诊断意见是原病理报告（即2001年8月8日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病理报告），二者送检部位不一致。”后罗某甲与儿童医院、肿瘤医院多次协商未果，罗某甲之父罗某乙向开封市卫生局多次反映此事，2013年3月12日，开封市卫生局作出汴卫信（2013）11号文件，对罗某乙反映问题作出答复意见，内容为：“罗某乙，关于你于2012年到我局反映因肿瘤医院疏忽大意，对你孩子罗某甲病理诊断结果有误，延误了治疗，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的问题，经我局调查，现答复如下：经查，你与市肿瘤医院医疗纠纷前期已经通过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并已有判决结果。根据你提供的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出具的证明，市卫生局也派遣有关人员赴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对其提供的‘二者送检部位不一致证明’的真实性进行了核实，该医院亦出具了相关证明。”证明内容为：“河南省开封卫生局：经核查，贵局提供的患者罗某甲，在我院2003年12月24日，病理会诊报告系原件，报告内容真实有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务部。2012年12月19日。”
2013年12月26日，罗某甲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至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开封市儿童医院、开封市肿瘤医院共同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255476.24元。经多次进行调解无果。在罗某甲住院期间，由其父母护理。
以上事实有医疗票据、检查单、交通费票据、住宿费票据、询问笔录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因该纠纷所涉行为发生在2001年，根据当时有关法律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儿童医院作为罗某甲的接诊医院，理应对罗某甲的病情有着全面、准确的了解。在肿瘤医院为罗某甲的病理作出了检验结论后，儿童医院未加认真分析，在未全面结合原罗某甲病情做深入检验的基础上，仅以其诊断的“肠套叠”及肿瘤医院的病检“（肠管）符合套叠、伴肠重复及肠系膜淋巴结增生”的结论，为其做相关治疗，未能及时发现罗某甲患有“大B细胞性淋巴瘤”，贻误罗某甲病情，对罗某甲的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肿瘤医院是否应对罗某甲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肿瘤医院罗某甲的切片2001＊＊6号病理进行了检验，结论为：“（肠管）符合套叠、伴肠重复及肠系膜淋巴结增生”，而就该切片，罗某甲分别到开封市一院、复旦大学医学部肿瘤医院做病理检验，结论为：“符合B细胞性淋巴瘤”。肿瘤医院作为医疗服务行业，其应持有与平常人不一样的严谨和审慎，对于罗某甲病情应具有预见和防止的义务。本案中，肿瘤医院不能充分证明其在对罗某甲的诊疗行为中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故对罗某甲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情况，酌定儿童医院对罗某甲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肿瘤医院对罗某甲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罗某甲自身承担10%的损失。罗某甲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102656.74元。罗某甲主张医疗费102656.74元，有票据加以证明，予以支持。（2）护理费20280。根据2014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98.03元／人计算为61.36元／天，罗某甲住院179天，根据罗某甲病情，需两人护理。罗某甲主张护理费2028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5370元。罗某甲住院179天，每天按30元／人，共计5370。罗某甲主张10620元，过高部分不予支持。（4）营养费1790元。罗某甲主张5310元，过高部分不予支持。（5）住宿费4306元。有票据加以证明，予以支持。（6）交通费9710.50元。交通费有票据加以证明，予以支持。以上1-6项共计144113.24元，由儿童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72056.62元，肿瘤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57645.29元，下余损失由罗某甲自行负担。关于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根据本案案情，酌定予以支持20000元较为适宜，由儿童医院、肿瘤医院分别承担10000元。综上，儿童医院承担82056.62元，肿瘤医院应承担67645.29元。关于肿瘤医院辩称罗某甲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罗某甲的父亲罗某乙多次向开封市信访局反映此事，根据法律规定，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该辩称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儿童医院赔偿罗某甲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82056.62元。二、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肿瘤医院赔偿罗某甲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67645.29元。三、驳回罗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30元，由罗某甲承担630元，开封市儿童医院承担2500元、开封市肿瘤医院承担2000元（罗某甲已先行垫付，待儿童医院、肿瘤医院履行本判决时一并付给罗某甲）。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罗某甲上诉称：1、肿瘤医院提供的所谓“外地会诊意见”是其自行送检的结果，是虚假证据，原审法院未确认。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始终拒绝提供病理检验委托书，对于送检目的无法判别，进而无法进一步确认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的过错程度。医疗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医疗机构应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儿童医院、肿瘤医院不能全面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依法应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90%的责任。2、原审判决应支持罗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判决仅认定了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对于在外地看病、治疗原审判决认定了其真实性，也确认了差旅费，却不考虑三人的伙食费，有失偏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仅认定住院期间的营养费，且按每天10元计算，明显与罗某甲的病情、病例记载不相适应。原审判决支持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3、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儿童医院、肿瘤医院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承担按份责任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儿童医院答辩称：1、本案中，儿童医院是否有医疗过错，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罗某甲已申请开封市医学会鉴定，开封市医学会作出（2003）＊＊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结论为市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儿疾病的发生发展无因果关系，不构成医疗事故。鉴定中，对于双方提供的所有切片，都进行了分析论证，该鉴定程序合法，资质合法，结论正确，原审判决在没有否定开封医学会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认为儿童医院存在过错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证据支持。2、原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不合理，原审医疗费发票有其治疗自身疾病的部分，这一部分费用即使儿童医院有过错，也应该有患者自身承担。3、护理费过高，需要两人护理没有法律规定和证据证明，按照规定应由一个人护理。4、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符合法律规定。交通费和住宿费过高，患者应证明实际发生的数额和治疗疾病的真实性来确定。5、精神抚慰金儿童医院不应承担，患者没有伤残鉴定结论，因此不应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6、关于连带责任的问题，儿童医院本身就不应该承担责任更谈不上连带责任。
肿瘤医院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肿瘤医院当时是否有医疗差错，已经过开封市医学会（2003）第＊＊8号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为肿瘤医院没有过错。该鉴定是应罗某甲的申请经法院依法委托进行的，该鉴定结论有效，应依法得到确认。肿瘤医院先后到河南省肿瘤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复旦大学肿瘤医院进行病理切片会诊，四家医疗机构会诊结果均支持肿瘤医院病理结果。肿瘤医院无医疗过失、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要求肿瘤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肿瘤医院并没有对罗某甲进行诊治，双方并未建立医患关系，当时是因为肿瘤医院和儿童医院有合作关系，是儿童医院出具检验材料，肿瘤医院给儿童医院出具病理检验的专项报告，我们是给儿童医院提供诊疗服务，本案应该由和罗某甲建立医患关系的医院承担责任。3、关于损失赔偿范围、数额、精神损害抚慰金、连带责任等问题，肿瘤医院同儿童医院的答辩观点。
儿童医院上诉称：本案中，儿童医院是否有医疗过错，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罗某甲已申请开封市医学会鉴定，开封市医学会作出（2003）＊＊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结论为市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儿疾病的发生发展无因果关系，不构成医疗事故。鉴定中，对于双方提供的所有切片，都进行了分析论证，该鉴定程序合法，资质合法，结论正确，原审判决在没有否定开封医学会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认为儿童医院存在过错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证据支持。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平公正判决。
罗某甲答辩称：原审判决儿童医院承担赔偿责任事实清楚，儿童医院应该承担罗某甲的各项损失。罗某甲在2001年6月3日到儿童医院就诊，当时儿童医院确诊是肠套叠，在没有对病情进一步确诊情况下，就草率手术切除回盲部，以至于误诊给罗某甲造成了伤害，虽然儿童医院声称其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本案是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就因果关系和不存在过错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儿童医院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不存在医疗过错，所以，儿童医院应该承担责任。原审判决儿童医院承担责任正确。
肿瘤医院答辩称：原则上同意儿童医院的上诉理由。但肿瘤医院是根据儿童医院的申请进行的病检，进而出具病理检验专项报告，肿瘤医院仅是儿童医院单项委托的受托人，肿瘤医院没有与罗某甲建立医患关系，肿瘤医院所做的病检报告从病理角度和我国的其他医疗机构得出相同结论，肿瘤医院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
肿瘤医院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肿瘤医院承担40%的责任没有依据。本案已于2005年6月3日经鼓楼区人民法院（2002）鼓民初字第219号判决驳回罗某甲的诉讼请求，主要依据是罗某甲向法院申请的开封市医学会作出（2003）＊＊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市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儿疾病的发生发展无因果关系，不构成医疗事故”。本判决在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司法或医疗鉴定的情况下，判决肿瘤医院承担责任违背客观、公正原则。2、肿瘤医院先后到河南省肿瘤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复旦大学肿瘤医院进行病理切片会诊，四家医疗结构会诊结果均支持肿瘤医院病理结果。而罗某甲分别到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做病理检验，结果虽与肿瘤医院诊断有出入，但并不能证明肿瘤医院结果有误。肿瘤医院无医疗过失、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罗某甲答辩称：肿瘤医院在对切片做病检时得出错误结论，儿童医院未进行认真分析，共同造成罗某甲误诊。肿瘤医院应承担赔偿责任。肿瘤医院先后到河南省肿瘤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复旦大学肿瘤医院进行会诊，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北京肿瘤医院的结果都是在2012年12月3日作出结果，明显不正常，结论也不合法。在复旦大学肿瘤医院会诊是用不带有肿瘤的切片蜡块，其结论后经罗某甲的家属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再次求证和卫生局的报告均显示开封市肿瘤医院提供的检材和原来的送检部位不一致。肿瘤医院主张不承担责任理由不能成立，请法院不予支持。
儿童医院答辩称：1、基本同意肿瘤医院的上诉意见和理由。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在本案中均无过错，均不应当承担责任。原审判决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承担责任无证据支持。2、侵权责任法已经对医疗过错纠纷的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变更，儿童医院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儿童医院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虽然开封市医学会作出的（2003）＊＊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市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儿疾病的发生发展无因果关系，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儿童医院作为豫东地区唯一的集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三级儿童专科医院，在对罗某甲的诊疗过程中，对肿瘤医院作出的检验结论未加认真分析，在未结合罗某甲病情做全面深入检验的基础上，仅以其诊断的“肠套叠”及肿瘤医院的病检“（肠管）符合套叠、伴肠重复及肠系膜淋巴结增生”的结论，为其做相关治疗，未能及时发现罗某甲患有“大B细胞性淋巴瘤”，贻误罗某甲病情。儿童医院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对罗某甲的损害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儿童医院的过错程度酌定儿童医院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儿童医院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肿瘤医院对罗某甲的切片进行病理检验并收取罗某甲检查费，双方之间建立医患关系，肿瘤医院上诉主张其与罗某甲之间不存在医患关系，仅是为儿童医院服务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罗某甲的病理切片所做病检结论为：“复查市肿瘤医院病理切片为2001＊＊6及本院病理切片，镜下见肠黏膜结果破坏，可见少量残留黏膜腺体，主要有大量增生的淋巴细胞样瘤细胞弥漫性分布，背景主要为小淋巴细胞及细胞样淋巴细胞。附气：（肠）黏膜相关淋巴瘤，建议免疫组化进一步分类”。2001年8月8日罗某甲将在肿瘤医院进行病理检验的2001＊＊6切片送至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进行检验，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出具病理报告为：“回盲部肿块，开封肿瘤医院2001＊＊6。镜下：（回盲部）黏膜滤泡增生，黏膜，肌层及浆膜层见大量弥漫淋巴样细胞浸润，细胞中等大小伴坏死，可见核分裂向，结合开封一院2011＊＊8切片二者HE形态基本一致（符合B细胞性淋巴瘤）。”开封肿瘤医院对罗某甲的病理切片检验的报告结果与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检验结果不一致。虽然肿瘤医院提供了河南省肿瘤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肿瘤医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行会诊的四份报告单，但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2003年12月24日为罗某甲父亲罗某乙出具的会诊意见看，开封肿瘤医院提供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会诊意见中送检切片部位与2001年8月8日罗某甲送至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部肿瘤医院进行病理检验的2001＊＊6切片不是同一部位。据此，原审认定肿瘤医院对罗某甲的病理切片检验过程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判决肿瘤医院对罗某甲的损害承担40%的责任较适宜。肿瘤医院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鉴于罗某甲自身存在疾病，所以，原审判决罗某甲自担10%的责任较适宜，罗某甲上诉要求儿童医院及肿瘤医院承担全部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在对罗某甲的诊疗过程中，不存在共同故意，亦不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所以，不构成共同侵权。罗某甲上诉请求儿童医院和肿瘤医院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罗某甲上诉主张的住院时间之外的伙食补助费，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本案中，罗某甲并未提供其必须到外地治疗且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的证据，故罗某甲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罗某甲上诉称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较低。根据罗某甲的病情及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营养费按每天10元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按20000元较适当。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87元，由上诉人罗某甲承担2145元，由上诉人开封市儿童医院承担1851元，由上诉人开封肿瘤医院承担149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薛国胜
审判员 张燕喃
审判员 李翠莲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徐家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