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刘克韬，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岑岭。
委托代理人朱锷，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婷，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晓虎。
上诉人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朗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岑岭、温韬、沈晓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2）闵民二（商）初字第1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科朗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克韬，被上诉人岑岭的委托代理人郑婷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温韬、沈晓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一）科朗曼公司的原企业名称为西格里防腐技术（武汉）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3月27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公司登记的发起人股东为德国西格里ACOTEC有限公司（SGLACOTECGmbH），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约翰.伯雷。2005年7月1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米夏.威斯。同时，董事会成员由约翰.伯雷（董事长、首席代表）、尹寿山（副董事长）、汉斯.约叔姆.布勒（董事）、古特.霍尔曼（副董事长）变更为米夏.威斯（董事长、首席代表）、岑岭（董事）、尹寿山（副董事长）、翰斯.沃那.格罗斯（董事）。
2006年7月9日，西格里防腐技术（武汉）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2008年8月7日，股东变更登记为德国陶瓷化学有限公司（KCHGROUPGmbH），米夏.威斯为德国陶瓷化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科朗曼公司登记备案的董事会成员由米夏.威斯（董事长）、翰斯.沃那.格罗斯（董事）、岑岭（董事）变更为米夏.威斯（董事长）、BirgittaHildegardVonDresky（董事）、岑岭（董事）。
2011年3月10日，科朗曼公司获得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投资者名称变更为SPManagementGmbH。2011年4月2日，科朗曼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SPManagementGmbH，法定代表人由米夏.威斯变更登记为ThomasKoch。
（二）科朗曼公司章程6.1条规定：董事会负责制定政策，并监督公司的经营，尤其应对与下述相关的事宜作出决定：（1）总经理以及经营管理机构其他成员的任免和工资待遇；（2）挑选和撤销外部审计人员；（3）制定基本政策；（4）确立与变更组织结构；（5）确立与变更经营管理机构的操作规程；（6）确定管理人员权利与义务。（7）确定生产规划；（8）制订投资计划，撤销投资；（9）确定人事安排；（10）确定福利安排；（11）确定销售和售后政策；（12）确定公司产品的售价；（13）贷款和贷款担保；（14）公司的收购以及子公司的设立、转让和解散；（15）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合并；（16）减少或增加注册资本及本章程的其他修改；（17）批准预算；（18）对公基金、职工奖金和福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划拨，以及纯利润的确定与支配；（19）年度报告、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的批准；（20）对经营管理机构的运作规范中制定的合同和协议的批准；（21）公司的终止和解散；（22）董事会认为适合决定的所有其它事项。章程6.2条规定：下列事项应由董事会一致决定：（1）本章程的修改；（2）注册资本的减少、增加或转让；（3）与其他企业的合并；（4）终止和解散。所有其他事项均应当以简单多数决定。每一位董事享有一票投票权。章程6.3条规定：若董事会投票结果赞成票与反对票票数相同，则董事长有决定的一票。章程第7.1条规定：董事会应当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董事们亲自参加的例行会议。会议应当在公司注册地或由董事会指定的中国境内或境外的其他地点召开。经至少2名董事提议，董事长可以召集董事会临时会议。章程7.2条规定：董事会有权不召开会议而通过董事会所有董事的一致书面同意作出决议。……章程7.4条规定：所有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2人。不是法定人数不得召开董事会会议。但是，如果按时召开的会议由于董事会所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能达到法定人数，则第二次会议应在未达到该法定人数的会议的1个月后召开，且第二次会议的法定人数也应为本条之规定。……章程7.7条规定：依据本章程第6.3款，就需要全体一致投票通过的事项而作出的书面决议经全体董事（或其代理董事）签字，以及就其他所有事项而作出的书面决议经不少于2位董事（或其代理董事）签字，应是合法有效的，如同它们是在适当召集和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被通过的一样。章程7.8条规定：董事可以将其任何权力委托给由其认为合适的董事组成的委员会，任何这样组成的委员会在行使委托予其的权力时，应当遵守董事为其规定的所有准则。……章程8.4条规定：总经理可以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代表公司进行对外谈判并签署有关文件、任免其属下职员、及行使董事会授予的所有职能和权限。
（三）2007年时，岑岭担任科朗曼公司总经理，温韬担任科朗曼公司的物流部总监，沈晓虎担任科朗曼公司财务总监。
由岑岭于2007年5月10日书写的“企业领导人激励方案”记载：“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KCH武汉公司）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的话，支付的薪水较低。但是基于技能与效益方面的考虑，出色领导人员的雇佣期较长也是有意义和必要的。因此，在薪水以外，我们还要实施一套奖励方案。我们现在的办公楼租赁合同短期内将到期，而且不会再延长。因此我们在上海的办公楼必须迁址。考虑到现在不动产的形势
----避免出现武汉或者现在的房东这种情况：受到牵制或者陷入大幅度提高租金的困境----
购买一处适合的不动产是有益的。为了长期紧密联系领导层工作人员，我建议由工作人员购置合适的不动产（上海广通路18号绿地蓝海），然后出租给KCH武汉公司。购置不动产所需的资金由参加该项目的工作人员筹措。作为提前融资，工作人员将从KCH武汉公司得到一笔无息贷款，最高金额为11，00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其余购房差价由工作人员自行筹措。KCH武汉公司将支付一笔较低的租金
----与当地租金相比----
年租金为120万元。贷款的期限为9年。通过提前还款的方式可以缩短期限。在还清所有贷款金额之前，租金将用贷款来结算，不提高租金，不解除租赁合同。在还清贷款之后，租赁合同转为无期限租赁合同，提前6个月通知解除合同。如调整租金，必须给KCH武汉公司6个月的准备期限，经过其批准方可”。科朗曼公司的董事长米夏.威斯（MichaelWeiss）批准了该激励方案。
2007年6月15日，科朗曼公司向上海绿地科技岛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房屋购买款240万元。嗣后，岑岭、温韬、沈晓虎与两名案外人陈晓榕、杨银才（均为科朗曼公司管理人员）共同购买了本市闵行区莘建东路58弄1号303-311室（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的房屋供科朗曼公司办公使用。
2007年6月28日，科朗曼公司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岑岭、温韬、沈晓虎及两名案外人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经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的居间服务，甲方将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莘建东路58弄1号303-311室之物业出租给乙方。签订本合同前，甲方已经告知乙方该房屋已设定抵押。该房屋的建筑面积总计524.30平方米。交房标准：甲方将该房屋钥匙交付给乙方并由甲、乙双方签署《房屋交接书》；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08年5月8日至2013年5月7日止；数额：每月181，610元。居间方一栏盖有上海中原物业代理有限公司印章。
2007年8月3日至2009年12月23日期间，科朗曼公司支付给上海中原物业代理有限公司款项8，066，747.61元。上海中原物业代理有限公司在扣除3％手续费242，002.42元后，将余款7，824，745.19元分别汇至岑岭、温韬、沈晓虎及两名案外人。2010年5月前，两名案外人退出了房屋份额，由岑岭、温韬、沈晓虎均摊。
2010年4月2日，上海中原物业代理有限公司在公安机关陈述：“科朗曼武汉公司从其公司账户转账到我公司总计8，066，747.61元，我公司扣去3％佣金，余款7，824，745.19元汇入指定账户了。……当时他们公司的温韬没有讲理由，只讲公司有资金要汇到个人账户，并要我们帮忙转账，同时要求我们提供发生所谓中介租赁业务的合同，我同意了，就以公司的名义敲了公司的章。……科朗曼武汉公司温韬要求我们的账户让他们的资金“走”一下帐，没有发生实际业务，但对方提出要我们提供一份中介租赁义务的证明，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科朗曼公司股东的破产管理人与岑岭在德国科布伦茨劳动法院经调解确认双方于2010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
2010年5月26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温韬刑事拘留。2010年6月22日，沈晓虎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取保候审。同日，岑岭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而刑事拘留。当日，岑岭在公安机关陈述：“我记得在2007年的6月或7月中，我和沈晓虎、温韬、陈晓榕、杨银才五个人合伙购买了莘建东路58弄3号303-311室办公楼，总共9套商品房，总价1，200余万元。首付款40％，计480万元，余款是以我们五个人名义向建设银行闵行支行贷款的，贷款额717万元。……是董事长米夏.威斯为了留下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贷款给我们1，100万元，福利待遇用以买房。……科朗曼（武汉）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租在浦东张江，2008年夏天将到期了，董事长考虑公司要发展，想把武汉的工厂搬到上海来，由于我们是化工行业，打算工厂搬到金山地区，办事处搬到浦西靠近地铁处来回工厂比较方便，因为上海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待遇偏低留不住人，因此我向董事长米夏.威斯提出相关待遇问题，起初董事长答应给我一笔相应的奖金，我说给我一个人留不住其他人的。接着我提出把办事处办公用房的租费，不如一次性投资贷款给高层管理人员去买下办公用房，再把办公用房返租给公司，这样能解决高层管理人员福利，又能把高层管理人员长期留住。董事长同意我的观点，董事长决定：公司用1，100万元贷款给我们五个高层管理人员买办公房，然后由公司承租，头九年不支付给我们房租。……是我和董事长俩人商量的，我有打过报告并董事长签字文件。……首付款480万元，个人和公司各支付50％，公司支付首付款240万元，余款717万元是以我们五个人向银行贷款，放贷后将余款付清的。接着公司将每月租费支付给中介公司，然后中介公司将这钱按比例汇到我们账户上，然后由我们自己还银行贷款。在这四年中介公司以支付租费的形式将房款付给我们了，公司共支出了1，000万余元……”。
2010年7月13日，温韬在公安机关陈述：“2008年5月左右公司在我们购买的莘建东路58弄1号303-311室装修，当时岑岭买的松江别墅也在这个时侯一起装修，帮公司装修的公司［上海全图装潢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图公司）］与岑岭家装修的公司是同一家公司。当时，装潢公司的王老板向我抱怨称，岑岭家装修岑岭经常不满意，还向我提起岑岭家的费用全部算在我们公司的账上（公司装修费用好像200余万元）。公司装潢的事情全由岑岭负责没有人插手的”。
在原审诉讼中，米夏.威斯于2013年3月4日出具说明，表示其知悉公司在系争房屋的装修费由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另查明，科朗曼公司在2008年12月26日开设了上海分公司，负责人为岑岭。分公司于2012年5月25日吊销，同年9月4日注销。
科朗曼公司认为岑岭、温韬、沈晓虎应连带退赔或赔偿其利用科朗曼公司资金买楼、装修、并以虚高的租金租给科朗曼公司的侵权行为给该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14，108，026.22元（2，400，000元＋6，218，590.11元＋3，011，000元＋利息2，478，436.11元）。鉴于岑岭、温韬、沈晓虎的职务侵占案件的刑事公诉书指控并未涉及以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诸项赔偿请求。故科朗曼公司现诉至法院，要求岑岭、温韬、沈晓虎连带赔偿其利用公司资金购买系争房屋办公房产、装修，并以虚高租金给公司的侵权行为给科朗曼公司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11，629，590.11元；岑岭、温韬、沈晓虎支付科朗曼公司上述金额自侵权发生之日至2013年2月底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478，436.11元（240万元自2007年7月1日起算，301.10万元自2008年11月1日起算，6，218，590.11元自2010年1月1日起算）。
岑岭在原审中辩称：1、包括岑岭等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公司资金购买系争房屋返租给公司的行为是经公司两名董事同意，即经董事会确认的，故其行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具有违法性。2、科朗曼公司起诉缺乏基本证据支持。所有金额是依据毫无法律意义的评估书，故证据不足。对科朗曼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温韬、沈晓虎在原审中的答辩意见同岑岭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最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岑岭、温韬、沈晓虎将涉案房屋出租给科朗曼公司获取租金是属于损害公司利益的自我交易还是科朗曼公司支付岑岭、温韬、沈晓虎的管理报酬。
法院对本案中的“企业领导人激励方案”内容进行了分析后认为，科朗曼公司提供1，080万元的无息贷款折抵支付给岑岭、温韬、沈晓虎九年的租金，即在九年期间五名高级管理人员每年都能获得无息贷款与有息贷款之间的利差及市场租金与设定的固定租金之间的差价。该方案确定之内容，并不是采用业绩联动型奖金、股票期权、股票报酬等业绩联动型薪酬形式，而是采用了激励型薪酬形式，属于长期激励收入的一种。
科朗曼公司在薪酬决定机制上，以章程规定了“总经理以及经营管理机构其他成员的工资待遇”系董事会决策之权限范围。因此，岑岭、温韬、沈晓虎的薪酬系由董事会决定。依据科朗曼公司章程第6.2条、7.7条确定的内容，6.2条规定了需由全体董事一致投票通过的事项，除此之外无须由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故涉案激励方案只需两名董事通过即可。该激励方案为董事之一的岑岭提出，虽然欠缺了经董事会决议形式作出的程序，但当时经过米夏.威斯的批准，实质已经两名董事同意认可。米夏.威斯的身份具有多重性。其作为当时科朗曼公司唯一股东的代表，具有股东会薪酬决定权；其作为科朗曼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对内而言，是公司决策事务最高主持人。岑岭、温韬、沈晓虎虽然不能举证激励方案的批准实施严格符合章程规定的程序，但只能说明公司在董事会运作机制上存在瑕疵，无法证明在薪酬决定中，岑岭、温韬、沈晓虎与米夏.威斯共同从中谋取私利。并且，该激励方案还另外确定了“不提高租金，不解除租赁合同。在还清贷款之后，租赁合同转为无期限租赁合同，提前6个月通知解除合同。如调整租金，必须给KCH武汉公司6个月的准备期限，经过其批准方可”之内容，该内容亦明显约束享受该激励方案的管理人员，对科朗曼公司有利，科朗曼公司据此可以规避办公场所租金涨价的风险。基于这一约束内容，或许也是得到米夏.威斯批准的原因之一。所以，岑岭、温韬、沈晓虎以激励方案确定的内容与科朗曼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不应属于损害公司利益的自我交易行为。米夏.威斯当时还是股东代表，所作出的决定是公司意志的表示。该决定是公司内部的商业决策，不能以批准程序上存在瑕疵而一概否定当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作为拟制法人，老股东或老管理层当时意思表示亦是公司原意思表示。在科朗曼公司境外投资者变更后，新股东或新管理层否定公司原意思表示，认为岑岭、温韬、沈晓虎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依据不足。
本案中，科朗曼公司诉讼标的系由4笔款项组成：购房首付款480万元中的240万元、虚高的租金损失6，218，590.11元、装修款3，011，000元以及上述三项的银行利息损失2，478，436.11元（首付款相应利息782，140元、租金利息942，893.73元、装修款利息753，402.38元）。
对于第一笔由科朗曼公司汇至上海绿地科技岛置业有限公司的240万元。法院认为，虽然岑岭、温韬、沈晓虎认为系依据员工激励方案执行，但现岑岭、温韬、沈晓虎已经不在科朗曼公司处任职，没有合法占有的依据，应予以返还，但计算时应合并归入返还总数额.
对于第二笔虚高的租金损失6，218，590.11元，法院以为，公安机关所制作的中介公司讯问笔录以及岑岭讯问笔录中有关当事人的陈述，结合米夏.威斯批准的“企业领导人激励方案”之内容，相互印证，可以反映所谓的租金其实为科朗曼公司管理人员管理报酬中一种长期激励的支付方式，本案不能以虚高租金与当地租金水平之差来确定岑岭、温韬、沈晓虎具有返还之责。至于该笔款项，虽然属于激励型薪酬，但法院以为，岑岭、温韬、沈晓虎是基于科朗曼公司的管理人员享有，而其离职后该激励方案无法继续实施，岑岭、温韬、沈晓虎当然不能继续享受，他们离职时应返还科朗曼公司多付的款项。关于返还的具体数额，在扣除岑岭、温韬、沈晓虎在职期间应该享有的激励收入之外，还应扣除他们在离职后科朗曼公司继续租赁使用涉案房屋所产生的租金。依据查明的事实，虽然科朗曼公司支付房屋首付款240万元的时间为2007年6月15日，但租赁起始日才是岑岭、温韬、沈晓虎享受激励型薪酬的开始，故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起始日2008年5月8日为激励方案施行开始日。激励收入结束日应为岑岭、温韬、沈晓虎被公司解职日。岑岭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确定，而温韬、沈晓虎的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科朗曼公司和岑岭、温韬、沈晓虎均未举证证明。因激励方案的事实对象为科朗曼公司管理团队，岑岭、温韬、沈晓虎属于一整体，法院以岑岭的离职日期即2010年5月底作为激励方案实施停止日。既然激励方案由于岑岭、温韬、沈晓虎的离职而停止实施，但之后科朗曼公司继续租赁占用涉案房屋（系科朗曼公司经营行为延续），依据公平对价原则，科朗曼公司应支付岑岭、温韬、沈晓虎房屋的占有使用费。该占有使用费可以参照科朗曼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以每平方米每日4.70元计算。依据科朗曼公司的陈述，其系于2011年7月底将公司部分物品搬离涉案房屋，科朗曼公司实际占用房屋的日期至搬离日，即2011年7月底，故科朗曼公司应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截止时间为2011年7月底。
对于第三笔由科朗曼公司汇至装潢公司的3，011，000元。法院认为，虽然科朗曼公司以温韬在公安机关陈述作为依据，并提供了一份自行制作的科朗曼公司支付全图公司工程款的表格予以佐证。但仅凭某人的陈述以及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的一份自制表格，法院无法确认科朗曼公司曾汇至全图公司3，011，000元这一事实。从温韬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米夏.威斯的证明来看，科朗曼公司确实对系争房屋进行过隔层及室内装潢。而科朗曼公司没有举证有多少费用是用于岑岭个人房屋的装潢。且温韬的相关陈述亦是依据装潢施工人对其的陈述，是否是事实也未得到证实。科朗曼公司与岑岭、温韬、沈晓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该公司将租赁的房屋进行一定装修用于办公使用，也符合常理，法院无法否定科朗曼公司与案外人装潢公司之间的相应民事法律关系。所以，在科朗曼公司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即使存在该公司汇款至装潢公司3，011，000元的事实，法院亦无法区分岑岭应该承担多少费用，在此只能认为系科朗曼公司与装潢公司之间的交易款项。本案中，科朗曼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的赔偿，依据不足，未获得法院支持。
对于第四笔银行利息损失2，478，436.11元，系首付款利息、租金利息、装修费利息构成。依据上述相关阐述，因对科朗曼公司主张的装修款不予支持，对应利息也不能成立。对于其他两笔款项的利息主张，法院以为，对于薪酬方案的批准程序是否存在瑕疵，薪酬决定权人负有注意义务，岑岭、温韬、沈晓虎并没有审查的义务。批准程序瑕疵所引起的责任应该由薪酬决定权人承担。岑岭、温韬、沈晓虎是依据公司批准实施的“企业领导人激励方案”之内容占有使用争议款项。因此，科朗曼公司主张的利息起算日没有依据。但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在职时享有激励型薪酬，而其离职后当然不享受该部分薪酬，相应款项应予返还。所以离职日似应视为利息起算日。然温韬、沈晓虎离职系公安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既成事实，科朗曼公司既无规定激励方案终止后剩余款项返还的期限，也未与岑岭、温韬、沈晓虎协商结算。由此，科朗曼公司应以向岑岭、温韬、沈晓虎主张权利日即本案立案日2012年8月13日为利息起算日，科朗曼公司以2007年6月1日起算没有依据，应予纠正。基于科朗曼公司的利息主张明确要求计算至2013年2月底止，法院亦应在科朗曼公司的诉求范围之内确定利息数额。
虽然科朗曼公司以侵权赔偿作为其请求权的基础事实，但法院考虑到减少讼累，基于岑岭、温韬、沈晓虎的返还之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七条第（九）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岑岭、温韬、沈晓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科朗曼公司返还6，696，087.62元；二、岑岭、温韬、沈晓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科朗曼公司支付以6，696，087.62元计，自2012年8月13日始至2013年2月28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106，448.1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1，448.16元，由科朗曼公司与岑岭、温韬、沈晓虎各半负担。
科朗曼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原审判决在认定2010年6月1日起至2011年7月31日搬离系争房屋时止的租金承担问题时作出了科朗曼公司继续租赁占用系争房屋系科朗曼公司经营活动的延续的事实认定，并据此判令科朗曼公司承担系争房屋的使用费，原审法院所作的认定及相应判决与事实不符，因为科朗曼公司系被动占用系争房屋，并未从事经营活动；被动占用系争房屋的事实原因是岑岭在科朗曼公司的任职以及岑岭团队处在科朗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地位，让科朗曼公司承担因岑岭等人的过错导致的被动占用系争房屋的租金对该公司而言是不公平的；其次，岑岭应向科朗曼公司返还系争房屋装修费301.1万元，因为系争房屋系岑岭、温韬、沈晓虎所有的个人房屋，岑岭对于其用于支付个人所有房屋的装修费应承担独立的返还责任，原审判决中亦沿袭了原审庭审中对装修记录的错误，对科朗曼公司的证据未作出认定，实际上科朗曼公司证据确凿，原审判决错误，岑岭应向科朗曼公司返还装修费301.1万元；再者，对于利息问题，利息的本金需要基于上诉请求作出改变，但计息截止日应予调整，而不能固定；最后，原审判决对于本案中的企业领导人激励方案定性错误，原审判决存在不当倾向，虽然不涉及科朗曼公司上诉请求所主张的索赔金额，但对该激励方案的定性应予明确。综上，科朗曼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主文，依法改判岑岭、温韬、沈晓虎向科朗曼公司返还7，745，841.08元；二、判令岑岭向科朗曼公司返还装修费301.1万元；三、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主文，依法改判岑岭、温韬、沈晓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科朗曼公司支付以7，745，841.08元为本金的，自2012年8月13日始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岑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科朗曼公司支付以3，011，000元为本金的，自2012年8月13日始至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岑岭不同意科朗曼公司的上诉请求并辩称：岑岭作为科朗曼公司的前董事会成员，占有该公司的部分财物，不存在任何过错，科朗曼公司完全作出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是在2011年3月，在这之后四个月后科朗曼公司才要求正式解除租赁关系，因此科朗曼公司主张该公司被动占用系争房屋的原因为岑岭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装修费部分，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第7.4条的约定，可以推断出装修费应当由科朗曼公司承担。关于利息问题，科朗曼公司的代理人在原审庭审时对利息计算截止日已经做了明确的阐述，故利息截止日不应发生改变。
被上诉人温韬、沈晓虎针对上诉人科朗曼公司的上诉请求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
上诉人科朗曼公司与被上诉人岑岭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还查明，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期间，科朗曼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分十笔向全图公司汇款3，011，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科朗曼公司是否应向岑岭、温韬、沈晓虎支付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的系争房屋使用费？二、岑岭是否应向科朗曼公司返还装修费301.1万元？三、对于科朗曼公司所主张的利息计算的截止日应如何认定？
针对争议焦点一，上诉人科朗曼公司主张该公司系被动占用系争房屋，不应支付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的系争房屋使用费；对此本院认为，对科朗曼公司是否系被动占用系争房屋可以从科朗曼公司实际办公状况、是否停止经营、双方当事人对租期的约定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首先，科朗曼公司未能提出证据证明如下事实：科朗曼公司自2010年6月起办公经营地点不在系争房屋内，而在其他地点办公。科朗曼公司对该节事实举证不能，而审理查明的事实表明，科朗曼公司于2011年7月31日才将该公司的办公家具搬离了系争房屋，基于上述事实，本院有理由相信科朗曼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实际占用了系争房屋；其次，根据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科朗曼公司租赁系争房屋的期限至2013年5月7日结束，虽然在2010年因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了纠纷，并导致该公司提前搬出系争房屋，但由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未被认定为无效或至发生纠纷时提前解除，因此科朗曼公司所主张的从2010年6月至2011年7月这段时期包含在该租赁合同中所约定的租赁期限内；最后，本院注意到科朗曼公司主张由于岑岭对该公司实际控制权和对公司变更管理团队的阻挠，对该公司相关事务产生很大影响，也影响到了该公司实际搬离工作，但从已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岑岭作为该公司股东及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系依据母公司及相关公司的合法程序和途径所取得，科朗曼公司内部的纠葛并不能仅因此对公司其他应负义务加以否定。基于上述分析，本院对科朗曼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科朗曼公司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间以转账形式向全图公司汇款3，011，000元，本院注意到科朗曼公司的转账汇款时间与系争房屋的装修时间基本吻合，同时全图公司为系争房屋的装修公司，上述事实结合常理可以推断出科朗曼公司向全图公司所汇款项性质为系争房屋的装修款；综观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对系争房屋装修的约定，从该些约定的条文措辞可以推断出系争房屋的装修义务应归属岑岭、温韬、沈晓虎，（即系争房屋的所有人），而科朗曼公司作为承租方对系争房屋的装修及附属设施应合理使用。故科朗曼公司主张岑岭应向其返还系争房屋的装修款于法有据，本院对该主张予以支持。
本院注意到，科朗曼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由岑岭一人向该公司支付全部装修费，本院认为，虽然岑岭并非系争房屋的唯一产权人，岑岭等系争房屋共有人占用科朗曼公司的财产理应共同向科朗曼公司予以偿还，但科朗曼公司提出该部分主张系基于侵权之诉，考虑到岑岭在系争房屋中占有大部分产权份额，且从岑岭原来在科朗曼公司中的职位和影响力对本次事件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故选择由岑岭一人向该公司返还装修费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三，科朗曼公司主张利息的截止时间应为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本院认为，根据2013年3月6日的原审第二次开庭记录，科朗曼公司在庭审中明确利息计算至2013年2月止，且其后科朗曼公司未对该日期作出过变更，故本院对科朗曼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如前所述，由于本院对科朗曼公司主张岑岭返还装修费的主张予以支持，故岑岭应向科朗曼公司支付以应返还装修费为本金，按科朗曼公司原审主张的起算时间及利率计算的利息。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主文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鉴于原审判决对科朗曼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但本院对科朗曼公司对其中装修费及相应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故本院依法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2）闵民二（商）初字第15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被上诉人岑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返还装修费人民币3，011，000元；
三、被上诉人岑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支付以人民币3，011，000元为本金，自2012年8月13日始至2013年2月28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四、驳回上诉人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6，448.16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上诉人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4，844.08元，由被上诉人岑岭负担人民币43，302.04元，由被上诉人温韬、沈晓虎负担人民币12，422.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268.03元，由上诉人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2，388.03元，由被上诉人岑岭负担人民币30，8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克强
代理审判员 孙 歆
代理审判员 王 敬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