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中民征终字第039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建萍。
委托代理人蒋援民，北京市汉威（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开福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陈晓蓉，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罗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市黄兴北路建设及棚户区改造征收工作湘雅路分指挥部。
负责人蒋君，该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委托代理人罗伟。
原审被告邓渝琼。
原审被告邓渝湘。
上诉人邓建萍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开福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开福区征收办）、长沙市黄兴北路建设及棚户区改造征收工作湘雅路分指挥部（以下简称湘雅路分指挥部）、原审被告邓渝琼、原审被告邓渝湘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一初字第01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邓渝琼、邓渝湘、邓建萍系邓学、胡萍夫妇婚生子女。位于X市X区X号X栋X号房屋原系长沙市第一运输公司职工宿舍，长沙市第一运输公司将该套房屋分配给其职工邓学、胡萍夫妇居住。邓学于1994年12月6日去世，该房屋由胡萍继续居住。1996年长沙市第二运输公司对该房屋进行房改，计算了邓学32年工龄，胡萍22年工龄，共计54年工龄，工龄折价抵扣房款之后，胡萍实际出资4677.12元购买了该套房产。1997年8月4日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为胡萍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胡萍。1999年10月20日胡萍立下遗嘱，将其对X市X区X号X栋X号房屋依法享有的权利全部由邓建萍继承。1999年10月27日长沙市开福区公证处出具（99）长开证字第2016号《遗嘱公证书》对该遗嘱进行了公证。邓建萍在2002年离婚后，与其母亲胡萍共同居住。胡萍于2011年2月22日去世，胡萍去世后，该房屋一直由邓建萍居住使用至今。
2012年3月20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作出开政征字（2012）4号《关于长沙市黄兴北路棚户区改造项目（湘雅路至潘家坪路段及S8号地块）房屋征收决定公告》，本案涉诉的位于X市X区X号X栋X号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开福区征收办作为房屋征收部门，湘雅路征收指挥部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邓建萍就前述房屋征收事宜进行协商，邓建萍表示同意按货币补偿方式进行征收补偿，双方确定各项补偿总金额为425650元。2012年4月29日邓建萍与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签订了一份编号为湘开政征字（2012）4号182号《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一、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列》、《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开福区人民政府对长沙市黄兴北路棚户区改造项目（湘雅路至潘家坪路段及S8号地块）项目范围内的房屋作出了《房屋征收决定》（开政征字（2012）4号），房屋征收各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房屋征收补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二、区房屋征收部门为开福区征收办（甲方），被征收人为胡萍的继承人邓建萍（乙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湘雅路征收指挥部（丙方）；三、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四、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49.52平方米；五、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为314303元，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额为23004元，各项奖励金额为88343元，以上共应支付乙方总补偿金额为425650元；六、经各方当事人约定，乙方须结清水、电、燃气、有线电视等附属设施费用，并于2012年6月13日以前将该被征收房屋腾空交丙方验收，一并移交该房屋的相关手续和有效证明，由丙方办理产权注销手续；七、付款方式：经双方当事人约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30%的总补偿额，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腾空被征收房屋并办理空房交接手续后三日内，甲方一次支付乙方总补偿金额的余额（即70%的总补偿款）；八、本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协议未尽事项，可由当事人约定签订补充协议；九、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及其附件内，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10日内由丙方向市房屋征收部门申请登记备案；十、本协议签订时，当事人已阅读本协议内容，并对所出示资料的真实合法性负责，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当事人承担。邓建萍在《征收补偿协议》上被征收人签字或签章处亲笔签名，湘雅路征收指挥部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于2012年5月3日在《征收补偿协议》上签章，开福区征收办作为房屋征收部门于2012年5月6日在《征收补偿协议》上签章，长沙市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作为市房屋征收管理部门于2012年5月8日在《征收补偿协议》上备案签章。该份《征收补偿协议》后附了被征收房屋补偿费计算表，被征收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计算表，各项奖励计算表共三份附件。在《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当日，邓建萍向湘雅路征收指挥部交付了房屋产权证，湘雅路征收指挥部亦向邓建萍开具了权证收件单。之后，邓建萍于2012年5月14日在湘雅路征收指挥部领取了征收补偿款120000元。后因邓建萍未按《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期限腾空并交付房屋，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4年6月4日邓渝琼、邓渝湘向湘雅路征收指挥部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我邓渝琼、邓渝湘是X市X区X号X栋X号房屋产权人胡萍（已故）的儿女，我们完全支持和赞同此次黄兴北路建设及棚户区改造所有政策，并对签订的湘开政征字（2012）4号182号《征收补偿协议》及补偿金额无任何异议，特此承诺。”2014年6月16日邓渝琼、邓渝湘认为X市X区X号X栋X号房屋系其父母的遗产，以邓建萍为被告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按法定继承分割该房屋的拆迁款425650元。该院受理后，经审理于2014年9月2日作出（2014）开民一初字第021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邓渝琼分得X市X区X号X栋X号拆迁补偿款46605元；邓渝湘分得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46605元；邓建萍分得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332440元。邓建萍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1月16日作出（2014）长中民一终字第058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查明，2013年8月5日邓建萍以房屋拆迁时所签订的为空白协议，怀疑上当受骗为由向长沙市信访局反映情况。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邓建萍提出了其与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上除总补偿金额425650元的内容为当时填写外，其余内容均系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未在与其协商情况下单方填写，该《征收补偿协议》为空白协议且是受欺骗所签的抗辩理由，但邓建萍未提交确凿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有如下主要争议焦点：一、邓建萍与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以及《乙方补充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二、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是否有权按照《征收补偿协议》要求邓建萍、邓渝琼、邓渝湘腾空并交付被征收房屋。现分述如下：一、关于邓建萍与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以及《乙方补充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邓建萍与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其中征收补偿款总额425650元亦是双方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明确约定的。对于邓建萍提出《征收补偿协议》上除补偿总金额425650元的内容为当时填写外，其余内容均系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在未与其协商情况下单方填写，该《征收补偿协议》为空白协议且系受欺诈所签应为无效协议的抗辩理由，因邓建萍未向该院提交确凿证据予以证实，该院对此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另外从邓建萍已经领取了征收补偿款120000元的情况分析，邓建萍在领款时亦是认可《征收补偿协议》的。在邓建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因该房屋涉及其他继承人邓渝琼、邓渝湘继承份额的问题，故该《征收补偿协议》在邓建萍签订后，邓渝琼、邓渝湘认可前的法律效力为效力待定状态。现邓渝琼、邓渝湘向湘雅路征收指挥部出具《承诺书》，明确认可该份《征收补偿协议》以及补偿金额。邓渝琼、邓渝湘的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被征收房屋的其他权利人追认《征收补偿协议》法律效力的行为，该行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在邓渝琼、邓渝湘追认《征收补偿协议》后，该份《征收补偿协议》的法律效力由效力待定转化为有效，该《征收补偿协议》的法律效力亦应约束邓渝琼、邓渝湘。据此，该院认定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与邓建萍、邓渝琼、邓渝湘所订立的《征收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对于邓建萍提交的《乙方补充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该院认为，该《乙方补充协议》上未注明协议双方名称，也未有协议双方签名或签章认可，且邓建萍在法庭审理中陈述该补充协议系自己书写。虽然在该份《乙方补充协议》下方有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工作人员书写并签名的“协助邓姐看好满意房”等字样，但该字样并不能直接证明《乙方补充协议》系邓建萍与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因此该份《乙方补充协议》不具备协议的形式要件，不具有法律约束效力。二、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是否有权按照《征收补偿协议》要求邓建萍、邓渝琼、邓渝湘腾空并交付被征收房屋的问题。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费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第二十七条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以邓建萍、邓渝琼、邓渝湘未履行交付被征收房屋的义务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对于邓建萍提出的《征收补偿协议》违反了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规定的先补偿后搬迁原则的抗辩理由。该院认为，首先，《征收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支付补偿款的方式为分期付款，付款期限是协议生效备案后三日内支付30%，余款在腾空交付房屋后三日内支付完毕，此约定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其二、本案《征收补偿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补偿款的数额、付款方式、付款期限、搬迁期限，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虽均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但该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对《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不产生影响。第三、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已按《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向邓建萍支付了部分补偿款，《征收补偿协议》已开始实际履行。邓渝琼、邓渝湘在作出书面承诺追认《征收补偿协议》法律效力后，应为《征收补偿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亦应承担腾空并交付涉案房屋的合同义务。现邓建萍、邓渝琼、邓渝湘未按照《征收补偿协议》约定期限履行腾空并交付房屋的义务，构成违约。因此，该院对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征收指挥部依据《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要求邓建萍、邓渝琼、邓渝湘腾空并交付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邓建萍、邓渝琼、邓渝湘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将X市X区X号X栋X号房屋腾空并交付给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分指挥部。
邓建萍不服该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4月29日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上诉人在领取了12万元征收补偿款后未按协议约定的期限腾空并交付房屋。一审判决还否认上诉人是在7份空白《征收补偿协议》上签字及双方签订的《乙方补充协议》的事实。本案的事实是2012年4月29日两被上诉人指派的全权代表邓理平、胡朝晖手持7份空白《征收补偿协议》找到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该空白协议上签字，上诉人要求两被上诉人代表为上诉人计算好征收补偿款后再签字，于是邓理平、胡朝晖就在一张信纸上详细计算了上诉人应得到的补偿款数据（见证据），告知上诉人补偿款为425611元＋困补＋货补，上诉人才同意签署《征收补偿协议》，要求将该数据写在《征收补偿协议》上在签字，但邓理平、胡朝晖借口回去统一填写不肯在协议上填写。上诉人担心被上诉人事后不承认协商一致的拆迁补偿约定，要求上述二人把双方协商一致的拆迁补偿内容写一个补充协议，以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邓理平、胡朝晖要上诉人自己将补充协议写在《权证收件单》的背面，然后他们再签字。于是上诉人才在则7份空白的《征收补偿协议》上签字，邓理平和胡朝晖告知上诉人代协议经有关部门备案盖章后再给上诉人一份，然而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支付了12万元购房订金后拒不向上诉人支付其余费用，导致上诉人无法购买住房搬迁。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要求支付剩余补偿款以便购房，但上诉人一直推拖不付，只是给了上诉人一份《征收补偿协议》复印件。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竟然违背双方达成的征收补偿约定及补充协议，单方面在上诉人签字的空白《征收补偿协议》填写了与邓建萍协商结果不一致的内容，即改变了双方商定的内容，将征地补偿款总额425611元及货补5万元、困难补助2万元，合计495611元变更为425650元，且将先付款40万元改为分期付款，首付12万元，余款搬迁交房后付清。上诉人立即与被上诉人交涉，未果后即向开福区区长和区市信访局上访控告，开福区区长曾批转被上诉人依法处理，市信访局也批转被上诉人依法处理。以上事实由被上诉人代表邓理平、胡朝晖亲笔书写的补偿款计算单、邓理平和胡朝晖亲笔签字的《乙方补充协议》、开福区区长批转的上诉人控告信及市信访局来访事项处理告知单为征。同时，上诉人所在地区的所有被拆迁户也都可以证明他们都是在空白《征地补偿协议》上签字的。一审拒不调取开福区区长转批的上诉人控告信，也不向上诉人所在地的其他拆迁户调查取证，并且对市信访局来访事项处理告知单所载明的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在空白《征地补偿协议》单方面变更双方商定的补偿内容后进行上访控告的事实不予认定。同时以《乙方补充协议》没有被上诉人盖章为由，否认被上诉人全权代表邓理平、胡朝晖的签字代表被上诉人，违法认定该《乙方补充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既然被上诉人代表邓理平、胡朝晖不能代表被上诉人，那么邓理平、胡朝晖在上诉人签署的空白《征收补偿协议》及附件上单方面填写的内容也应当确认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征收补偿协议》亦属无效合同。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取开福区区长转批给上诉人的上诉人控告信并向上诉人所在地的其他拆迁户调查取证，以便查明事实真相。二、一审判决枉法裁判。一审判决竟然否认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长沙市政府《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先补偿后搬迁”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强制性规定，竟然称之为“该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7条明确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40条、41条也有明确的规定。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吸收采纳情况作出说明（新华网北京1月22日电）中也明确对《条例》规定的“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作了说明，这是吸收了“明确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此外，《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湘政办发（2011）23号）第六条“严格规范征收补偿工作程序”中也明确规定“严格执行先补偿后搬迁原则”。国务院和省市政府制定上述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是采取货币补偿安置的被征收人能够在搬迁前购买到安置房，避免被征收人无处居住、流落街头。“先补偿后搬迁”是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征收补偿工作必须严格执行的一项基本原则，一审判决竟然称之为“管理性规定”，被上诉人所使用的空白制式合同及私自在空白合同上填写分期付款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应认定无效。《征收补偿协议》首先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7条、《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湘政办发（2011）23号）第六条、《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40条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同时，被上诉人以与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骗取上诉人在七份空白制式协议上签字，最终补充协议内容未在协议中体现，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既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也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使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该协议依法为无效合同。此外，《征收补偿协议》为制式合同，其第11条违反了《合同法》第39、40规定，应为无效。被上诉人违反该制式协议第11条之规定，并未让上诉人阅读协议内容，特别是该制式协议为未填写的空白合同，上诉人无法了解被上诉人事后如何填写内容，且被上诉人以与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骗取上诉人在七份空白制式协议上签字，且不履行补充协议规定的义务，造成该协议无法履行。被上诉人以上诉人违约，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一审判决置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于不顾，将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视为“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难道一审法院有权改变国务院和湖南省政府、长沙市政府的规定？这明显是滥用职权、枉法裁判。三、被上诉人应承担导致协议无效的责任，并应当依法赔偿由此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于上诉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和《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强制性规定及《合同法》的规定，自签订之日起为无效合同。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宣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并判决被上诉人依法承担造成合同无效的责任，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枉法裁判：被上诉人使用的制式协议及拆迁欺诈手段骗取上诉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违反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工作强制性规定，依法属于无效合同，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一、程序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分指挥部辩称：1、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签订的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单方签写的协议不符合协议式样，不具备法律效力。双方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上诉人一审中当庭明确表示签订协议时是明确知道补偿金额的。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最终确定的金额比上诉人举证的补充协议中的补偿金额还要高。我们认为这份生效的金额是425650元，乙方补充协议的金额是425611元，可以明确看出生效的金额更高。补偿协议的签字是上诉人本人亲笔签字并按了手印的。2、另外，签订协议后上诉人主动领取了12万元的补偿款，那么上诉人在领取时对征收补偿金额是明确认可的。就本案两位原审被告，签订补偿协议后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明确表示对补偿协议以及补偿金额予以认可，那么他们对补偿协议和补偿的事项是没有异议的。双方已经签字按了手印，并加盖了相应公章，那么协议是合法有效的。3、对方的补充协议是无效的。补充协议中没有抬头，且没有双方签名和相应公章。最下面一行字是工作人员书写的，我确认过确实是工作员书写的，表明的内容并不能说明就这份补偿协议达成一致。4、我方认为对方称征收补偿协议欺诈没有证据、签订协议明知补偿款，并领取了12万元补偿款。5、上诉人提到的上诉人理由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邓渝琼陈述意见如下：合同是邓建萍一人签订的与我们无关。原告提交的证据“补偿协议”缺损最后一页，没有给我们第七页。计算表上的计算方法是错的，成新奖励和上浮奖励有误。
原审被告邓渝湘陈述意见如下：合同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我们没有参与，不应成为被告。
二审期间，上诉人邓建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承诺书两份；证据2，计算数据表；证据3，开福区法院裁定书，2013年4月份对方起诉我方案件所收取的诉讼费（3万元，撤诉减半收取1.5万元）可以推算出合同的标的额并不是合同中所说的42万多，而是将近300万。故对方明显是欺诈的。
被上诉人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分指挥部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承诺书及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我们认为承诺书不属于新证据，其在2012年已经存在了。关于裁定书，在2013年时在开福区法院只起诉了邓建萍一个人，因为签订协议时，邓建萍提供了一份其母亲的遗嘱和公证书，写明房屋由邓建萍一个人继承，所以我们只与邓建萍一人签订了协议。根据生效的继承权纠纷裁定，邓建萍、邓渝湘、邓渝琼三人对补偿数额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承诺书的内容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当时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的事实。关于计算公式的证据，金额425611元并没有少，而且比最终的补偿金额要低，也不能达到对方说的当时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的事实。
原审被告邓渝琼、邓渝湘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前面两份证据，我们不太清楚，所以没有异议。第三份证据，拆迁款的计算公式表中计算标准是错的，且阳台的面积没有计算进去。
经各方当事人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从内容来看，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事实与理由及被上诉人答辩内容，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征收补偿协议》及《乙方补充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上诉人邓建萍提出，“该《征收补偿协议》约定与《乙方补充协议》不符，补偿数额不一致，货币补贴及困难补助没有计算在内。”本院认为，《乙方补充协议》未明确协议双方当事人，亦未加盖被上诉人公章，且无邓建萍签字，该协议尚未成立，不产生法律效力。邓建萍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人邓建萍提出，“签字之时《征收补偿协议》为空白合同，其因欺诈而签订，故协议无效”。本院认为，邓建萍未能提出证据证明签字之时该协议为空白，且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对“欺诈事实”的证明标准，不能认定欺诈事实存在，不能以此认定《征收补偿协议》无效。
上诉人邓建萍提出，“《征收补偿协议》分期支付补偿款的约定违反先补偿后搬迁原则，属违反强制性规定，该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本院认为：第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虽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实行先补偿、后搬迁”，但此规定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协议并不因此无效；第二，从邓建萍于2012年5月12日出具的承诺书“申请70%征收补偿款，且承诺：在协议约定期限内，腾空房屋”，并于2012年5月14日领取30%征收补偿款（12万元），表明邓建萍对《征收补偿协议》的分期付款、搬迁的期限是知晓且认可的。邓建萍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人邓建萍还提出，《征收补偿协议》为制式合同，其第11条违反了《合同法》第39条、40条规定，应为无效。本院认为，该协议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签订时，当事人已阅读本协议内容，并对所出示资料的真实合法性负责。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当事人承担。”该条中的义务人为当事人双方，故该条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40条规定的合同条款情形。邓建萍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涉案《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邓建萍、邓渝湘、邓渝琼未按协议约定腾空并交付房屋，开福区征收办、湘雅路分指挥部有权要求其履行上述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受理费7685元，由上诉人邓建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贺元芳
代理审判员 彭 杨
代理审判员 廖国娟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城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