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02民初2349号
原告：贾秀菊，女，196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原告：贾秀琴，女，196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
原告：贾秀梅，女，196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原告贾秀梅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荣涛，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贾秀红，女，197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原告贾秀红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秀菊，女，196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被告：贾银生，男，195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告：张家秀，女，195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与被告贾银生系夫妻关系。
上述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荣俊，男，197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系二被告之子。
上述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春，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被告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四原告于2015年11月30日诉至法院，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5〕鄂襄城民一初字第01091号民事判决，四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鄂06民终976号民事裁定，以“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裁定撤销本院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重审中，本院依据原告贾秀梅的申请追加张家秀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告贾秀菊（同时为贾秀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告贾秀琴、原告贾秀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荣涛、被告贾银生、被告张家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荣俊、吴世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贾秀菊、贾秀琴、贾秀梅、贾秀红诉称，四原告父母生前共生育子女五人，即四原告及长兄贾银生。其母去世得早。其父贾智群原来在襄阳市××××套房屋，1984年因政府征用拆迁，贾智群就用拆迁补偿款和其向所在单位借的一部分钱，在位于襄城××号的地方另盖起了三间平房。贾智群于1989年1月24日因病去世，后来四原告各自组成家庭，都离开了原居住地襄城区南丽巷5号，父亲留下的房屋由贾银生暂住。1991年被告在原来的三间房屋上又加盖了两层房屋，1994年被告贾银生在四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该房屋的房产证并将房屋产权全部登记在自己名下。2015年四原告听说原来父亲留下的老房子要拆迁，于是找被告协商拆迁补偿事宜，四原告提出父亲留下的三间房屋是父亲的遗产，五个子女每人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现在房屋已被拆迁。四原告要求被告对这三间房屋按照原告享有的份额比例进行补偿，但是经过多次协商，被告均不同意该分配方案。无奈只有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维护四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确认四原告对其父亲贾智群遗留下的位于襄城区南丽巷5号的三间房屋各自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另外按照四原告享有的房屋份额，判令被告返还每名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9万元，并判令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二被告贾银生、张家秀辩称，其一，关于本案案件性质即案由问题，被告认为，本案是四原告基于他们认为本案诉争的房屋是父亲贾智群生前遗留下来的财产。四原告以遗产继承人身份诉请分割继承房产或者因房产被拆迁所生利益而提起的诉讼，但诉争房屋非由当事人共同出资建造，既不能认定为共同共有，也不是按份共有。本案应当排除共同共有纠纷的问题。那么，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法定继承纠纷较为合适。其二，本案诉争的襄城××号三间平房并非贾智群出资建造，也不是贾智群的遗产。被告在诉争的房屋中并非暂住，而是一直有权稳定居住。本案诉争的房屋系由被告自己出资建造，建造过程、缴纳税费、办理产权登记均是公开进行，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均清晰无误地显示被告贾银生是诉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四原告主张分割诉争房屋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三，退一步讲，即使诉争房屋是遗产，四原告的主张也无法得到支持。贾智群生前一直跟随被告生活，由被告赡养，生老病死均由被告负责，四原告均未尽到赡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之规定，被告在贾智群生前既与其共同生活，又尽了赡养义务，而四原告既有扶养能力，又有扶养条件，却不尽赡养义务，即使有遗产也应当不分。最后，四原告提起遗产继承纠纷诉讼的诉讼时效已过，依法不受法律保护。贾智群去世于1989年1月24日，其去世之时，继承即已开始，至今已27年有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四原告已经无权再行提起诉讼对遗产进行分割。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四原告对二被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四原告贾秀菊、贾秀琴、贾秀梅、贾秀红与被告贾银生系同胞兄妹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五当事人母亲王家英于1979年去世，父亲贾智群于1989年1月24日去世。贾智群生前为原襄樊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后更名为襄樊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襄阳市建安实业有限公司）工人，贾智群及四原告在1985年前住襄城南街贾智群私房，1985年襄城南街实施改造建设，贾家私房被征用拆迁，并由政府在现在的襄城南丽巷划拨土地供重新建房。所建为三间平房，于1985年5月开始施工，年底入住，全部工程完工于1987年。该房屋由贾智群及原告贾秀琴、贾秀梅、贾秀红（贾秀菊已出嫁）共同居住，二被告居住在张家秀所在单位分配的公房。贾秀琴、贾秀梅、贾秀红先后于1990年、1991年、1998年结婚后搬出另居。贾银生一家三口于1991年下半年搬回该房居住。
同时查明，1992年8月12日，襄樊市襄城区财政局颁发《湖北省房屋契证》一份（鄂契证字第15№0012539号），载明受主为贾银生，房屋坐落为襄城区南街新区，砖混结构房屋1栋1层3间，建筑面积为93.5平方米。1994年1月21日，襄樊市土地管理局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襄樊国用（94）字第310477089号），载明土地使用者为贾银生，土地位于襄城××组，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均为98.7平方米。1992年至1993年间，贾银生缴纳了相应的土地规费。依据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显示，上述房屋于1994年8月31日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房产证为襄阳市房权证襄房私字第××号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贾寅生、张家秀，建筑面积95.10平方米。根据房管部门房屋登记档案记载，贾银生出具有情况说明，载明其因笔误将姓名误写为“贾寅生”。另根据1994年贾银生自书的办理房产证申报材料显示，在“申请人家庭成员”一栏中，填写有其妻、子及原告贾秀红、贾秀梅、“贾秀情”（应属笔误，实为贾秀琴）。
另查明，1999年贾银生、张家秀在原有三间平房基础上加盖了房屋，后于2001年向规划部门补办审批手续，于2001年12月3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2年4月，二被告向房管部门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证，同年房管部门颁发了房屋产权证（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为贾银生、张家秀，房屋坐落为襄城区南丽二组4-1号1幢，结构为2层混合，建筑面积为197.52平方米。2015年10月，上述房屋所在的襄城区城南片区进行棚户区改造征迁，该房屋被征收补偿，依据政策，该房屋补偿款分为两户领取，即贾银生及其子贾荣俊，其中贾银生名下拆迁补偿建筑面积为132.76平方米，其中房屋产权面积（认定合法面积）补偿款654793元，另有奖励、装修补助、附属物补偿款、装饰装修补偿款、附属设施补偿款、搬家补助费、腾空房屋并交钥匙奖励、其他等项补偿款。该款已发放并领取。四原告在2015年得知该房屋面临拆迁后，于拆迁前后与贾银生协商分配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未果，遂引起讼争。四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具体计算方法为，以贾银生所获得拆迁补偿款中房屋产权面积（认定合法面积）补偿款654793元除以相应面积132.76平方米，以该单位面积补偿款乘以其主张的1985年建三间平房面积（按95.1平方米计），得出1985年所建房屋在本次拆迁中应得补偿款总额，最后按兄妹五人每人五分之一计算，四原告仅按每人90000元主张。
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
1、1985年拆迁后所建新房的出资情况。四原告称，1985年家里从南街拆迁在南丽巷建房时，父亲贾智群仍在原三建公司工作，其本人是泥工，建房是由贾智群出资出力，并在亲戚的帮助下完成的。除四原告的当事人陈述外，四原告提供有从贾智群原工作单位三建公司（现建安实业公司）调取的有关财务凭证，包括贾智群因建房从单位借款、还款票据、购买建房所需原材料票据等；证人贾某（贾智群的妹妹）出具的证言视听资料，贾某陈述1985年拆迁建房为贾智群出资并一手操办，且得到亲属的帮助。二被告称1985年建房是由贾银生一人出资，且1992年后所有该房屋所有权、土地权属均登记在被告名下，也是由被告缴纳相关规费，该房产权属应归被告享有。但除其陈述外并未提供任何与贾银生1985年出资新建房屋相关的证据。本院认为，综合1985年当时的情况，原被告父亲贾智群仍在当时的三建公司工作，依据当时政府拆迁文件精神，拆迁户所在单位要给予协助安置。原告所提供的复制于原三建公司的财务凭证从侧面印证了原告及证人关于贾智群出资建房的事实：贾智群于1985年5月11日因“搬迁困难”向三建公司借款300元，之后每月还款10元，贾智群因建房从三建公司购买砼板等建筑材料等。就当时情况，四原告中除贾秀菊已结婚外，其余三人均未成家，贾秀梅、贾秀红甚至未成年，被告贾银生已结婚另居于水泥厂，贾智群在此种条件下能克服种种困难搬迁建房实属不易。反观被告，其虽称出资建房，但未举出任何其与1985年建房出资、出力相关的证据，所举出的证据最早也是1992年办理契证的规费票据，其后亦然，这些证据均产生于1985年建房之后，仅能证明其对于该房屋的相关权属证书办理支出，与建房出资本身无任何联系，其主张由其出资建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由此可以还原出当时的事实情况，即由贾智群出资并主导建房，在其单位及亲属的帮助下，一同完成建房，故该房屋所有权应归贾智群所有，那么在1989年贾智群身故后该房屋应作为贾智群遗产对待。
2、1985年所建房屋状况、后续沿革及在2015年拆迁补偿款中价值体现的认定。双方当事人均认可1985年建房为三间平房，对于该房屋建筑面积均无陈述。原告所提供的由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产权产籍查询结果，该材料中载明此房屋于1994年8月31日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房产证为襄阳市房权证襄房私字第××号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贾寅生、张家秀，建筑面积95.10平方米。即截至1994年8月31日办证时止，此房屋建筑面积被确认为95.10平方米。而根据房屋档案中2002年4月12日张家秀自书材料中称“我与丈夫贾银生共有房屋三间，于1999年在原房基础上加了一层”，结合二被告于1991年搬至该房屋居住的事实，此前该房屋并未发生改扩建，二被告也未就1991年至1999年间房屋改扩建举证，可以认定1999年之前该房屋均无改扩建，故1994年房产证所记载的建筑面积即是1985年新建房屋时的建筑面积。1999年二被告出资在原有三间平房的基础上进行了加盖，截至2002年办理房产证时确权的层数为2层，建筑面积为197.52平方米。由此可知，贾智群遗产房屋为三间平房，建筑面积为95.10平方米，连同二被告加盖部分房屋共同构成了197.50平方米房屋。2015年因城南片区棚户区改造，该房屋由政府征迁并给予补偿，根据政策该房屋可分户补偿，即就一栋房屋分别补偿给贾银生和贾荣俊，依据贾银生的补偿协议，贾银生拆迁补偿款中房屋产权面积（认定合法面积）为132.76平方米，补偿款654793元。本院在审理过程中要求其提供具体的房屋评估结果，贾银生未能提供，不能甄别出132.76平方米房屋的具体组成部分，也不能判断出该评估结果的具体计价依据，即不同房屋组成部分可能导致的评估价值高低差异，本院遂以该132.76平方米全部包含原来一层三间房屋的95.10平方米作出认定，并以贾银生所得总补偿款654793元直接除以所补偿建筑面积132.76平方米作为房屋拆迁补偿单位面积价值，该单价乘以一层3间房屋95.10平方米的结果即一层三间房屋的拆迁补偿价值，以此作为下一步处理的依据，依此方法算得结果为469048.01元。
3、本案案由的确定和诉讼时效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本案中，1989年贾智群去世后继承开始，其遗产房屋未被分割，也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贾智群的遗产即处于各继承人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被告的答辩意见提及时效问题，理由是距1989年贾智群去世即继承开始时间至今已远超过20年，原告不得再提起诉讼。《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这里的继承权纠纷，是指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说继承人中是否存在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等情形。对继承法关于继承权诉讼时效问题，应将继承法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结合起来理解。《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遗产的，即视为其已接受继承。既然其已接受继承遗产，就不存在继承权被侵犯，当然对其不适用继承权纠纷的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虽该条解释已于2008年12月24日起因与《物权法》相关规定冲突被废止，但也明确表达了继承人未明确放弃继承即形成共有的意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的两份批复（[1987]民他字第12号、16号）目前尚未废止，前者明确了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后者明确了继承开始后，共有人中部分人将遗产房屋登记于自己名下，可视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原、被告共同共有的财产。《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内容具有统一性，即继承开始后，无人放弃继承的，各继承人对遗产形成共有关系，在不具有家庭关系的情况下形成按份共有，这是典型的物权法律关系。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应于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共有的不动产进行确权、析产，当属物权请求权，不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所以被告主张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被告系同胞兄弟姐妹，应妥善处理好因继承父亲贾智群遗产形成共有财产的处理事宜。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贾智群生前所建一层三间95.10平方米的房屋属其遗产，继承开始后，各继承人中无人放弃继承，四原告及被告贾银生作为继承人，在共同继承父亲贾智群遗产房屋后形成按份共有关系，五人应各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四原告要求确认其各自享有五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一层三间房屋后经过二被告改扩建，形成楼房，现该房屋实体已经因拆迁而灭失，但附着于该房屋上的财产权利并未消失，共有财产部分的财产权利已转化包含在拆迁补偿款中。且四原告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根据前述本院所查明事实，一层3间房屋95.10平方米的拆迁补偿价值为469048.01元，本院以此为基础进行分割，按等分计算每个共有人应分得93809.60元，四原告仅按每人90000元主张，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贾银生领取有拆迁补偿款中包含四原告主张的部分，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应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二被告的辩称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贾秀菊、原告贾秀琴、原告贾秀梅、原告贾秀红对于贾智群所遗留位于襄阳市襄城区南丽巷二组4-1号1幢房屋中的一层三间95.10平方米面积房屋及转化的拆迁补偿款各自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
二、被告贾银生、被告张家秀共同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分别支付原告贾秀菊、原告贾秀琴、原告贾秀梅、原告贾秀红房屋拆迁补偿款各9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被告贾银生、被告张家秀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金 颖
人民陪审员 董 娟
人民陪审员 杨 柳
书 记 员 黄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