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民申15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惠琼，女，195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台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峰，广东富临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惠玲，女，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台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峰，广东富临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华安，男，195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台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峰，广东富临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梅伟泉，男，1946年12月16日出生，加拿大国籍，现住加拿大。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毅翔，广东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杰，广东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因与被申请人梅伟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民终11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加建房屋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法院以1990年10月27日广州市越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一份证明从而否定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加建和办理房屋入契的事实，属事实认定错误。1982年10月28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及1987年8月16日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均记载涉案房屋面积仅为332.800平方米，涉案39.2615平方米房屋是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在1990年加建且经过房产部门处罚后，才加进房产证的。（二）梅伟泉在一审到二审中并没有否认加建的事实，只是不愿意赔偿。（三）梅伟泉事实上已经接受涉案的39.2615平方米房屋，目前也无相反证据可以证明涉案的39.2615平方米房屋是梅伟泉所建，依法可以推定为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所建，依法应予补偿。二、郭秋蝉于1982年5月14日的《委托书》和梅伟泉在2000年8月24日签订的《委托书》中3.2条有列明受托人梅翠霞再转委托给申请人对涉案的房屋进行维修和改建的事实。三、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受托取回和管理房屋所代为支出的费用和酬劳，虽然费用的支出由于年久没有证据，但这些费用的支出是合理和自然规律，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应当依法酌情判决。
梅伟泉提交意见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黄惠琼等在一审提交的广州市越秀律师事务所于1990年10月27日给广州市房管局出具的证明显示，涉案房屋首层花园已经存在加建约30多平方米的房屋。可见，双方争议的39.2615平方米房屋在1967年已经事实存在。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也无证据证明其于2010年将涉案房屋改建前后就改建事宜及款项得到梅伟泉的确认，因其对改建单位的真实性及改建投入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且其主张的加建补偿的请求也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其补偿涉案39.2615平方米房屋款项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二、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主张受托取回和管理房屋代为支出的费用和酬劳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也无证据证明。（一）郭秋婵委托梅翠霞及其指派的代理人管理房屋事务，于1982年5月14日至郭秋婵去世期间如产生的费用应由郭秋婵承担，与梅伟泉无关。另外，郭秋婵与梅伟泉出具的《授权书》均未约定报酬，为无偿委托。反而，委托的事务中包括代收租金，但梅翠霞及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从未向郭秋婵支付过租金。（二）梅伟泉于2000年8月24日出具的委托书中特别指定如梅翠霞去世或不能履行委托，由马兢璇代替梅翠霞作为代理人，故梅伟泉并无委托除上述两人之外的第三人管理房屋事务，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无权要求支付任何费用。而且梅伟泉于2010年8月31日已通过公证方式撤销对梅翠霞的委托。（三）即使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有权向梅伟泉主张房屋事务支出的费用，但这些费用均是2013年第一次起诉之前多年发生，期间并无追缴，已超过诉讼时效。三、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请求梅伟泉合理安排住所、解决居住问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既非涉案房屋产权人或承租人，也非管理房屋的受委托人，其非法占用涉案房屋多时。梅伟泉基于亲情考虑，未要求其返还涉案房屋部分出租租金，未收取占用费，梅伟泉保留追究其占用费的权利。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的再审申请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涉外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关于其加建涉案房屋首层花园39.2615平方米房屋是否应由梅伟泉支付补偿款；二、梅伟泉是否应支付取回和管理涉案房屋所代为支出的费用和酬劳。
关于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就其加建涉案房屋首层花园39.2615平方米房屋是否应由梅伟泉支付补偿款的问题。根据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一审提交给法院的广州市越秀律师事务所出具给广州市房管局的证明，显示讼争房屋首层花园的39.2615平方米房屋为1967年加建，说明在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受托管理房屋前，该部分加建面积已经存在。虽然在1987年8月16日申请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的草图中没有记载该部分39.2615平方米加建房屋，而1990年的《对违章建筑物处理的具结书》和1991年1月24日的《违章建筑罚款通知》中又记载违章面积为39.2615平方米，但上述书证没有载明该部分加建面积为何时加建，1987年申请私有房屋产权登记时没有该部分面积，不能证明当时就不存在该部分面积。故不能据此否定该部分加建面积不是在1967年加建的事实。而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提供的与广东省台山市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有关本案讼争房屋的拆改合同书和支付款项凭证，均发生在2010年，与上述房管部门就该部分面积登记的时间相矛盾。故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首层花园39.2615平方米为其加建。且在郭秋婵与梅伟泉出具给梅翠霞的《委托书》中并没有关于房屋加建的内容，改建房屋也仅限定在因火灾引起毁坏导致房屋需维修、改建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即使涉案房屋首层花园39.2615平方米为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所加建，在《委托书》没有明确约定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可以加建房屋、事后也未得到梅伟泉同意的情况下，黄惠琼、黄惠玲及陈华安向梅伟泉就涉案房屋首层花园39.2615平方米主张支付补偿款的理由也不成立。
二、关于梅伟泉是否应向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支付取回和管理涉案房屋所代为支出的费用和酬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在郭秋婵与梅伟泉出具给梅翠霞的《委托书》中均没有关于委托报酬的约定，且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提供的费用支出没有具体支付证据，仅以表格形式列出其支出，在梅伟泉不确认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以其提供证据不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此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确认涉案房屋自1983年10月由房管部门发还后由其三人居住使用，2005年后部分房屋出租40000元租金由其收取，没有交还委托人。梅伟泉在再审审查答辩中提出基于亲情考虑，未要求其返还涉案房屋部分出租租金、未收取占用费。梅伟泉如此表示，对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也是一种利益补偿，应予鼓励和支持。
综上，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惠琼、黄惠玲、陈华安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侯向磊
审 判 员 张怡音
审 判 员 王 芳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李俊松
书 记 员 黄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