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7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达峰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昌国。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柴善明、傅Ｘ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负责人：范建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宝林、胡掌梁。
原审被告：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雪飞。
原审被告：徐雪飞。
原审被告：盛学丽。
上诉人浙江达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峰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原审被告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雄公司）、徐雪飞、盛学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人民法院（2014）杭下商初字第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8月22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作为债权人，与达峰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编号为zb9511201200000286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达峰公司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自2012年8月22日至2013年8月21日止的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内与债务人双雄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0万元为限。2012年8月31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作为债权人，与徐雪飞、盛学丽作为保证人签订编号为zb9511201228120701《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徐雪飞、盛学丽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自2012年8月31日至2013年8月30日的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内与达峰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500万元为限。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还同时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当双雄公司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均有权先要求达峰公司、徐雪飞、盛学丽在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按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对双雄公司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保证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等。2013年4月22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作为贷款人，与双雄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编号为95112013280441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约定：双雄公司因资金周转（归还往来款）需要，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借款人民币7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22日至2014年4月21日；借款利率为款项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上浮20%计算；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20日，到期利随本清；逾期罚息利率为计收罚息日使用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执行；双雄公司发生重大交叉违约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双雄公司违反其签署的其他任何借贷合同、协议的约定或双雄公司到期应付而未付其签署的其他借贷合同、协议项下的债务的，或者双雄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或其重大资产被扣押、查封、冻结、强制执行及被采取了具有同样效力的其他措施等情形的，均构成双雄公司对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违约，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可以采取包括宣布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全部或部分立即提前到期，并要求立即归还部分或全部借款，所欠利息结清，并通过各种形式向担保人或借款人立即追索等措施。同日，双雄公司根据前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申请提款700万元，《提款申请书》载明该笔款项应付至双雄公司在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开立的账号为95×××40的一般结算账户内。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经审核同意后于当日根据双雄公司的申请按约向双雄公司发放借款700万元，借款凭证载明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6‰。2013年9月30日之前，双雄公司出现资产被查封及在银行欠息等情况。为此，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于2013年9月30日以邮寄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双雄公司、达峰公司、徐雪飞、盛学丽等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提出“由于借款人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因民间借贷等原因，使企业及徐雪飞的相关资产被法院查封，并在多家银行已欠息，严重影响我行的贷款安全，故根据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相关条款的约定，我行于2013年9月30日宣布编号为：95112013280213、95112013280441、95112013280650协议项下的贷款提前到期。请借款人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归还全部贷款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505000元（利息暂计至2013年9月29日，至实际还款日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收），抵押人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达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长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及徐雪飞夫妇承担相应的连带还款责任，以免不必要的诉争。”但双雄公司、徐雪飞、盛学丽收到该通知后未能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返还全部借款本息，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经催讨未果，故诉至法院。另认定，在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达峰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双雄公司共发生五笔借款业务，除本案所涉编号为95112013280441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外，另有四笔借款分别为：1）合同编号为95112012281207，签订时间为2012年8月31日，约定借款金额为1500万元（实际分二次提款，第一次为2012年8月31日提款800万元、约定还款时间为2013年2月25日，第二次为2012年9月21日提款700万元、约定还款时间为2012年10月20日），该款项双雄公司已按约返还；2）合同编号为95112012281382，签订时间为2012年10月23日，借款金额为700万元，借款期限2012年10月23日至2013年4月22日，该款项双雄公司也已按约返还；3）合同编号为95112013280213，签订时间为2013年2月26日，借款金额为800万元，借款期间2013年2月26日至2014年2月15日，该款项双雄公司未予返还，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已于2014年2月1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为双雄公司、徐雪飞、盛学丽及达峰公司，法院以（2014）杭余商初字第297号案件审理；4）合同编号为95112013280650，签订时间为2013年6月13日，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6月13日至2014年2月12日，该款项双雄公司未予返还，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亦于2014年2月1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为双雄公司、徐雪飞、盛学丽及浙江长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机电公司），法院以（2014）杭余商初字第303号案件审理，在2014年4月9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对该案进行调解过程中，双雄公司、徐雪飞、盛学丽、长城机电公司对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于2013年9月30日以通过发送《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的方式宣布包括本案借款在内的全部借款提前到期的事实均无异议，并已就该案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再认定，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因本次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1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双雄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达峰公司、徐雪飞、盛学丽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依约向双雄公司发放了借款，因双雄公司借款后出现资产被法院查封且在银行欠息的情况，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为此根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双雄公司宣布包括本案借款在内的全部借款提前到期，双雄公司虽无异议，但未予还本付息，故理应承担返还案涉借款本息及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因本次诉讼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的民事责任，达峰公司、徐雪飞、盛学丽作为案涉双雄公司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理应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双雄公司的债务在最高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达峰公司抗辩称因在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达峰公司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双雄公司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间除本案借款外还存在其它借款，而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未在本案中具体表述，故本案事实不清，但本案所涉借款亦发生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达峰公司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现达峰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已依《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就双雄公司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间其余的借款承担了保证责任，故与达峰公司间是否还存在其它借款并不影响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要求达峰公司对本案所涉借款承担相应保证责任，因此法院对达峰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但因双方约定的保证方式为最高额保证，故只要达峰公司有证据证实就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其已承担了约定的最高额保证责任，则在债权确定期间内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对双雄公司享有的其他债权与达峰公司无关。达峰公司抗辩称浦发银行余杭支行违法发放贷款，存在重大过错，并与双雄公司恶意串通，采用欺诈手段使达峰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最高额保证，同时未经达峰公司同意变更借款目的将款项用于借新还旧，故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无效，达峰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或应当减轻承担的保证责任，但达峰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足以证实上述事实，也与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法院不予采信。达峰公司另抗辩称其所担保的特定债权的决算期未到，债权余额尚未确定，故应驳回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诉讼请求，但根据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达峰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3条“本合同项下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2年8月22日至2013年8月21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双雄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0万元为限”的约定，认定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对双雄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否属于达峰公司所担保的主债权应以借款实际发生的时间为准，现本案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对双雄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发生于双方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故达峰公司理应对案涉债权在约定的最高限额内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因此达峰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法院亦不予采信。达峰公司还抗辩称本案纠纷应通过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双雄公司协商或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向双雄公司主张解决，现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将达峰公司列为被告的行为属于滥诉行为，故本案的律师代理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等达峰公司不应承担，但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就本案债权在双雄公司未主动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达峰公司、徐雪飞、盛学丽也未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经催讨无果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双雄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同时要求作为保证人的达峰公司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并无不当，因此达峰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依法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综上，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借款700万元。二、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借款利息60200元【利息按本金700万元按月利率6‰暂计算至2014年2月11日止，此后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含罚息）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约定另计】。三、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因本次诉讼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四、浙江达峰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三债务在借款本金最高限额15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含罚息）、律师代理费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徐雪飞、盛学丽对上述第一、二、三债务在借款本金最高限额25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含罚息）、律师代理费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129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66291元，由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负担，浙江达峰科技有限公司、徐雪飞、盛学丽负连带责任。
达峰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有许多错误，具体如下：一、达峰公司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原审法院以达峰公司申请调查的材料不影响案件实体处理为由，不予准许达峰公司的申请，这是错误的。达峰公司在法定期间已经对以下材料申请了调查取证：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内部关于授信业务规定及操作流程；各笔贷款在授信、支用、受托支付中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审核的材料；《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贷款金额800万元）、以及此份合同下贷款支付情况及受托支付中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审核的材料；原审被告浙江双雄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雄公司”）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之间的所有贷款明细；双雄公司在2012年度、2013年度期间的审计报告。浦发银行余杭支行除提交五笔贷款涉及的《借款凭证》、《电汇凭证》、《转账支票》、《购销合同》、《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保证期间，非全部贷款明细）等材料外，原审法院未再调取达峰公司要求的其它材料。达峰公司认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提供的以上材料不足以查清本案的关键事实。第一，双雄公司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之间的贷款明细事实尚未查清。在保证期间，根据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提交的材料，其与双雄公司之间共发生五笔借款业务。但对于这些贷款的归还情况，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只是陈述双雄公司已经归还部分贷款。对于贷款是如何归还的，以什么方式归还的，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未能说明，也没有提供相应的凭证。尽管《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中显示：在保证期间，有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扣款的情况，合计扣款3200万元。达峰公司认为四笔扣款有可能全部用于偿还由达峰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庭审中陈述，在达峰公司提供担保之前，双雄公司已经全部偿还浦发银行余杭支行贷款。但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庭审中出示的《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显示在达峰公司提供担保之前，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双雄公司之间有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该款项尚未归还。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庭审中陈述中的情况与出示的材料不符，其目的在于故意隐瞒保证之前的贷款情况。达峰公司有理由认为，双雄公司在未能偿还该1000万元贷款，甚至其它更多未知贷款的情况下，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串通，骗取达峰公司为新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从而最终达到将旧贷款的偿付责任转嫁到达峰公司身上的目的。因此，有必要查清双雄公司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之间所有的贷款明细，这样有利于确定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所述事实是否真实，有利于确定保证期间内的贷款与保证之前的贷款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双雄公司之间是否有借新还旧的情况。第二、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贷款过程中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核义务，是否存在和双雄公司之间合谋欺骗达峰公司的事实尚未查清。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贷款中应当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及自身的内部规定来操作。在贷款之前对借款人进行授信调查，在受托支付中要求借款人提交商务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信息后，根据借款的用途，审核材料之间是否相符。审核同意后，再将贷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借款人交易对象。事后，对借款人采取尽职调查，对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借款资金使用、还款情况等进行贷后检查。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是否履行了以上义务，是否存在将不该发放的贷款发放的情形，达峰公司不得所知。在庭审中浦发银行余杭支行陈述本案中的款项是自主支付，支付到了杭州东恒石油有限公司，这与合同约定受托支付方式支付款项的情形不符；在与本案关联的2014杭余商初字第297号案件中，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提交的证据《购销合同》、《电汇凭证》非原件而是复印件。不能证明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双雄公司提交相关材料，不能证明在受托支付中，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对《购销合同》等材料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核。《电汇凭证》也只是双雄公司的申请，也无具体的委托日期，未有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复核、批准，不能证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将款项支付到借款人的交易对象。而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贷款授信、支用、受托支付中的行为却与达峰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如果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按规定来发放贷款，达峰公司的利益将得到保障；如果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贷款发放过程中，不作为，将不该发放的贷款发放；甚至与双雄公司串通，欺诈达峰公司，那么达峰公司的利益将得不到保证。据达峰公司所知，以上贷款中，有部分款项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存在不按合同用途贷款的行为。因此，查清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内部关于授信业务规定及操作流程；各笔贷款在授信、支用、受托支付中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审核的材料；双雄公司在2012年度、2013年度期间的审计报告。有利于确定贷款最初的用途，有利于确定是否存在保证之外的担保方式，如借款人抵押担保等，有利于确定双雄公司是否符合贷款条件，有利于确定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是否存在过错，是否按照规定发放贷款，是否存在和双雄公司串通，以及是否存在欺诈达峰公司的行为。综上，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双雄公司之间所有的贷款明细、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的授信调查材料、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内部关于授信业务规定及操作流程等材料都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掌握，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有能力提供却未提供。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之所以没有提供这些材料，说明这些材料包含的信息很有可能不利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贷款中存在过错，而该过错导致了达峰公司担保责任的加重。而原审法院以达峰公司申请调查的材料不影响案件实体处理为由，不予准许达峰公司的申请，这是错误的。二、双雄公司对达峰公司采用欺诈的手段，使达峰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下对其借款合同作出保证，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是错误的。2012年8月，双雄公司找到达峰公司，希望达峰公司就其购买土地向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申请贷款事宜提供担保，并承诺贷款到期之日会按时还款。因此，达峰公司于8月22日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但双雄公司在10月23日获得700万元贷款后，其未将款项用于购买土地，而是用于购买木材；之后在贷款到期之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又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本案中的借款合同），借款700万元，也未用于购买土地，而是用于归还往来款。达峰公司的本意是为双雄公司真实、合法、正常的交易做担保的，但双雄公司在达峰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之时，故意隐瞒贷款的真实情况、告知达峰公司虚假的借款用途以及企业经营情况，使得达峰公司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的。同时作为贷款的审批方、使用监督方的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明知道前后两笔700万元贷款的真实用途，也知道双雄公司经营出现困难，归还不了贷款，但其仍同意将款项贷于双雄公司，放任双雄公司对达峰公司的欺诈。根据担保法解释第40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30条的规定处理。因此，在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明知的情况下，双雄公司采用欺诈的手段，使达峰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了最高额保证，达峰公司对此不承担保证责任。而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三、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贷款发放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减轻达峰公司的保证责任，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这是错误的。在贷款受托支付业务中，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审核的材料仅是《购销合同》；其余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如：编号95112012280213、95112012281382、95112012281207）也仅能出示购销合同（复印件）。根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二部分第5条第1款、2款、第3款以及附件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提款申请书的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对外支付贷款资金，贷款人应根据约定的贷款用途，审核借款人提供的支付申请所列支付对象、支付金额、支付凭证等信息是否与相应的商务合同等证明材料相符。审核同意后，贷款人应将贷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借款人交易对象。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24条、第27条也对受托支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仅审核了购销合同的复印件，未能出示受托支付中涉及的发票、支付凭证等材料，说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未能尽到应有的谨慎义务，也没有严格审核，存在过错。同时《银行对账单》显示：2013年2月25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扣款800万元贷款，2月26日，贷款800万元；2013年4月22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于同一天扣款又贷款700万元；2013年6月13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又于同一天扣款又贷款1000万元。达峰公司认为该记录可以说明银行在贷款之前没有对企业进行授信调查。根据商业银行法第7条、第35条，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13条等规定：在贷款之前，贷款人应采取现场与非现场相结合的形式履行尽职调查，形成书面报告，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也约定：“本合同为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所签署的独立的信贷文件”。因此，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每笔贷款发放之前都需要对双雄公司进行严格的授信调查。但本案中，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同一天、间隔一天的情况下就对双雄公司发放贷款，说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违反了商业银行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对被告未进行授信调查的前提下，就将贷款发放给了双雄公司。达峰公司认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作为银行，一直被社会公众视为最为可靠的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和可信赖度。但本案中被诉人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享有权利却不作为的行为，加重了达峰公司的保证责任，使不应该发放的贷款成为保证的主债权，其过错与贷款未能偿还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民法、合同法公平公正的原则，一个人不应自己的过错而获得利益，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应当承担责任。即使认定达峰公司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也应当减轻达峰公司的保证责任。四、即使认定达峰公司需要承担保证责任，达峰公司也仅在最高限额内对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要求达峰公司对借款利息（含罚息）、律师代理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本案中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保证责任第1.2，第六条合同要素条款第6.3，约定了主债权的最高限额为1500万元，并且主债权为保证期间内发生的所有债权，以及由此产生的贷款的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担保法第14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担保法解释第23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以上条款明确规定了最高额度保证是在一定额度下的保证，保证人的责任范围就是“最高债权额限度内的债权余额”。法律赋予当事人约定最高债权限额旨在确定最高额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范围，防止保证责任因未能清偿的主债权的累加和扩张而无限扩大。因此，在最高额保证中，无论主债权和从债权，只要在约定保证合同期限终止时的债权余额不超过当事人约定最高债权限额限度，最高额保证人应当按债权人实际享有的债权余额承担担保责任；如果在约定保证合同期限终止时的债权余额超过最高债权限额的，其超过部分，不问其是主债权或从债权，均不在担保范围内。因此，达峰公司仅在最高限额1500万元之内对所发生的贷款本金、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保证责任，而对超出该限额的部分不承担责任。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书的第四项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对达峰公司的诉讼请求。
浦发银行余杭支行答辩称：达峰公司所称与事实不符，其真实目的就是想方设法脱掉自己担保责任。一、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贷款合同均系当事人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所有签字盖章也均系当事人本人所为，贷款发放过程真实有效，均已根据借款人的申请支付至交易对象。而对于普通人都知道担保的含义，对于如此大数字的金融借款担保而且不止一笔，达峰公司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进行签字盖章为借款人承担如此大的担保责任，显然逻辑上说不过去且与事实不符。达峰公司多次强调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双雄公司之间串通、欺骗达峰公司取得担保，但是事实上达峰公司在其签订的这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内，早在2012年就开始已经陆续为双雄公司的贷款多次进行担保，其与双雄公司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关系。从之前的借款、担保到现在达峰公司从未提出过串通、骗保等情况，而达峰公司现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事实和证据面前不想承担保证责任，据了解就是因为其与双雄公司之间的法定代表人产生了矛盾。之前如已经存在串通、骗保等情形为什么之前从未提出过。二、对于达峰公司申请法院申请调取的材料，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在一审中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已向法庭全部予以提供，而其他材料一方面属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自己的内部规定无需对外公开，另一方面也与本案无关，无需提供。三、达峰公司作为担保人在保证期间内为双雄公司担保的借款，达峰公司与借款人、浦发银行余杭支行间的贷款往来明细原审法院事实已查清，对于保证期间内借款人双雄公司的五笔贷款业务，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对于款项发放、归还情况等也已陈述清楚并向法庭提供了合同、支付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款项去向。不属于达峰公司保证期间内的贷款情况，显然也与达峰公司无关，也与本案无关。四、达峰公司应对借款人双雄公司的债务在借款本金最高限额1500万及相应的利息（含罚息）、律师代理费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3条被担保的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0万元为限。又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1.2条“保证范围”，约定保证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达峰公司承担的清偿责任当然包括利息、律师代理费。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达峰公司虚构事实，逃避担保责任，并无证据向法庭提供凭猜测毫无事实根据。请法庭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双雄公司、徐雪飞、盛学丽未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都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是否存在免除或减轻保证责任的法定情形，达峰公司就相应借款利息及律师代理费是否要在最高额担保限额外承担保证责任。现有书面合同、借款凭证等证据表明，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双雄公司及达峰公司、徐雪飞、盛学丽之间分别存在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及保证合同关系，各方应按约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因双雄公司借款后存在资产被查封且在银行欠息的情况，浦发银行余杭支行要求双雄公司提前履行还款义务及达峰公司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符合合同约定。贷款人对借款进行审核发放以及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系其权利，保证人不能以贷款人的权利未能适当履行为由作为免除保证义务的正当抗辩理由，且本案保证合同中也未就借款用途作出过约定，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与达峰公司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借款亦不影响浦发银行余杭支行依据保证合同就案涉借款主张保证责任，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就其主张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对达峰公司有关调查取证的申请以不影响实体处理为由未予准许并无不当。达峰公司以浦发银行余杭支行违反发放贷款存在重大过错、受欺诈提供担保、浦发银行余杭支行和双方公司恶意串通骗取担保为由要求免除或减轻保证责任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依据不足。根据保证合同对保证范围和债权额度的约定，最高额1500万元仅指对主债权额度限定，保证人对由此产生的利息、律师代理费等债权相关费用应在1500万元额度外承担相应保证责任。综上，达峰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291元，由浙江达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代理审判员 舒人俊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