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2民终31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正兴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细河八北街16号。
法定代表人：耿占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宾，辽宁震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业达鑫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顾山镇红豆村永安桥108号1205室。
法定代表人：ＸＸＸ，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谦，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阳正兴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业达鑫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达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5)澄长商初字第00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正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业达鑫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业达鑫公司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因2015年3至10月李某甲同时担任正兴公司总经理和业达鑫公司的控股股东，故涉案买卖合同系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关联交易。李某甲作为正兴公司总经理投资成立业达鑫公司。业达鑫公司在交易中不签订书面合同，仅标注产品代号而不注明产品名称，且产品价格高于市场价158%，李某甲违反忠实、勤勉义务，越权签署对账单，充分证明业达鑫公司与李某甲恶意串通损害正兴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李某甲虽然在2015年3月将所持业达鑫公司股权转让给ＸＸＸ，但ＸＸＸ并未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常理。综上，涉案买卖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且本案争议较大，事实复杂，不应适用简易程序。
业达鑫公司辩称：1、关于关联交易的问题。涉案买卖合同发生在2015年9至10月，而李某甲在2015年4月已办理业达鑫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故合同签订时李某甲已不是业达鑫公司的股东，不构成关联交易。2、关于使用产品代号交易的问题。李某甲转让股权前后，双方一直采用此种模式交易，没有发生变化。且正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耿占锁及其子耿某甲当时也持有业达鑫公司股权，并和李某甲同时转让股权。3、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问题。涉案产品的价格与之前2014年交易的价格差不多，且石墨产品由于品质、结构不同，价格也会不同，故恶意串通不能成立。综上，一审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业达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其作为供货方与正兴公司有业务往来，之前其供应给正兴公司的货物，正兴公司均能及时履行付款义务。但其于2015年9月13日至10月14日期间供应的货物合计价款859200元，正兴公司以种种理由拒付。证实前述事实的有正兴公司的收货单据、增值税发票以及正兴公司的对账单为证。故请求法院判令正兴公司立即支付货款8592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正兴公司一审辩称：1、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之间存在买卖事实，但该买卖合同基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业达鑫公司无权基于无效的合同关系请求正兴公司付款。业达鑫公司的原始股东李某甲为业达鑫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占40%。同时，李某甲担任正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现业达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李某甲系同学关系，而李某甲为业达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甲作为正兴公司股东，同时亦为业达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甲在2015年4月23日于江阴市工商管理部门将股权变更登记为ＸＸＸ持有，而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首笔使用产品代号的买卖合同发生于2015年3月，由此可见，在买卖关系存续期间，业达鑫公司控股股东李某甲同时担任正兴公司的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该买卖应认定为关联交易，李某甲利用关联关系从业达鑫公司处高于市场价格数倍购进的原料侵害了其他股东利益。在此条件下，该买卖合同因违反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149条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2、业达鑫公司与李某甲恶意串通损害正兴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该买卖合同基于合同法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业达鑫公司无权基于无效的合同关系请求正兴公司付款。业达鑫公司与李某甲恶意沟通，不订立书面买卖合同，采取隐瞒产品名称及成分，通过使用产品代号的方式进行交易，违背正常交易习惯，且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数倍，存在恶意沟通欺诈的故意，故该买卖合同无效。综上，请求法院认定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判定双返，即业达鑫公司返还正兴公司货款，正兴公司返还从业达鑫公司处购买的原料。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的身份信息
业达鑫公司设立于2013年9月23日，注册资本500万元，其发起人股东共有4名，分别为李某甲（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比例40%）、耿某甲（认缴出资额150万元，持股比例30%）、耿占锁（认缴出资额100万元，持股比例20%）、张某（认缴出资额50万元，持股比例10%）。耿某甲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担任执行董事，李某甲担任该公司监事。2015年3月23日，ＸＸＸ、卞某与李某甲、耿占锁、耿某甲、张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李某甲将其所持有的业达鑫公司40%的股权计200万元、耿某甲将其所持有的业达鑫公司的30%的股权计150万元、耿占锁将其所持有的业达鑫公司的20%的股权计100万元、张某将其所持有的业达鑫公司的5%的股权计25万元转让给ＸＸＸ；张某将其所持有业达鑫公司的5%的股权转让给卞某。2015年4月23日，江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业达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耿某甲变更为ＸＸＸ、股东由耿某甲、耿占锁、李某甲、张某变更为ＸＸＸ、卞某。
正兴公司设立于2010年1月28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原股东为翟某某、耿占锁、李某甲、吴某某、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2015年05月14日，正兴公司股东变更为翟某某、耿占锁、李某甲、吴某某、张某、张某乙、张某丙。自成立之日至2015年11月5日期间，李某甲为正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正兴公司一审庭审中提供的聘用合同显示李某甲在正兴公司担任总经理期间的报酬待遇方式为“年薪+效益分红”，李某甲按约可获得“经营层效益分红”的40%。2015年11月5日，正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某甲变更为耿占锁。
二、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的交易情况
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自2013年即开始发生业务往来，双方未签订过书面合同，在本案所涉业务之前的价款双方均已结清。2015年9至10月，业达鑫公司共向正兴公司交付炭黑产品共计11.6吨、交付石墨产品5吨，并开具了价税合计金总额为8592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正兴公司对所收货物的数量无异议，但对货物价格有异议。对货物的价格问题，一审中，经当庭询问，正兴公司自认曾向正兴公司采购过与本案涉案标的物相同的货物，价格与本案没有差异；对增值税发票认证抵扣情况，经当庭询问，正兴公司称对于增值税发票他公司是否认证抵扣不清楚。该院当庭限期正兴公司于庭审结束后3日内核实有关发票抵扣情况并将书面通知邮寄该院，正兴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上午电话告知该院发票已抵扣并表示不再书面答复。
2015年10月18日，正兴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某甲在“2015年9-10月份货款明细对帐单”上签字，确认截止至2015年10月17日，正兴公司尚欠业达鑫公司价款859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及查明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双方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亦即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二如合同有效，业达鑫公司所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是否合理、合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1、从合同订立的形式来看。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双方虽无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须采用书面合同的情形，且双方并未特别约定须采用书面合同形式，书面的合同形式并非本案双方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必要条件。故本案虽无书面合同，但并不影响双方之间有关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亦无法以双方无书面合同来推断业达鑫公司与李某甲恶意串通损害正兴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2、从本案业务的发生时间来看。李某甲于2015年3月23日即与ＸＸＸ签订了业达鑫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并于4月23日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而本案双方诉争的买卖业务发生于2015年9月、10月。从上述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在本案诉争的业务发生时，李某甲已非业达鑫公司的股东；相反，当时李某甲系正兴公司的股东且为法定代表人，正兴公司辩称业达鑫公司与李某甲恶意串通的答辩意见与常理不符，而正兴公司并未在庭审中对此作出合乎常理的解释。李某甲作为正兴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在与业达鑫公司往来的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的行为显然能够合法有效的代表正兴公司并对正兴公司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
3、从李某甲在正兴公司的收入构成来看。根据正兴公司提供的与李某甲的聘用合同，李某甲在正兴公司的收入系工资加上“经营层效益分红”。由此可见，将正兴公司的效益最大化使得其分红更多符合作为正兴公司股东同时还是正兴公司总经理的李某甲的个人利益，损害正兴公司利益不符合李某甲的个人利益，而正兴公司并未有效证明李某甲主观上存在与业达鑫恶意串通的故意。
4、从正兴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正兴公司主张李某甲与业达鑫公司恶意串通，其对此负有举证义务。但正兴公司既未提供李某甲与业达鑫公司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的直接证据，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因本案买卖合同损害了原被告双方之外的第三人或者国家、集体的利益，正兴公司未完成其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不构成合同法规定的因恶意串通而导致的合同无效的情形。
5、从业达鑫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业达鑫公司对其提出的要求正兴公司给付价款的诉讼请求提供了送货凭证、增值税发票、正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对账单予以证明，而正兴公司对写明了单价和数量的增值税发票亦进行了认证抵扣，上述证据已经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证明业达鑫公司向正兴公司交付了诉争的货物数量和价值金额。
6、从双方股东人员情况来看。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在股东未发生变更之前，双方公司股东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耿占锁与李某甲均为两家公司的股东；但在业达鑫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后，李某甲、耿占锁均非业达鑫公司的股东，正兴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某甲系业达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存在其它构成关联交易的情形，本案中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买卖业务并未违反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如正兴公司认为李某甲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其可依法另案主张权利，与本案双方之间合同效力问题无涉。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对于诉争价款的付款期限并无明确约定，业达鑫公司可以随时要求正兴公司履行，业达鑫公司要求正兴公司承担价款859200元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该利息的计算标准并无不妥，但其起算时间无事实依据，业达鑫公司并未提供有关其诉前向正兴公司主张过价款的证据，故其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期间可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12月24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综上，本案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正兴公司作为买受人应当及时支付所欠价款，其未及时支付价款是产生本案纠纷的原因，应负给付之责。对业达鑫公司要求正兴公司支付价款8592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但业达鑫公司有关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的计算时间应依法予以调整。
判决：一、沈阳正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苏业达鑫化工有限公司价款8592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8592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江苏业达鑫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195元、保全费4820元，合计11015元（江苏业达鑫化工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沈阳正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江苏业达鑫化工有限公司。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涉案买卖合同发生于2015年9至10月，当时李某甲已非业达鑫公司股东，而仅为正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故没有证据证明该笔合同为关联交易。且关联交易广泛存在于公司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之中，关联交易本身并不违法，即使涉案关联交易成立，正兴公司也不能仅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根据正兴公司的上诉理由，其以涉案产品价格畸高等为由主张业达鑫公司与李某甲恶意串通，损害正兴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故涉案买卖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按该条文义解释，结合本案，系指业达鑫公司与正兴公司如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涉案买卖合同无效。现正兴公司将之适用于业达鑫公司与李某甲之间，显然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如李某甲担任正兴公司高管期间损害公司利益，正兴公司可以其侵犯公司利益为由另行主张权利，而非在本案中抗辩合同无效。至于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必须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故一审审理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正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90元，由正兴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科
审 判 员 蒋依澄
代理审判员 郭继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刘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