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商终字第2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彭年。
委托代理人：俞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桂志革。
委托代理人：王锡伟，浙江百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晶，浙江百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国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海曙万豪世纪娱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斌。
上诉人徐彭年为与被上诉人桂志革、袁国真、宁波海曙万豪世纪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豪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3）甬鄞商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一）关于万豪公司内部股东更迭及矛盾纠纷：2010年1月1日，袁国真、桂志革、陈斌、案外人邵方良四人商议成立万豪公司，签订《万豪世纪娱乐有限公司内部股份与经营协议》一份。其中袁国真股份为25%，桂志革股份为30%、陈斌股份为25%、邵方良股份为15%。桂志革为财务总监，重大财务支出由桂志革签字为准；袁国真为执行董事，负责会所的管理经营。2010年9月15日，桂志革作为原告起诉袁国真、陈斌、邵方良［（2010）甬鄞商初字第978号案件（以下简称978号案件）］，要求确认《万豪世纪娱乐有限公司内部股份与经营协议》合法有效，并要求袁国真、陈斌、邵方良履行出资义务，即袁国真与陈斌各支付1500000元，邵方良支付900000元；袁国真、陈斌、邵方良在该案中反诉要求解除《万豪世纪娱乐有限公司内部股份与经营协议》，并返还桂志革投资款757300元。该案经审理后，双方于2011年5月3日均撤诉结案。978号案件诉讼中，2010年12月28日，万豪公司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注册资金200000元，由陈斌任法定代表人，股东为袁国真（股份为25%）、陈斌（股份为35%）、邵方良（股份为20%）、案外人毛定国（股份为15%）、案外人王德芳（股份为5%）。2011年4月17日，袁国真、陈斌及邵方良签订《万豪世纪娱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存于（2011）甬鄞执字第3210号案卷中］，陈斌将自己在万豪公司的股份以2875000元转让给袁国真，邵方良将自己在万豪公司的股份以830000元转让给袁国真。另据袁国真2011年9月6日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上述股权转让款尚未付清，股权转让后，案外人郑红卫找到袁国真，提出入股，于2011年4月20日签订《合作协议》一份，万豪公司作价7300000元，郑红卫占60%股份，袁国真占40%股份，郑红卫应支付袁国真股份转让费4380000元，但郑红卫实际仅支付1830000元。此后郑红卫想要退股，并得知陈斌将万豪公司公章挂失重办，为此伙同他人将陈斌非法拘禁并实施殴打，被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刑。2011年5月23日，桂志革再次起诉袁国真、邵方良、陈斌［（2011）甬鄞商初字第474号案件（以下简称474号案件）］要求解除桂志革与袁国真、陈斌、邵方良签订的《万豪世纪娱乐有限公司内部股份与经营协议》，并由袁国真、陈斌、邵方良共同返还桂志革投资款2453262元并支付利息，该案后经调解，形成474号案件民事调解书，也就是徐彭年申请撤销的《执行和解协议》所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
（二）徐彭年债权由来：2011年6月2日，徐彭年以万豪公司拖欠工程款为由向宁波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合同中未约定仲裁条款，于2011年8月15日申请撤回仲裁申请。同年9月5日，徐彭年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2年1月10日作出判决：万豪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徐彭年工程款1893780元。该判决已生效。
（三）《执行和解协议》由来及履行情况：2011年5月23日，原审法院立案受理了桂志革诉袁国真、陈斌、邵方良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即474号案件），桂志革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其与袁国真、陈斌、邵方良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万豪世纪娱乐有限公司内部股份与经营协议》，并由袁国真、陈斌、邵方良共同返还桂志革投资款2453262元，同时由袁国真、陈斌、邵方良赔偿桂志革经济损失147000元（以24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0年12月28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止，之后继续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返还之日止）。经调解，各方于2011年8月19日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袁国真返还桂志革关于成立万豪公司的出资款2478720元，限于2011年8月23日前支付907700元（此款在法院解除对以陈斌名义存入的银行存款907700元的财产保全措施后，陈斌同意从其银行账户直接转付给桂志革），于2011年8月30日前、9月5日前各支付500000元，于2011年9月10日前支付571020元。袁国真若有一期未按约履行，则未到期部分视为已到期，桂志革有权申请法院一并执行；二、万豪公司愿对袁国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袁国真于2011年8月23日前支付陈斌200000元；四、桂志革与陈斌、邵方良至此再无任何纠纷；五、案件受理费27602元，减半收取计1380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01元，由桂志革负担。调解协议达成后，因袁国真未履行付款义务，万豪公司亦未履行保证责任，2011年9月5日，桂志革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案号为（2011）甬鄞执民字第3210号］。同月14日，桂志革与袁国真、万豪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如下：一、被执行人袁国真、万豪公司应支付申请执行人出资款1571020元，该款被执行人万豪公司以该公司现有装潢价值及现有沙发、电脑、监控、茶几、角几、梅凳、功放器、显视屏、音响、挂式空调、立式空调、顶式空调、桌椅、三只放在五楼不锈钢水箱。（附清单一份）一切现有电器设施、消防设施、装饰设施、五楼二排十五间临时房、三楼八间临时房等财产折抵价值1571020元归申请人桂志革所有。于2011年9月15日交付给申请执行人；二、案件执行完毕；三、案件执行费由申请执行人负担。该执行案件查封清单记载的万豪公司当时的所有动产为：沙发85把、电脑25台、茶几44张、角几44条、梅凳44条、功放器22台、显视屏25台、音响48台、空调立式2台，挂壁5台、分体顶式空调21台、大板桌1张、财神爷1尊、监视器1台、电话总机1台、麦克风44只、不锈钢水箱3只。
（四）万豪公司的债务情况及各债权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异议情形：部分万豪公司债权人通过起诉途径主张权利：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8日作出（2011）甬海商初字第1086号民事判决，判决万豪公司支付案外人宁波江北鑫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货款314830元。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8日作出（2011）甬海商初字第1087号民事判决，判决万豪公司支付宁波江北鑫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货款343492元。根据浙江省企业联合征信系统反映，截至2012年5月31日，万豪公司应该履行的债务共计为2198467元（即有八起案件未履行）。（2011）甬鄞执民字第3210号一案执行后，案外人张万连等向原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予以答复，告知可以提起撤销权之诉。另外，万豪公司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交要求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的材料，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立案释明通知书》，告知可以向原执行法院提起执行申诉复查。案件原审审理中，万豪公司自认在474号案件中为袁国真、陈斌、邵方良的债务提供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对法院将万豪公司的所有资产清偿给桂志革提出异议，因万豪公司涉及债务众多，将万豪公司的所有资产清偿给桂志革，侵害了万豪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五）关于万豪公司印章：2011年7月5日，万豪公司在《现代金报》声明公章（编号3302030062868）遗失，同月6日，其法定代表人陈斌重新申请办理公章（编号3302030071095）。原审法院《调解协议》（2011年8月19日）、《执行和解协议》（2011年9月14日）上所盖的公章编号为3302030062868。
（六）万豪公司成立至今，财产价值情况：根据万豪公司提供的清单（桂志革不予认可），万豪公司成立时共计花费9260987元，主要开支为：装修工程3440000（已支付徐彭年1500000元，还欠1940000元），沙发茶几等家具910000元，中央空调等480000元，消防设施160000元，装修设计费150000元，大理石250000元，电视140000元，电脑、音响350000元，房租600000元，会所转让费1500000元，广告牌380000元等。其中已支付5400000元，尚有外债3850000元。根据桂志革认可的2010年6月至2010年9月的账务明细中显示，万豪公司支出的消防款、工程款（徐彭年）、广告款、空调款、桑拿工程款、固定资产等装修支出约2400000元左右（不含双方争议的场地转让费1500000元）。万豪公司于2010年12月28日成立后，一直未正常营业，直至2011年3月15日才试营业，但2011年4月17日，内部股东就将股权进行了转让，陈斌与邵方良将两人持有的万豪公司共55%的股份作价3700000元左右转让给袁国真。2011年4月20日，袁国真与郑红卫达成合作协议，将万豪公司作价7300000元，郑红卫占60%股份即4380000元。2011年9月13日原审法院执行局到万豪公司现场向保安人员陈治民调查，了解万豪公司2011年9月开始停业。次日，袁国真代表万豪公司与桂志革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将万豪公司现有的装潢及所有财产，包括五楼及三楼的财产折抵1571020元归桂志革所有。桂志革受让万豪公司财产后，发现万豪公司的部分资产被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查封［（2011）甬海商初字第931号案外人张佰军诉万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1年10月21日，桂志革与张佰军达成协议，将判归张佰军所有的万豪公司电脑、音响配套设备回购，桂志革为此向张佰军支付120000元。同时，桂志革与案外人励军善合作，在万豪公司原址上进行了装修，为购买平板电视支出116150元，并于2011年12月30日与宁波市海曙区前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前丰村）续签《租赁合同》一份，租赁期间为2012年1月1日起至2016年6月9日止，租金采取先付后租的方式，为此，桂志革分两次向前丰村支付宁波海曙名仕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仕公司）2012年全年房租及场租费573048元。名仕公司2011年12月23日成立。桂志革陈述：因其不会经营KTV，于是将名仕公司发包给他人经营，2012年1月至7月每个月收取承包费130000元，九个月共计1170000元，但因经营不善，承包费未收到。2012年7月，桂志革、励军善将名仕公司转让给案外人蔡国平，转让费3000000元，蔡国平已支付桂志革1000000元。
徐彭年于2012年8月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同日受理。2013年6月21日，该院经审理作出（2013）甬鄞商初字第857-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徐彭年的起诉。徐彭年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10日重新立案。徐彭年起诉称：徐彭年因与万豪公司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于2011年9月5日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1）甬海民初字第192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万豪公司应付徐彭年的工程款1893780元，并承担诉讼费21854元。后徐彭年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徐彭年得知万豪公司购置价值约为6000000余元的资产已被万豪公司的实际管理人袁国真于2011年9月14日在执行474号案件民事调解书［执行案号（2011）甬鄞执民字第3210号］时，通过《执行和解协议》形式抵给了桂志革，导致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执行受阻，徐彭年的债权迟迟不能实现。据徐彭年了解，万豪公司在筹建过程中对外债务至少有4000000元。桂志革系万豪公司筹建过程中的出资人，在公司筹建过程中负责公司财务及相关装修费用的支出；袁国真系万豪公司的实际管理人，桂志革、袁国真对包含徐彭年的债权在内的至少4000000余元的对外债务是明知的。据万豪公司的其他股东证实，袁国真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加盖的万豪公司的公章系袁国真擅自刻制，袁国真将万豪公司的全部资产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的行为并未征得万豪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意。根据浙江省企业联合征信系统中万豪公司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失信信息反映，万豪公司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已上网公示的未执行债务已达2200000余元。综上，徐彭年认为，桂志革与袁国真明知万豪公司对外有巨额债务，仍通过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形式以万豪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的全部资产恶意转移给桂志革，以达到逃避公司债务的目的。桂志革与袁国真恶意串通、转移资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包括徐彭年在内的所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万豪公司管理混乱，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及公司资产被人为恶意转移也有明显过错。请求判令：依法撤销桂志革、袁国真、万豪公司于2011年9月14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
桂志革在原审中答辩称：第一，在执行过程中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是不能被撤销的，若徐彭年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应撤销，应首先对法院的执行程序是否合法提出异议，而不应直接向法院起诉桂志革等人；第二，《执行和解协议》内容本身具有合法性。该协议内容为以物抵债，依法不需对标的物进行价格评估，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可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而该协议并非将债务人万豪公司的所有资产进行抵偿，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实际已将查封的该公司电脑器材和音响材料等一部分重要财产划转给其他债权人张佰军（桂志革后支付张佰军350000元取得债权）。而万豪公司将资产抵偿债务时已处于停业关门、停电、停水的状态，内部动产被偷盗殆尽，再加上经营期间拖欠租金、水电等1048960元，若需盘活抵债的资产，尚需大量投入，因此也降低了抵债物的价值；第三，当事人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桂志革与万豪公司及袁国真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基于474号案件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在法院执行过程中经执行法官调解达成，是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法院也参与了协议的起草并盖章对整个过程予以了确认。而《执行和解协议》签署时，徐彭年对万豪公司的债权尚未形成。由于万豪公司股东袁国真等隐瞒了万豪公司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剥夺了桂志革的股东身份，桂志革对万豪公司亦不清楚具体的操办进程和对外举债情况，不存在明知万豪公司对外巨额负债而将全部资产抵偿的前提。至于该《执行和解协议》中万豪公司公章的效力问题，因陈斌一直知道并认可末尾三位为868的公章由袁国真使用，即便陈斌2011年7月5日在《现代金报》登报遗失后，于同年8月19日474号案件调解过程中，也未否认该枚公章的效力和袁国真的使用行为，相反可以证明陈斌认可该公章由袁国真持有使用，也就认可袁国真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使用该枚公章的效力。实际上，2011年4月17日万豪公司股权结构调整时，经股权转让，陈斌已不再是万豪公司的股东，袁国真作为万豪公司唯一实际股东对其公司财产有完全处分权。陈斌作为形式上的法定代表人，未经袁国真授权擅自变更公章的行为是违法无效的。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上该枚末尾三位是868的公章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第四，徐彭年作为案外人根本无权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可以撤销。徐彭年若认为桂志革与袁国真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是属于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第三人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可以行使撤销权；若徐彭年诉请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其一直主张该《执行和解协议》上万豪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万豪公司在原审中也认为其并没有将其财产低价转让给桂志革，如此则徐彭年诉请的合同基础就不存在了；第五，即便可以适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徐彭年也无证据证明桂志革与袁国真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也无证据证明存在低价转让的行为。万豪公司的其他股东欺骗桂志革投资，却又在公司登记过程及经营过程中剥夺了其的股东身份及对实际经营过程中的参与权利，从而才导致其与袁国真、陈斌之间的纠纷。经法院调解，袁国真、陈斌等万豪公司的股东同意偿还其出资款，同时均同意由万豪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袁国真当时欠其债务，其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一事实更说明了袁国真与其当时并不存在串通的事实。至于万豪公司是否有另外巨额债务，其作为第三人并不知情，也没有途径知晓。在执行过程中，其积极配合法院寻找执行线索并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信息，在穷尽已经没有其他财产线索的情况下才被迫接受了该抵偿的财产。徐彭年以万豪公司当初的购置价值6000000余元作为对比，不仅未提供证据证明6000000余元的构成，同时也忽略了桂志革的资金投入（支付拖欠水电费及装修款）和运营能力。至于桂志革与另一股东重新投资设立新的公司后将该公司资产以3000000元转让给他人，与案件无关联性，该行为是市场买卖行为，受制于新公司转让时的营业状态、场地使用权的转让、新公司租期的延续、另一股东的投资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而桂志革也是在另一股东愿意投资，本着挽回损失的无奈才尝试最大限度的发挥抵偿财产价值，重新经营。综上所述，徐彭年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权情形，请求驳回徐彭年的诉讼请求。
万豪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万豪公司认同徐彭年在起诉状中所说的事实，《执行和解协议》应予撤销。在《执行和解协议》出来不久，其也向法院提出了异议。因已经执行完毕，其多次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也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等提起诉讼，均不予受理。《执行和解协议》应予撤销的理由为：第一，《执行和解协议》所依据的民事调解书并未反应客观事实。桂志革在《执行和解协议》所依据的民事调解书认可的出资金额是1800000余元，之前合伙协议纠纷的庭审中查明桂志革的实际出资800000元不到，后桂志革撤回起诉。之后桂志革又另行起诉，因袁国真当时经营遇到困难，想与桂志革一起经营其他公司，因此袁国真认可了桂志革的股权有2000000元，出具了执行所依据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第二，桂志革与袁国真是恶意串通的。桂志革曾在其撤回的案件中提供了大量的装潢材料采购合同及债权人欠款的说明，当时万豪公司仅装修欠款就在4000000元左右。因此，《执行和解协议》其实就是将公司的全部资产处理给了一个债权人桂志革，桂志革对公司全部债权债务情况是完全知悉的；另外，执行材料里面的被执行人只有袁国真一个人，并没有万豪公司。执行和解协议上面万豪公司的盖章经公安机关鉴定也是假的；第三，袁国真的行为侵害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桂志革所讲的公司股权实际由袁国真控制，其有权处理公司财产的说法是不对的。因袁国真与桂志革恶意串通来偿还袁国真个人的债务，袁国真想通过桂志革转移万豪公司的资产，并重新成立新的公司一起经营。因此，这份三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应该予以撤销。
袁国真在原审中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为：一、所涉纠纷是通过诉讼程序处理还是通过执行异议程序解决。二、若案件可受理，则徐彭年要求撤销《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是否成立。徐彭年理由有以下两点：1.万豪公司在《执行和解协议》上所盖的公章系伪造的，因此该协议无效。2.桂志革与万豪公司代表人袁国真恶意串通，在明知万豪公司存在巨额外债及众多债务人的情况下，仍将万豪公司的全部财产以低价转让给桂志革，损害了万豪公司债权人及股东的利益。
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申请执行人桂志革与被执行人袁国真、万豪公司在执行过程中，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原审法院作出（2011）甬鄞执民字第3210-2号民事裁定书仅是对该协议内容的记录，并据此作出解除财产保全之裁定，并未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予以确认，故徐彭年有权对该协议内容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法院应对该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确定该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
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就理由1，即徐彭年认为该《执行和解协议》中因万豪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故应认定为无效。原审法院认为，合同效力问题并非徐彭年所诉。且该协议上所盖的公章在调解阶段也出现过，万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斌参与了调解过程并在调解笔录及协议上签字，鉴于陈斌在已经将该公章挂失的情况下，对袁国真持有并使用该枚公章的行为并未提出异议，也就认可了该公章对外代表万豪公司的法律效力，故《执行和解协议》中万豪公司加盖的公章并无不妥，万豪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就该协议的不同意见可自行解决。就理由2，即桂志革与袁国真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低价转让万豪公司财产，属可撤销的协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该条规定对第三人设立撤销权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债务人欠债权人大量的债务，却将财产非法转让给第三人，或者故意放弃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逃避债务的不正当行为。而处理此类案件应把握好撤销权的行使必须符合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是指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处分行为，才能使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即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主观要件，是指债务人与第三人具有恶意，即债务人知道其处分财产的行为将会导致其无资产清偿债务，第三人明知其受让该财产的行为会对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造成无财产可供清偿的情形，仍实施该转让行为。原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不应被撤销，理由如下：首先，桂志革并未与袁国真恶意串通。桂志革与万豪公司的股东之间纠纷自2010年9月15日开始，而在978号案件诉讼过程中，万豪公司在2010年12月28日成立，不见桂志革作为公司股东身份出现。此后，桂志革于2011年5月23日起诉要求退出万豪公司的经营并返还投资款。由此可见，桂志革仅参与了万豪公司前期装修，万豪公司的实际管理及执行由袁国真负责，桂志革虽担任财务工作，但仅是在袁国真的指示下负责支付部分装修款，而万豪公司的所有财务账册并不齐备，且财务人员经过变动，因此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桂志革对万豪公司筹建时所有财产价值及负债明知。而桂志革在万豪公司尚未成立时已与其他股东产生矛盾，并被要求退股，在历次诉讼过程中，经历了其他股东入股万豪公司、万豪公司正式成立并营业、万豪公司内部股东股权转让等过程，没有证据证明桂志革均有参与，也就不能推断其对此期间万豪公司的债务和财产变动情况全部了解。徐彭年以桂志革参与万豪公司的筹建为由认定桂志革对万豪公司的债务变动情况始终明知，显然证据不足，也与事实不符，因此，也就无法推断出桂志革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与袁国真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恶意表示。其次，《执行和解协议》并未以不合理低价转让万豪公司的财产。桂志革享有万豪公司1570000余元的债权，是经原审法院调解确定，其系万豪公司合法债权人之一。而至于万豪公司的实际价值是否远远高于1570000余元，不应局限于万豪公司筹建期间的投入或此后的转让价格。万豪公司自成立以来官司缠身，几乎没有正常经营，内部股东经历了多次变更，但每次股权转让及找其他人合作均未实现，若万豪公司不能正常经营，也就无法实现盈利，其实际价值就会存在较大的贬损甚至废弃，而事实上万豪公司的资产在多次转手过程中的确存在不断贬值的情况。桂志革受让万豪公司资产，其必然要承担无法盘活该资产的风险，这也会对《执行和解协议》签订时双方对万豪公司财产的客观价值与实际可利用价值之间的评估差距产生较大的影响。桂志革受让该财产后对内部进行了装修，同时将该场地的租赁合同与前丰村进行续签，保证了该场地能继续使用并经营，而即便如此，在短短的七个月时间里，名仕公司也因经营不善而转手他人，转让价为3000000元，该价格的形成是由名仕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桂志革装修投资、场地使用权的转让及租期的续签、另一股东的投资等因素相互作用得出，不能以此作为对比来认定《执行和解协议》系低价出让万豪公司资产，两者没必然的联系。第三，法律并未明确禁止，在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将债务人的财产全部抵偿给一个债权人的行为是可撤销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七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徐彭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徐彭年负担。
徐彭年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桂志革对万豪公司欠徐彭年的债务是明知的，原审法院未予认定错误。1.万豪公司提供的《万豪世纪娱乐有限公司内部股份与经营协议》是桂志革在978号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的，该证据反映桂志革在公司筹建中主管财务，负责装修工程款的支付。万豪公司欠徐彭年的工程装修款发生在万豪公司筹建过程中，桂志革作为投资人和财务总监应当知道尚欠巨额工程款的事实。2.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黄海波律师对徐彭年所作的笔录是在978号案件中作为袁国真、陈斌、邵方良的代理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该证据依法向桂志革送达并质证。即使桂志革对该笔债务有异议，但不能推翻桂志革明知该笔债务存在的事实；二、袁国真将万豪公司的全部资产以1570000元的价格抵债，明显是以不合理价格处置资产。1.根据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11年4月陈斌和邵方良将在万豪公司的55%股权作价3700000元被袁国真收购；同月袁国真与郑红卫合作时，将万豪公司作价7300000元。以上两次万豪公司作价均包含公司债务，故万豪公司100%股权远超过1570000元。2.万豪公司一直就本案所涉的纠纷在信访和起诉，要求撤销《执行和解协议》。如果万豪公司的资产不值钱，万豪公司不会如此坚持。3.桂志革得到万豪公司资产后，以130000元／月的价格将经营场地承包给他人，后又以3000000元价格转让，更证明万豪公司的资产价值远高于1570000元；三、袁国真及万豪公司、桂志革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1.桂志革在978号案件中自认对万豪公司出资800000元，但在474号案件中，袁国真、陈斌、邵方良却认可桂志革出资2500000元。经过庭审，徐彭年才知道陈斌、邵方良已将万豪公司股权转让给了袁国真，袁国真认可桂志革的投资款中已包含袁国真个人对桂志革的欠款。徐彭年认为公司发起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与公司债权债务无关，978号案件诉讼材料和474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已经充分证明袁国真、万豪公司与桂志革存在恶意串通，将发起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同公司的债权债务混为一同，损害了徐彭年的合法权益。2.袁国真和桂志革均明知万豪公司筹建装修时尚有巨额债务尚未偿还。3.万豪公司的资产被明显以不合理价格处置。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桂志革答辩称：一、978号案件是桂志革第一次因《万豪世纪娱乐有限公司内部股份与经营协议》起诉袁国真、陈斌、邵方良，当时万豪公司尚未注册成立，仍在筹建中，不能据此推断桂志革与万豪公司或袁国真存在串通行为；二、《执行和解协议》以物抵债的资产价值在当时基本合理、相当。资产的价值不能纯粹根据原始的投入或之后的转让价格，亦应当考虑资产当时的状态、公司经营状况、运营管理、房屋租期、后续投入、可利用价值等综合因素，否则就不存在经营亏损等风险；三、徐彭年提及的《执行和解协议》所盖公章系袁国真伪造的主张，依法并不能构成可撤销的理由。如果所盖公章不具有效力，这属于合同无效范畴，况且徐彭年没有证据证明《执行和解协议》所盖公章系袁国真伪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袁国真答辩称：当时桂志革与袁国真协商一起搞会所，袁国真个人欠桂志革1570000元，在执行和解时桂志革与袁国真商量把万豪公司抵给桂志革，在此过程中，袁国真提到了包括徐彭年及其他对外债务，当时桂志革称这些债务是可以协商的，在此情况下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协议签订后，万豪公司所有财产抵给了桂志革，但在所有手续办完后桂志革把袁国真的股份也吃掉了。
万豪公司未作答辩。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系桂志革基于474号案件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与作为被执行人的袁国真、万豪公司达成的，万豪公司在该协议中对其财产的处分，系其在法院执行过程中作出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债务人为故意逃避债务，侵害债权人的债权而实施的财产处分。桂志革通过《执行和解协议》所接受的财产价值，并不能以万豪公司筹建期间的投入或桂志革接受财产后对内部进行装修、与经营场地的所有人续签场地租赁合同以及他人的投资，从而保证该场地能继续使用和经营后的转让价来衡量。事实上，万豪公司自成立以来，几乎没有正常经营，其资产在多次转手过程中存在不断贬值。徐彭年称桂志革与袁国真及万豪公司存在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处置万豪公司资产，损害了万豪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理由，证据不足，本院难以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彭年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徐彭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丹涛
审 判 员 叶剑萍
审 判 员 方资南
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
代书记员 谢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