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民、赵磊与谢宝剑、杜玉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六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兵03民终1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民，男，196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河南省新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歌，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磊，男，197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住河南省郑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大来，新疆川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宝剑，男，196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六团连队工作人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莲，新疆诚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杜玉珍（被上诉人谢宝剑之妻），女，196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六团机关工作人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
原审第三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六团，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
法定代表人：徐辉胜，该团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银贵，新疆叶尔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新民、赵磊因与被上诉人谢宝剑、原审第三人杜玉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六团（以下简称四十六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喀什垦区人民法院（2016）兵0301民初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新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歌，上诉人赵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大来，被上诉人谢宝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莲，原审第三人杜玉珍，原审第三人四十六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银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新民、赵磊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交的《四十六团土地承包合同》（为便于理解，以下称《土地转包合同》）系复印件为由不予采信，但该合同系被上诉人谢宝剑于合同签订后交给上诉人的，而且被上诉人也持有一份。为便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被上诉人谢宝剑有义务出示其持有的那份合同。2.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赵磊的父亲赵鸿欣在四十六团从事过枣树嫁接工作为由，推定上诉人了解兵团农产品销售政策，从而认定合同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谢宝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李新民、赵磊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应提交合同原件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而答辩人无提供合同原件之法定义务。2.中间人赵鸿欣是否了解兵团农产品销售政策，与本案合同效力无关。上诉人李新民、赵磊主张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无效，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因其所举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李新民、赵磊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原审第三人杜玉珍的陈述意见与被上诉人谢宝剑的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四十六团述称，1.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书证应当是原件或者是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本案上诉人李新民、赵磊提交的《土地转包合同》为复印件，无原件与之印证，被上诉人谢宝剑又不予认可，故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上诉人李新民、赵磊与被上诉人谢宝剑签订的转包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转包费556200元及赔偿经济损失600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李新民、赵磊一审诉讼请求：一、请求确认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12月25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无效；二、请求判令被告谢宝剑返还转包费556200元；三、请求判令被告谢宝剑赔偿经济损失6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第三人杜玉珍在四十六团七连承包了162亩枣树地。原告赵磊的父亲赵鸿欣在四十六团从事枣树嫁接工作。后经赵鸿欣介绍，原告李新民、赵磊与被告谢宝剑相识。同年12月25日，被告谢宝剑受第三人杜玉珍委托，与原告李新民、赵磊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合同约定：谢宝剑将162亩枣树地的承包经营权转包给李新民和赵磊，转包费为600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交付了枣园，原告通过赵鸿欣向被告交付了556200元转包费。2012至2013年，原告委托李卫平经营管理枣园。2014年4月14日，原告委托李卫平与第三人杜玉珍签订《转土地自理金协议》。2014至2015年，李卫平与四十六团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2016年，李卫平就涉案枣园未与四十六团签订承包经营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谢宝剑与原告李新民、赵磊签订《土地转包合同》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该合同是否自始无效的问题。首先，原告李新民、赵磊提交的《土地转包合同》系复印件，被告谢宝剑对主要内容不予认可；其次，原告李新民、赵磊提交的承包人为第三人杜玉珍的《2011年四十六团土地承包合同》也为复印件，与被告谢宝剑提交的合同原件的承包期限不一致，合同原件承包期限为一年，合同复印件的承包期限被涂改为二十年；再次，原告赵磊的父亲赵鸿欣作为中间人，在四十六团长期从事枣树嫁接工作，对兵团团场的土地政策应有一定的了解；此外，被告谢宝剑作为在四十六团工作多年的干部，其明知涉案枣园的承包期限不是三十年，却与原告签订期限为三十年的转包合同，其明知兵团团场的红枣不允许自由买卖，却约定原告可以自行销售，有悖常理。综上，被告谢宝剑与原告李新民、赵磊签订《土地转包合同》时，不存在欺诈行为，且被告也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故该合同合法有效。综上，原告李新民、赵磊主张合同自始无效，要求返回转包费556200元，赔偿损失600000元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新民、赵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06元，由原告李新民、赵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新民、赵磊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价格评估报告书》一份，用以证明2012至2015年，因原审第三人四十六团针对灰枣的定价低于喀什地区市场批发价，给上诉人造成财产损失402500元。此外，上诉人还重点说明了其一审出示的《土地转包合同》，认为该份合同无论是原件还是复印件，都是被上诉人谢宝剑于签订合同后交付给上诉人的原有材料，上诉人已尽举证责任；从关于双方权利义务的合同约定来看，被上诉人作出许多承诺，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无法实现，明显存在欺诈行为；另外，上诉人主张的损失赔偿问题来源于该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被上诉人谢宝剑未提交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上诉人谢宝剑对上诉人李新民、赵磊提交的《价格评估报告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诉讼阶段的委托鉴定，应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而后由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但该《价格评估报告书》来源于上诉人于二审审理期间单方委托，不具有合法性；对上诉人重点说明的《土地转包合同》，补充质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该份合同系复印件，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而且合同内容前后矛盾，被上诉人只认可其签字的那一页合同内容。原审第三人杜玉珍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谢宝剑一致。原审第三人四十六团除同意被上诉人谢宝剑的质证意见外，另作如下补充：因上诉人李新民、赵磊承包的是兵团范围内的土地，应当服从兵团关于农产品销售的相关政策，故上诉人提交的《价格评估报告书》与本案争议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关于上诉人重点说明的《土地转包合同》，因系复印件，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李新民、赵磊提交的《价格评估报告书》，系上诉人于二审审理期间自行委托评估，评估机构喀什恒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且所作评估依据不足，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中鉴定意见的采信标准，故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重点说明的《土地转包合同》，因证据形式存在瑕疵，被上诉人谢宝剑及原审第三人杜玉珍对合同形式及除转包费、签名页以外的合同内容均不予认可，而且从合同具体内容分析，合同签名页中关于上诉人应执行政府各项政策和按要求向四十六团交付红枣的约定，与上诉人主张的其有权自主经营且一切行为与发包方四十六团无关的合同约定存在矛盾，上诉人李新民、赵磊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双方有争议的合同内容不予确认，但对双方无争议的涉及转包费用和上诉人应执行兵团各项政策和四十六团承包管理规定的合同内容予以确认。
经二审审理，本院除确认一审查明事实外，另查明，2011年1月1日，原审第三人杜玉珍在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固定基础上，与四十六团签订了《2011年四十六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枣园承包面积为162亩，当年承包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同年12月25日，被上诉人谢宝剑受其妻杜玉珍的委托，以自己名义与上诉人李新民、赵磊达成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意向，并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该合同约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为转包，转包费用为600000元；李新民、赵磊作为受让人应执行政府各项政策和按时支付承包金、自理金及应交付四十六团的红枣数量；该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2014年4月13日、4月14日，上诉人李新民、赵磊委托李卫平与原审第三人杜玉珍签订了两份《转自理金协议》，约定：签订协议之前以杜玉珍名义预留在四十六团财务的自理金249000元，由双方共同向四十六团七连提出申请，将自理金转至李卫平名下；李卫平以自己名义与四十六团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自李卫平签完本协议接手枣园后，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亏损和枣树死亡，均与杜玉珍无关。2014年4月13日的《转自理金协议》上有四十六团七连主管农业生产的连领导批示：“同意转让自理金。”还查明，2011年12月26日、12月27日、2013年4月19日，上诉人李新民、赵磊通过赵鸿欣向被上诉人谢宝剑分别支付200000元、151200元和100000元。2014年4月14日，谢宝剑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赵磊32#、33#枣园转让款100000元。”同日，就剩余枣园转让款100000元，李卫平向杜玉珍出具了一份借条。2014至2015年，上诉人李新民、赵磊就涉案枣园，以李卫平名义与四十六团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农产品收购（订单）合同》，约定土地承包经营费用全额自理，红枣由四十六团红枣加工厂收购。2016年，上诉人认为其不享有红枣经营自主权，遂放弃承包。现涉案枣园无人管理。再查明，上诉人李新民、赵磊于一审提交的《土地转包合同》，除最后一页有签名且明确为复印件外，其余各页均无双方签名，非经技术手段难以辨识是原件还是复印件。二审庭审中，经法庭询问，上诉人李新民、赵磊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表示放弃对该合同进行证据形式鉴定。另经法庭询问，被上诉人谢宝剑、原审第三人杜玉珍陈述对转包合同原件未作保留，且也不持有合同复印件。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李新民、赵磊一审提交的《土地转包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二、被上诉人谢宝剑应否返还上诉人李新民、赵磊已付款556200元和应否赔偿经济损失600000元的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李新民、赵磊主张被上诉人谢宝剑以欺诈的手段订立合同，所提交的《土地转包合同》，形式上存在瑕疵，除双方无争议的合同内容外，对其他内容的真实性难以作出认定，而且该合同签名页中关于上诉人应执行政府各项政策和按要求向四十六团交付红枣的约定，与上诉人主张的其有权自主经营且一切行为与原审第三人四十六团无关的合同约定存在矛盾，同时作为合同签订中间人的赵鸿欣（上诉人赵磊父亲）在四十六团从事枣树嫁接工作多年，对兵团大宗农产品的销售政策应有所了解，故在上诉人未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从转包合同履行情况和上诉人以李卫平名义与四十六团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内容来分析，即便如上诉人所说，其在签订合同时对四十六团统一订单收购大宗农产品并不知情，但上诉人按规定或约定上交红枣任务、交售红枣的行为表明其认可并遵循了四十六团对红枣等产品的销售管理规定，未造成作为国有企业的四十六团利益受损。上诉人李新民、赵磊主张双方订立的《土地转包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缺乏事实依据。综合上述理由，上诉人李新民、赵磊要求确认转包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结合本案，被上诉人谢宝剑虽不享有涉案枣园的承包经营权，但其与上诉人李新民、赵磊签订《土地转包合同》、接收款项及出具收条的行为，均是受其妻杜玉珍的委托，履行的是委托代理行为，对此，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也是知情的，故该合同直接约束上诉人李新民、赵磊和原审第三人杜玉珍。李新民、赵磊以谢宝剑为责任主体，要求谢宝剑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关于应否返还已付款和应否赔偿损失的问题。从上诉人李新民、赵磊委托李卫平与原审第三人杜玉珍签订的两份《转自理金协议》和李卫平向杜玉珍出具的100000元借条的内容分析，涉案枣园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经原审第三人四十六团同意，已由转包变更为转让，且上诉人原支付的转包费冲抵了其应交的转让费，不足部分也以李卫平的名义向杜玉珍出具了借条。上诉人李新民、赵磊以李卫平名义承包经营枣园后，于2016年放弃承包，以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因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固定而产生的承包经营义务，现又以先前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无效为由，主张返还556200元、赔偿经济损失600000元，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与实际查明的已变更的法律关系不符，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新民、赵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谢宝剑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43元，由上诉人李新民、赵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洋
审判员 麦麦提艾力·艾则孜
审判员 褚 彩 霞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日
书记员 刘 廷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