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602行初00189号
原告朱伯明，男，1947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原告朱泽富，男，195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原告朱泽民，男，195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原告朱泽选，男，196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国娟，女，194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系原告朱泽富之妻。
被告绍兴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99号。
法定代表人任勇，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严亚云，绍兴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严洪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世发，男，193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第三人陈世明，男，194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许新华，男，195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许丽华，女，196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
第三人陈水娟，女，194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陈慧娟，女，194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原告朱伯明、朱泽富、朱泽民、朱泽选与被告绍兴市国土资源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于2016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陈世发、陈世明、陈水娟、陈慧娟、许祥花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许祥花死亡，本案于2016年11月16日中止审理，2017年3月10日恢复审理，并追加许祥花的继承人许新华、许丽华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伯明、朱泽富、朱泽民、朱泽选及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胡国娟，被告绍兴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严亚云、严洪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世发、陈世明、陈水娟、陈慧娟、许新华、许丽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于2006年11月8日，根据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绍中民一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裁定及（2005）绍中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对原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缪家桥河沿28号等私有房产进行了确权。然后，根据拆迁协议、房屋契证等相关资料对拆迁安置房即京华新村10幢311室的产权给予登记于陈世明、陈水娟、陈慧娟、陈世发、许祥花名下。
原告朱伯明、朱泽富、朱泽民、朱泽选诉称，四原告四户和其他陈姚氏后代一直世居在缪家桥河沿26号至28号房屋中，该房屋产权属共同的老祖宗陈姚氏。2003年，上述房屋被政府拆迁。根据2002年《绍兴市区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和三十八条之规定，被拆迁人四原告选择了产权调换，四原告与拆迁单位签订了产权调换协议书，分配到每户一个小套的拆迁安置房。和原告一起居住的其他陈姚氏后代，他们也分到了四个小套和一个大套拆迁安置房。因为产权没有分割过，所得到的安置房属于证保房，并告知：今后如果确定已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书的安置户对被拆迁老屋有所有权，再正式确定为拆迁安置房，到时候拆迁户可以办理购房手续，现暂时由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管理。2003年房屋拆迁一段时间后，产权人陈姚氏的合法继承人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对被拆迁房屋获得的补偿款进行分配。部分继承人为了侵吞财产，用虚假证据蒙骗办案法官，致使人民法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了（2003）绍中民一初字第51号判决、（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判决，（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裁定。后又以假打官司形式，撇开原告，套取了（2005）绍中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陈世发等五人及陈斯兔依据上述法律文书，把原告朱泽富的产权调换协议书改成陈世发等五人共有，并买下了朱泽富的拆迁安置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的申诉申请。经该院审理，作出（2010）浙民再字第72号民事裁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该院（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裁定、（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及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绍中民一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重审，作出了（2011）浙绍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对陈姚氏所属缪家桥河沿26号至28号房产进行了重新分配。四原告得到了应有的份额。2015年11月，原告收到了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绍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该裁定撤销了（2005）绍中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据此，陈世发等五人据以登记房产的所有法律文书依据已被撤销，故其属的京华新村10幢311室的产权登记应予撤销，原告的安置房应恢复到未登记前的状态。原告多次去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要求纠正错误，归还原告的安置房，但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拒绝纠正。2016年1月9日，其又向被告提交申请书要求撤销陈世发等五人京华新村10幢311室安置房的产权登记，至今被告未给予书面答复。事实上该安置房从拆迁至今一直由原告朱泽富居住。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产权人为陈世发、陈世明、许祥花、陈水娟、陈慧娟的京华新村10幢311室的小套拆迁安置房的产权登记。
原告朱伯明、朱泽富、朱泽民、朱泽选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
1、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200605908200469号房屋租赁合同各1份，证明原告作为拆迁安置对象，在拆房子时与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产权调换协议，该协议应该是有效的，且涉案房屋当时就由其租住，在拆迁时是安置给其的；
2、（2006）浙民监字第121号民事裁定书、（2010）浙民再字第72号民事裁定书、（2011）浙绍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2014）浙绍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第三人向被告申请房产登记时依据的法律文书现已经被撤销；
3、绍市房信（2015）第90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1份、绍市房信（2015）第29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1份（当庭提供）、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单1份（当庭提供）、要求撤销（2005）绍中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的报告1份，证明原告一直在信访，且再审的判决书是刚刚才出来的，其没有超过起诉期限；
4、2016年1月申请报告、邮寄凭证各1份，证明原告已经邮寄方式向被告申请撤销原涉案房屋的登记。
被告绍兴市国土资源局辩称，一、原告朱伯明等四人要求撤销产权人为陈世明等京华新村10幢311室拆迁安置房产权登记而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原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于2006年根据（2003）绍中民一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裁定书及（2005）绍中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对原位于缪家桥河沿28号等私有房产进行了确权。然后根据拆迁协议、房屋契证等相关资料对涉案房屋产权进行了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办理的房屋登记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原告朱伯明等四人诉请要求撤销产权人为陈世明等京华新村10幢311室拆迁安置房产权登记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根据法院判决书，原告等四人已于2006年11月知道涉案当事人陈世明等人领取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但未提起行政诉讼，现提起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三、原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作出的产权登记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原告诉请撤销产权登记未提供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关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证明涉案房屋登记的当事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充分证据。庭审中被告补充答辩认为，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浙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书所涉及的仅仅是对各继承人的共有人对讼争房屋拆迁后所获得的补偿利益份额予以了分割，并不涉及到本案涉案的京华新村10幢311室这一拆迁安置房所有权的撤销或者对所有权登记基础事实的改变。房屋产权登记，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如果认为登记的房屋登记确有错误的，根据《物权法》和《房屋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由共同共有人申请更正。故原告诉请撤销讼争行政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绍兴市国土资源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供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
1、（2003）绍中民一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2005）绍中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裁定书、房地产所有权证、62年分户调解协议书、房地产税编查表、确权联系单、绍兴市房屋登记调查审批表，房屋拆迁调查情况表、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及公证书等1组，证明房屋产权登记机构对涉案拆迁房屋产权依据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进行确权登记的事实；
2、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收款收据、契税证、身份证明、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商品住房分配分类卡、绍兴市房屋产权转让审批表等1组，证明对拆迁安置的京华新村10幢311室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事实。
被告绍兴市国土资源局确认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9条，《房屋登记办法》第13条、74条、7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人许新华述称，一、（2011）浙绍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所涉原、被告遗漏。二、第三人领取的涉案房屋的产权证的依据是与拆迁单位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该协议系平等主体间的意思表示，属私法范畴，法院不会也不应干涉。三、（2011）浙绍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定的是拆迁后所获得的补偿利益的份额的分割。综上法院不应支持原告的诉请。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的证据作如下认定：
原告证据1，被告对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认为需要核实，同时质证认为该租赁合同已失效，且该份证据恰恰否定了原告是房屋产权人，否定了朱泽富对房屋享有所有权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就涉案房屋，2003年5月9日，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证保户原告朱泽富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2006年2月18日，原告朱泽富与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签订绍兴市区直管房租赁合同。
原告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组证据仅仅是对原拆迁老房的产权进行确认，没有对拆迁安置的新房的产权予以确认，所以该组裁判文书不能替代原先第三人申请登记时提供的法律文书。本院认为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无需认证。
原告证据3，被告对90号信访答复意见书、申请报告无异议，对其他的当庭提供的证据不发表意见，认为不符合证据规则，不予质证。同时认为信访不能除斥行政诉讼期限。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告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证据1，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证据2，原告对除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之外的其它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述产权调换协议书质证认为是否真实不清楚，因原告手上也有一份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同套房不可能有2份产权调换协议书。本院认为，该份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书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座落于原绍兴市越城区缪家桥河沿26号至28号(中都二图第2671、2672号)的房产系陈姚氏所有，原告朱伯明、朱泽富、朱泽民、朱泽选系陈姚氏之女陈阿四之子也与其他陈姚氏之后在该处居住。2003年缪家桥河沿26号至28号被政府拆迁。因该房屋存在产权纠纷，拆迁人对被拆迁房屋经公证机构进行证据保全后，原告同意将被拆迁房屋交由拆迁人拆除。四原告于2003年5月10日分别与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其中朱泽富与该公司签订的协议中，该公司将涉案的京华新村10幢311室作为安置用房产权调换原缪家桥河沿28号中的建筑面积为25.21的拆迁证保房屋。2006年2月18日，原告朱泽富与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就涉案的京华新村10幢311室房屋签订《绍兴市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1日。
2003年6月，陈姚氏的继承人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继承权纠纷，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了（2003）绍中民一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裁定及（2005）绍中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其中上述调解书于2005年2月16日对原绍兴市越城区缪家桥河沿26号至28号的房产进行了确权，涉案的座落于绍兴市缪家桥河沿28号一楼一底及平屋一间,合计建筑面积100.86平方米归本案第三人陈世明、陈水娟、陈慧娟、陈世发及许新华、许丽华之母许祥花共同共有。同月23日,陈世明、陈水娟、陈慧娟、陈世发、许祥花向原房屋登记机构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申请绍兴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同年3月25日，该房地产管理处根据上述法律文书对原位于缪家桥河沿28号等私有房产通过了确权审批。同月28日,该房地产管理处向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拆迁单位绍兴市家盛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发《确权联系单》,告知上述第三人的申请事项。2006年11月4日，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第三人陈世明、陈水娟、陈慧娟、陈世发、许祥花就涉案房屋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协议将涉案的京华新村10幢311室作为安置用房。2006年11月8日,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根据《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房屋契证等相关资料对该涉案的拆迁安置房屋进行了产权转移审批,并进行了房屋产权登记，涉案房屋由第三人陈世明、陈水娟、陈慧娟、陈世发及许新华、许丽华之母许祥花共有。
2010年1月29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案件提起再审，2010年12月15日，该院作出（2010）浙民再字第72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裁定、（2004）浙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及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绍中民一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重审后，作出了（2011）浙绍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对陈姚氏所有的缪家桥河沿26号至28号的房屋于2003年拆迁所得的补偿款或安置财产中的所有权的份额进行了重新分配。2014年9月2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绍民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05）绍中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调解书。2015年至2016年，四原告先后向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及被告申请撤销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未予获准而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5年12月16日，房屋登记职责由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划转至被告绍兴市国土资源局。
本院认为，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本办法所称房屋登记机构，是指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负责房屋登记工作的机构。”故被告具有对辖区内的房屋登记行为行使监督管理的行政职权。对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一、本案有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2006年11月8日,原房屋登记机构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根据法院裁判文书、调解书和其他材料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确权登记，原告当时即便对原房屋登记机构就涉案房屋登记的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也不予受理。此后原告对法院的裁判文书及调解书一直不服进行申诉，法院先后作出撤销原法律文书的再审法律文书，作出最后一份文书的时间是在2014年9月2日。原告即根据再审的法律文书先后向原登记机关和被告申请撤销登记，原登记机构和被告均未作出准许的信访回复，故本院认为，原告于2016年9月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前一直就涉案事项进行相应的诉讼及投诉而造成本案起诉期限耽误，故应当理解为不属于原告自身原因造成，被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原告在收到法院再审裁定后，二年内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超过起诉期限。
二、被告作出行政行为依据的法院裁判文书已被撤销，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是否存在问题
《房屋登记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登记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予以登记，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簿：……（三）申请登记的内容与有关材料证明的事实一致；……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房地产权证书；（四）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五）其他必要材料。前款第（四）项材料，可以是买卖合同、互换合同、赠与合同、受遗赠证明、继承证明、分割协议、合并协议、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其他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料。从该办法的规定看，依据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必须是生效的。本案原房屋登记机构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根据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依据法院的法律文书和其他材料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确权并予以转移登记，但上述法律文书经法院再审后，均已被撤销，失去了效力，故该法律文书证明申请登记内容的证明力丧失，同时经法院重审作出的法律文书对陈姚氏所有的缪家桥河沿26号至28号的房屋于2003年拆迁所得的补偿款或安置财产中的所有权的份额进行了重新分配，导致原先申请登记的内容与有关材料证明的事实不相一致，而第三人与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是基于原房屋登记机构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依据原生效的法律文书作出的《确权联系单》取得，故涉案行政行为已不符合《房屋登记办法》规定登记条件，作出行为的证据不足。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原房屋登记机构绍兴市房地产管理处于2006年11月8日作出的产权人为陈世发、陈世明、许祥花、陈水娟、陈慧娟的京华新村10幢311室的房屋登记行政行为。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绍兴市国土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岚
审 判 员 王建国
人民陪审员 潘芳芳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 萍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