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58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惠林，男，196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李卫国，浙江泽厚（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国翻，男，195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委托代理人屈斌超、姚峥嵘，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惠林与胡国翻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浙0191民初1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0日，案外人蔡某、俞某经预谋，由蔡某谎称工程建设需要租赁挖掘机，与胡国翻联系租赁挖掘机事宜，并由俞某冒用“蔡钟明”之名，与胡国翻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从胡国翻处骗取神钢SK200-6E型挖掘机一台。嗣后，蔡某谎称该挖掘机为俞某所有，并用伪造的挖掘机合格证骗取张松信任，让张松帮忙联系抵押贷款。张松将此事告知沈惠林。经沈惠林介绍，俞某用该挖掘机抵押，从李晓旭处借款30万元（实际得款25.2万元），借期2个月。蔡某、俞某到期未偿还借款，沈惠林代为向李晓旭还清借款并取得案涉挖掘机。2015年11月5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余刑初字第917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蔡某、俞某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均为八千元。2015年12月2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杭刑终字第122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蔡某之上诉；维持原判。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经鉴定，挖掘机价值20万元。胡国翻于2016年4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沈惠林向胡国翻返还案涉挖掘机一台，型号为神钢SK200-6E，发动机号为6034，价值约为200000元2、沈惠林支付胡国翻挖掘机占用费117369.86元（暂自2015年7月16日起，按照每月15000元的标准，计算至2016年3月10日，计238天，要求按照上述标准计算至实际返还挖掘机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沈惠林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沈惠林占有胡国翻的挖掘机是否是善意取得。本案中，胡国翻所有的挖掘机被案外人蔡某、俞某骗取，作为向陈晓旭借款的抵押物，在蔡某、俞某到期未偿还借款时，沈惠林代为向李晓旭还清借款并取得胡国翻的挖掘机。胡国翻认为沈惠林应当返还其挖掘机，沈惠林占有挖掘机不适用善意取得。沈惠林答辩时陈述其作为借款介绍人代为偿还借款，庭审中陈述其作为保证人代为偿还借款，其占有案涉挖掘机为善意取得，不应当返还。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本案中，沈惠林陈述其在蔡某、俞某案发后，因蔡某、俞某无力还款，其代为还款。此时沈惠林已知晓案涉挖掘机为蔡某、俞某所骗取之物，故其占有并不符合善意的特征。无论是借款介绍人还是保证人，代借款人还款后留置借款人的抵押物，并无法律依据，况且该抵押物系借款人通过诈骗手段所得。沈惠林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和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其可以善意取得案涉挖掘机。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出质人以其不具有所有权但合法占有的动产出质的，不知出质人无处分权的质权人行使质权后，因此给动产所有人造成损失的，由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债权人合法占有债务人交付的动产时，不知债务人无处分该动产的权利，债权人可以按照担保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行使留置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沈惠林既不是质权人，也不是合法占有动产的债权人，故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综上，沈惠林占有胡国翻的挖掘机并无合法依据，胡国翻要求沈惠林返还其挖掘机，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胡国翻要求沈惠林支付其挖掘机占用费117369.86元，因胡国翻、沈惠林均为蔡某、俞某诈骗犯罪中的受害人，胡国翻的该项诉请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沈惠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胡国翻神钢SK200-6E型挖掘机一台。二、驳回胡国翻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061元，减半收取3030.50元，由胡国翻负担1120.50元，沈惠林负担1910元。宣判后，沈惠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从质权人处取得案涉挖掘机的定性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是在出质人无能力归还所借款项时，代为归还了出质人的欠款，质权人把质押物给了上诉人。上诉人在归还出质人的借款前，并不知道质押物是诈骗而来的，更是在被上诉人报案前就已取得质押物的，且归还的款项远远超过质押物的价值。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诈骗案中，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受害人？显然被上诉人是受害人，而不是上诉人。上诉人以高于评估价的价值去支付出质人的欠款，从而获得押物，显然是善意第三人，目的是为了避免损失扩大。现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无条件归还案涉挖掘机，那诈骗案中的受害人变成了上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显然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也是对上诉人在有偿取得挖掘机的行为的定性有误引起的。再次，质押权人有没有权利把质押物交给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的规定，质权人有权行使质权，上诉人从有权处置质押物的质权人处取得质押物，合法占有动产，依法有据。退一万步来讲，质权人把债权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也同样是合法占有质押物，不管从债权转让角度还是质权人处置质押物角度来看，上诉人获得质押物均具有合法性，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是合法占有的，观点明显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是质权人，但案涉挖掘机系质押于质权人处，否则上诉人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质权人善意取得质押物，也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的规定行使质权，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显然要由出质人承担，而不应是上诉人承担。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归还案涉挖掘机没有法律依据，也有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胡国翻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在（2015）杭余刑初字第917号刑事判决书查明，案外人蔡某、俞某以诈骗手段骗取被上诉人神钢SK200—6E型挖掘机后，通过张松联系到上诉人沈惠林要求帮忙介绍抵押贷款，后经上诉人介绍，由李晓旭向蔡某、俞某出借30万元（实际25.2万元），上诉人作为保证人。而后，上诉人以保证人的身份向李晓旭还清借款并控制挖掘机。另，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陈述上诉人作为借款介绍人和保证人代为偿还借款。上诉人对整个案件是自始参与其中的，其法律地位是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且已经履行了保证责任。上诉人既不是其上诉状所述的质权人，也不是合法占有动产的债权人，因此也谈不上合法留置权，其占有挖掘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至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问题，与本案民事纠纷没有必然的法律关系，且在（2015）杭余刑初字第917号刑事判决书及案件庭审中，均确定上诉人亦属于被害人的法律地位。上诉人相关受损权利可以通过刑事退赔程序依法得到保护。三、一审法院根据认定事实依法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系挖掘机的所有权人，挖掘机的价值亦经有权部门鉴定为20万元，被上诉人自被骗取挖机至今已有3年之久，被上诉人案发之前以租赁挖掘机为收入来源，其合法权利亦受到不小的损害，请求二审法院尽快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沈惠林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借条一份，欲证明沈惠林替出质人蔡某、俞某归还借款以及质权人李晓旭有权根据借款合同处置质押物的事实。2、沈惠林的询问笔录二份[申请本院从（2015）杭余刑初字第917号刑事案卷中调取]，欲证明沈惠林取得挖掘机和对外归还款项的时间发生于报案前，且并不知道质押物是诈骗标的。被上诉人胡国翻质证认为：证据1，借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能够反映借贷关系发生在李晓旭与俞某之间，沈惠林只是担保人，俞某、蔡某对挖掘机进行抵押时，没有提供发票，故沈惠林并非善意的第三人。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予以综合评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沈惠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在借条上签了个字。到了两个月，李晓旭打电话给我，说两个月到了钱还没来还，我就打电话给蔡某他们，但是电话打不通了，然后我就和李晓旭说，钱我还给你，你把借条给我就行。我就付了31万元给李晓旭……”、“当时因为我在借条上也签字的，算担保性质的。所以挖机先放在我的工地上，但是两个月内，挖机我没有用，两个月后，我钱付给李晓旭，就修修用到工地上了”。再查明，沈惠林二审中提交的借条显示该借条由俞某于2013年12月22日出具，其中出借人、担保人一栏均为空白。本院认为：虽案涉借条上“担保人”一栏并无沈惠林实际签字，但沈惠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自认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亦称其作为保证人向李晓旭代为偿还借款，再结合沈惠林介绍蔡某、俞某向李晓旭借款，并在李晓旭告知蔡某、俞某未按期还款后向李晓旭还清借款等事实，应当认定沈惠林的还款行为系对该笔借款承担了保证人的担保责任，而保证人就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并不当然取得该债权上所附的物的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四条“质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质权也消灭”之规定，李晓旭对挖掘机的质权已在其债权获得清偿后消灭，且因沈惠林自认在李晓旭与蔡某、俞某的借款发生时即已占有该挖掘机，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李晓旭在沈惠林向其还款时具有拍卖或变卖该挖掘机的明确意思表示，现沈惠林主张其基于李晓旭行使质权取得案涉挖掘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沈惠林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中并未提及向李晓旭还款的具体时间，而其在本案一、二审中对还款时间的陈述又多次存在出入，故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沈惠林在案发前即向李晓旭还清借款。据此，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沈惠林占有案涉挖掘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胡国翻作为该挖掘机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沈惠林予以返还。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预交6061元），由沈惠林负担。沈惠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傅东红代理审判员  韦 薇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