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01民终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某，男，196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梦婷，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慧，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某某，女，1974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奎屯市
上诉人许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曹某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6）新0102民初6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许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梦婷和周玉慧、被上诉人曹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某某上诉请求：撤销（2016）新0102民初619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曹某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双方均认可于2011年12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的实质是增资扩股协议，依协议约定增资后的公司资产价值为500万元，其中李华现金出资175万元，占公司资产的35%；许某某现金出资125万元，占公司资产的25%。基于此说明我在乌鲁木齐万邦磨具磨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公司）的股权是以增资方式取得，而非股权转让方式所取得。二、双方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对价，因此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行为。曹某某提交的《股权交割证明》不具备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且股权转让价款应当以公司转让时资产评估值为准，《股权交割证明》以原始出资额为转让价款显然不符合常理。三、同一笔股权不能既是转让又是增资，一审法院确认各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但在判决中又推翻协议认定我方取得股权是转让取得，并未审核出资是否到位。我方认为只要《合作协议书》属实，就足以证明本案中不存在股权转让行为，只存在增资行为，且增资是否到位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也没有对出资是否到位予以审查，若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有效，则公司应退还我已到位的300万元出资款。四、双方于2011年12月12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2013年5月27日，曹某某以公司解散纠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后于2013年6月8日撤回起诉。曹某某又以股权转让纠纷诉至法院，后于2014年7月30日撤诉。至今已过去两年四个月，现曹某某又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诉至法院，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保护期间。综上，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曹某某辩称，我不同意许某某的上诉请求。既然存在股权转让，就应当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因为股权转让价款我一直都在向许某某索要，但其一直未支付。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曹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许某某给付股权转让费4474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万邦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5日，公司注册资本为50.5万元，公司原股东有曹进江和曹某某，曹进江出资43.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6.14%，曹某某出资7万元，占13.86%。
2011年12月12日，曹进江、李华、许某某、李白花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四方同意以万邦公司为载体，分别以实物、无形资产及现金出资，按约定的比例享有利润及分担亏损，四方同意曹进江与李白花以公司现有的生产设备、房产、无形资产等整体打包核定额为200万元做为出资额及合作条件，曹进江占35%、李白花占5%的股权，李华以现金出资175万元，占公司全部资产的35%，许某某以现金出资125万元，占公司全部资产的25%，二人的出资额于协议生效后一年内陆续到位，为便于公司管理，各方同意四人的投入现金暂不计入公司注册资金，四方另行设立单独帐户，以往来款的方式暂挂各方投入的资金和资产，待公司运营正常后再合并报表予以规范管理，曹进江负责在现有工商登记基础上，以股权转让的方式确认各方股权比例，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注册资金仍为50.5万元，持股比例为：曹进江出资176750元，持股比例为35%；李华出资176750元，持股比例为35%；许某某出资126250元，持股比例为25%；李白华出资25252元，持股比例为5%，上述工商登记备案中各方的持股比例与实际情况相符，但实际出资额以协议约定为准，曹进江担任法定代表人，未经各方共同讨论，并经持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的，该协议签订10年内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撤资，约定年限不满的，经股东会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通过后，合作方可转让出资额及股权。
2011年12月19日，曹某某与许某某签订《股权交割证明》，约定：经2011年12月19日股东会同意，曹某某自愿将其持有公司的44747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8.86%）的股权转让给许某某，该股权已交割完毕；曹进江与许某某签订《股权交割证明》，曹进江自愿将其持有公司的81500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6.14%）的股权转让给许某某；曹进江与李华签订《股权交割证明》，曹进江自愿将其持有公司的176750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35%）的股权转让给李华。
2011年12月20日，各方办理了工商档案变更登记，四方在工商档案中注册资本投资登记的内容变更为：曹进江出资176750元，占注册资本的35%；李华出资176750元，占35%；许某某出资126247元，占24.9994%；李白华出资25253元，占5.0006%。
2013年5月28日，曹进江以解除《合作协议书》为诉请向一审法院起诉了李白花、李华、许某某，于2013年6月8日撤诉。
2014年7月30日，曹某某与曹进江以股权转让纠纷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李华、许某某并撤诉。
曹某某、许某某针对股权转让协商未果，2016年9月8日，曹某某持诉称中理由起诉来院。审理中，许某某持辩称中理由不同意曹某某请求。双方各持己见，调解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曹某某与许某某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问题；（二）曹某某要求许某某支付股权44747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三）曹某某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保护期间的问题。
一、曹某某与许某某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问题。曹某某与许某某签订的《股权交割证明》中明确约定曹某某自愿将其持有公司的44747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8.86%）的股权转让与许某某，该证明中已明确双方对于公司股权是“转让”关系，且证明中对于股权比例及股权价值金额均予以明确，证明中双方的意思表示不存在歧义，且该股权已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许某某已成为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确认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成立并生效。许某某辩称的曹进江、李华、许某某、李白花四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未约定股权转让，仅约定了公司增资，不存在价款给付的内容，因《合作协议书》中约定许某某“……投入的现金暂不计入公司注册资金，以往来款的方式暂挂各方投入的资金和资产，待公司运营正常后再合并报表予以规范管理；由曹进江负责在现有工商登记基础上，以股权转让的方式确认各方股权比例……”，从《合作协议书》中可以看出，对于公司增资扩股事宜，双方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如果公司不增资扩股，仍按注册资本50.5万元计算，许某某的股权应当“以股权转让的方式确认各方股权比例”，该约定恰好与《股权交割证明》内容相吻合，《股权交割证明》亦是对协议约定的落实执行，公司若增资扩股，许某某应当按《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125万元享有公司的相应股权，但许某某既未向法庭提交其按《合作协议书》出资125万元的证据，亦未提交向曹某某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4747元的证据，而从双方提交的证据中显示仅有该两种方式约定许某某能够成为公司的股东，而两种方式中均有价款给付内容，故许某某辩称不存在价款给付的内容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曹某某要求许某某支付股权44747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曹某某、许某某间签订的《股权交割证明》成立并生效，许某某应当按该证明中确定的价款给付曹某某对价，曹某某要求许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44747元的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三、曹某某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保护期间的问题。公司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无论曹进江、李白花起诉的解除《合作协议书》纠纷之诉，还是曹进江及曹某某起诉的股权转让纠纷之诉，均是建立在许某某出资与否的基础上，因许某某出资与否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许某某在庭审中才明确表示是公司的增资扩股，不存在价款给付内容，正是其认为的不存在价款给付内容的说法，才是对双方股权转让关系付款与否的明确表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许某某曾经有过该说法的明确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此时是曹某某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点，曹某某的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保护期间，一审法院对许某某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遂判决：许某某给付曹某某股权转让款44747元。
本院二审期间，许某某提交加盖万邦公司财务印章收据31份。用以证明许某某与李华已经按《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万邦公司支付315.72万元，通过交纳出资款的形式取得股权。曹某某对该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认为万邦公司的印章由李华保管，该31张收据并不能真实反映315.72万元增资的事实，该增资与其要求给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并不存在关联。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件，故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该收据无其他证据与之相佐证，对其是否交纳增资款的事实，该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且曹某某并未参与《合作协议书》的订立和履行，《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款的交纳，并不能等同于曹某某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二者缺乏关联性。故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无法确认。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许某某的上诉主张和曹某某的辩称主张，本院根据查明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针对双方二审中存在的争议焦点问题，认定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权转让方式的认定问题。一审许某某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证实许某某系万邦公司的股东。就股东资格取得的途径而言，投资人成为股东的情形视注册资本的情况，即公司是否增资而有所区别。一是公司注册资本不变，投资人成为股东的方式有股权转让、隐名股东显名化、股权赠与。二是公司注册资本增加，投资人通过增资扩股成为公司股东。但增资扩股并非一般形式上的投入出资，而是公司重大事项，必须履行股东决议、出资验资、工商变更登记等一系列法定程序。上述成为股东的途径一旦确立，即排除了其他方式。结合本案看，曹进江、李华、许某某、李白花签订《合作协议书》后，万邦公司的注册资本额并未发生变化，未形成增资扩股股东会决议，许某某主张的出资并未经过出资验资、工商变更登记等一系列法定程序，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许某某是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股权。一审中曹某某向法庭提交的《股权交割证明》证明双方已达成转让出资8.86%的合意，且对转让价款已作出明确约定，从现有的工商档案材料反映，曹某某已不在持有万邦公司的股份，曹某某原持有8.86%的股份已变更为许某某持有，曹某某与许某某间股权交割已经完成，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曹某某与许某某股权转让关系成立并无不当。
二、关于《合作协议书》能否作为许某某受让曹某某股权的依据。根据《合作协议书》第四条工商登记的手续变更约定：“1.为了便于公司管理，加快合作速度，各方同意甲方（曹进江）、丁方（李白花）投入的合作资产与乙方（李华）、丙方（许某某）投入的资金暂不计入公司注册资金，四方另行设立单独账户，以往来款的方式暂挂各方投入的资金和资产，待公司运营正常后再合并报表，予以规范管理；2.由甲方（曹进江）负责在现有工商登记基础上，以股权转让的方式确认各方股权比例，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注册资金仍为50.5万元，持股比例为：曹进江出资176750元，持股比例为35%；李华出资176750元，持股比例为35%；许某某出资126250元，持股比例为25%；李白华出资25252元，持股比例为5%。3.上述工商登记备案中各方的持股比例与实际情况相符，但实际出资额以本协议约定为准。”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1.曹某某并未非该《合作协议书》的订立主体，该协议所约定内容并不对曹某某产生法律约束效力；2.《合作协议书》中虽有出资的约定，但并未有增加注册资本金的约定，且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投入的资金暂不计入公司注册资金”，据此内容说明许某某等投入的资金并不产生增资扩股的法律后果。3.《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确认各方股权比例，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注册资金仍为50.5万元”的内容，实际已确认许某某在万邦公司所取得的股权是以股权转让方式所取得，许某某提出以增资而取得股权的主张与《合作协议书》约定内容相悖。综上，《合作协议书》不能作为许某某受让曹某某股权的依据。
三、关于曹某某提出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因曹某某与许某某在《股权交割证明》中并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的具体支付时间，且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存在较大争议，之前的诉讼中，法院对本案所涉争议并未作出实体处理，无法确认曹某某的权利受到侵害具体时间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许某某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并无不当，许某某提出曹某某的诉讼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本院难以采纳。
综上，许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8.68元，由许某某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勇
审判员 谢彬
审判员 何新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严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