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辖终6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庆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廖双甲，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弋，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负责人：徐良，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周永勇，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星，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晓岗，该公司经理。
一审被告：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北京石油化工分公司。
负责人：周清泉，该公司经理。
一审被告：徐庆涛，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廖双甲，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弋，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李凤云，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廖双甲，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弋，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马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一审被告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以下简称石油运输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北京石油化工分公司（以下简称石油运输北京分公司）、徐庆涛、李凤云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管字第60-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于2015年6月16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称：2013年底，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给予盛马公司综合授信额度8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为5亿元）。2014年4月1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盛马公司（买方）�石油运输北京分公司（卖方）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买卖双方同意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双方贸易合同的付款方式，并由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作为汇票的承兑银行。买卖合同实行先款后货的付款方式。在合同履行中，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根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汇票承兑合同》、《工业化工产品买卖合同》等，按照盛马公司的申请陆续开立了银行承兑汇票数亿元。盛马公司累计未按合同结清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15300万元，导致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垫款；在依据合同扣除保证金后，盛马公司应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归还的垫款本金余额为99433340元。徐庆涛、李凤云就《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盛马公司的还款义务，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应对该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盛马公司立即偿还平安银行�都分行垫款本金99433340元，并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支付逾期款项的罚息；二、石油运输北京分公司、石油运输公司就上述金额在违约提货对应货款范围内与盛马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徐庆涛、李凤云就盛马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各被告共同承担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各项费用。
一审被告盛马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在答辩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一、本案是基于票据出票、承兑、付款等问题产生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由票据支付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同时，由于双方约定管辖范围仅包括履行协议中发生的争议，而票据纠纷不属于合同履行中的争议，且双方对发生票据纠纷时如何选择管辖没有达成合意，不适用约定管辖。二、即便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也应当由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合同纠纷约定管辖的范围是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而《合作协议书》约定管辖地为“甲方所在地”，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约定管辖范围，应被认定无效。其次，该约定管辖条款是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提供的格式合同中的一条，属于格式条款。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没有采取合理方式提醒盛马公司注意该条款，事实上排除了盛马公司选择仲裁等其他非诉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该条款是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滥用优势地位恣意强加于盛马公司的特定管辖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显失公平，应认定为无效条款。最后，因约定管辖条款无效，应根据合同性质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请求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法院审理。
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答辩称：一、盛马公司认为本案是基于票据纠纷产生的诉讼，应由票据支付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即便本案是票据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相关规定，只要被告之一在四川省外、且涉诉标的1亿元以上，就应该由省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涉诉标的超过1亿元，应当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二、盛马公司认为本案即便属于合同纠纷，约定管辖仍应无效，更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合作协议书》有关管辖约定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该条款并非无效。盛马公司所提起的管辖异议是滥用诉权，恶意拖延诉讼，其理由不能成立，�法应予驳回。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2014年4月1日，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甲方）与盛马公司（乙方）、石油运输北京分公司（丙方）协议由甲方为乙方与丙方之间贸易合同的付款订货及货款结算提供授信融资支持，为此，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十条关于“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约定：“本协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订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协议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甲、乙、丙三方应进行协商或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应按以下第1项规定的方式解决争议：1.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作协议书》载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所在地为四川省成都市XX号，该地址为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住所地。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在本案中诉称：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盛马公司与石油运输北京分公司之间的贸易合同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款方式，并由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作为汇票的承兑银行。截止协议约定的提货期限届满时，盛马公司在未结清的承兑汇票金额内共有价值15300万元的货物未按《合作协议书》约定流程提货。根据合同约定，卖方石油运输北京分公司应承担未提完货物相对应价值的退款责任，如擅自放货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遂诉至该院请求盛马公司偿还垫款本金99433340元并从2015年4月29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支付逾期款项的罚息至偿清之日止，石油运输北京分公司、石油运输公司就盛马公司应偿还款项在违约提货对应货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的，由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未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5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规定，该院对一方当事人住所地在四川省辖区以外且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具有管辖权。《合作协议书》载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所在地为其住所地，该住所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而被告石油运输北京分公司、石油运输公司住所地在四川省辖区外，且案涉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根据前述约定和级别管辖的规定，该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盛马公司主张本案系票据纠纷，不应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该院认为，票据纠纷是指因行使票据权利或者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的规定，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而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是指不是由票据行为直接产生、而是基于票据法的规定产生的权利，如票据交付请求权、票据返还请求权、票据损害赔偿请求权、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和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等权利。本案中，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以三方合作过程中盛马公司、石油运输北京分公司违反《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还款义务为由提起诉讼，不属于票据纠纷，盛马公司认为应当按票据纠纷确定管辖法院的异议理由，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盛马公司另主张，《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甲方所在地”管辖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四条对约定管辖范围的限制，应为无效。该院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所规定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并非仅限于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法院，还允许当事人选择这五个连接点以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并且，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在协议书中载明了所在地，与其住所地一致，故协议书中约定的“甲方所在地”不属于不确定的概念。盛马公司认为协议管辖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应为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盛马公司还主张，该约定管辖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未尽说明义务且排除了盛马公司选择其他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亦应认定无效。该院认为，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从案涉《合�协议书》第十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条款的内容来看，订立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并非只能选择“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而是可以任意选择诉讼、仲裁及其他方式解决纠纷，“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经各方当事人协商后作出的选择，不属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预先拟定后不能通过磋商订立的条款。并且，即使《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管辖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因属平等法人主体之间意思自治作出的约定，亦应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盛马公司主张该约定管辖条款应为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盛马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盛马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盛马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纠纷约定管辖范围是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以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是指除了前述地点外，还包括侵犯物权或者知识产权等财产权益的行为发生地等。而《合作协议书》约定管辖地为甲方所在地，既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约定管辖地，也不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应被认定为无效。其次，该约定管辖条款是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提供的格式合同中的一条，属于格式条款。平安银行成都分行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没有采取合理方式提醒盛马公司注意该条款，事实上排除了盛马公司选择仲裁等其他非诉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该条款是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滥用优势地位强加于盛马公司的特定管辖条款，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显失�平，应认定为无效条款。最后，因约定管辖条款无效，应根据合同性质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由合同履行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故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被上诉人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答辩称：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答辩人作为《合作协议书》中的甲方，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在成都市XX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其次，《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管辖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是经各方当事人协商后作出的选择，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三方当事人（甲方平安银行成都分行、乙方盛马公司和丙方石油运输北京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十条约定，协议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由三方协商或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关于格式条款问题，实际上涉案合同中有三个解决争议纠纷的处理方法，三方当事人选择了第一项即向平安银行成都分行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选择是三方当事人共同合意达成的管辖条款。且约定甲方所在地即是平安银行成都分行的住所地，该住所地在四川省成都市，四川省人民法院对本案拥有管辖权。因涉案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且有一方当事人住所地在外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规定，属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综上，上诉人盛马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何 波
代理审判员 宋 冰
代理审判员 宁 晟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朱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