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京行终516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立军，男，1968年9月21日出生，常州太平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林业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8号。法定代表人张建龙，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林海，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干部。委托代理人韩翠晶，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江苏灵灵淹城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武宜中路588号。法定代表人徐卫勇，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管丽，江苏灵灵淹城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职员。一审第三人长春市天怡养殖场，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云山街道于家一社。投资人杨伟光。上诉人王立军因行政许可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京02行初8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国家林业局（以下简称林业局）于2015年10月13日作出林护许准[2015]1270号《关于同意江苏灵灵淹城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转让麋鹿的行政许可决定》（以下简称被诉行政许可），主要内容为：江苏灵灵淹城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灵淹城公司）：你单位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及《江苏省林业局对灵灵淹城公司转让麋鹿的审核意见》（苏林动审字[2015]137号）收悉。经审查，同意你单位向长春市天怡养殖场转让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麋鹿（Elaphurusdavidianus）28只，用于驯养繁殖。请你单位和相关单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确保运输、饲养过程中人和野生动物的安全。请你单位于2016年4月13日前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运输等手续，逾期无效。王立军向一审法院诉称，2012年，王立军与江苏淹城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淹城公司）和徐卫勇（淹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订合同，以借款形式向淹城公司投资9500万元，约定到2015年3月底以债转股形式将借款转为淹城公司股权。到期时，徐卫勇及其控制的淹城公司不愿意依约进行债转股。王立军于2015年7月27日在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州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淹城公司和徐卫勇履行合同进行债转股，将王立军的投资转为淹城公司89.59%股权。在王立军提起上述诉讼前后，徐卫勇进行了一系列转移淹城公司资产、股权的操作，力图使淹城公司在转股后变成一个空壳，而王立军针对其行为亦在常州中级法院申请了一系列诉讼和诉讼保全，尽力阻止徐卫勇转移淹城公司的资产和股权，以维护自己的投资利益。本案被诉行政许可就涉及到徐卫勇企图转移淹城公司的关键资产麋鹿。在王立军与徐卫勇和淹城公司就债转股发生争议后（王立军提起债转股诉讼之前），为转移淹城公司资产，徐卫勇于2015年5月29日设立名称与淹城公司极易混淆的灵灵淹城公司，注册地址与淹城公司相同，灵灵淹城公司是淹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5年6月24日，淹城公司以“灵灵淹城公司是淹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由，向江苏省林业局申请将淹城公司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林护驯繁2011-240号）变更给灵灵淹城公司。在申请书交出的第二天，即6月25日，淹城公司就将其持有的灵灵淹城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另一公司，灵灵淹城公司就不再是淹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王立军已于2015年11月5日向常州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裁决淹城公司转移灵灵淹城公司股权无效，将灵灵淹城公司全部股权返还给淹城公司所有，以维护王立军的投资利益，该院已受理该诉讼。灵灵淹城公司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是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其不具备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资质，因此也不具备转让或者受让野生动物的资质。王立军于2015年11月在林业局网站发现，林业局于2015年10月13日向灵灵淹城公司作出被诉行政许可，允许灵灵淹城公司转让麋鹿。因麋鹿是动物园珍贵的资源，王立军随即向林业局申请行政复议，林业局于2016年2月2日作出林复字[2016]14号《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王立军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王立军与被诉行政许可有利害关系，被诉行政许可严重妨碍了王立军维护合法利益，也严重干扰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如前所述，王立军已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将其借款转为淹城公司89.59%的股权，同时也提起了另外一个民事诉讼，要求确认灵灵淹城公司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将灵灵淹城公司的全部股权返还给淹城公司。这两个诉讼一旦胜诉，灵灵淹城公司的全部股权将返还给淹城公司，王立军将持有淹城公司89.59%的股权，这两个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而被诉行政许可使灵灵淹城公司将最珍贵的资产麋鹿转移给不属于王立军投资范围内的第三方，极大损害了王立军的投资利益。这一事实说明林业局在《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所称的“王立军不是该行政许可的利害关系人”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显而易见，这一行政许可严重干扰了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综上，林业局作出被诉行政许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王立军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许可，诉讼费由林业局承担。一审期间，林业局辩称，一、王立军主体资格不适格，法院应依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王立军的起诉。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林业局所作被诉行政许可的相对人系灵灵淹城公司，而非王立军。王立军提起的两个民事诉讼，即与灵灵淹城公司原股东淹城公司之间的债权合同纠纷，以及与灵灵淹城公司原股东淹城公司和现股东灵灵投资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效力纠纷，显然与被诉行政许可无任何关联关系。换言之，王立军不能以其所提起的民事诉讼为由主张其为被诉行政许可的利害关系人。除此之外，王立军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许可存在利害关系，或被诉行政许可对王立军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据此，王立军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撤销被诉行政许可的主体资格。二、林业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律规定。虽然本案存在以裁定驳回王立军起诉的充分事实与理由，但基于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行使抗辩权的严格要求，在坚持请求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驳回王立军起诉的请求之外，林业局对自身做出的行政行为的内容与程序的合法性提出如下意见：2015年9月28日，江苏省林业厅向林业局上报了《江苏省林业局关于对灵灵淹城公司转让麋鹿的审核意见》（苏林动审字〔2015〕137号）以及灵灵淹城公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林业局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行政许可法、《林业部关于核准部分濒危野生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通知》和《林业局公告2006年第6号》第11项“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审批”的有关规定，对前述文件及材料进行了审查。林业局认为该项许可申请的材料齐全，程序完备，符合法定形式，遂于2015年10月13日作出了被诉行政许可。因此，林业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综上，林业局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王立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第三人灵灵淹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述称，一、王立军没有诉权。被诉行政许可与王立军没有利害关系。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只有与行政行为具备利害关系的主体才有诉权。这里的“利害关系”并非漫无边际，需要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除行政相对人外，“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包括：（1）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2）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3）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4）与撤销或者变更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王立军显然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围，不属于本案的利害关系人。被诉行政许可没有也不可能侵害王立军依据与徐卫勇、淹城公司的债转股合同而享有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财产和人格与股东财产和人格各自独立。正是基于对公司人格财产的信赖，市场主体之间才得以开展正常的交易，若允许股东可以随意干涉公司对其法人财产的处分，甚至主张公司对其法人财产的处分行为无效，无疑对于交易相对方极不公平，必然导致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公司行为股东无权直接干预，股东权益不同于公司权益，二者不能混同。债转股合同与淹城公司经营系两个法律关系。债转股合同的当事人形成合同关系，淹城公司经营则属公司法律关系。王立军仅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没有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利义务，王立军仅享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进行增资扩股权利，无权干涉公司经营，投资协议亦未禁止淹城公司股权转让。且淹城公司将其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并未侵犯股东任何利益，公司资产总量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公司资产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并不影响任何人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即使王立军在所有民事诉讼中全部胜诉，转让股权的行为也并不侵害王立军对公司增值扩股进行债转股的权利。被诉行政许可针对的是灵灵淹城公司的经营行为，林业局无权干涉淹城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二、王立军滥用诉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享有的全部权利如下：收益、管理权；撤销决议权；查阅权；分红增资权；优先购买权；合理收购权；起诉董事、监事、高管、他人赔偿权（利益归公司）；起诉董事、高管赔偿权。公司法没有赋予股东起诉公司经营权，独立经营是公司基本的权利，股东无权干涉。王立军尚不是淹城公司的股东，即使是股东亦无权对公司转股行为起诉。王立军提起民事诉讼聘请律师代理，应当明知其与股权转让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却滥用诉权提出多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起诉不符合该规定，应当驳回。综上，王立军与被诉行政许可没有利害关系，属于滥用诉权，依法应当驳回起诉。被诉行政许可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第三人长春市天怡养殖场向一审法院述称，一、《动物转让协议书》合法并履行完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王立军没有诉权。三、涉案麋鹿转让行为属于经营行为，林业局无权干涉。四、被诉行政许可合法。综上，被诉行政许可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原告应系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王立军不是被诉行政许可的相对人，其未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许可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并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针对王立军的起诉，应予驳回。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了王立军的起诉。王立军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以王立军未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许可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一、王立军与被诉行政许可行为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王立军已起诉淹城公司要求转为89.59%股权的股东，并起诉灵灵淹城公司的股权全部返回淹城公司，常州中级法院已受理该二个民事案件，正在审理中且已对淹城公司和灵灵淹城公司作出保全裁定。林业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许可，批准灵灵淹城公司转移动物行为，是对王立军投资企业的重要资产的处置。第二、一审法院以裁定驳回起诉方式拒绝受理本案，放纵林业局违法行为，不仅是对投资人的合法投资利益的漠视，更是对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漠视。林业局没有依法审查灵灵淹城公司的动物来源，被欺骗作出的被诉行政许可应进行纠正。综上，王立军已向一审法院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许可之间有重要、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裁定没有事实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二审期间，林业局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立军上诉请求无理，一审裁定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系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被诉行政许可批准的是麋鹿的转让行为，转让方是灵灵淹城公司，即该行政许可的相对人，受让方是长春市天怡养殖场，王立军不是被诉行政许可的相对人。王立军提供的二个民事案件受理文件，仅能证明王立军与案外人淹城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合同纠纷，与被诉行政许可无直接关联。王立军未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许可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因此，王立军提起的本案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正确。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王立军提出的前述第一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的第二项上诉理由，属于对行政行为的实体审查问题，不属本院二审审查范围。故对王立军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马宏玉代理审判员     孙建代理审判员     哈胜男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书 记 员  王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