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河市民二终字第2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柳英，女，1956年11月13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宜州市德胜镇××村××号，公民身份证号码×××058X。
委托代理人：兰耀敏（系韦柳英之儿子），男，1980年1月16日出年，宜州市龙头乡董里小学教师，住宜州市××中心小学。
上诉人（一审原告）：兰炳贤，男，1965年2月16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宜州市××那友屯，公民身份证号码×××0573。
上诉人（一审原告）：蓝文忠，男，1968年1月24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宜州市××号，公民身份证号码×××0573。
上诉人（一审原告）：蓝炳吉，男，1952年1月22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宜州××德××镇××号，公民身份证号码×××0574。
上诉人（一审原告）：兰荣根，男，1983年1l月10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宜州××德××镇××村××友屯，公民身份证号码×××0635。
上诉人（一审原告）：兰电福，男，1965年11月10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宜州市德胜镇××村××友屯，公民身份证号码×××0593。
上述五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银映群，男，河池市司法局退休干部，住河池市××区××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宜州市德胜镇大邦村纳友村民小组。
代表人：蓝忠诚，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覃勇飞，宜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代理人：韦金强，宜州市龙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韦柳英、兰炳贤、蓝文忠、蓝炳吉、兰荣根、兰电福因与被上诉人宜州市德胜镇大邦村纳友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纳友村民小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宜州市人民法院2011年9月7日作出（2011）宜民初字第60号民判决，韦柳英等6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2年1月18日作出（2011）河市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宜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2年12月14日作出（2012）宜民初字第423号民事判决，韦柳英等6人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3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世道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智虹、代理审判员韦海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肖绍玉担任记录。上诉人韦柳英的委托代理人兰耀敏，上诉人兰炳贤、蓝文忠、蓝炳吉、兰荣根、兰电福及其委托代理人银映群，被上诉人纳友村民小组的代表人蓝忠诚及其委托代理人覃勇飞、韦金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兰炳贤、兰荣根、兰电福、兰文忠、蓝炳吉、韦柳英均系纳友村民小组的村民，纳友衬民小组共有40户村民，兰炳贤自2005年到2009年3月19日期间担任纳友村民小组的组长。2009年3月2日，兰炳贤分别代表甲方（发包方）及乙方（承包方）在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签名及捺手印，该合同约定，承包土地位于纳友屯大寺岭牧场的南面和西面部分剩余的面积，大约100亩，从事种植经营，承包期限为二十年（目2009年3月2日到2029年3月2日止），承包金的付款方式及时间为2009年3月2日一次性交清二十年的总承包金，该合同上的承包金、违约金的金额一栏为空白。同时，兰炳贤将该合同分别给纳友村民小组40户中的31户代表签名（其中，包括兰炳贤、蓝又忠、蓝炳吉、兰斌、兰荣根、兰毛福、兰庆礼等人，兰文飞是其父系蓝炳吉代签、兰乾是其父亲兰作明代签、兰永奎是其父亲蓝国强代签）。2009年3月8日，兰炳贤将21000元存入其开设在宜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德胜信用社，帐号为710511010100936501的帐户，该帐户办理的是卡折合一的业务，兰炳贤将该帐户存折交给时任纳友村民小组出纳的韦明阳，但未将存折密码告知韦明阳。兰炳贤持有该帐户的银行卡。兰炳贤从2009年3月8日至2011年6月15日用该帐户银行卡多次办理存取款业务，2011年6月10日至15日该卡折存款余额为15373.37元，兰炳贤取款系个人使用。
兰炳贤于2009年3月13日将该《土地承包合同》拿到大邦村民委员会审批盖章时，由村委会副主任韦子权在合同上补写兰斌、蓝文忠、蓝炳吉、兰荣根、兰电福、兰仄礼的名字及承包金21000元、违约金5000元。该合同签订后，由于纳友村民小组的村民干扰。韦柳英等6人无法履行合同进行种植经营，双方发生纠纷后，兰炳贤从2009年3月19日起不再担任纳友村民小组组长。尔后，蓝庆礼退出合伙经营，兰斌于2009年5月死亡，由其妻子韦柳英作为原告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在重审中的诉辩观点，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于2009年3月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但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进行发包时，必须经过召开村民会议进行民主议定，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违反上述程序和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所订立的承包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本案重审过程中，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韦柳英等6人所主张的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有效，进行举证责任释明，要求韦柳英等6人对其承包合同经过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同意这一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韦柳英等6人提出该合同有效的主要依据是纳友村民小组共40户中有31人户的代表签名（包括承包人兰炳贤等7人及他人代签的兰文飞、兰乾、兰永奎等3人）。经该院查明，双方于2009年3月2日签订合同时，该合同的承包方只有兰炳贤一人，合同的承包金、违约金的金额为空白，同年3月13日兰炳贤将该合同拿到村委会审批盖章时，由审批人村委副主任韦子权在合同上补写兰斌、蓝文忠、蓝炳吉、兰荣根、兰电福、兰庆礼的名字及承包金、违约金的金额。双方为该承包合同发生纠纷后，在合同上签名的24户代表中（除承包人兰炳贤等7人外）有19户代表明确表示不同意兰斌、蓝文忠、蓝炳吉、兰荣根、兰电福、兰庆礼承包及承包金、违约金的金额。时任村民小组长的兰炳贤亦陈述纳友村民小组为土地承包问题，于2009年2月20日召开过一次村民小组会议，会议讨论决定给本村民小组村民兰锋承包。综上所述。双方讼争的《土地承包合同》，末经纳友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过，违反民主议定原则，该《土地承包合同》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院已向韦柳英等6人进行释明：法院所认定本案的民事行为的效力与其认定的民事行为的效力不一致，并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韦柳英等6人均明确表示不变更，坚持认为该合同有效。因该院认定该合同无效，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韦柳英等6人请求纳友村民小组履行合同，依法不予支持。据此，韦柳英等6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韦柳英等6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韦柳英等6人共同负担。
上诉人韦柳英等6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本案合同通过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没有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讼争的《土地承包合同》，未经纳友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过，违反民主议定原则，该《土地承包合同》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一审这种认定，不仅违反本案事实，而且严重违反和曲解了合同具备的法律定义。也违反了合同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纳友村民小组自2009年2月20日晚开始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协商将本屯的大寺岭约100亩荒坡实行发包，承包期限为20年，并议定一次性交清土地承包金20000元。当晚本屯村民兰锋、兰勤等人答应承包，并承诺三天内交付20000元承包金。但是，三天后的2月23日晚，当村民小组再次召开会议落实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事宜时，兰锋却出尔反尔，拒不兑现自己的承诺交付承包金，为此，与会村民再议定将土地承包金提高到21000元，会上上诉人承诺合伙承包。2009年3月2日早晨，趁本屯村民兰炳乾建新房倒天面大家都来帮工之机，时任村民小组组长兰炳贤即时召开村民会议协商，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代表承包方当众将21000元的土地承包金交付给发包方的会计员兰正福和出纳员韦明阳清点签收，同时，由会计员兰正福亲自执笔书写“收款收据”，再由时任纳友村民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兰炳贤、会计兰正福、出纳韦明阳分别在“收款收据”上签字划押（有“收款收据”和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的拉浪农电工韦某某、搅拌机手覃某某的证人证言在卷为凭）。而且，也得到了本村民小组40户中的31户代表在合同书上签字划押认可（有2009年3月2日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在卷为凭）。可是，一审对这一铁的事实，却不予采信和认定。而却采信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兰正福、韦明阳等人的所谓证人证言作为案件的定性依据，韦柳英等6人不知道一审法官是如何审查证据的。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纳友村民小组发包的这100亩荒坡，从2009年2月20日起至少召开了三次协商会议，招标的标的从2000元提高到21000元，而且韦柳英等6人已按合同的约定完全履行了给付土地承包金的全部义务，也得到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这是明摆的铁的事实，怎么得出未经村民小组讨论通过，违反民主议定原则，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结论呢？难道是承包方伪造签的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八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韦柳英等6人与纳友村民小组于2009年3月2日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应当依法成立和合法有效。二、一审认定证据不公、采纳虚伪证据，否定真实证据。1、一审认为兰炳贤于2009年3月8日将承包金21000元存入银行后，将存折交给出纳韦明阳，并不在2009年3月2日交纳现金。对韦柳英等6人提供的“收款收据”及与本案毫无关系的接浪农电工韦某某、六村屯覃某某亲眼看见的交款收款证实，一审全部否认。具有一般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发包方没有收到承包方交付的现金，发包方的三位负责人怎么会当众给承包方书写收款收据呢？！这是勿容置疑的。同时，纳友村民小组原任的三位负责人兰炳贤、兰正福、韦明阳以及现任纳友村民小组的代表人兰忠诚等31户代表都在合同上签字划押认可，对这一铁的事实，一审也视而不顾。至于承包方按时交付土地承包金后，发包方如何管理这笔资金是否存入银行，均不能否认承包方已完全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2、一审认为，2009年3月8日，兰炳贤将21000元存入其开设在宜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德胜信用社，帐号为710511010100936501的帐户，该帐户办理的是卡拆合一的业务，兰炳贤将该帐户存折交给时任纳友村民小组出纳的韦明阳，但未将存折密码告知韦明阳，兰炳贤持有该帐户的银行卡。兰炳贤从2009年3月8日至2011年6月15日用该帐户银行卡多次办理存取款业务，2011年6月10日至15日该卡折存款金额为15373.37元，兰炳贤取款系个人使用。韦柳英等6人认为，该帐户确实是以时任村民小组组长兰炳贤的名字开设的纳友村民小组集体资金的帐户。如果不是集体帐户的存折，出纳韦明阳怎么又接收和管理这本信用社的存折呢？直至韦柳英等6人诉讼至人民法院韦明阳才交出这本存折。从存折的明细帐上也可以看出，该存折开户的日期是2009年2月21日，当日存入的第一笔资金12696元，是梁洪、兰炳贤、韦孔德、兰炳和于2009年1月31日交付给纳友村民小组的第二期土地承包费（有出纳韦明阳签收的“收款收据”在卷为凭）。2009年3月8日存入的21000元，是兰炳贤交付的土地承包费。这两笔土地承包费共计33696.00元，都是纳友村民小组的集体资金。至于为什么兰炳贤只给存拆给出纳韦明阳而不告知密码？这正好说明作为时任村民小组长的兰炳贤头脑是清醒的，因为这本集体存折是以兰炳贤作为村民小组主要负责人的名字向银行开户的，兰炳贤有管理和保护集体资金安全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是其职责所在。在这里我们不防作个假设，假若兰炳贤把存折和密码都交给出纳韦明阳，那么，韦明阳就可以有背着兰炳贤任意动用这集体资金，这样，兰炳贤就丧失了保护集体资金安全的能力。再假若韦明阳把这三万多元的集体资金都花完了，即使兰炳贤仍然拿着该帐户的银行卡，也只是一纸空头支票。最后，如果要追究法律责任的时候，那么，兰炳贤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本集体存折的开户人是该村民小组组长兰炳贤的名字，所以，兰炳贤就要背负贪污集体资金的罪名。如果是这样，今天兰炳贤的名字就不可能出现在上诉人的行列里了，可能他已经是一个囚犯？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兰炳贤在2009年4月10日至6月16日确实在该帐户上办理四次存取款业务，至于2009年6月10日多支取了集体资金18000多元，但是，兰炳贤已于同月的16日主动地把多领取的集体资金归还了集体并存入了该集体存折的户头上。从2009年6月16日至今，该集体帐户上的余额一直保留在33696.00元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值。对上述事实兰炳贤已事先告诉了韦明阳，韦明阳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而且，兰炳贤在原二审的法庭上也当庭作了陈述。可是，一审却对白纸黑字铁的事实视而不见，而是主观武断地认定兰炳贤从2009年3月8日至2011年6月15日用该帐户银行卡多次办理存取款业务，2011年6月10日至15日该存折存款余额为15373.37元。这里是否是一审有意混淆视听？令人费解！三、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从程序、内容到形式都是合法的。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09年3月2日签订合同时，该合同的承包方只有兰炳贤一人，合同的承包金、违约金的金额为空白，同年3月13日兰炳贤将该合同拿到村委会审批盖章时，由审批人村委副主任韦子权在合同上补写兰斌、兰文忠、兰炳吉、兰荣根、兰电福、兰庆礼的名字及承包金、违约金的金额。韦柳英等6人认为，双方于2009年3月2日签订该土地承包合同时，韦柳英等6人当天已履行了主要义务：一是经过本屯40户村民的31户代表在合同上签名划印同意，双方代表在甲、乙栏上签了名；二是当天承包人之一兰炳贤当众将承包金21000元交给村民小组会计兰正福、出纳韦明阳当面清点，有会计兰正福亲笔书写的收款收据，并有主管兰炳贤、会计兰正福、出纳韦明阳签字划印在据。那么，当时为何又不在合同上写进全部承包人名字及承包金、违约金呢？原因是给村委会审查后，由村委会领导代写进合同就更扎实更稳妥了。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三）款“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我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依据上述法律的有关规定，韦柳英等6人认为，双方于2009年3月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韦柳英等6人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证实该合同的成立不仅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且完全符合合同成立的法律要件。因此，一审认定该合同无效是错误的。合同生效后的2009年3月9日，承包方开始在承包地开垦犁地，但却遭到兰轩、兰锋兄弟的干扰和阻挠。为此，时任村民小组组长的兰炳贤不得不于2009年3月13日向村委会汇报，并请求村委领导予以解决。村委领导经审查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承包方交付的土地承包金的“收款收据”后，认为既然承包方已经给付了土地承包金，而且都是本村村民承包，就应该把承包金额和承包人的姓名写到合同书上，同时，村委会领导还征求发包方的代表人同时又是承包方的代表兰炳贤的同意，将违约金额定为5000元。当时就由村委会副主任韦子权代书，将承包金额和违约金额补写在合同书的文本上。这样，该合同已从会议协商的口头形式到书面形式全部予以完善。同时，该合同又得到了大邦村民委员会的审批同意盖章。当晚，兰炳贤又即时召开村民会议，通报了其向村委汇报的上述情况，会上除兰轩兄弟等人反对外，其他与会村民大部分都同意兰炳贤等七人合伙承包。这一事实，兰炳贤不但向一审作了书面陈述，而且还在一审的庭上当庭作了陈述，纳友村民小组对此未提异议。同时兰英勇在庭上也证实其签字画押时有大部份群众在场见证，过后也得到了其他合伙承包人和村民代表的签字划押追认。韦柳英等6人认为，双方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从要约、承诺到履行，从程序、内容到形式都是合法的，当时双方所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都是真实意思的表示。至于一审认为，双方为该合同发生纠纷后，在合同上签名的24户代表中（除承包人兰炳贤等7人外）有19户代表明确表示不同意兰斌等六人承包及承包金、违约金的金额。韦柳英等6人认为，现在这19户代表反悔，并不是其当时真实意思的表示，而是受人唆使和利益驱动所为。对这种过后反悔的行为，本来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可是，一审却把这种不受法律保护的反悔行为当作一种证据来否认双方签订合同的合法性，真是让人难以理解。敬请二审法院明查秋毫，公正断案。综上所述，韦柳英等6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重新作出正确的判决，以便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审开庭时，韦柳英等6人明确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韦柳英等6人与纳友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2、判令纳友村民小组继续履行合同。
被上诉人纳友村民小组答辩称：一、本案诉争的《土地承包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和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是无效合同。1、一审认定双方诉争的《土地承包合同》没有经过纳友屯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过，违反了民主议定原则和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是无效合同是正确的，符合本案的事实客观要求。韦柳英等6人在上诉状中说是在2009年2月23日晚召开村民会议，但韦柳英等6人没有任何的证据佐证证明自己的主张的成立。2、韦柳英等6人与纳友村民小组签订所谓的“土地承包合同”是上诉之一的原任纳友屯村民小组蓝炳贤单方面自签的合同，在原审时纳友村民小组提供的宜州市德胜镇大邦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就可以认定是单方自签的合同，在本案重审时，一审法院依职权向蓝炳贤的调查询问笔录中，蓝炳贤承认其于2009年3月13日将该合同拿到大邦村委会审批盖章时，由审批人村委会副主任韦子权在合同上补写承包人的名字和承包金额、违约金额。认可在2009年2月20日开过村民小组会议一次，会议讨论决定给本屯的兰锋承包土地，充分说明，韦柳英等6人与纳友村民小组争议的合同根本就没有召开村民会议讨论过。3、从一审法院依职权对该案的事实依法调查的材料证实，合同背面群众的签名不是召开村民会议上所签的，而是原任村民小组长上诉人之一的蓝炳贤拿着空白合同到各家各户游串所签的。而且有些名字是他人代签不是本人所签，在24户代表的签名中，有19人在签名时都不知道是兰炳贤等7人承包，证明该合同未经过村民小组会议讨论通过。4、从一审法院依职权对该案的事实依法调查的材料可以证实此合同的签订之时，根本没有召开村民会议讨论过。因此，在法律程序上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三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第六项和第二十八条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应是无效合同。二、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正确无误。上诉人之一的蓝炳贤于2009年3月8日在其开设在宜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德胜信用社账号为710511401100936501的个人账户存21000元，后蓝炳贤将该存在交给时任纳友村村民小组出纳的韦明阳，但不告知该存折的密码，同时该存折办理的是卡折合一的业务，蓝炳贤还持有与该存折合一的银行卡，到2011年3月27日蓝炳贤个人在该卡折共存取交易5次。充分说明所谓的21000元承包金仍放在蓝炳贤的个人帐户，由其随意支取使用，根本未将承包金交付给村民小组集体，并未履行给付义务。关于收款收据的问题，是蓝炳贤采取了欺骗的手段造成的，是蓝炳贤自己写了一张收条后，找到时任会计的兰正福说：“钱已经交给了出纳员韦明阳，没有问题的，你在上面签字吧。”后兰正福按蓝炳贤写的样板转抄后给蓝炳贤，之后蓝炳贤又拿给韦明阳说：“会计写的收据已签名了，请你也在上面签字。”这就是蓝炳贤以欺骗的手段造成既成的事实来达到非法的目的。再是，韦柳英等6人说是在2009年3月2日将现金己交给韦明阳和兰正福，为何在2009年3月9日又将存折交给韦明阳呢？这不是矛盾吗？充分说明韦柳英等6人对于本案的事实都是虚假的。三、争议的承包合同程序违法，该合同也未曾履行。从前面陈述的事实，该合同的签订没有召开过村民小组群众会议；二是韦柳英等6人也未曾履行过任何义务；再是从该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但作为甲方的纳友村民小组连合同的原件都没有，时隔两年后的2011年3月20日韦柳英等6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后纳友村民小组才看见此合同。综上事实和理由，一审对该案的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韦柳英等6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韦柳英等6人在二审开庭时提供的证据有：1、大邦村民委员会于2011年3月18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纳友村民小组在2009年3月19日如开群众会议，讨论土地承包问题。2、用电缴费登记表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韦某某收电费时看到群众召开会议收取土地承包金，并出具收款收据的事实。
纳友村民小组对上述证据质证为，两份证据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而且不属于新证据，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故对两份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韦柳英等6人在二审提供的两份证据，无原件核对，且纳友村民小组不认可，故本院不予认定。
纳友村民小组在二审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韦柳英等6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兰炳贤从2009年3月8日至2011年6月15日用该帐户银行卡多次办理存取款业务，2011年6月10日至15日该卡折存款余额为15373.37元”有异议，认为一审认定的时间有误。本院认为，韦柳英等6人在一审提供的兰炳贤存折复印件证实，一审认定的上述时间的2011年有误，应当为2009年，故韦柳英等6人的异理由成立，应予采信。
纳友村民小组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
一审认定事实除兰炳贤的存折存取款的时间2011年有误外，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09年3月2日，由会计兰正福和出纳韦明阳出具的收款收据收到兰炳贤交来土地承包金21000元，但兰正福和韦明阳实际没有收取兰炳贤的上述款项。同年3月8日，兰炳贤自己将21000元存入其开设在宜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德胜信用社账号为710511010100936501的帐户。兰炳贤从2009年3月8日至同年6月15日用该帐户银行卡多次办理存取款业务，2009年6月10日至15日该折卡存款余额为15373.37元，兰炳贤取款系个人使用。一审时，韦柳英等6人提供证人韦某某、覃某某的证言，两证人证明：2009年3月2日纳友村民小组召开会议，会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兰炳贤把承包金交给纳友村民小组会计员清点，会计员当场出具收据，会计员和出纳员以没有时间拿钱去银行存为由，要求兰炳贤暂时保管，待兰炳贤有时间再拿钱去银行存款。韦柳英等6人在一审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韦柳英等6人与纳友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成立有效以及该合同是否继续履行。
本院认为：韦柳英等6人与纳友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韦柳英等6人主张其为合同的承包人，但兰炳贤持合同到大邦村委员会审批盖章时，合同上只有兰炳贤一人作为承包人签名，其他承包人并没有签名，而是该村委会副主任韦子权补写其他承包人的姓名，因此，签订合同时承包人的姓名不能确定。另外，签订合同时，合同条款的承包金、违约金的数额亦为空白，作为合同主要条款的承包金即合同的价款没有约定。其次，韦柳英等6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承包土地是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者户的代表参加村民小组会议并经到会人员过半数同意，其主张3月2日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讨论通过，但合同书上的承包人除有兰炳贤签名外，其他承包人均没有签名，合同条款的承包金、违约金数额为空白，不能反映承包人、承包金和违约金是经过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同意。3月13日，大邦村委会副主任韦子权在合同上补写除兰炳贤之外的其他承包人姓名及承包金、违约金数额后，韦柳英等6人亦无证据证明补写后的合同内容已经过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同意。一审法院向在合同上签名的19户的代表调查询问时，该19户的代表均表示不同意韦柳英等6人承包以及承包金、违约金的金额，这进一步说明合同上补写的内容没有得到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者户的代表参加村民小组会议并经到会人员过半数同意，事后亦未追认。至于韦柳英等6人在一审提供证人韦某某、覃某某的证言，因韦柳英等6人在一审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况且，上述两证人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相矛盾，故不应采纳。关于31户的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及捺手印问题，31户中的19户签名只能证明其同意发包土地，而不能证明19户签名是同意兰炳贤等7人承包及承包金、违约金的数额，因为签订合同时，承包人只有兰炳贤在合同上签名，其他承包人没有在合同上签名，合同条款承包金、违约金的数额为空白，事后签名的19户也不认可该合同。再次，兰炳贤在其存折上存款21000元，不是履行合同义务，而是单方行为。由于韦柳英等6人与纳友村民小组就承包人及合同的主要条款未协商一致，合同未成立，如此情况下，兰炳贤将21000元存入其存折，属于单方行为，不属于履行合同义务行为。虽然会计兰正福和出纳韦明阳向兰炳贤出具了21000元的收款收据，但兰正福和韦明阳实际没有收取兰炳贤的上述款项，而且兰炳贤将上述款项存入其存折后，自己支取使用，纳友村民小组实际没有掌控上述款项，因此，不能视为兰炳贤存款行是履行合同义务行为。据上，韦柳英等6人与纳友村民小组签订的合同，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姓名不能确定，双方对合同主要条款又达不成协议，故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成立。由于合同未成立，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韦柳英等6人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及继续履行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成立不当，但一审法院就合同的效力已向韦柳英等6人进行了释明，韦柳英等6人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故一审驳回韦柳英等6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韦柳英等6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除兰炳贤的存折存取款的时间有误外，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虽然适用法律不当，但实体处理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韦柳英、兰炳贤、兰荣根、兰电福、兰文忠、蓝炳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世道
审 判 员 刘智虹
代理审判员 韦海平
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肖绍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