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川0723行初2号
原告林元义，男，生于1969年4月26日，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代理人杨蓉，四川法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在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南河路26号。
法定代表人张斯恩，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月，女，生于1982年11月2日，住所地：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代理人赵金斗，四川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元义不服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绵阳市人社局）工伤认定一案，经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于2017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17年2月6日向被告绵阳市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元义及其委托代理人杨蓉、被告绵阳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月、赵金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绵阳市人社局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绵人社工伤[2016]2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任杰突然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的规定，不予认定任杰为因工死亡。
原告林元义诉称，原告之妻任杰系《绵阳日报》编辑中心主任。2016年4月底，《绵阳日报》副总编辑、编委会主任王某某安排任杰写4月份报纸质量评定情况，在5月4日召开的编采交接大会上通报。4月30日，任杰给王某某汇报时说材料还没有收齐，通报还没有写好。王某某说这是值班编辑的工作任务，便安排任杰在5月1日至5月3日在家加班完成。2016年5月3日上午任杰在家加班时，突然头昏、恶心，后吃药躺下休息，当晚10时许被原告发现时已死亡。为此，绵阳日报社向被告提出了视同工伤认定的申请，但被告认为任杰突然死亡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不予认定任杰为因工死亡。原告认为，任杰的死亡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绵阳日报社在工伤认定阶段向被告提供了王某某和同事王秀容、魏某某、曾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以电话、短信形式给任杰告知工作情况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实任杰在2016年5月3日突发疾病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加班的事实。而被告无视证据的真实存在，在认定事实上自相矛盾，系典型的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撤销绵人社工伤（2016）2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七组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原告与死者任杰的结婚证复印件、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适格；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在该认定书中认可了任杰受领导安排在“五.一”期间在家加班完成工作任务的事实，任杰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后，被告却又作出不予认定因工死亡的决定，显然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三、绵阳日报社（2016）43号文件，拟证明绵阳日报社的工作具有随意性和灵活性，上班的工作地点并非在办公室；四、证人王秀容和单位领导王某某的证言、曾某某和李某的情况说明、短信截屏，拟证明任杰按照单位领导王某某的安排，于5月1日至5月3日在家完成4月份报纸评定和编采工作，但在任杰突发疾病后，经李某、曾某某电话、短信未接听、接收的情况下未参加党员大会，说明任杰在发病之前在从事与工作有关的事；五、5月1日出版的《绵阳日报》，拟证明5月1日是国家法定假日，任杰仍然在从事值班编委的工作；六、电话记录截屏、《绵阳日报》编委会通讯录，拟证明2016年5月3日上午任杰的同事王秀容、蒋某、李某、曾某某分别用电话与任杰联系工作，说明任杰确实在从事与工作有关的事；七、绵阳中心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拟证明任杰因突发疾病于2016年5月3日23时4分被诊断临床死亡。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绵阳日报社综合办公室职员王秀容到庭作证，证实：2016年5月3日上午10时左右，绵阳日报社综合办主任李某安排本人给任杰打电话询问一季度报纸精品的推荐情况，本人打通电话询问了任杰，任杰说材料在下午交给本人。电话上，本人听见任杰的声音很小，感觉她人不舒服，就让她好好休息。
被告绵阳市人社局辩称，一、原告所依据的事实部分不成立，经过被告的调查核实，任杰在5月3日并没有进行工作，也没有加班的事实和证据；二、任杰的死亡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突发疾病死亡的法律规定。为此，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绵阳市人社局为了证明其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四组证据：一、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情况；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正确；三、工伤认定申请表、入编复印件、死亡证明书、绵阳日报社文件[绵日报（2016）43号]、原告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单位领导王某某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王秀容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任杰身份证复印件、《工伤认定申请补正资料通知书》及送达回执、5月1日出版的《绵阳日报》、单位领导王某某情况说明、李某情况说明、曾某某情况说明及短信照片、魏某某情况说明、受理报警登记表、民警询问原告笔录、任杰电脑使用情况搜索说明及附图、调查原告笔录、调查单位领导王某某笔录，拟证明虽然绵阳日报社领导安排任杰在5月1日至5月3日在家工作，但是不能证明任杰在5月3日死亡当日实际进行了工作或加班。说明任杰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四、《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拟证明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
诉讼中，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在涪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调取了任杰死亡时的现场照片和刑警大队作出的涪公（刑）勘(2016)0466号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被告认为：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显示了任杰并没有查阅或翻阅纸质《绵阳日报》或相关笔录的事实，与原告提供的证言不相符，进一步说明任杰在5月3日当天并没有工作。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四组证据质证意见为：一、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二、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工伤认定既认可任杰在5月1日至5月3日期间受分管领导安排在家加班完成工作任务，又否认任杰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前后矛盾，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三、第三组证据中，1、对任杰电脑使用情况搜索说明及附图、调查说明、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①程序不合法，对任杰电脑使用情况的搜索是被告单方的行为，原告和绵阳日报社未签字认可；②调查说明和情况说明不能证实死者任杰当时没有从事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任杰从事的工作是脑力劳动，她的工作成果是看不见的，她的思想、思维和想法就是她的劳动成果；③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2、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相反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任杰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3、对被告调查单位领导王某某和原告的笔录有异议，程序不合法，被告没有向被调查人出示证明身份和行政执法资格的相关证件；4、被告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理解片面、狭隘，完全错误，只要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就应当认定为因工死亡，并非一定要从事工作有关的事情；四、对第四组证据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五、对被告申请本院在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有异议，4月份纸质的《绵阳日报》就在照片中一堆衣服下面，卫生间也有工作相关的东西。当时在处理后事时，已将任杰的全部遗物烧毁了。被告在作出工伤认定时应当在公安机关收集该证据，而不应该在本案诉讼中申请本院调取，程序不合法。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七组证据质证意见为：一、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二、对第二组至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①任杰客观上受领导安排在“五.一”期间在家加班完成工作任务，但是否在5月3日进行了工作未得到证实；②绵阳日报社作出的（2016）43号文件与任杰是否是在5月3日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没有关联关系；③单位领导王某某在5月23日出具的证言只能证明安排任杰“五.一节”在家加班工作，不能证实任杰在5月3日上午在家进行了工作。后被告在调查王某某时王某某称并不清楚任杰在5月3日上午在加班，推翻了前面的证言；④情况说明只能证明电话、短信通知任杰在5月3日下午参加党员大会，但不能证实任杰上午在进行工作；⑤任杰的几位同事在5月3日打电话联系过任杰，但不能证明任杰在从事编采工作；⑥5月1日出版的《绵阳日报》虽然值班编委是任杰，但是该日报是4月30日就印好了，5月1日发行，无法达到证明任杰在5月3日上午在家加班的目的。⑦绵阳市中心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诊断任杰系临床死亡，未证实任杰为突发疾病死亡，更没有证实任杰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死亡；三、对证人王秀容出庭作证的证言有异议，与王秀容在5月23日出具的书面证言有出入，5月23日的证言中描述了任杰回答的是“还在查阅相关资料”，但当庭作证的证言说是“可能下午会完成”，并未提及当时是否在查阅资料的状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被告提供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被告自行对任杰生前电脑使用情况作出的调查说明、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是否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因双方各自的证明目的各持己见，系本案争执的核心焦点，在本院认为部份予以阐述。对原、被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和证人王秀容的证言以及本院调查、收集公安机关的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任杰生于1973年5月24日，于1995年9月27日在事业单位的绵阳日报社参加工作，事业编制。1997年11月12日，原告与任杰登记结婚，双方系夫妻关系，共同生活、居住在X。任杰生前一直在绵阳日报社工作，担任《绵阳日报》编委会编辑中心主任职务。2016年4月，因《绵阳日报》值班编委李某某外出学习，绵阳日报社党组安排任杰代行值班编委职责。2016年4月底，绵阳日报社领导王某某鉴于“五.一节”后即将召开编采交接大会，便安排任杰在5月3日前完成4月份报纸质量评定、编采工作总结和一季度报纸精品推荐工作。2016年4月30日星期六，任杰向单位领导王某某讲此项工作压力很大，吃不消，王某某便安排任杰在5月1日至5月3日在家加班完成。2016年5月1日星期日，当日出版的《绵阳日报》值班编委为任杰。2016年5月2日星期一，“五.一节”国家法定假日放假。2016年5月3日星期二，“五.一节”收假上班。上午10时11分，绵阳日报社综合办公室主任李某安排职员王秀容给任杰打电话，询问一季度报纸精品推荐情况。王秀容经电话联系，任杰回答还在查阅有关资料，预计当天下午完成，同时向王秀容说“有些头晕、恶心”，王秀容提醒任杰赶紧吃药休息一下再工作，不要太拼命，随后结束通话。任杰服药（丹参片）后便睡觉休息，原告在上午11时左右离开家到任杰父母家吃午饭。尔后，《绵阳日报》编辑中心职员蒋某在11时6分、11时19分、12时57分分别三次和李某在11时11分、12时25分分别两次给任杰拨打电话，未接听。绵阳日报社综合办公室主任李某在11时13分、14时25分、15时15分等分别4次给任杰拨打电话，未接听。《绵阳日报》采访中心时任副主任曾某某在11时48分给任杰拨打电话，未接听；13时53分、13时54分，又分别两次给任杰手机发送短信，主要载明：下午4点在报社321会议室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请合理安排时间按时参会，不准请假，未回复。同日晚上10时左右，原告在任杰父母家吃完晚饭、观看晚间新闻摘要后回到家中，发现任杰躺在床上呼之不应，便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当晚23时，绵阳市中心医院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经查体，于23时4分诊断任杰临床死亡。5月3日23时25分至5月4日0时50分，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对任杰死亡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现场勘验情况主要载明：门、门锁、不锈钢防护栏、饭厅、卫生间、厨房、杂物间、客厅、主卧室、次卧室未见异常。次卧室靠南墙、东墙摆放一组头朝东的上下铺钢架床，床下铺呈仰卧状躺着一具女性尸体，移开尸体后发现床上有平板电脑等物品。次卧室靠西墙由北向南依次摆放有椅子、电脑桌、学习桌，电脑桌上摆放有一台台式电脑、一部白色手机、一台音箱等物品。同时，附现场照片一组，次卧室钢架床上铺堆放一堆衣物。2016年5月23日，单位领导王某某出具书面证人证言，载明：2016年4月，因日报值班编委外出学习，经党组同意由任杰同志代行值班编委职责。4月底，考虑到“五.一节”后即将召开编采交接大会，就安排任杰同志要在5月3日以前完成4月份报纸评定和编采工作总结。4月30日，本人询问任杰此项工作的进展时，任杰说压力很大，有些吃不消。本人说只有在“五.一节”加班，在家收集整理材料，并注意保重健康。5月3日夜，即获知任杰同志辞世。2016年5月25日，原告出具书面证人证言，载明：2016年4月以来，任杰上完夜班经常已是第二天凌晨二、三点，回到家时常说心慌、气紧等不适。“五.一”期间，任杰连续三天三夜在家查阅《绵阳日报》电子版，加班加点进行编采交接大会的准备工作。5月3日早上6时，任杰开始处理起了工作事务。上午10时许，任杰接听同事王秀容打来的电话后，对本人说有点头晕、恶心，本人告诫任杰不要只顾工作忘了身体，并督促任杰吃药后赶紧休息。家人都知道任杰近段时间太累了，看到任杰躺下后，本人和岳父进房间看过几次，但都不忍心打扰任杰。直至晚上10时许，本人才发现任杰已呼之不应，立即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及时向报社告知了任杰的情况，后经医生抢救无效宣告任杰去世。
2016年6月2日，绵阳日报社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附8份证据材料。2016年6月13日，被告向绵阳日报社作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2016年6月14日，曾某某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载明：5月3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本人通知任杰同志参加当天下午日报社党支部党员大会，因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本人又于当天下午13：53分和13：54分给任杰同志发手机短信通知其准时参加党员大会。同时，附短信图片。2016年6月15日，单位领导王某某出具“任杰同志2016年5月1日至5月3日加班情况说明”，载明：2016年4月底，本人安排任杰写4月份报纸质量评定情况，要任杰在5月4日召开的编采交接大会上通报。4月30日，任杰找到本人说材料还没收齐，通报还未写好。本人说那只有5月1日至3日在家加班完成，这是值班编委的工作任务，任杰说好。这样，5月1日至3日任杰就在家加班。李某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载明：5月3日，因编委会工作安排，本人曾先后四次给任杰主任打电话，一是说每月业务交接会的事，提醒做好评报工作；二是说精品推荐的事，提示确定作品篇目；三是安排工会电影票发放事宜，但电话一直未联系上。魏某某出具书面“情况说明”，主要载明：5月3日下午4时左右，本人因提交的一篇稿件内容有改变，就拨打任杰的电话，但电话打通后一直无人接听。2016年6月12日下午，被告单位执法人员针对4月30日至5月3日任杰生前使用办公桌上台式电脑的情况进行了查阅、搜索，并作出“调查说明”和情况说明，主要载明：经查询，2016年4月30日至5月3日期间，电脑内并无任何任杰工作的相关记录，并提供了相关截屏复印件。该调查说明、情况说明上无调查人员、在场人员、涉案当事人等人的签名和有关调查资格、资质的相关证明材料。同日和7月7日，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分别两次对原告进行了调查。2016年7月6日，被告单位执法人员对绵阳日报社领导王某某进行了调查，主要载明：本人安排给任杰在5月1日至5月3日期间的工作，一是编采工作总结；二是编采人员表现总结；三是对编采大趋势方面的指导。筹备编采交接工作会议的材料不是任杰的本职工作，在4月份安排任杰接替的这项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首先要将整个4月份的报纸翻完，包括电子版和纸质版，看完报纸后才能形成相应的书面材料。其次通过QQ、微信群、当面、电话等形式与各部门的领导沟通。最后就是形成书面材料，大约有五、六千字。这些是一般情况，是任杰第一次做这项工作。4月30日前，任杰随时在本人办公室沟通，但是1号至3号期间任杰没有给本人打过电话，也不清楚任杰是怎样工作的，也没有向本人提交书面报告。编采工作会在4号下午召开，总结在4号上午完成都是可以的。5月3日上午任杰是否在加班，本人不清楚。2016年7月26日，被告作出绵人社工伤（2016）2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任杰突然死亡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分管领导虽然安排其在“五.一”期间加班完成其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但没有证据证明2016年5月3日上午在家的任杰在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因此任杰突然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的规定，不予认定任杰为因工死亡。
本院认为，原告与任杰系夫妻关系，属任杰的近亲属，对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三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对其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其主体资格适格。被告系市级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其主体资格适格。本案中，任杰于2016年5月3日在自己的家中死亡，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能否视同因工死亡的问题，是原、被告双方争执的焦点。一、关于任杰死亡前与绵阳日报社的关系问题。任杰从1995年9月27日起一直在绵阳日报社工作，绵阳日报社系事业单位，任杰属事业编制。为此，任杰依法具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二、关于任杰死亡前的工作范围问题。在2016年4月《绵阳日报》值班编委外出学习的情况下，绵阳日报社安排任杰代行其职责。由于5月4日下午绵阳日报社要召开编采交接大会，为此，绵阳日报社领导确定给任杰的工作为完成4月份报纸评定、一季度报纸精品推荐和编采工作总结。三、关于任杰是否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死亡的问题。绵阳日报社为了召开好5月4日下午的编采交接大会，在时间紧、任务重、又正是“五.一节”法定假日期间的情况下，单位领导明确要求任杰在5月1日至5月3日前在家加班完成安排的工作任务。虽然5月3日是正常上班时间不是节假日，但是根据任杰系《绵阳日报》编委会成员和采编中心主任以及值班编委的工作性质、特点，随时存在晚上加班、在外采访、在家工作等情况，工作地点不完全在办公室，且在家加班系绵阳日报社领导的安排，不是任杰擅自在家不去办公室上班的行为。本案中，现有的证据能够证明下列情况：一是从2016年5月1日出版的《绵阳日报》看，任杰是值班编委，说明任杰在4月30日、5月1日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在加班工作；二是从5月3日上午10时11分任杰的同事王秀容向任杰拨打电话询问有关报纸精品推荐情况，而任杰回答称正在查阅资料看，通话时间为2分18秒，说明任杰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与单位同事在从事与工作有关的事；三是从任杰具体死亡的时间看，任杰在5月3日上午10时11分接听同事王秀容电话后，从11时6分任杰未接听单位同事蒋某的电话时起，至晚上23时4分被绵阳市中心医院诊断临床死亡时止，应推断该期间在12小时内为任杰的死亡时间；四是从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现场照片和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看，任杰死亡前后所在的房屋、门锁、门窗等均无异常，排除了他杀、自杀和其他非正常死亡等情形，结合任杰在与同事王秀容电话联系时称自己身体不适和头晕、恶心的实际，说明任杰从5月3日上午11时6分起至晚上23时4分止期间12小时内系突发疾病死亡。五是从民间习俗看，任杰死亡后其近亲属为了更好地让任杰父母、丈夫、子女及时摆脱失去亲人的痛苦，将任杰生前生活、工作等遗物全部烧毁了，符合民间习俗；六是从被告自行、单方对任杰生前电脑使用情况作出的调查说明、情况说明看，首先该调查说明和情况说明不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一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工伤认定中，予以进行以下调查核实工作”、第（三）项：“记录、录音、录像和复制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调查核实工作的证据收集参照行政诉讼证据收集的有关规定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项：“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新《行政诉讼法》已修改为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第十五条第一款：“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新《行政诉讼法》已修改为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现场笔录，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现场的，可由其他人签名。”的规定，该调查说明、情况说明既没有执法人员的签名，又没有当事人、在场人员的签名，更没有注明制作方法、证明对象等，且未通知当事人在场，属于被告的单方行为。其次，根据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现场勘验检查，除任杰生前所在的次卧室电脑桌上摆放有一台台式电脑外，在移开任杰尸体后发现床上还有一台平板电脑，说明任杰生前使用了两台电脑，在任杰死亡时平板电脑还在其身边，被告仅对台式电脑的使用情况进行勘验调查不客观、不全面。再次，根据被告对单位领导王某某的调查，王某某明确说明任杰要完成安排的工作要翻阅整个4月份的报纸，包括电子版，看完后才能形成相应的书面材料，大约有五、六千字。这里所指的书面材料既可能在电脑上打印形成，又可能自己亲笔书写形成。由此可见，被告未全面进行现场勘验，同时又未全面进行调查、核实。为此，被告自行、单方作出的调查说明、情况说明程序违法，不客观、全面、真实，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关联性，被告以此认为任杰在5月3日死亡前未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活动的理由不充分，主要证据不足。同时，被告适用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由两款组成，第（一）项属于第一款规定的内容，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其法律、法规适用错误。为此，被告作出绵人社工伤（2016）2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的绵人社工伤（2016）24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由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文标
人民陪审员 哈 敏
人民陪审员 蒲春太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苏婷婷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第（一）项主要证据不足的；
第（二）项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