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吉中民一终字第6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曲炳君，住吉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珍。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曲焕成，住吉林市。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宝山，吉林市松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住所地吉林市龙潭区遵义东路52号。
法定代表人：郑权，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成宇。
委托代理人：李志国。
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2014）龙民一初字第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曲焕成、刘宝山，被上诉人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刘成宇、李志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曲炳君、张淑珍在原审时诉称：我们系死者曲焕荣的父母。曲焕荣本人患肝病多年，因妻子与曲焕荣分居十几年了，儿子对他的病情也不过问，始终由我的二儿子曲焕成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及疾病治疗。2004年3月2日，曲焕荣在吉化医院住院挂床治疗过程中，患者曲焕荣在病情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准备转吉林市第222医院继续治疗，吉化医院的肝病科主治医生李红，百般阻挠坚持她个人意见继续治疗。2004年3月19日下午17时，在没有通过病患陪护人员同意的情况下，医院的肝病科主治医生李红擅自故意给患者曲焕荣注入大量镇静剂后，致患者曲焕荣死亡。2004年3月20日，我们先后到院纠纷办公室，处理没结果。同时我们向龙潭公安局铁东派出所以治疗医生故意致曲焕荣死亡报案，龙潭公安局于2004年11月16日作出结论，不予立案。2005年3月3日我们向吉林市龙潭区卫生局、吉林市卫生局依法投诉，吉林市卫生局结论是不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处理范畴，建议按司法程序处理。我们认为，曲焕荣死亡应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处理范畴，病患入院治疗，病案首页家属是曲焕成，并不是曲威。从病患曲焕荣长期医嘱单的医嘱内容二级护理和用药看，2004年3月18日准备转院治疗，根本达不到病患曲焕荣死亡的结果发生。关于2004年3月14日曲威的签字问题，曲威用签二次姓名吗？从病患曲焕荣病案第28页以后4页根本与第28页发生冲突，吉化集团总医院故意篡改伪造曲焕荣病案，病案书写相互矛盾，不是医疗纠纷是什么？为此，我们自2005年4月至2013年6月向医疗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涉诉告诉。2013年6月吉林市龙潭区法院依法受理此案，因我们漏了被告及证据不足，经法院同意，我们于2014年6月25日依法撤诉。为此，我们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重新提起告诉，要求：1.请求法院判令吉化医院赔偿曲焕荣死亡赔偿金156812元、曲焕成的误工费1800元、护理费191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被抚养人生活补助费78400元、丧葬费6125.5元、信访交通费353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以上合计299359元；2.诉讼费由吉化集团总医院承担。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在原审时辩称：1.曲焕荣于2004年3月19日死亡，距今已经十年。曲炳君、张淑珍应当对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提供相关证据。我院认为2013年龙潭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因曲炳君、张淑珍撤诉，并不是诉讼时效中止的理由。2.我院认为曲炳君、张淑珍提出的赔偿依据不足，我院在治疗过程中没有过错，如果曲炳君、张淑珍不能提出我院有过错的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曲炳君、张淑珍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认定：曲焕荣因肝炎肝硬化、乙型活动性于2004年3月2日入住吉化医院进行治疗，住院18天，于2004年3月19日因肝炎肝硬化、乙型、活动性、肝肾综合征、肝性脑瘤Ⅳ期、肝功能C级、低白蛋白血症、胸水感染、多脏器衰竭死亡。2004年3月14日，曲焕荣之子曲威在“患者曲焕荣，因病情长期反复，病情危重，家属经商议，拒绝一切抢救治疗，仅给予镇静治疗，后果一切自负！自愿签字”的书面材料上签字。曲焕荣之妻王玉兰于2004年3月14日23：00在同意使用镇静剂的书面材料上签字。后吉化医院在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分别于2004年3月14日8时下医嘱，非那根50㎎肌肉注射、3月14日晚23时下医嘱，23点10分安定10㎎肌肉注射。2004年3月19日17：30，家属曲威在家属拒绝尸解的书面材料上签字。2004年11月12日，曲焕成向江北公安分局提出控告，曲焕荣在吉化二医院住院期间，被主治医生注射镇静剂致死，后江北公安分局于2004年11月16日作出吉公江刑不立字（2004）第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后曲焕成于2005年3月18日到吉林公安局江北分局法制科就曲焕荣死亡一事信访，2005年4月11日，吉林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法制科对于曲焕成的信访作出答复意见，确认了江北分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适用法律准确。2005年曲焕成又向吉林市卫生局提出曲焕荣在吉化医院住院期间，医院“放弃治疗，仅给予镇静治疗系严重违法行为”，吉林市卫生局于2005年3月3日作出关于对曲焕荣医疗纠纷处理意见的通知，认定该事情不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处理范畴。2005年6月27日，曲焕成向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检察院对吉林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对李红涉嫌故意杀人一案不立案决定提出申诉，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于2005年7月21日作出答复函，认定吉林市公安局江北分局不立案理由成立。2006年5月18日，曲焕成向吉林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吉林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于2006年6月7日作出吉市检侦监答字（2006）2号，决定维持龙潭区检察院答复意见。死者曲焕荣与王玉兰系夫妻关系，曲威系二人的独生子。曲炳君、张淑珍系死者曲焕荣的父母。曲威出具说明放弃继承，应得的份额不要，且曲威自认曲焕荣病历中同意使用镇静剂的签字系其母亲王玉兰书写。王玉兰于2011年11月22日死亡。
原审判决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二条规定：“本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本案死者曲焕荣死亡时间为2004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尚未实施，且本法对于溯及力也没作出特别规定，故应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即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二、本案系死者的父母向吉化医院主张侵权诉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引起举证责任倒置的前提系曲炳君、张淑珍举证证明其有损害结果、吉化医院存在着侵权行为，现虽有曲焕荣的死亡结果，但对于吉化医院存在所谓的侵权行为即吉化医院篡改病历、违规使用镇定剂导致曲焕荣死亡的侵权行为，依据曲炳君、张淑珍提供的证据如病历、鉴定报告均无法证明吉化医院存在着上述侵权行为。首先对于曲炳君、张淑珍所述的吉化总医院篡改病历行为，曲炳君、张淑珍提供的病历仅为部分病历，吉化医院提供了曲焕荣的全部病历，病历记载内容没有缺失且客观完整，对于曲炳君、张淑珍所述病历机打与书写相结合，曲威签字的内容非曲威所写，虽曲威签字但并非曲威真实意思表示，王玉兰的签字非王玉兰本人书写，从病历本身来看，无法证明吉化医院存在篡改行为，对于曲威的签字，曲威本人表示自己的签字，对于王玉兰的签字，曲炳君、张淑珍提供的鉴定检材无法证明是王玉兰的本人字迹，而王玉兰的儿子曲威对于王玉兰的签字表示予以认可，综上，无法证明吉化医院存在篡改病历的行为。对于曲炳君、张淑珍所述的吉化医院违规使用镇定剂的侵权行为，根据吉化总医院使用的镇定剂非那根和安定的相关医学规定，吉化医院病历中记载的内容并没有违反相关医学规定，且在为曲焕荣使用镇定剂前也征求了死者儿子曲威及妻子王玉兰的同意，并由该二人签署了书面同意书，曲炳君、张淑珍的委托代理人曲焕成虽主张其是死者曲焕荣的监护人，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曲炳君、张淑珍的委托代理人也确认在签署同意书时王玉兰与曲焕荣并未离婚还是夫妻，那么医院征求该二人的行为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即吉化医院也就不存在违规使用镇定剂药物的行为。同时患者家属在患者死亡后签署了拒绝尸解的书面材料，也致使吉化医院注射镇定剂类药品与患者的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无从考证，结合吉化总医院提供的患者病历，也无法证明吉化医院在对患者治疗方面存在着过错。曲炳君、张淑珍未就其主张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
原审判决：驳回原告曲炳君、张淑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99元，由原告曲炳君、张淑珍承担。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请求为：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们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负担。其主要理由为：曲焕荣患肝病多年，因妻子与其分居多年，曲焕荣的儿子曲威对曲焕荣的病情也不过问，曲焕荣在患病期间都是曲焕成在负责照顾的。2004年3月2日曲焕荣在吉化总医院挂床治疗，在病情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准备转到吉林市第222医院继续治疗，吉化医院的肝病科主任李红百般阻挠坚持要求继续治疗。2004年3月19日下午17时，在没有通过病患陪护人员同意的情况下，吉化医院的肝病科主任李红擅自故意给患者曲焕荣注入大量镇静剂后，致使曲焕荣死亡。曲炳君、张淑珍自2004年3月20日至2005年4月曾向吉化医院纠纷办公室、吉林市龙潭区卫生局、吉林市卫生局及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等相关部门报案，因证据不足均未予受理。2013年6月至2015年4月曲炳君、张淑珍曾向吉林省等有关部门及司法机关告诉，2013年6月吉林市龙潭区法院受理本案，因证据不足，经法院同意曲炳君、张淑珍于2013年6月25日撤诉。撤诉后，曲炳君、张淑珍发现吉化总医院在曲焕荣住院期间的住院病历存在多处篡改，甚至伪造病历的大量证据。2014年11月曲炳君、张淑珍重新起诉，法院受理后两次开庭，可是一审法院不尊重事实，故意包庇吉化总医院的违法侵权行为，造成错误的判决。首先，一审法院审判长不让代理人曲焕成在庭审中陈述起诉状内容，更为严重的是我方的证据一审法院拒收，例如法医鉴定费收据及曲焕荣有病期间的误工证明等相关材料。更为严重的是曲炳君、张淑珍发现患者曲焕荣在住院期间的病历有多处篡改之处，甚至伪造病历的大量证据。我方提出对曲焕荣住院病历中病历记载的前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一审审判长告知吉林市的司法鉴定机构无法做，你们必需到外地去做，其明知当事人经济条件困难，故意诱导使当事人不能依法取证。其次，从（2014）龙民一初字第876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至第8页我们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开始，一审法院不顾法律尊严，故意颠倒黑白，例如涉及曲威及王玉兰（2011年11月22日病逝）签字的证据，一审我方提供了吉林市博信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一审认为我们没有证据佐证，司法鉴定意见书不是科学的证据吗，曲威及王玉兰的签字不是患者曲焕荣家属的真实意思表示，龙潭法院不采信我们提供的证据是错误的。再次，依据最高院证据规则的规定，医疗纠纷的案件举证责任是倒置的，可是在吉化总医院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提出的证据均没有被一审法院采信，一审法院是故意造成错判。对于（2014）龙民一初字第876号民事判决书第10页本院认为部分，我们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我们与吉化总医院发生医疗纠纷自2004年至今，吉化总医院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患者健康权、知情权、生命权，理应适用《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施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适用法律错误。2004年3月发生的医疗事故没有解决，一审2013年6月受理此案，一审法院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吉化总医院以家属放弃为由，在2004年3月12日就想给曲焕荣打镇静剂，由于曲焕荣打完就回去，3月13日、3月14日也是一样，没有打上。3月18日是准备最后一次在吉化医院治疗，在化工二医院打点人血蛋白之后就自费去222医院就医，因为222医院有曲焕荣的很多病友。3月14日医生李红拿着拒绝一切抢救治疗与镇静治疗，后果自负的单子让我签名，我说谁放弃了，我们积极治疗。我哥哥曲焕荣听到后让我过去，曲焕荣将单子撕得粉碎。白蛋白打完就回去了，暂时租个房子住，时间是9点多。3月18日之前再也没有回医院。12月2日在我多次强烈要求之下，在医务处复印病历时有四五个人在病历里填写就医的情况。3月18日我两次拦住准备打镇静剂的护士，镇静剂没有打成。打完镇静剂之后，人还没有死，还在呼吸，是谁堵死了我哥哥曲焕荣的两个鼻孔？化工医院发的红利卡，因为曲焕荣要去222医院自费看病，所以3月14日数次等待取卡，变现款都没有办理。18日交给我哥哥曲焕荣去取，人死了，卡也没了。我到派出所报案，时至今日也没有人告诉我谁取走了。3月18日我买的高级营养品，人血蛋白哪里去了？化工医院肝病科很多患者都是被注射镇静剂造成死亡的，为什么还强行打镇静剂。我是我哥哥曲焕荣的法定监护人，是我哥哥亲自签名同意的，我每天照顾其生活起居等家务，任何其他人没有资格谈放弃治疗。事实上王玉兰十多年前就与曲焕荣分居了，还拿走了家里的四万七千元钱与他人非法同居。因为王玉兰没有将钱拿回来我哥哥曲焕荣没有与其办理离婚手续，王玉兰同意放弃治疗是阴谋。放弃治疗不论是谁说的，谁写的，都是大阴谋，都是违法行为。因为患者本人不放弃，任何其他人放弃治疗都是国法不容的，理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剥夺患者家属的知情权、同意权。8个月后，医院在病例中添加不实的内容，该行为是违法的。在医院放弃治疗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让人没法理解。哪有花钱去死的，谁会这样去放弃治疗。3月2日到3月18日之前，是挂床打完针就回家，打针时间最多是两个小时，就医次数是五次，分别是2号、3号、12号、13号、14号，曲焕荣病情一直没有出现危重状态。3月18日我陪我哥哥曲焕荣到吉化医院，准备最后一次打点人血蛋白之后，转院到222医院继续治疗。吉化医院肝病科主任李红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告诉她最后一次在这里看病，不能再打镇静剂了。没想到我发烧回家暂时休息，让曲威照看一下，告诉曲威什么针也不能打，一定等我回来。可是我回来曲焕荣已经快不行了，我找遍肝病科，发现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跑的一干二净，没有人了。我问曲威你怎么走了，曲威说王玉兰来了，他就走了，等曲威回到病房发现曲焕荣两个鼻孔用纸卷塞得紧紧的。曲焕荣死亡我认为是医院的过错造成的。2004年3月19日下午17时，在没有通过陪护人员同意的情况下就放弃治疗是违法的。吉化医院肝病科主任李红擅自故意给曲焕荣注射大量镇静剂导致曲焕荣死亡。
被上诉人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答辩认为：1.我医院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2.曲炳君、张淑珍的上诉观点没有证据支持。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论理正确、适用法律得当，应当维持一审判决。
在本院审理本案过程中，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吉林市中建六局土木工程的用工结算单，证明曲焕成在护理死者曲焕荣期间减少了收入损失8750元，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一审中主张的1800元主张误工费。证据2.吉林市博信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费收据一份，证明问题是一审剥夺了我们的诉权，鉴定费用是2400元。
经质证，被上诉人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为：从时间及内容上看，与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的主张没有关联性，我院医疗行为没有过错，曲炳君不是护理人员，证据不能证明曲炳君、张淑珍所要证明的问题。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一审曲炳君、张淑珍没有提供，不是新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证据1中所体现的用工结算时间及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虽在一审诉讼中未提出，但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并据此确认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为进行司法鉴定产生费用。
被上诉人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第二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前，但损害后果出现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后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本案中死者曲焕荣因肝炎肝硬化、乙型活动性于2004年3月2日入住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2004年3月19日死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被上诉人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是否应当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要求被上诉人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承担责任的理由为吉化总医院在治疗曲焕荣期间非法剥夺其生命权，违法使用镇静剂致曲焕荣死亡。因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未向本院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吉化总医院存在上述违法行为，故本院对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在上诉中提出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医疗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应当倒置，吉化总医院没有提供证据，而依据曲炳君、张淑珍所提供的证据应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张。首先，根据被上诉人吉化总医院提供的曲焕荣住院病历记载患者曲焕荣“因病情长期反复，病情危重，家属经商议，拒绝一切抢救治疗，仅给予镇静治疗，后果一切自负，自愿签字。”曲焕荣之子曲威在该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字。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虽主张曲威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无证据证明，应视为吉化总医院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曲焕荣家属同意放弃抢救治疗，仅给予镇静治疗，吉化总医院给予曲焕荣镇静治疗的行为并无过错。其次，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主张被上诉人吉化总医院篡改病历，曲焕荣之妻王玉兰在病例中签字同意使用镇静剂并非王玉兰本人签字，且该主张有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能够证明，因王玉兰于2011年11月22日死亡，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鉴定所使用的检材确系死者王玉兰的笔迹，且王玉兰之子曲威亦认可该签字是其母亲王玉兰书写，故能够认定病历中同意使用镇静剂的签字系王玉兰本人书写，对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因吉化总医院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医疗行为并无过错，且患者家属曲威在曲焕荣死亡后签署了拒绝尸解的书面材料，致使曲焕荣的死亡与吉化总医院使用镇静治疗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无从考证，应由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提出的曲焕荣病历中有一部分是打印的，另一部分是手写的，手写的部分是医院后添加的，因无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在二审中提出的曲焕荣住院期间由曲焕成一直护理，因无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90元，由上诉人曲炳君、张淑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刚
代理审判员 刘欣莹
代理审判员 孙 伟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