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00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龙，男，1957年6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燕儿（系张伟龙妻子），女，1960年10月6日生，汉族，住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珊珊，上海欣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1930号。
法定代表人：张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璠，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亚娜，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伟龙与被上诉人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因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43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伟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张伟龙、城建公司之间于1990年10月19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劳动力调配通知单》显示1990年10月19日后张伟龙的身份已是上海A厂的企业职工，而非征地养老人员。真北村民委员会的函中写明“进入你厂后作退养处理”以及“一切福利待遇同你单位退养职工同等对待”，已经表明张伟龙的征地工身份。依据《住宅和重大市政工程建设征地劳动力安置暂行办法》，养老待遇要经县劳动局批准，但城建公司未能提供县劳动局批准的文件。根据1993年《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退养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视为工龄。1995年《实施中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解答》也规定，企业中提前退养的职工，仍是企业职工，与用人单位保持着劳动关系。张伟龙是残疾人，养老就医问题是沉重的负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是为了补交养老金。
城建公司辩称：1990年9月1日上海A厂向上海市劳动局作出“关于征用土地吸劳的请示”中之所以只有3人退养，是因为当时不知晓张伟龙及案外人李某身体残疾的特殊情况；到1990年9月26日，真北村民委员会才另行发函告知张伟龙及李某的残疾情况“不宜参加工作，作退养处理”，该函有张伟龙签字，是三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也符合当时《关于改进征地养老人员管理和生活费发放办法的几点意见》（沪府办[1990]68号）的精神。《住宅和重大市政工程建设征地劳动力安置暂行办法》中规定的情况不适用张伟龙，对于张伟龙这样残疾程度严重无法胜任工作需要的，并不需要经劳动局批准，可以直接按照沪府办[1990]68号文进行养老安置，且并无法律规定征地养老人员必须由劳动局批准。《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发布于1993年，且该规定的适用范围是本身系企业职工身份的人员，故不适用于本案。1990年征地时张伟龙属于征地养老人员，应由用地单位负责生活费和医疗费直至终老，双方一直按此政策履行至今。根据沪府办[1990]68号文的规定，养老人员不安排工作，也不作为征地单位的退休、退职职工。在1995年劳动法颁布前并无明确的劳动关系概念，双方之间也不符合劳动关系的要件，不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张伟龙在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对自己的身份属性、福利待遇和养老保障并无异议，在2014年之后多次上访。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不仅与当时的上海市规定相悖，也是对其他征地养老人员的不公平。因此，城建公司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伟龙向一审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张伟龙与城建公司之间于1990年9月26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9年6月，上海A厂与原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前陆生产队签署“上海A厂‘场地扩建’项目租改征的征询意向事项”，明确因上海A厂“堆场扩建”项目已列入市更新改造措施项目计划，故为解决建设用地，拟将原租用的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前陆生产队土地改为征用等。1990年6月16日，上海A厂与原嘉定县土地管理局征地事务所又签订《征地费包干协议书》，其中约定后者应及时向前者提供征地工和退养老人员名册，并协助做好进厂人员体检和思想动员工作等。1990年7月20日，在输送单位为原嘉定县长征乡劳动服务所、接收单位为上海A厂的“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前陆生产队征地工花名册”中，共有23人被列入该征地工名册，其中3名年龄已在55岁以上的人员备注为退养人员；张伟龙亦被列为该征地工花名册成员（非备注退养人员）之一。1990年9月1日，上海A厂向原上海市劳动局作出“关于征用土地吸劳的请示”，表明因上海A厂征用长征乡真北村前陆生产队土地，按土劳比例，应吸收劳动力23人，其中3人退养等，特报请审核批准。1990年11月16日，原上海市劳动局向原嘉定县劳动局作出“安排征地农民通知书”，对上海A厂需吸收劳动力23名（其中养老3名）予以同意，并按规定办理介绍手续等。
一审另认定，1990年9月26日，原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民委员会向上海B厂出具书函，内容为：“你厂征用前陆生产队土地，根据本队进厂条件，张伟龙被安排进你厂工作，由于该同志是残疾，不宜参加工作，进入你厂后作退养处理，一切福利待遇同你单位退养职工同等对待。”张伟龙在该书函上签名。后上海A厂未安排张伟龙工作岗位，并按本市征地养老人员的养老生活费等标准支付张伟龙相应的养老生活费等。1991年2月，张伟龙办理了征地农转非的户籍手续。1997年7月，上海A厂歇业注销，其相关员工划归城建公司承续管理。张伟龙的上述养老生活费等亦由城建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以“工资”名义发放。2011年6月以后，城建公司仍按本市征地养老人员的养老生活费标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张伟龙养老生活费等，但支付名义改为“报销”。
2015年9月30日，张伟龙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1990年9月26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与城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10月30日，上述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张伟龙的上述请求未予支持。张伟龙对此不服，遂提起诉讼。
一审还认定，1、张伟龙早年双腿残疾。2009年8月，张伟龙取得肢体残疾（一级）的残疾人证。2、2015年2月4日，城建公司退管会出具证明，称张伟龙于1990年征田（地）进入现在的城建公司，现为城建公司退养职工，其为一级残疾，目前月收入1,540元等。2015年6月，城建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根据1990年9月26日嘉定县长征乡真北村民委员会开具的“关于张伟龙同志作为退养人员安置通知”实行安排，目前张伟龙由城建公司按照有关规定每月发放生活费等。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的建立应综合考量以下几因素予以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和管理；劳动者是否向用人单位提供了属于用人单位业务范围组成部分的劳动，并领取了相应的劳动报酬等。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张伟龙虽于1990年7月因原所在的生产队土地被上海A厂征用被列入征地工名册，但基于1990年9月26日张伟龙当时所在的真北村委会的书函要求以及张伟龙的签字确认，上海A厂基于上述书函中所述的张伟龙身体残疾情况并未实际将张伟龙按征地工身份安排工作岗位，而是按上述书函要求将张伟龙作该厂退养人员处理，并一直按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标准支付张伟龙相关养老待遇。在上海A厂歇业注销，城建公司承续该厂员工后，城建公司亦沿袭上述方式保持与张伟龙的退养关系，支付张伟龙的相关养老待遇至今。据此，自1990年9月26日起至今，张伟龙无论是对于上海A厂，还是对于城建公司来说，均未实际提供劳动，也未接受城建公司或者上海A厂的工作安排和工作管理。虽然2011年6月之前，上海A厂或者城建公司曾每月定期以“工资”名义向张伟龙银行账户转账支付钱款，但从1990年9月26日张伟龙签字的真北村委会的书函内容和该钱款的数额看，该钱款属于上海A厂或城建公司基于对张伟龙做退养处理的合意而支付给张伟龙的退养生活费用，并非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性质。鉴于此，张伟龙、城建公司之间并不具备劳动关系的相关特征。张伟龙要求确认1990年9月26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与城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判决：驳回张伟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双方亦无异议与补充，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伟龙称1990年10月18日《劳动力调配通知单》中“招收正式工人”的表述和1990年9月26日真北村民委员会的函中“进你厂工作”等表述，可以证明张伟龙系上海A厂的职工。然综合真北村民委员会的函的全文含义来看，该函目的在于指出张伟龙的特殊情况以及退养的特殊处理方式，系为确定上海A厂作为相关待遇的给付主体，而非确定上海A厂与张伟龙建立劳动关系。根据1990年的相关政策，函中所称福利待遇并未明确包括建立劳动关系的待遇，张伟龙以1993年和1994年的相关规定来界定1990年的函中所称的待遇，难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张伟龙、城建公司之间并不具备劳动关系的特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伟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张伟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建辉
代理审判员 叶 佳
代理审判员 成 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 凌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