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8民初1999号
原告袁会春，女，1958年11月10日出生。
原告赵小龙，男，1989年12月14日出生。
原告赵小娟，女，1983年3月27日出生。
原告赵新，男，1962年5月16日出生。
原告赵云，女，1967年10月6日出生。
原告赵军，男，1970年4月7日出生。
六原告委托代理人陈天树，北京市鑫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鲁宗民，男，1954年4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唐旭，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仲立，男，1962年11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唐容，北京市檀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会春、赵小龙、赵小娟、赵新、赵云、赵军与被告鲁宗民、郑仲立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军、赵小娟及六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天树，被告鲁宗民及其委托代理人唐旭，被告郑仲立及其委托代理人唐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会春、赵小龙、赵小娟、赵新、赵云、赵军诉称：六原告系赵更近亲属,二被告雇佣赵更从事农村建房工作，2015年10月12日，赵更在工作中从房顶跌落致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就赵更死亡赔偿问题与二被告协商无果，故起诉要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六原告医疗费34888.59元、死亡赔偿金4045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161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50000元，一共557569.59元。
被告鲁宗民辩称：第一，我只是介绍人，郑仲立才是实际雇主，其与赵更存在雇佣关系，我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建房施工，没有到过现场，没有侵权行为，对赵更死亡没有过错。我基于朋友关系介绍赵更等四人去郑仲立家干活，施工过程均听从郑仲立指挥并由其计算工时和报酬。我和郑仲立之间没有承包关系，也没有签署承包协议，只是口头约定由郑仲立按日计发工人报酬。郑仲立作为实际监管人，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和安全保护义务，是导致赵更受害的直接原因，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二，赵更本人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赵更上房的行为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正常的施工流程，安全意识淡漠，明知自己62岁的身体情况，也没有取得相关工匠资格，理应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其却在没有工作任务、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私自上房造成摔落，赵更对自身损害负有责任。据了解，房顶及脚手架没有倒塌或损坏，从赵更受伤的情况看，不排除他本人自身疾病导致。第三，赵更家属未遵照密云区医院要求进行检查和抢救，擅自转院，延误最佳抢救时机，也是导致赵更死亡的重要原因。第四，事情发生后我已经垫付34000元医疗费，对擅自转院后产生的费用我不同意赔偿。第五，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数额过高，死亡赔偿金按照标准应该为370240元，丧葬费用按标准为34758元，对过高部分不同意赔偿。第六，被抚养人生活费已经包含在死亡赔偿金中，不应再重复要求。第七，死亡赔偿金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种方式，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重复要求。对赵更的损害后果我并没有侵权行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郑仲立辩称：第一，虽然我是房主，但我和赵更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我是将自家建房的工作交给鲁宗民，鲁宗民雇多少人，具体雇谁，我不干预，也不做任何决定。而且雇佣人员多少工资也不是我决定，而是由鲁宗民自行向这些人支付。建房的材料是由我家自出，所需要的工具则是由鲁宗民的建筑队自己带，我和赵更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第二，我和鲁宗民之间属于承揽关系。当时我找到鲁宗民提出盖几间房的具体要求，鲁宗民依照我的要求从事承揽工作，自行安排人员，自带工具，最后向我交付工作成果，我按双方约定的价格支付费用。这个工作的核心就是鲁宗民依照我的要求交付工作成果，符合承揽关系构成，按照承揽关系的规定，承揽人应风险自担，对于赵更的死亡，我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三，我对赵更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我找到鲁宗民负责我的家庭建房，是因为鲁宗民平日就在本村当中承接农村建房工作，具有一定的经验和技能。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并未禁止不得由不具备建设资质承建。实际生活中，农民自建低层房屋，不需要太高的专业技术，施工也不复杂，安全程度较高，一般都是将建造房屋交给自己比较信任，并具有一定技术水平和建房经验的人承建，鲁宗民就是这样的人。而且，赵更受雇于鲁宗民，为我家建房，我从未给他发出过任何工作指令，事故发生后，我基于道义，第一时间将他送往医院，并前后垫付14000元，这些钱在我与鲁宗民结算时已经进行了扣除。第四，赵更本人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事故发生时没有任何在房上工作的内容，他自己上房并不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而且发生事故20多天前，赵更曾在鲁宗民承建的荆栗园大棚工作中遭遇墙体坍塌，一条腿被埋在坍塌的墙体里。赵更后来在我家干活闲聊的时候，给我提过他的胳膊最近总是麻，我还问他是否是因墙体坍塌被埋造成的，他说可能是，所以，他对自己自身的状况应当是比任何人都清楚了解，在没有任何人指令的情况下上到房顶，对于自己的安全注意义务，要比平常人更高。综上，我不同意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原告袁会春、赵小龙、赵小娟分别系赵更之妻、之子、之女。原告赵新、赵军、赵云分别系赵更之弟、之妹。赵更受雇于鲁宗民建筑队（无资质）在被告郑仲立家从事农村建房工作，建房期间，于2015年10月12日8时许从房顶跌落致重度颅脑损伤。事发后，赵更被送往密云县医院医治，当天又转至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医治，后经抢救无效于2015年10月15日死亡。经北京市密云县公安局法医鉴定，赵更符合颅脑损伤死亡。
另查一，救治期间，赵更在密云县医院花费医疗费2616.71元，在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花费医疗费64888.59元。期间，鲁宗民于2015年10月12日、2015年10月14日分两次给付原告人民币30000元并垫付医疗费2616.71元。郑仲立在赵更治疗期间垫付医疗费14000元，此款在与鲁宗民结算时已经进行扣除。
另查二，赵更，1955年1月10日出生，为农村居民，与其妻袁会春共生有两名子女，即赵小龙、赵小娟。其父赵玉文与其母（早于其去世）共生育四名子女，即赵更、赵新、赵军、赵云。赵玉文于2016年5月15日本案审理期间去世。
庭审过程中，被告鲁宗民申请证人出庭，证人证明：赵更等四名工人系鲁宗民找来到郑仲立家从事建房工作，工资由鲁宗民发放。事发当天，休息期间赵更从房上摔落，当时房上已无工作任务，摔伤过程无人见证。
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密云县公安局赵更非正常死亡案卷，其中2015年10月15日，鲁宗民询问笔录自叙：“我雇的工人赵更在给郑仲立家盖房时摔死了。”法医鉴定结论赵更符合颅脑损伤死亡。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诊断证明、住院费用清单、医疗费票据、收条、调查意见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人证言、密云县公安局赵更非正常死亡案卷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关于责任主体一节，本案中，鲁宗民主张只是介绍人，其与赵更之间并无雇佣关系，与郑仲立之间亦无承揽关系，郑仲立才是真正的雇主。但依据现有证据材料显示，赵更务工系鲁宗民联系、确定并由鲁宗民发放工资，且鲁宗民在公安机关调查时自认其雇的工人赵更在郑仲立家盖房时摔死，故能够认定，鲁宗民与赵更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赵更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摔伤致死，鲁宗民作为雇主，应对赵更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鲁宗民提出的赵更的死亡系其自身疾病及转院行为造成的辩解意见，因未提供有效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赵更在劳务过程中，在停工休息期间，且在房上无工作任务的情况下上房，导致摔伤致亡，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其对自身损害后果亦应承担相应责任。郑仲立作为房主，聘请无资质的建筑队进行施工，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本院根据责任程度、赵更年龄、户籍性质、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被扶养人年龄、子女人数等因素依法确定。此次事故导致赵更死亡，原告作为赵更近亲属，精神上必定遭受一定的痛苦，故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本院根据事故发生双方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及案件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鲁宗民除已给付原告的现金三万元、医疗费二千六百一十六元七角一分及郑仲立从工程款中扣除的其给原告的垫付款一万四千元外，再赔偿原告袁会春、赵小龙、赵小娟、赵新、赵云、赵军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三十五万六千二百七十七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被告郑仲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袁会春、赵小龙、赵小娟、赵新、赵云、赵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九千三百七十六元，由原告袁会春、赵小龙、赵小娟、赵新、赵云、赵军负担二千七百三十二元（已交纳）；由被告鲁宗民负担六千六百四十四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迎新
人民陪审员 王桂芹
人民陪审员 李小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佳佳
书 记 员 王晶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