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38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路22号雅士大厦810室。
法定代表人黄腊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潇，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周宇锋，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崔洪章。
委托代理人雷厉行，湖南金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东明，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中交三公司）与被上诉人崔洪章借款纠纷一案，中交三公司不服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的（2014）益法民二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崔洪章及双方的委托代理人周宇锋、王潇，雷厉行、曾东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9月，中交三公司中标获得益阳市沙头资江大桥A3合同段桥梁施工工程后，于同年10月18日成立了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益阳市沙头资江大桥A3标项目经理部，项目部随后代表中交三公司开始履行与发包方（益阳市资阳区沙头大桥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桥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于2010年11月开工。施工期间，因资金周转困难，项目部副经理刘进辉经手以项目部名义，于2011年4月10日和5月8日分别出条向崔洪章借款200万元（共计400万元），借条中明确月利率为2%，于2013年12月31日前归还本息。两份借条上均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并明确借款系用于大桥A3标工程建设。2014年2月24日，项目部将项目未完工情况、尚欠借款及应付款情况（其中包括前期未入帐资金1238万元）及请求公司出面解决的问题等书面上报中交三公司，同年7月21日，项目部又将所欠崔洪章等人款项的情况（即外欠款明细表）汇总报送中交三公司。项目部向崔洪章所借400万元，至2015年9月14日止，共计利息为4213333元，扣除已付682167元，尚欠利息3531166元。因项目部和中交三公司未及时还款，崔洪章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中交公司项目部向崔洪章偿还欠款本金400万元及从借款之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中交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崔洪章撤回了对项目部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项目部因大桥工程建设，两次出条向崔洪章借款，故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有效。项目部因是中交三公司为完成大桥A3标施工任务而设立的临时机构，并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故项目部在本案中应向崔洪章偿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应由中交三公司承担。崔洪章在闭庭前申请撤回对项目部的起诉，予以准许。项目部向崔洪章所借400万元，虽未进入项目部在银行设立的结算帐户，但从中交三公司的刑事控告书所反映的情况看，其借款已用于大桥建设工程，据此，中交三公司所述崔洪章与刘进辉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国企财物的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从项目部整理的项目部财务资料及上报中交三公司的请示文件看，中交三公司及项目部对涉案借款是清楚的且已记入项目部的财务帐目，由此可以确认涉案借款的真实性。涉案借款是否需先进入项目部银行帐户再由项目部支取使用，以及刘进辉有无使用项目部印章的权力，均属于中交三公司及项目部的内部管理问题，均不能作为否认借款关系真实性和免除借款人还款责任的理由。中交三公司虽于2014年12月18日以刘进辉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从公安机关2015年6月8日确定刘进辉为刑拘在逃人员的网上信息看，刘进辉系伪造项目经理签名，以报销搅拌机名义骗取452980元，而上述两份资料均未反映本案借款已纳入涉嫌犯罪范围。所以，中交三公司所提崔洪章涉嫌犯罪、本案应中止审理、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意见以及公司及项目部对涉案借款不知情、涉案借款系经手人刘进辉个人行为、与公司及项目部无关的答辩意见均不能成立，应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崔洪章的诉讼请求成立，中交三公司的答辨意见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中交三公司向崔洪章偿还借款400万元并支付利息3531166元（利息已计算至2015年9月14日止，此后的利息仍按每月2%支付至本息清偿之日止），限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中交三公司负担。
中交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崔洪章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漏查涉案款项是否支付、支付时间、如何支付等本案重要事实。《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崔洪章提交的借条，从该借条上无法看出款项是否已经支付。至一审判决时，崔洪章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该笔借款已经发生。一审查明借条的实际书写时间为2013年下半年，但没有证据说明为什么会出现倒签，对此，该《借条》的实际出具人刘进辉也没有出庭说明。2、一审判决“同年7月21日，项目部又将所欠崔洪章等人款项的情况汇总报送中交三公司”没看到任何相关陈述，属虚假编造。3、一审判决“扣除已付682167元”属虚假编造，崔洪章没有提交任何关于上诉人已经支付利息的证据。4、一审关于利息的计算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由于没有任何关于支付借款的证据，没有借款就不存在计息。其次，即使按“刘进辉是多批次代表项目部向崔洪章借款……才将之前的多份借条收集后另出具的新借条”，利息的计算应该是分段，而不能统一从2011年4月开始。但具体是如何多批次借款的，一审法院没有做任何调查。5、根据中交三公司与刘进辉于2011年5月3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可知，双方是合作关系，刘进辉完成工程结算后，其应依约定向中交三公司上缴中标合同额3%的管理费，除此之外，中交三公司与崔洪章之间没有别的法律关系。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有效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借条成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法院无法得出该借条已经实际有效的结论。2、一审法院将中交三公司在刑事控告状中引用的刘进辉的陈述曲解为其借款已用于大桥建设工程的做法错误。3、一审认定中交三公司及项目部对涉案借款是清楚的且已记入项目部的财务帐目为主观臆断。崔洪章一审提供的项目部2014年4月17日出具的欠款统计表只有经刘进辉质证后才能判断，而且该证据上只有“向刘进辉等人集资12380000”的字样，无法认定该案债务计入公司财务。而且假使崔洪章与刘进辉之间确实发生了借款行为，400万是刘进辉集资款之一，崔洪章应向刘进辉主张返还。4、中交三公司多次提醒一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做出错误认定。公安已经立案受理刘进辉涉嫌合同诈骗的事实：刘进辉明知包括本案在内的借款无法列入工程成本，假冒项目部经理签字，以达到证明这些借款均已用于大桥建设工程的企图。当然，这些情节是否真实构成犯罪，只能在对刘进辉本人进行侦查、判决后才能确认。
崔洪章答辩称：1、崔洪章在2011年4月10日和2011年5月8日分别向资江大桥项目部出借200万元，共计400万元，一审法院对于借款的事实已经进行了鉴定，借款的形式要件完备。2、一审开庭时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成立。中交三公司委托资江桥项目部支付了崔洪章的利息，这点有项目部经理的签字作证。3、最高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规定了对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崔洪章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和合法性。项目部给付了利息，并且在中交三公司的财务表上都已经记载了支付崔洪章利息。4、刘进辉是中交三公司的项目副经理，对此一审时崔洪章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中交三公司与刘进辉的沟通比起崔洪章应当更为直接，虽然现在找不到刘进辉，但是关于刘进辉的各种证据崔洪章都已经提交。前不久中交三公司项目部经理蔡斌发了一份正式的索赔函，里面已经列明了崔洪章等人的借款，这就证明了中交三公司确实知道项目部向崔洪章的借款事实。5、中交三公司主张崔洪章和刘进辉恶意串通没有证据证明。
本案二审期间，崔洪章向本院提供了5份证据，证据1、2015年11月6日由“项目部”现任经理蔡斌签发的益阳资江桥项字[2015]7号文件。证明：“项目部”对刘进辉以项目部名义经手借款的事实完全知晓。证据2、项目部委托益阳资江一桥维修部支付崔洪章部分利息凭证；证据3、2014年4月17日项目部《对外欠款统计表》，其中包含刘进辉经手的1238万元；证据4、项目部制作的《未入账材料及费用凭证盘点表》，其中列有支付崔洪章利息的记载；证据5、项目部财务负责人傅鸣与刘进辉共同签名的《关于借款情况的汇报》（2014年11月14日），列明刘进辉以项目部名义经手借款970万元，其中包含崔洪章的款项并说明公司当时规定不准入账。证据2-5都能证明崔洪章借款给中交三公司项目部和中交三公司支付利息的事实。
中交三公司的庭审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项目部确实向发包方出具了索赔申请报告，但根据项目部傅鸣介绍，其向发包方提供的索赔申请报告只有三页，没有最后一页《合作队伍借款明细表》。而且发包方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听信刘进辉一面之词就向法院出具了项目部借款的证明材料，事实上发包方并没有人亲眼目睹崔洪章与刘进辉之间是否发生借款关系，他们的证明没有证据效力。而且项目部向发包方报送该《索赔申请报告》，要求发包方承担由此可能导致的“合作队伍亏损”，目的是若一旦出现二审败诉的情况，项目部将向发包方索要由此带来的损失。证据2：一审没有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没有原件无法确认真伪。证据3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能确定（崔洪章庭后提交了原件，组织双方质证，中交三公司没有对真实性发表意见）。证据4没有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证据5是傅鸣与刘进辉的交接，中交三公司拿到这个材料后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了，中交三公司不认可证据中的资金用在了涉案项目上。
上诉人中交三公司提交了一份证据，中交三公司与刘进辉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证明：1、中交三公司与刘进辉的法律关系，是类似于分包的合作关系，不是劳务雇佣关系；2、刘进辉作为乙方在协议上做了承诺：承诺乙方必须无条件自行筹措资金以保证工程进度，任何与刘进辉合作的第三方在看到这个协议后都应当知道该项目是由刘进辉自行筹措资金。
崔洪章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借款虽是刘进辉经手的，但是借条上加盖了项目部的公章，所以中交三公司不能免责。
经法院释明，要求崔洪章提供付款的相应证据，崔洪章于庭后交来1张转款凭证，即2011年2月14日崔洪章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刘进辉转款40万元的凭证。
中交三公司的质证意见为：1、这个转款凭证应该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如果法院认为这些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应发回重审；2、向刘进辉汇款不等同于向项目部借款；3、崔洪章承认每次给刘进辉汇款时刘进辉都向其出具了借条，但小借条上没有加盖项目部的公章，故这些借款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定要素；4、崔洪章汇款时明知所有钱都是给刘进辉个人的，但两年后刘进辉还不上钱了，要把所有的借条换成项目部的借条时，崔洪章应该知道变更债务人意味着什么，故崔洪章和刘进辉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不具备善意的基本条件。故这些转款凭证无法证明崔洪章向项目部借款，这些借款与中交三公司没有关系。
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对崔洪章于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是崔洪章从益阳市资阳区沙头大桥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复印的2015年11月6日由中交三公局益阳资江大桥项目部”现任经理蔡斌签发的益阳资江桥项字[2015]7号文件，共4页，前2页为《索赔申请报告》，第3页为中交三公局投入资金明细表，第4页为合作队伍借款明细表。崔洪章提供的这4页文件上均有益阳市资阳区沙头大桥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盖的骑缝章，中交三公局称该文件只有3页却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文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2有两份，分别是1）项目部于2013年12月12日向资江一桥维修项目经理部发出的金额5万元的汇款审批单；2）2013年12月13日资江一桥维修项目经理部通过湖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崔洪章转款5万元的进帐单；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但能够相互印证，可以成为崔洪章收到利息的佐证之一。证据3是2014年4月17日项目部出具的《对外欠款统计表》，庭后要求崔洪章来院谈话时，崔洪章提供了该份证据的原件，中交三公司看后表示稍后提供书面质证意见，但却一直未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发表意见。本院经过审查，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证据4是项目部2014年7月21日制作的《未入账材料及费用凭证盘点表》，2014年10月12日项目部傅鸣在汇总表后书写“原件由刘进辉财务负责人陈庆明保管，本人已查阅该批财务资料，并整理相关资料汇总上报。至于对于该费用的认定及认可，由公司审核认定。”其中有付崔洪章利息的记录，虽然没有原件，但能够与证据2相互印证，可以成为崔洪章收到利息的佐证之一；证据5是有傅鸣和刘进辉签字的2014年11月4日出具的关于借款情况的汇报，其中载明970万元没有进入项目部开立的公家账户，是因为公司规定不准进，其中200万左右用于支付借款利息，其他资金用于益阳资江大桥项目工程建设。虽然中交三公司不认可该份材料，但该汇报上有项目部财务负责人傅鸣的签字，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于崔洪章庭后提交的1张转款凭证，虽然系二审中提供，但因为这些证据能够证明崔洪章向刘进辉转款的事实，故予以认定。对中交三公司提供的中交三公司与刘进辉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中交三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法官询问刘进辉是否为项目部的合伙人及相关负责人（挂职为副经理）时，回答是。二审中也承认刘进辉在项目部享受副经理待遇。而且刘进辉在项目部是否担任副经理并不影响借款关系的成立，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相关证明目的。
根据当事人在二审提供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2011年2月14日崔洪章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刘进辉转款40万元。对一审查明的除利息之外的其他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中交三公司应否对本案借款承担责任？2、本案应否中止审理？
一、中交三公司应否对本案借款承担责任。
项目部分别于2011年4月10日和2011年5月8日出条向崔洪章借款共计400万元，崔洪章提供了一张转款凭证，即崔洪章于2011年2月14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刘进辉转款40万元。崔洪章陈述其他款项是分8-10次直接付现金给刘进辉，地点在刘进辉或者崔洪章的办公室、车上等场所，没有第三人在场。因时间久远，已无法记清具体的时间及金额。至于现金来源，崔洪章称其从事建筑行业，有自己的公司，所以家中常备几十万的现金。崔洪章与刘进辉系高中同学，交情深厚。从其职业、与经手人的关系、支付能力等方面来考虑，不排除有现金交付的可能。而且崔洪章出借400万元还有项目部出具的借条、项目部[2015]7号文件以及对外欠款统计表等证据佐证，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证据链。中交三公司称该笔借款系刘进辉个人所借，但经鉴定，借条上盖的确实是项目部的公章，中交三公司在不能否认借条上公章的真实性的情况下，有责任举证推翻崔洪章所述借款事实的真实性。此外，根据中交三公司自己提供的证据《借款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合作方刘进辉“必须无条件自行筹措资金以保证工程进度”，可以证明中交三公司成立项目部后并未实际投入资金，而是由刘进辉自行筹措资金进行施工，中交三公司否认刘进辉所借款项没有用于工程，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中交三公司否认借贷事实，未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抗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按照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认定崔洪章与项目部之间400万元借款关系存在。涉案《借条》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应按照《借条》履行各自的义务。崔洪章依约提供了借款，中交三公司项目部未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借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交三公司抗辩借条上的公章系刘进辉偷盖，但公章的使用系中交三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中交三公司称崔洪章与刘进辉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但没有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因项目部因是中交三公司为完成大桥A3标施工任务而设立的临时机构，并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故中交三公司应对项目部向崔洪章借款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虽然《借条》对涉案借款借期内的利息标准有明确约定，但因为一审鉴定出借条出具的时间在2013年下半年，而经手人刘进辉未到庭说明情况，崔洪章也不能证明其出借款项的实际支付时间，故对借条实际出具时间（2013年下半年）之前的利息不予支持，利息自2014年1月1日按月利率2%起算，一审自2011年4月10日、5月8日起计算本案借款利息错误，应予纠正。
二、本案应否中止审理。
中交三公司虽于2014年12月18日以刘进辉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从公安机关2015年6月8日确定刘进辉为刑拘在逃人员的网上信息看，刘进辉系伪造项目经理签名，以报销搅拌机名义骗取452980元，看不出涉嫌犯罪的款项和本案借款有重合。而且，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刘进辉涉嫌合同诈骗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间的民事合同纠纷。实行“先刑后民”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即“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先刑后民”。据此，中交三公司所提刘进辉涉嫌犯罪、本案应中止审理、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中交三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益法民二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为：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送达后十日内向崔洪章支付借款本金400万元，并自2014年1月1日起按每月2%支付利息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29300元，崔洪章负担9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29300元，崔洪章负担9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智崇
代理审判员 肖 芳
代理审判员 梁昕昕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翔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