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商二终字第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大学。
法定代表人：房绍坤，校长。
委托代理人：史卫进，男，1963年4月6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林广会，男，197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传明，男，1956年8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付征涛，男，195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烟台大学因与被上诉人朱传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1）莱商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朱传明在一审中诉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后勤服务公司在2001年10月6日签订了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承包经营合同。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单方终止合同，给被上诉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经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了全部违约责任。上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上诉人对水票进行严格管理，如果发现被上诉人私自印制水票将给予巨额罚款。但上诉人违反合同的约定私自印制发放水票，造成被上诉人水费损失。请求依法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86608元，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烟台大学在一审中辩称，一、双方确实于2001年签订过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承包合同，但该合同已经于2005年8月终止，被上诉人已经就上述合同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2006）烟民二初字第40号案件中，法院已经就双方承包合同所涉及的法律事实进行了审理，确认合同已经终止，并判令上诉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被上诉人就该承包合同再行起诉，属于对同一承包关系提起的诉讼，根据《民诉法》“一事不再理”原则，被上诉人属于重复起诉，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就2001年10月6日签订的合同发生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的水票问题提起诉讼，鉴于该承包关系已经于2005年8月终止，被上诉人于2011年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违约赔偿责任已经依法丧失胜诉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三、被上诉人承包期间，上诉人从未私自印制发放水票，被上诉人在此后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也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私自印制水票的违约主张。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私自印制水票给其造成了80000多元的损失，没有证据证明。庭审中，上诉人又辩称，水票是被上诉人自行印制的，上诉人后勤服务公司没有印制水票。虽然合同中约定由上诉人后勤服务公司印制水票并对水票流通进行监控，但在合同实际履行中，是被上诉人自行负责水票的印制、发行、销售，其所销售的水票所得款项也从未向上诉人交纳过。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成立于1999年1月26日，隶属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设立方式为集体分支机构（非法人）。2001年3月23日，该纯净水厂被核准注销。
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成立于2001年4月4日，隶属烟台大学，设立方式为集体分支机构（非法人）。2010年10月30日，该纯净水厂被核准注销。
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与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先后位于同一地点经营。
2000年9月20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总务处校园绿化科（以下简称校园绿化科）就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签订“纯净水承包合同”（以下简称2000年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对纯净水厂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个人承包的管理办法，由被上诉人每年上交50000元纯利进行经营管理；上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必要的经营场所，现有的厂房、机械设备、工具、水电设施交被上诉人使用，但所有权归上诉人；合同期一年，自2000年10月1日至2001年9月30日。合同同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承包费的交纳等相关事项，但未约定水票的印制、管理事宜。因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停产，上诉人将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交由校园绿化科管理，故上述合同由校园绿化科与被上诉人签订并加盖其印章。
2000年9月30日，被上诉人与校园绿化科签订“纯净水物资移交清单”，被上诉人即开始接手经营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2001年3月23日，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被核准注销，但被上诉人在原经营地址继续经营至承包期间届满。
关于2000年承包合同的履行，双方陈述如下：
被上诉人称，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当时由校园绿化科管理。合同并未约定水票由谁管理，被上诉人所使用的水票，一部分是上任承包人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被上诉人从校园绿化科领取的。2001年3月23日，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被注销后，被上诉人仍使用原来的厂址、设备和水票进行经营，继续接受校园绿化科的管理至2000年承包合同期限届满。因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的印章在水厂注销时已被收回，所以被上诉人在校园绿化科领取水票时，水票上加盖的是烟台大学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爱委会办公室）的印章。2001年4月4日，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虽然成立并由上诉人后勤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后勤服务公司）管理，但未正式启用，被上诉人自2001年4月4日至2001年10月6日承包合同签订期间所使用的水票仍是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遗留的水票和加盖爱委会办公室印章的水票。
上诉人称，2000年承包合同未约定水票的管理问题，但水票实际是由被上诉人印制、发行、管理的，加盖的是爱委会办公室的印章，直至2001年10月新合同订立。原烟台大学劳动综合服务公司纯净水厂注销后，上诉人出具手续，由被上诉人具体办理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成立事宜。2001年4月4日，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成立后，被上诉人与校园绿化科签订的承包合同继续履行，但实际经营的是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期间，被上诉人自行制作并持有使用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直至2001年10月新合同订立，该水票专用章由上诉人收回。关于被上诉人于2001年4月4日至2001年10月6日期间刻制和使用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主张，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
2001年10月6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下属职能部门后勤服务公司就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签订了“纯净水厂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2001年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对纯净水厂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个人承包的管理办法；上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必要的经营场所和完整的营业手续和设备，现有的厂房、机械设备、工具、水电设施交被上诉人使用，但所有权归上诉人；上诉人负责印制水票，并对水票流通进行监控，如被上诉人擅自印制水票，每发现一次，上诉人有权对被上诉人处以罚款伍仟元；被上诉人每月28日向上诉人交承包费，合计50000元／年；合同有效期三年，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同时约定了其他相关事宜。合同履行期间，后勤服务公司与被上诉人又签订了补充条款等，将合同期限延至2007年10月6日。
2001年10月16日，被上诉人与后勤服务公司在原2000年承包合同的“纯净水物资移交清单”的基础上再次签字、盖章，确认物资的移交。后勤服务公司负责人任汇江在上述清单上记载：“2001年10月16日移交给公司，由公司发包给朱传明设备移交清单。”
承包经营期间，被上诉人回收其前任承包人发行的水票并上交上诉人后勤服务公司水电管理服务中心，用以抵销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交纳的承包费。其中，纯净水水票每张5元，矿泉水水票每张8元。2003年12月，因被上诉人回收并上交其前任承包人承包期间的水票超出被上诉人应交纳的承包费，后勤服务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自2003年12月23日起，后勤服务公司不受理被上诉人上交的任何在2003年12月23日前的票据，如有发生，被上诉人承担，公司不负责；被上诉人必须按原合同规定的日期、金额上交承包金和资产占用费。
关于2001年承包合同的履行，双方陈述如下：
被上诉人称，2001年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是根据合同约定，由上诉人刻制并保管水厂的水票专用章，印制水票并加盖水票专用章，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领取水票并退还作废的水票。2001年10月16日，校园绿化科和后勤服务公司进行了物资移交的手续，后勤服务公司又与被上诉人办理了移交手续。因相关设备一直由被上诉人在使用，所以物资移交只是手续上的移交，但是在交接之前，被上诉人是与校园绿化科履行2000年承包合同，交接之后才与后勤服务公司发生业务并履行2001年承包合同，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正式启用，被上诉人才开始领取加盖“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水票。所以，加盖“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水票，都是2001年承包合同期间的形成。
上诉人称，在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注销和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成立的过程中，没有实际的物资移交，只是手续上的移交。2000年承包合同和2001年承包合同的物资移交过程，恰好证明被上诉人经营水厂的连续性。2001年承包合同虽然约定了是由后勤服务公司印制水票并进行监控，但实际上水票的印制、发行、销售均由被上诉人进行的，上诉人没有印制水票，也没有对水票流通进行监控。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才根据合同约定从被上诉人手里接收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水票专用章。关于该印章何时刻制、何时使用，上诉人并不清楚。对其关于水票印制及监控的实际履行情况与2001年承包合同约定不一致以及上诉人于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后自被上诉人处收回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主张，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
2005年8月，后勤服务公司单方将水厂门锁更换，导致被上诉人无法进入厂区经营。后被上诉人于2006年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设备设施物资款、支付水款、返还垫付款及赞助款、返还押金、赔偿违约财产损失、赔偿预期可得利益等。2009年8月17日，本院依法作出（2006）烟民二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应按照合同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设备物资折款、支付被上诉人违约金、退还收取被上诉人的押金，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水款、返还垫付款及赞助款、赔偿预期可得利益的诉讼请求依法未予支持。
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未基于本案的承包合同关系主张上诉人自行印制、发放水票，亦未就本案主张的损失向上诉人主张赔偿。
庭审中，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2001年承包合同期间领取水票、退回水票、剩余水票、上诉人私自印制并发放水票的事实及数量，提供如下证据：
一、2005年11月10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工作人员刘丽华的电话录音光盘以及录音内容的整理材料，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领取水票的清单记录以及根据该数据做的统计表。其中，电话录音用以证明2001年承包合同项下流通的全部水票都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领取的，水票在流通过程中如果发生损坏，还要交回上诉人，由上诉人统一销毁；上诉人自2001年至2005年一直对水票进行管理，且上诉人内部还有账目进行记载，但上诉人不愿将账目提交法庭。清单记录及统计表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在2001年合同承包期间自上诉人处领取纯净水和矿泉水的水票的数量，且被上诉人自行记载的数据与后勤服务公司会计刘丽华陈述的数据是一致的。
根据上述录音材料，通话人之一（女性）自称其是刘丽华。在被上诉人要求刘丽华查一查被上诉人领取的水票时，刘丽华称其已经查出来了，并表示领的减去作废的后，纯净水水票为15195张，矿泉水水票为7112张。在被上诉人要求刘丽华看看自己领了多少水票时，刘丽华称从2001年开始，是从10月份开始，并将2001年10月至2005年期间被上诉人领取纯净水水票及矿泉水水票的数量逐一告知被上诉人。其中，刘丽华告知被上诉人其所领取水票的次数、每次领取的数量以及领取水票的总数量与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清单记录的记载均一致，被上诉人领取纯净水水票共计27350张，矿泉水水票共计12765张。
经质证，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提出异议。上诉人称，后勤服务公司确实有工作人员刘丽华，但该录音不是其本人的。刘丽华当时是后勤服务公司的普通管理人员，不是会计，其工作职责包括经手后勤服务公司相应的报账。录音所涉及水票的相应说法不能证明是纯净水厂承包期间的全部水票情况。录音中所说的水票的数量，上诉人没有相关账目和记录，不能证明所谓的水票是被上诉人与后勤服务公司关于水票的领取情况。对统计表计算的数额没有异议，但清单记录是被上诉人自己写的，没有原始的本子，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三页，可能是被上诉人根据录音内容事后整理的。
二、针对上诉人对录音证据真实性提出的异议，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申请鉴定录音是否为上诉人工作人员刘丽华本人口述。鉴定过程中，上诉人称在没有经得刘丽华本人同意的基础上不同意进行鉴定。后原审法院通知上诉人通知其工作人员刘丽华在指定日期听取上述电话录音、确认该电话录音是否真实，并处理相关鉴定事宜，逾期不到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刘丽华未至原审法院，鉴定未果。庭审中，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电话录音中并非刘丽华本人陈述。
三、日期自2002年2月28日至2005年4月4日期间的收据17张以及被上诉人对该组收据的统计数据。证明被上诉人承包期间退回给上诉人的作废水票的数量，其中纯净水水票为19700张，矿泉水水票为8150张。被上诉人称，收据中会计处签字为“刘”的收据以及形式相同、票据号相连接的收据均是刘丽华出具的。收款人、负责人签字为“孙”和“孙景华”的收据是孙景华出具的，其是后勤服务公司的会计。
经质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计算的数据没有异议，但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提出异议。上诉人称，收据上没有加盖单位印章，不能证明是上诉人收回的水票。孙景华当时是上诉人后勤处的会计，不是后勤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因收据上没有完整签名且是复印件，刘丽华及孙景华称无法辨认。庭审中，上诉人未要求刘丽华及孙景华到庭对上述收据进行辨认，亦未针对上述收据提供其他反驳证据。
四、水票27465张，证明被上诉人现存水票的数量以及上诉人自行印制、发放水票的数量。其中，纯净水水票19778张，包括加盖爱委会办公室印章的163张，加盖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19615张；纯天然泉水和饮用泉水水票7687张，包括加盖爱委会办公室印章的121张，加盖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7566张。
被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领取的水票减去退回的水票后，纯净水水票应存7650张，矿泉水水票应存4615张，与被上诉人现存的上述水票存在巨大差额，其差额即为上诉人自行印制并发放的水票。
经质证，上诉人对上述水票的真实性及数量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提出异议，认为上述水票全部都是形成于2001年10月前，是2000年承包合同项下产生的水票。对其主张，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双方陈述如下：
被上诉人称，一、双方签订的2001年承包合同没有约定水票的结算及结算日期，没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结算日期，不存在应当于2005年结算的问题，也就不存在被上诉人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二、2006年，被上诉人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2001年承包合同提起诉讼时，是就合同整体提起的诉讼，水票管理事项是合同的一部分，故被上诉人就2001年承包合同提起诉讼，应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三、2001年承包合同是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7日作出民事判决时解除的，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2005年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诉讼时效应当从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继续计算，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四、被上诉人在2006年起诉时，没有发现上诉人私自印制水票且水票存在如此大的漏洞。这一情况是被上诉人在2009年收到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后，因水款部分的诉讼请求被驳回，被上诉人在整理材料时才发现的。被上诉人本次起诉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
上诉人称，一、2001年承包合同只约定了烟台大学印制水票，不存在按照水票发放结算水票款的问题，上诉人只向被上诉人收取承包金，双方不存在水票款的结算。在承包关系中，被上诉人主张水票结算无合同依据，其主张的违约赔偿是赔偿问题，不是水票结算问题。因此被上诉人就本案违约赔偿所提起的诉讼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所涉及的是同一法律事实。二、被上诉人主张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是2009年8月，但被上诉人在2006年提起诉讼时确认了2005年8月6日上诉人与之终止承包合同关系。因此，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只是对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解除合同并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予以支持，并不构成双方诉争事实的诉讼时效的延续。另外，被上诉人主张水票纠纷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属于同一事实，属于自认事实，与其主张的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延续了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自相矛盾。故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三、被上诉人、上诉人终止承包合同的时间是2005年8月，该事实已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载明，且被上诉人在本案及2006年起诉时的诉状中均确认了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单方终止合同的事实，是后勤服务公司2005年8月单方撕毁合同。四、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在2006年的诉讼中没有就水票纠纷提起诉讼，因此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没有涵盖本案水票纠纷的判决事项，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鉴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判决确认上诉人终止合同的行为属于违约，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要求上诉人继续承担违约责任，是基于同一承包合同再次起诉，且已经超过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五、被上诉人认为所谓水票问题是隐形情况，是在2009年整理时发现的，这不是事实。承包合同约定的是定额承包，被上诉人只向上诉人交纳每年50000元的承包费，上诉人并不对被上诉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活动进行任何的干预，所有对外发行的水票和收回的水票以及收款行为均是由承包人以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名义进行，因此所有的水票从合同开始到合同终止整个过程都是在被上诉人手中，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中和终止时都可以发现水票数量出现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本案承包经营合同及相应的补充条款、补充协议均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如约履行。
涉案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即开始经营活动。2005年8月，因上诉人下属职能部门后勤服务公司单方终止合同，将水厂门锁更换，导致被上诉人无法进入厂区，未再继续经营。
庭审中，上诉人辩称本案与（2006）烟民二初字第40号案件是被上诉人针对同一承包关系提起的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被上诉人属于重复起诉，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所谓“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与理由、同一诉讼请求。虽然本案与（2006）烟民二初字第40号案件属于被上诉人针对同一上诉人、同一承包关系提起的诉讼，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故本案与（2006）烟民二初字第40号案件不属于被上诉人针对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与理由、同一诉讼请求的重复起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对上诉人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信。
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自行印制、发放并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的水票均产生于2001年承包合同期间。根据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的事实，加盖爱委会办公室印章的水票是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前使用的水票，并非2001年承包合同项下领取、发放的水票，故被上诉人提供加盖爱委会办公室印章的水票并要求上诉人赔偿该部分损失的主张与其自认的上述事实相矛盾，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有三：一是2001年4月4日至2001年10月6日期间，被上诉人是否持有并发放加盖“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水票；二是上诉人在2001年承包合同履行期间是否自行印制、发放水票并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三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焦点一，被上诉人主张2001年4月4日至2001年10月6日期间其并未持有、使用加盖“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水票，该水票专用章系上诉人刻制并于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后开始使用的。上诉人则主张，上述水票专用章系被上诉人于2001年4月4日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成立后自行制作、持有并使用至2001年承包合同订立，本案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自行印制、发放的加盖“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水票均形成于上述期间，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才自被上诉人处收回该水票专用章。
庭审中，被上诉人对其在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成立后至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期间之所以未使用加盖“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水票的原因进行了明确说明。被上诉人称，2000年承包合同是被上诉人与校园绿化科之间履行的，2001年承包合同是被上诉人与后勤服务公司之间履行的；2001年4月4日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成立后，虽然被上诉人仍在继续经营，但因校园绿化科与后勤服务公司之间未办理交接手续，所以被上诉人并未与后勤服务公司发生联系，仍是与校园绿化科之间继续履行2000年承包合同，直至2000年承包合同期满、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校园绿化科与后勤服务公司之间办理了交接手续，被上诉人才正式与后勤服务公司开始履行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承包合同；基于上述原因，自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成立至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期间，被上诉人并未从后勤服务公司领取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水票，被上诉人所使用的水票一部分是原水厂的水票，一部分是加盖爱委会办公室印章的水票，直至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才自后勤服务公司领取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水票。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水票专用章系何人制作，双方均未提供直接证据，但对于上诉人于2001年10月6日后持有并使用上述水票专用章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关于其与校园绿化科及后勤服务公司之间水厂承包合同履行情况的陈述与水厂的物资移交清单可以相互印证，且刘丽华在与被上诉人核对被上诉人领取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的情况时亦称，2001年是自10月开始领取水票，与被上诉人的主张亦相符。庭审中，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于2001年4月4日至2011年10月6日期间已持有并使用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水票专用章发放水票、上诉人系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后才从被上诉人处收回该水票专用章，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关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自行印制、发放的加盖“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水票，上诉人称均形成于上述期间，但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上诉人上述主张，因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
综上，本案所涉及的加盖“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水票，均系2001年承包合同期间产生的水票。
关于焦点二，根据2001年承包合同的约定，承包期间，后勤服务公司印制水票并对水票流通进行监控。庭审中，上诉人虽主张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是由被上诉人自行负责水票的印制、发行和销售，后勤服务公司并未印制水票并对水票流通进行监控，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上诉人上述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被上诉人自上诉人处领取并退回作废水票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了录音及收据等相关证据。上诉人在庭审中认可刘丽华当时是后勤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工作职责包括经手后勤服务公司相应的报账。亦认可2001年承包合同签订后，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水票专用章在上诉人处，与录音中刘丽华的陈述相符。虽然上诉人否认录音中的谈话系刘丽华本人所述，但未提供反驳证据，且在经被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对涉案录音中的谈话是否系刘丽华本人所述进行鉴定的过程中，上诉人未要求刘丽华予以配合。综上，对涉案录音的真实性及内容，予以确认。关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退回作废水票的收据，被上诉人已明确表示了收据的出具人为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刘丽华和孙景华，并主张上诉人处应存有其领取并退回作废水票的材料。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与刘丽华的谈话录音，可以表明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领取和退回作废水票有相关材料或记载，但庭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供；上诉人虽对收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对当时刘丽华系后勤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及孙景华系上诉人后勤处会计的身份予以认可，且上诉人仅以收据看不清楚为由表示无法确认，并未明确否认该二人未出具过上述收据，亦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上述收据并非刘丽华和孙景华二人出具，故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及内容，予以确认。
2001年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自上诉人处领取并退回作废水票的差额与被上诉人现持有的水票不一致，且被上诉人现持有的水票远远超过应持有的水票数量。关于被上诉人主张领取水票减去退回作废水票后应当持有的水票的数量，虽然与刘丽华在谈话录音中陈述的数量不一致，但双方对于领取水票的数量是一致的；根据刘丽华的陈述，其可以查出领取减去作废后水票的数量，表明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领取及退回水票均是有相关材料或记载的，庭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供被上诉人退回水票的相关证据，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对于2001年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被上诉人现持有水票的数量超出应持有水票的数量的事实以及超出水票为纯净水水票11965张、饮用泉水水票2951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水票系由上诉人印制、管理，且水票专用章亦由上诉人持有，故对被上诉人关于上述超量水票系由上诉人造成的主张，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水票是在一定区域之内流通的有价票证，被上诉人在收回超量水票的同时亦提供了相应的饮用水，故对被上诉人因上述超量水票实际供水并造成损失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水票的价值，被上诉人主张的价值与其承包期间收回原水厂承包人发行的水票抵顶向上诉人交纳的承包费的价值一致，上诉人对此亦未提出异议，予以确认，故被上诉人的损失为纯净水损失59825元、饮用矿泉水的损失为23608元，合计83433元。
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赔偿的是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自行印制并发放水票从而导致被上诉人超额供水所产生的损失。关于被上诉人本案的诉讼请求，其在（2006）烟民二初字第40号案件中并未主张，且该案中亦未涉及，故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本案中，2001年承包合同并未约定合同双方于合同解除或履行期间届满后如何对水票进行处理，且因该合同系由上诉人单方终止，双方亦未实际进行水票的处理。承包经营期间，因被上诉人要出售水票进行经营，且水票可以循环利用，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领取及退回作废的水票必然会存在合理的差额，被上诉人应当存有一定水票，且被上诉人存有一定水票的事实并不当然表明被上诉人必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诉人自行印制并发放水票的事实。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2006）烟民二初字第40号案件中，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7日驳回其要求上诉人支付水款的诉讼请求，后被上诉人整理水票时才发现上诉人自行印制、发放水票并导致其供水后收回的水票远远多于应存的水票。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并不违反常理，故被上诉人于2009年8月17日后才知道上诉人的上述违约行为，且该违约行为损害了被上诉人的权利，被上诉人于2011年3月18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8343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诉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5元，由被上诉人负担50元，上诉人负担1915元。
上诉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未查清本案关键事实，是认定事实错误。2001年3月23日，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注销，由被上诉人办理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成立事宜，水厂成立后，被上诉人根据2000年合同继续承包经营，印章和水票是由被上诉人自行管理至2001年10月6日新承包合同订立。原审认定被上诉人留存的水票是在2001年合同订立之后形成的错误。二、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2001年10月6日后在上诉人处领取水票，其主张2001年4月4日至10月6日期间所使用的水票仍是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遗留的水票和加盖爱委会办公室印章的水票，但该期间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是由被上诉人依据2000年承包合同经营，而该合同中印章和水票是由被上诉人自行管理。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私自印制并发放水票，因此并不能排除其在2001年10月6日前已经自行印制并使用加盖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水票专用章的水票的事实。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充分证明其所述事实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三、被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辩称，一、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水厂无论在哪个部门管理，都很明确水票发放出去就是有价证券，所以一直到2003年12月23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前，上任承包人出售的水票仍可以流通，该补充协议说明上诉人一直对水票进行严格管理，即使双方签订了2001年承包合同，启用了新的水票和印章，但以前旧的水票还正常流通了两年多的时间，也说明上诉人对流通的水票是有识别能力的。2001年3月23日原纯净水厂注销后领取新的水票加盖了爱委会办公室的印章，该印章更不可能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水票和印章在被上诉人处进行管理。二、关于举证责任，烟台大学纯净水厂是在2001年4月4日成立，上诉人应在指定地点刻制印章并保管，上诉人要求当时在其前任管理下的被上诉人承担使用新制作印章的举证责任，显然是不公正的。另外，原审法院认定的是2001年10月6日至2005年上诉人单方撕毁合同期间发生的水票纠纷，上诉人拿出合同生效前的水票管理责任作为抗辩，其应承担举证责任。三、关于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可能直到上诉人会私自对外发行或销售水票，被上诉人是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中驳回对水款诉请后才发现的，原审对此认定正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是否持有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水票印章，是否印制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水票；二、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焦点一，原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纯净水厂是隶属于烟台大学综合劳动服务公司的非法人分支机构，2000年9月20日，被上诉人与烟台大学总务处校园绿化科签订承包合同后对该纯净水厂进行经营，合同中注明校园绿化科提供给被上诉人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合同后附的物资清单中列明了双方移交的水厂设备物资情况，但双方并无关于水厂印章的使用管理约定。该水厂于2001年3月23日被核准注销，被上诉人继续在原地址经营至2001年9月30日合同期满。2001年4月4日，上诉人设立原烟台大学纯净水厂，该厂是隶属于上诉人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成立之时刻制了公章和财务专用章。2001年10月16日，被上诉人与烟台大学后勤服务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继续经营纯净水厂。关于物资的移交，双方仅在2000年9月30日的物资移交清单上注明“2001年10月16日移交给公司，由公司发包给朱传明设备移交清单。”，并盖章签字确认。双方亦无关于水厂印章的使用管理约定。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承包纯净水厂，分别与校园绿化科和后勤服务公司签订合同，但均未约定水厂印章的交付和管理使用，上诉人作为水厂的上级主管机关，应当掌握其隶属单位的印章情况，如印章转交承包人管理使用亦应办理移交手续。故上诉人对其主张即被上诉人具体办理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成立事宜，并刻制该水厂印章和印制水票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对该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因此，被上诉人未持有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水票印章，亦未印制烟台大学纯净水厂的水票。被上诉人承包上诉人下属纯净水厂期间的水票均由上诉人印制，被上诉人现持有水票的数量超出应持有水票的部分系由上诉人造成，故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收回超量水票的同时提供了相应的饮用水，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超量供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亦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双方在两份承包合同中均未对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解除合同后的水票如何处理进行约定，被上诉人可以随时向上诉人主张超量供水的损失赔偿责任，本院（2006）烟民二初字第40号判决仅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的事项作出处理，并未处理本案的损失赔偿事宜，即不存在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或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其在本案中主张上述权利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86元，由上诉人烟台大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学泉
审 判 员 张建庆
代理审判员 纪晓静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