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82刑初143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荣，女，1971年7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凤阳县，汉族，高中文化，农民，家住凤阳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8月10日被慈溪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慈溪市看守所。
辩护人劳景璟，浙江余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春参，女，1990年6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阜南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家住阜南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11月2日被慈溪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日被变更为取保候审。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以慈检刑诉（2017）7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荣、张春参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2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郑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荣、张春参及辩护人劳景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王荣、张春参及余某1、周某1、张某1、周某2（均已判刑）等人，经他人介绍，先后在江苏宜兴等地，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1040阳光工程”、“自愿连锁经营”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21份份额（第1份人民币3800元，第2份起每份3300元），以获得加入资格，每名成员可发展2名直接下线，后由伞下人员继续向下发展下线，且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从中骗取财物。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阶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五个级别，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老总）。凡加入传销组织的人员购买1－2份份额成为实习业务员；实习业务员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3－9份份额成为业务组长；业务组长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10－64份份额成为业务主任；业务主任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65－599份份额成为业务经理；业务经理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600份以上份额成为高级业务员。“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为实习业务员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后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第二个阶段为业务主任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晋升为业务经理；第三个阶段为业务经理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发展伞下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计算报酬，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等。在管理模式上，该传销组织分为上、下二层管理层，上层为总监管理层，由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老总级以上传销头目担任区域长、自律总监、申购总监、经晨总监等，并按照上级老总的指示，统筹管理所在地区所有团队（体系）的传销事务；下层为团队总管管理层，由团队内经理级传销人员担任大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总管、能力总管、申购总管、经晨总管等职务，具体负责团队内各项传销事务；同时为便于开展传销活动，该传销组织在团队上面设置能力组长、自律组长、经晨组长等职务，并由团队总管兼任。
2013年11月，该传销组织转移至慈溪市，并继续大肆开展传销活动。截止2014年4月案发，该传销组织在慈溪市共计5个团队，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120人以上。
被告人王荣于2012年加入传销组织，2012年9月晋升为高级业务员，曾在该传销组织中担任一个团队的直总，负责管理所属团队的所有事务等。2013年11月该传销组织在慈溪建立后，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等方式管理该传销组织，系该传销组织的操控者。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100余人，累计申购份额18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620余万元。
被告人张春参于2012年7月加入传销组织，2013年12月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在该传销组织中担任其中一个团队的直总，负责管理所属团队的所有事务等。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40余人，累计申购份额7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250余万元。
2016年11月2日，被告人张春参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法庭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荣、张春参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公民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荣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张春参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张春参有自首情节。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人王荣辩解，2013年3月，其在传销组织搬迁至湖州后就没有参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了，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30余人。
辩护人劳景璟辩护，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荣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证据不足，主要理由为：1.2013年3月，传销组织搬迁至湖州后，被告人王荣即脱离了传销组织，后没有从传销组织中获利；2.被告人张春参等人的供述不足以证明被告人王荣实施将传销组织从湖州搬迁至慈溪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传销组织搬迁至慈溪后，被告人王荣参与对传销组织区域长、老总、大总管、总管等人员的任命、对传销组织的款项进行核算、给周某1发工资，公诉机关也没有提交被告人王荣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等方式管理该传销组织的证据。综上，被告人王荣的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恳请法庭宣告被告人王荣无罪。
被告人张春参对起诉书指控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
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王荣、张春参及余某1、周某1、张某1、周某2（均已判刑）等人，经他人介绍，先后在江苏宜兴等地，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1040阳光工程”、“自愿连锁经营”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21份份额（第1份人民币3800元，第2份起每份3300元），以获得加入资格，每名成员可发展2名直接下线，后由伞下人员继续向下发展下线，且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从中骗取财物。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阶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五个级别，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老总）。凡加入传销组织的人员购买1－2份份额成为实习业务员；实习业务员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3－9份份额成为业务组长；业务组长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10－64份份额成为业务主任；业务主任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65－599份份额成为业务经理；业务经理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600份以上份额成为高级业务员。“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为实习业务员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后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第二个阶段为业务主任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晋升为业务经理；第三个阶段为业务经理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发展伞下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计算报酬，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等。在管理模式上，该传销组织分为上、下二层管理层，上层为总监管理层，由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老总级以上传销头目担任区域长、自律总监、申购总监、经晨总监等，并按照上级老总的指示，统筹管理所在地区所有团队（体系）的传销事务；下层为团队总管管理层，由团队内经理级传销人员担任大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总管、能力总管、申购总管、经晨总管等职务，具体负责团队内各项传销事务；同时为便于开展传销活动，该传销组织在团队上面设置能力组长、自律组长、经晨组长等职务，并由团队总管兼任。
2013年11月，该传销组织转移至慈溪市，并继续大肆开展传销活动。截止2014年4月案发，该传销组织在慈溪市共计5个团队，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120人以上。
被告人王荣于2012年加入传销组织，2012年9月晋升为高级业务员，曾在该传销组织中担任一个团队的直总，负责管理所属团队的所有事务等。至2013年3月左右，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约40人，累计申购份额800余份，涉案金额逾人民币250万元。
被告人张春参于2012年7月加入传销组织，2013年12月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在该传销组织中担任其中一个团队的直总，负责管理所属团队的所有事务等。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约40人，累计申购份额7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240余万元。
2016年11月2日，被告人张春参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基本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并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李某1、邓某、史某2、汪某、曹某2、陈某,4、刘某4、李某5、黄某1、孙某1、汤某2、李某6、徐某,4、何某,4、马某1、吴某3、郭某,吴某4、吴某5、李某7、吴某6、王某1、黄某2、赵某1、李某8、李某9、杨某1、赵某2、张某4、陶某1、孙某2、余某2、陶某2、罗某1、王某3、刘某5、谢某3、范某,4、张某5、余某4、田某,4、马某2、罗某2、鲁某,4、杨某2、鲍某,4等人的证言，证明：其等人所参与的传销组织的上下线、管理模式等情况。其中，证人李某1的证言还证明，其在宁波还见过其他团队领导张春参、张某1、“吴某1”、王荣、陆某、龙某、谢某1、余某1、谢某2、周某2、周某1等人，余某1、周某1是慈溪的区域长，他们管理慈溪的5个团队。证人余某2的证言还证明，其加入传销组织后，2013年6月或者7月，其当时属于余某1、王荣团队，周某3在湖州说其已经被任命为申购总管，其向大总管周某3汇报申购方面的情况，周某3再汇报给余某1、王荣，老总余某1、王荣把上级的会议精神传达给大总管，大总管再传达给各个总管，其不清楚吴某2在服刑后有无继续从事传销活动，但他怂恿其继续干下去，王荣还说吴某2服刑期间也没有少拿钱。证人汪某的证言还证明，其于2012年6月经张某1介绍在江苏宜兴加入传销组织，以69800元购买了21份份额，刘某1、马某1是其下线，刘某1的下线是邓某、刘某2，马某1下线是刘某4；证人刘某1的证言还证明，2012年8月左右，其经汪某介绍在江苏宜兴加入传销组织，以69800元购买了21份份额，其发展了其哥哥作为下线，邓某也被传销组织安排为其的下线，邓某发展了史某2；证人马某1的证言还证明，2012年暑假期间，其经汪某介绍在江苏宜兴加入传销组织，后其发展其老公刘某4作为下线；证人王某1的证言还证明，其于2012年12月经张某1介绍在江苏宜兴加入传销组织，以69800元购买了21份份额，后张某1的老公张某3帮其发展了一个下线，其的上线是方某、方某的上线是张某2，张某2的上线是张某3，张某3的上线是张某1。
2.同案犯余某1的供述，供认：2012年3月或者4月，其在江苏宜兴被王荣和她的老公吴某2骗入1040传销组织，王荣带着其挨家挨户听课，后吴某2带着其到宜兴一工商银行汇给王伟芹69800元，就是加入传销组织的费用。后其发展了其的老婆谢某1、余某2、谢某2，王荣和吴某2还叫来了余某3。2012年底，经团队老总王荣通知，其在江苏宜兴当上了自律总管，负责团队纪律、罚款。2013年3月，王荣通知其晋升为“老总”，还告诉其没有所谓的10万元保底工资，每发展一个下线才可以拿1万。其当上“老总”后就开始通过召开传承会等方式独自管理自己的团队了。2013年3月底，传销团队从江苏宜兴搬迁至浙江湖州。其在湖州担任过区域长，管理张春参、周某1团队。2013年6月左右，王荣知道了传销组织的厉害，想退出了，就安排顾世磊代管，等于说王荣把自己的事情交给顾世磊做了，顾世磊顶替王荣管理传销组织。2013年8月或者9月，经其通知，张情理晋升为“老总”，管理自己的团队，张春参晋升为“老总”后，她就让张春参管理团队了。2013年11月，传销组织从湖州搬迁至慈溪，包括张春参团队、曹某1团队、其自己的团队也就是周某1团队。到慈溪后，传销组织每周一召开传承会，其的团队由周某1管理，周某1处理不了的事情再向其汇报，其也会向周某1了解传销组织的情况，其还推荐周某1为慈溪的区域长。2013年年初，其还和谢某1、王荣、吴某2在江苏宜兴一个饭店一起吃饭，吴某2说他在监狱呆了几个月，不是什么大事情，不是说这个行业犯罪，他坐牢和生意本身没有关系，还反复说这个行业是国家扶持的。
3.同案犯谢某1的供述，供认：2012年5月份左右，其在上海其公公那边的羊肉厂上班，其老公余某1打电话说他从姨妈王荣、姨父吴某2那里得知在江苏宜兴有一个很好的生意，让其也过去看看，其就坐车到了宜兴，然后王荣和余某1就带其去考察这个生意。到了考察的第7天，其觉得这个“1040阳光工程”还是不错的，其就决定加入了，当时其付了69920元，其中69800元是21份的份额钱，120元是电话费。其在宜兴的时候就是挨家挨户听课，练口才，了解这个项目以便可以向别人推荐，其首先发展了其的父亲谢某2。当时王荣让其去办银行卡，其就是申购总管了，但具体时间其记不清了。2013年夏天，余某1通知其升为老总了，升总之后余某1带着其到嘉兴海宁开过升总会议，其下线的团队是周某1在管理的。其传销组织团队下面有个经理室，经理室又分为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申购总管、经晨总管和自律配合总管，这五个总管都归经理室大总管管理，大总管向团队老总负责，老总也是直接将上级的命令传达给大总管。其的上线是余某1，余某1的上线是王荣，王荣的上线是吴某2，吴某2的上线其记得是刘淼。其的下线是谢某2和余某3，但余某3没有发展下线，谢某2发展了周某1，周某1发展了周某2，周某2发展了周某3和张会明，周某3发展了胡某娟和杨某忠，胡某娟发展了胡某峰，胡某峰发展了孙某2，杨某忠发展了魏发萍，其他的其不记得了。2013年4月份，其等人搬到了湖州，然后其检查出怀孕了，就回安徽老家养胎了，到2013年年底其才来慈溪。其升总以后就申请“隐身”了，没有具体参与团队的管理，但是其级别还是在的，工资余某1在帮其拿。其的工资是吴某2发的，加入传销组织后，其投入了69920元，到现在为止，其基本上没有亏损。2012年年底，其和余某1、吴某2、王荣在江苏宜兴一饭店吃饭，吴某2就说1040阳光工程的好处，让余某1带好团队。
4.同案犯张某1的供述，供认：其是在2012年4月30日左右加入“1040阳光工程”的，当时其的朋友王荣打电话给其说她在江苏宜兴那里有个项目很赚钱，让其过去，其就和两个侄女张春参、张情理一起从广东到了宜兴。到了以后其三人就和王荣、吴某2住在一起，他们给其三人介绍“1040阳光工程”的具体情况，然后带其等人到处去听课。通过7天的考察，其三人觉得这个项目是不错的，决定加入这个组织，当时其三人都交了69800元，一起加入传销组织，当时，王荣下面只有一个下线名额，经商量，就由张情理作为王荣的下线，张春参作为张情理的下线，其作为张春参的下线。其等人入股以后就在宜兴各自交流学习，进一步了解项目的来源、操作模式和如何继续发展下线等。其刚开始发展的下线是其老公张某3和表姐汪某，他们加入以后其又开始逐步发展下线，张某3发展了张某2、方某，方某又发展了王某1，张某3下面还有一条线是李某2。其是在2013年1月份达到业务经理的级别，后来2013年4月份其的团队搬到浙江湖州继续发展，同年11月份又搬到慈溪发展直到现在。其刚开始加入的时候属于王荣的团队，现在其自己到了高级业务员的级别，下面的团队已经独立出来成为其自己的团队了。要想加入纯资本运作，必须花3800元购买一股成为股东，成为股东后就有资格多买或者介绍别人来购买，但最多只能介绍三个人来购买。自己要买从第二股开始每股为3300元，自己购买的和介绍来的人购买的股份自上而下层层累加。其中一级股东是1至2股，是实习业务员股；二级股东是3至9股，是业务组长股；三级股东是10至64股，是业务主任股；四级股东是65至599股，是业务经理股；五级股东就是600股以上，就达到了高级业务员级别了。当做到四代老总的时候就要出局，然后由老总的下线再重复老总的过程。成为正式股东以后每发展一个人都有返利，发展下线人员越多，所拿的返利就越多。当加入这个行业以后，你就会想发展下线，只有这样你才能赚钱，一般是先打电话让朋友或者亲戚来考察投资项目，然后通过种种方法让他们主动加入和交钱，再由你的下线发展下线。其组织在慈溪地区的区域长是余某1和周某1，他们下面有好几个经理室，其团队的经理室只是其中之一。其团队经理室里面有大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总管、申购总管、能力总管和经晨总管这几个职位。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是王荣和吴某2在业务经理里面挑选能力出色的人直接任命的。其现在的经理室里面大总管是李某2、自律总管是邓某、自律配合总管是梅某、能力总管是刘某3、经晨总管是李某1，这些总管管理其团队里面的人。其中大总管是经理室的负责人，负责整个经理室的工作；自律总管负责经理室成员的纪律作风；能力总管负责成员的培训；自律配合总管协助自律总管工作；经晨总管负责晨读和读羊皮卷；申购总管是每组的会计，把钱交给老总。这些总管平时还会开会碰头。其的上线是张春参，张春参的上线是张情理，张情理的上线是王荣，王荣的上线是吴某2。其的直接下线是张某3和汪某，他们下面也有下线，其现在一共有37个下线，到现在为止，其自己获利2万多元。其现在认为其组织是一个传销组织，其也是被高额回报所诱惑才加入的。其晋升为“老总”后，没有拿到传销组织所谓的六位数的保底工资，很气愤，就告诉了体系下的人所谓保底工资是骗人的，就包车去安徽凤阳小岗村找体系的“老总”王荣，后因王荣搬家了，没有找到她，就回到慈溪了。
5.同案犯周某1的供述，供认：2012年7月或者8月，其在江苏宜兴加入传销组织，2013年4月或者5月，传销组织从宜兴搬迁至浙江湖州，2013年11月，又搬迁至浙江慈溪，2013年12月，经余某1通知，其在慈溪晋升为“老总”。传销组织在慈溪有五个团队，分别是曹某1团队、张某1团队、张情理团队、周某3团队、吴正明团队。其当上“老总”后，其的工资和提成是由王荣通过现金方式交给其的，大约1万余元，之后，工资就很少了，王荣或者余某1把钱汇入其在慈溪的农业银行账户，大概打了两三次，也就几千元钱，余某1、曹某1将下面人的工资交给其，其再交给总管，其听说余某1的钱也是由王荣发放的。
6.同案犯吴某2的供述，供认：2010年12月，其经李某3介绍在南京加入传销组织，2012年4月，传销组织搬迁至江苏宜兴，4月16日，其被江苏淮安警方抓获，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2年12月17日左右，其刑满释放后就没有从事传销活动了。其上线依次是李某3、王某2，其下线是王荣、周某4、史某1，王荣发展了余某1、张情理，张情理发展了张春参，余某1发展了谢某1，谢某1发展了谢某2、余某3，谢某2发展了周某1，余某3发展了余某2，余某2发展了余见江。2012年底，其刑满释放后，还去江苏宜兴看望其老婆王荣，后其和王荣、余某1、谢某1一起吃了餐饭，其让余某1见好就收，不要参与传销组织了。2013年正月，其和王荣在谢某1家，余某3等人请吃饭，王荣在饭后找余某1谈话了，还告诉其，她让余某1想做就做下去，不想做就算了，她过几天可能要去内蒙和其一起去做生意了。
7.同案犯李某2的供述，供认：2013年6月，其经张某1等人介绍在浙江湖州加入了“阳光工程”，其属于王荣的团队，当时，王荣是团队的“老总”。其在湖州和张春参、张情理、张某1等人一起住过，她们还向其介绍了传销组织的上下线情况，王荣是张情理的上线，吴某2是王荣的上线。有一次，张某1带其去见“老总”时，其见过王荣一面。张情理晋升为“老总”后，其就属于张情理团队。2013年11月份，张情理通知其等人搬迁至慈溪。2014年3月26日，张某1晋升为“老总”，其就属于张某1团队了。传销组织在慈溪的团队长是周某1、余某1，他们管理五个团队，分别是曹某1团队、周某1团队、张情理团队及吴正明团队，这个团队十天前已经搬走了，还有一个团队说不上来。同案犯李某2还供述了传销组织的管理模式等情况。
8.同案犯杨某忠、周某2、胡某峰、胡某娟的供述，供认了其参加传销组织的时间、地点、职务、上下线情况、传销组织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
9.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涉案人员的辨认情况。
10.伞形图，证明：该传销组织人员的基本情况。
11.刑事判决书，证明：同案犯被判处刑罚的情况，其中，本院（2015）甬慈刑初字第125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张情理于2012年4月左右加入传销组织，2013年9月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在该传销组织中负责管理所属团队内所有事务等、管理其伞下人员、上传下达等。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39人，累计申购份额7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240余万元。
12.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王荣、张春参的到案情况。
13.身份信息，证明：被告人王荣、张春参的身份情况。
14.被告人王荣在公安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认：2011年年底或者2012年春节，吴某2打电话让其去南京，后吴某2带着其了解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过了几天，其支付了69800元入会费用。2012年年初，传销组织搬迁至江苏宜兴，其在宜兴发展了下线余某1及余某1的爸爸余某3。2012年3月或者5月，其担任申购总管，负责替新人填写加入传销组织的入会单，其还把新人入会的费用交给老总“李某4”。2012年9月，其晋升为传销组织的“老总”，当时，吴某2、“李某4”都被公安机关抓获了。其担任“老总”后，开始独立管理自己的团队，其任命了四个总管，分别是余某1、谢某1、周某1、周某3，其中，谢某1是申购总管。其晋升为“老总”后，每周一召开传承会管理传销组织，传销团队的老总、总管都要参与，其还保管着传销团队收取下线款项的银行卡，上面“老总”算好工资后，其拿着银行卡去银行取钱，再给下面的人发工资，剩余的钱都交给上面的“老总”。2013年3月，其带着余某1至海宁，他在海宁晋升为“老总”，其告诉余某1晋升为“老总”后没有所谓的每月10万元的保底工资，每发展一个下线才可以拿到1万元。余某1晋升为“老总”后，他可以处理的事情就自行处理，处理不了的就向其汇报。同月，其经周姓老总通知，其和余某1把传销团队搬迁至浙江省湖州市。后其就不清楚传销团队的情况了，其等于是退出传销团队了。其也不知道传销团队后搬迁至慈溪的情况。
15.被告人张春参的供述，供认：2012年7月或者8月，其通过王荣介绍在江苏宜兴加入了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其发展了张某1、吕某。2013年3月或者4月，在王荣的策划下，余某1将传销组织搬迁至慈溪，当时，余某1升总不久，他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搬迁。2013年12月，张情理在电话中告诉其王荣通知其可以升总了，让其去衢州。谢某1、余某1在衢州接待了其，后其和余某1、谢某1、陆某等人前往上海，其在上海晋升为“老总”，当时，王荣也在上海，因为当时张情理没去上海，按照公司规定，其上线不在的话，其的上上线也就是王荣必须到场。其不清楚王荣有没有到过慈溪，也没在慈溪看见过她。王荣没有脱离团队，其所在的这条线摆着就是为了分钱，每一个新人加入，老总就可以拿1万元，她没有理由脱离团队，“升总”就是为了拿钱。传销组织的团队由直接老总参与管理，也就是一代老总参与管理，二代三代老总只要拿钱就行了，团队有问题向他们汇报就可以了，如果说要脱离，也只能说不是在直接管理团队了。其在慈溪当直总的时候，拿好自己的工资，分好伞下人员的工资，很大一部分钱都拿上去了，就是给王荣等上级老总的钱。慈溪的区域长是周某1，他处理不了的事情就向余某1汇报，应该是王荣通知余某1，再由余某1通知周某1担任区域长的，团队管理要层层传达，不能越级，除非有重大情况，其才可以见到王荣。2014年3月，王荣团队的人拿不到保底工资就闹事了，王荣来到慈溪，其、周某1、余某1等人在慈溪一家咖啡厅商量解决方案，后来也没有结果。
关于被告人王荣、辩护人劳景璟的辩解、辩护意见及被告人张春参是否情节严重的综合评析。
1.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荣在该传销组织于2013年11月搬迁至慈溪后，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等方式管理该传销组织，系该传销组织的操控者，至案发，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100余人，累计申购份额18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620余万元，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被告人张春参、同案犯余某1、周某1等人的供述、证人李某1等人的证言，但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王荣在该传销组织由湖州搬迁至慈溪，及搬迁至慈溪后区域长的选任等环节中所起的作用，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王荣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等方式管理传销组织并继续从中获利，故起诉书的上述指控，证据不足，被告人王荣及辩护人劳景璟就此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王荣于2012年9月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同案犯余某1于2013年3月晋升为高级业务员，根据传销组织的模式，同案犯余某1伞下累计达到600份份额才能晋升为高级业务员，累计金额达200余万元，结合同案犯张情理伞下人员情况，被告人王荣加入传销组织后，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约40人，累计申购份额800余份，涉案金额逾人民币250万元的事实，足以认定，辩护人劳景璟关于被告人王荣无罪的辩护意见，不符事实与法律，本院不予采纳。
2.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被告人张春参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情节严重，但根据同案犯张某1的供述，其和张春参、张情理一起加入传销组织后，王荣下面仅有一个下线名额，遂约定由其作为张春参的下线，张春参作为张情理的下线，根据现有证据，张情理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39人，累计申购份额7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240余万元，被告人张春参在传销组织被安排为张情理的下线，其涉案金额不应超过250万元，故起诉书关于被告人张春参情节严重的指控，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荣、张春参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公民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中，被告人王荣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荣、张春参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对被告人王荣予以减轻处罚，对被告人张春参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春参有自首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张春参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结合其身体状况，依法可以适用缓刑。被告人王荣、张春参的共同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荣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8月10日起至2018年11月9日止。并处的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本院。）
二、被告人张春参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二千元。
（缓刑的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处的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本院。）
三、被告人王荣、张春参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杨 健
人民陪审员 虞 忠 杰
人民陪审员 沈 利 婷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谢玲玲（代）
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文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条文
一、关于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问题
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
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
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
四、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
对符合本意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的；
（二）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六十人以上的；
（四）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