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兴民终字第12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富松，男，1986年5月6日生，苗族，现住贵州省晴隆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波，男，1963年5月13日生，苗族，现住贵州省晴隆县，
原审原告郑志洪，男，1979年2月11日生，苗族，现住贵州省晴隆县，
上诉人罗富松因与被上诉人刘波及原审原告郑志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2015）晴民初字第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8日，郑志洪、刘波在杨召良家吃饭。散席后，郑志洪乘坐刘波驾驶的三鑫牌三轮摩托车回家。同日零时20分许，车辆行驶至晴雨公路66公里加500米路段时，与停靠在刘波行驶方向公路左侧路边的力帆牌中型自卸货车车厢右后角相撞，造成郑志洪、刘波受伤及三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晴隆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对该次事故作出晴公交认字[2014]第0818001号道路交通事故书认定，“机动车驾驶人刘波承担该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机动车停驶人罗富松承担该次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郑志洪无责任”。事故发生后，郑志洪经安南星医院救护车送至贵州省安顺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同日转至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治疗，于同年9月7日出院。2015年3月27日郑志洪再次到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颅骨修补、钛网成型术手术，于同年4月20日出院。郑志洪两次住院共44天，花去医疗费、检查费、挂号费等102803.86元。经贵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1、郑志洪因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术后遗留轻度智力缺损数IX级伤残；2、郑志洪因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术后遗留额骨缺损属X级伤残；3、郑志洪颅骨修补后续费用需人民币20000-25000元”。鉴定费1300元。同时查明，三鑫牌三轮摩托车（未落户）所有人系刘波，力帆牌中型自卸货车（未落户）所有人系罗富松，且均未投保交强险。交通事故发生前，郑志洪、刘波均在同村杨召良家喝酒。另查明，郑志洪住院期间，刘波为郑志洪支付医疗费、复查费共17529元。再查明，晴隆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并送达当事人时，郑志洪、刘波、罗富松均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责任和事实不持异议。
原审原告郑志洪诉称，2014年8月18日，杨召良邀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被告刘波驾驶其所有的三鑫牌三轮摩托车送我回家，零时20分许，车辆行驶至晴雨公路66公里加500米路段时，与停靠在其行驶方向公路左侧属于被告罗富松所有的力帆牌中型自卸货车车厢右后角相撞，造成我、被告刘波受伤，三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我被花贡镇安南星医院救护车送至贵州省安顺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因该医院不具备手术条件，于同日转至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治疗。该医院诊断为，1、开放性颅脑损伤（特重）；2、蛛网膜下腔出血；3、硬膜外血肿；4、颅骨内陷粉碎性骨折；5、颅底骨折；6、颅骨骨折；7、脑组织外溢；8、头皮撕脱伤。因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被迫出院回家修养。2015年3月27日我第二次到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进行颅骨修补、钛网成型术手术。住院两次共44天。经贵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1、郑志洪因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术后遗留轻度智力缺损数IX级（九级）伤残；2、郑志洪因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术后遗留额骨缺损属X组（十级）伤残；3、郑志洪颅骨修补后续费用需人民币20000-25000元。本次交通事故经晴隆县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机动车驾驶人刘波承担该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机动车停驶人罗富松承担该次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郑志洪无责任。从事故发生至今，二被告从未为我缴纳过医疗费，也未找我协商过赔偿事宜。我住院治疗的所有费用都是全家举债缴纳的，沉重的债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基本生活。综上所述，我因交通事故受伤致残，二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判决二被告连带赔偿医疗费102803.86元、误工费23535.10元、护理费4045.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400元、交通费3442元、住宿费150元、残疾赔偿金26684.88元、鉴定费1300元、营养费5000元、后续治疗费25000元，赔偿合计经济损失196361.44元；2、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刘波辩称，原告郑志洪住院期间我支付了15000元住院费，出院后回去复查我又支付了2529元。
原审被告罗富松辩称，我不是本案的肇事者，全部责任应由被告刘波一人承担，诉讼费也应由刘波承担，且原告郑志洪的诉请事实依据不充分。我没有交交强险，且我的车子不是在行驶途中，因此我与本案与交强险均无关。本案事实是，1、属我所有的力帆牌自卸货车是正常停靠在路边，并不在行使途中，我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临时停靠，且是停靠在被告刘波行驶方向的左边，是被告刘波醉酒驾驶其所有的三轮车（无牌、无证、发动机改装）送原告郑志洪回家，途经我正常停靠路边的车辆时，由于被告刘波醉驾操作不当，致使其三轮车撞上我的货车车厢右后角并导致原告受伤住院；2、被告刘波和原告郑志洪当日是应杨召良邀约为杨家摆状元酒帮忙作准备。席间被告刘波喝了不少酒，散席后在场的人都劝被告刘波不要开车，但是他坚持要驾驶三轮车送原告郑志洪回家，被告刘波属于严重醉驾。案发后便有人及时报警，但是交警部门没有及时赶到现场（交警是次日下午三时许才赶到现场的），来的是花贡派出所民警，所以也就没有对被告刘波进行酒精浓度检测。我的车子是停靠在被告刘波行驶方向的左边路边的直线上，没有阻碍正常通行；3、原告郑志洪明知被告刘波喝了很多酒，还要乘坐被告刘波的车；4、杨召良身为驾驶员，还叫喝了酒的刘波送原告郑志洪回家（违反交通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刘波应承担全部责任；5、为此事，我的车辆被晴隆交警大队扣留在花贡派出所十五天，每天以两千元计算经济损失；6、我收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时，我没有被告刘波喝酒的证据，所以我默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我现在有了证据证实被告刘波喝酒驾驶，该认定书不具有真实性。故原告郑志洪请求我赔偿其经济损失不合理，也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不支持原告郑志洪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不持异议，应按事故认定书作为划分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刘波、罗富松应就原告郑志洪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在本案中，原告郑志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被告刘波酒后驾驶车辆存在危险仍然乘坐该车，其将自身安全置于危险中的行为存在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减轻被告刘波、罗富松的赔偿责任。因被告罗富松所有的力帆牌中型自卸货车未投保交强险，原告郑志洪亦自愿放弃该交强险责任限额赔偿的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该次交通事故责任应由原告郑志洪承担10%、被告刘波承担60%、罗富松30%。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同时参照贵州省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原告郑志洪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受伤致残产生的损失计算如下：1、医疗费102803.86元，原告郑志洪向本院提交的医疗费发票经被告刘波、罗富松质证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但原告郑志洪在住院期间，被告刘波为其支付的17529元医疗费和复查费，应从被告刘波承担的赔偿份额中予以扣除。2、护理费4045.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400元、营养费5000元、鉴定费1300元，被告刘波、罗富松均予以认可，未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3、误工费23535.10元，被告刘波、罗富松对每人每天按92.03元计算不持异议，但被告罗富松主张不能按照每年365天每天都误工计算。本案中，原告郑志洪于2014年8月18日入院治疗至2015年5月4日定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原告郑志洪持续误工时间为257天，其请求误工费23535.10元，未超出257天×92.03元=23651.71元，故应予支持。4、住宿费150元，因原告郑志洪未提交正式发票，被告刘波、罗富松均不予认可，且其住院期间外出住宿与常理不符，故不应支持。5、交通费3442元，原告郑志洪虽提交了正式乘车发票，但该组发票中除乘车保险单和手撕发票外，还有2014年9月7日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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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贡的车票产生了3张、2015年4月1日产生了6张，故该组发票不能真实反应交通费的真实性，故不应采信。但交通事故发生后，因住院、鉴定产生交通费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且被告罗富松、刘波亦认可交通费在1000至1200之间，故酌情考虑郑志洪在该次交通事故中产生的交通费为1000元。6、残疾赔偿金26684.88元，原告郑志洪出生于1979年2月11日，其伤情被鉴定为：“第一、郑志洪因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术后遗留轻度智力缺损数IX级伤残；第二、郑志洪因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术后遗留额骨缺损属X级伤残”，故其残疾赔偿金为23909.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434元/年×20年×“IX级、X级伤残”残疾系数22%），故其请求超出部分不应支持。7、后续治疗费25000元，原告郑志洪提交的出院记录和鉴定意见书载明，“继续口服抗癫痫药物预防癫痫，……；不适随诊”。“……需定期拍片随诊，待骨颅脑损伤恢复稳定后尚行“右额骨颅骨缺损修补术””;“郑志洪颅骨修补后续费用需人民币20000-25000元”。庭审中，被告刘波、罗富松对鉴定意见及所需所续治疗费不持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应予支持述9项共计190994.16元，由原告郑志洪承担10%，由被告刘波承担60%，由被告罗富松承担30%。据此，原审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1、原告郑志洪所受损失190994.16元，由被告刘波赔偿114596.50元（扣除已支付的17529元，实际支付97067.5元），被告罗富松赔偿57298.25元，由原告郑志洪自行承担19099.41元；2、驳回原告郑志洪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0元，减半收取640元，被告刘波承担360元，原告郑志洪承担100元，被告罗富松承担180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罗富松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其主要理由为：1、本次事故的恶果是由于案外人杨召良指使喝酒过度的被上诉人刘波驾驶导致的；2、上诉人停放的车辆平直于道路左侧，7米多宽的公路仅占道1.9米，留有5米宽的路面，没有阻挡车辆正常通行；3、本次事故中，被上诉人刘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多项规定，即未靠右行驶、醉酒驾驶、无证驾驶、未佩戴安全头盔。上诉人认为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刘波承担，次要责任应由杨召良及同刘波喝酒的人与上诉人共同承担。
被上诉人刘波二审中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郑志洪二审中未作答辩。
二审期间，上诉人罗富松向本院提交了由案外人出具的《证明》两份，拟证明事故发生前，刘波、郑志洪均在同村杨召良家喝酒。经审查，该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的证据，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明》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刘波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原告郑志洪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罗富松是否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是否应当改判减轻上诉人罗富松的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判决原审原告郑志洪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数额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此外，虽然原审原告郑志洪在一审庭审笔录中请求变更诉讼请求由上诉人罗富松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未予处理，存在程序瑕疵，但原审原告郑志洪及被上诉人刘波均未提起上诉，视为对原审判决的服从与认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以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并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关于上诉人罗富松是否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是否应当改判减轻上诉人罗富松的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国家设立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机动车行驶这一高危行为的风险，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能够得到及时补偿。交强险的强制性决定了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的法定义务，机动车所有人不投保交强险，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且将这种可分散的风险转嫁到交通事故受害人身上。上诉人罗富松作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也即投保义务人，在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情况下发生本次交通事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上诉人罗富松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且赔偿义务人基于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而承担赔偿责任时，不区分其是否有责及财产损失、医疗费等分项的情况较为符合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目的，由于原审判决由上诉人罗富松向本案受害人郑志洪直接赔付的金额未超过一次事故的最高责任限额122000元，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元，由上诉人罗富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 娟
审 判 员 周先秀
代理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