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7民终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家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莉花，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鹰，四川道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义斌，男，汉族，生于1968年7月23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四川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基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义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6）川0704民初1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莉花、杨鹰，被上诉人刘义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不承担支付470368.60及利息，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由刘义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张伦与四川省巴中市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上诉人承建案涉项目后，将工程全部转包给四川雨凡实业有限公司，后四川雨凡实业公司做了部分工程后又将剩余工程转包给了四川省巴中市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巴中市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张伦系该公司负责人，并且实际参与施工。上诉人已经陆续向四川雨凡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累计3186万元工程款，四川雨凡实业有限公司向张伦陆续支付累计2700万元工程款，上诉人直接向张伦支付累计374万元工程款，上诉人受张伦指示向第三人支付累计170万元工程款。其次，张伦系实际施工人驻涉案工程的现场负责人，而非上诉人公司驻涉案工程的现场负责人，更非上诉人项目部负责人。上诉人所组建的项目部：刘智（项目经理）、刘炜（道路工程师），上诉人将工程转包给四川雨凡实业有限公司，并约定上诉人委派刘炜为施工现场的驻场代表，项目部印章由刘炜负责。自2014年3月4日起，上诉人下属成都分公司、建筑机械施工分公司数次向四川省巴中市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负责人为张伦）转入工程款。2015年8月4日，张伦向上诉人下属的成都分公司出具五份授权委托书，委托上诉人成都分公司向林兴明支付机建款2万元、向刘义斌支付商混及砂石工程款23万元、向李毅支付劳务费及路灯款7万元、向刘义军及刘义斌支付水温材料机建款8万元、向被上诉人潘红支付沥青混凝土路面分项工程款20万元。张伦与林星明、刘义斌、李毅、刘义斌、潘红等人签订的《承诺书》，说明支付工程款的主体为张伦。张伦作为本案的实际施工人，向被上诉人承担支付相应款的责任主体应为张伦。2.一审法院应当追加雨凡公司，巴中中心公司、巴中中心绵阳分公司、张伦为本案的被告而裁定不予追加，其裁定违法。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已经转包给了雨凡公司，雨凡公司又将剩余部分工程转包给了中信公司绵阳分公司，上诉人将管理费用的所有费用都相应支付给了雨凡公司和中信绵阳分公司。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交了雨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巴中中信绵阳分公司、张伦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予追加。
被上诉人刘义斌一审的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由被告立即向原告给付建设工程材料欠款470368.60元，并向原告承担自2015年9月15日起至付清本案欠款时止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24694.35元（暂计10个月，年利率6.3%）；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原告为实现债权车旅费、律师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28日，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即广东基础公司，于2014年12月变更为现名）与绵阳市游仙区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签订《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第二批>合同》，约定由广东基础公司承建石马镇、新桥镇新建道路及道路下配套排水管道工程建设。广东基础公司所组建的项目部的项目经理为刘智、刘炜为道路工程师。2012年12月，广东基础公司与齐雨凡签订《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利用世界银行优惠紧急贷款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第二批次项目工程施工联营合作框架协议书》，将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第二批>工程转包给齐雨凡，并约定广东基础公司委派刘炜为施工现场的驻场代表，项目部印章由刘炜负责。该协议签订后，由齐雨凡实际控制的原四川傲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3年3月更名为四川雨凡实业有限公司）组织施工，工程款由广东基础公司支付给原四川傲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雨凡实业有限公司等。
2012年12月4日，张伦作为经办人以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世行贷款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部（第二批次）作为甲方与刘义军作为乙方签订《商品水泥稳定拌料合料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水泥稳定拌合料，双方约定了规格型号、收货时间、收货地点（新桥、石马）等事宜，双方还约定了所购材料附送服务项目包括外加剂、运输、规定实验、试验、拌合。张伦作为甲方经办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刘义军作为乙方经办人在该合同上签字。2015年6月15日，张伦作为广东基础游仙二批次项目经办人与原告刘义斌就“广东基础工程公司游仙二批次工程刘义斌供应机械、材料费”对账结算，确认新桥、石马工地合计机械费及材料款2386127.60元，扣除油款及已借款1835759.00元，余额为550368.60元。2015年6月25日，被告下属成都分公司刘炜出具《承诺》一份，载明：“广东基础公司成都分公司刘炜特代表广东基础公司作如下承诺：广东基础公司承诺于2015年7月10日到绵阳或者成都协调处理世行贷款绵阳市游仙区项目刘义斌供应机械、材料款结算相关事宜。否则，逾期违背承诺视为承诺人已经完全认可此结算金额。结算书已收取。”2015年7月17日，经对账后，张伦向刘义斌、郑洵等五人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经过六方（张伦、刘义斌、郑洵、李毅、林星明、刘义斌）协商，世行贷款绵阳市游仙区二批次项目所欠工程款分别为刘义斌1103166.53元、郑洵1254786.00元、李毅436205元、林星明100000元、刘义斌550368.6元，共计工程款3444526.13元（叁佰肆拾肆万肆仟伍佰贰拾陆圆壹角三分），其还款按以下方案实施：一、在7月30日前支付60万；二、以世行贷款资中县北外环线项目工程款作为担保，在业主支付9月工程款后，支付70万元给绵阳游仙区项目（尽量在9月30日前支付）；……”张伦在协商人处写明“情况属实”并签字捺印。被告所属成都分公司负责人谭代强以及案涉项目工作人员刘炜作为见证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2015年8月4日，张伦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本人张伦委托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代为支付世行贷款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项目刘义军及刘义斌水温材料机建款8万元（大写：捌万元整）”（上述内容除金额外均系打印体）。在该《委托书》空白处，张伦又手书：“同意由广东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支付世行贷款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项目（二批次）水温材料及沙石款大写捌万元整”。其后，被告所属建筑机械施工分公司向原告刘义斌支付了8万元。
审理中，原告刘义斌陈述其刘义军在签订协议时，其与刘义军是合伙关系，购销协议签订后，刘义军的权利义务交由刘义斌在行使，刘义斌在享有该购销合同的权利，履行该协议义务。经本院通知刘义军到庭，刘义军陈述原告刘义斌所述属实，虽然《商品水泥稳定拌料合料购销合同》由其签订，但权利义务实际由刘义斌在享有和履行，刘义斌系以其个人名义主张权利，刘义军以及其与刘义斌的合伙与该合同无关，合同权利应当由刘义斌以个人名义享有，案涉工程收款和结算均由刘义斌在办理，刘义军不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及向被告主张权利。
经该院询问，原告刘义斌陈述其认为签订案涉合同及办理结算事宜时不是与张伦个人签订，而是与被告公司建立合同关系。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就张伦在案涉工程身份问题发生争议。原告刘义斌举出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由我单位作为项目业主的世行贷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第二批项目（YX2-1),由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承建。施工现场人员张伦参与了工程建设工作，现该项目已竣工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2015年5月13日，刘炜及张伦签署该项目结算审核意见表，并盖广东基础工程公司公章”；举出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书及审核意见表，张伦在“施工单位对审核结果的意见”一栏中签字，被告广东基础公司及刘炜亦在该栏签字盖章；举出局长办公纪要、监理例会纪要等，张伦作为被告现场负责人在上述会议签到表中签到。
被告广东基础公司认为张伦系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被告不是刘义斌与张伦所签合同相对方，并举出以下三组证据：一、联营合作框架协议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名称变更通知书、授权委托书、承诺书、电汇凭证、收据、成都银行进帐单、交通银行记帐回执，证明：1.被告总包涉案工程后，与四川雨凡公司签定了框架协议书，已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了雨凡公司；2.被告根据雨凡公司的委托向雨凡公司直接或间接支付了3100万元工程款；3.被告公司的付款行为已经表明了被告不可能参与实际施工，更不可能与原告产生合同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向原告承担支付义务的只能是与原告有直接义务的相对方，因此，被告不是本案的付款主体。二、第二批合同及附件、中信建筑工程公司营业执照和企业信息、成都银行电汇凭证、交通银行记帐回执、结算业务申请书、领土款单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转帐凭证、银行转帐凭据、收条、收据，证明：1.被告于2013.9.28与绵阳住建局签定了合同，约定总价款为40843565.16元，被告是涉案工程的总包方；2.在被告与业主签定的合同及其附件中，明确列明了被告公司的项目经理及其负责人，均没有张伦，因此，张伦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也不是项目经理和现场人员；3.被告通过雨凡公司，雨凡公司向中信银绵阳分公司支付了3742638.08元工程款，同时，被告受雨凡公司及张伦的委托，代张伦支付了3263288.58元的工程款，更加证明张伦在本案中是实际施工人，与张伦产生合同关系的上游方是雨凡公司，下游方是各材料商和劳务分包商，本案的原告就是张伦的下游方，因此，被告不是本案的被告。三、承诺书、委托书、交通银行电子回单、收款收据，证明：1.该承诺书是由原告举证，但是恰好证明了应当向原告承担支付义务的是张伦，被告公司的员工谭代强、刘炜作为见证人，恰好见证了原告与张伦之间的价款支付关系，证明原告对此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2.张伦作为中信绵阳分公司的负责人，向被告出具了5份委托书，其内容明确表明，张伦应当向原告支付工程款8万元，也进一步表明应当向原告承担支付义务的是张伦，张伦对予该事实是清楚和明确的，而同时，作为原告出示的收条当中，其收到的工程款是被告公司代张伦支付的，进一步证明原告非常明确付款主体是张伦，而不是被告。
庭审中，经该院询问，原告对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绵民终字255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持异议，被告广东基础公司对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持有异议，认为应当以被告广东基础所举证据证明的事实为准。
另查，2014年6月13日，安县富兴水泥制品厂以广东基础公司、四川省巴中市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巴中市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为被告诉至本院，要求支付738070.63元材料款。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安县富兴水泥制品厂提交了张伦于2014年1月28日出具并加盖有“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的欠条；广东基础公司委托代理人周泽猛（四川博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庭审中也认可前述欠条的真实性，并陈述张伦、何伟系公司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据此，本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4）游民初字第45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广东基础公司向安县富兴水泥制品厂支付材料款738070.63元。该判决经二审维持，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中标通知书、银行查询授权书、建设施工合同、涉案工程所在地开户许可证、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书、沥青路面分项工程承包合同、分包价款结算书及附件、工程维修工程价款结算书及附件、承诺书（二份）、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4）游民初字第4582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绵民终字255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证实，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刘义斌主体问题。审理中，原告刘义斌陈述刘义军在签订协议时，其与刘义军是合伙关系。购销协议签订后，刘义军的权利义务交由刘义斌在行使，刘义斌在享有该购销合同的权利，履行该协议义务。经本院通知刘义军到庭，刘义军陈述原告刘义斌所述属实，虽然《商品水泥稳定拌料合料购销合同》由其签订，但权利义务实际由刘义斌在享有和履行，刘义斌系以其个人名义主张权利，刘义军以及其与刘义斌的合伙与该合同无关，合同权利应当由刘义斌以个人名义享有，案涉工程收款和结算均由刘义斌在办理，刘义军不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及向被告主张权利。根据刘义军的上述陈述并结合其后原告刘义斌多次与张伦进行结算的内容，应当认定原告刘义斌实际系《商品水泥稳定拌料合料购销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其刘义斌作为本案原告主张合同权利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二、关于张伦在案涉工程的身份问题。根据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4）游民初字第4582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绵民终字2556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及原告刘义斌所出示的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情况说明》、会议纪要等证据，张伦系涉案工程的现场负责人。被告广东基础公司虽然对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予认可，并称是四川雨凡实业有限公司将部分工程转包给四川省巴中市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及张伦的，但其所举证据仅能证明其承建案涉工程后由将部分工程转包给齐雨凡以及在该工程中被告方支付价款等情况，并未举证证明齐雨凡以及雨凡公司等将部分工程转包给四川省巴中市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及张伦，被告广东基础公司所举证据不能推翻现有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对于被告广东基础公司关于张伦非系该项目部负责人，张伦不是被告公司员工等辩解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张伦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涉案工程是广东基础公司承建。其次，张伦系被告案涉工程现场实际负责人，对外张伦均是以广东基础公司工地现场管理负责人的身份进行，并得到了广东基础公司的认可。同时，在《商品水泥稳定拌料合料购销合同》中明确载明甲方为被告方案涉工程项目部，原告方陈述签订该买卖合同以及办理结算时，张伦系代表被告广东基础公司，根据其后双方办理结算时出具的多份结算承诺，应当认定原告刘义斌有理由相信张伦是该项目部负责人，能够代表广东基础公司与之签订协议，且能够代表该项目部办理结算。张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外被告广东基础公司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被告广东基础公司应当根据其项目负责人张伦与原告对账确认的价款向原告予以支付。又因原告刘义斌2015年7月17日与被告广东基础公司案涉项目现场负责人张伦等结算，确认欠付原告刘义斌材料款550368.6元，其后被告方支付了8万元，故被告广东基础公司还应当向原告刘义斌支付工程款470368.60元,并自2016年7月8日（原告起诉之日）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如下：以工程款本金470368.6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8日（原告起诉之日）始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综上，判决：一、被告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义斌支付材料款470368.6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如下：以工程款本金470368.6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1日（原告起诉之日）始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义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减半征收案件受理费4363元，由被告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该费用原告已预付，被告在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提交了对齐雨凡的询问笔录和雨凡实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上诉人承包案涉工程后将工程转包给了雨凡公司，后雨凡公司将工程分包给张伦。刘义斌是与张伦建立的合同关系，与广东基础公司无关。被上诉人刘义斌经质证后认为，张伦在与刘义斌建立合同关系时表明其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并没有说是代表雨凡公司。案涉工程无论是否有转包、分包，均不影响张伦作为表见代理人，承担工程款支付义务的事实。雨凡公司及齐雨凡所陈述的事实与生效的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有出入。被上诉人刘义斌向本院出具了《关于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世行贷款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Y2-1项目常务副经理任命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广东基础公司于2013年6月5日任命张伦为广东省基础公司世行贷款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Y2-1项目常务副经理。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中章的真实性有异议，且刘义斌在一审中都没有提交该份文件，对其证据来源有异议，同时认为即便该份文件真实，也只是该公司作出的形式上的意思表示，但实际上是为了让业主知道广东基础公司没有分包。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齐雨凡的询问笔录和雨凡实业公司的《情况说明》，虽雨凡实业公司和齐雨凡均陈述案涉工程由其分包给张伦，但张伦并未认可，且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也无其他证据与雨凡公司、齐雨凡的陈述相印证。故广东基础公司所提供的现有的仍不能证实案涉工程系由雨凡实业公司分包给张伦的事实，故对齐雨凡的询问笔录和雨凡实业公司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对于刘义斌所提交的《关于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世行贷款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Y2-1项目常务副经理任命通知书》，该通知书虽系复印件，但其所证实的内容与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业主方所证实的情况以及关于结算的《审核意见表》等内容能相互印证，故予以采信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一、二审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的诉、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张伦在案涉工程中的行为性质问题；二、广东基础公司是否应当对张伦的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三、本案是否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人的问题。对此，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张伦在案涉工程中的行为性质问题。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上诉称张伦的行为不是履行职务的行为，系实际施工人的个人行为。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申2278号生效民事裁定认定的“广东基础公司先将案涉工程转包给齐雨凡，因齐雨凡犯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客观上无力完成对案涉工程的施工，后期工程由张伦负责完成。”以及“张伦以基础公司现场负责人身份参加案涉工程业主办公会议、监理例会。业主方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出具的《广工基础公司承建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项目第二批工程项目人员履职证明》载明：刘炜、张伦系工程现场管理负责人。基础公司自刘炜、张伦代表其签署的结算审核意见签名处加盖印章。基础公司成都分公司接受张伦的委托支付涉案工程部分材料、机建、劳务等费用”的事实，广东基础工程公司所承建的案涉工程，在该工程的后期施工过程中，张伦作为广东基础公司案涉工地现场管理人，对外以广东基础公司项目部经办人的名义购买材料、支付货款、组织施工、管理工程并参与后期案涉工程有关款项的支付协调工作。广东基础公司在刘炜、张伦代表其签署的结算审核意见签名处加盖印章，并对张伦参与协调后的款项进行支付的事实，说明张伦上述一系列行为在事实上得到了广东基础公司的认可。张伦以协商人的身份于2015年7月17日与潘红、刘义斌、李毅、林星明、刘义斌达成关于工程款支付的《承诺书》与广东基础公司成都分公司与2015年6月25日向刘义斌等人所作《承诺书》“广东基础公司承诺于2015年7月10日到绵阳或者成都协调处理世行贷款绵阳市游仙区项目张斌、刘义斌商品砼供应材料款结算事宜。否则（逾期违背承诺）视为承诺人已经完全认可此结算金额。结算书已收取”的内容能相互印证，说明张伦与潘红、刘义斌、李毅、林星明、刘义斌等人所达成承诺系受广东基础公司安排履行的协调行为，且事后广东基础公司按照协调的情况在张伦申请下向潘红、刘义斌、李毅、林星明、刘义斌等人支付了部分款项。此外，二审中刘义斌等人所举《关于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世行贷款绵阳市游仙区城镇基础设施Y2-1项目常务副经理任命通知书》亦证实张伦系广东基础公司在案涉项目上的常务副经理。故张伦的行为是履行其作为广东基础公司现场管理人的行为。原判认定张伦的行为既构成职务行为又构成表见代理系法律适用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的规定，对一审判决中认定张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予以纠正，但裁判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二审中，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提交的齐雨凡询问笔录和雨凡实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系齐雨凡和雨凡实业公司的单方陈述，不足以推翻生效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故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所提张伦系履行其作为实际施工人的个人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广东基础公司是否应当对张伦的行为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张伦作为广东基础公司案涉工程项目的现场管理人，履行其作为现场管理人的职责，购买刘义斌所提供的水泥稳定拌合料并用于案涉工地，所产生的货款应当由广东基础公司承担支付责任。
关于本案是否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人的问题。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诉称应当追加雨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巴中中信绵阳分公司、张伦为本案被告。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根据现有的证据和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足以认定张伦在案涉工程中系广东基础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广东基础公司应当对张伦履行其现场管理人的行为所产生的责任承担给付义务。故雨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巴中中信绵阳分公司、张伦不是本案的必要追加的当事人。其次，按照“不诉不理”的原则，邓雷主张要求广东基础公司承担支付责任，不同意追加雨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巴中中信绵阳分公司、张伦为本案被告，系邓雷对其诉权的处分。因此，原判未追加雨凡公司、巴中中信公司、巴中中信绵阳分公司、张伦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此外，广东基础公司还辩称案涉交易可能存在虚假交易的情况。经查，被上诉人的主张有张伦作为项目经办人的结算单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辩称案涉交易可能存在虚假交易的情况，但却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该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广东基础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26元，由上诉人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琳堤
审判员 李华峰
审判员 李 维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母松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