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0民终27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河西路28号。
法定代表人：杜少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春，男，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万源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黄海路西、曲阜河东。
法定代表人：郭文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双燕，山东润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威海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海滨南路21号201、202室。
代表人：张建祥，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春，男，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上诉人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冶公司）、原审被告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威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冶威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威海万源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1092民初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二审诉讼中，十一冶威海公司申请撤回上诉，本院口头裁定准许十一冶威海公司撤回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十一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有意偏袒被上诉人。（一）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11月10日被告威海分公司曾通过银行直接向原告支付混凝土款1000000元，从被告威海分公司的付款行为分析，可以直接证实双方存在混凝土买卖业务”与事实不符。1、被上诉人提供的预拌混凝土销售合同上并没有加盖上诉人的任何印章，如被上诉人认为当时的合同是和上诉人签订的，应要求上诉人加盖印章。2、徐某既不是上诉人公司的负责人，也不是上诉人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如认为徐某当时是代表上诉人签订预拌混凝土销售合同，应要求徐某出具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3、上诉人与徐某系分包合同关系，上诉人在徐某施工的工程款范围内代为其支付混凝土款项本属正常现象。综上，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就明知该合同是和徐某个人签订，而非和上诉人签订，一审不以事实为依据，而采信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执意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混凝土买卖业务纯属有意偏袒被上诉人。（二）一审判决认为“故上述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能认定原告与徐某代表的被告威海分公司签订了2010年6月8日的买卖合同，徐某系履行被告威海分公司的职务行为”纯属主观臆断。1、徐某本不应出庭作证，证言也本不应被法庭采信。徐某系合同的签订人，也是利害关系人，如果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是真实的，该货款本应由其支付。因此，为达到将债务转嫁给上诉人的目的，徐某当然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说明。2、从徐某的证言内容看，徐某陈述自己是滨海龙城三期的项目负责人，但拿不出建筑部门的备案手续，也拿不出上诉人给予的任命手续，甚至拿不出项目部或十一冶威海公司的印章，证实不了其是该项目的负责人。3、徐某既不是上诉人公司的负责人，也不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其在未得到上诉人授权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只是其个人行为，并不构成履行十一冶威海公司的职务行为，一审作出如此荒唐的认定纯属有意加害上诉人。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所加盖的印章系伪造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移送鉴定部门予以鉴定，但一审法院仅以印章的鉴定并无实际意义一笔带过，有意剥夺上诉人权利。上诉人认为，印章的真伪意义重大，不仅能揭露虚假诉讼，而且能为公安机关提供违法甚至犯罪线索及事实。2、一审遗漏了必须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已付款证据中，有一张2015年2月11日的付款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支付，该笔付款被上诉人的解释为代上诉人付款，但上诉人从未委托过国资公司向被上诉人付款。上诉人认为应追加国资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以说明情况。
被上诉人万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虽然《预拌混凝土销售合同》没有加盖上诉人的公章，但是被上诉人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徐某的签字即代表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构成表见代理。第一，原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滨海龙城三期工程》合同，发包方为威海三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源公司），承包方为十一冶公司，落款处有发包方的公章及上诉人的公章，在委托代理人处系徐某签字，庭审中上诉人对此表示认可，故被上诉人无需再要求徐某出具委托书。虽然上诉人陈述仅单独授权徐某签订上述合同，但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第二，根据庭审调查，上诉人亦承认滨海龙城三期6号、11号、16号是由上诉人承建，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混凝土也用于滨海龙城三期6号、11号、16号建设中。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向其供应混凝土，但对法庭询问其工程所用混凝土从何而来时，称不清楚，这明显与常理不符。第三，通过被上诉人的付款行为来看，也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混凝土合同关系，上诉人对基础法律事实的否认是毫无依据的。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上诉人与徐某系分包合同关系，上诉人代徐某支付混凝土款”，对此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第一，分包关系仅是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交分包合同，分包关系没有得到发包方同意，徐某也予以否认，而且徐某是作为委托代理人与发包方签订合同，更能证明分包关系是不存在的。第二，原审中徐某出庭接受质询，而上诉人对法庭表示对证人没有问题询问，这也证明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徐某之间是分包关系。第三，在原审庭审中，法院也询问上诉人是否有证据证明其代徐某付混凝土款，上诉人回答没有。第四，2010年11月10日，十一冶威海公司为万源公司付款一百万元，留言处是“付混凝土材料款”而非代付混凝土款。况且距离被上诉人诉讼时付款行为已经将近六年之久，上诉人对此付款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明显与常理不相符。上诉人所谓的代付仅仅为了逃避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依据。二、本案无论从合同的签订还是付款行为来看，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1、根据法律规定，任何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为滨海龙城三期合同是徐某作为委托代理人与三源公司签订，混凝土合同也是徐某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上诉人庭审中对徐某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徐某出庭可以证实其签字的真实性并能够说明白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徐某向法庭所作的笔录以及出庭的证言前后一致，都能证明徐某是受上诉人的全权委托，负责滨海龙城项目部的一切事宜，而上诉人认为混凝土购销合同系徐某与被上诉人的个人行为都是假设性认定，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来证明，故不可能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2、虽然上诉人一再否认徐某为其滨海龙城三期项目负责人和其单位员工，但是上诉人认可滨海龙城三期项目是上诉人承建，认可徐某代表上诉人在滨海龙城三期工程合同上签字是真实有效的。至于是否经过建筑部门备案，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况且上诉人也向被上诉人支付过混凝土价款而从未提出异议，这足以证实上诉人认可徐某的代理行为。三、一审判决程序并不违法。1、上诉人虽然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中十一冶威海公司的印章有异议，但根据法律规定，是否进行鉴定由法院依据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准许。因十一冶威海公司向国资公司出具委托证明，国资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向被上诉人付款641505.5元，对此付款至被上诉人起诉时，上诉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结合整个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法院认为印章的鉴定并无实际意义，不需要鉴定，不违反法律程序。即使国资公司未付款，但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付过款，这并不影响混凝土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2、本案诉讼案由为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国资公司不是合同中的任何一方，其对被上诉人的付款，是基于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付款证明。因此，本案并不属于遗漏了必须参与诉讼的当事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万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给付原告混凝土款500000元，并自2011年1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二至实际履行之日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5日，被告十一冶公司与案外人三源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十一冶公司承建发包人为三源公司的滨海龙城项目三期工程，承包范围包括土建、安装等以及双方议定的其他工程内容，开工日期暂定为2010年5月11日。该合同加盖三源公司及被告十一冶公司的公章，被告十一冶公司签字的委托代理人为徐某。
2010年6月8日，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滨海龙城三期项目部与原告签订预混凝土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为滨海龙城三期6、11、16号楼提供预拌混凝土，并约定了不同型号的混凝土单价。结算方法为每500立方米结算一次，当月供应量不足500立方米，按当月实际供应量结算，每次结款按当次结算的70%付款，应在完成结算量5日内完成，余款在该楼封顶后十日内付清。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加盖原告公章，徐某以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滨海龙城三期项目部代表人名义签字。2015年2月15日，原告出具对账函，徐某签字确认滨海龙城三期项目原告共计应收款为3742788元，债务人十一冶威海公司滨海龙城三期项目部已付3242788元，尚欠500000元。
庭审中，二被告认可滨海龙城三期6、11、16号楼由二被告承建，现工程已经竣工，但不清楚所用混凝土是向谁购买，也不认可徐某是被告公司职工，二被告只是分包了一部分项目给徐某，现也无法联系徐某本人。
原告为证实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提供了以下付款证据：1、2010年11月10日，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通过威海市商业银行向原告支付1000000元的付款凭证，标注为支付混凝土材料款。2、2015年2月11日，国资公司通过山东农村商业银行向原告支付工程款641505.50元的付款凭证。3、2015年2月10日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盖章的委托证明一份及盖有十一冶威海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客户名称为三源公司的500000元收款收据一份，委托证明内容为委托国资公司将滨海龙城三期工程中伍拾万元直接付给原告在威海市商业银行账户，加盖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并有徐某的签字。原告解释称当时三源公司应付给被告的工程款由国资公司控制发放，故被告给原告出具委托证明，同时给三源公司开具收据，由原告拿着上述两份材料到国资公司，国资公司才能将被告在国资委的工程款支付给原告，但被告出具该份证明后国资公司并未向原告支付该500000元款项，故原告提起诉讼主张权利。
二被告质证后认为：1、2010年11月10日十一冶威海公司向原告支付的1000000元，是受徐某的委托代为向原告支付。2、被告从未委托国资公司向原告付款，2015年2月11日国资公司向原告付款与二被告无关。3、对2015年2月10委托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并未开具过此份委托证明，也没有加盖过公章及财务章，当时的滨海龙城项目经理是张建祥，徐某的签字系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二被告要求对印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同时要求追加国资公司及三源公司参加诉讼，以便查清本案事实。
庭审中徐某出庭作证，称其身份为十一冶公司全权委托的滨海龙城项目负责人，负责该项目施工、材料买卖、劳务分包、审计结算等一切事宜，原告出具的相关证据中证人的签字均属实，滨海龙城项目施工时被告十一冶公司向原告购买了混凝土，该项目大约于2011年6月封顶，因工程的发包方三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所有资产均被国资公司接管，因此各方协商部分混凝土款由国资公司直接支付，被告也付过部分款，后期因十一冶公司要求直接结算，因此国资公司未再继续付款，现被告还拖欠原告混凝土款本金500000元。此外，证人徐某陈述，2010年10月10日1000000元付款是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混凝土款，否认被告主张的代徐某向原告付款的陈述。
原告对徐某的陈述无异议，认为证人证言可证明原告主张，徐某系受被告委托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徐某的签字即代表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被告则认为徐某并非被告员工，被告也从未委托过徐某为滨海龙城项目的负责人，其与原告签订的混凝土购销合同系其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
对于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原告称涉案工程封顶时间是2010年12月27日，按照合同约定工程竣工5日内被告应完成付款，违约金的数额是拖欠额每日万分之二，故原告自2011年1月1日起按合同约定的每日万分之二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主张违约金。二被告则表示仅单独授权徐某与三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而混凝土购销合同系原告与徐某个人签订，与被告无关，至于封顶的时间被告不清楚，且原告主张的日万分之二的违约金标准过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混凝土业务是否存在，二被告是否拖欠原告混凝土款。首先，2010年11月10日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曾通过银行直接向原告支付混凝土款1000000元，从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的付款行为分析，可直接证实双方存在混凝土买卖业务，被告称该笔付款系受徐某委托代为支付，但徐某不予认可，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其次，徐某出庭证实其系滨海龙城三期项目负责人，代表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与原告签订买卖混凝土合同，二被告也认可该项目三期6、11、16号楼由被告承建，但又不能陈述该项目所用混凝土的合法来源，与常理不符，故上述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能认定原告与徐某代表的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签订了2010年6月8日的买卖合同，徐某系履行被告十一冶威海公司的职务行为。
对于欠款情况，有徐某签字的对账单已清楚记载了混凝土应付款、已付款数额及截至2015年2月15日尚欠货款本金500000元的事实，与庭审中查明的被告已自行支付或通过国资公司支付部分混凝土款的情况相吻合，且徐某亦到庭确认了欠款的事实，故被告要求对相关印章进行鉴定并无实际意义，对欠款事实予以确认。同时，因国资公司及三源公司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被告要求追加二者参加诉讼亦无法律依据。
对于付款期限，根据合同约定，每次结款按当次结算的70%付款，余款在楼房封顶后十日内付清，现该工程已经竣工，出具对账函至今已逾一年半的时间，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款项。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合同约定工程结束后五日内办完一切结算手续，逾期按拖欠额每日万分之二支付赔偿金，二被告认为违约金过高，但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该违约金标准并不过高，予以支持。对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因原告对工程竣工的准确时间不能举证证明，且双方在2015年2月15日才对账最终确认欠款数额，故应自对账次日开始计算违约金。因被告十一冶威海分公司系被告十一冶公司的分支机构，故十一冶公司应对十一冶威海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二被告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判决：一、二被告支付原告混凝土款500000元；二、二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按本金500000元，自2015年2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二计算）。判决于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0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均由二被告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万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1092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系案外人藤夕全以十一冶公司为被告，以徐某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要求十一冶公司支付滨海龙城三期项目中的工程款，用以证明徐某系十一冶公司全权委托的滨海龙城三期项目负责人，在十一冶公司与三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工程质量验收报告中均代表十一冶公司签字，并加盖十一冶公司的公章，其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代表十一冶公司的职务行为。2、2015年2月10日由徐某签字并加盖十一冶威海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委托证明，证明根据十一冶威海公司的委托，国资公司直接向万源公司付款641505.50元。
经质证，上诉人十一冶公司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藤夕全以十一冶公司为被告、以徐某为第三人提起诉讼案件的判决书，认为其仅是对工作联系函没有异议，对被上诉人万源公司提交的委托付款证明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1092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在该案诉讼中，上诉人对于该案原告提交的威海经区建设局对徐某的询问笔录及滨海龙城三期项目三份工程质量验收报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询问笔录中注明徐某的身份为上诉人上海公司副总，工程质量验收报告中徐某在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处签字，徐某作为该案的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该案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该案原告的申请自三源公司调取了2010年8月20日上诉人向三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原件，上诉人全权委托徐某为上诉人承建的滨海龙城三期项目的负责人，徐某对此亦无异议。
为了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法向三源公司管理人进行了调查。经调查，三源公司于2012年2月17日向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当日裁定受理三源公司重整申请，并指定三源公司清算组担任三源公司管理人。三源公司申请重整后，原由十一冶公司承建的滨海龙城三期项目继续施工，实际由十一冶威海公司在进行。管理人一直与徐某联系，徐某持有十一冶公司出具的授权书，授权徐某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工程款是以国资公司名义对外支付，不经过三源公司账户。具体流程是：三源公司与徐某协商可以付款的数额，由徐某确认，国资公司再付款。前期付款都是直接打到十一冶公司指定的账户，由十一冶公司开具总收据给三源公司。同时向本院提交了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三源公司重整申请的裁定书、指定管理人的决定书，加盖十一冶公司公章的委托书，内容为：“致：威海市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威海市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滨海龙城三期工程全权委托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负责，本项目的负责人为徐某（包括工程的建设，竣工验收、工程款的结算、请款等）。本委托书有效期自该工程开工至工程竣工验收、工程款结算及工程款清算完毕止（本委托书在委托无效）2010年8月20日”、2015年1月26日三源公司申请预支工程款明细表，经审定实际支付1341505.50元，其中，徐某账户付款700000元，万源公司账户付款641505.50元，并附有加盖十一冶威海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两份和同意将款支付给万源公司账户的证明，金额分别为700000元和641505.5元，时间是2015年2月10日，均由徐某签名确认。同时，三源公司管理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2月10日由徐某签字并加盖十一冶威海公司财务专用章，委托国资公司直接向万源公司付款641505.50元的委托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系三源公司管理人要求徐某出具。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混凝土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焦点一，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混凝土合同关系，关键是能否认定案外人徐某的行为是代表上诉人的行为。首先，十一冶公司与案外人三源公司于2010年5月5日签订的承建三源公司滨海龙城三期项目工程的建设施工合同，徐某代表十一冶公司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其次，三源公司管理人提供的加盖十一冶公司印章的委托书，载明其承建的三源公司开发的“滨海龙城三期工程全权委托十一冶威海公司负责，本项目的负责人为徐某（包括工程的建设，竣工验收、工程款的结算、请款等）。本委托书有效期自该工程开工至工程竣工验收、工程款结算及工程款清算完毕止”，该委托书与涉及十一冶公司的另案诉讼中一审法院自三源公司调取的委托书内容一致。上诉人虽抗辩其给三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仅专项委托徐某代表十一冶公司签订建筑施工合同，但对此未提交证据。再次，涉及十一冶公司的另案诉讼中，当事人提交的十一冶公司与三源公司签订的建筑施工合同、工程质量验收报告中均由徐某代表十一冶公司签字，并加盖十一冶公司的公章，建设局对徐某的询问笔录中载明的徐某的身份为上诉人上海公司副总，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最后，案外人徐某在另案及本案中均出庭证实其为十一冶公司全权委托的滨海龙城三期项目负责人，负责该项目施工、材料买卖、劳务分包、审计结算等一切事宜，并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虽对徐某的陈述予以否认，称其与徐某之间系分包关系，徐某为利害关系人不应出庭作证，证言也不应采信，但徐某作为涉案工程及业务的具体经办人，其有义务向法庭陈述事实，而且其陈述与其代表十一冶公司与三源公司签订建筑施工合同、在工程质量验收报告中代表十一冶公司签字的行为与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的内容相吻合，而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徐某之间存在分包关系，且被上诉人对他们之间的分包关系明知。上诉人主张徐某不应出庭作证，证言不应采信于法无据。综上，十一冶威海公司滨海龙城三期项目部与原告签订的预混凝土购销合同，虽未加盖上诉人印章，但由徐某在十一冶威海公司滨海龙城三期项目部处签字，徐某也出庭证实该合同的真实性，承认作为十一冶公司承建的滨海龙城三期项目负责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混凝土买卖合同，用于十一冶威海公司滨海龙城三期项目，并确认尚欠被上诉人混凝土款500000元，而且，上诉人于2010年11月10日也通过威海市商业银行向被上诉人支付1000000元，明确标注为“付混凝土材料款”。上诉人主张系代徐某支付，徐某予以否认，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因此，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徐某系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并进行结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买卖混凝土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应当支付尚欠被上诉人货款5000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关于焦点二，经本院对三源公司管理人调查，一审法院受理三源公司重整申请后，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是以国资公司名义对外支付，不经过三源公司账户。具体流程是：三源公司与徐某协商可以付款的数额，由徐某确认，国资公司再将款汇入十一冶公司指定的账户，由十一冶公司开具总收据给三源公司。徐某在一审中也证实了该付款流程，并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国资公司付款凭证、收款收据、委托付款证明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三源公司管理人也提供了预支工程款明细表、加盖十一冶威海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和同意付款证明，证实了涉案641505.50元是经上诉人确认并指定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称其未委托国资公司付款，应追加国资公司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其以此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理由不当。至于2015年2月10日加盖十一冶威海公司印章的委托证明及加盖十一冶威海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客户名称为三源公司的500000元收款收据中印章的真伪，上诉人只是在一审法庭辩论时口头要求对印章的真伪申请鉴定，并未提交书面鉴定申请，而案外人徐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如前所述，徐某系上诉人全权委托的涉案项目负责人，其有权对外进行结算，即便该印章不真实，也是上诉人与徐某之间的内部事务，不能以此对抗债权人，而且，该委托付款的500000元并未实际支付。因此，一审认为对相关印章进行鉴定并无实际意义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英秋
代理审判员 葛俊生
代理审判员 薛淑娴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丛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