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233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广贤，男，1939年11月10日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国强，男，1963年6月28日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毅刚，男，汉族，1970年12月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智聪，男，汉族，1995年10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雅雯，女，汉族，2005年8月20日出生。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文辉，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森，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星让，男，1951年10月18日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临，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深圳市教新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斌，总经理。
原审被告：深圳市合正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富儿，总经理。
上诉人黄广贤、曾国强、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以下简称黄广贤等五人）因与被上诉人叶星让、原审被告深圳市教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教新公司）、深圳市合正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正公司）财产损害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黄广贤、曾国强、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文辉、黄鹏森及叶星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临到庭参加诉讼，教新公司、合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广贤等五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叶星让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均由叶星让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鉴定费、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作出实体判决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案实质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不予受理。（一）本案实质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主体之争，原审判决认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叶星让的诉求为请求补偿房屋拆迁权益，从其诉讼请求中看出，叶星让首先诉请法院确认其对本案所涉房屋享有产权，并进而要求包括黄广贤等五人、开发商等在内的各被告补偿其市场商品房，且支付过渡租金、回迁费。显然，叶星让起诉所基于的法律关系是典型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关系，因为当事人只有基于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才会在诉讼中涉及到补偿房屋、过渡租金、回迁费等诉求，当事人基于任何其它法律关系根本无法提出这种诉求。鉴于开发商及其担保人已经与黄广贤等五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并履行，叶星让提出上列诉讼请求，应当认定本案为拆迁补偿协议主体之争，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2、叶星让后多次变更诉讼请求，该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驳回。即使该变更有效，变更后的诉求实质仍为拆迁主体之争。(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内容为“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即该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在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或“原裁定”的两种情况下，均应适用该条司法解释，对是否允许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作出认定。而原审法院以该条司法解释不包括再审裁定撤销“原裁定”为由认定不适用该条司法解释，并允许叶星让多次变更诉讼请求，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即使该多次变更诉讼请求有效，变更后的诉求实质仍为拆迁主体之争。叶星让经过多次变更诉讼请求，最终的诉讼请求确定为：、黄广贤等五人共同返还无偿取得且属于叶星让的财产权益共计人民币6559271.04元；、黄广贤等五人共同返还并补偿和赔偿叶星让拆迁过渡租金和房屋占有使用费共计人民币212297元；、黄广贤等五人承担上述两项款项的利息；、黄广贤等五人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按照叶星让多次变更后的诉求，其因房屋被拆迁而要求黄广贤等五人按委托评估的房产价格标准，赔偿其被拆房屋价款。其实质仍为叶星让自认为是被拆房屋的所有权人即被拆迁的主体，黄广贤等五人依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取得的拆迁补偿中包含了叶星让所有的涉案房屋的补偿，故开发商与黄广贤等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主体有误，侵害了其对被拆房屋的所有权，因此，该诉求实质仍为拆迁补偿协议主体之争议。3、叶星让将开发商作为共同被告，从另一方面证明叶星让的本意为拆迁主体之争。从叶星让所起诉的被告来看，他不仅将黄广贤等五人列为被告，而且一直将开发商（即教新公司）及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担保人（即合正公司）也一并列为被告，这也足以表明叶星让认为他才是本案所涉房屋的被拆迁人，开发商应当与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换言之，叶星让实际上认为开发商与错误的主体（即黄广贤等五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合同。难道据此认定本案实际系拆迁补偿协议主体之争不是更符合叶星让的本意吗？4、财产损害纠纷为拆迁补偿安置纠纷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审判决错误地将财产损害纠纷单独分离出来。按照法理与常识，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中自然包括财产权益损害纠纷。拆迁补偿安置纠纷是指被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无法与拆迁人达成共同一致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认为拆迁损害了其财产权益，从而引发的纠纷。所以，财产损害权益纠纷是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审判决不顾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未认清本案因拆迁补偿安置纠纷而产生，生硬地将财产损害纠纷直接分割开来，明显为认定事实错误。5、原审判决一方面以拆迁补偿主体错误为由作出判决，另一方面又认定本案非拆迁补偿主体之争，自相矛盾。原审判决认定叶星让有获得拆迁补偿的权利，黄广贤等五人获取的拆迁权益涵盖了应属于叶星让的拆迁权益，黄广贤等五人应当向叶星让承担拆迁补偿责任。据此，原审法院判决黄广贤等五人以房屋现值向叶星让支付拆迁补偿权益。原审判决上述认定，实质上就是认为叶星让才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主体，教新公司将补偿权利支付给黄广贤等五人属于补偿主体错误。因此，该推论的实质即认为拆迁主体错误，原审法院另一方面却否认本案为拆迁补偿主体争议，自相矛盾。（二）依照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行政法规规定，本案应当由政府部门先进行裁决。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可见，凡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存在争议而又未能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当时的行政法规规定当事人应当首先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裁决，而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所涉房屋的拆迁发生于2009年即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生效期间，应适用该行政法规。2、根据最高院现行有效的批复，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5)9号】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可见，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于本案当事人实际争议的问题，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民事诉讼。而该批复至今仍未废止，各级法院应当严格遵守。
二、退一步讲，即使法院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审理本案，涉案房屋的全部权益亦全部属于黄广贤等五人所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取得本案涉案房产建筑许可证的合法权利人为黄广贤、曾国强之父曾X泽，叶星让非涉案房产的合法权利人。叶星让以及原审法院均认为叶星让的权利来源于《合伙建房协议》。然而，该《合伙建房协议》因违反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而应属无效。即便该协议有效，依据协议约定，涉案房产的全部权益亦全部属于黄广贤等五人所有，原审法院认定叶星让基于《合伙建房协议》取得涉案房产的合法权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合伙建房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本案涉案房产建筑许可证的合法权利人为黄广贤以及曾国强之父曾X泽，二人于1980年11月取得深圳市罗湖区XXX地块的《建筑许可证》，故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及该土地上所建房产的所有权人应当为黄广贤及曾X泽。然而，黄广贤、曾X泽却与叶X瑞、叶星让通过合伙建房的形式企图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以及非法变卖房产，且未办理任何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同时，《合伙建房协议》约定的合作建房系“非原村民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单独或合作兴建”的“违法私房”，且协议约定建设面积、层数均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许可内容。合作建房期间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签订的合建合同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一种特殊形式，除办理合建审批手续外，还应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建合同无效”。因此，《合伙建房协议》违反了我国关于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叶星让无法依据无效的合同要求取得涉案房屋的权利。（二）即使《合伙建房协议》有效，根据合同约定，涉案房产第1层的权利属于黄广贤等五人所有，叶星让对该第1层房产不享有任何权利。根据《合伙建房协议》第四条约定，整栋房屋的建筑期限为六个月，如在建设期间出现停建，则第一层由甲方（黄广贤与曾X泽）使用。而涉案房屋在建好第一层以后即停建，时隔七年以后（1988年），才由黄广贤与曾X泽重新续建。依据协议的约定，已建好的第一层应由黄广贤与曾X泽使用，叶星让不享有任何权利。然而，叶星让、叶X瑞建好第一层楼并停建后，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第一层房屋交付黄广贤和曾X泽使用，反而强行占有，并拒不归还给黄广贤和曾X泽。更甚至于1984年，自行将第一层一半权利以4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李X安、庾X文。黄广贤与曾X泽通过合法手续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却被叶X瑞、叶星让强行占用，黄、曾二人无处容身，多次向叶星让索要房屋无果，只得于1988年自筹资金自行续建两层半房产，方有一容身之处。叶星让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因此，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依据合同约定，第一层房屋应属于黄广贤等五人所有，叶星让不享有任何权利。并且，叶星让自1981年至2009年长达29年期间强行占用第1层房产，其建设第一层的出资早已获得回报并取得巨额收益。（三）原审判决认定叶星让对涉案房产享有合法权利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原审法院以《合伙建房协议》认定叶星让对1层房产取得房屋使用权。然而，根据该协议约定，第1层楼的房产使用权属于黄广贤等五人所有，不知原审法院从该协议哪条约定内容得出该结论？其次，即使第1层房产一直由叶星让占有使用，且叶星让向黄广贤等五人支付了五千元土地使用费。但该事实并不代表叶星让已合法取得涉案房产的使用权，黄广贤等五人也从来没有任何意思表示将该第1层房产的权利转让给叶星让。再次，即使黄广贤等五人默认了叶星让对该1层房产暂时享有使用权。但使用权只是所有权四项基本内容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之一，如何能从使用权反推出叶星让享有所有权？该推论法律、法理依据何在？因此，黄广贤等五人不知原审法院有什么依据认定该第一层房产的权利属于叶星让合法所有？并且，原审判决在未对《合伙建房协议》的效力作出任何认定的情况下，就认定叶星让基于《合伙建房协议》取得涉案房屋的使用权及合法权利。权利来源是否合法尚未认定，如何能够得出取得合法权利的结论？
三、再退一步讲，即使叶星让对涉案房产享有某种权利。然而，本案房屋属于违法建筑，法院不能通过审理对违法建筑权属进行确认，叶星让的非法权利也不应当得到法院保护。原审判决认定叶星让享有涉案房产的合法权利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所涉房屋系“非原村民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单独或合作兴建”的“违法私房”。根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历史遗留违法私房（以下简称违法私房），是指《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公布实施以前，即1999年3月5日以前违反法律、法规所建的下列私房：……（五）非原村民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单独或合作兴建的私房。”而本案所涉房屋，是1981年3月19日经由黄广贤、曾X泽与叶星让及其父亲叶X瑞签署《合伙建房协议》后，由黄广贤及曾X泽提供土地，叶星让、叶X瑞少量投资建设第一层，再由黄广贤及曾X泽出资陆续建设而成。根据本案原审开庭笔录所示，各方当事人均承认，当时合伙建房的各方均非原村民，也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合伙建房，因此，本案所涉房屋明显属于上述特区法规界定的“违法私房”。（二）本案所涉房屋属于“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内容建设”的违法建筑。根据经原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质证无异议的、深圳市城市建设局于1980年颁发的、由黄广贤及曾X泽所持案涉房屋的《建筑许可证》，当时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建筑面积各为120平方米，建筑层数各二层。然而，1981年3月19日经由黄广贤及曾X泽与叶X瑞签署的《合伙建房协议》第三条却约定，叶X瑞投资建造五层楼房。此后，案涉房屋经黄广贤申请并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局批准加建一层65平方米。但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显示，最后实际涉案房屋面积却远远超出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面积。这充分证明，涉案房屋违反了政府主管部门有关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明显属于违法建筑。（三）人民法院不应通过民事审判变相为违法建筑确权。正因为本案所涉房屋为违法建筑，该建筑的产权从未被政府承认过。根据《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第三条第（一）项“关于违法建筑相关纠纷的处理问题”规定，“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内容建设的违法建筑的认可和处理，按照城乡规划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应避免通过民事审判变相为违法建筑确权。当事人请求确认违法建筑权利归属及内容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受理；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因此，从违法建筑权属确认的角度，人民法院对叶星让提出的本案诉讼，也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四）原审判决对本案违法建筑权利归属作出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原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属于违法建筑未作出任何认定，仅仅简单的以黄广贤等五人一方面取得拆迁补偿权益，另一方面又主张本案属于违法建筑违反诚信原则为由不予采纳。本案房产是否属于违法建筑为本案重要的事实，直接影响本案的法律适用。而黄广贤等五人取得财产补偿权益为黄广贤等五人与教新公司之间的问题，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因此，原审判决未认定本案房产为违法建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四、若法院受理本案并最终作出支持叶星让的生效判决，是以司法权力干涉行政职能，势必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一）深圳的违法建筑现象非常严重，违法建筑的治理查处为政府的行政职能及当务之急。深圳市规划国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市违法建筑有37.3万栋，总面积达4.28亿平方米。这一数据，占了全市建筑总量的43%。30多年来，深圳一直高速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急剧膨胀，加之土地管理和利用制度不尽完善，为了争夺利益，城市出现一些自发、无序的开发建设。高速城市化条件下，土地增值收益的飙升，使得各方对土地的争夺日益激烈。在利益的驱动下，违法抢建一直存在。2015年10月9日，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查严控违法建设的决定》、《深圳市关于全面疏导从源头遏制违法建设的若干措施》、《深圳市查处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工作共同责任考核办法》等“1+2”文件，规定深圳各区（新区）因“月均新增违法建筑面积”这一指标不达标导致考核不合格的，党政主要领导停职检查，分管领导责令辞职，履职不到位的规划土地监察部门领导免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希望能通过出台该“深圳史上最严”的“查违考核1+2文件”，撬动违建的根基。（二）本案原审判决通过司法审理为违法建筑确权，势必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判例等众多法律渊源中，对于违法建筑（小产权房）的权属确认、非法转让等一系列类似问题，都一直保持着旗帜鲜明的态度，即违法建筑的认定属于行政权力的范畴，违法建筑的转让行为等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在本案中，若法院有权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最终作出支持叶星让的生效判决，则该判例将会极大影响到以后的司法及社会实践。日后，违法建筑的权利归属问题、违法建筑的非法转让问题，都可以在拆迁程序中通过司法确认并获得巨额补偿。违法建筑的抢建、非法转让等问题将势必盛行。因此，原审判决不但涉嫌违法裁判，同时将严重影响日后行政机关对于违法建筑的管理查处，造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严重混乱。综上所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未查明本案实质为拆迁补偿主体之争，未认定本案房产属于违法建筑，错误将黄广贤等五人的对涉案房产的权利认定为叶星让所有，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未依法适用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为维护黄广贤等五人的合法权益及法律的正确实施，特提起上诉，支持黄广贤等五人的上诉请求。
叶星让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正确无误。二、涉案被拆房屋的权益属于叶星让。三、本案实质是叶星让财产权益受到侵害，而黄广贤等五人通过这种侵害获得了财产权益。
教新公司、合正公司答辩称，一、教新公司与黄广贤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黄广贤提供了合法报建手续，被拆迁房屋在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下，教新公司与黄广贤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没有任何过错。二、教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情况说明》，教新公司与黄广贤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已履行完毕。
叶星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广贤、曾国强、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以下简称黄广贤等五人）共同返还叶星让无偿取得且属于叶星让的财产权益共计人民币6559271.04元；2、黄广贤等五人共同返还并补偿和赔偿叶星让拆迁过渡租金和房屋占用使用费共计人民币212297元；3、黄广贤等五人承担上述两项款项的利息；4、黄广贤等五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认定的事实：一、黄广贤与曾国强之父曾X泽分别于1980年11月取得了深圳市罗湖区XXX地块的《建筑许可证》，该两份《建筑许可证》载明：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建筑层数为二层。
二、1981年3月19日，曾国强之父曾X泽、黄广贤作为甲方，与叶星让及叶星让的父亲叶X瑞作为乙方，签订《合伙建房协议》，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在深圳市东郊XXX征得土地120平方米（建筑面积）经妥办征地及报建手续，提供甲乙双方合伙建房之用；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根据甲方供给合伙建房用地建造五层楼房一栋，并负责基建全部投资、建造费用投资，甲方不做补偿；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投资建造五层楼房竣工后（包括按双方合议设计之图纸、完成土建、水电安装、排水等项工程）甲乙双方进行分配使用，甲方为第三层，乙方为第一、二、四、五层（甲方为120平方米）。双方分得使用之楼房面积，产权均属各自所有。今后房屋税，由各自负责；合同第四条约定，合伙建房从协议签订日起，乙方在一个月内进行筹建，六个月内建成交付使用，如在基建期间出现停建时，第一层则由甲方使用；合同第五条约定，合伙建房，如牵涉对外的房产权问题和缴纳地税、名称统一以报建批准书的户名为准，地税缴纳，则由各方按所属房产占用比例标准分摊负责，双方如一方涉及法规时，本文具有同等效力。
三、上述《合伙建房协议》签订后，叶星让与其父亲于1981年开工建设，但房产只建了一层之后未再施工建设。对于停工的原因，叶星让称是黄广贤、曾X泽未能提供续建证，黄广贤等五人则称是因为叶星让资金不足。建好的一层房产自1982年建好以后由叶星让及其父亲占用使用。1984年11月28日，叶星让、叶X瑞作为甲方，与李X安、庾X文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建房合约》，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提供在深圳市XX新村十一巷柒拾贰号地下左边一套（即一单元面积约柒拾平方），给乙方暂时使用。在全部建筑工程完成时，乙方要求无条件享用本房产三楼左边一单元。乙方并同时享有该单元房产权。如有他方对房产权提出异议，则由甲方承担一切责任；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负责提供该处征地及工程费用人民币：肆万元正。今后如需增减工程设施，所有费都由甲方自己负责，乙方不作任何补偿。乙方使用三楼之规格要求，三房一厅一厨房一洗浴室，房屋质量按暂住一楼装修水平验收；合同第三条约定，今后政府如需征用该住宅用地，所给予经济赔偿，则按实际平方数给予摊分，今后凡属公共设施保养、维修，同样按单位面积摊分报销，不得异议；合同第四条约定，双方各自产业，属业主所有。如产业转让或租借，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政策及其有关规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负。本合约签字生效后若乙方产权受到任何干扰，甲方则需赔偿乙方一切损失。该《合作建房合约》签订后，李X安、庾X文依约向叶星让支付购房款人民币4万元，李X安、庾X文所购房产自1984年起由李X安、庾X文居住使用。1988年7月黄广贤取得了罗湖区XX新村地块《深圳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建筑许可证》，该《深圳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建筑许可证》载明：私房加建一层。1988年，黄广贤、曾X泽在涉案房产一层之上加建了两层半房产。加建后，涉案房产所在整栋房产共有三层半，其中第四层未加建部分还搭建了简易房。所加建的两层半房产中一半房产由黄广贤占有使用，另一半由曾X泽占有使用。2000年，叶星让向黄广贤缴纳土地使用费摊分款人民币5000元。
四、2009年，教新公司与合正公司对XX新村进行拆迁改造。2009年8月，合正公司对拆迁安置面积补偿标准进行公示，明确已办理报建手续房屋按1：1.12的补偿比例进行补偿。补偿比例在实际补偿过程中曾进行调整。
五、2009年6月12日，教新公司作为甲方（拆迁人），与曾国强作为乙方（被拆迁人），签订编号为084的《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2009年6月1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上述084的《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为XX新村改造红线范围内业主，其被拆迁房屋位于罗湖区文锦中路XX新村X栋X号房，属砖混结构，拆迁建筑面积302.61平方米;合同第三条约定,经甲、乙双方同意，甲方补偿乙方的安置房为就地回迁，即在甲方指定的选房范围内（XX新村新规划方案的1栋、2栋和10栋）房屋作为安置房回迁补偿。乙方决定选择方案壹进行回迁安置。方案壹：按甲、乙双方已签订的原合同所约定的房栋号回迁安置，按拆迁建筑面积一赔一标准计算回迁房建筑面积，对应新设计方案的回迁房房栋号和回迁产权人详见附表一。根据乙方所选定回迁安置方案，甲方合计应补偿乙方302.61平方米回迁安置房建筑面积；合同第四条约定，拆迁过渡租金为30元/平方米；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支付乙方的搬迁费为人民币3200元；合同第六条约定，对乙方按规定不计入回迁安置面积的以下临时建筑物及附属物进行一次性现金补偿，简易房补偿金为人民币19261元；合同附表一为业主回迁安置自选房号登记表：1、X栋X房，面积65.31平方米，回迁产权人曾国强；2、X栋X房，面积88.2平方米，回迁产权人曾国强；3、X栋X房，面积65.31平方米，回迁产权人曾国强；4、X栋X房，面积65.31平方米，回迁产权人曾国强。上述084号《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教新公司向曾国强进行了拆迁安置补偿：支付搬迁费人民币3200元，现金补偿人民币531031元，支付过渡租金人民币559835.19元，共计人民币1094066.19元。2012年8月24日，曾国强通过抽签选房，在合正XX府项目中选择了四套回迁安置房，四套安置房的安置如下：1、X栋X座XX房。权利人：曾国强；建筑面积：66.13平方米；登记价：人民币1857457.00元；2、X栋X座XX房。权利人：曾国强；建筑面积：66.13平方米；登记价：人民币1815134.00元；3、X栋X座XX房。权利人：曾国强；建筑面积：66.13平方米；登记价：人民币1852167.00元。4、X栋X座XX房。权利人：曾国强；建筑面积：87.28平方米；登记价：人民币2526578.00元。2013年7月17日，曾国强办理了四套回迁安置房的入伙手续。其后，曾国强办理了上述四套回迁安置房的房产证。
六、2009年6月12日，教新公司作为甲方（拆迁人），与黄广贤、黄毅刚（黄广贤的儿子）、黄智聪（黄广贤的孙子）、黄雅雯（黄广贤的孙女）作为乙方（被拆迁人），签订编号为085的《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2009年6月1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上述085的《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约定，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为XX新村改造红线范围内业主，其被拆迁房屋位于罗湖区文锦中路XX新村X栋X号房，属砖混结构，拆迁建筑面积336.58平方米;合同第三条约定,经甲、乙双方同意，甲方补偿乙方的安置房为就地回迁，即在甲方指定的选房范围内（XX新村新规划方案的1栋、2栋和10栋）房屋作为安置房回迁补偿。乙方决定选择方案贰进行回迁安置。方案贰：按甲、乙双方已签订的原合同所约定的房栋号保留叁套，按建筑面积一赔一标准计算回迁房屋建筑面积，保留的房栋号对应新设计方案的回迁房栋号和回迁产权人详见附表一；剩余拆迁建筑面积99.75平方米在甲方指定的选房范围内通过统一抽签另行选择房栋号。乙方回迁户型选择和回迁产权人详见附表二；根据乙方所选定回迁安置方案，甲方合计应补偿乙方336.58平方米回迁安置房建筑面积；合同第四条约定，拆迁过渡租金为30元/平方米；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支付乙方的搬迁费为人民币3600元；合同第六条约定，对乙方按规定不计入回迁安置面积的以下临时建筑物及附属物进行一次性现金补偿，简易房补偿金为人民币22561.00元；合同附表一为业主回迁安置自选房号登记表：1、X栋X层X房，面积是106.21平方米，回迁产权人黄毅刚、黄智聪；2、X栋X层X房，面积是65.24平方米，回迁产权人黄广贤；3、X栋X层X房，面积是65.24平方米，回迁产权人黄广贤；合同附表二为业主回迁安置抽签选房登记表：户型：3房2厅1卫，建筑面积为86.63平方米，回迁产权人：黄毅刚、黄雅雯。上述085号《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教新公司向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进行了拆迁安置补偿：支付搬迁费人民币3600元，现金补偿人民币22561.00元，支付过渡租金人民币623147.34元，共计人民币649308.34元。2012年7月18日以及8月24日，上述被拆迁人通过抽签选房，在合正XX府项目中选择了五套回迁安置房，五套安置房的安置如下：1、X栋X座XX房。权利人：黄雅雯；建筑面积：50.15平方米；登记价：人民币13696074.00元；2、X栋X座XX房。权利人：黄毅刚；建筑面积：87.16平方米；登记价：人民币2425475.00元；3、X栋X座XX房。权利人：黄毅刚、黄智聪；建筑面积：108.16平方米；登记价：人民币3048810.00元。4、X栋XX房。权利人：黄广贤；建筑面积：65.60平方米；登记价：人民币1984923.00元；5、2栋1202房。权利人：黄广贤；建筑面积65.65平方米；登记价：人民币1897151.00元。2013年7月17日，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办理了五套回迁安置房的入伙手续。其后，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办理了上述五套回迁安置房的房产证。
七、经原审法院责令，教新公司向该院提交了两份《测绘报告》，该两份报告可以认定：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所签订的085号《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中约定的被拆迁房产涵盖了叶星让居住使用的涉案房产，曾国强签订的084号《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中约定的被拆迁房产涵盖了李X安、庾X文居住使用的房产。且根据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所签订的085号《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测绘报告，可以认定合同约定的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被拆迁的房产面积336.58平方米中，包括叶星让居住使用的78.44平方米；根据曾国强所签订的084号《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测绘报告，可以认定合同约定的曾国强被拆迁的房产面积302.61平方米中，包括李X安、庾X文居住使用的78.44平方米。
八、本案诉讼期间，原审法院根据叶星让的申请委托了深圳市国量行土地房地产估价顾问有限公司对“合正XX住宅每平方米的市场现值进行评估”。深圳市国量行土地房地产估价顾问有限公司作出相应的评估报告，确定“合正XX在2015年12月22日每平方米的咨询价值为：人民币69600元/平方米”。
九、本案指定审理期间，黄广贤等五人对叶星让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叶星让不得变更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二）追加新的诉讼当事人的；（三）诉讼标的物灭失或者发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由于本案再审时撤销的是原驳回起诉的裁定，而非撤销原判决，实际上本案之前未作出相应判决，因此，叶星让在本案指定审理期间变更诉讼请求不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为此，原审法院对于黄广贤、曾国强、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的异议予以当庭驳回。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叶星让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不涉及教新公司、合正公司的责任承担，基于不诉不理的原则，对教新公司、合正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叶星让是否有权主张补偿拆迁安置补偿损失；二、拆迁补偿损失应如何确定。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涉案被拆迁房产所在的地块原取得了建筑许可证，叶星让与其父亲是基于《合伙建房协议》取得了原XX新村X栋X层楼的房屋使用权，并非非法侵占，且原XX新村X栋X层右边单元房产（相对于庾X文、李X安居住使用的房产位置而言）自1982年至房产被拆迁之前一直由叶星让占有使用，叶星让亦于2000年向黄广贤支付了土地使用费，因此，叶星让对原XX新村X栋X层右边单元房产的合法权利应受法律保护。黄广贤等五人抗辩称叶星让占有使用的原XX新村X栋X层右边单元房产为违法建筑，从未被政府确认产权，因而，叶星让无权要求赔偿或补偿。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原XX新村XX栋未取得房地产证，但黄广贤等五人正是基于XX新村XX栋取得拆迁补偿权利，黄广贤等五人一方面基于包括叶星让居住使用的房产在内的原XX新村XX栋与教新公司签订补偿协议、获取补偿权利，另一方面又以叶星让居住使用的房产为违章建筑为由主张叶星让不应获得拆迁补偿权利，该主张违反诚信原则，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为此，原审法院在本案中确认叶星让有获得拆迁补偿的权利。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二，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所签订的085号《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测绘报告，可以认定合同约定的被拆迁的房产面积336.58平方米中，包括叶星让居住使用的73.29平方米，因而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获取的拆迁权益涵盖了应属于叶星让的拆迁权益，黄广贤等五人应向叶星让承担拆迁补偿责任。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是作为一个整体与教新公司签订《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应共同向叶星让承担拆迁补偿责任。曾国强所获取的拆迁权益则与叶星让无关，因此曾国强无需对叶星让承担拆迁补偿责任。至于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的具体责任承担问题，由于教新公司是基于原XX新村XX栋房产的面积来计算拆迁补偿权益的，计算拆迁权益时并未具体区分房屋楼层、结构、朝向等因素，因此，基于公平原则，原审法院酌定以叶星让居住使用的房产面积即73.29平方米，与085号《深圳市罗湖区XX新村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约定的被拆迁房产面积即336.58平方米的比例来确定叶星让应获得的拆迁补偿权益，即叶星让应取得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所获得的21.7749%的拆迁权益，计算公式为：73.29平方米÷336.58平方米=21.7749%。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基于拆迁安置取得的房产的现价值为26219712元，计算公式为：（50.15+87.16+65.60+108.16+65.65）×69600元=26219712元，按照上述比例，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应向叶星让支付房产补偿款人民币5709316元，计算公式为：26219712元×21.7749%=5709316元。
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所获得的现金补偿人民币22561.00元为原XX新村XX栋四楼简易房的补偿，该简易房未计算到拆迁房产面积336.58平方米之中，亦与叶星让无关，叶星让主张该部分补偿权益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获得的搬迁费人民币3600元、过渡租金人民币623147.34元是根据拆迁房产面积336.58平方米来确定的，亦应按照上述补偿比例支付给叶星让。因此，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应向叶星让支付搬迁费、过渡租金合计人民币136473.6元，计算公式为：（3600元+623147.34元）×21.7749%=136473.6元。
由于拆迁安置补偿的方式既可以是房屋补偿，也可以是现金补偿，叶星让并不必然取得补偿房屋，叶星让在本案最终的诉讼请求亦未主张房屋补偿，因此，叶星让主张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从拆迁安置房入伙之日即2013年7月7日起按指导租金标准支付房屋使用费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叶星让在本案当中要求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按房屋现值支付拆迁补偿权益的诉讼请求已获原审法院支持，且叶星让在本案当中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每一期的过渡租金及搬迁费的支付时间与金额，利息的起算与计算不明确，叶星让要求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叶星让支付房屋补偿款人民币5709316元。二、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星让支付搬迁费、过渡租金合计人民币136473.6元。三、驳回叶星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黄广贤等五人未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4687元，由叶星让承担人民币6109元，由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承担人民币38578元；本案鉴定费人民币5000元，由黄广贤、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承担。
本院另查明，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整栋房产为四层半，其中叶星让占有使用的房屋面积应为73.29平方米。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纠纷的性质是什么。二、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应当由谁享有。
关于本案纠纷性质的问题。叶星让提起本案诉讼系因其自1984年开始占有使用的涉案房屋被拆迁，而回迁房产及安置补偿款却由黄广贤等五人取得，叶星让据此要求黄广贤等五人返还相关权益，因此本案涉及的是拆迁补偿权益的分配问题，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正确。黄广贤等五人上诉称本案系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法院应不予受理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应当由谁享有的问题。1981年3月19日，黄广贤与曾国强之父曾X泽作为甲方，叶星让及叶星让的父亲叶X瑞作为乙方，签订《合伙建房协议》，建好的一层房产自1982年建好以后由叶星让及其父亲占用使用。因此，可以认定叶星让系因合作建房取得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权，且黄广贤等五人在二十多年中对叶星让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未提出异议。虽然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整栋房产存在违建情形，但拆迁人教新公司是以房屋的实际面积计算回迁补偿面积，并非以具有合法产权为前提。因此，涉案房屋拆迁后，相关权益应当由占有使用人叶星让享有。黄广贤等五人以叶星让对涉案房屋不享有合法权利、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等为由，主张叶星让不应享有补偿权益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黄广贤等五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687元，由上诉人黄广贤、曾国强、黄毅刚、黄智聪、黄雅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毅
审 判 员 张 睿
审 判 员 曹 静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兼） 李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