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65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国芬。
委托代理人张喜春，重庆达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马王车站。
法定代表人赵剑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伍俊，重庆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光明，重庆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国芬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5）九法民初字第04197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国芬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喜春、被上诉人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伍俊、周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大堰村共十个社，原告系大堰村一社的村民。1992年12月3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向九龙坡区人民政府下发重府第（1992）590号文件，即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重庆市土地开发整治管理处、九龙坡区国土局联合开发整治征用土地的批复，内容如下：一、同意征用九龙乡大堰村七社、十社全部土地；四、九龙乡大堰村七社、十社全部土地征用后，根据《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同意撤销大堰七社、十社建制，将两社共503名社员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由九龙乡大堰村按照市人民政府第31号令的规定安排好转非人员的生产生活；六、有关此项工程用地的安置补偿等事宜，由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建设用地的有关规定办理。
1993年2月，为解决七社、十社转非人员的安置就业问题，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人民政府大堰村村民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决定成立“重庆大堰实业公司”，并确定经济性质为村办集体。后由重庆九龙坡区大堰企业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未办理工商注册手续）作为组建单位申请开办重庆大堰实业发展公司。1993年4月3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向九龙镇人民政府下发九府函（1993）75号文件，即关于同意成立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的批复，内容如下：经区政府研究，同意成立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下属三个分公司（建材分公司、机械配件分公司、储运分公司），其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请接此批复后，抓紧按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后被告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于当年成立。重庆大堰实业发展公司章程中载明：一、宗旨：为了加强我村企业的持续发展，搞活集体经济，充分发挥我村优势，解决我村七社、十社农转非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我村经济收入，增强我村经济实力和改善产业结构，特新办该公司。三、经济性质：集体所有制村办企业。四、注册资金380万元由集体投资。七、法定代表人产生的程序和职权范围：法定代表人由村党支部任命，经职代会通过及产生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担任总经理，全面负责管理对内对外事宜，代表企业处理和承担各种所事责任。
1993年8月，被告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人民政府提交“关于申请建立县以上城镇集体企业”的报告，内容如下：按市府（1992）31号令及重府地（1992）590号文件，该农转非人员的生产生活由大堰安排解决。因“农转非”后劳动安置性质不属乡镇企业，安置人员应按城镇集体企业性质对待，根据此情况我村为方便安置人员的劳动管理、人事管理档案、工资管理、退休管理、劳动争议及伤残仲裁。1993年3月前已安置“农转非”劳动力289人，并按照城镇集体企业办理和建立了劳动人事手续及档案。我村于1993年3月呈报镇政府经区政府九府函（1993）75号批复统一成立“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经研究下设财务科、劳动安置科、经济发展科、安全保卫科等。根据我公司安置情况我公司于1993年5月向区主管局申报城镇集体企业的招工指标，并经九计综（1993）16号文件下达了“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安置“农转非”计划指标289名的计算通知。根据以上情况为更进一步理顺劳动性质关系及今后劳动管理争议、仲裁，我公司特予申请“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为县以上城镇集体企业性质，该公司职工的安置待遇及其他有关事宜由我公司按照城镇集体性质办理。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人民政府在报告中按章表示同意，并于1993年9月2日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提交九镇府发（1993）178号文件，向九龙坡区人民政府申请，“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的性质应定为县以上城镇集体企业。1993年9月21日，重庆市九龙坡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向九龙镇人民政府下发九计综（1993）31号文件，即关于批准“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为城镇集体企业的通知，内容如下：现批复“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为城镇集体企业，隶属九龙坡区九龙镇人民政府管理。
1993年8月6日，被告下发渝堰总司发（1993）40号文件，即关于解决“农转非”人员有关问题的办法，内容如下：根据重府第（1992）590号文件第四条要求，结合我村“七、十”社土地全部征用后，按市政府（1992）31号令第五条三款就地解决按照到乡镇企业工作，本着安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造就良好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社会秩序，经1993年8月6日“北泉会议”讨论，结合1992年2月2日统井工作会议，特指定本办法并经1993年8月16日村第五届村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一、关于“农转非”人员集体资产效益分配办法：1、为解决七、十社“农转非”人员今后若干年的基本生活来源，特指定集体资产效益分配。此资产效益分配是关系到我公司经济发展、稳定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大事。2、集体资产效益分配是以固定的集体资金投入，个人享受其部分资产产生的效益分配权和效益分配继承权的资产效益分配。持证人无资产所有权及经营权。3、效益分配继承权仅限于七、十社“农转非”有享受权的第一继承程序人有继承权，具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十二条规定：1、配偶；2、子女；3、父母，为第一继承程序人和享受分配权人口述遗嘱指定的继承人。4、分配方式按每证5平方米商业网点资产折合人民币5000元作为集体资产效益分配的换算基数，每证的保底线不得低于资产金12%的效益分配金额，持证人凭《效益分配证》在当年12月或次年1月在公司领取分配金。二、效益分配证发放适用范围：1、凡属城镇的轮换工、买户口入户的空挂户、捡收养的、参军提干的、读书已分配工作的、发证时已死亡的均不属于集体资产效益分配证发放适用范围。2、《集体资产效益分配证》以1993年12月31日止以常住户口人员为准，一人一证，生不补、死亡不退，限于七、十社“农转非”人员，含参军未提干，劳改、劳教人员。6、今后若干年如集体收回其资产的效益，或变卖此部分资产时，需用同等的办法并经50%以上的持证人表决后方可实施。后被告向七、十社的符合条件的社员发放了资产效益分配证。
1994年5月1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向九龙坡区人民政府下发重府地（1994）114号文件，即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土地开发整治管理处、九龙坡区国土局开发整治征用土地的批复，内容如下：一、同意征用九龙坡区九龙镇大堰村一社全部土地；二、九龙镇大堰一社土地全部征用后，根据《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同意撤销该社经济合作社建制，并将该社现有302名社员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按照国家建设征地有关规定，由你府负责安排好转非人员的生产生活。大堰一社征地拆迁安置由大堰按照七、十社的相同模式进行安置。1995年6月14日，因原告已超过劳动力安置年龄，原告符合“一次性领取生活补助费11000元，包干使用”的规定，其中，实发现金8000元，资产效益证3000元。被告于1995年12月31日发给原告“资产效益分配证”，其上载明：原告符合渝堰总司（1993）第40号文件《关于“农转非”人员生产资料效益再分配规定》，经公司批准，特发此证。后效益分配由被告按照一年两次向原告发放。
2010年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大堰村五、六、九社的土地全部被征收，大堰面临撤销建制。后大堰村成立集体资产清理处置工作代表组，由大堰村一至十社民主选举的代表三十名（每社三名）和自然代表三名（村书记、主任、村主办会计）组成。2012年12月27日，大堰村集体资产清理处置工作代表组在大堰村会议室讨论通过以下事项：一、大堰村原一、七、十社集体资产效益分红2012年度下半年分红金额（即2012年7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应全额发放。二、2012年12月31日终止停发大堰一、七、十社集体资产效益分红。2013年6月，大堰一、七、十社的八名代表发布“纠正签名‘停发效益分红’的申明”，并均在书面申明上签字，八名代表均认为在2012年12月27日开会讨论是否停发资产效益分红时，八名代表看到的文件被相关人员删去“今后若干年如集体收回其资产的效益，或变卖此部分资产时，需用同等的办法并经50%以上的持证人表决后方可实施。”的内容，受到了欺骗，故申明原签字无效。后被告自2013年起未向原告发效益分配。
一审法院认为，因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发生的纠纷中，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是否用于分配的问题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告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系基于解决大堰部分农转非人员安置问题而成立的集体经济组织，被告为了解决原告在农转非安置后的生活来源问题向原告发放了《资产效益分配证》。原告要求被告按照《资产效益分配证》向原告发放效益分配，该效益分配属于被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范围，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经该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何国芬的起诉。”
何国芬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要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按1500元／年的标准向其支付资产效益分配款至2015年6月30日止（之后的资产效益分配款另行诉讼）。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何国芬与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之间属于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不属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法律关系。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在其（1993）40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了本案所涉的集体资产效益分配是农转非人员基本生活来源，款项性质属于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费用。以上文件及何国芬持有的效益分配证证明双方形成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关系，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及大堰委会属于“一、七、十社“土地的建设用地单位，属于开发商，系安置义务人。本案中何国芬对于征地补偿标准没有异议，请求按双方约定支付补偿费用，不属于应当由政府先行处理的”对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争议“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因收益分配产生的纠纷，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答辩称：何国芬系大堰农转非人员，该公司系大堰村的一个村属集体经济组织，二者之间没有组织关系和经济关系。本案涉及的所谓“效益分配”，实质是大堰村村属集体企业的财产补助农转非人员，该“效益分配”是村两委会研究，由村民代表通过而设定，2012年上级决定撤销大堰建制，进入财产清理，经合法选举产生村民代表，开会决定将过去发放的仅有部分人受益的资金补助停发。以上纯属村民自治行为，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只是执行村民代表的决定。何国芬所谓的“效益分配”权益的880余人，绝大多数不是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的成员，决定分配和停发分配的也不是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故本案不适用于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情形。一审裁定正确，要求维持。
本院经审查认为，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大堰村原一、七、十社所涉及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中，用地主体及安置义务人均为大堰，何国芬主张其与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存在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与事实不符。重庆大堰实业总公司由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大堰村投资开办，其性质为村集体资产，该公司对一、七、十社“农转非”人员发放和停发集体资产效益分配并非公司经营内容的范围，均是执行大堰村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故本案争议实质为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是否用于分配的问题，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不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周海燕
代理审判员 周 舟
代理审判员 陈 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德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