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07民终15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爱菊，女，汉族，1949年4月8日出生，住新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胜勇，女，汉族，1970年10月20日生，住新乡市，系王爱菊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香，河南日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志，男，汉族，1947年12月19日出生，住新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荔，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晓云，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爱菊因与被上诉人李永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6）豫0702民初2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爱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胜勇、付春香，被上诉人李永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荔、尚晓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爱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李永志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李永志称王爱菊分数次向其借款80万元的依据为一份对账单，但该对账单显示的是李永志借给王娣、杨云资金的利息清单，而非借给王爱菊的依据，并且该对账单也无法证明王爱菊与李永志之间存在任何关系，故不应采纳，不应作为李永志履行出借义务的证据；2、2014年3月25日的借条，虽系王爱菊所写，但李永志并未实际履行出借义务，该借条不成立，不应当按照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一审仅凭借条即认定错误；3、一审认定王爱菊以李永志的名义存入新乡市登科电器有限责任公�（以下简称登科公司）错误，李永志系以自己的名义将款项存入登科公司，其在欺骗王爱菊为其打借条后，仍以自己的名义领取生活费，享受债权人的利益；4、王爱菊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登科公司通告、领款凭证、登科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是为了证明李永志欺骗王爱菊说要将登科公司的债权转让给王爱菊，但后来双方决定将债权转让协议和借条作废，所以李永志将债权转让协议交给王爱菊，但借条没有交回。当时李永志称仅仅是为了让孩子们看看借条，但却提起了恶意诉讼。同时，债权转让的协议没有通知债务人，也未办理债权变更，也未将债权凭证交给王爱菊，故该债权转让协议也未实际履行，该协议也无效。况且李永志在王爱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和借条后，还多次领取登科公司发放的生活费，继续享受债权人的权益；5、2016年1月5日收条，表明王爱菊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应当支持王爱菊的反诉请求，一审将其认定为借款利息显然错误；6、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应当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主审法官未在判决书上显示，也没有向当事人宣布合议庭成员，故一审程序错误。被上诉人李永志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借条、对账单均为王爱菊本人书写，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爱菊自2005年开始一直向王爱菊出借资金，后王爱菊于2010年8月25日书写了借款明细，包括具体借款时间、利息等内容，包括王爱菊借款转给王娣、以及李永志通过杨云交付给王爱菊的借款，通过计算可知利息为月息1.5分。后每年经过换条演变为2014年3月25日条。借条记载金额与借款明细单所记载基本一致，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足以证明李永志向王爱菊交付了出借资金；王爱菊称该借款明细系第三人向其借款的明细，但该借款明细系李永志持有，李永志也不可能不让真正的借款人出具手续，而让王爱菊书写借款明细。2、李永志和登科公司没有借贷关系，李永志将款项借给王爱菊时，王爱菊并未说明款项用于登科公司，之后的利息均由王爱菊支付。直到王爱菊最后一次书写借条后，才告知李永志将款项出借给了登科公司。但李永志对此并不认可，李永志从登科公司领取生活费的行为发生在王爱菊出具借条之后，是为了尽量挽回自己的损失，但该行为并非认可将钱借给了登科公司。李永志不持有登科公司的借款凭证，如果王爱菊明知登科公司为李永志出具了借款凭证，其自己又为李永志出具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且登科公司支付的利息与王爱菊向李永志支付的利息之间有利差，表明并非同一借贷关系；3、王爱菊称出具借条受到胁迫，但自书写借�之日已经两年之久，王爱菊并未提出异议，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4、因王爱菊确认截止2014年3月25日借李永志款项为90万元，故在此之后其支付给李永志的10万元应当属于偿还的借款利息，并非王爱菊出借给李永志的款项，故王爱菊的反诉不应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正确，程序合法，应予支持。李永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爱菊立即偿还借款900000元及自2014年3月25日起的利息（按月息1.5%计算至偿还借款为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永志与王爱菊系朋友关系。2014年3月25日，王爱菊向李永志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借到李永志现金900000元整，如到2015年2月份还不了，愿把新飞花园住房一套给李永志。2014年2月25日王爱菊”。2016年1月5日，李永志向王爱菊出具收到条1份，载明：“今收到王爱菊现金100000元整。2016年元月5日李永志”（转款时�为2016年1月1日）。现李永志要求王爱菊偿还借款900000元，故诉至法院。王爱菊称李永志借其100000元，要求偿还，故提起反诉。另查明，王爱菊将借款以李永志名义存入登科公司，登科公司所发放的债主生活费领取表由王爱菊签名，代领了该费用。另李永志与王爱菊曾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王爱菊偿还登科公司欠李永志的8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王爱菊向李永志出具了900000元的借条，王爱菊又转款给李永志100000元，与王爱菊与李永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内容相一致，且登科公司所发放的债主生活费领取表由王爱菊签名，代领了该费用，故李永志要求王爱菊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李永志还要求王爱菊支付自2014年3月25�起的利息（按月息1.5%计算至偿还借款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利息应以9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从2015年3月1日（借条逾期之日）起到2016年1月1日（王爱菊转款之日），利息为45000元，故王爱菊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应为855000元，利息应以855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2日起至给付之日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王爱菊称100000元系借给李永志使用，但李永志出具的系收到条，未显示其借款的情况，对王爱菊的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王爱菊称其出具的900000元借条系被李永志胁迫所出具，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该项辩解理由，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最�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判决：一、王爱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永志借款85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855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2日起至给付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李永志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王爱菊的反诉请求。如果王爱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费1150元，合计18950元，由王爱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爱菊提供证据如下：1、传票一份、应诉通知书一份、举证通知书一份。证明一审没有向王爱菊告知合议庭成员。2、特快专递单一份、公示照片一份、一审庭审笔录签字页一份。证明一审主审法官与判决书列明的人员不同，一审卷宗庭审笔录三人签字与事实不符。3、登科公司证明一份，证明李永志与登科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与王爱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以上证据经被上诉人李永志质证，李永志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王爱菊的主张。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均为复印件，请法院予以核实，即使为真也无法证明一审主审法官与判决书列明的不同。对证据3的真实系有异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无法证明李永志与登科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应依法�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虽为复印件，但经核实，与原件一致，对其真实性也应当予以认定；对证据3，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系登科公司出具，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依法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一致外，另查明，2014年4月18日王爱菊与李永志还签订了债权转移协议，根据该协议，王爱菊同意接收登科公司李运长欠李永志80万元的债务，该债务由王爱菊负责清偿。该协议中约定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签字后生效。但现仅有王爱菊持有该协议，王爱菊称本案所涉90万元借条和债权转移协议系同一天出具，后双方协商借条和债权转移协议作废，但李永志仅交还了债权转移协议，未将90万元借条交回。此外，根据2014年7月之后的《登科发放债主生活费领取表》显示，债主姓名部分标注有李永志，但最�签字时，有王爱菊代领，也有李永志本人签字。李永志辩称签订债权转移协议和领取登科公司生活费均系为了确保自己对王爱菊债权的实现，其之前对该笔款项存入登科公司并不知情。本院认为：1、关于王爱菊是否应当偿还本案所涉款项的问题。王爱菊为李永志出具有借条，载明借到李永志现金90万元整，同时在借条中承诺如到2015年2月份还不了愿把新飞花园住房一套给李永志。现王爱菊上诉称该借条系在李永志胁迫下出具，但并未提供证据，且该借条出具时间为2014年3月25日，之前王爱菊也未主张撤销该借条，故其主张受胁迫出具借条的理由不能成立；王爱菊上诉称李永志无法证明其履行了出借义务，李永志提供了王爱菊书写的借款明细，该明细虽然并未明确载明系借李永志款项，但结合王爱菊在借条中载明“借到现金90万元”，表明其对收到款项的事�无异议，也与李永志所称最终结算出具借条的解释具有一致性，故其辩解李永志未履行出借义务的理由亦不能成立；王爱菊上诉称其与李永志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永志系将款项出借给登科公司，并提供了其与李永志签订的债权转移协议、登科公司出具的李永志在其公司享有190万元债权的证明、李永志在登科公司领取生活费的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但李永志否认其对登科公司享有债权，并辩解称其签订债权转移协议以及在登科公司领取生活费均系按照王爱菊的要求，系为了确保自己对王爱菊债权的实现。本院认为，尽管登科公司认可李永志在其公司享有债权，但李永志否认，现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李永志持有登科公司的债权凭证，尽管李永志在登科公司领取了部分生活费，但部分系王爱菊代领，且领取生活费均在王爱菊出具90万元借条之后，仅凭李永志领取生活费的情形不足以认定李永志与登科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王爱菊虽称本案所涉90万元借条和债权转移协议系同一天出具，并称双方协商借条和债权转移协议作废后李永志仅交还了债权转移协议，未将90万元借条交回，但该债权转移协议的落款时间在王爱菊出具90万元借条时间之后，王爱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债权转移协议与其出具借条的关联性，故也不能依据该债权转移协议认定李永志认可其对登科公司享有债权。据此，王爱菊作为借条出具人，仍负有偿还该笔款项的义务，其将该笔款项以李永志的名义放入登科公司，现李永志否认与登科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则王爱菊可另行向登科公司主张。2、关于王爱菊的反诉是否应当的得到支持的问题。王爱菊向李永志转款10万元，李永志为其出具的条据为收到条，王爱菊现主张该笔款项系李永志向其借�，但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结合王爱菊为李永志出具借条在前的事实，一审经该笔款项认定为王爱菊还款并无不当，王爱菊反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王爱菊为李永志出具的借条虽未载明利息，但约定了还款期限，李永志可主张王爱菊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令王爱菊按照年利率6%支付占用资金的利息并无不当。同时鉴于李永志为王爱菊出具的收到条中没有载明该笔10万元为本金还是利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应当将该笔10万元先冲抵利息然后冲抵本金。3、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王爱菊上诉称一审的主审法官并非一审判决书上载明的人员，但根据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一审合议庭成员非判决书上载明人员，且根据一审法院庭审笔录记载，当庭向双方当事人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也未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故其称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应支持。综上所述，王爱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50元，由上诉人王爱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妍丽审判员  黄天文审判员  陈 洁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李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