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开民一初字第01525号
原告舒保桥，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委托代理人王利君，长沙市平安法律服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园林管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二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洪波。
委托代理人张晨，系该司员工。
被告湖南烈士公园管理处，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号。
法定代表人吴军。
委托代理人杨旸，湖南言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圣喆，湖南言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肖凤良，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原告舒保桥诉被告湖南烈士公园管理处（以下简称烈士公园）、长沙市园林管理局（以下简称园林局）、第三人肖凤良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鹏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杨宇、人民陪审员王运珍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宋敏担任庭审记录。原告舒保桥的委托代理人王利君、被告烈士公园的委托代理人杨旸、周圣喆，被告园林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晨、第三人肖凤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舒保桥诉称，原告于1997年10月入职被告烈士公园处工作，从事人工湖船务工作，月薪分别为320元／月一年，480元／月七年，500元／月四年，580元／月六年。烈士公园一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亦未购买五险一金。2015年1月15日被告烈士公园无任何理由辞退了原告。原告找被告烈士公园理论无果后无奈提出仲裁，市仲裁委对此不予受理，故原告只能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二被告存在劳动关系；2、二被告给付未签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39415.75元（3583.25×11）；3、二被告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5998元（3583.25×12×2）；4、二被告给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42999元（3583.25×12）；5、二被告给付每月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差额124560元；6、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烈士公园辩称：1、原告系季节性的劳务用工，工作时间不固定，一年的服务时间只有几个月，系短暂的雇佣关系；2、因未签劳动合同需支付二倍工资的诉求已超时效；3、不能同时主张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其工作年数没有事实依据；4、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每月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差额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原告以3583.25元／月作为其计算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差额工资的基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园林局辩称：被告园林局不是适格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
第三人肖凤良述称：原告确实在第三人处工作。
经审理查明：被告园林局为被告烈士公园的行政管理单位，被告烈士公园系其下属单位；二者均为独立的事业法人单位。
原告舒保桥在被告烈士公园处从事仿古船划船工作，工作性质是计时工，按趟计算工资，于2014年底因被告烈士公园统一清退所谓“临时工”而离职。原告离职时隶属于第三人肖凤良的班组，后者系被告烈士公园的正式职工，担任水上公司经理；其日常工作由案外人杜东山具体负责。原告在被告烈士公园处工作期间，每月工资由负责人肖凤良造表上报给被告烈士公园备案后，由财会科统一发放，2014年10月9日后原告再未收到被告烈士公园所发工资。被告园林局、烈士公园、第三人肖凤良均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
具体而言，2009年3月9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原告共收到被告烈士公园实发工资4847元，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为2563元，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原告共收到被告烈士公园实发工资2113元，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为1935元，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10月10日为4995元（以上共计16453元）。
2015年1月23日，原告等41人向被告烈士公园人事部门递交劳动争议相关材料，后者出具了《收条》。同年3月24日，原告等41人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确认与两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两被告连带给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39415.75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5998元、补偿金42999元、每月未足额支付的劳动报酬差额124560元。该委以“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收案受案范围”为由作出长劳人仲不字（2015）第06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对该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原告故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交其向被告烈士公园提交的《报告》，其上载明原告“从1997年10月份起至今来本公园已连续工作了十七年之久……为盼”，报告尾部由案外人杜冬山作为日常管理人注明了“情况属实”、“其每日上班从8点-下午6点”等情况，并与其直属领导即本案第三人肖凤良共同签名予以确认；并提供证人证言、工服、工号牌等证据材料，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烈士公园之间存在有事实劳动关系，以及2009年以前被告烈士公园以现金发放工资的事实；两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并提供承包协议、责任书等证据，拟证明被告烈士公园已进行内部承包，原告等劳动者系与其班组发生的雇佣关系；原告则认为被告的内部承包关系与原告无关，原告受被告的规章制度所管理，原告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以烈士公园员工的身份来完成其所指定的任务。
经本院向第三人及案外人杜冬山核实，被告烈士公园采取内部承包责任制的管理模式，原告等劳动者直接受第三人及案外人杜冬山所日常管理，第三人依据被告烈士公园的规章制度对原告等人进行灵活管理，原告等人对外均以被告烈士公园的员工名义行事；原告等人的工资由第三人造表上报给报告烈士公园后再发放，根据效益进行结算、采按趟计费方式，并非定期、按月发放；2009年以前系现金发放模式，2009年及以后直接发放至原告银行卡。2014年12月，因烈士公园变革内部管理和用工模式，故统一清退未签劳动合同的“临时用工者”，原告舒保桥在统一清退的人员范围内。
另查明，被告烈士公园与其下属各班组（或公司、科室）的签订的《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园林维护“以费养事”合同》、《承包协议书》等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被告烈士公园有权对各科室（或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财务工作进行指导、监督、考核、审计，有权撤换、处理各科室（或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指导性的调整和安排”，各班组（或公司、科室）的全体工作人员需遵守被告烈士公园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公园的统一管理；并有各科室（或公司）系“代表公园管理处行使对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服务权力”，应在管理处“指导下对临时工进行聘用和辞退”，如需聘请涉案劳动者必须事“先到政工科办理有关手续，一经批准，方可使用”等表述。
原告舒保桥海原属案外人长沙运贸总公司改制职工，该公司劳动工资处出具《证明》，载明“因企业于2001年12月改制破产”，原告等三人“从2002年元月份起由个人向社保局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企业改制时缴至到2011年8月份止，以后都由个人缴纳医保”。长沙运贸总公司改制破产后，原告经买断工龄后，与长沙运贸总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
再查明，长沙市最低工资标准2009年3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为665元；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为850元；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为1020元；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为1160元；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为1265元；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为1390元。
以上事实有不予受理通知书、银行流水、目标管理责任书、承包协议书、收条、退休证、证明、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与被告烈士公园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
内部责任承包实质上是企业将承包业务范围内的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权、人员使用权等转移给下属的相关责任人代为行使，双方的民事地位是不对等的，实际上的责任主体仍是企业本身，并不能以是否发生了内部责任承包来确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用工性质。
本案中，被告烈士公园虽辩称未与原告等劳动者直接发生劳动关系，但其与本案第三人及其科室（公司）签订的内部协议明确约定了后者的全体工作人员需遵守公园的各项规章制度，需服从公园的统一管理；本案第三人及其科室作为实际用工人，对原告等劳动者进行的招聘、制定“临时工”工资分配办法等均需提前备案，并视被告烈士公园的业务需求、根据被告烈士公园的统一要求（如检查、外事参观等）来排原告等人的工作；其是以被告烈士公园员工的身份，根据烈士公园划拨的资金，依据被告烈士公园的规章制度对原告等人进行灵活管理的；被告烈士公园实际上是通过本案第三人及其科室的日常管理行为来实现对原告等人的间接管理，其管理方式的间接和灵活性并不能掩盖与原告等劳动者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其劳动报酬的给付方式也不能决定双方之间用工的性质，对被告烈士公园的相关辩称，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等劳动者对外均是以公园员工的名义行事，其所从事的工作是被告烈士公园主营业务的组成部分，系为被告烈士公园提供的劳动，由被告烈士公园享有劳动成果；且由被告烈士公园发放工资，原告与被告烈士公园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管理性、从属性等基本特征，原告舒保桥与被告烈士公园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原告提供的《报告》有第三人及被告烈士公园的员工的签字确认，结合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本院对原告于1997年10月开始在被告烈士公园处工作这一事实予以确认；但原告原属长沙运贸总公司员工，2001年12月单位改制破产后方解除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其在被告烈士公园处的入职时间应为2002年。故原告唐冬海与被告烈士公园之间，于2002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关于原告所主张的二倍工资的问题。被告烈士公园一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因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方正式实施，对既往不具有溯及力，故被告烈士公园应当支付的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应自2008年2月开始，计算至2008年12月。二倍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范围，而是对用人单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一种惩罚性措施，劳动者要求二倍工资的诉求受仲裁时效的限制，即原告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的诉求应在2010年1月1日之前提出，现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烈士公园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补偿金的问题。
原告系因被告烈士公园变更管理用工模式、统一清退所谓“临时工”而离职，系因客观情况变化导致的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从而解除的劳动关系，不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因此，被告烈士公园应予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对原告要求被告烈士公园同时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于2002年1月入职，2014年12月离职，共在被告烈士公园处工作12年11个月；原告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289（3470÷12），明显低于当年长沙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且原告在诉状中主张按12年来计算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故被告烈士公园应支付原告的经济补偿金应为15180元（1265×12）；
四、对于未足额支付工资差额的问题。
2009年3月9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原告共得工资4847元，该期间的长沙市最低工资标准为665元／月，故被告烈士公园还应支付原告该期间的工资差额5793元（665×16－4847）；
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原告共得工资2563元，该期间的长沙市最低工资标准为850元／月，故被告烈士公园还应支付原告该期间的工资差额7637元（850×12－2563）；
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原告共从被告烈士公园处获得工资2113元，该期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020元／月，故被告烈士公园应支付原告工资差额10127元（1020×12－2113）；
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原告共从被告烈士公园处获得工资1935元，此期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160元／月，故被告烈士公园应支付原告工资差额11985元（1160×12－1935）；
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0月10日期间，长沙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265元／月；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期间的最低工资，本院酌情以2014年度的1265元／月为标准。而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10月10日期间，原告共从被告烈士公园处获得工资4995元，故被告烈士公园应支付原告工资差额15245元（1265×16－4995）；
对于原告所主张的2009年3月9日之前的工资差额，因原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工资水平，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烈士公园应支付给原告的工资差额共计50787元。
五、关于被告园林局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园林局虽系被告烈士公园的上级主管单位，但双方均系独立的事业法人，原告亦未为被告园林局提供劳动或接受被告园林局的管理，原告舒保桥与被告园林局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园林局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舒保桥与被告烈士公园在2002年1月至2014年12月底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告湖南烈士公园管理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原告舒保桥支付经济补偿金15180元；
三、被告湖南烈士公园管理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原告舒保桥支付工资差额50787元；
四、驳回原告舒保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烈士公园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鹏
代理审判员 杨 宇
人民陪审员 王运珍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日
代理书记员 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