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12民初12652号
原告：重庆经南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288号1幢2单元26-7号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759268766D。
法定代表人：周光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白杨路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060514257E。
法定代表人：朱有军，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琪，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承明，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金渝大道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5567784755。
负责人：陈绿平，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椒椒，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经南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南公司）与被告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以下简称两江新区土储中心）、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两江新区管委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婷婷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经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光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陈东，被告两江新区土储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琪、张承明，被告两江新区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椒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经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与原告就大竹林老街片区建设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办理结算，并支付原告拆迁代办费904900.2元、拆除被拆迁建筑工程款1036299.15元、因延期增加的人工工资147000元，以上合计2088199.35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2088199.3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200%计算从2013年5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7年8月6日，原告与被告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原名称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签订《大竹林老街片区房屋拆迁安置工作委托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2009年1月6日，原告与被告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名称由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更名为重庆北部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被告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内设的重庆北部新区征地领导小组拆迁办公室签订《大竹林老街片区房屋拆迁安置工作补充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大竹林老街片区建设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委托原告组织实施，被告应按约支付拆迁代办费等费用，若未能按时支付，应依照银行同期利息的200%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履约，但在实施拆迁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实际情况和理由：1.2007年10月1日《物权法》的施行，与原被告签订合同时适用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产生冲突，被告多次对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研究报批，导致增加原告工作量300个工作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召开等，政府下令暂停拆迁工作的情况，增加原告工作量230个工日。2007年至2010年，重庆市对北部新区、高新区、经开区，实行“三区合一”。《协议书》签订时的被告发生变化，被告主管领导、分管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发生变更，原告原作出的拆迁计划、方案也被推倒重来。同样，2010年，重庆北部新区又不再实行“三区合一”管理体制，北部新区范围及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同时也成立了新的两江新区；2016年，为优化两江新区管理体制，北部新区撤销，两江新区架构整合。大竹林老街片区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分分合合，导致原告拆迁代办工作量增大，其中延长工作日450多天。以上共计增加了980多个工作日，增加人工工资147000元以上。2.《协议书》约定拆迁单位为5个单位，但原告实际完成的是8个单位，增加了大石理发店、大石饮食店、光明副食店。拆迁范围原协议暂定为12268㎡，但在增加上述拆迁单位的基础上，同时拆迁范围也有增加，如大石群运队的家属区住宅、大石装卸运输公司的车队和礼嘉镇碑亭的道班房。以上单位增加和范围增加，最终导致拆迁实际建筑面积从原协议暂定的12268㎡增加到23028.87㎡。3.如上述第1条原因，导致原告增加即延长了980多个工作日，此时的拆迁代办费标准已经调整到了48.5元/㎡（按照拆迁范围建筑面积计算）。2010年度，被告实施海州建材公司住宅拆迁项目时，组织了拆迁代办公开招标投标，原告以48.5元/㎡的最低价中标。本案大竹林老街片区项目实施、实际拆迁安置的时间段也是2010年到2013年期间。考虑物价上涨、工资水准上调等多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果按照原协议约定的拆迁代办费标准对原告显失公平。因此，原告认为应按48.5元/㎡计算代办费。同时，对于无证建筑的拆迁，考虑上述增加代办费的因素，同时，兼顾无证建筑需要聘请相关单位进行丈量、公告请示等大量工作，实际在拆迁工作中花费的人力、物力还比有证建筑要多，因此，从公平角度出发，对无证建筑的代办拆迁费应按照有证建筑的拆迁代办费标准计算。原告实际对23028.87㎡有证、无证建筑履行了拆迁代办工作，被告应按照实际拆迁代办时的标准48.5元/㎡向原告支付拆迁代办费1116900.2元，但被告实际仅支付了212000元，还欠原告904900.20元。4.《协议书》第九条约定，由原告委托具有拆除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实施对红线范围内的建筑进行拆除。原告如约将红线范围内实际被拆迁建筑23028.87㎡委托了有资质的施工单位重庆光明环境美化工程有限公司实施拆除。被告应按重庆主城区拆除被拆迁建筑的标准45元/㎡支付给原告1036299.15元。5.根据《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若被告不能按时支付原告费用，应依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200%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原告于2013年4月底全部完成本案大竹林老街片区房屋拆迁安置工作，根据《协议书》第十条约定，被告应按照实际拆迁面积与原告进行分类结算，并在拆迁工作完成10日内付清全部款项。原告为多次向被告进行催促结算并支付，但被告却拖延推诿。因此，被告应按照双方约定承担原告的利息损失。综上，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两江新区土储中心辩称，《协议书》约定有证建筑物的代办费单价35元/平方米，无证建筑物的代办费单价20元/平方米，原告要求按48.5元/平方米计付拆迁代办费无法律依据；《协议书》约定原告负责大竹林老街100号即大石装运公司、人和供销社、重庆聚龙食品公司、大石群运队、大石综合店红线范围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物拆迁拆除，总面积为12268平方米，其中：有证面积7235平方米，无证建筑面积5033平方米，但事实上，大石装运公司8383.81平方米的房屋未拆除，原告称新增拆除面积23028.87平方米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协议书》约定原告负责约定红线范围内城市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物拆除，除向其支付代办费外，被告不再另行支付费用，原告于2013年9月10日递交的《申请》也明确载明：“合同约定，在三个月内完成拆迁，相应的房屋拆除工作由我公司委托具有拆除资质的施工单位具体实施，并按当时惯例“以料抵工”形式支付拆除费用，不再额外支付拆除费用”，故原告在主张代办费外另行主张1036299.15元拆迁建筑工程款无法律依据；《物权法》实施，并不影响《协议》的履行，召开中共十七大、发生“5.12”汶川大地震、举办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系不可抗力，被告应免责，2008年5月和2010年7月两次北部新区体制调整，并不影响原告履行《协议》约定的拆除义务，故原告主张因上述原因延期增加的人工工资147000元不能成立；被告根据《协议》约定，按期足额支付两笔代办费共计212000元，原告未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资料证明其已完成拆除任务的80%致被告未支付第三笔代办费，原告提供结算资料不齐，无法结算，导致被告未支付尾款，被告不构成违约；原告未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拆除任务，构成违约；原告违规补偿给被告造成经济损失应赔偿。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两江新区管委会辩称，我方不是《协议书》当事人，不应承担《协议书》的责任，故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具有拆迁二级资质。2007年8月6日，以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以下简称高新区土储中心）为甲方，以原告为乙方，双方签订《大竹林老街片区房屋拆迁安置工作委托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大竹林老街100号，即大石装运公司、人和供销社、重庆聚龙食品公司、大石群运队、大石综合店的拆迁工作委托乙方实施。拆迁数量：总建筑面积暂定12268平方米，其中有证面积7235平方米，无证面积5033平方米。交地期限：全部拆除的最长期限为取得拆迁许可证后的90个工作日内，因甲方资金原因或国家拆迁政策的重大调整致使拆迁工作延缓暂停的，拆迁交地期限相应顺延。乙方责任：1.协助甲方申领拆迁许可证；2.与甲方共同编制房屋拆迁安置工作计划及制定房屋拆迁安置方案；3.办理拆迁安置手续，收回房屋产权证和国土使用权证；4.联系并组织召开相关工作会议；5.做好拆迁人的动迁、补偿和安置工作；6.代表甲方协调裁决、强拆手续；7.拆迁安置完毕后，清理、汇总并做好档案移交报送有关部门存档。拆迁安置费用安排：包括购置安置房的费用和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的费用，前者由甲方负责提供并解决，后者按照现行拆迁补偿费额标准，由甲方派员跟随乙方发放。第八条、第十条约定拆迁代办费及支付：暂定353885元，非住宅：7235平方米×35元每平方米=253225元，无证建筑：5033平方米×20元每平方米=100660元。协议签订后5天内支付总资金的30%即10.6万元，拆迁进度达50%时支付30%即10.6万元，拆迁进度达80%时支付10%即3.5万元，余款按实结算后，在拆迁工作完成十日内付清。第九条约定乙方负责拆除红线范围内的建筑物，并按建筑法规定委托具有拆除资质的施工单位具体措施。庭审中，原、被告认可协议书约定的计价标准为有证、无证。两江新区土储中心陈述协议书约定的非住宅计价标准即有证建筑的计价标准。
其后，高新区土储中心被重庆北部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以下简称北部新区土储中心）合并；其后，北部新区土储中心与重庆两江新区土储中心、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整合设立为新的两江新区土储中心，即被告一。
2008年3月24日，案涉拆迁办理了拆迁许可证，原告开始了拆迁工作。北部新区土储中心分别于2008年8月20日、2009年6月29日支付原告代办费106000元、106000元，共计212000元。
2009年1月6日，原告作为乙方，北部新区土储中心、重庆北部新区拆迁征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办）作为甲方，就案涉拆迁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为加快拆迁进度，甲方拨付乙方工作经费9万元，若在2009年1月24日前完成任务，甲方奖励乙方3万元。另查明，拆迁办行政隶属重庆北部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部新区管委会），其后，北部新区管委会被撤销，职责划归两江新区管委会，即被告二。原告本次起诉未起诉补充协议的费用。
关于拆迁范围，除《协议书》约定的五个单位外，原告还实际拆迁了光明副食店、大石饮食服务商店、大石理发店三个单位，并与北部新区土储中心办理了上述八个单位的资料移交。双方对资料移交产生争议，北部新区土储中心认为原告资料移交不全，如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未移交原件、没有产权注销证明、产权调换协议和产权调换费用表仅有部分原件、公示名单人员不足、补偿户多出实际人口等。原告陈述以上原件交给了北部新区土储中心，部分移交手续不完善，没完全体现，另移交资料未备注原件复印件的都是原件。
关于拆迁面积，拆迁办、北部新区土储中心作为甲方，被拆迁单位作为乙方，原告作为丙方，签订八个《拆迁安置货币补偿协议》，分别约定拆迁面积如下：大石运输队：总面积1046.29平方米，有证面积609.18平方米，无证面积437.11平方米；人和供销社：总面积3926.57平方米，有证面积1133.10平方米，无证面积2793.47平方米；光明副食店：总面积131.04平方米，有证面积131.04平方米，无证面积13.72平方米；大石综合商店：总面积1428.51平方米，有证面积618.01平方米，无证面积810.50平方米；大石饮食服务商店：总面积1520.71平方米，有证面积503平方米，无证面积1017.71平方米；大石理发店：总面积329.85平方米，有证面积129.84平方米，无证面积200.01平方米；聚龙食品公司：总面积2737.30平方米，有证面积535平方米，无证面积2202.30平方米；大石装卸运输公司：主协议总面积7200.15平方米，有证面积7058.73平方米，无证面积141.42平方米，另有补充协议未纳入补偿的无证拆除面积4694.73平方米。
2011年12月29日，北部新区土储中心向原告发出《关于追回拆迁代办公司多支付大石综合商店补偿款的函》，载明拆迁办公室和北部新区土储中心对拆迁补偿资料复核确认贵司将该项目两处商业用房二楼合计面积52平方米计算成一楼的补偿单价多支付补偿款189898.80元，要求原告退回，否则将在拆迁代办费中扣除。就该事宜人和街道、监察室、审计局等单位形成会议纪要。
2012年6月26日，原告向北部新区土储中心做拆迁工作专题汇报，汇报了工作的难度以及要求其支付进度款并考虑增加费用。2015年12月14日，原告向北部新区土储中心发出催促其支付费用的联系函。
2013年9月10日，原告向北部新区土储中心提出申请，载明：我公司与原高新区土储中心就大竹林老街100号拆迁事宜签订《协议书》，合同约定三个月内完成拆迁，相应房屋拆除工作有我司委托具有拆除资质的施工单位具体实施，并按当时惯例“以料抵工”形式支付拆除费用，不再额外支付拆除费用。由于大竹林老街房屋破旧，尚有几名未搬迁的居民住在危房内，存在安全隐患，价值拆迁工作时间较长、人工、机械费用上涨以及部分房屋未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等因素，如按原合同约定计价原则进行拆除，不能完成房屋拆除任务。为此，我司向贵单位提出申请，解除原合同约定的“拆除工程部分由其委托具有拆除资质的施工单位具体实施”内容，将渝北区大石装卸运输公司范围内剩余的8383.81平方米房屋拆除工作交由贵单位组织拆除。
2013年9月13日，北部新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收购领导小组形成会议纪要，确认原告拆除大石装卸运输公司主协议中红线碑亭的738.50平方米房屋和红线内外私人搭建部分碑亭面积2772.57平方米，其余8383.81平方米房屋尚未拆除。对于已拆除部分，原、被告认可738.50平方米为有证建筑，2772.57平方米为无证建筑。
庭审中，原告陈述，拆迁工作完成时间是2013年11月30日，无证据。两江新区土储中心陈述，原告至今未完成拆除，另原告至今未提交完资料，现在现场是我方派人看管起的，原权属未注销，办不了土地储备证，无法进行下一步工作。
第二次庭审结束后，原告、两江新区土储中心、大竹林街道办事处前往现场核实拆除情况并由各方人员签字形成笔录，笔录显示，截至2017年8月9日三方首次现场核实时，原告代办大竹林老街项目中上有两处房屋未拆除，2017年8月21日核实仍未拆除，2017年8月28日下午核实时已拆除完毕，地面较为平整。其后，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虽原告庭后进行了拆除，但拆除的50平方米的公共厕所和10平方米的围墙不属于我司代办范围，本次拆除是为被告着想完成拆迁任务，创造完整的商品房建设用地……。另原、被告笔录上拆除行为发生的时间为2017年8月28日。
本院认为：原告具有拆迁资质，其与高新区土储中心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书》的主体不涉及两江新区管委会，补充协议的主体涉及两江新区管委会，但原告未起诉补充协议的款项，故两江新区管委会不承担本案起诉款项的支付责任。
关于原告起诉的因延期增加的人工工资147000元，没有协议书约定，故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起诉的拆除被拆迁房屋工程款1036299.15元，首先，协议书约定原告负责拆除并委托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拆除，并未约定费用；其次，两江新区土储中心答辩称拆除采用当时惯例“以料抵工”做法，不额外支付工程款，与原告2013年9月10日自行书写的申请内容一致。故原告起诉该笔费用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拆迁代办费，《协议书》约定了原告的费用为拆迁代办费，并按拆除面积区分，应予计算。在《协议书》的五个被拆迁单位之外，另行增加了三个被拆迁单位，原、被告对三个被拆迁单位未另行约定费用，因该三个拆迁单位与《协议书》的五个拆迁单位为同一时期同一地域，且一并签了八个《拆迁安置货币补偿协议》，可以视为基于《协议书》增加的被拆迁单位，双方未另行约定计费标准，则应统一按《协议书》约定标准计费。则有证面积拆迁代办费：153918.45元[（609.18平方米+1133.10平方米+131.04平方米+618.01平方米+503平方米+129.84平方米+535平方米+738.50平方米）×35元/平方米]，无证面积拆迁代办费：204947.80元（437.11平方米+2793.47平方米+13.72平方米+810.50平方米+1017.71平方米+200.01平方米+2202.30平方米+2772.57平方米）×20元/平方米。以上共计358866.25元（153918.45元+204947.80元）。土储中心已支付212000元，则还应支付146866.25元（358866.25元-212000元）。
由于原告委派的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在2017年8月21日时原经南公司未拆除的房屋尚未拆除完毕，其行为代表原告，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原、被告认可原告末次拆除在2017年8月28日，则根据《协议书》约定余款在拆迁工作完成10日内付清，原告完成拆迁工作的时间为2017年8月28日，则被告应在2017年9月7日前付清余款。根据《协议书》约定，土储中心应在2017年9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支付利息损失，《协议书》约定的逾期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0%计算利息损失，不超过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本院对该标准予以支持，不予调整。虽《协议书》对付款进度有“拆迁进度达80%时支付10%即3.5万元”的约定，但原告未在庭审中举示拆迁进度量化的证据，故本院统一从最后的付款节点计算利息损失。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支付原告重庆经南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拆迁代办费146866.25元；
二、被告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支付原告重庆经南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利息损失，该损失以146866.25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8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0%计算；
三、驳回原告重庆经南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505元，减半收取11752.50元，由被告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负担3752.50元，由原告重庆经南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婷婷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杨 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