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桂民四终字第5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港顺意达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长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冰，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锦昌，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洪彬。
委托代理人：庞绍禧，广西玉林市玉州区玉城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一审第三人：广西贵港市水运四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斌，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谋新，贵港市民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深圳市港顺意达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港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洪彬、一审第三人广西贵港市水运四公司（下称水运四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14）海商初字第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港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锦昌，被上诉人黄洪彬的委托代理人庞绍禧，一审第三人水运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谋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洪彬一审中诉称：北海海事法院在港顺公司与水运四司、郑国兴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判决的强制执行中，作出（2014）海法执字第26-2号执行裁定，扣押登记在黄洪彬、水运四司名下的“贵港四司6688”号船。黄洪彬对此提出异议，北海海事法院作出的（2014）海法执异字第8号执行裁定驳回黄洪彬的执行异议。“贵港四司6688”号船为黄洪彬全额出资购买取得，该船虽然登记为黄洪彬和水运四司按各自50%的份额共有，但该船的实际所有权人仅为黄洪彬，黄洪彬自助经营，自负盈亏。黄洪彬仅是借用水运四司名义进行了产权登记，并挂靠该公司经营，同时也充实了该司运营条件。因此，“贵港四司6688”号船并非水运四司与黄洪彬实际共有的财产，不能作为水运四司的财产被强制执行。在申请执行人港顺公司与被执行人水运四司、郑国兴通海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的强制执行中，“贵港四司6688”号船属于案外人黄洪彬的财产，北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扣押明显错误，侵害了黄洪彬的财产权。对于黄洪彬提起的执行异议，北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驳回亦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此，黄洪彬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依法判决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14）海法执异字第8号执行裁定和（2014）海法执字第26-2号执行裁定，立即解除对“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扣押执行措施。
港顺公司辩称，黄洪彬系依据（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提起本案诉讼，而该调解书确认的调解协议是黄洪彬与水运四司恶意串通所达成的，其目的是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港顺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贵港四司6688”船所有权50%份额是登记在水运四司名下，黄洪彬称该船的全部所有人权归其享有，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故北海海事法院扣押该船合法有据；黄洪彬及水运四司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诈骗、抽逃资金、职务侵占等刑事犯罪，应依法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为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黄洪彬的诉讼请求。
水运四司述称，“贵港四司6688”号船实际为黄洪彬所有，水运四司对该船舶没有实际所有权，该船的所有权登记水运四司占有50%的份额，是为了解决水运四司经营资质年度审核的问题，黄洪彬和水运四司协商达成的船舶所有权协议书及北海海事法院（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均确认了该船的全部所有权实际归原告享有的事实。北海海事法院作出的（2014）海法执异字第8号执行裁定和（2014）海法执字第26-2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应予撤销。故黄洪彬的诉讼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判决支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贵港四司6688”号船（曾用名“贵港四司319”号）原为案外人冼带娣所有并挂靠水运四司经营。2008年6月3日，冼带娣与黄洪彬签订船舶转让协议书，约定：黄洪彬以638800元的价格购买冼带娣所有的“贵港四司319”号船，其中19万元的付款方式为黄洪彬从2008年6月20日起承担冼带娣向贵港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木梓信用社贷款19万元的还款责任，其余448800元由黄洪彬在合同签订后分三期支付。当日，黄洪彬向冼带娣支付购船款29万元。6月20日，黄洪彬向冼带娣支付购船款88800元。6月30日，黄洪彬向冼带娣支付购船款7万元。2011年3月8日，黄洪彬与冼带娣在贵港珠江船舶交易所办理船舶交易手续，并在桂平市船厂锚地完成该船交接。当日，黄洪彬受让该船后，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在黄洪彬名下，船名并变更为“贵港四司6688”，船舶共有情况显示为“非共有船舶”。同日，黄洪彬与水运四司签订船舶运输委托经营合同，约定：黄洪彬将“贵港四司6688”号船委托水运四司经营，实际所有人为黄洪彬；在委托经营期间，该船舶仍由黄洪彬自主经营，水运四司应尽责维护该船舶产权属黄洪彬，承担委托船舶运输安全管理责任；该船的营运收支由黄洪彬自行支配，黄洪彬应向水运四司缴纳管理费，管理费根据船舶检验证书的核载吨按0.9元／吨／月计算。2013年6月20日，贵港市港航管理局以水运四司自有并经营的船舶运力规模不符合《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的要求为由，责令其于2013年10月31日前进行整改。2013年9月13日，黄洪彬与水运四司签订船舶所有权协议书，双方约定：因水运四司所拥有的船舶所有权尚未达到《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08年第2号令）的总吨位要求，为解决该问题，黄洪彬同意将自己所有的“贵港四司6688”号船登记为与水运四司各占50%产权，船号经贵港海事局核准登记为“贵港四司6688”号；该船的全部所有权实际为黄洪彬所有，水运四司不享有该船的所有权；黄洪彬对该船舶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利，在经营中自负盈亏，与水运四司无关；按水运四司的规定，黄洪彬应自行缴纳该船舶的公司管理费和保险、年度审核的一切费用。9月25日，黄洪彬与水运四司在贵港海事局办理了船舶登记手续。9月29日，该船注销了之前船舶所有人为黄洪彬的登记。10月14日，“贵港四司6688”号船舶变更登记为黄洪彬和水运四司各占股份50%。2013年11月14日，黄洪彬将水运四司诉至北海海事法院，该院以船舶权属纠纷立案受理。同日，经该院主持庭前调解，黄洪彬与水运四司达成调解协议，确认：黄洪彬借用水运四司的名义，于2013年10月14日以双方各占“贵港四司6688”号船50%的股份在贵港海事局进行了注册登记，该船实际上100%的股份属黄洪彬所有和自主经营，与水运四司无关，但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该院于调解当日作出（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在本案庭审中，黄洪彬与水运四司均确认，黄洪彬于2013年11月14日以船舶权属争议为由起诉水运四司，目的是通过司法裁判确认黄洪彬对“贵港四司6688”号船享有完全的实际所有权，以明确船舶运输经营中的风险和债券债务的承担。
另查明，“贵港四司6688”号船为钢质干货船，船籍港为贵港，总吨333吨，净吨186吨，总长44.50米，型宽8.35米，型深2.80米，主机种类为内燃机，总功率131.60千瓦。水运四司具有水路运输许可证，经营范围为珠江水系内河省级普通货船运输。北海海事法院于2013年6月19日对港顺公司与水运四司、案外人李荣强、郑坚、郑国兴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水运四司对郑国兴赔偿港顺公司经济损失721103元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下判后，港顺公司和水运四司均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港顺公司向北海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4年7月17日作出（2014）海法执字第26-2号执行裁定，扣押登记在水运四司、黄鸿彬名下的“贵港四司6688”号船及登记在水运四司、黄洪彬名下的“贵港四司6688”号船，扣押期限为一年。黄洪彬认为其系“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实际所有人，对该执行裁定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该船的扣押，并仅提交了北海海事法院（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作为证据。该院经过审查，于2014年8月25日作出（2014）海法执异字第8号执行裁定驳回黄洪彬的执行异议。关于姜明贵、姜长河、吴守英、姜保云申请执行兴化市中远航运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13年6月22日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鄂高法（2011）384号《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作出（2013）执他字第14号批复（下称《最高法执行局个案体批复》）：在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兴化市中远航运有限公司名下的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要查明船舶是否另有实际所有人；如果有证据证明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系基于船舶实际所有人与被执行人的挂靠经营关系，实际所有人与船舶登记所有人即被执行人不一致的，不宜对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综合诉辩双方的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洪彬是否为“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实际所有权人；是否应停止对“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扣押执行措施。
一、关于黄洪彬是否为“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实际所有权人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贵港四司6688”号船登记的所有权人虽为黄洪彬与水运四司按各自50%的份额共有，但黄洪彬和水运四司的陈述，这只是为了黄洪彬经营船舶和满足水运四司运输经营运力规模要求的需要，才登记水运四司为按份共有人。黄洪彬购买该船之前，该船为冼带娣所有，挂靠水运四司经营。黄洪彬与冼带娣签订船舶转让协议，双方均依法履约，黄洪彬先后向冼带娣支付了全额购船款，冼带娣亦将船舶交付黄洪彬，船舶变更登记至黄洪彬名下，继续挂靠水运四司经营。一审法院认为，黄洪彬与冼带娣订立书面船舶转让协议进行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称《海商法》）第九条第二款“船舶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贵港四司6688”号船于2011年3月8日在冼带娣和黄洪彬之间完成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此后船舶的所有权即发生变动，黄洪彬取得该船舶所有权。根据《海商法》第九条第一款“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该船舶物权变动的事实亦经过登记船舶登记机关登记，产生公示对抗效力。可见，该船舶为黄洪彬为单独支付全部对价买受，属于继受取得所有权，并无证据表明水运四司支付过任何对价。至2013年10月14日，该船变更登记为水运四司占有50%的船舶股权，系根据双方的经营需要，而黄洪彬实际仍为该船完全的所有权人。这一事实已通过双方的船舶所有权协议、船舶运输委托经营合同予以明确。根据《海商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该所有权共有的登记具有公示对抗效力，黄洪彬与水运四司关于实际所有权的约定并未反映在登记中，故不能对抗主站该船舶物权的善意第三人。对此，北海海事法院作出的（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亦有体现。一审法院认为，黄洪彬与冼带娣的交易行为引起“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物权转让至黄洪彬，而黄洪彬与水运四司的协议约定并未引起该船舶物权发生实际变动，故该船登记为黄洪彬和水运四司共有之后，该船的完全所有权仍仅归属黄洪彬；该实际权属与船舶登记公示的权属状态不一致，其物权效力不能对抗主张该船舶物权的善意第三人，但可以对抗一般债权人、不法侵害或占有交易标的物的人、基于无效行为受让船舶物权的人等等。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黄洪彬是“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实际所有权人。
二、关于是否停止对“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扣押执行措施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贵港四司6688”号船被扣押的原因在于另案生效判决确定了水运四司须对港顺公司的经济损失721103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该案的主要赔偿义务人郑国兴未履行生效判决，港顺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在郑国兴无可执行财产时，即可依据水运四司应承担的补充赔偿则对其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因“贵港四司6688”号船登记显示水运四司为共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和第十四条第一款“对被执行人与其他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的规定，北海海事法院裁定扣押该船舶符合法律规定。黄洪彬在得知“贵港四司6688”号船被扣押后，提出执行异议。由于其仅提交北海海事法院（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作为执行异议的依据，该院在对执行异议的审查中无法充分查明该执行标的船的真实权属情况；且该院的调解书确认的调解协议亦约定该船舶的实际所有权属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更不能对抗法院基于船舶登记的情况采取的扣押措施，故该院裁定驳回其执行异议亦于法有据。黄洪彬提起本案诉讼，属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权属争议的实体诉讼。经审理，黄洪彬在本案中已充分举证证明其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执行标的船舶的所有权，尽管其对于“贵港四司6688”号船享有完全的实际所有权未经登记公司，不能对抗主张该船舶物权的善意第三人，但仍可对抗作为一般侵权之债债权的港顺公司。港顺公司抗辩称黄洪彬与水运四司恶意串通变更船舶登记，企图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涉嫌诈骗、抽逃出资、职务侵占等刑事犯罪，无相关证据证明，亦无充分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的规定，参考最高法执行局个案批复的有关精神，“贵港四司6688”号船并非被执行人即水运四司实际所有的财产，而系执行案件案外人即黄洪彬实际所有的财产，故不应对该船舶继续采取执行措施进而用以清偿水运四司应向港顺公司承担的债务，应停止对该船舶的执行措施，依法保护黄洪彬的合法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物权法》第二十三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诉讼程序审理。经审理，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成立的，根据案外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相应的裁判”之规定，判决如下：停止对“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执行措施。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黄洪彬负担。
上诉人港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从北海海事法院判决确定水运四司承担责任、案涉船舶所有权登记变更为黄洪彬与水运四司共有、水运四司提起船舶权属确认之诉并当日达成调解协议的时间节点看，水运四司与黄洪彬存在串通转移财产逃避法律责任的恶意行为。二、一审判决认定黄鸿彬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错误。首先，水运四司与黄鸿彬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证实黄鸿彬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案涉船舶《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显示水运四司享有50%份额所有权，该证书是国家机构依职权出具的公文书证，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在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应以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内容为准。其次，（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不能作为认定案涉船舶所有权的依据：该案系水运四司伙同黄洪彬转移责任财产恶意起诉，该调解书应予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14）海法执异字第8号裁定认定该调解书是基于水运四司与黄洪彬之间意思表示所作的合意型法律文书，未对水运四司与黄鸿彬船舶权属之争进行实质性审查，并非对案涉船舶所有权进行确认；一审法院在明知（2012）海商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确认水运四司承担赔偿责任情况下仍受理（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案，并出具民事调解书，曲解（2014）海法执异字第8号裁定真实意思，存在不公正情形。三、根据《海商法》第九条及《船舶登记条例》第五条之规定，船舶物权采取登记公示主义，即使黄鸿彬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港顺公司仍可凭借登记证书的登记公示效力获得保护。此外，在挂靠经营中，挂靠协议仅对挂靠当事人产生效力，对外不产生效力；对外而言，根据《国内水路运输规则》第46条之规定，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应对在实际经营中对外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港顺公司仍可就案涉船舶主张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黄鸿彬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承担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黄鸿彬辩称，港顺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案涉船舶为黄鸿彬个人所有，自负盈亏；二、港顺公司与水运四司发生的债权债务与黄鸿彬无关。
一审第三人水运四司述称：一、港顺公司认为“水运四司与黄鸿彬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船舶是黄洪彬向冼带娣购买更名所得，2013年11月14日黄洪彬与水运四司达成调解协议，确认前述船舶是黄洪彬购买所得，委托贵港四司公司管理，因水运四司缺少资质，黄洪彬与该司协商将该船50%股权登记在水运四司名下，不影响该船为黄洪彬所有的事实，且至今全国都存在委托性质的船舶经营管理情况。二、港顺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作出的案涉船舶所有权认定错误”没有事实依据。（2013）海商初字第134号调解书及黄洪彬购买冼带娣船舶的相关证据足以证实案涉船舶为黄洪彬个人所有，贵港四司公司为达到公司资质船吨位要求，才与黄洪彬达成协议，并将案涉船舶50%股份登记在水运四司名下，事实上港顺公司无法举出能够证明案涉船舶由水运四司购买50%股份的证据。三、港顺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的审查认定与解释错误”没有事实依据。法院的判决和调解均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调解达成的协议也不能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北海海事法院（2015）海商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认定事实清楚，水运四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综上，黄洪彬提供的证据以及水运四司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清楚反映案涉船舶所有权人实际为黄洪彬所有，港顺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第7、8页中关于水运四司与黄鸿彬达成调解协议的该部分事实有异议，认为该协议确实存在，内容也确实如判决所述，但协议具体内容不是真实的。
各方当事人均未在二审中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虽对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水运四司和黄鸿彬达成调解协议具体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其认可该协议确实存在，内容也如判决所述，故一审判决中关于水运四司和黄鸿彬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认定正确，应予确认。此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部分，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部分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综合各方的分歧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黄鸿彬是否系案涉船舶实际所有权人；二、是否应当停止对案涉船舶的执行。
一、关于黄鸿彬是否系案涉船舶实际所有权人的问题
本院认为，黄鸿彬系“贵港四司6688”号船实际所有权人，理由如下：
第一，案外人冼带娣将案涉船舶转让给黄鸿彬后，黄鸿彬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贵港四司6688”号船（曾用名“贵港四司319”号）原为案外人冼带娣所有并挂靠第三人水运四司经营，之后冼带娣与黄鸿彬签订船舶转让协议，黄鸿彬依约向冼带娣支付了购船款638800元，冼带娣亦将船舶交付黄鸿彬，未办理船舶过户手续。本院认为，黄鸿彬与冼带娣订立书面船舶转让协议进行交易，符合《海商法》第九条第二款“船舶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在船舶完成交付后，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船舶的所有权即发生变动，黄鸿彬取得该船舶所有权。对于港顺公司关于本案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证实黄鸿彬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的主张，本院认为，冼带娣将案涉船舶卖给黄鸿彬有双方签订的船舶转让协议、交接文件及冼带娣出具的收条予以证实，且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港顺公司对此虽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交有力证据予以反驳，故不予支持。黄鸿彬虽自冼带娣处继受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但因未办理船舶过户手续，根据《海商法》第九条第一款“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在冼带娣和黄鸿彬之间虽发生了“贵港四司6688”号船舶物权变动的效力，该物权变动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二，黄鸿彬和水运四司将案涉船舶登记为共有未导致该船实际所有权发生变动。冼带娣将案涉船舶转让后于2011年3月8日变更登记至黄鸿彬名下，并继续挂靠水运四司经营，直到2013年10月14日黄鸿彬和水运四司协议并实际将“贵港四司6688”号船所有权变更登记为黄鸿彬和水运四司共有。在该船舶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并无证据表明水运四司支付过对价，故水运四司及黄鸿彬关于登记水运四司占有50%的船舶所有权系根据双方的经营需要，而黄鸿彬实际仍为该船完全的所有权人的抗辩理由，符合常理，且能与双方的船舶所有权协议、产权声明、船舶运输委托经营合同、（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相互印证，本院对此予以认可，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对于港顺公司关于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效力大于其他书证，应以该证书记载内容确定案涉船舶为黄鸿彬和水运四司共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港顺公司主张北海海事法院（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案件系水运四司伙同黄鸿彬转移财产而提起的恶意诉讼，该案民事调解书不能作为认定案涉船舶权属的依据，应予以撤销，对此，本院认为，（2013）海商初字第143号民事调解书系黄鸿彬与水运四司在签订船舶所有权协议书、产权声明并将案涉船舶登记共有之后在北海海事法院主持之下就案涉船舶的真实权属情况达成的一致意见，意思表示真实，北海海事法院（2014）海法执异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该调解书系黄鸿彬和水运四司之间的意思表示所作出的合意型法律文书，效力可在调解书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港顺公司主张前述案件为恶意诉讼因未能提交证据充分证实，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黄鸿彬与冼带娣的交易行为引起“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物权全部转让至黄鸿彬，因并无证据证实水运四司实际支付购船款且黄鸿彬仍实际占有、管理船舶，故黄鸿彬与水运四司的协议约定及登记共有行为并未引起该船舶物权发生实际变动，该船的完全所有权仍仅归属黄鸿彬。
二、关于是否应当停止对案涉船舶的执行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权属争议的实体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能否对“贵港四司6688”号船继续执行，取决于黄鸿彬对该船舶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水运四司与黄鸿彬主张案涉船舶实际所有权人为黄鸿彬，法院不能对案涉船舶采取执行措施，港顺公司认为船舶物权采取登记公示主义，即使黄鸿彬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港顺公司仍可凭借登记证书的登记公示效力获得保护。本院认为，依据《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和《海商法》第九条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登记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办理登记并不是船舶所有权取得的生效要件，只要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受让人即取得所有权，其权利即使没有登记，仍然优先于其他债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港顺公司系基于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可以主张水运四司对郑国兴赔偿港顺公司经济损失721103元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为一般债权，水运四司为债务人，其责任财产的范围应当为其依法所有的财产。而水运四司虽为“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共有登记所有人，但是黄鸿彬已经支付购船款并实际占有、使用和管理“贵港四司6688”号船，黄鸿彬应为该船的实际所有人，水运四司对该船不具有所有权，“贵港四司6688”号船不能作为水运四司的责任财产用于清偿其债务，港顺公司作为一般债权人，不能依据《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和《海商法》第九条的规定对抗“贵港四司6688”号船的实际所有权人，故黄鸿彬有权请求对该船停止执行。另外，港顺公司主张根据《国内水路运输规则》第46条之规定，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应对在实际经营中对外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港顺公司仍可就案涉船舶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法院的另案生效判决认定水运四司应对港顺公司的经济损失721103元承担补充责任，并未判决黄鸿彬亦须对前述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且法院在执行阶段只能根据生效判决对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因“贵港四司6688”号船并非被执行人水运四司实际所有的财产，而系执行案件案外人即黄鸿彬实际所有的财产，故不应对该船舶继续采取执行措施进而用以清偿水运四司须向港顺公司承担的债务，港顺公司的前述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贵港四司6688”号船为黄鸿彬个人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维持。因水运四司对该船不具有所有权，“贵港四司6688”号船不能作为水运四司的责任财产用于向港顺公司清偿其债务，梁天尺有权请求对该船停止执行。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预交），由上诉人深圳市港顺意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庆华
代理审判员 杨雪云
代理审判员 韦 颖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