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17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五矿裕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维妙。
委托代理人沈文文、吕坚，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钢（金华）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炜。
委托代理人刘彦，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
委托代理人应东生，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相明。
委托代理人周玲珍，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末，浙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李锋，现关押于南湖监狱。
上诉人浙江五矿裕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钢（金华）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钢公司）、曹相明及原审被告李锋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民初字第161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月，五矿公司正式录用李锋担任其公司业务员，从事钢材采购、销售等经营性工作。李锋担任业务员期间，作为五矿公司的代理人向马钢公司购入钢材并销售给国内客户，李锋可以根据市场行情酌情确定钢材的购销价格和数量。2012年5月至2013年10月，李锋利用职务之便，发送钢材加工指令单给马钢公司，要求马钢公司按指令单加工钢材并发货给指令单注明的客户。同时，李锋要求曹相明等客户将应支付给五矿公司的钢材货款汇入其个人的联合银行卡和农业银行卡内，李锋收取货款后即挪用于买卖股票、期货等经营活动和赌博等非法活动。在五矿公司与马钢公司每月核对账目前，李锋将被挪用的货款从其股票、期货、网上赌博等账户中转出，汇入五矿公司账户，以归还被挪用的货款。2013年1月开始，因亏空越来越大，已无法在对账前归还被挪用的公款，李锋遂开始伪造马钢公司出具的钢材库存明细单并提供给五矿公司用于对账，以拖延归还货款。2013年10月，五矿公司因其他原因停止与马钢公司的钢材业务并准备盘查钢材库存。李锋遂于2013年11月19日主动至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投案。至案发，李锋采用前述截留钢材货款的方式，挪用五矿公司货款累计1300余万元，其中约1000万元用于赌博，约300万元用于买卖股票、期货，尚有768余万元不能退还。2014年5月5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李锋犯挪用公款罪，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4年6月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李锋有期徒刑十四年。另查明，曹相明从事钢材生意，未成立公司，在温岭市塘下钢材市场有一门面，在杭州的业务主要是从五矿公司进口钢材，业务往来均与李锋联系。2012年5月21日至2013年9月曹相明向李锋个人在杭州联合银行的银行卡内共汇入1070余万元货款，向李锋在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内共汇入213余万元货款。曹相明与李锋之间的钢材货款均已结清。2014年9月，五矿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李锋赔偿五矿公司货款损失768万元；2.判令马钢公司与曹相明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锋、马钢公司、曹相明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一、李锋系经国有公司批准，代表国有公司在其出资的国有控股公司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归其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及营利活动，其行为不仅触犯刑法构成挪用公款罪，且造成768余万元不能退还，严重损害了五矿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导致五矿公司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故五矿公司要求李锋赔偿货款损失768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二、马钢公司系五矿公司的业务单位，五矿公司指派李锋作为其与马钢公司的业务联系人，向马钢公司购入钢材并销售给国内客户。李锋在与马钢公司从事业务活动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发送钢材加工指令单给马钢公司，马钢公司根据指令单加工钢材并发货给指令单注明的客户，五矿公司与马钢公司之间形成合同关系。自2012年5月至2013年10月案发前，在长达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内，马钢公司并未出现合同违约行为，其在接受李锋发出的加工指令后按要求发货，即已经完成了合同的应尽义务，五矿公司也从未对其与马钢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活动提出异议。因五矿公司并未举证证明马钢公司在此期间有理由去怀疑或发现李锋的代理权限或犯罪事实，甚至连五矿公司自己都从未发现李锋在实施犯罪行为，故五矿公司认为马钢公司没有尽到履行合同时的审慎义务，甚至故意帮助李锋侵害五矿公司的财产，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马钢公司应当对五矿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亦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曹相明与五矿公司的业务代表李锋之间，存在的也是钢材买卖的法律关系，曹相明按李锋的指令将货款汇到其指定的账户，同时收取货物，双方的买卖关系均已履行完毕。五矿公司认为曹相明存在主观上帮助李锋挪用公款的故意，但生效的刑事判决已确认李锋挪用公款系个人行为，并依法追究了李锋的刑事责任，故五矿公司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客观上曹相明也无从知晓通过业务员收取货款是违反了五矿公司的内部规定的，刑事判决认定“在五矿公司与马钢公司每月核对账目前，李锋将被挪用的货款从其股票、期货、网上赌博等账户中转出，汇入五矿公司账户，以归还被挪用的货款”，证明五矿公司内部对于李锋将货款从其自己个人账户中转至公司账户的行为，并未提出异议。曹相明作为买卖关系中的相对方，并无义务了解其所支付的货款的去向。至于李锋在与曹相明的钢材买卖过程中给予曹相明的优惠，也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并不能以此认为曹相明为牟取非法利益而帮助李锋挪用公款，故五矿公司认为曹相明存在侵权的主观故意及行为并与五矿公司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其要求曹相明对五矿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五矿公司经济损失7680000元；二、驳回五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5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李锋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宣判后，五矿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遗漏或回避案件重要事实，错误认定马钢公司的责任。1、原审判决遗漏或回避马钢公司帮助李锋挪用公款的重要事实。上诉人在民事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指出：“2013年10月17日，马钢公司应李锋的要求出卖了五矿公司在马钢公司处的剩下46余吨库存钢材，并将近20万元的货款汇至李锋的个人账户”。该事实在（2014）浙杭刑初字第104号刑事判决书（一审证据1，以下称“刑事判决书”）第7页应东升（马钢公司职工）证言及第11页李锋供述中均有体现。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马钢公司将上诉人和上诉人业务员李锋严重混同，按李锋个人的要求，指示买家将货款汇入李锋个人账户，故意帮助李锋挪用公款侵害上诉人财产。对于如此重要的事实，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既未在事实认定中予以提及，也未在马钢公司责任认定中予以任何的评判，明显是遗漏或回避重要案件事实。而原审法院，又在此基础上称上诉人举证不能，其在第12页倒数第三行指出“因原告并未举证证明马钢公司在此期间有理由去怀疑或发现李锋的代理权限或犯罪事实”，所以主张马钢公司存在过错缺乏事实依据。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完全是在遗漏或忽略了上诉人在诉状中阐述的事实及相关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是典型的认定事实不清。2、犯罪行为形成的合同系无效合同，马钢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应视其是否存在过错而非是否存在违约，责任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第12页倒数第10行认定：“李锋在与马钢公司从事业务活动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发送钢材加工指令给马钢公司，马钢公司根据指令加工单加工钢材并发货给指令单注明的客户，原告与马钢公司之间形成合同关系。”上诉人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锋利用职务之便发送加工指令单要求马钢公司加工钢材并发货给客户的行为，是李锋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且李锋的犯罪行为已经被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上述行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实际是李锋的犯罪工具，其产生的上诉人与马钢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也是无效的。而原审判决却认定这一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明显认定事实错误。正是基于上述错误的事实认定，原审法院进而认为：“自2012年5月至2013年10月案发前，在长达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内，马钢公司并未出现合同违约行为，其在接受李锋发出的加工指令后按要求发货，即已经完成了合同的应尽义务”（原审判决12页倒数第7行）。上诉人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锋指示发货的过程中，由于合同无效，马钢公司本来就不存在违约，也没有合同应尽的义务，马钢公司是否应承担李锋挪用公款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应当依据马钢公司是否在李锋挪用公款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审法院不辨别马钢公司在这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而是认定马钢公司已经完成了合同义务，其显然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错误。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原审判决依据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原审判决13页倒数第六行），但纵观这份判决书，原审法院从未以侵权的角度分析过马钢公司在整个案件过程中的行为，相反，原审法院一直在分析马钢公司的合同行为。事实认定时采用合同法的规定判断责任的承担，而判决时却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原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错误。3、原审法院忽略马钢公司在发货过程中的诸多过错。马钢公司在李锋挪用公款过程中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的，而原审法院对此或予以遗漏，或予以忽略。除了前述2013年10月17日马钢公司按李锋指令出卖上诉人46吨货物并指令买家将近20万货款汇入李锋个人账户的行为外，马钢公司发货把关不严也说明其重大过失。马钢公司在发货环节的过错表现如下：李锋发给马钢公司要求发货或者放货的文件是没有任何签章的《加工指令单》；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月度合同和年度合同均盖有上诉人的合同专用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王维妙”的签字，而李锋从来没有被授权为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的授权代表，最大授权仅为信息交流人员，也就是说李锋本身无权指令发货，其发货需要以有上诉人有权代表签字的文件发货（一审证据8）。但是马钢公司完全忽略了李锋的权限，以为李锋有发货的权限。从另一个角度，上诉人与马钢公司的所有合同中均约定了收货人仅为上诉人，而非他人；而实际李锋将货物发给了他人，即变更了合同的主要条款（收货人）；从合同变更的角度，变更合同应以与原合同签订的形式相当的方式（合同章或公章加“王维妙”签字），但李锋使用没有任何签章的所谓《加工指令单》，要求变更收货人，而马钢公司也轻率地接受了这一变更，是没有尽到合同变更或履行审慎义务。马钢公司在这一交易过程中的过错在于：1）没有注意李锋的授权权限，盲目相信李锋的指令；2）变更合同主要条款未留意或要求合理的合同变更的书面形式，轻易接受没有任何签章的加工指令单作为合同变更文件。二、原审判决错误认定钢材买卖的交易主体和交易事实，从而错误认定曹相明的责任。1、原审判决将钢材买卖交易的卖方认定为李锋个人，是认定事实的严重错误。原审判决第13页第三行中认定“三、曹相明与原告的业务代表李锋之间，存在的也是钢材买卖的法律关系”，上述认定将钢材买卖关系的卖方认定为李锋，这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的曹相明的证言（刑事判决书第5页）以及李锋自己的供述（刑事判决书第10页），以及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刑事判决书第3页），曹相明清楚自己是从上诉人处购买钢材，而且在案发前，其一直将货款支付给上诉人。其次，从钢材的所有人为上诉人，及李锋是上诉人的业务员的事实，也可以确定曹相明是向上诉人购买货物。故原审法院认定曹相明和李锋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对收取货款主体和货款走向的认定背离事实，从而错误认定曹相明责任。原审判决第13页第8行认定：“客观上曹相明也无从知晓通过业务员收取货款是违反了原告的内部规定的，刑事判决书认定‘在五矿公司与马钢公司每月核对账目前，李锋将被挪用的货款从其股票、期货、网上赌博等账户中转出，汇入五矿公司账户，以归还被挪用的货款”，证明五矿公司对于李锋将货款从其自己个人账户中转至公司账户的行为，并未提出异议。’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上述认定完全背离了事实，对曹相明过错的认定缺乏基本的公正性。首先，禁止“通过业务员收取货款”，即应将货款支付给上诉人而不是李锋个人，这不是什么上诉人的内部规定，而是履行合同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也是商业的基本原则和惯例，曹相明作为商人怎么可能“无从知晓”。一审法院认为曹相明无从知晓该“内部规定”，既是缺乏基本的商业和法律常识，也是对事实的认定不清。曹相明的证言（刑事判决书第5页，原审证据6询问笔录）已反映出，上诉人不收个人货款，其通过其他公司将货款汇入上诉人账户，即其认识到货款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现曹相明明知货款应当支付给上诉人，却应李锋个人的要求支付至李锋个人账户，帮助李锋挪用公款用于炒股票和期货，其主观上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李锋在向上诉人归还货款时从来没有将款项直接汇入上诉人账户，而是通过李锋自己联系或者曹相明联系的其他公司转入上诉人账户。原审法院并未查清李锋将货款打回上诉人账户的实际路径，而是机械照抄刑事判决书的认定，从而导致对该事实的认定错误。曹相明在检察院的证言（原审证据6）第4页第8行开始：“到了今年的4月份，李锋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先把货款打到他的账户上，随后再给我发货，我也答应李锋了。我就把货款先打给李锋，具体每次金额有多少，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但印象中每次是10万、20万元或者30万元左右。如果我需要发票的话，就让李锋把货款先给我打回来，我按原先的操作办法开发票，如果不需要我就不管了，让李锋自己处理发票的问题。”上诉人的账户和任何个人账户（包括李锋的账户），没有货款上的往来。李锋并非直接从自己账户汇钱给上诉人，而是通过其他公司将货款汇入上诉人账户，在上诉人处显示的是这些汇款的公司向上诉人购买钢材，所以上诉人对李锋收取货款的情况并不知情。另，上诉人需要指出的是，原审判决书在这里表述的似乎李锋又仅是上诉人的业务员，卖方又变成了上诉人，这与判决书13页第三行认定的卖方为李锋的表述完全矛盾。3、原审判决严重混淆了刑事和民事的法律关系。原审判决第13页第6行起还认定“原告认为曹相明存在主观上帮助李锋挪用公款的故意，但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李锋挪用公款系个人行为，并依法追究了李锋的刑事责任，故原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上述认定是严重混淆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从而作出的错误认定。首先，以李锋为被告人的刑事判决书当然不会认定被告以外其他人的刑事责任，曹相明在李锋的刑事判决书中没有被认定是当然的（如果被认定负有刑事责任，那才不正常），但这不表示其没有责任。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责任，未追究曹相明刑事责任，不表示曹相明没有民事赔偿责任，原审判决以刑事判决书未追究曹相明刑事责任来推断其没有民事责任，显然是民刑不分，逻辑严重混乱。曹相明是否应当承担对上诉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当从民事赔偿的角度重新考量。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曹相明明知货款应当支付给五矿公司，却因贪图方便及谋取较低的钢材价格在李锋的要求下将货款支付给李锋个人，使上诉人失去了对货款的控制，为李锋挪用货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自身也在帮李锋挪用公款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刑事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8行“自其将货款汇入李锋个人账户开始，李锋给其便宜的幅度越来越大，从50元每吨上涨到最高300元每吨。”），故曹相明的行为直接造成了上诉人货款无法正常回收，与上诉人的损失之间有着直接因果关系，曹相明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遗漏或回避了上诉人在民事诉状中提出的重要案件事实，从而错误认定马钢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错误认定与曹相明货物买卖的交易主体，及货款收取的事实，对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加以区分，对曹相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错误的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第二项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连带承担。
被上诉人马钢公司发表答辩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1、一审判决认定马钢公司系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不存在违约和过错行为，即没有确定上诉人所谓的马钢公司帮助李锋挪用公款的事实。故一审判决书并未遗漏或回避这一事实。2、上诉人一审起诉状和庭审过程中的主张存在的前提是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一审中未主张合同无效，一审判决当然不会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论述。上诉人和马钢公司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已经完全履行完毕。一审中，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来推翻合同的效力。李锋挪用公款系其个人犯罪行为，与马钢公司之间的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李锋挪用公款是发生在其与曹相明之间的，与马钢公司发货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上诉人对李锋的职务行为缺乏监管的后果。马钢公司不应为上诉人的过错买单。3、双方不存在变更协议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合同约定收货人是五矿公司，那么收货人也必须是五矿公司。马钢公司认为收货地址可以是合同约定的收货人指令的收货地址。李锋系上诉人的员工，马钢公司有理由认为加工指令单指定的地址就是收货人地址。双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操作模式，上诉人也从未提出过反对。马钢公司没有理由怀疑李锋不再代表上诉人，上诉人一审中也未举证证明李锋不再代表上诉人。马钢公司按照上诉人代理人李锋的指令履约，在履约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责任，也无过错。
被上诉人曹相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曹相明与李锋之间存在钢材买卖的民事法律关系，李锋支付钢材，曹相明支付货款，双方已经履约完毕，双方也无争议。曹相明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事买卖关系，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向曹相明供货，双方没有买卖合同也无往来凭据。即便在李锋的刑事案件中，也无证据证明曹相明参与了共同犯罪或瓜分赃款的行为。上诉人通过刑事诉讼追究了李锋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也已查明了事实，既然未对曹相明追究刑事责任，故曹相明不应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曹相明主观上没有帮助李锋挪用公款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帮助李锋挪用公款的行为，没有侵权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挪用公款系李锋的个人行为，刑事判决对此已经作出认定，上诉人不应乱追究无关人员的责任。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李锋发表答辩意见认为，对一审判决无异议，上诉人主张的上诉理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二审期间，上诉人五矿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应东升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共5页。2、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李锋的讯问笔录复印件共6页。3、银行汇款记录复印件共2页。以上1至3组证据拟证明马钢公司明知是上诉人货款，却应李锋要求指示买家将货款汇入李锋个人账户，帮助李锋挪用，一审判决遗漏该重要事实。4、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李锋的调查笔录复印件共15页。5、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李锋的调查笔录复印件共8页。以上4至5组证据拟证明曹相明明知应当将货款支付给上诉人，却应李锋要求将货款汇入李锋个人账户，待上诉人收款时再由李锋打回曹相明账户，由曹相明找公司支付给上诉人；一审认定李锋直接将货款支付给上诉人是错误的。被上诉人马钢公司认为，在保留真实性异议的前提下，这些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1应东升的笔录和证据2李锋的笔录可以表明上诉人和马钢公司之间的业务均系李锋一人在负责，且李锋对此有很大的权利。应东升在2013年10月发生的20万元业务的前提是相信李锋系上诉人的代理人，且该20万元不是上诉人的存货，而是上诉人的尾款。刑事判决书确定2013年1月之后上诉人在马钢公司没有任何库存，所谓的上诉人的库存系李锋伪造的。马钢公司在上诉人与谢作波之间的买卖关系中仅是介绍人，不存在转卖上诉人货物的情况。被上诉人曹相明认为，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因证据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存疑，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这些证据都系刑事案件的笔录，笔录只是单方对李锋作的，无法反映曹相明帮助李锋挪用公款。曹相明也不知道李锋挪用公款的行为，故也不存在帮助李锋挪用公款的主观故意。原审被告李峰认为，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上诉人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认为，对上诉人五矿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主张证明内容缺乏有效证据印证，本院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与本院审理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马钢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一节。虽然在案涉2013年《马钢钢材专业经销协议》上列明李锋为信息交流员。但是根据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在实际的交易往来中，李锋系作为五矿公司的代理人负责该公司与马钢公司之间的钢材交易，且在长达近一年半的时间跨度范围内，李锋均采取发送钢材加工指令单的形式给马钢公司，要求马钢公司按照指令单的要求加工并发货给指定客户。五矿公司在本案中虽主张李锋的权利仅限于信息采集，而并非其代理人，但五矿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就李锋的职权范围作出明确告知，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司印鉴的发货单系唯一的发货凭证，同时五矿公司也是迟至李锋案发后方才对其行为效力作出否定性主张。故对五矿公司在本案中对李锋代理人身份予以否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现五矿公司所受损失是因李锋挪用相应货款所致，而其以马钢公司未履行注意义务，即未对李锋的职权予以注意，轻易接受李锋开出的加工指令单等为由，主张马钢公司亦应对李锋所负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上诉人曹相明是否应当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系李锋要求曹相明等客户将应支付五矿公司的货款汇入其个人的银行卡，李锋在收取货款后即挪用用于买卖股票、期货等经营活动和赌博等非法活动。因此，造成五矿公司遭受损失的原因，系在于李锋超越职权收取货款并挪作他用。而曹相明将货款打入李锋的个人账户，系受李锋指定。虽然该行为在客观上实现了李锋挪用公司货款以供自用的目的，但李锋是否有权收取货款以及收取货款后有否按照五矿公司的制度要求及时上缴公司，亦应属于五矿公司内部的制度约束及其履职适当与否应当考虑的范围，加之五矿公司在本案中也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曹相明参与李锋的上述犯罪行为，抑或其与李锋间就李锋用个人账户收取货款损害公司权益一节存有共同的意思联络。据此，五矿公司在本案中以曹相明系在李锋的要求下将货款支付给李锋个人，使五矿公司失去了对货款的控制，为李锋挪用货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自身也在帮李锋挪用公款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为由，主张曹相明亦应对李锋所负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亦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五矿公司在本案中主张马钢公司、曹相明对因李锋挪用公款致其公司所受损失768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五矿公司关于就其公司2012年5月至2013年10月间的财务状况进行司法审计的申请，亦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本院不予准许。关于原审法院认定李锋应负担的损失赔偿数额，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60元，由上诉人浙江五矿裕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辉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周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