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33083号
原告（被告）杨伟红，女，1967年2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鲁淑清，河南子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告）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枣营北里6号（伯宁花园）。
法定代表人齐红普，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韩光，男，1970年12月3日出生，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通州区。
原告（被告）杨伟红与被告（原告）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粥乡公司）劳动争议案，双方均对同一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德恒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伟红及其委托代理人鲁淑清，百粥乡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韩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伟红诉称：我于2003年9月7日入职百粥乡公司，任面点主管一职，月薪3100元，每月15日发放上个月工资，每周工作6天,未支付加班工资，2014年前未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5月25日，因百粥乡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我劳动报酬，未依法为我缴纳社会保险，我与该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2015年5月1日至5月25日的工资该公司未支付予我。现我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百粥乡公司支付我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7200元；2、确认我与百粥乡公司于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3、百粥乡公司支付我未休年假工资32068.97元；4、百粥乡公司支付我周六日加班工资35632.18元；5、百粥乡公司支付我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28200元；6、百粥乡公司支付我农民工失业一次性生活补助金8000元；6、百粥乡公司支付我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拖欠工资2280.46元。
百粥乡公司答辩并诉称：杨伟红在我公司工作期间，公司与其关系融洽，公司亦对其学习技术和班次安排上给予多方照顾，十几年的工作中，双方已经默认杨伟红的工资中已经包含了社保补偿等各种费用。即便如此，杨伟红于2015年5月25日自我公司离职时，我公司依然就养老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与其达成共识，进行了一次性补偿，有杨伟红从我公司领取补偿的支出凭单为佐证，这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杨伟红在离职后即对我公司提出劳动仲裁，其做法违背了双方的真实意图以及诚信原则。现我公司亦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不支付杨伟红：1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差额2250元；2、2003年9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706元；3、2014年及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705.75元。
杨伟红的答辩意见同起诉意见。
经审理查明：杨伟红于2003年9月7日入职百粥乡公司，月工资标准为3100元。2014年2月之前，百粥乡公司仅为杨伟红缴纳了2010年1月份的养老保险，未缴纳失业保险。2013年8月前杨伟红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
双方均认可于2015年5月25日解除了劳动关系。杨伟红主张系因百粥乡公司未足额支付其加班工资及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而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百粥乡公司主张杨伟红以个人原因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该公司向杨伟红支付了离职经济补偿、养老保险补偿和2015年5月份的工资。百粥乡公司提交了一张《支出凭单》，显示填写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记载内容为“即付杨伟红养老保险补偿28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1000元，15年5月工资2200元款，计人民币伍万壹仟贰佰元整，￥51200.-”（加粗部分为手写），“领款人”处有杨伟红的签名，“主管审批”人为百粥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光。杨伟红称该凭单系其领取2015年5月之前的工资时签署，但当时其签字时仅有“￥200.-”的内容，其他部分均为空白，现百粥乡公司提交的凭单内容系变造而来，日期、付款内容等均是后来手写添加的，其离职时未从百粥乡公司领取到任何款项。庭审中，本院要求百粥乡公司提交向杨伟红支付工资及上述补偿款项的账册，百粥乡公司称2015年5月25日向杨伟红支付的上述51200元为现金，系公司法定代表人齐红普个人给的，并没有入公司的账目。
杨伟红主张其工作期间存在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为此提交了考勤簿、交班凭证、餐费发票等，其中考勤簿上加盖了百粥乡公司的发票专用章，交班凭证及餐费发票上未显示有杨伟红的相关信息。百粥乡公司对杨伟红主张的加班事实不予认可，对考勤簿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交班凭证及餐费发票不能证明杨伟红存在加班。
杨伟红主张其每年应享受法定带薪年休假10天，在职期间未休过年假，百粥乡公司称2013年起杨伟红每年可以享受10天年休假，在职期间均已休完。根据百粥乡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表显示，杨伟红已休2014年年假5天。
2015年2月，杨伟红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2015年4月1日，朝阳仲裁委裁决确认2003年9月7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杨伟红与百粥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2015年5月26日，杨伟红就本案争议再次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2016年5月31日，朝阳仲裁委作出裁决：1、确认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百粥乡公司与杨伟红存在劳动关系；2、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差额2250元；3、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2003年9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706元；4、百粥乡公司支付杨伟红2014年至2015年未休年假工资3705.75元；5、驳回杨伟红的其他仲裁请求。杨伟红及百粥乡公司均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工资发放表、参保人员缴费信息、派出所证明、朝阳仲裁委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03193号及第09368号裁决书等相关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杨伟红与百粥乡公司均认可双方于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予以确认。
杨伟红于2015年5月25日离职，根据百粥乡公司的陈述，该公司同意支付杨伟红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社会保险补偿及2015年5月份工资，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杨伟红是否已实际收取了涉案款项。百粥乡公司依据其提交的《支出凭单》主张杨伟红已领取了51200元的款项，但在本院要求其提交公司相关账册时，其称该笔款项未计入该公司的支出账目，该种解释显然不合常理，故仅凭一张《支出凭单》而无任何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本院难以采信百粥乡公司关于已支付杨伟红相关款项的主张。杨伟红要求百粥乡公司支付其2015年5月1日至5月25日期间的工资2280.46元（3100元/21.75天*16天）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7200元（3100元*12），数额均不高于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中，2003年9月7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杨伟红与百粥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百粥乡公司有为杨伟红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现百粥乡公司未依法履行义务，依照本市关于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相关规定，经核算，百粥乡公司应向杨伟红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12523.7元及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706元（958元*7）。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杨伟红主张其存在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但其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百粥乡公司安排其加班而未支付相应加班费，故其要求百粥乡公司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杨伟红主张百粥乡公司未安排其休2014年之前的年假，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百粥乡公司亦不负有对此事实举证的法定义务，故对杨伟红要求百粥乡公司支付其2008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的未休年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经折算，杨伟红2014年度及截至2015年5月25日应享受的年假天数合计为13天，现杨伟红已休5天，则百粥乡公司应支付杨伟红未休年假工资2280.45元（3100元/21.75元×8天×200%）。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杨伟红与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于二○一五年一月十日至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杨伟红二○一五年五月一日至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期间的工资二千二百八十元四角六分；
三、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杨伟红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三万七千二百元；
四、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杨伟红自二○○三年九月至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一万二千五百二十三元七角；
五、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杨伟红自二○○三年九月至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六千七百零六元；
六、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杨伟红未休年假的工资报酬二千二百八十元四角六分；
七、驳回杨伟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八、驳回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对方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伟红负担5元（已交纳），由北京百粥乡餐饮连锁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德恒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吴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