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临民终字第41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汪某甲，男，东乡族，生于1971年2月28日，系东乡某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张淑霞，临夏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某某，男，汉族，生于1952年8月17日，农民。
张某某诉汪某甲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东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2）东重民初字第0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张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二审审理后，作出（2013）临中法民终字第14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判决生效后，因张某某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甘民申字第200号民事裁定，指令我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再审了本案，作出（2014）临民再字第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一、二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东乡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5）东民重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汪某甲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争议土地由原告张某某承包后交给唐某某耕种，后唐某某又将该土地交给汪某乙及其家人耕种多年。但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原告张某某名下，被告汪某甲没有提供合法证据证明该土地承包权发生流转、出让等情况，村集体对原告的承包权也无异议，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占用其十亩承包地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决：被告汪某甲返还原告张某某位于东乡县某镇三村互连的承包地十亩（四至为：东至张某某承包地，西至农路，南至农路，北至洮河河堤边农路）。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宣判后，汪某甲不服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1、上诉人是国家工作人员，争议土地由上诉人父母耕种，原告所诉被告主体不适格；2、张某某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四至等内容与事实不符，请审查该证书的真伪；3、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合法。张某某提交的三个村委会及部分见证人2011年10月1日的证明，经查系某村主任私自出具的，书记与文书并不知情，但一审判决书予以认定；上诉人提交的某村委会2014年12月18日出具证明，“经村委会研究决定该十亩土地继续由汪某丙耕种承包”，上诉人当庭举证而一审判决书未予认定；4、一审判决送达后上诉人家人翻找东西时才发现，1998年11月20日争议土地已经由唐汪乡人民政府确权承包给上诉人父亲汪某乙，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书，该证书证明争议土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前已经发生流转，张某某土地使用权证书中41亩承包地不包括本案争议土地10.5亩，因此，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要求二审法院认定新证据，依照汪某乙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定争议地使用权，予以改判。
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土地位于东乡县某乡三个村交界的和尚滩，与三个自然村耕地毗邻。原为荒滩，1985年，由国家投资30000元，由原告张某某拉石护岸460米，围滩造地41亩，性质属集体土地。为了巩固河岸，1986年11月1日，某乡人民政府与三村研究决定，将该41亩河滩地承包给某村民张某某，三个村为甲方，张某某为乙方，签订了书面合同。合同书约定：“1、甲方所提供土地41亩（长460米，宽60米）土地使用权属于甲方；2、乙方从1987年1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共计二十年；3、所承包的土地经治理三年之后发挥效益者乙方给甲方交纯利润的20%的管理费；4、合同期满后，甲乙双方协商决定，如乙方继续承包，经甲方同意后另行签订合同，如乙方提出不经营者，乙方的财产并发展的树木等有乙方处理；5、此合同甲乙双方共同遵守，有乡政府监督实施”。合同书由某乡人民政府、三个村委会盖章及村干部签名捺印，张某某签名确认。合同签订后，张某某于1989年将其中10亩河滩地交由朋友唐某某使用，后唐某某将该10亩河滩地交给亲戚汪某乙耕种。汪某乙去世后由汪某甲等家人耕种。1998年11月24日，东乡县政府给张某某核发了原承包的和尚滩河滩地41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承包期自1998年12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土地类别为洮河护岸碱滩地。四至为：东至某村一社村民承包地，西至农路，南至农路，北至河堤。2011年4月，因童某某的砂场在本案争议地界河滩采砂，汪某甲等人前去阻止，张某某提出争议地是其承包地要求返还时，汪某甲以该地是其姑父唐某某赠送给其父汪某甲耕种多年为由拒绝。纠纷发生后，张某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汪某甲返还占用的十亩承包地，并赔偿土地使用费每年10000元。
本案主要证据如下：
当事人的陈述：
1、一审法院的三次庭审笔录；
2、原告起诉的第二被告唐某某（2013年3月1日去世）在答辩状中陈述“我和张某某即是同行又是朋友，关系很好。张说他在洮河边有滩涂地四十多亩，一直撂荒，就给了我十亩，我接受了这十亩地又把地给了汪某乙，因为当时是滩涂地，所以给我是无偿赠送的，我也是无偿赠送给汪某乙的”；
3、汪某甲在答辩状中陈述“本案争议的十亩耕地是1988年冬天由我姑父唐某某无偿给予我父亲汪某乙的”；
张某某在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
4、某镇2011年5月4日调解处理协议书。用以证明因甲方童某某砂场采砂与乙方汪某甲发生纠纷引发本案的事实；
5、1986年11月1日，某乡人民政府与三村委会盖章的合同书。用以证明本人当时承包争议地的情况；
以上证据经质证，汪某甲无异议；
6、东乡县人民政府1998年11月24日核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人为张某某、土地类别为洮河护岸碱滩地、面积41亩、有具体四至。用以证明本人对争议地享有承包权；
该证据在一审法院2011年10月20日庭审质证时，汪某甲无异议；在此后的庭审中汪某甲提出，第二轮承包时未经三个村村民同意，张某某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真实性存疑；
7、2011年10月1日，三个村委会盖章及三个村干部见证签名捺印的证明。用以证明本案争议地在1986年11月1日，某乡人民政府与三村研究决定，签订合同承包给某村民张某某，第二轮承包时再次承包给张某某的事实；
该证据在一审法院2011年10月20日庭审质证时，汪某甲无异议；在此后的庭审中汪某甲提出，此份证明系某村主任私自出具的，书记与文书并不知情，真实性存疑；
汪某甲在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
8、汪某丙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没有注明地块四至）。用以证明争议地于1998年12月1日由东乡县人民政府发证承包给汪某丙；
经质证，张某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
9、某村委会于2014年12月18日出具的证明，对汪某丙承包证书未载明的土地名称、亩数、四至进行了说明。用以证明争议地是某村耕地的延伸部分，1988年后由汪某甲的父亲开荒耕种至今，“经村委会研究决定该十亩土地继续由汪某丙耕种承包”；
经质证，张某某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
证人证言：
10、马某某当庭作证。在一审法院2011年10月20日开庭审理时，一直给张某某管理河滩地的马某某证明，张某某承包河滩地后给唐某某10亩地，由其本人丈量的过程；
经质证，汪某甲以证人与张某某有利害关系，对证人身份提出质疑；
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交了书面证人证言；
经质证，对方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互不认可；
汪某甲在上诉期间提交的证据：
11、东乡县人民政府1998年11月20日核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用以证明第二轮土地承包前，争议地发生流转，张某某土地承包证书中确定的41亩土地中不包括争议的10.5亩土地，上诉人父亲对争议地享有承包权；
因超过举证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组织质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确定，包括本案争议土地在内的41亩和尚滩荒地，在1986年，由某乡人民政府及三个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张某某签订书面合同承包给张某某，期限二十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张某某将其中10亩河滩地交给朋友唐某某无偿使用，唐某某又交给亲戚汪某乙使用，一直由汪某乙及家人耕种。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张某某原承包的和尚滩土地亩数不变，登记在张某某名下由东乡县人民政府核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依照法律张某某对该41亩土地享有合法使用权。2011年5月4日东乡县某镇的调解处理协议书经庭审质证，汪某甲无异议，该协议的甲方是童某某，乙方是汪某甲，内容反映的是童某某砂场采砂引发张某某与汪某甲对本案争议地权属发生纠纷；另汪某某在答辩状中明确承认自己从1989年耕种争议土地已达二十余年，2009年张某某与童某某抢占其土地，由此可以确定，本案原告所诉被告准确，上诉人关于被告主体不适格的第一条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在第一次开庭质证时，对张某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诉人无异议，此后又对证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却不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对于被上诉人是否享有41亩河滩地承包权的问题，三个村委会于2011年10月1日出具证明，由三个村委会盖章及所属三个村干部签名捺印，足以证实张某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因此，上诉人第二条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提交的某村委会于2014年12月18日出具的证明，内容是“经村委会研究决定该十亩土地继续由汪某丙耕种承包”，该证明表达了某村委会同意汪某丙继续耕种争议地。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需经过申报、批准、登记等相关程序才能取得，村委会无权确认土地权属，且汪某丙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无四至，无法对应证书所指土地就是本案争议地，故某村委会对争议地权属的证明不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关于一审判决书未予认定该份证明的第三条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在此次上诉时提交汪某乙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主张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争议地发生流转，其父汪某乙取得了争议地的使用权，张某某土地承包证书确定的41亩土地中不包括本案争议的10.5土地。对争议地的来源问题，1986年11月1日，某乡人民政府及三村与被上诉人签定的书面合同能够证实，本案纠纷发生后，三个村委会于2011年10月1日出具证明，证实张某某原承包的河滩地，在1998年再次承包给其本人并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由此证实被上诉人两次承包土地的面积与四至并未发生变化，上诉人也不否认争议地系张某某承包41亩土地当中的一部分，不能提供张某某41亩承包地其中的10.5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发生使用权流转、出让的证据。因此，上诉人关于张某某承包的41亩土地中不包括争议地的第四条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提交汪某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主张为新证据。众所周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土地承包权是农民最基本的法律权利，汪某乙及家人耕种争议土地多年，应当知道对耕种土地是否享有承包权，即是否持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如果该证书于1998年11月20日核发至今客观存在，因保管不善在本案审理时暂时无法提交，发证机关也有存档，上诉人在一审中无法提交时，应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直到再审后的上诉环节提交，不符合法律对“新的证据”的界定，举证超过期限。即使本案争议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实际被调整，由土地主管部门确权给汪某乙属实，出现双方持证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发生争议的应当向土地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不属人民法院直接的受案范围，因此，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依照汪某乙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定争议地使用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凤霞
审 判 员 马 坚
代理审判员 马红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黄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