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5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霍拥军，男，197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志坚，杭州市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柏顺，男，195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曹燕奇，女，1988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系曹柏顺女儿。
上诉人霍拥军因与被上诉人曹柏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1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批，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霍拥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曹柏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曹柏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第一次开庭时的审判长与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中告知的审判长不一致，一审法院未提前及时告知当事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的这一行为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事实方面，曹柏顺提供了1份送货单及3份复写的收款收据用以证明其与霍拥军之间存在84684元的蜂产品交易，但除了一张金额为65038.2元的送货单是霍拥军签章确认的外，其他三张金额分别为7592元、1459元、10595元的收款收据并没有霍拥军的签章确认，霍拥军也从未出具过该些单据。事实情况为：双方之间发生过的货款只有两笔，一笔就是霍拥军确认过的金额为65038．2元送货单；另一笔货款是7592元，共计72630元，霍拥军已分三期全额支付给曹柏顺，并不存在赖账。其次，一审判决以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为由支持曹柏顺的诉讼请求是一种主观臆断，相关理由也仅是对其主观臆断的一种强行解释，达不到有效论证。对一审判决的第一点论证理由，霍拥军已明确说明复写的收款收据并非霍拥军出具，因此对曹柏顺持有的收款收据为何均系客户联，不应该也不可能让霍拥军来解释，霍拥军也根本无法解释。一审法院将霍拥军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作为认定依据错误。对一审判决的第二点论证理由，霍拥军发送给曹柏顺的微信中有关蜂皇浆的毛重、净重、单价、总价记载与曹柏顺提供的编号为N07509687的收款收据记载一致，复写的收款收据完全可以依据微信内容进行编制，一审法院以此推定所有曹柏顺提供的无任何签名的收款收据系霍拥军出具，且发生了上述交易错误。对一审判决的第三点论证理由，曹柏顺毫无证据地称单据上的相关内容为霍拥军妻子所写，一审法院就要求霍拥军举证证明不是霍拥军妻子所写，举证不能则承担不利后果，实属举证责任分配的滥用。对一审判决的第四点论证理由，在买卖业务中，霍拥军只有记账，因为两笔货款是比较清晰的，因此霍拥军的记账非常简单，内容其实就是霍拥军发送给曹柏顺的微信记载内容，对两笔交易的毛重、净重、单价、总价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一审法院仅以霍拥军没有提交相应的记账凭证便认定这是不合理行为，认定曹柏顺主张的事实存在，是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再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院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认为曹柏顺提供的证据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是指“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但是若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曹柏顺提供的证据材料没有霍拥军的签字，明显该三份收款收据的证明力均无法判断，因此，人民法院理应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驳回曹柏顺的诉讼请求，而不应适用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双方之间存在84684元蜂产品交易。
曹柏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审判长第一时间将变更情况告知双方，并征求意见，双方均无异议。之后法院多次有短信告知庭审组成人员等内容，霍拥军亦未提出异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曹柏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六组证据用以证明诉讼主张，而霍拥军未提供任何证据。一审法院依据法定程序组织双方质证，根据霍拥军的质证意见作出的认证及事实认定正确。三、霍拥军在一审两次庭审中存在恶意说谎的行为。第一次庭审中，霍拥军只承认与曹柏顺之间有且只有1笔蜂蜜交易，即证据1送货单项下的蜂蜜交易，且货款已付清，谎称与曹柏顺之间绝不存在蜂皇浆交易。第二次庭审中，因曹柏顺提交了证据3即银行付款记录及证据4即微信对账凭证，面对铁证，霍拥军才不得不承认与曹柏顺之间不仅存在蜂蜜交易，还存在有蜂皇浆交易。这足以证明霍拥军有恶意说谎、赖账等恶劣行为。综上，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合法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曹柏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霍拥军立即支付货款12054元；2、诉讼费由霍拥军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曹柏顺系养蜂人；霍拥军从事蜂产品收购业务。2016年，霍拥军向曹柏顺收购蜂蜜和蜂皇浆，合计价款84684元。霍拥军分三次共计支付曹柏顺72630元，具体为：2016年7月11日支付10000元、2016年9月30日支付49900元、2016年11月2日支付12730元，余款12054元至今未支付。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2月8日，霍拥军通过手机微信方式发送一份对账单给曹柏顺，认为双方发生的蜂蜜、蜂皇浆价款共计72630元。曹柏顺不予认可，双方遂产生纠纷，2017年2月9日，经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万市派出所出警，双方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曹柏顺与霍拥军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蜂产品交易的总价款。曹柏顺提交送货单一份、收款收据三份以证明双方之间发生的蜂蜜、蜂皇浆买卖价款合计84684元，而霍拥军辩称双方发生的蜂产品买卖价款仅为72630元。首先，在送货单和收款收据的来源方面，尽管霍拥军否认系其出具给曹柏顺，但曹柏顺持有的均系“客户联”，霍拥军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次，霍拥军认可曹柏顺提交的微信凭证中的对账单系其发给曹柏顺，但未提交其用以制作该对账单的相关佐证，而该对账单中有关蜂皇浆的毛重、净重、单价、总价等记载与编号为“No7509687”这份收款收据的相关记载一致；再次，曹柏顺表示除送货单中“后加84斤一桶”和霍拥军签名外的所有内容以及收款收据中的所有内容均系霍拥军妻子书写，尽管霍拥军予以否认，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后霍拥军不申请笔迹鉴定；最后，霍拥军表示在双方的买卖业务中，其未保留任何凭证，但有记账，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记账凭证，这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曹柏顺提供的证据与其庭审陈述相互印证、相互吻合，能够达到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认定曹柏顺与霍拥军之间蜂产品交易的总价款为84684元，进而认定霍拥军尚欠曹柏顺货款12054元（总价款84684元－已付的72630元）。
综上所述，曹柏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霍拥军的辩解因在两次庭审中部分陈述前后矛盾，亦不符合常理，且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霍拥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曹柏顺支付货款1205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元，由霍拥军负担。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曹柏顺主张其共向霍拥军供应84684元的蜂蜜和蜂皇浆，提交了金额分别为1459元、10595元、7592元的收款收据（实际记载送货数量、单价及总额）和金额为65038元的送货单。霍拥军对65038元的送货单无异议，对三份收款收据不予认可，但认可收到金额为7592元收款收据项下的货物。对曹柏顺关于上述单据上的货物数量、金额均系霍拥军妻子在霍拥军收货时记录并出具给曹柏顺作为送货凭证的主张，霍拥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曹柏顺对自己的主张已提供初步证据予以证明，霍拥军对部分证据虽不予认可，但未通过申请其妻子出庭作证或申请笔迹鉴定等方式提供反驳证据予以推翻，故霍拥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霍拥军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元，由霍拥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
书记员 舒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