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1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剑锋。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光恒，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星，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波。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飞，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红梅。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飞，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纪南萍。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光恒，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星，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剑锋因与被上诉人吕波、赵红梅，原审被告纪南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1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于2017年2月20日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剑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本息。本案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其上诉理由为：2013年9月16日至2016年8月19日，上诉人孙剑锋与被上诉人吕波、赵红梅发生多笔资金汇款往来，期间，孙剑锋收到吕波汇款100万元，付给吕波199万元，收到赵红梅400万元，付给赵红梅7202140.33元。被上诉人吕波、赵红梅系夫妻关系，通过双方账目合并整理可得知，孙剑锋所欠吕波、赵红梅的借款早已还清，根本就未拖欠本息，孙剑锋与吕波、赵红梅签订的《确认函》，系孙剑锋受胁迫所签订的，双方并没有对账，从孙剑锋的还款远远超过借款的事实也可印证《确认函》是孙剑锋在受胁迫下所签订的，《确认函》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仅以《确认函》即认定孙剑锋拖欠本息，而无视孙剑锋早已还本付息，且还款远远超过欠款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吕波、赵红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
纪南萍述称，同意孙剑锋的上诉意见。
吕波、赵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孙剑锋支付吕波、赵红梅欠款本金300万元、借款利息37.1万元（截止至2015年7月17日），2015年7月17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2、纪南萍对上述2014年4月2日由孙剑锋向赵红梅借款100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孙剑锋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吕波、赵红梅于1993年12月29日登记结婚。2013年7月24日，吕波通过其个人招商银行账户向孙剑锋转账200万元。2014年4月2日，孙剑锋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内容为：孙剑锋因业务需要，向赵红梅暂借100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此笔借款赵红梅按月息2%收取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借息时间从2014年4月2日起计。借期1年，若赵红梅要求提前还款，赵红梅必须提前三天通知孙剑锋还款。此协议落款处“乐昌市粤汉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在担保人处加盖公章；纪南萍在此协议落款处签下“担保人：纪南萍，”。2014年4月2日，赵红梅通过其招商银行个人账户向孙剑锋转账100万元。2014年7月24日，孙剑锋向吕波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兹有本人孙剑锋（身份证号：）于今日向吕波借款200万元进行资金周转，利息为月利率2%，本人承诺2015年7月24日前必须本金200万元全部归还，利息每月付清。2015年7月17日，孙剑锋向吕波、赵红梅出具《确认函》一份，内容为：孙剑锋于2014年4月2日借赵红梅100万元，借期1年，月息2%，至2015年7月2日，欠利息8万元整。孙剑锋于2014年7月24日借吕波200万元，借期1年，月息2%，至2015年7月24日，欠利息28万元。孙剑锋之前所借的150万元已还清本金，尚欠利息1.1万元。至2015年7月17日，孙剑锋共欠赵红梅、吕波两人借款本金300万元，共欠利息37.1万元。《确认函》落款处除孙剑锋作为借款人签字确认外，“乐昌市粤汉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在担保人处加盖公章。自2013年7月24日起至2014年12月24日止，吕波与孙剑锋有多次账目往来，其中吕波于2013年7月24日、2014年6月5日分别向孙剑锋转账200万元、100万元；孙剑锋向吕波的转账有：2013年9月24日转账4万元、2014年1月24日转账4万元、2014年2月24日转账4万元、2014年3月25日转账4万元、2014年4月24日转账4万元、2014年5月23日转账4万元、2014年6月24日转账4万元、2014年7月7日转账2万元、2014年7月24日转账4万元、2014年8月5日转账102万元、2014年8月25日转账4万元、2014年9月24日转账4万元、2014年10月10日转账30万元、2014年10月24日转账4万元、2014年11月21日转账13万元、2014年11月24日转账4万元、2014年12月24日转账4万元。吕波在上述时间段内共计向孙剑锋转账300万元、孙剑锋共计向吕波转账199万元。2013年8月2日至2015年3月3日，赵红梅与孙剑锋有多次账目往来，其中赵红梅于2014年4月2日、5月29日、7月18日、7月21日、10月8日、10月9日、10月19日、10月21日分别向孙剑锋转账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10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万元；孙剑锋向赵红梅转账的有：2013年8月2日转账4千元、9月16日转账6万元、9月17日转账100万元、2014年1月16日转账4万元、2月17日转账4万元、3月17日转账4万元、5月4日转账2万元、5月16日转账4万元、6月3日转账2万元、6月11日转账50.65万元、6月16日转账4万元、6月23日转账0.65万元、7月2日转账2万元、7月10日转账201,300元、7月14日转账1,355,200元、7月16日转账4万元、7月21日转账501,200元、7月21转账4,500元、8月1日转账2万元、8月16日转账4万元、8月21日转账516,500元、8月25日转账15万元、9月2日转账2万元、9月15日转账302,200元、9月16日转账4万元、9月18日转账11,669元、9月24日转账100万元、9月30日转账948,400元、10月4日转账2万元、10月10日转账20万元、10月11日转账702,400元、10月17日转账100万元、10月17日转账4万元、10月20日转账22万元、10月22日转账42,100元、10月22日转账5万元、11月3日转账2万元、11月6日转账13,333.33元、11月19日转账11,669元、12月18日转账381,669元、2015年1月6日转账2万元、1月13日转账15,000元、2月28日转账2万元、3月3日转账2万元。赵红梅在上述时间段内共计向孙剑锋转账400万元、孙剑锋共计向赵红梅转账9,764,140.33元。
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7月17日，孙剑锋向吕波、赵红梅出具的《确认函》，孙剑锋辩称是吕波、赵红梅打印好后用言语威逼着签的，双方并没有对账，但对此说法，孙剑锋并未提供证据。相反，吕波、赵红梅向法院提交的孙剑锋与其签订的《借款协议》、孙剑锋出具的《确认函》及《借据》，以及吕波、赵红梅向孙剑锋个人转账的《银行转账凭证》等一系列证据，结合吕波“该笔借款实际发生在2013年7月24日，借期1年，至2014年7月24日孙剑锋仍未还款，故孙剑锋重新出证据一的借条”的合理性陈述，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吕波、赵红梅与孙剑锋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确认2015年7月17日《确认函》合法有效，孙剑锋应依约履行。现孙剑锋既未按最初约定的还款时间偿还借款，也未按照确认后的还款时间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吕波、赵红梅要求孙剑锋向其偿还借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孙剑锋提交的与吕波、赵红梅的银行流水账目，只能说明其与吕波、赵红梅之间有经济往来，并不能证明其在2015年7月17日《确认函》签订之后向吕波、赵红梅履行了《确认函》中约定的还款义务，故对孙剑锋辩称的不欠吕波、赵红梅欠款，请求驳回吕波、赵红梅的全部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能支持。吕波、赵红梅主张利息按月息2%标准，计算至欠款清偿完毕之日止，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2014年4月2日，孙剑锋向赵红梅签订的100万元《借款协议》上，纪南萍签下了“担保人：纪南萍，”，其应作为孙剑锋向赵红梅借款100万元的担保人，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其保证期间应从孙剑锋承诺赵红梅还款的2015年4月2日起计算六个月，至2015年10月2日保证期间届满，本案中吕波、赵红梅于2016年3月24日申请追加纪南萍参加诉讼，向纪南萍提出诉讼主张，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吕波、赵红梅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在保证有效期间内向纪南萍主张过相关权利的证据，故纪南萍关于其担保的责任已过了6个月的追诉时效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答辩意见具有事实基础，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保证人纪南萍免除保证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孙剑锋向吕波、赵红梅偿还3,371,000元；二、孙剑锋向吕波、赵红梅支付借款利息（以3,00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7月18日起，按照月息2%的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上述应付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逾期未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的规定办理。三、驳回吕波、赵红梅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公告费260元，合计31,060元，由孙剑锋负担；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吕波、赵红梅自行负担。
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孙剑锋向吕波、赵红梅借款300万元的事实，有孙剑锋出具《借款协议》、《借据》予以证明，该借款协议及借据内容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以及保证人对赵红梅借款进行担保的事实，为有效的民事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从一审查明事实看，2015年7月17日，孙剑锋向吕波、赵红梅出具《确认函》一份，内容为：孙剑锋于2014年4月2日借赵红梅100万元，借期1年，月息2%，至2015年7月2日，欠利息8万元整。孙剑锋于2014年7月24日借吕波200万元，借期1年，月息2%，至2015年7月24日，欠利息28万元。孙剑锋之前所借的150万元已还清本金，尚欠利息1.1万元。至2015年7月17日，孙剑锋共欠赵红梅、吕波两人借款本金300万元，共欠利息37.1万元。该确认函再次确定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37.1万元，显然，确认函属孙剑锋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孙剑锋应承担偿还借款支付本金及利息的责任。故一审判令孙剑锋偿还吕波、赵红梅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无不当。孙剑锋上诉认为《确认函》是受胁迫所签订的，双方并没有实际对账，但孙剑锋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在二审审理中，孙剑锋认可双方当事人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至目前其已还清本息，因孙剑锋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吕波、赵红梅的银行流水账目，只能说明其与吕波、赵红梅之间有经济往来，并不能证明其在2015年7月17日《确认函》签订之后向吕波、赵红梅履行了《确认函》中约定的还款义务，其亦未能提供相关债权债务冲抵的依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导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孙剑锋承担。综上所述，孙剑锋上诉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孙剑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治国
审判员 李 行
审判员 叶 欣
二○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 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