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72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鲁江，女，1953年9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奋，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海城，男，1969年7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小薇，广东君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炳胜，广东君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伟，男，1966年6月11日出生，住哈尔滨市道里区。
上诉人赵鲁江因与被上诉人杨海城、被上诉人何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23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鲁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奋，被上诉人杨海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炳胜，被上诉人何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鲁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海城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杨海城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系杨海城、何伟、罗某及唐某四人合意共同投资成立公司，因何伟不想做显名股东，在四人均同意的情况下，由何伟找到赵鲁江做名义上的显名股东，赵鲁江仅在何伟指定的合作协议上签名，并将身份证借给何伟用于公司的筹备使用。其他股东在未告知赵鲁江的情况下利用赵鲁江的身份证及复印件私自办理了赵鲁江的银行账户，通过自存自取行为实际控制赵鲁江的银行账户，后又通过虚假签字使赵鲁江成为公司股东。2.一审判决仅依据工商登记资料即推定赵鲁江因出资需要而口头向杨海城借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庭审中赵鲁江与何伟均确认了赵鲁江与杨海城并不相识，因此赵鲁江不可能向其借款。3.一审判决认定杨海城向赵鲁江出借款项的主要依据是杨海城向赵鲁江的账户汇入了65万元，但通过杨海城所提交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其向以赵鲁江名义开设的账户汇过一次款，时间为2012年2月27日，金额为60万，费用12.5元，而非65万元。同时，收款账户一直均由杨海城控制，仅此即认定杨海城是应赵鲁江的要求而出借款项明显错误。4.赵鲁江没有借款的本意，赵鲁江的行为是来自何伟，而何伟早于2011年11月25日向其他合作伙伴发出退出投资之前就已经告知赵鲁江，而赵鲁江与其他合作者又不相识，因此不可能有继续投资的意向，更不会于2012年2月向杨海城借款。5.本案中，杨海城通过虚假签字改变了合作协议的约定，通过虚假签字完成公司的股权登记，同时为了达到本案能在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再次虚假的制造了管辖权约定，一审判决要求赵鲁江证明不存在的事实显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因成立公司而产生的公司设立纠纷或者股东出资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的规定本案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杨海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不同意赵鲁江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符合举证责任分配法理及证明标准理论。赵鲁江与包括杨海城在内的四位投资人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并认缴75万元注册资本，赵鲁江向杨海城借取款项用于出资具有客观事实基础和合理性，即便没有书面借款合同、借据等证明借贷合意的直观载体，但结合杨海城提交的转账凭证、验资报告等证据，且赵鲁江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收取杨海城相应款项基于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间存在借款事实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二、赵鲁江客观外在行为亦体现其并未实际退出中山市海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成公司）并知悉资金的情况。1.一审中，赵鲁江表示其身份证原件交给杨海城是为了办理海成公司的成立手续事宜。赵鲁江作为投资发起人及股东之一，清楚知悉该成立手续必然包括开立账户进行验资在内，且其交身份证原件给杨海城办理公司成立手续的行为即等同于其授权杨海城代为办理公司成立行为并认可承受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2.海成公司成立过程中的第一期验资时间是2011年4月28日，赵鲁江该期向杨海城借款5万元及向另一股东罗某借款10万元，合计共15万元完成实际认缴。从海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公司于2011年5月11日成立，赵鲁江为登记在册股东之一。若如赵鲁江所称其在2011年8月25日已提出退出，那么其应当在2012年2月27日注资前就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经公司相应比例股东决议同意后退出。但事实上，赵鲁江因资金问题仍继续向杨海城借取60万元用于验资，且直至目前为止赵鲁江仍为海成公司的登记在册股东。3.一审庭审时，一审法院曾向赵鲁江问到其“是否知道杨海城代为出资了15万元？”赵鲁江当时回答是“听罗某说过”。换句话说，赵鲁江是知悉银行账户的存在、该账户用于且正在用于公司成立验资及已有资金在流动，若如赵鲁江所称其2011年8月25日明确不同意继续投资经营亦不参与日后的认缴验资，其理应在2012年2月27日验资前将账户予以挂失止付并注销，而非放任账户的继续存在用于公司成立验资。三、出借人与借款人达成借款合意是民间借贷实践中出借人支付借款本金的前提，杨海城作为一个有生活经验的出借人不可能将几十万元的巨额款项借予明显不同意借取或偿还借款的借款人。因此，赵鲁江称款项是杨海城在其并不知情下一手操控所为，没有向杨海城借款的陈述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也严重违背常理。四、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在杨海城仅凭转账付款凭证而未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据等证据证明双方借贷合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民间借贷审理本案亦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是正确的。本案中，杨海城将款项转账至赵鲁江账户只可能存在合同及不当得利两种可能性，如果认定杨海城没有书面借款合同即否定双方间的借贷合意，则应当认定双方之间构成不当得利，但是在原告已经以借贷关系起诉的情形下，无论是按合同关系进行审理还是以不当得利关系进行审理，赵鲁江仍需承担偿还款项的义务，按照不当得利审理的结果与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审理的结果并无差别，不会影响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何伟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但是没有提起上诉。
杨海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鲁江、何伟归还借款750000元及利息（以150000元为基数，从2011年4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以600000元为基数，从2012年2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诉讼费由赵鲁江、何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3月28日，杨海城、罗某、唐某、赵鲁江签订一份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同投资设立海成公司，拟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杨海城以货币出资2428571.4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8.572%，唐某以货币出资1092857.2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1.857%，罗某以货币出资728571.4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4.571%，赵鲁江以货币出资75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5%。协议另约定利润分配、亏损承担等事项。2011年5月11日，海成公司登记成立，登记记载杨海城认缴出资额2428500元，占48.57%，罗某认缴出资额728500元，占14.57%，唐某认缴出资额1093000元，占21.86%，赵鲁江认缴出资额750000元，占15%。中山市中元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于2011年4月28日、2012年2月28日出具验资报告，确认赵鲁江分别于2011年4月28日及2012年2月27日已分两期实缴公司注册资本合计750000元。
2011年4月28日，杨海城向赵鲁江账户转账50000元，2012年2月27日，杨海城向赵鲁江账户转账600000元。2012年2月27日，杨海城向罗某账户转账462800元。杨海城表示2011年4月27日，罗某往赵鲁江账户转账100000元，杨海城向罗某转账的462800元中有100000元是支付罗某向赵鲁江汇款的100000元。赵鲁江、何伟不予认可。何伟表示其于2011年8月25日向杨海城、唐某、罗某提出退出不再参与公司投资与经营，赵鲁江的账户并不在赵鲁江、何伟的控制下，并提交2011年8月25日的邮件及2013年的录音予以证明，杨海城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诉讼中，赵鲁江、何伟表示其将赵鲁江的身份证交给杨海城是因为当时有意向开立公司需要办理前期手续，但并不清楚汇款的情况。杨海城表示其与罗某拿着赵鲁江的身份证去银行开立账户，赵鲁江对此是同意的，后杨海城使用赵鲁江的银行账户办理了公司验资手续。
一审另查，2013年5月30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出具（2012）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228号民事判决书，其中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杨海城于2012年2月27日向罗某汇出462800元，杨海城称该462800元中362800元为杨海城向罗某出借的款项，余下的100000元则为杨海城向另一股东出借的款项。
一审又查，现海成公司登记记载盛某某认缴出资额2807000元，占56.14%，唐某认缴出资额1093000万元，占21.86%，赵鲁江认缴出资额750000元，占15%，罗某认缴出资额350000元，占7%。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在于杨海城与赵鲁江、何伟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杨海城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取款回单、验资报告等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杨海城向赵鲁江出借650000元用于认缴海成公司出资额的事实。杨海城虽未提交借款合同、借据等书面载体证明借款事实，但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当事人达成口头借款合意之后，放款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借款转账支付给借款人的做法，故杨海城的主张符合常理，杨海城对其主张的事实已完成举证，而赵鲁江不能提供足以推翻借款事实的证据，故杨海城要求赵鲁江偿还借款650000元，该院应予支持。关于杨海城与何伟是否成立借贷关系，因杨海城并无向何伟支付借款行为，故该院认为杨海城与何伟不存在借贷关系，杨海城要求何伟偿还借款，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海城要求赵鲁江偿还另外100000元借款的诉讼请求，赵鲁江实际认缴的出资额虽为750000元，但杨海城是否实际向赵鲁江出借此部分款项是认定借贷关系的关键，但杨海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此部分款项的出借人为杨海城，故对于其此部分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杨海城主张的利息，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杨海城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于借款期限及利息进行了约定，杨海城向法院起诉视为催告，故杨海城主张的逾期利息应当从杨海城向法院主张权利即起诉时开始计算。综上所述，赵海城的部分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赵鲁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海城借款六十五万元及利息（以六十五万元为基数，从二○一三年七月八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杨海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赵鲁江二审过程中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2011年12月6日股东会决议；证据2，2012年2月10日股东会决议；证据3，杨海城、罗某给何伟发送的邮件的网络截屏打印件和信函。证据1-3均证明：杨海城和其他股东利用赵鲁江的身份进行公司股权的登记和运作，赵鲁江并未实际参与该过程，对该行为杨海城和罗某也表示过对赵鲁江的歉意，反映出赵鲁江不可能存在向杨海城借款的情况。
杨海城未向本院递交新的证据。
何伟未向本院递交新的证据。
杨海城对赵鲁江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两份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认可，从内容看两份协议的形成时间是2011年12月6日、2012年2月10日，该证据在一审前已经形成，证明目的不认可，杨海城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于邮件和信函的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
何伟对赵鲁江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3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经本院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赵鲁江是否参与公司经营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
二审过程中，赵鲁江申请证人唐某出庭作证，证明当时有几个人投资了海成公司，其中有赵鲁江的名字，何伟提出用赵鲁江的名字做股东，但是不清楚其中是否有借款。对于赵鲁江的银行账户和注资过程不清楚。赵鲁江认可证人证言。杨海城不认可证人证言。何伟称，赵鲁江不具备借款的前提条件。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行为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赵鲁江虽上诉提出因涉案款项用于出资，故本案案由应为公司设立纠纷或者股东出资纠纷，但用于出资仅系涉案款项的使用用途，亦即属款项从赵鲁江账户汇出的用途。而本案诉争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为该款项自杨海城账户汇入赵鲁江账户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并非股东出资纠纷或公司设立纠纷案由项下规范的债权债务关系，故赵鲁江以涉案款项用于出资为由否认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应为民间借贷纠纷。
同时，赵鲁江以与杨海城不相识、其银行账户由杨海城控制为由否认借贷的事实，但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杨海城曾将涉案款项650000元转账至赵鲁江账户，赵鲁江账户亦系该650000元的实际接受账户，且上述款项系通过赵鲁江账户支付至公司验资账户。赵鲁江虽否认与杨海城存在借贷关系，但其并未就与杨海城之间汇款650000元的行为系基于何种法律关系产生以及无需还款的上诉意见作出合理解释。此外，赵鲁江对股东身份的否认亦不能作为其否认借贷事实、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故在何伟否认注资行为、主张已经撤出的情况下，综合以上因素及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作出杨海城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取款回单、验资报告等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杨海城向赵鲁江出借650000元用于认缴海成公司出资的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另，如赵鲁江与何伟尚有争议，其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赵鲁江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赵鲁江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丽新
审 判 员 尚晓茜
审 判 员 龚勇超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汤和云
书 记 员 赵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