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鲁1329行初7号
原告孙斗斗，居民。
原告陈学晓，居民。
原告上官修学，居民。
被告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沭大队。住所地：临沭县城沭新东街与光明路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孙澎，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西嘉，该大队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国，山东琅琊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孙斗�、陈学晓、上官修学诉被告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沭大队行政撤销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斗斗、陈学晓、上官修学，被告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沭大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西嘉、周振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斗斗、陈学晓、上官修学诉称，2017年12月份至2018年1月份，原告等95人驾驶机动车或一次或多次经过周芦路3KM+100M-彭桃园东西方向处，10多天后，便陆续收到短信：【山东交警】您的小型汽车鲁Qxx**于2017-12-xx在周芦路3KM+100M-彭桃园东西方向，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其他车高速公路外超速50%（70%）以上不足70%（100%）”的违法行为（记12分），请于收到本告知之日起30日内接受处�。除了扣分，还分别做出了或500元或1000元的罚款。以上信息采集机关和处罚机关都是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沭大队。从原告拍摄的图片看到：同一地点设置限速50和40的两个标志，而且电子狗报告的限速依然是50KM/T，限速标志和测速警示标志安装在一起，限速标志和测速警示标志离测速取证设备安装点仅仅202米。此处测速取证设备的安装属于违法安装：第一违反《关于规范查出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之规定：一是“测速取证设备”应当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购置和设置，新投资设置测速取证设备应当提请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禁止企业、个人投资，可是临沭交警大队在微博里明确回复“测速取证设备”的安装问题应该找交通局；二是没有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公交管(2013)455号]：依法依规选用测速取证设备，科学合理设置测速取证设备。第二没有按照《道路交通信息监测记录设备设置规范》（GA/T1047）之规定，做到规范设置。固定测速取证设备的设置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应当设置在限速标志起始点后500米至解除限速标志或下一限速标志之间；（二）在来车方向距离测速点200米以外应当设置“前方测速”或者“进A测速路段”等交通标志。上述交通标志至测速点之间有交叉路口的,应当在交叉路口增设相应的交通标志。如此没有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规范设置的测速取证设备记录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合法有效证据使用的，用这样的“证据”进行处罚是不可能做到公正执法的。临沭机动车辆越来越多，交通管理部门加大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力度，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关于规范查出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明确：“为进一步规范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查出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保证严格公正执法，保障机动车驾驶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盼望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正裁判，依法判令被告撤销其对孙斗斗、陈学晓、上官修学等95人违法测速抓拍的超速处罚，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沭大队辩称，原告孙斗斗、陈学晓、上官修学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所诉请求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一、关于原告主体资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这一规定强调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而本案答辩人尚未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对三原告采取任何处罚措施,原告的实体权利尚未受到任何影响,原告提起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需“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这一主体资格。二、关于本案是否适用共同诉讼的程序:1、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案即便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也是针对个案视违章情形分别作出,也就是说,答辩人拟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不是基于同一行政行为对多人作出,而是多个行政行为分别作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必要共同诉讼。2、因本案答辩人尚未作出行政行为,即便原告等人对答辩人即将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按照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处理,即普通共同诉讼,也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由各个行政相对人分别立案,分别提出诉讼请求和理由,并依法提交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才为共同诉讼。本案三原告提起的诉讼既非必要共同诉讼,又非普通共同诉讼,显然原告主体不适格。3、本案不是集团诉讼,也不适用代表人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经被代表�当事人同意。《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当事人推选不出的,可以由人民法院在起诉的当事人中指定代表人。按照原告的行政起诉状,即便原告提起的是集团诉讼,原告也应当提交所有集团诉讼成员提起诉讼并推选代表人的相关材料,由法院进行审查，本案显然仅有三原告提起诉讼,不符合集团诉讼的条件,三原告也不能代表尚未起诉的有关人员参与诉讼。三、关于本案诉讼标的是否具有可诉性:本案答辩人采取的固定测速取证行为,属于过程性行为,是为拟作出行政处罚所做的取证、录入审核、告知等准备行为,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的可诉行政行为,前提必须是行政行为。根据2018年2月8日施行的《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规定明确了可诉行政行为的标准,即首先必须有行政行为,其次需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原告诉称的行为属于过程性行为,是行政机关在拟作出行政行为之前,为作出行政行为进行准备、告知等行为,这些行为尚不具备最终的法律效力,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四、关于本案固定测速设备的设立依据及投入使用：答辩人所设置的固定测速取证设备,是为了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而依法设立的,设�和使用程序合法,设备检测合格。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是负责机动车和驾驶人管理,巡查和整治道路交通秩序,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法定机关,有义务有责任就辖区内的道路交通秩序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整治。根据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鲁公交[2014]39号《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答辩人遵循依法、规范、公开的原则,按照《道路交通信息监测记录设备设置规范》(GA/T1047)的要求,依法在涉案路段设置固定测速取证设备,也于2017年12月4日通过临沭县政务公开官方网站《政务临沭》向社会公布了104个电子警察位置,于2017年12月25日起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时速标准,对涉案路段依法进行测速取证。所设置的测速设备也通过政府采购渠道购买,由有资质的安装单位公开招标后进行安装、测试,并由第三方监督单位验收,才投入�用,测速设备检测合格。综上,原告的诉讼主体、诉讼标的、诉讼程序均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属于无理缠诉,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临沭县交警大队公布的测速路段材料及原告违法行为取证资料，证明涉案地点依法设置固定测速点；并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了测速提速牌、限速标志牌，且已向社会公布；测速点测速执法公开、透明，合法有效。
2、《山东省实施办法》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证明被告依法具有对管辖路段使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并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权。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节交通技术监控规定，被告所作的固定测速执法行为，是行政处罚的取证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拟作出二百元（不含）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还应当依照第41、46、50条规定的程序依法作出。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证明向违章行为采集并告知固定测速设备采集的交通违法行为，是行政取证行为，不属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处罚种类范围。
4、固定测速设备合格证明材料，证明被告所设置的固定测速设备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1）被告说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了测速提示牌、限速标志牌,不知被告依据的是哪家的“规范要求”，证据在哪。（2）原告违法行为的取证资料,恰恰证明了被告实施测速取证并短信通知了所谓的“违法者”的行政行为,与被告答辩状上的观点“本案答辩人尚未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对三原告采取任何处罚措施,原告的实体权利尚未受到任何影响”自相矛盾。证据2，“行政取证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被告的这句话很明显是个病句,“取证”不是具体行政行为,难道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也能作为“超速处罚”的依据吗，简直是笑话。证据3，《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二)罚款、(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被告的短信通知里明确载明了:“扣12分,罚款或500元、或1000元、甚至罚2000元”,这就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像被告所说的“行政取证行为”。证据4，不能证明被告的测速取证设备及其配套设备的安装是合法的，真正能证明其安装合法的是安装单位的预算申请报告、上报山东省交警总队的报备文件及批准文件和“验收报告”,这几份文件被告为何不举证。
原告孙斗斗、陈学晓、上官修学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照片两张,证实:老225省道5KM-凌山头水库处(2018年1月中旬改称“韩店路5公里”)安装在三棵树中间的限速标志被遮挡。
3、4，照片两张,证实:周芦路3KM+100M-彭桃园西东方向处,限速50公里的路旁竖立牌与限速40公里的路旁悬挂牌混装，而且汽车导航在此报告的限速依然是50公里。
5、照片一张,证实:周芦路3KM+100M-彭桃园东西方向处的限速标志在起诉时,不知何原因被拆掉。
6、截图一张,证实:鲁Q×××××于2018-01-2911:37在周芦路3KM+100M-彭桃园西东方向处,被拍超速70%以上不足100%,罚款1000元,扣12分。
7、8，照片两张,证实:老225省道17KM+700M-金盛复混肥设备厂处(2018年1月中旬改称“韩店路17公里700米”)，限速50公里的路旁竖立牌与限速40公里的路旁悬挂牌混装，而且汽车导航在此报告的限速依然是50公里。
9、10，照片两张,证实:老225省道17KM+700M-金盛复混肥设备厂处北南方向的限速警示牌被树枝遮挡。起诉立案后,遮挡树枝被锯掉。
11、照片一张,证实:老225�道17KM+700M-金盛复混肥设备厂处南北方向,限速50公里的路旁竖立牌与限速40公里的路旁悬挂牌混装，而且汽车导航在此报告的限速依然是50公里。
12、13，临沭县交警大队给赵泓卫的回复截图两张,证实:县乡道的限速是由县交通局设置,交警大队负责处理抓拍和违章处理。
14、临沭县12345政务服务热线管理办公室2018年1月23日的“专报”照片一张,证实:2018年1月以来,县热线办先后受理涉及交通违法行为抓拍问题诉求362件,平均每天16件。主要针对限速抓拍和不按照导向行驶两项。
15、临沭县交警大队的回复截图一张,证实:(1)对凌山头和大兴国家电网两处2018-01-26之前的超速处罚撤销的公开回复:(2)除以上两处的超速处罚撤销之外,“�他交通违法抓拍的设置、安装、使用,经过职能部门再次检查,均符合法律规定、国家标准和工作规范。”
16、鲁Q×××××车的违章通知截图一张,证实:“老225省道5KM-凌山头水库”、“S225省道5KM-
凌山头水库”处的测试取证设备在“工作”过程中又“自动”切换成:“韩店路5公里”。
17、光盘一张，证明：（1）彭桃园处的限速标志与前方测速标志混装在一起；（2）上述标志与测速取证设备之间距离为：西东向284.5米、东西向202米；（3）西东向的50公里/小时的限速标志与40公里/小时的限速标志相距79米。
并提供证人吴某、李某�庭作证。证人吴某称:我的车辆在本案涉及的彭桃园路段因为违章也受到了处罚，已经缴纳罚款1000元、被扣12分，并且被扣留驾驶证，提交我受处罚的证据（决定书及缴纳罚款票据）供参考。证人李某称：被告设置的测速设备不合理，不知道依据什么设置的，对路面限速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在涉案路段被违章抓拍的很多，因为本案开庭我没去处理，现在已经超期了。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7、8、9、10、15、16与本案无关联；证据6仅仅是告知涉嫌违法行为，并不是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证据12、13涉案路段的限速是由被告证据1中的临沭县交通运输局关于部分县道技术指标的说明中确定我县周大路、朱韩路设计标准时速为40公里；证据14仅能反映原告就涉案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也不能证明被告作出具体的行政处罚�证据3、4、17关于限速标志是否存在混装的问题，根据照片显示被告是在来车方向限速40公里标志以前设立竖形村庄路段减速慢行的减速提示标志，与电子警察抓拍设备限速40公里标志并不冲突。综合原告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已对涉案原告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处罚，且周大路限速抓拍设备只对60公里以上行车车辆进行抓拍，60公里以下不抓拍。
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1日12时06分，原告孙斗斗驾驶其小型汽车鲁Q×××××在周芦路3KM+100M-彭桃园西东方向，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其他车高速公路外超速70%以上不足100%”的违法行为（记12分），请于收到本告知之日起30日内接受处理。同年1月4日，被告通过短信提示平台将上述内容告知原告孙斗斗。
2017年12月26日23时25分，原告陈学晓驾驶其小型汽车鲁Q×××××在周芦路3KM+100M-彭桃园东西方向，因其他车高速公路外超速50%以上不足70%违法行为，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请及时接受处理。2017年12月30日7时52分，该车又在周芦路3KM+100M-彭桃园西东方向，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因其他车高速公路外超速50%以上不足70%”的违法行为（记12分），请于收到本告知之日起30日内接受处理。几日后，被告通过短信提示平台将上述内容告知原告陈学晓。
2018年1月17日13时23分，原告上官修学驾驶胡淑艳名下的小型汽车鲁Q×××××在周芦路3KM+100M-彭桃园东西方向，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其他车高速公路外超速50%以上不足70%”的违法行为（记12分），请于收到本告�之日起30日内接受处理。同日15时18分，原告上官修学再次驾驶该车在周芦路3KM+100M-彭桃园西东方向，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其他车高速公路外超速70%以上不足100%”的违法行为（记12分），请于收到本告知之日起30日内接受处理。上述内容，被告分别于2018年1月20日、23日通过短信提示平台告知车主胡淑艳。
在收到被告发出的短信通知后，三辆车的车主均未前去处理，而是以孙斗斗、陈学晓、上官修学为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本案被告作出的车辆违法行为通知，是针对个案视违章情形分别作出,并不是基于同一违法行为对多人作出，每人亦有一次或多次的的违章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不适用共同诉讼，故本案原告提起的诉讼并不是必须的共同诉讼。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原告诉称的95人陆续收到被告的短信告知，请求撤销对95人的超速处罚，因被告是向95人各自发出的各不相同的通知，其他人�违法行为与三原告没有利害关系，提起诉讼的是孙斗斗、陈学晓、上官修学三人，其他人不是本案当事人，原告无权请求撤销被告对其他人的车辆超速处罚。上官修学作为原告之一，虽然是其驾驶的胡淑艳名下的车辆，但是在车辆超速后，被告通知的是车主胡淑艳，通知中的违法行为相对人是胡淑艳，而不是上官修学，故上官修学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
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可以看出,提起诉讼的前提必须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其次需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被告采取固定测速取证，并将车辆超速情况告知车主、�期处理，是被告拟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的必经程序，是为拟作出行政处罚所做的取证、录入审核、告知等准备工作,并未作出具有明确罚款金额等具体内容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是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综上，三原告不符合提起本案诉讼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原告孙斗斗的起诉。
二、驳回原告陈学晓的起诉。
三、驳回原告上官修学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化芝
人民陪审员 杨会宪
人民陪审员 古龙泉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恩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