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91民初412号
原告：张某，女，汉族，1973年8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古毅先，广东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迪友，广东鹏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胡某，男，汉族，1973年12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
被告：前海大某投资控�（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081895669。
法定代表人：胡某3，执行董事。
被告：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08594603X。
法定代表人：胡某3，执行董事。
上列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怡玮，广东中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诉被告胡某、被告前海大某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某投资公司）、被告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某保理公司）公司增资纠纷一案，本院在2016年3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古毅先、刘迪友，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胡某退还投资款116万元（为人民币，下同），自2015年12月2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到付清之日止，至4月1日利息为4万元。被告大某投资公司、大某保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三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20日被告胡某经手收到原告投资扩股定金（注册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100万元），原告同日与被告大某投资公司、大某保理公司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原告投资被告大某保理公司，款到位后20个工作日完成修订章程、完成本次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本次增资扩股后变更的新的公司营�执照等。被告胡某是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于被告没有履行协议内容，2015年12月14日被告胡某给原告出具了《备忘录》承诺书，承诺在2015年12月21日前退回100万元，如果在2016年2月1日前退回价格为116万元。原告认为，被告胡某作为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以个人名义承诺退回原告投资款，不履行约定义务是民事欺诈行为，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胡某辩称：一、公司内部已经为原告办理了股东确认的身份手续，在收到增资款之后，已经为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增资得款事实，后通过形成的股东会决定，将被告大某保理公司的增资事项在工商局变更了，并将原告的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也就是说，原告的股东身份在公司的内部已经办理了确认的手续。二、原告没有履行办理工商的登记程序的配合义务，导致被告大某保理公司一直无法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东的变更登记，在签署增资协议之后被告大某保理公司曾经多次催促原告协助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原告基于自身的原因拒不履行配合义务，导致被告大某保理公司没有能在工商局完成变更，故责任不能由三被告承担。三、被告胡某作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理由是首先本案是由公司增资引起的纠纷，增资协议的双方是原告和被告大某控股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胡某并未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签署协议，也就不应该在合同履行中因为存在争议而承担责任。原告以被告胡某为经手人为理由主张被告胡某承担责任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原告的增资款是以转账的方式直接汇入�告大某保理公司，被告胡某在确认被告大某保理公司收到款项之后出具了收款收据，证明增资款到账的事实，该行为仅是对收款行为的确认，不存在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原告以此来主张被告胡某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在签署协议时，被告胡某虽然为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和被告大某保理公司的法定代理人，但在履行行为时是属于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不应该由法人个人的资产来承担责任。故原告主张由被告一承担责任于法无据。
被告大某控股公司辩称：同意被告胡某的上述答辩意见的第一、二点，另外在增资协议中，被告大某控股公司仅为被告大某保理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增资的签署后履行过程中不存在法律约定的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主张由被告大某控股公司承担于法无据。
被告大某保理公司辩称：同意被告胡某的上述答辩意见的第一、二点。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20日，原告作为合同甲方，被告大某控股公司作为合同乙方，被告大某保理公司作为合同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主要内容是：1、确认截至协议签署之日，被告大某保理公司的股东为被告大某控股公司，持股比例100%，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2、被告大某保理公司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增至6250万元。完成增资扩股后进入新三版股改上市筹备期（2015年6月1日到2016年1月1日），股东持股比例为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占股75%，其他股东占股25%。本次投资溢价20%，其中83.3%转为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6.7%转为资本公积或其他科目；3、增资款交付到被告大某保理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前海支行的指定账户。被告大某保理公司确保增资方汇入增资款20个工作日内完成修订公司章程、完成本次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本次增资扩股后变更的新的公司营业执照等；4、增资完成后，新股东具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全部股东权利，原告本次增资持有股权的1/3的锁定期为6个月，6个月后可以协议转让，被告大某控股公司有优先购买权；其他2/3股权的锁定期为24个月，被告大某控股公司有权提出回购这部分股权，回购价格为：投资总额×（1+15%）+股权分红。由于上述《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并没有约定原告投入的资金数额。同日，原告与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主协议（即《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生效后，原告投资100万元，入股100万股，注册资本100万，实收资金100万，被告大某控股公司放弃回购权利。
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当日，原告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协议中约定的被告大某保理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前海支行账户转账100万元，被告大某保理公司并给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
经深圳信用网核实，被告大某控股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注册成立，认缴注册资本一亿元，股东为被告胡某（占股95%）、胡必玲（占股5%，兼任法定代表人）。被告大某保理公司在2013年12月17日注册成立，认缴注册资本745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5000万元。被告大某保理公司成立时间被告大某控股公司为唯一股东，被告胡某担任法定代表人。从2015年6月10日起被告大某保理公司股权等工商登记信息发生多次变动，其中2015年6月10日变更为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占股67.11%）、被告胡某（占股5%）及边某某等27名自然人股东。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到7450万元；2015年9月8日增加自然人俞某某为股东等；2015年9月22日，被告胡某卸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胡某2；2015年11月18日，自然人股东陈某某等�人退出股份及部分自然人股东股比例变动（其中被告胡某股权增加到6.12%）；2016年7月7日，自然人股东胡某某退出股份等；2016年7月21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2卸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胡某3。
被告大某保理公司上述多次股东变更登记均未能反映原告已登记为公司股东。原告遂向被告胡某追索退款事宜。2015年12月14日，被告胡某给原告出具了由其手写并落款签名加盖指印的《备忘录》，全文内容是“胡某申请赎回张某在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的投资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于2015年12月21日前退回价格为壹佰万元整，如果是在2016年2月1日前赎回价格为116万元。以此为据”。原�凭此《备忘录》向三被告追索无果，遂诉至本院。
被告大某保理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一份由其单位加盖公章，落款日期仅为2015年的《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股东名册》，被告大某保理公司称，原告股东身份已登记在股东名册上，证实原告占有股份为1.3422%，股份100万元。对此证据，原告认为，股东名册上没有日期，也从未交给原告，是被告大某保理公司自行制作的，因此不予认可。
原告就其主张提交的证据包括：1、《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2、《补充协议》；3、交付100万元收款收据及银行交易明细；4、《备忘录》；5、原告与被告胡某在2016年1月31日到2月2日期间的短信记录，证明被告胡某承诺还款。三被告对原告上述证据1、2、3、4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的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三被告认为《备忘录》不是保证，也不是退回增资款的承诺，仅是协助原告办理事项，被告胡某也没有法律上的连带担保责任。对证据5不予认可，理由是无法确认与原告短信沟通的电话号码是被告胡某使用的手机。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在2015年8月20日签订的《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合同。原告已依约履行了交付100万元入股款的合同义务，而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签订及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有下列违约行为，包括：1、未向原告真实披露被告大某保理公司股权构成。根据深圳信用网的查询结果，2015年6月10日，被告大某保理公司已由被告大某控股公司持有100%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28人（法人加自然人）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但在2015年8月20日的增资扩股协议中，被告大某控股公司仍称其为被告大某保理公司的单一股东。2、未向原告披露同意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应由股东会决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决定吸纳原告作为新股东，并增加注册资本，应向原告出具股东会决议，但增资�股协议中仅称“公司股东会一致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增资扩股”（见增资扩股协议第3.1（1）条），并未将股东会决议作为附件提供给原告。且被告大某保理公司早在2015年6月10日已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到7450万元，而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的是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到6250万元，增资扩股协议中的约定明显与事实不符。3、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未按约定时限完成修订公司章程、将原告纳入股东名册的约定义务。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办理时限是原告交付增资款20个工作日，照此计算，被告应在2015年9月18日完成约定义务。从深圳信用网查询情况来看，被告大某保理公司在2015年9月8日后有多次工商信息变更，且也有其他自然人股东退出或进入股东的情况，但始终未将原告纳入股东名册。被告大某保理公司辩称在公司保存的股东名册上已将原告纳入。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法第七十三条“……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的规定，被告大某保理公司不仅需要将原告纳入股东名册，还需要向原告出具出资证明书及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一系列工作。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将股东名册交付给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完成了约定义务。综上分析确定，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在本案中属根本违约，应当退还原告入股款100万元。
对被告胡某的民事责任问题，根据深圳信用网查询结果，被告大某控股公司拥有被告大某保理公司67.11%股份，两被告为关联企业。而被告胡某拥有被告大某控股公司95%的股权，个人又持有被告大某保理公司6.12%的股权，因此虽然被告胡某已卸任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足以认定被告胡某是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胡某在2015年12月14日给原告出具《备忘录》的形式表示愿意替原告在约定时限办理赎回投资款，是被告胡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此《备忘录》有效。鉴于被告胡某作为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身份，《备忘录》的内容实际上是被告胡某为两公司给原告的退款义务提供担保，可适用担保法有关规定处理。《备忘录》称“2015年12月21日前退回价格为100万元，如果是在2016年2月1日前赎回价格为116万元”，被告胡某未能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内完成赎回投资款的义务，依照约定，本院认定被告胡某应对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退还原告投资款100万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还应赔偿原告16万元的损失。
原告要求被告胡某承担退回投资款116万的责任，被告大某控股公司、大某保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与本院对本案的分析认定结果不符，本院对原告相关诉请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未退款的利息，由于增资扩股协议、备忘录中均未约定，且被告胡某已承担了16万元损失，本院对原告利息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前海大某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被告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退还原告张某入股款100万元，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付清。
二、被告胡某对被告前海大某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被告前海大某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被告胡某赔偿原告张某损失16万元，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付清。
四、驳回原告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560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均已预交），由三被告负担。公告费（含原告已交及可能公告送达判决书需预交部分）由三被告负担，原告可在缴付后在申请执行时凭交款单据主张此款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豫军
人民陪审员 周 洁
人民陪审员 苏 峰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韵如
书 记 员 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