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阳中法审监行再字第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谢梅英，女，195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阳春市人，住阳春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余业茂，男，197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阳春市人，住阳春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余业双，男，197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阳春市人，住阳春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余业庆，男，197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阳春市人，住阳春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余妃连，女，1978年8月24日出生，汉族，阳春市人，住阳春市。
上述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江海巨，广东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阳春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黄福祥，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瑞光，阳春市公安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金旗锋，阳春市公安局民警。
第三人：余强，男，阳春市人，197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阳春市。
再审申请人谢梅英、余业茂、余业双、余妃连、余业庆与被申请人阳春市公安局、原审第三人余强不服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1）阳中法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0日作出（2013）粤高法行申字第57号行政裁定书，认为谢梅英等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定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余业茂、余业双、余业庆以及上述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江海巨以及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金旗锋、林瑞光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谢梅英等原审起诉称：被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1）第三人余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损害被害人余显灿的身体健康。（2）在客观上，第三人余强对被害人实施了拳打脚踢，并持木棍猛力击打头部和身上，造成被害人受伤倒地，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有法医鉴定证明，余显灿死亡结果与余强的违法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3）第三人侵犯体是被害人的身体权。（4）第三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综上四点，第三人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同时，余强是在2003年打人，被告在2010年作出处罚，其程序违法。为此，要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提供的证据有：《身份证》、《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书》、《复议书》、《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等证据。
被申请人阳春市公安局辩称：被告所作的处罚决定，认定第三人殴打他人，有《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认定余显灿是由于肺部感染、脑水肿，合并褥疮感染，最后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死亡。有《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等证据证实。在程序上，2003年5月10日，被告下属的永宁派出所接报后，立即派员到现场调查，依法受理，调查，将行政处罚事由告知违法嫌疑人，经讨论后作出决定，并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当事人。因余显灿是由于肺部感染、脑水肿，合并褥疮感染，最后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死亡，无依据说明余显灿的死亡是余强殴打造成，余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对第三人余强作出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告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程序合法，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余强缺席一审，没有作出答辩。
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5月10日上午11时许，余显灿持着拐杖到X镇X村委会一铺仔里，见到余强就问为何十多天前搭载其老婆到X圩多收1元钱，双方为此事发生争吵，余显灿就走到余强的摩托车停放处，用拐杖砸了几棍余强的摩托车，将摩托车的公里表防护镜打烂，余强见状上前阻止，双方继续争吵，余强便用拐杖打了一棍余显灿腰部和头部，致使余显灿当场倒在公路旁水沟里。听到有人喊打伤了人，当地村委会干部余显格从铺仔里走出来，看见余显灿躺在地上，即叫余强用摩托车搭余显灿去永宁卫生院治疗，由于余显灿无法坐稳摩托车，余显灿就叫在场的供销社职工黄世营护送余显灿到永宁卫生院治疗，余强为余显灿支付了1125元医疗费（第一次支付125元，第二次支付给余显灿亲属余业双1000元）。余强于2003年5月10日到阳春市永宁派出所报案，同日，永宁派出所立案受理了本案。2003年6月8日下午14时，余显灿在永宁卫生院死亡。2003年6月12日，被告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余显灿进行组织病理学鉴定，2003年7月2日该中心作出《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该鉴定写明：“……二、（二）组织学检查：脑：蛛网膜下腔未见出血，脑表面未见有脑挫伤，脑实质内血管周围间隙增宽，部分血管内红细胞溶解成均匀状。神经细胞周呈明显空隙，神经细胞体肿胀。尼氏体消失。心：外膜下血管淤血，心肌可见溶小灶，心肌间未见异常。肺：细支气管黏膜上皮脱落，周围可见少量淋巴细胞。肺泡壁血管淤血，脓肿部大量中性白细胞浸润，周围见纤维组织增生。鉴定书结论为：（1）脑水肿。（2）肺灶性脓肿。（3）心肌灶性肌溶小灶形成。”2003年7月18日阳春市公安局作出（2003）春公刑技法鉴字第17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结论为：死者余显灿是由于肺部感染、脑水肿，合并褥疮感染，最后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死亡。余显灿死后，其家属要求赔偿余显灿在永宁卫生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和办理后事的费用，经永宁派出所和当地村委会多次组织余显灿、余强家属协商，余强家属先后三次（2003年6月10日、11日、12日）支付人民币3600元给余显灿家属。之后，原告对此案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10年7月23日，原告向被告阳春市公安局投诉，要求追究第三人余强的刑事责任，并赔偿一切损失。被告收到投诉后，重新翻阅案件档案，依照阳春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第五条第三项“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病理检验结论：脑水肿；尸体检验，颅骨未见骨折，颅内未见出血及血肿、未见脑挫伤；病理检验，全脑组织未见出血，挫伤等，分析认为，未有依据说明余显灿的脑水肿与头部外伤有关。而死者余显灿的伤后出现昏迷，双侧瞳孔不等大等症状，与脑水肿有关”；第五条第四项“根据尸体检验及中山大学的病理检验，死者余显灿肺部有严重的感染，而胸部损伤为闭合性损伤，解剖未见胸部有实质性脏器损伤，说明肺部感染与外伤无关”的分析，认定余显灿是由于肺感染、脑水肿合并褥疮感染，最后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死亡。被告认为没有依据说明余显灿的死亡是余强殴打造成，其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余显灿的死亡是其疾病造成，余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2010年8月4日，被告作出对第三人余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将该决定书送达给当事人。原告不服，向阳江市公安局申请复议，2010年11月29日，阳江市公安局作出维持阳春市公安局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议决定，2010年12月2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如诉称。以上事实，有（1）《立案登记表》，（2）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3）《送达回证》，（4）《询问笔录》，（5）《询问笔录》、《收据》，（6）《询问笔录》，（7）《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8）《户籍资料》，（9）《办案说明》，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笔录等附案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被告对第三人余强作行政处罚，其职权有法律依据。被告认定第三人余强殴打余显灿，有被告对余显超、余显格等人的询问笔录证实。被告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阳春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认定余显灿死亡原因与余强殴打无关，余强殴打他人行为轻微，事实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对余强处罚处理适当。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三人余强对被害人实施了拳打脚踢，并持木棍猛力击打头部和身上，造成被害人余显灿受伤倒地，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有法医鉴定证明，余显灿死亡结果与余强的违法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该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余强是在2003年打人，被告在2010年作出处罚是事实，但被告超期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于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作出具体行为遵守期限规定的暇疵，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且不影响实体处理。同时，因为时间的流逝的不可逆转性，行政机关无法对此作出补正。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要求撤销被告阳春市公安局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阳春市公安局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谢梅英、余业茂、余业双、余业庆、余妃连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谢梅英、余业茂、余业双、余业庆、余妃连负担。
谢梅英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于2003年已对该案立案受理，但2010年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违反了行政管理的效率性原则，为严重的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故余强对死者余显灿的殴打行为与死者余显灿死亡行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符合刑事立案的标准，被上诉人阳春市公安局应追究余强的刑事责任，被上诉人阳春市公安局对余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阳春市公安局作出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3、依法立案追究余强致余显灿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阳春市公安局二审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作出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没有事实和理由的，原审判决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上诉人请求立案追究余强致余显灿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原审第三人余强缺席二审，没有对上诉状作出答辩。
二审审理查明：2003年5月10日上午11时许，余显灿持着拐杖到X镇X村委会一铺仔里，见到余强就问为何十多天前搭载其老婆到X圩多收1元钱，双方为此事发生争吵，余显灿就走到余强的摩托车停放处，用拐杖砸了几棍余强的摩托车，将摩托车的公里表防护镜打烂，余强见状上前阻止，双方继续争吵，余显灿便用拐杖打了一棍余强的左大腿，余强就在旁边拿起一条木棍，各打了一棍余显灿腰部和头部，致使余显灿当场倒在公路旁水沟里。听到有人喊打伤了人，当地村委会干部余显格从铺仔里走出来，看见余显灿躺在地上，即叫余强用摩托车搭余显灿去永宁卫生院治疗，由于余显灿无法坐稳摩托车，余显格就叫在场的供销社职黄世营护送余显灿到永宁卫生院治疗。余强为余显灿支付了1125元医疗费（第一次支付125元，第二次支付给余显灿亲属余业双1000元）。余强于2003年5月10日到阳春市永宁派出所报案，同日，永宁派出所立案受理了本案。2003年6月8日下午14时，余显灿在永宁卫生院死亡。2003年6月12日，被上诉人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余显灿进行组织病理学鉴定，2003年7月2日该中心作出《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该鉴定写明：“……二、（二）组织学检查：脑：蛛网膜下腔未见出血，脑表面未见有脑挫伤，脑实质内血管周围间隙增宽，部分血管内红细胞溶解成均匀状。神经细胞周呈明显空隙，神经细胞体肿胀。尼氏体消失。心：外膜下血管淤血，心肌可见溶小灶，心肌间未见异常。肺：细支气管黏膜上皮脱落，周围可见少量淋巴细胞。肺泡壁血管淤血，脓肿部大量中性白细胞浸润，周围见纤维组织增生。鉴定书结论为：（1）脑水肿；（2）肺灶性脓肿；（3）心肌灶性肌溶小灶形成。”2003年7月18日阳春市公安局作出（2003）春公刑技法鉴字第17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结论为：死者余显灿是由于肺部感染，脑水肿，合并褥疮感染，最后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死亡。
余显灿死后，其家属要求赔偿余显灿在永宁卫生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和办理后事的费用，经永宁派出所和当地村委会多次组织余显灿、余强家属协商，余强家属先后三次（2003年6月10日、11日、12日）支付人民币3600元给余显灿家属。2010年7月2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阳春市公安局投诉，要求追究余强的刑事责任，并赔偿一切损失。被上诉人收到投诉后，重新翻阅案件档案。2010年8月4日，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对余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伍佰元。被上诉人将该决定书送达给当事人。上诉人不服，向阳江市公安局申请复议。2010年11月29日，阳江市公安局作出维持阳春市公安局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议决定，2010年12月22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上诉人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阳春市公安局决定对余强处以行政处罚，有职权法律依据。对于余显灿死亡原因，经阳春市公安局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结论为：1、脑水肿；2、肺灶性脓肿；3、心肌灶性肌溶小灶形成。阳春市公安局作出（2003）春公刑技法鉴字第17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结论为：死者余显灿是由于肺部感染、脑水肿，合并褥疮感染，最后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死亡。阳春市公安局根据上述的鉴定认为余显灿死亡与余强殴打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余显灿死亡是其自身疾病造成的，而不进行刑事责任追究。对于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在本案中，上诉人上诉请求追究余强刑事责任依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余强殴打余显灿，有余强本人供述，余显超、余显格等人的询问笔录证实，应予认定。对于余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阳春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作出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余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伍佰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阳春市公安局在2003年受理该案，在2010年作出行政处罚，违反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规定，但上诉人以上理由请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的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据不足，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谢梅英、余业茂、余业双、余业庆、余妃连负担。
再审申请人谢梅英等不服本院（2011）阳中法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再审申请人谢梅英等申诉称：一、被申诉人于2003年已对该案立案受理，但2010年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申诉人的行为明显包庇第三人余强，其行为严重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本案发生在2003年5月10日，案件发生后，被申诉人阳春市公安局马上对该案立案受理，但为了包庇第三人余强并没有对余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后来在申诉人不断到有关部门申诉与信访的压力下，阳春市公安局于2010年8月才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对第三人余强的行政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9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件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而处罚程序在本案而言，发现公安机关的程序是违法的，且明显有包庇第三人余强的行为，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推究行政处罚的本意，考虑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行政效率的原则，被申诉人在第三人殴打死者余显灿的行为发生7年之后才作出对第三人余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失去了有效保护申诉人及死者合法权益，维持社会良好秩序的意义。第三人余强的处罚，失去了处罚本意。因此，被申诉人具体行政行为应定性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庭审过程中，被申诉人称其处罚并没有错误引用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被申诉人在庭上称由于该案第三人余强的行为具有连续或者继续的状态，被申诉人对本条文完全理解错误，第三人的殴打行为和被申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的时间已达七年。如果该行为确实是没有在半年内发现，按该条规定，被申诉人则不应对第三人余强进行行政处罚。故被申诉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此外，被申诉人又以申诉人接受了第三人余强的相关费用视为双方和解，被申诉人的此辩更无法成立，申诉人与第三人从来没有签订和解协议，如果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被申诉人为何于2010年对第三人余强进行行政处罚呢？被申诉人在庭上观点前后矛盾。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按照此规定，当事人之间应该达成调解协议。故此，被申诉人在庭上的辨解都是不能成立的。二、《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及《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作出后未送达申诉人，其剥夺了申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故不能凭两份文书作为定案的依据。2003年，被害人余显灿被第三人殴打致死后，阳春市公安局先后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被害人余显灿进行组织病理学鉴定和委托法医对余显灿尸体进行检验，对本案起关键作用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及《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作出后未送达给申诉人，剥夺了申诉人不服《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及《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提出异议及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因此，不能凭两份文书作为定案的依据。三、第三人余强对死者余显灿的殴打行为与死者余显灿死亡的行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符合刑事立案的标准，被申诉人阳春市公安局应追究第三人余强的刑事责任，被申诉人阳春市公安局对第三人余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阳春市卫生院住院病历反映，入院诊断：（1）左侧第10、11肋骨骨折；（2）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3）慢支。死亡诊断：（1）左侧第10、11肋骨骨折；（2）颅内出血；（3）呼吸衰竭；（4）心衰；（5）褥疮。从上述情况反映，余显灿死亡的结果与余强的殴打行为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且本案已造成死亡的严重后果。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本案不应以治安案件对余强进行行政处罚，应以故意伤害罪对第三人余强追究刑事责任。综上，申诉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请求：1、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2、撤销被申诉人阳春市公安局依法作出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3、依法将余强致余显灿伤害致死的犯罪行为予以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立案，追究刑事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诉人承担。
被申请人阳春市公安局辨称：同意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死者的死亡原因与殴打事实没有因果关系，我局认定余强有殴打他人行为，但不是直接导致余显灿死亡的原因，对行为人余强已作出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审第三人余强没有作出答辩。
再审查明：2003年5月10日上午11时许，余显灿持着拐杖到X镇X村委会一铺仔里，见到余强就问为何十多天前搭载其老婆到X圩多收1元钱，双方为此事发生争吵，余显灿就走到余强的摩托车停放处，用拐杖砸了几棍余强的摩托车，将摩托车的公里表防护镜打烂，余强见状上前阻止，双方继续争吵，余显灿便用拐杖打了一棍余强的左大腿，余强就在旁边顺手拿起一条木棍，各打了一棍余显灿腰部和头部，致使余显灿当场倒在公路旁水沟里。听到有人喊打伤了人，当地村委会干部余显格从铺仔里走出来，看见余显灿躺在地上，即叫余强用摩托车搭余显灿去永宁卫生院治疗，由于余显灿无法坐稳摩托车，余显格就叫在场的供销社职黄世营护送余显灿到永宁卫生院治疗。余强为余显灿支付了1125元医疗费（第一次支付125元，第二次支付给余显灿亲属余业双1000元）。余强于2003年5月10日到阳春市永宁派出所报案，同日，永宁派出所立案受理了本案。2003年6月8日下午14时，余显灿在永宁卫生院死亡。2003年6月12日，被申请人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余显灿进行组织病理学鉴定，2003年7月2日该中心作出《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该鉴定载明：“……二、（二）组织学检查：脑：蛛网膜下腔未见出血，脑表面未见有脑挫伤，脑实质内血管周围间隙增宽，部分血管内红细胞溶解成均匀状。神经细胞周呈明显空隙，神经细胞体肿胀。尼氏体消失。心：外膜下血管淤血，心肌可见溶小灶，心肌间未见异常。肺：细支气管黏膜上皮脱落，周围可见少量淋巴细胞。肺泡壁血管淤血，脓肿部大量中性白细胞浸润，周围见纤维组织增生。鉴定书结论为：（1）脑水肿；（2）肺灶性脓肿；（3）心肌灶性肌溶小灶形成。”2003年7月18日阳春市公安局作出（2003）春公刑技法鉴字第17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该报告书的载明：四、病历摘要：2003年6月7日阳春市永宁卫生院住院病历的死亡记录：患者余显灿，男，59岁，永宁X村委会人。入院时间：2003年5月10日。住院天数：29天。入院诊断：1、左侧第10、11肋骨骨折；2、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3、慢支。死亡诊断：1、左侧第10、11肋骨骨折；2、颅内出血；3、呼吸衰竭；4、心衰；5、褥疮。该患者因与他人争吵，被他人用木棒打伤头部送本院急诊入院。入院后对症治疗，于2003年5月10日上午8时始出现昏迷状态，呼吸促。左瞳孔约2.5㎜，对光反射迟钝，右侧瞳孔约为3.0㎜，对光反射存在，颈项抵抗，无抽搐及恶心呕吐，以我院医生会诊综合病人的症状、体征，一致认为可拟诊“颅内出血”，并对治疗方案作调整，建议给予降颅内压、止血、呼气等对症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又于2003年6月7日下午2时出现病情恶化，抽搐，呼吸急促，大汗淋漓，血压下降，经抢救无效，最后因全身衰竭而死亡。五、分析说明：1、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病理检验结果：脑水肿，肺灶性脓肿。检验见余显灿存在严重的肺部感染：左肺下叶可见脓疡，左胸腔积有黄褐色带有严重臭味的腋体且有大量纤维渗出，臀部、胸背部、右肘关节及右脚后跟等多处有程度较重的褥疮感染等情况，结合病历资料，分析认为余显灿是由于肺部感染，脑水肿，合并褥疮感染，最后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死亡。2、根据检验：对余显灿生前验伤见左胸背部有中空性皮下出血，左颞部皮下出血及颞肌出血，左胸背部第十二肋处皮下出血，结合案情介绍，可以认定死者余显灿生前曾受过钝器（如棍棒类）伤。尸体所见的左侧第八、九、十、肋骨骨折为陈旧性骨折（骨折处未见出血，且有大量骨痂生长），与本次损伤无关。3、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病理检验结论：脑水肿；尸体检验，颅骨未见骨折，颅内未见出血及血肿，未见脑挫伤；病理检验，全脑组织未见出血、挫伤等。分析认为，未有依据说明余显灿的脑水肿与头部处伤有关。而死者余显灿的伤后出现昏迷，双侧瞳孔不等大等症状，与脑水肿有关。4、根据尸体检验及中山大学的病理检验，死者余显灿肺部有严重的感染，而胸部损伤为闭合性损伤，解剖未见胸腹部有实质性脏器损伤，说明肺部感染与外伤无关。六、结论：死者余显灿是由于肺部感染，脑水肿，合并褥疮感染，最后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死亡。
余显灿死后，其家属要求赔偿余显灿在永宁卫生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和办理后事的费用，经永宁派出所和当地村委会多次组织余显灿、余强家属协商，余强家属先后三次（2003年6月10日、11日、12日）支付人民币3600元给余显灿家属。2010年7月23日，申诉人向被申诉人阳春市公安局投诉，要求追究余强的刑事责任，并赔偿一切损失。被申诉人收到投诉后，重新翻阅案件档案。2010年8月4日，被申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对余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伍佰元。再审申请人不服，向阳江市公安局申请复议。2010年11月29日，阳江市公安局作出维持阳春市公安局的春公（永）决字（2010）第116号《阳春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议决定。
再审期间另查明：申请人向本院提交阳春市永宁卫生院于2003年5月10日作出的入院诊断证明，诊断结论为：1、左侧第10、11肋骨骨折；2、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3、慢支。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阳春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问题；2、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3、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撤销问题。
关于阳春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问题。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阳春市公安局决定对余强处以行政处罚，有法律依据。2003年5月10日，余显灿认为余强多收其老婆1元钱摩托费，继而双方发生争吵，余显灿走到余强的摩托车停放处，用拐杖砸了余强的摩托车公里表防护镜，余强则殴打了余显灿的腰部和头部，给余显灿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申请人提供了阳春市永宁卫生院诊断证明予以证实，因此，阳春市公安局对余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事实依据。至于是否刑事立案，这是公安机关刑事司法权的范畴。本案中本院只对阳春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对阳春市公安局是否对本案刑事立案不是本行政诉讼案件审查的范围。
关于本案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溯及既往。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后，对其施行前发生且尚未作出处罚决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是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认为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阳春市公安局对余强作出行政拘留五天，并处罚款伍佰元，是并罚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属处罚较轻的情形。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为1987年实施，条例对人身权处罚较重，对比处罚时各种经济因素，阳春市公安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本案行政处罚决定属较轻的情形。因此，阳春市公安局对余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无不当。
关于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撤销问题。阳春市公安局在办理该案件时存在办理时间过长，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阳春市公安局受理的行政处罚案件不能因为办案期限过长而不予处罚或撤销。
综上所述，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申请人再审请求事项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1）阳中法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 沛
审 判 员 黄耀聪
代理审判员 林惠雯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