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19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翟瑞峰，男，1972年10月3日出生，住，住广东省汕尾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广东君言（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广东君言（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锄，男，1960年7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峰，北京市易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湖南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388号鲇鱼套颐美会现代城2栋1927房。
法定代表人：ＸＸ。
原审被告：博阳创富投资管理（湖南）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249号湘域中央花苑2号栋106房。
法定代表人：王湘林。
上诉人翟瑞峰因与被上诉人夏锄、原审被告湖南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丰融资公司）、博阳创富投资管理（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阳创富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9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翟瑞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夏锄对翟瑞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1.翟瑞峰的户籍所在地、家庭所在地以及与夏锄同一持股的工作单位即上海融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在地均没有收到一审法院邮寄送达的民事诉状等诉讼资料。2.翟瑞峰与夏锄均为上海融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均为该公司工作人员，夏锄知晓翟瑞峰的手机等联系方式，一审法院确没有对翟瑞峰作出最为直接的电话通知。由此，一审法院在没有穷尽其他送达方法的情况下，直接公告送达诉讼文书已严重违反法定送达程序。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虽因翟瑞峰未知晓一审法院诉讼导致缺席审理，但根据夏锄提供的2012年11月13日200万元借款转帐凭证并非本人银行帐户转出，而是以北京信世恒通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世恒通公司）转帐凭证证明由夏锄委托支付，但该转帐凭证的转帐附言上非常清楚的记载为“咨询费”。由此可见，信世恒通公司与博丰融资公司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关系。一审法院在夏锄未合理解释及充分证明借款已实际履行情况下，认定借款200万元事实成立实属错误。2.根据翟瑞峰目前调查了解到的事实，信世恒通公司与博丰融资公司在2012年存在业务合同关系，根据合同信世恒通公司共应支付博丰融资公司400万元咨询费。由此可见，夏锄与借款人博丰融资公司可能存在恶意串通，通过伪造虚假借款合同文件，诱导翟瑞峰提供担保，企图通过伪造的借款文件制造虚假诉讼，利用国家司法强制手段非法侵占翟瑞峰所持有的海上融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1.98%的股权。三、本案担保协议中约定了担保期间，夏锄没有在担保期间范围内主张担保权益，担保人翟瑞峰应予免责。故翟瑞峰提起上诉，望二审判如所请。
夏锄辩称，不同意翟瑞峰的上诉意见。1.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一审是在穷尽了送达方式之后才公告送达的。2015年10月，夏锄就曾经向一审法院起诉过一次。在2015年起诉之后，翟瑞峰与夏锄曾经见面协商，当时翟瑞峰说上海融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即将上市，可以变卖股票偿还，故而夏锄才撤诉。2.翟瑞峰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又不符合常理。翟瑞峰是在2014年7月7日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翟瑞峰承担担保责任，这份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特别是翟瑞峰是相关专业人员，还是高级管理人员，对于担保的性质应该是明知的，同时翟瑞峰也应当核实借款的真实性，只有在借款存在的情况下，翟瑞峰才同意承担担保责任。翟瑞峰的上诉理由与合同相矛盾，没有事实依据。翟瑞峰没有举证证明其所称的借款虚假，甚至其所称的夏锄和借款人博丰融资公司及另外一家担保公司博阳创富公司合谋，也没有其所谓的400万元咨询费的相应证据，一审中夏锄提交了信世恒通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据，证明本案信世恒通公司的款项是夏锄个人款项。上述事实一审已经查明，目前翟瑞峰没有相反的证据。根据《保证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最后期限是2015年5月12日，夏锄是2016年3月29日向一审法院第二次起诉的，无论从哪次起诉计算都没有超过担保期限，况且合同没有约定担保终止的期限，翟瑞峰提出的担保期间问题没有合同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夏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博丰融资公司偿还夏锄借款本金15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自2013年5月13日起至2014年5月12日止即18万元；以1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4年5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博阳创富公司、翟瑞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博丰融资公司赔偿夏锄律师费3万元；4.诉讼费由博丰融资公司、博阳创富公司、翟瑞峰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3日，夏锄与湖南博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丰投资公司）签订两份《保证借款合同》，两份合同约定内容一致，分别为：借款金额1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2年11月13日至2013年5月12日；到期一次性归还；借款期限届满，博丰投资公司未能偿还借款且未为续借事宜与夏锄达成协议的，博丰投资公司从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向夏锄支付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及违约金；夏锄通过司法途径追偿借款本金及违约金，因诉讼活动引起的一起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由博丰投资公司承担。同日，夏锄指示信世恒通公司向博丰投资公司汇款200万元。2013年10月10日，博丰投资公司更名为博丰融资公司。2014年7月7日，夏锄（出借人）与博丰融资公司（借款人）、博阳创富公司（担保人）、翟瑞峰（担保人）签订《保证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鉴于夏锄与博丰融资公司于2012年11月13日签订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期限2012年11月13日至2013年5月12日，由于超过借款期限，博丰融资公司迟迟未能偿还，博阳创富公司与翟瑞峰自愿作为担保人，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博丰融资公司向夏锄借款200万元，已偿还50万元，尚欠150万元；借款利息从2013年5月13日起至2014年5月12日，按年利率12%计算；从2014年5月13日起至博丰融资公司还清借款之日止，每天额外向博丰融资公司收取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博阳创富公司与翟瑞峰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如博丰融资公司不能归还该笔借款，自愿代为偿还本息。上述约定期限届满后且截止一审庭审之日，博丰融资公司未能清偿上述债务。博阳创富公司与翟瑞峰亦未履行代为偿还义务。2016年3月29日，夏锄与北京市易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易凯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易凯律所指派林峰律师作为夏锄与翟瑞峰等借款纠纷案的代理人。夏锄支付代理费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夏锄与博丰融资公司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夏锄与博丰融资公司、博阳创富公司、翟瑞峰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合同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夏锄已按合同约定向博丰融资公司出借款项200万元，博丰融资公司仅偿还了50万元，未能按约定足额清偿借款，故夏锄主张博丰融资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保证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中关于到期后逾期利息的约定为分段计算，夏锄主张的2013年5月13日至2014年5月12日的逾期利息符合合同约定，亦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该补充协议中关于2014年5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收取滞纳金的约定，实质亦系逾期利息的约定，但补充协议中的约定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夏锄自愿将其调整为按照年利率24%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故该院予以支持。补充协议约定的偿还期限届满，博丰融资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博阳创富公司与翟瑞峰作为担保人亦未履行代偿义务，故夏锄主张博阳创富公司与翟瑞峰对博丰融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博阳创富公司与翟瑞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责任范围内向博丰融资公司追偿。借款到期后，博丰融资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为实现本案债权，夏锄已经支付律师费3万元，依据《保证借款合同》，夏锄有权向博丰融资公司主张该笔费用。因此夏锄要求博丰融资公司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湖南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夏锄借款本金150万元、利息18万元及逾期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4年5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博阳创富投资管理（湖南）有限公司与翟瑞峰对湖南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上述给付金钱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博阳创富投资管理（湖南）有限公司与翟瑞峰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湖南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追偿；四、湖南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夏锄律师费3万元。如果湖南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博阳创富投资管理（湖南）有限公司、翟瑞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夏锄为支持己方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其曾于2015年7月1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博丰融资公司、博阳创富公司和翟瑞峰借款合同纠纷两案件及该两案审理的相关证据（案号分别为2015年西民（商）初字第22489号、2015年西民（商）初字第22492号）。夏锄于2015年10月13日撤回了该两案件的起诉。翟瑞峰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至2015年5月12日担保期限届满，2015年7月15日夏锄起诉时已超过了担保期限。翟瑞峰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另查，夏锄与博丰融资公司、博阳创富公司、翟瑞峰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中就博阳创富公司、翟瑞峰承担担保责任明确约定：丙方（即博阳创富公司）、丁方（即翟瑞峰）自愿对该笔借款以投资款（指翟瑞峰于2011年4月27日投资于上海融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0万元整，款项由博阳创富公司于2011年4月27日代为出资并享受出资权益）予以担保，乙方（即博丰融资公司）如不能归还该笔借款，丙方、丁方自愿以投资款代为乙方连本带息偿还。如果超过2015年5月12日，乙方仍未还清该笔借款，丙方、丁方用于担保的全部投资款归于甲方（即夏锄）。
再查，2016年4月，一审法院曾向翟瑞峰的如下地址邮寄涉案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1.湖南长沙市树木领新城新世界二期D3栋十六楼；2.，住广东省汕尾市，并在邮件详情单上注明翟瑞峰的电话：177XX****XX和186XXXX****，但邮件均被退回。一审法院还曾委托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人民法院向翟瑞峰代为送达涉案起诉书副本、证据及开庭传票，但未果。2016年7月28日，一审法院在人民法院报向翟瑞峰公告送达以上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公告期满后，2016年10月27日，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翟瑞峰未到庭。本院审理中，翟瑞峰称其电话为186XX****XX，该电话记载于《保证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中，但夏锄的起诉书中载明的翟瑞峰电话为177XX****XX和186XXXX****。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夏锄与博丰融资公司、博阳创富公司、翟瑞峰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各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己方义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信世恒通公司接受夏锄的委托于2012年11月13日向博丰融资公司汇款200万元，且翟瑞峰在2014年7月7日签订《保证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时已经确认该合同中“乙方向甲方借款200万元，已经偿还50万元，剩余借款150万元”。故翟瑞峰上诉提出夏锄未实际履行《保证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义务，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保证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对于博丰融资公司超过2013年5月12日的还款时间未能还款进行了补充约定：“甲方从2013年5月13日起至2014年5月12日，向乙方收取年利率12%的利息；甲方从2014年5月13日起至乙方还清借款之日止，每天额外向乙方收取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并对博阳创富公司和翟瑞峰的担保进行了约定：“乙方如不能归还该笔借款，丙方、丁方自愿以投资款代为乙方连本带息偿还。如果超过2015年5月12日，乙方仍未还清该笔借款，丙方、丁方用于担保的全部投资款归于甲方”。因此，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夏锄要求翟瑞峰承担保证责任的起始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并非翟瑞峰上诉主张的担保期间至2015年5月12日截止。故本院对翟瑞峰提出的因夏锄超过保证期间主张权利而翟瑞峰免责的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第三，关于翟瑞峰提出的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对一审法院送达程序的事实查明，一审法院经向翟瑞峰的户籍地送达未成功且委托翟瑞峰户籍地人民法院代为送达亦未果的情况下，以公告方式向翟瑞峰送达本案相关诉讼材料，送达程序合法。翟瑞峰提出一审法院未电话通知翟瑞峰、未以案外人上海融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所在地向翟瑞峰送达的理由，均不能证明一审法院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综上，翟瑞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920元，由翟瑞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珊
审 判 员 陈红建
审 判 员 李 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代 濛
书 记 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