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合民二终字第00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童珠。
委托代理人：童抄荣（系原告童珠的父亲），男，农民。
委托代理人：吴荣才，庐江县龙桥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庐江支公司。负责人：王春华，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史东洋，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会娟，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童珠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庐江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4年3月27日作出的（2014）庐民一初字第00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8月20日，童珠在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处投保了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合同约定：险种名称为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10万元；保险期间，终身；标准保费6800元；内容重大疾病，本合同所指重大疾病，是被保险人发生符合以下定义所述条件的疾病，疾病状态或手术，共计二十种，其中第一种至第十七种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列明的疾病，其余为本公司增加的疾病。保险责任约定：重大疾病保险金，被保险人于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天后，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有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300%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童珠依约缴纳2010年至2013年保险费。2013年7月，童珠因病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耳鼻喉科检查，经诊断为左耳极重度感音神经耳聋，右耳轻中度感音神经性耳聋。2013年12月27日，童珠到北京同仁医院医治，诊断为左耳感音神经性耳聋，以上童珠计支付医药费1729.90元。2013年8月29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童珠颁发四级残疾等级证书。同时查明：童珠的父亲童抄荣原系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单位的员工，与童珠签订的上述保险合同，童抄荣为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单位的经办人，童抄荣在工作期间，因无保险执业资格，以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单位有保险执业资格张凤兰的名义办理。庭审中，童珠以其与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签订的合同系格式合同，且在投保时，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未告知合同条款内容，童珠的病情属重大疾病为由，主张合同中格式条款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童珠与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签订的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保险合同期限内，童珠的病情虽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北京同仁医院等医疗机构诊断为左耳极重度感音神经耳聋和右耳轻中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并经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确定为四级听力残疾，但童珠所患的疾病不属于童珠与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二十种重大疾病。童珠以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在与其签订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时，未告知合同内容，且双方签订的合同格式条款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无效，以及童珠的病情属重大疾病为由，主张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应理赔童珠1729.90元医药费。依照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本案中，童珠在向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投保的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签订合同时，是童珠的父亲童抄荣作为被告单位员工履行职责与童珠签订的合同，又因童抄荣在签订合同时系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单位的员工，童抄荣应当熟知所投保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相关内容，并将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明确告知了童珠，且从童珠缴纳2010年至2013年保险费用的事实，可印证上述事实。故童珠主张的理由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童珠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采用格式合同与童珠签订的的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为，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列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的条款。本案中，童珠所患的疾病病与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不符，不属于保险人免除责任的条款，故原告要求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支付保险金1729.9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对此项抗辩理由成立，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之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童珠要求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庐江支公司支付保险金1729.9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童珠承担。
童珠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上诉人于2010年8月20日在被告处购买了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每年须交纳保险费6800元，业务员在推荐办理该项业务时，向上诉人说明只要是疾病，该保险公司都会如数理赔。2013年上诉人在外打工感觉头部不适，于是上诉人于2013年7月份在浙江大学医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耳鼻喉科检查，诊断为：左耳感音神经性聋极重；右耳感音神经性聋轻一中度。后上诉人又到北京同仁医院确诊同样结果，目前耳朵听力达到四级伤残，必须急需要做手术，手术费数万元。上诉人就前期所发生的医药费1729.90元找被上诉人经办该项业务人员理赔，业务人员及上诉人一同到被上诉人单位，被上诉人单位解释说不属于赔偿范围。上诉人购买的是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现在上诉人患病耳朵达到四级伤残属重大疾病，急需手术，上诉人就前期的医药费理赔，被上诉人竟然说不属于保险范围，原审法院对此进行认定。被申请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格式合同而且对合同故意涂改”作出提示”，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提出，但原审法院置若罔闻。对于涂改的内容一字不提，推测认为上诉人的父亲知道，上诉人的父亲只是联系人，对于格式合同的内容并不知情，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涂改证据以及只是在推测的基础上，进行错误的认定。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保险合同，属典型的格式合同，《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必须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合同内容，否则无效。同时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义务以及排除被保险人收益及权利的条款无效。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条文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判决。上诉人购买的就是国寿康宁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在购买保险时业务员介绍只要是疾病都能赔偿，现在上诉人生病并致残急需要手术，被上诉人说不在保险范围内，推辞责任，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侵犯，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民诉法》、《保险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特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2014）庐江民一初字第006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上诉人依法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一审诉讼费及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辩称：上诉人一审诉请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医药费，不属于双方约定的保险责任。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约定，如果上诉人所患疾病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20种重大疾病，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按照保险金额的三倍支付保险金，而不是向上诉人支付医药费，且上诉人第一项上诉请求要求被上诉人依法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该请求事项不明；上诉人所患疾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20种重大疾病，因此，被上诉人不需要向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合同所约定的有关20种重大疾病条款，对于合同双方有效，因为该条款不属于保险人的免除责任条款，被上诉人无需另行向上诉人说明，上诉人在投保时已经亲自在投保单上签字，投保单声明与授权栏内明确记载“被上诉人已就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向上诉人进行了说明”，上诉人在投保单上签字行为视为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且上诉人父亲就是被上诉人的公司的业务员，本案保险是上诉人父亲经办的，因此，该保险条款上诉人及其父亲是知晓的，鉴于本案保险合同对双方有效，按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童珠与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承保本案上诉人童珠的国寿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其所承保责任范围已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且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与免责条款并非同一性质的条款，本案讼争的并非是将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条款作出免责约定，童珠在投保时已在投保单上签字认可。童珠现就所患疾病非保险责任范围而要求人寿保险庐江支公司支付医药费无合同依据，且也不符合合同约定赔付的事项。因此，童珠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童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爱民
审判员 沈 静
审判员 程亚娟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张 琪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