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5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桂喜，男，汉族，1971年11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若桐，女，汉族，2006年3月13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陈小燕，女，汉族，1974年5月11日出生，系其母亲。
上诉人王桂喜与被上诉人王若桐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三初字第2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若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桂喜：1、协助王若桐办理深房地字第300032XX**号房地产过户手续；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王桂喜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王桂喜将深圳房产（登记价40XXX8元）50%的产权过户给王若桐的赠与行为予以撤销；2、由王若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若桐、王桂喜系父女关系，王桂喜与王若桐母亲陈小燕于2009年3月31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1、子女抚养：王若桐由陈小燕直接抚养，王桂喜需以每月10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用，按年支付，一直付到王若桐大学毕业；2、财产及债务处理：共同拥有的房产二套：深圳房产即本案涉案房产归陈小燕及王若桐共同所有，离婚后王桂喜将50%的产权过户给王若桐；位于青岛房产一套归王桂喜所有，离婚后陈小燕将50%的产权过户给王桂喜，王桂喜享有此房产的100%产权。过户手续将在离婚后一个月内办理。
涉案房产即深圳市福田区盛世家园X栋X号楼XE现登记在陈小燕和王桂喜名下，各50%份额，核准日期为2005年3月15日，房屋性质为市场商品房，登记价为404908元，自陈小燕与王桂喜离婚后一直由王若桐及陈小燕占有使用至今。
庭审过程中，王若桐主张由于王桂喜从2011年至今未付抚养费，迫于生活需要，只能将涉案房屋对外出租，自己承租相对廉价的房屋，利用差价维持日常开销。王桂喜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自达成赠与合同后，王若桐没有感恩和反馈，反而给王桂喜造成精神侵害和物质侵害。
原审法院认为，王若桐母亲陈小燕与王桂喜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及社会公共利益，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赠与人即本案王桂喜是否享有撤销权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王桂喜不享有赠与房屋的撤销权，理由如下：1、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协议，是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财产问题，而且该身份关系往往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此角度来看，离婚协议书不同于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合同，具有显著身份关系的民事协议，更适合优先适用婚姻法来调整。本案中，双方约定“深圳房产归陈小燕及王若桐共同所有，离婚后王桂喜将50%的产权过户给王若桐”，结合上下文，隐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双方离婚后对财产的共同处分，二是王桂喜做出将涉案房产赠与给王若桐，即使王若桐不是离婚协议的当事人，也未在协议上签字予以认可，但当时其作为未成年人，其行为可以由其父母代理，王若桐母亲与王桂喜的签字既是认可对涉案房产的处理，也是代理王若桐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赠与房产的约定在离婚登记时已生效，对双方都有约束力。2、退一步讲，该赠与条款的签订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是发生在特定身份关系当事人之间通过离婚协议进行约定，并非一个单独的赠与合同，而与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以及财产的处理、子女的抚养问题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一种以解除双方身份关系为动机的目的赠与行为，即使财产分割部分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但离婚后王桂喜作为产权人仍不能撤销对王若桐的赠与。王桂喜自愿将涉案房产属于他自己的份额归王若桐所有，从而使王若桐母亲与王桂喜放弃对该房屋产权的争夺，另外也是基于王若桐与王桂喜之间的父女关系，出于亲情和对子女一种情感上的补偿，也为使王若桐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居有定所，才将该房屋无偿赠予王若桐。在婚姻关系事实上因离婚协议得以解除的情况下，王桂喜赠与财产的目的已经实现，如撤销赠与，将使当事人的离婚协议对财产处理目标落空，违背公序良俗，故该赠与行为是具有一定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能随意撤销。3、王若桐作为王桂喜子女，且年仅八岁，只享有接受赠与的权利，而不负担义务，更谈不上严重侵害王桂喜合法权益的问题。王若桐母亲不履行协助王桂喜办理胶南市房产过户的义务，与王若桐无关，王桂喜可依法律规定另循途径解决，王桂喜以此为由主张撤销赠与，没有理由。故王桂喜主张撤销该赠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关于王桂喜是否可以以情势变更不再履行自己的赠与义务的问题。王桂喜主张因近年经济状况显著恶化而要撤销赠与，但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不符合《》第“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规定，对王桂喜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王桂喜不能以情势变更为由不履行自己的赠与义务。
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王桂喜的时效抗辩不成立，依法律行为而进行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要件，未经不动产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后果，即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之前相关权利人对于义务人所享有的仅仅是一种债权，该债权的内容是请求义务人履行债务，故王若桐依据《离婚协议书》对王桂喜取得的权利性质不是物权，而是债权。在通常情况下，债权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义务人可以主张诉讼时效抗辩，但是本案并不适于适用诉讼时效抗辩，理由如下：第一、王桂喜主张诉讼时效抗辩与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冲突。我国民法中的诉讼时效实际上是消灭时效，其最主要立法目的是对于事实上的财产占有使用状态的维持，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本案中，王若桐已经实现了对涉案房屋的合法占有，并持续了一定时间，但该房产的一半产权仍然登记在王桂喜名下，造成该房产事实上的占有使用状态和法律上的所有权状态不符，如该房产再被王若桐或王桂喜进行处分，则会进一步的伤害交易安全，引起整个交易秩序的不稳定，而这种状态显然是与民法规定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相冲突的。而王若桐请求王桂喜协助办理权属转移登记，该项请求具有物权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也不会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故，本案从立法目的的角度讲不适于适用消灭时效制度。第二、王桂喜进行诉讼时效抗辩缺乏合法利益。王桂喜已与王若桐母亲离婚，其赠与房屋的目的已经达到，其对涉案房产除了一个已经空虚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外，并无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利益，其主张诉讼时效的后果也不会为其增加任何好处，而仅仅是给王若桐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制造障碍，故王桂喜的诉讼时效抗辩缺乏正当目的，其诉讼时效抗辩，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王桂喜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王若桐请求判令王桂喜协助将涉案房屋50%产权过户至王若桐名下，理据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第、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王桂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王若桐将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盛世家园X栋X号楼XE房屋王桂喜名下50%产权转移登记至王若桐名下；二、驳回王桂喜的反诉请求。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4337元（已由王若桐预交），由王桂喜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168元（已由王桂喜预交），由王桂喜负担。
上诉人王桂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3）深福法民初字第2341号判决第一项，改判王桂喜将深圳房产（登记价404908元）50%的产权过户给王若桐的赠与行为予以撤销。2、王若桐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事实与理由：
一、赠与人享有本案的撤销权。1、本赠与不是财产分割也不是离婚协议双方对离婚后财产的共同处分，故不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1）财产分割应只限于夫妻之间，若诉讼离婚，更不允第三人参与。2）根据物权法，按份共有人可自由处置自己的份额，据合同相对性，赠与合同主体与离婚协议主体完全不同，与身份关系解除不具有必然联系。此赠与和夫妻将共同房产赠与子女性质完全不同。3）动产交付，则物权转移，不动产交付，必须按物权法办理过户，否则物权没有转移，赠与人可因自身原因撤销赠与。未过户则物权转移未发生法律效力。2、此赠与条款相对独立，与身份关系解除无必然联系。1）一审庭审王若桐母亲承认是其主动提出离婚，离婚协议也主要由其起草，故王桂喜赠与是出于父女关爱和学籍考量而非以离婚为目的。2）道德义务：2009年又有生意需盛世房屋维系，所得利润用于王若桐，被拒绝，房屋被出租。2009年王桂喜主动提出再为王若桐供一套房子，因其法定代理人的不作为而失去机会。故而王桂喜已充分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义务。且父母并无为子女赠与房产的义务，若在婚姻持续期间赠与，甚或引起大众的反感。3、王若桐及其代理人在向法庭中提供的证据系对王桂喜进行精神与名誉伤害，其代理人的行为即王若桐的行为。1）精神伤害。2）名誉伤害：王若桐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对王桂喜的行为有如下描述：辱骂警察，打砸抢，在法庭上公然伪造证据对王桂喜进行诬陷。3）另有亲属权的伤害（三年多不沟通，不见面，不尊重）及物质伤害（用益物权）。王桂喜可依据合同法第192条的规定对赠与进行撤销。
二、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可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因王桂喜2010年再婚，2012年离婚，财产被分割，又育有一子，股市投资失利，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已不能再履行赠与义务，有如下证据支持：1）结婚证，2）离婚证，3）离婚协议和离婚财产分割补充议，4）王若桐弟弟的户口本。
三、诉讼时效：王若桐的债权请求权适用我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约束。1、王若桐并未合法占有盛世房产。1）王若桐本就居住在此房屋，不存在合法占有的问题。2）自2009年此房屋即被出租至今，使用占有的用益物权已归承租人所有。3）自2010年起，王桂喜即告知王若桐代理人此房屋的物权被其侵犯，并协商将抚养费在房屋租金中进行抵扣，其已短信确认不付就算了。且王桂喜亦用实际行动来维护自己的物权权利，王若桐向法庭提供的证据（租客纠纷，警察调解）等亦可证明。故王若桐合法占有此房产的理据不成立。4）此为赠与，无对价，非交易。2、王桂喜主张诉讼时效有充分的合法利益。1）如前所述，此赠与和身份关系解除无必然联系。2）王桂喜拥有此房屋50%所有权的绝对物权，有如下合法利益：王桂喜在一审中所提近六年来此房屋的自然增值，房租收益，未分割的家具家电等并未在判决书中考量，这些收益均是王桂喜的合法利益，故而王桂喜诉讼时效抗辩有着极正当的合法目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有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王桂喜的请求。
被上诉人王若桐口头答辩称：1、所有证据与本案法律责任无关。2、福田法院在2014年5月5日有判决王桂喜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王若桐支付2012年至2014年的抚养费36000元。3、王若桐认可原审所有判决，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法庭维持原判，驳回王桂喜所有诉讼请求，以维护王若桐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所查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认定本案为赠与纠纷不当，本案系合同纠纷。陈小燕与王桂喜于2009年3月3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中约定王桂喜将涉案房产50%的产权过户给王若桐，王若桐作为王桂喜履行房产过户义务的相对方，即该项约定的当事人，有权向王桂喜提起相应主张。虽然王若桐本人并未就受让涉案房产付出相应对价，但《离婚协议书》已约定相应对价由陈小燕承担，故王桂喜履行涉案房产过户义务并非无偿，其主张本案为房产赠予关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王桂喜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其房产过户义务。
综上，上诉人王桂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37元由上诉人王桂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粤 芳
审 判 员 赵 霞
代理审判员 张 睿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开宇（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