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5行终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天淑，农民。
委托代理人赵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古坟岭*号。
法定代表人罗华育，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张如兵，该镇信访干事。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传波，湖北德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向家友，农民。
上诉人李天淑因诉被上诉人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人民政府林地行政裁决一案，不服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鄂五峰行初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林位于渔洋关镇桥河村二组，地名“土地岗”，原告山林的西界与第三人山林的东界交界。2004年12月，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分别为原告和第三人颁发了《林权证》。原告（《林权证》记载为李天叔）所持《林权证》四界为：东至李天龙松树，南至胡兴俊田边，西至向家友枫树，北至王昌友茶田角。第三人所持《林权证》四界为：东至严士昌山界，南至田边，西至水沟，北至茶田边。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林地西界的界树“枫树”是第三人林地东界“严士昌（原告之夫）山界”中的哪棵枫树。原告指定高压线铁塔西北角向西斜上方位枫树兜痕迹为界树，下向西南角方向延伸至王昌英茶田边路口林地尖角处，上向西北方向延伸至王昌英茶田角路口为界，其认为是一条直线界。原告与第三人发生林界争议后，原告2014年10月8日申请被告确权。渔洋关镇桥河村委会经调查、调解，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了《关于向家友与李天淑山林界端争议的处理意见》，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林地的界树应为高压线铁塔东北角斜上方位的枫树，直上直下，上抵关祖宜茶田坎脚，下抵关祖宜茶田角，并非原告指定的树兜。
被告收到原告的确权申请后，组织工作专班进行了调查。工作专班查阅了1976年4月《春光大队指定烧柴山情况五队到户登记表》，该表登记的原告原户主李天海林地地点“土地岗”，界址为“接向光让的山，以刮皮枫箱树皮为界”，该表登记的第三人原户主向光让林地地点“土地岗”，界址为“西起沟，东以刮皮为界”。上述文字记载表明，李天海与向光让林地交界地标物为“刮皮枫箱树”（亦称枫树或枫香树）。工作专班调查了原划分山林到户时春光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某和五队林管员孟某，二人均证实争议林地是以刮皮枫香树为界，直上直下，上抵田坎下抵田角，现在这棵枫香树早已被砍，但树蔸还在，树蔸上新长出了一棵约碗口粗的小枫香树，这棵枫香树长在高压线铁塔东北角斜上方位。证人证言确定了作为原告和第三人界树“枫香树”的位置和两户林地接界的形态。
2014年11月7日，被告根据调查情况作出了五渔政发（2014）29号《关于李天淑与向家友林地界段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七、八、九、十条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第十三条之规定，决定如下：原告“土地岗”林地西界为：以高压线铁塔东北角斜上方位的枫香树（老树蔸）为界点，直下抵关祖宜茶田角，直上抵关祖宜茶田坎脚，三点成一直线。第三人“土地岗”林地东界为：以高压线铁塔东北角斜上方位的枫香树（老树蔸）为界点，直下抵关祖宜茶田角，直上抵关祖宜茶田坎脚，三点成一直线。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向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3月16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五府复决字（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2014年11月7日作出的（2014）29号《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2014）29号《处理决定》，确认争议林地由原告享有经营权。
原判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使用权争议，在于各自对争议界树枫香树位置的不同理解和认定。原告和第三人都持有2004年换发的《林权证》，原告的西界与第三人的东界相邻接。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向家友枫树”为哪棵树，也就是以哪棵树为双方山林界的问题，对此，原告和第三人各自指认了两棵不同位置的枫树与树兜。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对于双方达成共识的争议焦点予以否认，认为界树另在其他位置。被告山林确权的事实依据，是在经过渔洋关镇桥河村委会先行调查、调解的基础上，组成工作专班，经调查原始山林划界人并取得证人证言，并经过现场勘踏而作出的认定。原划分山林到户时，春光大队党支部书记和五队林管员两人的证言一致，相互印证，其证据效力高于原告方证人证言的效力。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天淑请求撤销五渔政发（2014）29号《关于李天淑与向家友林地界段争议的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天淑上诉称：1、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内容错误。争议林地一直由上诉人经营管理，几十年无争议，并没有任何人主张过任何权利，分山到户、两山并一山、2004年换证都是一致的，四界清楚，上诉人《林权证》记载清晰。2、桥河村二组向某是原分山时上山踏界指界的干部，其2000年砍了上诉人一棵枫香树，位于桥河村二组“土地岗”，在高压线铁塔西2米左右，该树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山林的界树，而且当时《林权证》也是向某填发的。向某的上述证言证实被上诉人《处理决定》中确认的“枫香树（老树兜）”并不是原始界树，被上诉人没有对真正的原始踏界人员向某进行调查。一审庭审过程中，向某出庭证明争议林地由上诉人经营，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李某、孟某证言虚假，二人未参加当时的上山指界。3、被上诉人提交的现场示意图与实地情况不符，被上诉人在图中故意将上诉人指定的界点标明为曲线，而将原审第三人指定的界点标明为直线，严重歪曲事实。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人民政府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上诉人组织的工作专班查阅了1976年4月《春光大队指定烧柴山情况五队到户登记表》，调查了原划分山林到户时上山踏界的春光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某和五队林管员孟某，二人均证实争议林地是以刮皮枫香树为界，该枫香树长在高压线铁塔东北角斜上方位。李某、孟某也出庭接受了质询。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就争议林地一直存在争议，只是未依法主张权利。向某并非原始踏界人员，其证言不合逻辑。被上诉人提交的现场示意图与现场照片相吻合，也得到了证人的认可。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向家友述称：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被上诉人作出的五渔政发（2014）29号《处理决定》，被上诉人在《处理决定》中认定高压线铁塔东北角斜上方位的枫香树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争议林地的界点，并以此确定上诉人林地的西界及原审第三人林地的东界。上诉人指定高压线铁塔西北角向西斜上方位枫树兜为界树，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认定高压线铁塔东北角斜上方位的枫树为界树。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林地西界的界树“枫树”是原审第三人林地东界“严士昌山界”中的哪棵枫树。
被上诉人在作出《处理决定》前，查阅了1976年4月《春光大队指定烧柴山情况五队到户登记表》，调查了原划分山林到户时春光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某和五队林管员孟某，二人均证实争议林地以刮皮枫香树为界，该枫香树长在高压线铁塔东北角斜上方位。一审庭审过程中，李某、孟某出庭作证，认可了之前所作的证言，并对照被上诉人提交的现场示意图指认了相应的界树。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向某对照被上诉人提交的现场示意图，认为图中标注的两颗枫香树均不属于界点，即向某指认的枫香树界点与上诉人指定的都并不相同。向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林权证》记载的西界为“向家友枫树”，但争议林地存在不止一颗枫树，才导致上诉人林地西界与原审第三人林地东界产生争议。
二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了向某2016年2月27日《证明》、2016年2月28日书写的自身简历，以及由向某保管的换发《林权证》的底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向某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出庭作证，其证言应以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为准。向某保管的换发《林权证》的底单载明：上诉人林地西至向家友枫树，原审第三人林地东至严士昌山界，与二人《林权证》中的记载相同。上诉人二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不能改变原审的事实认定。
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的确权申请后，组织工作专班进行了调查，根据收集的证据，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并送达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原审判决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李天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闵珍斌
审 判 员 曹 斌
代理审判员 周铁金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宋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