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01民特919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黄春贤，男，汉族，1963年2月4日出生，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代理人：谢子坚，广东理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沛洋，广东理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金元忠，男，汉族，1970年2月7日出生，住浙江省东阳市南市。委托代理人：胡新范，广东德法理（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金培，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黄春贤因与被申请人金元忠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不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863号仲裁裁决，向本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黄春贤请求：1.撤销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863号仲裁裁决；2.本案申请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有关案件的仲裁违反了仲裁法与仲裁规则关于回避的规定，对应的裁决属应予撤销的仲裁裁决。2016年10月28日，广州仲裁委员会受理金元忠与黄春贤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金元忠委托了孙海燕为其仲裁代理人，选定了杨青燕为该案的仲裁员，与官选芸和詹蔚莹共同组成仲裁庭。仲裁庭于2017年3月22日、2017年5月15日开庭审理了案件，于2017年8月4日作出裁决书。在裁决书作出之后黄春贤通过广州律师协会网站发现了孙海燕及杨青燕的律师信息，发现仲裁员杨青燕与仲裁案件申请人金元忠的代理人孙海燕同属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以及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仲裁员杨青燕因与仲裁案件申请人的代理人同属一个单位应当回避本案的审理。但案件受理后，金元忠及其代理人孙海燕为了掩盖孙海燕与杨青燕属同一律师所的事实，居然在签订委托合同时以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签订，欺瞒仲裁委及仲裁案件的被申请人黄春贤。而仲裁员杨青燕明知案件代理人孙海燕与其同一律所，却没有依照《仲裁规则》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主动释明其与孙海燕关系，主动申请回避。金元忠、孙海燕和杨青燕恶意串通，采取非法手段，故意隐瞒代理人与仲裁员属同一个律师所的事实，不做任何回避，参与案件的处理和代理，已严重违反了《仲裁法》关于回避的规定，令该案的仲裁裁决的权威性公正性严重受损。杨青燕作为仲裁员，该回避而无回避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撤销仲裁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撤销该仲裁裁决。被申请人金元忠答辩称：金元忠原本就系向广东德法理（北京）律师事务所的胡新范律师进行咨询并与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签订代理合同。当时只是因胡新范律师在北京分所，于是就请孙海燕律师合作帮助胡新范律师签署委托代理合同。2016年年底，孙海燕律师因个人原因转所，我方便撤销了对孙律师的授权（2016年12月16日），并另行委托了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彭金培律师作为代理人。仲裁裁决书已经写明，仲裁庭组成的时间是2016年12月19日，孙海燕律师被解除授权的时间还在仲裁庭组成之前，仲裁代理人本就是胡新范律师与彭金培律师二人，代理期间不存在与仲裁庭人员有牵扯的情况。从申请仲裁到黄春贤提出确认仲裁条款效力的诉讼都是胡新范律师在办理，孙海燕律师没有经办任何案件。杨青燕仲裁员是广州仲裁委员会确认符合《仲裁规则》后才担任仲裁员，在案件中不需要回避。仲裁案在2017年3月22日第一次开庭，开庭之前，杨青燕仲裁员就与黄春贤一方及仲裁秘书声明与孙海燕律师在一个所执业。经仲裁庭核实情况后，认定其出任仲裁员符合仲裁规则，她也尽到相关事项的披露责任。根据仲裁规则第三十三条第八款的规定，杨青燕仲裁员无需回避。当时，黄春贤的代理人（也是本案中的代理人）均无提出任何异议。案件最终的仲裁结果与广州仲裁委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是一致的，整个仲裁程序公正透明，结果公平合理。黄春贤的代理人从一开始就承认转让协议是有效的，之后的确认付款金额也无异议，但是黄春贤一方还是多次拖延裁决，使得案件在第一次开庭半年后才出仲裁结果，已超出正常审限。综上，（2016）穗仲案字第11863号仲裁案在仲裁庭组成、案件审理、裁决等各项程序中均符合规定，裁决结果与专家咨询委员会咨询意见一致，不存在黄春贤所述恶意串通，仲裁员徇私的情况，不存在可以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故请求法院驳回黄春贤的申请。经审理查明，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根据金元忠与黄春贤于2016年2月5日签订的《广州市达道物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于2016年10月28日受理了金元忠与黄春贤及虞修武之间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16）穗仲案字第11863号。2016年10月28日，金元忠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胡新范律师、孙海燕律师以及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傅正勇律师作为代理人。广州仲裁委员会在现行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将受理通知书、选择仲裁庭组成书等材料送达给双方当事人。2016年11月8日，金元忠的委托代理人胡新范律师选定仲裁员杨青燕，黄春贤及虞修武未选定仲裁员，各方未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广州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官选芸和仲裁员詹蔚莹，于2016年12月19日与仲裁员杨青燕组成仲裁庭。金元忠签署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的《解除委托声明》。该声明内容如下：“本人与黄春贤、虞修武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穗仲案字第11863号，现因故解除与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孙海燕律师的委托代理关系，孙海燕律师将不再担任本人在本案中的委托代理人。特此声明。”金元忠另出具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广东德法理（北京）律师事务所的胡新范律师和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的彭金培律师担任其与黄春贤、虞修武一案的仲裁代理人。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12月27日为胡新范律师和彭金培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所函。2017年1月5日，虞修武向本院提交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相应的仲裁程序中止。本院于同日受理了该案，案号为（2017）粤01民特42号。金元忠在该案的委托代理人为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胡新范律师。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作出（2017）粤01民特42号民事裁定，驳回了虞修武的仲裁协议效力异议。仲裁程序于2017年3月7日恢复。金元忠于庭前向仲裁庭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9日的书面申请，要求撤回对虞修武的仲裁申请，仲裁庭予以同意。仲裁庭分别于2017年3月22日、2017年5月15日，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2016）穗仲案字第11863号案。2017年3月22日的开庭笔录记载，首席仲裁员请仲裁申请方介绍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出庭人员情况。仲裁申请人金元忠确认委托代理人为浙江省大平律师事务所傅正勇律师、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胡新范律师和彭金培律师，出庭的委托代理人是胡新范律师。开庭笔录特别注明，以上三位律师的代理权限均是特别授权，授权内容详见授权委托书。开庭笔录原将孙海燕律师记载为代理人，但胡新范律师已经作出了修改并签名确认。对于当庭介绍的当事人基本情况以及出庭人员情况，双方均表示没有异议。金元忠的委托代理人胡新范、黄春贤的委托代理人谢子坚、何沛洋均参加了此次庭审，并在开庭笔录上签字确认。2017年5月15日的开庭笔录记载，首席仲裁员请仲裁申请方介绍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出庭人员情况。仲裁申请人金元忠确认委托代理人为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胡新范律师和彭金培律师，出庭的委托代理人是胡新范律师。对于当庭介绍的当事人基本情况以及出庭人员情况，双方均表示没有异议。金元忠的委托代理人胡新范、黄春贤的委托代理人谢子坚、何沛洋均参加了此次庭审，并在开庭笔录上签字确认。两次庭审后，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对该仲裁案已进行的仲裁程序包括庭前程序及庭审程序无异议。又查明，金元忠于2016年10月25日与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合同约定金元忠委托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处理金元忠与黄春贤、虞修武股权转让合同一案的仲裁代理，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指派傅正勇律师作为该事务的承办律师。傅正勇律师作为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代表在该《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上签字。之后，金元忠向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支付了50000元律师费，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1月9日向其出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金元忠于2016年10月28日与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签订（2016）穗德上民字第268号《委托合同》，合同约定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接受金元忠委托，指派孙海燕律师为金元忠仲裁代理人。孙海燕律师作为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代表在该《委托合同》上签字。之后，金元忠向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支付了90000元律师费，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11月4日向其出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另查明，孙海燕律师原为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6年12月29日转入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并于2017年1月12日核发新律师证。杨青燕律师原为广东道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于2017年3月10日转入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并于2017年3月27日核发新律师证。再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的，应当申请换发律师执业证书。”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第四十条第一项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应当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并服从律师事务所对受理业务进行的利益冲突审查及其决定。”第四十四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应当按照规定由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统一收取律师费和有关办案费用，不得私自收费，不得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二十七条委托代理人规定：“（一）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三人作为仲裁代理人。经当事人申请，仲裁庭同意的，可以适当增加代理人的人数。（二）代理人人数超过两名的，应当向仲裁庭确定一名代理人作为主要发言人。（三）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仲裁活动的，应当向本会提交载明代理事项和权限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第三十三条回避规定：“（一）仲裁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3.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二）本条第（一）款第3项中的‘其他关系’包括下列情形：。4.现与任何一方当事人、代理人在同一单位工作，或者曾在同一单位工作，该关系结束未满两年的。”另，本案审理过程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关于“根据审理撤销、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实际需要，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仲裁机构作出说明或者向相关仲裁机构调阅仲裁案卷”之规定，本院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了解相关情况。根据杨青燕律师和仲裁委王亚倩秘书分别提供的电子邮件信息显示，杨青燕律师在2017年3月21日即仲裁案件首次开庭前一日已向王亚倩秘书发送主题为“开庭回避事宜”的电子邮件披露相关信息。电子邮件内容如下：“亚倩你好！我是仲裁委员会安排我明天开庭的杨青燕仲裁员，最近我刚转入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看仲裁证据材料时发现申请人代理律师也转入了国智律师事务所，麻烦你查一下申请人代理律师是否孙海燕律师，若是，我得申请回避。请回复，谢谢！”针对金元忠签署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的《解除委托声明》，黄春贤以金元忠未能举证证明该《解除委托声明》是何时递交给仲裁庭、该证据极有可能是金元忠为避免仲裁裁决被撤销而事后倒签的为由，申请对《解除委托声明》中金元忠的署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黄春贤主张仲裁案件的审理违反了仲裁法与仲裁规则关于回避的规定，理由是仲裁申请人金元忠的委托代理人孙海燕律师与金元忠选定的仲裁员杨青燕律师均为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青燕没有披露该事实且没有申请回避。针对黄春贤提出的回避事由，本院调取了仲裁案件的卷宗进行了核查。仲裁卷宗显示，2016年10月28日金元忠分别委托了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傅正勇律师和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胡新范、孙海燕律师作为仲裁案件的代理人；之后，金元忠出具了《解除委托声明》，自2016年12月16日起解除与孙海燕律师的委托代理关系，孙海燕律师不再担任仲裁案件的代理人；金元忠还签署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的《授权委托书》，委托胡新范律师和彭金培律师作为仲裁案件代理人；2016年12月27日，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为胡新范、彭金培律师出具了所函。而根据广东省司法厅网上办事大厅律师基本信息登记表显示，孙海燕律师系于2016年12月29日从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转入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执业，而仲裁员杨青燕律师系于2017年3月10日由广东道威律师事务所转入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执业。2016年3月10日之前，杨青燕律师和孙海燕律师并不在同一律师事务所执业，2016年3月10日起，二者虽在同一律师事务所执业，但根据《解除委托声明》所示，孙海燕律师自2016年12月16日起已经不是金元忠的仲裁案件代理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还是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均未规定，仲裁员与一方当事人曾经的委托代理人在解除委托后才在同一律师事务所执业的需要回避。据此，仲裁案件并不存在仲裁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故黄春贤的上述主张并不成立。针对仲裁卷宗所示的上述内容，黄春贤进一步提出质疑，认为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的《解除委托声明》系为避免仲裁裁决被撤销而倒签形成，金元忠从未解除对孙海燕律师的委托，故申请对《解除委托声明》的签署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还是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均明确规定，律师承办业务，需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并且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本案中，金元忠为证明其为仲裁案件而支出的律师费，提供了其与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及该所出具的代理费发票为证。孙海燕律师虽然在该《委托合同》上签字，但无论是依据法律规定还是根据合同内容均可以看出，接受金元忠委托的是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代理费的也是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孙海燕律师仅是该所指派的律师。而在2016年12月29日孙海燕律师转入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执业后，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并未与金元忠解除《委托合同》，而是另行指派了胡新范律师和彭金培律师作为仲裁案件的代理人；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也从未与金元忠订立委托代理合同、指派孙海燕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仲裁案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孙海燕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显然其在离开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转入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后不能再以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代理金元忠参与仲裁案件。同时，由于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并未与金元忠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也没有为孙海燕律师出具所函，孙海燕律师显然也不能以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代理金元忠参与仲裁案件。而根据法律规定，孙海燕律师更不能以个人身份接受金元忠的委托参与仲裁案件。黄春贤否认金元忠已在2016年12月16日解除对孙海燕律师的委托，主张孙海燕律师在2016年12月16日之后、乃至在离开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后仍然是金元忠的委托代理人，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孙海燕律师存在私下接受当事人委托以及在两个律师事务所同时执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而事实证明，无论是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还是仲裁案件的庭审，孙海燕律师均未参与。因此，黄春贤以金元忠提交了孙海燕律师作为代表签订的《委托合同》作为律师费支出的证据为由，主张金元忠从未解除对孙海燕律师的委托、孙海燕律师仍为金元忠的委托代理人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本院不予采纳，此其一。其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三人作为仲裁代理人，如要增加代理人则需仲裁庭同意。从2017年3月22日的开庭笔录显示，金元忠一方的代理人分别为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傅正勇律师、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胡新范律师和彭金培律师，均有相应的授权委托书和所函。金元忠一方也当庭披露了委托代理人的具体情况，并指出了书记员的笔误、及时作出了补正。金元忠一方的委托代理人数已经达到《仲裁规则》规定的人数上限。金元忠一方也没有申请增加代理人。由此亦可证明，孙海燕律师此时已并非金元忠一方的委托代理人。结合上述两个方面的的分析可知，无论《解除委托声明》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16年12月16日，根据法律规定以及现有证据可知，孙海燕律师在2016年12月29日离开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转入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后已不可能继续作为金元忠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仲裁案件的处理。《解除委托声明》系金元忠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声明，其明确的是孙海燕律师在离开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之前有效代理行为的时间节点，并非仲裁案件的证据，没有法律规定该份声明需在何时交换或出示给对方当事人。而在仲裁开庭时，金元忠一方也已依照《仲裁规则》的规定，充分披露己方的现任委托代理人身份及授权，并未对黄春贤一方有所隐瞒。黄春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丧失中立立场或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与金元忠一方存在不法联系，并在仲裁案件审理结束后同意并接受金元忠一方后补《解除委托声明》并装订入卷以对抗法院的司法审查。在此情况下，黄春贤仅凭主观臆测申请对《解除委托授权》的签署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理据不足，而鉴定结果也无法改变孙海燕律师转所之后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未与金元忠订立委托代理合同及孙海燕律师未获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指派、也未以个人身份接受金元忠委托的事实，故本院对黄春贤的鉴定申请不予采纳。此外，仲裁员杨青燕律师和本案仲裁秘书王亚倩的电子邮件显示，杨青燕律师在仲裁案件开庭前阅卷时发现孙海燕律师曾作为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的代表与金元忠签订《委托合同》，即第向仲裁秘书披露其与孙海燕律师现已分别转入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执业的事实，并要求仲裁秘书核查申请人代理律师的情况，以确定是否需要回避。由此可见，杨青燕律师从未刻意隐瞒过其与孙海燕律师自2017年3月10日起在同一律师事务所执业的事实。黄春贤主张杨青燕律师有意隐瞒相关事实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杨青燕律师主动披露其与孙海燕律师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后，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没有要求杨青燕律师回避，亦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在仲裁案件开庭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已经知道孙海燕律师不再担任金元忠的委托代理人，二者之间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仲裁规则》所规定的需要回避的情形。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本院亦认为黄春贤的关于《解除委托声明》的主观臆测没有依据，其鉴定申请不应得到采纳。综上所述，本案并不存在黄春贤所述仲裁员隐瞒客观事实、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黄春贤以此为由要求撤销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863号仲裁裁决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黄春贤关于撤销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11863号仲裁裁决的申请。本案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黄春贤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朱志亮谢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