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7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祖合，男，198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监利县。
委托代理人：杜玉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蒋院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波，男，198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监利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海霞，女，198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监利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思鲁，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老四，曾用名谭勇，男，1987年4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监利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胜利，男，197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监利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坚明，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祖合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4）穗海法民一初字第1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22日，姚波和谭老四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3年10月12日，姚波和谭老四的委托代理人即李海霞与赵祖合共同向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同日，赵祖合为甲方与姚波、谭老四为乙方，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2013）穗海凤阳调字第305号］，载明纠纷简要情况为“2013年9月19日下午18时许，甲方赵祖合与乙方姚波在海珠区鹭江球场29号5楼制衣厂，因生活口角问题发生纠纷，期间姚某一方与赵某一方相互动武，导致赵祖合与李长霞均受伤入院（双方伤者仍在医院康复），就有关医疗、药费、误工等相关赔偿问题，甲、乙双方于2013年10月12日到派出所（司法所）请求调解”，当事人争议的事项为“赔偿伤人相关药费等金额”，经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于2013年10月12日，首期支付赔偿药费、医疗费、误工等合计壹拾万元给甲方（甲方清楚自我伤情）。二、第二期乙方于姚波、谭勇两人解除拘留当天支付贰拾万元给甲方。三、甲、乙双方不再就此纠纷追究对方任何经济及相关责任。四、本纠纷到此终结”。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落款“甲方当事人”处由赵祖合签名，“乙方当事人”处由李海霞签名，李海霞与姚波为夫妻关系。潘胜利则签名出具《担保书》，载明“本人担保姚波和谭勇解除拘留当天支付贰拾万元正，姚波和谭勇不支付由本人支付给受伤者赵祖合”。
2013年10月28日，姚波和谭老四被公安机关逮捕。2014年1月23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姚波和谭老四犯故意伤害罪，向原审法院提起公诉。2014年5月1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4）穗海法刑初字第206号刑事判决书，查明本案谭老四曾用名谭勇，被害人即本案赵祖合陈述“2013年10月12日，我与姚波等人因受伤等医疗费用达成调解协议，由对方一次性赔偿我医药费等一切费用共人民币三十万元。今后我也不追究砍我的人的任何法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是自愿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我至今收到对方的赔偿10万元，按照协议书的内容，姚波、谭老四释放后，他们家属再付我20万元，我同意了”，该案开庭审理时，本案赵祖合又称其虽已接受本案姚波妻子支付的人民币100000元赔偿款，但其要求本案姚波和谭老四支付余下人民币200000元，本案姚波和谭老四坚持要待两人释放后再支付，故本案赵祖合不同意对本案姚波和谭老四谅解；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和解协议中赔偿部分并未完全履行，今本案赵祖合反悔表示不谅解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应视为和解不成立；原审法院判决本案谭老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本案姚波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日等。2014年6月25日，赵祖合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庭审中，赵祖合明确本案中主张合同法律关系，不主张侵权法律关系。同时赵祖合确认已收到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所约定的首期赔偿款100000元。
赵祖合在原审中诉称：要求判令姚波、谭老四向我支付人民币200000元赔偿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李海霞、潘胜利对上述请求的200000元赔偿金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姚波、谭老四、李海霞、潘胜利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姚波和谭老四在原审中共同辩称：2013年10月12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姚波的妻子李海霞代理姚波和谭老四，与赵祖合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之约定，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款，以“解除拘留”为生效条件，我们签订该协议的真正目的是“姚波和谭老四交钱后公安机关能放人”。尽管我们在签订协议后向赵祖合支付了100000元，但我们并没有被解除拘留，反而于2013年10月28日被批准逮捕，且在我们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的庭审中，赵祖合已明确表示对我们的犯罪行为不予谅解，使得《人民调解协议书》所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该条款根本就没有生效，现赵祖合要求我们履行未生效条款所约定的合同义务，明显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赵祖合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海霞辩称：我是姚波的妻子，我代理姚波和谭老四与赵祖合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是以“解除拘留”为生效条件，签约目的是“姚波和谭老四赔偿赵祖合后，公安机关能解除对其实施的刑事拘留，若公安机关未解除对姚波和谭老四实施的刑事拘留，赵祖合无权向姚波和谭老四主张索赔200000元款项”。签约后，赵祖合在姚波和谭老四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中，根本没有谅解姚波和谭老四的犯罪行为，上述条款根本没有生效，赵祖合无权以未生效条款为依据向我主张权利。同时我是姚波和谭老四的委托代理人，我所从事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姚波和谭老四本人承担，赵祖合要求我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我在本案中根本就不是适格的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赵祖合起诉或驳回赵祖合的诉讼请求。
潘胜利辩称：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明确约定，是以“姚波和谭老四被解除拘留”为生效条件，但该生效条件根本就没有成就，上述条款根本没有生效，赵祖合无权以未生效条款所约定的合同义务为依据，要求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整个案件而言，赵祖合已获得100000元赔偿，之后没有再接受任何治疗，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遭受损失，在赵祖合没有谅解，姚波和谭老四已受法律惩处的情况下，再要求姚波和谭老四赔偿200000元明显有违社会正义。同时我作为保证人，具有一般担保的先诉抗辩权，在主合同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之前，赵祖合要求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赵祖合起诉或驳回赵祖合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第二期乙方于姚波、谭勇两人解除拘留当天支付贰拾万元给甲方”。签订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书》后，姚波和谭老四已由公安机关逮捕，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由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赵祖合于该案庭审中亦明确表示不同意谅解姚波和谭老四，并未出现两人均被解除拘留的情形。同时赵祖合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陈述“按照协议书的内容，姚波、谭老四释放后，他们家属再付我20万元，我同意了”，现亦未出现两人均被释放的情形。因此，上述约定的第二期款项支付条件没有成就，赵祖合要求姚波、谭老四向其支付200000元赔偿金及利息，并由李海霞、潘胜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赵祖合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赵祖合负担。
判后，赵祖合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人民调解协议书》自2013年10月12日双方签字时即生效，其第五条第二项作为该协议书中的一个条款，亦于当日生效，并非所谓的附生效条件的条款。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所约定的“解除拘留”，其实是对姚波和谭老四履行第二期付款义务所附的期限，而非所附的条件。即便姚波和谭老四在解除拘留措施后被批准逮捕，其也应支付协议约定的第二期款项；三、赵祖合在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陈述相互矛盾，原审法院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四、《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中所约定的付款期限已经届至，姚波、谭老四应履行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五、双方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谅解作为姚波和谭老四履行第五条第二项义务的条件，法院不能凭空创造出赵祖合所谓的“谅解”意思表示；六、赵祖合因姚波和谭老四的故意伤害行为而致重伤，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亦遭受重大损害，姚波和谭老四即便向赵祖合支付300000元，也远远不能弥补赵祖合所遭受的人身、财产损失。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姚波和谭老四向赵祖合支付人民币200000元赔偿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李海霞与潘胜利对上述赔偿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由姚波、李海霞、谭老四和潘胜利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姚波、李海霞、谭老四和潘胜利均辩称：不同意赵祖合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赵祖合对姚波和谭老四的上诉请求。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是否生效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首先，经审查，该协议未约定生效条件或期限，故双方签订之日即为协议生效日期。但该协议的生效并不能排除协议中部分条款约定生效的条件。本案中，《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约定姚波和谭老四支付余款的条件为“解除拘留”，而事实上，该条件不但未实现，反而加重为“被批准逮捕”，明显应视为条件未成立；其次，至于赵祖合对“解除拘留”如何理解的问题，应结合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目的进行分析。刑事司法程序中，一方当事人通过积极赔偿寻求和解，获得另一方的谅解，是司法机关在量刑中需考虑的情节。本案中，姚波和谭老四签订协议的目的明显是基于此。因此，赵祖合认为解除拘留只是所附的期限，即便姚波和谭老四被批准逮捕，亦视为解除拘留的期限到来，明显违背于姚波和谭老四签订该协议的目的，亦不符合一般的日常生活经验，本院对赵祖合的该主张不予确认。同理，赵祖合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明确表示不谅解姚波和谭老四，亦佐证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所约定的条件未实现；最后，至于赵祖合主张其在刑事案件庭审中的陈述不一致的问题，本案为合同之诉，赵祖合在刑事案件庭审的陈述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和履行并无必然影响。而赵祖合称其遭受了重大损失，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与上述协议书条款的生效亦无必然联系。因此，双方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所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未实现，赵祖合主张姚波和谭老四支付协议约定的第二期款项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赵祖合对李海霞的上诉请求。李海霞在上述协议书的签订中，其身份为姚波和谭老四的代理人，该协议中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应由被代理人姚波和谭老四承担。但李海霞作为姚波的妻子，且参与了上述协议书的签订过程。如该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所约定的债务成立，系其与姚波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所负的债务，李海霞亦有归还的义务。故李海霞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只是因姚波和谭老四无需承担上述协议书第五条第二项所约定的债务，也就不存在李海霞承担责任的基础。故，本院对赵祖合要求李海霞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
关于赵祖合对潘胜利的上诉请求。潘胜利作为一般保证人，具有法定的先诉抗辩权。且姚波和谭老四无需承担上述债务，潘胜利亦不存在承责的基础。故，本院对赵祖合的此项上诉请求同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赵祖合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5110，0）﹥》第一百七十条﹤javascript：slc（5110，153）﹥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赵祖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文建
代理审判员 乔 营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谢汝华
廖利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