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981民初3632号
原告：周兴钧，男，197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钢锋，广西聪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健，男，196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烽，广西弘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孟，广西弘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周兴钧与被告刘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钢锋、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烽、赖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林木收益款53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1月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05年10月8日，被告将座落在北流市大里镇冠塘村三、四组母猪塘一带的林地与原告共同种植林木，双方签订了《共同造林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乙方）在第一次造林期第一年投入造林资金12万元,其余不足部分由被告（甲方）负责解决。第二、第三年度追肥(含肥料、人工费），原告每年投入3万元，其余不足部分由被告负责。原告按合同约定投入了12万元及履行了相应的义务。2006年6月5日，因被告与原告共同承包的山林为水源林，必须要与公司合作才能办理砍伐手续，要求原告在名义上退出合伙，由被告与广西兴桂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桂林公司)合作承包经营，但除扣除给付合作公司每亩3.5立方米后所得收益，被告与原告双方各得50%。因原告与被告为多年好友，对被告比较信任，便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关于名义退伙的协议，协议约定：原合作造林协议作废，转和兴桂林公司合作，原告负责该林地收益前的人工管理，山场收益后，每亩扣除3.5立方米给合作公司，剩余部分的木材双方各得50%的收益，双方所得的收益部分的木材由被告销售，得款后一个月内全部结清给原告。2014年10月7日，被告以416万元的价格将林木出售给陈友业，双方签订了《按树林木买卖合同书》，签订合同后，陈友业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陈友业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但被告却没有按协议约定在销售达成后一个月内向原告支付收益。原告曾多次找被告协商。2014年11月14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原、被告双方承包经营的大里镇冠塘村三、四组承包山场的第一次收益，原告所得款为98万元整，付款方式为：第一次伐木十五日内被告支付原告第一笔收益款25万元；购方第二次支付购木款后被告支付原告25万元；购方第三次付款后被告即支付原告20万元；购方第四次付款后被告即支付原告20万元；待购方伐完木后被告即付清原告余款8万元；如被告不按约定时间付款给原告，被告按收益总额3倍违约金支付给原告，原告并可单方停止山场林木砍伐。2015年10月19日，购方第一次支付被告木款50万元，2015年10月20日，被告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了收益款25万元。2015年11月3日，购方第二次向被告支付木款30万元时，被告却没有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25万元收益款。2015年11月6日，购方第三次向被告支付木款20万元，被告却只是在2015年11月9日才向原告支了收益款10万元，而不是按合同约定支付收益款20万元。2015年11月25日，购方第四次向被告支付木款30万元，被告也只是在2015年12月21日才向原告支付10万元的收益款。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协议实际相当于将第一次砍伐林木的权益全部承包给被告，原告不参与相关砍伐，只是将收益款确定为98万元，多出部分是被告收益，不足部分由被告补偿，不是按比例分配合伙收益。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催收，但被告总是以种种理由推诿，甚至避而不见。被告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协议的约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协议约定了违约金，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利息实际是违约金。
被告辩称，一、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是事实，但2005年10月8日双方签订的《共同造林合同》己经被双方于2006年6月5日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作废失效。该《协议》虽然约定山场收益剩余部分木材由双方各得50%(扣除所有成本后），但2014年11月14日，双方又签订新《协议》，原告的收益比例已经变更，其不再享有50%收益。因为2014年10月7日，被告与陈友业签订《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书》，将桉树林作价416万元转让给陈友业，原、被告在2014年11月14日签订的新《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第一次砍树收益所得款为416万元中的98万元，即原告只享有23.6%(98万元÷416万元）的收益比例；其在第二次及以后则只享有35%的砍树收益比例，故原告无权要求按照50%比例分享合作收益；二、2014年10月7日，陈友业受让了桉树并支付了100万元定金后，由于种种原因，陈友业被耽误了10个多月都不能砍伐，给其造成相当大的损失。2015年8月20日,被告不得不与陈友业签订《协议书》，同意补偿抵销其65万元损失，则双方的实际合同价款已经变更为351万元（416万元-65万元)；三、变更价款后，由于种种原因，陈友业在2015年10月19日取得采伐证后才支付第一笔款项50万元，后在2015年11月3日、2015年11月6日、2015年11月25日分别支付了30万元、20万元、30万元。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却经常干扰、阻止陈友业依照相关协议伐木。2016年1月6日，还发生原告和几个社会人员阻止陈友业伐木、运木并索要10万元事件，在陈友业支付了5万元后才放行。由于履行合同经常受到阻碍极不顺利，无奈之下陈友业后来放弃履行合同，除了己支付的230万元外未再向被告支付任何款项。面对遗留的烂摊子，被告与袁金荣于2016年4月1日签订一份《协议》，约定陈友业未砍伐完的林木作价34万元由袁金荣享有，但由于剩余山场中有公益林，袁金荣未能办得采伐手续，故袁金荣按协议约定实际只支付了被告24万元；四、被告收到陈友业的所有款项数额只有230万元，并非351万元，更不是416万元，加上袁金荣接手后实际支付的24万元，被告实际收到的合同款项为254万元。由于原告阻止陈友业履行合同导致其被迫退出,被告为此少收了97万元（351万元-254万元）。即使如此，被告仍陆续分三笔支付原告共计45万元。2016年1月6日，原告向陈友业索要的5万元，陈友业已经把该账算在应付给被告的合同价款内，故该5万元也应算作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合作收益款项，故被告实际共支付原告的合作收益款己达50万元。被告认为，因为原告阻止陈友业履行合同导致应得收益锐减97万元，原告对此负有重大责任并应自行承担相应的合伙收益损失，且双方为合伙关系，应共同承担风险，故被告对原告不再负有任何支付义务；五、至于原告主张的2%的月利息，由于双方未约定利息，且被告也未给原告造成任何实际损失，相反，是原告给合伙事务带来损失，故该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身份证；2.《共同造林合同》、村委会证明、收据；3.2006年6月5日签订的《协议》；4.《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书》；5.2014年11月14日签订的《协议》；6.转账凭证；7.交易明细；8.银行业务凭证(原告退款2万元给陈友业)。被告提交的证据有：1.陈友业身份证；2.《协议书》；3.陈友业的证明；4.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5.袁金荣身份证；6.被告与袁金荣签订的协议。本院经审查后，依法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依法对陈友业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陈友业认可被告与其签订协议和支付款的情况，因为纠纷较多未能如期砍伐致使市场价格下降，所以被告同意减少65万元，其中包括因拖延办理砍伐手续，被告按定金100万元每月2分利息的补偿，陈友业共支付230万元给被告，另外代为支付了50万元给村民作补偿、工人工资及道路建设费，与约定的351万元仍有约70万元的差价，但后来约有155亩没有砍伐，陈友业让被告自行处理，听说被告卖给了他人。在砍伐时，原告要求陈友业支付10万元，陈友业经被告同意支付给原告5万元，原告后来说如果陈友业不能砍伐余下的155亩就将5万元作为借款退回，被告在2016年退回了2万元，被告说另外的3万元待案件赢了后再退回。林业局的人员说过，155亩林木中有25亩位于北流、兴业等3地的交界处，存在争议，不能批准砍伐。
本院依法对袁金荣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袁金荣认可被告与其签订协议和支付款的情况，由于砍伐前已有部分林木被偷伐，且因存在争议还有部分未能砍伐，所以只支付了被告24万元，余下的10万元不可能再支付。
原告对两份笔录无异议。被告对袁金荣的笔录无异议。被告对陈友业的笔录部分有异议，认为陈友业承认把总价款调整为351万是事实，属于被告因为拖延办理砍伐手续而同意的补偿金，陈友业代被告支付了50万补偿给村民不是事实；关于庭审中5万元的事情，按照陈友业的陈述不是借款，实际是原告敲诈的款项，后来由于起诉的关系，才以借贷的形式慢慢退还，与被告无关；陈友业陈述原告与被告约定的98万是按416万的比例计算，与庭审中的意见是一致的。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10月8日，原、被告签订《共同造林合同》，约定：被告将其原来承包的座落在北流市大里镇冠塘村三、四组母猪塘一带的林地，与原告共同种植林木，原告在第一次造林期第一年投入造林资金12万元,其余不足部分由被告负责解决，第二、第三年度追肥(含肥料、人工费），由原告每年投入3万元，其余不足部分由被告负责；共同造林时间30年；共同造林的山林收益、产权、产值，双方各拥有50%，共同收益、分成、共同承担一切风险；每次造林结束收成、林木采伐后由被告统一销售，所结清的销售款扣除双方投入的资金及应承担的税费、采伐成本后，于一个月内结清余款给原告。之后，原、被告按合同约定种植桉树。2006年6月5日，因办理砍伐手续需要，原、被告协商，原告在名义上退出合伙，由被告与兴桂林公司合作承包经营，原、被告为此签订了一份《协议》，内容为：原、被告签订的《共同造林合同》作废，不再生效，转和兴桂林公司合作，合作公司的合作资金到被告账户后，被告要支付原告原出资的资金；原告要负责林地收益前的人工管理，收益后每亩扣除3.5立方米给兴桂林公司，剩余部分的木材双方各得50%的收益；收益木材由被告负责销售，得款后一个月内全部结清给原告。签订协议后，原告实际仍参与管理直至砍伐前止。后来被告与兴桂林公司解除合作，该公司退出经营。
2014年10月7日，被告将林木出售给陈友业，双方签订了《按树林木买卖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将上述桉树林木约780亩以41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友业；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陈友业先支付100万元定金给被告，林木要分两次申请采伐证，第一批约390亩，采伐证交给陈友业后15天内交116万元，第二批约390亩，采伐证交给陈友业后15天内交190万元，余下10万元留到采伐四分之三后再一次性付清；第一批采伐证从订合同交定金日起40天内还没有批复的，被告必须退回陈友业定金90%(90万元)，余下10万元作定金，等到采伐证批复后再补足100万元，如超40天后被告不愿退定金90万元的，被告必须按90万元计两分月息给陈友业；第一批砍伐结束前一个月，陈友业付第二批采伐的定金50万元；被告负责采伐手续，费用由陈友业支付，采伐时间由第二批批复得证日算起6个月内采伐完毕，如超期，双方再协议决定；被告要保证道路畅通，运输木材过程中，出现村民阻碍等纠纷，陈友业协助被告并由被告全部负责。签订合同后，陈友业向被告转账支付了100万元。
2014年11月14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双方承包经营的大里镇冠塘村三、四组承包山场的第一次收益，原告所得款为98万元，付款方式为：第一次伐木15日内被告支付原告第一笔收益款25万元；购方第二次支付购木款后被告即支付原告25万元；购方第三次付款后被告即支付原告20万元；购方第四次付款后被告即支付原告20万元；待购方伐完木后被告即付清原告余款8万元；如被告不按约定时间付款给原告，被告按收益总额3倍违约金支付给原告，原告并可单方停止山场林木砍伐；第二次山场按被告持65%股份，原告持35%股份，双方按比例投资、收益、纠纷及其他支出按比例承担；余下12年半租金，另40亩租金双方按比例支付；如出现山场纠纷，赔偿款由被告负责，原告协助处理。
2015年8月20日，被告与陈友业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为：双方签订的《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书》因各种原因，被告耽误了10个月使陈友业不能砍伐，现市场价格比订合同时差距很大，现被告愿意补偿给陈友业因各种原因和差价损失共65万元，从合同款减去，陈友业应付给被告的合同款为351万元。
2015年10月19日、11月3日、11月6日、11月25日，陈友业分四次分别转账支付给被告林木款50万元、30万元、20万元、30万元，共130万元，加上陈友业在签订合同时支付的100万元，陈友业前后总共支付给被告230万元。2015年10月20日、11月9日、12月21日，被告分别向原告转账支付了收益款25.01万元、10万元、10万元，共45.01万元。
2016年1月6日，原告周兴钧到陈友业砍伐林木现场要求陈友业支付一定款项，陈友业当日转账5万元给原告。之后，陈友业因砍伐遇阻等因素，放弃了对余下林木的砍伐，并不再支付款项给被告。2016年4月1日，被告与袁金荣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被告承包的大里镇冠塘村三、四组母猪塘速丰桉(陈友业未采伐完成的约110亩，其中约30亩为公益林)由袁金荣采伐，由于余下的林木偷伐严重，现作价34万元，先交款12万元，余款开始伐木半个月再支付8万元，到2016年12月底支付完，如公益林部分不能办理采伐手续的，扣除10万元，待办理手续再实施。签订协议后，袁金荣进行砍伐林木，实际支付了24万元给被告，余下10万元没有支付。2016年10月30日，原告转账2万元给陈友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双方对林木收益款按协议约定还是按实际收益比例来分配，原告应得收益款是多少；二、被告应否按原告主张的利息支付给原告。
争议焦点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个人合伙由合伙人各自提供资金、实物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原、被告双方先后签订了《共同造林合同》和两份协议，并对林木共同进行管理，原、被告双方的合伙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伙关系。原、被告在2005年签订的《共同造林合同》和2006年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山林收益双方各拥有50%，在2014年被告以416万元的价格将林木出售给陈友业后，双方重新签订了协议，约定原告取得98万元的收益款，实际上改变了收益比例分配，这是原、被告就合伙事务协商后重新确定的分配数额，本院予以确认，按原告约定取得的收益款98万元计算，其收益分配比例是23.6%(98万元÷416万元）。原告主张98万元是固定的数额，是将砍伐林木整体承包给被告，由被告全部负责并承担风险后确定的数额，但原告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原告的主张违反了法律关于合伙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规定和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在林木收益因种种原因导致收益款一再减少，最终只能取得254万元的情况下，原告仍然要求被告按416万元价款时约定的98万元进行支付，违反了双方风险共担的约定，对被告有失公平，原告取得的收益款应以实际取得的最后收益按分配比例进行分配，即254万元×23.6%＝59.94万元，减去被告已经支付的45.01万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14.93万元。原告辩称其对收益款减少的情况不知情，但在2006年签订的《协议》中明确原告负责收益前的人工管理，原告事实上也从未退出合伙，从2014年被告与陈友业签订《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书》到2015年8月陈友业进行砍伐，时间长达10个月，这些情况原告不可能不知情，本院对原告所说不知情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主张陈友业支付的5万元是借款，并归还了2万元，这是其双方之间的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被告认为该款应计算在已支付给原告的林木收益款内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二。原、被告在2014年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约定按收益总额3倍支付违约金，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被告逾期未支付林木收益款给原告，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原告要求被告按月利率2%的利息支付违约金，其主张的计算方法不符合双方的约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违约金以被告未付款项的30%计算为宜，即被告应支付原告的违约金为4.48万元（14.93万元×30%）。被告主张未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与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健支付原告周兴钧林木收益款14.93万元；
二、被告刘健支付原告周兴钧违约金4.48万元。
上述债务于本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汇款可汇至户名：北流市人民法院，开户行：北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54×××61)。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100元（原告申请缓交），由原告周兴钧负担5600元，被告刘健负担3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9100元（开户行：农行广西玉林分行营业部，户名：玉林市财政局，账号：20×××77）；逾期不交也不提出免交、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曾昭胜
人民陪审员 林惠勇
人民陪审员 杨荣珍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何 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