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粤08行初260号
原告湛江市赤坎区调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调顺岛调顺村。
法定代表人黄荣坤，主任。
委托代理人叶英鹏，广东万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跃进路67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军，市长。
委托代理人劳劲、郑琳，均为湛江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中国水产湛江海洋渔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调顺岛调顺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紫雨，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中伟，北京市晨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密林，北京市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湛江市第二十五中学。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调顺岛调顺路**号。
法定代表人唐小青，校长。
原告湛江市赤坎区调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调顺村委会）不服湛江市人民政府于1996年5月16日给第三人中国水产湛江海洋渔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渔业公司）颁发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行政行为，于2015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5）湛中法行初字第134号行政判决。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2017）粤行终380号行政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受理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因本案部分证据涉密，于2018年4月26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1996年5月16日，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颁发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用地面积为189427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用地（生活一区），四至为：东至水塘、园地，西至海、南至湛江渔业公司、北至调顺路。
原告调顺村委会诉称：一、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范围内的“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两块土地是原告村集体土地。位于调顺岛东南临海面，现湛江市第二十五中学东北面与湾西防浪堤相接的一片约10.5亩土地，原是调顺村西片村民黄贵齐家的祖业水田，调顺村人俗称此地为“贵齐坛仔”，此地原来可实行种养轮耕。1977年该地开发成水塘，作养殖鱼类使用，此地至今仍为调顺村村民使用。根据湛江市城市建设局1960年制作的调顺岛地图(以下简称“城建地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测绘的湛江市地图(以下简称“总参地图”)所标示地貌，涉案“贵齐坛仔”土地是调顺岛陆地内的地块，不属于海水滩涂，总参地图标注该地块是水田。另外位于原黄屋防浪大堤东南面，即现湛江渔业公司水厂及水厂东北面水塘约20亩的土地（调顺村民俗称“黄屋沙岗”）是原告村集体的土地，由原告村民历代耕种，调顺村公社化后，该地块划归第七、第九生产队管理耕种。从总参地图标示的地貌分析，该地块不是海水滩涂，并且有原告村民种植的林木。以上事实证明，“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两块土地原属原告村民耕种使用的土地，是原告村集体土地，不是海滩涂。
二、“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两块土地未经依法征用，被告将此两块土地办证登记给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据调查，被告核发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的土地来源依据有两部分，一部份是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经批准填海造地所形成的土地，另一部份是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于1974年11月4日、1976年2月19日和1991年8月19日共三次征用原告村集体土地。“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两块土地原属原告村民耕种使用的内陆土地，不是海水滩涂，既不在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填海造地范围，也不在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三次征用原告土地范围。为此，被告将“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两块土地登记办证给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被告核发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程序错误。涉案宗地的地籍调查审批表中没有相邻宗地使用者指界的记载、也没有宗地草图，调查内容几乎空白，该地籍调查不符合《土地登记规则》（1995年）第十条、第十四条、《城镇地籍调查规程》等有关规定。被告的公告程序也不符合《土地登记规则》(1995年)第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在实施涉案行政行为时并没有按法律规定履行“地籍调查”和“权属审核”的义务，涉案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将原告村集体所有的“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两块土地核发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没有土地来源依据，程序错误，被告涉案行政行为违法，并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案件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中，根据被告的答辩，被告核发给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证载土地，已分别于2008年1月15日和2008年1月16日办理变更登记给第三人湛江市第二十五中学和第三人湛江海洋渔业公司，证号分别为湛国用(2008)第20004号和湛国用(2008)第20007号，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已收回注销。为此，为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核发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辩称：一、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来源清楚，登记发证合法。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面积189427平方米（折合284.14亩），权利人为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用途为住宅用地（生活一区）。土地来源分两部分：一、1974年11月4日、1976年2月19日、1991年8月19日，湛江渔业公司分别与调顺大队（调顺村委）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调顺大队143.86亩、59.1亩和6.732亩土地，共209.69亩，《征用土地示意图》（或道路带状图）均有湛江市赤坎区调顺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盖章确认。征地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湛江渔业公司补办征地手续的复函》（粤办函[1978]514号）、湛江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湛江渔业公司兴建远洋渔业基地征地的批复》（湛江革办复[1978]68号）批准征用。二、1976年3月26日，广东省水产局革命委员会以《关于湛江远洋渔业基地码头、护岸、填土初步设计的审批意见》[（75）粤水产革字第52号]，批准同意第三人渔业公司围海造地约四十七公顷建码头，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湛江港务监督以《关于湛江远洋渔业基地岸线走向的批复》[湛港监字（1976）14号]，批准了码头用海的范围线。因此，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1976年已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1994年12月，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向原湛江市赤坎区国土局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征用土地协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湛江港务监督《关于湛江远洋渔业基地岸线走向的批复》（湛港监字（1976）14号）、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湛江渔业公司补办征地手续的复函》（粤办函[1978]514号）、湛江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湛江渔业公司兴建远洋渔业基地征地的批复》（湛江革办复[1978]68号）、土地补偿表和征地红线图等相关材料向原赤坎区国土局申请办理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登记。1995年3月10日原赤坎区国土局在赤坎区调顺村委张贴《关于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公告》，公告期满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经原赤坎区国土局地籍调查和初审后，报湛江市人民政府批准登记，给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颁发了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登记的权属界线在批准征地的和填海造地的红线范围内。
2008年，湛江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办理该宗地的分割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土地权利人分别为中国水产湛江海洋渔业公司和湛江市第二十五中学，土地证号分别为湛国用（2008）第20007号和湛国用（2008）第200**号。
二、原告仅凭1960年测绘的地形图主张权利，证据不足。原告以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测绘的《湛江市地形图》为依据，认定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填海部分占用其集体水田10.5亩（原告称“贵齐坛仔”）水塘20亩（原告称“黄屋沙岗”），证据不足，缺乏法律依据。主要理由是：（一）地形图只能反映地物地貌的现状，不是权属依据，仅凭地形图主张权利，证据不足。（二）在地形上原告所指异议位置附近虽标有稀少水田符号，但该地形图比例尺较小（为1：10000），10.5亩地在图上面积仅为0.8厘米×0.8厘米大，并且在图上无法准确定位，只是大概位置，故很难判断此图上所标水田符号位置与异议地块一致。而1974年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征用原告的土地时使用的是大比例尺地形图（1：1000），根据该征地附图显示，异议地块是海滩涂，明显不是水田。（三）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四条：“……实施一九六二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未划入农民集体范围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原告未能提供“四固定”时的确权证据，故也应当认定异议地块属国家所有。
三、原告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据查，2004年5月10日，原告向湛江市人民政府调处纠纷办公室致函《关于要求敦促湛江渔业公司退还多占土地的报告》，该“报告”称“湛江渔业公司于1974年至76年在调顺村征用土地共202.96亩，其中耕地115.3亩，鱼塘23.66亩，其他土地64亩。但渔业公司在征用土地过程中多占我村约70.5亩，且于1996年渔业公司已单方面办领了土地使用权证，其行为已构成侵犯我村集体的合法权益。”要求处理。2004年9月18日，市政府调处纠纷办公室作出复函答复了原告，复函称“你们5月10日的申请书已收悉。关于你们提出关于湛江海洋渔业公司的贵齐坛仔、湾面沙岗和黄屋沙岗等地块的土地权属争议问题，经我办调查核实，湛江海洋渔业公司对上述三块地均持有湛江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其权属是清楚的。因此，我办不能作为土地纠纷案件办理。如有异议，请向其他有关部门反映”。由此，可以认定原告2004年已经知道答辩人给渔业公司颁发土地使用证的行为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原告于2015年6月15日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起诉期限。
综上所述，我府给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颁发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权属来源清楚，登记程序合法，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述称：一、调顺村委会诉讼主体不适格。调顺村委会曾于2012年12月至2015年6月期间，向被告国土部门提出集体所有土地登记申请，并取得被告颁发的湛集有（2013）第20053号、湛集有（2013）第20102号、湛集有（2013）第20054号、湛江集有（2015）第20002号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根据上述申请及土地登记档案材料，本案“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并不在调顺村委会向被告申请发证的土地范围内，调顺村委会已自认对涉案土地不享有权利，且上述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已明确了调顺村委会的权利范围，故被告给第三人就涉案土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并未侵害调顺村委会的合法权益，调顺村委会与该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调顺村委会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
二、调顺村委会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调顺村委会在2004年5月10日向湛江市人民政府调处纠纷办公室提交的《关于要求敦促湛江渔业公司退还多占土地的报告》中称：“湛江渔业公司在使用土地过程中多占我村土地约70.5亩，……”另，调顺村委会代表在湛江市人民政府调处纠纷办公室于2004年9月16日组织的调处调查中称：“要搞清楚土地纠纷的性质是什么？不能以政府发了证就决定了权属”、“关于发证问题，我认为办证的程序不合法”。以上事实证明，调顺村委会在2004年5月10日向湛江市人民政府调处纠纷办公室提出调处申请之前，已经知悉被告于1996年给第三人颁发了涉案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却在时隔十一年后才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
三、第三人合法取得涉案土地，调顺村委会关于涉案登记土地没有合法来源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人经上级相关部门批准，于1974年11月4日从调顺村征地143.86亩；于1976年2月19日从调顺村征地59.1亩；经1975年2月17日广东省水产革命委员会（75）粤水产革字第52号《关于湛江远洋渔业基地码头、护岸、填地初步设计的审批意见》的批示，围海造地约四十七公顷；另于1991年8月19日从调顺村征地6.732亩。通过上述征地和围海造地，第三人取得了包括涉案“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在内的土地用于生产、生产建设，并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土地登记。在调顺村委会签章确认过的《湛江渔业基地一九七五年征用土地示意图》及《围墙建设协议》中已经明确认可“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土地均属第三人征收范围内。现调顺村委会诉称涉案土地登记没有土地合法来源依据，显然不符合事实。另据国家土地管理局于1995年3月11日下发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地[籍]字第26号）第十六条之规定，至1982年5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时止，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第三人在1982年5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之前已经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涉案土地，即使该土地在第三人使用之前原属原告集体所有，但在被告给第三人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之前，已属于国家所有。
四、调顺村委会申请调取的解放军总参测绘局1960年测绘的《湛江市地形图》，不能作为其诉请的依据。调顺村委会以总参测绘局1960年测绘地形图（下称“总参测绘地图”）内容为由，主张“贵齐坛仔”、“黄屋沙岗”土地系其村民耕种的水田和水塘，属其集体所有。但该地图缺乏证明效力。其一、总参测绘部门制作地图仅为其军事目的，其测绘图内容不能反映土地权属，也不能作为认定土地权属的依据；其二、总参测绘地图内容形成于1960年，而第三人1974年11月才进行征收，故该地图无法证明第三人征收时的客观情况；其三、总参测绘地图比例尺为1:10000，在实际尺寸被缩小了一万倍的情况下，该地图图示内容与真实情况可能存在超过万倍的误差，在该图没有对两块争议土地作出具体界限标识的情况下，根本不能证明标识“水田”符号的位置就是本案两块土地。其四、据调顺村委会盖章确认的《湛江渔业基地一九七五年征用土地示意图》内容显示，涉案两块土地根本不是其主张的水田和水塘。
五、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第三人于1994年12月向原湛江市赤坎区国土局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征用土地协议书》、湛江市赤坎区国土局《关于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湛江港务监督《关于湛江远洋渔业基地岸线的批复》、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湛江渔业公司补办征地手续的复函》、湛江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湛江渔业公司兴建远洋基地征地的批复》、土地补偿表和征地红线图等相关材料，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原湛江市赤坎区国土局对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查和地籍调查，并于1995年3月10日，做出《关于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公告》。公告期满，在没有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被告依法为第三人颁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其登记行为系依法作出，尽管调顺村委会认为登记行为缺乏其现场指界并盖章，但据被告登记审批材料显示，系调顺村委会拒不配合参加所致，故不能由此认定被告登记程序违法。
综上所述，第三人申请土地登记，土地来源合法，被告登记行为程序合法，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并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湛江市第二十五中学既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
经审理查明：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批准在湛江市筹建远洋渔业基地，先后多次征用原告集体土地，用于生产和生活区建设。同时，为建设基地码头、护岸等，1974年国家还批准广东省革委会[1973]16号文“关于湛江港岸线统筹安排使用问题的报告”，其中涉及湛江远洋渔业的岸线是：从调顺岛西南端岸线划出1900公尺建设远洋渔业基地。1975年2月17日，广东省水产局革命委员会作出（75）粤水产革字第52号《关于湛江远洋渔业基地码头、护岸、填土初步设计的审批意见》，对渔业基地岸线规划、港区规划、填海造地等提出了审批意见，其中围海造地的面积是四十七公顷。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征地协议以及通过填海造地取得有关土地使用权后，陆续在该地上建设了职工宿舍、医院、学校等生活设施。1996年5月16日，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根据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的申请，为其颁发了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用地面积为189427平方米；四至为：东至水塘、园地，西至海、南至湛江渔业公司、北至调顺路；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来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湛江渔业公司于1974年11月4日、1976年2月19日、1991年8月19日共三次征收调顺大队（调顺村委会的前身）、调顺村委会的集体土地，另一部分是湛江渔业公司经批准填海造地所形成的土地。证载的土地有部分与原告使用的集体土地相邻。
另查明，原告调顺村委会所主张的“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两块土地位于上述证载土地范围内，分别位于证载土地的东北角和南面，但均不在第三人1974、1991年两次征地范围内。1976年第三人与原告协商签订了协议，征用了该基地海边东北面的湾西防浪大堤和西北面的黄屋防浪大堤。“贵齐坛仔”地与原湾西防浪堤相接，现为湛江市第二十五中学东北面，面积约10.5亩；“黄屋沙岗”位于原黄屋防浪大堤东南面，现为湛江渔业公司水厂、水厂东北面土地及水塘，面积约20亩。
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认为，涉案争议地属于经批准的填海造地部分。原告认为，“贵齐坛仔”和“黄屋沙岗”这两块土地既不在湛江渔业公司征收原告的集体土地范围内，也不在湛江渔业公司填海造地范围内，更非海滩涂，应属于其村委会集体所有土地。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认为，涉案争议地主要是通过征收和围海造地合法取得，其中1976年2月19日双方签订的土地协议，第三人已征用原告湾西防浪大堤和黄屋防浪大堤，故涉案争议地已被包含在内。为此，原告与第三人双方发生纠纷，2004年3月11日，原告向湛江市人民政府调处纠纷办公室（以下简称湛江市调处办）发去《关于要求湛江海洋渔业公司退还多占土地的报告》，要求政府敦促第三人退还多占的70．5亩土地，赔偿多占土地三十年的有关损失。2004年5月10日，原告再次向湛江市调处办发出《关于要求敦促湛江渔业公司退还多占土地的报告》。2004年9月16日，湛江市调处办在湛江市××会议室组织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原告与第三人土地权属争议问题的会议，湛江市赤坎区调处办、赤坎区政法委、赤坎区调顺街道办以及原告均有代表参加会议。根据会议签到表记载，到会的原告调顺村委会代表分别是：时任村委副主任黄和平、村委员黄秋付、村民代表黄国英、黄车炳、ＸＸ康。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当会议主持人要求原告方提供更多证据以对抗第三人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原告方代表在发言中，强调发证范围与征地范围不一致，且发证程序违法，该地证不能作为土地权属的凭证。
再查明，2008年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已对上述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作出变更登记，分别于同年的1月15日给湛江市第二十五中学、1月16日给湛江渔业公司颁发了湛国用（2008）第20004号和湛国用（2008）第2000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面积分别为7241平方米和182186平方米。原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已收回注销。
本院认为：本案是土地行政登记案。原告调顺村委会有土地与涉诉行政登记土地相邻且以对涉案争议土地有历史使用事实等理由主张权属，故其与被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具备适格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诉讼权利，对怠于行使行政诉讼权利的行为将丧失进入实体审查的程序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告知或者应当告知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告知或者应当告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被告湛江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湛江渔业公司颁发湛国用（96）字第05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颁证时间为1996年5月16日。2004年，原告与第三人因涉案争议地土地权属问题已经发生纠纷，原告向湛江市调处办提出土地处理申请后，湛江市调处办在2004年9月16日组织召开的协调会上，已经说明被告已给第三人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的到会代表也发表了对第三人持证问题的看法，由此表明，原告自此应当知道被告给第三人作出了土地行政登记行为的事实。原告认为，对湛江市调处办协调会上提及的发证问题，并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出具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相关资料，不能用推断的理论得出原告已经知道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实际内容。对此，本院认为，在协调会上，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主持会议的湛江市调处办工作人员出示发证有关资料，但原告代表已经强调国有土地证与实际征地范围不符及程序违法的问题，因此对涉案争议地有关的行政行为的内容（即土地登记行为）原告方应当是知道的，至于是否知道该登记行为的具体细节，并不影响其诉权的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起诉期限的规定中“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是指知道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并非必须知道行政行为的全部细节。因此，原告自2004年9月16日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却于2015年6月15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能够证明其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而耽误起诉期限的证据，故其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也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依法应当驳回。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湛江市赤坎区调顺村民委员会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不予收取，原告已预交的50元案件受理费在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若珠
审 判 员 梁子轩
代理审判员 杨丹红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蔡芷茵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