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01刑终521号
原公诉机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单位（原审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玩月街88号，法定代表人孟维菁。
诉讼代表人董成，男，1985年7月31日出生，系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迪丰，女，198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慈溪市人，大专文化程度，系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因本案于2014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
辩护人任旭荣、葛宗萍，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孟维菁，女，196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江苏省宿迁县人，大专文化程度，系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余杭区。因本案于2014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
辩护人卢红梅，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枉山村，法定代表人潘风云。
诉讼代表人郑靓姣，女，1983年12月25日出生，系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股东。
原审被告人潘风云，男，1970年5月3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建德市人，高中文化程度，系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下城区。因本案于2014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
原审被告人丁峰云，女，1975年8月2日出生，汉族，江苏省人，大专文化程度，系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财务总监，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余杭区。因本案于2014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2016年4月22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毛旭辉，男，198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余姚市人，大专文化程度，系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业务员，户籍所在地余姚市。因本案于2014年10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2016年4月22日被取保候审。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毛旭辉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审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孟维菁、丁峰云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一案，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5）杭余刑初字第141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罗迪丰、孟维菁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了诉讼代表人、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1年至2014年间，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潘风云在没有实际业务交易的情况下，安排元禾公司财务人员被告人罗迪丰、采购员毛旭辉具体负责，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通过李某1（另案处理），从山东省单县隆瑞皮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瑞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张，金额人民币1936万余元，税额人民币329万余元；从单县利信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信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2张，金额人民币1368万余元，税额人民币232万余元；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44张，金额人民币330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561万余元，上述税款均已抵扣。
2011年左右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潘风云与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国贸公司，元禾公司生产经营的货物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出口，并由余杭国贸公司负责向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等事宜）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孟维菁经预谋，在真实货物交易基础上虚增出口货物单价报关，据此增加出口销售收入，并骗取出口退税。被告人罗迪丰作为元禾公司财务人员，负责虚增出口货物价格、以元禾公司之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余杭国贸公司等。被告人丁峰云作为余杭国贸公司财务总监，负责与元禾公司之间的款项结算、调整收汇等。
期间，元禾公司、余杭国贸公司采用上述方法以实际出口销售收入293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1823万余元）为依托，累计虚增出口销售收入178万余美元，共计申报出口销售收入471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2929万余元），与此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人民币2839余万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271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482万余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461万余元），虚增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人民币180余万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人民币170余万元），以此获得国家出口退税额人民币444万余元，虚增对应的出口退税额为人民币160余万元并已退税。其中，元禾公司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虚开的前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中部分作为进项，用作冲抵上述虚高部分的销项（税额为人民币170余万元）。
2014年10月23日，被告人毛旭辉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2015年7月7日，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余杭国贸公司就本案骗取出口退税等事实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之后，余杭国贸公司已按处理决定补缴了退税款。
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其罚金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二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二百一十万元；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潘风云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罗迪丰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孟维菁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丁峰云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毛旭辉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上诉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诉称，上诉单位没有骗取出口退税的故意，原判仅凭潘风云和还某的言词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二人的言词证据间亦有矛盾；上诉单位存在帐外分红的情况，故丁峰云在公司内部进行了账目调整，而非调整收汇，与骗取出口退税无关；上诉单位与元禾公司系代理关系，上诉单位不掌握元禾公司与外商的真实交易金额，不知道出口报关价格被高报的事实，上诉单位被动的帮助元禾公司收取货款，被动的接受元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退税申报，且在实际退税到账前就向元禾公司进行支付，均系代理模式下的正常行为，原判将此与套现行为相结合认定上诉单位与元禾公司合谋骗取出口退税，系主观推测；还某向外商通过电子邮件“函调”的方式搜集的原始订单/发票的行为违法，上述真实订单/发票未进行公证、认证，亦不能证明即实际与外商成交的价格，故上述材料在证据三性上均存在问题，不应予以采信；以抬高单价方式出口货物的，只有在骗取未实际纳税部分的出口退税款时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其他欺骗手段，元禾公司开具给上诉单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从税务机关处领购的真实发票，开出时国税系统已经扣取了相应的税费，即票面金额的17%税款已经缴纳，故本案虽以虚高单价的方式申报出口退税，但系将已经缴纳的税款部分退回，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综上，请求改判上诉单位无罪。
上诉人罗迪丰上诉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有异议，其入职以来，按照老会计教的，税负率控制在2.7左右，符合规定；其确实让毛旭辉去开发票，但并不明确知道没有货物交易，至2013年有钱回流到其账户来，故其才知道有虚开的情况；其并非采购员，不知道品名、采购单价，故开票的详细内容不可能系其告诉毛旭辉，其所起作用比毛旭辉小。综上，应以2013年之后的虚开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退一步讲，即便全额认定，因其部分数额已在骗取出口退税中予以评价，其犯罪数额小于毛旭辉，且其所起作用亦小于毛旭辉，故对其该罪量刑应轻于毛旭辉，请求从轻改判。
辩护人提出，上诉人罗迪丰系普通财务人员，无法确切知道公司全部资金的真实情况，其长期按照增值税税负率2.7%左右的标准根据公司账面销售收入计算应缴纳的增值税，并计算出增值税进项缺口数据，且元禾公司存在大量真实的但未开票的采购业务，上诉人罗迪丰要求业务员开票系要求按照实际采购入库的数量和品种开具，并不必然要求业务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主观故意，毛旭辉作为整个虚开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完全知情者，指认系受财务人员的指使和要求有故意推脱责任嫌疑；上诉人罗迪丰在骗取出口退税一节中有虚增货物出口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货款的行为，不能必然推断出罗迪丰具有虚开部分犯罪的犯罪故意，且已经在骗取出口退税罪中对上诉人罗迪丰虚增货物出口导致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后果进行了法律评价；从主观过错、客观行为、作用地位等各方面而言，上诉人罗迪丰均从属、服务于同案犯毛旭辉，且罗迪丰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数额远低于同案犯毛旭辉，原判对于二人量刑明显不公；上诉人罗迪丰对于骗取出口退税事实一直如实供述，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一直供述其在2013年年底前不知道存在虚开情况，之后因资金回流情况才知道存在虚开，系客观表述，而非原判认定的认罪态度不好。综上，请求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予以改判。
上诉人孟维菁上诉称其没有和潘风云预谋抬高单价来骗取出口退税，其和潘风云说的是业务做大一点，并没有叫他把价格虚高，后来国税查账发现收汇有缺口，其确实填了一张水单进去，这一行为确实有错，但是否构成犯罪请求依法判决；其举报余杭国贸公司被他人骗取款项，既然认定系单位犯罪，其个人和余杭国贸公司系独立的个体，应认定其具有立功情节。
辩护人提出，原判仅凭潘风云、还某的言词证据认定系上诉人孟维菁提出让元禾公司虚增出口销售收入的证据不足；余杭国贸公司和元禾公司系代理出口模式，元禾公司自行联络境外客户，报关资料等虽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开具，但内容均系由元禾公司人员制作，印章也掌握在元禾公司控制下，没有证据证实余杭国贸公司人员参与其中；余杭国贸公司和元禾公司之间的业务一直未结清，2014年7、8月份因税务机关检查才发现元禾公司存在外汇缺口，故才进行了调整收汇，而原判认定的2012、2013年的收汇调整系为弥补因套现产生帐差的“调账”，并不涉及出口退税事宜；余杭国贸公司的套现行为与元禾公司的骗取出口退税无关，不能因余杭国贸公司有套现的需求而推断其与元禾公司存在虚高单价骗取出口退税的预谋；上诉人孟维菁检举他人对公司的犯罪行为系以自然人的身份，原判将余杭国贸公司和孟维菁等同为受害人不严谨，应认定孟维菁立功情节。综上，原判认定孟维菁与他人合谋骗取出口退税的证据不充分，认定余杭国贸公司与元禾公司共同骗取出口退税的证据也不确凿，故认定孟维菁犯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证据不足，请求依法改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4年间，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潘风云在没有实际业务交易的情况下，安排元禾公司财务人员被告人罗迪丰、采购员毛旭辉具体负责，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通过李某1（另案处理），从山东省单县隆瑞皮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瑞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张，金额人民币1936万余元，税额人民币329万余元；从单县利信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信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2张，金额人民币1368万余元，税额人民币232万余元；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44张，金额人民币330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561万余元，上述税款均已抵扣。
2011年左右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潘风云与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国贸公司，元禾公司生产经营的货物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出口，并由余杭国贸公司负责向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等事宜）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孟维菁经预谋，在真实货物交易基础上虚增出口货物单价报关，据此增加出口销售收入，并骗取出口退税。被告人罗迪丰作为元禾公司财务人员，负责虚增出口货物价格、以元禾公司之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余杭国贸公司等。被告人丁峰云作为余杭国贸公司财务总监，负责与元禾公司之间的款项结算、调整收汇等。
期间，元禾公司、余杭国贸公司采用上述方法以实际出口销售收入256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1593万余元）为依托，累计虚增出口销售收入152万余美元，共计申报出口销售收入408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2538万余元），与此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人民币2464万余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2339万余元），税额人民币418万余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397万余元），虚增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人民币153万余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人民币143万余元），以此获得国家出口退税额人民币384万余元，虚增对应的出口退税额为人民币143万余元并已退税。其中，元禾公司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虚开的前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中部分作为进项，用作冲抵上述虚高部分的销项（税额为人民币145万余元）。
2014年10月23日，被告人毛旭辉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2015年7月7日，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余杭国贸公司就本案骗取出口退税等事实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之后，余杭国贸公司已按处理决定补缴了退税款。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余某1、吴某1、吴某2、崔某、李某1、李某2、陈某、还某、谢某、高某、沈某、余某2、陆某、葛某、郁某、曹某1、吴某3、辛某、徐某、郭某、曹某2、吕某、董成的证言，自述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私营公司设立登记情况，接受证据清单、定单合同、形式发票、装箱单、工艺单，在职证明，辨认笔录及照片，毛旭辉的笔记本复印件，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元禾公司取得隆瑞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账、记账凭证、汇款凭据、入库单、用款申请单、单笔查询明细、扣款通知书、抵扣明细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等，接受证据材料清单、2013年、2014年元禾公司取得利信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扣款业务自助回单、入库单、用款申请单、汇款凭据、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等，接受证据清单、定单合同，接受证据清单、U盘资料，接受证据清单、发票、报关箱单、报关单、空运进仓通知，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企业会计科目、明细账、银行存款日记账，接受证据清单、应收账款明细、应付账款三栏明细账，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付款结算单据，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付款水单，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等，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隆瑞公司及利信公司的账户及交易明细，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账户交易明细、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账户信息、银行汇（本）票申请书、借记卡-
卡资料查询，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交易明细、出口汇款融资申请书、报关单、售货确认书、发票、装箱单等，调取证据清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光盘、定单资料、客户资料、形式发票、订购单、装箱单、笔记本电脑等，调取证据清单、记账凭证、汇款凭据、增值税专用发票、账簿启用及交接记录、明细账等，调取证据清单、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记账凭证、发票、回款凭证等，调取证据清单、银行日记账、应收账款明细，调取证据清单、应收账款明细账、调整记录、记账凭证，调取证据清单、收汇登记资料、付出口费用明细账、押汇记账凭证、转账凭证，调取证据清单、公司基本情况、章程，记账凭证、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记账联、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通用机打发票（退税联）、产品购销合同、余杭国贸公司申报退税数据资料、出口退税情况统计表，记账凭证、收款回单、贷记通知银行副本、贷记通知、结汇水单及通知、汇款汇入通知书，税务处理决定书、余杭国税稽查局出具的证明、税收缴款书、情况说明、送达回证，借记卡交易明细对账单、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吴某3、辛某），情况说明，抓获、破案经过，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上诉人罗迪丰、孟维菁、原审被告人潘风云、丁峰云、毛旭辉亦有相关供述在案，所供部分能够相互印证并与上述证据所反映的情况一致。上述证据，原审已予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诉辩意见，经查，（1）原审被告人潘风云和上诉人罗迪丰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财务缺少的进项发票由上诉人罗迪丰计算出缺口数据后联系原审被告人毛旭辉解决，上诉人罗迪丰供述称其公司抬高出口单价后，开出的销项发票虚高了，其报给毛旭辉的账目缺口是总账目缺口，包含虚高部分产生的缺口；原审被告人潘风云供述称虚开发票资金回流的事情罗迪丰是知道的，资金也是他们财务操作的，原审被告人毛旭辉供述称潘风云对其说增值税发票相对应的资金公司财务会打过去的，让其跟踪回款，具体的数字罗迪丰会提供给其，回款的账户都系潘风云或者罗迪丰电话告诉其，其再短信通知李某1回款的账号，回款的账户有其的、罗迪丰的、崔某的、余某2的、丁峰云的、孟维菁的，开票费系公司打款过去后李某1扣下来，剩余款项按照其提供的银行账号打回来，李某1算好后告诉其，其会找罗迪丰核对的，开票费和回款都已经结清，具体数字罗迪丰清楚的，证人崔某的证言证实其根据潘风云或者罗迪丰的要求办理了一张农行卡给公司用，有钱打进来后根据潘风云或者罗迪丰的要求汇到其他账户里；上诉人罗迪丰作为元禾公司的财务与余杭国贸公司财务丁峰云具体联系两家公司财务的事情，并负责虚增货物出口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货款及资金回流事项等，在案书证证实2011年11月份元禾公司即有业务虚高了出口单价，而在2012年10月26日即有回流款汇入上诉人孟维菁账户；结合上诉人罗迪丰一直在元禾公司担任财务人员，其工作职责决定其应该掌握公司资金的流转情况；故上诉人罗迪丰应从一开始即知道存在货款回流情况，其称个人名下账户收到回流款时才知道公司存在货款回流情况的辩解不能成立。综上，在案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罗迪丰起码自一开始即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间接故意，应对全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承担责任，其提出只以2013年之后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来认定其犯罪数额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原审被告人潘风云的供述和证人还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孟维菁对原审被告人潘风云提出让元禾公司虚增出口销售收入，原审被告人潘风云另供述上诉人孟维菁要求虚高出口销售收入来帮助余杭国贸公司套现资金，元禾公司虚高的数额均配合于余杭国贸所要套现资金的要求；在案书证等证实元禾公司确实对部分业务虚高单价从而虚增出口销售收入，并据此向余杭国贸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余杭国贸公司再以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出口退税；证人葛某、徐某的证言结合所涉书证证实原审被告人丁峰云在账目中调整外汇科目，据此抹平了元禾公司通过虚高出口单价报关造成的收汇缺口的账目，原审被告人丁峰云亦曾供述其通过上诉人孟维菁知道元禾公司可能虚增出口销售收入并发现元禾公司有外汇收汇缺口时调整了外汇，原审被告人潘风云、上诉人罗迪丰、证人还某关于元禾公司出口业务的收汇国外客户每年均结清以及元禾公司虚高出口销售收入会产生收汇缺口，而收汇缺口由余杭国贸公司调配解决的相关言词证据能够予以印证；上诉人罗迪丰、孟维菁、被告人潘风云、丁峰云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孟维菁与潘风云商定余杭国贸公司通过元禾公司套现，套现数额由丁峰云告知罗迪丰，并由二人具体处理款项的结算、流转，在案的书证证实余杭国贸公司通过元禾公司套现后最终回流至余杭国贸一方人员的数额和杭州元禾公司虚高的出口销售收入数额大体相当。综上，在案证据足以证实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结伙以虚高出口货物单价、假报出口等手段虚增出口销售收入完成资金套现，并在此过程中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故上诉人孟维菁称其没有和原审被告人潘风云预谋抬高单价的辩解与在案证据不符，上诉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诉人孟维菁的辩护人提出丁峰云系在公司内部进行账目调整，而非调整收汇，套现与骗取出口退税无关等意见与事实不符，相关请求认定无罪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3）本案中元禾公司开给余杭国贸公司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的，针对虚高销售额的部分，元禾公司未实际纳税，上诉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出元禾公司开具给其单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从税务机关领购的真实发票，开出时国税系统已经扣取了相应的税费，即票面金额的17%税款已经缴纳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4）上诉人孟维菁系余杭国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向公安机关提出余杭国贸公司被他人骗取款项系行使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及职责，应属于报案，不应认定为检举他人犯罪，上诉人孟维菁及其辩护人请求认定立功的意见不予采纳。（5）关于证据问题，证人还某在公安机关要求下，以其自己名义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联系、搜集国外客户处保存的形式发票、定单资料等材料，收到国外客户发回的电子邮件后自行下载打印提交给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又要求证人还某重新操作一次，并对还某发送、接收、下载邮件的情况予以全程录音录像，无论从搜集国外客户证人证言或搜集书证的角度，以上述方式搜集均有瑕疵；原判认定存在虚高单价报关退税的34份合同中有5份仅有上述方式搜集的材料来证明元禾公司和国外客户间的真实交易单价情况，系证据不足，不能据此认定相应的用于报关退税的销售合同即系虚高单价的合同，故对于原判认定的该五份合同及所对应的骗取出口退税数额予以剔除，对上诉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出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让他人为本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审被告人潘风云作为原审被告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上诉人罗迪丰、原审被告人毛旭辉作为原审被告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中原审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潘风云、上诉人罗迪丰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原审被告人毛旭辉虚开税额巨大且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上诉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结伙以假报出口、虚高出口货物单价等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上诉人孟维菁、原审被告人潘风云分别作为被告单位骗取出口退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上诉人罗迪丰、原审被告人丁峰云分别作为被告单位骗取出口退税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且数额巨大。上诉人罗迪丰、原审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潘风云均一人犯二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原判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在各自参与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原审被告人潘风云系主犯，上诉人罗迪丰、原审被告人毛旭辉系从犯；在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中，上诉人孟维菁、原审被告人潘风云系主犯，上诉人罗迪丰、原审被告人丁峰云系从犯。原审被告人毛旭辉系自首。上诉人罗迪丰、原审被告人毛旭辉均受雇于原审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均听从原审被告人潘风云的指令并相互配合，二人系分工不同，虽原审被告人毛旭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高于上诉人罗迪丰，但相比之下原审被告人毛旭辉具有自首情节，对全案侦破起到重大作用，原判对二人不存在明显的量刑不当和失衡；原判根据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二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所处刑罚并无不当，上诉人罗迪丰及其辩护人再请求从轻处罚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第二条第（三）项、第三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上诉单位（原审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迪丰、孟维菁之上诉；
二、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钱晓明
审 判 员 马 骏
代理审判员 郑 庚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