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并商终字第1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永强，男，汉族，古交市居民，住山西省古交市。
委托代理人许淑玉（系赵永强之妻），女，古交市居民。
委托代理人姚志英，山西世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林，男，汉族，住山西省古交市。
委托代理人王锋，山西圣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金连,女，汉族，住山西省古交市。
上诉人赵永强与被上诉人李海林、武金连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古交市人民法院（2014）古商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赵永强的委托代理人许淑玉、姚志英，李海林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锋，武金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李海林与武金连向王运动借款，由赵永强担保的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李海林主张其妻代为偿还7000元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赵永强承认还过3000元，故应按归还过3000元考虑，借款到期后由于李海林不在古交，且赵永强及王运动联系不到李海林，为了保证债权的实现，赵永强不得已与武金连以“购房”的形式来实现此笔债权。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第四项“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本案中武金连作为李海林房产的共有人在李海林未曾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与赵永强所签订“购房协议”的行为应属无效。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李海林主张要求确认赵永强与武金连所签订的“购房协议”系无效的诉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199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被告赵永强与被告武金连于1998年3月13日所签‘购房协议’无效。”
赵永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赵永强在一审中提出本案已远远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李海林的诉讼请求。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是一审争议焦点，但一审法院却规避李海林诉请已过诉讼时效这一事实且在判决书中对诉讼时效问题未予释明，对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只字未提。而事实上，依赵永强一审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
依照一审法院的证据可以确定的事实：1、李海林、武金连共同于1997年向王运动借款27000元，赵永强作担保，李海林、武金连夫妻二人在出具的借条上写明以房产作抵押保证；2、李海林、武金连仅支付过少部分利息。3、武金连作为李海林的妻子与赵永强签订“购房协议”，约定以50000元的价格转让与李海林共同所有的房屋。4、“购房协议”已实际履行，武金连腾出房屋并交付赵永强，亦将房屋相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交付赵永强。5、武金连向赵永强出具了收取房款的收条。
从1998年“购房协议”签订到2013年李海林起诉，时间跨度长达16年，李海林仅以口头诉称对于涉及夫妻共同所有的重要财产-
本案房产不知道已转让给赵永强的事实根本就是违背日常生活经验和人之常情的。理由如下：1、李海林在一审中提供的所谓证人证言和在外地工作证明意图证明其16年来从没回过古交市的证据本身不具有真实性，且该证据也不能证明李海林对房屋转让一事不知情。2、武金连在一审中称李海林离开古交市从未和家里联系过，从未回到古交市更是谎话连篇。李海林与武金连之间是夫妻关系，在本案中又是原告与被告的关系，基于二人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和诉讼中的地位就可以判断出武金连的辩称是为了迎合李海林的口头辩解。
相反，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李海林到过赵永强现居住的也就是本案所涉房屋的院子里，找赵永强见面并交谈。一审中，赵永强向法院申请的出庭证人高某（赵永强的邻居，亦是李海林以前的邻居）出庭证明了这一事实。另赵永强提供的证人张某等人也证明曾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见过李海林。从李海林的户籍资料也表明在2007年李海林回古交市有生活、活动、社会交往的轨迹。李海林在诉状中称赵永强是强迫订立“购房协议”并将房屋占为己有，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那么李海林早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并应该通过报案或诉讼等途径主张，但事实上李海林从未主张过。那么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李海林现在的诉请已远远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一审法院置上述查明的事实于不顾，甚至故意回避赵永强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这一问题，对于应当认定的事实（李海林知道或应当知道订立“购房协议”并已实际履行）不予认定甚至做出歪曲的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二、案件认定的事实就是有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它应该是客观的，或者尽量与客观事实接近的、吻合的。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李海林的口头陈述错误认定部分重要事实，且对赵永强提供的重要证据能证明的事实没有依法认定。一审判决内容中在认定事实上偏听偏信，严重偏袒李海林，掩盖事实真相，主观臆断，损害了赵永强的合法利益，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公平。
（一）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5行表述“另查明，李海林在向王运动借款后随即离开古交，多年未在古交”。法院所谓查明的这一事实是建立在完全置赵永强提供的证明李海林在过去十多年里在古交有生活、活动、社会交往及对房屋买卖一事应当知情的相关证据于不顾的基础上，偏听偏信李海林的口头辩解及没有任何证明效力的证人证言。李海林借钱之后就离开古交难道就不考虑如何还款，其这样恶意躲债的行为也说明李海林不是一个诚信的人。武金连更是在一审庭审中上演了一出夫唱妇随的闹剧，以被告身份完全认可李海林所谓的辩解（离开古交后十多年没回来过），并称李海林没和家里联系过。一审法院听信李海林、武金连的一面说辞认定上述事实是完全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审核所有证据，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作出综合判断，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二）一审法院以主观臆断的表述方式曲解了赵永强在一审中陈述。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第5页中的第4行“….且赵永强及王运动联系不到李海林，为了保证债权的实现，赵永强不得已与武金连以‘购房’的形式来实现此笔债权……”事实上，签订“购房协议”时，武金连电话征得李海林同意后与赵永强订立“购房协议”并实际履行。赵永强与王运动联系不到李海林不是赵永强表达的内容，不知一审法院如何得出“赵永强及王运动联系不到李海林”这样的结论？赵永强也不存在“不得已”的情况与武金连订立“购房协议”。订立“购房协议”是在征得李海林同意的情况下，赵永强与武金连达成合意的情况下签订的，赵永强没有不得已的情况存在。事实上，通过“购房协议”订立，赵永强代替李海林、武金连夫妻二人还清借款并补齐房屋差价的民事行为也是应当得到法律保护的行为。
（三）一审法院未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公正审理本案，偏听偏信李海林、武金连还表现在：1、不加选择、不辨真假的在判决书中一再突出李海林、武金连的口头辩解，而对于赵永强提供的证据仅一笔带过，不置可否，不予辨析并综合判断。2、李海林申请的证人李某（在1998年，李某是“购房协议”的书写人）出庭意图证明赵永强是在强迫的情况下与武金连订立的“购房协议”，赵永强代理人当庭指出李某是李海林、武金连夫妻二人的亲侄女，李某对于这种亲属关系也当庭承认。李某与李海林、武金连之间所具有亲属利害关系，依上述法律规定其作出的有利于李海林、武金连的证言根本没有证明力。对于这一重要情节，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仅在判决书中第3页第10行援引武金连辩称“….正好有单位的小女孩来我家里找我开票让其代写…。”一笔带过。一审法院对于应当在判决书中如实反映庭审情况的证据仅这样表述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但一审法院却完全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对全案证据在综合、全面、客观的基础上，依法认定并在判决书中体现。
三、一审法院仅以“未经共同共有人书面同意就认定签订并实际履行的合同无效”是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
合同的效力认定应适用效力性规范的相关法律规定，但一审法院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属于管理性规范的相关法律规定（第37条第4项）根本否定了赵永强与武金连订立的合同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纠正。
（一）一审法院所援引的199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这一规定应当理解为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规定，设立该条款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行政管理部门在具体办理房地产权利人转让房地产过程中的如何具体操作，而并非禁止交易或限制合同自由。
（二）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合同的效力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一审法院援引的上述条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故一审法院以管理性规范的规定否定本案所涉及“购房协议”的效力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从立法目的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上的规定是为了解决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房地产开发和交易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它主要调整的不是民事关系，而是行政管理关系，是为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避免国家收益的流失，减少交易纠纷，而不是禁止交易或限制合同自由。同时，该条规定的是房地产不得转让，而未明确规定转让“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四）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第15号也规定，要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对于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2009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二条也明确指出要“准确把握物权效力与合同效力的区分原则，尽可能维持合同效力”。
如果法院仅以本案所涉房屋的转让“未经共同共有人书面同意”就判决“购房协议”无效，这在实际上助长了李海林、武金连恶意串通的不诚信行为，让李海林、武金连因不诚信而获取巨大的不当利益，损害赵永强的合法权益，这将导致极大的危害交易安全和诱导诚信危机的恶果。
四、赵永强与武金连签订的“购房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且已实际履行，当属有效，该交易秩序和民事行为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本案所涉房屋是李海林、武金连在依法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盖建的自建房，是双方共同所有的合法财产。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解释三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对该房产李海林、武金连夫妻二人有共同处理权。基于两人特殊的身份的关系，赵永强作为买房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武金连能够代表李海林与之订立“购房协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有所有；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事实上，武金连代替李海林签订“购房协议”并实际履行该协议这一代理行为属于法律上的表见代理，即赵永强基于李海林、武金连是夫妻关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有理由相信武金连有代理权限。如果说因武金连的代理行为给李海林造成损失，应当由代理人武金连承担责任，赵永强没有任何过错。赵永强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海林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应当知道房屋已转让给赵永强这一事实，对于夫妻如此重要的财产，其仅仅有口头不知情已转让是违背常理的，其在应知道转让事实后没有主张权利的行为也是对武金连卖房行为的认可。
五、一审法院制作的判决书不仅没有围绕争议焦点和赵永强与李海林、武金连的举证质证查清事实辩法析理，且在判决书的内容中出现诸多不应有的错误。赵永强对审判人员应当具有的司法严谨作风存有质疑。
（一）判决书第2页第5行表述“庭审中李海林提供的证据有：1、国土局、宅基地图……”。其中对“国土局、宅基地图”表述，赵永强不得其解。经核对证据名称应为《古交工矿区村镇宅基地清查登记使用现状图》，不知一审法院为何作上述表述。
（二）查明事实部分是判决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仅在判决书第4页第一段落部分就有多处错误出现：（1）、第5行表述“……以五万六的价格出售给买房人赵永强居住…。”其中的“五万六”不知从何而来，协议中没有该数额，一审中赵永强与李海林、武金连都没有说过该金额，思来想去应当是法院制作文书时疏忽大意写错了；（2）在第9行表述“赵永强给武金连出据以房作保证的字据……”其中的“出据”之“据”明显是错别字；（3）在判决书第4页第10行表述“如两个月之内李海林归还赵永强50000元，房子归李海林属有……”其中的“属有”是何意？经仔细考虑并与相关证据核对应当是“所有”两字；（4）该段落有15行组成，标点使用竟是一逗到底（整个段落全部用逗号断句）。
（三）对武金连的辩称未加客观、准确的概括，方言、土语、口语太严重。在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落中，对武金连的辩称内容未高度概括（例如第3页第二段落第3行“家里一堆烂事全部扔给我，要债的人，家里、单位、白天、晚上、天天跟的一屁股人…。”）。直接引用在诉讼中的一些方言、土语，使法律文书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
裁判文书是记载法院审理过程及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其制作应用语规范，措辞严谨，字斟句酌。但综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一审法院所制作的判决书错误百出，且赵永强亦看不到审判人员辩法析理的过程，如何让人信服？
六、请二审法院在依法审理此案中考虑的以下几个因素：
（一）双方交易的时间已逾十六年，赵永强在房屋交付后在此长期居住，仅有此处一住宅。在此前十五年双方没有任何异议，赵永强及周围的邻居也证明李海林在房屋转让后曾经到过赵永强的住处。李海林从未提起房屋买卖无效一说。现如今李海林提起诉讼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房屋所在区域进行拆迁，而房地产的价值已远高于当年成交的价格，李海林受到利益驱动而恶意诉讼。
（二）李海林的行为严重违反民事行为的诚信原则，导致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如果此种不当目的得逞，将会给相关的群体和区域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不利于诚信观念的树立。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以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安全。
综上，赵永强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后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李海林原审时的诉讼请求，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海林、武金连承担。
李海林、武金连辩称，一、确认合同无效不适用诉讼时效，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1、从诉讼时效只适用于请求权来分析：
《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条规定是对诉讼时效客体（适用的权利范围）的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民法上的权利以其作用方式为标准，可以为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及形成权。支配权、抗辩权、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在民诉法中属于确认之诉。就权利性质而言，确认合同的无效不同于债权诉讼的请求权，而是一种形成权。形成权是指当事人一方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也有人称之为能为权、变动权。形成权的作用有三种：有能使法律关系发生的形成权，如本人对无权代理人代理行为的承认权；有能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形成权，如选择之债的选择权；有能使法律关系终止的形成权，如撤销权、抵销权。形成权与请求权最基本的区别在于：形成权依据权利者一方的意思表示使得权利发生、变更、消灭或产生其他法律上的效果。由于人民法院对无效合同的判决确认不具有给付内容，也就不具有可执行性。而依债权、财产权提起诉讼的请求权是给付之诉，法院判决一方败诉，败诉方需依判决自动履行义务或经法院强制执行而履行义务。因此，确认合同无效是一种形成权。形成权不适用于诉讼时效，所以，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不适用诉讼时效。
2、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分析：
《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该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是以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或者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李海林在一审中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只有法院确认了合同有效还是无效后，李海林才知道自己权利是否受到了侵害。然后基于合同无效而主张的请求权才能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3、从诉讼时效的法律功能来分析：
诉讼时效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规定，其保护的对象是合法民事权利，而无效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不应受到保护。由于无效合同本质上具有违法性，从维护合法秩序的需要出发，当事人应有权在任何时候针对违法的无效合同请求法院确定无效。如果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受时效限制，则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无效合同不能得到无效确认，违法合同将可能变成合法的合同，违法利益也将可能变成合法利益，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的宗旨和目的，也与法律秩序的形成相矛盾。
综上所述，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确认合同无效属于形成权的范畴，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所以，李海林的诉讼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本案的事实是李海林向王运动借款后随即离开古交市，李海林的借款到期后，赵永强和王运动联系不上李海林，为了保证债权的实现，赵永强不得已与武金连以“购房”的形式来实现其债权。“购房协议”及收条上“李海林”的签名均为武金连所签，李海林当时并不在场。
李海林所提交的证据借条，证明了李海林、武金连向王运动借款、赵永强作为担保人的事实；“购房协议”证明了赵永强与武金连签订“购房协议”的事实；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了赵永强与武金连签订“购房协议”时李海林并不在场，武金连卖房的行为没有经过李海林的同意及“购房协议”和收条上“李海林”的签名均为武金连所签的事实。本案中，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存在赵永强所称的证据不充分、掩盖事实真相的问题。因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
三、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本案中，武金连与赵永强签订“购房协议”的时间是1998年3月13日，武金连将房屋转让给赵永强没有经过李海林的同意。《合同法》施行的时间为1999年10月1日。
《城市房产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合同法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以上规定，武金连与赵永强签订“购房协议”的时间是1998年，当时《合同法》尚未施行，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经济合同法》的规定，根据《经济合同法》的规定，违反法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武金连未经房屋共有人李海林书面同意与赵永强签订“购房协议”行为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所以，赵永强与武金连所签订的“购房协议”是无效合同。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赵永强的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李海林与武金连结婚后婚生有三个子女，二人至今仍为夫妻。李某系李海林的侄女。
1997年4月5日，李海林、武金连夫妇给王运动出具借条后向王运动借款27000元。借条的内容如下：“今借到王运动现金贰万柒仟元正。月息为肆仟零伍拾元正。以房产做抵押。贷款期限最长为两个月，从一九九七年四月五日起算起，最晚不超过一九九七年六月五日本息全部付清。贷款人：李海林、武金莲”赵永强在该借条的“担保人”栏签了其姓名。
因李海林、武金连夫妇没有依照上述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返还王运动借款，在王运动、赵永强的催要下，1998年3月13日，李某执笔书写了如下《购房协议书》：“卖房人：李海林买房人：赵永强卖房人李海林将现有座落在腾飞路武家渠〈马兰滩南面山坡中间〉房屋陆间出售给买房人赵永强久居住，经双方协议条件如下：一、房屋售价伍万元正（50000）。二、房产证以土地局所发房产证为准。三、院落内所有树木及围墙厕所等归买主赵永强所有。四、房屋及院落范围以房产证为准。五、在房产证所属范围内所有地基日后若遇国家范围内的事实，由买主赵永强负责承担，如有个人出来阻拦、寻闹或找查，由卖房人李海林一面承担。六、交接办法、房产的交验、搬迁等事宜，由买卖双房（方）协议解决。七、空口无凭，立据为证，此协议买卖双房（方）各执一份。卖房人：李海林武金莲买房人：赵永强书写人：李某见证人：王运动”《购房协议书》落款处“李海林”、“武金莲”“赵永强”“王运动”的签名上均有捺印，“李海林”签名上的捺印系武金连所捺。李海林与武金连武金连
上述《购房协议书》签订的同日，武金连给赵永强出具了如下收条：“今收到赵永强购房款伍万元正。收款人：李海林武金莲1998年3月13日”；该收条“收款人”处“李海林”、“武金莲”的签名上亦有捺印，“李海林”签名上的捺印也是武金连所捺。
1998年3月13日，赵永强给武金连出具了如下《以房作保证》：“如两月之内李海林归还赵永强五万元，房子归李海林属有。如到期不能归还房子由赵永强自己处理。”
李海林与武金连在上述《购房协议书》约定买卖的房屋之外还有房屋，上述《购房协议书》、50000元的收条、《以房作保证》均是在二人另外所有的房屋中所写。
1998年8月前后，赵永强及其家人住入到了上述《购房协议书》约定买卖的房屋中。该房屋的《古交工矿区村镇宅基地清查登记使用现状图》、《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现仍由赵永强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发证日期为1995年11月16日，载明的土地使用者为李海林、地号为0228039、用途为住宅用地、用地面积为397.28平方米、建筑占地146.82平方米。住入上述《购房协议书》约定买卖的房屋中后，赵永强与家人对房屋及宅院进行过修缮。
2007年1月25日，古交市公安局为李海林换发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2007年1月17日，古交市公安局为武金连换发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013年12月16日，李海林作为原告，以赵永强、武金连为被告，以“一九九七年四月五日，李海林通过赵永强向王运到借款贰万柒仟元，借款两个月，月息为4050元，到期后，李海林于一九九八年八月前后通过李玉林、武金连归还赵永强柒仟元。后因李海林有急事离开古交，赵永强遂强迫武金连与其签订了所谓的购房协议，强行将李海林座落在腾飞路武家咀的一处院落据为己有。赵永强、武金连的这种做法，已严重损害了李海林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原审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1、确认赵永强与武金连所签订‘购房协议’无效。2、赵永强与武金连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人民法院2014年4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赵永强的答辩意见主要如下：一、李海林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李海林的起诉。《购房协议书》签订后1998年到2013年，长达16年的时间李海林从没有向赵永强主张过权利，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依据法律规定，李海林的起诉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应驳回李海林的诉讼。二、《购房协议书》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合法有效，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李海林在诉状中说赵永强强迫签订购房协议、强行占有房屋不是事实，李海林与武金连是夫妻，在当时的情况下，武金连在征得李海林的同意下签订了《购房协议书》，赵永强已替李海林还清欠款、补交利息、支付房屋差价，赵永强使用居住房屋至今已经十几年，《购房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应当驳回李海林的起诉。三、赵永强所购买的房屋是李海林与武金连的共有财产，赵永强通过签订《购房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取得房屋的实际使用权，根据有关法律，应当得到保护。
原审庭审时，武金连的答辩意见主要如下：李海林起诉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是成立的，李海林主张确认《购房协议书》无效，武金连也承认。1997年4、5月份，李海林借上亲戚、朋友的钱以及高利率10几万元，说是跟上交通局的人去为太古公路招商引资，一去就是10来年，家里的一堆烂事全部扔给武金连一个人，要债的人，家里、单位、白天、晚上，天天跟的一屁股，搞得武金连焦头烂额，赵永强也是其中之一。1998年3月13日，赵永强又一次把武金连堵在家里，逼着武金连要钱，武金连没钱，赵永强就逼着武金连拿房产顶，开始武金连不同意，僵持了好长时间，正好武金连单位的一个小女孩李某来武金连家找武金连要开票，赵永强就提出让这个小女孩代写一份购房协议书，人家说，这可没干过，不会。然后，赵永强就从身上掏出一份用红旗本纸事先写好的购房协议，让李某抄，抄好后，武金连还是不同意，赵永强见武金连犹豫，不同意，就说，这样吧，你先签了字，我再宽限你两月，两月之内，你把本利共50000元给了我，房子是你的，两月之后给不了我，房子我自行处理，并写了《以房作保证》的承诺，硬逼住武金连签了字，签了字后，赵永强又叫来王运动作见证人，并让武金连写了50000元的收条。《购房协议书》就是这样在被逼无奈胁迫的情况下形成的，当时李海林根本不在场，事后武金连也一直联系不上李海林，50000元的收条，实际武金连一分现金也没收，是借款20000元，加上利息30000元，合成的50000元。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原审庭审时，就起诉所称的“李海林于一九九八年八月前后通过李玉林、武金连归还赵永强柒仟元”，李海林与武金连除各自的陈述外，没有提交其他相应证据；赵永强认可当时只是还过3000元的利息，之后直到1998年3月13日签订《购房协议书》时李海林也没有还款，是其替李海林向王运动还清欠款并补齐了房屋的差价的；武金连否认收到过赵永强支付的购房款。庭审时，赵永强陈述当时李海林出具了《古交工矿区村镇宅基地清查登记使用现状图》后其才为李海林担保向王运动借款27000元的，陈述1998年3月13日的《购房协议书》签订后武金连即将《购房协议书》约定买卖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交给了其；武金连则陈述是其拿《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换回了1997年4月5日给王运动出具的借条。庭审时，武金连陈述1997年4月5日给王运动出具了借条后的第二天李海林就离开了古交市，直到2013年10月份左右李海林才回到了古交市。庭审时，为证明一直在外对房屋是否买卖概不知情，李海林提交的证据如下：1、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3日的张晋萍、李绪保、邢建萍共同书写的书面证明；2、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7日的张海旺书面证明；3、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6、27日的北京市大兴县青云镇青垡机械加工修理厂、北京纳达华食品销售部、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博大永康商务酒店分别给李海林出具的工作证明；赵永强对李海林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认为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不能出庭作证应提交不能出庭的证明，认为张海旺的证明及三份工作证明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不能证明李海林的工作及生活情况；武金连陈述“李海林一直没和我联系，我不清楚。”为证明1998年3月13日的《购房协议书》签订后李海林回过古交市，赵永强提交了李海林的户籍证明和二代身份证的信息，高某作为赵永强的证人出庭作证时陈述前6、7年在武家咀居住时路过时见过李海林；李海林认可户籍证明和二代身份证信息的真实性，认为只能证明其回过古交市办理过身份证，并不能证明与1998年3月13日《购房协议书》的关联性，陈述并不认识高某。庭审时，李某作为李海林的证人出庭作了证，李某作证时欲证明：一、1998年3月13日的《购房协议书》不是其起草的，是赵永强写好后让其抄的；二、当时卖主李海林根本不在场，签名和手印都不是李海林的；三、《以房作保证》的承诺，是赵永强承诺的，其写的，赵永强签的名和日期；四、50000元收条是赵永强让武金连写的，实际并未付钱，是高利贷本息算下的。赵永强以李某系李海林的侄女而不认可李某证言的证明力。
原审人民法院2014年5月4日作出上述判决后，赵永强不服上诉。
就起诉状所称“赵永强遂强迫武金连与其签订了所谓的购房协议，强行将李海林座落在腾飞路武家咀的一处院落据为己有”、武金连答辩所称“《购房协议书》就是这样在被逼无奈胁迫的情况下形成的”，李海林2013年12月16日向原审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前，李海林与武金连均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曾经向赵永强主张过权利。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赵永强、李海林与武金连均认可1998年3月13日的《购房协议书》约定买卖的房屋2014年5月20日左右已拆迁，赵永强认可已与拆迁人达成了拆迁补偿协议。关于李海林2013年12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前为什么不向赵永强主张权利，武金连陈述“我当时因为不懂法、怕孩子被绑架，当时没有报警，我知道是赵永强家住的房屋。李海林主张权利之前我没有主张过权利。”庭审时，李海林认可王运动没有要求其返还1997年4月5日借条项下的借款。
本院主持双方调解时，赵永强、李海林与武金连均表示不愿意调解。
上述事实，主要有原审正卷所附李海林与武金连的户籍信息、1997年4月5日的借条、1998年3月13日的《购房协议书》、50000元收条、《以房作保证》、《古交工矿区村镇宅基地清查登记使用现状图》、《国有土地使用证》、李海林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李海林2013年12月16日的起诉状、武金连的答辩状、2013年12月3日的书面证明、张海旺书面证明、三份工作证明、高某的证人证言、李某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及二审正卷所附武金连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李海林2013年12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这一争议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无效合同所涉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没有规定，原因如下：在无效合同法律关系中，主要有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返还财产请求权、赔偿损失请求权三种请求权。在司法实务中，主要涉及两类诉讼时效问题：第一，上述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虽明为请求权，但实质为实体法上的形成权，因此，通说认为，其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而应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但由于合同无效制度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问题，故我国《合同法》并未对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的除斥期间进行规定。第二，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起算。该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论最大的问题，主要有三种争议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理由是：合同无效只能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只有在判决或裁决确认合同无效之时才产生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请求权，权利人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才起算。至于因合同无效而导致的权利人的不利益，可通过实体法的规定依公平原则进行解决，不应以诉讼时效起算点的提前起算来解决。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理由是：当事人基于合同有效而签订和履行合同，其对权利时效的合理预期为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故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而无论合同事后是否被确认无效。而且，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多因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产生，而非因合同被确认无效产生。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存在不足，前者会产生权利睡眠问题，后者则会带来无效合同按有效对待的无奈，应综合前两种规定作折衷规定，即：合同被确认无效，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但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的，当事人以合同无效为由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据此，认定李海林2013年12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没有法律规定。
关于“1998年3月13日的《购房协议书》、50000元的收条及《以房作保证》是自愿签订还是受胁迫所签订？武金连代替李海林在《购房协议书》上签名捺印是否属于法律上的表见代理？《购房协议书》约定买卖的房屋是自愿交付还是被迫交付？”这一争议焦点：
首先、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赵永强担保李海林与武金连夫妇1997年4月5日向王运动借款27000元、借款时李海林与武金连夫妇明确表示“以房产做抵押”；因李海林与武金连夫妇没有依约向王运动返还借款，才于1998年3月13日签订了《购房协议书》、出具了50000元的收条及《以房作保证》的承诺；1998年8月前后赵永强及其家人即住入到了上述《购房协议书》约定买卖的房屋中并至今持有所住房屋的《古交工矿区村镇宅基地清查登记使用现状图》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赵永强及其家人1998年8月前后住入到上述《购房协议书》约定买卖的房屋至2013年12月16日李海林与武金连夫妇一直未向赵永强主张过权利、李海林与武金连现仍为夫妻；王运动已不要求李海林返还1997年4月5日借条项下的借款；由此，李海林主张“赵永强遂强迫武金连与其签订了所谓的购房协议，强行将李海林座落在腾飞路武家咀的一处院落据为己有”、武金连辩称《购房协议书》是被逼无奈胁迫的情况下形成的，应认定证据不足。
其次、所谓表见代理，又称表示代理，是指对于无权代理人所为的民事行为，善意且无过错的第三人有某种事由确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因而可使被代理人承担有权代理法律后果的无权代理。换言之，表见代理是指代理人本来没有代理权，表面上却足以令人确信其有代理权，而按有权代理对待的行为。因此，表见代理是无权代理的一种，是发生被代理人责任的无权代理。立法上承认表见代理的意义，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民事权益。
构成表见代理的要件有三：一是，客观上存在使第三人确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的某种事由；二是，第三人主观上并不知道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欠缺代理权，而且第三人对于这种不知情没有疏忽或者懈怠等过错；三是，无权代理人同第三人之间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和代理行为的表面特征。
表见代理发生后，其法律效果与有权代理相同，即代理行为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均由被代理人承受；被代理人由此受到的损失，有权向表见代理人请求赔偿。对表见代理，被代理人不得主张无效，但第三人有权撤回意思表示而主张代理行为无效，由表见代理人承担该行为的民事责任。
根据上述分析及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赵永强主张武金连代替李海林在1998年3月13日的《购房协议书》上签名捺印构成了表见代理，应认定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综上，赵永强的上诉请求，理由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古交市人民法院（2014）古商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海林原审时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诉讼费共计200元，由被上诉人李海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建明
代理审判员 李 晨
代理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慧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