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1民终17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学民，男，196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华之夏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号关南福星医药园*幢*层*号**号**号房。法定代表人：吴陵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涛，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学民与上诉人湖北华之夏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之夏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0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学民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郭学民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原审对合同生效时间没有查清。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先后签订有三份棉花种子采购合同，且双方一致认为后签订的合同可以替代之前签订的合同。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18日的合同所约定的收购价格为68元，该份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3年12月11日，晚于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20日的约定收购价格为59元的合同，故双方之间确定的收购价格应为每公斤68元。（二）合同成立时间的确定。希望通过技术手段证明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18日的合同系郭学民于2013年12月11日签订，即种子收购价格应为每公斤68元，华之夏公司应支付种子款655736元以及利息106178元。（三）损失赔偿有违公平原则。原审判决华之夏公司仅仅按照每公斤59元的价格支付种子款，有违公平原则，同时华之夏公司还应向郭学民返还所谓种子质量不合格的扣款30000元以及交通、住宿费6727元。华之夏公司辩称：郭学民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双方签订的合同应以最后一份合同为准，郭学民没有证据证明2012年3月18日的合同是在2013年12月11日签订的，交通费没有证据证明是因本案而支付的费用。华之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郭学民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郭学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关于种子质量部分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双方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采购合同第四条约定，双方共同对郭学民交付种子进行抽样并封存五份，一份由华之夏公司在海南对种子进行纯度鉴定，一份由华之夏公司进行室内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后，如郭学民不满意，由其出资请有鉴定资格的单位鉴定。该约定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华之夏公司系具有湖北省及农业部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合法种子企业，根据法律规定华之夏公司需设立专门种子检验机构和持证检验人员，对郭学民供应的棉种质量作出检验，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关于种子纯度的奖惩标准属于格式性条款，违反了合同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根本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审期间，华之夏公司分别提交了2012年12月29日、2013年1月30日、2013年4月12日向郭学民发出的三份《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告知郭学民交付的种子检验结果不符合种子纯度为≧95%的质量标准，同时该通知上还附有书面提示，告知郭学民在收到以上种子质量的检验结果在异议期间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该结果。因此，华之夏公司已经提交了种子质量不合格的充分证据。原审法院认定合同中关于种子纯度奖惩标准属于格式性条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双方在2011年也签订了种子采购合同，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也是进行了海南抗虫鉴定以及海南纯度鉴定，当时鉴定结果为种子纯度76.66%，达不到双方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郭学民当时也没有提出异议，并表示认可，且与华之夏公司协商一致后同意赔款8万元，因此，这是双方的习惯做法。二、原审法院认定，因华之夏公司对种子的父母本未封存、检材缺失等，受委托的鉴定机构未能完成鉴定，未能形成鉴定结论，华之夏公司关于种子质量问题的主张，没有鉴定结论作为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通过摇号确定的鉴定机构的专家参与鉴定时明确指出种子质量鉴定只需要封存种子的样品即可，无需对父母本进行封存，且在我国种子行业里，从来没有对种子质量鉴定时要求对种子的父母本进行封存的惯例。未能形成鉴定结论的直接原因是原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的经营范围不具备种子的专业鉴定资质，同时也没有种子行业的专业资质证书，在该鉴定机构认为在郭学民不同意鉴定的情况下，该鉴定机构不愿承担任何鉴定所产生的风险。华之夏公司多次要求原审法院重新委托具备种子行业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对涉案种子进行重新鉴定，但原审法院始终以不能超出鉴定名册上记载的鉴定机构进行委托为由予以拒绝，但法院鉴定名册中根本就没有具备种子行业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三、郭学民在2012年度向华之夏公司交付的种子的总数量为39878公斤，其中包括1533公斤陈籽的种子款在本案中应予扣减。1533公斤陈籽为上一年度即2011年度签订的合同交付的种子，即使结算也应当按照2011年度签订的合同价款进行结算，而不应当按照本案种子合同价格进行结算，且2011年度的种子款已经结清，因此原审要求华之夏公司支付该笔费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四、双方在2012年12月11日签订的《关于郭学民2011年种子质量处理协议》中约定的由郭学民向华之夏公司支付的种子质量赔偿款5万元，应在本案中直接扣减。郭学民认定该事实，故原审法院应在本案中直接扣减。郭学民辩称：华之夏公司如认为种子质量不合格应提交证据，但华之夏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种子存在质量问题，检验单是其单方出具的，郭学民并不认可。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郭学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华之夏公司支付棉种剩余欠款65573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为：以65573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3年4月25日起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华之夏公司赔偿郭学民住宿费、交通费6727元，案件诉讼费用由华之夏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起，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开始发生业务往来。双方之间业务往来的方式主要是，先签订合作协议，华之夏公司再向郭学民无偿提供亲本种子，并预付一定的定金或者预付款，然后由郭学民组织农户进行生产培育。种子生产培育好后，由华之夏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回收等。双方合作期间，每年均签订了合作协议，且2011年以前的合作均已结算完毕。其中，因郭学民2011年生产的种子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双方经协商后，曾于2012年12月11日签订过一份《关于郭学民2011年种子质量处理协议》。该协议约定，2011年郭学民所生产的3种子数量为19849公斤，经大田鉴定种子的纯度为76.66%。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处理协议：郭学民承担80000元作为种子赔款，华之夏公司分三年扣清，2012年扣除30000元，2013年扣除30000元，2014年扣除20000元。2012年，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先后签订了三份种子采购合同。该三份合同的情况分别是：2012年1月7日，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一份。约定由华之夏公司向郭学民提供亲本种子（每亩50元），郭学民提供制种面积并负责种子生产全过程的管理等，种子的组合代号为3，生产面积400亩，生产数量36000公斤，收购价为每公斤54元等。该合同第3-3条约定，甲方（即华之夏公司，下同）在指定的加工厂或仓库收货后付种子款的80%，海南抗虫鉴定合格后于2013年1月15日前付10%，余下的10%在正季鉴定合格后（2013年4月15日前）付清。合同第4条约定，在调运种子前，或在指定加工厂或仓库交接货时，双方共同取大样（品）封存，一般每一万公斤取一个样，每个样2.5公斤分为五份封存，乙方（即郭学民，以下同）保存一份，甲方四份：其中一份由甲方保存；一份由甲方在海南进行纯度鉴定；双方代表在湖北共同拆开其中一份样品播种，进行纯度正季鉴定，如一方缺席未派代表则表示认可其他方代表的样品鉴定行为，如一方对共同鉴定结果不满，则由该方出资请有鉴定资格的单位鉴定；一份进行室内检验，检验结果代表所交种子数量的质量指标（室内种子检验结果在两个发芽周期内书面告知乙方）。合同第5条约定，种子纯度≥97%，奖励0.5元／公斤；93%≤种子纯度2012年3月18日，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再次签订一份采购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华之夏公司向郭学民提供亲本种子（每亩100元），郭学民提供制种面积并负责种子生产全过程的管理等，种子的组合代号为3，生产面积500亩，生产数量38360公斤，收购价为每公斤68元等。该合同第4条约定，在调运种子前，或在指定加工厂或仓库交接货时，双方共同取大样（品）封存，一般每一万公斤取一个样，每个样2.5公斤分为五份封存，乙方（即郭学民，以下同）保存两份，甲方（即华之夏公司，下同）三份：其中一份由甲方保存，一份由甲方在海南进行纯度鉴定，一份进行室内检验，检验结果代表所交种子数量的质量指标（不含纯度指标，室内种子检验结果在两个发芽周期内书面告知乙方）。如乙方对甲方鉴定结果不满则由该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五天内提出书面异议，由双方共同委托有法定鉴定资质的单位重新鉴定，费用由异议方支付；逾期无书面异议，则表示认可甲方的鉴定结果。合同第5条约定，种子纯度≥97%，奖励2元／公斤；93%≤种子纯度2012年3月20日，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第三次签订采购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华之夏公司向郭学民提供亲本种子（每亩100元），郭学民提供制种面积并负责种子生产全过程的管理等，种子的组合代号为3，生产面积450亩，生产数量40500公斤，收购价为每公斤59元等。该合同第4条约定，在调运种子前，或在指定加工厂或仓库交接货时，双方共同取大样（品）封存，一般每一万公斤取一个样，每个样2.5公斤分为五份封存，乙方（即郭学民，下同）保存两份，甲方（即华之夏公司，下同）三份：其中一份由甲方保存，一份由甲方在海南进行纯度鉴定，一份进行室内检验，检验结果代表所交种子数量的质量指标（不含纯度指标，室内种子检验结果在两个发芽周期内书面告知乙方）。如乙方对甲方鉴定结果不满则由该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五天内提出书面异议，由双方共同委托有法定鉴定资质的单位重新鉴定，费用由异议方支付；逾期无书面异议，则表示认可甲方的鉴定结果。合同第5条约定，85%≤种子纯度上述三份采购合同的第九条均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华之夏公司持有的上述合同（各持有两份），均有一份未加盖骑缝章，另一份则加盖了骑缝章。签订上述三份采购合同后，华之夏公司按约向郭学民提供亲本种子，郭学民也按约提供制种面积，组织相关农户进行种子的生产培育，并负责种子生产全过程的管理等。2012年10月22日、11月16日和11月28日，郭学民向华之夏公司交付生产的种子后，双方在约定的交货地即芜湖加工厂对郭学民提供的品种名称（代号）为3的种子进行了抽样并封存，双方委托的代表均在种子样品袋的封口处签了名。2012年12月29日，华之夏公司向郭学民邮寄送达《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三份。该三份《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分别载明，种子样品代表数量为14145公斤的种子发芽率为75%、变色籽率为2.3%、破籽率为0.3%、短绒率为14.9%；种子样品代表数量为16640公斤的种子发芽率为52%、变色籽率为4.5%、破籽率为0.5%、短绒率为13.3；种子样品代表数量为7560公斤的种子发芽率为48%、变色籽率为6%、破籽率为1%、短绒率为12.8%。该三份《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仅加盖了华之夏公司印章，未加盖其他任何第三方或鉴定机构印章。郭学民收到上述三份《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后，未向华之夏公司提出书面异议。2013年1月30日，华之夏公司再次向郭学民邮寄送达《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该《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载明，品种编号为3、种子样品代表数量为76720斤的种子，海南抗虫鉴定结果为：不抗虫株率为19.76%。2013年4月12日，华之夏公司向郭学民邮寄送达《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该《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载明，品种编号为3、种子样品代表数量为76720斤的种子合计纯度为75.58%。上述两份《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仅加盖了华之夏公司印章，未加盖其他任何第三方或鉴定机构印章。郭学民收到上述两份《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后，亦未向华之夏公司提出书面异议。2012年，郭学民共计向华之夏公司交付种子39878公斤。其中，有1533公斤种子入库单上注明为“陈籽、过期”。2012年1月12日至2012年11月28日，华之夏公司分十次共计向郭学民支付种子款2055968元。此外，再无其他付款。2013年7月9日，郭学民以要求华之夏公司支付下欠的种子款等为由，诉于法院。另查明，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履行双方于2011年签订的种子采购合同时，郭学民向华之夏公司交付种子后，华之夏公司对该批种子进行了海南抗虫鉴定和海南纯度鉴定，并于2012年2月17日和2012年4月17日向郭学民邮寄送达了《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鉴定结果为：品种编号为3、种子样品代表数量为36698斤的种子不抗虫株率为11.8%，纯度为76.66%。因交付的该批种子达不到双方2011年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经双方经协商后，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于2012年12月11日签订《关于郭学民2011年种子质量处理协议》，约定由郭学民承担80000元作为种子赔款，被告华之夏公司分三年扣清，2012年扣除30000元，2013年扣除30000元，2014年扣除20000元等。其中，2012年的30000元于2011年结算时直接予以了扣减。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二：一是种子款的结算应以哪一份采购合同的约定为准的问题；二是华之夏公司是否应向郭学民支付下欠的种子款的问题。关于种子款的结算应以哪一份采购合同的约定为准的问题。2012年，虽然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先后签订过三份棉花种子采购合同，但双方对于后来签订的合同能取代先前签订的合同意见是一致的，双方存在争议的问题是，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采购合同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从华之夏公司提交的2012年3月20日采购合同看，三页纸的合同内容衔接自然，郭学民对该合同落款处其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华之夏公司提交了该合同的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加盖了骑缝章、一个版本未加盖骑缝章，但内容完全一致，这与合同约定的华之夏公司持有两份合同的事实相符等），因此，郭学民有关该合同的第一页被更换，原合同约定的棉种价款为69元／公斤等的相关主张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种子款的结算应以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采购合同的约定为准。关于华之夏公司是否应向郭学民支付下欠的种子款的问题。对此，首先应判断郭学民交付的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根据审理的查明的事实认定，郭学民交付的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理由在于：1、如前所述，种子款的结算应以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采购合同的约定为准。而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采购合同虽然约定了华之夏公司有权对郭学民交付的种子在海南进行纯度鉴定，并有权进行室内检验。如对鉴定结果有异议，郭学民应在收到通知后五天内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无书面异议的，则表示认可华之夏公司的鉴定结果等，但从2012年3月20日的采购合同与前两份采购合同约定的奖惩标准看，前两份采购合同均约定了不同纯度种子采购的奖惩标准，而第三份即2012年3月20日的采购合同就不同纯度种子采购的奖惩标准所作的约定几乎是空白（大多为空格，未填写内容）；同时，2012年3月20日的采购合同第5条还约定，变色籽率＞3%、破籽率＞3%的，分别按所超过比例扣除（并未约定可以拒付余下的种子款），且该合同并未对短绒率、不抗虫株率等的奖惩标准作出约定。从庭审中华之夏公司的主张看，华之夏公司认为郭学民交付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依据主要是原告郭学民交付的种子短绒率、发芽率、变色籽率、不抗虫株率、合计纯度等未达到标准（见华之夏公司提交的《种子检验结果通知单》），但从上述2012年3月20日的采购合同看，该合同并未就短绒率、发芽率、不抗虫株率的奖惩标准作出约定；虽然约定了变色籽率，但该合同的约定是，变色籽率＞3%的，按所超过比例扣除（并未约定可以拒付余下的种子款）；再者，2012年3月20日的采购合同显然属于格式性合同，该合同关于种子纯度的奖惩标准只约定了如下内容：85%≤种子纯度综上，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于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棉花杂交种子生产采购合同（地头收花）》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其效力应予认可。在郭学民已按约组织生产并交付种子等的情况下，华之夏公司未按约及时、足额支付种子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郭学民有关要求华之夏公司支付下欠的种子款及自2013年4月25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郭学民有关要求华之夏公司赔偿住宿费、交通费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其提交的住宿费、交通费票据不足以证明系因诉讼产生的损失，故不予支持。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华之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学民支付下欠的种子款296834元；二、华之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学民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为：以296834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3年4月25日起计算至下欠的种子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期间支付部分种子款的，之后的利息以未付的种子款为本金继续进行计算）；三、驳回郭学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华之夏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或其他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10422元，由郭学民负担5732元，由华之夏公司负担4690元。二审审理期间，郭学民向本院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双方当事人因无法协议一致确定鉴定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采取通知双方当事人现场摇号选取鉴定机构的方式，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了粤南[2017]文鉴字第10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检材1：标称日期为“2012年3月18日”的《棉花杂交种子生产采购合同（地头收花）》第1页手写字迹、第3页甲方代表签名字迹与检材2：标称日期为“2012年12月11日”的《关于郭学民2011年种子质量处理协议》落款甲乙方签名字迹是同一时间形成；检材1第3页乙方签名及身份证号码处、电话号码处、日期填写字迹形成时间与检材2落款甲乙方签名字迹不是同一时间形成，前者早于后者8.5个月。2.检材3：标称日期为“2012年3月20日”的《棉花杂交种子生产采购合同（地头收花）》第1页手写字迹与第3页甲方代表签名字迹、乙方签名字迹、乙方身份证号码填写字迹形成时间关系无结论，与乙方电话号码处及日期填写字迹不是同一时间形成；第1页手写字迹晚于乙方电话号码处及日期填写字迹约7个月。3.检材1《棉花杂交种子生产采购合同（地头收花）》第3页乙方签名字迹、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及落款日期处手写字迹形成时间早于检材3《棉花杂交种子生产采购合同（地头收花）》第3页乙方电话号码处及落款日期填写字迹形成时间约8.6个月；检材1第3页甲方代表签名字迹与检材3第3页乙方电话号码处及日期填写字迹形成时间相同；检材1第3页手写字迹与检材3第3页甲方代表签名字迹、乙方签名字迹及乙方身份证号码手写字迹形成时间关系无结论”。郭学民提出该笔迹鉴定申请是拟通过鉴定结论证明标称日期为“2012年3月18日”的《棉花杂交种子生产采购合同（地头收花）》实际签订时间晚于标称日期为“2012年3月20日”的《棉花杂交种子生产采购合同（地头收花）》，种子收购价格应按每公斤68元计算。经质证，华之夏公司认可该鉴定报告，认为鉴定意见正好证明了标称日期为“2012年3月20日”的《棉花杂交种子生产采购合同（地头收花）》是双方最终确定的合同，种子收购价格应为每公斤59元，合同是按时间先后顺序签订的，且“乙方”郭学民的签字均为本人所签，鉴定结论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合同确是华之夏公司与郭学民在田间签订后拿回公司盖章的。郭学民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希望法院按照该鉴定结论判决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本院对郭学民提交的证据审查判断认为，因该证据系鉴定意见，且郭学民与华之夏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鉴定结论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研判。华之夏公司针对郭学民2012年提交的种子质量再次申请进行鉴定，因双方协商不成，本院经与鉴定机构湖北省种子管理局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联系，该中心表示：对棉花种子纯度的鉴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分子鉴定，该中心无资质；一种是田间种植，该中心无田地和种植人员。经与农业部棉花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联系，该中心表示，种子鉴定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其后，本院经与华之夏公司自行提供的鉴定机构湖北省科技鉴定中心联系人吴主任联系后，得知该中心可以就种子质量进行鉴定，但现在对2012年种子进行质量鉴定，准确度肯定会受影响。本院对华之夏公司的鉴定申请，经审查后认为，因已接受委托鉴定的鉴定机构无法完成鉴定工作，而华之夏公司自行提供的鉴定机构明确表示现今对2012年的种子质量进行鉴定，已无法确保鉴定的准确性，故本院不再对外委托种子质量鉴定。一审查明的事实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案件应围绕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种子款的结算单价以及华之夏公司是否应向郭学民支付下欠种子款的问题。关于种子款的结算单价问题。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了粤南[2017]文鉴字第10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未能确认2012年3月18日签订的采购合同系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合同，原审认定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为双方组后签订的合同，并无不当。因华之夏公司与郭学民均认可应按照最后签订的合同确定的金额作为双方结算种子款的单价，原审以59元／公斤作为双方棉花种子款的结算单价，并无不当。郭学民主张应以68元／公斤作为单价结算依据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华之夏公司是否应向郭学民支付下欠的种子款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中，华之夏公司认为郭学民交付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依据主要是郭学民交付的种子短绒率、发芽率、变色籽率、不抗虫株率、合计纯度等未达到标准，而双方2012年3月20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中并未就短绒率、发芽率、不抗虫株率的奖惩标准作出约定，虽约定了变色籽率，但并未约定可以拒付余下的种子款，且该合同中就种子纯度的奖惩标准只有惩罚性约定，没有关于奖励的约定，对于种子纯度华之夏公司上诉认为依据双方2012年12月11日签订的《关于郭学民2011年种子质量处理协议》，郭学民还应向华之夏公司支付种子质量赔款50000元（80000元－30000元），或在下欠郭学民的种子款中直接扣减该50000元的问题，因华之夏公司一审对此未提出反诉，故原审未予处理，并无不当，就此主张，华之夏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郭学民上诉认为华之夏公司应向其返还已支付的种子质量赔款30000元，因郭学民在原审未提出该项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郭学民可另行主张权利。郭学民上诉认为华之夏公司应赔偿其住宿费、交通费6727元，因郭学民一审提交的住宿费、交通费等票据不足以证明系因诉讼产生的损失，故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本院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06元，由湖北华之夏种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422元，郭学民负担6684元；鉴定费31289.62元，由郭学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娜审 判 员  张 静审 判 员  王 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法官助理  左 菁书 记 员  李雯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