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5026、50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奕洪，男，汉族，1970年2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园静，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50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福永洪溢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推广居委推广街5号104房，组织机构代码070168642。
法定代表人：黄奕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娟，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50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福洪溢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第五工业区福鸿楼504，组织机构代码750457683。
法定代表人：黄奕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娟，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5026号、5040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汉斌，男，汉族，1967年8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冬青，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特，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5040号）原审被告：广州市福永洪溢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推广居委推广街5号104房，组织机构代码070168642。
法定代表人：黄奕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娟，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奕洪、广州市福永洪溢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公司）、深圳市福洪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汉斌民间借贷纠纷两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5088、5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两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广州公司、深圳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两原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曾汉斌承担。事实与理由：广州公司和深圳公司自身从未或授权他人向曾汉斌借款，曾汉斌主张的两案借款600万元并未进入公司的任何账户，也未用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该借款系黄奕洪的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
上诉人黄奕洪的上诉请求：1、撤销两原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曾汉斌承担。事实与理由：黄奕洪曾向曾汉斌借款共计600万元（两案），但黄奕洪在曾汉斌起诉前已还清了全部借款及利息。原审判决认定曾汉斌自认的黄奕洪已清偿2015年7月l日之前的利息与事实不符，系事实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曾汉斌辩称：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曾汉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奕洪、广州公司共同清偿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385200元(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暂从2015年7月1日计至2016年3月15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实际利息计至清偿之日止)；2、黄奕洪、深圳公司、广州公司共同清偿借款本金300万元(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暂从2015年7月1日计至2016年3月15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实际利息计至清偿之日止)；3、两案诉讼费用由黄奕洪、广州公司、深圳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7日、7月30日、8月27日，黄奕洪、深圳公司、广州公司作为借款人向曾汉斌各出具一份《借条》，分别向曾汉斌借款100万元，合计300万元。《借条》中未约定利息、逾期利息及借款时间。2012年7月27日和8月27日，曾汉斌委托案外人曾维志向黄奕洪的银行帐户分别转帐汇款97万元和91万元（曾维志于2016年5月24日出具两份《委托付款证明》，确认其上述两笔汇款系受曾汉斌委托付款）。2012年7月30日，曾汉斌通过本人帐户向黄奕洪的银行帐户转帐汇款97万元。三笔转账汇款的金额合计285万元。曾汉斌主张另15万元是通过现金方式向黄奕洪支付。曾汉斌还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利息的利率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并确认曾汉斌、深圳公司、广州公司已经清偿2015年7月1日之前的利息。对于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及还款明细，曾汉斌未提交证据证明。
2012年11月27日、2013年5月29日，黄奕洪和广州公司作为借款人分别向曾汉斌出具一份《借款借据》，分别称向曾汉斌借款200万元和100万元，合计300万元。《借款借据》中约定利息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借款期限未约定。2012年11月27日，曾汉斌通过其本人帐户向黄奕洪银行帐户汇款200万元。2013年5月29日，曾汉斌通过其本人帐户向黄奕洪本人帐户汇款100万元。曾汉斌自认黄奕洪、洪溢公司已经清偿2015年7月1日之前的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黄奕洪、广州公司、深圳公司出具的三张《借条》，以及黄奕洪、广州公司出具的两张《借款借据》，系借贷双方关于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曾汉斌提供的证据已证实其向黄奕洪支付了借款600万元，黄奕洪、广州公司、深圳公司作为三张《借条》的共同借款人、黄奕洪和广州公司作为两张《借款借据》的共同借款人，应偿还相应的本金及利息。曾汉斌主张双方在《借条》中约定的利息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主张，不予采信。黄奕洪、广州公司、深圳公司依法应支付曾汉斌从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2016年3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即黄奕洪、广州公司、深圳公司应偿还曾汉斌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10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对于曾汉斌主张的黄奕洪、广州公司出具的两张《借款借据》载明的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7月1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黄奕洪、广州市福永洪溢粮油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曾汉斌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7月1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二、黄奕洪、深圳市福洪溢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福永洪溢粮油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曾汉斌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10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曾汉斌在两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5026号案件的一审受理费33882元，保全费5000元,由黄奕洪、广州公司负担；5040号案件的一审受理费33882元，由黄奕洪、广州公司、深圳公司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1、案涉三张《借条》均为手写，内容均为：“今曾汉斌先生借给黄奕洪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借款人：黄奕洪。”黄奕洪在三张《借条》上均签字确认，深圳公司、广州公司均加盖了公司公章。
案涉两张《借款借据》主文部分均为格式一致的打印件，内容均为：“本人黄奕洪，身份证号码，因生产经营资金短缺，向曾汉斌先生借款……借款利息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黄奕洪在借款人处签字，广州公司在黄奕洪的签名处加盖了公章。在与两张《借款借据》分别对应的两张《收款确认书》上，黄奕洪在收款人处签字，广州公司在黄奕洪的签名处加盖了公章。
2、黄奕洪、广州公司、深圳公司一审时均未到庭应诉。黄奕洪二审时提交了其本人银行转账流水，以主张其在本两案起诉前已偿还了699万元左右、案涉借款本金和利息已全部清偿。曾汉斌以上述证据产生于一审庭审辩论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为由不予质证，并主张黄奕洪的上述还款均为案涉借款的利息。
黄奕洪二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2年9月底和10月底，黄奕洪分别向其主张的曾汉斌的指定收款人黄金发和张鑫圭转款9万元。2012年11月底和12月底，黄奕洪向张鑫圭和曾汉斌分别转款15万元。2013年1月25日和3月11日，黄奕洪分别向曾汉斌转账19万元。2013年4月初、4月底、5月底，黄奕洪分别向曾汉斌转账15万元。2013年4月3日和4日，黄奕洪分别向曾汉斌转账50万元，共计100万元。2013年5月31日，黄奕洪向曾汉斌转账3万元。自2013年6月开始至2015年8月，黄奕洪均在当月月底或者次月月初向曾汉斌转账18万元。2016年5月20日和6月24日，黄奕洪分别向曾汉斌转账4.5万元。
3、曾汉斌一审时主张2015年7月之前的利息均已经支付完毕。黄奕洪二审时主张原审判决已认定案涉三张《借条》未约定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案涉两张《借款借据》约定了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应以此为准；其二审时主张的还款包括案涉《借款借据》的本金、利息（多出部分应抵扣本金）和案涉《借条》本金三个部分。但黄奕洪同时表示无法区分该三个部分与银行流水的对应关系。
4、曾汉斌一审时主张除案涉《借条》和《借款借据》之外，双方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黄奕洪二审时确认其在案涉《借条》和《借款借据》上签字仅代表其个人，不是作为广州公司和深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履行职务行为。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三张《借条》和两张《借款借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一、对于本案借款关系的主体。《借条》上注明的“借给黄奕洪……”以及《借款借据》上注明的“本人黄奕洪，身份证号……”的字样能够清楚表明本案借款关系的借款人为黄奕洪本人，各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深圳公司和广州公司均在《借条》的借款人处上盖章、广州公司均在《借款借据》的借款人处盖章的行为，黄奕洪二审时明确表示其本人在《借条》和《借款借据》上签名为其个人行为，并非作为深圳公司和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履行职务行为，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两公司虽主张案涉《借条》和《借款借据》上的公章为黄奕洪私自加盖，但该事实属于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黄奕洪与广州公司、深圳公司之间的内部事务，不能对抗债权人曾汉斌。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两公司的盖章行为应理解为其自愿作为债务人加入案涉借款关系，与黄奕洪共同偿还案涉借款。广州公司、深圳公司还主张案涉款项并未进入公司账户，亦非为公司所用，但款项用途并非判断当事人签署案涉《借条》和《借款借据》时的真实意思的法定事由，对两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广州公司和深圳公司应与黄奕洪共同对其加盖公章的《借条》和《借款借据》承担还款责任。
二、对于还款事实的认定。黄奕洪、广州公司和深圳公司在二审时主张《借条》并未约定利息、《借款借据》中约定的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且其偿还了上述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故双方在2015年7月之前是否约定利息、如何实际支付利息，成为确定黄奕洪是否全额还款的关键性事实。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除自然人之间借贷之外，借贷双方对借款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款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中，曾汉斌主张双方当事人在《借条》和《借款借据》中均约定了利息，利率为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但《借条》上并未约定利息。基于曾汉斌对2015年7月之前的利息部分的权利放弃，原审对该期间的利息支付情况并未审查，并依据《借条》的书面内容确定黄奕洪仅在本案起诉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期间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黄奕洪一审时未到庭应诉，在原审判决作出后，在二审时确认了原审判决的认定，即《借条》并未约定利息、《借款借据》的利率为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但根据其二审时提交的其个人的银行转账流水，本院发现以下规律特征：
1、曾汉斌委托他人履行2012年7月27日《借条》的100万元支付义务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97万元，扣除了3万元；在履行2012年7月30日《借条》的100万元支付义务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仅支付了97万元，亦扣除了3万元；在履行第二个月即2012年8月27日《借条》的100万元支付义务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仅支付了91万元，扣除了9万元。正好与8月27日《借条》扣除的款项3万元以及上述两张《借条》第二个月应扣除的两个3万元之和相等。考察上述事实，结合民间借贷市场流行的“支付本金时扣除首月利息”的一般做法（当然该做法不被现行法律所允许），可以合理推断双方当事人在三份《借条》中约定的利息为月息3%。
2、2012年9月底和10月底，黄奕洪分别向曾汉斌的指定收款人付款9万元，此时双方之间并未再发生借款关系，即借款本金固定为300万元，两次9万元均为月底支付。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合理推断黄奕洪在该两个月履行了上述借款300万元的月息3%的利息支付义务。
3、2012年11月28日和12月底、2013年4月3日、4月27日、5月28日，黄奕洪分别向曾汉斌付款15万元。而双方在2012年11月27日又签署并履行了200万元的《借款借据》，加上此前三张《借条》的300万元，借款本金达到500万元。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黄奕洪的该几次付款行为应视为其在履行上述案涉借款500万元的月息3%的利息支付义务。
4、2013年5月31日，黄奕洪向曾汉斌转账3万元，而5月29日双方即签署了数额为100万元的《借款借据》，加上之前的借款500万元，此时借款本金已达到600万元。从借款本金固定在600万元的次月即2013年6月底至2015年8月，黄奕洪每月月底或次月月初均向曾汉斌转账18万元，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可以合理推断黄奕洪在履行上述案涉借款600万元的月息3%的利息支付义务。
以上的还款事实持续了三年左右，双方的借款本金虽然发生变化，但随之产生的黄奕洪每月付款数额与已发生借款的本金比例从未变化，一直保持在3%。黄奕洪虽然主张案涉《借条》不存在借款利息、《借款借据》的利率为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但其还款的银行流水却不能反映其是按照其主张的利率标准还款，相反，却能反映出双方是在按照月3%的利率标准来实际履行的。故黄奕洪关于《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借款借据》约定的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亦不能对其提供的银行流水体现的上述规律性事实提出反驳意见和理由，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本案中，曾汉斌一审时主张案涉《借条》和《借款借据》均约定了利息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但同时以2015年7月之前的利息均已还清为由未向黄奕洪主张2015年7月之前的利息。现本院查明的双方实际履行的利率标准高于曾汉斌的一审主张的利率标准，但曾汉斌并未以其主张的利率标准就2015年7月之前的利息向黄奕洪提出诉讼请求，不构成对黄奕洪的权利负担，且黄奕洪亦已全部支付了上述款项，其还款事实与曾汉斌一审时主张的“黄奕洪在2015年7月之前已经实际还清了双方约定的利息”这一事实并不矛盾，双方实际履行的利率标准亦不超过年利率36%的法定返还利率标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曾汉斌并未对2015年7月之前的利息主张权利的情况下，黄奕洪二审时主张的还款事实不影响本院对2015年8月之前双方已结清利息的认定。但对于2015年8月之后的利息支付情况，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实，难以如上述还款事实一般分析出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利息的规律，原审按《借条》和《借款借据》的书面意思确定此后的利息情况，并无不当。
三、特别要指出的事实。1、在黄奕洪的上述还款事实中，还存在与本院认定的双方按月息3%的利率实际付息的非规律性付款行为，如2013年1月25日和3月11日，黄奕洪分别转账的19万元中超出符合上述规律性付款15万元的两笔4万元；2013年4月3日和4月4日，黄奕洪分别向曾汉斌转账50万元；2015年7月5日，黄奕洪转账28800万元；2016年5月20日和6月24日，黄奕洪分别转账4.5万元。上述款项均非黄奕洪偿还的借款本金，否则其不会在支付上述款项后再按照借款本金600万元、月息3%的利率标准向曾汉斌继续付息。黄奕洪如有证据证实上述款项不是偿还本案借款利息的，可另循其他途径主张权利。
2、从黄奕洪的还款事实可以看出，曾汉斌在向黄奕洪支付上述各笔借款本金时，均扣除了按月息3%计算的首月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关于“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于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的规定，曾汉斌的借款本金应按其实际出借的款项计算，即三张《借条》载明的本金为291万元、两张《借款借据》载明的本金为291万元。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50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50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黄奕洪、深圳市福洪溢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福永洪溢粮油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被上诉人曾汉斌借款本金291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3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
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5090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黄奕洪、广州市福永洪溢粮油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被上诉人曾汉斌借款本金291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
四、驳回曾汉斌在两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5026号案件的一审受理费33882元，由黄奕洪、广州公司共同负担32866元，曾汉斌负担1016元；保全费5000元,由黄奕洪、广州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3882元，由黄奕洪、广州公司共同负担32866元，曾汉斌负担1016元。
5040号案件的一审受理费33882元，由黄奕洪、广州公司、深圳公司共同负担32866元，曾汉斌负担1016元；一审受理费33882元，由黄奕洪、广州公司、深圳公司共同负担32866元，曾汉斌负担101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雪梅
代理审判员 陈俊松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钟文俊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