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澄华民初字第00275号
原告谢惠建。
委托代理人李治效，江阴市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协良。
被告潘瑞芬。
委托代理人戴火元（受李协良、潘瑞芬的共同委托），江阴市陆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谢惠建与被告李协良、潘瑞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陈教智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惠建委托的代理人李治效，被告李协良、潘瑞芬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戴火元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1日、11月1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惠建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治效，被告李协良、潘瑞芬及其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戴火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惠建诉称：他与两被告系同村村民，自2012年年底至2014年6月14日止，李协良共向他借款人民币83.80万元，其中80万元借款约定利息为年息1.2分。该款经他多次催讨，李协良拒不支付，李协良与潘瑞芬系夫妻关系，为了保护他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李协良立即返还原告借款83.80万元；2、李协良支付本�80万元自2014年2月1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之日止按年息1.2分计算的利息；3、潘瑞芬对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协良、潘瑞芬共同辩称：原告的起诉与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是属于合伙关系，而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所谓的借据完全是为了双方财务作账的需要，原告并未向被告实际交付款项，所以双方并不存在借款关系。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1日，李协良、潘瑞芬在杨某书写的借据上签名，借据载明：“今由李协良个人向谢惠建借款人民币八十万元整（￥800000）年利息1.2分，此据，借期一年。借款人：李协良，2014.2.1.潘瑞芬。”2014年6月14日，李协良再次在已写好内容的借据上签名，借据载明：“今向谢惠建借人民币2.8万元正，（贰万捌仟元正）此�，借款人：李协良，2014.6.14。”在该份借据下方有铅笔添加的内容：“+1万（丈人死）3.8万”。
另查明：2013年2月7日，谢惠建在1张金额为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上标注：“李协良借款，借期1年，2013年2月7日”。
2013年7月3日、8月15日，江阴市天欣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欣公司）分别汇款5万元给谢荣军，传票业务摘要区注明为借款。2015年8月20日，天欣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确认该10万元款项系应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惠建的要求为李协良代付油漆款，为李协良向谢惠建的个人借款。
2014年1月21日，天欣公司到银行提取现金150万元。2015年8月20日，天欣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确认该款为企业备用金用于发放工资和支付应付款，其中25万元由其法定代表人谢惠建以个人名义出借给了李协良。
再查明：李协良（甲方）与谢惠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就良丰木业优化组合达成如下协议：出资合计为200万元，甲方出资98万元，乙方出资102万元；甲方以机械设备及库存木料作为参股方式，不足部分已现金形式参股，乙方以现金形式参股；如因发展需要增加投入，甲乙双方同比例增添，或作为企业借款；推选乙方出任董事长，甲方出任总经理，共同主持良丰木业的全面工作；财务管理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协商支出。2014年8月26日，江阴市华士新良丰木制品厂注册成立，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谢惠建。
又查明：谢惠建系天欣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协良与潘瑞芬系夫妻，于1992年10月21日登记结婚。
审理中，原告谢惠建确认借款共由四笔债务组成，第一笔是2012年底由于收款不良，年终无法分配，两被告一起到他那里借了30万元承兑；第二笔是2013年6月份，由于被告的厂房被�，为了发放以前员工的工资，向他借款15万元；第三笔由于被告结欠别人的油漆款被追讨，无法偿还，向他借人民币10万元，分两次交付；第四笔是2014年1月底借款25万元。
审理中，原告谢惠建申请证人杨某到庭作证，杨某到庭陈述：他是谢惠建、李协良合伙的江阴市新良丰木业制品厂的设计营销负责人，他知道双方的借款的总数，具体怎么形成的不是很清楚。写借据当天他在场，谢惠建、李协良自己结算好金额后，李协良因为不会写字，所以就叫他帮忙代写借据。他写完以后李协良先签字，然后李协良将借据带回家给潘瑞芬签字再拿回来。当天他没有看到交付现金，以前的借据是当时现场撕掉的，撕掉几张不清楚。80万元借据中的30万元他是知道的，是在还没有合伙的时候借的承兑，当时写了借据的。30万元的借据是在谢惠建、李协良合伙之前的大概一年�李协良和老婆一起到天欣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借的，当时他也在场，李协良和潘瑞芬写了借据。他知道的还有谢惠建帮李协良付了油漆欠款，分两次支付的，每次5万元，共10万元，是直接付给油漆商谢荣军的。
2015年6月12日李协良到庭接受询问时陈述：他在借据上签字是因为原告说要做账用，他不清楚做什么账用，原告没有讲写借条有什么用，他没有向原告借1分钱；签80万元借据时，只有他和原告两个人在场，借据内容是原告写的，他看到原告写的，原告写好以后就让他签字，他还带回去给他老婆签字的，他老婆是第二天早上签的字，他老婆问他签这个干什么，他说让你签就签，他老婆就签了，他老婆是认识字的，知道借据上写的是80万元，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他老婆签字，原告叫他拿回去签他就拿回去签了，他基本上不认识字；2.80万元借据也是原告本人写好以后让他签字的，他没有向原告借钱，也没有问这个2.80万元借据干什么用的就签字了，是在原告办公室签的；他是曾经欠过谢荣军的油漆款，但没有10万元，具体不清楚了，是他自己分三次去还的，原告没有替他还过这个钱；杨某是他和原告合作办的江阴市华士新良丰木业制品厂的工作人员，签80万元借据的时候杨某不在场，他跟原告是2013年的4、5月份到2014年底合作的，厂里有营业执照，也要做账的，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都是原告的人在管；他和他老婆的财产是一起的，没有分开。
2015年6月12日，潘瑞芬到庭接受询问时陈述：80万借据上的签名是她老公叫她签的，当时她还在睡觉，她看都没看就签了，她不清楚借据上的内容，是在收到传票以后才知道有这张借据；她当时没有问他老公为什么要在借据上签字，她迷迷糊糊的，后来才知道签了80万元欠条；她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知道借据内容的，签字的时候她什么都没问什么话都没说，她开始不肯签的，她说“你们的事关我什么事？”她老公说“你签吧”，她看她老公的字签在上面，她就在后面签了，她说的“你们”就是原告和她老公；她是识字的，具有小学文化；她和她老公的财产从不分开的。
2015年8月11日，李协良在庭审时陈述：他以前是做木工，卖家具的；他出具借条之后没有问为什么要拿回去给他老婆签字，他老婆签字的时候问过签字干嘛，他说“让你签就签”；2015年6月12日所说的都是事实；他不清楚两张借条的内容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写80万元借据的时候杨某在场，借条内容是杨某写的；他没看到原告用借条做账。
2015年8月11日，潘瑞芬在庭审时陈述：她签字的时候不太清楚借据上的内容，她忘记是不是签的是80万元借据。她什么都没问，什么都不清楚。
上述事实，由借据、借条、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银行汇款单、银行往来明细、天欣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合作协议》、结婚登记申请书、江阴市华士新良丰木业制品厂企业信息、谈话笔录、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予以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所涉借据、借条所载明的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消灭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不存在或者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形分配当事人的举�责任。借据是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最重要的凭证，原告依据借据主张借款事实，被告以该借款事实并未发生提出抗辩的，应当就为何在原告未提供借款的情况下出具借据作出合理说明或提出反证。如果被告所作的说明、抗辩或反证足以对款项支付的真实性引起合理怀疑，则应当再由原告进行举证，以证明款项已经支付。反之，被告所作的说明、抗辩或反证不足以对款项支付的真实性引起合理怀疑，借条持有人请求出具借条的借款人归还借款的一般应得到支持。本案中，根据原被告双方所作的说明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事实，理由如下：
一、谢惠建确认对80万元的借据由四笔借款组成，并能合理地说明每笔借款的事由。其中3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提供了复印件，复印件上有谢惠建于2013年2月7日标注的李协良借款的内容予以佐证；其中10万元代付谢荣军的油漆款有银行汇款凭证及天欣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且李协良确认曾结欠油漆款，虽然李协良辩称欠款系其自己归还的，但未提供相关支付凭证；其中25万元，有银行取款明细及天欣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在审理过程中谢惠建对该80万元的陈述前后表述一致，且能与证人杨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因此可信度较高。相反，李协良的辩称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一般理性。李协良辩称出具借据是为做账用，但其始终不能说明是做什么账用，其自己也确认没看到做什么账，且根据其与谢惠建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财务由双方共同负责，若的确用于合伙企业做账，其应当能说明做什么账，既然是做账也不应当让其妻子潘瑞芬在借据上签字，且江阴市华士新良丰木制品厂于2014年8月26日才注册成立，借条出具时�是2014年2月1日，故不可能用于合伙企业做账。李协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做过家具生意，又与谢惠建合伙办厂，其应当具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风险意识，其仅凭他人需要财务做账的理由，就在有可能使自己承担巨额债务的借条上签字，并且还让其妻子潘瑞芬一并签字，其与潘瑞芬在整个过程中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事后也未提出异议，也未留存任何使自己规避巨额债务的凭据，显然不合乎一般情理。因此，李协良对为何出具借据不能作出合理的说明，其抗辩理由不足采信。
二、关于两份借据的出具过程，李协良在2015年6月12日的陈述中称只有他与谢惠建两人在场，都是谢惠建写好让他签的字。但两份借据明显系不同人所写，李协良在对此无法作出解释的情况下，又于2015年8月11日的庭审过程中改口称出具80万元借据的时候杨某在场，是杨某写的借据，他签的字。李协良两次陈述截然相反，降低了其可信度。关于潘瑞芬在80万元借据上签名的过程，李协良陈述潘瑞芬在签字时看过借据，知道借据内容，并且问过他为什么要她签字，但潘瑞芬却称她签字时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借据内容，没看也没说过任何话，她是在收到传票后才知道有这张借据的，后称签字的时候说过“你们的事情关我什么事”，之后又称完全不记得签字过程了。潘瑞芬具有小学文化，具备认识借据内容的能力，其在借据上签名不可能不看借据的内容，且在80万元的借据上签字却不过问原因，也不符合常理。李协良与潘瑞芬对借据签订过程前后表述不一致且相互矛盾，明显存在虚假陈述，削弱了其陈述的证明力。李协良第二次关于80万借据形成的陈述与谢惠建及证人杨某的陈述相一致，从而增强了谢惠建、杨某证言的可信性，也能与谢惠建提�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根据日常经验，在签订总的金额的借据后，将原来各组成部分的借据当场撕毁，符合借贷双方的一般交易习惯。
综上，谢惠建与李协良、潘瑞芬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本院对借据载明的借款事实予以认定。谢惠建主张金额为3.80万的借据上用铅笔添加了“+1万（丈人死）3.8万”的字样，该内容并非李协良所写，李协良不予认可，谢惠建无证据证明存在该1万元借款，故本院对该1万元的债权不予确认，该借条金额应按2.80万元认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由于诉争借款发生在李协良与潘瑞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协良与�瑞芬均确认其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金额为80万元的借据上有潘瑞芬的签字确认，金额为2.80万元的借条虽然系李协良一个人所签，但潘瑞芬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系李协良的个人债务，依法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谢惠建主张上述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本院予以支持。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80万元借据中约定年息1.2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保护。故原告谢惠建要求被告李协良、潘瑞芬共同偿还借款，并支付80万元借款自借据出具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息12%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协良与潘瑞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谢惠建借款828000元，并支付本金80万元自2014年2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息12%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谢惠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180元(谢惠建已预交)，由谢惠建负担180元，李协良、潘瑞芬负担12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直接给付谢惠建。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根据上诉请求，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的标准预交第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费汇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无锡城中支行，帐号：11×××05)，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详见《江阴市人民法院上诉须知》)。
审 判 长 陈教智
人民陪审员 吴 靓
人民陪审员 徐惠春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赵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