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54391号
原告曲红卫，女，1966年7月8日出生，住址北京市东城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代理人李晓震，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慧杰，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洪珠，女，1981年7月1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代理人王阳，北京市华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曲红卫与董洪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后，董洪珠在答辩期间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该案应由其经常居住地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董洪珠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依法裁定驳回了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董洪珠不服裁定，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曲红卫委托代理人李晓震，董洪珠委托代理人王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曲红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董洪珠偿还借款本金70万元及截止到2016年6月30日的利息11.6万元，并自2016年7月1日开始至偿还借款本金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事实理由：曲红卫与董洪珠系朋友，董洪珠因生意自2015年8月5日至2016年1月29日共计五次向曲红卫借款合计95万元。期间，董洪珠于2015年12月4日前分七次偿还曲红卫25万元。2015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合同，约定董洪珠于2016年6月5日前还清借款本息累计81.6万元。期限届满后，董洪珠并未将借款本息偿还曲红卫。因此，曲红卫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诉请。
董洪珠辩称：曲红卫主张的借款实际是其向第三人的投资，董洪珠与曲红卫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曲红卫是在恶意诉讼，希望法院在审理完民事纠纷后，将涉刑问题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曲红卫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是曲红卫中信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查询清单、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和微信支付凭证。中信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查询清单显示，曲红卫于2015年8月5日向董洪珠汇款40万元。曲红卫表示，当时双方口头商定40万元中的10万元不计息，其余30万元按月利率10%计息。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8月30日收入两笔各5万元共计10万元，曲红卫表示该笔款项系董洪珠偿还的不计息的10万元；2015年9月1日收入5万元和1万元共计6万元，曲红卫表示该笔款项系董洪珠支付的30万元两个月的利息；2015年9月30日和同年10月30日、12月4日分别入账3万元共计9万元，曲红卫表示该笔款项系董洪珠支付的30万元三个月的利息；2015年12月8日和同年12月24日支出30万元和23万元，曲红卫表示该笔款项系按照董洪珠要求将53万元借款转账给潘××。微信支付凭证显示，曲红卫于2015年12月25日和2016年1月29日微信转款各1万元共计2万元给董洪珠。曲红卫以该组证据证明其向董洪珠出借95万元，董洪珠还款25万元。第二组证据是董洪珠与曲红卫于2015年12月7日和同年12月30日签订的两份合同，其中第一份合同约定借款金额48万元，曲红卫表示双方约定的48万元借款包括30万元本金和18万元利息；第二份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20万元，曲红卫表示包括半年100%的利息，实际出借金额53万元。第三组证据是曲红卫与董洪珠2015年12月6日微信记录，董洪珠微信曲红卫“亲爱的，你直接转给老潘咋样？”、“工行北京望京支行工行×××潘××”。曲红卫以该组证据证明按照董洪珠要求将借款53万元汇款给潘××。
经庭审质证，董洪珠对曲红卫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40万元没有异议，但否认双方存在月息10%的约定，并提出该笔款项是曲红卫向潘××的投资款；董洪珠对转款给曲红卫25万元，提出是曲红卫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其借款；董洪珠对曲红卫转款53万元给潘××，提出是曲红卫与潘××之间有了新的约定，不再通过董洪珠转款，与董洪珠无关；董洪珠对曲红卫微信转款2万元没有异议，但提出是曲红卫偿还董洪珠的部分借款。董洪珠对曲红卫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第一份合同约定的40万元是曲红卫向潘××的投资款，第二份合同约定的120万元是本息合计金额，董洪珠在合同上签字，是想证明曲红卫与潘××的借款关系。董洪珠对曲红卫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指出曲红卫提供的微信记录不完整，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
董洪珠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是潘××于2016年7月29日出具的声明，潘××声明董洪珠向曲红卫所借90万元，其中60万元由曲红卫直接转账给潘××，其余30万元董洪珠转付。潘××声明，其作为借款的实际借用人，承担相关的一切责任和风险。二是董洪珠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董洪珠收到曲红卫40万元后转账给潘××。三是证人韩某某和张某某出具的董洪珠介绍曲红卫向潘××投资的书面证明。董洪珠以上述证据证明其与曲红卫不存在借款关系，潘××是实际借款使用人。
经庭审质证，曲红卫对董洪珠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否认其与潘××存在借贷关系。对董洪珠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董洪珠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提出董洪珠向潘××转款是董洪珠本人投资。曲红卫对董洪珠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不予认可。
经本院审查，对曲红卫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董洪珠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董洪珠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及第三组证据，本院在后续认为中阐明观点。经本院对双方证据认定，查明事实如下：2015年8月5日，曲红卫转款40万元给董洪珠。2015年8月30日，董洪珠转款两笔5万元共计10万元给曲红卫。2015年9月1日，董洪珠转款5万元和1万元共计6万元给曲红卫。2015年9月30日和同年10月30日、12月4日，董洪珠转款三次各3万元共计9万元给曲红卫。2015年12月7日，董洪珠与曲红卫签订合同，约定董洪珠保证把借款48万元在2016年5月30日全部归还曲红卫，最迟不超过2016年6月5日。2015年12月6日，董洪珠将潘××开户行和账号微信给曲红卫。2015年12月8日和同年12月24日，曲红卫转款给潘××30万元和23万元。2015年12月25日，曲红卫微信转款1万元给董洪珠。2015年12月30日，董洪珠与曲红卫签订合同，约定董洪珠保证把借款120万元在2016年5月30日全部归还曲红卫，最迟不超过2016年6月5日。2016年1月29日，曲红卫再次微信转款1万元给董洪珠。
庭审中，董洪珠表示其自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向潘××投资大概2000万元，回款数额至少几百万元。
本院认为：曲红卫提交的中信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查询清单、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和微信支付凭证，可以确认曲红卫共计转款给董洪珠42万元、转款给潘××53万元，同时确认董洪珠转款给曲红卫25万元。曲红卫与董洪珠之间相互转款，各自虽有不同主张，但双方以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将款项性质确定为借款，即可认定双方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建立。关于曲红卫转款给潘××53万元是否为董洪珠向曲红卫借款。董洪珠虽然否定该笔53万元系其向曲红卫借款，并提交潘××出具的书面声明予以证明，但从潘××书面声明中“董洪珠向曲红卫所借的所有款项”内容来看，潘××并未否认是董洪珠向曲红卫所借款，只是声明其为实际借款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和风险。从董洪珠与曲红卫签署书面合同以及曲红卫在双方签署书面合同之前按照董洪珠提供的账号将53万元转至潘××账户之事实，可以认定该笔53万元系董洪珠向曲红卫借款。因此，即使潘××是实际借款人，在曲红卫与董洪珠存在转款事实并在事后签署书面合同以及董洪珠承诺还款的情况下，也不能否定董洪珠的还款责任。因此，本院确认曲红卫与董洪珠存在借款事实，董洪珠应承担还款责任。曲红卫实际向董洪珠出借95万元，董洪珠已偿还曲红卫25万元，欠付数额为70万元。曲红卫要求董洪珠偿还借款本金70万元，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曲红卫主张的年利率24%的利息，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双方口头约定了月利率，且双方签署书面合同亦未就此进行约定，故曲红卫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确认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双方签署书面合同约定之还款次日即2016年6月6日开始，由董洪珠向曲红卫支付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董洪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曲红卫借款本金七十万元，并自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开始至偿还全部本金之日止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向曲红卫支付利息。
二、驳回曲红卫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自逾期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九百六十元，曲红卫负担一千一百三十二元（已交纳）；董洪珠负担一万零八百二十八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承斌
人民陪审员 贾松涛
人民陪审员 史文军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许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