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松行初字第149号
原告张玉兰。
委托代理人朱一苇，上海市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小昆山派出所，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崇南路16号。
法定代表人施明华，所长。
委托代理人孙超尘，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法制办民警。
原告张玉兰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小昆山派出所（以下简称“小昆山派出所”）公安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玉兰及其委托代理人朱一苇，被告小昆山派出所的法定代表人施明华、委托代理人孙超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玉兰诉称：2014年10月15日，原告因家门被撬与案外人施某及徐某发生争执，原告于该日10时26分报警，双方一起来到小昆山派出所。后该派出所姓吴的民警（警号为＊＊＊＊＊＊）让对方离开派出所，原告认为尚未解决纠纷，不让对方走，便起身去拦，姓吴的民警说原告打他，遂将原告拖往前屋，且口出脏话，并将原告的头猛力往地上磕，拳打脚踢，造成腰部受伤，后用手铐反扣原告双手并关进小黑屋，逼问原告为何打民警，原告不承认，便遭到第二次伤害。直至次日下午两点被告民警才让原告离开派出所，并将原告推出门外致跌倒在地。回家后，原告感觉腰痛，2014年10月17日被告开具验伤单，原告对时间有异议，但民警称是报警时间，后经诊断为骨折。故请求法院确认2014年10月15日被告拘禁原告27小时并伤害、辱骂原告的行为违法。
被告小昆山派出所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行政案件诉讼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发生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至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之日，已明显超过6个月，已超出行政诉讼期限。2、原告称询问时间超期与事实不符。原告自2014年10月15日11时40分被民警传唤后，当日23时47分询问民警已明确告知其可以离开，由于原告要求被告处理非公安机关管辖的房屋纠纷而在询问结束后自行留在询问室拒绝离开，被告并未对其进行询问查证，故原告诉称被告非法拘禁其27小时与事实不符。3、原告称被告民警对其殴打、辱骂与事实不符。《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以下简称“《操作规程》”）第十九条规定，对正在以轻微暴力方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尚未严重危及公民或者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经警告无效后，公安民警可以徒手制止；情况紧急，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徒手制止。《操作规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民警制服违法犯罪行为人后，应当立即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将其约束。原告在信息采集室内突然脱离民警，后冲向窗口位置，拉扯窗帘，并将窗帘上部连接的杆子一并撤下，对此，民警用手将其身体控制后顺势将其下压使其臀部坐于地面上，并对其上手铐，上述制止行为符合法律规定，非原告所称的殴打。原告就被告工作人员在询问室内对其进行殴打、辱骂的陈述除其单方面控告以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另，鉴于其在询问室椅子上有长时间反复用手铐敲击椅子及身体前后摇晃撞击椅子的行为，其伤害应与自伤行为有关，不存在被告民警对其殴打的情形。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庭审中，被告提供了以下依据、证据：
（一）证明有权作出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
经质证，原告无异议。
（二）证明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正确的证据：
1、2014年10月15日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称2014年10月15日10时15分其回到小昆山镇某苑某号某室家中，发现案外人施某及其家属将房门和水表卸下，其报警后，民警将双方带至派出所调解；
2、2015年8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法制办（以下简称“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原告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原告称2014年10月15日其发现门被拆后报警，与其前女婿等人到被告处，一名姓吴的民警称该纠纷已经多次调解，让其前女婿等人离开派出所，原告不同意，民警遂将其拉开，并对其上手铐，将其头按在地上，并进行辱骂，拘禁了27个小时，回家后其腰疼，后经诊断为骨折，因为期间民警没有让其离开询问室，故原告的骨折与被告民警有关；
3、检查号码为017＊＊＊＊＊的《CT诊断报告》，证明原告伤势情况为腰3右侧横突骨折，腰2双侧横突及腰3左侧横突陈旧性损伤可能，腰椎退行性改变，腰4椎体I°滑落，左肾结石；
4、照片3张，证明原告于谈话笔录当日向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民警出示了2014年10月17日、10月18日其自行拍摄的手部、脸部、脚部照片；
5、（2014）松执字第某号《执行裁定书》，证明上海市松江区某路某弄某号某室房屋上的权利义务由案外人施某享有；
6、2014年10月22日被告对案外人徐某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徐某称2014年10月15日11时10分许，其和原告等人在被告处就房屋纠纷进行调解，其欲离开时，原告用手打了其脸部两下，导致其脸部红肿，鼻部出血，但其表示放弃验伤，后民警将原告带离调解室，原告走向窗口将窗帘拉扯下来；
7、2014年10月22日《工作情况》，证明被告民警向案外人徐某了解情况，其表示就张玉兰打其脸部的行为不希望公安机关予以追究责任；
8、2014年10月15日被告对被告民警吴某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吴某称2014年10月15日10时26分，其在被告处值班时接到报警称，在小昆山镇大港村某路某苑某号某室房东和房客发生纠纷，后民警谭某带领社保队员出警，将纠纷双方都带至被告调解室进行调解，在调解室，原告和案外人施某等人争吵，案外人徐某想离开派出所，原告不让他走，并用手打了徐某的脸，其和联防队员拉开双方，原告情绪激动还推了其几下，其就出示工作证件将原告口头传唤至派出所办案区域；
9、2014年10月15日被告对被告联防队员龚某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龚某称2014年10月15日11时20分许，其和同事接到民警通知到被告调解室，民警对原告和施某等人进行调解，其和同事配合民警维持秩序，后纠纷双方发生争吵，施某的亲戚徐某要走，原告拦住不让他走，并用手抓了徐某的脸，徐某没有殴打张玉兰，后民警吴某将双方分开，并将原告带进派出所的办案区域；
10、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民警谭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谭某称2014年10月15日10时25分原告报警称在小昆山镇某路某苑某号某室发生纠纷，其带领联防队员出警至现场将纠纷双方带回被告调解室，期间，民警吴某到调解室了解情况，其听到吵闹声，就过去看看，看到吴某将原告带到信息采集室，后其叫女民警王某对原告进行人身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原告拒不配合，大喊大叫，并拉扯窗帘，连窗帘上面的杆子也一起拉扯下来，其和同事就按住原告的肩部，将原告的手反扣在腰部，并合力顺势将原告按下去，原告屁股着地，其遂用手铐将原告的双手反铐住，以防她有进一步过激行为，后原告亦不配合人身检查，因无法进行细致检查，王某对她进行触摸检查，检查完毕后，原告被带至询问室，该日22时48分许，其和民警柴某对原告进行询问，23时47分许询问完毕，原告对《询问笔录》确认完毕后拒绝签字，传唤结束后，民警让原告离开，但原告不愿意离开，民警安排联防队员在询问室内维持秩序，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11、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民警张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张某称2014年10月15日11时40分许，其听到被告办案区域内比较吵，走到信息采集室门口时看到原告发疯似的冲到信息采集室南面窗口处，将窗口的窗帘拉扯下来并攥在手里，其担心原告拿着窗帘的杆子殴打他人或者自伤自残，就帮助同事将原告手里的窗帘抢了下来，并和民警谭某用手将原告按下来，原告坐在地上，后对原告上了手铐，因原告不停地反抗，女民警王某无法对原告进行细致的人身检查，故对她进行了简单的人身检查，并将她带至询问室进行看管；
12、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民警杨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杨某称2014年10月15日11时多许，其在信息采集室内看到原告坐在地上不肯起来，女民警欲对原告进行人身检查，原告站起来大叫了几声，直接冲向信息采集室的窗口，民警谭某和张某上前拉她，但原告拉住窗帘不肯放手，并把窗帘拉坏了，民警谭某和张某就合力用手把她按在地上，将她反手上了手铐，女民警对原告人身检查完毕后，原告被带到询问室；
13、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民警吴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吴某称2014年10月15日10时26分，其在值班，接指挥中心指令称在小昆山镇大港村某路某苑某号某室房东和房客发生纠纷，拆卸水表等，值班民警谭某带领社保队员出警，因无法现场调解，将纠纷双方都带至被告调解室进行调解，考虑到双方是因房屋而引起的纠纷，其主动去调解室参与调解，原告和案外人施某及其亲戚争吵，施某的亲戚徐某要走，原告拦住不让他走，其上去阻止双方防止产生更大的矛盾，原告突然用手打了徐某的脸，其和联防队员将双方拉开，期间原告情绪激动还推了其几下，其遂向原告出示工作证件将她口头传唤，但原告不配合，其和联防队员一起将原告架着带至办案区域，原告一直不配合，其就通知其他民警过来，当日11时40分许，将原告带至办案区域的信息采集室准备对原告进行人身检查，但原告还是拒不配合，一屁股坐在地上，后其通知女民警王某过来给她进行人身检查，其离开了信息采集室，后原告被带至询问室，其欲了解情况，但因无法与原告沟通，就离开了询问室；
14、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民警王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王某称2014年10月15日11时多许，同事让其对原告进行人身检查，其到信息采集室时看到原告坐在地上，拒不配合人身检查，并大喊大叫，还冲到信息采集室的北面窗口拉拽窗帘，民警谭某和张某上去拉原告，但她还是不放手并把窗帘拉扯下来，于是就用手将原告压下，原告屁股坐在地上，将她双手反铐，其对原告进行了人身检查，检查完毕后原告被带到询问室；
15、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民警柴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柴某称2014年10月15日22时45分许，其和民警谭某一起在询问室对原告进行询问，当日23时47分许，对原告询问结束，民警谭某将笔录打印出来交给原告，原告确认后拒绝签字，后其就告知原告询问结束，传唤也就结束，可以随时离开，但原告明确表示她不离开，就要待在询问室，后其把询问室的器械打开，并把询问室的门打开，示意原告可以离开，联防队员在询问室内维持秩序，防止意外；
16、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联防队员丁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丁某称2014年10月15日11时50分许，民警安排其和同事到询问室看管原告，原告手被拷着被民警带至询问室的询问椅上，她态度很不好，一直大喊，反复用手铐敲击椅子，断断续续敲了很长时间，身体还反复在椅子上撞来撞去，发生很大的噪音，其马上向民警汇报，民警问了几句后，原告说手痛，民警就把手铐松开了，期间原告提出要上厕所、要喝水，民警都带她去了，并告知她吃药，后来时间长了，原告提出脚在询问椅上铁环上太久需要活动一下，民警让她走动，走动完再坐上询问椅，到当日21时许，其和同事下班，由其他同事来接班；
17、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联防队员陆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陆某称2014年10月15日11时50分许，其和丁某在询问室内看管原告，原告反复用手铐敲击椅背，一敲就是20多分钟，且用身体前后撞击椅子，像发疯一样，民警给她送药送吃的时候，她不停地骂民警，又说要松铐，其就汇报民警，后民警给她松铐，看她坐的时间长了也让她活动了一下，期间没有民警殴打张玉兰；
18、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联防队员许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许某称2014年10月15日21时许，民警安排其和同事一起在询问室内看管原告，当时原告的手自由地放在椅子上，脚也踩在铁环上，她要喝水、上厕所等，其和同事请示民警后都同意她的要求，到当日22时50分许，柴警官和谭警官过来询问原告，到23时47分许，民警打开询问室门告诉原告可以离开，并把询问椅打开，但原告说她不走，就待在这里，柴警官就对其和同事说，她要走就走，不走就维持下秩序，过了一段时间原告就在询问椅子上睡觉了，其和同事陪了原告一晚上直至第二天早上8时30分许，后由其他同事接班；
19、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联防队员沈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沈某称2014年10月16日8时30分许，其接班后，和同事一起在询问室内陪原告，原告坐在询问椅上，手上没有手铐，询问椅上的隔板也是打开的，喝水、吃东西、上厕所，都是她自己去的，民警向其和同事交代，若原告要走的话就让她走，期间，原告说如果政府和派出所不给她钱她就不走，至当日12时到13时之间，被告副所长找原告谈心，原告情绪稍稳定后离开了派出所；
20、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副所长费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费某称2014年10月15日11时40分许，其听到办案区域内有吵闹的声音，就走到办案区域的信息采集室内，看到里面的南面窗帘被拉扯在地上，原告被反拷着手铐，站在人身检查区内，民警向其反映说，在准备对原告进行人身检查时，原告将办案区域内的窗帘拉扯下来，后女民警王某对原告进行人身检查，2014年10月16日13时10分许，经其反复劝说，原告情绪缓和并愿意离开派出所，其就将她送到了办公楼门口，期间，被告民警和其他工作人员并未殴打原告；
21、2015年8月9日松江公安分局法制办对被告联防队员朱某所作的《谈话笔录》，证明朱某称2014年10月16日8时30分许，其交接班后在询问室内陪原告，原告喝水、吃饭、上厕所都是自己一人去的，民警让其和同事待在里面，保证原告不出事，期间，原告说要求政府解决离婚及房子的事情，不然不会离开派出所，中午，费所找原告谈话后，原告离开了派出所。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2-5无异议；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笔录并非是原告接受询问的内容，被告也没有向原告出示过该笔录，且根据该笔录的时间，首次询问时间是22时48分，而强制传唤时间是11时40分，因此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首次询问时间超过11小时，传唤时间超过24小时；对证据6，认为徐某在笔录中的陈述不真实，且该笔录的制作时间是在被告传唤原告一周以后，因此不能作为被告传唤原告行为的合法性依据，被告传唤原告的理由是称原告殴打警察；对证据7，认为该笔录的制作时间并非是在事发当日，因此不能作为被告传唤原告行为的合法性依据；对证据8、9，认为被告民警吴某及联防队员龚某在笔录中的陈述不真实，第一、原告当时并不知道家中的水表被拆，第二、原告不存在殴打徐某的行为，第三、民警吴某传唤原告时并未出示工作证，且多份笔录中将2014年10月15日记成2015年10月15日，因此对笔录的形成时间有异议，并不是在事发当天形成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拉窗帘是因为被告强制带原告至采集室时，原告含有价值7，000元财物的手袋落在路上，拉开窗帘是为了确认遗落的位置，而被告在未明确原因的情况下，就将原告压倒在地，原告没来得及松手才将窗帘拉下；对证据11，被告并未向原告出示过该笔录，也未告知原告可以离开，且在询问结束后被告还是给原告上手铐的，并不存在询问结束后原告可以离开的情况；对证据10、11、12、14，认为被告民警的笔录存在矛盾之处，不能证明事发当天的真实情况，笔录中对于窗帘何时掉落、如何拉坏及民警王某何时到达信息采集室的陈述均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3，认为事发当日被告并未对徐某作任何笔录，因此被告强制传唤缺乏事实依据；对证据15，认为该笔录中的陈述与真实情况不符，民警既未出示笔录，也未告知传唤结束；对证据16、17，认为该笔录中的两位民警并未看到执法过程，不能证明被告传唤行为的合法性，且原告是为了上厕所才敲打手铐引起民警注意，不能因原告的动作认定原告的伤害是其自身造成的；对证据18，认为并不能证明被告告知原告传唤已经结束，且询问室门外有两道铁门上锁，按常理，被告将原告带离询问室以外至公共场所才是询问结束，且此后有两名民警将原告架离询问室，原告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询问结束；对证据19-21，认为笔录中的三名民警并未看到执法过程，不能证明被告传唤行为的合法性，且不存在谈心的过程，仅告知原告可以离开。
（三）证明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九条、第八十二条；
2、《操作规程》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
经质证，原告认为：1、《治安处罚法》第八十二条恰恰可证明被告的行为违法，被告民警传唤原告时未出示工作证，且原告当时已到派出所，并不存在不接受传唤或者需要强制传唤的情形；2、《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九条与本案无关；3、《操作规程》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仅是操作规程，不能作为对外执行行政行为的依据。
（四）证明行政行为执法程序合法的法律法规依据以及文本材料证据：
法律法规：
《治安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经质证，原告对《治安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的质证意见同上，对该法第八十三条，认为亦可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
文本材料：
2014年10月15日《呈请强制传唤报告书》，证明公安机关依法传唤。
经质证，原告认为该材料是公安的内部文书，不能作为对外行使职权的依据，且并未出示给原告，另，延长传唤时间缺乏依据。
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2014年10月17日开具的落款为2014年10月15日的《验伤通知书》、原告病历资料、《CT诊断报告》及照片3张，证明原告在接受被告询问过程中受到了人身损害；
2、2015年9月8日原告的6名邻居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于201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左右才到家，被告的询问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24小时；
3、2014年12月27日《申请书》（原告直接递交给被告李所长），证明原告要求被告保留2014年10月15日至2014年10月16日的录音录像资料；
4、2015年6月的《通讯记录说明》，证明原告在2015年6月和被告就2014年10月15日至2015年10月16日的强制传唤事件进行沟通，但被告从未告知可以提起诉讼，原告是2015年6月向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反映情况，在松江公安分局接待原告时才被告知就涉案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故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被告未收到，不予认可；对证据4，被告就此进行说明，原告女儿与其女婿因离婚引起的纠纷从2013年起至今一直存在，在此过程中原告与被告李所长一直有联系，因此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就该纠纷反复调解、反复做工作的情况。
原告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发表如下质辩意见：《通讯记录说明》证明原告向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第一次反映情况是在2015年6月8日，故原告此次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法律规范均是作出行政行为时合法有效的法律规范，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认定事实和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法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未提供证据原件，且该证明中所记载的证明人均未到庭作证，本院无法认定该证据的效力，故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认为未收到该申请书，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收到该申请书，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14年10月15日10时26分，被告小昆山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小昆山镇大港村某路某苑某号某室发生纠纷。民警赶至现场进行调解，因调解未果，遂将纠纷双方即本案原告及案外人施某、徐某等带至被告调解室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原告打了徐某的脸部，民警遂对原告进行口头传唤，原告拒不配合，被告经审批后于该日11时40分许对其进行了强制传唤，原告突然冲进被告的信息采集室将窗帘及窗帘杆子拉扯下来，为防止原告有进一步过激行为，民警将原告控制后顺势将其下压使原告臀部坐于地面，用手铐将其手反铐，并将其带至询问室进行询问。该日23时47分许，民警告知原告传唤结束，可以离开派出所，但原告明确表示不愿意离开，要求政府解决其住房问题才离开派出所。后被告副所长与原告进行了谈话，其情绪稍稳定后离开了被告处。
另查明：2014年10月17日，经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诊断，原告腰3右侧横突骨折，腰2双侧横突及腰3左侧横突陈旧性损伤可能，请结合临床或MR检查。2、腰椎退行性改变。腰4椎体向前I°滑脱。3、附见：左肾结石。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的职权。《治安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据此，被告有权对原告进行传唤并进行调查询问。二、关于起诉期限。被告认为事发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原告起诉已经明显超过六个月，故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被告传唤原告并进行询问调查时并未告知原告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故原告于2015年9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三、关于被告传唤原告并进行询问调查的合法性。《治安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该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本案中，被告强制传唤原告进行询问调查的时间自2014年10月15日11时40分至23时47分，询问查证时间为十二小时零七分，未超过二十四小时，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另，原告认为被告对其进行伤害、辱骂，对此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玉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玉兰负担（已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 云
审 判 员 周 轶
人民陪审员 倪顺法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 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