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2）民再申字第30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原再审申请人）：武汉国裕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卫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汤敏煌，北京市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欢庆。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原再审申请人）：扬州国裕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卫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勇，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姚欢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原再审被申请人）：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炎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金平，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陈志铭，福建明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武汉江裕海运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卫和，该公司董事长。
武汉国裕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国裕公司）因与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公司）、武汉江裕海运发展有限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闽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再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再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一审法院2009年4月16日证据保全取得的录像、调查笔录以及国航公司提交的监理报告，不能证明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2008年11月17日挪用了船舶分段的事实。（二）扬州国裕公司2008年损益表，不能反映讼争船舶的可得利益。（三）认定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出售本船扩大了损失，缺乏证据证明。二、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合同第十一条明确约定了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出售船舶的权利以及违约赔偿方法，两国裕公司在合同解除后将船舶转售仪征高新技术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征高新产业园），再审判决未依照合同差价计算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实际损失，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二）扬州国裕公司2008年损益表不符合人民法院可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证据，再审判决以该证据认定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可得利益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再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申请再审。
国航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再审判决认定两国裕公司挪用船舶分段有监理报告、现场照片以及一审法院证据保全的材料等证据足以证明，两国裕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已经自认该事实。二、两国裕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无法获得任何赔偿，再审判决以自由裁量权认定可得利益损失，已经最大限度保护了其利益。三、主张应以合同差价索赔是对合同第十一条的曲解。依据该条款不能确定两国裕公司的实际损失是否存在，实际损失的具体金额仍属于有待举证证明的问题，该条款并非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该条中的“本船”特指合同项下已经采购、完工的工作成果，具有特定化含义，都是特定化的实物出售，而非“合同转让”。四、本船分段及设备已经被挪用，不存在“出售本船”的事实前提，两国裕公司已经不能采取出售本船的救济措施。五、两国裕公司与仪征高新产业园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纯粹为了索赔而炮制，不可能是真实交易，虚构痕迹非常明显、至今没有实际履行，超出仪征高新产业园经营范围且其拒绝接受一审法院的调查。六、假设转售合同存在，二者约定的船舶型号不同、工期不同、单纯的售价比较而不考虑成本变化，不能反映两国裕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七、再审判决生效后，双方已经通过协商自动履行完毕，重新申请再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扬州国裕公司、武汉国裕公司的主张与一、二审乃至原再审查明的事实相矛盾，与合同约定不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裁定予以驳回。
为查明讼争合同解除时船舶建造进度情况，以及讼争船舶是否建成，何时出售，继续建造是减少还是扩大损失等问题，本院于2013年3月26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听证，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以及国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均参加了此次听证。在听证过程中，扬州国裕公司称：仪征高新产业园不是航运企业，其购买本船带有扶持性质，合同签订后仪征高新产业园无力继续履行合同，通知扬州国裕公司解除了合同。2011年2月21日扬州国裕公司再将船舶出售给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售价2.22亿元，该船于2011年11月9日交付，被命名为“山东海盛”轮。该公司为此提交了船舶买卖合同书、船舶交接证明书等证据材料，其中“山东海盛”轮入级证书附件记载的船舶主机为QMD-
Wartsila.6RT-
FLEX-50B.1型，制造者是青岛齐耀瓦锡兰MHL林山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QingdaoQiyaoWartsilaMHLLinshanMarineDieselCo.,Ltd）。讼争船舶建造合同约定的船舶主机为日本制造Wartsila6RT-
FLEX50B型、船舶在扬州国裕公司4号船台进行合拢施工。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扬州国裕公司回复称其不能明确在哪座船台建造了“山东海盛”轮。
此外，经查阅一审案卷，本院另查明：在一审法院2010年3月15日举行的庭审过程中，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称所谓分段挪用的情况是在二期款没有支付的（情况下），其保护自己的行为。扬州国裕公司一审委托代理人在其提交的代理意见中称：“国航公司的行为表明其根本没有支付第二期款的迹象，扬州国裕公司从尽量减少损失的角度出发，只好将已经造好的分段挪用到其他船舶，但这并不影响扬州国裕公司收到第二期款后继续履行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是船舶建造合同纠纷，讼争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应根据合同约定以及有关法律规定来确定。国航公司不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反而主张解除合同，应对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次再审审查阶段的主要争议就集中在违约损失赔偿额的计算问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理由与答辩意见，本次再审审查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再审判决认定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挪用船舶分段是否缺乏证据证明；（二）是否应按照转售合同差价计算损失赔偿额；（三）再审判决对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一）再审判决认定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挪用船舶分段是否缺乏证据证明？
在一审中，国航公司提供的监理报告记载，2008年11月17日，监理人员发现扬州国裕公司把GY441-4#船现场施工分段改为GY401-5#。2009年4月16日，一审法院前往扬州国裕公司进行证据保全，在合同约定的4号船台以及厂区内没有见到涉案船舶的分段和材料。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陈述其已将有关船舶分段挪用，但强调该行为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一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认定两国裕公司在2008年11月17日起开始挪用有关船舶分段，并且已全部挪用。
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的庭审中，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主张船舶分段在2008年12月12日以后才移用到其他船舶上，而非2008年11月17日。为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责令两国裕公司在指定期限内就其主张举证，但两国裕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挪用发生在2008年12月12日以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采信监理报告中关于船舶分段被挪用的记载并认定造船厂在2008年12月12日前，即还不能完全确定国航公司不予支付第二期进度款之前，就存在挪用船舶分段的情况，该事实也间接证明了“本船”是否继续建造完成的合同履行情况。再审判决认定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挪用船舶分段，有相应证据支持，并无不当。
（二）是否应按照转售合同差价计算损失赔偿额？
讼争合同第十一条第3项对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进行了约定，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有权建成或不建成本船，或可出售本船。二是若出售已完成的本船，出售收益首先用于支付合理的销售费用和由于国航公司违约给两国裕公司造成的实际亏损；若出售未完工的本船，所得收益用于支付因国航公司违约给两国裕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三是若售船收益不足以支付前述应付款项的总额，国航公司应按两国裕公司的要求立即补足差额。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主张其已完成建造合同项下的本船，并已转售，要求赔偿转售价格与讼争合同约定价款之间的差价损失2.38亿元。人民法院是否应支持其诉讼主张，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讼争合同第十一条第3项所约定的补足差额是否是指转售价款与合同约定价款之间的差额；二是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所称其已建成本船并已出售的事实主张是否成立。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主张，合同约定了按照转售合同差价作为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而国航公司则认为该主张是对合同第十一条的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从讼争合同文字表述来看，并没有明确约定当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转售本船时，转售价款与合同约定价款之差价即为其实际损失，只是约定“若出售已完成的本船，两国裕公司所得出售收益应首先用于支付合理的销售费用和由于国航公司违约给其造成的实际亏损”。联系合同上下文，所谓“前述应付款项的总额”应是指第十一条第3项ii)中所称的“合理的销售费用和由于国航公司违约给两国裕公司造成的实际亏损”。问题是，这里所称的实际亏损是指解除合同时的实际亏损，还是指船舶建成后的实际亏损，语焉不详，不能由此表述得出实际亏损就是船舶建成后的转售价款与合同约定价款差额的结论。其次，虽然按照合同约定，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有权在合同解除后继续建造船舶，但即便把实际亏损理解为船舶建成后的实际亏损，建造成本的变化也是影响实际亏损的重要因素。转售合同与讼争合同的价款构成都包括建造成本与利润两部分，在合同解除前后船舶市场急剧下跌，势必引起船舶主机、钢材等建造成本的下跌。在合同解除前备齐建造材料与合同解除后再准备建造材料，建造成本会有很大差别，成本降低时亏损也会相应减少。转售合同与讼争合同价款的简单相减，没有考虑建造成本变化因素对“实际亏损”的影响，当然亦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本来意思。因此，也不能从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有权继续建造与出售本船的约定，必然得出转售合同差价即为其实际损失的结论。再次，即便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在合同解除前已经备齐所有造船材料，其在已经采取减损措施将已建成船舶分段转用其他船舶的情况下，不顾市场行情的急剧下跌，进一步支出人工成本，也属于扩大损失的行为。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减损义务的规定以及合同第十一条第2项关于为减少损失采取必要措施的约定，对继续建造中扩大的损失，也不应要求赔偿。综上所述，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关于应按照转售合同差价计算损失赔偿额的主张，合同依据不足。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主张其依据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将“本船”建成并转售给仪征高新产业园，要求国航公司赔偿该转售差价，应举证证明其在合同解除后实际继续建造并出售了“本船”。在本案一审、二审及原再审期间，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仅提交了其与仪征高新产业园的船舶建造合同，没有提交继续建造本船的证据。相反，扬州国裕公司在一审中自认其为减少损失，将已经造好的分段挪用到了其他船舶；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其又主张船舶分段在2008年12月12日以后移用到其他船舶上；在本院2013年3月26日组织的听证过程中，扬州国裕公司又自称其与仪征高新产业园的合同带有扶持性质，并未实际履行。因此，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将本案合同项下的特定船舶建成，并转售给了仪征高新产业园，故再审判决没有支持其关于按照其与仪征高新产业园的合同价款与讼争合同价款的差额作为其实际损失的主张，并无不当。此外，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在本院2013年3月26日举行的听证中提出，讼争“本船”实际转售给案外人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并提交了船舶买卖合同书、船舶交接证明书等证据材料。但是：其一，出售给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山东海盛”轮主机产自我国青岛，而讼争船舶建造合同约定主机应为日本制造，吊机等设备也有不同；其二，讼争合同约定的建造周期是一年，而“山东海盛”轮在讼争合同约定期限的四年后才建成；其三，讼争合同约定在扬州国裕公司四号船台建造，而一审法院证据保全时四号船台并无该船，扬州国裕公司声称不能明确其在哪座船台建造了“山东海盛”轮，故难以据此确认该轮系在四号船台建造；其四，在原一审、二审、再审及本院此次再审审查期间，两国裕公司关于船舶建造与转售的表述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因此，也不能认定“山东海盛”轮是按照讼争船舶建造合同的约定，在合同解除后继续建造完成的特定船舶。
综上所述，根据合同内容不能得出当事人之间存在按照转售合同差价计算损失赔偿额的约定，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合同项下的特定船舶建成并转售，故再审判决没有支持其主张，按照转售仪征高新产业园的合同价款与讼争合同价款的差额计算损失赔偿额，并无不当。
（三）再审判决认定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可得利益损失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在本案中，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一直坚持按照转售差价计算损失。在一审法院就此问题释明后，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实际支出的费用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也不申请损失评估鉴定。再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裁量依据的情况下，没有计算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实际支出费用损失，并无不当。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作为非违约方，本应就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没有尽到举证义务，缺少裁量依据的情况下，为妥善处理本案纠纷，依职权调取并参考扬州国裕公司解除合同上一年度即2008年的损益表，根据该损益表反映的经营利润率3.45686%，以及扬州国裕公司只开展船舶建造销售业务等具体情况，以该公司上年度正常利润率为依据，确定讼争船舶建造净收益率为5%，进而确定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基于讼争合同的可得利益损失为1990万元，充分考量了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的预期合同利益。再审判决予以维持，并无不当。两国裕公司关于再审判决认定可得利益损失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武汉国裕公司、扬州国裕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武汉国裕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国裕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彦君
审 判 员 余晓汉
代理审判员 黄西武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赵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