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035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屈文波，男，1954年4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范翔，北京范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光，男，1955年10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贵英，女，1956年8月25日出生。
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侯洁，北京盈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雪松，男，1980年2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兼原审第三人何雪松之法定代理人）安秀云，女，1950年6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兼原审第三人安秀云之委托代理人）何钢梅，女，1969年11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雪莲，女，1976年3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屈文波因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4）门民初字第3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屈文波在原审法院起诉称：我原系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大峪村农民，王永光、安贵英为城镇户口。1987年我经批准获得宅基地一块，共计105平方米，坐落于门头沟区33号（以下简称33号），我在此建设北房三间、厨房一间。1999年，我将该处房产卖给王永光、安贵英夫妇。我认为，我与王永光、安贵英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违反了关于农村宅基地禁止违法转让之规定。因此，我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一、我与王永光、安贵英于1999年2月7日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二、王永光、安贵英向我返还33号房屋的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
王永光、安贵英在原审法院答辩称：屈文波所述不属实。我与屈文波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买卖关系。屈文波于1999年将33号房屋卖给何乡，后何乡将33号房屋又卖给了我们。2003年，我准备把33号房屋翻、扩建，为了办理审批手续，我们与屈文波补签了一份买卖协议书，但我们与屈文波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故我们不同意屈文波的诉讼请求。
安秀云、何雪松、何钢梅在原审法院述称：33号房屋是屈文波卖给何乡，何乡又卖给王永光夫妇的。现何乡已去世，我们系何乡的继承人，我们不同意屈文波的诉讼请求。
何雪莲在原审法院述称：我系何乡之女，33号房屋是屈文波卖给何乡，何乡又卖给王永光夫妇的。但我认为屈文波与王永光夫妇之间的买卖协议是有效的。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屈文波原系大峪村农民。1987年，屈文波取得建房审批，在大峪坡头建北房三间、厨房一间。当事人均认可上述房屋现门牌为大峪坡头新村33号。安秀云与安贵英系姐妹。安秀云之夫为何乡，何乡于2013年12月16日死亡。何乡与安秀云共生有三个子女，分别是何雪莲、何钢梅、何雪松。
就33号院房屋的买卖情况，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了两份买卖合同。第一份合同为屈文波（甲方）与何乡（乙方）签订的《房契》，《房契》约定：甲方自愿将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坡头新村的房屋卖予乙方，房屋面积为55平米，房价为6.4万元。《房契》记载签约时间为1999年2月7日。《房契》上除甲、乙双方签名外，还有中证人史长福、张玉海、朱友福、王永光、李东军的签名。第二份合同为屈文波（甲方）与王永光、安贵英（乙方）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房主甲方愿将33号（原26号）的砖混房屋卖给乙方，房产包括北房三间、西房一间，房屋面积共55平方米，房价为6.4万元。《协议书》记载签约时间为1999年2月7日。《协议书》除甲、乙双方签名外，还有中证人何乡、安秀云、刘德民、张建国、谭克兰的签名。
就上述两份买卖合同的签订过程，双方当事人存在不同的陈述。屈文波陈述：1999年2月7日，王永光夫妇想购买33号房屋，但由于二人不是大峪村村民，为了少向村里交某一款项，遂想以安贵英姐夫何乡的名义签订买卖合同；屈文波与何乡签订《房契》后，王永光又不想以何乡的名义购买房屋了，故屈文波与王永光夫妇又于当天签订了《协议书》，《房契》没有实际履行便作废了；购房款系王永光直接支付给屈文波。屈文波未就其上述主张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
王永光、安贵英陈述：1999年2月7日，何乡与屈文波协商购买33号房屋并签订了《房契》，房款亦由何乡支付给屈文波；屈文波交付房屋后，考虑到王永光夫妇没有住房，何乡便将33号房屋借给王永光夫妇居住，后王永光夫妇以6.4万元价格将该房屋从何乡处买下，但未签订书面合同；2003年，王永光夫妇想在33号院内翻、扩建房屋，但办理翻、扩建手续需提交王永光夫妇与33号房屋原始所有人的买卖合同，遂王永光夫妇与屈文波补签了《协议书》；《协议书》仅是为办理审批手续所签，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为证明其主张，王永光、安贵英申请人证人史长福出庭作证，并申请法院向证人张玉海、朱友福调查取证。史长福陈述自己系屈文波及何乡的邻居，屈文波将其在坡头新村的房子卖给何乡，签订协议当天何乡将购房款支付给屈文波，但记不清楚卖房的具体时间和价款。张玉海陈述其与何乡住前后院，与屈文波同住一村，屈文波将33号房屋卖与何乡，买卖协议由李东军代笔，并找了四个见证人，签订协议当天何乡给了屈文波五万多元，剩下的一万元是过了些日子才给的。朱友福陈述其与屈文波同在坡头新村居住，1999年屈文波将其在坡头新村的房子卖与何乡，何乡将购房款以现金支付给屈文波。经质证，屈文波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安秀云、何雪莲、何雪松、何钢梅对证人证言不持异议。
为查明本案事实，法院向《协议书》中的中证人刘德民、张建军了解情况。张建军陈述当时是何乡的女儿找到自己说她老姨安贵英想买房，让自己作个证；刘德民陈述是何乡联系的自己来作证，但二人均表示记不清楚当时买卖的具体情况。
上述事实，有范翔、王永光、安贵英、侯洁、何钢梅、何雪莲的当庭陈述，《房契》，《协议书》，建房规划许可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向法庭举证，如果举证不能或不利，将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33号房屋系屈文波直接卖与王永光、安贵英，还是由屈文波先行卖给何乡，再由何乡卖给王永光、安贵英。现张玉海、史长福、朱友福均证明屈文波与何乡曾就33号房屋签订《房契》，并由何乡将购房款支付给屈文波，何乡的继承人安秀云、何雪莲、何雪松、何钢梅对此亦不持异议。屈文波主张《房契》签订后未履行即作废，并由屈文波与王永光另行签订了《协议书》，但未就其主张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综合考虑本案的证据情况，法院认为王永光夫妇所主张的33号房屋系何乡向屈文波购买的主张更符合客观实际情况。鉴于此，屈文波与王永光夫妇虽签订了《协议书》，但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故法院认为《协议书》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屈文波要求确认该《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返还33号院房屋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屈文波可就其与何乡签订的《房契》的效力问题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屈文波的诉讼请求。
屈文波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我与王永光、安贵英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上诉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我与王永光、安贵英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调查证人违法，审查证据不全面客观，明显属于先入为主，主观臆断。
王永光、安贵英服从原审法院判决，针对屈文波的上诉理由答辩称：我们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安秀云、何雪松、何钢梅服从原审法院判决，针对屈文波的上诉理由答辩称：我们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何雪莲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表示33号房屋是屈文波于1999年卖给何乡，何乡又卖给王永光夫妇的，但是具体时间不知道。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是33号房屋是由屈文波直接卖与王永光、安贵英，还是由屈文波先行卖给何乡，再由何乡卖给王永光、安贵英。经原审法院调查核实，张玉海、史长福、朱友福均证明屈文波与何乡曾就33号房屋签订《房契》，并由何乡将购房款支付给屈文波，何乡的继承人安秀云、何雪莲、何雪松、何钢梅对此表示认可，故屈文波与何乡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屈文波虽对此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鉴于此，屈文波虽与王永光、安贵英签订了《协议书》，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屈文波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屈文波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屈文波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屈文波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磊
代理审判员 夏根辉
代理审判员 朱文君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田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