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29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信息枢纽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胜飞。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帆，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璐，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湘艳，女，汉族，1963年2月2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电信）因与被上诉人邵湘艳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1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深圳电信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145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邵湘艳的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邵湘艳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中案件事实部分认定错误。（一）原审判决遗漏本案重要事实。2009年10月31日，办理涉案号码开户业务时，深圳电信处留存的是邵湘艳当时身份证正面复印件，而无证件反面复印件。2015年11月26日，实际配送4G卡时所核对的证件正面与深圳电信留存的信息一致，方才按照签收流程操作并将相关回执带回存档。因此，原审判决仅笼统查明2009年开户时“邵湘艳留存了身份证复印件于深圳电信处”，而遗漏了“留存的仅有身份证正面信息”，从而基于“签收4G卡时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背面有效日期为2005.12.23-2025.12.23”、“邵湘艳本人身份证有效期为2006.01.25-2026.01.25”，进一步错误认定深圳电信在“189××××4149号码4G卡送达时没有尽到审慎义务”。（二）原审判决对本案重要事实认定错误1、关于涉案号码上网及呼叫地点（见原审判决第五页第二段），原审法院对该项事实认定有误。根据邵湘艳提供的证据《语音通信详单》显示，2015年12月1日至12月6日，涉案号码主叫地点为海南，12月7日涉案号码主叫地点为深圳和衡阳。此外，邵湘艳提供的证据《上网及数据通信详单》显示，2015年12月1日上网地点为海南。因此，深圳电信认为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应为：涉案号码在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6日之间所有语音主叫地点为海南、2015年12月1日上网地点为海南。可见，2015年12月7日当天及其后，邵湘艳银行卡的支出金额不应计入其主张的“财产损失”。2、关于涉案号码套餐基本情况（见原审判决第五页第二段），原审法院该项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深圳电信一审中提供的证据11，实际上涉案号码2015年12月份实际消费金额为191.49元，其中套餐费用为23.52元、月基本费5.42元、语音通信费129.6元、综合增值服务费30元、上网及数据通信费2.95元。3、原审法院认定的邵湘艳被盗刷的金额为7712.97元证据不足。首先，邵湘艳主张称手机一直随身携带，除2015年12月1日在深圳、12月6日赴香港（未提供出入境记录加以证明）外，2015年11月至2015年12月7日期间其余时间均在湖南。然而，邵湘艳未能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案发时段其所在地为何处；况且，实名登记在邵湘艳名下的手机卡亦可交予其家人或朋友等人使用。邵湘艳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被盗刷的7712.97元”并非其本人或被授权人所使用或消费，即无法证明邵湘艳遭受了财产损失。其次，根据邵湘艳一审证据10及其陈述，邵湘艳于2015年12月7日办理了补换卡业务；因此，2015年12月7日当天及其后，邵湘艳银行卡的支出金额不应计入其主张的“财产损失”。因此，原审判决在无补充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邵湘艳所称的财产损失系盗刷金额，明显证据不足。
二、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
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系侵权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深圳电信向邵湘艳承担侵权责任须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一是深圳电信具有主观过错，二是深圳电信实施了侵权行为，三是邵湘艳存在损害后果，四是邵湘艳的损害后果与深圳电信的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本案中，深圳电信不存在主观过错，亦未实施侵权行为（见原审判决第六页第二段）；且根据邵湘艳提供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其遭受了财产损失（即无法证明银行卡被盗刷的事实，详见本上诉状第一部分第（二）3之理由）及该“损失”与深圳电信办理业务之间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一）深圳电信在业务办理过程中严格按照业务操作规范，不存在过错。首先，根据邵湘艳一审证据1-3显示，qq客服属于10000号业务办理渠道之一，3G升4G业务属于移动专项，鉴权规则为输入正确的客户密码；电信业务服务协议中已明确，凡使用客户密码定制、变更业务的行为均被视为客户或客户授权的行为。本案中，业务操作规范中并未要求办理升级4G卡业务需对客户本人进行提示，深圳电信是通过设定更为严苛的6位个性化客户密码以验证身份，进而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然而，案外人通过输入正确的涉案号码客户密码申办4G卡业务，其应视为邵湘艳授权的行为，深圳电信是严格按照业务操作规范受理该业务的，其中并不存在过错。其次，根据深圳电信一审证据4显示，2015年11月24日，涉案号码通过qq客服办理了升级4G卡业务，并通过了客户密码的验证。工作人员在确认了4G卡收件地址后，四次告知客户在领取4G卡时需要出示身份证原件，并告知客户4G卡会在3至5个工作日内给配送到。向通过身份验证的客户提供升级4G服务并进行配送是深圳电信的合同义务，至于客户最终是否可成功获得电话卡取决于其是否符合签收条件要求；深圳电信告知会在3至5个工作日内配送到，但并未同意“复印件传真给家人代领”的要求，即“配送电话卡”并不能等同于“可领取签收”。再次，根据深圳电信一审证据9显示，深圳电信在投递了UIM卡、温馨提示、4G自助换卡单张，实际配送4G卡时核对了机主本人证照并回收了证件复印件、签字确认的温馨提示；所核身份证原件及带回归档的身份证正面复印件与留存于深圳电信处的实名登记个人信息及证件（见上诉人一审证据6）一致；可见，深圳电信尽到了审慎的合理审查义务。此外，邵湘艳于2015年12月1日通过电话向深圳电信申请停机，而后深圳电信10000号客服又收到了通过身份验证的复机业务，即深圳电信办理该等业务符合规范、不存在过错。综上，深圳电信在为涉案号码办理3G升4G、配送并签收UIM卡、停复机业务时，严格按照业务操作规范，已尽到审慎的合理审查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深圳电信实施了疏于审核办卡人身份的消极侵权行为。（二）邵湘艳主张的财产损失与深圳电信办理4G卡业务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系因邵湘艳对其诸多个人信息保护及保管不善才泄露了重要隐私信息、直接导致了其所称的“银行卡盗刷”；故而邵湘艳应对此自行承担责任。首先，如上所述，邵湘艳提供的银行流水仅能证明邵湘艳的银行卡支出了涉案款项，无法证明涉案款项系案外人盗刷，即现有证据不能排除系邵湘艳本人或其授权人所为。其次，实现盗刷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案外人登录邵湘艳的微信及支付宝进行盗刷；二是案外人登录其自己的微信及支付宝，绑定邵湘艳银行卡进行盗刷。邵湘艳提供的银行流水单无法证明涉案款项是通过前述第一种方式实现盗刷的，若案外人是通过第二种方式进行消费，则邵湘艳主张的财产损失系因邵湘艳对自己重要个人财产信息保管不善所致，与深圳电信受理升级4G卡业务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若案外人采用的是第一种途径，则只凭借手机号也是无法完成盗刷的，具体分析如下：
1、案外人仅掌握涉案手机号码系无法通过支付宝盗刷邵湘艳的银行卡。众所周知，登录支付宝需输入用户名与密码，只有在手机号与支付宝绑定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手机号作为登录名登录支付宝。登录后，银行转账还必须输入支付密码，忘记支付密码可以重置密码，但重置密码时必须输入银行卡号与身份证号。因此，若邵湘艳未泄露其银行卡号、身份证号，仅凭借手机号是无法盗刷的。
2、案外人仅掌握涉案手机号码系无法通过微信盗刷邵湘艳的银行卡。同样，登录微信需输入用户名与密码，只有在手机号与微信绑定的前提下，才可使用手机号作为登录名登录微信；登录后，银行转账必须输入支付密码，忘记支付密码可以重置密码，但重置密码必须输入银行卡号、姓名、身份证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因此，若邵湘艳未泄露其银行卡号、身份证信息，仅凭借手机号是无法实现盗刷。
3、案外人无法通过手机号向银行查询银行卡号。
经向中国工商银行咨询，通过电话银行是无法获取邵湘艳的银行卡号信息；用户可以通过银行网点或网上银行查询银行卡号。首先，案外人所持的如为伪造的邵湘艳身份证，是无法通过银行网点查询；其次，通过网上银行查询，则必须输入登录名（手机号或身份证号或自定义的登录账号）及密码，若忘记登录密码，则必须输入卡号及证件号码。经向广发银行咨询，通过电话银行查询与手机号绑定的银行卡号，需输入查询密码；若忘记查询密码，可通过ATM机、银行网点或网上银行办理。案外人未持有邵湘艳的有效身份证、银行卡，无法通过ATM、网点重设电话查询密码，只能通过网上银行办理。然而，网上银行需输入登录名及密码，登录名为银行卡号、手机、登录名；若忘记登录密码，必须输入证件号码及银行卡号。因此，案外人即使拥有手机卡也是无法获取邵湘艳的银行卡号信息。
4、邵湘艳未及时采取修改登录密码等补救措施，应对涉案款项被盗刷承担全部责任。
若案外人在其他设备上登录邵湘艳的支付宝、微信，其支付宝、微信×××均会立即进行提示，告知邵湘艳“账号在其他设备登录，如非本人操作，请及时修改密码”。邵湘艳在收到提示后，未及时修改登录密码，保护支付宝、微信账号安全，应对最终导致的涉案银行卡被盗刷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因此，深圳电信认为：案外人仅掌握手机号码是无法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盗刷涉案银行卡，如该等款项确系被不法分子所使用，则是邵湘艳对其诸多个人信息保护及保管不善才导致重要隐私信息泄露，故而其应对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承担责任。深圳电信受理4G卡业务与邵湘艳银行卡被盗刷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邵湘艳起诉主张深圳电信承担侵权责任，应对构成侵权的四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邵湘艳所举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深圳电信严格按照业务规范办理业务、不存在过错，末实施侵权行为，且邵湘艳所称的财产损失与4G卡业务办理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深圳电信不应对邵湘艳所称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未综合全案证据查明客观事实，应当依法纠正。
被上诉人邵湘艳辩称，深圳电信当时推出的QQ补办电话卡业务因设计上存在缺陷，推出后即出现电话卡被冒领的情形，故不久即停办，我本人就是该业务的受害者。本案一审开庭时，深圳电信自称“已尽合理的审慎审查义务”，当时我提出三个问题：1、你方上门送卡的业务是你公司自己负责还是外包给快递公司？2、你方又如何核实领卡人是邵湘艳本人签领？是送卡人带上邵湘艳身份证复印件当面核实还是别的方式？3、领卡人的签名与邵湘艳本人的签名明显不同，你们又是如何审慎审查的？对方回答并不知晓送卡流程，须回去了解后答复。当时法庭决定休庭并要求其就审慎审查举证。到第二次开庭时，对方答复仅为：送卡业务已外包给快递公司。至于快递公司如何审慎审查，深圳电信没有任何答复。而此次上诉理由中，邵湘艳提出客服“四次告知客户领卡时需出示身份证原件”，以表明其履行了审慎审查义务，此理由纯属偷换概念。即便拟确实告知客户出示身份证原件，也不等同于客户领卡时就必然出示了身份证，更不等同于送卡人核实了领卡人的身份证且“证人合一”这才是审慎审查的实质要件。而且直到现在，深圳电信对其究竟如何进行审慎审查，又如何完成了合理义务仍就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二、上诉理由第一条是我当时办理电话卡时，只留存身份证复印件正面而非反面。我方起诉时提出，当时我在深圳电信办理停机手续时，在对方电脑中发现冒领人提供的身份证反面与我本人的不一致，要求电信公司拿出我的留存件比对，对方居然说除司法机关外，其他任何人，包括我本人都不允许调取。我只好用手机拍下来，用以证明电信公司未审慎核对身份证件。直至庭审结束，深圳电信从未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也从未见过留存在深圳电信的身份证复印件。退一万步说，假设深圳电信的此项上诉理由属实，一审时就应提出当时身份证复印件没有留存反面，无法比对。证据规则规定，除新证据外，二审法院不接受其他证据，诉讼当事人也可以拒绝质证。因为我的身份证复印件一致留存在深圳电信处。为避免上诉时才提出此项主张因违背证据规则，很可能不被支持的风险，深圳电信采用春秋笔法，提出一审判决遗漏了重要事实的理由，该理由隐喻着他们在一审中曾提出过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问题，只是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而已。庭审笔录可以证实，对我方提出的深圳电信未审慎核对身份证件的意见，庭审中深圳电信始终没作任何辩解，也始终没有否认。为掩饰自己的工作失误，弥补举证漏洞，深圳电信捏造了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的理由，把自己举证失误的责任推给一审法院，违背了民事诉讼应当诚实信用的原则。三、深圳电信还提出以下问题。简单回答如下：1、要求我证明银行卡被盗刷期间我的具体位置，并说明不排除我主动将卡交由家人或朋友消费的可能。银行卡被盗刷期间我的具体位置，这属于消极事实，不应由我举证。如同你家里被盗，要我证明被盗期间我不在现场，否则我就必须承担责任，这合理吗？其次，深圳电信认为不排除我主动将卡交由家人或朋友消费的可能。其本意就是说不排除我诈骗的可能，这里先不说深圳电信的诽谤，为这7000元，用七天时间，特意让人到海南去刷卡，连来回的成本都不够，况且判决还是个未知数可能吗？希望深圳电信讲话要有事实依据，符合常理。同时细心研究证据，不要信口开河。在这仅举牡丹卡明细一例，盗刷人刷卡十笔，前三笔都是刷一块，存一块，再刷一块，表明刷卡人是在试探这个卡能否用，也从侧面证实刷卡人并不知道卡能否正常使用。2、深圳电信提出，2015年12月7日当天的损失不应计入损失，因为我是7号补领的电话卡。看看判决认定的事实：邵湘艳7号补领了电话卡，开机后收到银行短信，这才知道卡被盗刷。更何况刷卡与收到短信有时间间隔，深圳电信该项理由不符合事实。3、深圳电信称银行咨询，并列举微信操作步骤等，说明光有电话卡这个要件无法盗刷，盗刷的主要原因是我泄露了银行卡、身份证等信息所致，应由我自己承担责任。上述理由回避了这个问题：如果刷卡人缺少电话卡，他能得手吗？从一审判决来看，是按多因一果的法律关系认定的，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而认定我负有信息保管不善的过错，是依据生活常理确定。但从谁主张，谁举证的角度看，我主张深圳电信发卡有过错，已经举证证明，深圳电信主张我信息保管不善，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所有损失应由其承担。考虑到我已回湖南老家，往返深圳成本太高，即使责任全部由对方承担，也得不偿失，因此放弃了上诉，但深圳电信凭借其本地诉讼方便，又是国企不计成本的优势，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
被上诉人邵湘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深圳电信赔偿邵湘艳被他人盗用银行卡支付损失7712.97元；2、免除189××××4149电话卡2015年12月份被盗用期间的电话费；3、深圳电信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湘艳于2009年10月31日至深圳电信处办理的189××××4149号码的开户业务，付款方式为银行划扣，邵湘艳留存了身份证复印件于深圳电信处。
深圳电信提交2015年11月24日其QQ客服办理业务记录，显示其QQ客服钟金梅收到QQ号22×××20将189××××4149号码升级4G卡的请求，并在线验证了客户密码，之后QQ号22×××20提供收取4G卡的联系人为：邵湘艳，身份证：，联系电话为135××××4877，配送地址为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葵兴新区三街4号。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深圳电信QQ客服钟金梅告知QQ号22×××20签收需要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QQ号22×××20询问是否可以由家人代领，深圳电信QQ客服钟金梅回答必须本人身份证原件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QQ号22×××20称需带身份证原件出差，传真身份证复印件给家人代领，要求客服进行办理，深圳电信QQ客服钟金梅回答4G卡会在3-5个工日给您配送到。
深圳电信提交签收回单及身份证复印件，显示“邵湘艳”于2015年11月27日签收了该卡，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背面有效日期为2005.12.23-2025.12.23，邵湘艳本人身份证有效期为2006.01.25-2026.01.25。邵湘艳主张系他人用伪造的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的签收。
经深圳电信核实189××××4149升级的4G卡开通日期为2015年11月30日。邵湘艳于2015年11月30日发现其189××××4149号码无法使用后，其本人于2015年12月1日16:31分办理了申请停机。深圳电信主张邵湘艳停机后，又于2015年12月1日下午17:36分在营业厅前台办理了复机业务。深圳电信庭后又提交情况声明主张系通过IM客服办理的复机业务，但深圳电信未能提交邵湘艳办理复机业务的业务登记单。
邵湘艳主张其工商银行62220×××88083的卡绑定了微信支付，其广发银行6225551271084004卡绑定了支付宝。邵湘艳提交交易流水和交易证明，主张在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7日之间工商银行卡发生24次被盗支付，金额1459.38元；广发银行发生34次被盗支付，金额6253.59元，损失金额共计7712.97元。广发银行交易证明还显示2015年12月6日，有三笔在香港进行的交易，邵湘艳确认当日其在香港，三笔交易均系其本人消费的。邵湘艳于2015年12月9日办理了上述广发银行卡的网银密码重置，2015年12月12日挂失了上述工商银行卡。
邵湘艳提供其语音通信详单、上网及数据通信详单均显示189××××4149号码在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7日之间所有语音呼叫及上网地点均为海南。2015年12月涉案号码的实际消费金额为191.49元，其中套餐费30元，语音通信费129.6元、综合增值服务费30元、上网及数据通信费2.95元。2015年12月7日15:15分，邵湘艳到深圳电信营业厅办理了换卡业务。
2015年12月11日，邵湘艳到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报案，福田派出所出具了《报警回执》一份。
邵湘艳主张，其2015年12月1日在深圳办理了189××××4149号码停机业务，12月6日去香港，2015年11月至2015年12月7日其余时间均在湖南，手机也随身携带。深圳电信没有遵守审核义务，导致邵湘艳的电话卡被他人获取，利用电话卡支付了相关款项，造成邵湘艳损失。从银行卡号及电话记录，证明是通过打每一家银行电话号码查邵湘艳的帐号。因深圳电信的过失使他人获得电话卡，导致邵湘艳造成损失，邵湘艳的损失与深圳电信的过失有因果关系，因此应由深圳电信承担责任。
深圳电信主张，只通过手机短信是无法实现资金的消费或划扣的全过程，如涉案款项确是被不法分子所使用，则是邵湘艳对其个人诸多信息保管不善才导致重要信息被泄露，故邵湘艳应对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承担责任。深圳电信作为电信运营商，在对业务办理人证件、签名的合理审查标准方面不可要求与银行等涉及人民财产安全的金融机构严格程度相一致。而且我方在办理涉案业务时已尽量到了审慎的合理审查义务，不存在过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邵湘艳与深圳电信确认双方之间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公安机关已受理邵湘艳的报警，但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尚未抓获归案且身份信息不明，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但邵湘艳与深圳电信之间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深圳电信应当就邵湘艳的信息安全承担相应合同义务。本案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具体方法是使用邵湘艳电信服务密码通过深圳电信服务号码申领邵湘艳手机号码备卡，深圳电信邮寄备卡后，侵权人激活该备卡，再使用盗用的邵湘艳手机号码登陆邵湘艳微信、支付宝进行盗刷。
一方面，在本案中，深圳电信在办理升级4G卡时未对邵湘艳本人进行过任何提示，没有发送提示短信，亦没有打电话核实。从深圳电信提交的QQ业务办理记录可以看出，冒领人仅以身份证复印件要求领取升级189××××4149号码4G卡，深圳电信QQ客服也同意了，深圳电信在189××××4149号码4G卡送达时没有尽到审慎义务，且在邵湘艳于2015年12月1日申请停机后，邵湘艳马上又办理了复机，且庭审陈述与庭后说明均不一致，因为深圳电信多次工作失误是造成了邵湘艳的损失的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该侵权行为实施的关键在于掌握了邵湘艳的电信服务密码。退一步而言，即使深圳电信在办理备卡送达时没有尽到谨慎义务，但邵湘艳被他人盗用手机号码登陆微信、支付宝盗取金额的前提是邵湘艳开启了微信、支付宝功能，并非被他人盗用手机号码产生的必然损害结果。
故法院酌定对邵湘艳的损失，邵湘艳、深圳电信应该各承担50%的责任。邵湘艳被盗刷造成损失7712.97元，深圳电信应赔偿邵湘艳损失3856.5元。189××××4149号码2015年12月的消费金额为191.49元，因该号码在2015年12月期间部分时间为邵湘艳本人所使用，法院酌定深圳电信应支付邵湘艳电话费96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深圳电信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邵湘艳损失3856.5元；二、深圳电信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邵湘艳189××××4149号码2015年12月的消费96元；三、驳回邵湘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邵湘艳负担25元，深圳电信负担25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更换手机后微信登陆需重新输入登录名、微信密码，重置微信密码还需正确识别原客户两个好友头像才能完成。支付宝重置密码必需重新输入银行卡号、身份信息才能完成。
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系侵权之诉。本案中邵湘艳的手机卡被他人冒领，由此导致银行卡中存款被支走，冒领手机卡的人是当然的侵权责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作为电信服务商的深圳电信应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主要考量两个方面：一、深圳电信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二、深圳电信的过错与邵湘艳的损害是否有因果关系。
一、深圳电信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
本案纠纷因深圳电信为邵湘艳升级电话卡而起，因此应从深圳电信在办理升级业务中是否存在过错予以分析。首先是受理程序，深圳电信客服人员通过QQ受理了办理电话卡升级申请，并通过验证客户预先设定的密码，确认无误后，予以受理，处理程序合规合理。其次，对于升级卡送达的问题。根据电信公司的业务服务协议第2.1.1条规定：个人客户办理业务登记时，应当提供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原件，委托他人办理业务的，代办人应同时提供委托人、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深圳电信客服在向申请换卡人予以说明时也强调了这一点，但在客户言辞训斥时，客服予以让步，同意客户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即可。后深圳电信通过深圳市鸿桥服务外包集团有限公司进行送达，送达人员核验了邵湘艳的身份证复印件，但对代收人的身份未予核验，且所核身份证复印件与邵湘艳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有异。本院认为深圳电信在送达升级卡的过程中存在未审慎审查办理人身份的过错。
二、深圳电信的过错与邵湘艳的损害是否有因果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深圳电信在办理换卡业务当中存在未认真审查代收升级卡人身份的过错，但深圳电信的上述过错并不必然导致邵湘艳财产的损失，如果邵湘艳不泄露其微信登陆信息、银行卡信息、身份信息，即使犯罪嫌疑人持有其升级的电话卡也无法通过微信支付、支付宝完成窃取邵湘艳财物的行为，邵湘艳泄露自己微信、银行卡、支付宝、身份等信息，是导致其财产损失必不可少的环节，即邵湘艳泄露自己信息的行为与其财产遭受损害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而深圳电信的过错与邵湘艳的损害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因此深圳电信不应对邵湘艳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深圳电信的上诉理由成立，其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1459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邵湘艳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邵湘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 勇 忠
审判员 袁 劲 秋
审判员 刘付伟贤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彭 乐 程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