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25民初1044号
原告唐应学，男，1970年10月28日生，汉族，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玉山镇。
委托代理人蒋波，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0278606。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王松，男，1970年12月9日生，汉族，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玉山镇。
委托代理人梁贵印，贵州江桥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7199310249799。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王福荣，女，1962年3月22日生，汉族，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玉山镇。
第三人王福平，女，1964年4月23日生，汉族，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鱼河乡。
第三人王福群，女，1966年10月6日生，汉族，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鱼河乡。
第三人王福先，女，1971年12月20日生，汉族，贵州瓮安人，住所地四川省西充县晋城镇。
原告唐应学诉被告王松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3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卢昌劲于2017年4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四名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开庭审理时除第三人王福先未到庭参加诉讼外，其余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2017年5月31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除被告王松未到庭参加诉讼外，其余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一家原属瓮安县木引乡白岩村火石坪村民组人，因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不利于人居发展。2006年，在国家随迁政策下，原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被告称自己经商，土地、山林、房屋无人耕管，愿意将房屋出售、田土山林转包。经双方协商，被告将其承包地（除石包田外）、山林转包给原告，并将房屋出售给原告，共计作价18080元，被告带原告到村民组一户一户的进行公示，并将权利凭证交付给原告。原告实际占有房屋，并耕管田土山林达十年之久。2015年，全县进行土地确权登记，被告不予配合，干涉确权工作，影响原告正常生产。故起诉，请求法院认定原、被告所签订的农村土地、山木经营权转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成立有效；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转让合同；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王松辩称：第一，根据原告诉求，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个是买卖合同关系，故我方认为本案应该只审理一个法律关系，请法院明确；第二，原告诉求确认的合同没有写清楚是何年何月何日签订的合同，所涉及合同指向不清楚；第三，原告主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未得到发包方的同意，未得到发包方同意的土地经营权转让的合同依法归于无效，所以我方认为原告主张的该合同无效；第四，原告所主张的土地山林其承包人在第一、二轮土地承包中是七个人，第二轮土地承包签订后，王松的父母去世，就只有五个人，王松对5人承包的土地是没有处分权的。综上，请求法院认定原被告所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
第三人述称：我们的土地我们自己种，我们不承包给任何人。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被告身份证户口册复印件，证明原被告身份；2、土地山林协议书，房屋转让协议书复印件，证明被告转让自己户下土地、山林的事实和内容；3、收条复印件，证明原被告就土地、山林、房屋转让行为已交付成立的事实；4、《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退耕还林证复印件，证明被告转让土地、山林、房屋是自己的真实意思和完成了交付的事实；5、玉山镇苟家庄村委会证明、江界河镇沿江村委会证明，证明村集体同意被告土地转让事实和土地的具体面积，符合农村土地、山林、房屋转让的法定条件，证明原告是在国家政策允许情况下合法迁出，并经国家相关组织登记；6、公示证明，证明转让事实经土地所有人同意（村集体）并在全村公示的事实；7、完税（减免税）证明、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就自己房屋转让事宜经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了登记并完成了相关税费；8、粮种补贴存折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土地转让行为经被告同意并签字分割，也征得村支两委同意并上报地方粮种下发财政部门；9、向成华、徐永祥、蒋知伦三人的证言，证明双方交易的过程。
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3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签订三份协议书的事实无异议，2006年9月30日前签订的协议已经被2006男9月30日签订的涉及房屋和土地协议所包含；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林权证上明确的土地所有权人均是被告王松而不是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名字也是王松，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证来源合法性存疑，2005年8月21日瓮安县林业局对该林权证进行了遗失公告；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得到发包方的同意的事实，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应该向村委会提交书面申请，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村委会同意原被告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对6号证据，公示证明不符合书证的法律构成要件，不是王松或原告涉及房屋转让时的公示，作为土地经营权的转让，法律没有规定以公示作为生效要件，同时，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仅这些证人的照片不能确认证明的真实性；对7号证据，完税证明只能证明原告交了税，完税不等于物权的转移，土地的使用者和房屋的所以人仍然是王松；对8号证据，土地是属于原告在管理，原告得到相关补助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相关依据；对9号证据，证人作虚假陈述。
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3号、4号、5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我们不清楚；6号证据不真实；对7号、8号、9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人是王松；2、承包耕地情况登记表，证明王松所承包的土地、林地总的承包人是七人，即被告、第三人及被告父母，该证据和原告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内容一致，证明本案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是被告和第三人的；3、村委会证明，证明争议土地的承包人是本案的第三人和被告；4、证明，证明原告不属于移民，原告在原所在地的承包地已经经过确权，并没有丧失；5、林权证遗失公告，证明原告提供的林权证不是被告交付给他的，当时被告的林权证已经丢失；6、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一轮公示表，公示了被告和第三人承包土地的基本信息；7、张羽写的证明材料，张羽系原玉山镇政法委书记，分管移民工作，现为玉山镇工会主席，证明内容为原被告向其咨询移民等问题，已告诉原被告该行为不属于移民问题，土地不能买卖。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2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和1号证据一致，基于王松名下的土地发生的买卖，所以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3号证据，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按照刚才被告陈述的土地承包人是7人，但是该证明上的承包人是6人，而且村委会出具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证明，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对4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证明目的；对5号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协议签订的时间已经十年，且瓮安周讯的报刊并非权威媒体，范围有限，所以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6号证据，第三人的承包土地仍然在其名下，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关于王松的信息，我们已经向玉山政府提出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林地的信息的质证意见与前面一致；对7号证据，第一，该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才具有效力，对该证据合法性存疑；第二，该证据内容与国家的政策和当地政府的政策不符，不具关联性。
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双方提交的证据较多，且有的证据互相矛盾，不宜一一分析，在本院认为部分充分阐述是否采纳的理由。
经审理查明：被告王松与四名第三人系兄弟姐妹关系，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在瓮安县玉山镇××村大岩组以户为单位承包了土地。四名第三人结婚后均将户籍外迁。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王松为户主的家庭承包的田有石包田、兰坳、长田、当门秧地、桐籽湾等；土有魏家山、大坡一行、大坡二行、大坡下行等，承包耕地情况登记表上载明人口5人，其中劳动力2人。王松有位于瓮安县玉山镇××村大岩组建筑面积为98平方米的房屋，用地面积223.2平方米，持有集体土地使用证。因国家的随迁政策，原告唐应学就想迁出瓮安县木引乡白岩村火石坪组，经人介绍，原告唐应学与被告王松就土地、房屋的相关事宜达成了合意。2006年7月唐应学搬入被告住宅入住，其时被告母亲也住在此处。2006年9月21日，唐应学将户籍从瓮安县木引乡白岩村火石坪组迁到瓮安县玉山镇××村大岩组，公安机关办理了户籍登记。2006年9月26日，原告唐应学与被告王松就田土、山林、房屋转让达成二份协议，《土地山林协议书》明确王松自愿将田（兰坳田、长田、当门秧地、桐籽湾）、土（魏家山、大坡、大坡、大坡）、山林（如退耕还林后有所变动退还给王松，王松就将全部退耕还林给唐应学，目前每年各1/2）转让给唐应学，但未明确流转金额；《房屋转让协议书》明确王松将房屋转让给唐应学及四至边界，宅基地权属证书王松转给唐应学，除王松、唐应学签名捺印外，还有旁证多人签名。王松将相关权利凭证交给了唐应学，同时在土地承包证上注明“石包田除外，其他土地权属承包给唐应学，退耕还林1/2分成”，并签名捺印。2006年9月30日，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王松将房屋、宅基地卖给唐应学，并明确了四至边界；山林、土地（石包田除外）永久承包给唐应学耕管，共计作价人民币18080元，同日王松出据了收条。王松还带唐应学在邻里走动，让邻里与唐应学认识。王松还将种粮补贴分割，唐应学耕种土地的种粮补贴，由唐应学领取。多年来，被告及第三人未提出异议。2015年7月16日，王松以土地承包证遗失为由提出申请，苟家庄村委会证明后，瓮安县林业局于2015年8月31日在《瓮安周讯》上刊登了王松林权证遗失作废的公告。2015年政府土地确权，王松未配合原告办理相关手续，原告就以前述理由诉至本院。
本院确认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在卷为凭，并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唐应学将户籍迁入玉山镇苟家庄村大岩组，成为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农民集体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之规定，原告唐应学有权承包玉山镇苟家庄村大岩组的土地。唐应学提交的转让协议及收条，被告王松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双方对土地、山林的经营权流转和房屋、宅基地的转让达成了协议并实际履行。王松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唐应学，其行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之规定，苟家庄村委会的证明及粮种补贴的分户领取，证明苟家庄村委会对双方承包地流转的认可。被告王松提交土地承包合同书和承包耕地情况登记表，只能证明在1998年时承包人是王松，因王松与唐应学的流转行为在后，未进行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规定，登记是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苟家庄村委会于2017年3月29日给被告王松出具的证明，只能证明本案被告王松及四名第三人参加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却证明了第二轮承包时是以王松为户主承包了诉争的土地；被告提交的沿江村委会的证明，证明唐应学原承包地未收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之规定，且唐应学的户籍未迁入设区的市，故唐应学可以在沿江村享有承包地。被告提交的林权证遗失公告，因被告王松于2006年9月26日亲笔在土地承包证上注明“石包田除外，其他土地权属承包给唐应学，退耕还林1/2分成”，并签名捺印，足以证明当时王松将相关权利凭证交给了原告唐应学，而在2015年7月16日又称土地承包证遗失进而申请补办，违反了诚实信用之原则，故对该公告，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一轮公示表，足以证明王松流转的土地经营权不包含第三人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因张羽未到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其证言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原告唐应学与被告王松分别签订了三份协议，庭审中原告要求以第三份（2006年9月30日订立）的内容为准。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承包户姓名是王松、林权证上的姓名是王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之规定，王松可以将其经营权流转；宅基地使用人的姓名是王松，唐应学的户籍已迁入，王松转让宅基地及房屋不违反法律规定，故王松的转让行为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被告称本案涉及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一个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另一个是买卖合同关系，故要求只审理一个法律关系的辩称意见，本案确实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双方当事人相同，且不同的内容写在一份协议里，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和节约司法资源，本院认为可以一并处理。原告的两个诉讼请求，第二个诉讼请求是以第一个诉讼请求为基础，且庭审中原告要求确认2006年9月30日协议的效力，故第二个请求无审理之必要。因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宅基地证上的姓名均为王松，唐应学有理由相信王松具有处分权，如四名第三人认为王松的行为损害其利益，可另行主张权利。被告王松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缺席审理。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唐应学与被告王松于2006年9月30日订立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
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6元，由被告王松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预缴上诉费（按不服判决部分的金额计算交纳），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义务，权利人可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判员 卢昌劲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孟锦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