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民四终字第12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邦杰，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于佳平，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磊，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禹，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王辉，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邦杰因与被上诉人刘晓禹海域使用权征用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2）开民三初字第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邦杰的委托代理人于佳平、姜磊，被上诉人刘晓禹的委托代理人王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刘晓禹原审诉称，2003年5月起，被告将依法取得的334亩海域使用权租赁给原告使用，由原告个人投资养殖海湾扇贝，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2005年，因大宇造船厂建设项目，上述海域使用权被收回。经评估，原告养殖的334亩海湾扇贝补偿款为891637.50元。由于被告是登记的海域使用权人，因此被告作为被拆迁人与农海局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现在被告已经领取了全部补偿款，包括应属于原告所有的334亩海湾扇贝补偿款。被告对原告隐瞒了已经领取补偿款的事实，且至今没有将属于原告所有的补偿款返还给原告。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返还补偿款891637.50元，并支付利息，自法院立案受理之日起至被告付清补偿款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原审被告刘邦杰辩称，一、刘晓禹免费使用涉案海域，双方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不存在租赁合同，且原告已明确表示同意将20000笼物资在评估时算作被告的资产，现原告要求返还补偿款的理由和事实没有依据。二、被告没有因拆迁补偿行为而获得不当利益，原告没有因此遭受任何的损失，原告要求返还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起被告刘邦杰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石屋营居民委员会外海承包海域，从事海产品养殖。2003年5月6日，被告刘邦杰与原告刘晓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刘邦杰将自己承包海域中的334亩筏式养殖区租赁给原告刘晓禹使用，刘晓禹用于养殖港湾扇贝，原告刘晓禹每年支付给被告刘邦杰租赁费10000元。租赁协议签订后，原告刘晓禹自2003年5月开始在该海域养殖海湾扇贝。被告刘邦杰承包的海域（包括原告刘晓禹租赁的海域）于2005年8月份列入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宇造船）涉海拆迁范围，同期经山东海事司法鉴定中心评估勘验，结果为：实养面积403亩，其中栉孔扇贝半人工采苗69亩，海湾扇贝养殖334亩，空架待养海域414亩。2006年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涉海拆迁工作组对上述海域进行了勘验核实，结果为：实养面积159亩，待养面积245亩，空海面积188亩。2007年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与海洋渔业局（以下简称烟台开发区农海局）对刘邦杰筏式养殖实施拆迁补偿时，刘邦杰对2006年涉海拆迁工作组勘验的结果不服，理由是：从2003年5月开始就将其中334亩海域租赁给刘晓禹使用，2005年专家评估时刘晓禹正在养殖海湾扇贝，2006年为配合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涉海拆迁，刘晓禹停止使用该海域，并向涉海拆迁工作组出具了刘邦杰与刘晓禹签订的租赁合同。经调查属实，并经工作组审核同意，将刘晓禹2005年在刘邦杰海域养殖海湾扇贝的20000笼，作为2006年刘邦杰的待养面积，经调整后，刘邦杰承包海域2006年涉海拆迁工作组勘验面积为：实养面积159亩，待养面积470亩，空海面积188亩。2007年4月10日，原告刘晓禹向烟台开发区农海局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当年在石屋营刘邦杰海区养殖扇贝2万笼，2005年评估算刘邦杰的评估，但在2006年贵局勘验时，我已全部搬回，物资收归我厂，我同意20000笼物资算作刘邦杰的。关于该证明，烟台开发区农海局出具说明：根据开发区涉海拆迁的有关规定，农海局只与海域使用权人签订筏式养殖拆迁补偿协议，因此，根据刘邦杰提供的从2003年开始就将334亩海域租赁给刘晓禹使用的事实，责成刘晓禹出具相关证明，2007年4月10日刘晓禹向我局拆迁办提供了证明材料，同意将其在334亩海域养殖的2万笼海湾扇贝及养殖物资计算在刘邦杰名下，补偿款领取后，分配方案由刘邦杰与刘晓禹自行达成协议。原告刘晓禹出具该证明后，烟台开发区农海局最后确认刘邦杰名下养殖面积为实养面积403亩，待养面积226亩，空海面积188亩。经原审法院调查烟台开发区农海局拆迁办公室主任曲明松，其陈述刘邦杰的21800个养成笼和刘晓禹的20000个养成笼，具体哪些对应实养面积，哪些对应待养面积无法确定。原审法院将其证言在庭审中质证后，曲明松又出具证言一份，认为刘晓禹的20000笼折算225亩待养面积。2008年1月22日，被告刘邦杰与烟台开发区农海局签订了筏式养殖拆迁补偿协议，实养面积403亩中，有证面积200亩，其中栉孔扇贝69亩，每亩补偿5024元，共计346656元；海湾扇贝334亩，其中有证部分131亩，每亩3835元，共计502385元；无证部分203亩，按照50%计算，为389252.50元；待养面积226亩，补偿数额为133679元。以上补偿款共计1371972.50元，扣除2005年海域使用金6290元和2006年海域使用金12580元，加上退还海域使用金376元，实际共补偿1353478.50元。该协议经公示后，2008年4月3日，被告刘邦杰领取了补偿款1353478.50元。
原审法院认为，海域拆迁补偿是指相关权利人在海域被征收时所获得的财产补偿。本案中烟台开发区农海局对涉案海域进行征收时，对海中的养殖物和养殖物资进行补偿。被告刘邦杰所领取的补偿款中，包含原告刘晓禹养殖物资对应的补偿款，对于该部分补偿款，被告刘邦杰应当予以返还。被告刘邦杰抗辩称原告刘晓禹向烟台开发区农海局出具的证明是放弃补偿款，但根据烟台开发区农海局的证明，烟台开发区农海局是在被告刘邦杰对勘验结果不服提出异议时，责成刘晓禹出具相关证明，将20000笼海湾扇贝及养殖物资计算在刘邦杰名下，补偿款领取后由刘邦杰与刘晓禹自行分配，由此可见，该证明是应烟台开发区农海局要求所开具用于计算补偿款数额的，并非放弃或者分割补偿款，烟台开发区农海局对于该证明的解释也是领取补偿款后由刘邦杰与刘晓禹自行分配，因此，对于被告该抗辩，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刘邦杰抗辩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涉案补偿款虽经政府公示，但是并未说明何时发放。原告主张2012年8月份才知道被告领取了补偿款，被告对此不认可，但被告既没有提交被告领取补偿款后告知原告的证据，也没有提交原告知道被告何时领取补偿款的证据，因此原告起诉并不超过诉讼时效，对于被告该抗辩，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关于陆地清点的刘邦杰的21800个养成笼和刘晓禹的20000个养成笼，具体对应实养面积还是待养面积，曲明松证言前后不一致，法院以第一次调查其时所作证言为准。因无法确定刘邦杰的21800个养成笼和刘晓禹的20000个养成笼，具体对应实养面积还是待养面积，法院按照比例予以分割。根据筏式养殖补偿情况表和筏式养殖勘测补偿明细表，刘邦杰原有101个实养架子，对应159亩实养面积，陆地清点刘邦杰21800个笼子和刘晓禹20000个笼子后，调整为实养面积403亩。因此，69亩栉孔扇贝系被告刘邦杰所养，131亩有证面积中，90亩原属被告刘邦杰，其他41亩有证面积，加上203亩无证实养面积、226亩待养面积，属于陆地清点的刘邦杰21800个笼子和刘晓禹20000个笼子对应的实养面积。41亩有证实养面积补偿款为157235元，203亩无证实养面积补偿款为389252.50元，226亩待养面积补偿款为133679元，共计680166.50元，按照21800笼和20000笼的比例，归原告刘晓禹20000笼对应的补偿款为325438元。该款被被告刘邦杰领取，被告刘邦杰应当返还给原告。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其它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19日判决：被告刘邦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晓禹补偿款325438元，并以325438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刘晓禹支付自2012年11月13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如果被告刘邦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16元，保全费3020元，共计15736元，由原告负担9993元，由被告负担5743元。
宣判后，上诉人刘邦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依法取得拆迁补偿款，被上诉人要求返还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拆迁补偿对象。海域拆迁补偿是指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从事渔业生产（包括养殖、捕捞）的海域滩涂使用权人在海域滩涂被征收时，所获得的财产补偿。上诉人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上诉人所属海域的拆迁补偿款应归上诉人所有。2、被上诉人已同意将20000笼物资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要求返还补偿款没有事实依据。烟台开发区农海局无权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进行证明，更无权对补偿款如何处分进行歪曲解释。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海域租赁合同，但实际上被上诉人免费借用涉案海域，从未向上诉人支付过租金，双方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2007年4月10日被上诉人向烟台开发区农海局出具的书面证明中明确载明“同意2万笼物资算作刘邦杰的。”证明被上诉人同意其养殖海区的补偿款归上诉人所有。烟台开发区农海局出具的说明，超越其职能范围，应属无效行为，不具有证明力。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应依照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为准。3、原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2005年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海局对上诉人的受偿海域进行评估时，将涉案海域计算在内，此时被上诉人就已经明知涉案海域的补偿款计算在上诉人名下。2007年4月10日被上诉人向农海局出具证明时，明确表示将涉案补偿款算作上诉人的，根据该证明，被上诉人在2007年4月10日已经明确得知涉案海域的补偿款将被农海局依法认定归上诉人所有，但被上诉人未向农海局提出任何异议，也未否定该补偿认定结果，反而以书面证明的方式协助农海局将涉案补偿款认定为上诉人所有。2007年12月21日农海局发布公示，将包含涉案海域在内的相关海域的补偿对象和补偿金额等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日期为2007年12月21日至12月28日。被上诉人如认为补偿款应归其所有，应在2007年12月28日前向农海局或涉海拆迁工作组提出异议。而且被上诉人于2007年2月2日就其自有海域补偿问题与烟台开发区农海局签订了补偿协议，且于2007年2月14日领取补偿款。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知道补偿款的领取时间与事实不符。
被上诉人刘晓禹答辩称，1、双方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双方属于租赁合同关系，而非借用关系。上诉人将部分海域租赁给被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在所租赁海域进行海湾扇贝养殖，被上诉人系实际经营使用权人，在海域被征收时，自然有权获得属于自己的养殖物和物资的拆迁补偿款。2、被上诉人同意将自己所有的20000笼海湾扇贝物资计算在上诉人名下，只是同意以上诉人作为被拆迁人统一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海局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统一领取拆迁补偿款，并不代表被上诉人放弃属于自己所有的补偿款，更不代表被上诉人同意赠与上诉人所有。3、根据证人曲明松的证言，涉海拆迁补偿要经过很多程序，时间较长，因此，被上诉人不清楚烟台开发区农海局何时与上诉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更不清楚上诉人何时领取了补偿款，且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已于2008年4月3日领取了补偿款。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供烟台开发区农海局出具的“刘邦杰筏式养殖拆迁补偿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根据《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涉海拆迁暂行规定》第三条第六款的规定：“被拆迁人为依法获得被拆迁项目使用权的法人或业主，拆迁人组织对被拆迁人拆迁项目进行现场勘验评估，并同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被拆迁项目存有承包或租赁关系的，签订协议时，必须提供双方达成的补偿款申领协议。被拆迁项目存有争议的，拆迁补偿金依法提存，待争议解决后发放。”因此，在海域拆迁过程中，海域承租人对于拆迁补偿款的发放对象及金额有争议的，可向我局提出异议，所涉款项将被封存。自刘邦杰筏式养殖项目拆迁补偿工作开始之日包括公示期间，直至今日刘晓禹没有向我局提出过任何异议，也从未要求提存所涉补偿款。2007年，在对刘邦杰筏式养殖海域进行评估勘验过程中，为了清点物资数量，刘邦杰与刘晓禹在我局书写书面证明，刘晓禹明确表示同意将2005年在刘邦杰海域养殖海湾扇贝的2万笼物资算作刘邦杰的，为此经涉海拆迁工作组查实后，将上述2万笼计入刘邦杰的物资予以补偿，并于2007年12月21日发布公示，公示期内无人向我局提出异议。刘邦杰作为拆迁海域使用权人，我局依据《海域法》及《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与其签订筏式养殖拆迁补偿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以上说明皆属实，特此说明。二0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涉案海域拆迁补偿款是否有被上诉人刘晓禹的份额。2、被上诉人刘晓禹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的需要，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法收回海域使用权。依照前款规定在海域使用权期满前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对海域使用权人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虽然上诉人拥有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3年5月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明确载明上诉人将其承包海域中的334亩筏式养殖区租赁给被上诉人养殖海湾扇贝，每年租赁费10000元，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在原审审理中提供的烟台开发区农海局出具的“刘邦杰筏式养殖拆迁补偿情况说明”中明确载明“2007年在对刘邦杰筏式养殖实施拆迁补偿时，刘邦杰对2006年涉海拆迁工作组勘验的结果不服，理由是从2003年5月开始就将其中334亩海域租赁给刘晓禹使用，2005年专家评估时刘晓禹正在养殖海湾扇贝，2006年为配合大宇造船涉海拆迁，刘晓禹停止使用该海域，并向涉海拆迁工作组出具了与刘晓禹签定（订）的租赁合同。经调查情况属实，且他们二人对于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以及刘晓禹养殖海湾扇贝的面积等事实均表示认可，没有争议。由此经工作组审核同意，将刘晓禹2005年在刘邦杰海域养殖海湾扇贝的2万笼，做为2006年刘邦杰的待养面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诉人在原审审理中提供的烟台开发区农海局于2013年1月18日出具的“刘邦杰筏式养殖拆迁补偿情况说明”中明确载明“2007年，在对刘邦杰养殖海域进行评估勘验过程中，为了清点物资数量，刘邦杰与刘晓禹在农海局书写书面证明，刘晓禹明确表示同意将2005年在刘邦杰海域养殖海湾扇贝的2万笼物资算作刘邦杰的。”根据上述证明材料，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双方系无偿借用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于2007年4月10日出具的证明中虽然表示20000笼养殖物资算作上诉人的，但该证明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放弃相应补偿权利的依据。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认定涉案海域拆迁补偿款有被上诉人的份额，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虽然上诉人与烟台开发区农海局于2008年1月22日签订筏式养殖拆迁补偿协议，并于2008年4月3日领取补偿款1353478.50元，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何时与烟台开发区农海局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以及何时领取补偿款，因此，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刘邦杰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12716元，由上诉人刘邦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天松
审判员 刘海波
审判员 张莉莉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姜永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