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湖民终字第6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菊。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新良。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新成。
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倪小明，浙江东方绿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新红。
委托代理人：高勇年，浙江东唐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惠林。
上诉人王洪菊、胡新良、胡新成（以下简称王洪菊一方）因与被上诉人吴新红、徐惠林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5）湖浔双民初字第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新良、胡新成，胡新良、胡新成、王洪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倪小明，被上诉人吴新红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勇年，被上诉人徐惠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15日7时20分许，王洪菊一方的近亲属胡伯民驾驶电动三轮车载胡冯冰在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平墩村浑水兜路段行驶时发生车辆侧翻，造成胡伯民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2015年3月4日，南浔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2015年1月15日7时20分许，吴新红驾驶湘B×××××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有在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平墩村浑水兜路段行驶时超越胡伯民所驾驶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的唯一可能，但两车无明显接触痕迹，且胡伯民死亡原因无法确定，无法查清该交通事故的全部事实，无法认定吴新红、胡伯民具体事故责任。”湘B×××××正三轮载货摩托车系吴新红所有，该车未投保交强险。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为一般侵权责任纠纷，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一方应当举证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及损害后果，并证明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事发时段吴新红是否存在超车行为；若存在超车行为，胡伯民死亡与吴新红超车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王洪菊一方主张事故证明中交警已认定超车“唯一可能”，但该“唯一可能”仅仅是交警部门对超车唯一性所作的推测，且监控显示事发时段确有其他车辆通过，而且即使存在超车行为，也并不必然导致胡伯民车辆侧翻，故无法单独作为认定存在侵权行为及因果关系的依据。王洪菊一方主张吴新红超车时与胡伯民的电动三轮车发生刮擦，造成电动三轮车侧翻，最终导致胡伯民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但其既未提供证据证实两车实际发生刮擦，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胡伯民死亡与车辆侧翻受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外，胡伯民就诊病历记载其原有高血压史，其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分析意见为无法分析其死亡原因，现王洪菊一方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近亲属胡伯民死亡系吴新红超车行为所致。故王洪菊一方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洪菊、胡新良、胡新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70元，财产保全费220元，合计诉讼费3390元，由王洪菊、胡新良、胡新成负担。
宣判后，王洪菊一方不服，向本院上诉称：根据一审法院向南浔区交警部门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证实，事发路段地上有胡伯民的血迹，吴新红提供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也证实胡伯民身上有血迹，虽然因为没有对死者进行尸体解剖，交警部门无法判断死亡原因，但是从千金卫生院的病例记载可以看出，胡伯民在送往千金医院治疗时已经不治身亡。交警部门根据现场调查、调阅监控及询问有关当事人，得出吴新红事发当时存在超越胡伯民驾驶的三轮车的唯一可能的结论，该结论是有证据支持的。吴新红虽然否认，但没有证据推翻该认定。鉴于胡伯民已经死亡，而现场又无其他目击证人还原事故经过，唯一在场的只有胡伯民的孙子胡冯冰及吴新红，因此不能排除吴新红为了逃避责任没有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可能。胡冯冰的笔录陈述吴新红驾驶的摩托车超车后，胡伯民驾驶的电动车就翻了的事实与监控录像能互相印证。虽然无法证明吴新红的车辆与胡伯民的三轮车有刮擦，但从现场图反映，胡伯民是靠道路右侧骑行的，而且地上有很长一段的三轮车与地面的刮擦痕迹。如果胡伯民自己翻车，三轮车不会在地上有这么长的刮擦距离，显然与受到外力作用有关，这充分证明胡伯民的翻车与吴新红的超车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吴新红驾驶的摩托车装置不全，且未投保交强险，即便吴新红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吴新红也要在交强险理赔范围内全额承担胡伯民的赔偿费用。退一步讲，即便吴新红没有事故责任，也应在交强险无责赔付范围内赔偿胡伯民的损失。所以，判决吴新红不承担事故赔偿责任与相关法律规定相悖。吴新红在交警部门的笔录中明确承认一直为徐惠林送货，事发时也是到徐惠林处去装货，因此吴新红与徐惠林之间系雇佣关系，故如吴新红应负本次事故赔偿责任的话，徐惠林作为雇主应与吴新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令吴新红、徐惠林连带赔偿其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335986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新红、徐惠林承担。
吴新红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首先，王洪菊一方没有证据证明胡伯民死亡与其诉称的车辆侧翻受伤之间有因果关系，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在构成要件中，损害结果与损害事实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但本案中胡伯民的死亡原因不明，且王洪菊一方申请对胡伯民不进行解剖检验，故没有证据证明胡伯民的死亡系车辆侧翻所造成。根据千金卫生院的病例记载，胡伯民原有××史，不能排除胡伯民病发死亡的可能。其次，其在本案中没有侵权行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产生的基础是侵权行为，没有侵权行为则不存在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其所驾车辆与胡伯民的车辆没有发生刮擦，胡伯民的车辆侧翻并不是由其造成的，亦即其不存在侵权行为，王洪菊一方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以证实其存在侵权行为。至于南浔区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证明》第2点中，称在该时间段内“吴新红驾车行驶时超越胡伯民驾驶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的唯一可能”仅是一种猜测，不具有证据效力，且交警部门作出该结论所依据的吴新红的笔录、胡冯冰的笔录、及事发路段往南300米的监控录像经质证后，足以推翻该结论。第三，无责赔偿并不是无条件赔偿。交强险无责赔偿是以损害结果与无责车辆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为前提的，而本案因无证据表明有此因果关系，故不能适用，吴新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徐惠林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胡伯民是由于其自身疾病死亡的。从胡冯冰的笔录看，与胡伯民车辆相撞的摩托车驾驶人大概30多岁，但吴新红已经50多岁了，显然不是吴新红所驾车辆与胡伯民的车辆相撞。本案事发时是上学高峰期，经过的不止吴新红一人。吴新红靠开摩托车拉货为生，不只给其一人拉货，其只是在需要拉货时才会与吴新红发生业务往来，且吴新红只要把货给其拉到店里就行了，拉一车付一车的钱，故其与吴新红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无须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抗辩，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吴新红是否存在驾驶摩托车超越胡伯民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的行为；如有，该行为是否为导致胡伯民车辆侧翻并死亡的原因；如是，则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构成侵权责任应具备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等要件。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王洪菊一方主张吴新红存在侵权行为的主要证据是湖州市公安局南浔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浔公交证字2015第00016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有“吴新红驾驶湘B×××××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有在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平墩村浑水兜路段行驶时超越胡伯民所驾驶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的唯一可能”的推测性描述，但是根据原审法院调取并经双方质证的事发时的监控录像等证据看，事发时段还有其他车辆通过，交警部门的该种推测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且在没有触碰的情况下，单纯的超车行为并不会造成胡伯民死亡的严重后果。王洪菊一方上诉所称的地上有血迹及电动三轮车与地面有刮擦痕迹，并以此推定胡伯民所驾车辆系受吴新红所驾车辆撞击等理由，均系其单方推测，无事实依据。王洪菊一方未能再提供其他证据以证实吴新红侵权的事实，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王洪菊一方所称应由吴新红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因本案中胡伯民的死亡原因不明，没有证据表明胡伯民的死亡与吴新红有因果关系，故该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王洪菊、胡新良、胡新成的上诉理由，因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80元，由上诉人王洪菊、胡新良、胡新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国祥
代理审判员 赵哨兵
代理审判员 沈 杰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谢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