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茂中法民四终字第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发强，男，汉族。
诉讼代理人黎远飞，广东海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秋幸，女，汉族。
诉讼代理人陈星、林银汝，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温文英，女，汉族。
上诉人刘发强因与被上诉人李秋幸及原审被告温文英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4)茂南法民二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1月，温文英自称能帮李秋幸找工作。经协商，李秋幸先后向温文英支付了办事报酬合计60000元，温文英收款后，分别于2013年11月5日、2014年2月21日向李秋幸出具了《收条》、《收据》各一张，确认其收到李秋幸款项合计60000元，《收条》、《收据》上未约定支付利息或违约金。后因温文英未帮助李秋幸找到工作，亦未返还办事报酬60000元给李秋幸而致成纠纷，李秋幸遂于2014年8月5日诉至原审法院。
本案中，根据李秋幸的申请，原审法院到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调取了刘发强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其女儿刘宇晴出生入户手续时所提交的书面材料，其中附有温文英和刘发强的《结婚证》，显示温文英与刘发强于1998年4月17日登记结婚。
原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李秋幸与温文英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居间合同，但温文英向李秋幸收取了60000元办事报酬，并承诺作为居间人为李秋幸提供订立劳动合同的媒介服务，李秋幸与温文英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有效成立。李秋幸与温文英之间的口头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温文英在收取办事报酬后，未能促成合同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第四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温文英已收取的60000元依法应予以返还。因此，李秋幸请求温文英返还6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李秋幸与温文英未约定支付利息或违约金，故李秋幸请求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4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本案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8月5日起算。李秋幸主张本案为温文英与刘发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有刘发强在其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其女儿刘宇晴出生入户手续时提交的两被告的《结婚证》为据，予以采信。刘发强否认其与温文英是夫妻关系，主张其至今未婚，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由其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温文英与刘发强系夫妻关系，本案债务发生于温文英与刘发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温文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且温文英与刘发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温文英所欠上述债务为其个人债务或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李秋幸主张上述债务应当按温文英与刘发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请求刘发强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温文英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温文英、刘发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60000元给李秋幸。二、限温文英、刘发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秋幸支付60000元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8月5日起计至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时止）。三、驳回李秋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2元减半收取656元、保全费720元，合计1376元（李秋幸已预交），由李秋幸负担5元、由温文英、刘发强负担1371元。温文英、刘发强应负担之金额在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迳付李秋幸，原审法院不作另行退收。
上诉人刘发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与李秋幸没有签过任何居间合同，也没有收取过李秋幸任何报酬费用。根据李秋幸所称，是温文英表示其有利害关系，可以帮李秋幸搞到一份事业单位或国企的工作，所以李秋幸给了温文英60000元作为报酬。这个有温文英出具的收据为证，所以这60000元报酬费用并不是上诉人收取，也与上诉人无关。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温文英是合法夫妻关系是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是错误的，是没有事实依据的。1、上诉人与温文英是非法同居关系。自1996年开始，上诉人就与温文英谈恋爱，1997年不小心导致温文英怀孕，于1997年11月19日生了儿子刘宇达。在两年时间的相处中，上诉人和温文英都彼此了解对方的性格，都认为双方的性格合不来，迟早都要分开的，所以都没有打算办理结婚登记的想法，最终也没有办法去办理过结婚登记，且两人于2011年1月解除了非法同居关系。2、由于儿子刘宇达的出生，需要解决入户口的问题，入户口就要办理结婚登记。但在上诉人的父亲多次劝解下，上诉人和温文英都不肯去办理结婚登记。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的父亲为了解决孙子的户口问题，就找了“九八佬”帮忙办个假《结婚证》来帮孙子入户口。此《结婚证》与李秋幸提供的1998年4月17日的《结婚登记申请书》是一套的，《结婚登记申请书》都没有经过上诉人和温文英亲笔签名和按手指模。且李秋幸所提交的证据里面居然没有《结婚证》，《结婚证》是李秋幸于第一次庭审后申请法院去户籍科调取的。可见法院在茂南区公安局调取到上诉人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其女儿刘宇晴（2007年收养的）出生入户手续时所提交的上诉人和温文英的《结婚证》是假的，《结婚登记申请书》的申请人签名和手指摸也不是上诉人和温文英签的和按的，两人也没有去过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法院所调取的《结婚证》和《结婚登记申请书》上的身份证号码也与上诉人和温文英的身份证号码不一致。原审法院在公安机关调回的《结婚证》的身份证号码很明显是经过修改的，经过修改后才与上诉人和温文英的身份证号码一致。再者，温文英的《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显示其为“未婚”，如果这些结婚登记材料是真的，她的户籍资料也会显示是“已婚”。如果法官不相信，我可以申请对这些结婚登记材料进行笔迹和指纹鉴定，以证明清白。因此，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就根据上述一份虚假的且连身份证号码都不一致的所谓证据就认定上诉人与温文英是合法夫妻关系是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更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三、即使夫妻关系成立，但如果能证明欠款不是用于夫妻家庭生活的，或夫妻另一方没有享受到其利益的，在法律上也只能认定其为个人债务，夫妻另一方不需要承担共同偿还的义务。一直以来，上诉人与温文英的性格不和，经常吵架或打架。2011年1月20日，上诉人和温文英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双方终止长达十几年的非法同居关系。两人分手后一直至今大家都没有见过面，两个子女也由上诉人抚养，温文英从没有支付过抚养费。2012年，温文英又与案外人吴武昌恋爱，并于2012年7月摆酒结婚，但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而本案收取的居间费用是发生在2013年，即是温文英与上诉人终止非法同居之后，与案外人吴武昌非法同居期间，试问，温文英又怎么可能会拿这些费用回和上诉人共同使用呢？既然温文英收到的居间费用不是用于与上诉人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支付过任何抚养费，所以这只是温文英的个人行为，属于个人债务，与上诉人无关。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情形的除外。所以，温文英个人债务就应当由其个人独自承担，由上诉人共同承担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与李秋幸没有签过任何居间合同，也没有收取过李秋幸任何报酬费用；上诉人与温文英是非法同居关系；温文英的个人债务应由其个人承担，要求上诉人来承担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李秋幸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并由李秋幸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
上诉人刘发强对其陈述，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
1、刘发强身份证复印件1份；
2、《协议书》复印件1份；
3、照片复印件7份；
4、光盘1份。
被上诉人李秋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刘发强提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刘发强与温文英是合法夫妻关系，刘发强在上诉状所陈述的与事实不符。1、刘发强与温文英经申请登记并由婚姻登记机关审核后发给《结婚证》，是合法的夫妻。根据1994年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及相关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结婚的，必须在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刘发强与温文英于1998年4月17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并由登记机关核发了字号为344号的《结婚证》，两人是合法的夫妻关系。2、刘发强称“由于儿子刘宇达的出生，需要解决入户口的问题，其父亲自己找人办理的结婚证”与事实不相符合。刘发强儿子刘宇达出生于1997年11月19日，根据被上诉人从茂南区档案馆调取的刘发强与温文英结婚登记申请资料显示，刘发强在1997年8月28日前已向其户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申请出具《婚姻状况证明》，表明了要与温文英结婚的意思。另外，温文英也在1997年8月29日前向其户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申请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称要与刘发强登记结婚。可见，刘发强与温文英早在刘宇达出生前已开始办理登记结婚事宜，这与刘发强所陈述的是因儿子出生后才去办理结婚证手续与事实不相符合。3、刘发强称刘宇晴是收养的与事实不相符。根据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刘宇晴的《出生医学证明》显示，刘宇晴的生母是温文英，生父是刘发强，而刘发强所称的刘宇晴是收养的与事实不符。4、刘发强称为其女儿刘宇晴办理出生入户时所提交的《结婚证》是假的与事实不符。从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刘发强与温文英的《结婚证》来看，该《结婚证》的证号、发证日期和结婚证的照片都与其申请结婚登记资料的内容是一致的，可见，该《结婚证》是真实的，同时亦证实是刘发强与温文英是合法的夫妻关系。二、刘发强是温文英的丈夫，应当对温文英的欠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案所涉及的债务发生于刘发强与温文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刘发强应对温文英所负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原审被告温文英陈述称：原审被告温文英和刘发强已经离婚了，之前是非法同居，登记的结婚证不是其二人亲自去办理的，是刘发强的父亲找其他人帮忙代为签字的。原审被告温文英和刘发强是在1997年1月份同居，2001年结束同居关系。原审被告温文英在2012年7月6日第二次结婚，其不可能让刘发强对其所负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根据上诉人刘发强的申请及案情的需要，本院依法到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公馆派出所等部门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结果如下：1、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向本院出具了《关于回复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函》，主要内容为：因公馆镇政府原来的结婚登记在2012年已全部移交茂南区档案局管理。因此该单位无法提供温文英和刘发强的婚姻登记资料和离婚材料。2、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区分局治安出入境大队户政中心向本院提供了茂名市辖区内户籍资料姓名为“温文英”的12人的基本信息，其中出生年份在1975年到1985年之间的只有1人，其具体出生时间为1980年12月8日。3、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官渡派出所向本院提供了温文英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1份。4、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公馆派出所向本院提供了刘发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1份，并在该表内注明：经查，我辖区仅刘发强1人，无同名同姓。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发强应否对温文英所负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刘发强上诉称其既没有与李秋幸签订过居间合同，也没有收取过李秋幸任何报酬费用，原审判决认定其与温文英是合法夫妻并判令其与温文英共同偿还涉案款项60000元是错误的。经查，首先，刘发强与温文英于1998年4月17日登记结婚，该事实有原审法院到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调取的刘发强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其女儿刘宇晴出生入户手续时提交的刘发强、温文英的《结婚证》可予证实。虽然刘发强和温文英均否认其二人为合法夫妻，并称双方仅为非法同居关系，但刘发强及温文英均没有提供证据推翻上述《结婚证》的效力，刘发强申请本院到有关部门调取到的证据亦未能证实《结婚证》的无效，故本院对该《结婚证》予以采信。刘发强上诉称其与温文英不是合法夫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温文英收取涉案款项60000元的时间是在其与刘发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刘发强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该款项并非用于夫妻家庭开支的情况下，其仍应与温文英共同偿还该60000元给李秋幸。刘发强上诉称其与温文英在温文英收取涉案款项前已分居，且温文英又已与他人摆酒结婚，故即使其与温文英二人夫妻关系成立，其也不应当承担共同返还的义务。由于刘发强在二审期间才提供其主张与温文英分居的《协议书》及主张温文英与他人摆酒结婚的照片、光盘等证据，而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故刘发强提供上述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而且，刘发强所提供的上述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所主张的分居事实及温文英与他人存在合法婚姻关系的事实。因此，本院对刘发强在二审期间所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
综上，刘发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2元，由上诉人刘发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挺
审 判 员 江剑兵
代理审判员 陈春何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梁 哲
速 录 员 陈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