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20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铭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区文强，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民，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宣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浦江。
上诉人冯铭生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总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深圳宣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盛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三初字第2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铭生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三初字第2066号民事判决；2、判令市政总公司向冯铭生支付工程款1818758.85元及自工程结算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3、判令市政总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现有证据充分证明涉案工程结算款金额为5028058.85元。（一）冯铭生提交的证据4《证明》（2014年12月15日）是由作为涉案工程发包方的宣盛公司出具的。宣盛公司在证明中清晰地表述：项目结算价格为人民币5.028058.85元。（二）宣盛公司也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上述《证明》作为证据4，证明目的是确认工程结算款为5028058.85元，并且已经付清。（三）市政总公司提交的证据10《施工图结算书》，是1999年2月5日市政总公司与宣盛公司双方对涉案工程结算金额的确认，该确认金额为4838185.23元。（四）市政总公司在原审开庭时确认与宣盛公司的工程结算金额为4838185.23元，宣盛公司向其实际支付的工程款为5028058.85元，差额部分为利息及诉讼费。（见原审判决书第9页第5至第7行）（五）宣盛公司在原审开庭时确认工程结算金额为4838185.23元，其向市政总公司实际支付的工程款为5028058.85元，差额部分为利息及诉讼费。（见原审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10至倒数第7行）。通过以上列举，可以清晰地看出如下事实：宣盛公司向市政总公司实际支付涉案工程结算款总金额为5028058.85元，其中本金4838185.23元，利息189873.62元。
二、市政总公司提交的证据2《建筑工程结算书》是无效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涉案工程结算款的根据。1999年2月5日，市政总公司与宣盛公司就对涉案工程进行结算，并且收到涉案工程结算金额5028058.85元。冯铭生此时对该结算金额和付款毫不知情。2000年10月22日，市政总公司故意隐瞒上述结算真实金额，单方面制作了一份虚假《建筑工程结算书》，为了骗取冯铭生对该结算书信赖，其上面显示报送造价为4838185.23元，与冯铭生知道的情况相符，然后把审批造价缩小为3209300元，诱使冯铭生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由此可见，该证据明显是市政总公司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自己直接与宣盛公司结算的优势，采用欺诈手段，故意隐瞒真相，故意向冯铭生告知虚假的工程结算金额，诱使冯铭生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市政总公司该行为明显构成欺诈。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关于一方以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该证据属于无效证据，依法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市政总公司关于自己施工、管理费以及水泥款费用的主张。冯铭生提交的证据1《协议书》证明，冯铭生借用市政总公司的名义和资质承揽涉案工程，负责施工人员、机械设备和材料，按施工方案施工；市政总公司派出2-3名技术人员驻工地监督指挥管理；冯铭生按工程结算总造价8%向市政总公司缴交管理费。因此，不存在市政总公司自己参与施工的可能。市政总公司在原审时承认收到宣盛公司付清5028058.85元工程款的事实，但又主张其中只有3209300元属于冯铭生的工程款，其余是其完成的工程231478.6元、管理费288362.93元以及水泥款费用（见原审判决书第9页第12至第15行）。关于市政总公司完成工程的主张，既与上述《协议书》不符，又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关于水泥款费用，市政总公司连水泥来源、数量、单价、金额、用途等基本情况都没法说清楚。至于管理费，假设冯铭生完成的工程款总额是3209300元，那么管理费也包含中3209300元之中，不应另外单独列出。可见，市政总公司企图占有总工程款5028058.85元减去3209300元以外工程款的主张，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证明。
四、市政总公司在主张涉案工程结算款为3209300元的同时又主张已经支付给冯铭生工程款5271016元，两者明显矛盾。市政总公司在答辩中称，涉案工程结算金额为3209300元，接着称已经足额向冯铭生付清工程款，具体包括以下三部分：一是1995年1月19日至1997年3月27日累计付款1143399.6元，二是2000年12月以5套房产折抵1964850元，三是2000年12月20日冯铭生签名收到工程款余额2162766.4元（见原审判决书第4页第7行至第12行）。按照市政总公司以上说法，其自1995年1月至2000年12月20日止共向冯铭生支付工程款合计5271016元，比其确认的冯铭生应得工程结算款3209300元多支付了2061716元。试想一下，市政总公司在2000年10月22日还通过欺诈手段误导冯铭生认为工程结算金额为3209300元，但到了2000年12月20日市政总公司还会向冯铭生再支付工程款余额2162766.4元吗？并且是还多给了2061716元？这显然太荒唐啦！
五、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与所谓“查明”事实互相矛盾。原审法院“查明”，市政总公司已经向冯铭生付清了上述工程款，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支付1143399.6元，二是工程尾数87530.26元，三是5套房产折抵（可能是指1964850元），四是利息以及应扣水电费（没说多少），五是工程余额2162766.4元（见原审判决书第10页第4行至第12行）。原审法院“查明”的上述工程款第一、二、三、五部分金额合计5358546元，还未包括“查明”了但说不清楚的第四部分金额。原审法院认定，冯铭生完成的工程结算总额应为3209300元（见原审判决书第10页倒数第1行至第11页第1行）。既然“查明”了市政总公司已经向冯铭生支付工程款超过5358546元，还敢认定冯铭生完成的工程结算总额应为3209300元？这简直是一笔一塌糊涂的糊涂账吧！
六、原审法院缺乏基本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和查明事实。（一）如本状第一部分所述，冯铭生和宣盛公司提供的证据共同证明涉案工程结算价格为5028058.85元，市政总公司也承认收到上述金额，并且确认工程结算金额为4838185.23元，差额部分为利息和诉讼费。根据正常的认知能力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难得出工程结算款本金加利息合计5028058.85元的结论。但原审法院却认定是3209300元。（二）冯铭生的证据4《证明》和宣盛公司的证据4《证明》，与市政总公司的证据2《建筑工程结算书》同时摆在一起，足以充分证明后者的虚假性、欺诈性和违法性，充分证明了市政总公司故意隐瞒工程结算真实造价以欺骗冯铭生来确认的事实。原审法院在审核上述证据之后，应当依法认定市政总公司的证据2《建筑工程结算书》无效，而不应是相反——竟然认为冯铭生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三）市政总公司主张支付工程款余额2162766.4元，证据是一张有冯铭生签名的收条。冯铭生否认收到该笔款项。根据证据规则，原审法院应当审查市政总公司的支付凭证。在市政总公司未提供任何支付凭证的情况下，对这笔200多万元的巨大金额，仅凭一纸收条，原审法院就敢认定已经查明。（四）市政总公司承认收到工程款总额5028058.85元，但解释为冯铭生完成3209300元，其余的归市政总公司所有，包括市政总公司完成工程、管理费以及水泥款。原审法院查明冯铭生与市政总公司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市政总公司不参与施工，市政总公司又未提供参与施工的证据，并且未查明水泥具体来源、数量、单价和金额，管理费计算依据等等的情况下，就认定市政总公司上述解释合理，并作出本案争议焦点的结论认定。
市政总公司辩称，原审判决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清楚确凿。冯铭生陈述的建设工程结算书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因为本案所涉工程系冯铭生直接与宣盛公司联系取得的工程。且市政总公司在与宣盛公司的诉讼过程中，冯铭生直接参与了该诉讼过程，缴交了诉讼费用，在案件达成和解后，实际接收了宣盛公司五套房产作为工程款的对价。冯铭生提交的证据一中第二条明确约定了如果冯铭生的工程进度不符合宣盛公司要求，人手不足，市政总公司会安排人手直接参与施工，该费用由冯铭生承担。原审查明的市政总公司向冯铭生支付的款项均有直接证据，冯铭生考虑如有确实超付的情形，会寻其他途径依法追讨。
原审第三人宣盛公司未发表述辩意见。
冯铭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市政总公司支付工程款1818758.85元及利息，利息从工程结算之日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标准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市政总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1995年，冯铭生自行联系宣盛公司之后，与市政总公司协商，以市政总公司名义承包宣盛公司发包的某大厦人工挖孔桩基础工程。1995年1月3日，市政总公司与宣盛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市政总公司承包宣盛公司位于某大厦人工挖孔桩基础工程，包括挖孔土方外运，工程造价约为290万元。1995年1月5日，冯铭生作为乙方，与市政总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书》，合同第1条约定，市政总公司收取管理费按工程结算总造价8%，余款按乙方所做工程进度业报进度50%，竣工验收合格按所结工程款一次性付清，否则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5倍赔偿乙方的损失；合同第2条约定，如在中途建设单位要赶进度，按总公司定的工程合同的工期无法完成，若是乙方人力不足，甲方调派工人援助向乙方收取人工费、材料设备一切由乙方负责到底。甲方所做的人工费，甲方所做的工程量以实结算；合同奖罚条款约定，如果有一方违约，5倍赔偿守信方。
二、上述工程由冯铭生进行施工，开工时间是1995年1月18日，完工时间为1995年3月17日。
三、本案，冯铭生、市政总公司对结算的总额存在争议，冯铭生主张其完成的工程结算总额应该是人民币5028058.85元，市政总公司主张冯铭生完成的工程结算总额应该是人民币3209300元。市政总公司为证明冯铭生完成的工程结算总额应为人民币3209300元，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建筑工程结算书》，该结算书载明：工程报送造价为4838185.23元，审批造价为3209300元。该结算书的右上角由胡兴忠用手写字体加注“同意审定价3209300元，胡兴忠2000年12月19日”，该结算书的右下角由冯铭生用手写字体加注“同意此结算，冯铭生2000年12月18日”。对于该结算书，冯铭生称是市政总公司在隐瞒工程结算造价的情况下欺骗冯铭生所确认的。冯铭生为证明其完成的工程的结算总额为人民币5028058.85元，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由宣盛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本大厦建设初期我司于1995年1月2日与施工单位深圳市市政公司签订的人工挖孔桩基础合同，项目合同预算价款为人民币290万元，项目结算价格为人民币5028058.85元，现场施工方具体施工人员为冯铭生，该项目基础工程以贵公司结清、付清。”对此，市政总公司称其与宣盛公司结算金额应为人民币4838185.23元，宣盛公司实际向市政总公司支付了工程款为5028058.85元，多出部分为利息及本院（2000）深罗法经二初字第764号案的诉讼费。市政总公司为证明市政总公司与宣盛公司之间结算的金额实际上为4838185.23元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市政总公司与宣盛公司之间于1999年2月5日签订的《施工图结算书》，该结算书确认工程总算金额为4838185.23元，该数额与冯铭生于确认的《建筑工程结算书》的“报送造价4838185.23元”吻合。市政总公司称其与宣盛公司的工程结算金额4838185.23元，除包括冯铭生完成的工程3209300元，还包括市政总公司方负责施工的部分工程总价人民币231748.60元，管理费288362.93元以及水泥款费用。宣盛公司认可其与市政总公司之间的结算金额为4838185.23元及其共支付给市政总公司的款项总金额为人民币5028058.85元，差额部分为利息及诉讼费。
四、冯铭生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市政总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人民币1818758.85元，即为上述争议结算金额的差额。
五、2000年，市政总公司作为原告以本案宣盛公司作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了（2000）深罗法经二初字第764号民事诉讼，要求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该案因双方在庭外和解而撤诉，市政总公司及宣盛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于2000年9月25日签订《和解协议书》，该《和解协议书》约定，宣盛公司将位于海外联谊大厦的1607、1608、1609、1610、1611五处房产抵作工程欠款1964850元，该五处房产已经过户到冯铭生指定的其子名下。对于工程款的支付，市政总公司称已经付清：第一部分是支付了1143399.6元，第二部分为工程的尾款87530.26元，第三部分是折抵的五套房产，其他部分为在诉讼当中的利息以及应扣冯铭生的水电费等费用。市政总公司为了证明其已2000年12月20日向冯铭生付清了工程余款向本院提交了落款日为2000年12月20日的《领取支票通知书》及《收条》，其中《领取支票通知书》载明市政总公司于2000年12月20日向冯铭生支付工程款87530.26元；《收条》由冯铭生出具，载明“现收到公司汇来某大厦工程余额2162766.40元”。
一审法院认为，冯铭生是无施工资质的个人，冯铭生与市政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违反了我国建筑法有关建设工程施工方必须具备相应资质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冯铭生已知悉市政总公司与宣盛公司曾进行结算及结算的数额，市政总公司关于本案冯铭生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冯铭生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市政总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人民币1818758.85元为本案争议结算金额的差额，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冯铭生所完成的工程的总算额应如何认定。
市政总公司为证明冯铭生完成的工程结算总额应为人民币3209300元，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建筑工程结算书》，冯铭生在该《建筑工程结算书》中确认结算总额为人民币3209300元，因此，市政总公司关于冯铭生完成的工程结算总额应为人民币3209300元抗辩主张依据充分。虽然冯铭生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由宣盛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出具的《证明》称，宣盛公司与市政总公司之间的工程结算价格为人民币5028058.85元，但从市政总公司提交的《施工图结算书》及市政总公司与宣盛公司当庭陈述可知，宣盛公司共向市政总公司支付的款项人民币5028058.85元，既包括工程款人民币4838185.23元及利息，也包括（2000）深罗法经二初字第764号案的诉讼费。至于市政总公司与宣盛公司之间的工程结算款人民币4838185.23元，市政总公司亦合理解释为除包括冯铭生完成的工程结算款3209300元，还包括市政总公司方负责施工的部分工程总价人民币231748.60元，管理费288362.93元以及水泥款。冯铭生称，《建筑工程结算书》是市政总公司在隐瞒工程结算造价的情况下欺骗冯铭生所确认的，但冯铭生对此并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相反，冯铭生于2000年12月20日出具《收条》印证了冯铭生收到工程尾款。因此，冯铭生关于其完成的工程款结算额为人民币5028058.85元的诉讼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市政总公司关于冯铭生工程款结算额为人民币3209300元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冯铭生的诉讼请求是建立在工程款结算额为人民币5028058.85元的诉讼主张成立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冯铭生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冯铭生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冯铭生与市政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虽属无效，但冯铭生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劳动和建筑材料已经物化在工程项目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市政总公司参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向冯铭生支付工程款。《协议书》约定冯铭生所做工程量由双方以实结算，且鉴于协议同时约定了市政总公司在工程进行中负有在冯铭生人力不足的情况下调派工人援助的义务，进一步说明涉案工程并非全部以冯铭生包工、包料、包人工的方式完成，市政总公司在一定条件下也承担部分施工义务。因此，工程款应当以市政总公司与冯铭生双方结算的实际工程量为计算标准，并非如冯铭生上诉主张的宣盛公司向市政总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应全部支付给冯铭生。由于冯铭生与市政总公司之间关于工程结算总额的证据仅有市政总公司提交的《建筑工程结算书》一份，冯铭生在该结算书中签有“同意此结算，冯铭生”。冯铭生主张结算书是其受欺诈签订，但并未提供存在欺诈事实的相关证据。冯铭生对其实际完成工程量及工程价款的数额，既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也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审计鉴定，冯铭生无法推翻《建筑工程结算书》中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原审依照《建筑工程结算书》认定冯铭生与市政总公司的工程款结算额为人民币32093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冯铭生主张以宣盛公司向市政总公司支付工程款数额为结算依据，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冯铭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169.00元，由上诉人冯铭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 红
审 判 员 吴 思 罕
代理审判员 邓 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尹琳（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做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