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辽民二终字第002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家忠。
委托代理人：钟毓，辽宁法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鞍山市海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秀燕，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玉洁，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刘鹏，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家忠因与被上诉人鞍山市海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简称金属材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鞍民三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玉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秀军主审，审判员徐宏伟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家忠及委托代理人钟毓，金属材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陶玉洁、刘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9日，刘家忠以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三冶二公司）名义与金属材料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编号ASHS20110309），主要约定金属材料公司向刘家忠提供钢材，交货地点为唯美林语工地，结算方式为：1、现款结算。2、付款时间：从交货之日起，需方应在30日内付清货款，如延期，需方同意按每吨每月加价150元给供方至付清全部货款为止，5天内不计算�节假日、双休日顺延），超15天按整月计算。3、结算价格：在供需方签订合同当日市场价格基础上每月每吨另加价150元（不含税）给供方，如不足30日按30日计算。金属材料公司在该合同上供方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合同需方加盖三冶二公司的公章，刘家忠在需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字。
2012年9月17日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内容主要为：就金属材料公司作为供方与三冶二公司作为需方于2011年3月9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就该合同涉及相关供货及付款事宜，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在此确认：供方应需方要求，向需方指定的唯美林语工地总计供货1147.947吨，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为自交货之日起30日内付清，截止2012年9月17日，按照当时价格标准、合同约定付款方式等共发生8，696，215.91元款项。2、需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于2012年10月31日�支付完毕前述款项的400万元，余款4，696，215.91元于2012年12月31日前付清。3、因需方逾期付款，导致供方向第三方支付巨额民间借贷利息，并导致供方无法继续再行投资发生预期利润损失，现经双方协商，自2012年9月18日起由需方按照2011年3月9日双方签订的原合同中所约定的每月每吨另加价150元给供方直至付清全部货款为止。该补充协议供方有金属材料公司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需方记载为三冶二公司但没有加盖单位公章，仅有刘家忠在需方法定代理人处签字。
2012年11月9日金属材料公司（甲方）、刘家忠（丙方）及三冶二公司（乙方）签订代付钢材款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2011年3月9日甲方与乙方就唯美林语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ASHS20110309）及补充协议系虚假合同，与中国三冶集团公司、三冶二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三冶二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方对以上所述事实均予确认并无异议。三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三冶二公司作为甲方欠款人刘家忠的债务人，应刘家忠本人请求，甲方同意待刘家忠在三冶二公司所施工项目的工程余款拨付后，代付其钢材款。本次代付400万元钢材款。刘家忠其余工程款待市政府及三冶公司拨到二公司后，经刘家忠同意并委托，乙方优先代付丙方欠甲方的钢材款，额度由刘家忠确定。该协议有金属材料公司、三冶二公司均加盖公章及刘家忠签字。
2013年2月28日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经对账后形成还款协议，内容主要为：就金属材料公司作为供方与三冶二公司作为需方于2011年3月9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就该合同涉及相关供货及付款事宜，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确认：供方应需方要求，向需方指定的唯美林语工地供货，截止到2013年2月28日未结算640.553吨，目前该�地的货款尚欠5，378，761.18元。2、向需方指定的腾鳌工地供货，截止到2013年2月28日未结算127.999吨，目前该工地的货款尚欠1，059，814.08元。3、需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于2013年4月31日前支付完毕前述款项的200万元，2013年5月31日前再支付200万元，余款于2013年9月31日前付清。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及供方银行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还款协议供方有金属材料公司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需方记载为三冶二公司但没有加盖单位公章，仅有刘家忠在需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
审理之中，双方确认金属材料公司提供的唯美林语和腾鳌工地钢材买卖的吨数及货款本金（未含加价款）的数额均正确，其中唯美林语总吨数为1147.949吨，货款本金（未含加价款）合计5，783，907.26元，腾鳌工地总吨数为297.803吨，货款本金（未含加�款）合计1，538，341.62元。双方确认刘家忠曾于2011年5月25日给付金属材料公司624，612.34元、2011年6月13日给付金属材料公司164，027.50元、2011年8月22日给付金属材料公司100，000元，2012年11月18日三冶二公司代刘家忠付给金属材料公司400万元，刘家忠已付金属材料公司款项合计为4，888，639.84元。
另查：刘娇（系刘家忠之女）于2012年12月26日向金属材料公司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海顺公司肆佰万发票，欠款贰拾贰万元整。”
金属公司诉称：金属材料公司与三冶二公司于2011年3月9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金属材料公司为刘家忠供应钢材，付款时间为“从交货之日起，需方应在30日内付清货款，如延期，需方同意按每吨每月加价150元给供方至付清全部货款为止”。后金属材料公司与刘家忠于2012年9月17日签订补充协议，确认金属材料公司共向刘家忠供货1147.947吨，截止2012年9月17日，刘家忠尚欠金属材料公司货款8，696，215.91元，该款项于2012年10月31日前支付400万元，余款4，696，215.91元于2012年12月31日前付清。2012年11月9日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与三冶二公司代付钢材款协议后，三冶二公司代刘家忠支付400万元钢材款。但此后，刘家忠尚欠金属材料公司的工程款4，969，215.91元及之后的加价款至今未付。金属材料公司与刘家忠于2013年2月28日经对账达成还款协议，约定刘家忠分期向金属材料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但刘家忠至今仍未给付欠款。故请求法院判令刘家忠给付金属材料公司尚欠货款本金及合同约定每吨每月150元的加价款（计算至2014年7月31日唯美林语的欠款为7，037，793.43元、腾鳌工地的欠款为1，391，331.48元）及刘家忠女儿刘娇借款22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刘家忠辩称：金属材料公司起诉的唯美林语工地钢材总吨数�1144.95吨、总货款是5，771，990.35元，刘家忠已通过三冶二公司给付金属材料公司400万元，刘家忠尚欠金属材料公司货款是1，771，990.35元。虽然协议约定了加价款，但认为这是违约金，我方申请法院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对此进行调整，我方同意按货款30%作为违约金给付对方违约金53万元。关于金属材料公司起诉的腾鳌工地欠款，刘家忠承认就腾鳌工地双方之间有钢材买卖关系，但因金属材料公司诉状中对此没有明确表述，故刘家忠需要法庭给予一定期限核实腾鳌工地是否有对金属材料公司的欠款。
以上事实，金属材料公司在本案提供的证据有：产品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代付钢材款协议书、还款协议及对账单、销售发货单、借款担保合同、收款收据及欠条。刘家忠在本案提供的证据有：刘家忠制作的钢材统计表、借款单复印件、（2013）铁东民初再字第16、17号民事�决书。以上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和庭审法院审查，所证事实足资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刘家忠承认其是以三冶二公司的名义与金属材料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故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事实存在且合法有效。本案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双方对钢材买卖的数量及货款本金数额（未含加价款）均无异议，主要争议为关于钢材加价款的约定是否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及金属材料公司主张的含加价款在内的钢材款应如何认定。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双方不仅在确立买卖关系的2011年3月9日的产品购销合同中对钢材加价款有明确约定，此后在履行中，双方在2012年9月17日的补充协议及2013年2月28日的还款协议中对给付加价款有明确约定及具体数额确认，刘家忠在上述合同及协议上均亲自签字确认，故对于以上关于加价款的约定及数额�认刘家忠在签字当时应是明知。刘家忠虽提出加价款的约定是与合同买方主体记载为三冶二公司有关，并称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及三冶二公司三方于2012年11月9日签订的代付钢材款协议书中已经记载2011年3月9日金属材料公司与三冶二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系虚假合同，故关于加价款的约定并不是刘家忠真实意思表示。但该代付协议记载的虚假事由仅为三冶二公司与该合同无任何法律关系，此外该代付协议内容并未涉及到任何关于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之间约定亦为虚假的记载。故该代付协议本身并不能证明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之间关于加价款的约定不是刘家忠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成立。此外，刘家忠亦没有举出其他证据证明刘家忠提出的加价款的约定不是刘家忠真实意思表示的辩解成立。故综合以上情形，原审法院认为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双方�于钢材加价款的约定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经实际履行确认欠款数额。双方虽在产品购销合同中即约定加价款是按月每吨150元计算至付清全部货款止，期间刘家忠曾经给付金属材料公司部分钢材款，至2013年2月28日双方经对账最后形成还款协议明确确认含加价款在内的刘家忠欠金属材料公司货款数额为6，438，575.26元（其中唯美林语5，378，761.18元、腾鳌工地1，059，814.08元）并明确刘家忠分期给付上述欠款的期限。故还款协议记载的刘家忠尚欠金属材料公司货款6，438，575.26元（其中唯美林语5，378，761.18元、腾鳌工地1，059，814.08元），应属双方以书面协议方式正式确认的金属材料公司享有的对刘家忠的固定到期债权。此后，双方应当按照该还款协议约定内容履行。因刘家忠未举证证明在2013年2月28日签订还款协议后曾给付金属材料公司任何钢材款项，故刘家忠理应承担给付金属材料公司还款协议记载的尚欠货款6，438，575.26元的义务；至于金属材料公司主张在形成还款协议后仍按每月每吨150元向刘家忠主张加价款一节，虽然刘家忠未按还款协议约定期限履行付款义务已经构成违约，但还款协议对到期不付款是否仍按每月每吨150元计算加价款并无约定，故原审法院酌情调整为刘家忠自还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次日开始给付金属材料公司欠款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关于本案双方争议的刘家忠是否应给付金属材料公司刘娇出具欠条的22万元一节。虽双方均承认该22万元涉及税款，但依法交纳税款与当事人之间自行约定具体由谁承担此款系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刘娇向金属材料公司出具的欠条记载欠款22万元的意思表示真实完整，刘家忠对刘娇行为代表刘家忠亦予确认，故对金属材料公司主张刘家忠应按欠条约定给付金属材料公司该22万元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一、刘家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金属材料公司钢材款6，438，575.26元（其中唯美林语5，378，761.18元、腾鳌工地1，059，814.08元）；二、刘家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金属材料公司钢材款6，438，575.26元的利息（利息计算如下：自2013年5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按本金200万元计算给付利息，自2013年6月1日起至同年9月31日止按本金400万元计算给付利息，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本金6，438，575.26元计算给付利息，利率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商业贷款利率计算）；三、刘家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金属材料公司欠款22万元；四、驳回金属材料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刘家忠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204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刘家忠承担。因此款金属材料公司已垫付，故刘家忠在履行本判决给付义务时加付77，204元给金属材料公司。
刘家忠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两个工地钢材款经一审法庭结算共计7，322，248.88元，已付4，888，639.84元，尚欠钢材款2，433，609.04元。一审判决认定：“审理之中，双方确认金属材料公司提供的唯美林语和腾鳌工地钢材买卖的吨数及货款本金的数额均正确，其中唯美林语总吨数为1147.949吨，货款本金合计5，783，907.26元，腾鳌工地总吨数为297.803吨，货款本金合计1，538，341.62元，以上未含加价款。双方确认刘家忠曾于2011年5月25日给付金属材料公司624，612.34元，2011年6月13日给付164，027.50元，2011年8月22日给付10万元。2012年11月18日三冶二公司代刘家忠付金属材料公司400万元，刘家忠已付金属材料公司款项合计为4，888，639.84元。”可见一审法庭已对刘家忠与金属材料公司之间的钢材款的欠款数额进行了确认。
二、金属材料公司所称“加价款”，为格式条款，违反了公平原则，加重了对方的责任，加价款应属违约金。1、在2011年3月9日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第五条第2款约定：“付款时间：从交货之日起，需方应在30日之内付清货款，如延期，需方同意每吨加价150元给供方至付清全部货款为止，5天内不计算，超15天按整月计算。”第3款：“结算价格：在供需方签订合同当日市场价格基础上每月每吨另加价150元给供方，如不足30日按30日计算。”该条款为金属材料公司起草的，其中“每吨每月加价150元给供方至付清全部货款为止”、“在供需方签订合同当日市场价格基础上每月每吨另加价150元给供方，如不足30日按30日计算”均为在正常钢材价格基础上的加价行为，严重加重了需方在正常钢材价格基础上的付款责任。2、2012年9月17日金属材料公司提供的事先打印的《对账单》、《补充协议》亦为格式合同，唯美林语工地总钢材为5，783，907.26元，但金属材料公司通过所谓的加价已经计算到8，696，215.91元；而腾鳌工地钢材款总货款为1，538，341.62元，金属材料公司通过加价已达到1，843，494.47元。因此金属材料公司事先打印的《对账单》、《补充协议》加重了付款人的付款责任，并严重不公平。3、在2013年2月28日由金属材料公司单方制作的《对账单》、《还款协议》中唯美林语工地钢材货款已经计算到5，378，761.18元（在已还400万元情况下），腾鳌工地钢材欠款已经达到1，059，814.08元（在已还888，639.84元情况下），此两份材料亦属格式文件，其相应条款系不公平、严重加重需方责任的格式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刘家忠认为：加价款并不是钢材价格的组成部分，不是钢材的实际款项，是在付款人未能按约定给付钢材款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是出现逾期付款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的，因此，加价款系属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违约金。
三、刘家忠在2011年3月9日的《产品购销合同》、2012年9月17日的《补充协议》及2013年2月28日的《还款协议》中关于给付价款及具体数额不存在“明知”、“确认”的事实，其已经给付的钢材款也不存在履行加价款的事实。1、关于2011年3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并不是刘家忠，而是金属材料公司与三冶二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关于“从交货之日起，需方应在30日之内付清货款，如延期，需方同意按每吨每月加价150元给供方至付清全部货款为止，5天内不计算，超过15天，按整月计算。”是针对三冶二公司约定的，并不是针对刘家忠条款，该条款与刘家忠无关；2、关于2012年9月17日《补充协议》。该协议是由金属材料公司事先打好字的协议，金属材料公司在该协议的当事人双方中并没有刘家忠一方，该协议是针对三冶二公司而制作的，刘家忠是应金属材料公司的请求代三冶二公司签字。3、关于2012年11月9日由金属材料公司与三冶二公司、刘家忠共同签订的《代付钢材款协议书》。该协议明确2011年3月9日《产品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为虚假合同，作为刘家忠也已经在协议中确认该合同及补充协议为虚假，既然为虚假合同，该合同中的全部内容应当重新明确、变更，而该协议中对刘家忠如何还款已经重新约定：“三冶二公司作为刘家忠的债务人，应刘家忠本人请求，甲方（金属材料公司）同意待刘家忠在三冶二公司所施工项目的工程余款拨付后，代付其钢材款。本次代付400万元钢材款。刘家忠其余钢材款待市政府及三冶公司拨到二公司后，经刘家忠同意并委托，乙方（三冶二公司）优先代付丙方（刘家忠）欠甲方的钢材款，额度由刘家忠确定。”可见该协议并没对刘家忠应当给付的钢材款约定“加价款”，也即取消了“加价”一说。4、关于2013年2月28日金属材料公司与三冶二公司达成的《还款协议》。首先，该协议不是刘家忠与金属材料公司签订的，该协议明确金属材料公司作为供方与三冶二公司作为需方就2011年3月9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涉及�供货及付款形成的协议，该协议并没有针对刘家忠本人签订。其次，该协议约定是为了供方银行所需；第三，在需方一栏中明确为“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刘家忠在金属材料公司请求下在“委托代理人”下面签名，刘家忠仅为代理人；第四，该协议为格式条款，均由金属材料公司一方起草形成，金属材料公司在请求刘家忠签名前明确了该协议中所涉及的数额是为了给银行所需。第五，金属材料公司明知2012年11月9日由三冶二公司、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共同签订的《代付款协议书》中刘家忠已经承担实际付款的义务，却仍然以三冶二公司作为需方付款人出现在协议中，其目的无非是欲追究三冶二公司的加价款，而并不是欲追究刘家忠的加价款。5、关于金属材料公司所开具的发票。发票的名头均针对三冶二公司，也不存在给刘家忠出具发票的事实。可见，刘家忠与�属材料公司从来没有签订所谓“加价款的相关合同”，金属材料公司的上述相关合同协议均为金属材料公司一方起草形成格式条款，这些条款针对的全部是三冶二公司，没有一份协议针对刘家忠，且金属材料公司与刘家忠有关付款主体的变更加价的事宜没有约定。
四、刘家忠认为应按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因为既然是虚假合同，加价款的约定就不存在，那么相当于双方无赔偿条款，故若需方不能按时付款按照法律相关规定承担责任。
五、22万元税款应由金属材料公司承担。第一、该税款依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应当由金属材料公司承担。第二、刘娇出具的欠条并不能代表刘家忠的承诺，主体错误，刘家忠并没有认同刘娇的行为代表刘家忠，一审中刘家忠一直否认此22万元税款由刘家忠承担。因此，22万元税款应当由金属材料公司承担。这22万元无论是什么款，都�现的是欠款，与本案案由不符，不应一并处理。
另外，对上诉状补充以下意见：一、程序问题：第一，刘家忠实际欠金属材料公司货款共计2，433，609.04元，而一审采取保全财产共计8，629，129.96元，超过实际欠款总额6，195，520.92元。系超过实际标的查封。第二，见卷宗第41页和42页，在《民事（保全）裁定书》下发的当日，一审法院曾给三冶集团有限公司和三冶管道公司分别做了一份笔录，并同时下发二份协助执行通知，要求二公司暂缓支付870万元到期债权。刘家忠在这两家公司分别均有债权并且均已达到到期债权数额。那么，就相当于一审法院执行了两个870万元到期债权，合计1740万元。第三，《民事裁定书》中在查封刘家忠财产过程中，以一份无财产证明的担保公司担保书及5处合计639.39平方米的房产作抵押，查封870万元的财产，实属不当，担保程序有误；二、�体中的错误。第一，法院最终定案的依据是2013年2月28日的《对账单》和《还款协议》，一审法院将两份虚假的、伪造的证据作为了定案的依据。理由：首先看签订主体的需方，需方仍然是三冶二公司，而刘家忠作为其委托代理人身份。早在2012年11月9日刘家忠、金属材料公司及三冶二公司就达成一份《代付钢材款协议书》，此协议书约定：2011年3月9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系虚假合同，与三冶二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那么就意味着从2012年11月9日签订这份《代付钢材款协议书》之后，与金属材料公司之间的一切往来权利主体就应当是刘家忠本人，而非三冶二公司，而金属材料公司在明知主体必须变更的情况下仍然把三冶二公司作为需方，必有其原因和目的，哪怕金属材料公司写两个需方，将刘家忠也列为需方，这样矛盾的证据刘家忠不能予以认可。其次，�以定案的《对账单》中提到2012年9月17日的《对账单》将其作为计算依据，那么就来看一看这份对账单，因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第四页已阐述：双方已确认二个工地供货总吨数、货款本金总额及已付款额，但在2012年9月17日的《对账单》中载明的数额与双方确认的数额对不上，如《对账单》中写腾鳌工地总计供货178.005吨，而双方在庭审中认定的总吨数为297.803吨，再有按当时价格标准发生货款总额也不对；而唯美林语工地虽然供货总额正确，但按当时价格标准发生货款总额也不对。这样矛盾重重的《对账单》不能成为据以判决的依据。再次，据以判决的《还款协议》还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供方银行执一份。为什么《还款协议》还要给银行一份。这就应了当初金属材料公司请求刘家忠在《对账单》和《还款协议》签字的初衷：是给银行看的。为了证明金属材料公�还有债权，方便其贷款。金属材料公司用给银行骗贷的证据作为向刘家忠索要钢材的依据并且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欲通过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企图，通过法院的判决实现了，实属不应当。刘家忠保留对其通过其他途径采取司法控告的权利。第四，从《产品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到《代付钢材款协议书》都是只针对唯美林语工地而形成的，而腾鳌工地就连一份虚假协议也没有，而一审法院却比照唯美林语工地的钢材加价标准予以判决。第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进行推论，其在判决中阐述：“该代付协议记载的虚假事由仅为三冶二公司与该合同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卷宗第22页的该协议说明了2011年3月9日，甲、乙方就唯美林语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系虚假合同。即然写明是虚假合同没有强调合同中哪个条款可以继续适�，那么不能做对任何一方有利的解释，就是一个无法适用的，已经被否认的合同。最后，关于刘娇出具的22万元欠条一节，刘家忠认为：此欠条无论是什么理由欠款，法院也认定为欠款，既然是欠款就不是本案审理范畴，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无法合并审理。应驳回金属材料公司该项请求。综上，请求：1、撤销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鞍民三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刘家忠给付金属材料公司钢材款2，433，609.04元并按照法律规定给付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金属材料公司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3、本案一审诉讼费双方合理分担；上诉费由金属材料公司承担。
金属材料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家忠与金属材料公司之间总计的钢材吨数、货款本金数额和刘家忠的已付款额准确无误。对此，刘家忠在一审庭审时双方对账时已经确认，刘家忠的上诉状中的第一条也确定了没有争议的钢材吨数、货款本金和刘家忠的已付款额。二、刘家忠主张“加价款”为格式条款不正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刘家忠与金属材料公司之间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和《对账单》均是针对本案争议的事实，双方协商后订立的合同关系，对钢材价款以及加价款的约定是双方完全认可的。而且《补充协议》和《对账单》中涉及的基础事实包括钢材吨数等都是准确的，足以说明金属材料公司并没有故意加重刘家忠的责任，而是双方经过会计对账核实后才订立的。三、刘家忠反复提及的三冶二公司跟本案没有关系。2012年11月9日，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和三冶二公司签订的《代付钢材款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了《产品购销合同》与三冶二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在一审立案时确实列三冶集团公司、三冶二公司（注册登记为分公司）为共同被告，但因为三冶二公司确实已经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没有法律关系，所以开庭前撤回了对三冶二公司的起诉。而且在金属材料公司与刘家忠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财务对账时，一审法庭做笔录时明确问刘家忠是否申请追加三冶二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刘家忠回答说不申请追加，因此，刘家忠反复强调自己是三冶二公司的代理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刘家忠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本案争议的事实是明知，而且是确定的。刘家忠在《补充协议》和《对账单》签字之前，也是经过财务人员核实了具体数额后才签订的，这也足以说明了双方即使在一审法院主持下对账，双方涉及的钢材总吨数、钢材本金款项以及已�款仍旧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五、刘家忠与金属材料公司之间对于钢材价款和加价款的支付方式以及付款约定是明确的。除了双方在《产品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钢材价款和加价款，而且在《补充协议》和《对账单》又进行了明确的约定。2013年2月28日的《对账单》中明确约定“原对账明细见2012年9月17日对账单，2012年11月19日转账付货款400万元整。截止到2013年2月28日未结算640.553吨，目前该工地的货款尚欠5，378，761.18元。”这些约定足以看出，双方对于已经付款部分中含的钢材款本金和加价款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双方已经履行完毕没有争议的。六、刘家忠主张按照本金2，433，609.04元和违约金730，082.71元（系原上诉状认可数）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双方在2012年9月17日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刘家忠逾期付款，导致金属材料公司向第三方支付巨额民间借贷�息，并导致金属材料公司无法继续再行投资发生预期利润损失，因此，刘家忠同意继续按照每月每吨加价150元直至付清全部款项为止。2、刘家忠已经支付完毕的货款本金和加价款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也是不可撤销的事实。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2013年8月民事审判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热点、难点100题问题22：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四倍的部分利息，当事人请求返还或主张冲抵未履行部分本息的，应否予以支持？参考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1991年7月2日）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借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倾向认为，当事人起诉主张四倍以上利息的�不应予以支持。但如果当事人自愿支付四倍以上利息后，请求返还或主张冲抵未履行部分本息的，亦不应予以支持。否则，既不利于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也不利于控制和减少诉讼案件。因此，刘家忠主张将已经履行完毕的加价款冲抵未履行部分的货款本金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这种不合理的主张违背了双方的合同约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4、刘家忠不遵守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拒绝向金属材料公司支付合同约定的钢材价款和加价款，其拖延行为给金属材料公司造成了更多的损失，由此产生的所有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都应该由刘家忠承担。另外补充几点，关于对账单的吨数不符，我方已经与刘家忠的会计核对完毕，根据原始凭证进行的核对，数量是对的。关于腾鳌工地与唯美林语工地的供货，金属材料公司是对刘家忠进行的核算。对22万元的欠条是针对刘家忠的这两个工地的情况，22万元不应另案处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应维持原判，驳回刘家忠的上诉请求。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2013年2月28日还款协议是否有效，刘家忠是否应按照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双方约定的加价款是否是格式条款；22万元是否应由刘家忠给付和与本案合并审理；本案是否审理诉讼保全超标的问题。
金属材料公司与刘家忠于2011年3月9日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金属材料公司供给了刘家忠钢材，截止到2011年6月24日共发生货款7，322，248.80元，刘家忠于2011年8月22日之前给付了888，639.84元货款，由于刘家忠收到货物后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付款，双方又于2012年9月17日签订补充协议，确认货款8，696，215.91元，并约定了还款期限。金属材料公司、刘家忠、三冶二公司于2012年11月9日又签订一份代付钢材款协议，协议约定，由三冶二公司代刘家忠付给金属材料公司400万元。协议签订后，三冶二公司代刘家忠给付金属材料公司400万元，刘家忠在此协议签订后未付其余款项。由此，双方于2013年2月28日经对账并签订了还款协议，确认刘家忠尚欠金属材料公司6，438，575.26元，并约定了分期给付期限。嗣后，刘家忠并未按照协议履行给付款项。在诉讼中，刘家忠对上述产品购销合同和还款协议效力予以否认，认为产品购销合同和还款协议的主体是三冶二公司，对刘家忠没有约束力；加价款是格式条款，加重了其责任显失公平。经审理查明，刘家忠虽然以三冶二公司名义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和还款协议，但其本人均在合同和协议书上签字，并且双方已按照产品购销合同和还款协议履行了部分义务。现刘家忠�认合同和还款协议不是其所为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家忠上诉称还款协议中含加价款属违约金性质加重了其责任且不公平，产品购销合同中的加价款是格式条款一节。2013年2月28日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是在对账的基础上签订的，亦是刘家忠未按照产品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履行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在刘家忠未按照产品购销合同和协议约定的期限给付货款违约后，双方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了加价款，并对已付的款项予以冲抵达成的还款协议，虽然，加价款属于违约金性质，但刘家忠以还款协议的形式确认并同意给付，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意思自治原则。虽然刘家忠认为加价款显失公平，但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撤销还款协议，因此，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还款协议无效的情况下，不能否认双方达成的还款协议的效力，故一审法院按照还款协议判决给付货款并给付利息是正确的。关于刘家忠主张加价款是格式条款一节。按照法律规定，格式条款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事先拟好；二是反复使用；三是未经协商。在本案中，刘家忠不能证明双方约定的加价款是事先拟好未经协商的，所以，不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故刘家忠的此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22万元欠款应否给付问题。刘娇是刘家忠的女儿，刘娇在收到金属材料公司的涉案发票后，出具了欠款22万元的欠条，刘家忠在一审诉讼时承认其女儿有权利代理其行为，在二审中，其又否认其女儿的代理行为，刘家忠否认其女儿代理行为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虽然税款应由出具发票人负担，但法律也不禁止双方约定，而且，22万元欠条是双方履行本案产品购销合同开�的发票所发生，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故一审法院将22万元与本案合并审理并判决刘家忠承担给付义务并无不当，刘家忠上诉称其不应承担22万元税款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关于刘家忠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超标的保全和保全程序问题，因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可另行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刘家忠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870元，由刘家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玉喜
审判员 张秀军
审判员 徐宏伟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