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803民初8091号
原告赵桂兰，女，汉族，1947年6月11日生，住淮安市淮安区。
原告常安生，男，汉族，1972年12月24日生，住淮安市淮安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克权、张雅婷，江苏尚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从树，男，汉族，1969年1月6日生，住淮安市淮安区。
被告王彦忠，男，汉族，1970年7月1日生，住淮安市淮安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永岗，淮安市淮安区钦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赵桂兰、常安生与被告刘从树、王彦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雷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桂兰、常安生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克权、张雅婷，被告刘从树、王彦忠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永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桂兰、常安生诉称：两原告系母子关系，原告家一直居住在淮安三线船闸西侧。2000年原告家商用房屋被政府征用，作为补偿，三堡乡政府、区水利局及河道湖泊管理所将三线船闸西侧争议堆堤提供给原告家建设码头，用于自家生产经营。原告获得使用权后在堆坡上下各建平方一间作为码头用房，花费80000元整理了码头用地，修建了码头嘴子及上下坡的水泥道路，并申请了生产经营用电。因原告赵桂兰的丈夫常伟宝去世，原告家缺少人手管理，2009年3月16日，原告将码头场地及附属物以年租金80000元出租给被告刘从树使用，租期6年。2015年3月合同到期时被告刘从树向原告提出续签合同，原告没有同意，但被告刘从树没有按约及时向原告返还承租码头，后原告发现码头被王彦忠侵占。争议码头的使用权及码头上的建筑物、道路地坪、电力设施等附属物为原告家所有，被告王彦忠明知刘从树无权处分而与刘从树恶意串通订立转让协议，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正当权益。现原告诉至法院，1、请求确认两被告之间的码头转让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返还租赁码头（含房屋、场地和道路等附属物。）；3、请求判令被告刘从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3333元（从2015年3月16日，按年占用费8000元计算至2016年11月15日，以后顺延计算。）
被告刘从树、王彦忠共同辩称：1、原告诉称不是事实，两被告之间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被告王彦忠已经和淮安市淮安区河道湖泊管理所签订了涉案地块的安全协议和使用协议；2、涉案地块在2015年元月1日已经由堤防管理所交由被告王彦忠使用，并将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交由王彦忠掌管；3、原告虽然在2015年元月1日之前取得涉案地块的使用权，但在2015年元月1日之后被告王彦忠对涉案地块依法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4、在原告与被告刘从树合同未到期前，被告王彦忠即取得了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故原告应当返还2015年元月1日至3月25日期间的土地租赁费用。综上，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两原告系母子关系，系本区三堡乡沙口村村民，长期生活居住淮安三线船闸西侧。2005年前，原告家取得大运河堆堤长44米，宽20米，面积为880平方米的土地的占有使用权，并改造建立了码头，铺设了水泥路面，接通了电力设施，按年向河道管理部门缴纳了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2009年3月25日，原告常安生（甲方）与被告刘从树（乙方）签订码头租赁协议，将上述码头场地及附属物以年租金8000元出租给被告刘从树使用，租期为2009年3月15日至2015年3月15日。该协议第二条约定：“本协议的租赁码头只限于经双方协商的卸货和储存使用项目，如需要改变上述项目内容，需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如需在码头建仓库和其他建筑等需甲方同意，其所有手续资金由乙方自行负责，……。码头不得随意转给他人使用，……。”该协议第七条约定：“协议期满，乙方如继续租用甲方码头应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协议重新签订，如甲方不愿续租，乙方不得提出异议和经济赔偿要求。……。”该协议第八条约定：“本协议终止后，乙方在不欠租金的前提下，可以撤除自己的建筑。”。被告刘从树在租赁经营上述码头场地期间，因经营需要对整个码头场地铺设了水泥地面，建设了两间临时用房。在被告刘从树租赁经营期间，原告缴纳了2009年至2014年期间的全部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
2014年6、7月份，被告刘从树私自将上述码头场地的经营使用权，连同码头上的吊机设备、场地设施一并出售给被告王彦忠。2015年1月1日，被告王彦忠与淮安市淮安区河道湖泊管理所签订堆堤占用安全协议，同年7月1日，双方又签订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由王彦忠占用大运河夹堆河道堤防管理范围，长44米，宽20米，共880平方米的涉案运河堆堤用地作为码头货场，被告王彦忠缴纳了当年河道堤防占用补偿费4000元，占用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6年5月25日，被告王彦忠与淮安市淮安区河道湖泊管理所再次签订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合同书，占用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王彦忠缴纳了当年占用补偿费用。
后因原告得知刘从树私自将涉案码头及相关设备、设施出售给王彦忠，双方因此发生纠纷。经淮安区公安分局三堡派出所处理，对相关人员形成多份询问笔录。经本院核实相关笔录，确认以下事实：
1、原告赵桂兰在笔录中确认，其家庭经营使用涉案码头场地多年，期间从未与堤防管理部门签订过任何协议，但2014年之前的堤防占用补偿费一直由原告交付；
2、被告刘从树在笔录中确认，2009年从原告处租赁码头，至2015年到期，期间的堤防占用费都是原告缴纳的。2014年夏，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涉案码头以80万元的价格出售王彦忠，其中包括所安装的吊机十七、八万元，铺设的水泥场地十六、七万元，以及所建的临时用房一、两万元，双方当时说好背着原告交易，不敢让原告知道等事实。另外，在该笔录中刘从树还表示，“我把码头卖给王彦忠之后我就不问这个事情，而且我认为王彦忠把码头买下来之后肯定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常安生他们，这个事情肯定要王彦忠跟常安生还有堤防上的人谈，因为这个码头事先都是常安生租下来的。”
3、被告王彦忠在笔录中确认，2014年6、7月份，从刘从树处以80万元价格将码头买下，并将吊机设备连同码头的经营使用权一并购买的事实，双方为此签订了书面转让协议。此外，王彦忠还表示，“当时水泥场地设施，要15万元左右，一台吊机30万元，重点是经营权，我就看中他的经营权。当初刘从树说低于80万不卖。”
4、淮安区河道湖泊管理所工作人员白某某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本人于2005年到该单位工作，在此之前原告赵桂兰丈夫常维宝（已故）已经取得涉案码头场地的使用权，并经营多年。后常维宝去世，原告家将场地租赁给刘从树使用，再后来王彦忠从刘从树处取得使用权。2015年，淮安区河道湖泊管理所对大运河夹堆各经营单位进行一次摸底排查，按照谁使用与谁签订协议的要求与王彦忠签订了协议。
另查，2017年1月1日之后，原、被告双方均未能再与河道管理部门签订相关占用协议。
庭审中，被告王彦忠向本院表示，其在2014年就知道涉案码头场地原来的用户为常家（原告家），并且到供电部门核实了电力设施的户名。另外，刘从树也向其告知涉案码头场地系从原告处租赁经营，其也见到了刘从树与原告所签租赁合同，但认为该份合同无效。此外，两被告又当庭表示，双方的买卖行为从未签订过书面协议，买卖的标的不包含涉案码头场地的经营使用权，以及属于原告所建的相关设施。
审理中，被告王彦忠又表示其与刘从树所签转让协议，原件已经灭失，但曾向堤防管理部门提供过一份转让协议复印件，本院据此调取了该协议复印件。在质证过程中被告王彦忠又提供了一份其与刘从树所签转让协议（复印件），并表示其当庭提供的协议与其提供给淮安区河道湖泊管理所的协议一致。
经本院审查，上述转让协议（复印件）的主要内容为：“现有刘从树将位于淮安船闸西侧大运河与引江支河夹堆上的码头货场上的机械及地面地坪及简易房两间和地面装潢转让给王彦忠经营，……，在以后经营如牵扯到堤防工商等相关部门问题与转让方无关，……。2014年7月8日”。
本院就两份协议审查后发现，该两份协议中非打印部分存在明显不一致，可以确认两份协议复印件并非源于同一份协议原件。经本院征询被告王彦忠，其表示无法提供原件核对。本院就上述转让协议（复印件）结合公安询问笔录审核后认定，该两份转让协议内容一致，且相关内容与两被告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的表述基本一致。就具体内容而言，双方实质上是对码头货场经营权的转让。
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码头租赁协议、公安询问笔录（复印件）、电费发票（复印件）、堆堤占用费票据、现场照片（打印件）、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堆堤占用安全协议、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合同书、转让协议（复印件）等证据在卷，经庭审质证，予以证实。
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刘从树签订的码头租赁协议是否有效；2、两被告关于涉案码头、码头经营使用权及相关设备、设施的转让行为是否有效；3、原告能否要求两被告返还涉案码头（含房屋、场地和道路等附属物。）；4、原告能否要求被告刘从树赔偿经济损失。
关于原告与被告刘从树签订的码头租赁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双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依法交纳了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并将依法取得占有使用权的码头场地出租给被告刘从树经营使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第三方利益，双方所签租赁协议合法有效。
关于两被告之间的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效力，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上述情形的，合同无效。被告刘从树与原告所签租赁协议合法有效，在该租赁协议履行期内被告刘从树擅自将通过租赁取得的码头货场经营使用权连同相关设备、设施转让给被告王彦忠，被告王彦忠在知悉原告与刘从树之间存在租赁协议的情况下仍与刘从树达成转让协议，结合刘从树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确认的两被告协商好背着原告交易的事实，可以认定两被告之间转让行为存在明显的恶意串通，且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就两被告关于双方的买卖标的不包含涉案码头货场的经营使用权的抗辩，经审查与公安询问笔录中的表述不一致，本院不予认可。
就被告王彦忠提供的书面转让协议（复印件）如何认定的问题。从该份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及内容表述来看，与公安询问笔录中两被告的表述基本一致，本院对该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从该书面转让协议内容来审查，双方实质是对涉案码头货场经营使用权的转让，此与王彦忠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重点是经营权，我就看中他的经营权”的表述相一致。从转让的具体标的来看，被告刘从树有权处置的仅为其购置的吊机设备，此外关于“地面地坪、简易房屋、地面装潢”则无法脱离码头场地而独立转让，且该转让行为与前述码头租赁协议的约定相违背。从两被告关于转让标的价格表述来看，在剔除相关设备、设施价格后尚有巨大余额，此余额可视为双方对码头经营权的定价。从王彦忠接受转让后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看，其无法排除对原告所建码头、道路以及所开通电力设施的使用。综合来看，该转让协议实质上损害了原告的利益。
综上，本院认定，两被告于2014年7月8日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应当认定无效（其中刘从树有权处置的吊机设备除外）。
关于原告能否要求两被告返还涉案码头（含房屋、场地和道路等附属物。），以及能否要求被告刘从树赔偿经济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场地属于堤防管理范围，由河道主管部门行使管理职责和权限，原、被告在2017年1月1日之后均未能通过河道主管部门取得对涉案场地的占用，原告方虽在多年之前实际占用了涉案地块，并建设码头及相关附属设施，但就所建码头及相关设施并未提供批建手续，故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涉案码头（含房屋、场地和道路等附属物。）依据不足，原告若有新的证据可另行主张。就原告要求被告刘从树赔偿损失的主张，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对涉案场地占用期限延续至租赁协议期限届满后（2015年3月15日之后），故本院无法支持原告该项主张。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从树与被告王彦忠于2014年7月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其中刘从树有权处置的吊机设备除外。）；
二、驳回原告赵桂兰、常安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80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900元，由原告赵桂兰、常安生负担800元，由被告刘从树、王彦忠负担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收款人：淮安市财政局，开户行：淮安市农业银行城中支行，账号：34×××54）
审判员 王雷明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丁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