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菏民一终字第7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柴龙文，男，1975年3月1日出生，汉族，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久玉，男，195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干部。
委托代理人吕高贵，巨野九州方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王为建。
上诉人柴龙文因与被上诉人王久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2013）巨民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柴龙文委托代理人解恒召，被上诉人王久玉委托代理人吕高贵、王为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王久玉向原审人民法院起诉称，2009年5月份之前，被告多次向我借款。同年9月15日，经双方结算，被告累计欠款100万元（100万元由三部分组成：46.8万元的活动经费、37万元借款及16.2万元利息），由被告向我出具欠条一份，约定于同年9月30日前还清；另外，原审诉状虽然在事实理由中体现的是借款，但实际上债的发生依据为本案被告以为原告办理420万的贷款为由，向原告索要的人民币，其中有一部分是借款。借款到期后，被告分文未还。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履行还款义务。
上诉人柴龙文一审答辩称，1、原告诉称我多次向其借款累计100万元不实，纯属虚构，我从未向原告借过分文款项。在2008年5月至2009年7月期间，原告之子王某甲为了让我帮其从巨野县某某银行借款，陆续给了我34100元的活动经费，该费用也已被我全部退还。2、原告持有的欠据虽系我书写，但当时的情形是：原告王久玉及其弟王某乙至我住处，让我为其出具金额为100万元的欠条，我不同意；王久玉先是拿出一个药瓶，扬言要死在我家，后又掏出一把匕首，威吓说要弄死我，我被逼无奈才打的欠条。该欠条所显示的内容并非我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据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写的，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应属无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王久玉之子王某甲于2008年4月25日，在巨野县开办成立了巨野县某某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60万元，经营食品生产销售；被告柴龙文系巨野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职工，负责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发放，两人因业务关系相识。
2008年5月28日、7月11日、10月14日、11月10日、被告以为某某公司进行技术培训、做水质报告、办理QS证为名，四次向王某甲索要现金，分别为1520元、1100元、6000元、2000元，但被告承诺的办理项目均未办成。2008年底，某某公司经营出现困难，王某甲询问被告能否通过关系搞到贷款，被告称有关系可以从某某银行贷款，但需要资金打点关系。在此期间至2009年7月，被告数次收取王某甲送来的活动经费，均未出具收据。其中有：2009年5月份前后，王某甲送来现金2万元；2009年7月2日，收到汇款5千元（汇款存根证明）；2009年7月6日，收到汇款1万元（汇款存根证明）；2009年7月左右，再次收到现金1万元。
2009年7月13日，在王某甲的催促下，被告柴龙文伪造了一张《巨野县某某银行贷款审批表》，交于王某甲。该审批表载明，某某行同意发放贷款420万元，借款期限1年，批准于2009年8月17日前将款全部提完。同年8月24日，在发现贷款审批表虚假后，原告王久玉携其弟王某乙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找到被告，催促贷款事宜，被告为二人出具保证书一份，内容为：“保证2009年9月6日前由县某某行汇到某某食品壹佰万，柴龙，2009年8月24日。”同日，王某甲以归还陈瑞海借款为由，从被告处要回3万元。
2009年9月15日上午9时许，原告王久玉及其弟王某乙再次找到被告，被告将两人领到自己家中，为原告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欠王久玉壹佰万元整，在2009年9月30日前还清，如还不清，柴龙文某某小区的房子归王久玉所有。柴龙文，2009年9月15号。”后原告将欠条和购房合同一并带走。
2009年12月5日，原告之子王某甲向县公安局报案，控告柴龙文自2008年5月至2009年7月，以帮其搞到商检号、食品进入国内超市的认证及贷款420万元为由，累计诈骗46.8万余元。公安局经初查，认为柴龙文没有犯罪事实发生，于2010年5月13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告王久玉遂持上述欠据诉至法院，庭审中合议庭要求原告对欠据中的违约条款作出解释，原告认为该房产系违约后的惩罚条款，被告在期限届满后不能还清借款，则房产归原告所有，100万的欠款仍应归还。
另查明，对于46.8万元的活动经费，原告方举证了46.8万的费用清单，被告方只承认其中的35620元；经再三询问，原告方也举不出其他相关证据相印证，且承认这部分活动经费均是由某某公司支付，原告之子王某甲也承认由其经手，从公司拿的钱给被告柴龙文，原告本人也承认此活动经费由公司支付。对于37万元借款，原告在诉状中称借款在2009年5月份之前，本次庭审中称是在2009年3、4月份到2009年9月15日前，分6次借给被告的，其理由是为了让被告帮助贷款。对于16.2万元利息，原、被告均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民间借贷的一般常识来判断，对如此高额的利息，况且在原告主张的借款时间内，产生如此高额的利息，对此部分的阐述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在借条本身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此利息虽借助于借条的形式出现，但不应得到支持。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100万元借条虽系被告书写，但因其存有诸多疑点，已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某一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存在形式，而是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原告提供了“借条”这一由被告书写的单一证据，被告辩称不欠原告任何款项，借条系受原告胁迫所写。诉辩双方争执的焦点归结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借款金额为100万元的借贷关系？
庭审中原告修正了前述主张，称以借条形式出现的100万元由三部分组成，即以跑贷款为名索要的活动经费46.8万元、借款37万元及利息16.2万元，以新的诉讼主张取代了起诉状中的陈述事实，其支持该主张的仍然是被告书写的借条。
对于46.8万元活动经费，该部分虽以借条的形式出现，根据原、被告的陈述，活动经费显然存在，只是存在的数额双方存在重大分歧，但双方均承认是某某公司支付的款项，原告之子王某甲也承认由其经手，从公司借钱给柴龙文，且某某公司现欠大量债务并已停产；从举证材料上也加盖有某某公司的印章，所有费用清单上原告也不是所有人和经手人；原告本人也承认此笔活动经费是某某公司支付的款项。如果此笔活动经费属实，债权人应为某某公司，而非原告王久玉，原告王久玉即不是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此笔活动经费的所有人和经手人，认定原告为本案的债权人，将损害某某公司股东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此笔活动经费虽在被告出具的一张总条上出现，原告也单方面举证，但被告只认可少部分，大部分不予认可，同时辩称只与某某公司发生关系，并没有与原告发生关系，故此笔活动经费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根据民诉法第108条的规定，被告辩称原告不具有此笔活动经费主张权利的主体资格应予支持。
对于利息16.2万元，原告只说明被告自己算出来的，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民间借贷的一般常识来判断，对如此高额的利息，况且在原告主张的借款时间内，时间较短，产生如此高额的利息，对此部分的阐述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在借条本身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此利息虽借助于借条的形式出现，但不应得到支持。
对于37万元借款，原告称被告分六次向其借现金共计37万元，并打有欠条，在2009年9月15日打总条时一并收回，加上以上的活动经费46.8万元和被告主动加的利息16.2万元，打了一张欠100万元的总条；本次庭审时，原告申请证人许某甲、许某乙为其证实被告柴龙文曾经在2009年7、8月份向原告王久玉借过80000元和打欠条的事实，此证人证言与原告所诉称被告向其借款六次共计37万元并打有欠条相印证，证明被告曾向原告借款事实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就此37万元借款举有被告书写的“欠条”和证人的证言。被告辩称不欠原告37万元，就应该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推翻自己的“欠条”中的37万元的欠款和推翻证人证言的有利证据，然而被告承认欠条是由本人书写，称是受到胁迫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所写的，但凡正常的成年人都知道，100万元是个天文数字，就象被告所说是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打的欠条，被告做为正常的成年人，在原告和其弟走了后，发现自己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打了欠条后，应该在第一时间报案，但被告在向原告出具欠条后，并未在第一时间报案，且在原告之子王某甲以其涉嫌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向其询问时，被告只是否认欠原告100万元，并未陈述借条系受原告胁迫所为，对37万借款和证人证言，被告只是辩称证人证言不实和原告所诉时间不一致，但没有证据推翻借条和证言的存在，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对此可以认定被告借有原告现金，并在2009年9月15日打一总条，收回其他欠条的客观事实，足以认定被告借有原告现金37万元事实客观存在，对此，被告应予返还。综上，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柴龙文返还原告王久玉现金37万元；驳回原告王久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原告王久玉负担8700元，被告柴龙文负担5100元。
上诉人柴龙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借有被上诉人现金37万元客观存在”，是缺乏事实根据，不合乎情理的错误判决。被上诉人关于所谓借款37万元的陈述前后多次矛盾。同时，某某食品公司在2008年就因资金困难而停产，上诉人父子不可能在此时向上诉人出借37万元的大额款项。在所谓37万元的资金来源上，被上诉人称除了5、6万元是其自有资金外，其他都是从别人处借来后又出借给上诉人的，虽然被上诉人出示了借别人的六张借条，但这些借条的持有人分别是被上诉人的弟弟、弟媳和连襟，而且，这些人在2008年就有当地信用社贷款且无力偿还并被信用社告到法庭，怎么会有闲余资金对外出借，既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事实。所谓37万元借款，纯属虚构，被上诉人对其出借时间、资金来源不能自圆其说。二、原判颠倒了举证责任。对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应当对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将款项实际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却以上诉人“没有证据推翻借条和证言”来判决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显然违背了证据举证规则。三、一审程序违法。在（2010）巨民一初字第785号民事判决中，已将所谓37万元借款予以驳回，对该部分内容双方都没有上诉，表明了双方对该37万元借款不能成立的判决结果均已认可。而该次重审判决却将双方服判的部分予以改判，并加重上诉人的民事责任，明显属于程序违法和枉法裁判。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久玉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对37万元借款的起止时间，被上诉人前后表述不一，诉状中称发生在2009年5月份之前，在县公安局2010年7月2日的询问笔录中，认可的起止时间为2008年年底至次年2月，在原审2011年1月11日庭审中陈述的起止时间为2008年7月至同年年底，重审时称是在2009年3、4月份到2009年9月15日前；对借款给上诉人的原因，被上诉人陈述亦与事实不符，在原审两次庭审中均回答：“借款给被告，是为了让其帮助贷款420万元。”但其提供的索要费用清单第5项显示，上诉人承诺为其贷款的时间为2008年12月，被上诉人在同年7月借款给上诉人时，尚不存在被上诉人陈述的借款事由。对该37万元的来源，被上诉人同样不能自圆其说：在原审庭审中陈述除了自己所有的5-6万元之外，其余皆为举债所得，但县公安局对被上诉人所列举债权人的询问笔录中：葛某某的借款发生时间为2008年3月22日，远在被上诉人陈述的时间段之外，且该笔借款的事由为“投资建厂”；许某丙、许某丁、许某乙的债权金额合计为14万元，亦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举债数额相差甚远。对借款的分笔数额及时间，被上诉人的表述亦不符合常理：陈述分6次借出，但对单笔借款的时间、数额均表示已忘记。重审时，被上诉人对37万元借款的来源又表述为：6次向他人借款32.5万元，分别是2008年12月16日借许某乙5万元，2009年2月11日借张某某7万元，2009年2月24日借王某乙6万元，2009年3月19日借王某丙5万元，2009年6月1日借王某丁4万元，2009年6月12日借王某戊5.5万元，并提供了六份借据，但上述六笔借款在被上诉人主张的46.8万元的活动经费中已主张过，在被上诉人陈述自相矛盾的情况下，本院不能确信上述六笔借款计32.5万元就是其陈述的37万元借款的来源。
综上，被上诉人所主张的37万元借款，被上诉人对借款时间、事由、借款来源等均表述不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37万元，依据不足，该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2013）巨民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王久玉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0元，均由被上诉人王久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树峰
代理审判员 朱大鹏
代理审判员 于 辉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韩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