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40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1，男，1941年1月8日出生，无业。
委托代理人张国宏，河北天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1，男，1952年7月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1，男，1969年10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2，男，1968年9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2，男，1969年5月28日出生。
上诉人崔×1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0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崔×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1967年与案外人陈×1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崔×2，1983年经南皮县法院调解准予离婚，其子崔×2由我抚养。1984年10月我与刘×1再婚，婚后无婚生子女。金×2、金×1系刘×1与前夫金×1所生，当时均未成年，由刘×1前夫金×1抚养。1998年，我按成本价购买了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马甸南村×号楼××号房屋，建筑面积为74平方米，购房价款为35456元。1999年10月29日该房产登记在刘×1名下。2005年2月8日，刘×1因病去世。2006年，金×1在另有住房的情况下，强行占有使用了上述房屋，并将该房屋长期出租，作为个人所得收益。现经我多次催促，金×1仍拒不腾房，并将我存在该房屋内的许多贵重物品转移隐匿。另，金×1欠付该房屋物业费、供暖费共计近三万元。我认为该房屋系我与刘×1夫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且于1999年取得了产权证，属夫妻共同财产。刘×1去世后，其财产的一半应为我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刘×1的遗产，由法定继承人我、崔×2、金×2、金×1依法分割。另外，我年龄已大，没有生活来源。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马甸南村×号楼××号房屋归我所有，由我向金×2、金×1、崔×2支付房屋折价款（以房屋评估认定价值为准）；2、诉讼费、评估鉴定费按继承份额比例负担。
金×2辩称：崔×1提供的南皮县人民法院调解书上的日期为1985年6月，而崔×1提供的结婚证登记日期为1984年7月，我对崔×1与我母亲的结婚时间有异议，对我母亲的再婚时间不清楚。崔×1所述其于1992年以成本价购买涉案房屋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当时崔×1并没有购房能力，且取得房产证的日期为1999年10月29日。我对崔×2的继承权有异议，据我了解我母亲和崔×1在1998年7月之前就离婚了，崔×1和崔×2都不具有继承权。综上，我不同意崔×1的诉讼请求。
金×1辩称：同意金×2的答辩意见。一、本案是继承纠纷，作为其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是配偶、子女。关于被继承人去世时其配偶关系存续与否属于应当查明的基本事实。被继承人曾经对我说过其与崔×1已经离婚；被继承人与崔×1很少往来不在一起生活；崔×1服刑多年，与被继承人没有往来，应该已经离婚。故本案不能以婚姻登记的原始档案就认定崔×1和被继承人的夫妻关系一直存续至其去世。应当在法院系统进行调查，是否有离婚的诉讼及判决、调解书等。二、关于南皮县法院的调解书，此证据没有原件，后又提供的档案因公章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不能采信。法院应当就此进行调查取证，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崔×1离婚时间晚于其提供的与被继承人结婚时间则存在重婚情况，从而其所称的与被继承人的婚姻会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而且他们没有共同生活，也不产生事实婚姻。三、关于崔×2的问题，我认为崔×2系崔×1与前妻之子，与被继承人没有关系，崔×2一直在河北随其母亲一起生活，其与被继承人不构成继承关系。故崔×2不是本案的继承人。四、我一直随被继承人生活陪伴至最后，照顾其生活医疗等，尽到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属于继承法规定的依法应当多分得被继承人遗产的人，而对于崔×1，退一万步讲，即使其能够证明与被继承人的夫妻关系存续至被继承人去世，但其多年与继承人无往来，在服刑期间未能照顾抚养被继承人，依法应当少分遗产。五、继承法的基本原则是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我是其生前疼爱的小儿子，一直照顾陪伴至最后，如果将涉案房屋判归多年未有来往的崔×1显然是违背被继承人愿望的，涉案房屋是我的唯一住所，在被继承人去世后，让她最惦记的小儿子流离失所有悖于人之常情，故涉案房屋应判归我所有。综上，本案需要查清基本事实再做判决，否则会出现严重错误。另外，我无其他居所，将房屋判给他人，既有违情理，执行也很困难。请求法院慎重处理本案。
崔×2辩称：同意崔×1的诉讼请求，我认为自己有继承权。我从小在河北省南皮县农村随姑姑共同生活，我父亲和继母在北京生活，他们在生活上对我也都有照顾。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崔×1与被继承人刘×1于1984年7月3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崔×1与前妻陈×1育有一子，即崔×2，金×2、金×1系被继承人刘×1与前夫所生之子。被继承人刘×1之母田×1于1994年10月5日死亡，刘×1之父刘怀生于1999年1月死亡，刘×1于2005年2月8日死亡。
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马甸南村×楼××号三居室一套（即本案诉争房屋），原系被继承人刘×1承租之公房，1998年6月10日，被继承人刘×1与北京市第二轻工业总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上述房屋，并于1999年10月29日取得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刘×1。金×1自2000年起与被继承人刘×1在上述房屋共同居住，刘×1死亡后，上述房屋由金×1居住使用至今。
崔×1于2001年4月11日因票据诈骗罪经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经山东省监狱管理局批准，自2013年5月21日起暂予保外就医至今。
庭审中，金×2、金×1提供被继承人刘×1的户口本复印件，证明被继承人刘×11998年7月1日户口簿登记的婚姻状况为“离异”，而涉案房屋的房产证颁发日期为1999年10月，如果此前被继承人与崔×1已经离婚，涉案房屋即为被继承人刘×1的个人财产，与崔×1及崔×2无关。对此崔×1不予认可，并称其与刘×1并未离婚。金×2、金×1据此对崔×1与被继承人刘×1的婚姻状况提出异议，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法院分别前往北京市朝阳区档案馆、北京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北京市西城区婚姻登记处及通过北京市法院系统档案库对崔×1与被继承人在北京市范围内的婚姻登记情况进行查询，均无法查询到二人的离婚登记记录，亦无人民法院作出的离婚调解书、判决书。
诉讼中，崔×1提交南皮县人民法院和解书，证明其与前妻陈×1于1985年6月经南皮县法院调解离婚。该和解书约定，崔×2由其母抚养。金×2、金×1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崔×1与前妻离婚日期晚于其与被继承人刘×1登记结婚日期，崔×1因此存在重婚嫌疑，故其与被继承人刘×1的婚姻关系应属无效。
庭审中，崔×1提交南皮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崔×1、陈×1婚姻和解书落款时间的情况说明，载明：“因为南皮县人民法院办公地点几经搬迁，涉案的原始法律文书档案资料已经无法查阅，经调查有关办案人员，原、被告双方自1965年经人介绍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崔×2，后因两地分居，原告自1976年提出离婚，因女方不同意，官司一直拖了8年，到1984年6月25日才做出准予离婚的和解书。和解书的落款日期‘1985年’是笔误，实际离婚日期为1984年。”该情况说明尾部盖有南皮县人民法院的公章。金×1、金×2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崔×1的申请，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委托北京京城捷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西城区马甸南村×楼××号房屋进行价值评估，2014年6月30日，该评估公司作出估价报告书，评估结果为该房屋价值484.58万元，崔×1为此支付评估费11692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被继承人留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遗赠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诉争房屋系崔×1与被继承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的房屋，故应当认定为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刘×1死亡后，其生前未订立遗嘱，故应按法定继承的方式处理。庭审中，鉴于涉案房屋由金×1居住之事实，故该房屋以归金×1所有为宜，其应当向崔×1及金×2支付相应的房屋折价款。
我国继承法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金×1自2000年起与被继承人刘×1共同生活，在分配遗产时应当多分；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崔×1自1999年起服刑至今，客观上未尽到对被继承人刘×1的扶养义务，故其在分割被继承人遗产时应当少分，具体份额将酌定。
关于金×2、金×1所述崔×1对刘×1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一节，其虽对崔×1与被继承人刘×1的婚姻状况提出异议，但未按规定期限提供充分可信证据予以证明。针对该项答辩意见，亦对崔×1与刘×1的婚姻状况进行了调查，均未查明二人已离婚的记录。崔×1与刘×1的婚姻关系合法、有效。南皮县人民法院的和解书载明崔×1与前妻离婚后崔×2由陈×1抚养，且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崔×2亦未与崔×1及刘×1共同生活，崔×2与刘×1之间未形成继母子关系，故崔×2要求继承刘×1的遗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11月判决：一、坐落于西城区马甸南村×楼××房屋归金×1所有。二、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金×1给付崔×1房屋折价款二百八十二万七千六百元；给付金×2房屋折价款一百万九千一百元。三、驳回崔×1其他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后，崔×1、金×1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崔×1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崔×1的上诉理由为：原审判决将涉案房屋判归金×1所有侵犯了我的合法物权且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就涉案房屋我合法享有一半所有权，故一审仅可对刘×1的一半遗产份额进行分割、处分，而无权对我具有合法物权的实体房屋进行处分；金×1在我服刑且不知情、不同意、不认可的情况下居住涉案房屋不具有合法性；我年岁已高，既无劳动能力也无生活来源且在户籍地北京仅有此一处住房；金×1年轻力壮，有劳动能力，有收入来源，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无处居住；我2001年4月开始服刑时刘×1时年59岁，身体健康，不需要我扶养，而我当时已年满60岁且身体有病，故不具有扶养能力，我因服刑也不具有扶养条件，故就我而言不属于有扶养能力和条件却不尽扶养义务应少分遗产的情况；一审以金×1、金×2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为由将刘×1遗产的83.3%分给二人属于曲解法律；金×1、金×2作为刘×1的儿子对刘×1负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故其对刘×1的赡养行为不属于继承法上应多分遗产的理由；我现已年老多病，无劳动能力且无依靠，属于在分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的情况，原审的处理显然不公；我与金×1、金×2均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一审少分给我刘×1的遗产没有依据。
金×1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崔×1无继承权，涉案房产在我与金×2之间依法分割；2、对崔×1提交的南皮县人民法院和解书进行鉴定并对崔×1与案外人陈×1的离婚日期进行重新调查；3、向我开具调查令，对崔×1的离婚事实进行调查；4、案件受理费由崔×1承担；5、调查崔×1的财产状况；6、对涉案房产按卖出价分割。金×1的上诉理由为：崔×1因犯罪服刑对刘×1未尽夫妻扶养义务；崔×1提供的其与前妻离婚的和解书的日期说明其存在重婚行为，故其与刘×1的婚姻应属无效；原审判决我给付崔×1的折价款无法律依据；原审没有对崔×1提交的离婚和解书的日期进行鉴定，对其办理离婚手续的日期也没有进行调查，我申请调查令也未获准；金×2仅是偶尔探望刘×1，却与我分得同等比例遗产，对于同刘×1共同生活并进较多照顾义务的我不公平。
金×2、崔×2服从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争议的涉案房屋系以崔×1在其原单位分配的一套楼房参与置换而来，后再以刘×1的名义承租、购买。
2014年5月29日，崔×1被北京监狱管理局收监执行。
在本院审理期间，金×1、金×2提交了一份双方争议的涉案房屋的原产权单位原北京市第二轻工业总公司房屋管理所开具的编号为339的准住证，该证姓名栏仅有刘×1一人，起租日期为1991年4月1日，准住人口1人。金×1、金×2认为该准住证说明涉案房屋与崔×1无关。但崔×1认为该准住证本身不能说明崔×1与刘×1的婚姻关系问题，也不能说明涉案房屋与崔×1无关。崔×2同意崔×1此主张。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相同。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结婚申请书、死亡证明、房屋买卖合同、产权证、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证明信、南皮县人民法院和解书、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罪犯保外就医证明书、南皮县人民法院情况说明、估价报告书、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收监决定书、准住证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崔×1是否就涉案房屋享有继承权、原审判决对涉案房屋归属的确定及折价款的确定是否适当的问题。
现有证据表明，崔×1与刘×1于1984年7月30日登记结婚是确定的事实。虽然金×2、金×1提供的被继承人刘×11998年7月1日户口簿登记的婚姻状况为“离异”，但是崔×1对此不予认可并坚称其与刘×1并未离婚，且原审法院在相关婚姻登记、档案保存部门也没有查到崔×1与刘×1离婚的登记记录，更没有体现崔×1与刘×1离婚的法院判决书、调解书，故崔×1与刘×1已离婚一节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南皮县人民法院的情况说明确认崔×1与其前妻陈×1离婚和解书的签署时间是1984年6月25日，此日期早于崔×1与刘×1登记结婚的1984年7月30日。金×1虽然对南皮县人民法院的此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但其并没有提交相反证据，故金×1关于崔×1存在重婚行为、崔×1与刘×1婚姻无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崔×1与刘×1婚姻合法有效。
金×1、金×2二审提交的涉案房屋的准住证仅系涉案房屋原产权单位内部的登记手续，该准住证本身既不能说明涉案房屋居住人的实际居住情况，也不能说明涉案房屋的继承问题。涉案房屋系崔×1以其在原单位分配的一套楼房参与置换而来后再以刘×1的名义承租、购买，购买日期是1998年6月10日，取得房产证的时间是1999年10月29日，故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该房屋属于崔×1与刘×1的夫妻共同财产，崔×1与刘×1就该房屋各享有一半的所有权。刘×1去世后，作为法定继承人的崔×1、金×1、金×2对刘×1就该房屋所享有的一半所有权依法享有继承权。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共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我国继承法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崔×1未能遵守国家法律而犯罪服刑至今，不仅使其与刘×1的婚姻和家庭受到不良影响，而且也因此使其不能对刘×1尽照顾、扶养义务，故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其在分割被继承人刘×1遗产时应当少分是正确的。原审法院鉴于涉案房屋现由金×1实际居住的事实，所作出该涉案房屋归金×1所有、金×1应当向崔×1、金×2支付相应的房屋折价款的处理结果无不当。此外，原审法院根据涉案房屋的评估价值确定的金×1向崔×1、金×2支付的房屋折价款的数额亦无不当。
因此，崔×1、金×1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亦无不妥，依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5566元及评估费11692元，由崔×1负担38172元（已交纳11727元，余款2644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金×2负担954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金×1负担954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5566元，由崔×1负担7344元（已交纳），由金×138222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曙钊
审判员 宋 光
审判员 孙建强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果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