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1民终36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汝松，男，195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新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珂，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高世新，男，1938年3月13日出生，回族，山东省济宁市''style=''cousor:pointer''>住山东省济宁市。原审原告：沙同君，女，1943年7月30日出生，回族，住山东省济宁市''style=''cousor:pointer''>住山东省济宁市。原审原告：刘彬甫，男，1991年12月5日出生，回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三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汝松，男，195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上诉人刘汝松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以下简称齐鲁医院）、原审原告高世新、沙同君、刘彬甫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6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汝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第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齐鲁医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刘汝松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一年诉讼时效是错误的。高鸾先后两次到齐鲁医院处住院就医，第一次时间为2011年9月22日至2011年10月25日，第二次时间为2012年5月30日至2012年7月16日。在此期间，刘汝松不知道高鸾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本案涉及的医疗问题属于专业的学术范畴，作为一般公民是不能凭自己的日常经验得出结论的；医疗纠纷案件，只能通过法定程序、合法的鉴定机构的鉴定、才能得出患者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侵害的结论。因此，在没有做出鉴定结论之前，刘汝松没有能力知道高鸾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侵害。鉴于此类情况，在（2013）历民初字第1429号案件中，刘汝松将齐鲁医院列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且在诉讼的过程中，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书，由于当时不符合做司法鉴定的条件，刘汝松于2015年3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到现在为止，刘汝松没有拿到任何鉴定结论。因此，一审法院将2015年4月1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显然不妥。刘汝松认为，诉讼时效一年的起算时间，应当从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专业鉴定结论的时间开始。如若没有经过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对权利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做出结论，诉讼时效的时间应当按照20年计算。退一步讲，2015年4月1日后，刘汝松也一直与齐鲁医院沟通赔偿问题，并且多次到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口头提出诉讼并咨询过鉴定事宜，有据可查的分别是：2015年4月8日、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5月1日、2015年5月8日、2015年6月22日，2015年12月17日，2016年9月2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在2015年诉讼时效已经中断，一审法院强行将2015年4月1日作为刘汝松为期一年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明显错误。综上，刘汝松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维护刘汝松的合法权益。齐鲁医院辩称，1、患者系因交通事故致伤后到我院和千佛山医院治疗，曾经的诉讼中，患方已经口头陈述其曾在一审法院提起过诉讼并经过二审调解结案，获得40多万元的巨额赔偿。2、刘汝松曾就本案所及事实，于2013年8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因患者死因不明无法进行司法鉴定，刘汝松不能完成举证责任，申请撤诉，2015年3月30日，一审法院(2013)历民初字第1429号裁定书准许其撤诉。3、本案一审患方于2016年10月再次以同样事实与理由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查明事实后，认为刘汝松的起诉超过一年诉讼时效，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其判决应当得到维持。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刘汝松的诉讼请求。高世新、沙同君、刘彬甫未陈述意见。高世新、沙同君、刘彬甫、刘汝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齐鲁医院赔偿高世新、沙同君、刘彬甫、刘汝松各项损失77214元；其中，住宿费12000元、伙食费2400元、护理费19038元、患者父母生活费21418.50元、医药费22357.50元；2.由齐鲁医院承担本案的全部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高鸾系高世新、沙同君之女、刘彬甫之母、刘汝松之妻。2011年9月22日，高鸾因“颅脑外伤后头痛头晕伴恶心、呕吐1天”至齐鲁医院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颅脑外伤；2.右颞硬膜下血肿伴脑内血肿；3.左颞硬膜外血肿。齐鲁医院先后为高鸾行急症右颞顶开颅脑挫裂伤清除+颅内压探头置入术、急症右颞顶开颅去骨瓣减压术等治疗措施。2011年10月25日，高鸾出院。2012年5月30日，高鸾因“颅脑外伤术后颅骨缺损9个月”再次至齐鲁医院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颅脑外伤术后右额颞颅骨缺损、脑积水。2012年6月7日，齐鲁医院为高鸾行脑室腹腔分流术+颅骨缺损修补术。2012年7月16日，高鸾出院。根据高世新、沙同君、刘彬甫、刘汝松所述，高鸾于2012年11月4日在家中去世。庭审中，齐鲁医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淄博化建医院出具的高鸾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复印件）三、四联及山东省医院死亡证明通用格式作为证据，称淄博化建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系高世新、沙同君、刘彬甫、刘汝松于（2013）历民初字第1429号案件中所提交的证据，通过对比，可以证明高鸾的医学死亡证明书是伪造的。对此，高世新、沙同君、刘彬甫、刘汝松称因高鸾病情恶化，高世新、沙同君、刘彬甫、刘汝松拨打120急救电话，淄博化建医院的急救车至家中为高鸾进行检查，检查完毕后说高鸾不行了，回到医院后根据刘汝松陈述的情况出具了死亡证明书，高世新、沙同君、刘彬甫、刘汝松可以提交120收费记录为证。另查明，高世新、沙同君、刘彬甫、刘汝松曾于2013年8月15日就同一事由以齐鲁医院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后因高鸾死因不明无法进行司法鉴定于2015年3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2015年3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历民初字第142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高世新、沙同君、刘汝松、刘彬甫撤回诉讼，并于同日将民事裁定书送达至案件双方当事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高世新、沙同君、刘汝松、刘彬甫于2013年8月15日因同一事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因此中断。后，高世新、沙同君、刘汝松、刘彬甫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民事裁定书于2015年3月31日生效，中断事由消失，诉讼时效自2015年4月1日起重新计算，至高世新、沙同君、刘汝松、刘彬甫再次起诉之日即2016年10月14日已超过一年诉讼时效。因此，齐鲁医院关于高世新、沙同君、刘汝松、刘彬甫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世新、沙同君、刘汝松、刘彬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0元，由高世新、沙同君、刘汝松、刘彬甫负担。二审中，刘汝松提交淄博到济南的火车票12张。认为可以证明刘汝松一直在诉讼过程当中。齐鲁医院认为火车票是真实的，但是火车票不能证实刘汝松一直在诉讼的证明目的，起诉需要法院的立案文书加以证明，并不是火车票来证实。这些火车票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汝松提交的火车票可以证实其乘坐火车的事实，但刘汝松认为可以证实其一直在诉讼，到济南就是为了起诉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高世新、沙同君、刘汝松、刘彬甫撤诉后，至再次起诉之日已超过一年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驳回高世新、沙同君、刘汝松、刘彬甫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刘汝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0元，由上诉人刘汝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邵举强代理审判员  马立营代理审判员  万振驰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书 记 员  邢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