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13民初896号
原告：蒲国平，男，1962年6月24日生，土家族，重庆市黔江区金洞乡鱼泉村*组居民，住该组。
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纪垒，昆明市东川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昆明市东川区红潮博物馆（简称红潮博物馆）。
住所：东川区德莫径流实验场。
法定代表人：王文朝。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文朝，男，1959年3月24日生，汉族，昆明市东川区人。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云南晋安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晋安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向波。
被告：云南晋安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曲靖东兴公司（简称晋安东兴分公司）。
负责人：侯大光。
被告：侯大光，男，1966年5月7日生，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石羊镇长沟村*组居民，住该组。
被告：郑先帆，男，1952年9月13日生，汉族，浙江省苍南县矾山镇杨子山村居民，住昆明市东川区。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红，云南迪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蒲国平与被告红潮博物馆、王文朝、晋安公司、晋安东兴分公司、侯大光、郑先帆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蒲国平的诉讼代理人、被告红潮博物馆及王文朝的诉讼代理人、被告晋安东兴分公司、被告侯大光、被告郑先帆及其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晋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蒲国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六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劳务报酬14495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12月26日，被告红潮博物馆与被告晋安东兴分公司签订《东川区红潮博物馆第二期部分建设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约定建设施工范围是红潮博物馆部分建设工程，含设施设备购置，总投资6000万元，工程预算2000万元由施工方负责。合同签订后，被告郑先帆随即开始组织施工，并于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期间雇佣原告在施工工地工作，但郑先帆未全额支付原告报酬，其中2014年7月至12月2日工资18295元，2014年12月3日至12月23日工资2100元，2014年12月24日至2015年2月8日工资4600元，郑先帆支付了11000元，拖欠原告14495元。本案中，红潮博物馆未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工程建设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红潮博物馆及其法定代理人王文朝擅自对外发包工程并组织开展建设工作，存在重大过错，应对由此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晋安东兴分公司承包了工程施工项目后，将其转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个人郑先帆，应对郑先帆拖欠原告劳务报酬的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晋安东兴分公司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总公司晋安公司应对其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侯大光在本案中以晋安东兴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和红潮博物馆代表人的身份签订合同，存在超越权限和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郑先帆作为直接雇佣方，理应足额支付原告工钱。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红潮博物馆、王文朝辩称：一、王文朝在本案中既不是雇主也不是合同相对方，只是红潮博物馆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代表红潮博物馆，个人不是适格的被告。二、原告要求红潮博物馆承担责任的理由是重大过错，但原告已明确要求被告方承担的是支付责任，只有法定或者约定才可能存在支付责任，原告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晋安东兴分公司、侯大光辩称：晋安东兴分公司承包了红潮博物馆第一期的工程，第二期是代表红潮博物馆，我方是经王文朝同意后以晋安东兴分公司的名义与郑先帆签的合同，我方只负责管理，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不应承担本案的给付责任。晋安东兴分公司来干这个工程没有与晋安公司说过，也联系不上晋安公司。晋安东兴分公司只有侯大光和一名会计，所垫出的资金是侯大光个人的钱，晋安东兴分公司与侯大光在经济上没有分开。
被告郑先帆辩称：一、郑先帆没有雇佣原告来施工，与原告不构成雇佣关系。郑先帆只是将部分劳务交由张某施工，由张某组织施工，认可郑先帆与张某是雇佣关系，原告是与张某成立雇佣关系。二、郑先帆不清楚具体是哪些人参与劳务，也不知道这些人的工钱怎么算，不认可张某按日工资计算每个工人的报酬，原告的报酬是按完成的工作量来计付。
被告晋安公司未答辩。
本案争议焦点：一、郑先帆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郑先帆是否应承担支付原告劳务费的责任？二、被告红潮博物馆、王文朝、晋安公司、晋安东兴分公司、侯大光是否本案适格的被告，是否应承担支付原告劳务费的责任，如何承担？三、原告的劳务费应该如何确定？
原告蒲国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东川区民政局《证明》、晋安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网上查询打印件）、晋安东兴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网上查询打印件），证实原告及相关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到庭的五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东川区文体广电局《关于红潮博物馆建设农民工上访情况的说明》、东川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关于红潮博物馆拖欠工资处理情况的说明》，证明原告多次向相关部门要求解决；被告红潮博物馆和王文朝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晋安分公司、侯大光、郑先帆对证据无异议。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及形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三、2014年7月至12月2日《工资统计表》、2014年12月3日至12月23日《工资统计表》、2014年12月24日至2015年2月8日《工资统计表》，证实被告拖欠工资的情况。被告红潮博物馆和王文朝对证据不予认可，被告晋安分公司、侯大光表示不清楚相关情况，被告郑先帆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郑先帆不知道原告的具体工资情况，当时是因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要求处理农民工工资，压力太大，才按要求签的字。被告方对该组证据虽提出异议，但无证据佐证其主张，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及形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四、《工资统计表》，证实原告领取了11000元劳务费。到庭的五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五、红潮博物馆与晋安东兴分公司签订的《东川区红潮博物馆第二期部分建设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及《东川区红潮博物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晋安东兴分公司与郑先帆签订的《东川区红潮博物馆第二期部分建设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证实红潮博物馆将工程发包给晋安东兴分公司，晋安东兴分公司又分包给郑先帆。被告红潮博物馆和王文朝对《协议书》不认可，对二份《意向协议书》无异议；晋安东兴分公司、侯大光、郑先帆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及形式合法，证据间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六、东川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情况说明》，证实红潮博物馆建设工程未依法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工程建设许可、审批手续。到庭的五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七、《昆明市东川区国土资源局关于红潮博物馆用地的复函》，证实红潮博物馆建设属于违法用地。被告红潮博物馆和王文朝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晋安东兴分公司、侯大光、郑先帆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及形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八、东川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郑先帆、王文朝、侯大光的调查询问笔录，证实被告差欠原告劳务费的事实。被告红潮博物馆和王文朝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不能确定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晋安东兴分公司、侯大光、郑先帆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及形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九、晋安东兴分公司《请示》及书面说明，证实被告差欠原告劳务费的事实。被告红潮博物馆和王文朝、晋安东兴分公司、侯大光无异议，郑先帆认为无法确定内容的真实性。本院综合本案其他证据，确认证据中有关被告欠薪的事实。
十、《红潮博物馆完成工程产值及支付费用清单》，证实项目建设情况。被告红潮博物馆和王文朝、郑先帆对证据不予认可。因证据系晋安东兴分公司单方作出，且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
十一、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实原告受雇于郑先帆参加本案工程建设及被告欠原告劳务费计算的具体情况。被告红潮博物馆和王文朝、晋安东兴分公司、侯大光质证称对原告与证人之间的关系无异议，对劳务费计算方式不清楚；被告郑先帆认为原告与证人存在雇佣关系，劳务费计算方式是不真实的。被告方对该证据虽提出异议，但无证据佐证其主张，该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及形式合法，且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三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郑先帆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张某完成工程量结算表》、《付款明细表》、《张某预支现金明细表》、《工程量结算表》，证实张某工程队完成工程量及应得工程款的情况；原告及其余到庭的被告均不予认可。因张某在出庭作证时承认领取过预支款39200元，本院确认《张某预支现金明细表》，其余证据因系郑先帆单方作出、本院不予确认。
其余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08年12月16日，被告红潮博物馆在昆明市东川区民政局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2012年12月26日，红潮博物馆与晋安东兴分公司签订了《东川区红潮博物馆第二期部分建设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约定将红潮博物馆部分建设工程（预计投资2000万）交由晋安东兴分公司建设完成。2013年12月3日，红潮博物馆与晋安东兴分公司又签订了《东川区红潮博物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将红潮博物馆部分建设工程（预计投资1亿1千6百万）交由晋安东兴分公司建设完成。2014年6月22日，晋安东兴分公司与郑先帆签订《东川区红潮博物馆第二期部分建设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约定将红潮博物馆部分建设工程（含设施设备购置、总投资6000万元）交由郑先帆施工完成。上述协议签订后，郑先帆组织人员施工，成立了多个施工队，其中张某施工队负责浇灌混凝土，原告蒲国平即为张某施工队成员。约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期间，工程建设停工。因被拖欠劳务费，原告等人多次向相关部门要求解决。其间，郑先帆签字确认了2014年7月至12月2日《工资统计表》、2014年12月3日至12月23日《工资统计表》和2014年12月24日至2015年2月8日《工资统计表》。原告蒲国平劳务费对应上述统计时间段分别为18295元、2100元、4600元，共24995元。2015年1月22日，原告蒲国平领取了劳务费11000元，余下13495元至今未获支付。另查明，红潮博物馆建设属于违法用地，红潮博物馆建设工程未依法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工程建设许可、审批手续。晋安公司及晋安东兴分公司未取得建设施工企业资质，晋安东兴分公司只有侯大光和一名会计，所垫出的资金是侯大光个人的钱，晋安东兴分公司与侯大光在经济上没有分开。
本院认为：对于争议焦点一，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4年6月22日，晋安东兴分公司与郑先帆签订《东川区红潮博物馆第二期部分建设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后，郑先帆组织人员施工，成立了多个施工队，其中张某施工队负责浇灌混凝土，原告蒲国平为张某施工队成员，虽郑先帆辩称其与张某之间存在分包关系、按完成的工程量结算，但无相关证据支持其主张，原告的劳务费最终是按工作天数结算并制作了《工资统计表》，由郑先帆签字进行确认，从中可以看出原告系为郑先帆提供劳务，郑先帆向原告支付报酬，此为典型的雇佣关系，郑先帆对拖欠原告的劳务费依法应承担直接清偿责任。对于争议焦点二，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红潮博物馆建设属于违法用地，且未依法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工程建设许可、审批手续，其将工程发包给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晋安东兴分公司，该发包行为系违法发包；晋安东兴分公司承包工程后又分包给没有建筑施工资质的个人郑先帆，该分包行为系违法分包；参照国务院国办发（2016）1号文件第（九）条“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工程违法发包、转包、或违法分包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依法承担清偿责任”的规定，红潮博物馆及晋安东兴分公司均应承担本案的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被告晋安东兴分公司属于“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被告晋安公司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其应与晋安东兴分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清偿责任。本案被告侯大光系晋安东兴分公司负责人，从审理情况看，晋安东兴分公司组织机构缺失并已长期脱离晋安公司监管，经营运作实际是侯大光的个人行为，所垫出的资金也是侯大光个人的钱，晋安东兴分公司与侯大光存在业务混同和财务混同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侯大光应当与晋安东兴分公司连带承担本案的清偿责任。被告王文朝系红潮博物馆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本案中行使的民事行为系职务行为，民事责任依法由红潮博物馆承担。对于争议焦点三，原告的劳务费最终是按工作天数结算并制作了《工资统计表》，由接受劳务一方郑先帆签字进行确认，原告的诉请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数额计算有误，本院依证据确定原告的劳务费为13995元；郑先帆虽提出抗辩，称是因压力过大才签的字，劳务费应按完成的工程量结算，但无证据支持其主张，该辩解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郑先帆、被告昆明市东川区红潮博物馆、被告云南晋安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被告云南晋安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曲靖东兴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蒲国平劳务费13995元；
二、由被告侯大光与被告云南晋安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曲靖东兴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三、驳回原告蒲国平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2元，由被告郑先帆、被告昆明市东川区红潮博物馆、被告云南晋安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被告云南晋安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曲靖东兴公司、侯大光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林 海
审判员 杨 芮
审判员 施乃方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蔡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