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33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燕，女，1963年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均涛，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超，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展桂菊，女，1963年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刚，山东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玉龙，男，1980年出生，汉族，户籍地济南市，暂住滨州市邹平县。
原审第三人：高晴晴，女，1983年出生，汉族，户籍地济南市济阳县，暂住滨州市邹平县。
上诉人刘春燕因与被上诉人展桂菊、原审第三人张玉龙、高晴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商初字第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春燕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商初字第77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展桂菊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展桂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刘春燕、展桂菊、第三人各主体之间基础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径行认定刘春燕与展桂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客观事实和法律相违背。（1）涉案款项实际借款人为张玉龙及其配偶高晴晴。刘春燕只是作为展桂菊与第三人之间出借款项的介绍人，在展桂菊与第三人达成借款共识后，鉴于多年同学感情，刘春燕遂按照展桂菊的要求将展桂菊出借给第三人的款项转给刘春燕，先由刘春燕出具借条。刘春燕再转账支付给第三人，再由第三人向展桂菊出具借条，而后由刘春燕向展桂菊换条。第三人一部分通过刘春燕账户流转还款，还有一部分是由第三人直接支付给展桂菊。另外，展桂菊对于整个借款事实、利息约定、借款流程、款项流转等均是明知的。（2）展桂菊提供的2013年5月14日的借条中载明“费用付至6月14日”以及“2013年7月15日两笔15800元、80000和2013年11月14日的194555元，采取预先扣除利息”，结合刘春燕提供的支付第三人款项等在案证据完全印证了刘春燕与展桂菊间不符合一般借贷常识，相反，刘春燕陈述的上述居间介绍涉案款项更客观真实。（3）展桂菊提供的2013年5月14日的借条结合刘春燕举证的2013年5月14日第三人向展桂菊出具借条、展桂菊向刘春燕款项支付、刘春燕向第三人款项支付、第三人向展桂菊款项支付等银行流水，一审法院调取的刘春燕、展桂菊、第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来看，上述客观证据也完全印证了刘春燕的说法。2.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5月14日刘春燕向展桂菊出具20万元借条的项下债务，展桂菊在本案中不主张权利”，同时又认定“刘春燕与展桂菊款项往来结算统计反映，展桂菊共交付刘春燕借款490355元，刘春燕直接或通过第三人账户返还展桂菊225740元，差额264615元”，在未分清款项流转主体和款项性质的情况下，采取以来往款项简单扣除认定责任的做法，实属认定诉争范围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在本案诉争借贷关系之前，双方间曾发生借贷关系，刘春燕向展桂菊出具了借条，借条项下借款也由展桂菊以银行转账方式拨付刘春燕账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展桂菊放弃本次借款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一审未进行实体审理，刘春燕无法进行抗辩和质证。4.一审法院错误排除了第三人在本案中独立的法律地位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未能参加诉讼，相应不利后果由刘春燕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从各方举证来看，刘春燕业已穷尽举证义务且证据类型反映的证据效力足以推翻展桂菊所举的借条、转账凭证两组证据。综合全案，刘春燕证据更优势于展桂菊。刘春燕向展桂菊款项流转银行明细，第三人向展桂菊款项流转银行明细、第三人情况说明、公安机关对展桂菊和第三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证实刘春燕的答辩意见。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关于本案证据采信应当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处理的会议纪要》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证据审查和采信问题的相关规定进行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第19条第2、5项相关规定，本案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情形。一审法院将展桂菊已明确表示不主张的债权20万元与涉案290355元两项合计作出判决进行了实体性的处理，一审法院超出了当事人主张的诉讼请求，属于明显实体判决错误。
展桂菊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驳回刘春燕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张玉龙述称，没什么可说的。
高晴晴未述称。
展桂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刘春燕返还展桂菊借款30万元。诉讼费用由刘春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14日，刘春燕向展桂菊出具借条，载：今借展桂菊现金20万元。另附注记载：费用付至6月14日。落款处由刘春燕以借款人名义签名按手印。当日，展桂菊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刘春燕该银行账户转账交付20万元。关于该借条项下债务，展桂菊表示在本案其并不提出有关权利主张。
展桂菊就下列款项的交付，在本案提出民间借贷关系的出借人权利主张。（1）2013年7月15日，展桂菊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刘春燕该银行账户转账交付15800元；（2）2013年7月15日，展桂菊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刘春燕该银行账户转账交付80000元；（3）2013年11月14日，展桂菊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刘春燕该银行账户转账交付194555元，上述三笔款项合计290355元。对此，展桂菊陈述，该三笔款项系刘春燕借款，但未向其出具借条，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按月利率1.8%计算。并且，借款本金按30万元计算，与交付金额290355元的差额9645元系预先扣除的利息。
刘春燕向展桂菊交付款项情况：（1）2013年5月25日，刘春燕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展桂菊银行账户转账付款3000元；（2）同年5月30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付款2000元；（3）同年6月6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付款2240元；（4）同年8月16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付款4200元；（5）同年10月17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付款2300元；（6）同年12月22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付款40000元；（7）同年12月24日，通过招商银行账户转账付款90000元；（8）2014年5月31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付款10000元；（9）同年10月10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付款2000元，合计155740元。另外，2013年12月23日，第三人张玉龙通过其北京银行账户分两笔向展桂菊转账付款70000元，一笔20000元，另一笔50000元。上述二人向展桂菊付款总计225740元。关于刘春燕上述向展桂菊付款，刘春燕主张，系第三人张玉龙、高晴晴夫妻将款项先是转账至其银行账户，再由其向展桂菊转账交付。这些付款是张玉龙、高晴晴夫妻对向展桂菊借款的返还及支付利息；张玉龙、高晴晴按月利率1.5%向展桂菊支付借款利息。
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曾受理张玉龙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举报，但作不予立案处理。2015年8月3日，该侦查大队对包括展桂菊等人通知了该不予立案的有关情况。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在调查过程中，于2014年11月28日对展桂菊进行了询问，2015年4月15日对张玉龙进行了询问。在对展桂菊的询问笔录中，其表示是刘春燕叫其和她一起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其并不认识张玉龙、高晴晴，也没有见过面；其与刘春燕系同学，经刘春燕介绍向吸收投资的单位进行投资，月息1.5%，刘春燕在这个单位兼任财务；其先后投资30万元，其中20万元由刘春燕写了借条，另外10万元刘春燕没有写借条，其听刘春燕说对方给写了借条，但在刘春燕手里；刘春燕最初对其说过，这30万元是用于投资的，其共收到过28500元的利息，通过刘春燕的账户支付。在对张玉龙的询问笔录中，其表示向他人借款涉及五六十人，本金加利息约900万元，为了还钱把房子卖了，还与高晴晴用信用卡套现100多万元，等等。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展桂菊与刘春燕各自提交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对案件事实分别所作的陈述，能够确定展桂菊作为出借人与借款人刘春燕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事实成立，并依法生效。刘春燕抗辩称，其不构成向展桂菊借款的借款人，实际借款人为第三人张玉龙、高晴晴，其仅是出借人展桂菊与借款人张玉龙、高晴晴之间借贷关系的中间介绍人。刘春燕该抗辩主张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本案讼争的借贷关系之前，双方之间曾发生借贷关系，刘春燕向展桂菊出具了借条，借条项下借款也由展桂菊以银行转账方式拨付刘春燕银行账户；就案涉借款亦由展桂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刘春燕交付，且借款的返还仍然通过刘春燕银行账户转账至展桂菊账户。根据展桂菊与刘春燕相应民事关系的账目往来相对性实际情况，应予确定双方构成案涉借贷关系的出借人与借款人直接当事人。刘春燕对其抗辩主张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但证据不足。虽然其提交了所谓张玉龙、高晴晴出具的借条及张玉龙的情况说明，但张玉龙、高晴晴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能出庭参加诉讼，相应不利法律后果依法由刘春燕承担。有关借条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落实，该证据不具有法律证明力。而且如果张玉龙、高晴晴向展桂菊出具借条，但借条长期由刘春燕持有也不合常理。即使刘春燕与张玉龙、高晴晴形成有关约定，在展桂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约定对展桂菊也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再者，公安机关对展桂菊所作的询问笔录，虽然根据陈述反映其对案涉借款由刘春燕转给了张玉龙是知情的，但有关情况均是其据刘春燕讲述得知，且其与张玉龙或高晴晴并不相识。通过对案涉证据证明力的比较，该询问笔录没有其他证据充分佐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其他证据反映展桂菊与刘春燕之间的直接民事关系，具有优势于该询问笔录的证明力。展桂菊与刘春燕对本案讼争的形成均具有过错，应当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展桂菊与刘春燕之间的款项往来结算统计反映，展桂菊共交付刘春燕借款490355元，刘春燕直接或通过张玉龙转账共返还展桂菊225740元，差额264615元。该差额应当由刘春燕向展桂菊返还。鉴于展桂菊与刘春燕本案都有过错，并且双方对案涉借款的有关必要情况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展桂菊其他诉讼请求依据不够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春燕返还原告展桂菊借款人民币26461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展桂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由原告展桂菊负担800元，被告刘春燕负担50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展桂菊与刘春燕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本案，刘春燕对收到展桂菊通过银行转款290355元无异议，但认为其已将该款转给第三人张玉龙、高晴晴，并提交由张玉龙、高晴晴分别于2013年5月14日、2013年7月15日向展桂菊出具二张借条予以证明。按常理如张玉龙、高晴晴向展桂菊借款，该二张借条应在展桂菊处保存，现借条长期在刘春燕处存放与常理不符，且刘春燕所做的解释亦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刘春燕称其为展桂菊与张玉龙、高晴晴之间借贷关系的中间介绍人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刘春燕与展桂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春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刘春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晓菲
审判员 高希亮
审判员 黄宏伟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孙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