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商终字第01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近良。
委托代理人马鹏飞，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韬，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建芳。
委托代理人马鹏飞，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常通高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新区民营科技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蒋莳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解美芬。
委托代理人储静，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近良、石建芳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常通高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常商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汪近良及其与石建芳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马鹏飞，上诉人汪近良的委托代理人孙韬，被上诉人常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解美芬、储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通公司一审诉称：汪近良与石建芳系夫妻，均为常通公司的经销商，共同经销常通公司生产的各种型号的柴油机。该二人利用常通公司对其的信任以及对常通公司员工的小恩小惠，用多拉货、少付款、打欠条的方式开展销售。为取得常通公司的信任，汪近良、石建芳将自家的房产证、土地证押给常通公司，再打欠条从常通公司拉走柴油机。直至2011年4月，常通公司负责发货的员工调离公司时，将汪近良、石建芳所打的欠条交给常通公司，常通公司才得知自2004年至2010年底，汪近良、石建芳欠常通公司的款项达11346275元。常通公司立即索要，但汪近良、石建芳置之不理。故请求判令：1、汪近良、石建芳立即支付欠款11346275元；2、赔偿拖欠款项自欠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汪近良、石建芳负担。一审中，常通公司补充事实和理由，认为：自2002年至2010年，汪近良、石建芳销售常通公司的单缸柴油机4990台，双缸柴油机11788台，四缸柴油机7571台，货款合计109216943元，减去汪近良、石建芳的已付货款及应结算的返利合计102684996元，至今尚欠常通公司货款6531947元，故变更诉讼请求为：1、汪近良、石建芳支付欠款6531947元，并支付自2013年4月27日即本案受理之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由汪近良、石建芳负担。
汪近良、石建芳一审辩称：1、不存在拖欠常通公司货款6531947元的事实，也不应承担相应的银行利息损失。2、常通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常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汪近良与石建芳系夫妻。自2002年至2010年，汪近良担任常通公司的经销商，对外销售柴油机。常通公司要求汪近良带款提货，但双方往来中存在非全款提货的情形，会出具相应的欠条。经双方结账确认，2005年前汪近良共欠常通公司货款1252711元，其中在“天津静海良王庄”账册上有汪近良签字确认的结存金额463511元，在“河南洛阳一拖集团”账册上有汪近良签字确认的结存金额789200元。对2005年至2010年汪近良在常通公司的提货情况，常通公司提交发货通知单、发货单，认为汪近良的提货金额合计87826464元，汪近良对其中13207254元的提货予以认可。对2005年至2010年汪近良支付货款的情况，双方一致确认：汪近良以现金、2005年至2006年的返利冲账、银行承兑汇票、银行转账、业务单位直接电汇、仓库租金及汽车抵款、退柴油机、吊车冲账、垫付事故费用、配套单位划账的方式，向常通公司支付货款合计82547228元。对2005年至2010年常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常通公司提交开票登记签名本，认为汪近良领取业务单位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69656709.44元，汪近良对有汪近良、王凯、张巍、戎卫东、石建芳、潘玉坤、梅卫华签字确认的数额予以认可，该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61675085.44元，对其余7981624元的开票金额不予认可。
另查明：自2004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11日，汪近良、石建芳、张巍共向常通公司出具欠条31张，金额合计11346275元。汪近良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已在欠条规定的期限内还清欠款。
一审争议焦点为：一、常通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汪近良自2005年至2010年在常通公司的提货数额是多少；汪近良是否尚欠常通公司货款，如有结欠，金额是多少。三、石建芳应否向常通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
原审法院认为：
一、常通公司与汪近良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常通公司与汪近良之间未订立书面合同，双方对于付款期限亦无明确约定，则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常通公司向汪近良主张货款之日起开始计算，故常通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二、常通公司向汪近良供应柴油机，汪近良应支付相应的货款。关于2005年至2010年汪近良在常通公司处提货金额的问题。首先，2004年至2010年汪近良出具了总金额为11346275元的欠条，汪近良辩称已将欠条载明的款项全部付清，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汪近良辩称其与常通公司货款已结清的意见，不予采纳；其次，汪近良认可的提货金额远低于其认可的付款金额及开票金额，且汪近良对此差距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综合前述两点，依据常通公司提交的发货通知单及发货单，应认定2005年至2010年汪近良在常通公司的提货金额为87826464元。关于汪近良是否尚欠常通公司货款的问题。2005年前汪近良尚欠货款1252711元，加上2005年至2010年汪近良在常通公司的提货87826464元，扣除2005年至2010年汪近良以各种形式支付的货款82547228元，汪近良尚欠常通公司货款6531947元。关于常通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汪近良未向常通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汪近良与常通公司之间并无违约金的约定，故违约金应从常通公司主张之日，即2013年4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石建芳系汪近良的妻子，与汪近良共同经销柴油机，在常通公司有提货行为，曾向常通公司出具过欠条，故案涉债务应视为汪近良夫妻的共同债务，石建芳应与汪近良共同承担。
综上，常通公司要求汪近良、石建芳支付货款并承担相应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汪近良、石建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常通公司支付货款6531947元及违约金（自2013年4月2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87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94878元，由汪近良、石建芳共同负担。
汪近良、石建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汪近良与常通公司之间的货款已结清，常通公司诉请主张的欠款事实不仅有违常理，且欠缺证据证明。2、2011年5月16日的开票签名单上并非汪近良本人签字，双方当事人最后一笔业务结算的时间为2011年4月20日，故本案起诉已过诉讼时效。3、常通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发货单、发货通知单并不完整。即使按常通公司诉请主张的提货金额计算，2007年后应结算给汪近良的返利款也约为600万元，该返利款应抵扣货款，至于返利款的具体数额应由常通公司举证。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常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常通公司二审辩称：1、常通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欠条均属实，欠款数额的计算虽存在前后差异，但不能否认汪近良欠款的事实。2、汪近良对常通公司提交的87826464元的发货通知单及发货单，只认可其中的13207254元。但汪近良在常通公司开具的发票已有69656709.44元，故汪近良的陈述不实。3、汪近良于2011年4月20日、5月16日至常通公司领取发票，常通公司于2013年4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4、2007年的返利款1229290元已在2007年3月的提货金额中扣除，应付的返利款总额系经多次核算后确定，常通公司原审诉请主张的欠款数额准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汪近良、石建芳的上诉。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汪近良的主要业务片区为“洛阳一拖”与“天津静海”。但汪近良称，前述两个业务片区虽主要由汪近良负责，但还有常通公司的其他业务员、经销商在进行销售。常通公司则称，前述两个业务片区仅由汪近良负责销售，并无其他人销售。此外，常通公司在庭审中确认胡文龙、梅华、苗锐、周改珍、蒋东、刘磊系常通公司员工，但认为可能存在员工受汪近良委托从常通公司提货的情况。庭后，常通公司提交补充意见称，前述人员未给汪近良提货，只是替汪近良在财务上领取发票，故开票登记签名本上有前述人员的签名。
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汪近良、石建芳所欠货款是否已结清；二、本案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
一、原审判决认定汪近良、石建芳所欠的货款数额正确
（一）原审判决依据发货单、发货通知单确认汪近良的提货数额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
常通公司本案诉请主张及原审判决支持的欠款数额，共由三部分计算得来：即2005年前的欠款数额1252711元，加上2005年至2010年的提货数额87826464元，减去双方对账确认的已付款数额82547227.98元（自2005年至2010年通过转账、现金、电汇、仓库租金冲抵、退柴油机、吊车冲账方式支付的数额）。现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第二项，即2005年至2010年的提货数额。
1、双方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未签订书面合同，用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及货款的结算方法。常通公司主张对汪近良经手的客户，依照发货单、发货通知单的记载，交由汪近良委派的提货人员。从常通公司提交的历年的发货单来看，抬头均已记载收货单位为“天津静海汪近良”或“洛阳一拖汪近良”，前述证据虽由常通公司自行制作，但形成于本案纠纷形成之前，能反映双方的交易习惯，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2、汪近良只认可由其签名的、数额为13207254元的发货单、发货通知单，但该数额与其确认的已付款数额、已领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应认定除其认可的前述提货之外，还存在由汪近良委托他人提货的情形。常通公司在二审中虽确认胡文龙等人系常通公司的员工，但在汪近良不能对前述款项差距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下，不能排除汪近良曾委托他人提货或代领发票的可能性。因常通公司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依据发货单、发货通知单确认常通公司主张的提货金额，并无不当。
3、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天津静海”、“洛阳一拖”系汪近良负责的主要业务片区，在“天津静海良王庄”、“河南洛阳一拖集团”的明细账账页上亦有汪近良的签字确认。汪近良虽称另有其他经销商在“天津静海”、“洛阳一拖”片区同时销售常通公司的产品，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二）汪近良主张抵扣2007年后的返利数额欠缺依据
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确认2005年之前的返利款为663860元，2006年的返利款为665660元，2007年的返利款为1229290元，结算的均为上一年度的返利数额，同时确认自2007年后双方未再按销售台数结算返利，仅有部分冲账款项。一审中，汪近良对常通公司主张的提货数额不予认可，其认可的提货数额仅为13207254元。其在二审中又称常通公司未提交全部提货单、未全面反映销售情况，其陈述前后矛盾。汪近良虽主张2007年后存在应结算的返利款、返利款应充抵货款，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已对2007年之后的返利款计算方法形成合意，亦未能提交其据以主张支付返利款的结算凭证，故无法确认其主张的返利款数额。
二、本案常通公司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
常通公司与汪近良未订立书面合同，双方当事人对货款的结算期限、应付款期限均未作出约定。在此情形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常通公司要求汪近良支付货款之日起算，故本案起诉未过诉讼时效。
综上，汪近良、石静芳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7525元，由汪近良、石静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管 波
代理审判员 关 倩
代理审判员 杨 艳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杨璇璇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