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二中行终字第166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吕培鸽，男，1954年9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志刚，北京公元博景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张欣庆，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江宾，男。
一审第三人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32号。
法定代表人姜雪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春培，女。
上诉人吕培鸽因诉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行初字第3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8月21日，市人社局对吕培鸽作出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行为，主要内容如下：吕培鸽，出生年月为1954年8月，职工身份为干部，参保年月为1993年1月，参加工作时间为1980年8月，退休时间为2014年8月，应缴费年度22，视同缴费年月12.05，实际缴费年月21.08，Z实指数2.6217，全部缴费年月34.01，上年职工平均工资69521.00。按照《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83号，以下简称183号令），基础养老金计发基数10491.01，计发比例（%）34.08，计发金额3575.34；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139.00，计发金额1343.11；过渡性养老金G视同719.54，G实际835.37，计发金额1554.91；养老金合计6473.36；计发金额6473.36；统筹支付金额6473.36。
吕培鸽在一审中诉称：其于1966年9月随父母插队，1979年3月随父母落实政策回京。1979年10月到北京毛麻丝配件厂参加工作，1980年8月因父母年迈，经工作单位同意，办理了自动离职手续并于同月到原华北电管局工作。2014年8月，市人社局为吕培鸽办理退休手续，以劳办发（1995）104号文件，作出对吕培鸽1980年7月自动离职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全部扣除的审核意见。吕培鸽认为，市人社局的上述做法违反了国家和北京市落实知青政策的相关规定，于法无据。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市人社局于2014年8月21日作出的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
市人社局在一审中辩称，根据183号令以及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北电力公司）登记的住所地情况，市人社局具有对吕培鸽退休待遇核准的法定职责。吕培鸽，1954年8月出生，1966年随父母下放回湖北农村参加劳动，1979年随父母落实政策回京，1979年10月被北京毛麻丝配件厂录用为正式职工并于1980年8月经批准从该厂自动离职。随后，吕培鸽到华北电业管理局顶替其父工作，2014年8月，吕培鸽满法定退休年龄，由其所在单位冀北电力公司申报办理退休手续。2014年8月21日，市人社局核准吕培鸽养老待遇并办理退休手续。按照《内务部关于工作人员自动离职后又参加工作其连续工龄的计算问题的复函》（［63］内人工字第13号，以下简称13号文）规定，吕培鸽的连续工龄应从1980年8月起计算。综上，市人社局核准的吕培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吕培鸽的诉讼请求。
一审第三人冀北电力公司在一审中述称，对于吕培鸽是否属于自动离职不发表意见，但是认为冀北电力公司依据《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是有权力认定职工工龄的。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83号令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和管理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第二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符合下列条件的，自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准后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一）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并办理相关手续的；（二）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发放。”根据以上规定，市人社局具有在被保险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时核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职责。
本案中，关于吕培鸽认为1980年8月办理的自动离职手续不属于“擅自离职行为”的自动离职，对之前连续工龄应当合并计算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市人社局为吕培鸽作出的《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认定事实清楚。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吕培鸽的诉讼请求。
吕培鸽不服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法律文件前后不一致，依据没有适用过的13号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明显属于行政违法，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事实上的依据作出认定，其于1980年离开北京毛麻丝配件厂，是因家庭困难，以“自动离职”这种表述提交申请，经各级组织审核同意，报上级组织批准，不应认定为职工擅自离职的行为，不属于自动离职等为由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市人保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一审第三人冀北电力公司坚持一审中的诉讼意见。
在一审诉讼期间，市人社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下列证据：
1、183号令；
2、冀北电力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信息；
证据材料1、2证明市人社局负有核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
3、《工人自动离职审批表》，证明吕培鸽离职性质属于自动离职；
4、《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申请表》，证明吕培鸽自动离职后再次参加工作；
5、《内务部关于工作人员自动离职后又参加工作其连续工龄的计算问题的复函》。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吕培鸽提交并在一审庭审中出示了如下证据：
1、《回京知识青年登记表》，证明吕培鸽属于知识青年的身份，1966年至1978年在湖北插队当知青，1979年回京；
2、《工人自动离职审批表》，证明吕培鸽并非自动离职，市人社局认定吕培鸽自动离职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吕培鸽实质上属于辞职；
3、关于吕培鸽同时参加工作时间的说明，证明冀北电力公司实际上一直按照相关知识青年政策给吕培鸽计算工龄；
4、《行政复议决定书》（人社部复决字（2014）第23号），证明市人社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前后不一致。
法定举证期限内，冀北电力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吕培鸽对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1、2没有异议；对证据材料3-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材料3、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两份证据材料恰恰能证明自己是辞职而非市人社局仅凭字面意思理解的自动离职；对证据材料5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文件不是市人社局作出被诉养老核准行为的法律依据。
市人社局对吕培鸽提交的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材料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材料说明吕培鸽是为了顶替父亲工作才坚决向原单位主动提出离职，原单位亦是经过多次挽留的；对证据材料3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认为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单位不具有认定职工工龄的职权；对证据材料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冀北电力公司对吕培鸽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在1992年统筹之前，冀北电力公司依据《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是有权力认定职工工龄的。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认为吕培鸽、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可以证明相关事实，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全部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对市人保局、吕培鸽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经本院审查属实，亦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证据，审理查明，吕培鸽于1954年8月出生，2014年8月年满60周岁，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前在冀北电力公司工作。2014年8月，申报单位冀北电力公司向市人社局提交吕培鸽职工档案等相关材料。同月，市人社局根据上述材料，确认吕培鸽1966年随父母下放回湖北农村参加劳动，1979年随父母落实政策回京，1979年10月被北京毛麻丝配件厂录用为正式职工并于1980年8月经批准从该厂自动离职。按照13号文规定，认定吕培鸽的工龄应从1980年8月起计算。
本院认为，183号令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和管理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第二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符合下列条件的，自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准后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一）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并办理相关手续的；（二）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发放。”根据以上规定，市人社局具有在被保险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时核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职责。
本案中，关于吕培鸽认为1980年8月办理的自动离职手续不属于“擅自离职行为”的自动离职，对之前连续工龄应当合并计算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本院认为市人社局为吕培鸽作出的《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表》认定事实清楚，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之处，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吕培鸽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吕培鸽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吕培鸽负担（已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宁
代理审判员 王元
代理审判员 杨波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