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京01民终19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忠成，男，1956年9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颖秋，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大街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1号院1号楼102单元。
负责人陆家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坤，男，1979年6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邵子睿，男，1990年6月8日出生。
上诉人陈忠成因与被上诉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大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中信证券营业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35606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法官伍涛、高春乾、范琳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陈忠成一审起诉称：丰管路营业部对自己业务不熟悉，无法指导客户完成投融资交易，而在丰管路营业部错误的指导之下，直接导致原告股票被强制平仓进而损失408730.25元。原告认为，其损失是由于丰管路营业部的错误指导行为及不熟悉业务行为造成的，丰管路营业部应当承担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后经查询得知，丰管路营业部名称变更为本案被告，住所地变更为海淀区。
中信证券营业部一审答辩称：根据原告陈忠诚提交的诉状，本案系因原告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的“快e融业务”引发。原告在中信证券北京丰管路营业部（现更名为本案名称）签订了书面的《电子签名约定书》，此后原告又采用电子签名方式与中信证券签订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快e融）》，该协议第十八章，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产生的任何争议、纠纷，由协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结局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拘束力”。因此，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一审法院裁定认为，原告陈忠成与被告中信证券营业部合同纠纷一案，经审查，本案系陈忠成与中信证券营业部在履行双方之间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快e融）》的过程中，因补充质押股票引发的纠纷。该协议第68条约定“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产生的任何争议、纠纷，由协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结果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鉴于中信证券营业部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了仲裁协议，且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故陈忠成向该院提起的诉讼并非法院主管范围。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陈忠成的起诉。
陈忠成不服一审法院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裁定，指定法院进行实体审理。理由为：一是一审认定签订仲裁协议的主体错误。中信证券营业部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仲裁协议》的书面文本，且被上诉人提交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快e融）》协议是打印文件，没有上诉人签名。二是一审程序错误，未审先裁。三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投资人提供的格式文本，与本案无关，与管辖亦无关。四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因投资咨询与指导产生的纠纷，为证券投资咨询纠纷，而并非因证券交易（即股票质押式回购）产生的纠纷，所以本案不属于快e融协议中约定的仲裁范围。五是书面咨询协议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唯一形式，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着实际咨询指导关系，虽未以书面方式固定，但实际履行过，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形式。
中信证券营业部答辩称：一审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理由：一是陈忠成的诉讼系因其在营业部开通快e融业务后造成的损失，但快e融业务的主体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营业部只是为客户提供该项业务的通道，故此陈忠成应按快e融业务的协议解决纠纷。二是原告开户时签署过电子签名约定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采用电子签名签订的电子签名合同、风险揭示书，具有与纸质合同、风险揭示书同等的法律效力。三是上诉人在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开户时并没有与其签订投资咨询服务，所以双方不存在投资咨询服务关系，且快e融的开通及抵押操作完全由客户本人在操作系统内提交，其为避免客户的损失在客户交易到达预警线时通过电话及时通知客户进行补券或提前赎回等相关工作，最终因为陈忠成自己操作失误导致抵押证券平仓。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其与中信证券营业部签订的开户协议以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治理准则》，提出根据开户协议中《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第六十五条的约定，被上诉人应当为上诉人提供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规定提供的其他服务，且发生纠纷时上诉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协议内容和《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第七十一条，被上诉人具有指定专人向上诉人讲解融券业务规则的义务，以及对有关产品的内容和风险予以充分披露的义务。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开户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营业厅并未违反相关规定。且双方之间的纠纷系在履行快e融协议中发生，应适用协议中的仲裁条款。
本院认为，本案中二审争议焦点为陈忠成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以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快e融）》中的仲裁条款是否适用于本案的诉讼争议事项。本案中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上诉人对因指导错误导致上诉人在买卖快e融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亏损进行赔偿，双方是因投资咨询与指导产生的纠纷，为证券投资咨询纠纷。二审中上诉人明确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的依据是二审中提交的开户协议中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以及相关证券管理规定。其认为根据该协议和相关证券管理规定，中信证券营业部对其在金融产品的买卖中具有咨询和指导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的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快e融）》的仲裁条款是否适用于本案的诉讼争议事项的问题，经查，中信证券营业部提交的快e融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解决的争议事项为“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产生的任何争议、纠纷”。从上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和诉讼依据来看，虽然上诉人主张要求赔偿的损失发生在购买快e融金融产品的交易过程中，但其主张诉讼请求是基于《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和相关证券管理规定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产生，且上诉人明确其诉讼请求与履行快e融协议无关，其提请解决的纠纷为证券投资咨询纠纷，而非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产生的纠纷。因此，被上诉人所提《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快e融）》的仲裁条款约定仲裁的争议事项与本案上诉人提请法院解决的争议事项并非同一事项。此外，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中第六十五条，双方约定发生纠纷时上诉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陈忠成与中信证券营业部在履行双方之间快e融协议的过程中，因补充质押股票引发的纠纷，与上诉人主张并不一致，据此认为本案诉讼并非法院主管范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陈忠成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应对本案陈忠成主张的事项和纠纷进行实体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35606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伍 涛
代理审判员 范 琳
代理审判员 高春乾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