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8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彭春美。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菊芳，男，196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广东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莉，女，1965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必当归公司）、彭菊芳诉被上诉人李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4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必当归公司、彭菊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李莉原审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提交的证据2会计凭证的第11页并不能证明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欠李莉119754.81元，理由如下：(1)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提交的证据2是李莉书写，记录了公司的日常收入及支出，是公司的流水账，特别是彭菊芳交给李莉现金及公司收入总计309747元；必当归公司及彭菊芳均未在上述会计凭证上确认；(2)证据2会计凭证第11页虽然写有P1-P8李莉代付59082.00元+9800(39-40)(P3)；P9-P10李莉代付26006.8元；2015年11月工资26666元，又减去两笔款最后得出119754.81元，但原审法院的认定是不成立的。会计凭证P1-P8一直未有李莉代付款项数额及用途的任何记载；P6页李莉又记录了自9月-11月15日共收到BOSS现金145000元，实际支付184483元，截止10月27日实欠个人39483元(李莉)，2015年11月19日收BOSS现金10000元，实欠个人(假设全部是李莉的)29483元，上述凭证是记载了10月份的流水账目；P7页没有显示李莉代付款情况；P8页注明：截止本页(8页)，收入270979，支出330151.39元，欠支59172.4元，并注明是全部核计，并且李莉也写明是8页而非本页，由此可知2015年11月份公司总计欠支了59172.4元；P9-P10会计凭证也没有显示李莉代付的金额及用途记录，因此李莉代付26006.8元没有证据支持；2015年11月李莉代付工资26666元也是与其亲自记载是自相矛盾的：P9页的显示仅有一笔工资记录是500元而非26666元，并且李莉以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欠其公资为由将必当归公司、彭菊芳公司起诉，案号为：(2016)粤0113民初7619号，而李莉本人工资是按年薪40万计，当时是按80％计发，数额刚好26666元，起诉欠工资时间就包含2015年11月(见7619号诉状)。李莉提交的报销凭证、转账凭证、对账单等有的是李莉个人花费，与公司花费没有关联性，李莉提交的对账单也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因此不能证明李莉借钱给公司。李莉提交的借款总结是李莉书写承认彭菊芳还清李莉个人款项。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原审法院认定会计凭证与李莉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且前后记载及数据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公司也未确认上述数额，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彭菊芳与李莉及闵闽三方于2015年6月1日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三方准备成立“广州市东方圣母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后此协议并未履行，彭菊芳退出，李莉及其他人成立了“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必当归公司章程中显示，三个股东分别是彭春美、李莉及闵闽，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彭菊芳与彭春美是姐弟关系，不代表彭菊芳为公司股东，原审法院认定错误。必当归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到目前为止没有清算，原审法院认定彭菊芳为必当归公司股东，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明显于法不符。
李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
李莉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必当归公司向李莉还款本金228061.84元；2.必当归公司向李莉还款本金228061.84元自2016年1月1日期算至实际还款之日的银行利息，暂计10000元；3.由必当归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用；4.彭菊芳对必当归公司的以上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日，李莉、彭菊芳，及案外人闵闽，签订一份《合作框架协议书》，拟共同组建广州市东方圣母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彭菊芳任董事长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莉担任总经理，闵闽为副董事长。
2015年6月18日，李莉制作名称为“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的工作计划、采购计划，李莉在禀议书中起草并签名。
2015年6月24日，闵闽以副董事长身份对上述工作计划、采购计划进行审核并签名，彭菊芳以董事长身份进行批准并签名。
2015年7月1日，广州必当归公司注册登记，案外人彭春美（彭菊芳姐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公司经理，闵闽为公司监事，公司认缴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为彭春美、李莉、闵闽，第一期出资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金额为：彭春美114万元，李莉27万元，闵闽9万元。
2015年8月24日，李莉以名称为“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起草“关于私车公用的补贴”，彭菊芳于2015年9月9日以董事长身份批准并签名。
2015年9月2日，彭菊芳出具一份委托书，表示彭菊芳以广州必当归公司董事长身份，委托李莉以广州必当归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代为办理递送签证申请资料。委托书由广州必当归公司盖章，并由彭菊芳签名。
2015年12月29日，案外人胡德以名称为“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起草关于新进李莉罗彧及萧嘉敏等二人任职与叙薪事宜，李莉同日以总经理身份审核并签名，彭菊芳于2015年12月31日以董事长身份批准并签名。
2016年1月16日，广州必当归公司制作一份《关于公司高阶主管通信联络与使用规定》，表示已发布通讯录，补充信息如下，其中注明公司董事长为彭菊芳，总经理为李莉，总监为案外人胡德。胡德、彭菊芳在文件上签名。在李莉提供证据六《BDG公司通讯录》中显示，彭菊芳为公司董事长，李莉为总经理。
2016年1月27日，李莉手写一份款项汇总（李莉证据八），内容为“凭证流水账共P11页（P1-P11），备忘录（Boss欠款15520元）以上交付Boss（含庆典红包款总额）。2016.元.27。另：已和Boss核对，收到现金236979元（贰拾叁万陆仟玖佰柒拾玖元正），用于支付公司管理费用。其它均由李莉本人借支给公司。最后以财务会计报表金额为核准。（部分凭证Boss未交还给胡总，故未登记造册）。Boss借支李莉私人款已结。（韩国、意大利私人用品等）。”彭菊芳在上述内容最后签名，并注明日期2016年1月27日。
李莉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显示，从2015年6月10日至2016年2月24日，公司经营事项支出各项费用。原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公司并未实际运行，现公司注册地址并无人员经营。必当归公司、彭菊芳也明确表示双方于2016年2月发生纠纷，没有继续营业。李莉提交单据中，尚有金额分别为1686.50元、3150元，时间分别为2012年12月2日、12月15日转账凭证两张，有金额为1000元、时间为2015年1月4日的转账凭证一张，金额为721元、850元，时间分别为2016年11月3日、11月20日的转账凭证两张。经查阅李莉所提交证据，原审法院确认上述单据为广州必当归公司或李莉制作财务单据时笔误，将日期错误记录，实际日期分别为2015年12月2日，2015年12月15日，2016年1月4日，2015年11月3日，2015年11月20日。
李莉所提交的单据、转账凭证中，均无必当归公司盖章，部分有彭菊芳签名，有两张单据李莉未能提供原件。李莉提交单据极其混乱，多数单据复印件模糊无法辨认，原审法院经多次联系李莉责令其提供原件核对，李莉、罗彧及李莉代理人先后四次提交证据原件核对、复印。原审法院责令李莉对所有单据进行整理，并按照款项支出时间制作一份清单，注明支付项目、单据形式、金额、制单及签名情况、证据编号。李莉及代理人勉强提交一份按照证据顺序整理、内容混乱的部分清单一份，原审法院将之附李莉提交证据清单后，并由其对有无原件核对进行签名确认。因李莉提交证据材料未能清晰整理，不便于审核相关单据，原审法院根据李莉提交的关于款项支付的每一份单据，另行制作《李莉垫付款项单据清单》。
另查明，李莉与罗彧为母子关系。李莉提供证据四中有罗彧通过支付宝支付款项合计30033.3元，李莉表示上述款项均为公司经营而支出，必当归公司、彭菊芳对此不予认可。李莉仅提供支付宝付款记录，未提交相应的财务单据加以印证。诉讼中，李莉提交一份罗彧出具的一份证明，内容为“李莉（身份证：）通过罗彧（身份证号：）的支付宝（账号：15×××93）及银行卡（中国工商银行：6212263602017879115，中国工商银行：6212882013000301227）为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45821.21元（其中17180.60元是罗彧转入梁艺兰支付宝内）。特此证明。罗彧、李莉，2016年8月12日。”罗彧及李莉在各自打印名字旁签名并按指印。李莉提交罗彧支付宝转账记录，以证实向梁艺兰转账17180.6元的事实，未提交梁艺兰的确认上述转账为垫付公司货款的相关证据材料，也未提供公司相应的票据对17180.6元用于公司何项目进行证明印证。
再查明，2015年8月18日，李莉以必当归公司名义与广州金能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书》，由该公司代建广州必当归公司的会计制度，并代理记账，办理纳税申报手续等业务。协议有效期限为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广州必当归公司在委托方处盖章，李莉在代表人处签名，广州金能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受托人处盖章，并由公司员工谢洁纯签名。诉讼中，李莉提交一份《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费用明细》，表示由该广州金能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对公司支出情况作了财务汇总。明细表中注明，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费用支出项目有办公费、工资、通讯费等，合计469394.17元。该明细表未注明469394.17元费用产生的具体起止日期，也未详细注明每一小项费用的产生时间；未将相关的财务单据附清单之后，也未提供财务的相关记账凭证附后；未填写或打印明细表出具的时间，也未加盖受托方财务公司的公章。明细表下方仅有广州金能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员工谢洁纯的签名，无备注日期。原审庭审中询问为何明细表无财务公司盖章时，李莉表示经咨询谢洁纯，其表示为财务做账惯例，不盖章，仅出具一份费用明细。
必当归公司、彭菊芳原审庭审提交会计凭证（流水账）14页，分别有以下备注：（1）2015年8月31日，“自6月申办公司，总合计收到人民币97979元。”（2）2015年11月15日，“自9月-11月15日，共收到BOSS现金145000元。“2015.11.19，收BOSS现金10000元。”（3）2016年1月4日，“合计：43000元。”在合计上方记载从2015年12月19日，分五次收到BOSS现金的时间和金额。（4）2016年1月8日，“收到红包13768元。”必当归公司、彭菊芳表示上述金额共计309747元，为李莉实际收到广州必当归公司所支付的款项。
原审法院认为，李莉主张必当归公司向其借款，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李莉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书面证据，提供作为证据8的一份手写《借款总结》（当事人自编名称，该证据上无材料名称），原审法院只能从借款总结及其他证据材料分析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现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一）关于广州必当归公司的实际经营者问题。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抗辩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彭春美，彭春美为彭菊芳的姐姐，为公司董事长，彭春美委托彭菊芳进行管理，但表示双方未签到委托书。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显示，彭菊芳以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身份，与李莉、案外人闵闽于2015年6月1日签订前期的《合作框架协议书》，拟成立公司从事专业抗衰养生和医疗服务等业务，公司名称暂定为“广州市东方圣母健康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6月18日起，李莉、闵闽、彭菊芳三人即开始以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的名义制作工作计划、采购办公用品、招聘员工及培训，在广州必当归公司正式登记注册后，又以其名义制定“关于私车公用的补贴”等各项公司管理事宜，可确认李莉、闵闽、彭菊芳在实际公司运营中已经将合作公司名称确定为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彭菊芳一直以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对公司各种事项作最后审批或批准，且彭菊芳签名及审批的身份均为董事长。原审法院可确认彭菊芳为必当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利用与公司的挂名董事长及股东之一彭春美之间的姐弟关系，虽然没有在公司工商登记注册中显示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却实际控制着公司的运营，也实际为名义上彭春美的公司真正的第一大股东。对于彭菊芳抗辩其受彭春美委托对公司进行管理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李莉提交证据8《借款总结》内容的认定。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抗辩该证据不能作为其欠款的凭证。理由为：1.李莉起诉时不提交，开庭后补充提交，说明李莉本人都知道该证据不足为信。2.股东及公司没有授权彭菊芳在上述内容后签名。3.名为借款汇总，却没有注明借款金额，内容完全由李莉书写，必当归公司、彭菊芳处于对李莉的信任并未核对具体内容。4.总结中李莉写“已和BOSS核对，收到现金236979元用于支付公司管理费用。其他均由李莉本人借支给公司。”但实际根据公司制作的财务账册，李莉收到BOSS款及开业红包共计309747元。5.总结中的“BOSS欠款15570元”中的“BOSS”指公司，其他的“BOSS”指彭菊芳。故公司欠李莉15520元。
原审法院认为，彭菊芳确认借款总结中的“BOSS”指彭菊芳本人，从侧面也证实彭菊芳确实为广州必当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彭菊芳认为总结中的第一个“BOSS”指广州必当归公司，显然与上下文不通，原审法院对其该抗辩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确认总结中的每一个“BOSS”均为彭菊芳本人。借款总结中明确注明“其它均由李莉本人借支给公司”，双方对李莉在事实上借款给公司使用的确认是明确无误的，可认定截至彭菊芳签名的2016年1月27日，彭菊芳与李莉初步对账，确认李莉经彭菊芳同意垫支款项给必当归公司使用，上述款项为彭菊芳以个人名义所借，实际用于公司运营。这也与总结最后所写“BOSS借支李莉私人款已结”相印证，即彭菊芳以个人名义向李莉借款用于私人消费的部分已经向李莉清偿完毕，彭菊芳以个人名义向李莉所借用于公司经营的款项尚未清偿，尚应通过双方进一步对账确认。故在借款总结有“最后以财务会计报表金额为核准”的表述。
通过上述对借款总结的分析，可认定必当归公司有向李莉借款用于公司运营，借款的方式为李莉垫付。因借款总结中并未对李莉垫支款项予以明确，故需对双方所提交的其他证据进行分析进而确认未清偿款项金额。
（三）李莉提交证据3《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费用明细》（以下简称费用明细）及《委托代理协议书》的认定。李莉作为广州必当归公司的总经理，具体负责公司事务的处理。李莉表示各事项需要经彭菊芳以董事长身份审批，但李莉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书》中仅有公司盖章及李莉签名，未能提供彭菊芳以股东或董事长身份对此进行审批同意的证据材料。本人认定《委托代理协议书》是李莉自行委托广州金能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财务记账。李莉表示彭菊芳有口头指示，彭菊芳当庭予以否认，原审法院对李莉的上述陈述意见不予采纳。
《委托代理协议书》中，受托人处有谢洁纯签名，可认定谢洁纯为广州金能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对广州必当归公司财务账册制作的具体负责人，李莉提交的谢洁纯名片也证实谢洁纯在广州金能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经理职务。然而，《委托代理协议书》约定的协议有效期限为从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李莉并未提交双方对委托事项进行延期的证据材料，也未能说明在2016年1月1日后广州金能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为何仍有处理广州必当归公司财务事项的权限。
李莉所提交的《费用明细》，无财务公司盖章，无费用明细制作的具体时间，无每一项费用发生的具体单据加以印证，无财务账册的流水账进行证实，仅仅有谢洁纯的个人签名。对此，李莉以谢洁纯表示为财务做账惯例，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对该份费用明细所确认的公司自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支出费用的金额469394.17元不予确认，对该份费用明细不予采纳。
（四）双方当事人提交财务单据、财务记账流水材料的认定。李莉提交大量财务单据，表示为其垫付款项，也即李莉向公司借出款项。但不论是作为李莉的李莉，还是作为其代理人的律师，均未能真正确定究竟为公司垫支多少款项。具体表现为如下：1.在起诉时，李莉请求必当归公司、彭菊芳返还借支款项228061.84元。2.第一次开庭时，因李莉提交补充证据，必当归公司、彭菊芳要求给举证期，未实际进行审理，原审法院要求李莉代理人下次开庭时详细说明该金额如何计算得出。第二次开庭时，李莉代理人表示诉讼请求未变更，但在证据质证过程中，李莉自行计算的垫付款项金额为262860.34元，又改口为财务公司账目除证据3中《费用明细》确认的469394.17元并非全部，而是公司运营花费资金49万多元，彭菊芳向李莉支付的款项是235976元，而不是在借款总结中所写的236979元。故而要求必当归公司、彭菊芳返还借款本金262860.34元。经法庭询问，李莉确认变更了诉讼请求。3.第三次开庭时，原审法院再次责令李莉明确新诉讼请求的262860.34元如何计算得出，李莉又改口为，财务公司做账显示公司自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发生运营费用469394.17元，李莉收到彭菊芳款项为236979元，李莉在财务公司制作的费用明细之外，尚通过现金支出28911元（证据5之一单据，支出时间为自2015年10月19日至2016年1月9日），通过银行卡支付5887.50元（证据5之二单据，支出时间2015年11月6日至2015年12月15日）。4.在庭审过程中，原审法院询问李莉财务公司所出具的费用明细469394.17元的构成，其表示款项组成为，彭菊芳向李莉支付236979元，李莉现金支付28911元，转账支付5887.50元，李莉通过自身的银行卡及罗彧的银行卡为公司垫付267213.67元。又表示，28911元与5887.50元两部分费用于2016年2月份产生，故财务公司未出具会计凭证。5.原审法院要求李莉庭后书面明确诉讼请求的金额构成以及如何计算得出，李莉代理人庭后提交《诉讼请求数额的说明》，表示本案诉讼请求的金额为267213.67元，计算公式为：469394.17元（财务做账）-236979元（2016年1月27日）+28911元+5887.50元=267213.67元。
可见，李莉自身对支付款项的具体金额不断变更，提交诉讼请求时为228061.84元，后改为262860.34元，又改为267213.67元。且该金额的计算中错漏百出。先是依据《借款总结》主张彭菊芳仅向李莉支付236979元。彭菊芳及广州必当归公司提供财务流水账抗辩共计向李莉支付309747元时，李莉否认部分款项支付，仅确认收到彭菊芳款项235976元。该金额与借款总结中的对账内容并不一致。李莉却明确说起诉主张的262860.34元是财务公司统计的运营费用金额减除235976元。显然李莉在随意变更诉讼请求的金额，以达到与双方提供证据作出符合对其有利的解释目的。即使按照李莉自行提交的款项金额计算说明，也得出垫付款项为267213.67元的结论，该结论既与再三变更的诉讼请求不一致，也无法合理说明28911元、5887.5元为何不在财务公司制作的费用明细中。根据李莉自身所提交的证据显示，上述费用的单据记载的发生时间范围为2015年10月19日至2016年1月9日，并非李莉在原审庭审中所辩解的费用发生于2016年2月，导致财务公司因未能收到报酬而未继续出具会计凭证，显然李莉未如实陈述单据制作以及财务公司做账情况。
鉴于双方当事人均否认过《借款总结》中李莉收到“BOSS”的款项金额，原审法院认定该份《借款总结》仅能确认尚有部分李莉借支给广州必当归公司的款项未清偿，不能确认李莉收到彭菊芳的款项为236979元。必当归公司、彭菊芳对向李莉交付款项309747元的表述前后一致，且有相关证据支持，李莉对收到彭菊芳款项金额前后作出相互矛盾的意思表示，且未能合理说明理由，原审法院确认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提交财务账册流水的效力。李莉在质证时否认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提交证据1中20000元为彭菊芳支付，却又无法合理说明账册流水中对应的20000元的两次支付时间2016年1月2日、1月4日备注均为“收到BOSS现金10000元”的内容。可见，李莉对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提交的证据并未作出与客观事实一致的质证意见。结合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提交的财务账册流水账，原审法院可确认李莉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收到彭菊芳支付款项以及开业红包等款项共计309747元。
李莉提交证据2，拟证明李莉先后为公司垫付款项共计228061.84元，分别为1.现金垫付52324.73元，2.李莉工行卡支付29042元，3.从罗彧银行卡支付45824.21元，4.李莉平安银行卡支付43524.80元，5.李莉中国银行卡支付28038.6元，6.李莉现金垫付2016年1月、2月费用29307.50元（实际仍有2015年的3张单据）。故李莉起诉要求必当归公司、彭菊芳返还垫支借款228061.84元。然而李莉提供证据3中的《费用明细》计算的公司运营费用为469394.17元，证据8《借款总结》中所讲收到彭菊芳236979元，按照公司运营费用469394.17元减去彭菊芳交付款项236979元，得出李莉垫付款项为232415.17元，该金额与李莉起诉金额228061.84元并不一致。李莉补充提交证据5，表示垫付现金28911元、通过银行卡支付5887.5元，加上证据2中的228061.84元，合计262860.34元。故李莉又变更起诉请求，要求必当归公司、彭菊芳返还垫支借款262860.34元。原审时，法庭询问为何28911元、5887.5元不在《费用清单》中，李莉竟然无视证据5相关单据均为2016年1月9日前的事实，辩解上述单据费用产生在2016年2月，财务公司没有将上述费用制作财务账册。显然，李莉在庭审中有多次不诚信诉讼的行为。法庭询问李莉其诉讼请求的262860.34元与证据3《费用清单》、证据8《借款总结》确认金额的关系，李莉代理人在庭审后提交诉讼请求说明，得出垫付款项为267213.67元的结论。李莉本人对到底垫付多少款项在诉讼中不停变换请求，可确认李莉自身因财务账册混乱而无法确认垫付的具体金额。李莉提交的单据中部分有垫付说明，部分有银行卡交易流水，但同时，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提交的财务账册流水又证实彭菊芳将部分款项直接汇入李莉或其儿子罗彧名下银行账户，故李莉提交的财务单据，并不足以证实相应的款项均由其垫付。
在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提交的证据2会计凭证的第11页（自编），记载有“凭证：P1-P8，李莉代付59082元+9800元，P9-P10，李莉代付26006.8元，2015年11月工资：26666.0元，合计121554.8元，-1262.8元，-537.19元，等于119754.81元。”上述内容显然是双方当事人对李莉垫支款项进行了详细结算后得出的结论，且该内容记载在财务账册流水中。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持有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上述证据，只认可流水账计算得出彭菊芳向李莉支付309747元，而不认可上述内容所计算的李莉垫付款项金额119754.81元，但未能作出合理说明。李莉请求必当归公司、彭菊芳返还垫付借款262860.34元（李莉自己最后计算金额又变更为267213.67元，但未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但该金额与李莉自己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矛盾，李莉对此无法做出合理说明。原审法院确认李莉在本案中实际为广州必当归公司运营垫付借款119754.81元。对李莉诉讼请求超出上述金额的部分依法不予支持。
（五）关于必当归公司、彭菊芳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彭菊芳作为广州必当归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授权委托李莉为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实际运行。李莉为公司运营的垫付119754.81元，彭菊芳与李莉书面确认垫付款项的事实，应认定为上述款项是彭菊芳以个人名义向李莉所借，用于公司经营。李莉主张彭菊芳、广州必当归公司共同向其返还垫支借款，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借款利息，双方并未对李莉借支给广州必当归公司款项约定利息，应视为上述借款不需要支付利息。李莉可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延期还款利息，对李莉主张利息超出上述内容的部分，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彭菊芳抗辩其并非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只是受彭春美委托管理公司不应承担本案义务，原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已认定彭菊芳就为广州必当归公司的实际上的控制人、董事长，彭菊芳应与广州必当归公司一同向李莉承担返还借支款项的义务。必当归公司、彭菊芳抗辩李莉作为公司股东之一，负有出资义务，其为公司垫支款项应视为其履行出资义务，无需返还。原审法院认为，广州必当归公司的股东约定的第一期出资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李莉为公司垫付运营费用的时间均在2016年2月及之前，李莉垫支费用不应直接视为其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广州必当归公司股东之间的出资，如与公司章程约定不同，应当由股东之间另行协商确定。彭菊芳已经书面确认李莉支出的款项为借支给公司，现又在应诉中抗辩上述款项为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原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彭菊芳应自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莉偿还借款119754.81元及利息（利息以119754.81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7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原审受理费4870元，由李莉负担2217元，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彭菊芳负担2653元。如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经审查，原审法院审查的事实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李莉于2016年6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起诉请求中包括了2015年11月工资26666元。必当归公司、彭菊芳二审提交了另案（2016）粤0113民初7619号中李莉的起诉状，起诉请求:“1、支付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3月的工资，计133330元；……”其中包括了本案中李莉主张的该笔工资，证明李莉于2016年8月31日向番禺区人民法院就该笔工资另行提起劳动争议诉讼。2017年4月27日，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13民初7619号判决书，判决：“……二、被告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莉支付2015年8月至2016年3月工资合共133743.17元；……”。另外，2018年3月28日，必当归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春美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说明：彭春美与彭菊芳是姐弟关系，彭春美口头委托彭菊芳代为管理必当归公司并享有50%分红。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原审法院认定必当归公司、彭菊芳向李莉偿还借款以及借款金额的确定，证据是否充分？2.彭菊芳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彭菊芳、必当归公司认为会计凭证是由李莉单方制作，其没有对该凭证进行过确认，会计凭证中存在多处矛盾，故不能以此认定借款金额，且李莉主张的款项中包含了26666元的工资，李莉已另案起诉，该笔工资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认为，根据《会计凭证》中记载的：“凭证：P1-P8，李莉代付59082元+9800元，P9-P10，李莉代付26006.8元，2015年11月工资：26666.0元，合计121554.8元，-1262.8元，-537.19元，等于119754.81元。”，可看出李莉代必当归公司、彭菊芳垫付了款项119754.81元（包括26666元的工资）。必当归公司没有聘请会计和出纳，仅由时任公司总经理李莉负责制作会计凭证，原审法院采信必当归公司提交的会计凭证认定借款的数额合理。必当归公司既提交该会计凭证用以否定李莉提供的诉讼请求，在无证据推翻会计凭证的情况下，又不认可会计凭证的记载，于理不符。另外，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其中26666元系李莉2015年11月的工资，属劳动争议纠纷，且李莉已另行就该工资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番禺区人民法院也就该笔工资进行审理。故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对于李莉在本案中重复主张的该笔工资，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李莉为必当归公司垫付借款119754.81元有误，本院予以调整。本院确认李莉在本案中实际为必当归公司垫付借款93088.81元（119754.81元-26666元）。必当归公司、彭菊芳该项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必当归公司于2015年7月1日登记，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为李莉、案外人彭春美、闵闽，第一期出资金额分别为27万元、114万元、9万元。必当归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春美说明了彭菊芳代其管理公司的情况，彭菊芳在必当归公司的运营过程中也以董事长身份对公司各种事务作最后审批或批准，故本院确认彭菊芳在必当归公司担任董事长，基于其对公司运营有实际控制权，可以认定其具有该公司负责人地位。彭菊芳作为必当归公司的董事长、负责人，应当知晓与李莉书面确认垫付款项的法律意义，故涉案款项应认定为彭菊芳以个人名义向李莉所借，用于必当归公司的生产经营。李莉主张彭菊芳与必当归公司共同向其返还垫付款项，于法有据。彭菊芳上诉称其非必当归股东，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462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46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彭菊芳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被上诉人李莉偿还借款93088.81元（利息以93088.81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7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4870元，由上诉人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彭菊芳负担2127元，由被上诉人李莉负担27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53元，由上诉人广州必当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彭菊芳负担2127元，由被上诉人李莉负担52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晓丽
审判员 汤 琼
审判员 汪 毅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姚泽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