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78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伟平，男，1963年4月16日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江苏省海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民，江苏东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伟，男，1968年8月17日生，汉族，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住江苏省海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元杰，江苏共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泰兴市华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兴市通江路50号-3。
法定代表人：赵强，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顾伟平因与被上诉人黄伟、原审被告泰兴市华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蓝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1民初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顾伟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本案应当追加袁向华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本案出现了袁向华署名的凭证，该签名是否属实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或者追加袁向华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由袁向华自己到庭对署名的真实性进行确认。若署名为实，钱确实给付，但实际收取人为袁向华，则返还的对象也应当是袁向华。2.若袁向华收款是事实，但袁向华构成诈骗或其他罪名的情形下本案应该移交公安机关侦查，而不应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3.若袁向华收款不是事实，则本案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罪，也应该移交公安机关侦查，本案应中止。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对袁向华的授权是否具有收款、订立结算协议的效力作用。显然上诉人对袁向华的授权不具有收款、订立结算协议的内容，被上诉人向袁向华付款，如果是事实,其损害后果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2.一审认定“劳务工资结算单”合法有效系重大错误。本案建设工程的分包、发包均为个人，其发包承包行为当然无效，在该行为当然无效的情况下，“劳务工资结算单”中违约金的约定当然也无效。上诉人对该项目不应承担任何违约金，而且也无证据表明工程时间的延误就一定是上诉人的原因。袁向华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且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理当无效。但一审法院却认定有效，从而将高达195500元的违约金非法扣在上诉人身上。3.现有证据不能认定215503元实际支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当庭拒绝举证215503元实际支付的是现金或转账支付依据，仅凭署名为袁向华的收据佐证其观点，而且又无法证实袁向华签名的真实性。在此情况下不应认定215503元已付。三、被上诉人主张权益时的2年时效己届满，应驳回起诉。若被上诉人向袁向华付款是事实，在支付时和发生违约时，就应明知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但至其以原告身份起诉时，二年诉讼时效己届满。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黄伟辩称，顾伟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本案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诉讼第三人、刑民交叉中止审理情形。1.本案中黄伟、顾伟平系工程分包合同关系，顾伟平、袁向华系委托代理关系。顾伟平授权袁向华与黄伟处理剩余工程款事宜的事实清楚，有顾伟平认可的委托书为证，袁向华签署工资结算单、收款的行为应由顾伟平承担法律责任。袁向华并非本案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义务承担第三人，原审程序未将其列为第三人依法有据。2.袁向华作为工程分包合同一方代理人，其做出处理农民工工资的意思表示、代为受领工程款都是合法行为，在受领工程款后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占工程款行为，与本案无关，不存在因刑事案件中止审理本案的事由。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举证责任分配合法公平。1.委托书载明委托袁向华处理农民工工资事项，与黄伟、顾伟平签署的《关于南通三建南工大数控项目劳务分包最终决算有关事宜协议》约定的余款838653元皆为班组人员工资相关联，系代理授权明确。2.劳务工资结算单系《关于南通三建南工大数控项目劳务分包最终决算有关事宜协议》的补充合意，合法有效。工程发承包关系无效，基于工程质量合格前提下，承包人享有工程款请求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案件的司法解释精神，结算协议、结算单均为有效。工资结算单载明乙方自愿承担5%工期质量违约金，系结算双方对工程结算款自行处分的权利，并不损害国家、集体、其他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合法有效。3.黄伟基于对顾伟平出具的委托书的信赖，向袁向华支付余款，收到袁向华的手写收据。顾伟平庭审中自认曾派袁向华处理民工工资事宜，则黄伟在举证能力范围已经完成举证义务，顾伟平对于一审法院发出的袁向华身份调查令未能及时通知袁向华出庭作证，也未能提供黄伟未付款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华蓝公司辩称，其认可一审判决，希望二审法院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依法裁判。
黄伟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华蓝公司、顾伟平返还其超额支付的农民工工资款404003元，并从2014年1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华蓝公司、顾伟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三建公司）作为发包单位（甲方）与承包单位华蓝公司（乙方）、发包单位项目承包人黄伟（丙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南通三建公司未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黄伟在合同上签名，华蓝公司在合同上盖章，同时顾伟平作为华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名。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承接的南京工大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厂房二工程劳务分包给乙方施工，同时约定了开工日期、竣工日期、质量标准、材料管理、机械管理及甲、乙、丙三方责任等条款，合同暂估价为3740000元。2013年1月4日，黄伟与顾伟平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顾伟平出具华蓝公司授权委托书，委托顾伟平全权代表该劳务公司代领工程款；2.春节前支付劳务工资为完成工作量的9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总工资的70%，2014年春节前付至总工资的95%，余5%竣工一年后支付。顾伟平提供授权日为2013年1月11日的委托书，华蓝公司授权顾伟平全权负责案涉工程分包事宜，劳务工资由顾伟平全权收领并发放。华蓝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案涉《劳务分包合同》上的公章及委托书上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均系顾伟平私刻，并非其公司真实意思表示。顾伟平对此予以认可。
合同签订后，顾伟平组织工人进行了施工。2013年9月9日，黄伟（甲方）与顾伟平（乙方）签订《关于南通三建南工大数控项目劳务分包最终决算有关事宜协议》，确定案涉工程劳务决算一次性打包价为3910000元（其中甲方已支付3073147元，余款838653元均为乙方班组工人的工资，均由乙方负责发放到班组）。该协议还约定：本协议签订后除9月6日前黄伟已签字认可工资并在承诺支付余款工资时间的前提下，如再发生顾伟平下属班组或其相关人员至项目部、南通三建、政府有关部门讨要民工工资或其他费用，南通三建有权采取相关措施追究顾伟平法律责任；并且乙方自愿就质量违约、文明施工违约、工期违约承担工程总价5%的违约金，此违约金甲方有权在未付工程款中扣除。2014年1月10日，经顾伟平同意，黄伟支付了朱训保外墙粉刷班组工人工资143250元，支付李亚兵内粉刷班组工人工资122600元。按前述协议，其余工人工资未发放。顾伟平催讨未果，于同日出具袁向华委托书一份：“本人现委托袁向华前来南通三建南工大数控项目有关农民工工资事项，望给予方便为谢”。袁向华持委托书与黄伟于2014年1月11日达成《南通三建南京工大劳务工资结算单》：双方签订的决算协议工资总额为3910000元，其中在2014年1月10日前已支付3233147元，在2014年1月10日经顾伟平同意项目部支付内粉刷班组122600元，支付外粉刷班组143250元，扣除协议第五条195500元，余款215503元在2014年1月11日一次性支付，原结算协议终止。黄伟在庭审中提交袁向华出具的收条，证明袁向华收到南京工大项目部劳务工资余款215503元。
此后，顾伟平以未收到工程款为由报警。同时，未领到工资的农民工到政府部门讨要工资。2014年1月15日，经政府工作人员做工作，黄伟支付了班组工资404003元，由顾伟平出具承诺书保证发放到工人手中。后由黄伟委托第三方直接以转账方式汇款至张生科班组347097元、陈海忠班组56906元。黄伟在顾伟平的承诺书下方注明：为了配合政府维稳工作，今同意支付上述工资，但必须保留原劳务合同的诉讼权，并且有权追讨付出的不法工资。
之后，南通三建公司即向法院起诉，要求华蓝公司、顾伟平返还404003元并从2014年1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2015年5月25日，海门市人民法院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南通三建公司的起诉。南通三建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到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终审裁定，维持海门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
黄伟在庭审中明确要求顾伟平承担工程款返还义务，由华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在本案的庭审结束后，顾伟平提交2014年1月30日承诺人落款为“袁向华”的承诺书，说明其没有收到黄伟支付的劳务工资215503元。
一审法院认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顾伟平委托袁向华处理南通三建南工大数控项目有关农民工工资事宜，袁向华持委托书有权处理顾伟平的委托事宜，其与黄伟达成的《南通三建南京工大项目劳务工资结算单》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黄伟及顾伟平均应按该结算单履行各自的义务。黄伟根据该协议给付袁向华215503元，并由袁向华出具收条，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黄伟及顾伟平就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按约已结算完毕。至于顾伟平在庭审中表示其未收到215503元，一审法院认为，其应当向袁向华另案主张。关于顾伟平在庭后提交的承诺书，已超过举证期限，且根据承诺书的内容，袁向华与案涉工程有关，其代表顾伟平处理案涉工程农民工工资事宜，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对于顾伟平庭后提交的承诺书，不予采信。
在黄伟与顾伟平结算完毕后，2014年1月15日，黄伟再次就案涉工程支付农民工工资404003元，超出了黄伟应当给付的工程款范围，顾伟平应当予以返还。
至于黄伟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顾伟平在与黄伟结算完毕后，再次向黄伟主张工程款，对于黄伟多支付的工程款，顾伟平应当自黄伟起诉之日即2016年1月7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至于黄伟要求华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顾伟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黄伟工程款404003元及利息（自2016年1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黄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60元，由顾伟平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二审中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对于顾伟平于一审庭审结束后补充提交的署名“袁向华”的承诺书，顾伟平陈述该承诺书中的文字除“已阅读，袁向华”系袁向华书写外，其余均系其朋友茅银飞所写。黄伟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定，该承诺书应属“袁向华”所作的证人证言，但其并未到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无法证明该承诺书的真实性。
2.关于顾伟平委托袁向华的经过。顾伟平陈述：“我和黄伟约定1月10日三方签字结算，但到了1月10日黄伟没有付钱，工人就找我要钱，并跑到南通三建办公处去，我们在那边等到了中午，黄伟在当天中午主动向南通三建办公处表态说负责当天将所有的工资全部结清，当天办公处的人员都在场，黄伟让我写委托书说所有钱他付清，到了下午黄伟走了以后，有两个班组和我说，他们的工资单被黄伟拿走了，认可已经结清了，其实当天并没有给钱，还有两个班组的工资单没有被黄伟拿走，当时我和这两个班组都急了，袁向华就打电话说他在晚饭前赶来帮我处理此事，在当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袁向华赶到了办事处，袁向华说这个活是他给我介绍的，这个钱他百分之百帮我要到，只要我出具一份委托书就可以了，当时我手下的几个班组都让我出委托书，这样他们就可以拿到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写了委托书，委托袁向华去找黄伟要钱。我当时说这个钱黄伟给的话，就马上通知我，我就去拿。1月11日没有任何消息，到了1月12日袁向华就不接我电话了，我就感觉不对劲，1月13日我就向派出所报案了。后来我再打电话给黄伟的时候，黄伟说钱已经付清了，全部付给了袁向华。在此情况下，我的农民工就非常急，农民工就跑到市清欠办，市清欠办将我和黄伟、南通三建都找过去了，市清欠办的人员问黄伟有没有将钱支付给袁向华，如果支付给了袁向华，他们会通过司法机关抓黄伟，黄伟说这个事情内部解决，后南通三建在清欠办表态这个钱由黄伟进一步付清，黄伟也同意了，在此情况下，当天黄伟直接打款给两个班组付了农民工的工资，这些钱并没有经我的手。”黄伟陈述：“袁向华与顾伟平是委托关系，黄伟和袁向华并非很熟悉。委托书中委托袁向华处理有关农民工工资事宜，顾伟平与黄伟签订的分包结算协议中约定的余款83万余元全都是农民工工资，不存在其他机械或者材料款项的纠纷，应当认定袁向华有权处理剩余班组工资的事宜。”本院经审查认定，顾伟平当庭陈述，其就工人工资事宜委托袁向华向黄伟要钱，结合顾伟平出具的委托书，本院对顾伟平委托袁向华向黄伟讨要工程款的事实予以确认。
3.关于袁向华有无签订结算单和出具收条的事实。顾伟平二审中陈述：“1月15日我找黄伟要钱，黄伟告诉我钱已经给了袁向华。1月30日我给袁向华5万元，袁向华本身是一个小混混，1月30日刚好是腊月三十，当天晚上袁向华赖在我家里不走，说我必须要给他5万元，我说你已经拿了21万元，怎么还找我要5万元，袁向华说他根本没有拿到钱，袁向华说收据是他瞎写的，实际上并没有拿到钱。我也问了袁向华写收据要承担责任的，袁向华让我去告，说告了之后就可以把钱拿回来了。”对此，本院经审查认定，通过顾伟平的陈述，可以认定顾伟平认可袁向华确曾向黄伟出具过收条的事实。
4.关于黄伟有无向袁向华支付215503元。黄伟提供了向黄卫芳借款20万元的借条和出票人为南通三建十六公司、收款人为天津通嘉海贸易有限公司的2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证明其以借黄卫芳的20万元承兑汇票和15503元现金支付给袁向华劳务工资215503元。顾伟平对借条和承兑汇票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借条无原件、承兑汇票上无黄卫芳的名字，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且黄伟在本案其他庭审中陈述系以现金方式支付，该证据与其陈述不符。本院经审查认定，黄伟提供的借条和承兑汇票不能证明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顾伟平以原审被告华蓝公司名义与被上诉人黄伟、案外人南通三建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因南通三建公司并未加盖公章，而华蓝公司的印章系顾伟平私刻，故该合同的相对方应为顾伟平与黄伟二人。该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但顾伟平已经完成施工任务，双方有权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劳务工程价款，故双方就案涉工程劳务价款所达成的结算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
根据顾伟平与黄伟于2013年9月9日签订的《关于南通三建南工大数控项目劳务分包最终决算有关事宜协议》的约定，黄伟尚欠工人工资838653元，如顾伟平下属班组再至项目部、南通三建、政府有关部门讨要民工工资或其他费用，顾伟平自愿承担总工程款5%的质量、工期及文明施工违约金，黄伟有权在工程款中扣除。此后，顾伟平向袁向华出具委托书，委托袁向华处理南通三建南工大数控项目有关农民工工资事项，袁向华依据委托书与黄伟签订了《南京三建南京工大劳务工资结算单》。顾伟平的委托范围为处理有关农民工工资事项，通常应当理解为与案涉项目民工工资有关的事项，袁向华均有权处理，故顾伟平认为其对袁向华的授权不具有收款和订立结算协议的效力，与授权书字面意思不符，亦与其自述当时委托袁向华向黄伟要钱的背景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在该结算单中，袁向华同意扣除总工程款5%的质量、工期及文明施工违约金，源自顾伟平与黄伟签订的工程结算协议，且顾伟平委托袁向华亦正是在其下属人员至南通三建办公处讨要工资之后，故黄伟与袁向华协商扣除该部分费用并未超过顾伟平的委托授权范围，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顾伟平承担。顾伟平认为劳务分包合同无效，双方的结算行为亦应无效，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上诉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顾伟平对袁向华签订的结算单和收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黄伟提供的与袁向华签订的结算单及袁向华出具的收条，时间与顾伟平委托袁向华的时间相符，且顾伟平自述其事后还见过袁向华并取得袁向华的承诺书，袁向华认可出具过收条，故顾伟平否认袁向华签订的结算单和收条真实性，应当举证证明该结算单和收条上袁向华的签名存在虚假，现其未能证明该结算单和收条上袁向华签名存在虚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其此项异议，不予采信。
对于黄伟有无实际向袁向华支付215503元，黄伟提供了袁向华出具的收条，其主张现金支付，但其提供的资金来源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且与其主张的现金支付方式不符；而顾伟平提供了袁向华签名的承诺书，亦未能证明该承诺书内容的真实性。对此本院认为，黄伟虽不能充分证明款项的来源，但其提供的袁向华的收条客观真实，已经尽到基本举证义务，而顾伟平认为袁向华越权结算，但其事后不久就见过袁向华，其不旦不追究，还给了袁向华5万元，并取得了袁向华签名的承诺书，说明顾伟平与袁向华之间关系较为密切，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袁向华承诺书内容的真实性，对袁向华未收到款项就出具收条的行为亦无合理解释，与常理不符。袁向华并不是本案当事人，其是否实际收到该款，仅凭现有证据无法查清，本院对此不予认定。但顾伟平委托袁向华与黄伟结算农民工工资事宜，袁向华签署的结算书能够证明顾伟平与黄伟结算完毕，袁向华出具的收条应当视为其已经收到相应款项，顾伟平应当对袁向华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顾伟平并未向袁向华主张权利，而是通过政府部门向黄伟主张权利，黄伟为配合政府维稳工作再次向顾伟平支付的劳务工资，与顾伟平的委托结算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判决顾伟平予以返还并无不当。至于顾伟平与袁向华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袁向华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
黄伟挂靠南通三建公司承接案涉工程，其于2014年8月即以南通三建公司的名义起诉顾伟平和华蓝公司，虽然人民法院认为该案诉讼原告应为黄伟本人，但从该案起诉的事由和诉讼请求来看，与本案实为同一纠纷，黄伟在该案经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后重新起诉，并无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重新起诉时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顾伟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60元，由上诉人顾伟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海南
审判员 汪德全
审判员 白文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汪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