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鄂0202民初433号
原告陈劲柏。
原告余波。
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杜水桥、黄清芳，湖北元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邓涛。
被告刘薇。
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冯凡，北京仁人德赛（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黄石市江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石交通路13-12号。
法定代表人邓涛。
委托代理人李伦，湖北仕科旸律师事务律师。
原告陈劲柏、余波诉被告邓涛、刘薇、第三人黄石市江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
原告陈劲柏、余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赔偿因滥用职权、非法挪用资金未归还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失270万元；2、判令二被告赔偿因滥用职权、非法挪用资金给第三人造成的利息、资金占用费、其他违规报销费用损失5937286.38元（此数额为暂定数额，具体数额以鉴定为准）；3、判令二被告将在关联公司违法所得的工资433400元（此数额为暂定数额，具体数额以鉴定或法院审查数额为准）归第三人；4、判令二被告赔偿第三人因其私自低价出售房屋导致的损失87.53万元（此数额为暂定数额，具体数额以鉴定或法院审查确定为准）；5、判令二被告赔偿第三人因其虚列开支、虚报费用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失160万元（此数额为暂定数额，具体数额以鉴定或法院审查确定为准）；6、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所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三人江汉公司系国有改制企业，2001年1月17日注册成立，当时法定代表人为邓绍勇（系现任股东邓涛之父），股东为邓邵勇、陈劲柏、佘佑荣、余波、刘薇。2004年4月15日，股东邓邵勇因病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被告邓涛，公司法定代表人亦变更为邓涛，此时公司股东几经变更后为邓涛持股43%，其中代持10%，陈劲柏持股13%，刘薇持股10%，主管公司财务部，佘佑荣持股10%，主管公司工程部，余波持股10%，王泽民持股4%，程春梅持股4%、杜雪芳持股3%、李君持股3%。经股东会决议，推选出管理层，其中董事会成员为邓涛、陈劲柏、刘薇，监事余波、佘佑荣。自被告邓涛担任董事长以及法定代表人以来，无视《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的重大投资、决策均为召开股东会、董事会，都是邓涛与刘薇、佘佑荣合谋，进行非法活动。原告陈劲柏、余波等小股东既不知晓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在公司开发项目盈利后也未得到应有的分红。上述情况下，为维护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原告陈劲柏、余波多次向被告邓涛、刘薇及佘佑荣等人提出质询及意见，但邓涛等高管一意孤行，肆意妄为，导致公司利益严重受损。后原告陈劲柏、余波等五名中小股东被迫于2012年11月向公安部门实名举报被告邓涛、刘薇等高管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黄石市公安局经侦查，确认邓涛、刘薇利用职务之便，在未召开股东会以及董事会的情况下，先后多次挪用江汉公司巨额数额，初步查实940万元，假借“合作”、“投资”等名义借贷给他人，谋取私利。其行为，已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公司治理及管理，给公司造成利息、资金占用费损失5546428.61元，且至2012年止，尚有270万元未收回。2009年2月，邓涛、刘薇以不正常低价恶意处置公司资产，将江城大厦的三个门面卖给邓涛的同学柯劲松。参与同地段评估价，柯劲松已低于市场价70%，严重违背商业惯例，给公司造成损失87.53万元。此外，被告邓涛、刘薇还违背《公司法》关于竟业禁止的规定，利用江汉公司资金，以大冶广明房地产公司的名义经营房地产项目，并在该项目领取工资。另有，邓涛、刘薇长期合谋虚列费用开支，在第三人江汉公司报销，谋取个人利益。2004年邓涛父亲病重，治病花去医疗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390857.77元，该费用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由邓涛私自在江汉公司予以报销。鉴于二被告上述严重侵犯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违法行为，原告于2015年11月30日依法请求江汉公司监事代表公司对其提起诉讼，但公司监事置之不理，原告被迫提起股东代表之诉。依据江汉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及投资计划；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并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二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违背了《章程》的规定，给江汉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且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邓涛、刘薇应当对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将其违法所得归入公司。
被告被告邓涛、刘薇共同答辩：一、被答辩人提起的股东代位诉讼不符合法律程序性的规定，依法应予以驳回起诉。（一）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中，包括了多个不同的诉讼标的，涉及多个独立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不符合合并审理的相关规定，依法应予以驳回起诉。根据原告在起诉状中列举的前5项诉讼请求，以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本案涉及多个独立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属于不同的案件，应当分别立案起诉。本案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诉讼标的：一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二是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三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公司利益。上述三个案件的当事人不同、法律关系不同、构成要件不同，且不存在法定诉的合并理由，理应分别起诉。关于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列举的第1项、第4项诉讼请求，应属于《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相关行为；而第3项则属于《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还有第2项、第5项则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上述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行为的主体不一样、侵害的客体也不一样，产生的行为后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都不一样，属于完全独立不同的诉讼标的。但原告故意将三个不同诉讼案件合并在一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并审理的相关规定，依法应予以驳回。（二）原告提起股东代位诉讼未履行必要的前置程序，其提起诉讼的条件并未成就，依法应予以驳回起诉。虽然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显示其于2015年11月30日采用特快专递的方式分别向江汉公司所谓的监事佘佑荣、候补监事李珺、程春梅等发出所谓《关于函请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诉的通知》的函件，并进行了保全证据的公证。但原告的上述行为并未从实质上起到“穷尽公司内部救济”程序这一法律后果，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股东提起代位之诉所要履行的前置程序，理由如下：第一，从程序上讲，原告的行为最多只能说明其向江汉公司的监事个人寄送了函件，但并未证明江汉公司的监事佘佑荣、程春梅、李珺（事实上，江汉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姓名中只有一名叫“李君”的股东，并无“李珺”此人）等人实际收到了上述通知。从原告提交的公证书的附件来看，其寄送的地址是江汉公司的办公地址，而不是佘佑荣先生等人的个人居住地址，而且也未提交上述邮件的签收证明，因此，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监事会已实际收到上述通知。第二，从通知的内容上讲，原告并未列明具体的诉求及理由申请监事会对被告提起诉讼。从原告起草的通知书的内容看，通知仅笼统的要求“提请尽快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诉’”，并未列明具体的诉求以及事实和理由，而且上述通知的内容与原告在本案中所起诉的理由也不尽相同。原告在通知中列举要求起诉的理由是“被告严重违反了《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已给公司造成巨额损失”，这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内容，而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列举的却是“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由此可知，原告在通知中向公司监事会提出的诉讼申请的事由与其本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事由并不一致，并未从实质上履行股东代位诉讼的前置程序。第三，原告陈劲柏、余波作为公司前任监事并未履行监事职责组织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或者联系其他股东对原告提请的诉讼申请进行调查核实，而是违反《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恶意规避前置程序，严重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股东代位诉讼所需要履行的前置程序，其提起诉讼的条件并未成就，依法应予以驳回起诉。（三）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起诉。从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列举的诉讼请求以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来看，大多数所谓的侵权事实都发生在2008年前后，原告作为公司的股东（同时兼任公司监事）对江汉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都十分了解，且不说被告是否存在原告所诉称的侵权事实，即便存在，则原告对上述事实是清楚和明知的，同时也是同意和支持的。被告邓涛作为董事长每年都会就公司经营状况在股东大会上向股东进行汇报，而且江汉公司每年也会结合经营状况向股东进行收益分配，原告每年都在实际领取，而且也从未提出异议（关于江汉公司原董事长邓绍勇的医疗费报销问题，原告陈劲柏在当年的董事会决议上主动提出可由公司进行报销，并征得了其他董事（股东）的同意）。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原告对于被告所谓的“侵权事实”一直都是知情的，但直到2016年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则已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四）原告针对已由司法机关认定为不存在的事实反复纠缠，属于明显的恶意诉讼，应依法驳回起诉。关于原告起诉的相关事实和理由，实际上已经在刑事程序中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子虚乌有。但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仍旧反复纠缠，甚至通过违法手段获取刑事案件中的案卷资料，作为所谓证据恶意提起诉讼，明显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行为，应依法驳回起诉。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公司遭受到了实际损失，依法应驳回诉讼请求。关于原告起诉证明被告损害公司利益的核心证据为黄石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起诉意见书》和黄石市公安局委托湖北涵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一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黄石市公安局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对相关人员所在的讯问笔录。而上述证据无论是从证据形式上，还是证明效力以及证明内容上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无法证明被告存在损害江汉公司利益的行为，理由如下：（一）《起诉意见书》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形式上，其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要求；在内容上，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都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在证据形式上，《起诉意见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中关于民事诉讼证据形式要件的要求。该条规定的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等八种类型。《起诉意见书》作为一种法定的公文文书，是刑事侦查机关在进行犯罪侦查后为追诉犯罪而向检察机关或公诉部门出具的一种法律文书。从性质上讲，《起诉意见书》既不是物证，也不属于书证的范畴，更不是上述八种证据类型中其他证据类型，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在证据效力上，《起诉意见书》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有关“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等“三性”的要求，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理由如下：第一，《起诉意见书》的来源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属于国家秘密。同时，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颁布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律师摘抄、复制的材料应当保密，并妥善保管。”《起诉意见书》作为刑事侦查程序中由公安机关制作形成的案卷资料，不仅属于国家秘密的范畴，而且对于其使用、接触人员的范围都有着明确的要求。普通公民若要获取上述资料，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并且未经允许不能私自使用。在本案中，无论原告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取了上述《起诉意见书》，其获得的途径以及用途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二，《起诉意见书》的内容不真实。《起诉意见书》中指控被告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江汉公司资金的事实，后都被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不起诉决定书》（鄂黄港检刑不诉【2015】05号）全部否定。因此，《起诉意见书》中的内容未经过审判机关通过合法的举证质证程序进行认定或排除，且检察机关出具的相关生效法律文书证明的事实也全部否定了该内容，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任何违规或违法的事实。第三，《起诉意见书》涉及事实与本案也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性。该《起诉意见书》作为刑事侦查案件中所形成的保密文件，只能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之用，而与本案中原告起诉的相关事实无任何实质上的联系。在刑事程序已经终结、且在检察机关最终认定该刑事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予以不起诉的情况下，原告引用该《起诉意见书》中的内容作为证据，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司法鉴定意见书》也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程序和要求，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首先，《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使用不合法。如前所述，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前述《起诉意见书》都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制作形成的资料。而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形成的资料档案属于国家秘密的范畴，任何个人都不能非法获取和使用。而且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第六条第3项也明确表示“本鉴定意见仅供委托方（黄石市公安局）委托目的（刑事侦查）使用，其使用权归委托人所有，未经委托人许可或超本委托目的，第三人不得使用”，原告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上述国家保密文件并使用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更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进行使用。其次，《司法鉴定意见书》得出的鉴定结论和鉴定意见并不属实。具体事实和理由将在下文中阐述。再次，《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内容最多只能反映出江汉公司的资金流向问题，而无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定性，也无法证明被告就侵占或挪用了上述资金。而且根据前述黄石港区检察院出具的《不起诉决定书》得出的结论为上述资金的流动系“利用公司资金对外投资及过账行为”，并不能证明被告的违规或违法行为。综上，上述两份证明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其反映的内容都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采信，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讼请求。（三）原告提交刑事案件中的刑事侦查笔录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1、从证据形式来看，讯问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形式。从第六十三条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证据进行了列举，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等八种形式。凡是不符合该八种形式的材料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刑事侦查笔录并不属于上述八种证据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首先，刑事侦查笔录既不是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及勘验笔录，同时也不属于证人证言。我国《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证人证言”是指证人以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而讯问笔录是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而对当事人进行调查的记录，虽然笔录上有当事人的签字和手印，但是该陈述是对公安机关的陈述而不是对人民法院的陈述，因此其陈述对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其次，刑事侦查笔录也不是书证。书证是以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刑事侦查笔录只是侦查机关对证人讯问的过程的记录，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再次，刑事侦查笔录也不属于当事人陈述，当事人陈述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诉讼之外的陈述并不能作为“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形式使用。2、从证据来源来看，刑事侦查笔录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也是不合法的。刑事侦查笔录作为侦查机关制作归集在刑事案卷档案资料里的内容，不管刑事案件成立与否，都不能出现在民事诉讼中，更不能由刑事案件的当事人直接获得或使用。刑事侦查活动是国家权力机关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依法采取的严厉措施，应严格按法律程序进行，在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包括讯问笔录，必须用于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复印侦查笔录人为有权机关及辩护律师，案件当事人或案外人是无权对刑事侦查笔录进行复印的。原告获得上述侦查笔录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上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从证据的效力来看，刑事侦查笔录在本案中没有任何的证明效力。《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样单一的侦查笔录更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合议庭不可能也无必要知晓整个刑事案件的所有事实，对讯问笔录内容的真伪根本无法识别，如果把这种真伪不明的直接证据运用到民事诉讼中，那么得到的案件事实也只能是真伪不明的。更何况在本案中，刑事案件已经由检察机关作出了明确的不起诉的决定予以终结，这也表明上述侦查笔录所证明的内容已经被司法机关直接否定。上述侦查笔录根本就没有证明效力。4、从举证责任的分配角度来看，原告将公权力机关所制作的刑事侦查笔录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明显是违反了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根本原则，更是破坏了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处在地位平等的平等性和公平性原则。若民事审判程序都允许当事人借助公安机关的力量取得证据，再要求对方当事人举证反驳，这不仅会导致非法举证责任倒置的后果，而且还会助长公权力介入私权纠纷的不良现象，更是对法治精神的一种破坏。事实上，从理论上说，任何诉讼证据都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双重属性。证据能力是指事实材料成为诉讼证据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或者说是法律对事实材料成为诉讼证据在资格上的限制，又称为“证据资格”。它要求证据必须符合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证明力，是指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的说服力，即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存在，是否存在及有多大程度的证明作用。在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刑事侦查笔录，在证据形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要求，证据来源也不合法，不具备证据资格；其证明效力又被司法机关直接否定，所以不能作为民事案件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此外，关于原告提交的所谓《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表》等证据，妄图证明江汉公司存在损失的事实，答辩人认为上述证据成立的前提应当是被告存在侵占江汉公司利益的客观事实，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事实上，如前所述，原告并未提交任何直接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所谓侵权的事实，因此，上述《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表》所列举的江汉公司的所谓“损失”都是原告主观臆想出来的，根本不是客观事实。综上，原告并没有任何直接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公司遭受到了实际损失，合议庭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三、关于原告在起诉状中列举的被告存在侵害江汉公司利益行为的几点澄清和说明。（一）关于原告起诉被告利用股东身份挪用和侵占公司资金的事实。关于原告起诉状中列举的所谓被告利用股东身份挪用和侵占江汉公司资金的事实，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不成立。理由如下：第一，有关司法机关的已经对原告起诉的事实作出了明确合法有效的认定，原告起诉被告存在侵占或挪用的事实并不成立。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出具鄂黄港检刑不诉【2015】05号《不起诉决定书》以及黄石市检察院出具的黄检控申刑申复决【2015】4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都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认定，认为被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挪用资金和侵占资金的行为。原告起诉的相关事实，只不过是公司正常的对外投资和账务处理行为，而且上述重大投资行为都是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通过由邓涛（占股43%）、刘薇（占股10%）、佘佑荣（占股10%）三人组成的“经理办公会”进行讨论后决定的，并不是由某个人单方面决定。第二，从江汉公司决策的程序上讲，被告的行为并不违反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关于原告起诉被告所谓侵占或挪用江汉公司资金的行为，实际上都是经被告邓涛、刘薇以及公司另外一名股东佘佑荣等董事、高管及股东同意并实施的投资或对外出借资金的行为。虽然由于江汉公司管理制度不完善，并未严格按照《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表决”或“制作书面的会议记录”，但这并不代表上述决策行为就都不合法。事实上，对于江汉公司重大对外投资和出借资金的行为，都是由邓涛、刘薇、佘佑荣三人通过“经理办公会”的形式决定的，该决策行为仍然代表了董事会的意志，也代表了江汉公司的意志。即便原告作为股东对上述行为持反对意见，那么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其反对行为也是无效的。第三，从实体上讲，被告也没有实质性证据证明被告侵害了江汉公司的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从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来看，没有任何一项证据可以从实质上证明被告存在侵害江汉公司利益的事实，也没证据证明江汉公司存在实际损失的事实。大量的所谓证据都是在刑事阶段由侦查机关搜集的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证据。而这些证据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体上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此，被告邓涛、刘薇作为公司的合法股东及高管，在行使公司管理权的程序上，不存在违反公司章程或公司法规定的情形；而且在实体上也没有任何侵占公司利益或损坏公司权益的行为，因此，原告起诉的上述事实和理由根本不成立。（二）关于原告起诉被告以不正当低价处置公司资产的事实。关于原告起诉状中列举的所谓被告以不正当低价处置公司资产，将三个门面廉价出卖给案外人柯劲松的事实，上述房屋买卖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并不存在所谓“不正当低价处置”的行为，理由如下：第一，第三人柯劲松购买江汉公司的三套门面房的价格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根据原告提供的三套房的购房合同可知，柯劲松购买三套房屋的单价在6500元每平方左右。根据黄石市房地产管理局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黄石市2012年初商品房成交均价为2387元，2015年1-2月商品房销售均价为5131元／平方米；而黄石市江城大厦2016年5月份的成交均价才6800元／平方米。而柯劲松2009年购买上述房屋的价格已远远超过当时黄石市商品房的市场均价，也符合当时同类房屋的市场行情。第二，江汉公司出售上述三套房屋已经赚取了正常的市场利润，不存在亏本处置或者损失公司利益的情形。据了解，当时上述门面房的建造成本每平方米仅1000多元，江城公司以6500元左右的价格出售已经赚取了正常的市场利润，符合市场行情，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第三，原告提供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书》不能证明当时江汉公司出售给柯劲松的房屋价格偏低。一方面，从证据形式上来讲，该《房地产估价报告书》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和实质要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由详见被告提交的质证意见）；另一方面，该《房地产估价报告书》的评估结论也不能证明上述门面房的价格就为9000元每平方米。该《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评估的对象为江城大厦对面门面房，而不是柯劲松实际购买的门面房；而且上述评估结论是当时为了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而作出的，评估结果存在虚高的现象，并不是当时市场的真实价格。综上，江汉公司将门面房出售给第三人柯劲松的行为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并不存在所谓“不正当低价处置”的事实。（三）关于原告起诉被告违反竞业禁止规定在其他关联公司领取工资的事实。关于原告在诉状中列举被告违反竞业禁止规定在其他关联公司领取工资的事实，原告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的存在。原告除了拿出刑事程序中的一些“笔录资料”作为证据来说明问题之外，并没有提供包括工资单、领取工资的银行转账凭证或其他能够证明被告领取过工资的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作为支撑（即便在刑事程序中，侦查机关也并未搜集到所谓被告在关联公司领取工资的实质性证据），而且在原告提交的《鉴定报告》中明确显示：“祥盛商行财务账上未有工资开支，邓涛、刘薇的工资均在江汉公司账上反映……”，因此，原告诉称被告在其他公司领取工资的事实并不成立。（四）关于原告起诉被告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私自报销医疗费的事实。关于原告在诉状中列举被告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私自为公司原董事长邓绍勇报销医疗费的事实，上述医疗费用的报销是根据集团文件的精神（被告补充提交证据一），即集团老领导若身患重大疾病可参照集团标准予以报销医疗费用。此外，针对该事项，江汉公司亦经过内部正常的审批程序，由股东会讨论决定，并不是由被告单方面决定。对于原江汉公司董事长邓绍勇的医疗费报销问题，原告陈劲柏在公司董事会决议上主动提出可由公司进行报销，而且其他董事（股东）都当场表示同意，因此其在起诉状中陈述的“该费用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由邓涛私自向江汉公司予以报销”不是事实。此外，根据被告补充提交的相关证据表明，截止到2015年12月之前，原告作为江汉公司的董事、监事仍然在正常参加公司经营管理，原告所称其被排除在公司之外不是事实；江汉的重大决策都是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的形式进行，原告所称公司重大决策未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说法不是事实；江汉公司股东之间产生矛盾纠纷，原告存在主要过错；江汉公司除邓涛、刘薇之外的其他股东也对原告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原告反复缠讼的行为影响了公司正常经营，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相关事实都已被有关司法机关作出认定结论所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仍然罔顾事实和法律，一再恶意缠诉，不仅严重损害了被告及第三人江汉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极大的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有鉴于此，被告恳请合议庭充分考虑原告起诉的不良主观意图，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直接驳回原告的起诉，维护被告合法权益。
第三人黄石市江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答辩：一、完全同意本案被告的答辩意见。二、答辩人只需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开展业务，本案被告邓涛、刘薇的行为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股东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规定，未对答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答辩人恳请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第一，答辩人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性质决定了答辩人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人合性，本案被告邓涛、刘薇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决策权。第二，本案被告邓涛、刘薇作为答辩人公司的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其所作的相关经营决策均是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的。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所列举的本案被告邓涛、刘薇“非法挪用资金”的行为，并非被告的个人行为，而是均经过了答辩人内部审批，为答辩人的公司投资行为。第三，本案被告邓涛、刘薇所作的相关经营决策并未损害答辩人公司的利益，反而是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答辩人公司多年来均根据公司的经营实际情况向股东分配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股东利益的情况。三、被答辩人多次因不服股东会决议而阻挠答辩人公司营业，导致答辩人公司现已处于停业状态，对答辩人公司造成了极大损害。现被答辩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动机不纯，属于恶意诉讼，答辩人恳请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答辩人多次利用答辩人公司的股东身份挑起事端，多次无故缺席公司的重大经营管理活动，导致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无法正常行使职权，公司的正常经营决策无法得以顺利执行，公司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现答辩人公司已处于停业状态，答辩人公司的全体股东利益已受到严重损害。而被答辩人在本案的诉状中引用的黄石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中关于本案被告存在侵权行为的事实，已被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全部否定和推翻，但被答辩人依然向人民法院恶意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被告子虚乌有的侵权责任，其不良居心可见一斑。综上所述，被答辩人针对本案被告邓涛、刘薇及答辩人作为第三人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诉讼，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均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答辩人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在审理中，组织当事人各方召开了庭前会议，并进行了证据交换。在庭审中，当事人对相对方证据，以书面方式提出了质证意见。
诉讼中，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检察机关刑事侦查档案中的《湖北涵信会计事务有限公司报告书》等相关材料。被告质证认为原告将刑事控告程序中产生的该案卷资料作为民事证据使用，不符合法律规定。因相关材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公文书证证明力规则的规定而不应采信其民事诉讼证明效力。原告方提出了对二被告违反公司章程，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挪用公司资金给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及资金占用费损失等四个项目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被告质证认为其没有违反章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原告申请的鉴定对象定性不具有确定性，因而原告申请启动鉴定程序不合法。即当事人双方对鉴定对象的定性不能达成一致。因而未能启动司法鉴定程序。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因其对证明两被告行为违法或者违反公司章程，是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并已造成公司具体损害结果的证据准备不足，导致其诉讼请求不具体。据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劲柏、余波的起诉。
诉讼受理费91075元退还给两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邵光东
人民陪审员 李乔乔
人民陪审员 杜惠英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