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19民初3940号原告杨邦容，女，194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南川区村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原告犹元忠，男，196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南川区村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原告犹元义，女，196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南川区村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原告尤红梅，女，1973年4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原告尤元勇，男，1975年9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浙江省宁波市。五原告委托代理人犹明沛，男，194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为重庆市南川区，现住重庆市南川区，系杨邦容的丈夫。被告犹元胜，男，1970年1月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南川区村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原告杨邦容、犹元忠、犹元义、尤红梅、尤元勇与被告犹元胜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肖雯雯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邦容及委托代理人犹明沛，被告犹元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邦容、犹元忠、犹元义、尤红梅、尤元勇诉称，原告杨邦容与被告系母子关系。1979年国家下放土地时，原告杨邦容以家庭为单位分的7人份秧苗基地，当时被告才9岁。1982年，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原告杨邦容作为户主，以家庭为单位与原XXX社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了7人份的土地承包合同，秧苗基地在承包范围内，并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农税提留等各项义务。7人分别为户主杨邦容、犹元忠、犹元敏、犹元义、犹元胜（才12岁）、尤红梅和尤元勇。听领导说因我们生产队要开发，所以主管部门就没有向我们全队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994年，原告所在生产队有3户全家迁入城市农转非，队长严云祥带头将其女儿结婚的一份承包地退出，原告也将大女儿犹元敏的一份承包地退出，分给新增人口，但秧苗基地未退出。当时被告已独立成家，在调整土地时，也不向村民小组、村委会申请承包2份土地。土地进行调整后，原告家由第一轮承包7人份土地变为6人份承包地。原告家当时6人是农业户口，理所当然享受第二轮延包30年不变的政策。自1994年调整土地后，1995年初至2000年底，我们队没有队长，所以我们队1994年视为第二轮延包30年不变，被告在原告家只有一份承包地。2009年，山水公司修公路占用了原告家的一块秧苗基地0.17亩、自留地0.07亩共计0.24亩，应得征地款15312元。被告串通村委，将征地款全部领走，不给原告一分钱。2010年下旬，南城街道办事处向原告所在生产队说要修医院，又征用原告秧苗基地0.31亩，应得征地补偿款19778元，被告又串通村委会将征地款全部领走。原告认为，征地款是国家对农民，特别是老年人的生活补偿。被告没有依据证明被征秧苗基地0.55亩是他的，也没有户主杨邦容和其他子女同意的书面分家分割承包地的协议，因此，0.55亩地的征地款35090元由被告一人领取是无理由的。现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犹元胜交出原告承包的秧苗基地征地款35090元，由原告与被告6人平分分配，被告将原告应当分得的钱支付给原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犹元胜辩称，1、原告说田是属于大家庭的，原告要这个征地款，原告应当找大队，因为钱是大队和生产队发给我的，如果原告所述属实，那么应当将事实澄清，由大队找我收回这笔钱，然后再由大队分配。2、2010年南川法民初字第775号和2010年南川法民初字第3150号判决书，都证明我有3份田土，土地承包清册都证明我的承包土地界限，人民调查记录也证明是经过大家庭调整将土地分给我的。3、原告称地的七分之一是我的毫无依据，征地补偿款35000元是赔偿给我家3个人的，原告无任何理由让我将钱拿出来分，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杨邦容共生育了6个子女，分别为犹元敏、犹元忠、犹元义、尤红梅、尤元勇和犹元胜。在1982年我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杨邦容系户主（其夫犹明沛系非农业户口），整个家庭共7口人划了承包地，即原告杨邦容和其6个子女。原告犹元忠于1986年结婚。被告犹元胜于1992年结婚。原告犹元义于1993年结婚迁走户口。原告尤红梅于1995年顶替父亲犹明沛的工作，“农转非”户口迁出。原告尤元勇于1995年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户口迁出。1994年，因大女儿犹元敏已出嫁，犹元敏承包的一份土地退还给了村集体。至此，原告整个大家庭承包了6份田土。被告犹元胜结婚生子后与父母分家，三口人另居。分家时，其父母就在整个家庭6份承包地中指划了三份田土给被告犹元胜耕种。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告犹元胜现耕种的三份田土除了被告犹元胜自己承包的一份外，耕种的是原告犹元义和尤红梅原承包的两份田土。被告犹元胜耕种的其中一块田的地名为“各过塘”，是一块秧田。另查明，2009年，当地搞开发修公路用地，各过塘秧田的一部分被征用，征地补偿费为11000元。另外有一块登记为犹元胜，面积为0.07亩的土地也被征用，补偿费为4000元。村社以为秧田为被告犹元胜一人所有，将征地补偿费15000元都给了被告。被告的父亲犹明沛提出，杨邦容年老又没有固定收入，要求将征地补偿费15000元给其买养老保险，被告犹元胜不同意，双方由此发生纠纷。2009年10月10日，原告杨邦容与被告犹元胜所在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进行了调解，但是未能达成调解协议。2010年2月2日，原告杨邦容向本院提起诉讼，以被告犹元胜强占原告杨邦容和两个弟弟的两份承包地为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犹元胜向其返还承包地两份。本院审理后，于2010年3月30日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杨邦容的诉讼请求。原告杨邦容和被告犹元胜均未提起上诉。2010年11月12日，原告杨邦容又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犹元胜给付2009年各过塘秧田被征的补偿费11000元和0.07亩土地被征的补偿费4000元，共计15000元。本院审理后，于2011年2月9日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杨邦容的诉讼请求。原告杨邦容和被告犹元胜又都未提起上诉。还查明，2010年，各过塘秧田剩余部分被征用，被告犹元胜又领取了一笔征地补偿费。关于该笔征地补偿费的数额，原告主张为19778元，但原告未提供证据。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2010）南川法民初字第775号民事判决书、（2010）南川法民初字第3150号民事判决书、南川区XX街道办事处XX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4年7月21日出具的证明、南川区XX街道办事处XX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6年6月7日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发包给农户，承包户以户主的名义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承包的土地往往以当时的家庭成员人平一份。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政策，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政策三十年不变。在执行的过程中，普遍执行结婚进来不补、嫁出不退、生不补、死不退。但是，这些规定和做法并没有限制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相互调整、划分承包地，更没有规定家庭减员留下的土地就由户主耕种。被告犹元胜分家另居，其与妻子、孩子一家三口耕种三份田土，其中一份为被告犹元胜自己承包的田土，另外两份系耕种的是原告犹元义和尤红梅原承包的田土，而原告犹元义于1993年结婚迁走户口，原告尤红梅于1995年顶替父亲犹明沛的工作，“农转非”户口迁出，即原告犹元义与尤红梅先后丧失了南川区XX街道XX村6组这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实际上自其户口迁出后也未再参与耕种整个大家庭（农户）原承包的田土。另外，被告犹元胜一家耕种现在的田土的时间已经长达二十年左右了，在2009年各过塘秧田被征用之前，五原告对被告耕种各过塘秧田一事均未提出过异议，现在主张被告强占秧田，明显不符合常理。综合以上情况，应当推定被告犹元胜的父亲犹明沛和母亲杨邦容在被告犹元胜结婚生子后，按当地的习俗与被告犹元胜分家，同时将三份田土，包括各过塘秧田分给被告犹元胜一家三口耕种。因此，各过塘秧田在2009年和2010年被征用而获得的征地补偿费，应当归被告犹元胜一家所有。另外，原告主张的0.07亩土地，因登记在被告犹元胜名下，而原告未提供登记错误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征地补偿费也应当归被告一家所有。综上，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犹元胜交出秧苗基地征地款35090元由原告与被告6人平分分配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邦容、犹元忠、犹元义、尤红梅、尤元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0元，减半收取34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杨邦容、犹元忠、犹元义、尤红梅、尤元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80元，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从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代理审判员  肖雯雯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章弋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