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临行初字第5号
原告临桂县中庸乡XX村委会XX村（以下简称“XX村”）。
诉讼代表人谢军X，村长。
委托代理人谢德X，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XX村34号。
委托代理人卢XX，广西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
法定代表人何XX，县长。
委托代理人梁XX，临桂县调处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蒙X，临桂县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临桂县中庸乡XX村委会XX街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XX街五组”）。
诉讼代表人李金X，组长。
原告XX村不服被告县政府于2013年6月13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处理决定，于2014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于同年4月4日、4月10日分别向被告和第三人XX街五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XX村诉讼代表人谢军X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德X、卢XX，被告县政府委托代理人梁日X、蒙X，第三人XX街五组诉讼代表人李金X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县政府在2013年6月13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依据和处理结果。
被告县政府认定：XX村与XX街五组争执的大岭（XX村称“王蒂窑”），四至界线为：东、南面至中庸初级中学围墙，围墙外为XX街新村水田；西至中庸初中围墙，围墙外为XX街五组竹林及中庸X村水田，北至中庸初中老围墙基。争执地面积约13.4亩。XX村村民谢文X等7人持有的1953年灵川县人民政府颁发的40585号《土地房产所有证》第四栏记载：土名王蒂窑，种类茅地，面积无，四至界线：东至田，南至谢德X，西至田，北至谢老土园、刘姓茅地，备注栏记载有150。XX村村民谢德X等6人持有的1953年灵川县人民政府颁发的4060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第15栏记载：土名王蒂窑，种类茅地300，面积1亩，四至界线：东至田，南至冲，西至岳火，北至文X。以上记载的四至界线范围在争执地内，但不能证明四至界线包含了全部争执地，且记载的面积与争执地面积不符。同时争执地中也有XX街私人茅地，争执地中有40多座XX街的祖坟。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庸大队成立青年突击队，兴办副业场，将争执地开垦成猪饲料地。1967年青年生产突击队解散，1968年中庸大队联合诊所在该地种过一年药材。“四清”运动期间，XX街七队和八队合并为XX街四队，1969年后中庸四队在该地种植红薯、木薯、花生等农作物，1979年XX街四队分成五队和六队，争执的土地由XX街五队管理使用，种植竹子、柑子、柚子、蔬菜等农作物。1991年XX街五队改为XX街第五村民小组，争执地由XX街五组种植竹子、柑子、柚子、蔬菜等农作物一直到2003年。XX村持有的1983年元月10日由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登记表中第一栏记载：地名“大岺”、面积30亩，四至界线：东至乡路、南至南村路、西至南村8队、北至中荣五队。经实地勘查，四至界线中的东至乡路应为中庸乡政府大门前的机耕路；南至南村路系指位于大岭南边XX村到南村的小路，西至南村8队与实地不符，实际为XX村土地，北至中荣五队应为分界的壕基，实际北面还有南村8队的林地以及乡政府北面的土地。XX街五组阳德X、韦长X、韦洲X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大岭下片栏四至界线范围包含了争执地。2013年6月3日，经临桂县地产公司实地采用GPSPTK测量仪进行实地测定，大岭林地实际面积为83.66亩（不含中庸乡政府所在地的面积和木材加工厂的土地使用面积，及争执地面积）。
被告县政府遂认为，XX村持有的1953年灵川县人民政府颁发的40585号和40600号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王蒂窑栏记载的四至界线范围在争执地内，但不能证明包含了全部争执地。XX村持有的1983年元月10日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四至界线存在瑕疵，《山界林权证》记载的30亩面积大岭远远小于大岭的实际面积，且XX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后对争执地没有管业事实，XX村主张争执地全部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政府不予支持。XX街五组有坟墓在争执地范围内和阳德X、韦长X、韦X柱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及对争执地有长期的管业事实，属管理使用争议地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只能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参考凭证，XX街五组主张争执地全部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政府亦不予支持。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争执地大岭（王蒂窑）13.4亩土地面积由XX村和XX街五组各占百分之五十（在2003年国家征用该地前）。
本院发出应诉通知书后，被告县政府于2014年4月18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一、证据：
1、2012年5月2日原告XX村写给县政府的《权属纠纷申请书》（共4页），以证明原告申请调处纠纷，要求对争执地进行确权。
2、原告XX村提供的自画的争执地草图（2页），以证明争执地的位置、四至范围等。
3、1983年元月10日县政府颁发给XX村的《山界林权证》，以证明该证记载的“大岭“30亩，面积远远小于大岭的实际面积，且四至界限存在瑕疵。
4、XX村提供的谢文X等七口人持有的1953年元月灵川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40585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以证明该证中记载的“王蒂窑”四至界线范围在争执地内，但不含全部争执地，且没有面积记载。
5、XX村提供的谢德X等六口人持有的1953年元月灵川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第4060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以证明该证记载的“王蒂窑”四至界线范围在争执地范围内，但不包含全部争执地，且面积仅为1亩，子目与总目亦不相符，记载的茅地面积子目大于总目。
6、XX街五组韦X柱持有的1999年1月1日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13415），以证明该证中记载的“大岭下片栏”四至界限范围包含了争执地。
7、XX街五组阳德X持有的1999年1月1日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1341522），证明内容同6。
8、XX街五组韦长X持有的1999年1月1日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134159），证明内容同6。
9、临桂县地产公司实地采用GPSRTK测量仪实地测量面积图，以证明争执地“大岭”的四至界线，面积为13.4亩。
10、县政府处纠工作人员于2007年8月21日、2012年8月10日、2013年6月9日、2013年7月8日分别组织争执双方到现场勘察制作的《现场勘察图》及勘察笔录（共6份），以证明当事人认可争执地地点、四至界限、主要标志物及面积等。
11、调查笔录（共20页），通过对原中庸乡工作人员胡国X、朱芳X等人的调查，证明争执双方对争执地都拥有部分权属。
12、调解笔录（共18页），以证明县政府曾多次召集争议双方进行过调解，因意见分歧太大，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13、2012年4月26日县政府分别与XX街五组和XX村代表的《谈话笔录》（2份），以证明争执地“大岭”包含了“王蒂窑”以及XX街五组已领取了征地补偿费5万元的事实。
14、中庸乡政府曾组织争执双方进行过多次调解的调解笔录及调查笔录等（共6页），以证明①调解会议记录及调解协议书证明争议双方对征用争执地无异议；②调查笔录证明争执地曾经划分过耕作区。
15、《行政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及一、二审《行政判决书》（共计13份），以证明县政府对争执双方的申请作出过历次确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本案纠纷历经多次行政审判过程。
16、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证明县政府对本案土地纠纷重新作出了处理决定。
17、市政复决字（2014）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桂林市政府对XX村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了行政复议，维持了临桂县政府的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广西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
原告XX村诉称，一、原告对争执地持有《山界林权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持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被告县政府之前所作出的将争执地权属给第三人的四次行政处理决定，均被市政府或者法院一次又一次撤销。
原告持有1983年县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四至界限相当清楚：东至乡路，南至南村路，西至南村8队、北至中庸五队。经过多次政府和法院的裁决，已经证实原告的《山界林权证》就包含了争执地。同时，原告有两户村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与《山界林权证》相互印证，一致证实了争执地属于原告所有。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被告一再故意歪曲事实偏袒第三人，毫无事实和理由地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之前所作出的四次行政处理决定，均被市政府或者法院一次又一次地撤销。
早在2007年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桂市行终字第31号生效行政判决书认定了“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包含了争执地”。但被告县政府至今仍然再次故意歪曲这两个事实，作出错误的行政处理决定。
因此，被告县政府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仍然明显错误，依法应当撤销。
二、被告县政府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故意歪曲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又一次作出错误的认定。
2007年12月11日，被告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07）2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土地房产所有证》不在争执地范围内”的事实，又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该决定书被桂林市中级法院（2008）桂市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书再一次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桂市行终字第31号生效行政判决书和（2008）桂市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书同时认定了以下两个事实：
1、1958年中庸大队虽然使用了争执地，而后由第三人管业，但不能说明该争执地的所有权转移给了第三人。
2、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所记载的四至虽然与现争执地四至不相符，是因为该证记载的面积是30亩，即包含了争执地，也包括了争执地以外的地方。现在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仍然认定原告持有的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证明包含了全部争执地。该认定明显是故意歪曲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了的事实。请县人民法院依法纠正，并予以撤销该处理决定。
三、第三人村民阳德X、韦长X、韦X柱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认为其有作假的嫌疑，要求对这些承包证书作相关的司法鉴定，如有作假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本案自2003年原告与第三人就争执地发生争议以来，先后经过多次确权和法院的审理，第三人从未提出过持有什么土地承包证书。在这次重新确权中，突然出现这三本土地承包证，原告认为有作假的嫌疑，要求对这些承包证作相关的司法鉴定。即使第三人在1999年元月1日再就争执地内办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亦属无效，不存在原告与第三人各自占争执地50%之说。
综上所述，被告县政府所作出的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明显属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临桂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XX村为其诉请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证明原告不服该决定，依法起诉要求撤销。
2、市政复决字（2014）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原告已依法定程序申请行政复议，其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3、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证明该证的四至界线清楚，争执地为原告所有。
4、原告村民持有的两本灵川县政府1953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争执地系原告的土地。
5、临政处字（2003）29号、临政处字（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证明在第一、二次行政处理决定中，县政府均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撤销原告的《山界林权证》中的“大岭栏”，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但均被法院予以撤销，同时法院也确认了原告《山界林权证》的法律效力。
6、（2007）桂市行终字第31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①1979年XX街第四生产队分成第五组和第六组。五组也就是1979年才形成的集体（第4页第4行）；②1958年中庸大队虽然使用了争执地，尔后由第三人管业，但不能说明该争执地的所有权转移给了第三人（第5页第2段6行至7行）；③原告1983年的《山界林权证》所记载的四至虽与争执地四至不相符，是因为该证记载的面积是30亩，即包含了争执地，也包括了争执地以外的地方（第5页第2段第7行至10行）；④确认了原告《山界林权证》的法律效力。
7、临政处字（2007）2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08）桂市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县政府以（2007）桂市行终字第31号行政判决书否定了的事实（即以争执地不在原告《山界林权证》内为由）作出的（2007）23号行政处理决定，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被桂林市中级法院（2008）桂市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书所撤销。
8、临政处字（201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县政府仍然以（2007）桂市行终字第31号行政判决否定了的事实（即以争执地不在原告《山界林权证》内为由）作出的（2011）4号行政处理决定，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即县政府以同一事实作出相同的行政处理，仍被法院撤销。
被告县政府辩称，一、原告对争执地王蒂窑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本政府在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作了客观的认定。
首先，原告XX村持有的1983年元月10日由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登记的四至界线存在瑕疵，《山界林权证》记载的三十亩面积远远小于大岭的实际面积。2013年6月3日，本政府委托临桂县地产公司实地采用GPSRTK测量仪实地测量，大岭林地实际面积为83.66亩（不含乡政府所在地的面积和木材加工厂使用面积以及争执地王蒂窑的面积），其四至界线的东面，争执双方指认有很大出入。
其次，原告XX村持有1953年灵川县人民政府颁发的40585号和40600号《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王蒂窑栏记载的四至界线范围在争执地内，但不能证明包含了全部争执地，不能以此来主张争执地的全部。
尽管过去本案多次经市政府和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过，但原告不能以此作为否定本政府临政处决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更不能否定本政府对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客观认定。
二、本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是在尊重客观事实、尊重上级政府和法院基础上作出的决定。
在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桂市行终字第31号和（2008）桂市行终字第139号行政判决中同时认定“1958年中庸大队虽然使用了争执地而后由第三人管业，但不能证明该争执地的所有权转移给了第三人。”以及“《山界林权证》包含了争执地，也包括了争执地以外的地方。”。上述中院的认定是客观的，没有作出肯定性的判断，与本政府对本案上述事实的认定没有矛盾。在争执地“王蒂窑”有四十多座XX街的祖坟，1958年中庸大队成立青年突击大队，兴办副业场，将争执地开垦成猪饲料地，1967年青年突击队解散后，1968年中庸大队联合诊所在该地种过一年药材。1969年中庸四队在该地种过红薯、木薯、花生等农作物，1979年中庸四队分成五队和六队，争执地由XX街五队管理使用，种植竹子、柑子、柚子、蔬菜等农作物。1991年XX街五队改成XX街第五村民小组，争执地由XX街五组即第三人种植竹子、柑子、柚子、蔬菜等农作物一直到2003年，且XX街五组在1999年元月将争执地内部分土地发包给本组村民阳德X、韦长X，韦X柱承包。上述管业事实和有关证据只能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参考凭证。而原告虽持有《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和《山界林权证》，但对争执地疏于管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没有管业事实，主张争执地的全部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政府难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请求一审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XX街五组述称，一、争执地大岭（王蒂窑）土地归XX街五组集体所有既是事实存在又是有法可依的。
1、早在五十年代的合作化时期，该地已由政府统一调整分配给XX街四队（现XX街五组）集体所有。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的土地归属集体，当时的土地为“三级所有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划分耕作区，大队干部开会研究，将地划给哪个村或哪个队，与队长讲过即算数，不需要文字记载，更不需要会议记录。
2、中庸四队（即现XX街五组）获得所有权后，集体在此地上耕作已数十年，在此地上种有柑、柚、茶、竹、蔬菜等各种农作物，从未间断过，直到2003年中庸初中征用时止。
3、我老四队在忆乐洞（地名）的64亩田，当时汤华X队长划给阳德X队长，龙社（地名）45亩田划给南村9队。合作化时期，我五组也有水田、旱地、茅地调整划给本村委的其他生产队管业，这是有凭有据的。XX村被调整的水田、旱地、茅地就可以收回？我们也可以向别的生产小组收回？无法律依据。
4、XX街五组与中庸初中签订的征地协议、青苗费补偿、坟地迁移补偿足以证明，争执地属我XX街五组。
二、XX村提供了虚假证据
1、XX街五组自1958年耕种此地至2003年，在这长达数十年期间，从来未有人对此地权属提出过争议。
2、XX村持有的1983年《山界林权证》填写的四至界线和面积与争执现场实际面积及四至界线均不吻合，该栏记载的土地应该是争执地以南XX村的另一宗土地。
3、我第三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1999年临桂县人民政府发给我们的，如果说有作假嫌疑，那我们也可说XX村1983年的《山界林权证》才是假的（无档案，无公示，无四邻签字）。
4、1979年，我XX街五组就是当时的五队，XX村的《山界林权证》大岭栏北至中庸五队，实际就是指现在的XX街五组。
综上，为维护社会稳定，请求县法院依据事实和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我XX街五组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XX街五组除在行政程序中已提交证据给县政府之外，在本次诉讼过程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庭前交换证据和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包括附图、争执现场勘察草图等）作如下确认：
一、被告县政府提供证1-证17的所有书证（含附图），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定，可作为本案基本事实的定案依据。
二、对原告XX村提供的证1、证2、与县政府提供的证16、证17相同），证5，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作为本案基本事实的定案依据。
三、对原告提供的证3（即《山界林权证》），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内容（即“争执地为原告所有”）不予认定。
四、对原告提供的证4（即两本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以下简称《证》），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内容只作为参考依据，不作为定案依据。因为：其一，记载的四至界线无法与现场对照核实和考证，且其所处争执地中的位置的草图是原告自画的，该草图中，连同“谢岳火”名下的另一块茅地共三块茅地刚好占满争执地13.4亩的全部位置；还标示谢文X的北面就是“中庸五队”，但无其他证据与之印证，证明其记载的内容就在争执地内。其二，谢文X名下的《证》显示：“总目”记载的“非耕地”为伍块，总面积为1.755亩；“子目”第一栏上记载的“石龙嘴”（土名）有茅地一块、第二栏“三角嘴”（土名）有茅地一块、第三栏“山背”（土名）有树山（种类）一块、第四栏“王蒂窑”茅地（块数空白），“备注栏”写有150。这几块非耕地（权当茅地）均无具体面积记载，总面积合计应为1.755亩。谢德X名下的《证》“子目”上“王蒂窑”（土名）写有“茅地300”（庭审中原告代理人谢德X解释称“300”指可割出300把茅草，300指把数），面积为1亩；（如按原告的此种解释进行推定，那么谢文X名下“王蒂窑”地名的“备注栏150”也就是指茅草把数，则可“换算”成面积为0.5亩）。“总目”上“非耕地”面积（无法辩认）。其三，“王蒂窑”土名的称谓只是原告的自称，是否指向争执地或其他地方都无可考证，而“大岭”的称谓是周边村寨公认的称谓。就算“王蒂窑”指向争执地，两证上的茅地面积全部相加也才1.5亩，即使把“谢岳火”名下的茅地（图上小于谢文X、谢德X的两块）也加进去，估计也就2亩上下。因此，原告以这“两证”中记载的面积作为证据主张争执地13.4亩为其全部所有是不符合事实的，显然证据不足。且将2亩左右的地放大“画成”13.4亩宽并占据全部争执地，是自相矛盾的。
五、对原告提供的证6、证7，其形式上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部分可认定，部分只能作参考。
六、对原告提供的证8，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定，虽被一审法院撤销，但是以“县政府在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重新勘察现场，不召集争执双方调解，程序违法”为由撤销的。
依据上述各类书证（含附图、现场勘察图）以及庭审情况，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
原告XX村与第三人XX街五组发生土地权属争执的土地名叫大岭（周边村寨均称为“大岭”，XX村称“王蒂窑”），四至界线为：东、南面至中庸初级中学围墙，围墙外为一条水沟，水沟外为XX街新村水田；西至中庸初中围墙，围墙外的上半段为XX街五组竹林及茅地，下半段与中庸X村水田（XX村认为是旱田）相连，北至中庸初中老围墙基。争执地面积经县地产公司测量约13.4亩。双方争执的13.4亩土地位于整个大岭的东北角，只占“大岭”中的一小部分。而整个“大岭”是高于周边水田凸起的具有一定坡度的一大片旱地，不是传统意义上和当地习俗认可的“山场”、“岭场”或者“林地”。XX村村民谢文X等7人持有的1953年灵川县人民政府颁发的40585号《土地房产所有证》第四栏记载：土名王蒂窑，种类茅地，块数（空白），面积（空白），四至界线：东至田，南至谢德X，西至田，北至谢老土园、刘姓茅地，备注栏记载有150（根据原告庭审中的解释，应为可割出的茅草有150把，如“换算”成面积为0.5亩）。XX村村民谢德X等6人持有的1953年灵川县人民政府颁发的4060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第15栏记载：土名王蒂窑，种类茅地300，（根据原告庭审中的解释，应为可割出的茅草有300把），面积1亩，四至界线：东至田，南至冲，西至岳火，北至文X。以上记载的四至界线范围是否在争执地内，因周边环境已发生变化，又无其他证据与之佐证，故无法对照核实，难以确认。且记载的面积与争执地面积相差甚远。同时争执地中也有XX街私人茅地，还有40多座XX街的祖坟（在中庸初中征地前）。
原告XX村持有的1983年元月10日由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无档案、无存根、无公示、无四邻指界签字）登记表中第一栏记载：地名“大岺”、面积30亩，四至界线：东至乡路、南至南村路、西至南村8队、北至中荣五队。县政府以及本院经实地勘察核实对照，在多次勘察现场图中（各方签名认可）以及历次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附图中均显示，该证记载的四至界线与争执地现场的四至完全不相符，即没有任何一个方位相吻合。争执地北面是中庸初中所处位置（约1989-1990年建成，是向原中庸七队，现XX街七组征地的，并非中庸五队），其余三面与争执地现场亦不相吻合。如按原告的说法，东面“乡路”指中庸乡政府门口的机耕路的话（庭审中仍坚持此观点），那么，则把中庸X村水田及耕作区、XX村“黄泥窑”耕作区以及中庸乡政府、木材加工厂、中庸派出所所占用的土地统统“圈”进该证内。这显然是错误的：其一，实际面积已远远大于30亩的登记面积，几乎覆盖了大半个“大岭”；
其二，中庸乡政府是1984年成立的，1983年元月填写《山界林权证》时，中庸乡政府尚未成立，何来“乡政府门前”的“乡路”。因此，该证的“东面”界线不符合历史事实和争执地现场实际状况。另，按原告的《山界林权证》记载的“大岭”栏四至与多份双方确认的《现场勘察图》及行政处理决定书的《附图》中标示的争执地四至以及整个“大岭”其它土地的各类标志物进行对照核实，同时结合县政府对1983年期间到当时的中庸大队参加发证的县工作组人员和原中庸大队调查干部证实，可以确定如下事实：第一，1983年颁发《山界林权证》是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大包干为基础的，对原有管理的山岭进行承包，旱地、水田不填入《山界林权证》内。XX村持有的1983年的《山界林权证》“大岭”栏，东面的“乡路”是指大岭东面脚下靠近中庸X村田边的小路（又称“老乡路”），并非XX村所说的中庸乡政府门口的那条路，“北面”的中庸五队即现在的XX街五组。第二，根据上述事实并经对照，完全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XX村的《山界林权证》“大岭”栏记载的四至界线，与该村在争执地下面西南角的另一块“茅地”（即对准XX村北面，建有“水塔”的这块地，无权属争议）的四至界线基本吻合。其北面以壕基为界为中庸五组竹林及茅地，东面为“乡路”（中庸X村水田边小路），南至南村路（系指位于大岭南边XX村到南村的小路），西至南村8队土地（注：2003年7月8日的《现场勘察图》以及XX村2007年8月30日自画的草图和临政处字（201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附图标示更为清楚吻合），实际上西面交界的上半段（西北角）为南村8队地，下半段为XX村其他土地（均隔“南村路”且相连）。其四至界线闭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范围（一宗土地），一宗土地的填证只有“一栏”或“一证”，面积亦为30亩（见临政处字（201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附图中的标注）。因此，可确定XX村《山界林权证》“大岭”栏记载的土地（仅记载“一宗地”或称“一块连片整体地”，没有“两宗地”或“两块地”的记载）不是指向争执地，疑似指向与中庸五组茅地壕基隔界相连往南的另一块茅地。
同时查明，1958年合作化时期，中庸大队划分耕作区，“大岭”被分成南、北两段，XX村分得南段，中庸村（即现XX街）和南村分得北段，划分耕作区时的老干部和土地相邻的村（组）村民均可证实。划分后XX村和中庸村在大岭的分界线上修筑了一百多米长的壕基，并在壕基上种上棉竹作为永久性分界线。现双方争执的13.4亩土地位于中庸村大岭北段东面的一小部分。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庸大队成立青年突击队，兴办副业场，将争执地开垦成猪饲料地。1967年青年突击队解散，1968年中庸大队联合诊所在该地种过一年药材。“四清”运动期间，XX街七队和八队合并为XX街四队，1969年后中庸四队在该地种植红薯、木薯、花生等农作物，1979年XX街四队分成五队和六队，争执的土地由XX街五队管理使用，种植竹子、柑子、柚子、蔬菜等农作物。1991年XX街五队改为XX街第五村民小组，争执地由中庸街五组种植竹子、柑子、柚子、蔬菜等农作物，一直到2003年中庸初中扩大征地时止。当时中庸初中与XX街五组签订了《征地协议》，地面附着物青苗补偿及争执地中的40多座坟墓迁移补偿费已支付给XX街有关小组。XX村获知这一情况后，遂提出土地权属争议，从而引发本案土地权属纠纷。
另查明，XX街五组阳德X、韦长X、韦X柱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大岭“下片”栏四至界线范围包含了争执地。2013年6月3日，经临桂县地产公司实地采用GPSPTK测量仪进行实地测定，“大岭”土地（没有建筑物部分）实际面积为83.66亩（不含中庸乡政府所在地的面积和木材加工厂的土地使用面积以及争执地面积）。
本案纠纷发生后，被告县政府经调查取证，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于2003年11月14日作出临政处字（2003）2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将争执地权属确定给XX街五组。原告XX村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市政府作出市政复决字（2004）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临政处字（2003）2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责成被告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2006年5月22日被告县政府作出临政处字（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仍将争执地确权给XX街五组，原告XX村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作出市政复决字（2006）9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原告XX村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06年11月27日作出（2006）临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临政处字（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项；二、被告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三、维持临政处字（2006）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二项。原告XX村不服，上诉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级法院作出（2007）桂市行终字第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维持临桂县人民法院（2006）临行初字第14号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临桂县人民法院（2006）临行初字第13号判决第二、三项；三、撤销临桂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06）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四、由临桂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007年12月11日，被告县政府作出临政处字（2007）2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XX村不服，又提起行政诉讼，经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雁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雁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雁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临政处字（2007）2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由临桂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XX街五组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维持原判。2011年3月4日，被告县政府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对部份证据进行核实，但未组织争执双方再进行勘察现场和制作勘验笔录，亦未组织争执双方进行调解的情况下，作出了临政处字（201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仍将争执地确权给中庸五组。原告XX村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市政府作出（2011）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临政处字（201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XX村不服，又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后，以被告县政府在重新进行的土地确权程序中“未组织原告与第三人勘验现场、制作勘验笔录，同时亦未组织争执双方进行调解，程序违法”为由，判决予以撤销临政处字（2011）4号行政处理决定，并判决其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尔后，被告县政府再次召集争执双方勘察现场，并制作了勘察现场图和勘察笔录，同时召集双方再次调解，在调解未果后，于2013年6月13日作出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执地大岭（王蒂窑）13.4亩土地由XX村和中庸五组各占百分之五十”。XX村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桂林市政府于2014年3月7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4）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XX村仍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广西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中的证据才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和参考凭证材料。本案中，原告提供的两本《土地房产所有证》，被告县政府认定其记载的四至范围在争执地内，但因其登记的土地面积（前述已论证推定约2亩左右）远远小于争执地面积13.4亩（尚不到五分之一，不能涵盖整块争执地），故县政府只将其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参考凭证，本院亦予以确认。原告另提供的1983年《山界林权证》，根据上述已查明和考证确认的事实，其“大岭”栏记载的四至界限（相邻关系）和登记面积与争执地完全不相符，可确定不是指向争执地。因而完全可以确定，原二审判决认定的“原告持有的1983年的《山界林权证》所记载的四至虽与现争执地四至不相符，是因为该证记载的面积是30亩，即包含了争执地，也包括了争执地以外的地方，这是政府与一审法院均认可的事实。那么其四至当然与现争执地的四至不相符”的观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是矛盾和错误的认定。理由如下：其一、县政府从来没有只言片语作出过这样的认定，且多次撤销该证“大岭”栏记载的内容。其二、该证记载的四至和相邻关系与争执地现场完全不相符，其记载的面积30亩大于争执地面积13.4亩，假如说争执地13.4亩登记在该栏中，那么，必然要以这13.4亩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圈地”才可达到30亩，而四周已明确标示不是XX村的土地。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该证记载的“大岭”土地仅有一栏，没有两栏，而原告XX村在“大岭”也仅有一块茅地（建有“水塔”这块，无权属争议），如果说有两块地，就应该登记有“两栏”，其四至界限和面积则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按以往和现实的颁证制度和程序规定，一宗（或称一块）土地的权属登记只有“一证”或“一栏”，而“四至界线”所圈定的当然是一个完整闭合的连片范围，并有相应的面积记载，在这个范围内不可能夹有和包括其他权利主体的土地在内。不存在“跨越”和“交叉”。体现“四至与面积填写准确，图、表、册一致，人、地、证相符”的原则。因此，说XX村的《山界林权证》“大岭”栏（仅有一栏）“既包含争执地，也包括争执地以外的地方”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有悖常理，无凭无据，既违背了事实，也违背颁证制度的规定，现实生活中也不存在这类证书和说法。正确的结论应是：要么指向争执地，要么指向另一块地，二者只居其一，不存在包含和交叉。因而，被告县政府不予采信该证所登的“大岭”栏内容，不将其作为确权凭证是正确的，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县政府尊重客观事实的处纠原则。本院亦予以确认。同时，县政府也未直接采信第三人XX街五组村民韦长X等名下的三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只作为其具有管理使用争执地事实的参考凭证。原告诉称县政府故意歪曲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被告县政府根据本案上述已查明并确定的事实和证据，同时结合争执地的历史和现实管理使用状况，如XX街（主要是现五组）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开始耕种和管理使用争执地一直至2003年征地时止，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对此提出过异议。且有40多座坟墓在争执地内，还于1999年将争执地填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内。而原告XX村没有坟墓在争执地内，且没有任何使用管理事实等实际情况，依照法定职权，并遵循和体现了“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其作出的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本院依法应予维持。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照顾和倾斜了原告XX村。不存在“以相同的事实作出与原处理决定相同的处理结果”。原告诉请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6月13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XX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2163010400014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廖伟文
审 判 员 莫桂林
人民陪审员 何永发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赵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