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晋市法民终字第3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德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叶强胜，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乐百利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伍永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学娟，女，1985年5月30日生，汉族，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黄勇，湖南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长沙德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勤环保）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2）城民初字第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案。上诉人德勤环保的委托代理人叶强胜，被上诉人山西乐百利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乐百利特）的委托代理人郭学娟、黄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8年10月10日，原、被告签订《产品销售代理合同协议》，约定原告授权被告为湖南省范围内原告的产品代理商和技术合作商，代理期限为2年，自2008年10月10日起至2010年10月9日止，该合同并约定，超过付款期限10日后，原告有权按日追缴总货款1%的滞纳金。2009年8月31日，原、被告签订《订购合同》，被告购买原告生产的LED路灯。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231套路灯套装；路灯型号为168W＋56W＋12M双臂灯杆；单价为6270元，合同金额共1448370元；付款方式为预付20%，亮灯付60%，一年内付10%，两年全部付清；交货地点是送至需方公司所在地；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为由起诉方法院管辖，该合同有�LED路灯技术要求》作为附件。
原审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和《订购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虽未提供被告直接接受合同标的物的证据，但其提供的大量间接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219套LED路灯，并已经验收合格，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除预付280000元货款后，余款1093130元应予支付。因被告拖延支付货款，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655000元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德勤环保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乐百利特所欠货款1093130元，违约金655000元。案件受理费2053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5533元，由被告德勤环保负担。
判后，上诉人德勤环保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签订过2008年10月10日的《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上诉人已履行完毕该合同义务），没有签订过署期2009年8月31日的《订购合同》，且《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与《订购合同》一个是代理合同，一个是买卖合同，两者之间没有主次承接关系，原审依据《订购合同》判决上诉人支付1093130元，另依据《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判决上诉人支付655000元违约金，法律关系完全混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经本院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是：彼此曾于2008年10月10日签订《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该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授权上诉人为湖南省范围内原告的产品销售代理商和技术合作商，代理期限为两年，超过付款期限10日后，原告有权按日追缴总货款1%的滞纳金。
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双方在2009年8月31日是否曾签订一份《订购合同》；二、该订购合同与《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是否有关，该订购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三、上诉人实际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数额是多少及所对应的合同是哪一份。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均充分陈述了己方意见并提供了相应证据。
（一）关于2009年8月31日的《订购合同》是否为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问题
对此合同的真实性上诉人的主张并不统一。其在上诉状中曾主张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此《订购合同》，但在庭审过程中对此《订购合同》的真实性和合同效力未予否认，仅主张该合同载明“供方”是上诉人，而需方是被上诉人，因此《订购合同》与本案所涉的纠纷没有联系。针对此焦点上诉人仅提供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此《订购合同》作为证据，但未能就其曾以�供方”的身份向被上诉人出售过《订购合同》所约定的路灯提供任何证据。
被上诉人认为这份《订购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2008年10月10日鉴定的《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框架下具体签订的采购合同，但在此合同签订之时，因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将己方的名称及签章均错误填在了“需方”的位置上，以至于实际供需双方与合同所载的正好相反。提交此《订购合同》为证。
经审理查明，该《订购合同》全称为《乐百利特订购合同》，所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8月31日。左上角有乐百利特公司的logo标识，右上角有乐百利特公司的合同编号。合同共一页（另附有一页“LED路灯技术要求”），除左下角和右下角署名处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合同专用章”之外，其他部分为电子打印而成，合同供方名称栏“供方”为打印的“德勤环保”，右下角的供方署名处署名为�李波，2009.8.31”，加盖“德勤环保合同专用章”。对应的需方位置均打印乐百利特名称，左下角署名处有乐百利特法定代表人“伍永安”签名，及加盖了“山西乐百利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产品名称为“LED双臂路灯（高灯168w，低灯56w，杆高12m）”，数量为“231”，单位“套”，单价“6270元”，合计金额“1448370元”。
上诉人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并未否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和合同效力，本院对此《订购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合同所载明的“供方”和“需方”是否完全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主张如此大标的额的合同不可能发生这么低级的错误，因此应以合同载明为准，认定供方为“上诉人长沙德勤环保”，需方为“山西乐百利特”，但上诉人并未就其曾以“供方”的身份履行过《订购合同》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主张合同“供方”和“需方”因填制合同时的疏忽而错填了位置，应以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认定“供方”为被上诉人，“需方”为上诉人。本院认为，该《订购合同》标的额达一百多万元，孰卖孰买事关重大，仅凭此存在争议的合同一个证据，无法予以认定，需要结合双方的其他举证情况进一步认证。
（二）关于该订购合同是否与“代理销售协议”有关，是否已实际履行的问题
上诉人主张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与上诉人承接的益阳市路灯工程也没有实际联系。上诉人确实承接了益阳市的路灯，但这与此订购合同没有关联，被上诉人是否给上诉人供应了产品或上诉人是否给被上诉人供应了产品均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路灯中有一少部分（价值280000元）是上诉人依据双方在2008年签订的代理合作协议从被上诉人处采购的，合作协议与该订购合同无关，其他路灯均采购自中山等地�
被上诉人主张，该订购合同是在原“代理销售协议”框架下签订的具体销售合同，且该合同已经按照被上诉人为“供方”，上诉人为“需方”的真实意思实际履行。提供如下证据予以证明：
1、2009年9月2日被上诉人与中山市古镇轩昂照明器材设备有限公司的订购合同、2009年9月2日被上诉人与河北劲道光伏设备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2009年9月2日被上诉人与中山旭阳科技照明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被上诉人购买外协件的合同签订时间、标的数量、技术要求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所签订的《订购合同》可以相印证，用来证明被上诉人为履行与上诉人所签订合同，积极采购外协件。
2、益阳市市政重点工程办公室给上诉人下达的催促其维修涉案金山路路灯231套中不合格部分的通知。该通知系上诉人为了让被上诉人尽快履行保修义务而转交给被上诉人的，用以证明涉案的路灯�系被上诉人履行双方所签《订购合同》而提供给上诉人的。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不予质证。
3、益阳市地方税务局于2010年3月25日、2010年9月20日和2010年9月28日开具的《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三支。被上诉人在益阳市三次维修路灯过程中，向所雇佣的协助施工单位支付施工款后，由益阳市赫山区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所代施工单位开具给被上诉人的。这些发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保修期内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保修责任。上诉人质证认为其曾从被上诉人方购买了价值280000元的路灯，因此让他们来维修合情合理。上诉人质证认为，涉案的219套路灯中有价值280000元的部分确系从被上诉人处采购，因此出现质量问题，理应由被上诉人进行维修。且该三份发票所载明的金额总计4800元，与本案《订购合同》标的相去甚远，因此与本案无关。
4、《益阳市市政�程采购合同》一份，证明上诉人中标的益阳市金山北路91套路灯供应合同，路灯的质量要求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订购合同》几乎完全相同；《路灯采购合同》一份，证明上诉人中标的益阳市金山南路128套路灯供应合同，路灯的质量要求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订购合同》几乎完全相同。
5、2012年8月1日益阳市路灯灯饰管理处给益阳市市政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德勤环保提供的金山路12米LED专杆灯91套，按合同保修期内已履行职责，以此证明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的LED路灯，已完成了在最终用户益阳市路灯灯饰管理处等单位的验收，被上诉人完成了售后服务并且保修期已满，其中在金山北路的12米LED专杆灯91套已履行了保修职责。2012年9月25日益阳高新技术产业资产经营总公司、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证明，证明已支付德勤环保款项1001664元，余款200000元因验收和税收等方面原因未付。证明上诉人交付给最终用户之一的益阳高新技术产业资产经营总公司的路灯合格，用来间接证明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路灯，且数量质量验收合格。
6、益阳市金山南路、金山北路路灯摄像光碟一个，证明标有“乐百利特”商标的路灯安装在湖南省益阳市金山南路、金山北路两厢，金山北路有标有被上诉人商标的路灯91杆，金山南路有同样商标的路灯128杆，合计219杆。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这些影像资料的真实性有异议，都是被上诉人单方提交的，且与本案的买卖合同没有关联。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08年签订的代理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并表示已实际履行。上诉人称依据此代理合作协议曾从被上诉人处购买了价值28万元的货款，被上诉人主张在此合作协议框架下签订并履行了涉案的《订购合同》。经审理查明，2008年10月10日双方所签订的“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中约定乙方（上诉人）在湖南省范围内代理甲方（被上诉人）开展销售，约定了合作期为2年，乙方和客户签订合同时，需确保合同签订后预付甲方30%的定金，甲方累计收到乙方80%货款后开始发货，发货三周内乙方将剩余应付款汇至甲方基本账户，超过付款期十日后，甲方有权按日追缴总货款1%的滞纳金；同时还约定甲方有权根据市场及竞争需要，及时调整价格。在“订货、付款及货运”一条中约定的运输方式以乙方订货单要求的方式为准，运费承担方式在“具体的销售合同”中约定。本院认为，因该协议以“代理销售协议”命名，明确约定了合作期限和违约责任，概括约定价格的确定方式为“甲方根据市场及时调整”以及运输方式运费等其他具体事项均需在具体销售合同中另行约定，所以该合�协议的实质应为不包含某项具体交易的框架性协议。依据框架协议的普遍性质，协议概括约定的内容双方在签订具体销售合同中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协商变更，未予变更之处可参照框架合同执行。经当庭询问，上诉人既未能就其曾从被上诉人处购买价值280000元货物提供其他证据，也未能就其从中山等地采购剩余路灯等情节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上诉人陈述仅依据此协议购买被上诉人价值280000元的路灯，本院不予采信。
另查明，2009年9月2日被上诉人与中山市古镇轩昂照明器材设备有限公司的订购合同载明，采购标的为双头道路灯杆，杆高12m，数量219根；2009年9月2日被上诉人与河北劲道光伏设备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载明，标的为168w大功率LED路灯，数量140个；2009年9月2日被上诉人与中山旭阳科技照明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载明，标的为小功率56W路灯231个，大功率126w路�91个。以上外协件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2009年8月31日所签订的《订购合同》标的路灯的数量完全吻合，技术参数也基本一致，与上诉人中标的益阳市金山南路、金山北路路灯供应工程所涉路灯的数量及技术参数也基本一致，其中《订购合同》后面所附的路灯技术参数更是与中标合同所附的路灯技术参数完全相同。以上证据可以互相印证，共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案件事实。本院对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包括2009年8月31日《订购合同》在内的以上证据，依法予以采信。
对于益阳市地方税务局于2010年3月25日、2010年9月20日和2010年9月28日开具的《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三支，上诉人并未否认其真实性。经审理查明，系被上诉人在益阳市三次维修路灯过程中，向所雇佣的协助施工单位支付施工款后，由益阳市赫山区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所代施工单位开具给被上诉人的。这些发票虽不能直接证明涉案的所有路灯都是被上诉人所供应，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被上诉人确实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保修责任。对于“益阳市市政重点工程办公室给上诉人下达的催促其维修涉案金山路路灯231套中不合格部分的通知”，确系被上诉人二审所提供。被上诉人称该证据虽早已存在但确系一审庭审结束后才发现，且依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逾期提交的证据，法院应当查明原因，并不必然导致证据无效。经查明，该通知所载明的下发时间为2010年8月31日，作出方为“益阳市市政重点工程办公室”，对象为上诉人“德勤环保”，内容概括为上诉人2009年9月向益阳市市政出售的路灯231套，至通知发出之时亮灯率仍只达60%，严重影响商业环境和市民出行，要求上诉人协同灯具生产厂家尽快作出处理。本院认为，该证据虽在二审庭审�首次提交，但被上诉人对迟延提交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且具体内容与被上诉人从益阳市地方税务局取得的《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可以相互佐证被上诉人是否对涉案的路灯履行了保修服务这一具体情节，因此，本院对两组证据依法予以采信。
（三）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实际支付款项的数额和性质的问题
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上诉人实际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货款280000元。
上诉人主张只从被上诉人处采购了280000元货物，款项分为两笔已全额支付；被上诉人主张依据《订购合同》的约定，上诉人仅仅是分两次支付了合同约定的首付款20%左右，合同约定的剩余部分（亮灯要付的60%和一年内再付10%，两年内付清）均未支付。
对此焦点，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收款单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仅存在主张的不同，本院对两份单据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
综合以上认证过程，本院认为，案件争讼的核心在于2009年9月益阳市采购用来安装在金山北路、金山南路的219套路灯是否是被上诉人依据其与上诉人2009年8月31日所签订《订购合同》销售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销售给益阳市用灯单位的。从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看，被上诉人证明曾向上诉人出售路灯231套的直接证据——《订购合同》存在形式上的缺陷，且没有上诉人向其出具的“交货清单”，但《订购合同》所涉标的路灯的采购时间、数量和质量要求既与被上诉人同一时期从中山市古镇轩昂照明器材设备有限公司、河北劲道光伏设备有限公司及中山旭阳科技照明有限公司采购的路灯外协件数量及技术参数要求吻合，又与上诉人同一时期中标的益阳市金山南路、金山北路路灯供销工程的标的路灯数量和技术参数相吻合。结合被上诉人对涉案的路灯履行了保�服务的事实，可以初步认定被上诉人依据涉案的《订购合同》销售给上诉人涉案路灯231套，上诉人转售给益阳市相关采购方后，在益阳市金山南路和金山北路实际安装了219套这一基本事实。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作为益阳市金山南路和金山北路路灯工程的中标单位和直接向益阳路灯需求方提供路灯的人，是最接近本案事实真相，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有责任就其所出售给益阳需求方的涉案路灯实际于何时，采购自何人何处，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但上诉人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均未能提供任何于此有关的证据，亦未能就其曾以“供方”的身份销售过路灯给被上诉人提供任何证据。所以，本院对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涉案《订购合同》在签订过程中发生了‘供方’和‘需方’的填写错误”这一特殊情节依法予以认定。依据合同领域的诚实信用原则，合同书面表达与真实意思发生冲突之时，应以签订合同之时当事双方的真实意思为准。据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用以证明案件的直接证据虽有瑕疵，但间接证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上诉人未能就本案核心事实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依法认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路灯销售款1168370元（1448370元-280000元）属实，上诉人应予偿还该笔款项。因上诉人未就原审裁判的1093130元提出上诉，依法应视为对差额部分的放弃。
另依据双方《产品销售代理合同协议》约定的方法（按照合同总额每日1%计算违约金）计算违约金，属于约定违约金明显偏高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约定违约金过高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上诉人并未就此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减少违约金的请求。但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主动表示放弃依据双方《产品销售代理合同协议》约定的原方法计算违约金，自愿调低为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比率计算违约金，从亮灯日（2010年1月19日）计算至一审法院开庭日（2013年2月17日），共计金额655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故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33元，由上诉人长沙德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泽民
审 判 员 崔胜利
代理审判员 毕 东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