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渝0243行初208号
原告：蔡胜值农村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蔡胜值，男，1945年9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清会（系蔡胜值之妻），1948年1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钰镳，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0410134662。
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连湖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连湖镇乐地居委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43756248065K。
法定代表人：冉宗兵，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海，重庆市彭水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240071100485。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重庆才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2201510204847。
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北门街33号；组织机构代码：70947173-1。
法定代表人：石强，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伟，该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第三人：何开田农村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何开田，男，1956年5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淑群，重庆欣渝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2200811755742。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波，重庆欣渝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2201511617348。
原告蔡胜值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蔡胜值户）诉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连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连湖镇政府）、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彭水县政府）及第三人何开田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何开田户）林地行政裁决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分别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行政诉讼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蔡胜值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清会、白钰镳，被告连湖镇政府的分管副镇长刘君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海、王君，被告彭水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伟，第三人何开田户的诉讼代表人何开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淑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连湖镇政府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确认争议林地“狮里树”由何开田户使用和管理。被告彭水县政府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彭水府复〔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
原告蔡胜值户诉称，原告蔡胜值户与第三人何开田户因林权纠纷一案，向被告连湖镇政府申请行政裁决，被告连湖镇政府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确认争议林地由第三人何开田户使用和管理。原告不服，向彭水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彭水县政府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彭水府复〔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原告与第三人因“大土”林权发生争议已久，村镇干部多次调解未果，原告于2016年12月16日向被告连湖镇政府邮寄书面的行政裁决申请书，被告连湖镇政府于2017年1月3日签收，2017年5月15日作出处理决定，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处理期限。被告连湖镇政府在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原告于2017年4月14日提出确权申请不属实，该次申请系连湖镇政府欺骗蔡胜值之未成年女儿让其签蔡胜值之名，原告对该行为一直未予认可。第二，〔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原告1986年林权证与2006年林权证关于“大土”林权的四至边界在西、南两方的记载完全不同，被告连湖镇政府却认为两次记载一样。被告连湖镇政府将登记在第三人2006林权证上的“狮里树”林权，认为是村组集体在何开田林地滑坡后重新用争议林地补偿给第三人，但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据查，“狮里树”确有其名，但系第三人的承包地，由于多年没有耕种，现已成林。本案争议之地与“狮里树”不是同一地块。被告连湖镇政府采证不公，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连湖镇政府视若不见，既不说明不采信的理由，也未将其随案移送上级机关审查。被告连湖镇政府既然引用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却又不按该条规定认定事实，将争议之地处理给没有林权证的第三人，而不处理持给有林权证的原告，显然自相矛盾。第三，〔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应适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争议林地在原告“大土”林权的四至界畔之内。被告连湖镇政府在处理决定尾部告知的法律救济途径没有法律依据。第四，被告彭水县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错误。被告彭水县政府与连湖镇政府系上下级关系，其碍于情面而偏袒连湖镇政府，被告彭水县政府在复议程序中既未组织听证，也拒绝原告复印被告提交的材料，其承诺的到现场实地查看以及到彭水县档案馆调取第三人的土地承包证亦未兑现。故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连湖镇政府作出的〔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2.撤销被告彭水县政府作出的彭水府复〔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被告连湖镇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1.蔡胜值的2006年林权登记清册、承包合同书、蔡胜值的198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2.何开田的2006年林权登记清册、承包合同书、何开田的198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3.桐木3组蔡胜值与何开田林地纠纷处理意见；4.对周华达的调查笔录；5对蔡胜明的调查笔录；6.邮政快递单；7.邮件查询结果；8.蔡小燕的身份证复印件；9.〔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及彭水府复〔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0.现场草图；11.何开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
原告提交以上证据拟证明：1.蔡胜值2006年与1986年林权证所登记的林地地块四至界限不一致，被告却错误认定为两次登记一致，承包合同中蔡胜值的签字不是蔡胜值本人所签；2.何开田1986年林权登记的林地是5块，其中有“大土”，该地块与原告林地临界，且与原告的林地相吻合；3.在村委会进行调解时，何开田拿不出林权证，村委会要求双方到镇林业站查阅相关历史档案，以档案文字记载为准；4.连湖镇政府没有找周达华进行调查询问，1986年的林权证登记的内容是正确的；5.争议林地是蔡胜值的；6.原告于2016年12月向被告连湖镇政府邮寄了申请书及相关证据，该邮件于2017年1月3日由藤少迪签收；7.蔡小燕是未成年人。
被告连湖镇政府辩称，1.被告连湖镇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被告连湖镇政府于2017年4月14日收到原告之女提交的申请书，当日即受理，并向原告出具受理通知书等文书，次日又向第三人送达申请书副本等文书，程序合法。而2017年1月3日乐地社区工作人员藤少迪签收原告寄送给被告邮件的行为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超期处理的问题。2.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基于双方签字认可的现场草图确认的四至界畔，并经当年参与分配林地的老人指界和调查后依法作出。3.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被告连湖镇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争议双方均无争议林地权属证书的事实，而适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进行了裁决。4.原告认为被告连湖镇政府告知义务错误，被告告知的是不服处理决定后的60日内向彭水县政府申请复议，并在复议期限届满后15日内向彭水县人民法院起诉，该告知是正确的。
被告连湖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行政裁决申请书；2.对蔡胜值的送达回证；3.对何开田的送达回证；4.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连湖镇乐地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以上证据拟证明被告依法受理蔡胜值的行政裁决申请后依法作出处理，程序合法，还拟证明藤少迪系连湖镇乐地社区工作人员，非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其签收邮件行为与被告连湖镇政府无关系。
第二组证据：1.何开田1986年林权证存根；2.何开田的林权登记清册；3.蔡胜值的彭水林证字（010）第XXXX号林权证。以上证据系蔡胜值在被告的行政裁决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蔡胜值拟以此证明争议林地为其所有。
第三组证据：1.何开田的授权委托书；2.对罗绍仁的调查笔录；3.对周清全的调查笔录。以上证据系何开田在行政裁决过程中所提交，何开田拟以此证明争议地系何开田耕种形成。
第四组证据：1.何开田1986年林权证存根；2.蔡胜值1986年林权证存根；3.何开田200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4.蔡胜值200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5.现场草图；6.对蔡胜值的调查笔录；7.对何开田的调查笔录两份；8.对罗绍仁的调查笔录两份；9.对周清全的调查笔录两份；10.对周光遂的调查笔录；11.对周清田的调查笔录；12.对刘德梅的调查笔录。以上证据系被告连湖镇政府依职权收集，拟证明争议地的现状、来源。
被告连湖镇政府对被诉行政行为提交的规范性文件是：《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二条。
被告彭水县政府辩称，被告彭水县政府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向当事人送达了受理通知书、答辩通知书等相关文书，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彭水县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彭水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2.受理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5.彭水府复〔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6.〔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以上证据拟证明其行政复议的程序合法。
第三人何开田户述称，被告连湖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被告彭水县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何开田户向本院举示了现场照片3张，拟证明争议地的现状。
经庭审质证，被告连湖镇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认为证据1均不是连湖镇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证据，涉案之地均不在原告和第三人1986年、2006年林权证登记的范围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2林权证上记载的地块与本案无关联；认为证据3不具有合法性；认为证据4、5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连湖镇政府未对周华达进行调查询问；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也不能证明该邮件是连湖镇政府工作人员所签收；认为证据8反映出蔡小燕已经年满18岁，其代父亲蔡胜值行使权利并无不妥；对证据9无异议；对证据10有异议，认为该现场草图中标注的“狮里树土”不准确，且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相符；认为证据11与本案无关联。
被告彭水县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连湖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何开田户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连湖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同时还质证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更说明了争议地是后来划分补偿给第三人何开田户的，没有上证的原因是争议地本是土地，因何开田在该地块上栽树之后才成为林地；认为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村委会无权处理林地争议，原告与第三人是在2015年才产生争议；认为证据4中载明证实人身份是退休教师，调查中又说是队长，其陈述不一致，且证实人年纪大，对之前的事情不可能记得那么详尽；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其陈述的事实与原告举示的证据相矛盾；认为证据6的寄件人是蔡燕，也就是蔡小燕，能够说明是得到其家人的认可的；认为证据7中藤少迪并非连湖镇政府工作人员，藤少迪收到该邮件后并没有实际送达给连湖镇政府；认为证据8应该以户口薄为准，根据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但以自己的劳动能力为生活来源的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蔡小燕在写申请书时有成年人在场。
原告对被告连湖镇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来源不合法，该申请书是连湖镇政府骗取原告未成年女儿蔡小燕而让其抄写，蔡胜值的申请书是2016年12月份就邮寄给被告连湖镇政府，被告于2017年1月就已经收到；认为证据2的来源不合法；认为证据3不合法；认为证据4不合法，该邮件是藤少迪签收，藤少迪是否是连湖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得而知。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均是原告在2016年12月份邮寄给连湖镇政府的证据。第三组证据中，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第四组证据中，对证据1、2均无异议，蔡胜值1986年林权证存根登记的是正确的；对证据3、4有异议，该次登记有误，与1986年的登记不一致；对证据5有异议，未能反应出争议地的实际情况，该现场草图中蔡胜值的签字是未成年的蔡小燕所签；对证据6-12的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调查人在进行调查时未向被调查人告知调查人的身份，不清楚调查人是否具有调查权；认为证据8-9虽然向被调查人告知了调查人的身份，但不清楚调查人是否具有调查权；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9、10的真实性有异议，证实人的陈述均不真实。
被告彭水县政府及第三人何开田户对被告连湖镇政府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彭水县政府举示的彭水府复〔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有异议，对其余证据无异议。被告连湖镇政府及第三人何开田户对被告彭水县政府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蔡胜值户对第三人何开田户举示的3张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连湖镇政府及彭水县政府对第三人何开田户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于2017年12月19日依职权向周清会、何开田进行了调查并分别制作了调查笔录，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发表了各自质证意见，并已随案入卷。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系依法收集，程序合法，对与本案查明事实相符的证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蔡胜值户与第三人何开田户均位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彭水县）连湖镇XX村X组。蔡胜值户认为位于彭水县连湖镇XX村X组小地名“大土”的林地系其承包地，并提出因何开田2014年砍伐该林地内的林木而引发争议，遂向被告连湖镇政府提出确权申请，请求对“大土”林地进行确权处理。被告连湖镇政府于2017年4月14日受理蔡胜值户的确权申请后，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处理结果是“狮里树”由何开田户使用和管理。原告蔡胜值户不服，于2017年5月27日向彭水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彭水县政府于2017年6月2日受理该复议申请后，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彭水府复〔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连湖镇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原告提出其于2016年12月16日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向被告连湖镇政府（收件人为连湖镇政府党政办）邮寄了行政裁决申请书及相关证据，申请对争议地进行裁决。经查询，该邮件于2017年1月3日由藤少迪签收。基于此，被告连湖镇政府提交了彭水县连湖镇乐地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内容为“兹证明藤少迪同志（身份证号码XXXXXX）系我社区的社区戒毒员，特此证明”，拟证明藤少迪并非连湖镇政府工作人员，其签收原告申请书之后未将该邮件转交给连湖镇政府。
原告蔡胜值户与第三人何开田户对本案争议之地系何称谓各执一词。原告提出争议之地名为“大土”，第三人提出争议之地名为“狮里树”。“大土”和“狮里树”虽系不同地名，但经现场查看，争议之地在原告与第三人生产、生活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唯一的，其指向也是明确的、具体的。
另查明，蔡胜值198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以及2006年林权证中均登记有“大土”林地，其中198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中记载的“大土”林地的四至界址为东至何开田界、南至梁心、西至梁心、北至大路，2006年林权证中记载的“大土”林地的四至界址为东至开田界、南至永作界、西至开田界，北至路。对于两次登记不一致的问题，原告认可198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记载的内容，认为2006年林权证中西面界址系登记错误，西面实际上是与柏永卓林地及与何开田土接界。
何开田198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中登记有“大土”林地，面积2亩，其四至界址为东至蔡胜江界、南至梁梁、西至蔡胜值界、北至大路。何开田2006年林权证上未登记“大土”林地，但登记有一块“师立树”林地，面积2亩，其四至界址为东至胜江界、南至胜值界、西至土良良、北至横路。何开田提出198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中登记有“大土”林地，而2006年林权证未登记“大土”的原因系村干部填漏所致。何开田提出其2006年林权证上登记的“师立树”林地指的就是争议之地，同时也认可该登记地块与争议之地的四至界址不吻合。而何开田在连湖镇政府的行政确权过程及本案庭审中，均认可争议地未填入何开田户的林权证内。原告和第三人均陈述1986年集体未提留林地，已将集体范围内的林地全部下放承包到户，1986年第一次填发林权证之后，集体未再重新调整过林地。
原告与第三人对蔡胜值林权证中“大土”林地记载的北面界址的“大路”或“路”所指向的具体是哪条路各执一词。原告蔡胜值户认为其林权证中记载的北面界址的“大路”或“路”是指争议地下方现在仍在供当地村民通行的人行路（该“路”被2014年新修的公路所占，但与该公路走向相同并基本重合），该条路也是“大土”与“狮里树”的分界线，路上方是“大土”，路下方是“狮里树”。据此，原告认为其林权证登记的“大土”林地涵盖了争议之地，应为其所有。第三人何开田户认为蔡胜值林权证中“大土”林地记载的北面界址的“大路”或“路”指的是争议地上方靠东的“坟尾巴坎坎”附近通向蔡胜值“大土”林地的一条路，该条路才是“大土”与“狮里树”的分界线，路上方是“大土”，路下方是“狮里树”。蔡胜值认为“坟尾巴坎坎”上面根本没有路，而是一条根本看不出是路的“毛路”，即不是当地俗称的路。经现场查看，第三人所提出的“坟尾巴坎坎”上方附近的那条“路”的痕迹及通向何处极不明显，而原告提出的争议地下方现在仍供当地村民通行的人行路则明显存在。原告与第三人均认可1986年以前的所谓“大路”或“路”与2014年修建的公路的位置、走向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是指因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处理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以下简称林权争议），必须遵守本办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告连湖镇政府作为乡级人民政府，有权对原告与第三人就涉案林地权属争议进行裁决。
本案中，无论争议之地的具体称谓是“大土”还是“狮里树”，但争议之地是唯一的，其指向也是明确的、具体的，即本案原告和第三人所争议的系同一块林地。因原告和第三人均陈述1986年集体未提留林地，已将集体范围内的林地全部下放承包到户，1986年第一次填发林权证之后集体未再重新调整过林地，则不存在1986年和2006年集体未将该争议地发包给任何农户的情形。本案诸多证人证实只有原告与第三人对涉案林地发生争议，则争议之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或为原告、或为第三人。对原告与第三人所争执的蔡胜值林权证中“大土”林地记载的北面界址的“大路”或“路”具体指向的问题，经现场查看，第三人所提出的“坟尾巴坎坎”上方附近的那条路的痕迹及通向何处均不明显，而原告提出的争议地下方现在仍在供当地村民通行的人行路还明显存在。既然称为“路”或“大路”，则至少应在当地形成已久，且为生产生活所必需而历史形成，过往百姓常走，应是有迹可循。本案证据林权证存根、林权证登记清册、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人证言中多次出现“梁心”和“梁梁”的说法，其“梁梁”和“梁心”多有混用，并不具体明确，就本案蔡胜值1986年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南面、西面而言，不能排除当时有误写、误填的可能。如果其南面、西面都以“梁心”为界，则既不符合逻辑，也与事实不符。而且何开田1986年林权证所登记的林地现既无争议且客观存在，包括原告在内的各方对此也无异议。在被告连湖镇政府和何开田均认可彭水县政府2006年为何开田颁发的林权证中未包含争议之地的情况下，根据本案证据，本院目前只能认定争议之地已填入蔡胜值的林权证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条规定：“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若争议林地的实际承包、发包情况与林权登记情况不符，则在解决争议之地权属问题之前，必须首先解决蔡胜值持有的林权证登记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因此，在彭水县政府为蔡胜值颁发的1986林权证存根、2006年林权登记清册及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效力尚存，且该承包合同上的四至界址与其2006年林权登记清册上的四至界址一致，而且承包合同作为农村土地林地家庭承包主要依据的情况下，被告连湖镇政府就争议之地作出确权处理缺乏根据。由此，原告蔡胜值户要求被告连湖镇政府就争议之地的权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亦缺乏依据，本院对其请求碍难支持。
另，《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其权属，但明知林地权属有争议而抢造的林木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林木权属争议与林地权属争议性质不同，林木虽然依附于林地，但也存在林木权属与林地权属不一致的情形，该办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是对林木权属争议的处理原则，并非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原则。以林木所有权作为认定林地权属虽是一种行政裁决认定方法，但不能得出林木由谁栽种林地就由谁所有的结论。本案中，原告向被告连湖镇政府提出的裁决申请系要求将争议林地权属（并非林木权属）处理给原告，且在蔡胜值的林权登记已经涵盖争议之地的情况下，被告连湖镇政府以该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作为重要依据，将争议林地处理给第三人当属适用法律不当。
被告彭水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虽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但因连湖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当予撤销，故其作出的维持被告连湖镇政府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依法也应予以撤销。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连湖镇人民政府作出的〔2017〕连府行处字001号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彭水府复〔2017〕7号行政复议决定；
三、驳回原告蔡胜值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连湖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冉启驰
代理审判员 刘双宏
人民陪审员 马应德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冉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