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甬民一终字第1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兴富。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勇。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宗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叶逸。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湾头塑料制品厂。
法定代表人：郑勇。
委托代理人：周建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江北区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
代表人：洪云定。
委托代理人：吴卫。
委托代理人：林瑛。
上诉人郑兴富、郑勇、宁波市湾头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塑料厂）为与被上诉人宁波市江北区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2）甬北民初字第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塑料厂于1992年10月22日成立，是隶属于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原法定代表人为郑兴富，后变更为郑勇。1993年12月4日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为该厂颁发了甬北文自字第0138号《房屋所有权证》，1994年7月25日宁波市江北区土地管理局为该厂颁发了北集建（94）年字第024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1995年4月6日合作社与塑料厂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将塑料厂由村集体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该协议的相关内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经营时间从1995年1月1日开始，转制后企业全部的债权债务由塑料厂负责处理，与合作社无涉。塑料厂的全部不动产、资产（房屋）2877253元（不包括现在建的部分厂房），其中合作社拥有100万元占35%，塑料厂拥有1877253元占65%，合作社拥有的资产租赁给塑料厂使用，租赁费全年共计15万元。合作社提供塑料厂厂区面积13024.86平方米作生产经营场地，但土地所有权归合作社不变，在使用权上塑料厂如变动场地，经营形式，改变场地原有状态，必须经合作社同意，擅自作主，合作社有权收回使用权。协议期自1995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上述协议经宁波市江北区公证处公证。同日，合作社与塑料厂以签订《补充说明》的形式，明确合作社拥有的100万元资产为塑料厂不动产（房屋）评估价值总额2877253元（包括原塑料厂全部厂房及高频车间二幢，落料车间一幢）中的100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权利义务依约履行，但未到相关部门办理相关转制手续。1998年1月1日，合作社与塑料厂签订了《增补协议》一份，约定协议续订五年，时间从1998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由100万元变为80万元。
2002年，因日湖公园建设需要，塑料厂的部分厂房和场地被拆迁，共获取拆迁补偿款3000万元。2006年3月30日，合作社与塑料厂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塑料厂上交款期限截止期为2002年12月31日，经结算尚欠合作社24065元，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仍按80万元不变。2006年11月6日，该厂因未按时参加2005年度的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
宁波新时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郑兴富，工商登记的投资人为塑料厂（投资25.50万元，占51%）和香港帝文贸易公司（投资24.50万元，占49%）。1997年、1998年期间，该公司因发展需要，向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江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江北支行）贷款。后因贷款无法归还涉诉，经原审法院分别作出（2001）甬北经初字第271、272、273号民事判决，判决该公司偿还农行江北支行本息427234元、1922553元和598124元（利息计算至2001年8月21日），塑料厂对其中的427234元承担抵押担保连带责任，宁波华信模塑制造有限公司对本息1922553元中的512680.69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受原审法院委托，宁波市价格认证中心对塑料厂房地产进行了评估，价格鉴定结论为112.59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价格为81.79万元，建筑物价格为30.80万元。2007年10月22日，农行江北支行与郑勇、郑兴富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内容如下：塑料厂、宁波市华信模塑制造有限公司、宁波新时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于2006年期间分别被工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原塑料厂负责人郑勇和郑兴富愿意承付债务112.60万元，并要求解除对塑料厂房地产权的抵押与查封（2007年8月塑料厂房地产，经宁波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估价为112.59万元），该厂房产权归上述承付人共同所有。农行江北支行愿意接受该执行方案。并于三日内履行完毕。上述112.60万元归还款，包括评估费3400元，律师费5万元。上述协议上有郑勇和郑兴富的签字及农行江北支行的盖章。
郑兴富、郑勇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履行付款义务。合作社在塑料厂中的股份并未通过转制或出让的方式，全部归属于郑兴富。审理中，原审法院向郑兴富、郑勇释明涉案《执行和解协议》可能存在无效的情况，并询问郑兴富、郑勇是坚持以《执行和解协议》作为所有权确认的依据还是进行请求的相应变更，郑兴富、郑勇表示不变更。
郑兴富、郑勇于2012年7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塑料厂名下房地产均为郑兴富、郑勇共同共有。
塑料厂在原审中答辩称：郑兴富、郑勇所述系事实，同意其名下房地产为郑兴富、郑勇所有。
合作社在原审中答辩称：一、郑兴富、郑勇所述塑料厂转制并没有实际实施，因此该厂目前仍为合作社所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该厂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合作社作为实际开办人对涉案房地产享有实际的权利。二、郑兴富、郑勇要求确权所依据的《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理由如下：首先，塑料厂已于2006年11月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财产的处分只能由该厂的清算人即合作社进行，虽然郑兴富系该厂的原法定代表人，郑勇系该厂目前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但是他们无权处置该厂的财产；其次，《执行和解协议》是对（2001）甬北执字第801、802号案件的执行和解，该两个执行案号对应的执行依据是（2001）甬北经初字第272、273号民事判决书，塑料厂并非上述两份判决书中确定的债务人，因此对上述债务没有清偿义务，郑兴富、郑勇无权为清偿他人债务而处分塑料厂的财产。三、塑料厂的公章目前由郑勇保管，因此塑料厂委托的代理人实际为郑勇委托，其在庭审中的陈述不能反映塑料厂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将损害合作社的利益。综上，请求驳回郑兴富、郑勇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对于涉案土地权属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约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对郑兴富、郑勇关于涉案土地的权利主张，在本案中不做处理。对于涉案房产权属的争议，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郑兴富、郑勇称《执行和解协议》上郑勇是既代表竞买人又代表塑料厂进行签字。该院认为，郑兴富、郑勇所主张的竞买行为实际上是郑勇作为塑料厂的法定代表人与该厂之间进行的自我交易行为。在正常的交易中，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总是互相冲突的，通过讨价还价，才能使双方的利益达到平衡。但在法定代表人与企业的自我交易活动中，法定代表人本身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存在冲突，由其既代表企业又代表自己进行交易活动，就很可能只反映其本人的意志，难以真实反映企业的意志，除非法定代表人代表企业的交易行为得到企业股东会的认可。然而在本案中，作为塑料厂股东的合作社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并不知晓郑勇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行为，郑兴富、郑勇也未能举证证明其代表塑料厂与自己进行交易的行为征得了股东会的同意。尽管郑兴富、郑勇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但合作社在塑料厂的股份并未全部归属于郑兴富、郑勇，且塑料厂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确认郑勇的行为并未征得塑料厂股东会同意和授权，故对其确认行为不予采纳。因此，该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不能真实反映塑料厂的意思表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真实”的实质要件，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综上，郑兴富、郑勇主张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取得塑料厂的房产，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2年12月25日判决如下：驳回郑兴富、郑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郑兴富、郑勇承担。
郑兴富、郑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追加合作社为本案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不动产登记人为塑料厂，与合作社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本案处理结果与合作社有利害关系，也不应当将其追加为被告，应为第三人。二、原审对当事人的自认事实没有采信，有违公正。1.根据合作社与郑兴富签订的转制协议内容，塑料厂的债权债务均由郑兴富全权处理，与合作社无关。2.《执行和解协议》是在法院的主持下制作的，塑料厂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中签字是合法有效的，无需合作社的授权。且该协议已经由生效的民事裁定书确认，也已经实际履行。3.《执行和解协议》虽从形式上是自我交易，但前提是法院已经对讼争房地产进行了评估，为节约诉讼资源及当事人成本，双方同意完全可以直接抵偿或变卖处理不动产。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房屋确权纠纷，房屋与土地作为不动产是一个整体，原审将房屋和土地分开来处理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郑兴富、郑勇的上诉请求。
塑料厂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执行和解协议》是塑料厂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无需合作社同意。转制协议已经约定塑料厂的债权债务由郑兴富负责，与合作社无关。合作社只占不到28%的权利，作为控股股东的郑兴富也有权决定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签名。当时房地产已经抵押，对抵押资产的处理，只能由他项权人行使，无需合作社同意。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确认讼争房屋和土地归郑兴富和郑勇所有。
合作社针对郑兴富、郑勇、塑料厂的上诉共同答辩称：一、合作社主体适格。原审立案时郑兴富、郑勇将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下江村经济合作社列为被告，但当时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下江村经济合作社已经更名，所以郑兴富、郑勇将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下江村经济合作社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但是合作社作为被告的主体是适格的。二、讼争的房地产虽然登记在塑料厂名下，但塑料厂已于2006年11月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故对其财产的处分权只能由其开办人即合作社进行处理。三、《执行和解协议》是无效的。1.郑兴富、郑勇无权将塑料厂的财产处置给自己，塑料厂已经被吊销执照，郑兴富、郑勇不再代表塑料厂。2.《执行和解协议》中所涉及的债务与塑料厂无关，其没有清偿义务。3.转制协议并没有约定塑料厂的债权债务由郑兴富个人负责，郑兴富也不是塑料厂的控股股东。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举证期限内，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一是郑勇、郑兴富以《执行和解协议》作为确认其为所有权人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二是原审追加合作社为被告，并非第三人，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讼争的房地产均登记在塑料厂名下。而塑料厂自1992年10月成立以来，系隶属于合作社的集体所有企业。塑料厂虽于1995年4月进行股份制改制，但根据塑料厂与合作社于1995年、1998年、2006年3月所签订的转制协议、增补协议、协议书，塑料厂所在的讼争厂房项下的土地均属于合作社所有的集体所有土地。现郑勇、郑兴富主张其为讼争房地产的所有权人，因该主张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确认，而对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故原审对讼争土地权属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又根据合作社与塑料厂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书内容，企业并非转制给郑兴富或郑勇个人，而是转制给塑料厂，郑兴富或郑勇仅仅是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而郑勇和郑兴富于2007年10月22日与案外人农行江北支行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中虽有“……原塑料厂负责人郑勇和郑兴富愿意承付债务1126000元，并要求解除对塑料厂房地产权的抵押与查封，该厂房产权归上述承付人共同所有……”的约定，因该约定实质上是郑勇作为塑料厂的法定代表人与塑料厂之间进行的自我交易行为，难以反映塑料厂的真实意思，作为塑料厂股东的合作社对该协议并不知情，郑勇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征得了塑料厂股东会的同意和授权，故原审认定该协议并非塑料厂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并无不当。因《执行和解协议》中处置财产的范围不仅包括房屋，也包括集体所有的土地。而处置集体所有的财产必须按照法定程序由集体经济组织作出决定，该决定涉及土地的内容必须同时遵守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一定的行政前置程序。综上，郑兴富、郑勇在未能举证证明《执行和解协议》的财产处置方式合法合规的情况下，仅凭一份涉嫌自我交易的《执行和解协议》主张物权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本案虽系所有权确认纠纷，不动产的登记人为塑料厂，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塑料厂所在的讼争房产项下的土地系合作社所有的集体所有土地。而塑料厂的法定代表人郑勇、郑兴富以其与案外人农行江北支行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要求确认其为讼争房地产的所有权人，因该案件的处理可能与合作社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根据合作社的申请，追加了合作社为本案的被告，而非第三人，主体虽有不当，程序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对本案实体处理并无影响。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郑兴富、郑勇负担40元，宁波市湾头塑料制品厂负担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阎亚春
审 判 员 孙长虎
代理审判员 刘振宇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贺佳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