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3民初4574号
原告：周爱琴，女，197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周鑫婕，女，199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芝，浙江四海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宣云虎，男，194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钟美根，女，194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宣哲文，女，199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华珍、杨国勇，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乐军，男，198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觉明，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广丰街营销服务部。营业场所：杭州市广丰街109号一层及二层。
负责人：朱军娜，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职员。
原告周爱琴、周鑫婕、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与被告陈乐军、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广丰街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2017年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爱琴、周鑫婕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芝，原告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勇，被告陈乐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觉明，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爱琴、周鑫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陈乐军赔偿原告丧葬费25731.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14957.5元、死亡赔偿金874280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4738.5元、住宿费1692元、误工损失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财产损失3300元，共计1176699.5元。扣除被告陈乐军已经支付的50000元，尚需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126699.5元；2、判令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在保险责任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的责任范围内优先赔偿；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准许三原告作为周爱琴等与陈乐军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2、增加判令被告陈乐军赔偿各原告因办理宣某死亡后丧葬费等事宜支出的费用计161472.4元；3、增加判令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第2项请求承担赔偿责任；4、请求判令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直接支付给宣云虎、钟美根。事实和理由：
原告周爱琴、周鑫婕称述：原告周爱琴为死者宣某的配偶，原告周鑫婕为死者宣某的继女。原告周爱琴与死者宣某于2008年2月5日登记结婚。死者宣某的父亲宣云虎、母亲钟美根尚健在，死者宣某与原告结婚前尚有一女儿宣哲文。2015年10月24日13时47分许，被告陈乐军驾驶其所有的浙Ｊ×××××号纳智捷牌小型轿车，在上塘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文晖路口时，车头与由东向西行驶的驾驶本人杭1964880号莫拉克牌电动自行车的宣某发生碰撞并碾压，造成宣某电动自行车受损、人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的交通事故。2015年11月25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经调查，认定被告陈乐军在实习期内驾驶浙Ｊ×××××号车对周围动态观察不够，与宣某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采取措施不及，致使浙Ｊ×××××号车左前轮又碾压宣某，造成宣某严重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并出具了杭公（交）证字[2015]第00093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陈乐军在该事故中存在严重的违章行为，造成宣某死亡，对原告理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作为被告陈乐军肇事车辆的保险人，理应对被告陈乐军给原告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判处。
原告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称述：周爱琴、周鑫婕诉陈乐军、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业经贵院受理。申请人宣云虎、钟美根系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受害者宣某的父母，申请人宣哲文系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受害者宣某的女儿，均系宣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本案中各申请人与周爱琴享有同等权利，理应共同作为原告进行诉讼。另外，在处理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受害者宣某后事中，各申请人共支出了各类费用161472.4元。宣云虎、钟美根作为死者宣某的父母，年龄已超过60周岁，符合法律规定要求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条件，所以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判归宣云虎、钟美根所有。综上，各申请人认为，作为宣某的法定继承人，各申请人均有权作为原告参与本案的诉讼。为此，特向贵院提出申请，望准予为盼。
被告陈乐军辩称：答辩人首先对宣某先生不幸去世一事表示遗憾并予哀悼。事故发生后，答辩人采取了积极救治等措施，答辩人作为户籍为农民的工人在缺乏经济能力的情况下，支付了两千余元抢救费用并先行垫付了五万元，共计五万两千余元。
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已经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涉案的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如果法院判决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应当在上述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应当向答辩人支付答辩人垫付的两千余元抢救费用及垫付的五万元。
答辩人不存在违法违章行为，答辩人对宣某先生不幸去世一事不存在过错行为因而没有责任，但是答辩人愿意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项承担10%的赔偿责任。受害人因存在闯红灯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受害人具有重大过错，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一、答辩人没有过错行为。
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事发地为上塘路文晖路口是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四叉路口，当天天气是晴天，道路为干燥的沥青路面，答辩人的车辆经过鉴定符合车辆安全技术要求并且答辩人无酒驾行为。此外，答辩人按照交通信号行驶，没有过错。根据答辩人申请法院向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道路交通事故照片和交通事故视听材料等证据证明，答辩人驾驶浙Ｊ×××××车辆由北向南行驶至案涉路口等候交通信号放行即绿灯后才由北向南行驶，证明事发时答辩人遵守交通信号，答辩人不存在违法违章驾驶行为。
二、受害人事发时违反交通信号即存在闯红灯行为致使事故发生，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既然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道路交通事故照片和交通事故视听材料等证据证明，答辩人驾驶浙Ｊ×××××车辆由北向南行驶至案涉路口等候交通信号放行即绿灯后才由北向南行驶，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事发地为上塘路文晖路口是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四叉路口”，根据日常经验法则，那么就能证明宣某先生驾驶的杭1964880号电动自行车在文晖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上塘路口出路口停车线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受害人事发时违反交通信号即存在闯红灯行为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被害人应当是全责。
三、不排除受害人驾驶的杭1964880号电动自行车因存在改装、拼装使该电动自行车不具备安全技术性能，具有过错。
虽然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报告证明该电动车符合相关要求，但是受害人电动自行车的鉴定报告因为依据的标准鉴定所依据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572-2005《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13年10月30日被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告废止，编号为浙商检鉴字第ZJ-20155266号《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报告》不具备证明力，不能证明原告一、二拟证明的证明对象。另外，该鉴定报告未对原浙江省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要求》规定的应当鉴定的内容即3.1条“最高车速（电动自行车额定电压下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km/h）”和3.2条“制动性能[电动自行车以最高车速电动骑行时（电助动的以20km/h的车速电助动骑行），其干态制动距离应不大于4m，湿态制动距离应不大于15m]”进行鉴定，即未对受害人当时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否对动力装置进行改装、加装以及制动性能是否符合安全要求进行鉴定。该鉴定报告仅对3.8条制动装置（建议前轮使用鼓闸（铝轮）或悬臂闸（钢丝轮），后轮使用鼓闸或随动闸，刹车线直径不小于1.8mm）进行鉴定，而未对制动性能进行鉴定。根据现行国家标准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5.1.1条“最高车速（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km/h）”和5.2.1条“制动性能[电动自行车以最高车速电动骑行时（电助动的以20km/h的车速电助动骑行），其干态制动距离应不大于4m，湿态制动距离应不大于15m]”为强制性条款，应当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存在鉴定依据和程序不合法，未对委托鉴定内容中的制动性能即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5.2.1条“制动性能”进行鉴定。即使按照已废止的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572-2005《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要求》，也未对该标准中3.2条“制动性能【电动自行车以最高车速电动骑行时（电助动的以20km/h的车速电助动骑行）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未给出涉案电动自行车的制动性能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的结论，应当据此认定涉案电动自行车的制动性能不符合相关标准的结论。请求法庭重新鉴定或者直接认定不予采纳该证据。
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交通警察大队调取交通事故视听材料证明，事发时受害人车速非常快（目测大于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规定的最高时速20km/h），不排除电动自行车存在改装的情况。综上，受害人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
四、尽管答辩人认为没有过错，但是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诉请赔偿项目的金额存在过高、不合理和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情况。
1、被答辩人宣云虎等在《申请书》中主张的高达161472元丧葬费用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丧葬费的具体金额是法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法律规定的丧葬费的法定用途是办理被害人丧葬所需，在被答辩人周爱琴等在起诉状中已经另行专门提出丧葬费的主张的情况下，又提出巨额的所谓丧葬费支出，显然属于重复主张于法无据。更何况所谓的丧葬费用等发票及收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对该证据的三性不能认可：部分收据不是正式收据，部分收据没有收款人签字，即使相关票据收据上收款人真实性无法确认，所主张支付用途及金额缺乏其他证据支持，不具真实性。
2、关于宣云虎被扶养人生活费无法律依据，宣云虎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其身份是工人，《交通事故死者及家庭情况登记表》证明宣云虎已经退休，因此宣云虎具有正常的退休工资来源，人损司法解释第28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因此宣云虎不符合法定的被抚养人条件，该项费用不应当得到支持。关于钟美根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过高，《交通事故死者及家庭情况登记表》工作单位一栏无工作，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其职业是务农，钟美根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此外《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半山社区出具的《证明》证明钟美根的扶养人有三人，分别宣某宏、宣志福、宣志高。根据人损司法解释“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的规定，请法庭依法认定。
3、被答辩人办理丧葬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过高，飞机等交通工具不具合理性，请求酌情调整。被答辩人没有举证证明交通票据上的周学渊、康镭镤，周尚忠、周小兰和受害人是亲属关系，不能证明交通费用途是否用于丧葬，住宿费发票用途是否用于丧葬，即使属实交通费标准是否过高请法庭认定。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
4、精神损害赔偿不应支持，受害人闯红灯导致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应当根据侵权人的侵权原因、主观动机、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
5、电动自行车财产损失金额请法庭酌情认定：未提供被害人电动自行车丧失使用功能的证据，未经定损，交通道路事故证明对该车辆的受损情况并不严重，未达到报废的程度，如该车辆维修费用可以适当支持。
综上，受害人因为闯红灯导致不幸，应当依法负全责。法院的责任是正确适用法律，公正的判明真正的责任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请求法院公正判决并依法支持答辩人的答辩意见，答辩人也深信法院会公正判决。
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答辩称：首先被告陈乐军投保的车辆不是在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而是在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对于该事故的经过，我方对此无异议。对于被告陈乐军提供的视频材料，看宣某宏有闯红灯…其余与被告陈乐军一致。
原告周爱琴、周鑫婕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杭公（交）证字【2015】第00093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一份，欲证宣某宏被撞死亡电动车受损以及被告陈乐军存在违法违章行为的事实；
2、死亡证明一份，欲证宣某宏浙Ａ×××××2号车碰撞并碾压，造宣某宏严重颅脑损伤死亡的事实；
3、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报告一份，欲证宣某宏驾驶的电动车与被告陈乐军驾驶小轿车性能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事实；
4、交通事故死者及家庭情况登记表一份，欲证宣某宏有关家庭情况的事实；
5、杭拱结字010800419结婚证一份，欲证明周爱琴与死宣某宏于2008年2月5日登记结婚的事实；
6、户口本、（周爱琴、周鑫婕、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户籍查询信息一份，欲证明死宣某宏的亲属关系与扶养关系、赔偿标准的事实；
7、交通费票据、住宿费票据一份，欲证明原告为办宣某宏丧葬事宜花费交通费、住宿费的事实；
8、电动自行车购买收款收据一份，于证宣某宏损坏的电动自行车价值3300元的事实；
9浙Ａ×××××2号车机动车行驶证、陈乐军驾驶证浙Ａ×××××2
号车交强险保单一份，欲证浙Ａ×××××2号车属于陈乐军所有及投保于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的事实。
原告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0、丧葬费用等发票机收据一份，欲证明宣某宏死亡而产生的火化丧葬等费用计161472.4元；
11、半山社区的证明一份、户口本二份，欲证明各原告主体资格、身份及被扶养人身份情况。
被告陈乐军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机动车辆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一份，欲证明被告陈乐军向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为100万）和基本险不计免赔的附加险，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应当在上述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涉案事故在保险期限内；
2、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报告一份，欲证明被告陈乐军驾驶浙Ｊ×××××2车辆性能符合国家标准GB7258-2012规定的相关要求；
3、乙醇检验报告一份，欲证明被告陈乐军不存在酒驾、醉驾行为；
4、交通事故视听材料目录及光盘、道路交通事故照片及说明各一份，欲证明对象有两项：事故发生的时间；被告陈乐军和受害人在事发时的交通信号情况。1、交通事故视听材料显示的事故发生时间（2015年10月24日13时45分29秒，北京时间2015年10月24日13时47分32秒许）。交通信号情况：被告陈乐军驾浙Ｊ×××××2车辆由北向南行驶至案涉路口等候交通信号放行即绿灯后才由北向南进行行驶绿灯开始时间为交通事故视听材料显示的事故发生时间（2015年10月24日13时45分22秒），被告陈乐军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交通信号是绿灯，被告陈乐军遵守交通信号并不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违法违章行为。涉案路口黄灯闪烁时间为3秒（交通事故视听材料显示2015年10月24日13时45分19秒至2015年10月24日13时45分22秒），受害宣某宏先生驾驶的杭1964880号电动自行车在文晖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上塘路口出路口停车线时的交通信号是红灯，属于违反交通信号行驶，受害人闯红灯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受害人应对事故发生承担全部责任具有重大过错，被告陈乐军没有过错；
5、浙江省地方标准废止公告[公告2013(28)号]及附件《浙江省地方标准废止目录》、上述文件的网络查询截图一份，于证明对象：原告举证的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出具的编号为浙商检鉴字第ZJ-20155266号《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报告》的鉴定依据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572-2005《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13年10月30日被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告废止，编号为浙商检鉴字第ZJ-20155266号《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报告》不具备证明力，不能证明原告一、二拟证明的证明对象。
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未提交证据。
上述证据经庭审出示、质证，被告陈乐军、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针对原告周爱琴、周鑫婕、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陈乐军违章的事实；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对死亡时间的证明对象；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受害人电动自行车性能符合相关要求不予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宣云虎系退休，具有退休工资的生活来源，不符合法定的被扶养人条件；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使属实，但费用过高，请法院予以认定；对证据8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票据无付款人姓名，无法证明该票据系购买涉案车辆，也无证据证明损坏的车辆已经丧失使用功能，请法庭酌情确定修理费；对证据9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0真实性不能确认，不具有合法性，应按法定的标准计算；对证据1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6、9、11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予以确认；对证据7、8、10，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尚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陈乐军提交的证据1、2、3原告对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5，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予以确认。
综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2015年10月24日13时47分，被告陈乐军驾驶其本人浙Ａ×××××2纳智捷牌DYM7182BAC5小型轿车在上塘路由北向南行驶到文晖路口时，车头与由东向西行驶宣某宏驾驶其本人的杭1964880号莫拉克牌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并碾压，造成一辆机动车受损、一辆非机动车受损宣某宏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认定：被告陈乐军在实习期内驾驶未按规定粘贴或悬挂实习标志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对周围动态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及，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二款：“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粘贴或者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和第二十二条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但实习期内驾驶未按规定粘贴或悬挂实习标志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与此事故的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宣某宏通过路口停车线时的交通信号灯情况无法查实，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之规定，制定此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分别送达当事人。现原告周爱琴、周鑫婕、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作为受害宣某宏的法定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为赔偿事宜诉讼来院。
另查明浙Ａ×××××2纳智捷牌DYM7182BAC5小型轿车在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本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再查明：原告周鑫婕，系原告周爱琴独生女，系受害宣某宏继女；原告宣云虎、钟美根系受害宣某宏父母，原告宣云虎、钟美根另有子女2人；原告宣哲文系受害宣某宏的女儿。事故发生后，被告陈乐军向受害人方垫付50000元。
本院认为：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有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宣某宏通过路口停车线时的交通信号灯情况无法查实，交警部门未对案涉事故责任进行认定。被告陈乐军认为受害宣某宏存在闯红灯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受害人具有重大过错，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辩称，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鉴于机动车的危害性显然大于非机动车，被告陈乐军作为机动车的“优者”，其所负的安全注意义务更重，但其在道路上行驶时对周围动态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及，在未确保行车安全的情况下造成交通事故，导致受害宣某宏经救治无效死亡。根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从弱者保护角度考虑，应由被告陈乐军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被告陈乐军已就肇事车辆投保于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故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作为肇事车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的承保单位，应对原告的损失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核认定本案合理损失如下：一、丧葬费，原告主张25731.5元，本院按照2015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1719元/年计算，为25859.5元（51719÷2）；二、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214957.5元，本院按照2015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661元计算，其中宣云虎28661元×8年÷3=76429.33元，钟美根28661元×7÷3=66875.67元，合计为143305元；三、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874280元，其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四、办理丧事所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以及其他费用，原告主张167902.9元，本院酌情支持交通费、住宿费3000元；五、误工费，原告主张2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六、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鉴于受害人的死亡确实给其家属带来了精神痛苦，本院予以支持；七、财产损失费，原告主张3300元，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上述本院确定的费用合计1099444.5元，因原告选择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优先赔偿，故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111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优先赔偿精神抚慰金）、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0元。因交强险不足以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不足部分988444.5元（1099444.5-111000元）由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在商业三者险内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付。鉴于被告陈乐军已向原告垫付费用50000元，该部分原告不应重复获赔，应从被告天安保险广丰服务部的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原告诉请的其余部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广丰街营销服务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内赔偿原告周爱琴、周鑫婕、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111000元；
二、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广丰街营销服务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原告周爱琴、周鑫婕、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938444.5元；
三、驳回原告周爱琴、周鑫婕、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41元（原告周爱琴、周鑫婕已预缴6034元、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已预缴1207元），由原告周爱琴、周鑫婕负担400元，原告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负担1207元，被告陈乐军负担5634元。
原告周爱琴、周鑫婕、宣云虎、钟美根、宣哲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陈乐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书生
人民陪审员 郑 义
人民陪审员 倪 健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代书 记员 马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