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民终7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元利瑞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仪征经济开发区闽泰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徐元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福伟，江苏证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超，江苏证融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住所地南京市洪武路29号。
负责人于家钦。
委托代理人钱志明，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汤承志，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元利瑞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利瑞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5）港商初字第00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港闸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港闸支行）原审诉称，其曾于2012年与南通顺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驰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一份，顺驰公司依据该授信协议取得借款时，向其提供87辆“比亚迪”汽车作质押担保。为此，中行港闸支行与元利瑞德公司订立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委托元利瑞德公司对顺驰公司的质物进行监管。后中行港闸支行向顺驰公司主张偿还借款时，法院判定中行港闸支行对87辆“比亚迪”汽车质权成立，但除20辆外，其余67辆汽车下落不明。因元利瑞德公司未能妥善保管质物致使质物短少，其应向中行港闸支行赔偿质物短少的损失480万元。
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中行港闸支行于2015年7月17日将与本案相关联的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受让债权后，致函原审法院表示愿意承继中行港闸支行的法律主体地位，并要求将本案原告变更为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原审法院同意其申请并对原告的主体身份进行了变更。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完全认同中行港闸支行在本案中的全部诉讼行为。
元利瑞德公司原审辩称：一、对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顺驰公司结欠中行港闸支行400万元本金的事实无异议；对其与中行港闸支行及顺驰公司之间存在质押物监管协议的事实也无异议,但依据该协议的约定，其与中行港闸支行之间系委托关系而非保管关系，其仅收取了少量的费用而被要求承担巨额赔偿费用，明显不公。二、导致本案讼争的67辆比亚迪汽车下落不明的原因是因遭到顺驰公司部分债权人的哄抢，公安机关虽出警也无力制止。三、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订立质押协议后，双方又签订了抵押协议，故双方的质押协议已经不发生效力，中行港闸支行对标的物不享有质权；且质物没有特定化，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浮动质押的设定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四、中行港闸支行对顺驰公司及相关保证人的案件尚未执行终结，即便元利瑞德公司应对质物短少承担责任，其责任范围也应待中行港闸支行对顺驰公司及相关保证人的案件执行终结后才能明确。
原审查明，2012年8月27日，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订立编号为“2012年中银授字GB54004号”的授信额度协议，约定由中行港闸支行向顺驰公司提供金额为5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用于400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和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
同日，双方又订立编号为“2012年中银借字GB54004-1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顺驰公司向中行港闸支行借款400万元，期限为12个月。该借款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为由顺驰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及其他自然人和法人最高额保证担保。
同日，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及元利瑞德公司订立编号为“2012年中银质监字GB54004-1号”质押物监管协议。该质押物监管协议1.1条约定，质物是甲方（中行港闸支行）和乙方（顺驰公司）所签融资合同中约定由乙方向甲方提供质押担保并交由丙方（元利瑞德公司）存储监管的货物，质物的品名、规格型号、生产厂家、数量、重量、存储地点等以丙方向甲方出具的《质押物专用仓单》的记载为准；1.5条约定：质物在转移过程中，甲乙双方向丙方出具《出质通知书》，丙方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乙方交付的货物及现有的库存。如经核对，乙方交予的货物或实际库存与《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丙方应于当日向甲方签发《质押专用仓单》及《出质通知书（回执）》，如乙方交予的货物或实际库存与《出质通知书》记载不符，丙方应于当日向甲方签发《出质通知书（回执）》说明情况。丙方事前已为乙方保管该批货物的，丙方向甲方签发《质押专用仓单》的同时，应收回乙方原存货凭证（如有）和其他单据（如有），并注销作废。2.1条约定，监管期间为丙方根据本协议控制质物并对甲方承担质物监管责任的时间区段。2.3条约定，质物根据本协议被全部提取后，丙方不再承担相应质物的监管责任。3.1条约定，《质押专用仓单》是依附于本协议，由丙方根据质物实际情况出具的，表明质物已由丙方实际占有和控制的凭证。4.1条约定，监管期间，丙方应按照本合同及相关法律规定妥善、谨慎处理监管的质物，丙方应当根据甲方和乙方的要求，结合质物的属性和特点，选择适宜的保管场所，提供适宜的保管条件，妥善、谨慎地保管质物，保证质物的安全，防止质物毁损或灭失。13.1条约定，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丙方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丙方应承担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该监管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事项。当日，元利瑞德公司向中行港闸支行出具了质押专用仓单，该仓单载明货物为比亚迪汽车，货值为1000万元。2013年7月30日，元利瑞德公司向中行港闸支行出具监管工作报告称，在2013年7月21日至7月30日期间，库存押品共计87辆，并列明了具体的规格型号和数量，货物总价值为863万元。后元利瑞德公司依据列明的规格型号向中行港闸支行提供了质押车辆车架号清单。
2013年9月22日，因向顺驰公司追索借款，中行港闸支行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顺驰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73113.6元，众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并要求对顺驰公司质押给中行港闸支行的87辆比亚迪汽车行使优先受偿权。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通中商初字第034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顺驰公司应偿还中行港闸支行人民币400万元及利息73113.6元，南通大生比亚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通万豪国际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苏州新大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戴红军对顺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同时还认定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之间存在质押和抵押的担保法律关系，中行港闸支行可以择一行使；截止2013年7月30日，质押车辆的范围为元利瑞德公司监管报告中的87辆比亚迪汽车，其中67辆下落不明，中行港闸支行有权就顺驰公司质押的20辆比亚迪汽车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质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该判决已发生效力。
另查明，2015年7月17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江苏省分行）与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订立债权转让协议，将中行港闸支行对顺驰公司的上述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协议订立后双方对该转让行为联合发布公告。同年9月11日，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致函元利瑞德公司，将其受让中行江苏省分行上述债权的事实进行了告知。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已经替代中行港闸支行成为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通中商初字第0346号”民事判决书中的权利人，正在行使相关的诉讼权利。
原审认为，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后，为确保自身债权安全，通过与顺驰公司订立质押、抵押等多种担保物权合同并进行了必要的公示，各担保物权均有效成立，中行港闸支行可以选择对自己最为方便和最为有利的担保物权类型以实现自己的债权,且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并未因新设其他担保物权而解除与元利瑞德公司之间的质物监管关系，故元利瑞德公司以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担保物权并以后设立的抵押担保来否定在先的质权担保的主张不能成立。
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1、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及元利瑞德公司签订的质押物监管协议的性质；2、元利瑞德公司就67辆比亚迪汽车灭失是否存在免责事由；3、灭失的67辆比亚迪汽车的价值如何计算。
就争议焦点1，经对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元利瑞德公司订立的质押物监管协议审查，该协议系依附于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之间的质押关系而设立，系中行港闸支行为保障质押物的安全而订立，尽管协议名称表述为监管，但协议内容有保管场所和保管责任的约定。我国合同法虽然规定了委托合同专章，但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委托更加侧重于代理行为，显然本案中争议的法律关系不属于代理关系的法律范畴。
就争议焦点2，元利瑞德公司抗辩导致67辆比亚迪汽车灭失的原因系遭顺驰公司债权人哄抢，该事实亦得到中行港闸支行的确认。但依据协议的约定，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元利瑞德公司应对质物灭失承担责任。而被他人哄抢不是不可抗力因素，元利瑞德公司以后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向哄抢人另行主张权利。
就争议焦点3，中行港闸支行以监管工作报告中载明的汽车价值为基础，打七折后计算车辆灭失的损失。而元利瑞德公司认为，车辆的价值应该以中行港闸支行现在可以行使担保物权的20辆车最终变现价值为依据进行计算。对此，根据元利瑞德公司2013年7月30日向中行港闸支行提供的监管工作报告显示，截止该报告出具之日，顺驰公司尚有比亚迪S6轿车1辆、F3轿车3辆、速锐轿车83辆作为中行港闸支行的担保物交付给元利瑞德公司监管。虽然在监管报告中载明了三种型号车辆的价值，但这种价值仅仅是理论上的，并非中行港闸支行在实现担保物权时的价格依据。根据担保物权的法律属性，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而这种优先权利通过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担保物实现。故担保物的价值应该以最终变现的价值作为计算依据。且在本案中，元利瑞德公司监管的担保物并非全部灭失，尚有20辆担保物为人民法院扣押，且人民法院已经判令中行港闸支行可以就已经扣押的担保物实现优先权，故以担保物最终变现的价值作为灭失担保物的计算依据，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本案在审理期间，法院曾要求中行港闸支行提供担保物最终变现的价值证据，但因执行程序的迟缓，中行港闸支行一时无法提供相关证据。为避免本案陷入过度诉讼迟延，故仅在本案中明确灭失担保物价值计算方法，待中行港闸支行取得现存担保物优先受偿的价值依据后，即可明确灭失担保物的总体价值。
综上所述，2012年8月27日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及元利瑞德公司订立的质押物监管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监管协议系为确保中行港闸支行担保物的安全而设立，元利瑞德公司负有对担保物保管、控制的义务。尽管非因元利瑞德公司主观过错导致部分担保物灭失，但以合同的严格责任而言，元利瑞德公司仍需对中行港闸支行未能实现担保物权的损失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纵观本案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通中商初字第0346号案件，二者均因中行港闸支行为实现对顺驰公司之间的金融债权而引起，但二者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明显差异。在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中行港闸支行依据的是与顺驰公司及相关担保人之间存在的借款合同关系及担保合同关系，而在本案诉讼中，中行港闸支行依据的是与元利瑞德公司之间存在的保管合同关系，但两次诉讼所指向的标的均是中行港闸支行对顺驰公司应该享有的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从外观看，中行港闸支行对顺驰公司及相关担保人的请求权与本案对元利瑞德公司的请求权似乎存在竞合。但倘顺驰公司或其担保人中的任何一方对中行港闸支行进行清偿，将使得中行港闸支行对元利瑞德公司在本案中的请求权丧失；反之，元利瑞德公司即便履行了本案中的全部清偿责任，并不必然导致中行港闸支行对顺驰公司及其担保人的请求权完全丧失，因为中行港闸支行对元利瑞德公司享有请求权所指向的标的与其对顺驰公司及其担保人所享有的请求权所指向的标的并不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请求权并不构成竞合，中行港闸支行对元利瑞德公司享有的请求权只是其对顺驰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请求权的补充。从本案的发生过程而言，正因为中行港闸支行在对顺驰公司及其担保人提起诉讼并获得生效判决后，可能预感到该生效判决不足以救济其权利进而依据其他保管合同关系而向元利瑞德公司提起诉讼，这种诉讼显然有进一步保障其实现与顺驰公司借款合同项下全部权利的目的，故应认定元利瑞德公司违反与中行港闸支行的监管合同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只是对中行港闸支行享有的对顺驰公司借款合同项下权利的补充。其责任范围应当以灭失的67辆比亚迪汽车所体现的价值为限。倘就元利瑞德公司灭失担保物的责任单独作出赔偿的判决，既不符合这种赔偿责任的从属性，也有令中行港闸支行有双重受偿之虞。
鉴于中行港闸支行已经将借款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义务转移给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故本案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也一并由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概括承受。元利瑞德公司即便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仍享有向导致其不能适当履行监管合同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偿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元利瑞德公司对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通中商初字第034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顺驰公司向中行港闸支行（现为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以67辆比亚迪汽车的总价值为限（车辆单价的计算方法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扣押的20辆比亚迪汽车经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确定的平均单价为准，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在要求元利瑞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履行赔偿义务时，需向法院或对方提供人民法院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有关上述车辆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法律文书）。上述补充赔偿责任限元利瑞德公司在接到人民法院对顺驰公司强制执行后仍不能足额清偿所欠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相关债务并因此而终结执行程序的民事裁定书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元利瑞德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作为本案一审原告的主体不适格。1、案涉贷款的实际债权人为中行港闸支行，中行江苏省分行对顺驰公司并不享有债权，其无权与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即使认定中行江苏省分行是适格转让人，则其转让的是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而上诉人并不受借款合同的约束，只受质押监管协议的约束，但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并未受让取得质押监管协议项下对上诉人所享有的债权；3、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致函法院要求变更原告，基于当事人恒定原则，本案并无变更原告的必要；4、即使法院决定变更原告，也应裁定变更，而一审法院并未依法作出裁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中行港闸支行之间为保管合同关系错误，双方之间应为委托合同关系。三、上诉人并未违反质押物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义务。案涉质物短少的原因是被他人哄抢所致，并非上诉人未尽到保管责任，上诉人无需对质物的短少承担赔偿责任。四、质物被哄抢之际，大量公安民警在场所，均无力阻止哄抢的发生与持续，此时法院仍判定上诉人对此担责，显然过于苛刻，也会扼杀金融创新，反而不利于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五、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七十四条，属适用法律错误。六、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均由上诉人负担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2012年9月19日，中行港闸支行与顺驰公司订立编号为2012年中银最高质字GB54004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顺驰公司将其存放于南通市交警三大队操场的全新、价值不低于1000万元的比亚迪汽车作为授信额度协议下中行港闸支行债权的质押物质押给中行港闸支行。
2、案涉质押物监管协议第4.3条约定，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质权人权益的情形，监管人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质权人和出质人，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
3、二审中，双方一致确认87辆质押车辆中有67辆于2013年8月16日遭到他人哄抢，仅余20辆。当日，中行港闸支行及元利瑞德公司均有人员在现场。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永兴派出所接到报警后亦派员出警。
二审中，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上诉人元利瑞德公司对于监管质押物的短少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案涉质押物监管协议系元利瑞德公司与中行港闸支行、顺驰公司自愿签订，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故应据此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关于上诉人元利瑞德公司对于监管质押物的短少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案涉质押物监管协议第4.3条约定，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质权人权益的情形，监管人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质权人和出质人，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案涉质押物于2013年8月16日被他人哄抢，虽然事发当时元利瑞德公司、中行港闸支行及公安机关均有人员在场，但作为监管人的元利瑞德公司事先未能发现顺驰公司的经营陷入困局的迹象，也未能向中行港闸支行作出风险提示，更未能向公安机关发函寻求帮助，因此导致相关单位未能对哄抢行为的发生作出预判进而预先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况且根据案涉质押物的性质，只要控制住车辆钥匙就能控制住车辆，但元利瑞德公司未能积极采取措施，导致质押车辆被他人抢走，明显未尽到监管职责。质押物监管协议第13.1条约定，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元利瑞德公司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元利瑞德公司应承担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车辆被他人哄抢并不属不可抗力事件，因此元利瑞德公司应对因其监管不力导致质押物短少而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本案中，法院已查明中行江苏省分行与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中行港闸支行对顺驰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而中行港闸支行对顺驰公司享有的债权不仅包括基于借款合同而享有的权利，也包括为案涉借款而提供的质押权及基于对质押物签订的监管协议中的相关权利。同时，中行江苏省分行作为中行港闸支行的上级银行，其有权对其下属分支机构的债权进行处理。因此，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从中行江苏省分行合法受让了原中行港闸支行的债权，其申请替代中行港闸支行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准许东方公司南京办事处作为一审原告参加诉讼后，重新安排开庭，并未侵犯上诉人的诉讼权利。
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案件受理费不应由其全额负担问题，一审判决虽未明确上诉人应赔偿被上诉人的具体数额，但其原则上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判由上诉人全额承担诉讼费用并无不当。
综上，元利瑞德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上诉人元利瑞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晓春
审 判 员 戴志霞
代理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陆 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