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玺，男，1988年9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科泰航天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数码路3号。
法定代表人：黄文禄，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科泰航天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八区21号楼2层（园区）。
负责人：黄文禄，总经理。
上列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女，山西科泰航天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郭玺因与被上诉人山西科泰航天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航天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20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郭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向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700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我入职山西科泰公司，在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担任硬件工程师，且公司与我签订了仅有试用期限而没有劳动合同期限的《试用期协议》。不久，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以我在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强行收走我的门卡，致使我无法进入公司工作，非法将我辞退，并拒绝支付我工资。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故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与我解除劳动合同不能适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且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并未提供合理有效的证据证明我工作表现不符合要求，其公司与我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应向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提交的《员工辞退通知书》上没有我的签字，我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辞退通知书的原件，故在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不能证明我收到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时间的情况下，我主张权利之日即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因此我于2017年3月申请仲裁提出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没有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在我主张支付拖欠工资的期间，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否认我上过班，直到2017年3月1日其公司才同意支付我工资，我认为仲裁时效应从我主张权利时中断并从单位作出支付承诺之日起重新计算。
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辩称：郭玺在试用期内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我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赔偿金。我公司于2015年8月与郭玺解除劳动合同，郭玺于2017年3月提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已经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我公司不同意郭玺的诉讼请求。
郭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知金7700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7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山西科泰公司原名称为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原名称为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6年2月2日，郭玺以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未支付工资为由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支付2015年8月11日至18日期间工资及拖欠工资的赔偿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此作出裁决后，郭玺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2016）京0106民初200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山西科泰公司支付郭玺2015年8月11日至2015年8月18日期间工资1699.31元；二、驳回郭玺的其他诉讼请求。郭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7年2月23日作出（2017）京02民终3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及上述判决书中所载的审理查明情况，可知郭玺于2015年8月11日入职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担任硬件工程师，并工作至2015年8月18日。
2017年3月15日，郭玺再次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2017年7月10日，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17]第1800号裁决书，裁决：驳回郭玺的各项仲裁请求。郭玺不服该仲裁裁决，提起诉讼。
郭玺主张其系与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为其办理了北京银行工资卡，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捏造事实违法将其辞退。就此，郭玺出具《员工试用期协议》、《入职承诺书》、手机短信及邮件、银行个人业务客户回单、新员工入职集中培训考试试卷、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加以佐证。
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对郭玺出具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郭玺系与山西科泰公司签订了《员工试用期协议》，与山西科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因郭玺个人工作表现、工作态度欠佳，无法达到公司的工作要求，以及考勤不打卡，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故决定将其辞退。就此，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出具《员工试用期协议》、《员工上岗通知书》、《入职承诺书》、《员工辞退通知书》、培训记录表、新员工入职集中培训考试卷、培训光盘中的考勤制度、薪酬制度、考勤记录加以佐证。
双方提供的上述证据中，《员工试用期协议》载有“甲方为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乙方为郭玺；协议期限为试用期4个月，自2015年8月11日至2015年12月10日，试用期满后，经考试合格，甲方为乙方办理转正手续，根据平等协商的原则，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根据甲方的工作安排，聘用乙方在新产品孵化中心末制导系统研发部电气工程师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北京……”，该协议尾页甲方处有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印章，乙方处有郭玺签字。《入职承诺书》载有“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本人郭玺，于2015年8月11日已被贵公司招录使用，拟担任新产品孵化中心末制导系统研发部电气工程师职务……”，承诺人签名为“郭玺”，日期为“2015年8月11日”。
郭玺对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员工上岗通知书》、《员工辞退通知书》、培训记录表、培训光盘中的考勤制度、薪酬制度、考勤记录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其中，《员工辞退通知书》内容载有“郭玺，我公司与你于2015年8月11日签订了试用期协议，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在试用期协议履行过程中，由于个人工作表现、工作态度欠佳，无法达到公司的工作要求，本公司决定将你辞退，终止与你的劳动关系。请你接到本辞退通知后，于2015年8月17日前到公司相关部门办理完毕工作移交手续；同时，接到本辞退通知后，你不得以公司名义再开展任何业务活动，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担”，落款处有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印章及2015年8月14日的日期，但回执处没有郭玺的签收。郭玺称其没有收到过《员工辞退通知书》，并主张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未与其约定录用条件，且亦未告知其上班需要打卡。
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主张郭玺对公司的相关制度知悉，且郭玺现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代通知金的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郭玺要求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待通知金的诉讼请求，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以该诉讼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及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的结果，郭玺于2015年8月11日入职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担任硬件工程师，并工作至2015年8月18日，郭玺于2017年3月15日提出仲裁要求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待通知金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故对郭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郭玺诉讼请求。
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2017）京02民终319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有“一审中，双方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为：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主张郭玺工作到2015年8月14日，该日公司向郭玺发出《员工辞退通知书》，郭玺拒绝签收，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14日解除。郭玺主张其于2015年8月18日收到《员工辞退通知书》，其正常工作至该日，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18日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提交的《员工辞退通知书》显示……，该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郭玺对此亦不认可，故对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的上述主张难以采信，并采信郭玺所述工作到2015年8月18日的主张……”。
郭玺提交的手机短信及邮件证据中显示，郭玺分别于2015年10月18日、2015年11月21日发出的手机短信及邮件内容有“孙部长，您好，我是8月份离职的员工郭玺，您能否下周一帮我问一下我的工资……”。郭玺在本案一审审理中自述“2015年8月18日，公司让我签署辞退通知复印件，我拒绝签字，公司就收走我的门卡，第二天我去上班，没有门卡就不让进入公司，我属于被迫离开公司”。
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曾于2017年3月1日已以手机短信方式通知郭玺，将根据法院判决支付工资1699.31元，要求郭玺协助领取。
此外，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等争议，劳动者不能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根据查明的事实，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与郭玺解除劳动合同，但未向郭玺支付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郭玺已就因此引发的支付工资争议事项及时提起了仲裁及诉讼，但郭玺并未依法及时提出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郭玺至2017年3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提出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距双方劳动合同解除事实的发生时间已超过1年，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亦对郭玺该诉讼请求提出了超过仲裁时效的抗辩，故一审对郭玺的诉讼请求判决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郭玺在关于工资事项的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中已陈述双方之间劳动合同于2015年8月18日解除，在本次诉讼过程中，郭玺自己提供的短信及邮件证据及本人自述均可以证实，其明确知道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将其辞退，此后双方之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现郭玺仅以未收到山西科泰公司、山西科泰北京分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双方之间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不确定为由，主张其于2017年3月时提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仍在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该辩解理由不充分，难以采纳。郭玺主张其提起关于工资事项的争议请求，即可使其关于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事项的请求时效中断，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郭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郭玺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洁
审 判 员 史 伟
审 判 员 杨志东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董和平
书 记 员 郝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