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1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高企电器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维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国爱，*生，汉族，住***。上诉人上海高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企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宋维生、吕国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3）松民二（商）初字第2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高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以及吕国爱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高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原名上海博士箱包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14日。2008年4月，经股权转让后，高企公司享有科技公司100%股权。2009年6月28日，高企公司与甲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科技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三方约定相互投资、参股：甲公司接受高企公司作为新股东，投资人民币522万元；甲公司股东即宋维生、吕国爱购买科技公司股权，科技公司原有股东接受甲公司作为新股东对公司投资245万元，科技公司增资后股权结构：包某某或乙公司51%，吕国爱28%，宋维生21%。非经各方一致通过，不得终止本协议。落款处，宋维生、吕国爱作为甲公司股东，代表甲公司签字，包某某作为科技公司及高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2009年7月1日，高企公司与宋维生、吕国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高企公司将所持科技公司28%股权作价155.68万元转让给吕国爱，将所持科技公司21%股权作价116.76万元转让给宋维生；宋维生、吕国爱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付清股权转让款；等等。协议签订后，各方共同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现科技公司登记的股东为高企公司与宋维生、吕国爱，其中高企公司持股51%，宋维生持股21%，吕国爱持股28%。股权转让之后，科技公司为申请人，申请多项专利，专利权人为科技公司，发明（设计）人为包某某、吕国爱、宋维生。2013年3月19日，高企公司委托上海某律师事务所杨律师律师作出《律师函》，载明：吕爱国、宋维生，2009年7月1日，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宋维生、吕国爱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函告宋维生、吕国爱务必于2013年3月31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逾期仍不支付的，高企公司于2013年4月1日起正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同日，杨律师律师通过EMS邮政快递向“吕爱国”与宋维生发出该律师函，收件地址分别为****，江苏省仪征市某路某号甲公司。2013年10月28日，因2013年3月19日《律师函》误将吕国爱写成“吕爱国”，高企公司再次向吕国爱发出律师函，要求吕国爱应于2013年10月30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否则高企公司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同日，杨律师律师再向吕国爱发出该律师函。2014年2月18日，原审法院立案庭作出《通知书》2份，分别通知宋维生、吕国爱，关于宋维生、吕国爱起诉要求确认高企公司所发《律师函》中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不能成立，裁决撤销该通知的民事起诉状及相关材料，经审查，认为，解除通知能否成立，将在本案中予以审查认可，无需另行起诉。故立案庭将起诉材料退回宋维生、吕国爱。（二）2009年7月16日，宋维生向高企公司借款582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还款日期为2009年8月1日。同日，高企公司向宋维生转账支付582万元。2009年7月28日，宋维生向高企公司汇款490.78万元。2013年4月2日，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受理甲公司诉高企公司股东出资纠纷，甲公司称高企公司作为股东向甲公司缴纳出资287万元后又将出资转走，故要求高企公司返还抽逃出资286.95万元及相应利息。仪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高企公司返还甲公司186.5万元及相应利息。高企公司不服，上诉于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生效判决查明：2009年7月8日，甲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注册资本增加到3,000万元，高企公司作为股东认缴870万元，后变更为认缴出资461万元。高企公司先后于2009年7月16日缴纳174万元，2011年6月14日缴纳287万元，足额缴纳认缴出资，两次出资均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2011年6月17日和6月20日，高企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女以货款和往来款从甲公司账户转出144万元和142.95万元至高企公司账户。2012年4月25日，高企公司又将50万元汇入甲公司账户。另2009年7月20日和2010年1月5日，甲公司向高企公司出具261万元和50万元的收条2张，载明收款事由为投资（其中，261万元的收条，甲公司认可其中174万元的付款，其余部分高企公司也确认未实际付入甲公司账户内；50万元的收条有相应付款凭证，甲公司也确认收到）。二审扬州中院认为，高企公司于2011年6月从甲公司转出的286.95万元构成抽逃出资，因甲公司认可收到高企公司于2010年1月5日，2012年4月25日通过银行汇款的两笔50万元，故从应予返还的抽逃出资中扣减。甲公司出具的另一份收条扣除174万元出资剩余的87万元，高企公司可另行主张，故扬州中院作出上述判决。2013年3月27日，原审法院受理王某某诉科技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高企公司及宋维生、吕国爱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王某某称，其于2012年8月28日与宋维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受让宋维生所持有的科技公司21%的股权。原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王某某的诉讼请求。后王某某不服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经审理认为宋维生和王某某股权转让的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审法院判决。高企公司遂以其多次向吕国爱、宋维生发函催讨股权转让款未果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2009年7月1日高企公司与吕国爱、宋维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3年10月30日解除。原审法院认为，2009年6月28日，高企公司与甲公司、科技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相互投资、参股。2009年7月1日，高企公司与宋维生、吕国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从约定内容上看系履行《合作协议书》的部分内容，但两协议相互独立，合同当事人亦不同，二者的效力互不影响，《合作协议书》约定解除条件不能约束高企公司依法律规定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故宋维生、吕国爱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系《合作协议书》组成部分，应经各方一致同意方可解除的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合作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各方对原约定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而在资金往来上，各方之间存在相互投资、借贷等关系，部分争议也通过诉讼解决。从各方提供的证据看，原审法院并不足以得出宋维生、吕国爱已付清《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但各方间资金往来关系并非本案定案的关键，该方面争议，各方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间《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因高企公司发出含解除通知的《律师函》而解除。就此，原审法院分析裁判如下：一、《合同法》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即因迟延履行而发生的法定解除权，至少需满足三个要件：1、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2、另一方当事人已于迟延履行后催告继续履行；3、经催告后，一方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本案中，高企公司以该规定为请求权基础，主张双方间《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高企公司在催告履行上存在瑕疵，《股权转让协议》不应解除。首先，高企公司虽于2013年3月29日向宋维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甲公司地址寄送催告履行的律师函，但没有证据表明宋维生已确定收到该律师函；其次，对吕国爱的催告，因2013年3月29日的律师函记载错误，送达与否都不应对吕国爱产生拘束。后高企公司于2013年10月28日再次发出律师函，吕国爱虽然收到该函，但律师函中所要求的履行截止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该履行时间要求明显过短，并不合理；再次，吕国爱在收到律师函后也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解除通知不成立。后因该争议在本案中可予一并解决，原审法院未予受理。因此，高企公司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依据不足。二、依法理分析，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已履行变更登记）性质上类似于物权合同，其于完成变更登记时法律效果即已完结，高企公司以其持有的科技公司股权与宋维生、吕国爱交易，换取的是对宋维生、吕国爱的付款请求权，宋维生、吕国爱则享有科技公司股权。就股权转让部分，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或合意解除，但并无发生法定解除权的余地。高企公司的付款请求权能否得以实现，可依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如此种情形下法定解除权可以行使，将使公司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公司稳定。本案中，双方间并无关于解除条件的约定或解除合意，高企公司主张法定解除，即便催告履行通知上无瑕疵，也不宜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再者，从宋维生、吕国爱受让股权后，对目标公司的涉入程度看，宋维生、吕国爱受让股权后，科技公司即有以宋维生、吕国爱和包某某为发明（设计）人申请多项专利。宋维生、吕国爱已参与到科技公司事务中，对科技公司价值的提升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如《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对宋维生、吕国爱有失公平。三、关于宋维生、吕国爱辩称的合同解除权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高企公司在合同签订后4年再主张，解除权已灭失。原审法院认为，合同解除权的属性为形成权。形成权赋予权利人依其意思作出而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相对人不负有相对应的义务即受拘束。形成权的行使一般应受除斥期间的限制，法律有规定除斥期间的按法律规定，另当事人也可约定权利行使期间。就合同解除权而言，其一经行使会引起合同关系的重大变化，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长期不行使权利，将使合同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当事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故现行法律虽未明确规定相应的除斥期间，但《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赋予相对方催告权，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解除权也消灭。本案中双方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间，也无证据证明宋维生、吕国爱已催告高企公司行使解除权，故直接从法律依据上，并不能推定高企公司解除权已灭失。然从本案实际情况看，股权转让发生于2009年，有证据表明的高企公司第一次催告于2013年，历时跨度已超过一般债权请求的诉讼时效。而高企公司主张解除的主要依据是宋维生、吕国爱在催告后仍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法定解除权。如允许高企公司在主要债务的请求权丧失胜诉权情况下行使解除权，必将在法律逻辑上产生漏洞，就此而言，高企公司主张行使解除权也是不合理的。综上，原审法院认为，高企公司在催告履行上存有瑕疵，而从股权转让合同性质及吕国爱、宋维生对科技公司事务涉入情况上看，高企公司也不应享有法定解除的权利，且高企公司主张行使解除权也超出合理期限，高企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企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高企公司负担。一审判决后，高企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宋维生、吕国爱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包某某未收到两被上诉人提供的2009年7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所涉的4,987,800元款项。二、高企公司可按《合同法》规定依法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理由如下：1、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目的系为使科技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科技公司的经营期限至2012年8月31日营业期限届满，但两被上诉人不同意科技公司经营期限延长，致科技公司无法正常生产经营。2、两被上诉人系以受让科技公司股权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占有高企公司资产的非法目的。3、高企公司于2013年3月9日、10月28日两次发函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两被上诉人仍未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三、高企公司发函要求两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逾期未付则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两被上诉人逾期未付款，应视为协议默认解除。四、高企公司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未超过诉讼时效。五、高企公司行使解除权的书面通知已送达宋维生。综上，高企公司认为原审判决错误，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请。两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一、两被上诉人已将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高企公司，不存在经高企公司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付款的事实。二、高企公司的合同目的系为实现科技公司的转型和持续发展，两被上诉人将大量设备和技术投入科技公司，合同目的已实现。三、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也已实际履行，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四、《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付款期限为30天，即使两被上诉人未付款，高企公司也应在两年内提出，高企公司发函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且不存在诉讼时效发生中断的事由。五、宋维生已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王某某，已不是科技公司真正股东，故高企公司的解除通知对其不发生效力。综上，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结果正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均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高企公司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于2013年10月30日解除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一、高企公司与吕国爱、宋维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有合同解除的相关约定，故高企公司要求解除本案系争《股权转让协议》应从合同法定解除角度来进行。从高企公司诉请的理由来看，主要以《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第（四）项规定为请求权基础，主张系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第一，本案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09年7月1日，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即便本案的两被上诉人延迟履行主要债务即支付股权转让款，但高企公司直到2013年3月19日才向吕国爱、宋维生发函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期间近四年的时间高企公司并未催告两被上诉人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况且，高企公司在催告程序上亦存在瑕疵，原审法院对此已有详细阐释，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予赘述。故高企公司以此为由行使法定解除权，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因延迟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而发生的解除权，需满足两个要件：1、一方当事人延迟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2、一方当事人延迟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另一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本院认为，高企公司主张的两被上诉人不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否构成合同目的落空，还要结合公司法的规定考虑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已经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以及股权受让方是否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科技公司已进行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对外产生公示效力，如若解除，不利于公司内部的稳定。况且，吕国爱、宋维生成为科技公司股东后，已积极投入到科技公司事务之中，因此高企公司要求解除系争《股权转让协议》本院不予采信。二、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09年7月1日，高企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于2013年10月30日解除，时间跨度已有四年之久，该期间是否系合理期间，原审已作出详细阐述，本院认同，在此不予赘述。三、高企公司在本院庭审时确认已收到两被上诉人于2009年7月20日转入的4,987,800元款项。两被上诉人认为上述款项中包含本案的股权转让款，高企公司则认为该款项是两被上诉人向高企公司归还的借款，本院认为，该款项是否系股权转让款与本案无关，若高企公司认为两被上诉人未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可向两被上诉人另行主张，高企公司并不因此享有合同解除权，其要求确认系争《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3年10月30日解除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高企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上海高企电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清代理审判员  庞建新代理审判员  陆文芳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吴娟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