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02民终字第6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路德强，男，1977年7月4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蛟河市。委托代理人：刘峰，吉林圣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聂威，吉林圣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科大实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吉林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张晓丽，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王丰，吉林鑫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路德强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吉高新民二初第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路德强在原审时诉称：我与吉林市科大实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公司）于2013年开始有买卖煤炭的业务往来，双方口头约定货到付款，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科大公司累计拖欠我煤款共计6万多元，双方于2014年12月29日签订合同约定该款在10个月内付清。事后，我多次找到科大公司催发此款，但科大公司以种种理由推脱至今未付。因此，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法院判令：1.科大公司立即给付我拖欠我煤款6万元；2.科大公司立即给付我煤款利息4800元（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2月29日止）以及交通费2000元。科大公司在原审时辩称：路德强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科大公司不欠路德强煤款，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路德强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认定：路德强与科大公司存在煤炭买卖关系。2014年12月29日，路德强与科大公司签订《合同书》，合同书第四项约定：“2014年前所欠煤款6万元整，自本合同书签订之日起50天之后付第一笔款项，所有款项10个月内付清，每月还欠款5000-10000元”。另查明，路德强母亲纪爱萍于2015年1月12日向科大公司出具收到科大公司购煤款6万元的收据。原审判决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对于路德强与科大公司在2014年12月29日所签订的合同书中的第4项“2014年前所欠煤款6万元整”的约定，应当认为是路德强与科大公司双方之间对于2014年前煤炭买卖所有欠款的总计。而对于双方合同约定的“2014年前”的理解，根据路德强向本院提交的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路德强称：“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科大公司累计拖欠路德强煤款共计6万元。”因此，原审法院综合分析认为路德强与科大公司双方所签合同中约定“2014年前”所欠煤款6万元整应当理解为“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29日”之间科大公司共计欠路德强的煤款为6万元整。而对于该笔煤款科大公司出具的在2015年1月12日由路德强母亲纪爱萍签名的收据，可以证明科大公司已经在2015年1月12日履行完该笔买卖合同义务。关于路德强主张科大公司出具的在2015年1月12日由路德强母亲纪爱萍签名的收据应当给付的是2014年12月9日与2014年12月14日向科大公司送去的两车煤的煤款。但该两车煤也均发生在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29日之间，故路德强主张的2014年12月9日与2014年12月14日的两车煤也应当包含在路德强、科大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2014年前所欠煤款6万元整”中，而不应当单独计算。因此，路德强主张科大公司给付拖欠煤款6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原审判决主文：驳回路德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0元，由路德强负担。原审判决后，路德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路德强的诉讼请求。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我与科大公司于2013年开始有买卖煤的业务往来，从2013年6月17日至2014年9月1日之前，我与科大公司总计送煤9车，总价值约325538元，已付265455元，尚欠60083元，之后我多次要求科大公司出具欠据，但科大公司迟迟不处理此事。2014年12月9日与2014年12月14日科大公司再从我母亲纪爱萍处购煤两车。2014年12月29日，双方签订合同书一份，该合同第四项对2014年12月之前所欠的6万元煤款进行确认并约定的还款方式为10个月内付清，同时还约定，后续送煤款的单价、货物质量及付款方式等。因此，从2013年6月17日至2014年12月29日之间科大公司共收到我送煤11车，总价值387538元，拖欠我煤款122000元。2015年1月12日，科大公司向我母亲纪爱萍支付了2014年12月9日、2014年12月14日送的价值6.2万元的两车煤款，当时以汇款方式向纪爱萍支付煤款6万元又以现金的方式支付2000元。事后在合同约定期内科大公司迟迟不履行付款义务，合同到期后我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科大公司辩称不拖欠我合同第四项的煤款，并明确表示我所诉请中的6万元指的是2014年之前的欠款与2014年12月9日和12月14日的煤款没有任何关系，该款科大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支付给了我母亲纪爱萍。我提出科大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支付的6万元煤款并不是针对双方签订合同第四项的煤款。科大公司并未否认，只是辩称2014年12月9日与2014年12月14日没有收到纪爱萍所送的煤。再次开庭时我提供证据证明了两次送煤的事实。但科大公司仍然否认。另外，合同第四项的还款方式为每月还款5000-10000元。现科大公司一次性还款没有合理解释。原审认定了两次送煤事实存在，但却认为包含在合同第四项中，系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我在庭审中多次表明2014年12月9日和12月14日的煤款不包含在合同第四项欠款中，而原审法院自行将两车煤款理解并认定包含在其中，违反了公平原则。被上诉人科大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审理过程中，路德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送货凭证11张，证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送货的次数、数量、金额。证据2.转帐记录，证明被上诉人给付货款的时间和数额。截止到2014年8月25日共265455元。证据3.2014年6月1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追索债务时对帐的录音及整理稿3段，证明对帐的金额是79808.95元，2014年12月9日、12月14日两次送煤科大公司接货人的2段录音，证明以上两天送煤的情况。证据4.证人吴学胜证言。证明2014年6月份证人和纪爱萍到科大公司要煤款钱，到二楼财务室介绍了一位隋总，当时她在打电话，后来说煤款怎么办，应该写个总条，她说我们这么大公司怎么能差你钱，我们都已经销帐了，并让看电脑，证人看了之后数额是7.9万元，当时没给钱，也没打欠条。以上证据科大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这些票据中有的原件都无法看清，至于公司是否收到这些东西无法确认，因为双方在2014年12月29日对多起买卖进行了对帐，对帐后确认了被上诉人欠上诉人6万元，所以说刚才所提供的的票子到底送没送，代理人不清楚，但共同对帐已经非常明确，因此该书证较为模糊看不清，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已经失去了证明力，双方的帐目以对帐后的合同书为准。对录音1形成时间不清楚，说话的人是谁不清楚，对谁说话也不清楚，录音中没有说欠多少钱，欠什么钱。对录音2就是一个人在自说自言，不知道什么时间录的，对其说的内容也不清楚，按照其说的没打总条，但2014年12月29日双方对帐，打了一份总条，以上三份录音不能证明科大公司还欠路德强6万元。以上4份证据形成的时间均为2014年，一审未提供，不属于新证据。对证人证言也有异议，明显和实际事实不符合，录音资料没有这个证人的声音，无法证明证人是否在场，无法证明录音的真实性。该证人无法证实被上诉人欠上诉人钱的事实，2014年12月29日进行的对帐，2015年1月12日已经给付完毕。对以上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形成于双方2014年12月29日对账以前，且均无科大公司盖章，现无法确认上述小票的真实性，故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因从银行流水中无法看出收款人为科大公司，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4因科大公司对于录音中说话人员身份未予确认，且三份录音及证人证言所证明的时间均形成于双方对账前，无法证明路德强想证明的问题，故对于该证据不予采信。科大公司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未提供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异。本院认为：上诉人路德强主张要求科大公司给付双方于2014年12月29日签订的合同书第4项中确定的货款6万元。原审判决对于该合同书中第4项“2014年前所欠煤款6万元整”中“2014年前”的认定翔实准确，不再赘述。科大公司主张上述所欠款项已于2015年1月12日支付完毕，并提供了路德强的母亲纪爱萍出具的6万元收条予以证明，故应认定本案诉争款项已经支付完毕。关于路德强主张科大公司出具的在2015年1月12日由路德强母亲纪爱萍签名的收据应当给付的是2014年12月9日与2014年12月14日向科大公司送去的两车煤的煤款。但该两车煤也均发生双方对账以前，且路德强主张上述两车煤款总额应为6.2万元，而路德强的母亲纪爱萍出具的收条载明其收到货款为6万元，而非6.2万元。路德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账中不包含上述两车煤款。综上，路德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元，由上诉人路德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英审 判 员  孙 伟代理审判员  付婷婷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代理书记员  李玉娇（此件共7页，印1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