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92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1，女，1947年3月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2，女，1950年7月9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田雪，北京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男，1969年1月24日出生。
原审被告姜×3，男，1941年4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姜×1、姜×2因与被上诉人姜×、原审被告姜×3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0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在一审诉讼中诉称：我与姜×1、姜×2是姑侄关系，与姜×3是父子关系。我爷爷奶奶去世后留有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北里××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一套。2013年1月17日，关于此房的分割，我与姜×1、姜×2、姜×3签署了房产分割协议，约定诉争房屋出手之后所得房款首先提取总额的10%给我，剩余的90%由我们四人平均分配。我从出生就一直在诉争房屋中居住，诉争房屋购买时总价27691元，我出资20000元，又在2003年11月22日分别补偿姜×1、姜×2每人20000元。我照顾爷爷奶奶时间最长，出力最多，故我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我和姜×1、姜×2、姜×3各自占有的诉争房屋份额，其中我占32.5%，姜×1、姜×2、姜×3各占22.5%；2.我享有诉争房屋的永久居住使用权。
姜×1、姜×2在一审诉讼中辩称：姜×主张所依据的协议书并非合同，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姜×不属于姜×4的法定继承人，无权签署协议书，即使姜×1、姜×2、姜×3出于亲情将出售房款分出一部分给姜×，也应视为一种赠与，现我们二人决定撤销赠与，故该协议书不具有强制履行效力。协议书中约定的是诉争房屋出售之后所得的房款分配方式，但并未涉及产权份额或者是否允许姜×永久居住的问题。在签署协议后不久，姜×即向法院提起遗赠诉讼，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一人所有，一审判决后姜×又上诉，而其本人在庭审中也反复提到签署该协议就是为了敷衍我们，这一事实证明姜×签署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在遗赠案件败诉之后又退而求其次要求享有诉争房屋份额，故是姜×对协议反悔在先。姜×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经对诉争房屋出资，姜×4也并非靠姜×的赡养生活，反而是抚养姜×更多。现在姜×1、姜×2、姜×3关于诉争房屋的继承案件正在审理，我们认为应当先进行继承，故不同意姜×的全部诉讼请求。
姜×3在一审诉讼中辩称：姜×所述属实，诉争房屋购买时其支付了大部分购房款，并且支付姜×1、姜×2每人20000元补偿款，所以同意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姜×4与王×（亦称姜王氏）系夫妻关系，育有姜×1、姜×2、姜×3三个子女，姜×系姜×3之子。王×于1997年8月4日死亡，2001年6月23日，姜×4去世。
姜×4名下有诉争房屋一套，原系国华北京热电厂之公房，2000年12月1日由姜×4签署《房屋买卖契约》，以27691元购买。2001年7月18日，诉争房屋产权证下发，登记所有权人为姜×4。
1998年8月16日，姜×4曾书写字条一张，内容为“姜×4住北京市东郊热电厂××号此房两间一个单元加厨房厕所我去世以后永远归姜×所有立字为证”。2003年11月22日，姜×1、姜×2、姜×3签署《关于我父亲姜×4和母亲姜王氏的房产归属问题的决定》，内容为“我们兄妹三人经协商决定将我父亲姜×4和母亲姜王氏的房屋遗产红庙北里××号的房屋遗产，产权转让给姜×4之孙姜×所属。”此后，诉争房屋并未转移至姜×名下。
2013年1月17日，姜×与姜×1、姜×2、姜×3签署《协议书》（以下简称四人协议），内容为：“经过协商，父亲姜×4遗产权房（朝阳区红庙北里××号，面积60.12平方米），出售之后所得房款首先提取房款总额的10%给姜×，剩余的90%由姜福泉、姜×1、姜×2、姜×四个人平均分配，立字为证，永不反悔。”同日，姜×1、姜×2、姜×3又签署《协议书》（以下简称三人协议）一份，内容为“经过我们共同协商，父亲姜×4遗产房（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北里××号）的产权由子女姜×3、姜×1、姜×2平均分配，特签此协议。”
2013年，姜×以遗赠纠纷将姜×1、姜×2、姜×3诉至法院，要求按照姜×41998年遗嘱及姜×1、姜×2、姜×32003年协议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法院在该案审理中查明：2012年12月，姜×向姜×1、姜×2出具一份文字材料，上载明：“我自愿放弃红庙北里××号（即原我爷爷姜×4的产权房，取消我大姑、老姑的赠与）。”法院在该案审理中当庭询问姜×“自愿放弃”是什么意思，姜×表示“就是不要房子，但这是无效了，违背了我的真实意愿，我只是怕被告（指姜×1、姜×2）闹，扰乱我的生活。我这么写只是为了搪塞他们。”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姜×4虽于1998年立遗嘱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但其于2000年与原产权单位订立合同，取得了合法处分诉争房屋的权利，故其所立遗嘱应属有效，姜×取得了受遗赠人的资格。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而姜×当庭并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在姜×4去世后两个月内向诉争房屋的法定继承人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相反，姜×于2012年12月以书面形式向姜×1、姜×2表示自愿放弃接受诉争房屋的遗赠，虽姜×当庭称上述意思表示无效，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亦未另行提起诉讼，认为姜×已放弃接受诉争房屋的遗赠，故驳回了姜×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姜×不服上诉，二审期间姜×1、姜×2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四人协议，姜×对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二审经审理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诉争房屋系被继承人姜×4生前与国华北京热电厂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所购买的的房屋。在姜×4去世时，其已经取得了该房屋的相关权利，虽然房产证系在姜×4去世后才取得，但涉案房屋的相关购房手续等已经在姜×4去世前办理完毕，故诉争房屋应被认定为姜×4的遗产。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姜×是否接受遗赠。首先，姜×4生前曾留有遗嘱将诉争房屋赠与姜×，姜×作为受遗赠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做出接受或放弃遗赠的表示。就此问题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做出了接受遗赠的事实。其次，在继承开始后，姜×4的法定继承人姜×1、姜×2、姜×3于2003年11月22日，就诉争房屋的归属问题达成协议，约定将诉争房屋产权转让给姜×所属。该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姜×1、姜×2、姜×3均认为诉争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在姜×1、姜×2、姜×3继承遗产份额后，三人将继承的遗产再赠与姜×。在此过程中姜×3并未提出姜×应按照遗赠取得诉争房屋，故对于姜×3在二审期间做出的姜×曾向其表示接受遗赠的陈述不予采信。而姜×在此期间既未持姜×4遗嘱办理相关遗赠手续，也未依据遗嘱抗辩姜×1、姜×2所述法定继承的意见。第三，无论是遗赠还是姜×1、姜×2、姜×3法定继承的赠与，客观事实是姜×均未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诉争房屋仍登记在姜×4名下。而后姜×1、姜×2与姜×协商后，姜×做出放弃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对于姜×的该项意思表示，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姜×认可放弃声明是其书写，但表示该放弃声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经原审法院释明，其不主张撤销该声明，故二审法院对于姜×所书写的声明予以认定，对姜×放弃诉争房屋物权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另姜×在四人协议上的签字也再次表达了对诉争房屋的处分意见，故综合考虑姜×在继承开始后对于诉争房屋的处理行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2013年1月17日的三人协议和四人协议，姜×1、姜×2陈述两份协议是同时签订的，签署三人协议是为了公证过户，签署四人协议是考虑到姜×从小没有母亲所以想把诉争房屋出售后给姜×分点钱，但去公证之前姜×3反悔，所以没能办公证。姜×3则陈述四人协议是姜×2和姜×1先打好了找姜×签字，之后又找其签字，签字之后才拿出三人协议，说是为了办公证使用，其才签字。
在本案审理中，姜×1、姜×2认为四人协议是姜×1、姜×2、姜×3出于亲情的赠与，可以随时撤销，现要求撤销赠与，但经法院释明表示不通过诉讼方式予以撤销。另二人认为四人协议并非姜×的真实意思表示，姜×以起诉遗赠纠纷的行为表明其并不同意四人协议约定的内容。姜×则称起诉遗赠纠纷案件是为了确定2012年写的放弃声明无效，并认为可以先确定遗赠，将房屋确认到自己名下再按协议进行分割。
经询，诉争房屋自姜×4去世后由姜×3负责出租一段时间，现由姜×居住使用。
庭审中，姜×主张曾经在购买诉争房屋中出资2万元，并给姜×1、姜×2每人2万元补偿，姜×1、姜×2否认上述事实。为此，姜×提交姜×3与姜×1，姜×3与姜×2，姜×2之夫赵×与姜×3、姜×5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姜×1、姜×2及赵×对姜×3所陈述的姜×出资及给补偿的事实既未明确反驳，亦未明确确认。姜×坚持主张要求按照四人协议确认诉争房屋份额，姜×3表示同意，姜×1、姜×2则坚持认为姜×不享有诉争房屋任何权利。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民事判决书、房产证、录音资料、证明、庭审笔录及上述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诉争房屋以姜×4名义购买且登记在姜×4名下，姜×虽主张其曾为购买诉争房屋出资，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法院无法采信，确认诉争房屋应为姜×4之遗产。在生效判决驳回姜×关于按照遗赠确认其为诉争房屋所有权人之请求的情况下，诉争房屋作为姜×4的遗产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即姜×1、姜×2、姜×3依法继承。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在遗产未分割之前，诉争房屋应为姜×1、姜×2、姜×3共同共有。姜×1、姜×2、姜×3均陈述签署三人协议系为了办理公证，加之遗赠纠纷案件二审判决已经认定姜×在四人协议中表达了对诉争房屋的处分意见，可以认定四人协议为各方之真实意思表示，系姜×1、姜×2、姜×3作为全体共有人对共同共有之财产进行的处分，将其中的部分份额赠与姜×，姜×因此而获得诉争房屋相应权利。现姜×1、姜×2主张撤销赠与，但姜×3仍然同意赠与，姜×1、姜×2又未就撤销问题另行起诉，在诉争房屋仍未分割的状态下，姜×1、姜×2无论作为按份共有人亦或共同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均未达到法定条件，法院对其撤销主张无法采信，姜×及姜×1、姜×2、姜×3仍应按照四人协议履行。
四人协议中约定将诉争房屋出售之后对所得房款进行分割，而房款实际上是诉争房屋转化而来，故可以认定对房款的分割即系对房屋的分割。现姜×主张按照四人协议确定其享有的份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但姜×1、姜×2、姜×3所享有的份额系继承纠纷应当处理的问题，故法院仅对姜×个人的份额予以确认。在姜×及姜×1、姜×2、姜×3按照四人协议确认各自享有的份额后，诉争房屋为四人共有状态，姜×要求享有永久居住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姜×占有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北里××号房屋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的份额；二、驳回姜×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姜×1、姜×2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姜×1、姜×2、姜×3关于涉案房屋的继承纠纷案件尚未审结，本案应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严重违反程序。二、一审法院并未认定姜×1、姜×2、姜×3的共有关系的种类，即使是份额的赠与，根据合同法一百八十六的规定，在赠与的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姜×1、姜×2亦有权撤销赠与，一审认定撤销未达到法定条件系错误认定。三、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四人协议房款的分割认定为对涉案房屋的分割，系主观判断，违背了姜×1、姜×2的意思表示。
姜×、姜×3在二审诉讼中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在二审期间，姜×1、姜×2、姜×3均认可2013年1月17日各方签订了四人协议和三人协议，四人协议签订在先，三人协议签订在后。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生效判决，可以认定诉争房屋应作为姜×4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即姜×1、姜×2、姜×3依法继承，在遗产未分割之前，诉争房屋应为姜×1、姜×2、姜×3共同共有。2013年1月17日，各方签署了四人协议与三人协议，对诉争房屋作了相应的约定。从字面上看四人协议系对诉争房屋出售房款的约定，并不直接涉及诉争房屋的份额问题，而房款系诉争房屋转化而来，且考虑到姜×1、姜×2、姜×3、姜×间的亲属关系，并结合各方长期以来对于诉争房屋的争议情况，可以视为姜×1、姜×2、姜×3在四人协议中对诉争房屋中各自的份额进行了处分，姜×亦在四人协议中签字，表达了对诉争房屋的处分意见。姜×1、姜×2、姜×3均认可四人协议签订在先，三人协议签订在后，签署三人协议系为了办理公证之用，故在四人协议已经达成的情况下，三人协议的处分已经涉及了姜×的权益。姜×1、姜×2主张根据合同法一百八十六的规定，其赠与可撤销，但四人协议系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且诉争房屋处于未分割状态，故对于姜×1、姜×2的该项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四人协议确定姜×的份额并无不当，此亦不影响姜×1、姜×2、姜×3继承纠纷的妥当处理，故对于姜×1、姜×2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姜×1、姜×2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姜×1、姜×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敏光
审 判 员 何灵灵
代理审判员 朱 伟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郑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