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柳市民一终字第36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邓某甲。委托代理人韦富景，融安县城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邓某乙。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邓某丙。委托代理人韦光福。上诉人邓某甲因与被上诉人邓某乙、邓某丙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2014）融安民一初字第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司英华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曾庆斌和代理审判员罗贵琼组成的合议庭共同审理了本案，代书记员黄子晟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某乙、邓某丙与邓某甲及邓解文系兄妹关系，邓仲光（邓重光）系他们的父亲。1982年集体发包山场田地时，邓仲光名下承包责任田及“老屋场”的山场，承包人口为五人（即邓仲光及四个子女）。1984年初，邓某甲出嫁在本屯，丈夫卢刚。1984年7月，邓仲光名下再次承包得“邓家屋背”竹山等四块山场，承包人口为四人。1993年2月4日，邓仲光留下遗嘱，遗嘱约定：一、本人有女儿三人，即邓某甲、邓某丙、邓某乙，还有继子邓解文。二、本人承包的田地、山林、土地均由邓某乙和邓解文在今后管理和使用。三、本人的房屋、果木和耕牛，今后均由邓某乙和邓解文管理和使用。四、本人承包的竹林，今后均由邓某乙和邓解文管理和使用。五、本人家里和家外的一切家具，今后均由邓某乙和邓解文管理和使用。六、遗嘱生效后，本人的合法财产（即以上其中的合法财产），邓某乙和邓解文可以处理。七、以上遗嘱属邓重光亲口所说。八、在场人（即遗嘱人家里当时所到的人）有卢超、韦祖德、邓重才和卢刚。遗嘱人：邓重光，代书人：韦祖德，证人：卢超、邓仲才。1994年2月，邓仲光去世。2000年，邓解文去世。邓解文生前未结婚生育儿女。2014年9月24日，邓某乙向该院起诉，要求继承邓仲光及邓解文的遗产。庭审中，邓某乙及邓某甲均主张其对邓解文尽了扶养照顾义务，对方未尽义务，无权继承邓解文的遗产。邓某乙主张的遗产为邓仲光及邓解文的承包田地及山上的竹子，邓某甲主张的遗产仅为山场上的竹子。一审另查明，双方当事人所在的融安县大坡乡六局村田尾屯已进行林改，但由于双方产生纠纷，故至今未发放林权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我国农村家庭承包是以户为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故户内有的家庭成员去世，但户内还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则此时不产生继承问题，应当由其他承包人继续经营至承包期满。因此，1982年集体发包给邓仲光一户的山场田地，应由现有的邓某甲、邓某丙、邓某乙三人共同经营；1984年7月集体发包给邓仲光一户的山场，因发包时邓某甲已出嫁，承包合同中载明的人口为四人，故邓某甲此时的山场已不在邓仲光户内，因此1984年7月集体发包给邓仲光一户的山场，应由邓某丙、邓某乙共同经营。“邓家屋背”竹山系1984年7月发包到邓仲光户，故山上的竹子应由邓某丙、邓某乙、邓解文、邓仲光各享有四分之一。邓仲光死亡前留有遗嘱，现邓某甲并无证据证实遗嘱不真实，故该院确定该遗嘱合法有效。该遗嘱中邓仲光将其财产分配给邓某乙及邓解文，故邓仲光死亡后，竹山中竹子的份额，邓某丙享有十六分之四，邓某乙及邓解文各享有十六分之六。邓解文死亡后，邓解文的份额应由邓某丙、邓某乙、邓某甲共同继承，邓某甲主张由其独自继承，邓某乙主张由其独自继承的证据不充分，理由均不成立，该院均不予支持。由于邓某丙放弃继承，故邓解文的份额由邓某乙及邓某甲共同继承，故邓解文死亡后，邓某丙、邓某甲、邓某乙享有竹山竹子的份额，邓某丙为十六分之四，邓某乙为十六分之九，邓某甲为十六分之三。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邓仲光户邓某丙、邓某乙承包的位于融安县大坡乡六局村田尾屯“邓家屋背”竹山上的竹子份额，邓某丙享有十六分之四，邓某乙享有十六分之九，邓某甲享有十六分之三；二、驳回邓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00元，由邓某乙负担55元，邓某丙负担25元，邓某甲负担20元。上诉人邓某甲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在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上有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1984年7月集体发包给邓仲光一户的山场，因上诉人己出嫁而没占有份额，这与事实不符。虽然上诉人己出嫁，但上诉人是嫁在本屯的，户口并没有转出，且当时集体发包山场是按1982年的家庭户口分山场的，并未按1984年的人口变动分山场，而是按原户口本的人口承包自家的原山场。且上诉人在上诉人前夫卢刚家也未分得山场。因此，虽然在承包合同上载明的人口为四人，但事实上户口簿登记为五人，也未有其他任何证据表明上诉人的承包山场不在邓仲光户内。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以上诉人己出嫁为由推定上诉人的承包山场不在邓仲光户内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对遗嘱的认定有错误。关于遗嘱的真实性尚且不说，但至少邓仲光的遗嘱部分是无效的。1982年落实责任制时上诉人全家五口人，上诉人的父亲邓仲光作为家庭联产责任制时的户主，全家五口人的责任田及山林土地均登记在上诉人的父亲邓仲光的名下，平均每人占一份。因此，邓仲光的遗嘱，仅能对他本人那一份进行处分，即其名下的五分之一份额，其无权处分上诉人责任田和山场的份额。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对遗嘱内容予以认定合法有效是错误的。3、被继承人邓解文1999年患××期间是由上诉人和上诉人前夫卢刚护理、照顾，2000年病故由上诉人料理后事及垫支埋葬费，一审法院对于这么重要的事实竟然没有进行认定，遗漏了重要案件事实，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被上诉人根本就不尽义务，仅主张在埋葬时给了300元，众所周知，微薄的300元，对于病重多年邓解文的花费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上诉人与邓解文一起生活，饮食起居全部由上诉人和前夫卢刚负责，对邓解文尽的义务远远多于两被上诉人，理应受到法律的支持及道德的称赞，一审法院对于该事实却只是轻描淡写的提了一下，未进行全面认定，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做出判决，对上诉人而言是及其不公平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违反程序性规定。1、一审在审理案件中，违反了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对待上诉人提出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竟然视若不见，未曾收取采纳。上诉人提供的包括：证人证言、村委会证明（证明被继承人身患××，也证明上诉人对邓解文尽了较多抚养义务，付出了大量精力和金钱，且从始至终），这些重要的证据对认定案件的真实事实举足轻重，一审法院不收取，等于变相剥夺当事人举证的权利。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变相剥夺其举证权的行为是违反程序法的，应当予以纠正。2、依照继承法第十三条：“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上诉人同时符合该条的规定，即符合“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条件，同时，两被上诉人符合该条第四款的规定：“不尽抚养义务，应当少分或者不分”。一审法院判决的时候没有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依据不足，应该予以修正。3、被继承人邓解文于2000年去世，两被上诉人到2014年9月24日才提起继承诉讼，《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自被继承人邓解文去世就知道其有继承权，且上诉人多次明确表示被上诉人未能对被继承人邓解文尽到抚养义务不应当继承财产。因此被上诉人早就知道了其权利被侵害，但时日至今早已超过2年。综上，上诉人认为，对于上诉人而言，多尽抚养义务并非为了获取多大的回报，全部是出于良心，但对于未尽抚养义务的人，是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及道德的谴责的，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上诉人也坚决予以维护，所以，上诉人毅然上诉并认为，诉争“邓家屋背”竹山上的竹子，上诉人应占50％的份额，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邓某乙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984年分山场的时候，是按人口来分的，当时只有4个人在内，并没有包括上诉人；2、一审法院对遗嘱的认定是正确的，不存在无效的问题；3、对于邓解文的照顾问题，并不是上诉人照顾，而是当时并没有人照顾邓解文，上诉人所说不是事实；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5、对于时效问题，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上诉人把山场以1000元的价格发包给邓太芳使用，后来是被上诉人自己出资1000元把山场赎回来的；6、对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超出请求范围审理的问题，我们认为并没有超出范围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邓某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认为“1984年7月，邓仲光名下再次承包得‘邓家屋背’竹山等四块山场，承包人口为四人”不是事实，应该是五人，因为当时户口登记为五人，不应该按照承包证上的四人，应以户口登记为准；2、认为“邓某甲主张的遗产仅为山场上的竹子”也不是事实，上诉人主张的不仅仅是山场上的竹子，应该包括本案涉及的所有水田、林场和竹山财产权益。二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自留山登记表》、卢刚的证明（均为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一致），拟证明上诉人在出嫁以后也没有重新分得田地；2、邓太平的证明、卢刚的证明（均为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一致），拟证明是上诉人尽到了赡养邓解文的义务。被上诉人邓某乙质证认为，1、对《自留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是1982年分荒山的记录，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对卢刚的证明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有异议，因为卢刚是上诉人的前夫，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以不予质证。2、对邓太平的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其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尽到了赡养义务。对卢刚的第二份证据与第一份的意见一致。被上诉人邓某丙不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邓某乙二审提交以下新证据：1、邓仲文的证明，拟证明1982年分的是田地，1984年按四个人口来分的山林；2、韦祖德的证明，拟证明立遗嘱的时候是在1993年2月份，当时邓仲光的意识是清楚的，由邓仲光本人口述的；3、《关于转包竹山协议书》（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拟证明上诉人把竹山转包给了邓太芳，然后被上诉人自己用钱从邓太芳处赎回来，并一直管理竹山至今，所以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质证认为，1、对邓仲文的证明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有异议，因为此证明与被上诉人所说的互相矛盾；2、对韦祖德的证明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有异议，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所写；3、对《关于转包竹山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2006年已经发包给别人了，所以被上诉人早都知道了，超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邓某丙对以上证据亦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以及异议事实的分析与认定：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自留山登记表》及邓太平的证明，因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该登记表是1982年的记录，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其1984年出嫁后在夫家未分得田地的事实，邓太平的证明亦无法证明上诉人对邓解文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因此本院对该二份证据不予采纳。对上诉人提交的二份卢刚的证明，以及被上诉人邓某甲提交的邓仲文的证明、韦祖德的证明，以上证明实属证人证言，双方对对方的证据均不予认可，而以上证人均未到庭接受质询，对其所作的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故对以上证人出具的证明，本院均不予采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转包竹山协议书》，因该协议书与本案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异议的事实，承包人口的确定应以承包证记载的为准，上诉人认为应以户籍登记的人口数确定承包人口没有相应的依据，该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异议的第二点，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没有陈述认可自己主张的遗产仅为山场上的竹子，故一审该认定没有依据，上诉人该处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故一审查明的事实除“邓某甲主张的遗产仅为山场上的竹子”外，其他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主张其对本案诉争位于融安县大坡乡六局村田尾屯“邓家屋背”竹山上的竹子享有50%份额是否合法有据。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本案争议的“邓家屋背”竹山是集体于1984年7月23日发包给邓仲光户的责任林没有异议，且有融安县大坡公社六局大队田尾生产队（村）责任林承包合同表予以证实。现双方争议的是该承包合同的承包人口是否包括上诉人在内。上诉人主张虽然承包合同上载明的人口为四人，但事实是当时户籍登记为五人，应包括其在内。对此本院认为，根据1982年10月自留山登记表记载，邓仲光户的承包人口为5人，分别为邓仲光、邓解文、邓某甲、邓某丙、邓某乙。但在1984年7月责任林承包合同表中，邓仲光户的承包人口为4人。在此期间，邓仲光家庭人员的唯一变动是上诉人邓某甲于1984年初出嫁，与邓仲光户承包人口变动情况相符。因此，1984年7月责任林承包合同表中邓仲光户的承包人口应为邓仲光、邓解文、邓某丙、邓某乙。上诉人邓某甲在此之后已不再属于该合同承包户的承包人口。上诉人邓某甲以其户籍仍在邓仲光户内，故其仍为该承包合同承包户的承包人员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邓家屋背”竹山系1984年7月发包到邓仲光户，该山上的竹子应由邓仲光、邓解文、邓某丙、邓某乙各享有四分之一的认定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公民可以依法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虽然邓仲光立下的遗嘱第二、四条是对其承包的田地、山林、土地、竹林进行处分，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在遗嘱的第六条写到“遗嘱生效后，本人合法财产（即以上其中的合法财产），邓某乙和邓解文可以处理。”因此，邓仲文的遗嘱还是只是对其个人合法财产处理，并没有实质违反法律的规定，该部分内容应为合法有效的遗嘱。上诉人邓某甲主张该遗嘱部分无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关于“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的规定，邓仲光死亡后，依据遗嘱其享有竹山中竹子的份额应由邓解文和邓某乙共同继承，邓解文死亡后，按法定继承，其享有的竹子份额应由邓某甲、邓某乙、邓某丙共同继承。邓某丙在一审时已明确放弃继承，表示只要集体发包给其的份额。故一审法院据此对“邓家屋背”竹山上的竹子划分并无不当，亦没有超出审判范围，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邓某甲主张其对邓解文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依法可以多分遗产，一审对其该项主张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违反法律程序。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邓某甲一审提交的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并记录在案，一审并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但上诉人邓某甲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其对邓解文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故上诉人邓某甲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仅在二审期间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邓某甲已预交），由上诉人邓某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司英华代理审判员曾庆斌代理审判员罗贵琼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代书记员黄子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