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77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志明，男，1969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新，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阳辉，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柏强，男，1982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涛，广东闻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润施，广东闻仲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钟志明因与被上诉人曾柏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5民初1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志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新、黄阳辉，被上诉人曾柏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涛及熊润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志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曾柏强全部诉讼请求，判决钟志明不需返还曾柏强押金30万元及利息；3.判决钟志明不需返还曾柏强货款84655.8元；4.本案原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曾柏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案件主要事实部分审查不清晰，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裁判。（一）原审法院没有对合同约定权利义务是否符合“对等性原则”进行审查，导致事实认定错误。1.合同权利与义务对等性：根据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一致性原理，本案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曾柏强与钟志明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权利义务一致性原理及公平平等之原则，裁判者在审理案件时，理解一个条文，需要目光不断往返于约定与案件客观事实、签订合同的背景、语境情况之间，如果脱离了案件事实等实际情况就失去了活力，乃至生命。2.“提供2500吨/月”对等“消化2500吨/月”：根据本案合同性质、本次生意的交易习惯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订立本合同的精神及目的可知，曾柏强与钟志明之间的交易是互为唯一的交易主体，没有交易第三方，在整盘固废交易中，之所以钟志明答应向曾柏强提供2500吨/月数量的固废量，是因为曾柏强承诺自己必须有每月消化和处理大约2500吨固废的能力为前提，如曾柏强不能消化上述固废数量，不足额拉货，不及时拉货，将导致钟志明被动囤货，库存过大货物滞留，固废无法处理，资金不能及时回笼，资金链断裂，造成损失惨重。3.“提供2500吨/月”对等“消化2500吨/月”符合商业逻辑及一般常理：钟志明为了能够确保货物及时足额供应给曾柏强，于是与上家东供理文厂（黄某1）签订处理固体废旧合同，为了保证自己能履行消化上一家的固体废旧，向上家支付履约押金50万元。同理，曾柏强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及时足额消化钟志明的固体废旧，从而支付30万元押金，以上三者的交易关系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钟志明与曾柏强之间在交易过程中没有约定俗成地形成互为对等的供应关系，钟志明收了上一家的货物，如果曾柏强不拉货、不及时足额消化钟志明等额的货物，钟志明便对上家产生了违约责任，其交付了的50万元押金便会给上家没收，所以根据商业逻辑可知，曾柏强向钟志明缴纳了的30万元的押金就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履行消化2500吨/月的义务。另外，钟志明与曾柏强是熟人交易，一般常理可知，其二人之间除了商业往来，在生活上还有人情往来。显然钟志明与曾柏强之间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达成共识，肯定形成了对等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原审法院僵硬地单从直观思维认定合同没有约定“曾柏强每月提货(消化)数必须达到2500吨”，则曾柏强无义务每月消化2500吨固体废旧。这明显没有透过合同本意以及根据双方签订本合同背景来审理本案。所以原审法院将钟志明处于非常不公之境地，有所欠妥，难以让人信服。(二)原审法院先入为主、断章取义地为钟志明与曾柏强之间设定了所谓的商业“交易模式”，原审法院该“主观、主动”设置行为与事实明显不符。1.钟志明没有违约行为，其有足够的货物提供给曾柏强。（1）根据钟志明与上家签订的甲方为黄某1《固废购销合同》(即理文厂)可以看出，该合同期从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止，合同约定有20车间轻渣(含水碎料)供应给钟志明，足以证明钟志明有充足的货源；（2）证人证言中足以证明钟志明从合同开始至2014年9月之后一直有充足的货源；（3）从钟志明9月之后发往中山板芙的大量电子地磅单可以看出钟志明有充足的货源；（4）从曾柏强2014年9月1日、9月3日提货单可以看出，曾柏强的提货量非常少，这样的提货量对于曾柏强的进货量可以说是九牛一毛，钟志明有充分的能力供货并按照常理思维其根本没有违约之必要；（5）钟志明粗略统计每月有大约2600吨至2700吨进货量。2.钟志明没有“通知义务”。在本案中钟志明与曾柏强的交易模式是由合同约定或由双方在长期交易过程中客观形成的，是灵活多样变动的，并不是单一固化的“唯一钟志明通知义务”模式。钟志明与曾柏强之间的供求交易不是必须以钟志明的通知开始的，双方之间交易模式是多种多样灵活的，更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以钟志明的通知为义务。3.原审法院该“主观、主动”设置的“通知行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合同中没有约定交易模式。交易模式是在双方长期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更加不是原审法院为当事人量身定制设定的。（2）一般常识上认为生意人是精明的，交易亦不是古板的，曾柏强并不会坐在家里等钟志明来通知才提货。（3）按照常理，若有货，钟志明可能会通知曾柏强来拉货，但并不等于就认定这是钟志明的必然义务，而且钟志明与曾柏强之间是熟人交易，交易方式肯定不是唯一固化的，但原审法院草率认定这是钟志明的义务，于客观事实不符，于常理不符。二、原审法院滥用高度盖然性占优规则，导致错误认定事实。（一）手机短信并不是曾柏强的，但原审法院草率地认为是曾柏强通过别人手机发送的，且短信内容与向曾柏强供货是两个概念。（二）短信明明说的是“定金”不是说“押金”，但原审法院认为是“押金”。（三）短信中只是说“定金”，没有内容和指向对象，但原审院认为是案涉“押金”。（四）为什么“定金”的指向有千万种，曾柏强亦没有证据证明指向是案涉“押金”。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该由曾柏强举证“定金”的指向，而不是由钟志明证明“定金”的其他指向。鉴以上，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清“定金”的指向对象便草率认定“定金”是案涉“押金”，由此可见这是原审法院的主观臆断，其运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定案的依据未能达到确信的程度。原审法院依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认定案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案件事实，没有事实依据，于法于理不符，有失公允。原审法院处钟志明于明显不公之境地且违背谁主张谁举证之法定的证据规则，增加设置钟志明证明定金的对象之举证义务，从而将不利后果归于钟志明，再者，原审法院也没有查清“定金”的指向对象就草率认定“定金”是案涉“押金”，其运用高度盖然性原理证明标准未能与最终认定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综上所述，曾柏强存在违约行为、超过诉讼时效等情况，钟志明有没收押金等权利。原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事实认定错误等情形，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公平合理原则，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曾柏强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程序正确。一、根据合同对等性原则，钟志明负有每月提供2500吨货物的义务。曾柏强并无提收该数量货物的义务。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案涉交易模式为，曾柏强于签约日支付30万元押金，于提货前一次性预付十余车的货款，然后方能提货。此模式说明案涉交易处于卖方市场，案涉货物非常抢手、不愁销路，钟志明可利用交易优势地位要求曾柏强接受如此不寻常的付款方式。相对应，曾柏强必然要求钟志明保证每月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货物，以达成合同平衡，保障双方利益。故而，合同中方有“甲方(钟志明)向乙方每月提供2500吨固废”之条款。钟志明所谓的“提供2500吨/月”对等“消化2500吨/月”，进而推理出曾柏强负有提收该数量货物的义务，缺乏基本生活常识和商业逻辑。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二、钟志明存在明显违约行为。1.钟志明未足额供货属违约。曾柏强预付了10万元货款，钟志明仅于2014年9月1日、9月3日供应了价值15344.2元的货物，便可证明钟志明存在违约行为。钟志明辩称己通知，系曾柏强一直未提货，无任何证据证明，且有违商业常识。曾柏强预付了货款，无理由不来提货。仅仅因钟志明所谓的价格下跌?至于钟志明所谓的有充足的货源，并无明显关联性。钟志明有货与向曾柏强供货是两个概念。2.钟志明负有通知义务。钟志明的合伙人黄某2与钟志明的合伙人马某出庭作证。二人证言对双方的交易模式表述一致，均系钟志明通知提货在前，曾柏强提货在后。原审判决据此得出钟志明负有通知义务，不存在所谓主观、主动情形。三、曾柏强不存在违约行为，有权要求退回押金及预付款。如前所述，案涉合同并未为曾柏强设定每月提货数必须达到2500吨的义务，且曾柏强提货系以钟志明通知为前提。曾柏强严格依据合同约定及双方交易习惯履行己方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需要说明的是，曾柏强不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形下，即有权依约依法要求退还押金及未供货部分的预付款。钟志明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对曾柏强此诉求并无影响。四、原审判决适用高度盖然性占优的证据规则，并无错误。短信内容可轻易推理出“曾柏强于2014年12月13日通过黄某2发送短信方式向钟志明主张权利”，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完全正确。钟志明仅是一味否认，却无法提供任何相反证据，甚至并未出席原审法院对该证据组织的质证庭审。综上，本案事实清晰，曾柏强无违约行为，钟志明应当退还押金及未供货部分的预付款，且本案未经过诉讼时效。另补充如下：首先，钟志明所称的向上家支付50万元押金，与曾柏强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其次，二次交易中，曾柏强向钟志明缴纳了30万元押金，是钟志明利用交易优势地位而要求曾柏强缴纳，曾柏强为了得到案涉的交易机会，便答应予以缴纳。对应案涉合同明确约定了钟志明负有向曾柏强提供2500吨固废义务的条款而并无曾柏强消化该固废的约定。可看出钟志明所谓的提供2500吨与消化2500吨系符合对等原则以及商业逻辑，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曾柏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钟志明立即返还押金30万元；2.钟志明立即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应返还的押金3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钟志明返还货款84655.8元；4.钟志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柏强与钟志明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固废购销合同》，约定：钟志明向曾柏强每月提供2500吨固废，单价每吨380元；曾柏强于合同签订之日向钟志明支付押金30万元，押金不能当货款使用；合同终止时曾柏强结清款项且没有其他违约行为，钟志明将押金退还给曾柏强；货款以预付款的方式支付；因厂问题钟志明不能及时供货，不属违约；如曾柏强在有效期内擅自解除合同（包括不及时拉货、不及时支付预付款等行为）将视为曾柏强违约，钟志明有权没收全部押金；合同期限自2014年6月1日起至2015年6月1日止。
2014年5月20日，曾柏强向钟志明转账支付押金30万元。2014年9月2日，曾柏强通过案外人郑大珍的银行账户向钟志明转账支付货款10万元。曾柏强分别于2014年9月1日、2014年9月3日从“东供”提货19.98吨、25.15吨。原审庭审中，双方确认，2014年9月货物单价降至每吨340元，自2014年10月起双方未再进行交易。
曾柏强申请证人黄某2出庭作证，黄某2与曾柏强合伙同钟志明进行案涉交易。关于钟志明停止供货的原因，黄某2称“因‘东供’高管黄某3与钟志明有合作，钟志明能够比较便宜地从‘东供’拿货，后黄志雄去逝，钟志明就拿不到相对便宜的货了。”关于双方的交易模式，黄某2称：“打钱到钟志明账号，钟志明提供一个场所给我们，我们派车过去装货。”法庭询问为何2017年才提起本案诉讼，黄某2称：“后来14年11月我们打电话给钟志明又有打通了，我们要钟志明退押金，他不愿意退押金，只愿意退10万元的预付款……”
钟志明主张曾柏强于2014年9月1日、2014年9月3日所提货物系其向“东供”购买后转卖给曾柏强，因曾柏强销货能力低于合同约定的2500吨，且在2014年9月之后未再预付货款，构成违约，故其有权没收押金。钟志明申请证人马某出庭作证，关于双方的交易模式，马某称:“曾柏强主动打预付款过来，我们查到钱到账了，就通知曾柏强过来拉货……只要我们账上的预付款足够，就会叫曾柏强过来拉货。”法庭询问2014年9月有无通知曾柏强过来拉货，马某称：“有的，但曾柏强拒绝过来拉货，因为废胶的市场价下降了。”法庭又询问是如何通知的，马某称：“电话通知。曾柏强电话回复说‘行’，但一直没有过来拉货。”钟志明另提交了证人陈某、马某出具的书面证言，提及钟志明、陈某、马某和目前已离世的黄某1合伙操办固废物购销交易生意。
另查明，曾柏强主张曾通过证人黄某2以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向钟志明主张权利。曾柏强提供的手机短信显示，黄某于2014年12月13日以134××××9666收件号码发送短信“钟老板如果你说你不是在诈骗，你又收珠海佬的定金，又收我们定金”，对方于2015年2月17日回复短信“峰哥那件事怎样都好过年后约黄公的兄弟一起把事情处理好讲真这件事我都是受害人我会尽力处理好这件事到时约了黄公的兄弟我比信息你……”曾柏强主张上述短信对话中提及的“定金”即为案涉押金，“峰哥”为黄某2，“黄公”为黄某1。钟志明对手机短信真实性不予确认，主张短信内容与案涉交易无关。
曾柏强还提供了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谈话笔录、（2016）粤1971民初26161号民事裁定书，显示：该院于2016年11月24日就曾柏强与钟志明合同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向曾柏强的委托代理人王云涛律师进行释明，于2016年11月30日就曾柏强向该院起诉请求判令钟志明返还《固废购销合同》项下押金并支付利息一案以无管辖权为由裁定对起诉不予受理。钟志明对谈话笔录、民事裁定书真实性不予确认，质证称因曾柏强不履行主要债务、全面不拉货，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于2014年10月提前解除，诉讼时效应从该时间起算。
另查明，钟志明就本案诉讼向原审法院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杨玉新、黄阳辉作为其委托代理人，载明钟志明手机号码为134××××9666。
以上事实有曾柏强、钟志明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相关陈述附卷为据。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固废购销合同》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曾柏强、钟志明均应恪守履行。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哪一方存在违约情形；二、本案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固废购销合同》约定货款以预付款的方式支付，故在曾柏强已预付货款的前提下，钟志明应当供应相应价值的货物。关于双方的交易模式，证人黄某3、马某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系钟志明通知提货在前，曾柏强提货在后。钟志明于2014年9月1日、2014年9月3日供应了价值共计15344.2元[（19.98吨+25.15吨）*340元/吨]的货物。对于余下价值84655.8元的货物，虽然马某称有通知曾柏强提货，但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证明钟志明已经履行了通知提货义务，钟志明亦无证据证明未履行通知提货义务系“因厂原因”所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审法院认定钟志明未能在2014年9月就曾柏强所付货款足额供货构成违约。
至于曾柏强有无违约行为，从《固废购销合同》的约定来看，并未为曾柏强设定每月提货数必须达到2500吨的义务，而曾柏强履行提货义务须以钟志明履行通知提货义务为前提，在钟志明已出现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曾柏强有权停止预付货款。对于钟志明的相关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钟志明抗辩《固废购销合同》因曾柏强违约于2014年10月提前解除，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10月起算，但根据对争议焦点一的论述可知，曾柏强并无违约行为，钟志明无权主张合同解除，钟志明亦无证据证明其曾向曾柏强提出过解除合同的要求。故对钟志明的该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黄某2的证言中提及钟志明在2014年11月已经明确表示不会退还押金，原审庭审中曾柏强对上述内容未有异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故曾柏强在2014年11月就应当知晓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11月起算。根据曾柏强提供的手机短信对话内容显示，黄某2曾于2014年12月13日以134××××9666为收件号码发送短信质问“定金”一事，并称呼对方“钟老板”，前述手机号码与钟志明在本案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上填写的手机号码一致，据此，原审法院认定该对话对象即为本案被告钟志明。钟志明虽否认该短信对话内容与案涉交易有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短信对话内容有其他指向，结合钟志明回复的短信内容，根据高度盖然性占优规则，原审法院认定前述“定金”即为案涉押金。故对于曾柏强于2014年12月13日通过黄某2以发送短信方式向钟志明主张权利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纳，诉讼时效于该日中断。关于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谈话笔录、民事裁定书，钟志明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曾柏强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曾柏强于2017年2月2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钟志明未足额供货，现曾柏强要求返还多支付的货款84655.8元，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自2014年10月起停止交易，在曾柏强无违约行为情况下，钟志明无权没收押金，且合同期限现已届满，曾柏强要求返还押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曾柏强主张押金利息自本案起诉之日起算，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钟志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曾柏强返还押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2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钟志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曾柏强返还货款84655.8元。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钟志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钟志明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固废购销合同》、证据二，大量部分《东供（理文）固废出货单》，以上两份证据证明钟志明与上家黄某1（东供理文厂）签订货源来源合同，足以保证钟志明于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都有十分充足的货源供应给曾柏强，大量部分《东供（理文）固废出货单》也可看出，2014年10月之后，钟志明亦然有大量进货量，根本不存在货源不足导致违约的行为。证据三，中山板芙镇易发120吨地磅单，证明曾柏强在2014年9月之后全面不拉货之后，导致钟志明另外找出路销货，将货销往中山市板芙镇，佐证了不可能因供货不足而存在违约行为，亦充分证明是曾柏强单方面违约。证据四，证人证词（黄某4），证明钟志明与上游黄某1（东供理文厂）签订货源来源合同，足以保证钟志明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都有十分充足的货源供应给曾柏强，即使黄志雄去世后，证人协助黄某1将大量固废出售给钟志明，钟志明依然有大量进货源，货源充足，根本不存在货源不足导致违约的行为。证据五，情况说明（梁志华），证明钟志明因需要堆放废旧货物，向梁志华租用场地，从侧面佐证了曾柏强每月拉货消化量不足，甚至2014年9月之后全面不拉货等原因，导致钟志明在东莞的场地存货太多，需另行租场地存货，也佐证了钟志明根本不可能因供货不足而存在违约行为，亦充分证明了是曾柏强单方面不拉货的违约行为。证据六，三本记账记录本，钟志明的记录本记录着收进的固体废旧量记录，证明2014年10月直到2015年一直有大量的固体废旧进货，钟志明根本不可能存在不向曾柏强出售货物的可能，由此证明曾柏强存在单方面不拉货的违约行为。证据七，生产工人工资记录，钟志明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聘请了一批员工分拣固体废旧，并支付工资，证明钟志明一直经营生产分拣固体废旧，不存在没有货源供给曾柏强。故钟志明不存在违约行为，证明曾柏强存在单方面不拉货的违约行为。证据八，日常开支，钟志明经营的场地租金、生产工具维修费、水电费、机器维护保养费用支出，证明钟志明一直在生产经营回收分拣固体废旧业务，故钟志明不可能存在违约行为，证明曾柏强存在单方面不拉货的违约行为。
曾柏强发表质证意见认为，首先，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二审新证据，故应属于无效证据。具体请法庭认定。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曾柏强对该合同的当事人无法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因如下，第一，黄某1身份不明，第二，该合同无法看出本案钟志明有向上家购买案涉固废，第三，该合同无法看出钟志明主张的货源充足，第四，钟志明的货源是否充足与是否向曾柏强足额供货是两个概念。证据二，因曾柏强并非该交易的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原因是客户名称处显示并非本案钟志明，该单据数量不足500吨，没有达到案涉约定合同的数量。证据三，该证据没有任何人员的签字或签章，曾柏强不清楚该交易是否存在，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联性。该证据无法显示称重的货物为案涉的固废。证据四，需证人本人出庭接受质询方符合证据规定。黄某4身份不详，与是否存在为钟志明的对接人无法得知。该证言无关联性，即使真实也仅能说明钟志明有一定的货源与是否向曾柏强足额供货时两个概念。另外，结合证据三可得知钟志明同时向其他客户供货，因此即使有货源，也不一定足够供应给曾柏强。证据五，真实性的意见与证据四一样。该证据无关联性，即使真实也仅能反映钟志明租用场地放置固废，与是否向曾柏强足额供货并无关联。证据六，该证据不能显示为钟志明的记账记录本，即使能也仅是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证据没有关联性。该证据并未出现钟志明的名称，甚至并未出现案涉的固废，因此该证据无证明力。证据七，不确认真实性。该收款收据仅在客户名称处显示何等人，无法显示为钟志明所称的向工人支付款项且该证据无关联性，钟志明聘请工人并发放工资与是否向曾柏强足额供货毫无关联。证据八，不确认真实性。该收款收据客户名称处部分为空白，部分为1417结尾的电话号码，部分为武奇，并无出现钟志明的名称，且该收据并非法定的付款凭证，该收据无法证明钟志明支付了相应款项。另该证据没有关联性，原因是钟志明作为经营者支付日常的开支是极其正常的，与待证的事实不存在关联。另补充：上述八份证据为证明其有充足的货源，曾柏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返还押金及多收的货款，根据案涉合同约定，只要曾柏强不存在违约行为便有权要求退回押金。钟志明是否违约行为并不影响曾柏强的诉讼请求。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曾柏强于2016年11月24日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陈述，双方的合作模式为钟志明与东莞理文造纸厂有限公司有合作协议，由曾柏强以钟志明的名义直接到东莞理文造纸厂有限公司提货。曾柏强提交的《东供（理文）固废出货单》显示，曾柏强是以钟志明的名义提货。
在二审庭上，当被问及“据曾柏强了解，钟志明为何不通知其提货”时，曾柏强第一次回答“不了解”。当法庭再次询问这一问题时，曾柏强表示原因是钟志明暂时不能供货。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钟志明的上诉及曾柏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曾柏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钟志明是否有权没收曾柏强的押金及不退还货款。
关于曾柏强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曾柏强不提货构成违约，理由如下：第一，从合同履行的方式看，无论从曾柏强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所作陈述还是曾柏强提交的《东供（理文）固废出货单》显示，曾柏强是以钟志明的名义直接向钟志明的上游供应商处提货。曾柏强答辩称，双方的交易模式为曾柏强于签约日支付30万元押金，于提货前一次性预付十余车的货款，然后方能提货。那么，其于2014年9月2日支付10万元预付货款，而其在9月1日和9月3日均可以提货，并不存在障碍，曾柏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到钟志明的上游供应商处提货遭到拒绝，由此可见，曾柏强不继续提货构成违约。
第二，在交易价格降低、市场行情下降影响货物销售的情况下，曾柏强作为买受人违约不提货的可能性较大。合同约定每吨固废380元，而2014年9月双方的实际成交价为340元。对此，曾柏强陈述双方交易价格跟着市场走，若市场价格下跌钟志明则会降价，钟志明则认为，由于市场行情下降，曾柏强要求其降价，钟志明为避免损失扩大被迫降价出售，但即便降价，曾柏强提了两次货后就不再提货。本院认为，从双方陈述看，2014年9月客观上存在固废市场行情下降的事实。而对比双方陈述，钟志明的陈述更符合常理。首先，合同约定的是固定交易价格，曾柏强所陈述的双方交易价格随着市场行情波动而波动缺乏合同依据，其陈述的降价理由不成立。而正如钟志明所言，市场行情下降导致曾柏强如果继续履约会产生销售困难、货物囤积等问题，因此曾柏强不提货避免损失扩大符合其作为商人对市场的正常应对。其次，曾柏强答辩时陈述“曾柏强于签约日支付30万元押金，于提货前一次性预付十余车的货款，然后方能提货。此模式说明案涉交易处于卖方市场，案涉货物非常抢手、不愁销路，钟志明可利用交易优势地位要求曾柏强接受如此不寻常的付款方式。”既然钟志明本来具有优势的供应地位，而假如按曾柏强所言，钟志明当时货源不足，那么可谓奇货可居，为何钟志明不溢价出售，也不按照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出售，反而降价出售给曾柏强，这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商人逐利的本性。只能说明曾柏强所谓钟志明货源不足，无法供货的陈述违背事实。钟志明本来具有优势的供应地位，但是由于市场行情下降导致货物销售困难，由于曾柏强不愿提货，钟志明如果不降价销售会产生对上游供应商违约、货物囤积、资金不能及时回笼甚至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因此，为了减少损失，钟志明不得已而降价出售给曾柏强，但是即便降价曾柏强也不继续提货。至于曾柏强还提到货物降价的原因是固废的含胶量不够，但是合同根本没有约定任何含胶量的概念，而且固废包括铝、铁等多种固体废弃物，并非只是胶类，双方对固废的成分及含量无任何约定，无任何参考标准，曾柏强亦无法举证其对含胶量所作的任何检测，曾柏强的这一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第三，从双方的后续反应看，曾柏强主动不履约不提货的可能性超过钟志明不能供货的可能性。曾柏强称固废销售渠道很好而钟志明未向其供货，但是其未寻求其他供货途径，不顾与其下游商家的约定，也不顾其为履行本案合同雇请的工人、使用的场地等，断然中止固废交易，不符合常理，证明其所言不属实。而在曾柏强不依约提货后，钟志明将货物从上游供应商处提回囤积并寻求其他途径处理货物。由此亦可见，不提货符合曾柏强当时的市场策略，从而佐证是曾柏强违约不提货。
第四，原审认为钟志明通知提货在前，曾柏强提货在后，认为马某虽然称通知了曾柏强提货，但是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对此，本院认为，原审认定错误。按照原审查明的事实，马某陈述“曾柏强主动打预付款过来，我们查到钱到账了，就通知曾柏强过来拉货……只要我们账上的预付款足够，就会叫曾柏强过来拉货。”原审法庭询问2014年9月有无通知曾柏强过来拉货，马某称：“有的，但曾柏强拒绝过来拉货，因为废胶的市场价下降了。”原审法庭又询问是如何通知的，马马某称：“电话通知。曾柏强电话回复说‘行’，但一直没有过来拉货。”首先，从马某的陈述看，钟志明方在确定收到曾柏强的预付款后就通知曾柏强提货，曾柏强2014年9月2日支付10万元预付货款，而曾柏强在9月1日和9月3日均有提货，说明钟志明收到预付款后已经通知曾柏强去提货，不存在原审认定的未通知的问题。结合曾柏强答辩的陈述，“曾柏强于签约日支付30万元押金，于提货前一次性预付十余车的货款，然后方能提货。”钟志明收到预付货款后通知曾柏强提货，曾柏强尚未提够10万元货物，不存在钟志明还要继续通知的问题。其次，所谓通知义务，合同并没有特别约定每次提货都要通知，从证人马某的陈述看，通知也只是使用打电话告知的形式，有证人马某陈述以及曾柏强付款后提货的行为足以证明钟志明在收取预付货款后已经履行通知义务。而曾柏强未举证证明其到钟志明的上游供应商处提货遭到拒绝，应承担败诉的责任。原审认为钟志明还要继续举证证明其履行了通知义务，属于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再次，原审采纳证人马某所言收到预付货款后通知曾柏强这一交易方式，但是未采纳证人关于已通知曾柏强以及在曾柏强未履行提货义务时，钟志明方还进行催促，但曾柏强承诺提货后并未实际履行等陈述，原审部分采纳证人证言、对证言理解不当，加大了钟志明的举证责任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第五，合同约定，钟志明向曾柏强每月提供2500吨固废，单价每吨380元。钟志明主张曾柏强每月应当保证销货2500吨，曾柏强未完成约定的销货量。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没有明确曾柏强有每月销货2500吨的义务，钟志明据此主张曾柏强未完成销售量理由不充分。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曾柏强答辩认为由于钟志明要求曾柏强缴纳30万元押金，故曾柏强亦要求钟志明每月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货物达成合同平衡，保证双方利益。即在协商合同条款时曾柏强提出供货量2500吨的要求，虽然合同未约定该供货量即曾柏强须完成的销售量，但供货量与销售量是对应的，由此可见，双方对每月的交易量是有所预期的，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即便不是每月必须要完成2500吨的成交量，也应与之接近，否则应视为曾柏强履约存在瑕疵。
第六，曾柏强认为钟志明于2015年2月17日对黄某2的短信回复证明钟志明违约自知理亏。从钟志明回复的短信“峰哥那件事怎样都好过年后约黄公的兄弟一起把事情处理好讲真这件事我都是受害人我会尽力处理好这件事到时约了黄公的兄弟我比信息你……”看，该短信未提及曾柏强以及30万元押金、预付货款等内容，短信与本案的关联性存疑。退而言之，即便短信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由于市场行情变化，曾柏强不提货导致钟志明可能对上游供应商违约，货物积压，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其亦受到损害，这一短信并不能证明钟志明违约不供货。
第七，在二审庭上，在被问及“据曾柏强了解，钟志明为何不通知其提货”时，曾柏强起初回答“不了解”。曾柏强的这一回答不合常理，曾柏强已支付货款，如果其确实有意提货，一定会追问并了解钟志明不供货的原因，而不会对此不闻不问，曾柏强这一回答说明并非钟志明的原因，而是其并无意提货。在法庭再次询问这一问题时，曾柏强才表示原因是钟志明暂时不能供货。曾柏强前后回答的不同让人对其陈述的情况是否属实产生怀疑。
综上，本案争议在于确定违约方及违约事实，应综合全案证据及其他事实进行判断，不应机械地分配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曾柏强主张钟志明违约不供货的事实真伪不明，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而钟志明主张曾柏强违约不提货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在曾柏强违约不提货的情况下，钟志明是否有权全额没收押金及不退还货款的问题。首先，合同约定，合同终止时曾柏强结清款项且没有其他违约行为，钟志明将押金退还给曾柏强。押金应视为履约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九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参照合同每月供应量为2500吨，单价每吨380元计算，定金数额不得超过19万元，故钟志明可以没收19万元，余款11万元应予以退还。其次，虽然曾柏强违约，但是货款是获取货物的对价，现曾柏强并未获取货物，而合同也未约定在这种情况下钟志明可以没收曾柏强的货款，钟志明亦未提出反诉证明其损失超过定金，故钟志明主张不予退还货款，原审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审已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钟志明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5民初11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5民初11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钟志明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曾柏强返还押金11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1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2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被上诉人曾柏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070元，由上诉人钟志明负担2022元、被上诉人曾柏强负担50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70元，由上诉人钟志明负担2022元、被上诉人曾柏强负担50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欣欣
审判员 田 绘
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钟晨曦
陈莹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