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108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女，1957年6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2，女，1964年4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瑞兴业（北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5号。
法定代表人郝振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崔瀚文，北京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军，男，1983年9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女，1979年4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3，女，1952年1月6日出生。
上诉人王×1、王×2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15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1、王×2，被上诉人国瑞兴业（北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瑞兴业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崔瀚文，被上诉人李×1之委托代理人王×3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2月，王×1、王×2诉至原审法院称：包括我二人在内的八名产权人于2005年11月向原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崇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已生效的（2004）年崇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及（2004）二中行终字第248号行政判决书。2009年10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将国瑞兴业公司提供的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东花市南里×号房屋（以下简称307号房屋）用于执行法院判决。当日，执行法官通知并征求我们关于307号房屋用于执行的意见，我们均表示同意并在执行笔录中签字。但国瑞兴业公司于2011年10月14日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与李×1签订《危旧房改造私房回迁购房协议书》（以下简称《回迁购房协议书》）、《崇文区东花市南里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书》），将307号房屋回迁安置给李×1，致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无法执行下去，严重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给我们造成巨大损失；且李×1在本次危改范围内并没有签订危改私房回迁购房协议书的权利，因其根本就不享有被拆迁房屋的私有财产权，也不在此实际居住。我们认为，国瑞兴业公司与李×1明知307号房屋是用于执行法院判决的，却故意私下签订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人民法院判决的回迁购房协议，存在主观上的恶意，应当认定无效。故我们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国瑞兴业公司与李×1于2011年10月14日签订的《回迁购房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无效。
国瑞兴业公司辩称：不同意王×1、王×2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与李×1签订《回迁购房协议书》是基于包括王×1、王×2在内出具的八人《协议书》，我公司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中没有过错，也不存在恶意串通。相反，我公司与李×1之间有另案纠纷，我公司要求撤销涉诉回迁购房协议，理由是我公司受到欺诈，因为根据该八人《协议书》变更了（2004）崇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要求给八人回迁安置一套一居室的内容，我公司实际为八人回迁安置三套一居室，据此，我公司才与李×1签订涉诉回迁购房协议。现我公司发现该八人《协议书》并不是八人共同的意思表示，我公司认为与李×1签订的涉诉回迁购房协议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但不是无效的。另，王×1、王×2认可在八人《协议书》上进行了签字，因此，王×1、王×2称对我公司与李×1之间基于八人《协议书》签订涉诉回迁购房协议不知情的陈述是虚假的。故我公司请求法院驳回王×1、王×2的诉讼请求。
李×1辩称：不同意王×1、王×2的诉讼请求。我认可八人《协议书》的有效性。国瑞兴业公司与我签订的《回迁购房协议书》是依据八人《协议书》为基础的，国瑞兴业公司也是依据该八人《协议书》办理的相关手续。我作为被拆迁房屋的实际居住人，且依据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04）年崇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我应当得到安置。我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因此，涉诉回迁购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综上，我请求法院驳回王×1、王×2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国瑞兴业公司与李×1之间签订的《回迁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系双方经协商签订，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王×1、王×2主张国瑞兴业公司、李×1在明知307号房屋用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内容的情形下仍恶意串通签订《回迁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损害王×1、王×2合法权益，应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因王×1、王×2提供的执行笔录不具有法定的强制执行效力，亦不足以证明王×1、王×2已对307号房屋享有合法权利，故对王×1、王×2主张国瑞兴业公司、李×1恶意串通损害王×1、王×2合法权利，《回迁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应为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1、王×2主张李×1不享有被安置权利的诉讼主张，因李×1是否享有被安置权利并非决定《回迁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效力的法定因素，故王×1、王×2的该项诉讼主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判决：驳回王×1、王×2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王×1、王×2不服，持原诉意见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国瑞兴业公司、李×1均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王×4与张×1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王×5、王×3、王×6、王×7、王×1、王×8、王×2七个子女。王×4于1997年5月4日去世。张×1于2010年8月1日去世。王×6于2010年1月5日去世。国瑞兴业公司原名称为北京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公司名称曾于2006年12月14日变更为国瑞兴业（北京）置业有限公司，后又于2007年6月4日变更为国瑞兴业（北京）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后又于2011年3月21日变更为现名称，即国瑞兴业（北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天龙东里×号北房2间（面积分别为11平方米和11.3平方米）原系王×4名下之私产。1999年，张×1、王×1、王×6、王×5、王×7、王×2、王×8就上述王×4名下的北房2间办理了（99）京内证字00645、00686号公证书，证明王×4生前无遗嘱，现其配偶张×1，其女王×5、王×7、王×2，其子王×8均表示放弃继承权，故王×4的房屋遗产份额由其女儿王×1、王×6二人共同继承。2000年2月，上述两间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分别在王×1、王×6名下，其中11.3平方米一间归王×1所有，11平方米一间归王×6所有。2001年6月18日，因上述北房2间需拆迁，王×1、王×6分别与国瑞兴业公司签订了《危旧房改造私房回迁购房协议书》，约定王×1购买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号一居室房屋1套，王×6购买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号三居室房屋1套。协议签订后，上述北房2间被拆除。王×3在得知拆迁之事后，于2001年7月向崇文法院提出起诉，要求确认其对被拆迁房屋享有份额。该案审理期间，经王×3申请，北京市公证处作出撤销（99）京内证字00645号、00686号公证书的决定。崇文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王×4名下的北房2间其中一间应为张×1所有，另一间为张×1与王×1、王×3、王×6、王×7、王×2、王×8、王×5八人共有。据此，判决张×1（拆迁补偿款存放于张×1处）向七名子女各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731.25元。判决后，王×3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我院于2002年4月作出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判决。2003年10月，因拆迁房屋的安置问题，王×2、王×3及其女儿李×1向原北京市崇文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出申请，该局于2004年1月14日作出崇国土房管裁字（2004）第37号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裁决：一、王×3、王×2与王×1、王×7、王×5、张×1、王×6、王×8其他房屋共有人持产权证明共同到北京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共同回迁购买一居室1套的手续或共同领取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67235元。二、本次危改拆迁对李×1不予安置补偿。裁决后，王×3、李×1不服，向崇文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经审理于2004年4月20日作出（2004）年崇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判决维持了上述裁决的第一项，撤销了第二项。判决后，张×1、王×8、王×6、王×5、王×2、王×1、王×7不服，提起上诉。我院经审理于2004年7月23日作出（2004）二中行终字第248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2004年9月，王×3、王×2、王×1、王×7、王×5、张×1、王×6、王×8签署《协议书》，载明：“根据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4）崇行初字第19号判决，八人共同回迁购买一居室，各方确有实际困难，难以执行。全家人协商如下，请开发商协助我们解决：一、王×5、王×6、王×1的产权份额及王×1之夫、之子共同回迁安置在已购买的一居室中；二、王×3的产权份额及李×1共同回迁安置住房；三、王×2、王×7、王忠强、张×1的产权份额共同回迁安置住房；四、产权人张×1、王×6已在本地区购置住房，故要求货币安置。以上决定经全家人同意，今后出现任何问题与开发商无关。”2004年9月16日，王×7、王×5、王×2、王×8、王×1向国瑞兴业公司出具字据，载明：“原崇文区天龙东里6号北房东数第二间建筑面积11.3平方米，为王×3、王×2与王×1、王×7、王×5、张×1、王×6、王忠强八人共同所有产权。在此拆迁安置中，产权人王×1一家及产权人王×5已购买东花市南里三区×号房一套，新房产权人写王×1名字。产权人王×7、王×2、王×8共同购买安置房一套，新房产权人写王×2名字。今后家庭出现任何事情与开发商无关。”
2004年10月15日，国瑞兴业公司（危改单位，甲方）与王×2（被安置人，乙方）签订《危旧房改造私房回迁购房协议书》，约定：乙方住址天龙东里×号，在危改区内（自住）正式住房3／8间，建筑面积4.24平方米；安置人口3人，分别是产权人之一王×2、产权人之一王×7、产权人之一王×8；乙方自愿购买1402号房屋一居室1套，该房屋产权归乙方所有，产权人所购房屋按商品房产权管理等。
2011年10月14日，国瑞兴业公司（甲方）与李×1（乙方）签订《回迁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住址原崇文区天龙东里6号，在危改区内（自住）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1.41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1人，安置人口2人，分别是王×3、李×1；乙方自愿购买307号房屋一居室1套，该房屋产权归乙方所有，产权人所购房屋按商品房产权管理；乙方应向甲方交纳购房款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212076元；甲方同意乙方免交购房款申请。
原审审理中，王×1、王×2提供2005年11月申请强制执行书及2009年10月10日的执行笔录，用以证明王×3、王×2、王×1、王×7、王×5、张×1、王×6、王×8于2005年11月申请强制执行（2004）年崇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要求国瑞兴业公司为八名产权人提供回迁安置住房一套，直到2009年10月10日，国瑞兴业公司才提供307号房屋用于履行（2004）年崇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第一项内容，由王×3、王×2、王×1、王×7、王×5、张×1、王×6、王×8共同回迁安置购买307号房屋。对此，李×1的母亲王×3也是表示同意的。但国瑞兴业公司、李×1在明知的情形下仍擅自签订《回迁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由李×1回迁购买307号房屋，侵犯了王×1、王×2的合法权益。对此，国瑞兴业公司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八名产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时，其公司是同意严格履行判决内容，为八人仅提供一套回迁安置房屋；但由于八人之间存在争议，一直在协商，最后其公司才提供了三套一居室给八人。李×1亦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307号房屋在执行时就是为了解决八名产权人的家庭问题，当时八人《协议书》已经履行了第一、三条的内容，只有第二条还没有落实，因此，国瑞兴业公司与其签订了《回迁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另，王×1、王×2提供（2003）崇民初字第1672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天龙东里×号王×6变更回迁协议的情况说明》、（2004）崇民初字第3939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李×1不能因拆迁优惠政策获得财产权，李×1已经得到安置，无权另行单独安置。对此，国瑞兴业公司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李×1认可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称：根据（2004）崇民初字第393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国瑞兴业公司与王×6在没有告知李×1的情形下擅自将回迁协议中的被安置人李×1更名为丁可嘉，并将回迁房屋置换给王晶晶。由此可见，李×1的安置权利并未实现，国瑞兴业公司也是同意单独对李×1进行安置的。
二审审理中，李×1称：其与国瑞兴业公司就307号房屋签订的《回迁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系在（2004）年崇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的强制执行阶段，基于2004年的八人《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在法院的主持下签署的，故其与国瑞兴业公司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
上述事实，有《协议书》、字据、《回迁购房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行政判决书、民事判决书、执行笔录、名称更名通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2004）年崇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确认王×1、王×2等八人共同到国瑞兴业公司办理回迁安置共同回迁购买一居室1套的手续或共同领取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67235元，为解决该判决的执行问题，王×1、王×2等八人于2004年9月签订了《协议书》，后在上述行政判决的强制执行过程中，国瑞兴业公司曾提出将307号房屋安置给王×1、王×2等八人，用于执行上述行政判决，此后在执行过程中，李×1与国瑞兴业公司又依据上述八人《协议书》的相关内容签订了涉诉的《回迁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基于上述情形，本院认为，涉诉的《协议书》及李×1与国瑞兴业公司签订的《回迁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均属于当事人在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执行阶段达成的和解协议，因该和解协议效力问题引发的纠纷应在执行程序中予以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原审法院对此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1570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1、王×2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刁久豹
代理审判员 马兴芳
代理审判员 高 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徐方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