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聊商终字第1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汝凯，男，1968年8月20日生，汉族，农民，高唐县杨屯乡梁庄村1006号。
委托代理人：杨爱美，女，1964年4月26日生，汉族，农民，系上诉人梁汝凯之妻。
委托代理人：张长河，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高唐支公司。住所地：高唐县人和办事处青银高速交警大队办公楼*楼。
负责人：高阳，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子然，男，1983年8月1日生，汉族，该公司运营中心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晓娟，山东豪才（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汝凯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高唐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3）高商初字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汝凯的委托代理人杨爱美、张长河，被上诉人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子然、任晓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月16日，梁汝凯在高唐县农村信用社贷款时，在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投保了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B款）一份，该保险是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和信用社联合办理的保险业务。保险合同中约定：借款期限自2012年1月16日起至2013年1月10日止，保险期间自2012年1月16日零时起至2013年1月10日二十四时止，保险金额15万元，保险金第一受益人：贷款发放金融机构，第二受益人：法定。在特别约定一栏处载明：1、本保险单未尽事宜，以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B款）》为准；2、除签名外，本保险单其余事项均为打印，手写无效，无保险公司、贷款发放机构及其经办人签章本保险单无效。3、责任免除等条款已在背面明确说明，请仔细阅读。被保险人签名：梁汝凯。保险合同背面附有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B款）简介，其中在保险责任一栏处载明：2、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遭受意外伤害，自意外伤害保险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导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中所列残疾之一的，我们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及该项身体残疾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如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180日治疗仍未结束，按第180日时的身体情况进行鉴定，并据此给付残疾保险金。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造成两项及以上身体残疾时，我们给付对应项残疾保险金之和。但不同残疾项目属于同一上肢或同一下肢时，我们仅给付其中一项残疾保险金；如残疾项目所对应的给付比例不同时，仅对其中比例较高的一项给付残疾保险金。责任免除一栏载明了免责的情形。2013年1月11日，梁汝凯将信用社贷款全部还清，信用社丧失保险金受益权，梁汝凯成为法定受益人。
2012年8月29日，梁汝凯在家中意外烫伤，随即入住武警山东总医院治疗。2013年3月20日，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对梁汝凯伤残等级进行鉴定并出具了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梁汝凯双踝关节丧失属五级残，双足十指功能丧失属四级残。随后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按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对梁汝凯按两处五级伤残赔偿比例之和百分之四十予以赔偿，赔偿梁汝凯保险金6万元（15万元×40%=6万元）。梁汝凯认为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应按保险金额15万元予以赔偿，所以诉至法院，要求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再行赔偿保险金9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梁汝凯要求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赔偿保险金9万元是否符合本案保险合同的赔偿范围。
梁汝凯与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之间的安贷宝意外保险（B款）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此保险合同的内容可知该保险是投保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者�疾，由保险公司赔偿身故保险金或者残疾保险金。梁汝凯在保险期间内发生意外事故身体受伤，造成双踝关节五级残疾，双足十指四级残疾，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赔偿梁汝凯残疾赔偿金。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方法，在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一栏处载明“本保险单未尽事宜，以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B款）》为准，责任免除等条款已在背面明确说明，请仔细阅读。”保险合同背面所附“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B款）”简介在保险责任一栏处载明“被保险人如果在保险期间内受到意外伤害，导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中所列残疾之一的，保险公司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及该项身体残疾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上述内容足以证明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已就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方法向梁汝凯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梁汝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投保时完全能够认知该保险是投保人身体发生残疾时按身体残疾程度所对应的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而不是按合同记载的保险金额15万元予以赔偿。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已经赔偿梁汝凯的保险金6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在保险公司对投保人进行理赔时的计算标准和依据，不属于免责条款，梁汝凯主张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没有向其履行明确告知义务，无据可依。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对梁汝凯进行了赔偿，梁汝凯要求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再行赔偿保险金9万元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梁汝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原告梁汝凯负担。
上诉人梁汝凯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对梁汝凯伤残等级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判案依据。首先，该鉴定结论是被上诉人单方面委托所做出的，并非与上诉人共同委托的，更不是法院委托。其次，该《鉴定意见书》不能全面反映上诉人的伤残情况。上诉人梁汝凯左拇指畸形，丧失了活动功能，该《鉴定意见书》未对此进行全面的检查和鉴定，致使上诉人权益受损。二、被上诉人未尽明确提示和说明义务。1、《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是该保险合同重要的一部分（以下称《比例表》），该《比例表》能非常清楚的告知投保人若发生保险事故，该依据什么方法和内容计算理赔金额。但就是这么重要的保险合同，被上诉人竟然没有交给上诉人一份，且也没有明确详细的向上诉人讲解和说明，直至发生保险事故上诉人理赔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比例表》。2、保险合同背面所附“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B款）”简介中的“被保险人如果在保险期间内受到意外伤害，导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中所列残疾之一的，保险公司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及该项身体残疾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不能等同于已经向上诉人详细告知了保险理赔条款，这些简介如不和《比例表》结合起来，投保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计算保险金额，也就是说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保险合同。仅凭这个B款无法说明被上诉人已就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方法向上诉人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一审法院只能推测“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投保时完全能够认知该保险是投保人身体发生残疾时按身体�疾程度所对应的比例给付残疾赔偿金……”，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投保时事先知道该《比例表》的内容，也不能免除被上诉人的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也就是说，说明和告知义务是保险人的强制性法定义务。3、被上诉人应对其已尽明确说明和告知义务履行举证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之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另依据本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既没有将该《比例表》交付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履行了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一审法院仅凭保单B款，就认定其履行了明确说明和告知义务不当。法律要求被上诉人举证履行了已尽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而没要求上诉人履行举证义务，一审法院让上诉人举证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4、《比例表》毋庸置疑属于免责条款。该《比例表》是被上诉人自己单方面制定的格式条款，倾向于被上诉人，被保险人尽管已经因保险事故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还要被迫按被上诉人的规定一再打折，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对这些减轻自己赔偿责任的霸王条款，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解读保险法解释（二）时，要求从宽理解《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都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对这些内容都必须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一审法院认为不属于免责条款于法无据。5、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九条规定，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附有《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且保险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保险人主张以该表作为计算和支付残疾保险金依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因为未交付《比例表》，且未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因此法院不应支持被上诉人依该表所做的赔偿。综上，被上诉人对免除和减轻其责任的条款不能举证履行了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余额保险金9万元。
被上诉人太平洋寿险高唐公司辩称：一、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从鉴定程序和实体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瑕疵。首先，该鉴定机构是双方协商一致，共同选择的。其次，双方均同意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比例表》评定残疾。二、法衡鉴�所作出鉴定意见以后，我公司根据《比例表》的相关比例，从高计算为6万元。上诉人表示同意和接受后，于2013年4月18日向我公司提交了他本人银行卡复印件，并在该复印件上亲笔签名并书写“同意理赔，往此卡汇款”。2014年4月19日，我公司将该理赔款6万元付至上诉人指定账户，本次事故己经赔偿终结。如果双方是因为应按何种标准评残和应按何种比例赔付发生争议的话，法院审查的焦点应首先审查保险人就《比例表》是否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再确定保险公司应按何种标准赔付残疾赔偿金。而本案不同之处在于，涉案双方已经按《比例表》的约定确定了保险公司合同义务，当事人也自愿达成并已经履行完毕赔偿协议，事后一方就赔偿协议反悔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只要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赔偿协议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或可变更、可撤销情形，其诉求应予驳回。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有效不再影响己经履行的赔偿协议的效力。退一万步讲，假设如梁汝凯所称（仅为假设性应辩意见，不构成自认），投保前没收到该《比例表》，但是事后向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已经给他出示了该《比例表》，在评残、赔付前他就知道了《比例表》的内容。梁汝凯也自认在理赔时已经知道《比例表》的内容，既然上诉人知道了《比例表》内容以后，仍同意按该《比例表》进行评残、同意保险公司按该《比例表》计算相应比例的残疾赔偿金，应视为事后追认，认可了该《比例表》的效力。三、对于上诉人提出保险公司未告知按伤残比例赔偿而主张全额赔偿15万元的诉请和理由不应支持。首先，保险合同背面载明的条款简介中的内容，足以证明保险公司只赔偿身故保险金和残疾保险金，而且就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方法向梁汝凯履行了明确告知义�，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上诉人投保前应当知道、理赔时已经知道保险公司按照残疾程度所对应的比例给付残疾赔偿金。而不是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只要构成残疾，不论等级大小，保险人一律按照保险金额15万全额赔偿。其次，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残疾损失己经超过15万元，如果他不认可《比例表》的评残标准和赔付比例，也应举证证明如果按其他方式计算，他的残疾赔偿金损失已经超过15万元。例如如果按照其他评残标准评定残疾的话，残疾等级比法衡鉴定的这个等级高。再次，上诉人所主张的这9万元差额并不是因评残标准和比例不同造成的残疾赔偿金差额，而是医疗费损失。一审时，我公司要求上诉人说明这9万元诉求的计算方式和依据，上诉人的理由是自己就医疗费一项就花了36万元，总损失己经超15万元的保额，所以保险公司就应按15万元赔偿。我�司认为，本案所涉险种保险范围为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身故或残疾，由保险公司赔偿身故保险金或者残疾保险金（残疾保险金按身体残疾所对应的比例赔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项目均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对于保险责任范围，是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不属于免责条款，法律并未要求保险公司就保险责任范围进行明确说明。上诉人以所谓没有提交合同条款、没有提交《比例表》为理由，无限扩大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要求保险人赔偿身故保险金和伤残保险金以外的其他损失，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根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三张照片，拟证明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漏鉴了上诉人的左拇指伤残程度。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已经对上诉人拇指进行了检查，不存在漏鉴。上诉人提交了工伤鉴定申请书，要求依据现行工伤鉴定标准对上诉人的伤情进行鉴定。
二审查明：被上诉人委托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的鉴定费系上诉人交纳。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主张以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赔付比例表进行赔付的依据是否充分，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认定上诉人伤残程度的依据，被上诉人是否还应向上诉人支付保险金9万元。
上诉人认为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2013）临鉴字第147号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残疾程度的主要依据是漏鉴拇指伤残及该鉴定未经上诉人同意。经查看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第三部分检验过程中载明：“左手桡侧有13×8cm疤痕，左拇指畸形，功能丧失，左手背7×5cm，5×2cm疤痕。”依据上述记载，该鉴定报告对于上诉人左拇指的�情进行了检验，并未漏鉴。本次鉴定的鉴定费系由上诉人交纳，且上诉人配合进行了鉴定，故应认定该鉴定是经上诉人认可之后所做，上诉人所称聊城法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残疾程度主要依据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对该鉴定意见认定的伤残程度不予认可，二审中提交了要求依据工伤鉴定标准对上诉人的伤情进行鉴定的申请。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其主张按工伤标准重新鉴定于法无据，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鉴于保险单背面的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B款）简介中对于保险责任中已经明确载明，故符合《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所列残疾程度是合同约定的被上诉人给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的条件，上诉人应对此有明确的理解。上诉人在诉讼前交纳了鉴定费，并配合进行了鉴定，应视为其同意依据《人身保�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进行鉴定，该比例表可以作为认定上诉人伤残程度的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责任是被上诉人赔付死亡赔偿和残疾赔偿，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按医疗费的标准在保险金限额内再支付保险金9万元，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梁汝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董 慧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书记员 田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