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622民初503号原告：熊登云，男，汉族，1972年2月24日生，贵州省黄平县人。原告：蒙庆，男，汉族，1972年3月10日生，贵州省黄平县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闵家钢，黄平县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告：雷帮付，男，汉族，1969年11月14日生，贵州省黄平县人。委托代理人：蔡小宝，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熊登云、蒙庆与被告雷帮付合伙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登云、蒙庆及其委托代理人闵家钢、被告雷帮付委托代理人蔡小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雷帮付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审理终结。原告熊登云、蒙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二原告与被告的合伙关系；2、判决被告支付二原告人民币20万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二原告与被告在2017年9月开始合伙开挖阴沉木出售，三方协商：大家集资挖阴沉木，由二原告将钱拿给被告付租金等费用，卖得钱后大家分。二原告将4.2万余元交给被告，9月16日开始租挖机在旧州石牛的农户的田里挖，支付给承包田费用1800元，至最后一次在安抚堂挖。每一次挖，支付土地费用和租挖机费用，有时二原告也在支付，被告也在支付，所得的阴沉木都是被告出售。至今，被告出售了四车阴沉木，总共得款109万元，除去本金外，利润45.186万元，但被告以各种借口不分配给二原告。综上，二原告与被告合伙，形成合伙关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应当共享利润，但被告迟迟不分配二原告，造成二原告巨大损失。现二原告根据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支持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雷帮付辩称，一、从日常生活经营的角度上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二原告诉状所说投资4.2万元，土地费用、挖机租赁费有时由答辩人支付，有时被答辩人支付，被答辩人所称没有事实依据。被答辩人诉状所称，被答辩人因所谓本次合伙所得109万元，除去投入所获利润为451860元，可以计算出所谓本次合同的总投入为638140元。在如此大的资金投入量下，而被答辩人共计才投入42000元。答辩人如真欲投入60多万元资金开挖木头，怎会需要4万余元的资金，答辩人能凑足60万余元，还差区区几万元。众所周知，《合伙协议》或其他关于合伙的书面约定系合伙人之间合伙关系存在的凭证，是合伙人出资的重要保障。被答辩人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不可能不明白上述文书的重要性。如双方系合伙关系，被答辩人作为出资人之一，不可能不会连一份基本的协议甚至出资《收条》都没有，即便没有答辩人开具的出资收款凭证，在被答辩人对外支付的土地费用、租用挖机的租金时难道不要求对方出具收款凭证吗？从人的主观心态上说，但凡投资，特别是被答辩人诉称的“口头约定”的情形，因碍于情面，虽未订立相应协议，但出资方总会想方设法在对外签订的合同或者其他能证明经营活动往来的书面单据上留下其名字，以达到其自身享有“份儿”的目的。如果双方确系合伙关系，没有书面协议、答辩人开具的出资款的收款凭证等与答辩人之间发生的款项往来凭证也就罢了，不可能连其对外支付所谓挖机费用等对外发生的经济往来都没有相关付款凭据，这完全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亦不符合人的主观心态。二、从法律规定来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具备、不符合认定为合伙关系的法定条件，同时，从被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来看，亦不足以证明其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据此规定，当事人之间如没有书面协议，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应认定为合伙；若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则须有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且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才可认定为合伙。在被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并无一组证据能证明双方合伙关系的存在。被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所谓“账本”均无答辩人签字，系被答辩人单方制作，真实性、关联性等均有重大疑问。如被答辩人起诉状中所称，所谓本次合伙的总资金投入60余万元且并非是一次性出资，而是双方陆续出资，如真如其所言，如此金额巨大的投资数额、付款对象如此纷杂，其账面不能仅为一张纸就能够涵盖，而被答辩人却只提供了一张所谓记账单。同时，如果被答辩人认为双方存在合伙关系，那双方出资各自的金额是多少，双方出资比例又是多少。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均无法证明。从举证责任的角度上说，被答辩人作为原告认为其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其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显然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被答辩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被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本案亦不符合“无书面合伙协议认定合伙关系成立”的法定条件。原告为了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二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记账单复印件，证明原、被告合伙挖阴沉木，所共同出资、收入及支付相关费用，剩余451800元的情况。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3、雷安廷、陈中学、雷正才、向宽军、黄正琴、韩权峰、王文群证人证言，证明原、被告一起挖阴沉木。被告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4、光碟1张（内含通话录音文件1个、视频文件6个、图片10张），图片证明挖到的阴沉木，通话录音证明原告蒙庆妻子吴小平+-打电话给被告雷帮付，双方系合伙关系。被告代理人认为，真实性请求法院进行核实，原告方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在通话录音中并没有承认与原告系合伙关系，且被告在通话录音中说所做的事情属于亏本状态；5、原告方申请法院调取的熊正洪账户为62×××77的银行账户流水，证明二原告与被告用账号为62×××87的雷帮付账户进行资金往来。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与客观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反映出雷帮付与熊正洪的经济往来关系，并不能证明原告用雷帮付的银行卡作为三人合伙的银行账户，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6、雷帮付银行流水账单，证明张敏打款给雷帮付，都是合伙期间卖阴沉木获得的收益共计金额为565000元，在通话录音中雷帮付说给张敏125000元的回扣，说明雷帮付是卖阴沉木给张敏，张敏是中间人。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反映雷帮付与张敏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不能反映出是出售阴沉木的所得款，更不能证实原告与雷帮付之间存在合伙关系；7、证人雷某的证言，主要证实和原告没有亲戚关系，是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们去我们高坡（地名）那挖阴沉木，挖的田是我调的，他们三个人一起去挖的，我的田也挖了，没给我恢复田，钱也还没付。我负责给他们三个调田，他们三个付我调田租金的10%，他们三个一起说的，有个人姓雷，具体名字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叫雷东生，我认识他的人。被告仅向法庭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二原告于2017年9月开始开挖阴沉木，同年9月16日开始租挖机在旧州石牛、安抚堂等地挖阴沉木。二原告陈述与被告雷帮付合伙挖阴沉木，并为此投入4.2万元资金，有利润451860元。对此，被告并未认可原告的陈述。二原告因与被告合伙挖阴沉木一事，于2018年3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关于是否是合伙挖阴沉木的事实问题，二是是否应分配合伙利润。对于上述问题，本院作如下评判：一、关于是否是合伙挖阴沉木问题。从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仅仅有原告自己书写的记账单、原告的陈述、证人雷某的证言陈述、通话录音等证据证实原告是与被告合作挖阴沉木，其中原告的记账单并未有被告签字确认，通话录音被告并未确认，证人的证言也仅仅是证实在挖阴沉木，在原告与被告口头协议的时候并未在场，故证人证言也无法真实反映是否是合伙，如何分配盈余等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的规定，关于原告与被告的合伙关系依法不能认定。二、关于是否分配利润问题。分配利润是以存在合伙关系为前提，并且有合伙协议予以支撑。本案中，因无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因此，原告要求分配利润的前提基础不存在，依法不能支持。另，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二原告投入多少钱、产生多少利润、如何分配等均无其它的证据予以佐证，原告申请调取的银行账户流水账单等证据并不能充分证实存在合伙关系以及是合伙挖阴沉木后产生的利润。原告要求分割利润的请求无证据予以证实，故依法不能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熊登云、蒙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原告熊登云、蒙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阳崇子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吴建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