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行终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金良，男，汉族，1959年1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玲玲，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襄州区航空路181号。
法定代表人黄进，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长青，襄阳东津新区拆迁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刚，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金良因诉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襄州区政府）撤销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襄阳中行初字第0004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魏金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玲玲、襄州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长青和刘红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金良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魏金良在襄阳市襄州区西岗村有住房一处。2012年10月19日，在襄州区政府欺诈和胁迫下与其签订了《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确定的补偿远远低于当地市场价格，不能保障魏金良的居住条件，给魏金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该协议签订之前，襄州区政府并未取得相关合法的用地批准。因此，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襄州区政府与魏金良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31日和6月30日，襄州区政府成立的襄阳市襄州区东津新区征迁安置指挥部（下称襄州东津征迁安置指挥部）发布东津新区建设征迁公告和征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2012年10月11日，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向襄州区政府发出《关于批准襄阳市襄州区2012年度第16、17、19批次建设用地的函》。2012年10月22日，襄州区东津新区征迁安置指挥部发布公告，要求在2012年10月31日前完成东津新区核心区的拆迁任务。从2012年10月25日开始，核心区内居民停水停电，学校停课，企业停产。2012年11月10日，襄州东津征迁指挥部发布“四村一组”土地征收公告。2012年10月19日，襄州东津征迁指挥部根据评估清单和补偿明细，与魏金良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迁房屋现状、补偿安置、拆迁方式、付款及奖励办法等事项作了确认和约定。根据协议，襄州东津征迁指挥部除向魏金良置换两套总面积200平方米安置房外，另给予各种补偿总计282067元。2012年10月30日，襄州东津征迁指挥部依照约定向魏金良支付50%补偿款141033.50元，魏金良出具了领款单。后魏金良以补偿远远低于当地市场价格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襄州区政府虽未提交襄州东津征迁安置指挥部的成立批文，但当庭确认该指挥部是其成立的临时办事机构。该指挥部不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与魏金良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应视为襄州区政府实施的行政协议行为，法律后果应由襄州区政府承担。魏金良于庭审时当庭表示放弃对襄州东津征迁指挥部的诉讼，应予以认可。襄州区政府所属安置指挥部与魏金良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是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或管理目标，与相对人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属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协议范畴。魏金良诉请撤销该行政协议，应适用我国行政法和合同法中关于可撤销行政及民事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合同法规定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条款所作的司法解释，此“一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魏金良请求撤销与襄州区政府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但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该协议系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者被告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违背其真实意思订立的合同。魏金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在合同签订后领取了部分补偿款，并出具了收据。襄州东津征迁安置指挥部关于从2012年10月25日开始，将对核心区内居民停水停电的公告，尚不构成胁迫和合同撤销的条件，不是合同撤销的事由。魏金良在双方达成协议并已部分履行多年后请求撤销合同，已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其撤销权已归于消灭。庭审过程中，魏金良变更诉讼主张，请求确认其与襄州区政府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关于诉讼请求的变更，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并未作出直接的明确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此，魏金良于举证期限界满后的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不予准许。襄州区政府与魏金良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和履行该协议，在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征用土地批准函下发前后数日。但此节事实并不足以认定本案被诉安置补偿协议所涉土地征用，未经批准或存在主体和程序上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之情形。综上，魏金良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魏金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魏金良负担。
魏金良上诉称，⒈魏金良在原审开庭审理前即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准许错误。⒉魏金良与襄州区政府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无效，且该协议依据的评估程序违法，其补偿标准严重低于市场价格。⒊襄州区政府与魏金良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等情形。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法院的〔2015〕鄂襄阳中行初字第00041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襄州区政府答辩称，魏金良变更其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准许正确。魏金良的房屋土地属集体性质，征收价格不能等同于国有土地，且评估时魏金良已经签字确认，征收补偿已履行完毕。魏金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二审法院依法应予维持。
上诉人魏金良及被上诉人襄州区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至本院，本院对证据的分析及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魏金良之子魏力系其成年家庭成员，于2012年10月19日与被上诉人襄州区政府下属的襄州东津征迁指挥部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应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按该协议的约定领取了141033.50元房屋征迁补偿安置费。魏金良提起本案诉讼足以说明其已认可此协议行为和履行协议行为。原审法院对上诉人魏金良提交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东津新城张湾片区征迁评估补偿清单》等证据，以及被上诉人襄州区政府提交的《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批准襄阳市襄州区2012年度20批次建设用地的函》、《魏金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明细》、《领款单》、《评估补偿报告》、《房屋装修及附属物实地查勘表》、《关于东津新区征迁安置补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会议纪要》等证据的审查及采信与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认定“襄州区政府与魏金良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及履行该协议合法”，以及“魏金良基于与襄州区政府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撤销权已归于消灭”、“魏金良于举证期限界满后的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不合法而不予准许”，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充分，判决驳回魏金良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魏金良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襄州区政府的答辩意见依法予以采信、支持。
综上，原审程序合法，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魏金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魏金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争
审判员 吴 晋
审判员 张思化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雷 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