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新桃经济联合社因山林权属行政确权上诉一案
二 审 判 决 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新桃经济联合社。
诉讼代表人覃奇荣，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剑挥，广西通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覃坚福。
被上诉人上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林县大丰镇明山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蓝宗耿，县长。
委托代理人樊育彰。
委托代理人姚有祥。
原审第三人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云岩经济联合社。
诉讼代表人杨大新，主任。
委托代理人蓝高秋。
委托代理人杨天长。
上诉人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新桃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新桃经联社）因山林权属行政确权一案，不服宾阳县人民法院（2014）宾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新桃经联社的诉讼代表人覃奇荣及其委托代理人覃坚福、周剑挥，被上诉人上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樊育彰，原审第三人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云岩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云岩经联社）诉讼代表人杨大新的委托代理人蓝高秋、杨天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原告新桃经联社与第三人云岩经联社争议的林地位于上林县西燕镇“定创山”，其四至为：东以“定创山”山溪为界；南以“定创山”山脚的小路为界；西由冲沟往上经351.0高点又依山脊至422.4高点为界；北以422.4高点往东至“里甲山俭”为界形成闭合，面积155亩。“定创山”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均未划分权属，解放以来原告和第三人都有管理使用过的事实。1978年至1979年，原双方所在的桃君大队曾组织各生产队对各庄山界进行实地踏界划分工作。在此基础上，双方于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各自领取了上林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但由于山界林权证所界定的山林界址仍不太明确，且当时的经济效益也未显现，故双方都得使用争议林地，表现为原告村民在争议林地种有八角树、第三人集体将土地出租给他人等事实。直到近几年来宾至马山高速公路经过争议林地，对经过路段有征地补偿时，才引发双方对争议林地权属纠纷。被告在对该纠纷进行调处中，就双方的《山界林权证》所界定的土地四至界址不太明确的情况，通过林业部门对上述《山界林权证》所载定的山林范围进行甄别而得出争议林地属于第三人《山界林权证》范围内的结论，并依此作出了争议林地属第三人集体所有的决定。原告对此不服，依法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在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后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原审判决认为，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具有对本案的处理职权、且本案处理决定所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并无异议，而原告新桃经联社认为被告处理本案认定的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充分，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而在审判实践中，针对山林、土地、水利纠纷的特点，被告所负的举证责任的标准应为优势证明标准。本案中，被告针对双方《山界林权证》所载内容不明确、双方都有对争议林地管理、使用过的事实，在对争议林地的归属进行甄别、鉴定后，依此作出了处理决定。由此可认定被告的举证责任达到了优势证明标准。而原告以被告认定事实不清、存在合理怀疑的理由，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于理于法不符，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认为被告于7月1日已印发处理决定书，但在7月10日又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处理程序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理由。认为有关法规规定的“处理三大纠纷必须集体讨论同意后，才能行文作出处理决定”，其立法本意为“三大纠纷”要经过集体讨论决定，防止个人讲了算的现象出现，故原告将被告为了慎重处理而再次进行讨论的行为视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过于牵强，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证发（2013）40号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新桃经联社负担。
上诉人新桃经联社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处理不当。1、一审判决未将上诉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实列出，甚至不列，如对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及示意图、县政府机关公文卡片、第三人的报告、原告的答辩状、土地承包合同书、覃英光、韦其寿、何贵高、韦国强、陆文祥、蓝天贵、覃元光、石如权、覃奇荣、韦朝文、谭锦发等证人证言或证明、谈话笔录及争议地照片的质证意见未予列出；又如对被上诉人所举出的上岩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的质证意见，不是上诉人没有异议，而是有很大异议。因为该证书所记载的四至内容，根本不能包含争议地在内，与争议地毫无相关；再如上诉人举出的第三人上岩庄二份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明明每一份上都盖有被上诉人上林县人民政府的印章，但一审判决却视而不见，胡说“没有盖上公章、不具生效条件”等。不难看出，一审判决是极力排除对于上诉人有利的证据，以便作出不公正的判决。2、被上诉人的证据18即20l1年9月19日由覃英光等8人指认争议地示意图，纯属伪证。因为他们当中无一人到现场指认，也无一人在该图上签字；该图标注的“1962年四固定时，定创山与里甲山合水冲沟是上岩庄与新桃庄林地分界线，东面新桃，西上岩”内容，与处理决定认定的“四固定”时没有划分的事实自相矛盾；该图故意把“里甲山”划到“东宏山”处，不符合客观事实。事实是，“六了山”是在422.4高程点，“定创山”是在351.0高程点，而“里甲山”是在161.6高程点。而“里甲俭”就是“定创山”与“里甲山”之间的山凹处（当地方语中两山之间有凹的地方即为“俭”）。该图故意将“里甲山”划到“东宏山”系属错误，更何况第2130号及2132号《山界林权证》附图记载的“东宏山”并没有“俭”。3、被上诉人的证据9即《鉴定书》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首先，上林县林业局非法定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亦无鉴定资格，鉴定内容也不合法。林业工程师是不可能鉴定出山的名称的，也不可能从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鉴定出包含争议地。4、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否认上诉人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是不尊重客观事实的。事实是，上诉人自古以来就在争议地上放牛割柴草、种植农作物、种植八角、搞人畜饮水工程等。此外，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举的证据7证实了上诉人的村民覃奇东、兰月秀等人在来马高速公路征用争议地得到征地补偿款，其中，覃奇东的畲地就在该路桩号为ZK306＋331.057处；而兰月秀的畲地就在ZK306＋320处，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上述经营事实。6、一审判决否定证人陆文祥、覃元光出庭作证的证词，这是排除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行为。二、被上诉人在行政调处中有“先斩后奏”之违反程序行为，这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中得到证实。但一审判决对此却以“原告的这一主张未免过于牵强”予以搪塞，有违于客观事实。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应当依法撤销。恳请二审依法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上林县人民政府辩称，（一）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经查明，争议地“定创山”面积155亩，其四至：东以定创山溪为界；南以定创山山脚的小路为界；西由冲沟往上经351.0高点又依山脊至422.4高点为界；北以422.4高点往东至里甲山俭为界形成闭合。争议地定创山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均未划分过权属，解放以来第三人云岩经联社一直在其中放牧和割柴草，在山脚较平坦的地段种植红薯、花生等农作物。2002年元月21曰，云岩经联社把“定创山”30亩畲地发包给专业户种植甘蔗，发包期为3年。现云岩经联社群众还在定创山开荒种植甘蔗3亩、种植速生按2亩。1985年，上诉人新桃经联社覃奇荣到争议地东北面种植40棵八角树，并管理至现在。争议双方一致认定，1978年至1979年间，原桃君大队曾经组织各生产队对各庄的山界进行了实地踏界划分。1981年全县开展“林业三定”工作，原桃君大队根据1978至1979年的山界划分情况核发了《山界林权证》。1981年12月15曰，县政府给云岩经联社及新桃经联社分别核发了第2130号和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云岩经联社认为本庄持有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包括争议地“定创山”，而新桃经联社认为本庄持有的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也包括争议地“定创山”。经到实地勘查认定及经专业技术人员实地勘查签定，两份山界林权证及附图均以“定创溪”为分界，界线清楚，且互相吻合。争议地“定创山”包含在第三人云岩经联社持有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之中，而上诉人新桃经联社持有的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并没有包括争议地定创山。两份山界林权证并没有重叠。县政府认为，对于本案争议地的确权处理应以第三人云岩经联社持有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作为确权的主要依据及其对纠纷地的经营管理现状作为确权的参考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1996年l0月14曰林业部令第10号发布）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林地管理的通知》（桂政发（2001）14号）第三条“山界林权证是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的法律凭证，必须切实维护山界林权证的稳定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及国发（1980）135号第三部分第（四）小点“要从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考虑双方群众的利益，解决双方群众的实际问题。”的规定，作出了上政发［20l3］40号行政处理决定。（二）上政发（2013）40号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在本案处理过程中，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讨论，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为了案件能做到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件定性处理准确，县政府还责成有关部门将案件材料送南宁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审查把关，然后综合整个案件事实材料，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案件的定性处理，可谓慎之又慎。上诉人所说的“先斩后奏”即先打印好文件再讨论是不符合事实的。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上政发（2013）40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政策、法律法规正确。一审判决维持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的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原审第三人云岩经联社述称，其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并补充：争议双方都在1981年取得《山界林权证》，且在一审庭审中都认可了其真实性及合法性。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正确、合法，争议双方应该遵守。
经审查核实，本院确认下列证据材料为合法有效，与本案待证事实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一）被上诉人上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1）书证。证据二即《上林县林业局公文处理卡》及《县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登记表》，证据三即上岩经联社于2011年3月13日请求上林人民县政府调处“定创山”权属纠纷的《申请书》，证据四即2011年5月20日新桃经联社就争议的“定创山、里甲山”权属纠纷提交的《答辩书》，以上证据证实争议双方各自主张的争议地权属范围及依据，被上诉人予以立案受理程序合法；证据七即上林县西燕公社云桃大队上岩生产队名下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证据八即上林县西燕公社伝桃大队新桃生产队名下的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以上证据证实争议双方分别取得的山林权属证书的山界系属于东、西面相邻的事实；证据十即由上岩经联社提供《荒山承包合同书》，其虽无明确所发包和承包土地的具体位置，但结合行政调处机关对谭棉发等调查笔录及其现场指界，可证实该承包地中的“里甲垌”14亩系位于争议地中定创山山脊西面和在“里甲山”的西侧。（2）争议地及其现场勘察图。证据六中的2011年5月3日上林县林业局组织争议双方对争议地现场勘察并划定的《定创山林地纠纷示意图》、2011年8月24日上林县林业局组织新桃庄代表对该庄在争议地中经营管理现状指认及所划定的地图。以上证据证实争议双方确认的争议地范围及新桃经联社在其中的经营和种植事实。（3）证人证言。证据十一即由新桃庄经联社提供的陆文祥、蓝天贵、覃元光，以及由原审第三人上岩经联社提供的何贵高、韦国强、杨天英、杨启文出具的《证明材料》及《证言》中关于1978下半年桃君大队划分各生产队山界林权及以此为基础填发《山界林权证》的内容；石如权出具的《证言》中证实的新桃经联社在争议的“定创山”开辟牛路、人畜引水工程及种植八角树等内容。上述证据材料证实争议双方取得的《山界林权证》均系依照原桃君大队划定的山界范围及新桃经联社在争议地的种植和经营事实。（4）调查笔录。证据十三即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对陆文祥、蓝天贵、覃元光、韦寿其、何贵高、覃英光的《询问笔录》，证实原桃君大队在1978年下半年组织所属各生产队共47人对各队的山界林权进行了划分和1981年落实“林业三定”时依此划定的山界填报及取得县政府颁发《山界林权证》的事实；证据十三中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对韦朝文、谭棉发2011年9月23日《询问笔录》及其在证据六中现场指认的《承包地方位图》，证实其于2002年承包上岩经联社的第二块土地位于“定创山”西侧的“里甲垌”的事实。（5）调解笔录。证据五即2011年7月9日由上林县林业局主持争议双方进行调解的《定创山林地纠纷调解会记录》，证实案经被上诉人进行了权属纠纷调解，但争议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6）现场拍摄的照片：第一、证据十四即由新桃经联社提供的争议地概貌照片一组，证实争议地“坐椅山”的四至范围及自然现状：“坐椅山”（即定创山），其因形似椅子及因逝者“李宏创”的后人将其安葬于此而得名；争议地的一部分被“来宾之马山”高速公路所征用。第二、原审第三人一审提供的现场摄影照片1-7：
照片1，此照片是在争议地之外的“定创山”山脚下东南面处拍摄争议地。其证实争议地“定创山”山脊系属南北走向，有速生桉树的小山坡（161.5高程）系“里甲山”，从该山坡向北沿山脊至山顶最高处形成了“定创山”山脊分水；“里甲山”与“定创山”之间的地形地势呈“凹”形山体，即俗称的“俭”；照片2，此照片是在争议地西南面处远景拍摄“定创山”的东、南、西面及“里甲山”，其证实争议的“定创山”山脊系属南北走向，争议地的西面界限系从房屋东北面及树丛沿山溪至山脊；照片3，此照片证实“里甲山”山脊以西现有的速生桉树系上岩经联社村民所种；韦朝文、谭棉发证实其承包第三人的土地位于“里甲山”山脚西南面；照片4，是从争议地南面偏西处近拍的上岩经联社种植的围园荆棘，为争议双方土地分界线之一；照片5，证实照片中有的树林的山坡就是“里甲山”（161.6高程），在争议地（西南面）之外系上岩经联社的耕种区；照片6，是争议地的东面“定创山溪”的面貌；照片7，此照片所拍的是“定创山溪”底端（南面、位于“来马”高速公路路基以下），往右边至围园荆棘东面土地就是照片1中的草地。
（二）上诉人新桃经联社在一审提供的证据：
证据5即上林县人民政府2013年8月8日作出《<；关于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新桃经联社与上岩经联社定创山权属纠纷案处理情况的紧急被告>；的答复》，证实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在同年7月1日作出权属处理决定后还在7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最后由“领导”拍板定案，有“先定后审”的情形；证据7即由“来马”高速公路上林段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的“上岩与新桃争议”地段的平面图，证实属于兰月秀、覃奇东经营种植的土地在该公路中所处的位置；证据8中谭棉发2013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其与韦朝文共同承包上岩经联社的土地种甘蔗的为“那腰垌”（共81亩）和“里甲垌”（共14亩），其当年开辟的运蔗路通至“里甲垌”止；韦国英出具的《证明》，证明其未得在2011年9月19日的现场勘察图中按手印；何达长出具的《证明》，证明其未曾到争议地现场指证。
（三）本院对争议地现场勘察时用数码照相机拍摄的彩色照片一组（电脑存档）。证实争议地“定创山”与“里甲山”（161.5高程）的山脊呈南北走向并形成的“凹（俭）”。
下列证据材料因以下原因，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一）被上诉人提供的：1、证据六中《2011年9月19日覃英光等8人到现场对各个山头指证而制作的示意图》，因无现场勘察记录，“参加现场指认人员签字”的文字记录是用另页纸张书写后贴上，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不能确认；《2011年9月6日陆文祥亲自到现场对各个山头指认》，因无其现场勘察记录佐证，不能证实图文记录与签名系其现场指认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真实性及合法性不能认定。2、证据九即《关于对西燕镇定创山进行现场勘验的鉴定书》，因不具技术鉴定事项要件，即无送检人、检验材料及送检目的，无证据证实鉴定单位和鉴定人员具备鉴定资质及资格等，其合法性不能认定。3、证据十一，即由上岩庄经联社提供的韦寿其、覃英光、苏仲书、苏仲经等出具《证明材料》中证明上岩庄村民在“定创山”种植、割草及权属归上岩庄的内容，因无相关的证据佐证，其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不能认定。
（二）上岩经联社在一审时提供的照片8系在争议地之外的“社坛”，不具有关联性；照片1-7的文字内容与争议地的地形地貌及经营管理也与客观事实不符，故不能证实其权属主张。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争议的“定创山”（原名“座（坐）椅山”，因逝者李定创被安葬于此后而冠名）155亩山林权属，其四至范围是：东以“定创山”冲沟溪水（定创溪）为界，南至“定创山”山脚的小路为界，西以“定创山”西侧松树林边的冲沟往上（东北方向）经351.0高程沿山脊至422.4高程为界；北从422.4高程往东与“定创山”顶部冲沟闭合。无确凿证据证实争议地权属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全部归争议双方中的一方所有。根据争议双方在行政调处中一致确认及事实亲历者证实：约于1978年底1979年初，原争议双方所在的大队已组织对山界林权进行了实地踏界及划分到各队，并于1981年落实“林业三定”时以此为据给各队填报并取得了上林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其中，原新桃生产队名下的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的山界林权为：“地名鲁平山，面积1900亩。四至界限：东：参鸡山顶分水为界，南：鲁平溪为界，西：鲁平山脚一带，北：坐椅山（注：即座椅山，下同）分水为界”，其附图标明的西面山权界线在“六了山”与“里甲山”之间的山凹处与“上岩管区”交集。原上岩生产队名下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其中载明的地名“不都山至天堂山六了山片”的山界林权“面积1300亩，四至界限东：六了山与里甲山俭为界，南：不都山脚至六了山脚相连为界，西：不都山脊分水为界，北：不都山顶至天堂山顶到定创山顶分水为界”，其附图标明的“东”界线在以“定创山”与“里甲山”山脊之间的山凹处与“新桃管区.里甲山”交集。至案发前，争议双方依照上述山权范围各自经营管理相安无事。上诉人对争议地部分经营管理主要是放牧、割草、葬墓、种植湿地松、八角树及开挖人畜引水水池等。原审第三人在争议地部分经营管理主要是放牧、割草、种植速生桉树及将其中小部分可耕地对外发包种植等。争议双方因“来马”高速路建设征用部分争议地而引起对争议地权属纠纷。原审第三人于2011年4月11日向上林县人民政府申请调处，请求以其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为据将争议地“定创山130亩，东以定创山冲沟；南以山脚的畲地为界；西以定创山冲沟；北以定创山山脊为界”确权归己所有。上诉人则认为原审第三人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以其持有的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主张争议地“定创山、里甲山”已依法确权归其所有，请求县政府予以支持。被上诉人经调查及调解无效后，于2013年7月1日作出上政发（2013）40号《关于对西燕镇定创山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其查明的事实是：争议地四至东以“定创山”山溪为界；南以“定创山”山脚的小路为界；西由冲沟往上经351.0高点又依山脊至422.4高点为界；北以422.4高点往东至“里甲山俭”为界形成闭合，面积155亩；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均未确权，一直由原审第三人经营种植及对外发包种植；上诉人村民在1985年到争议地东北面种植八角树40棵；双方一直认定1978年至1979年由大队组织实地划分定界，并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据此取得《山界林权证》；经实地勘查及专业技术鉴定，争议双方的证书及其附图均以“定创溪”为界，界限清楚且互相吻合；争议地包含在原审第三人的证书中，没有包含在上诉人的证书中，两证书并没有重叠。据此认为，本案应以原审第三人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作为确权的主要依据及以其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现状作为确权的参考依据；根据林业部《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林地管理所谓通知》（桂政发（2014）14号）第三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发（1980）135号第三部分第（四）小点（三个有利）的规定，作出如下决定：一、新桃经联社村民覃奇荣个人在1985年在争议地种植的八角树归其所有，不准扩种，不准更新，直至其自然死亡；二、纠纷地的林地、其余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云岩经联社集体所有。上诉人新桃经联社不服，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南府复议（2013）90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上诉人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3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维持了该处理决定。上诉人不服判决，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具有作出本案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
集体的山林权属，应以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依据。1981年“林业三定”时根据无权属争议或经权属相邻双方或各方确认了权属范围而颁发且颁证手续完备的山界林权证书，应予以确认其权属归属。本案中，根据争议双方一致确认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由原双方所在的大队组织划定了各队的山界林权范围，“林业三定”时亦据此填报并取得了上林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的事实证实，现争议地权属归属已经县政府的上述颁证行为所确认。故被上诉人上林县人民政府以上述证书作为作出被诉处理决定的依据原则上正确，但其认定争议地只包含于原审第三人持有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而未包含于上诉人持有的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中，与双方持有的该证书及其附图的记载和划定及与双方长期以来对部分争议地的实际经营管理的客观事实不符，故其所作出被诉的处理决定系属主要证据不足，且程序存在严重违法。具体评述如下：
首先，对现争议地四至范围的地点、名称认定与事实不符。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北以422.4高点往东至“里甲山俭”为界形成闭合”，不当地将本在争议地南面的“里甲山”（161.5高程）向北拉上“定创山”顶，而将其与东面相邻的“东宏山”形成的凹形体的“俭”，而非“定创山”依山脊向下（向南）与161.5高程点的“里甲山”连接形成的山凹形体，即俗称的“俭”。争议双方持有的上述山界林权证书及其附图划定山界东、西面相邻界限证实，争议地中的南面161.5高程处即为“里甲山”。原谭棉发，韦朝文承包上岩经联社的“里甲垌”的14亩土地，也位于该“里甲山”的西南面。以上事实说明，处理决定对争议地中的“里甲山”定位系属错误。
其次，将争议地认定全部包含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而不包含在上诉人名下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中，系属对争议地的权属事实部分认定错误。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证书及其附图中，所确定的山界林权范围均以山脊分水为界，并未全部包含现争议地。这在其证书载明的四至可证实。在其证书中，其山界四至是：“东：六了山与里甲山俭为界，南：不都山脚至六了山脚相连为界，西：不都山脊分水为界，北：不都山顶至天堂山顶到定创山顶分水为界”；其证书的附图中，所划定的“东”与“新桃管区.里甲山”的界限，系以“定创山”至“里甲山”的山脊为止，且“定创山”与“里甲山”山脊形成的山凹处“俭”与南面山界线交接闭合。在此山脊以东的山界林权已明确系属“新桃管区”及系属上诉人的管区。而在上诉人名下的山界林权证书中，所载明北“坐椅山分水为界”即是与原审第三人所属的山权界限，实际形成双方山界的东、西界限。其附图中标明“上岩管区”是以“定创山”与“里甲山”之间形成的山凹“俭”处为界。以上事实说明，争议双方的证书载明及划定的东、西面山界限，是以现议地中的“定创山”到“里甲山俭”的山脊分水为界，此界限的东面的山界范围属于上诉人，西面的山界范围属于原审第三人。
第三，从双方对争议地的实际经营管理情况看，双方至今也超越“定创山”到“里甲山俭”的山脊。主要事实依据是：其一，原审第三人在争议地外南面种有一条荆棘围园地带，此荆棘围园带与“定创山”到“里甲山俭”之间的山脊连成一线，形成了双方的耕作区界线；其二，原审第三人村民在2002年发包给谭棉发等人承包的土地中“里甲垌”14亩土地，是在“里甲山”的西南面，该承包人证实，其为拉甘蔗修的车路只修到该承包地西边止，未越过“里甲山”山脊；其三，现场勘察（照片）证实，原审第三人村民近年在“里甲山”种有的速生桉树，只种到山脊西侧，未越过山脊的东侧。同样，上诉人的经营管理依没有超过“定创山”至“里甲山俭”之间的山脊的西侧。第四，对上诉人经营管理争议地事实未予正确、如实地认定。处理决定仅认定上诉人村民在争议地种植八角树及认定上岩经联社将争议地对发包和种植速生桉，没有认定上诉人在争议地中开挖的人饮工程及其村民在争议地中有被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征用的土地、开辟牛车路等；没有如实认定原审第三人对外发包的土地只是争议地中的一小部分及其位置所在。
综上，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不仅对争议地四至范围认定错误，对争议双方名下的《山界林权证》的山界林权范围及争议双方对争议地均有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及范围的认定也显失偏颇。
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在程序上也有诸多错误：一是在组织争议双方及有关知情人对争议地勘查时大多未制作现场勘察、勘验笔录，仅在地形图上标注地名和书写“证明内容”，而“现场指认人”的姓名则用小纸片书写尔后贴附于图上，有未经当事者认可而事后私自补充之虞；二是未如实在争议地的地形图中标注涉及的地名，对涉及的海拔高程、山麓的标注不符合客观实际；三是在无当事人申请及未经争议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专业技术鉴定”，将非属专业技术范畴的对争议地的四至及地名看法及不同称谓问题交由本部门且由不具备专业技术鉴定资质、资格人员进行“鉴定”，且该“鉴定结论”亦未经争议双方质证即作为认定依据；四是在被诉处理决定作出后还开会讨论如何行文答复当事人，有“先定后审”之嫌。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上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判决撤销。原审判决维持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当判决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于实于法有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3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宾阳县人民法院（2014）宾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上林县人民政府上政发（2013）40号《关于对西燕镇定创山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三、由被上诉人上林县人民政府在三个月内依法对本案权属纠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共计100元，全部由被上诉人上林县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文勇
审判员 韦瑞生
审判员 晏 琼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林国帅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法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照下按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