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民申字第19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闫玉光。委托代理人：陈莹，吉林金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英，吉林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长岭县盛达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川镇。法定代表人：李彦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彦庆，该公司副经理。委托代理人：王纯科，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华粮物流集团通榆粮食储备库。法定代表人：沈鸿淳，该储备库主任。委托代理人：李晓旭，吉林同信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智，吉林同信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闫玉光、长岭县盛达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达公司）及中国华粮物流集团通榆粮食储备库（以下简称华粮储备库）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的（2015）吉民二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闫玉光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依据合同约定，盛达公司及华粮储备库在出库时不能补足货物，须向闫玉光支付不足货物价款的双倍违约金。据此计算，两公司应支付违约金6，393，702元（2100元／吨×1522.31吨×2倍）。因当时酿酒高粱价格上涨，两公司才不给闫玉光补足差额，具有主观故意，应适用惩罚性违约金。（二）二审法院对闫玉光高价购粮导致的差价损失3，470，866.80元未予认定不当。本案所购粮食除去自卖，尚有1500吨将要供给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因在2013年5月20日与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即将到期之前，在2013年4月25日从洮南市金宏农副产品贸易公司处以每市斤2.19元购粮1700吨，导致差价损失3，470，866.80元（（4380元／吨－2100元／吨）×1522.31吨）。此损失二审法院认为不属于盛达公司和华粮储备库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该损失，缺乏证据支持且适用法律错误。综上，闫玉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及第六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第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再审，撤销二审判决，由盛达公司与华粮储备库承担违约责任，连带给付闫玉光违约金6，393，702元及赔偿损失3，470，866.80元，诉讼费由两公司承担。盛达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判令盛达公司返还闫玉光货款2，146，851元与事实不符，应当改判返还闫玉光128.02吨货款268，842元。2011年8月5日，盛达公司已经交付给闫玉光高粱6000吨，存储于华粮储备库，9月至10月期间又依据《高粱采购存储合同》交付给闫玉光高粱3，371.98吨，两项合计盛达公司已经交付闫玉光高粱9，371.98吨。而闫玉光仅支付9500吨的货款1，995万元，故盛达公司应当返还给闫玉光的货款应为268，842元（（9500吨-9，371.98吨）×2100元／吨）。（二）二审判决判令盛达公司给付闫玉光违约金没有依据。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盛达公司拒绝闫玉光提货申请，盛达公司也没有因闫玉光未给付5%货款而拒绝交货。如闫玉光要求提货，盛达公司完全有条件补足差额。（三）二审判决判令盛达公司对华粮储备库的违约行为承担共同给付违约金责任，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盛达公司在三方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中的全部义务已经于2011年12月31日终止。一是闫玉光与华粮储备库之间协商延长存储期限，与盛达公司无关。二是闫玉光在华粮储备库提货造成的差额894.29吨，是其与华粮储备库在履行《农副产品代储运、代发运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与盛达公司无关。三是闫玉光将其储存在华粮储备库的6000吨高粱中的600.79吨出借给华粮储备库，即闫玉光在华粮储备库提货的差额894.29吨高粱不是盛达公司备货不足造成的，而是其与华粮储备库之间存在另外的法律关系。综上，盛达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第二项等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再审改判。华粮储备库向本院申请再审称：闫玉光自2012年起开始提货，华粮储备库在2012年8月、10月从闫玉光处借了600.79吨高粱，又分别于2012年9月、11月3日将高粱全部返还入库。截止2012年11月3日，华粮储备库还粮之后，闫玉光仍在持续提货。在2012年11月23日最后一次提货后，华粮储备库一直存放着闫玉光所有的894.29吨高粱，不存在无货可供的情况，但闫玉光从未通知或派人到华粮储备库处提取剩余894.29吨高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储存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不提取仓储物的，保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提取，逾期不提取的，保管人可以提存仓储物。但是否催告是保管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不能因此得出华粮储备库拒绝交货的结论。实际上是因2013年下半年高粱价格下跌，闫玉光利用《采购合同》和《仓储保管合同》，意图虚构事实，欲非法取得高额违约金。若闫玉光欲证明华粮储备库违约，就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举证证明其已经来提货而被拒绝。但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判决华粮储备库承担违约责任，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综上，华粮储备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再审改判。本院认为，2011年8月3日闫玉光与华粮储备库签订的《农副产品代储运、代发运合同》、2011年8月5日闫玉光与盛达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和《高粱采购存储合同》，以及同日闫玉光、盛达公司、华粮储备库三方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均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闫玉光、盛达公司及华粮储备库各自的申请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争议之焦点问题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关于闫玉光、盛达公司、华粮储备库之间所形成的高粱买卖及存储法律关系的问题。因《农副产品代储运、代发运合同》、《采购合同》、《高粱采购存储合同》、《仓储保管合同》均与涉案高粱的交付及存储相关，亦为本案三方当事人法律关系的基础，故应当从该四份合同的整体上分析和判定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进而审查各方履约情况。经审查，依据该四份合同，闫玉光向盛达公司采购高粱的总数为10000吨，单价为2100元／吨，由闫玉光首次给付粮款的95%，剩余粮款待粮食全部出库后一次结清。其中4000吨高粱由盛达公司负责交付及存储，存储地点为盛达公司，免费存储，存储期间均为2011年8月5日至2011年12月31日；另6000吨高粱的交付和存储由盛达公司、华粮储备库共同负责，存储地点为华粮储备库，存储费由盛达公司负担，存储期间均为2011年8月5日至2011年12月31日，如需延长由闫玉光与华粮储备库协商（华粮储备库在一审中自认“合同履行期限为不限期”）。在闫玉光出库时，按照《高粱采购存储合同》的约定，对于存储在盛达公司的4000吨高粱，如盛达公司不能补足4000吨货物，盛达公司须向闫玉光支付不足货物价款的双倍违约金，由于盛达公司原因导致高粱不能按时出库，由盛达公司承担给闫玉光造成的损失；按照《仓储保管合同》的约定，对于存储在华粮储备库的6000吨高粱，如盛达公司与华粮储备库不能补足6000吨货物，盛达公司与华粮储备库须向闫玉光支付不足货物价款的双倍违约金，由于盛达公司与华粮储备库原因导致高粱不能按时出库，由盛达公司与华粮储备库承担给闫玉光造成的损失。二、关于盛达公司、华粮储备库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依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闫玉光已如约向盛达公司支付95%的货款共计1，995万元。依《高粱采购存储合同》而存储在盛达公司的4000吨高粱中出库数量为3，371.98吨，未出库的数量为628.02吨，出库时间为2011年9月至10月期间，盛达公司在再审申请中对此已经自认，在一审庭审中也自认剩余货物未交付的原因为闫玉光剩余5%货款没有交齐。依《仓储保管合同》而存储在华粮储备库的6000吨高粱中出库数量为5，105.71吨，未出库的数量为894.29吨，出库时间为2012年4月5日至2012年11月23日期间。对此6000吨高粱的出库情况，一方面，盛达公司自称已向华粮储备库交付全部6000吨货物，华粮储备库也自称货物充足，但两公司均未能提供闫玉光提货期间货物全部入库或货物全部在库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另一方面，两公司称剩余高粱未出库的原因系闫玉光不提货，但结合闫玉光已经支付95%的货款，且在2012年4月5日至2012年11月23日期间存在连续提货5，105.71吨的行为，以及盛达公司一审时自认剩余货物未交付的原因为闫玉光剩余5%货款没有交齐的事实，本院认为，两公司的此主张缺乏合理性，亦缺乏证据予以证明，不足以采信。综上，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盛达公司及华粮储备库存在未依约向闫玉光交付货物的行为构成违约的认定，并无不当，盛达公司以及华粮储备库此项再审申请不能成立。三、关于盛达公司及华粮储备库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首先，盛达公司应当返还闫玉光多支付的货款；其次，对于案涉的4000吨货物，依据《高粱采购存储合同》的约定，应当由盛达公司对未交付货物的行为单独承担违约责任；再次，对于案涉的6000吨货物，依据《仓储保管合同》的约定，应当由盛达公司和华粮储备库共同对未能全部交付货物的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对于盛达公司认为由其与华粮储备库共同承担责任的认定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及《仓储保管合同》已经终止的主张，本院认为，《仓储保管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在违约的情形下盛达公司应与华粮储备库共同承担违约责任，且对于合同的期限，亦是约定由华粮储备库与闫玉光协商确定，因此，在该两方对于合同期限均主张为不限期的前提下，不存在合同终止履行的问题。盛达公司仍应当承担责任，故盛达公司此项主张不能成立。据此，二审判决对于盛达公司、华粮储备库构成违约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正确。四、关于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数额问题。因盛达公司仅向闫玉光交付了8，477.69吨货物（3，371.98吨＋5，105.71吨），而闫玉光已经支付了95%的货款共计1，995万元，故盛达公司应当向闫玉光返还多收取的2，146，851元货款，原判决对此部分的认定及具体数额的计算正确。对于案涉4000吨以及6000吨货物中未交付的部分，闫玉光主张盛达公司、华粮储备库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不足货物价款的双倍支付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盛达公司应单独承担2，637，684元违约金（628.02吨×2100元×2倍），盛达公司与华粮储备库应当共同承担3，756，018元违约金（894.29吨×2100元×2倍）。对该两项违约金数额，盛达公司、华粮储备库在一审诉讼中均提出了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调整的主张。本院认为，合同法中的违约金具有补偿和惩罚双重性质，并且以赔偿非违约方之损失为主要功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之规定，违约金数额除按照双方之约定外，还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公平、诚信原则予以衡量，因此，对于本案违约金数额之认定，应当结合闫玉光的实际损失予以判断。对于闫玉光的实际损失，经查，闫玉光为证明其发生的实际损失，在一、二审诉讼中提交了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在2013年期间与洮南市金宏农副产品贸易公司签订的《高粱采购协议》以及与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欲以此证明其因盛达公司、华粮储备库未能交付涉案高粱而所发生的差价损失。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闫玉光应当举证证明其个人因盛达公司、华粮储备库的违约而造成的实际损失，而非他人的损失；第二，闫玉光提交的上述三份合同均系案外人之间所签订，真实性尚无法确认，且基于公司法人所具有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即便存在损失也不能等同于法定代表人闫玉光个人的实际损失；第三，该三份发生在2013年的合同与本案相关合同的签订时间、相关货物的出库时间不能吻合，不能证明涉案货物与该三份协议之间存在关联性。据此，闫玉光对其实际损失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在此情形下，二审法院将盛达公司多收的2，146，851元货款的利息认定为闫玉光的实际损失并无不当。基于此，二审法院依据闫玉光多支付的货款数额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三年至五年期贷款利率并加收30%计算的银行利息作为支持闫玉光的违约金数额，并按照盛达公司应当单独承担的比例和盛达公司与华粮储备库共同承担的比例予以认定亦并无不当。二审法院的此种认定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五、关于闫玉光既主张违约金又主张赔偿损失的再审申请问题。经审查，闫玉光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亦无证据证明二审判决确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其实际损失，且该项主张已经超出其一审中的诉讼请求范围，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盛达公司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但经审查，盛达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均系在一审及二审提交过的证据，并经过了一、二审法院的质证，不属于申请再审中的新的证据，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闫玉光、盛达公司及华粮储备库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闫玉光、长岭县盛大粮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通榆粮食储备库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志弘审判员  李明义审判员  董 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法官助理裴跃书记员  张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