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02民终1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峪关市启域物流客货快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嘉峪关市兴达街区文化南路五号。
法定代表人：成明辉，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男，该公司副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宗杰，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忠学，甘肃衡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嘉峪关市启域物流客货快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启域物流公司）与被告李宗杰追偿权纠纷一案，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甘0271民初2284号民事判决，原告启域物流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甘02民终129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甘0271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原告启域物流公司不服，再次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启域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成明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被上诉人李宗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忠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启域物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7）甘0271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李宗杰赔偿原告启域物流公司经济损失602902.58元。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30日签订车辆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确定的权利义务。2、出租车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属于主要运营风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承包经营合同中就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处理及损失承担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出租车承包经营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由承包方按责任承担保险公司依法不予赔偿或保险公司、第三人部分赔付后的剩余损失。由此可知，被上诉人对出租车承包运营存在的风险清楚明知，一审认定上诉人未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相关合同内容条款与客观事实不符；3、一审对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证明目的不认可违背常识，亦违反民事诉讼举证规则；4、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行使追偿权，一方面能够弥补自身损失，另一方面可以督促车辆承包人谨慎安全运营，减少事故损害的发生，这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的必要手段，也是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意义所在，上诉人并不存在一审所认定的通过格式合同条款规避企业经营风险的情形；5、涉案车辆发生事故后，被上诉人对受害人的赔偿采取回避态度，其行为明显违约，上诉人依据双方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主张相关权利，既有事实依据，亦有法律依据，理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和保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的损失依据不足，上诉人不具备行使追偿权的条件，相关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6、出租车行业具有特殊性，全国范围内的出租车行业均采用车辆承包的方式进行经营。一审判决结果却向社会传达一种不良信息，即出租车承包经营人只管车辆运营收益，不管运营安全与否，运营中造成的损失均由出租车公司承担，该判决结果颠覆了出租车行业通行做法，违背了社会普遍认知，有违基本公平原则。
被上诉人李宗杰辩称，2013年2月，在双方承包合同履行期间，由于被上诉人家中有事，欲退出承包经营，便找到案外人朱某1接替被上诉人，经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成明辉的口头同意后，被上诉人将涉案出租车交由朱某1接手承包，故自2013年3月1日起，该车辆由朱某1管理和运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已经解除。涉案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为2014年，发生事故时被上诉人对该车已经没有进行实际控制，亦未获取利益，涉案车辆的相关事故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关。涉案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属于格式合同，该合同中有关车辆运营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后的损失承担约定加重了承包人的责任，免除了发包人的责任，该条款内容无效，上诉人依据该合同条款进行追偿索赔于法无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形式上属于承包经营合同，实质上应为劳动合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涉案车辆发生事故后，上诉人在未向第三人索赔的情况下无权向被上诉人进行追偿。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不具有向被上诉人追偿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启域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李宗杰赔付原告经济损失602902.5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号出租车为原告启域物流公司所有。2011年6月30日，启域物流公司（甲方：发包方）与李宗杰（乙方：承包方）签订车辆承包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聘用乙方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并向乙方提供具备营运资格的出租车，乙方服从甲方管理，按照双方约定缴纳承包费和其他费用，超收自留、欠收自补，承包期满将车辆和随车附件和营运手续返还给甲方。甲方对该营运车辆拥有所有权，乙方不得有转让、抵押或其它任何侵犯承包车辆所有权的行为。在合同期限内，乙方对所承包的车辆拥有经营权和使用权。承包车辆所得的合法收益，按合同约定缴纳有关费用后的剩余部分属于乙方。承包期6年，自2011年8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每日承包费140元。该合同同时约定：合同期内，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发生车辆交通事故，乙方按责任承担保险公司依法不予赔偿或保险公司、第三人部分赔付后的剩余损失。2014年3月21日21时40分许，张新俊驾驶×××号出租车沿酒嘉城际一级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酒泉市博物馆十字交叉路口处时，在从右侧超越前方同向行驶的张龙飞驾驶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时，与该车牵引的蒙L80**号挂车相撞，导致×××号出租轿车翻车起火，致司机张新俊、车内乘客谭永恒、王兵仁、许吉刚、王金芳当场死亡，郭成胤受伤，车辆受损。2014年4月15日，酒泉市公安局肃州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新俊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且行经交叉路口超车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上述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于2014年3月25日向保险公司提交理赔申请。2014年3月28日，在公安交警部门尚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之前，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向原告启域物流公司给付了理赔款125万元，其中包含司乘人员险保险金25万元。此后，原告向乘客谭永恒、王兵仁、许吉刚、王金芳的家属各给付赔偿款46万元，支付伤者郭成胤医疗费12902.58元，未向车辆驾驶人张新俊支付保险金。一审法院认为，追偿权是赔偿义务主体在承担赔偿责任后，依法追究被追偿人责任的权利。原告作为出租车经营企业，在对出租车享有所有权、经营管理权以及通过承包出租车经营权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应对其经营、管理中固有的风险承担责任，而不应通过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来规避企业经营风险，将全部责任转移给承包人。此外，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其与受害方家属就交通事故达成协议后履行的赔偿款，原告与受害方家属达成的协议是原告基于当时社会影响、企业自身利益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在李宗杰未参与协商的情况下，该协议的结果对李宗杰不具有约束力。综上，原告在损失依据不足、不具备行使追偿权条件的情况下要求李宗杰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嘉峪关市启域物流客货快运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结合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情况以及双方庭审诉辩主张，就双方争议的相关事实进一步认定如下：
1、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性质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上诉人将其拥有所有权及营运权的出租车承包给被上诉人经营使用，对于车辆经营所得收益，除被上诉人以承包费形式每日按固定数额向上诉人交纳的部分外，剩余收益全部归被上诉人所有，即扣除每日固定交纳的承包费后，被上诉人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自负盈亏。承包经营期间，上诉人作为发包人，负责对车辆进行整体管理、监督，对车辆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组织安排车辆定期维护、保养，办理车辆营运、保险手续，承担保险费、税费等。被上诉人作为承包人，负责车辆安全营运，自行雇佣驾驶员并承担车辆日常运行的相关成本费用，包括燃油费、修理费、年检费以及驾驶员的工资报酬。该承包经营合同既符合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自愿有偿交易原则，也符合国家对于出租车行业准许或认可的惯常经营管理模式，双方之间的承包经营法律关系清楚明确。被上诉人抗辩双方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具有劳动合同的性质，对此，本院认为，涉案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体现的是有偿交易、自负盈亏、风险自担的一般市场自由交易原则，其与劳动合同关系所体现的身份关系依附从属的核心特征不符。特别是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下，不论承包人是否存在经营收益，均需向发包人交纳固定承包费用，而该情形与劳动合同关系下，劳动者即便未付出劳动，未取得收入报酬的，也不应向用人单位倒付费用的情况存在明显本质区别，故被上诉人的上述抗辩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2、关于涉案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签订于2011年6月30日，承包期限自2011年8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而涉案出租车发生事故时间为2014年3月21日。被上诉人辩称其经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同意，自2013年3月1日起已将涉案出租车转让给案外人朱某1承包经营，其与上诉人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已经解除，双方的车辆承包经营关系因此终止，涉案出租车发生事故时已经与其无关。上诉人对此不认可。经查，双方承包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方在合同期内转让合同的，须征得发包方同意。被上诉人称其经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口头同意后，将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朱某1，转让后朱某1与上诉人之间形成新的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其已退出了该承包经营合同，但被上诉人对此并无客观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主张在张永福、邵金蕊（涉案车辆事故中死亡驾驶员张新俊的父母）诉启域物流公司、李宗杰、朱某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案外人朱某1已认可合同转让的事实。经核实该案的庭审笔录，朱某1在该案庭审中仅自认涉案出租车系被上诉人于2013年3月1日交付其经营，同时自认是其让肇事司机张新俊负责夜班驾驶，其与上诉人、张新俊均约定了车辆驾驶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由其各自承担，但在该庭审中并未明确表示其是经上诉人同意后，从被上诉人处受让了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也未能提交其与上诉人之间的相关承包经营合同。相反，该案庭审中，经法庭询问，上诉人回答称其对被上诉人将涉案车辆交给朱某1经营并不知情，自2013年3月开始系朱某1替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纳承包费，而对上诉人的以上庭审回答，被上诉人及朱某2当庭予以认可。此外，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时，曾向上诉人交纳保证金8万元。被上诉人虽主张自2013年3月1日起，朱某1与上诉人形成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已实际退出了承包经营合同，但经法庭询问，被上诉人既无证据证实2013年3月1日之后上诉人向其退还了保证金8万元，亦无证据证实朱某1向上诉人交纳了8万元保证金，况且被上诉人一审认可2013年3月1日后的燃油补贴亦是由其领取。故综合以上相关事实，被上诉人有关涉案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已于2013年3月转让给案外人朱某1的抗辩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
3、关于涉案承包经营合同中事故损失承担的约定是否属于无效格式条款的问题。涉案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文本虽是上诉人事先拟定并印制好的格式合同，但该合同系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所签，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简洁明确，不存在提供合同文本一方有意隐瞒事实，利用其优势地位而欺诈或强迫对方订立合同的情形。合同第十一条对承包经营期间的事故损失约定为：”乙方（承包方）在经营过程中发生车辆交通事故，乙方按责任承担保险公司依法不予赔偿或保险公司、第三人部分赔付后剩余损失”，被上诉人认为该条内容系发包方转嫁风险，免除己方责任，加重承包方责任，依法属于无效格式条款。经查，双方承包合同明确约定承包经营期间的车辆保险由发包人负责，上述条款约定由承包人按责任承担的事故损失仅是保险公司或事故第三人依法不予理赔或不能足额理赔的部分。因交通事故损失系出租车运营过程不可避免的风险，承包经营双方均应对此承担责任。根据本案双方对于承包经营期间车辆保险负担的约定，上诉人作为发包人及车辆所有者，实际上已经通过积极购买车辆保险的方式降低了车辆营运中的事故损失赔偿风险，即其已经有效预防和分担了可能发生的事故损失风险。被上诉人作为车辆承包经营者，通过车辆运营获取收益，理应对承包经营期间的固有风险承担一定责任。如果其仅是获取营运收益，在车辆营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情况下，对保险公司或第三人依法赔偿之后剩余部分损失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该行为将明显违背承包经营活动中风险与收益相对等的基本原则，对发包人有失公平。就此而言，双方通过上述合同条款的约定，合理分摊了出租车承包经营中所面临的固有风险，体现了承包经营中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本质。况且从条款订立的目的而言，约定承包人适当承担责任，亦可以督促车辆承包人谨慎安全运营，减少事故损害发生，有助于保障乘客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综上，涉案承包经营合同中有关经营期间事故损失承担的内容约定合情、合理、合法，并不存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不适当地转嫁风险，免除己方责任或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情形，被上诉人主张其为无效格式条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4、关于上诉人追偿的损失数额是否合法有据的问题。经查，涉案车辆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按其所承保的全部座位险累计保险责任限额（其中包括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4座，每座限额25万元。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附加司乘人员责任险1座，25万元）向上诉人给付理赔款共计125万元。后经各方调解，上诉人分别与交通事故死者谭永恒、王兵仁、许吉刚、王金芳的家属签订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并依法进行公证，由上诉人向事故中四名死者的家属各赔偿46万元，赔偿项目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所有费用，上诉人累计赔偿总额184万元。同时，上诉人支付事故伤者郭成胤医疗费12902.58元。上述事实有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民事判决书、公证书、付款收条为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赔偿数额的合理性，被上诉人虽称上述调解赔偿标准过高，数额过多，但经法庭释明后，被上诉人对此并未提交反驳证据。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称考虑到被上诉人的经济偿付能力，为尽快化解矛盾纠纷，上诉人自愿帮助被上诉人分担部分损失，即上诉人自愿放弃部分损失追偿，只对上述已赔付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两部分费用进行追偿，对其余已赔偿或支出的费用可以放弃。因上诉人作为本案一审原告，放弃或减少诉请数额的行为系对其民事权利的自行处分，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经核实，依据2014年度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涉案事故四名死者的死亡赔偿金每人为379300元（18965元/年×20年），丧葬费每人为21721.5元（43443元/年÷2），该两项赔偿数额总计为1604086元（401021.5元×4），扣减保险公司赔付的125万元后，上诉人主张的剩余部分数额为354086元，该数额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相关情形，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涉案承包经营合同履行期间，承包运营的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承包运营期间发生的车辆交通事故损失，承包经营人应对保险公司或第三人赔偿之后剩余部分依法承担责任。涉案承包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依法认定，承包车辆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对方车辆不负责任，故该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涉案出租车上的人员伤亡损失仅能通过车辆自身投保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进行赔付，事故相对方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该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已经按照客运承运人责任险的约定向投保人（上诉人）足额进行了赔付，上诉人作为承包车辆的所有者，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原则向事故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本身合理合法，但上诉人赔偿后，基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经营法律关系，根据双方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就保险公司理赔后剩余部分有权向被上诉人进行追偿，故上诉人的追偿请求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依法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有关涉案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中事故损失承担的约定系上诉人违法转嫁风险，相关约定属于无效格式条款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主张在涉案车辆事故发生前，其经上诉人的同意，已将涉案承包经营合同转让给了案外人朱某1，并称案外人朱某1认可其双方之间的合同转让事宜，因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朱某2无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双方之间合同转让行为事先得到上诉人的同意，故即便案外人朱某1自认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承包经营合同的转让事宜，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自认行为对上诉人也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被上诉人以承包经营合同转让为由进行免责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甘0271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
二、李宗杰赔付嘉峪关市启域物流客货快运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35408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嘉峪关市启域物流客货快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29元、由嘉峪关市启域物流客货快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218元，李宗杰负担66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29元，由嘉峪关市启域物流客货快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218元，李宗杰负担661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宏伟
审 判 员 邢剑影
代理审判员 吴 杰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许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