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9民终29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58号（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院内24号201）。
法定代表人：徐德钧，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程书义，该公司法制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更，天津景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亚刚，男，197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利明，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津淄公路青泊洼劳教所南侧构件公司院内。
负责人：韩西伦，该分公司经理。
上诉人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亚刚、原审被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6）冀0903民初1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上诉人无需从2015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贷款利率150%计算利息至本案执行完毕止（至上诉之日共计214670元）；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合法有效票据；3、对一审案件受理费35382元及保全费5000元按照法律规定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20191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超出诉讼请求审理，适用举证责任错误，案件受理费分配错误。
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存在无证据乱认定的情况。一审判决第一项存在如下错误：（1）、从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利息，系利息起算点错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15年11月1日系法律规定付款期限届满之日的次日，而且双方也从来没有约定过付款期限。（2）、直接按照同期贷款基本利率150%计算利息，系最高额计算（法律规定的1.3-1.5倍），无视本案的无约定付款期限，本次诉讼系上诉人付款后间隔时间很短，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主张债权，并没有给予上诉人足够的准备款项的时间。一审法院直接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额度1.5倍判决利息，显失公平，而且有故意偏袒一方的嫌疑。（3）、直接判决给付利息至本案执行完毕之日止，也系错误，应当判决至判决生效之日。首先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利息至起诉之日，但一审判决超出了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其次，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直接规定了惩罚性利息支付标准，而且此条规定一审法院已在判决书最后一页第5行予以列明，与第一项判决内容要求利息支付至本案执行完毕之日止，自相矛盾。
在反诉中，一审法院虽然认定了被上诉人具有提供发票的义务，但却不判决被上诉人履行义务，自相矛盾。一审法院从来也没有限期要求上诉人缴纳反诉费。而且，一审法院无视买卖合同的双务性特性，在审理上诉人反诉部分中，在双方均认可付款金额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在一审中继续提供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的证据，替被上诉人规避法定义务，严重违反了法庭的居中审理原则。
被上诉人主张的2010年至起诉之日的利息，因其主张2010年-2015年11月期间的利息没有得到一审法院支持，应属于败诉方。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各自负担诉讼费用。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严重违反法律明确规定，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改判。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重新认定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吴亚刚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的利息的起算时间与本案事实相符，利息计算方式于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的货物价格为不含税价格。虽然在起诉状中被上诉人少写一个“不”字，但是通过本案双方六年的交易过程，足以证明双方约定的货物价格是不含税的。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前已经向一审法院提出了对诉状中笔误的修正意见，主审法官答复是开庭时一并提出，所以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专门提出了对诉状笔误进行修正的说明。3、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约定的货物价格是不含税价格，所以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提供相应票据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4、一审中，上诉人代理人在法官明确告知限期缴纳反诉费的情况下，没有在期限内缴纳，应认定为撤回反诉。因此对上诉人在反诉中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相关票据的上述请求二审法院不应审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未作陈述。
吴亚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2667540.08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905208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依法判令反诉被告立即按照约定给付反诉原告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21039876.68元）；本诉及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原告（反诉被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欠款单，是由第二被告于2016年3月21日向原告吴亚刚出具的欠款单。欠款金额为2715540.08元，在原告的诉状中起诉的是2667540.08元，里边差额为5万元，5万元是被告打欠条后被告又于2016年5月16日支付的5万元。证明双方交易和欠款的事实。2、第一被告于2016年5月16日通过其在天津平山道工商银行支行转账支付给原告的进账单，货款数额为5万元，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事实。3、本案第一被告于2016年2月14日通过天津平山道工商银行支行向吴亚刚支付的货款10万元的进账单，证明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及支付货款的事实。4、原告工行借记卡交易明细，加盖了工行沧州南环支行的印鉴，证明2016年2月14日原告收到被告10万元货款的事实。证明第三份证据的真实性。
二被告（反诉原告）经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公章不清楚，存在伪造和变造的嫌疑。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1、器材科，不属于本案的确认欠款部门，器材科仅仅是一个收货部门，因为双方从2010年合作，所有对账结算都是通过被告单位的公章和本案的原告吴亚刚进行展开，双方对此都是认可的，不存在器材科室和原告对账结算的可能和交易习惯。2、此份证据也是经过涂改，数额被人故意划掉，真实性存疑。3、证据2工行的进账单，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我们不认可证明目的，因为双方还没有进行对账和结算。而且当时5月16日的支票在原告吴亚刚向被告单位诉说，因欠外债急需钱，单位才开具的，根据单位的规章制度，双方结算完毕才可以结款。需要原告继续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货款的目的。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其证明目的。也能够证实原、被告双方对债务的履行期限是不明确的。
原告（反诉被告）对二被告（反诉原告）的质证意见不予认可，1、被告首先否认欠条的真实性，认可存在伪造、变造的可能，同时又对该欠条的数量和盖章提出异议，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从2010年开始，吴亚刚在与被告进行矿粉交易时，一直是由第二被告器材科负责收货并出具相关的欠款数额，第一被告财务部门依据该欠款事实向原告已经支付了1800余万元的矿粉货款，原告并不是直接到被告财务科进行所谓的双方核对结算，因为器材科出具的欠款数据，是该公司支付货款的依据，其次，该欠条上的数量二字被划掉，不是原告所为。同时，数量与本欠条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因为该欠条证明欠款的事实而不是收货数量的事实。所以说被告所称双方是相互在财务部门对账后再支付货款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在本案举证期限内已向法庭提出了对吴亚刚个人的金融资金账户进行了调取，以证明原、被告在2010年上半年就存在矿粉买卖交易，并且被告就开始支付货款的事实，可以当庭查阅原告已提交的关于原告提交的书面申请。2、被告在质证中要求原告提交被告单位给吴亚刚转账支票的存根，这种要求，是违反财务规定的，因为被告在出具转账支票的同时还存有支票本上左侧一联存根联，而存根联最下方有款项用途，被告在出具转账支票的同时，应按规定填写款项的用途，并且该存根应由被告存留，根据法律规定，有证据证明当事人一方存有相关证据而不主动提交的，应认定该证据对持有方不利，所以在本案中，提交支票存根说明的义务，应由被告承担。
二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协议书，我们有证据予以证实吴亚刚作为货物销售的一方，有义务出具发票的事实，其中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抵房款协议书中第三条最后一句，吴亚刚本人作为销售货物的一方，有义务提供合法、有效的票据，但至今未提供。原告所述的不含税价以及没有义务提供票据是不成立的。根据法律规定，销售方有义务提供发票，如果不提供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2、协议书分别是2013年2月4日和2013年12月19日，2012年11月13日，2013年8月28日，和2015年10月15日共计五份协议书，证明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对于结算和对账的主体均应当是被告2和吴亚刚进行，而不是刚才原告所述的器材科和吴亚刚进行结算。从第二个观点，原告提供的货物，在经过被告公司的质检部门确认质量等级后，将从新予以认价，因为双方约定的价格为180-200元/吨（含税价）所以每次送货，由于质量和品级的不同，对应的价款也是不一致的。器材科作为接受部门并没有认价和结算的权利的。因此原告所述器材科出具的欠条就是作为双方结算的或欠款的直接证据来使用，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支票存根的问题需要回去核实。如果说有必要的话，申请法院去银行调取5万元支票入账的有关证据。
原告（反诉被告）对二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经质证称，1、2012年11月13日协议书，这份协议书真实性没有异议，恰恰证明吴亚刚与二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的关系。2、在该协议书上并未约定由原告出具等额的发票。3、在该协议书上，甲方落款处包括器材科郭金祥的签字，也包括第一被告法定代表人徐德钧的签字，证明第二被告器材科是可以参与双方买卖业务认定的事实。4、2013年2月4日的协议书，质证意见同第一份协议书。对第一、第二协议书，在上述两份协议书中明确标注，此砼金额视同同等货币资金冲抵甲方欠乙方相同金额的矿粉及粉煤灰款，都没有注明提供等额发票。5、2013年8月28日第二被告和吴亚刚签订的协议书，因为分公司没有付款的权利，都是由第一被告支付货款。该协议书上也注明了与第二份协议相同的文字，但并未注明由原告出具等额发票。6、2013年12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以货顶款，有器材科和第一被告经理徐德钧的签字，也没有原告出具等额发票的约定。7、2015年10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原、被告在第三条约定乙方应提供等额合法发票并未约定该发票的税款由谁支付，根据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在不含税的条件下，应由购买方即被告支付税款。对以上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协议证明在双方之间形成了矿粉（粉煤灰）买卖合同关系，并且被告是以直接支付货款以房抵货款，以商品砼抵原告欠第三方款项等，多种付款方式，由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涉案款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2010年起，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采取口头约定的方式，由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提供矿粉，每吨180-200元（含税价），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砼分公司采取逐年扣押部分货款支付的方式，分期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货款。2016年3月21日，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砼分公司器材科给原告（反诉被告）出具一份“矿粉，共欠贰佰柒拾壹万柒仟伍佰肆拾点零捌元整”，随后，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砼分公司又给付原告50000元，尚欠2667540.08元未能给付。2015年11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停止向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矿粉。为此，原告（反诉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反诉原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2667540.08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905208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二被告（反诉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反诉人立即按照约定给付反诉人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21039876.68元）；本诉及反诉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但在本案指定期限内，二被告（反诉原告）除以物抵债外，应提供给付原告（反诉被告）货款及打款凭证，以证实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已付款金额和反诉事实，二被告（反诉原告）均未能提交，致使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此外，在庭审中，一审法院告知二被告（反诉原告）限期对欠条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等情形申请鉴定，但二被告（反诉原告）逾期未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采取以口头约定的方式，在其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并已实际履行，对此事实双方均无争议，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关于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欠款金额2667540.08元，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虽给原告出具的欠条为其器材科，并加盖有器材科公章，但二被告（反诉原告）没有提供打付货款凭证作为抗辩理由，推翻原告所主张，且二被告（反诉原告）通过反诉，请求原告(反诉被告)为其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21039876.68元，证实了原告（反诉被告）供货金额，并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未提供给付原告货款及打款凭证，视为对原告（反诉被告）所主张的欠货款金额的确认，对原告（反诉被告）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对上述货款应予给付，并承担由此引起的民事责任。由于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应由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承担给付责任。关于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利息，虽然经双方确认，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确实有扣押原告部分货款的事实，但具体到每年扣押金额，原告未能举证，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应从2015年11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停止向被告（反诉原告）供货起，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贷款基本利率150%计算利息为宜。关于二被告（反诉原告）提起的反诉，一方面该反诉涉及国家税收政策，虽然原告（反诉被告）作为供应商应有提供发票的义务，但由于原告（反诉被告）与二被告（反诉原告）均为口头协议，货款是否含税无法认定。原告作为自然人，本身不具备开发票资格，被告（反诉原告）事前是明知。同时具体应缴税金额、开具发票形式和以物抵扣货款等事实存在，且被告（反诉原告）反诉涉及金额较大，应属于国家税务机关认定和调整，不属于民事受理范围。如被告（反诉原告）认为其利益受到侵害可向国家税务机关举报。另一方面，二被告（反诉原告）在本案指定期限内，未缴纳反诉费，对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一审法院不予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反诉被告）吴亚刚货款本金2667540.08元，并从2015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贷款基本利率150%计算利息，至本案执行完毕止。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的反诉。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加倍向原告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382元，保全费5000元，由二被告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被上诉人2015年10月15日书写的《开票计划》一份，内容为“2014年欠票75万，今年11月底补上，2015年顶账房款票分四次补全，春节前补上。”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上诉人提交的《开票计划》恰恰证实了被上诉人谈到的从2015年下半年被上诉人不再向上诉人供货，并开始全额要账，上诉人当时说要想拿钱必须开票。开票计划是被上诉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具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出具相关发票。二审法院也不应审理上诉人的相关上诉请求。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上诉人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诉状中将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列写为上诉人，但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未在上诉状上加盖印章，未缴纳上诉费，故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应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自2015年11月1日停止供货起，认定上诉人应自2015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贷款基本利率150%计算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提供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税务机关负责发票管理工作。发票及税收管理是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范畴，属于行政法调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调整范围，在本案中不应予以处理。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和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的反诉，并无不当。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案件受理费由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一审法院支持了被上诉人部分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对于未得到支持的诉讼请求部分相应的案件受理费，应予承担。一审判决对案件受理费的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382元，由上诉人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负担28140元，被上诉人负担7242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商品砼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823元，由上诉人天津市建筑构件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友僧
审判员 余志刚
审判员 穆庆伟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苗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