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47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兰，女，1950年12月2日生，汉族，退休教师。
委托代理人蔡丹，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煜卓，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丽娜，女，1979年11月25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朱小龙，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辉，男，1962年12月10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孙韬，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丽萍，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国兰因与被上诉人孙丽娜、徐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1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国兰的委托代理人蔡丹，被上诉人孙丽娜的委托代理人朱小龙、徐辉的委托代理人孙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孙国兰和孙丽娜系母女关系。孙丽娜和徐辉于2002年10月登记结婚，婚后双方育有一女名徐瑞涵，孙丽娜、徐辉一家于2008年10月移民澳大利亚。2010年2月孙丽娜、徐辉因感情不和而分室居住，2012年6、7月份孙丽娜向澳洲法院提出离婚申请，2012年10月4日澳洲法院作出离婚判决。徐辉于2014年3月10日至原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2004年4月21日南京金蚂蚁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蚂蚁公司）成立，股东为孙丽娜（出资45万元）、徐辉（出资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丽娜。金蚂蚁公司成立后，进行口子酒销售。2003年3月24日淮北光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北公司）成立，原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国兰（孙国兰夫妻均有出资），孙丽娜出资300万元。2004年9月8日淮北公司作出减资的股东会决议，其中孙丽娜减资250万元，根据减资决议，淮北公司退还孙丽娜股本金250万元。2006年3月28日淮北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中孙丽娜将其出资50万元转让他人，公司另吸收金蚂蚁公司投资380万元作为新股东。
2004年4月5日孙国兰向孙丽娜汇款30万元，2004年4月10日孙国兰向孙丽娜汇款20万元。2005年1月13日孙国兰向孙丽娜汇款20万元。2006年4月15日孙国兰向孙丽娜汇款30万元。
案外人高素琴分别于2009年11月3日、2010年3月22日、2012年4月10日向孙丽娜和徐辉的联名账户汇款分别为12800澳元、7950澳元、10000澳元。
2005年1月孙丽娜、徐辉以73万元价格购买南京市江宁区胜泰路88号湖滨公寓YK-30-101室房产（建筑面积233平方米，登记于孙丽娜、徐辉名下），其中孙丽娜于2005年2月向交通银行按揭贷款30万元。
2006年10月17日徐辉开具收款人为孙丽娜的一张86万元本票，当日该款进入孙丽娜账户。
2009年1月孙丽娜、徐辉将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100号6单元1202室出售，得售房款180万元。
2013年11月孙国兰以借款未还为由将孙丽娜、徐辉诉至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请求共同归还借款人民币3395476元、澳元211665.96元，并支付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的相应利息合计人民币477806.21元、澳元13079.14元，并由孙丽娜、徐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该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将案件移送原审法院。
庭审中，孙国兰提交的主要证据如下：
1、落款为“2004年4月5日”的“借款协议”（除签名外，均为电脑打印，欲证明孙丽娜向其借款50万元用于金蚂蚁公司注册）。
2、落款为“2005年1月”的字据（除签名及日期外，均为电脑打印，欲证明经孙国兰同意，金蚂蚁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又转而用于孙丽娜、徐辉支付湖滨公寓的购房款）。
3、落款为“2006年4月15日”的“借款协议”（除签名外，均为电脑打印，欲证明孙丽娜向孙国兰借款30万元，用于支付办理移民费用）。
4、落款为“2009年11月3日”的“借款证明”（除签名外，均为电脑打印，欲证明孙丽娜为在澳洲购买车辆而向孙国兰借款7950澳元）。
5、落款为“2009年11月3日”的“借款证明”（除签名外，均为电脑打印，欲证明孙丽娜为在澳洲购买商铺而向孙国兰借款12800澳元）。
6、落款为“2012年8月2日”的“证明”（除签名外，均为电脑打印，欲证明孙国兰通过案外人高素琴以汇款方式向孙丽娜三次出借分别为12800澳元、7950澳元、10000澳元）。
7、落款为“2010年12月16日”的孙丽娜写给孙国兰的一封信（除签名外，均为电脑打印，其中内容谈到孙丽娜、徐辉在经营口子酒期间向孙国兰借款217.2万元，收回的货款一部分用于购买湖滨公寓的房产，孙国兰每个月都在帮孙丽娜归还湖滨公寓房产的按揭贷款等内容）。
8、落款为“2011年11月14日”的“证明”一份（除“证明人”项下手写有“以上产品均有孙国兰到营销公司财务开票购酒”及签名外，其他均为电脑打印，欲证明孙国兰自2004年至2006年期间为孙丽娜出资购买了口子酒约6万箱，价值约217.2万元）。
9、落款为“2005年6月16日”的“借据”（除签名及日期外，均为电脑打印，欲证明孙丽娜欠孙国兰垫付的3万箱酒款108.6万元）。
10、落款为“2006年2月21日”的“借款协议”（除签名及日期外，均为电脑打印，欲证明孙丽娜欠孙国兰垫付的3万箱酒款108.6万元）。孙国兰以上述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孙丽娜、徐辉的借款事实。
11、建设银行客户回单若干，欲证明湖滨公寓房产的按揭贷款均是孙国兰偿还。
12、淮北公司的一份证明，称该公司自2006年5月变更注册资本至2008年10月9日解散，期间无任何股东分红行为。
13、落款为“2006年4月28日”的一份“借款协议”（除签名外，均为电脑打印），称金蚂蚁公司向孙国兰借款380万元，投资淮北公司。
14、2006年4月14日的中国工商银行320万元电汇凭证一张，欲证明该款就是上述380万元“借款协议”的借款。
15、孙国兰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记录（根据孙国兰打圈标识的记录相加，2004年9月至2006年3月孙国兰在该账户取现209.2万元），欲证明孙国兰在此期间为孙丽娜垫付了购酒款217.2万元。
对于孙国兰的上述证据，孙丽娜表示认可，并认可孙国兰的证明目的。徐辉对汇款凭证、交易记录认可，但对其他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孙国兰和孙丽娜系串通、伪造证据，孙丽娜、徐辉无借款需要，孙国兰、孙丽娜之间无借贷合意，只有资金流向，不能证明是借款性质。
同时，徐辉提供孙丽娜招商银行交易记录，证明孙丽娜、徐辉经营公司及进行投资，收入可观，无需借款。孙国兰和孙丽娜对该交易记录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记录是自2006年11月开始发生，是在金蚂蚁公司成立2年后的记录，金蚂蚁公司成立时及经营前期的购酒款，均是孙丽娜、徐辉向孙国兰所借。
另庭审中，孙国兰、孙丽娜称，金蚂蚁公司对淮北公司投资380万元是为了配合孙丽娜、徐辉作为小企业主移民澳洲所办理的形式上的投资，且该投资款也是金蚂蚁公司向孙国兰所借；徐辉举证的淮北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2004年9月20日孙丽娜出具的250万元退股金收条，未提供入账凭证，不能证明孙丽娜已经收取该款。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孙国兰主张孙丽娜借款事实，应就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进行充分举证。经查，一、从本案孙国兰举证的证据情况看，孙国兰提供的借贷合意证据从形式到内容上与常理多有不符；提供的书信证据也显然违背常情；提供的证言性证据，相关当事人也未出庭作证；所作的借款解释和相关的证据也有矛盾（例如关于购买湖滨公寓房产的借款问题）。二、从徐辉的证据看，孙丽娜的招商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孙丽娜有大额频繁的理财投资行为，有大额频繁的资金流动；孙丽娜、徐辉还出售了南京市草场门大街的房产得款180万元；2006年10月17日徐辉还给过孙丽娜86万元，这些证据指向孙丽娜、徐辉缺乏借款的需要。综合全案证据分析，孙国兰的证据没有达到证明程度应为“高度盖然性”的要求，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法院对孙国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孙国兰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孙国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遗漏上诉人孙国兰的部分诉讼请求，未查明本案的全部事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包括两被上诉人孙丽娜、徐辉在国内、国外生活期间两部分的借款，原审判决没有查明两被上诉人在国外期间向上诉人多次借款的事实，没有查明两被上诉人的收入来源及家庭花费情况；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存在自相矛盾。本案中，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借款事实，应就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进行充分举证。上诉人已提交了关于借款的银行汇款凭证、《借款协议》等相关证据，证明了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款项交付事实。原审法院却否定上诉人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的举证，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请的判决，显然存在逻辑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自相矛盾。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徐辉提供的证据未进行全面、客观的甄别并核实，错误地认为两被上诉人缺乏借款的需要，从而对事实作出错误的认定；3、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判决中未引用实体法律规定，即对法律关系不存在作出判决，未依法对本案全部证据进行全面、客观地查明、核实，也未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正确判决，违反法定的证据规则。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孙丽娜答辩称，被上诉人与徐辉结婚后有多笔投资，投资数额巨大，从2004年到澳洲生活期间在国内仅投资行为就是350万元人民币、澳元40万元之多。被上诉人2002年毕业之后不久就和徐辉结婚，婚后没有固定的工作，当时徐辉在报社的工作收入非常低，两人收入不可能负担这么大的支出和投资，经营活动的回收利润都非常低。与此同时，孙丽娜和徐辉日常生活支出却是非常高的，仅在国外的生活支出每月达4700澳元。综上，孙丽娜和徐辉是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去支持如此庞大的支出，因此二人在2004年到2010年期间大量地向上诉人借款，本案借款关系确实存在，借款金额也属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徐辉答辩称，孙国兰和孙丽娜是母女关系，本案就是因为两被上诉人离婚而导致的虚假诉讼，所以我方认为一审已经清楚地查明了案件事实和背景作出了公正的判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在原审法院审理的徐辉与孙丽娜离婚纠纷一案中，徐辉向原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2014）鼓民初字第13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徐辉撤回起诉。
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借款协议、借款证明、证明、信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银行流水、（2014）鼓民初字第1315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国兰与孙丽娜、徐辉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包括其他组织）之间，出借人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借款人，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民事法律行为。通常情形下，出借人只要举证证明存在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的事实，其关于借贷关系成立的主张会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本案中，出借人孙国兰与借款人孙丽娜系母女关系，即使上诉人孙国兰提交了能够证明借贷合意的借据和款项交付的银行转款记录（包括口子酒厂出具的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还需要结合其他事实来综合评判。首先，从借条的形式上来看，所有借条的形式基本一致，主体内容为打印件，主要由孙国兰和孙丽娜两人签名，没有徐辉的签名，且部分借条是孙丽娜回国后实签的。基于孙国兰和孙丽娜系母女关系，孙国兰应当除让孙丽娜在借据上签名外，还应及时让徐辉签名，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控制出借风险；其次，从孙国兰主张的第一笔借款出借时间2004年4月5日到最后一笔2012年4月10日，孙国兰陈述孙丽娜、徐辉没有归还一笔借款。借款时间长度达8年之久，借款人没有归还一笔借款，出借人还持续不断地向借款人出借款项，不具有合理性；再次，孙丽娜的招商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有大额频繁的理财投资行为，资金流动频繁、数额较大。2006年10月17日，徐辉转款86万元给孙丽娜。孙丽娜、徐辉在2009年1月，还通过出售房产获得房款180万元。以上证据证明孙丽娜、徐辉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缺乏借款必要性；最后，孙丽娜、孙国兰、金蚂蚁公司、淮北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入股、退股等经济往来。根据以上分析，上诉人孙国兰所提交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借贷关系的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孙国兰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687元，由上诉人孙国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剑飞
代理审判员 左自才
代理审判员 王长春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