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民终28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松，男，196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何连英、翁非凡，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滔，男，196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许钦，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月琴，女，1967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上诉人李成松因与被上诉人李成滔、章月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2民初3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李成松与李成滔系亲戚关系。李成滔与章月琴系夫妻关系。2006年6月7日，李成松通过银行转账汇入该公司出纳林施聪账户50万元用于支付投资款。永上公司为此开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缴款单位：李成滔；缴款项目：收到邵晓红现金投入中国上上联合会；金额：50万元”。除李成松的50万元外，以李成滔名义投资永上公司的资金共计400万元。投资期间，永上公司共有三个年度向李成滔支付了投资额10%的分红，再由李成滔按比例支付给李成松。2011年8月1日，经协商，永上公司将上述400万元投资款转为借款，并向李成滔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交款人：李成滔；交款项目：收借款；金额：400万元”。同日，李成滔向李成松出具字据，载明“借款；收到现金50万元；2011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0日利息%0.01分；经手人：李成滔”。此后，永上公司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至2013年7月30日，再由李成滔按比例支付给李成松。2014年5月6日，李成滔因与永上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4）温龙商初字第647号]，该院于2014年8月5日判决永上公司偿还李成滔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李成松在该案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陈述：“邵晓红是我老婆，我是公务员，不好出面投资，当时款项约定是投资款，这笔款项实际是我用多年积蓄投资的。但是对永上公司来说名义上是李成滔的。2011年8月1日，李成滔出具了50万元的借据给我，这笔债权现归李成滔追讨，如果要的回来按比例由李成滔偿还给我。打款之后当天去永上公司由其财务林施聪开了一张收据给我。后来永上公司生意有起色把我们的投资款转为借款。我的款项就加在李成滔里面。分红分了三次，利息有一分利息，均由李成滔收到后按比例给我。”该案生效后，李成滔申请了强制执行。2017年3月6日，李成滔收到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转交被执行人永上公司的执行款后，按比例支付给李成松51820元。
2017年3月17日，李成松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李成滔、章月琴立即偿还李成松借款50万元及利息（按月息1%从2013年8月1日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60680元，之后继续按月息1%计算到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李成滔、章月琴承担。
李成滔在原审辩称：一、李成滔不是本案债务人。李成滔与李成松系亲戚关系。李成松多次向李成滔提出要求帮助其投资，因李成松是公务员身份，不方便以自己名义投资，遂放于李成滔名下。李成松将50万元汇入永上公司出纳林施聪的银行账户，由永上公司开具一张收款收据交给李成松。故涉案50万元借款是李成松与永上公司之间债务关系。李成滔出具借据只是为了给李成松一个凭证，并非承继该债务。二、李成松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李成松主张权利所依据的借据上载明期限为2011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日，其自认利息支付至2013年7月30日，虽然其在2017年3月7日收到李成滔从永上公司处按比例取得的执行款，但并不视为对债务的确认。三、李成松享有的债权为附条件的债权。李成松在李成滔起诉永上公司的（2014）温龙商初字第647号一案庭审中明确表示“这笔钱（即本案50万元）现在归李成滔追讨，如果要的回来按比例偿还给我。”可见，还款的来源系李成滔从永上公司处获得的执行款。
章月琴在原审辩称：同意李成滔的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成滔是否为借款人。从李成松在（2014）温龙商初字第647号案件中出庭作证的证言，可以反映涉案款项支付当时的性质是投资款，后转为永上公司的借款，李成滔向永上公司主张权利的400万元借款中包含了李成松当时支付的投资款50万元，该部分款项的实际出借人应为李成松。从利息、分红的支付方式可以反映均是李成滔在收到永上公司支付的分红、利息、执行款后，再按比例支付给李成松，换言之，永上公司的还款是前提，李成松所收取的分红、利息均是来源于永上公司，而非李成滔的自有资金。李成滔于2011年8月1日出具给李成松的字据与民间借贷关系中按照一般交易习惯所出具的借据亦存在差异，落款处载明为“经手人”。综上，李成滔向李成松出具字据的行为应视为是对永上公司400万元借款中包含的李成松债权部分的确认，并不足以证明李成松与李成滔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而且李成松在出庭作证时也明确表示“如果要的回来按比例由李成滔偿还给我”。故现李成松要求李成滔、章月琴立即偿还借款，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7年6月16日判决：驳回李成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07元，减半收取5203.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由李成松负担。
上诉人李成松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真正的事实证明李成滔、章月琴是债务人。1、2011年8月1日，李成滔取得永上公司400万元债权凭证后，同日给李成松立50万借据。借据以“借款”为抬头，具体载明了本金金额、利率等意思表示，表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2、2014年5月6日，李成滔向永上公司提起400万元诉讼，完全将自己作为400万元的债权人。400万元中包含李成松的50万元，只将李成松作为证人。证明了李成滔没有将李成松作为永上公司的债权人，而由自己承担李成松50万元的还款责任。3、400万元借贷，法院通过审理，最终判决由永上公司归还李成滔，这就成了李成滔欠李成松50万元债务。同时也证明了李成松与永上公司没有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4、2006年6月7日，李成滔指示李成松向永上公司交付50万元，但永上公司向李成滔出具收据，表明是李成滔款项。从那时起，李成松的50万元利息都是李成滔直接支付给李成松，至于永上公司以什么时间、方式支付李成滔利息，李成松都不知道。5、至于400万元案件审理中，李成松的证人证言“如果要的回来按比例由李成滔偿还给我”，还是说明李成滔为李成松的债务人。因此，李成松与李成滔之间始终存在明确的借款合意和履行关系，与永上公司没有借款合意和履行关系。二、原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在已经生效的（2014）温龙商初字第647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页“原告（即李成滔）诉称：李成滔2005年出借100万元给永上集团，2006年初又出借了300万元，共计出借款项400万元，后经双方协商，被告（永上集团）提议将李成滔借款转为投资款。”第二、三页“李成滔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2、被告公司股东所占股额比例表，证明李成滔400万元借款已由永上集团接收……；3、收款收据、领款凭证，证明永上集团尚欠李成滔400万元……；5、……证明证人李成松根据李成滔指示，于2006年6月7日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将50万元汇入永上公司指定的出纳林施聪建行账户”以上内容可知，李成松通过遵照李成滔的指示，向李成滔交付了借款50万元，李成滔亦承认该50万元之于永上公司的债权人为自己。原审认定“2006年6月7日，李成松通过银行转账汇入永上公司出纳林施聪账户50万元用于支付投资款”，认定“永上公司400万元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李成松”，认为李成滔出具借条的原因是对李成滔出借给永上公司400万元借款中包含李成松50万元债权部分的一种确认，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与李成滔在（2014）温龙商初字第647号案件中诉称的事实及证明对象均相左，与已生效该案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亦相矛盾。三、以公平原则保护李成松的合法权益。400万元的民间借贷一案经判决生效，债权人为李成滔，证实了永上公司与李成松没有债权债务关系。那李成松的50万元借款只能由李成滔还，而不是永上公司。从2006年6月7日李成松按李成滔指示给永上公司汇款50万元，该款立即被永上公司转为李成滔的款项；2011年8月李成滔亲自给李成松立借款条；2014年5月李成滔以400万元债权人身份起诉永上公司。前后8年多都是李成滔在行使400万元债权人权利，其中50万元应当属于李成滔欠李成松的债务。原审法院认定李成滔不是债务人，势必会导致李成松债权落空，最终无处主张。在二审审理期间，李成松补充上诉意见认为：原审中我方提交的证据2006年2月7日的收款收据载明交款项目是投入中国上上联合会，是由上海上上不锈钢有限公司和永上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联合变为中国上上联合会，上海上上不锈钢有限公司负责人是季学文，永上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是张洪庆。李成松当时是因为上上不锈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季学文的关系投入上上联合会。后来两公司分开，而李成滔在公司分立李成松不知情的情况下，隐瞒李成松把该投资归入张洪庆名下，并且以自己为出借人，由永上公司出具400万元借条。2011年8月1日李成滔向李成松出具借条的时候，李成松才知道公司已经分开，李成滔向李成松承诺，不管公司发生何事都由李成滔承担责任，并且让李成松放心。当时该借条出具的时候是李成滔隐瞒公司情况擅自归入张洪庆名下，向李成松出具借条，承诺向李成松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请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请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李成滔二审中答辩称：一、李成滔并非涉案款项的债务人。李成松以李成滔名义投资浙江永上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50万元投资款由李成松直接汇入永上公司出纳林施聪卡中，并收取了永上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收款收据的内容明确为收到邵晓红（李成松妻子）投资款50万元。而后，因永上公司效益问题，上述款项转为借款，永上公司向李成滔出具400万元借据（其中包括李成松的50万元），为明确该400万中包含李成松的50万债权。李成滔在拿到永上公司借条当日，应李成松要求以经手人的名义向李成松出具了一份借款凭据。因永上公司出具的借条指向的名义上的债权人为李成滔，故李成滔于2014年向龙湾区人民法院主张400万元的债权。但是该诉讼行为既不是债务的加入亦不是债务的转移，仅仅是代李成松主张权利。李成松在该诉讼中亦表明“这笔钱现在归李成滔（被上诉人）追讨，如果要的回来按比例由李成滔（被上诉人）偿还给我……后来永上公司生意有起色把我们的投资款转为借款，我的款项就加在李成滔里面”。所以涉案款项的债务人并未从永上公司转变为李成滔。涉案款项的债务人是永上公司。李成松的投资款是直接投入永上公司的，虽然股份是挂名在李成滔名下，但不能否认李成松作为投资者的身份，投资的对象并非是李成滔，而是永上公司。永上公司对李成松的投资身份也是明知的，永上公司明知投资款是来源于李成松的妻子邵晓红，并向李成松出具了收款收据。二、即使李成滔是债务人，款项的偿还亦未要满足条件。李成松与李成滔均明确“如果要的回来按比例由李成滔偿还给我”。因此，永上公司还款是李成松得到款项的前提。该表述除可以进一步证明李成滔的经手人身份以及李成松与永上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之外也可以证明无论李成滔是不是债务人，李成松都要举证证明永上公司进行了还款且李成滔未转付给李成松。显然，本案中，该条件并未成就。三、原审判决的认定不存在任何错误。李成松称在（2014）温龙商初字第647号案件中李成滔诉称的事实及部分证据证明对象与原审认定矛盾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在该案的庭审过程中，李成滔与李成松对李成松以李成滔名义投资，后投资转为借款、李成松的款项加在李成滔款项中等事实表示了明确地一致意见，而（2014）温龙商初字第647号案件法院认定部分仅认定了李成滔与水上公司之间的债权关系，并未否认或否定李成滔的债权中包含李成松的50万元，并不影响原审法院做出相关的事实认定。故该生效裁判文书与本案原审的认定不存在矛盾和冲突。四、李成松的权益并未得到侵害。虽然李成滔在（2014）温龙商初字第647号案件中代李成松主张权利，但是李成滔在获得款项之后均按比例转给了李成松。如李成滔未按条件转款或者李成松需要向永上公司主张权利均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李成松所谓的债权落空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五、李成松代理人的陈述不是事实，李成松称2006年投入上上联合会，当时上上联合会营业执照并未办理，所以实际上就是投入永上公司，李成松与季学文也是认识的，季学文称是该50万元靠在李成滔旁边，李成松也称是不能显露名字的，因为李成松是公务员不方便。综上，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章月琴二审中答辩称：款项确实是打给永上公司的，永上公司的分红打给我后，我马上打给李成松，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成松与李成滔、章月琴之间是否存在涉案款项为50万元的借贷关系。首先，李成松在李成滔诉永上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4）温龙商初字第647号]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已明确陈述涉案款项原先系投资款，后转为永上公司的借款，对永上公司来说名义上是李成滔的，该笔债权现归李成滔追讨，如果要的回来按比例由李成滔偿还给李成松。其次，李成松因涉案款项所收取的分红、利息来源永上公司，由李成滔收到后按比例支付给李成松，该事实李成松在（2014）温龙商初字第647号案件中已有陈述，同时李成滔收到原审法院转交永上公司的执行款后亦按比例支付给李成松相应的款项。最后，李成滔虽向李成松出具名为“借款”的字据，但该字据落款处载明“经手人：李成滔”，与民间借贷关系中对应的“借款人”等不相符，亦不符合民间借贷关系中按交易习惯出具借据的一般形式。综上，李成松主张李成滔、章月琴系涉案款项的债务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缺乏依据，且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李成松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7元，由上诉人李成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林华
审 判 员 罗奇豪
审 判 员 郑建文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代书记员 郑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