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70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国泰千鑫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龙岗路51号院7号楼2层7021室。
法定代表人吴明坤，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杜海龙，北京智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方泉，北京智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友弦相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8号楼7层702号。
法定代表人杨璟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卫东，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璟春，男，1966年4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友弦相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枣营北里34号楼4层。
委托代理人赵卫东，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薇，女，197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宣武区广义路*号楼1门***室。
委托代理人赵卫东，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国泰千鑫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友弦相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原北京古典创新音乐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友弦公司）、被上诉人杨璟春、被上诉人王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10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法官刘海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杜海龙、李方泉，被上诉人友弦公司、杨璟春、王薇的委托代理人赵卫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
国泰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12年2月28日，国泰公司与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共同签订一份增资扩股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友弦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0万元增加到150万元，其中87万元由国泰公司在符合协议规定的交割前提下，按约定以货币形式进行认购。同时，上述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其中首付款为28万元，国泰公司已于2011年5月付清。上述协议签订后，国泰公司先后将45万元增资款打入友弦公司指定的第三人账户。同时，国泰公司参与了友弦公司主办的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经营管理，在人力、财力方面投入了10余万元。后王薇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其未授权杨璟春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为由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此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29日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128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增资扩股协议无效。增资扩股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就增资款的返还及利息等损失赔偿问题，国泰公司与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未能协商一致。国泰公司认为，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之间对于增资扩股协议被确认无效的后果均存在过错。现友弦公司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连带向国泰公司返还增资款73万元及相应利息（其中28万元自2011年5月20日起计算；20万元自2012年3月1日起计算；5万元自2012年3月30日起计算；15万元自2012年5月30日起计算；5万元自2012年7月26日计算；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连带向国泰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21899元。
友弦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第一，友弦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国泰公司虽以股权转让纠纷提起诉讼，但股权转让纠纷应以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和受让方为当事人，而友弦公司不是股权转让的任何一方，故该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第二，友弦公司虽与国泰公司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但是该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友弦公司至今没有收到国泰公司任何增资款项。虽然上述协议中约定，国泰公司将2011年5月对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投资款变为对友弦公司的增资款，但该笔款项至签订上述协议时已经不存在，国泰公司对此部分并没有出资，而后期的59万元也没有支付。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增资款应由国泰公司分期付至友弦公司的银行账户，但至今友弦公司没有收到任何一笔增资款。因此，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履行上述协议，国泰公司向友弦公司主张返还增资款没有事实依据。第三，关于国泰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其中具体主张的损失性质和内容均不明确，故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请求构成要件。
杨璟春与王薇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第一，杨璟春与王薇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案并非股权转让纠纷，杨璟春与王薇也并没有向国泰公司转让股权，双方之间不存在转让股权的事实。第二，国泰公司要求杨璟春与王薇返还增资款缺乏事实依据，杨璟春与王薇没有得到国泰公司的任何一笔增资款。第三，国泰公司所主张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不是明确具体的，且杨璟春与王薇对国泰公司的投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第四，国泰公司所主张的73万元款项，实际是国泰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投资款，该笔款项分别于2011年、2012年汇入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民生银行北京安定门支行的账户。其中，2011年5月20日的汇款系投资款，增资扩股协议签订后陆续汇入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账户的45万元系借款，而非汇入友弦公司银行账户的增资款。第五，国泰公司自2011年5月开始参与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经营，至2011年10月完全接管该学校，友弦公司失去了对该学校的经营权。从国泰公司委派的校长张铭于2012年7月发给友弦公司总经理洪婵娟的邮件中可以看出，国泰公司自2011年10月就接管了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至2012年7月该学校每个月的亏损数额都在10万元。由于国泰公司不善于经营，造成经营成本扩大，仅该公司委派的三个人员即校长、财务总监和主任一年的工资就有46万元。根据2012年的审计报告显示，国泰公司经营期间的亏损数额达到107万元。因此，国泰公司将自身的投资经营损失视为对友弦公司的增资款，并要求杨璟春与王薇返还，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7月17日，友弦公司依法注册成立。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5842717）记载，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万元，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8号楼7层702号。根据友弦公司章程记载，该公司股东的姓名、出资额及出资方式分别为：股东杨璟春以货币方式出资5万元；股东王薇以货币方式出资5万元。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有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公司的营业期限15年，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2009年10月13日，国泰公司依法注册成立。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12321212）记载，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龙岗路51号院7号楼二层7021室。2011年5月20日，国泰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账户（账号：×××，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门支行）内汇入款项28万元，相应银行业务回单中注明的用途为投资。2012年2月28日，杨璟春分别以其个人及王薇代理人的名义，与国泰公司、友弦公司共同签订一份增资扩股协议。根据协议约定，杨璟春按一元受让王薇所持有的友弦公司50%的股东权益。受让后杨璟春持有友弦公司100%的股东权益，注册资本出资额为10万元。国泰公司与杨璟春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从10万元增加到150万元，其中87万元增资额由国泰公司在符合协议规定的交割的前提下，按约定以货币形式进行认购；另由杨璟春以知识产权（专利“自然发声法”和著作权“《自然声乐教学法》”）和自身技术等以技术出资形式作价53万元进行认购，本协议签订后杨璟春尽快办理技术评估作价。在协议规定的所有交割条件均满足的前提下，增资额应由投资者分期缴付至友弦公司的银行账户：（a）首付款28万元，已于2011年5月支付至友弦公司指定的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账户名下；（b）余额59万元，于公司增资后的新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二个月内缴付。各方同意，通过认缴增资额，投资者将取得增资后其在友弦公司中应占的股权，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股东杨璟春注册资本出资额63万元，股权比例为42%；股东国泰公司注册资本出资额87万元，股权比例为58%。本协议构成各方之间就本协议标的达成的完整协议，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的所有讨论、谈判及协议。本协议应在经各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上述协议落款处，有杨璟春个人及其作为王薇代理人的签名字样，并分别加盖有国泰公司与友弦公司的印章。
2012年3月1日，国泰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账户（账号：×××，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门支行）内汇入款项20万元，相应银行业务回单中注明的用途为借款。同年3月30日，国泰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账户（账号：×××，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门支行）内汇入款项5万元，相应银行业务回单中注明的用途为借款。同年5月23日，国泰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账户（账号：×××，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门支行）内汇入款项15万元，相应银行业务回单中注明的用途为借款。同年7月26日，国泰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账户（账号：×××，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门支行）内汇入款项5万元，相应银行业务回单中注明的用途为借款。
2013年1月2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王薇与杨璟春、友弦公司及国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1288号民事判决。根据判决书记载，杨璟春以王薇名义所签涉诉增资扩股协议中涉及杨璟春受让王薇所持友弦公司股权，以及国泰公司与杨璟春共同向友弦公司进行增资的主要条款，均非王薇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且亦无理由认定友弦公司对此存在合理信赖。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相关规定，订约人所签订的合同应为当事人自身真实意思表示的载体，如订约人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则所签订协议的效力也将因此受到影响。结合涉诉增资扩股协议的整体内容分析，上述主要协议条款存在的意思表示瑕疵，已足以导致涉诉增资扩股协议的无效。因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杨璟春、友弦公司及国泰公司于2012年2月28日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无效。
2014年2月1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诉人（原审原告）国泰公司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01900号民事裁定。根据裁定书记载，国泰公司提交借据及借款单证明45万元为借款，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对此予以否认并提交《增资扩股协议》及北京市诚辉律师事务所向杨璟春、友弦公司出具的律师函证明涉案款项是增资款。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该律师函系北京市诚辉律师事务所受国泰公司委托出具，且出具的时间晚于借据及借款单的时间，同时，结合《增资扩股协议》的内容等可以认定国泰公司给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45万元属于增资款。现国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并无不当，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对国泰公司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律师函中关于45万元属于增资款的陈述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不予采信。此裁定为终审裁定。
诉讼中，国泰公司称，国泰公司系根据友弦公司的要求，将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对该公司的增资款项汇入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银行账户，故国泰公司对增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是，友弦公司目前并未办理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国泰公司也没有被登记为友弦公司的股东。对此，友弦公司则表示不予认可，并称国泰公司于2011年5月决定对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进行投资，并将首笔投资款28万元汇入该学校，后续汇入的各笔款项均系对该学校的投资款，而非对友弦公司的增资款。此外，友弦公司称，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系由该公司所创办的社团法人，且国泰公司已于2012年12月份退出对该学校的运营管理。
诉讼中，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共同向该院分别提交了国泰公司总经理洪婵娟于2012年4月22日发给杨璟春的电子邮件内容打印件，其邮件内容中包括：“变更一直进行不顺利，现评估无法进行，代办公司告知：注册资金可两年内到齐。我公司部分资金4月初就开好支票无法入资，现请您确认您这部分怎么处理？这不解决ICP又受影响！！增资到位也能暂时保证学校运营资本需求”。上述证据用于证明国泰公司所投资款项实际系用于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运营，而非用于对友弦公司的增资。对此，国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此外，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还共同向该院提交一份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校长张铭于2012年7月13日发给杨璟春及洪婵娟的电子邮件内容打印件，其内容包括：“目前中音已经运营了10个月，招生和收入稳定，团队人员充分且冗余，但利润率低，月亏损在10万左右，根据之前运营的数据，分析此类项目盈利模式，做了后期项目发展计划，请两位参考并迅速决策”。同时，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另共同向该院提交了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2012年度审计报告［（2014）第0093号］，根据报告内容记载，该学校2012年期初净资产合计509700.7元，该年净资产增加-1980993.47元，期末净资产合计-1071292.77元。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提交上述两份证据，均用于证明国泰公司将相应款项实际投入学校运营后，该学校持续处于亏损状态。对此，国泰公司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主张运营亏损的发生并非由该公司的原因所致。
诉讼中，国泰公司分别向该院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30日的收据，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30日的收条，以及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9月5日的收条。其中，根据2011年7月30日的收据记载，北京古典创新音乐艺术中心今收到国泰公司转让的以下物品：茶几、双人沙发、单人沙发、液晶电视、电脑主机、液晶显示器、打印机、铁皮柜，转让物品总价为16710元，该收据加盖有北京古典创新音乐艺术中心的印章。根据2012年8月30日的收条记载，北京古典创新音乐艺术中心今收到国泰公司转让的以下物品：工位、办公椅、老板椅、老板桌、展示柜、书柜、保险柜、三层小柜子、黑色双人沙发、红木双开门书柜、三层推拉文件柜、三开门衣柜、白色双开门木柜、大老板台、真皮沙发、实木棕色茶几、办公椅、电脑桌，转让物品总价为48364元，该收条加盖有北京古典创新音乐艺术中心的印章。根据2012年9月5日的收条记载，友弦公司今收到国泰公司转让的以下物品：打印机、复印机、一体机、办公椅、更衣柜、文件柜、饰品项链、文件夹、人事档案袋、验钞机、点钞机，转让物品总价为56835元，该收条加盖有友弦公司的印章。国泰公司提交上述三份证据，均用于证明国泰公司为友弦公司所支出办公物品费用的损失情况。对于上述证据材料，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对2011年7月30日的收据与2012年8月30日的收条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2012年9月5日的收条的真实性虽予以认可，但主张该收条系形成于国泰公司实际控制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期间，故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诉讼中，国泰公司另向该院分别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同为2011年7月30日的收据，一份落款时间同为2012年8月30日的收据，以及一份落款时间同为2012年9月5日的收条，此三份证据记载的国泰公司所交付物品的内容，与上述三份落款时间相同的收条、收据的记载内容完全一致，但其中并未记载有物品的价值情况，而此三份证据又均系加盖有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印章。对于此三份证据，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主张其记载内容与上述三份落款时间相同的收条、收据相互矛盾，因为对于相同物品的接收单位明显并不一致。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中，根据该院生效判决的认定，国泰公司与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应属无效。因此，国泰公司要求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返还该公司所给付的相应款项。对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国泰公司所诉请上述款项的具体性质问题。其中，国泰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的性质系友弦公司增资款，友弦公司及杨璟春、王薇则均主张其性质为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投资款。围绕当事人的上述争议焦点，该院分别进行如下评述。
第一，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内容，国泰公司负责向友弦公司缴纳增资款，并于增资完成后成为该公司的新股东。同时，国泰公司对约定增资款的具体缴纳方式为，部分款项由国泰公司以该协议签订前向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付款转增，其余款项由国泰公司于友弦公司增资后的新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二个月内分期缴付至国泰公司的银行账户。然而，从国泰公司提交的银行交易凭证来看，该公司于增资扩股协议签订之后，虽陆续向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银行账户内汇入数笔款项，但并未向友弦公司直接支付任何款项。由此可见，国泰公司的前述行为内容，与增资扩股协议中所约定的增资款缴纳方式并不相符。对此，国泰公司主张系按照友弦公司的要求将约定增资款项付至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银行账户，但友弦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国泰公司也并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此种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国泰公司应就上述诉讼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二，根据友弦公司的自认，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系该公司所创办的社团法人，按照民法原理，法人享有独立的财产所有权，故不同法人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应属相互独立。同时，根据公司法原理，股东履行增资义务的对象应为公司法人本身。现国泰公司虽签订有增资扩股协议，并依约享有对友弦公司进行增资的相关权利与义务，但该公司并未将相应款项实际付至友弦公司，而该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付款行为，既不符合增资扩股协议所约定的增资义务履行方式，也无法产生对国泰公司进行增资的法律效果。因此，该院认为，在没有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并无法将国泰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付款行为，直接理解为该公司对增资扩股协议的履行结果。
第三，国泰公司将相应款项实际汇入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银行账户后，结合友弦公司所提交电子邮件的内容分析，国泰公司开始与杨璟春等共同参与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运营管理，且国泰公司所付之款项亦实际用于该学校的各方面运营支出。除此之外，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国泰公司在给付上述款项之后，实际参与了友弦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亦无证据显示友弦公司本身开展了与公司增资有关的任何活动。增资扩股协议中所约定的其他有关友弦公司增资后的权利义务内容，均未在协议各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得以履行，包括但不限于国泰公司于增资后取得友弦公司相应股东资格的内容等。
第四，根据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裁定的认定，友弦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所付款项并非借款，而属于增资款。对此，该院认为，关于国泰公司所付款项属于增资款的情形，系该公司对款项性质的单方陈述，且上述裁定旨在通过国泰公司的该陈述内容，否定该公司在另案中关于借款关系的诉讼主张。此外，即便在另案诉讼中，国泰公司亦将该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所付款项主张为借款，而并未作为该公司对友弦公司的增资款提出任何主张。与此同时，结合本案中的前述三方面情形，该院认为，仅凭民事裁定中的上述相关内容，并不足以认定国泰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付款行为，属于该公司对增资扩股协议的履行结果。
第五，如上所述，在增资扩股协议签订前后，国泰公司虽存在向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的付款行为，但由于该行为与增资扩股协议本身的约定内容并不相符，故并无法将其认定为增资扩股协议的履行结果。此种情况下，即便增资扩股协议被该院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亦无法发生由该协议其他当事人向国泰公司返还相应款项的法律后果。同理，国泰公司虽要求增资扩股协议的其他当事人，基于该协议无效的后果向该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但仅从国泰公司向该院提交的数份记载内容相互矛盾的物品收据与收条来看，并不足以认定其与增资扩股协议的履行存在直接关联。因此，国泰公司对该公司所付款项与所主张经济损失的诉求，应当通过其他有充分证据佐证的请求权基础提出。
结合以上各方面内容，国泰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内容，应属证据不足，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
国泰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国泰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间接取得友弦公司全资控制的中音学校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这是国泰公司进行合作的本意和初衷。二、一审法院对于国泰公司诉请的款项性质认定有误。《增资扩股协议》明确确认增资款的首付款28万元已于2011年5月支付至公司指定的中音学校帐户名下。由此可以证明双方合意确定的增资款汇入帐户为友弦公司指定的中音学校帐户，此后双方就增资款的汇入帐户问题也未进行过变更，故国泰公司汇入中音学校帐户的资金为增资款，国泰公司的付款行为也与《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内容相符。三、根据当初各方的合作本意，国泰公司参与中音学校经营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友弦公司是否开展与公司增资有关的行为，不影响国泰公司增资款性质，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中约定的增资后的权利义务，协议各方均未履行错误。一审法院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裁定书中认定的本案诉争款项的性质属于增资款的内容评述为该情形系国泰公司对款项性质的单方陈述也是错误的。综上，国泰公司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友弦公司、杨璟春、王薇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国泰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共同答辩称：《增资扩股协议》虽然签订，但并未实际履行。国泰公司是向中音学校进行投资，28万元及45万元均为投资款而非增资款，中音学校的财务总监及经理也均为国泰公司委派，国泰公司从中音学校退出时，财务审计中音学校共亏损128万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288号民事判决中，法院查明事实部分载明：国泰公司称，该公司目前已实际向友弦公司进行了增资。对此，杨璟春及友弦公司均表示认可，并称国泰公司的增资款项已经实际用于友弦公司的经营管理。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尚有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国泰公司是否已向友弦公司交付了73万元增资款。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在《增资扩股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在协议规定的所有交割条件均满足的前提下，增资额应由投资者分期缴付至友弦公司的银行账户：（a）首付款28万元，已于2011年5月支付至友弦公司指定的北京市朝阳区中音艺术培训学校账户名下……”另一方面，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海民初字第1288号民事判决书，已载明“国泰公司称，该公司目前已实际向友弦公司进行了增资。对此，杨璟春及友弦公司均表示认可，并称国泰公司的增资款项已经实际用于友弦公司的经营管理”。综合考虑以上情形，应当认定国泰公司已向友弦公司交付了增资款。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在进一步查明当事人的过错和损失的基础上，作出相应裁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10680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邹 明 宇
审 判 员 黄 占 山
代理审判员 刘 海 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昕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