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苏中商终字第010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翁惠春。委托代理人朱雷，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俞国荣。委托代理人王赬，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翁惠春因与被上诉人俞国荣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4）吴江商初字第1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俞国荣一审诉称：俞国荣系吴江市国医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医药公司）隐名股东，出资8.8万元。2013年11月7日，俞国荣、翁惠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翁惠春以俞国荣实际出资价格的十倍受让俞国荣所持有的国医药公司的股权。该协议第5.1.3条就翁惠春违约责任作出约定，即“若受让方支付转让款迟延，应就其迟延支付的违约行为按日承担未对应转让价款总额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俞国荣已将股权转移至翁惠春名下，但翁惠春至今仍未向俞国荣支付股权转让款，已经构成违约。现俞国荣起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翁惠春支付俞国荣股权转让款88万元，并支付俞国荣违约金（暂计至2014年7月15日为6.336万元，主张至实际履行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翁惠春负担。翁惠春一审答辩并反诉称：国医药公司系由吴江市医药公司改制而来，截止2011年，国医药公司实际出资人有143人之多，这143人均为公司职工。公司部分职工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志杰多有宿怨，一直通过不同渠道告发王志杰各种涉嫌犯罪问题。2011年7月，王志杰因涉嫌贪污被逮捕，公司被税务机关追加处罚3000多万元，职工人心浮动，公司经营状况江河日下，面临倒闭。2013年6月，国医药公司管理层四处寻求资金参与股权重组，希望扭转公司即将倒闭的命运，翁惠春因此与国医药公司大股东及管理层开始了密切接触。截止2013年6月25日，国医药公司的基本状况是注册资本1043.78万元，股东实际出资1258.5万元，在职职工约300人。经过反复测算，公司大股东认为投资方在注册资本基础上溢价十倍收购全部股权，是比较合理的。2013年9、10月，翁惠春本着尽快稳定企业，注入资金解决日益严重的供应商断供问题，多次主动联系未出让股权的股东，商谈公司治理及继续受让的意愿。截止2013年10月底，公司职工不愿意出让股权的股东仅剩9人，具体为：俞国荣、邹洪义、沈玲、吴志强、叶建英、沈建华、王健、翁天祥、钱国华。基于股东身份无法确定，股东斗争持续，股权重组无法完成，企业陷于生死存亡的现实困境，万般无奈，翁惠春接受了俞国荣的胁迫和敲诈，于2013年11月7日15点23分51秒通过其外甥郑家洪的个人账户向俞国荣支付了补偿款4598000元，俞国荣收到该款项后，于同日15时30分与翁惠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于15时58分签署一份由俞国荣这一方起草的《关于出让方俞国荣和受让方翁惠春﹤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基于上述事实，就双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翁惠春因此而进行的支付行为，翁惠春认为依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由于翁惠春在订立补充协议时受到胁迫，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翁惠春一审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撤销俞国荣与翁惠春签订的补充协议；2、确认翁惠春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俞国荣股权转让款88万元；3、俞国荣在扣除88万元股权转让款后，返还翁惠春补偿款371.8万元；4、本案反诉费用由俞国荣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国医药公司系由原国有企业吴江市医药总公司改制而来，成立于2000年6月27日。国医药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043.8万元，包括俞国荣在内的诸多职工参加了改制，截止2011年，国医药公司股东名册显示股东人数143人，俞国荣实际出资额8.8万元，在股东名册中编号为104，国医药公司将该股东名册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备案。2013年11月7日，俞国荣作为出让方，翁惠春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编号为104），约定：出让方作为隐名股东，对公司享有8.8万元实际出资，向受让方转让其全部出资相应的全部权利；购买价格为实际出资额的十倍，协议生效后一周内受让方通过其自有账号或指令第三方通过银行转账向出让方个人合法账户支付除出让方依法应缴税款外的全部转让款；若受让方支付转让款迟延，应就其迟延支付的违约行为按日承担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同时，俞国荣作为出让方，翁惠春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除编号为104的10倍《股权转让协议》外，受让方考虑到出让方的实际经济损失，自愿另行补偿出让方4598000元；此补偿款为出让方净得的款项，与此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等全部税费由受让方承担，如出让方先行支付相关税费的，支付完毕后出让方有权向受让方追偿；受让方付清全部补偿款后，出让方与受让方签订编号为104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本补充协议，即时生效。该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7日15时30分。协议左上角有“收到补偿费459800元沈建华”“收到补偿费459800元王健”字样。同日，俞国荣在国医药公司的股东决议上签字，决议涉及到俞国荣的主要内容如下：同意公司俞国荣等七名实际出资人向股东外第三人翁惠春出让其各自全部出资31.9万元，具体为：俞国荣出让全部实际出资8.8万元；邹洪义出让全部实际出资11万元；吴志强出让全部实际出资6.6万元；沈建华出让实际全部出资1.1万元；王健出让全部实际出资1.1万元；翁天祥出让全部实际出资1.1万元；叶建英出让全部实际出资2.2万元；出让完成后，公司实际出资结构调整为翁惠春出资1115.5万元，占88.64%，基于历史原因所产生的登记注册资本1043.8万元与公司实际缴纳出资1258.5万元产生的差额，由新股东翁惠春通过增资214.7万元形式调整。决议落款处签字人员除俞国荣外，还有夏小虎、王志杰、邹洪义、吴志强、沈建华、王健、翁天祥、叶建英、沈玲、翁惠春、黄鹰签字。原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11月7日，翁惠春通过第三人郑家洪向俞国荣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人民币4598000元，2013年11月8日，俞国荣分别向王健、沈建华转账支付了人民币459800元。以上事实，由俞国荣一审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东会决议、向王健以及沈建华汇款的转账凭条，翁惠春一审提供的向俞国荣汇款的银行卡客户查询明细，俞国荣、翁惠春的一审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一、补充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的事由？翁惠春一审认为：补充协议显失公平，应当予以撤销。2013年6月，国医药公司管理层四处寻求资金参与股权重组，希望扭转公司即将倒闭的命运，翁惠春因此与国医药公司大股东及管理层开始了密切接触。经过反复测算，国医药公司大股东认为投资方在注册资本基础上溢价十倍收购全部股权，是比较合理的。2013年9、10月，翁惠春本着尽快稳定企业，注入资金解决日益严重的供货商断供问题，多次主动联系未出让股权的股东，商谈公司治理及继续受让的意愿。截止2013年10月底，公司职工不愿意出让股权的股东仅剩9人，具体为：俞国荣、邹洪义、沈玲、吴志强、叶建英、沈建华、王健、翁天祥、钱国华。俞国荣利用国医药公司需要股权重组以拯救企业的困难处境，滥用其股东地位，漫天要价，迫使翁惠春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了显失公平的补充协议。具体理由如下：一、俞国荣对国医药公司出资8.8万元，在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十倍价格转让外，另约定补偿459.8万元，五十倍的转让价格，已经完全超出了股权的公允价值，在十倍之外进行巨额补偿，订立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其利益的失衡达到了显著的程度；二、俞国荣在主观上具有敲诈的故意。针对公司需要股权重组以拯救企业，其滥用股东地位，拒绝显名，漫天要价，迫使翁惠春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三、补充协议的生效及履行，导致翁惠春一方利益严重失衡，并且这种利益的失衡与俞国荣的主观恶意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为证明其主张，翁惠春一审提供了个人电子转账凭证一份，显示：汇款人郑家洪，收款人俞国荣；汇款金额4598000元；摘要一栏为股权转让款；交易时间2013年11月7日15时23分51秒，用以证明俞国荣是在收到上述款项后，才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股东决议。俞国荣一审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俞国荣一审认为：补充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格合情、合理、合法，并未显失公平。最关键的是，《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同时签订的，两者一并代表了翁惠春以出资额50倍的价格收购俞国荣、王健、沈建华三人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两者共生共灭，不可分裂。本案有两个特殊情况：1、翁惠春是国医药公司股东外第三人，依法本来就必须要付出比原有股东愿意出的更高的价格，才能顺利收购股份；2、本案交易的是股权，不是其他物品。股权的价格本来就是可以溢价收购，国医药公司的整体资产状况非常不错，且医药行业的利润是相当高的，公司前景更被人看好，翁惠春收购夏小虎1%的股份，价格是377.55万元（原始出资1258.5万／100＊30倍=377.55万），依法进行的公告程序表明收购价格是30倍，故本案股权转让价格为出资额的50倍，合情、合理、合法。翁惠春与俞国荣、王健、沈建华相比，拥有经验与绝对优势。翁惠春在收购完毕后，到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其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司股东一年多时间，公司也进行了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1258.5万元变更为12585万元。为了证明其主张，俞国荣一审除了提供《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东决议等证据外，又提供了以下证据：1、王健、沈建华的证人证言。俞国荣申请王健、沈建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二人证言主要内容如下：王健、沈建华是国医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分别为1.1万元，当时翁惠春多次找到证人王健、沈建华，想收购股权，王健、沈建华提出以70倍价格转让，翁惠春提出以30倍价格收购，最后双方一致同意以50倍价格转让。2013年11月7日，王健、沈建华、俞国荣与翁惠春协商好，除了10倍《股权转让协议》外，另行签订补偿款为出资额40倍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由俞国荣出面签订，王健、沈建华的补偿款也计算在内，同日，翁惠春将补偿款4598000元打入俞国荣银行卡账户后，王健、沈建华分别与翁惠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11月8日，俞国荣将补充协议上约定的补偿款459800元分别打入王健、沈建华的银行卡账户。2013年11月22日，翁惠春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金额为出资额10倍的股权转让款90200元（已扣除税收19800元）分别打入王健、沈建华的银行账户。2、股权转让及优先权行使告知书。告知书主要内容如下：本人拟将持有的国医药公司1%的股权，转让给公司股东外的第三方自然人翁惠春先生，转让价格为377.55万元，合同生效后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现依法在公司内进行告知，如有股东对此出让提出异议，提出异议的股东依照上述条件收购本人拟出售的1%股权。落款处为股东夏小虎。翁惠春一审对于证人证言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夏小虎并未将1%的股权转让给翁惠春，对此俞国荣是明知的。原审法院认为：对于翁惠春向俞国荣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4598000元后，俞国荣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股东会决议的事实，俞国荣与翁惠春对此陈述一致，且有证人王健、沈建华的证言可以佐证，对于该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翁惠春请求撤销补充协议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补充协议显失公平。所谓合同的显失公平是指合同一方利用自身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等情形，在与对方签订合同中设定明显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条款，致使双方的客观利益严重失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也就是说，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包括主客观两方面：主观要件，一方具有利用己方优势或对方无经验的故意；客观要件，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首先，本案转让的标的物系股权，股权转让价格的具体确定，系双方对目标公司现行资产的评估、未来经营业绩的预判、所涉行业前景的预测等众多相关因素，且以出资额50倍价格转让股权的职工除了俞国荣外，还有王健、沈建华，虽然大部分的职工是以10倍价格转让其持有的股权，但基于股权本身的特殊性，该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俞国荣的股权转让行为，导致其与受让人翁惠春的利益严重失衡。其次，从双方缔约的过程来看，翁惠春为了收购俞国荣等人的股份，多次主动与俞国荣等人联系，最后签约的地点也是在翁惠春的办公室，翁惠春作为一名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商人，俞国荣作为一名国医药公司的员工，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商业经验、商业知识的占有上，前者显然更具优势，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翁惠春已成功收购了大部分职工所持的股权，实现了对公司的控股，而俞国荣所持股权比例不到1%，是否收购俞国荣的股份，并不足以影响到翁惠春的控股地位。再者，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系同时签署，虽然翁惠春与俞国荣签订了两份协议，但该两份协议结合起来，才是双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翁惠春主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撤销补充协议，显然将两份协议进行人为的割裂，且翁惠春在签订两份协议前，已履行了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付款义务，可见，双方都是抱着很大诚意来协商股权转让事宜的。因此，翁惠春与俞国荣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其在当时条件下综合权衡后作出的真实意思，翁惠春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补充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二、翁惠春是否结欠俞国荣股权转让款？如果结欠，结欠的金额如何认定？俞国荣一审主张：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购买价格为实际出资额的十倍，受让方于本协议生效后一周内向出让方支付除出让方依法应缴税款外的全部转让款；出让方依法应缴税款由受让方代扣代缴后向出让方提供纳税凭证；若受让方支付转让款迟延，应就其迟延支付的违约行为按日承担未对应转让价款总额万分之三的违约金。补充协议约定：除股权转让协议外，考虑到出让方的实际经济损失，受让方自愿另行补偿出让方4598000元。该4598000元的组成如下：1、俞国荣40倍差价8.8＊40=352万；2、俞国荣10倍转让款应缴个人所得税款项（8.8＊10-8.8）＊20%=15.84万；3、王健、沈建华40倍差价1.1＊40=44万，1.1＊40=44万；4、王健、沈建华10倍转让款应缴个人所得税款项（1.1＊10-1.1）＊20%=1.98万，（1.1＊10-1.1）＊20%=1.98万。补充协议已履行完毕，俞国荣也上缴了股权证，但翁惠春并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现要求翁惠春支付股权转让款88万元。翁惠春一审则认为：补充协议是俞国荣这一方起草的，补偿款金额459.8万元这个数字如何计算出来的，翁惠春并不清楚，协商时俞国荣提到其他人的工作他来做，所以其他人的钱由他处理，但具体俞国荣怎么安排的，翁惠春与俞国荣并没有形成合意，也不知情。关于股权转让款涉及到的税款问题，由于当时向工商部门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有143份之多，应缴纳的税款整体缴纳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未缴纳，已缴纳的税款金额无法与股权转让协议一一对应。原审法院认为，对于补充协议上的金额459.8万元如何组成，俞国荣的陈述，有相关银行凭证以及证人王健、沈建华的证言相佐证，虽然翁惠春未认可俞国荣的该陈述，但其对于459.8万的组成并未进行任何有说服力的陈述，也未对俞国荣的陈述进行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抗辩。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俞国荣关于补充协议上的金额459.8万元如何组成的陈述，符合相关事实，应予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生效后一周内受让方通过其自有账号或指令第三方通过银行转账向出让方个人合法账户支付除出让方依法应缴税款外的全部转让款，依据该约定，翁惠春实际给付俞国荣股权转让款时，应当扣除税款（8.8＊10-8.8）＊20%=15.84万元，且在翁惠春已支付的补偿款459.8万元中包含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上述税款15.84万元。而且从证人王健、沈建华二人的情况来看，翁惠春同样是在补偿款中支付相应税款后，在之后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十倍股权转让款时将这部分税款从股权转让款中进行了扣除。因此，翁惠春在履行其与俞国荣的股权转让协议时，亦应当扣除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应缴税款15.84万元，翁惠春尚应给付俞国荣股权转让款8.8＊10-15.84=72.16万元。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俞国荣与翁惠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均依法成立并有效，翁惠春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补充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在扣除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应缴税款15.84万元后，翁惠春尚应给付俞国荣股权转让款为72.16万元。对于俞国荣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由于协议约定受让方于本协议生效后一周内向出让方支付除出让方依法应缴税款外的全部转让款，但翁惠春作为受让方，并未履行上述约定，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俞国荣主张自2013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符合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翁惠春要求撤销补充协议、返还股权转让款371.8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翁惠春应给付俞国荣股权转让款7216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3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7216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以上两项合计翁惠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履行；二、驳回翁惠春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收取13234元，俞国荣负担2000元，翁惠春负担11234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给付俞国荣，俞国荣已预交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不再退还。反诉案件受理费21792元，由翁惠春负担。上诉人翁惠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当时翁惠春已成功收购大部分股权实现了对公司的控股，是否收购俞国荣的股份并不足以影响到翁惠春的控股地位”是错误的。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由于国医药公司属于改制企业的特殊性，工商机关要求包括俞国荣在内的本不属于工商机关登记的股东全部显名才能办理登记。而由于国医药公司登记的股东与实际出资的股份名册严重背离，俞国荣1%的股权不予配合登记，翁惠春即无法登记为股东，翁惠春提交的有俞国荣签字的工商文件证明此点。2、一审判决对于翁惠春与俞国荣之间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的转让价款认定错误，错误认定翁惠春与案外人王健、沈建华之间存在50倍转让的约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当事人之间利益不存在严重失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在查明公司134名股东均以十倍价格出让情况下，而以股权转让的特殊性为由，认定不存在利益严重失衡，缺乏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翁惠春为有实力的商人，较俞国荣更具优势，这对于翁惠春商人身份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事实上结果导致实体严重不公平，更将导致翁惠春被其他100多名转让股份的职工起诉违约的风险。综上，一审判决未能认定俞国荣利用公司的危机，拒绝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滥用作为出资人的权利，恶意妨碍翁惠春对公司的股权重组，谋取不当利益，导致双方之间利益严重失衡。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翁惠春的反诉请求，上诉费由俞国荣负担。被上诉人俞国荣二审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准确。1、原审认定翁惠春已成功收购大部分股权实现了对公司的控股是正确的，2013年9月之前翁惠春已经收购了大部分公司股份实际控股公司。2、一审对于双方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的转让价格认定完全正确。459.8万元包含以下六个部分：俞国荣出资40倍的差价352万元、俞国荣10倍款项的税收15.84万元、王健出资40倍的差价44万元、王健10倍款项的税收1.98万元、沈建华出资40倍的差价44万元、王健10倍款项的税收1.98万元。王健、沈建华、俞国荣三人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0倍转让价格，又共同以俞国荣名义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40倍转让价格及有关税收，合计459.8万元，为表诚意翁惠春先行支付了459.8万元给俞国荣，收到钱款之后再签订上述协议。第二天俞国荣将属于王健、沈建华的款项（每人45.98万元）分别转给他们，此后翁惠春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向王健、沈建华支付了10倍转让价格，据此二人50倍转让款全部履行完毕。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翁惠春上诉状所提出的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翁惠春是个有实力的商人，一审对此的认定也是根据事实作出的正确判断。三、合同具有相对性，翁惠春和俞国荣等三人50倍的收购价款不对任何其他人发生法律效力，其他员工关于10倍的转让价格也不能强加于俞国荣等三人，故本案的判决根本不可能会引致其他员工的诉讼。综上，翁惠春的反诉请求割裂了10倍的股权转让协议和40倍的补充协议，其真正意图是以10倍的价格收购俞国荣等人的股份，其反诉请求违背了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不可能得到支持，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翁惠春主张本案所涉补充协议显失公平而要求撤销能否成立？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所涉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签订，系股权受让方就股权转让给予转让方补偿的约定，该两份协议结合起来为双方关于股权转让权利义务的整体约定，故审查翁惠春要求撤销补充协议的主张能否成立，不能仅仅审查该份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应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来综合审查双方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权利义务的约定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结合上述规定，对于当事人是否存在“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的情况，应当注意考察当事人的主体身份、交易地位和行业经验；对于交易是否“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应着重考虑交易信息披露是否公平透明、导致交易价格悬殊的原因等客观因素。据此，对于本案交易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判断：一是考察交易主体情况。一般来说，当股权在公司股东内部之间转让时，交易双方均具有股东地位以及从事相应经济活动的经验，在交易前有充分的条件对交易相关信息进行了解，应能知晓公司经营状况、对方的出资情况，双方处于信息对称的地位，应认为交易双方所确定的交易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时，翁惠春已收购大部分职工所持的股权，故其应具有一定的行业经验和商业风险意识，可以认为其与俞国荣处于平等的交易地位，并无证据证明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时存在俞国荣利用本人优势地位或翁惠春缺乏经验进行不公平交易的情况。二是考察交易内容及结果。在实践中，股权转让的价格与出资额、公司资产状况、股权溢价、股东实际投入、公司未分配盈利、公司债权债务等因素均有关联，同时还也要考虑到供求关系、价格的涨落、交易习惯、交易人员的身份关系等各种因素。本案中，虽然翁惠春提出大部分职工是以10倍的价格转让持有的股权，俞国荣一审提交的股权转让及优先权行使告知书显示翁惠春曾有以30倍的价格受让夏小虎股权的意向，且证人王健、沈建华均认为翁惠春是以50倍的价格受让其股权并已支付全部的对价，故翁惠春以其受让其他职工股权的价格来主张本案所涉转让价格违反等价有偿的原则依据并不充分，并不能据此认定案涉交易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翁惠春以显示公平要求撤销补充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综上，翁惠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584元，由上诉人翁惠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水娟代理审判员  丁 兵代理审判员  高小刚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