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天民初字第04505号原告：湖南省优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勇，男，198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员工。被告：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光，广东粤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卫东，湖南昌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向济，男，195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第三人：李荫琼，女，195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齐凯，湖南秉言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畅，湖南秉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省优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优创公司）与被告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建安公司）、第三人向济、李荫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优创公司法定代表人曾献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勇，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亚和、熊卫东，第三人向济、李荫琼共同委托代理人余齐凯、舒畅到庭参与诉讼，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亚和变更为梁文光，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优创公司法定代表人曾献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勇，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光、熊卫东，第三人向济、李荫琼共同委托代理人余齐凯、舒畅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优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向原告优创公司支付钢材欠款本金6035960元、利息1448630.4元（按月息2分自2014年10月29日起计算至2015年10月28日止，在此之后的利息以被告实际支付之日另行计算），以上共计7484590.4元；二、判令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分包的珠江花城二期二地块第18、19栋房屋建设施工项目需要钢材，其工地负责人汪良富以湖南友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泉公司）的名义，于2013年7月12日与原告优创公司签订《钢材供需合同》，由原告优创公司向珠江花城二期二地块第18、19栋施工工地供应钢材。《钢材供需合同》签订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于2013年7月21日授权陈红球作为材料接收人对原告优创公司所供钢材进行签收。2013年7月22日至2014年3月19日期间，原告优创公司按《钢材供需合同》约定，陆续向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所施工的工地供应钢材合计1523.118吨，但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货款。后经原告优创公司多次讨要货款，原告优创公司、友泉公司、工地负责人汪良富、刘海波四方对账核算后确认：截止2014年10月15日，被告在长沙珠江花城二期二地块第18、19栋施工工地房屋建设实际使用钢材为1176吨，拖欠原告钢材欠款为6035960元。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向原告优创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对以上钢材欠款6035960元予以确认，并按前述6035960元欠款金额实际占用天数按月息2分支付资金占用费，直至实际钢材欠款金额付清之日止……”。《承诺书》生效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未按《承诺书》支付所欠货款，原告优创公司多次讨要交涉，被告广东建安公司至今仍未支付。其上述违约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优创公司的合法权利。被告广东建安公司辩称，一、本案原、被告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在该纠纷中不应为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应依法予以驳回。《钢材供需合同》供方是原告优创公司，需方是友泉公司，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并不是合同一方，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合同只对缔约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所以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二、授权委托书加盖的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珠江花城项目部资料管理专用章、承诺书加盖的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珠江花城项目部专用章是伪造的，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已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处理。三、珠江花城二期二地块18、19栋项目房屋并不是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承包，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并不是施工单位，原告优创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均是原告优创公司和第三人向济、李荫琼串通伪造的虚假证据，妄图诈骗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的钱财。原告优创公司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不是真正的分包施工人。四、原告优创公司没有提交承运人运输钢材到工地的证明，其提交的送货单的时间和编号来看，日期和送货单编号不一致，系虚开的送货单。五、原告优创公司在起诉状中诉称多次来人来函找答辩人讨要货款，但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直至收到法院的传票才知道其涉及该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优创公司从来没有向被告广东建安公司讨要货款，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也不是珠江花城项目的施工人。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从来没有授权第三人李荫琼出具承诺书，也没有追认其行为，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六、本案原告优创公司和向济、李荫琼串通、伪造证据，伪造公司印章以及合同诈骗。应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优创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向济、李荫琼辩称，一、本案中，作为钢材买卖合同买方的友泉公司未被列为本案被告，也未被追加为第三人，如要查明此案应追加其为第三人。本案存在数个不同版本的《钢材供需合同》，这有悖常理。且珠江花城项目部已经支付友泉公司866.3万元，因此项目部已经支付了相应的钢材款，而友泉公司是否向原告优创公司支付钢材款，如不追加无法将事实核实清楚。并且项目实际使用钢材数量与签售数量不符。所以应将友泉公司追加为第三人。二、2014年10月29日的《承诺书》为珠江花城项目部会计即第三人李荫琼的个人行为，珠江花城项目部与2014年11月12日向被告广东建安公司送达通知书，告知其珠江花城项目部不认可上述《承诺书》。应以实际钢材使用量为准，钢材货款的计算方式中违约金计算也不合法，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范围，应予以重新计算。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1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封面上列明工程名称为“珠江花城二期二地块高层区Ⅲ标段土建工程”，工程地点为“湖南长沙市开福区开元西路99号珠江花城”，承包人为“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住建公司）”，分包人为“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即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其合同正文显示总承包人广州住建公司将上述珠江花城其中的18、19栋住宅楼的土建及部分安装、含地下室水电安装及预埋项目（以下简称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分包给分包人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合同总价款暂定为23289444.75元。合同签章处盖有“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以及“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合同专用章”。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10日的《珠江花城二地块高层区10-19栋即地下室建安工程（三标段）投标文件》（以下简称《投标文件》）中，显示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向广州住建公司投标珠江花城二地块高层区10-19栋即地下室建安工程（三标段）的承包施工。《投标文件》上均加盖有“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公章。同时该《投标文件》内含的承诺书、组织施工设计要点、保证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一系列文件上实际施工负责人均有第三人向济签名。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投标文件》均系保存于广州住建公司，并由本院调取。原告优创公司与案外人湖南友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泉公司）签订有两份《钢材供需合同》,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12日，另一份则为2013年7月12日。2013年6月12日的《钢材供需合同》约定由原告优创公司向珠江花城二期二地块第18、19栋施工工地供应钢材，钢材单价采用非固定单价，以到货日长沙地区《我的钢铁网》发布的当日网价为基价，不另行加价，随行就市进行涨跌。另友泉公司指定“陈有才”为钢材计划申报、收货、验收人，全权代表在送货单上签字认可，作为结算计量依据。同时原告优创公司承诺前期为工程垫资供应钢材1000吨，自累计送满1000吨之日，垫资期限为4个月，垫资期间每吨钢材自到货之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每日4元加价，1000吨之外现款现货，到货之日起7日内付款，否则自到货之日起每日每吨按4元加价，逾期不得超过15日。自第一批钢材送货当月起，每逢月底，双方审核当月送货钢材对账清单并签字，作为结算付款依据。2013年7月12日的《钢材供需合同》除上述友泉公司指定的收货确认人由“陈有才”改为“陈红球”，以及关于垫资供应钢材的约定均不是1000吨，而是800吨以外，其余基本条款两份《钢材供需合同》一致。友泉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令妍，系案外人汪良富妻子。原告优创公司钢材送货单上显示收货人为友泉公司，地址为珠江花城二期二地块第18、19栋项目经理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有“陈红球”签名。珠江花城项目部于2013年7月21日向原告优创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写明，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珠江花城项目部委派“陈红球”为项目部对原告优创公司材料进行签收。该委托书落款处加盖有“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珠江花城资料管理专用章”。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对账清单显示，2013年7月份，该项目购入88.642吨钢材，计328934.64元；2013年8月份，该项目购入590.516吨钢材，计2225762.21元；2013年9月份，该项目购入81.31吨钢材，计298281.6元，2013年10月份，该项目购入320.417吨钢材，计1194947.83元；2013年11月份，该项目购入177.022吨钢材，计680973.47元；2013年12月份，该项目购入177.303吨钢材，计676701.16元；2014年1月份，该项目购入65.483吨钢材，计244261.91元；2014年3月份，该项目购入22.425吨钢材，计77590.5元。以上钢材合计1523.118吨，到货日价值计5727453.32元。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27日的《工程项目施工合作协议》，甲方为第三人向济，乙方为案外人刘海波，约定双方就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施工合作，第三人向济为项目部经理，刘海波为项目经理助理及施工现场代表，案外人汪良富暂作为刘海波的代理人，共同实施并完成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项目合同。刘海波负责对用工、用料、工期、安全等施工全面管理，并承担所有责任。另外刘海波对成本进行控制，除留下以结算金额为准的合同总额5％管理费及45元每平方米的管理人员工资外，刘海波按第三人向济与广州住建公司所签合同条款操作，并由刘海波自负亏损。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的刘海波出具的《承诺》，写明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原与第三人向济签订的合同转让给汪良富，一切合同履行由汪良富管理。刘海波与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再无任何关系。《承诺》后有刘海波签名，并有见证人即第三人李荫琼签名，末尾有汪良富签名，并手写有合同转让同意接收等字。另第三人向济、李荫琼系夫妻关系。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第三人向济、李荫琼、案外人刘海波、汪良富签名，写明经洪山桥派出所调解，四人同意于2014年10月18日下午就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的钢材欠款问题落实并确认实际数据，按工程进度支付欠款等等。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的《承诺书》，显示珠江花城项目部向原告优创公司承诺，经刘海波同意，由汪良富负责的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建设所需钢材采购，汪良富以友泉公司名义于2013年6月12日与原告优创公司订立了《钢材供需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优创公司将钢材运送至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施工现场并用于房屋建设，现原告优创公司多次来人来函称友泉公司未支付前述钢材货款。截止2014年10月15日止，经友泉公司、原告优创公司、刘海波、汪良富核对，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购进钢材1176吨，实际钢材欠款及利息合计6035960元。现友泉公司、刘海波、汪良富要求委托珠江花城项目部付款钢材款，珠江花城项目部承诺自2014年10月16日起，除保障项目正常施工必须资金外，重点用于支付钢材货款，另同意自承诺生效之日起按实际钢材欠款金额的实际占用天数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直至钢材欠款清偿之日止。争取于2015年6月30日前分期付清。《承诺书》后加盖有“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珠江花城项目部”印章，并有第三人李荫琼签名。上述《承诺书》出具后，2014年11月12日的《通知书》显示珠江花城项目部向原告优创公司说明珠江花城项目部会计即第三人李荫琼未经该项目部授权，于2014年10月29日擅自以项目部名义向原告优创公司出具支付有关钢材货款及利息的《承诺书》，珠江花城项目部不承认该《承诺书》的法律效力。《通知书》后加盖有“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珠江花城项目部”印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的《委托支付钢材材料款的函》，系案外人刘海波向珠江花城项目部及第三人向济出具，写明根据双方2013年5月27日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合作协议》的约定，刘海波负责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的资金投入及所有施工所产生的责任。现刘海波同意由另一案外人汪良富负责该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的施工所需钢材采购，汪良富以友泉公司名义于2013年6月12日与原告优创公司订立了《钢材供需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优创公司将钢材运送至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施工现场并用于房屋建设，现原告优创公司多次来人来函称友泉公司未支付前述钢材货款。故刘海波请求珠江花城项目部核算钢材实际用量及欠付金额后，将款项直接支付至原告优创公司，该款项视为珠江花城项目部支付给刘海波的工程款。该函件有委托人刘海波签名，并有汪良富签名。同日，刘海波与汪良富签订《协议书》，写明双方因共同合作承建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从原告优创公司采购钢材总计1523.118吨，截止2014年10月15日尚欠原告优创公司钢材货款7817584.56元，其中1176吨折算金额为6035960.08元的钢材货款由珠江花城项目部承诺直接支付给原告优创公司外。由于刘海波、汪良富挪用及管理不善原因，其中347.118吨折算金额为1781624.48元的钢材货款，由刘海波、汪良富个人支付给原告优创公司。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26日的《承诺书》，显示珠江花城项目部向原告优创公司承诺，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由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承建，目前该项目已竣工并验收，并进入结算阶段。再次确认2014年10月29日出具的《承诺书》，其共用原告优创公司钢材1176吨，共计欠款603596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10月29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承诺于2016年5月1日前全部支付完毕，否则利息按月息2.5分计算。《承诺书》后加盖有“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珠江花城项目部”印章。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26日的《委托付款函》，显示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珠江花城项目部（以下简称珠江花城项目部）因珠江花城项目尚欠原告优创公司货款6035960元（不含利息）。现委托广州住建公司及其长沙分公司将应付珠江花城项目部的工程款按比例直接支付给原告优创公司。该函件加盖有“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珠江花城项目部”印章，并有第三人李荫琼签名。多家银行流水显示珠江花城项目施工前后，广州住建公司及其长沙分公司分多笔向被告广东建安公司转账20546744.8元，其中可显示转款用途的银行流水对转账款名称备注为“长沙珠江花城项目”“二期二地块高层区三标段”，随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又分多笔转账20267919.97元至案外人湘潭力劲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劲公司），其中可显示转款用途的银行流水对转账款名称备注为“工程款”“酬劳款”。力劲公司收到转账款后又将部分款项转账至第三人李荫琼个人账户。另被告广东建安公司转给广州住建公司300000元。上述转账款中，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收到广州住建公司的每笔转账款后均在数日内扣取一定比例金额后再转给力劲公司。如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出具的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开设的账号为44001580506053001633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13年12月23日，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收到广州住建公司转来备注为“二期二高层区三标段”的款项1101899.85元，其于2013年12月25日分两笔转账给力劲公司备注为“工程款”的款项共计1089778.89元。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承认珠江花城项目建设施工前后与上述公司均没有其他业务往来。力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向济，第三人向济、李荫琼庭审时承认该公司系其实际控制。本案受理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住所地所在的化州市公安局于2016年8月19日以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对第三人李荫琼立案侦查，并于2016年10月15日对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2016年10月27日，化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决定不批准逮捕李荫琼。其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中认为李荫琼虽然私刻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的两枚印章，但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李荫琼在珠江花城项目上取得了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授权。并认为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的账户因民事纠纷被冻结（即本院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系因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珠江花城项目的分包人，在收取被授权人李荫琼的管理费用后，其需要承担相应的管理风险。本案庭审询问时，第三人李荫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承认“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珠江花城项目部”、“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珠江花城资料管理专用章”两枚印章均系李荫琼刻制，但事先取得了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同意。另本院从化州市公安局调取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书复印件。三份文件落款时间均为2013年5月8日，均加盖有“广东中南建安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其中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证明莫冠标为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系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委托第三人向济办理珠江花城二期二地块高层区10-19栋即地下室建安工程投标业务相关事宜。委托书系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委托第三人李荫琼代表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支付投标保证金至广州住建公司。化州市公安局委托茂名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投标文件》上加盖的“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印文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提供的“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印文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该上述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以上事实，有原告优创公司提交的《钢材供需合同》、《授权委托书》、对账统计表及清单、送货单、《委托支付钢材材料款函》、《承诺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投标文件》、《化州市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化州市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提供《化州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化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证明》、珠江花城项目验收单，以及本院调取的《鉴定书》与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关于涉案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投标文件》所载内容，可知总承包人系广州住建公司，分包人系被告广东建安公司。被告广东建安公司辩称其从未承包该项目，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加盖有其合同专用章，《投标文件》加盖有其公章，已可初步证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系涉案项目承包人。虽然经化州市公安局委托的鉴定得出《投标文件》上的公章印文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提供的公章印文系两枚公章所盖，但本院认为亦不能排除《投标文件》上的公章印文为真以及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持有两枚以上公章可能。另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在涉案项目建设施工前后陆续收到广州住建公司及其长沙分公司转账款20546744.8元，其中可显示转款用途的银行流水对转账款名称备注为“长沙珠江花城项目”“二期二地块高层区三标段”，随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又分多笔转账20267919.97元至第三人向济担任法人代表并与第三人李荫琼实际控制的力劲公司，且其中可显示转款用途的银行流水对转账款名称备注为“工程款”“酬劳款”。而广州住建公司转给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每笔款项，与随后广东建安公司又转给力劲公司的每笔款项，往往相差仅数日，时间联系极为紧密，均扣取一定比例金额，已可初步证明上述转账款与珠江花城18、19栋项目有密切关系，很可能系该项目的工程款或承包款。而《投标文件》中第三人向济作为项目实际施工人签名，亦有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书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向济、李荫琼负责参与涉案项目投标事宜。同时庭审询问时，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亦承认与上述二公司并无其他经济往来，而上述转账款累计均在20000000元以上，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暂定的涉案项目总价款23289444.75元亦基本吻合。综上可知，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不仅签订了涉案项目的承包合同，亦从总承包人广州住建公司处收取了相应工程款，同时向其下的名义项目实际施工人第三人向济、李荫琼控制的力劲公司支付了相应工程款。第三人向济、李荫琼以名义项目实际施工人对涉案项目进行施工过程中，第三人向济又与案外人刘海波签订《工程项目施工合作协议》，以刘海波担任项目经理助理及施工现场代表的形式将涉案项目实际转包给了刘海波，而其自己作为项目经理对涉案项目进行管理控制。2014年9月12日的刘海波出具的《承诺》，又可证明第三人李荫琼知晓并默许刘海波将上述《工程项目施工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另一案外人汪良富，其后相应的文件亦可佐证该事实。自此涉案项目形成第三人向济担任项目经理与第三人李荫琼对涉案项目管理控制，汪良富担任项目经理助理级施工现场代表负责具体施工的格局。汪良富以其妻案外人令妍担任法人代表的友泉公司名义与原告优创公司签订了两份《钢材供需合同》，两份合同落款时间差别一个月，条款基本一致，均约定原告优创公司向涉案项目的施工现场提供钢材，价格随行就市，如到货日未付款，每日每吨按4元加价，每月月底对账等等，其中第二份《钢材供需合同》将收货确认签收人更改为“陈红球”。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优创公司钢材送货单上显示收货人为友泉公司，地址为“珠江花城二期二地块第18、19栋项目经理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有“陈红球”签名。另珠江花城项目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写明，珠江花城项目部委派陈红球为项目部对原告优创公司材料进行签收。可知陈红球系珠江花城项目的钢材收货签收人，故陈红球签名确认的送货单及对账清单应可作为证明原告优创公司提供钢材数目及价款的证据。通过送货单及对账清单统计，共计1523.118吨，到货日价值5727453.32元。2014年10月29日的珠江花城项目部出具的《承诺书》，显示其向原告优创公司承诺，涉案项目建设所需钢材截止2014年10月15日止共购进钢材1176吨，实际钢材欠款及利息合计6035960元。珠江花城项目部承诺自2014年10月16日起支付钢材货款，另同意自承诺生效之日起按实际钢材欠款金额的实际占用天数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直至钢材欠款清偿之日止。争取于2015年6月30日前分期付清。该《承诺书》确认购进钢材1176吨与送货单、对账清单显示的1523.118吨不符，从其后刘海波与汪良富签订《协议书》，写明双方因共同合作承建涉案项目，从原告优创公司采购钢材总计1523.118吨，截止2014年10月15日尚欠原告优创公司钢材货款7817584.56元，其中1176吨折算金额为6035960.08元的钢材货款由珠江花城项目部承诺直接支付给原告优创公司外。由于刘海波、汪良富挪用及管理不善原因，其中347.118吨折算金额为1781624.48元的钢材货款，由刘海波、汪良富个人支付给原告优创公司。可以知晓原告优创公司确实送货1523.118吨，但最终珠江花城项目部仅认可其中1176吨，截止2014年10月15日，该1176吨折算金额为6035960.08元。而减去347.118吨后，钢材折算金额6035960.08元反而超出送货单、对账清单显示的到货日价值5727453.32元，从《承诺书》上显示“实际钢材欠款及利息6035960.08元”可知，6035960.08元包含利息，因《钢材供需合同》约定到货日不付款按每吨钢材每日加价4元计算，故此处利息应系指名为加价实为迟延履行违约金的款项，故算上欠付钢材每吨每日加价4元，珠江花城项目部认可截止2014年10月15日，原告优创公司实际送货1176吨，包含钢材价值及迟延履行违约金为6035960.08元。虽然紧接着珠江花城项目部出具《通知书》，否认上述《承诺书》效力，并称系项目部会计第三人李荫琼个人所为。但珠江花城项目部于2015年11月26日再次出具《承诺书》，其向原告优创公司承诺，涉案项目已竣工并验收，并进入结算阶段。再次确认2014年10月29日出具的《承诺书》，其共用原告优创公司钢材1176吨，共计欠款603596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10月29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承诺于2016年5月1日前全部支付完毕，否则利息按月息2.5分计算。即珠江花城项目部最终认可钢材1176吨，共计欠款6035960元，同时还另承诺在此基础上再支付月息2分的利息。关于涉案项目共用原告优创公司送货钢材1176吨，折算6035960元的事实，另有刘海波、汪良富出具的《委托支付钢材材料款的函》、《委托付款函》等多个证据佐证，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辩称从未刻制珠江花城项目部的印章，故上述《承诺书》等文件因加盖的项目部印章不存在而不发生效力，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未购买钢材。本院查实上述文件后加盖的“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珠江花城项目部”“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珠江花城项目部资料管理专用章”两枚印章，确系第三人李荫琼自行刻制。本院认为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作为涉案项目承包人，理应对其外设的项目部进行管理控制，并提供相应项目部印章供其参与基本经济活动，而对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难以知晓珠江花城项目部印章是否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授意，以及一般项目部印章不需备案登记，公司以外第三人更无从查证。而以涉案项目系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承包，有承包合同、投标书等为证，第三人向济、李荫琼系名义项目实际施工人及对项目参与管理控制来看，包括原告优创公司在内的被告广东建安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信任上述文件有效性完全合情合理。另外从前述可知原告优创公司确实提供相应钢材1176吨用于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承包的涉案项目。综上所述，珠江花城项目部不具有独立人格，应由具有法人资格的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对其外设的项目部经济活动承当相应责任。依此，原告优创公司要求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向原告优创公司支付钢材欠款603596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优创公司另外要求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支付利息1448630.4元（按月息2分自2014年10月29日起计算至2015年10月28日止，在此之后的利息以被告实际支付之日另行计算）的诉讼请求，合同一方欠付合同价款后支付相应违约造成的利息损失本并无不当，且该损失还经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所设项目部认可。但上述6035960元中已包含部分迟延履行违约金即每吨钢材每日加价4元，故在此基础上再要求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支付月息2分即月利率2％明显过高，因此本院酌定由被告广东建安公司支付自2014年10月29日起计算至2015年10月28日止的利息损失1202362元，期后利息损失以6035960元为基准按年利率20％计算至被告广东建安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湖南省优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价款6035960元；二、限被告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湖南省优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利息损失1202362元（以价款6035960元为基准按年利率20％自2014年10月29日起计算至2015年10月28日止，期后利息损失计算至被告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湖南省优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419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9195元，由原告湖南省优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9195元，被告广东中南建安工程公司承担6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黎 阳人民陪审员  张杰明人民陪审员  李 吉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代理书记员  邓双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