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7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翼腾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金关北二街3号院3号楼931室。
法定代表人：李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立德,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信采种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下黎城村委会南500米。
法定代表人：刘克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利，北京市松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中翼腾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信采种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采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3民初10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立德、被上诉人信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翼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支持中翼公司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信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重大错误。1.一审判决没有查清《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委托协议》的签订过程；2.一审判决没有查清《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委托协议》的履行过程；3.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林某为中翼公司代理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审理过程违反法定程序。
信采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公司同意一审判决。一审中中翼公司已经将全部的证据材料、证人证言向法院提交了，本案不存在新的证据。中翼公司上诉状陈述的所谓“事实”不存在，对中翼公司的上诉意见，我公司均不予认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公司收到的协议是中翼公司已经盖好公章的协议。此后，吴某作为中翼公司的主管，也到我公司去过，看到了结算的情况。吴某也提交了中翼公司的票据，吴某本身就是中翼公司的人。林某持有中翼公司盖有公章的代理合同到我公司，我公司对中翼公司加盖公章的协议内容进行了确认，也加盖了公章。后我公司已经进行了实际结算，运费分两次全部付清。第一次是2015年8月31日，我公司支付了291268.5元。第二次是2015年12月7日，我公司支付了247495.25元，两次共计支付538763.75元。这些钱款我公司支付给了中翼公司的代理人林某，林某提供了中翼公司的发票。
中翼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信采公司支付运费388764.25元、违约金59621.45元（暂计算至2016年5月23日，共计448385.7元）；2.判令信采公司支付违约金（以388764.25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4日起按日万分之八计算至运费实际付清之日）；3.判令信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翼公司与信采公司曾签订《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委托协议》。协议约定中翼公司每月5日前向信采公司提供上月的运费、杂费清单，信采公司须在10日前核对清楚，并于次月15日前汇付上述款项至中翼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或提供银行转账支票。
中翼公司称代表该公司在协议上签字的是刘某1，签订合同时是刘某1亲自去的。信采公司称是林某拿着盖有中翼公司公章和签字的协议到信采公司来，然后信采公司在协议上盖章，之后才开始进行业务合作。
中翼公司为信采公司开具发票情况如下：2015年9月1日3张，金额分别为99999元、99999元、91270.5元；2015年10月23日1张，金额分别为99999元、39507.25元；2015年11月2日1张，金额为92569.25元；2015年11月5日1张，金额为15420.25元。
2015年8月31日，信采公司向林某交付金额为1万元的转账支票；9月1日，信采公司向林某交付金额为281268.5元的转账支票；2015年12月7日，信采公司向林某交付转账支票两张和39507.25元现金，支票的金额分别为15万元和57988元。15万元的转账支票的票据号码为×××，与中翼公司认可收到的转账支票的票据号码一致。
中翼公司出示费用确认单以证明信采公司所欠费用。中翼公司称费用确认单是其自行制作打印后由业务人员通过QQ或电子邮件发送给信采公司，发出后三日内无异议视为同意，之后中翼公司开具发票，信采公司付款；发票是给了业务员吴某，至于吴某如何给信采公司的中翼公司不知道；但信采公司只在2015年12月8日支付过15万元的转账支票，该支票是中翼公司的业务员吴某拿过来的。信采公司称其没有收到过费用确认单，当时只是林某告诉信采公司每公斤多少钱、合计多少钱；称发票是林某在双方所有业务结束后拿来的，林某分了两次拿过来，信采公司就分了两次付款。
法院询问中翼公司通过邮箱和QQ将确认单发送给信采公司的证据，中翼公司称都是吴某操作的。现在吴某和刘某1都已经离职。
林某出庭作证称，我帮中翼公司揽了信采公司的一个业务，信采公司支付运费后，我再支付给中翼公司，但是中翼公司一直不和我对账，所以我就没办法将费用给中翼公司。我不是中翼公司的员工，我当时是和姚某达成的口头协议，我帮中翼公司揽业务，之后按比例分成，具体比例当时没有谈清楚，我就帮中翼公司揽了信采公司这一个业务。我和中翼公司对账是要分清楚我和中翼公司的具体比例分成。当时是中翼公司一个操作员吴某盖章后给我，我拿到信采公司处盖好章后交还给吴某。后来中翼公司、信采公司之间联系都是通过我，信采公司把货给我后，我再交给吴某，之后的一系列订舱运输业务都是我告诉吴某应该定哪天的舱位然后由吴某来订舱，之后的行为都是由中翼公司接手。关于信采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是我打印的，在上面签的字，信采公司提交的支票存根上都是我签的字，支出凭单上的字也都是我签的。双方的结算本来应该是中翼公司给我一份纸质的对账单，然后我自己再做一份对账单交给信采公司进行对账，之所以我要重新制作一张对账单是因为两张对账单上的金额是不一样的。中翼公司给我的账单是实际的运费，我和中翼公司依据实际运费进行分成，我给信采公司的对账单会再加上一些金额作为我额外的收入。但是实际上中翼公司一直没给过我对账单。只是告诉我运费是多少，然后我就自行制作一个对账单给信采公司，这个对账单上的金额就是加上了我方额外收入的金额。我会把我开给信采公司的对账单的金额告知中翼公司，要求其按照这个金额开发票。然后中翼公司开完发票后拿给我，我再拿着发票给信采公司的刘某2。给完发票后一个月内信采公司就会给我钱，如果我和中翼公司对清账目的话，我就应该把我应得的扣下，把剩下的给中翼公司。我去帮中翼公司揽活的时候是姚某说的我可以以中翼公司名义对外揽活，但是当时就是口头说的没书面的授权。我给信采公司的对账单是自行制作的纸质的。关于中翼公司提交的费用确认单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曾经给过中翼公司15万元的支票，我给了吴某。之前我还曾代理北京市陆海星物流有限公司和信采公司合作。
姚某出庭作证称，我当时在中翼公司担任营运部的副手，是今年6月初担任营运部经理。去年11月上旬，吴某把林某带到中翼公司来解释拖欠运费的原因是日元和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因为货物是出口到日本，林某说中翼公司给的是日元，如果依照当时的汇率进行兑换，由于日元的汇率差比较低他们会损失不少，所以要求我们再等一等。当时我、李梅都在场，我和李梅是夫妻关系。林某当时答复说下周三支付10万元运费，但是没有给。后来我方又催账，林某说带着我们去信采公司催账，但是由于当天高速封路没去成。后来经过再三催促信采公司就只给了我方15万元的支票，是吴某交到公司的，可能是林某给吴某的，但是我对这个不确定。2016年3月份我方去信采公司处催债，信采公司说所有运费是都给林某了，我方当时提出来运费应当交给我方，信采公司说他们再和林某商量怎么给运费的事，但是后来应该是没商量好。当时林某一直和我说他是代表信采公司。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方去信采公司，当时林某说他就是代表信采公司，当时刘某2在场没有表示反对。我们公司有刘某1、吴某，但这两人都辞职了。
姚某当庭出示刘某2与中翼公司的孙总的微信，该微信中显示孙总告知了刘某2吴某的电话。法院当庭拨打该电话，接电话的人表示她就是吴某。
吴某在电话中称，林某是中翼公司的销售，至于是否签劳动合同她不清楚。姚某曾经授权林某以中翼公司名义对外揽活，当时吴某在场。中翼公司与信采公司之间的合同是如何签订的吴某不清楚。双方合作时操作是由吴某负责的，在此之前信采公司应该是将货物交付给林某。吴某和林某一起去信采公司领过一次钱，信采公司一个姓刘的给了吴某一张15万元的支票，至于是否给林某别的钱吴某不清楚，林某在15万元的支票存根上签字时吴某是看到了。吴某记不清授权的时间和地点。发票是中翼公司的财务先给吴某，吴某再给了林某。
林某称，信采公司是分几次给的钱，有一次是有一个0.5元的零头，当时是林某说了把这个零头给抹了，所以才少给了0.5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翼公司与信采公司之间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存在，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中翼公司称，其通过吴某发送费用确认单，发票也是交给吴某。而根据吴某的陈述，姚某曾授权林某对外以中翼公司的名义揽活，信采公司将货物交给林某，操作由吴某负责，发票是给了吴某，吴某再交给林某。故此，法院认为，虽然中翼公司称其并未授权林某，但信采公司有理由相信林某可以代表中翼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信采公司结算合同款的方式为汇款至指定账户或提供银行转账支票。现信采公司将转账支票交给林某，应视为履行了合同付款义务，故中翼公司无权要求信采公司再向其支付款项。据此，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判决：驳回北京中翼腾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13元，由北京中翼腾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二审中,中翼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梁某与吴某QQ聊天记录（17058号公证书）。2.王某与吴某QQ聊天记录（17059号公证书）。3.孙某与刘某2手机短信往来（17056号公证书）。4.李梅与吴某手机短信往来（17057号公证书）。5.李梅与吴某电子邮件往来（17060号公证书）。6.李梅与林某通话录音及文字记录。7.北京东立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立佳公司）情况说明及附件，同时东立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东生亦到庭作证，证明林某曾代表信采公司与该公司发生交易。8.刘某1证言（视频光盘）。9.梁某证言（出庭）。10.王某证言（出庭）。11.孙某证言（出庭）。12.张某证言（出庭）。这些证据都是证明本案合同的签订过程，涉案代理协议是信采公司先盖章后，吴某才拿给该公司签字、盖章的，林某系信采公司的代理人。林某与吴某还有生活上的亲密关系。其中证人梁某、王某、孙某、张某出庭。刘某1未能出庭，但是提供了光盘视频发表了证言。信采公司就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我公司不认可中翼公司的这些证据，这些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中姚某（李梅的爱人）以及律师都已经出庭，这些公证书都是一审判决书出具之后才做的，违反证据规则。林某是中翼公司的代理人，吴某是中翼公司的员工，吴某同中翼公司如何操作，都是交给林某，他们行使的是中翼公司的权利，而不是我公司的权利，包括结算也是持有中翼公司的发票，林某只能是中翼公司的代理人，或者是吴某与林某之间因果关系的后果，与我公司没有关系。我公司就是依据合同、对账单、发票认定林某是中翼公司的代理人。林某与东立佳公司什么关系，与本案无关，没有可比性。刘某1的视频作证，不认可。林某与李梅的通话录音及文字记录，也不认可。信采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中，林某到本院出庭作证。林某称：我从中翼公司拿着盖好章的合同，去到信采公司盖的章，然后交还给中翼公司的吴某。我跟信采公司说的是代表的中翼公司，是中翼公司的口头授权。我跟中翼公司是分成关系。但中翼公司没有给我看账单，应该扣除航空公司的成本后，我们分成，我拿七，中翼公司拿三，但是中翼公司从未给我公开成本是多少。我与中翼公司就这一单。我跟信采公司以前有过合作，现在也有合作。我从中翼公司这里没拿过佣金，应该是他们结回多少钱，然后给我分。中翼公司入账后，给我一份账单，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我才踏实。我收到了共计53万多元，其中我跟吴某一起去的信采公司拿了支票，给过中翼公司15万元。因为中翼公司没给我账单，所以剩下的钱我没有给中翼公司。我跟信采公司以前有过合作，但是这笔合作是我跟中翼公司先谈好后，我找的信采公司。我跟信采公司没有分成。我去揽信采公司的货，我去做运输的这块。我的收入是中翼公司谈好的分成。我跟信采公司的合作，也是从代理公司拿钱，我赚的是运费。姚某给的我口头授权，他说让我以中翼公司的名义来揽信采公司的货，然后商量的是七三分成。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中翼公司提交的协议、费用确认单、空运账单、进账单，信采公司提交的发票、支票存根、支出凭证以及庭审笔录等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翼公司与信采公司签订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委托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信采公司须及时核对中翼公司的清单，并于次月15日前将运费、杂费款项汇至中翼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或提供银行转账支票。中翼公司认可其通过吴某发送费用确认单，发票也是交给吴某。但信采公司将货物交给林某，并从林某处取得对账单和发票。信采公司据此将金额共计538763.75元的转账支票交给林某，并不违反《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委托协议》的约定，应视为向中翼公司履行了合同付款义务。林某收取了信采公司的运费并已部分转交中翼公司，中翼公司也确认收到了该部分运费。现中翼公司未能收到全部运费，但无权要求信采公司再向其支付本案款项。经查，一审审理程序并无违法之处。至于中翼公司与林某之间的相关法律纠纷，中翼公司可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中翼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26元，由北京中翼腾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新华
审 判 员 孙 妍
代理审判员 陈亢睿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雨
书 记 员 李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