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湘11行初32号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梁木桥村门上组。
代表人：吕方明，该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玉良，男，汉族，1935年12月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松林，湖南杰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永州市零陵区南津中路49号。
法定代表人：吴恢才，该区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俊华，该区调纠办工作人员（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黎军，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司法所所长（特别授权）。
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永州市冷水滩区逸云路1号。
法定代表人：易佳良，该市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楦，该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特别授权）。
第三人：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梁木桥村北斗岭组。
代表人：吕忠华，该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严荣，湖南湘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善，男，汉族，1952年6月28日出生。
第三人：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梁木桥村门下组。
代表人：吕建林，该组组长。
原告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梁木桥村门上组（以下简称门上组）不服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林木林地行政处理决定及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7日依法立案受理，同日向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梁木桥村北斗岭组（以下简称北斗岭组）和零陵区菱角塘镇梁木桥村门下组（以下简称门下组）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成大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杜诗娟、人民陪审员胡克勤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寇伶俐担任庭审记录，于2017年4月25日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吴恢才、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易佳良因故未到庭外，原告门上组的代表人吕方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玉良、冯松林，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俊华、何黎军，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楦，第三人北斗岭组的代表人吕忠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善、龙严荣，第三人门下组的代表人吕建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月19日，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零政决字[2017]3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以下简称《3处理决定》)。该决定认为：申请人（北斗岭组）在林业三定时填登了《零陵县山林权证》，山名“光毛冲”，四至范围包括了争执山场，2007年又将山上松树拍卖，所得款用于修公路。2013年与窗子塘村大院组发生山界争执时出面维权、参与调处，既有权属证据，又有管理事实。因此，北斗岭组主张争执山场权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由成立，予以支持。被申请人（门上组和门下组）在林业三定时填登了大、小纱帽岭山林权证，但四至范围没有包括争执山场，也没有对争执山场进行任何管理。因此，被申请人主张争执山场权属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鉴于以上证据和事实，零陵区政府于2016年12月19日在菱角塘镇司法所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未果。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项，《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作出处理：1、争执山场属申请人（北斗岭组）所有，四至范围为：东至水库边，南至大纱帽岭岭脚，西至窗子塘山交界，北至庙门上山岭脊；2、双方提供的证据与本决定相抵触的，以决定为准。
原告门上组不服，向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永政复决字[2017]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3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做出的《3处理决定》。
原告门上组诉称：1、《3号处理决定》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原告的天字地公社梁木桥大队门上生产队《零陵县山林权证》（存根）包括了争执山场；2、《3号处理决定》证据采信不公，明显偏袒第三人北斗岭组，第三人提供的《零陵县山林权证》与客观事实不符，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3处理决定》和《13号复议决定》。
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原告在庭审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原告门上组“大纱帽岭”的《零陵县山林权证》及其存根联，拟证明原告门上组的山林权证上登记的“大纱帽岭”的四至界限与本案争执的山四至界限完全相同，与本案争执的山是同一座山。
证据2、第三人门下组“大纱帽岭”的《零陵县山林权证》及其存根联，拟证明第三人门下组的“大纱帽岭”与原告门上组的“大纱帽岭”的四至界限完全不同，两个大纱帽岭并不是同一座山。
证据3、第三人北斗岭组“光毛冲”的《零陵县山林权证》及其存根联，拟证明第三人“光毛冲”山的西边界限并不包括本案争执的山在内。而且“光毛冲”山林权证存根联上西边的界限写的是“仓子塘山界”，而山林权证上西边的界限写的是“聪子塘山界”，但不管是“仓子塘山界”还是“聪子塘山界”，都不包括本案争执的山在内。
证据4、争执山座落地的地形图复印件，拟证明本案争执的山明显是一座独立的山，并不属于第三人北斗岭组的光毛冲山的范围。
证据5、杨塘村吕家组周余荣绘置的“门上组大纱帽岭和门下组大纱帽岭的地形图”复印件，拟证明门上组大纱帽岭和门下组大纱帽岭并不是同一座山，而是相邻的两座山。
证据6、证人吕解元、吕胜利的书面证词，拟证明1982年山林权发证时，大纱帽山是由门上组登记领证的，光毛冲是由北斗岭组登记领证的；同时证明高祖山和庙门口山，属于吕姓9个组所有，是9个组留作放牧和葬坟用的公山。
证据7、证人吕培元、吕亚民、吕玉保、吕保桃、吕保兵五人的书面证词，拟证明高祖山、和庙门口山，属于吕姓9个组所有，是9个组留作放牧和葬坟用的公山。
原告门上组在开庭前申请证人吕解元、吕保桃、吕玉保、吕亚民、吕培元等五名证人出庭作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证人吕解元的出庭证言，拟证明没有发证都是公山，以前一直由梁木桥村干部对公山进行管业的。北斗岭填的证就只是光毛冲山。
证人吕保桃的出庭证言，拟证明大祖山、庙门口都是公山，但具体位置他不清楚。
证人吕玉保的出庭证言，拟证明他上一届组长吕玉宽告诉他，大祖山和庙门口是公山，位置在黄毛塘水库塘基斜对面。
证人吕亚民的出庭证言，拟证明上一届组长及村支书告知他，高祖山，庙门口是村里的公山。
证人吕培元的出庭证言，拟证明当时吕孝元当村干部的时候，带领我们这些组长到山场去告诉我们哪些是公山。即高祖山和庙门口是九个组的公山。
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辩称：1、原告的大纱帽岭，东水库边，南岭脚，西窗子塘交界，北岭脚，从卖树、与窗子塘山界争执维权等管理事实上看，没有包括争执山场。而第三人的光毛冲，东北塘仔，南黄毛塘，西窗子塘山界，北庙门上山顶。从卖树、与窗子塘山界争执维权等管理事实上看包括了争执山场。2、原告提供的吕胜利、吕解元的证明，不符合客观事实，该村不存在无证的公山，不予采信。综上，请法院依法维持《3处理决定》。
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为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于2017年4月20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处理决定的证据如下：
证据1、山林登记表，拟证明第三人北斗岭组的《零陵县山林权证》西至界线的名称是在登记时填写错误，应是“窗子塘”。
证据2、北斗岭组的2号《零陵县山林权证》，拟证明光毛冲（包括争执山）属北斗岭组所有。
证据3、门内组吕小虎等人的证明，拟证明大、小纱帽岭不在争执范围，而是与黄毛塘西边塘基相连的山场。
证据4、梁木桥村与窗子塘村的土地权属认定书，拟证明争执山叫黄毛岭，不叫大纱帽岭。
证据5、梁木桥村与杨塘村的土地权属认定书，拟证明门上、门下组的大纱帽岭是争执山场南边的两座山岭。
证据6、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门上、门下组的现场勾绘图及小班号，拟证明门上、门下组的大纱帽岭是争执山场南边的两座山岭。
证据7、梁木桥村大院组吕国民等4人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争执山叫黄毛岭，大纱帽岭是争执山场南边的那座山岭。
证据8、争执山场的卫星遥感航拍图，拟证明第三人北斗岭组于2007年卖树的范围包括了争执范围。
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13号复议决定》依法予以维持并无不当。第三人北斗岭组主张争执山场的权属既有权属依据，又有管理事实，证据充分，对其主张应予支持。2、《13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为证明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其于2017年4月12日向本院提交了下列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事实证据：议申请书、立案呈报表、受理通知书存根、答复通知书存根、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存根、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一套、中国邮政快递包裹单、送达回证。拟证明《13号复议决定》是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依法受理，复议机关依法进行审查，依法作出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案件当事人。拟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人北斗岭述称：根据原告在2009年申请发证和第三人北斗岭的情况看，原告与第三人同属于一块山。2、两级政府根据第三人北斗岭组的山林权证和现实管业情况，以及原来的历史沿革，确认给第三人是有事实依据，两级政府的处理是正确的，请求法院依法维持《3处理决定》和《13号复议决定》。
第三人北斗岭组在庭审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原告与第三人门下组的林权申请表，拟证明大纱帽四至为原告与第三人共有，其四至界线与原告权属登记相同。
证据2、林权公示登记表，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门下组申报的大纱帽岭的小班号为3号。
证据3、小班登记表，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门下组申报的大纱帽岭的小班号为3号。
证据4、现场点界后确认的位置图，拟证明原告主张的大纱帽岭位置范围与争执山无关联。
证据5、梁木桥村山林登记表，拟证明第三人北斗岭组的光毛冲山不是公山。
第三人门下组述称：门上组和门下组持有的《零陵县山林权证》填登的“大纱帽岭”是两座不同的山场。
第三人门下组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门上组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争执山场是第三人所有。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实门下组的纱帽岭。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只勾划了山的图形，不能证明其权属。证据7、调查笔录有异议，其他组的人并不知道该争执山的其他名称。证据8、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第三人北斗岭组在2007年卖了树。第三人北斗岭组对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没有提出异议。第三人门下组的质证意见和原告门上组的质证意见一致。
综合庭审中当事人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本院对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为：证据1、2，该证据符合证据“三性”原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属于合法有效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该证明没有附证人相关身份信息，且没有出庭接受质证，无法查实其证言的真实性，且多名证人在同一张证明上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5系合法有效的土地权属认定书，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该显示“大纱帽岭”示意图和原告门上组1982年山林权证填登的“大纱帽岭”四至并不吻合，山林权属纠纷应当以合法有效的山林权属证据为准，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7，系政府依职权所作的调查笔录，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该卫星遥感航拍图只能证明争执山场没有树木，但无法证明是第三人北斗岭组于2007年砍伐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证据来源不明，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提供的程序性证据和法律依据，因原告门上组和第三人北斗岭组、门下组均没有提出异议，且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门上组提交的证据，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和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权属无关联。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的大纱帽岭在南边方向。对证据6、7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五位证人的出庭证言质证意见为：证人对公山及情况都不清楚，且对争执山的情况都是道听途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北斗岭组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对该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山在争执山场范围内；证据2、证据目的有异议，三座山相互连接，都是北斗岭组的山场；证据3、证明目的有异议，西边界线的笔误不影响北斗岭权属的真实性；证据4、5，没有异议；证据6、7，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询问；对证人吕解元的出庭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梁木桥村所有的公山都进行了登记，且证人吕解元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其他四位证人的组长身份提出异议，无法核实，且他们对争执山的情况都是道听途说，不能作为权属认定的依据。第三人门下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和证人的出庭证言均没有异议。
综合庭审中当事人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门上组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为：证据1、2、3，系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3号处理决定》的附图，因双方对该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能够反映争执山场的基本情况，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该图系证人周余荣手绘图，但未附证人身份信息，且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无法查实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7以及证人吕解元、吕保桃、吕玉保、吕亚民、吕培元等人的出庭证言，因证人都是证明庙门口、高祖山是村里吕姓的公山，而本案争执山场范围内未包括庙门口和高祖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几位证人的出庭证言不予采信。
对第三人北斗岭组提供的证据，原告门上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有异议，申请表是村里统一报的，组里不清楚，没有吕之高这个人，吕之亮没有到现场，也没有签字；证据2-4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并不了解情况；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山林权证上面没有，不代表高祖山和庙门口就不是公山。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和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5均没有异议。第三人门下组的质证意见和原告门上组的质证意见一致。
综合庭审中当事人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本院对第三人北斗岭组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证据1－4，该组《林权证》申报资料的真实性无法查实，且解决山林权属纠纷应当以合法有效的山林权属证依据为准，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5，系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争执山场位于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梁木桥村，原告门上组称为大纱帽岭，第三人北斗岭组称为黄毛岭，四至界限为：东至水库边、南至大纱帽岭岭脚、西至窗子塘山交界、北至庙门上山岭脊。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原告门上组的《零陵县山林权证》填登了：山名为大纱帽岭，四至界限为：东水库边，南岭脚，西窗子塘交界，北岭脚；第三人北斗岭组的《零陵县山林权证》填登了：山名为光毛冲，座向西，四至界限为：东至北塘仔、南至黄毛塘、西至聪子塘山界（该《零陵县山林权证》存根上填写的西至是“仓子塘山界”，山林登记表上填写的西至是“窗子塘山界”）、北至庙门上山顶；第三人门下组的《零陵县山林权证》填登了：山名为大纱帽岭，四至界限为：东团岭为界，南岭脚为界，西杨塘山界，北岭脚。
2016年，第三人北斗岭组与永州市零陵区振兴建筑垃圾消纳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将包括争执山场范围在内的山场租赁给该公司倾倒建筑垃圾。原告门上组认为该范围包括了门上组的大纱帽岭山场，故进行阻工，从而双方发生争执。北斗岭组遂向零陵区人民政府申请确权。被告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3处理决定》，认为争执山场属于第三人北斗岭所有。原告门上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13号复议决定》，维持了《3处理决定》。原告门上组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原告门上组持有的1982年《零陵县山林权证》填登的大纱帽岭的位置是否在争执山场范围内。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办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原告门上组持有的1982年贰号《零陵县山林权证》是合法有效的林木林地权属证。其第一栏填登：山名大纱帽岭，座向南，四至界限为:东至水库边、南至岭脚、西至窗子塘交界、北至岭脚。该证填登的“大纱帽岭”单从四至表述来看，能够与争执山场范围基本相吻合。二被告认定该《山林权证》填登的“大纱帽岭”的四至没有包括争执山场，但没有说明认定的理由。另外，第三人北斗岭组《零陵县山林权证》上登记的“光毛冲”山西面界限在山林登记表、山林权证存根和山林权证上存在“窗子塘山界”、“聪子塘山界”和“仓子塘山界”三个不同表述，二被告应对该西至界限进行核实确认。因此，二被告认定原告门上组1982年《零陵县山林权证》填登的“大纱帽岭”山场在争执山的南边的理由不充分。另外，二被告认定第三人北斗岭组存在2007年为修公路将争议山场的松树拍卖的管业事实，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故二被告认定第三人北斗岭组对争执山场存在砍树的管业事实的证据不足。
综上，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认定争执山场归第三人北斗岭组所有的主要证据不足，且被告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作出的《3号处理决定》说理不充分，故依法予以撤销。被告永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13号复议决定》维持《3号处理决定》的复议行政行为亦属不当，一并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的江政决字[2017]3号行政处理决定；
二、撤销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的永政复决字[2017]13号行政复议决定；
三、本案由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
本案受理费50元，由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成大辉
代理审判员 杜诗娟
人民陪审员 胡克勤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寇伶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