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1行终1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江金，男，196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三江村下邵*组*号，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晨晖路1399号。
法定代表人李磊，局长。
委托代理人韩狄锋、陈钢，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民警。
上诉人邵江金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行初字第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以下简称萧山公安分局）于2014年3月12日作出萧公行罚决字〔2014〕第1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现查明2014年3月11日，邵江金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以下简称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训诫一次。邵江金到北京市中南海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地方进行信访，其行为构成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该邵江金于2011年8月9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萧山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拾日，2011年8月25日因殴打他人被萧山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拾日并处罚款贰佰元，2013年8月9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萧山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玖日，2014年2月13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萧山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拾日，属于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定从重情节，应当从重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邵江金行政拘留拾日的处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11日，邵江金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当天下午14时许，邵江金被府右街派出所民警发现，该所民警对其盘问检查后进行了训诫。同年3月12日，根据群众扭送并报案，萧山公安分局所属蜀山派出所对邵江金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日，萧山公安分局对邵江金依法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将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向邵江金进行了告知。当日，萧山公安分局作出萧公行罚决字〔2014〕第1473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邵江金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处罚决定已送达邵江金并告知了其家属。该处罚决定现已执行完毕。邵江金不服处罚决定，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7月3日作出萧复决字〔2014〕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行政处罚决定。邵江金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2月1日，邵江金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被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训诫。萧山公安分局据此于同年2月13日对邵江金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萧公行罚决字〔2014〕第566号行政处罚决定）。邵江金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2015）杭萧行初字第23号案件认定该处罚决定不存在违法情形，遂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邵江金不服上诉于本院，后被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同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邵江金户籍地位于杭州市××区进化镇××组，经常居住地位于杭州市××区××街道××家桥社区××组，上述地区均属萧山公安分局辖区，故萧山公安分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反映情况和问题是包括《信访条例》在内的法律、法规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权利应当依法行使。案涉证据可以证明，邵江金多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其所到场所不是国务院《信访条例》规定的法定走访接待场所，而是属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其行为扰乱了上述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且情节较重，依法应当予以处罚。同时邵江金在六个月内曾受过其他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从重处罚。萧山公安分局据此对邵江金作出案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裁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萧山公安分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履行了告知、决定、送达等程序，处罚程序合法。被诉处罚决定虽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载明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但萧山公安分局在随后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向邵江金告知了相关救济途径和期限，邵江金实际也进行了复议和诉讼，对其权利并未造成实际影响，该瑕疵尚不足以认定被诉处罚决定违法，故原审法院予以指正。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对被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送达拘留所执行。”国务院《拘留所条例》第九条规定：“拘留所应当凭拘留决定机关的拘留决定文书及时收拘被拘留人。……”。本案中，萧山区拘留所根据萧山公安分局所作案涉处罚决定对邵江金执行拘留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邵江金认为被诉处罚决定违背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因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中并不包括训诫在内，故邵江金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邵江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邵江金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邵江金负担。
宣判后，邵江金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没有北京地域治安的管辖权，被上诉人的行为超越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二章“管辖”其中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这是法律规定原则，任何人无权改变。该条“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规定是附条件的补充性例外，即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立案并固定证据之后认为由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而移交指定的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被上诉人既不是“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被上诉人指控上诉人在北京违反治安管理的北京警方既未立案也未移交，被上诉人完全没有管辖权。二、上诉人没有违法，被上诉人的处罚没有事实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该法第三章“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第四节“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对处罚十日应当符合什么条件有明确的规定，但被上诉人指控的理由、提交的证据与上述法律规定完全不符，所谓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纯属捏造。2、上诉人没有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在法庭上被上诉人也不能说明哪一份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在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所谓到该地区上访纯属虚构，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认定权。3、退一步说，即使根据被上诉人的捏造和虚构，我国也没有“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就等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故意混淆事非用认虚为实不合逻辑的方式认定事实作出裁判是对法律的亵渎，裁判完全没有事实证据。三、信访交办单不是上诉人在北京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事实证据，人民法院不能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北京工作组出具的交办单，北京工作组在本案中的主体资格和交办单的法律属性均不明确，交办单内容没有事实证据支持，该证据的来源被上诉人无法说清，对于上诉人的质疑，一审判决未予处理裁判，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判决不合法。四、所谓的训诫书只能证明上诉人是合法上访不能证明违法，被上诉人和一审判决颠倒黑白。府右街派出所4份训诫书只证明上诉人去府右街派出所登记处登记去马家楼，没有上诉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内容和违法行为的认定，没有违法即合法，被上诉人用证明合法的材料来认定违法是故意颠倒黑白，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五、4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均系被上诉人所制作，且与本案一样毫无事实证据，该证据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从重处罚是重复处罚，涉嫌滥用警权打击报复，将打击报复公民认定为前科行为，只能证明我国司法没有起码的公平正义已积重难返，司法改革任重道远。六、根据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作出剥夺上诉人人身自由的处罚应明确规定和告知上诉人具有的法律救济权以及行使救济权的期限和方式，没有上述规定和告知，而与法律强行性规定相抵触的处罚决定不具有执行力，第三人杨国锋对此完全知晓，据此，第三人杨国锋执行无执行力的拘留行为，属于共同违法，于上诉人有直接有利害关系，上诉人有权申请第三人杨国锋出庭应诉，而一审法院把萧公行罚决字（2014）第1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没有法律救济权以及行使救济权的期限和方式，认定为未对上诉人的权利造成实际影响，不足以认定被诉处罚决定违法，一审法院认定其是瑕疵明显违返了法律强行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第三人杨国锋应与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法律责任，一审判决属于枉法判决，应依法撤销并改判。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5）杭萧行初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2、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萧公行罚决字（2014）第1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萧山公安分局答辩称，一、办案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进行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进行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虽然违法行为发生在北京市，但邵江金的户籍地及常住地均在萧山公安分局的管辖范围内，由萧山公安分局管辖更为适宜，故萧山公安分局有管辖权。被诉处罚决定虽未载明救济途径和期限，但萧山公安分局在询问笔录中已经明确告知邵江金对其处罚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和期限，故萧山公安分局实际已履行法定告知义务，并不影响处罚决定本身的合法性及法律效力。同时根据《拘留所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萧山区拘留所凭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收拘邵江金，并不存在邵江金诉称萧山公安分局与萧山区拘留所共同违法的情况。二、被诉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调查，邵江金曾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法上访而被行政拘留，2014年3月11日下午邵江金再次到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法上访，被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训诫。上述事实有邵江金的陈述与申辩、训诫书、工作说明、邵江金等人的身份证明等证据加以证明。三、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规定，邵江金的行为系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情节较重，且其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应从重处罚，故萧山公安分局对邵江金作出行政拘留拾日的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被被诉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办案主体适格，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案涉行为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关于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被上诉人根据北京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工作说明，结合调查，认为上诉人实施了到中南海周边上访的行为，具备主要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鉴于中南海的特殊性，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在天安门广场地区和中南海周边上访的行为扰乱了该特定公共场所的秩序，并无不当。同时，邵江金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属于从重处罚情形。据此，被上诉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对上诉人作出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亦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邵江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宇龙
代理审判员 廖珍珠
代理审判员 蔡维专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朱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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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修正)》
第二十条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有较严重后果的；
（二）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三）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
（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
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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