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绥中县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宝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海鸿，河北渤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霞。
委托代理人：周洁。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福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韩亚芹。
上诉人绥中县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管霞、原审第三人张福祥、韩亚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7日作出（2011）葫民二初字第00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发回重审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3）葫民二初字第00018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三益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刘玉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辉主审、审判员黄可心参加评议，于2015年9月23日组织了对三益公司和管霞的询问。三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海鸿，管霞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洁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绥中县福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森公司）于2009年5月11日正式成立。该公司的发起人为张福祥、韩亚芹，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张福祥占该公司股份的95%，韩亚芹占该公司股份的5%。该公司发起人、原股东韩亚芹在2008年7月4日、8月5日，2009年5月18日、7月23日、8月13日、8月17日出具的六张收据分别载明收到管霞交来福森公司绥中项目借款130万元、130万元、110万元、30万元、73万元、25万元，收款人韩亚芹、交款人管霞。六张收据共计498万元。2009年8月17日，福森公司出具的“借据”载明：“福森公司因开发绥中房地产项目，分六次向管霞借款，共借款人民币：肆佰玖拾捌万元整，498万元整。借款经手人：韩亚芹。2009年8月17日”。该“借据”有韩亚芹亲笔签字并加盖福森公司印章。2009年8月19日，福森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辽宁省福森公司授权韩亚芹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全权办理开发项目融资事宜。特此授权。2009年8月19日。”该“授权委托书”有该公司法人张福祥的签字并加盖福森公司印章。管霞主张第一笔借款130万是由卖房款中取走80万元，另50万元现金支付给韩亚芹；第二笔也是130万元从卖房款中直接提取；第三笔110万元中有50万元从银行转账，其余是现金支付；第四笔30万元，现金支付；第五笔73万元直接汇到会计曹静及其同事的银行卡中；第六笔25万元是现金支付。
2010年12月12日，转让方张福祥、韩亚芹与受让方冯宝福、屠愉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二款约定：“股份转让前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张福祥、韩亚芹按各自的出资比例承担，冯宝福、屠愉成为福森公司新股东”，第三款约定：“股份转让后，张福祥退出该公司，不再享有该公司的债权，不再承担该公司的债务。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股份转让金1000万元。2011年1月12日绥中县工商管理局下发的“核准登记通知书”载明：福森公司经核准变更为三益公司。股权转让后，张福祥、韩亚芹与冯宝福于2011年1月10日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为张福祥、韩亚芹，乙方为冯宝福。该协议第一款约定“……福森公司所有的财产及财产权益包括在绥中县城的售楼处等归乙方所有，受让股权后，乙方享有绥中县中央路北延旧城改造项目的所有权益”，第三款约定：“协议签订之前的债务由甲方承担，之后的债务由乙方承担”。原福森公司转让后，三益公司自认已支付转让款720万元，尚欠280万元。冯宝福接收的福森公司账目中没有记载该498万元债务。
管霞一审诉请：请求判令张福祥、韩亚芹与三益公司偿还借款498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以债权额度按银行商业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管霞提供的“借据”及“授权委托书”、韩亚芹出具的六张“收据”、公司登记变更材料、其他相关的银行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等载卷为凭，并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管霞依据福森公司出具的并有韩亚芹签字及加盖福森公司印章“借据”提起诉讼，原福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福祥及经办人韩亚芹对此均无异议，对此借款在不侵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管霞与张福祥、韩亚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冯宝福等在接收福森公司并变更为三益公司后，现三益公司自认尚欠转让款280万元，而张福祥在答辩中也明确表示如果三益公司完全给付转让款，就不会产生此纠纷，此表示已确定管霞应享有张福祥对三益公司的到期债权的权利。同样，在管霞与张福祥、韩亚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张福祥、韩亚芹又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并对管霞造成了损害，管霞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张福祥、韩亚芹的债权，对三益公司提出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三益公司应对到期债务负连带偿还责任。综上所述，管霞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张福祥、韩亚芹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共同偿还管霞借款498万元，并从2011年8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认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三益公司对张福祥、韩亚芹上述借款，在280万元到期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640元，由张福祥、韩亚芹承担。
三益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部分有些事实认定错误，如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三益公司自认已支付转让款720万元，尚欠280万元。”对此说法上诉人认为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且上诉人没有“自认尚欠280万元”。庭审时，主审法官曾询问上诉人已支付转让款是多少？上诉人如实回答已支付720万元，剩余款项虽有280万元未付，但是有原因的，是因原审第三人张福祥、韩亚芹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时严重违约，给上诉人造成巨大损失，至今上诉人都无法进行项目建设。因此，虽然上诉人有280万元转让款未付，但第三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了280万元，所以，未付280万元和“尚欠”280万元是完全截然不同的。（2）原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观点错误：“如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管霞依据福森公司出具的并有韩亚芹签字及加盖福森公司印章‘借据’提起诉讼，原福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福祥及经办人韩亚芹对此均无异议，对此借款在不侵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管霞与张福祥、韩亚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对此认定，上诉人认为含糊不清，如借款的主体到底是公司还是张福祥和韩亚芹个人？韩亚芹给管霞出具的借据是否真实？在法院庭审时，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借款合同履行的相关证据，没有提交借款交付的相关证据，即498万元借款银行往来的相关凭据。因此上诉人认为大额款项的交付应有银行转账凭据，否则不能证明合同已履行。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韩亚芹从管霞处借款时，福森公司当时并没有出具任何借款凭证，且福森公司当时并没有成立，故不能认定是福森公司借款。
2、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对到期债务负连带偿还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如原审法院认为：“张福祥在答辩中也明确表示如果三益公司完全给付转让款，就不会产生此纠纷，此表示已确定管霞应享有张福祥对三益公司的到期债权的权利。同样，在管霞与张福祥、韩亚芹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张福祥、韩亚芹又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并对管霞造成损害，管霞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其到期债权，对三益公司提出诉请符合规定。”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这一认定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完全是错误的。理由是：（1）管霞作为原告并没有提出代位权之诉，而是民间借贷之诉。（2）张福祥对上诉人并没有到期债权，上诉人根本不认可欠张福祥280万元，如果涉及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张福祥与韩亚芹有诸多违约之处，且给上诉人造成巨大损失，损失金额远远超出280万元。这也是张福祥与韩亚芹不敢向上诉人或冯宝福索要280万元的理由，而不是他们怠于行使到期债权。（3）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的相对方是甲方张福祥、韩亚芹，乙方是冯宝福，而不是上诉人三益公司。故所谓“管霞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张福祥、韩亚芹的债权，对三益公司提出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之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3、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管霞与韩亚芹、张福祥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称恶意串通，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牟取私利，非法勾结，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三是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是为了牟取利益，即通过实施该行为可以获取一定收益，使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本案有以下事实证明韩亚芹、张福祥与管霞恶意串通。（1）管霞是否真正出借498万元证据不足。（2）即使出借，福森公司当时没有出具借据，事后才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张福祥后补授权委托书。这一过程不符合常理，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一般人的日常行为规则。（3）该笔借款根本没有记载到福森公司财务账册，既然是公司借款为何不入账？（4）该笔借款没有汇入福森公司账户。（5）上诉人股东冯宝福、屠愉在与张福祥、韩亚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张福祥、韩亚芹声称没有任何债务，且向冯宝福及屠愉提供的财务账册没有记载该笔借款。如果这一借款真实存在，那么张福祥、韩亚芹为了转让股份，故意隐瞒欠款事实，就构成了合同诈骗罪。（6）因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发生纠纷，新股东认为张福祥、韩亚芹违约，故有280万元转让款没有支付给张福祥、韩亚芹二人。如果张福祥、韩亚芹二人以股权转让纠纷起诉冯宝福，没有胜诉把握，所以，以管霞主张债权为由，起诉上诉人，让上诉人支付498万元，以达到谋取利益的目的。对于上述诸多不合理或瑕疵之处，被上诉人在庭审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可以推定其主观心态是故意而为之。因此，上诉人根据本案己知的事实，有理由认为管霞、张福祥、韩亚芹之间是恶意串通，依照日常习惯经验，推理、判断，也完全可以推断出管霞与张福祥、韩亚芹二人是恶意串通，并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因此，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推定方式认定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另，根据被上诉人管霞所述，其所出借的款项发生在福森公司登记成立之前，福森公司的原股东韩亚芹在一审诉讼出庭作证时称：所借款项用于福森公司缴纳项目土地款及开办费用，但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上诉人接手的账目也没有该项支出。且被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交借款合同履行的证据。也就是说，管霞无法提供将498万元交付给福森公司的证据，福森公司的原股东也没有提交公司使用该笔借款的证据。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管霞所出借的资金没有交付给福森公司，亦无法证明其与福森公司形成借贷关系，福森公司不是借款人。
4、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适用《申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纯属适用法律不当，因为，正如前述，张福祥、韩亚芹或福森公司根本不存在享有上诉人到期债权的事实。故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明显不当。根据本案事实，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被上诉人与张福祥、韩亚芹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280万元到期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上诉人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管霞答辩称：1、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三益公司自认已支付转让款720万元，尚欠280万元。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借款人是三益公司，与股东间的股份转让事实无关。2、上诉人称我方并未提起代位权诉讼，原审判决中第2页载明，本院追加张福祥、韩亚芹为第三人后，管霞增加诉讼请求为张福祥、韩亚芹与三益公司均偿还上述借款，与事实不符。管霞是要求三益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不要求张福祥、韩亚芹承担还款责任。3、上诉人主张管霞与张福祥、韩亚芹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管霞在原一审及重审庭审中已提交借款合同实际履行的全部证据，请法庭予以核实。5、原审法院依据管霞提起代位权诉讼，判决张福祥、韩亚芹承担还款责任，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不当。6、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原审法院（2013）葫民二初字第00018号民事判决，改判由三益公司承担498万元的还款责任。并自2011年8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管霞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所涉债务是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原福森公司为公司前期项目运作及征地等事宜，作为时任公司发起人韩亚芹有权代公司借款。自2008年7月到2009年8月期间，韩亚芹先后六次共计向管霞借款498万元，并由韩亚芹分别出具了“收据”。2009年5月11日福森公司依法成立，同年8月17日福森公司出具“借据”载明：福森公司因开发绥中房地产项目，分六次向管霞借款，共借款人民币：肆佰玖拾捌万元整，498万元整。借款经手人：韩亚芹。2009年8月17日。该借据有韩亚芹签字并加盖福森公司印章。同年8月19日，福森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福森公司授权韩亚芹副总经理全权办理开发项目融资事实。特此授权。该委托书有时任法定代表人张福祥的签字并加盖福森公司公章。管霞实际提供借款，福森公司出具借据的行为，表示双方已形成借款合同关系，韩亚芹借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福森公司应承担民事还款责任。2010年12月12日，福森公司原股东张福祥、韩亚芹与冯宝福、屠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将全部股份转让给新股东冯宝福、屠愉并实际履行，该转让行为的实质是公司股份的转让，与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无关。福森公司同时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冯宝福，并于2011年1月12日将福森公司更名为三益公司。公司既没有解散也没有破产，依法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不因福森公司名称的变更而导致责任的免除。综上，三益公司应依法承担偿还借款498万元及利息的责任。
张福祥、韩亚芹未有答辩意见。
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管霞提供六份借据共计498万元借款的来源及实际履行情况：
第一笔2008年7月4日借130万元的来源及履行：管霞从秦皇岛市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奇乐家园的卖房款中取80万元；40万元是现金交给韩亚芹，其中39万有银行提款凭证、1万元为现金；10万元是赵春玲欠管霞购房款，由赵春玲汇给韩亚芹，有银行凭证。
第二笔2008年8月5日借130万元的来源及履行：从秦皇岛市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奇乐家园的卖房款中取130万元，由韩亚芹直接取走并出具收据。
第三笔2009年5月18日借110万元的来源及履行：管霞分三次交给韩亚芹，第一次50万元，其中从银行提款24.6万元（有凭证），其他是筹集的现金；第二次40万元，其中2009年5月10日直接汇给张福祥10万元，另30万元是从银行支取和筹集的现金；第三次20万元，其中有6.3万元现金，另13.7万元是韩亚芹出具借据后管霞从银行提取现金交给韩亚芹。
第四笔2009年7月23日借30万元的来源及履行：管霞从银行提一部分又筹集一部分现金交给韩亚芹，韩亚芹将30万元汇给了张福祥（有银行凭证）。
第五笔2009年8月13日借73万的来源及履行：韩亚芹于13日先取走了13万元，其中管霞从银行账户提现金9.5万元、自筹现金3.5万元；8月14日借据形成之后管霞又汇60万元，其中有30万元从管霞卡里转账给福森公司出纳员曹静；9.5万元是管霞从银行提取现金（有凭证）存入福森公司出纳员曹静卡里；10.5万元是赵春玲欠管霞购房款，管霞让赵春玲打给曹静，因福森公司出纳员曹静没有建行的卡，曹静让赵春玲将该笔款打给杨立芹；另有10万元是赵春玲欠管霞的钱，管霞让其通过农行汇给曹静。
第六笔2009年8月17日借25万元的来源及履行：管霞自筹24.5万元现金、银行提现5000元（有凭证），以现金方式交给韩亚芹。
2011年10月12日，张福祥以原福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就管霞诉讼借贷纠纷一案答辩：1、此事是由福森公司原另一股东韩亚芹所为，具体数额由她说明，我不清楚，但对本案诉讼事实我们认可。2、此项债务早应偿还，但因公司受让人冯宝福股权转让资金没有给我们尚欠500万，如果他能按约定给付转让款，就不会引发此次诉讼了。3、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我们不予认可。
韩亚芹在原一审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韩亚芹代收了管霞出售的秦皇岛市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奇乐家园13套房产的售房款257万余元，用在了福森公司的前期运作上；韩亚芹共向管霞借了498万元，在转让公司股权时将该笔借款作了账外账。
2011年11月29日，秦皇岛市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管霞自2007年7月以后，陆续从我秦皇岛市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奇乐家园售楼处购买了13套商品房，购房款共计2，050，000元。后管霞委托我奇乐家园售楼处陆续将管霞名下的13套商品房转卖。……合计房款2，576，336元。转卖的13户商品房的房款经管霞同意均由我奇乐家园售楼处经理韩亚芹代为收取。
上述事实，有管霞举证韩亚芹出具的六张借据及履行借款的相关银行凭证、张福祥的答辩状、葫芦岛中院（2011）葫民二初字第35号案中2012年1月4日庭审笔录、秦皇岛市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在卷佐证，业经质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一是本案借款主体是公司借款还是张福祥、韩亚芹个人借款；三益公司是否应对本案所涉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问题；二是原审适用法律是否适当；三是管霞与韩亚芹、张福祥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三益公司的合法权益。
首先，从管霞所举证据来看，管霞不仅提供了498万元借款的真实来源，同时亦提供有实际履行498万元借款的相关银行凭证。从其所述每次出借款项的金额、时间与其提供的银行票据，无论在时间和数额上均是吻合的。据此可以认定管霞所诉498万元借款的实际发生。
关于管霞498万元借款是公司借款还是个人借款问题。尽管管霞提供的六张借款收据均系韩亚芹出具、收款人亦为韩亚芹，但从福森公司在韩亚芹借款之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韩亚芹全权办理开发项目融资事宜”及福森公司又出具的《借据》载明：“福森公司因开发绥中房地产项目，分六次向管霞借款共计498万元，借款经手人韩亚芹”的内容来看，福森公司对通过韩亚芹向管霞借款的事实是明知并确认的，且福森公司是在向管霞借款期间注册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福森公司应对管霞的498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承担偿还责任。虽然本案管霞既向三益公司主张了权利也向张福祥、韩亚芹主张了权利，但因本案借款实际是公司借款而非个人借款，所以，原审判决张福祥、韩亚芹共同承担偿还管霞498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的责任有误，但因管霞、张福祥、韩亚芹均对原审判决未提起上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在此不予纠正。
以上已论，本案所涉498万元借款系公司借款而非张福祥、韩亚芹个人借款，所以，三益公司实际应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全部偿还责任而非是连带偿还责任。故原审判决“三益公司对张福祥、韩亚芹上述借款，在280万元到期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因管霞未对原审判决提起上诉，所以，对于该部分判决，本院亦不予纠正。至于三益公司是原审认定自认“尚欠”还是如其所述“未付”张福祥、韩亚芹280万元股权转让款，虽表述不一致，但实际含义是一致的。所以，原审对此不属事实认定错误。
综上，三益公司关于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三益公司关于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尽管有理，但本院依法不能作出对其加重责任的判决内容。
其次，关于原审适用法律是否适当问题。因本案所涉借款系公司借款而非张福祥、韩亚芹个人借款，所以，三益公司的股东是否欠张福祥、韩亚芹股权转让款，与三益公司的对外欠款无关，前者系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后者系公司对外应履行的责任。尽管三益公司股东冯宝福与张福祥、韩亚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协议签订之前的债务由甲方（张福祥、韩亚芹）承担，之后的债务由乙方（冯宝福）承担”。但因该约定系股权转让双方之间的约定，其只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发生效力，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故该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管霞，三益公司仍应承担原福森公司对管霞的欠款责任。管霞在本案中提起的诉讼系民间借贷之诉而非债权人代位权之诉，所以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及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自身的除外。”的规定，认定管霞享有张福祥对三益公司到期债权的权利，从而认定张福祥、韩亚芹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管霞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张福祥、韩亚芹的债权，对三益公司提出诉请符合法律规定。确属适用法律不当。三益公司对此上诉有理，但因三益公司应对本案所涉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原审只判决“三益公司在280万元到期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实际减轻了三益公司的到期债务责任，管霞对此又未提起上诉，所以，原审虽然适用上述法律错误，判决结果并不准确，但本院依法亦不应予以改判。
第三，关于管霞与韩亚芹、张福祥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三益公司的合法权益问题。三益公司现没有证据证明管霞与张福祥、韩亚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管霞现已举证其实际履行498万元借款的相关证据，其借款事实也得到了韩亚芹及福森公司出纳曹静、收款人赵春玲的证实，这些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管霞出借498万元款项的实际发生。所以，尽管福森公司是在借款期间出具的《借据》、福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福祥也是在借款期间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但恰恰证明福森公司对韩亚芹向管霞借款是明知并予以认可。至于该款项张福祥、韩亚芹是否入公司账、其二人转让股权时是否包括对该笔债务的转移，均系张福祥、韩亚芹的个人问题，与公司的欠款无关，三益公司仍应对管霞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所以，三益公司关于管霞与张福祥、韩亚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张福祥、韩亚芹以管霞主张债权为由起诉三益公司，以达到谋取利益的目的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证明。故对其这一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6，640元，由绥中县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玉喜
审判员 张 辉
审判员 黄可心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