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中民终字第15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住所地上海市延安西路129号。
负责人徐力，主任。
委托代理人倪志刚，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丽，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康辉苏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东吴北路299号。
法定代表人李继烈，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剑笛，江苏兴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旭，江苏兴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以下简称上海侨办）与被上诉人中国康辉苏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国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3）姑苏民一初字第1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2011年4月29日，上海侨办根据万达国际的指示向原审被告康辉国旅汇入团款预付款人民币150000元。同年5月4日至13日，原审原告上海侨办的人员去加拿大考察旅游，由万达国际提供了旅游服务。8月9日，原审原告上海侨办又向原审被告康辉国旅汇款人民币182114.53元。2、康辉国旅出示经我国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馆（2013）蒙领认字第0000577号领事证明、经加拿大魁北克省公证师协会认证的公正认证文书一份，内容包括（1）《代收款委托》：万达国际委托康辉国旅代收团号为WD2011-042-0504Ming（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的团款，共计总额$52137.29CAD，此项委托亦经上海侨办同意；（2）《情况说明》：万达国际与康辉国旅有多年的业务合作往来，万达国际结欠康辉国旅团费￥2170028RMB，关于上海侨办应支付给万达国际的款项，经万达国际指定汇入康辉国旅账户后，直接由康辉国旅扣留，并抵充相应的万达国际应支付给康辉国旅的部分欠款；（3）《情况证明》：根据康辉国旅反映，上海侨办起诉要求康辉国旅退回款项一事，万达国际认为，上海侨办如对应支付万达国际的业务款项数额有异议，应与万达国际进行结算，康辉国旅只是代收款，万达国际与上海侨办的业务往来与康辉国旅无关。（4）《还款证明》：万达国际付给康辉国旅旅游款项，共计总额$52137.29CAD，以抵充原我公司中国团与康辉国旅产生的所欠款项。上述各页内容均由万达国际执行董事刘强签名。
上述事实有上海侨办提供的汇款业务委托书回执、公证书、康辉国旅提供的代收款委托、情况说明、情况证明、还款证明、公证认证文书、汇款单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原告上海侨办诉称：上海侨办因财务人员操作失误，于2011年8月9日向康辉国旅账户错误支付了一笔人民币182114.53元的款项，而上海侨办与康辉国旅之间并无任何合同约定，也无任何往来，康辉国旅取得该笔款项没有合法根据，侵害了原告合法利益，多次催讨至今未还。请求法院判令康辉国旅返还原告人民币182114.53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康辉国旅为证明其收取本案所涉汇款有合法根据，提供了经我国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馆领事证明、经加拿大魁北克省公证师协会认证的代收款委托、情况说明、情况证明、还款证明等证据，上海侨办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公证文书中刘强的身份无法核实，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同时其与万达国际之间的团款总额为人民币182114.53元而不是人民币332114.53元，康辉国旅无权将所收款项与其对万达国际的所负的债务冲抵，即使冲抵对超出团款金额的150000元部分亦无权冲抵。关于上海侨办认为康辉国旅提交的公证文书与本案无关联性的观点，原审法院认为，文书中有“刘强系万达国际执行董事”的内容，领事认证中注明“该文书内容由出文机构负责”，上海侨办虽对万达国际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持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况且其曾按照后者指示汇款至本案康辉国旅账户并又与之多次电子邮件往来，故对其观点原审法院碍难采信。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康辉国旅接受万达国际的代收款委托，代收万达国际与上海侨办旅游服务团款人民币182114.53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构成不当得利。上海侨办如对其与万达国际之间的旅游服务合同团款总金额有异议，可另行向万达国际主张结算。至于上海侨办认为冲抵违反外汇管理法规，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本案不予理涉。关于康辉国旅认为上海侨办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上海侨办于2013年6月25日向原审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诉争款项汇款发生在2011年8月9日，上海侨办的起诉在诉讼时效内。
据此，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42元，减半收取人民币1971元，由原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负担。
上诉人上海侨办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康辉国旅收取上海侨办旅游团款182114.53元，没有合法根据。因为该笔款项是上海侨办的财务人员因为对汇款金额的认识错误而支付的，根据万达国际工作人员马迅2011年5月27日的电子邮件及其所附PDF格式发票，总团款为182114.53元，除了预付团款15万元，结欠的尾款金额为4826.79加元，折合人民币32114.53元。2、万达国际与康辉国旅之间即使存在委托付款合同，也因为违反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等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同理，万达国际应付债务与被上诉人应当交付委托合同项下的款项即使存在相互抵消，也因为违反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五条等强制性规定而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不是管理性规定，而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3、加拿大魁北克省公证师协会出具的公证书只是对刘强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公证，而不是对刘强声明的内容及其有效性、合法性进行公证，其中的《代收款委托》、《情况说明》、《情况证明》、《还款证明》均无万达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签章，不能证明康辉国旅之间团款总额、结欠尾款金额及万达国际与康辉国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万达国际已经实际处置或抵消其代收款项等事项。原审法院认为上海侨办应当就万达国际的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举证，存在不当。康辉国旅提交的编号为015348的发票系伪造，其标号和出票日期均与马迅邮件附件中PDF文档所提交的发票一致。4、公证文书中的中英文、法文部分没有提交中文翻译，形式上不合格。公证文书中既没有“与康辉国旅对账明细“，也并未提交万达国际与康辉国旅之间债权债务发生的根据，康辉国旅私自办理结汇、售汇业务，系违法行为。5、即使万达国际已经实际处置、抵销其对康辉国旅的代收款项，该冲抵行为也因为违反我国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相应款项仍然由康辉国旅实际占有，上海侨办有权直接向康辉国旅追回。6、请求二审法院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有关的问题向苏州市外汇管理局进行征询。综上，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康辉国旅构成不当得利，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康辉国旅返还人民币182114.53元及利息，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康辉国旅答辩称：1、康辉国旅并非主动收取上海侨办的款项，而是上海侨办自己根据加拿大万达公司的指定帐户进行汇款；康辉国旅和上海侨办之间并无合同，所以不存在超过合同标的付款的行为。2、债务抵销行为是实际收款人自主行为，不存在无效，根据合同法，上海侨办不是抵销行为的当事人，其无权主张抵销行为无效。3、上海侨办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应当依法与外商进行交往，即使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的行为，也是上海侨办自身的违法行为。在本案中，康辉国旅所为的一切民事行为均与外汇管理无关，上海侨办在豪华旅游之后试图赖账的行为有悖诚信原则。4、加拿大魁北克公证师协会出具的文书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明程序，是合法的法律文件。加拿大公证协会出具的公证法律文书，原文就是中英文对照，所以不需要另行翻译成中文，因此该经过认证的文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证据。5、上海侨办的上诉主张缺乏证据支持。6、上海侨办与万达公司之间的团款总额332114.53元，而不是上海侨办所称的182114.53元。就该数额，根据上海侨办、康辉国旅提交的证据和万达公司与上海侨办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均可以证实。上海侨办主张是其财务人员疏漏所致，无任何相应证据证明。7、上海侨办对其与万达公司之间的关于旅游团款数额的争议，应另案向万达公司起诉主张。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依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通知证人肖某、毛某、贺某到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上述证人接受双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及询问。
证人肖某陈述：肖某是上海侨办工作人员，也是赴加拿大旅行团成员之一，并且代表侨办、和旅行团与万达公司通过电子邮件直接联系。付款的情况是，在出发前由上海侨办向万达预付15万，钱是付给康辉公司的，这样付款是根据万达公司的邮件。访问结束后，万达公司给肖某发电子邮件，对进行费用进行核对，根据对账，侨办只需再付4800多加元，也就是3万多人民币，因本单位的失误，在本该付给苏州康辉3万的前提下，因为忘记之前给过15万所以后来又给了18万多。邮件在电脑系统中可以删除，但是肖某并无删除工作邮件的习惯。在上海东方公证书进行公证时，因为时隔较久，其检查电脑发现只有目前举证的、经过公证的邮件。其并未签收5万多加元的发票。
证人贺某陈述：其是康辉公司国际部经理，在2011年4月我接到加拿大万达总经理刘强的电话让贺某代收国内汇款，当时，贺某不知道是什么钱、也不知道是多少钱，在4月29日贺某收到了万达公司传真的、上海侨办向康辉国旅的汇款的单据。几个月后，万达公司再打电话给贺某，让康辉公司再代收一笔汇款，到8月19日贺某才收到了18万的那个汇款单传真件，钱也是那几天到账的。康辉国旅的账号是由贺某提供给万达公司的，因为双方有十几年合作关系，万达把康辉国旅的账号给了上海侨办。在2012年4月25日之前，贺某不知道两笔付款是怎么回事。在2011年年底，贺某打电话给刘强，要转给他这两笔钱，刘强说太麻烦了，要求内部抵扣，所以这笔钱其实已经转给万达公司。在2012年4月15日贺某接到了上海侨办毛小姐的电话，才知道上海侨办与万达公司之间的事情，我热心帮毛小姐问，给了毛小姐一个邮件并告诉她万达的经办人叫马迅，让她去找马迅。为了取证，贺某在2013年8月去了加拿大蒙特利尔，与刘强和相关人员见面，他们出具了一份相关证明给贺某，证明康辉国旅与此事无关，并提供了一个“最终账单”，载明金额为52137.29加元。上海侨办表示，一审中其见过此材料，但是对方没有作为证据材料提交。上海侨办提供的发票编号为015348，出票日期2011年5月13日，团号是WD2011-042-0504MING，团款金额28586.8CAD；而所谓最终账单的编号、团号等信息与该发票相同，但金额不同，可见最终账单为造假。在本案诉讼前，上海侨办的工作人员未看到过这5万多元的“最终账单”。
证人毛某陈述：其是具体经办18多元团款报销事宜的上海侨办工作人员，因其工作疏忽，未将肖某告知其关于已经有预付款15万元的情况转告出纳，导致重复付款。该次境外考察的报销仅此一次。
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书证和证人证言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中相互一致的部分，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4月，上海侨办直接联系案外人万达公司，协商组团赴加拿大旅游、考察的事宜。上海侨办并未与万达公司签订书面旅游服务合同，也未与之书面约定旅游团款的结算和支付方式。根据上海侨办自认的事实，与该境外旅游服务合同有关的第一笔付款，即15万元预付款，是上海侨办根据案外人万达公司工作人员马迅的指示向康辉国旅账户支付的。根据康辉国旅的陈述，该单位接到万达公司负责人刘强的电话通知后，为万达公司代收收该笔预付款。在收到该笔汇款前后，康辉国旅均未与上海侨办联系，也并未向上海侨办收取代办费等费用作为代收款的报酬。上述情况可以说明，上海侨办与案外人万达公司约定由上海侨办向康辉国旅履行旅游服务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即双方一致确认由上海侨办作为代为受领团款的第三人。本案所涉纠纷，实质上是上海侨办和案外人万达公司关于团费总金额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和合同相对性原则，康辉国旅是上海侨办和万达公司之间旅游服务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非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外人万达公司与康辉国旅之间的代收款合同关系和结算方式，与上海侨办并无关系。万达公司和康辉国旅之间的《委托收款协议》并不是上海侨办向康辉国旅账户汇款的原因。上海侨办向康辉国旅账户付款的原因是明确的，即因为万达公司事实上在加拿大为提供了包括住宿、导游、交通在内的境外旅游服务，所以要向万达公司支付相应费用。康辉国旅是上海侨办基于万达公司指示而向其支付团款的机构。对康辉国旅而言，上海侨办的两次向其账户转账的行为并非将康辉国旅作为交易的对象向其支付合同对价，而是由康辉国旅代收上海侨办与万达公司旅游服务合同的费用。在本案所涉的旅游服务合同中，康辉国旅是交易的工具，不是交易的主体。换言之，上海侨办向该账户支付预付款15万元和第二笔付款182114.53元的行为不是在上海侨办意欲在上海侨办和康辉国旅之间创设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行为，而是一种事实行为。
原审判决对案外人万达公司与康辉国旅之间代收款委托协议的效力加以认定，超出了本案诉讼标的之范围。上诉人关于该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上诉主张，与本案无关，也并非本案二审审理的范围，本院对该协议效力不做认定。根据现有证据，上海侨办向康辉国旅所有付款均使用人民币，而不是加元。故上海侨办和康辉国旅付款、收款行为并不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院调查取证需以与审理案件有关为前提，故对上诉人要求本院向外汇管理部门进行调查、咨询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团款总额，双方各执一词。上海侨办主张，根据马迅的电子邮件所附发票，团款总额为28586.8加元，折合人民币182114.53元；康辉国旅主张，根据其在加拿大向万达公司取证得到的《还款证明》，团款总额为52137.29加元，折合人民币332114.53元。就证据形式和内容而言，上海东方公证处对上海侨办和万达公司之间往来电子邮件出具的公证文书是对取证过程的公证，而不是对电子邮件内容真实性的确认。加拿大魁北克省公证师协会公证并经我国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馆领事认证的《代收款委托》、《情况说明》、《情况证明》、《还款证明》等证据在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书证的证据种类，但其所做的公证是表面形式上的真实性的公证，不是对其内容真实性的认可。加拿大公证文书的内容是案外人万达公司的单方陈述，在性质上是证人证言，但案外人万达公司并无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故加拿大公证文书也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就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而言，团款总额是上海侨办和万达公司之间境外旅游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中产生的，该争议是海侨办与万达公司之间基于旅游服务合同而生的争议，在万达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的情况下，对团款总额的认定也超出了本案诉讼的标的和审理的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在此情形下，受领人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纵使上海侨办关于重复付款、超额付款的主张成立，因其真正的交易对象是案外人万达公司，故因上海侨办错误给付而得到不当利益的是万达公司，并非康辉国旅。康辉国旅收取上海侨办款项具有合法的原因，即是上海侨办基于与万达公司之间的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接受万达公司的付款指示向康辉国旅账户付款。因为上海侨办和万达公司并未事先约定团款总额，康辉国旅在代为收款时对团款总额也就无从知晓，故其受领行为，并无恶意。简言之，康辉国旅作为上海侨办和万达公司之间旅游服务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不基于其代为受领履行款项的事实行为而获得利益，因此也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上海侨办就康辉国旅就第二笔付款或者其中的15万元关于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海侨办就其与案外人万达公司之间关于团款总额的争议，可以另行主张。
综上，上诉人上海侨办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42元，由上诉人上海侨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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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顾 平
代理审判员 赵东代理审判员姚望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沈 华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