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18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罗玉良，男，1977年7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贾宝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老牛湾村北。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丽霞，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京利，男，1961年8月25日出生。
上诉人罗玉良、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0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玉良之委托代理人贾宝军、上诉人福田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梁丽霞、张京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玉良在一审法院诉称：罗玉良于2012年3月30日入职福田公司，担任集团副总裁、集团雷萨泵送业务总监、雷萨泵送事业部总裁，双方签订了相关的社会人才招聘协议与劳动合同。2014年8月12日，福田公司无故免除其集团雷萨泵送业务总监、雷萨泵送事业部总裁等职务，福田公司不仅严重违反了双方签订的聘任协议与劳动合同，而且严重违反了劳动法。罗玉良在福田公司工作至2014年8月28日，得到福田公司同意后，提出病休，常务副总经理余东华批复同意从2014年9月1日开始病休，其也有相关医院诊断书，以及请假的电话与短信记录，福田公司领导对其病休没有异议。但在其病休期间，2014年8月28日、2014年9月3日，在毫无依据的前提下，福田公司二次免除其一切职务。福田公司将罗玉良的工资发放至2014年8月17日，后未再发放工资。由于福田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罗玉良要求福田公司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同时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补偿金。在此情况下，罗玉良于2014年12月18日提出了仲裁申请。福田公司随即以罗玉良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于2015年1月12日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罗玉良对此不予认可，认为福田公司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规章制度的依据。既然福田公司认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5年1月12日，那么2015年1月12日之前双方依然存在劳动关系，福田公司应当支付2014年8月18日至2015年1月12日期间的工资，并支付补偿金。
罗玉良主张福田公司支付2013年4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期间的年终奖计180万元（以年终奖148万元，每月12万元为计算依据，暂计算至2014年12月31日，计算15个月），福田公司主张已经支付了2013年4月至12月期间的奖金共计139.5万元、2014年5月的奖金6万元，因此，通过福田公司的自认，也可以看出福田公司尚欠2014年1月至4月及2014年6月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期间的年终奖没有发放，因此，福田公司应当支付其经济补偿金54万元。
罗玉良主张自2012年4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股权激励99万元（以年度36万，每月3万元计，计算至2014年12月底，共计33个月），福田公司仅认可其分配到了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股权指标27.1005万元和2013年4月至12月股权指标14.85万元（税后，两次均以年度基数36万元计算），两次股权指标共计41.9505万元。同时，2014年1月之后的股权指标，福田公司也未分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罗玉良已提供了诊断证明书及门诊证明书显示其患有抑郁症。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福田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故应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福田公司无故停发工资、奖金、股权激励，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故应向其支付拖欠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奖金、股权激励费等相关费用。由于福田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无依据的情况下随意给予我免除职务，不提供劳动条件，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二）款，（四）款等相关规定，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因此，其作为劳动者主张解除与福田公司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金54万元。
福田公司要求罗玉良返还补贴款200万元于法无据，双方签订的《补贴协议》协议第6条约定：“乙方（指罗玉良）在甲方工作期间，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若有泄露甲方商业秘密、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或者具有其他违法行为，则失去享受补贴资格，已经取得的补贴应当予以退还，甲方可直接从乙方工资、奖金中予以扣除，经扣除后不足部分乙方应当承担予以返还，并按照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罗玉良在工作期间并没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福田公司在其患病期间无故停发工资和奖金，而且要求返还补贴，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其无需支付福田公司赔偿金3万元，福田公司答应为其解决北京户口，但始终未能给兑现承诺，因此，作为替代性措施，福田公司才给其办理居住证。福田公司没有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奖金等，是福田公司违约。即便其出具过承诺书，但该承诺书并没有效力，而且办理居住证过程中福田公司没有费用支出，没有损失，不应要求赔偿金。故起诉，要求：1、福田公司支付2014年8月18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2015年1月12日的工资85.8621万元（以每月工资18万元计算）；2、福田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6334万元；3、福田公司支付2013年4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2014年终奖185万元；4、福田公司支付2013年10月至2014年8月期间扣减工资31.86万元；5、福田公司支付2012年4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股权激励99万元；6、罗玉良无需返还福田公司补贴款200万元；7、我无需支付福田公司赔偿金3万元；8、诉讼费由福田公司承担。
福田公司在一审法院辩称并诉称：罗玉良于2012年3月30日入职福田公司，双方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3月30日至2020年3月29日，工作内容为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工资每月9万元。2012年5月14日，罗玉良被聘任为福田汽车集团副总裁兼福田汽车集团雷萨泵送业务总监兼雷萨泵送事业部总裁。2014年4月24日，罗玉良被聘任为兼雷萨泵送事业本部常务副本部长（仍继续任福田汽车集团副总裁兼福田汽车集团雷萨泵送业务总监兼雷萨泵送事业部总裁）。2014年8月12日，罗玉良被免去兼任的雷萨泵送业务总监、事业部总裁和事业本部常务副本部长职务。2014年9月3日，罗玉良被免去福田汽车集团副总裁职务。2014年8月15日，罗玉良以身体不适为由向公司请假。由于罗玉良请假时未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病休假条，公司对罗玉良的请假未予批准，并要求罗玉良做好工作交接和配合审计工作，但罗玉良自当月18日起擅自不到公司上班。2014年9月17日，公司向罗玉良发出书面通如，要求罗玉良接到通知之后的3个工作日内到公司上班，同时告知罗玉良未履行相关请假手续，要求其补交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病休和诊断证明。但罗玉良接到通知后既不补交假条也不回公司上班，鉴于罗玉良长期旷工己达数月，远远超过福田公司《员工违纪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连续旷工满5日解除劳动合同的标准，2015年1月12日，公司做出与罗玉良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于2015年1月12日向罗玉良发出书面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5年1月16日，公司再次向罗玉良发出书面的《关于依法配合审计和说明相关情况的告知函》，要求罗玉良在1月23日前回公司配合审计说明情况，但罗玉良依然不予理睬。
罗玉良提出的诉讼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理由如下：1．因2014年8月18日至2015年1月12日旷工，罗玉良无权要求公司支付此期间工资；2．罗玉良因旷工严重违纪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其无权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而且罗玉良的此项请求未经劳动争议仲裁；3．罗玉良要求支付2013年4月1日至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年终奖185万元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奖金是对业绩突出的员工的额外奖励，员工是否应得到奖励以及奖励数额应由单位通过考评后决定而非员工个人自定；4．罗玉良在公司工作期间公司已按时足额支付了工资，未曾发生扣减工资的情况，罗玉良提出的扣发其工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5．罗玉良有关股权激励99万元的请求与事实不符，罗玉良在公司工作期间曾两次分配到股权激励指标，分别为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股权激励指标27.1005万元和2013年4月至12月股权激励指标14.85万元（税后，两次均以年度基数36万元计算），两次股权激励指标共计41.9505万元，2014年1月以后罗玉良没有股权激励指标；另外，罗玉良不符合获得股权激励的条件，不能获得股权激励。为激励经营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团队，留住并用好关键人才，激励员工实现更好的业绩，公司对副科长级以上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实施股权激励，并于2010年6月配套下发了《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股权激励采用建立中长期激励基金的方式进行，即由公司先期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中长期激励基金，并将激励基金按一定指标分配至员工，由公司工会进行投资管理，工会投资设立投资公司即北京智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激励基金投入该投资公司进行投资，对股权激励人员按照不同层级规定了股权激励锁定期；所谓锁定期，是指自投资公司成立或增资到位之日起计算的一定年限，只有在锁定期满后，员工符合规定的获授条件，方才获得股权激励；其中，高层管理人员锁定期为6年，中层管理人员锁定期为5年，技术骨干等其他人员锁定期为4年；同时规定，若员工在锁定期因违反公司有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其股权激励指标取消，不能取得获授股权激励资格；罗玉良当时作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其锁走期为6年，罗玉良因旷工严重违反公司纪律被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股权激励获授条件，因此，罗玉良无权向公司提出股权激励的要求；6、股权激励同奖金一样，是公司对优秀员工的一种额外奖励，其决定权在于公司而非员工本人，在奖励年度内员工能否获得股权激励指标及额度多少完全由公司根据员工业绩和贡献来决定，员工个人无权主动索取；7．罗玉良应当向公司返还补贴款200万元，在罗玉良入职后，为鼓励罗玉良在公司长期工作，公司同意给予罗玉良共计200万元的补贴，自2012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29日期间按月享受，每月3.3333万元，但在支付时采取了一次性全额支付的方式，为此，双方签订了《补贴协议》，协议第6条约定：“乙方（指罗玉良）在甲方工作期间，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若有泄露甲方商业秘密、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或者具有其它违法行为，则失去享受补贴资格，已经取得的补贴应当予以退还，甲方可直接从乙方工资、奖金中予以扣除，经扣除后不足部分乙方应继续予以返还，并按照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按照该约定，罗玉良因严重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丧失享受补贴资格，故罗玉良应向公司退还补贴200万元；8．罗玉良应当向公司返还办理居住证相关费用3万元，2014年1月14日，罗玉良向公司提出为其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申请，并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若由于个人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违法、违纪等）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则愿以3万元为基数，按照居住证审批通过之日起服务期3年平均折算对公司进行赔偿；因罗玉良的工作居住证于2014年2月17日审批通过，故罗玉良应按其承诺向公司赔偿3万元。
罗玉良曾于入职后向公司提出申请，请求公司代为支付其入职前欠原单位三一重工股份公司送读学费19.3113元，为此，双方签订了《员工培训协议》。该协议约定，罗玉良承诺从入职起在我公司服务五年，若因罗玉良原因服务期不足五年，则由罗玉良按比例退还该笔费用。协议签订后，福田公司代罗玉良向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19.3113万元。后因罗玉良旷工严重违纪被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故起诉，要求罗玉良退还公司为其承担的9.66万元费用，诉讼费由罗玉良承担。
罗玉良在一审法院针对福田公司的诉讼请求辩称：福田公司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同意返还该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福田公司提交的考勤表有考勤员及部门负责人签字，显示罗玉良自2014年8月18日起一直未出勤，罗玉良虽对考勤表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对福田公司提交的考勤表予以采信。福田公司提交的职工代表会议决议、《员工休假考勤管理制度》、《员工违纪管理办法》、系统公示信息、阅读人员记录显示福田公司关于员工考勤、违纪的制度经过了相关程序并予以公示，罗玉良亦阅读了相关制度，罗玉良虽均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对福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罗玉良虽提交2014年8月15日请假条及8月11日、8月31日诊断证明，但请假条中福田公司明确表示要求其2014年9月1日起再考虑病休，且诊断证明中无明确医嘱休假及天数，罗玉良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该诊断证明提交给福田公司并获批准休假，故法院对罗玉良所述福田公司批准其休病假主张不予采信，对福田公司称其自2014年8月18日至2015年1月12日一直旷工的主张予以采信。罗玉良因旷工违反《员工休假考勤管理制度》、《员工违纪管理办法》，且在2014年8月18日之后未向福田公司提供劳动，福田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并无不妥，故罗玉良要求福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2014年8月18日之后工资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罗玉良要求福田公司支付股权激励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管辖范围，本案不予处理。罗玉良与福田公司签订的《社会人才招聘协议》虽注明罗玉良年度奖金含148万元现金，但同时注明一年期满考核合格后统一纳入公司薪酬体系执行，且罗玉良未提交证据证明其2013年4月1日后应发奖金依据及数额，故罗玉良要求福田公司支付2013年4月1日之后年终奖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福田公司每月发放给罗玉良的工资中均包含岗位工资与绩效工资，两者之和为18万元，故罗玉良以福田公司仅按9万元发放而要求福田公司支付克扣的工资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福田公司与罗玉良签订的《补贴协议》载明福田公司为鼓励罗玉良在福田公司工作而给予其一定数额的补贴，补贴期限自2012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29日，每月3.3333万元，总额200万元，双方虽约定将此补贴一次性全额支付，但经福田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罗玉良实际得到的一次性补贴总额仅为110万元，因罗玉良自2014年8月18日起旷工导致福田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故罗玉良应按照未履行的补贴期限剩余时间按比例返还福田公司补贴款56.8333万元（即110万元÷60个月×31个月）。罗玉良虽于2014年1月14日向福田公司签写承诺书，承诺自愿在北京工作居住证审批通过之日起继续服务不低于3年及违反承诺赔偿3万元，但综合双方签订该承诺书并约定服务期和违约赔偿金的目的，系福田公司为罗玉良办理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而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故福田公司据此要求罗玉良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罗玉良要求无需支付此赔偿金3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福田公司与罗玉良签订了《员工培训协议》，约定由福田公司代罗玉良支付其在原单位的培训费用19.3133万元，并约定服务期为2012年3月30日至2017年3月29日，视为双方就罗玉良的专项培训费用达成的服务期约定，罗玉良因旷工导致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故罗玉良应按该协议约定支付未履行的服务期限剩余时间所占比例的培训费用，福田公司要求罗玉良退还培训费9.66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罗玉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补贴款五十六万八千三百三十三元；二、罗玉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培训费九万六千六百元；三、罗玉良无需支付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赔偿金三万元；四、驳回罗玉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罗玉良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改判1、福田公司支付2014年8月18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2015年1月12日的工资85.8621万元；2、福田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6334万元；3、福田公司支付2013年4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2014年终奖185万元；4、福田公司支付2013年10月至2014年8月期间扣减工资31.86万元；5、福田公司支付2012年4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股权激励99万元；6、罗玉良无需返还福田公司补贴款56.8333万元；7、驳回福田公司要求罗玉良退还培训费9.66万元的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福田公司以旷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未就罗玉良的劳动报酬标准和发放情况予以查明，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对于年度奖金中的股权部分，一审以该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予以驳回没有法律依据。四、本案中的培训费，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培训费，且罗玉良未能工作至服务期满系福田公司的违法行为导致，其后果不应由罗玉良承担。
福田公司不同意罗玉良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五项，改判1、罗玉良向福田公司返还补贴款200万元，并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2、罗玉良向福田公司赔偿办理居住证相关费用3万元。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罗玉良按比例、按税后退还补贴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福田公司为办理居住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且罗玉良作出承诺，则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罗玉良亦不同意福田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30日，罗玉良与福田公司签订社会人才招聘协议，约定内容有：“罗玉良工作岗位为副总裁（分管雷萨泵送业务）；月度工资18万元，年度奖金包含现金148万元、股权36万元，年薪合计400万元；协调办理落户北京；试用期6个月，签订劳动合同8年；一次性补贴200万元（税前），于试用期后发放，并签订5年服务协议；第二年开始，股权与业绩挂钩；员工自报到次月起执行一年协议收入，年度奖金在一年协议期满后发放，与个人年度绩效挂钩，如另有约定，按约定执行，一年期满考核合格后统一纳入薪酬体系执行……。”当日，罗玉良入职福田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2年3月30日至2020年3月29日，实行基本工资（或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相结合的内部工资分配办法，罗玉良的基本工资（或岗位工资）为每月9万元，以后根据内部工资制度调整其基本工资（或岗位工资），绩效工资根据福田公司的经营业绩、罗玉良的工作业绩、工作成果和实际贡献按照内部分配办法确定发放。2012年3月30日，福田公司与罗玉良签订《补贴协议》，约定为鼓励罗玉良在福田公司工作，福田公司给予罗玉良一定数额的补贴，补贴期限自2012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29日，每月补贴标准3.3333万元，补贴总额200万元，在罗玉良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一次性全额支付。2012年10月，福田公司向罗玉良一次性发放了上述补贴总额200万元，其中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90万元，实际发放罗玉良110万元。2014年8月18日之后，福田公司未向罗玉良发放工资。
2012年5月14日，福田公司任命罗玉良为福田公司集团副总裁兼福田公司集团雷萨泵送业务总监兼雷萨泵送事业部总裁。2012年5月24日，福田公司任命罗玉良兼任福田公司集团雷萨泵送业务总监。2014年1月14日，罗玉良签写承诺书，承诺在福田公司为其办理北京工作居住证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自愿自北京工作居住证审批通过之日起继续在公司服务不低于3年，如有违反承诺或由于个人原因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愿对公司办理居住证中的支出进行赔偿，赔偿金总额为3万元，按照自居住证审批通过之日起服务期3年平均折算，剩余服务期不满一年的按一年核算。2014年1月21日，福田公司为罗玉良申请办理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2014年4月15日，罗玉良就股权激励签订承诺函，表示已了解股权激励授予员工股权条件并同意严格遵守福田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4年4月24日，福田公司任命罗玉良兼任雷萨泵送事业本部常务副本部长（仍继续任福田汽车集团副总裁兼福田汽车集团雷萨泵送业务总监兼雷萨泵送事业部总裁）。2014年7月，罗玉良与福田公司签订《员工培训协议》，约定由福田公司代罗玉良支付其应退还原工作单位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送读学费19.3133元，罗玉良需为福田公司服务至2017年3月29日，如罗玉良原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以服务期限为基础，罗玉良需按照未履行的服务期限剩余时间所占的比例承担该笔培训费用（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2014年7月11日，福田公司代罗玉良支付了上述费用。2014年8月12日，罗玉良被免去兼任的雷萨泵送业务总监、事业部总裁和事业本部常务副本部长职务。
2014年8月15日，罗玉良以身体不适（医院治疗）为由向福田公司书面请假，福田公司在其请假条中批示为“请自9.1日起再考虑病休，在此之前做好交接和配合审计工作”。2014年9月3日，福田公司免去罗玉良集团副总裁职务。2013年9月3日起，福田公司多次通过短信与罗玉良联系要求其回公司办理审计事宜。2014年9月17日，福田公司向罗玉良邮寄通如，内容为：“罗玉良同志：请您自接到本通知之后的3个工作日内，来公司正常上班。您前期提出的2014年8月18日起病休的请求，不符合公司《员工休假考勤管理制度》的相关请假手续，请您补交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病休和诊断证明。若您接到本通知后，不来公司上班或者不能按时补交病休和诊断证明，公司将按相关制度处理。特此通知。”
一审庭审中，罗玉良称其工作至2014年8月底，还提交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1日、加盖有“涟源中医院疾病诊断证明章”字样公章的疾病诊断证明及门诊病历手册，内容显示“神经衰弱，颈椎病？建议休息”，证明其申请休病假时有依据并已向福田公司提交复印件，并提交2014年8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九中心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及门诊病历，显示被诊断为抑郁症，医生建议正规服药、加强心理调节、避免情绪受刺激，证明其需休病假。福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罗玉良2014年8月11日正常出勤，未到涟源中医医院就诊，自2014年8月18日起缺勤，并提交考勤表及加盖有“涟源中医院疾病诊断专用章”字样公章、内容为“兹证明我院未查询到罗玉良于2014年8月11日在我院就诊的记录”的证明，该考勤表显示罗玉良自2014年8月18日起未出勤。罗玉良对该证明及考勤表均不予认可。一审中，福田公司还提交职工代表会会议、《员工休假考勤管理制度》、《员工违纪管理办法》及系统公示信息、阅读人员记录，证明该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程序合法且罗玉良已阅读，罗玉良的请假手续违反规定，连续旷工属于严重违纪，公司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合法。罗玉良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称公司系统是电子软件，数据存在篡改的可能性。
二审庭审中，罗玉良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8日的娄底市康复医院的门诊病历和诊断证明书，证明其申请休病假有依据。福田公司认为该证据属于逾期提交的证据，且根据公司的考勤表，2014年8月8日罗玉良在北京正常出勤，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审庭审中，罗玉良还提交了其与福田公司王金玉、余东华的短信记录打印件，证明其没有旷工行为。福田公司认为该证据属于逾期提交的证据，且罗玉良未提供证据原件，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2015年1月7日，福田公司以罗玉良自2014年9月24日至2015年1月6日连续旷工满73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做出与罗玉良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于2015年1月12日向罗玉良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罗玉良于2015年1月16日回复表示不同意该决定内容。2015年1月16日，福田公司向罗玉良发出《关于依法配合审计和说明相关情况的告知函》，要求罗玉良在1月23日前回公司配合审计说明情况。
2014年12月19日，罗玉良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昌平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解除与福田公司的劳动关系；2、福田公司支付自2014年8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期间的工资90万元；3、福田公司支付2013年4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期间的年终奖180万元；4、福田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54万元；5、福田公司支付2012年3月至2013年1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98万元；6、福田公司支付2012年4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股权激励99万元；7、福田公司补发扣减工资64万元；8、福田公司承担仲裁费用。2015年1月22日，福田公司向昌平区仲裁委提出反申请，要求罗玉良：1、返还补贴款200万元并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2、退还培训费用9.66万元；3、返还办理居住证相关费用3万元。2015年6月11日，昌平区仲裁委做出京昌劳人仲字第（2015）第579、849号裁决书，裁决：1、罗玉良返还福田公司补贴款200万元；2、罗玉良支付福田公司赔偿金3万元；3、驳回罗玉良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仲裁申请；4、驳回罗玉良要求支付2012年4月1日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股权激励的仲裁申请；5、驳回罗玉良的其他申请请求；6、驳回福田公司的其他申请请求。之后，罗玉良与福田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法院。
本院认定上述事实，有社会人才招聘协议、录用通知书、《劳动合同》、职务任免的通知、请假条、职工代表会议决议、《员工休假考勤管理制度》、《员工违纪管理办法》、系统公示信息、阅读人员记录、通知、邮件详情单、考勤表、违纪员工处理审批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回复、《关于依法配合审计和说明相关情况的告知函》、短信记录、工资明细表、账户清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确认承诺函、补贴协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关于申请集团支付劳动仲裁案件赔偿金的报告》、员工培训协议、报销单、转账凭单、承诺书、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查询单、门诊病历、诊断证明、证明、京昌劳人仲字（2015）第579、849号裁决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福田公司为证明罗玉良存在旷工，提交了有考勤员及部门负责人签字的考勤表，显示罗玉良自2014年8月18日起一直未出勤。罗玉良不认可福田公司的上述主张，认为自己正常工作至2014年8月底，从2014年9月开始病休。对于其工作至2014年8月底的主张，罗玉良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对于病休的情况，其在一审提交了2014年8月15日请假条及8月11日、8月31日诊断证明，在二审又提交了2014年8月8日门诊病历和诊断证明书。但请假条中福田公司明确表示要求其2014年9月1日起再考虑病休，且其一审提交的诊断证明中无明确医嘱休假及天数，二审提交的病历及诊断证明材料属于逾期提供的证据，罗玉良亦未说明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罗玉良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诊断证明提交给福田公司并获批准休假，故对其所述福田公司批准其休病假的主张不予采信，并对福田公司提交的考勤表予以采信。进而对福田公司所称罗玉良自2014年8月18日至2015年1月12日一直旷工的主张予以采信。一审判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认定罗玉良违反福田公司《员工休假考勤管理制度》、《员工违纪管理办法》，且在2014年8月18日之后未向福田公司提供劳动，福田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并无不妥。对于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本院认为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因此，罗玉良要求福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2014年8月18日之后工资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罗玉良与福田公司签订的《社会人才招聘协议》虽注明罗玉良年度奖金含148万元现金，但同时注明一年期满考核合格后统一纳入公司薪酬体系执行。现罗玉良未提交证据证明其2013年4月1日后应发奖金依据及数额，故其要求福田公司支付2013年4月1日之后年终奖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实行基本工资（或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相结合的内部工资分配办法，罗玉良的基本工资（或岗位工资）为每月9万元，以后根据内部工资制度调整其基本工资（或岗位工资），绩效工资根据福田公司的经营业绩、罗玉良的工作业绩、工作成果和实际贡献按照内部分配办法确定发放。故罗玉良以福田公司仅按9万元发放而要求福田公司支付克扣的工资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为证明罗玉良不符合获得股权激励的条件，不能获得股权激励，福田公司提交了《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该办法对股权激励人员按照不同层级规定了股权激励锁定期；该办法同时规定，若员工在锁定期因违反公司有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其股权激励指标取消，不能取得获授股权激励资格。罗玉良对《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真实性不认可，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结合其曾就股权激励签订承诺函，表示已了解股权激励授予员工股权条件并同意严格遵守福田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本院对《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予以采信。罗玉良当时作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其锁走期为6年，罗玉良因旷工严重违反公司纪律被公司于2015年1月12日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股权激励获授条件，因此，对于罗玉良要求福田公司支付股权激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福田公司与罗玉良签订的《补贴协议》载明福田公司为鼓励罗玉良在福田公司工作而给予其一定数额的补贴，补贴期限自2012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29日，每月3.3333万元，总额200万元，双方虽约定将此补贴一次性全额支付，但经福田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罗玉良实际得到的一次性补贴总额仅为110万元，因罗玉良自2014年8月18日起旷工导致福田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故罗玉良应按照未履行的补贴期限剩余时间按比例返还福田公司补贴款56.8333万元。综上，福田公司要求罗玉良返还补贴款200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罗玉良主张无需返还福田公司补贴款56.8333万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福田公司要求罗玉良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的请求，虽在仲裁阶段提出，但未获仲裁裁决支持后，其在一审中并未提起该项诉讼请求，应视为其认可仲裁对该项请求的裁决。故对于福田公司要求罗玉良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罗玉良虽于2014年1月14日向福田公司签写承诺书，承诺自愿在北京工作居住证审批通过之日起继续服务不低于3年及违反承诺赔偿3万元，但综合双方签订该承诺书并约定服务期和违约赔偿金的目的，系福田公司为罗玉良办理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而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该约定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故福田公司据此要求罗玉良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福田公司与罗玉良签订了《员工培训协议》，约定由福田公司代罗玉良支付其在原单位的培训费用19.3133万元，并约定服务期为2012年3月30日至2017年3月29日，视为双方就罗玉良的专项培训费用达成的服务期约定，罗玉良因旷工导致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故罗玉良应按该协议约定支付未履行的服务期限剩余时间所占比例的培训费用。罗玉良要求驳回福田公司关于退还培训费9.66万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十元，由罗玉良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各负担十元（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二十元，由罗玉良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各负担十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顾萍
代理审判员 朱 华
代理审判员 吴博文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晓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