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8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财年，男，196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施金文，杭州市银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玉莲，女，196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濮晨，男，1988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菊花，女，1933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霞玲，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占富先，男，1962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杨财年因与被上诉人钟玉莲、濮晨、严菊花及原审被告占富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5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濮某1与杨财年曾合作开办公司。2015年3月16日，濮某1与杨财年、占富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财年向濮某1出具293000元的欠条，付款期限为2015年12月30日止；如杨财年不能付清欠款，须增付按月利率10‰计算的利息（自签订协议起至付清欠款止）；占富先为该笔欠款提供担保等。同日，杨财年向濮某1出具金额为293000元的欠条一份。与该欠条配套的账目清单显示欠款由借款、注册代价款、办证费、餐费、礼金等等构成。2016年2月5日，杨财年归还濮某1借款本金100000元。同日，杨财年另向占富先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占富先支付的100000元。2016年3月20日，濮某1死亡。第一顺位继承人中，其父亲濮某2已于2014年3月5日过世，其妻子钟玉莲、儿子濮晨、母亲严菊花健在。2016年6月28日，钟玉莲、濮晨、严菊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杨财年、顾某共同归还借款193000元，支付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本金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0‰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6年7月16日为41380元），共计2343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财年、顾某共同承担；3、占富先对上述两项承担连带责任。后钟玉莲、濮晨、严菊花申请撤回对顾某的起诉，变更案由为合同纠纷，并变更诉讼请求第1、2项为：1、杨财年归还借款193000元，支付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本金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0‰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6年7月16日为41380元），共计234380元；2、占富先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杨财年欠濮某1款项293000元，并由占富先提供担保的事实，有濮某1与杨财年、占富先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杨财年出具的欠条、配套的账目明细等和当事人庭审陈述为凭，该院予以认定。双方未约定担保方式，占富先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担保责任。欠款到期后，杨财年未按约还清欠款，占富先也未完全履行保证义务，均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欠款的金额是多少。根据钟玉莲、濮晨、严菊花的陈述，濮某1在当天收到杨财年支付的100000元，并将收条出具给占富先。杨财年、占富先则主张二人分别支付了100000元，合计200000元。该院认为，收条是证明收款人已收到付款人支付钱款的书面凭证。濮某1向占富先出具的收条文字叙述连贯、表达意思清晰，钟玉莲、濮晨、严菊花并未向该院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收条内容不实。即使收条载明的收款金额、收款时间与杨财年的付款情况一致，亦不能仅凭此否定占富先在收条上的付款人主体身份。故该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判断，濮某1于2016年2月5日分别收到杨财年、占富先支付的100000元。至于两笔款项的性质，各方当事人对杨财年支付的100000元为偿付本金一事均无异议，钟玉莲、濮晨、严菊花在起诉时将其作为本金从诉讼请求中扣减。但对占富先支付的100000元，濮某1在出具收条时并未注明款项性质，钟玉莲、濮晨、严菊花则对收款一事持否定态度。根据先付息再偿本的清偿顺序，该院认定其中偿付本金68258.33元，支付利息31741.67元（以293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0‰计算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2016年2月5日止），杨财年尚欠本金124741.67元（293000元-168258.33元）。经核算，以本金124741.6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0‰计算自2016年2月6日起至2016年7月16日的利息为6694.47元。因出借人濮某1未留下遗嘱，其过世后，钟玉莲、濮晨、严菊花为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对濮某1留下的债权享有继承权，并获得了向杨财年催讨欠款的权利。综上，钟玉莲、濮晨、严菊花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财年支付钟玉莲、濮晨、严菊花欠款124741.67元。二、杨财年支付钟玉莲、濮晨、严菊花暂计算至2016年7月16日的利息6694.47元。三、杨财年支付钟玉莲、濮晨、严菊花以124741.6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0‰计算自2016年7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上列第一、二、三项之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四、占富先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钟玉莲、濮晨、严菊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16元，由钟玉莲、濮晨、严菊花负担1887元，杨财年、占富先负担2929元。
宣判后，杨财年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双方对本案案由在一审中有较大争议。杨财年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当。本案证据反映，双方形成的债务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判决未根据查明事实认定案由，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2016年2月5日杨财年归还濮某1借款本金10万元，同日杨财年另向占富先出具借条一份，确定收到占富先的10万元。据此，如果杨财年向占富先出具收条一份收到10万元，则判决结果会怎么样，说明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三、关于占富先支付的10万元，濮某1在出具收条时并未注明款项性质。从还款本意来说，占富先归还的是欠款，而原审以未注明款项性质，根据先付息后付本的清偿顺序，判决先支付利息31741.67元是错误的。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如下：1、杨财年支付钟玉莲、濮晨、严菊花欠款93000元。2、杨财年支付钟玉莲、濮晨、严菊花至2016年2月5日的利息31741.67元，2016年2月6日至2016年7月16日的利息按93000元为基数计算，为4960元。三项合计129701.67元。
钟玉莲、濮晨、严菊花提交答辩意见称：杨财年的上诉无任何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关于案由问题。本案起诉的案由是民间借贷，把杨财年的妻子也列为被告，欠款是事实，有欠条及股权转让协议为据。后来，钟玉莲、濮晨、严菊花撤回对杨财年妻子的起诉。占富先是保证人，证据也是充分的。所以案由是否变更对本案没有影响。2、关于事实问题。濮某1向占富先出具收条一份，这应该是一审判决笔误，不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3、杨财年认为10万元先偿还本金再还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在不清楚是要先归还本金还是利息的情况下，合同法205条规定，一般为先偿还利息再偿还本金的顺序。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先付利息再还本金。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占富先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除将一审认定的“2016年2月5日，杨财年归还濮某1借款本金100000元。同日，杨财年另向占富先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占富先支付的100000元”纠正为“2016年2月5日，杨财年归还濮某1借款本金100000元。同日，濮某1另向占富先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占富先支付的100000元”外，其余认定事实均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先支付利息后归还本金的顺序抵充。本案中，杨财年欠濮某1款项293000元，并由占富先提供担保，后濮某1于2016年2月5日分别收到杨财年、占富先支付的100000元。对该两笔款项的性质，双方对杨财年支付的100000元为偿付本金均无异议，但对占富先支付的100000元，濮某1在出具收条时并未注明款项性质，故根据先支付利息后归还本金的清偿顺序，原审认定其中31741.67元系支付本案借款利息并无不当。至于案由问题，濮某1、杨财年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原杨财年向濮某1借款共计29.3万元，此款杨财年向濮某1出具欠条方式，濮某1将30%股份转让给杨财年”，由此可见，案涉29.3万元来源于杨财年向濮某1借款，故原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民间借纠纷亦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财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财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明贵
审判员 祖 辉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