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7民申1号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国民，男，197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染，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潇笑，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聂志坚，男，197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伦，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申请人江国民因与被申请人聂志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粤07民终1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于2017年2月21日举行听证，申请人江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染律师、被申请人聂志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伦律师到庭参加了听证，现已审查完毕。
再审申请人江国民申请再审称：聂志坚原是江国民在某某公司任全国销售总监时期销售团队的下属，因其违反竞业竞争规则，被江国民要求离开团队后被公司劝退。聂志坚因此对江国民怀恨在心，利用过去划款记录起诉所谓的借款债务，向江国民报复，遂成本案。本案纯属虚假诉讼，原一、二审遗漏审查重大证据，没有尽到合理审查义务，适用法律错误。
一、原生效判决遗漏重要证据没有审查，该证据直接证明聂志坚所谓借款虚假。原一审阶段，聂志坚曾提供两份《2010年至2015年借款汇款明细》，根据该明细，聂志坚曾通过其本人及高某玲的账户，从2010年6月至2013年11月向江国民名下划款22笔合计2901000元，向江国民指定账户划款21笔合计2704300元，两部分合计5605300元。存在如下情况和问题：
1、16份划款证明是从聂志坚方43笔按“江国民指定账户交易中抽选出来起诉的，即凡是划款凭证有备注内容或不是直接划到江国民名下账户的就不用来起诉，但只要划款没有备注内容的，统统起诉。
2、聂志坚本打算将43笔合计5605300元的转账均主张为借款起诉江国民，但因发现其中27笔划款凭证有备注内容或不是直接划到江国民名下账户，无法用作起诉，故放弃该部分起诉。
3、没有起诉的27笔划款和案涉16笔划款交错发生，前者合计4250300元，远高于后者1355000元，如1355000元确属借款，聂志坚为何没有在收到一分钱还款的情况下还要按江国民的指示另行划款4250300元。
4、多笔款项的交付方式符合聂志坚交付生意款项的交易习惯。案涉划款只有4笔由聂志坚划出，其余12笔由高某玲划给江国民。高某玲、聂志坚同为玉林某某公司股东，其通过名下账户划拨款项至江国民，与玉林某某公司支付江国民款项的方式、性质一致，符合该司交易习惯，用途一栏都注明”汇款”，从聂志坚一方一贯的支付方式以及交易习惯可得知，该案的划款不是借贷。
5、从2010年至2015年，聂志坚从未主张还款，也从未要求江国民出示、补全借据、借款合同。只在起诉匆匆发送律师函催款，明显是为虚假诉讼做准备。
6、上诉人不存在借款的现实需要。上述划款是否借款，是聂志坚的证明责任；案件没有到将举证责任转移至江国民的阶段。
二、关于江国民收取聂志坚和高某玲划款的原因。
1、江国民帮聂志坚联系公司购买过大量的银行承兑汇票，聂志坚收取银行汇票后向江国民支付承兑费用。此从江国民提供的聂志坚弟弟聂某荣签收的汇票可以证明。该汇款发生在2011年7月，即双方共同在某某公司工作、聂志坚所谓16笔借款发生的期间。原持票人根据江国民联系直接将票给聂志坚、聂志坚收票前后向江国民划款支付承兑费用即可，流程中江国民不需要接触汇票。聂志坚二审也承认双方有三百到四百万的汇票业务。
2、江国民因其某某公司全国销售总监的地位，第三方根据江国民的信誉担保和联系，向玉林市某某公司（聂志坚和高某玲为公司股东）供应货物，玉林某某公司可以先收货卖货再支付货款，而聂志坚向江国民支付酬劳。江国民提供的南宁市某某商贸有限公司证明以及向玉林某某公司开具的供应发票可证实。
3、江国民一直为聂志坚从全国各地调货，同时也为聂志坚转调滞销的货物。聂志坚提供的2013年4月16日网上电子回单用途一栏注明“销售折让”和宁波某某电器公司的证明和收货单可以证实。
4、江国民受中山某某电器有限公司委托，向聂志坚追缴货款，聂志坚向江国民支付的部分货款，聂志坚也承认玉林某某公司与奥凌公司是有交易往来。
5、聂志坚有时候临时借江国民的钱用于周转，另外还有部分款项是江国民与聂志坚一起打麻将的时候，江国民赢取的应收款。正因为不是借款，江国民收款理所应当，自然不会一一保存收款依据。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江国民已证明其中16笔款不是借款。
三、原生效判决适用和理解法律错误，是导致错判的重要原因。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提供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的规定，聂志坚的16笔无论借款原因、款项来源、经济状况、出借能力、事实理由、借款依据等无合理解释和证据，完全符合虚假诉讼。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介绍，对“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增加了被告的举证责任而非否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应“结合被告的答辩情况，对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分析认定”。因此，不是江国民没有具体证据反驳就认定属借款。
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聂志坚的诉讼请求。
再审被申请人聂志坚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存在应当再审的情形，应维持原判驳回再审申请。
一、一审、二审判决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认为江国民应承担举证责任，是正确的。江国民在法庭上承认江国民有欠借款的事实，聂志坚提供的录音也证实江国民有欠借款的事实，江国民主张这是为玉林某某公司提供专业顾问服务、调货、转调滞销货物而获得报酬，以及属于聂志坚的还款、赌博款等，均无法提供证据说明。江国民主张1355000元中部分款项是属于为聂志坚购买银行汇票而支付的费用，但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清楚说明双方之间因银行承兑汇票交易而发生的交易总额区分出涉案16笔款项中属于双方之间的汇票交易款项部分或代第三方收取货款的部分。
二、江国民在一审、二审、再审中所述理由均不尽相同，显然是在欺骗法庭，混淆事实真相。一审中，江国民主张1355000元中的1000000元属于支付购买银行承兑汇票的费用，部分属于玉林某某公司向奥凌公司支付的货款。二审中，江国民主张1355000元中的部分款项是为玉林某某公司提供顾问服务、调货、转调滞销货物获得的报酬，部分属于聂志坚的还款、赌博款，部分属于代案外第三方公司收取的货款。再审中，江国民又转变为主张该1355000元中包含支付购买大量银行承兑汇票的费用、代收货款、销售折让、聂志坚还款、赌博收款。
本院经审查认为：聂志坚于2011年3月4日至2014年7月25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江国民转账合共人民币1355000元；聂志坚已提交其本人和同为玉林市某某公司股东高某玲（案外人）通过银行帐户支付款项的证据；在江国民认为这些款项中存在其他支付原因或债权债务而发生，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要求江国民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是正确的。
江国民与聂志坚原隶属关系对本案处理没有关联性。江国民认为原判决遗漏重要证据之借款汇款明细没有审查没有依据。原审法院已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借款汇款明细等证据进行了审查，并在江国民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作出判决的。江国民认为聂志坚起诉主张该款项系其应收款项，虽然提交有中山某某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某某电器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授权委托书》、出货单或运货单、对账单、银行汇票等，但江国民不能对涉及有关某一款项作出对应的具体金额、计算标准、支付时间等明确界定说明，上述证据未能证明相关款项是江国民所述的为玉林某某公司提供信誉担保和其他行为的报酬或其他应收款，也没有说明相关款项与本案聂志坚所诉款项的关联性，即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在此情况下，原判决不予采信江国民的意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江国民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江国民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黄煜文
审判员 徐耀生
审判员 李小华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陈仲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