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0114行初183号
原告北京伍号歌舞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苑北三区61号楼101号。
法定代表人陈忠，经理。
委托代理人韩杰东，北京市易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3号。
法定代表人赵海英，局长。
委托代理人谷瑞来，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镡春鑫，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被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19号。
法定代表人张燕友，区长。
委托代理人庞云辉，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陶鑫，北京市博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关春英，女。
原告北京伍号歌舞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不服被告北京市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昌平区人保局）认定工伤决定及被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昌平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于2016年7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通知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关春英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杰东，被告昌平区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谷瑞来、镡春鑫，被告昌平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庞云辉、陶鑫及第三人关春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昌平区人保局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京昌人社工伤认（2210T03109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14年6月10日22时30分许，伍号歌舞娱乐公司职工（保安）刘金明，在单位从事保安工作过程中，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5号ＫＴＶ停车场，被隋世明纠集多人持木棍打伤。其伤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救治，于2014年9月25日死亡。经鉴定，刘金明符合头部受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刘金明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不服，向被告昌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昌平区政府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昌政复决字[2016]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8号《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告昌平区人保局作出的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诉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和28号《复议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一、被告昌平区人保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未依据正常程序对原告进行合法的通知、送达，未给原告举证质证和陈述事实的机会，非法剥夺了原告依法申辩的权利。二、被告昌平区人保局未查明事实，刘金明受伤与工作无关。刘金明受伤系因隋世明故意伤害刑事案件所致，与原告与刘金明之间的劳动关系无关，并且事发时刘金明并不在工作时间，而是休息时间；事发地也不在原告的营业场所内，而是在公共停车场，该停车场不归原告所有，原告也无管理权限和职责。刘金明没有在其安检员的岗位上，事发时其并非出于履行职务或维护用人单位利益被打。刘金明不是车辆引导员，其工作是安检员，事发时有专门的2名车辆引导员负责车辆引导；其是因为拉架保护同事刘荣进被打，刘荣进当时也不在工作过程中，其拉架是为友谊，与公司无间接关联；刑事案件最后定性为故意伤害而非寻衅滋事，表明犯罪分子是因为私人恩怨打人，并未侵犯公司的生产经营、未侵犯公司利益，也表明刘金明并非为保护公司利益，不是因为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被打。三、刘金明家属已经通过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给予其民事侵权赔偿，侵权人应当依法赔偿且具有赔偿能力，由原告进行工伤赔偿不合情合法。四、被告昌平区政府未对违法行政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实属不当。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告昌平区政府未对《认定工伤决定书》进行全面细致审查，尤其是对行政行为的通知义务和相关时效未能审查到位未能切实履行复议职责。五、工伤认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工伤保险条例》和相关法律规定的一年时效限制，申请工伤时不应受理、不应认定。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昌平区人保局作出的京昌人社工伤认（2210T03109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被告昌平区政府作出28号《复议决定》。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4份证据：1.律师函、撤诉申请书、京昌劳人仲字【2014】第2068号决定书，证明关春英在2014年已经掌握刘金明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其于2016年申请认定工伤已超过时效；2.工资表、考勤表及证明，证明事发时刘金明并非在工作时间，当日其休息；3.录像光盘及文字说明，证明刘金明是从外面回来到单位停车场，事发时不在工作场所；4.刑事判决书，证明是个人对刘金明进行打击报复，与单位及工作无关。
被告昌平区人保局辩称：第一，被告具有管理昌平辖区内工伤保险工作的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市和区、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在昌平辖区内注册，其单位职工的工伤认定属于被告负责。第二，该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申请人关春英于201６年1月２８日以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为其儿子刘金明的工作单位向被告昌平区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鉴于该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已经基本齐全，被告于2016年2月1日予以受理，并立案审批。2016年2月1日，被告以特快专递形式向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邮寄送达了《限期举证通知书》。该公司于2016年2月2日签收《限期举证通知书》。该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向被告提交举证材料，至2016年3月21日被告作出认定工伤结论前仍未提交。2016年2月1日，被告对第三人关春英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后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按照规定已经严格履行了案件受理、立案、调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和送达手续，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第三，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依据准确。根据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刘金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记录的记载和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4）昌刑初字第1406号刑事判决书载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刘金明是在单位从事保安工作过程中，被隋世明纠集多人持木棍打伤，刘金明受伤时与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综上，被告对第三人关春英的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并认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依据准确，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昌平区人保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受理决定书；2.限期举证通知书；3.受理决定书和限期举证通知书的送达手续；4.认定决定书送达手续；5.调查笔录；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按照规定严格履行了案件受理、调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和送达等手续，程序合法。6.工伤认定申请表；7.企业信息查询单；8.劳动仲裁手续复印件；9.劳动合同书复印件；10.刘金明身份证复印件；11.医院诊断证明及住院病历复印件；12.死亡证明复印件；13.刑事判决书及刑事裁定书复印件；14.户口本复印件；15.证明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及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16.派出所笔录复印件；17.民事诉讼材料复印件；以上证据证明刘金明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受伤时正在单位从事保安工作，伤后经救治无效死亡。
被告昌平区人保局同时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2.《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
被告昌平区政府辩称，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对昌平区人保局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于2016年4月29日向昌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昌平区政府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6年4月29日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相关材料发送昌平区人保局，昌平区人保局于2016年5月6日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昌平区政府经书面审查认为，昌平区人保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决定维持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综上，昌平区政府的行政复议行为合理合法，原告所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昌平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相关证据材料；3.提出答复通知书4.送达回证；5.行政复议答复书6.证据材料；7.28号《复议决定》；8.复议决定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昌平区政府已经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复议程序合法。
第三人关春英述称，同意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关春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刑事起诉书、刑事判决书、起诉意见书、派出所讯问笔录、皇甫旭提供的证明，证明刘金明是在工作中受伤，应当被认定工伤；2.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申请书、民事传票2张，证明第三人申请工伤未超过时效，第三人一直在主张权利。
庭审质证中，原告对被告昌平区人保局提交的证据15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证；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2、3不能证明向原告送达，原告未收到，证据8证明第三人在2014年7月即已知道劳动关系，证据9证明刘金明是安检员，不负责停车场秩序的维护。第三人对被告昌平区人保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昌平区政府提交的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昌平区政府未审查昌平区人保局送达程序，对其违法行为未予以纠正，复议决定没有法律依据。第三人对被告昌平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昌平区人保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律师函不认可，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向其提交，对撤诉申请书认为证明第三人未拿到劳动合同，而是在民事诉讼中才知道；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且与刑事判决认定的证据及事实不一致；对证据3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无异议。被告昌平区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律师函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决定书和撤诉申请书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无法证明第三人已经取得劳动合同，申请工伤的时限应从2016年1月22日起算；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4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明刘金明是因为履行职务行为导致受伤。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原告受伤时是在工作，第三人手中无劳动合同，对证据4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中皇甫旭的证明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1中其他材料以及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刘金明受伤时在工作，也不能证明第三人一直在主张权利。两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综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进行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皇甫旭等人出具证明，与其在刑事案件中的陈述及刑事判决对事实的认定不一致，对该证明的客观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昌平区政府提交的证据7系本案被诉的28号《复议决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被告昌平区政府提交的其他证据以及被告昌平区人保局、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符合提交证据的形式要求，具有内容真实性、来源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经审理可以认定以下事实：
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经营实体为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5号KTV。第三人关春英之子刘金明系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职工。2014年6月10日22时30分许，刘金明在5号KTV停车场，被隋世明纠集多人持木棍打伤。刘金明受伤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救治，该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记载刘金明术后意识持续昏迷，后于2014年9月25日抢救无效死亡。
2016年1月28日，关春英以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为刘金明工作单位向被告昌平区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劳动仲裁材料、《劳动合同书》、《刑事判决书》等材料。昌平区人保局经审查认为符合工伤认定受理条件，于2016年2月1日受理关春英的申请。当日，昌平区人保局向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邮寄《限期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自接到该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就关春英申请认定工伤一事向被告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告知原告不提供或者逾期提供的，视为无证据材料，被告将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作出认定决定。该《限期举证通知书》邮寄地址为原告单位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苑北三区61号楼101号，收件人联系方式与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一致。上述邮件于2016年2月2日被签收后，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昌平区人保局提交证据材料。被告昌平区人保局经审查，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京昌人社工伤认（2210T03109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刘金明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不服，于2016年4月29日向昌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昌平区政府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28号《复议决定》，决定维持昌平区人保局作出的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
另查明，因刘金明受伤后昏迷，2014年7月7日，关春英作为刘金明法定代理人，以刘金明与伍号歌舞娱乐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申请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双方于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7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8月27日，关春英以补充新证据为由，撤回仲裁申请。2014年12月2日，关春英、案外人付召平向本院提交民事起诉状，2015年4月13日，本院对关春英、付召平诉伍号歌舞娱乐公司、隋世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予以受理。在该案2016年1月22日庭审中，伍号歌舞娱乐公司出示了其与刘金明签订的《劳动合同书》。2016年2月2日，本院作出（2015）昌民初字第06626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关春英、付召平撤回起诉。
再查明，2014年12月17日，本院作出（2014）昌刑初字第1406号《刑事判决书》，查明隋世明于2014年6月9日，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5号KTV停车场因保安制止其在此停车拉客，次日隋世明纠集多人持木棍将该KTV保安刘金明等人打伤，刘金明于2014年9月25日死亡。经鉴定，刘金明符合头部受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该判决认定隋世明系犯故意伤害罪。2015年3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一中刑终字第503号《刑事裁定书》，维持了上述判决。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因此，本案被告昌平区人保局有权对本辖区内单位职工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受理并作出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是否超过申请期限；被告向原告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程序是否合法；刘金明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
关于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是否超过申请期限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近亲属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的，或属于用人单位原因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本案中，刘金明于2014年6月10日受伤并处于昏迷状态，后于2014年9月25日死亡。第三人关春英因未掌握刘金明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于2014年7月7日申请仲裁，后又提起相关民事诉讼，并于2016年1月22日在民事诉讼庭审中取得原告与刘金明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后，于2016年1月28日即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认为，上述第三人关春英为确认刘金明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所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被告收到原告申请后，经调查核实，认为关春英的申请未超过申请期限并予以受理，并无不当。原告主张应从第三人向其发送《律师函》之日起算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向原告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应当予以协助。本案中，被告在受理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当日即向原告邮寄《限期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限期举证并告知逾期举证或不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该通知书邮寄地址系原告工商登记信息所载的单位住所地，且写明了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该件于2016年2月2日被签收。本院认为，被告通过向原告邮寄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已经依法履行了相应的告知义务，且告知程序并无不当。原告关于被告并未向其送达上述通知书，未保障其陈述申辩权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金明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第三人以原告为刘金明工作单位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相应材料，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举证义务;被告昌平区人保局根据第三人提交的材料，经调查核实并对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后，认定刘金明于2014年6月10日受伤，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情形，并据此作出认定工伤决定，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原告认为刘金明受伤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且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收到暴力伤害，但在举证期限内，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交证据材料，且本案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支持。
被告昌平区人保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履行了登记立案、调查取证、送达等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不服昌平区人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向昌平区政府提起复议，昌平区政府依法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并在法定期限内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根据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和相关证据，复议机关经书面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复议决定维持昌平区人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复议程序合法。
原告关于“刘金明家属已经通过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给予其民事侵权赔偿，侵权人应当依法赔偿且具有赔偿能力，由原告进行工伤赔偿不合情合法”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昌平区人保局作出的京昌人社工伤认（2210T03109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昌平区政府作出的28号《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复议结论正确，本院对于两被告的行为应予支持。原告伍号歌舞娱乐公司要求撤销上述工伤认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伍号歌舞娱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五十元，由原告北京伍号歌舞娱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五十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吕偲偲
人民陪审员 甄少松
人民陪审员 许艳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