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3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朋，男，1986年5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肇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楠，黑龙江富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州市管城区华厦通讯商行，经营场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陇海路通讯新天地商场*层***号。经营者:王化梅，女，196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书院街**号楼*单元*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王敏，女，郑州市管城区华厦通讯商行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友生，江西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海霞，女，197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崔朋因与被上诉人郑州市管城区华厦通讯商行（以下简称华厦通讯商行）、侯海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0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楠，被上诉人华厦通讯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王敏、黄友生，被上诉人侯海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厦通讯商行和侯海霞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崔朋与华厦通讯商行不存在任何书面买卖合同，但崔朋自认双方存在过买卖关系，曾有过经济往来及合作。而一审法院依据华厦通讯商行提交的银行往来明细认定华厦通讯商行提供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是错误的，华厦通讯商行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认定双方曾经的买卖行为已经结束，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华厦通讯商行提供的网络聊天记录及微信记录，都无法明确表明相对方是崔朋。因此，华厦通讯商行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崔朋承担给付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中，华厦通讯商行提供的批发单上没有崔朋签字，仅是华厦通讯商行单方制作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崔朋的合法权益。（3）华厦通讯商行提供的快递单及运货单据上没有显示发送的手机型号及数量，华厦通讯商行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签收人系崔朋的雇员。即使崔朋确实收到了该笔货物，对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要经过双方核对。一审法院以没有手机型号、数量、单价的运货单据，认定崔朋应给付华厦通讯商行货款错误。（4）一审法院认定崔朋主张货款已付清，但崔朋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属断章取义。崔朋主张付清的货款是双方之前的业务往来货款，并非是本案的货款。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华厦通讯商行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华厦通讯商行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甚至其提供的证据中连崔朋的姓名都标注错误，而一审法院却支持了华厦通讯商行的诉讼请求。华厦通讯商行辩称：1.崔朋租赁侯海霞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8号的房屋，成立了未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北京天城科技通讯商行，双方之间的租赁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的《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侯海霞违法出租房屋，客观上帮助了崔朋实施买卖手机合同诈骗。华厦通讯商行提供了与崔朋的聊天记录、手机出库单、手机串号、包装工证明、发货单、收货单、银行往来明细、崔朋承认未付货款信息、崔朋的名片等证据，能够证明崔朋未付货款，低价处理涉案手机并逃离的事实，侯海霞依法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2.华厦通讯商行提起本案诉讼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崔朋无法否定其在收货单上的签字，至于货物的数量和价格，通过双方的电话、聊天记录、包装工证明均可以证实。3.华厦通讯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充足证据，并形成证据链，而且与其他受害商户的证据相互印证，因此崔朋和侯海霞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侯海霞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华厦通讯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侯海霞与崔朋向华厦通讯商行连带支付货款201820元及违约金（自2016年5月18日起，以20182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四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5日，侯海霞与崔朋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崔朋租赁侯海霞名下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8号自然美大楼502室，建筑面积93.79平方米，租赁用途为办公，租赁期自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4日，每月租金为6000元。一审庭审中，华厦通讯商行提交其2016年4月2日至2016年5月6日销售清单，上述清单均载明品名、数量、单价等，主张崔朋先后于2016年4月2日、2016年4月3日、2016年4月5日、2016年4月7日、2016年4月8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4月13日、2016年4月14日、2016年4月17日、2016年4月23日、2016年4月25日、2016年4月27日、2016年5月6日在其处购买手机，并称上述款项均已通过工商银行银行转账或汇款方式付清，并提交转账汇款明细查询单等予以佐证，付款人为崔朋，收款人为田洪楷。另称，崔朋后于2016年5月9日、2016年5月10日再次向其购买手机，但上述2笔手机款未支付。其中，华厦通讯商行提交2016年5月9日的销售清单、显示：收货单位：北京王梅天成，品牌型号为华为note2双网H40台，单价790元，合计31600元；M5标白30台，单价2068元，合计62040元。2016年5月10日的销售清单显示：客户：北京王梅天成，品牌型号为乐2/32G金60台，单价1093元，合计65580元；1S32G太金27台，单价1065元，合计28755元；1S32G通金13台，单价1065元，合计13845元。华厦通讯商行提交2张运单号分别为7084871565、7084871542的次晨达运单，载明寄件人为田洪楷，收件人为崔朋，收件人手机号为132XXXX****，寄件日期分别为2016年5月9日、2016年5月10日。该运单上“收件人签名”处的签名为崔朋。崔朋不认可是其本人所签，认为存在他人代签的可能，亦不申请对签字的真实性鉴定。2016年5月17日，河南次晨达物流有限公司出具《证明》1份，载明：“兹有客户田洪楷从我司发货，始发地郑州目的地为北京，单号7084871565于2016年5月9日发出、7084871542于2016年5月10日发出，收货人崔朋。特此证明！”一审庭审中，华厦通讯商行提交崔朋的名片1张，名片上印制如下内容：崔朋132XXXX****；天成科技通讯；主营：小米、华为、乐视、酷派、中兴、联想等各大品牌；商务电话：132XX****XX；QQ：×××；财务电话：185XX****XX；地址：自然美大楼502室；账户：工行×××崔朋、建行×××崔朋、农行×××崔朋。华厦通讯商行一审庭审中提交昵称为“北京王梅”与“郑州华厦杨艳秋”的网络聊天记录，拟证明崔朋曾多次通过网络向其询价并下单。一审法院另查，田洪楷系华厦通讯商行的员工，从事财务工作。杨艳秋系华厦通讯商行的员工。崔朋认可王梅曾系其员工，主要负责业务，但已经离职。一审庭审中，华厦通讯商行主张侯海霞与崔朋系合伙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崔朋认可曾与华厦通讯商行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不认可货物的种类与数量，亦不认可拖欠华厦通讯商行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华厦通讯商行与崔朋之间虽未签订买卖合同，但根据华厦通讯商行提交的销售清单、运单、货物跟踪记录单、电话通话记录、银行交易明细、聊天记录等，可以确认华厦通讯商行与崔朋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标的货物的数量与价值及崔朋是否支付货款。一审庭审中，华厦通讯商行提交的销货清单、运单、货物跟踪记录单、电话通话记录、银行交易明细及崔朋的名片、聊天记录等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可以证实崔朋曾于2016年5月9日、2016年5月10日分别向华厦通讯商行购买不同品牌手机，款项合计201820元，崔朋虽不认可收到货物及所收货物的数量和价值，但华厦通讯商行提供的快递发货单有其签字，崔朋虽认为可能为他人代签，但亦不申请笔迹鉴定，故该院综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崔朋确已收到货物，且其在签收货物后并未在合理期间内就标的货物的数量和价值向华厦通讯商行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华厦通讯商行所发货物的种类和数量，故华厦通讯商行向崔朋主张支付手机货款的诉讼请求成立，该院予以支持。崔朋未及时支付货款，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华厦通讯商行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该院依法予以调整。此外，崔朋虽租赁侯海霞的房屋用于经营，但华厦通讯商行未举证证明侯海霞与崔朋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其主张作为房屋出租方的侯海霞对崔朋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崔朋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郑州市管城区华厦通讯商行支付货款二十万一千八百二十元。二、崔朋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郑州市管城区华厦通讯商行支付违约金（以二十万一千八百二十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郑州市管城区华厦通讯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崔朋和华厦通讯商行及侯海霞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华厦通讯商行提交了有崔朋签字的运单及物流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用以证明其通过物流公司向崔朋发送了有关货物，崔朋虽认为运单上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但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故一审法院综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认定崔朋已收到货物并无不当。鉴于华厦通讯商行提供的批发单、明细单、运单、《证明》、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有效证明涉案货物的型号、数量及单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崔朋应对反驳华厦通讯商行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崔朋仅以未收到上述货物为由拒付相关货款，证据不足，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崔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28元，由崔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君审 判 员 石 东代理审判员 王 玉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张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