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阿中刑终字第37号
原公诉机关福海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黎明，又名王利明，男，196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原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县阿尔达乡国土资源所所长。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2013年9月27日经福海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福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3年10月11日经福海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4年2月21日经福海县人民法院决定，由福海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福海县看守所。
辩护人杜海燕，新疆新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海县人民法院审理福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黎明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案，于2014年5月15日作出（2014）福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黎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阿勒泰分院指派检察员葛江河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王黎明及其辩护人杜海燕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人王黎明于2008年7月24日任福海县阿尔达乡国土资源所所长，2009年阿勒泰新区征迁工作启动，被告人王黎明作为新区建设类调查组成员之一，负责阿尔达乡干河子片区土地征迁工作，带领本所工作人员开展土地调查、测量，同时负责土地调查表的审核、汇总和补偿协议签订时的审核等工作。2009年10月至11月在对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土地测量期间，王黎明未依照新区征迁实施方案、补偿标准的规定开展工作，而是滥用职权，违规测量土地、填写土地调查表，擅自核算树木棵数，其行为共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386722元。在福海县监察局和福海县人民检察院办案期间已挽回经济损失1035800元，未挽回350922元。另王黎明于2010年6月间在郭某领取第一笔补偿款后以借款名义向郭某索要人民币50000元。
一、被告人王黎明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
1、2009年10月25日，被告人王黎明在未实地测量、仅凭郭某（另案处理）出具的146.8亩和47亩《土地承包合同》情况下，违规让工作人员填写《土地调查表》，之后汇总上报。2010年6月10日，凭借《土地调查表》郭某顺利签订补偿协议并领取国家征地补偿款1210280元。经查，郭某实有耕地16.48亩（其中有证土地11.5亩，无证土地4.98亩），最终郭某虚报无证土地177.52亩，贪污国家土地补偿款共1086422元。郭某在被县监察局调查后上交970800元，案发后福海县人民检察院追缴60000元，余55622元未追回。
2、福海县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村民李某甲承包村集体土地26亩，合同期限为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2009年新区土地测量时，初期在征得村党支部书记程某甲和被告人王黎明同意下，郭某将26亩村集体地放于自己名下，计划补偿后作为村集体收入。但2010年6月福海县国土资源局在与李某甲签订补偿协议时，被告人王黎明仅凭李某甲单方出具的一份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与郭某及程某甲沟通确认，擅自将26亩村集体地放于李某甲名下，致李某甲多领取国家补偿款156000元，此笔款未追回。
3、2009年10月，被告人王黎明安排工作人员对福海县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村民王某的地进行测量，后因双方有分歧测量工作停止。后被告人王黎明带领工作人员对王某的土地重新测量，此次测量王黎明未与乡领导商量，违规将王某菜地边的耕地按菜地进行测量确认。经查，王某实有菜地4亩，测量时增加到9亩，致王某多领取5亩菜地的补偿款差额30000元（新区补偿标准菜地每亩12000元，无证耕地每亩6000元），在办案期间王某主动退回5000元。
4、2009年新区征迁实施方案明确规定林木由林管站负责审核确定棵数。在测量福海县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村民田某枸杞地时，被告人王黎明在阿尔达乡林管站工作人员未在场时，单方带领亚某、木某对田某的枸杞地进行测量。同时，被告人王黎明擅自核算枸杞棵数，致田某多领取国家补偿款。经查，田某在新区征收时共领取7176棵枸杞补偿款645840元，而按规定田某的枸杞地系退耕还林地，每亩种植规格为222棵，征收时保存率为26.6亩，田某合法应领取5906棵枸杞树补偿款531540元（新区补偿标准为90元／墩）。最终田某多领取1270棵枸杞补偿款114300元，此笔款项未追回。
二、被告人王黎明受贿的犯罪事实。
2009年10月，被告人王黎明带领工作人员，在福海县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村委会主任郭某的指认下，对该村所有村民的土地进行测量确认。但对郭某的土地，王黎明在明知未实地测量的情况下，单凭郭某提供的其本人47亩和妻子隆某146.8亩两份《土地承包合同》，违规让工作人员为郭某填写两份《土地调查表》，事后被告人王黎明也未核实该地块，直至与郭某签订补偿协议时，被告人王黎明仍未按规定审核土地的真实性，致使郭某顺利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1086422元。
2010年6月底，在郭某领取第一笔补偿款后，被告人王黎明以急用为由向郭某提出借款50000元。郭某于当日从其妻隆某处取来的50000元现金，放进购物袋并赶至被告人王黎明家楼下，将钱交予被告人王黎明，王黎明接钱后既未打欠条也未与郭某约定归还日期，此笔款项被告人王黎明放于家中一直未使用。2011年5月间，被告人王黎明听闻福海县监察局对郭某经济问题立案调查后，遂即将50000元现金原封不动归还郭某。
原审法院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有：1、福海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户籍证明；2、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信息采集表、干部履历表、公务员登记表；3、福海县国土资源局各乡所、科室人员调整公示名单、关于调整福海县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乡镇国土资源所所长工作职责；4、王黎明到案经过说明；5、关于王黎明等三位同志在郭某非法占有征地补偿费问题上违纪行为的处理决定；6、地区新区征地拆迁工作实施方案；7、关于阿尔达乡征地补偿的说明；8、关于下发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土地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关于印发《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关于北福工业园区建设项目用地征地补偿方案的批复、关于阿尔达乡征地补偿的说明、福海县国土资源局情况说明；9、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所有证、干河子三村2004年至200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台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码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福海县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村民委员会证明、阿尔达乡土地承包档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及证书复印件、福海县农经局证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使用证、福海县草场承包档案；10、土地调查表（四）（2份）、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调查表、土地承包合同、郭某书写欠条、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村委会证明、关于郭某土地测量的说明、关于郭某已领取146.8亩耕地补偿金、地块测量的证明、郭某已领取146.8亩耕地补偿金地块示意图；11、福海县新区一期建设项目征地补偿协议、领款单、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支票、大额现金支付审批表、福海县监察局证明及中国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证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福海县纪委关于郭某案移送的说明、福海县纪检委监察局信访举报呈批表、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2004-2008集体经济收支台帐、集体资产台帐明细表、福海县阿尔达乡土地租赁承包经营合同书、土地调查表（四）、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调查表、记帐凭证、新区拆迁补偿付款进度表、领款单、退耕还林转让置换合同、福海县人民检察院勘验检查笔录、哈巴河县阳光测绘有限公司地籍测绘报告、福海县阿尔达乡林业工作站证明、国家林业局关于《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林与经济林认定标准》及相关文件；12、证人王某甲、王某乙、王某丙、隆某、郭某、木某、亚某、阿某、于某、王某丁、邢某、陈某甲、王某戊、向某、席某、陈某乙、程某甲、李某甲、王某丁、张某甲、田某、张某乙、杨某、程某乙、李某乙、黄某、李某丙、郑某、王某己、范某的证言；13、机动车信息查询；14、被告人王黎明供述等证据。
原审认为，被告人王黎明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新区土地征迁工作中，滥用职权致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共计1386722元。另王黎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后以借款名义索取他人财物50000元。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黎明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应当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黎明在判决前一人犯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依法对被告人数罪并罚。被告人王黎明对索贿的犯罪事实拒不供认，认为只是借款，未如实供述索贿的犯罪事实，故对公诉机关认定其有自首情节且减轻处罚的公诉意见不予支持。公诉机关根据被告人王黎明犯滥用职权罪归案后如实供述、有悔罪表现、且滥用职权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已追回，具有法定从轻、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建议对被告人王黎明在六个月以上一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内量刑的意见，予以采纳。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王黎明犯受贿罪，具有自首情节减轻处罚的情节，建议对被告人王黎明在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的意见，因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中未对被告人王黎明索贿的情节建议从重处罚，同时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王黎明犯受贿罪，具有自首情节应依法减轻处罚的量刑意见不予采纳，故对此量刑建议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人王黎明犯滥用职权罪，因归案后有悔罪表现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大部分经济损失已追回，具有法定从轻、酌定从轻的情节，量刑时予以酌定从轻、法定从轻处罚。被告人王黎明犯受贿罪，对其索贿的情节，依法从重处罚，同时其将索贿款已退回，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对被告人王黎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王黎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三个月，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
上诉人王黎明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上诉人王黎明在履行职务行为中存在滥用职权行为，导致郭某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是客观事实，但原判认定郭某系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的同时，推定上诉人对郭某贪污行为的明知，不符合客观事实。同时又认定，上诉人向刚刚领取土地补偿款，只是工作关系的郭某借款，借款后没有使用，继而推定上诉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后又以借款名义索取他人财物，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侦查机关陈述其没有使用该笔款项并不属实，在法庭调查时，上诉人已经当庭表示，该笔款项在购买车辆时实际使用，给郭某还的50000元，是自己另行准备的现金。
2、郭某贪污案侦查机关立案前纪检部门调查时已经退回970800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一项：本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第三项：渎职犯罪或者渎职犯罪相关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害，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依据上述解释意见，对于损失数的认定确定了时间节点：即渎职犯罪或者渎职犯罪相关联犯罪立案后。原审判决认定970800元系郭某立案时造成的经济损失，不符合客观事实。
3、关于李某甲领取的156000元土地补偿款问题，上诉人于2013年11月2日第七次的讯问笔录与证人程某甲于2013年6月21日的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在给李某甲登记补偿土地时，上诉人是征求了乡领导及村领导的同意，并非其擅自做主，原审法院将这两份证言认定为孤证是错误的。因此李某甲的补偿款156000元不应当计算为损失数额。
4、关于田某多领取的114300元枸杞补偿问题，在侦查机关没有进行实地勘验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在认定该数额时，简单的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林与经济林认定标准的通知》及《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工程人工造林密度标准的通知》来确定田某所种植的枸杞数量，用这两份文件来代替客观事实，违背刑事案件证据要求。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阿勒泰分院出庭意见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黎明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王黎明滥用职权，致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共计1386722元，王黎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后以借款名义索取他人财物50000元的事实正确。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供了新证据，即上诉人王黎明的妻子李某乙在银行发生的交易明细。证明李某乙2011年6月21日在银行取款50000元，把该笔款项交给上诉人王黎明，由王黎明归还给郭某。
检察机关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户主不明，该笔款项在2011年6月21日取出来的。而之前在李某乙的询问笔录中，李某乙没有提到她取该笔款项，也没陈述给郭某还钱的事情。综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证人郭某证实，在郭某领取第一笔补偿款后，王黎明以急用为由向郭某提出借款50000元。郭某借给王黎明50000元是2010年6月，面额都是5元一沓的。放在一个黑色的购物袋里。王黎明还钱是2011年5月份，还钱时还是借时的原样，用黑色的购物袋装的，里面都是5元一沓的，共计50000元。上诉人王黎明供述，其本人向郭某借款后，一直放在家中的床头柜抽屉里，没有动用。2011年5月间听闻福海县监察局对郭某经济问题立案调查，怕牵连自己，遂将5元一沓的50000元现金原封不动归还郭某。王黎明在本院二审庭审时供述，还给郭某50000元借款的票面有50元、100元的，王黎明庭审的供述与侦查阶段的供述前后矛盾。在检察机关对李某乙的询问笔录中，李某乙没有陈述其去银行取该笔钱交给王黎明，再由王黎明归还给郭某。对辩护人提供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黎明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新区土地征迁工作中，滥用职权致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共计1386722元，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王黎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后以借款名义索取他人财物50000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关于辩护人提出郭某贪污案侦查机关立案前纪检部门调查时已经退回970800元，原审判决认定970800元系郭某立案时造成的经济损失，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辩护意见，经查，郭某犯贪污罪一案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经济损失1086422元，郭某虽在调查后已退回970800元，但该笔款项已经由郭某据为己有，实际上已经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犯罪事实已成立，郭某虽已经退回970800元的情节不影响认定王黎明滥用职权罪的构成。故郭某贪污的国家征地补偿款970800元应计入上诉人王黎明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数额中。
关于辩护人提出李某甲的补偿款156000元是上诉人征求了乡领导及村领导的同意，不应当计算为损失数额的意见，经查，2004年2月26日，李某甲与阿尔达乡干河子三村签订福海县阿尔达乡土地租赁承包合同经营书，承包26亩集体土地，承包期限自2004年1月起至2008年12月止。2009年此地未按规定对外发包，李某甲2009年10月25日土地调查表中无此26亩集体土地的记载。郭某证实，和程某甲沟通、商定将李某甲承包的26亩集体地放在郭某名下，补偿作为村集体收入，留作以后村里的开支，但在签订协议当天不知为什么王黎明补偿给了李某甲，王黎明告知郭某，李某甲有承包合同，按文件规定应补偿给李某甲。上诉人王黎明供述，在测量地时郭某要求将李某甲承包的26亩集体地放在郭某名下，补偿作为村集体收入，李某甲也同意将其承包的地暂时放在郭某名下，在签订协议时李某甲找到王黎明，给王黎明看了承包合同，要求将地补偿给李某甲，王黎明让李某甲找村委会，后来李某甲说他找过了，我们就和李某甲签订了协议。自己口头问过郭某和程某甲。证人程某甲证实，量完地李某甲找到程某甲，说其承包的26亩集体地被量到了郭某名下，要求把地给李某甲，程某甲找到郭某说，李某甲承包的地应在李某甲名下，让李某甲领取补偿款。郭某说那是集体的地，后来郭某同意把地放在李某甲名下。上述证据证实，程某甲只是找郭某商量将26亩村集体地补偿给李某甲，郭某当时没有同意，也没有证据证实村委会同意将26亩集体土地补偿给李某甲。上诉人王黎明明知村集体地不能补偿，擅自将26亩村集体地放在李某甲名下，致李某甲多领取国家征地补偿款156000元。
关于辩护人提出原判在认定田某所种植的枸杞数量数额时，用文件规定来代替客观事实，违背刑事案件证据要求的意见，经查，田某在新区征收时共领取7176棵枸杞补偿款645840元，按规定田某的枸杞地系退耕还林地，每亩种植规格为222棵，征收时枸杞地为26.6亩，田某合法应领取5906棵枸杞树补偿款531540元（新区补偿标准为90元／墩）。在新区征迁实施工作中，福海县国土局是按照《关于印发﹤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的通知》执行的；《关于印发﹤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证实，经济林每亩合理株数应以当地栽植密度和林业部门出具证明为准，超过每亩合理株数部分不予补偿。根据2002年、2003年度福海县林业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营造林作业设计一览表证实，当地种植户田某枸杞栽植初植密度均为每亩222株。同时福海县阿尔达乡林业工作站证明证实，根据阿尔达乡林业工作站退耕还林档案，按国家林业局退发（2001）550号《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林与经济林认定标准的通知》，退耕还林作业设计定为每亩222株。综上，新区拆迁补偿时当地枸杞均按每亩222株的标准实施补偿，对每亩多出的棵数是不予补偿的。王黎明未按新区拆迁方案中林木由林管站负责审核确定棵数的规定，在阿尔达乡林管站工作人员未在场、未审核确定棵数的情况下，擅自核算枸杞棵数，致田某多领取枸杞补偿款114300元。
关于辩护人提出50000元是借款，不构成受贿的意见，经查，上诉人王黎明在新区征迁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明知郭某的地未经实际测量，未按新区征迁实施的工作流程进行工作，致使郭某顺利骗取了国家征地补偿款。在郭某领取补偿款后，王黎明又以急用为由向平时只是工作关系的郭某借款，借款后又将该款存放在家中，一直未动用此款。2011年5月间听闻福海县监察局对郭某经济问题立案调查后，遂将50000元现金原封不动归还郭某。虽然郭某、隆某证实王黎明在其刚领完补偿款后向其“借款”，但郭某证实，王黎明因纪检委调查郭某，就把钱还了。郭某给王黎明借钱后，就没有想过让王黎明归还。王黎明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综上，原审法院根据王黎明的犯罪事实、性质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所作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对上诉人王黎明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晓龙
审 判 员 胡祖林
代理审判员 张 剑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宋奎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