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柯刑初字第722号
公诉机关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伟。因涉嫌犯挪用资金罪于2014年6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柯桥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段小会，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以绍柯检公刑诉[2015]6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伟犯挪用资金罪，于2015年6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车新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伟及辩护人段小会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至2014年，被告人杨伟在担任绍兴县鹏展针纺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展公司”）业务员期间，利用负责“鹏展公司”圆机车间销售及收取货款的职务便利，私自截留客户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合计638779.95元挪作他用，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具体如下：
1、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被告人杨伟收取吴寿礼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109599.46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直至2012年12月28日上交给“鹏展公司”90000元，剩余19599.46元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2、2012年11月17日，被告人杨伟收取张文斌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38890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3、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期间，被告人杨伟通过其个人经营的“绍兴县摩恩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公司”），收取“绍兴县路都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都公司”）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71990.49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4、2013年1月24日，被告人杨伟收取张友杰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18500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5、2013年5月3日，被告人杨伟收取伍宏旺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19800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6、2013年2月至同年10月期间，被告人杨伟收取“绍兴县程姚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程姚公司”）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230000元，仅上交给“鹏展公司”100000元，私自截留130000元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7、2013年3月至同年6月期间，因“绍兴县杭耀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耀公司”）拖欠“鹏展公司”货款共计727125.3元，被告人杨伟私自与“杭耀公司”达成协议，由“杭耀公司”将2086匹共计52205.4公斤的坯布抵给“鹏展公司”作为货款。随后，被告人杨伟将其中2034匹共计货款726643.4元的坯布卖给“绍兴县瑞高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高公司”）。2013年3月至7月期间，被告人杨伟收取“瑞高公司”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250000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为证明指控的事实，公诉人当庭提交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伟利用担任公司业务员的职务之便，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诉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
被告人杨伟的意见是：1、其收到涉案客户的货款后用于为“鹏展公司”的圆机车间购丝了（因为有些丝“鹏展公司”没有，需要其自己购买），其都是向李国军及其介绍的原料商采购的，并通过其个人账户把钱打给李国军提供的相应的原料商。2、其收取“辰宇针织”的吴礼寿的货款后于2012年12月28日才上交9万元支票是因为拿货款去买原料丝了，所以才会延迟上交公司。3、其收取“路都公司”货款后划入“摩恩公司”账户是因为该笔业务是其自己与“路都公司”之间的业务。4、“程姚公司”拖欠了“鹏展公司”235529.25元货款，但“李玉”欠了“程姚公司”程国宾的钱，程国宾跟其称让“李玉”支付该笔货款（只是口头协议，且张光宇同意了），但后来“李玉”逃跑了（其个人还为“李玉”支付了3万元货款给“鹏展公司”），所以其自己承担了“李玉”应当支付的货款，而程国宾于2013年2月24日转账15万元给其是其个人的生意款，其于2013年3月1日支付56000元给（李国军介绍的）傅国良就是向他购买长丝的，这些丝都拉到“鹏展公司”去了。5、“瑞高公司”陈前金支付给其20万元现金是其个人的生意款，陈前金于2013年7月17日将5万元汇入“摩恩公司”是“摩恩公司”和“瑞高公司”之间的业务款（后将该5万元用于向“王权”购买丝）。综上，其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辩护人段小会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杨伟系为避免公司利益受损而为公司购买原料丝，因而其主观上没有挪用单位资金的故意。因此，被告人杨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4年，被告人杨伟任职“鹏展公司”业务员并负责管理该公司圆机车间。在此期间，被告人杨伟利用其负责收取货款的职务便利，私自截留客户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挪作他用。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杨伟于2014年6月27日被动归案的情况；
（2）杨伟的供述，证实其是“鹏展公司”的业务员，主要负责为公司联系客户，销售公司生产的低弹丝（DIY）。2010年，“鹏展公司”开了圆机车间生产白坯布，其负责圆机车间的生产管理和销售（同时其还负责操作采购原料丝），根据公司规定，凡是其销售出去的货物的货款也由其负责收回。2012年底、2013年初，公司老板称不想做圆机车间，并承诺如果其把应收款收完就借给其200万元作为资金以便其承包圆机车间。后老板一直没有给其资金，其只能用应收款垫付资金去购买涤纶丝，后过了两个多月其支持不住就不做了，这两个多月的生意也仍旧是给“鹏展公司”做的，应收款归“鹏展公司”。其每天要买8万元的涤纶丝，这些钱都是通过收来的货款去买的，但大部分都是入“鹏展公司”的账了，其怀疑有20多万元“鹏展公司”没给其入账。其对外采购原料丝时公司是不知道的，但其将丝拉回圆机车间后，公司要记账。原料丝如果是当天17点以前拉回公司的话，由圆机车间的会计记账，如果是17点以后的话，一般是仓库保管员负责入库记账。其基本上都是以客户的名义去采购原料丝后拉回“鹏展公司”的。有时候供应商会突然拉原料丝到公司，而会计和保管员又不在时，铲车员会卸货后直接拉到仓库（但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太多），其记得“鹏展公司”没有记账的包括其向李国军及李国军介绍的胡建钢、“赐富集团”的赵张夫、傅国良等人购买的原料丝。
（3）张晓峰的证言，证实其是“鹏展公司”的总经理。杨伟是其公司的业务员，并负责圆机车间。杨伟会将收来的货款汇入其银行卡，公司也会将杨伟上交货款的情况记账。2013年3月1日，公司与杨伟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让杨伟负责销售低弹丝以及继续收回货款。张晓峰的证言所证实的“鹏展公司”与被告人杨伟签订合同的事实与“鹏展公司”提供的《合同》相互印证；
（4）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资料、工资表，证实杨伟与“鹏展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情况，合同期限为2012年12月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杨伟在“鹏展公司”圆机岗位工作。社会保险资料证实“鹏展公司”于2010年8月至2014年5月期间为被告人杨伟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工资表证实被告人杨伟在“鹏展公司”领取工资的情况；
（5）蒋江林的证言，证实其是“鹏展公司”的厂长。其公司主要生产低弹丝（DIY）和白坯布，如果客户需要低弹丝，其公司可以直接销售给客户，再收取丝款；如果客户需要白坯布，其公司用低弹丝和长丝在圆机车间生产成白坯布后再销售给客户，并收取布款。因公司不能生产长丝（FDY），如果客户需要，只能是张光宇去采购。此外，客户可以自己提供原料丝到其公司圆机车间加工，其公司收取加工费（即在和客户对账时会把原料丝的价值从销售给客户的白坯布中扣除）。杨伟于2010年5月开始担任“鹏展公司”圆机车间主任和业务员，负责产品销售业务。其公司业务员工作流程是，由业务员联系客户，公司将丝或布匹销售给客户，客户可以将货款汇入其公司账户，也可以将货款给业务员，业务员应立即将货款上交给公司财务。2012年底，其公司圆机车间关掉了，杨伟提出想承包圆机车间，其公司让杨伟将尚未收回的货款收回后，可以垫资300万元给杨伟。到2013年初，杨伟的货款未全部收回，其公司没有把圆机车间承包给杨伟。后圆机车间卖给了彭文兵。2013年3月，其公司让杨伟专门负责追讨杨伟在任职期间积累下来的货款。杨伟的客户如果提供原料丝（低弹丝和长丝）到其公司加工时，其公司在对账单上会在“拉来丝”一栏中注明原料丝的货值，以便对账时减去原料丝的货值。对账单显示，2012年度，杨伟的客户中有“霓虹公司”、“瑞高公司”、“程姚公司”、“杭耀公司”（又称“俊化”）、王国茂（又称“宝利”）、方彪这些客户有原料丝拉进其公司圆机车间。2013年度因圆机车间停产了，所以没有客户拉进原料丝的记录。其公司规定不让杨伟私下买丝，即使是杨伟自己私下买丝并以客户的名义拉进来加工，其公司也仅收取加工费。杨伟将货款上交公司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让客户把货款汇入公司账户，一种是杨伟自己收取货款，再及时上交公司，如果杨伟收取的是支票、承兑汇票，则直接交给公司财务，如果是通过网银转账，则直接将货款汇入老板张晓峰和老板娘胡密君的个人账户。
（6）企业营业执照，证实“鹏展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其经营范围包括经销化纤原料、化纤丝加弹等）；
（7）业务员规章制度，证实“鹏展公司”规定的业务员管理情况，其中规定业务员的职责包括联系客户、签订合同、收款发货等；
（8）“鹏展公司”提供的“圆机车间生产流程”证实，圆机车间原料低弹丝（DTY）由“鹏展公司”仓库提供领用，如需长丝（FDY），由副总经理订购，特殊情况也由客户提供长丝（FDY），但在客户应收款内直接按当时的价格减除；
（9）张光宇的证言，证实其是“鹏展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公司采购和销售。如果公司没有客户需要的“涤纶细旦丝”（FDY），则由其负责去“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宁波康鑫化纤有限公司”、“浙江赐富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第一涤纶厂”采购。其也管理公司的销售，由其和杨伟负责销售布，周华东销售丝。2013年5月份，其让杨伟负责圆机车间和销售，客户都是杨伟自己找的，但如果公司没有客户需要的丝，杨伟需要向其报告，其会向其他公司采购，并在圆机车间织成布匹后再销售给杨伟的客户。杨伟回收货款后要及时上交公司。公司禁止杨伟用收回的货款用于购买涤纶丝。2012年12月份，公司关闭了圆机车间，杨伟提出想承包该圆机车间，但当时杨伟有近600多万元货款没有收回，其让杨伟先将货款收回后再谈承包的事情，并承诺可以划款200万元给杨伟作为启动资金。2013年初，杨伟未能全部收回货款，其就没有同意将圆机车间承包给杨伟，且在此期间圆机车间停止生产了（只在2013年二、三月份开了20天左右以完成2012年的尾单）。后公司将圆机车间卖给了彭文兵。杨伟有时候会有涤纶丝拉进公司，但都是以客户的名义，杨伟自己是不能拉丝进公司的，其没有授予杨伟采购权。张光宇的证言所证实的其向其他公司采购“涤纶细旦丝”（FDY）的事实能与“鹏展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表、码单相互印证；
（10）周华东的证言，证实其是“鹏展公司”的业务员，负责其公司涤纶丝生产管理和销售，以及向客户收取货款。根据其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公司收取货款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客户将货款汇入公司账户，另一种是业务员收取货款后及时到公司财务入账，即使是业务员个人收账，也不是通过业务员个人账户，而是直接通过公司老板或老板娘的个人账户，经过业务员手的一般都是支票或承兑汇票。杨伟也是“鹏展公司”的业务员，还负责圆机生产和销售。因为公司有统一规定，杨伟的收款流程和其是一样的；
（11）孙霞的证言，证实其于2010年3月开始任职“鹏展公司”的会计。杨伟是“鹏展公司”的业务员，负责销售和管理圆机车间。公司如果要采购货物，需要到其处入账，且公司购丝是张光宇负责。杨伟没有向外采购丝并在其处入账，且杨伟作为业务员不能私自为公司采购丝；
（12）潘阿璜的证言，证实其是2011年4月开始任职“鹏展公司”的仓库保管员。公司采购长丝等涤纶丝入库需要其和俞玉琴签字，其负责（签）公司采购，俞玉琴负责（签）客户拉来的涤纶丝。杨伟是圆机车间的负责人，但没有资格签字和采购入库。圆机车间需要用仓库的低弹丝时，其会抄写码单并注明圆机车间使用。2013年开始，公司就没有采购长丝了；
（13）俞玉琴的证言，证实其于2012年10月开始任职“鹏展公司”的仓库管理员，负责仓库的进出仓管理。如果客户有涤纶丝拉进来时，驾驶员会让其在进仓码单上签字。其主要负责布的出仓，潘阿璜负责低弹丝的出仓。涤纶丝入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公司自己采购，由公司拉货或对方供应商送货到公司，后由仓库保管员潘阿璜签字后入库；还有一种是客户自行拉丝进仓库，由圆机车间负责加工并收取加工费（即在出入库记账时从应收款中折抵掉货款），由其负责签字入库并予以注明。2012年12月份，公司圆机车间停车了，其到财务室做助理会计，但2013年3月份圆机车间又开了大半个月，且仅接了两个单（是杨伟接的“程姚”和徐月明的单子），且还有些存货布在卖，其同时兼职仓库的出货管理、抄写码单。杨伟负责圆机车间时，有几笔涤纶丝拉进仓库，其（或者潘阿璜）会在码单上签字，并问清楚是哪个客户的长丝，其就在相应客户上记账以便对账时折抵应收款。杨伟将涤纶丝拉进仓库一定要通过其才能入库，否则驾驶员不会卸货。2013年公司没有再采购涤纶丝了。在其做财务助理开始，杨伟没有以现金的方式入账上交货款。俞玉琴的证言所证实的其签写码单的事实与其提供的码单、销售记录能够相互印证；
（14）沈国琴的证言，证实其于2010年至2012年底任职“鹏展公司”圆机车间的仓库保管员，负责仓库发货登记。杨伟负责圆机车间。圆机车间需要的低弹丝（DTY）是“鹏展公司”自己提供的，如果需要长丝（FDY），其会和杨伟说仓库没有长丝，杨伟再去跟公司说要采购长丝（因为“鹏展公司”不生产长丝）；
（15）李国军的证言，证实其也叫蒋国军，其于2010年自己开设了一个圆机厂，并购买原料丝加工成布后卖给客户。其采购低弹丝（DTY）主要是去“鹏展公司”和“浙江远东化纤有限公司”，采购长丝（FDY）主要是去“浙江赐富化纤有限公司”和“浙江远东化纤有限公司”。其圆机厂不生产原料丝，因此没有销售原料丝。杨伟是“鹏展公司”的业务员，其是去“鹏展公司”采购低弹丝时认识杨伟的。其于2012年向杨伟购买了约9万元的低弹丝（杨伟是以“鹏展公司”业务员的名义和其做业务的），除此之外没有与杨伟有其他业务往来。杨伟也没有向其购买过低弹丝、长丝等原料丝。但因其自己需要采购长丝，有固定的供应商，因此介绍了几次供应商给杨伟；
（16）傅国良的证言，证实其于2013年任职“赐富化纤有限公司”的货车司机。2013年2月，杨伟（“鹏展公司”的员工）电话联系其称需要几箱长丝，后其帮杨伟到滨海马鞍山的路边去买了几箱长丝。杨伟当时是在“鹏展公司”上班，但让其将丝运至滨海“国庆工业园区”的加工厂里而不是运到“鹏展公司”的。2013年3月1日，杨伟才把运费和丝款（共计56000元）汇入其个人农业银行卡中；
（17）陈立峰的证言，证实其自己经营了几台圆机，其向“鹏展公司”购买过低弹丝，具体是和“鹏展公司”的业务员杨伟联系的。杨伟个人也在其处加工过坯布。杨伟于2011年6月16日、汇给其尾号为918018的农行卡的5万元是杨伟个人买丝到其圆机厂加工的货款、2012年4月17日汇给其的1万元是杨伟个人和其做生意的货款，上述货款和“鹏展公司”没有关系；
（18）高佳佳的证言，证实其是“绍兴长丰纱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员。2013年7月15日，“摩恩公司”开具了一张40072元的转账支票给其公司。在此前，杨伟向其公司采购了一批低弹丝，后其公司于2013年7月21日将货物发给了杨伟，“摩恩公司”开具了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高佳佳的证言所证实的“摩恩公司”购买涤纶丝的数量、支付货款的事实能与其提供的进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通知单相互印证；
（19）王权的证言，证实其是“江西华春色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绍兴办事处的负责人。2013年至2014年3月，杨伟以“摩恩公司”的名义向其公司采购了涤纶纱和涤棉纱。（经其核对“摩恩公司”的账单）杨伟于2013年3月20日、同年5月20日支付其公司现金各5万元、于同年5月6日汇给其个人农业银行卡5万元均是杨伟向其公司购买纱的货款。其公司没有与“鹏展公司”有业务往来。
对于被告人杨伟辩称其收取货款后，为用于圆机车间生产而将收回的“鹏展公司”货款用于为“鹏展公司”购买原料丝，以及辩护人段小会提出的被告人杨伟为避免“鹏展公司”损失而为公司购买原料丝因而其主观上不具有挪用资金的故意的意见。经查，首先，被告人杨伟的供述、蒋江林、张光宇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杨伟作为“鹏展公司”的业务员，具有直接经手客户货款的职权；其次，蒋江林、张光宇的证言又证实，被告人杨伟不具有原料丝的采购权，该事实与周华东、沈国琴、孙霞的证言、业务员规章制度、圆机车间生产流程相互印证；再次，潘阿璜、俞玉琴的证言证实，其二人作为仓库管理员，专门负责登记原料丝的入仓和出仓，且2013年开始，“鹏展公司”没有采购长丝；最后，李国军的证言证实，其不生产原料丝，因而没有出售原料丝给被告人杨伟。傅国良的证言证实，其于2013年2月帮被告人杨伟购买的长丝并非运至“鹏展公司”。王权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杨伟系以“摩恩公司”的名义向其购买涤纶纱和涤棉纱。因此，被告人杨伟的辩解与蒋江林、张光宇、周华东、沈国琴、孙霞、潘阿璜、俞玉琴、李国军、傅国良、王权的证言、业务员规章制度、圆机车间生产流程均互相矛盾，且被告人杨伟又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为“鹏展公司”购买了原料丝。因此，被告人杨伟提出其将回收的“鹏展公司”货款用于为圆机车间购买原料丝的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亦不采纳辩护人段小会的相关辩护意见。即搜集在案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杨伟利用其经手“鹏展公司”货款的职务之便，将“鹏展公司”的货款挪作他用。
被告人杨伟挪用“鹏展公司”货款的事实具体分述如下：
1、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被告人杨伟收取吴寿礼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109599.46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直至2012年12月28日上交给“鹏展公司”90000元，剩余19599.46元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该节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吴礼寿的证言，证实其（辰宇针织）于2011年、2012年期间与“鹏展公司”有过业务往来，是与“鹏展公司”的杨伟联系的，总共做了109599.46元的业务，货款是通过现金和其妻子的银行卡（尾号为91×××18的农行卡）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了杨伟，且已经结算清楚。经其核对杨伟的尾号059116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流水和方燕的尾号为91×××18的农行卡流水，其于2011年6月7日转给杨伟58100元、2012年4月17日转给杨伟40000元。2012年4月17日，其将余款11499.46元以支付现金11400元的方式给了杨伟（当时方燕在场）；
（2）杨伟的供述，证实2011年2月至10月期间，吴礼寿向“鹏展公司”购买了总计109599.46元的坯布，后吴礼寿通过方燕的账户分两次汇到其个人账户总计98100元，余款以现金的方式给了其。货款都收回后，其于2012年12月28日上交给了“鹏展公司”一张抬头为“霜之丹”的9万元转账支票；
（3）“鹏展公司”提供的码单、发还清单、收款清单，证实“鹏展公司”于2011年5月10日至同年10月19日发货给“辰宇”（或方燕）的情况，货款合计109599.46元。“鹏展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收款9万元（系“霜之丹”开具的一张9万元支票），“辰宇”尚欠“鹏展公司”19599.49元。
2、2012年11月17日，被告人杨伟收取张文斌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38890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该节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张文斌的证言，证实其经营了一个门市部叫“紫菜针纺”。2012年11月16日，因其门市部需要一批低弹布，其联系了“鹏展公司”的杨伟，杨伟称自己有布，其就直接向杨伟购买了120匹（总计2991.8千克、单价13元/千克），货款为38893元。2012年11月17日，其通过妻子章建梅尾号为050617的农行账户将货款（38890）转给了杨伟尾号为059116的农行账户。当时其只负责收布，不知道杨伟的布是从哪里来的；
（2）银行交易流水，证实2012年11月17日，尾号为050617的账户转账38890元到尾号为059116的账户（杨伟）。
（3）杨伟的供述，证实2012年底，其和张文斌做了一笔业务，一共是120多匹，是从“鹏展公司”发货的，货款是38000多元。但这些布实际是卖给张文斌的舅舅“鲍大明”的，后来做账的时候“鹏展公司”把账转到了张文斌处。后“鲍大明”将货款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其了；
（4）“鹏展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证实张文斌尚欠“鹏展公司”货款39132.75元。
3、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期间，被告人杨伟通过其个人经营的“摩恩公司”，收取“路都公司”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70188.89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另查明，“鹏展公司”规定，业务员联系客户时，应严格按照公司公布的价格向客户报价及协议折扣，并记录备案（含报价时间、客户名称、所报价格等）。
该节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张光旭的证言，证实其于2012年开始任职“路都公司”的业务员。2012年底，因其需要一批白坯布，后通过曹先奎认识了杨伟（其称呼杨伟为“老杨”），杨伟带其到“鹏展公司”圆机车间看布（其以为杨伟是“鹏展公司”的老板），后其以“路都公司”的名义和杨伟谈好了价钱等事宜，并最终于同年11月底做了一笔219113元的业务。（经其核对码单、“摩恩公司”潘雅红提供的发货细单）其当时需要不同品种的布匹，杨伟让其到不同的厂里拉的货，其中2012年11月9日至26日的码单是从“鹏展公司”拉的货（第一份码单是其亲自去拉货的，后三份码单是其叫司机去的）。后杨伟提供了杨伟自己经营的“摩恩公司”的账户，其就陆续将货款219113元通过“路都公司”的账户转入了“摩恩公司”的账户（第一笔2012年11月5日的5万元、第二笔2012年12月30日的7万元、第三笔2013年1月29日的2万元、第四笔2013年4月10日的5万元、第五笔2013年4月23日的29113元），“摩恩公司”向其开具了21911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鹏展公司”对账单显示是70188.89元，而“摩恩公司”的清单上显示的是71990.49元（因为杨伟卖给其的单价比“鹏展公司”的单价高）。除了上述业务之外，其没有和杨伟有其他业务交易。张光旭的证言所证实的转账情况、货物总量情况能与“路都公司”提供的银行电子回单、银行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潘雅红提供的发货细单、“鹏展公司”提供的码单、货物清单能互相印证；
（2）张光旭的辨认笔录，证实其能辨认出被告人杨伟；
（3）俞玉琴的证言，（经其核对“路都公司”四份码单）证实“鹏展公司”发给“路都公司”白坯布的情况，其中2012年11月9日发货20匹、2012年11月26日发货142匹、2012年11月30日发货155匹，货款总计70188.89元。上述货物数量是其做“鹏展公司”仓库保管员时记录的；
（4）“鹏展公司”对账单，证实“路都公司”尚欠“鹏展公司”货款70188.89元；
（5）钱月芳的证言，证实其于2012年8月17日“摩恩公司”成立时做了公司兼职会计。（经其核对“摩恩公司”账户资金进出清单）“路都公司”向“摩恩公司”购买布的货款支付情况为：2012年11月5日汇款5万元、2012年12月30日汇款7万元、2013年1月29日汇款2万元、2013年4月10日汇款5万元、2013年4月23日汇款29113元，总计219113元。后“摩恩公司”向“路都公司”开具了21911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杨伟将上述219113元货款用于“摩恩公司”日常经营了（主要用于对外采购涤纶丝、涤纶纱）。钱月芳的证言所证实的“路都公司”支付货款、“摩恩公司”对外采购涤纶纱的事实能与其提供的记账凭证、银行入账通知书、增值税专用发票相互印证；
（6）“鹏展公司”提供的业务员规章制度，证实“鹏展公司规定”，业务员联系客户时，严格按照公司公布的价格向客户报价及协议折扣，并记录备案（含报价时间、客户名称、所报价格等）；
（7）“摩恩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实被告人杨伟系“摩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对于被告人杨伟提出的“摩恩公司”收取“路都公司”支付的70188.89元是其个人与“路都公司”之间的业务款的辩解。经查，在本案当中，被告人杨伟联系了“鹏展公司”等多个公司向“路都公司”供货。后“路都公司”支付给被告人杨伟货款共计219113元，并由“摩恩公司”向“路都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被告人杨伟本应按照“鹏展公司”的定价向“路都公司”报价并进行交易，但经过被告人杨伟的操作，“路都公司”向“鹏展公司”购买货值70188.89元布匹的交易实际被被告人杨伟操作成“摩恩公司”向“鹏展公司”购买货值70188.89元的布匹后，由“摩恩公司”加价为71990.49元后再销售给“路都公司”。被告人杨伟收取到“路都公司”支付的货款后，作为“鹏展公司”的业务员，其应将其中的70188.89元上交“鹏展公司”。被告人杨伟的相关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4、2013年1月24日，被告人杨伟收取张友杰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18500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该节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张友杰的证言，证实其于2011年开始和“鹏展公司”有业务往来，具体是“鹏展公司”的杨伟经手的。（经其核对“鹏展公司”提供的码单、对账单）其于2013年1月6日、同月7日向“鹏展公司”购买了49匹白坯布，货值17880元。后其于同月24日从其个人农业银行卡中取款18500元现金给了杨伟（货值金额和其支付的金额有差别应该是杨伟赚取了差价）。张友杰的证言所证实的取款、货物数量的事实与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鹏展公司”提供的码单、货物清单能互相印证；
（2）杨伟的供述，证实2013年1月初，张友杰向“鹏展公司”购买了一批白坯布，货款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其了；
（3）“鹏展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证实张友杰尚欠“鹏展公司”货款17880元。
5、2013年5月3日，被告人杨伟收取伍宏旺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19800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该节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伍宏旺的证言，证实其是个体户，其于2013年向“鹏展公司”买过一批布，是“鹏展公司”的杨伟经手的。（经其核对“鹏展公司”提供的码单、对账单）其向杨伟购买了60匹布（其是让司机到“鹏展公司”拉的货、货值19826.40元），后于2013年5月3日通过“李显”尾号为896473的银行卡转账的方式汇给了杨伟个人农业银行卡货款19800元。除此之外，其没有和杨伟有其他业务往来。伍宏旺的证言所证实的货物数量、“李显”的银行卡的事实能与银行卡照片、“鹏展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互相印证；
（2）杨伟的供述，证实2013年5月，伍宏旺向“鹏展公司”购买了一批货值为19000多元的坯布，货款其已收回了；
（3）“鹏展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证实伍宏旺尚欠“鹏展公司”货款19826.4元。
6、2013年2月至同年10月期间，被告人杨伟收取“绍兴县程姚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程姚公司”）支付给“鹏展公司”的货款230000元，后于2013年3月1日上交给“鹏展公司”100000元，私自截留130000元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该节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程国宾的证言，证实其是“程姚公司”的法人代表。其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期间向“鹏展公司”采购坯布，具体都是“鹏展公司”业务员杨伟经手的。（经其核对“鹏展公司”提供的码单）“鹏展公司”的码单显示其有80891.15元的原料丝拉到了“鹏展公司”，但该原料丝并非由其购买，应该是杨伟以其的名义送到“鹏展公司”的，且“鹏展公司”的对账单显示“鹏展公司”只向其收取了上述原料丝的加工费，而其公司已经把原料丝的货款和加工费都支付给了杨伟。其按照杨伟的要求将原料丝的货款汇入了“摩恩公司”的账户，余下的向“鹏展公司”购买白坯布的货款和加工费总计235529.25元都支付给了杨伟。其中15万元是2013年2月24日通过程丽娟的农行卡汇入了杨伟的个人农业银行卡，一笔3万元（有收条）现金支付给了杨伟，还有一笔5万元时在“摩恩公司”杨伟的办公室给了杨伟，当时有个姓潘的女出纳员也在场，（经其核对潘雅红的记录）且潘姓女出纳员将这笔钱记录下来了，余款5529.25元亦已支付给了杨伟。除了上述业务之外，因“鹏展公司”将圆机卖掉了，其没有和“鹏展公司”做生意，但其和杨伟经营的“摩恩公司”做了七、八十万元的业务。其不认识“李玉”，其是通过张友杰的介绍才认识杨伟的。程国宾的证言所证实的支付现金3万元给杨伟的事实能与其提供的收条互相印证。程国宾的证言所证实的货物数量、货款金额能与“鹏展公司”提供的码单、对账单相互印证；
（2）潘雅红的证言，证实其于2012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帮杨伟记账。杨伟一开始是“鹏展公司”的业务员，杨伟帮“鹏展公司”接单子会让其记账。其记录了2012年至2014年所有杨伟的客户货款和货款支付情况，还有购买涤纶丝的应收货款和付款情况。截止到2013年底，大部分小客户的应收款都已经收进了，其中“程姚”账面上还有1万多没有支付清楚。（经其核对“程姚公司”的电子账单记录）程国宾有一笔5万元是2013年四、五月份在“摩恩公司”给杨伟的，另外一笔3万元是其和杨伟到程国宾的公司去拿的，这两笔钱是程国宾向杨伟买布的货款。潘雅红的证言所证实的电子账单的事实能与电子账单互相印证；
（3）杨伟的供述，证实其是经“李玉”的介绍认识“程姚公司”的程国宾。（经其核对“鹏展公司”的对账单）“程姚公司”还欠“鹏展公司”235529.25元，但这个货款程国宾算是已经结清了，因为当时“李玉”欠了程国宾的钱，后程国宾让“李玉”来支付该笔货款（其将该情况告知了“鹏展公司”老板张光宇），后“李玉”跑掉了。2013年2月24日，程国宾通过银行转账给其15万元（但该笔货款是其个人和程国宾之间的业务），后将其中的56000元支付给了傅国良，2013年3月1日上交了张晓峰一笔货款。（经其核对潘雅红制作的电子账单）程国宾一并支付给了其“鹏展公司”的款项和“摩恩公司”的款项；
（4）蒋江林的证言，证实“鹏展公司”与“绍兴县玉隆针织有限公司”于2011年有过一笔业务往来，是杨伟和“玉隆公司”老板“李玉”联系的，根据码单显示，2011年6月26日，“李玉”向其公司购买了一批57372的低弹丝，“李玉”于2011年7月11日支付了一张5万元的支票（由杨伟上交的），余款7372元至今未支付。蒋江林的证言所证实的“玉隆公司”的货物数量、货款支付情况能与“鹏展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码单、进账单互相印证；
（5）张晓峰的证言，证实杨伟于2013年3月1日汇到其卡上的10万元系杨伟上交的程国宾的货款。
对于被告人杨伟提出的程国宾于2013年2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其15万元是其个人与程国宾的业务款的意见。经查，程国宾的证言证实，该笔15万元系“程姚公司”和“鹏展公司”之间的业务款，且“程姚公司”向“鹏展公司”购买布匹的事实有“鹏展公司”提供的码单予以证实。同时，潘雅红的证言证实，截止到2013年底，被告人杨伟的应收款基本均已收回。因此，程国宾支付给被告人杨伟的15万元货款属于“鹏展公司”的应收款。被告人杨伟的相关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人杨伟提出的程国宾让“李玉”支付货款的辩解。经查，程国宾的证言证实其不认识“李玉”，且其已将货款支付给了被告人杨伟。潘雅红的证言证实，截止2013年底，“程姚公司”已基本将货款结算清楚。程国宾、潘雅红的证言所证实的“程姚公司”支付给被告人杨伟货款的事实能与收条、电子账单相互印证。因此，被告人杨伟的相关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7、2013年3月至同年6月期间，因“杭耀公司”拖欠“鹏展公司”货款共计727125.30元，被告人杨伟与“杭耀公司”达成协议，由“杭耀公司”将坯布抵给“鹏展公司”作为货款。随后，被告人杨伟将共计货款726643.40元的坯布卖给“瑞高公司”。2013年3月至7月期间，被告人杨伟收取“瑞高公司”支付上述布匹的货款250000元，后私自截留挪作他用，至今未上交“鹏展公司”。
（1）杨伟的供述，证实2012年底，“瑞高公司”向“鹏展公司”订了300多万的布，并预付了其5万元（或10万元）货款，后由于“鹏展公司”的圆机车间停产了，“瑞高”的布做不出来，其要承担违约金，而刚好“杭耀公司”欠了“鹏展公司”70多万元货款，其向“杭耀公司”的解义俊协议用布抵货款，解义俊表示同意。之后其陆续从解义俊处拉了总计70多万元的坯布，并与解义俊签订了一份协议（意思是解义俊和“鹏展公司”的货款已结清）。其把从解义俊处拉来的坯布以“鹏展公司”的名义发给了“瑞高公司”（不记得有没有卖给吴春生）。其还从另外几家公司拉了布给“瑞高公司”。经过对账，“瑞高公司”还有40多万元货款没有支付，其他货款已经付给其了，其将货款要么上交给了“鹏展公司”、要么用于购丝了；
（2）解义俊的证言，证实其是“杭耀公司”的法人代表。其公司会向“鹏展公司”采购白坯布，且会自行购买原料丝到“鹏展公司”圆机车间加工，具体加工业务是“鹏展公司”的杨伟经手的。（经其核对“鹏展公司”的对账单、发货明细单）其公司于2011年至2013年6月期间，向“鹏展公司”购买了1393293.70元坯布、7442344元丝，其支付“鹏展公司”7600791元。此外，其公司有463261.40元的原料丝（原料丝是其自己去采购的）拉到了“鹏展公司”加工，后有65460元的原料丝退给了其公司。其总共拖欠了“鹏展公司”货款727125.30元。2013年3月，杨伟陆续向其讨要货款，后其和杨伟达成协议，从2013年3月开始到同年5月，杨伟让其发给“瑞高公司”总计687044.90元的坯布、发给吴春生总计17875.60元坯布，即总计价值为704920.66元的坯布（还有2万多元货款也是发货了两、三笔货物给“瑞高公司”，但码单已丢失），因此，其以货抵货款的方式支付了726441.99元给杨伟。此外，其与杨伟个人没有业务往来。解义俊的证言所证实的“杭耀公司”向“瑞高公司”、吴春生发货的事实能与“杭耀公司”提供的码单相互印证；
（3）协议，证实“杨中利”（即被告人杨伟）与解义俊于2013年6月4日签署的“到2013年6月4号老杨（即被告人杨伟）转鹏展709126.99元，到此解义俊与杨中利账目已清楚”；
（4）陈前金的证言，证实其是“瑞高公司”的负责人。2013年3月，其公司缺一批针织布，其就联系了“鹏展公司”业务员杨伟，（经其核对“杭耀公司”的清单）后杨伟从“杭耀公司”发来了价值726643.4元的针织布到其公司，其支付了20万元现金（两笔4万元、两笔5万元、一笔2万元，且其均做了笔记）给杨伟，另外5万元货款是2013年7月17日通过“灌河公司”的账户直接划款到杨伟经营的“摩恩针织”。2014年3月，“鹏展公司”和其对账，其获知“杭耀公司”发来的70多万元货物其实是“杭耀公司”用来抵“鹏展公司”货款的，其就将余款47万元支付给了“鹏展公司”。除去“杭耀公司”的该笔生意，其公司和“鹏展公司”的1226853.22元业务都已于2013年结算清楚了（“鹏展公司”账单上显示的欠款9万元左右其也已经支付给了杨伟）。陈前金的证言所证实的“杭耀公司”发货及转账、支付现金的事实能与其提供的“杭耀针纺”码单、电子银行交易回单、笔记本记录相互印证；
（5）潘雅红的证言，（经其核对“瑞高公司”的电子账单）证实2013年“瑞高公司”的陈前金支付了向杨伟购买布的货款一笔2万元、两笔5万元和一笔4万元。因有时候杨伟会忘了告诉其，因此其应该存在漏记的情况。潘雅红的证言所证实的电子账单的事实能与电子账单互相印证。
对于被告人杨伟提出的陈前金支付给其20万元现金是其个人的生意款，陈前金于2013年7月17日将5万元汇入“摩恩公司”是“摩恩公司”和“瑞高公司”之间的业务款的意见。经查，首先，解义俊的证言证实，“杭耀公司”因欠“鹏展公司”货款而用以货抵货款的方式，并应被告人杨伟的要求将布匹发至“瑞高公司”，该事实能与协议、被告人杨伟的供述相互印证。其次，陈前金的证言证实，“瑞高公司”收到“杭耀公司”的布匹后，先后支付了25万元货款给被告人杨伟，该事实又与陈前金提供的笔记本记录、潘雅红制作的电子账单及潘雅红的证言能够互相印证。因此，陈前金支付给被告人杨伟合计25万元货款属于“鹏展公司”的应收款。被告人杨伟的相关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被告人杨伟于2011年至2014年任职“鹏展公司”业务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共将“鹏展公司”货款636978.35元挪作他用，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后仅于2012年12月28日归还9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伟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杨伟归还了部分款项，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杨伟的违法所得，依法应予追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伟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至二○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止）；
二、追缴被告人杨伟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十四万六千九百七十八元三角五分，追缴后发还给绍兴县鹏展针纺化纤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柯玉乔
代理审判员 陈 立
人民陪审员 沈保罗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