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终3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小勇，男，197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宜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秀龙，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华港鑫旧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67号余岗村。
法定代表人：龚本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群涛，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仕军，男，196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南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南漳县武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朱小勇、襄阳华港鑫旧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港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仕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691民初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小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秀龙，上诉人华港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群涛，被上诉人刘仕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小勇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691民初428号民事判决，驳回刘仕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仕军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二手车交易规范》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交易习惯，认定朱小勇为本案二手车交易的卖方，与事实不符，本案的实际出卖人为赵红兵，即使应当承担责任也应由赵红兵承担，而不是作为受委托人的朱小勇承担。朱小勇在一审中提交的车辆转让协议中明确载明，本案争议车辆的出卖人为赵红兵，同时在协议签名处明确记载了“朱小勇代”的字样。同时一审中刘仕军撤销了对原车主赵红兵的起诉，给本案事实的查明增加了难度，若不撤诉，原本可以通过庭审查明车辆的实际卖方为赵红兵，但刘仕军通过撤销对原车主赵红兵的起诉混淆了本案的事实。2.一审依据《二手车交易规范》来确定车辆转让中卖方的合同义务，继而认定朱小勇有交付合法有效的保险单的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朱小勇在车辆转让协议中没有义务交付合法有效保单，也从未向刘仕军交付虚假保单。车辆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卖方负责提供此车过户手续和交付车辆，并无交付保险单的义务。故一审判决依据框架性规章，而不依据车辆转让协议来确定买卖双方的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故朱小勇没义务向刘仕军交付保单。一审法院在车管所提取的过户资料中关于虚假保单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朱小勇向刘仕军交付了虚假保单。此虚假保单只是限于当时过户政策的条件要求，为了完成车辆过户所做的虚假保单，同时也向刘仕军说明了争议车辆无保险的事实。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过户资料中的保单也是个复印件，刘仕军若想证明朱小勇向其交付了虚假保单，其完全可以提供虚假保单的原件来证明。但其并未能提供争议虚假保单的原件。故朱小勇从未向刘仕军交付虚假保单。一审法院认定朱小勇向刘仕军交付了虚假的保险单没有事实证据。综上，朱小勇没义务提供合法有效的保单，也没有证据能证明朱小勇向刘仕军交付了虚假保单。故一审法院认定朱小勇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合法有效保单义务，继而导致他人受损，从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论证说理，事实依据不足、说理逻辑不清。3.车辆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涉案车辆所导致的债务承担方式是以2014年3月30日12点30分为界限，该时间前债务由卖方承担，该时间后的债务由买方承担。根据协议约定涉案车辆肇事责任应当由车辆实际驾驶人承担（即刘仕军）。同时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为车辆的所有人，刘仕军作为车辆所有人其有法定的投保义务，其不履行法定的义务所产生责任，也应当由其本人承担。4.刘仕军在涉案车辆变更登记到其名下后，其有变更保险投保人的义务，若其按规定履行义务，其必然会发现保单真假，其未发现本身有重大过错。虽然是否办理保险过户手续不影响保险理赔，但不过户不影响理赔并不能论证出刘仕军未变更投保人无重大过错。
刘仕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华港鑫公司认可朱小勇的上诉理由。
华港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691民初428号民事判决，改判华港鑫公司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仕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为合同纠纷，刘仕军是依据《车辆转让协议》提起诉讼的，刘仕军在一审中起诉合同中车辆出卖人赵红兵，但一审法院裁定准许刘仕军撤回对赵红兵的起诉是错误的，遗漏本案合同纠纷当事人之一，导致本案车辆买卖事实无法查清，严重违反程序，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二、本案属于“二手车直接交易”的行为，法律规定华港鑫公司作为二手车交易市场只是履行合法性验证，而非真实性审查，华港鑫公司没有行政机关的职能，无法对保险单位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根据法律规定真实性审查应当由车辆买卖双方负责。刘仕军是依据《车辆转让协议》提起诉讼的，出卖方为赵红兵，尽管合同中赵红兵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但对合同内容是认可的，因此本案车辆买卖属于“二手车直接交易”，与华港鑫公司二手车交易市场没有关系，华港鑫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和“二手车交易确认承诺书”只是履行形式审查。《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双方或其代理人均应向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提供其合法身份证明，并将车辆及本规范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证明、凭证送交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进行合法性验证。第三十八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双方应签订买卖合同，如实填写有关内容，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为刘仕军的二手直接交易行为，华港鑫公司只是进行合法性审查，没有义务和能力对证件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华港鑫公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三、本案诉争的保险单不是车辆过户的必要资料，华港鑫公司没有义务对其进行审查。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八条交易完成后，买卖双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下列法定证明、凭证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办车辆转移登记手续：（一）买方及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登记证书；（三）机动车行驶证；（四）二手车交易市场、经销企业、拍卖公司按规定开具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五）属于解除海关监管的车辆，应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车辆转移登记手续应在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所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毕，并在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车辆过户不需要提供保险单。四、《二手车交易确认承诺书》是华港鑫公司基于车辆买卖双方赵红兵、刘仕军对车辆买卖提供资料真实前提下，三方共同向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做出的承诺，华港鑫公司对资料承担只是合法性交易的承诺。一审法院将《二手车交易确认承诺书》认定对赵红兵、刘仕军交易行为的保证书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二手车交易确认承诺书》中没有对车辆保险单这一项目进行承诺，更不存在真实性承诺。2.《二手车交易确认承诺书》是华港鑫公司与车辆买卖双方赵红兵、刘仕军，三方共同向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做出的承诺，不是华港鑫公司对刘仕军的承诺。3.《二手车交易确认承诺书》更不是保证书，首先通过题目和内容均证实这是承诺书，不保证书，没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内容。其次，承诺书的对象是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而不是本案中原审刘仕军。第三，连带保证责任需要有主合同，但一审法院认定保证担保但没有相对应的主合同，因此一审法院将《二手车交易确认承诺书》认定为担保书是错误的。五、本案中车辆买卖双方赵红兵、刘仕军，不是案外人或者是善意第三人，华港鑫公司没有直接参与车辆交易，作为当事人刘仕军无权主张将直接交易以外的华港鑫公司承担责任。事实上恰恰相反，若车辆买卖双方赵红兵、刘仕军给华港鑫公司造成损失，应由华港鑫公司向赵红兵、刘仕军追偿，故刘仕军不论是否有损失，其均无权向华港鑫公司主张权利。六、一审法院认定华港鑫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刘仕军辩称意见同对朱小勇上诉的答辩意见。
朱小勇认可华港鑫公司的上诉意见。
刘仕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小勇、华港鑫公司共同赔偿刘仕军79960.7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小勇、华港鑫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30日刘仕军与朱小勇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协议中载明“转让方（甲方）：赵红兵，受让方（乙方）：刘仕军，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转让协议：一、甲方将其所有的车牌号为鄂Ｆ×××××的货车以1370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预付定金7000元；二、此车产权过户完毕，乙方付清余额6700元；三、甲方负责提供此车的过户手续，并保证此车能够成功过户。此协议订立后，依法办理车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费用由甲方负责……”在协议的下方手写备注的内容“甲方只负责该车行驶证过户，其他不管”。甲方处签名为赵红兵，朱小勇代；乙方处签名为刘仕军，朱小勇及刘仕军二人加摁了手印。在刘仕军向朱小勇支付了7000元定金后，朱小勇携带刘仕军的身份证复印件、原车主赵红兵的身份证复印件、原车主赵红兵的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2014年3月5日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2014年3月31日华港鑫公司出具的《二手车交易确认承诺书》及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等过户所需资料在襄阳市车辆管理所办理了讼争车辆的过户手续。其后刘仕军向朱小勇支付购车余额6700元，朱小勇向其交付车辆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复印件，至此完成全部车辆过户手续。2015年3月3日，刘仕军驾驶该鄂Ｆ×××××号货车将李某撞伤，并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李某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人民路营业部及刘仕军作为被告诉至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要求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016年5月22日，南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南漳九民初字第0026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刘仕军提供的2014年3月5日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并不属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人民路营业部不应当对李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判决刘仕军赔偿李某医疗费50640.5元、营养费1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40元、后期治疗费18000元、误工费10627.88元、护理费7083.9元、交通费5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残疾赔偿金43396元、法医鉴定费1500元、重新鉴定费1830元，扣减刘仕军已经支付的31840元，还应赔偿105968.28元。现该判决已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朱小勇主张其为原车主的代理人的抗辩理由，根据《二手车交易规范》第三十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委托代理人办理的，应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委托书。”虽然《车辆转让协议》上载明车辆的转让方为原车主赵红兵，但是其本人未到现场、刘仕军从未见过原车主本人，协议中的手写内容均由朱小勇填写、签字时由朱小勇加摁手印，过户手续均由朱小勇负责办理，购车钱款均向朱小勇支付，且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完整的二手车交易购销、买卖……档案”；《二手车交易规范》第十一条规定“交易档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四）委托人及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或者机构代码证书以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本案中，朱小勇既没有原车主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也没有保存二手车交易档案。同时，根据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定朱小勇实际上将该二手车收购后转卖，其属于本案中二手车的实际卖方。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完成后，卖方应当及时向买方交付车辆、号牌及车辆法定证明、凭证。车辆法定证明、凭证主要包括：（一）《机动车登记证书》；（二）《机动车行驶证》；（三）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五）养路费缴付凭证；（六）车船使用税缴付凭证；（七）车辆保险单。”且朱小勇分别向襄阳市车辆管理所及刘仕军实际交付了本案中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因此，朱小勇向刘仕军交付的2014年3月5日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复印件系伪造的，属于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作为实际卖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朱小勇向刘仕军交付交强险保单的行为，导致涉案交通事故的刘仕军的损失无法在交强险内获赔，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额应当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对于刘仕军在交强险范围内应当获赔的具体数额的认定，南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南漳九民初字第002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仕军赔偿的医疗费50640.5元、营养费1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40元、后期治疗费18000元、误工费10627.88元、护理费7083.9元、交通费5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残疾赔偿金43396元、法医鉴定费1500元、重新鉴定费1830元。根据《机动车交通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合理的后续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故刘仕军在交强险范围内本应获赔的数额包括：医疗费10000元、残疾赔偿金43396元、护理费7083.9元、交通费550元、误工费10627.8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76657.78元。针对华港鑫公司主张车辆转让协议的双方应对车辆转让中的各类单据的真实性负责的抗辩理由，本案中其出具的《二手车交易确认承诺书》载明：“机动车检验有效日期为2015年3月，交强险有效期为2015年3月……我（二手车经营主体）已审核卖方身份、车辆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和机动车安全检验合格表示等各类牌证原件和车辆，均为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交纳税费凭证等”，华港鑫公司作为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应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对车辆保险单原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现其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在涉案车辆交易过程中未对车辆保险单进行审核，具有过错。且从该《二手车交易确认承诺书》中“如有不实，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内容来看，其属于当事人自愿出具的保证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一审法院认为，由于交强险保单不实造成刘仕军无法在交强险范围内获得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华港鑫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针对朱小勇、华港鑫公司主张刘仕军对该保单是否属于虚假保单存在重大过错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即使车辆转让时未办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变更手续，除法定免责情形外，保险公司仍应赔付。刘仕军未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不是发生事故时其无法获得交强险范围内赔付款项的原因，故对于朱小勇、华港鑫公司主张刘仕军存在重大过错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二手车交易规范》第三十六条，《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朱小勇、襄阳华港鑫旧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刘仕军76657.78元。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朱小勇、襄阳华港鑫旧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各承担9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经朱小勇申请，本院调取了2015年3月3日刘仕军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在南漳县交通警察大队所做的事故调查笔录和与事故受害人达成的赔偿协议。经质证，朱小勇认为，刘仕军在笔录中明确提到车辆无保险，说明其明知该车没有交强险和商业险；刘仕军与受害方达成了赔偿3500元的协议，并已经履行完毕，交通事故纠纷已经解决，刘仕军又与受害方提起诉讼，构成了虚假诉讼。华港鑫公司对调取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该组证据证明刘仕军明知本案案涉车辆没有保险，其与受害人在南漳法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系虚假诉讼。刘仕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其在笔录中提到车辆无保险，其解释称，2014年3月3日发生事故当天其向保险公司报警了，因为保单打印日期是3月5日，3月4日接受交警部分调查时，刘仕军误认为保险已经过期；对其与受害人在交警部门达成的赔偿协议，刘仕军称该赔偿协议和收条不属实，上面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不存要和解的事实。经审查，当事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刘仕军提供了其因抗拒执行拘留后南漳县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其与受害人在法院执行过程中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等证据，欲证明其与受害人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生效判决，刘仕军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华港鑫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刘仕军明知没有保险，损失应当由其本人来承担。朱小勇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亦予认可，其认为仍不能排除刘仕军与李某通过诉讼和执行程序进行虚假诉讼的嫌疑，本案系合同纠纷，朱小勇没有购买保险和交付保单的义务，刘仕军明知其没有保险，事故责任应当由其自己承担。经审查，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2015年3月4日，刘仕军在南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接受事故调查询问时陈述，车辆无保险，刚过期忘续。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审理过程中，刘仕军辩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人民路营业部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李某的损失。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案涉车辆的出售人是朱小勇，还是赵红兵；2.刘仕军与李某在南漳人民法院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所进行的诉讼，是否属属于虚假诉讼；3.对本案案涉车辆因无有效交通强制保险，而未能获得交通强制保险赔偿的责任如何确定。针对以上焦点，本院作如下评判：
关于案涉车辆出售人的认定问题。朱小勇与刘仕军系二手车交易经营者和购买者，应当认定朱小勇与刘仕军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朱小勇在协议签名处明确记载“朱小勇代”的字样，是因为朱小勇出售给刘仕军的二手车，车辆权属没有从车辆登记权利人处过户到朱小勇名下，朱小勇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刘仕军交易时，仅为代理行为，故朱小勇仅凭协议的上代签字样，及车辆登记权利人为赵红兵为由，抗辩其不是案涉车辆出售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仕军与李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是否虚假诉讼的问题。关于刘仕军与李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南漳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2日作出（2015）鄂南漳九民初字第0026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执行终结。因刘仕军、华港鑫公司并没的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该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证明该诉讼系虚假诉讼，故刘仕军、华港金关于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车辆因无交强险，导致刘仕军未能获得交强险赔偿的责任认定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本案案涉事故发生在2015年3月3日，刘仕军陈述事故发生当日，其曾向保险公司报险，说明其知道保单真实有效且并未过期，从刘仕军提交的保单看，保险到期日是2015年3月9日，尚在保险期内，依常理保险公司亦会对其报险进行处理，而刘仕军于2015年3月4日接受南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询问时，却明确回答“无保险，刚过期，忘续”，本院质证时，刘仕军对该回答的解释是“时间记不得了，我以为保险过期了”，显然，刘仕军关于事故发生当日曾报险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此后，在其与李某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刘仕军又作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抗辩，因此，可以认定在本案案涉事故发生前，刘仕军明知案涉车辆没有交强险的事实。朱小勇陈述，其提供虚假保单，是为了办理车辆过户，因此亦可认定朱小勇明知案涉车辆没有交强险。刘仕军购买案涉车辆后，其作为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明知车辆没有交强险，即负有及时为案涉车辆购买交强险的法定义务，因其没有及时购买交强险，导致案涉事故不能获得交强险赔偿，故该责任应由刘仕军自己承担。朱小勇提供虚假保单的行为，不构成刘仕军未能及时购买交强险的原因，即朱小勇提供虚假保单的行为与刘仕军未能获得交强险赔偿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朱小勇对刘仕军未能获得交强险赔偿不承担法律责任。朱小勇对其提供虚假保单的行为，应否承担责任，应当根据其与刘仕军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中的违约责任确定，刘仕军可另行主张。刘仕军和朱小勇均明知案涉车辆没有交强险，以虚假的交强险保单提供给华港鑫公司审查，华港鑫公司在审查过程中未能发现该交强险保单系虚假保单，作出承诺，为刘仕军、朱小勇顺利办理了过户，华港鑫公司的承诺行为，符合刘仕军和朱小勇的真实意思，且不构成刘仁军未能获得交强险赔偿的原因，故华港鑫公司对案涉事故不能获得交强险赔偿没有过错，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朱小勇、华港鑫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691民初42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仕军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16元，合计5316元，由刘仕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剑波
审判员 杨建新
审判员 何绍建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