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成民终字第6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保利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负责人李运，经理。
委托代理人易蓉，女，1985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保利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古明先，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章四光，男，197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逸山，男，197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委托代理人张选隆，宜宾市翠屏区南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深圳市保利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成都分公司）、深圳市保利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与上诉人彭逸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各方均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高新民初字第2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彭逸山于2012年5月4日入职。2012年5月29日，保利分公司与彭逸山签订了一份从2012年5月4日至2015年5月4日的《劳动合同》。2012年10月18日，保利成都分公司以彭逸山从2012年10月11—17日连续旷工7天为由，按照公司奖惩制度第11.2.5条规定，解除了与彭逸山的劳动合同，并于同日将《离职通知书》送达给彭逸山。彭逸山于2012年10月18日离职。
随后，彭逸山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保利成都分公司继续履行与彭逸山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经过劳动仲裁以及法院一审、二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7日作出生效判决，确认2012年10月18日保利成都分公司向彭逸山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为违法解除，并判决保利成都分公司继续履行与彭逸山签订的《劳动合同》。
2014年1月8日，彭逸山经保利成都分公司通知到过公司处，但是双方并未就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事达成一致，彭逸山随后离开了公司。从2012年10月至2014年2月，彭逸山未到保利成都分公司从事过劳动。
另查明，彭逸山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保利成都分公司支付彭逸山2012年10月至2014年2月诉讼期间工资54400元；2、保利成都分公司支付彭逸山工资收入损失25%的赔偿费13600元；3、保利成都分公司向彭逸山支付17个月的保险费用9350元。2014年4月16日，该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一、保利成都分公司向彭逸山支付2012年10月至2014年2月的工资51684.25元；二、驳回彭逸山的其他仲裁请求。
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主要采信了《法庭审理笔录》、成劳人仲委裁字（2014）第43号《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合同通知书邮单、（2013）成民终字第4310号《民事判决书》、《仲裁庭审笔录》、工资表、申请书、《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通知书》等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复函》第二条规定：“在处理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时，如果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或人民法院的判决撤销了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决定，企业应从决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之日起补发职工工资。”参照该复函，保利成都分公司于2012年10月18日单方违法解除与彭逸仙的劳动合同，故应当从该日起补发彭逸仙的工资。然而，由于劳动合同解除后彭逸仙没有实际到保利成都分公司从事劳动，若按照其正常劳动时的工资标准向其补发工资显然不合理，应按照当时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向彭逸仙补发工资为宜。从2012年10月18日至2014年2月，保利成都分公司应补发彭逸仙工资1050÷31×14＋1050×8＋1200×8=18474元。保利公司应就该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彭逸仙要求保利成都分公司支付其工资收入损失25%的赔偿费的仲裁请求劳动仲裁委予以驳回，双方均未因不服劳动仲裁委对该项仲裁请求作出的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视为双方均予以认可，法院予以确认。彭逸仙要求保利成都分公司支付17个月的保险费用的仲裁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不予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参照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复函》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保利成都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彭逸山支付2012年10月18日至2014年2月的工资人民币18474元；二、保利公司就判决第一项支付义务向彭逸山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保利成都分公司承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原审原告保利成都分公司、保利公司以及原审被告彭逸仙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中，保利成都分公司上诉称，1、本案诉讼程序违法，从劳动仲裁到原审法院的诉讼主体是保利成都分公司，保利成都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包维根、易蓉只受保利成都分公司的委托，原审判决出现第二原告并有委托代理人属程序违法；2、原审法院引用有关部门的请示复函性文件处理案件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原审认定2012年10月18日至2014年2月的所谓诉讼期间，其时间和支付工资都是错误的。故诉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原判第一项。
保利公司上诉称，1、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追加保利公司作为原告。保利成都分公司与彭逸山劳动争议纠纷案，保利成都分公司作为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依法承担责任，无需追加保利公司；且原审虽将保利公司作为共同原告，但并未履行通知保利公司参加诉讼、告知举证等义务，剥夺了保利公司的诉讼权利；2、原审判令保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承担民事连带责任，诉讼标的必须是同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因劳动纠纷而判令承担连带责任有明确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不能也不应判令承担连带责任。故诉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
彭逸山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彭逸山遭受保利成都分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且解除合同后长达两年多时间双方都在进行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程序，造成彭逸山既没有工作，更没有任何工资收入，原审错误认定彭逸山没有实际到保利成都分公司工作；2、彭逸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保利成都分公司非法解除与彭逸山的劳动合同，原审判决却认为“若按照正常劳动时工资标准补发工资显然不合理”于法无据；3、原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造成劳动者工资收入损失的，按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支付给劳动者”。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规定有关赔偿问题的复函》第三条第一项也明确规定“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是指因用人单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造成劳动者不能提供正常劳动而损失的工资收入。”原审有法不依，属适用法律错误。故诉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保利成都分公司及保利公司连带向彭逸山承担2012年10月至2014年2月的工资51684.25元。
保利成都分公司针对彭逸山的上诉答辩称，本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处理，原审法院认定支付彭逸山工资没有法律依据。
保利公司针对彭逸山的上诉答辩称，2013年8月27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劳动合同一直处于中止状态，不应该产生相应的工资支付问题。二审判决应该按照部门规章处理，原审适用劳动部的答复，最多算规范性文件，不应作为判决依据。
彭逸山针对保利成都分公司及保利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分公司没有法律主体资格，原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追加保利公司为原告合法。分公司与总公司在法律上有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连带责任，原审判决二者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后对职工的赔偿，主要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八条以及劳动部原《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以及劳动部的复函等，原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原审法院追加保利公司作为本案共同原告是否恰当；2、保利公司与保利成都分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3、彭逸山是否应获得2012年10月18日至2014年2月的工资，以及此期间的工资标准。对此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原审法院追加保利公司作为本案共同原告是否恰当的问题。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其首先是由劳动者即彭逸山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彭逸山将保利成都分公司列为被申请人，虽原审系保利成都分公司因不服仲裁裁决提起，其诉讼主体变更为原告，但实际是责任承担一方，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最终要由总公司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当事人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为诉讼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之规定，原审法院追加保利公司为本案共同原告并无不当。
二、关于保利公司是否应与保利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是实施条例》第四条“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规定，本案中，保利成都分公司取得了营业执照，具有用工权，其应当承担相应的用工责任。同时，由于保利成都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审判决其总公司即保利公司与之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三、关于彭逸山是否应获得2012年10月18日至2014年2月的工资，以及此期间的工资标准问题。因原生效判决已确认保利成都分公司于彭逸山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故2012年10月18日至2014年2月期间双方劳动合同仍存续，用人单位即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至于此期间的工资标准，在彭逸山与保利成都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其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1050元＋加班工资＋绩效工资＋其他”，由于彭逸山在此期间并未到单位上班，即未提供正常的劳动，故不存在加班和绩效，其工资标准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1050元计算，而当年成都市最低工资标准亦为1050元，故原审按照该金额计算其工资并无不当。
另，关于保利公司、保利成都分公司提出保利公司未委托代理人，原审未通知保利公司参加庭审的问题。经查，原审中，保利成都分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向原审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包维根及魏燕为其代理人；保利公司于2014年6月6日向原审法院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包维根、易蓉为其代理人，即原审中保利公司及保利成都分公司共同委托了包维根，虽原审判决误将易蓉也列为了二者的共同代理人，并漏列了成都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燕，但作为保利公司及保利成都分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的包维根参加了原审庭审，并未实际影响保利公司及保利成都分公司行使诉讼权利，该瑕疵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但原审判决可以维持。
综上，保利公司、保利成都分公司及彭逸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确定金额及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3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保利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保利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彭逸山各承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嘉莉
代理审判员 胡 瑜
代理审判员 谢 芳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何琼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