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杭下行初字第00067号
原告毛建敏。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香积寺路9号。
法定代表人李煜，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黄伟东、宋一微，该大队民警。
原告毛建敏诉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城大队（简称下城交警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于2015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8月10日立案后，于8月1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毛建敏，被告下城交警大队行政机关负责人何建谊、诉讼代理人黄伟东、宋一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下城交警大队于2015年7月6日作出第330103142271326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认定原告毛建敏于2015年7月6日15时11分，在本市潮王路河东路口处，实施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下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决定给予200元罚款。
原告毛建敏诉称，2015年7月6日14时15分左右，原告驾驶车号为浙a×××××轿车，沿河东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潮王路交叉路口，在绿灯亮起允许右转的情况下，右转时与由徐书伟驾驶的正在沿潮王路倒车从东向西至该路口（即离斑马线不足3米处）、欲停车接客的车号为浙a×××××的出租车首尾相撞，致双方车辆受损。由于双方对事故责任有争议，原告向110报警。被告接警后，于15时30分左右才派员到达事故现场。并仅依据“追尾”的表象开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负全责，徐书伟无责。原告即表示异议，并向被告提出此事故系涉诉出租车倒车并急停揽客等违法情况而引起，应由徐书伟负全责时，被告对徐书伟开出了50元的违停罚单；并对原告也开出了案涉的200元罚单。但并未对此次交通事故的事实和成因，以及责任分担重新作出认定。原告认为，当时自己驾驶该机动车无任何违法和违章行为，系正常驾驶。而徐书伟却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且其违法行为与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道路交通法》的相关规定，应由徐书伟负全责。而被告所开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对事故的成因和责任的认定均有误。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于2015年7月6日作出的编号为3301031422713266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由被告返还原告已交纳的该200元罚款；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毛建敏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驾驶证、行驶证，证明原告具有驾驶人及车辆合法资格的事实；
2.照片6张，证明涉诉交通事故发生于涉案道路交叉口及案涉出租车违停于斑马线不足3米处，影响交通的事实；该路口，潮王路由西向东第一车道应为右转车道，第二至五车道为直行车道的事实；原告车辆严重受损的事实；原告车辆未与前车完全处于同一车道的事实。
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建行自助终端客户凭条，证明被告对案涉事故作出错误认定，程序有误；被告对原告作出错误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及原告已缴纳罚款的事实。
被告下城交警大队辩称，一、违法行为事实清楚。2015年7月6日下午，当事人毛建敏驾驶浙a×××××号小型客车沿河东路南向东右转弯至潮王路口时在潮王路河东路口东口处，与徐书伟驾驶的浙a×××××号出租车发生追尾，造成两车受损。毛建敏因在同车道行使中，实施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的违法行为，被被告执勤民警查获。二、违法行为认定依据确凿，处罚得当。毛建敏驾驶机动车在同车道行使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使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之规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对其作罚款200元的处罚。三、违法行为处罚程序规范。被告执勤民警处理毛建敏的违法行为时，口头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并听取了毛建敏的陈述和申辩，民警认为毛建敏的陈述和申辩不应予以采纳，随后民警对毛建敏的违法行为开具了编号为3301031422713266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处罚决定书》，请毛建敏签名后，当场将处罚决定书交付毛建敏。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7月6日下午14时15分左右发生交通事故，报警后一个小时交警才到达现场。根据110报警系统平台显示，当日下午14时15分许，号码为‘136××××8598’报警称在河东路文晖路口发生两车事故，14时21分下城大队分指挥室引导当事双方到事故快速理赔中心自行进行处理，因未随车携带驾驶证无法直接到事故快速理赔中心办理，因此双方要求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理。14时25分大队分指挥室指派四中队民警出警，经确认事故实际发生地点为潮王路河东路口，因有其他事故需要处理，14时53分许民警赶到事故现场。其次，原告提出“民警仅依据‘追尾’表象开具案涉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全责，原告即表示异议，向民警提出此事故系事故另一方出租车倒车并急停揽客而引起的”。根据民警发生情况报告表反馈，到达事故现场后，民警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并核查了双方驾驶员驾驶证、行驶证和车辆保险凭证等，根据现场照片以及双方的陈述，作出了事故责任认定，在听取毛建敏陈述和申辩过程中，毛建敏提出驶入路口后未及时发现前方有车临时停车，因此造成了追尾事故，并未提及对方出租车有倒车的行为，民警认为其陈述和申辩不应予以采纳，其未保持安全车距是发生追尾事故的直接原因。同时民警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和编号为第030123232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都能反映出事故事实为“甲（毛建敏）驾驶甲车沿河东路南向东行驶与乙（徐书伟）驾驶的乙车沿潮王路西向东行驶至路口时发生追尾”，事故认定书中注明成因及责任为“此次事故甲负全责，乙无责。”当事人毛建敏及徐书伟均对事故事实及责任签名确认。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的规定，编号为第0301232324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能够证明能够证明此次事故的事实及成因。毛建敏提出徐书伟倒车并急停揽客是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认为交警开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和两份处罚决定书之间自相矛盾。根据双方现场陈述，徐书伟驾驶浙a×××××号出租车在潮王路河东路东口直行车道停车揽客，发生事故时车辆已停在车道内，是因为毛建敏驾车未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才导致了追尾事故的发生，其违法行为与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后，民警发现徐书伟有驾驶浙a×××××号出租车不按规定临时停车的违法行为，因此分别对两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了处罚。综上所述，被告对毛建敏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事实清楚，依据确凿，处罚得当，程序合法。请求依法维持本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并由原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下城交警大队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
1.编号为3301031422713266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证据清楚，处罚得当的事实；
2.编号为030123232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证明事故的事实和责任以及当时做出处罚的事实依据；
3.发生情况报告表，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程序合法；
4.照片3张，确认事故的事实和责任；
5.2015070614152009报警单，证明事故报警的情况；
6.关于事故认定书与处罚决定书时间不一致情况说明，证明开具事故认定书的时间和处罚决定书存在矛盾的情况说明；
7.人民警察证，证明民警具有行政处罚权资格的证明；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七十三条、第九十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一）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同时对证据1-3、5的证明力有异议，认为该部分证据中对于事故发生时间出现了5个不同的表述，说明被告不是事实认定不清就是不负责任；证据1没有写出事故的成因，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先作出事故认定书再听取双方意见，其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证据3中出警民警写明原告未向其提出质疑时对原告处罚100元，在原告提出异议后就处罚200元，违背了申辩不加罚的法律规定。（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主张原告当时从河东路右转行驶的是右转车道，但是驶入潮王路的最右侧是直行车道。（三）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客观真实，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6日14时许，原告驾驶浙a×××××轿车在本市河东路口南向东右转弯进入潮王路东口处与前方同车道行驶的浙a×××××出租车发生追尾。原告于当日14：15分向110报警要求交警进行现场处理。被告所属四中队执勤交警于当日15时左右到达事故现场，根据事故情况及双方陈述，做出编号为030123232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原告及出租车司机徐书伟在事故认定书上签字。后执勤交警当场作出案涉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杭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统一对交通违法行为制定交通违法行为代码，其中代码1094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第四十三条规定，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处罚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适用简易程序处罚时罚款金额为200元。
本院认为，被告下城交警大队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对管辖区域内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职权，主体适格。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四十三条的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原告主张前车处于停止状态，并非在同车道行驶，但原告在庭审中对于前车是停车、斜插还是倒车的状态描述存在多处矛盾，其陈述并未注意到前车，而是突然看见前车，因此能够判断原告在车辆行驶中并未注意观察前车，且其与前方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发生追尾，已证明原告未尽到保持安全距离的谨慎义务，案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被告下城交警大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作出200元罚款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罚款数额亦在处罚幅度内，裁量得当。
程序方面，被告下城交警大队由一名民警根据简易程序作出案涉行政处罚，期间履行了告知权利、听取意见、作出处罚并送达等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原告主张执勤民警进行处理时，在听取原告申辩后，对原告加重处罚，存在程序违法。对此被告辩称处罚决定书适用的违法行为代码与发生情况报告表的记载均是1094，按该代码进行处罚，罚款金额只能为200元，不存在加重处罚的情形，发生情况报告表中“拟给与处罚100元罚款，并及0分”系笔误。本院认为，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及执勤民警所作发生情况报告表均写明违法行为代码为1094，而该代码所对应的适用罚款金额为200元，因此被告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要求撤销案涉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的理由并不成立，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执勤民警在处罚决定书中对违法行为发生时间的记录不规范、不严谨，因对原告的实体权利并无影响，本院作瑕疵认定，在此予以指正。
综上，被告下城交警大队所作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建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毛建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 炜
审 判 员 徐 远
人民陪审员 倪 健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渭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