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212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本钢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井工业区本钢工贸大厦一楼。法定代表人：闻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郁青，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海迪，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钢群科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第五工业区综合楼4层南侧402室。法定代表人：李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德林，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祺伟，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云浮海岸石业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井工业区本钢综合楼一楼右侧02。法定代表人：贺军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君业，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初，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本钢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钢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钢群科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群科工贸公司）、原审第三人云浮海岸石业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海岸石业公司）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6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本钢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钢群科工贸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违反当时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本钢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此等认定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涉案《土地租赁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关于土地用途、土地出租及国有出资企业关联交易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属无效合同，具体分析如下：（一）涉案《土地租赁合同》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第五十六条：“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的约定或者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的规定使用土地”，及第八十条：“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还土地，处以罚款。”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涉案《土地租赁合同》项下土地的用途为工业用地。根据本钢公司前往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调取的《施工图》显示，涉案土地上已规划本钢综合楼、模架加工下料间（以下简称下料间）等建筑物，总建筑面积11339.63平方米，其中厂房面积为5621.2平方米，综合楼面积为5718.43平方米。然而，自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签署至今，涉案土地一直由钢群科工贸公司对外出租并用于商业经营。目前涉案土地上为海岸石业公司的展销中心。钢群科工贸公司通过与本钢公司签订涉案《土地租赁合同》以及后续转租，将工业用地租赁给商业企业，使得涉案土地的实际用途从工业变为商业，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关于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属无效合同。（二）《土地租赁合同》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不得“光地出租”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暂行条例第二十八条：“土地使用权出租是指土地使用者作为出租人将土地使用权随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租赁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租”。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条：“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的约定使用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暂行条例第十七条：“土地使用者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开发、利用、经营土地。”第二十九条：“租赁合同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规定。”第三十条：“土地使用权出租后，出租人必须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如前所述，涉案土地上已经规划本钢综合楼及下料间，且建筑面积为5621.2平方米的下料间本应建造于涉案3312平方米的土地上。然而，因钢群科工贸公司与王某洲恶意串通，签署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导致本钢公司无法对涉案土地开发、利用，在仅仅建设占地面积不到800平方米的本钢综合楼外，规划应当修建的下料间并未能予以修建，无法依据《出让合同书》的约定对涉案土地进行开发、利用。我国对于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和开发利用有着极为严格的法律规定，严令禁止“光地出租”，土地使用权应在依法、依约予以开发、利用后，与合法取得产权证明的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一同出租，而不得仅仅出租土地使用权。之所以有此等规定是因为在国家出让土地使用权并签署《土地出让合同》时，即要求受让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权人，依照《土地出让合同》对于土地依法依约进行开发利用，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土地的价值，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土地使用权人利益的多赢。而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则是将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的“光地”对外出租，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暂行条例的强制性规定。如果此等合同被认为是合法有效，则任何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后，均可无需依照规划用途予以开发、利用，而随意分割出租，严重违反我国法律关于土地使用权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土地租赁合同》依法应属无效合同。（三）涉案《土地租赁合同》违反企业国有资产法关于国有出资企业关联交易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国家出资企业的关联方不得利用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的交易，谋取不当利益，损害国家出资企业利益。本法所称关联方，是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第七十二条：“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根据2002年6月24日起施行、在涉案租赁合同签署时仍有效的《本钢集团公司土地管理办法》第五条：“各单位管理使用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出租……等，必须报设备部综合处审批”。本钢公司在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签署时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董事、经理不得自行或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务或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王某洲作为本钢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利用职务之便，未根据《本钢集团公司土地管理办法》及本钢公司的《公司章程》履行任何内部审批程序，擅自签订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将本钢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不合理低价出租给钢群科工贸公司。钢群科工贸公司作为王某洲实际控制的关联企业，明知此等合同签署及资产处置行为未经任何内部审批手续。钢群科工贸公司及王某洲的此等行为，严重侵害本钢公司作为国有出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损害国有资产权益。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前述规定，此等关联交易行为无效。综上，《土地租赁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应属无效合同。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系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合同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根据一审判决第14页第1段，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系本钢公司、钢群科工贸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合同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本钢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此等认定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涉案《土地租赁合同》除存在第一项所述的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情形外，还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依法应属无效合同，具体分析如下：（一）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涉案《土地租赁合同》是钢群科工贸公司与王某洲为掩盖其出租违章建筑获利以及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非法目的而签订的合同，具体阐述如下：1、出租违章建筑获利的非法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第三条：“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因此，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依法不得出租，出租违章建筑的租赁合同无效。钢群科工贸公司在2006年1月18日签署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后，立即于2006年3月1日对外转租，谋取不当利益，明显表明王某洲与钢群科工贸公司恶意串通签署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的实际目的即为对外转租其上的违章建筑物。王某洲及钢群科工贸公司串通签署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的唯一目的即是对外非法转租该等土地上的违章建筑。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属于以签署租赁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其对外非法转租违章建筑的非法目的，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2、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目的。如前所述，王某洲为本钢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未经内部任何审批程序，擅自签订涉案《土地租赁合同》，非法将本钢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其实际控制的关联企业，从而使得王某洲和钢群科工贸公司成为涉案合同项下土地的实际控制者，进而将涉案土地上的违章建筑非法对外转租收取租金。钢群科工贸公司低价承租、高价转租涉案土地，并且转租租金是承租租金的四倍有余。此等租赁收入本应由本钢公司自行对外出租赚取，却被钢群科工贸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王某洲非法占有，钢群科工贸公司及王某洲通过此等赚取租金差价的方式侵吞巨额国有资产。除了巨大的租金差价外，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内容本身也不符合市场规律。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6元，每5年为一段上涨5%，且合同租期长达20年。根据深圳十多年来的地价上涨幅度，此等约定明显违反市场规律，体现了王某洲通过控制钢群科工贸公司以中饱私囊的利益输送模式。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可见，王某洲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与钢群科工贸公司串通，与本钢公司签订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的真实目的是控制涉案土地，并利用该宗土地进行转租以为其个人牟利，非法占有本应由本钢公司收取的租金，侵吞国有资产，此等行为符合前述刑法关于贪污罪的认定，涉案《土地租赁合同》是王某洲为掩盖其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犯罪工具和非法手段，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列明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应属无效。综上，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实际上是为了掩盖王某洲及钢群科工贸公司非法出租违章建筑以及非法占有本钢公司财物的非法目的，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应属无效合同。（二）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这一条文中“利益”一词，不仅为金钱损失，也包括其他依法应享有的合法权利的损害。本案中，钢群科工贸公司与王某洲串通，操纵签署涉案租赁合同，严重损害本钢公司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对涉案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以及应有的租金收益，严重损害本钢公司的合法利益。1、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涉案《土地租赁合同》不存在王某洲与钢群科工贸公司间恶意串通的情形。根据一审判决第14页第1段，一审法院认为“从原告提交的被告转租的合同看，被告转租的价格包含地上建筑物，被告转租价格高于被告从原告处承租价格亦并不必然意味合同签订时王某洲与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一审法院的此等认定明显将王某洲作为本钢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及钢群科工贸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以及钢群科工贸公司根据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牟取高额不正当利益的种种事实割裂开来，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已经明确认定王某洲为本钢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并且在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签署时实际控制本钢公司。同时，一审判决也已明确钢群科工贸公司为王某洲实际控制管理的企业，其所得利益均由王某洲及其配偶牛某华最终获益。其次，就钢群科工贸公司声称的其从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处以人民币五十万元的价格购买涉案土地上的厂房及设施，此等厂房和设施根本未曾经过任何的报建报批手续，应为违法建筑，明显与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相冲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违法建筑为标的物的《资产转让协议》当属无效合同。在原租赁合同到期之后，此等违章建筑理应拆除，而王某洲却利用职务之便许可此等所谓的“出售”，进而操纵钢群科工贸公司与本钢公司签署涉案《土地租赁合同》，以最终实现钢群科工贸公司对外转租违章建筑并收取高额租金的目的，明显反映出王某洲利用职务之便与钢群科工贸公司恶意串通侵吞国有财产、侵害本钢公司合法权益的非法目的。一审法院却据此支持钢群科工贸公司的无理主张，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就钢群科工贸公司所主张其对外出租收取的所谓的对于“出租厂房的建设、管理”，实际上，钢群科工贸公司根本连办公室和一名员工都没有，十几年来均是王某洲利用职权安排本钢公司的员工为钢群科工贸公司提供无偿服务，而所谓的建设、管理更无证据证实。综上，钢群科工贸公司基于此等无效的违章建筑转让合同，凭借实际控制人王某洲亦为本钢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十几年来不劳而获收取上千万租金的事实恰恰说明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系王某洲与钢群科工贸公司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而恶意串通的产物。2、涉案《土地租赁合同》损害本钢公司对涉案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暂行条例第四条：“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其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因此，本钢公司作为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依法享有对涉案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益，本钢公司本可根据土地出让合同及《施工图》在涉案土地上修建建筑面积为5621.2平方米的下料间，并取得相应的土地收益，然而由于王某洲与钢群科工贸公司恶意串通，操纵签署涉案租赁合同，将涉案土地以低价出租给钢群科工贸公司，并且租期长达二十年，导致本钢公司一直以来无法对涉案土地进行开发、使用和收益，侵害本钢公司对涉案土地的合法物权，严重侵害本钢公司的合法权益。3、涉案《土地租赁合同》损害本钢公司对涉案土地应当享有的租金收益。如前所述，根据《出让合同书》及《施工图》，本钢公司本可在涉案土地上修建建筑面积为5621.2平方米的下料间，并就此厂房通过自用或对外出租的方式获取相关收益，然而因为钢群科工贸公司与王某洲恶意串通，签订涉案《土地租赁合同》，以不合理低价从本钢公司处承租涉案土地，导致本钢公司无法通过利用涉案土地获取相应收益。本钢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2006年-2016年《南山区房屋租赁指导租金》并非与本案无关，而是计算本钢公司所遭受的重大损失的重要计算依据。即使仅以其中租金价格最低的仓库作为参考，就涉案土地所在位置，自2006年1月18日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签署至2017年3月28日（民事起诉状签署之日），本钢公司应收取的租金为人民币8758053.17元。然而，截至2017年5月，钢群科工贸公司仅以土地租金形式向本钢公司支付人民币2668183.49元，钢群科工贸公司与王某洲恶意串通签署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给本钢公司造成的租金损失至少为人民币6089869.68元，更何况如钢群科工贸公司在一审中所承认的，其对外转租的价格已经高达人民币25.5、25.6元，一审法院却对本钢公司遭受的此等重大损失视而不见，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综上，王某洲与钢群科工贸公司恶意串通，操纵签署涉案《土地租赁合同》，致使本钢公司未能依照规划修建厂房，严重损害本钢公司作为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同时导致本钢公司丧失通过开发、利用涉案土地所应当享有的收益，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三、钢群科工贸公司应清退并返还涉案土地，并应赔偿因涉案《土地租赁合同》无效而给本钢公司造成的损失。如前述分析，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因违反了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二）、（三）、（五）款的规定而自始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钢群科工贸公司对涉案土地的占有因合同无效而成为无权占用，钢群科工贸公司应立即清退并退还涉案土地，并应当赔偿因此给本钢公司造成的损失。如前所述，因为涉案《土地租赁合同》致使本钢公司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多年来一直未能依法开发、利用涉案土地，并无法就土地使用权获取应得的收益，仅以租金最低的仓库的价格作为计算依据，自2006年1月18日至实际清退日，暂计至2017年3月28日(民事起诉状签署之日)，就涉案《土地租赁合同》项下土地，本钢公司所遭受的土地占用费的损失已经高达人民币6089869.68元。此等款项为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给本钢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钢群科工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海岸石业公司作为涉案土地的实际占用人应立即清退并返还涉案土地，并就前述土地占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前所述，根据本钢公司起诉时提交的现场拍摄的照片，以及庭后补充提交的现场拍摄的视频及证据显示，目前涉案《土地租赁合同》项下土地的实际占用人为海岸石业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涉案《土地租赁合同》自始无效，海岸石业公司对涉案土地的占用自始即为无权占有，海岸石业公司应立即清退并返还涉案土地，并对土地占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间的涉案《土地租赁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进而错误地认定此等合同合法有效并驳回本钢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然而，根据本钢公司的前述分析，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款的规定，涉案《土地租赁合同》依法应为无效合同，钢群科工贸公司及海岸石业公司应清退并返还涉案土地，并向本钢公司支付土地占用费。钢群科工贸公司辩称：一、本钢公司认为《土地租赁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属无效，该主张属于本钢公司对法律条文理解错误。（一）本钢公司所列举的法律规定均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便合同违反该规定也不会导致合同无效。本钢公司主张《土地租赁合同》无效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但需要明确的是，本钢公司所列举的相关规定虽为强制性规定，但是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而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以，即便《土地租赁合同》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但是并不会产生合同无效的后果，本钢公司据此主张合同无效并无法律依据。（三）企业国有资产法并不适用于本案。《土地租赁合同》签署于2006年，而企业国有资产法施行于2009年5月1日，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该法并不适用涉案合同效力的认定，本钢公司据此主张合同无效的说法不能成立。（四）涉案土地不存在“光地出租”的行为。二、涉案《土地租赁合同》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情形，本钢公司据此主张合同无效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土地租赁合同》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首先，涉案土地最初是由本钢公司于1998年8月31日出租给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租期二十年，租金每平方米每月6元，2005年12月28日，钢群科工贸公司与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签署《资产转让协议》，购买了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在涉案土地上建造的厂房，并实际支付了转让费。经过本钢公司、钢群科工贸公司及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三方协商，由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重新签署《土地租赁合同》，由钢群科工贸公司承接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与本钢公司签署的《土地租赁合同》的中的权利和义务，租金维持每平方米每月6元不变，并将租期延长至2026年。而租期延长的原因也是因为本钢公司参股钢群科工贸公司的合作期为20年，因此该合同期限才延长至2026年。（二）《土地租赁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签署土地租赁协议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正常的市场行为，钢群科工贸公司承租涉案土地，完全是本钢公司、钢群科工贸公司和原承租人即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三方协商的结果，前述事实均有相关的合同可以证明。而且对于本钢公司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其内部的管理制度必然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说仅由总经理一人独揽大权，随意决策，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此外，钢群科工贸公司与本钢公司签署的合同的租金也是承接原合同的租金，并非随意决定。并且，本钢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深圳市政府租金指导价格系深圳市政府公布的房屋租赁指导价格，而非土地租赁的指导价格，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此案中，钢群科工贸公司向本钢公司承租的是土地而非房屋，用房屋的租赁指导价去对比土地出租价格，进而得出土地出租价格偏低，本钢公司存在明显的偷换概念的行为，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本钢公司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土地租金是不合理的，也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对于本钢公司主张王某洲与钢群科工贸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钢群科工贸公司在一审当中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主张是不成立的。王某洲已于2007年8月2日办理工作交接，离开了本钢公司的领导岗位。而在其离职后十年间，本钢公司仍然继续履行《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按时向钢群科工贸公司收取并开具发票，并且在2009年和2016年还有两次单方涨租的行为，这些都充分说明《土地租赁合同》的签署及履行与王某洲是否担任本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对此已经有明确的认定。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钢群科工贸公司购买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然后再承接原土地租赁合同，不仅没有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维护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当时承租土地的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因为政策原因需要转让资产，如果无人承接，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只能解除与本钢公司的租赁合同，涉案土地只能闲置，本钢公司的租金利益也无从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钢群科工贸公司购买了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的厂房并承接了土地租赁合同，客观上维护了本钢公司的权益，不存在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目的，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情形。三、本钢公司主张《土地租赁合同》损害了本钢公司应当享有的租金收益并要求钢群科工贸公司赔偿损失的主张并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四、本钢公司坚持主张合同无效，其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综上，本钢公司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枉顾双方当时签署协议的合法性，刻意省略双方签署《土地租赁合同》前的客观事实，编造各种说辞，主张合同无效并向钢群科工贸公司索要巨额的土地占用费。但是，《土地租赁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任何一种合同无效的情形，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而钢群科工贸公司占有、使用涉案土地也是基于双方之间签署的合同所获得的权利，因此，本钢公司主张合同无效并向钢群科工贸公司主张土地占用费并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海岸石业公司未作答辩。本钢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于2006年1月18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2、钢群科工贸公司向本钢公司支付自《土地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实际清退土地之日的土地占用费（暂计至2017年3月28日的土地占用费为6089869.68元，应计算至实际清退土地之日）；3、海岸石业公司对钢群科工贸公司应承担的《土地租赁合同》项下的土地占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暂计至2017年3月28日为6089869.68元，应计算至实际清退土地之日）；4、钢群科工贸公司和海岸石业公司依法清退并返还《土地租赁合同》项下面积为3312平方米的租赁土地；5、钢群科工贸公司和海岸石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担保费用、律师费及其他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4月19日，本钢公司名称由“深圳本钢金属下料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本钢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伟一变更为王某洲。1998年4月27日，本钢公司名称由“深圳本钢工贸公司”变更为现名。2008年6月2日，本钢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某洲变更为李某森。本钢公司系钢群科工贸公司的股东之一，本钢公司出资额为10万元，出资比例为10%。1993年3月2日，深圳本钢金属下料有限公司（本钢公司，土地使用者）与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签署了《深圳市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深地合字93XX7号），合同约定：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将地块编号为T4XX-6土地约8045.6平方米一次性出让给土地使用者，使用年限为30年，从1993年3月2日至2023年3月2日止；土地用途为工业。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第五工业区综合楼1层-6层均登记在本钢公司名下。1998年8月31日，本钢公司（甲方）与案外人深圳福某宝建材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福某宝公司）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原由“鑫某昌商贸有限公司”租赁的土地改由新组建的乙方即福某宝公司租赁；租赁面积由原来的7900平方米改为4000平方米；根据建筑工程项目和设备使用周期将租赁期由10年改为20年，即从1998年9月1日租至2018年9月1日；租赁价格每平方米每月6元，10年不变，10年后每5年起上浮5%；在经营期间不得转租，但如果此厂房、设备转让，允许在同等条件下由新业主续租土地，价格、租期不变；及其他条款。一审庭审中，本钢公司表示对该合同的三性不予认可，代理人无法确认合同印章的真实性；此外，签订此合同时王某洲为本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每月每平方米6元的租金价格由王某洲确定，1998年的土地租赁价格无法作为2006年的《土地租赁合同》的依据，并且按常理，钢群科工贸公司不应当有该合同原件，钢群科工贸公司有此合同原件说明钢群科工贸公司是由王某洲控制的企业。经一审法院释明，本钢公司表示其不申请对《土地租赁合同》中本钢公司印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2005年12月28日，钢群科工贸公司（乙方）与福某宝公司暨福州市某福公司（甲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根据国有资产善后清理的有关要求，经有关部门批准，甲方决定将其在本钢公司红线内土地上建筑的厂房及其它所有设施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资产包括水泥基础地面与建在上面的3312平方米的10-15米高的单层工字钢梁结构的铁皮厂房，为生产配套的550米的附属砖混单层房，与厂房连接在一起的已闲置八年的专属生产设施；考虑到厂房及其它设施已闲置八年之久，经有关专业部门评估，转让价格为50万元；乙方一次付清50万元，接收全部转让资产的拥有权，不承担甲方原来经营过程中的任何债权债务。2006年5月24日，福州市某福公司向钢群科工贸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厂房转让款50万元。庭审中，本钢公司表示该《资产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房产为违章建筑，故该协议不合法。2006年1月18日，本钢公司（甲方）与钢群科工贸公司（乙方）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写明乙方在购买福某宝公司（由福州市某福公司投资）建筑厂房的基础上，在甲方参股的条件下，继承福某宝公司租赁土地续租的事实，形成新的租赁关系，特签订此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红线内转让厂房占用的土地3312平方米（减除其他用地）继续随厂房使用租给乙方；按照原建厂时租赁土地价格为6元/平方米/月，随原合同至2018年9月1日，每五年为一段上涨5%，合计每月19872元，每月15日向甲方支付；因甲方参股乙方合作期20年，而乙方所购厂房土地存租期到2018年9月1日，为此要与合作期同步续租到2026年1月16日；因历史形成的现状，甲方允许乙方在所租土地上，从物业方面进行对外租赁经营开发；由于甲乙双方存在合作关系，甲方同意在租期间乙方可在租土地上综合开发利用，收益在获取土地租金基础上，按投资股比例分红；乙方在与甲方签订合同后，要向甲方缴纳保证金，为两个月的土地租赁费39744元，到期解除合同时退给乙方；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要共同遵守约定，除国家政策原因外，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对方按完整租期加倍赔偿一切损失；及其他条款。庭审中，本钢公司、钢群科工贸公司均确认显示为本钢公司与福某宝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的租赁土地包含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于2006年1月18日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3312平方米的土地，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时，涉案的3312平方米土地上有由福某宝公司建设的单层厂房，该《土地租赁合同》仅限于涉案土地。本钢公司提交了钢群科工贸公司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2014）本刑二终字第00095号《刑事裁定书》、2006年-2016年《深圳市政府指导租金表》以及钢群科工贸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深圳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书》用于证明王某洲系钢群科工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土地租赁合同》项下租金与政府租赁指导价格相比畸低，为不合理低价，钢群科工贸公司转租价格远高于《土地租赁合同》项下租金价格，钢群科工贸公司与王某洲恶意串通损害本钢公司的利益。其中，（2014）本刑二终字第00095号《刑事裁定书》中载明：2004年6月至2005年12月，本钢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发科技园内的一处仓库，以每月17300元的价格出租给个体经营户古某辉；2006年1月，王某洲利用其任本钢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擅自决定以上述仓库作价10万元入股钢群科工贸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王某洲实际出资82万元，其担任总经理，并个人全权经营管理该公司），将原本应由本钢公司收取的每月17300元租金收入转由钢群科工贸公司；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认定王某洲的该行为构成贪污罪。钢群科工贸公司及海岸石业公司均表示《刑事裁定书》系关于认定王某洲挪用公款和贪污罪，与本案合同无关；本钢公司提交的深圳市政府租赁指导价格实际上是房屋租赁指导价格，并非土地租赁指导价格，而钢群科工贸公司向本钢公司承租的是土地，并非房屋，因此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据此认定钢群科工贸公司承租的价格偏低；钢群科工贸公司与案外人的租赁合同中明确租赁标的为厂房。钢群科工贸公司提交了《深圳本钢工贸有限公司资产交接工作纪要》（以下简称《工作纪要》）、《土地租金统计表》、银行转账凭证及发票用于证明王某洲已于2007年8月2日办理工作交接，离开本钢公司的领导岗位近十年，而钢群科工贸公司一直按照《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向本钢公司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至今，本钢公司正常收取租金并向钢群科工贸公司开具发票，且本钢公司于2009年5月、2016年5月两次上涨租金。本钢公司对《工作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表示该文件应为本钢公司内部文件，钢群科工贸公司不应有原件；对《土地租金统计表》、银行转账凭证及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表示涉案合同签署至今，钢群科工贸公司仅向本钢公司支付租金3065881.35元，此价格远远低于市场租金价格。海岸石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钢公司提交了海岸石业公司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照片，用于证明《土地租赁合同》项下的土地实际占用人现为海岸石业公司，其公司注册地址为涉案土地所在地。海岸石业公司对照片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表示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均无法确认，海岸石业公司注册地址在涉案土地是因为海岸石业公司通过丰磊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挂靠登记，海岸石业公司并未实际占用涉案土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于2006年1月18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是否无效。一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其一，本钢公司系独立的民事主体，合同签订时本钢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洲实际控制钢群科工贸公司并不必然导致该合同无效。本案合同签订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尚未施行。王某洲被认定挪用公款和贪污罪与本案合同的签订并无关联，钢群科工贸公司提交的本钢公司与案外人福某宝公司于1998年8月31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以及钢群科工贸公司与福某宝公司暨福州市某福公司于2005年12月28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显示，钢群科工贸公司按每月6元/平方米的价格承租涉案土地系在钢群科工贸公司接收了福某宝公司转让的涉案土地上的建筑厂房及其它所有设施并支付了相应对价的基础上，上述证据显示钢群科工贸公司系承接福某宝公司与本钢公司的租赁关系并按福某宝公司与本钢公司约定的租赁价格租赁涉案土地，没有证据证明本钢公司与福某宝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存在无效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违反当时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本钢公司以合同签订时王某洲实际控制钢群科工贸公司，主张该合同无效，依据不足；其二，仅依据本钢公司提供的政府指导租金表及钢群科工贸公司对外转租价格不足以证明本钢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洲与钢群科工贸公司恶意串通。本钢公司所提交的政府指导租金系房屋租赁价格，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的标的系土地，两者并不具有对比性，而从本钢公司提交的钢群科工贸公司转租的合同看，钢群科工贸公司转租的价格包含地上建筑物，钢群科工贸公司转租价格高于钢群科工贸公司从本钢公司处承租价格亦并不必然意味合同签订时王某洲与钢群科工贸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其三，本钢公司与钢群科工贸公司自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至今，双方实际一直按照合同的约定持续履行。综上，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系本钢公司、钢群科工贸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双方一直实际履行该合同，本钢公司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土地租赁合同》尚在租赁期限内，钢群科工贸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依约缴纳了租金，本钢公司以《土地租赁合同》无效为由要求钢群科工贸公司及海岸石业公司清退及返还涉案土地，并连带支付土地占用费6089869.6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本钢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429.08元，由本钢公司负担。二审另查明：本钢公司分别于2009年5月、2016年5月两次上涨租金，钢群科工贸公司按上涨后的租金标准支付租金。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使用权系本钢公司从规划国土局受让取得并领取了土地使用权证。在未能按规划建设下料间、土地处于空闲情况下，使用权人将土地出租属合法行使使用权和收益权行为。本钢公司与承租方签订的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系该土地在当时市场环境下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价格亦符合当年市场水平，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情形。且在长达11年时间里，历经本钢公司两任法定代表人，二次合意提高租金后，均得到了双方切实履行，原审法院依法认定该合同有效正确。上诉人上诉提出，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五十六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七十二条，《中华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应认定无效问题。因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在签合同时尚未施行，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均不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上诉人请求法院认定合同无效，理由不成立，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上诉人上诉提出，涉案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违法出租违章建筑和非法占有、侵吞国有资产（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贪污罪认定）的非法目的即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三）款的问题。本院认为，王某洲被本溪市南芬区人民法院（2014）南刑初字第00038号刑事判决书（已经二审裁定维持）认定犯挪用公款和贪污罪，但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并未被认定为犯罪事实。签合同时，二公司有关联，经营亦有不规范，但并无充足证据证明王某洲存在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目的及行为。至于出租土地上建筑物是否取得规划许可，因《土地租赁合同》与建筑物出租合同属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且规划许可与否，仅对建筑物租赁合同效力认定产生影响，不能以此认定《土地租赁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上诉人提出租金“畸低”问题，涉案合同每月6元/㎡的租金，系双方就当时涉案土地所处地段商定的租价，与房屋连同土地的指导价格有别，不具可比性。同时，本院亦注意到，该租金系源于本钢公司与案外人福某宝公司于1998年签的土地租赁合同和基于该地上厂房、办公房已由钢群科工贸公司购买和本钢公司参股钢群科工贸公司合作二十年之事实，为配合承接原合同权利义务和合作期而签订。在时隔十多年，市场已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认定当年租金“畸低”对商事主体不公平。据此，对上诉人以此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本院亦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的其他理由，亦不成立。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429.08元，由深圳市本钢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  秋  姗审判员 陈  明  亮审判员 朱    宽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崔艳慧（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