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沪0117行初28号原告魏国强，男，汉族，1967年11月18日生，住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双碑乡木花村**号。原告郑磊，男，汉族，1983年10月21日生，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洪兴西路****号。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韩惠虓，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君，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文诚路69号。法定代表人吴国荣，局长。委托代理人姚萍，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戴志明，该局工作人员。原告魏国强、郑磊不服被告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准予注销公司登记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20日、10月30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魏国强、郑磊的委托代理人韩惠虓（参加第二次庭审）、王君，被告区市场监管局的副调研员李敏（参加第一次庭审）、副局长金文廑（参加第二次庭审）及委托代理人姚萍、戴志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4月1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松江分局（以下简称“原工商分局”）向上海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决定”），主要内容为：经审查，提交注销登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准予注销登记。原告魏国强、郑磊诉称：某公司于2006年设立，两原告系某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该公司90%和10%的股权。两原告获悉某公司被注销登记后，经查资料，发现有人伪造二人签字，向原工商分局提交了伪造的某公司注销登记申请、股东会决议以及注销清算报告等文件，导致某公司于2015年4月1日被准予注销登记。根据相关规定，因某公司注销登记申请文件中两原告的签字均系他人伪造，故应撤销该注销登记。另，2015年5月28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被告承担原工商分局的职责，故应由被告负责撤销被诉决定。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撤销原工商分局（现为被告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被诉决定。被告区市场监管局辩称：首先，依据2014年2月1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工商分局（2015年5月并入被告）作出被诉决定的执法主体适格，执法目的正当、合法。其次，某公司委托朱爱锦向原工商分局提出了公司注销申请，并依法提交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公司盖章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清算组成员备案通知书》、《上海威嘉服饰有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营业执照原件等申请材料，原工商分局经审查认为上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公司登记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最后，某公司委托朱某某于2015年3月30日向原工商分局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的申请材料，原工商分局于同年4月1日受理后，经审查，于同日准予注销登记，在程序上符合《公司登记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有关规定。综上，原工商分局作出被诉决定，执法主体适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执法依据合法、有效，执法程序合法，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区市场监管局提供了以下依据、证据：1、《公司登记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二）项、第一百八十八条；上述证据1-2证明被告有权作出被诉决定，且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3、2014年6月6日某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的《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4、2014年5月22日某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的《股东会决议》；5、2014年5月22日某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的《承诺书》；上述证据3-5证明某公司在办理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变更、股权变更、章程备案变更时，提交了上述证据，且在鉴定过程中也提交了上述材料；6、2015年4月1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7、2015年1月23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8、2015年3月27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9、2015年3月27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企业登记跟踪服务表》；10、2015年4月1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注销登记审核表》；11、2015年4月13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12、2014年12月27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股东会决议》；13、2015年3月27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14、2015年3月30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企业登记申请收件凭据》；15、2015年3月30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收件凭据存根》；16、2015年3月27日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17、2015年3月30日收取的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正副本；上述证据6-17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决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证据6、10、14、15证明被诉决定的程序合法；18、上海某某公司工作人员戚某某当庭陈述的证言，证明某公司的营业执照在股权变更登记后交给了魏某某保管。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中被告的职权依据和执法程序依据均无异议；对证据1、2中法律适用依据的规定本身亦无异议，但认为还应适用《公司登记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即公司解散依法应当清算的，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将清算组成员、清算组负责人名单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签收人是朱某某。对证据4-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5系作为样本进行鉴定的，且证据中写明了“以后所需签名均以本次为准”。对证据6中签收人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对内容予以认可，正是以此为依据要求撤销注销登记。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根据《公司登记条例》的规定，被告并未提交清算组备案的相关材料。对证据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他人伪造两原告签字提出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其中要求“出示清税报告或有关债务清偿证明等材料”。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领取人是朱某某。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他人伪造两原告签字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且签字与《承诺书》不一致。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5，认为系被告制作的，在已收取的申请材料中写明“刊登注销公告的报纸报样”，对此要求被告提供。对证据1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某公司未作出该委托事项。对证据17的真实性无异议，另，由于《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的签收人是朱某某，故原件在朱某某处。对证据18，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将营业执照交给了魏某某。原告魏国强、郑磊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7年1月3日某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证明某公司的注销登记材料中，“魏国强”、“郑磊”的签名并非两原告本人所签，而系他人伪造，公司注销登记也非两原告作出的意思表示；2、2017年9月1日某号《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检鉴定意见书》，证明《公司注销登记申请》签字处的“魏国强”签名笔迹不是魏国强本人所写，《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清算负责人及成员签字”及“股东盖章、签字”两处的“魏国强”签名笔迹均不是魏国强本人所写，《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盖章）”处署“魏国强”签名笔迹不是魏国强本人所写；3、2017年9月1日某号《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检鉴定意见书》，证明《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清算负责人及成员签字”及“股东盖章、签字”两处的“郑磊”签名笔迹均不是郑磊本人所写，《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盖章）”处的“郑磊”签名笔迹不是郑磊本人所写。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应采信：第一，按照鉴定的程序，应当由两名以上鉴定人员参与鉴定，鉴定人处有“凌某某、王某某”二人签名，但在6张特征比对表中，制作人是王某某，审核人是谁不清楚，有理由怀疑签名的另一人未参与鉴定；第二，鉴定样本是《承诺书》中两原告的签字，但该证据并非注销登记的材料，另，2014年5月22日《股东会决议》中魏国强的签名与《承诺书》中魏国强的签名存在相似，而《股权转让协议》中魏国强的签字与《承诺书》及2014年5月22日《股东会决议》的签字差异很大，故上述材料中，至少有三组魏国强的签字，现原告只选择了其中的一组，不具有代表性；第三，鉴定意见中有字迹对比过程，特征比对表倒数第2、3页比对的是检材与检材，在样本可靠的情况下，应当比对检材与样本，且样本有两份，一份是两原告提交的实验样本，一份是自然样本即《承诺书》，但鉴定机构并未作对比，故鉴定过程存在问题；第四，鉴定意见第2页称“检材1、2、3、4、5上需检的六处‘魏国强’签名基本能重合，是非正常书写笔迹”，被告不清楚何谓非正常书写笔迹，且检材1、2、3、4、5中的签名分别在两次申请材料中，时间间隔3个多月，若刻意模仿别人的字，且写得非常相像，难度非常大，且也无法连续控制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对证据2、3本身没有意见，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虽然鉴定意见书可以证明签字本身不是由两原告所写，但无法证明不是两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证明不是原告在背后提交了虚假材料。本院依法制作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1、2017年4月6日朱某某的《谈话笔录》；2、2017年4月6日戚某某的《谈话笔录》及2014年6月23日记账联一张；3、2017年5月3日魏某某的《谈话笔录》。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2，认为其中内容应当以司法鉴定意见为准，证据2中的记账联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关联。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为在整个注销的流程中，问题出在上海某经济城而非被告。被告对证据1、2，认为上海某经济城的工作人员是办理某公司注销登记的代理人，虽然对于材料中的签名系推测，但对其他事实的陈述是符合常理的，且记账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认为魏某某在笔录中的诸多陈述经不起推敲，而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出现很多前后矛盾、无理猜测的说法，所提出的一些假设如今也被推翻，本案很可能与另案的执行案件有关，且原告很可能对公司注销是知情的。上述依据、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作出被诉决定时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8、12、13中的签名并非两原告本人所签，原告对此亦不予追认，故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5年3月27日，案外人朱某某向原工商分局提出某公司的注销登记申请，并提交了《公司注销登记申请》、《股东会决议》、《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指定代表人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等申请材料。原工商分局于同年4月1日受理后，经审查认为上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公司登记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遂于同日作出被诉决定。两原告不服，诉至法院。另查明：诉讼中，两原告向我院申请对某公司注销登记材料中《公司注销登记申请》、《股东会决议》、《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上“魏国强”、“郑磊”的签名是否为两原告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经我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9月1日出具某号《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公司注销登记申请》签字处的“魏国强”签名笔迹不是魏国强本人所写，检材《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清算负责人及成员签字”及“股东盖章、签字”两处的“魏国强”签名笔迹均不是魏国强本人所写，检材《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盖章）”处署“魏国强”签名笔迹不是魏国强本人所写；于同日出具某号《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清算负责人及成员签字”及“股东盖章、签字”两处的“郑磊”签名笔迹均不是郑磊本人所写，检材《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盖章）”处的“郑磊”签名笔迹不是郑磊本人所写。另，鉴定费用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2,500元。再查明：在2015年5月28日某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中，明确将原工商分局的职责划入被告区市场监管局。本院认为：依据《公司登记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工商分局具有作出被诉决定的法定职权，被告区市场监管局作为其职能承受机关，具有本案的被告主体资格。《公司登记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申请注销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清算组负责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二）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公司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决议或者决定，行政机关责令关闭或者公司被撤销的文件；（三）股东会、股东大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外商投资的公司董事会或者人民法院、公司批准机关备案、确认的清算报告；（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本案中，案外人朱爱锦持《公司注销登记申请》、《股东会决议》、《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指定代表人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等申请材料，向被告提出某公司注销登记申请。被告虽经审慎核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依据上述规定作出了被诉决定，但经司法鉴定，其中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股东会决议》、《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上有关两原告的签名均非二人本人所签，两原告对此不予追认，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注销公司登记系两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于被诉决定，依法应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4月1日作出《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的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12,500元，由被告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雅人民陪审员  陆丽萍人民陪审员  倪顺法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韦 亮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