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4民终2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星子县安德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九江市庐山市温泉镇。
法定代表人：黄德强，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栋，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莎莎，女，1985年8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县人，住南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胜群，江西观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文，江西观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星子县安德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莎莎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庐山市人民法院(2017)赣0483民初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子县安德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庐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赣0483民初33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础事实。2012年6月，被上诉人、喻子平、王冬金(协议中的甲方)与叶书鸿、黄德强、邰陆志、叶书新（协议中的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将星子县安德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安德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叶书鸿、黄德强等人。同时约定在股权交割后，如发生安德公司就交割日之前的债务向安德公司索要，在法院判决或者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代偿的情况下，甲方按照股权比例承担，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向乙方赔偿，安德公司盖章予以确认。时至2012年，案外人张军将星子县安德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起诉至庐山市人民法院。安德公司新股东考虑到张军与公司的纠纷伊始于2007年，系股权交割日之前的债务，依约应由原股东自行解决。为避免与原股东日后发生纠纷，故新股东一致决定由原股东负责出面解决此事。安德公司与张军一案从聘请律师到参与诉讼，全部由原股东负责，直至最后与张军达成调解，新股东也一致未有参与。二、依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当依约向上诉人偿还向张军垫付的款项。本案案涉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6.2条明确约定：在股权交割后，如发生安德公司的债权人就交割日之前的债务向安德公司索要，在法院判决或者甲方书面同意代偿的情况下，甲方按股权比例承担。首先，上诉人认为，此处的“判决书”不应该作狭义的解释，而是应当从广义上进行解释，解释为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应当包含调解书。事实上，就像原审被告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所说的，当时将6.2条约定为判决书就是为了避免因调解带来的串通风险，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应当是确定债务的法律文书到底是调解书还是判决书，而是应当集中于调解的形式结案是否有损害原股东的合法权益，若调解书没有扩大原股东的责任，甚至还减少了原股东的责任，那么本案就无须拘泥于到底是调解书还是判决书，就应当适用6.2条约定，对此，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4民终1385号案件就已经确认了安德公司与张军之间的调解是完全真实有效的。当然，即便非要按照狭义解释判决书对6.2条进行解读，则希望法庭注意要一个事实，喻子平系安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也是原安德公司股权最多股东，因张军一案缘起股权交割日之前的债务，故张军案件均系喻子平作为原股东代表出面调解解决的。直到最后一次调解，喻子平作为已经不是安德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了，仍然以当场人的身份在调解笔录上签字确认，这当然可以认定为原股东已经书面同意代偿，从这个角度分析，同样可以适用协议6.2条约定。事实上，安德公司与张军案件虽然发生在股权交割之后，但案件均由原股东负责处理，新股东未加干涉，进一步可以证实安德公司与张军调解的真实性。退一步而言，合同第3.2条也约定，甲方保证在股权100%交割之前安德公司没有任何或有的债务。安德公司与张军纠纷的发生已经证实原股东违反了合同3.2条的约定，按照合同第6.3条约定。甲方未诚实披露安德公司真实状况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当然能够按照协议第6.3条之约定直接追溯原股东责任，而无需再依据本协议6.2条约定。“股权交割日之前的债务或行为形成的债务由原股东承担”的约定是这个合同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至于是法院判决、调解甚至是私下和解所形成的债务，并不是本案争议的关键。发生在股权交割日之前的债务，只要能够确认其真实性的，均应由原股东按照比例承担。上文已经详细论述，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张军与安德公司的债务属于股权交割日之前的债务，而该债务安德公司也确己代为履行完毕，对此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当然也应当依约予以赔偿。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条款理解严重错误，直接以合同第6.2条判决书未包含调解书就认为上诉人代为垫付的款项不能向被上诉人追偿，与事实及法律不符。原审判决对于合同的理解与认定更是违背了双方合同对于“股权交割日之前的债务由原股东承担”这一基本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
李莎莎辩称：一、本案的基础事实。答辩人于2009年12月30日，通过转让方式，取得了被答辩人35%的股权，又于2012年6月，将全部股份转让给黄德强等人。此事原本已经完结，怎奈，时隔五年，至2017年中旬，答辩人收到庐山市法院诉讼信息，获悉被答辩人因与案外人张军产生的“纠纷”后而将答辩人诉至法院，答辩人对该“纠纷”的原因、过程及结果等，完全没有参与过，更不了解。而后，答辩人通过多方求证，才了解到案件的相关情况，方知晓，被答辩人与张军的“纠纷始于2007年，起诉于2013年左右，并达成相关调解。而被答辩人“言之凿凿”地称，“为避免与原股东日后发生纠纷，故新股东一致决定由原股东负责出面解决此事。安德公司与张军一案从聘请律师到参与诉讼，全部由原股东负责，直至最后与张军达成调解，新股东也一致未有参与。”如何处分自己的诉权当然是被答辩人的权利，但被答辩人所称“全部由原股东负责”却与事实严重不符。被答辩人与张军的“纠纷”产坐于答辩人成为股东前，诉讼于答辩人交割股权后，且无论是新股东还是其他原股东，在该“纠纷”的处理过程中都没有与通知过答辩人。答辩人作为原股东之一并未参与过该“纠纷”。而与张军的“纠纷”调解后，被答辩人并没有如其所言的“避免与原股东日后发生纠纷”，却立即向除答辩人外的两名股东追偿并诉至法院，乃至其他两位原股东要求追加答辩人作为被告都被被答辩人明确否决了。时至今日，又进一步起诉答辩人。因被答辩人原因，导致答辩人多次丧失抗辩的机会，答辩人不能为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被答辩人、案外人张军及喻子平签字的调解书，已经明确张军债权由被答辩人承担。被答辩人、案外人张军及被答辩人原股东喻子平等在(2013)九中民二终字第26号案件调解书，确认“星子县安德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自愿于本调解协议生效后15日内向张军一次性支付人民币800000元。逾期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案外人张军、原股东喻子平等都在场的情形下签字确认的调解书，其本意应为案外人张军与被答辩人的纠纷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与包括答辩人在内的原股东无关，原股东无需再承担责任。三、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审法院认定错误。案外人张军因调解书产生的80万元债权已于2013年7月19日由被答辩人履行完毕。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6.3条：“甲方违反本协议第三条……安德公司因此对外承担的经济责任甲方应当立即归还。”因此，即使被答辩人有权向被答辩人追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应从2013年7月19日起至2015年7月18日两年内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诉讼期间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被答辩人向案外人张军支付80万元后，就应当知道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等约定，向原股东追偿。而被答辩人一直与除答辩人外的原股东喻子平、王冬金两人争讼，直到2017年中旬才将答辩人起诉至法院。且根据(2016)赣04民终1385号民事判决，“原审认为……被告申请追加李莎莎作为本案被告，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追加，原告的诉权应当予以尊重，且本案并非必要共同诉讼，因此对被告的申请法院不予准许。”可知一审法院已经明确的告知被答辩人，一审案件为非必要共同诉讼，即与答辩人的纠纷可另行起诉，也可在一审法院一并起诉，但答辩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追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反之，非连带债务中，对一个或多个债务人发生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则不能认定为对其他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并非连带债务，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答辩人是以“甲方3”的名义转让公司27.5%股权，又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6.5条约定：“双方同意，甲方和乙方内部成员按各自股权比例对另一方承担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和责任，任一方不得要求另一方成员对其他成员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安德公司向喻子平、王冬金提起诉讼的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是错误的。被答辩人怠于向答辩人行使诉权，现又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其权利不应当受到法院支持。四、原审法院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6.2条认定正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都应恪守协议。该协议的6.2款明确约定：“在股份交割后，如发生安德公司的债权人就交割日之前的债务向安德公司索要，在法院判决或者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代偿的情况下，甲方按照股份比例承担……”。该条款设立的本意就是为了保障被答辩人在内的所有原股东的权益，防止被答辩人未经答辩人书面同意，或被答辩人与他人未经法院判决而产生所谓的“债务”，进而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形成对答辩人不利的法律后果。该协议虽然有其它条款的约定，例如：股权的转让不应当存在潜在的风险或债务等，否则被答辩人有权向答辩人在内的原股东追偿。但，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这些是否真实存在的“风险”、“债务”等都应当在6.2条的规制下确认。该“风险”、“债务”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应当由法院判决认定或答辩人书面认可方式认定，否则由被答辩人与他人合意形成的“债务”，被答辩人不予认可，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之6.2条，是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承担责任的其它条款存在的前提，未经法院判决或答辩人书面同意被答辩人代偿的情况下，答辩人有权拒绝承担股份交割前的“债务”。否则，该特别约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对答辫人转让股权后，对答辩人防控风险的保障，是答辩人拟制该条款的初衷！而本案的争议恰恰证明该条款的前瞻性、重要性与必要性！6.2条处的“法院判决”不应理解为法院出具的文书，诚如原审法院认定“6.2条的用语文义明确，没有歧义，不需要解释”，被答辩人的扩张解释缺乏法律依据，且6.2条与其他条款也不存在矛盾之处。被答辩人的原股东及原法定代表人喻子平不能代表答辩人，被答辩人不能因为喻子平参加了与案外人张军的“纠纷”就必然的认为，答辩人也一并作出书面同意代偿的意思表示。且被答辩人是依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应知6.2条的“甲方书面同意”中的“甲方”一词，是包括答辩人在内的被答辩人原全部股东，而非仅仅喻子平一人。综上，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事实之后，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星子县安德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莎莎偿还原告代为垫付的合同金额220000元，及相应利息（以22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三倍，即月利率1.15%，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判令被告李莎莎偿还原告代为垫付的案件受理费1265元及相应利息（以1265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三倍，即月利率1.15%，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被告李莎莎（甲方）与叶书鸿、黄德强、邰陆志、叶书新（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将原告安德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叶书鸿、黄德强等人，安德公司因股权交割日前的债务产生损失的，由甲方按照股权比例承担。2007年5月14日，安德公司与张军签订联合开发开采砂矿合同，后因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张军将原告安德公司诉至星子县人民法院，安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调解结案，调解协议约定，安德公司一次性支付张军人民币800000元，同时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600元，由安德公司承担。甲方代表喻子平在调解笔录上签字予以确认。原告安德公司依据2012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对股权交割日之前的债务代为垫付的合同款80万元及案件受理费4600元。被告李莎莎承认原告安德公司主张的事实，并由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4民终1385号民事判决书在卷佐证，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被告李莎莎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一个争点，原告于2013年7月19日向案外人张军履行了（2013）九中民二终字第26号调解书（以下简称九中26号）确定的债务，并于2014年针对原股东喻子平、王冬金提起（2014）星民二初字第589号（以下简称589号）诉讼。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过的关键是原告向安德公司另两位原股东即喻子平、王冬金提起的诉讼能否引起时效中断？原审认为，589号诉讼案表明原告在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安德公司不同意追加李莎莎为被告，是因其自认为原股东喻子平、王冬金应连带承担该笔债务，进而自认为通过589号诉讼能够实现自己的权利。《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由此可见，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意图在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而非限制行使权利。起诉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因此安德公司向喻子平、王冬金提起诉讼的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本案未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二个焦点，2012年喻子平、王冬金、李莎莎（甲方）与叶书鸿、黄德强等4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6.2条（以下简称6.2条）约定：在股权交割后，如发生安德公司的债权人就交割日之前的债务向安德公司索要，在法院判决或者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代偿的情况下，甲方按照股权比例承担，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向乙方赔偿；如因股权交割之前的债务造成股权交割后的一方安德公司账户被冻结对乙方安德公司造成损失的，由甲方按照股权比例承担损失，同时，甲、乙双方共同追究债务发生原因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法院起诉追究债务发生的责任。涉案债务系由九中26号调解书确定的债务，原告也并未提交“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代偿”的证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李莎莎按照股权比例偿还代为垫付的合同金额220000元的诉求，与股东补充协议约定不符，不予支持。原告主张6.2条处的“法院判决”应理解为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应当包含调解书，本院认为，6.2条的用语文义明确，没有歧义，不需解释，原告对6.2条用语作扩张解释，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依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3.2条及6.3条（以下简称3.2条；6.3条），李莎莎应当承担责任，本院认为，3.2条、6.3条，与6.2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之处，也不存在需要解释之处，3.2条与6.3条主要侧重于甲方应当在何种情况下承担责任，6.2条侧重于如发生约定的情况，甲方应如何承担责任。原告还主张，安德公司原股东喻子平，是安德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在九中26号案的调解笔录上以当场人的身份签字，当然可以认定为原股东已经书面同意代偿，原审认为，喻子平以在场人的身份在调解笔录上签字是否意味着原股东书面同意代偿，需要有其他证据材料佐证，喻子平能否代表另两位股东即王冬金、李莎莎签字同意，也需要其他证据材料佐证，不能仅凭喻子平以在场人身份签字的行为得出“原股东已经书面同意代偿”的结论；另，九中1385号判决书也明确喻子平、王冬金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是《承诺书》，而非“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代偿”。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与股东补充协议的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19元由原告安德公司负担。
在二审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股权转让前公司债务的问题。双方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标的范围中约定，股权转让交割日前目标公司的损益（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之前债务、或有负债、潜在亏损、责任和义务）由转让方承担或享有。本院（2016）赣04民终1385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履行的涉案债务系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根据约定该债务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协议》第六条其他中约定，在股权交割后，如发生安德公司的债权人就交割日前的债务向安德公司索要，在法院判决或者转让方书面同意受让方代偿的情况下，转让方按照股权比例承担，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向受让方赔偿。该条款是约定如何确定股权转让前公司债务及债务如何承担，而不是否定协议第一条的约定。现双方对该条款理解发生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可按合同有关条款确定。现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主持调解作出的（2013）九中民二终字第26号调解书内容损害了公司利益，结合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及公平原则，被上诉人应按比例承担公司上述债务。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被上诉人在一、二审均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认为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受法律保护。本案李莎莎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股权转让前与喻子平、王冬金分别持有安德公司股权，在股权转让发生纠纷后没有证据证明李莎莎与喻子平、王冬金是连带债务人的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关于安德公司向喻子平、王冬金提起诉讼的行为能够引起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三条转让人的保证和责任中约定，转让方保证至受让方获得目标公司100%股权前，安德公司没有其他债务和任何或有债务。《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六条其他中约定，转让方违反本协议书第三条及中任何一款的，均构成严重违约，转让方应向受让方赔偿受让方或安德公司的经济损失，安德公司因此对外承担的经济责任转让方应当立即归还。上述条款对转让方承担违约责任的履行时间进行了明确约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上诉人于2013年7月19日向案外人张军履行了（2013）九中民二终字第26号调解书确定的债务后，应于之后两年内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现上诉人怠于向被上诉人行使诉讼权利，本案起诉时超过了法律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故上诉人已丧失通过诉讼途径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胜诉权，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
综上所述，星子县安德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对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但对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处理结果正确，对一审判决结果可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19元，由上诉人星子县安德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再生
审判员 陈小江
审判员 曹 琛
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李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