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3民初5474号
原告刘×，女，1958年12月29日出生。
被告谭×，女，1958年12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彭×1（谭×之子），1984年3月9日出生。
原告刘×与被告谭×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宋万忠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被告谭×的委托代理人彭×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诉称:谭×系彭×前妻,婚后二人生育有一子一女：彭×1和彭×2。2000年，彭×与谭×离婚。2004年12月30日，彭×与原告结婚。2012年3月22日，彭×因车祸去世。2005年，原告与彭×在顺义区×地区×村×街×号房屋西侧河坡栽种一百多棵杨树。2015年春，×村将其中48棵杨树砍伐。2015年6、7月份，谭×将其中39棵杨树砍伐，现地里仅剩13棵杨树。原告认为，依法继承，39棵杨树中的26棵杨树属于原告所有；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砍伐，理应赔偿并补种26棵杨树。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赔偿其砍伐的26棵杨树的伐树补偿款及卖树款（价格以鉴定机构为准），并在原处补种26棵杨树；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谭×辩称：就本案的事实，原告已经起诉过，涉诉树木已经顺义法院审理，涉诉树木已经被×村委会伐放，钱款已经分割。原告所述被告伐放39棵树的事实不存在。我方伐放了5棵杨树，伐放的时间是2015年春天，是在村委会伐放树木之前。伐放树木的原因是涉诉树木损害了相邻居民董正波的房屋，经村委会找刘×和谭×解决维修问题，后刘×未管，由被告谭×进行的维修。董正波、谭×及村委会签订一份三方协议，原件留在×村委会。协议签订后，被告谭×将碍事的树木伐放，共计5棵，并对房屋进行了维修。村委会伐放的树木共计58棵，相关部门给付的补偿款为17149元，上述树木出卖后得卖树款2800元。
经审理查明:
彭×与谭×原系夫妻关系,婚后二人生育有一子一女：彭×1和彭×2。2000年彭×与谭×经本院判决离婚,彭×2和彭×1随谭×生活。2004年12月30日，彭×与刘×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2年3月22日，彭×因车祸去世。2015年春因河道修缮，彭×宅院西侧河道坡上的杨树被砍伐,相关部门给付补偿款17149元，上述树木出售后得卖树款2800元。涉诉位置现剩余13棵杨树未伐放。
刘×自述，栽种树木位置的土地已被村委会收回，案外人已在涉诉位置栽种了树木。刘×最终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赔偿树木款10805.6元，并要求谭×补种26棵杨树。
2015年春，因下雨刮风，树木砸坏董正波的房屋，谭×将靠近董正波房屋的若干杨树伐放。刘×、谭×共述：谭×伐放的树木靠近董正波房屋，不在金鸡河占道补偿范围内，谭×伐放的树木大小与村委会所伐放的树木大体相当。刘×主张谭×伐放26棵杨树，谭×对此予以否认，但认可伐放5棵杨树。刘×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谭×伐放树木系26棵。
村委会2016年4月11日《证明》载明：“彭×房西有一百多棵杨树，因下雨刮大风砸坏董正波的房，树让谭×放走，棵数不详。2015年6、7月份，×村内修×河占地放树，48棵，由村委会人员陪同。”谭×不认可彭×房西有一百多棵树，认可下雨刮风砸坏董正波房屋，树木被谭×伐放；谭×伐放的树木为5棵，村委会伐放的树木为58棵。
另查：本院（2015）顺民初字第12929号原告刘×诉被告彭×2、彭×1、第三人谭×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中，原告刘×诉称：2000年，彭×与其前妻谭×离婚，二人生育有一子一女：彭×1和彭×2。2004年12月30日，我与彭×结婚，婚后无子女。2005年我与彭×在杨镇×村河东二街42号房屋西侧河坡栽种一百多棵杨树。2012年3月22日，彭×去世。2015年开春，×村村委会将一百多棵杨树中的48棵杨树伐放，伐树木补偿款及放树款、彭×的地亩款、养老保险款均暂存在村委会未发放。此外，被告擅自将彭×的丧葬费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存款据为己有。双方就上述款项的分割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我与彭×共有的伐树补偿款17800元，卖树款2800元，彭×名下的土地流转款6050元，社保退回款3168.47元，丧葬费5000元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存款；2.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本院（2015）顺民初字第12929号中，被告彭×2、彭×1共同辩称：第一，2000年我父母离婚后，涉案树木判决归我母亲谭×所有，有判决书为证，树木跟我父亲没有关系，更何况是原告；树的实际打理都是由我和我母亲完成，包括去年和今年树把别人家的房砸了，前几年把电线砸了，人家找的我和我母亲，树也是我和我母亲伐放的，之后我们又开始栽树，现在树木的数量远不止41棵；前院的邻居可以证明，树把他家的房屋砸坏，是我和我母亲出钱给其修缮；伐放树木补偿款是由林业部门伐放和发放补偿款的，当时林业部门是和我母亲具体进行树木清点的，也是我母亲签字的，所以树木与原告没有关系。第二，我父亲是死于车祸，他所有的丧葬费都是由我二人承担，我有票据为证，并且不止原告所×的5000元。第三，我父亲名下的社保款和土地流转费我同意由三位继承人平分。第四，农商银行卡的事，我之前和原告及其儿子一起去过银行调查过卡里的余额，当时卡里只有几十元。
本院（2015）顺民初字第12929号一案中，第三人谭×辩称：原告陈述的不是事实，原告所诉争的树木应该都是我的个人财产，与原告和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要求法院判令伐树补偿款17149元和卖树款2800元全部归我所有。对于其他的土地流转费、丧葬费、社保费等，均与我无关。
针对本院（2015）顺民初字第12929号一案所涉及的纠纷，经审理查明：彭×与谭×原系夫妻关系,婚后二人生育有一子一女：彭×1和彭×2。2000年彭×与谭×经本院判决离婚,彭×2和彭×1随谭×生活。2004年12月30日，彭×与刘×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2年3月22日，彭×因车祸去世。2015年春因河道修缮，彭×宅院西侧河道坡上的杨树被砍伐,相关部门给付补偿款17149元，上述树木出售后得卖树款2800元。此外，彭×去世后，尚留存有2013年度至2015年度土地流转费6050元、社保退回款3168.47元，因三方对上述财产归属问题存在争议,目前该伐树补偿款17149元、卖树款2800元、土地流转费6050元、社保退回款3168.47元均存放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经本院核实，×村委会表示上述款项确存放于村委会，只待双方的纠纷有了确定的结果，将立即按照法院判决的结果发放给相关权利人。另，彭×去世后，民政部门给予丧葬补助款5000元，已被彭×1领取。刘×称被砍伐的杨树均为其与彭×婚后所栽种，因此伐树补偿款、卖树款均属于自己与彭×的夫妻共同财产。为此，刘×申请了证人彭成玉、陈永芳出庭作证。彭×、陈×出庭作证称，在2005年开春左右彭×、刘×找自己去他家宅院西边、靠近河边的位置载树，当时栽树的地方已经没有树，所栽种的树苗都是由彭×从小各庄买来的，一次性种了约一百来棵杨树。彭×1、彭×2、谭×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证人所×的树是一次性栽的根本不属实，现在的树有粗有细，区别明显，根本就不是一批栽种的。为此，彭×1、彭×2、谭×提交了（2000）顺民初字第3294号判决书，并申请了证人王海龙出庭作证。根据（2000）顺民初字第3294号判决书的记载，本院在2000年判决彭×与谭×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涉案土地上的大小树木共计41棵也全部判归谭×所有；王×出庭作证称，自己与彭×是邻居，因为自己的房子位于涉案的树木旁边，在2010年及之前多次被涉案的树木砸坏过，每次房屋被砸坏后，都是找的谭×给维修的，因为自己知道涉案的土地和树木，在彭×与谭×离婚时都判给了谭×，所以就找的谭×，没有找过彭×和刘×。对于涉案土地树木是谁种的，王×承认自己确没有亲眼看到过，但认为应是谭×的。为核实树木归属问题，本院对×村村书记彭义及村民李树全进行了调查。彭义在调查中称，自己知道彭×与谭×离婚时，法院确实将原地上物包括树木全部判给了谭×，但谭×在离婚后不久将树木伐放了，是由村民李树全负责给伐放的，因此现在的树应该都是彭×和刘×种的；李树全表示当初谭×确实找自己伐树了，大约伐了二、三十棵，具体多少不记得了，但基本把外面的树都伐光了。刘×对彭义、李树全的证言予以认可，认为能够证明涉案树木是自己与彭×婚后所种；彭×1、彭×2、谭×承认当初确实找过李树全伐树，但当时仅仅伐放了一部分树，并且自己后来又进行了补种，所以才导致现在树木大小不一。彭×1、彭×2、谭×称彭义并没有看到彭×与刘×种树，他认为上述树木为彭×与刘×所种的仅仅是他的推断，为此提交了与彭义的谈话录音予以证实。在录音中，彭义并未否认树木系彭×后来种植。诉讼中，本院对涉案树木的现场进行了勘查。勘察发现，在涉案现场尚存留有13棵大小不一、不同品种的杨树。对于彭×的其他财产，刘×主张还有丧葬费5000元和北京农商银行的存款未分割，要求亦予以分割。彭×1、彭×2称丧葬费5000元确实领取了，但是已经全部用于办理彭×的丧事上了，因此不同意予以分割，为此提交了办理丧事支付费用的票据9张。票据显示为办理彭×丧事支付材料费、花圈、棺材、寿衣、骨灰盒、烟酒餐饮等费用共计2万余元。其中有发票的数额为6160元，其余部分为收据、收条。刘×对收条、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发票所显示的费用系彭×1、彭×2所支付，称实际都是自己支付的，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彭×1、彭×2否认发票显示的费用系刘×支付，称如果是刘×所花费的费用，票据的原件就不可能会在自己的手中。对于刘×所称的农商银行存款，本院依法到北京农商银行进行了查询。经查询，彭×在该银行×××的帐号内留存有存款42.5元。彭×1、彭×2对此同意依法予以分割。
针对本院（2015）顺民初字第12929号一案所涉及的纠纷，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树木的归属问题，刘×与彭×2、彭×1、谭×均主张树木归各自所有，因此均应当对树木的归属问题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刘×称树木属于其与彭×的夫妻共同财产，为此提供了证人彭成玉、陈永芳的证言。证人彭成玉、陈永芳均出庭证实上述树木系其与彭×、刘×一起所栽种。彭×2、彭×1、谭×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主张该树木系归谭×所有，提交了离婚判决书、谈话录音和证人王海龙的证言予以证实。虽然在离婚判决书中，确将当时彭×与谭×所共有的41棵杨树判归谭×所有，但是，根据本院对该村书记彭义及村民李树全调查的情况来看，可以证实谭×后来进行过树木伐放。虽然李树全表示时间久远，不记得具体伐放树木的棵数，但明确表示当时已经将外面的树木基本伐放一空了，而彭义也表示树木系彭×之后所栽种。彭×2、彭×1、谭×虽对彭义、李树全的证言的效力不予认可，提交了谈话录音予以反驳，但从双方的对话录音来看，彭义并未否认树木是彭×所栽种的事实，也未承认涉案树木是谭×所栽种；而证人王海龙，虽称自己房屋被树木砸坏后，找的是谭×维修，但也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树木到底是谁栽种的，只是因为知道谭×与彭×离婚时，将树木判给了谭×，所以才找的谭×维修，也承认自己并没有找过彭×、刘×说过维修房子的事。综上，刘×与彭×2、彭×1、谭×各自所提供的证据，均难以直接证明树木的归属问题，因此在各方举证均未达到充分的情况下，应当依据证据证明力的大小认定案件的事实。结合本案的客观实际，证人彭成玉、陈永芳的证言与本院对第三方调查的情况基本能够相互吻合，其证明力相较于彭×2、彭×1、谭×所提供证据，更具有优势，故本院最终确认涉案的树木系彭×与刘×所栽种，该树木属于彭×、刘×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涉案树木被砍伐而获得补偿款17149元，卖树款2800元，2013年度至2015年度土地流转费6050元，社保退回款3168.47元，农商银行存款42.5元，均属于彭×与刘×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刘×、彭×各自占有一半的份额。彭×死亡后，其所享有的一半的份额，属于遗产，刘×、彭×2、彭×1均系彭×的合法继承人，因此由三人各分得彭×份额的三分之一。至于刘×要求予以分割的丧葬补助金，该款虽被彭×2、彭×1所领取，但是根据其性质，丧葬补助金不属于遗产，其首先应当用于办理彭×的丧事，而根据彭×2、彭×1提供的证据，仅发票所显示的合理丧葬费开支就已达6160元，尽管刘×不认可上述费用系彭×2、彭×1所支付，辩解称实际支付人为自己，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且票据的原件也在彭×2、彭×1手中，故本院对其辩解不予采纳。因此在彭×2、彭×1所实际支付的合理丧葬费已超过所领取的丧葬补助款的情况下，刘×再要求对丧葬补助款予以分割，缺乏依据，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存放于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村村民委员会的彭×的伐树补偿款一万七千一百四十九元，卖树款二千八百元，二○一三年度至二○一五年度土地流转费六千零五十元，社保退回款三千一百六十八元四角七分，其中一万九千四百四十四元九角八分归原告刘×所有，四千八百六十一元二角五分归被告彭×1所有，四千八百六十一元二角四分归被告彭×2所有；二、彭×在北京农商银行内留存的存款四十二元五角（帐号为×××），其中二十八元三角四分归原告刘×所有，七元零八分归被告彭×1所有，七元零八分归被告彭×2所有；三、驳回原告刘×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第三人谭×的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照片，村委会证明，（2015）顺民初字第12929号民事判决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本院（2015）顺民初字第12929号一案中，针对树木的归属问题，刘×与彭×2、彭×1、谭×均主张树木归各自所有，因此均应当对树木的归属问题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刘×称树木属于其与彭×的夫妻共同财产，为此提供了证人彭成玉、陈永芳的证言。证人彭成玉、陈永芳均出庭证实上述树木系其与彭×、刘×一起所栽种。彭×2、彭×1、谭×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主张该树木系归谭×所有，提交了离婚判决书、谈话录音和证人王海龙的证言予以证实。虽然在离婚判决书中，确将当时彭×与谭×所共有的41棵杨树判归谭×所有，但是，根据本院对该村书记彭义及村民李树全调查的情况来看，可以证实谭×后来进行过树木伐放。虽然李树全表示时间久远，不记得具体伐放树木的棵数，但明确表示当时已经将外面的树木基本伐放一空了，而彭义也表示树木系彭×之后所栽种。彭×2、彭×1、谭×虽对彭义、李树全的证言的效力不予认可，提交了谈话录音予以反驳，但从双方的对话录音来看，彭义并未否认树木是彭×所栽种的事实，也未承认涉案树木是谭×所栽种；而证人王海龙，虽称自己房屋被树木砸坏后，找的是谭×维修，但也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树木到底是谁栽种的，只是因为知道谭×与彭×离婚时，将树木判给了谭×，所以才找的谭×维修，也承认自己并没有找过彭×、刘×说过维修房子的事。综上，刘×与彭×2、彭×1、谭×各自所提供的证据，均难以直接证明树木的归属问题，因此在各方举证均未达到充分的情况下，应当依据证据证明力的大小认定案件的事实。结合本案的客观实际，证人彭成玉、陈永芳的证言与本院对第三方调查的情况基本能够相互吻合，其证明力相较于彭×2、彭×1、谭×所提供证据，更具有优势，故本院最终确认涉案的树木系彭×与刘×所栽种，该树木属于彭×、刘×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双方对树木的归属问题仍存在异议，但均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认定树木应属于彭×、刘×的夫妻共同财产。刘×可以对其份额主张赔偿责任。
针对被伐放树木的棵数问题，刘×主张谭×伐放26棵杨树，谭×对此予以否认，但认可伐放5棵杨树。刘×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谭×伐放树木系26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本院以谭×自认的内容对此予以认定，即谭×伐放了5棵杨树。
刘×自述，栽种树木位置的土地已被村委会收回，案外人已在涉诉位置栽种了树木。刘×最终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赔偿树木款10805.6元，并要求谭×补种26棵杨树。刘×的要求存在重复，且补种树木并不实际，故本院酌定赔偿数额。
因5棵树不在金鸡河占道补偿范围内，故不予考虑伐树补偿款一节，仅有卖树款。5棵杨树与村委会所伐放的树木大小大体相同，故本院参考村委会所出卖的价格予以酌定。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谭×赔偿原告刘×树木款二百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
二、驳回原告刘×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刘×负担二十元（已交纳），由被告谭×负担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宋万忠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贵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