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琼民再2号抗诉机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咸锋，男，196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海南省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桂兰，女，193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海南省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系申诉人王咸锋的母亲。两申诉人委托代理人：王行金，男，193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海南省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系申诉人王咸锋的父亲、申诉人王桂兰的丈夫。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先民（曾用名王先心），男，195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海南省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一审被告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住所地：海南省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千秋场村。法定代表人：王咸华，该经济社负责人。申诉人王咸锋、王桂兰与被申诉人王先民、一审被告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简称第五经济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3)屯民初字第399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王咸锋、王桂兰不服，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4日作出（2014）海南一中民二终字第137号民事判决（简称二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王咸锋、王桂兰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于2015年11月23日以琼检民（行）监[2015]4600000005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7日作出（2015）琼民抗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决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6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助理检察员曾民、李星浩出庭支持抗诉，王咸锋、王桂兰的委托代理人王行金、王先民、第五经济社的负责人王咸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3年7月16日王先民向屯昌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王咸锋停止侵害，并归还其侵占的0.6亩自留地的使用权给王先民；二、判令王咸锋赔偿王先民财产损失26880元（人民币，下同）；三、王咸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屯昌县人民法院经王先民同意，追加王桂兰及第五经济社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屯昌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王先民和王咸锋、王桂兰均系第五经济社村民。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土地位于屯昌县南坤镇周朝村委会第五经济社的“新坡园”，面积0.6亩，其四至是：东与王李心地交界，南与王行禄地交界，西至路，北与王李心地交界。1975年王先民的父亲王行清取得该地的经营权并对该地进行耕作。1988年王咸锋在未与王先民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耕种了王先民的该经营土地。1992年第五经济社按国家政策对土地进行发包，王先民和王桂兰分别于5月30日和6月20日与该经济社签订《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王先民继续承包了上述“新坡园”0.6亩的土地。后来，在未召开村民大会形成新的土地承包调整方案的情况下，第五经济社就讼争土地与王桂兰达成承包协议，并将该讼争地又补登记于王桂兰1992年6月20日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中。2013年7月，王咸锋在诉争土地上建造了一间面积为50平方米的瓦木结构房屋，王先民与王咸锋协商无果，遂起诉，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另查明，王咸锋、王咸华系王桂兰的儿子，王咸锋在诉争地上建造房屋未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也未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并查明，第五经济社自1992年后未对土地进行过重新调整。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本案当事人均对本案争议土地1975年被第五经济社分配给王先民方耕种没有异议，王先民方于1975年取得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该地于1988年被王咸锋耕种，王先民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之诉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我国法律规定，合法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本案诉争的土地，由王先民方在1975年取得相应的承包经营权，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定。王先民一直在该村生活，其并未自愿将该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未对该土地进行流转，也不存在丧失该地承包经营权情形，因此王先民仍然享有该地的承包经营权。虽然就讼争土地王桂兰与所在的第五经济社重新达成了土地承包协议，并补登记于王桂兰1992年6月20日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中，但第五经济社在未经承包人王先民同意的情况下，将争议土地又发包给王桂兰侵犯了王先民合法的土地承包权，王桂兰与第五经济社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的相关规定，王先民要求返还争议土地的理由正当，予以支持。王桂兰认为诉争土地其与所在第五经济社订立了承包经营权协议，据此其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王咸锋占用王先民承包地建造房屋的行为不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规定，同时也侵害了王先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王先民要求王咸锋停止侵害承包经营权并返还“新坡园”0.6亩承包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王咸锋、王桂兰辩称王咸锋所耕种的涉案土地是经1982年村生产队调整给王咸锋的婆婆邱玉球，邱玉球过世后留给王桂兰所取得的土地，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1982年的调地行为成功了，且第五经济社提交的《第五生产队农户承包合同表》记录不完整、明确，故对王咸锋、王桂兰的辩称不予支持。王咸锋、王桂兰认为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涉嫌伪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就王咸锋提出1988年其即一直经营该地至今，王先民现提出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答辩意见，该院经审理后认为，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王先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了侵害，该侵害行为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的，不存在因诉讼时效期间经过而消灭，故王咸锋认为本案超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王先民起诉要求王咸锋赔偿其损失26880元，未能够提供其实际损失的证据证明，对于王先民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项、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咸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王先民位于第五经济社的“新坡园”0.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在三十日内归还王先民该承包地；二、驳回王先民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2元，由王先民负担472元，王咸锋负担50元。王咸锋、王桂兰不服，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2013年9月11日，一审法院对第五经济社原负责人王行日（时任第五经济社队长）进行调查，王行日证实：1992年，第五经济社将本案争议土地发包给王先民，后王咸锋家庭在该地上耕作，王咸锋家庭并以人口增多为由，请求将该争议土地发包给其家庭。经第五经济社几个干部讨论同意，王咸锋家庭自己将本案争议土地即“新坡园”填写在王桂兰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上，并由王桂兰的丈夫王行金找王行日加盖了王行日的私章。又查明，王桂兰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上，除“新坡园”一栏后加盖有王行日的私章外，该项下的其他土地栏目后，均未加盖王行日的私章。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争议土地即“新坡园”0.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二、王咸锋、王桂兰与第五经济社是否侵犯了王先民的合法权益，王先民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该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第五经济社于1992年5月30日与王先民签订《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并将本案争议地即“新坡园”0.6亩土地作为自留地（山）发包给了王先民。对于以上事实，王先民提交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与一审法院对第五经济社原负责人王行日的《询问笔录》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加盖有第五经济社的公章，虽然其落款时间与王咸锋、王桂兰提供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不是同一天，但落款时间不同并不能直接证明该合同书系伪造。王咸锋、王桂兰提出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没有加盖王行日的私章。经查，王桂兰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之所以加盖王行日的私章，系因其家庭自行将“新坡园”填写在该证之后，为找王行日确认所盖。第五经济社作为发包人与包括王桂兰、王先民在内的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时，并不需要加盖王行日的私章。因此，未加盖王行日的私章也不能证实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系伪造。王咸锋、王桂兰提出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封皮颜色存在问题，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况且，封皮的颜色也不是直接认定合同真实性的依据，综上，王咸锋、王桂兰主张王先民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系伪造实际并没有证据证实，该院不予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王先民与第五经济社所签《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的生效时间为1992年5月30日，故王先民于1992年5月30日已经取得了“新坡园”0.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王桂兰家庭经第五经济社同意，将“新坡园”0.6亩土地填写在其《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上，并由第五经济社原负责人王行日加盖私章。对此，应视为第五经济社就同一土地，分别与王先民和王桂兰签订了两个承包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本案中，王先民和王桂兰均未就“新坡园”0.6亩土地办理承包经营权登记，但王先民与第五经济社签订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生效在先，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由王先民取得本案争议土地即“新坡园”0.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王咸锋、王桂兰未征得王先民的同意，长期占用王先民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新坡园”0.6亩土地，王咸锋还在该地上盖建房屋，其行为侵害了王先民的承包经营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至于王咸锋、王桂兰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该院认为，王先民基于其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请求王咸锋、王桂兰停止侵害、返还原物，就性质而言，其主张的是物权请求权，而非债权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可见，诉讼时效的客体是债权请求权。王咸锋、王桂兰对王先民的物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不符合上述规定，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予以维持，王咸锋、王桂兰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应予驳回，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咸锋、王桂兰负担。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错误情形，主要理由是：一、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王先民、王桂兰都是第五经济社的村民，第五经济社就同一块“新坡园”0.6亩的土地，分别与王先民、王桂兰签订《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无论就争议地本身还是承包合同书，都应认定该争议地为家庭承包。二审判决适用司法解释第二十条属该司法解释的“三、其他方式承包纠纷处理”的部分。根据体例，该条所指的承包应指其他方式承包。家庭承包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人人有份的土地承包经营；其他方式的承包包括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四荒”土地。其他方式承包主要是债权性质，是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家庭承包主要是物权性质，还兼有身份权利保障性质。本案争议地系家庭承包，二审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二十条错误。一审法院适用《司法解释》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的相关规定也存在错误，因为该条适用情形是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本案中，虽然发包方经济社又将同一土地发包给王桂兰，但并没有向王先民作出收回、调整承包地的明确意思表示。尤其是该争议地在1975年时由王先民一家耕种，但1988年后转为王咸锋、王桂兰一家耕种，经济社在发包给王先民后不久再发包给王桂兰有客观的事实基础和合理因素。经济社作为该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有权对其所有的土地行使支配权、处分权，其对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再处分行为，虽然有不妥不当之处，但不应定性为违反土地承包法。其行为的性质仍属于落实农村承包政策措施不到位的问题，是工作层面、政策层面的问题。如果简单地将这种行为定性为“违法”，不符合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特殊性、政策性，也会导致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背离。二、王咸锋、王桂兰的行为没有过错，二审认定其侵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本案第五经济社就同一块土地，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分别与王先民、王桂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没有证据证明王桂兰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导致两个效力冲突的发包行为产生的原因在于发包方第五经济社。因此，依法不应认定王咸锋、王桂兰构成侵权。三、本案应定性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纠纷，应由政府、村集体协商处理。从本案具体情况看，并没有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能够明确、直接否定这两份合同中任何一份合同的效力，两合同虽然均合法有效但效力冲突，而一承包人实际占有、使用承包地二十多年，一承包人未实际占有、取得承包地。因此，本案的实质仍是谁实际取得争议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仍是承包经营权本身的权属争议问题，仍是承包地发包、取得过程中的问题。《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规定，政府也负有管理、指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履行的职责。故本案纠纷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主管部门先行处理。综上，请求再审。综合庭审及庭后意见，王咸锋、王桂兰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和理由，并补充认为其全家从1982年三家换地后就一直在争议地上耕种，王先民持有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是伪造的，上面的公章与二审判决认定不相符。王先民答辩认为，王咸锋、王桂兰称1982年已经取得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地的实际承包，其又提出是经几个村干部同意由王行清、邱玉球、王赛英三个承包户进行土地互换，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王咸锋、王桂兰擅自在《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中填写争议地名是无效的。且发包方从来没有向王先民作出回收、调整承包地的明确意思表示，仅是王咸锋、王桂兰借家庭人口增加为由提出要该地的无理要求，以此认为第五经济社再发包给王桂兰有客观的事实基础和合理因素是不能接受的。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若干规定第二章第八条规定，经土地改革分配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使用证的土地、农村居民的宅基地、自留地，性质属于永承包地，任何单位和个人（除政府征地外）不得以祖宗地名义侵占他人房屋居住权与土地经营耕作权。一、二审法院已确认王咸锋、王桂兰对争议地经营三十余年，足以证明王先民已丧失了土地经营耕作权，也损失了种植农作物的经济来源，已构成事实上的侵权行为。二、原经济社社长王行日证实在1992年将“新坡园”0.6亩发包给王先民经营，王咸锋凭什么理由早于1988年就已经在该地进行耕作，争议地已经为王桂兰之夫王行金家三兄弟以订立买卖契约的形式各自将地转变为宅基地对外出卖。三、家庭承包地与自留地有基本性质的区别，承包地因承包期满后由发包方另行发包，自留地属于永承包性质还兼有身份权利的保障性质，请求法院支持归还王先民对于“新坡园”承包经营的合法权益及王咸锋赔偿侵占该地二十四年的经济损失并追究王咸锋的侵权和提供假证据的责任。综上，请求维持二审判决。再审中，王桂兰、王咸锋对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如下异议：一、认定其全家“1988年开始耕作争议地”错误，其全家实际是1982年开始耕作争议地；二、遗漏认定1982年王行清、邱玉球、王赛英三家换地的事实；三、遗漏认定1992年其家将争议地补登入《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之事全村皆知的事实。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但二审判决认定1975年王先民的父亲王行清取得争议地的经营权并无证据证明，又根据庭审中王先民提供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原件，上面加盖的是屯昌县藤寨乡周朝村民委员会公章，二审判决在阐述法理部分称该合同上加盖有“第五经济社的公章”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申诉人提及的三个有异议的事实，就第一、二个问题申诉人二审中曾提供：一、第五经济社十七户家长签名的《证明》，拟证明三家换地；二、1984年5月27日工作组成员陈显昔制作的《第五生产队农户承包合同表》和王赞心的证明书，拟证明争议地1984年就登记在邱玉球名下。本院认为1984年5月27日陈显昔制作的《第五生产队农户承包合同表》中各户承包地仅有地名，没有面积四至，且有明显涂改痕迹，无法采信；又根据二审法院调查，第五经济社社长王咸华承认十七户家长签名的《证明》中部分村民签名是他人代写，有些签名是其本人代写。而王赞心未到庭作证。故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就第三个问题申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且与庭审中各方陈述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二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再审中，为证明王先民落款时间为1992年5月30日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为假，王桂兰、王咸锋提供了两份新证据：一、麦凯2014年8月15日的《证明书》，内容为其于1992年3月至6月参加屯昌县政府组织的第四批社教工作队入驻第五经济社，主要负责该社的提留收缴、承包耕地调整等工作。该社社员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的签订日期为1992年6月20日，并且盖有屯昌县藤寨乡周朝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和第五经济社社长王行日私章，并一一列明社员王桂兰承包的土地地块及面积。二、1992年时任第五经济社正、副社长的王行日、王李心2015年1月25日的证明书，内容为1992年3月至6月社教工作队员麦凯住在其家，之前没有与任何社员签订过土地承包合同书，直至1992年6月20日，麦凯才给第五经济社社员统一签订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当时并没有经济社印章，所以只盖上社长的私章。对上述新证据，王先民质证认为，其认可所有合同书均盖有村委会公章，但并不是所有合同书都盖了王行日私章，同时麦凯提供的证明所指为下沟园，与新坡园无关。另外王行日是文盲，王李心是王咸锋父亲王行金大哥之子，证明内容不属实。王先民提供了一份王乾定买地地契的部分复印件，证明王咸帝（王咸锋父亲王行金的二哥之子）已将争议地的一部分卖给了王乾定。对此，王桂兰、王咸锋质证认为不知道这份地契，不知道卖的是什么地。第五经济社提供了1998年、2010年该社批刻使用的公章印模，欲证明王先民《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中的公章与此两份印模不符。对此，王先民质证认为《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上没有第五经济社的公章，该两份印模与本案无关。对上述各方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为，麦凯、王行日、王李心均未到庭作证，且证明内容与王先民持有的1992年5月30日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原件矛盾；王先民提供的王乾定买地地契无原件，且仅有部分内容，王乾定亦未到庭作证；第五经济社提供的公章印模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新证据均不予采纳。另查明，再审庭审中，各方均承认1992年制发《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时，除水田、基本农田外，对各家自留山（地）的分配既未制定或公布明确的方案和规则，亦未重新划分、重新填表登记或张榜公示，直接在前期自留山（地）承包基础上进行延续承包，径由工作组人员和村委会干部按照之前村民自留山（地）的历史使用情况登记入各人的土地承包书中。再审现场勘察时，涉案争议地上除盖有一间面积约50平方米瓦木结构的平房外，未种植其他经济作物。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现场勘察笔录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为凭。本院认为，本案再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王先民与王桂兰、王咸锋同属第五经济社村民，依法应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权利。根据查明的事实，各方均承认对方八十年代曾在争议地上种植过作物，且均未提交证据证明1992年前对讼争土地取得了承包经营权。1992年，第五经济社对该社土地颁发《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时，除水田、基本农田外，各方均承认第五经济社对自留山（地）的分配既未制定或公布明确的方案和规则，亦未重新划分、重新登记或张榜公示，直接在前期自留山（地）承包基础上进行延续承包，径由工作组人员和村委会干部按照之前村民自留山（地）的历史使用情况登记入各人的《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中，故该轮农业承包书中自留山（地）部分本质上是对前期承包内容上的延续和形式上的完善。针对双方都曾耕作过争议地的事实，第五经济社先将此地登记入王先民《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后又根据王桂兰申请同意王桂兰自行将地登记入其《屯昌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中，并加盖了时任社长王行日的私章。但上述行为既未召开村民大会讨论，也未告知王先民并获取同意。此后王先民也一直未实际占有使用争议地，亦无证据证明其在2012年前对王桂兰户占有使用争议地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本案实质是同一经济社成员对属于本社的同一块自留山（地）主张承包经营权，在双方均曾经耕作过该地、且在同一轮发包中均持有含争议地块的土地承包书的情况下，是否分配该承包地、应分配给谁、如何处理和调配的决定权在于土地的所有权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若法院受理该纠纷并作出处理，则相关的处理将涉及农村公共事务管理问题，故王先民应向集体经济组织和指导该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该争议不属法院民事诉讼范围。本案纠纷的产生系在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因该争议涉及村委会自治决策等重大的社会组织管理问题，权益牵涉面广，历史成因复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王先民可向村委会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又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条是对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纠纷的处理，二审判决根据上述条文认定王先民落款时间在先的农业承包书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进而认定王桂兰、王咸锋占有使用争议地构成侵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抗诉机关关于本案的抗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一中民二终字第137号民事判决和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2013)屯民初字第3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告王先民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分别退回缴款人。本裁定为终审裁定。⺀0a5lxbksrowrtsfmio案件唯一码审 判 长 夏 艳审 判 员 郑 船审 判 员 王山元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李一帆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一条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