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诸民初字第2811号
原告：义乌市新天地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60570／60571／60578／60579号商位。
法定代表人：鲍忠伟。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少林。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凡。
被告：诸暨市城北钟明永针织厂，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金三角村钟家自然村。
经营者：钟明永。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宣金永，浙江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二期G区五楼19910。
法定代表人：鲍江钱。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楼行春，系公司员工。
原告义乌市新天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新天地公司）与被告诸暨市城北钟明永针织厂（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针织厂）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原告申请，对被告针织厂所有的价值285000元财产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金冬红独任审判，于2015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天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少林和周凡、被告针织厂的委托代理人宣金永均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小商品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6年2月18日、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天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少林和周凡、被告针织厂的委托代理人宣金永、第三人小商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楼行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新天地公司诉称，2015年4月，原告因员工操作失误将333560元款项转入被告银行帐户。原告发现后，多次向被告要求返还，但被告一直拖延。至2015年8月8日，被告除已返还原告人民币50000元外，余额283560元至今未还。现原告认为，被告取得的该笔款项已构成不当得利，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现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计人民币283560元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原告相应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被告针织厂辩称，原告诉称不是事实，原、被告间存在丙纶丝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是合同约定其应支付给被告的货款，故本案被告取得的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小商品公司辩称，原告委托其公司代理货物出口，具体购销合同均由原告与供应商洽谈，其公司与被告间的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原告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付款人户名为原告新天地公司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扣款通知书”二份，用于证明其公司工作人员操作失误，于2015年4月8日、5月13日分二次合计将333560元转入被告针织厂帐户之事实。对该银行扣款通知书的真实性，经质证，被告无异议，并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对原告主张该款系误转予以否认，并抗辩认为该款项系原告按合同支付的货款。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2、付款户名为被告针织厂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入帐通知书”二份，用于证明被告针织厂于2015年7月25日、7月26日分二次合计退还原告人民币50000元之事实。对该二份银行入帐通知书的真实性，经质证，被告无异议，但其对原告主张的该款项性质系退款提出异议，不予认可，并抗辩认为该款项系被告返还给原告的货款。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3、被告针织厂与第三人小商品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装箱单、盖有宁波骏捷报关代理有限公司印章的出口货物报关单、盖有宁波诺富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及转帐查询业务明细表各一份，用于证明被告针织厂与第三人小商品公司间有丙纶丝购销关系，合同约定供方供货的货物数量为23670公斤，总货款计人民币333560元。被告针织厂于2015年4月20日将上述货物交付给第三人小商品公司委托的宁波诺富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小商品公司于2015年6月3日将货款333560元转入被告针织厂帐户等事实。上述证据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
4、钟明永的妻子书写的字条一份，用于证明被告针织厂已确认4月20日其供应给第三人小商品公司的货物价值为人民币240790元，尚相差7万余元的货物。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来源提出异议，认为不符合送货清单的结算形式。第三人表示不清楚。
5、5月15日原告新天地公司工作人员与钟明永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被告针织厂开发票要返6%的税点及4月20日实际供应的货物价值为24余万元左右，被告针织厂尚需返还72757元货款给原告新天地公司，同时对被告针织厂送给原告新天地公司的13余万元货物作了说明。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据来源均提出异议，认为该聊天记录是单方意思，被告也未回复，另增值税的税率为17%；第三人对该证据表示不清楚。
6、5月28日、31日原告新天地公司工作人员与钟明永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被告针织厂确认4月20日供应的实际货物价值和合同约定货款金额之间的差价为72757元，被告提出用货物抵偿该72757元差价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据来源均提出异议；第三人对该证据表示不清楚。
7、钟明永妻子于6月3日手写的送货结算单一份，用于证实被告针织厂确认6月3日送给原告新天地公司的货物价值130495元减去应返还的货款差价72757元，原告新天地公司尚欠被告针织厂货款为57738元（即多送货物的价值）。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据来源均提出异议；第三人对该证据表示不清楚。
8、6月5日原告新天地公司工作人员与钟明永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6月3日被告针织厂的转帐记录手机截屏，用于证明被告针织厂曾于2015年6月5日确认其应返还原告新天地公司的款项金额为人民币275822元（即333560元-57738元）。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据来源均提出异议；第三人对该证据表示不清楚。
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9、原、被告于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间存在丙纶丝购销合同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否认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该购销合同意向；第三人对该证据表示不清楚。
10、送货单一份，用于证明原告新天地公司至2015年6月3日累计收到被告针织厂处的货物价值为130495元。对该送货单的真实性，经质证，原告无异议，确认已收到被告交付价值为130495元的货物事实；第三人对该证据表示不清楚。
11、开票资料一份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共四份，用于证明被告针织厂开具增值税发票后，被告针织厂与第三人小商品公司间的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新天地公司按约支付被告针织厂333560元的货款后，被告针织厂交付原告新天地公司130495元货物，并返还原告新天地公司货款50000元，现尚欠原告新天地公司货款为153065元，现被告针织厂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向原告新天地公司交付货物。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确认已收到被告交付价值为130495元的货物事实，但对被告主张现尚欠货款为153065元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向原告交付货物不予认可；第三人对该增值税票据复印件无异议，并确认已收到上述票据事实。
综合上述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和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证据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0、11的真实性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4、5、6、7、8的真实性经质证，被告虽提出异议，但其对异议未提供证据证实，且上述证据与本院已确认的证据1、2、3、10、11能互相印证，故本院对证据4、5、6、7、8依法予以确认为本案有效证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9，因原告对该份《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该合同签订的时间及约定的交货时间和合同约定的货款金额均与第三人受原告委托与被告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双方实际履行内容相类同，结合证据4、5、6、7、8及证据10、11，并根据购销合同双方一般日常交易习惯分析，本院确认该份《产品购销合同》并非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该份《产品购销合同》本院依法不予确认为本案有效证据。
综合上述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并结合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5年3月20日，第三人小商品公司受原告新天地公司委托作为需方与作为供方的被告针织厂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供货产品名称为丙纶丝，数量为23670KG，总货款金额为人民币333560元。同年4月20日宁波诺富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受第三人小商品公司的委托到被告针织厂处装运上述货物至宁波二期码头。次日，第三人小商品公司对上述货物委托宁波市骏捷报关代理有限公司进行了出口货物报关申报。上述第三人小商品公司与被告针织厂间的购销合同业务事宜实际均由原告新天地公司的工作人员办理。原告新天地公司的财务人员于2015年4月8日、5月13日分二次误将货款333560元以原告新天地公司的名义汇入被告针织厂帐户。原告新天地公司经办人员在以第三人小商品公司名义办理进出口退税手续时发现上述错误，为此于2015年6月3日再以第三人小商品公司的名义将合同约定的货款333560元汇入被告针织厂帐户内。
另查明，2015年4月20日被告针织厂按合同约定供应给第三人小商品公司的货物实际价值为240790元，第三人小商品公司将合同约定的货款333560元支付给被告针织厂后，被告针织厂需为第三人小商品公司开具17%的增值税票据，第三人小商品公司在收到上述增值税票据后，应返还被告针织厂6%的税款计人民币20013元。上述款项经双方结算后，被告针织厂尚应返还第三人小商品公司货款计人民币72757元。被告针织厂于同年6月3日送达给原告新天地公司共计130495元的货物。被告针织厂提出其送达给原告新天地公司的上述价值130495元的货物，其中价值72757元的货物抵付其应返还第三人小商品公司处的货款72757元，其余价值57738元的货物用于抵付其应返还给原告新天地公司处的款项。后被告针织厂于同年7月25日、7月26日分二次合计又返还原告新天地公司人民币50000元。
审理中，第三人小商品公司认可以其公司名义汇给被告针织厂的货款333560元实际为委托人即原告新天地公司所有，被告针织厂应退还其公司的72757元货款也应属委托人即原告新天地公司所有。原告新天地公司在庭审中自愿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本院依法判令被告针织厂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计人民币225822元及该不当得利款项自2015年5月13日起至该款项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一并返还给原告。被告针织厂抗辩要求继续履行双方于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向原告新天地公司交付剩余货物。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本案第三人小商品公司受原告新天地公司的委托与被告针织厂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依法确认有效。从原告新天地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第三人小商品公司受原告新天地公司委托以其自己的名义与被告针织厂签订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时，被告针织厂知道第三人小商品公司与原告新天地公司系委托代理关系，故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对原、被告具有直接约束力。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经原、被告双方结算，被告针织厂尚应返还委托人即原告新天地公司货款计人民币72757元。因被告针织厂多收原告新天地公司人民币333560元，被告针织厂提出其送达给原告新天地公司价值130495元的货物，其中价值72757元的货物抵付其应返还委托人即原告新天地公司的上述72757元货款，其余价值57738元货物在委托人即原告新天地公司多付的333560元款项中予以抵扣，该事实因原告新天地公司在庭审中已予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之后，被告针织厂分二次合计又返还原告新天地公司人民币50000元。现被告针织厂尚欠原告新天地公司人民币225822元未予返还之事实清楚。根据法律规定，被告针织厂取得的该225822元款项属不当得利，其应将该不当得利款项225822元及该款所产生的法定孳息一并返还给原告新天地公司。综上，对原告新天地公司要求被告针织厂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25822元之诉讼请求，本院认为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对原告新天地公司要支付该225822元不当得利款项自2015年5月13日起至该款项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之请求，本院认为，被告取得的该不当得利225822元，其所生的孳息应为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故对该225822元款项自2015年5月13日起至该款项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之利息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超过该部分利息请求本院予以驳回。被告针织厂抗辩要求继续履行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131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诸暨市城北钟明永针织厂应返还原告义乌市新天地进出口有限公司人民币225822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5月13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之利息，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义乌市新天地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553元，由原告义乌市新天地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753元，由被告诸暨市城北钟明永针织厂负担4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937元，由原告义乌市新天地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437元，由被告诸暨市城北钟明永针织厂负担1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553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帐号：09×××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韩 华
审 判 员 金冬红
人民陪审员 杨科晔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郑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