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黑高民申二字第7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崔增田。
委托代理人：孙宝昌，黑河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珍祥。
委托代理人：包双杰。
委托代理人：侯士君，嫩江县联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崔增田因与被申请人王珍祥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黑中民终字第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黑中民终字第189号判决认定：2013年6月，崔增田雇佣王珍祥为其打包吊运废纸壳。2014年3月22日10时，王珍祥在将打包的废纸壳用龙门吊吊起时，龙门吊钢绳拉断，夹包的铁夹子落下砸到王珍祥的头部，由崔增田送往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头外伤，颅骨骨折，脊椎损失伴截瘫等症。在王珍祥治疗期间，崔增田已支付全部医疗费用及伙食补助费1000.00元。在嫩江县人民法院一审期间，黑龙江省普利斯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7月10日和2014年10月16日先后作出两份鉴定意见书，确定王珍祥误工期限为12个月，伤残等级为1级，护理期限为终身护理及辅助器具使用情况。判决认为：崔增田在一审中对于王珍祥主张受雇于其从事打包吊运废纸壳工作并未提出异议，且崔增田在答辩状中认可王珍祥系为其提供劳务，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与王珍祥系承揽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王珍祥受伤时系受崔增田雇佣并无不当。崔增田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王珍祥在从事打包工作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实施了不当操作行为导致自己被砸伤，故一审法院判决王珍祥不承担责任亦无不当。另有嫩江县公安局铁西派出所和嫩江县嫩江镇军民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4年12月5日出具的证明证实王珍祥自2012年4月即在该社区五委租住房屋居住，且2013年6月王珍祥即为崔增田从事打包吊运废纸壳工作，故原审法院认定王珍祥经常居住地和主要生活来源地为城镇，并参照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相应合理损失数额亦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维持一审关于崔增田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王珍祥残疾补偿金、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928，055.00元的民事判决。
崔增田申请再审称：1.王珍祥从事打纸包工作，纸包打好后装到车里，工作即告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工作都是由王珍祥独立完成的，而报酬是根据其交付的工作成果，由崔增田每天结清，王珍祥不受崔增田的支配和管理，双方是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2.崔增田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警告起重吊下严禁站人，而王珍祥无视这一警示标志的存在，导致了伤害的后果，其自身有过错，所以依据承揽关系的法律规定，崔增田不应承担责任。3.因绳索断裂的原因涉及到王珍祥伤害的原因，原审对此不予鉴定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三个的焦点问题：1.王珍祥与崔增田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界定，即二者之间系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2.王珍祥对自身受伤是否有过错；3.案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都涉及到劳务提供，有时也都会涉及工作成果，但二者的法律特征并不相同。根据民法理论和审判实践，雇佣关系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基于雇佣合同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法律关系，其权利义务内容是雇员在雇主授权或指示的范围内为雇主提供劳务，雇主向雇员给付报酬；而承揽关系是承揽人和定作人基于承揽合同而建立，其权利义务内容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其报酬。二者的主要区别：一是合同的标的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的标的是劳务，雇员提供劳务是合同的直接目的，而不论雇员是否有工作成果或工作成果合格与否；承揽合同的标的是工作成果，合同的目的是承揽人完成并交付工作成果，而不论承揽人是否付出劳务或付出劳务多少，其只要按约交付工作成果即可。二是提供劳务的内容、性质及报酬确定的考量因素不同。雇佣关系中的提供劳务范围比较广，包括生产经营活动和其他各项劳务活动，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雇员付出的主要是劳动力，未经雇主同意，雇员的劳务必须自行提供，其报酬也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值确定，一般根据劳务付出时间定期结算和支付，雇员的劳动工具一般由雇主准备；承揽合同关系中，工作成果的完成不但需要承揽人提供劳务，还需要承揽人自己准备所需设备、工具和技术等，承揽人提供劳务只是完成工作成果的一种手段和一项内容，且所涉劳务并不一定完全需要承揽人自行提供，承揽人也可以将部分或全部工作交由他人完成。报酬主要根据工作成果确定，除含劳动力价值外，一般还包括使用设备、技术的合理成本及利润等，同时还要考虑工作内容和工作情况的变化等进行确定、结算和支付。三是主体间的关系和地位不同。雇佣关系的雇员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主的支配，在完成工作时要听从雇主的指挥和管理，雇主可以决定雇员提供劳务的时间和范围，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而在承揽合同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的地位平等，承揽人对于工作如何安排有完全的自主权，只要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即可，具体的完成方式，包括具体的工序、工作时间由承揽人自行决定，定作人可以监督检查，但无权干预。四是法律关系存续的期限性不同。雇佣关系一般为雇员向雇主长期地、持续性地提供劳务，而承揽关系的承揽人往往向定作人一次性地提供工作成果。五是风险承担不同。承揽关系所涉的合同标的物在交付之前的风险由承揽人承担，而雇佣关系中的雇员对工作成果不承担风险。此外，当事人一方提供的劳务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区分二者关系的考量因素。本案中，王珍祥所从事的工作系为崔增田打包吊运废纸壳，属于崔增田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在崔增田指定的场所工作，并使用崔增田提供的劳动工具及设备，工作时间和范围由崔增田决定，报酬也是根据打包废纸壳数量的多少由崔增田定期支付报酬。基于上述事实证据的综合分析，该打包废纸壳工作的技术含量比较低，王珍祥与崔增田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被管理与管理、被支配与支配等人身关系，而且该劳务系由王珍祥亲自提供，其亦不承担废纸壳打包前的货物未交付风险，加之其自2013年6月起即为崔增田从事案涉打包吊运废纸壳工作，具有雇佣关系关于劳务提供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因此，应认定王珍祥在案涉法律关系中付出的主要是劳动力，其工作目的和合同标的为提供劳务，故一、二审法院关于崔增田与王珍祥之间的法律关系为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问题。崔增田在二审期间，包括申请再审均主张已在起重吊下设置了不应在其下站人的警示标志，并向二审法院举示了证据照片。但王珍祥对崔增田已设置警示标志的事实予以否认，崔增田所举示的照片上亦无时间记载，无法证明照片所载的警示标志在王珍祥受伤时就已设置，且崔增田在一审期间未提及警示标志设置之事，其亦未提供其他有力证据对此予以佐证，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崔增田在案涉事故发生时设置了警示标志及王珍祥对自身受伤负有过错。
关于第三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上所述，因无证据证明王珍祥对案涉事故发生负有过错，而崔增田作为雇主，为王珍祥提供劳动场所及设备，应对雇员工作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而案涉事故的原因即为该劳动场所的龙门吊钢绳拉断所致，故崔增田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和场所及设备的提供人，对王珍祥受伤负有全部过错，其对王珍祥所受损失应依法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至于龙门吊钢绳拉断是何原因，即：是设备质量问题，还是操作问题，抑或是其他原因，均不影响崔增田对王珍祥就案涉损失承担民事责任。一、二审未对龙门吊钢绳拉断的原因进行鉴定亦无不当。如另有责任人，崔增田可在承担案涉损失赔偿责任后，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所涉内容已做修改，本案依法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故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审理本案属适用法律有瑕疵，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即该瑕疵并未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综上，崔增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崔增田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中明
审 判 员 于效国
代理审判员 付向成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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