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皖03民辖终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临泽县。
法定代表人：阎洪忠，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德珍，男，1962年9月出生，汉族，住甘肃省临泽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
法定代表人：程战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佩，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临泽县禾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禾丰公司）、王德珍为与被上诉人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绿雨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上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的（2015）淮民一初字第0195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禾丰公司、王德珍在答辩期内提出异议，认为本案与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初字第677号民事案件系同一合同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属重复立案，且本案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侵权行为地和结果地及被告所在地均在临泽县”，依法应由临泽县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绿雨公司诉禾丰公司、王德珍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侵权结果地为蚌埠市淮上区，故其所提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不成立。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禾丰公司、王德珍的管辖权异议。
禾丰公司、王德珍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1、就“生产8万斤新安5号、发运时借用检疫证”同一事实，被上诉人已经在临泽县人民法院提起反诉，本案涉案诉讼请求和事实已由临泽县人民法院审理，现在被上诉人另行要求上诉人根据相同事实（8万斤种子）和理由（借用检疫证），起诉要求上诉人赔偿其损失，属于重复诉讼。2、被上诉人与行政部门相勾结，促使行政部门违法作为，为自己再次利用司法寻求不当利益制造证据。3、一审法院立案未尽审查职责，本案上诉人诉求所依据的证据违法，依法没有起诉的事实与理由。4、本案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但二上诉人均不是侵权行为人，被上诉人诉讼主体错误。5、本案“侵权行为地和结果地及被告所在地均在临泽县”，依法应由临泽县人民法院管辖。6、由于淮上区种子站违法行政，导致被上诉人以其“处理意见”为依据要求上诉人赔偿并已给上诉人造成了实际损失，请求法院转告种子站告知上诉人诉权，上诉人将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7、上诉人“被借用检疫证”、“给他人借用检疫证”的违法行为，已经甘肃省临泽县植保植检站处理，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8、本案上诉人王德珍和禾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同，两位当事人分别提出不同的管辖异议，一审法院以同一裁定处理两个不同当事人的管辖异议属于程序错误。另，上诉人王德珍上诉称，其作为给临泽县所有制种企业开具种子检疫证的行政工作人员，从来不知道、也没有参与过案外人王志平借用种子检疫证的事，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属于滥用诉权。综上，二上诉人请求本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移送临泽县人民法院管辖。
绿雨公司答辩称：1、关于重复诉讼的问题。根据诉的三个要素：（1）诉讼主体不同。甘肃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系王志平与绿雨公司，本案诉讼主体系禾丰公司、王德珍与绿雨公司；（2）诉的标的不同。甘肃临泽合同纠纷案件系合同法律纠纷，本案系侵权纠纷，法律关系完全不同；（3）理由不同。甘肃临泽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事实系合同行为，本案的法律事实系禾丰公司的侵权行为，一个是法律行为，一个是事实行为，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法律事实。故甘肃临泽合同纠纷案件与本案是两个独立的、截然不同的诉，不属于重复诉讼。2、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规定，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在安徽省蚌埠市。（1）本案涉及种子在蚌埠销售，因被告侵权行为致使种子被行政部门就地查处，故种子被查处地蚌埠市系损失发生地；（2）本案涉及种子在蚌埠市被行政机关查处，系由二上诉人违法开具虚假检疫证导致，损害结果在蚌埠市；（3）本案涉及种子财产权属于绿雨公司，而绿雨公司的住所地在蚌埠市，故蚌埠市系侵权结果发生地。综上，二上诉人开具虚假检疫证的行为虽在临泽县，但是临泽县属于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仍在被上诉人所在的蚌埠市，故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当然的管辖权。3、二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侵权。二上诉人的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1）二上诉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根据蚌埠市农技推广中心蚌农技字（2015）1号《关于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临泽县预约繁殖玉米种新安5号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禾丰公司李宏东承认在报检过程中谎报受检植物产品品种，也实际上通过王德珍开具了虚假检疫证，上诉人王德珍明知植物检疫证书中品种名称（阳光98）不是被上诉人的产品（新安5号），仍应禾丰公司的要求开具了虚假的检疫证，二上诉人实施侵权事实清楚。（2）绿雨公司受到了实际损害。由于二上诉人违反国家规定，违法开具虚假检疫证的行为导致绿雨公司的种子被农业管理部门依法查处，无法销售，造成巨大经济损失。（3）二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与绿雨公司的实际损害具有因果关系。根据国家规定，销售种子必须具有合法的产地检疫证，若没有双方开具虚假检疫证的行为，绿雨公司的种子不会被有关行政机关查处，也不会因此带来损失。故二上诉人开具虚假检疫证的行为系导致绿雨公司种子被查处造成损失的直接原因。（4）二上诉人主观上有过错。二上诉人其中之一是临泽县植保植检站工作人员，另一是长期从事种子经营的公司，对于开具虚假检疫证的后果应当十分清楚，但二上诉人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恶意串通开具虚假检疫证，系典型的故意。4、蚌埠市淮上区农委出具的“关于安徽绿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预约代繁新安5号玉米种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系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具有法定证据力。至于二上诉人是否认可，与本案无关。
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6日，绿雨公司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向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绿雨公司诉称，被告禾丰公司采取谎报瞒报方式申请开具“阳光98”玉米种子检疫证用于调运“新安5号”玉米种子，被告王德珍在明知不具备开证条件的情况下，与被告禾丰公司串通，违法开具检疫证。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植物检疫条例》的相关规定，系严重违法行为，直接导致原告被相关部门处以8万余斤玉米种子不得加工、销售的行政处理，致使原告112.84万元的巨额财产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对原告构成侵权。综上，诉请判令：被告禾丰公司、王德珍连带赔偿原告绿雨公司损失112.84万元，并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另查明：另案原告王志平以与被告绿雨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为由，曾于本案受理前向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王志平诉称，其依据合同约定，将约定的新安5号种子全部交付给了被告绿雨公司，但被告至今再未给原告支付过种子款……故诉请判令：被告补偿原告制种款856533元，包衣费1900元，编织袋费用2560元，质量检测费1500元；支付原告代繁费120864.75元；赔偿原告差旅费19636.50元。临泽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案号：（2015）临民初字第667号，下称第667号案件】，被告绿雨公司提起反诉称，原告王志平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提起反诉请求：反诉被告王志平返还反诉原告绿雨公司制种预付款18.4万元，并支付违约金36.8万元；反诉被告王志平赔偿反诉原告绿雨公司经济损失132.46万元，其中包括直接经济损失12.4万元，可得利益损失120.06万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因此，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应当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首先，就主观方面而言，本案当事人为原告绿雨公司和被告禾丰公司、王德珍，而第667号案件当事人为原告（反诉被告）王志平和被告（反诉原告）绿雨公司，本案中的禾丰公司、王德珍与另案中的王志平相互之间，既不存在诉讼担当的关系，也不存在通过继受而承受诉讼标的权利义务关系，故本案的当事人与第667号案件的当事人不具有同一性；第二，从客观方面来看，本案的诉讼标的为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关系，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而第667号案件的诉讼标的为民事合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两案的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皆不相同。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
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由于涉案种子在蚌埠销售，且种子所有权人绿雨公司住所地在蚌埠市，原告认为因被告侵权行为致使种子被行政部门就地查处而导致损失发生，故可以认定涉案种子被查处地蚌埠市系侵权结果发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规定，本案一审法院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
关于上诉人所称的一审法院未尽立案审查职责、“诉讼主体错误”、原告诉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与行政部门相勾结……为自己再次利用司法寻求不当利益制造证据”等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对依法应该受理的一审民事起诉、行政起诉和刑事自诉，实行立案登记制。”的规定，自2015年5月1日起，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对本案原告提起的民事起诉进行形式审核，认为符合登记立案的形式要件并登记立案，并无不当；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事实是否客观存在、理由是否成立、证据是否真实合法等实体事项，均需经过审理才能确定。故上诉人的该四点上诉理由不成立。
关于上诉人请求法院转告种子站告知上诉人诉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不论种子站是否告知上诉人诉权，均不影响上诉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故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所称“一审法院以同一裁定处理两个不同当事人的管辖异议属于程序错误”的问题，由于两上诉人同属本案一审共同被告，一审法院以同一裁定处理其管辖异议，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对上诉人的异议事实及理由未进行全面审查，认定事实存有瑕疵，本院予以纠正，但裁定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洪增余
代理审判员 汝元琼
代理审判员 王 璐
二〇一六年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杨 璐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