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42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慕泽贵。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清算组，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
主要负责人李朝举，组长。
委托代理人唐霄，重庆伟豪（江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慕泽贵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清算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4）津法民初字第00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慕泽贵于1983年参加工作，在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重庆卫生巾厂更名而来，以下称卫生巾厂）从事电工工作。1991年3月、4月，慕泽贵请假两个月，期满后，未办理续假手续，考勤表上有时记载为事假、有时记载为未上班、有时记载为未请假、有时记载为未完善手续、有时无考勤。1996年7月26日，经过重庆江津电机厂工会委员会讨论后，重庆江津电机卫生巾总厂以津电卫总厂（1996）29号《关于对职工慕泽贵予以处理的决定》文件，对慕泽贵作自动离职处理，后卫生巾厂未将《决定》送达慕泽贵。2002年慕泽贵要求卫生巾厂出具未婚证明，卫生巾厂为其出具了未婚证明。2013年5月卫生巾厂进行解体清算，慕泽贵回到厂要求参与解体清算分配，卫生巾厂告知慕泽贵已经对慕泽贵作自动离职处理。后慕泽贵不服以卫生巾厂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关于对职工慕泽贵予以处理的决定》无效并要求恢复慕泽贵职工身份赔偿安置补偿费及1984年至今应享有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院审理后认为慕泽贵提出的除名决定是重庆卫生巾总厂作出的，非卫生巾厂所作，赔偿安置补偿费及各项社会保险费用不属劳动争议受案范围，因此驳回了慕泽贵的诉讼请求。现慕泽贵认为自己未上班系卫生巾厂让自己等待，且2002年卫生巾厂为自己出具未婚证明，由此可以认定自己仍属于卫生巾厂的职工，应享有同其他职工一样的待遇，遂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以超出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慕泽贵即诉至法院。
一审另查明，卫生巾厂在1996年后生产经营不正常，在1997年10月即停产，后一直未恢复生产，2013年卫生巾厂发出职工安置及资金分配方案，定于6月后对卫生巾厂进行解散清算，解除与各个职工的劳动关系，同时支付给每个职工安置补偿等费用，每个职工的费用根据工龄等条件进行计算得出，各不相同。
一审再查明，卫生巾厂已于2013年10月14日注销；重庆市江津区东风电机厂遗留问题处理及拆迁安置领导小组系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办公室、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成立的协调领导处理四川自贡东风电机有限公司东风电机厂遗留问题和拆迁安置相关工作的临时机构。
慕泽贵一审诉称：慕泽贵于1983年参加工作，在重庆卫生巾厂从事电工工作。1991年开始，由于国家对企业进行经济调整，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厂里生产基本不能正常运行，职工也不能正常安排上班，时而待岗，时而上班。在此种情况下，慕泽贵觉得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只好请假去云南工学院参加“微型计算机技术和工业自动化控制”培训学习，以增加技能，来适应当前变化。慕泽贵培训完毕回厂后多次要求上班，被厂里告之等待，有机会再通知上班。2002年4月16日，慕泽贵因结婚到厂里打未婚证明，卫生巾厂为慕泽贵出具了未婚证明。2013年5月，慕泽贵得知厂里正在进行解体清算，于是回到厂里，厂里告知慕泽贵已于1996年7月16日被重庆江津电机卫生巾总厂以津电卫总发（1996）29号《关于对职工慕泽贵予以处理的决定》对慕泽贵按自动离职处理了。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确认卫生巾厂与慕泽贵从1983年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慕泽贵按职工身份参与清算安置。
卫生巾厂清算组一审辩称：慕泽贵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就离职，离职状态已经十多年，慕泽贵和卫生巾厂不存在劳动关系；慕泽贵的诉讼请求已经超出了仲裁时效期间且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劳动争议受案范围，应驳回慕泽贵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劳动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从慕泽贵、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清算组双方的诉辩看，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在卫生巾厂解散时慕泽贵与卫生巾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清算组虽在庭审中提出重庆江津电机卫生巾总厂已将慕泽贵除名，慕泽贵和卫生巾厂的劳动关系早已终止，但《关于对职工慕泽贵予以处理的决定》系重庆江津电机卫生巾总厂作出，而慕泽贵并非重庆江津电机卫生巾总厂的职工，且该决定也未送达慕泽贵，因此，该决定不能对慕泽贵与卫生巾厂之间的劳动关系产生解除的法律效力，慕泽贵与卫生巾厂的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应根据有关证据进行判断。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慕泽贵19**年参加工作，在1991年3、4月请假两个月后，未办理任何手续便离职一直不上班，至1997年10月卫生巾厂停产时离职时间已达几年，在这期间慕泽贵未接受单位的管理，未提供劳动也未取得劳动报酬，应为自动离职，慕泽贵与卫生巾厂的劳动关系实际上已经于1991年4月终止，1991年5月后与卫生巾厂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慕泽贵在庭审中虽诉称自己未上班系卫生巾厂让其等待，且以卫生巾厂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印证双方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但并未出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其他直接证据，又由于卫生巾厂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并不必然导致与慕泽贵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仅凭慕泽贵的诉称及婚姻状况证明不足以证明慕泽贵与卫生巾厂存在劳动关系。卫生巾厂在慕泽贵提起诉讼时已经注销，民事主体已经销亡，其权利义务应由卫生巾厂清算组承受，不应作为本案的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清算组。重庆市江津区东风电机厂遗留问题处理及拆迁安置领导小组与本案的慕泽贵无权利义务关系，慕泽贵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清算组提出慕泽贵的诉讼请求超出了仲裁时效期间的问题，由于慕泽贵与卫生巾厂发生劳动争议纠纷是在卫生巾厂解散时，慕泽贵于此时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至其主张权利时并未超过一年，故慕泽贵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关于慕泽贵要求按职工身份参与清算安置的诉讼请求的问题，由于该请求不属该院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该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清算组关于应驳回慕泽贵的诉讼请求的辩称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该院予以采信。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四十四条（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慕泽贵与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在1983年参加工作时起至1991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慕泽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慕泽贵负担。
宣判后，慕泽贵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支持慕泽贵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慕泽贵于1983年参加工作。1991年开始，卫生巾厂效益下滑，厂里基本不能正常生产，职工也不能正常上班，时而待岗，时而工作，慕泽贵也不例外，只好请假去云南工学院参加培训学习，以增加技能。慕泽贵培训完毕回厂后多次要求上班，被厂里告知等待，有机会再上班。因此，慕泽贵认为未上班是卫生巾厂的责任，慕泽贵应属卫生巾厂职工，与其他职工有同等待遇。2013年5月，慕泽贵得知厂里正在进行解体清算，于是慕泽贵回到厂里，却被告知已被按自动离职处理。如果说慕泽贵与厂里没有劳动关系，那么厂里1996年生产瘫痪，全厂职工无工作也无工资，则都不应有劳动关系。
卫生巾厂清算组辩称：自总厂决定实行劳动合同制开始，慕泽贵就没有签合同，慕泽贵的劳动关系早已终止。卫生巾厂出具的婚姻证明仅能证明婚姻状况，不能证明劳动关系。考勤表可以证明慕泽贵旷工事实，按照离职处理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慕泽贵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慕泽贵在1991年学习时，仅请假2个月。期满后，慕泽贵未办理续假手续，亦未上班，至1997年卫生巾厂停产时已长达数年。在此期间，慕泽贵未向卫生巾厂提供劳动，未接受卫生巾厂管理，卫生巾厂亦未向慕泽贵支付报酬。慕泽贵系自行离开单位，其行为性质与1997年卫生巾厂停产后职工停止劳动的性质不同。因此，慕泽贵与卫生巾厂之间的关系已失去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一审法院认定慕泽贵与卫生巾厂的劳动关系至1991年4月终止，并无不当。就慕泽贵与卫生巾厂劳动关系的开始时间，慕泽贵自述为1983年7、8月份，卫生巾厂表示已不清楚。在双方均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且年代久远的特殊情况，本院将慕泽贵与卫生巾厂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酌情认定为1983年8月1日。一审法院判决慕泽贵与卫生巾厂在“1983年参加工作时起”开始存在劳动关系，虽不明确，但亦无错误，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慕泽贵要求按职工身份参与清算安置的诉讼请求，不够明确具体，亦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认定正确。
一审判决将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重庆市江津区东风电机厂遗留问题处理及拆迁安置领导小组列为本案被告，但重庆市江津区卫生巾厂在慕泽贵起诉前已注销，重庆市江津区东风电机厂遗留问题处理及拆迁安置领导小组系临时性机构，二者均不能成为民事诉讼主体。故本院二审判决中不再将二者列为本案被告。一审判决虽然将二者列为被告，但并不影响其实体裁决，故一审判决仍可维持。
综上，慕泽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慕泽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申 威
代理审判员 陈 杨
代理审判员 周媛媛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向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