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温商终字第19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加裕。
委托代理人：胡海婴。
委托代理人：黄加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信谊乳胶制品厂。
法定代表人：高国权。
原审第三人：邵春娥。
原审第三人：高飞燕。
原审第三人：高小龙。
原审第三人：高小燕。
原审第三人：高小虎。
上列五位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光宇。
原审第三人：邵金龙。
委托代理人：黄品旭。
委托代理人：项林周。
原审第三人：李启诚。
委托代理人：周筱月。
原审第三人：杨志光。
原审第三人：周炳桂。
原审第三人：温州市信谊电器厂。
法定代表人：高小龙。
上诉人黄加裕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信谊乳胶制品厂（以下简称乳胶厂）、原审第三人邵春娥、高飞燕、高小龙、高小燕、高小虎、邵金龙、李启诚、杨志光、周炳桂、温州市信谊电器厂（以下简称电器厂）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2）温鹿商初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久松、代理审判员叶希希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加裕的委托代理人胡海婴、黄加毅，原审第三人邵春娥及其与原审第三人高飞燕、高小龙、高小燕、高小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光宇，原审第三人邵金龙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品旭、项林周，原审第三人李启诚的委托代理人周筱月，原审第三人杨志光、周炳桂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乳胶厂与原审第三人电器厂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1988年，以高国权为代表的自然人与原灯塔村工业办公室（以下简称灯塔工办）合作成立乳胶厂，灯塔村占30%的股份，以高国权为代表的个人占70%的股份。乳胶厂成立后，建造了坐落于本市鹿城区双龙路38号的厂房。1989年，厂房建成后，尚未正式投产，乳胶厂即因负债歇业。1990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乳胶厂偿还债务。1991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变卖、拍卖乳胶厂厂房的裁定。上述债务纠纷由灯塔村和高国权出面处理，最后因乳胶厂和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而使厂房没有被拍卖。
此后，乳胶厂的厂房由高国权负责出租、管理，除灯塔村外的其他股东没有参与管理，也没有向高国权主张过租金收益权。高国权认为除灯塔村的30%股份外，乳胶厂的其余70%股份系其家庭所有。因乳胶厂未按规定办理工商企业年度检验手续，于1997年被工商部门注销，后又于1998年恢复工商登记。
1993年，灯塔村分设为“灯塔”、“龙方”、“龙沈”三个村委会。1998年10月28日，乳胶厂与灯塔村、龙方村、龙沈村签订《厂房析产分书》，协议载明：为了便于企业管理，乳胶厂的原灯塔村股份退股，成立灯塔实业公司，现分为乳胶厂、灯塔实业公司二个单位，为此，厂房必须析产。全厂总厂房建筑面积为4111.5平方米，占地面积为3603.5平方米，按照投资额三、七比例进行划分，其中乳胶厂占70%，厂房建筑面积为2663.25平方米，占地面积为2263.3平方米；灯塔村（即包括灯塔、龙方、龙沈三个村）占30%，建筑面积为1448.25平方米，占地面积为1340.2平方米。协议还对差价找补进行了约定。
乳胶厂因提供上述房屋为温州市诚信制革有限公司的借款作抵押，而借款人没有偿付欠款，又没有履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委托拍卖行对乳胶厂的上述厂房进行拍卖。拍卖行接受法院委托后，在报刊上刊登拍卖公告，定于2001年3月30日对乳胶厂的上述厂房进行拍卖，起拍价为600万元。高国权为使厂房免遭拍卖，便要求原灯塔工办的负责人李秀林帮忙找人购买乳胶厂的厂房。经李秀林介绍，项森弟与高国权经协商后，于2001年3月26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一、坐落于本市双龙路38号地块，占地面积六亩（建筑面积约4200平方米）。根据灯塔村、龙沈村、龙方村和乳胶厂于1998年10月28日签订的厂房析产书规定，乳胶厂占总地块70%股权。经双方自愿协商，乳胶厂全部股份作价为385万元，高国权将该一半股权以192.5万元转让给乙方（指项森弟）。乙方付给甲方（指高国权、邵春娥）192.5万元，产权由乙方保管。二、今后双方应共同努力开发此地块。如开发成功，按事先约定以第一款中规定的价格，甲方继续将原股份额的30%转让乙方，甲方留原份额的20%参与开发，并按股份比例出资（甲方按原份额20%、乙方按80%出资。双方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三、厂房未作其他变动期间，可予以出租。所收租金双方各占50%。四、经多方努力，此地块如果确实无法开发，即把产权明晰化，费用由双方各负50%。五、甲方持有乳胶厂全部股份如有不清，应由甲方理清。如造成乙方损失，损失部分由甲方负责赔偿给乙方。协议签订后，项森弟于2001年3月27日付给高国权、邵春娥股权转让款192.5万元。同时，高国权将乳胶厂的营业执照、印章、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交给项森弟保管。高国权用出让款为温州市诚信制革有限公司偿还了欠款，乳胶厂的厂房得以保全。之后，乳胶厂的厂房由高国权和项森弟共同经营管理，并均分了租金收益。至2005年年底乳胶厂的厂房被拆迁前，黄加裕、邵金龙、杨志光、周炳桂、李启诚均未提出过异议。
高国权于2004年去世，邵春娥系高国权之妻，高飞燕、高小龙、高小燕、高小虎系高国权的子女。
2005年年底，乳胶厂的厂房被拆迁。邵金龙、黄加裕、杨志光得知厂房将被拆迁后，向乳胶厂主张其对该厂厂房的权利，但遭乳胶厂的拒绝，乳胶厂认为乳胶厂与邵金龙、黄加裕、杨志光无关。2006年4月，邵金龙、黄加裕、杨志光分别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自己为乳胶厂的股东及其股权份额。后邵金龙、黄加裕于2007年11月14日撤回了起诉，杨志光于2008年7月29日撤回了起诉。邵金龙、黄加裕于2008年7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指定清算组对乳胶厂进行清算后，原审法院对清算案件进行了审理，并于2010年11月16日依法裁定终结乳胶厂的清算程序。
乳胶厂成立时提交给工商部门的章程中没有列明股东构成，章程中载明：企业性质为合作股份经营，资金数额为30万元，机构产生为自行组阁，机构形式为集体领导，实行厂长责任制，法定代表人为高国权。落款中有主管部门的意见及印章，高国权作为负责人签名并盖章。根据工商部门的机读材料，乳胶厂的股东构成混乱。工商部门于2005年11月15日向当事人提供的机读档案显示乳胶厂的股东为高国权、黄加裕、杨志光，没有注明投资额。同年12月29日提供的机读档案显示乳胶厂的股东及其投资额分别为，灯塔工办10万元，电器厂10万元，高国权5万元，黄加裕4万元，杨志光1万元。2007年8月30日提供的机读档案显示乳胶厂的股东仅为“村投资”，投资额为30.4万元，投资比例为100%。2008年4月7日提供的机读档案显示乳胶厂的股东机器投资额分别为，电器厂8万元，高国权等三人17万元，灯塔工办5万元。
乳胶厂在1999年向工商部门提交年检报告书时写明的出资情况为，高国权21.28万元，灯塔村3.648万元，龙方村2.432万元，龙沈村3.04万元。2000年提交的年检报告书写明的出资情况为，高国权12万元，邵春娥9.2万元，高小龙9.2万元。2001年和2002年提交的年检报告均写明出资情况为，高国权10.4万元，项森弟10万元，灯塔村10万元。
原审法院在审理邵金龙、黄加裕对乳胶厂提起的清算案件中，于2010年5月13日委托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乳胶厂成立以来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该事务所于2010年7月28日作出东瓯会内审字（2010）256号鉴定报告，该报告的内容为：根据提供的现有资料汇总，截至1996年12月31日止，乳胶厂各股东投入资金合计2088329.56元，其中：高国权等人1464107.60元，占70.11%（其中：高国权1119230.60元；邵金龙141000元；柳文雄10230元；黄加裕160000元；杨志光10000元；周炳桂100**元；李启诚8000元；华侨公司5647元）；灯塔村（包括新灯塔、龙方、龙沈村）624221.96元，占29.89%。该事务所于2010年12月28日出具的《关于对邵金龙等质证意见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意见）称：乳胶厂投入资金科目，高国权应减5万元，邵金龙应增5万元；高国权投入资金中，利润分红转资金22.4万元，应按股金比例，各股东分摊。
根据上述鉴定报告和答复意见的审计结果，原审法院于2011年11月10日依法对项森弟与邵春娥、高飞燕、高小龙、高小燕、高小虎及邵金龙等人股权纠纷案作出（2010）温鹿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确认项森弟与高国权、邵春娥于2001年3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邵金龙等人不服该判决，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2年4月17日作出（2012）浙温商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邵金龙、黄加裕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该院于2013年3月8日作出（2012）浙民申字第1427号民事裁定，驳回了邵金龙、黄加裕的再审申请。
项森弟享有乳胶厂的投资款732053.80元；高国权的投资款即（1119230.60元-50000元-224000元）-（1464107.60元／2）=113176.80元。
综上，高国权113176.80元＋152674元=265850.80元；邵金龙191000元＋34500元=225500元；黄加裕160000元＋28901元=188901元；杨志光10000元＋1806元=11806元；周炳桂100**元＋1806元=11806元；李启诚8000元＋1445元=9445元；华侨公司5647元＋1020元=6667元；柳文雄10230元＋1848元=12078元，合计金额732053.80元。
另查明，1989年6月11日，周炳桂出具自愿退股书，内容如下：“我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自愿投资乳胶厂，原协议每位股东必须投足壹拾叁万元，本人已投资叁万元，限于经济实力，已无法继续投资，预计目前企业已造成亏损。经与股东高国权商实愿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高国权，不收回叁万元投资款，盈亏均由高国权负责。在我退股以后企业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本人无涉，原〈协议〉同时对本人无效。我的自愿退股经全体股东通过，退股人周炳桂”。周炳桂、高国权、杨志光、黄加裕、邵金龙在协议书上签名。
1989年6月18日，李启诚出具自愿退股书，内容如下：“我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自愿投资乳胶厂，原协议每位股东必须投足壹拾叁万元，本人已投资叁万元，限于经济实力，已无法继续投资，预计目前企业已造成亏损。经与股东黄加裕商实愿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黄加裕，不收回叁万元投资款，盈亏均由黄加裕负责。在我退股以后企业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本人无涉，原〈协议〉同时对本人无效。我的自愿退股经全体股东通过，退股人李启诚”。李启诚、高国权、杨志光、黄加裕、邵金龙在协议书上签名。
乳胶厂因未按规定参加2005年年度年检于2007年1月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黄加裕于2012年6月1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1988年7月1日，黄加裕与灯塔工办及邵金龙、杨志光等人合股成立了乳胶厂。1987年7月份，因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企业决定所有股东增资，其中股东周炳桂、李启诚不愿增资，提出退股并由内部股东受让其股份。为此，各股东于1990年2月28日对投资情况进行核对并对原来的股份比例作重新分配后，决定由黄加裕和高国权各受让周炳桂、李启诚的股份，并对原来作灵活处理尚未分配的10%空股也作了分配，即黄加裕、高国权各分得4%，邵金龙分得2%。故调整后的股东及其股份情况为，灯塔村村民委员会占30%股份，高国权占24%股份，黄加裕占24%股份（黄加裕的股金投入超过306447元，由此可见黄加裕的股份已经投足并超过，再加上已支付的杭州诉讼的费用和其他费用，总投入已达50余万元），邵金龙占12%股份、杨志光占10%股份。1988年，由于乳胶厂未按时办理上年度年审手续而被工商部门注销，后又于1998年重新办理了企业登记。后因企业一直没有生产，且2006年未按时办理年审手续，被工商部门吊销登记。企业停止生产后，一直由高国权出租给他人使用，租金也一直由高国权收取。高国权于2004年因病亡故后，厂房所得收入均由高国权的妻子收取。现要求依法判令：1.确认黄加裕为乳胶厂的股东；2.确认黄加裕享有乳胶厂24%股份；3.本案诉讼费用由乳胶厂负担。
乳胶厂未作答辩。
邵春娥、高飞燕、高小龙、高小燕、高小虎共同陈述称：对黄加裕的诉请不予认可，经审计报告确认，黄加裕所占份额应为7.6%，故黄加裕认为其占24%份额的主张与事实不符。
邵金龙陈述称：1.原来的工商登记十分混乱，不能作为认定的依据；2.应根据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来确定份额。
李启诚陈述称：应根据实际投资为准来确定股份份额，同时，李启诚退股给黄加裕这个事实是不成立的。
杨志光陈述称：当时黄加裕的股份是20%，但是投资资金没有到位，现在其主张股份为24%，杨志光也不清楚。
周炳桂陈述称：黄加裕所主张的其占有的股份比例不正确，应根据实际投资来计算比例。同时，高国权、黄加裕提出再投资10万元来逼迫第三人退股，退股书上的签字不是同时签的，是有时间差的。
温州市信谊电器厂书面陈述称：电器厂是乳胶厂的股东，拥有企业32.89%的股份，可由资信证明书、股份经营协议等证据材料予以充分印证。邵金龙、黄加裕等人虽是名义股东，但在乳胶厂严重亏损并需要增加出资的情况下，选择了弃厂而去，并没有担负起作为一位股东应有的责任，其投资款早已亏损了。乳胶厂之所以现在还存在，是因为高国权的投入保住了该厂。因此，无论是从事实还是法律上来讲，邵金龙、黄加裕等人均已不是该厂的股东，不应享有股份。恳请法院驳回黄加裕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黄加裕系乳胶厂的股东之一，其依法享有乳胶厂股东的权利义务。根据鉴定报告和答复意见的审计结果记载，黄加裕在乳胶厂的出资款金额为188901元。本案应确认黄加裕等人在乳胶厂的总出资金额为1464107.60元（即其所占乳胶厂70%股份，不包括灯塔村所占乳胶厂30%股份，灯塔村的股份已在《厂房析产分书》中分离出去），现将该总出资金额按100%的股份比例计算，其中高国权转让给项森弟的出资金额为732053.80元，即50%股份；本案黄加裕等人的出资金额为732053.80元，即50%股份，故黄加裕享有乳胶厂股份50%中的12.902%股份，加上李启诚向其转让的股份0.645%，合计占乳胶厂13.547%股份。乳胶厂及电器厂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抗辩的权利，依法予以缺席判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3年7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黄加裕享有乳胶厂股份的13.547%；二、驳回黄加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12元，由乳胶厂负担。
上诉人黄加裕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于2013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占有乳胶厂24%股份，原判认定其仅占有13.547%股份是错误的。在上诉人提起的乳胶厂清算案件中，法院曾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乳胶厂的股东及其股份组成情况进行确认，其中上诉人占有该厂24%股份。原审法院已经调取了相应的确认笔录，这与各方当事人最初的协议约定是相一致的。二、上诉人对24%股份已经投足。根据灯塔工办的会计于1991年7月18日制作的乳胶厂投资明细表，上诉人投入的资金为199647元，加上利润分红76800元以及李启诚的股份转让金额30000元，可见在未将杭州案件投入费用计算在内的情况下，上诉人实际投入的资金已经超过306447元，股份已经投足。三、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投入不等于股金投入，高国权利用租金收入投入的资金不应作为股金。乳胶厂自杭州案件处理完毕后没有任何负债，反而每月有可观的租金收入。根据审计报告及相关账目，1992年至2001年期间的租金收入达4843725.60元，2001年至2004年期间的租金收入有210万元，作为股东的上诉人未分到分文。四、原判完全采纳审计报告是错误的。1.由于乳胶厂账目缺失较为严重，故历任会计制作的账目均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依据，审计部门没有权利否定双方均认可的审计账目。但是该审计报告却否定了会计叶大利于1991年7月17日所制作的乳胶厂投资明细账，反而采纳不知何人制作的白条，这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2.由于乳胶厂的租金收入已经远远超过投入的资金，因此1991年之后的资金往来不应再作为资金投入，审计报告中仅需注明租金收入和投入的金额即可。实际上应认定归全体股东所有，而不应认定为股东的资金投入。五、高国权擅自将70%股份中的一半转让给案外人项森弟不是保全厂房的行为。乳胶厂自杭州法院案件之后没有任何负债，后来会产生债务且厂房被法院公告拍卖的原因是高国权擅自将乳胶厂厂房为他人作抵押担保造成的，这是高国权的个人行为，应由其来承担责任。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2）温鹿商初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改判认定上诉人占有乳胶厂24%股份；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乳胶厂未作答辩。
原审第三人邵春娥、高飞燕、高小龙、高小燕、高小虎共同陈述称：一、上诉人认为其与第三人之间对股份构成已经达成协议完全与事实不符。根据2008年协调笔录，第三人明确要求按照实际投资额来认定股份，从未认可上诉人有24%股份。二、上诉人以1991年7月17日编制的乳胶厂投资明细表为依据是不能成立的。审计报告已经在答复意见中明确指出该明细表所反映的数据存在不确定因素，不应该作为审计的依据，因此上诉人以此为依据主张其对协议约定的24%股份已经投足与事实不符。三、上诉人主张高国权是将租金收入投入的资金作为股金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从审计报告可以看出，高国权在1992年1月至1996年12月期间增加投资803130.6元，其中在1992年3月前陆续支付柳文雄321770元，于1992年支付杭州中院执行款222360.6元，于1993年支付厂房违章罚款35000元，于1996年12月31日利润分红转投资224000元。可见高国权的大部分增资款项是在1993年之前就已经支付，当时根本就没有多少租金收入，而1996年12月31日的利润分红已经分摊给各股东，因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且即使后来还有租金收入，上诉人称高国权将收入的租金作为资金投入的说法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四、审计报告合法有效。审计是由上诉人与邵金龙提出的，审计的材料也是法院从村里调取的。审计报告是由法院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遵照审计原则所作出的，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结论准确，故上诉人认为不应当采纳审计报告内容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五、高国权将股份转让给案外人项森弟的行为是否是保全厂房的行为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高国权转让的是自己一半的股权，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六、虽然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是正确的，但是将高国权减5万元，邵金龙增5万元的认定是错误的。根据邵金龙提供的汇款单，2万元与3万元分别于1992年12月12日和1993年1月19日汇出，而高国权向杭州中院支付最后一笔执行款的时间是1992年4月27日，两者相差将近一年时间，可见高国权不可能先领取该5万元再转交给法院，故要求二审法院对该5万元的事实认定予以改判。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邵金龙陈述称：1.原审期间共有五个案件，其他四个案件均没有上诉，本案已经受到了其他四个生效裁判文书的约束。2.上诉人认为其占有乳胶厂24%股份是错误的，因为在另案中的确认是原来约定的股份份额，而非实际的份额。由于当时存在投资不到位的现象，故后来股东提出以实际投资份额为准。3.关于上诉人提出其股份份额已经投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以原始投资凭证为准，上诉人主张的证据只能作为佐证。4.审计报告确实存在错误和不科学之处。5.邵金龙从乳胶厂成立至1992年期间一直有投资，其中1988年投资两笔计20000元，1989年投资十三笔计165000元，1990年投资四笔计55000元，1991年投资10000元，1992年投资两笔计63500元，均有原始凭据为证。6.在杭州案件中邵金龙支付了50000元，对此审计报告中已经明确高国权减去50000元，而邵金龙增加50000元，有凭证为证。7.高国权欠乳胶厂的应收账款根本没有偿还，审计报告中也已经审计出269500元，说明这笔款项根本没有偿还清楚，因此这笔款项必须从高国权的投资款中予以扣减。
原审第三人李启诚陈述称：一、李启诚是乳胶厂的股东。在乳胶厂创办之初，李启诚的投资额为3万元，其中1万元为现金，2万元系由上诉人代为出资，因为李启诚将自己的房子卖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并未直接付钱给李启诚，而是由其代为出资2万元。从审计报告可以看出，李启诚出资额为3.8万元，折算后占有乳胶厂2.87%股份。二、涉案审计报告是不合法的。审计所依据的材料没有经过各股东的认可，而且将最原始的依据1991年7月17日乳胶厂投资明细表排除在外，还擅自认定李启诚已经退股。经李启诚多次指出错误后，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才在答复意见中予以更正。各股东的投资都是有凭证的，但是审计报告认定高国权投资110万元没有凭证作为依据。三、李启诚与上诉人签订的自愿退股书无效，且未实际履行。1.自愿退股书是无效的。第一，按照约定退股应经全体股东通过，但是李启诚退股时没有经过全体股东通过，其中李启诚、灯塔村都未签字，杨志光的签字也是事后补签的，不是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这也不符合当时温州市人民政府的政策性文件规定。第二，乳胶厂章程规定退股应经董事会批准，而自愿退股书未经董事会批准，也是无效的。第三，乳胶厂建成后并未造成亏损，但高国权在未经清算的情况下却以企业亏损导致投资款3万元不收回为条件逼迫李启诚转让股份，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第四，虽然高国权自称受让了第三人的股份，但由于企业一直停产，事实上并没有再进行投资的必要。2.自愿退股书并未实际履行。在李启诚向高国权要求不予退股或收回投资时，高国权表示目前企业困难，第三人的投资无法退回，遂同意李启诚不予退股，维持现状。李启诚也向高国权提出要求收回自愿退股书，但高国权表示未放在身边，并称会撕掉。事后高国权对李启诚的账目都未作调整，这由1991年7月17日乳胶厂投资明细表可予以证明。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对李启诚在乳胶厂的股份予以确认。
原审第三人杨志光陈述称：以一审的意见为准。
原审第三人周炳桂陈述称：同意李启诚的陈述意见。
原审第三人温州市信谊电器厂未作陈述。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黄加裕所占有的乳胶厂股份是24%还是13.547%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在上诉人与他人共同提起的对乳胶厂申请清算案件中，虽然法院曾组织各股东进行询问并制作了协调笔录，但是从笔录内容可以看出，各股东并未对股份比例进行确认。第二，已经生效的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0）温鹿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商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已经对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东瓯会内审字（2010）256号鉴定报告作出认定，故原审法院以该鉴定报告为依据认定上诉人的股份比例为13.547%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三，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东瓯会内审字（2010）256号鉴定报告中“关于对邵金龙等质证意见的答复”部分已经对1991年7月17日编制的乳胶厂投资明细表未予采纳的理由进行说明，即该表所反映的数据存在不确定因素。故上诉人以该表为依据主张其已经对24%股份投足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第四，上诉人主张高国权利用租金收入投入的资金不应作为股金，但是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分析，原判以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东瓯会内审字（2010）256号鉴定报告为基础认定上诉人所占有的乳胶厂股份是13.547%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其所占有的乳胶厂股份是24%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12元，由上诉人黄加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俊
审 判 员 陈久松
代理审判员 叶希希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董孙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