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江中法刑二终字第113号
原公诉机关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振平，因本案于2013年5月20日被羁押，同年6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江门市看守所。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审理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赵振平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2014年9月16日作出（2014）江蓬法刑初字第160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赵振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查卷宗材料和上诉材料，讯问上诉人赵振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9月，被告人赵振平以妻子薛某甲的名义申请银行贷款，同时向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申请信用担保。被告人赵振平因无法提供担保物给担保公司进行反担保，于是伪造了“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及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的《加工合同》，以合同中虚假的应收款项作为对某甲公司的反担保。2009年9月，某甲公司两次派员与被告人赵振平前往某乙公司核查合同情况时，被告人赵振平均谎称海关正在对某乙公司查账，外人不能进厂从而使某甲公司人员无法入厂核查。随后被告人赵振平在虚假合同上加盖其找人伪造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自己仿冒和找人冒充某乙公司生产部经理梁某甲在合同上签名。赵振平以上述手段取得了某甲公司的信任。2009年9月10日和12月2日某甲公司两次为赵振平提供信用担保，使被告人赵振平得以以薛某甲的名义先后两次从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取得人民币50万元和人民币110万元的贷款。被告人赵振平取得两笔贷款后，未作任何偿还便于2009年12月31日经澳门逃往马来西亚藏匿。贷款到期后，某甲公司至2010年1月13日止代薛某甲共向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偿还款项1608512.26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和质证的下列证据所证实：
（一）书证
1、公安机关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证实被告人赵振平的个人身份资料情况。
2、移送案件通知书，证实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将赵振平合同诈骗案移送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管辖。
3、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报案，公安机关受理和立案的登记表及决定书。
4、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钟灿荣，经营范围：金融性和非金融性担保、企业管理咨询。
5、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某丙针织缝盘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实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某丙针织缝盘店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薛某甲，经营范围及方式：来料加工（毛衣）。
6、江门市某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证实该许可证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颁发。
7、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证实薛某甲向中国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借贷人民币50万元，由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某丙针织缝盘店和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任保证人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
8、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证实薛某甲向中国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借贷人民币110万元，由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某丙针织缝盘店和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任保证人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
上述两份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均证实薛某甲向中国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共借贷人民币160万元，由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作信用担保，于2009年9月10日和12月2日两次从中国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取得人民币50万元和人民币110万元的贷款。
9、委托担保合同、委托担保合同补充协议，证实薛某甲与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签核的担保授信额度由起初50万元，后修改到100万元，又修改为200万元。担保授信额度的有效期为两年（从2009年5月5日起至2011年5月4日止）。
10、抵押担保合同三份，证实薛某甲、赵振平、赵某甲分别以其自有的三幢房屋作为抵押物（价值人民币43万元），与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合同，抵押期限从2009年5月5日起至2011年5月4日止。
11、信用反担保合同，证实薛某甲、赵振平与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某甲（2009）05信01号信用反担保合同，担保授信额度为人民币50万元，有效期为两年，从2009年5月5日起至2011年5月4日止。
12、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证实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第02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上所盖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被告人赵振平伪造的，是其冒用“梁某甲”的名义所签。
13、质押权利清单，证实2009年9月10日和2009年12月2日两份质押权利清单所盖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被告人赵振平伪造的，是其冒用“梁某甲”的名义所签。也是其安排他人在该清单上签名及盖假的某乙公司的公章。
14、加工合同，证实该加工合同内容是被告人赵振平伪造的，所盖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也是其伪造的，是其冒用“梁某甲”的名义所签。
15、中国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出具代偿证明，证实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于2010年2月12日履行担保责任，分别为薛某甲归还贷款本息人民币502271.50元、1100713.90元、5526.86元，共计人民币1608512.26元。
16、查询银行存款明细资料，证实被告人赵振平向中国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的贷款共计人民币160万元已划入薛某甲的账户。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陈某甲的证言，证实赵振平为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某丙针织缝盘店（下称某丙针织店）的经营者。该店的工商登记人为赵振平的妻子薛某甲。某丙针织店因经营所需，薛某甲、赵振平拟向银行借款，因其不具备向银行单独申请贷款的条件，经人介绍，赵振平联系某甲公司，以薛某甲的名义向某甲公司申请保证担保。2009年5月8日，薛某甲与其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编号为：某甲（2009）5号），合同约定某甲公司为薛某甲提供授信额度为本金50万元的保证担保，期限为2009年5月5日至2011年5月4日。2009年9月10日，薛某甲与某甲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补充协议》（编号为：某甲（2009）5补1号），协议约定某甲公司为薛某甲提供保证担保的授信额度变更为100万元。2009年12月2日，薛某甲又与某甲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补充协议》（编号为：某甲（2009）补2号），协议约定某甲公司为薛某甲提供保证担保的授信额度再变更为200万元。为保障某甲公司的权益，薛某甲向某甲公司提供了一系列的反担保，并签订了相应的反担保合同，包括某甲公司与某丙针织店、赵振平签订的《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为：某甲（2009）05信01号）、某甲公司与赵振平、赵华兴、薛某甲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编号为：某甲（2009）5押01、02、03号）、某甲公司与某丙针织店、大叶（珠海）针织制衣公司（下称某乙公司）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为：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01、02号）。期后，薛某甲分别于2009年9月10日与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会支行（下称新会发展行）签订《个人额度贷款合同》（编号为：助业：［额］10370509003），向新会发展行借款50万元，于2009年9月15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区支行（下称工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编号为：（2009）城个经0040号），向工行借款50万元，于2009年12月8日再与工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编号为：（2009）城个经0053号），向工行借款110万元。上述借款发生后，薛某甲均存在逾期还款的情形，某甲公司作为借款的保证担保人，经银行催讨，依约履行了代偿义务，代偿金额为：新会支行260921.59元，工行1608512.26元，合共1869433.85元。为追偿某甲公司代偿的款项，某甲公司向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对薛某甲、赵振平、赵华兴、某乙公司提起了担保合同纠纷诉讼，案号为：（2010）蓬法民二初字第268号。在该案的庭审过程中，某乙公司称：与某甲公司签订的第一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上所加盖公章属实，但该合同附件一《质押权利清单》所显示的应收账款是没有实际发生过的；而第二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及附件《质押权利清单》上所加盖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均不是其公司备案的印章，其与某丙针织店间不存在任何应收账款关系。某甲公司认为，某乙公司在与某甲公司签订第一份《营收与账款质押合同》时，为帮助薛某甲等人顺利取得某甲公司的担保并顺利取得银行借款，不惜虚构与某丙针织店素有业务往来，赵振平一直代表某丙针织店负责与某乙公司联系，在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所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过程中，均由赵振平负责联系，才完成相关合同签订及加盖印章的工作。为此，某甲公司有理由认为，某乙公司与赵振平、薛某甲等人是相互勾结，利用虚假的某乙公司印章与某甲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骗取某甲公司为赵振平等人向银行提供保证担保，令某甲公司为其履行了代偿义务，导致某甲公司所代偿的180多万元款项无法追回的巨大损失。
2、证人梁某乙的证言，证实其是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主要负责担保业务的跟单及资料调查。其知道赵振平和薛某甲是夫妻关系，曾向其公司申请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这笔业务是由其负责跟进和做资料审核的。
大概是2009年2、3月间，赵振平打算到广东发展银行新会支行申请贷款，由于他没抵押物、不足以达到申请贷款的条件，后经银行方面的介绍，赵振平找到其公司，要求申请贷款，但因赵振平所经营的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某丙针织店是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的经营者资料是赵振平妻子薛某甲，所以赵振平就以他夫妇的共同名义来申请担保。
赵振平最初于2009年5月8日，与其公司达成协议，由其公司为他担保信用合同为人民币50万元的保证担保，当时因为是以某丙针织店的名义申请担保，所以赵振平就带了他妻子薛某甲过来其公司，由薛某甲做代表，在《委托担保合同》（编号某甲（2009）5号）上签字。2009年9月，赵振平又要求变更担保信用额度，于是在2009年9月10日，赵振平又同薛某甲前来其公司，由薛某甲在《委托担保合同补充协议》（编号某甲（2009）5补1号）签字，将担保额度变更为100万元，后来在2009年12月2日，又再次变更信用额度，赵振平再带薛某甲来签订了《委托担保合同补充协议》（编号某甲（2009）5补2号），将担保信用额度变更为人民币200万元。
他们通过其公司的担保，于2009年5月，从广东发展银行新会支行贷得人民币50万元，2009年9月，从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贷得人民币50万元，2009年12月，再向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贷得款项110万元。赵振平夫妇除了偿还过广东发展银行新会支行的贷款大约23万元外，其余贷款他们夫妇均没有偿还，而其公司目前已经履行了担保责任，代他夫妇偿还了广东发展银行的贷款本息合计人民币260921.59元，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的贷款本息合计人民币1608512.26元。
赵振平夫妇向其公司申请担保时，还要与其公司签订反担保的合同，而签订反担保合同，还需要申请人提供足够的反担保条件，其公司才会为申请人担保。当时赵振平曾提供位于新会区古井镇霞路村五福村的三间房屋作为抵押担保物，但因为这三间屋均是宅基地，未达到反担保的条件，所以其公司要求赵振平提供其他反担保物时，赵振平提出他还与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可以将某丙针织店与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货款提供作为反担保物，所以其公司与某丙针织店、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签订了两次三方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第一次是2009年5月，赵振平第一次申请担保时签的。当时赵振平向其公司提出他们夫妇经营的某丙针织店与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有加工业务，可以将加工货款作为反担保物提供给其公司，并且还向其公司提供某丙针织店与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加工合同，一共是五份，加工费合计人民币566249元。根据赵振平提供的这些情况，其公司于是拟定了三方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第01号），在5月8日当天其公司及薛某甲签了字之后，其公司将这份合同拿到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经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审核无误之后，某乙公司的代表梁某甲也签了字，并盖有某乙公司的公章。
第二次是2009年9月，赵振平再次来到其公司，要求其公司为他贷款（他用的是他妻子薛某甲的名义）提供担保，其当时接受了他的申请，根据公司规定，他要其公司为他担保，那么他就要提供更多质押物给其公司作为反担保。当时赵振平提出他还有与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加工合同》可以提供给其公司。当时赵振平提供了5份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加工合同》，编号分别是NO：NS-089325、NO：NS-032451、NO：NS-5919148、NO：NS-0881591、NO：NS-0881564。其收到这些合同后，就拟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第02号）及《质押权利清单》。在2009年9月10日左右，其就约赵振平一同前往斗门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打算找某乙公司盖章确认。当时是赵振平包了一部车和其一同前往斗门，到了斗门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时，赵振平就在公司门口打了个电话，然后他告诉其，刚好海关在某乙公司查厂，现在外人不方便进去，只能他一个人进去，他就叫其到附近的咖啡厅等他自己进厂去盖好章搞定再给其。于是其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等了约1个小时左右，赵振平就返回，将盖好章和签好字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第02号）及《质押权力清单》交给其。其看这些合同及清单都已盖好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和赵振平一同返回江门了。
2009年11月底12月初，当时赵振平在通过其公司担保取得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的人民币50万元贷款后，又过来其公司要求再为其担保，以申请更多的贷款。当时他又出示了5份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加工合同》，分别是NO：NS-090017，NO：NS-090018，NO：NS-0910023（3份，交货日期分别为2009年12月12日，2010年1月12日，2010年2月12日），其又制作了《质押权利清单》，再与赵振平前往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当时赵振平也是雇了一辆车同其一同前往。当时他又和其说，大叶有限公司还是海关正在查账，其俩直接去咖啡厅等某乙公司的人过来，后来过了一会，有一个中年男子就出现，赵振平就介绍说这个人是某乙公司的厂长，也姓赵，但就没讲全名，其于是就将《质押权利清单》交给这个男子，这个男子接过《质押权利清单》后，看了一下，也没说什么就在《质押权利清单》上写“以上质押权利清单的金额以本公司的结算为准”这段话，然后就在这段话上盖了公章就走了。其见有某乙公司的人过来签字盖了章也就没有多问，就和赵振平一同返回江门了。
2010年1月份，经发展银行新会支行的通知，其公司发现赵振平夫妇均找不到人了，已经逃匿了。其公司随即向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追讨过质押合同中的加工款，但某乙公司方面就表示，第一份质押合同虽然他们确实是签了，但加工合同中的业务后来没发生，也就是他们公司没欠赵振平的加工款，第二份质押合同及相应的加工合同则是虚构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事，第二份质押合同及加工合同他们公司从未签署过，合同上的公章也是假的。其公司一直在寻找赵振平夫妇两人，但至今都无法联系上他们两人，所以其公司要替他们夫妇偿还贷款。赵振平夫妇，其实都是由赵振平来其公司办理担保事项，薛某甲只是因为她是某丙针织店的经营者，所以赵振平在来其公司签合同时，才会叫薛某甲过来其公司。
3、证人梁某甲的证言，证实其是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生产部经理，其认识赵振平此人，他曾经和其公司做过生意，薛某甲应该是赵振平的妻子。其是大约2003、2004年期间，通过同行的介绍认识了赵振平，然后其公司还和他有过生意往来，给过一些半成品给他加工过。
其确实是在2009年5月8日在一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01号）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及盖了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公章。大概2009年4月份，赵振平与江门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人来到公司找到其，向其提出他现在因为要向银行借款，希望其公司要帮他在一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上签字盖章，其当时曾拒绝他，让他自己把自己的事情搞定。但他在2009年5月8日，又和担保公司的人员来到其公司，又叫其公司帮他签合同，其当时一来工作很忙，二来他老是叫其帮他签了这份合同。其就问随同的担保公司的人员，如果其公司签了这份合同，要负什么责任。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女的，叫何某甲，她告诉其，签这份合同没什么事，如果其公司有和赵振平有生意往来，就照常给货给他做，照常付款给他就行了。其听了担保公司的人这样说，于是又把合同给了公司其他的一些同事看了一下，都觉得没什么大的问题，于是就在《应收帐款质押合同》（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01号）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盖了公司的公章。
《质押权利清单》当时是与《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一同签的。当时担保公司的何小姐问其，这段时间其公司还会有什么加工单要做，其就报了几个单的编号及每张单的加工款数额给她，她填写好这些单号及金额之后，就给其签名，其没有签名只是写了一句“以上加工合同项下的加工费以其司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加工结算单为准”。当时签这份清单时，质押人一方还没有签字，是空白的，只有其公司的一方由其写了之前那一句话。清单上的金额也是担保公司的何小姐问，如果这些单给赵振平做，付他多少加工费，其就按这些标准大概写了金额上去的。后来该清单上的加工业务并没有给新会某丙针织缝盘店做，而是给了别人做。
其在签了这份合同之后，其就通过赵振平拿到担保公司何某甲的电话，打电话给她，询问这件事怎么样，另外其还想拿回原件合同给其公司，但每次打给何小姐，她要么说老板出差，没法答复，要么就说还没有审批，到了第四次时，她就说这件担保业务没做成，其问她拿回资料时，她就说如果担保业务没做成，资料会销毁的，让其不必拿资料回来。其听她这样说，就没有再理会这件事了。在签了一份合同之后，曾在5、6月份时，其还打过电话给赵振平，问他有无兴趣接其公司的单来做，但是他一直说没空，之后就没再和他联系。
清单上加工业务的加工合同其公司没有提供给赵振平或某甲信用担保公司。《应收帐款质押合同》（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02号）这份合同其既没有签过，也没见过。其没有签过第二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质押权利清单。
2009年一直都没有海关过来查过帐，即使海关查账，也不存在不让人进厂的事情。赵振平夫妇都是由赵振平来公司办理业务，薛某甲没来过其公司。
证人梁某甲的辨认笔录，辨认出被告人赵振平。
4、证人何某甲的证言，证实其在2007年10月至2009年6月，在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工作，担任客户经理助理。赵振平夫妇第一笔申请人民币50万元的信用额度担保业务是由其负责全程跟进。
大概是2009年过年前后，赵振平直接来到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出因为他需要从银行借款，但条件不够，就想以他们夫妻经营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针织缝盘店的名义向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担保。
因为赵振平向某甲信用担保公司申请信用担保的同时，他也需要向某甲公司提供反担保，除了赵振平夫妇的房产外，他们与客户做生意所产生的应收货款也要作为一个质押物提供给担保公司，所以就要签这样一个《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当时赵振平提供了几家与他们夫妇经营的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某丙针织缝盘店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作为债务人给某甲公司参考，包括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某甲公司经过研究之后，认为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针织缝盘店的业务往来量最大，应收的账款也最多，就决定由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来签署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在确定了有哪些企业作为债务人之后，就会把结果告知赵振平，由赵振平负责去和对方公司洽谈，至于赵振平与对方公司是否谈得拢，担保公司是不管的，担保公司只是负责制作好合同，再给合同的各方代表签字。如果实在签不了合同，就会取消担保业务。
其和赵振平去过两次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都是为了完成签署《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这件事而去的。
当时是在2009年4月，因赵振平曾向某甲公司提出他们夫妇经营的某丙针织店与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确实有业务往来，以及看一下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实力是怎样，其就和赵振平前往该公司进行实地了解。当时其俩去到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时，有一个叫梁某甲的男子出来接待其俩，他自称是大叶有限公司一个部门负责人，他说凡是某乙公司与赵振平之间的业务，他都可以有决定权。其向梁某甲讲明其是某甲信用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后，梁某甲还带其到某乙公司的各个部门及车间参观，之后还互相交换了名片。其当时还在某乙公司的办公室内，现场看了某乙公司与某丙针织缝盘店的业务往来的一些合同单据。在这次到某乙公司考察过之后，其回到江门之后，按公司规定，就通知赵振平提供某丙针织缝盘店与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加工业务合同清单。后来赵振平陆续提供了5份加工合同给某甲公司，其就按照这5份合同，制作了《质押权利清单》，连同《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加工合同等资料，整理在一块，于2009年5月8日，由某丙针织缝盘店的代表薛某甲在《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及《质押权利清单》上签了名及盖章之后，其和赵振平又赶去某乙公司，找到某乙公司的代表签字。去到某乙公司时，还是梁某甲接待其俩，其当时跟梁某甲讲明今天过来是为签《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其当时拿出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及《质押权利清单》给梁某甲看，梁某甲看了合同之后，又和他的同事及赵振平谈了一下关于签合同的事情，就在《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上签了字及盖章，但他说其所列的合同清单上的合同将来可能还会有变化，所以就要求在《质押权利清单》上写了一句“以上加工合同项下的加工费以公司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加工结算单为准”。其见他肯签名盖章，所以他要写这句话其也不反对。
《质押权利清单》上所列的加工合同，其也有带到某乙公司去，当时是先给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及《质押权利清单》给梁某甲看，那些合同其没有直接拿给他看，但在签字时，其将那些加工合同放在桌面上，其看到梁某甲也曾翻来看了一下，至于他看了多少及哪些内容，其并不清楚。
因为当时在某乙公司那里签了字之后，由于某甲公司还没签名盖章，其要拿回公司签字，所以也没留复印件给某乙公司。
他们夫妇两人当中，其实都是由赵振平来其公司办理担保事项，薛某甲只是因为她是某丙针织店的经营者，所以赵振平在来其公司签合同时，才会叫薛某甲过来其公司签字。
5、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实其认识赵振平，其与他是男女朋友关系，之前在马来西亚同居并生育了女儿赵某乙。其是在2009年7、8月份时认识赵振平此人，当时赵振平自称他是中山一家制衣厂的老板。后来在10月份时，其就和赵振平确立了恋爱关系。其对他的经济状况了解不多，平时都是他来荷塘找其，其也没看出来他有什么异常。其是在2010年1月份，办好签证，前往马来西亚的。赵振平在马来西亚主要是做一些从国内购入牛仔裤到马来西亚销售，以及做一些废旧塑料的回收生意，但具体是怎么做其就不清楚。其不清楚赵振平携带了多少资金前往马来西亚，其听说他走得很匆忙，只带了几千元前往马来西亚。他一直不敢回国的原因他没细说，但和他日常接触了解知道是欠钱出的问题，才逃到马来西亚的。
（三）鉴定意见
江公蓬刑技（文）鉴字（2010）第76号文件检验鉴定书，
检材：1.落款日期为“2009年9月10日”、编号为“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第02号”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4页上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印文（原件，1枚）；
2.日期为“2009年9月10日”、编号为“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第02号”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附件一上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印文（原件，1枚）；
3.日期为“2009年12月2日”、编号为“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第02号”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附件一上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印文（原件，1枚）；
样本：由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提供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原件，6枚）。
鉴定要求：检材1.2.3与样本是否为同一印章形成。
经检验，发现检材1.2.3印迹清晰，特征反映稳定。与样本进行比对，发现在整体布局、印文单字的大小、搭配比例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点。
综上所述，检材1.2.3与样本反映出不同印章盖印的特征。
结论：检材1.2.3与样本不是由同一印章所形成。
（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赵振平的供述，供述其是通过伪造本人与珠海市斗门区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下称某乙公司）的《加工合同》、某乙公司的印章及仿冒某乙公司经理梁某甲的签名，来取得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某甲公司）的信任，让某甲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从而使其能从广东发展银行新会支行取得贷款人民币50万元，从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取得贷款人民币160万元，合共人民币210万元。这些贷款其只偿还了广东发展银行新会支行24万。其余款项均未偿还，然后其在2009年12月31日从澳门出境逃到马来西亚一直藏匿至今。
2008年，其通过别人介绍，找到四会监狱附属的广东省某广企业总公司（下称某广公司），与他们商定其作为中介，将某乙公司的加工业务转给某广公司生产，其赚取差价。在2008年10月25日，其以某乙公司的名义与某广公司签订了《来料加工合同》，合同合作期限为2008年10月26日至2009年10月25日。某乙公司虽然作为合作方签订加工合同，但其实是为了达到某乙公司要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要求，所以才使用某乙公司的名义，实际上是由其负责履行合同的规定，支付合同约定的劳务费（每个月23万元），其只需要按要求交货给某乙公司即可。到了2009年5月，由于其经营不善，累计拖欠四会监狱承包费用达人民币47万余元。
为了偿还贷款，其就打算从银行贷款，于是通过朋友介绍，其就找到广东发展银行新会支行申请贷款。因为其之前在农信银行办理贷款时，没及时还钱，没了授信额度，再加上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某丙针织缝盘店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经营者是薛某甲，所以其就要老婆薛某甲申请贷款。其在银行咨询贷款事宜之后，因为需要有人给其作担保，银行方面就介绍其找某甲公司办理担保业务，于是其就联系了某甲公司。因为其要担保公司答应为其作担保，其就必须和它签订一系列《抵押担保合同》，其以薛某甲名义和某甲公司在2009年5月8日在该公司签署了三份《抵押担保合同》，分别是某甲（2009）05押01号，某甲（2009）05押02号，某甲（2009）05押03号，将其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竹乔龙管理区龙田村三间农村宅基地抵押给某甲公司。但由于农村的宅基地是不能过户的，所以没达到担保条件，于是其就说与某乙公司有业务往来，可以将某乙公司支付给其的货款作为抵押担保。然后其以薛某甲名义与某甲公司在2009年5月8日签订了《信用反担保合同》，合同编号某甲（2009）05信01号。随后其与某甲公司业务员何某甲一同，前住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找到某乙公司的经理梁某甲，向梁某甲说了其通过某甲公司的担保从银行贷款，为此需要提供其经营的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某丙针织缝盘店与某乙公司的加工合同作为抵押担保提供给某甲公司。当时梁某甲也没有什么意见，就同意在某甲公司拟定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第01号）上签字及盖了某乙公司的公章。某甲公司在取得其提供的这些合同和资料之后，就同意为其担保，其于是就顺利从广东发展银行新会支行取得了人民币50万元贷款。编号（某甲2009年05号质押第01号）上所列的加工单其确实是帮某乙公司做了，这些单在完工之后45天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都已支付了货款。
其在取得广东发展银行新会支行这笔50万元的贷款之后，用于偿还欠四会监狱的款项，同时其在初期还是准时还贷的，但后来因为其经营状况一直没有好转，其于是就打算继续向银行申请贷款。因为有了一次合作的经历，其又找某甲公司，要求为其变更担保信用额度申请贷款，这次因为其的记录良好，所以某甲公司同意为其担保。因为其变更信用担保额度，所以其就要提供更多的反担保物，其当时还是想提供其的店与某乙公司的加工合同给某甲公司的。但由于当时其与某乙公司已经很少业务往来，其联系梁某甲想他提供合同及帮其盖章，梁某甲不同意，说公司与其店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业务量，所以他不敢帮其再签合同了。由于担保必须这方面的加工合同，以证明其有加工款可收，而某乙公司又不肯提供这些合同，于是其就决定伪造加工合同及印章。其先是在新会会城路边小广告处找人帮其刻了“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公章。然后又对照以前某乙公司给其的加工合同样式，自己在电脑上设计了5份假的某乙公司的《加工合同》，编号分别为NO：NS-089325，NO：NS-032451，NO：NS-5919148，NO：NS-0881591，NO：NS-0881564。其将这些假的合同提供给某甲公司。2009年9月10日，某甲公司业务员梁某乙与其一同前往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签订第二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第02号）。当来到某乙公司门口时，其假装给某乙公司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梁某乙现在海关正在某乙公司查厂，外人不能进去。其让梁某乙去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等，其假装去办好盖章和签字的事。等梁某乙走之后，其就在《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某甲2009年05号质押字第02号）上冒签了梁某甲的签名及盖章上伪造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又在假的《加工合同》上同样冒签了梁某甲的签名及盖上伪造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之后拿给梁某乙。当天，某甲公司与薛某甲（实际上是其）签订《委托担保合同补充协议》，编号某甲（2009）05补01号，将薛某甲（实际上是其）的担保授信额度升为人民币100万，就这样，其通过虚假的资料取得了某甲公司的担保，在2009年9月15日从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取得贷款人民币50万元。
2009年11月底12月初，当时其取得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的人民币50万元贷款后，又打算再以其妻子薛某甲名义申请一笔贷款，于是其又向某甲公司要求再为薛某甲（实际是其）作担保。因为又要提供质押物给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其又出示了5月份其伪造的某乙公司《加工合同》，分别是NO：NS-090017，NO：NS-090018，NO：NS-0910023（3份，交货日期分别是2009年12月12日，2010年1月12日，2010年2月12日）给梁某乙。当梁某乙又提出去斗门找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核实和盖章时，其就假装同意，然后其找到在珠海斗门的一个叫赵某丁的朋友，其对他说，其第二天要去斗门找某乙公司办理其的担保贷款事宜，现在找不到某乙公司的人为其提供加工合同及盖章，到时让他假扮某乙公司的厂长在其制作的假合同上签名及盖公章。赵某丁当时听其说了也同意。于是第二天其包车与梁某乙一同前往斗门，当去到某乙公司门口时，其又谎称海关又在查厂。其就和梁某乙又去了上次的咖啡厅，然后其就打电话叫赵某丁出来。赵某丁来到咖啡厅之后，其向梁某乙介绍说赵某丁就是某乙公司的厂长。梁某乙随后就将某甲公司制作的《质押权利清单》交给赵某丁，其趁梁某乙不注意时，在桌底悄悄将其制作的假的“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递给赵某丁，赵某丁看过担保公司的《质押权利清单》后，就按其之前教他那样，在清单上写上“以上质押权利清单的金额以本公司的结算为准”这句话，又拿出假公章来盖上章，等赵某丁将这些手续都搞好后，其就和梁某乙返回江门。
2009年12月2日，其又以薛某甲名义与某甲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补充协议》，编号某甲（2009）05补02号，将薛某甲（实际上是其）的担保授信额度再升为人民币贰佰万。并于2009年12月8日其又顺利在某甲信用担保公司的担保下，取得了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的人民币110万元贷款。
是其叫薛某甲到上述两家银行以她自己的名字各开了两个私人银行账户（帐号已忘记了），然后银行贷款到后，其就从这两个账户里面将钱取走。其取得工商银行的第一笔贷款50万元之后，其就将钱全部还给客户，其自己并没有使用。在取得工商银行的第二笔贷款110万元之后，其还了20余万元给新会区信盈担保公司，还了4万元给其的一个叫阿超的朋友，还了21万左右给古井镇一个叫吴某某的男子，剩下的钱其有些拿来还钱给一些朋友，还有就是还款给四会监狱，其自己大约用了约三万元。
后来因为当时其欠债太多，被人逼得太紧，其于2009年12月初办了去马来西亚的签证，本来只是想拿签证去澳门的，2009年12月30日去澳门之后，就萌生了去马来西亚躲避的想法，就在2009年12月31日从澳门出境逃往马来西亚。
其知道自己当时是没有足够经济能力去申请贷款和提供反担保物给担保公司，所以其当时伪造某乙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和加工合同就是想搏一搏，看能不能通过这种造假的方式取得担保以便可以贷到款项来使用。其有想过如果还不了贷款的后果，这个行为肯定要负法律责任的，其担心自己将来要坐牢。在其取得工商银行160万元贷款时，其当时手头只有20万元左右的资金，其当时设想如果能顺利接到加工单又加工完成，应该可以还得贷款，但最后其还是没办法顺利接到单和按时完成加工单，所以就没办法还贷款。
其逃到马来西亚后，主要跟当地的华侨老板做废料回收的生意。另外其在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有一个女朋友叫李某甲的和其一起在马来西亚生活，其和她在当地还搞了一个茶餐厅的档口。其在逃往马来西亚不久，李某甲在2010年年初就来到马来西亚陪伴其，目前其和她于2010年10月左右在马来西亚生育了一个女孩，三人一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定居生活。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赵振平无视国家法律，在签订、履行担保合同过程中，采用提交伪造证明的手段，骗取被害单位为其提供担保，因而取得银行贷款160万元，不作任何偿还并逃匿，致使被害单位依担保合同为其向银行偿还借款1608512.26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鉴于被告人赵振平在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赵振平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二、责令被告人赵振平退赔被害单位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人民币1608512.26元。
上诉人赵振平提出：1.贷款人不是其，是薛某甲。2.其没有谎称海关对某乙公司查账。3.其没有冒签名。4.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是贷款诈骗。5.其贷款后没有逃跑。6.对其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赵振平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赵振平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所列证据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赵振平所提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赵振平和薛某甲是夫妻关系，薛某甲是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某丙针织缝盘店的经营者，上诉人赵振平利用薛某甲申请签订银行货款，并向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申请信用担保，因其无法提供担保物作反担保，用私刻“某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和伪造与该公司的《加工合同》，在合同中加盖假章及冒签他人姓名等手段，以合同中虚假的应收款项作为对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反担保，而取得该公司的信任并为其作信用担保，上诉人赵振平两次共骗取工商银行江门城区支行的人民币160万元，提取后用于偿还债务及日常生活，因无法偿还而逃匿，江门市某甲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其代偿该款项。认定上述事实，有被害单位的报案材料、证人证言、相关书证等，与上诉人赵振平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该罪处罚。原审法院依据该案的犯罪事实、犯罪数额、认罪态度、社会危害性对上诉人赵振平的定罪量刑适当。
本院认为，上诉人赵振平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担保合同过程中，采用伪造虚假证明等手段，骗取被害单位为其担保，因而取得银行贷款160万元，不作任何偿还后逃匿，致使被害单位为其向银行代偿1608512.26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依法惩处。鉴于上诉人赵振平犯罪以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对上诉人赵振平提出的上诉理由，经查，据理不足，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冒庭媛
审判员 周 密
审判员 李小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黄宏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