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鸿驹，男，1965年3月3日出生，回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慧如，女，198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志杰，男，198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远华，男，198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鹏，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鸿驹、苏慧如因与被上诉人邵志杰、黄远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马鸿驹和苏慧如系夫妻关系。2011年11月16日，邵志杰和黄远华与马鸿驹和苏慧如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马鸿驹和苏慧如因资金周转需要向邵志杰和黄远华借款，借款金额3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11月16日起至2012年11月15日止，借款期满，马鸿驹和苏慧如应以现金方式全额归还；马鸿驹和苏慧如未经邵志杰和黄远华书面同意延期还款的，借款利息按银行同类利率的四倍计算。同日，双方签订《作价协议书》，约定：因马鸿驹和苏慧如向邵志杰和黄远华借款用于短期资金周转，特以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0650020529号的房屋作为抵押物，作价为350000元。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马鸿驹和苏慧如没有还款，邵志杰和黄远华遂诉至该院，请求判令：1、马鸿驹和苏慧如偿还借款350000元整；2、马鸿驹和苏慧如从2012年11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逾期偿还借款的利息；3、马鸿驹和苏慧如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另查明，据荔湾区西华路26号之一303-1房（房产登记号：2011登记字6002596号，产权人马鸿驹）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显示，2011年11月16日马鸿驹、黄远华持房产证申请抵押；2011年11月18日核准登记，债权数额350000元，权利人为黄远华。
原审法院再查明，原审庭审中，涉案双方对借款350000元是否交付的事实产生争议。马鸿驹和苏慧如否认收到涉案借款350000元。邵志杰和黄远华认为已经将借款350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邵志杰和黄远华；资金来源是几个朋友所凑，交付时间为2011年11月16日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申请后，并由马鸿驹和苏慧如签订《收款收据》。对邵志杰和黄远华提交的《收款收据》，马鸿驹否认上面的签名；苏慧如确认是本人签名，但认为签署该《收款收据》时金额是空白的，收据上“叁拾伍”并非马鸿驹和苏慧如所写，且该《收款收据》是邵志杰和黄远华要求先签署好再发放贷款，收款日期亦是没有填写。
原审法院认为，邵志杰和黄远华与马鸿驹和苏慧如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为有效合同。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涉案争议焦点在于邵志杰和黄远华是否提供借款350000元给马鸿驹和苏慧如。首先，邵志杰和黄远华对资金来源和资金交付时间作了合理解释。其次，邵志杰和黄远华提供的《收款收据》予以证明马鸿驹和苏慧如收款的事实。马鸿驹和苏慧如辩称是邵志杰和黄远华给其一系列空白的格式文件要求其签订，但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且马鸿驹和苏慧如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行为人，应当清楚和理解《收款收据》上的内容及签名的后果，故对马鸿驹和苏慧如该抗辩，该院不予采信。至于《收款收据》上金额“叁拾伍”，虽然与其他笔迹不符，但该金额与《借款合同》、《作价协议书》载明的借款金额和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载明的债权金额均为一致，故不影响《收款收据》的效力。至于马鸿驹否认其在《收款收据》上的签名，基于马鸿驹和苏慧如是夫妻关系，马鸿驹和苏慧如共同向邵志杰和黄远华借款，苏慧如已在《收款收据》上签名确认收到邵志杰和黄远华借款，即使共同借款人另一方没有签名，亦应视为共同借款人已收到借款。再次，马鸿驹和苏慧如将自有的房屋抵押给邵志杰和黄远华，如果没有收到邵志杰和黄远华支付的约定借款，按照常理推测，应当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而马鸿驹和苏慧如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未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措施，有违常理。综上，对邵志杰和黄远华已将借款350000元交付给马鸿驹和苏慧如的事实，该院依法予以确认。马鸿驹和苏慧如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款，现邵志杰和黄远华诉请马鸿驹和苏慧如偿还，有理，该院予以支持。至于逾期利息，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马鸿驹和苏慧如逾期还款借款利息按银行同类利率的四倍计算，故原告要求从逾期之日即2012年11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有理，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之规定，判决：马鸿驹和苏慧如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还借款350000元，并从2012年11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标准计付利息给邵志杰和黄远华。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02元，由马鸿驹和苏慧如共同负担。
原审法院判后，马鸿驹和苏慧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邵志杰和黄远华根本没有实际向上诉人提供任何借款，其一审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无视证据存在的关键疑点，对本案争议焦点
--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实际交付借款的关键事实并没有进行充分调查，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应予以全部驳回。具体理由如下：
一、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借款的划款凭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称，被上诉人“对资金来源和资金交付时间作了合理解释”，这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认定。1、被上诉人主张本案讼争的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未能提供借款35万元的划款凭证，有悖常理。本案所涉的借款数额为人民币35万元，数额较大，按常理判断，被上诉人应以划账方式向上诉人提供借款，提供借款的证据应包括划账凭证在内，《收款收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关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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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实际提供借款的唯一证据。但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交向上诉人划款的相关凭证，而仅仅提供了并非上诉人马鸿驹签署的《收款收据》作为其向上诉人提供35万元借款的唯一证据，声称当时以现金方式交付。这本身就有悖常理。2、被上诉人主张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但其对资金来源和借款交付时间的解释并不“合理”，也没有对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未能全面履行债权人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的规定，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浙江省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借款事实的审查”章节均规定，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对于现金交付的借贷，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债务人对款项交付提出合理异议的，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有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承担相应后果。法院应当根据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诸因素，结合当事人本人的陈述和庭审言辞辩论情况以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必要时，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可以视案情需要，依据职权进行调查或者要求借款人就部分事实进行举证。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债权人应当就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法律要件事实等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既然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其已向上诉人现金交付借款，则应按上述相关规定承担举证责任。未能对应举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借款的资金来源和交付时间，被上诉人只是声称资金是由几个朋友所凑，借款交付时间是2011年11月16日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申请之后，但并没有明确举证证明资金是从哪几个朋友处、以何方式筹集，各人筹集了多少，何时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又在房管部门哪个位置将现金交付上诉人，当时是否有见证人在场，分别是谁。本来，人民币35万元均以现金方式交付已不合常理，被上诉人对现金如何交付还描述得如此简单，则更难让人相信其真实性。而且，据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所属公司是专门通过以其员工名义向他人发放贷款而获利的财务公司，被上诉人庭审时所说的以投资方式营利，指的就是向他人发放贷款。因此，从本案的证据可知，被上诉人对发放贷款及借款人提供还款担保的过程均设置了一系列严密的程序监控，包括要求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时先行签订一系列借款金额、借贷双方均留白的借款抵押格式文件，要求借款人事先提供不动产进行抵押，收执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等等，如果被上诉人以现金方式向借款人交付借款，必然会以录像方式记录交付过程及借款人签署《收款收据》的过程。然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把上诉人所签署的借款及办理对应抵押担保的文件均提交作为证据，其中却唯独没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交付借款的录像或相片。原因很简单，因为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向上诉人提供任何借款！因而，除上诉人按被上诉人要求事先签署的《收款收据》以外，被上诉人根本无从提交其他任何实际交付借款的证据！原审法院毫无根据地认定，被上诉人对借款的资金来源和交付时间作出了合理解释，并据以确认被上诉人已实际向上诉人提供借款，没有任何说服力，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必须予以纠正。
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存在多处疑点，不应予以采信，原审法院无视证据的关键疑点，作出的事实认定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有两份借款合同，其中一份的贷款人为两被上诉人，借款人为两上诉人；另一份的贷款人则只有被上诉人黄远华，借款人则只有上诉人马鸿驹。同时，被上诉人主张，后者是为了担保前者所约定的借款、办理抵押登记而签订的，款项正是在上诉人签署后者并办理抵押申请后交付上诉人的。但是，上诉人马鸿驹在一审庭审时明确否认了其曾经签署过后者的借款合同，也否认其签署过《收款收据》。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不但没有对后者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作出判断，还毫无根据地认为，一位借款人签署《收款收据》，则可视为共同借款人已收到借款。更不可理解的是，上诉人苏慧如在庭审时已明确提出，其签署《收款收据》时，收据上的金额一栏是空白的，也没有填写日期，原审法院也确认收据上填写金额的笔迹与其他笔迹不符，这种关键内容存在疑点的证据本来就不应作为认定案件关键事实的唯一证据，但原审法院在此前提下，却竟然以收据上填写的金额与借款合同、作价协议上的金额一致为由予以确认，并以此作为本案争议的关键事实的唯一证据，简直莫名其妙，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三、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有偏向性地运用“常理”作出判断，不可能对事实进行公正、准确的认定。原审法院在提及上诉人未及时主张权利的部分，理据是“按常理推测”（判决第4－5页）上诉人未及时主张权利“有违常理”，但在认定借款是否实际交付问题上，上诉人提出以现金交付数额达35万元的大额借款不合常理，原审法院却对此观点只字不提，偏向性十分明显，不可能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也就是说，如果贷款人未实际向借款人提供借款，借款合同即使已实际签订，也根本不生效。从事实角度分析，上诉人自始至终从未实际收到过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因而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从举证责任的分配角度分析，被上诉人以债权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根本无法按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举证证明本案借贷关系成立的相关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应得到确认。综上，请求本院判令：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邵志杰和黄远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邵志杰和黄远华负担。
被上诉人邵志杰和黄远华答辩称服从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原审法院庭审期间，邵志杰和黄远华陈述涉案抵押房屋的房产证原件在马鸿驹和苏慧如手上，而马鸿驹和苏慧如则陈述房产证原件在邵志杰和黄远华手上。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合同纠纷。邵志杰和黄远华主张在2011年11月16日向马鸿驹和苏慧如提供了350000元借款，马鸿驹和苏慧如则否认实际收到借款，故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邵志杰和黄远华是否在2011年11月16日向马鸿驹和苏慧如提供了350000元借款。
对此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邵志杰和黄远华与马鸿驹和苏慧如在2011年11月16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了借款的数额为350000元以及一年期限等内容，表明马鸿驹和苏慧如有向邵志杰和黄远华借款350000元的意思表示。其次，苏慧如确认向邵志杰和黄远华出具了《收款收据》，尽管苏慧如表示该收据中的“叁拾伍”万元部分并非其所书写，但由于苏慧如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行为的后果应有相当的预判力。既然苏慧如向邵志杰和黄远华出具了《收款收据》，依法表明其已经收到款项，否则应当不会向邵志杰和黄远华出具《收款收据》。再次，马鸿驹所有的荔湾区西华路26号之一303-1房作为涉案房屋的抵押物在2011年11月18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黄远华，载明债权数额350000元。据此进一步表明，涉案双方的借贷目的清晰、确定。尽管马鸿驹和苏慧如主张在办理抵押登记后没有收到借款，同时马鸿驹和苏慧如在原审诉讼期间陈述房产证原件也在邵志杰和黄远华手上，但马鸿驹并未就此抵押登记提出相应的涂销请求或用报案等方式来寻求自力救济，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相符，依法不予采信。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邵志杰和黄远华在2011年11月16日向马鸿驹和苏慧如提供了350000元借款。原审法院判令马鸿驹和苏慧如清偿350000元借款并支付利息适当，依法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马鸿驹和苏慧如的上诉请求，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202元，由上诉人马鸿驹和苏慧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灯
代理审判员 庄晓峰
代理审判员 汪 婷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谢春晖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