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59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佳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云景东路80号。
法定代表人：付博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晋，北京市金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旭东，北京市金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90号。
负责人：李晓光，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爽，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三兴加腾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农林路1号（北京石油交易所100178号）。
上诉人佳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龙投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朝阳支行）、原审被告北京三兴加腾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兴加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11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佳龙投资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晋、周旭东，被上诉人农商行朝阳支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爽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三兴加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佳龙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针对佳龙投资公司的部分，依法改判驳回农商行朝阳支行对佳龙投资公司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农商行朝阳支行负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均明显错误。三兴加腾公司负责人田小东等骗取票据承兑罪已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确定，其用于骗取汇票承兑的重要凭证—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农商行朝阳支行的过错而掩盖，导致田小东犯罪目的得逞。本案基础合同明显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票据承兑协议》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田小东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其为故意犯，非过失犯，田小东犯罪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票据承兑协议》是其采取的具体实施犯罪的行为，是其实现犯罪目的必要手段，是犯罪预谋、实施的必备要件和步骤。以上事实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三合同均无效。本案，不仅是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而且对《最高额保证合同》履行具有违法性，构成对犯罪行为的担保，《最高额保证合同》也违背了佳龙投资公司签订该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予以解除。
二、关于佳龙投资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一）一审法院避重就轻，刑事判决对三兴加腾公司负责人田小东等人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已明确判定。正是因为农商行朝阳支行在票据承兑环节存在明显过错和重大过失，疏于审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农商行朝阳支行应当依法承担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农商行朝阳支行在相关合同的签署、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和明显过失，其应当自行承担法律后果。（二）一审法院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独立担保条款有效的认定错误。虽然我国法律中对独立担保合同性质尚无明确规定，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其效力不应被认可。考虑到独立担保责任的异常严厉性，以及使用该制度可能产生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弊端，尤其是为了避免严重影响或动摇我国担保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目前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三）一审法院对本案中票据独立性、无因性的操作层面的理解和认识存在错误，忽略了本案交易背景中三兴加腾公司与农商行朝阳支行曾经长时间持续交易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农商行朝阳支行对三兴加腾公司提交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查并无重大明显过程，对汇票进行承兑并无重大明显过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之规定，对付款人“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采用实质性审查原则，农商行朝阳支行未审查出票据伪造的事实应为重大过失。（四）一审法院认为“佳龙投资公司关于农商行朝阳支行存在重大过错、玩忽职守的行为，佳龙投资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三、佳龙投资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本案主合同债务人构成犯罪，生效的刑事审判已对该等事实认定，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如前所述债权人应当知道该事实。本案中，保证人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农商行朝阳支行存在重大过错、明显过失的行为，确实存在骗取佳龙投资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情形。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佳龙投资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二审中，佳龙投资公司补充上诉理由如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与本案相关的另外两个案子都做出了终审判决，案号为（2018）京民终89号、90号，该两案均判决佳龙投资公司在一亿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于本案与该两案的担保均是基于一个最高额担保合同，最高限额为1亿元，而该两案主债务及利息之和已经超过1亿元，故在佳龙投资公司依据（2018）京民终89号、90号判决承担保证责任后，1亿元的担保限额已经用尽，故本案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农商行朝阳支行的诉讼请求。
农商行朝阳支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第一，佳龙投资公司所说的通谋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佳龙投资公司曾经在朝阳公安分局报案，称农商行朝阳支行的工作人员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但是并没有立案。关于佳龙投资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农商行朝阳支行认为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且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第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两个案件因为有公告送达的问题，现在并没有生效。同时，能否实际履行判决尚不确定，所以本案一审判决正确。农商行朝阳支行不会多执行佳龙投资公司钱款，本案与另案（2018）京03民终5911号以及（2018）京民终89号、90号共四个案件，农商行朝阳支行最终只要求佳龙投资公司在1亿元限额内承担责任。如果本案判决驳回农商行朝阳支行的诉讼请求，会造成农商行朝阳支行的巨大损失。
原审被告三兴加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发表意见。
农商行朝阳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兴加腾公司偿还拖欠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13948940元以及罚息（以13948940元为基数，自2008年10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要求判令佳龙投资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诉讼费由三兴加腾公司、佳龙投资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2月19日，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签订编号为（2007）年（综）字（009）号《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综合授信额度为一亿元，有效期限从2007年12月19日至2008年12月18日止，三兴加腾公司可一次或分次逐笔向农商行朝阳支行申请使用具体业务授信额度；具体业务所需确定的利率、费率等各项费用以双方签订的每一笔具体业务合同为准；为保证本协议项下的农商行朝阳支行债权得到清偿，采取保证人佳龙投资公司与农商行朝阳支行签订编号为2007年高额保字009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方式；三兴加腾公司承诺按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清偿债务，并按其支付所有应付费用；承诺对于具体业务授信额度内资金的使用，应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同时接受农商行朝阳支行的检查，授信期内及时向农商行朝阳支行报送生产经营情况及财务报告、报表；三兴加腾公司违反本协议或具体业务合同的任何一项约定，均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农商行朝阳支行有权提前收回额度项下任何授信资金，并有权终止本协议；因三兴加腾公司违约给农商行朝阳支行造成的任何损失，三兴加腾公司均负有全部赔偿之义务。
同日，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佳龙投资公司签订编号为（2007）年（高额保）字（00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于2007年12月19日签订的编号为（2007）年（综）字（009）号《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三兴加腾公司的义务得到切实履行，佳龙投资公司愿意向农商行朝阳支行提供保证担保。佳龙投资公司知悉并同意《综合授信协议》的全部条款，提供保证担保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向农商行朝阳支行提供的资料、文件真实、有效。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就《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授信业务签订具体业务合同时，无须再通知佳龙投资公司，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与《综合授信协议》不一致时，佳龙投资公司以具体业务合同约定为准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佳龙投资公司所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金额为《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之上限，即一亿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佳龙投资公司与三兴加腾公司对主合同项下债务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范围为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应付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间为自依据《综合授信协议》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三兴加腾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每一笔具体业务合同的保证期间按上款约定单独计算。本合同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
2008年7月10日，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签订编号为2008营业部企票00070《票据承兑协议》，约定：农商行朝阳支行在本协议项下承兑的以三兴加腾公司为出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共两笔，金额共计2000万元，前款所称银行承兑汇票的编号、金额、收款人、出票日期和到期日等情况由本协议项下《银行承兑汇票清单》载明，该清单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三兴加腾公司在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日前向农商行朝阳支行支付手续费1万元；农商行朝阳支行承兑本协议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应按照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有关票据制度，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向持票人支付汇票所载金额；三兴加腾公司应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将应付汇票金额足额存入在农商行朝阳支行开立的账户中，并授权农商行朝阳支行从该存款账户或从三兴加腾公司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任何营业机构开立的其他账户中扣款；本协议为编号为2007年综字009号《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使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担保，担保合同编号为2007高额保字009号。三兴加腾公司向农商行朝阳支行提供保证金600万元，作为三兴加腾公司履行本协议的担保，三兴加腾公司公司未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前，不得要求支取保证金，三兴加腾公司违反协议约定造成农商行朝阳支行垫款的，农商行朝阳支行有权提取保证金用于支付应由三兴加腾公司承担的垫款、罚息和有关费用；农商行朝阳支行有权对三兴加腾公司提供的资料、文件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调查，有权对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基础交易情况进行查询和检查；本协议项下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三兴加腾公司账户无款支付或不足支付，造成农商行朝阳支行对外垫付款项时，三兴加腾公司应及时向农商行朝阳支行支付所有垫付款项，并向农商行朝阳支行支付逾期付款的罚息，逾期付款的日罚息率为万分之五，逾期付款的罚息计算公式为垫付金额×垫款天数×日罚息率。因三兴加腾公司违约致使农商行朝阳支行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三兴加腾公司应承担农商行朝阳支行为此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律师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该《票据承兑协议》所附《银行承兑汇票清单》，载明：1、汇票编号02448398，汇票金额1000万元，收款人名称及账号为东方石油公司326008609010149002766，收款人开户行为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城中支行，出票日期为2008年7月10日，到期日为2008年10月10日；2、汇票编号02448399，汇票金额1000万元，收款人名称及账号为东方石油公司326008609010149002766、收款人开户行为交通银行南通分行城中支行，出票日期为2008年7月10日，到期日为2008年10月10日。
02448398号银行承兑汇票载明，出票日期为2008年7月10日，到期日为2008年10月10日，金额为1000万元，出票人为三兴加腾公司，收款人为东方石油公司，后东方石油公司将其背书转让给北京中油道亨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中油道亨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城市联合（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城市联合（北京）商贸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北京中建华城建材有限公司，北京中建华城建材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深圳发展银行北京分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分行委托收款。该汇票的上述背书连续、印鉴清晰完整。
02448399号银行承兑汇票载明，出票日期为2008年7月10日，到期日为2008年10月10日，金额为1000万元，出票人为三兴加腾公司，收款人为东方石油公司，后东方石油公司将其背书转让给北京中油道亨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中油道亨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城市联合（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城市联合（北京）商贸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北京中建华城建材有限公司，北京中建华城建材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深圳发展银行北京分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分行委托收款。该汇票的上述背书连续、印鉴清晰完整。
上述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三兴加腾公司未能将汇票金额足额存入其在农商行朝阳支行开立的账户中，造成农商行朝阳支行垫付事实。在农商行朝阳支行提取三兴加腾公司提供的保证金后，三兴加腾公司仍未归还农商行朝阳支行为其垫付的承兑汇票本金13948940元，佳龙投资公司也未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2009年10月21日，佳龙投资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上述合同履行涉嫌刑事犯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三兴加腾公司的田晓军等人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
2015年8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朝刑初字第3088号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三兴加腾公司成立于2001年，法定代表人为田晓军，实际控制人为被告人田小东，三兴加腾公司下设北京中油道亨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河北省大港石化有限公司等多个子公司；被告人贲能鉴于2008年6月11日入职三兴加腾公司，担任副总裁，负责资本运营及财务管理工作；2008年7月间，被告人田小东授意被告人贲能鉴等人，以三兴加腾公司支付东方石油公司货款为由，利用佳龙投资公司提供的担保、虚假的采购合同以及伪造的增值税发票，骗取了农商行朝阳支行出具的承兑汇票10张，共计人民币1亿元；三兴加腾公司取得上述承兑汇票后，并未支付给东方石油公司，而是通过伪造东方石油公司的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人名章进行虚假背书后贴现，并将1亿元贴现款汇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账户，后用于公司经营；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三兴加腾公司未能按期还款，给农商行朝阳支行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法院认为：被告人田小东身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贲能鉴身为单位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共同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承兑汇票，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二被告人之行为触犯了刑法，均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依法应予惩处，均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本案系单位犯罪，相应的经济损失亦应由单位负责退赔，在案钱款一并处理。判决如下：被告人田小东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贲能鉴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在案之3400元充抵被告人田小东的罚金。
2015年10月2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三中刑终字第0073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嗣后，佳龙投资公司以涉嫌违法发放贷款为由向公安机关举报农商行朝阳支行员工杨溢勇、贺志海、张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具受案回执。
诉讼中，佳龙投资公司为证明合同无效情形，提交了采购合同、发票查验结果、授信调查报告等，佐证三兴加腾公司向农商行朝阳支行提供伪造材料，均顺利通过农商行朝阳支行审核，农商行朝阳支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存在过错。另外，佳龙投资公司称农商行朝阳支行就三兴加腾公司与东方石油公司曾经发生过其他真实的票据承兑业务，农商行朝阳支行是见过东方石油公司的真实印章的，农商行朝阳支行如果能与其他真实业务的印章审查比对，就可以发现东方石油公司在本案中涉及的印章是虚假的。农商行朝阳支行认为其仅是进行形式审查，无权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具体的背书情况并非银行所能控制，同时佳龙投资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时间在具体业务发生之前，其已经同意对《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担保，佳龙投资公司完全自愿无胁迫。
另查一，2009年5月4日，农商行朝阳支行将三兴加腾公司、佳龙投资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2010年3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09）朝民初字第18456号民事裁定书，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农商行朝阳支行起诉。2010年8月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二中民终字第11154号民事裁定书，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仅凭现有证据无法判定民事责任为由，裁定中止诉讼。2011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作出（2010）二中民终字第11154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事由已经不存在，应当对案件继续进行审理为由，撤销原民事裁定书，指令继续审理。2012年2月，本案指令审理后再次立案。2012年5月，因田小东、贲能鉴涉嫌刑事犯罪有实质进展，本案再次中止审理。2015年10月1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作出终审裁定后，一审法院依法恢复审理此案。2015年12月23日，佳龙投资公司以举报农商行朝阳支行职员涉嫌犯罪为由，再次申请中止审理。
另查二，在《综合授信协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公司分别签订了四份《票据承兑协议》，根据四份《票据承兑协议》共出具10张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1亿元。由于三兴加腾公司在上述10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均未将汇票金额足额汇入指定账户，故农商行朝阳支行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分别诉至一审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除本案外，农商行朝阳支行根据2008营业部企票00064号《票据承兑协议》起诉的案件，目前一审法院正在审理中；根据其余两份《票据承兑协议》起诉的两件案件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件争议焦点在于《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票据承兑协议》是否真实有效，保证人佳龙投资公司是否应承担全额保证责任。
关于涉案合同效力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责令该单位返还骗取的财物外，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根据刑事判决书之认定，被告人田小东身为三兴加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偾能鉴身为三兴加腾公司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共同以欺骗手段取得农商行朝阳支行承兑汇票，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因系单位犯罪，相应经济损失亦应由单位负责退赔，故农商行朝阳支行作为上述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权要求三兴加腾公司承担相应经济损失，也有权起诉要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其次、借款人的借贷行为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而是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其他专门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本案中，《综合授信协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07年12月19日，上述合同对农商行朝阳支行给予三兴加腾公司1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及佳龙投资公司对此进行最高额保证等事项进行了概括性约定。田小东和贲能鉴的犯罪行为发行在2008年7月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及承兑过程中。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之间在签订《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票据承兑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缔约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农商行朝阳支行对三兴加腾公司挪用票据款项明确知情，目前上述协议也未出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上述《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票据承兑协议》并无法定无效情形。综上，发生在后的犯罪行为不能影响成立在先的合同之效力，《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票据承兑协议》合法有效。
关于保证人佳龙投资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首先，涉案《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和《票据承兑协议》均合法有效，且《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本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因此佳龙投资公司关于主合同无效导致从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农商行朝阳支行虽然有权对三兴加腾公司提供的资料、文件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调查，也有权对承兑汇票项下基础交易情况进行查询和检查，但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农商行朝阳支行对三兴加腾公司提交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查并无重大明显过错。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作为付款人的农商行朝阳支行的审查义务仅限于审查背书的连续及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本案中，涉案汇票及其粘单的记载情况来看，背书连续、印鉴清晰。农商行朝阳支行对上述汇票进行承兑并无重大明显过错。且三兴加腾公司在前两轮票据融资中并未出现以伪造材料骗取款项的行为，故现有证据不足以佐证农商行朝阳支行在协议签订及票据承兑过程中存在重大明显过错。再次，尽管刑事案件认定田小军、贲能鉴伪造东方石油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等，但佳龙投资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农商行朝阳支行在对上述汇票进行开立或承兑时，知晓相关情况。第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在田小军、贲能鉴等人将加盖了伪造的东方石油公司印章的汇票背书转让北京中油道亨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中油道亨石油销售有限公司等又对其进行了多次背书转让，而佳龙投资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公司之印鉴均系伪造且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综上，佳龙投资公司关于农商行朝阳支行存在重大过错、玩忽职守的行为，佳龙投资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佳龙投资公司应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向农商行朝阳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协议项下开具的承兑汇票期限已经届满，农商行朝阳支行亦已经向票据收款人支付了款项，三兴加腾公司作为出票人未及时支付垫付款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对农商行朝阳支行要求三兴加腾公司偿还拖欠承兑汇票垫款本金以及按照《票据承兑协议》的约定对尚未支付的汇票金额按照每天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罚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佳龙投资公司应按照承诺在一亿元限额内向农商行朝阳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三兴加腾公司追偿。三兴加腾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三兴加腾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一千三百九十四万八千九百四十元及罚息（以一千三百九十四万八千九百四十元为基数，自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一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二、佳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一亿元限额内对上述第一项北京三兴加腾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应承担的付款义务，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佳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北京三兴加腾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佳龙投资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与质证。佳龙投资公司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89号、90号两份民事判决，证据2．（2018）京民终89号、90号案件的一审起诉状，两份证据共同证明佳龙投资公司已经承担了一个亿的保证责任。农商行朝阳支行就佳龙投资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认可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该两案的判决尚未生效和实际执行。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佳龙投资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佳龙投资公司所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金额为《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之上限，即1亿元。在《综合授信协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公司分别签订了四份《票据承兑协议》，编号分别为00064、00067、00069、00070号，根据上述协议，农商行朝阳支行共出具10张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1亿元。三兴加腾公司在承兑汇票到期后，均未将汇票金额足额汇入指定账户，故农商行朝阳支行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分别诉至一审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于00067号、00069号协议项下的纠纷进行了审理，并作出（2017）京02民初92号、93号民事判决。（2017）京02民初92号案件判决如下：1．三兴加腾公司偿还农商行朝阳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0930902．5元及罚息（罚息以20930902．5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标准，自2008年9月27日起计算至上述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2．加隆公司在1亿元限额内对判决第一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佳龙投资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三兴加腾公司进行追偿。（2017）京02民初93号案件判决如下：三兴加腾公司偿还农商行朝阳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0922300元及罚息（罚息以209223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标准，自2008年10月1日起计算至上述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2．佳龙投资公司在1亿元限额内对判决第一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佳龙投资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三兴加腾公司进行追偿。佳龙投资公司不服上述两案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民终89号、90号民事判决，均维持原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有四个，一是《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票据承兑协议》是否有效，二是农商行朝阳支行是否存在重大过失，三是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直接是否存在通谋虚伪行为，四是佳龙投资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票据承兑协议》是否有效。
佳龙投资公司主张上述协议是田小东等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预备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欺诈的手段订立、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三种情形，应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首先，《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佳龙投资公司于2007年12月签订，而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的认定，田小东等人的犯罪行为发生于2008年7月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及承兑过程中，因此，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与田小东等人的犯罪行为有关，亦无证据证明两份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第二，关于《票据承兑协议》，本院认为，田小东等人的犯罪行为是伪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采购合同及增值税发票等骗取银行承兑汇票，但涉案汇票真实有效，故双方对其承兑一事进行的约定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票据承兑协议》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
二、农商行朝阳支行是否存在重大过失。
佳龙投资公司主张，农商行朝阳支行在票据的开立、承兑环节存在重大过失行为，主要表现在增值税发票审查、背书签章以及背书人关联性的审查方面。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尽管票据的签发应具有真实交易关系，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商业汇票真实交易关系的审查，承兑行的审查义务为负责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交易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等。本案中，农商行朝阳支行已经依据上述规定，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形式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尽管未能识别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这并不能推定农商行朝阳支行对此存在重大过失。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报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据此，付款人农商行朝阳支行的审查义务仅限于背书的连续性及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本案中背书中签章的伪造及背书人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并非票据外观上可查，超出了形式审查义务的范围。故本院认为，农商行朝阳支行对于涉案汇票的开立、承兑尽了审查义务，不存在佳龙投资公司主张的重大过失。佳龙投资公司申请调取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之间涉及南通东方石油有限公司有关交易的全部《票据承兑协议》及相关凭证等证据，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佳龙投资公司在二审中再次提出申请，本院认为，佳龙投资公司的申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本院亦不予准许。
三、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通谋虚伪行为。
佳龙投资公司主张，在签订票据承兑协议和出票过程中，农商行朝阳支行存在通谋虚伪表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通谋虚伪行为必须具备四个要件：一是意思表示，二是表示与内心目的不一，三是有虚伪故意，四是行为人与相对人有通谋行为。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农商行朝阳支行与三兴加腾公司存在通谋行为，故本案中佳龙投资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
四、佳龙投资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佳龙投资公司主张，因主合同无效，故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亦无效。本院认为，本案中并不存在《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票据承兑协议》无效的情形，故其应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三兴加腾公司未及时支付款项，佳龙投资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对拖欠的本金及罚息在1亿元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佳龙投资公司还主张，（2018）京民终89号、90号民事判决均判决其在一亿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两案的本金及罚息之和已经超过了1亿元，故本案其不应再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在上述两案中，佳龙投资公司作为保证人并未实际履行连带保证责任，其最终承担的责任数额尚不确定，故其主张本案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佳龙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400元，由佳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公告费560元，由佳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茵
审 判 员 李 淼
审 判 员 杜丽霞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苗振跃
书 记 员 屈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