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禹民一初字第2125号
原告王东欣，男，生于1967年3月10日，汉族，住禹州市。
原告余红霞，女，生于1969年11月28日，汉族，住禹州市。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ＸＸ均，禹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丁付林，男，生于2000年11月3日，汉族，住禹州市。
法定代理人丁子宾，男，生于1970年2月19日，汉族，住禹州市。（系被告丁付林之父）
法定代理人廖晓菊，女，生于1972年8月8日，汉族，住禹州市。（系被告丁付林之母）
被告史恒，男，生于2001年1月17日，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正阳县，现住禹州市。
法定代理人史国胜，男，生于1971年12月24日，汉族，住河南省正阳县。（系被告史恒之父）
委托代理人丁根和，男，生于1955年3月19日，汉族，住禹州市。（系被告史恒外祖父）
被告余京龙，男，生于2001年9月24日，汉族，住禹州市。
法定代理人余金起，男，生于1975年9月13日，汉族，住禹州市。（系被告余京龙之父）
法定代理人闫爱香，女，生于1979年9月22日，汉族，住禹州市。（系被告余京龙之母）
委托代理人余天雨，男，生于1948年11月17日，汉族，住禹州市。（系被告余京龙祖父）
被告杨骜茗，男，生于2002年2月14日，汉族，住禹州市。
法定代理人杨义录，男，生于1967年8月13日，汉族，住禹州市。（系被告杨骜茗之父）
法定代理人乔桂妮，女，生于1969年1月18日，汉族，住禹州市。（系被告杨骜茗之母）
四被告委托代理人殷永刚，河南大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东欣、余红霞诉被告丁付林、史恒、余京龙、杨骜茗生命权纠纷一案，原告于2015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东欣、余红霞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均，被告丁付林的法定代理人丁子宾，被告史恒外祖父丁根和，被告余京龙祖父余天雨，被告杨骜茗法定代理人杨义录，四被告委托代理人殷永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东欣、余红霞诉称：2015年3月13日下午放学后，被告丁付林和被告史恒来到我家，叫我们的儿子王二浩骑电动车送他们，因一辆电车无法带他俩，他俩又叫被告杨骜茗骑了一辆。把他们送到家之后被告丁付林的母亲让丁付林给她充电话费，被告丁付林就骑着自家的电动三轮车，我们的儿子就和四个被告乘坐被告丁付林家的电动三轮车去给被告丁付林的母亲充电话费。在去的途中电动三轮车没气了，四被告从三轮车上下来在后面推，让我们的儿子驾驶。因为他们用力过大，我儿子掌握不住方向盘，掉入了13米深的坑塘内，由于四被告未及时救助，致使我儿子在事发后三个小时才送到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我们认为，四被告均为受益人，且是骑着被告丁付林家的电动三轮车为其母充电话费途中出了事故。现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四被告互负连带责任，赔偿我们儿子的医疗费、停尸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215908.32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四被告的法定代理人丁子宾、丁根和、余天雨、杨义录辩称：四被告均系初中一年级学生，不满18周岁，无诉讼行为能力，我们四个作为四被告的监护人进行答辩。首先我们四个家庭对原告诉状中所写事实不予认可。一、原告所说2015年3月13日下午放学后，被告丁付林和被告史恒来到他家叫他儿子王二浩骑三轮车送他们，违背事实，事实是这样的：被告丁付林和史恒放学回家行至岗马街，王二浩本应与上述二被告背道而行才对，但王二浩反而追上二被告并邀请他俩到他家去玩一会，声称玩后送二被告回家。王二浩送二被告回家是主动的，去王二浩家是被邀请去的；二、原告说被告丁付林同被告史恒、杨骜茗和王二浩去给被告丁付林的母亲充电话费，途中三轮车没气了，完全是瞎说，事实是这样的：被告丁付林、史恒、杨骜茗和王二浩他们四人一同去高庄给被告丁付林母亲充完话费之后，又去被告余京龙家，叫上被告史恒骑上被告余京龙的摩托车去了张清庄同学范某家中玩了一会，他们从张清庄回来时，走到高庄西坑塘处三轮车没气了；三、原告说四被告从三轮车上下来后在后面推车，让二原告的儿子在前面驾驶，因为四被告用力过大，二原告的儿子控制不住方向才掉进坑塘里去了。事实是他们几个到坑塘旁边时三轮车没气了，被告丁付林要求被告余京龙去他家拿气筒，王二浩不听被告的劝阻强行驾驶没气的三轮车。由于王二浩没有开过三轮车，加上三轮车没气，他一加电门就自己冲进坑塘里了。王二浩掉进坑塘里时被告丁付林和余京龙去拿气筒还没有回来，事发现场只有被告史恒和杨骜茗在；四、原告说事发后由于四被告没有及时救助致使他们的儿子三个小时后送进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当时事发突然，被告史恒和杨骜茗跑下坑塘去，看到王二浩受重伤，又爬出坑找到在附近浇地的一位妇女打了120、110求助电话，被告丁付林和余京龙回到现场后马上骑电车到王二浩家报信，因原告家中无人，他们又跑到学校向老师要了王二浩家中的联系方式并通知了二原告；五、原告认为四被告均是受益人。我们认为这完全是荒谬的，本来五个孩子平时都是在一块玩的好朋友，突然之间出了这样的事，四被告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吓得他们精神都快崩溃了，晚上都不敢自己独自睡觉，再加上原告余红霞三番五次的到学校大门口闹事，派出所每天在四被告上学的路上保护他们半个月之久；六、小吕派出所、学校和禹州市交通支队在事故发生后的两天就查明了事实，调查结果为：此起事故为单方交通事故不涉及第四方，所以交警队并没有通知被告去交警队协商赔偿原告所受经济损失问题。总而言之，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无效的，他们所告的内容是假的，与事实不符。王二浩的死是因为单方交通事故，与第四方无关，第三方也无义务承担其经济损失。
依原告王东欣、余红霞申请，本院向禹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调取2份证据：1、询问笔录5份，证明二原告儿子的死亡经过；2、事故认定书1份，证明事故发生的经过。、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东欣、余红霞对以上5份询问笔录及事故认定书均有异议，认为对高巧的询问笔录中高巧陈述的她亲眼看见的部分才是属实的，其它部分是她事故发生后听被告家属说的。以上5份笔录都是在事故发生后20小时以后才向5个被询问人做的，且四被告都是初中生，具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他们的陈述可能都是他们几个在串通后说的。事故认定书是完全采信了四被告的陈述，因受害人当时已经死亡，认定书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该认定书与事实不符。四被告对5份询问笔录及事故认定书1份没有异议，认为以上证据能够证明事故发生的详细经过。经本院审查以上2份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原告对事故认定书有异议，却未在法定日期内向作出该事故认定书的部门提出复议申请，且事故认定书中的内容与5份询问笔录互相印证，互为佐证，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王东欣、余红霞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人王某出庭证言，证明：“我跟原、被告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一个村的，事故发生那天是2015年农历正月二十几号下午四点半左右，我从高庄回家的路上经过高庄附近的水塘，看见3、4个小孩在由北向南推一辆车，那是一辆三轮的摩的，当时我距他们有30到50米左右”；2、证人刘某出庭证言，证明：“我和原告是一个村的。我来证明原告的孩子摔死了，2015年农历正月二十几号，我开着车卖水果，从张清庄出来我自北向南看见一个小孩扶着把，4个孩子推着车（车是蓝色的三轮车），当时是上午半晌了，除了5个孩子，没有其他人在场”。
被告丁付林、史恒、余京龙、杨骜茗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审查后认为：证据1的证人证言，证人当时路过时间很短，也没看清具体几个小孩，车子颜色也看不清，具体情况也说不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的证人证言，证人证明是上午看到的几个小孩在路边，与本院事故发生时间都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2证人证言仅能证明以上两位证人看到2015年农历正月二十几号在高庄公路上看到有几个孩子在路上推一辆三轮，不能清楚的证明本案的事实经过，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13日17时许，原告王东欣、余红霞之子王二浩在禹州市小吕乡高庄村路段试驾被告丁付林因损坏停放在路边的电动三轮车。由于操作不当，不慎冲翻到路东侧沟内，造成车辆损坏、王二浩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在2015年11月30日本院对被告史恒、余京龙、丁付林、杨骜茗的调查笔录中均证实，事发当天下午王二浩与四被告一起由丁付林驾驶自己家的电动三轮车、余京龙驾驶摩托车前往张清庄玩耍，回来时路过高庄一坑塘处电动三轮车胎没气，被告余京龙、丁付林骑摩托前往丁付林家拿气筒，史恒、王二浩、杨骜茗留守在原地期间，王二浩驾驶电动三轮车因操作不当冲入路边坑塘内。后原告王东欣、余红霞于2015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四被告互负连带责任，赔偿二原告儿子的医疗费、停尸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215908.32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必须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且该诉讼请求应有具体的事实、理由支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原告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在原告无法提供充分、确定的证据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加以证明时，则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王东欣、余红霞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二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东欣、余红霞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崔丽霞
人民陪审员 ：王雅明
人民陪审员 ：马丽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柳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