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49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宝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金狮小区百花组团20栋1单元1层2号。
法定代表人：王汉忠。
委托诉讼代理人：帅国会，男，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昌，男，196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贵州旭阳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县南白镇龙泉食品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徐祖芳。
上诉人贵州宝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玉昌及原审第三人贵州旭阳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阳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3民初1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来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3民初123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刘玉昌无证据证明双方在本案中是合作关系。2.案涉补充协议系刘玉昌与旭阳公司恶意串通炮制，该协议系上诉人被迫签订。3.刘玉昌在该工程中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4.本案基本事实已在遵义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中认定。现刘玉昌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5.从补充协议签订之日到刘玉昌起诉时，刘玉昌依据补充协议所主张的权利已过诉讼时效。二、一审计算金额错误。根据补充协议约定，扣除刘玉昌已得的172000元，刘玉昌仅仅应得14069.9元。三、一审判决对付款主体认识错误。根据补充协议，付款主体应为第三人旭阳公司。
刘玉昌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关系认定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交第三人的证明、多份委托书、欠条、工人的情况说明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字的调解协议证明双方是合作关系，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无证据证明。2.上诉人认为补充协议是被胁迫签订，是无效的。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强迫的事实。3.上诉人对签订协议的后果是明知的，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无效是混淆视听，逃避责任。如补充协议系被迫所签，那上诉人应及时报案维权，但上诉人没有报案，并且上诉人还向第三人出具收条，说明上诉人是认可该补充协议的。4.对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没有进行工程结算，对于工程款是多少不清楚，所以被上诉人无法主张具体金额，在遵义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后，被上诉人才知道具体的工程款金额，因此被上诉人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5.一审计算没有错误，一审是根据协议计算的。协议合法有效，一审得出的金额是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明细清单以及裁决书等证据计算的，13号仲裁裁决书对于尚欠工程款是已明确的。6.被上诉人是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提起的合同纠纷，合同双方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以主体是没有问题。
刘玉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将已收工程款的10%计164253元支付给原告；二、确认未付工程款的10%计138870元属原告所有，并判令第三人协助将未付款的10%支付给原告；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管理工程项目期间的工资80000元；四、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与第三人在原告的介绍下达成合意，由被告为第三人承建位于遵义县南白镇龙泉工业园年产量6万吨的辣椒生产车间工程。合同约定的建筑面积为2599.2平方米，包干单价为每平方米1080元，合计总造价2807100元。主体工程完工后，被告与第三人于2012年4月20日补签了由“协议书”和“通用规则”两部分组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条款。2012年7月4日，被告与第三人再次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条款。此后，被告与第三人由于工程款产生纠纷，经遵义仲裁委员会2015遵裁（经）字第（13）号裁决书裁决，总工程款为3031224元，第三人已支付1642525元，未支付1388699元。2013年4月26日，原告、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作为乙方，与第三人作为甲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甲方委托乙方承建甲方综合楼整体工程，现已经竣工，竣工资料及所有手续已交给甲方，经双方商讨决定工程款支付时从2013年4月25日起，甲方支付乙方工程款必须有刘玉昌、王汉忠两人签字方可支付给乙方，单方签字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第一次支付刘玉昌5万元，剩余款打到王汉忠账上，以后每次付款按10%付给刘玉昌，90%付给王汉忠，按比例支付）（即此后甲方付款方式以协议为准）如果乙方不执行协议甲方可拒绝支付工程款（注2013年4月25日后工程余款结算及支付参照原合同执行，刘玉昌借款（29万至30万）范围内从本工程尾款扣除，质量保证金按原定金额执行，付款方式以补充协议为准。”2015年4月30日，第三人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贵州旭阳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年产60000吨油辣椒生产线项目工程，在2012年1月由刘玉昌与公司联系承建，该项目工程挂靠贵州宝来矿山工程有限公司资质（法人代表王汉忠），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现场由刘玉昌、王汉忠共同管理，他们之间的合资、合作内情不详。”对以上事实，予以确认。
对有争议的事实：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效力：庭审中，被告称原告既不是工程的投资人也不是合作人，并对三方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有异议，认为被告是受胁迫所签的协议，但被告举证的借条等证据并不能证明受其是受胁迫所签。原告提交2013年4月26日收条、2015年8月10日的调解协议、2013年4月12日情况说明、委托书八份、银行付款凭证六份、欠条四张，以上书证除银行付款凭证外，均与工程款支付有关，且均有原告的签字。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共同合作承建涉案工程，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第三人的证明来看，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工程款支付中均有参与，且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说明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即三方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
被告应付支付原告的费用：根据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2013年4月25日之后的工程款，原告分得10%。而遵义仲裁委员会2015遵裁（经）字第（13）号裁决书中确认了第三人提交的付王汉忠款明细清单中的金额，其中2013年4月25日之后支付的金额为484000元，原告应分得48400元；遵义仲裁委员会2015遵裁（经）字第（13）号裁决书另外裁决第三人应支付被告的工程款为1388699元，原告应分得138869.9元；至于80000元工资，原告的举证并不充分。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187269.9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于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据前所述，原告应当分得的工程款为187269.9元。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187269.9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工资部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宝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玉昌工程款187269.9元；二、驳回原告刘玉昌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23元，由原告承担1801元，被告承担1722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将承担部分一并给付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二审审理中，宝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九份银行汇款凭证，拟证明签订补充协议后旭阳公司向刘玉昌付款172000元。刘玉昌经质证，认可收到了152000元，但认为其中的5万元系补充协议约定的5万元，扣除该5万元后，实际收到102000元，2万元收款人不是刘玉昌本人。但这些款均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第二组证据：2015年7月10日刘玉昌及宝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金额单据一份，2015年8月9日向劳动监察大队反映情况的说明一份。拟证明刘玉昌与旭阳公司恶意串通伪造虚假证据，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大利益，已达到旭阳公司长期拖欠宝来公司工程款。刘玉昌经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产生的新证据，对合法性提出质疑，宝来公司不在一审提交该证据，说明宝来公司选择性提供证据，刻意隐瞒事实，且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从内容来看，也达不到宝来公司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2015年4月13日刘玉昌给旭阳公司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刘玉昌没有投资任何款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事实。刘玉昌经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从内容上看，不能达到宝来公司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双方是合作关系，关于工程款分配，双方之前约定过是各占50%，由于刘玉昌没有投资，所以后来的补充协议才有10%的约定。对于宝来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刘玉昌认可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万元因收款人不是刘玉昌，且已生效的遵义仲裁委员会2015遵裁（经）字第（13）号裁决书对该2万元未予认可，故本院认定刘玉昌在签订补充协议后收到了152000元。对于宝来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属于复印件，刘玉昌亦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刘玉昌与旭阳公司恶意串通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6日签订案涉补充协议后，旭阳公司支付刘玉昌工程款项如下：2013年6月9日付5万元，2014年2月24日付2万元，2014年3月10日付3万元，2014年6月10日付2000元，2014年7月22日付5万元。以上金额共计152000元，其中2013年6月9日支付的5万元为案涉补充协议约定的5万元。扣除该5万元后，刘玉昌在签订案涉补充协议后实际得款102000元。旭阳公司支付宝来公司工程款项如下：2013年8月4日付10万元，2014年1月30日付20万元。宝来公司在签订案涉补充协议后实际得款30万元。除此之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宝来公司上诉主张刘玉昌无证据证明双方系合作关系的问题。已生效的遵义仲裁委员会2015遵裁（经）字第（13）号裁决书认定案涉工程系刘玉昌介绍宝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旭阳公司签订案涉工程施工合同。一审中刘玉昌提交2013年4月26日收条、2015年8月10日的调解协议、2013年4月12日情况说明、委托书八份、银行付款凭证六份、欠条四张，以上书证除银行付款凭证外，均与案涉工程款支付有关，能够证明双方共同合作承建涉案工程的事实。因此，宝来公司上诉关于刘玉昌无证据证明双方系合作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案涉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宝来公司上诉主张该补充协议系被迫签订，是刘玉昌与旭阳公司恶意串通所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故本院对宝来公司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案涉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该约定全面履行义务。
关于时效问题。宝来公司上诉主张自签订案涉补充协议之日起，至刘玉昌起诉之日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对此，因补充协议签订后，案涉工程款项并未结算，之后宝来公司通过申请仲裁，遵义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4月8日作出仲裁裁决认定了旭阳公司欠付工程款金额。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4月8日起算，而刘玉昌于2018年1月9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宝来公司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工程款计算是否错误的问题。根据2013年4月26日签订的案涉补偿协议“第一次支付刘玉昌5万元，剩余款打到王汉忠账上，以后每次付款按10%付给刘玉昌，90%付给王汉忠，按比例支付）（即此后甲方付款方式以协议为准）”的约定，从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2014年3月25日以后至遵义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前，旭阳公司支付宝来公司30万元，支付刘玉昌152000元，扣除案涉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一次支付刘玉昌5万元，实际支付刘玉昌102000元。根据案涉补充协议约定，宝来公司与刘玉昌所收取的工程款也应当按照协议分配，加上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认定的1388699元，共计1790699元，刘玉昌根据协议约定的10%应分得179069.9元，现查明刘玉昌已经得到102000元，该款项应予扣除。刘玉昌主张该102000元已支付工人工资，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刘玉昌是否支付工人工资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该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宝来公司应当支付刘玉昌工程款为179069.9元-102000元=77069.9元。一审计算应付工程款金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宝来公司关于工程款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部分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宝来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3民初12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3民初12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贵州宝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玉昌工程款77069.9元；
三、驳回刘玉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523元，由刘玉昌负担2659元，由贵州宝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46元，由刘玉昌负担5318元，由贵州宝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72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俊
审判员 李云鹤
审判员 姜彦宏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书记员 曹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