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云0111行初46号
原告：李柏吉，男，1982年9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董家湾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刘喆，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处副处长，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永，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中队长，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李柏吉诉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柏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以下简称“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文伟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喆、张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8年4月2日以原告李柏吉于2018年4月2日17时52分在人民东路与白塔路交叉口东口处实施驾驶机动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决定处200元罚款，并向原告李柏吉送达了第5301991912023344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原告李柏吉诉称：2018年4月2日17时52分，原告驾驶车牌为云Ａ×××××号两轮摩托车（车辆识别代码：MLHNC51RXF5101XXX，发动机号：NC51E-2112XXX），从人民东路与白塔路交叉口东口处附近行驶时，被一名着协警服装的人员拦下，当时该协警用身体直接挡在原告摩托车前轮前，不允许原告有任何动作，之后一名身着交警制服的人员走过来，要求原告出示车辆驾驶证，行驶证，并要求将车推行到路边。本人现场服从了该交警人员的指挥，将摩托车推行至路边，接受了检查。该交警人员检查后对原告作出了当事人李柏吉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决定处200元罚款。
原告认为被告存在如下问题：1、执法行为不规范。2、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被告执法行为不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在本案中，执法过程中只有一名着正规制式警服的人员在场，不符合现场执法的相关要求，执法行为不规范，有碍人民警察形象。二、适用法律错误。1、处罚依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错误。当事交警对原告作出处罚依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而《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三）驾驶机动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使；原告驾驶合法购买的摩托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上行使，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交警同志作出的禁行时间或者禁行道路上行驶，在《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里没有明确规定，且当事人行驶的路段，并没有任何摩托车限行或禁行交通标志。既然没有相关法律来补充说明禁行时间或者禁行道路，原告认为该条款属于空头条款，没有执行力，该条处罚就没有处罚依据。2、处罚依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错误。《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0元罚款，（三）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既然没有规定禁行时间或者禁行道路，该处罚就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全国实行统一的道路交通信号。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指挥。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根据通行需要，应当及时增设、调换、更新道路交通信号。增设、调换、更新限制性的道路交通信号，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广泛进行宣传。既然被告认为本人违法，请明确指出该路段应该设置的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的位置，如果没有，原告认为该处罚依据不成立。原告认为，被告执法的依据应该是2007年制定施行的《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该条例属于政府规章文件。首先，该规章文件于2007年9月1日施行，确实在其条款里限制了一部分摩托车和相关运营车辆的行驶范围，但相关运营车辆都在道路的明显位置设置了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但是摩托车未设置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原告认为该条款对摩托车的限行没有法律效力。其次，依据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二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开始制定规章的时间，与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本市、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间同步。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立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该条款对于政府规章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即政府规章制定的范围必须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原告认为《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适用该条款第二条里城乡建设与管理及环境保护方面，制定时合法。但立法法也明确提出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昆明市对于该通行条例，从2007年至今，未提出要继续实施，也未提请制定地方性法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该政府规章文件已失效。换句话说，《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从2005年至今，也已经分别于2012年和2017年进行重新听证修订，而对于其下位的规章文件，从2007年制定实施，10年间没有任何修改和修订，也没有有效性的声明文件，属于僵尸法规，应当予以取缔。执勤民警在不了解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处罚依据完全是捏造事实贻笑大方，严重有损人民警察形象，应予以警告批评。原告提出：《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已失效，请法院对其有效性进行审查，让执法民警也有法可依。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该交警于2018年4月2日17时52分，对原告驾驶车牌为云Ａ×××××普通二轮摩托车作出违反机动车禁令标志的处罚，执法过程不规范（只有一人执法），执法依据不合法（引用相关法律条文与事实不符），出具该处罚决定书的交警没有在该处罚决定书上签名或签章，因此原告起诉到法院请求：撤销昆明市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作出的编号为第5301991912023344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提请法院对《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的有效性进行审查。
被告答辩称：2018年4月2日17时52分左右，原告驾驶车牌为云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昆明市白塔路与人民东路交叉路口，我大队民警发现后，检查了驾驶人李柏吉的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以及车辆保险等相关手续，发现该车登记日期为2016年5月18日，民警告知原告李柏吉，云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不能在该路段行驶，其驾驶云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该路段行驶，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并充分听取了原告的申辩意见后，开具了编号为第5301991912023344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给李柏吉，对李柏吉处以200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李柏吉在第5301991912023344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收取了第5301991912023344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当事人联及银行联后离去。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74号《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即“自2007年9月1日起，本市新办理注册登记的摩托车以及外辖区摩托车，自2009年9月1日起，不得在我市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个区以及呈贡新区城市道路上通行”。李柏吉驾驶云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昆明市人民东路与白塔路交叉口被我队民警查获，系实施了驾驶摩托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行为，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三）驾驶机动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我大队依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依法作出了第5301991912023344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对李柏吉处以200元罚款的处罚。在本案中李柏吉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我大队对其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我大队作出的第5301991912023344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使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及法律、法规、规章：
一、证据材料：《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现场视频及视频说明，欲证实被告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二、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1、执法权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
2、法律适用：《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五十八条、《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第十二条；
3、执法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经质证，原告李柏吉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本人并没有违反交通法的行为，并认为处罚依据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
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李柏吉针对本案无证据提交。
根据本案有效证据和原告、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8年4月2日17时52分左右，原告李柏吉驾驶云Ａ×××××号二轮摩托车在昆明市人民东路与白塔路交叉口东口处，因有驾驶摩托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被告民警以原告李柏吉的行为违反了《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对原告李柏吉处以200元罚款，并向原告李柏吉送达了第5301991912023344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李柏吉当场领取了该份处罚决定书。现原告李柏吉不服该行政处罚，诉至本院主张相应诉请。
庭审过程中，原告李柏吉对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执法权源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被告作为执法主体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对于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如何认定事实清楚？应当是违法行为人在某个时间、场所确实具有某个违法行为的事实，且该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某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是应当依法被行政机关予以处罚的行为，认定事实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而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基础，行政机关在调查中收集的证据应当证实行为人具有实施了违反某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具有符合违法行为的情形，只有证据充足、完整且无矛盾才能认定事实清楚；如何认定程序合法？就是经过授权的执法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行为时，应当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或者其他相关法律的程序性规定，在进行行政处罚时程序无违法及瑕疵，并且保障当事人享有法定的陈述及申辩的权利。根据《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2011年12月16日昆明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第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持有本人两本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二)使用失效的驾驶证;(三)驾驶机动车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四)在实习期内驾驶牵引车或者被牵引车;(五)持地方驾驶证驾驶军队、武警号牌机动车;(六)驾驶非法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第五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0元罚款:(一)持地方驾驶证驾驶军队、武警号牌机动车的;(二)使用失效的与交通管理有关的证件的;(三)在禁行时间内或者禁行的道路上行驶的;(四)骑线行驶或者占用快速车道低速行驶的。”及《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2007年7月16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51次常务会讨论通过，2007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二条：“自2007年9月1日起，本市新办理注册登记的摩托车以及外辖区摩托车，不得在二环路（含）以内区域道路以及关上中心区、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道路上行驶；自2009年1月1日起，不得在我市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个区以及呈贡新区城市道路上通行。”的规定，原告李柏吉于2018年4月2日17时52分左右驾驶云Ａ×××××号二轮摩托车行驶至昆明市人民东路与白塔路交叉口东口处的行为，属于《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及《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所规定的驾驶机动车辆在禁行路段行使的交通违法行为，《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及《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是现行有效的法规、规章，在我市范围内均具有法律效力，具有普遍约束力，故被告以原告李柏吉的行为违反《昆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进行处罚的事实清楚，适用依据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二百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行政处罚的依据、处罚内容、时间、地点以及处罚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年11月17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9年4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一条：“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对违法行为人处以二百元（不含）以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适用一般程序。不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现场交通警察应当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并制作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的，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实施。”、第四十二条：“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作出，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四）处罚决定书应当由被处罚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被处罚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五）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被处罚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即为送达。交通警察应当在二日内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报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的规定，被告民警对原告李柏吉进行处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原告李柏吉认为《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已失效，要求法院对其有效性进行审查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的规定，《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不属于应当由法院审查规范性文件范畴内，故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被告于2018年4月2日对原告李柏吉作出编号为第5301991912023344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处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对原告李柏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李柏吉请求判令撤销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作出的编号为第5301991912023344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李柏吉请求对《昆明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规定》有效性进行审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柏吉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宜禾
人民陪审员 杨 凡
人民陪审员 李 红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杨玉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