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甬民一终字第2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国辉。
委托代理人：唐茂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爱尔妮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稼昌。
委托代理人：孙维辉。
委托代理人：张孙庭。
上诉人史国辉因与被上诉人宁波爱尔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尔妮集团）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4日作出的（2012）甬鄞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13年3月14日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过阅卷及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1年9月16日，史国辉、爱尔妮集团达成就业意向，并签订《就业意向协议》一份，约定史国辉在2011年10月20日前到爱尔妮集团上班，爱尔妮集团安排史国辉在人力资源总监岗位工作。同时约定薪资待遇为：“年薪税后二十万（20万）元人民币，年薪的70%每月发放，其余的30%作为年终绩效考核指标”。史国辉于2011年10月25日正式到爱尔妮集团上班，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为2011年10月25日至2014年10月24日，工作岗位为管理岗位，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内月工资1310元，试用期满后月岗位工资1310元。史国辉在职期间实际担任爱尔妮集团的人事资源总监，工作内容包括管理公司人事档案、起草绩效考核制度等。2012年6月13日，史国辉向爱尔妮集团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最近我一直思考着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没有更好的，只有更适合自己的，最终决定辞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一职”。次日史国辉填写离职申请表，注明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2012年7月13日爱尔妮集团批准史国辉离职。史国辉最后工作至2012年7月13日。同日，史国辉办理工作交接，交接清单中注明交接的内容包括孙维辉、冯彦文、史国辉等人员的有效劳动合同档案资料共68份。该工作交接清单经史国辉及爱尔妮集团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次日爱尔妮集团向史国辉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
另查明，在史国辉、爱尔妮集团各自持有的劳动合同第八条约定事项中均有史国辉书写“除本合同约定工资外，其他以入职前录用协议为本合同附件，年薪税后贰拾万元，月发壹万元，合同期间如果离职，剩余税后工资=（20万×当年工作月数÷12）-（当年工作月数×1万元）”的内容。合同的其他手写内容由爱尔妮集团员工书写。2011年度，爱尔妮集团对史国辉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后，向史国辉支付了年薪余额。2012年1月至2012年7月爱尔妮集团向史国辉支付的税后实发工资为57572.08元，因考勤和考核扣除的工资总额为12229.92元。2012年9月13日史国辉向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爱尔妮集团支付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13日税后工资42800元及经济补偿金16666元。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11月7日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爱尔妮集团支付史国辉工资差额11864.67元，并驳回史国辉的其他仲裁请求。史国辉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爱尔妮集团发放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13日期间史国辉的税后工资42800元，支付经济补偿金16666元。
爱尔妮集团在原审中答辩称：史国辉、爱尔妮集团于2011年10月25日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岗位为管理岗位。爱尔妮集团任命史国辉为人力资源部负责人。2012年6月13日，史国辉自己跳槽并向公司提出辞职，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协议。从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可以看出，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双方不存在补偿关系。史国辉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擅自修改了劳动合同。史国辉的劳动合同第八条内容原为空白，上面的内容是史国辉自行添加的。史国辉、爱尔妮集团签订的就业意向协议书可以证明史国辉是年薪制而非月薪。史国辉工作未满一年辞职，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爱尔妮集团认为不能按照年薪支付工资。史国辉因跳槽而与爱尔妮集团解除合同，爱尔妮集团没有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无需承担经济补偿金。请求法院驳回史国辉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史国辉的薪资待遇，双方对史国辉年薪为20万元的事实陈述一致。史国辉、爱尔妮集团主要争议为月发工资数额及年薪余额如何支付。史国辉主张劳动合同第八条已经对原就业意向协议书中关于薪资支付方式的约定进行了变更，爱尔妮集团应当按照变更后的约定向史国辉补足工资差额。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在史国辉、爱尔妮集团各自持有的劳动合同中均有“除本合同约定工资外，其他以入职前录用协议为本合同附件，年薪税后贰拾万元，月发壹万元，合同期间如果离职，剩余税后工资=（20万×当年工作月数÷12）-（当年工作月数×1万元）”的内容，但因史国辉系爱尔妮集团的人力资源总监，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等档案资料均由其保管。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史国辉仍有机会接触爱尔妮集团持有的劳动合同。而两份劳动合同中第八条的内容均由史国辉填写，与劳动合同其他手写内容非同一人书写，且条款的内容有添加的痕迹。故史国辉无法证明是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时已经形成。另该争议条款的内容是除合同格式条款之外所作的特别约定，条款的内容涉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重大权利义务，应当由双方签字确认。但在两份合同中，特别约定的条款处均未经爱尔妮集团盖章确认。从条款的内容来看，该条款一方面约定史国辉月发壹万元，如史国辉合同期内离职，剩余税后工资=（20万元×当年工作月数÷12）-（当年工作月数×1万元），另一方面又约定将就业意向协议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而就业意向协议对史国辉薪资的约定为年薪20万元，月发70%，余款30%作为年终绩效考核指标。与条款前半部分的内容相互矛盾。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合同第八条的内容并非史国辉、爱尔妮集团的共同意思表示，史国辉要求爱尔妮集团按照该条款的约定补足工资差额，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史国辉、爱尔妮集团在就业意向协议书中已对史国辉的薪资标准及支付方式作出约定，内容为“年薪税后二十万（20万）元人民币，年薪的70%每月发放，其余的30%作为年终绩效考核指标”。虽然双方同时约定“自史国辉到宁波爱尔妮集团有限公司上班并签订劳动合同后就业意向协议自动失效”，但史国辉认可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仍以就业意向协议作为劳动合同的补充。爱尔妮集团亦承认实际按照就业意向协议约定的薪资标准履行支付工资的义务。故原审法院认为就业意向协议书中关于薪资标准及支付方式的约定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该协议的约定，爱尔妮集团应向史国辉支付的每月工资数额为11666.67元（200000元×70%÷12个月），但2012年1月1日至7月13日期间，爱尔妮集团未按照该标准向史国辉足额支付工资，应当予以补足。经原审法院核算，爱尔妮集团应向史国辉补足的工资差额为11864.67元。关于史国辉主张的年薪余额，原审法院认为，就业协议中明确约定史国辉的年薪余额为年终绩效考核指标，应当在史国辉完成全年工作后，根据其绩效考核结果予以发放。在史国辉的工作交接单中亦载明公司存在2012年的绩效考评办法，而且从劳动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来看，2011年史国辉的年薪余额也是经考核后予以发放。故原审法院认为，爱尔妮集团关于史国辉的年薪余额需经绩效考核后发放的主张真实可信，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史国辉因个人原因于2012年7月14日离职，未完成2012年全年工作任务，导致爱尔妮集团无法对其进行全年考核。现史国辉要求爱尔妮集团按照其2012年实际工作时间按比例支付年薪余额，不符合就业意向协议书的约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史国辉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认为，爱尔妮集团虽然存在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但史国辉并非因该原因离职。史国辉的辞职申请明确载明其因个人原因离职，不符合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对史国辉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宁波爱尔妮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史国辉支付2012年1月1日至同年7月13日工资差额11864.67元（税后）；二、驳回史国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史国辉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史国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年薪（税后20万元）的30%余额工资共计32500元未支付。被上诉人每月无故克扣、拖欠税后工资1666.70元，应支付上诉人经济补偿金11666.70元。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进行明确的岗位目标考核，且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对绩效考核制度征询意见、审批发文、实施前培训及履行告知义务，被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工作绩效存在不良行为，应支付税后工资32500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年薪工资余额32500元，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经济补偿金11666.70元。
被上诉人爱尔妮集团答辩称：双方在2011年10月25日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上诉人的工作岗位是公司劳动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2012年6月13日，上诉人提出辞职，其提出辞职的理由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并非其所说的是因为公司拖欠其工资。双方在2012年7月13日达成劳动合同解除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证明上诉人根本没有要求被上诉人补贴其任何费用。劳动合同中第八条的内容都是上诉人自己写上去的，和写劳动合同内容的不是同一个人。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在就业之前签订了意向协议书，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约定年薪20万元，平时工资按70%支付，被上诉人都已足额支付，其余30%按上诉人年终绩效考核而定，而上诉人工作才8个月就辞职了，其考核指标为零，所以被上诉人不予支付。因为上诉人是劳动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他自己的劳动合同和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等材料都是由其本人保存，档案材料中包括了劳动合同，移交人就是上诉人本人，所以上诉人利用职务之便将劳动合同第八条内容写了上去，被上诉人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期间，上诉人对原判认定的“工作内容包括管理公司人事档案”有异议，上诉人工作内容不包括管理人事档案；对原判认定的“2011年度，被告对原告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后，向原告支付了年薪余额”有异议，实际上被上诉人公司未经过考核，也没有任何考核依据，完全是凭公司老板的一句话，有随意性。另外，劳动合同第八条的内容虽然是上诉人书写的，但是经过双方确认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的工作岗位系人力资源总监，上诉人在其签字的工作交接清单中包含有管理公司人事档案的内容，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亦明确认可被上诉人在2011年按年薪给予考核，将考核工资发放给上诉人，且上诉人对双方已经确认劳动合同第八条内容的理由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上诉人对其提出的异议，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史国辉主张的工资差额问题，一审中上诉人史国辉主张按照劳动合同第八条的约定，被上诉人爱尔妮集团应当向上诉人史国辉补足工资差额。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虽然上诉人史国辉与被上诉人爱尔妮集团各自持有的劳动合同中第八条均约定“除本合同约定工资外，其他以入职前录用协议为本合同附件，年薪税后贰拾万元，月发壹万元，合同期间如果离职，剩余税后工资=（20万元×当年工作月数÷12）-（当年工作月数×1万元）”的内容，但两份劳动合同中第八条的内容均由上诉人史国辉填写，而上诉人史国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条款内容是在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时已经形成并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意。第二，该争议条款的内容是除合同格式条款之外所作的特别约定，条款的内容涉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重大权利义务，应当由双方签字确认，但在两份合同中，该争议条款既无上诉人史国辉的签字确认，也无被上诉人爱尔妮集团的盖章确认。第三，从争议条款的内容来看，该条款对史国辉薪资的约定内容与就业意向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内容亦存在矛盾。据此应认定劳动合同第八条的内容并非上诉人史国辉与被上诉人爱尔妮集团的共同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对于上诉人史国辉要求被上诉人爱尔妮集团按照劳动合同第八条的约定补足工资差额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二审中，上诉人史国辉又提出按照就业意向协议第三条的约定，被上诉人应支付其工资余额32500元。本院经审查认为，就业意向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上诉人史国辉“年薪税后二十万（20万）元人民币，年薪的70%每月发放，其余的30%作为年终绩效考核指标”，但事实上上诉人史国辉因个人原因于2012年7月14日离职，未完成2012年全年工作任务，从而导致被上诉人爱尔妮集团无法对其进行全年考核。因此上诉人史国辉在二审中要求被上诉人爱尔妮集团按照就业意向协议的约定支付其年薪工资余额，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就业意向协议的约定并结合被上诉人实际已经发放的工资数额，经核算确定被上诉人爱尔妮集团应向上诉人史国辉补足的工资差额为11864.67元，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史国辉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根据上诉人史国辉向被上诉人提交的辞职报告、离职申请表以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诉人的辞职理由系因个人原因离职，并非因被上诉人存在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而离职，因此上诉人史国辉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史国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金平
审 判 员 陈士涛
审 判 员 樊瑞娟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许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