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96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县。
法定代表人：孙某甲，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恺炜，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坚，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建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更名前为江西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法定代表人：余某甲，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建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更名前为江西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主要负责人：杜某甲。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霞，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皮美媛，女，汉族，1967年2月22日出生，住湖南省攸县。
原审第三人：樊亮，男，汉族，1991年4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攸县。
原审第三人：廖雪英，女，汉族，1940年11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攸县。
上诉人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西建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公司）、被上诉人江西建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原审第三人皮美媛、原审第三人樊亮、原审第三人廖雪英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3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浙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江西公司和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共同向上诉人返还代两被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员工樊某甲家属因樊某甲意外死亡的丧葬补助金、死亡抚慰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死者家属精神抚慰金等费用818800元；3、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江西公司和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为：一、上诉人已充分证明本案死者樊某甲系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聘请的工作人员，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支持全部诉讼请求。1、与涉案事故相关的除被上诉人江西公司和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之外的各方均证实死者樊某甲系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聘请的工作人员，这其中不仅有上诉人两次通过公证形式向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寄送要求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的相关函件，还包括上诉人与死者家属（一审第三人）签署的《死亡赔偿协议书》、上诉人和工程业主方与死者家属（一审第三人）签署的《安全事故处理备忘录》，如果死者樊某甲事实上不是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聘请的人员，上诉人、业主方以及死者家属（一审第三人）根本不需要费时费力地制作上述相关证明文件；2、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对于其承揽了死者樊某甲发生事故的相关工程的劳务工作有自认，其在庭审中予以否认只不过是为了逃避责任。首先，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承认“南方电网一期试验大厅屏蔽门侧封板安装报价单”上的签章是真实的，结合上诉人举证的相关QQ聊天记录，足以证实双方就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揽南方电网一期试验大厅屏蔽门侧封板安装工程的劳务工作有充分的协商过程并最终达成了一致，而且根据上诉人举证的“现场签证单”也可以证明事实上是由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聘请的王某甲班组实际进行了施工活动，只是由于相关工程标的较小（仅为几万元的小工程），上诉人才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正式的书面协议，并且这种增补工程没有签订相应的合同在施工企业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也符合施工企业的实际情况；其次如果说上诉人是为了将责任推卸给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才有了本案的诉讼，上诉人完全可以在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南方电网一期试验大厅屏蔽门侧封板安装报价单”加盖自己的公章以形成所谓“正式的书面协议”，上诉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尊重法律、忠于事实；另外上诉人举证的与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负责人杜某甲的电话录音也能够证明本案死者樊某甲系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聘请的工作人员，虽然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负责人杜某甲在电话中未直接认可，但对于上诉人项目负责人要求其处理事故后续事宜并没有直接的否认死者系其公司聘请的人员，只是采取回避的方式称要向总公司请示，如果死者不是其公司聘请的人员，上诉人代垫费用根本就与其公司无关，其何需向总公司请示？3、虽然上诉人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死者与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但上诉人已经向法庭举证了多份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由其所聘的王某甲班组来实际履行其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中国南方电网广州特高压试验研究／检修基地试验大厅钢结构及其配套辅材项目屋面及墙面板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结合本案证人施工现场监理工程师姜某的证言，“死者樊某甲发生事故的工程也是王某甲班组施工的，死者樊某甲是王某甲带来的人员”，这足以证明死者樊某甲系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聘请的人员。另外，根据上诉人举证的死者樊某甲签名的“高处作业及登高架设作业安全技术交底”，死者樊某甲系2015年6月29日才来到工地上班，2015年6月30日就发生了事故，在得知樊某甲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王某甲和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万副总为逃避责任逃离医院且其后不再接听上诉人工作人员的电话，而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为了逃避责任否认死者樊某甲系其聘请的人员，此种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拿出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与死者樊某甲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此证据理应由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掌握）是超出上诉人的举证能力范围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上诉人已经穷尽一切方式进行了举证，在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持有与死者樊某甲存在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的直接证据而拒不向法庭提供，应依法推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与死者樊某甲存在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的主张成立。二、被上诉人江西公司和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庭审时除了否认死者樊某甲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之外，其向法庭举证的所有证据中没有任何一项证据能够足以反驳或否定上诉人的主张。1、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所从事的是劳动力密集的建筑安装工作，在该行业中，私人挂靠以及不签劳动合同、不买社保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能因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未给死者樊某甲购买社保就直接否定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与死者樊某甲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2、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才可能掌握有其与死者樊某甲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直接证据，而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为了逃避责任拒不向法庭提供，相关不利后果应由被告承担；3、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仅向法庭说明其公司是由胡某甲（胡系其公司购买了社保的人员）负责履行其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中国南方电网广州特高压试验研究／检修基地试验大厅钢结构及其配套辅材项目屋面及墙面板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对于本案另一个关键人物王某甲的身份则以胡某甲已经离职且未交接该项目相关材料而予以回避不予认可，对于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员也未向法庭进行说明。因为一旦说明必然会牵扯到王某甲，而如果承认了王某甲是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人员，就撇不开死者樊某甲意外身故的责任。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王某甲这一关键人物的身份是在查明案件事实方面的一个重大疏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江西公司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主张樊某甲因工死亡的证据不足。二、一审被告与死者樊某甲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相反本案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与死者樊某甲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证人作证时陈述：作为全面监督工程实施的监理单位，只知道在增项工地找上诉人，并不知道其它施工单位的存在；王某甲及樊某甲进入施工现场是监理单位取得了上诉人的交底；加之上诉人提交的其对施工人员安全交底的资料，更是证明了上诉人对其陈述的王某甲及樊某甲存在劳动管理关系，因此据此完全可以认定上诉人与王某甲及樊某甲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三、证明被上诉人与死者樊某甲存在雇佣或劳动关系的证明责任应当由主张该观点的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只有证明被上诉人与樊某甲签署了劳动或聘用合同，才存在被上诉人拒不提供该合同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的问题。但上诉人一审所提交的证据并未证明劳动或被聘用合同的存在。上诉人作为承建政府工程的正规施工单位，却违反建筑法规聘用私人包工头，且在施工工地发生安全生产重大事故后，隐瞒该事故，采取私了方式解决安全生产事故，之后又想办法转嫁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上诉人违反建筑法规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原审第三人皮美媛、樊亮、廖雪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浙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江西公司、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共同向原告返还原告代两被告支付员工樊某甲家属因樊某甲意外死亡的丧葬补助金、死亡抚慰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死者家属精神抚慰金等费用818800元；2、本案受理费由两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15日，原告浙江公司作为甲方，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中国南方电网广州特高压试验研究/检修基地试验大厅钢结构及其配套辅材项目屋面及墙面板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劳务分包合同），工程名称为中国南方电网广州特高压试验研究/检修基地试验大厅钢结构及其配套辅材项目，工程内容为屋面板、墙面板、试验大厅屋面天沟安装工作，工期要求60日，计划开工日期2013年5月20日，合同竣工日期2013年7月20日，工程采用由乙方包人工、包辅材、包机械、包质量、包安全、包工期的承包方式，乙方委派胡某甲为驻施工现场代表，合同价款1211036元人民币。合同签订后，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进驻现场开始施工，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称上述合同约定的工程实际于2013年9月完工，此后累计收到原告浙江公司支付的工程款925957.76元。以上事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
另，2015年4月，原告浙江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试验大厅屏蔽门侧封板安装工程（以下简称增项工程）与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负责人杜某甲通过QQ商议，2015年4月20日，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原告浙江公司出具《南方电网一期试验大厅屏蔽门侧封板安装报价单》，双方就增项工程约定了合同价款，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在该报价单上盖章确认。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该报价单的真实性，但称增项工程仅向原告进行了报价，其未实际参与施工。
2015年6月30日，案外人樊某甲在高空作业时，发生高空坠落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7月2日，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甲方，第三人樊亮、皮美媛作为乙方，签署了《死亡赔偿协议书》，约定由甲方一次性赔偿死者丧葬补助金、死亡抚慰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死者家属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81.88万元。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该份《死亡赔偿协议书》不予认可，协议书上无公司的印章，甲方代表处签名的“张某甲”也不是公司的员工。原告浙江公司确认甲方代表签名的“张某甲”为原告的工作人员。2015年7月3日、4日，原告浙江公司向第三人樊亮支付了赔偿协议中约定的81.88万元，第三人樊亮亦向原告浙江公司出具了《收条》予以确认。
2015年7月4日，原告浙江公司与第三人樊亮、皮美媛签订《安全事故处理备忘录》，内容为：樊某甲从属于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施工工程人员。2015年6月28日樊某甲受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委派在现场高空作业时，发生高空坠落事故。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代班人员王某甲会同浙江公司项目管理人员立即拨打120抢救电话以及110报警电话，随即将伤者送往增城市新塘医院。经医院方2小时全力抢救无效死亡。医院抢救期间，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万副总、王某甲（现场代班）以及浙江公司项目管理人员均到场。但时至当天19：00左右，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万副总、王某甲均逃离医院。后浙江公司工作人员电话联系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万副总、王某甲二人均不接，事故后续事宜均不做处理。浙江公司从人道主义出发，从事发当日起代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处理此次死亡事故，并代其向死者家属支付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死者家属满意浙江公司代为处理本次的安全事故工作。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该份备忘录不予认可，称该份备忘录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其中涉及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与樊某甲的关系无任何证据证明。
又查明，原告浙江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3日、2015年7月31日向被告江西公司发出《关于敦促处理安全事故的函》，并将发函过程通过公证处予以证据保全。被告确认收到上述函件，但称涉案事故与被告无关，故没有就事故作回应。被告称在现场施工的被告方的人员为胡某甲，原告诉状中提到的王某甲、死者樊某甲均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并提交了单位花名册和社保清单予以证明，在花名册和社保清单中有胡某甲的社保缴纳记录，没有王某甲、樊某甲的社保缴纳记录。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QQ聊天记录、安装报价单、《死亡赔偿协议书》、《收条》、《安全事故处理备忘录》、被告提交的单位花名册、社保清单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具体到本案中，原告浙江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向死者樊某甲的家属即本案第三人支付了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81.88万元，现其就已经支付的81.88万元向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行使追偿权应举证证明死者樊某甲与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即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系死者樊某甲的雇主。原告提交的《死亡赔偿协议书》系原告与死者樊某甲的家属即本案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安全事故处理备忘录》也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上述两个书面协议既无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盖章，也无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名，庭审中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该两个书面协议均不予确认；另在上述两个书面协议及庭审中，原告称死者樊某甲是受王某甲雇佣，王某甲是被告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雇请于现场施工的包工头，对这一事实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称王某甲与樊某甲均不是其公司员工，并提交了花名册和社保清单予以证明，上述证据显示王某甲、樊某甲均没有在被告缴纳社保的相关记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上述证据规则，原告在本案中的证据尚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告的相关诉请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988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浙江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的《中国南方电网广州特高压试验研究/检修基地试验大厅钢结构及其配套辅材项目屋面及墙面板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相应工程中国南方电网广州特高压试验研究/检修基地试验大厅钢结构及其配套辅材项目的计划开工日期为2013年5月20日，实际合同开工日期为2013年7月20日。
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追偿其向死者樊某甲支付的赔偿款，应当举证证明死者樊某甲与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死亡赔偿协议书》、《安全事故处理备忘录》均是其与第三人之间签订，既无被上诉人公司盖章也无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签名，且被上诉人对该两份书面协议均不予确认。上诉人称死者樊某甲是受王某甲雇佣，王某甲是被上诉人公司聘请在工程现场施工的包工头，对该事实上诉人亦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了花名册和社保清单证明王某甲与樊某甲均不是其公司员工，已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系发生事故的涉案“增项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其即未提交双方就该工程签订的合同，亦未提交其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应工程款的证据。上诉人仅依据被上诉人江西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南方电网一期试验大厅屏蔽门侧封板安装报价单》意图证明双方实际签订并履行了发生事故的涉案“增项工程”合同，证据不充分，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浙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88元，由上诉人浙江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飞
审判员 黄 国 辉
审判员 付 璐 奇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胡谈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