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镇民终字第11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国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士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红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维杨。
上诉人郭国民因与被上诉人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2014）润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郭国民与韩玉焕系夫妻关系。刘维杨系刘士华、孙红梅之子。双方在三茅宫菜市场水产区外相邻摆摊经营水产零售。
2013年11月14日16时30分许，刘维杨的朋友张云扬在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家的摊位处以低价叫卖水产，引发郭国民、韩玉焕与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两家竞相以低价叫卖水产品。后郭国民、韩玉焕与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发生口角争吵，进而演变至推搡、揪扯、殴打。其间，郭国民在推搡中跌落至自家盛放水产品的水盆。后郭国民报警，由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和平路派出所接警。在审理过程中，法院调取了询问笔录和事发时段的公安监控录像，根据该公安监控录像尚不能目测到郭国民本人事发当时佩戴项链以及项链在争执发生过程中遗失。
郭国民的步步高手机购买于2009年3月5日，当时购买价格为1098元，原审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对手机因郭国民跌落水盆导致浸水拨打不通被郭国民摔掷在地的事实无异议。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对郭国民陈述项链遗失和水产品因被人踩踏、拾捡的损失价值持有异议。
以上事实，由询问笔录、公安录像、发票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2014年1月，郭国民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赔偿其项链损失21120元、手机损失1098元、水产品损失6000元，合计28218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的财产造成损害的，行为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韩玉焕、郭国民，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作为从事商品经营的个人，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商业道德，做到有序竞争。双方以排挤对方为目的，交互以低价叫卖进而发生争执，矛盾激化演变为拉扯殴打，并在推打过程中造成财产损失。考虑到上述五人行为交织影响对整体事态和损害后果的致害关系，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应承担主要责任，韩玉焕、郭国民方对于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可以减轻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的责任。故依法确定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对郭国民的合法财产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对于郭国民因本次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依法确定如下：1、项链损失。郭国民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郭国民只有本人陈述而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项链事发时实际佩戴以及因发生纠纷而遭致遗失的事实，对其项链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2、手机损失。双方均认可手机实际落水后被郭国民摔掷的事实，考虑到手机购买时间和价款，酌情支持手机因浸水必然导致的维修费用500元。3、水产品损失。水产品损失的价格需要考虑到水产品的数量和单价，来确定受损前的市场价格和受损后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来综合确定，现受损的数量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能确定，酌情支持水产品损失3000元。以上合计3500元，由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赔偿2450元（3500元×70％）。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郭国民各项损失合计2450元。
原审法院判决后，郭国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上诉理由为：1、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30％的责任不当。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主动挑衅、进而实施暴力行为，故应当承担全部责任。2、郭国民的项链在事件中丢失。事发时郭国民是佩戴项链的，对此事实，有事发时的视频录像、派出所所做的证人笔录等证据证明。郭国民在一审中请求证人作证，一审法院没有调查取证。3、一审法院认定水产品损失3000元有误。
被上诉人刘士华、孙红梅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维杨在二审中未应诉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再次向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和平路派出所调取了涉案时段的相关监控录像。该监控录像显示：2013年11月14日下午16点58分20秒左右，刘维杨从裤子右侧口袋中掏出一根约20厘米至30厘米的项链，并用双手托展开察看。站在刘维杨右侧的孙红梅见状后，随即从刘维杨的双手间取过该项链并低头看了一眼，然后转递给再右侧的刘士华。刘士华接过该项链，在手中掂量了两下，随即将该项链装入其上衣口袋。对于监控录像中显示的项链，郭国民质证认为，该项链就是其在双方争执打斗过程中遗失的项链；刘士华与孙红梅质证认为，该项链是其儿子刘维杨在双方争执打斗过程中遗失的项链。
2013年11月14日下午17时36分至18时00分，即事发后1个小时左右，孙红梅在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和平路派出所录笔录。当公安民警向其询问你们有什么损失时，孙红梅答：“就是他们打架的时候我儿子的项链丢了，当时是花5000多元买的，大概有16克重，项链的发票还在家里。”
2013年11月28日下午16时05分至16时44分，刘维杨在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和平路派出所录笔录。在该过程中，刘维杨亦表示其一条约16克项链在事发当日的打斗过程中遗失。
2013年11月28日上午10时30分至11时00分，郭国民在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和平路派出所录笔录。在该过程中，郭国民称：“在2013年11月14日那天我和别人发生冲突，我的项链被人抢走了。”郭国民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供的发票标明：其项链系于2013年5月22日在镇江市润州区三茅宫苏客隆购买，重量64克，金额为2112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在与郭国民拉扯殴打过程中，致郭国民财产遭受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郭国民的手机损失500元、水产品损失3000元基本适当。为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国民是否遭受项链损失；刘士华方对郭国民所遭受各项损失应承担的责任比例。
关于郭国民的项链损失。从本院调取的事发现场录像可知：事发当日下午16点58分，刘士华、孙红梅和刘维杨一家三口均接触到并收起一条项链。时隔一小时不到，孙红梅在公安机关处录笔录时称，其儿子刘维杨的项链在双方争执打斗过程中遗失。为此，刘士华、孙红梅和刘维杨一家三口在事发当日下午16点58分接触并收起的项链，应当并非孙红梅在公安机关所称的刘维杨遗失的项链。郭国民在公安机关处理和法院审理过程中始终坚称其有项链遗失。鉴于郭国民被刘维杨等人揪打倒地后十分钟左右后、刘维杨即从口袋中掏出非本人项链的情节，结合郭国民购买项链的时间（2013年5月）和项链通常随身佩带的使用特性，本院根据盖然性优势证据规则认定，郭国民在被刘维杨等人揪打倒地的过程中有项链遗失。
刘士华、孙红梅和刘维杨对郭国民所遭受各项损失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矛盾激化与拉扯揪打系因双方相互低价叫卖而引起。对此，双方均有过错。但是，本院调取的公安录像显示，双方当事人拉扯揪打系刘维杨先动手，且郭国民方明显处于劣势且被摁倒在地。郭国民的财产损失与双方的拉扯揪打有直接因果关系，与双方的相互低价叫卖水产品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原审法院判令刘士华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明显较低，本院综合考虑项链折旧、水产品折价和其他一些综合考虑因素，酌情确定刘士华方承担80%的赔偿责任。郭国民的损失合计为24620元（21120元＋500元＋3000元），对此刘士华、孙红梅和刘维杨应当共同赔偿郭国民19696元（24620元×80%）。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有所不当，应予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2014）润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
二、刘士华、孙红梅和刘维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郭国民1969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郭国民承担80元，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承担3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郭国民承担80元，刘士华、孙红梅、刘维杨承担3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建安
审 判 员 陈开亮
代理审判员 孙 毅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思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