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440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璇，男，196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文，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铭，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成华义，男，196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市武昌区华意木材经营部，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三角塘31号。
经营者：李仙菊，女，196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何红军，男，197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团凤县。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薛祖福，男，197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江县。
上诉人杨璇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武昌区华意木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华意经营部）、成华义以及被上诉人何红军、薛祖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璇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杨璇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由成华义、华意经营部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记载的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各方当庭陈述的答辩意见不一致，成华义、华意经营部开庭前或者当庭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其答辩意见从未告知杨璇，导致杨璇无法根据答辩提出抗辩和辩论意见，剥夺了杨璇的抗辩权和辩论权，一审程序违法。其次，一审判决书故意颠倒当事人答辩所表达的意思，程序违法。第三，薛祖福当庭答辩意见表明200万的款项是成华义出借给他的，然而，一审判决书却记载200万元中的182万元是杨璇出借给他的，其他的款项是成华义出借的。此外，一审开庭笔录部分记录与当事人当庭表述不一致，程序违法。例如，薛祖福一直陈述200万元是成华义出借给他的，多处记录也是如此，但是，一审开庭笔录却有一处记录182万元系杨璇出借的。杨璇要求修改，法庭却予以拒绝，法院有义务据实记录。又如法庭只对何红军是否承担责任进行释明，并未就薛祖福承担责任进行释明，然而一审笔录却记载为“是否要求何红军、薛祖福承担责任”，一审法院错误记录并拒不补正违反法定程序。最后，一审法院没有履行应尽的释明义务，仅向杨璇释明是否向何红军主张权利，没有释明是否向薛祖福主张权利，程序违法。
二、杨璇未向薛祖福出借182万元款项，相反是成华义向薛祖福出借200万元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事实是成华义向薛祖福出借了200万元借款。1.薛祖福和何红军的当庭陈述均可以证实是成华义向薛祖福出借了2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出借人是何红军，然后认定杨璇对何红军的行为进行了追认，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事实是何红军多次提到，其将对湖北中天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200万元债权凭证的请款单交付给成华义，作为其向成华义支付货款的方式，是成华义接受该200万元的债权凭证后，同意将该200万元出借给薛祖福，并向薛祖福交付了该债权凭证，该200万元的出借人是成华义。成华义向何红军出具4.5万元欠条可以证实。该200万元的债权凭证是由成华义单独收取，所以，2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是成华义，而非何红军，更不是杨璇。(二)杨璇并未向薛祖福出借l82万元的款项。1.虽然成华义提交了薛祖福出具的欠条复印件，但是，杨璇并未接收薛祖福出具的欠条原件，不能以此复印件作为认定杨璇同意出借l82万元给薛祖福的有效证据。薛祖福已于2014年6月取得所借款项，不可能于2015年1月9日再向杨璇出具出借l82万元的欠条(借条)。其次，2014年底、2015年初，成华义想将债权转让给杨璇时，杨璇要求薛祖福提供抵押担保，要求成华义提供保证担保，两人均不同意，故杨璇最终未同意该债权转让，也未接受该欠条(借条)的原件。成华义提交的欠条(借条)复印件，只是三方在协商债权转让过程中形成的欠条初稿的照片。一审法院依据该欠条的复印件，推断杨璇持有该欠条原件，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杨璇和成华义共同向何红军出具195.5万元的收条，不是对何红军向薛祖福借款行为的追认。首先，何红军没有向薛祖福出借款项。其次，杨璇虽然共同出具了195.5万元的收条，但并没有实际取得任何款项。在杨璇没有取得财产或财产权利的情况下，其无法将其中的182万元出借给薛祖福。再次，杨璇之所以在成华义出具的l95.5万元的收条上签字，是因为成华义告诉杨璇，只有在收条上签字，成华义才可以凭借该收条向何红军请款。这也是现实交易习惯。杨璇从始至终没有取得财产或财产权利，收条不产生收款的法律后果。最后，一审法院错误将2015年1月9日的欠条复印件与2015年1月19日的l95.5万元的收条联系在一起，赋予二者之间逻辑性和关联性，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和推理。
三、杨璇与成华义、华意经营部之间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一)杨璇与何红军之间没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1.何红军不认杨璇，自始至终没有与杨璇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2.从交付木方的入库通知单只能以华意经营部名义供货可以看出，是华意经营部与何红军之间建立了木方买卖合同关系。3.从何红军只向成华义支付所有货款，从来不向杨璇支付货款的行为可以看出，是成华义、华意经营部与何红军之间建立了木方买卖合同关系。(二)杨璇与成华义、华意经营部之间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1.成华义向杨璇转账支付30万元货款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37条规定的合同成立的特殊情形。在杨璇向成华义、华意经营部交付货物(受成华义、华意经营部的指示，杨璇直接向何红军履行)的情况下，并且是以华意经营部的名义向何红军供货，成华义、华意经营部予以接受，并且支付部分货款，故双方事实上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成华义向杨璇支付的30万元是受何红军委托，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相反，庭审中何红军一直强调与杨璇无关，不认可杨璇。2.从入库通知单以华意经营部的名义供货可知，是杨璇与成华义、华意经营部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杨璇受成华义、华意经营部的指示直接向何红军履行供货义务，本案建立了两个买卖合同关系。(三)一审法院认定的“各方分别供货、分别结算”的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结果与入库通知单以华意经营部的名义供货的事实相互矛盾。2.一审认定结果与成华义向杨璇支付货款的事实相互矛盾。3.一审认定结果与只签订一份《供销合同》相互矛盾。
华意经营部、成华义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从一审开始杨璇就是恶意虚假诉讼，杨璇上诉观点均不能成立，杨璇二审又称双方为合伙关系，如果属合伙关系，杨璇应另案诉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何红军、薛祖福未陈述意见。
杨璇一审诉讼请求：1.成华义、华意经营部立即向杨璇支付拖欠的货款182万元；2.成华义、华意经营部向杨璇支付拖欠货款的利息150257.21元（以182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20日暂时计算至起诉时间2016年5月12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0%计算，且应当计算至成华义、华意经营部实际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成华义、华意经营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5日，何红军（购货方，甲方）与华意经营部（供货方，乙方）签订《供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铁松方木及模板普金板，铁松方木单价每米7.5元，模板普金板每块60元；还对订购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单价、质量要求、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交货地点：江汉区淮海路泛海国际居住区竹海园工地。合同尾部乙方处由华意经营部盖章，成华义、杨璇签名。入库通知单显示：从2013年7月15日起至2013年10月6日止，华意经营部分15次向何红军供应模板33600张。从2013年7月16日起至2013年10月5日止，杨璇分19次向何红军供应木方285167米。银行转账凭证显示：从2013年10月19日起至2014年1月29日止，何红军分六次向成华义共计支付218万元，成华义于2014年1月29日向杨璇支付货款30万元。2013年11月29日，成华义出具了收到何红军模板款18万元的收条。2014年1月17日，成华义出具了收到何红军模板款70万元的收条。2014年1月29日，成华义分别出具了收到何红军模板款50万元的两张收条。2014年6月28日，杨璇、何红军共同签署《木方结算单》，载明，扣除质量不合格木方，木方实际货款212万元，确认人为杨璇，付款人为何红军。2015年1月9日，薛祖福向杨璇出具欠条，载明，今欠杨璇材料款（由何红军处转）180万元，其中150万元自2014年7月1日起开始按1.5%计息，另32万元不计息。本人承诺2015年1月30日前还100万元，余款本金带原来的息钱一起计入下期欠款，结清为止。2015年1月9日，薛祖福向成华义出具欠条，载明：薛祖福欠成华义材料款（由何红军处转）22万元。2015年1月19日，成华义、杨璇出具了收到何红军支付成华义、杨璇模板、木方款1955000元、木方、模板货款全部结清的收条。2015年1月19日，成华义出具了欠到何红军多付的材料款45000元的欠条。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对本案争议的焦点评判如下：关于杨璇是否为案涉2013年7月15日的《供销合同》中相对方，杨璇主张其按照成华义的指示、以华意经营部的名义向何红军供货，与成华义结算，何红军不承认其为合同相对方。首先，根据杨璇的主张，系与成华义、华意经营部另行成立标的物为木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杨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成华义、华意经营部发出要约，希望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成华义、华意经营部有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璇与成华义、华意经营部之间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订立合同。杨璇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成华义、华意经营部提供了木材，对方接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合同成立的特殊情形。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证据显示，杨璇所提供的木方由何红军直接签收，结合杨璇在《供销合同》尾部乙方处签名、结合2014年6月28日由杨璇作为确认人与作为付款人何红军共同签署的“木方结算单”、结合2015年1月19日由成华义与杨璇共同向何红军出具的“收条”，加之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认的事实是，成华义、华意经营部向何红军提供模板，杨璇向何红军提供木方，各方分别供货、分别结算。否则，不能解释在前述“木方结算单”中仅有杨璇作为确认人签名的事实。若杨璇与成华义、华意经营部成立木方买卖合同关系，不是《供销合同》的相对方，则何红军只应与成华义或华意经营部签署结算单，不可能与杨璇另行签署结算单，杨璇也不可能在2015年1月19日载明“今收到何红军老板汉口竹海园工地付我和杨璇的模板木方款195.5万元，以上汉口竹海园的木方模板款全部结清”的“收条”上签字，因此，可以认定何红军认可杨璇为《供销合同》的供货义务人及收款权利人，何红军的付款相对人指向的是成华义或华意经营部及杨璇。即使根据当事人陈述，何红军、成华义及杨璇三方约定，何红军只向成华义进行货款的现实交付，但何红军对杨璇的木方货款支付义务仍然是直接针对杨璇，只是在付款方式上通过成华义进行的委托交付完成的，何红军未向杨璇进行货款的现实交付，并不能作为杨璇否定其为合同相对方的依据。综上，杨璇为案涉《供销合同》的相对方，其并未与成华义另行成立木方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杨璇主张的182万元木方货款的支付义务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如前所述，何红军为木方的买受人，杨璇应向何红军主张要求其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杨璇主张成华义、华意经营部向其支付货款，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杨璇向成华义、华意经营部交付过木方，也没有证据证明杨璇与成华义、华意经营部进行过结算，其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即使何红军、成华义及杨璇三方约定，何红军只向成华义进行货款的现实交付，其对杨璇的木方货款的交付义务由其通过成华义进行委托交付完成，如果何红军已向成华义完成了案涉货款的现实交付，成华义没有将该款项付给杨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应当由杨璇向何红军主张权利，何红军再向成华义主张权利。
本案中，何红军没有向成华义交付案涉货款，将应支付给成华义及杨璇的剩余货款交付给了薛祖福，薛祖福分别向杨璇、成华义出具了欠条，明确载明了欠款系由何红军处所转，杨璇、成华义分别接受了该欠条，嗣后，杨璇、成华义向何红军出具了货款全部结清的收条，前述证据链显示，杨璇、成华义不仅知道何红军将应付给其的剩余货款交付给了薛祖福，而且对此也进行了追认。如前所述，何红军已将案涉货款的付款义务转移给薛祖福，业经债权人成华义及杨璇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该债务转移合法有效。杨璇应当向薛祖福主张权利。在庭审中，经释明，杨璇坚持向成华义、华意经营部主张权利，不变更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其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2532元，由杨璇负担。
二审期间，杨璇提供如下证据：1.薛祖福出具的《事情经过》，证明杨璇没有向薛祖福提供过182万元的借款，杨璇未收到货款，成华义、华意经营部收到了该笔款项。2.《借支单》，证明何红军借支的200万元是为了支付货款并交给成华义，薛祖福签字行为代表公司。3.湖北中天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证明成华义系薛祖福公司股东。华意经营部、成华义质证意见：1.薛祖福是当事人，其所作陈述不符合规定。以薛祖福一审庭审意见为准。2.《借支单》系复印件，不予质证，且无成华义、华意经营部签字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系。3.工商信息与本案无关。何红军质证意见：1.对《事情经过》一、二段了解，后面的情况不清楚；2.对《借支单》真实性予以认可；3.工商信息真实性予以认可。薛祖福质证意见：1.承认《事情经过》是其提供，对书写的内容全部负责；2.《借支单》是真实的，但没有意见；3.工商信息真实性无异议，目的不清楚。成华义、华意经营部、何红军、薛祖福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1.《事情经过》属于当事人陈述，薛祖福系当事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2.《借支单》系复印件，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3.工商信息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杨璇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收集证据申请书》，请求调查薛祖福投资茶楼支付200万元工程款的相关证据。另外针对2014年6月9日《借支单》，申请向湖北中天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核实其真实性。本院认为，杨璇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另查明：薛祖福于2015年1月9日向杨璇出具欠条，但杨璇并不认可。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从质证情况看，杨璇提交的《供销合同》、《送货单》、《木方结算单》、《收条》等证据反映了华意经营部与何红军以及杨璇与何红军之间的供货、结算关系，不能证明杨璇与成华义、华意经营部单独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杨璇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按照该法第十三条规定，买卖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双方形成合意为前提条件。从查明事实看，成华义、华意经营部、杨璇均系《供销合同》的乙方（卖方），三方共同面对何红军。成华义、华意经营部并没有希望与杨璇签订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没有向杨璇发出购买木方的要约，故双方间不可能就买卖合同形成合意。其次，根据何红军与华意经营部签订的《供销合同》约定，由华意经营部负责供应模板、木方。合同签订后，华意经营部、杨璇分别履行了供货义务，杨璇供应的木方经核算为212万元，杨璇除收到30万元货款外，尚余182万元未能收回，事后从查明的情况看，上述款项被转借给薛祖福，虽然杨璇对借款一事并不清楚，事后薛祖福向其出具欠条并明确表达出借款意向时杨璇也未表示同意，但杨璇对于借款一事显然知晓。杨璇于2015年1月19日在收条上签名的行为，表明杨璇在明知款项借出并且知道出借对象的情况下，仍然以收条形式确认了双方结算，故仅从结算行为看，也不能认定杨璇与华意经营部、成华义构成了买卖合同关系。
综上，杨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532元，由上诉人杨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勇
审判员 曹文兵
审判员 蒋劢君
二○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孙泽桦
书记员张林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