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沪7101行初509号
原告刘顺兴，男，1946年4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
委托代理人贺欣，上海市树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涂红全，上海市树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普陀区建设用地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笪顺林。
委托代理人高兴发，上海达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仲林，男。
第三人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朱伟。
委托代理人李振国，男。
第三人刘顺华，男，1956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
委托代理人刘立(系刘顺华儿子)，户籍所在地同刘顺华。
原告刘顺兴诉被告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第三人上海市普陀区建设用地事务所、第三人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陀第一征收公司)、第三人刘顺华房屋征收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原告申请将被告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变更为上海市普陀区建设用地事务所，本院予以准许。原告刘顺兴及其委托代理人贺欣律师、涂红全律师，被告上海市普陀区建设用地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高兴发律师、王仲林，第三人普陀第一征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振国，第三人刘顺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1946年出生于本市真北路费家宅XXX号房屋(以下简称被征收房屋)，因结婚考虑到居住紧张，原告向当地村委会提出申请翻建自家房屋。经相关部门批准，由家庭内部共同出资建房，新房为上下两层，原告家庭居住在东边两间房屋内。2012年被告对该处地块实施征收，在原告多次告知其系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后，仍未与原告进行任何商谈。被告与第三人擅自签署的协议，既未将原告作为签约人，又在认定应安置人口中将原告剔除，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故请求确认沪征居房(普陀)补协字第N-2-1-115号《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农民)》(以下简称《补偿协议》)无效。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一并确认编号N-2-1-115《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无效。原告提供了《补偿协议》部分内容截屏、户籍摘抄记录、《真北村地块(二期)征收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社员建造房屋用地申请表、户籍档案摘抄记录、证人证言、收条等证据材料，并申请证人刘某某、李某某出庭作证。另当庭将被告提供的宅基地使用证作为已方证据予以出示。
被告辩称，其系征地房屋补偿具体实施单位，负责与被补偿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根据相关规定，刘顺华系被征收房屋宅基地使用证上登记的使用人，为合格的签约主体。而该户符合农村村民建房申请条件的为8人，因原告已享受过福利分房及拆迁补偿，不符合建房申请条件的人员。如原告认为其系房屋权利人，应另行诉讼共有分割，与《补偿协议》效力无涉，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供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注普陀区人民政府2010年第一批次建设项目征收土地的通知》、《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真北村地块(二期)征地房屋补偿的批复》、《征地房屋补偿方案》、《实施办法》、户口簿、宅基地使用证、住房调配单、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真北村地块(二期)原农民户可建未建证明(刘顺华户)、《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空房移交单、确认书、配套商品房供应单、银行存单、房屋征收户籍摘录单、《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关于延长《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有效期的通知【沪府发(2013)78号、(2015)52号】等证据材料及依据。
第三人普陀第一征收公司述称，同意被告的辩称意见。
第三人刘顺华述称，同意被告的辩称意见。1979年翻建房屋是父母出资，原告夫妻只是付了饭钱。1991年宅基地使用证登记时，原告为了能获得单位福利分房，特地将使用人确定为刘顺华。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及依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就证明力认为：原告1965年因就读户籍迁出，属于《实施办法》中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符合原当地农村村民建房申请条件的人员，故《安置协议》认定有误；1979年建房时，原告夫妻是出资人，在建房批准文件上已有载明，根据《暂行规定》这也是计户文件之一。另1991年宅基地使用证上所列农业户口7人中除去当时在册的5人户籍外还包括原告及儿子，因此原告应是被征收房屋的权利人，可分户单独或作为权利人共同签约；1990年因原告原居住的丈人家私房过小，单位作为解决住房困难给予增配万航渡路房屋，并不属于福利分房。而2003年原告户籍就迁回被征收房屋，因此万航渡路房屋2009年拆迁时不包括原告的安置份额在内，所以原告并不属于被剔除人员；两位证人出庭证明原告自出生除读书工作外均居住在被征收房屋内，按当地习俗，翻建房屋一般是父母主持，已工作子女也会出资，而已出嫁女儿对房屋是没有权利的，不过对原告户当时的出资情况不详。
被告对原告提供证人证言认为两证人均未签约，就征收正在提起相关诉讼，存在利害关系，证言间也存在矛盾，故对真实性不认可。对其余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就证明力则认为：原告2003年户籍才迁回，1991年宅基地使用证核发时并不包括原告，原告属非农业户口，不符合农村社员建房条件；另建房批准文件是在被征收户没有宅基地使用证或房地产权证的情况下才作计户文件，并非同时适用。
第三人普陀第一征收公司、刘顺华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
本院对原、被告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两证人陈述虽在言词上不够严谨，与证言有些许出入，但考虑到证人已年近七十，在记忆及表达上有所欠缺亦符合常理，因此本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普陀区人民政府对真北村地块进行征收。同年11月9日，普陀区人民政府批准《征地房屋补偿方案》与《实施办法》，确定征地房屋补偿组织实施单位为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补偿具体实施单位为被告，补偿受托实施单位为第三人普陀第一征收公司，该地块补偿协议由被告、第三人普陀第一征收公司与宅基地使用人协商签订。被征收房屋在此范围内。
被征收房屋于1977年由原告及第三人刘顺华母亲陆雪珍作为户主提出建造房屋用地申请，在“现有人员”一栏中包括原告及妻儿。1991年核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上载明户主为刘顺华，土地座落长征乡真北村费家宅，人口合计农业7人，建筑面积合计187.26平方米，用地面积合计190平方米。征收开始后，普陀区长征镇人民政府出具原农民户可建未建证明，核定刘顺华户可建未建人员8人(不包括原告)，可建未建16.09平方米。2012年11月18日，被告、第三人普陀第一征收公司与刘顺华签订《补偿协议》，确定被征收房屋性质私房，建筑面积223.91平方米，可获得房屋货币补偿款1,203,924.71元。该户符合原农村村民建房申请条件的人数为8人，可建未建建筑面积16.09平方米，可建未建建筑面积的补偿款72,163.65元。包括上述款项及搬家费、过渡费、奖励费等在内，被告共补偿刘顺华户XXXXXXX.36元。被告安置刘顺华户真北路402坊四套房屋，扣除房屋价款后，应支付刘顺华户1,338,487.01元。2013年4月9日，三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对《补偿协议》部分条款进行变更及补充约定，明确是构成《补偿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3年4月10日，刘顺华腾空交房，同年5月6日领取货币款1,338,487.01元，2015年11月，刘顺华户陆续办理了四套安置房屋入户手续。原告认为《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签约主体不当，对内容不认可，遂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1990年原告单位以“该户原住私房，系困难户，现作新配户安排”为由调配原告及妻儿三人万航渡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一套，2003年原告户籍迁回被征收房屋，2009年万航渡路房屋拆迁，共获得货币安置款400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及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安置协议》、《补充协议》签约主体是否正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有无侵犯原告合法权益。
首先，《暂行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征地事务机构与宅基地使用人或者房屋所有人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征地房屋补偿应当以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证、房地产权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因此从条文的前后理解及原告户建房申请和宅基地使用证核发时间先后顺序上来看，被告以宅基地使用证上载明的使用人刘顺华作为签约主体，合法有据。而原告既非宅基地使用证上载明的使用人，又非建房申请的申请人，所以不能成为法定签约主体。即使原告所述建房出资及1991年其在7人之列的事实成立，也不能代表其因此获得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签约资格。
其次，《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现住房建筑面积以2012年5月21日前符合原当地农村村民建房申请条件的人数计算；低于原当地农村村民住房可建面积标准的部分，可给予土地使用权基价补偿和价格补贴，但他处有经批准建造的农村住宅、已享受过福利分房或已享受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人数除外。原告于1990年曾获单位调配住房，2009年该处住房因拆迁进行货币安置，原告当时虽户籍不在该处，协议也未列明应安置人员，但并不影响原告作为被拆迁房屋原始配受人员获得安置，原告放弃主张不能证明其没有应安置份额。因此，被告认定原告已享受过福利分房或已享受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不符合原当地农村村民建房申请条件的人口条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第三，《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对刘顺华户的补偿安置，其中既有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也有可建未建建筑的补偿及其他奖励费用。原告如认为其一直居住在被征收房屋内，并在建房时实际出资，可另行就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利益分配与户内人员进行协商或主张，而协议本身并未侵犯到原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签约主体恰当，内容符合《暂行规定》、《征地房屋补偿方案》、《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安置地点、搬迁期限、临时安置过渡期限及违约责任等事项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且未侵犯该户整体补偿利益，应予支持。鉴于原告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顺兴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顺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邱 莉
人民陪审员 解济民
人民陪审员 胡官友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丽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