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民终6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蓝顿旭美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工业承接区108国道县城往北100公里处（蓝顿旭美食品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郝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白蓉，山西弘韬（阳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刘颖，山西晋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世恒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住所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伊逊小区南楼东单元401。法定代表人：郭树立，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何欢，北京宏健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蓝顿旭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顿旭美公司）和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世恒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6）晋01民初311号民事判决。判后，蓝顿旭美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蓝顿旭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白蓉、刘颖，被上诉人世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世恒公司诉称：原告自2015年8月14日起至2015年10月10日，分441车次向被告提供了马铃薯（土豆）16885.63吨，应付货款22341771.77元，已付货款1050万元，未付货款金额为：11841771.77元。另外原告在2015年4月间，分18车次向被告提供了种薯682.97吨，应付货款为：2390402.72元。以上合计被告共拖欠原告应付货款14232174.49元。对于以上款项，原被告双方分别于2015年12月2日和2015年7月25日进行了对账确认，但是时至今日，应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仍然未予以足额给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帐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分车次向原告出具了《蓝顿旭美食品有限公司卸薯结算单》和《2015年对账确认单》，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且双方对于应付金额及未付金额都进行了书面确认，被告无故拒绝付款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原被告双方已于2015年12月2日进行了对账确认，但是被告却没有足额支付应付款项，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自2015年12月3日起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请求依法判决：1、被告向原告给付马铃薯（土豆）采购货款11841771.77元；2、被告向原告给付马铃薯（土豆）种薯采购货款2390402.72元；3、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罚款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直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暂时计算至2016年3月3日，逾期付款损失为232340.25元；4、被告返还原告种植设备（法国DOWNS土豆分级装车一体机和天拖迪尔1204拖拉机一台）价值约600万元人民币；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以上合计20464514.74元。被告蓝顿旭美食品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没有向原告买过马铃薯，原告也没有向被告卖过马铃薯，原告之所以向被告交付马铃薯是基于第三方商都县永丰农业有限公司、榆林鑫富农业有限公司的指示交付，被告之所以接收马铃薯，也是基于第三方与被告有马铃薯供应合作协议，按照第三方的付款指令向原告付款，被告不是原告所说的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原告也不是其所说的买卖合同出卖人。被告与原告双方没有任何买卖合同所应有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将被告列为被告属诉讼主体错误。2009年1月15日，被告与商都县永丰农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农场种植合作协议》，2015年1月20日，原告与永丰公司签订了一份《农场种植合作协议》，2014年4月8日，被告与榆林鑫富公司签订了一份《农场种植合作协议》，2015年1月20日，原告与鑫富公司签订了一份《农场种植合作协议》，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永丰公司和鑫富公司的委托付款指令，向原告世恒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货款。被告与永丰公司、鑫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世恒公司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合同关系。（二）被告没有与原告对过账，对账的主体是原告与第三方永丰公司、鑫富公司，被告对三方的对账结果不承担任何义务。2015年，原告世恒公司与案外人永丰公司、鑫富公司三方进行对账确认货款总额，对账确认单上三方公司均盖章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并不是对账各方的当事人，仅协助各方对账，不对最终金额承担义务。（三）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法律适用错误，合同作为一个民事法律行为，要件之一是双方对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真实，而本案当中，原告与被告除了在送货及付款处有交集外，没有设立买卖法律关系的合意。（四）被告与原告世恒公司的交付马铃薯及付款是接受第三方的指令而为，是典型的”指示交付”和”委托付款”。本案的法律关系为：被告（需方）--（供方）第三方（需方）--供方（原告），即原告交付货物的对象是第三方永丰公司、鑫富公司，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的人也是第三方，被告没有权利要求原告提供货物，也没有义务向原告付款+。本案之所以出现原告认为的向被告供货，及被告向其付款的情况，是由于实际操作过程中，第三方出具的”委托交货指令”和”委托付款指令”，否则，被告不会接受素不相识的原告的马铃薯，更不会向原告付款。（五）原告前两项关于货款的请求无依据，当然，其第三项罚息的请求也没有依据。（六）被告对原告第4项提出的返还种植设备事宜毫不知情，被告没有取得过原告所谓的种植设备。本案审理的是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对设备的返还请求权不应作为本案审理的事项。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自2015年8月14日起至2015年10月10日，分441车次向被告提供了马铃薯（土豆）16885.63吨。被告给原告出具了441份《蓝顿旭美食品有限公司卸薯结算单》及441份《原料检测报告》。2015年12月2日的《2015年薯郭树立对账确认单》显示结算重量16885.63吨，结算金额22341771.77元。2015年7月23日《蓝顿旭美食品有限公司借款申请单》显示2015年榆林种薯，付款重量682.97吨，结算金额2390402.72元，该申请单中显示有被告公司财务张瑞芳和法定代表人郝旭的签字。被告于2015年2月12日（150万）、2015年4月3日（240万）、2015年6月15日（100万）、2015年6月24日（100万）、2015年7月10日（60万）、2015年7月24日（100万）、2015年7月31日（100万）、2015年8月10日（100万）、2015年8月21日（100万）分九次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公司付款1050万。2009年1月15日被告（甲方）与永丰公司（乙方）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在2009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14日期间，合作经营甲方位于内蒙古××县的含配套喷灌设施的土地6000亩，全部种植马铃薯，乙方保证在合作期间每年向甲方提供8800吨合格马铃薯来冲抵甲方投入的资金，每少交一吨乙方应退还甲方每吨核算的生产资金（根据当年市场价确定）超出8800吨按照当年收购价卖给甲方，土豆款优先抵冲甲方资金支持和地租款，超出合同量的原料款，于收获完毕后的30日一次性结清，并对其他事宜作了约定。2015年1月20日永丰公司（甲方）与原告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在2015年1月20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合作经营甲方位于内蒙古××县的含配套喷灌设施的土地4000亩，全部种植马铃薯，乙方保证种植期结束后向甲方提供8800吨合格马铃薯来冲抵甲方投入的资金，每少交一吨乙方应退还甲方1459元生产资金，超出8800吨的马铃薯，按照当年收购价卖给甲方，甲方回购。土豆款优先抵冲甲方资金支持和地租款，超出合同量的回购款，于收获完毕后的30日一次性结清，并对其他事宜作了约定。2014年4月8日被告（甲方）与鑫富公司（乙方）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在2014年4月8日至2014年4月7日期间，合作经营甲方位于榆林市××乡内的含配套喷灌设施的土地2000亩，全部种植马铃薯，乙方保证在合作期间每年向甲方提供36000吨合格马铃薯来冲抵甲方投入的资金，每少交一吨乙方应退还甲方每吨核算的生产资金（根据当年市价确定），超出36000吨按照当年收购价卖给甲方，土豆款优先抵冲甲方资金支持和地租款，超出合同量的原料款，于收获完毕后的30日一次性结清，并对其他事宜作了约定。2015年1月20日鑫富公司（甲方）与原告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在2015年1月20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合作经营甲方位于榆林市××乡内的含配套喷灌设施的土地5000亩，全部种植马铃薯，乙方保证种植期结束后向甲方提供11000吨合格马铃薯来冲抵甲方投入的资金，每少交一吨乙方应退还甲方1459元生产资金，超出11000吨的马铃薯，甲方回购。土豆款优先抵冲甲方资金支持和地租款，超出合同量的回购款，于收获完毕后的30日一次性结清，并对其他事宜作了约定。永丰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至7月31日给被告出具了六份委托付款函，委托被告将原料款支付原告，永丰公司为被告开具了相应的收据。鑫富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至8月21日给被告开具了七份委托付款函，委托被告将原料款支付原告，鑫富公司为被告开具了相应的收据。一审法院判决认为，该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马铃薯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没有签订马铃薯买卖书面合同，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能以无书面合同而否认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综合全案事实及相关证据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帐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本案中，原告提交了原被告之间的卸薯结算单、原料检测报告、对帐确认单、被告出具的种薯《结算申请书》、银行转帐凭证、原告法人郭树立与被告法人郝旭之间的短信记录《公证书》等证据，原告提交的上述书面文件，清楚地载明了债权人，形成了一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马铃薯买卖合同关系并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本案中既发生了原告实际交货给被告的行为、被告实际已收货的事实，又发生了被告付款给原告的行为、原告实际已收款的事实。被告没有举出相关证据推翻卸薯结算单、原料检测报告、对帐确认单等证据所证明的合同存在并且已实际履行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被告所称收货及付款均是基于第三方的委托，就是说本案原告的交货义务在向合同（原告与第三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本案被告）履行，与此同时，第三人（本案被告）在向合同（原告与第三方之合同）债权人原告付款。但是，这两种合同义务履行方式均需具备法律要求的前提条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责任。无论是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还是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均需以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为前提条件，亦即本案中应存在原告与第三方就此履行方式的约定。而事实上，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原告与第三方之间有这样的约定，委托交货和委托付款均为第三方单方行为，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形成对原告主张的有效对抗，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与永丰公司之间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永丰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被告与鑫富公司之间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鑫富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被告蓝顿旭美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世恒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马铃薯货款11841771.77元；（二）被告蓝顿旭美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世恒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马铃薯种薯货款2390402.72元；（三）驳回原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世恒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蓝顿旭美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蓝顿旭美公司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蓝顿旭美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为：（一）本案一审证据能够反映的基本事实为：1、2009年与2014年，上诉人先后与案外人商都县永丰农业有限公司（下简称”永丰公司”）榆林鑫富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富公司）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约定在协议签订后的十年内，永丰公司、鑫富公司分别在商都县小海子镇、榆林市孟家湾种植马铃薯，每年向上诉人提供上万吨合格马铃薯。2、2015年1月20日，永丰公司、鑫富公司均与被上诉人签订《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在小海子及榆林孟家湾进行种植马铃薯，被上诉人每年向永丰公司、鑫富公司提供合格马铃薯。上述四份协议签订后，永丰公司、鑫富公司为了便于操作，便向被上诉人发出马铃薯”指示交付”指令，被上诉人按照指令将马铃薯直接送到上诉人处，然后，永丰公司、鑫富公司向上诉人发出付款指令，上诉人将款付给了被上诉人。3、2015年12月，永丰公司、鑫富公司与被上诉人三方就供货付款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对账，三方盖章签署对账确认单。4、2015年12月23日，上诉人与鑫富公司签署的《确认书》中载明：根据2014年4月8日双方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2015年鑫富公司共计向上诉人交付合格马铃薯27584.09吨，还应交付10715.91元；上诉人应支付鑫富公司46906094.23元，已经支付53598254.45元。这其中包括被上诉人代为交付的13573.05吨马铃薯（其中不合格马铃薯3620.05吨），也包括上诉人代为支付的4860000元马铃薯价款。5、2015年12月21日，上诉人与永丰公司签置的《确认书》中载明：根据2009年1月15日双方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2015年永丰公司共计向上诉人交付马铃薯20176.68吨；上诉人应支付永丰公司30938079.4元，已经支付56065790元。这其中包括被上诉人代为交付的3312.57吨马铃薯，也包括上诉人代付支付的是5640000元马铃薯价款。（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判决结果错误。1、上诉人的合同相对方是鑫富公司而不是被上诉人，尽管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货物，但这并不代表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只是代鑫富公司向上诉人履行合同供货义务的一种代理行为。结合上诉人提供的鑫富公司发出的《委托交货函》和《委托付款函》这两份证据，足以说明被诉人是依据鑫富的委托而向上诉人交付货物，上诉人也是依据鑫富公司的委托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不应成为本案的一审被告。2、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对帐确认单》上只有被上诉人单方盖章，而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对帐确认单》上既有被上诉人的公章又有案外人永丰公司、鑫富公司的公章，这是买卖双方共同对帐予以确认的事实。一审判决如果仅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对帐确认单》认定事实的话，并不能确认是谁与被上诉人进行对帐，应当由谁来承担付款的义务。更不能以此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被上诉人提供的《结算申请书》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复印件的内容模糊不清而且没有上诉人任何签字或盖章，一审判决在证据真实性没有得到核实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存在，显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鑫富公司、永丰公司分别与上诉人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鑫富公司、永丰公司分别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这些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均没有异议，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交货函》《委托付款函》三方《对帐确认单》，上诉人关于”指示交付”的观点足以得到印证，足以推翻被上诉人在没有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的主观推断。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本案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明显是断章取义，违背事实错误地适用法律。2、《合同法》第64、65条的本意为：无论”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还是”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在履行不能时，均由合同中的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跳出合同直接追究合同外的第三方的违约责任。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时仍然是断章取义，其判决结果与立法精神背道而驰。3、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依据我国《物权法》第26条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正确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四）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马铃薯货款11841771.77元、马铃薯种薯款2390402.72元，纯属误判。上诉人与鑫富公司、永丰公司经过对帐确认上诉人已经支付了2015年期间所产生的全部货款，而且是超额支付，如果再让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就会导致上诉人重复付款，这样不仅严重违背法律事实，而且无形之中又会挑起上诉人与鑫富公司、永丰公司之间的另一场追索之诉。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五）本案二审上诉期间上诉人又取得新证据。本案在二审上诉期间，上诉人又向案外人鑫富公司、永丰公司调取了两份证明，进一步证明上诉人与鑫富公司、永丰公司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而且被上诉人接受委托代为交付的马铃薯也包括在内由上诉人与鑫富公司、永丰公司一并结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世恒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经一审查明且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为：1、2009年1月15日上诉人与永丰公司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2015年1月20日永丰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2、2014年4月8日上诉人与鑫富公司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2015年1月20日鑫富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3、被上诉人自2015年8月14日至2015年10月10日，分441车次向上诉人提供了马铃薯16885.63吨，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了441份《卸薯结算单》及441份《原料检测报告》，2015年12月2日的《2015年薯郭树立对帐确认单》显示结算重量16885.63吨，结算金额22341771.77元。4、上诉人分九次通过银行转帐给被上诉人付款1050万元。5、永丰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至7月31日给上诉人出具了六份委托付款函，委托上诉人将原料款支付给被上诉人，永丰公司为上诉人开具了相应的收据。鑫富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至8月21日给上诉人出具了七份委托付款函，委托上诉人将原料款支付给被上诉人，鑫富公司为上诉人开具了相应的收据。二审另查明：1、上诉人与永丰公司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约定的种植基地为商都县小海子镇小海子乡，永丰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约定的种植基地亦为小海子镇小海子乡。上诉人与鑫富公司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约定的种植基地为榆林市××乡，鑫富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约定的种植基地亦为榆林市××乡。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卸薯结算单》《原料检测单》中记载马铃薯的供货基地为小海子、榆林鑫富，部分结算单上明确载明：”供货人”是”榆林鑫富”或”鑫富郭树立”。2、案外人鑫富公司已经将上诉人代付给被上诉人的马铃薯原料货款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3、案外人永丰公司、鑫富公司发给上诉人发出的委托付款函均是要求上诉人支付原料款，并未涉及种薯款。4、上诉人向本院提供的对帐确认单上既有被上诉人的印章，也有永丰公司和鑫富公司的印章，而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的对帐确认单上只有被上诉人单方的印章和一个人签字。且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对帐确认单的格式也不相同。5、被上诉人提供的《结算申请书》并无原件予以印证，该结算申请书内容显示是上诉人内部审批费用所用，并非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直接付款申请或者审批。6、被上诉人提供的《公证书》中涉及的短信内容，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催款的事实存在，并不能证明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7、案外人鑫富公司、永丰公司分别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鑫富公司、永丰公司委托被上诉人将马铃薯交付给上诉人，并委托上诉人直接付款给被上诉人，并声明被上诉人的马铃薯款应由鑫富公司、永丰公司支付，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8、2016年4月，案外人永丰公司将世恒公司以与本案相关联的合同纠纷起诉于山西省阳曲县人民法院，该院因本案的审理而裁定中止诉讼。上述事实，有上诉人提供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委托交货函》、《委托付款函》、银行转帐凭证、收款收据、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上诉人与鑫富公司、永丰公司签章的《2015薯郭树立对帐确认单》，案外人鑫富公司和永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阳曲县人民法院（2016）晋0122民初303-2号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在于：蓝顿旭美公司和世恒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一）从签订合同的主体看，2009年1月15日蓝顿旭美公司与永丰公司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其后2015年1月20日永丰公司与世恒公司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2014年4月8日蓝顿旭美公司与鑫富公司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其后2015年1月20日鑫富公司与世恒公司签订了《农场种植合作协议》。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二）从本案中付款和供货的情况看，被上诉人世恒公司自2015年8月14日至2015年10月10日，分441车次向上诉人蓝顿旭美公司提供了马铃薯16885.63吨，上诉人蓝顿旭美公司分九次通过银行转帐给被上诉人世恒公司付款1050万元。被上诉人基于此基本事实，并结合卸薯结算单、原料检测报告、对账确认单、公证书等证据，认为双方之间产生了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原料检测报告、卸薯结算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运送马铃薯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原料检测报告上基地栏载明的内容多为”榆林”及”小海子”，与前述合同中的种植地点相吻合；双方均向法院提供了对账确认单，上诉人蓝顿旭美公司提供的对帐确认单上加盖有被上诉人世恒公司、永丰公司及鑫富公司的印章，被上诉人提供的对帐确认单上仅加盖有其单位公司印章，并没有永丰公司及鑫富公司的印章。双方提供的对帐确认单上均未有蓝顿旭美公司的印章。主审人认为，对帐确认单系世恒公司与永丰公司及鑫富公司之间对对供货数量、单价、日期、车号、过磅单号、运单号等事实的确认，并非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直接对账确认，上诉人蓝顿旭美公司并未参与。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当事双方除有付款及交货的行为外，没有其他交集。对于上诉人蓝顿旭美公司提供的四份《农场种植合作协议》，被上诉人并未对其真实有效性提出异议。该四份《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分别为被上诉人世恒公司与永丰公司、鑫富公司，永丰公司、鑫富公司与上诉人世恒公司，证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永丰公司、鑫富公司之间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永丰公司、鑫富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且从四份《农场种植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可知，永丰公司、鑫富公司分别与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之间的结算除马铃薯原料款外，还涉及多项费用的结算，并有违约责任以及发生纠纷的处理等约定。庭审中上诉人还提供了数份由永丰公司及鑫富公司出具的委托交货通知书及委托付款函，被上诉人认为属于单方出具故不予认可，但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永丰公司及鑫富公司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该二公司明确陈述：其为履行《农场种植合作协议》，曾分别给世恒公司及蓝顿旭美公司发出委托交货通知书及委托付款函；并称蓝顿旭美公司已经向其二公司足额支付原料款；还称世恒公司所诉债权债务应当按照世恒公司与其二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及履行情况来计算，所有债权债务由其二公司承担。结合蓝顿旭美公司每次向世恒公司付款后，均由鑫富公司或永丰公司向蓝顿旭美公司出具收据，收据上载明系委托付款以及鑫富公司向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事实及证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付款以及交货的行为属于受永丰公司以及鑫富公司的委托付款以及委托交货行为。（三）从本案适用法律看，系列事实及证据表明，本案原始合同、收据、增值税发票均发生在两案外人公司分别与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之间，本案双方当事人除有付款及交货的行为外，没有其他交集。且两案外人公司的情况说明亦加以佐证。另，合同中的履行无论是”向第三人履行”，还是”由第三人履行”，均需要以合同双方约定为前提条件，而且在履行不能时，均由合同中的债务人负违约责任，只能基于合同相对性，由合同关系当中的债务人向合同关系当中的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直接约束第三方。具体到本案当中，上诉人如果按照鑫富公司、永丰公司的委托付款指示向被上诉人付了款，则上诉人完成了与鑫富公司、永丰公司的”约定”，如果上诉人没有按照委托付款指示付款，鑫富公司、永丰公司应当按照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继续向被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和第六十五条之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属法律理解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蓝顿旭美公司提供的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永丰公司、鑫富公司之间签订的《农场种植合作协议》、《委托付款函》、《委托交货函》、《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款收据》、《情况说明》、被上诉人与永丰公司、鑫富公司三方的《对帐确认单》等系列证据，形成完整的链条，证明被上诉人世恒公司与上诉人蓝顿旭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世恒公司在本案中将蓝顿旭美公司作为债务人，向蓝顿旭美公司主张买卖合同之债权，既没有确凿证据支持，亦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相悖，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世恒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123元，保全费5000元，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世恒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4123元，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世恒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王迪审判员刘英审判员苏星君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张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