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01民终40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景林。
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淑珍。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三运，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简称区中医院)。
法定代表人：卢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铁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逾。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江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何致远（系何江凌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梦雄（系杜何致远外公）。
上诉人杜景林、文淑珍，上诉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因与被上诉人何江凌、杜何致远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6）新0103民初1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景林、文淑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杨三运，上诉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以下简称自治区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铁军、陈俊逾，被上诉人何江凌、被上诉人杜何致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梦雄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杜景林、文淑珍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6）新0103民初174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自治区中医院向我方支付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93317.21元；二、判令由自治区中医院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医方在接诊患者杜学渊时，该患者入院诊断为重度抑郁，高危，医方未尽到告知义务，且未依法给予24小时护理，亦未制作护理记录，明显违反诊疗规范，一审期间已经查明上述事实，但一审判决并未认定医方存在过错，属于认定事实有误。二、患者杜学渊在接受诊疗过程中从医院三楼卫生间窗户跳下，医方存在明显的过错，其作为专业诊疗机构，对高危重度抑郁症患者未尽到安全防护义务，一审法院仅依据几张位置不清、拍摄时间不明的照片就认定医方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明显没有依据，同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患者之妹杜小琴事发当天只是探望患者，并非陪护人员。一审判决认定杜小琴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从而认定患方存在过错是错误的。四、医方在一审中提交的大量证人证言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医方证人均是自治区中医院员工，与其存在利害关系，故证言不具有相应的证明效力。五、对于本案案由，我方认为我方主张的是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在未向我方释明的情况下将本案变更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我方的上诉。
自治区中医院辩称，不同意患方的上诉请求，我院认为我方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我方已经充分尽到告知义务，患者入院时，是其自行办理入院手续、给单位请假、安排陪护人员和家庭事务，可以看出当时患者病情稳定。入院次日，患者能够配合检查治疗，并未出现需要特级护理的病情。我院告知到位，处理得当。一审中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我方已经告知患方家属住院期间24小时陪护，患者也自行安排其妹来院陪护，我方对陪护人员也充分告知其应尽好护理义务。我院将患者安排在一楼病房，而神志病科洗漱间窗户只能打开一半且有铆钉固定。一审法院认定陪护人员负有责任是合理合法的，患者妹妹杜小琴作为陪护人员，了解患者的病情，清楚陪护的义务和责任，但杜小琴并未配合医方帮助患者进行检查治疗，在陪护期间打电话、玩手机、刺激患者情绪、态度不好，未尽到陪护义务。洗漱间不分男女，杜小琴在明知患者入院前一日存在自杀行为的情况下还让患者单独行动，其并无相应的理由可以做出合理解释。同时患方并未将患者入院前日存在自杀行为的情况告知我方，存在故意隐瞒病情的情况。一审法院程序合法，所有证据均已经质证，亦无其他违反程序的情况。
何江凌辩称，杜景林、文淑珍、杜小琴明知杜学渊在入院前日存在自杀行为，但并未告知我和医院这一情况，是对患者死亡结果的放任。陪护人员在明知患者病情危重的情况下，并未尽到基本的陪护义务，反而刺激患者情绪。患者与其家人矛盾深重，精神压力大，患者之妹对于患者的刺激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患者父母、妹妹在患者第一次自杀时仅是催促我将患者接走而并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未尽到家庭成员互相扶助的义务。我认为杜景林、文淑珍、杜小琴的不告知和恶言恶语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医院不存在过错。
杜何致远辩称，我方认为医院已经尽到相应的诊疗责任，患者死亡完全是陪护人员杜小琴的责任。患者妹妹未尽到陪护义务，反而不配合医院治疗，不照顾患者，态度恶劣，最后造成患者死亡的结果。一审中，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不具有真实性，不能采信。
自治区中医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6）新0103民初174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我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患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擅自将患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337182.2元调整为464280元，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律原则。二、对于一审法院认为患者不应当脱离医生的监管及理疗师应当及时寻找患者的意见，我方认为，患者不应当脱离陪护的视线，陪护在患者取罐的时间内应看护号患者，在患者未及时取罐时应该及时寻找，理疗师的职责是让所有就诊患者都能及时就医，而非只服务特定患者。综上，患方陪护人员明知患者在入院前一天由自杀行为的前提下未能及时告知患者配偶，亦未能尽到陪护的义务，我院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失，且已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
杜景林、文淑珍共同辩称，一审法院对于死亡赔偿金数额的调整，我方认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医方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是成立的，医方并未告知患方进行陪护，事实上病历中并无陪护人员的材料和证据。杜小琴仅是在患者入院次日前往探视，并非陪护。病历中也没有护理登记和护理记录。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医方并未配置相应保障设施、设备以保护患者的安全，故医方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何江凌辩称，患者入院后，主治医生对患者进行了心理咨询，患者也积极配合，之后患者安排我回家照顾孩子，当时医方已经告知我签字，但因我急着回家所以承诺第二天签字。次日，因为患者已经出事，所以我拒绝签字。前日，医院已经尽到了对患者的充分的照顾和护理的责任，次日事发时，我认为患者一定是受到了外界的刺激，否则不会自杀。我认为医方没有过错亦没有责任。
杜何致远辩称，同意医方对于诊疗过程的陈述，是患者自行安排其妹在入院次日对其进行陪护，其妹虽然按时来院，但并未尽到陪护的责任。
杜景林、文淑珍、何江凌、杜何致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839.51元、丧葬费24795.5元、死亡赔偿金337182.2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总计393317.21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6日下午死者杜学渊（患有抑郁症）在其父母家，其母（文淑珍）发现儿子情绪不对，便通知女儿杜小琴过去，杜小琴夫妇赶到家后，正在说话的时候，杜学渊就在窗户那站得，趁着说话的时候就往下跳，被杜小琴老公上前抱住，之后通知杜学渊的爱人何江凌（杜学渊之妻）来接杜学渊，何江凌接上人当晚八点多将其送往自治区中医院处治疗。因杜小琴与何江凌（杜学渊之妻）有矛盾，杜小琴未将患者跳窗之事告诉何江凌。值班医生接待并做了心理治疗，患者叫何江凌回家，早晨给孩子做饭，于当晚十一点亲自办理了住院手续。第二天，医生开具了治疗单，物理治疗、推拿和足疗。10点30分护士带患者到三楼治疗，此时患者妹妹杜小琴赶到医院来到三楼治疗室，坐在外面等候在看手机，患者做了脑波治疗仪，在治疗眼睛时需家属帮助戴眼罩，但杜小琴没有配合且态度不好，治疗完12点左右治疗师将患者送到旁边的拔罐室，推拿科大夫给患者做了推拿治疗，后给患者拔上罐，告知陪护让患者背着罐在门口活动一下，十分钟后过来取罐，患者在活动时进了洗漱间，当时杜小琴在门口坐着玩手机，推拿大夫给第二个患者做完推拿后约半小时不见杜学渊回来，喊了一声不见回应，便叫陪护人员杜小琴去找，在寻找时患者已从三楼洗漱间窗户跳楼，当时时间12点47分，经抢救无效于15点04分死亡。自治区中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高处坠落、心境障碍、重度抑郁发作。
查，死者杜学渊于1963年12月28日出生，杜景林系死者父亲，文淑珍系死者母亲，何江凌系死者妻子，杜何致远系死者儿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是一：自治区中医院对杜学渊死亡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赔偿责任比例划分问题；二：损失项目及数额。自治区中医院是一家中西医结合的开放性综合医院，神志病科对患者采取的是中医药治疗、物理治疗和心理疏导的治疗方法。患者入院后，医生对患者做了三小时的心理咨询及疏导，告知患者家属二十四小时贴身陪护，将患者安排在一楼病床，三楼洗漱间的窗户只能开一半且用铆钉固定，对此自治区中医院对抑郁患者做了一定的安全防范，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患者身背着拔的罐，从三楼洗漱间扒开用铆钉固定的窗户，跳窗身亡。医院对抑郁患者在治疗时存在的问题：一，不应当脱离医生监管视线，让患者背着罐自行活动；二，理疗师告知患者活动十分钟，十分钟过会没有及时寻找，而是继续为其他患者治疗，治疗完三十分钟后才想起背着罐的患者未归，此时已晚。由于医院对抑郁患者在治疗期间脱离医生监管视线，让患者背着罐自行活动，活动时间到后未及时寻找，导致跳楼事件发生，死者是背着罐在治疗时跳楼身亡，故自治区中医院负有一定的责任，确定应承担此事故的20%赔偿责任为宜；作为患者的妹妹对自己哥哥的病情应当非常清楚，如何护理也应当知道，在前一次的住院中也是亲自陪护，这一次来医院做了些什么？首先向患者哥哥告嫂子的状，医院在给患者做放松治疗，她却告状刺激哥哥的情绪，其二治疗师叫陪护帮患者戴治疗眼罩，她不但不给戴且态度不好，其三患者背着罐活动十分钟，患者要去洗漱间，陪护却没有反应，明知前一天患者有跳窗的行动，进洗漱间是有窗户的，陪护人员应陪同或请他人帮助陪同进洗漱间，不能让患者单独去洗漱间，其四拔罐时间到了陪护没有去找，此时的陪护在忙什么？一直在治疗室门口的凳子上玩手机，这种行为算什么？是一种放任，放任跳窗结果的发生，陪护应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
杜景林、文淑珍、何江凌、杜何致远主张的损失包括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839.51元系患方自行支付的费用，予以确认；丧葬费按照死者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数计算，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54407元，丧葬费应为27203.5元（54407元/12*6个月），予以确定；死亡赔偿金按照死者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二十年，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14元，死亡赔偿金应为464280元（23214元*20年），予以确定；交通费500元，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予以确定；故患方损失数额共计522,823.01元，医方应承担20%即104,564.6元。判决：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赔偿杜景林、文淑珍、何江凌、杜何致远医疗费167.9元（839.51元*20%）；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赔偿杜景林、文淑珍、何江凌、杜何致远丧葬费5440.7元（27203.5元*20%）；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赔偿杜景林、文淑珍、何江凌、杜何致远死亡赔偿金92856元（464280元*20%）；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赔偿杜景林、文淑珍、何江凌、杜何致远交通费100元（500元*20%）；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赔偿杜景林、文淑珍、何江凌、杜何致远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30,000元*20%）。
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死者患有抑郁症的精神疾患，生前入院接受治疗时，作为医方及死者家属对此均明知是本案的基本事实。作为患者家属在向医方陈述患者病史时，应当向医方据实履行告知义务。本案相关证据可证实，患者生前所患有的精神症状具有自杀轻生意念。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死者生前入院接受治疗时，家属就患者情绪出现波动时，会出现明显的自杀倾向，曾向医方进行了明确的提示。本案，患者在从事拔火罐治疗过程中，患方在明知患者所表现的精神疾病脱离看管时，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形，并未向治疗的医方人员进行明确提示，且在陪护患者进行治疗过程中，患方陪护人员明显疏于监管，对由此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患方理应承担相应责任。自治区中医院是一家中西医结合的开放性综合医院，神志病科对患者采取的是中医药治疗、物理治疗和心理疏导的治疗方法。患者入院后，医生对患者做了三小时的心理咨询及疏导，告知患者家属二十四小时贴身陪护。医方对患者的上述处置措施，虽未违反相应的诊疗规范，但医方对抑郁症患者治疗过程中，脱离医生监管视线，在让患者背着罐自行活动时，对患有相关精神疾病的患者，未能预见并及时提示患者家属注意看护，对此医方也应存在相应的过错。本案由于医方在对抑郁患者治疗期间脱离医生监管视线，让患者背着罐自行活动，活动时间到后未及时寻找，导致跳楼事件发生。本案死者是背着罐在治疗时跳楼身亡，因此，自治区中医院理应负有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患方对患者精神疾患的病史可能会导致意外行为发生，未及时向医方明确告知，且患方自身存在患者治疗中陪护不到位等情形，并根据医方在对患者治疗过程中，同时亦存在的相应过失行为，认定患方承担主要责任，并确定医方按2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在本案中认定相应的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所确定的计算方法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且并未超出受害方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赔偿数额，故对医方认为一审认定死亡赔偿金有误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患方及医方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61.46元（上诉人杜景林、文淑珍已预交5631.29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已预交2430.17元），由上诉人杜景林、文淑珍，上诉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分别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联
审判员 肖炜
审判员 李艳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牛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