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商终字第5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代表人：俞一阳。
委托代理人：徐伟，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梅志成，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伦。
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为与被上诉人王国伦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北法院）（2014）甬北商初字第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徐伟，被上诉人王国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0年11月12日，宁波万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创公司）法定代表人汤丽韫通过虚开26份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共计2927503元）和伪造浙江吉利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公司）应收账款回款付款通知书（回执）、质押确认函等证明文件的手段，以虚假应收款抵押的方式，向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申请贷款2342002.40元。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未按规定向吉利公司进行现场核查，仅凭汤丽韫提供的虚假票证等即向万创公司发放贷款2342002.40元，贷款期限自2010年11月12日至2011年5月12日。
2010年12月初，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发现万创公司汤丽韫利用虚假票证骗取贷款，且发现万创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已无能力还贷后，时任行长冯大庆召集副行长许浩冰、客户经理袁蕴玉、汤丽韫、中信银行宁波分行人员、宁波市正德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德担保公司）人员商议万创公司还贷事宜，在起诉与引入合作人两种方案中确定后者，以使上述2342002.40元贷款及2011年6月11日到期的300万元贷款能受偿。
2010年12月17日晚，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客户经理袁蕴玉将王国伦介绍给汤丽韫。袁蕴玉告诉王国伦万创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其上游产品是向吉利公司供货，还按照万创公司的生产报表情况介绍万创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另外，还告诉王国伦：“王国伦借给汤丽韫234万元还款，冯行长说，马上可以放贷下来还款。”
此后，万创公司（甲方）与王国伦（乙方）签订《合作意向书》，约定：“1.初步商定王国伦占万创公司45%的股份，投入股本金500万元；2.王国伦为了表示对合作的诚意，解甲方还款燃眉之急，借给万创公司234万元，用于归还中信银行到期贷款234万元，本金于12月20日汇到中信银行账户；3.其他事宜，日后继续商议。”落款时间为2010年10月17日。
随后，许浩冰、袁蕴玉及正德担保公司人员陪同王国伦至万创公司参观了解。汤丽韫临时雇佣了部分人员，做生产状态。待王国伦一行回去后，临时雇佣人员未再来万创公司工作。
2010年12月18日，王国伦答应先借款234万元给汤丽韫用于归还贷款，并由汤丽韫出具借条，万创公司提供担保。但王国伦并未于当日将款项交付汤丽韫。同日，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将万创公司列为预警客户。
2010年12月23日，王国伦和汤丽韫就重组中部分事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后由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时任副行长许浩冰与行长冯大庆出面调和，冯大庆对王国伦说如果重组后万创公司有困难中信银行会支持的，最后王国伦与汤丽韫达成一致意见，在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会议室签订《资产重组协议》。许浩冰对《资产重组协议》进行润色修改，其中债权债务金额由汤丽韫提供，未经审计。双方约定：
“一、经双方确认，万创公司截至签字日的资产值为1450万元（由货币资金、固定资产、应收账款、库存产品、其他应收款五部分组成，不包含无形资产）。
二、经双方确认，万创公司截止签字日共负债1969万元：中信银行615万元（其中保证金30万元）、佳和小额贷款公司178万元、民生银行150万元（其中保证金30万元）、黄道法420万元，宁波联合担保公司230万元、个人借款36万元，公司应付账款400万元。
三、甲方（汤丽韫）对上述资产值、负债额的真实性、确定性负保证责任。资产值不足部分由甲方承担，在乙方（王国伦）确认后5天内现金补给公司，超过部分由公司支付现金给甲方。双方并商定1969万元的负债额中的1200万元由重组后的万创公司负责偿还。769万元（含黄道法420万元、个人借款36万元、公司应付账款400万元中的313万元）由甲方个人负责偿还，跟重组后的万创公司无关。其中公司应付账款400万元中的313万元，甲方个人向重组后的万创公司出具借条，甲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按季计付利息给公司。
四、重组前的万创公司所有对外的担保债务由甲方个人承担，与公司无关。
五、甲方向万创公司投入股本金490万元，该资金由乙方负责筹借，甲方按年利率15%计付利息给乙方……
六、乙方向万创公司投入股本金510万元，其中于2010年12月24日前投入334万元，剩余176万元于2011年1月15日前投入。
……
八、乙方在履行第六条约定后，取得万创公司51%的股权。
九、甲方担任重组后万创公司的总经理，是重组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重组后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及销售工作。乙方为重组后万创公司的董事长，负责与政府及相关部门间的协调工作及公司的融资事项。
十、就万创公司销售渠道及前期研发投入，甲乙双方约定其无形资产价值为800万元……
……
十二、重组后公司的会计人员由甲乙双方各委派1名，重组后公司由甲乙双方股东组成，股权比例为49：51（其中甲方49%股份中的5%部分属于汤丽婷），原股东股权转让事宜由甲方负责办妥，公司章程在资金到位后10个工作日修改完毕。公司所有往来款必须由甲乙双方共同签字后方可对外支付。
十三、……重组后公司在第三年净利润达到1000万元以上，才可以将50%的净利润按甲乙双方股权比例分配。
十四、本协议一式四份，由甲乙各执二份，由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如有违反上述约定条款，则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给守约方。”
上述《资产重组协议》中的“宁波联合担保公司230万元”即为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调解的（2010）甬鄞商初字第1306号案件所涉债务。该案系浙江百禾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禾公司，原名浙江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代万创公司偿还了交通银行宁波鄞州支行的300万元逾期贷款债务后起诉万创公司及其他保证人，百禾公司要求万创公司偿还2302518.05元代偿款并要求万创公司支付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该案于2010年12月7日立案，于同月22日（即签订《资产重组协议》前一日）经调解结案，约定万创公司分期履行还款义务，若未按期足额履行，百禾公司有权就未到期部分一并申请强制执行，并支付百禾公司违约金5万元。《资产重组协议》签订前，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知道万创公司在交通银行宁波鄞州支行的300万元贷款逾期，但对具体涉诉情况并不全然知悉，亦未告知王国伦相关事宜。
《资产重组协议》签订后，王国伦于2010年12月24日至2011年5月12日陆续向万创公司交付资金1080万元。在汇款凭证中，标注为“王国伦投资款”的共计250万元，标注为“还款”的100万元，标注为“王国伦（个人）借款”的共计607万元，另有123万元系交付给汤丽韫之妹汤丽婷。
万创公司向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所借的2342002.40元已于《资产重组协议》签订次日，即2010年12月24日归还，另300万元贷款于到期后偿还。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未再向万创公司发放贷款。
2012年8月1日，汤丽韫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抽逃出资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刑事拘留。2013年10月26日，江北法院作出（2013）甬北刑初字第377号刑事判决，认定汤丽韫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吉利公司应收账款回款付款通知书（回执）、质押确认函等证明文件的手段，以虚假应收款抵押的方式，向中信银行江北支行骗取贷款2342002.40元既遂。汤丽韫采用虚构资产、隐瞒债务、夸大盈利等手段，诱骗王国伦投资万创公司，达成《资产重组协议》。王国伦先后以各种形式向万创公司注资1080万元，但汤丽韫未正常履行《资产重组协议》，不仅将王国伦投入万创公司的资金用于归还协议约定由汤丽韫个人承担的债务和协议中隐瞒的债务，还通过将其他公司以承兑汇票支付给重组后万创公司的货款，以支付手续费方式套现后存入陈华华、汤丽婷个人账户，并将部分货款予以侵吞，王国伦以出借及投资形式向万创公司注资的1080万元损失殆尽，汤丽韫更换手机号码逃匿等事实构成合同诈骗罪。
截至2014年5月12日，王国伦仅于2014年1月7日通过刑事追赃途径领取执行款430920元。
王国伦于2014年3月26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案外人汤丽韫系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的贷款客户。2010年11月12日，汤丽韫因万创公司经营所需，向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借款2342002.40元。2010年12月初，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发现汤丽韫利用虚假票证骗取贷款事实后，遂要求汤丽韫提前还贷，在发现汤丽韫无能力还贷后，为了追回贷款，时任中信银行江北支行行长的冯大庆、副行长许浩冰及客户经理袁蕴玉积极介绍王国伦给汤丽韫认识，并从中牵线，帮助汤丽韫采用虚构资产、隐瞒债务、夸大盈利能力等手段，诱骗王国伦投资万创公司，后见王国伦对投资万创公司一事犹豫不决，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又在明知汤丽韫及万创公司均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隐瞒汤丽韫骗取贷款的事实，并承诺还贷后会继续向万创公司发放贷款确保其有还款能力和扶持万创公司发展，骗取王国伦信任，使得王国伦于2010年12月18日答应先借款234万元给汤丽韫用于还贷。之后，又继续采用上述相同手段，以投资万创公司能确保收回借款为由，于2010年12月23日促成王国伦与汤丽韫达成《资产重组协议》。王国伦先后以各种形式向万创公司注资1080万元，但汤丽韫未正常履行《资产重组协议》，不仅将王国伦投入万创公司的资金用于归还协议约定由汤丽韫个人承担的债务和协议中隐瞒的债务，还通过将其他公司以承兑汇票支付给重组后万创公司的货款，以支付手续费方式套现后存入陈华华、汤丽婷个人账户，并将部分货款予以侵吞。在王国伦出借和注资万创公司后，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并未如约继续贷款给万创公司，并在万创公司重组前的另一笔300万元贷款到期后，要求重组后的万创公司及担保公司按时还贷。至2011年6、7月，万创公司经营陷入困境，王国伦以出借及投资形式向万创公司注资的1080万元损失殆尽，汤丽韫更换手机号码逃匿，至今无法追回。综上，王国伦认为，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侵犯了王国伦的财产所有权，致使王国伦遭受巨额经济损失。请求判令：中信银行江北支行赔偿王国伦经济损失1080万元，利息4100966.70元（按月利率1%计算至2014年3月30日）。
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在原审中答辩称：一、鉴于王国伦有投资的意愿、汤丽韫有引进投资并解决其资金紧张的需求，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员工介绍王国伦与万创公司汤丽韫认识；二、无论是中信银行江北支行，还是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的员工，从未帮助万创公司法定代表人汤丽韫虚构资产、隐瞒债务或夸大盈利能力，诱骗王国伦与万创公司签订《资产重组协议》；三、王国伦明知万创公司向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借款2342002.40元，并自愿借款给万创公司以归还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此已在王国伦与万创公司于2010年12月17日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中明确约定；四、中信银行江北支行要求万创公司提前归还2342002.40元借款的起因是万创公司在其他银行如交通银行宁波鄞州支行的借款已经逾期，触发了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提前收贷的条件。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并不清楚万创公司当时处于无偿还能力的状况，王国伦自己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中也承认，在《资产重组协议》签订之初，万创公司的经营是正常的；五、尽管汤丽韫存在骗取贷款的事实，但在王国伦与汤丽韫商谈重组过程中，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并未确信汤丽韫存在骗取贷款的行为，且随着贷款的提前归还，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也没有进一步查证。故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并不存在刻意向王国伦隐瞒汤丽韫骗取贷款的情节；六、至于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同意继续向万创公司提供扶持，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应符合相关规定，王国伦从商多年且与金融机构都有接触，不至于发生误解；七、王国伦投入万创公司的重组资金难以收回的原因在于：（一）王国伦对万创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未能全部调查清楚。（二）王国伦对其投入万创公司的资金缺乏有效监管。（三）汤丽韫违反《资产重组协议》，多次挪用王国伦投入万创公司的资金用于归还债务，部分资金去向不明。（四）王国伦不懂万创公司的生产经营，重组后万创公司仍由汤丽韫控制，王国伦基本不去万创公司。2011年4月，王国伦曾派了一名会计到万创公司，但被汤丽韫赶出来；八、根据《资产重组协议》约定，王国伦实际投入的资金为510万元，其余490万元实际上是借款。无论是投资还是借款，都是一种商业行为，本身存在风险，王国伦理应对此风险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九、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并非江北法院（2013）甬北刑初字第377号案件的当事人，该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王国伦想要证明的事实。综上，中信银行江北支行认为：（一）王国伦需要从法律上证明其投入万创公司的款项，无论是投资还是借款，已构成实际损失，即在任何情况下已无法收回。目前王国伦缺乏此方面的证据，而且王国伦亦无权按月利率1%主张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标准至多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二）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与王国伦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也未对王国伦构成侵权。（三）在王国伦与万创公司商谈并签订《资产重组协议》过程中，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并不存在任何过错。（四）即使王国伦存在实际损失，该损失也是王国伦自身和汤丽韫造成，与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无关。故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不应对王国伦诉请的所谓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王国伦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是王国伦与汤丽韫签订《资产重组协议》的介绍人，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介绍王国伦认识汤丽韫、陪同王国伦参观了解万创公司、在王国伦与汤丽韫某些地方未能谈妥的情况下，出面调和，并帮助润色修改《资产重组协议》，最终促成王国伦与汤丽韫在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签订《资产重组协议》。虽然，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的行为目的并非收取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的报酬，但仍是自益行为（在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已发现万创公司经营困难、已无力偿还骗取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的贷款及另外300万元贷款的情况下，为了收回相关贷款），故其一系列深度参与促成双方签订《资产重组协议》的行为性质应介于介绍人与居间人之间，其权利义务亦应介于两者之间。而且，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容易获得王国伦的信任，类似“后续会提供支持”之类的话语容易增强王国伦重组万创公司的信心。根据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应该将其在经营过程中获知的对王国伦决定订立《资产重组协议》与否相关的涉及万创公司的真实信息告知王国伦，如果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王国伦利益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从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将王国伦介绍给汤丽韫时，已明知汤丽韫采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吉利公司应收账款回款付款通知书（回执）、质押确认函等证明文件的手段向其骗取贷款2342002.40元，万创公司已经营困难，且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已将万创公司列为预警客户，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应该能够预见该些事项对王国伦是否决定订立《资产重组协议》将起到重要影响，但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并未如实告知王国伦相关事实，反而告知王国伦万创公司经营正常，致使王国伦与汤丽韫签订了《资产重组协议》，投入的1080万元损失殆尽，仅通过刑事追赃程序挽回损失430920元。
当然，即便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存在上述过错，但王国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仅参观过一次万创公司，未对汤丽韫提供的资产清单等进行审计核查、未能准确全面了解万创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的情况下，在与汤丽韫认识后一个星期就与汤丽韫签订《资产重组协议》，而且涉及资金达1000万元，显然缺乏应有的审慎，其自身存在过错，且是主要过错。而且最终导致王国伦1080万元款项无法收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王国伦未能有效参与万创公司的经营管理、重组后公司仍由汤丽韫控制，汤丽韫将王国伦投入万创公司的资金用于归还协议约定由汤丽韫个人承担的债务和协议中隐瞒的债务、通过将其他公司以承兑汇票支付重组后万创公司的货款，以支付手续费方式套现后存入陈华华、汤丽婷个人账户，并将部分货款予以侵吞等。故对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相关抗辩意见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作为出于自益目的的介绍人，深入参与促成王国伦与汤丽韫签订《资产重组协议》，但未将其经营活动中获知的有关万创公司的真实信息如实告知王国伦，致使王国伦与汤丽韫签订《资产重组协议》，存在过错，且王国伦的损失已实际发生，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王国伦、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各自的过错、1080万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追赃情况、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得利情况等各种因素，酌定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应赔偿王国伦的金额为600万元，其余损失应由王国伦自行承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5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国伦6000000元；二、驳回王国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206元，由王国伦负担57406元，中信银行江北支行负担53800元。
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王国伦向汤丽婷交付的123万元款项系其履行《资产重组协议》的出资，不符合事实。王国伦没有证据支持上述观点，《资产重组协议》也没有相对应的约定可供佐证，无论上述款项的实际使用人是谁，该款项均不能认定为《资产重组协议》所特定的股本金；二、即使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明知万创公司涉嫌骗取贷款，或者其经营已陷入危机，但与王国伦和万创公司之间的资产重组及王国伦的所谓损失不构成因果关系。事实上，从《资产重组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万创公司的负债多于资产，故王国伦对万创公司的经营情况是知晓的；三、即使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曾对王国伦讲过还贷之后会再次放贷的言语，但无论是万创公司的汤丽韫还是王国伦都知道，银行的信贷业务由其规范的流程和严格的审批程序，且再次放贷至少应该不低于之前的条件，然由于原先为万创公司提供保证的担保公司拒不提供担保，故万创公司的贷款条件不能满足继续放贷的要求，致使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无法继续贷款给万创公司。在万创公司无法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将无法放贷的责任归因于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失信，完全是不妥的；四、原审法院认定，在王国伦提供的汇款凭证中，标注为投资款的金额为250万元，标注为还款的100万元，标注为借款的607万元，另有123万元系交付给汤丽韫之妹汤丽婷。中信银行江北支行认为，除最后一笔款项已在上述第一条论述外，仅有250万元投资款与《资产重组协议》相关，其余款项均与《资产重组协议》无关，系王国伦与汤丽韫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无关。若因此造成损失的，不应归责于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五、原审法院认定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侵权成立，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对此无法接受，具体如下：（一）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仅仅介绍王国伦与万创公司汤丽韫认识，对汤丽韫提供的《资产重组协议》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从未误导、引诱王国伦签订协议或进行投资，并不构成对王国伦的加害或违约行为。（二）王国伦的损害事实并不成立。没有证据表明，王国伦已完全无法从汤丽韫的刑事案件中获得进一步赔偿，也没有证据表明，王国伦持有的万创公司股权已没有任何价值，在王国伦没有穷尽所有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就认定“王国伦以出借及投资形式向万创公司注资的1080万元损失殆尽”明显不妥。原审法院将属于王国伦的个人借款及与汤丽婷之间的往来款认定为注资损失，也有悖于事实。（三）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的行为与王国伦的所谓损害结果之间完全没有因果关系。事实上，即使王国伦有损失，也是因为汤丽韫违反《资产重组协议》，擅自使用、挪用资金，以及王国伦未做好事先的调查、事后的监管等原因造成，与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并无任何关系。（四）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的行为没有主观原因，无论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的作为还是不作为。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侵权成立，在王国伦主张的1080万元本金及利息中判决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承担600万元，相当于将一名介绍人认定为主要责任人，而将刑事被告人汤丽韫认定为次要责任人，显然于法、于理、于情都是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无法接受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王国伦原审的诉讼请求。
王国伦答辩称：一、王国伦支付汤丽婷123万元，是因汤丽婷也是万创公司股东，该123万元也是被骗的款项；二、王国伦与汤丽韫签订《资产重组协议》是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全程策划、介绍、哄骗的结果。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因此得利从而解脱了该行信贷员袁蕴玉和副行长许浩冰的刑事责任；三、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再三叫王国伦胆子大一点，并说重组后会继续支持，且力度会更大；四、中信银行江北支行明知万创公司面临破产，工人工资三个月未发，还将汤丽韫介绍给王国伦，其目的是收回其534万元不良贷款。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王国伦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国伦在与汤丽韫签订《资产重组协议》前，既未对万创公司进行充分的了解，也未对万创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审计，在与汤丽韫认识后一星期即与汤丽韫签订涉及资金1000万元的《资产重组协议》，且在《资产重组协议》签订后，未积极参与万创公司的经营管理，重组后的万创公司仍由汤丽韫实际掌控，投入的资金被汤丽韫用于归还《资产重组协议》明确约定由汤丽韫个人承担的债务和未明确的债务，以承兑汇票形式支付给重组后的万创公司的货款被汤丽韫以支付手续费方式套现后存入陈华华、汤丽婷个人账户，部分货款被侵吞，导致其投入的资金造成损失，王国伦自身存在主要的过错。中信银行江北支行作为王国伦与汤丽韫签订《资产重组协议》的介绍人，明知汤丽韫采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吉利公司应收账款回款付款通知书（回执）、质押确认函等证明文件等手段向其骗取贷款2342002.40元、万创公司经营困难，且其已经将万创公司列为预警客户，而基于其发放给万创公司的534万元不良贷款能够收回的目的，不仅未向王国伦如实告知相关事实，反而向王国伦告知万创公司经营正常，致使王国伦与汤丽韫签订《资产重组协议》并为履行《资产重组协议》投入1080万元，王国伦通过刑事案件追赃仅挽回损失430920元。中信银行江北支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王国伦损失的造成，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综合王国伦、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的过错比例和王国伦的实际损失及中信银行江北支行得利情况等因素，酌情判决中信银行江北支行赔偿王国伦600万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中信银行江北支行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审 判 员 黄海兵
审 判 员 徐 栋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
代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