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2572号
原告黄海献，女。
委托代理人徐建民、宁会桥，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巫树明，男。
被告曾秀群，女。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蔚颖、王梓豪，广东通法正承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助理。
原告黄海献与被告巫树明、曾秀群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姚淑玲独任审判，于2012年5月4日、2013年1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黄海献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建民、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蔚颖、王梓豪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黄海献及其委托代理人宁会桥、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蔚颖到庭参加了诉讼。诉讼过程中，原、被告申请和解时间60日。原告于2012年3月31日申请对其损失进行评估，评估时间至2012年12月22日止，本院于2012年12月30日领取评估报告。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海献诉称，2012年3月15日左右，被告为了上市卖鱼，将家庭承包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唐边村委牛南村的一口鱼塘抽干塘水排放到他人的鱼塘，其他受害人的鱼塘水满后又顺次流入原告鱼塘，由于被告的鱼塘水水质差，本身污染严重，导致原告的水塘也被污染。大约20日左右，原告发现鱼塘的鱼大面积死亡，直接损失约11万元。相邻的受害人还有刘某某家庭户与韦某某家庭户。原告发现险情后，认定与被告排放的污染的塘水有关，与被告交涉，但被告拒不理睬，无奈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险情，又在22日与另一相邻受害人韦某某共同向狮山派出所报案。事后有关部门经调查与抽样检测，2012年3月26日，经被告推荐的农业部珠江流域渔业生态环境检测中心进行检测，证实被告的水塘水质严重污染，特别是被告的塘水流入下游水塘可导致养殖鱼塘氨中毒死亡。为此，请求判令：1.两被告赔偿原告饲养鱼的损失110000元。
被告巫树明、曾秀群共同辩称，第一，被告的鱼塘排水属于正常养殖行为，被告没有将塘水流入他人鱼塘的恶意。从被告提供的鱼塘照片情况可知，被告的鱼塘与原告相隔一条四车道的马路，而被告排水是通过移开排水口的堵塞物直接将水排至下水道，如此的排水行为能影响到相隔数十米的原告鱼塘，被告是不可能知悉。而且该鱼塘的排水口从被告2011年承包鱼塘时已经拥有，如果养殖中的正常排水行为会影响到其他鱼塘，那么其他鱼塘没有采取防止外来水进入的措施也有过错。第二，原告无法证明自己鱼塘出现死鱼是由于水质氨氮超标导致。鱼塘养殖出现死鱼是常见的养殖事故，每年的春夏之交气候多变是导致珠江三角洲大规模急性死鱼的主要原因，从众多的死鱼事故涉及的水质检测分析结果来看，水产研究专家认为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气候变化太快，导致气压偏低，致使地面鱼塘内缺乏氧气而出现死鱼。而众所周知佛山今年3月整整持续了近一个月的回南天，天气非常闷热，鱼类缺氧死亡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原告在没有对鱼塘鱼类死亡原因进行科学鉴定的情况下，不能轻率认定是被告排水导致的。第三，原告提供案外人陈某某的鱼塘水质情况不能间接证明自己鱼塘的水质情况，更不能证明案外人的鱼塘的氨氮超标是原告排水导致。原告曾在2012年3月23日取水样并送检，但取水样的鱼塘并不是被告的鱼塘，而是案外人陈某某的鱼塘。该鱼塘周围有猪圈养猪严重影响水质，而且此时距原告认为的事发时间已有一个星期，现场的环境变化有可能已经导致取水样的不准确，原告也没能证明取的水样与导致其鱼塘出现险情的水是一致的。原告认为其鱼塘被污染，但原告对自己的鱼塘原本周围的环境、鱼塘的水质、污水流入的量、被污染的程度等情况都没有进行举证，不能证明原告的鱼塘被污染。即使被告鱼塘的水确实排入了马路对面的鱼塘，那也是先进入案外人陈某某的鱼塘，再依次进入刘某某、韦某某、黄海献的鱼塘，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又怎么能认定进入到自己鱼塘的水一定是被告鱼塘的水？被告一直正常进行养殖，不可能让鱼塘水质过度污染。如果原告一定要认为被告鱼塘水氨氮超标而导致下游的三个鱼塘水被污染，那么被告的鱼塘氨氮需要高到哪种程度才能在经过多个“干净”鱼塘水的稀释下还能让鱼类大量死亡。而且从常理分析，如果被告的鱼塘水质污染如此严重，则自己鱼塘内的鱼类是不可能生存的。第四，鱼塘水质氨氮超标是原告鱼塘养殖的常态。被告于2012年4月16日采集了陈某某、刘某某、韦某某、黄海献四个鱼塘的水样送到农业部珠江流域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进行检测，证明四个氨氮含量仍然超标多倍，但原告的鱼塘却能正常地饲养家鱼并无异常。被告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原告及其他三人的鱼塘周围均养有大量的猪，然而猪的排泄物是通过排水道直接排到鱼塘中，因此原告及其他三人鱼塘的氨氮超标也应该是养猪导致的，而且是鱼塘水质情况的常态，不能归因于被告的排水行为。第五、本案案由并不能认定属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原告未能证明其鱼塘鱼类死亡原因在于水体污染，属于侵害结果举证不能。由于渔业死亡事故的产生会有多种原因，如天气、温度、水质及饲养方法等，而2012年3月持续的回南天更是对渔业养殖有着不利的影响，只有在确定原告鱼塘鱼类死亡原因属于水体污染才能作为环境污染纠纷案件处理。另外，原告在可以查清鱼类死亡原因的情况下却不作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告在发生鱼塘鱼类死亡的情况下，能够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并提取案外人陈某某鱼塘的水样进行鉴定，说明原告具有清晰的法律思维去保护权益，但在相关部门的介入下，原告却偏偏不对自己鱼塘的水样进行鉴定，不对池塘鱼类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只通过间接、曲折的取证去证明自己的主张。由于原告的鱼塘与被告的鱼塘相隔了两个鱼塘及一条马路，即使被告塘水确实流向下游，在经过多个鱼塘后对原告鱼塘的影响之小是可以预见的。因此，被告有理由怀疑原告鱼塘的水质实际上是正常的，鱼类死亡原因也不是氨中毒，原告才主动放弃对该事故是否属于环境污染事故的举证责任，导致现在无法查清鱼类死亡原因。案外人鱼塘水质检验报告不能作为原告鱼塘鱼类死亡原因的依据。原告提供的水质检验报告是案外人鱼塘的水质，该报告应限于对水质分析，检验机构不能超越委托范围，对该废水的影响进行判断性的结论。即使该废水的氨氮超标，但检测机构在没有对原告鱼塘及案外人鱼塘情况进行实地勘察的情况下，不考虑水流动的稀释作用及水实际流入量，甚至不考虑哪种鱼类可能会受到影响，在没有任何科学考察的情况下作出“该废水流入下游鱼塘可导致养殖鱼氨中毒”的结论是非常荒谬的。案外人陈某某鱼塘没有出现鱼类大量死亡的情况即可反驳该检测机构的结论。因此，用上游鱼塘水质去推断下游鱼塘鱼类死亡原因是不能作为科学的结论，更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损害结果的依据。第六，排入原告鱼塘的水不是被告鱼塘所有，而是上游刘某某鱼塘的水，被告的排水行为与原告鱼塘鱼类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原告鱼塘的相邻上游鱼塘是刘某某的鱼塘，根据原告陈述，相邻鱼塘排水均没有单独的排水口，上游鱼塘所排塘水直接流入下游鱼塘，而刘某某确认其于2012年3月15日下午开始排放自己鱼塘的水。刘某某鱼塘的排水时间实际上与被告鱼塘的排水时间几乎一致，从常理分析，从上游流入原告鱼塘的水应该主要是相邻刘某某鱼塘的水，而不可能是相邻两个鱼塘及一条四车道马路的被告鱼塘的水。即使被告鱼塘的水通过三个鱼塘再流入原告鱼塘，对原告鱼塘的影响是不可能有刘某某鱼塘排水那么直接、巨大。因此，根据直接因果关系原则，即使原告认为其鱼塘死鱼是由于上游排水导致，那也应该是由于刘某某的排水而非被告鱼塘的排水。第七，原告的损失计算无依据。原告认为其鱼塘的鱼大面积死亡，导致其直接损失数额达到11万，但对此原告并没有提供具体死亡的种类、数量、单价等计算依据。原告若无法提供上述损害的具体数据，是无法得出损失金额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其所声称的赔偿金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原告的鱼塘鱼类并非全部死亡，不能采用完全补偿性质的鉴定去推断原告的损失。原告提供的死鱼照片不能证明鱼塘鱼类大面积死亡。原告提供的死鱼照片具有局部性，无法反映照片上死鱼的来源、位置、种类及数量，更无法证明鱼塘鱼类全部死亡。在有关部门介入的情况下，原告完全可以对鱼塘的死鱼进行系统处理，包括打捞、分类、称重、统计，并请相关部门进行见证，但原告在最重要的损失计算上只通过拍摄照片来证明，并称无法打捞和统计，故原告没有损失金额的证据。从常理分析，如果被告鱼塘的水确实流入了原告的鱼塘，那么流入原告鱼塘的水应该明显少于流入上游刘某某鱼塘的水，而且超标的氨氮经过了多次稀释，对原告鱼塘的影响一定小于上游鱼塘的影响。再加之上游鱼塘刘某某也在排水，原告根本无法区分鱼塘鱼类死亡有几成是被告责任。如果根据当地鱼塘亩产量去鉴定原告的养殖情况并推断原告的损失，这种完全补偿、通用性质的鉴定是不可能考虑本案特殊情况——不同鱼塘所受排水的影响不同，鱼塘鱼类死亡数量、种类不同，因此对于认定本案事实没有任何借鉴作用，也违背了公平原则。综上，原告无法证明其鱼塘鱼类死于水体污染，也不能证明其具体损失，且本案存在着他人（刘某某）的侵权行为，不能认定是被告的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举证如下：
1.原告身份证（1份，原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鱼塘转包合同、鱼塘承包合同（各1份，原件），证明原告依法取得了承包权，是本案的受害者。
3.照片（6份，原件），证明事发之后，被告为卖鱼排放塘水，塘水流入原告的鱼塘，导致原告鱼塘的鱼死亡。
4.报警回执（1份，原件），证明原告发现鱼塘的死鱼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警方经过现场勘查证实原告鱼塘的鱼死亡的事实，也证实了被告将其塘水排放到原告的鱼塘，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有直接关系。
5.关于唐边牛南、牛西鱼塘死鱼纠纷协调会议记录、送样证明、检测报告（各1份，复印件），证明污染事故发生后，狮山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与原、被告进行协调处理，取得了双方的鱼塘水样，并一致确定了检测单位，经检测，被告排放的塘水属于污水，严重超标，如果被告的塘水流入下游，可导致鱼中毒死亡。
6.南海区四大家鱼池塘常规养殖情况表、南海区2012年水产品塘头收购价格信息（各1份，没有加盖公章），证明在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附近养殖四大家鱼的每亩产值，原告的损失是有依据的。
两被告举证如下：
7.狮山镇农用地（鱼塘）承包合同（1份，复印件）、示意图（1份，原件），证明被告巫树明承包了茶坑上鱼塘及相关鱼塘的位置。
8.见证书、检测报告（各1份，原件），证明被告与见证人一起到陈某某、刘某某、韦某某和黄海献的鱼塘分别取水样并送监测中心检测，每个鱼塘的检测结果氨氮含量均超标。
9.照片（22份，复印件），证明四个鱼塘的周边环境，每个鱼塘周围都有养猪，猪粪被冲洗形成水渠直通到池塘，鱼塘仍在养鱼，且在鱼塘氨氮超标的情况下，原告仍在养鱼，且没有死鱼的情况发生；被告与原告的鱼塘相隔一条马路，被告鱼塘的排水口是马路的下水口，不是原告所称的被告将塘水抽干，而是自然排水到排水口，由排水口流入原告的鱼塘亦是被告无法预料的。
10.户口本（1份，复印件），证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
本院出示以下证据材料：
11.保险公估报告、公估费发票（各1份，原件）。
经两被告的申请，本院依法通知广东泰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公估人员卢某某出庭接受询问，其答复为：根据视频资料，显示存在有排水的情况，正常排水不会产生白色的泡沫，是水中含有氨氮，结合检测报告显示水质氨氮超标，氨氮含量超标可以导致鱼类死亡；原告并非是第一次养殖，且原告鱼塘有增氧机，可以避免因天气原因造成死鱼的情况；上游受污染的鱼塘排水会影响下游鱼塘，刘某某正常排水不会导致下游鱼塘死鱼；根据氨氮的化学性质，越到下游氨氮含量越少；原告的鱼塘，猪尿没有投放到自己的鱼塘，所以氨氮含量会更少，刘某某、韦某某、黄海献鱼塘的死鱼依次减少；死鱼已经腐烂，不能辨认出是什么种类的鱼；在作出公估报告前，公估人员走访了广州、东莞和佛山等地的鱼塘，结合原告鱼塘的死鱼只有一部分，推定原告的损失为10%。
经庭审辩证、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只是局部的相片，不能证实是在原告鱼塘拍摄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仅证明原告当时报警，但报警内容和事项均无法证明。对证据5、6有异议，证据5是复印件，证据6没有加盖公章，也证明不了原告鱼塘的鱼类养殖数量和情况。
原告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7、10无异议。对证据8有异议，见证人是被告单方邀请，且没有出庭作证，没有证据证明见证人是以履行职务的身份进行见证；取样行为也是被告的单方行为，列举的四个塘主均不在现场也不知情；见证时间是2012年4月12日，距离事故发生近一个月，取样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法采信；检测报告的送样时间距离事故发生近一个月，其科学性和关联性不可信，检验结果虽是氨氮超标，亦是被告排放的塘水遗留在原告的鱼塘所致，检测报告只是列举数据而没有结论，不予认可。对证据9有异议，照片是被告单方拍摄，无法确定照片中的画面是谁的鱼塘，即使在鱼塘的周边有饲养猪，猪的排泄物并不必然导致鱼塘的氨氮超标，猪的排泄物经过科学利用则是鱼塘的饲料，被告认为养猪必然导致鱼塘水质超标是没有道理的，原告即使饲养猪，但一年多来鱼塘均平安无事，就在被告排放塘水后的一两天之内，三家鱼塘均出现鱼死亡，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鱼死亡有直接的关系；虽然被告的鱼塘与原告等人的鱼塘相隔一条马路，但公安机关已经查明是被告在卖鱼的情况下排放塘水，导致塘水流过马路排到原告等人的鱼塘中，出现了三家鱼塘同时死亡的情况，被告说塘水排至下水口、无法预见由下水口流至原告等人鱼塘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
原告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保险公估报告内商品鱼的产值总金额核定为81870元，但对核定10%的损失有异议，含氨量超标的鱼塘水虽然被稀释，但不排除仍具备将所有塘鱼毒死的毒性，且报告中核定10%的损失属于一种事实推定，已经超出了鉴定机构针对专门问题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鉴定的范畴，直接替法官进行了事实审查和判断，也帮法官作出了责任比例划分，此种结论明显违法，不应采信。两被告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报告确认的损失总额及比例均有异议，该报告是在假设被告鱼塘的水流入原告鱼塘的因果关系下作出的，没有考虑到刘某某在2012年3月15日放水的因素，公估师依据原告自己的陈述认为本次事故不是气候原因造成是片面和主观的，2012年3月本地区的多数鱼塘都出现了死鱼现象，公估师应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不应单凭原告的陈述作出结论；公估师认为无法分辨死鱼数量，鱼塘的种类、数量影响鱼塘的产值，但公估师根据原告的陈述即作出结论是不合理的；被告出示的相片已经证明原告当时仍在养鱼，故原告并没有对鱼塘进行消毒亦不存在这方面的损失，公估报告不应确认鱼塘消毒的费用，即使被告鱼塘的水流到了原告的鱼塘，但氨氮含量已经减少，即使消毒，各鱼塘的标准也不同，公估报告不应按照统一标准评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证据1、2、7、10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对证据4、11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以采纳。证据3为照片，证据5虽为复印件，但能与当事人的陈述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证据6来源不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且被告有异议，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8，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被告亦承认其取样检测未通知原告，且原告有异议，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9为照片，但拍摄时间不明，且原告有异议，本院不予采纳。
综合本院采纳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2010年1月21日，案外人郭某某向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唐边村牛南股份合作经济社租赁茶坑鱼塘三个。同日，原告黄海献从郭某某处转包茶坑鱼塘两个（一大一小、面积19亩），约定承包期限六年零十个月，自2010年3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被告巫树明与被告曾秀群在上游鱼塘养殖塘鲺。
2012年3月15日，被告巫树明在未通知下游鱼塘的情况下排放塘水，排出的塘水依次漫入陈某某、刘某某、韦某某、黄海献等人承包的鱼塘。2012年3月16日，原告发现鱼塘的鱼死亡，即与韦某某等人到当地有关部门报告及报警。2012年3月23日下午，被告巫树明与刘某某、郭某某等人在镇农办、西区城乡统筹办、西区信访办、驻村警官、村委会人员的参与下就上述鱼塘死鱼召开协调会议，并制作《关于唐边牛南、牛西鱼塘死鱼纠纷协调会议记录》一份，协调会议内容为：1.巫树明对水样有异议，经双方协商重新取水样；2.巫树明提出双方现场取水样；3.巫树明提出参加调解会议人员必须是塘主；4.刘某某、韦某某对上述3点无异议，也没提出任何意见；5.双方要求到李某某鱼塘上方的鱼塘（即陈某某鱼塘）取水样4瓶，并由三方签名和盖村委会公章封存于村委会，定于2012年3与26日上午9时在村委会集中一起到农业部珠江流域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进行检测，届时不到者视作承认检测报告，与会人员均签名确认，并在会议结束后到现场取水样封存于村委会，于2012年3月26日将水样送到监测中心检测进行水质分析。2012年3月26日，经农业部珠江流域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检测，分析检测结果为：氨氮8.65、非离子氨0.09，检测报告结论为：该废水流入下游鱼塘可导致养殖鱼氨中毒死亡。
诉讼中，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泰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鱼的损失、鱼塘消毒、处理价值进行评估。该公估公司公估人员经现场查勘，于2012年12月21日作出保险公估报告，主要内容为：“……（二）损失核定。1.商品鱼损失核定。我司公估师查勘现场测量鱼塘最深深度为3米，最浅深度为0.5米，该鱼塘为涡状形，鱼塘面积为19亩，配备2台增氧机，没有投饵机。根据原告称该商品鱼全是喂鱼料养殖，我司公估师查勘存放饲料仓库没有发现鱼饲料，结合鱼塘没有投饵机，认为原告鱼塘商品鱼全是喂鱼料养殖模式不成立，查勘原告鱼塘周围同时饲养300头潲水猪，猪尿排入另外挖沟的水池，猪粪便排入鱼塘，300头潲水猪足够使19亩鱼塘水肥的。查看原告报损清单鲮鱼报损重量占总报损总量的49.5%，又经询问原告得知该鱼塘以鲮鱼为主养殖模式。根据原告律师提供事故发生后2012年3月26日照片证实原告鱼塘商品鱼有死亡情况。被告提到死鱼原因是气候变化大，导致气压偏低，致使地面鱼塘内氧气缺乏而出现死鱼，我司公估师现场查勘发现原告鱼塘配有2台增氧机，原告自称从事鱼塘养殖多年，遇回南天气处理有一定经验，如果2台增氧机不停运转，是可以避免鱼塘鱼缺氧造成的损失的，我司公估师认为本次事故主要原因不是气候变化大而造成鱼塘商品鱼死亡。查看报损清单商品鱼合计原告每亩鱼塘产量1063.16斤商品鱼，我司公估师根据原告鱼塘规格特征、无投料养殖模式，每年干塘一次及以鲮鱼为主养殖模式，我司公估师查阅广州市农业推广中心公布的四大家鱼的养殖技术，翻阅了《淡水养鱼高产新技术》、《鱼塘复合养殖增值50%关键技术》、《鱼养殖技术与鱼塘管理》、《四大家鱼养殖技术》等书籍及走访市场同类型养殖模式咨询得鱼塘年总产量为1400斤／亩－1500斤／亩，即平均每亩鱼塘产量1450斤（公式：1400斤／亩÷2＋1500斤／亩÷2），原告报损商品鱼每亩1063.15斤产量，我司公估师认为合理。根据原告提供的报损清单核对19亩鱼塘核定总产量为20200斤，分别是草鱼产值为2500.00斤，大头鱼产值为3600.00斤，苏鱼产值为2800.00斤……商品鱼价格执行广东佛山市南海盐步平地环球水产交易市场塘鱼类2012年3月份公布的市场价格，分别草鱼RMB币5.00／斤，大头鱼4.00／斤……分别核定草鱼产值金额RMB12500元（公式：2500.00斤×RMB5.00／斤）；大头鱼产值金额RMB14400元（公式：3600.00斤×RMB4.00／斤）；苏鱼产值金额RMB8680.00元（公式：2800.00斤×RMB3.10／斤）；鲤鱼产值金额RMB3040.00元（公式：800.00斤×RMB3.80／斤）；鲮鱼产值金额RMB40000.00元（公式：10000.00斤×RMB4.00／斤）；鲫鱼产值金额RMB3250.00元（公式：500.00斤×RMB6.50／斤）。原告19亩鱼塘产值商品鱼为20200.00斤，金额为RMB81870.00元。我司公估师考虑此事故鱼塘氨污染是由陈某某鱼塘的水急速流入刘某某鱼塘，经刘某某鱼塘水入稀释后流入韦某某鱼塘，韦某某鱼塘水再次稀释后流入原告鱼塘。流入原告鱼塘的含氨量超标鱼塘水极大部分融入上游的2个鱼塘水中，商品鱼死亡数量得到减少；又根据原告律师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商品鱼死亡数量并不多，照片无法分辨商品鱼的种类、重量，故不予清点照片数量。原告提到村委会、派出所何警官可证明鱼塘的商品鱼全死亡，我司公估师要求原告向村委会或派出所索要证明商品鱼死亡数量的相关材料，原告却一直无法提供。我司公估师2012年12月17日再次查勘原告现场，发现原告已经干塘，本次查勘我司公估师认为原告存在本次事故死亡的商品鱼是2012年2月-3月投放的鱼种。故我司公估师根据氨的化学性质流入原告鱼塘含氨量超标鱼塘水极大程度稀释，事故照片商品鱼的死亡数量不多核定原告19亩鱼塘产值金额为RMB81870.00元的10%核定损失。本次事故商品鱼损失核定金额8187.00元（公式：RMB81870.00元×10%）……2、消毒和处理费用损失核定。根据原告测量鱼塘水质属于氨氮超标，导致本次事故发生。根据市场调查鱼塘水质氨氮超标先用解毒改水王或解毒净水王分解沉降水体中的大分子有机质，然后试用底改类产品如洁底净，分解沉积在池塘底部的有害物……本次事故消毒和处理费用损失核定金额RMB376.00元（公式：RMB180.00元＋RMB76.00元＋RMB120.00元）。（三）残值核定。本次事故无残值。综合上所述，本次事故受损总金额＝本次事故商品鱼损失核定金额＋消毒和处理费用损失核定金额－残值＝RMB8187.00元＋RMB376.00元－RMB0.00元＝RMB8563.00元”。原告为此支出公估费9310元。两被告申请公估人员出庭接受询问，为此支出公估人员的出庭费用666.67元。
另查，被告巫树明与被告曾秀群为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为水污染纠纷。根据《报警回执》、《关于唐边牛南、牛西鱼塘死鱼纠纷协调会议记录》、《送样证明》、《农业部珠江领域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检测报告》等证据，可以认定巫树明、曾秀群在未通知下游鱼塘承包者的情况下抽排氨氮超标的塘水，塘水依次流入下游刘某某、韦某某、黄海献等人承包经营的鱼塘，使原告鱼塘饲养的鱼类出现死亡情况。因此，被告排放塘水的行为与原告在鱼塘饲养的鱼类出现死亡现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但是，鱼塘出现死鱼现象除因水质受到污染之外，还可能因气温异常、投喂不当等造成。本案中，根据水质检测报告，仅能证该实废水可导致鱼类死亡，但不能证实氨氮超标是造成塘鱼死亡的唯一原因。而鱼塘出现死鱼后，原告未能及时采集鱼样保存，使塘鱼死亡的具体原因无法查明。另外，原告承包的鱼塘养殖防护措施不完备，如没有设置排水口等，对被告排水的情况未能及时发现，存在一定的管理漏洞，对损失的扩大有一定的影响。故原告对鱼类死亡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根据保险公估报告，原告的商品鱼损失为8187元，故应由两被告赔偿4093.5元予原告（8187元×50%）。原告的诉讼请求超出核定范围的，本院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巫树明、曾秀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4093.5元予原告黄海献。
二、驳回原告黄海献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250元、评估费9310元，合计1056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受理费1200元、评估费4655元，合共5855元；由被告承担受理费50元、评估费4655元，合共4705元。被告应承担的4705元应于支付上述赔偿款的同时迳付予原告，本院不另收退；评估人员出庭费用666.67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姚淑玲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胡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