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15民终4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鼎春。
委托代理人：郑金龙，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代斌，安徽天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成杰。
委托代理人：赵广剑，安徽永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丁鼎春、蒋成杰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3日作出的（2015）舒民二初字第00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丁鼎春及其委托代理人郑金龙，上诉人蒋成杰的委托代理人赵广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丁鼎春诉称：2010年8月9日，原、被告双方就安徽省舒城县新街萤石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街公司）股权转让一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该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款为500万元，并约定双方签订的协议生效后二日内被告向原告支付定金100万元，余款于《采矿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后15日内付清，一方违约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300万元。现原告配合被告已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的变更登记手续，但被告未按约定支付下欠款400万元。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故具状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余欠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利息损失，并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300万元。
原审被告蒋成杰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在合同签订后只支付100万元不事实，事实上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原告200万元；二、原告诉称不全面，因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办理证、照的相关费用由原告方承担，由被告方垫付；三、原告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存在根本性违约。双方协议约定转让的四个矿点总面积为0.9542平方米，但实际上只转让一个矿点，面积仅为0.36平方米。按面积折算，被告支付的200万元已远超应付原告的股权转让价款；四、原告诉称的多次向被告催要转让款不事实。原告曾于2011年11月从浙江纠集他人对被告进行非法拘禁达8个小时，并殴打被告，逼迫被告向原告出具一张700万元的欠条。另自欠条出具后原告一直未有向被告追讨过，故原告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8月9日，原告及其妻子王桂仙与被告就新街公司和安徽省舒城县天元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公司）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及其妻子王桂仙将新街公司和天元公司转让给被告（其中原告及其妻子王桂仙分别占上述两矿股权90%，营杰及黄忠良每人各占两矿5%的股权），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每矿500万元。合同还约定如下主要内容：一、营杰与黄忠良的股份包含在500万的转让款中，他们与原告间的股东事宜由原告负责处理；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为：自协议签订生效后二日内被告向原告支付100万元，余款在采矿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生效后，并由原告将两证交给被告之日的十五日内付清；三、被告办理证、照变更手续，原告应予协助；四、原告应在六个月内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手续，领取两证，被告应予协助。办证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由原告负担，由被告先行垫付，垫付款在原告认可后从被告应支付的转让款中扣除；五、新街公司为四个矿点，天元公司为三个矿点；六、如一方违约，支付对方违约金300万元。合同签订当时新街公司营业执照已于2010年3月12日被当时的舒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采矿许可证也已超过有效期限。合同签订后的2010年8月12日原告收取被告转让款200万元。2010年8月20日原告与营杰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营杰向原告借款35万元用于支付营杰欠杨龙余的经济补偿款，该35万元借款如新街公司和天元公司采矿权延续成功，则视为营杰股权转让价款，原告不得要求营杰归还。2010年9月10日，被告代原告向法院支付该借款，并支付执行费1132.5元，合计351132.5元。2010年11月30日，原、被告及王桂仙、黄忠良签订《股权转让付款协议》，约定黄忠良将其持有的新街公司和天元公司各5%的股权以3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被告，被告代原告支付了该30万元。但2010年11月5日，原告作为新街公司的代表人，黄元平作为天元公司的代表人与杨龙余签订《协议书》，约定将天元公司转让给杨龙余。为处理股权转让事宜，原告委派当时还是其雇员的黄元平到舒城，协助被告办理新街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采矿许可证》。2011年11月25日，六安市国土资源局向新街公司核发《采矿许可证》，同年12月8日舒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新街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因《采矿许可证》在当时已超过有效期限，被告为重新申领新街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委托相关部门对该矿山进行了初步设计、可行性研究等工作，为办理两证被告支付了各项费用。2011年12月30日，原告一行四人由黄元平引领在舒城县新贵大酒店被告的住处找到被告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次日被告出于压力向原告出具欠新街公司和天元公司两矿计7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欠条一张。此后原、被告未有就股权转让余款和相关办证费用的抵扣进行结算。2015年6月17日原告具状来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300万元。诉讼期间被告代理人以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委托舒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对办理两证所支付费用进行审计，结论为：办证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为2380552.62元，其中烟酒及外地餐饮费开支444482元。分别为：2011年3月至10月外地招待费5818元，2011年6月15日出具人为方正国的迎驾酒款10000元，2011年7月20日出具人为安徽微博同盛酒业贸易公司的货款14400元，2011年10月5日出具人为东阳市吴宁康利源副食品的烟酒款287000元，2011年11月出具人为空白的餐费、烟酒款10972元，2011年12月25日出具人为东阳市商城国斌副食品的烟酒款24200元，2011年12月25日出具人为东阳市吴宁荟萃副食品商店的烟酒款29500元，2011年12月25日出具人为东阳市吴宁华鼎副食品的烟酒款31600元和2012年外地餐费30992元。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以协议形式约定股权转让，虽在协议签订当时营业执照和采矿许可证被吊销和失效，但后来被告办理了新的营业执照和采矿许可证，至新街公司有了合法的经营资格，故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有效。因原告已收取被告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被告又未有取得天元公司的经营权，故该200万元该院认定为被告支付原告转让新街公司股权的转让款；因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办证所产生的费用由被告垫付，从支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据此被告以审计报告的形式证明了自己的垫付数额，原告虽有异议，但未有举证反驳，故该院对被告主张的其办理两证所产生的合理费用1936070.62予以认证（对审计报告中的烟酒及外地餐饮费不合理的部分444482元予以扣除）。再因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营杰、黄忠良的股权价款包含在原、被告间协议约定的500万元的转让款中，并营杰、黄忠良与原告间的股东事宜由原告负责处理，原、被告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代为原告支付营杰、黄忠良股权转让款651132.5元。该款代为支付，原告未有异议，故该代为支付款应予抵扣。综上被告已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代为被告支付营杰、黄忠良股权转让款651132.5元，办理两证所产生的合理费用为1936070.62元，合计4587203.12元，以此计算被告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还应支付原告412796.88元。因双方未就办理两证所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从而未有产生被告支付条件，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也不予支持。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蒋成杰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丁鼎春股权转让款412796.88元；二、驳回原告丁鼎春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400元，保全费5000元，计67400元，由原告丁鼎春负担59950元，被告蒋成杰负担7450元。
丁鼎春、蒋成杰均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丁鼎春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是新街公司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而原审法院将另一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与本案混为一谈，被上诉人所支付的另100万元系被上诉人支付天元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给上诉人的妻子王桂仙。至于天元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上诉人另行主张，上述事实在被上诉人所出具的欠条中已明显作出了认定。从而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实际支付新街公司的实际转让款为100万元；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将天元公司转让给杨龙余的事实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请系对新街公司被上诉人未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以及追究违约责任300万元。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上诉人与杨龙余关于天元矿业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天元公司股权转让中有纠纷，应另案向法院主张权利或提出反诉，而原审法院对关于天元公司纠纷与本案合并审理，显然违反法定程序从而在实体上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法院对舒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对办理两证所支付费用进行审计的认定违反法定程序并认定错误。关于对安徽省舒城县新街萤石矿业的转让协议中明确，办证所产生的费用由被告垫付，从支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为此在首次开庭时即2015年7月16日，上诉方与被上诉方均明确由舒城县人民法院指定有资质的鉴定单位对办证所产生的费用进行鉴定。而庭审后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未有任何告知、通知被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所属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委托安徽会计师事务所对两证所支付费用进行审计，这明显违反委托鉴定的程序。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要求鉴定人参加2015年9月25日的出庭并接受质询，安泰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接受法庭质询，其明确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相关发票，大部分系复印件以及非正规发票。作出办证的费用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发票不具有关联性，而原审法院却任性的依然采用该鉴定作为定案依据，显属草率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一、撤销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2015）舒民二初字第0097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蒋成杰辩称：一、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的如下三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分析如下：1、原审法院对答辩人已支付被答辩人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为：其一，我方在一审中所举证据三丁鼎春出具的收条，证明了2010年8月12日丁鼎春收取蒋成杰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其二，虽然在2010年8月9日蒋成杰和丁鼎春之妻王桂仙就天元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但根据我方在一审中所举证据四2010年11月5日的协议书以及2011年11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说明2010年8月9日蒋成杰和王桂仙签订的天元公司转让合同已作废，即在2010年11月5日，丁鼎春之妻王桂仙再次将天元公司作价160万元转让给杨龙余；其三，根据在今天二审法庭上我方所举证据（2015）舒民二初字第00875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可以知道，2010年11月5日，天元公司、杨龙余以及新街公司签订协议，将天元公司三个矿点作价160万元转让给杨龙余，而在2010年11月5日新街公司在法律上尚不属于蒋成杰所有，故丁鼎春在今天二审中陈述：“蒋成杰和杨龙余谈好购买这个矿即天元公司”纯属无稽之谈。按丁鼎春的逻辑，蒋成杰在2010年8月9日购买了天元公司后，在2010年11月5日又将该公司作价160万元转让给杨龙余，怎么会出现丁鼎春之妻王桂仙去舒城县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出现（2015）舒民二初字第00875号民事判决书呢，综上三点分析，原审判决认定蒋成杰已实际支付丁鼎春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事实认定正确。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丁鼎春在2010年11月5日作为新街公司的代表人，黄元平作为天元公司代表人与杨龙余签订《协议书》，约定将天元公司转让给杨龙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分析如下：其一，因为在2010年8月12日上诉人丁鼎春出具收条，收取蒋成杰支付的新街公司和天元公司两公司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故原审法院查明该事实，对认定丁鼎春实际收取蒋成杰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无疑至关重要，故该事实认定，并不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程序上也不存在违法之处。其二，根据蒋成杰一审中所举证据四，2010年11月5日的协议书以及2011年11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足以认定前述事实。3、原审判决对于舒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对办理二证所支付的费用进行审计的认定，未违反法定程序，且对于审计结论的认定，也不存在错误。分析如下：其一，人民法院对于诉讼中的相关专业性鉴定的时间以及鉴定方法等选择，有权予以决定，故原审法院在答辩人蒋成杰第一次庭审前书面申请办理二证费用作专业鉴定，经庭审后决定由答辩人自行委托鉴定，并未违反任何法律，程序也是合法的。其二，黄元平系上诉人丁鼎春委派参与本案涉诉股权转让事宜的工作人员，在二审中丁鼎春虽然否认该事实，但丁鼎春在上诉状中未提及，依据不告不理的原则，该节事实依法应予认定。其三，虽然在一审中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接受质询时明确相关发票大部分系非正规发票，但由于所有提交给鉴定单位的发票均有上诉人丁鼎春委派的工作人员黄元平签字确认，故该鉴定结论所认定的1936070.62元的费用，系合理支出，从而予以认定，故原审判决该对于办理二证的合理费用的支出数额的认定，客观公正。上诉人丁鼎春主张系草率认定，不能成立。二、上诉人丁鼎春以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从而导致前述事实认定错误，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丁鼎春的上诉请求。
蒋成杰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在“法院查明”部分未认定如下事实，是错误的。具体为：原审判决在法院查明部分，认定“为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原告委派当时还是其雇员的黄元平到舒城，协助被告办理舒城县新街萤石矿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采矿许可证，但未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七条约定在六个月内未办理好四个矿点的采矿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等手续，责任在于原告。因为根据前述原告委派的雇员黄元平的证言，之所以未在六个月内办理四个矿点的采矿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是因为新街萤石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已过期，且营业执照已被吊销，在办证过程中，经黄元平电话请示原审被告同意，直接将前述二证直接办理在原审被告名下。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分析如下：（一）原审判决按500万元认定此次转让交易的价款，有失妥当。因为：1、根据2010年8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三条约定以及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二份采矿许可证可知，当时约定转让的是四个矿点，矿区面积为0.9542平方公里，转让款为500万元，但办理转让手续后的采矿许可证仅一个矿点，矿区面积为0.36平方公里。根据黄元平关于未能在六个月内办理四个矿点转让手续等陈述，显然本案涉诉转让交易，原告方存在明显过错，本次交易价款仍按500万元，明显对于上诉人不公。2、根据已生效的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2015）舒民二初字第00875号民事判决书在审理查明部分认定的“2010年11月5日，将安徽省天元矿业有限公司所属三个矿点作价160万元转让给杨龙余”等事实可知，同期由原告之妻王桂仙转让的天元公司三个矿点的转让价仅为160万元。而本案涉诉转让的四个矿点，转让价却为500万元，但实际转让成功的仅为一个矿点，故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按矿区面积测算，即5000.36÷0.9542，转让价格为188.6万元，方为合理。3、在本案股权转让过程中，上诉人截止目前实际付款200万元，另代被上诉人支付其他股东营杰、黄忠良股权转让金651132.5元，暂且不论上诉人在办理股权转让过程中垫付的费用，上诉人支付的费用已超过应支付的费用。综上三点，依法也应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请。（二）原审判决以2011年12月30日之后本案诉讼双方未就股权转让余款及相关办证费用的抵扣进行结算为由，从而认定未产生被告支付条件，是错误的。因为：1、根据2010年8月9日本案诉争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自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二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100万元，其余转款款在采矿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生效后将二证由甲方交给乙方后十五日内付清”之约定，可知：本协议约定付款条件很明确，即上诉人取得前述二证后十五日内。而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证据五，原审判决在法院“审理查明”部分也认定“2011年11月25日六安市国土资源局核发采矿许可证，同年12月8日舒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即核发前述二证的最后时间为2011年12月8日，那么根据前述协议约定，上诉人支付下余转让款的时间最迟日为2011年12月22日。2、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证据七公安机关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和报案材料，可知：在2011年12月30日至12月31日原审被告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该行为引发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审原告诉讼的最后日依法应为2013年12月30日。综上，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412796.88元的诉讼请求，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丁鼎春辩称：黄元平我没有委托过他，我当时卖的是新街公司的股权，不是天元公司的。签订合同时，我和蒋成杰谈好转让价格500万元，蒋成杰说办证费用我出，我当时同意了，但是他花费的很多都算我这里了，开销的很多票是假的；我当时不知道矿山已经过户给蒋成杰了，他的转让款还没有付清，因为这件事我还起诉舒城县工商局，我一直在向蒋成杰主张权利，从未停过。
蒋成杰二审提交证据如下：（2015）舒民二初字第0087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一、2010年8月9日丁鼎春的妻子王桂仙与蒋成杰签订的天元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没有履行，在2010年11月5日，王桂仙已经将天元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杨龙余了；二、这份判决书三个矿点折价160万元，而本案的新街公司一个矿点以500万元转让显然不公正。
丁鼎春对蒋成杰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这个事情是真的，蒋成杰和杨龙余谈好购买这个矿，杨龙余说把钱打给我，但后来这个钱没给我，我拿这个欠条去起诉杨龙余，和本案没有关系。反而能证明新街公司的股权转让和天元公司的股权转让不能混为一谈。
本院对蒋成杰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丁鼎春对其一审提交的2011年12月31日蒋成杰出具的欠条，补充发表意见如下：该欠条应当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
双方当事人其他举证、质证意见均同一审，本院除对2011年12月31日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外，对一审其他证据的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
经审理查明：2010年8月12日，丁鼎春向蒋成杰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蒋成杰舒城县新街公司和安徽天元矿业公司股份转让款200万元整。
2011年12月31日，蒋成杰向丁鼎春出具一张欠条，载明：兹于2010年8月9日和丁鼎春与王桂仙签订了安徽舒城县新街萤石矿业有限公司和安徽舒城县天元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给蒋成杰所有。每个公司转让款500万元，合计1000万元整。已支付丁鼎春100万元，支付王桂仙100万元，合计200万元整。安徽舒城县天元矿业有限公司转让给杨龙余，杨龙余支付给丁鼎春、王桂仙100万元整，目前共欠丁鼎春、王桂仙700万元整。此款未扣除蒋成杰在办理营业执照和采矿许可证的费用，春节前付100万元整，余款待采矿许可证转让手续齐全、国土部门受理后付清。
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股权转让总价款如何认定；三、一审法院将丁鼎春代王桂仙收取的100万元认定为蒋成杰支付新街公司股权转让款是否正确；四、蒋成杰提供的审计报告能否作为认定办证费用的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2011年12月31日，蒋成杰在出具给丁鼎春的欠条上承诺股权转让余款待采矿许可证转让手续齐全、国土部门受理后付清，虽然在出具上述欠条时国土部门早已受理采矿许可证转让手续，但蒋成杰未明确受理后的付款期限，可视为付款期限不明确，故丁鼎春可以随时主张。蒋成杰上诉所持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丁鼎春将新街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蒋成杰时，新街公司的采矿许可证上明确该公司拥有四个矿点，后经六安市国土资源局于2011年11月25日重新核发采矿许可证，新街公司的矿点变更为一个，但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并未就矿点减少后股权转让价款应减少进行约定，事后也未就此进行补充协商，且在国土部门已核发新的采矿许可证后，蒋成杰仍于2011年12月31日向丁鼎春出具欠条确认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元，在蒋成杰无充分证据证明该欠条系受胁迫出具的情况下，欠条上载明的股权转让款应视为蒋成杰在矿点减少后依然认可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元。蒋成杰上诉所持矿点减少后股权转让价款应减少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三，蒋成杰支付给王桂仙的100万元，虽然是天元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但该款由丁鼎春出具收条收取，现王桂仙已将天元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杨龙余，王桂仙与蒋成杰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不能实际履行，王桂仙应退还蒋成杰100万元。但鉴于丁鼎春与王桂仙是夫妻关系，该款也由丁鼎春实际收取，蒋成杰抗辩要求将该100万元算作其支付新街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既符合生活常理，又未损害王桂仙的权益，也避免因蒋成杰另行向王桂仙主张权利而造成当事人的诉累。故一审法院将该100万元认定为蒋成杰支付新街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四，丁鼎春与蒋成杰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欠条上均明确注明办理采矿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由丁鼎春承担，由于双方对办证费用的数额及支出项目未明确约定，蒋成杰单方委托审计机构对办证费用进行审计，丁鼎春主张审计出的办证费用过高，原审法院已将部分不合理支出予以了扣除，在丁鼎春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审计报告的情况下，该审计报告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原审法院对办证费用的认定并无不妥。
综上，丁鼎春和蒋成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400元，由丁鼎春负担54908元，蒋成杰负担749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关德全
代理审判员 高 华
代理审判员 王 芬
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
书 记 员 袁 敏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