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徐商终字第08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拾屯支行，住所地在徐州市汉城路汉城小区1号楼。
负责人王广阁，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泉山支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陈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泉山支行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守娥。
委托代理人王建，江苏行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拾屯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因与被上诉人孙守娥储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商初字第0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业银行的委托代理人王飞、陈强、被上诉人孙守娥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守娥原审诉称：2012年1月9日，孙守娥在在农业银行办理了卡号为62×××14的农行卡一张，双方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2014年9月30日，孙守娥发现其账户中的61242.5元存款被他人取走后，即向农业银行说明情况并报警，后查明涉案账户在2014年8月24日至8月27日之间，被他人在深圳农行、建行、招行、中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分21次取走60900元。因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在存款被他人冒取期间孙守娥一直持有涉案银行卡，并未外出，故涉案银行卡中的资金被他人冒取，系因农业银行未起到安全防范义务导致，应由其承担孙守娥的损失。孙守娥报警后，公安机关并未破案，且农业银行拒绝赔偿孙守娥的损失，孙守娥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农业银行偿还孙守娥存款61242.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农业银行原审辩称：孙守娥陈述其卡中存款被他人取走，农业银行不予认可。由于涉及刑事案件未结案，公安机关并未认定该事实，无法判断涉案银行卡中存款是否被他人盗取，不能排除孙守娥将其银行卡、密码交给他人的可能。综上所述，孙守娥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待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侦破后再行审理。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9月7日，孙守娥在农业银行办理银行卡开户，在开户申请书“客户声明及阅知”一栏写明：本人已认证阅读《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和《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并了解相关开户须知、章程、业务功能协议、功能说明、责任条款、业务收费标准，同意遵守相关协议，本人保证在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确属真实、完整。开户申请书由孙守娥签字确认。2012年1月9日，孙守娥因所办农业银行借记卡丢失，到农业银行办理银行卡挂失及补办新卡业务，农业银行为孙守娥挂失了银行卡并补办了借记卡（磁条卡）一张，卡号为62×××14。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部分内容为：“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是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金融支付工具，具有存取现金、转账结算、消费、理财等全部或部分功能，不提供透支服务。第二条：金穗借记卡按介质类型分为磁条卡、IC卡。第七条：申领金穗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持卡人应设置安全性较高的密码，避免使用简单密码或容易被他人猜到的密码，否则应承担由此引发的不利后果；凡须输入密码且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发卡行依据密码为持卡人办理交易所差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签名仅作为持卡人认可交易金额的辅助措施。第八条：持卡人应妥善保管金穗借记卡卡片和密码；……因持卡人卡片、密码保管不善，使用不当或将卡片出租、出借和转卖等情形造成的后果由持卡人本人承担。”其中第七条、第八条为黑体字，区别于其他非黑体字体。
2014年9月30日，孙守娥在农业银行使用涉案银行卡时发现卡中六万余元存款被取走，其立即向农业银行说明情况并至徐州市鼓楼区九里派出所报警。报警记录表记载：2014年9月30日14时许孙守娥来所报警称，她在二处农业银行办理的银行卡（卡号62×××14）于2014年8月24日至28日被人连续在外地取现61000元，而此银行卡一直由其本人保管，报立刑事案件。2015年1月9日，徐州市鼓楼区九里派出所出具证明，表示孙守娥所报案件已经立案侦查，相关工作开展之中，至今未能破案。
根据孙守娥从农业银行打印的涉案银行卡交易记录及孙守娥查询的取款银行情况，涉案银行卡卡中存款于2014年8月24日23时41分10秒及43分39秒在深圳某农业银行两次共被取走4000元，于2014年8月24日23时50分45秒、51分28秒、52分10秒在深圳某建设银行分三次共被取走15000元，于2014年8月25日0时13分36秒、14分04秒、14分46秒、15分11秒、15分50秒、16分15秒、17分16秒在深圳某招商银行分七次共被取走2万元，于2014年8月26日0时2分59秒、3分29秒、4分01秒、4分31秒、5分09秒、5分38秒、6分15秒、6分44秒在深圳某中国银行分八次共被取走2万元，于2014年8月27日7时13分35秒在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被取走1900元，合计被取款60900元，取款共产生手续费342.5元。孙守娥的邻居张晴、董玉珍出庭证实，在2014年8月24日至28日期间，孙守娥并未离开徐州市，白天在其店里经营。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7月13日，孙守娥曾使用案涉银行卡刷卡消费46元，刷卡的POS机显示的商户名称为天津市佳佳惠超市。2014年8月11日，孙守娥曾在农业银行徐州西苑支行三次共存入案涉银行卡现金30800元，根据农业银行提供的银行监控录像显示，孙守娥在存款时，其邻居潘荣章曾在旁边。2014年8月12日，孙守娥通过电话银行从该银行卡转账2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孙守娥在农业银行处办理了金穗借记卡，双方即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该储蓄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农业银行向孙守娥发行的金穗借记卡，是其出具给孙守娥的债权凭证，其负有保证孙守娥存款的安全和承担按储户合理要求支付的义务，而孙守娥作为持卡人也应当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以及密码。
一、关于涉案银行卡内60900元交易所涉存款是否被他人盗取的问题。该院认为：结合涉案交易时间、地点、金额、次数等特征，依据经验法则，案外他人使用复制孙守娥的农业银行金穗银行卡进行涉案交易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首先，在2014年8月24日、25日、26日、27日，孙守娥农业银行卡号62×××14内的款项发生21次取款交易，其中20次取款的时间均为深夜零时左右，1次取款发生在7时13分。根据取款时间判断，上述交易不符合正常持卡人的取款习惯。其次，取款地点在深圳市××东莞市，根据原审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证言，案涉款项被取时孙守娥并未离开徐州市，可以判断取款非孙守娥所为。再次，发现涉案银行卡存款数额存在问题后，孙守娥到农业银行查询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到法院起诉，亦符合一般人发现存款被盗后的正常反应。故孙守娥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案涉交易非孙守娥本人交易。在农业银行没有证据证明案涉交易是孙守娥授意他人操作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孙守娥关于案涉银行卡内存款被取走系被他人盗取。
二、关于农业银行是否应对孙守娥被盗取的存款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大小的问题。1.因涉案取款使用的卡片应为伪造的银行卡。根据涉案交易的取款时间判断，取款交易应当是通过自助银行ATM机取款。而通过自助银行ATM机取款，应当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银行系统识别的银行卡，二是正确的密码。而孙守娥的银行卡并未遗失，农业银行亦不能证明孙守娥将银行卡交由他人实施涉案交易，因此根据经验法则，案涉取款交易可以推断为通过伪造的银行卡进行的交易。2、农业银行未完全履行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作为经营存贷款及储蓄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为存款人提供安全的不易复制的银行卡、并对伪造银行卡具备识别能力。存款人出于信赖将现金存入银行后，银行即具有保障存款安全的合同义务。金穗借记卡章程虽然约定“凡须输入密码且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但该约定应当仅对使用真实的银行卡交易时才有约束力，伪造的银行卡不适用该约定。由于银行卡系银行发行，交易系统系银行设立，银行有能力了解银行卡存在的风险，并有条件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努力提高银行卡及交易系统的防伪和识别能力。银行存款涉及亿万储户的切身利益，银行对按合同约定条件支取存款负有严格责任，在银行卡或交易系统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若银行怠于作为，未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储户存款安全，应属于违约。根据2014年5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逐步关闭金融IC卡降级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内容显示，银行卡的磁条介质存在伪卡欺诈风险。在2011年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推进金融IC卡应用工作的意见》，提出“全面推进金融IC卡应用，有利于提高我国银行卡的整体风险防控能力，降低风险损失”，要求2011年6月底前，中国农业银行等银行开始发行金融IC卡。因此，该案中，孙守娥在2012年1月补办银行卡时，农业银行有能力为其补办金融IC卡，防止磁条卡被伪造的风险。同时，被伪造的银行卡能够交易说明银行的交易系统不能识别伪卡，进一步说明银行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虽然案涉交易并非通过农业银行的设备完成交易，但收单行（实际发生交易的银行）与发卡行（农业银行）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未能识别伪卡的法律责任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因此农业银行未完全履行存款人存款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对案涉银行卡被伪造后交易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3、孙守娥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违反合同约定。银行卡、卡号和密码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储户身份标志，只有三者一致时，金融机构才允许交易。磁条介质银行卡的信息存储于银行卡磁条中，没有银行卡磁条信息无法伪造银行卡，孙守娥称其银行卡一直由其持有，因此虽然无法查明银行卡信息泄露的原因，但可以认定孙守娥未尽到谨慎保管银行卡及银行卡信息不泄露的义务。同时，在现行银行卡业务中，银行卡密码由储户设定，并通过加密后传输和保存，具有特定性和唯一性，除储户本人知道该密码外，任何人包括银行工作人员在内都无法查询到该密码。储户对银行卡密码应负有妥善保管和保密的义务。该案中，他人利用伪造的银行卡和使用正确密码提款成功，由此可见，孙守娥也未尽到谨慎保管密码的义务。故，在无其他证据证明银行卡信息和密码泄露是由农业银行造成的情况下，孙守娥应承担存款被盗取的相应责任。因此，涉案银行卡中61242.50元的损失是由于农业银行未提供安全性高的银行卡、代理取款银行未能识别伪造银行卡和孙守娥未妥善保管银行卡信息及银行卡密码两个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双方对造成损失均存在违约行为，又因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对损失的产生哪一个原因力明显更强或更弱。故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应当对上述资金损失承担同等责任。
三、涉案纠纷是否应当在处理完刑事案件后再行审理的问题。虽然公安机关对孙守娥人民币被盗窃已经立案，尚未侦破，但追究犯罪行为并不影响涉案纠纷的审理。孙守娥依据与农业银行的储蓄存款合同提起违约之诉，系双方之间合同纠纷。案外他人伪造孙守娥的银行卡盗取其存款，系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案外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牵连性，但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与孙守娥要求农业银行承担的民事责任并不存在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的精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审理。故对农业银行提出处理完刑事案件后再审理涉案纠纷的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农业银行应承担赔偿孙守娥一半损失的责任，故对孙守娥要求农业银行赔付存款30621.25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该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农业银行一次性赔偿孙守娥人民币30621.25元。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30元（孙守娥已预付），由孙守娥负担665元，由农业银行负担665元。
原审判决送达后，上诉人农业银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涉案银行卡内存款被盗取的事实错误。涉案银行卡内存款的取款地点在深圳，虽然孙守娥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其在取款时并未离开徐州，但取款时间均为深夜，证人此时是否和孙守娥在一起存疑，且不能排除孙守娥将银行卡交给他人的可能。二、即使涉案银行卡内存款系被他人用伪造卡银行卡在ATM机盗取，但负有识别银行卡真实性并提供安全交易环境的义务承担者为实际交易方，农业银行并非上述ATM机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另外，虽然相关规定要求农业银行在2011年6月底前发行金融IC卡，但并未强制农业银行为储户更换IC卡，孙守娥在2012年1月补办涉案银行卡时，存在其本人不同意更换IC卡的可能。三、双方之间系借记卡合同关系，应受《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的约束，该章程第七条、第八条约定了“凡输入密码且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因持卡人卡片、密码保管不善，使用不当或将卡片出租、出借和转卖等情形造成的后果由持卡人本人承担”等内容，并向孙守娥进行告知，孙守娥对此应系明知，且农业银行并不知道涉案银行卡的密码，故孙守娥因泄露涉案银行卡密码导致的损失应由其本人全部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孙守娥辩称：一、涉案银行卡内存款被盗取的事实，有证人证言、取款记录等证据证实，农业银行虽然对该事实存疑，但并未举证证明。二、涉案银行卡内存款虽然是在深圳市被盗取，但实际交易机构与农业银行之间系委托代理身份，农业银行应就实际交易机构未识别伪卡的行为承担责任。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第七条、第八条的约定系免责条款，农业银行就上述条款并未向孙守娥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上述条款对孙守娥不产生效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银行卡内存款于2014年8月24日至8月27日期间被取走60900元、产生手续费342.5元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二、农业银行对孙守娥的上述损失的责任承担问题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银行卡内存款于2014年8月24日至8月27日期间被取走60900元、产生手续费342.5元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第一、涉案交易时间多发生在深夜凌晨，并不符合一般人的取款习惯。第二，涉案交易发生在深圳市××东莞市，根据孙守娥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可知，孙守娥在涉案交易发生期间并未离开徐州，且涉案银行卡由其一直持有，并未交给他人亦可以佐证系由他人取款的事实。第三，孙守娥主张其于2014年9月30日发现涉案银行卡内存款出现异常，随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已尽公民应尽的警觉和注意义务，亦符合一般人发现存款被盗后的正常反应。且徐州市公安局九里派出所已对孙守娥的报警情况进行立案侦查，根据日常经验，如果涉案银行卡被取款的行为系通过真卡实施，孙守娥可能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农业银行虽然主张涉案银行卡内存款被取走，不能排除孙守娥将银行卡交由他人取款的嫌疑，但并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认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原审法院结合涉案交易的时间、地点、金额、次数及孙守娥报警的事实，在农业银行未举证证明涉案交易是由孙守娥或其授权他人所支取的情况下，根据经验法则及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占优的采信规定认定涉案银行卡内存款于2014年8月24日至8月27日期间被取走60900元、产生手续费342.5元系被他人所盗取并无不当。
二、关于农业银行对孙守娥的上述损失责任承担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银行作为经营存、贷款等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负有保障客户存款安全的义务，有责任防范犯罪，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危险，努力提高银行卡及交易系统的防伪和识别能力，只有持有真卡的交易者使用密码办理的各类交易才能视为客户本人的行为，持伪卡进行的交易，即使密码相同，也不能视为客户本人所为。虽然《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第七条、第八条约定了“凡输入密码且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因持卡人卡片、密码保管不善，使用不当或将卡片出租、出借和转卖等情形造成的后果由持卡人本人承担”等内容，但上述条款系针对“因持卡人卡片、密码保管不善”的约定，而涉案交易系由他人使用伪造的银行卡实施，故上述条款并不适用于涉案交易的情形。其次，在储蓄合同关系中，发卡行负有按约给付存款本息、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等义务，持卡人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双方均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中，农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当提供完善的技术设备，包括难以复制的银行卡和能够识别复制卡的终端设备，避免犯罪嫌疑人利用系统安全漏洞盗取储户资金。故犯罪嫌疑人利用系统安全漏洞盗刷储户资金，孙守娥的涉案银行卡被犯罪嫌疑人复制并盗刷，系农业银行技术设备不完善及孙守娥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的双重原因造成。因此，在双方均有一定责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就涉案银行卡因被盗刷产生的61242.50元损失，由孙守娥和农业银行各承担一半的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6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拾屯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建民
代理审判员 曹 辛
代理审判员 孟文儒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范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