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22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永才，男，1945年10月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历美平，女，1950年12月22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安行宇，河北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航，男，1979年10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军，男，1961年2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柳音，北京市佳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永才、历美平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房民初字第12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8月，郭永才、历美平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5年6月25日下午17时左右我长子郭振江等人给孙航家盖房工作中突发性猝死，经房山区公安局鉴定符合猝死条件，目前尸体存放在北京肖庄殡葬馆，经多次与李建军协商最多赔偿5-7万元，与孙航联系不上，专程去孙航家未瞧见，据知他去外地旅游，对此事不闻不问。郭振江跟随李建军干活七到八年，生前每天往返都是李建军用自家车负责接送，既然生病猝死，也在工作期间发生，孙航是受益者，完全负有连带责任。请求：1、判令孙航、李建军共同赔偿郭振江的20年抚慰金（死亡赔偿金）404520元的70%，即283164元；2、判令孙航、李建军共同赔偿郭永才10年扶养费145290元三分之一的70%，即33901元；3、判令孙航、李建军共同赔偿历美平15年扶养费三分之一的70%，即50851.50元；4、判令孙航、李建军支付丧葬费38780元、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5、判令孙航、李建军给付郭振江生前工资款7000元；6、诉讼费由我们承担30%。
孙航辩称：第一，我与李建军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李建军为我家建造二层房屋，工程完工质量合格，按照建造面积进行结算。施工过程中的人员选派、机械使用、工作时间都是由李建军确定，施工人员工作能力、工资标准、劳动分工以及工资发放与我完全没有关系。对于郭振江我并不认识，也不由我对其发工资，我跟他并不存在雇佣关系。我与李建军之间的关系属于承揽合同关系，我属于定作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何况本案中郭振江并非因为工作中受到伤害死亡；第二，我与李建军签订的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我对施工过程中一切安全问题不承担责任。施工过程中我及我家人一再向李建军强调施工安全，并在其施工过程中全程派人监督，提醒提示安全防范。对于郭振江的死亡我不存在任何故意、过错及过失，且其死亡属于疾病，并非安全事故，其死亡原因并非本人意愿所能控制的因素范畴。作为定作人我没有权利及义务对承揽人选派的人员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检查核实。所以我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第三，我在得知出事后立即请假返家，积极关注事态发展，获知施工方李建军已经积极与死者家属处理、完结此事，出于道义我积极分期完结全部工程款；第四，起诉书中提到我是死者郭振江的受益人，对此我坚决不认可。死者在我家中因病猝死这个事件，给我家带来了极大困扰。综上，我不同意对郭振江之死进行赔偿，请求法庭依法裁判。
李建军辩称：不同意郭永才、历美平的诉讼请求。郭振江猝死是由于其自身疾病，与劳务本身没有关系，李建军对其死亡没有过错。郭永才、历美平在诉状中的事实部分不认同，事发当时李建军不在现场，出事时有5个小工，2个大工，受害者是小工，主要负责推送垃圾，活已经干完，他突然不舒服，工友给李建军打电话并拨打120，李建军支付了抢救费用，及时通知了家属，将其遗体送回家，郭永才、历美平拒绝接受遗体，就要求赔偿，无奈之下将遗体送到涿州市人民医院太平间，报警后公安局送到北京肖庄殡仪馆，我们并没有说同意赔偿5-7万元，我们表述过可以支付3万元丧葬费，但不是赔偿。关于郭振江的工资，认可7000元，可以付给郭永才、历美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15日，孙航（甲方，建设方）与李建军（乙方，施工方）签订《施工协议》，孙航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二区15号的房屋起二层工程交由李建军实施，约定内容有：工程造价单价每平方米260元，建筑面积以实际为准（140平方米），工程总价36400元；甲方负责供应工程所用一切原材料和水、电到现场；乙方包工不包料，负责施工所用工具和脚手架；乙方在施工中自己负责安全，包括往返路段安全，甲方不付责任。
协议签订后，李建军组织工人施工，其中包括郭振江。郭振江曾用名郭大来、大来子，系郭永才、历美平之子。郭振江的工作是在一楼将从二楼放下的垃圾车里的垃圾倒掉，再将车钩好。2015年6月25日下午近六时，现场工人李殿花在工作中听到噗通一声后，发现郭振江倒在地上，喊大来子的名字没有反应，随后其他工人都到现场。六时十二分，120急救车到达现场，车到已死亡，医生诊断初步印象记载“猝死原因待查”，在《北京院前知情同意书》中记载：“患者生命体征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呼吸心态停止，瞳孔＊大＊色，直径7.0mm，血压消失，心电图平直。”
2015年6月27日，历美平因与李建军就郭振江之死的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向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报警。在公安机关询问尸体鉴定是做尸表鉴定还是解剖鉴定时，历美平选择尸表鉴定。2015年7月6日，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结合案情，郭振江符合猝死”，“尸表检验”项记载为：尸体上身着红色T恤，下身着棕色条纹长裤，双足着黑色布鞋；尸长169厘米，发育正常，体态中等；尸斑呈暗红色，显于尸体背臀未受压部位，指重压不褪色；尸僵出现于全身诸关节，程度强；头面部双眼角膜透明，瞳孔等大等圆，直径0.5厘米，球、睑结膜充血；口、鼻腔及外侧外耳道未见明显异常；颈项部未见明显损伤；胸腹部未见明显损伤；背臀部未见明显损伤；四肢部未见明显损伤；外阴部及肛门未见明显损伤。
2015年7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告知历美平上述鉴定意见，郭振江之死不属于刑事案件，历美平表示没有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郭振江系猝死，并非他人侵权造成伤害，而根据郭振江从事的工作不能判定郭振江系因劳务活动导致自身受到损害，故其死亡结果与提供劳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郭永才、历美平要求孙航、李建军承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考虑到郭振江死亡之时是在从事建房工作，法院酌情确定李建军支付郭永才、历美平经济补偿3万元，孙航支付郭永才、历美平经济补偿2万元。郭振江生前的工资7000元，李建军认可并表示可以向郭永才、历美平支付，法院不持异议。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判决：一、李建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郭永才、历美平经济补偿三万元；二、孙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郭永才、历美平经济补偿二万元；三、李建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郭永才、历美平支付郭振江生前工资七千元；四、驳回郭永才、历美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郭永才、历美平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郭振江是在为孙航建房过程中遭到伤害后猝死，故我们向孙航、李建军主张赔偿既有法律依据，也有事实依据；主张赔偿的数额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应当得到支持。要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改判由孙航、李建军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421696.50元。
孙航对原判亦有意见，但未提出上诉。其答辩意见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我与李建军之间有约定，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我不承担责任。
李建军同意原判。其答辩意见为：郭永才、历美平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
在原审法院及本院审理中，郭永才、历美平均坚持郭振江并非猝死，而是在干活时从二层跌落到一层后因抢救不及时造成死亡，但其对此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施工协议、北京院前病案记录、派出所卷宗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中，郭永才与历美平之子郭振江系猝死，无法认定郭振江系在提供劳务活动过程中受到损害而死亡，故郭永才、历美平要求李建军、孙航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郭永才、历美平上诉坚持郭振江是在干活时从二层跌落到一层后因抢救不及时造成死亡，缺乏证据佐证，本院难以采信。原审法院依据本案事实酌情确定由李建军、孙航分别给予郭永才、历美平适当经济补偿，并由李建军将郭振江生前工资支付给郭永才、历美平并无不当。郭永才、历美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462元，由郭永才、历美平负担2950元（已交纳），李建军负担362元、孙航负担15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924元，由郭永才、历美平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曙钊
审判员 任淳艺
审判员 宋 光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果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