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浔行初字第19号
原告桂平市中沙镇六南村第4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杨某，男，队长。
委托代理人曹某成，广西旭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凌某珍，女，19××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桂平市沙镇六南村六南屯×号。
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桂平市西山镇大成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吴飞，男，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谷，广西理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某校，广西理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桂平市中沙镇六南村第5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凌某福，男，队长。
委托代理人谭某初，广西诚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某，广西诚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桂平市中沙镇六南村第4生产队（以下简称“第4队”）不服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浔政决字（2012）24号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4号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4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6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第4队的诉讼代表人杨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曹某成、凌某珍，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某谷、谢某校，第三人桂平市中沙镇六南村第5生产队（以下简称“第5队”）的诉讼代表人凌某福及其委托代理人谭某初、黄某，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黄某超、冯某、杨某钦、李某伟、杨某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24号处理决定”，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南塘底”在土改时期属于凌某超户所有，合作化时由凌某超户带入农业社，这一事实争议双方均无异议，足以认定。“四固定”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权属定论依据，但1965年申请人（本案第三人）与被申请人（本案原告）合并为六南村第2队，争议地由六南村第2队管理使用，1982年，六南村第2队按原并队时的规模分为申请人（本案第三人）与被申请人（本案原告），当时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时六南村各队是按各户带入集体时各户管回各户的原则落实划分土地。因争议地在土改时分配给凌某超户，合作化时由凌某超户带入社，而凌某超户属第5队社员，争议地应确认属第5队集体所有。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国务院国发（1980）135号文批转执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点第（二）项的规定，被告作出“24号处理决定”：原告和第三人争议的中沙镇六南村“南塘底”面积0.28亩的土地所有权属于第三人第5队集体所有。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立案呈报表和有关通知，送达回证及处理意见；2、2012年2月8日《南塘底土地平面图》、现场勘验笔录；3、2011年4月13日调解记录，2012年2月16日、2012年3月16日、2012年6月1日的调解会笔录；上述1-3证据证实本案调处程序合法，本案争议地名称、座落、四至、面积、地类、地上附着物等事实。4、四次调解笔录；5、证人凌某敬、凌某佐、黄某杰在2012年2月16日调解会作证证言；6、2012年3月7日调查凌某勇、凌某明的笔录；7、2010年7月20日凌某明的《举证书》；8、2010年7月27日六南村委会《证明》；上述4-8证据证实本案争议地土改时期属凌某超户所有，合作化时由凌某超户带争议地入社，加入第5队；“四固定”时期争议地没有明确权属定论，农村落实责任制时六南村各队按各户带入社的旱地由各户管理。
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土地位于桂平市中沙镇六南村南塘底，面积0.28亩，争议地属水田。争议地中靠近南塘路高阶部份，即猪舍、粪坑的土地，是六南村2队（4、5队并队期间），约在1969年分给杨某杰、杨某福、杨某强、凌某能户的自留地（又称猪饲料地），该几户于七十年代在所分得自留地上建成了猪舍或粪坑，现在有部分还在使用，有部分已经崩塌。争议地中其他部分是在1982年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前，属原六南村第2生产队所有并耕作的水田。1982年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时，六南村第2队先分为第4队和第5队，争议地在当时作为水田己划分给原告第4队并由第4队承包给本队杨某福、杨某杰、杨某钦、凌某明、冯某全户，后来，杨某福与凌某明、杨某饮、冯某全对换承包土地。落实农业承包责任制后，争议地一直由第4队的农户杨某福、杨某彬户承包使用至2010年争议前长达二十多年时间，从未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因此，争议地应属原告第4队所有，被告作出“2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裁决归第三人第5队所有是错误。其错误表现在：一、“2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1、“24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属旱地是错误的，本案的客观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争议地属水田，是承包到户的责任水田。争议地连同南塘底整幅土地都是水田，在落实农业承包责任制时己分配承包到原告第4队各户，其中没有丝毫土地属旱地。主要依据有：（1）从地形上和原告提供的证据《南塘底水田草图》看，争议地属水田，因为从地形上属南塘灌溉范围，并与南塘底水田连成一片水田，唯独争议地被说是旱地，从历史事实与逻辑上都说不通，不可能在一连片的水田中存在0.28亩旱地。（2）从原告提供的证据，l995年《延长集体耕地承包期登记表》中记载的内容看，南塘底承包的耕地属水田。1995年《延长集体耕地承包期登记表》有原中沙镇人民政府和原六南村公所盖章所证实，属有说服力的原始证据，此证据证明南塘底的土地属水田，而且是分配给原告由原告承包给杨某福、杨某彬户，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3）原告提供的证据《七0一八0年当过六南大队部份干部证词》，李某伟、凌某英、黎某尧、杨某全、凌某宣、杨某海、杨某培等是担任六南大队干部的证人，他们是历史事实的见证者，李某伟等人和其他知情证人的证人证言，证实南塘底承包的耕地属水田，这一事实应予采信。（4）原告提供的杨某杰、杨某福1995年1月1日的《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证明争议地属水田并且所有权、使用权为原告所有。2、被告作出的“24号处理决定”，其据以认定争议地是旱地的主要证据是：（1）2010年7月27日桂平市中沙镇六南村委会的《证明》，但此证明是2010年出具的，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土地承包时的真实情况，其证明的内容不能证实争议地属旱地，且没有经办人的签名，应属无效的证据；（2）2010年7月20日第4队队长凌某明的《举证书》，但凌某明所提供的证言中对南塘底承包的耕地说法相互矛盾，且凌某明与第三人是宗亲关系，其证言没有说服力，不应采信。但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具有说服力的1995年《延长集体耕地承包期登记表》不予采信，对《七0-八0年当过六南大队部份干部证词》李某伟等其他知情证人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而是采信没有说服力的桂平市中沙镇六南村委会的《证明》和凌某明的《举证书》。大量事实和证据证明，南塘底整幅土地都是水田，没有丝毫土地属旱地，被告仅依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而忽略原告提供的足以证明事实真相的证据，因而认定争议地属旱地，在事实认定上是错误的。3、被告在“24号处理决定”中认为“争议地在土改时属六南村凌某超户所有，合作化时由凌某超户带入农业社，这事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没有事实和依据。对这一事实，原告方并没有认可过。被告的这一认为仅是依据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的部份证人证言，并没有土改时的书证证实。4、“24号处理决定”认定“六南村各队在落实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各队对旱地都是按各户带入集体时各户管回各户的原则落实旱地”，没有事实和证据证实。二、争议地依法应属原告所有，“2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认归第三人所有，违背相关土地确权的政策、法律规定。“24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自1982年落实农业承包责任制至2010年7月都是原告的农户使用，而这使用时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原告的农户使用争议地是根据本队承包到户而得到使用的，建猪舍的争议地是六十年代生产队分的自留地。因此，无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或是国发（1980）135号《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点第（四）项之规定，争议地都应裁决归原告所有。三、“24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争议地是原告村民杨某福、杨某彬户的承包地，本案的处理与杨某福、杨某彬有直接利害关系，被告而没有通知杨某福、杨某彬参加调处，遗漏当事人，也驳夺了杨某福、杨某彬的诉讼权利。四、“24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24号处理决定”以“按各户带入集体时各户管回各户的原则”确认争议地权属，与国发（1980）135号文第三点第（二）项的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定论为依据之规定不相符。综上所述，“24号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原告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农户承包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恳请法院撤销“24号处理决定”。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延长集体耕地承包期登记表，证明土地是杨某福、杨某杰户的承包责任田，同时证明争议地包括南塘底土地的性质属水田，不是旱地。2、杨某福、凌某珍户、杨某杰户的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证明该承包使用证所登载的水田面积与承包登记表的面积相符，证明争议地是原告村民的承包责任田。3、70-80年代任六南大队干部：李某伟、黎某尧、杨某全、杨某培、杨某海、凌某宣、凌某英出具的证词，证明南塘底成幅土地包括争议地都是水田，不是旱地，以前有争议，一直是杨某福、杨某彬户的责任田，在九五年元月延长集体耕地承包期时，杨某培得亲自办理承包登记。4、凌某文、杨某钦、凌某周、李某分、冯某海、杨某辉、杨某杰、杨某林、黄某超、陈某芬、李某连、吕某贞、庞某容、庞某超出具的证词，证明南塘底一片田地全是水田，没有旱地。5、第5队的确权申请书，证明争议地是三块，底一块与杨某彬的屋地，即争议地与杨某彬建屋的地同属水田，证明杨某彬户已于80年代使用争议地建粪坑和猪舍。6、现场询问笔录，证明争议地由杨某福、韦某英等户建猪栏。7、凌某福笔录，陈某海笔录，证明争议地是水田。8、调解笔录，证明争议的是水田，是原告杨某福、杨某杰长期管理使用，杨某杰、杨某福户于70年代已在争议地建粪坑、猪舍，争议地在承包责任制时由杨某福、杨某杰户承包，证明争议地有部分是凌某明、冯某全、杨某钦对换给杨某福户。9、杨某钦询问笔录，证明杨某福、杨某彬户于70年代已在争议地建猪舍、粪坑。10、李某伟询问笔录，证明争议地在落实责任制时属水田，是承包给杨某钦等户。11、凌某岩询问笔录，证明杨某福、杨某杰于70年代已在争议地建猪舍、粪坑，争议地是承包给杨某钦等户的水田。12、杨某海笔录，证明争议地属水田、是承包给杨某福、杨某杰户，争议地上的猪舍、粪坑是杨某福、杨某杰户建。13、现场照片，证明争议地已由原告村民杨某福、杨某彬户长期使用，建有猪舍、粪坑，种作物，围圈起来作庭院使用，属于杨某福、杨某彬房屋使用范围。14、（2010）浔民初字第1122、1123号民事判决书。15、2011年6月10日中沙镇政府处理意见书，证明曾经处理争议地给第4队。
被告辩称，一、对原告诉状提出的诉讼理由的答辩。1、本案勘验现场察看，争议地是坡地、旱地，不是种植水稻的水田，证人证言也证明争议地是旱地。2、第4队提供的《延长集体耕地承包期登记表》所记载的地名与本案争议地没有关联性，不足以证明争议地是水田。3、有些证人证言证明争议地是水田，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不足作为定案依据。二、原告认为其队村民使用争议地长达28年的理由不足成为原告获得争议地所有权的依据。三、集体土地所有权争议的主体是农村的生产队或村民小组而不是农户个人。“24号处理决定”不列农户为当事人，不是遗漏当事人。四、在“四固定”时期没有明确土地权属定论的情况下，依据土改时期的土地权属事实，适用国发（1980）135号文第三点第（二）项确权，是适当的法律。综上所述，原告起诉理由不成立，“24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请人民法院维持“24号处理决定”。
第三人述称，被告的“2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向法院起诉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维持“24号处理决定”。
第三人向法院提供有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承认争议地是第三人队凌某超户土改分得。2、民事诉状，证明原告在民事诉状中诉称争议地是1982年责任制后由生产队承包给其使用，但其又在行政诉状中称1969年生产队分给其作猪饲料地，可见，原告的陈述自相矛盾。3、延长集体耕地承包期登记表，证明登记表注明的塘底田已被原告社员杨某福建屋使用；表上注明的四至“旱地”就是本案争议的旱地；该表与原告提供的表不相符，原告的表西至“旱地山脚”多了“山脚”二字，可见原告作伪证。4、决议书、六南村证明，证实第三人的主体资格。5、调解会笔录，证实在政府调处阶段争议双方当事人确认争议地在土改时属凌某超户所有。6、证人凌某敬、凌某佐、黄某杰、杨某钦在调解会的证言，证实争议地是旱地，争议地土改时属凌奇超户所有，由其带入社，争议地在集体化时期5队种过黄花菜、柱麻，责任制后是5队分给凌某宗、凌某福管理。7、政府调查凌某勇、黄某雄、凌某明笔录，证实争议地是旱地，争议地土改时属凌某超户所有，由其带入社，六南村在落实责任制时的分配原则是按土改时属谁的归谁管理使用。8、现场勘验图、勘验笔录，证明争议地是旱地。9、六南村委《证明》，证实1982责任制时，六南村分配土地的原则是只分水田，旱地、宅基地按各户带入集体时各户管回各户的原则办理。10、凌某明《举证书》，证实争议地是旱地，4队从来不使用过，而是属于5队所有。11、李某强《举证书》、政府调查凌某勇笔录，证实1998年凌某光曾到六南村委及中沙司法所要求处理南塘底土地被侵占问题。12、六南村调解委员会《民事调解书》，证实2009年11月19日，六南村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明确争议的南塘底由杨某杰、杨某福、冯某海、凌某岩、凌某严归还给凌某光使用。13、（2010）贵民二终字第13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向法院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延长集体耕地承包登记表》等证据不能证明政府已确权给其使用，案件属土地权属纠纷，应先由政府处理。14、处理财产土地《记录部》，证实落实责任制期间原2队分为4队、5队，除新开的水田外，其余旱地、旧田地一律由原组带回本组耕种。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2013年5月28日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一、被告在庭审中举证的证据：1、立案呈报表和有关通知，送达回证及处理意见；2、2012年2月8日《南塘底土地平面图》、现场勘验笔录；3、2011年4月13日调解记录，2012年2月16日、2012年3月16日、2012年6月1日的调解会笔录；上述证据可证明被告调处本案程序经过及本案争议地名称、座落、四至、面积、地上附着物等事实。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决议书、六南村证明，可证明第三人的主体资格。三、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2013年5月28日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可证明本案争议地名称、座落、四至、面积等事实。
下列证据：一、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四次调解笔录；2、证人凌某敬、凌某佐、黄某杰在2012年2月16日调解会作证证言；3、2012年3月7日调查凌某勇、凌某明的笔录；4、2010年7月20日凌某明的《举证书》；5、2010年7月27日六南村委会《证明》；上述1-5待证证据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地土改时期属凌某超户所有，合作化时期属旱地及由凌某超户带入集体的事实。
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以证明土地是杨某福、杨某杰户的承包责任田，争议地包括南塘底土地的性质属水田不是旱地的《延长集体耕地承包期登记表》。2、以证明承包使用证所登载的水田面积与承包登记表的面积相符，证明争议地是原告村民承包责任田的杨某福、凌某珍户、杨某杰户的《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3、以证明南塘底整幅土地包括争议地都是水田不是旱地，以前有争议，一直是杨某福、杨某彬户的责任田，在九五年元月延长集体耕地承包期时，杨某培得亲自办理承包登记的70-80年代任六南大队干部李某伟、黎某尧、杨某全、杨某培、杨某海、凌某宣、凌某英出具的证词。4、以证明南塘底一片田地全是水田，没有旱地的凌某文、杨某钦、凌某周、李某分、冯某海、杨某辉、杨某杰、杨某林、黄某超、陈某芬、李某连、吕某贞、庞某容、庞某超出具的证词。5、以证明争议地是三块，底一块（即争议地）与杨某彬的屋地同属水田，证明杨某彬户已于80年代使用争议地建粪坑和猪舍的第5队确权申请书。6、以证明争议地由杨某福、韦某英等户建猪栏的现场询问笔录。7、以证明争议地是水田的凌某福笔录，陈某海笔录。8、以证明争议地是水田，是原告杨某福、杨某杰长期管理使用，杨某杰、杨某福户于70年代已在争议地建粪坑、猪舍，争议地在承包责任制时由杨某福、杨某杰户承包，争议地有部分是凌某明、冯某全、杨某钦对换给杨某福户的调解笔录，9、以证明杨某福、杨某彬户于70年代已在争议地建猪舍、粪坑的杨某钦询问笔录。10、以证明争议地在落实责任制时属水田，是承包给杨某钦等户的李某伟询问笔录。11、以证明杨某福、杨某杰于70年代已在争议地建猪舍、粪坑，争议地是承包给杨某钦等户的水田的凌某岩询问笔录。12、以证明争议地属水田、是承包给杨某福、杨某杰户，争议地上的猪舍、粪坑是杨某福、杨某杰户建的杨某海笔录。13、以证明争议地已由原告村民杨某福、杨某彬户长期使用，建有猪舍、粪坑，种作物，围圈起来作庭院使用，属于杨某福、杨某彬房屋使用范围的现场照片。14、（2010）浔民初字第1122、1123号民事判决书。15、以证明政府曾经处理争议地给第4队的2011年6月10日中沙镇政府处理意见书。16、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黄某超、冯某海、杨某钦、李某伟、杨某海等证人证言。上述1-16待证证据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地的土地权属。
三、第三人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以证明原告承认争议地是第三人队凌某超户土改分得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以证明原告在民事诉状中诉称争议地是1982年责任制后由生产队承包给其使用，但其又在行政诉状中称1969年生产队分给其作猪饲料地的陈述自相矛盾的民事诉状。3、以证明登记表注明的塘底田已被原告社员杨某福建屋使用，表上注明的四至“旱地”就是本案争议的旱地，该表与原告提供的表不相符，原告的表西至“旱地山脚”多了“山脚”二字，可见原告作伪证的《延长集体耕地承包期登记表》。4、以证实在政府调处阶段争议双方当事人确认争议地在土改时属凌某超户所有的调解会笔录。5、以证实争议地是旱地，争议地土改时属凌某超户所有，由其带入社，争议地在集体化时期5队种过黄花菜、柱麻，责任制后是5队分给凌某宗、凌某福管理的证人凌某敬、凌某佐、黄某杰、杨某钦在调解会的证言。6、以证实争议地是旱地，争议地土改时属凌某超户所有，由其带入社，六南村在落实责任制时的分配原则是按土改时属谁的归谁管理使用的政府调查凌某勇、黄某雄、凌某明笔录。7、以证明争议地是旱地的现场勘验图、勘验笔录。8、以证实1982责任制时，六南村分配土地的原则是只分水田，旱地、宅基地按各户带入集体时各户管回各户的原则办理的六南村委《证明》。9、以证实争议地是旱地，4队从来不使用过，而是属于5队所有的凌某明《举证书》。10、以证实1998年凌某光曾到六南村委及中沙司法所要求处理南塘底土地被侵占问题的李某强《举证书》、政府调查凌某勇笔录。11、以证实2009年11月19日，六南村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明确争议的南塘底由杨某杰、杨某福、冯某海、凌某岩、凌某严归还给凌某光使用的六南村调解委员会《民事调解书》。12、以证明原告向法院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延长集体耕地承包登记表》等证据不能证明政府已确权给其使用，案件属土地权属纠纷，应先由政府处理的（2010）贵民二终字第132号民事裁定书。13、以证实落实责任制期间原2队分为4队、5队，除新开的水田外，其余旱地、旧田地一律由原组带回本组耕种的处理财产土地《记录部》。上述1-13待证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是旱地及争议地权属的事实。
上述一至三证据因缺乏充分证据佐证，不能证明争议地的权属或与本案无关联，故本院不予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本案事实为：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土地座落在桂平市中沙镇六南村南塘的北面。土名“南塘底”。四至：东至第三人第5队空地；南至村水泥路水沟边为界；西至原告第4队村民副房；北至杨某福、杨某彬屋边为界。面积186.68平方米（0.28亩）。争议地南面部分有第4队村民建的副房（猪舍、粪坑）、北面边界有第5队村民砌水泥砖围墙，其余为空地。争议地在“合作化”时由农业合作社管理使用，“四固定”时，争议地没有明确的权属定论。“四清”运动后期（1965年），第4队与第5队合并为六南村第2队，争议地由六南村第2队管理使用。1982年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时，六南村第2队按原并队时的规模分队，分为（恢复）第4队和第5队（即现原告和第三人）。六南村各队在落实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各队对宅基地、旱地都是按各户带入集体时各户管回各户的原则落实宅基地、旱地。落实责任制后，原告村民杨某福户、杨某彬户在争议地靠南部边界（路边）处建成猪舍、粪坑副房。2010年7月，原告村民杨某彬、杨某福分别与第三人村民凌某宗、凌某光发生土地侵权纠纷案，经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应先由人民政府行政处理。第三人遂于2011年5月25日向被告提出申请确认争议地权属，被告查明认定争议地在土改时属六南村凌某超户所有，合作化时由凌某超户（第三人村民）带入集体，遂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24号处理决定”，确认本案争议地归第三人集体所有。原告不服，向贵港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3年4月2日，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贵政复决（2013）2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的“24号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提出本诉讼。
本院认为，国务院国发（1980）135号文第三点第（二）项规定，关于土地权属的确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首先，就本案而言，没有确凿证据证实争议地“南塘底”在土改、四固定时的权属定论。被告根据原告与第三人均确认争议地在土改时属第三人凌某超户所有，合作化时由凌某超户带入农业合作化并由该社管理使用的事实，作出决定将争议地确权归第三人集体所有。对上述事实，没有书证证实土改时争议地属第三人凌某超户所有，且从被告提供的调解会笔录（2012年2月16日）和调查当时历任六南村大队干部及第4队队长等证人证言来看，也不能反映原告与第三人一致认可上述事实。其次，从被告调查笔录来看，被告在调查时只简单询问争议地是水田或是旱地，但没有具体查清1982年落实生产责任制时争议地的地类性质（属水田还是旱地），导致在责任制时是否将争议地以水田性质统一划分的事实不清。最后，原告村民杨某福、杨某彬在争议地上建猪舍、粪坑，至今已有20多年，被告将争议地确归第三人集体所有，忽略了原告长期管理使用的事实。综上，被告将争议地确归第三人农民集体所有显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24号处理决定”理由成立，本院依法应予支持；被告及第三人请求维持被告的“24号处理决定”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3目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的浔政决字（2012）24号处理决定。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桂平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款汇至户名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贵港分行营业部；账号：455101012001893。逾期不交也未提出司法求助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杨 某
审 判 员 朱某德
人民陪审员 李某球
二〇一三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林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