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甘民初字第587号
原告烟台市福山区门楼岚柳墅苗圃。
委托代理人李视春，系辽宁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亓渤，系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润泽山庄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高文晓，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明，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原告烟台市福山区门楼岚柳墅苗圃诉被告大连润泽山庄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烟台市福山区门楼岚柳墅苗圃的经营者王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视春、亓渤，被告大连润泽山庄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烟台市福山区门楼岚柳墅苗圃诉称，原告在山东经营苗圃。原、被告于2013年3月签订了苗木供货合同。后原告分11次向被告提供了总价值615005元的树苗。但被告至今未支付货款。后原告多次找被告索要该笔货款，但被告均拒绝支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苗木款615005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被告大连润泽山庄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被告之间从没有签订过苗木供货合同，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款项的义务。2.原告当庭提供的苗木供货合同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另外原告的代理人陈述称系以传真方式签订的合同，但其提供的苗木供货合同并没有约定双方采用传真方式签订合同，如果是以传真方式签订合同的话，该合同上角应有发送传真的号码等具有传真特征的信息，但是该份合同上均不具备。3.关于原告提供的多份苗木供货清单，均系原告方单方自行制作的，并没有被告方的公章及相关人员的签字，因此其真实性无法认可。4.原告提供的出库单9张也无相应的证明力。其上面记载了“王府山庄绿化”、“三鼎指挥部”字样，但该证据无法证明系被告收到了原告所称的苗木。因该出库单上并无被告单位的公章或其相关人员的签字，且该出库单上的签字人“罗海民”、“宋学梅”也并非是被告公司的人员。另外这些出库单上的金额合计与原告所诉请的金额也不一致，该出库单上显示的品种、单价、数量等与原告所提供的供货清单也不一致。存在多处矛盾之处。5.另外，原告提供的出库单即便是真实的，也是集团公司对内部关联企业之间的关于树苗品种的调配使用和出库情况，且原告称“出库单实际是有3家往被告处送的树苗，第一家是原告，还有两家分别是普兰店的一家和罗海民的同学，这是三家供货后合计在一起的出库单”。结合原告的陈述和自认，故本案中的“出库单”并不能直接证明是被告方收到了原告所称的树苗。
综上，原告既无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原告如何履行的合同和向谁履行了合同，即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收到了原告所称的树苗。原告现无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依法应驳回其提出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5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其苗木款及利息。原告提供了一份其与被告签订的苗木供货合同复印件，该合同约定了送货品种、数量、送货方式、付款方式等。并附了自制的一份苗木供货清单一览表，合计金额615005元。
庭审中，原告提供了9张出库单，时间分别为2013年4月7日的1张、2013年4月20日的5张、2013年5月6日的3张。该9张出库单均记载了“出库单位”为“三鼎指挥部、王府山庄绿化”字样，出库单的下方付货人记载为“宋”、领用人记载为“罗海民、程培峰”。原告称“该出库单记载了3家往被告处送的树苗，第一家是原告，还有两家分别是普兰店的一家和罗海民的同学，这是三家供货后合计在一起的出库单，是被告主管单位鹏生集团内部调用苗木用于展示单据”。
庭审中，原告称“给被告送货十几年一直正常结账。原被告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双方通过传真签订合同，并通过我找的司机（送货司机很多，有鞍山市、内蒙古、东港市、大连市的）配货送给被告，也就没有要收条。原告分11次供货122169棵计615005元。被告内部的出库单可以证明。”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苗木供货合同复印件及供货清单、出库单9张、催款函及春季苗木清单、2013年春季大连王府山庄购苗一览表及讨债联系人员明细、讨债照片、短信记录及光盘、山东树苗清单明细、罗海民公积金及社保金卡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帐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规定系关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买卖关系成立时，可以作为证明合同已履行且为相对人所接受的证据。上列证据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交货凭证，如收货单、送货单。第二类是结算凭证，如结算单、发票。第三类是债权凭证，如对帐确认单、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规定系关于对买卖合同成立及生效的举证责任的分配的规定。
对于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如果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交了双方当事人签章的书面合同原件，则认定买卖合同成立与否并非难事，在没有书面合同情况下，如何认定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及合同相关当事人为谁则较为困难。
当事人基于买卖合同提起诉讼，其请求权基础是买卖合同，因此，在诉讼中，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当事人，其首先应当举证证明买卖合同的存在与成立。当事人证明买卖合同成立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证明合同成立的法律要件已经具备，二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且为相对人所接受。关于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于合同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有书面合同的应提交书面合同；没有书面合同的，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应提交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相应证据。鉴于对普通的买卖合同成立的问题，法律并无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因此不能将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否认买卖合同成立的一方。
根据本案原、被告的诉辩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是否收到了原告所称的11次供货122169棵苗木计615005元。
本案中，原告提供了其与被告签订的苗木供货合同复印件及记载有“出库单位”为“三鼎指挥部、王府山庄绿化”字样的出库单。被告否认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否认出库单为本单位出具。鉴于原告仅提供了其与被告签订的苗木供货合同复印件，且原告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及履行合同的相应证据。即使原告提供的出库单是被告单位出具，但因该出库单并非“送货单、收货单”，原告也自认系3家送货的汇总、系被告内部调用苗木的单据，自然不能据此推出原、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关系及相应的履行情况，故原告提供的证据系孤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
另外原告的请求权基础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形成了买卖关系，然而原告也未提供被告付款的相应凭证，而仅口头称被告原一直正常结账。显然，原告的举证尚不充分，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
另外，即使“罗海民”系被告的工作人员，但其提供给原告的出库单也仅是集团内部调用苗木的单据。其本身并不能证明被告购买了原告什么品种、多少数量的苗木，其职责并无确定相应苗木价款的职责。且原告提供的证据（社会保险缴费证明）证明罗海民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人员，并非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提供的证据也证明其曾向集团有限公司索要过款项，故原告现无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苗木买卖合同及相应履行情况的证据。故依法应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结合举证责任的承担、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法院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等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烟台市福山区门楼岚柳墅苗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950元减半收取及其他诉讼费50元，均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未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董允瑞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樊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