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荆门中民二终字第000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毅。
委托代理人阳杰，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植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京山县交通运输局。
法定代表人雷云安，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早刚，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毅因与京山县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交通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京山县人民法院（2015）鄂京山民二初字第00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14日受理后，因补充调查事实，扣除审限一个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毅及其委托代理人阳杰、胡植桦，被上诉人交通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早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汪毅诉称，1999年初，交通局违法私办京山县交通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交通工程公司），公司经营期间，共欠汪毅借款87000元、集资款21万元、工资23908元，共计320908元。为此，汪毅年年催讨，以至上访，县委、县政府责成解决，交通局却以种种借口推诿。据此汪毅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交通局给付其欠款320908元。
原审被告交通局辩称，交通局与汪毅存在“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汪毅是领衔承包人，本案的案由应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汪毅起诉的六张欠条（工资垫付款，共11万余元）是涉及其承包交通工程公司期间的结算问题，但交通运输局于2000年8月28日通过与汪毅签订《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已和汪毅结清了其承包期限所有债权债务，该六张欠条不属实；交通工程公司设备买断时间为2000年7月31日，而非《设备买断经营合同》载明的时间2000年8月28日，至此，交通工程公司已停办，之后公司形成汪毅的民营企业，在交通工程公司已不存在的情况下，汪毅将原公司公章未交还交通局，仍以原公司名义经营，开立收据，是汪毅的个人行为，汪毅起诉的两张集资款收据共计21万元不属实，应由直接责任人汪毅本人承担，交通局不应承担责任；交通局起诉汪毅要求偿还设备欠款案，经过一、二审、执行、再审，在长达8年的诉讼执行过程中，如果汪毅的六张欠条、两张收据共计32万欠款属实，汪毅应该会提出以该款抵销其欠交通局设备欠款，但其没有，而是事隔十余年后，突然提出此事，因此，从情理上讲，汪毅起诉的32万元欠款也不属实；如果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也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查明，交通工程公司系由原京山县交通局（后于2010年机构改革时名称变更为京山县交通运输局）于1999年4月开办，未在工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的企业，主要经营交通工程建设、土木建筑工程等业务。1999年5月1日，原京山县交通局（甲方）与交通工程公司（乙方）签订《交通工程公司经营承包合同书》一份，约定将新组建的交通工程公司以企业法人代表领衔承包制的形式进行承包经营，承包期从1999年5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止。合同还对承包经营期内各指标的考核、风险抵押金的交纳、工资薪酬、人事管理、奖赔进行了具体的约定。合同加盖了交通局、交通工程公司印章，汪毅作为交通工程公司代表在合同上签字。此后，汪毅由京山县公路管理段借调至该公司并被任命为交通工程公司经理，公司聘请胡植桦为办公室主任兼任内部审计、施工员，黄利秀为出纳。公司组建后，随即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汪毅领衔承包经营的交通工程公司承包期到期后顺延至2000年7月31日。
1999年9月10日，交通工程公司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公司全体员工发出一份《关于筹集资金的通知》，载明：凡员工借资给公司的，一律两年内还清，并以贷款利息的两倍付息，借资不分多少，不限时间，以公司出具的借资单据为准；公司员工近期的工资暂不发放，待工程完工后一次性结清，同时补发5%的利息；从1999年5月1日起，借资给公司的可计其列等。2000年8月2日，交通工程公司以改制为由向全体员工发出一份《关于再次筹集资金的通知》，内容为：公司员工投资以自愿为原则，以20000元为1股，投资者均为股东，安排施工，收入按股分红等内容。
2000年7月31日至8月7日，原京山县交通局审计、财务、企业管理股对交通工程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全面性的终结审计后于2000年8月10日共同出具了《审计报告》，对该企业经营期限内的生产经营情况、债权债务情况、合同考核情况、经营成果、结总账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亏损因素进行了详细综述。其中债权债务情况为：债权总额为78974.40元，债务总额为286903.02元，并附有债权债务明细表。债务明细表内反映欠汪毅短期借款154200元，应付职工工资明细表反映欠汪毅工资4848.80元。诉讼中，汪毅称2003年1月26日才收到上述《审计报告》。同年8月28日，原京山县交通局（甲方）与汪毅（乙方）就筑路机械设备的买卖事项签订了一份《设备买断经营合同》，约定原京山县交通局将其所有的机械设备以67.4万元出卖给汪毅，汪毅采取分期付款分三年付清设备款。合同还载明甲方于2000年7月30日将机械设备交给乙方；双方机械设备买卖成交后，乙方即形成民营企业。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作出了约定。同日，时任交通局局长黄光新代表交通局与汪毅签订了一份《债权债务责任协议》，约定：一、买断前公司的债权由汪毅负责收取（债权明细与《审计报告》所附债权明细相同）。二、买断前公司形成债务总额286903.02元的债务处理办法：1、在汪毅买断设备付款中抵付九九年设备维修款19万元；2、余下的96903.02元再用汪毅九九年应交局管理费抵2万元；3、余下的76903.02元，再用汪毅收取的债权78974.40元进行还付。交通局在设备卖断后，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
汪毅与交通局签订上述合同、协议后，继续以交通工程公司名义对外经营至2003年9月28日。后续经营期间，胡植桦、黄利秀继续担任审计员、出纳。
汪毅因未按期履行与交通局签订的《设备买断经营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在交通局的催告下，于2003年1月6日向交通局出具一份《还款保证》，承诺下欠设备款28.6万元于2003年1月20日前付清。后由于汪毅仍未按《还款保证》承诺的期限足额履行义务，交通局于2003年7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汪毅立即支付下欠设备款。同年9月6日，京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03）京民初字第146号民事判决，判决汪毅在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交通局设备款27.6万元。汪毅不服判决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经审理，于2003年11月28日作出（2003）荆民一终字第2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汪毅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交通局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京山县人民法院对汪毅所有的挖掘机一台予以扣押、变卖。此后，汪毅因不服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荆民一终字第289号民事判决先后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两级法院先后作出驳回其再审申请的通知、裁定。
诉讼中，双方对交通工程公司终止经营后汪毅是否将交通工程公司财务账册、公章退还交通局各执一词，汪毅称已于2000年8月28日将财务账册交给交通局，同年12月20日将公章交给交通局，均未办理移交手续。交通局称汪毅一直未将财务账册、公章移交给交通局。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汪毅出具加盖交通工程公司行政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原出纳黄利秀、审计员胡植桦签名的六张欠条、两张收据，主张原交通工程公司经营期间欠其借款、工资、集资款共320908元向交通局主张债权。其中六张欠条载明的出具时间为1999年6月1日至2000年7月31日，欠款事项为垫付款、工资、补助、洗理费等，共110908元，两张收据载明的时间为2000年8月3日、8月13日，付款事项为集资款，共21万元。
汪毅以交通局为被申诉人，以交通局应支付汪毅已承担的原公司债务以及补发、补缴调入交通局以来的工资和“三金”，解决住房和孩子就业、交付8台设备、出具所抢走的设备收据等为诉求，从2009年5月10日开始连年向京山县县委、县政府申诉，县信访局将上述汪毅信件转至交通局处理。交通局相应地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回复。双方对上述问题及责任承担一直各执一词。
原交通工程公司职工黄利秀、胡植桦等人以及非交通工程公司职工的梁炳忠等人于2012年、2013年先后持加盖有交通工程公司财务印章、出纳黄利秀签名的欠条、借据等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交通局清偿交通工程公司经营期间的债务（包括工资、集资、借款等），该系列案件或经一审，或经两审终审，均由生效判决确定由交通局承担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包括两方面：一是汪毅主张的债权320908元是否真实；二是如果汪毅主张的债权属实，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汪毅主张的债权320908元是否真实的问题。认定本案所涉债务是否真实，应当根据双方所举证据，结合相关事实综合判断、确定。一审法院认为，汪毅主张的债权320908元并不真实，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汪毅作为权利的主张者，在庭审中提供了六张欠条、两张收据，且上面加盖交通工程公司行政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并有原公司出纳黄利秀、审计员胡植桦签名。通常情况下，欠条、收据是可以作为认定债务发生的直接依据，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汪毅与交通局对交通工程公司停办后的财务账册、公章是否交付交通局存有争议，且均不能证明各自主张；黄利秀、胡植桦在汪毅领衔承包经营交通工程公司以及汪毅个人经营交通工程公司期间，一直是公司职工，与汪毅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在汪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交通工程公司的财务账册、公章已经交付交通局的情况下，仅凭上述欠条、收据，尚不能作为认定汪毅主张的债务已经发生的依据，汪毅还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但汪毅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
（二）结合《审计报告》、《债权债务责任协议》来看，汪毅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并不存在。汪毅作为交通工程公司的领衔承包人，对交通工程公司的债务应当是清楚的。汪毅在诉讼中主张的六张欠条载明的债务发生时间在《审计报告》、《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出台之前，两张收据载明的集资款债务发生时间是在《审计报告》出具之后、《债权债务责任协议》签订之前，正常情况下，因涉及其个人切身利益，如果讼争债务存在，汪毅在与交通局签订《债权债务责任协议》时就应该对协议载明的债务数额明确提出异议。而且，汪毅在诉讼中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1万元的集资款用途、去向。虽然《审计报告》上载明有汪毅的临时借款、工资欠款，但从该债务数额、庭审时双方主张来看，该部分债务明显与本案讼争债务无涉。另外，虽然汪毅称对交通局的审计情况并不知情，只是在2003年1月26日才收到《审计报告》，但从2000年8月28日其与交通局签订《债权债务责任协议》的内容来看，协议载明的债务总额与《审计报告》载明的债务总额是一致的，据此可以认定汪毅对《审计报告》载明的债务是清楚并认可的。
（三）根据汪毅在其与交通局就设备买断欠款纠纷案中的行为可以印证其主张的讼争债权并不存在。交通局因汪毅不履行《设备买断经营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历经一、二审、强制执行，再审，汪毅均未对讼争债权行使抵销权，亦未提及此债权的存在。若讼争债权是真实的，这明显不合常理。
（四）从汪毅的信访行为也可印证讼争债权并不存在。汪毅就其承包经营交通工程公司期间形成的与交通局之间的纠纷从2009年5月10日开始连年向有关部门申诉，但汪毅申诉的内容仅限于其已承担的原公司债务以及补发、补缴调入交通局以来的工资和“三金”，解决住房和孩子就业、交付8台设备、出具所抢走的设备收据等，并未提及讼争债权。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讼争债权并不存在。
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因讼争债务并不真实，本案所涉债务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无需审查。
此外，关于本案的处理，除了重点审理以上两个方面的争议焦点外，还需要厘清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对双方的约束力问题。该协议是交通局与汪毅就交通工程公司停办前债务处理达成的协议，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自愿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对双方均据有约束力。因此即便汪毅主张的债务是真实的，根据该协议，该债务亦应由其自行承担。汪毅向交通局主张权利，于该协议内容相悖，交通局有权拒绝。（二）黄利秀等人向交通局主张权利的系列案件对本案的影响。无论是黄利秀、胡植桦等交通工程公司职工，还是梁炳忠等非交通工程公司职工，作为债权人向交通局主张权利，均有别于汪毅作为债权人向交通公司主张权利。黄利秀等作为债权人，均不一定知晓《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内容中关于交通工程公司停办前债务数额的认定及债务清偿的约定，无法及时对涉及本人权利的事实、内容提出异议，而汪毅作为交通工程公司的领衔承包人和《债权债务责任协议》的签订人，则完全可以对《债权债务责任协议》认定的交通工程公司停办前的债务数额及债务清偿提出异议。因此黄利秀等人作为债权人提起诉讼的案件的处理有别于本案，本案不宜参照处理。
综上，汪毅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的债权是真实的债权，汪毅要求交通局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汪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14元，由汪毅负担。
上诉人汪毅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汪毅主张的债权320908元不存在，属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交通工程公司的财务账册、公章是否交付交通局应由交通局承担举证责任，一审认定由汪毅承担举证责任不当。交通工程公司是交通局违规违法开办的企业，根据中发（1986）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党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及其干部开办的企业停办以后，应由直接批准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清理。”所谓清理，应包括封存公司财务账册和公章等重要事项，这是清理的关键。交通局应负的清理责任，决定了交通工程公司的财务账册、公章去向必须由交通局举证证明。2、汪毅已完成了对其诉讼请求的举证责任。欠条和收据是原始直接的债权凭证，有审计员签名并加盖财务公章。汪毅不仅提供了条据主张债权的真实性，还申请证人黄金刚出庭作证，证明交通局在审计时将公司财务帐提走，因此欠条和收据不是孤证。3、审计报告说明交通局的陈述虚假。（1）一审认定，交通运输局组织其下属三个部门共同对交通工程公司进行审计。财务账册是审计的基础，交通局提供审计报告作为证据，应视为其认可财务账册由交通局持有的事实。（2）审计报告系交通局单方清理后形成的书面数据，不具有法律效力。4、汪毅与交通局存在设备买断欠款纠纷，虽然法院判决汪毅给付京山县交通运输局机械设备款27.6万元并执行，但至今汪毅对判决和执行都不服，当然不会行使抵销权。
二、一审程序存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得少于30日。本案中汪毅签收举证期限通知书的时间是2015年3月10日，通知书载明本案举证期限至2015年3月20日，一审法院实际指定的举证期限只有10天，损害了汪毅的诉讼权利。
三、汪毅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1、欠条和收据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汪毅可随时要求交通局履行债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汪毅从2009年开始年年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因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四、《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属企业内部合同，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协议。该协议是交通局处置交通工程公司债权债务及管理费而拟定的，黄光松与汪毅在协议上签名均不代表个人。签订协议时，交通局与交通工程公司不但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且也没实行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二者的主体地位并不平等。协议内容涉及交通工程公司停办时的遗留问题，不是处理汪毅的个人事务，汪毅与交通局之间并没有发生设备卖断前的债权债务约定，该协议与本案无关。
五、本案可以参照黄利秀、胡植桦等人与交通局合同纠纷案件的判决处理。黄利秀是原交通工程公司的出纳，胡植桦是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和审计员，黄利秀等人起诉交通局同样是提交的欠条和收据，法院认定欠条和收据真实有效支持了黄利秀等人的诉讼请求，但却对汪毅提交的欠条和收据不予采信，驳回其诉讼请求错误。
被上诉人交通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汪毅主张的债权320908元不存在正确。理由如下：1、交通工程公司的财务账册和公章是否交给交通局的举证责任应由汪毅负担。汪毅承包交通工程公司期间，该公司由汪毅负责经营管理，公章和财务账册由汪毅实际控制。2000年7月31日，公司设备卖断后即形成汪毅的民营企业，汪毅负有将公章和财务账册交还给交通局的义务。因此，交通工程公司的公章和账册是否交给交通局的举证责任应由汪毅承担。2、欠条和收据上有黄利秀和胡植桦的签名，二人系交通工程公司的职工，与汪毅存在利害关系，即使欠条和收据上有二人的签名也不能表明债权客观存在。3、《债权债务责任协议》中的债权债务数额和审计报告中的数据一致，汪毅在签订该协议时未提出异议，表明其知晓审计报告并认可报告中的数据。
二、一审法院没有违反法律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举证期限，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10日向汪毅发出举证通知书，通知书载明举证期限至3月20日，但本案开庭时间为3月26日，从汪毅收到举证通知书之日至开庭审理之日为16天。开庭时，一审法院没有以超过举证期限限制汪毅举证，汪毅也没有申请延期举证。因此一审法院实际给予的举证期限为16天，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三、如果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汪毅主张权利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双方于2000年8月28日签订的《债权债务责任协议》约定，交通局不承担交通工程公司债务286903.02元以外的债务。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0年8月28日起算，汪毅起诉时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限。
四、《债权债务责任协议》系平等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00年8月28日，汪毅与交通局在《设备买断经营合同》中约定，交通工程公司的全部设备卖给汪毅，汪毅即形成民营企业，交通工程公司已不存在。为处理汪毅买断的交通工程公司的设备，黄光新代表交通局与汪毅个人签订《债权债务责任协议》，是平等主体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企业内部合同。
五、本案不可参考胡植桦等人诉交通局的合同纠纷案件的判决。汪毅系交通工程公司的领衔承包人及该公司的设备购买人，先后与交通局签订《交通工程公司经营承包合同书》、《设备买断经营合同》、《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因此，交通局与汪毅存在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设备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交通局与汪毅之间的纠纷应适用上述合同调整。胡植桦等人是原交通工程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与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此，汪毅与交通局之间、胡植桦等人与交通局之间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可参考胡植桦等人与交通局合同纠纷案件的判决。
二审中，汪毅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
A1、2014年6月28日的民事诉状一份，（2005）荆民三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邓家国所欠工程款59940元系交通工程公司享有的债权，但实际由交通局主张权利并享有该债权，且该工程款不在审计报告和《债权债务责任协议》所列债权明细中，由此说明审计报告和协议不包括全部的债权债务。
交通局质证认为，1、上述证据反映的事实是2000年5月12日，汪毅以交通工程公司的名义和邓家国签订《挖掘机土方上车合同》，2000年9月27日，经结算，邓家国尚欠工程款59940元。依2000年8月28日交通局与汪毅签订的《债权债务责任协议》，该债权由汪毅享有。为便于汪毅追讨该款，该案仅以交通局名义起诉，执行款由汪毅所有。2、汪毅与邓家国之间的结算时间为2000年9月27日，发生在交通局对交通工程公司的审计之后，因此审计报告不含有该笔债权。
此外，交通局为反驳汪毅提供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B1、（2004）京民初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汪毅提交的缓交诉讼费用申请书、交通局委托汪毅作为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2000年5月12日，汪毅以交通工程公司的名义与邓家国签订的《挖掘机土方上车合同》、2000年9月27日，汪毅以交通工程公司名义制作的《结算表》、邓家国出具的委托付款三张。
B2、（2005）京执第127-5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2003年汪毅出具的欠条三张、2009年7月20日汪毅出具的《邓家国房屋处理的说明》一份、2009年8月5日交通局出具的证明一份，2009年12月1日交通局出具的《关于邓家国房屋转抵债务的说明》一份。
上述证据证明1、邓家国所欠工程款59940元，经法院判决执行后由汪毅所有，汪毅用该执行款偿还了其个人欠杨兵、陈令荣的债务；2、《债权债务责任协议》约定，交通局在设备卖断后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邓家国所欠工程款系协议约定以外的债权，交通局按照该协议履行了义务，没有享有该债权。
汪毅质证认为，除汪毅提交的缓交诉讼费申请书与本案无关以外，对B1、B2中其他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邓家国的执行款是用于偿还欠杨兵、陈令荣的债务，但该债务是交通局所欠，是交通局偿还给杨兵、陈令荣的，只是以汪毅的名义出具了欠条。
本院对汪毅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理由如下：1、经审查，该工程款实际为汪毅承包原交通工程公司期间承接工程时邓家国所欠，因交通工程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交通局作为原告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最终债权由交通局享有。但汪毅于2009年7月20日出具的《邓家国房屋处理的说明》载明：“京山县人民法院将邓家国位于新市城中路129号门店房屋以原裁定价61480元裁定给京山县交通局，根据债权属汪毅所有。汪毅要求交通局本着先急后缓原则，将此房屋以裁定价抵偿给主债人陈令荣、杨兵二人。”交通局于2009年12月10日出具《关于邓家国房屋转抵债务的说明》，同意汪毅的上述意见。据此，邓家国尚欠交通工程公司工程款59940元的债权，经双方达成合意，由汪毅享有。2、从审计报告的内容看，系由交通局单方作出，交通局主张汪毅等人参与审计，因无证据支持，不予认定，本案仅结合《债权债务责任协议》予以分析。该协议列明了债权债务明细，并无邓家国所欠的工程款，可以说明协议所列债权不全。但协议还约定，交通工程公司在设备卖断后，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据此，协议是否列明了全部债权债务，对交通局就汪毅主张的债权是否承担责任不构成影响。
经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一、汪毅主张的债权320908元是否属实。二、《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对汪毅主张的债权是否构成影响。三、一审法院确定的举证期限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四、汪毅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
（一）汪毅主张的债权320908元是否属实
汪毅主张，其提交的欠条和收据是证明其债权320908元真实的凭证，交通工程公司的账册有记载，但该账册已被交通局拿走。交通局主张，欠条和收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汪毅仅凭条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债权客观存在，交通工程公司未将账册交给交通局。经审查，欠条和收据加盖了交通工程公司公章，并有黄利秀和胡植桦的签名。本院认为，黄利秀与胡植桦系交通工程公司的职工，交通局予以认可，而汪毅作为交通工程公司的承包人可以实际控制公章，据此，对汪毅提交的欠条和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交通局对条据载明的款项是否客观存在提出异议，对此，汪毅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债权320908元的真实性。汪毅提出交通工程公司的财务账册有相关记载和凭证，但账册被交通局拿走，并于一审时申请证人黄金刚出庭作证。黄金刚陈述，其是交通局的机械修理工兼保管，知道交通局对公司做过审计，2000年八月二十几号，交通局的屈金州、吕登军在对交通工程公司的财务审计完后在办公室将账册拿走，其正好有事去办公室就看到了。而汪毅于一审时陈述，“公章和财务帐是在2000年8月28日就是签订设备买断那天给的。但说明一下，合同签订的实际时间12月20日，公章也是12月20日交给交通局的。”本院认为，黄金刚陈述的内容，无其他证据印证，且根据汪毅的陈述，账册应是在2000年12月20日交给交通局的。黄金刚陈述是在八月底由交通局工作人员拿走。二人就同一事实陈述矛盾，对黄金刚的证言不予采信。综上，尽管汪毅提交的条据真实，但没有证据证明条据中载明的款项实际发生，故本院对汪毅主张债权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二）《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对汪毅主张的债权是否构成影响
2000年8月28日，汪毅与交通局签订了《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就汪毅承包交通工程公司期间发生的债权78974.40元及债务286903.02元如何处理达成合意，协议最后约定，交通局在设备卖断后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首先，协议明确载明的债权债务系交通工程公司卖断前形成，按通常理解，双方认可协议包括交通工程公司存续期间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其次，汪毅提出协议记载的债务不全，其主张的欠款320908元就未写进协议。本院认为，汪毅作为交通工程公司的承包人应当充分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且案涉欠款数额较大，并发生于2000年8月28日之前，如果协议载明的债务不全，汪毅在签订协议时应当知道。汪毅在明知《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债务不全的情形下，仍在协议上签字，应视为其同意交通局不再承担协议约定以外的债务。第三，如前所述，汪毅仅提供欠条和收据，但无证据证明款项实际发生，对欠款的真实性不能认定。综上，《债权债务责任协议》对汪毅主张的债权构成影响，就欠款320908元，交通局不应承担责任。
汪毅主张《债权债务责任协议》系交通局与其下属企业交通工程公司之间的内部合同，与本案无关。经审查，《债权债务责任协议》的签订主体为汪毅与交通局，内容不涉及交通工程公司的管理事宜，汪毅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三）一审法院确定的举证期限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举证期限，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经查阅一审卷宗，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10日向汪毅送达举证通知书，通知书载明举证期限至3月20日，但于3月26日开庭审理时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也即一审法院实际确定的举证期限为16天，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四）汪毅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京山县交通运输局提出，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0年8月28日起算，至汪毅起诉之日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就本案而言，汪毅主张的垫付款及集资款没有约定履行期限，亦不能确定履行期限，依上述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汪毅第一次向交通局主张权利时起算。经审查汪毅于一审时提交的申诉书、申请书等证据，从2009年5月10日起，汪毅每年向京山县县委、县政府主张权利，至2013年11月26日诉至法院。因此，诉讼时效期限应从2009年5月10日起算，且每年都有中断情形，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限。
汪毅提出本案应参照胡植桦等人与交通局之间合同纠纷案件处理。本院认为，胡植桦等人与交通局之间的纠纷亦涉及垫付款和集资款，但胡植桦等人系交通工程公司的职工，因交通工程公司由交通局开办，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该公司尚欠胡植桦等人的款项应由交通局承担。汪毅与交通工程公司职工不同，其是交通工程公司的承包人，其与交通局于设备买断时签订了《债权债务责任协议》。由于该协议并未对外公示，交通工程公司的职工不一定知晓，因此本案不可比照交通工程公司职工胡植桦等人的案件处理。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14元，由上诉人汪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宽军
代理审判员 马晶晶
代理审判员 熊 蓓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马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