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0民终25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水芳，女，196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水泽，男，196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
原审被告：于水国，男，197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高区。
原审被告：于水燕，女，196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上诉人于水芳因与被上诉人于水泽、原审被告于水国、于水燕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1091民初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水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于水泽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于水芳已经将父亲的住院费用转给于水国，曲某、周某曾看到于水国将钱款取出后给了于水泽，于水泽收到钱款后打电话告知了于水燕，一审认定事实错误。
于水泽答辩称，于水芳的主张属于无中生有，其没有收到过于水芳任何钱款。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于水国、于水燕述称，同意于水芳的上诉请求。
2016年3月1日，于水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于水国、于水芳、于水燕返还于水泽垫付的父亲于安臣的医药费，每人861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水泽、于水国、于水芳、于水燕系同胞兄弟姐妹，四人之父于安臣于2015年4月在威海卫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于2015年6月5日在威海市中医院复诊。期间住院、出院、结算等均由于水泽办理。庭审中，于水泽提交了门诊病历二份、医疗费用单据一宗、预交金账户清单一份，显示威海卫人民医院医疗费用中个人负担金额合计19946元，于水泽预交押金18000元，2015年6月5日花销医疗费100元。
2015年9月，于安臣以于水泽为被告，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起诉称，于水泽将其所有的农行老年补助款9000元左右、农信社存款29500元据为己有，故要求于水泽返还该款共38500元。该院作出（2015）威环民初字第2652号民事判决，查明于安臣名下农信社账户存款余额0.74元，无此前支取记录；于安臣名下农行账户交易信息显示，自2013年起每月发放养老金70元，存在不定期多次取整的支取记录，但对于2015年前发放的养老金于安臣自认于水泽支取后均已向其转交，对于2015年6月21日支取的500元，于安臣主张于水泽并未向其转交，于水泽认可该笔款项由其支取，但主张已将该笔款项返还于安臣。该院认为于安臣主张农信社存款29500元由于水泽支取并占有，但并无证据证实存在该笔存款且已由于水泽支取……。最终判决：一、于水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占有的于安臣款项500元；二、驳回于安臣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2015年9月，于水燕以于水泽为被告，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15年4月24日，其向于水泽账户转入9600元，由于水泽代为支付于安臣医疗费，××统筹予以报销，经多次索要，于水泽至今未返还，故要求于水泽返还其为于安臣垫付的医疗费9600元。于水泽辩称，其收到于水燕9600元系欠付于水泽装修款，并非为于安臣垫付医疗费。该院作出（2015）威环民初字第2800号民事判决，其中查明，于安臣在另案中主张住院期间相应的医疗费用均系其告知于水泽以其存款支付交纳，且住院期间听于水泽说因没钱交住院费，向于水燕、于水芳、于水国各要了1万元。该院认为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认定2015年4月23日于水燕曾向于水泽账户存入9600元，但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用途，双方存在争议，因给付款项的这一事实必须以具体存在的某种基础法律关系为前提，才能产生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单一孤立的转款事实不能当然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现于水燕对此主张系为于安臣垫付医疗费用的款项，因于安臣同意支付相关费用，故应将上述款项予以返还，对此仅提供了于水国的证人证言，系间接证据，于安臣按另案的陈述表示系听于水泽说曾向于水燕要款，但于水燕称于安臣同意支付医疗费用及于安臣另案称系以其自有款项支付相应医疗费用，则亦无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所述，于水燕所提供的证据不具高度盖然性，无法证实于水泽不当占有涉案款项，即认定于水泽占有于水燕转账支付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判决：驳回于水燕要求于水泽返还款项9600元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2015年10月，于水国以于水泽为被告，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15年4月于安臣住院治疗，期间于水国以现金方式交付给于水泽9000元，由于水泽代为支付于安臣医疗费，××统筹予以报销，经多次索要，于水泽至今未返还，故要求于水泽返还其为于安臣垫付的医疗费4000元（已还5000元）。于水泽辩称，于水国所述不属实，只收到于水国4000元，且是于水国生病期间欠付于水泽出借的部分治病费用。该院作出（2015）威环民初字第3210号民事判决。该院认为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认定2015年4月27日于水国曾取出9000元，但并没有证据证明此笔款项由于水泽收取，于水泽自认收取于水国4000元，但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用途，双方存在争议，因给付款项的这一事实必须以具体存在的某种基础法律关系为前提，才能产生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单一孤立的转款事实不能当然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现于水国对此主张系为于安臣垫付医疗费用的款项，因于安臣同意支付相关费用，故应将上述款项予以返还，对此仅提供了于水芳、于水燕的证人证言，系间接证据，于安臣在另案的陈述及此案书面证人证言表示听于水泽说曾向于水国要款，但于水国称于安臣同意支付医疗费用及于安臣另案称系以其自有款项支付的相应医疗费用，则亦无证据予以佐证，综上所述，于水国所提供的证据无法高度盖然性的证实于水泽不当占有涉案款项，即认定于水泽占有于水国转账支付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判决：驳回于水国要求于水泽返还款项4000元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2015年10月，于水芳以于水泽为被告，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15年4月于安臣住院治疗，期间于水芳通过于水国交付给于水泽9000元，由于水泽代为支付于安臣医疗费，××统筹予以报销，经多次索要，于水泽至今未返还，故要求于水泽返还其为于安臣垫付的医疗费9000元。于水泽辩称，并未收到于水芳任何款项。该院作出（2015）威环民初字第3211号民事判决。该院认为根据所调取的银行交易信息及于水芳和于水泽举证情况看，可以认定于水芳曾向于水国账户内存入款项，但对于该笔款项的去向，双方存在争议，于水芳仅提供了于水国的证人证言及董崇财的录音材料，均系间接证据，于水芳与于水国之间单一孤立的转款事实不能当然构成于水芳和于水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于安臣在另案的陈述及此案书面证人证言表示听于水泽说曾向于水芳要款，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综上所述，于水芳所提供的证据无法高度盖然性的证实于水泽不当占有涉案款项，即无法认定于水芳和于水泽之间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判决：驳回于水芳要求于水泽返还款项9000元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2015年8月，于安臣以于水泽为被告，向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其共育有四个子女，其中次子于水国系××人，要求于水泽每年支付赡养费2564元、护理费3906元，并承担今后医疗费的三分之一。该院作出（2015）威文高民一初字第233号民事判决，该院认为于水国系××人，没有赡养能力，于安臣主张由其余三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于法有据，故予以支持。并判决：于水泽自2015年起每年支付于安臣赡养费2654元，于每年12月1日前付清，并承担于安臣今后发生医疗费的1/3。宣判后，于水泽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审理过程中，于安臣因病去世于2016年3月2日注销户口。该院作出（2015）威民一终字第1212号民事裁定，终结诉讼。
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关于于水泽主张垫付医疗费，于水芳等三人认可于安臣住院期间由于水泽办理住院、出院、结算等手续，现相关门诊病历、医疗费单据均由于水泽持有，且根据于水泽提交证据可以证实其实际交纳了住院押金18000元。于水芳等三人辩称医疗费系于安臣自己以农信社存款支付，但前述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相关判决内容可以看出该主张无法成立，而于水芳等三人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认定于安臣医疗费20046元（19946元+100元）系由于水泽支付。关于于水泽主张其他费用，于水芳等三人均不予认可，于水泽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故不予认定。
关于于水国赡养能力问题，于水国辩称其肢体××，××，需经常住院，而每月仅收入一千二三百元，故没有赡养能力。为此，提交××证一份、医院诊断证明书、住院病历等，其中××证显示于水国为肢体××人，诊断证明书及住院病历显示，××、××，建议休治治疗，无正常劳动能力。经质证，于水芳、于水燕对该部分证据及于水国主张均无异议，于水泽对该部分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亦认可于水国肢体××、××，但认为其有正常的收入，有赡养能力。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序良俗，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本案中，于水泽、于水芳等四人系兄弟姐妹关系，对于年老的父亲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其父于安臣住院且无力负担时，应为其父负担医疗费用。现于安臣医疗费20046元已由于水泽支付，于水泽有权向于水芳等三人主张权利。关于于水芳等三人辩称已支付费用问题，于水泽认可于安臣住院期间于水燕给付9600，（2015）威环民初字第2800号判决对此亦予以认定。而关于于水国、于水芳主张的各给付9000元，于水泽认可于安臣住院期间于水国支付4000元，而于水国主张另外5000元及于水芳的主张，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二人该部分辩称，不予采纳。关于于水燕支付的9600元、于水国支付的4000元性质问题，该部分款项支付时间在于安臣住院期间，于水燕、于水国辩称系用于其父医疗费用，符合常理，予以认定。至于于水泽提出于水燕欠付其装修款、于水国欠付其借款等问题，于水泽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于水国赡养能力问题，通过庭审有关证据可以证实，于水国身患××、肢体××，严重影响到其收入能力和生活水平，考虑到其需要治疗等情况，认为其赡养能力较弱，在于水国花销医疗费20046元的情况下，其支付了4000元，应认定已尽到赡养、扶助义务。剩余医疗费用16046元（20046元-4000元）应由于水泽及于水燕、于水芳平均负担，即每人负担5349元（16046元÷3人），于水燕、于水芳应向于水泽支付该款。其中于水燕支付款项已超出该数额，于水泽无权在本案中要求于水燕支付款项，而超出部分，因于水泽与于水燕可能存在其他纠纷，故不予一并处理。关于于水泽主张其他费用，于水芳等三人均不予认可，于水泽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未予认定。并且，对父母的赡养、扶助、照顾是每个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均应根据自己的经济、时间等各种情况尽到应有的责任，而兄弟姐妹之间处共同赡养父母外，还应和睦相处、相互帮助、相互体谅。除了医疗费用等明确、实际的金钱支出外，其他如护理、提供营养品、制作工具等，均系子女根据各自客观情况和孝心进行，即使于水泽实际护理了其父、购买了营养品、制作了上床工具，也属于其个人孝心的表现。而从中华民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优良传统考虑，兄弟姐妹之间亦不应过分计较。综上，对于于水泽主张其他费用，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于水芳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于水泽垫付医疗费用5349元；二、驳回于水泽要求于水芳支付其余垫付费用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于水泽要求于水国支付垫付费用的诉讼请求；四、驳回于水泽要求于水燕支付垫付费用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6元，由于水泽负担354元，于水芳负担92元。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于水芳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于水芳与倪绪和结婚证复印件；证据二、倪绪和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单一份；证据三、倪绪和书面证明一份，拟证实2015年4月19日在文登区建设银行取款7100元，并于4月24日将7000元存入于水国农业银行卡中，于水国将7000元取出后转交给于水泽，另主张在5月下旬将2000元打给于水国，于水国取出后亦转交给于水泽；证据四、证人曲某、周某的证言，二人证实在威海大润发附近曾听到于水芳招呼后进入农业银行院子，看到了于水芳、于水国、于水泽三人，于水芳告知于水国在给于水泽取钱，并看到于水泽现场数钱，曲某称看到于水泽数的款项为7000元。经质证，于水泽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证据三不予认可，认为其只收到于水国给的4000元，未收到于水国给的其他款项，该两份证据最多只是证明于水芳与于水国之间存在交易，与其无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二位证人陈述并非事实，并且于水国在其他诉讼中均称是晚上给于水泽款项，但证人讲是在白天看见，自相矛盾。于水国、于水燕对证据均无异议。另查明，在（2015）威环民初字第3211号案件中，于水国曾陈述：于水芳打钱到于水国卡上，于水国告诉于水泽后，于水泽骑摩托车带着于水国去骨科医院附近的农业银行把钱取出来后交给了于水泽。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于水芳主张其丈夫倪绪和在银行卡中取款后将现金存入于水国的银行卡中，在倪绪和的银行明细中有相应的取款记录，在于水国的银行明细中亦有相关的进账记录，各方对此并无异议。但是，对于于水国将于水芳给付的款项转交于水泽的主张，于水芳虽然提交了证人曲某、周某的证言，但该二人的证言与于水国在另案中的陈述有不一致之处，故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于水芳交付于水国款项的去向，亦无法证明于水芳取款行为与其主张的已付医药费之间存在关联性，于水芳关于其应负担的于安臣医药费已给付于水泽，于水泽无权追偿之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元，由于水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景周
审 判 员 蒋 涛
代理审判员 郭林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江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