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111行初49号
原告吴运兰。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798号。
法定代表人张荣成，该局局长。
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田长安，该局马房山派出所工作人员。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杨会明，湖北喻家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田长安，该局马房山派出所工作人员。特别授权。
原告吴运兰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以下简称洪山公安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6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6月13日立案后，于2016年6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原告吴运兰，被告洪山公安分局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田长安、被告洪山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杨会明、田长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洪公（马）行罚决字（2016）14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吴运兰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原告吴运兰诉称，武汉市洪山区红旗村村民联名反映违法征地、违法建设和侵犯村民权益等严重问题。2016年5月25日，国家信访局接待、受理了原告等人反映的问题。次日，原告在前门公汽车站休息，被武汉驻京办阻拦，送到久敬庄，非法用北京中巴押送回武汉，被行政拘留十天。一、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超越、滥用法定职责，行政行为违法。1、被告不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被告指控、处罚原告在北京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范围的违法行为。2、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现查明：…”的指控，证明没有北京公安机关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证据，被告的行政行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二、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无事实根据，适用法律法规错误。1、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予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没有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其行政行为严重违法。2、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执行方式和期限：…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交通银行洪山支行缴纳…”，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事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其行政行为严重违法。捏造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滥用职权。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原告作出处罚，是超越、滥用法定职责，程序违法，没有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践踏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完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的洪公（马）行罚决字（2016）14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2、判令被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和依据：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据2、2016年5月27日《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3、武汉市第一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上述证据1、2、3证明原告不存在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九十三条，《信访条例》第一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七条。
被告洪山公安分局辩称，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根据，证据确凿。2016年5月26日，原告等人因拆迁补偿事由到北京临近天安门广场的大栅栏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查获，并送往久敬庄分流中心劝返回汉。原告曾因进京非正常上访扰乱当地公共场所秩序，于2016年4月12日被被告处以警告处罚。以上事实有查获经过、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前处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因原告本次赴京非正常上访，扰乱了天安门广场周边公共场所秩序，被告对其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二、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原告的居住地在被告辖区，其在北京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查获后回到居住地，由被告进行查处更为适宜。原告明知北京市天安门周边为非信访场所，却违反《信访条例》规定，反复到非信访场所上访滞留，不听劝阻，情节严重，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前，办案民警依法对原告进行了询问，收集了与原告违法行为相关的证据材料，在确定其行为违法并决定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后经过了相应的处罚审批程序，履行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行政处罚告知等程序，因原告拒绝在文书上签字，办案民警进行了注明并签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和依据：证据1、原告的人口信息。证明原告的主体信息。证据2、《行政案件结案综合报告》；证据3、《受案登记表》；证据4、2016年5月27日《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5、《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据6、《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证据7、《查获经过》；证据8、《询问笔录》；证据9、《情况说明》。上述证据2-9证明原告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具有合法的事实根据。证据10、2016年4月12日《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有违法前科。证据11、《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1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13、《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据14、《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上述证据11-14证明被告履行了告知、通知义务，处罚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三十三条。
经庭前交换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意见：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的证据恰好证明其行为是违法的，被告对原告的处罚是合适、合法的且已执行完毕。
经庭前交换证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意见：对证据1中记录的原告赌博、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事情发生在北京，北港派出所没有管辖权。北京警方未向原告出具训诫书，原告没有在北京非访。对证据的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报案人一栏空白，事情发生在北京，移送单位和移送人没有执法权，北港派出所没有管辖权，且原告在北京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对证据4、10、12有异议，认为原告不是在2016年5月27日到北京上访，也不是因拆迁赔偿上访，而是因红旗村土地和资金流失问题到北京上访；对证据4、10，认为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没有办案人员签名，执行方式和期限没有具体时间；对证据4，还认为不清楚罚款的事由、金额，没有罚款单据；证据12存在涂改，且原告没有见过该证据。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违反了办案程序，被告没有执法权和管辖权；证据内容存在涂改；原告是在前门汽车站对面的歇凉亭歇凉，遇到北京警方巡逻，例行检查身份证并送往九敬庄分流中心，后由武汉市洪山街驻京办事人员劝返回汉；前科材料不能作为本案认定原告违法行为的证据；对处理意见有异议。对证据7，认为该证据存在涂改。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不真实，且内容也没有向原告宣读。对证据9，认为原告没有在天安门广场的大栅栏地区上访；“接出”二字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对证据11、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1没有向原告宣读，证据13原告没有见过。对证据14，认为原告没有家属，不可能由原告的家属签收。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1、2、3真实，但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证据2、3、4、5、6、7、8、9能够互相印证证明原告于2016年5月26日在临近天安门广场的大栅栏地区上访，被劝返回汉后受到行政拘留的事实；证据10能够证明原告曾因拆迁补偿事由到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被予以警告处罚；证据11、12、13、14能够证明被告告知原告权利义务，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通知家属等程序事项过程，原告拒绝在文书上签名，办案民警进行注明并署名。
经审理查明，原告吴运兰于2016年5月26日到北京临近天安门广场的大栅栏地区上访，被北京警方送往久敬庄分流中心，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其劝返回汉。洪山公安分局马房山派出所于2016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传唤原告吴运兰进行调查询问。调查结束后，被告洪山公安分局告知原告吴运兰其行为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并告知陈述、申辩权。当日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作出洪公（马）行罚决字（2016）14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吴运兰行政拘留十日。在上述过程中，原告吴运兰拒绝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上签名，被告洪山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在上述文书上予以注明。原告吴运兰于2016年5月27日被送往武汉市第一拘留所。原告吴运兰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的洪公（马）行罚决字（2016）14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对吴运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予以行政拘留拾日的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由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民警将吴运兰送至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交通银行洪山支行缴纳”，即决定处罚事项与执行方式不完全相符。被告洪山公安分局当庭表示，此系办案人员对《行政处罚决定书》审查不严所致，实际上被告未对原告吴运兰作出罚款处罚。
再查明，2016年4月12日，原告吴运兰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告洪山公安分局曾对其作出警告处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原告居住在被告辖区，被告作为原告居住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管辖，并无不当。故对于原告认为被告没有管辖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的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并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原告反映问题，本应依法进行信访活动，但却到非信访场所进行信访。天安门广场作为首都的重点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原告在曾被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明知天安门广场的大栅栏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仍然到该地区进行信访，其行为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洪山公安分局根据对违法行为人的询问笔录、查获经过、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情况说明、前处材料等证据相互印证，认定原告2016年5月26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栅栏地区非正常上访，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清楚。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被诉处罚行为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依法履行了受案、告知权利义务、询问、调查程序，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亦向原告告知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陈述和申辩权，在上述过程中，原告虽拒绝在相关文书上签名，但被告办案民警予以注明，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符合法定程序。虽然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执行方式和期限”处载明罚款缴纳的地点和期限，但处罚事项中仅载明对原告予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且被告亦未明确告知原告缴纳罚款，原告亦未实际缴纳罚款，故应视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存在瑕疵，但该瑕疵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尚未达到违法程度。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在合法权益被侵犯，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受害人具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行为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吴运兰要求确认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洪公（马）行罚决字（2016）14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吴运兰要求判令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公开向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吴运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 刚
审 判 员 余四美
人民陪审员 常晓云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日
书 记 员 徐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