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鹤峰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鄂鹤峰行初字第00012号
原告李依林，农民。
委托代理人田曾玉（一般代理），湖北立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鹤峰县中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鹤峰县中营镇翠泉路51号。
法定代表人，肖红胜，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邓华，鹤峰县中营镇综治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厚军，湖北百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水建忠，农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水家培，农民。
原告李依林不服被告鹤峰县中营镇人民政府林权争议行政裁决一案，于2014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1月6日立案受理，11月11日给被告送达了行政诉讼状副本和应诉、举证通知。经报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依林及其委托代理人田曾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邓华、张厚军，第三人水建忠及其委托代理人水家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原告李依林在地名叫“太子山”的林地中采伐树木与第三人水建忠发生林权争议，第三人申请被告中营镇人民政府调解并确权，经村委会及镇林权争议处理专班调解，原告与第三人就争议现场界址的划定未达成协议。2014年7月7日，被告作出中营政函（2014）13号《中营镇人民政府关于水建忠与李依林争议林地的处理决定》，裁决：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林地，就是从梓树湾沟心直上到垭口空壳杉树，直下到梓树（水建忠指认的梓树蔸）对准花栗树，直下到苦树斜下岩口子弯路下岩堡，双方只能以组界（为起止）。二、被砍的林木要求赔偿事宜，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2014年11月20日，被告向本院提供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依据：
（1）水建忠之子水家培来访受理登记表复印件。以证明第三人对争议林地提出确权申请。
（2）水建忠的调解申请书复印件。以证明第三人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了调解申请。
（3）水建忠确权申请书。以证明第三人提出确权申请。
（4）水建忠1984年0001195号《山林证》复印件。以证明第三人的“太子山”林地权属及四至。
（5）1981年柳村大队原第四生产队划分四、五生产队协议书复印件。以证明柳家村四、五组有明确的组界。
（6）文恕忠2014年5月18日证明复印件。以证明柳家村四、五组划分组界有原四组组长杨继安签名，组界明确。
（7）李楚保1984年0001193号《山林证》存根复印件。以证明李楚保“太子山”林地东界以组界为界。
（8）水建忠1984年0001195号《山林证》存根复印件。证明目的同证据（4）。
（9）原告母亲黄珍姐1984年0001194号《山林证》存根复印件。行政处理中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未采信。
（10）被告于2014年3月26日、4月28日对柳家村五组村民李楚保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以证明“太子山”与四组交界，界址为花栗树直上到菊物子垭（即四组界），另证明调换给原告李依林家的山林以四队为界。
（11）被告于2014年4月28日对柳家村原四组组长杨继安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以证明1981年原四、五队划分的队界为梓木湾沟心直上到垭口空阔（壳）杉树，直下到梓树对准花栗树，直下到苦树，斜下到岩口子湾路下岩堡到河心，其中所指的梓树在山脊上，当时有两尺大，花栗树在现在的横路上边。
（12）被告于2014年4月28日对柳家村五组村民吴长勋（原参与四、五组划界）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以证明四、五组原队界协议中所指的空壳杉树往下对梓树为对直下的梓树，划界时有二至三尺大，后来被人砍了。另证明队界分界线是随岭走。
（13）被告于2014年3月26日对李依林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以证明争议林地是原告调换的李楚保的林地，争议的焦点是组界中的梓树位置。
（14）被告于2014年3月26日对水建忠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以证明水建忠主张的界址为四组和五组的组界，即花栗树直上。
（15）争议林地现场图复印件。以证明争议林地现场概貌。
（16）争议当事人指认界址照片复印件。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各自主张的争议焦点“梓树”和“梓树蔸”的位置。
（17）2014年5月16日的人民调解记录复印件。以证明被告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了调解。
（18）中营政函（2014）13号《中营镇人民政府关于水建忠与李依林争议林地的处理决定》复印件。以证明被告对争议林地作出了处理决定。
（19）《中营镇人民政府关于水建忠与李依林争议林地的处理决定》送达回证复印件。以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送达了处理决定书。
（20）鹤峰县人民政府鹤政复决字（2014）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以证明复议机关维持了被告的处理决定。
原告诉称：一、被告中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中营政函（2014）13号《中营镇人民政府关于水建忠与李依林争议林地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告在中营镇柳家村“太子山”有林地一块，东与李楚保交界，沿界标下至南方与吴世杰交界，沿坎过至西与李楚保交界，沿界标上到北至分水岭，沿分水岭向东回到起点。该块林地原来属于李楚保的山林，因原告父亲将这块山烧了，就将自己的另一块山与李楚保进行了互换，互换后原告经营多年，从未因界址与他人发生纠纷，2009年林业部门为原告颁发了《林权证》。2013年第三人水建忠在此处为原告砍运木材也未提出异议。被告在处理中不尊重事实及自己调取的证据，以该林地里只有一个梓树蔸和一棵梓树进行分析，认定若当时以梓树为界该梓树应有四尺多长，而原告所述的界址上梓树只有二尺多长，所以界址应当以第三人水建忠说的为准。被告的这种认定极不负责且不尊重客观事实，且处理结果与查明的事实相违背。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第三人水建忠在行政处理中提出因组界模糊问题导致权属不清，这表明组界不清，申请确权的主体应当是村民小组，而非个人，第三人在权利主体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擅自确认组界，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中营政函（2014）13号《中营镇人民政府关于水建忠与李依林争议林地的处理决定》，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李依林2009年《林权证》复印件。以证明其“太子山”林地四至为：东与李楚保交界，沿界标下到南与吴世杰交界，沿坎过到西与李楚保交界，沿界标上到北至分水岭，沿分水岭向东回到起点。
（2）李楚保1984年《山林证》复印件；
（3）原告母亲黄珍姐1984年《山林证》复印件；
以证明原告家与李楚保调换林地的情况（黄珍姐《山林证》中序号2“孙家对门”调换李楚保4号“太子山”林地，调换的“太子山”和黄珍姐《山林证》1号“太子山”相邻，2009年林改时登记为一宗林地。）
（4）采伐证原件。以证明原告李依林家“太子山”的界址是林业部门认可的，争议林地是原告的。
（5）杨继安、文恕忠的证明原件。以证明柳家村四、五组上界为梓树沟直上到垭上空壳树，下界缘起子岭到梓树下到花栗树直下。
（6）杨继安证明原件。证明目的同证据（5）。同时证明梓树是在屋场边上，现已不存在，四队的界是经过屋场西边角的子岭。而不是现在树兜所在的子岭。
（7）刘志明的证明。
（8）吴同兴的证明。
以证明水建忠是认可李依林“太子山”林地四至的，因为2013年李依林在太子山砍树时，水建忠帮忙砍运树木未提出异议。
（9）候祚维证明。以证明李楚保的山林被烧后调给了李依林家。
（10）周永皇的证明。以证明组界应是梓树到屋场西边角的子岭到花栗树，政府确认界址应以屋场西边角的子岭过。
（11）原告委托代理人对柳家村四组村民吴同兴的调查笔录。以证明李依林与水建忠林地分界线为四、五组组界，李依林在其山林的边界上种了柳杉树，李依林与水建忠不存在界址争议，李依林林地界标与《林权证》是相符的。
（12）原告委托代理人对柳家村四组村民孙仕松的调查笔录。以证明李依林在与水建忠林地的界址上种有柳杉树，2013年水建忠帮李依林在“太子山”采运过树木，80年代孙仕松也在此“太子山”与水建忠交界处帮忙采伐过树木。
（13）原告委托代理人对李楚保的调查笔录。以证明其在“太子山”的一块林地被李依林家烧后与李依林家进行了调换，调换后李依林家种上了柳杉树。80年代请过孙仕松在此“太子山”与水建忠交界处帮其采伐过树木。
（14）中营政函（2014）13号处理决定书。
（15）行政复议决定书。
以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理错误及原告起诉有事实依据。
被告辩称：中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中营政函（2014）13号《中营镇人民政府关于水建忠与李依林争议林地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中营镇柳家村四组村民水建忠因与中营镇柳家村五组村民李依林发生林权纠纷，于2013年8月向中营镇人民政府申请以组界为依据确认争议林地界址，被告受案后委托柳家村委会及林站工作人员到现场了解情况，并多次组织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后镇人民政府两次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指认界线，调查原参与划分组界的人员，并向当事人调取了相关证据。经调查，双方争议的山林叫“太子山”，李依林山林的东至和水建忠山林的西至交界，双方对界址的具体走向有争议，在解决争议中，双方都提交了《山林证》，但四至记载都没有界址走向的具体描述，李依林《山林证》记载的东至是四队界，水建忠山林西至（在山林证上填写为南至，经林站确认为南界和西界装反）为花栗树直上，其走向不具体，水建忠认可以队界为界址。1981年《柳村大队原第四生产队划分四、五生产队协议书》记载的两队界址为“从梓木湾沟心直上到垭口空阔（壳）杉树，直下到梓树对准花栗树，直下到苦树，斜下到岩口子湾路下岩堡”，此界双方均认可，只对其中梓树的位置有争议。当年参与分组的杨继安、吴长勋证实，1981年协议书中记载的梓树在当时就有二、三尺大，后来被人砍了，树兜还在，水建忠以该树兜主张界址。而原告指认的梓树现在还只有二尺多大，明显与事实不符，原告没有提交其他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本案证人还证实，梓树的位置是在山脊，而不是在山边，证言与水建忠所指的梓树蔸相吻合，因此，水建忠的主张既能与现有证据相印证，也更符合历史状况，被告据此确认双方界址无不当。被告对原告与第三人争议林地作出处理属职权行为，符合我国森林法和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处理争议过程中，被告在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同时，进行了走访调查，收集证据，充分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组织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中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中营政函（2014）13号《中营镇人民政府关于水建忠与李依林争议林地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1984年分山到户时，我在“太子山”分得一块山林，1984年颁发《山林证》时将四至中的西界与南界填反，填成了“西至腰路，南至花栗树直上”，实际应当是“西至花栗树直上，南至腰路”。我的山林西界与原告叔叔李楚保的山林东界接界，两家山林以四、五组组界为界，直到2013年4月，李楚保和原告从没有与我家发生过纠纷。2013年4月份，原告在我承包的林地内砍树，我发现后制止不下来，把情况反映到村里，村干部几次上山没解决了。镇政府受理后，多次调解未成，后以组界为界确认双方林界，尊重了历史事实。原告说我在争议林地内为他砍运过林木不是事实，我帮他砍运的林木是在李楚保另一块林地中。分山不过队，是1984年分山到户时的一个基本原则，“花栗树直上”这一界线就是四、五组的组界，我家1984年《山林证》中记载的“花栗树直上”这一界址与1981年《柳村大队原第四生产队划分四、五生产队协议书》中记载的“直下到梓树对准花栗树”是同一处地方，我家《山林证》中的“花栗树直上”是组界中的一段，两份证据能相互印证。请求法院依法维持中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中营政函（2014）13号《中营镇人民政府关于水建忠与李依林争议林地的处理决定》。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1）、（2）、（3）、（14）、（15）号证据，被告（2）、（3）、（4）、（5）、（7）至（10）、（12）至（20）号证据，合法、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1）号证据中的申请人系第三人家庭共同成员，其申请行政处理的事项与第三人申请一致，该证据应与被告（2）、（3）号证据一并作为被告受案的依据。原告（6）号、被告（11）号证据经证人出庭作证，其中证明1981年柳村大队原第四生产队划分四、五生产队签订界址协议书的证言，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出异议，应予采信，其证明其他事项的证言，证人在庭审中未认可，不予采信，原告（4）号证据不能证明争议林地的权属，原告（5）号和被告（6）号证据形式要件不合法，原告（7）至（13）号证据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交，其内容是否真实未经核实，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依林与第三人水建忠在中营镇柳家村地名叫“太子山”的林地中均有承包林地，第三人水建忠1984年NO：0001195《山林证》序号4“太子山”四至为：东至涨水溪的沟，西至腰路，南至花栗树直上，北至山尖。（被告在处理林权争议中查明，该林地西至和南至在1984年填证时填反，现已更正为西至花栗树直上，南至腰路）。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界址争议的“太子山”林地是与柳家村五组村民李楚保调换的林地，该林地为李楚保1984年NO：0001193《山林证》中序号4“太子山”，四至为：东至四队界，西至杉树1蔸3根，南至横坎儿路为界，北至四队界。2009年换发林权证时，原告将调换的李楚保“太子山”林地与其母亲黄珍姐1984年NO：0001194号《山林证》中序号1的“太子山”林地登记为一宗林地，四至为：东与李楚保交界，沿界标下到南与吴世杰交界，沿坎过到西与李楚保交界，沿界标上到北至分水岭，沿分水岭过向东回到起点。新《林权证》登记户名为李依林，登记序号为NO5。2013年因李依林在该“太子山”林地中采伐树木与第三人水建忠发生林权争议，第三人申请被告中营镇人民政府调解并确权，经村委会及镇林权争议处理专班调解，原告与第三人就争议林地界址的划定未达成协议。在被告调查处理中，原告与第三人均提交了证明林地界址的相关证据，第三人提供的1981年《柳村大队原第四生产队划分四、五生产队协议书》记载的两队界址为“从梓木湾沟心直上到垭口空阔（壳）杉树，直下到梓树对准花栗树，直下到苦树，斜下到岩口子湾路下岩堡”，此界原告与第三人均认可，但由于界标之一“梓树”已被砍掉，原告对第三人指认的梓树位置有分歧。原告认为“垭口空阔（壳）杉树直下到梓树”应当以其指认的一棵现仍生长的梓树为准。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原告对其指认的梓树予以否定，主张“垭口空阔（壳）杉树直下到梓树”应当以“未家屋场”西边角的子岭过，往下以其所栽的柳杉界树为界。第三人认为四、五组组界记载明确，争议林界的划分应当以组界为准，其中的界标“梓树”虽然被砍，但树兜还在。被告经调查取证，现场勘查，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林地四至清楚，双方界址应当以1981年《柳村大队原第四生产队划分四、五生产队协议书》协定的组界为界，其中梓树应认定为第三人所指认的梓树蔸。2014年7月7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七条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作出中营政函（2014）13号《中营镇人民政府关于水建忠与李依林争议林地的处理决定》，裁决：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林地，就是从梓树湾沟心直上到垭口空壳杉树，直下到梓树（水建忠指认的梓树蔸）对准花栗树，直下到苦树斜下岩口子弯路下岩堡，双方只能以组界（为起止）。二、被砍的林木要求赔偿事宜，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后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查明案件相关事实。1984年《山林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历史依据之一，2009年换发的《林权证》是发生法律效力的林木林地权属凭证，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对换证后发生的林权争议，应当结合新、老证进行处理。但在处理本案争议中，被告没有调取原告与第三人2009年《林权证》，没有查明原告与第三人2009年《林权证》与1984年《山林证》是否相符，没有查明在换发新证过程中原告与第三人林地及四至是否有变动，没有查明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是否与新《林权证》有冲突。另，原告调换的李楚保1984年《山林证》中4号“太子山”南北界为“南至横坎儿路为界，北至四队界”，其2009年新《林权证》5号“太子山”四至为“东与李楚保交界，沿界标下到南与吴世杰交界，沿坎过到西与李楚保交界，沿界标上到北至分水岭，沿分水岭过向东回到起点”，被告查明的第三人1984年《山林证》中4号“太子山”南北界为南至“南至腰路”，北至“山尖”，但被告作出的裁决第一项中，确定的原告与第三人争议林地东、西界的起止为“梓树湾沟心直上到垭口空壳杉树，直下到梓树（水建忠指认的梓树蔸）对准花栗树，直下到苦树斜下岩口子弯路下岩堡”，该起点“梓树湾沟心”和止点“岩口子弯路下岩堡”与当事人双方1984年《山林证》及原告2009年《林权证》记载的南、北界不符，双方林地均不能形成四至。上述问题导致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在法律适用上，被告同时适用了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作出的处理结果法律依据不明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2目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作出的中营政函（2014）13号《中营镇人民政府关于水建忠与李依林争议林地的处理决定》，责令被告在60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交纳，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五份，上诉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款汇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 虹
审 判 员 于 平
人民陪审员 田科武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田恒新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槛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