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481民初450号
原告：朱卫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雯婷，浙江虎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漪，浙江虎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负责人：陈国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波，男，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朱卫琴与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2月7日、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当庭宣告判决。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雯婷、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波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漪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卫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保险金336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36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2017年度保险费158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58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2月17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庭审中，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保险金33600元；其余诉讼请求不变。事实和理由：2012年1月19日，原告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与被告订立了《健康福星增额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以下简称《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合同号886311016639，基本保险金额3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2年1月20日起至被保险人终身，保险费每年1581元，交费期间20年。《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发生重大疾病的，被告按基本保险金额×（1+3%×保单经过整年度）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2016年9月初，原告检查出左卵巢肿瘤，马上住院治疗，于2016年9月8日在海宁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海宁妇保院）行腹肿瘤细胞减灭术。术后，病理学检查报告确诊原告发生输卵管恶性肿瘤，属于《重大疾病保险》所约定的重大疾病。原告出院后马上提交材料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不仅至今未理赔保险金，反而于2017年2月17日从原告的银行卡中扣除了2017年度的保险费1581元。根据《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的约定，被告应当向原告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3600元【30000元×（1+3%×4年）】；同时，保险合同已经终止，被告还应当返还2017年度保险费1581元。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新华保险公司辩称，一、原告在投保时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恶意投保的主观意图明显。原告曾于2011年10月因右乳癌在海宁妇保院治疗。出院后，原告向其当时投保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申请了重大疾病保险理赔并获得了赔偿款。随即，原告于2012年1月19日在被告处投保了2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均为30000元，原告在投保时故意隐瞒了既往病史情况。2014年2月26日，原告再次在被告处投保了《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100000元，投保时仍然隐瞒了既往病史情况。二、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原告此次发生“重大疾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告有权拒付保险金。原告在被告处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条款2.3.1约定：“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由本公司认可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本公司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3%×保单经过整年度）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但从原告在海宁妇保院的住院病历及人寿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来看，原告在被告处投保前就已患有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原告此次发生的输卵管恶性肿瘤，并非是初次患“重大疾病”，故不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被告有权拒绝理赔保险金。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包括：原告提交的保险单、首年保险费发票及保险条款各1份，2016年住院病案1组（含出院小结、病理会诊报告、病理检查报告单、手术记录单各1份）及建设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复印件）1份；被告提交的索赔申请书、理赔决定通知书及EMS快递单各1份]，经审查，符合证据要件，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有争议的证据：2011年住院病案1组（含妇科住院病历2份，体格检查表、手术记录单、病理检查报告单各1份及出院小结2份）及彩色超声检查报告单3份，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讼争的事实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有争议的证据：证据1，个人业务投保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及保险单签收回执各1份，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可个人业务投保书的投保人签名栏和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签名栏、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投保人签名栏、保险单签收回执的投保人签名栏中的签名均系其本人所签，但认为该组证据中的其余文字书写部分非原告所写，且原告在签名栏内签名时，该组证据尚系空白文本，其余文字书写部分是何人所写原告并不清楚，故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主张的原告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投保人签名栏和被保险人签名栏内的签名均系原告本人所签，在原告无法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下，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该组证据能否证明被告提出的因原告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其有权拒赔保险金的主张，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在说理部分具体阐释。证据2，保单回访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各1份，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已向原告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2011年住院病案（复印件）、病理检查报告单（复印件）、人寿保险公司理赔记录（打印件）及查勘笔录各1份，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讼争的事实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综上，对上述当事人无异议和本院认定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结合上述认定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2年1月17日，原告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了《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合同号：886311016639），双方签订保险合同一份。保险单载明“合同生效日期：2012年1月20日；基本保险金额3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2年1月20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终身；保险费：每年1581元；交费方式：年交；交费期间：20年；续期保险费缴费日期：每年1月20日。”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定期向被告每年支付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2.3.1约定：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一年后，由被告认可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被告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3%×保单经过整年度）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条款6.5约定：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包括6.5.1恶性肿瘤。条款5.1、5.2约定：被告可以就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足以影响被告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被告有权解除合同；该合同解除权，自被告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被告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被告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016年9月7日，原告因输卵管恶性肿瘤在海宁妇保院住院治疗，行腹肿瘤细胞减灭术，并于同年9月2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左输卵管浆液性乳头状腺癌Ⅲ期，治疗结果为“治愈”。2016年9月27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按照《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约定予以理赔，被告于2016年10月25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理赔决定通知书，认为原告申请理赔的事项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拒绝给付保险金。2017年2月17日，被告自原告建设银行卡中扣除了2017年1月20日零时起的一整年保险费1581元。
另查明，原告朱卫琴曾于2011年10月4日在海宁妇保院门诊就诊，初步诊断：“右乳肿块性质待查：乳腺纤维腺瘤？”，建议手术；同年10月11日原告入院治疗，确诊为右乳癌，病理诊断：“（右乳内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同年10月13日原告行右乳腺癌改良根治手术，术后恢复良好；病理报告显示：“（右乳癌改良根治标本）未见癌残留，乳头及基底切缘阴性。”同年11月18日原告出院，出院小结载明治疗结果为“好转”。2012年2月7日至2月11日期间，原告再次住院进行右乳癌术后化疗，出院小结载明治疗结果为“治愈”。原告曾因前述右乳癌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赔重大疾病保险金4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被告是否有权拒绝理赔保险金。
首先，被告抗辩原告投保时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曾获得人寿保险公司理赔款，故其有权拒绝理赔保险金。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及双方保险合同约定，因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但该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双方保险合同于2012年1月20日生效，原告于2016年9月27日提出理赔申请，已经超过二年期限。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之规定，“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就拒绝赔偿事宜及保险合同存续另行达成一致的情况除外。”庭审中，被告自认未曾向原告提出过解除涉案保险合同的要求，而被告于2016年10月25日向原告邮寄送达的理赔决定通知书，亦系直接以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为由拒绝理赔，而非提出解除涉案保险合同。故被告在涉案保险合同成立超过二年的期限后以原告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理赔保险金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被告抗辩因原告在签订涉案保险合同之前已患有右乳癌（属“重大疾病”范畴）并获得人寿保险公司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故其此次所患左输卵管浆液性乳头状腺癌不属于初次患“重大疾病”，被告有权拒付保险金。本院认为，保险合同中的“重大疾病”和“初次确诊”的文义解释应做严格限制，“重大疾病”应为涉案保险合同所定义重大疾病的具体病症，“初次确诊”应为该具体病症在被告认可医院的首次确诊时间，而非取具体病症的上位概念，将多种病症混淆为一。本案中，原告在2011年10月诊断患有的系右乳癌，经手术治疗及化疗已治愈，与其申请理赔的在2016年9月确诊的左输卵管浆液性乳头状腺癌Ⅲ期虽同属于恶性肿瘤类的疾病，但两种病症发病部位不同，症状不同，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且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右乳癌会导致左输卵管浆液性乳头状腺癌。同时，对于投保人在不同保险公司投保多份保险，法律也无禁止性规定。据此，被告以原告在涉案保险合同签订前曾确诊为右乳癌并已获赔重大疾病保险金为由拒绝理赔保险金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在保险合同生效一年后以患有左输卵管浆液性乳头状腺癌Ⅲ期为由向被告申请理赔，该疾病属于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且初次确诊时间在保险合同生效后，被告理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1+3%×保单经过整年度）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33600元[30000元×（1+3%×4年）]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庭审中，被告自认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被告在给付保险金后保险合同即终止，原告无须再缴纳下一年度的保险费，故原告作为投保人要求被告返还多缴纳的2017年1月20日零时起的一整年保险费1581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请合理，本院亦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朱卫琴重大疾病保险金33600元；
二、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朱卫琴保险费1581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以1581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7日起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40元，减半收取计320元，由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金 逸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汪凯航
附页
1．如当事人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的，需按照本院送达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书》规定的收款单位、银行、账号、金额及期限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
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