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鄂城刑初字第00086号
公诉机关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吕某，中共党员，原系鄂州市兽医站站长（正科级）。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9月23日经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6年7月11日转逮捕，现羁押于鄂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周少英、李景珍，湖北吴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鄂城检公诉刑诉（2015）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吕某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同年4月17日，公诉机关依法建议本院延期审理。因案情复杂，经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董洁琼、黄玉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吕某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一、受贿罪
2008年至2009年期间，被告人吕某在担任鄂州市兽医站站长期间，因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于2008年1月、2月和8月先后三次下达给鄂州市畜牧兽医局由武汉中博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博公司）提供的春、秋两防及增补的动物疫苗供应计划中，至2008年12月份鄂州市兽医站仍有价值人民币28.8万元的强制猪蓝耳病疫苗没有从中博公司领用，故中博公司业务员陈某甲与被告人吕某联系，请吕对未领用疫苗的处置上给予关照。2008年12月的一天，被告人吕某在鄂州市星都宾馆与陈某甲用餐后，收受陈所送人民币5，000.00元，后吕将上述款项用于个人及家庭日常开支。2009年1月的一天，被告人吕某在武汉市圣宝龙酒店收受陈某甲所送人民币3，000.00元，并用于个人及家庭日常开支。
案发后，吕某向检察机关退出全部赃款。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及视听资某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吕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人民币8，00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提请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处罚。
二、滥用职权罪
2007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人吕某在担任鄂州市兽医站站长期间，滥用管理鄂州市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的职权，指使该站高级兽医师陈某乙（另案处理）将该站计划内疫苗指标或者疫苗倒卖给生产厂家中博公司、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公司）、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牧公司），并向上述厂家开具虚假领用证明，同时向湖北省畜牧兽医局虚报疫苗领用数据，致使上述疫苗未实际入库使用而被转手倒卖，给国家财政造成人民币138.32万元的损失。具体事实如下：
1、2007年9月左右的一天，被告人吕某以鄂州市兽医站经费紧张为由，将计划内未领用的45万毫升价值人民币36万元的猪蓝耳疫苗指标以人民币10万元的价格倒卖给中博公司，2009年12月又收到该公司疫苗款5.1万元。后中博公司从财政部门全额领取了鄂州市兽医站计划内猪蓝耳疫苗款。
2、2009年12月的一天，被告人吕某指使陈某乙以上述理由，将当年计划内剩余未领用的40万头份价值人民币17.6万元的口蹄疫猪苗以人民币14万元价格倒卖给天康公司，并为该公司出具该批疫苗的领用证明。后天康公司从财政部门全额领取了鄂州市兽医站计划内口蹄疫猪苗款。
3、2010年3月的一天，被告人吕某指使陈某乙以上述理由，将2009年计划内未领用的60.8万头份价值人民币24.32万元的猪瘟疫苗通过中牧公司业务员李某倒卖给该公司。陈某乙协助李某分批次将该疫苗转运至外省后，为中牧公司出具了该批疫苗的领用证明。后中牧公司从财政部门全额领取了鄂州市兽医站计划内猪瘟疫苗款。
4、同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吕某指使陈某乙以上述理由，将当年计划内剩余未领用的151万头份价值人民币60.4万元的猪瘟疫苗通过中牧公司业务员李某倒卖给该公司，并在陈某乙协助李某分批次将该疫苗转运至外省后，安排时任鄂州市兽医站办公室主任的刘某在向中牧公司出具的该批疫苗虚假领用证明上加盖兽医站公章。后中牧公司从财政部门全额领取了鄂州市兽医站计划内猪瘟疫苗款。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及视听资某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吕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提请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进行处罚。
被告人吕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同时辩解：按计划鄂州市每年均有大量疫苗剩余，不接收多余的疫苗而出具虚假领用证明，既可以节省存储、销毁费用，还可以向生产厂家收取一定金额的疫苗款解决本单位经费紧张问题，自己没有获取任何不当利益，请求从轻处罚。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吕某犯受贿罪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人受贿数额小，如实坦白、主动退赃，请求免予刑事处罚。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吕某犯滥用职权罪不成立，理由如下：1、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笔事实中，鄂州市兽医站2008年未从中博公司领取45万毫升价值36万元的猪蓝耳病疫苗，指控中博公司于2007年9月、2009年12月给付鄂州市兽医站人民币10万元、5.1万元，为上述疫苗的买断款，证据不足。2、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笔事实系陈某乙主动积极完成，非吕某指使，吕某代表鄂州市兽医站实收8万元，其余6万元系陈某乙个人受贿，不能合并计算。3、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强制免疫疫苗的计划由省级兽医部门制定，鄂州市兽医站只负责组织实施计划；强制免疫疫苗由省政府按计划统一采购，费用由财政直接支付，生产厂家按计划生产，采购人按计划付款，不是按实际使用量据实结算，鄂州市兽医站是否收货或出具收货证明不影响厂家结算货款，没有证据证实生产厂家凭鄂州市兽医站出具的虚假收货证明虚领了国家财政专项资金；鄂州市兽医站无权更改计划数量，其将大量用不完的疫苗未予收货而出具收货证明也是基于收了也用不完，还要承担存储、销毁等费用的实际情况，不收货而出具收货证明从厂家获取一定费用的现象在全省普遍存在，并非“倒卖”疫苗，故被告人的行为并没有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被告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要件不足。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罪
2008年至2009年，因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下达给鄂州市畜牧兽医局由中博公司提供的春、秋两防及增补的动物疫苗供应计划中，鄂州市兽医站有大量的强制猪蓝耳病疫苗未领用。故中博公司业务员陈某甲与时任鄂州市兽医站站长的被告人吕某联系，请吕对未领用疫苗的处置给予关照。2008年12月的一天，被告人吕某在鄂州市星都宾馆收受陈所送人民币0.5万元；2009年1月的一天，被告人吕某在武汉市参加会议期间收受陈某甲所送人民币0.3万元。
案发后，吕某向检察机关退出全部赃款。
以上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户籍证明、到案经过、鄂州市人民政府文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鄂州市编制委员会文件、个人简历及工作职责表、职务任免通知、武汉中博生物股份公司2008年疫苗计划入库差额情况说明、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文件、陈某甲笔记本复印件、湖北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证人陈某甲的证言及视听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人及辩护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滥用职权罪
2007年至2010年期间，鄂州市兽医站按计划应接收中博公司、天康公司、中牧公司生产的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被告人吕某时任该站站长，为解决该站经费紧张问题，其滥用管理鄂州市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的职权，私自或指使该站高级兽医师陈某乙（另案处理），将计划内多余的部分品种的疫苗不领取而向生产厂家开具虚假收货证明，同时向湖北省畜牧兽医局虚报疫苗领用数据，致使上述疫苗未实际在该站入库而被生产厂家顺利结算全部货款，给国家财政造成人民币138.32万元的损失。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7年9月左右的一天，被告人吕某以鄂州市兽医站经费紧张为由，收取中博公司人民币10万元，鄂州市兽医站则为该公司处理计划内未领用疫苗提供方便。2008年，中博公司按照供应计划，应向鄂州市兽医站生产供应猪蓝耳病疫苗60万毫升，鄂州市兽医站当年实际接收入库107万毫升（含其他公司供应数量），实际应用89.4万毫升，多余未领用中博公司45万毫升，价值人民币36万元。鄂州市兽医站对该45万毫升猪蓝耳病疫苗出具虚假收货证明。2009年12月中博公司又给付鄂州市兽医站人民币5.1万元。中博公司从财政部门全额领取了鄂州市兽医站计划内上述猪蓝耳病疫苗款。
（二）、2009年，天康公司按照供应计划，应向鄂州市兽医站生产供应猪口蹄疫疫苗140万头份，鄂州市兽医站当年实际接收入库100万头份，实际应用77.21万头份。多余未领用40万头份，价值人民币17.6万元。2009年12月的一天，被告人吕某指使陈某乙以上述理由，对该40万头份猪口蹄疫疫苗出具虚假收货证明，天康公司给付鄂州市兽医站8万元（陈某乙另受贿6万元，已判刑）。后天康公司从财政部门全额领取了鄂州市兽医站计划内上述猪口蹄疫疫苗款。
（三）、2009年，中牧公司按照供应计划，应向鄂州市兽医站生产供应猪瘟活疫苗175万头份，鄂州市兽医站当年实际接收入库138.2万头份（含其他公司供应数量），实际应用38.6万头份。多余未领用中牧公司60.8万头份，价值人民币24.32万元。2010年3月的一天，被告人吕某指使陈某乙以上述理由，对该60.8万头份猪瘟活疫苗出具虚假收货证明，中牧公司给付鄂州市兽医站人民币1.4万元。后中牧公司从财政部门全额领取了鄂州市兽医站计划内上述猪瘟活疫苗款。
（四）、2010年，中牧公司按照供应计划，应向鄂州市兽医站生产供应猪瘟活疫苗204万头份，鄂州市兽医站当年实际接收入库87万头份（含其他公司供应数量），实际应用40.21万头份，多余未领用中牧公司151万头份，价值人民币60.4万元。2010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吕某指使陈某乙以上述理由，对该151万头份价值人民币60.4万元的猪瘟活疫苗出具虚假收货证明，安排时任鄂州市兽医站办公室主任的刘某（另案处理）加盖鄂州市兽医站公章，中牧公司给付鄂州市兽医站人民币4万元。后中牧公司从财政部门全额领取了鄂州市兽医站计划内上述猪瘟活疫苗款。
以上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第一笔事实。
（一）、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下达的2008年全省疫苗供应计划书、2008年中博公司猪蓝耳病疫苗送货单、商品验收单、台账，证实：2008年中博公司按计划应向鄂州市供应60万毫升的猪蓝耳病疫苗，鄂州市兽医站领用了15万毫升，有45万毫升的猪蓝耳病疫苗未领用，价值人民币36万元。
（二）、中博公司2008年销售发货明细单及销货清单，证实：中博公司2008年向鄂州市供应了15万毫升猪蓝耳病疫苗。
（三）、湖北省财政直接支付凭证：证实中博公司收到湖北省财政部门拨付的2008年疫苗采购资金。
（四）、证人陈某甲（系中博公司工作人员）、温某（系中博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鄂州市兽医站在中博公司有计划内猪蓝耳病疫苗未领用，该公司于2007年9月、2009年12月分别给付鄂州市兽医站人民币10万元、5.1万元。中博公司从财政部门结算了鄂州市兽医站计划内猪蓝耳病疫苗全部资金。
（五）、中博公司文件、银行凭证，证实：2009年12月，中博公司向鄂州市兽医站以试验费的名义支付5.1元。
（六）、证人孟某（系鄂州市兽医站司机）的证言，证实：2007年的一天，其开车送吕某去武汉，吕从中博公司拿了10万元钱。
（七）、证人汪某（系鄂州市兽医站财务人员）的证言某其余0.5万元吕某说去省里产生了费用。
（八）、被告人吕某的供述，证实：鄂州市兽医站在中博公司有计划内猪蓝耳病疫苗未领用，该公司于2007年9月、2009年12月分别给付鄂州市兽医站人民币10万元、5.1万元，换取该站为中博公司处理计划内未领用疫苗提供方便。
二、第二笔事实。
（一）、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下达的2009年全省疫苗供应计划书、2009年天康公司猪口蹄疫疫苗送货单、商品验收单、台账，证实：2009年天康公司按计划应向鄂州市供应140万毫升的猪口蹄疫疫苗，鄂州市兽医站领用了100万毫升，有40万毫升疫苗未领用，价值人民币17.6万元。
（二）、记账凭证、银行帐证、资金到位表，证实：天康公司收到湖北省财政部门拨付的2009年疫苗采购全部资金。
（三）、技术服务协议及缴税单，证实：天康公司以技术服务费的名义支付鄂州市兽医站人民币8万元。
（四）、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实：其按照吕某的安排，向天康公司收取人民币8万元，对该公司2009年鄂州市计划内剩余的口蹄疫猪苗共计40万毫升不予领取。
（五）、证人康某、王某（系天康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二人给鄂州市兽医站8万元，吕某和陈某乙为天康公司出具了天康公司生产的2009年鄂州市计划内猪口蹄疫疫苗40万毫升的虚假收货证明。天康公司从财政部门结算了上述疫苗采购资金。
（六）、被告人吕某的供述，证实：鄂州市兽医站从天康公司获得8万元，该站将天康公司未发货的疫苗“处理掉”（出具了虚假收货证明）。
三、第三笔事实。
（一）、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下达的2009年全省疫苗供应计划书、2009年中牧公司猪瘟活疫苗送货单、商品验收单、疫苗台帐、商品验收单、中牧公司2009年送货签收单，证实：2009年中牧公司按计划应向鄂州供应175万头份的猪瘟活疫苗，鄂州市兽医站领用了114.2万头份，有60.8万头份疫苗未领用，价值人民币24.32万元。
（二）、2009年中牧公司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灭活疫苗销售合同、2008年-2012年湖北省发货、回款明细、汇兑支付凭证，证实：2009年中牧公司对湖北省供货的疫苗中牧公司已从财政部门结清了货款。
（三）、证人李某（系中牧公司业务员）的证言，证实：吕某和陈某乙为该站2009年计划内剩余未接收中牧公司生产的猪瘟活疫苗向中牧公司出具虚假收货证明，其支付鄂州市兽医站人民币1.4万元。
（四）、证人汪某的证言及记账凭某其收到中牧公司支付的人民币1.4万元。
（五）、被告人吕某的供述，证实：鄂州市兽医站收取中牧公司人民币1.4万元，对该公司2009年计划内多余的猪瘟活疫苗不予领取。
四、第四笔事实。
（一）、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下达的2010年全省疫苗供应计划书、2010年天康公司猪瘟活疫苗送货单、商品验收单、疫苗台帐、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运装箱单、送货签收单、陈某乙出具的共计151万头份的收条，证实：2010年中牧公司应向鄂州供应204万头份猪瘟活疫苗，鄂州市兽医站只领用了53万头份，有151万头份疫苗未领用并出具了领用证明，该未领用疫苗价值人民币60.4万元。
（二）、2010年中牧公司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灭活疫苗销售合同、2008年-2012年湖北省发货、回款明细、汇兑支付凭证，证实：2010年中牧公司对湖北省供货的疫苗中牧公司已从湖北省财政部门结清了货款。
（三）、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实：其按照吕某的安排，为鄂州市兽医站当年计划内多余未接收中牧公司生产的151万头份价值人民币60.4万元的猪瘟活疫苗向中牧公司出具虚假收货证明。
（四）、证人李某（系中牧公司业务员）的证言，证实：吕某和陈某乙为鄂州市兽医站当年计划内多余未接收中牧公司生产的151万头份价值人民币60.4万元的猪瘟活疫苗向中牧公司出具虚假收货证明，李某支付了4万元给吕某和陈某乙。
（五）、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其按照吕某的要求在151万头份虚假的猪瘟活疫苗领用证明上加盖了鄂州市兽医站公章。
（六）被告人吕某的供述，证实：其为中牧公司业务员李某对鄂州市兽医站2010年计划内多余未接收中牧公司生产的猪瘟活疫苗，出具了虚假收货证明，该证明由刘某盖章，收取了中牧公司4万元。
公诉机关还当庭提交下列综合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采信：
（一）、户籍资料，证实：被告人吕某于1955年10月22日出生，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二）、被告人吕某工作简历证明材料，证实：被告人吕某在2006年11月至2011年5月期间担任鄂州市兽医站站长职务，正科级，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
（三）、鄂州市畜牧兽医部门机构设置文件，证实：鄂州市兽医站的第一项工作职责是负责具体实施全市动物防疫工作及防疫疫苗的组织、储备和发放。
（四）、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的文件，证实：鄂州市兽医站对疫苗有验收确认和核准数量、查验生产日期、批号等相关职责。
（五）、鄂州市兽医站关于干部职责分工调整的报告，证实：鄂州市兽医站站长的工作职责是要对全站的工作负责，陈某乙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兽医业务工作和负责防疫制品的采购、贮备工作。
（六）、到案经过，证实：2013年4月22日，鄂州市人民检察院通知被告人吕某接受询问，其交待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受贿事实。
（七）、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其所在公司疫苗资金结算流程为公司向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提供鄂州市兽医站出具的疫苗领用证明，同时鄂州市兽医站就疫苗领用情况造表上报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将二者核对无误后出具疫苗资金核对发放书，进而向财政部门申请拨付疫苗资金，公司从财政部门结算相应的疫苗资金。
（八）、证人施某（原湖北省畜牧兽医局防控处处长）的证言，证实：疫苗资金结算流程为湖北省畜牧兽医局防控处根据鄂州市兽医站提供给疫苗供应厂家的领用证明与厂家核对疫苗发货数量，进而向湖北省财政部门申请拨付相应的资金。
（九）、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光盘，证实：鄂州市检察院反贪侦查部门对被告人吕某进行讯问的情况。
本院依法向现湖北省畜牧兽医局防控处处长杨松泉调查核实，2007年至2010年期间，疫苗生产厂家结算货款，需要各地向省畜牧兽医局所报的当年收货报表，该报表相当于确认收货。
本院依法向鄂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调取了本案涉及的疫苗计划、使用情况，并结合在案证据，证实：2008年，中博公司按计划应向鄂州市兽医站生产供应猪蓝耳病疫苗60万毫升，鄂州市兽医站当年实际总接收入库107万毫升（含其他公司供应数量），实际应用89.4万毫升，多余未领用中博公司45万毫升，价值人民币36万元。2009年，天康公司按照供应计划应向鄂州市兽医站生产供应猪口蹄疫疫苗140万头份，鄂州市兽医站当年实际接收入库100万头份，实际应用77.21万头份，多余未领用40万头份，价值人民币17.6万元。2009年，中牧公司按照供应计划应向鄂州市兽医站生产供应猪瘟活疫苗175万头份，鄂州市兽医站当年实际接收入库138.2万头份（含其他公司供应数量），实际应用38.6万头份，多余未领用中牧公司60.8万头份，价值人民币24.32万元。2010年，中牧公司按照供应计划应向鄂州市兽医站生产供应猪瘟活疫苗204万头份，鄂州市兽医站当年实际总接收入库87万头份（含其他公司供应数量），实际应用40.21万头份，多余未领用中牧公司151万头份，价值人民币60.4万元。本案涉及的疫苗在鄂州市实际入库使用数量大于应使用数量，鄂州市兽医站出具虚假收货证明的疫苗数量与计划内未领用的疫苗数量一致，本案涉及的疫苗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有大量剩余。
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合议庭评判意见如下：
（一）、关于指控中博公司支付的人民币15.1万元是疫苗买断款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该15.1万元虽未明确是支付鄂州市兽医站2008年未领用中博公司45万毫升猪蓝耳病疫苗的费用，但不影响被告人吕某的滥用职权行为致使国家资金遭受损失，不影响被告人构成犯罪。
（二）、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笔犯罪事实不是吕某指使陈某乙，吕某代表鄂州市兽医站实收8万元，陈某乙另外受贿6万元，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能全部由吕某承担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吕某与陈某乙一起参与了和天康公司工作人员的商谈，吕主动提出“处理”未领用的疫苗，天康公司给付鄂州市兽医站人民币8万元后，陈某乙为天康公司出具40万头份价值人民币17.6万元猪口蹄疫疫苗的虚假收货证明，实际是在吕的指使下按吕某的要求办理，并非陈某乙主动积极完成；在该笔犯罪中，鄂州市兽医站是否收到8万元，陈某乙是否受贿，均不影响天康公司凭鄂州市兽医站出具的虚假证明从财政部门结算疫苗款，给国家造成损失的后果发生，被告人吕某作为犯意的提起者和指使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鄂州市兽医站是否收货或出具收货证明不影响厂家结算货款，该站收取生产厂家疫苗“买断款”而出具虚假收货证明未造成国家资金损失，被告人吕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生产厂家结算疫苗资金应向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提供鄂州市兽医站出具的疫苗收货证明，鄂州市兽医站对于疫苗领用情况亦要造表上报湖北省畜牧兽医局，该局将二者核对无误后向财政部门申请拨付疫苗资金，生产厂家再从财政部门结算相应的疫苗资金。鄂州市兽医站出具的收货证明及疫苗领用情况表是生产厂家结算疫苗资金的必要条件，吕某出具虚假收货证明并将疫苗领用情况虚假造表上报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的行为，导致生产厂家未向鄂州市兽医站送货而从国家财政获取货款，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吕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人民币0.8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人吕某的受贿金额既未达到3万元数额较大的标准，亦未达到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受贿数额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数额标准，其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吕某犯受贿罪，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吕某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吕某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吕某作为单位负责人，指使陈某乙出具虚假收货证明，在与陈某乙共同实施的三笔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吕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吕某不构成受贿罪。
二、被告人吕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7月11日起至2018年7月10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 健
审 判 员 赵协中
人民陪审员 黄利平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吕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