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陕行终34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陕西省延安市新区北区。
法定代表人：薛鹏春，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涛，该管委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薛安，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国平，男，汉族。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学信，男，汉族，。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军平，男，汉族。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科平，男，汉族。
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炳峰，北京晏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延安市新区*号楼。
法定代表人：薛占海，市长。
委托代理人：冯海浪，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一审第三人：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延安市
宝塔区南关正街。
负责人：聂涛生，常务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续甫卫，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曹雨，陕西厚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延安新区分局。住所地：延安市新区管委会*号楼*楼。
法定代表人：韩君，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杰，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亢文斌，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延安新区管委
会）因被上诉人杨国平、杨学信、杨军平、杨科平（以下简称杨国平等四人）诉其和一审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一审被告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一审第三人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延安新区分局房屋行政强制拆除一案，不服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行初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延安新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张涛、薛安，被上诉人杨国平及杨国平等4人委托代理人王炳峰，一审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冯海浪，一审第三人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续甫卫、曹雨，一审第三人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延安新区分局委托代理人李杰、亢文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经审理查明：杨国平等4人以其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桥沟镇xxx村的房屋被违法拆除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9日。在本案庭审中，延安新区管委会代理人认可本案拆除行为系该单位实施。房屋拆除之后，2014年10月16日，延安新区管委会与杨国平等4人分别签订了《延安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按协议向杨国平等4人支付了补偿款。
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本案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三、延安新区管委会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关于争议焦点一，杨国平等4人在起诉状中自称其房屋于2013年12月3日被强制拆除，而且被告和第三人均以该时间点计算，认为起诉超过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9日，并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关于争议焦点二，杨国平等4人提起本案诉讼后，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起诉延安市人民政府和延安新区管委会，该院在重审期间将延安市人民政府和延安新区管委会追加为本案被告，故对延安市人民政府和延安新区管委会的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关于争议焦点三，延安新区管委会因城市建设需要，可以征收集体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屋，但应当遵循法定的程序和步骤，并应依法及时解决补偿问题。本案中，延安新区管委会未能举证证明拆除前听取过原告的陈述、申辩，而且在未达成补偿协议前已先行拆除原告的房屋，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但考虑到被告因城市建设实施拆除行为，确属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且在拆除后与原告签订了补偿协议，并支付了补偿款，对原告的损失进行了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应确认延安新区管委会拆除行为违法。遂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执行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确认延安新区管委会拆除杨国平等4人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桥沟镇杨家岭村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延安新区管委会承担。
延安新区管委会上诉称：（一）杨国平等4人存在滥诉行为，应当驳回其一审诉讼请求。2015年开始，杨国平等4人围绕涉案房屋征收拆除进行多次诉讼，是为了获得额外补偿款，其与杨国平等4人已达成协议，补偿利益也已实现，但杨国平等4人不顾行使诉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变换理由诉讼，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本案强制拆除不具有可诉性。杨国平等4人已就征收拆迁补偿行为提起诉讼，延安中院已作判决，现又就强制拆除行为进行诉讼，不符合起诉基本要件。（三）一审判决以会议纪要认定其程序违法错误。安置补偿协议明确协议签订后腾空房屋，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补偿款，可见签订协议时房屋并未拆除。即使认定会议纪要复印件真实，但其于2014年8月21日作出拆除决定，10月16日签订补偿协议，之后实施拆除也是合理的，不能认为拆除决定在签订协议前，就认定拆除行为发生在补偿协议前。（四）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杨国平等4人于2015年提起拆除行为违法诉讼，追加其参加诉讼时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国平等4人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杨国平等4人承担。
杨国平等4人答辩称：（一）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可诉的行为。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独立、具体的行政行为，对其权利义务有实质影响，审判实践中也将此类行政行为作为可诉的行政行为。（二）本案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其于2015年通过信息公开知道实施拆除主体，随即提起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三）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在未签订协议情况下其房屋被拆除，且拆除前延安新区管委会未按照行政强制法的要求履行听证、告知等程序。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
延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其没有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不是本案所涉行政主体，对本案上诉请求不发表意见。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述称：其没有组织强拆，区政府不承担责任，具体意见同一审答辩意见。
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延安新区分局述称，其意见同一审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中，除延安新区管委会认为其是补偿主体非拆除主体、拆除行为在协议签订之后外，对其他事实当事人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附卷材料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查内容包括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可诉、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三个问题。
关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可诉问题。《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提起行政诉讼。该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系对杨国平等4人房屋实施的行政行为，杨国平等4人作为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该拆除行政行为对其合法财产权造成了影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
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发生于2013年，起诉期限应当依法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即应当适用《执行解释》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杨国平等人房屋被拆除，延安新区管委会并未告知其诉权或者起诉期限，因此，本案的起诉期限应当最长计算2年，即从杨国平等4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房屋被强制拆除之日起计算，至杨国平等4人提起诉讼时止。延安新区管委会一审对杨国平起诉状中陈述其房屋被拆除的时间（即2013年12月3日）未提出异议，称其合法强制拆除但未提供拆除实施时间的证明，二审时也主张起诉期限应当从此时起计算，因此，其不认可该强制拆除时间，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起诉期限应当从此时起计算2年，即在2015年12月2日前起诉，不超过起诉期限，延安新区管委会认可本案起诉时间是2015年8月19日，故本案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延安新区管委会认为2017年本案发回重审其被追加为被告时起诉期限已超过的观点，因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计算至起诉之日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问题。《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杨国平等4人的房屋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前被拆除，延安新区管委会未提供杨国平等4人交付该房屋并同意拆除的证据，也未证明其在拆除该房屋前依法履行了告知等程序，不符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基于公共利益考虑，确认该拆除行为违法并无不当。
综上，延安新区管委会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建军
审判员 杨成会
审判员 王 勇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鱼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