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5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合创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住所地丰顺县汤坑镇湖下开发区铜湖路22-23号。
法定代表人陈丹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付强，男，1983年3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恒泰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西里56号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邓余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志刚，男，1993年1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智远，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合创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创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恒泰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商）初字第11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蒋巍担任审判长，法官李冉、霍思宇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泰通公司在一审起诉称：2014年11月11日，恒泰通公司与合创公司在通州区乔庄村梨园南街工地签订一份《排水板材料采购合同》，约定合创公司购买恒泰通公司排水板及土工布，合同价暂定50万元。合同签订后，合创公司指定的收货人谭×依约定电话通知恒泰通公司，将货物分期送达合创公司承建的滨江帝景项目工地——乔庄村梨园南街工地。2014年12月18日，双方进行结算，结算货款356472元，双方遂签署《供应商供货明细表》。按照约定合创公司应于2014年12月30日前支付货款，但合创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未付。故恒泰通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1.合创公司支付货款35647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5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合创公司承担。
合创公司在一审答辩称，恒泰通公司提起诉讼的依据是合同，合同中没有合创公司的盖章以及法人签字，对合创公司没有效力，本案与合创公司无关，合创公司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故不同意恒泰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合创公司系滨江帝景项目二期住宅楼项目（以下简称滨江项目）的施工单位。
恒泰通公司称其与合创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具体向合创公司供应排水板、土工布，用于做地下车库的顶板，并提交2014年11月15日签订的《排水板材料供货合同》予以佐证。该合同中约定：项目名称为滨江项目，工程地点为北京市通州区乔庄村梨园南街，购货单位为合创公司（谭×1），供货单位为恒泰通公司，供货范围为合创公司承建的滨江项目的排水板；货品验收约定为合创公司委托谭×代表其签署《供货通知单》、《收料单》、《月度材料（设备）对账汇总表》，双方书面确认的《收料单》为验收合格及办理结算的依据，并手写注明仓库收货员为黄大荣；材料价格约定为排水板材料按合同附件一《产品及价格清单》为双方最终结算综合单价，本合同材料暂定总价为50万元；付款约定为本合同无预付款，执行月结，合创公司于次月30日前按供货单位前一个月供货总额的80%支付给恒泰通公司，供货结束且结算审核完成合创公司于30日内无息付清，合同落款处加盖合创公司滨江项目部专用章及谭×1的人名章。附件一《产品及价格清单》上载明：产品名称为排水板，计量单位为平米，暂定数量为35714，综合单价为14元，备注注明包括土工布。此外，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创公司对合同不予认可，称合同上的项目章系伪造，谭×1与其之间实为挂靠关系，双方约定项目章不能用来对外签订材料，谭×1亦曾向合创公司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凡属其对外签订的合同，相关权利义务均由其承担，与合创公司无关，合创公司对相关合同当事人如有付款，也均属受其委托支付，并不发生相关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的效果。此外，合创公司称即便合同对其发生效力，依据合同相关规定，双方并未结算审核，即便代谭×1承担义务应该支付应付货款的80%，剩余20%应待审核后再无息付清。
恒泰通公司称其于2014年11月22日至同年12月18日履行了供货义务，并提交6张出库单原件、2张出库单复印件及供应商供货明细表复印件予以佐证。其中，6张出库单原件上载明：对方科目为北京滨江帝景，名称为排水板3.0，单位卷，单价12.8元／㎡，规格为2.4米＊12米，合计数量为660；名称为黑无纺布150克，单位卷，单价1.20元／㎡，规格为3米＊100米的数量为47，规格为4米＊100米的数量为9，且送货单上手写谭×和黄大荣字样的签字。恒泰通公司称出库单上载明的黑无纺布即是土工布，规格为3米＊100米或4米＊100米的土工布单价一致，单价都是1.20元／㎡。合创公司对上述单据不予认可，称谭×、黄大荣均不是其职员，而是谭×1的工人，应由谭×1承担责任，并提交工资发放表予以佐证。工资发放表的抬头为北京洪泰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14年6月工资发放表，内容记载了总裁谭×1、仓库主管黄大荣及采购主管谭×的具体工资发放情况。合创公司称该工资发放表系谭×1向其提交，约定由其代付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恒泰通公司称该表可以证明谭×1、谭×、黄大荣均是在合创公司涉案工地上干活的人，是工地的管理者。此外，合创公司认可涉案滨江项目的地下车库使用了恒泰通公司供应的排水板，但称没有使用土工布，亦不能确定排水板的数量。恒泰通公司称排水板和土工布必须结合使用，才能起到作用。后应恒泰通公司申请，本院组织双方到现场勘验，涉案地下车库的顶板裸露处可以看到排水板，其上覆盖着黑色的土工布，合创公司称按照技术规范，排水板和土工布需要结合使用，但称其不只使用了恒泰通公司的货物，亦不能确定使用数量。
一审另查，2013年9月，合创公司与案外人谭×1就北京通州永顺住宅项目二期一区建筑安装工程签订《联营施工合同》，其中约定：为确保按期完成北京通州永顺住宅项目二期一区施工任务，双方自愿组成联营合作施工共同体，共同承担该工程的施工；联营方式为统一使用合创公司（谭×1）的施工标牌和称谓，分工如下，合创公司负责对联营承包工程的总体协调，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生产、施工进度、文明施工进行指导、监督，负责协调建设方与谭×1办理工程量核定、付款、结算等手续，谭×1全面负责组织承包范围内工程的具体施工及相关工作；用章管理及使用约定为项目部印章不能对外签订分包、劳务、购销、租赁、担保、借贷款等经济内容的法律文书。
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合创公司称其向谭×1已结工程款已超过谭×1已完工工程的造价，合创公司不欠付工程款，其中有一部分是接受谭×1的委托而代为支付款项，实际付款义务人为谭×1，并提交造价咨询报告书、付款凭证、委托付款函、予以佐证。恒泰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与本案无关，是合创公司与谭×1之间的内部结算行为，合创公司是实际受益人和货物的实际使用人，应当支付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恒泰通公司与合创公司签订的《排水板材料供货合同》加盖了合创公司滨江项目部专用章及谭×1的人名章，且合创公司承建了滨江项目，虽合创公司称该项目专用章系伪造，但合创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联营施工合同》中载明其与谭×1自愿组成联营合作施工共同体，共同承担该工程的施工，联营方式为统一使用合创公司（谭×1）的施工标牌和称谓，对项目部印章的使用也进行了约定，合创公司亦称其与谭×1之间实为挂靠关系，且使用了恒泰通公司供应的排水板，故综合本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对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恒泰通公司向合创公司供货，合创公司理应给付货款，现合创公司拖欠货款未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及赔偿损失的责任。关于供货金额，合创公司称谭×、黄大荣、林银凤是谭×1的工人，谭×1负责涉案工程的具体施工及相关工作，结合合创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表，足以认定谭×等作为涉案工地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其代表合创公司在出库单上的签字有效。故一审法院对6张出库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另2张出库单及供应商供货明细表，因恒泰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原件，合创公司对此亦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恒泰通公司要求合创公司支付货款35647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经核算，支持其中的264542.4元。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依据双方合同约定，本合同无预付款，执行月结，供货结束且结算审核完成合创公司于30日内无息付清，恒泰通公司要求合创公司给付自2015年1月18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该日期已晚于恒泰通公司最后一次出库单原件载明的时间即2014年12月7日后的一个月，故一审法院对恒泰通公司要求合创公司给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此外，对于合创公司辩称双方并未结算审核，即便代谭×1承担义务应该支付应付货款的80%，剩余20%应待审核后再无息付清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结算审核行为系双方行为，需双方配合才能完成，恒泰通公司已履行供货义务，合创公司至今未给付货款，该行为已构成违约，双方未结算审核不应成为合创公司拒付全部货款的正当理由，故一审法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合创公司辩称其与谭×1已将工程款结算完毕的意见，本院认为，此系双方的内部结算行为，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故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广东合创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恒泰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货款二十六万四千五百四十二元四角；二、被告广东合创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北京恒泰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应付未付款项为基数，自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八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北京恒泰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合创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一、合创公司并非诉争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创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审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理应驳回恒泰通公司的诉讼请求。1.从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恒泰通公司的真实意思系与案外第三人谭×1签订货物买卖合同。恒泰通公司一审庭审时称，诉争合同签订时系其与谭×1实际签订，且称其清楚谭×1与合创公司为“挂靠关系”，无论恒泰通公司认定的合创公司与谭×1之间的关系是否准确，均证实其在签订合同时明晰合创公司与谭×1为两个独立的责任主体，其真实意思系与谭×1签订合同、建立买卖合同关系。2.从诉争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购货单位相关联系人谭小健及黄大荣均系谭×1所雇佣的人员以及第十三条第6点约定的购货单位通讯地址为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经海一路科创14街汇龙森科技园31楼号A栋非合创公司公司住所地或实际办公地点可知，诉争合同的相对方非合创公司而是谭×1。3.通过《供应商供货明细表》及《出库单》上代表购买方签字确认的谭×、黄大荣及林银凤均为谭×1所雇佣的人员可知，诉争合同的履行系恒泰通公司与谭×1之间进行，合创公司并未接受过恒泰通公司的任何货物亦未向其支付过任何货款。进而也进一步合理推断出，谭×1为诉争合同的实际买受人。4.一审法院依据诉争中签字盖章处出现的所谓“广东合创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滨江项目部专用章”认定系谭×1以合创公司的名义与恒泰通公司签订合同属事实认定不清。（1）合创公司并无该枚印章，诉争合同中的所加盖的印章系伪造。关于这点，合创公司一审时不仅提交了北京市建委颁发的《北京市建筑业企业档案管理手册》予以证实，而且口头申请过印章真伪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以无法鉴定为由未予批准该。合创公司认为，即便无法通过鉴定核实该枚印章的真伪，一审法院亦应当在合创公司提出追加诉争合同的实际买受人谭×1为被告的申请时予以批准，通过询问印章的实际加盖人谭×1核实印章的真伪。（2）该枚印章的加盖存在二点明显的可疑之处。第一，关于印章的加盖，合创公司内部有严格的规定，作为一份正式的合同，签字盖章处所加盖的印章理应为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而诉争合同中所加盖的却为“项目部专用章”。第二，印章的名称为“广东合创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滨江项目部专用章”，而合创公司与谭×1签订的《联营施工合同》中涉及的项目为“滨江帝景项目”而非“滨江项目”，在并无“滨江项目”存在且“滨江项目”亦非“滨江帝景项目”简称的情况下，如果合创公司刻制所谓的“项目专用章”，作为一家建筑行业实力雄厚、运转良好、管理规范的大型企业是不可能允许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印章存在的。（3）一审法院依据合创公司与谭×1签订的《联营施工合同》中存在关于项目专用章的约定即认可该枚印章的真实性，合创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过于牵强和草率，因为该合同系套用其他合同模版所拟定，联营合同中虽有关于项目专用章的约定但在涉案滨江帝景项目工程施工中并未实际刻制任何项目专用章。退一步讲，即便刻制有项目专用章亦无法证实诉争合同中加盖的印章即为实际刻制的项目专用章，且联营合同同时约定项目专用章不得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通过这点约定也可以对诉争合同中加盖“项目专用章”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简言之，合创公司并非诉争合同的当事人，恒泰通公司要求合创公司承担诉争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理应驳回恒泰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认定合创公司与谭×1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根据合创公司与谭×1之间签订的《联营施工合同》及合创公司的陈述认定合创公司与谭×1之间为挂靠关系，进而判令合创公司向恒泰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合创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两者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1.合创公司通过正常的招投标方式的与涉案滨江帝景项目的开发方（北京合生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安装施工合同》并将合同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备案。后，合创公司与不具有施工资质的自然人谭×1签订《联营施工合同》。《联营施工合同》明确约定，合创公司不参与工程施工、仅收取管理费，谭×1具体负责工程实际施工且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因此，根据双方《联营施工合同》的真实意思以及转包与挂靠的区别来看，合创公司与谭×1之间名义上为联营关系而实际上为转包关系，合创公司为转包人、谭×1为实际施工人，两者均为独立的责任主体。2.一审法院作为案件的审判者，不能仅根据合创公司的错误理解即认定合创公司与谭×1之间为挂靠关系，因为法院并非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或自认而是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案件所涉不同主体间的的法律关系进行正确的判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合创公司与谭×1为挂靠关系，由于恒泰通公司在签订诉争合同时即明知谭×1与合创公司为所谓的挂靠关系，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五》第四十七条对于“在建筑行业的挂靠经营中，挂靠者以被挂靠者的名义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被挂靠者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明确答复“如果合同相对人对于挂靠事实明知，首先由挂靠者承担责任，被挂靠者承担补充性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合创公司的申请追加谭×1为第一被告且应当判令首先由其承担违约责任。合创公司再次向二审法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一审虽已经提交，但一审法院没有允许。谭×1不具备施工资质，签订的联营合同无效，即便公章是真实的，谭×1和恒泰通公司签订的合同对合创公司也应该是无效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恒泰通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恒泰通公司承担。
合创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恒泰通公司针对合创公司的上诉理由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合创公司的上诉请求。谭×1与合创公司之间有明确的合同约定，谭×1与恒泰通公司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是合创公司与恒泰通公司签订的合同，谭×1代表合创公司行为，合创公司与谭×1之间是内部约定不得对抗恒泰通公司。谭×1与恒泰通公司签订的合同第6条有明确约定且公章由合创公司管理人员掌管，谭×1的行为是合创公司认可的行为。合创公司与谭×1是挂靠关系，合创公司在一审中已经认可。恒泰通公司有权要求作为被挂靠人的合创公司承担责任。关于合创公司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书，二审不是追加被告的程序且应该在上诉期内提交，谭×1不是必须参加的共同诉讼人。
恒泰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恒泰通公司向本院提交的《排水板材料供货合同》、出库单，合创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联营施工合同》、工资发放表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恒泰通公司和合创公司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双方签订的《排水板材料供货合同》加盖了合创公司滨江项目专用章及谭×1的人名章，且合创公司承建了滨江项目。其次，合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联营施工合同》中载明合创公司与谭×1自愿组成联营合作施工共同体，共同承担该工程施工，联营方式为统一使用合创公司（谭×1）的施工标牌及称谓，对项目部印章使用也进行了约定，且合创公司亦称其与谭×1之间实为挂靠关系，且使用了恒泰通公司供应的排水板。综合全案案情，本院认为恒泰通公司签订《排水板材料供货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系合创公司。合创公司主张合同相对方系谭×1故应追加其为被告，本院认为合创公司与谭×1系内部关系，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故不予采纳合创公司上述主张。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恒泰通公司向合创公司供货，合创公司理应给付货款，现其未付货款，已经构成违约，故应承担继续履行及赔偿损失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324元，由北京恒泰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90元（已交纳），由广东合创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负担263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5268元，由广东合创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 巍
代理审判员 李 冉
代理审判员 霍思宇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罗雅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