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53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市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潘德宝，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珊，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丽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安晓莉，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晓莉，女，1970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山东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大震，山东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济南市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历下三院）因与被上诉人济南丽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济南丽悦酒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0191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历下三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0191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济南丽悦酒店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济南丽悦酒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在认可历下三院提供的《接处警登记表》真实性前提下，认为该表内容无法证明侵权事实存在，却始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亦未要求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对此进行举证，即认可其主张、进而否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1条：“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第70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在认可《接处警登记表》真实性的基础上，对历下三院证明内容提出异议，认为该登记表无法证明存在侵权事实，却自始至终未提供任何证据反驳该表所载情况以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历下三院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接处警登记表》是公安机关接到历下三院报警后，到达现场、并经过对涉案双方的询问后出具的文书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该登记表记载有涉案双方的身份信息、亲笔签名及民警对处警结果的记载，与涉案纠纷具有紧密的关联性，足以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却否认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否认该证据反映的侵权事实的存在，与事实不符，且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自始至终未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以证明其主张，证据不足，对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但原审法院在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无任何证据的基础上，认可了其主张，显然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二、历下三院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接处警登记表》所载内容，足以证明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侵权事实存在，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的同时否定了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属事实认定不清，原审法院未按法律规定对该证据进行审查，属适用法律错误。涉案纠纷发生时，历下三院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但民警赶至时侵权行为已经结束。于是，民警对本案现场进行了勘察、并于济南丽悦酒店大堂对涉案双方代表进行了询问、录音，安晓莉对砸毁历下三院灯牌一事向出警民警直认不讳，因双方当场协商未果，民警制作案由为“毁坏单位财物”的《接处警登记表》一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5条之相同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根据《接处警登记表》所载内容可知：安晓莉在该表“简要警情”处，留下了名称、姓名、已告知双方协商解决。”对此表内容，涉案双方代表在该表的“当事人”栏目里均签字确认。另，根据该表记载，涉案纠纷的警情级别为“二级警情”，属于较严重的违法行为范畴。若没有涉案纠纷存在，民警在制作《接处警登记表》时应当会进行虚假报警的相关记载，或该项报警的警情级别将作为“无效警情”登记；若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与本案纠纷无关，其名称和姓名就不会出现在民警的记录上，也不会对该表上的警情描述及处警结果，不提异议反而签字确认。民警询问结束后，如果涉案纠纷并非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所为，该民警就不会在处警结果处写明，已告知涉案双方协商解决。如果真如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所言，其未实施侵权行为，涉案双方根本不必进行任何协商。公安机关出警记录虽然记载的简略概括，但上述内容，足以或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了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实施了本案侵权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8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审法院断章取义，认可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在毫无证据下的“该表上记载是报警人陈述”无法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主张，却无视通常的逻辑判断、违背上述法律规定的审查原则，对该证据反映的整体情况、民警对“处警结果”的记载等内容视而不见，未能全面、客观的审核、判断该证据，虽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却否定该证据的证明力、否认涉案纠纷侵权事实的存在，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法院对历下三院提交的纸质照片证据认定为电子数据，从而以历下三院未提供原始载体直接不予采信，亦未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相关审查，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证据包括：（二）书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6条：“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试点工作的通知》第14条：“（五）书证，是指以纸张为主要载体，以文字、数字或者图形为主要形式，记录有关案件事实内容或者信息的文件；（七）音像、电子证据，是指以磁带、光盘、胶片或者电子芯片等储存的信息，记述有关案件事实的资料。”本案中，历下三院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系涉案纠纷发生时拍摄的现场照片，该证据以纸张为载体，直接呈现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人员暴力拆除发光灯牌时的连续情景，属于书证范畴且是直接证据，而非存储于光盘、U盘等电子介质中的数据，不需要通过计算机交换系统才能展示并观看，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电子数据的含义，原审法院机械的认为通过智能手机拍摄的照片一概属于电子数据显然是对上述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属适用法律错误。历下三院提交的纸质照片系历下三院工作人员于涉案纠纷发生时，公开、当场拍摄，来源与形式合法，而非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所取得的证据，且能直接展现历下三院发光灯牌被暴力拆除的情景，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证据要件，应予认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6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故，18张不同形态的现场照片与《接处警登记表》均以其内容来直接证明涉案纠纷的侵权事实，具有关联性可以互相印证，原审法院应综合审查以判断涉案纠纷事实情况，但其不仅错误要求历下三院就非电子数据提交原始载体，并以此为由否定历下三院的书证证据，且割裂各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分别予以否定，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法院对历下三院提交的《政府采购合同》及《报价单》等证据均予以确认，却仍旧认为被损毁发光灯牌的价值无法确定，属事实认定不清。历下三院被损毁的发光灯牌是通过政府采购程序购买的，供应商只需要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进行总价（包死价）报价即可，根据历下三院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包含被损毁灯牌在内的三组发光标识的总价格为74716.64元，历下三院根据采购合同亦已履行完毕付款义务。灯牌供应商已经根据其就三组灯牌所使用的材料、人工及辅材等的不同，向历下三院出具了分项单价明细，即《报价单》归档保存。此明细上的分项内容与招标文件的清单、政府采购合同内清单均可一一对应，分项价格与投标文件中的报价明细也可逐一对应，真实有效。由此可知，三组灯牌中的“1.4m×1.4m×12个字”中型发光灯牌，即被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砸毁的发光灯牌价值为21651.54元，是历下三院的实际损失。原审法院对该组证据认可，却否定其体现的物品价值，属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9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故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应按照被砸毁灯牌的实际价值予以赔偿，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6年9月1日计算至付款之日。
历下三院系由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涉案被损毁的发光灯牌系历下三院经财政部门审批，通过政府招投标程序以财政资金采购的，牌匾标识，属于历下三院合法所有。该标识设立于历下三院承租建筑物外墙，体现历下三院单位名称，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称历下三院安装该灯牌未取得许可，于法无据，原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广告牌，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济南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户外广告设置是指利用公共、自有或者他人所有的建(构)筑物、市政设施、道路、广场、空间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等载体(以下统称户外广告设施载体)设立户外电子显示屏(牌)、灯箱、霓虹灯、展示牌、招贴栏、实物模型、充气物、广告彩旗、布幔、横幅等设施(以下统称户外广告设施)用于发布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的行为。而牌匾标识指楼宇名称、单位标识、商店牌匾等，包括政府机关门口的牌子，都属于此类，与户外广告不同，其功能是用来指引、告知，而非营利宣传，对此济南市政府颁布了《济南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文本（通则）》进行统一规范。由此可见，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由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历下三院于2015年经财政部门审批，委托山东兴联招标有限公司，就自身新院区的显示医院名称的发光标识进行政府采购并安装的发光灯牌（含被损毁部分），即属于牌匾标识。历下三院将其安装于合法承租的建筑物外墙，已通知出租人，且并无违法违规之处，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主张被损毁灯牌不合规，于法无据。退一步讲，即便历下三院安装灯牌有不合规之处，也应由国家相应权利机关去调整处理，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作为民事主体以历下三院发光标识影响其经营为由、公然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拆除，性质恶劣，严重侵犯了历下三院的合法权益，应予赔偿。而原审法院将牌匾标识错认为广告牌，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六、原审法院无视历下三院涉案发光灯牌，即牌匾标识的国有资产属性，拒绝依职权对涉案纠纷发生时的出警民警进行调查询问，以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历下三院系由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按照规定，历下三院如需添置设施设备、进行装饰装修等项目，均要提前向政府财政部门报审，审批通过后，方可通过政府采购程序来选择确定合适的供应商，所采购的项目随后成为历下三院的固定或非固定资产，其中固定资产需要上报国有资产管理平台进行备案登记，涉案被毁的发光灯牌即属此类。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违法私自拆毁的发光标识实际上属于国家财产，其侵犯的是国家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7条：“符合本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本案中，历下三院在事发时已经第一时间报警处理，出警民警也进行了现场勘查及双方询问，其对本案涉及纠纷的真实情况最为了解且公正，且其已经表示会配合法院的调查询问。退一步讲，即便按照原审法院理解，涉案灯牌不属于国家财产、侵犯的也不是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原审法院亦应为查清案件事实以作出公正裁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下，向出警民警进行调查询问，但原审法院对历下三院的申请均予以拒绝，属适用法律错误。
七、原审庭审过程中，并未进行法庭辩论程序，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属严重违法法定程序，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325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原审庭审时，代理律师经法官允许，暂时离开法庭去征询历下三院关于本案是否同意调解及汇报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的调解意见，待代理律师回到法庭时，却发现原审法官已经离开法庭，仅留两名人民陪审员和书记员在场，且庭审笔录已经打好，代理律师向书记员主张尚未进行法庭辩论，历下三院就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当时发表的质证意见需要发言，但庭审程序却并未恢复，无奈之下，代理律师只好将庭审笔录中记载的“进入辩论程序，原告的辩论意见为坚持诉讼请求”（大意）修改为“辩论意见见代理意见”（大意）。原审法院省略法定审判程序，使历下三院丧失辩论机会，侵犯了历下三院的法定权利，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
八、安晓莉于本案发生时仅系丽悦酒店管理公司的股东，故尽管其声称实施侵权行为的目的是基于维护酒店经营利益，但亦非职务行为；且安晓莉安排的数人在济南丽悦酒店经营的领域内对历下三院灯牌进行砸毁，济南丽悦酒店对此知情、并提供了便利条件，事后更代表酒店就砸毁发光灯牌一事接受民警询问，对民警的处警结果也未提异议并签字确认。根据《侵权责任法》之规定，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就其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安晓莉于事发时仅是济南丽悦酒店的股东之一，并未担任公司职务，尽管其向历下三院及出警民警声称，砸毁历下三院灯牌是基于灯牌影响了酒店外观形象，出于酒店利益考虑而为，但其行为仍不属于职务行为。另，济南丽悦酒店管理下的亚朵酒店，于事发时正常经营，且安晓莉安排的数名砸毁灯牌之人，系在亚朵酒店四楼房间外的连廊上，对历下三院安装于外墙的发光灯牌进行暴力砸毁的，济南丽悦酒店对此不但知情，且提供了场所、工具等便利条件，亦对历下三院财产权利构成了侵犯。事发后，安晓莉作为酒店代表，与历下三院工作人员在酒店大堂内，共同接受出警民警的询问，并在《接处警登记表》签字，均可证济南丽悦酒店对安晓莉的行为知情且认可。因此，安晓莉与济南丽悦酒店作为共同侵权人，因对历下三院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综上，原审法院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涉及的全部证据进行全面、客观、关联性的审查，且对证据属性认定错误而予以直接否定，对涉案发光灯牌的性质认定错误，拒绝履行法定职权，违法法定审批程序，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撤销原判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
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辩称，一、历下三院没有证据证明侵权事实的存在和具体的侵权行为人。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的解释》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历下三院在一审中起诉要求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赔偿广告牌拆毁损失，举证责任在历下三院方，其只是提供一份《接处警登记表》且该表内容也只有其自己的陈述，无法证实侵权事实的存在，更无法证明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是侵权行为人，因此历下三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历下三院上诉理由中充满其主观臆想，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二、照片这组证据是无效证据。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认为1、该组照片无法确定是否是现场拍摄，也无法证明广告牌是如何损毁，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无法确定。2、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应提交证据原始载体或原件，本案中历下三院无法提供照片原始载体，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因此该组照片不能作为证据的到法院的认定，一审法院审理无误。三、历下三院提交的政府采购合同只是表明了合同的总价款，本案损毁的广告牌并非合同全部标的，无法确定损毁的具体价值。四、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广告牌属于历下三院通过招投标方式安装了发光的铝板字广告牌，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五、一审法院组成合议庭依法审理案件，进行法庭调查，允许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进行辩论，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也在庭审笔录中签字予以认可，不存在历下三院所说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另外，历下三院认为庭审程序违法应提交证据证明。六、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认为侵权行为不存在，与历下三院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历下三院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历下三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赔偿归属历下三院所有的铝板字发光灯牌费用计21651.54元，并自2016年8月29日起至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付款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历下三院与济南丽悦酒店系租赁同一建筑物不同部分的相邻单位。历下三院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在租赁的建筑物上安装了发光的铝板字广告牌。历下三院主张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将其安装的广告牌上的字拆毁，给其造成了财产损失，遂引起本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历下三院要求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赔偿给其造成广告牌拆毁的损失，应当就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存在拆毁其广告牌的侵权行为进行举证。本案中，历下三院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历下三院所主张的发光铝板广告牌字具有拆毁的事实，且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广告牌铝板字的拆毁系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所为。故对历下三院要求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赔偿其所有的铝板字发光灯牌费用及利息的诉求，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历下三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元，由历下三院负担。
二审期间，历下三院提交发光灯牌拆除的现场视频光盘一份，视频是历下三院工作人员现场拍摄，证明下命令拆除历下三院发光灯牌的是济南丽悦酒店及其股东安晓莉。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质证称：历下三院未提交视频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视频来源无法明确，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从视频中只能够看到是几个人在拆除广告牌，该行为是正常的拆除行为还是侵权行为无法从中确认。且两名女士还有其中一名男士谈话中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身份，即便历下三院与济南丽悦酒店系租赁同一栋楼的邻居，但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也不应主观推断该行为是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所为，该视频无法证明拆除广告牌的行为是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所为。历下三院申请证人刘海啸出庭作证，证人刘海啸陈述济南丽悦酒店砸坏历下三院发光灯牌，双方引发争执，后刘海啸报警。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认为，刘海啸是历下三院的员工，与历下三院存在利害关系，该份证言的证明力请法庭酌情认定。
在上述视频证据中，有几人正在拆除历下三院字牌，双方发生纠纷。视频中7分40秒处有女声说道：“别人不这么跟我说，不这么弄的话，我能从这里干酒店吗。”8分10秒处有女声说道：“都揭起来吧，影响了我们的业务，我们是倾家荡产做的这个酒店。”8分24秒处有女声说道：“越闹大越好，110来了最好了。”8分40秒处有男声说道：“把他这个第字给拆了。”同时，《接处警登记表》记载，报警人刘海啸，报警内容为报警称对方5、6人拆楼上字体，不知原因。视频中人数与报警所称人数一致。综合以上，视频光盘内容、《接处警登记表》内容、证人刘海啸的证言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另，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事发时涉案灯牌尚有三个字未安装。
历下三院一审提交的《政府采购合同》载明的合同金额与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的金额一致，均为74716.64元，能够证明历下三院已经向发光灯牌制作单位实际支付了该笔款项。同时，《政府采购合同》后附的项目清单载明：合同价款分三部分，即1.9mm×1.9mm×8个字=28.88㎡部分13513元、1.8mm×1.8mm×12个字=28.88㎡部分39552.1元、1.4mm×1.4mm×12个字=23.52㎡部分21654.54元，共计74716.64元。山东兴联招标有限公司询价通知书列明的项目清单第三部分“历下三院社区门诊发光字”部分与上述1.4mm×1.4mm×12个字=23.52㎡部分列明的材料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均一致。据此，本院认定涉案发光灯牌总费用为21654.54元。
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历下三院提交的视频证据可以看出，视频中女子从事酒店经营，且与历下三院因灯牌问题发生纠纷，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院对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否认存在侵权行为的主张不予支持。本院认定济南丽悦酒店及安晓莉安排人拆除了历下三院发光灯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安排人拆除了历下三院发光灯牌，历下三院诉请济南丽悦酒店、安晓莉赔偿其损失，于法有据。但是安晓莉是济南丽悦酒店法定代表人，其以维护酒店利益的名义拆除灯牌，因此，应认定安晓莉该行为是以酒店人员的身份实施的职务行为，该行为后果应由济南丽悦酒店承担。因事发时涉案灯牌尚有三个字未安装，故本院确认济南丽悦酒店赔偿历下三院发光灯牌费用为16241元（21654.54元÷12个×9个）。灯牌本身不能产生利息，历下三院被损坏灯牌损失已得到支持，因此，其再主张按照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其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0191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
二、济南丽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济南市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发光灯牌费用损失16241元。
三、驳回济南市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41元，均由济南丽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彦亭
审判员 郭维敬
审判员 赵 雯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韩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