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56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1，女，195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2，女，196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系朱某2丈夫），住同朱某2。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3，女，1965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系朱某3丈夫），住同朱某3。
上列三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知度，上海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5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4，男，198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列两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敏华，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朱某4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76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为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对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园XX村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各占3/10份额，被上诉人张某1、朱某4共占1/10份额，上述房屋产权归上诉人所有，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房屋折价款。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遗产范围。系争房屋系售后公房，属于父母朱某5、张某2的共同财产。父亲朱某5先去世，其在系争房屋中的一半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即由母亲张某2及四个子女平均继承。二、关于母亲张某2的遗嘱是否合法有效。1、该遗嘱形成时间为2015年7月3日，当时张某2已86岁高龄，且自2012年开始即患有抑郁症及老年痴呆，故遗嘱形成时张某2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定要件。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该遗嘱系被上诉人张某1的姐夫沈某代书，因代书人与继承人有亲属关系，属于利害关系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人条件；证人证言陈述该遗嘱系沈某书写完毕后读给张某2听的，故代书遗嘱系沈某的意思表示，而非张某2的意思表示；1979年张某2因患喉癌在曙光医院做了声带切除手术，此后无法说话；遗嘱中关于遗产处分的内容都在第一页，但该页上没有张某2按手印，也没有见证人签字，不能代表张某2的意思表示；原审庭审中代书人沈某与见证人之间的证言以及见证人前后的证言均出现不一致，明显存在被上诉人引导证人陈述的情形，且庭审笔录记录内容很少，请求二审法院调取一审的庭审录像查看证人质证的实际情况。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张某2的遗嘱应认定无效。三、被上诉人张某1系张某2的侄女，并非养女。张某1是张某3和赵某之女，称呼张某2为“娘娘”而非“妈妈”，张某1为多争取遗产，提供其自己填写的医院档案证明，原审法院根据医院档案和证人证言认定张某2与张某1之间为养母女关系当属错误。根据法律规定，证明身份关系应提交收养证明，即便当时法律不完备，也应提交户籍证明，但张某1未提供其户籍档案，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亲属证明、浦东新区公证处的证明，朱某5和张某2的家属中没有张某1，故一审判决认定张某1系张某2的养女缺乏依据。四、张某1、朱某4并未在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放弃遗赠的表示，视为放弃接受遗赠。五、张某2并非由张某1单独照顾，而是由张某1与上诉人共同轮流照顾。六、本案遗产的继承分割问题。朱某5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由张某2及四名子女平均继承分割。张某2的遗产，因张某1提供的遗嘱无效，且张某1、朱某4并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故张某2的遗产应当由其子女法定继承。朱某5与张某2结婚时朱某7已成年，未与张某2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与张某2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只有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故张某2的遗产应由三上诉人按照法定继承平均分割。七、要求系争房屋归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三人所有，由三名上诉人支付房屋折价款给被上诉人。对房屋价值双方原审中有争议，上诉人出价人民币（币种下同）210万元，被上诉人出价260万元，故由出价高的被上诉人取得房屋，现为公平起见，上诉人同意按照评估价支付折价款。
被上诉人张某1、朱某4辩称：同意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要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但不同意改判。1、一审有一项事实未查明，张某2和朱某5结婚是1972年12月27日，当时张某1刚过17周岁，尚未成年，故与朱某5之间形成了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对朱某5的遗产享有继承权。2、朱某4在张某2去世后1个月左右向张某4及其儿子公开表示了接受继承，张某4系张某2的同乡故友，也是张某2的遗嘱保管人。3、一审判决对张某2与张某1之间养母女身份关系的认定正确，至于张某1称呼张某2为“娘娘”是因为当地的乡方习惯称呼母亲为“娘娘”。4、上诉人认为张某2立遗嘱时没有行为能力，对此其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
张某1、朱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坐落于本市浦东新区XX镇XX园XX村XX号XX室房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朱某5（2009年11月30日死亡）与配偶陈某（1972年死亡）共生育四名子女，即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7（1952年1月29日出生、2016年2月6日死亡）。张某1原系张某2（2016年1月4日死亡）侄女，张某2自1962年起收养张某1为养女，两人开始共同生活。被继承人朱某5与张某2于1973年结婚，当时朱某1、朱某2、朱某3均未成年，朱某7已成年，朱某1、朱某2、朱某3与张某2形成了继子女关系。被继承人朱某5与张某2未共同生育子女。张某1与朱某7系夫妻，婚后共同生育一子朱某4。张某2生前平时生活、看病等主要由张某1照顾。
系争房屋为售后公房。1994年9月23日，朱某5、张某2、朱某3作为系争房屋同住成年人经协商一致同意购买系争房屋，购买人确认为朱某5，并委托朱某5办理购买公有住房的一切手续。1994年12月25日，朱某5作为购房人与出售人南汇县供销合作联合社系统房屋经租所按照1994年《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就系争房屋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同年，系争房屋登记于朱某5一人名下。该房屋目前空关。
2015年7月3日，被继承人张某2留有代书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张某2表示其平常生活看病依靠养女张某1关心照顾，在其去世后将其在系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给予“养女张某1及孙子朱某4”继承。“代书人”沈某、“见证人”马某、倪某、张某4签署名字和日期，“立遗嘱人”张某2签署名字，并在沈某代书日期后方留有一枚手印。
原审庭审中，一、张某1陈述其自1962年读小学开始就被张某2收养并与张某2共同生活，并提供：1、证人顾某出庭作证，其当庭陈述：“张某2没有结婚，后来朱某5与她结婚。张某2说她收养了兄弟的一个女儿，她跟别人也是这么说的。”2、1973年10月张某1填写的上海市XX中学毕业生登记表，其中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显示“母亲张某2、舅舅张某3（张某1生父）、舅妈赵某（张某1生母）……姑夫朱某5。”3、1977年6月张某1填写的上海市XX学校医训班毕业生登记表，其中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显示“父亲朱某5、母亲张某2……舅舅张某3（张某1生父）、舅妈赵某（张某1生母）。”朱某1、朱某2、朱某3对该两份登记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二、张某1、朱某4认为，朱某3虽在本案中主张其占有系争房屋三分之一产权份额，但该主张已经超过20年的最长保护时效，亦超出了须在登记权利人朱某5死亡后两年内主张的时效,故朱某3已无权主张系争房屋的相应产权份额。
三、张某1、朱某4为了证明被继承人张某2的遗嘱真实有效，提供：1、证人张某4到庭作证，其当庭陈述：“张某2说要写遗嘱将遗产给孙子……是沈某写好后读给她听的……张某2写遗嘱时脑子清楚，她能听到的……遗嘱上的签字是我签的……”；2、证人马某（系与张某2结对的小区志愿者）到庭作证，其当庭陈述：“张某2叫我过去，有个男的问张某2人是否到齐了，之后就开始写的……张某2说房子要给张某1和朱某4，因为他们来照顾我的……遗嘱写好后读给张某2听过的……平时是张某1照顾张某2，我一周至少要看望张某2一次，对于张某2需要配的药等也都是联系张某1的，其他子女我没有联系方式……是张某2先说的，沈某再写的……遗嘱上的签字是我签的。”
四、关于朱某4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有无明确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朱某4当庭陈述：“张某2死亡10天左右，由张某4将遗嘱交给我妈张某1，我妈到张某4家里拿的。我和我妈在拿到遗嘱一周左右一起驱车前往张某4家里，在闲聊中两人均向张某4表示接受遗嘱上的遗产。”证人张某4到庭作证，其当庭陈述：“张某2死亡后10天左右我打电话给张某1让她来家里，张某1和朱某4两人开车子来我家后我把遗嘱给了张某1。我给他们遗嘱的时候，问过他们要嘛，不要嘛撕掉，张某1和朱某4都说要的。后来两人没有来过我家。”朱某1、朱某2、朱某3对该证人证言不认可，认为该证言与张某1、朱某4的陈述明显矛盾。
五、张某1就丈夫朱某7继承朱某5的遗产部分，当庭表示其自愿放弃继承权，同意由朱某4一人继承。
六、就系争房屋的分割方式，张某1、朱某4与朱某1、朱某2、朱某3双方一致同意系争房屋归张某1、朱某4，并由张某1、朱某4按照262万元的房屋现值支付朱某1、朱某2、朱某3相应份额的房屋折价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系争房屋系依据九四方案所购，于1994年登记于朱某5名下，从产权登记之日至朱某3提出主张之时已超过20年，应认为已超过最长保护时效，且朱某3未在产权登记人朱某5死亡之日起2年内提出主张，故对于朱某3认为其享有系争房屋三分之一产权份额的主张不予采纳。系争房屋产权虽以朱某5一人名义登记，但系在朱某5与张某2婚姻存续期间购得，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确认被继承人朱某5与张某2就系争房屋各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公民死亡时所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均属遗产，自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关于张某1、朱某4提供的遗嘱，综合证人张某4、马某的证言，原审法院认为该代书遗嘱的内容系张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形式要件完备，代书人沈某及其代书行为，见证人马某、倪某、张某4及其见证行为均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故该遗嘱真实有效。根据上述遗嘱，张某2表示在其去世后将其在系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给予“养女张某1及孙子朱某4”继承。关于张某1是否与被继承人张某2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综合证人顾某的证言、1973年10月张某1填写的上海市XX中学毕业生登记表、1977年6月张某1填写的上海市XX学校医训班毕业生登记表、张某2留有遗嘱的内容及张某1的庭审陈述，应能相互印证张某2自1962年起收养张某1为养女并开始共同生活的事实，故认定张某1与被继承人张某2自1962年起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因张某2并未明确其房产份额在张某1和朱某4之间如何分配，故认定属于张某2房产份额中的二分之一按照遗嘱由与张某2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张某1予以继承，剩余二分之一按照遗赠处理。然朱某4作为该遗嘱的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关于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时间，朱某4的陈述与证人张某4的当庭陈述明显存在矛盾，故实难认定朱某4已于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应视为朱某4放弃受遗赠，故对属于张某2的房产份额中的剩余二分之一，最终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综上，被继承人朱某5死亡后，其名下二分之一份额按照法定继承由张某2、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7各继承五分之一。朱某7于遗产分割前去世，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张某1、朱某4，现张某1表示放弃对此的继承，故由朱某4一人转继承。因1973年10月张某1在上海市XX中学毕业生登记表的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填写的是“姑夫朱某5”，结合被继承人朱某5与张某2的结婚年份及张某1的出生年月，认定张某1与被继承人朱某5之间并未形成继子女关系，故张某1无权继承朱某5名下的二分之一份额。
被继承人张某2死亡后，其名下份额中的二分之一根据遗嘱由养女张某1继承，剩余二分之一按照法定继承由与张某2形成继子女关系的朱某1、朱某2、朱某3及养女张某1四人共同继承。根据法律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因被继承人张某2平时生活、看病等主要由张某1照顾，符合法定可以多分的情况，故酌情确定被继承人张某2名下剩余二分之一份额中由张某1继承三分之一，朱某1、朱某2、朱某3各继承九分之二。经计算，张某1可得系争房屋的五分之二份额，朱某4可得系争房屋的十分之一份额，朱某1、朱某2、朱某3各得系争房屋的六分之一份额。
因双方一致同意系争房屋归张某1、朱某4所有并由其按照262万元的房屋现值支付朱某1、朱某2、朱某3相应份额的房屋折价款，故原审法院据此对系争房屋予以分割。判决：一、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园XX村XX号XX室房屋归张某1、朱某4所有；二、张某1、朱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某1就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园XX村XX号XX室房屋中六分之一份额的折价款436,666.67元；三、张某1、朱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某2就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园XX村XX号XX室房屋中六分之一份额的折价款436,666.67元；四、张某1、朱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某3就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园XX村XX号XX室房屋中六分之一份额的折价款436,666.6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760元，减半收取计13,880元（张某1、朱某4已预交），由张某1、朱某4负担6,940元，朱某1、朱某2、朱某3各负担2,313.33元，朱某1、朱某2、朱某3负担之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提供了被上诉人张某1的户籍资料，证明张某1（原名张某5）的户籍于1974年2月28日才由新场新西大队迁至周西畜牧场，此时其已成年，故与张某2之间不形成养母女关系。被上诉人张某1对上述户籍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明内容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印证。
被上诉人张某1、朱某4提供了以下证据：1、从浦东新区档案馆调取的朱某5与张某2的结婚申请书，日期为1972年12月27日，认为此申请是结婚登记当天所填，证明两人结婚时张某1尚未成年。2、被上诉人张某1、朱某4的代理律师汪敏华向证人蔡某（系张某4之子）、证人张某4所做的调查笔录。证人蔡某在笔录中陈述，张某1是张某2养女。张某2的遗嘱由蔡某母亲张某4保管，张某2去世后两周左右张某4电话通知张某1来取一张纸（遗嘱），第一次是张某1一人来（张某4家）的，又过了约两周，张某1和她儿子一起来看望张某4。证人张某4在笔录中陈述，张某1是张某2抱来的，刚来时只有6岁，当时周西牧场是集体户口，张某1的户口报不进，后来才解决户口问题。关于立遗嘱的情况，张某2去世前四、五年左右，有一天张某2托人带信让张某4去张某2家里，后来又来三个人，张某2表示要将其遗产留给张某1和朱某4，三人中的一人写，写好后读给张某2听，张某2听了不对还重写，写了很多次。张某2在张某4走之前将那张纸（签好字的遗嘱）交给张某4保管，并要求张某4保密。张某2去世后十多天，张某4通知张某1到家里，将张某2托为保管的遗嘱交给她。又过了约两周，张某1与其儿子朱某4过来看望张某4，朱某4表示奶奶留给他的房子肯定是要的。3、被上诉人张某1、朱某4的代理律师汪敏华向证人蔡某、张某4调查的录音资料。上述证据2、3证明张某1系张某2的养女；张某2的遗嘱是真实有效的；朱某4曾向张某4表示接受遗赠。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对证据1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张某1的实际出生日期为1954年11月6日，在张某2与朱某5结婚时已经成年。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张某4系张某1的朋友，蔡某系张某4之子，故其两人的证言存在偏向性；张某4称遗嘱形成时间为张某2去世（2016年1月4日）前四、五年，而遗嘱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3日，两者存在矛盾；养母女关系的形成应办理相关手续，不能仅凭证人证言来证明。录音资料说明当事人与证人之间存在串供的可能性较大。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供的户籍资料，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结婚申请书，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本院亦予认定。证人张某4、蔡某的证词笔录及录音资料，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采纳，但其所证明内容的真实性需结合本案其他相关证据综合评判。根据以上证据并结合一审中的相关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张某1原名张某5（户籍资料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不一致，张某5的出生日期登记为1954年11月6日，张某1的出生日期登记为1955年11月16日），系张某2之弟张某3之女。张某2原出生于XX社XX大队，后进入周西牧场工作，户籍于1958年10月从XX社XX大队迁入周西牧场集体户口。张某2因大龄未出嫁，其弟张某3又子女较多，故抱养了张某3之女张某5，改名为张某1。1962年张某1离开亲生父母所在的XX社XX大队，随张某2至周西牧场，并在牧场的宿舍内共同生活，张某2对外界称张某1系其养女，但张某1的户籍直至1974年2月28日才从XX社XX大队迁入周西牧场。张某1的就学情况为：1963年－1967年、1967年－1969年分别就读于Z学校和Y小学，1969年－1974年就读于W中学，1974年－1977年就读于V卫校。
张某2与朱某5于1973年结婚，婚后朱某5及其三个女儿在横沙岛的部队营地居住生活（朱某7已参军），张某1随张某2在周浦居住生活，1974年6月张某1与张某2搬至XX镇XX街XX弄XX号居住，朱某5则于休假期间回周浦。朱某5转业后，与小女儿朱某3一起回周浦与张某2共同生活。张某2因跟丈夫朱某5随军，其户籍于1974年6月4日从周西牧场迁至横沙部队，而张某1的户籍于1974年6月15日迁至周西乡XX院即其工作单位。张某1与朱某5之子朱某7于1981年结婚。
张某2在朱某5去世后，一人独居于位于周浦镇的系争房屋内，张某1居住于离张某2住处不远的XX镇XX街XX弄XX号，平时对张某2在生活、看病等方面照顾较多。2015年7月3日，张某2为立遗嘱之事，通知张某4、沈某、马某、倪某到其家里，张某2表达了要将其在系争房屋中的份额留给养女张某1及孙子朱某4的意愿，由沈某执笔代书后读给张某2听，张某2确认后，由代书人、见证人在遗嘱第二页上签名，立遗嘱人张某2在该页的落款日期旁签字并捺手印，该遗嘱第一页上没有签名及日期。
除此之外，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张某2与张某1是否成立养母女关系；二、张某2遗嘱的效力认定；三、张某1、朱某4是否已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接受或放弃遗赠的表示；四、张某2的遗产应按照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具体如何分割。
一、关于张某2与张某1之间是否成立养母女关系。
张某1原系张某2之侄女，于1962年起即张某1读小学之前随张某2至周西牧场共同生活。此节事实有当时在周西公社及周西牧场工作的顾某、龚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而张某1的毕业生登记表中关于其在Z学校及Y小学就读的记载内容，亦可从侧面印证其随张某2在周西牧场共同生活的事实。上述毕业生登记表虽系张某1自己填写，但属历史形成的档案材料，具有可信度，能真实反映张某1的个人履历情况，应予采信。张某1随张某2共同生活后，张某2向社会外界称张某1系其养女，张某1的个人登记表中则记载张某2的身份为母亲、其亲生父母的身份反而为舅父母，而周围的同事及邻居亦将其两人作为母女看待，由此说明，不管是张某2与张某1两人的主观意愿，还是在社会外人眼中，其两人均是作为养母女关系看待的。至于张某1称呼张某2为“娘娘”一节，张某1称是当地的乡方习惯，对此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但不管是基于当地习惯还是延续原来的称呼，在认定养母女关系成立与否上，此并非主要的根本性因素。而从户籍迁移的情况来看，张某1的户籍原在XX社XX大队其生父母处，于1974年2月28日迁至张某2所在的周西牧场集体户口中，虽然张某1户籍迁移之时远远滞后于其随张某2共同生活时，且当时张某1已成年，但从证人张某4的陈述可以看出，系因迁入地属于集体户口导致小孩户口迁不进，而张某1成年后终将户口迁至张某2处的事实，亦可印证其两人之间养母女关系的成立。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审法院关于张某2与张某1之间系事实收养关系的认定予以赞同。
二、关于张某2遗嘱效力的认定。
张某2于2015年7月3日立下代书遗嘱一份，当时其八十多岁，朱某1、朱某2、朱某3上诉提出，张某2立遗嘱时年龄已高，且患有抑郁症及老年痴呆，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所提供的证据为张某2的病历记录。本院认为，仅以张某2年龄已高、有抑郁症及老年痴呆而否定其在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依据不足，且从证人证言来看，立遗嘱系张某2主动找证人进行的，当时其思维意识及语言表达清晰明确，之后又将遗嘱交付证人张某4代为保管，故应认定张某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然，张某2所立遗嘱其形式上亦非毫无瑕疵，主要缺陷在于：1、代书人沈某与继承人张某1系亲属关系；2、涉及遗产处分内容的第一页上没有签字。对此，本院认为，遗嘱属于一项单方要式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对其形式要件有明确规定，之所以对遗嘱方式有强制性规定，目的在于保护私法主体的利益安全。但是，法律对遗嘱方式的强制一定程度上会妨害当事人的遗嘱自由，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司法实践中需以利益衡量为方法，适当缓和遗嘱的形式要求，探求和尊重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以作出准确而妥当的认定及裁判，最大限度地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就本案之遗嘱来看，代书人沈某虽系继承人张某1之姐夫，但其系立遗嘱人张某2所找而非张某1找来的代书人，而其他三名见证人中马某、倪某与张某1、朱某4均无利害关系；根据证人证言，整个立遗嘱过程是张某2先表达了要将其房产留给养女张某1及孙子朱某4的意愿，再由沈某书写，书写完毕后读给张某2听，多次重复书写并经张某2确认后再由各人签字，故该遗嘱反映了张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涉及遗产处分的第一页上没有签名，但其内容已得到证人证言的证实，故应予认定。至于张某2因患喉癌曾进行声带切除手术，虽然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语言发声，但根据与其交往的证人之陈述，张某2仍然能够进行语言表达，并非完全无法说话，对其立遗嘱不构成障碍。至于证人证言中出现的部分不一致表述，有基于时间因素造成的记忆模糊，但该些不一致并非严重的原则性问题，不影响对遗嘱的认定。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本案中遗嘱见证人的证言已弥补该遗嘱形式上的不足，故张某2所立遗嘱应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
三、关于朱某4是否已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接受遗赠之表示以及张某2之遗产的具体分割。
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本案中朱某4称其在张某2去世后一个月左右向遗嘱保管人张某4表示接受遗赠，故应认定其作出了接受遗赠的表示。本院认为，虽然法律并未对接受遗赠的表示方式及表示对象作出明确规定，但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理应通知相关的继承人，本案中张某4仅是遗嘱保管人，并非遗嘱执行人，不负责遗嘱的具体执行及通知义务，朱某4仅向张某4表示接受遗赠而未告知其他继承人，不能认定为其已作出了法律上的接受遗赠的表示，故原审法院认定朱某4的行为视为放弃受遗赠，本院予以赞同。张某1作为张某2的养女，属于法定继承人，其未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张某2在遗嘱中表示，其房屋产权给予养女张某1及孙子朱某4继承，但未对该两人之间的份额予以明确，原审法院按照两人平均分割处理，其两人对此未表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据此，朱某5在系争房屋中的1/2遗产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由张某2及朱某5的四个子女即朱某7、朱某1、朱某2、朱某3每人各继承1/10，朱某7的份额由其子朱某4转继承。二审中张某1提供朱某5与张某21972年12月27日的结婚申请书，欲证明两人结婚时张某1尚未成年，故与朱某5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对此，本院认为，结婚申请书的日期不能等同于结婚登记的日期，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朱某5与张某2系1973年结婚，应以原审认定为准。即便其两人结婚时张某1尚未满18周岁，亦难以认定张某1与朱某5之间存在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因为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需要继父母与再婚配偶的未成年子女有相当长时间的共同生活期间并存在尽抚养教育义务的事实，张某1在其养母张某2与朱某5结婚时已超过17周岁，朱某5对于张某1亦缺乏相当长时间共同生活及尽抚养教育义务的事实，故不能认定形成拟制血亲关系，张某1对朱某5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张某2在继承朱某5的遗产后，其在系争房屋中占有3/5的产权份额，此作为张某2的遗产，其中一半由张某2的养女张某1根据遗嘱继承，其余一半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由张某1、朱某1、朱某2、朱某3共同继承，原审法院考虑到张某1在张某2生前尽了更多照顾义务而予以适当多分，所作处理并无不当。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均主张取得系争房屋之产权，原审法院基于张某1、朱某4的出价高于朱某1、朱某2、朱某3，故根据张某1、朱某4的出价262万元确定系争房屋归其两人所有，由其两人给付朱某1、朱某2、朱某3三人相应份额的折价款，所作处理亦无不当。张某1、朱某4支付房屋折价款后，朱某1、朱某3、朱某2应协助张某1、朱某4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由此所产生的手续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各承担一半。
综上所述，朱某1、朱某2、朱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论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760元，由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卫清
审判员 单文林
审判员 黄 蓓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吴 晔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