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杭萧义商初字第179号
原告罗银华。
委托代理人唐小平。
被告高月仁。
委托代理人杨峰。
原告罗银华诉被告高月仁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强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3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唐小平，被告委托代理人杨峰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双方申请庭外和解，但最终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银华诉称：被告曾因承包杭州万科工地而向原告租赁吊塔，并因此结欠原告租费165000元。就上述租费的清偿事宜，被告提出用原本属于案外人郭国芳但后归被告所有的一台塔吊，作价165000元转抵给原告。因原告原本就知道被告是郭国芳的项目经理，且经当场电话联系郭国芳确认被告已取得上述塔吊的产权，故原告与被告达成了用塔吊抵债的协议，对此被告于2009年8月2日出具协议1份。事隔一年之后（2010年6月6日），塔吊的最初产权人郭国芳找到原告要求原告向其出具收据，因该塔吊最初产权人系郭国芳，故原告依其要求出具了收据，并特别注明该塔吊系原告从被告处通过债务抵偿的形式取得的过程。2012年2月，案外人郭国芳持上述收据向萧山法院提起诉讼，声称其与原告之间具有塔吊的买卖关系，并要求原告向其支付价款165000元及利息。该案历经萧山法院一审和杭州中院二审，二审法院最终认定“高月仁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郭国芳拖欠其工资款，抑或郭国芳已将塔吊抵偿给高月仁或授权高月仁处分，高月仁擅自将塔吊抵偿给罗银华系无权处分”，并据此支持了郭国芳的诉请。为此，原告不得不再向郭国芳支付塔吊转让款及利息共计172000元，并承担两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曾约定被告以塔吊抵偿租金165000元，现法院认定被告系无权处分且判令原告再次向郭国芳支付价款，被告的无权处分实际是无效清偿，并未起到通过“以物抵债”这种方式消灭原、被告之间的债务，基于以上原因，被告仍应清偿其所欠下的165000元租费，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现起诉要求：1.被告支付原告165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35064元（自2009年8月2日起按年利率6.4%暂计算至2012年11月26日止），并继续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被告高月仁辩称：1.本案的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不是租赁合同纠纷；2.原、被告之间的租费及人工费已经结清，双方不存在结欠165000元的事实；3.被告系受郭国芳委托将塔吊转让给原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以物抵债的关系，本案的实际情况是郭国芳欠被告工资款，因郭国芳未支付，则委托被告将塔吊出售给原告，所得价款用于支付郭国芳欠被告的工资，因此被告将塔吊交给原告的行为系受郭国芳委托，被告与郭国芳之间是一个委托代理关系，故被告对（2012）浙杭商终字第916号民事判决书中有关被告系无权处分塔吊的观点不予认可；4.涉案塔吊转让后，本应由原告向被告支付转让款，但被告从未收到转让款，更未曾用于抵偿自己的债务；5.原告在与郭国芳的（2012）浙杭商终字第916号案件中被判令向郭国芳支付塔吊转让款，系原告“多此一举”地向郭国芳出具《收条》造成的，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不利后果，而不能转嫁给被告。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罗银华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协议》（复印件）1份【原件在（2012）杭萧商初字第548号案卷中】，欲证明2009年8月2日，被告将案涉塔吊作价165000元转让给原告，且写明“由高月仁转给罗银华”，高月仁系处分人。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无法直接得出实际出卖人为被告的事实。
2.情况说明1份，欲证明被告声称其对塔吊具有处分权，并以上述塔吊作价165000元抵偿给了原告，用以消灭其欠原告的债务。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原告自行拟定，交由被告确认后签字的。需要补充说明一点，被告并非用该塔吊直接抵偿被告欠原告的债务，而是被告受郭国芳委托将该塔吊折价转让给原告，并通过转让所得价款来抵偿郭国芳欠被告的工资。
3.（2012）杭萧商初字第548号民事判决书1份，欲证明被告在该案的答辩过程中，已将三方的法律关系予以阐明，即郭国芳将塔吊抵偿给被告，被告又将塔吊转让给原告。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并不认可法院关于被告无权处分塔吊的观点，原、被告对塔吊处理达成的协议是经过郭国芳同意的，故被告的行为系代理行为。
4.（2012）浙杭商终字第916号民事判决书1份，欲证明二审法院已认定被告系无权处分郭国芳的塔吊，并判令原告支付郭国芳塔吊转让费的事实，且通过该民事判决书可见高月仁也是该案的当事人，也应受该判决书的约束。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份判决书对本案的效力仅限于事实认定和判决主文部分，被告有权对916号判决书中的观点提出异议。
5.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1份、诉讼费专用票据3份、报告财产令1份、传票1份，欲综合证明经萧山法院强制执行，原告已履行生效判决，向郭国芳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其无关。
被告高月仁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2010年2月1日领（付）款凭证1份，欲证明2010年2月1日，原告从被告处领取了60000元款项，双方至此所有的人工费、租费全部结清，不存在结欠租费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的，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凭证的签署是建立在原告认为被告将原属于郭国芳的塔吊抵偿给原告是有效清偿一部分租费为前提的，现因法院认定被告以物抵债系无效行为，故该份领（付）款凭证已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出示（2012）杭萧商初字第54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1份，在该份笔录中被告高月仁陈述以下内容：1.原来属于郭国芳的塔吊1台、标准节4节、护墙1套用于杭州万科工地，后因郭国芳欠我工资等原因，郭国芳就把这批东西抵偿给我并转给罗银华。我的建造师资格证现在郭国芳处，我从2003年开始在郭国芳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双方一直未结算工资。我把这批东西抵偿并转给罗银华是经过郭国芳同意的，折价165000元也是郭国芳同意的，否则我也不会转，有协议为证；2.我原来在郭国芳处上班，后来离职，我和罗银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算清楚，我和郭国芳之间的债权债务也结算清楚，反正郭国芳是同意将塔吊抵给我的；3.2009年8月2日，在征得郭国芳、罗银华同意后，我单方出具了协议，结束了三方的债权债务。针对该份54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经质证，原、被告均无异议，但被告认为该份笔录中的“拿塔吊来抵”，是指郭国芳委托高月仁将塔吊卖给罗银华，并用塔吊出卖款抵作郭国芳欠高月仁的工资。
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庭审笔录，经质证，本院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3、4、5，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明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本院出示的庭审笔录，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原告罗银华从事塔吊的租赁业务，被告高月仁曾向原告罗银华租赁塔吊并结欠其租费。案外人郭国芳曾有塔吊1台，标准节4节，护墙1套使用于高月仁的杭州万科工地，工地完工后，高月仁将属于郭国芳的塔吊1台，标准节4节，护墙1套交付给罗银华，并于2009年8月2日向罗银华出具《协议》1份，载明“万科7#楼工地塔吊由高越人转给罗银华，包括其余标准节，折价人民币165000元（壹拾陆万伍仟元整）”。
2010年6月6日，原告罗银华以收货（款）人的名义向郭国芳出具《收据》1份，载明“我于2007年12月25日收到郭国芳塔吊一台，标准节4节，护墙1套，折价计人民币165000元（大写：壹拾陆万伍仟元整）”。并在落款处备注“该塔吊用于高月仁工地，于2008年11月25日完工。据高月仁本人讲，因郭国芳欠高月仁工资，故高月仁要以该塔吊作抵扣工资并出协议书一份，完工后该塔吊及标准节、护墙已全部拉回，都在我处”。
2011年11月27日，被告高月仁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1份，载明“原属于郭国芳的塔吊一台、护墙一套、标准节四节由郭国芳让本人用于杭州万科工地。后因郭国芳欠本人工资及费用发票未报销，本人与罗银华结算时在征得郭国芳同意后，直接用上述设备折价165000元（拾陆万伍仟圆）抵偿给了罗银华。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说明！”。
2012年2月20日，郭国芳持原告于2010年6月6日出具的《收据》向本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认为其与原告罗银华之间存在塔吊、护墙及标准节的买卖关系，要求罗银华支付价款165000元，该案依法追加高月仁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本院作出（2012）杭萧商初字第5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罗银华支付郭国芳价款16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罗银华不服，提起上诉。杭州中院经审理认为“高月仁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郭国芳拖欠其工资款，抑或郭国芳已将塔吊抵偿给高月仁或授权高月仁处分，高月仁擅自将塔吊抵偿给罗银华系无权处分”，据此依法驳回高月仁的上诉请求。此后，该案经本院强制执行，原告罗银华于2012年10月11日支付一审诉讼费1800元，于2012年10月18日支付案款171395元及执行费2471元。
2013年1月29日，原告罗银华认为高月仁的“以物抵债”行为系无效清偿，故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案经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高月仁将案涉塔吊转给原告罗银华的行为系以物抵债行为，抑或是履行代理行为。对此，原告认为，当初被告将郭国芳的塔吊抵偿给原告目的是为了消灭原、被告之间的租费，现郭国芳以被告无权处分其塔吊为由另行向法院提起买卖诉讼，并已通过法院执行从原告处受偿该塔吊的价款，致使被告用塔吊抵偿原告租费的目的无法实现，被告仍应向原告支付租费并赔偿利息损失。而被告认为，其是受郭国芳委托向原告“转让”塔吊，所谓“抵偿”应理解为被告在征得郭国芳同意后，代郭国芳将塔吊转让给原告，转让所得款项用于“抵偿”郭国芳拖欠被告的工资及相关费用，而不存在被告以塔吊直接“抵偿”其所欠原告租费的事实。同时，根据原告于2010年2月1日出具的领（付）款凭证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的租费已经全部结清，故原告再向被告主张租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首先从被告出具的《协议》及情况说明的内容上分析，被告均是以本人的名义将案涉塔吊转让给原告，并无半点受委托或经授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其次，根据（2012）浙杭商终字第916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转让案涉塔吊时已取得郭国芳的授权或事后获得郭国芳的追认；其三，退一步讲，假使被告系受郭国芳委托转让塔吊成立的话，则转让塔吊的利益应归于受托人即郭国芳，换句话说，被告并不能通过转让塔吊的行为消灭其与原告之间的租金债务，然而，被告在（2012）杭萧商初字第548号案件庭审中陈述：“2009年8月2日，在征得原告（郭国芳）、被告（罗银华）同意后，我单方出具了协议，结束了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显然，被告关于“结束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前提只能是以本人的意思表示转让塔吊，并抵偿了其与原告之间的租费，而不可能是以代理人的名义，被告在本案中关于其系郭国芳代理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承上所述，由于被告无权处分郭国芳的塔吊，而事后郭国芳已通过另行诉讼的方式要求原告支付了塔吊的价款，故原、被告之间的租费债务并未因抵偿行为而消灭，被告仍应继续清偿，现原告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关于原告主张的租费损失问题，本院考虑到原告在支付郭国芳塔吊价款前长期占用案涉塔吊，已获得相应的使用利益。同时，原告在受让案涉塔吊时确实未要求被告提供塔吊的权属凭证或审查被告是否持有郭国芳的授权文书，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故本案起诉之前的利息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租费165000元，并赔偿该款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关于其系郭国芳代理人及案涉租费已履行完毕的相关抗辩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高月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罗银华租费1650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3年1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罗银华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高月仁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罗银华负担350元，由高月仁负担18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上诉期满后的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
代理审判员 王 强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星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