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126民初1175号
原告：巴彦县龙达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巴彦县巴彦镇兴胜街。
法定代表人：盖庆文，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方雪，黑龙江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戴以民，男，1974年6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俐，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旭，男，197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巴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玉，男，195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巴彦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巴彦县。
原告巴彦县龙达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公司）与被告戴以民、王旭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龙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盖庆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方雪，被告戴以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俐、王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龙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已经给付车辆肇事被害人的赔偿款项91,460.00元；2、赔偿车辆不能更新给原告带来的损失19,2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戴以民在原告公司承包车辆牌照号为黑Ｌ×××××出租车一辆，并签订《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期限为8年，自2010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9日。被告戴以民在租赁车辆以后，未经原告同意私自转租给王旭，王旭又私自转租给李金东，李金东又转租给邵立超，后于2017年1月14日，邵立超在驾驶该车辆时发生四死一伤的重大交通事故。经事故认定为邵立超负事故主要责任，被害人家属盖志梅、窦伯建、李淑芹、朱凤会、李松青、武桂霞、王峰等受害人起诉杨金龙、保险公司以及原告、被告戴以民等等。该案经木兰县人民法院和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一、二审判决，认定原告赔偿受害人合计金额91,460.00元人民币，该款项经木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原告已经给付。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形成合法的出租车租赁合同关系，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被告如将出租车辆转让经营給第三者的，需向原告提出书面申请，经原告与第三者重新签订书面合同后，转让行为生效，同时确定出租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所产生的所有的赔偿费用，除保险公司和他方给予的赔偿外，其差额部分由被告自行承担。因此，原告作为出租车公司，在承担了判决当中给付被害人部分赔偿的义务之后，有权向被告进行追偿。另外，由于该出租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报废，造成了原告每月200元未拿到管理费用，不能收取，并且该车辆不能做更新处理，按照更新车辆8年的营运时间，原告的管理费用为19,200.00元，该损失应由被告承担。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已经给付车辆肇事被害人的赔偿款项91,460.00元，以及车辆不能更新给原告带来的损失19,200.00元。
被告戴以民辩称，答辩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车辆承包租赁关系，该事实已经由哈尔滨市中级人法院作出的6237、6238号生效判决书中予以认可；第二、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出租车经营合同书》无效，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同样无效，答辩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三、答辩人已经于2016年12月28日将本案车辆卖给王旭，并完成交付，答辩人对此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第四、原告就91,460.00元赔偿款应先向连带责任人邵立超的合法继承人主张权利；第五、原告主张的车辆不能更新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也与答辩人无关，法院不应支持。
被告王旭辩称，第一、本案是基源于合同主体一方违约的民事法律行为引起龙达公司对合同主体另一方即本案被告戴以民违反合同约定提起的违约赔偿之诉，而不是普通的侵权之诉。根据合同主体相对性原则，本案合同主体一方戴以民向法院申请追加答辩人为被告，于法无据，即将答辩人追加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第二、关于戴以民与答辩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与龙达公司主诉的民事法律行为系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为此法院应以原告提起的合同之诉，围绕着《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进行审理。关于答辩人与戴以民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在法院审理本案的范围之内；第三、关于原告具体的诉讼请求事项是基源于戴以民违约行为给其龙达公司予以赔偿，因违约方系戴以民承担赔偿，符合法律规定；第四、关于答辩人与戴以民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与本案龙达公司与戴以民的诉讼，并非同一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合并审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龙达公司与被告戴以民签订的《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合法性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2、关于原告收取黑Ｌ×××××号、黑Ｌ×××××号车辆管理费的票据。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其合法性及关联性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3、关于被告戴以民与被告王旭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及王旭为戴以民出具的欠条。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其关联性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4日7时10分，杨金龙驾驶黑Ｌ×××××号欧曼牌重型厢式货车沿哈肇公路由东向西行驶，庄雨新驾驶黑Ｌ×××××号楚风牌大型普通客车沿哈肇公路由东向西行驶，邵立超驾驶黑Ｌ×××××号奇瑞牌小型轿车在庄雨新车后沿哈肇公路由东向西行驶，当其驾车行驶至哈肇公路112KM+600M处超越前方车辆时与对向杨金龙驾驶的黑Ｌ×××××号欧曼牌重型厢式货车相撞，之后黑Ｌ×××××号奇瑞牌小型轿车又与庄雨新驾驶的黑Ｌ×××××号楚风牌大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黑Ｌ×××××号奇瑞牌小型轿车驾驶员邵立超及乘车人窦霞、李美东、李佳霖死亡，朱凤会受伤，三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邵立超负事故主要责任，杨金龙负事故次要责任，庄雨新、窦霞、李美东、李佳霖不负事故责任。邵立超驾驶的黑Ｌ×××××号奇瑞牌小型轿车，使用性质：出租客运。机动车注册登记所有人为原告龙达公司，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具体情况为：被告戴以民在他人处购买了该车辆，购买时该车的机动车注册登记所有人为龙达公司，2012年9月3日，龙达公司与戴以民签订了一份《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双方约定合同期限为8年，即从2010年至2018年5月19日止，合同期内乙方（戴以民）每月向甲方（龙达公司）交纳200元钱，之后戴以民先期将该车辆转租给王旭，并于2016年12月28日将该车辆卖给王旭，共14台车（其中包括该车辆）价格50,000元，双方签订了《买卖协议》，王旭为戴以民出具了50,000元欠条。2016年3月1日王旭将该车辆租给李金东，期限为2016年3月1日起至2017年3月1日止。后李金东于2016年4月8日将该车辆转租给邵立超经营，期限为2016年4月8日至2017年4月8日止。该案经木兰县人民法院和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一、二审判决，认定原告龙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受害人合计金额91,460.00元人民币，该款项经木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原告已经给付。现原告龙达公司以与被告戴以民之间形成合法的出租车租赁合同关系，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被告戴以民如将出租车辆转让经营给第三者的，需向原告提出书面申请，经原告与第三者重新签订书面合同后，转让行为生效，同时确定出租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所产生的所有的赔偿费用，除保险公司和他方给予的赔偿外，其差额部分由被告自行承担。因此，原告作为出租车公司，在承担了判决当中给付被害人部分赔偿的义务之后，有权向被告进行追偿。另外，由于该出租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报废，造成了原告每月200元不能收取管理费用，并且该车辆不能做更新处理，按照更新车辆8年的营运时间，原告的管理费用为19,200.00元，该损失应由被告承担为由，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戴以民承担原告已经给付车辆肇事被害人的赔偿款项91,460.00元，以及车辆不能更新给原告带来的损失19,200.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戴以民申请追加王旭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庭审中，被告戴以民以：第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出租车经营合同书》无效，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同样无效，被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二、被告已经于2016年12月28日将本案车辆卖给王旭，并完成交付，被告对此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第三、原告就91,460元应先向责任人邵立超的合法继承人主张权利；第四、原告向被告主张的车辆不能更新损失，无法律依据，法院不能支持；第五、虽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王旭不是本案的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但是由于王旭与戴以民的买卖合同当中约定了2016年12月28日以后的责任都由王旭承担，所以王旭是直接责任人，可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由王旭承担责任；第六、原告是不享有9万多元的债权的，由于债权是邵立超的继承人和原告之间的连带责任，在连带责任划分前原告是不享有9万元债权的，所以原告不能依据判决书向被告戴以民主张9万元债权；第七、关于间接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同时涉案车辆是在王旭处，车辆的所有手续是在原告处，车辆后续更新手续应当由原告与王旭办理，与戴以民无关，原告无权向被告戴以民主张损失的抗辩理由，不同意原告龙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王旭以除答辩意见外，认为：原告与戴以民之间的合同实质没有终止。因为戴以民庭审中自认曾经向另一公司迅达公司提出转让车辆要求变更的申请，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其向龙达公司提出要求办理转让手续，所以这份合同截止到现在是有效的，合同的主体仍然没有发生变更。所谓的间接损失是有法律依据的，本案中龙达公司的诉求是直接基源于龙达公司与戴以民之间的合同关系，戴以民认为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戴以民没有完成举证义务，原告行使追偿的权利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辩理由，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合分析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举示的证据和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龙达公司与戴以民签订《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的性质，龙达公司在承担连带责任后可否向戴以民行使追偿权；二、原告所诉车辆不能更新损失19,200.00元的合法性。
关于如何确认龙达公司与戴以民签订《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的性质，龙达公司在承担连带责任后可否向戴以民行使追偿权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其适用有两个情形：首先，只适用于挂靠情形，其他导致实际经营人和名义经营人不一致的情形不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挂靠情形，只适用于对道路运输经营权的挂靠，即车主经运输企业同意，以运输企业名义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其中车主为挂靠人，运输企业为被挂靠人。本案中，原告龙达公司与案涉车辆形成挂靠关系符合该法律规定的情形。而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对外经营，实质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欺诈性质的民事行为。因此，挂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要先行认定对外责任：首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付；其次，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区分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以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认定挂靠车辆作为“机动车一方”是否承担责任和承担责任的比例；最后，对于属于挂靠车辆的责任，依据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具体承担责任的主体。本案中，龙达公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承担连带责任情况下，履行了其义务，即依法产生追偿权。戴以民与龙达公司签订的《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应为其双方作为挂靠关系履行过程中的内部协议，现龙达公司向戴以民主张权利，属于内部追偿问题。首先，关于被挂靠人是否向挂靠人追偿，该司法解释未作规定，内部追偿权是连带责任的固有之义，即使不作规定，只要当事人无特别约定，就不影响权利的行使；其次，戴以民是与龙达公司签订该内部协议的合同相对方，虽然戴以民转让案涉车辆的事实成立，但其未有证据佐证车辆转让经龙达公司许可，其依然是该合同义务主体；最后，龙达公司基于生效法律文书产生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其当然产生请求权基础。据此，龙达公司要求戴以民给付已支付的赔偿款92,46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至于王旭是否存在责任，属于戴以民与其之间的法律关系，非本案调整范围。
关于原告所诉车辆不能更新损失19,200.00元的合法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该法律规定，原告应对其收取该费用的合法性举示证据证明，因其举证不能，对此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原告龙达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戴以民给付原告巴彦县龙达出租车有限公司已支付给车辆肇事被害人的赔偿款项91,460.00元；于判决书生效时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87.00元，减半收取1,043.50元，由被告戴以民负担。此款于判决书生效时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广新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