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15民终34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信阳高新技术开发区城东办事处（下称城东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沈云，该办事处主任。
上诉人（一审被告）：信阳高新区城东办事处祠堂社区居民委员会（下称祠堂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周勇，该居委会主任。
上诉人（一审被告）：信阳高新区城东办事处祠堂社区居委会高湾组（下称祠堂居委会高湾组）。
负责人：贺永，该组组长。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亚，河南精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文军，男，汉族，1955年8月10日生，住信阳市高新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德琴，女，汉族，1962年5月1日生，住址同上，系刘文军妻子。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宋承致，河南精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城东办事处、祠堂居委会、祠堂居委会高湾组因与被上诉人刘文军、袁德琴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7）豫1503民初2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亚及上诉人祠堂居委会高湾组负责人贺永，被上诉人刘文军及刘文军、袁德琴的委托代理人宋承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城东办事处、祠堂居委会、祠堂居委会高湾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三上诉人均无在事发水塘边设置警示标志的法定义务。法律法规并无要求农村水塘所有者、管理者在水塘边设立警示标志的强制性规定。刘明合自小就生活在事发水塘附近，近几年虽然在工厂打工，但每天晚上还回家居住，节假日都在高湾组××附近区域活动，刘明合对水塘情况的了解是具体的、细致的，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一两块警示标志所能透露出的信息量。二、三上诉人均非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水塘不是公共场所，且城东办事处、祠堂居委会既非水塘管理者，亦非水塘所有者，判其承担连带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祠堂居委会征对村内部分水塘年久失修、堤坝渗水漏水状况，组织人力物力兴修水利、挖塘补埂，是在履行居委会的公共服务职能，做有利群众生产生活的好事，没有谋取私利。祠堂居委会组织施工行为与刘明合溺水死亡之间无必然因果关系，祠堂居委会也不应因此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审认定城东办事处对高湾组所有水塘进行挖塘补埂违背客观实际，没有证据支持。高湾组挖塘补埂工程，城东办事处并未出资，也没有实际管理和收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中，双方均认可事发水塘是高湾组所有并负责管理，供部分农户农田灌溉使用。一审法院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直接推定三上诉人都有过错进而连带承担刘明合溺水死亡40%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三、刘明合溺水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其自身。溺水死亡发生在2016年农历正月初四，天气寒冷塘水冰凉，田间地头空无一人，刘明合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为取一枚鱼钩贸然下水，其对自身涉水行为的危险性估计严重不足，加之无人施救最终导致其溺水身亡。据了解，事发水塘除深坑外，其余各处并不深，如果刘明合稍识水性，就不会发生如此悲剧。四、一审对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刘明合虽然在笨鸟公司打工，但晚上仍回农村居住，家里有田地，应以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一审判决时，刘文军已满62周岁，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计算18年，袁德琴不满60周岁且有劳动能力，法院不应将她的被抚养的生活费计入赔偿数额。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刘文军、袁德琴辩称，一、三上诉人所挖鱼塘不符合常规，制造安全隐患，致公众生命安全于危险境地，有责任有义务提示与警醒。二、鱼塘是开发的公共场所，无需门票即可进入，符合《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公共场所的界定。三、上诉人是安全隐患的制造者，当然是侵权责任方。祠堂居委会作为集体土地的管理者，城东办事处作为出资方和施工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义务，对损害人的损失理应承担责任。四、刘明亮自身存在过错，一审判决其承担60%的责任适当。五、一审对赔偿标准计算准确。刘明亮在莱芜公司上班，月工资2800元至3900元不等，长期在城镇工作、生活，一审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费用于法有据；事发时，袁德琴虽然不满60周岁，但必然因年满60周岁而丧失劳动能力，一审判决被扶养人生活费正确。
刘文军、袁德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470974.0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由城东办事处出资，祠堂居委会具体负责施工，对高湾组十几个水塘进行挖塘补埂。实施挖塘补埂过程中，塘水未放，淤泥未清理，用挖掘机在塘埂上施工，在塘埂附近挖出了两米多深的坑。高湾组在水塘及附近未设任何警示标志。刘明合，1982年12月28日出生，住祠堂居委会，2014年12月至2016年1月8日在信阳笨鸟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系推模工。公司放假期间，2016年2月11日，刘明合在高湾组××一个水塘钓鱼，因鱼钩被水塘内物体挂住，刘明合脱下外裤到水塘取鱼钩，因水深掉进水坑不幸溺水死亡。经辖区派出所和消防队帮助，将尸体打捞起来。刘明合姊妹二人，有一个妹妹叫刘明荣（1986年出生）。有父亲刘文军（1955年8月10日出生）、母亲袁德琴（1962年5月1日生）需赡养。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合理费用。由城东办事处出资，祠堂居委会组织施工，对高湾组所有的水塘进行挖塘补埂。施工未按常规进行，未放干水塘的水，未对淤泥进行清理，只是挖掘机在塘埂上进行挖塘补埂，在塘埂附近挖成两米多深的水坑，形成安全隐患。高湾组在自己所有的鱼塘未设置警示标志。刘明合误以为鱼塘还是原先所认识的水塘，水不深，故下水塘取鱼钩，因水塘有水坑，水较深，导致刘明合溺水身亡。二被告不规范施工，留下安全隐患，高湾组管理不善，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与刘明合的溺水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推定三被告在本案中均有过错。综合案情，三被告连带承担40%责任为宜。城东办事处、祠堂居委会辩称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没有过错，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高湾组辩称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刘明合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尽到注意安全义务，自身承担60%责任为宜。刘明合连续一年以上在城市打工，以城市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死亡赔偿金应按城市居民标准赔偿。精神抚慰金赔偿20000元为宜。根据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原告的损失有：【丧葬费22960元（45920元/年÷2）、死亡赔偿金544658.4元（27232.92元×20年）、刘文军被扶养人生活费81572.6元（8586.59元×19年÷2）、袁德琴被扶养人生活费85865.9元（8586.59元×20年÷2）】×40%=294022.76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合计314022.7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信阳高新区城东办事处祠堂社区居委会高湾组赔偿原告刘文军、袁德琴的损失314022.76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信阳高新区城东办事处、城东办事处祠堂社区居民委员会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原告刘文军、袁德琴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350元，原告刘文军、袁德琴负担2450元，被告高湾组负担5900元，被告城东办事处，祠堂居委会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无新证据向法庭提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三上诉人有无在事发水塘设置警示标志的法定义务、是否是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对刘明合溺水死亡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对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是否错误。
本院认为，一、关于三上诉人对刘明合溺水死亡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及承担何种责任问题。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他人死亡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经庭审查明，事发水塘为上诉人高湾组所有，由使用该水塘灌溉的用户管理，鱼塘坐落在上诉人祠堂居委会辖区内，根据村民自治法等相关规定，可以认定上诉人高湾组应为事发水塘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对刘明合溺水死亡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城东办事处、祠堂居委会针对村内部分水塘年久失修、堤坝渗水漏水状况，出资并组织人力物力兴修水利、挖塘补埂，本是积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做了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好事，但因上诉人城东办事处、祠堂居委会对事发水塘出资、施工修缮时，未按常规进行施工，对修缮后的水塘又未及时清除补埂而遗留了两米多深的水坑，形成安全隐患，致使事发水塘整修后危险性明显增加，可能危及他人生命安全，且整修后的水塘既没有设立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没有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上诉人城东办事处、祠堂居委会对修缮水塘造成安全隐患行为与刘明合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推定上诉人城东办事处、祠堂居委会对事发水塘的所有人高湾组依法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三上诉人以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关于一审对责任划分是否适当问题。因上诉人高湾组对上诉人祠堂居委会整修后的水塘没有设立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其没有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对刘明合在该水塘溺水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而刘明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预见到水塘可能存在的危险，且在寒冷冰凉水塘为取一枚鱼钩贸然下水，对自身涉水行为的危险性估计严重不足，对自身安全未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是其溺水死亡的主要原因。由于事发水塘主要用于农田灌溉，受益人为公众农户（也包含受害人的亲属），没有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亦非公共场所，上诉人高湾组、祠堂居委会及城东办事处均不是事发水塘的安全保障义务人，仅对事发水塘整修后没有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提示义务，不能按照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而分担其过错责任，故一审判决按受害人、责任人6:4比例划分责任，加重了责任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酌定受害人刘明合、被上诉人高湾组按7:3的责任比例划分较为适当。三上诉人关于一审对过错责任比例划分不当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经计算，受害人损失共计【丧葬费22960元（45920元/年÷2）、死亡赔偿金544658.4元（27232.92元×20年）、刘文军被扶养人生活费81572.6元（8586.59元×19年÷2）、袁德琴被扶养人生活费85865.9元（8586.59元×20年÷2）】×30%=220517.07元，加上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合计240517.07元。三、关于一审对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标准计算是否错误问题。事发前受害人刘明合连续一年以上在信阳笨鸟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工种为推模工，其以城市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且平均收入标准应当高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标准，一审对死亡赔偿金按城市居民标准并无不当；事发时，受害人刘明合的父亲刘文军，年满61周岁零六个月，一审按照19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适当；其母亲袁德琴虽不满55周岁，但侵权行为的赔偿原则是损失填平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死者生前被扶养人必要的生活费，该规定没有规定必须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需要赡养，而赡养是一个逐步增加直至完全需要的过程，从年龄来界定是否需要赡养、是否需要赔偿赡养费，与损失填平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相悖，故受害人的父母应当界定为被扶养人。一审判决侵权责任人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正当。三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城东办事处、祠堂居委会、高湾组关于一审对责任划分不当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应予支持；其他各项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7）豫1503民初238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及诉讼费承担部分；
二、变更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2017）豫1503民初238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信阳高新区城东办事处祠堂社区居委会高湾组赔偿被上诉人刘文军、袁德琴的损失240517.07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
二审案件受理费6010元，上诉人信阳高新区城东办事处、上诉人信阳高新区城东办事处祠堂社区居民委员会、上诉人信阳高新区城东办事处祠堂社区居委会高湾组共同负担4010元，被上诉人刘文军、袁德琴负担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友成
审判员 李 牧
审判员 李 彬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熊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