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4民终41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潘艳红，女，1981年12月19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建才，男，1950年9月5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冠芬，女，1951年2月18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某1，女，2010年7月20日出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某2，男，2014年10月27日出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
覃某1、覃某2的法定代理人潘艳红，系覃某1、覃某2的母亲。
五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群，广西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元，广西帮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冯其华，男，1979年9月22日出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荣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天等镇和平路06号。
法定代表人：陈海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其华，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天等县交通运输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城南办公区六栋五楼。
法定代表人：刘政华，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进益，广西添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艳红、覃某1、覃某2、覃建才、李冠芬（以下简称上诉人潘艳红等五人）因与被上诉人冯其华、广西荣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路桥公司）、天等县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天等县交通局）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民法院（2016）桂1425民初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艳红及潘艳红等五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群，被上诉人冯其华、被上诉人荣达路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其华、被上诉人天等县交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进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潘艳红等五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天等县人民法院（2016）桂1425民初712号民事判决，改判冯其华、荣达路桥公司、天等县交通局共同赔偿潘艳红等五人因亲属覃某3死亡的各项经济损失427309.7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冯其华不承担赔偿损失责任错误。冯其华不是荣达路桥公司的员工，其与荣达路桥公司为分包关系。荣达路桥公司将道路施工项目分包给无施工资质的冯其华，冯其华安排运送砂石材料的人员在道路右侧堆放砂石，致使覃某3驾驶车辆经过堆放砂石的路段翻车致死，冯其华作为侵权人，应对覃某3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判决由受害方覃某3承担75%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侵权人承担25%的责任，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荣达路桥公司和冯其华在道路上堆放砂石，妨碍通行，造成覃某3损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天等县交通局作为道路施工项目的管理者，未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应由荣达路桥公司、冯其华、天等县交通局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中由荣达路桥公司、冯其华连带承担60%的责任，天等县交通局承担40%的责任。三、一审法院计算覃某3的四个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16257.33元错误，四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应为179440.7元。
被上诉人冯其华、荣达路桥公司答辩称，冯其华是荣达路桥公司的员工，其安排运送砂石材料的人员在道路右侧堆放砂石，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天等县交通局答辩称，道路施工必然需要在道路边缘堆放砂石料，且荣达路桥公司已在施工路段放置了警示标志，事故的发生与公共道路的管理没有关联。上诉人潘艳红等五人的亲属覃某3死亡的损失赔偿责任应由施工单位承担，天等县交通局作为发包方不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由天等县交通局承担5%的民事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潘艳红等人的上诉请求。
一审原告潘艳红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冯其华、荣达路桥公司、天等县交通局向潘艳红等五人赔偿经济损失427309.70元［其中1、死亡赔偿金189340.00元（9467.00元/年×20年=189340.00元）2、丧葬费27492.00元（4582.00元/月×6个月=27492.0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179440.70元，其中：覃某17582.00元/年×12年÷2=45492.00元、覃某27582.00元/年×16年÷2=60656.00元、覃建才7582元/年×14年÷3=35382.70元、李冠芬7582.00元/年×15年÷3=37910.00元；4、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00元；5、交通费200.00元、误工费837.00元（3人×3天×93.00元/天=837.00元）］。其中，冯其华、荣达路桥公司连带承担经济损失总额60%的责任，天等县交通局承担经济损失总额40%的责任。
一审天等县人民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天等县交通局为实施天等县天等镇母村村至朗明公路（窄路加宽）工程项目建设需要，于2016年8月26日以该局农村公路建设办公室（发包方）的名义与被告荣达路桥公司（承包方）签订《施工合同协议书》，协议由荣达路桥公司对该项目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荣达路桥公司委托被告冯其华对该项目建设进行施工管理。2016年9月29日，覃某3驾驶桂14-×××××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送完货物后从朗明村往母村村方向原路返回。中午12时许，当车行驶至施工的路段OKM+800M时，碰撞到冯其华安排运送砂石材料的人员堆放在路边的砂石堆后侧翻，造成覃某3被压车底身亡的事故。天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天公交认字[2016]第19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覃某3因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行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造成事故，其交通违法行为是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覃某3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冯其华不承担事故责任。事发后，原告潘艳红等人因与冯其华、荣达路桥公司和天等县交通局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于2016年11月1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
另查明，2016年9月29日，天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到事故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并制作现场图，载明：事发路段属干混凝土结构路面，位于天等镇朗明村往母村村方向OKM+800M拐弯处，长约31米，公路右侧东西两端各堆积一处砂石粉，前端（东）砂堆面积为3.50米×2.40米=8.40平方米，剩余路面宽为1.70米；后端（西）砂堆面积为4.20米×3.50米=14.70平方米，剩余路面宽为1米，两砂堆间还存留从路边挖掘上来的料石。事故发生地为道路前端的砂石堆西侧。事发路段正在施工中。
再查明，死者覃某3出生于1979年9月20日，2004年9月30日与潘艳红结婚，婚后于2010年7月20日生育女儿覃某1，于2014年10月27日生育儿子覃某2；覃建才系覃某3父亲，出生于1950年9月5日；李冠芬系覃某3母亲，出生于1951年2月18日。覃建才与李冠芬生育有儿子覃某3和女儿覃丽华、覃丽环（均已出嫁）。
一审天等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案由应定性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或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纠纷，适用的法律依据如何；2、原告潘艳红诉请的各项费用是否合理，应如何确定；3、本案赔偿责任主体有哪些，各方的赔偿责任应如何确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核定潘艳红等五人因亲属覃某3死亡的各项经济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189340.00元（9467.00元/年×20=189340.00元）；2、丧葬费27492.00元（4582.00元/月×6=27492.00元）、亲戚处理后事误工费为837.00元（3人×3天×93.00元/天=837.00元），上述计算的数额符合法律规定，且冯其华、荣达路桥公司、天等县交通局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交通费200.00元，潘艳红等五人虽未提交相关的有效票据，但考虑到该起交通事故发生后，潘艳红等人来回处理后事确实会产生费用，属合理开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覃某3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因涉及四个被扶养人，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有关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故该项费用应计算并核定为：覃某127295.20元；覃某2：41376.50元；覃建才：22529.15元；李冠芬：25056.48元，合计116257.33元。据此，对潘艳红等五人诉求主张超过的部分数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潘艳红等五人诉求主张的精神抚慰金3万元，冯其华、荣达路桥公司、天等县交通局认为潘艳红等人请求数额过高。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该起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损害程度，结合本地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状况，酌情认定为1万元。综上，一审法院核定潘艳红等五人请求赔偿的合理数额分别为：死亡赔偿金189340.00元、丧葬费27492.00元、交通费200.00元、亲属处理后事误工费837.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16257.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合计为344126.33元。
一、关于案由的定性问题。案件案由的定性与案件的基本法律事实及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有密切关系。本案存在两个法律事实，一是因道路建设施工，施工方堆放砂石的事实，二是覃某3驾驶的方向盘式拖拉机行驶经过堆放砂石路段自翻车的法律事实。且施工方在施工路段堆放砂石行为在先，拖拉机自翻后果在后。施工方堆放砂石与覃某3驾驶拖拉机自翻，导致覃某3死亡不在同一时空场子中，系两起事件，不是属于单纯的交通事故。覃某3因驾驶拖拉机自翻，导致其死亡与施工方堆放的砂石有因果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上的物件损害责任，即公共道路障碍物致人损害，应由在公共道路上堆放砂石设置障碍导致事故后果的责任人承担责任。潘艳红等五人请求冯其华、荣达路桥公司、天等县交通局赔偿因该起事故造成其的各项经济损失，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实质是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赔偿的侵权关系，故本案宜定性为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有关规定处理。冯其华、荣达路桥公司以交警部门认定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为由，提出本案应确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处理的抗辩理由，因事实和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承担覃某3驾驶车辆自翻致死经济损失民事责任主体和责任划分的问题。本案事故虽经交警部门调查并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但交通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只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使用，其做出的结论性意见，法院仍应依据查明的事实加以综合认定。本案致使受害人覃某3死亡有多方面的原因，民事责任的划分应当从损害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主观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有二，即堆放、倾倒、遗撒砂石的行为人和公共道路管理部门。受害人覃某3明知其驾车行驶经过的道路路段正在施工，施工路段一侧堆放有砂石，砂石堆旁依次放置了明显的锥筒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且事发时该路段行车会车视线良好。可是，覃某3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使车辆撞上砂石堆，导致车翻人亡的损害后果。覃某3对该结果发生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另外，冯其华违规在道路右侧堆放砂石，占用了道路的大部分路面，给车辆右行造成交通阻碍。而荣达路桥公司作为施工项目的承包方对冯其华的施工用料堆放行为没有恰当地安排指导，没有完全考虑车辆安全通行因素，造成事故发生，荣达路桥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天等县交通局作为项目管理者，对施工建设安全操作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施工单位占用道路堆放砂石的阻碍行为未能及时制止或督促尽快清除障碍，也是造成覃某3翻车死亡的诱因，对此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综合覃某3翻车死亡的原因和各方责任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覃某3对其翻车死亡应自行承担75﹪的事故责任。基于荣达路桥公司认可冯其华因施工需要，安排运送砂石材料的人员在道路右侧堆放砂石的行为属履行受托的职务行为，该行为产生的后果依法由荣达路桥公司承担。考虑到荣达路桥公司在施工路段放置红黑白相间的锥筒警示标志，履行了提醒义务，依法应该减轻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由荣达路桥公司承担20﹪的事故责任，即68825.27元；天等县交通局因对施工安全生产管理上存在瑕疵，一审法院酌定由其承担5﹪的事故责任，即17206.32元。潘艳红等五人要求冯其华和荣达路桥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冯其华和荣达路桥公司非本案事故的共同侵权人，无共同的意思联络，而连带责任是基于共同侵权的原因而应承担的责任，故潘艳红等五人要求冯其华和荣达路桥公司连带承担60%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潘艳红等五人诉讼请求由天等县交通局承担40%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并参照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相关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广西荣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潘艳红、覃某1、覃某2、覃建才、李冠芬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8825.27元；二、由被告天等县交通运输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潘艳红、覃某1、覃某2、覃建才、李冠芬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7206.32元；三、驳回原告潘艳红、覃某1、覃某2、覃建才、李冠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10.00元，由原告潘艳红、覃某1、覃某2、覃建才、李冠芬共同负担5782.00元，被告广西荣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542.00元，由被告天等县交通运输局负担386.00元。
根据上诉和答辩意见，上诉人潘艳红等五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异议：认定荣达路桥公司委托冯其华进行道路施工管理错误。荣达路桥公司与冯其华不是委托关系，实际是荣达路桥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冯其华。被上诉人荣达路桥公司、冯其华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异议：认定覃某3驾驶拖拉机碰撞到冯其华安排运送砂石的人员堆放在路边的砂石堆后侧翻错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覃某3是由于驾驶机动车时违规操作发生翻车,不是碰撞到砂石堆导致翻车。被上诉人天等县交通局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异议：认定覃某3驾驶拖拉机碰撞到冯其华安排运送砂石的人员堆放在路边的砂石堆后自翻，造成覃某3被压在车底身亡与事实不符。覃某3驾驶的拖拉机碰撞到砂石堆后没有立即侧翻，覃某3下车后到拖拉机后左侧后方查看拖拉机时车辆才侧倒将其压死。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荣达路桥公司、冯其华提交的新证据：《劳动合同》一份，证明冯其华是荣达路桥公司的员工。上诉人潘艳红等五人和被上诉人天等县交通局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潘艳红等五人对被上诉人冯其华提交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天等县交通局对上诉人冯其华提交的新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荣达路桥公司、冯其华提交新证据的认证意见：《劳动合同》的合同双方盖有荣达路桥公司的印章和冯其华的签字，且一审诉讼中荣达路桥公司也承认冯其华是该公司委托进行本案道路工程的施工管理人员，故本院对合同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确认2016年2月15日至2018年2月15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对当事人争议事实的分析与认定：1、根据冯其华与荣达路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和荣达路桥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可以认定冯其华与荣达路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冯其华受荣达路桥公司委托负责覃某3翻车事故路段的施工管理。潘艳红等五人未能提供推翻该事实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2、结合覃某3翻车事故事发当天天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拍摄的现场照片，覃某3驾驶的拖拉机自翻的地点在荣达路桥公司道路施工堆放的砂石堆边，而覃某3被压在左侧翻的拖拉机左侧后车厢下面，据此分析，覃某3驾驶的拖拉机不是碰撞到砂石堆后车辆直接往左侧翻倒，而是覃某3下车后车辆才往左侧翻倒。但即便覃某3不是驾驶车辆碰撞到砂石堆后车辆直接往左侧翻倒被压死，覃某3的死亡后果也是与荣达路桥公司在施工路段堆放砂石存在因果关系。故对路桥公司、天等县交通局的主张，本院不再审查。
综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二审诉辩双方的分歧意见，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一、覃某3的死亡事故的侵权责任如何划分；二、一审法院对覃某3死亡后的四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的计算是否正确。
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存在的争议焦点，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覃某3的死亡事故的侵权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本院认为，荣达路桥公司在施工的路段上堆放砂石，占用了部分路面，覃某3驾驶拖拉机碰撞到砂石堆后侧翻，造成覃某3被车厢压致死，覃某3的死亡与荣达路桥公司在施工的路段上堆放砂石存在因果关系。从潘艳红等五人诉讼请求事由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上看，本案应当按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纠纷来确定案由，并划分事故的侵权责任。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改建公路时，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路段两端设置明显的施工标志、安全标志。需要车辆绕行的，应当在绕行路口设置标志；不能绕行的，必须修建临时道路，保证车辆和行人通行。”荣达路桥公司在施工路段上堆放的砂石堆旁尚留有供机动车行驶的宽度为1.7米的路面，足够覃某3驾驶的拖拉机通行。且荣达路桥公司在事故发生路段两端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志，发生事故时该路段视线良好。覃某3在驾驶拖拉机经过施工路段过程中没有安全驾驶，谨慎操作，且在车辆碰撞到砂石堆停车后，采取制动刹车应对措施不当，同时没有考虑到车辆倾斜可能会造成侧翻的危险，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实施了妨碍通行的行为人或者对公共道路负有管理职责的相关单位都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虽然，施工路段的砂石是冯其华安排运送砂石材料的人堆放，在砂石堆旁尚留有供机动车通行的宽度为1.7米的路面，但砂石堆堆放松散，路面有遗撒的石块，管理人冯其华未能及时清理，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覃某3的安全行驶，是引起覃某3驾车碰撞砂石堆的原因。但由于冯其华所实施的行为属于履行荣达路桥公司职务的行为，其妨碍通行的侵权责任应由荣达路桥公司承担。天等县交通局作为事发路段的管理部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有职权且有义务保障道路安全、通畅，但天等县交通局在荣达路桥公司施工期间疏于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使公共道路处于通行障碍之中，没有及时进行清理，其履行职责不当，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结合本次事故的成因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覃某3对本次事故负75%的责任，荣达路桥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天等县交通局承担5%的赔偿责任，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维持。故对潘艳红等五人的主张，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覃某1、覃某2、覃建才、李冠芬四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参照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广西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人民币7582元。因此，计算本案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应首先考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的年赔偿总额是否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人民币7582元。1、被抚养人覃某1的被抚养年限为12年，年赔偿额为人民币3791元（7582元÷2人）；2、被抚养人覃某2的被抚养年限为16年，年赔偿额为人民币3791元（7582元÷2人）；3、被扶养人覃建才的被扶养年限为14年，年赔偿额为人民币2527.3元（7582元÷3人）；4、被扶养人李冠芬的被扶养年限为15年，年赔偿额为人民币2527.3元（7582元÷3人）。所有被扶养人的年赔偿数额为人民币12636.6元（3791元＋3791元＋2527.3元＋2527.3元），已超过年赔偿限额人民币7582元。因此，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分阶段进行计算：第一阶段前12年，被扶养人的人数为四人，而前12年每年赔偿限额为人民币7582元，四个被扶养人年赔偿数额为人民币12636.6元，已超过年赔偿限额人民币7582元的标准，因此，该阶段应按年赔偿限额人民币7582元计算，即四个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人民币90984元（7582元／年×12年）。
第二阶段为第13年至第14年，被抚养人为覃某2、覃建才、覃冠芬三人，三个被扶养人的年赔偿数额为人民币8845.6元（3791元＋2527.3元＋2527.3元），超过年赔偿限额人民币7582元的标准。因此，该阶段三个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人民币15164元（7582元／年×2年）。
第三阶段为第15年，被抚养人为李冠芬、覃某2二人，二个被扶养人的年赔偿数额为人民币6318.3元（3791元＋2527.3元），未超过年赔偿限额人民币7582元的标准。因此，该阶段二个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人民币6318.3元。
第四阶段为第16年，被抚养人为覃某2一人，因此，该阶段被抚养人覃某2的生活费为人民币3791元（7582元／年×1年÷2人）。
综合前述四个阶段，本案四个被扶养人所能获得的生活费总额为人民币116257.3元（90984元＋15164元＋6318.3元＋3791元）。一审法院对四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潘艳红等人上诉请求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式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潘艳红、覃某1、覃某2、覃建才、李冠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10元，由上诉人潘艳红、覃某1、覃某2、覃建才、李冠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农雄楼
审判员 梁丹杰
审判员 陆有帅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隆丽明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三十二条改建公路时，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路段两端设置明显的施工标志、安全标志。需要车辆绕行的，应当在绕行路口设置标志；不能绕行的，必须修建临时道路，保证车辆和行人通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