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鹰民一终字第106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丰城市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金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恩义，江西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张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姚亚男，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巍，男，1986年1月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临川区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满珍，女，197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临川区人。
上述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邹新华，江西东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周瑜，江西东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伯冬，男，197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丰城市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城汽贸）因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2013）余民初字第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丰城汽贸的委托代理人陈恩义，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太保）的委托代理人姚亚男，被上诉人胡巍、郑满珍的委托代理人邹新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伯冬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4月，上海新杰向第三人上海太保投保货物运输险，并签有《货物运输保险预约保险单》，保险期限从2010年4月24日至2011年4月23日止。2011年1月，上海新杰与余江日阳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合同》，约定余江日阳为上海新杰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余江日阳又找到实际车主为被告刘伯冬、挂靠车主为第三人丰城汽贸的赣C×××××车实际承运上海新杰委托余江日阳承运的货物。
2011年3月3日，司机ＸＸ驾驶赣C×××××车运输上海新杰发往宁波方向的货物，行驶至慈溪市西陇线时因严重疏忽大意造成交通事故，致车辆及货物烧毁，经公估货物损失为2674611元。经交警大队认定司机ＸＸ的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ＸＸ负事故全部责任。
2012年6月21日，原告上海太保依据与上海新杰的保险合同，赔付了上海新杰1832000元，上海新杰收到该款后书面将在该款范围内的求偿权转让给原告上海太保。
另查明，2012年6月8日，余江日阳股东即被告胡巍、郑满珍召开股东会决定注销余江日阳并进行清算，经清算余江日阳于2012年10月18日被注销，被告胡巍、郑满珍分得余江日阳剩余资产27866.84元。清算时，由被告胡巍、郑满珍等人组成的清算组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在全国或者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而是在鹰潭日报刊登注销公告。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上海太保依据与上海新杰的保险合同，对上海新杰赔偿后获得代位求偿权，在其赔偿的1832000元范围之内，享有就上海新杰所遭受的损失进行索赔的权利。被告胡巍、郑满珍提出的原告上海太保没有合法的代位求偿权辩解，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司机ＸＸ驾驶赣C×××××车从事运输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车主即被告刘伯冬承担。ＸＸ驾驶赣C×××××车因过错导致交通事故致上海新杰委托运输的货物损毁，侵害了上海新杰的财产权，被告刘伯冬应承担赔偿责任。赣C×××××车的挂靠车主是第三人丰城汽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上海太保诉请第三人丰城汽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第三人丰城汽贸提出其与被告刘伯冬是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责任，因第三人丰城汽贸与被告刘伯冬仅有融资（即借款）关系，并没有租赁关系，不属于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故对第三人丰城汽贸的该辩解不予采纳。余江日阳系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实际承运人即被告刘伯冬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上海太保在取得代位求偿权后，可依法向余江日阳主张权利，余江日阳的股东即被告胡巍、郑满珍在对余江日阳清算时，未按照规定在全国或者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致使原告上海太保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被告胡巍、郑满珍对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清算报告显示余江日阳注销时剩余资产27866.84元，被告胡巍、郑满珍的清算导致了原告上海太保无法对余江日阳剩余资产27866.84元获得清偿的损失，应当在27866.84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上海太保要求被告胡巍、郑满珍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上海太保诉请的公估费34176.45元，《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在理赔程序中支出的公估费等必要费用，由保险人承担，可见保险人支出的公估费不属于《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保险赔偿金，故对原告上海太保的该项诉请不予支付；关于原告上海太保提出赔偿利息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刘伯冬赔偿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1832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第三人丰城市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被告刘伯冬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胡巍、郑满珍共同对被告刘伯冬的赔偿责任在27866.84元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共计27620元，由被告刘伯冬承担11310元、第三人丰城市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承担11310元，被告胡巍承担2500元、被告郑满珍承担2500元。
上诉人丰城汽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违背法律程序。一审判决认定司机ＸＸ为刘伯冬的雇员，其驾驶赣C×××××车辆从事运输行为系职务行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实际上，原审原告的起诉书已经说明了ＸＸ是余江日阳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江日阳）委派的司机，因此，其即使是职务行为，也是余江日阳的雇员。作为本案发车运单和装车清单上唯一签字的人，也是实际承运方唯一签字的人，原审未追加司机ＸＸ到案来查清事实是错误的，违背法定程序。一审判决错列刘伯冬为被告，实际上刘伯冬是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因为和上海新杰货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杰）签订运输合同的是余江日阳，其他人均未与上海新杰签订运输合同，而原审原告选择的又是合同之诉，不是侵权之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刘伯冬最多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一审直接列为被告是错误的，违背法定程序。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刘伯冬与上诉人为挂靠关系是错误的。本案上诉人就该肇事车辆提供了二份合同，一份是前任车主吴洪弟的挂靠合同，一份是后任车主刘伯冬的融资租赁合同。这说明上诉人单位的货车有两种性质，一是挂靠，一是融资租赁。而后任车主刘伯冬就属于后一种，其签订的也是融资租赁合同，一审判决毫无根据、违背合同双方的约定，径行予以否认是错误的。从刘伯冬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内容来看，也完全说明上诉人与其之间是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一是有融资事实，二是有分期交纳租金内容，三是约定租赁期间刘伯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四是约定付清租赁费后，租赁物无偿归刘伯冬所有，五是租赁物由刘伯冬维修、保养、承担相关规费。而融资租赁合同就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正是刘伯冬选择了出卖人吴洪弟、租赁物赣C×××××，上诉人作为出租人支付了车款，刘伯冬获得车辆的使用权，按月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因此，上诉人与刘伯冬之间完全属于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而不是一审所述的挂靠关系。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没有租赁物的实际交付及交纳租金的事实是错误的。事实上，本案车辆就是吴洪弟开到上诉人公司收到公司的钱后再交付给刘伯冬的。其实，融资租赁中，租赁物的交付与买卖合同不同，其是由出卖人直接向承租人交付租赁物，承租人享有买受人的权利但不承担买受人的义务。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没有租赁物的交付既不是事实，也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不符。至于上诉人提供的借条，正是刘伯冬所需交纳的租赁物的对价即租金，还款收据正是刘伯冬交纳租金的体现。如果按一审判决认定的借贷关系，完全违反了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刘伯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付清租赁费后，租赁物无偿归刘伯冬所有。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作为保险代位求偿纠纷案件，本案被上诉人上海太保所代的是上海新杰的法律地位，其所取得追偿权是对运输合同相对人余江日阳违反因运输合同给上海新杰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的权利，因此实际上是因运输合同产生的纠纷的衍生。而一审判决未按合同纠纷进行审理，而是按侵权纠纷进行审理，其所适用的也是《侵权责任法》和《最高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全部是侵权法律，而未适用一条《合同法》的条文，完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四、一审判决错误。一审直接判决车主刘伯冬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对刘伯冬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完全违背合同相对性原理。因为本案原审原告选择的是合同之诉，不是侵权之诉，上诉人与刘伯冬都不是本案上海新杰运输合同的相对人，不可能直接承担该运输合同的违约责任。实际上，应赔偿本案原审原告损失的是合同相对方余江日阳，刘伯冬作为余江日阳委派车辆的车主，即使要承担责任，其承担的也是因此给余江日阳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合并到一个案件中来，刘伯冬也是作为本案第三人，最多只能对余江日阳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上，本案原审原告的起诉书诉请的也是要求余江日阳赔偿损失，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本案余江日阳已经注销，其没有损失，也无主张权利的法律主体资格。退一万步讲，即使其股东的损失是余江日阳的损失，其股东可以主张余江日阳的权利，也只能主张其所承担的27886.84元损失的赔偿权，因此刘伯冬最多只能对胡巍、郑满珍27886.84元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不顾原审原告的诉请，不顾运输合同法律关系，颠倒判决胡巍、郑满珍对刘伯冬的赔偿责任在27886.84元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完全错误。再退一万步讲，即使刘伯冬要承担余江日阳所负赔偿责任的连带责任，也是依据其与余江日阳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所产生的，而该运输合同上诉人并没有参与，也未委托授权刘伯冬、ＸＸ参与，即既不是该运输合同的相对人，也没有委托或表见代理关系，上诉人不应因刘伯冬违约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上诉人不应对刘伯冬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是错误的。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本案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上海太保答辩称：一、一审判决符合法定程序。首先，是否追加司机ＸＸ到案属于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余江日阳通过车辆所有权人来委托涉案车辆进行货物运输，该车辆非余江日阳所有，其司机自然也不会是余江日阳的雇员。事实上，司机ＸＸ由涉案车辆所有人聘用，是车辆所有权人的雇员。鉴于司机只是车辆所有权人的雇员，依法无需对本案货物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故如果本案事实可以查清，法院当然可以裁量决定不予追加司机ＸＸ到案。其次，刘伯冬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是应当对本案货物损失承担责任的人，追加其为被告符合法定程序。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针对涉案车辆，刘伯冬与上诉人之间属于挂靠关系。车辆挂靠是指由个人或者个人合伙出资购买车辆，为了交通营运过程中的方便或其他原因，将车辆登记在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资质的单位名下，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运营。本案中，上诉人是涉案车辆的名义所有权人，但并非该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2000年6月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复函，其认为“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其与车辆前任车主吴洪弟之间的《汽车挂靠合同》来看，涉案车辆自2006年6月起即是以挂靠形式以上诉人的名义进行运营。到2011年3月3日事故发生时，根据车辆行驶证记载，该车辆依然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即该车辆一直是以上诉人的名义在运营。关于上诉人提交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没有具体的租赁期限及每期的租金数额，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构成要件。而且该合同在第四条第二款约定：“上诉人（甲方）向刘伯冬（乙方）交付租赁汽车正常运行所需的证件，包括：行驶证、营运证、附加税证、行驶证贴花、二保卡、养路费、服务手册、牌照及牌照附件”。可见，约定交付的证件与营运公司交给挂靠车辆的证件一致。该合同第六条第三款约定：“租赁汽车刘伯冬（乙方）没有按有关规定及时购买养路费、运管费和车辆年审等费用，由甲方垫付的，乙方应按其垫付金额的2%支付月利息，并且乙方应及时支付甲方所垫付的资金”。第七条第三款约定：“租赁汽车由甲方向保险公司投保……如发生保险事故，乙方应采取合理保护、施救措施，并立即通知甲方和保险公司，同时，应立即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告，乙方应收集有关资料和证明，会同甲方向保险公司办理赔偿……”。可见，此份合同存续期间，上诉人是负责管理该车辆的运营证件及保险情况的，履行着被挂靠公司的义务。结合该车辆依然以上诉人的名义在运营的情况，可见看出该份合同的实质就是挂靠合同。上诉人签订融资租赁形式的合同就是在规避法律对于挂靠公司责任的规定。此外，根据《汽车挂靠合同》记载，在该合同存续期间，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是吴洪弟。因并没有证据显示，吴洪弟有将该车辆所有权转让给上诉人或其他任何人的情况，因此，在该车辆交付刘伯冬之前，车辆所有权人依然是吴洪弟。而上诉人由于并非该车辆实际所有权人，其对于该车辆不享有出售或者出租的权利，因此上诉人提交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均不能成立，应认定为无效。其次，涉案事故发生时，刘伯冬是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上诉人提供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首页上面有吴洪弟的手写批注记载：“我本人同意将赣C×××××号车转让过户到刘伯冬”，因此，该车辆前任车主吴洪弟是与刘伯冬达成一致意见，将涉案车辆所有权转让给刘伯冬。而刘伯冬由于资金问题，向上诉人借款购车，并签署借条，约定借款本金及利息，故刘伯冬与上诉人之间只是借贷关系。因此，将车辆转让给刘伯冬是前任车主与刘伯冬达成的合意，刘伯冬用借款支付转让费用后，前任车主向其交付了车辆，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刘伯冬取得了该车辆所有权。退一步讲，即使该《汽车融资租赁合同》有效，到2011年3月3日涉案事故发生时，刘伯冬的租赁费及租赁管理费已经全部付清，根据租赁合同约定，车辆所有权人也应当是刘伯冬。综上，涉案车辆是刘伯冬实际所有，并以上诉人的名义进行运营，因此，刘伯冬与上诉人之间应当是车辆挂靠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将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合并审理，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本案是保险代位求偿纠纷案件，保险人取得的是被保险人上海新杰就本案损失向相关责任人进行追偿的权利。因此，不论是依据合同关系还是侵权关系，凡是对本案货损发生负有责任的人，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根据不真正连带责任原理，当合同关系与侵权关系发生竞合时，合同违约人及侵权人均应当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各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对于同一债权人负有以同一给付为标的的数个债务，因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均归于消灭，此时数个债务人之间所负的责任即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其特征是：1、数个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对同一债权人负有不同的债务；2、同一债权人对数个债务人均享有分别的请求权；3、数个债务偶然联系在一起；4、数个债务人给付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且债务的清偿不分比例、数额，每个债务人均负有全部清偿的义务，一旦一个债务人清偿了全部债务，债权人无权再向其他债务人求偿；5、在多数情况下有最后真正承担债务责任的人，即终局责任人。根据共同诉讼发生的原因，可分为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两种类型。当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这种情形下形成的共同诉讼称之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对于该类诉讼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和判决。当诉讼的标的属于同一种类，由此形成的共同诉讼称之为普通共同诉讼，对于该类诉讼虽然不必然要求合并审理，但是出于诉讼经济和避免裁判矛盾之考虑，法院通常将多个类别的诉讼之主体予以合并。不真正连带之债的各债务人是基于不同法律关系形成的债务，所形成的诉讼之诉讼标的也就不同，属普通共同诉讼，法院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合并审理。鉴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纠纷在生活中已普遍存在，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理论和规则在司法实践尤其是处理众多民商事纠纷案件上也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运用。上海市高院在《关于审理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第六条就专门针对不真正连带之债问题在审判中的处理作出了解答。上海市高院认为，对于这种不真正连带之债，各请求权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和债务人均不相同，故属不同的诉讼标的，债权人有权分别起诉；但债权人同时起诉数个债务人的，属于普通共同诉讼。对普通共同诉讼，法院应根据便利人民群众诉讼、便利法院审理案件的“两便”原则，确定案件是否合并审理。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后，即取代被保险人，有权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向数个第三者分别提起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也可以提起共同诉讼。因此，一审法院将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合并审理，并判决余江日阳、刘伯冬及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院审判案件的“两便”原则。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刘伯冬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刘伯冬与上诉人之间是车辆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胡巍、郑满珍答辩称：一、ＸＸ作为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责任应当由接受劳务者承担，ＸＸ不是本案赔偿责任的承担者，与本案处理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无任何当事人申请将ＸＸ予以追加，故上诉人以此主张程序不合法不能成立。二、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60条行使代位求偿权，是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害的第三者的代位求偿，其既可以选择合同的违约方也可以选择实际的侵权方，一审予以合并处理既是对权利人选择权的尊重，也是减少诉累的合法途径，上诉人以此主张一审程序不合法及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从来没有取得事故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与吴洪弟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刘伯冬，一审根据这一事实以及上诉人提供的借条、还款、利息等证据认定刘伯冬与上诉人是名为融资租赁，实为车辆挂靠和融资借款的借贷关系，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和最高院关于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伯冬未作答辩。
本案在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上诉人丰城汽贸提出两点违法之处，一是本案遗漏当事人肇事司机ＸＸ，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二是车主即被上诉人刘伯冬最多只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不应当列为被告。对于第一点，虽然被上诉人上海太保在一审诉状中称ＸＸ是余江日阳委派的司机，但是其提交诉状时对该事实并不清楚，ＸＸ具体是谁的雇员应当以事实为准。ＸＸ驾驶被上诉人刘伯冬所有的车辆，为余江日阳运输货物，余江日阳与被上诉人刘伯冬对于ＸＸ是谁的雇员应当清楚。余江日阳的股东胡巍、郑满珍称ＸＸ是被上诉人刘伯冬的雇员，被上诉人刘伯冬一、二审均未出庭进行辩解，且司机由车主雇佣更符合现实生活情况，故应当认定ＸＸ为被上诉人刘伯冬的雇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ＸＸ的侵权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刘伯冬承担，其无需承担责任，且无任何当事人申请追加ＸＸ为本案当事人，故一审法院不予追加ＸＸ为当事人并无不当。对于第二点，本案是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被上诉人上海太保的诉讼请求既包含了合同之诉，又包含了侵权之诉，被上诉人刘伯冬作为侵权人，在一审时由上诉人丰城汽贸申请追加为本案被告，故一审法院将刘伯冬列为被告并无不当。（二）关于被上诉人刘伯冬与上诉人丰城汽贸是挂靠关系还是融资租赁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中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刘伯冬向上诉人丰城汽贸借款60万元用于购买本案所涉车辆，并分期归还本金和利息，本案所涉车辆前任车主吴洪弟在融资租赁合同上注明同意将车辆过户给被上诉人刘伯冬。由此可见，本案是被上诉人刘伯冬向上诉人丰城汽贸借款，直接与吴洪弟发生买卖关系，被上诉人刘伯冬按期归还上诉人丰城汽贸公司本金和利息，并不是支付租金。因此，本案虽然上诉人丰城汽贸与被上诉人刘伯冬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但双方并非融资租赁关系。结合吴洪弟与上诉人签订的挂靠合同等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刘伯冬与上诉人丰城汽贸应当属于挂靠关系。（三）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本案是一起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一审法院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对案由依法进行变更。被上诉人上海太保一审的诉求是主张余江日阳与丰城汽贸对货物损失1832000元承担连带责任，既包含了合同之诉也包含了侵权之诉，因此一审法院作为普通共同诉讼进行合并审理，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并无不当。此外，被上诉人上海太保一审的诉求是主张上诉人丰城汽贸对1832000元承担连带责任，而不是对余江日阳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没有错误。
综上，上诉人丰城汽贸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620元，由上诉人丰城市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水才
审 判 员 汪福庚
代理审判员 范 超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蒋慧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