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阳中法民三终字第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负责人：黄维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黎丽莎。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其书，男，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横坡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芬，女，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横坡镇。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吴世全，广东大众天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坤，男，汉族，阳春市人，住阳春市春湾镇。
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其书、黄国芬、林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3）阳春法民一初字第1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0月21日，杨其书、黄国芬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天安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110000元给杨其书、黄国芬（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2、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441123.02元给杨其书、黄国芬。3、林坤对上述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赔偿数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天安保险公司、林坤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3年10月3日，杨林福酒后驾驶粤QVG7**号二轮摩托车追尾碰撞临时停在路边由林坤驾驶发动机号码为D6NG024XX的轿车，造成杨林福死亡、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阳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阳公交认定（2013）第098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林坤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杨林福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该发动机号码为D6NG024XX的轿车在天安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天安保险公司答辩称：林坤发生事故后逃逸，根据商业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第五条的约定，天安保险公司不负责理赔。交强险赔偿部分，如需天安保险公司赔偿，则天安保险公司保留追偿权利。杨其书、黄国芬为农村居民，杨其书、黄国芬的经济损失应按农业人口标准计算。
林坤答辩称：对杨其书、黄国芬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无异议，但对第三项请求有异议，由于林坤所驾驶的肇事车辆已向天安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故应由天安保险公司赔偿杨其书、黄国芬的经济损失。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3日，杨林福酒后（149.3㎎／100ml）驾驶粤QVG7**号两轮摩托车沿阳春市春城二桥由河西往河东方向行驶，3时45分许行驶至二桥东路面时追尾碰撞临时停在路边由林坤驾驶发动机号码为D6NG024XX的轿车，造成杨林福死亡、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后林坤驾驶发动机号码为D6NG024XX的轿车逃逸。阳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后，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阳公交认字（2013）第098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林坤驾驶机动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但杨林福驾驶机动车不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林坤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杨林福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杨林福发生该起交通事故之前户籍是广东省恩平市横陂镇的农村居民，杨其书、黄国芬主张杨林福自2009年1月3日起至发生该起交通事故受害前与其姐杨林燕、杨林花三人合伙开办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经营，并在公司宿舍居住，提供了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工资证明》和该服务中心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以及阳春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于2013年11月25日出具的《证明》、杨林燕名下的阳春字第0200005590号《粤房地权证》等证据至庭，其中该中心于2013年10月1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杨林福于2009年1月3日起在我单位工作，任经理职务，每月工资15000元。在我单位工作期间在我单位安排的宿舍居住（宿舍地址：阳春市春城）。”阳春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载明：“经查我所流动人口信息平台：杨林福，男，户籍地址：广东恩平市横陂镇。杨林福于2012年10月12日在我所申报流动人口登记。其暂住地址为：广东省阳春市春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记载：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是2012年6月11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工商核准时间是2012年10月16日，住所地是阳春市春城，属于春城街道辖区城镇范围。阳春字第0200005590号产权证记载：“所有人杨林燕，座落春城街道，2009年自建……”经质证，天安保险公司、林坤对杨其书、黄国芬上述证据均有异议，要求杨其书、黄国芬提供劳动合同及完税证明至庭。由于杨其书、黄国芬提供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记载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成立时间是2012年6月11日，与杨其书、黄国芬诉称杨林福2009年1月3日起至该中心工作时间不一致，故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后责令杨其书、黄国芬继续补充提供证据至庭，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杨其书、黄国芬补充提供了阳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阳春市权健美容养生馆的《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吕德伟与杨林花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阳春市春城街道龙湾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1年4月13日出具的《证明》、吕德伟名下的房地产权证等证据至庭，其中，阳春市权健美容养生馆的《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记载：“经营场所是阳春市春城，经营者是杨林花，成立时间是2011年9月30日。”《房屋租赁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吕德伟，乙方杨林花，甲方愿意将座落在阳春市兴华路房屋第一、二层租给乙方作服务使用；租期为2年，从2011年4月11日至2013年3月31日止……”阳春市春城街道龙湾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内容为：“兹有我辖区阳春市春城镇城南梅花村与兴华路属于同一地址，该房屋是吕德伟的物业，因发展需要将房屋出租给杨林花作为经营性用房，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对该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同意其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记载：房屋所有人吕德伟，座落阳春市春城镇，房屋来源2003年自建……经质证，天安保险公司、林坤认为杨其书、黄国芬补充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阳春市权健美容养生馆的经营者是杨林花，不能证明受害人杨林福是该馆的股东以及工作和居住情况。第二次庭审中，杨其书、黄国芬对天安保险公司、林坤在第一次庭审时要求其提供的劳动合同、完税证明的问题时解释称：“阳春市权健美容养生馆是杨林福与其姐杨林花、杨林燕三姐弟共同开办的，以杨林花名义办理个体户工商登记执照，后于2012年6月11日重新工商登记更名为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个体工商户登记在杨林燕名下，均属于权健自然医学集团服务中心品牌加盟店；原公司宿舍是租赁座落于阳春市春城吕德伟的房屋（即经营场所的住所地），重新工商登记为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后，租赁杨林燕座落于春城街道广场路房屋作为公司宿舍居住；杨林福的平时收入由基本工资与岗位津贴两部分构成，其中基本工资包括股份分成，岗位津贴属于出勤奖金，单位以现金方式发放杨林福的收入，由于工资收入包括了股份分红收入，故没有交纳收入税，因而无法提供完税凭据至庭。”杨林福到阳春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办理流动人口登记（暂住证）后，为其本人所有的肇事车辆粤QVG7**号二轮摩托车在阳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理了入户手续。
林坤驾驶的肇事车辆发动机号码为D6NG024XX轿车，向天安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2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率特约险，涉案保险事故在保险期内发生。其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第六项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经质证，林坤认为其本人所有的肇事车辆发动机号码为D6NG024XX轿车在阳春市春城二桥头力帆车行购买时，由该车行代为向天安保险公司投保的（在当地新车购买时，一般由售车的车行代为购买车辆保险），该车行只是交付保险卡给其本人，天安保险公司并没有交付保险条款及通过任何方式向其说明保险条款内容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主张商业保险条款中有关免除天安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对此，天安保险公司提供了《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保险投保单》至庭，该保险单中的“投保人声明”栏载明：“本人就保险标的：向天安保险公司，投保家庭自用汽车保险，确认以下事项：产险销售人员姓名：林伟，职业证号：CX00802216；产险销售人员姓名：刘梦思，职业证号：CX00802191。本人已收到保险条款并仔细阅读，尤其是加下划线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和免责责任的说明、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本投保单所填写的内容均属事实。对打印出的投保人申请内容确认无误。投保人签名（签章）：林坤（签名）。投保时间：2013年8月8日16时02分。”林坤质证该投保单时认为：“投保人声明”栏中的投保人签字“林坤”并非是本人签名，其本人没有在任何投保材料上签名。并申请对该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林坤于2013年12月6日向原审法院明确表示由于其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刑，且无钱预交鉴定费用，故要求原审法院责令天安保险公司代为交纳。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9日向天安保险公司发出（2013）阳春法民一初通字第1137号《关于预交鉴定费用通知书》，责令天安保险公司在收到该通知书后七日内预交鉴定费用，但天安保险公司在法院限定的限期内没有预交鉴定费用，故没有启动鉴定程序。
另，林坤在发生涉案交通事故之后，已支付丧葬费28200元给杨其书、黄国芬。林坤因犯交通肇事罪，已被原审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根据杨其书、黄国芬的申请，原审法院于2013年10月22日作出（2013）阳春法民一初字第1137-1号民事裁定，扣押了林坤驾驶的发动机号码为D6NG024XX号轿车的肇事车辆。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阳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涉案交通事故作出的阳公交认字（2013）第098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合法，认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依法予以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确定受害者杨林福的相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还是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问题。（二）天安保险公司是否尽到对免责条款的提示或者说明义务问题。
关于焦点一，参照国家统计局（1999）114文件《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农业人口一般指居住在农村或集镇，从事农业生产，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口。杨其书、黄国芬诉称受害人杨林福户籍虽是广东省恩平市横陂镇的农村居民，但其自2009年1月3日起到住所地为阳春市春城街道的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工作，并在该服务中心的宿舍居住，为了证明其主张成立，提供了阳春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工资证明》及《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阳春字第0200005590号《粤房地权证》等证据至庭。经审查，本案中，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是于2012年6月11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户籍管理机构阳春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实了受害人杨林福于2012年10月12日申报流动人口登记，此后杨林福作为一名恩平市人到阳春地区办理肇事摩托车入户手续，而且天安保险公司、林坤无提供反驳的证据至庭。因此，杨其书、黄国芬提供的上述证据基本上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而且除杨林福的收入情况由于杨其书、黄国芬没有提供其完税凭据予以证明，不足以证明其收入达《证明》所载的基本工资15000元之外，其余内容均真实可靠，应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故杨其书、黄国芬提供的上述证据只能够证明受害人杨林福于2012年6月11日起在阳春市春城街道的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工作及居住，但无法证明杨其书、黄国芬诉称于2009年1月3日起在春城工作及居住的事实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为了查明杨林福工作及居住的事实，在第一次庭审后责令杨其书、黄国芬补充提供证据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经审查，杨其书、黄国芬补充提供的阳春市权健美容养生馆的《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房屋租赁协议书》、吕德伟的产权证、阳春市春城街道龙湾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等证据，证据之间也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而且天安保险公司、林坤亦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至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故也予采信。据上所述，依法认定受害人杨林福于2011年9月30日起到阳春市春城的阳春市权健美容养生馆，后重新工商登记为阳春市权健自然服务中心经商及居住。因此，杨林福是在城镇经商的农村居民，并非传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精神，死亡赔偿金是指对生命权损害以及受害人因为生命丧失而遭受的财产损失的赔偿，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指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受害者杨林福虽仍是农村家庭人口，但其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从事经商从而有固定收入，其的生活来源地及居住地均在城镇，有关损害赔偿费用依法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据此，杨其书、黄国芬主张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参照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林坤与天安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是属于格式合同，其中该合同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是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林坤驾驶机动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天安保险公司主张其公司已向林坤履行保险人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因而其公司免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所负的赔偿责任，为了证明其主张成立提供称是林坤签名的《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保险投保单》证据至庭。经质证，林坤否认其在该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栏中签名，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询问林坤预交鉴定事项时，表示由于其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刑，且无钱预交鉴定费用，故要求原审法院责令天安保险公司代为交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因此，林坤要求原审法院责令天安保险公司代为预交鉴定费用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天安保险公司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不预交鉴定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依法应由天安保险公司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天安保险公司主张其履行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理据不足，依法不予采纳。由于天安保险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公司已向林坤尽到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天安保险公司仍应予理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参照《2013年度计算标准》，依法确认杨其书、黄国芬有如下经济损失：1、死亡赔偿金，杨林福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时未满六十周岁，其的死亡赔偿金计算年限为20年，其的死亡赔偿金应是30226.71元／年×20年=604534.2元；2、丧葬费56401元∕年÷12个月×6个月=28200.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黄国芬至其儿子杨林福因本案交通事故受伤时年满五十七周岁，已到我国女性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其又没有生活来源，因此，黄国芬主张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其的被扶养年限应计算20年，其生育四个子女，故其的被扶养生活费应是22396.35元∕年×20年÷4人=111981.75元；5、处理后事误工费（30226.71元∕年÷365天×3人×3天）=745元。以上五项合共780461.45元。由于林坤所有的肇事车辆向天安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故天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中的死亡赔偿限额内直接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处理后事误工费等共110000元给杨其书、黄国芬。杨其书、黄国芬余下的经济损失780461.45元-110000元=670461.45元，林坤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林坤应赔偿670461.45元×70%＝469323.02元给杨其书、黄国芬。由于林坤所有的向天安保险公司购买了限额为2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率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杨其书、黄国芬诉请天安保险公司在林坤购买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付保险金，理据充分，予以支持，故天安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200000元限额内赔偿经济损失200000元给杨其书、黄国芬。杨其书、黄国芬再还有剩下经济损失款469323.02元-200000元＝269323.02元，抵减林坤已支付的丧葬费28200元后，林坤还应赔偿269323.02元-28200元＝241123.02元给杨其书、黄国芬。杨其书、黄国芬诉请超出上述部分，依法予以驳回。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于2014年1月26日作出（2013）阳春法民一初字第1137号民事判决：（一）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经济损失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给杨其书、黄国芬。（二）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经济损失200000元给杨其书、黄国芬。（三）林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经济损失241123.02元给杨其书、黄国芬。（四）驳回杨其书、黄国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311元，诉讼保全费620元，合共9931元，由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负担2500元，林坤负担7431元。
天安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3）阳春法民一初字第11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其书、黄国芬、林坤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从保险合同条款约定来看，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属于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情形。根据天安保险公司与林坤所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的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为证实该责任免除情形对被保险人发生法律效力，天安保险公司在制作条款时，采用黑体字、粗体字等形式明确作出了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林坤发生法律效力，并及于第三者。（二）从法律规定层面，交通事故中的逃逸行为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而将该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保险人仅需作提示义务。本案中，天安保险公司已经提供有明确提示字体的保险条款和投保单作为证据。（三）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认定错误。天安保险公司已经将投保单作为证据提供，证实天安保险公司已履行告知义务，即使林坤对其签名有异议，也应由其提供证据证明投保单的签名不是由其本人所签，其本人已经提出鉴定，但一审法院因其无钱缴交鉴定费就随意将举证责任移转至天安保险公司，明显不公平、不合理。（四）禁止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是法律的最低要求，目的是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护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害，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作出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杨其书、黄国芬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予以维持。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天安保险公司未尽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投保人声明栏内的内容系天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该投保单中投保人签名并非是林坤本人签名，而是由车行人员代签，林坤根本不清楚保险的免责条款，所以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林坤及杨其书、黄国芬不产生法律效力。天安保险公司应就其已经尽到明确告知义务负有举证责任，本案天安保险公司并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因此本案应认定天安保险公司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责任免除条款不生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由于林坤在一审时明确表态，该保单上的签名不是其的亲笔签名，保险公司没有就保险的免责条款向其履行明确告知义务，林坤并对保单上的签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但由于林坤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刑，无钱预交鉴定费用，为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责令天安保险公司代为缴纳鉴定费用，符合证据规则的法律规定。天安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其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林坤没有提供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天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条款的字体与其他条款的字体相一致，字体虽小，但全部加下划线，且全部加粗添黑。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天安保险公司应否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林坤对天安保险公司提供的《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林坤”的签名有异议，主张是阳春市春城二桥头力帆车行代向天安保险公司投保的，该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林坤已向天安保险公司交纳了保险费，应视为林坤对代签名行为的追认，该保险合同生效。林坤与天安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第六项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该保险合同条款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合法有效。林坤在事故发生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林坤与天安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约定，且肇事逃逸是法律所规定的禁止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本案中，天安保险公司就上述免责条款采取了加下划线，且加粗添黑，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应认定天安保险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故天安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天安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天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10000元给杨其书、黄国芬。杨其书、黄国芬余下的经济损失780461.45元-110000元=670461.45元，林坤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林坤应赔偿670461.45元×70%＝469323.02元给杨其书、黄国芬。扣减林坤已支付的丧葬费28200元后，林坤还应赔偿469323.02元-28200元＝441123.02元给杨其书、黄国芬。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应予纠正。天安保险公司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3）阳春法民一初字第1137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二、撤销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3）阳春法民一初字第11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变更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2013）阳春法民一初字第113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林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441123.02元给杨其书、黄国芬。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林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志华
审 判 员 肖 军
代理审判员 冯志霞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彦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