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1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勤官。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卫平。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明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卫忠。
上列四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辉，上海市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长军。
委托代理人张玉琴，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一（民）初字第10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辉、被上诉人高长军的委托代理人张玉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9年1月20日，徐卫平向高长军出具欠条，确认“欠高长军沙石款2008年度，余款12.6万元（126，000元），￥：壹拾贰万陆仟元正。”下面落款为“欠款人：徐卫平（代）”。2010年1月19日，苏明海向高长军出具欠条，确认“徐卫忠欠高长军材料费至2008年底总计980，412元（玖拾捌万零肆佰壹拾贰元正），已付410，000元（肆拾壹万元正），还欠570，412元（伍拾柒万零肆佰壹拾贰元）。”落款为“经手人：苏明海”。2010年5月17日起至2011年5月29日止，苏勤官在高长军开具的送货单上签名。2013年3月高长军以苏勤官未付款为由，诉诸法院，请求判令苏勤官支付尚欠材料款226，304.30元。
原审另查明，徐卫忠于2008年3月1日出具给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证明，确认他们是其雇佣的施工队管理人员，专门负责施工队平时日常联系、工程质量管理、建材收发等工作，从2008年到2011年期间，代理徐卫忠从事工程中相关事宜。在该证明左面又注明“以上3人是我雇佣”字样。2011年1月28日，高长军在出具给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的字据上签名确认收到支票金额500，000元，该字据上面注有“2010年”。2013年4月1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车站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称“大团阿平是我村里一个施工队的民间称呼，具体负责人徐卫忠，徐卫忠多年从事建筑工程承包工作。苏勤官、苏明海、徐卫平等3人是徐卫忠雇佣的管理人员，特此证明。”另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车站村民委员会2012年8月6日公告显示，徐卫平为该村委会主任。
原审审理中，高长军以原诉讼标的226，304.30元计算有误故变更诉讼标的为239，241.50元。高长军对徐卫忠辩称的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系徐卫忠雇佣及高长军货款已全部付清的事实均不予认可，但提出既然徐卫忠自认是雇主，故要求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共同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对徐卫忠的辩称意见无异议。经高长军申请，原审法院依法追加徐卫平、苏明海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之后高长军要求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共同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审理本案的需要，依法追加徐卫忠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最后高长军明确要求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共同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对高长军提供的2010年5月17日起至2011年5月29日止收货清单上高长军所列的货物单价等均予以认可。经原审法院核对，扣除高长军计算差错的金额及未签名的送货单金额等，苏勤官签收的送货单金额实际为239，125.45元。
原审认为，苏勤官对高长军提供的送货单中其的签名无异议，但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均否认与高长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出他们三人均系受雇于徐卫忠，是在工地上帮助管理的工作人员，而徐卫忠也承认由其与高长军发生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并认可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是受其雇佣，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还提供了证明雇佣关系的证据，然而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充分有效的证明徐卫忠与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存在雇佣关系，综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可以确认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与高长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高长军要求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共同支付拖欠的货款，应予以支持，但欠款金额根据高长军提供的证据核对后，扣除高长军计算差错的金额及未签名的送货单金额等认定为239，125.45元，对于高长军主张的欠款数额239，241.50元与认定的欠款数额之间的差额，高长军日后若有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徐卫忠辩称欠高长军货款均已付清，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故对徐卫忠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另徐卫忠称与高长军之间的买卖业务至2011年，而高长军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3年3月27日，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故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做出判决：（一）、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长军货款239，125.45元；（二）、驳回高长军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94元，由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共同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原审法院。
苏勤官、徐卫平、苏明海、徐卫忠均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高长军的全部诉讼请求。四名上诉人一致认为，首先，依据在案证据完全可以认定与高长军发生买卖关系的是徐卫忠，其余三名上诉人只是徐卫忠的雇员，而非买卖合同的主体；其次，高长军出具的50万元收条可以说明双方针对2011年1月28日之前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之后的货款也已经全部现金结清。高长军主张货款缺乏事实依据；再次，高长军主张的是2010年间发生的货款，该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所以高长军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被上诉人高长军辩称，根据上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完全可以认定四名上诉人是合伙关系，至于上诉人所称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只是上诉人为了逃避债务的单方陈述，而且也并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所以四名上诉人应当共同承担付款责任；50万支票的收据是针对苏明海于2010年出具的关于至2008年底货款之欠条所支付的款项，本案系争发生于2010年后的货款并没有支付；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在高长军持续供货后，上诉人以滚动付款的方式支付款项，双方交易持续至2011年5月份，所以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
本院另查明：高长军在诉讼中提供的送货单中收货人均为“大团阿平”。收货人栏分别由徐卫平签署“徐卫平”或者“阿平”，或由苏勤官、苏明海签署各自姓名。
本院认为，涉案施工队“大团阿平”在没有进行过正规注册登记的情况下即对外发生经济业务往来，在产生债务纠纷后，四名参与收货、签署欠条等存有关系的上诉人主张该施工队由徐卫忠一人负责，债务应由徐卫忠一人承担。该主张在无充分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本院无法采信。需要明确的是，四名上诉人为证明该主张提供了上诉人徐卫忠个人出具的证明，其仅为上诉人的单方主张，并不足以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就该主张还提供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但鉴于上诉人之一徐卫平即为该村委会主任，显见该证据的证明力欠充分。况且根据双方陈述及50万元收条的付款凭证，可以认定上诉人在支付高长军货款的过程中并未对不同签收人的送货单进行过具体区分。目前虽有徐卫忠主动要求承担责任，但徐卫忠并未就其有足够的还款能力进行举证。故原审法院认定应由四名上诉人共同承担收款单位为“大团阿平”项下货款的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上诉人依据高长军出具的50万元收条主张2010年间的货款已经结清，而高长军认为50万元收条，对应的是苏明海2010年1月29日出具的欠条上的货款，非为本案2010年间的货款。虽然在高长军出具的关于金额为50万元的支票收条上有“2010年”字样，双方对该“2010年”的含义各有主张，但考虑到四名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苏明海于2010年出具的金额为570，412元的欠条已付清，因此原审认定该50万元支票款并非支付本案项下的货款，有一定的理由与依据。同时上诉人主张本案2011年间的货款也以现金方式结清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于上诉人坚持的系争货款已经结清之上诉意见亦不予采信。上诉人还主张高长军的权利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然而根据涉案送货单所载时间及徐卫忠对双方业务终止时间的确认，可以认定双方业务至少持续至2011年5月，高长军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所以本院对上诉人的该观点也无法认同。据此，四名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与依据均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94元，由上诉人苏明海、徐卫平、苏勤官、徐卫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 珏
代理审判员 许鹏飞
代理审判员 潘春霞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郭 葭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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