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7民终4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先进，男，汉族，1963年2月2日出生，湖北省宜都市人，住湖北省宜都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泽凯，男，汉族，1975年10月13日出生，湖北省宜都市人，住湖北省宜都市，
上述二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朱其芳、曹传强，湖北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封春旭，男，汉族，1969年11月15日出生，广东省深圳市人，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代理人：封春日，男，汉族，1972年9月10日出生，系封春旭之弟，住武汉市青山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孙家祥，湖北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国洋，男，汉族，1965年5月5日出生，湖北省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
委托代理人：郑水生，男，1961年5月3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系湖北鸿洋达置业有限公司副经理，住鄂州市鄂城区（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朱超群，湖北思普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中明，男，汉族，1964年2月14日出生，湖北省宜都市人，住湖北省宜都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鸿，男，汉族，1970年2月28日出生，湖北省宜都市人，住湖北省宜都市，
委托代理人：覃卓朴、李绍威，湖北今天（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彭先进、上诉人彭泽凯、上诉人封春旭与被上诉人徐国洋、原审被告吴中明、原审被告刘鸿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702民初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齐志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赵国文、张开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先进、上诉人彭泽凯的委托代理人朱其芳、曹传强、上诉人封春旭的委托代理人封春日、孙家祥、被上诉人徐国洋的委托代理人郑水生、朱超群、原审被告刘鸿的委托代理人覃卓朴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吴中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国洋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和《石料场转让合同》等与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相关的所有合同或者协议；2、被告立即退还已支付的转让金人民币7974935.98元；3、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3372752.34元。
原审认定：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是经宜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在工商登记上为一人，但该企业实际有多名隐形股东，分别为封春旭、彭先进、彭泽凯、吴中明、刘鸿。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登记投资人经多次变更，在2014年12月以前登记的最后投资人为彭先进。
2014年9月2日，徐国洋转账支付给刘鸿合同定金500000元。同年9月24日，刘鸿代表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与徐国洋签订《石料场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将位于宜都市枝城镇官当村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全部采矿权及石料场所有资产全部转让给徐国洋，转让价为9500000元，其中采矿权转让金为6200000元，石料场全部资产转让金为3300000元。双方对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11月20日，封春旭、彭先进、彭泽凯、吴中明、刘鸿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一份，约定各方在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分别为：封春旭40%、彭先进35%、彭泽凯10%、吴中明10%、刘鸿5%。2014年12月7日，徐国洋向潘伟民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以本人的名义参加“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的签订。2014年12月9日，彭泽凯、吴中明、刘鸿、封春旭分别出具授权委托书，一致委托彭先进与徐国洋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事宜。同日，彭先进与徐国洋签订了“《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彭先进将位于宜都市枝城镇官当村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经营权、相关权证及所有资产转让给乙方徐国洋。转让价格为9500000元，包括石料场的经营权及相关权证的转让金为6200000元，石料场全部现有资产转让价为3300000元。支付方式为：本合同项下仅涉及6200000元款项的支付，另外3300000元的支付方式见补充协议。此前2014年9月24日已支付给甲方的500000元为合同的定金，双方对移交清单进行清点及完成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的过户手续及公章发票专用章的移交后，当天支付5200000元。余下50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合同还约定：甲方应积极协助乙方到国土资源局办理采矿许可证的负责人变更手续，如因甲方原因导致逾期未办理完毕相关证件变更手续的，乙方有权变更或终止合同。甲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应积极协助乙方协调生产中的与有关部门和当地群众的关系，解决和处理好与周边的矛盾。在违约责任部分，双方约定：甲方保证本合同转让的石料场不属于政府关停对象且无权利瑕疵，无其他人或单位向乙方主张权利，若因此有影响公司正常生产和经营，由甲方在乙方规定的时间内处理解决。甲方未结清以前债务，导致债权人向乙方追讨，乙方不承担该债务。若因此原因使乙方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由甲方双倍赔偿。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对余下转让款3300000元的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2014年12月10日，徐国洋转账支付给彭先进5200000元，同日，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人由彭先进变更为潘伟民。2015年1月6日，徐国洋向宜都市国土资源局补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500元、矿产资源补偿费14300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备用金30000元。2015年1月22日，徐国洋两次向彭先进转账支付转让款共计1955200元。2月9日，从徐康账上支付孔晓波修路款80000元。2015年3月1日，彭先进与徐国洋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彭先进和彭泽凯的45%股份，徐国洋直接支付给彭先进，封春旭、吴中明和刘鸿的股份由徐国洋自行处理。彭先进之前收取的5000000元中，扣除45%的股权作价3285000元后，余款1715000元退还给徐国洋；徐国洋收到上述1715000元后，此补充协议生效。3月4日，彭先进向潘伟民账上转账退回转让款1285000元，彭泽凯向潘伟民账上转账退回转让款100000元。同年3月7日，潘伟民向吴中明账上转账支付转让款350000元、向刘鸿账上转账支付转让款320000元。2015年6月5日，潘伟民向孔晓波支付修路款40000元。6月19日，潘伟民向宜都市地税局补缴税款42195.98元。8月31日，潘伟民支付原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拖欠司机运费509766元。9月5日，潘伟民支付孔晓波2014年修路尾款67162元。至此，徐国洋及潘伟民共计支付转让款7974935.98元。
原审另查明：徐国洋接手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后，开始对石料场经营管理，先后投入资金对基建、设备进行改造。在此期间，因原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所欠他人债务问题，导致该石料场多次被债权人堵门闹事。从2015年1月到2016年期间，因原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拖欠他人货款或借款，先后有13名债权人起诉宜都洋溪华融石料场及潘伟民等。
原审认为：本案原告徐国洋与被告彭先进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实为约定对企业经营权及资产的整体转让，其中包括采矿权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采矿权的受让人应当符合相关资质条件，即具有与所开采矿产资源相适应的资金、技术和装备条件，应为企业法人，个体采矿的应依法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凡不符合上述法定条件规定的，不得成为采矿权转让的受让人。本案中，徐国洋作为公民个人，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采矿权受让主体条件。基于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原、被告在签订转让合同后，仅能进行投资人的变更登记，无法完成合同第四条约定的采矿许可证负责人变更手续。其次，在徐国洋接手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后，因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之前所欠他人债务，导致多名债权人在2015年5月至12月之间多次到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堵门、闹事，严重影响石料场正常生产经营；多名债权人以原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拖欠其货款或借款为由将现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及登记投资人潘伟民起诉至法院，诉讼时间自2015年1月一直延续到2016年12月。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宜都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的约定，转让方保证无其他人或单位向受让方主张权利，若因此而影响受让方正常生产和经营的，转让方应负责处理解决。但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债权人到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堵门、闹事导致报警处理多达6次，时间延续8个月；提起的诉讼有13起，时间延续近2年，无证据表明是被告方采取了有效措施解决了上述问题。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的核心部分“采矿权许可证”不能办理合同约定的负责人变更手续，被告关于无瑕疵转让的承诺也没有兑现，且因其之前的经营行为所导致的纠纷严重影响了原告对受让石料场进行正常的经营管理，其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的规定，原告可以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与案件相关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依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方收取的转让款及原告代垫的相关税费共计7974935.98元应当返还给原告，原告亦应当将受让的相关财产及权证退还给被告。关于赔偿损失的问题，虽然原告在接手石料场后在对石料场进行改造、设备添加和承包土地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其未提供正规票据或进行审计来确定其具体数额，原告在经营期间被堵门闹事造成的损失亦客观存在，考虑到原告在接手石料场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经营，获得了一部分收入，故酌定由被告赔偿其损失200000元。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对外虽然登记的是独资企业，但双方当事人对其内部存在隐形股东的事实并无异议，且在签订本案的转让合同时，各合伙人均参与（委托彭先进处理）转让事宜，故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实际并不是彭先进一人，对外各合伙人应按照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二）项、《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解除2014年9月24日被告刘鸿与原告徐国洋签订的《石料场转让合同》、2014年12月9日潘伟明代表原告徐国洋与被告彭先进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及《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补充协议》、潘伟明代表原告徐国洋与被告彭先进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二、被告彭先进、彭泽凯、刘鸿、吴中明、封春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退还原告徐国洋合同转让款人民币7974935.98元及赔偿损失200000元；三、驳回原告徐国洋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988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94886元，由原告徐国洋负担28466元，被告彭先进、彭泽凯、刘鸿、吴中明、封春旭共同承担66420元。该款原告已预交，待本判决生效后由被告彭先进、彭泽凯、刘鸿、吴中明、封春旭直接向原告徐国洋支付。
上诉人彭先进、彭泽凯上诉称：（一）原审认定采矿权转让案由不正确，本案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1）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工商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工商登记一名自然人为投资人，但实际是多人出资即独资企业由多名隐形股东组成；独资企业依法取得采矿权，独资企业为采矿权人，同样只是该采矿权人的投资人是多名股东组成。综合本案所有的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均是独资企业性质和采矿权人未发生变更，只是实际投资人发生变化，即本案系新、旧投资人因履行股权转让发生的纠纷，案由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2）不论2014年9月的《石料场转让合同》，还是2014年12月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均是约定将石料场的经营权、相关权证照及所有资产转让，表明独资企业的名称和采矿权人的主体在合同中未约定变更，及共同约定的是投资人变更，即采矿许可证中的采矿权人的变更不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本案不是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对合同转让的内容不持异议，即本案系独资企业的实际投资人之间转让资产和投资股份。根据合同第十条的约定：被上诉人在成立新公司后承继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但原审却错误的认定将合同本身约定的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及采矿人的投资人之间转让，变成独资企业及采矿权人之间的转让。同时，原审一方面认定转让合同中采矿许可证能进行投资人的变更，一方面认定采矿许可证不能进行负责人变更手续。（2）原审对合同约定的有权提出解除合同的条件认定错误。①原审将合同第八条第2款约定若因债务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含代偿）债务，由上诉人双倍赔偿给被上诉人，自定解除合同的条件系明显错误。本案的事实是13名债权人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债务应由原独资企业投资人承担，驳回债权人要求石料场及独资企业投资人潘伟民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该13份生效的民事裁判文书说明原独资企业投资人的债务没有影响被上诉人的生产经营；即便因债务造成影响所应承担的后果只能是双倍赔偿损失。法院自行认定因原独资企业投资人的债务导致被上诉人八个月不能生产经营缺乏证据支持，因此判令解除合同违反了双方的合同约定。②第四条约定：“出让方应积极协助受让方到国土资源局办理采矿许可证的负责人变更手续，并确保安全生产许可证在2015年5月31日以前合法有效，如因出让方原因导致逾期未办理完毕相关证件变更的，受让方有权解除合同”。该约定只针对安全生产许可证必须在约定的时间内合法有效，对其它证件并没有约定明确期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石料场转让合同后，企业名称没有变更，只是变更了独资企业投资人，采矿权主体没有变更，被上诉人受让石料场的资产，变更独资企业的投资人，采矿权的主体仍为独资企业，无需变更采矿权人。采矿权不能因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变更而变更。当事人只要完成了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即履行了采矿权负责人变更的约定，独资企业是采矿权的主体，采矿权只依附于独资企业的投资人。③原审适用法定解除合同条件错误，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被上诉人受让石料场后，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的负责人均变更为徐国洋指定独资企业投资人潘伟民，安全生产许可证也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妥。被上诉人在受让独资企业后，在约定期间内接受了企业的全部资产，并于2015年初开始正常生产，截止被上诉人起诉时已经营了三年多。目前石料场的采矿许可证还在有效期内，无任何行政机关责令石料场停工停产，被上诉人通过股权转让成为石料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后，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④被上诉人未付清股权转让款是引起各种纠纷的唯一原因。根据双方出让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付股权转让款为950万元，被上诉人仅支付石料场承包经营人退场费200万元；支付彭先进、彭泽凯股权转让款328.5万元；向刘鸿支付预付款50万元；由彭先进代向刘鸿支付封春旭股权转让款23万元；共计601.5万元，原审将上诉人经营期间的正常支出计入支付转让款是混淆案件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欠付股权转让款是导致原投资人不能清偿债务，引起个别原股东上访的根本原因。（三）彭先进与潘伟民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全部履行。徐国洋受让独资企业的部分股权后将独资企业投资人登记为潘伟民，潘伟民行使独资企业全部经营管理权期间与彭先进签订《关于宜都市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将补充协议作为证据提交，补充协议将独资企业整体转让变更为部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确认了石料场出让前的全部股东的持股比例，彭先进、彭泽凯两人持股45%，应获得股权转让款328.5万元，徐国洋向彭先进转款520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代为支付购买农用车、铲车款，彭先进、彭泽凯应退款171.5万元，在应退款结算中扣除彭先进代支付封春旭、刘鸿股权转让款23万元；扣除潘伟民同意支付彭先进协助石料场办理证照变更及交接协调费用10万元；扣除彭泽凯已退款10万元，经双方确认彭先进应向潘伟民退款金额为128.5万元，彭先进于2015年3月4日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都枝城支行向潘伟民银行57×××53账号转款128.5万元，银行转款凭证上记载的转款用途为“退股款”，潘伟民收款后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被上诉人当庭认可了上述证据。原审却以彭先进、彭泽凯并未举证其已退还股权转让款171.5万元，故对该协议未生效，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同一证据并相互确认证据效力，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完全是对基本事实颠倒黑白的认定。综上，请求：1、撤销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2016）鄂0702民初12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上诉人彭先进、彭泽凯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
退回件通知书。用以证明其已履行了采矿权转让手续，被退回的原因是徐国洋要将采矿权变更到其他公司名下。
上诉人封春旭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应承担本案纠纷中的任何直接或连带责任。（1）徐国洋提交的关于彭先进于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附件中，封春旭授权彭先进与徐国洋签订合同的委托授权书是伪造的。委托书中封春旭的签名，即不是封春旭本人的签名，也不是李军的签名。上诉人在原审中当庭提出质疑，并出具李军亲笔签名的声明，确认李军从未代表封春旭，就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事宜，签订过任何文件。上诉人请求笔迹鉴定，确认徐国洋提交的证据中，封春旭授权彭先进签订石料场转让合同的委托授权书是伪造的。（2）原审对封春旭提交的代理声明证据不予采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封春旭提交的代理申明证据，是原代理律师李军的亲笔签名及事实表述。同时，由彭先进、平泽凯提交的（2015）鄂宜都民初字第02213号民事判决书中，只能证明封春旭原代理律师李军于2014年11月20日签订过《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代理律师李军代表封春旭签订过关于石料场转让的协议。原审不应凭空想象和捏造事实，而错误地认定封春旭授权委托李军，签订了“授权彭先进与徐国洋签订石料场转让合同授权委托书”的虚假事实。（3）封春旭并未直接或授权委托他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任何买卖合同或协议，更未收到过任何被上诉人支付的任何款项，上诉人不应成为该经济纠纷中的被告，更不应承担任何直接或者连带责任。（二）原审认定采矿权转让案由不正确，本案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1）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工商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实际是由多名隐形股东出资的。（2）2015年3月1日，彭先进、彭泽凯与徐国洋代理人潘伟民签订的《关于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中，明确提出华融石料场是由多名股东组成，且徐国洋代理人潘伟民同意将股权转让款分别向彭先进、彭泽凯、封春旭、刘鸿和吴中明支付。可以确定买卖双方对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是由多名股东投资组成的事实是认可的。（3）合作协议的性质认定为矿业权转让还是股权转让，主要取决于合同约定和实际转让中，矿权主体是否需要更名。本案矿权登记在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名下，交易完成后，工商登记已经变更为被上诉人名下，矿权所有人为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无需变更，更不需要审批。（4）鉴于被上诉人实际占用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多年，并生产经营近两年，在此期间并未向股东之一封春旭支付任何费用或上缴利润。故上诉人保留另案起诉被上诉人，要求维护上诉人在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应当拥有合法权益的权利。（三）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及证据中，2015年3月1日，被上诉人代理人潘伟民与刘鸿签订了《关于刘鸿领取封春旭转让款的协议》。该合同中，双方在未获取封春旭的任何授权的前提下，私自约定欲将封春旭应得的转让款挪为他用。（2）原审不应采信此证据，从而错误评定。综上，请求：1、针对徐国洋提交的，封春旭授权彭先进与徐国洋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的授权委托书，进行笔迹鉴定，以确认该授权委托书为伪造的；2、撤销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2016）鄂0702民初124号判决书中，要求封春旭连带退还转让款及赔偿的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在一审中将封春旭作为被告的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既笔迹鉴定费用。
上诉人封春旭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
《关于宜都市工商局、国土局、安监局及枝城镇政府涉嫌渎职的举报材料》、《关于张福吉举报刘鸿侵占其华融石料厂案案件状态说明》。用以证明对刘鸿、彭先进转让石料厂的行为，封春旭事前、事中并不知情，在事后知道的第一时间即报警。
被上诉人徐国洋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时辩称：（1）本案案由定性应当是采矿权转让纠纷，本案基本事实中石料厂所有资产转让给徐国洋，包括采矿权，石料厂的主要职能是采矿，本案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是正确的；（2）解除合同的理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采矿权许可证没法实现，第二个是石料厂对外的债务问题，存在大量的债务诉讼，因而提出的解除合同，2015年11月份在明确采矿权无法实现的情况下，2016年提出解除合同是合理合法的；（3）授权委托书证明的是封春旭与彭先进、彭泽凯、吴中明、刘鸿是石料厂合伙人，至于封春旭是否知晓转让这件事，与上诉人彭先进、彭泽凯的意见一致，应当是知悉的；且不论封春旭是否领取了转让款，只要封春旭是石料厂的合伙人之一，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徐国洋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
宜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攻坚克难及爆破作业清理整顿专题办公会议纪要》、宜都市枝城镇人民政府《关于办理洋溪华融石料场采矿许可证过户的函》、《关于暂停宜都洋溪华融石料场采矿权变更等手续申请》。用以证明采矿权的转让存在瑕疵，导致无法在土地部门办理过户手续。
原审被告吴中明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既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亦未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被告刘鸿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时辩称：（1）刘鸿没有收到转让款，根据彭先进与潘伟民的协议中第三条第三款中已经确认了该事实，该款项与刘鸿已没有关联，并不是刘鸿得到了转让款；（2）2014年9月24日刘鸿和徐国洋签订的《石料场转让合同》，潘伟民后与彭先进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导致刘鸿和徐国洋之前签订的《石料场转让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刘鸿不应当承担责任；（3）原审事实认定错误，宜昌市中院（2016）鄂05民终1228号、1223号的判决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原审采信这两份判决是错误的；（4）关于本案的争议标的、关系、案由和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应当由法院予以判定。综上，请求二审依法裁判。
原审被告刘鸿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
（2017）鄂民申1210、1211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终1228、1223号民事判决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并裁定中止原判决书的执行。
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封春旭、被上诉人徐国洋、原审被告刘鸿对上诉人彭先进、彭泽凯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徐国洋对上诉人封春旭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徐国洋对原审被告刘鸿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上诉人彭先进、彭泽凯对上诉人封春旭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判断；证据形式也不合法，经侦支队的回复并没有定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被告刘鸿对上诉人封春旭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上诉人彭先进、彭泽凯对被上诉人徐国洋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这只是一个会议纪要，而不是法律规定，并不导致转让不合法。上诉人封春旭对被上诉人徐国洋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2014年13号的会议纪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合法性也有异议与国家相关规定有抵触；暂停手续申请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封春旭在事前、事中并不知情，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原审被告刘鸿对被上诉人徐国洋提交证据中的会议纪要、函、暂停手续申请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认定。
上诉人彭先进、彭泽凯对原审被告刘鸿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审对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终1228、1223号民事判决并没有采信，同时，（2017）鄂民申1210、1211号民事裁定书只是程序性审查，而不是对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审理。上诉人封春旭对原审被告刘鸿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封春旭提交了的《关于宜都市工商局、国土局、安监局及枝城镇政府涉嫌渎职的举报材料》、《关于张福吉举报刘鸿侵占其华融石料厂案案件状态说明》，虽是复印件，但被上诉人徐国洋对该证据认可，说明在转让合同签订后，转让方与原投资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矿产权利争议，从而导致无法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变更登记手续，故对上诉人封春旭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徐国洋提交的证据是政府部门的文件，各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被上诉人徐国洋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审被告刘鸿提交的证据是生效的法律文书，故对其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除原审认定“2014年12月9日封春旭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彭先进与徐国洋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事宜”不实外，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彭先进、彭泽凯、封春旭的上诉，（一）关于本案案由到底是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还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2014年9月24日，被上诉人徐国洋与原审被告刘鸿签订《石料场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标的是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全部采矿权及石料场现有的资产。2014年12月9日，上诉人彭先进与被上诉人徐国洋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标的仍是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经营权、相关权证及所有资产。双方约定转让的标的物是对矿山企业经营权及资产的整体转让，而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作为矿山企业，其最核心、最具价值的资产就是采矿权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的规定，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采矿权转让合同是指采矿权人将依法取得的采矿权转让给他人，他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本案中，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是独资企业，其投资人将其资产全部转让，在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所涉合同应定性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双方之间的纠纷是因采矿权转让而引起的，原审将本案案由定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并无不当，上诉人彭先进、彭泽凯、封春旭上诉认为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上诉人徐国洋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成就。首先，被上诉人徐国洋与上诉人彭先进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合法采矿生产，并准备进行矿区扩界和采矿许可证延期，为此，被上诉人徐国洋按照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价9500000元（其中采矿权转让金6200000元，石料场全部资产3300000元），在上述合同签订的次日，向上诉人彭先进转账5200000元，加之之前支付原审被告刘鸿500000元，余下500000元按照《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作为履约保证金，涉及采矿权的转让款6200000元已经依约支付完毕，对于涉及转让资产的3300000元，根据同日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另行支付。同时，为了早日办理采矿权证的过户手续，被上诉人徐国洋代原石料场向宜都市国土资源局补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备用金等，但上诉人、原审被告作为转让方，仅能在工商部门办理企业负责人的变更手续，无法在宜都市国土资源局完成《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约定的采矿权许可证负责人由刘鸿变更到徐国洋或其指定人员名下的手续。其次，根据双方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中“转让方应保证转让的石料场不属于政府关闭对象且无权利瑕疵，无其他人或单位对受让方主张权利，若因此而影响公司正常生产和经营，由转让方负责处理解决”的约定，上诉人、原审被告收到转让款后，并没有对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之前所欠债务及时偿还，导致石料场原债权人采取了堵门、闹事等措施，严重影响了被上诉人徐国洋的生产经营；同时，从宜都市公安局枝城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看，该所先后6次接到110指令，接警处理了官垱村十几户村民、周开富、黄世清、刘鸿的岳母等因合同债务而引发堵门等事件；另对于原石料场债权人提起的13起诉讼案件，被上诉人作为受让方，均派员参与了诉讼，上述事实表明上诉人、原审被告作为转让方，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上述问题，其关于合同约定的无瑕疵转让的承诺根本没有兑现，直接导致转让后的石料场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第三，因彭先进、彭泽凯、吴中明、刘鸿等人对于转让款的分配存在一定的分歧；同时，石料场原投资人张福吉以矿产权利受侵害为由，向宜都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关于宜都市工商局、国土局、安监局及枝城镇政府涉嫌渎职的举报材料》、向宜都市人民政府递交了《关于暂停宜都洋溪华融石料场采矿权变更等手续申请》，导致本案所涉采矿权许可未能进行转让审批和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综上，被上诉人徐国洋签订《石料场转让合同》、《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等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其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的请求既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法定解除的条件，原审解除双方所签合同并无不当。因转让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徐国洋已支付9359935.98元，该款包括：（1）2014年9月2日支付刘鸿定金500000元；（2）2014年12月10日支付彭先进转让款5200000元；（3）2015年1月22日两次支付彭先进转让款1955200元，代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500元、矿产资源补偿费14300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备用金30000元，共计2000000元；（4）2015年3月7日支付吴中明转让款350000元；（5）2015年3月7日支付刘鸿转让款320000元；（6）2015年2月9日代付孔晓波2014年修路款80000元、2015年6月5日代付孔晓波2014年修路款40000元、2015年9月5日代付孔晓波2014年修路尾款67162元，共计187162元；（7）2015年6月19日代向宜都市地税局补缴税款42195.98元；（8）2015年8月31日代付2014年司机运费509766元；（9）2016年3月9日以石料款抵原欠吴中明投资款250812元。扣减2015年3月4日彭先进、彭泽凯退回潘伟民账上的1385000元，故原审判决返还被上诉人徐国洋实际支付转让款7974935.98元。对于原审酌定的损失200000元，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充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上诉人封春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上诉人封春旭仅委托代理人李军于2014年11月20日在《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对各投资人的投资比例进行了确认，并未书面授权上诉人彭先进与被上诉人徐国洋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该授权委托书上签名不是上诉人封春旭所签，且在转让合同签订之后，上诉人封春旭并未收到过转让款，故原审判令上诉人封春旭承担连带责任无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被上诉人徐国洋签订转让合同后所取得的矿产品及收益，上诉人、原审被告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另行请求被上诉人徐国洋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702民初1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2014年9月24日被告刘鸿与原告徐国洋签订的《石料场转让合同》、2014年12月9日潘伟明代表原告徐国洋与被告彭先进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及《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合同补充协议》、潘伟明代表原告徐国洋与被告彭先进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
二、撤销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702民初12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被告彭先进、彭泽凯、刘鸿、吴中明、封春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退还原告徐国洋合同转让款人民币7974935.98元及赔偿损失200000元；驳回原告徐国洋的其它诉讼请求”；
三、上诉人彭先进、上诉人彭泽凯、原审被告吴中明、原审被告刘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退还被上诉人徐国洋合同转让款人民币7974935.98元；
四、驳回被上诉人徐国洋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988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94886元，由上诉人彭先进、上诉人彭泽凯、原审被告吴中明、原审被告刘鸿共同负担64886元；被上诉人徐国洋负担3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420元，由上诉人彭先进、上诉人彭泽凯共同负担64886元，被上诉人徐国洋负担1534元（二审被上诉人徐国洋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已由上诉人彭先进、上诉人彭泽凯垫付，在执行中一并解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齐志刚
审判员 赵国文
审判员 张 开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彭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