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8民终6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时春，男，1961年5月28日出生，汉族，思茅区供销社下岗工人，住普洱市思茅区振兴大道**号*幢*单元***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时鸿，男，1952年5月31日出生，汉族，思茅总站下岗工人，住普洱市思茅区振兴大道**号**幢*单元***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时燕，女，1966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职工，住普洱市思茅区西园路*号*幢*单元***室。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康，云南新南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时超，女，195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普洱市思茅区第一小学教师，住普洱市思茅区振兴大道**号**幢*单元*室。
上诉人许时春、许时鸿、许时燕因与被上诉人许时超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0802民初1413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许时春、许时鸿、许时燕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康、被上诉人许时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时春、许时鸿、许时燕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认定“本院确认原、被告四人2006年约定处理的实际是整栋房产的继承问题……在2008年转由被告许时超后继承所有”。首先，2006年12月12日的协议书写明过街楼3号老人所有的房屋归许时春继承所有，但在2008年2月26日协议书明确约定的是过街楼3号杨美琳所有的房屋权归许时超继承，而原判决所引用未到庭作证的证人胡艳芳、李忠贤的证词和一份有十六人签名的证明就否定了2008年2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原始证据的证明效力，显然原判决违背了证人必须到庭作证的证据规则，同一份证明十六人签名从证据的内容、形式均是违反《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因此，原判决以非法证据认定本案事实是错误的。2、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继承法》第25条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人继承人表示。第49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就本案而言，上诉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许文安的遗产于法有据。首先，在母亲杨美琳在世时对许文安的遗产没有作分割，之后也没有任何一项事实和证据证明上诉人放弃了对父亲许文安遗产的继承。因此，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许时超答辩称：2002年前父亲和母亲就为他们自己的房产作了安排，并多次告诉我们兄妹四人及许家的亲戚朋友，以后房产分配价格定为12万元，哪个子女要房子就要赡养最后的老人直到逝世，还要拿出9万元给其他三人，自己的三万元含在房子里。父母对房产安排之后，就分给我们每人一万元，买给许时燕一套本单位福利性二手房，房屋面积大约70平米，房价共计2万多元。后来父亲于2003年8月因病逝世，母亲又分给每个子女一万元、一枚金戒指，许时燕拿了金项链。2006年12月17日，母亲因高血压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子女护理赡养。在兄妹四人及母亲的同意下，我们就按照父母亲规定的房价进行分配，对12万元的分配价格任何人都没有意见，分房时虽然没有外人参加，但许家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们家房产已分完。当时，许时春提出要房子，由他来护理赡养老人直到逝世，于是就定了这份由许时春来赡养老人并继承过街楼3号房产的协议。2007年过街楼要进行道路扩建改造，房屋土地的占量、变更登记、拆迁补偿等一切手续都是许时春亲自办理的，因为房屋继承人是许时春，所以只有他才能拿拆迁款。许时春领到拆迁款后分给我们及母亲每人1000元，其余的归他所有，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拆迁是在分房之后，并且许时春也有三万元含在房子里。2008年2月，许时春又提出他不要房子了，愿意拿钱要到都市品质买新楼房，他现住在都市品质的房子就是2008年转给我之后10月份购买的。后来，在三上诉人都不要的情况下，同意把房产及老人转交给我，由许时春陪我到拆迁办更换房屋继承人，用2008年2月26日协议换回2006年12月17日协议。我们家在拆迁办交过两次协议，对原户主进行过两次变更，第一次是许时春，第二次是许时超，当时拆迁办就在我们家斜对面30米，拆迁办直到2009年过街楼开始建盖才撤离的。当我和许时春办理转房钱手续时，他还跟我多要了一万元，这一万元没有写收条，因为他说不能算分房钱，要算2007年他赡养老人的生活费。从以上可看出，2008年2月26日不是我们家分配房产的时间，是许时春愿意转让房屋继承人，真正的分配房产时间是2006年12月17日，当时分配的房产是全部（100%），而不是一半（50%）。我从许时春手里接到房屋和母亲时，邻街两层土坯房46.02平米已被拆除，另一间土坯厨房11.49平米已变成危房，能使用的房屋只有一间三层砖混房81.86平米（无卫生间），占地面积只有27.28平米。2008年5月2日，我拆除土坯厨房重新建盖。中秋节过后许时春来跟我说，他要回来赡养老人拿房子，我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已盖了厨房和卫生间，并办理了土地证”，他又说他不要了，等国庆他要到都市品质买楼房。2009年我又建盖了邻街拆迁剩余的部份，占地面积只有12.37平米，三层房屋面积37.11平米，三上诉人对我两次建盖房屋，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三上诉人在诉讼中所称房产只分了50%根本不是事实，如果是50%，我能两次建盖房屋？如果是50%，一半面积的土坯房28.75平米，砖混房40.93平米，加起来不到70平米的房屋在2006年值12.4万？还要外加赡养老人直到逝世这一条件。根据原协议，母亲的护理费、医药费、丧葬费用存款支出，多出部份由子女平摊，但事实上，从2006年7月4日母亲瘫痪至2012年1月23日逝世共5年零7个月，老人的护理费支出80400元，医药费28690元（不含医保卡刷的钱），丧葬费34030元，母亲给许时春5000元，共计148120元。老人存款只有10万元，超出部份原告没有出过一分钱，老人的小病小痛，衣食住行是我一人承担，老人是由我独自赡养。过街楼3号房屋已经过拆迁、建盖，房屋结构、面积都发生了变化，通过几年的诉讼，总裁决书五份，最后相关部门核实，已在2015年1月20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请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许时春、许时鸿、许时燕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座落于思茅区过街楼三号（原四号）父亲许文安的房屋、拆迁补偿费50000元、存款余额等遗产原告应得的份额；2.诉讼费用由人民法院确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四人系被继承人许文安和杨美琳共同生育的子女，被继承人许文安于2003年8月31日去世，杨美琳于2012年1月23日去世。原、被告父母死亡后遗留有位于思茅区过街楼4号（现过街楼3号）房屋（混合土木结构、建筑面积139.37平方米）。2006年12月17日原、被告四人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过街楼3号房屋主人杨美琳因瘫痪需人看守护理，经老人同意，原、被告四人达成以下协议：许时春全家到过街楼3号和母亲杨美琳同住，看守照顾母亲，过街楼3号老人所有的房屋归许时春继承所有，由许时春支付许时鸿、许时超、许时燕每人30000元。签订协议后，原告许时春开始照顾护理母亲杨美琳，并支付给原告许时鸿房屋继承款34000元、原告许时燕房屋继承款30000元、被告许时超房屋继承款30000元。2007年原告许时春与普洱市思茅区建设局就过街楼3号房屋签订一份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款共计为54077.20元，该款由原告许时春于2007年10月10日领取。原告许时春领取该笔补偿款后留下了50000元，余款拿出来由原、被告及其母亲进行了分割。2008年2月26日经原、被告协商重新达成协议，由被告许时超照顾护理母亲，过街楼3号杨美琳所有的房屋归被告继承，由被告支付原告许时鸿34000元，支付被告许时春、许时燕每人30000元。协议签订后，被告许时超接手照顾护理母亲杨美琳，并于2008年2月29日将原告许时春一开始支付给原告许时鸿、许时燕的房屋继承款共计64000元支付给原告许时春，同时亦将原告许时春应得的房屋继承款30000元及原告许时春支付给被告的房屋款30000元一并支付给了原告许时春，上述款项共计124000元，扣除原告许时春领取的房屋补偿款50000元，被告许时超实际支付原告许时春74000元。被告许时超继承涉案房屋后在临街拆迁剩余部分土地上建盖了建筑面积为37.11平方米的三层房屋，拆除原土坯结构的厨房建盖了建筑面积为11.49平方米的一层房屋，原建筑面积为81.86平方米的三层房屋仍然保留使用，并分别于2008年8月13日、2015年1月20日对上述土地使用权【普国用（2008）第04074号】和房屋所有权进行了登记，登记在被告许时超、李林、李学春名下。另查明，2013年9月23日，原告许时鸿、许时春、许时燕不服普洱市人民政府2008年8月13日颁发的普国用（2008）第0407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普国用（2008）第0407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恢复思茅区过街楼3号土地使用权原状。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3年11月27日依法作出（2013）思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许时鸿、许时春、许时燕的诉讼请求。原告许时鸿、许时春、许时燕不服该行政判决，向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4年3月18日依法作出（2014）普中行终字第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13年11月17日作出的（2013）思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发回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2014）思行重字0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许时鸿、许时春、许时燕的诉讼请求。原告许时鸿、许时春、许时燕不服该判决，向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4年11月21日依法作出（2014）普中行终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许时鸿、许时春、许时燕不服上诉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2015）云高行监字第12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驳回原告许时鸿、许时春、许时燕的再审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要求依法分割座落于思茅区过街楼三号（原四号）父亲遗留的房屋的诉讼请求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据此，本案被继承人许文安于2003年8月31日去世，许文安的子女即原、被告四人和其配偶杨美琳系其法定继承人。根据继承法第二条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据此，被继承人许文安死亡时，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开始发生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据此，位于思茅区过街楼4号（现过街楼3号）的房产系许文安和杨美琳的夫妻共同财产，由此，本院确认许文安和杨美琳各享有一半的份额，即被继承人许文安2003年8月31日死亡后，原、被告及杨美琳开始对被继承人许文安享有的位于思茅区过街楼4号（现过街楼3号）一半的房产享有合法继承权。2006年12月17日原、被告四人达成一份协议对上述房产进行了分割，约定上述房产归原告许时春继承所有，由许时春支付原告许时鸿、许时燕、许时超每人30000元。2008年2月26日原、被告四人又重新达成一份协议，约定上述房产杨美琳所有的房屋权转归被告许时超继承，由被告许时超支付原告许时鸿34000元，支付原告许时春、许时燕每人30000元。庭审中，原告辩称，上述二份协议只是处理属于母亲杨美琳所有的房屋份额部分，对于父亲许文安所有的房屋份额部分没有处理，应按照法定继承依法进行分割，对于母亲杨美琳所有的房产份额由被告许时超继承，三原告是没有异议的。被告辩称，上述二份协议处理的是整栋房产。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2006年签订的协议上载明过街楼3号房屋的主人是杨美琳，约定老人所有的房屋归原告许时春继承所有，房屋价值120000元，综合考虑2006年思茅当时商品房市场价，原、被告约定的120000元房屋价值，对于房产建筑面积139.37平方米的土木结构房产而言，是符合2006年的房产市场价值的，由此，一审法院确认原、被告四人2006年约定处理的实际是整栋房产的继承问题，即位于思茅区过街楼4号（现过街楼3号）的房产由原告许时春继承所有，在2008年又转归被告许时超继承所有，即被继承人许文安遗留的遗产在2006年已经由被告许时春继承，在2008年转由被告许时超合法继承所有。对于杨美琳遗留的遗产处理部分，虽然在2006年原、被告协议处理遗产时，被继承人杨美琳尚未死亡，但在被继承人杨美琳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原、被告约定的处理分割杨美琳遗留的遗产的协议应为附条件的协议，即在被继承人杨美琳死亡这一条件成就时，该部分协议开始发生效力，而在2012年杨美琳死亡后继承开始时，原、被告均是按照上述二份协议的约定处理分割了杨美琳的遗产。根据继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原、被告四人已经按照双方约定的协议协商处理完了其父母许文安和杨美玲遗留的房产，真实、合法，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由此原告要求分割其父亲遗留的房屋份额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诉请的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因涉案房屋已经归被告许时超继承所有，由此因该房屋产生的补偿款应为被告许时超继承所有，由此，原告要求分割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诉请的存款，因原告未提交证据材料证明在被继承人许文安、杨美琳死亡时存在存款遗产，由此原告的该项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许时春、许时鸿、许时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许时春、许时鸿、许时燕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许时春、许时鸿、许时燕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2003年8月18日至8月31日思茅地区中医医院住院病历、普洱市人民医院2006年7月4日至8月7日杨美琳住院病历、普洱市中医医院2012年1月21日至23日住院病历（均为复印件），用以证明：许文安2002年3月患脑梗塞，至2003年8月18日右侧肢体偏瘫、失语一年余；杨美琳患脑梗塞、高血压等疾病，自2006年7月4日至2012年1月23日去世前已丧失语言能力；一审证人高天福、李增琼等人2013年1月16日的证言是虚假的，他们不可能在二位被继承人失语后还听到他们对房产的处理意见。经许时超质证，对该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没有任何人说过遗产是在生病期间安排的。
证据2、胡艳芳2014年4月16日证言、2017年6月22日证言各一份（均为复印件），用以证明：胡艳芳2008年3月30日与同年2月26日两次知悉证词的内容是一致的，同一件事不用做两次证言，2008年2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正在办理被继承人杨美琳遗产的协议，因此，证人胡艳芳的证言虚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经许时超质证，对该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为什么交房有两个月的时差就是因为担心许时春会后悔，之后其果然后悔，向被上诉人要房子。
证据3、2013年9月6日李忠贤、思茅区思茅镇过街楼社区居委会《证明说明》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一审认定李忠贤的2014年4月11日与2013年9月6日的证言不一致，并注明“办理新的土地及房产变更手续由许时超进行办理，当时没有和其他兄妹协商”，因此2014年4月11日李忠贤的证言不能采信，且原（2014）思行重字第01号行政判决已确认对2014年4月11日李忠贤证言不予采信，而本案一审法院又进行采用错误。经许时超质证，对该组证据的内容不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但认可是李忠贤所写，被上诉人在拿到该份证据后就找到思茅镇党委李书记调查此事，然后得知该份证据的内容是上诉方提供内容让李忠贤抄写三次后得出的。
证据4、袁纯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购买思茅镇过街楼3号时，许时鸿和袁纯出资过4000元。经许时超质证，不认可该证言及证明目的，认为应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出资情况。
另，本院依上诉人的申请传唤证人袁纯出庭作证。证人袁纯出庭陈述称，其与许时鸿原来是夫妻，现已离婚，在购买过街楼3号房产时与许时鸿出资过4000元，当时父亲许文安说不会还了，房产证上也就没有证人名字，之后的情况因离婚就不清楚了。经三上诉人质证，认可证人证言。经许时超质证，不认可该证人证言，认为4000元不是用于购买房子，而是父亲许文安的安家费，且时间过去很久，证人如有出资应提交相关证据证明。
二审中，被上诉人许时超向本院提交李忠贤2013年11月4日出具的《关于对过街楼3号许文安土地房产变更情况补充说明》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李忠贤2013年9月6日出具的证明说明的内容不真实。经三上诉人质证，对该补充说明不予认可。
对上述证据材料，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继承纠纷并无关联，其证据效力亦不足以推翻证人高天福、李增琼等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证人胡艳芳因其路途遥远不能出庭作证，但其前后证言均一致，一审采纳其证言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3，与李忠贤之前提交的证言不一致，也与李忠贤之后提交（即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的证言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4证人袁纯的证明及出庭证言，并无其他证据能够印证许时鸿和袁纯出资4000元购买思茅镇过街楼3号的事实，本院亦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即李忠贤2013年11月4日的补充说明，与一审提交的证言及2006年的协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信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并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五条关于继承解决方式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协商分割财产，是传统家庭道德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当事人的主观意愿的充分表达，有利于在各方因遗产份额分配发生分歧时，能够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冲突，避免互相指责，消除对立情绪，以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
综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共同签订的2006年12月17日《协议书》和2008年2月26日《协议书》，依法应视为附义务的财产分割协议，所附义务为赡养杨美琳老人、支付他人资金，所分割处理的财产为许文安老人的遗产、杨美琳老人的财产及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其他家庭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即为取得剩余全部家庭财产，且履行义务为取得权利的前提。两份《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杨美琳老人的意愿，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因此，2006年12月17日起，由许时春肩负起赡养杨美琳老人的义务，并支付许时鸿房屋继承款34000元、许时燕房屋继承款30000元、许时超房屋继承款30000元，许时春依约履行了全部义务，因而取得了土地、房屋等剩余全部财产权利，其也因此有权领取2007年的拆迁补偿款54077.2元。至2008年2月26日，各方当事人再次签订相同性质的《协议书》，其后由许时超肩负起赡养杨美琳老人的义务，并于2008年2月29日将许时春之前支付给许时鸿、许时燕、许时超的房屋继承款共计94000元、许时春应得的房屋继承款30000元，扣除许时春已领取的房屋补偿款50000元，一并支付给了许时春74000元。许时超依约履行了全部义务，因而与之前许时春一样享受同等权利，取得了土地、房屋等剩余全部财产权利。据此，许时超有权自主行使财产处分权，包括整改房屋、变更产权登记等，对此事实，之前已生效的行政裁决书已予以确认。
对争议的房屋继承是全部还是部分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内容产生歧义的，应当进行合理的法律解释。（1）按照当事人意思表示所使用的词句进行解释，即文义解释。本案在两份《协议书》开篇均已明确“过街楼3号房屋主人杨美琳”，应理解为各方当事人及杨美琳同意将过街楼3号房屋产权全部归入杨美琳老人名下，因此前一份协议第二款约定的“过街楼3号老人所有的房屋”即应理解为继承杨美琳老人所有的房屋即全部房屋，而后一份协议第二款约定的“过街楼3号杨美琳所有的房屋”亦应理解为全部房屋。（2）结合前后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本案两份《协议书》均为附义务的财产分割协议，所附义务同样为赡养杨美琳老人，所应支付他人的房屋款项相同，所处理的财产也应包括许文安老人的遗产；且儿女协商确立协议的目的，首先应以赡养老人为基础，这也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再结合各方约定的120000元的139.37平方米土木结构房屋价值，也与当时的房产市场价相符，据此，应认定许时超履行义务后所取得的房屋应为全部房屋。综上，一审认定2006年《协议书》处理的实际是整栋房产的继承，2008年又转由许时超继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同理，房屋拆迁补偿款应由已取得房屋产权的许时超获得。对于诉请的存款，三上诉人一审及二审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两位老人死亡时存在存款遗产且未经分割，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许时春、许时鸿、许时燕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勇
审判员 曾 山
审判员 陶仕群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蒋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