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07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屈×2，女，1954年9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国强（屈×2之夫），1955年7月1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屈×1，女，1964年8月22日出生。
屈×2、屈×1之委托代理人丘冀安，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3，女，1946年10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10，女，1950年1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4，女，1947年9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5，女，1957年7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6，男，1953年6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7，男，1962年6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女，1952年12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女，1962年10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8，男，1986年11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屈×7，身份同上。
委托代理人董×，身份同上。
上诉人屈×2、屈×1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06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1月，屈×2、屈×1诉至原审法院称：屈×2、屈×1、屈×3、屈×10、屈×4、屈×5、屈×6、屈×7均系屈×9与孙×的子女。屈×6与唐×系夫妻关系，屈×8系屈×7与董×之子。屈×9于1973年3月去世。孙×在屈×9去世后搬至北京市朝阳区大屯村×××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居住生活。2001年8月1日，×××号院拆迁，屈×7、唐×、董×作为被腾退人与北京华汇房地产开发中心（拆迁部）（以下简称华汇中心）签订《朝阳区大屯乡腾退房屋产权兑换安置协议》，腾退范围内正式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85.75平方米，在册人口5人，实际居住人口6人，分别为户主屈×7、之妻董×、之子屈×8、之母孙×，户主唐×，之夫屈×6。华汇中心以人均45平方米进行产权兑换，拆迁兑换房屋系三套：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楼×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号楼××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号楼×××号（以下简称×××号房屋）。孙×于2005年3月6日去世，屈×2、屈×1多次协商分割并继承孙×于×号房屋内的份额，均遭拒绝。后唐×以147万元价格将×号房屋出售。现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继承孙×于×号房屋出售价款147万元中应得份额，屈×2、屈×1每人各继承18万元。
屈×3、屈×10、屈×4、屈×5辩称：孙×没有遗产。×××号院拆迁前，原老宅四间北房已成危房，屈×7于1996年翻建房屋，屈×7一家和孙×共同居住。虽有孙×住处，但不是她的财产。北房东头一间房屋是留给屈×6住的。拆迁前，孙×户口与屈×7、董×及屈×8一起，但董×与孙×不合，不要孙×的面积数，屈×7就要了×××号房屋和××号房屋。孙×说给两个儿子分家，自己名下不留财产。当时唐×户口也在×××号院内，孙×便在拆迁办签字确认，由唐×按拆迁政策自行负担4万元房款后获得×号房屋。×号房屋是唐×与屈×6的合法财产。孙×名下没有房产，没有住处，心里难受，屈×6同意孙×在×号房屋内居住直至病逝。孙×去世后，屈×6才收回×号房屋。屈×6与唐×为孙×养老送终是尽孝的表现，与财产权属无关。屈×2、屈×1也没有多次协商继承之事，所述事实均不属实，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屈×6、唐×辩称：1996年，×××号院四间北房成为危房，屈×10出面集资翻盖，屈×6与唐×出资并附建东房南房。屈×7一家与孙×居住使用，北房东头一间房屋是留给屈×6住的。唐×是×××号内4的单独立户人，与孙×并非同一户口。2001年拆迁时，共居人口6人均有面积补偿，但孙×本人没要，与其户口一起的董×也没要，故拆迁兑换房屋丢失了63平方米的面积。拆迁时，孙×口述分家析产，自己名下不留财产，给两个儿子分家，由两个儿子分得房产。孙×的分家行为符合农村传统，经过分家后共有财产均转化为个人财产。×号房屋是屈×6与唐×的财产，与孙×没有关系。2002年5月，屈×6与唐×计划将×号房屋更名在女儿屈艺名下。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得知不是被腾退人无法登记，故又登记在唐×名下。后唐×于2012年8月以120万元价格将×号房屋出售。综上，孙×没有遗产，没有财产可以继承，不同意屈×2、屈×1的诉讼请求。
屈×7、董×、屈×8辩称：×××号院内房屋的翻盖及增建都是屈×7、董×进行的。当时每人出资1000元，屈×7、董×均已偿还。屈×6户口于1971年迁出×××号院，其享受了单位分房，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屈×7、董×、屈×8及孙×才是×××号院的实际居住人，且建造了院内所有的房子。拆迁兑换三套房屋符合我们四人的面积，唐×户口是偷偷迁入的。孙×并没有分家析产，×号房屋是孙×的，应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屈×9与孙×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八子女，依次为屈×3、屈×4、屈×10、屈×6、屈×2、屈×5、屈×7、屈×1。屈×9于1973年3月去世；孙×于2005年3月6日去世。
关于×××号院内房屋情况，×××号院原有北房四间，屈×6、唐×、屈×3、屈×4、屈×10、屈×5表示东边三间房是屈×7等人一同建造的，西边一间房是屈×6与唐×建造的，留给屈×6居住。屈×7、董×、屈×8表示北房四间均为其建造；屈×2、屈×1表示由生产队建造北房。×××号院于1983年增建西房两间，屈×3、屈×4、屈×10、屈×5表示由屈×10、屈×3、屈×7等人一同建造；屈×7、董×表示由屈×7增建；屈×2、屈×1表示由屈×1、屈×7一同增建。后屈×7增建东房两间，并于1996年翻建北房，增建门口及南房。屈×6、唐×、屈×3、屈×4、屈×10、屈×5表示当时屈×7没有钱，每个人均出资帮助翻建并增建房屋；屈×2、屈×1亦表示每人均有出资；屈×7、董×表示每人出资1000元，但均已经归还。双方就各自所述均未能举证。
关于×××号院内居住情况，各方均认可屈×7、董×、屈×8与孙×在×××号院内长期居住。屈×6、唐×、屈×3、屈×4、屈×10、屈×5表示北房东头一间是给屈×6和唐×随时回来居住的；屈×2、屈×1表示屈×1一家亦在此居住；屈×7、董×、屈×8则否认其他人员在此居住。
关于×××号院内户口情况，屈×6、唐×、屈×3、屈×4、屈×10、屈×5表示×××号院拆迁时涉及两个独立户口，唐×作为户主的×××号内4和屈×7作为户主的×××号内3，孙×属屈×7户口在册人员。屈×7、董×、屈×8表示唐×户口于1998年迁入×××号院，孙×原是单独立户的，拆迁后无处落户便并入屈×7户口内。屈×2、屈×1表示对于×××院内拆迁户口并不清楚。
关于分家一节，屈×6、唐×、屈×3、屈×4、屈×10、屈×5均表示孙×在子女面前表示自己名下不留房产，两个儿子分家，省得将来子女为房子打架。孙×在医院住院期间对每个子女都表示了上述意愿，每个子女均应知晓此事。对此，屈×7、董×、屈×8、屈×2、屈×1均予否认。
2001年8月1日，被腾退人（乙方）屈×7、唐×与腾退人（甲方）华汇中心签订《朝阳区大屯乡腾退房屋产权兑换安置协议》，甲方因大屯里小区项目建设需要乙方腾退×××号院居住的房屋。乙方在腾退范围内居住正式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85.75㎡。乙方现有在册人口五人，实际居住人口六人，分别是户主屈×7、之妻董×、之子屈×8、之母孙×；户主唐×，之夫屈×6。甲方按人均45㎡与乙方产权兑换：房号：×号房屋一居室，××号房屋一居室，×××号房屋二居室，应兑换总建筑面积270㎡，实际兑换总建筑面积207.1㎡。原人均居住不足45㎡按45㎡计21.25㎡，按2000元／㎡计42700元，乙方应支付甲方。后唐×支付华汇中心房屋差价款4万元，屈×7支付2700元。屈×7、董×、屈×8取得××号房屋和×××号房屋（建筑面积约合140余平方米）；屈×6、唐×取得×号房屋（建筑面积65.55平方米）。
2001年8月25日，唐×领取房屋分配证，作为甲方签署《入住合约》进住×号房屋。×号房屋《入住合约》甲方于2002年5月变更为屈艺，于2009年8月变更为唐×。后唐×取得×号房屋所有权证。
2012年7月，唐×与侯瑞芬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号房屋出售给侯瑞芬，成交价格约定为120万元。双方以120万元为计税金额交纳契税后于2012年10月完成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庭审中，屈×1、屈×2表示×号房虽以唐×名义支付房屋差价款4万元，但因孙×与唐×一同居住，款项并不是唐×个人的。屈×7、董×、屈×8对此予以认同；屈×6、唐×、屈×3、屈×4、屈×10、屈×5则表示房屋差价款系由唐×、屈×6自行支付，与孙×无关。另，屈×1、屈×2称×号房屋另行出售实际价格系147万元，并据此提出分割主张，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另查，据华汇中心留存《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调查表》记载：屈×7（户主），现住址大屯村×××号内3号，家庭成员系屈×7、董×、屈×8、孙×；唐×（户主），现住址大屯村×××号内4号，家庭成员系唐×、屈×6。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院应当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判断并以证据能够证明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综合在案各方意见，就×××号院内房屋建造情况表述虽无一致定论，但各方均认可1996年翻建并增建房屋时，屈×6、唐×出资。屈×7、董×、屈×8表示已就出资予以偿还，但未能举证证明。结合唐×落户×××号院内，并单独立户之事实，可以推定×××号院内房屋中有屈×6、唐×的权益份额。×××号院拆迁时，唐×因户主身份被列为被腾退人，其与屈×6作为实际居住人口分别被计入人均45平方米的产权兑换面积。后唐×支付房屋差价款4万元取得建筑面积65.55平方米的安置房即×号房屋，是依据《朝阳区大屯乡腾退房屋产权兑换安置协议》有偿取得。其后，唐×取得×号房屋所有权亦符合相关规定。
据拆迁政策，×××号院按人均45平方米应兑换总建筑面积270平方米，实际兑换总建筑面积207.1平方米，尚有近63平方米面积未能兑换。此结合唐×出资购房之事实，可与屈×3、屈×6、唐×等人所述孙×表示不要房产、不留遗产之表述相符，亦与当地农村民俗相吻合。现屈×2、屈×1主张×号房屋系属孙×遗产，要求法定继承×号房屋出售款未能举证予以证明，亦无关联事实予以佐证，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6月判决：驳回屈×2、屈×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屈×2、屈×1不服，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为由上诉至本院，仍坚持其原审的诉讼请求，要求继承×号房屋出售价款的相应份额。屈×6、唐×、屈×3、屈×4、屈×10、屈×5同意原判。屈×7、董×、屈×8同意屈×2、屈×1的意见，但未上诉。
经审理查明：在原审法院审理中，屈×6、唐×提交了一份购房协议书，载明甲方为华汇中心，乙方为唐×，双方约定乙方自愿以产权兑换方式取得甲方开发的慧忠北里小区×楼×号房屋。该协议签订日期为2003年11月29日。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朝阳区大屯乡腾退房屋产权兑换安置协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调查表》、民事判决书、《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入住合约、房屋差价款收据、户口簿、购房协议书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各方当事人均认可1996年翻建并增建房屋时，屈×6、唐×出资。屈×7、董×、屈×8表示已就出资予以偿还，但未能举证证明；结合唐×落户×××号院内并单独立户之事实，可以推定×××号院内房屋中有屈×6、唐×的相关权益。根据朝阳区大屯乡腾退房屋产权兑换安置协议，只有该协议上载明的人员具有购买被安置的×号房屋、××号房屋、×××号房屋的资格。×号房屋系唐×作为被腾退人（乙方）与腾退人（甲方）签订购房协议而购买，且支付了4万元差价款。唐×购买×号房屋时支付4万元，说明其未使用孙×的人均45平方米面积；且孙×自愿放弃了该房的购买资格。×号房屋自签订购买协议、付款直至登记在唐×名下，历经数年，每一过程均依法依规进行。在唐×将该房出售给案外人后，屈×2、屈×1称该房使用了孙×的45平方米面积，进而存在孙×的遗产份额，但未对此提供任何证据，故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屈×6、唐×、屈×3、屈×4、屈×10、屈×5等人认可的孙×关于不要房产、不留遗产之表述，与唐×出资购房的事实相符，亦与当地农村民俗相吻合。故原审法院认定×号房屋中不存在孙×的遗产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八千八百三十五元，由屈×2、屈×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八千八百三十五元，由屈×2、屈×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时 霈
审 判 员 潘克长
代理审判员 江慕南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果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