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鲁06执复8号
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烟台市畜牧兽医局，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新星北街6号。
法定代表人：任长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磊，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王永芝,男,195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圣杰，山东君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烟台市雨泉宾馆，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新星北街*号。
法定代表人：张健，经理。
第三人：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4号01幢13层1312-22室。
法定代表人：赵定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凯天，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磊，男，198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住北京市丰台区。
复议申请人烟台市畜牧兽医局不服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莱山区法院）（2017）鲁0613执异1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莱山区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永芝与被执行人国家旅游局烟台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烟台培训中心）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王永芝向该院提出申请，请求追加烟台市畜牧兽医局、烟台市雨泉宾馆为被执行人，追加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为本案第三人。
莱山区法院查明，王永芝与烟台培训中心劳动合同纠纷一案，经该院审理后于2002年7月9日作出(2002)莱民二初字第252号民事调解书，载明:1、自二00二年七月九日起，被告（烟台培训中心）自愿撤销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作出的“关于王永芝同志的处理决定”，恢复原告（王永芝）在被告处的职工身份。2、自二00一年十月份起被告按照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的有关规定为原告办理社会劳动保险。3、自二00一年十月份起被告自愿为原告缴纳住房公积金。因其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王永芝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经查烟台培训中心原系国家旅游局于1985年投资兴建的物业，按中央政企分开的要求，国家旅游局于1997年将该“中心”无偿划拨给华龙公司。2002年5月30日，华龙公司与烟台市畜牧局签订转让合同，其中第4.3项：乙方（烟台市畜牧局）同意按现状接收甲方（华龙公司）转让财产同时一并接收甲方在该“中心”的全部员工（名单见附件4，即员工花名册）,并依法妥善安置；第4.4项：乙方承诺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所受让的财产，不得再沿用国家旅游局烟台培训中心的名称或其服务标识（商标），不得使用与国家旅游局烟台培训中心的名称或其服务标识（商标）同音或相同形象的服务标识（商标）；第5条:甲乙双方共同认可此次转让金总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第8.1项：培训中心的债权债务(不包括附件清单之外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乙方承担。另外双方还约定了付款时间、方式、违约责任等其他条款。烟台市畜牧局提供一份落款时间为2002年7月31日，烟台培训中心员工花名册。共53人，王永芝处，有时任烟台市畜牧局宋局长手写“此人我们不负任何责任”。2003年4月16日华龙公司与烟台市畜牧局签订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为处理好尚未处理的问题，华龙公司放弃《转让合同》中规定的第三笔转让款伍拾万元，将它留给烟台市畜牧局,用于处理善后工作,并不再承担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的任何责任，不再参与任何与烟台培训中心有关的事宜。2003年8月，烟台市畜牧局将其中部分房产作价200万元划拨给烟台市兽医卫生监督所并成立烟台市雨泉宾馆。2014年10月，烟台市畜牧局更名为烟台市畜牧兽医局。
莱山区法院认为，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主体，是基于被追加的对象系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承受人的法理，本案中，作为申请执行人王永芝，以华龙公司和烟台市畜牧局之间签订有转让合同，烟台市畜牧局接受了被执行人烟台培训中心包括申请执行人在内的全部员工为由，要求追加烟台市畜牧局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承继烟台培训中心在本案中的义务。从华龙公司与烟台市畜牧局签订的转让合同的内容看，对烟台培训中心的员工安置问题，自2002年9月1日起由烟台畜牧局负责。本案中，王永芝作为烟台培训中心的员工，理应随烟台培训中心的其他员工一起由烟台畜牧局接受并安置，但从烟台市畜牧局提供的附件中职工花名册内容看，烟台市畜牧局时任宋局长在王永芝姓名处注明的“此人我们不负任何责任”的内容，华龙公司以本公司历史经过若干次人员重组，目前查实未见该附件为由，不予认可。本案中，《转让合同》系打印件，并无手写内容，员工花名册也系打印件，故员工花名册在签订合同时已存在，但花名册上手写的日期则晚于合同签订日期，故花名册上的手写日期应是后期添加的，由此可以推定，花名册中所有手写部分均存在后期添加的可能，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转让合同系华龙公司与烟台市畜牧局所签订，现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华龙公司不认可烟台市畜牧局提交的花名册手写部分的内容，故烟台市畜牧局应对其主张手写部分系签订转让合同同时就存在、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提交证据，但烟台市畜牧局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手写部分不予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手写部分不予采信，且在后期的《国家旅游局烟台培训中心转让交接事宜备忘录》、《补充合同》中均未涉及人员安置问题，说明双方对人员安置不存在争议。另外《补充合同》也进一步明确，华龙公司放弃部分转让费，由烟台市畜牧局用于处理善后工作，华龙公司不再承担经济、法律、行政等所有方面的任何责任。综上，该院认为，异议人申请追加烟台市畜牧局为被执行人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异议人申请追加烟台市雨泉宾馆为被执行人缺乏事实依据，不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追加烟台市畜牧兽医局为被执行人；二、驳回王永芝其他异议申请。
复议申请人烟台市畜牧兽医局向本院申请复议称，申请依法撤销莱山区法院（2017）鲁0613执异15号执行裁定第一项，并申请追加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为被执行人。事实与理由：莱山区法院(2017)鲁0613执异15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追加申请人为被执行人错误。1、2002年5月30日复议申请人与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将培训中心财产、债权债务及员工转让给复议申请人,明确标明转让从业人员为51人。在附件中,旅游培训中心员工花名册共列53人,其中邢庆玲和王永芝列最后,不包括此二人。2002年7月31日,对于申请执行人王永芝的处理意见上,双方在烟台培训中心员工花名册上盖章确认员工花名册时,时任烟台市畜牧局宋英民局长在王永芝处手写“此人,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该合同是附条件的合同,即在合同签订时,双方是约定复议申请人不接收王永芝。无论是在此后资产的转移、人员的转移及补偿协议等,均未就王永芝的问题达成过任何协议。2003年6月双方在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对原始合同中约定的补充,在原协议中约定的王永芝身份问题未特别注明的情况下,涉及的补偿问题与王永芝无任何关系。况且,当时因王永芝的诉讼问题已经结案,若涉及王永芝的问题,不会不在协议中特别注明。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在2002年6月4日《关于转让烟台培训中心产权的请示》(华龙总字(2002)13号)中也明确标明,烟台市畜牧局基本满足了我方提出的安置51名员工等条件。因此,合同约定烟台市畜牧局接收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51人,不包括王永芝,王永芝应当属于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的员工。2、原执行裁定认定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否认合同中手写内容的真实性及举证责任分配明显错误。第一，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作为与复议申请人签订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一方主体,其应当清楚合同签订时的情况。合同中明确注明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也就是说其手中保存有全部相关合同材料。对于复议申请人提交的花名册中的手写字体,其主张是“后期添加的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应当提供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如果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应当认定其辩解的理由不成立,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所称“本公司历史经过若干次人员重组,目前查实未见该附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于手写部分的效力的举证责任,原审裁定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复议申请人错误。复议申请人作为一方合同主体,针对申请执行人王永芝的主张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提供了合同、花名册、补充协议等材料,按照对等规则,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应当提供当时签订的合同材料等进行对抗,来证明复议申请人提供材料存在问题。但是华龙公司只是陈述协议找不到了,所以手写部分是后加的,其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在复议申请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原裁定不适当的将本应当属于华龙公司的举证责任无任何法律根据的强加给复议申请人,并让复议申请人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复议申请人认为莱山区法院(2017)鲁0613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第一项裁定错误。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与复议申请人签订的转让合同不包括王永芝的管理安置问题,应当追加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为被执行人。
申请执行人王永芝称，复议申请人应对其提交的花名册手写部分与转让合同是同时签订的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现复议申请人未提交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手写部分不予采信。
第三人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称，第一，复议申请人非本复议案件对应的执行程序的当事人，在本次复议阶段不应要求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第二，关于烟台培训中心转让的历史文件表明烟台培训中心人员全部由复议申请人安置，为此第三人预留了50万元，表示对烟台培训中心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第三，王永芝在最初申请强制执行时，第三人已退出烟台培训中心，当时烟台培训中心作为王永芝的用人单位尚存续可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第四，在第三人将烟台培训中心移交复议申请人后由于复议申请人的原因导致烟台培训中心没有依法年审，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注销，而后复议申请人将烟台培训中心资产全部用作烟台市雨泉宾馆出资，导致王永芝案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应由复议申请人承担责任。第五，任何情况下，如果认为当时第三人移交烟台培训中心后，仍应对王永芝承担责任也应该是复议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基于转让合同纠纷的争议，按约定应通过仲裁解决，非本执行程序所能认定。第六，王永芝与烟台培训中心存在劳动关系，从未向第三人提供劳动，在烟台培训中心注销时，其和烟台培训中心的劳动关系终止，其主张应截至烟台培训中心注销之日。第七，第三人同意莱山区法院的执行裁定，复议申请人仅依据手写签字的附件就主张应由第三人承担王永芝案的相关责任，没有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从复议申请人提供的附件花名册文件本身来看，其手写部分并未加盖第三人公章，真实性、有效性无法确认。
本院查明，复议申请人提供的一份落款时间为2002年7月31日，旅游培训中心员工花名册第一页手写记载共53人，第二页王永芝及邢庆玲处，时任烟台市畜牧局宋英民局长手写“此人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花名册其他部分为打印件，手写部分“此人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处双方未加盖公章或签字确认。
2002年6月4日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关于转让烟台培训中心产权的请示》(华龙总字(2002)13号)中记载“烟台市畜牧局基本满足了我方提出的安置51名员工”等。2002年6月24日，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转让烟台培训中心产权的批复》（首旅集团发（2002）61号）记载：“在转让过程中，该培训中心的职工全部由烟台市畜牧局负责安置，请按规定办理产权交易手续”等。
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莱山区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莱山区法院裁定追加复议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是否适当。虽然2002年5月30日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与复议申请人签订的转让合同3.3约定有转让财产的状况从业人员51人等内容，但该条只是载明转让从业人员的人数，对于其他人员没有注明。而转让合同第4.3项明确约定乙方（烟台市畜牧兽医局）同意按现状接收甲方（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转让财产同时一并接收甲方在该“中心”的全部员工（名单见附件4，即员工花名册）,并依法妥善安置。从转让合同的内容看，对烟台培训中心的员工安置问题，全部员工自2002年9月1日起应由复议申请人负责。复议申请人称其接收的员工不包括王永芝及邢庆玲，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从复议申请人提供的附件职工花名册内容看，复议申请人时任宋英民局长在王永芝及邢庆玲姓名后注明“此人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但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复议申请人应举证证明花名册手写部分系当时双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在手写部分并未加盖双方公章或签字予以确认，职工花名册第一页手写部分“共53人”处亦未改为51人，且从花名册形成的时间来看，手写部分应晚于转让合同签订的时间。复议申请人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手写“此人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为合同双方共同真实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补充合同》也进一步明确，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放弃部分转让费，由复议申请人用于处理善后工作，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不再承担经济、法律、行政等所有方面的任何责任。虽然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关于转让烟台培训中心产权的请示》中记载“烟台市畜牧局基本满足了我方提出的安置51名员工”等，但其主管部门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关于转让烟台培训中心产权的批复》中明确在转让过程中，该培训中心的职工全部由复议申请人负责安置，请按规定办理产权交易手续等。该批复形成的时间为2002年6月24日，早于职工花名册载明的时间。综上，复议申请人以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关于转让烟台培训中心产权的请示》中记载的“烟台市畜牧局基本满足了我方提出的安置51名员工”为由，主张只接收烟台培训中心51名职工，理由不成立，复议申请人申请追加华龙旅游实业发展总公司为被执行人，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莱山区法院裁定正确，复议申请人所提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申请，维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613执异15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善乐
审判员 栾焕舸
审判员 门 伟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潘姝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