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豫01行终5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东海，男，198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密市。
委托代理人王建勋，男，汉族，1969年2月6日出生，住河南省新密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九大队，住所地郑州市二七区建设东路8号。
法定代表人朱黎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周星华，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九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崔凯，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九大队工作人员。
上诉人赵东海因被上诉人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九大队交通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2行初9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18年4月5日0时许，赵东海驾驶豫Ａ×××××重型自卸货车闯红灯后，沿通站路向南行驶。被告民警发现该车后，喊话示意其停车，同时驾驶警车通过执法记录仪全程摄录该起违法全过程。被告民警在明确告知原告闯红灯的违法事实以及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后，当场对原告作出编号为410196-1200427366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处罚决定主要内容如下：“被处罚人:赵东海；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410102816388；居民身份证号:；准驾车型:B2；车辆牌号：豫Ａ×××××；车辆类型：重货。被处罚人于2018年4月5日0时01分，在紫东路通站路实施闯红灯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和《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决定处以二百元罚款。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6分。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诉至法院要求解决行政争议。
原审法院认为：设置道路交通信号灯，是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提高通行效率，每位车辆驾驶人都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被告现场检查发现原告有涉嫌违法行为后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执法经过，被告提供的执法记录仪记录的视频资料是其在执法过程中依法收集的证据，符合《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的相关规定。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驾驶车辆闯红灯的违法事实及被告执法符合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该法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的，处二百元罚款。《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3号）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通行的违法行为一次记6分。被告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原告作出的第410196-120042736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诉称被告执法过程中为了追赶原告有闯红灯的违法行为，认为被告收集证据违法，法院已经对被告使用执法记录仪收集的证据予以认定，故对原告此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第410196-120042736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东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东海承担。
赵东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一审法院认为该段视频证据符合《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可该规定只是个规范性文件，不应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这是该规定的文号：公通字[2016]14号。并且该规定第二条：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是指公安机关利用观场执法记录设备对现扬执法活动进行全过程视音频同步记录，并对现场执法视音频资料进行收集、保存、管理使用等工作。第六条：开展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时，应当对执法过程进行全程不间断记录。被上诉人的行为也违反了此规定，没有对现场执法活动进行全过程视音频同步不间断记录，只有处罚过程没有拍摄到上诉人有闯红灯的过程。一审法院却认为该段视频证据符合《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应是错误的。
2、上诉人提出的《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也是规范性文件（文号：公通字［2008]58号），并且该规范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的特别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要优于依据部门规章《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制定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普通规范性文件。但是一审法院却没有采信。
3、部门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05号）第十八条规定，作为处理依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资料，应当清晰、准确地反映机动车类型、号牌、外观等特征以及违法时间、地点、事实。但是一审法院在被告提供的执法视频虽然显示了处罚过程，但并未显示原告有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且原告当场对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依然采信该视频。
4、从该视频可以看出真正有闯红灯违法行为的是被告的执勤民警驾驶的警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警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警车非执行紧急任务时，不享有前款规定的道路优先通行权。但该警车不是在执行紧急任务，正如被告在《答辩状》中所说他们是在追赶一辆有闯红灯行为的大车。根据《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除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励以外，交通警察不得驾驶机动车追缉，可采取通知前方执勤交通警察堵截，或者记下车号，事后追究法律责任等方法进行处理。该视频中并未显示有闯红灯的车辆，所以该警车的追缉行为不是在执行紧急任务，警车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四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综上所述，该段视频证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且是在被告的执勤民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非执行紧急任务时驾驶警车闯红灯收集的，所以该段视频证据不应被采纳。
5、一审判决书中的证据4，5《查处赵东海闯红灯经过》均为对原告作出处罚的当事民警所写，与该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该证人证言不应采信。《行政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案件的事实、证据不清楚，应予调查核实，不能轻信一方自述。
6、一审判决书中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应由相关证据予以支持。该处罚决定书本身不能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故被上诉人称该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及使用法律依据正确的理由不能成立。
7、一审判决书中的证据3卡口照片和本案无直接关联更不应被采信。
8、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被告在《答辩状》和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均说明是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23号）记分处罚的。但是该规定早已作废，现在施行的是《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内容条款和第123号令都不一样。处罚决定书上只填写了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但第38条没有红灯的规定。第38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5条规定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原告到底违反了什么并没有用法律条款注明。没有注明也应视为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9、从九大队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出，民警开机时离第一条停止线大约10米左右（视频里路右边的护栏可证明，因为护栏头处是第一条停止线），离第二条停止线大约20米左右，视频里此时没有原告赵东海驾驶的车辆，这说明被告距原告赵东海最少30米左右。此时信号刚变为红灯（视频里相对的信号也为红灯可证明），原告赵东海通过第一条停止线时信号一定为绿灯，通过第二条停止线时信号为黄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原告赵东海并不知道该奇葩的路口在相隔大约10米的距离竟然有2条停止线。因为距离远，民警便以时间和距离推算原告赵东海通过第二条停止线时闯红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第13．5．1规定停止线的主要功能是：在有信号控制时，表示车辆在遇到红灯时等候通行的等待位置，应与信号灯一起使用，当信号为绿灯时，则不需停车；当为红色时，则在停车线后排队等待。但该奇葩的路口在相隔大约10米的距离竟然有2条停止线。到底是哪一条应与信号灯一起使用到现在都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造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不规范，机动车驾驶人容易发生辩认错误的，交通标志、标线的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改善。该路口在相隔大约10米的距离有2条停止线是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是不规范不准确的，机动车驾驶人是容易发生认错误的，但标线的主管部门没有及时予以改善，责任应在标线的主管部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交警九大队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此情形，没有及时通知标线的主管部门予以改善，而是以此乱象钓鱼执法。综上所述，原告赵东海没有过错，被罚闯红灯实属冤枉。
二、同样案件的执法视频没有拍住有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却判决结果不同。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6年3月30日作出的（2016）豫0102行初20号行政判决书中被告郑州市交警三大队提供的视材料中不能显示原告有闯红灯的违法行为被不予认定，判决结果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罚。2016年8月22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01行终397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原判。这证明适用简易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必须是违法事实确凿，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有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行为，提供的视频材料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的要求，且该材料中也不能显示原告有相应的违法行为。被告工作人员当时明知如认定原告有闯红灯的行为，依法应对原告驾驶证扣留，并予以降级，涉及相对人更大的权益，因此更应当慎重。被告工作人员在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依法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导致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为此，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提起上诉，望撤销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8年6月14日作出的（2018）豫0102行初96号行政判决书，并同时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第410196－120042736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被上诉人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九大队答辩称：一、针对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分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中原区法院审理该起案件依据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各组成部门以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权限内按照规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上诉人提到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记录工作规定》、《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05号)均为部门规章，是公安部为了规范本部门执法执勤行为而制定的。此案中提及的以上规章说明如下问题:
(一)《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记录工作规定》。
《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记录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应当重点摄录以下内容:(一)执法现场环境;(二)违法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被侵害人和证人等现场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言行举止。所提供的执法记录仪视频全程摄录该起违法及执法全过程。该视频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证据中的电子数据呈现。
(二)《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及执勤民警驾驶的警车闯红灯收集的证据为非法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警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警车非执行紧急任务时，不享有前款规定的道路优先通行权。根据《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三条第三项规定，除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以外，交通警察不得驾驶机动车追缉，可采取通知前方执勤交通警察堵截，或者记下车号，事后追究法律责任等方法进行处理。民警示意上诉人赵东海停车接受检查，其驾驶车辆变道闯红灯而非停车，该闯红灯行为“构成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由于发生在晚上，光线不好，不具备“通知前方执勤交通警察堵截，或者记下车号，事后追究法律责任等方法进行处理”的条件。民警驾警车追缉属于执行紧急任务，可以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之规定。故，收集的证据真实合法有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四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上诉人称警车闯红灯追缉，可以从另一方面印证一前一后两车均有闯红灯行为。
(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05号)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第十六条: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应当遵循科学、规范、合理的原则，设置的地点应当有明确规范相应交通行为的交通信号。第十八条:作为处理依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资料，应当清晰、准确地反映机动车类型、号牌、外观等特征以及违法时间、地点、事实。第十九条:自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违法行为记录资料之日起的十日内，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记录内容进行审核，经审核无误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作为违法行为的证据。第二十条: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以上得知，交通技术监控就是通常所称的电子眼(电子警察)，用于非现场执法，无需民警到场。本案中执法记录仪视频是证据中的电子数据，对该起违法及查处进行了全程不间断记录，视频中有查处民警与上诉人的对话，上诉人赵东海没有否认其闯红灯的违法事实，并当场制作了简易处罚决定书，属于现场执法。执法记录仪视频不属于交通技术监控范畴。
(四)证据中执法民警陈述、处罚决定书及卡口照片。
中原区法院认为，执法民警陈述查处闯红灯经过属于当事人陈述，能与执法记录仪视频相互印证，予以认定。处罚决定被认定运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卡口照片是说明违法的具体区域及车辆行驶方向，而非上诉人起诉状所称的无名小路。
二、同样案件的执法视频没有拍住有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却判决结果不同。
上诉人称: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6年3月30日作出的(2016)豫0102行初20号行政判决书中被告郑州市交警三大队提供的视频材料中不能显示原告有闯红灯的违法行为被不予认定，判决结果撤销被告的处罚。2016年8月22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01行终397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原判。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查阅到该起案件行政判决书，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视频没有有关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视频虽然显示了执法过程，但并未显示当事人有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且当事人对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予以否认，故该视频亦不能证明当事人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该案还有诸如被上诉人一方提供的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相印证。回归本案，当事人赵东海没有否认其闯红灯的违法事实，且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了其闯红灯违法及民警现场执法全过程。两起案件不具有类比性。
综上所述，我大队认为一审判决公平公正，特请求贵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赵东海提交两份照片复印件及一份对涉案路口情况拍摄的视频光盘一张，证明该路口有两个停止线，不符合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照片和视频拍摄时间均为2018年7月19日。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拍摄时间晚于事发时间，具体标线的性质和用途待核实后提交意见，斑马线后的线是停止线，前方红灯亮时车辆必须在此线后等待。
后被上诉人提交一份该路口交通组织的证明，载明：此路口系有环岛存在的不规则交叉路口，再加东南角有一处汽车租赁公司，经常有车辆出入，所以为了使路口行车有序，沿通站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此路口右转的车辆在租赁公司门口施划有停车线，沿紫东璐由东向西行驶在进入环岛之前有一处停车线，考虑到进入环岛以后有行人过街需求，所以在沿紫东璐由东向西行驶在进入环岛内又施划了一组停车线，避免机动车与行人冲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证据清楚记载了该起违法行为的处理过程，具有连贯性，且根据现场执法民警与上诉人的对话可以判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指出的违法事实不予否认，故上诉人的违法事实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提供的执法视频不能证明上诉人存在违法事实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以执法人员收集该视频证据程序违法为由主张不能采信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执法记录仪拍摄视频可以看出事发当晚光线不好，不能清晰拍摄出上诉人驾驶的车辆，不具备通知前方交警堵截或者记下车牌号，事后追究责任等方法进行处理的条件，被上诉人在不具备其他处理可能性的情况下，采取追赶该违法车辆的方式制止违法行为并没有明显不当之处，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人关于涉案路口标线设置不规范的问题，被上诉人核实后提供了对此路口标线设置情况的说明，该路口标线设置符合客观情况及标线设置规范，并无不当之处，故对上诉人该项理由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在处罚决定书上记载了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上诉人违法行为记6分，其中该《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不显示系公安部123号令还是139号令，由于二者对于记6分的规定内容完全一致，且二审庭审后被上诉人申明经询问当时执法民警，系适用139号令，故不能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适用123号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供的生效案例所描述的证据证明力与本案证据的证明力存在明显差别，不具有类比性，其主张比照上述判决裁判本案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指出被上诉人在诉讼中将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提供错误的情况，经查属实，说明被上诉人应诉工作存在疏忽，应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改正。鉴于该举证上的疏忽对本案诉讼标的审理不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影响，故不能成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理由。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驳回赵东海的诉讼请求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赵东海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 涛
审判员 刘紫娟
审判员 付保东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王胜玲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