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100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博灏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刘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利媚，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红，女，汉族，1976年10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永志，男，汉族，1973年11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玉，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博灏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灏公司）因与上诉人孙红、姜永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21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博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孙红、姜永志共同向博灏公司赔偿损失273981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孙红、姜永志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博灏公司的损失是因孙红、姜永志提供严重不合格的布料造成的。博灏公司于2015年5月向孙红、姜永志采购布料，用于制作星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公司）的员工工装；孙红、姜永志是夫妻关系，共同经营布行；因孙红、姜永志提供的布料货不对板，导致博灏公司被法院判决解除与客户星河公司的合同，造成严重损失。
二、博灏公司因此遭受损失为2739810元，有据可查：
1.如果合同正常履行，则博灏公司可实现与星河公司约定的合同总价2400000元整（￥贰佰肆拾万元）。(1)数量：定制的工装数量800套，男装女装比例3:1,即男装600件，女装200件，工装分批制作。(2)价格：男装（西装上衣1700元+西裤720元+长袖衬衫580元2件）合计3000元/套；女装（短裙730元+小外套1650元+长袖衬衫300元）合计3000元/套。
2.因孙红、姜永志提供的布料严重不合格，导致博灏公司被（2016）粤03民终15402号判决赔偿损失：(1)男装（无质量问题）未交付的310套共930000元，因合同解除而收益落空；已交付的290套的质量保证金43500元被退回。女装因布料不合格，已交付的149套共447000元，被判决退回357600元；女装未交付的51套共153000元，因合同解除而收益落空。(2)因布料严重不合格，被判决支付违约金263400元；判决支付一审诉讼费4220元，二审诉讼费8090元。(3)博灏公司按照《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9.5与附件一《业务运作方案书》第四章1)的约定，采购了多于数量20%的面料，用于后期工装制作。如果合同没有被解除，博灏公司可期待的合同收益为160套工装合计480000元。以上损失合计2239810元。(4)博灏公司商誉受到影响，业务量严重下滑。博灏公司要求孙红、姜永志酌情赔偿50万元实不为过。
三、博灏公司与客户星河公司签订的《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是：货不对板。根据《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9违约责任9.2条的约定，乙方不按合同确定的服装品牌、产地、规格型号及材质等组织生产和供货，即为货不对板。……(3)乙方自检后，如甲方发现同一套服装两次或两次以上货不对板，乙方同意按上述责任条款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有权终止合同。（4)乙方所供产品货不对板，且无合法生产许可证，经质检部门见证检验为不合格服装……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拒付货不对板款涉及的所有款项。同时甲方已支付的本合同款项应无条件退还，甲方同时保留追究乙方法律责任的权利。由此可见，合同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原因是货不对板，并非是博灏公司的擅自委托行为。博灏公司被（2016）粤0304民初10344号、（2016）粤03民终15402号判决解除合同的原因，必然是依照合同约定的货不对板，终止合同。
上诉人孙红、姜永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博灏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博灏公司承担一、二审的全部保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依据容易删减、没有经过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博灏公司所购买的涉案服装材质要求与服装制作合同材质要求相吻合与事实不符。星河公司与博灏公司签订的《服装制作合同》材质要求与2015年5月29日聊天记录的材质描述差别很大。微信聊天记录中姜永志所述的布料成分是指刘某2015年5月23日所购买的布料成分，不是指博灏公司2015年6月15日与星河公司签订的《服装制作合同》约定的涉案布料。原审法院认定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没有事实依据。
1、微信聊天内容有删减、前后答非所问，意思不连贯，不能完全表达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诸如：微信聊天记录P2,2015年5月13日18:19刘某发送附图1同时刘某说“帮我调这个面料，白色，4米”；2015年5月14日10:11姜永志说“毛料5米到了”。上下文对答完全没有联系；刘某要调“面料白色4米”，姜永志却回答“毛料5米到了”，可见对答内容完全不一致；微信聊天记录P4,2015年6月5日11:03刘某“面料到了吗”，姜永志答“到齐了”，紧接转到P5刘某“好的”，姜永志却回复“30米毛料可能要明天”，足见微信内容有删减，不能完全表达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
2、2016年6月15日星河公司与博灏公司签订《服装制作合同》材质要求与2015年5月29日聊天记录的材质描述差别很大。
(1)星河公司合同要求“西装小外套及短裙面料：70%羊毛、30%化纤，克重260克，产地日本”；2015年5月29日聊天记录显示：姜永志“毛料70毛30涤52S270克”，刘某“毛料那个，有没有弹力?应该没有270克吧？好像很薄”，姜永志答“那报260克吧”，差别如下：①星河合同要求进口面料、姜永志为国产；②星河合同要求70%为羊毛，姜永志聊天记录为“毛”可能为人造毛、兔毛或其他毛，没有确定为“羊毛”；③星河合同要求克重260克，姜永志不确定克重。聊天记录为就报260吧，也不确定为260克。
(2)星河公司合同要求“衬衣面料：60%棉、35%棉纶，5%弹力，产地中国”；2015年5月29日聊天记录显示：刘某“棉锦那个呢”姜永志“严的话最好自己检测下”、“衬衣料60棉40化纤50S”，差别如下：①星河合同要求的是棉纶，而刘某与姜永志聊天采购的为棉锦，“棉纶”与“棉锦”虽然一字之差但为完全不同的布料；②星河合同要求的是35%棉纶，5%弹力，姜永志聊天记录为40化纤50S，完全不同。
3、微信聊天记录中姜永志所述的布料成分是指刘某2015年5月23日所购买的布料成分，不是指博灏公司与星河公司服装制作合同约定的涉案布料。2015年5月29日聊天记录显示：刘某“毛料那个，有没有弹力？应该没有270克吧？好像很薄”说明刘某已经收到货，才知道很薄，很明显聊天记录所提及的布料成分是针对2015年5月23日发送图片所指布料成分。紧接着刘某“棉锦那个呢”，而星河合同要求的材质要求里面根本就没有棉锦，只有棉纶，两者为完全不同的面料。从而说明聊天记录的布料成分所指布料根本不是用于星河公司，也不适合用于星河公司合同。再接着，姜永志“严的话最好自己检测一下”，刘某“现在检测来不及了”。博灏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的《检测报告》显示2016年2月29日委托，2016年3月2日签发，检测报告只需要3天即可，2015年5月29日聊天，2015年6月15日博灏公司与星河公司签订合同，怎么说来不及呢？这充分说明2015年5月29日提及的布料成分不是针对2016年6月15日签订的星河公司合同约定的布料。
4、微信聊天记录从2015年4月份开始，长达15页。只有2015年5月29日一次提及过布料成份，而刘某在2015年4月至7月间多次向姜永志购买过布料，一审法院如何认定2015年5月29日所提及的布料成分就是博灏公司用于星河公司合同的布料成分？一审法院为了牵强认定服装材质相符，在判决书第6页说明博灏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采购服装原料的经过时，增添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增加内容如下：1将微信聊天记录P3“毛料70毛30涤52S270克”变更为“姜永志告知刘某女西装原料为毛料70毛30涤52S270克”，刻意增加“女西装原料为”字样；将聊天记录“衬衣料80棉20涤100S”变更为“男衬衣原料为衬衣料80棉20涤100S”，刻意增加“男衬衣原料为”字样；将聊天记录“衬衣料60棉40化纤50S”变更为“女衬衣原料为衬衣料60棉40化纤50S”，刻意增加“女衬衣原料为”字样。一审法院为达到牵强认定服装材质相符，随意添加字样，改变了双方真实的意思表达。
二、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检测栏打印姜永志的名字，主观认定博灏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内部检验报告》是由姜永志事先提供称服装原料合格，从而认定涉案服装原料存在质量问题未超过合理期限，属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
1、博灏公司一审为了证明因履行星河公司合同从孙红、姜永志采购布料，向法院提交的2015年5月29日聊天记录显示：博灏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最好确定一下，要不然万一人家要验货报告就麻烦了”，说明在2015年5月29日之前没有针对用于星河合同布料的《验货报告》，从而说明2015年5月2日的《内部检验报告》不是针对星河合同的布料成分。
2、该份《内部检验报告》所显示的纤维含量与星河公司合同所要求的材质不同。⑴该报告没有星河公司合同所要求的克重及产地日本；⑵星河合同要求为70%为羊毛，该份报告毛料中的“毛”可能为人造毛、兔毛或其他毛，没有确定为“羊毛”；⑶星河公司合同为35%棉纶，该份报告衬衣料是35锦纶，棉纶与锦纶虽一字之差，却为完全不同的布料。
3、《内部检测报告》没有任何人的手写签名，检测栏为打印姜永志的名字，盖章主体为几年前已注销的南木布行，没有法律效力。
4、《内部检验报告》没有对应的被检测布料样板，无法确定被检测的布料为用于星河公司合同的涉案布料。
三、一审法院对博灏公司提供的同一张打印图片“深圳市南木纺织品有限公司大货细码单”只认定博灏公司收货内容，却不认定其备注条款“请收货后7日内确认面料品质（含相关检测报告），面料一经开裁，我司将不负任何责任”，有失公允。
博灏公司一审作为证据提交的《深圳市南木纺织品有限公司大货细码单》，一审既然认定其真实性，其备注条款也应约束博灏公司，7天应为双方对货物检验期的约定。博灏公司没有在检验期间对质量提出异议，说明博灏公司向姜永志购买的布料符合要求。
四、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博灏公司提供的一份没有任何人签名的《内部检验报告》，并以博灏公司不知悉南木布行已注销，认定南木布行由孙红与姜永志共同经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孙红一直在戈尔（深圳）公司上班，南木布行没有实际经营。
五、若博灏公司将从姜永志处购买的布料用于星河公司合同，则为明知不符合约定而采用，法律责任应当由博灏公司自己承担。
1、对于博灏公司自称从姜永志处购买用于星河公司合同上的布料，姜永志没有承诺过材质成分，更没有承诺符合星河公司合同要求。
2、刘某曾是姜永志的同事，明知姜永志从事布料现货买卖，其布料产品为国产低端市场产品，每米仅售十几元至四十几元不等。而进口布料与国产价格相差5-10倍左右，售价在每米两百元甚至上千元。刘某从事服装近20年，布料采购经验丰富，不可能不知道购买每米40多元的布料用在销售每套3000元服装加工上不符合要求，但其为牟取暴利，抱着关系强硬不被检验的侥幸心理，执意将明知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低端国产市场布料用于星河公司合同明确约定布料成分且要求产地为日本的进口面料的服装加工上，导致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博灏公司自己承担。
六、一审法院对于另案终审判决（2016）粤03民终15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定博灏公司退还星河公司女装货款357600元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63400元的原因没有查清，一审判决孙红、姜永志承担服装退款、违约金及另案诉讼费近伍拾万元的损失赔偿没有事实依据。
2015年6月15日博灏公司（乙方）与案外人星河公司（甲方）签订的《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约定“乙方不按合同确定的服装品牌、产地、规格型号及材质等组织生产和供货，即货不对版。乙方所提供的产品货不对版，且无合法生产许可证，经质检部门见证检验为不合格服装，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拒付货不对版涉及的所有款项。同时，甲方已支付的本合同款项应无条件退还”、“乙方不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工艺、加工地点加工服装，一经甲方确认后，则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合同总价的50%的违约金，并拒付全部合同价款，乙方承担违约责任”【（2016）粤03民终15402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可知，博灏公司退回星河公司货款是由于不按合同确定的服装品牌、产地、规格型号及材质、无合法生产许可证等原因导致；其承担违约金是因为不按该合同约定的工艺、加工地点加工服装。
即便博灏公司将从姜永志购买的布料用于星河公司合同，女装布料的采购总成本仅40000多元，实际收取星河公司女装货款89400元，博灏公司没有损失[见（2016）粤03民终15402号民事判决书P13,涉案服装149套，每套价格3000元，共计447000元。退回女装款的80%，即357000元，博灏公司实际收到星河公司支付的女装货款89400元]。博灏公司承担星河公司合同违约责任是由于其未按合同约定加工地点加工服装，与孙红、姜永志无关，应由博灏公司承担。姜永志出售仅4万多元的布料，一审判决承担高达近50万元的赔偿，于情于理不符，于法无据。
综上，南木布行仅成立一个多月，于2012年注销，孙红一直在公司上班，没有经营南木布行。博灏公司起诉孙红主体不适格。
孙红针对博灏公司的上诉辩称：孙红不是适格诉讼主体，与博灏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关系。自2014年1月至2016年10月孙红一直在戈尔（深圳）公司上班，南木布行在2012年6月13日成立，一个多月后于2012年8月1日注销，没有实际经营。其余答辩意见同上诉状。请求驳回博灏公司的上诉请求，支持孙红的全部上诉请求。
姜永志针对博灏公司的上诉辩称：1、孙红一直在公司上班，姜永志曾以个人名义在2015年做过布料生意，没有与孙红一起共同经营。姜永志从事的布料为现货买卖，客户根据其需要购买现成的布料。刘某多次向姜永志购买过现货布料，数量在几米、几十米、几百米不等，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布料的颜色、规格等均以实物为准，按照布料市场行业惯例、之前的交易习惯以及货物细码单的约定，如果布料不符合客户要求，7天之内，开裁前，可以退换货，不存在货不对版。大货细码单条款“收货后7日内确认面料品质（含相关检测报告），面料一经开裁，我司将不负任何责任”应具有法律约束力，7天应视为双方约定的检验期间。刘某没有在检验期间对质量提出异议，并且已经开裁，说明刘某向姜永志购买的布料符合刘某要求。2、博灏公司在另案中称其在合同签订后，即2015年6月15日后，安排了原料采购[见福田法院（2016）粤0304民初10344号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第一句话]，而在本案上诉状中又改口称2015年5月向姜永志采购布料，自相矛盾。3、博灏公司与星河公司解除合同的原因为其擅自委托加工，而不为其上诉状所述货不对版[详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15402号民事判决书P11最后一段“由于博灏公司、刘某未经星河公司同意，将涉案服装生产交由第三方完成，已经构成违约，故判令解除合同。对此，双方均未提出上诉”]。4、博灏公司实际没有损失，星河公司有支付其20%货款，即3000元每套的20%，即600元每套，不存在亏损。5、其余答辩意见同上诉状。综上，博灏公司与星河合同解除合同、退回货款、承担违约金与姜永志无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博灏公司针对孙红、姜永志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核实了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并结合其他证据，依法认定的以下事实是正确的。1、博灏公司向孙红、姜永志采购布料，用于制作星河公司的员工工装；2、孙红、姜永志是夫妻关系，共同经营布行，共同承担责任；3、因孙红、姜永志提供的布料货不对板，导致博灏公司被法院判决解除与客户星河公司的合同，造成严重损失。
二、《内部检测报告》盖有南木布行的章及检测姜永志。南木布行注册于2012年8月1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孙红，姜永志是其配偶。孙红、姜永志以已注销的南木布行名义对外经营，由姜永志负责交易流程，长期从事布料买卖。
《内部检测报告》是孙红、姜永志提供给刘某的。
2015年5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姜永志所述与《内部检测报告》纤维含量相吻合。
客户采购布料，凭肉眼是无法分辨出布料的成份含量，需要卖方提供布料的检测报告。因此，提供《内部检测报告》是卖方的义务，也是本案孙红、姜永志的义务。如此类推，如果不是孙红、姜永志为获不当之利，提供虚假检测数据，其完全可以依法找到最终的承担者。
三、《深圳市南木纺织品有限公司大货细码单》送货人处有姜永志的签名和日期，收货人处为空白，故备注内容对博灏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视为双方并未实际约定货物的检验期间，一审法院已认定。
依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15402号判决书第12页第四段至第13页第一段“......对此，本院认为，服装材质不符合合同约定，属于隐蔽瑕疵，并非直接查验外观可以知晓......”，因此，《大货细码单》备注内容系对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间。
四、我国夫妻财产制是夫妻所得共同制和约定财产制。如果夫妻间没有对整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全部财产作特别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孙红注册南木布行，注销后其配偶姜永志仍使用该商号经营，不论孙红、姜永志采取何种分工方式经营，均依法应以共同财产承担责任。
五、姜永志是纺织品专业毕业，数十年从事布料买卖，其对布料的专业度高于旁人。姜永志骗取曾是同事的刘某的信任，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依法应当承担后果，以此促使其吸取教训，诚信经营。
六、博灏公司的损失是孙红、姜永志提供货不对板的布料造成的，孙红、姜永志应依法共同赔偿损失。
根据《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9违约责任9.2条可见，约定解除合同的原因是货不对板，并非是博灏公司的擅自委托行为。博灏公司被(2016)粤03004民初10344号、（2016）粤03民终15402号判决解除合同的原因，必然是依照合同约定的货不对板，终止合同。
孙红、姜永志为了一己之利，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虽然获利不高，却导致博灏公司遭受巨大损失和业务枯萎。一根火柴成本极低，导致火灾，造成的损失却是无法计量的。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改判孙红、姜永志赔偿博灏公司损失共2739810元。
博灏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1、孙红、姜永志赔偿因供应不合格产品，给博灏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811210元，可得利益损失1566000元，合计损失2377210元；2、孙红、姜永志赔偿博灏公司商誉损失50万元；3、诉讼费由孙红、姜永志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一、博灏公司与案外人星河公司签订《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
2015年6月15日，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如下主要内容：星河公司委托博灏公司承担星河公司员工工装制作工作，数量暂定为800套。男式职业装套装配置包括西装上衣1件、西裤1条、长袖衬衫2件，材料要求为：1、西装上衣及西裤面料100%羊毛，克重255克，纱支90/2*58/1，产地中国；2、衬衣面料80%棉，20%涤，产地中国；3、颜色、材质与面料样板、样衣一致，商检时非天然成份都标为化纤。女装单套配置包括西装小外套1件、短裙1件、长袖衬衫1件、短袖衬衫1件；材质要求包括：1、西装小外套及短裙面料：70%羊毛、30%化纤，克重260克，产地日本;2、衬衣面料：60%棉，35%棉纶，5%弹力，产地中国；3、颜色、材质与面料样板、样衣一致，商检时非天然成份都标为化纤。男、女套装包干单价均为每套人民币3000元，合同暂定总价为人民币240万元。前述合同签订后，博灏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向星河公司交付270套服装，于2015年11月6日交付111套服装，于2016年1月7日交付58套服装，合计439套。2016年3月18日，星河公司委托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对原告交付的女衬衫（长袖、短袖）、女裙、女上衣进行检测。相关检测结果与合同约定的材质要求不符。
2016年4月27日，星河公司以博灏公司将工装委托其他单位制作、博灏公司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检验合格报告等证明文件、女装抽样检验结论为材质不符合要求等为由将博灏公司起诉至福田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博灏公司返还星河公司已付的全部款项人民币1451400元，博灏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20万元。该案经福田法院2016年6月23日（2016)粤0304民初10344号一审，深圳中院2016年12月6日（2016)粤03民终15402号二审，最终认定博灏公司未经星河公司同意，将涉案服装生产交由第三方完成构成违约，故判令解除合同；博灏公司实际交付的女装材质与双方合同约定严重不符，该情形属隐蔽瑕疵，星河公司在收货后的合理期间内委托检测并提出质量异议并无不当；博灏公司实际提交的男装材质与合同约定基本相符，仅存在外观瑕疵；并据此判决博灏公司向星河公司支付违约金263400元，退还多付款项134400元，退还女装货款357600元，退还男装质量保证金43500元；博灏公司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42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90元。
二、博灏公司采购服装原料的经过
根据博灏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与姜永志双方的微信往来内容显示，2015年5月29日10:59，姜永志告知刘某女西装原料为“毛料70毛30涤52S270克”，男衬衣原料为“衬衣料80棉20涤100S”，后11:02又告知将前述“270克”更改为“260克”，并称“严的话最好自己检测下”，刘某回复称“现在检测来不及了”；2015年5月29日11:19，姜永志告知刘某女衬衣原料为“衬衣料60棉40化纤50S”；2015年7月1日14:57，姜永志告知刘某“女装料到齐了，你那边是怎么安排的呵”；2015年7月2日10:47,姜永志向刘某发送图片，该图片显示抬头为“深圳市南木纺织品有限公司大货细码单”，品种为“女装衬衣料/毛料”，客户为“刘某”，备注“请收货后7日内确认面料品质（含相关检测报告），面料一经开裁，我司将不负任何责任，敬请知悉，谢谢！”，送货人处有姜永志的签名及日期2015年7月2日，但收货人处为空白。2015年7月3日16:32，姜永志告知刘某“货款啥时安排？我这边没有进项，上海那边只能帮我垫付工厂货款”，16:50,刘某回复“总共是多少钱？你要发一份账单给我”，17:00,姜永志向刘某发送图片，该图片显示抬头为“上海诺源纺织品有限公司付款通知单”，实际应付款“100972.6”，收款单位名称为“上海诺源纺织品有限公司”；2015年7月6日，博灏公司即向上海诺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汇款支付货款人民币100972.6元。
2016年2月29日，博灏公司委托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对女衬衣面料进行检测，2016年3月2日的检测结果为“粘纤70.5%,聚酯纤维25.4%,氨纶4.1%”；2017年3月29日，博灏公司委托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对女外套面料进行检测，2017年3月31日的检测结果为“聚酯纤维53.3%，羊毛44.6%，氨纶2.1%”。
三、深圳市罗湖区大童乐纺织品市场南木布行与姜永志、孙红的关系。
南木布行成立于2012年6月13日，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孙红，经营范围为布料零售，营业期限为2012年6月13日至2016年6月13日，但该主体已于2012年8月1日被注销，注销原因为投资人决定解散。
经查，前述姜永志发送给刘某的微信图片“深圳市南木纺织品有限公司大货细码单”中的“深圳市南木纺织品有限公司”没有注册登记；但姜永志系孙红的配偶。
姜永志曾向博灏公司提供一份检验日期2015年5月2日的《内部检验报告》，该报告载明纤维含量“衬衣料：80棉20涤纶，毛料：70毛30涤纶，弹力衬衣料：60棉35锦纶5弹力”，检验结论“合格”，检测“姜永志”，审核栏处盖有印章“深圳市罗湖区大童乐纺织品市场南木布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存在争议的焦点有三：一是博灏公司采购涉案服装原料卖方主体的确定；二是博灏公司所采购涉案服装原料是否用于其与案外人星河公司服装制作合同的履行；三是假设前述事实成立，博灏公司能否获得卖方主体的赔偿及损失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个焦点，根据查明的法律事实，可以认定博灏公司在采购涉案服装原料时，姜永志利用已注销登记的南木布行名义与博灏公司进行交易，但博灏公司对南木布行已注销的事实并不知悉，结合南木布行登记的原经营者即孙红系姜永志配偶的事实，可以认定南木布行系孙红、姜永志共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姜永志系该个体工商户的实际经营者和出售涉案服装原料的具体经办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博灏公司采购涉案服装原料的卖方主体为南木布行，但考虑到博灏公司购买时该主体已经注销，且实际由孙红、姜永志共同经营的事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关于“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的规定，博灏公司起诉孙红、姜永志承担卖方主体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根据查明的法律事实，博灏公司所购买的涉案服装原料材质要求与服装制作合同所约定的服装原料材质要求相吻合，博灏公司购买涉案服装原料行为发生于其与星河公司之间的服装制作合同履行期间，对博灏公司所主张的诉讼事实已达到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故可认定博灏公司所采购的涉案服装原料系用于其与案外人星河公司服装制作合同的履行。
关于第三个焦点，姜永志通过微信向博灏公司发送的图片“深圳市南木纺织品有限公司大货细码单”备注了内容“请收货后7日内确认面料品质（含相关检测报告），面料一经开裁，我司将不负任何责任，敬请知悉，谢谢！”，但该发货单尾部收货人处未有博灏公司相关人员签收，故前述备注内容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视为双方并未实际约定货物的检验期间。博灏公司在深圳中院2016年12月6日作出二审判决确认女装材质与双方合同约定严重不符后，另行于2017年3月29日委托检测机构对女外套面料进行检验，后于2017年4月19日以孙红、姜永志提供的涉案服装原料质量不符合约定起诉至福田法院。因服装原料的材质属隐蔽瑕疵，且姜永志事先已向博灏公司提供过《内部检验报告》称服装原料检验合格，故博灏公司起诉提出涉案服装原料存在质量问题未超过合理期限，也未超过收到涉案女装原料2015年7月2日之后的两年期限。再者，根据深圳中院涉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博灏公司与星河公司的服装制作合同系因博灏公司擅自将服装制作交由第三方完成而解除，但也查明女装材质与双方合同约定严重不符而判令博灏公司退还女装货款357600元及支付违约金263400元等；结合前述认定的博灏公司采购涉案女装原料来自孙红、姜永志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孙红、姜永志提供的涉案女装原料不符合质量要求，博灏公司可要求孙红、姜永志赔偿其在履行服装制作合同过程中因违约造成的相关损失。关于博灏公司可要求孙红、姜永志赔偿的损失数额的认定问题。对于博灏公司所主张直接损失中的退还女装货款人民币357600元，因该判项系孙红、姜永志提供的涉案女装原料存在质量问题而引起，故该退还货款数额357600元可视为博灏公司使用孙红、姜永志的女装原料造成的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损失予以支持。对于博灏公司所主张直接损失中的违约金263400元，因博灏公司在履行服装制作合同过程中还存在擅自委托第三方制作服装等其他违约情形，故一审法院酌定由孙红、姜永志按50%的比例承担该违约金损失即131700元。对于博灏公司所主张直接损失中的受理费12310元（4220元+8090元），根据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酌定由孙红、姜永志按50%的比例承担该受理费损失即6155元。对于博灏公司所主张的其他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因与孙红、姜永志提供的涉案女装原料质量不符合要求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且博灏公司与星河公司的服装制作合同系因博灏公司擅自委托第三方制作服装而被判令解除，故该等损失不能视为系孙红、姜永志提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涉案女装原料行为而发生，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损失内容不予支持。至于博灏公司主张的商誉损失50万元，因本案属合同纠纷，博灏公司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博灏公司系因孙红、姜永志提供的涉案女装原料不符合质量要求，导致其在履行与案外人星河公司服装制作合同过程中违约并造成相关损失。博灏公司据此可要求孙红、姜永志赔偿损失495455元（357600元+131700元+6155元）。对博灏公司提出的其他赔偿损失请求，一审法院均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孙红与姜永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博灏公司赔偿损失495455元。二、驳回博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18元，保全费5000元，由博灏公司负担28822元，孙红、姜永志共同承担5996元。
二审期间，孙红、姜永志提交与刘某的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姜永志发送《内部检测报告》电子文本给刘某并询问“这样可以么”。刘某回复：“把甲醛删掉抬头换成布料内测报告”姜永志回复：“你要是方便的话可以按你的要求修改好，下次过来时带过来我给你盖章就好了。”刘某回复：“好”。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博灏公司与孙红、姜永志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没有将布料的详细规格、质量标准等进行明确的约定，仅通过博灏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与姜永志的微信聊天予以简要约定，如“女衬衣原料为衬衣料60棉40化纤50S，女西装原料为毛料70毛30涤52S260克，男衬衣原料为衬衣料80棉20涤100S”。而博灏公司与案外人星河公司签订的《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对于制衣布料材质、成分、产地等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1、西装上衣及西裤面料100%羊毛，克重255克，纱支90/2*58/1，产地中国；2、衬衣面料80%棉，20%涤，产地中国；3、颜色、材质与面料样板、样衣一致，商检时非天然成份都标为化纤。女装单套配置包括西装小外套1件、短裙1件、长袖衬衫1件、短袖衬衫1件；材质要求包括：1、西装小外套及短裙面料：70%羊毛、30%化纤，克重260克，产地日本;2、衬衣面料：60%棉，35%棉纶，5%弹力，产地中国；3、颜色、材质与面料样板、样衣一致，商检时非天然成份都标为化纤。”通过上述对比可知，博灏公司并未严格按照星河公司的要求向姜永志、孙红采购制衣布料。其次，从刘某与姜永志的商谈经过可知，刘某从未就布料产地向姜永志提出要求，而在《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中对于女士西装小外套及短裙的面料明确约定为“产地日本”的进口布料。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知，国产布料与日本进口布料在销售价格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博灏公司作为一家专业服装公司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再次，从博灏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与姜永志的聊天记录来看，《内部检测报告》是姜永志应刘某的要求制作并修改。刘某作为博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显然明知该检测报告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如博灏公司有意按照合同要求采购布料，完全可以将《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中对布料的要求原文告知姜永志进行采购，并在收货时将布料样本送专业的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以确保布料质量。然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博灏公司在与姜永志订立布料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并没有按照《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的约定标准采购，检测报告亦是随意编造。因此，博灏公司对于从姜永志处采购的布料与《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规定的制衣布料规格、品质并不相符事先已知情，且故意为之。姜永志与博灏公司就布料实物进行买卖交易，与博灏公司和星河公司之间的签订的《星河集团员工工装制作合同》无关，没有保证其出售给博灏公司的布料符合该合同要求的义务。至于博灏公司因该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损失，亦与姜永志、孙红无关。博灏公司应自行承担违约后果。
一审法院认定博灏公司所购买的涉案服装原料材质要求与服装制作合同所约定的服装原料材质要求相吻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姜永志、孙红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2115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深圳市博灏时装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9818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718元，均由上诉人深圳市博灏时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飞
审判员 付璐奇
审判员 易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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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秀丽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