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瑞光，男，汉族，住恩平市，公民身份号码：×××4650。
委托代理人：李林辉、林子超，均系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成贵，男，汉族，住恩平市，公民身份号码：×××0054。
委托代理人：梁长均，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恩平市。
上诉人吴瑞光因与被上诉人吴成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恩平市人民法院（2014）江恩法民一初字第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吴瑞光以吴成贵签名的落款时间为96年2月（借条不完整）、1996年2月16日的两份借条以及书写有“2014年6月11日还款伍仟元正，吴成贵20**年6月11日”与“2014年7月12日还款伍佰元正，吴成贵20**年7月12日”等内容的凭证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吴成贵偿还借款本金254500元及利息。并诉称，涉案借款发生于1996年2月13日，借条出具的时间也是1996年2月13日，260000元是在其家中交给吴成贵的，吴成贵出具1996年2月13日的借条，借条载明一个月本息归还，定3月13日前还，虽约定利息，但没有约定具体的利息。吴成贵辩称：其没有向吴瑞光借款，涉案的款项是吴瑞光于1996年2月14日向恩平市恩乐天然保健品厂（以下简称“恩乐保健品厂”）集资的集资款，只是由于吴瑞光担心无法收回集资款本息，才委托其代收集资款本息，同时，由于吴瑞光担心吴成贵收取集资款后挪用，才要求吴成贵立下借条。对吴成贵的辩解，吴瑞光予以否认，并主张吴瑞光从未向恩乐保健品厂集资，也没有委托吴成贵代收集资款。借款期限满后，吴瑞光向吴成贵追讨，吴成贵一直以各种借口拖延，直至2014年6月11日、2014年7月12日吴成贵才分别还款5000元和500元。对此，吴成贵辩称2014年6月11日、2014年7月12日其签名并不是还款，款项是其交付给吴瑞光的借款，其是在吴瑞光的蒙骗下签名，同时为证明涉案的260000元是集资款的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恩乐保健品厂于1996年2月14日出具的《收款收据》、于1995年7月28日出具的《收款收据》，并申请证人冯某、吴灼权出庭作证。在第二次庭审中，证人冯某、吴灼权出庭作证，证明1996年2月14日吴瑞光本人向恩乐保健品厂交来集资款260000元，1996年2月14日恩平市天然保健品厂开具的《收款收据》里的280000元集资款中，实际收取的集资款是260000元，包含20000元贴息，在吴瑞光此次集资前，其已有过一次向恩乐保健品厂集资，并已收回集资本息。吴瑞光对吴成贵提交的证据及两证人的证言表示异议，否认涉案款项是集资款，认为不排除吴成贵借款后自己再加一部分钱以吴瑞光的名义投资到保健品厂的可能。
另外，对于1996年2月13日的借条原件于2014年7月12日被吴成贵撕毁后，于2014年7月12日根据1996年2月13日的借条由吴成贵书写立下落款时间为1996年2月16日的借条这一事实，双方均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吴瑞光主张吴成贵向其借款260000元，其依法应对双方存在借款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在诉讼中，吴瑞光提供了吴成贵书写的落款时间为96年2月13日、1996年2月16日的《借条》及吴瑞光于2014年6月11日、2014年7月12日书写的还款凭证，以证实吴成贵向其借款260000元的事实，因吴成贵对该两借条及2014年6月11日、2014年7月12日其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结合借条载明的内容，应认为吴瑞光已经初步完成举证责任。吴成贵应诉后，否认吴瑞光主张的借款事实，认为借条中的260000元款项实际上是吴瑞光向恩乐保健品厂集资的集资款，吴瑞光委托其向恩乐保健品厂收回集资款，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此时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应由吴成贵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佐证。对此，吴成贵提交了由恩乐保健品厂于1996年2月14日出具的《收款收据》、1995年7月28日出具的《收款收据》、证人冯某、吴灼权出庭作证的证言。全面、客观地审查上述证据，虽1996年2月14日的《收款收据》记载金额280000元与《借条》载明的260000元有所出入，但结合1996年2月14日的《收款收据》载明的内容是吴瑞光交来集资款，出具的时间、金额与吴瑞光所提供的两份借条落款的时间、金额相接近，且两证人均出庭作证证明1996年2月14日吴瑞光本人向恩乐保健品厂交来260000元集资款，《收款收据》虽记载的金额为280000元，但实际吴瑞光交来的集资款为260000元，《收款收据》中的280000元包含了贴息20000元，恩乐保健品厂实际收取的集资款金额为260000元，同时吴瑞光于1996年前有向恩乐保健品厂集资的先例。因此综合吴成贵提交的上述证据分析，吴成贵所提交的证据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从“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角度出发，可以认定吴成贵所提供的证据足以推翻吴瑞光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吴瑞光如果对吴成贵提出的证据存在异议，此时举证责任则再次发生转移，应由吴瑞光举证。而本案中，吴瑞光在吴成贵提出上述证据后，仅对上述证据表示异议，但未能提供可以推翻吴成贵主张的证据，因此，吴瑞光应对其举证不充分的诉讼行为承担不利的实体法律后果。无论吴成贵于2014年是否有针对涉案款项向吴瑞光支付款项，均不能推翻涉案款项原为集资款且相对人为恩乐保健品厂的事实。故吴瑞光起诉要求吴成贵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缺乏请求权基础，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瑞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118元，保全费1792元，合计6910元由吴瑞光负担。
上诉人吴瑞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吴成贵一审的答辩意见与陈述前后矛盾，不可采信。根据吴成贵一审的答辩意见及其陈述可归纳出其主张的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为：1、1996年2月14日，吴瑞光交集资款26万元给保健品厂；2、保健品厂开具28万元收款收据给吴瑞光；3、吴瑞光发现保健品厂处于经济困难状态，委托吴成贵代为收取集资款本息；4、吴瑞光将收款收据移交吴成贵；5、1996年2月16日，吴瑞光因怕吴成贵挪用而要求吴成贵立下借条；6、吴成贵分别于2014年6月11日、7月12日出借5000元和500元给吴瑞光。但本案吴瑞光据以起诉的借条落款时间为1996年2月13日，发生在28万元集资款收据出具之前，并非吴成贵所述的1996年2月16日，且借款金额为26万元，而集资收据的金额为28万元，与吴成贵的答辩及陈述完全不符。对于旧借条，因吴成贵于2014年7月12日还款时企图恶意销毁，吴瑞光当即报警。警察到场后，吴成贵根据旧借条书写了落款时间为1996年2月16日的新借条。此外，吴成贵分别于2014年6月11日、7月12日还款给吴瑞光，吴成贵亲笔书写的是“还款”，且书写于旧借条的背面。因此，根据吴瑞光提交的证据及吴成贵的答辩意见可知，旧借条是吴瑞光出借26万元给吴成贵并于1996年2月13日所立，发生于集资之前。吴成贵在借款到期后拒不偿还，吴瑞光向其催收，吴成贵于2014年6月11日、7月12日共还款5500元，吴成贵其后企图销毁旧借条，但吴瑞光当即报警，吴成贵遂于2014年7月12日根据旧借条重新立下落款时间为1996年2月16日的新借条给吴瑞光。以上足以证明吴瑞光主张的借款关系成立。原审判决的事实查明部分全部是吴瑞光和吴成贵的庭审陈述意见，根本没有对事实进行认定和查明，显然是错误的。原审法院没有查明以下事实：（1）借款与集资发生的先后顺序；（2）保健品厂的集资是否合法；（3）涉案借款与集资款是否为同一笔款项；（4）集资款的交付经过和收款收据的开具、交接问题；（5）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6）2014年的两笔款项是借款还是还款；（7）吴成贵与两证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等。此外，由于证人与吴成贵属于同一公司上下级关系，因其具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其证言，并且证人在作证时闪烁其辞，吴瑞光要求证人在二审期间再次出庭接受质询，以查明案件事实。
二、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吴成贵应举证证明吴瑞光委托其代收集资款、涉案借款与集资款是同一笔款项、2014年的两笔款项是借款等事实并应提供1995年保健品厂集资的有关证据等，但吴成贵并未完成其举证责任。
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若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纠纷属于集资纠纷，则应裁定驳回起诉而非判决驳回吴瑞光的诉讼请求。
综上，原审判决没有查明事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此，吴瑞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吴成贵立即偿还借款25.45万元及利息给吴瑞光；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成贵承担。
被上诉人吴成贵答辩称：一、吴瑞光与吴成贵之间系委托关系，吴成贵提交的1996年2月14日的集资款收据明确了恩乐保健品厂收到的是吴瑞光的集资款。该集资款收据一直在吴成贵处保管，可证明是吴瑞光亲手将该收据交给吴成贵的，进而证明双方之间是存在吴瑞光委托吴成贵收取集资款的事实。吴瑞光手中持有的借条实际是吴瑞光向恩乐保健品厂集资的28万元，吴瑞光之前亦曾向恩乐保健品厂集资50万元，吴瑞光都是通过吴成贵介绍而到恩乐保健品厂集资的，当时吴成贵是该厂的办公室主任。吴瑞光是为了收取高额的利息以及借吴成贵职位关系实现收取高息的目的。该事实有吴瑞光向恩乐保健品厂集资的50万元以及28万元的收据证明。因此，本案的债务人是恩乐保健品厂，而不是吴成贵。二、涉案的标的金额，即借条所记载的26万元，与吴瑞光集资在恩乐保健品厂的28万元是同一笔款项。其中，集资款收据中的28万元有2万元是贴息。该事实有恩乐保健品厂出纳员、会计员等两位证人的证言可以证明。三、吴成贵在2014年6月11日以及7月12日的两笔还款其实是吴瑞光明知26万元是集资在恩恩乐保健品厂的集资款，并且从涉案借条所载的还款期限已届满，吴瑞光却没有主张过该权利而致诉讼时效已过，吴瑞光为了中断诉讼时效，遂以向吴成贵借款为名，实为当作吴成贵还款来达到时效中断的目的。即使吴成贵是还款，其偿还的5500元的是自然债务而不是法定债务。吴瑞光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原审判决程序合法，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吴瑞光的上诉。
本院经二审审理，除依法确认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恩平天然保健品厂于1995年6月29日变更企业名称为恩平市恩乐天然保健品厂，并于1999年10月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吴瑞光与吴成贵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吴瑞光主张其与吴成贵存在借贷关系，应举证证明其与吴成贵达成借款合意并实际提供借款。为此，吴瑞光提交了借条以及吴成贵20**年还款的凭证等加以证明；吴成贵对借条的真实性以及还款内容处的签名予以确认，但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抗辩称借条系因吴瑞光委托其收取款项而产生，而2014年发生的款项往来则是其出借给吴瑞光并非还款，并提供恩乐保健品厂出具的《收款收据》以及恩乐保健品厂原会计冯某、原出纳吴灼权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借条产生的同一事实分别举出了相反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法院应全面审查双方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以综合认定涉案借款事实的存在是否具有高度可能性。
本案中，虽然吴瑞光提交了借条以及有吴成贵签名的还款凭证，但其对于涉案借款交付细节的陈述前后矛盾，其对借款现金的来源、利息约定的陈述及其借款的催讨情况与常理不符，并结合吴成贵所提交的反驳证据，吴瑞光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关于涉案借款交付时的在场人员，吴瑞光在一审庭审中表示涉案借款以现金方式在其家中进行交付，当时仅有其本人与吴成贵两人在场，二审庭审中却称其妻子以及父母均在现场。对于上述前后矛盾的陈述，吴瑞光并未作出合理解释。
其次，关于涉案借款的交付经过。对于涉案借款的现金来源，本案中，吴瑞光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发生于90年代且借款金额高达26万元，吴瑞光在庭审中表示吴成贵系在涉案借款交付前的一天向其表明借款意向，即吴瑞光仅用一天的时间即筹集到26万元的现金，对于如此巨额的现金却又无法说明来源。对于涉案借款利息的约定，双方当事人均确认90年代中期普遍存在高额贴息存款的情况，即吴瑞光凭借26万元的现金可获取高额的经济回报，但其对于涉案借款却没有约定具体的利息，吴瑞光的上述行为，均与常理不符。而对于涉案借款的交付，吴瑞光表示吴成贵系在借款当天的晚上独自前往其家中领取现金并驾驶摩托车离开。从一般人的生活经验以及90年代的社会治安状况考虑，独自一人在晚上前往他处领取26万元的巨额现金，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正常风险防范意识，不符合常理。
再次，关于涉案借款的催讨情况。现有证据显示，涉案借条上载明借款于1996年3月13日到期，在吴成贵到期未偿还本息的情况下，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吴瑞光在2014年6月12日发生第一笔还款前的长达十八年的期间曾向吴成贵主张权利，亦无证据证明其因客观原因而无法主张权利。并且，对于拖欠了十八年的26万元巨额款项，在吴成贵仅偿还了5500元的情况下，吴瑞光却接受吴成贵所作出的每月偿还500元的还款承诺，即按此计划还款，吴瑞光需用40多年的时间才能收回涉案借款本金。吴瑞光的上述行为，与日常生活逻辑以及一个正常理性债权人的维权意识明显不符。
最后，本案中，涉案《收款收据》载明恩乐保健品厂收取了吴瑞光交来的集资款。对于《收款收据》记载的集资款金额28万元高于涉案借条记载的26万元的情况，吴成贵解释称吴瑞光实际支付集资款26万元，2万元差额系恩乐保健品厂承诺的贴息。对此，吴瑞光在庭审中亦承认90年代中期流行贴息存款的现象，即存款单据上记载的金额高于实际交付的款项，差额部分作为支付给款项交付人的贴息，可见吴成贵对于《收款收据》的差额情况的陈述与当时的资金使用现象相符。并且恩乐保健品厂原会计冯某、原出纳吴灼权亦出庭作证证实上述事实并证实吴瑞光本人向恩乐保健品厂交付26万元现金。涉案《收款收据》与冯某、吴灼权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证明吴瑞光曾向恩乐保健品厂支付26万元集资款的事实。吴瑞光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虽然《收款收据》的落款时间早于涉案借条的出具时间，但二者的时间十分接近，并不排除涉案借条出具时存在倒签的情况，并且吴瑞光对于吴成贵一直持有恩乐保健品厂出具给其的债权凭证《收款收据》原件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有理由相信涉案《收款收据》由吴瑞光交付给吴成贵，由此可印证吴成贵关于涉案借条系因吴瑞光委托其收取集资款而出具并与吴瑞光的《收款收据》进行互换的主张。
综上，虽然吴成贵在2014年的两笔还款内容处签名，但双方对该签名的发生经过存有争议，同时结合吴瑞光关于涉案借款交付经过的陈述、涉案借款的催讨情况以及吴成贵所提交的反驳证据，本案吴瑞光的主张相较于吴成贵的抗辩并不具有优势证明力，故不能仅凭存在多处不符合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的借条而认定借款的事实，吴瑞光应继续举证证明，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其他证据佐证借款事实的成立，应视为其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吴瑞光要求吴成贵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难以成立。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吴瑞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至于吴瑞光上诉认为若本案认定涉案款项性质为集资款，则应审查恩乐保健品厂的集资是否合法，如果属于非法集资则应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处理的问题。本案中，无论从吴瑞光所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看，还是从吴成贵抗辩主张的委托收回集资款关系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行为本身并非集资行为，故不存在是否涉嫌经济犯罪以及应否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的问题。至于恩乐保健品厂的集资是否合法，与本案的实体处理并无直接关联，且吴瑞光在本案中亦未向法院提交恩乐保健品厂集资涉嫌非法的初步证据。若吴瑞光认为本案确实存在非法集资的相关牵连事实，其可自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5118元，由吴瑞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镇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