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内04民终28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臣，男，195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忠，内蒙古百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建民，男，1972年9月5日出生，汉族，系巴林左旗保民种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峰市。
上诉人李国臣因与被上诉人崔建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2018）内0422民初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建民之间不存在化肥买卖合同关系。2013年3月25日，林东镇森林村第二村民小组村民春耕期间需要化肥，时任二组组长宋益民（现已去世）邀请上诉人与其一起到林东购买化肥，经袁某1与巴林左旗益农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农公司）经理毛清祥联系，在毛清祥处购买化肥，价值79912元，加上运费700元、装卸费275元以及为感谢袁某1而给其的买烟钱300元，共计81187元。由袁某1为毛清祥出具欠化肥款79912元欠据一枚，宋益民和上诉人为袁某1出具化肥款、运费、装卸费及买烟钱共计81187元欠据一枚，欠据内容是袁某1书写，宋益民和上诉人签的名字，该欠据所欠款项已经偿还给袁某1。交易当天崔建民在巴林左旗看守所服刑。上述事实说明宋益民及上诉人是与袁某1及益农公司及经理毛清祥发�的化肥买卖合同关系，崔建民持有的欠据是上诉人和宋益民为袁某1出具的，而且早已还清欠款，该欠据已经不具有法律效力。崔建民当时正在服刑不可能与上诉人发生化肥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曾经在崔建民处买过种子，上诉人从未在崔建民处买过化肥、农药，根本不欠崔建民化肥、农药款，一审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关键证人袁某1是真正的买卖合同当事人，也是欠据的真正权利人，欠据是袁某1书写，袁某1亲自感知买卖真实情况。一审期间，袁某1出庭作证证实案件真实情况，证明上诉人与崔建民之间根本不存在化肥买卖合同关系，崔建民持有的欠据上诉人及森林村二组已经还清。袁某1的证言已经足以证明上诉人与崔建民之间不存在化肥买卖合同关系和涉案欠据已经还清的事实。一审对袁某1的证言不予采纳和表述，明显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错误。
崔建民答辩服从一审判决。
崔建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国臣立即给付化肥、农药款81187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25日，李国臣、宋益民（已经死亡）购买崔建民的化肥、农药，尾欠崔建民化肥、农药款81187元。案件审理过程中，李国臣提供崔建民雇佣人员袁某1出具的收据一枚，证明李国臣已经偿还崔建民化肥、农药款41293元。一审法院认为，李国臣购买崔建民的化肥、农药，欠崔建民化肥、农药款81187元，应当按照约定及时偿还崔建民。崔建民持有李国臣书写欠据，应当认定崔建民是买卖合同的权利人。李国臣提出其没有购买过崔建民的化肥、农药，其购买的是益农公司的化肥，因李国臣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李国臣提交的崔建民雇佣人员袁某1的收据，应当认定是李国臣偿还了崔建民化肥、农药款41293元，应当从欠款81187元中扣除。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李国臣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崔建民人民币39894元。
二审中，李国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益农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毛清祥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2013年3月25日，袁某1个人在益农公司赊购价值79912元的化肥，李国臣出具的涉案欠据就包括上述化肥款以及运费、装卸费等，实际上该欠据是给袁某1出具的，与崔建民没有任何关系。二、袁某1于2013年3月25日给益农公司出具的欠据一枚、于2018年1月11日出具的说明一份，欲证明：李国臣是与袁某1及益农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三、益农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给袁某1出具的销货凭证四枚。欲证明：袁某1付清化肥款后，益农公司将此四枚单据给袁某1，袁某1卖给李国臣化肥后，又将四枚单据交给李国臣。
崔建民质证认为，一、益农公司出具的证明跟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也是假的，已经好几年没有益农公司了，一审法院去调查时毛清祥说已经不干农资了，经营烟花爆竹了。二、欠据被撕掉一部分，瑕疵太重，根本不是原始欠据，这是最近几天写的字，并不是前几年写的。三、四枚销货凭证�是复印件，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是真件，因为袁某1是巴林左旗保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民公司）办公室主任，进货和销售都是代表保民公司。
崔建民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保民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各一份，欲证明：崔建民在看守所期间，公司一直由袁某2经营、管理。二、调取于巴林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保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及公司章程各一份，欲证明：保民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股东就是崔建民一人。
李国臣质证认为：一、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是复印件，不好确认是否是相关机关颁发；如该营业执照具有真实性，一审时崔建民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主体错误，一审判决错误。二、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登记时间为2004年，公司后来是否有变更登记不能确定，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即使是崔建民一人公司，也是企业法人，不应该由个人提起诉讼。
双方除提�以上书证外，李国臣申请证人袁某2出庭作证。袁某2证实：袁某2又名袁某1，曾在其表哥崔建民公司上班，当时崔建民不在家，因为公司没有化肥，袁某2领着李国臣去益农公司拉的化肥，袁某2给益农公司出具的欠条，李国臣给袁某2出具了8万余元的涉案欠据，包括化肥、运费、装卸费及买烟钱等。后来李国臣把欠款给袁某2结清，但未抽回欠据。袁某2将欠据放在崔建民办公室的抽屉，忘记撕条了，当时也没在意。当时袁某2给益农公司打的欠条已经销毁了。李国臣分两笔给付的欠款，第一笔是在2013年3月28日，给了4万多块钱，袁某2为李国臣出具了收据；剩余尾款在2013年5、6月份结清。
李国臣对证言质证认为，证言客观真实，没有异议。
崔建民对证言质证认为，证人所述不属实，跟一审出庭所说的不一致。
本院对以上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除此，双方未向本院提交其他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保民公司系崔建民出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崔建民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袁某2，又名袁某1，曾任保民公司办公室主任，后于2013年从该公司离职。（二）2013年上半年，崔建民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于巴林左旗看守所，崔建民被羁押期间，保民公司由袁某2代其进行经营和管理。（三）2018年1月3日，崔建民持宋益民、李国臣于2013年3月25日出具的欠据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李国臣给付化肥、农药款81187元。
一、二审庭审中，李国臣辩称，涉案欠据确系其本人所签，但并非给崔建民出具。2013年3月25日，其与宋益民前往保民公司找崔建民购买化肥，崔建民不在，经袁某2联系，最终从益农公司赊购了化肥，李国臣和宋益民向袁某2出具了金额为81187元的欠据一枚，后该款已分数笔向袁某2结清。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李国臣申请袁某2出庭作证并提交了袁某2于2013年3月28日出具的金额为41293元的化肥款收据、袁某2向益农公司出具的欠据、益农公司出具的证明及销货凭证等证据。崔建民则主张，涉案欠据系袁某2从保民公司离职前，经算账后，崔建民从袁某2处取得，欠据所涉款项系李国臣赊欠保民公司的货款。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一、二审提交的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证明，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崔建民诉请李国臣给付其化肥、农药款，但其个人并不直接开展相关业务，与李国臣之间亦不存在化肥、农药买卖合同关系，且一、二审庭审期间，崔建民均述称李国臣是欠保民公司的购货款，故崔建民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并非适格原告，应当裁定驳回其�诉。保民公司与李国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可另案解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2018）内0422民初7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崔建民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829.68元，退还崔建民；上诉人李国臣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29.68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苗润生
审判员鹿春林
审判员崔明明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吴保佳
书记员孙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