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1行终2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旭日，男，196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住所地杭州市解放路187号。
法定代表人熊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光、王浩，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姜旭日因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其他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行初1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简称浙江银监局）于2016年10月11日向姜旭日作出编号：（2016）52号《答复函》，内容如下：“您向我局申请公开工商银行账号62×××63客户登记信息与该账号2015年7月流水信息的申请书收悉。现答复如下：您申请的信息我局不存在”。
姜旭日于2016年12月23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浙江银监局（2016）52号《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函》。
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2016年9月28日，姜旭日向浙江银监局邮寄《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事项为：“1、公开工商银行账号为62×××63客户登记信息；2、公开工行账号62×××63客户2015年7月流水”。浙江银监局于同年9月30日收到该申请后，经审查及查询，于同年10月11日作出案涉《答复函》，于同年10月17日向姜旭日邮寄送达。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据此，浙江银监局负有审查公开本机关承办的政府信息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该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本案中，浙江银监局主张其作出案涉《答复函》基于其作为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并未制作或者保管商业银行储户的登记信息及流水，且经负责浙江工商银行辖内分支机构监管职能部门查询，亦不存在浙江银监局在查处金融违法行为过程中调取了案涉的商业银行储户相关信息。对此姜旭日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条规定：“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但法律规定其有关业务接受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机构监督管理的，依照其规定”，认为浙江银监局对商业银行有监管职责，且与人民银行建立了监管信息共享机制，故应当有商业银行所制作或者保管的储户信息。原审法院认为，姜旭日所引用的上述法律依据所指的信息是监督管理信息，而非商业银行储户信息。另，关于浙江银监局有可能在查处过程中获取信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查询涉嫌金融违法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关联行为人的账户；对涉嫌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可见姜旭日所申请的涉嫌电信诈骗行为并非该条规定的“金融违法行为”，相应的商业银行储户信息也非“关联行为人的账户”信息，故姜旭日据此主张浙江银监局的监管职责项下应当保管或者能够查询到案涉商业银行储户相关信息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此外，姜旭日认为浙江银监局应当通过其与商业银行的联网系统查询到案涉信息，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可以共享商业银行储户信息的联网系统，浙江银监局亦予以否认，故对姜旭日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浙江银监局基于其监管职责所辖之内不可能制作和保管姜旭日所申请的商业银行储户信息，作出案涉《答复函》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本案中，浙江银监局于2016年9月30日收到姜旭日于同年9月28日以邮寄方式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后，于同年10月11日作出《答复函》，并于同年10月17日邮寄送达姜旭日，姜旭日对浙江银监局的程序合法性亦无异议，故予以确认。姜旭日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姜旭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姜旭日负担。
姜旭日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任意将商业银行制作和保存的储户信息与银行业监管机构监管工作信息分离错误。二、原审法院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任意将涉嫌金融违法行为与涉嫌与金融行业有关的违法行为分离错误。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据此，被上诉人应当拥有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为此，请求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行初124号行政判决；改判撤销浙江银监局（2016）52号《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函》。
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在二审中未提出新的答辩意见。
经审查，原审判决对证据的采信无误。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原审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报送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经营管理资料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作为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被上诉人，其对银行业的监管，旨在防范、化解银行业风险，确保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并以此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因此，被上诉人在对银行业的监管中获取的信息，一般应当是银行的宏观经营数据（信息），而无需涉及具体的储户信息。故上诉人姜旭日认为基于被上诉人对银行业监督管理的职能，其监督管理中获取的信息包括商业银行储户信息的意见，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查询涉嫌金融违法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关联行为人的账户；对涉嫌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上述查询账户的权力，显然基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具有对涉嫌金融违法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查处的权力而产生。本案中上诉人反映的事项涉嫌犯罪行为，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不具有对犯罪行为查处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并无根据上述法条，取得上诉人所申请信息的可能。
最后，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但基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法定的监督管理目的，其监管所需的信息仍系宏观经营数据（信息）。上诉人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认为被上诉人拥有案涉具体储户的信息的意见，因无相反证据证明，亦不能成立。
综上，被诉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姜旭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洵
审 判 员 王银江
代理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叶 嘉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