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晋中中法民终字第7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璐，女，1980年5月8日生，汉族，晋中市太谷县居民，住太谷县。
委托代理人白锡弘，男，1940年3月1日生，汉族，晋中市太谷县居民，住址同上，系白璐之父。
委托代理人程美兰，女，1944年1月13日生，汉族，晋中市太谷县居民，住址同上，系白璐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谷支行。
负责人高成寿，该行行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
负责人常建斌，该行行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劳春梅、程元元，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白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谷支行(以下称太谷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以下称晋中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3)榆民四初字第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999年6月，白璐由太谷支行招聘为临时工，2001年被录用为合同制工人并与太谷支行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白璐继续在太谷支行工作。2003年8月，白璐提出书面申请，称自愿在取得经济补偿后与被告（建行）解除劳动关系。2003年9月，白璐与晋中分行签订《终止劳动关系协议》并领取了1500元经济补偿金。之后一直未到被告处上班。2010年3月，晋中分行给白璐补缴了2001年10月至2003年8月的养老保险费，此后，白璐多次上访。2011年8月，晋中分行给白璐出具书面答复，认为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恢复工作不符合劳动法法律规定。2012年度，白璐曾向晋中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恢复工作补发工作期间的各项经济待遇及缴纳养老保险费。该委认为双方已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白璐并已实际领取1500元补偿金且以不再到太谷支行工作，有关劳动关系事项处理应在法定仲裁时效内提出，故以市劳仲裁字52号裁决书驳回了白璐上述请求，但确认了白璐与晋中分行应共同向社保机构交纳白璐在被告处工作期间的养老保险金（期限为1999年6月至2001年10月间）。白璐对此项确认未在法定期限向人民法院诉讼，被告经诉讼程序向本院起诉本院已作出榆民三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将上述双方义务（即双方共同向社保机构交纳1999年6月至2001年10月间养老金）明确表述在判决内容主文之中，且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白璐又于2013年4月份向晋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仲裁相关事项。该委认为白璐的请求部分已做出过裁决，另关于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已在2003年解除，相关补偿金问题提出已超仲裁时效，决定不予受理。查白璐在2003年双方签订终止劳动关系协议后，就有关事项未在法定仲裁时效内向仲裁机关提出。庭审中，针对自己诉讼请求，白璐向本院提交双方所签劳动合同书，上访反映函件、其岗位资格证书、相关法律文书以及白璐在被告处上班相关照片。对此真实性，被告不持异议，但坚持辩称理由。同时、向本院提交仲裁委裁决书，白璐用登记信息表、双方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以及白璐与二被告的解除劳动关系备查审批书、用工合同书、白璐申请得到补偿金后同意终止劳动关系的申请书。对此证据真实性，白璐不但称是在太谷支行上班，与晋中分行签订终止劳动关系协议是不适当的，与太谷支行并未解除劳动关系，对此，二被告称2003年上级部门已将用人用工权力收回到晋中分行，太谷支行只是用工单位，且白璐是在明知此事情况下自愿书写的申请以及晋中分行签订的终止劳动关系的协议，即使有异议也应在法定仲裁时效内提出相关事宜，故请求驳回白璐各项请求。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各执一词，协议不成本案事实。
原审认定，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应依法行使。本案中，白璐在其主动申请并收取相关补偿金后与太谷支行的主管单位晋中分行签订终止劳动关系协议，同时白璐也与二被告在解除劳动关系备查审批表中签名和盖章认同，且自2003年9月份后一直未在被告处上班，综上，系双方自愿解除劳动关系本案事实。白璐在解除与被告劳动关系后就自己因劳动关系所产生的相关事宜未在法定仲裁期限申请仲裁，而仲裁程序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具备劳动关系的双方解决争议的必备程序，也即诉讼前的必要程序。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白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白璐不服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事实及理由是：一、晋中分行不具备签订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的用工主体资格，明显属主体错误。1998年太谷支行招聘本人从事储蓄工作，至2001年8月一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01年9月太谷支行与本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至2002年8月30日止共一年。上述劳动合同到期后，太谷支行未与本人续签劳动合同，但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至2003年9月22日，双方属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至今一直未解除劳动关系。本案劳动合同，签约用工主体一方是太谷支行、另一方是本人、太谷县劳动局进行鉴证。本人一直是太谷支行招用，并按月发放工资。本人与晋中分行从未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二、太谷支行为适格的用工主体，晋中分行只有针对下属单位的请示作出批复或处理决定的行政权利,只针对太谷支行而言，绝不能直接对本人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故而，2003年9月22日晋中分行无权与本人签订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并依法为无效协议且自始无效，晋中分行主体资格错误。榆次区人民法院、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以前多次审理祁县支行的职员梁丽萍与晋中分行的劳动争议案件时，晋中分行明确答辩其下属祁县支行与梁丽萍至今的劳动合同关系合法，与晋中分行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榆次区人民法院也作出相应的判决予以支持晋中分行的答辩意见，且已发生法律效力，依法具有最高的证明效力。梁丽萍系同样的晋中分行的下属支行职员，同样的劳动合同关系，另外审理法院系同一法院；如上诸多的“同样”事实，却出现了不同样的判决结果：祁县支行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本人与太谷支行劳动关系不合法，显然属于“同样事情不一样看待”，是公开的徇私枉法裁判、是公然挑战司法的严肃性、是赤裸裸地对抗党性原则。三、依法上述协议无效，太谷支行应该补发从2003年9月始至恢复本人劳动合同关系止期间的相关一切待遇。2003年9月22日，晋中分行在对本人不对等信息享受的情况下，欺骗本人解除劳动合同。然而，截止至2011年8月2日，晋中市分行才书面答复本人“你已于2003年8月主动申请与建行解除劳动合同，双方从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2012年7月，上诉人依法向晋中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期间上诉人才发现真正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非用工主体的被上诉人晋中市分行。本案中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书的用人单位是太谷支行；太谷支行曾向晋中市分行以书面形式请示过意见，对下属单位的请示，晋中市分行有权做出批复或处理决定，这个批复或处理决定必须是针对太谷支行而言，因为这些行为都是企业间的行政行为，但绝不能直接对上诉人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用工主体却为晋中市分行且直至申诉人仲裁前隐瞒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用工主体错误，依法为晋中市分行与上诉人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依法无效且自始无效。结合上述晋中市分行的明显过错行径，给上诉人精神及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损失，依法应当依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补发从2003年9月始至恢复劳动合同关系止期间的相关一切待遇及赔偿金，以彰显法律之严肃。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晋中分行与上诉人签订的终止劳动关系协议无效；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恢复上诉人的工作并补发、补缴2003年9日11日至判决前的工资、养老保险金等一切待遇及顺延至恢复上诉人工作前的工资、养老保险金等一切待遇，改判晋中分行支付上诉人赔偿金6128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太谷支行、晋中分行答辩：白璐于2012年就申请仲裁，仲裁结果为只确认了1999年6月至2001年10月份的养老保险，其他仲裁请求没有支持。白璐认可该仲裁法律效力，没有在15日之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又提起诉讼后一审没支持其确认劳动关系，二审上诉后是维持原判。2013年白璐又以同样理由（增加赔偿金的请求）申请仲裁，并追加了太谷支行，仲裁委以一案两诉为由下达了不予受理通知书。本案属于一案两诉。白璐的上诉理由均不是事实，首先，建行实行授权管理制度，白璐最初到太谷支行工作，也经过了晋中分行审批，2003年人事制度改革，聘用权上升到晋中分行，所有员工都是与晋中分行签订合同，所以，2003年白璐主动提出申请解除劳动关系，都是与晋中分行签字的，已由白璐向晋中分行领取相应补偿金。综上所述，白璐的请求属于一案两诉，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赔偿金的请求超过了法定仲裁时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白璐要求确认其与晋中分行签订的《终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无效，而该请求已经通过两次仲裁、一次诉讼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有效，本案再次提出，属于重复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白璐要求支付工资、赔偿金以及缴纳有关保险的请求，已经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依法不能支持。其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白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寇永俊
审 判 员 许 俊
代理审判员 元晓鹏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介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