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6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
负责人朱春华。
委托代理人陈彧，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善理，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融丰（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光大厦�楼C座。
法定代表人吕玉楼。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育桓（曾用名：张子玉），男，1958年3月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地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代理人郭文才，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福建省分行）因与被上诉人融丰（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丰公司）、张育桓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民初字第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工行福建省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陈彧、刘善理，被上诉人张育桓及其委托代理郭文才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融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福建省分行原审诉请判令：一、融丰公司立即将厦门绿晶酒店的经营场所返还工行福建省分行；二、融丰公司依据“财产移交清册”、“省工商银行移交清单”记载，立即将厦门绿晶酒店原有资产返还工行福建省分行；三、融丰公司立即将承包期间所有厦门绿晶酒店添附的资产及全部帐册、经营证照、印章、银行留底印鉴等返还工行福建省分行；四、张子玉对融丰公司的上述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融丰公司、张子玉承担。
原审查明：1994年4月28日，工行福建省分行作为甲方，与乙方融丰公司签订《融丰（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建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承包经营该招待所期限十年，每年付给甲方二十万元作为甲方所有权权益发生应得收入。”第四条约定：“承包开始后由乙方自行参照厦门旅馆业�业水平对招待所进行重新装修……装修后金额不低于二百五十万，一切资金投入由乙方自行负责，形成原招待所资产附加增值，承包期满无偿归属甲方所有。”《承包合同》“乙方：代表”落款处有张子玉的签名，融丰公司公章加盖在张子玉签名处。
1996年5月6日，福建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向工行福建省分行出具《关于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改造扩建状况的报告》，该报告在“三、扩建项目、范围”第4点载明“土建部分增加面积共2000.2平方米”；“四、酒店功能及设施设备”第4点载明“土建部分约400万元左右”；“五、其他”第2点载明“故申请省分行给予投资陆佰万元，同时延长承包期限为三十年。我方保证于今年十月一日开业”。
1996年7月1日，工行福建省分行作为甲方，与乙方融丰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提出的厦门�待所改造扩建方案，具体方案详见附件：《关于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改造扩建状况的报告》，扩建加层建筑面积合计2000平方米，土建投资400万元。”第二条约定：“甲方同意向厦门招待所投资400万元，用于支付扩建工程土建部分的工程费用，其余费用由乙方自行筹集。”第三条约定：“改造扩建工程由乙方组织施工，甲方要求工程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前完工并开业。”第四条约定：“工程竣工后，乙方应通知甲方参加验收。全部工程投资（包括乙方投资部分）均转入甲方固定资产账户。房产权归甲方所有，工程交付使用后，乙方应尽快办理房产权证等有关手续，并整理好工程档案，一并移交甲方保管。”第五条约定：“甲方投资款400万元分三次拨给乙方。工程结构封顶拨给200万元；内部装修完工再拨给100万元；开业后拨付100万元。”第六条约定：“经商定，�维持原承包合同，承包期为十年。如乙方要求延长承包期，则从第十一年开始，承包款增20万元，即每年为40万元，承包年限为十五年，即2012年10月止。”《协议书》“乙方：代表”落款处有张子玉的签章，融丰公司公章加盖在张子玉签章的右侧。
张育桓（张子玉）自1993年融丰公司成立即担任副董事长，直到本案讼争《承包合同》及《协议书》签订时，张育桓（张子玉）仍在融丰公司任副董事长一职。
工行福建省分行分别于1996年6月25日、1996年12月5日、1997年4月21日分三次（依次分别为200万、100万、100万）拨款共400万元入福建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后更名为厦门绿晶酒店）。
1996年10月30日，融丰公司向工行福建省分行出具《责任书》，该《责任书》的内容为：“原于1994年4月30日融丰（厦门）房地产有限公司与福建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后对原招待所投资改造，皆由张子玉先生独资承担，并更名为绿晶酒店，今后酒店一切经营活动及所有债权、债务、内外事宜均由张子玉先生全权负责，与融丰（厦门）房地产有限公司无关。”原审庭审中到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该《责任书》中所指“原于1994年4月30日融丰（厦门）房地产有限公司与福建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签订承包合同”即为本案讼争的订立于1994年4月28日的《承包合同》。
1996年11月21日，工行福建省分行出具《免职书》，决定免去吴毅峰原福建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现更名为厦门绿晶酒店）法人代表及所长之职；同日，工行福建省分行出具《任命书》，决定任命张子玉为福建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现更名为厦门绿晶酒店）法人代表及总经理。
1996年12月10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福建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更名为“厦门绿晶酒店”。
1997年7月14日，工行福建省分行出具《经营场所房屋使用证明》，内容为“位于厦门市思明区顶澳仔14号的省工商银行招待所，现由张子玉先生承包经营，名称更名为厦门绿晶酒店，其房屋产权属省工商银行所有，特此证明。”
张子玉于2000年11月25日改名为张育桓。
2010年5月6日，张育桓向工行福建省分行邮寄函件一份，函件内容为“本人将向贵行上交厦门绿晶酒店2010年承包费人民币肆拾万元，但至今尚未收到贵行指定的收款账号。鉴于历年来贵行指定的收款账号多次变更，不利于本人及时向贵行交款。因此，请贵行指定一个固定的收款账号，用于收取厦门绿晶酒店自2010年起至2021年承包期限届满时每个年度的承包费。”该函件于2010年5月7日妥投。2010年5月7日，工行福建省分行向厦门绿晶酒店出具盖有工行福建省分行财务专用章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为“户名：中国工商�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账号：14×××66；开户银行：工行闽都支行”。2010年6月16日、2011年11月17日，工行福建省分行分别开具两张客户名称为“厦门绿晶酒店”、项目为“承包费”、金额为40万元的发票。2012年6月15日，厦门绿晶酒店向工行福建省分行电汇40万元，用途为“2012年1-12月份承包管理费”，“收款人”栏载明的“全称”、“账号”、“汇入行名称”等信息，与2010年5月7日工行福建省分行向厦门绿晶酒店出具盖有工行福建省分行财务专用章的收款账户信息一致。
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企业基本信息显示，厦门绿晶酒店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为87.0万元，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张子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融丰公司住所地在福建省厦门市，本案讼争合同履行地在福建省厦门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和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该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庭审中均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准据法，该院予以照准。
本案讼争《承包合同》订立于工行福建省分行与融丰公司之间，是工行福建省分行与融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协议书》是对讼争《承包合同》的修改和补充，二者共同构成承包经营合同关系的内容。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中承包经营的对象厦门绿晶酒店的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张育桓主张其与工行福建省分行合作经营厦门绿晶酒店缺乏事实依据。
关于本案合同的承包主体。工行福建省分行主张融丰公司是讼争承包合同的承包主体，但未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根据工行福建省分行和张育桓都认可的1996年10月30日《责任书》载明的内容“今后酒店一切经营活动及所有债权、债务、内外事宜均由张子玉先生全权负责，与融丰（厦门）房地产有限公司无关”，可知融丰公司在该《责任书》中表达了承包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意思表示，工行福建省分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收到《责任书》后有提出书面异议或拒绝张育桓（张子玉）向其缴纳承包经营款。相反，张育桓提供的证据“公证书及汇款账号”显示，2010年5月6日张育桓在函件中表达其本人将向工行福建省分行上交厦门绿晶酒店2010年承包费40万元，询问工行福建省分行的收款账号，工行福建省分行于2010年5月7日提供了接收承包款的账户且并未提出异议。而工行福建省分行在其于1997年7月14日出具的《经营场所房屋使用证明》中关于“位于厦门市思明区顶澳仔14号的省工�银行招待所，现由张子玉先生承包经营”的表述，可进一步印证工行福建省分行已从行为和书面上认可张育桓（张子玉）为承包人，本案承包合同关系中融丰公司的权利义务已概括转移给张育桓（张子玉），张育桓（张子玉）是本案讼争承包合同的承包主体。
关于本案合同所约定的承包经营期限。《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融丰公司承包经营福建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的期限为10年，每年付给工行福建省分行20万元作为工行福建省分行所有权权益发生应得收入。《协议书》在仍维持《承包合同》承包期的基础上，对延长承包期做了约定。《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经商定，仍维持原承包合同，承包期为十年，如乙方要求延长承包期，则从第11年开始，承包款增20万元，即每年为40万元，承包年限为十五年，即2012年10月止。”厦门绿晶酒店在2010年至2012年每年仍在支付工行福建省分行承包费40万元，可知承包期经张育桓要求已在原《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实际延长。工行福建省分行主张承包期限应当在2012年10月到期，但在法庭询问其“承包期限为十五年即2012年10月止”作何解释的情况下，既无法解释，亦未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其主张。工行福建省分行也没有证据证明从何时开始变更承包款为40万元。张育桓主张《协议书》第六条中“2012年10月止”为笔误，应为“2021年10月止”，张育桓认为承包期限的起算点为1996年，加上原定的承包期10年及延长的承包年限15年，截止期限应为2021年。该院认为，《协议书》第六条是在原《承包合同》基础上对承包期限的重新约定。从文义上理解，以及结合《协议书》作出的背景《关于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改造扩建状况的报告》，《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承包期应是在维持原《承包合同》10年的基础上�增加15年，共25年。但无论是以1994年还是以1996年为起点计算承包截止日期，均不能得出承包期在2012年截止的结论，对此工行福建省分行既没有解释也不能加以举证证明。因此，不排除《协议书》第六条对承包期截止时间的约定存在笔误的可能。《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维持原《承包合同》的承包期10年，并未明确约定维持原《承包合同》对承包期的起算点。《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1996年，其第三条约定“甲方要求工程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前完工并开业”，该条约定甲方（即本案工行福建省分行）要求的完工及开业时间所在的月份“十月”与第六条约定的承包截止日期所在月份“十月”相呼应，因此相应承包期从1996年起算既不违反合同的约定，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张育桓提交的证据“公证书及汇款帐号”显示，2010年5月6日张育桓在函件中表达了请工行福建省分行“指定一个固定的收款账号，用于收取厦门绿晶酒店自2010年起至2021年承包期限届满时每个年度的承包费”，工行福建省分行于2010年5月7日在提供了接收承包款账户的同时并未对张育桓关于承包年限的表述提出异议。因此，该院认为张育桓关于合同履行期限的抗辩理由较为充分，且已形成优势证据，应当认定《协议书》第六条存在笔误，合同履行期限应至“2021年10月止”。
综上，融丰公司并非本案讼争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主体，工行福建省分行要求融丰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承包经营合同并未到期，工行福建省分行以承包经营合同期限已经届满为由要求融丰公司、张育桓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返还责任亦缺乏事实依据。融丰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开庭审理，现已查明事实，依法应当缺席判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50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负担。
一审宣判后，工行福建省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证明被上诉人融丰公司系承包方，融丰公司单方出具的《责任书》不构成承包经营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一审判决认定承包主体为被上诉人张育桓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承包合同》和《协议书》已充分证明被上诉人融丰公司为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方。一审法院依据《责任书》认定承包经营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给被上诉人张育桓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张育桓提供的证据“公证书及汇款账号”不能作为认定承包方为张育桓的证据。二、《协议书》第六条已对承包经营合同终止时间做出明确约定，一审判决以主观臆断代替合同约定的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协议书》第六条已明确约定合同期限终止时间为“即2012年10月”。一审判决并未以此作为认定事实依据，而是以主观推断认定合同期限为2021年10月终止，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协议书》的条款的解释权应是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第三方无权对此作出解释。一审判决采信第三方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张育桓所提出的“公证书及汇款账号”的回函仅是对汇款账户的回复，与合同履行期限无关。三、一审判决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不足。综上，请求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张育桓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承包合同履行的主体是被上�人张育桓，而非被上诉人融丰公司，该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经过审查相关证据得出结论，认定承包合同的履行期限应至“2021年10月止”与事实是相符的，并非上诉人所称是一审法院的主观推断。三、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三份证据不予采信，使得案件的一些重要事实的认定出现遗漏，导致案件事实的审查不够全面、客观，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对被上诉人提出的证据效力应重新审查，以便全面客观地查清事实。
对于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认为有收到过《关于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改造扩建状况的报告》，但不能确认是否是原审查明的这份报告；对《经营场所房屋使用证明》表述的理解有异议；被上诉人于2010年5月6日邮寄函件与我方2010年5月7日提供账号是两个不同的事实，不能混合在一�。被上诉人张育桓认为原审未查明《关于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改造扩建状况的报告》中提到的“由乙方自行筹集”的款项。对于原审查明的其它事实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亦予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工行福建省分行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04年3月31日《函》、2004年10月《函》，拟证明被上诉人张育桓一直以来均提出承包期第十一年为2004年，现被上诉人张育桓又主张第二阶段承包期自2006年起算到2021年，明显相互矛盾。证据二、2014年5月5日《函》，拟证明上诉人收取承包费的账户长期以来就是固定的，被上诉人张育桓故意多次致函询问目的是混淆视听。
被上诉人张育桓质证认为：三份《函》均无原件核对，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以上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工行福建省分行管理混乱，提供的账号有时候是公司，有时候是个人，所以我方才会多次要求确认账号。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从时间上看形成于一审庭审前，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且该组证据截至二审阶段上诉人仍无法提供原件以供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二审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张育桓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厦门集友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拟证明1994年5月至2006年4月张育桓共付给上诉人承包款246万余元（按每年20万元计算），从2006年5月开始承包款按每年40万元计算。证据二、《验资报告》，拟证明截至1997年8月1日张育桓实际投资绿晶酒店913万元。
上诉人工行福建省分行质证认为：厦门集友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不合法，审计报告除应加盖红色公章外，还要有会计师事务所的盖章和审计师的签字和资质证明，而该份审计报告均没有上述特征。《验资报告》是被上诉人单方面制作的材料。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张育桓在一审阶段即提交厦门集友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原审法院因其无法提供原件，落款处无会计师签名也无会计师事务所盖章，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了盖有厦门集友会计师事务所公章及落款会计师签章的原件，上诉人对真实性虽有异议，但无充足证据反驳亦未申请鉴定。结合原审法院对出具该报告的会计师的调查可知，厦门集友会计师事务所确实出具了该份《专项审计报告》，故对该《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可予以确认。至于该报告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及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认定。该《验资报告》一审法院以无法提供原件为由不予采信，二审阶段张育桓仍作为证据提交，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亦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融丰公司二审期间未作书面答辩，也未提交证据。
本院认为，因张育桓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适用集中管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原审中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二审亦予照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如下：一、案涉承包经营行为的法律关系主体；二、本案承包经营期限的认定。
关于案涉承包经营行为的法律关系主体问题。上诉人工行福建省分行主张，《承包合同》和《协议书》已充分证明融丰公司为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方。本院认为，虽然本案讼争《承包合同》、《协议书》系在工行福建省分行与融丰公司之间订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应由融丰公司作为承包人承担承包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但融丰公司出具《责任书》明确将其合同上的权利和义务全部移转给张育桓，由张育桓承受其合同上的地位，实际承接了融丰公司的权利、义务。工行福建省分行不仅在收到融丰公司的《责任书》后未提出异议，且在其出具的《经营场所房屋使用证明》中也认可了张育桓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此外，在案证据显示，承包合同中的扩建投入资金及之后每年承包经营款项的缴纳均是由张育桓负担，而工行福建省分行对张育桓的履约行为并未予以拒绝，亦无法提供证明融丰公司系承包经营主体的证据，案涉承包经营主体已经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据此可以确认，张育桓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融丰公司成为本案讼争承包经营法律关系的主体。
关于本案承包经营期限的认定问题。案涉《承包合同》与《协议书》共同形成了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两份合同中均对承包期限作了约定，《协议书》在《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对延长的承包期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案涉承包经营期限的界定，上诉人主张《协议书》第六条已对承包经营合同终止时间作出明确约定，即合同期限终止时间为“2012年10月”，对此的解释是“基于双方可能对承包期限的理解存在差异，才在《协议书》第六条明确约定承包期限的截止日期”，至于该条款中的其他内容，上诉人则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被上诉人张育桓则主张根据《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承包期限从1996年起加上原定的10年承包期及之后延长的15年，截止期限应为2021年。由此可见，虽然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但一致确认应以《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作为承包期限的计算依据，只是对如何理解该《协议书》第六条存在不同意见。本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遵循上述原则，结合本案《协议书》中的相关条款、签订背景及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分析，若如上诉人所主张的承包期限就仅以《协议书》第六条尾部明确限定的“2012年10月”为准，则不必在该条前半部分作如此具体详细的约定，上诉人关于承包履行期限的理解与正常做法相悖，较为简单片面，不具有说明力。且如总承包期限是15年，无论从94年还是96年起算，以何种方式计算均无法得出承包期截至合同约定的2012年的结论。相反地，根据《协议书》第六条的文意解释，除“2012年10月止”外，其他文字意思应该是有两层含义，即第一期承包期限为10年，承包款20万；承包期限如需延长，第二期承包款增加到40万，期限为十五年。从张育桓提供的几组税收发票证明在2010年、2011年，甚至在上诉人主张截止日期的2012年均收取了被上诉人40万元的承包款。而从厦门集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可以得知厦门绿晶酒店从2006年开始就缴纳承包款40万元，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从何时开始变更承包款为40万元。且在2010年5月6日张育桓向其索要固定汇款账号时不仅提供了接受承包款的账号，也未对该函件中“2010年起至2021年承包期限届满”的表述提出异议，对如此明显的措辞上诉人未采取任何反驳的行为，从侧面也印证了上诉人对截至2021年的承包期限是认可的。上述证据充分表明被上诉人张育桓已履行了附条件延长承包期限的义务，即自2006年起按40万元缴纳承包款，故承包期限应是在维持原来10年的基础上再延长15年，即为25年。这也与张育桓提交的《关于省工商银行厦门招待所改造扩建状况的报告》中要求延长承包期限的内容相互印证。至于�包期的起算，应从该补充协议签订时，即1996年10月起算，因1994年签订承包合同时酒店尚未开业，承包期限从开业后起算较为合理，这也与《补充协议》中上下文再三强调的1996年10月必须开业相互印证。因此，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被上诉人张育桓关于合同履行期限的理由更为充分，本案不排除案涉《协议书》第六条对承包期截止日期存在笔误的可能，合同履行期限应至“2021年10月止”。
综上，工行福建省分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0元，由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果
审 判 员 陈少苓
代理审判员 陈小霞
二〇一四�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谢振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