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3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麦子杰，职务院长。
委托代理人：周辉，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符忠，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苏波，职务院长。
委托代理人：符忠，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文怡，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锦云，女，197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健源，男，197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展奇，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下称“番禺区中心医院”）、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下称“何贤纪念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一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吴健源和吴锦云系夫妻关系。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均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均包括妇产科、儿科。
2011年6月13日吴锦云到番禺区中心医院进行产前检查，门诊病历记载：（吴锦云）孕周8＋周，预产期月份1.22（指2012年1月22日），年龄34岁。此后吴锦云定期在番禺区中心医院进行产前检查，均未发现胎儿有明显异常。番禺区中心医院提供的病历档案中《产检记录》记载：2011年10月28日番禺区中心医院提示吴锦云“高龄孕妇建议产前诊断”，并经吴锦云签名确认。2011年8月29日吴锦云到何贤纪念医院进行唐氏综合征（神经管缺陷）风险评估，该院于2011年8月31日出具《唐氏综合征（神经管缺陷）风险评估报告》，报告记载：预产期母龄35（岁）；风险评估描述：以下评估结果（包括唐氏综合征风险、神经管缺陷风险、18三体风险均为正常值）仅供参考，不作为临床诊断证明，请咨询优生遗传专科医生；备注内容为：如果筛查结果为高风险，建议做介入性产前诊断或无创性产前基因检测；ONTD高风险建议超声排查；结果为低风险，只表明胎儿发生该种先天异常的机会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异常或其他异常的可能性。2011年9月26日吴锦云到该院进行产前胎儿超声检查，超声检查未见胎儿异常。2012年1月17日吴锦云入住番禺区中心医院待产。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在征得知情同意下，1月18日对吴锦云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术中见羊水Ⅲ°浑浊，09：27娩出一男婴，新生儿体检见左侧耳廓及外耳道缺如；胎盘胎膜完整娩出，术程顺利。1月20日10：50患儿因“皮肤黄染1天”转入该院儿科进一步诊治，儿科初步诊断：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结膜炎；皮炎；新生儿肺炎？；先天性耳畸形。1月20日胸片提示新生儿肺炎。该院对患儿光疗退黄，补充核黄素、抗感染等对症治疗。1月21日18：13患儿呼吸急促，R65次／分，轻度吸气性三凹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啰音，该院予吸氧、监测血氧饱和度、利尿等处理。1月22日患儿气促加重，R80次／分，头罩吸氧4L／min，血氧饱和度90%左右，体查：反应尚可，前囟平软，皮肤中度黄染，全身仍见斑丘疹，眼部分泌物减少，右外耳轮畸形、左耳无耳廓及外耳道闭锁，三凹征（－），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啰音，心率154次／分，心音有力，律齐，未闻杂音，腹软，肝右肋下3cm，质中，边锐，肠鸣音正常，四肢肌张力正常。皮测胆红素7.4-7.6-8.7mg／dl。诊断：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肺炎；新生儿结膜炎；先天性外耳道畸形。经向患方交代患儿病情，未排除代谢性疾病，病情有进一步加重的可能，建议转院诊治，患方表示理解并签字要求转广州市儿童医院治疗。2012年1月22日患儿转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作进一步诊治，诊断：1、新生儿肺炎；2、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缩窄（重度），动脉导管未闭，房水平左向右分流，心功能Ⅲ－Ⅳ级；3、染色体病待排；4、遗传代谢性疾病待排；5、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该院对症支持治疗的同时建议行手术治疗，患方表示了解病情，但于1月28日签字出院。2月3日患儿因病情加重再次被送回该院住院治疗，因病情严重，患方于2月4日签字出院。2月6日患儿因病情加重死亡。
诉讼中，吴锦云、吴健源表示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依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申请，该院委托广州市医学会对本案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广州市医学会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广州医鉴（2013）039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分析意见：“（一）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下称医方一）1、孕妇吴锦云，女，34岁，末次月经：2011年4月15日，预产期：2012年1月22日，孕期在医方一行唐氏筛查和产前胎儿超声检查。2011年8月31日唐氏筛查提示唐氏综合征风险1：1655，神经管缺陷风险1：51335，18三体风险1：656；9月26日彩超提示宫内单胎妊娠，胎儿存活，胎儿各生长径线符合孕周，脐动脉血流指标正常。鉴定专家组认为，根据广东省卫生厅关于《产科超声检查技术指南（试行）》（粤卫（2006）205号，下简称《指南》）文件的指引，本医案孕妇于9月26日进行的超声检查属于中晚期妊娠胎儿超声检查（Ⅱ、Ⅲ级超声检查），按照《指南》要求，应筛查出的致死性畸形包括：无脑儿、严重脑膨出、严重开放性脊柱裂、严重腹壁缺损及内脏外翻、单腔心、致死性软骨发育不全；孕妇胎儿之主动脉缩窄（重度）和先天性外耳道畸形不在《指南》要求应筛查出的致死性畸形之列；医方一对孕妇的产前超声检查符合《指南》的相关要求。2、关于超声检查与胎儿主动脉缩窄（重度）和先天性外耳道畸形的问题。超声检查属于影像技术，是利用人体组织产生回声而形成的重组图像（间接图像），通过图像去判断人体组织（病变）的物理性质，其原理决定了受检器官或组织的图像显示可能不完全或不清，使超声检查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产科超声检查中，由于受孕周、胎儿发育、胎儿宫内体位等因素的影响，产前超声检查对主动脉缩窄处的显示与辨认难度较大，加之动脉导管弓与主动脉弓相距较近，致使主动脉缩窄处很难被发现；这是在目前超声影像技术水平下难以早期发现胎儿主动脉缩窄（重度）的原因。临床上，超声检查较易漏诊的畸形尚有：单纯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部分性心内膜垫缺损、肺动脉回流异常等。另外，胎儿畸形的形成是一动态发展过程，在产前超声检查中，有时因胎位、羊水少、母体因素等影响，并不能很好的显示某些胎儿结构。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在超声检查中未能发现胎儿主动脉缩窄（重度）和先天性外耳道畸形是现有超声影像技术条件自身局限性所致，并非医方存在违规及医疗过失行为而导致的漏诊；患方所诉患儿之损害后果与医方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未发现医方的医疗行为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律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无医疗过失行为；医方一在超声检查中未能发现胎儿主动脉缩窄（重度）和先天性外耳道畸形是现有超声影像技术条件自身局限性所致，患方所诉患儿之损害后果与医方一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二）何贤纪念医院（下称医方二）1、孕妇吴锦云，孕期在医方二定期产检，超声检查等结果未见明显异常。如上述所分析，鉴定专家组认为，医方二在超声检查中未能发现胎儿主动脉缩窄（重度）和先天性外耳道畸形是现有超声影像技术条件自身局限性所致，并非医方二存在违规及医疗过失行为而导致的漏诊；患方所诉患儿之损害后果与医方二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2、鉴定专家组同时认为，医方二在对孕妇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文书书写欠规范，此为医方二的医疗不足之处。综上，未发现医方二的医疗行为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律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无医疗过失行为，存在医疗不足；医方二在超声检查中未能发现胎儿主动脉缩窄（重度）和先天性外耳道畸形是现有超声影像技术条件自身局限性所致，患方所诉患儿之损害后果与医方二的医疗行为及上述医疗不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三）鉴定专家组根据现有的鉴定资料分析认为，患儿终因先天性心脏病（重度主动脉缩窄）合并肺部感染等疾病，病情危重自然进展，患儿家属放弃治疗后死亡，其死亡与医方一和医方二的医疗行为及上述医疗不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四）综上所述，未发现医方一和医方二的医疗行为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和诊疗护理规范；无医疗过失行为，医方二存在医疗不足；患儿终因先天性心脏病（重度主动脉缩窄）合并肺部感染等疾病，病情危重自然进展，患儿家属放弃治疗后死亡，其死亡与医方一和医方二的医疗行为及上述医疗不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庭审中，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陈述：吴锦云在医院行产前检查时，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均不具备产前诊断的资质。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鉴定问题，案件诉讼过程中，吴锦云、吴健源明确表示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为证明其不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吴锦云、吴健源所称的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本医案不构成医疗事故而申请该院委托广州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院予以准许，且本案涉及医学专业知识，进行相关的鉴定确有必要。广州市医学会作出广州医鉴（2013）039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关于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在超声检查中未能发现胎儿主动脉缩窄（重度）和先天性外耳道畸形是现有超声影像技术条件自身局限性所致、并非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存在违规及医疗过失行为而导致的漏诊的鉴定意见，论述充分，该院予以采信。关于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对吴锦云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吴锦云到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进行产前检查时，番禺区中心医院病历档案中记载吴锦云的预产期为2012年1月22日，何贤纪念医院《唐氏综合征（神经管缺陷）风险评估报告》记载吴锦云的预产期母龄35（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javascript：SLC（13474，0）﹥》第二十条规定：“孕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师应当对其进行产前诊断：（一）羊水过多或者过少的；（二）胎儿发育异常或者胎儿有可疑畸形的；（三）孕早期接触过可能导致胎儿先天缺陷的物质的；（四）有遗传病家族史或者曾经分娩过先天性严重缺陷婴儿的；（五）初产妇年龄超过35周岁的。”虽然番禺区中心医院病历档案《产检记录》记载2011年10月28日医方提示吴锦云“高龄孕妇建议产前诊断”并经吴锦云签名确认，但是番禺区中心医院未能详细告知吴锦云该院不具备产前诊断资质、初产妇年龄超过35周岁的应当接受产前诊断以及哪些医院具有产前诊断资质。关于上述行政法规的内容以及医院是否具有产前诊断资质的信息，对于当事人双方来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番禺区中心医院应详细告知吴锦云上述信息。吴锦云在何贤纪念医院进行唐氏综合征（神经管缺陷）风险评估及超声检查，何贤纪念医院除出具相应的报告外，从未告知吴锦云初产妇年龄超过35周岁的应当接受产前诊断以及哪些医院具有产前诊断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经产前诊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师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一）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的；（二）胎儿有严重缺陷的；……”如果吴锦云在孕期做了产前诊断，将有可能诊断出胎儿畸形，如果符合上述情形医方会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也就是说可以将“出生畸形儿”的风险降到更低。该院认为，因为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未履行前述告知义务，使得吴锦云失去接受产前诊断的机会，未能将“出生畸形儿”的风险降到更低，患儿出生后不久因病重死亡给吴锦云、吴健源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造成吴锦云、吴健源的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所以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该院酌定：番禺区中心医院赔偿吴锦云、吴健源因患儿出生后不久死亡给其造成的损失60000元；何贤纪念医院赔偿吴锦云、吴健源因患儿出生后不久死亡给其造成的损失20000元。吴锦云、吴健源主张误工费损失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即使吴锦云孕期接受了产前诊断，未必一定能诊断出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或有严重缺陷，也就是说产前诊断不能将“出生畸形儿”的风险降到零，因此由于胎儿自身发育等因素导致出生畸形，吴锦云、吴健源应承担患儿出生后不久死亡给其造成的其余损失，综上驳回吴锦云、吴健源的其余诉讼请求。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于2013年12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番禺区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吴锦云、吴健源60000元；二、何贤纪念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吴锦云、吴健源20000元；三、驳回吴锦云、吴健源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70元，由吴锦云、吴健源负担5670元，由番禺区中心医院负担1350元，由何贤纪念医院负担450元。如果当事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后，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番禺区中心医院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一、我方诊疗措施符合医疗规范，无医疗过失行为。吴锦云孕期在我方建册产检（初检孕周为18周，共产检12次）、在何贤纪念医院进行免费唐氏筛查和胎儿畸形筛查。2011年6月21日，我方查优生遗传（TORCFI）无异常。2011年10月28日，因孕妇高龄初产我方建议其进行产前诊断，并书面签字。在检查过程中，我方严格按照国家及广东省的相关规定进行产前筛查，向吴锦云详细说明超声检查的不足可能导致的风险，并由其确认后签字同意并留取相关的切面声像图。同时考虑孕妇年龄，增加三血管平面、主动脉长轴切面和肺动脉长轴切面影像。整个产前检查过程符合临床超声诊断法规、规范。二、原审认定我方未履行告知义务，与事实不符，加重了我方的诊疗义务。本案中，我方已经明确告知孕妇建议其产前诊断，孕妇本人签名确认。该部分虽然比较简洁，但包含的信息清楚。我方作为医疗机构，医护人员都是按照医学术语书写记录和告知说明的内容，同时会以通俗的语言向患者做更详细的说明。但是否进行产前诊断，决定权在于孕妇一方。孕妇在知晓我方建议后，一是置之不理，不进行产前诊断；二是按照我方建议到有资质的医院进行产前诊断。显然本案孕妇没有接受我方建议。三、关于赔偿范围，原审判决与司法实践的认定相悖。原审认为患儿出生后不久因病死亡，造成吴锦云、吴健源的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在司法实践中，类似“不当出生”的判例已明确认定，患方的经济损失不能视为医疗机构对婴儿的缺陷负责，损失的范围只包括额外增加的医疗支出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原审判决的赔偿项目超出司法判例确定的赔偿范围。据此，番禺区中心医院的上诉请求为：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二、驳回吴锦云、吴健源的诉讼请求。由吴锦云、吴健源承担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何贤纪念医院上诉称：一、原审认定我方未履行告知义务错误。第一，吴锦云的出生年月为1976年12月2日，来我处进行唐氏筛查时为2011年8月31日，超声检查的时间为2011年9月26日，两报告均注明吴锦云的年龄为34岁。第二，原审依据的法律规定《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二十条并非告知方面的要求。对于告知方面的规定，卫生部制定的《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关于产前诊断方面的告知规定是“孕妇年龄超过35周岁”。第三、原审认定应告知“哪些医院具有产前诊断资质”没有法律依据。二、吴锦云仅在我方进行免费的唐氏筛查和超声检查，未在我方临床产科诊治，故其进行产前诊断的责任不应由我方承担。三、从广州医鉴（2013）039号《鉴定书》来看，我方对孕妇的产前超声检查符合《产科超声检查技术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不存在过失过错。从证据来看，我方也将检查报告提交给常规产科建档的番禺区中心医院，临床医师也综合孕妇的情形建议其进行产前诊断并由吴锦云签名确认。患儿因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肺部感染等疾病死亡与我方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我方在超声检查中未能发现胎儿主动脉缩窄（重度）和先天性外耳道畸形是现有超声影像技术自身局限性所致，吴锦云所诉患儿的损害后果与我方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四、原审关于赔偿项目的认定错误。胎儿是先天性畸形，治疗先天疾病的医疗费用、死亡赔偿金537949.6元、丧葬费27246元等赔偿项目不属于本案的赔偿项目。吴锦云、吴健源的损失应为吴锦云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原审判决赔偿额合计8万元，超出吴锦云、吴健源主张的责任。据此，何贤纪念医院的上诉请求为：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二、驳回吴锦云、吴健源的诉讼请求。由吴锦云、吴健源承担相关诉讼费用。
吴锦云、吴健源答辩称：一、原审查明我方初产超过35岁的事实清楚，而对于产前诊断的年龄应以初产年龄为界限而非以就诊时候的年龄为界限。二、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在我方就诊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我方就诊两医院所记载的初产年龄均超过35周岁。到何贤纪念医院就诊时医院未提出我方应当进行产前诊断的意见或要求在医院进行产前诊断。我方多次到番禺区中心医院就诊，只有2011年10月28日提出过一次产前诊断，但未告知是进行产前诊断还是产前检查。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在庭审之前从未告知不具备产前诊断的资格，更没有告知哪间医院有产前诊断的资格，剥夺了我方知情权，导致胎儿带着严重疾病出生，最后因为疾病死亡。所出具的检查报告没有两名具备资格的医生签发，只有一名医生签发。三、原审适用法律正确。《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第五项明确对于初产年龄超过35周岁的产妇应当进行产前诊断，除非产妇不同意，否则不能免除医疗机构对产妇进行产前诊断的义务或责任，《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对于《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是上位法，是行政法规，而《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是卫生部颁布的规章，根据法律原则应适用上位法。四、原审判决赔偿的数额偏低。两医院没有严格按照诊断规范诊断导致胎儿不当出生，从胎儿出生到丧葬费，我方已经支出了数万元，而且还要承受胎儿死亡的事实，精神十分痛苦。据此，吴锦源、吴锦云请求驳回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的上诉请求。
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诉争双方争点及本案证据，本案侵权损害责任之成立，应审查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吴锦云是否属于应当进行产前诊断的孕妇？二是番禺区中心医院或者何贤纪念医院是否对吴锦云尽到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孕期保健责任？三是医疗机构在孕妇孕期保健期间未尽到告知说明义务，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或者范围？
关于吴锦云是否属于应当进行产前诊断的情形，对此番禺区中心医院、何贤纪念医院称吴锦云怀孕时未满35周岁，不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应当进行产前诊断的情形；吴锦云、吴锦源称吴锦云生产时已经满35周岁，属于应当进行产前诊断的情形。吴锦云出生于1976年12月2日，属于在受孕时未满35周岁，而是在孕程年满35周岁的情形。此种情形是否属于医生应当进行产前诊断的情形？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七条规定“经产前检查，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胎儿异常的，应当对孕妇进行产前诊断。”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第（五）项规定“初产妇年龄超过35周岁的，医师应当对其进行产前诊断。原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孕妇年龄超过35周岁的，经治医师应当建议其进行产前诊断。”上述规范性文件均未明确孕妇年龄超过35周岁的时间节点。从文意解释，应认为孕妇从受孕至生产期间任一时间满足年龄超过35周岁这一条件的，医疗机构或者医生均应当要求孕妇进行产前诊断。从本案番禺区中心医院对吴锦云的临床诊疗看，番禺区中心医院在2011年10月28日认为吴锦云属于高龄孕妇建议进行产前诊断，并要求吴锦云签字确认。这一事实可表明番禺区中心医院根据其临床诊断也认为吴锦云属于高龄孕妇，属于应当进行产前诊断的情形。根据以上分析，本院确认吴锦云属于应当进行产前诊断的孕妇。
关于番禺区中心医院或者何贤纪念医院是否对吴锦云尽到医院机构的孕期保健责任。综合本案双方争点，这里的医疗机构孕期保健责任主要是指番禺区中心医院关于产前诊断的告知说明是否符合诊疗技术规范，是否足以使孕妇认识到产前诊断的积极意义，使其了解相关必要的知识，帮助孕妇决定是否继续妊娠。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和孕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吴锦云在番禺区中心医院建册产检，番禺区中心医院应当依照相关卫生法律、法规、诊疗护理规范及医学常规为吴锦云提供产前检查等医疗保健服务。如前所述，吴锦云属于超过35周岁的高龄孕妇，依法应当进行产前诊断。
本案所涉及之产前诊断，参照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是指对胎儿进行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的诊断，包括相应筛查。产前诊断技术项目包括遗传咨询、医学影像、生化免疫、细胞遗传和分子遗传等。该办法第四条规定，产前诊断技术的应用应当以医疗为目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伦理原则，由经资格认定的医务人员在经许可的医疗保健机构中进行。从产前诊断的内容及须经许可方可开展两项特点看，产前诊断显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特殊检查。依照该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可见，侵权责任法对特殊检查赋予了特定的告知说明义务。
对于产前诊断这一特殊检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仅应当遵循侵权责任法的要求，还应遵循诊疗规范的特定要求。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开展产前检查、助产技术的医疗保健机构在为孕妇进行早孕检查或产前检查时，遇到本办法第十七条所列情形的孕妇，应当进行有关知识的普及，提供咨询服务，并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孕妇或其家属，建议孕妇进行产前诊断。”《广东省卫生厅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提供孕期医学检查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进行孕期保健和生育健康知识的健康教育，发现孕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书面建议孕妇进行产前诊断，并提供经许可开展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的有关信息。……（六）初产妇年龄超过35周岁的。”上述两项规定属于法定的诊疗规范，医疗机构应当遵循。番禺区中心医院应当对吴锦云提供有关产前诊断知识的普及，并建议孕妇进行产前诊断，同时以书面形式予以告知。从文意解释，该条规定的“以书面形式予以告知”，不仅仅包含告知“建议孕妇进行产前诊断”，也包括“提供有关产前诊断知识的普及”。而所谓有关产前诊断技术知识的普及，既应当包括告知孕妇产前诊断的目的、技术手段及相应的风险；风险既包含实施产前诊断技术的风险，也包含应当做产前诊断而不做的风险。因产前诊断是经许可才能开展的特殊检查，故为孕妇建册产检的医院还应告知相应的有资质进行产前诊断的医疗机构的有关信息。番禺区中心医院辩称病历只是按照医学术语书写记录，医务人员已经以通俗的语言向吴锦云作出更详细的说明。如前所述，在履行有关产前诊断的告知说明义务方面，番禺区中心医院并没有依照诊疗规范的要求以书面形式履行告知说明义务，番禺区中心医院上述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本案中，番禺区中心医院虽然在诊疗过程中建议吴锦云进行产前诊断，并书面告知了吴锦云，但番禺区中心医院履行告知说明义务不全面，也不符合法定的形式。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番禺区中心医院向吴锦云说明了建议其进行产前诊断原因、目的、风险尤其是不进行产前诊断的风险。吴锦云虽然知晓其属于应当进行产前诊断的情形，但并不清楚了解产前诊断的重要意义，从其抗辩看，吴锦云甚至不了解产前检查与产前诊断的区别，误以为产前检查包含了产前诊断。据此，番禺区中心医院在履行告知说明义务方面存在过失。关于何贤纪念医院有无过失的问题，因吴锦云仅仅是在该医院进行两项免费检查项目，何贤纪念医院并非吴锦云建册产检的医院，案涉产前诊断的诊断意见应当由建册产检的番禺区中心医院出具，何贤纪念医院对此无法定义务，不存在过失。
关于番禺区中心医院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处所谓损害，不特指财产损害，也包含非财产损害，如精神损害。本案中，番禺区中心医院对应当进行产前诊断的孕妇，未依照诊疗规范充分履行告知说明义务，导致孕妇未能充分认识产前诊断对优生优育的重要性，未按医生建议进行产前诊断，丧失决定是否继续妊娠的机会，而出生存在先天缺陷之婴儿。值得指出的是，吴锦云出生的婴儿存在先天缺陷这一损害不能归责于番禺区中心医院；婴儿出生后不幸死亡的后果是因其先天缺陷所致，同样不能归责于番禺区中心医院。本案吴锦云、吴健源所受损害，是其因信赖番禺区中心医院提供的孕期保健医疗服务，而番禺区中心医院未按照诊疗规范尽其告知说明义务，导致吴锦云、吴健源丧失是否继续妊娠的意思决定机会所致损害。番禺区中心医院上述过失行为造成吴锦云、吴健源夫妇遭受“出生存在先天缺陷婴儿”的精神痛苦，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至于其它损失，不在本案赔偿之列。综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造成的后果及本地生活水平，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0000元。
综上所述，番禺区中心医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何贤纪念医院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略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一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一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应当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吴锦云、吴健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
三、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一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受理费7470元，由吴锦云、吴健源承担6743元，由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承担727元。二审受理费1300元，由吴锦云、吴健源负担433元，由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负担86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官 健
审 判 员 年 亚
代理审判员 康玉衡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李颖仪
林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