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南中法民终字第3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邹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傅乾文，四川路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军。
委托代理人陈晓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洪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忠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充富吉运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光万，经理。
委托代理人樊作俊，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成都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2013）嘉民初字第1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民一庭副庭长朱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雍西俊、雷发军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2013年1月9日，李洪光驾驶川R465**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上载有李忠军）牵引川R08**挂平板车，沿渝昆高速由昭通往昆明方向行驶，03时40分许，该车行驶至G85渝昆高速K545＋400M处时，与对向行驶由伍某某驾驶的川Z237**号重型货车（车上载有陈远军、刘某某）相撞，造成川Z237**号车驾驶人伍某某、乘车人刘某某当场死亡，陈远军受伤；川R465**号车驾驶人李洪光受伤，两车、路产及川Z237**号车所载货物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3年2月3日，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水昭高速（高等级）公路交巡警大队经现场勘查、调查和检验，作出昭公高交认字（2013）第530699320130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洪光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伍某某、刘某某、陈远军不承担责任。后李洪光对该认定书不服，向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3年3月26日作出昭公交复字（2013）第008号复核结论，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吴军为川Z237**号重型厢式货车实际所有人，注册日期为2011年6月28日，检验有效期至2013年6月。2011年10月14日，李忠军与富吉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李忠军向富吉公司借款13万元，用于购买川R465**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双方约定了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等。至今李忠军尚欠5万元未偿还。川R465**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及川R08**挂重型低平板挂车现登记所有人为富吉公司，两车分别以成都鑫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为投保人，富吉公司为被保险人，向人寿财保成都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均为500，000元且投保了不计免赔特约险），川R465**号车保险期间为自2012年10月14日0时起至2013年10月13日24时止，川R08**挂车保险期间为自2012年10月22日0时起至2013年10月21日24时止。本次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间内。
李洪光系李忠军雇佣的驾驶员。本次事故中，川Z237**号车的乘车人陈远军受轻微伤，李洪光支付了陈远军的医疗费用，在本案庭审中，李洪光明确表示对此费用予以放弃。
本次事故的死者刘某某及伍某某的亲属分别于2013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2013）嘉民初字第1650、1651号案件立案受理，确定了刘某某的各项损失为408，724.5元，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部分为307，587.05元；确定了伍某某的各项损失为480，356.5元，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部分为361，493.95元。
2013年7月2日，受人寿财保成都公司委托，四川明嘉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定损报告，川Z237**号车所载的汽车配件、衣服、药品等货物损失金额共计118，396.85元。本次事故发生后，因人寿财保成都公司未对川Z237**号车定损，2013年4月23日，昭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水昭高速交巡警大队委托昭通市价格认证中心对川Z237**号车的车损进行价格认证，2013年5月3日，昭通市价格认证中心作出价格认证结论书：川Z237**号车损失为187，100.00元。庭审中，人寿财保成都公司对此结论提出异议，向本院提出申请重新鉴定，2013年9月4日，本院委托四川金联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川Z237**号车损失进行鉴定，2013年10月28日，该公司作出评估报告：川Z237**号车修复费用为157，850.00元。用去鉴定费、差旅费等共计17，800元。对此评估报告，原、被告均无异议。在对此被告质证时，吴军提出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因本次事故产生的吊车费2，500元、拖车费6，800元、停车费28，800元、货物转运费7，500元、货物清点费4，600元，合计50，200元，并提供了昭通市昭阳区兴盛停车场出具的证明（证实停车费80元／天，管理费20元／天，吊车费2，500元，拖车施救费用6，800元，施救距离57公里）、李立出具的货物清点及卸货费收条、周雪峰出具的从昭通市昭阳区兴盛停车场转运货物至成都市的转运费收条。对此费用，李洪光、李忠军及富吉公司无异议、人寿财保成都公司认为金额过高。
一审认为，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水昭高速（高等级）公路交巡警大队经现场勘查、调查和检验，作出“被告李洪光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伍某某、刘某某、陈远军不承担责任。”的事故认定书，各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故对该认定书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确定的依据。据此李忠军作为川R465**号车及川R08**挂车的所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李洪光虽系受雇佣的驾驶员，但在本次事故中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富吉公司主张李忠军在购车时借款5万元至今未还，我公司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没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38号批复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我公司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赔偿责任。但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车辆交付单，案涉车辆自2011年10月14日交付后，至今未到相关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故对富吉公司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此，人寿财保成都公司应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吴军的相关损失。
人寿财保成都公司根据保险条款第十二条“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主车保险人和挂车保险人按照保险单上载明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的比例，在各自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之约定，主张本案主挂车的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应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即50万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虽然人寿财保成都公司提供了投保单来证明已向投保人就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作了说明，但是人寿财保成都公司按照主车和挂车分别收取保费，出具两份保单，在保单分别注明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50万元，却并未在保单上注明“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以主车责任限额为限”等内容，而该内容为保险条款第十二条，未列入责任免除的第五至第十条范围内，但明显系对保险人相关保险责任的免除，人寿财保成都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已就保险条款第十二条之免责内容向投保人履行明确告知义务，同时富吉公司对该节事实又不予认可，故对人寿财保成都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吴军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因本次事故产生的吊车费、拖车费、停车费、货物转运费、货物清点费等费用，是属于交通事故发生后施救过程中实际产生的合理费用，应当纳入事故损失，故对吊车费2，500元、拖车费6，800元、停车费18，700元（计算至起诉前一日共187天）、货物转运费7，500元、货物清点费4，600元，合计40，100元，本院予以确认。
吴军主张的费用，应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其诉讼请求，依照相关规定进行确认。吴军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具体损失为：车辆损失157，850.00元、货物损失118，396.85元、施救费用40，100元，共计316，346.85元，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交强险条款第八条规定，以上费用中属于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的为车辆及货物损失共计276，246.85元，超过了两车交强险财产损失4，000元的赔偿限额。因吴军相对于川R465**号车及川R08**挂车为第三者，且财产损失超过了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及交强险条款第八条的规定，作为涉案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承保公司，人寿财保成都公司应在两车的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即赔偿吴军4，000元。对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312，346.85元，按照上述理由和责任的划分，应由李忠军赔偿，李洪光、富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川R465**号车及川R08**挂车向人寿财保成都公司投保了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均为500，000元且投保了不计免赔特约险），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本院在（2013）嘉民初字第1650号案件中确定死者刘某某的各项损失中，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为307，587.05元、在（2013）嘉民初字第1651号案件中确定另一死者伍某某的各项损失中，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为361，493.95元，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总计金额981，427.85元，未超过两车第三者责任险共1，000，000元的赔偿限额，故人寿财保成都公司应当按照其承保的两车商业保险合同的约定理赔，直接赔偿吴军312，346.85元。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对涉案车辆的损失进行定损，既是合同权利，也是合同义务。本案事故发生后，至本案诉讼过程中，人寿财保成都公司才申请对川Z237**号车的损失进行鉴定，系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对川Z237**号车的损失进行鉴定的费用17，800元，应由人寿财保成都公司承担。
一审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吴军4，000元；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吴军312，346.85元；
上诉人人寿财保成都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未能充分理解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性，对于保险合同组成部分分割对待、断章取义，这是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真意的误解。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上诉人向投保人“成都鑫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提供、提示了对应保险条款，并对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等作出明确说明，有投保人法人印章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由此，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已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履行了告知及明确说明义务，应视为投保人知道、理解并且接受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条文适用、条款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格式约定。对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应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二条约定内容执行。另外，一审判决施救费并无确实证据支持。
南充富吉运业服务有限公司答辩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投保单也系保险公司的统一格式单证，且上诉人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己经就该免责条款提示投保人注意并未达到己经“明确告知”的程度的相应证据。该条款明显限制了保险公司自己的赔偿责任，把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总额限制在“主车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属于保险公司免除其责任的霸王格式条款，依法应属无效条款。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被上诉人在保险公司就主车与挂车分别缴纳保险费用，分别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其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是：“当交通事故发生时，主挂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按照责任限额总和，赔偿受害第三者的合法损失，以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按照保险公司的霸王条款赔偿，完全仅仅履行了主车的保险责任。其挂车保险投保、缴费后，事故发生时确不能得到赔偿，严重违背了订立保险合同的初衷。挂车保险不能赔偿，那么其订立挂车的保险合同的意义何在呢按照上诉人的意识分析，那么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明知挂车承保后，不会对事故损失进行赔偿，确还要收取费用、进行承保其目的和用意又何在呢明显不符合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对等、公平的法律原则。机动车系高速运行的交通工具，其本身具有相当高的危险性，当主车与挂车连接使用时，交通事故的发生，因主车与挂车具有相同的速度，是共同的作用力所产生，两者的惯性均与受害人的损失有因果关系。且保险公司不能证明事故的发生纯粹因主车而发生，所以理应由主车与挂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总和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施救费有相关证据能够证实，应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是由交通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各方当事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事实及损害后果、损失费用的计算、各方当事人应承担事故赔偿责任的分担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二条关于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发生保险事故的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的约定的性质和效力。本院分析认为，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其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我国现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挂车也应当单独缴纳交强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也规定“依法分别投保交强险的牵引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平均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均将挂车作为机动车对待。因此，两车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损害的，两者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案涉川R465**号车及川R08**挂车均向人寿财保成都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且投保了不计免赔特约险。因此，人寿财保成都公司应当分别在两车的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
其次，由于挂车不具备动力，具有“可移动集装箱”的属性，因此，挂车必须依靠牵引车的牵引才能实现运输功能，因此，挂车单车在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同理，牵引车用途为牵引挂车，牵引车在没有拖挂的情况下进行单车运行的情况非常少见，因此，牵引车和挂车发生交通事故，往往都是牵引车和挂车连接使用过程中发生。案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在保险限额中约定，“主车与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主车保险人和挂车保险人按照保险单载明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的比例，在各自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责任限额为限。”该但书部分明显属于限制保险公司自己的赔偿责任，加重投保人的投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之规定，案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但书部分即“但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责任限额为限”无效。上诉人人寿财保成都公司以此条款主张本案赔偿责任以主车责任限额为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另外，上诉人人寿财保成都公司主张一审判决施救费并无确实证据支持。经本院审查吴军提供了昭通市昭阳区兴盛停车场出具的证明、李立出具的货物清点及卸货费收条、周雪峰出具的从昭通市昭阳区兴盛停车场转运货物至成都市的转运费收条。拖车费、停车费、货物转运费、货物清点费等属于交通事故发生后施救过程中实际产生的合理费用，应当纳入事故损失，一审判决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6，045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伟
审判员 雍西俊
审判员 雷发军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