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丘振良。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雄贵。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田彦群。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卞志航。
委托代理人：张爱军。
委托代理人：黄源平。
原审被告：陈旭。
上诉人丘振良、黄雄贵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公司）、原审被告陈旭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3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福日公司诉称的经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深中法民二初字第38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以及执行情况，由相应的判决书及（2006）深中法执字第179号结案通知书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1年2月13日，Ｘ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ＸＸ深圳公司）成立，股东为陈旭、柯ＸＸ，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美元，且已实缴。
2002年9月10日，ＸＸ深圳公司股东会决议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美元增加至1000万美元；增资部分分三期投入：第一期150万美元在公司变更登记后3个月内投入，第二期350万美元在公司变更登记后两年内完成投入；第三期400万美元在公司变更登记后3年内投入。此后，ＸＸ深圳公司向深圳市工商管理局申请变更，在申请表上填写变更内容为陈旭、柯ＸＸ的出资金额分别为500万美元。
2002年10月15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外商投资企业变更通知书，核准将ＸＸ深圳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万美元变更为1000万美元。
2003年1月10日，陈旭、柯ＸＸ以实物资产出资的方式，分别出资75万美元，合计150万美元。
2003年8月25日，陈旭、柯ＸＸ分别缴交货币出资75万美元，合计150万美元。
2004年9月29日，ＸＸ深圳公司作出补充章程，将注册资本的增资部分的投入方式变更为：第一期150万美元，公司增资变更登记后3个月内投入；第二期150万美元在公司增资变更登记后两年内完成投入；第三期600万美元在公司增资变更登记后三年内完成投入。
2004年10月11日，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根据ＸＸ深圳公司的申请，作出《关于同意Ｘ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延期出资的批复》［深外资保复（2004）ＸＸ号］，同意ＸＸ深圳公司增资部分分三期投入，第一期150万美元，公司增资变更登记后3个月内投入；第二期150万美元在公司增资变更登记后两年内完成投入；第三期600万美元在公司增资变更登记后三年内完成投入。
2004年10月25日，ＸＸ深圳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陈旭、柯ＸＸ将各自持有的该公司25.5%的股权转让给天Ｘ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Ｘ公司）。
2004年11月3日，ＸＸ深圳公司作出董事会成员委派书，确认陈旭、柯ＸＸ、丘振良、黄雄贵、詹Ｘ为公司董事，其中丘振良、黄雄贵、詹Ｘ系由天Ｘ公司委派。
同日，ＸＸ深圳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落款时间为2004年11月3日的ＸＸ深圳公司章程第十条打印文字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其中初始出资额100万美元，增资900万美元，包括货币500万美元，设备400万美元；公司增资部分分三期投入：“第一期150万美元，于2004年12月29日前投入；第二期于2006年9月29日前投入；第三期600万美元于2007年9月29日前投入”。上述内容被手写文字修改为“第一期150万美元，于2004年10月11日前投入；第二期于2004年10月11日前投入；第三期600万美元于2005年10月11日前投入”，并加盖有“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校对章（1）”字样的印章。
该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董事每届任期5年，经继续委派可以连任。
2004年12月9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外商投资企业变更通知书，核准将ＸＸ深圳公司的股东及出资比例由陈旭50%、柯ＸＸ50%，变更为陈旭24.5%、柯ＸＸ24.5%、天Ｘ公司51%；将公司成员由陈旭、柯ＸＸ，变更为陈旭、柯ＸＸ、黄雄贵、丘振良、詹Ｘ。
再查明，福日公司还提交了（2012）京中信内经证字05814号公证书一份，公证人员进入到www.ＸＸＸ.cr.gov.hk网站的“香港公司注册查询”的有关页面，查得天Ｘ公司于2007年10月12日解散，并撤销注册。
一审庭审时柯ＸＸ确认增资部分的第三期600万美元出资没有实际到位。无证据证明第三期600万美元出资已经实际到位。
以上事实有福日公司、丘振良、黄雄贵、陈旭的证据，以及一审庭审笔录加以证明，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本案涉及以下几个争议问题。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施行于200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因此，本案的法律适用，首先要确定本案诉讼所涉及的股东陈旭未全面履行出资的行为，以及作为ＸＸ深圳公司董事的丘振良、黄雄贵需要履行的董事职责是否持续至2006年1月1日之后。经审理查明，ＸＸ深圳公司增资的600万美元至今尚未出资到位，可见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的行为持续至《公司法》实施之后。丘振良、黄雄贵20**年11月3日起担任ＸＸ深圳公司董事，董事任期为5年，即至2009年11月3日，亦持续至《公司法》实施之后；退一步讲，即使假设丘振良、黄雄贵关于其董事资格已经在天Ｘ公司解散时丧失的辩称成立，由于天Ｘ公司系2007年10月12日解散，丘振良、黄雄贵的董事资格亦是持续至《公司法》实施之后的。因此，由于本案所涉的民事行为均持续至《公司法》实施之后，本案应当适用现行公司的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
关于ＸＸ深圳公司增资部分第三期出资的期限问题。落款为2004年11月3日的ＸＸ深圳公司章程第十条打印部分规定，该期出资应“于2007年9月29日”前投入，而上述内容被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校对修改为于“2005年10月11日前投入”。丘振良、黄雄贵认为上述修改与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作出的《关于同意Ｘ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延期出资的批复》［深外资保复（2004）ＸＸ号］不一致，出资期限应当以该批复为准。经查《关于同意Ｘ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延期出资的批复》中同意的增资部分“第三期600万美元在公司增资变更登记后三年内完成投入”。ＸＸ深圳公司增资变更登记为2002年10月15日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依此时间推后三年，该第三期600万美元的出资应当在2005年10月15日之前完成投入。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将ＸＸ深圳公司2004年11月3日章程中规定的第三期出资的期限修改为“2005年10月11日前投入”，与上述批复要求是一致的。并且，丘振良、黄雄贵、陈旭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笔出资在此后还有进行延期。因此，增资部分第三期600万美元的出资期限为2005年10月11日。
关于陈旭的责任问题。《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陈旭作为ＸＸ深圳公司的股东，依法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没有证据证明陈旭、柯ＸＸ在将股权转让给天Ｘ公司时，对尚未出资的600万美元的出资责任有所变更，因此陈旭仍应承担出资的义务，陈旭对增资部分认缴出资450万美元，实际缴交出资150万美元，尚有300万美元未履行出资义务。依照上述规定，陈旭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ＸＸ深圳公司对福日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述出资的利息从公司章程确定的出资期限届满的次日即2005年10月12日起算，因中国人民银行未发布美元贷款计息标准，因此原审法院酌定计息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息基数按照2005年10月12日的汇率将300万美元折合为人民币的金额确定。
关于丘振良、黄雄贵的责任问题。《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公司增资时，向股东催收资本属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义务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丘振良、黄雄贵20**年11月3日起担任ＸＸ深圳公司董事，无证据证明此后该二人曾经向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履行过催缴的义务，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曾有向有关机关要求对股东的该行为进行查处。因此，丘振良、黄雄贵存在怠于履行勤勉义务的情形，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对陈旭在本案中所确定的对福日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丘振良、黄雄贵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对公司债权人的侵权，且该种行为一直持续，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形。原审法院对该项抗辩不予采纳。
福日公司诉请中所要求法院确定的债权本金及利息范围，由于福日公司主张已获执行款的本金与利息的划分缺乏明确依据，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福日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陈旭在未出资的300万美元本息（利息从2005年10月12日起算，计息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息基数按照2005年10月12日的汇率将300万美元折合为人民币的金额确定）范围内对ＸＸ深圳公司因（2005）深中法民二初字第380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对福日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丘振良、黄雄贵对陈旭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福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658元（已由原告预交），由陈旭负担，丘振良、黄雄贵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丘振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中丘振良对陈旭的有关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判决；2、判令福日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
原审法院判令丘振良承担陈旭债务的补充赔偿责任，是因为原审判决认定丘振良是陈旭与柯ＸＸ创立的ＸＸ深圳公司的董事，没有尽到勤勉义务，向陈旭催缴股东出资。丘振良认为该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法律适用也是错误的。
一、ＸＸ深圳公司2004年11月3日修改后的章程没有报深圳市政府批准，没有任何有效的法律文件认可新增的董事，丘振良根本不具备Ｘ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董事的资格。Ｘ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经深圳市外商投资局以深外资复（2001）0086号文件批准设立，由深圳市政府颁发外经贸粤深外资证字（2001）006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由两位美国商人陈旭和柯ＸＸ共同出资组建的企业。2004年11月3日的章程修改涉及到资本变动的重大问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10条的规定，“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该修改后的章程第64条也明确规定，“本章程的修改，必须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并报原审批机构批准”。第66条更是具体规定“本章程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然而，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该修改后的章程没有报市政府批准，目前没有任何一份市政府的文件证明已获批准。由于2004年11月3日的章程是丘振良成为Ｘ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董事唯一一份文件，此文件未经外资企业原审批机构批准，丘振良当然就没有获取该公司董事之资格，更谈不上行使有关董事权利和履行董事有关义务。
二、天Ｘ公司未向ＸＸ深圳公司投一分钱，该公司违法向深圳市工商局骗取变更登记，原审判决据此认定丘振良的董事身份确实不当。因2004年11月3日ＸＸ深圳公司修改后的章程未报深圳市政府批准，天Ｘ公司又未与ＸＸ深圳公司签署过除此份章程之外的任何其他文件，故始终未向ＸＸ深圳公司投过一分钱。关于这一点ＸＸ深圳公司另一创办人柯ＸＸ一审庭审当庭已确认。然而，ＸＸ深圳公司却在未收取天Ｘ公司一分钱的情况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关于资本变动必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聘请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验资报告后，才能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规定，未经深圳市政府批准、未经会计师验资，于2004年12月9日向深圳市工商局违法办理了变更登记，将丘振良登记为董事，这种违背客观事实、违背国家法律规定的做法，是无效的。再者，从2004年11月3日至今整整九年多，天Ｘ公司不仅没投一分钱，更没有与ＸＸ深圳公司就投资该公司问题发生过任何关系。丘振良没有参加过什么董事会，至于尽什么勤勉义务，更是无从谈起。
三、原审判决在认定丘振良为ＸＸ深圳公司董事问题上的重大失误，导致该判决的法律适用亦极为不妥，有关丘振良承担补充责任的判决应予撤销。如前所述，既然2004年11月3日的修改章程未经深圳市政府批准，2004年12月9日的深圳市工商局的有关变更是ＸＸ深圳公司欺骗所致，所以，据此认定丘振良为ＸＸ公司董事的原审判决认定当然不成立，由此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3条让丘振良承担陈旭债务的补充责任当然不妥，为此，请二审法庭予以公正判决。
四、丘振良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致合议庭的函》，关于上诉状的第一条说没有经过市政府批准，丘振良具体指明的是《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经过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批准，章程是经过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批准的，但是《股权转让合同》根本就没有送，ＸＸ深圳公司注册是1000万美金，已经投入了250万元，但是股权转让的对价只有2000港币，所以《股权转让合同》也不敢呈上去，所以是《股权转让合同》没有报批。二、《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后，双方都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规定的第一条称转让方要向受让方披露公司的财产、负债、诉讼等等，其一概予以隐瞒，受让方应该在5日内支付2000元港币的现金，但是一分钱都没有支付，双方根本就没有履行该合同，后来到了2月份就不执行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转让方确实隐瞒了重大的事实，比如2004年10月20日签署确认书，承认欠福日公司900多万元，对于这个也没有向受让方说明，后来股权在2005年2月25日被冻结，也没有向受让人说明。到2005年5月份，ＸＸ深圳公司年审的时候，陈旭作为董事长签署的年审的有关文件还是认为只有两个股东，没有天Ｘ公司，董事也没有丘振良、陈旭和詹Ｘ，合同根本没有执行。正因为如此，这三个董事不具备董事的资格，天Ｘ公司也不具备股东的资格，所以根本谈不上去履行董事的忠诚勤勉义务。而且，ＸＸ深圳公司从2004年11月3日开了一次股权转让会议后再也没有开过会，丘振良、天Ｘ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和任何的文件，也没有投入一分钱。
福日公司答辩称：福日公司对于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列明的事实无异议。福日公司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丘振良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具体如下：
一、丘振良认为ＸＸ深圳公司2004年11月3日修改后的章程没有报告深圳市政府批准，没有任何有效的法律文件认可新增的董事，其根本不具备ＸＸ深圳公司董事的资格。福日公司对此不认可，下列证据可充分证明丘振良具备董事资格：1、福日公司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九”即2004年11月3日的ＸＸ深圳公司章程，该章程已经过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审核，并加盖有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的公章。2、福日公司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十”外商投资企业变更通知书，该通知书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确认丘振良的董事身份。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和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是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深圳市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力。因此，丘振良以没有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为由，主张2004年11月3日的章程不生效，其主张不能成立。3、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3552号判决书上“被告丘振良辩称”部分，丘振良已承认自己是天Ｘ公司委托的董事（详见原审第7页至第8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依此规定，丘振良已在一审自认其董事的身份，现丘振良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其自认，丘振良的董事身份无庸置疑。
二、丘振良认为天Ｘ公司未向ＸＸ深圳公司投一分钱，该公司违法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前去变更登记，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其董事身份确实不当。福日公司对此不认可，理由如下：丘振良以ＸＸ深圳公司在未收取天Ｘ公司一分钱的情况下，就做工商变更登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外资企业的分立、合并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资本发生重大变动，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应当聘请中国的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验资报告；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应认定2004年12月9日的工商变更登记是违法的、无效的。福日公司认为：天Ｘ公司2004年11月3日加入ＸＸ深圳公司既不属于分立、也不属于合并、更未导致ＸＸ深圳公司发生资本重大变动，ＸＸ深圳公司的注册资本依旧是1000万美元，未发生资本重大变动，只是属于股东及出资比例变动。故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不属于要聘请中国的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验资报告的情形。福日公司还认为：ＸＸ深圳公司2004年12月9日的工商变更登记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丘振良所述的ＸＸ深圳公司向深圳市工商局骗取变更登记。天Ｘ公司从2004年11月3日起未投入一分钱资本，丘振良作为ＸＸ深圳公司的董事，为何迟迟不采取向未出资的股东催收资本。丘振良显然是未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董事勤勉义务。
三、丘振良认为，原审判决在认定其是ＸＸ深圳公司董事问题上存在重大失误，导致该判决的法律适用不妥，有关让其承担补充责任的判决应予撤销。福日公司对此也不能认同。如上所述，2004年11月3日的修改章程已经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批准；2004年12月9日的工商变更也经深圳市工商局盖章确认，不存在是欺骗所致。丘振良否认是ＸＸ深圳公司的合法董事，其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并无不妥，丘振良应承担补充责任。
四、丘振良提交的《致合议庭函》的附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法院应当不予采纳。现有证据充分证明，天Ｘ公司作为ＸＸ深圳公司股东，经过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核准，且丘振良、黄雄贵在一审中也认可了天Ｘ公司是ＸＸ深圳公司股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
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一期增资由陈旭、柯ＸＸ增资，第三期由天Ｘ公司增资”。丘振良、黄雄贵关于增资的陈述属于不实陈述，丘振良、黄雄贵作为ＸＸ深圳公司董事，对陈旭、柯ＸＸ、天Ｘ公司三位股东均具有催缴增资的勤勉义务。丘振良、黄雄贵虽由天Ｘ公司委派，但丘振良、黄雄贵作为ＸＸ深圳公司的董事，对三位股东均具有催缴增资的勤勉义务。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催缴出资的股东进行区别对待，并未规定公司的董事仅需向委派方而无需向非委派方催缴出资。至于丘振良、黄雄贵陈述的陈旭、柯ＸＸ未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信息披露以及支付转让价款等事宜，属于另案法律关系，应当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丘振良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黄雄贵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中黄雄贵对陈旭的有关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判决；2、判令福日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黄雄贵不是天Ｘ公司的股东，之所以被天Ｘ公司派往ＸＸ深圳公司担任董事，只是受朋友之托且不拿报酬地凑数挂名，也仅仅是参加了一次于2004年11月3日召开的会议，会后再无过问和参加过该公司的任何活动。
二、ＸＸ深圳公司根本没有收到天Ｘ公司一分钱投资款，天Ｘ公司2004年11月3日以后再也没有参与过该公司的任何活动，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被批准为ＸＸ深圳公司的董事，我未获得任何被任命为董事的文书凭证。既然如此，黄雄贵当然不会自我多情地自认为是ＸＸ深圳公司的董事。
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黄雄贵既然不是Ｘ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董事，也不是天Ｘ公司的人，黄雄贵没有义务去督促天Ｘ公司向Ｘ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缴纳投资款。再说，八、九年过去，根本也没什么人再向黄雄贵提过这个事，黄雄贵也早就忘记了。
四、根据我国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外资企业的重大变动及其工商登记变更，是要经过原审批机构批准，投资款项也是要经过中国会计师的验证后，才能变更登记的。既然天Ｘ公司没投一分钱，那么2004年12月9日的深圳工商局对ＸＸ深圳公司的变更登记是根据什么？相关人员如果有不法行为，是不是要作相应处罚？不管怎么说，这个所谓的变更包括把我登记为董事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五、既然ＸＸ深圳公司2004年12月9日的工商变更登记不具备法律效力，原审判决据此判黄雄贵对陈旭所承担债务补充赔偿责任当然也是不成立的，黄雄贵恳请二审法院能够公正地判黄雄贵无责。
福日公司答辩称：福日公司对于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列明的事实无异议。福日公司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黄雄贵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具体如下：
一、黄雄贵以挂名董事为由而提起上诉，其理由不应被支持。福日公司认为，黄雄贵以其只是应朋友之托，凑数作为挂名董事为由而提起上诉，其理由不应被支持。黄雄贵在担任ＸＸ深圳公司董事时已年满48岁，已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和常识去判断，此事件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黄雄贵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理应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二、黄雄贵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是ＸＸ深圳公司的董事。福日公司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八”上有两处黄雄贵作为董事的签名。福日公司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十”外商投资企业变更通知书，该通知书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确认黄雄贵的董事身份。黄雄贵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是ＸＸ深圳公司的董事。黄雄贵称自己未获得董事任命凭证，所以不是ＸＸ深圳公司的董事。答辩人对此说法不认可，因为是不是董事，并不以得到任命凭证为前提。
三、黄雄贵在担任董事期间，未履行董事的勤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公司增资时，向股东催收资本属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义务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黄雄贵20**年11月3日起担任ＸＸ深圳公司董事，没有向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履行过催缴的义务、也没有向有关机关要求对股东的未出资行为进行查处、更没有对ＸＸ深圳公司在已出现终止情形时依法进行清算。黄雄贵存在怠于履行勤勉义务的情形。
四、ＸＸ深圳公司2004年12月9日的工商变更登记，具备法律效力。黄雄贵认为：根据我国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外资企业的重大变动及其工商登记变更，是要经过原审批机构批准，投资款项也是要经过中国会计师的验证后，才能变更登记的。福日公司对此不认可，理由如下：1、2001年2月13日，ＸＸ深圳公司经深圳市外商投资局批准成立。2001年深圳市机构改革，深圳市外商投资局已被撤销，此后由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作为审批机构。福日公司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九”即2004年11月3日的ＸＸ深圳公司章程，该章程已经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审核，并加盖有深圳市保税区管理局的公章。2、天Ｘ公司于2004年11月3日，受让陈旭、柯ＸＸ各25.5%的股权，成为ＸＸ深圳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外资企业的分离、合并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资本发生重大变动，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应当聘请中国的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验资报告；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之规定，天Ｘ公司成为ＸＸ深圳公司的股东，既不属于分立、也不属于合并、更未导致ＸＸ深圳公司发生资本重大变动，ＸＸ深圳公司的注册资本依旧是1000万美元，只是属于股东及出资比例变动，是不需要聘请中国的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验资报告的。
福日公司认为，ＸＸ深圳公司2004年12月9日的工商变更登记，既有行政机关的审核，又无程序上的瑕疵，因此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黄雄贵对陈旭所负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有事实依据的。
综上所述，福日公司认为，黄雄贵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2004年10月25日，转让方陈旭、柯ＸＸ与受让方天Ｘ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的相关内容为：1、陈旭、柯ＸＸ分别将各自持有的ＸＸ深圳公司25.5%的股权分别以港币1000元转让给天Ｘ公司，天Ｘ公司应当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5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给转让方；2、《股权转让合同》经签约双方签字盖章，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各有关管理部门审批后生效。二、无证据显示《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审批，也无证据显示天Ｘ公司已向陈旭、柯ＸＸ支付股权转让款，对此各方当事人表示认可。
本院认为：由于丘振良、黄雄贵只是针对原审判决第二项提起上诉，视为各方已服从原审判决第一、三项判决，本院对该两项判决不另作审理。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丘振良、黄雄贵是否应当对陈旭的相关出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体涉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规定：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所谓董事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管理公司、经营业务，履行职责时，必须代表全体股东为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当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以公司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置于公司利益至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列举了七种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具体包括：挪用公司资金；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违反公司章程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交易；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擅自披露公司秘密；第（八）项采用了概括性的规定，将其他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纳入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也是对公司董事忠实义务的要求。所谓董事的勤勉义务，这是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的董事必须履行的一项积极义务，要求董事负有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来处理公司事务的义务。勤勉义务要求公司董事在行使职权时应当以一定的标准尽职尽责管理公司的业务，违反该义务的董事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在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难以判断董事在经营决策时是否尽到了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同时董事的勤勉义务具有主观性，所谓“合理”、“勤勉”的界定并不明确。经营活动具有风险性，决定了不能把所有的经营不利后果，都归结于董事未尽勤勉义务，对于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未作具体规定，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是对勤勉义务的具体要求。以上分析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未对董事的勤勉义务作为明确规定，因此无法判断未催缴股东出资是否属于违反了董事勤勉义务的法律要求。原审判决认为丘振良、黄雄贵未催缴股东出资，违反了董事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应对股东没有出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综上所述，本院对丘振良、黄雄贵上诉关于其不应承担对陈旭的未出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对原审判决第二项即丘振良、黄雄贵对陈旭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判决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3552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35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丘振良、黄雄贵对陈旭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判决。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658元，由原审被告陈旭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658元，由被上诉人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 明 演
审判员 高 江 南
审判员 朱 萍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希（兼）
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挪用公司资金；
（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