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拱商初字第1016号
原告：伍国良。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军民、郑婧。
被告：杨迪虎。
被告：黄法康。
原告伍国良诉被告杨迪虎、黄法康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2015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国良及其委托代理李军民，被告杨迪虎、黄法康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因故未达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杨迪虎于2013年10月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将杭州市下城区横堂子巷7号拆迁安置和国家经济补偿等事宜委托被告杨迪虎全权办理，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杨迪虎支付人民币15万元。2013年1月13日，被告杨迪虎将上述事宜委托被告黄法康办理，被告杨迪虎和被告黄法康签订承诺书，约定被告杨迪虎将款项及时支付给被告黄法康，被告黄法康承诺做好拆迁补偿之事，此后，被告黄法康先后收取原告现金及礼品营养品计42万元，然而有关拆迁安置事宜至今未办。两被告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人民币57万元，并赔偿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10月9日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2015年9月25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人民币47万元，并赔偿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10月9日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杨迪虎答辩称，1、原告起诉状陈述的其与答辩人于2013年10月签订协议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与原告签署协议书的时间系2012年10月9日；2、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委托事宜已于2013年5月31日终止，同时，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杨迪虎不能在三个月内完成伍国良委托的上述事宜，扣除第（三）项招待费用2万元人民币外，其余13万元人民币一次性返还给伍国良。根据该约定，答辩人已与原告结清了原告支付给答辩人的15万元。3、答辩人未将原告委托的事项转委托给黄法康，答辩人仅介绍黄法康与原告认识，之后原告与黄法康达成新的委托关系，有黄法康于2013年1月9日出具的承诺书为证，原告陈述的转委托内容与事实不符。综上，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委托关系已解除，且答辩人也与原告结清了15万元款项，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黄法康答辩称，1、原告同杨迪虎签订了协议，但答辩人并未签订上述协议，也没有收到原告57万元款项，故无须偿还原告57万元款项；2、原告与杨迪虎所签的协议书中全部委托事项中，杨迪虎没有全部转委托给答辩人，杨迪虎只是让其帮忙协助领导在《拆迁安置房改房申诉书》上签署意见，答辩人也履行了相应义务，原告最终能否取得拆迁房取决于原告实际情况是否符合拆迁安置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答辩人为履行义务花费了时间精力，收取了杨迪虎10万元报酬和原告部分差旅费、咨询费。3、答辩人未收取原告主张的现金及礼品营养品42万元，答辩人实际收到杨迪虎现金10万元，原告交通费5000元、咨询费1万元及两次营养品，均为应得报酬，不应返还。4、答辩人并非向原告提供法律服务，原告的相应主张无事实依据。另，原告系因自身原因导致安置房未能分配，属于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关于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但仍应支付相应报酬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协议书一份、承诺书二份，证明二被告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规定，侵害原告权益；
2、收条七份、情况说明一份、会员资料一份，发票五张、产品订购单二份，证明二被告从原告处收取现金及礼品营养品。
3、足浴店发票一份及证明一份，证明被告黄法康在足浴店消费由原告支出的情况。
4、名片三张，证明被告杨迪虎、黄法康的身份。
5、收条复印件六份，证明原告和二被告之间款项往来的情况。
被告杨迪虎质证称，证据1协议书无异议，承诺书系黄法康出具给原告，与其无关；证据2中日期为2012年10月9日和12月21日其出具的收条无异议，其他收条及证据2其他证据均与其无关；证据3与其无关；证据4中对杨迪虎身份无异议，黄法康的身份不清楚；证据5黄法康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27日的收条所涉款项是伍国良支付给黄法康的，后来已返还给伍国良；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21日的收条证明其与伍国良帐已结清，剩下7000元已交给眭德锁。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21日的收条真实性无异议，其他黄法康出具的收条真实性无法判断。
被告黄法康质证称，证据1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协议书合同相对方是伍国良与杨迪虎，与黄法康无关，而且协议书内容不是法律服务合同，只是普通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委托合同可以有偿，不违反法律规定。承诺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承诺书已明确杨迪虎需向黄法康支付15万元报酬，也明确黄法康承诺只要杨迪虎将余款5万元付给黄法康，黄法康才承诺配合伍国良做好工作，只是尽协助的义务，说明黄法康提供的系普通服务而不是法律服务。证据2中日期为2012年10月9日的收条与黄法康无关；对日期为2012年10月12日及2012年12月21日的收条无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该4万元款项系杨迪虎与黄法康个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日期为2012年12月21日的收条与黄法康无关；2013年1月13日、2013年2月14日、2013年3月24日、2013年6月25日的收条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均是黄法康多次协助伍国良后取得的合理报酬；对2013年2月4日第三人出具给伍国良的收条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系伍国良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杨迪虎向本院递交收条、确认书共八张，证明杨迪虎已与伍国良结清了案涉15万元款项的事实。
原告伍国良质证认为，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12日、2012年12月21日、2013年2月6日的收条其不知情，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27日的金额为2万和3万的无异议，确认书上签名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是受胁迫情况下出具；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17日、2014年3月21日、2012年12月21日的收条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被告黄法康质证认为，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21日的收条与其无关，其他无异议。
被告黄法康向本院提交申诉书及领导指示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黄法康已协助杨迪虎在伍国良取得其申诉书上要求妥善处理的领导签署意见及黄法康协助义务已全部完成的事实。
原告伍国良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杨迪虎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
经审查，本院对原告伍国良提交的证据1、2、4、5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杨迪虎、黄法康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其证明力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内容予以综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因被告黄法康不认可其真实性，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伍国良向本院提交申请书，申请本院调取黄法康于2012年至今在佳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的全部消费记录及全部开具发票的记录详情。本院经评议对原告的申请予以准许。佳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向本院回函称，自2013年3月至2014年9月，黄法康在该公司未产生消费记录，故不存在这期间的发票开具记录。
被告黄法康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1、向杭州市下城区信访局调取就伍国良拆迁安置补偿事宜的协调会议记录及会议人员签到表；2、向杭州市下城区信访局调取伍国良已取得经济适用房的相关文件。本院对被告黄法康的申请予以准许，但后续黄法康未按法庭要求持法院开具的协查函前往调取相关材料，且相关材料与本案的事实查明与实体处理并无具体关联性，经评议不再调取相关材料。
结合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原告伍国良就委托被告杨迪虎办理房屋拆迁安置与国家经济赔偿等相关事宜与被告杨迪虎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原告伍国良支付被告杨迪虎总金额50万元，其中预付协调费用15万元，分两次支付给被告杨迪虎，于2012年10月9日支付10万元，于2012年11月8日支付5万元；杨迪虎在办理相关事宜过程中，接待费用总控制在2万元之内；被告杨迪虎尽力在2013年1月9日办理原告伍国良的委托拆迁安置、国家经济赔偿事宜，在原告伍国良正式拿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杭州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的落实政策的官方文件，并正式取得国家经济赔偿款项后，原告伍国良一次性支付被告杨迪虎35万元；若被告杨迪虎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原告伍国良委托办理上述事宜，扣除合同约定的招待费用2万元，余款13万元一次性返还给原告伍国良。合同签订后，原告伍国良分别于2012年10月9日和2012年12月21日向被告杨迪虎交付款项10万元、5万元，被告杨迪虎出具收条认可收悉上述款项。
2013年1月13日，被告黄法康向原告伍国良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就原告伍国良拆迁补偿事宜配合原告伍国良做好工作，帮助原告伍国良取得拆迁房和过渡费补偿。2013年6月25日，黄法康再次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载明：伍国良委托本人出面协商之事，本人六月份与政府协调确定基本解决方案，争取七月份能与政府协调到位，伍国良能得到实际补偿利益。
另查明，黄法康分别于2012年10月12日、2012年12月21日收取杨迪虎款项10000元、40000元，黄法康出具收条认可收悉上述款项。2013年1月27日，黄法康出具收条两份，认可收到伍国良代黄法康垫付的款项计5万元。2013年1月13日、2013年2月14日，黄法康收到伍国良价值35520元、20390元的营养品，2013年3月24日、2013年6月25日，黄法康分别收取伍国良费用及交通费10000元、5000元，黄法康出具收条认可收悉相关物品或款项。
2013年2月8日，伍国良出具确认书一份，内容载明：伍国良确认杨迪虎付给黄法康10万元，代杨迪虎垫付给黄法康的5万元也已分两次返还给伍国良，经双方协商伍国良与杨迪虎签订的协议延迟至2013年5月31日。
还查明，2014年3月12日，伍国良出具收条，认可收到杨迪虎33000元，杨迪虎承诺剩余17000元于2014年3月底之前付清。后，案外人睦德锁出具收条，代伍国良向杨迪虎收取7000元，伍国良认可上述事实。2015年1月5日，伍国良出具材料，载明“原件遗失，5万资金结清，10万由杨迪虎交黄法康，经伍国良确认”等内容。
本院认为：原告伍国良与被告杨迪虎签订的委托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杨迪虎承诺在2013年1月9日前完成原告伍国良委托事宜，逾期未完成应返还原告伍国良13万元。根据被告杨迪虎提交的伍国良出具的确认书，双方同意延迟完成委托事宜履行时间至2013年5月31日。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伍国良已按约向杨迪虎交付15万元前期协调费用，但杨迪虎并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委托事宜，故应依约返还伍国良相应款项。伍国良2015年1月5日出具的材料明确载明，其与杨迪虎之间5万元资金已结清，10万元款项由杨迪虎经伍国良确认交付黄法康，且杨迪虎也提交了伍国良或伍国良认可的案外人睦德锁出具的收条，应认定杨迪虎已依约履行了返还款项义务。
黄法康分别于2013年1月13日出具承诺书，承诺帮助伍国良拿到政府合法纪要或拆迁房和过渡费补偿，2013年6月25日再次出具承诺书，承诺七月份协调到位，伍国良能得到实际补偿利益。并先后收取了杨迪虎经伍国良确认转交的10万元及价值55910元的礼品、10000元咨询费及5000元交通费，但其并未履行承诺的相关事宜，未完成相应的委托事务，其收取的报酬应予以返还，故本院对原告伍国良主张被告返还17091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被告杨迪虎在接受原告伍国良委托后，委托被告黄法康办理相关批文事宜，并，相应转委托事宜已经原告伍国良同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之规定，转委托经同意的，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被告杨迪虎直接或间接将收取原告伍国良的15万款项中的10万交付给被告黄法康，故应对被告黄法康返还原告伍国良10万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
原告伍国良主张其还以现金方式、购买保健品等方式向被告黄法康支付现金83万元，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故本院对其相应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伍国良主张两被告共同支付自2012年10月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其相应主张与其交付款项的数额及时间不符，利息计算方式也缺乏法律依据，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判令被告黄法康支付以17091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原告伍国良起诉日即2015年4月10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杨迪虎对其中100000元本金计算的利息部分承担共同返还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法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伍国良款项17091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7091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4月10日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杨迪虎对被告黄法康应返还款项中的10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以100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4月10日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共同返还责任；
三、驳回原告伍国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485元，由原告伍国良负担2583元，由被告黄法康负担1902元，被告杨迪虎对被告黄法康负担部分在1175元范围内承担共同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颜晓杰
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
代书 记员 谢燕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