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杭拱商初字第1521号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
负责人：郑学筠。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蓉蓉、陈真。
被告：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国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刘潇江。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或斐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8月19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13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周蓉蓉、陈真到庭，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潇江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审理。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因公安机关对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涉嫌骗取贷款一案立案侦查，本院对本案裁定予以中止审理。后因中止事由消灭，本院于2014年10月13日决定对本案予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4月1日，被告与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xf201304-0001、0003的《销售合同》各一份，约定：付款方式为“月结105天”；违约责任：如逾期付款，应按合同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按逾期金额的每天千分之一支付逾期利息；其中通信设备产品总价为2513.61万元，光模块产品总价为1500万元，合计总价4013.61万元。2013年4月25日，被告向飞泰公司出具两份收货确认单，明确收到上述《销售合同》项下的全部产品。2013年4月26日，飞泰公司向被告开具了39份增值税发票，发票金额合计4013.61万元。2013年5月8日，经飞泰公司申请和原告确认，飞泰公司将其对被告的应收账款总额4013.61万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向飞泰公司发放融资款项3000万元；同日，飞泰公司向被告出具两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和一份《商业发票》及其附件，《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飞泰公司已将2013年4月1日签署的第sxft201304-0001、0003号贸易／服务合同项下的全部应收账款债权均转让给原告，唯有被告根据原告的付款指示向原告或其指定收款代理人的监管账户付款方能解除被告在发票项下的债务。《商业发票》明确：原告已取代飞泰公司成为本发票项下应收账款的合法债权人，被告只有按照以下方式向原告或原告指定代理人付款方能解除被告在发票项下的债务：若采用汇款方式支付的，应在付款到期日前将款项付至原告的34×××05保理专户或付至飞泰公司在原告滨江支行开立的账号：79×××14；付款到期日为2013年8月9日，发票金额为4013.61万元，发票清单与飞泰公司向被告开具的上述销售合同项下的发票一致。当天，被告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盖章确认收到上述通知书和商业发票并同意按通知要求付款。2013年5月8日，原告根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及其附件等协议向飞泰公司支付了款项3000万元。但在2013年8月9日付款到期后，被告未依约支付应收账款，已构成违约。根据被告盖章确认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应收账款4013.61万元，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应由被告承担违约金和支付付款到期日之后的利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债权本金40136100元并支付违约金2006805元及利息（自2013年8月9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的利息按照每天千分之一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答辩称：1、原告表明撤回对起诉状中原所列的被告飞泰公司的起诉，而飞泰公司在保理业务中所涉的对被告的应收帐款，被告已经全部付清，被告于2013年5月7日向飞泰公司支付货款1500万元，于2013年5月24日向飞泰公司支付货款25136100元，所以原告主张的应收帐款40136100元已经不存在了。2、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原告在起诉状中所列的另外四个被告，而被告斐讯公司在本案中应该列为第三人。被告虽在一份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的回执上的盖章，但被告不能成为原告请求权基础的相对方。原告并没有给被告通知，是飞泰公司通知被告让被告把款打到哪个帐号，被告就在通知回执在上盖了印章，这是被告给飞泰公司的回复，并不是给原告的回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这份通知不构成承诺。被告不清楚飞泰公司与原告是什么关系，原告基于合同关系起诉被告是错误的。3、原告对被告提起诉请是因为飞泰公司没有还原告保理融资款，飞泰公司和原告的合同关系中，只是涉及到债权人和债务人就第三人向谁履行的约定，但第三人并不是一定要向债权人履行约定。本案涉及的应收帐款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原告以金融借款合同起诉被告没有法律根据的。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3年5月8日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商业发票》和《商业发票清单》、2013年4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sxft201304-0001、0003《销售合同》及对应的《收货确认书》，证明飞泰公司通知被告其已将2013年4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sxft201304-0001、0003两份销售合同项下的全部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并明确付款到期日、商业发票清单、付款帐户以及被告只有按照约定的付款方式向原告或原告指定的代理人付款方能解除被告在发票项下的权利、义务，被告也明确收到通知书等材料并承诺按要求付款。2、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保理发票清单》、《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及其附件《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买方及额度清单》、《委托收款及账户质押协议》、《保理融资回单》、《银行对账单》，证明飞泰公司将其对斐讯公司的应收账款4013.61万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向飞泰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即原告已支付债权转让款，打款单能证明原告已经将3000万元保理融资款付给飞泰公司。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又提交如下反驳证据（与本案属同一业务类型，2013年3月5日发生并在2013年5月7日履行完毕）：1）2013年1月4日签订的编号为sxft201301-0001、0002的《销售合同》各1份，收货确认单2份，2）2013年3月5日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和《保理业务发票清单》各1份，3）2013年3月5日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2份，《商业发票》1份，《商业发票清单》1份，4）《中国光大银行保理融资回单》1份，《中国光大银行手续费回单》1份，账号为79×××14的对公账户对账单1份，《中国光大银行买方还款回单》及相应入账凭证各1份，以上四组证据共同证明飞泰公司于2013年3月5日将其对被告的应收账款4011.36万元转让给原告，被告收到《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并确认转让事项，承诺按通知要求付款后，原告向飞泰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保理融资款；在2013年5月7日（付款到期日2013年5月8日前），被告依约向飞泰公司在原告滨江支行的监管账户79×××14汇入3300万元，原告依约扣除融资款3000万元，本次业务全部履行完毕。因此，被告提交的1500万元付款凭证的证据是用于偿还之前的应收账款，与本案无关联性，另提交的2513.61万元付款凭证也并非按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支付（且飞泰公司向被告的供货金额远远不止转让给原告的应收帐款），故不能解除被告应承担的在案涉应收账款项下的债务。
被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只要有被告盖章，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于2013年5月7日和5月24日已经将相应的应收帐款付清，当时原告和飞泰公司拿着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来盖章的时候，落款日期都是空白的，日期是后补的，他们过来时称要和银行作融资业务，需要办手续，所以要被告对应收帐款进行确认；被告盖好章后，所有材料都是给飞泰公司的，没有法律规定次债务人在获悉银行与保理债务人有保理融资业务关系的，就必须将款付到原告账户上，被告也没有相关的合同义务；该组证据也没有约定被告必须向原告支付应收帐款的义务，被告在通知上的盖章是针对飞泰公司并不是针对原告，因此被告没有法定义务和合同义务将这笔款支付给原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组证据表明的是飞泰公司和原告的合同法律关系，合同中也注明这是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如果原告收不到应收帐款还是要向飞泰公司追要的，权利义务始终是发生在原告与飞泰公司之间的，并不是被告与原告之间的。保理业务是对未来权利的设定，收不到钱不能向次债务人要款，要向债务人要款，原告和飞泰公司之间的约定与被告没有关系，哪怕被告知道这个约定不付款给原告，也没有法律可以追究被告的责任。对证据3、该组证据是第一次看到，对于上面有被告盖章的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支付1500万元是针对被告与飞泰公司4月1日签订的销售合同，没有证据证明这1500元款是支付之前保理业务的应收帐款的，对其中的销售合同的真实性需要核实。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1500万元记帐回执和相对应的增值税发票，2、2513.61万元的记帐回执和相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共同证明被告已支付本案所涉的应收帐款。
原告质证如下：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与飞泰公司另有经营业务，2513.61万元是支付另外业务关系的货款，与本案无关，1500万元是支付前面保理业务的应收帐款，被告所付的款与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书都不吻合，所以与本案无关，被告与飞泰公司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即使支付了也不符合债权转让通知书上面的条件，也不能认定其已经支付本案所涉的应收帐款。
被告在庭审后又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销售合同，证明该两份销售合同项下的货款29613600元和1050万元与本案没有关系，该两份合同项下的货款被告也早已付清，被告提供的2513.61万元及1500万元的付款凭证与该两份销售合同是无关的，该两笔款就是用于支付本案所涉的保理业务的应收帐款的。2、审计报告，证明被告与飞泰公司之间的所有买卖合同的应收帐款被告均已付清。3、冲帐证明，证明另有1600万元的款被告没有支付是因为倪小永被抓后没有发货，被告已将发票做了红字冲抵。4、飞泰公司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材料，证明原告向飞泰公司申报的债权是2824842.85元。
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证明力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汇款凭证与本案无关联，付款时间及放贷时间与本案均无关系，与原告与飞泰公司所做的第一笔保理业务的相关附件也不相符。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审计报告的依据是被告单方面提供，不构成审计；即便被告与飞泰公司存在复杂的借款关系或多付款给飞泰公司的情况，也与本案无关，不能以此对抗因应收帐款债权转让合同关系而合法取得债权的原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清楚，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认为这是管理人给原告临时债权的确认，原告所得的债权转让款是4000多万元，要求飞泰公司回购的是2800多万元；被告当时也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被告应当是考虑到如果本案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保理业务的应收帐款债务而进行的申报。
在诉讼过程中，本院向飞泰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调查了飞泰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业务住来情况，飞泰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向本院提供了一份财务明细，飞泰公司的财务表明被告还尚欠原告应收帐款84606018元。被告质证认为：破产管理人提供的财务明细恰恰能证明被告与飞泰公司之间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两份销售合项下的1500万元的货款及2513.61万元的货款均已付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4013.61万元没有依据。
根据上述原告提供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3月1日，原告与飞泰公司签订一份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有：1、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光大银行作为保理商，在基础交易合同卖方将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应收帐款转让给自己的基础上，向卖方提供的综合性金融服务。2、在应收帐款转让给光大银行后，光大银行应享有卖方在该应收帐款被转让前所享人的一切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应收帐款的转让都不得解释为光大银行承担了卖方与买方基础交易合同下的任何义务，卖方应继续履行其在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3、对于转让给光大银行的应收帐款，卖方必须履行应收帐款转让通知的义务。此处所称的应收帐款转让通知是指卖方采用商业发票上列明的形式或其它形式向买方合理指明应收帐款已经转让给光大银行，并要求买方仅向光大银行支付应收帐款款项以及只有向光大银行支付应收帐款才能解除买方在基础交易合同中的付款义务的书面通知。4、无论何种原因，在已转让的商业发票到期日后30天内，光大银行尚未收妥全部款项的，光大银行有权将未收妥的应收帐款进行反转让。5、在卖方违约的情况下，光大银行有权按照本协议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将已转让给光大银行但买方尚未付款的应收帐款进行反转让，卖方保证立即无条件退还光大银行提供的贸易融资，并承担光大银行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在卖方未能足额退还上述款项前，光大银行有权不将应收帐款反转让事宜通知买方，该应收帐款上的一切权利仍属于光大银行所有。同日，原、被告签订一份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买方及额度清单，清单中表明的买方名称即为被告斐讯公司，保理融资额度为3000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飞泰公司向原告提供了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合同号分别为sxft201304-0001、sxft201304-0003，合同金额共计4013.61万元），收货确认书，商业发票清单，表明将其对斐讯公司4013.61万元的应收帐款转让给原告。同时，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发出两份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两份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根据我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支）行于2013年3月1日签署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我司与贵司之间于2013年4月1日签署的第sxft201304-0001、sxft201304-0003号贸易合同项下产生的全部应收帐款债权均转让给中国光大银行叙作保理业务。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支）行已取代我司成为上述应收帐款的合法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支）行亦正式委托我司为其对上述应收帐款的指定收款代理人。贵司唯有按照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支）行的付款指示向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支）行或其指定的收款代理人付款方能解除贵司在上述应收帐款项下的债务。自即日起，我司向贵司出具的所有商业发票上均将载有下列条款：根据我司与中国光大银行签署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支）行已取代我司成为本发票项下应收帐款的合法债权人。贵司只有按照以下方式向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支）行或其指定收款代理人付款方能解除贵司在发票项下的债务：如贵司采用汇款方式付款，请务必于应收帐款到期日将款项付至：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分（支）行、帐户名称中国光大银行分（支）行、帐号34×××05保理专户，或者，将款项付至中国光大银行指定收款代理人以下帐户：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滨江支行、帐户名称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帐号79×××14。除非中国光大银行向贵司另行出具书面通知并告知中国光大银行与我司的保理业务关系已终结，贵司均须按照上述付款指示付款。特此通知，请贵司在本通知书上签章确认并邮寄或传真至中国光大银行分（支）行”。被告在该份通知书的落款处加盖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并在落款处承诺“我司确认收到本通知并将按照本通知要求付款”。两份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落款时间均为2013年5月8日。同日，飞泰公司还向被告发送一份材料，材料的台头写明为“商业发票”，材料中表明的主要内容有“上述货物发货后，我司已向贵司发出下列增值税发票，发票的开票日期为2013年4月26日，发票金额为40136100元，请贵司于2013年8月9日之前（付款到期日）支付上述货款”。材料中一并列明有“应收帐款转让声明”，“应收帐款转让声明”的内容与前述的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的主要内容一致。被告也在该份商业发票的落款处加盖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也在落款处承诺“我司确认收到本商业发票并将按照本通知要求付款”。商业发票的落款时间也为2013年5月8日。2013年5月8日，原告向飞泰公司发放了3000万元的保理融资款。飞泰公司未按约向原告归还保理融资款。之后，被告也未按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约定的应收帐款4013.61万元。
本院认为，原告在与飞泰公司发生保理业务过程中，飞泰公司将其所有的对被告的应收帐款债权40136400元转让给原告以叙作保理业务，该事实明确。根据原告提供的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商业发票的约定，被告承诺还尚欠飞泰公司货款（应收帐款）40136400元，并承诺将所欠飞泰公司的40136100元货款支付至原告的帐户或原告指定的帐户，否则不能解除被告应负的40136100元的债务。对此，被告认为其已向飞泰公司支付了40136100元的货款，并提供了相关的付款凭证。但被告提供的付款凭证中，其中一份2513.61万元的付款凭证，其内容表明款不是付至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约定的帐户，还有一份1500万元的付款凭证反映的付款时间是发生在2013年5月8日之前。两份付款凭证均不能证明被告已按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约定及承诺向原告支付所欠款。故不能免除被告应向原告承担的支付40136100元应收帐款的义务。被告未按约向原告付款，还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应收帐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仅约定飞泰公司将应收账款的债权进行转让，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无相应的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应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支付欠款40136100元、并承担从2013年8月9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431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59317元，由原告自负12110元，被告负担24720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小林
人民陪审员 杨荣发
人民陪审员 王爱国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周 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