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苏0611行初383号
原告江苏爱浦克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港闸区幸福新城11幢1182室。
法定代表人ＸＸ，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戴建华，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鑫，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凌建华，职务局长。
应诉负责人陈珏新，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调研员。
委托代理人陈新，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王祥，男，1991年8月16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毕丽华，南通市崇川区时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赵新明，男，1961年11月3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原告江苏爱浦克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浦公司）不服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通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于2017年12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12月11日向被告南通人社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王祥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因赵新明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爱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戴建华，被告南通人社局的负责人陈珏新及委托代理人陈新，第三人王祥的委托代理人毕丽华，第三人赵新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0月10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编号2017B14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爱浦公司将位于港闸区幸余路北福禧路东幸福路南工地的平整土地、清除杂草事项承包给第三人赵新明，王彦系第三人赵新明雇佣来平整土地的拖土车驾驶员。2017年4月2日，王彦下班回家，途经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道星湖大道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后送至南通瑞慈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于4月13日死亡。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认定王彦和另一方当事人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虽然原告爱浦公司与第三人赵新明签订的协议工期至2017年3月31日结束，但第三人赵新明称不记得该工程具体结束日期及2017年4月2日王彦是否到该工地上班，但至第三人王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之日，王彦驾驶的推土机仍在原告爱浦公司工地。根据调查，可以认定2017年4月2日王彦从幸余路北福禧路东幸福路南工地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属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告爱浦公司作为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王彦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认定为工伤。
原告爱浦公司诉称：1.原告爱浦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将位于南通市××闸区幸××路××路东××路南工地的场地平整承包给第三人赵新明，并委托工地代表顾金贵与第三人赵新明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工期自3月21日至3月31日。协议签订后，第三人赵新明安排包括王彦在内的人员进行施工，并于3月31日完成全部承包事务，第三人赵新明的工作人员全部撤出工地，但推土机临时存放在工地。4月1日，南通弘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祥公司）的设备、材料、人员已全面进场，王彦不可能在场地进行平整作业。故王彦在事发当日不可能在原告爱浦公司的工地工作。在王彦与原告爱浦公司不存在用工关系，第三人王祥没有证据证明王彦事发当日在原告爱浦公司的工地下班的情况下，被告南通人社局错误推断王彦从案涉工地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从而错误认定为工伤。2.第三人王祥在王彦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第一时间与第三人赵新明联系，而第三人赵新明于2017年8月才知道，显然不符合常理。第三人王祥未在第一时间，而是在王彦发生事故后四个月才申报工伤，是因为道路监控仅能保存数月，导致王彦的行踪无法从监控中调取，造成被告南通人社局错误判断。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编号2017B14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诉讼费由被告南通人社局负担。
原告爱浦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爱浦公司系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
2.限期举证告知书、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南通人社局错误认定原告爱浦公司为承担王彦所受事故伤害的工伤保险责任主体。
3.协议、第三人赵新明出具的《说明》、弘祥公司所作《说明》、施工安全日志、回复函，证明第三人赵新明承包的工程于2017年3月31日竣工，弘祥公司于4月1日进场后，没有弘祥公司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在工地上施工，更没有他人在场地上平整场地。
4.证人证言，证明2017年4月1日以后，原告爱浦公司的工地平整工程已经竣工，王彦已不可能在该工地干活。
被告南通人社局辩称：1.根据被告南通人社局的调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2017年4月2日王彦在原告爱浦公司的工地上干活，事发后，王彦的推土机仍然在原告爱浦公司的场地上，原告爱浦公司称平整场地工程已竣工，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在举证期内拒不举证或举证不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爱浦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7年12月22日，被告南通人社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明事实方面的证据
1.工伤认定申请表、变更申请，证明工伤认定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及提出的主张及理由。
2.证据清单，证明第三人王祥申请工伤认定时向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交的证据。
3.身份证复印件、睢宁县公安局姚集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户口注销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授权委托书、工商注册信息，证明工伤认定双方当事人主体合法。
4.建设项目用地信息公示牌、录音资料及通话单，证明王彦2017年4月2日在原告爱浦公司处工作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5.通公交认字[2017]第S0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王彦发生事故的时间属于合理的时间、路线以及承担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
6.路线图、租房合同，证明王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地点在下班途中。
7.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证明王彦受伤的结果。
8.弘祥公司的回复函、中标通知书，证明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主体不是弘祥公司，而应当是原告爱浦公司。
9.原告爱浦公司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包括回复函、协议），证明原告爱浦公司将工程承包给第三人赵新明，第三人赵新明雇佣王彦在原告爱浦公司处工作。
10.被告南通人社局对第三人赵新明、顾金贵、冯华、陆某、毕丽华所作调查笔录，证明第三人赵新明承包原告爱浦公司的工地平整工程，第三人赵新明雇佣王彦从事推土工作，工程结束的时间记不清了；陆某4月2日请王彦干其它活，王彦因在原告爱浦公司处工作而没有应诺。
二、证明程序合法的证据
1.工伤认定申请表；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3.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及邮寄凭证；4.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邮寄凭证。以上证据证明行政确认程序合法。
三、法律法规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
第三人王祥述称：原告爱浦公司将南通市港闸区幸福路南福禧路东工地的场地平整作业承包给第三人赵新明，第三人赵新明安排王彦等施工人员完成承包事项。2017年4月2日，王彦在该工地工作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王彦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原告爱浦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原告爱浦公司称平整场地已经竣工，但一直未能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请求驳回原告爱浦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祥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赵新明未发表意见，也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爱浦公司对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供的证明事实方面的证据2、9无异议，对证据1中工伤认定申请表认为内容记载虚假，2017年3月31日场地平整工作结束，王彦不可能在该工地工作；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爱浦公司系工伤认定的责任主体；对证据4中公示牌无异议，但对录音资料认为通话人员未到庭作证，且未提供录音原始载体，录音中马平板车师傅、陆某、张振海并未明确王彦在原告爱浦公司工地工作，不能达到被告南通人社局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事故认定书确认王彦负事故同等责任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租房合同期限已经届满；路线图缺乏事当时的监控佐证；对证据7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南通人社局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0中第三人赵新明的调查笔录认为制作时仅有记录员在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顾金贵、冯华的调查笔录都明确陈述不清楚；毕丽华的调查笔录，恰恰说明电话录音存在严重瑕疵。对证据程序合法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王祥对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认为事故认定书已经民事审判法院确认并据此作出民事判决，同样应当作为认定工伤的依据，王彦去世后，其生活物品仍在租赁的房屋内，说明租房合同在继续履行过程中。第三人赵新明对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供的证明事实方面的证据10中其被调查的笔录认为当时仅有记录员在场，且其当时未戴老花眼镜，没有看清楚，就签了字。对其他证据未提实质异议。
被告南通人社局、第三人王祥对原告爱浦公司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爱浦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中协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爱浦公司的证明目的，对第三人赵新明出具的说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明与录音内容明显不一致，对起诉时提供的弘祥公司的说明，没有加盖印章，当庭提供的说明虽然加盖了印章，但印章上只写工程内部联系用，不发生外部关系，对企业施工安全日志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没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记录也不齐全；对证据4两位证人的证言认为内容不真实，且与企业施工安全日志相矛盾。第三人赵新明对原告爱浦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的证据依法确认其效力。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爱浦公司将南通市港闸区幸余路北福禧路东工地的场地平整作业承包给第三人赵新明，第三人赵新明安排王彦等施工人员完成该承包项目，2017年4月2日，王彦在从该工地工作下班途经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道星湖大道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王彦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原告爱浦公司提供的证据2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3、4互相矛盾，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位于南通市××闸区幸××路××路东××路南的土地系原告爱浦公司的生产厂房项目工地。2017年3月21日，原告爱浦公司委托工地代表顾金贵与第三人赵新明签订协议，约定将案涉工程的工地场地平整承包给第三人赵新明，时间从2017年3月21日至3月31日完成，一次性包干计2万元整，结束付款。第三人赵新明招用王彦至案涉工地从事推土工作。
2017年4月2日19时45分左右，王彦从案涉工程下班回租住地南通市通盛花苑，途经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道星湖大道路口时发生交通事故，后送至南通瑞慈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于4月13日死亡。5月9日，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作出通公交认字[2017]第S0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彦承担该事故的同等责任。
2017年8月2日，第三人王祥向被告南通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南通人社局于同日予以受理，并于8月9日对弘祥公司作出《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告知弘祥公司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提供证据材料及拒不举证的法律后果。8月14日，弘祥公司提交了回复函、中标通知书，主张弘祥公司2017年4月2日前（含4月2日）未组织任何挖土机驾驶人员进场并施工，无人联系过王彦参加该项目施工作业，与王彦无任何利害关系。8月15日，第三人王祥申请将工伤认定被申请人变更为原告爱浦公司。8月16日，被告南通人社局对原告爱浦公司作出《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告知原告爱浦公司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提供证据材料及拒不举证的法律后果。9月7日，原告爱浦公司提交了回复函、协议，主张其已将案涉工程的平整土地、清除杂草事项承包给第三人赵新明，原告爱浦公司与王彦无任何利害关系等。10月10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编号2017B14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10月12日邮寄送达原告爱浦公司。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爱浦公司是否为适格的工伤保险责任主体；2.王彦所受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上下班途中”。
关于原告爱浦公司是否为适格的工伤保险责任主体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由此可知，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工伤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为了规范一些特殊行业、领域的劳动用工乱象，保障劳动者受到职业伤害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济，在用人单位将工程或业务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来规避劳动法上用工主体法律责任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不必须以存在实际劳动关系为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将工程或者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发生事故伤害，劳动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将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作为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上述规定即是针对用工单位违法分包业务，随之将用工行为和用工责任违法转移而作出的特别规定，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劳动者不因非法用工而丧失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避免用工单位通过非法分包行为逃避所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这些规定同时表明，在特殊情形下，认定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不必然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实际劳动关系为前提。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原告爱浦公司将案涉工程的场地平整作业分包给第三人赵新明，第三人赵新明将王彦招至该工地工作。原告爱浦公司作为具备用工资格的用工单位，违反法律规定将案涉工程的场地平整作业发包给第三人赵新明，被告南通人社局据此认定原告爱浦公司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原告爱浦公司试图通过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来规避劳动法上用工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显然不应获得支持。
关于王彦所受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上下班途中”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人社厅函[2011]339号）第一条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上下班途中”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对”上下班途中”的审查主要是针对王彦上班时间及行驶路线是否合理的审查。
首先，关于王彦下班时间是否合理的问题。合理时间通常情况下是指职工为了正常上下班，在必要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和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之间的时间。衡量合理时间要综合考虑单位与职工住所之间的距离、路况、交通工具、季节气候变化等因素，遵照日常的生活经验作出客观合理的判断。诚然，对于上下班时间是否合理的审查是以劳动者存在上下班事实为前提。原告爱浦公司提供了顾金贵与第三人赵新明签订的《协议》、施工企业安全日志以及证人单某、夏某出庭作证，试图证明案涉工程已于2017年3月31日竣工，王彦2017年4月2日发生交通事故时不可能是从原告爱浦公司工地下班途中。对此问题本院认为，第一，从第三人王祥在行政程序中提供的录音资料、被告南通人社局对证人陆某所作调查笔录来看，王彦2017年4月2日仍在案涉工地工作。虽然王彦4月2日与陆某通电话过程中仅说明”在城北工地上的活还没干完”，未指明系原告爱浦公司的工地，但符合一般人对话的常情。原告爱浦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彦除原告爱浦公司工地外还同时有其他工地在施工作业。况且，王彦作为自带推土车作业的推土车驾驶员，其推土车仍在原告爱浦公司工地，同时期在其他工地推土作业也与常情不符。第二，虽然《协议》约定的工期为2017年3月21日至31日，计十一天，但原告爱浦公司当庭陈述具体开工日期为3月23日，最迟为25日，即使按照3月23日开工计算，4月2日也是工期的最后一天。更何况，根据录音资料有关证人的对话，反映王彦在3月25日开始到工地工作。第三，施工企业安全日志与两证人的证言互相矛盾。原告爱浦公司提供施工企业安全日志以及申请两证人出庭作证，系为证明案涉平整场地作业已于3月31日竣工，弘祥公司于4月1日进场后没有其他单位和个人在工地上施工。其中施工企业安全日志4月1日的记载当中有”左彬的挖机在临时道路上午铺砖屑，下午又安排一台挖机进场配合做临时道路，瓦工砌工地西侧临时围墙7人，任磊的小挖机干工地入口大门处临时道路”等内容，而两证人均陈述4月1日没有看到挖土机及工人砌围墙，临时道路已修好。第四，原告爱浦公司关于工程款支付的问题前后陈述相互矛盾。原告爱浦公司在起诉状及当庭陈述均主ＸＸ整场地的工程款2万元已于3月31日支付给第三人赵新明，第三人赵新明亦当庭陈述2万元工程款系于3月31日当晚现金支付的。但原告爱浦公司工地代表顾金贵在2017年9月8日被告南通人社局所作调查笔录中陈述工程款没有支付，拿工程款时需要开票。而第三人赵新明当庭陈述拿工程款时没有开票，也没写收条，这明显与正规公司的财务报支制度不符。综合以上几点，原告爱浦公司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不能证明其主张，被告南通人社局认定王彦2017年4月2日从原告爱浦公司工地下班并无不当。虽然第三人赵新明陈述王彦在工地的工作时间为8时至17时，按小时计酬。王彦发生交通事故时间为19时45分左右，地点在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道星湖大道路口，从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地点以及距离王彦居住地的路程综合分析，王彦发生交通事故时间尚在上班合理时间范围。况且，工地作业按小时计酬，为赶工期，不排除王彦下班时间并不固定。原告爱浦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事发当天王彦下班时间明显不合理。
其次，关于王彦下班行驶路线是否合理的问题。合理路线通常情况是指职工经常居住地与单位生产经营场所或住所地之间必要的路线。王彦租住南通市通盛花苑，工作地点在南通市××福禧路东，发生交通事故××地点为××经济技术开发区××道星湖大道路口，根据王彦下班回家的行驶路线，结合南通市道路交通实际状况来看，事故发生地点处在王彦从工作地点到家的合理路线之中，行驶路线并不存在不合理绕道的情形。基于以上理由，结合交警部门认定王彦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王彦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以上责任交通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被告南通人社局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至于原告爱浦公司提出事故责任认定不当问题，原告爱浦公司并未能提供足以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爱浦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苏爱浦克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江苏爱浦克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帐号：46×××65）。
审 判 长 齐海生
代理审判员 巴静涛
人民陪审员 朱晓红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洁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