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民初字第11104号
原告杨东，女，1947年11月6日出生。
原告陈妍，女，1979年9月7日出生。
以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万欣，北京市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号。
法定代表人胡盛寿，院长。
委托代理人魏以桢，男。
委托代理人屠迅，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东、陈妍诉被告中国医院科学院阜外医院（以下简阜外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原告杨东，原告杨东、陈妍之委托代理人万欣，阜外医院之委托代理人屠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东、陈妍诉称：2010年7月6日，患者陈永祥（原告杨东之夫，陈妍之父）到阜外医院急诊就医，胸部CT提示“主动脉夹层”，次日住院。7月9日行介入腔内覆膜支架植入术，7月15日被告通知患者出院。但很快患者因反复感染在其他医疗机构就诊，均诊断为菌血症，并且明确病灶很有可能在主动脉支架。原告与阜外医院反复联系，但其拒不承认。2011年2月14日，患者再次入住阜外医院，但其仍然拒绝承认感染病灶在植入的支架，予以保守治疗。2011年3月1日通知原告出院。2011年5月4日，患者因持续性血色素下降去中日友好医院就诊，行胃镜检查示食管损伤并出血，转入阜外医院外科ICU，2011年5月27日去世。
原告认为，阜外医院在对患者诊疗过程中存在重大医疗过错，直接造成患者死亡的结果，依法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赔偿原告以下损失：1、医疗费189456.47元；2、死亡赔偿金845410元（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2014年度可支配收入49730元，按照17年计算）；3、丧葬费34760.50元（按照北京市2013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69521元／年，以6个月总额计算）；4、住院伙食补助费5150元（按照50天／天标准，以患者住院103天计算）；5、交通费2500元；6、护理费63436.76元。以上赔偿款要求阜外医院按照40%进行赔偿，即456285.49元。另外阜外医院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并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承担鉴定费、诉讼费。
阜外医院辩称，我们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按照常规进行了相应检查和治疗，整个诊疗过程符合诊疗规范。医疗费应该扣除患者治疗原发疾病部分和医保部分。交通费原告主张数额过高，交通费的主张依据是以治疗疾病及就诊发生为准，原告前往其他医院治疗要求我们承担，我们不认可，我们仅认可在我院治疗发生的交通费。关于原告杨东的护理费是不存在的，其是退休人员，没有误工损失。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不同意赔偿。关于责任，应考虑原告的原发疾病严重情况。患者在出现情况后，在外院多次治疗，拒绝相应检查，导致损害进一步扩大的损失不应该由我们承担。我们的医疗行为即便存在过错也不是故意行为，不同意原告要求赔礼道歉的请求。
经审理查明：患者陈永祥（以下简称患者）出生于1947年7月23日，2011年5月27日死亡，原告杨东系患者之妻，双方生育一女，即原告陈妍。
根据患者在阜外医院的住院病历记载：患者2010年7月7日以“腰背部疼痛1年余”为主诉住院，入院诊断：StanfordB3型夹层，高血压病，左房扩大，心功能Ⅱ-
Ⅲ级（NYHA分级）。入院期间在全麻下行主动脉覆膜支架置入术，7月15日出院。出院建议事项：1、全休6个月，注意休息，预防感冒，避免过度疲劳或情绪激动，合理饮食，戒烟限酒。2、按医嘱服药3个月，注意控制血压。3、门诊随诊，3-6月后复查，如有不适随时就诊。
患者出院后出现发热等症状，多次在中日友好医院、友谊医院等门诊及住院治疗。2011年1月28日患者在阜外医院急诊就诊。根据病历记载：主诉“黑便2天，呕吐4.5小时”，诊断：呕血、黑便待查；上消化道出血可能大；主动脉夹层；介入腔内覆膜支架植入术后，高血压病。2011年1月30日经血管中心会诊，认为患者呕血量大，有主动脉支架植入病史，不排除纵膈感染引发消化道出血可能性，暂按消化道出血治疗，同时控制血压，严密观察出血情况，积极检查出血原因，向家属交代病情及风险，如确为消化系统原发出血，建议到综合医院消化科治疗，今日由内科请外院消化科会诊，外科随诊。2011年1月30日患者无心悸、无头晕及黑曚、无腹痛。北大人民医院消化科会诊意见：上消化道出血诊断明确，可以转入人民医院消化科进一步治疗。
2011年1月30日患者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病历记载：结合入院前3次CTA检查结果，综合考虑上消化道出血诊断明确，食管病变所致可能性大，主动脉食管瘘不除外。鉴于胃镜检查风险大，检查过程中可能出现大出血，甚至造成夹层破裂，难以抢救，危及生命。患者及家属要求暂不行胃镜检查。胸部CT回报示夹层动脉瘤支架植入术后，考虑主动脉弓水平支架旁出血，支架旁气体密度影，感染所致可能性大。2011年2月14日嘱其出院，建议其至阜外医院进一步针对性治疗。
2011年2月14日至2011年3月1日原告在阜外医院住院治疗，病历记载：患者以“主动脉腔内支架置入术后7月，黑便、呕血17天”为主诉入院。入院诊断：介入腔内覆膜支架植入术术后，消化道出血，高血压病。出院建议：1、全休6个月，注意休息，预防感冒，避免过度疲劳或情绪激动，合理饮食，戒烟限酒。监测大便常规、血常规，复查CT。2、按医嘱服药3月，注意控制血压。3、门诊随诊，3-6月后复查，如有不适，随时就诊。
2011年5月4日至2011年5月27日原告在阜外医院住院治疗，病历记载：患者以“持续血色素下降1.5月并行胃镜检查发现食道出血”为主诉入院。入院诊断：介入腔内覆膜支架植入术术后；高血压病；反流性食管炎；食管溃疡并出血；食管息肉样增生；浅表性胃炎；菌血症；纵膈感染的可能性大；结肠息肉电切术后；左侧大隐静脉剥脱术后；右侧腹股沟斜疝修补术后；肝囊肿；右肾囊肿。患者支架术后反复呕吐，黑便2011年5月4日于外院行胃镜时食道有出血点，并给予钳夹止血，入ICU后给予置入胃管，给予营养液自胃管（注）入，禁经口进食，同时给予静脉营养，患者在外院有血培养金葡菌、厌氧菌病史。住院期间于5月11日行升主动脉至双髂动脉搭桥术；降主动脉部分切除术；纵膈感染灶清除术；食道修补术。2011年5月25日行介入食道覆膜支架植入术，术后第1日神志清，禁食水，胃肠减压，面罩吸氧。5月27日，患者左侧胸腔突然涌出大量鲜红色液体，量约600ml，血压测不到。经临床抢救无效后于当日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介入腔内覆膜支架植入术术后；纵膈感染；反流性食管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慢性浅表性胃炎。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
本案在立案之前，经原告申请，阜外医院同意，由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法源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认为：1、送检材料记载显示，患者腰背部疼痛病史1年余，2010年5月22日赴南京游玩时再次出现腰背部疼痛，经胸部CT检查示主动脉夹层，2010年7月7日急诊收入阜外医院。故从病史介绍反映此次发病已有近两月。复阅送检影像学片，见患者主动脉夹层病变累及降主动脉的腹主动脉段，病变范围广泛，主动脉病变程度重，已丧失正常主动脉的解剖学形态，符合StanfordB3型的诊断特点。
主动脉夹层是主动脉异常中膜结构和异常血流动力学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临床上及其凶险的疾病，患者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急性期死亡率高达80%，根据《主动脉夹层腔内治疗指南》（2008年版），目前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替代传统的开放手术已成为一种趋势，且裂口距左锁骨下动脉开口1.5cm以内的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已不是修复术的禁忌症。
2、审查送检病历材料，患者2010年7月7日第一次收入阜外医院，医院对其作出临床入院诊断具有依据，入院后根据检查结果和患者病情拟订手术治疗方案，与患方进行术前告知，签署手术同意书等，符合临床诊疗规范。手术过程顺利，术中造影，破口完全封住，术后患者于2010年7月15日出院。
病历材料反映，患者出院后2010年8月4日开始出现发热症状，体温高达39.4℃，从而就诊于中日友好医院门诊，经运用头孢类抗生素，效果不佳，体重逐渐下降。
3、送检病历材料反映，患者因在中日友好医院门诊治疗效果不佳而于2010年8月20日收入该院住院治疗。入院后经血培养示金黄色葡萄球菌（＋），予以敏感药物抗菌治疗，体温降至正常后2010年9月3日出院。
病历材料反映，患者于2010年11月29日收入北京友谊医院，临床症状以“间断发热伴乏力，全身肌肉酸痛1月，加重4天”为主诉。入院后经血培养示厌氧菌（＋），且胸腹部增强CT显示主动脉弓水平主动脉管腔周围可见气体影，血常规检测示血色素进行性下降，消化道出血、便血（＋），经予以敏感抗生素治疗后，二次复查血培养（-），于2010年12月27日出院。
患者出院1个月后，于2011年1月28日以“黑便2天，呕吐4.5小时”为主诉前往阜外医院急诊治疗，经院内检查及会诊，认为不排除纵膈感染引发消化道出血的可能性。2011年1月30日邀请北大人民医院消化科会诊，认为上消化道出血诊断明确，可转入该院继续治疗。
2011年1月30日患者入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胸部CT考虑主动脉弓水平支架旁出血，支架旁气体密度影，感染所致可能大；其消化道出血考虑食道病变所致可能性大，主动脉食道瘘不除外。经抗感染对症治疗，潜血（-），2011年2月14日嘱出院赴阜外医院进一步针对性治疗。
以上住院治疗病史表明，患者于2010年8月20日-2011年2月14日期间，以发热，菌血症为主要特点，继而出现消化道症状及大便潜血（＋）；二次住院胸腹部CT见支架旁气体密度影并于人民医院判断支架术后感染所致可能性大，主动脉食道瘘不除外。
4、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常见并发症主要有内漏、继发A型夹层、中风、截瘫。而植入物（支架）感染属于少见并发症，但产生的危害性非常大，可继发导致支架移位、内漏、主动脉-
食道瘘和夹层动脉瘤体破裂等，其不良后果严重，临床保守用药难以根治，而手术治疗风险极大困难，临床死亡率高，故就目前临床医学而言，植入物感染仍然是难以完全避免发生的不良并发症，一旦感染后果极其不佳，预后差。
植入物感染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白细胞增多、C反应蛋白升高等非特异性症状，CT检查显示主动脉周围和覆膜后程度不等的渗透液积气影可供诊断参考。由于对该并发症临床尚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且《指南》、教科书也缺乏相应的描述，故临床诊断困难，因此目前学术上专家共同的观点是加强预防、包括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提高患者抵抗力。而主动脉食管瘘是一种极其少见的预后非常凶险的疾病，主动脉夹层支架植入术后并发主动脉食管瘘更为罕见，常因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继发感染未得到良好控制，病情不断发展，炎症侵袭食道所致。故积极对原发术后植入物感染的对症治疗，对防范该并发症具有一定作用。
5、送检病历材料显示，2011年1月30日患者因消化道出血经阜外医院初步诊断及会诊后，转入人民医院接受住院治疗。人民医院在对患者诊治后，对其支架旁气体密度影考虑感染所致可能性大，并于2011年2月14日出院且当日再次转入被告阜外医院诊治。阜外医院对其消化道出血予以诊断和建议行相应检查，对于感染予以相应的抗生素治疗，后根据外院胃镜检查结果对消化道病变做出判断。本次住院期间病程记载“向家属反复交待病情，家属表示理解，选择保守治疗”，然而法院来函明确因未有患方签字，医方应承担不利后果；基于以上来函说明，表明医方在治疗方式的告知方面存在不足，影响对于继发感染的手术治疗实施时机。2011年3月1日患者病情稳定出院。就本次住院诊疗而言，医院病历中对于患者在外院住院治疗检查见术后反复感染、菌血症（＋）以及胸腹CT检查结果未予以记载，因此在全面分析判断患者病情方面具有影响作用，提示医院在询问现病史方面以及对植入支架继发感染的警觉存在不足，也在明确诊断支架植入继发方面迟缓。
6、审查送检病历材料，患者2011年5月4日第3次收入阜外医院，此次入院前曾赴外院行胃镜检查，对食道出血行钛夹治疗，后考虑与支架置入术有关而转入阜外医院ICU。此次医院病史对于支架植入术后的病情演变记载较详细，但入院诊断方面仍未考虑支架植入继发感染的可能性。入院后医院根据细菌培养结果诊断主动脉夹层术后纵膈感染，拟行手术治疗并与患方进行沟通，履行手术同意书签署手续，并于2011年5月11日实施手术。此次手术切开胸腔主动脉，取出覆膜支架，清除炎症感染组织，修补食道，在手术记录和术前准备方面，符合临床规范治疗要求。但病程记录也显示，术后患者胸腔炎症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虽经胸腔引流、运用药敏抗生素以及对症治疗措施，但经检查仍存在食道纵膈胸腔瘘，2011年5月25日实施食道腔内覆膜支架置入术，但术后第2天，患者左侧胸腔突然涌现出大量鲜红色液体，医院抢救后效果不佳并于2011年5月27日再次大量出血而医治无效死亡。2011年5月25日手术记录显示，术中有被邀请的外院消化科医生，根据被鉴定人病情，聘请消化科专家会诊对于该手术的顺利进行具有积极意义，但现有病历材料中未发现相关会诊记录，故院方在病历书写规范方面存在不足。
本案患者死亡后因未实施尸检，以致无法在病理学上明确患者左侧胸腔大出血的原因，也无法评价医院2011年5月11日手术的治疗效果，对判断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不利的影响作用。就现有的病历记载，患者符合因动脉性出血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的特点，而动脉性出血的原因无法评价。
综上所述，患者生前罹患主动脉夹层病变程度重，病变范围广，本身属于非常凶险、死亡率高、临床治疗难度大的疑难复杂病例，临床对此疾病诊断明确，予以腔内覆膜支架治疗符合临床规范要求。患者术后出现的覆膜支架植入物感染，本身属于非常少见，但具有灾难性结果的并发症，医院在预防性运用抗生素方面，在麻醉前及术后予以舒普深预防感染。患者出院后反复出现发热病情，主要赴外院门诊及住院治疗，未见按医嘱返阜外医院复查诊疗的医学记载，对于阜外医院系统全面的诊疗术后并发症具有一定影响，此外，2011年8月4日至2011年2月14日期间对患者的临床诊疗均未能做出明确支架植入物感染诊断，说明该并发症的临床诊断具有一定的困难性，但可以指出的是，患者感染病情在此段时期呈现逐渐加重的趋势。
阜外医院在第3次收住患者诊疗期间，未能全面系统收集术后病情演变诊治病史，在诊断支架植入物继发感染方面存在迟缓，且在告知手术治疗方面缺乏医学证据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对病情的有效手术治疗产生不利作用；使病情得以进一步发展，消化道出血情况加重。因此，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对于患者病情发展，出现死亡结果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患者第4次收入阜外医院，医院的诊疗行为基本符合临床规范，但关于会诊的病历书写不规范，因死亡后未能实施尸检，故本次鉴定无法明确患者临终动脉性出血的原因，也无法评价医院手术治疗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关于损害后果中所负的参与度的评定，实际上属于目前临床法医学领域中最具有争议的工作，本次鉴定认为评定其本质是建立在鉴定人内心判断基础上的一种学理性观点，不能与审判确定民事赔偿程度完全相同，是供法官审判和确定民事赔偿的一个考虑依据，本案鉴定人认为责任参与度需要考虑的因素有：（1）患者自身所罹患主动脉夹层病情的严重性、广泛性以及该病情治疗的困难性；（2）医院实施覆膜支架治疗符合指南规范要求，而支架植入物感染非常少见，目前临床仍难以避免；（3）医院在麻醉前及术后使用了抗生素进行预防性治疗；（4）术后患者出现继发感染病情在外院治疗的影响因素；（5）患者赴阜外医院第二次住院期间继发感染已发展为较为明显的程度，医院在此时期就诊断和手术治疗告知方面存在的过错以及对病情继续发展的不利影响；（6）本案未能实施尸体剖验的因素。本案参与度评价困难，本次鉴定人拟评为C级（理论系数值为25%，参与度参考范围为20-40%）。
原告对上述鉴定意见无异议，但认为阜外医院按40%承担责任。
阜外医院不认可鉴定意见，认为患者在出院时没有感染迹象，在出院后患者没有直接到该院就诊，不是阜外医院延误其治疗，不应承担责任或较轻的责任。第2次病历记录有完善术前准备，证明阜外医院已经开始术前准备，并非像鉴定意见中认为的未做相关准备。
阜外医院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出庭过程中回答了阜外医院的异议。
原告在阜外医院首次住院手术，以及出院后因感染引起的各种症状在阜外医院急诊、门诊及住院，在中日友好医院、人民医院、北大医院以及望京医院、南湖社区医院门诊、住院所发生的医疗费，经其单位报销，自负170381.48元。此外原告在阜外医院住院进行手术，需自费购买覆膜食管支架，支付7720元；未经报销的门诊医疗费、救护车费共计1354.99元。原告称其医疗费中还包括阜外医院住院期间请外院医生手术支付了1万元，但未开具票据。阜外医院认为，原告在阜外医院以外的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与医疗损害无关，不应承担；外请医生手术属实，但费用系患者家属直接支付给医生的，数额不详。
为证实交通费，原告出示了北京市出租车专用发票，金额共计2506元，称系陪同患者就医、鉴定、诉讼所发生。阜外医院认为上述费用很多均发生于患者住院期间，家属的交通费不属于赔偿范围。
为证实护理人员的误工费，原告提供北京聚点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中联永信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误工证明2份，载明杨东系北京聚点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会计，每月工资为3500元。自2010年7月6日至2011年7月10日期间，因其夫陈永祥患病需护理及去世后办理丧葬事宜，共请假209.5天，扣发工资43712.63元；陈妍为北京中联永信科技有限公司职工，因照顾其父扣发工资19724.13元。原告称患者住院期间由二原告轮流陪护，原告杨东虽已退休，但一直被聘任从事会计工作。原告还提供杨东、陈妍与其二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阜外医院认为，患者住院期间在监护室，不需陪护，原告主张两人陪护与事实不符；误工损失应提供完税证明等证据，否则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其计算标准符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标准，住院天数亦在实际天数范围之内。
本案鉴定费12000元由原告垫付，出庭费1000元由阜外医院垫付。
另查：患者生前为镇城居民。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910元，2013年度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69521元。本案在当庭调解过程中，阜外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向原告口头赔礼道歉，表示医生其实已经尽力，医生不希望出现患者死亡的结果。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原名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在本案诉讼期间名称变更。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病历资料，鉴定报告，医疗费报销分割单，医疗费、救护车费、交通费、鉴定费、质询费票据，劳动合同，误工证明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或者有其他未充分尽到诊疗、告知义务的行为，应认定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法院委托进行的司法鉴定，当事人对于鉴定意见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根据鉴定意见，阜外医院在对患者的诊疗行为中存在未能做出明确支架植入物感染诊断，未能全面系统地收集术后病情演变诊治病史，在诊断支架植入物继发感染方面存在迟缓，且在告知手术治疗方面缺乏医学证据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对病情的有效手术治疗产生了不利作用，从而使患者的病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医院的过失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失参与度考虑为次要。阜外医院的反驳意见，不足以推翻上述鉴定意见。故本院认定阜外医院应对患者死亡承担40%的侵权赔偿责任，并按该比例赔偿因患者死亡造成原告的各项损失。
原告在阜外医院首次住院手术，以及出院后因感染引起的各种症状在阜外医院急诊、门诊及住院，在中日友好医院、人民医院、北大医院以及望京医院、南湖社区医院门诊、住院，以及购买覆膜食管支架、乘坐救护车所发生的医疗费，其自负部分应属与医疗过错相关的合理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在阜外医院住院期间请外院医生手术支付的费用，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阜外医院主张医疗费不合理的部分，无法证实与术后感染不存在关联，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包括患者就医以及陪护所发生，但陪护人员乘坐出租车往返医院则缺乏必要性。本院根据患者就医以及陪护情况，对合理的交通费酌定为1000元。
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其计算标准符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费标准，住院天数亦在实际天数范围之内，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就其主张的护理费，未提供需2人护理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患者的病情，应当认定其住院以及门诊就诊过程中需要1人陪护。根据住院以及门诊情况，本院对护理期酌定为5个月。就护理人员的误工费，原告所提供的误工证明不足以证实其以护理患者为由实际请假期限是否合理。本院根据原告杨东的误工证明，对护理人员误工费的标准确定为每月3500元。故护理费应为17500元。根据原告的主张以及提供的误工证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中实际包含家属办理丧葬事宜造成的误工损失。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合理部分应予支持。本院对二原告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期酌定为1周，误工损失酌定为1750元。
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属于法定赔偿项目。但原告计算死亡赔偿金依据的标准有误，导致数额错误，故应以本院核算的数额为准。原告主张的丧葬费，其计算标准、方法不违反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以上各项合理损失，由阜外医院按照40%的比例向原告予以赔偿。
患者死亡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为此阜外医院应当赔偿原告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根据医疗损害责任等因素酌定为3万元。
医疗侵权行为所侵犯的客体系患者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并非其他如隐私、名誉等抽象的人格权，因此致害人履行义务的形式，还应当以经济赔偿为主。另外，赔礼道歉的形式，并不仅限于通过文字向公众发布道歉信息；是否需要赔礼道歉，通过何种形式赔礼道歉，也要视致害人认识过错的情况。在本案当庭调解过程中，阜外医院实际已向作为患者家属的原告进行了口头道歉，而本院就阜外医院给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害，亦判决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对原告遭受的精神伤害已起到了补偿作用。故本院对原告要求阜外医院赔礼道歉的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进行的司法鉴定认定阜外医院存在次要过错，而进行鉴定系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的手段，鉴定费收取数额与过错程度无关，故本院判决鉴定费、出庭费由阜外医院负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赔偿原告杨东、陈妍医疗费七万一千七百八十二元五角九分，交通费四百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二千零六十元，护理费七千元，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七百元，死亡赔偿金二十九万八千五百八十八元，丧葬费一万三千九百零四元二角，精神损害抚慰金三万元。以上共计四十二万四千四百三十四元七角九分。
二、驳回原告杨东、陈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九千三百六十三元，由原告杨东、陈妍负担二千二百一十九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由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负担七千一百四十四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鉴定费一万二千元，出庭费一千元，均由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负担（其中一千元已交纳，余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照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赵长新
人民陪审员 周建祯
人民陪审员 刘东风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