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404民初3504号原告：常州华成电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4778021312W，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棕榈路57号。法定代表人：蒋忠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华，江苏金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陶，江苏金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国容，男，汉族，1968年12月5日生，住浙江省浦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浙江拓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州华成电工有限公司诉被告黄国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拖欠货款350001.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有业务往来。被告向原告采购各种规格的漆包线，往来过程中，被告支付了部分货款，但至今仍拖欠原告货款350001.25元未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结欠原告货款350001.25元，被告不结欠原告款项；2、基于原告2015年1月向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义乌法院）起诉第三人义乌市博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诚公司）的案件起诉标的为350001.25元，标的与本案一致，说明原告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自2015年1月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现在已经超过两年，原告诉讼时效已经丧失。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原、被告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漆包线，结算方式及期限：产品的结算方式为现金，付款期限为压一批货款（10件，约20000元左右），下一批发货付上一批货款。当被告未付清货款时，该批货物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下述文件为合同附件，为本合同原告收款依据：经原告确认后的被告订单、原告发票、出库单以及运输公司运单。合同有效期为2011年10月20日至2012年10月19日。2015年1月7日，原告将案外人博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史小红诉至义乌法院，要求博诚公司立即支付货款350001.25元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自2013年8月1日暂算至2014年12月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逾期罚息在原利率基础上加50%，计算为44625元），合计394625元，史小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义乌法院于2015年3月9日作出（2015）浙金义商初字第544号民事判决，载明博诚公司、史小红辩称博诚公司与原告之间的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博诚公司结欠货款350001.25元。查明事实部分载明：2012年10月3日、2012年11月1日，原告与博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二份，约定博诚公司向原告购买漆包线。之后原告按约交付货物。截止2013年7月30日，原告共计向博诚公司提供价值2451360.94元的漆包线，该款被告支付了2101359.69元，尚欠350001.25元。该院判决博诚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350001.25元及利息（从该案起诉之日即2015年1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史小红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博诚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称仅凭增值税发票金额来认定当事人之间的交易金额与事实不符，义乌法院认为博诚公司否认收到过货物又认可曾支付210万元款项存在自相矛盾，从而推定原告确已向博诚公司交付了245万元货的事实成立，存在擅自扩大推定适用范围的错误，本案系原告与黄国容（即本案被告）发生的买卖关系，原告与博诚公司仅系代开发票关系。该案审理期间，黄国容作为证人作证称原告与博诚公司之间不存在货物买卖合同，涉案合同纠纷系原告与其之间的纠纷。原告对黄国容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与事实不符。金华中院对黄国容的陈述真实性予以确认，后于2015年8月5日作出（2015）浙金商终字第848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载明：原告自2011年以来与黄国容之间存在业务关系，黄国容购买漆包线后，经过加工，将成品线圈供货给客户，并由原告向客户开具增值税发票。2011年10月20日，原告与黄国容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黄国容向原告购买漆包线，合同有效期至2012年10月19日。2012年10月3日、11月1日，原告与博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两份，约定博诚公司向原告购买漆包线，交货时间为每月30日前交货，交货地点为义乌市，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到付款，合同有效期分别为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30日、2012年11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2011年至2013年期间，原告一直向黄国容发送漆包线。截止2013年7月30日，原告向博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45.136094万元，博诚公司向原告转账210.135969万元。2012年期间，博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志用及其妻子史玉红向黄国容支付货款61.9万元。2011年和2012年期间，黄国容向原告指定的王雅芳账户支付了部分货款。2013年7月8日，原告向黄国容发出调价通知。金华中院认为博诚公司受黄国容的指示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剩余货款再支付给黄国容，黄国容与博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实际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人系黄国容，非博诚公司，原告要求博诚公司向其支付货款依据不足。最终金华中院判决撤销义乌法院（2015）浙金义商初字第544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9日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3237号民事裁定，载明黄国容出庭证言称其系自2011年开始与原告有买卖关系，向原告购买漆包线，做成线圈再卖给包括博诚公司在内的多个下家。因其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就由原告向博诚公司开具发票。由博诚公司付款给原告，付款从博诚公司应付黄国容的欠款中扣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博诚公司的主张和黄国容的证言与相关证据能相印证，金华中院认定与原告实际发生买卖关系的系黄国容而非博诚公司，认定基本事实有相应依据，在此基础上判决驳回原告对博诚公司及史小红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催款未着，遂于2018年7月2日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关于诉讼时效，原告称其向博诚公司起诉主张的效力及于被告，被告要求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博诚公司，被告是在该公司的要求下向原告采购产品，后因被告作为证人在金华中院作证，承认实际交易方是原、被告之间，原告为了穷尽法律手段，后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维持了金华中院的判决，原告再向被告提起诉讼，两年的诉讼时效未过。被告称本案标的350001.25元与义乌法院（2015）浙金义商初字第544号原告起诉博诚公司的标的是完全一致的，在义乌法院判决书中也载明了货款，原告要求博诚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是从2013年8月1日开始计算，说明2013年8月1日原告就已经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也就是说原告应当可以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在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下，诉讼时效应当自2013年8月1日开始计算。原告称其向义乌法院起诉效力及于被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原告明知欠款的交易对象是被告，却长达7年时间未向被告进行催款，在金华中院二审中被告承认是原告的交易相对方，但原告仍未向被告主张货款，金华中院二审开庭时间为2015年3、4月份，判决时间为2015年8月5日，时间均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后原告确认自2016年9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之日）起算3年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被告则确认自2013年8月1日起算2年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关于结欠货款情况，原告称金华中院查明事实时明确被告要求原告开具发票给博诚公司，实际上发票上载明的金额支付人是被告，博诚公司是向原告转账之后又向被告支付了61.9万元，61.9万元超过了本案诉讼标的350001.25元，博诚公司向被告支付了货款，被告应将拖欠的原告的货款支付给原告。被告称金华中院查明的事实是被告与博诚公司之间有往来，不能推出61.9万元与350001.25元存在覆盖关系。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具体金额记不清了，大概一两百万元。由于被告已经不再经营线圈生意，且时间过久，资料已经遗失。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不能认定货物交付的事实，因此通过发票金额的差额来推算被告结欠原告货款的金额是缺乏依据的。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5）浙金义商初字第544号民事判决书、（2015）浙金商终字第848号民事判决书、（2015）浙民申字第3237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起诉是否已超出诉讼时效？2、被告结欠原告货款的金额？关于争议焦点1，原、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向被告主张支付货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原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即2017年10月1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立法旨意分析，诉讼时效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制裁怠于行使权利之人，不要让自己的权利一直处于睡眠的状态。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和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旨意，本案的诉讼时效中断应从原告第一次起诉时即2015年1月7日开始，至2016年9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之日中断事由消除，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理由如下：1、起诉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起诉是权利人已经开始积极主张自己权利的一种表现。具体至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业务于2013年7月前终止，原告认为付款义务人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而致其权利受损，原告于2015年1月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诉讼行为的发生，充分表明原告在积极地行使权利、寻求司法保护。原告因主观上认识错误而错列主体，只能说明原告在诉讼上的准备不足，这与原告的实体权利请求上的诉讼时效中断并无因果关系，从而不能成为被告的抗辩理由；2、起诉引起时效中断并不以告知相对方为要件。起诉作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之一，自权利人提起诉讼时即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即以起诉为判断标准，而不是以诉讼文书送达给相对人或者相对人应当知道为要件，至于原告的起诉条件是否成熟，或是达到了法律上的起诉标准，这与诉讼时效中断无因果关系，也不是诉讼时效制度所调整的范畴。故原告第一次起诉时，被告是否对此知情不构成其抗辩理由；3、从实际情形考虑，本案中，因被告无法以其名义向原告履行相关合同义务，故要求原告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博诚公司，博诚公司亦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双方并签订买卖合同。正是由于被告在与原告业务往来过程中所提上述要求，造成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混乱，若被告拒绝澄清实际交易情况，原告亦难以依法向被告主张权利。在浙江省三级法院审理原告诉博诚公司货款纠纷案件中，被告是在二审过程中才同意配合博诚公司出庭作证陈述相关事实，故此前原告对其交易对象即付款义务人产生认知上的瑕疵，依据其掌握的证据向博诚公司主张付款义务并无明显过错，现被告以原告此前未向其主张权利作为抗辩诉讼时效事由显然有违诚信。同一请求权上的诉讼时效的中断可连续进行。被告称原告第一次起诉时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3年8月1日，说明原告认为此日前被告应支付货款，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该日起算。按照被告陈述，原告第一次起诉即2015年1月7日未超出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结合前述分析内容，至2016年9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之日中断事由消除，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且依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三年的规定即至2019年9月8日届满，故原告于2018年7月2日诉至本院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浙江省三级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证明被告结欠原告货款350001.25元的事实。理由如下：1、义乌法院已对博诚公司结欠原告350001.25元货款的事实已作出认定，后该判决虽被金华中院撤销，不能直接作为免证事实被采信，但金华中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也仅对付款义务人作出变更，并未认定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有误；2、被告在金华中院二审过程中曾作为证人参加诉讼，根据判决书记载内容，其自认与原告存在交易关系，系其指定原告将发票开具给博诚公司。被告在该次诉讼过程中并未对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提出异议。且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内容，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原告收款的依据，现原告依据发票金额与博诚公司付款金额之间的差额主张货款并无不当；3、被告辩称其与原告之间的货款已全部结清，但被告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此前被告作为证人作证时并未作出如此陈述。故被告前后陈述不一，本院不予采信；4、原、被告业务往来过程中，因被告原因致原、被告之间的相关交易票证与实际交易不符，现被告要求原告提供原始凭证以确认被告结欠原告的货款金额不尽合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黄国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常州华成电工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50001.25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551元，本院依法减半收取3275.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黄国容承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常州华成电工有限公司。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审判员  刘永丽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韩 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