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民终72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范鹏，男，197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全岭，山东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新岭，山东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东郊毛拉阔滚其镇。
法定代表人：范江明，该农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辉，新疆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鹏与上诉人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以下简称红旗坡农场）因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9民初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全岭、秦新岭，上诉人红旗坡农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鹏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撤销第三项，改判被上诉人红旗坡农场赔偿范鹏损失1347.276万元；2、判令红旗坡农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9月9日范鹏交款后，红旗坡农场出具了金额为500万元、160万元的两份交款收据”有误。事实是范鹏在2012年12月12日、13日及2013年1月10日分四次将该660万元土地补偿金支付给红旗坡农场，红旗坡农场自上述时间后一直占有使用范鹏支付的土地补偿金。二、一审判决关于范鹏的损失（即红旗坡农场赔偿额）认定不当。红旗坡农场因与范鹏所签《征地补偿协议》共收取范鹏等土地补偿金1210万元，收取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0年4月2日300万元；2011年9月2日150万元；2012年12月12日160万元；2012年12月12日180万元；2012年12月13日120万元；2013年1月10日200万元及2014年3月20日100万元。一审判决分别按2013年9月9日、2014年3月24日起计算范鹏的损失有违事实和公平。另，截止目前红旗坡农场仍在占用范鹏支付的土地补偿金，故一审判决将损失的截止日期计算至2016年4月9日亦损害了范鹏的合法权益，应计算至红旗坡农场将土地补偿金实际返还范鹏之日止。三、范鹏因《征地补偿协议》背负巨额财务费用，实际损失远远超出范鹏主张的赔偿额。2011年、2012年前后，阿克苏地区土地供不应求，红旗坡农场明知国有划拨农业用地未经批准不得转让，但为获取不法利益，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将大量农业用地违法转让。红旗坡农场通过要求受让人先行支付土地补偿金，才有资格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的方式获取包括范鹏在内的受让人的巨额资金，范鹏为此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等方式筹措资金，分别按照月息2.5%及3%的利率借款760万元，并在近几年为此支付借贷利息累计达1000余万元。综上，请求支持范鹏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红旗坡农场口头答辩称：一、范鹏上诉称其是在2012年12月12日起分四次将660万元交给红旗坡农场没有事实依据，此事实在一审中已经双方确认。范鹏上诉称1210万元土地补偿金收取时间从2010年4月2日开始亦与事实不符。2010年4月、2011年、2012年都是刘某向红旗坡农场交纳的相关费用，当时，范鹏与红旗坡农场之间并无任何法律关系。范鹏在2014年3月才与刘某达成土地转让协议，之后完成交易，故刘某的交款时间与范鹏无关。二、一审关于范鹏损失的判决确有不当，但并非范鹏上诉所称赔偿额过低，相反，一审适用50%惩罚性罚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范鹏上诉所称其通过民间借贷所获资金与红旗坡农场无关，且范鹏长期从事建筑施工，资金缺口一直较大。事实是《征地补偿协议》的签订给红旗坡农场造成巨大损失。范鹏征收的土地原为果园，红旗坡农场在收取范鹏补偿金前，已将双方协议约定的180余亩土地上的大量农户拆迁安置完毕，农户的补偿金也已支付完毕，土地已达到三通一平现状。由于范鹏未完全履行协议导致该土地后续手续未能办理，土地闲置，也使红旗坡农场遭受重大损失。综上，一审第二、三项判决与本案事实有较大误差，适用法律错误，范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红旗坡农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为红旗坡农场返还范鹏660万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为红旗坡农场不承担违约金；3、由被上诉人范鹏承担本案的上诉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约定土地面积共计184.9亩，范鹏应支付1069.6万元，但其仅交纳660万元，至今未将剩余款项支付完毕，已构成违约，一审认定范鹏交纳1210万元违背基本事实。红旗坡农场分别与刘某及范鹏签订的两份《征地补偿协议》约定的并非同一块土地，刘某将土地转让给范鹏与本案红旗坡农场与范鹏之间的《征地补偿协议》无关。同时，贺章伟受让的土地亦与范鹏不存在任何关系。红旗坡农场仅收到范鹏660万元，一审判令红旗坡农场返还1210万元已远远超出双方协议约定及范鹏实际支付的费用，损害了红旗坡农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仅依据《征地补偿协议》及范鹏提供的刘某交费票据即认定两份协议约定为同一块土地，并判令红旗坡农场返还其中刘某的转让款，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令红旗坡农场承担256余万元高额违约金无法律依据。范鹏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全部责任。首先，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系适用法律有误。本案并非买卖合同纠纷，红旗坡农场亦非买受人，且根据范鹏的行为反映出其存在重大明显过错，而红旗坡农场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双方《征地补偿协议》亦被一审法院认定无效，故一审适用上述条款存在错误。其次，一审认定红旗坡农场违约并主动适用50%罚息，判令红旗坡农场承担高额违约金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致案件缺失基本公正，且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近年下调幅度较大，并非6%，一审适用高利率违反人民银行有关利率的基本规定。三、红旗坡农场积极履行协议并因拆迁补偿而遭受千万元损失，其并无违约行为。范鹏未按约定付款，因其自身原因拒绝履行协议，构成重大违约，应承担全部责任。红旗坡农场在协议签订后已向范鹏征收土地上的农户补偿近千万元，协议约定的土地早已达到交付条件且红旗坡农场已将土地实际交付给范鹏。范鹏因经济形势变化、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等外部因素拒绝履行协议，不再支付剩余款项并表示要退还土地，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约和重大过错，理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征地补偿协议》无效，因无效协议自始无效，违约条款也应自始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清理条款的效力，是对《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错误理解。违约金条款并不是结算和清算条款，《征地补偿协议》中并无违约条款不受合同效力影响的约定，更不存在一审认定的红旗坡农场违约的情形，故一审适用法律存在重大错误。
被上诉人范鹏答辩称：红旗坡农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事实及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一、红旗坡农场称范鹏仅交纳660万元征地补偿款与事实不符。范鹏提交的五张收款凭证充分证实其支付1210万元的事实。另，刘某与红旗坡农场所签102.4亩《征地补偿协议》和范鹏与红旗坡农场所签102.4亩《征地补偿协议》约定的是同一块土地，上述两份协议中约定的土地面积、价格及位置等完全相同，刘某的证词对此也予以证实。二、一审判令红旗坡农场承担的256万元赔偿责任远低于给范鹏造成的实际损失。红旗坡农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转让划拨国有农用地是造成《征地补偿协议》无效的原因，其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范鹏因支付土地补偿金而向第三方借款700余万元并支付高额借款利息，红旗坡农场因《征地补偿协议》长期占用属于范鹏的巨额款项，势必给范鹏造成实际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红旗坡农场理应赔偿由此给范鹏造成的全部损失。三、红旗坡农场称其积极履行协议约定与事实不符。《征地补偿协议》约定红旗坡农场应在2014年12月将协议项下土地交付给范鹏，而事实上其自始至终没有交付土地。红旗坡农场主张范鹏构成重大违约于法无据。通过红旗坡农场的上诉请求，可以证实其对于一审认定《征地补偿协议》无效并无异议。合同无效，则不存在协议一方违约的事实。故红旗坡农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范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184.9亩征地补偿协议；2、判令红旗坡农场退还征地补偿款1210万元；3、判令红旗坡农场承担违约金1347.276万元（按1210万元款项分别交付的时间计算至2016年4月起诉时，按日万分之2.1的四倍计算）；4、判令红旗坡农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鹏与红旗坡农场协商，由范鹏以交纳土地补偿金的方式征用红旗坡农场农用土地用于开发建设。2013年9月9日范鹏交款后，红旗坡农场开具了金额为500万元、160万元的两份交款收据。2014年1月17日，红旗坡农场与范鹏签订两份《征地补偿协议》，分别约定：范鹏征收位于红旗坡农场园艺七分场国有土地20亩、62.5亩，范鹏一次性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面附着物补偿费每亩按80000元交纳，合计160万元、500万元；协议签订后范鹏对征收的土地享有所有权，被征用土地规划选址，土地使用相关手续由范鹏自行负责办理，与红旗坡农场无关；红旗坡农场于2014年12月30日前将土地交付给范鹏使用，范鹏不得在征收的土地上从事经营、种植活动；红旗坡农场不按范鹏要求及时移交补偿手续或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土地搬迁工作，影响范鹏行使土地管理权和使用权或建设施工，将赔偿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并承担法律责任。双方还在协议中约定了被征收土地的附着物协调处理、所产生相关利益分配等条款。
另查明：2013年11月12日，红旗坡农场与刘某签订一份《征地补偿协议》，由刘某征收位于红旗坡农场园艺七分场国有土地102.4亩，每亩征地补偿费为40000元，102.4亩合计为4096000元，红旗坡农场应于2014年12月10日前交付土地。该协议第五条约定：此土地于2010年安排在园艺六分场，因阿克苏市工业园区规划，调整到园艺七分场（酒厂以东）的土地。该合同并附红旗坡农场土地管理科的测量图及坐标。红旗坡农场于2010年4月2日、2011年9月2日分别向刘某开具了预交土地补偿金300万元、150万元的收款凭证。2014年初，刘某与范鹏协商，刘某将其与红旗坡农场订立的《征地补偿协议》中的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范鹏。双方订立《买卖协议》约定：范鹏一次性支付460万元，刘某于2014年3月24日将《征地补偿协议》转在范鹏名下。后范鹏支付了《买卖协议》中约定费用，取得了刘某的《征地补偿协议》及交款票据，并与红旗坡农场签订了102.4亩地的《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内容与刘某102.4亩地的《征地补偿协议》内容相同。
2014年3月19日，范鹏委托管新月向贺章伟银行卡汇款100万元。红旗坡农场于2014年3月20日向范鹏开具了交款人”贺章伟（注）范鹏”交纳100万元土地补偿金的收据。
上述《征地补偿协议》约定范鹏共征收土地184.9亩土地，应交土地补偿费1069.6万元。范鹏实际交纳土地补偿费1210万元，至今未获得任何土地，也未进行任何开发。
另查：范鹏与红旗坡农场订立《征地补偿协议》中约定的184.9亩土地系红旗坡农场划拨取得的国有农用土地。双方约定将该184.9亩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未取得任何规划和选址许可，亦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征地补偿协议》的性质及效力。2、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过错，被告红旗坡农场是否应退还原告范鹏交纳的款项，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关于《征地补偿协议》的性质及效力。在本案诉讼中，范鹏主张双方之间的《征地补偿协议》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而红旗坡农场主张双方之间为土地征收补偿关系。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土地实行征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非法形式转让土地。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国家，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得征收土地，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土地征收补偿关系。从双方之间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双方的权利义务实质为，范鹏支付补偿费用获得红旗坡农场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故双方之间订立的名为《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实际发生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红旗坡农场系划拨取得土地使用权，原被告未经合法程序变更农用地转用审批，即订立合同将国有农用地进行工程建设，均违反行政法规强制性规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无效。故原被告之间的三份《土地征收补偿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不具有法律效力。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可知，向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申请批准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当为土地使用权出让人的义务。本案中，红旗坡农场未履行先行审批的义务，导致其向范鹏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协议无效，具有过错。从本案的事实看，红旗坡农场不仅向范鹏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还向刘某等其他人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正是红旗坡农场的违规转让行为，促成了极不规范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交易关系。因此红旗坡农场应当退还范鹏交纳的土地补偿金，并对由此造成范鹏的损失予以赔偿。通过本案的证据审查可知，范鹏交纳的征地补偿金共计1210万元，红旗坡农场辩称范鹏仅交纳660万元补偿金的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范鹏要求红旗坡农场按日万分之8.4的利率计算损失作为违约金赔偿数额，没有依据；在诉讼中范鹏也未提交其所受损失的证据。故对其主张的违约金应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裁量。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的有偿合同在法律没有规定时，适用合同法中买卖合同的条款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了买受人违约应承担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参照罚息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系出让人过错导致合同无效，受让人主张已支付款项的违约金。根据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的民事法律原则，亦应参照上述规定予以确定。本案中红旗坡农场具有过错，占用范鹏资金时间长，造成范鹏损失大，占用期间银行基准利率多次进行调整，一审法院确定统一按照年息6%的罚息加收50%即9%计算。按交款的时间，损失计算如下：500万元×31个月（2013年9月9日-2016年4月9日）×9%÷12月/年=1162500元；160万元×31个月（2013年9月9曰-2016年4月9曰）×9%÷12月/年=372000元；300万元×746天（2014年3月24日-2016年4月9日）×9%÷(12月×30日/月）=559500元；150万元×746天(2014年3月24曰-2016年4月9日）×9%÷(12月×30日/月）=279750元；100万元×25个月（2014年3月20日-2016年4月20日）×9%÷12个月/年=187500元。上述各项合计2561250元，应由红旗坡农场予以赔偿。
综上，双方订立的三份《征地补偿协议》属无效合同，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范鹏要求解除无效的征地补偿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红旗坡农场应返还因无效合同收取的1210万元土地补偿款，因其过错对范鹏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清理条款的效力。故范鹏要求赔偿违约金的请求具有法律依据，违约金数额应依法确定。遂判决：一、范鹏与红旗坡农场签订的三份《征地补偿协议》无效；二、红旗坡农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范鹏返还征地补偿款12100000元；三、红旗坡农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范鹏支付违约金2561250元；四、驳回范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663.8元，由红旗坡农场承担97270.8元，范鹏承担72393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范鹏为证实其主张，于二审中提交两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2年12月12日收款人为王多慧、转款金额为16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一份；2、2012年12月13日收款人为贺章伟、汇款金额为120万元的阿克苏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结算业务凭证一份；3、2012年12月12日转入户名为贺章伟、转账金额为18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一份；4、2013年1月10日贺章伟出具的金额为200万元收条一份。以上四笔款项合计660万元，拟证明红旗坡农场2013年9月9日出具的两份收据项下660万元土地补偿金的具体付款时间和过程，即660万元均未直接打入红旗坡农场账户，而是根据红旗坡农场法定代表人范江明的安排转给了贺章伟或王多慧，后经多次催促，红旗坡农场才于2013年9月9日给范鹏开具660万元收据，故红旗坡农场实际占用范鹏660万元土地补偿金的开始时间分别为2012年12月12日和2013年1月10日，应当以该日期起算范鹏损失。红旗坡农场认可上述证据原件的真实性，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观点不予认可：其中三份分别是管新月给贺章伟的180万元转账申请、120万元业务申请以及贺章伟出具的200万元收条，且收条注明范鹏支付的一张延期转账支票入账后有效，无法确认上述款项是否入账，亦未收到贺章伟收条当中载明的200万元；第四份是管新月向王多慧转账160万元的业务申请书，不是转账凭证，从字面看与红旗坡农场无关，不能证明与范鹏支付的土地补偿款有关。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由于上述证据所示款项均汇入不同的个人账户且汇款时间不同，红旗坡农场并不认可其存在授意范鹏向指定个人打款的行为，范鹏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以上其向个人的汇款与2013年9月9日两份收款凭证所载土地补偿金相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第二组证据：1、范鹏向康某、罗云、范玉堂借款所形成的借条复印件三份；2、证人康某当庭作证证言。拟证明因红旗坡农场长期占用范鹏1210万元款项，致范鹏不得不向第三方借款，由此产生高额利息损失，均应计算为范鹏的实际损失。红旗坡农场质证认为，证人康某证明借款时间为2012年6月，该时间点与本案协议签订时间、出具收据确认范鹏交款时间都相差甚远，且民间借贷除借据外还应有打款凭证，故对证人与范鹏是否有借款关系不能确认且与本案也没有关联。对于另外两份借条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范鹏向罗云和范玉堂的出具的借条均为复印件，红旗坡农场不予认可，故对上述两份借条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范鹏向康某的借款，首先，证人康某的证言及借条可以证实借条出具时间为2012年6月，但于对借款交付情况，范鹏及证人均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笔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目前无法确认；其次，因借条反映的借款时间与本案双方协议签订时间、红旗坡农场向范鹏出具收据时间均无法对应，即使范鹏与康某之间存在真实借款关系，其亦不能证实该笔借款用于支付本案转让款。因此，对于范鹏与康某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及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上诉人红旗坡农场为证实其主张，于二审庭审后提交二份新证据并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据1、2011年4月11日出票人为刘某、收款人为红旗坡农场、金额24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回单）一份；证据2、2012年9月25日红旗坡农场出具的领款人为刘某、款项用途为”退多交款”、金额为644000元的付款凭证及当日农村信用社转账支票存根各一份；证据3、法院对证人刘某的调查质证笔录。拟证明红旗坡农场已于2012年9月25日将刘某超额交纳的土地款404000元及2011年4月11日刘某交纳的位于阿克苏地区温宿县迎宾路的土地款项24万元一并退还，共644000元，故刘某实际交纳土地款为4096000元。刘某向范鹏转让土地后，红旗坡农场与范鹏形成新的合同关系，两份协议约定的102.4亩土地并非同一块土地。范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红旗坡农场未提供其与刘某签订的温宿县迎宾路土地转让合同，无法证明该退款与本案相关；付款凭证的时间早于红旗坡农场与刘某征地补偿协议签订的时间，不符合逻辑；以上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根据刘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刘某与范鹏签订卖地协议后，仅将450万元交款凭证交付范鹏，由于红旗坡农场并未向刘某实际交付土地，刘某也就未向范鹏实际交付土地，故刘某向范鹏转让的仅仅是债权，红旗坡农场仍应向范鹏退还450万元。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及所证明的问题待结合对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1、2014年3月20日红旗坡农场出具的100万元”土地补偿金”收款凭证载明的交款人为”贺章伟（注）范鹏”。
2、根据红旗坡农场出具的收款凭证记载，刘某向红旗坡农场交付”土地补偿金”的时间分别为：2010年4月2日交付300万元，2011年9月2日交付150万元，共计450万元。
3、2012年9月25日，刘某从红旗坡农场领款644000元，款项用途为”退多交款”。红旗坡农场主张该款中有404000元为退还刘某案涉102.4亩土地多交款项，故其与刘某所签《征地补偿协议》履行过程中，刘某实际交付土地补偿款4096000元。范鹏对此事实不予认可。
4、范鹏与红旗坡农场均认可双方签订102.4亩土地《征地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3月。
5、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认为涉案《征地补偿协议》无效。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征地补偿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二、红旗坡农场应当向范鹏返还的款项数额；三、红旗坡农场是否应当赔偿范鹏损失及损失数额。
关于合同性质及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指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将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于受让方，受让方支付价款的协议。”根据红旗坡农场与范鹏之间订立的三份《征地补偿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述协议的实质是范鹏向红旗坡农场支付一定数额的”土地补偿费”，从而取得红旗坡农场所属相应土地的使用权用于商业目的。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对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的界定，本案双方合同约定的标的虽非出让土地使用权，但其他内容均符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基本特征。因此，一审认定上述协议名为土地征收补偿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性质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可见，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对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处分受到严格限制，即未经批准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虽然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其中2014年3月《征地补偿协议》约定转让的102.4亩土地使用权方位存在争议，但两份协议所涉土地使用权确系红旗坡农场通过国家无偿划拨方式取得，未经依法批准不得转让。红旗坡农场上诉称协议约定的土地早已达到交付条件且其已将土地实际交付给范鹏，但其并未供政府批准办理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及转让手续的相关证据，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征地补偿协议》违反国家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红旗坡农场应返还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院二审中，红旗坡农场对于其应当返还范鹏于2013年9月9日交付的两笔”土地补偿金”共计660万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4年3月20日交付的”土地补偿金”100万元，根据收款凭证的记载，该款应系贺章伟代范鹏交付，红旗坡农场应当予以返还，其上诉主张该款与范鹏无关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与刘某相关的450万元应否予以返还，本院认为，第一，该450万元涉及红旗坡农场分别与刘某及范鹏签订的102.4亩土地《征地补偿协议》。根据双方当事人主要陈述，结合证人刘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刘某通过与范鹏签订、履行《买卖协议》，将其与红旗坡农场之间的《征地补偿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范鹏，该行为得到红旗坡农场的认可，刘某就协议所涉地块向红旗坡农场预交”土地补偿金”450万元之债权同时转让给范鹏亦一并得到红旗坡农场的认可。之后，红旗坡农场与范鹏于2014年3月就同一块土地的转让订立与刘某协议内容完全一致的《征地补偿协议》。据此，可以认定，红旗坡农场与范鹏之间针对102.4亩土地的转让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该地块的面积、方位、四至及转让价款应与刘某《征地补偿协议》的约定内容一致。红旗坡农场上诉称上述两份协议标的并非同一块土地，范鹏就该地块未支付任何款项与事实不符，所作陈述自相矛盾，其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进一步证实，故本院对红旗坡农场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第二，红旗坡农场二审庭审后主张其已向刘某退款404000元，刘某就案涉协议实际交付土地补偿款4096000元。该主张虽得到刘某的证实，但由于红旗坡农场给刘某退款644000元的凭证本身无法区分退款款项的构成，而根据红旗坡农场及刘某所述，其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的土地使用权交易行为，可见红旗坡农场及刘某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且其双方均认可在本案二审之前从未向范鹏告知此事，范鹏对退款事实亦不予认可，故红旗坡农场的退款因涉及其与案外人刘某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红旗坡农场向刘某退款与本案相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红旗坡农场关于刘某就案涉协议实际交付土地补偿款4096000元的主张亦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认定范鹏于2014年3月在双方就102.4亩土地形成《征地补偿协时》向红旗坡农场支付”土地补偿金”450万元正确。综上，范鹏共计向红旗坡农场支付”土地补偿金”1210万元，因案涉《征地补偿协议》无效，以上款项红旗坡农场依法应当予以返还。
关于红旗坡农场是否应当赔偿范鹏损失及损失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无效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红旗坡农场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明知双方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仍与范鹏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并收取土地转让款，且在本案起诉前仍未依法取得转让审批手续，红旗坡农场对该协议无效负有主要过错责任，依法应当对范鹏所受损失予以赔偿。红旗坡农场上诉称范鹏因其自身原因拒绝履行合同，给红旗坡农场造成巨额损失，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且其一审期间并未针对损失问题提起反诉，故本院对此依法不予审查。范鹏主张应从红旗坡农场实际占用其660万元资金的开始时间即2012年12月12日和2013年1月10日起，按日万分之8.4的利率计算其损失，与红旗坡农场向其出具收款凭证的时间及范鹏一审庭审中主张损失的起算时间不符，也无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范鹏主张450万元按刘某交款时间计算损失亦同其与红旗坡农场签订102.4亩土地《征地补偿协议》的时间不符，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其上述主张并无不当。但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清理条款的效力并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按照有效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判令红旗坡农场承担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综合考虑本案双方过错责任、红旗坡农场收取范鹏1210万元款项并长期占用，客观上造成范鹏的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且损失延续至今，以及在此期间银行基准利率多次调整等客观因素，为避免双方当事人讼累，本院酌情按照年利率6%及具体交款时间确定红旗坡农场应当赔偿范鹏损失1724583.33元[计算如下：660万元×31个月（自2013年9月9日至范鹏起诉之日2016年4月9日）×6%÷12月/年=1023000元；450万元×769天（自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4月9日）×6%÷(12月×30日/月）=576750元；100万元×749天（自2014年3月20日至2016年4月9日）×6%÷(12月×30日/月）=124833.33元，上述款项合计1724583.33元]，并赔偿范鹏1210万元资金自2016年4月10日之后的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至红旗坡农场给付完毕之日止，以13472760元为限）。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9民初3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即：范鹏与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签订的三份《征地补偿协议》无效；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范鹏返还征地补偿款12100000元；驳回范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9民初3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范鹏支付违约金2561250元）；
三、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范鹏资金占用损失1724583.33元以及1210万元资金自2016年4月10日之后的占用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至红旗坡农场给付完毕之日止，以13472760元为限）。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9663.8元（范鹏已预交），按照一审判决比例由双方负担，即由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负担97270.8元，范鹏负担723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0865.31元（范鹏预交102636.56元、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预交68228.75元），由范鹏负担102636.56元，由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负担68228.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 敏
审 判 员 毛 惠 娟
审 判 员 买 买 提 外 力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恰德克 肯 杰别克
书 记 员 茜仁娜依卡哈热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