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4）茂化法行初字第50号
原告：卢某某，男。
原告：王某某，男。
原告：李某某，男。
原告：苏某某，女。
原告：梁某某，男。
原告：劳某某，男。
以上七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易某某，女。
被告：化州市地方税务局。
法定代表人：王新，局长。
地址：化州市北岸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男。
委托代理人：戴某某，男。
第三人：化州市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某某，总经理。
原告卢某某、王某某、李某某、苏某某、梁某某、谭晓丹、劳某某等七人诉被告化州市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确认违法纠纷一案，原告于2014年8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4年8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3日向被告化州市地方税务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等。2014年9月22日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苏某某、梁某某、谭晓丹及上述七原告委托代理人易某某，被告化州市地方税务局的委托代理人戴某某、陈某某，第三人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是第三人开发的位于化州市河西街道中山路1号化州市宏泽花园白业主。2009年至2011年，原告等分别向第三人购买了位于中山路1号宏泽花园白一套房产。合同约定由原告向第三人按总房款的5％支付办证费用（今税费），委托第三人统一办理房地产权证。原告等在2010年房屋交付使用时就已经第三人交纳了上述办证费用，但直到2013年8—10月份，第三人才向化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过户。2013年6月27日，被告向化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税收证明书，证明第三人已经代原告缴交了契税。契税完税证号分别为：（2001）粤农税字0351777号、（2001）粤农税字0351778号两张证，上面记载的填发日期为2010年12月24日，税款所属时期为2010年，两张契税完税证上的计税面积合计为30699.54平方米，计税单价为1500元／平方米，税率为3％。但是，2013年8月，第三人办理大产权的房屋面积为41026.78平方米，原告等所购买的房屋的单价分别为2500-1700元／平方米不等，第三人按合同约定的单价收取了原告的契税费用，却没有如数向地税缴交。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收取第三人代为缴交的契税时存在违法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打击逃税、不征或少征税款的行为，特向法院具状，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一、依法确认被告为第三人化州市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化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房地产权证书》，证明原告系涉案房产的业主，进而证明原告合法的主体资格。证据2、《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证明被告向化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税收证明书的事实。证据3、（2001）粤农税字第0351777、0351778号《契税完税证》，证明被告向化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税收证明书所记载的内容，进而证明被告在出具该证明书时的违法性。证据4、涉案房产的房地产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证明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房产证白层数为24层、建筑面积为41026.78平方米。
被告化州市地方税务局原辩称及补充辩称：一、原告无法定理由因我局向化州市房产管理局出具《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获得诉权。（一）该证明书是我局向受文机关即化州市房产管理局出具的一份证明文书，是行政机关相互间的平行公文，原告非受文机关，即非行政相对人。（二）该证明书只是证明原告曾因受让本案第三人化州市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屋，第三人曾统一向原契税征收机关化州市财政局交纳契税以及向被告交纳其他税费的证明材料，证明在何地方保存有交纳税费的带有号码的证单。但该证明书既未对原告在受让相应房屋时包括契税在内的应交纳税费金额的核定，也未对原告因受让相应房屋后是否欠缴税费的确认（认定）事项，更未对原告在受让相应房屋后曾因第三人统一代交纳了包括契税在内的一定税费后，原契税征收机关和被告决定是否不再审核（查）、追缴原告等纳税义务人的实际应缴税费的事项。显然，该证明书没有涉及增加或减少原告交纳税费的权利、义务，也没有涉及限制或者免除原告交纳税费的权利、义务。（三）因房地产建设和销售过程较长，现涉及商品房的各项税费收通行的征缴办法，均由开发商按销售进度自行申报交纳，商品楼销售完毕时统一申报、核定清缴。第三人化州市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宏泽花园商品房项目，也是按上述办法交纳各种税费的。因此，原告受让相应房屋后至我局出具证明书之日止，是否足额交纳了包括契税在内的各种税费，由于案涉商品房所在的项目至我局出具证明书之日止全部完成销售，其各项税费的交纳也未进入稽查阶段。原告主张第三人是按每平方米1500元交纳契税，存在逃税行为，因当时原告交纳契税时是否已订立房屋产权转让合同、合同是否生效、合同约定的房屋成交价是多少，未有相关部门和个人向我局提交（移交）相应的合同。所以，我局至作出证明书之日无法作出审查。但我局出具的证明书，并无“确认”或“决定”放弃对涉案交易房屋实际应交纳税费事项进行稽查并追缴税费。二、原告提起本诉，不具备行政起诉条件，也不属人民法院法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对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作出了明确、具体规定。其第一个条件是：“原告是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局向化州市房产管理局出具证明书，显然无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提起本诉不符合行政起诉条件。（二）现行《行政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也作出了十分明确、具体的规定。该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1、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2、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3、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4、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5、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6、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7、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8、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6）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显然，原告提起本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范围。三、原告诉请人民法院确认我局出具“证明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未提供、也未指明违反那一部法律法规，违反法律法规的那一条文。综上，受诉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
1、化州市政府契税征收职能划转会议纪要（（2010）60号），证明2011年12月31日前契税征收机关非化州市地方税务局。2、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证明告知化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本案第三人曾统一代原告申报、交纳税费，交纳税费的单证客观存在的事实。3、本案第三人统一代原告交纳税费的单证，证明被告出具《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中指明的交纳税费单证客观存在，即第三人统一代交纳税费的事实客观真实。4、本案第三人统一代原告交纳契税的单证，证明被告出具《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中指明的交纳契税的单证客观存在，即第三人统一代交纳契税的事实客观真实。
第三人化州市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述称，一、卢某某等七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房产局于2013年7月23日办理出宏泽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总证后，众业主（原告）于2013年8月9日分别向房产部门提出了房产转移书面申请，并在房产部门的房产测绘表中对其购买的房产的建筑面积、分滩面积、套内面积、分滩系数等进行了签名确认，大部分原告取得房产证后又向信用社办理了抵押贷款。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商品房必须经验收合格后才能交付使用，且要交清税费才能办理房地产转移手续。由于原告已履行了宏泽商品房的抵押贷款权利，因此，这足以证明原告（业主）已知道了被告在2013年6月为第三人向市房产局出具税收证明书办证转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且原告为打民事官司，在2014年4月10日向房产局综合档案馆查询时也已知道了被告的行为（见原告举证的税收证明书中房产档案馆的盖章日期）。也足以证明被告的发证行政行为没有侵害原告（业主）的任何权益。所以他们没有异议后才签名确认填写申请书，并转户房产及行使房产贷款权利的。因此，无论是2013年8月、9月中请转户或2014年4月查询，至原告2014年8月行政诉讼已超过了三个月时限。二、本案被告为第三人向化州市房产局出具的《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是被告内部管理措施，而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行政管理对象实施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行为。本案中，被告向化州市房产局出具《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是被告征收管理的一项措施，是办理业务时办理权限，流程和时间中最后一道程序，该证明书仅仅证明纳税人已申报缴纳的税款，是单位之间的公函往来证明，并不是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证明行为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因而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其违法是错误的。三、第三人只是依双方约定收代原告办房产证的包干办证费用，该费用并不注明含税款的。根据第三人与原告签讨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合同》，合同中均约定是按房产总款收取5％作为包干的办证费，并不约定注明含税款在内，若含税款则注明作为办证的包干税费。“税”与“费”性质含义不同，而按我国《契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契税。由于被告从未委托第三人为代收代缴原告办证时应纳的税款，第三人也误解了税与费的含义性质，如原告不认可第三人无偿代其缴纳的契税，下一步第三人则向市财政局索回该税款，再由被告向原告依法追缴。综上所述，原告起诉要求判定被告向房产局出具证明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庭审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七原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约定是按房产总款的5％收取办证费用，并不包含税款。证据2、《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及原告举证的房产证，证明原告早已知道被告作出行为的时间，并已超过了三个月的诉讼时效。证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24号发布），证明交纳契税范围、时间、标准纳税对对象（本案中是业主）等法规规定。
根据原、被告提供证据材料，经本院庭审质证，查明如下事实：
七原告于2009年4月至2011年4月间，分别向第三人购买了商品房各一套。购房时，七原告分别与第三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按照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条及《补充合同》第1条的约定：在办理房地产权证给业主（包含七原告）时的费用，第三人“按总房价的5％收取，该价为包干价。”《合同》注明“现行办理房产证的收费项目有：契税、代理费、评估费、交易手续费、房产证明费、登记费、印花税、合同备案、转移测绘费、工本费等。”随后，第三人代七原告向被告缴交了房屋销售（转让）的税费。2013年6月27日被告向化州市房产管理局出具了第三人销售房屋给原告的《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购买受让方梁某某的《证明书》编号为：（2012）0002612；购买受让方王泽锋的《证明书》编号为：（2012）0002601；购买受让方谭晓丹的《证明书》编号为：（2012）0002622；购买受让方劳某某的《证明书》编号为：（2012）0002780；购买受让方卢某某的《证明书》编号为：（2012）0002797；购买受让方李某某的《证明书》编号为：（2012）0002718；购买受让方苏某某的《证明书》编号为：（2012）0002771）。化州市房产局凭被告开出的证明书，并根据第三人提供的其他材料，办理了七原告的《房地产权证》。七原告事后认为“第三人按合同约定的单价收取了原告的契税费用，却没有如数向地税缴交。因此，被告在收取第三人代为缴交的契税时存在违法行为，”七原告为此具状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为第三人化州市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化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为第三人向化州市房产局出具的《房屋销售（转让）税收证明书》，是属行政机关一种内部管理公函。这种《证明书》，只是作为“证明”当事人向有关机关已实施了某种行为的事实。该证明书只证明纳税人已申报缴纳的税款，并不是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证明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中任何一项受案范围。本案中，第三人只是依双方约定收取代原告办房产证的包干办证费用，该费用虽含税款，但第三人已统一向税务部门缴交。按我国《契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契税。因此，向税务部门缴纳税费的应是房屋受买人，由于第三人是按原告总房价的收取5％费用，作为第三人代原告办证的费用，第三人并已向税务机关缴纳了有关税费，所以，被告根据第三人的缴费情况，向其出具有关缴税的证明书，并无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与原告没有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十一）项、第六十三条第（十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卢某某、王某某、李某某、苏某某、梁某某、谭晓丹、劳某某等七人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戴检侦
审判员 ：关戈鸣
审判员 ： 叶 春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杨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