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新行初字第45号
原告张大勇，农民。
被告满城县公安局，地址满城县中山西路153号。
法定代表人白少辉，局长。
委托代理人魏继辉，满城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指导员。
委托代理人韩立涛，满城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原告张大勇不服满城县公安局满公（城）行罚决字（2014）第023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4年7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4年7月21日受理后，于2014年7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5日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大勇，被告委托代理人魏继辉、韩立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满城县公安局于2014年3月18日对原告作出满公（城）行罚决字（2014）第023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现查明：满城县南陵山村赵大寨、李华池、张大勇于2014年2月9日，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访。2014年3月17日赵大寨、张大勇等人又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访。以上事实有训诫书、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对张大勇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整。被告于2014年8月7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2014年2月12日受案登记表。2、2014年3月18日对张大勇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3、行政拘留执行回执。4、2014年3月18日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5、2014年2月25日对张大勇传唤证。6、2014年2月12日满城县满城镇人民政府报案材料。7、对贾红兵询问笔录。8、对赵国顺询问笔录。9、对张东来询问笔录。10、对田静涛询问笔录。11、对赵赤峰询问笔录。12、对韩印林询问笔录。13、对张大勇询问笔录。14、2014年2月9日、2014年1月2日、2014年1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张大勇训诫书。
原告张大勇诉称，2013年12月23日，因第五生产小组土地被村干部私自出卖和举报村干部贪污、挪用征地款、伪造账目款问题，我们依国务院信访条例，到北京有关部门举报，满城镇派出所接访人员殴打、绑架、强行带回满城镇派出所，被告在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前提下，错误作出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这显属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然而，保定市公安局错误的维持了该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在北京未实施任何违法行为，为此，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未对原告实施任何行政处罚，且出示了原告未实施违法行为的证据。综上，原告举报村干部私自出卖第五生产小组耕地已是事实，村干部至今逍遥法外，这充分体现了有关部门玩忽职守，不作为的表现，依法上访是宪法、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原告依法上访并无不当，被告里应对公民的权利加以保护，却在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滥用职权对原告作出违法拘留的行政处罚，这显属一种违法行为，显然与法律相悖。恳请，1、请求被告赔偿因违法拘留致使原告遭受的损失、误工2000元。2、请求被告赔偿因违法拘留致使原告遭受的精神损失五万元。原告提交的证据：1、2014年8月13日张大勇、赵大寨、张东来、李华池等人证明。2、2014年8月18日张大勇、张东来证明。
被告满城县公安局辩称，一、原告行为不当，属于违法上访，答辩人处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于2014年2月9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有训诫书、证人证言、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原告非法上访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二、答辩人正常执法，不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依照法律规定处罚和执行，不属于滥用职权，该处罚行为已被上级公安机关复议后维持，答辩人不存在过错和赔偿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无异议，对2-14号证据异议认为，2、3、5号证据无本人签字。4号证据被拘留人员家属通知中的赵川与本人没关系。6号证据报案材料所称接原告是在马家楼接济中心是不对的，当时是在久敬庄接济中心接的我。7号证据贾红兵根本就没在天门地区见到我违法，他说在马家楼接济中心接的我，其实我根本没在马家楼，属于捏造证据。8号证据显示的赵国顺，我未见过此人，他也没接过我，属于捏造证据。9号证据中张东来只能证明我在接济中心，不能证明我在北京有违法行为。10号证据中田静涛称2014年3月17日接的我，与被告认定2014年2月9日不一致，我是被接访人员强行架回，此证据是伪证。11号证据中赵赤峰与我是同村的农民，他怎能认定我是非访，不是事实。12号证据中韩印林没有说清事实，我是被强行带回满城的。13号证据是本人的笔录，我本人没有违法行为，所以，没有签字。14号证据中的三份训诫书，我是第一次看到，只是作为他们接我们的一个凭证，不是我们在北京违法的证据。被告辩驳认为，因原告在受案后，传唤不到案，到案后沉默不语，不做陈述和配合，造成2、3、4号证据没有原告签字。其中，家属通知书，因原告拒不提供联系方式，本人拒绝签字，没有通知到家属，家属姓名是向原告核实情况是否属实，但原告与另一同案被处罚人赵大寨，均没正面回答，并拒不签字，造成无法核实和通知家属，被告已履行了相关通知询问责任。6号证据为满城镇政府报案材料，称原告等三人2月9日到北京上访，已经被分流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因3月17日原告再次到北京上访，所以，报案材料中记载为马家楼，而非久敬庄。7、8号证据分别为2月10日接访村镇干部贾红兵、赵国顺的证言，证实原告2月9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并被分流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被劝返的事实。9号证据为3月17日与原告一起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张东来的证言，证实3月17日，原告再次到中南海周边上访，并被接访干部从北京市久敬庄接回。10、11、12号证据为3月17日接访村镇干部证言，证实原告3月17日再次到北京上访被接回，证明其多次上访。13号证据为原告本人的笔录，因原告沉默不语，拒绝签字，有办案民警签字，符合规定。14号证据为2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直接证实原告2月9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公安机关训诫，因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集聚。被告的观点结合相关证据能够说明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的事实，且证据间具备关联性，对被告提交的1、2、3、4、5、6、7、8、9、10、11、12、13、14号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2号证据异议认为，原告以及与原告一起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的人不能为其进行证明，且如何将原告从北京接回与处罚无关联。被告的观点成立，予以支持，对原告提交的1、2号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被告认定原告于2014年2月9日与他人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扰乱了该地区的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并罚款五百元整。原告不服，提出复议，保定市公安局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决定，维持了被告满公（城）行罚决字（2014）第023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的执法主体异议认为，原告在北京上访，事发在北京，不在满城，如果被告要管，应该需要移交手续，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给原告出示了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告知书。被告辩驳认为，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原告的户籍在满城县，被告有本案的管辖权，管辖权和移交权是两个概念，管辖是主体，移交是程序，按人身管辖，被告具有管辖权。被告的主张有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予以支持，对被告的执法主体予以认定。被告的办案程序经过立案、调查、研究决定、告知、送达执行等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对被告的办案程序予以认定。被告就认定原告的违法事实所提交的证据完备，证据间具备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形成了证据链，对被告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认为原告到不属于信访接待场所的中南海周边上访，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秩序，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罚款五百元整的处罚并无不当。对被告的法律、法规适用予以认定。综上所述，被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体适格，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原告提出行政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大勇1、请求被告赔偿因违法拘留致使原告遭受的损失、误工2000元。2、请求被告赔偿因违法拘留致使原告遭受的精神损失50000元的诉讼诉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赵志民
审判员 续永强
审判员 高进发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