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闵刑初字第236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自报王总理，男，1963年8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台湾省新北市，现住上海市闵行区。
辩护人井泓，上海张继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自报杨宗龙，男，1973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台湾省桃园县八德市，现住浙江省宁波市。
辩护人顾婷婷，浙江东方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闵检诉刑诉（2015）15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总理、杨宗龙犯抢劫罪，于2015年1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总理及其辩护人井泓，被告人杨宗龙及其辩护人顾婷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依法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4月10日12时许，被告人王总理起意向被害人苏某某强行索要钱款，遂伙同被告人杨宗龙等人敲门闯入被害人苏某某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XXX号XXX号XXX室的住处，以借款为由向其索要钱款，但遭到拒绝。后被告人王总理等人采用言语威胁等胁迫手段控制被害人苏某某，强行从其包内取走五张信用卡，并逼被害人苏某某说出信用卡密码后离开，由被告人杨宗龙等人留在现场继续看管被害人苏某某。
被告人王总理外出在POS机上从被害人苏某某信用卡内刷卡套现人民币48万元，后电话通知被告人杨宗龙等人离开被害人苏某某住处。
2014年8月16日、17日，被告人王总理、杨宗龙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杨宗龙到案后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
案发后，被告人王总理家属退出赃款人民币23万元。
为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的证据有被害人苏某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文某、刘某某、曾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上海盛付通线下收单服务合作协议、授权委托书、付款委托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有关借据、银行转账凭证，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有关《收条》及《谅解书》，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案件审理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宁波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抓获经过》等。据此，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王总理、杨宗龙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王总理系主犯，被告人杨宗龙系从犯，且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予以判处。
被告人王总理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辩称，第一，其和被害人约定投资，当天是前去取钱；第二，其与被害人是好友关系，不可能对被害人实施抢劫。
被告人王总理的辩护人提出，一，被告人从未对被害人使用任何暴力手段。其是被害人主动开门后进入，与被害人无任何身体接触。二，被告人的言语胁迫不属于抢劫罪中的胁迫行为，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三，被害人交出信用卡系与被告人的生意和情感纠葛。两人是长期生意伙伴，被告人没有抢劫对方的动机。四，两被告人之间并不认识，没有合谋抢劫的计划。五，被告人去被害人处仅仅是为了借钱。从借条看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被害人事后也没有立即报警。综上，如证据充分应构成敲诈勒索罪，希望对其从轻判决。
被告人杨宗龙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辩称，其仅参与借钱，不清楚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被告人杨宗龙的辩护人除对上述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表示认同外，提出被告人杨宗龙一直认为被告人王总理是问被害人要回钱款，对于之后的事情不能预知；期间，没有对被害人采用暴力、胁迫行为，其行为应构成敲诈勒索罪。此外，被告人杨宗龙系从犯、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良好。本案有退赃情节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希望予以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总理与被害人苏某某均系来沪经商且相识的台胞。
2014年4月10日12时许，被告人王总理经事先预谋后，纠集被告人杨宗龙等人窜至被害人苏某某位于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的住处，以借款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款。在遭到拒绝后，被告人王总理等人采用言语威胁等胁迫手段强行拿走被害人的五张信用卡，威逼对方说出信用卡密码，由被告人王总理持卡外出在“POS机”上套现共计人民币48万元，被告人杨宗龙等人则在现场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直至得到被告人王总理电话通知后才离开现场。
2014年8月16日，被告人王总理被公安机关抓获，次日，被告人杨宗龙也被抓获归案。到案后，被告人杨宗龙如实交代了上述主要事实。
案发后，被告人王总理的家属代为退出赃款人民币23万元。
上述事实，有如下经当庭宣读和出示并经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被害人苏某某的报案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苏某某与被告人王总理是普通的相识朋友关系。2014年4月l0日12时许，苏某某在位于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的家中，听到被告人王总理敲门后即开门。对方三个人进来后就将门关上。被告人王总理介绍他带来的两人“都是跑路兄弟”（意为在台湾犯罪，逃到大陆来的人），然后拿出一张他已经写好的80万元人民币的借据要借钱，苏某某借故拒绝后，对方表示非借不可，并自行进入卧室内，拿起苏某某的包，二人发生争抢。被告人王总理随后将包拿到客厅里，从包内拿出5张信用卡，声称“今天必须要借这笔钱，不然就对我不客气”，并威胁苏某某说出信用卡密码。在这种情况下，苏某某只能将5张信用卡密码全部讲出来。然后，由被告人王总理拿着5张信用卡出去取钱，剩下两人看住苏某某，不让苏某某和外界联系。约半个小时左右后，苏某某的手机陆续收到信用卡消费短信提示。待两名男子收到被告人王总理的电话后，才一同离开现场，留下一张80万元的借据（复印件）。此后，苏某某用手机联系了刘某某，告知被抢一事。当天下午和次日，苏某某通过他人联系，被告人王总理至苏某某的公司，与其协商解决退钱及确认事实经过未果。在得知被告人王总理离沪返台以后，苏某某决定报案。
苏某某还证实，其被抢的5张信用卡共被取现48万元，取现金额及银行卡号分别为：交通银行信用卡（XXXXXXXXXXXXXXXX）的3万元；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XXXXXXXXXXXXXXXX）的l0万元或者15万元；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XXXXXXXXXXXXXXXX）的5万元或者l0万元；招商银行两张信用卡（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共计25万元。苏某某在向银行归还48万元后，银行退还了其中的25万元给苏某某等事实。
2、被告人杨宗龙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4月的一天，被告人杨宗龙偶遇一名台湾老乡“阿峯”，“阿峯”邀其帮一个叫“钟哥”的台湾人向台湾商会的会长要一笔钱，原因是“钟哥”欠了台湾那边一笔钱，实在没有钱还，所以去问会长借点钱，要到后会分给“阿峯”等人六万元。被告人杨宗龙随即答应。两、三天后，“钟哥”来找“阿峯”商量去借钱。事发前晚，“阿峯”约了桃园的老乡“阿元”、“阿和”、“德景”第二天一起去帮“钟哥”借钱，带几人去“是为了吓唬吓唬会长，防止会长不愿意给钱或者反抗什么的”。第二天早上l0点左右，被告人杨宗龙等人在“阿峯”带领下和“钟哥”碰头后，一行人去向会长位于虹井路的住宅小区。到了楼下后，“德景”和“阿和”没有上楼，留在下面望风，其他人都上去了。当时“钟哥”和“阿峯”安排走楼梯，没有坐电梯，可能是为了避开电梯里的摄像头。会长家在八楼，到门口后“钟哥”敲门，会长开门看到是“钟哥”就问：“阿钟你来有什么事情”“钟哥”没有说什么，就带头往里面走，一共进去了三个人，会长没有阻拦。“钟哥”和“阿峯”把会长带到客厅里坐在沙发上，被告人杨宗龙站在门口，听到“钟哥”向会长介绍二人是刚从台湾跑路过来的（台湾黑社会的人在当地出了事情要逃跑就叫“跑路”），台湾人都听得懂的，“钟哥”这样介绍就是为了吓会长。然后，“钟哥”就向会长提起要钱的事情，说多多少少借给他一点，几十万也可以，他可以当场写借条，会长说他身边实在没有钱给他，“钟哥”就说卡也可以，要会长把卡给他，然后“钟哥”和“阿峯”就强行带着会长去卧室取卡，并把会长的公文包也拿出来，从里面拿出来几张银行卡，向会长要了密码后，他就一个人出去，并让其他人留在房间里看着会长。会长当时应该是不情愿借钱的。过了半小时左右，“钟哥”打电话说让同来的人离开会长家。“钟哥”后来和“阿峯”、被告人杨宗龙碰头，先给了“阿峯”两万元钱。“阿峯”又给了被告人杨宗龙一千元。
3、证人文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案发前几日，被告人王总理曾向文某询问是否可用信用卡在其公司的POS机上取现，得到肯定答复。案发当日12时许，被告人王总理打电话联系文某称借了朋友的信用卡要来刷卡。过后不久，被告人王总理等人至长宁区天山支路l38弄14号文某的公司里，自己用POS机刷卡，使用的是苏某某的几张信用卡，总共刷了48万元。
文某还证实，此前被告人王总理曾告诉文某要向苏某某借80万元。因此，文某就问被告人王总理这些卡是不是向苏某某借的，被告人王总理承认到苏某某家里借钱，苏某某不同意，就强行将苏某某的银行卡拿过来了，还威胁对方说出这几张银行卡的密码。4月11日15时许，苏某某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文某此事后，文某马上要求被告人王总理找苏某某协商处理。
4、证人刘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4月10日中午12时许，刘某某接到苏某某的电话让速前往其住所。到达后，苏某某给刘某某看了一张借据，大致意思是“王总理向苏某某借80万元”。苏某某说“王总理带着他的几个兄弟到他家里向他借钱，结果他没有借给王总理，于是王总理就从他的皮夹里面抢了3、4张银行卡并且逼他说出密码，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小弟走了”。苏某某还给刘某某看了银行发的刷卡记录，短信显示已经刷卡消费48万元。被抢走的信用卡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都有刷卡记录，每张卡刷卡金额不一样。随后，刘某某陪同苏某某、曾某某一起回到公司。苏某某让曾某某联系了被告人王总理的前女友，希望通过此人找到被告人王总理让其还钱。当天下午16时许，被告人王总理到苏某某的公司后，将抢走的信用卡归还给苏某某，并向对方道歉，但拒绝在苏某某要求的悔过书上签字。
5、证人曾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4月10日下午14时许，曾某某接到通知前往公司总裁苏某某的住所。到达后，在上楼时候碰到苏某某和刘某某，随后回到公司。苏某某让曾某某打电话向文某询问情况。当天下午l6时许，被告人王总理来到公司，将抢走的信用卡归还给苏某某，向苏某某道歉，并且通过曾某某要苏某某的银行帐号。当时苏某某让被告人王总理写一份悔过书，大致内容就是让被告人王总理承认到苏某某家里抢走信用卡，且逼他说出密码后把钱取走这件事是错误的。被告人王总理当时就表示他只不过是逼着苏某某把钱借给本人。现在表示道歉，但拒绝在苏某某要求的悔过书上签字。
6、《上海盛付通线下收单服务合作协议》、《授权委托书》、《付款委托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等书证证实，上海盛付通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根据与上海闽嘉超市签订的协议约定，将该超市所发生的所有清算资金付款至上海市闽嘉超市的经营者文某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内（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2014年4月10日13时许，上海市闽嘉超市有九笔POS机消费，金额共计48万元的情况。
7、《借据》一份证实，案发当天，被告人王总理向被害人苏某某提供的载明内容为“借款人民币80万元，借款日期2014年4月10日，还款日期2016年4月10日”借条。
8、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证实，案发现场位于闵行区虹井路XXX弄XXX号XXX室，以及该房屋的室内外环境特征情况。
9、有关《收条》及《谅解书》证实，案发后被告人王总理家属代为退出了赃款23万元，并取得被害人苏某某谅解的情况。
10、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案件审理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宁波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抓获经过》证实，本案案发及被告人王总理、杨宗龙的到案情况。
11、被告人王总理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主要内容：“2014年4月10日11时许，我和阿芳等人到位于虹井路的苏某某家，当时是我敲的门，苏某某开门后主动让我们三个人进屋。之前苏某某答应给借款80万元，那天是去他家里拿钱的。我把80万元的借条给他，但是他说最近手头紧，没有那么多钱给我。我就说把你的信用卡先给我去刷点钱，他就答应了，并且他拿了五张信用卡给了我，主动把他的密码告诉了我”。“在2013年8月12日，我和文某一起向台湾的杨光楠先生借了50万元，为期6个月，2014年2月12日还款，到了还款日还不出，又向杨光楠先生延期了2个月，最后定还款日期是2014年4月12日。因为还款日要到了，我和文某都很着急”。此时，“苏某某想收购文某的唐风汉格养生会所，他们因为价格谈不拢，我就在中间牵线搭桥。最后苏某某以60万元入股其中一家店的50％股份，文某想要l20万元，我就牵线调解到80万元”。“当时因为我要还钱比较着急，所以我和苏某某说好这80万元先算借的，等他和文某正式谈好了之后这80万元就算入股，然后我和文某可以一起还钱给台湾的杨先生”。“阿芳就是黄某某，也是台湾人。2014年3月底，黄某某打电话给我，是替广州的黄福靖来问我要欠款6万元的。4月初的时候，黄某某到我的台球厅碰了次头，我告诉黄某某过几天有80万元钱要拿，拿到了就给他6万。之后几天黄某某每天都电话催我要钱，我告诉黄某某4月10日12时我会去问人家拿80万元。当天早上我和黄某某碰了头，随后我就驾车自己去苏某某的住处，黄某某硬要跟着我，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带着他一起去，当时黄身边还有一个小弟”。“拿到了卡以后我就和阿芳还有他的小弟三个人离开了苏某某的家里”。“来到了文某位于天山支路的公司里，我用苏某某的五张信用卡在文某公司的POS机上刷了七八次左右，共计48万元”。“我写了一串银行账号给文某，告诉他哪些账号要汇多少钱”。“48万元钱里的30万块钱是还给一个姓杨的台湾人，剩下的钱里大概九万块钱转到了我的账户里，还有九万元文某直接帮我汇给了我的债主”。“4月11日文某转给我的钱到了我的账上，我就从账上取出了4万块钱现金给了阿芳”。“4月13日我就回台湾去了”。
12、两名被告人王总理、杨宗龙当庭关于实施作案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基本事实经过的供述在案佐证。
以上证据均可相互印证。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人王总理辩称其和被害人约定投资的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总理去被害人处仅仅是为了借钱，没有抢劫对方的动机和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被告人王总理未对被害人使用任何暴力手段，言语胁迫不属于胁迫行为的辩护理由和意见。本院经审理查证后，确认如下证明内容客观真实：（一）根据被害人的陈述及被告人杨宗龙的供述，被告人王总理带了两名陌生男子到被害人的住处，称两名陌生男子是“跑路过来的”，以此对被害人造成心理上的威慑。（二）被害人和被告人杨宗龙均证实被告人王总理从卧室内将被害人的包拿出来并从包里取出信用卡后，拿着信用卡外出套现，并指使被告人杨宗龙等人在现场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直至其刷卡套现成功，得到电话通知后才离开现场。（三）证人文某证言作为传来证据，也能证实当他看到被刷信用卡的持卡人是被害人时，被告人王总理告诉他是被害人不肯借钱，才强行将银行卡拿过来，还威胁被害人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四）被害人陈述事后看到的监控录像及被告人杨宗龙供述，均证实案发时由三人进入被害人家中，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当被害人遭威胁时，只能为安全起见而说出密码。（五）被告人王总理书写的“借条”金额为80万元，其套现成功48万元后，也没有更改“借条”内容的行为。（六）被告人王总理供述自己目前有外债数十万元，且没有归还能力。
本院结合以上事实对辩方意见进行分析得出，第一，被告人王总理和被害人虽为相识关系，但二人之间没有任何投资和生意往来的事实依据和证据。第二，从动机看，被告人王总理为了获取巨额钱款用于个人目的，在案发前就计划以“借条”的形式向被害人取得“借款”。同时，为了胁迫或者对付被害人的反抗而能顺利达到目的，被告人王总理为此通过他人联系帮手，使被告人杨宗龙等人参与到该行动计划中来，明确了分工，并亲自向本案证人文某询问POS机套现的方法和额度，制订了在无法取得被害人现金“借款”的情况下，将其“人卡分离”套取钱款的方法和步骤。可见，被告人王总理明知被害人不会同意给其“借款”，从开始就有以“借款”为名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借款”到手后，是否归还、能否归还或者何时归还，则可以其声称的投资合伙做生意是否盈利作为心理预期的理由，加以拒绝，足见其以借为名并无归还“借款”之意。但无论事后如何辩解，均不足以影响对其非法占有故意的认定。第三，从行为看，被告人王总理虽未对被害人实施任何暴力殴打，但其带两名陌生男子到被害人的住处，称两名陌生男子是“跑路过来的”，以此对被害人造成了心理上的威慑，使被害人不敢或者失去反抗意志后，强行拿去被害人的信用卡，胁迫对方说出密码后，套取现金48万元。根据法律规定的有关罪状描述，“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依法应当被追究法律责任。从行为的另一角度看，被告人王总理为能顺利达到目的，通过他人联系帮手。其与被告人杨宗龙之间虽没有直接合谋，但参与到该计划中的人均明知此次行动的目的，各人之间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仅是作用和地位不同而已。因此，被告人王总理及其辩护人就上述问题所持辩护辩解意见和理由，本院均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杨宗龙辩称其仅参与借钱，不清楚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的辩解，本院认为与其此前供述并不矛盾。从其所在房间的方位以及在本案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来看，被告人杨宗龙并不具备掌控案件发生、行为发展和产生后果的决定作用，但对被告人王总理与被害人之间的言语交流和被害人的恐惧心理，应当存在概括性的了解，绝非完全不清楚发生的事情。至于被告人杨宗龙的辩护人除对上述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表示认同外，提出被告人杨宗龙一直认为被告人王总理是问被害人要回钱款，对于之后的事情不能预知的辩护意见和理由，则与被告人杨宗龙在到案后的一贯供述不相符。被告人杨宗龙如实供述了其参与了本案的主观心态和前后经过，虽然其无法决定和预测案情的发展和结果，但其明知自己的行为性质，也可以预见自己的行为结果，对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应当有所预知。因此，上述辩护观点，本院不予认可。
关于两名被告人王总理、杨宗龙的辩护人均提出，本案没有对被害人采用暴力、胁迫行为，两被告人之间没有合谋，二人行为应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意见。本院认为，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犯罪主观方面均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中，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向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强索财物的行为。采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敲诈勒索财物的，敲诈勒索行为与他人交付财物之间在时间关系上表现为不同时的情况，行为人绝对不可能以当场实现威胁的内容相恐吓，当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也是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的显著区别。纵观本案，两名被告人的行为均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上述辩护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总理伙同被告人杨宗龙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以实施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当场强取被害人的钱款共计人民币48万元，数额巨大，两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且属共同犯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总理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杨宗龙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杨宗龙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王总理的亲属在案发后代为向被害人赔偿了经济损失人民币23万元，加之有关银行退回的人民币25万元，涉案款项被全部追回，并取得被害人对被告人王总理的谅解，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两名辩护人提出的与此相关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为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本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总理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8月16日起至2025年2月15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杨宗龙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8月17日起至2018年8月16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三、追缴被告人王总理、杨宗龙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已退赔）。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通过本院书面上诉的，应当将上诉状正本、副本送（寄）往本院立案庭。
审 判 长 杨 超
人民陪审员 蔡全荪
人民陪审员 殷 健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邵 立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三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五十六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