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民终28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夷山金宁水电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武夷山市城南村**号。
法定代表人：肖云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丽，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晶，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晓青，男，197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招脉，浙江招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达昌，男，194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辉，浙江泰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夷山金宁水电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宁水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晓青、金达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顺县人民法院（2017）浙0329民初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易景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周林环、苏子文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宁水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林晓青对金宁水电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林晓青、金达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林晓青和金达昌之间为股权代持关系，而非一般的委托代理关系，林晓青和金宁水电公司之间不存在投资合同关系。2005年6月21日《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是林晓青、金达昌，协议明确写明了“现金达昌同意在自己拥有的股份中给林晓青投股”，充分说明林晓青、金达昌双方为股权代持关系，林晓青为实际出资人，金达昌为名义股东。该协议只约束协议双方当事人，对金宁水电公司不具有任何效力。案涉林晓青的55万元款项分四笔均转账至金达昌账户，金达昌转出至金宁水电公司的时间、数额与林晓青转入的时间、数额并不完全一致。金达昌将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后，金宁水电公司均向金达昌出具了相应的收款收据，交款单位（或交款人）栏填写的为“金达昌”，交款项目为“投资款”，除盖有公司财务章外，收款人处还有金宁水电公司出纳潘静的签名。林晓青提供的收款收据，出具时间为2006年5月10日，缴款人或单位栏填写的为“金达昌（代理）”，收款方式为“林晓青投资款”，出具人不明。该张收款收据虽盖有金宁水电公司财务章，但并不能证明金宁水电公司认可林晓青为直接投资人，否则缴款人栏就应填写林晓青而非金达昌。该张收款收据应结合《协议书》以及金达昌提供的四份收款收据等证据进行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等规定，股权代持不同于一般的委托代理，不因披露了实际出资人而认定林晓青和金宁水电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合同关系，在法律上仍只以金达昌为公司股东。二、股权及资产全面对外转让前，金宁水电公司原股东一致认可的实际出资总额为3000万元，系注册资本1500万元的2倍。相应地各股东的实际（应）出资额也为工商登记出资额的2倍。以金达昌名义投入金宁水电公司的全部资金（包括林晓青的55万元），均确认了相应比例的股权。金宁水电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金达昌提供的证据8即《金宁水电公司股东投入资金汇总表》作有效证据认定，认为能证实金达昌在金宁水电公司8％的股权系其自有资金注册而成，不包括林晓青的投资款55万元是片面的，事实认定部分所述的金达昌在成为登记股东前的具体投资时间及数额更是错误的。既然一审判决对《金宁水电公司股东投入资金汇总表》作有效证据认定，就应对该份材料作全面分析。不仅要看到金达昌2004年5月26日投入了140万元，还应当看到金达昌在2005年12月7日成为登记股东前投入资金数额己达319万元，更应当看到各股东实际出资总额共计2918．9万元。金达昌在2005年12月7日成为登记股东前投入的资金数额为319万元，林晓青的55万元款项均在金达昌成为公司登记股东前投入，即使以工商登记的出资额为准，又凭什么认定对应8％股权的120万元都是金达昌的自有资金？证据《金宁水电公司股东投入资金汇总表》所载明的，截至2006年11月9日金宁水电公司各股东出资总额共计2918.9万元，其中金达昌出资466万元。证据2009年7月25日股东会决议载明“一致同意金宁水电公司股东股份比例金达昌为16％”、“金宁水电公司股东股份总出资额按3000万元为基数，并按各自股份比例予以补齐或股东间调济持平”，证据《财务审核报告书》载明“3000万元投资款中还有金亮亮尚有14万元投资款未到位”。以上证据可以明确金宁水电公司原股东一致认可的实际出资总额为3000万元，金达昌（金亮亮）的股权比例为16％，应出资480万元，至2013年7月10日财务审核时实际出资466万元，金达昌投入金宁水电公司的全部466万元资金，均确认了相应比例的股权即16％，不存在部分资金未被确认股权的情况，其甚至尚有14万元未缴足。金亮亮与金达昌、夏雄伟于2009年7月1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系形式转让，并未交付过相应转让款。金达昌和金亮亮为父子关系，夏雄伟与金亮亮之间的所谓股权转让，实质上是股东之间的调济。三、一审判决对林晓青诉称内容的记载不够客观准确，未体现金达昌两次庭审陈述的变化，对金宁水电公司就第一次庭审时提供的证据所作的补充说明未予载明。金宁水电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前述变更或遗漏，会对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产生不利影响。本案原审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适用简易程序第一次开庭审理，后转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6日第二次开庭审理。对比林晓青的民事诉状和一审判决的林晓青起诉称部分，可知一审判决的该部分并非民事诉状的客观再现。一审判决的金达昌答辩部分，未完整记载金达昌第一次庭审时的答辩内容，体现不出金达昌两次庭审答辩内容的根本性变化与矛盾。关于金宁水电公司第一次庭审时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的待证事实，已结合第二次庭审时金达昌补充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出进一步说明，但一审判决金宁水电公司的证据部分未载明金宁水电公司补充说明的内容。四、林晓青作为实际出资人，若对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有异议，应另行向金达昌或金亮亮主张，与金宁水电公司无关。林晓青与金达昌之间为股权代持关系，林晓青的55万元款项通过金达昌投入金宁水电公司，且确认了金达昌的股东身份及相应股权比例，就不存在返还投资款的问题。金达昌、夏雄伟与金亮亮之间并非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股权转让，金达昌的投资额转由金亮亮挂名，林晓青的55万元投资款也转至金亮亮名下。2013年11月27日，包括金亮亮在内的金宁水电公司原1l位股东与浙江求索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求索公司）签订了《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将股权及资产全部转让给求索公司。求索公司在受让股权及资产时，以工商登记股东为公司股东，并不清楚该些股东背后的实际出资人情况。转让款4400万元已全部支付，工商变更登记也已于2013年12月27日办理。林晓青作为实际出资人，若对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有异议，应另行向金达昌、金亮亮主张，与金宁水电公司无关。当然，林晓青也应当明确，案涉款项为投资款，有收益的机会，也存在亏损的风险，并不能如借款般简单主张返还甚至要求支付利息。五、无论基于何种法律关系，林晓青要求金宁水电公司支付利息的主张都没有任何依据。金达昌和林晓青于2005年6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只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设定权利义务，与金宁水电公司无关。若林晓青和金达昌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显然金达昌不能又代表金宁水电公司。综上，金宁水电公司认为，林晓青和金达昌之间为股权代持关系，林晓青为实际出资人，金达昌为名义股东，林晓青的55万元以金达昌的名义投入金宁水电公司，并包含于金达昌的股权之中，林晓青要求金宁水电公司返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林晓青辩称：一、林晓青与金达昌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金达昌代理林晓青将55万元款项投入到金宁水电公司，林晓青与金宁水电公司存在投资合同关系。金达昌收取林晓青的投资款己如数投入到金宁水电公司，并为林晓青取得金宁水电公司开具的投资款专用发票，该事实足以说明林晓青与金宁水电公司形成投资合同关系。林晓青与金达昌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50万元股金在电站投产前按月息1分支付，电站投产后发给股权证并按比例分红，该约定也系代表金宁水电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非委托持股协议所应有的内容。二、金宁水电公司在转让前的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而实际投资已高达6227万元，金达昌占8％的股份，只应出资120万元，该股份中并未包括林晓青在金宁水电公司55万元的投资。金宁水电公司在转让前的实际投资达6227万元，而注册资本金为1500万元，无论金达昌是否完成出资，均不影响金宁水电公司与林晓青成立投资合同关系，也不影响其应返还林晓青投资款的义务。况且，金达昌等股东经手投入的资金，远远超过了其持有股份的出资额，超过部分均按公司负债处理，由公司负责归还。三、林晓青的诉称内容是由起诉状以及在法庭释明要求明确法律关系后，由林晓青补充陈述而形成，一审判决记载该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本案原审前后经两次开庭审理，在法庭的释明下，林晓青就本案的法律关系进行明确，认为金达昌系金宁水电公司的实际管理者，金达昌以公司的名义出具协议书，并转交公司出具的投资款专用收据，林晓青与金宁水电公司存在投资关系。四、求索公司在受让金宁水电公司股权的时候，也是把股权转让款汇入金宁水电公司的银行账户，用于归还金宁水电公司的负债。林晓青将资金投入到金宁水电公司，却未获得相应的股权，金宁水电公司理应归还林晓青的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求索公司与金宁水电公司原股东达成承债式的股份转让，求索公司也明知金宁水电公司负有巨额债务未清偿，求索公司在受让股权后，首先将股权转让价款用于归还金宁水电公司的债务，林晓青将资金投入到金宁水电公司，理应由金宁水电公司负责归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综上，金宁水电公司收取林晓青的投资款55万元，但林晓青未获得金宁水电公司隐名或显名股东身份，一审法院判决要求金宁水电公司归还投资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金达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林晓青与金达昌之间存在的是委托关系，林晓青与金宁水电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合同关系，是正确的。1、金达昌与林晓青之间存在的是委托代理关系。金达昌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及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实金达昌收取了林晓青的投资款后随即将款项汇入金宁水电公司的银行账户，林晓青的投资款已经由金宁水电公司收取；同时林晓青提供的2006年5月10日由金宁水电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也明确载明：缴款人一栏为金达昌（代理），收款方式一栏为林晓青投资款，并载明林晓青投资款的投入时间和总金额，足以证明林晓青的投资款系由林晓青委托金达昌投入至金宁水电公司。2005年6月21日林晓青与金达昌签订的《协议书》，虽有约定“金达昌同意在自己拥有的股份中给林晓青投股”，但当时金达昌并没有成为金宁水电公司的正式股东，且林晓青的投资金额也不是约定的50万元，而是55万元，金宁水电公司于2006年5月10日向林晓青签发的《收款收据》，实际上替代了上述《协议书》，从而使林晓青成为金宁水电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因此，金达昌已按林晓青的要求完成了委托投资义务。2、关于林晓青的股份是挂靠在金达昌的股份份额内，还是份额外的问题。首先，林晓青的55万元投资款是在原金宁水电公司1OO％的股权中，至于林晓青55万元的投资款是否在金达昌的8％以内或者是在金亮亮的16％中，需要通过证据予以确认。截止2006年12月17日，金宁水电公司总共收取金达昌投资款466万元，2006年12月17日金宁水电公司确定金达昌的股权为8％，工商登记出资额120万元，也就是说金达昌在2004年5月26日的第一笔投资款140万元，该出资额即已达到工商登记出资额120万元的出资义务，超过的投资款346万元即为隐性投资，由公司在股份外进行调配。从这一时间节点而言，林晓青的投资款并没有包括在金达昌8％的投资股权中，而是在金宁水电公司所收取的隐性投资比例中。2009年8月20日金达昌的股权转让给金亮亮代持，由原120万元的投资额变更为240万元的投资额，股权比例从原8％变更为16％，公司股东的总投资为3000万元，但注册资金仍为1500万元。对于金亮亮而言，其多出的8％的股权系基于原8％的股权，依据公司股东会决议，由公司另一股东夏雄伟的股权进行股权调济所形成，其出资额为12O万元变更为240万元，夏雄伟的股权变少，仍是按1500万元的股权份额进行变更。按3000万元的出资额，金达昌应出资480万元，尚有14万元未缴足。在工商登记中，金达昌的出资为240万元，超过24万元的隐性投资额尚在公司当中，而通过夏雄伟的股权调剂而得的12O万元股权即8％的股权系依公司决议而得，据此，不能也无法确认林晓青55万元的投资款系包括在金达昌16％的股权份额中。因此，林晓青的投资款55万元，包括在3000万元公司股权总股资额中，但不包括在金达昌的240万元的登记股权中，而是在15OO万元注册资本金之外，由公司持有的隐性投资款1500万元的范围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林晓青与金达昌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关系正确。二、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林晓青与金宁水电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合同关系，那么本案应当按“风险同担、利润共享”的原则进行处理本案，而不应按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处理；而且一审判决说理部分认为金宁水电公司未给林晓青股东身份，属于未履行合同义务，判决返还投资款，也是错误的。1、金宁水电公司于2006年5月10日已给林晓青签发了《收款收据》，认可林晓青的金宁水电公司实际出资人身份，其虽没有在公司工商登记中作显名登记，但已确认林晓青的隐名出资人的身份。2、林晓青认为其为金宁水电公司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为55万元，要求公司进行显名登记，应当依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原金宁水电公司股权1OO％转让给求索公司前提起股东身份确认之诉，但其自出资至本案起诉前从未向公司提起该主张。3、林晓青的55万元系投资至原金宁水电公司（即原公司股权100％转让给求索公司前）的投资款，作为公司出资，非有法定原因不得抽资，一审判决将林晓青的出资款以判决的形式予以返还，属适用法律错误。4、林晓青作为原金宁水电公司1OO％股权中享有55万元的投资份额各方并无争议，争议的是在原金宁水电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求索公司后，林晓青有无权利要求金宁水电公司返还该55万元投资款的问题。金达昌认为林晓青无权要求返还上述投资款。2007年2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证实因原乐清投资方的原因，造成公司缺少资金，电站无法运作的事实；2009年2月7日股东会决议证实2009年2月7日通过了公司整体转让的决议；林晓青作为投资人在《资产清算的声明》中签名，可以证实林晓青已明知金宁水电公司严重亏损的事实；《税务师事务所财务审核报告》可以证实金宁水电公司因借款过多严重亏损的事实；2012年11月25日会议决议证实金宁水电公司整体转让后，转让款分配方案的事实；出让清算支付明细表证实公司亏损后，就原投资人就投资剩余利益进行了分配的事实。同时，按金宁水电公司整体转让后转让款分配方案的内容，林晓青也已收取到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求索公司后剩余投资款5.5万元。以上证据林晓青均予以认可，因此，就公司亏损、无法继续经营，如继续借款经营势必造成投资人更大损失的事实，林晓青是认可的。在此情况下，林晓青又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原55万元投资款，显然没有依据。另外，补充陈述以下事实，本案中所有投资人总投资3000万元，这3000万元中还有金亮亮（金达昌）的14万元没有补足，在补充该14万元的情况下全体股东投资是3000万元。因后续各股东都不愿意继续出资，所以在3000万元之外才进行了社会融资和个人借款，个人借款是2478万元，股东也向公司出借620万元，因为整个电站造价成本是5417.9万元，再加上建设期的费用，直至电站开始发电，总投资是6227万元。电站造好之后于2008年9月份开始发电，但电费收入不足以支付电站发电之前超出3000万元投资款所借的股东借款和个人短期借款的利息，造成入不敷出，所以在2009年决定将整个电站进行整体转让，转让价款是4400万元，就股东而言造成了亏损。至于4400万元是如何支付的，在一审期间已经有明细表进行阐述，最终3000万元投资款的残值是985886元。至于林晓青认为55万元是3000万元之外的借款，与客观事实不符。
2017年1月4日，林晓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金达昌与金宁水电公司共同返还林晓青投资款5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其中10万元自2005年4月5日起算，35万元自2005年4月26日起算，5万元自2005年6月21日起算，5万元自2005年7月20日起算，均按月利率1%计算至判决履行之日止，扣除已付5.5万元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金达昌与金宁水电公司负担。
原审认定：林晓青与金达昌于2005年6月21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由林晓青向金达昌在金宁水电公司有20%股权投资50万元，并约定在金宁水电公司电站投资前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付给林晓青，电站投产后发给股权证按股金比例分红，林晓青享有金宁水电公司整个资源的股份。林晓青分别于2005年4月15日、4月26日、6月21日、7月20日由金达昌代理向金宁水电公司开设的福建省武夷山市支行账户汇入投资款10万元、35万元、5万元、5万元，合计55万元。金宁水电公司于2006年5月10日向林晓青出具了加盖“武夷山金宁水电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投资款专用收据”的收款收据一份，金宁水电公司确认收到林晓青投资款55万元。2005年11月20日、28日，金宁水电公司通过修正公司章程及经股东会决议以增资方式吸收金达昌等人为股东，注册资金由300万元，变更为1500万元，金达昌出资120万元，占金宁水电公司8%的股权，并于2005年12月7日为金宁水电公司的登记股东。金达昌在成为登记股东前分别于2004年5月26日、12月9日、2005年4月19日、7月5日、7月8日、8月1日、8月19日、9月1日、9月16日、10月13日、11月23日向金宁水电公司汇入投资172万元（包括2004年1月16日70万元）、52万元、6万元、30万元、25万元、6万元、28万元、50万元、15万元、2万元、80万元，合计466万元。即金达昌截止2005年11月23日向金宁水电公司汇入投资合计466万元（包括林晓青的投资款55万元）。2009年7月份，金宁水电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对各股东进行股权调济持平，金达昌将其持有8%的股权转让方式（2009年7月11日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变更登记给金亮亮；同时，金亮亮受让（2009年7月11日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了夏雄伟（2009年8月20日转让前登记注册资本为345万元，转让后登记注册资本为225万元，注册资本差额为120万元）持有8%的股权，2009年8月20日金亮亮的登记注册资本为240万元，持有金宁水电公司16%的股权。金宁水电公司注册资金仍然为1500万元。金宁水电公司对收取林晓青的投资款55万元，未给予隐名或显名股东身份。2013年11月27日，金宁水电公司将全部股东的股权及其资产以4400万元价款整体转让给求索公司，但金宁水电公司的法人名称未作变更。因转让后，亦未对林晓青投资款进行处置，引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金达昌以投资金宁水电公司名义与林晓青签订投资协议书，将林晓青的55万元款项投到金宁水电公司，双方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该投资款亦实际到达公司账户，金宁水电公司以加盖公司财务印及投资款专用章予以确认其代理关系的效力，亦应当知晓被其代理方的合同义务。因此，林晓青与金宁水电公司存在投资合同关系，其投资合同关系合法成立予以确认。金宁水电公司未给投资人林晓青明确身份，属于未履行合同义务，应负有返还投资款并应按约定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的义务。故该院认为林晓青要求金宁水电公司返还投资款55万元并按月利率1%计算予以支付相应利息的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金达昌已完将林晓青的55万元款项投到金宁水电公司的义务，视为其完成了委托代理合同主要目的，其合同义务应有金宁水电公司承担。林晓青要求金达昌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对金达昌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的抗辩主张，予以支持。金宁水电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给予投资人林晓青隐名或显名股东身份，属未履行本案合同义务，应承担返还投资款及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的责任。故金宁水电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判决：一、金宁水电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林晓青投资款55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其中10万元自2005年4月5日起算，35万元自2005年4月26日起算，5万元自2005年6月21日起算，5万元自2005年7月20日起算，均按月利率1%计算至该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扣除已付款项5.5万元）；二、驳回林晓青对金达昌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49元，由林晓青负担300元，由金宁水电公司负担15849元。
上诉人金宁水电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证人叶某出庭作证，欲证明金宁水电公司整体对外转让前股东的实际出资总额、各股东的实际出资额、公司转让后的款项分配等情况。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已经能够证明上述待证事实，金宁水电公司的证人出庭申请其性质属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且对本案争议事实认定没有影响，也没有必要，故本院不予准许。
就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且金达昌提供的证据9、10、13、14、15、18，即2007年2月24日股东会决议、2009年2月7日股东会决议、2010年6月6日股东决议、2013年5月5日股东会议纪要及相关资料、税务师事务所财务审核报告、出让清算支付明细表，以及金宁水电公司提供的证据1-5，即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股份转让合同、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银行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与本案均具有关联性，均应予以认定；至于相关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在说理部分一并予以说明。
经审理，本院认定：2003年5月30日，金宁水电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300万元。2005年11月20日、28日，金宁水电公司通过修正公司章程及经股东会决议，以增资方式吸收金达昌等人为股东，注册资金由300万元变更为1500万元，其中金达昌出资120万元，占金宁水电公司股权份额8%，并于2005年12月7日登记为金宁水电公司股东。期间，金达昌与林晓青于2005年6月2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金达昌同意在自己拥有的金宁水电公司20%股份中给林晓青投股，林晓青向金达昌投股50万元，并约定在金宁水电公司电站投产前金达昌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付给林晓青，电站投产后发给股权证（股权可分户发证）按股金比例分红，林晓青享有金宁水电公司整个资源的股份等。2005年4月15日、4月26日、6月21日、7月20日，金达昌将林晓青分别交付的10万元、35万元、5万元、5万元，共计55万元投资款，与其他投资人交付的款项一起汇入金宁水电公司账户。2006年5月10日，金宁水电公司出具了加盖“武夷山金宁水电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投资款专用收据”的收款收据一份，确认收到由金达昌代理的林晓青投资款55万元。2006年1月17日，《金宁水电公司股东投入资金汇总表》载明，金宁水电公司的总投资金额为2918.9万元，股东夏继永出资616万元、夏雄伟出资461.5万元、翁清友出资167.5万元、金达昌出资466万元、股东马朝林出资352.4万元、赵建平出资270万元、股东叶汉津出资270万元、周月升出资131万元、金一刚出资184.5万元。其中金达昌的466万元投资款交付情况是，在登记为股东前的2004年5月26日、2005年4月15日、4月20、5月26日、6月1日、6月21日、7月14日、7月20日、8月2日、8月15日、11月18日和登记为股东后的2015年12月30日、2016年2月7日、6月9日、6月1日，分别向金宁水电公司汇入投资款140万元、22万元、10万元、52万元、6万元、5万元、25万元、10万元、15万元、6万元、28万元、50万元、15万元、2万元、80万元，合计466万元（包括上述林晓青的投资款55万元）。
2007年2月24日，金宁水电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因原乐清投资方的原因，造成公司缺少资金，公司无法运作，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出让、拍卖；2009年2月7日，金宁水电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因公司缺少资金，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整体转让。
2009年7月10日，《金宁水电公司章程》载明，金宁水电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股东夏继永出资315万元、占21%股份，股东夏雄伟出资225万元、占15%股份，股东翁清友出资90万元、占6%股份，股东金亮亮出资240万元、占16%股份，股东马庭敖出资180万元、占12%股份，股东周月升出资45万元、占3%股份，股东叶某出资105万元、占7%股份，股东赵建平出资112.5万元、占7.5%股份，股东郑曙东出资112.5万元、占7.5%股份，股东金一刚出资45万元、占3%股份，股东金洱出资30万元、占2%股份；同日，金宁水电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资本、股东及出资比例，与上述金宁水电公司章程载明的一致。
2009年7月25日，股东会就金宁水电公司出资额及股份比例作出决议，股东夏继永占21%、夏雄伟（含翁清友）占21%、金达昌占16%、马朝林占12%、文成方占30%；股东总出资额按3000万元为基数，并按各自股份比例予以补齐或股东间调剂持平。此前，金达昌于2009年7月11日以股份转让方式将其持有8%的股权变更登记给金亮亮（系金达昌儿子）；同时，金亮亮以股权转让方式名义受让夏雄伟8%的股权，进行了股权调剂。上述股权转让均未支付对价。2009年8月20日金亮亮的登记注册资本为240万元，持有金宁水电公司16%的股权。
2010年6月6日，金宁水电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将金宁水电公司全部资产整体转让。2012年12月12日，金亮亮及林晓青等以投资人的身份向金宁水电公司出具《关于要求对公司进行资产清算的声明》，认为公司负债过多，亏损严重，至今投资人未享受任何分红，要求对公司资产进行清算、审计。2013年5月5日，金宁水电公司股东会通过会议纪要，决定委托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对公司2004年以来的财务进行审计。2013年7月10日，温州联明税务师事务所泰顺分所出具《金宁水电公司财务审核报告书》，该报告书认为，金宁水电公司账面数据反映，2003年到2013年4月的投资、费用支出及收入为：1、固定资产投入、基本预备费、建设管理费等合计支出62276524.81元，在不计算个人及融资借款利息的情况下比原预算超支26822348.81元，超支75.65%；2、2009年至2013年4月发电开票收入为18603665.42元，期间成本支出8316360.83元：3、个人借款利息支出13578766元，融资租赁借款利息支出840000元；4、目前尚欠外债4148万元，包括银行贷款、个人借款股东借款社会借款等。审核结果认为：1、原投资预算不足，与实际投资差距太大，造成固定成本过高；2、资金自给率太低，外债太多，利息负担大，发电产生的利润基本上与借款利息抵销，甚至不够抵；另外支付借款利息没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相关税费，也存在纳税风险；3、3000万元投资款中还有金亮亮（金达昌）尚有14万元投资款未到位。现行情况下，建议股东再进行资金注入，增加资本金，把全部外债还掉，减少利息负担，企业才有可能扭亏为盈。2013年10月25日，金宁水电公司股东会作出二份决议，一是一致同意以4400万元整体转让给海宁市（浙江）求索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二是一致同意转让资金分配方案及分配顺序，投资人按投资额9.5%计算残值等。
2013年11月27日，金宁水电公司及全体股东与求索公司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金宁水电公司以转让价4400万元整体出让全部资产给求索公司，交割日之前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原金宁水电公司股东承担等。协议签订后，求索公司按约将4400万元转让款支付至由原股东控制的金宁水电公司账户内，双方完成股权及资产交割。此后，金宁水电公司原股东将原公司债权债务及其他资产与该4400万元转让款一并予以清理结算，并按原股东会通过的转让资金分配方案及分配顺序分配剩余资金；2015年1月9日，林晓青收到投资残值款5.5万元。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林晓青与被上诉人金达昌签订《协议书》，约定金达昌同意在自己拥有的金宁水电公司20%股份中给林晓青投股，林晓青向金达昌实际投股55万元，金达昌将该55万元投资款汇入金宁水电公司账户，2006年5月10日金宁水电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由金达昌代理的林晓青投资款55万元。上述事实由证据即《协议书》、汇款凭证及《收款收据》为凭，证据充分，应予以确认。本案中，上诉人金宁水电公司认为，林晓青以金达昌名义将款项投资金宁水电公司，并经工商登记确认了金达昌的股东身份及其股权比例，林晓青与金达昌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金达昌已将登记其名下的股权全部予以转让，林晓青作为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若对名义股东金达昌的处分行为有异议，应另行向金达昌主张，与金宁水电公司无关。被上诉人林晓青认为，其委托金达昌投资金宁水电公司，金宁水电公司收到林晓青55万元投资款并予以确认，但金宁水电公司未登记其为股东身份及份额，也未将其股份隐名在金达昌名下，故要求金达昌和金宁水电公司共同返还投资款。被上诉人金达昌认为，其于2004年5月26日向金宁水电公司投资140万元，按照公司登记的注册金额完成了8%股权相对应120万元投资金额，并于2005进行股权登记；其受林晓青的委托将金达昌的55万元投资款交付给了金宁水电公司，完成了委托投资的义务；林晓青的投资款没有包括在该8%股权中，其不应当承担返还投资款的义务。因此，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是：一、金达昌与林晓青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即金达昌原持有的8%股权及变更为金亮亮原持有的16%股权是否包括了林晓青的55万元投资款的投资权益；二、林晓青是否有权要求金达昌、金宁水电公司返还投资款。
关于争议一，本院认为，首先，2005年6月21日金达昌与林晓青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金达昌同意在自己拥有的股份中给林晓青投股”，结合协议其他内容，该约定应理解为是双方之间的股权代持约定。林晓青根据该协议将55万元投资款转账给金达昌，再由金达昌转账给金宁水电公司，表明金宁水电公司与金达昌存在直接的投资关系，与林晓青不存在直接的投资关系。金宁水电公司于2006年5月10日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缴款人或单位栏为‘金达昌（代理）’，收款方式栏为‘林晓青投资款’”，仅表明金宁水电公司认可林晓青的投资隐名在金达昌名下，但并不能据此认定金宁水电公司认可林晓青的股东身份。上述证据及事实能相互印证，证明林晓青与金达昌之间存在的是股权代持关系，金达昌为名义股东，林晓青为实际出资人；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林晓青与金达昌之间存在的股权代持关系，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其次，虽然2005年11月20日、28日金宁水电公司通过修正公司章程及经股东会决议以增资方式，确定注册资金由300万元变更为1500万元，金达昌出资额为120万元，占金宁水电公司8%股权，并于2005年12月7日登记为工商登记股东；但金达昌的实际投资额是466万元，其中已经包括林晓青的55万元投资款。证据即2006年12月17日《金宁水电公司股东投入资金汇总表》内容也反映，金宁水电公司的总投资金额为2918.9万元，金达昌的投资金额为466万元，此后金宁水电公司内部也是按3000万元投资资本金计算股本金及份额；但金达昌对应的工商登记出资金额仍是120万元，占8%股份份额。因此，金达昌以其自有的投资金额已大于工商登记出资额为由，抗辩林晓青的55万元投资款不在其股份份额内，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2009年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股东金达昌变更为金亮亮，股权调剂后金亮亮股份份额8%变更为16%，相对应的投资款是480万元，但金亮亮（金达昌）实际出资是466万元，尚未出资14万元，该事实各方也没有异议，故由金亮亮（金达昌）代持林晓青55万元投资款的事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金达昌原持有的8%股权及此后变更为金亮亮持有的16%股权包括了林晓青的55万元投资权益。综上，本院采信金宁水电公司的主张，认定金达昌与林晓青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金达昌原持有的8%股权及变更为金亮亮原持有的16%股权包括了林晓青的55万元投资权益。
关于争议二，本院认为，（一）林晓青基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要求金达昌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虽然林晓青起诉主张的其与金达昌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是根据本院对上述争议一的认定，林晓青与金达昌之间事实上存在的是股权代持关系。虽然该两者法律关系并不存在矛盾，但是股权代持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委托代理关系，还应受公司法法律规范的调整。其次，金达昌已将林晓青的投资款连同其他投资人的投资款一并汇入金宁水电公司账户，且已作为金达昌的投资款占有金宁水电公司相应的股份份额，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金达昌认为其股份份额相对应的投资款不包括林晓青的55万元投资款，与事实不符；况且，金达昌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也明确承认其与林晓青之间存在的是股权代持关系。第三，林晓青认为其没有成为隐名在登记股东金达昌名下的股东，与事实不符；况且，证据即2012年12月12日金亮亮及林晓青等以投资人的身份向金宁水电公司出具《关于要求对公司进行资产清算的声明》，表明林晓青、金达昌均承认林晓青是金宁水电公司的隐名投资人。金达昌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股权代持义务，因此，林晓青认为金达昌没有履行委托合同义务，要求金达昌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林晓青基于投资合同法律关系要求金宁水电公司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金宁水电公司已经确认了包括林晓青的55万元在内的以金达昌名义出资的466万元投资额及相对应的股权比例。金宁水电公司原股东一致认可的实际出资总额以3000万元计算，系注册资本1500万元的2倍，相应地各股东的应出资额也为工商登记出资额的2倍，以金达昌名义投入金宁水电公司的全部资金（应出资额为480万元，实际出资466万元，尚未出资14万元），均确认了相应比例的股权。其次，林晓青的55万元投资款所享有的权益已经清算，林晓青也收到了该投资权益残值5.5万元。2013年11月27日，金宁水电公司及全体工商登记股东与求索公司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以转让价4400万元整体出让全部资产，交割日之前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原金宁水电公司股东承担。协议签订后，求索公司按约将4400万元转让款支付至由原股东控制的金宁水电公司账户内，双方完成股权及资产交割。金宁水电公司的新股东求索公司已经完全履行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此后，金宁水电公司原股东将原公司债权债务及其他资产与该4400万元转让款一并予以清理结算，并按原股东会通过的转让资金分配方案及分配顺序分配剩余资金；2015年1月9日，林晓青收到投资残值款5.5万元。上述事实由金宁水电公司提供的证据即《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付款凭证（入账通知书）及金达昌提供的证据即2012年11月25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出让清算支付明细表》等予以证实，证据充分。如果林晓青对其隐名在金达昌名下的股权转让有异议，也应当以金达昌为被告提起另案诉讼，与股权转让后的金宁水电公司无关。因此，林晓青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认为其与金宁水电公司之间投资合同法律关系，金宁水电公司收取了林晓青的投资款，但未将林晓青登记为股东，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金达昌、金宁水电公司返还投资款，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金宁水电公司认为“金达昌与林晓青存在的是股权代持关系”、“金达昌原持有的8%股权或者转让后金亮亮原持有的16%股权包括了林晓青的55万元投资款的权益”、“林晓青要求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证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其要求驳回林晓青对其的原审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基于上述理由，本院对双方当事人的其他争议不再作认定。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但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有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泰顺县人民法院（2017）浙0329民初7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林晓青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6149元，均由林晓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景寿
审 判 员 周林环
审 判 员 苏子文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