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宁商终字第99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爱农，男，1965年5月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韫杰，北京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庚，山东易焕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虹，女，1959年5月3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史定国，江苏永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根华，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众华通测控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水阁路。
法定代表人王世玉，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晏德熙，江苏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皓，江苏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朱福，男，196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韫杰，北京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庚，山东易焕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爱农因与被上诉人廖虹、南京众华通测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华通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朱福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4）江宁商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2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爱农以及原审第三人朱福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刘韫杰、李庚，被上诉人廖虹的委托代理人史定国、李根华，被上诉人众华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晏德熙、王齐飞到庭参加诉讼。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12月13日，众华通公司经工商注册成立。注册资本200万元。登记股东李海萍出资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朱福出资2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1.25%；刘彦敏出资2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1.25%；孙忠田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耿彬出资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2.5%。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廖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一、朱福名下的22.5万元投资款，朱福未实际投资，为其成为实际投资人提供了可能；二、其办理了现金解款事项，将200万元的投资款汇入公司帐户，为其成为实际出资人进一步提供了可能性；三、其本人提取了相应款项，与投资额相吻合，证明其不仅有能力成为实际投资人，而且可能已实际出资；四、众华通公司认可廖虹为朱福名下的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证明公司已认可其是诉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隐名股东。五、股东会决议（一）、（二）均反映出股东间出现了重大矛盾，杨爱农陈述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廖虹实际控制了公司。该事实侧面证明廖虹存在投资比例较重的可能。第三人杨爱农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一、朱福名下的22.5万元投资款，朱福未实际投资，为其成为实际投资人提供了可能；二、关于股东会决议（一）、（二）。首先，杨爱农的代理人当庭陈述杨爱农因出国而未能参加会议，有为杨爱农不在决议上签名作合理解释的意思表示，但该意思表示因与杨爱农本人的陈述相矛盾，该意思表示不能成立；其次，会议在其公司会议室召开，其如果是实际出资人，就应当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进行表决，其辩解的不便签字，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该行为不能证明其是真正的实际出资人；再次，其陈述会议背景是股东间存在重大矛盾，该陈述与决议（一）、（二）的内容相印证，予以采信。既然股东间已出现重大矛盾，如果其本人确是朱福名下股权的实际享有人即实际出资人，则此时显示股东身份已是必要，其提供公司会议室作为会议召开的场所，用实际行为表明了其当时所持的立场是支持召开会议，但其却不能将自己的股东身份加以显明，反而委托王春生代理朱福，两种行为相互矛盾，不符合一般的逻辑思维方式，更不符合常理；三、现金解款单证明现金解款不是其经办（其陈述是廖虹或其委托的人经办），交款单上也没有出现其名字，不能证明其交款的事实；四、其陈述交给高太长（廖虹的丈夫）22.5万元现金，高太长向其出具了收条，因该事实未经高太长认可，其未能提交该张收条，也未能提交其实际出资的其他凭证，不能证明其实际出资行为的成立。综上，廖虹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远大于杨爱农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对廖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杨爱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三人朱福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缺席判决：一、2002年12月13日登记在朱福名下的南京众华通测控设备有限公司11.25%的股权及股东资格归廖虹所有；二、驳回杨爱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廖虹负担80元、杨爱农负担80元。
宣判后，杨爱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廖虹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由廖虹负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为：廖虹实际掌控众华通公司，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多次冒名进行公司股东和股权的变更，但直到2011年8月23日其成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掌控公司大权后，才将朱福名下的股权变更至耿彬名下，足以证明朱福明下的股权并非属于廖虹。公司成立时廖虹已用耿彬的名义代其持股22.5%。廖虹不认识朱福，没有理由会冒风险让朱福代其持股。廖虹提交的提款记录亦不能证明该资金系廖虹所有，廖虹并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身份应以工商登记以及隐名股东的指认为准。原审判决认为廖虹的证据证明力大于杨爱农证据的证明力而推出朱福名下的股权归廖虹所有是错误的，违反了证据规则的规定。廖虹的证据实际上并不能证明其实际出资。廖虹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成立，故应驳回。庭审中，杨爱农补充意见：1、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在未开庭也无人申请的情况下，一审法官向朱福调查，并送达应诉通知书，在这期间朱福没有时间去委托代理人，被法官剥夺委托代理人的权利。原审判决将朱福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作为其答辩意见，未给予朱福答辩期，剥夺其权利。笔录要求朱福如实回答问题，做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对朱福究竟是证人还是第三人未定性，且该笔录亦未经庭审质证。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1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1年朱福的股权转让给了耿彬，2012年耿彬又将股权转让给了南京金飞龙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飞龙公司），现争议股权持股人是金飞龙公司。且就朱福与耿彬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如果股权是廖虹的，朱福无权转让，该协议应属无效，导致金飞龙公司获得争议股权在法律上存疑。所以耿彬和金飞龙公司均应作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2、朱福作为众华通公司的股东，已经法定验资程序，具有法律效力，且在公司股东名册中也有记载，廖虹从未以实际股东身份行使权利。一审查明，孙忠田付款69万元，但其本人仅出资20万，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孙忠田享有朱福股权的可能性与廖虹享有朱福股权的可能性一样大。
被上诉人廖虹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众华通公司答辩称：同意廖虹的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朱福述称：同意上诉人杨爱农的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庭审中，众华通公司认可廖虹对案涉股权的股东资格，不认可杨爱农的股东资格。2011年8月16日，原登记在朱福名下的众华通公司11.25%股权变更登记至耿彬名下，廖虹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并代签朱福名字。二审庭审中，廖虹确认系其经手2011年8月16日变更。2012年11月1日，该股权由耿彬名下变更登记至现股东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名下。
以上事实，有众华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及二审庭审笔录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本案中，杨爱农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2002年12月13日登记在朱福名下的众华通公司11.25%的股权及股东资格归杨爱农所有。”二审中，杨爱农向本院确认其不认可廖虹的主张，亦不认可案涉股权从朱福名下变更至耿彬名下后再次变更至现股东名下的处分，故杨爱农的诉讼请求系对自2002年12月13日起至今的股权持有异议。而众华通公司并不认可杨爱农的实际出资人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杨爱农与众华通公司之间对股东资格存有争议，杨爱农有权提起确认之诉，并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廖虹、朱福及现在实际持有股份的股东金飞龙公司、王佳、王威应作为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故对杨爱农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4）江宁商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重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本院退还上诉人杨爱农。
审 判 长 陆正勤
代理审判员 毕宣红
代理审判员 董岩松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