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4）州行终字第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官超，男，汉族，1946年6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彭海容，女，1968年11月30日出生（系上诉人杨官超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
地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乾州新区世纪大道。
法定代表人：李卫国，市长。
委托代理人梁荣礼，男，汉族，1974年5月5日出生，系吉首市国土资源局法律顾问。
原审第三人刘翠珍，女，汉族，1947年4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建华，男，湖南民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官超因与被上诉人吉首市人民政府及原审第三人刘翠珍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吉首市人民法院（2014）吉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官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彭海容、石泽全，被上诉人吉首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梁荣礼，原审第三人刘翠珍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一、1979年，因吉首市体育馆征收拆迁，吉首市吉首乡吉新村村民刘翠珍即本案第三人属搬迁安置户，吉首乡人民政府在新桥村划拨土地一块，供其占地修房。2002年1月25日，第三人刘翠珍向被告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吉首市国土管理局申请，对历史性占用的宅基地进行土地登记，第三人刘翠珍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文件资料。经地籍调查和行政审批后，被告于2002年2月5日给第三人刘翠珍颁发了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土地使用者刘翠珍、座落新桥一路60号、地号1-84-45、图号33.40-47.25、用途住宅、使用权类型划拨、使用权面积234.84平方米等。二、原告杨官超曾以土地使用权纠纷为由，起诉第三人刘翠珍至吉首市人民法院。1997年11月18日，原告提出撤诉申请，1997年12月8日，吉首市人民法院作出（1996）吉民初字第60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杨官超撤回起诉。在庭审中，原告杨官超陈述当时撤诉的原因是因第三人刘翠珍答应退还土地，而在原告杨官超撤诉后，第三人刘翠珍并未实际退还土地，之后，原告杨官超亦没有通过其他形式再向第三人刘翠珍主张权利。三、根据《吉首县人民政府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审批单存根》（（83）政土字3号），原告于1983年申请办理征用土地手续，用于修建住房，被征地单位为吉首公社新桥大队果园生产队，土地类型为荒山地，面积为0.4亩即266.67平方米。在原告该土地审批档案里附有一份“平面图”，该图为手绘制成，比例为1：300。2012年11月1日，原告与其配偶彭海容立下赠与书，将两人在吉首市新桥路共同拥有的一块土地（土地面积：0.4亩，审批单存根号：（83）政土字3号）的权利自愿无偿赠与给儿子杨海、杨景霖共有。2012年11月2日，原告与其配偶彭海容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乾城公证处就该赠与办理了公证手续。2012年12月11日，杨海、杨景霖就该块赠与土地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申请用地面积为458.61平方米。经地籍调查及行政审批，被告核实该宗地经（83）政土字3号审批单批准，土地使用面积为0.4亩（266.67平方米），现实际使用面积为322.16平方米，最终确认其权属面积为322.16平方米。2013年4月24日，被告给杨海、杨景霖颁发了吉国用（2013）第1-69-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庭审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对杨海、杨景霖该土地权属无异议。四、2012年11月19日，原告杨官超与第三人刘翠珍在峒河办事处新桥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双方之间的土地界限已予以明确。
原判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以下二项：一、原告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辩称本案第三人刘翠珍土地的东至相邻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杨海、杨景霖，认为原告不是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其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经庭审查明，原告对杨海、杨景霖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属无异议，原告在本案中认为其实际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属面积为其所提交的平面图中所圈的红线范围内的面积即458.61平方米，除去赠与给杨海、杨景霖的土地使用权属面积322.16平方米，剩余的136.45平方米土地面积使用权被错误颁发给本案第三人。综合原告该主张内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在本案中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二、被告给第三人颁发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无侵犯原告合法权益。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给第三人颁发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的理据主要有三点：（一）、原告认为其实际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属面积为其所提交的平面图中所圈的红线范围内的面积即458.61平方米，除去赠与给杨海、杨景霖的土地使用权属面积322.16平方米，剩余的136.45平方米土地面积使用权应属于原告所有，而被告将该部分土地面积的使用权错误颁发给第三人；（二）、原告认为第三人的土地权属来源不明；（三）、被告在给第三人颁发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进行地籍调查时，原告不知情，在邻宗地指界人一栏内没有原告的签名认可。对于原告的理据（一），本案原告所指的平面图来源自1983年原告申请征用吉首公社新桥大队果园生产队土地修建房屋时所绘制，该份平面图没有宗地界址坐标和坐标点，不能准确反映原告的土地地理位置和实际面积，根据《吉首县人民政府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审批单存根》（（83）政土字3号），显示原告实际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0.4亩即266.67平方米。后原告与其配偶彭海容将该0.4亩土地使用权赠与给了杨海、杨景霖，并办理了赠与公证手续。2012年12月11日，杨海、杨景霖就该块赠与土地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申请用地面积为458.61平方米。经地籍调查及行政审批，被告核实该宗地经（83）政土字3号审批单批准，土地使用面积为0.4亩（266.67平方米），现实际使用面积为322.16平方米，最终确认其权属面积为322.16平方米。综合以上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本案中没有依据来证实其享有剩余的136.45平方米土地面积使用权及该面积与第三人的土地面积相重合。对于原告的理据（二），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刘翠珍原属吉首市吉首乡吉新村村民，因1979年吉首市体育馆征收拆迁，第三人刘翠珍属搬迁安置户，吉首乡人民政府在新桥村给其划拨土地一块，供其占地修房。2002年1月25日，第三人刘翠珍向被告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吉首市国土管理局申请，对历史性占用的宅基地进行土地登记。综合以上事实，本案中原告的土地权属来源合法。对于原告的理据（三），依据土地登记规则及程序，没有规定土地相邻方必须签字并捺手印，宗地四界相邻方签字与否，并不是土地登记程序合法的形式要件。综上，被告给第三人颁发（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被告履行了地籍调查、权属审核、行政审批等法定程序，对被告该具体行政行为，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四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刘翠珍颁发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官超承担。
上诉人杨官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法院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凭空认定的，是错误的。认定第三人刘翠珍属搬迁安置户这一事实在全部案件材料中没有证据支持，没有任何关于第三人土地权属来源的证据，而被上诉人却对此视而不见，仍然对第三人进行了土地合法性登记。2、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错误。其一，没有依据《土地登记规则》第十八条至二十一条的规定履行土地申请审核结果公告及相关程序，导致上诉人在登记程序中不知晓自己权益被侵害，无法行驶提出异议和申请复查的权利。其二，在地籍调查中没有依据《地籍调查规程》3.2.6.1“界址的认定必须由本宗地及相邻宗地使用者亲自到现场共同指界。”导致上诉人对界址争议的权利未得到救济。其三，未依据《地籍调查规程》现场绘制宗地草图，地籍调查表中权属调查及调查员意见一栏中沈云华、杨帆的签名是一人所签，地籍调查不客观、真实，不能作为土地行政登记的依据。二、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能提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时的主要证据，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予以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为第三人颁发的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吉首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979年，因吉首市体育馆征收拆迁，吉首市吉首乡吉新村村民刘翠珍属搬迁安置户，吉首乡人民政府在新桥村划拨土地一块，供其占地修房。2002年1月25日，刘翠珍向被上诉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吉首市国土管理局申请，对历史性占用的宅基地进行土地登记。经吉首市国土管理局地籍调查和行政审批后，吉首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2月5日，给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二、土地登记程序合法。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的相关规定，刘翠珍为历史性占用的宅基地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向被上诉人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吉首市国土管理局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个人身份证明、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文件资料。吉首市国土管理局依照程序，进行了地籍调查、权属核实、注册登记、颁发土地证书。地籍调查证实：因相邻关系，杨官超以土地使用权有争议为由，将刘翠珍诉至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杨官超于1997年11月18日提出撤诉申请。12月8日，吉首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准许杨官超撤回起诉。至2002年刘翠珍申请办理土地证时，近5年多的时间里，杨官超没有以相邻土地存在纠纷，再行起诉。在《土地登记规则》（1996年）中，没有明文规定土地相邻方必须签字并按捺手印。宗地四界相邻方签字与否，并不是土地登记程序合法性的形式要件，和土地登记程序成立的排他性条件。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土地登记程序合法，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刘翠珍答辩称：一、上诉人杨官超在上诉状中陈诉的事实部分与实际不符。1、上诉人称答辩人刘翠珍的土地没有合法来源，没有办理征地手续。实际是：1979年，由于体育馆搬迁，答辩人作为搬迁安置户，由市政府划拨了一块面积约为230平米的地作为安置地。上诉人于1983年才办理征地手续。答辩人迁入的时间要早于上诉人，不存在答辩人先占了上诉人的土地。2、答辩人于2002年2月5日办理《国有土地证》。上诉人因与答辩人有房屋界限纠纷，直到2012年11月19日与答辩人签订调解协议后，才申请办理土地证。也就是说，在2012年11月19日的调解协议里，双方对界限都已确认，不存在侵占土地问题。二、答辩人提交的办证资料，客观真实，准确有效，符合要求。在办理土地证时，答辩人与四周土地界限清楚，权属明确，并无争议，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有效。综上，上诉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吉首市人为答辩人颁发的土地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
在二审中，原审第三人刘翠珍提供一份房地产档案资料粘贴纸和房屋分户图作为证据，拟证明第三人土地权属来源合法。合议庭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系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不予接纳。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上诉人杨官超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1983年上诉人杨官超经申请和吉首市人民政府审批（（83）政土字3号征用土地审批单），征用了吉首公社新桥大队果园生产队0.4亩土地，用于修建住房。2012年11月1日，上诉人杨官超与其配偶彭海容立下赠与书，将上述土地无偿赠与给儿子杨海、杨景霖。该赠与行为经乾城公证处公证、并由受赠人杨海、杨景霖办理了土地登记手续，故，该赠与行为已实际履行完毕。赠与行为发生并实际完成后，原土地权利人杨官超对其土地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均已丧失、并全部转移至权利受让人杨海、杨景霖名下，因此，被上诉人吉首市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上诉人杨官超不再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该规定，鉴于上诉人杨官超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已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也不具有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对其起诉依法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吉首市人民法院（2014）吉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
驳回上诉人杨官超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退还给上诉人杨官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陈学军
审 判 员 覃繁荣
代理审判员 田玉莲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代理书记员 胡贻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
（二）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