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甘民终字第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格绒牛念，男，藏族，1977年3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乃博，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277号。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江焌俊，男，汉族，1988年12月31日出生，公司项目部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连生，男，汉族，1954年5月29日出生。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刘云飞，重庆中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格绒牛念与被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一局）、杨连生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因格绒牛念不服四川省稻城县人民法院（2014）稻民初字第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格绒牛念及委托代理人张乃博，被上诉人中铁十一局的委托代理人江焌俊及被上诉人中铁十一局、被上诉人杨连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云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格绒牛念于2014年9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杨连生对格绒牛念构成名誉侵权，中铁十一局承担连带责任；判令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20万元、公开赔礼道歉（电视台公告或张贴公告书）不少于一个月并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25日10时，中铁十一局理（塘）亚（丁）路三标段负责人杨连生和挖掘机驾驶员王登榜一同到稻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称：“王登榜于2013年3月25日凌晨1时许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限制人身自由，并非法（该处应为笔误）采挖砂石”。2013年3月25日立案侦查，经侦查证实：该案系王登榜捏造事实、谎报案情，无犯罪事实，稻城县公安局于2013年9月3日将该案撤销，并对王登榜进行了行政处罚。稻城县公安局在对法院的回复函中明确地写明了杨连生同王登榜到稻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的过程，报案人王登榜在报案时亦声称“并非法（该处应为笔误）采挖砂石”，公安机关的对该报案的处理结果为“该案撤销，并对王登榜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所调取的公安卷宗材料中并未有杨连生和中铁十一局的报案记录情况，且公安机关对盗窃立案侦查后，并未将原告格绒牛念列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仅在案卷盒的表面写上了“格绒牛念”的名字。
原审法院认为，名誉权的侵犯是指公民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使其他公民、法人的社会评价下降或者受到负面影响。格绒牛念提出中铁十一局、杨连生侵犯其名誉权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因格绒牛念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其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故，原审法院对其诉求不予支持。本案中铁十一局、杨连生并未使用侮辱、诽谤等方式使格绒牛念的社会评价下降或受到负面影响，格绒牛念与中铁十一局、杨连生并不存在名誉侵权的民事法律关系，故，中铁十一局、杨连生不是本案适格的民事诉讼被告。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二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故判决如下：一、驳回格绒牛念提出杨连生对其构成名誉侵权，中铁十一局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二、驳回格绒牛念提出赔偿造成的损失20万元的诉求；三、驳回格绒牛念提出公开赔礼道歉（电视台公告或张贴公告书）不少于一个月的诉求。本案诉讼费2150.00元人民币由格绒牛念承担。
上诉人格绒牛念上诉称，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对本案重要证据之一的稻城县公安局向稻城县人民法院《回复》函中内容记载错误，导致法院对公安机关复函内容所表达的意思理解错误，导致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另公安机关的复函既按本案一审稻城县人民法院的协查要求，明确了报案人就是中铁十一局理（塘）亚（丁）路三标段负责人杨连生和挖掘机驾驶员王登榜，同时也明确说明了二人报案的内容包括对上诉人的“非法采挖砂石”的举报和控告，而该举报、控告行为是被上诉人杨连生以被上诉人中铁十一局项目负责人身份作出，因此，其及其员工捏造上诉人“非法采挖砂石”、“偷沙子”等事实进行诬告的行为，导致上诉人遭受刑事立案侦查，造成上诉人社会评价的降低。2.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各项诉讼请求，其理由是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相应主张且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不是“适格被告”没有事实依据且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所调取案卷材料本身存在不完整的情况下，并未核实被取出的材料中是否包含“原告格绒牛念并不为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方不能认定为报案人”等关乎本案主体及报案经过等内容，该举证不能的责任不能归结于上诉人。另上诉人明确了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是“格绒牛念盗窃案”和“王
登榜诬告陷害案”的整套卷宗材料，公安机关也向法院提供了案卷材料，而一审法院在对其所调取的卷宗材料进行了查阅后，却得出“格绒牛念并不为该案的犯罪嫌疑人”的结论，这样的认定逻辑混乱。3.本案涉及名誉侵权系因一起“被诬告陷害为盗窃”而起，被上诉人杨连生作为中铁十一局理（塘）亚（丁）路三标段负责人在明知其所在公司被上诉人中铁十一局没有合法采砂权的情况下，为了排挤竞争对手，与其员工王登榜一起报案并捏造上诉人盗挖砂石、限制被上诉人中铁十一局员工人身自由、破坏员工通讯工具等虚假事实对上诉人进行污蔑与诽谤，系典型的借检举、控告之名行诽谤之实，从而达到利用公权力排除竞争（争议）相对方的目的。被上诉人杨连生构成对上诉人的名誉便权，被上诉人中铁十一局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被上诉人中铁十一局、杨连生共同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认定“并非采挖沙石”是一种书写错误。2.一审法院已查明格绒牛念盗窃案，只是在案卷上写了格绒牛念的名字，未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也未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因此所谓的格绒牛念是盗窃案的嫌疑人是上诉人的一种预测。3.3月25日是报案期，当天无杨连生的询问笔录。王登榜是本单位的外聘人员，杨连生、张东所知的均是王登榜所说，所以是王登榜捏造事实，并非中铁十一局、杨连生捏造事实，故我方不认可侵权事实。
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根据上诉人格绒牛念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稻城县人民法院调取以下证据：
稻城县公安局的情况说明。
上诉人认为，该情况说明能证明格绒牛念作为“03.25”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在“03.25”盗窃案被撤销后作为本案原审原告主体适格。
被上诉人共同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格绒牛念为“03.25”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情况说明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相同。
另查明，在2013年3月25日稻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王登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王登榜称在3月25日凌晨，距离理亚路龙古桥向东约一公里处被人控制人身自由并把其手机扔进河里。2013年3月27日稻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张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张东听王登榜说有人来偷料，并限制了王登榜的人身自由，于是向项目部进行了汇报，随后张东、王登榜和杨连生一同到公安局报案。在该笔录中，张东否认3月25日被人偷挖的砂石属于中铁十一局料场。2013年3月27日稻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杨连生的询问笔录中记载，杨连生称3月25日凌晨发生的事不在场，但得知单位工人王登榜被其他运输砂石的人限制了人身自由还被扔掉手机，同时否认其他运输砂石的人在中铁十一局采砂范围内采砂。
还查明，张东系中铁十一局职工。
本院认为，在本案中，格绒牛念认为杨连生作为中铁十一局理（塘）亚（丁）路三标段负责人和王登榜一起报案并捏造虚假事实，借检举、控告之名对其进行了污蔑与诽谤，造成格绒牛念名誉权受到损害。但稻城县公安局在2014年10月22日向稻城县人民法院的回复中已经写明“经侦查证实：王登榜捏造事实、谎报案情，无犯罪事实”。即是对2013“03.25”盗窃案予以撤销的原因；杨连生、张东同王登榜一起到公安机关报案，并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王登榜被限制人身自由、损害财物和有人偷料等是基于王登榜的告诉，并非是他两人故意捏造，故本案中，杨连生并无捏造虚假事实的故意，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他人……”的情形，不应认定杨连生对格绒牛念构成名誉侵权，中铁十一局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在一、二审中，格绒牛念未提供因2013“03.25”盗窃案造成其社会评价下降，名誉权受到损害的相关证据，其提供的经济损失清单也为其单方制作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格绒牛念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格绒牛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彤
审判员 罗俊
审判员 吴杰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