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闸民三（民）初字第2014号
原告佘铭发。
委托代理人佘均。
原告姚桂英。
原告佘福沉。
委托代理人王雅俊。
原告王XX。
法定代理人王雅俊。
法定代理人佘福沉。
上列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何仁强，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丽英。
委托代理人余庭，上海观庭观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超群，上海观庭观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佘以钢。
委托代理人佘以萍。
第三人上海新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石。
委托代理人张兆雄。
委托代理人钟永明。
第三人上海申能汇颂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懋松。
委托代理人阮肖洪。
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与被告王丽英、佘以钢、第三人上海新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兰公司”）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吴晓婕独任审判，于2013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3年9月12日，王XX申请作为本案的原告参加诉讼，于2013年10月31日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较为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3年12月23日，本院依法追加上海申能汇颂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能汇颂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3日第三次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佘铭发代理人佘均、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何仁强、原告佘福沉委托代理人暨原告王XX法定代理人王雅俊，被告王丽英及其代理人余庭、朱超群、被告佘以钢及其委托代理人佘以萍，第三人新兰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兆雄、钟永明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申能汇颂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王XX共同诉称，2012年原告与被告王丽英、佘以钢居住的上海市闸北区甘肃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同年4月16日被告王丽英作为代表与第三人新兰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两份，一份安置对象为原、被告五人，另一份安置对象为原告佘福沉腹中胎儿。同日，被告王丽英作为代表又签订房源预订单，预定房源为本市闵驰一路X弄X幢东单元X号A室（以下简称“安置房A室”）及闵驰一路X弄X幢东单元X号B室两套房屋（以下简称“安置房B室”），同年6月29日被告王丽英作为代表在新梅太古城（二期）旧区改造发放费用凭证上签字，系争房屋所有的动迁安置款项均被被告王丽英领取。被告王丽英在拆迁工作组当场指定被告佘以钢和佘福沉代其在购房预约单上代其签名，确定两套动迁安置房屋产权人分别为原告佘铭发、姚桂英及佘福沉，并于2012年5月26日向原告姚桂英索取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0，000元，但此后被告王丽英否认上述购房预约单并诉至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法院（2013）闸民（行）初字第32号判决上述购房预约单无效。上述判决生效后，导致原告至今未能得到安置，被告王丽英亦不对拆迁安置补偿款进行分割，严重损害原告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闵驰一路X弄X幢东单元X号A室归原告佘铭发和姚桂英所有；2、确认闵驰一路X弄X幢东单元X号B室归原告佘福沉所有；3、被告王丽英给付原告王XX动迁安置款项237，600元；4、要求被告王丽英给付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剩余动迁安置款项26，758.90元；5、被告王丽英返还原告姚桂英30，000元；6、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王丽英承担。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原告自愿撤回第五项诉讼请求，另行主张权利。
被告王丽英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两套安置房屋目前没有大产证，处于产权不明状况，原告没有诉权；2、属于四原告的动迁安置款项共计840，000元，其已经给付被告佘以钢；3、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以及被告佘以钢并未在系争房屋内实际居住，且在其他地方享受过福利分房待遇，不符合同住人规定，但因为系争房屋享受托底保障，故被告王丽英同意对于增加利益的部分进行分割。4、被告王丽英系系争房屋承租人，对于房屋面积补偿的款项应该属于王丽英，每个人的托底保障款项应为119，814元，属于原告王XX的动迁安置份额应为119，814元且已经给付被告佘以钢。
被告佘以钢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并没有拿到被告王丽英给付的800，000款项，实际仅为700，000元，并且该款项是其放弃保德路房屋产权，王丽英给付的对价，并不是动迁安置款项。在系争房屋的动迁中，其是选择货币安置的。
第三人新兰公司述称：王丽英户的动迁是享受托底保障的。需要说明的是一次性帮困补助，主要考虑到佘铭发夫妻年龄大，加上佘以钢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有针对性的补偿了130，000元。签署动迁安置协议时两套动迁安置房屋的认购人是佘铭发、姚桂英及佘富沉，承租人王丽英是明确表示放弃房屋安置。并且拆迁前，该房屋没有人实际居住。目前两套动迁安置房大产证已经办理，可以办理进户手续，如果原告诉请得到法庭支持，其可以凭借生效判决书出具五联单，交由动迁安置房屋开发商申能汇颂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人申能汇颂公司未答辩。
经审理查明，原告佘铭发与姚桂英系夫妻，被告佘以钢系二人儿子，原告佘福沉系被告佘以钢女儿，原告王XX系原告佘福沉女儿，被告王丽英与被告佘以钢1998年左右结婚，于2012年1月12日离婚，两人未生育子女。
系争房屋原系公房，承租人系被告王丽英，相关租赁凭证显示，调配单位市北医院，发证类别增配。拆迁时，系争房屋内在册户籍五人，即本案的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被告王丽英及佘以钢。被告王丽英的户籍于1998年10月12日从本市闸北区天潼路XXX弄XXX号后客堂迁入，原告佘福沉、被告佘以钢户籍于2003年6月14日从本市闸北区保德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迁入，原告佘铭发、姚桂英的户籍于2005年9月26日从本市闸北区共和新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迁入。
2012年4月6日，被告王丽英作为被拆迁人与第三人新兰公司作为拆迁人就系争房屋签订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被拆迁人承租的房屋坐落于甘肃路XXX弄XXX号前三层阁，房屋类型旧里，房屋性质公房，建筑面积16.94平方米；被拆迁人选择房屋补偿安置方式；拆迁人应补偿被拆迁人货币补偿金额706，717.60元；根据基地补贴办法及奖励办法，拆迁人另支付给被拆迁人未见证面积补贴10，000元、搬家补助费500元、设备移装费1，560元、被拆面积奖33，880元；被拆迁人在协议生效后七日内搬离原址，拆迁人支付给被拆迁人集体搬迁奖30，000元、履约搬迁奖20，000元、基地签约奖25，000元；被拆迁人共计应得货币款827，657.60元。同日，被告王丽英与拆迁人另签署《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困难补偿协议》一份，约定：经认定，被拆迁人符合居住困难户的补偿安置条件的，拆迁人给予被拆迁人居住困难户货币补贴款718，882.40元。其中佘福沉怀孕，托底保障237，600元在2012年10月30日之前凭出生证明及本市户籍证明领取，逾期视作放弃。拆迁人还给予该户130，000帮困补贴。王丽英户共计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1，711，540元。4月6日当日，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动迁房源选购及过渡协议》，约定：被拆迁人应得安置款总额为1，546，540元（其中1人怀孕，托底保障23.76万元暂不用作抵扣房款）；被拆迁人自愿选购基地提供的安置房A室、安置房B室，预测面积分别为54.41平方米、54.59平方米；两套房屋总价合计855，105元，从被拆迁人应得安置款1，546，540元中抵扣；因上述安置房源为期房，拆迁人应一次性支付给被拆迁人14个月过渡费35，000元。2012年4月25日，被告王丽英将被拆房屋腾空交付给拆迁人，现该房屋已被拆除。2012年6月29日，被告王丽英在《新梅太古城（二期）旧区改造发放费用凭证（居住）》上签字确认，该发放费用凭证载明：被拆迁房屋甘肃路XXX弄XXX号前三层阁，发放款项合计1，473，940.00元，其中该户发放款抵充房屋款855，105.00元，基地核发金额618，835.00元。2012年8月18日，原告佘福沉腹中胎儿出生，即为本案原告王XX。同年11月6日，被告王丽英又签署了一张了《新梅太古城（二期）旧区改造发放费用凭证（居住）》，载明其领取住房保障托底补贴款项合计237，600元。
另查明，新兰公司曾与原告佘铭发、姚桂英就安置房A室签订了安置房预约单，约定安置房A室房屋的产权人登记为佘铭发、姚桂英，佘以钢在该预约单上“被安置人”签名处代写了王丽英的姓名。新兰公司与佘福沉就B室签订了安置房预约单，约定安置B室房屋的产权人登记为佘福沉，佘福沉在该预约单上“被安置人”签名处代写了王丽英的姓名。2013年3月7日，被告王丽英以第三人新兰公司擅自在安置房预约单将安置房A室、B室的交付对象分列为佘铭发、姚桂英及佘福沉，侵害己方的合法权益为由，将新兰公司作为被告诉至本院，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列为第三人，该案的案号为（2013）闸民（行）初字第32号。该案的审理中，佘铭发、姚桂英述称，两人户籍在被拆房屋内，是被拆房屋的安置人口，理应获得拆迁安置补偿。王丽英曾以佘铭发、姚桂英取得的安置补偿利益过多为由索要钱款，经协商后佘铭发、姚桂英支付给王丽英30，000元，王丽英出具了收条并注明双方就安置房A室房屋无纠纷，即代表原告书面承诺安置房A室房屋归佘铭发夫妇所有。佘福沉曾述称，己的户籍在系争房屋内，且拆迁时已怀孕，佘福沉及其子女是被拆房屋的安置人口，按照托底政策，每人可得237，600元补偿款。现佘福沉及其子女两人仅取得一套价值428，000余元的房屋，并未多占多得。审理后，本院认为，被告与本案被拆房屋承租人即原告签订的《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动迁房源选购及过渡协议》依法成立有效，原告户作为被拆迁户依据上述两份协议而取得了A室、B室两套安置房。现系争两份安置房预约单上的原告签名均非原告本人所签，原告对该两份预约单内容亦不予认可，因此，系争A、B室安置房预约单应为无效。原告出具的3万元收条并不能直接证明原告同意A室房屋产权归佘铭发夫妇所有。据此，本院于2013年5月30日，做出如下判决：新兰公司与佘铭发、姚桂英就上海市闵行区闵驰一路X弄X幢东单元X号A室房屋签订的安置房预约单无效；新兰公司与佘福沉就上海市闵行区闵驰一路X弄X幢东单元X号B室房屋签订的安置房预约单无效。
2012年5月26日，原告在收取了姚桂英支付的3万元后出具《收条》。该收条全文如下：“今收到姚桂英人民币叁万元正，动迁房是闵驰一路X弄X幢东单元X号A室，钥匙本人2013年5月份交给姚桂英，承租人王丽英与姚桂英房屋纠纷到此结速（束）”。
又查明，1998年7月13日，原告佘铭发与上海市闸北区建设委员会就上海市闸北区热河路XXX号房屋签署《上海市房屋拆迁货币化安置协议》，该协议载明，乙方佘铭发居住的热河路XXX号房屋，类型旧里，性质公房，房屋建筑面积38.8平方米。应安置乙方的人数为6人，即佘铭发、姚桂英、佘以钢、佘福沉、王丽英等。1998年9月10日，上海共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闸北区分公司将上海市闸北区保德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保德路房屋”）调配给佘以钢，相关住房调配单载明调配人员为佘以钢、姚桂英、王丽英。2000年6月25日，该房屋产权购买至佘以钢名下。
还查明，2012年1月12日，原告王丽英与被告佘以钢经上海市闸北区民政局登记离婚，相关自愿离婚协议书载明：一、双方自愿离婚，佘以钢与王丽英现因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双方自愿离婚，再婚后无子女；二、夫妻共同财产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各自所有，甘肃路房屋动迁男方佘以钢自愿放弃。婚后无债务，坐落于保德路XXX弄XXX号XXX室属于男方产权份额，现归女方所有；三、上述自愿离婚协议书事项，双方保证切实履行，延迟支付一方精神损失赔偿金壹拾万元整。双方均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上述协议无任何异议。2012年8月31日，被告王丽英凭借上述离婚协议将保德路房屋产权过户至其名下。
2012年7月2日，被告王丽英通过其上海银行卡转账486，200元，同年11月6日转款237，600元，同日取款190，600元，对于上述几笔款项，被告王丽英表示前两笔款项均是转入被告佘以钢的账户，最后一笔现金取出后随即给付被告佘以钢，其他还有零星款项，共计840，000元，作为原告四人及被告佘以钢的动迁安置款项。被告佘以钢认可王丽英确实通过转账向其给付过两笔款项486，200元、237，600元，但系被告王丽英取得保德路房屋的产权支付给其的对价，并非动迁安置款项。原告对于上述款项均不予以认可，认为即便真实发生也不能证明系动迁安置款项。
对于系争房屋的居住情况，审理中各方表示均未在系争房屋内居住过。
根据第三人提交的《新梅太古城（二期）特殊情况审批表》该户特殊情况及说明一栏载明：该户在册5人，现女儿佘福沉怀孕，参加托底，是再婚家庭，矛盾突出，选择基地浦江二套一房一厅，余自行购房，因佘以钢大部分丧失劳动力，购房有点困难，需要照顾补偿。
2014年1月15日，第三人申能汇颂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对于本案涉及的两套动迁安置房屋作出如下说明：1、该房屋是我司按照市建交委、市住宅中心要求，定向供应闸北区建交委做旧区改造居民动迁安置房。根据政府的有关规定及与闸北区建交委安置房供应协议约定，我司按照闸北区建交委出具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俗称五联单），与进户居民签订网上房屋销售合同，并根据房屋销售合同将房屋移交给（指定）安置的居民。在未签订房屋销售合同之前，我司与被安置居民没有任何关系。二、目前该二套房屋状况是：已经符合政府对房屋销售的有关规定，具备网上签约的条件。闸北区建交委尚未出具五联单，未签署网上销售合同，出具法庭的房屋交易备案证明，也证明该房屋尚未销售，同时证明了房屋销售之前房屋权属归我司。三、该房屋所处的项目是市属保障房大型基地。目前已经签订房屋销售合同约1700套。至于“大产证”的办理，受到前置条件约束（在建商业），暂缓办理。但我司在房屋销售合同中约定2014年年底前办出“大产证”。
2012年4月6日，上海市闵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第三人申能汇颂公司颁发《上海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确包含系争的两套配套安置房屋在内的由第三人申能汇颂公司投资开发的商品房，已具备预售条件。2013年6月3日，由上海鸿诚测绘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载明》：安置房A室房屋实测面积为55.9平方米；安置房B室实测面积为57.25平方米。
审理中，各方均确认系争房屋动迁款总额为1，711，540元。对于动迁款的组成，第三人新兰公司陈述：该户享受托底保障，加上胎儿，核定保障人口为6人；一次性帮困补贴是有针对性的，主要考虑该户佘铭发夫妻年龄大，佘以钢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原告认为，对于动迁安置款项中的过渡费用35，000元，原告王XX出生前由五人均分，王XX出生后由六人均分，所以属于原告王XX的过渡费为4，166元，加上托底款项237，600元，属于王XX的动迁安置款款项应为241，766元。剩余款项1，469，774元由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被告王丽英、佘以钢均分。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应得的动迁安置款项份额为881，864.40。上述款项足够用于选购安置房A室及B室之外还有26，758.90元。被告王丽英主张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享受过动迁安置，并且系空挂户口，能享受的仅有增加的托底保障款项718，882.40元，托底保障人口共计6人，属于原告四人的份额应为479，255元，并且上述款项被告王丽英已经给付被告佘以钢。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2013）闸民（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收条》、出生医学证明，被告王丽英提交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户口簿、离婚证、离婚协议、（2013）闸民（行）初字第32号庭审笔录、银行明细、《上海市房屋拆迁货币化安置协议》、租赁凭证、房屋租赁账单、退房单，第三人新兰公司提交的租赁凭证、户口簿、《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动迁房预案及过渡协议》、《住房保障托底对象认定报告》、新梅太古城（二期）特殊情况审批表、《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困难补偿协议》、《新梅太古城（二期）旧区改造发放费用凭证》两张，第三人申能汇颂公司提交的《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预售许可证》二份、《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上海市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二份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根据相关的动迁资料显示，本次动迁中原、被告6人均被认定为托底保障对象予以安置。依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2013）闸民（行）初字第32号行政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本院有理由相信，原、被告在签署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对于各自可分得的安置利益曾形成过共识，即四原告享有两套安置房屋，被告王丽英享受货币安置款项。但由于本院已作出（2013）闸民（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认定有关两套安置房屋预约单无效，故四原告并未得到相应安置。现四原告据此主张动迁权益，于法有据，可予准许。根据本市拆迁管理的相关政策规定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约定，兼顾系争房屋的来源、安置人员年龄身体状况、安置房屋的具体分配情况以及对拆迁利益的贡献等因素，并综合考虑本案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被告王丽英、佘以钢均享受过动迁安置利益，且拆迁前均不实际居住系争房屋，被告王丽英他处有房等情节，本院认为对四原告应以房屋安置为宜。经测算，四原告可分得动迁安置款项与两套动迁安置房屋价值相符，故本院认为本市闵驰一路X弄X幢东单元X号A室归原告佘铭发、姚桂英所有，本市闵驰一路X弄X幢东单元X号B室归原告佘福沉、王XX所有较为适宜。但目前上述两套安置房屋所属楼盘因开发商申能汇颂公司尚未进行房地产初始登记，致使上述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无法办理，原告现要求主张上述房屋的产权，本院难以支持。原告可待上述房屋的房地产初始登记完毕后再行主张权利，故原告诉请本院难以支持。至于王丽英给付被告佘以钢的款项，根据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系属于王丽英给付佘以钢包含所有原告的动迁安置款项，故被告王丽英主张应由被告佘以钢给付原告相关动迁安置款项之抗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其二人有关上述款项纠纷可依法另行解决。第三人申能汇颂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抗辩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王XX所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473.90元，（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已预缴），由原告佘铭发、姚桂英、佘福沉、王XX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一心
代理审判员 吴晓婕
人民陪审员 陈名玲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洪 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