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民终字第5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范慧慧。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周章江。
上诉人沈某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14）绍嵊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被告于2013年8月22日经介绍人洪幼珍介绍相识后开始交住，期间因故双方有一段时间未联系。2013年12月4日，被告及其父母至原告开的饭店吃饭，双方遂恢复联系。2014年1月8日，被告及其亲友共七人在原告陪同下去原告老家了解情况，原告母亲给了被告红包1个，金额为3000元。2014年1月12日，原告及其父亲至绍兴被告父母打工处商量订婚事宜，双方选定于××××年××月××日举办订婚仪式，农历正月二十六日结婚。当日上午，原告在介绍人洪幼珍、亲友周功有、张兴良的陪同下到被告家，将聘金128888.88元交给被告，并给被告外婆红包300元。聘金中的888.88元随即由被告回礼给原告，同时被告母亲亦给了原告金额为4000元的红包，被告外婆给原告金额为1000元的红包。同日，原告在自己饭店办了三桌订婚酒席，原告母亲又给了被告金额为20000元的红包。后因原告不能接受被告关于房屋所提要求，原告认为被告对婚姻并无诚意，遂解除婚约并要求被告返还聘金、聘礼，并共同承担其为订婚所造成的损失。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就本案而言，原、被告双方按照当地习俗订立婚约，原告送给被告聘金、红包是以双方的婚约为前提。现由于双方解除婚约，且被告收受原告给付的聘金、礼金数额事实清楚，故本案的情形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第一款第（一）项的法定情形，即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聘金、红包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沈某辩称128888.88元中888.88元已当即返还给原告，被告外婆给了原告1000元的红包，该两节事实为原告认可，予以采纳。对被告沈某辩称的由其母给原告内各装6000元人民币的红包两个的事实，因原告只认可收到4000元的红包，且被告沈某针对该节事实而提供的两份证言，因证人系被告的姐姐、姐夫，且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而致对待证事实缺乏证明效力，对该节事实采纳原告的相关陈述，即原告从被告方收到的红包为4000元。另对沈某辩称的当时介绍人洪幼珍明确指明128888.88元中88888.88元是聘金，30000元是原告赠送的订婚酒水钱，10000元是原告赠送的服饰首饰钱，庭审中，证人洪幼珍陈述30000元系订婚酒水钱有否说过记不清了，且被告方并未办过订婚酒，10000元系给被告买首饰服饰是说过的。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并无明确意思表示赠予被告30000元酒水钱、10000元首饰服饰钱，且被告事实上亦未办订婚酒席，且双方从订婚到取消婚约时间又极为短暂，故上述128888.88元应全部认定为聘金由被告予以返还。原告从被告处收取的红包，应在被告返还的聘金中扣除。综上，被告沈某应返还原告周某聘金、礼金合计人民币146300元（128000＋3000＋300＋20000－1000－4000＝146300）。对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返还聘礼折合人民币1954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主张的上述财物大部分系双方在交往中的礼节往来，且价值较小，原审法院认定其为赠送性质而不予返还。对原告另主张的要求被告共同承担订婚损失14256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并未举证上述损失的确切数额，且被告对取消婚约并无明显过错，故对原告的该诉请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沈某返还周某聘金（含礼金）1463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周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未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62元，依法减半收取183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360元，合计3191元，由原告周某负担291元，由被告沈某负担2900元，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本院付清。
上诉人沈某不服原判，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上诉人户籍地虽为嵊州市三江街道，但实际居住地在绍兴市越城区，故本案应由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管辖。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彩礼金额仅为88888.88元，并非是151300元。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的对象仅仅是指彩礼，并不包含其他款项，故一审法院将属于赠与款项或并非是由上诉人收取的款项一并返还显属错误。根据农村风俗习惯，男女双方举行订婚仪式，男方一般会给女方彩礼、金器、酒水钱等及男方父母给女方父母的红包，女方也会给男方红包，故男方给女方的款项并非全部是彩礼。被上诉人在××××年××月××日给了上诉人128888.88元，但该款项系由彩礼88888.88元＋酒水钱30000元＋首饰服饰10000元组成，并非全部是彩礼，该事实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洪幼珍证言及上诉人提供的袁明、沈华的证明等证据所证实。事实上上诉人在绍兴办理了订婚喜酒并支付了相应费用，同时上诉人亦为结婚筹备了酒水、服饰及其他结婚所需物品，共支付11万余元。此外，被上诉人主张的红包3000元和红包20000元系被上诉人父母自愿赠与给上诉人的款项，并不属于彩礼，即使属于彩礼，亦应当由被上诉人的父母主张权利。被上诉人还主张红包300元，系被上诉人父母给上诉人外婆的赠与品，并非是彩礼，并且该款项的收取人并非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的外婆主张权利。2、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彩礼的返还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并结合其他因素酌情返还。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红包金额为5000元错误，应为1300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周某答辩称：一、上诉人户籍地即上诉人住所地，有三江派出所查询单为证，订婚仪式与酒席均在当地举行。二、聘金彩礼是以订立婚约为前提条件和基础，为表达诚意，男方按当地风俗给付女方一定数额的金钱和物品，给付范围也包括女方父母。男方共给付女方151300元，被上诉人可以代表父母要求上诉人一并返还。男方送给女方的聘金并没分酒水钱，首饰钱，且上诉人根本没办过订婚酒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订婚到破裂时间极短暂（8天），上诉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置办大量结婚物品。上诉人认为送给其外婆的300元红包被上诉人无权主张，反之上诉人外婆送给被上诉人的1000元红包也不应扣除。上诉人称双方在绍兴同居，完全是捏造事实，诽谤被上诉人。三、上诉人在订婚当晚提出要将其名字加入到被上诉人房产证中，究其原因，是对被上诉人不信任，也没有感情。××××年××月××日，上诉人连同家人逼迫被上诉人父亲，必须要将房产证在领结婚证之前过户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户名上。上诉人这一无理要求的本质是不想结婚，对于婚约破裂上诉人应负完全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沈某在二审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上诉人在绍兴的暂住证，证明上诉人一直居住在绍兴，嵊州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2、绍兴市越城品府酒楼出具的证明、收款收据，证明2014年1月19日即双方举行订婚仪式的第2天，上诉人在该酒楼举办了订婚酒席5桌，支出13600元。3、照片，证明双方订婚后，上诉人为了结婚购置了大量物品，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大部分款项已经实际消费掉了。被上诉人周某质证认为，对证据1不认可，被上诉人向派出所查询时上诉人是住在三江街道三江东街77号三单元306室。证据2根本没有法律效力，对真实性有异议，被上诉人当时不在场，与被上诉人无关。证据3照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种照片到服装店都可以拍到。
被上诉人周某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周功有出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方到上诉人家里送彩礼的事实。上诉人沈某质证认为，证人周功有陈述不实。
本院认证认为，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二审中的新证据，故均不予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围绕上诉请求和理由审理认为，首先，关于管辖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经审查，上诉人在收到起诉状等诉讼文书后，未在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并到庭应诉，应当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同时，原审法院受理本案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故，上诉人提出的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之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彩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结合本案，被上诉人于双方订婚前、订婚时给付上诉人相应数额的礼金、聘金，上诉人家人也给付被上诉人红包，上述款项往来，均系双方为了结婚之目的按照习俗所为之给付。双方订婚后，因故终止交往，实际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则被上诉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符合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应予支持。就返还彩礼的具体数额问题，上诉人认为128888.88元中包含30000元酒水钱及10000元首饰服饰钱，并提出其为了结婚购置了大量物品，但未能提供足够充分有效之证据加以证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还提出其于2014年1月19日在绍兴市越城区办订婚酒，并支出款项若干，但被上诉人实际并未参加，则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亦难支持。原审法院考虑到双方从订婚到终止交往相距时间较短，判令上诉人全额返还礼金、聘金，符合法律规定，并无明显不当。同时，由于上诉人就其主张的给付被上诉人的红包数额未能有效举证，原审法院依被上诉人自认在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聘金（含礼金）中扣除相应款项，合理合法。
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沈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湘华
审 判 员 楼晓东
代理审判员 兰祥燕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赛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