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民四（民）初字第1880号
原告何铭，男，196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
委托代理人尚杰，上海市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翼飞，上海市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丁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文华，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合众国际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周冬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林宾，男，在上海合众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工作。
第三人贝牛（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原告何铭诉被告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城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建军独任审判。本案于2015年10月1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铭及其委托代理人尚杰、张翼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永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2015年11月9日，本院依法通知上海合众国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贝牛（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牛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铭及其委托代理人尚杰、张翼飞、被告永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文华、第三人合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林宾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贝牛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2016年1月27日，本院对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16年4月27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铭及其委托代理人尚杰、张翼飞、被告永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文华、第三人合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林宾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贝牛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铭诉称：何铭于2002年6月进入永城公司工作，担任副总经理、总经理职务，每月工资人民币3万元，月工资人民币3万元是口头约定的，双方未签署劳动合同。在何铭为永城公司工作后，永城公司除2002年正常支付工资外，自2003年5月起均以公司股权纠纷、经营状况恶化等理由，未足额支付何铭工资报酬，直至2014年起，永城公司不再支付何铭工资报酬至今。2015年5月，何铭申请劳动仲裁，但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何铭的全部仲裁请求。何铭认为，永城公司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何铭的合法权益，未签订劳动合同、恶意拖欠工资也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故何铭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由法院依法判令解除何铭与永城公司的劳动关系（不是指由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已经于之前的某一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并要求永城公司为何铭补办2002年6月的招工手续和法院判令解除之日的退工手续；2、永城公司支付何铭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360，000元；3、永城公司支付何铭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的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4、永城公司赔偿何铭拖欠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的25%的补偿金人民币829，250元；5、永城公司支付何铭拖欠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的50%的赔偿金人民币1，658，500元。
被告永城公司辩称：不同意何铭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何铭与永城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关系。2000年底，永城公司另外一方实际投资人、董事张瑞猛因参与台湾政事需要返台工作，聘用王晓光管理公司。何铭系2002年6月经王晓光招聘进入永城公司处、协助王晓光工作的人员。2006年8月，董事张瑞猛回沪工作后延用何铭协助处理永城公司历史遗留问题，每月给付近人民币8，000元。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董事张瑞猛通过向永城公司借款的方式支付何铭每月人民币8，000元为其工作。永城公司从未与何铭签订劳动合同（包括劳务合同），也没有聘用何铭工作，故不存在永城公司拖欠何铭工资的事实。二、何铭于2010年8月、2012年5月由董事张瑞猛为其安排至其它公司工作，没有为永城公司工作。何铭根据董事张瑞猛的安排于2010年9月1日起到永昕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工作，因何铭不能胜任销售总监工作要求，至2011年7月8日被退工。后又根据董事张瑞猛的安排于2012年9月1日在合众公司办理了用工登记手续，至今未办理退工手续，故不存在“解除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并补办招退工手续”等的事实基础。三、永城公司在2010年8月整顿公司管理时就明确何铭不在签订劳动合同范围内，没有与何铭签订劳动合同；2012年5月，当永城公司知道何铭在外已有工作的情况后就停发了董事张瑞猛通过向永城公司借款的方式支付何铭每月人民币8，000元。永城公司认为何铭诉讼时效早应于2010年8月，至迟应于2012年5月起计算，然何铭却于2015年5月13日才申请仲裁，显然已过诉讼时效且已丧失胜诉权，应视作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故原告应承担放弃诉讼权利的不利后果。据此，仲裁委员会已于2015年7月17日，因何铭至少至2012年8月31日已经与永城公司结束劳动关系，申请仲裁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裁决对何铭要求办理招退工手续、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以及期间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
第三人合众公司辩称：何铭不是合众公司员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合众公司与何铭签过协议，是为何铭代缴社保，因为大家是朋友，所以就帮何铭代缴。合众公司是2012年9月为何铭缴纳社保，一直缴纳到2014年8月，全部费用由何铭自己承担。
第三人贝牛公司未作答辩。
经开庭审理查明：1993年4月1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批准证书（商外资沪合资字（1993）0874号），载明永城公司投资者名称为上海铁城工程实业公司（以下简称铁城公司）和香港永健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永健公司），出资额分别为562.50万美元、687.50万美元。同年4月16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永城公司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张瑞猛系永城公司董事会成员。
2009年7月28日，张瑞猛以香港永健公司、永城公司为被告，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张瑞猛诉称：1992年，为在上海开发房地产项目，其与铁城公司拟合资成立永城公司。由于当时台湾居民到大陆投资受诸多限制，其遂在香港购买了一家空壳公司即香港永健公司，并以香港永健公司的名义与铁城公司合资设立了永城公司……其中铁城公司出资562.50万元，享有45%股权，张瑞猛以现汇方式实际出资687.50万元，在永城公司中享有55%的股权。永城公司成立后，也一直由张瑞猛与铁城公司共同经营管理。张瑞猛认为其系永城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张瑞猛系永城公司的股东，持有永城公司55%股权；2、香港永健公司、永城公司办理变更张瑞猛为永城公司股东的审批手续。审理中，法院通知铁城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香港永健公司辩称：首先，香港永健公司于2003年4月已经免去了张瑞猛在永城公司中的董事职务，张瑞猛应当早就已经知道其所谓的股权被侵害，但是其直至2009年才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张瑞猛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永城公司辩称：同意张瑞猛的诉讼请求。永城公司确认张瑞猛是其实际投资人，张瑞猛与铁城公司一直在分工管理永城公司，香港永健公司并未派人参与永城公司的经营管理。铁城公司陈述称：同意张瑞猛的诉讼请求。1992年，张瑞猛与铁城公司经磋商达成设立永城公司的合意，张瑞猛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即永城公司设立时香港永健公司名下的出资实际均由张瑞猛提供。永城公司成立后，也是一直由张瑞猛与铁城公司进行管理，铁城公司与香港永健公司之间无任何人合基础……。
2010年10月2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03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张瑞猛是持有永城公司55%股权的股东；二、永城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变更张瑞猛为公司股东的审批手续。根据判决书记载，何铭是此案件中永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职务为该公司副总经理。
香港永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2年6月2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香港永健公司因不服上述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5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1394号民事裁定，指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香港永健公司申请再审称：香港永健公司系永城公司的股东，也是实际投资者，长期实际经营管理永城公司。在经营管理期间，香港永健公司依法行使了股东权利，向永城公司委派了董事，张瑞猛即为香港永健公司委派的董事……张瑞猛虽然是永城公司的投资人，但向永城公司投资的并非张瑞猛一人，还有许多其他投资人……。张瑞猛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张瑞猛对永城公司进行了实际管理，其股东身份一直为永城公司及中方股东铁城公司所认可……。永城公司辩称，同意张瑞猛的答辩意见。铁城公司述称，香港永健公司既未对永城公司实际出资，亦未得到中方股东铁城公司的认可。铁城公司认可张瑞猛在永城公司的股东地位，张瑞猛系永城公司55%股权的实际投资者。
2013年11月1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沪高民二（商）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10）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
此外，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上述二审判决后，永城公司的外方股东已由香港永健公司变更为张瑞猛。现根据2014年9月11日、2015年12月18日查询的档案机读材料显示，永城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铁城公司、张瑞猛。
另查明：何铭从2002年6月起在永城公司处工作，双方从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永城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给何铭人民币8，000元。
2014年8月19日，张瑞猛为何铭出具一封《推荐信》，内容如下：“尊敬的上海瑞洋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们：你们好!我是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张瑞猛，得悉贵公司需要高级管理人员，为助贵公司在经营管理及业绩方面更上一层楼。我为贵公司特推荐一名高级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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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铭先生。何先生是在我公司服务了12年的高级员工，在我公司担任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年薪人民币36万元。何先生在我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及常务副总经理的职务期间，我对他甚是了解，他工作勤恳、认真，在工作中具有极强的团队精神和领导才能，和同事之间相处极为融洽。希望贵公司可以考虑一下，给何铭先生任职机会!”落款处是张瑞猛的手写签名，身份为“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董事”。
又查明：2010年7月19日，永昕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设立，后其名称变更为晟鸿生物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后又变更为贝牛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张瑞猛，股东为上海艾闻纽商贸有限公司、张瑞猛、晟鸿有限公司。
2012年8月10日，何铭与合众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合众公司为何铭代缴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该费用全部由何铭承担，并由何铭将该费用交付合众公司后由合众公司代缴，何铭与合众公司之间仅为社保代缴挂靠关系，没有劳动关系。之后，由何铭的弟弟何惠分别将何铭及何惠家属任思远的社会保险费（金额均是1，000多元人民币）通过银行转账至上海晨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银行出具的收款回单上“用途”一栏内明确记载该钱款是何铭、任思远的社保费，随后上海晨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再将钱款统一转账给合众公司。合众公司以其名义为何铭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再查明：在（2010）青执字第2344号执行裁定书、（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139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366号民事判决书上分别记载何铭是永城公司的总经理或员工。另，永城公司于2013年1月24日出具一份介绍信，内容如下：“上海市律师协会：兹有本公司何铭先生和朱洪发先生，前往贵会联系关于我公司投诉……”与此相应的投诉材料上加盖了永城公司的公章，下面备注的联系人为何铭、朱洪发。此外，邮戳日期为2009年5月5日、2010年8月11日的信件收件人均写明是“永城公司何铭”。
还查明：2014年9月16日，何铭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解除何铭与永城公司劳动关系，并补办招退工手续，以及裁决永城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差额、补发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赔偿拖欠工资之25%的补偿及50%的赔偿。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并向永城公司邮寄仲裁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等材料。之后，何铭以双方正在进行庭外和解等为由，于2014年10月9日申请撤诉。
2015年5月13日，何铭再次申请仲裁，要求：1、办理起始日期为2002年6月15日、退工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的招退工手续；2、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人民币360，000元；3、支付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4、支付拖欠工资的25%补偿金人民币829，250元；5、支付恶意拖欠工资的50%赔偿金1，658，500元。2015年6月4日，该案件进行了仲裁庭审。在仲裁庭审中，何铭称：2002年应永城公司董事长王晓光的聘用进入永城公司；约定工资人民币3万元／月，2002年6月至2003年4月都足额支付了工资，之后就未足额支付过工资；工资是现金发放，有时银行转账；工资标准的依据是推荐信；工作至2014年7月份。永城公司称：2002年6月份，何铭是由当时永城公司处的王晓光招用的，但当时王晓光不是法定代表人，是王晓光个人聘请的，何铭的工资是王晓光个人支付的，并非永城公司支付。2002年12月，王晓光擅自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他自己。2003年5月，永城公司发现后举报，之后就纠正为张瑞猛。2010年12月9日至2012年5月3日，永城公司每月借给何铭人民币8，000元，2012年5月之后再未借款给何铭，何铭应提供证据证明2012年5月之后仍在为永城公司提供劳动。何铭主要是根据张瑞猛的指派清理永城公司处的历史遗留问题。2010年7月份开始，永城公司对所有在职员工进行整顿，都签订了劳动合同，当时明确告知何铭是外方聘请，不签订劳动合同，是外方向永城公司借款后付给何铭的，申请人所有委托书都是受张瑞猛指派的，张瑞猛从未担任法定代表人，他是外方股东之一，基本不行使管理职责。2012年5月后张瑞猛为何铭另行介绍了一家保健品公司担任销售总监，所以就不同意借款给何铭。2012年至2014年虽然何铭在别的公司，但何铭仍旧代表张瑞猛处理善后事务，因为张瑞猛是董事，是要代表永城公司，所以为何铭出具了相关的委托书。而何铭补充称：张瑞猛是永城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张瑞猛介绍何铭到其他公司工作的情况，何铭作为永城公司员工，有时会为张瑞猛的名下其他公司做事。
2015年7月14日，仲裁委员会查询了何铭的用工登记信息，查询记录显示：由其他用人单位为何铭办理了起始日期为1985年11月1日、退工日期为1996年8月5日的用工登记信息；由永昕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为何铭办理了起始日期为2010年9月1日、退工日期为2011年7月8日的用工登记手续；由合众公司为何铭办理了起始日期为2012年9月1日的用工登记手续，未办理退工登记手续。之后，仲裁委员会没有追加贝牛公司、合众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2015年7月17日，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青劳人仲（2015）办字第861号裁决，对何铭的请求均不予支持（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根据裁决书记载，仲裁委员会认为，相较于何铭2002年至2014年期间为永城公司提供正常劳动的可能性，本会认定何铭于2012年9月1日起与其他用人单位（即合众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据此认定至少至2012年8月31日，何铭已经与永城公司结束劳动关系，故对何铭要求支付2012年9月至2014年7月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何铭要求办理招退工手续、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以及2002年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工资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会不予支持。何铭要求支付拖欠工资的补偿金及赔偿金的请求，不属于本会处理范围，故本会不予处理。
以上查明的事实，由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仲裁申请书、通知、送达回证、撤诉申请、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用工登记信息、介绍信、委托书、投诉材料、民事判决书、裁定书、信封、推荐信、工商档案材料、银行交易凭证、交易记录、情况说明、协议书等予以佐证，上述证据并经庭审出证和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何铭称：（1）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何铭与永城公司一直存在劳动关系。（2）2008年何铭因身体不好，花费了很大一笔医疗费，因没有缴纳过社保，所以不能报销，都是何铭自己支付的，张瑞猛就给了一笔慰问金，所以何铭提出缴纳社保，张瑞猛就说他找永昕公司给何铭缴纳。（3）何铭与合众公司是挂靠代缴社保关系，所有的钱都是何铭自己负担，由合众公司为何铭代缴社保。（4）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每月人民币8，000元是工资，银行转账之前工资都是现金发放的。对于工资情况，应发工资每月人民币3万元，2002年6月至2012年5月期间永城公司已经实发工资合计人民币1，055，000元，2012年6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永城公司已经实发工资合计人民币38，000元，2014年1-7月未发放过工资，何铭主张的工资差额就是按此计算的。
永城公司称：（1）何铭与永城公司从来没有劳动关系。2007年开始张瑞猛就恢复了对永城公司的实际控制，并且在何铭的帮助下清理历史遗留问题。2010年8月之前何铭在永城公司处工作，但二者不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8月之后不给何铭工资了。（2）张瑞猛为何铭离开永城公司做了另一工作安排，即安排何铭到贝牛公司处担任销售总监，何铭与贝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永城公司在2012年5月知道的，知道后就不再向何铭支付张瑞猛为何铭做的人民币8，000元借款。除了张瑞猛在永城公司担任股东、副董事长，张瑞猛在贝牛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外，永城公司与贝牛公司没有关系，也没有任何经济、业务往来。（3）不清楚何铭与合众公司之间的关系，对何铭的陈述不认可，何铭与合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4）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每月支付何铭人民币8，000元，这不是永城公司支付给何铭的劳动报酬，是外方董事张瑞猛通过向永城公司借款的方式支付何铭工资为张瑞猛工作，是张瑞猛以个人名义向永城公司借款，用途是支付给何铭，张瑞猛要求永城公司直接转账给何铭。永城公司知道何铭在外有工作后就停发了，2012年5月之后没有向何铭支付过钱款。对于何铭有关工资及其差额计算的主张不认可。
合众公司称：认可何铭有关其与合众公司之间关系的陈述。
根据庭审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一、对于何铭与永城公司之间有无劳动关系的争议。首先，张瑞猛是永城公司的控股股东，占有55%的股份，也是公司董事，而且更是在管理永城公司。对此，永城公司及铁成公司在股权确认纠纷案件中均予确认。因此，张瑞猛对于何铭的工作情况是熟悉与了解的，其向第三方推荐何铭而出具的推荐信内容应当真实可信，也与其他诸如判决书、裁定书、介绍信、信封等证据相印证，故本院予以确认。从各期间内的材料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何铭是代表永城公司而不是张瑞猛个人在从事工作。现永城公司主张何铭系张瑞猛个人雇佣，在为张瑞猛个人工作，但对此主张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与包括判决书、裁定书、介绍信、信封等现有证据所记载的事实，以及张瑞猛在推荐信中确认的事实不符，故本院对永城公司有关何铭与永城公司没有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贝牛公司、合众公司虽然为何铭办理了用工登记，甚至缴纳了社保，但这并不等于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从永城公司在本案中的辩称主张来看，已经与仲裁庭审中的陈述内容前后不一，甚至是矛盾，因为2015年6月4日的仲裁庭审中并没有出现仲裁委员会于7月14日才查询的用工登记信息，而仲裁委员会于7月17日作出裁决之后，裁决书中已经载明了相关的用工登记内容，故永城公司在本案中则称何铭是根据张瑞猛安排于2010年9月1日至贝牛公司工作，于2012年9月1日至合众公司工作，已与仲裁中的陈述内容明显不同。然而合众公司与何铭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只是何铭自己出资借用合众公司的名义缴纳社会保险费。至于贝牛公司，一方面，因其未到庭，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理应承担不利后果；另一方面，根据张瑞猛出具的推荐信内容，也直接否定了永城公司有关是张瑞猛安排何铭至贝牛公司工作以及与贝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所以，永城公司有关是张瑞猛安排何铭至贝牛公司、合众公司工作的主张，以及何铭与这两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根据推荐信在内的各项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何铭从2002年6月起一直是为永城公司工作，与永城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月工资为人民币3万元，并且至2014年7月还在为永城公司工作。
二、对于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争议。根据本院上述认定，以及推荐信、民事判决书、介绍信等证据所记载的内容，已经证明何铭于2014年9月16日申请仲裁并没有超过时效，其于2014年10月9日申请撤诉之后，再于2015年5月13日申请仲裁，仍没有超过时效，故永城公司有关已经超过时效的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对于何铭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1、第一项请求，其中何铭请求由法院依法判令解除何铭与永城公司的劳动关系，而不是要求由法院确认双方之间已经于某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对此，因是否提出解除是当事人行使的权利，故该请求事项不属于法院处理范围，本院不作处理。并且基于其他单位为何铭办理了用工登记手续，而且至仲裁裁决时还没有办理退工手续，因此对于何铭要求办理招、退工手续的请求事项，本院也不作处理。2、第二项请求，由于双方之间从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故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何铭要求永城公司支付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第三项请求，根据本案情况，其中2002年6月至2010年7月的工资支付情况以及没有足额支付工资的事实，应由何铭举证证明，现何铭对此没有证据证明，故本院对何铭要求永城公司支付这一期间内的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而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因永城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何铭人民币8，000元，故还应支付差额。而永城公司确认2012年5月之后没有再向何铭支付过钱款，现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月份之后已经支付过多少钱款，故2012年6月起的工资支付数额根据何铭自认的工资支付情况确定，故永城公司还应支付工资差额。因此，永城公司还应支付何铭2010年8月至2014年7月的工资差额合计人民币1，226，000元。4、第四项、第五项请求，因有关要求永城公司赔偿拖欠工资的25%的补偿金及50%的赔偿金的主张，均没有法律依据，故对这两项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何铭2010年8月至2014年7月的工资差额合计人民币1，226，000元；
二、驳回原告何铭要求被告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360，000元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何铭要求被告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2002年6月至2010年7月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何铭要求被告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赔偿拖欠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的25%的补偿金人民币829，250元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何铭要求被告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拖欠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的50%的赔偿金人民币1，658，500元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何铭与被告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各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建军
人民陪审员 王 瑜
人民陪审员 薛和平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畑畑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