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延民初字第03511号原告任志安，男，1970年7月20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吴丽霞（原告之妻），1978年7月4日出生。被告张富山，男，1963年11月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钟兴亮，四川思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孔吉新，男，1954年8月9日出生。被告北京爱拔益加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沟流路101号。注册号110000410003380。法定代表人孙家发，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鸿志，男，1968年5月20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李维，四川汉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任志安与被告张富山、孔吉新、北京爱拔益加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种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志安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丽霞，被告张富山的委托代理人钟兴亮，被告孔吉新，被告育种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鸿志、李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任志安诉称，被告育种公司在延庆区永宁镇西灰岭村建有养鸡场一个，院中有三棵树需要砍伐树枝。被告育种公司通过被告张富山、孔吉新，要求我为其砍伐树枝。2014年12月13日，我到被告育种公司的养鸡场砍伐树枝。在树上工作期间，我掉落地面摔伤。因就赔偿事宜未能与三被告达成一致意见，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医疗费201497.23元、营养费46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残疾赔偿金12135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152.2元、误工费51260元、护理费35590元、残疾器具费850元、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共计462965.43元。被告张富山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养鸡场所占用的土地是我出租给被告育种公司的，因担心场地内几棵树的树枝断裂砸到他人或者临近房屋，我找到被告孔吉新，约定由我出资5000元，被告孔吉新负责将三棵树砍伐。因此，我与孔吉新为承揽关系，我为定作人，孔吉新为承揽人，孔吉新负责找其他人员一起砍伐树木。作为定作人，我也提示过几名工人要注意安全。我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故我不同意赔偿原告所诉损失。另外，原告摔伤与其未系安全带有关，对于损害后果，原告应当自己负责。被告孔吉新辩称，我不是此次伐树工作的承揽人，也非原告的雇主。事实是被告张富山受被告育种公司的委托找到我，让我为养鸡场伐树，我找了原告一同去工作。我未与被告张富山约定以5000元的价格承揽伐树工作。当时，我与养鸡场的负责人谈过，伐树的费用由养鸡场出，我做了预算，大约需要3600元。因此，我和被告张富山都是介绍人，张富山所述不实，我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原告在树上干活期间不系安全带，且在我提示下仍然不系，对其从树上摔下受伤的后果我没有责任。事发后，我出于朋友情谊借给原告钱款用于治疗，但这并不代表我应当负担原告的治疗费用。因此，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育种公司辩称，被告孔吉新从被告张富山处承揽了伐树工作后，于2014年12月13日安排原告等四人到我公司租赁的场地内工作。被告张富山系该场地的出租人，场地内的树木如何处理均由张富山决定，我公司无权处置。在原告及其他工人工作期间，我公司出于善意曾多次提醒他们注意安全。我公司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务关系，故我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原告在工作期间不听劝阻违反安全操作规程，不系安全带导致摔伤，原告应当自己承担责任。此外，事发后，我公司出于人道主义借给原告40000元，并另外垫付了医疗费2000元。因此，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原告返还上述钱款。经审理查明，被告育种公司与被告张富山达成协议，约定由被告育种公司承租位于延庆区永宁镇西灰岭村的场地一处，租期为2012年至2026年。关于场地内树木和设施的维护主体，双方没有约定。现该场地由被告育种公司使用，用以发展养殖业。因场地内的树木老化，存在一定安全隐患，2014年12月13日，在被告孔吉新的带领下，原告到该场地内进行树木砍伐工作，工作期间从树上摔下，致使身体受伤。后原告被先后送往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延庆区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就医，伤情经诊断为骨盆骨折、左股骨粗隆下骨折、左肘关节骨折脱位、左尺桡骨远端骨折、左肱骨近端骨折、腰5左侧横突骨折、左桡神经损伤？原告共住院治疗31天。本院依法委托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情进行鉴定，经该中心鉴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八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均评定为伤残评定前一日，共计232天。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4400元。2015年5月5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三被告赔偿医疗费201497.23元、营养费46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残疾赔偿金12135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152.2元、误工费51260元、护理费35590元、残疾器具费850元、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共计462965.43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曾称其为育种公司工作，孔吉新、张富山为介绍人，要求育种公司承担90%的责任，孔吉新、张富山各承担5%的责任，后改称三被告均有责任，但不确定三被告的责任比例。原告称其工资应当由孔吉新支付，对于是否有他人向孔吉新支付，原告表示不知情。被告张富山称因该场地内曾因树枝掉落发生过危险，故其决定砍伐树木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后与被告孔吉新约定由孔吉新以5000元的价格承揽伐树工作。被告孔吉新对此予以否认，并称伐树工作由被告育种公司负责。被告育种公司称与原告并无劳务关系，伐树工作系被告孔吉新承揽。三被告均提出原告在作业过程中未系好安全带，原告对其所受损害负有责任。对此，原告称其系上了安全带，因安全带连接处的铁环在工作中松脱致使其从树上摔下。经当庭查看事发时原告佩戴的安全带，未见安全带有断裂痕迹，连接处的铁环有保险装置。原告提交医疗费（含住院费、门诊费）收据14张、新农合医疗费用报销审批单2张，用以证明其医疗费损失。原告另提交辅助器具费收据1张、陪护费收据1张、交通费白条一张，用以证明其其他各项损失。另查，需原告任志安扶养的人员有其母黄桂芝（1947年2月22日出生，黄桂芝共有四名子女）、其未成年女儿任雅新（1998年8月22日出生）、任雅静（2000年8月11日出生）。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诊断证明、医疗费收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被告育种公司、张富山、孔吉新均未对原告在砍伐树木中摔伤这一基本事实提出异议，但三被告均提出未系安全带是原告发生意外受伤的原因。对此，原告予以否认，称工作中安全带的铁环处发生了松脱。经当庭查看，原告工作中所使用的安全带没有断裂痕迹且连接处的铁环有保险装置，在正常使用中发生松脱的概率极低。因此，原告摔伤前未系安全带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告在作业过程中忽视安全，应当对自身损害负一定责任。关于原告的责任比例，本院根据原告的过失酌情确定为40%。三被告均称自身并非原告任志安的雇主，对原告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其中，被告张富山、育种公司均主张被告孔吉新以5000元的价格承揽了砍伐树木的工作。被告孔吉新予以否认。因被告张富山、育种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对被告孔吉新为承揽人加以证明，故对该二被告关于孔吉新为承揽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张富山承认自己为砍伐树木的决定人，并办理了砍伐树木的相关手续。被告孔吉新称被告育种公司委托张富山安排人员进行伐树工作，孔吉新与育种公司的负责人就伐树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劳务费由育种公司支付。育种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称未与孔吉新约定由育种公司出资伐树。因孔吉新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孔吉新自认其为砍伐树木工作做过预算、将原告带至了工作现场、提供了安全带等工具并在现场要求原告注意安全作业，因此，被告孔吉新并非仅仅为介绍人，而是起到了组织和现场管理的作用。三被告均承认砍伐树木的目的是避免树枝掉落造成危险。同时，被告张富山承认此前已发生过类似危险。因此，砍伐树木本身是为该场地的实际使用人育种公司消除危险，育种公司为受益人。因此，对原告进行的砍伐树木工作，被告张富山为决定者、被告孔吉新为组织和管理者、被告育种公司为受益者。育种公司称被告张富山作为出租人对出租场地有管理、维护之责，该主张仅能作为判断育种公司是否为原告雇主的因素之一，而不能因此否定育种公司系受益者的事实。现三被告均否认自身为原告的雇主，本院依法适用公平原则酌情确定三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原告主张其医疗费为201497.23元，有相关医疗票据为证，本院予以确认，三被告应分别赔偿40299.45元。原告的营养费损失为4640元（232天×20元/天），三被告应分别赔偿928元。原告主张其住院天数为32天，根据原告提交的票据显示，其2015年4月19日入院住院的天数为2天，原告误算为3天，故其总住院天数应按照31天计算。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1550元（31天×50元/天），三被告应当分别赔偿310元。原告的残疾赔偿金121356元（20226元/年×20年×30%），三被告应分别赔偿24271.2元。经核算，原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1793.5元，三被告应分别赔偿4358.7元。因原告并无固定收入，且未能提交近三年平均收入的证明，原告的误工费由本院酌情确定为180元/天，原告的误工天数为232天，故原告的误工费损失应为41760元，三被告应分别赔偿8352元。关于护理费，原告提交了护理费收据一张，该收据显示原告23天的护理费为3910元。剩余209天护理期的护理费本院酌情确定为130元/天，该部分护理费为27170元。原告的护理费共计31080元，三被告应当分别赔偿6216元。原告主张的残疾器具费850元，有相关票据为证，本院予以确认，三被告应分别赔偿170元。交通费应以正式票据为凭，原告主张其交通费为5000元而未能提交正式票据，但考虑到原告就医确需支出交通费的实际情况，本院结合原告伤情及就医情况酌情确定原告的交通费为2000元，三被告应分别赔偿400元。根据鉴定结论，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八级，但原告所受伤情并非三被告直接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故原告的精神损失抚慰金由本院酌情确定为6000元，三被告应分别赔偿2000元。被告育种公司坚持其对原告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原告返还借款40000元、垫付款项2000元，因借款、垫付资金与本案涉及的赔偿问题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该公司要求原告返还借款及垫付资金的主张，本案不予处理，当事人双方可另行解决。被告孔吉新称其向原告出借了部分钱款用于治疗，但未明确提出要求原告返还或在赔偿金中予以扣除，故对该部分钱款本案亦不予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富山、孔吉新、北京爱拔益加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分别赔偿原告任志安医疗费四万零二百九十九元四角五分、营养费九百二十八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三百一十元、残疾赔偿金二万四千二百七十一元二角、被扶养人生活费四千三百五十八元七角、误工费八千三百五十二元、护理费六千二百一十六元、辅助器具费一百七十元、交通费四百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二千元。即三被告各赔偿原告损失八万七千三百零五元三角五分。驳回原告任志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三千零八元，原告任志安负担四百一十元，已交纳；由被告张富山、孔吉新、北京爱拔益加家禽育种有限公司分别负担八百六十六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鉴定费四千四百元，由被告张富山负担一千四百六十六元；由被告孔吉新负担一千四百六十六元；由北京爱拔益加家禽育种有限公司负担一千四百六十八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雪伟代理审判员  陈小红代理审判员  姚传荣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陈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