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奉民三（民）初字第3217号
原告胡满香。
被告上海豫星企联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鑫，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于澜澜，女，上海豫星企联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工作。
被告上海天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庆好，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丽东，女，上海天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
委托代理人邓为为，女，上海天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
被告深圳市蒲牌时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永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志新，东方昆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满香与被告上海豫星企联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星公司”）、上海天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骥公司”）、深圳市蒲牌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牌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4年7月11日、2014年7月2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满香、被告豫星公司委托代理人于澜澜、被告蒲牌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志新到庭参加了三次庭审。被告天骥公司委托代理人王丽东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被告天骥公司委托代理人邓为为到庭参加了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满香诉称，原告于2009年4月18日进入被告蒲牌公司工作，2012年提升主管，月工资人民币3，900元（以下币种同）。2013年3月，被告蒲牌公司捏造事实，将原告降职降薪，并在2013年7月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先后与被告天骥公司、豫星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两被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被告蒲牌公司还克扣原告加班工资，被告豫星公司存在两个月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等行为。原告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豫星公司、蒲牌公司及天骥公司连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240.60元；二、被告蒲牌公司支付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工资差额7，288元；三、被告豫星公司支付2012年9月至2012年10月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差额9，239元；四、被告蒲牌公司支付2010年10月22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双休日加班工资37，346元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953元。
庭审中，原告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蒲牌公司支付2013年6月1号至2013年7月9号期间工资差额4，625.56元。
被告豫星公司辩称，其通过被告蒲牌公司发出的关于原告旷工的通知获悉，原告已经连续旷工达15天，属于严重违纪，故其依据相关规章制度，于2013年7月5日对原告做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系合法解除。其与被告蒲牌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才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双方首次建立了劳务派遣合作。被告豫星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与原告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正式建立劳动关系，并为原告缴纳了2012年11月的社会保险费。因被告天骥公司未为原告缴纳2012年9月至10月的社会保险费，而被告蒲牌公司在上海地区没有独立的法人资质，故被告蒲牌公司书面委托其为原告补缴了2012年9月至10月的社会保险费，但该两个月期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无需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差额。
被告天骥公司辩称，其于2008年10月1日和2010年10月1日分别与被告蒲牌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协议期限均为2年，最后一份协议的截止期间为2012年9月30日。其与原告于2009年5月19日签订过期限为2009年5月19日至2012年5月18日的劳动合同，后又续签了期限为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2年8月23日，被告蒲牌公司向其出具《商函》一份，告知《劳务派遣协议》于2012年9月30日到期后不再续签合约。根据双方续签《劳动合同》的约定，甲方（被告天骥公司）与用工单位（被告蒲牌公司）至劳务派遣协议终止，本合同即终止，故原告与其的劳动合同亦终止。而被告豫星公司从2012年9月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故其有理由认为原告与被告豫星公司自2012年9月建立劳动关系，原告与其已经事实上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在2012年9月之后仍在被告蒲牌公司工作，原告于2013年度才因与用人单位因调动问题发生矛盾才被解除劳动合同，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蒲牌公司辩称，原告的业务能力不能胜任公司岗位要求，经培训后仍不能胜任，故其对原告的岗位进行调整。原告在休完年假后，2013年6月13日拒不到岗。其在原告旷工10天后于2013年7月1日通知被告豫星公司退工。公司未拖欠原告的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其中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由于财务格式调整将加班工资合并效益工资发放。
经审理查明，被告蒲牌公司与被告天骥公司先后签订两份《劳务派遣协议》，第一份期限为2008年10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第二份期限为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原告于2009年4月18日进入被告蒲牌公司工作。2009年5月7日，原告与被告蒲牌公司签订《用工协议》，约定劳动时间根据原告所在商场规定的营业时间，标准工资为960元／月，基本工资（即底薪，已包含标准工资）为1，283元／月。2009年5月7日，原告与被告天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09年5月19日至2012年5月18日，被告天骥公司派遣原告至被告蒲牌公司从事导购员工作。2011年6月16日，被告蒲牌公司书面通知原告，从2011年7月1月起，原告的工资由原3，000元／月调整至3，300元／月。2011年9月27日，被告蒲牌公司出具《人事任命通知》一份，任命原告为上海直营区销售主管，主要负责商品及终端销售工作。2012年6月20日，被告蒲牌公司短信通知原告，从2012年7月起，将原告的工资上调至3，900元／月。2012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天骥公司续签《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被告天骥公司派遣原告至被告蒲牌公司从事销售主管工作，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提成工资、加班补贴和其他津贴补贴，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为基本工资。该合同另约定，甲方（被告天骥公司）与用工单位（被告蒲牌公司）至劳务派遣协议终止，本合同即终止。
2012年8月23日，被告蒲牌公司向被告天骥公司发出《商函》一份，告知劳务派遣协议于2012年9月30日到期后不再续签合约。被告天骥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2年8月。因被告蒲牌公司未向被告天骥公司支付原告2012年9月的社会保险费，故被告天骥公司未为原告缴纳2012年9月的社会保险费。2012年9月5日，被告天骥公司至上海市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但未向原告出具过《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原告事后向有关部门调取材料后才知晓被告天骥公司已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被告蒲牌公司和被告天骥公司所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于2012年9月30日到期后，被告蒲牌公司并未将原告退回给被告天骥公司，原告仍在被告蒲牌公司工作。2012年11月20日，原告与被告豫星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被告豫星公司派遣原告至被告蒲牌公司工作，期限自2012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被告豫星公司自2012年11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3年6月。2012年11月1日，被告蒲牌公司向被告豫星公司发出《关于补缴社会保险的委托函》，大致内容为：“因我司在上海没有独立的法人资质，无法为员工缴纳上海地区的社会保险，目前我司共计53名员工涉及2012年9月、10月的社会保险尚未及时缴纳，故我司委托贵司为原告等53名员工补缴2012年9月、10月的社会保险，相关补缴费用我司将随同2012年11月的费用一并汇入贵司银行账户。”2012年11月，被告豫星公司为原告补缴了2012年9月至2012年10月的社会保险费。
2013年4月7日，被告蒲牌公司召开会议，确定原告作为销售主管，工作职责中需要把各店盘点单录入电脑制作成电子表格。2013年5月10日，被告蒲牌公司作出《岗位调整通知》，大致内容为：“因原告担任主管期间，未能完成以下职责：1、未能按时完成部门报表账目作业，导致直营总部对各终端的管理阻碍；2、无法操作电脑办公，无法对管辖专柜每月的盘点核对，无法对错误账目进行妥善处理，同事代劳动现象频繁，增加其他人员工作负担，造成资源浪费；3、店铺培训、陈列、有关销售分析及市场调研工作无法完成，抗拒执行等。经公司决定，将原告调至上海周浦万达店担任导购员职务，生效时间于2013年5月11日起。因原告有年假调休，年假结束后的3个工作日内前往专柜报到。6月薪资标准按照《2013直营终端薪资方案》规定，享受中级导购薪资标准。如未按照规定时间报到，则按自动离职处理。”2013年5月10日，被告蒲牌公司发布《违规处罚通告》，对原告进行罚款200元。2013年5月28日，被告蒲牌公司作出《岗位调整通知》，大致内容为：“因原告家庭住址离上海市周浦万达店较远，公司考虑其家庭因素，现决定将其调往离其家近的宝山万达店担任终极导购一职。”2013年5月11日至2013年6月11日期间，原告休历年的带薪年休假。2013年6月12日，系端午节法定节假日。2013年6月13日至2013年7月9日期间，原告至被告蒲牌公司原岗位上班，未至新岗位工作。2013年6月26日，被告蒲牌公司向原告发出《通知》，大致内容为：“由于你在年假结束后未按照规定时间（2013年6月13日）返岗，公司将视为旷工，并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对你进行处理。”2013年7月1日，被告蒲牌公司向被告豫星公司发出《通知》，大致内容为：“因原告在年假结束后未按照规定时间（2013年6月13日）返岗，至今已旷工15天，因此蒲牌公司已与原告解除用工关系。”2013年7月5日，被告豫星公司向原告发出《解除通知》，大致内容为：“我司接蒲牌公司通知，截止2013年7月5日你已连续旷工超过三天，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构成严重违纪，双方劳动关系于2013年7月5日解除。”原告于2013年7月9日收到该《解除通知》。
2013年7月19日，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一、被告豫星公司、蒲牌公司及天骥公司连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240.60元；二、被告蒲牌公司支付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工资差额7，288元；三、被告豫星公司支付2012年9月至2012年10月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差额9，239元；四、被告蒲牌公司支付2010年10月22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43，349元。2013年9月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浦劳人仲（2013）办字第6559号仲裁裁决：一、被告蒲牌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7月9日期间工资差额4，625.56元；二、被告蒲牌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2010年10月22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共计9，474.41元；三、被告豫星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351.14元，被告蒲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原告要求被告天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240.6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五、原告要求被告豫星公司支付2012年9月至10月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差额7，288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原告自2009年4月18日至2013年7月9日期间，一直在被告蒲牌公司工作。被告蒲牌公司处《行政人事管理手册》规定，公司实行标准工时制，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休息一天，周六为加班日；周日安排加班的，将在3个月内安排同等时间调休。2010年10月22日至2012年10月期间，被告蒲牌公司处实行做六休一工作制，周六固定加班。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期间，被告蒲牌公司处每月减少两个周六加班，即两周单休、两周双休。
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用工协议、通知、解除通知、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人事任命通知、短信、参保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银行明细单、岗位调整通知、违规处罚通告、行政人事管理手册、劳务派遣协议、商函、关于补缴社会保险的委托函等证据予以佐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庭审中，被告蒲牌公司陈述，被告蒲牌公司和被告天骥公司所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于2012年9月30日到期后，被告蒲牌公司未将原告退回给被告天骥公司的原因在于，被告蒲牌公司想继续雇佣原告，故后来又找了被告豫星公司和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被告豫星公司和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是应被告蒲牌公司的要求。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对于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被告蒲牌公司以原告不胜任工作为由对原告进行调岗，原告不服从调岗决定，仍至原岗位上班，后被告蒲牌公司以原告旷工15天为由将原告退回被告豫星公司，被告豫星公司以原告旷工超过三天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被告蒲牌公司对原告进行调岗是否具有合理性。本院认为，第一，被告蒲牌公司于2013年5月10日发出的《岗位调整通知》中，虽载明了原告不胜任工作的具体事项，但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而被告蒲牌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又均系单方制作形成，不能证明原告存在不能胜任工作的事实。第二，根据查明的事实，2011年9月27日，被告蒲牌公司即任命原告为上海直营区销售主管，主要负责商品及终端销售工作。而迟至2013年4月7日，被告蒲牌公司召开会议，始确定原告作为销售主管，工作职责中需要把各店盘点单录入电脑制作成电子表格。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作为销售主管，主要工作职责应是负责商品及终端销售工作。把各店盘点单录入电脑制作成电子表格系被告蒲牌公司后期增加的工作内容，且该工作内容应是次要工作内容。对于原告是否能够胜任工作岗位，应从原告能否完成主要工作职责来评定，即是否能否胜任商品及终端销售工作来评定。对此，被告蒲牌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而被告蒲牌公司以原告不能独立完成数据输入操作这一次要工作内容作为调岗理由之一，该调岗理由不能成立。第三，被告蒲牌公司迟至2013年4月7日召开会议，始确定原告作为销售主管，工作职责中需要把各店盘点单录入电脑制作成电子表格。故即使原告存在不能独立完成数据输入操作的事实，被告蒲牌公司亦应给予原告一定时间的培训学习的机会以提供自身技能。被告蒲牌公司辩称已对原告进行一个月的培训，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蒲牌公司对原告进行调岗不具合理性。被告豫星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因原告与豫星公司自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7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被告豫星公司与被告蒲牌公司应当连带支付原告该期间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关于赔偿金的计算基数，因提成工资属于风险性项目，司龄津贴与通补属于福利性项目，均不应纳入赔偿金计算基数，故本院以原告的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作为赔偿金的计算基数。经核算，被告豫星公司与被告蒲牌公司应当连带支付原告该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068.76元（3，534.38×1×2）。仲裁裁决被告豫星公司与被告蒲牌公司连带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351.14元，被告豫星公司及被告蒲牌公司均未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接受仲裁裁决，故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天骥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连带责任，本院认为，第一，被告蒲牌公司和被告天骥公司所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于2012年9月30日到期前，被告蒲牌公司曾向被告天骥公司发出《商函》，告知劳务派遣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合约。但被告蒲牌公司于劳务派遣协议到期后并未依法将原告退回被告天骥公司。第二，被告蒲牌公司于庭审中陈述，被告蒲牌公司和被告天骥公司所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于2012年9月30日到期后，被告蒲牌公司未将原告退回给被告天骥公司的原因在于，被告蒲牌公司想继续雇佣原告，故后来又找了被告豫星公司和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被告豫星公司和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是应被告蒲牌公司的要求。从被告蒲牌公司的表述可知，正是基于被告蒲牌公司的单方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与被告天骥公司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后续的相关权利义务作出安排。嗣后，基于被告蒲牌公司的违法调岗，导致豫星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而被告天骥公司在整个过程中并无过错，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故被告蒲牌公司应当单独承担原告自2009年4月18日入职至2012年10月31日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关于赔偿金的计算基数，因提成工资属于风险性项目，司龄津贴与通补属于福利性项目，均不应纳入赔偿金计算基数，故本院以原告于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期间的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作为赔偿金的计算基数。经核算，被告蒲牌公司应当支付原告该期间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7，550元（3，443.75×4×2）。
对于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仲裁委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裁决，被告蒲牌公司未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接受，故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提出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豫星公司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了期限自2012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被告豫星公司亦自2012年11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故原告与被告豫星公司之间应自2012年11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被告豫星公司于2012年11月为原告补缴了2012年9月至2012年10月的社会保险费，系受被告蒲牌公司的委托。原告以被告豫星公司为原告补缴了2012年9月至2012年10月的社会保险费，即认定原告与与被告豫星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2年9月起建立劳动关系，本院难以认同。故被告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提出的第四项诉讼请求，被告蒲牌公司辩称被告处财务将原告部分月份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做在效益工资中，另亦支付了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故被告蒲牌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原告的加班工资。原告则称其月基本工资是固定的，被告蒲牌公司提供的《职员台账表》中小计栏金额扣除节日加班薪栏金额即为原告同期的月基本工资，不认可《职员台账表》中拼凑的月基本工资的组成项目，对《职员台账表》载明的其他项目金额认可。本院认为，被告蒲牌公司提供的《职员台账表》中小计栏金额的各项组成存在数据混乱现象，有拼凑之嫌。第一，《职员台账表》中2010年11月、12月的工资标准、效益工资及假日加班薪三项相加的总金额并不等于小计金额。另，2010年10月的月工资表也存在类似问题。第二，被告豫星公司已经为原告缴纳了2012年11月至2013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但《职员台账表》显示被告蒲牌公司仍支付原告2013年2月至2013年5月的社保费补贴。对此，被告蒲牌公司未能做出合理解释。对于其他时间为何不发放社保费补贴，被告蒲牌公司亦未能做出合理解释。第三，根据被告蒲牌公司提供的考勤表，原告于2010年11月周六加班28小时，对应的假日加班薪为600元。而原告于2011年4月周六加班35小时，对应的假日加班薪却为400元。对此，被告蒲牌公司亦未能做出合理解释。综上，对于被告蒲牌公司提供的《职员台账表》中小计栏金额的各项组成项目，本院不予认可。结合被告蒲牌公司两次通知原告调整工资的事实，故本院采信原告的陈述，认定《职员台账表》中小计栏金额扣除节日加班薪栏金额即为原告同期的月基本工资，即2010年10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原告的月基本工资为2，500元；2011年1月至2011年3月期间，原告的月基本工资为2，700元，2011年4月至2011年6月期间，原告的月基本工资为3，000元，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期间，原告的月基本工资为3，300元；2011年10月到2012年6月期间，原告的月基本工资为3，600元；2012年7月到2013年7月期间，原告的月基本工资为3，900元。
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存劳动者在职期间的考勤记录备查。被告蒲牌公司提供的考勤表，并未得到原告的确认，且与其提供的《职员台账表》不相吻合，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2010年10月22日至2012年10月期间，被告蒲牌公司处实行做六休一，周六固定加班。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期间，被告蒲牌公司处每月减少两个周六加班，即两周单休、两周双休。原告根据其提供的《加班费计算清单》主张其于上述期间的出勤时间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被告蒲牌公司未支付过休息日加班工资，但被告蒲牌公司处的工作时间一直比较固定，亦无证据证明原告在职期间就加班工资提出过异议，故本院认定，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月基本工资中已包括了休息日一倍的加班工资，还差一倍的休息日加班工资未付。
因原告主张的月基本工资已经包括了加班工资，故2010年10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原告的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2，091.35元（2，500÷26×21.75）；2011年1月至2011年3月期间，原告的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2，258.65元（2，700÷26×21.75）；2011年4月至2011年6月期间，原告的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2，509.62元（3，000÷26×21.75）；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期间，原告的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2，760.58元（3，300÷26×21.75）；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期间，原告的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3，011.54元（3，600÷26×21.75）；2012年7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原告的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3，262.50元（3，900÷26×21.75）；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期间，原告的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3，534.38元（3，900÷24×21.75）。经核算，被告蒲牌公司应支付原告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2010年10月至2010年12月期间为865.39元（2，091.35÷21.75×9×100%）；2011年1月至2011年3月期间为1，246.15元（2，258.65÷21.75×12×100%）；2011年4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为1，500元（2，509.62÷21.75×13×100%）；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期间为1，650元（2，760.58÷21.75×13×100%）；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期间为5，261.54元（3，011.54÷21.75×38×100%）；2012年7月至2012年10月期间为2，550元（3，262.50÷21.75×17×100%）；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期间为2，762.50元（3，534.38÷21.75×17×100%）。综上，被告蒲牌公司应支付原告2010年10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15，835.58元。
对于原告主张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其中，2011年1月至2011年3月期间共有2天法定节假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623.08元（2，258.65÷21.75×2×300%），扣除已支付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20元，被告被告蒲牌公司还须支付原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503.08元；2011年4月至2011年6月期间共有3天法定节假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1，038.46元（2，509.62÷21.75×3×300%），扣除已支付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0元，被告被告蒲牌公司还须支付原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758.46元；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期间共有1天法定节假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380.77元（2，760.58÷21.75×1×300%）；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期间共有9天法定节假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3，738.46元（3，011.54÷21.75×9×300%），扣除已支付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280元，被告被告蒲牌公司还须支付原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2，458.46元；2012年7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共有1天法定节假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450元（3，262.50÷21.75×1×300%），扣除已支付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50元，被告被告蒲牌公司还须支付原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300元；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期间共有2天法定节假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975元（3，534.38÷21.75×2×300%），扣除已支付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320元，被告被告蒲牌公司还须支付原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655元。综上，被告蒲牌公司应支付原告2011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5，055.77元。
据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豫星企联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满香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9，351.14元，被告深圳市蒲牌时装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被告深圳市蒲牌时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满香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27，550元；
三、被告深圳市蒲牌时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满香支付2013年6月1号至2013年7月9号期间工资差额人民币4，625.56元；
四、被告深圳市蒲牌时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满香2010年10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人民币15，835.58元；
五、被告深圳市蒲牌时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满香2011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人民币5，055.77元；
六、驳回原告胡满香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被告深圳市蒲牌时装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明弟
代理审判员 谭文忠
人民陪审员 邬伯贤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毛振亚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
第三十一条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第九十二条……
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