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荣崖民初字第18号
原告黄兆忠，身份证号号码：370620193408033013，居民。
原告黄兆丰，居民。
原告黄兆开，居民。
原告黄兆军，居民。
原告黄兆英，居民。
原告黄兆玲，居民。
委托代理人刘洁，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艳艳，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兆竹，居民。
委托代理人李青春，居民。
原告黄兆忠、黄兆丰、黄兆开、黄兆军、黄兆英、黄兆玲与被告黄兆竹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兆丰、黄兆开及委托代理人刘洁、高艳艳、被告委托代理人李青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六原告系兄弟姊妹关系。原告祖父黄克增（1932年去世），祖母黄高氏（1948年去世）生有四子，长子黄可仁、次子黄可义、三子黄可政、四子黄可周。被告系黄可义之子，原告父亲系黄可周（1988年去世），其与母亲吴学珍（2000年去世）共生育原告兄弟姐妹六人。民国24年8月13日即公历1935年，祖母黄高氏在同亲族人员在场时立有遗嘱，其中内容有“四子可周房在西院正房两间东有伙道通大街（现荣成市寻山街道办事处寻山所村一区97号西两间），田地在小耩顶南北地一截一段2亩半土地等”。该遗嘱明确了现位于荣成市寻山街道办事处寻山所村一区97号房屋西两间属于原告父亲黄可周所有。起初原告父母在该村居住，以后由于原告父母及原告均不在该村，该房屋委托被告管理无偿居住。现该村拟旧村改造，原告系黄可周继承人，回祖籍处理诉争房屋，被告不予返还。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位于荣成市寻山街道办事处寻山所村一区97号西二间属于原告所有，并判令被告返还该房屋。
被告辩称，一、诉争房屋系被告从母亲处继承而来，原告父亲黄可周于1988年去世，已超过继承法规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二、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提供的1935年分书系真实证据，故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三、原告父亲黄可周很早就将诉争房屋给了被告母亲。综上，请求驳回原告之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六原告之父黄可周与被告之父黄可义系同胞兄弟关系。原、被告之祖父母育有四子，分别是黄可仁、黄可义、黄可政、黄可周。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祖宅（祖宅分南北屋，其中南屋有正房东三间，西二间，中间有过道；北屋有正房三间。涉案房产即为南屋西二间，现座落于荣成市寻山街道办事处寻山所村一区97号西二间）系原、被告祖父母所有。1935年，原、被告之祖母黄高氏立有分家协议，将涉案房产分给原告父亲黄可周。后黄可周于上世纪40年代离开荣成，后定居于威海，期间回过荣成，1985年以后未再回来过。1988年，黄可周去世。黄可周离开荣成后该祖宅一直由黄可义一家人管理使用。黄可义与冷士芝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三子女即黄兆竹、黄兆民、黄兆芬。1960年，黄可义去世。上世纪80年代，冷士芝让当时的村干部出面主持分家，将祖宅南屋正房东三间分予被告黄兆竹，将北屋正房三间分予另一子黄兆民，南屋西二间由冷士芝居住使用。1986年，冷士芝去世。此后南屋西二间由黄兆竹管理使用至今。1991年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时，南屋东三间与西二间作为一处房产即寻山所村一区97号房屋登记在黄兆竹名下，土地证号为荣集建（91）字第143502**号。北屋作为另一处独立的房产登记发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登记在黄兆民名下。
在审理过程中，对于涉案房产的修缮问题，原告主张当时告知被告其负责大修，被告负责小修，被告从未告知要大修，因此涉案房产从未大修过。被告主张其分得涉案房产后，先后多次进行修缮，包括换腰杆子、压脊、房盖倒瓦、换瓦、窗户改造等大修以及一些陆续发生的小修，现在除原来房屋的墙还在外，其他部分基本都进行了翻新。
庭审中，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如下证据：一、1935年黄高氏以遗嘱方式形成的分书一份；二、原告黄兆开与黄兆竹妻子及黄兆竹之弟黄兆民通话录音。黄兆竹妻子在录音中承认涉案房产原先分给了原告父亲，但称后来房屋快倒了，需要修缮，原告父亲很早就说房屋不要了，给被告母亲，被告母亲又分家给了被告，同时一再强调房屋已经被告方多次修缮，当年房子快倒塌时，原告方没有管的，现在都五六十年了，又来要房子。这些情况，黄兆民（小名德奎）都很清楚，现在黄兆竹与黄兆民关系不好，至于黄兆民是否凭良心说实话，其就不知道了。黄兆民在录音中承认涉案原先分给了原告父亲，但称其小叔（即原告父亲黄可周）在50多年前就说他的房子给德奎，还有其大叔（即黄可政）分的房子在40多年前快倒时，其母亲让其大叔赶快回来修修，其大叔说没法找人修，就给德奎吧。虽这样说，但当时实际还都是其母亲以及他们兄弟伙了的。后其母亲分家，村里姓黄的一个老人给主持着，问房子怎么分，其说尽着黄兆竹先要，后将原来其大叔和小叔说不要的房子分给了黄兆竹，后面（即北屋）四间（实际就是三间）分给了他。后91年办证时登记在黄兆竹名下，当时原告不回来要，现在确权给黄兆竹了，就不能再要了。ＸＸ春打电话给北京小连（ＸＸ春的兄弟）说要来家要房子，小连训了ＸＸ春一顿，说他不要脸了。
为反驳原告的主张，被告提供以下证据：一、1982年前后在村任支部书记的樊春国、任支部副书记的李汉春、生产队长张某三人签字的证词一份，大致内容为：1982年，黄兆竹因儿子年满18周岁，且自己无住房，申请两处宅基地。支部书记樊春国安排副书记李汉春调查落实，落实的结果是：1974年黄兆竹母亲冷士芝因孩子分家要求当时的村民政调解员樊有义、第二生产队队长张某调解，因涉及寻山所村97号房产归属争议，樊有义要求黄兆民找黄可政、黄可周回来共同处理。当时黄可政、黄可周分别回来均向两调解员表示属于自己的房产无偿交给冷士芝、黄兆民、黄兆竹处理，放弃所有权。经调解员调解并经黄可政、黄可周同意，将寻山所97号房东三间给黄兆竹居住，西两间给冷士芝及女儿黄兆芬居住，后房（即北屋）四间归黄兆民居住（91年政府将上述房产分别确权给黄兆竹与黄兆民）。根据上述情况，黄兆竹不符合占有两处宅基地条件，村委决定批给黄兆竹宅基地一处。
证人张某出庭作证称：我从1968年开始干生产队副队长，现在是村委委员、副主任。黄兆竹现在住的97号房子原先是他两个叔（即黄可周、黄可政）的，这个村里都知道，但村里也都知道后来他两个叔都不要房子，给了黄兆竹的母亲即冷大妈。我在生产队任职期间哪一年不清楚，当时冷大妈说孩子的叔伯都不要房子，都给她了，要我帮忙给孩子分分家。我让冷大妈到威海（黄可周处）落实一下黄可周是不是不要房屋。后来冷大妈到威海去了，回来后冷大妈说黄可周不要房屋了，至于到威海怎么说的我不清楚。大连（黄可政处）那边，冷大妈曾跟大连通信说不管卖还是修，得赶快拿个意见，不然房子快倒了。后冷大妈说大连回信说不要房子了。上世纪80年代初，冷大妈正式分家。分家时我和樊有义在场，结果是寻山所97号房（即南屋）东三间给黄兆竹居住，西二间给冷士芝及女儿黄兆芬居住，北屋归黄兆民居住。我父亲与黄可政关系好，他从大连一回来就到我们家坐坐，我十七八岁时听他们说话时就听黄可政说过他的房屋不要了。去年原告黄兆开找我三次，主要说房子是他爹和他叔的，我说房子以前是你爹和你叔的，假如你爹和你叔不给冷大妈，房子早就倒了，土地也被国家收回。
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对樊春国进行了调查询问，樊春国称：我自1975年开始在村里担任职务，1981年担任村支书，2000年辞职到顺通养殖场负责至今。我担任书记期间联系村里在外边的人给村里投资，所以与黄可政联系比较多，与黄可周见面不多，不太熟。大约上世纪80年代，黄兆竹的母亲冷士芝找我说孩子都结婚了，让我帮着主持分家。我让村民政调解人员樊有义与黄吉宗给她主持分家。因为樊有义与黄吉宗都是担任过书记、副书记的老人，比较有威望，出面比较妥当。分家时，黄可政、黄可周分别被叫了回来，在场人还有冷士芝和她儿子两家，女儿当时不算数没有回来。分家时黄可政说他在外地工作，分的房子也用不上，就给冷大妈和侄子了。黄可周说他与黄可政的意见一样。因此分家的结果是：寻山所97号房（即南屋）东三间给黄兆竹居住，西二间给冷士芝及女儿黄兆芬居住，北屋归黄兆民居住。黄兆竹对冷大妈照顾较多，冷大妈死后南屋西二间就给了黄兆竹。黄兆竹分的房子是现在的97号房屋，黄兆竹一家多次修缮过，黄可政和黄可周肯定没有回来修过。上世纪80年代，具体时间记不清，黄兆竹申请批宅基两处，当时宅基地管理很严格，一户只能一宅，不像现在这么混乱。我开村委会研究，有人提出黄兆竹已经分家有宅基地了，我就派樊有义和李汉春落实，结果属实，就没给黄兆竹个人批，但他儿子满18周岁了，符合规定，就给其儿子批了宅基地。
对于黄可周在1985年回乡扎网时，由樊有义陪同吃饭席间是否表态不要所分涉案房产的问题，被告称黄可周当时表态不要房子，原告称黄可周当时表态所分房子是自己的根，不卖也不给别人。经查，樊有义现已去世。
另查，冷士芝生前去过威海（黄可周处）两次。冷士芝之女黄兆芬结婚后住在寻山街道办事处东北山村。黄可政于1980年10月31日去世。黄可政于1946年左右离开荣成，至1971年期间，中间时常回去，1971年3、4月份离开后就再未回去过。黄可周在威海有自己的房产，黄可政在大连也有自己的房产，黄兆竹在寻山所村仅有97号一处房产。庭审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黄可政生前黄可政及其子女向村委或冷士芝主张过涉案房产的权属。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1935年分书、黄兆竹之妻与黄兆民录音材料、证人张某证言、樊春国调查笔录等相关证据在案为凭。
本院认为，结合1935年分书内容、书面证言、证人出庭陈述及本院调查的情况来看，可以确认原告父亲黄可周在1935年分家时分得了涉案房产即现位于寻山所村97号西二间房屋，后黄可义之妻冷士芝将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南北屋祖宅进行分家，被告黄兆竹因此占有涉案房产之事实。在此事实基础上，六原告共同行使物权请求权提起本案之诉，不受诉讼时效之限，应予受理。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黄可周是否已放弃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
首先，本案中的证人张某与被调查人樊春国在冷世芝分家时均系寻山所村村干部，从冷士芝去世的时间以及办证时间来看，分家时间应当不晚于1986年，结合农村发展不同阶段的政策及风俗习惯来看，当时的村干部一般具有较高威望，村民在处理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时一般找村干部出面，而且宅基地管理中当时严格贯彻一户一宅的土地政策，分家内容直接涉及到以后是否有权申请宅基地这一类与个人居所等重大利益有关的事项，证人及被调查人所说的要求冷士芝到威海落实及提出让黄可周、黄可政回村当面表示个人意思的陈述与这种大环境也相互吻合，因此村干部作为当时处理此事的人员，其证人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虽被告提供的书面证言与证人、被调查人实际陈述时对分家时间点及个别细节上存在不一致处，但因分家事宜已时隔至少26年，作为正常人，一般只记得所经历事宜的大概及最终结果，其间细节陈述不清应属人之常情，本案中证人与被调查人所陈述的基本事实是一致的，因此不宜因细节问题而推翻村干部的陈述，故被告人证人证言、证词、调查笔录应予采信。
其次，从修缮情况来看，涉案房产在1935年之前即已存在，如不进行修缮，显然现在应当已经成为因年久失修而致倒塌的老房子残骸，且其宅基依法应已被收回。但该房屋现在尚能事实存在且为被告所住，在原告承认其未进行修理的情况下，结合被告录音、庭审陈述以及证人和被调查人的陈述内容来看，可以证实被告对涉案房产实施了足以维持其存续至今的一系列修缮行为。退一步讲假设原告主张成立，作为正常人应当知晓涉案房产这类老房子年久失修必然有倒塌的危险，而从原告的陈述来看，黄可周自1985年之后未再回过荣成，其子女也是在近几年尤其是得知村里拟进行拆迁改造后才开始回村走动，原告方的这种行为明显不符合一个房屋权利人应有的正常表现。相反，被告黄兆竹在分家后积极维护涉案房产的行为更符合权利人的表现。而且，黄兆竹在寻山所村仅有97号一处房产，该事实与证人及被调查人所述黄兆竹当年因分得涉案房产而未能再获批宅基之陈述亦相互吻合。综上，可以说明原告之主张与其自身长期以来对涉案房产的放任表现明显相互矛盾，故对原告主张当时讲明大修由其负责，小修由被告负责的观点，不予采信。
第三，被告黄兆竹妻子和黄兆民在录音中均明确表示当年原告父亲黄可周放弃涉案房产后，其母才进行了分家，该录音形成于诉讼之前，是在被告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制作的，与证人和被调查人的陈述相结合来看，应当认定黄兆竹妻子和黄兆民在与原告方通话时的对话言语是未经预谋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故从录音证据能够认定黄兆竹妻子和黄兆民均认可涉案房屋原本属黄可周所有，但后来黄可周将房屋给了冷士芝一家，冷士芝将房屋进行了分家。
第四，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当年冷士芝及村干部均认可涉案房产属黄可周分家所得。在冷士芝及村干部都知道涉案房产属黄可周所有的情况下，如果冷士芝私自将黄可周的房屋据为己有且让村干部公开主持分家，有悖常理，也不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且村委会也不会同意这种做法。按农村风俗习惯，对一方分家所得房产，另一方接手经管（如受赠所得、买卖所得、借用），无论是在家庭正式场合还是在双方之间一般都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现黄可周与冷士芝如何交涉，两位老人已去世，无从考证，但从黄可周生前未捎钱修缮房屋、过问房屋的状况、死后未对房屋如何处置进行交待，且原告在黄可周去世后20多年也未对涉案房屋进行过问、修缮及继承分割等事实情况分析，黄可周当年应是将涉案房屋给予了冷士芝。如果当年黄可周没有将房屋给予冷士芝，黄可周在世时应当知道冷士芝分家一事，其应该当年就主张房屋权利或去世前将涉案财产告知其子女。另外，从黄可周1985年因扎网回乡及冷士芝两次到威海黄可周处的事实看，黄可周对寻山所村的情况及冷士芝家庭情况应或多或少有所知晓，其对自己的房产在上述几次接触时处于何种状态（赠与、借用、被侵占等）应该在接触之前、当时或以后有所表示。现原告无证据证实黄可周对村委或冷士芝主张过房屋的权属或对冷士芝分家一事提出过异议。
综上，从村干部证人证言、书面证词、调查笔录及房屋修缮情况、冷士芝及黄可周双方对房屋的处置情况和村委主持分家、未新分宅基地给被告、黄兆竹妻子和黄兆民的录音等情况综合分析，涉案房屋应认定为黄可周给予了冷士芝。被告所述符合常理，应予采信。原告诉请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之诉请，理由不当，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六原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慈 方 铭
代理审判员 梁 国 成
人民陪审员 岳 天 信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滕真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