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31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戴建秋，男，196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桂海，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佳威，男，199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桂连，广东国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玲玲，女，196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桂海，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东合富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六马路29号荣建大厦。
法定代表人：扶伟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志辉，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戴建秋因与被上诉人李佳威、原审被告杨玲玲、原审第三人广东合富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富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5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戴建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为李佳威向戴建秋支付违约金225000元。事实与理由如下：李佳威在骗购住房不能时，提起违约之诉，企图诈骗戴建秋；戴建秋提起反诉；但原审法院明知李佳威的违约之诉不成立，仍然追究戴建秋并不成立的违约责任，显失公正。一、原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戴建秋认为：（一）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3段：6月13日上午在地税局，不是双方产生矛盾。是李佳威借故拒绝提供完税证明，并与其母、中介公司自行离开，戴建秋和代理律师宋桂海在等待20分钟后才离开。李佳威、翁某龙在前一天的微信短信中，均要求杨玲玲去房管局。其实，李佳威在6月12日已经去地税局打印过完税证明，个中原因，他们肯定知道。（二）李佳威所提供的完税证明是分四个日期打印的，包括3月13日4张、6月12日1张、8月1日2张、8月2日2张，而非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2段认定的三个日期。正常应该是4张(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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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后3次提供，属于李佳威对法院不诚实，有选择性地提交证据。（三）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3段：戴建秋在提起反诉的同时（2017年7月24日）提交《提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李佳威是在第二次开庭时，面对完税证明提出调查“申请”，广州市越秀区地税局复函是第三次开庭时交给双方的，李佳威才确认其未在该公司工作过，并陈述自己在广州市越秀区没有注册的卡奈基公司工作。戴建秋请求法院责令李佳威提交其余3次缺少的7张完税证明。二、原审法院没有全面审查证据，造成遗漏重要事实。（一）一审法院对于广州市越秀区地税局出具的回复函，应当查清完税证明的来源，明确是否存在虚假申请；并进行审查购房行为的性质，如存在虚假申报，则属于政策从严查处的骗购住房行为。（二）戴建秋通过开庭、质证意见等方式，反映广州市地税局在面复戴建秋咨询时提供了关于李佳威进行虚假申报时涉嫌伪造企业公章的犯罪线索，地税局已建议企业报案。一审法院依职责应当高度重视，但一审法院未作审查。一审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如发现存在犯罪线索，应当移送公安部门调查处理。（三）一审判决缺乏5月10日至5月30日之间合同履行情况，李佳威在6月14日、7月30日向法院提交两份《证据清单》内容均为5月16日之前或5月30日之后。这期间，戴建秋已经同意并多次主动提醒李佳威继续履行合同，但佳威拒绝合理要求，且在5月18日-6月12日之间没有联系戴建秋，属于拒不履行，再次构成实际违约。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以及相关线索，可以认定：李佳威不是通过补缴个人所得税取得完税证明，而是通过非法手段虚假申报，骗取购房资格，属于典型的“骗购住房”行为。戴建秋提请二审法院彻查李佳威在3月13日打印的伪造完税证明的来源及公章等相关事实。三、原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的规定，李佳威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具备权利能力，但不具备行为能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即构成根本违约或实际违约，在签订合同之后，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一审判决第11页第2段的内容。1、原审法院没有依法对李佳威“涉嫌虚假申报”行为进行确认之前，仅认为“李佳威在签订涉案合同时不具备购房资格，构成根本违约”是错误的。如果属于“虚假申报”则是骗购住房行为，要依照法律和限购政策从严查处。2、合同履行期限为2017年5月30日，已经证明戴建秋履行了合同义务，是李佳威拒绝合理要求，使合同不能履行，再次构成违约。3、一审法院认为戴建秋构成违约的证据有四个：一是戴建秋在4月18日提出的《协商函》以及当时说的“房子就可以放的啦”这句话；二是戴建秋在5月10日之前的赔偿过程；三是中介的证言；四是判决认定“且因杨玲玲未到场也导致当天未进行网签”。但是前述三份证据都是5月10日之前的内容，距5月30日还有20天，此期间戴建秋已经完全同意并多次催促李佳威继续履行合同。6月13日履行合同，是戴建秋在6月10日通过《通知》的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再次要求李佳威在5月30日已经构成实际违约的情况下，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的行为。《通知》本身也证明，戴建秋及杨玲玲是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因此，杨玲玲未到场根本就不是戴建秋构成违约的理由，且有证据证明李佳威和中介公司在短信、微信通知中并没有要求杨玲玲到地税局。戴建秋对李佳威实施赔偿的过程，实质上是李佳威欺诈戴建秋的过程。由此可知，原审法院错误把5月10日之前的协商合同变更行为与6月13日李佳威承担违约责任的行为组合起来，拼凑成判断戴建秋构成实际违约的主要证据，显然不符合《存量房买卖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属于断章取义。（三）原审法院应该对李佳威涉嫌伪造公章罪进行审查，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52条等相关法律进行处罚，同时依法判决李佳威承担涉案合同的违约责任，但一审法院无视李佳威典型的骗购住房、涉嫌违法犯罪等行为，且把李佳威假设为合格购房者，主要审查“戴建秋、杨玲玲与李佳威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这样的审查原则明显存在缺陷。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戴建秋认为：（一）一审判决认定戴建秋恶意违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违约的定义、构成要件和事实，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要求。李佳威用于起诉的核心证据完税证明，属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李佳威提起诉讼，已造成戴建秋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的精神伤害，其诉讼内容虚假捏造，诉请要求赔偿违约金225000元，数额巨大，涉嫌虚假诉讼。而戴建秋反诉李佳威违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理支持，李佳威应该依法赔偿。（二）多种迹象表明，本案很可能有中介公司发挥作用，在双方网签时，隐藏着中介公司违法造假的事实。原审法院在没有排除翁某龙和李佳威存在利益关系的情况下，多次采纳中介公司的证言，显然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五款等规定。（三）原审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全面客观原则、第七十七条证明力原则、第七十九条采纳公开原则。五、一审判决不公，明显错误。（一）双方都有违约，均存在过错，各负其责，互不赔偿，但戴建秋在本诉中承担超过九成的各种费用，显示守约方要为骗购住房行为买单。（二）没有在广州工作过一天的人，通过虚假申报、骗取购房资格非常容易。（三）原审法院应该对违法造假行为零容忍。综上，戴建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戴建秋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李佳威二审答辩称：一、关于纳税问题，李佳威不存在造假，希望政府或者公安介入查清。在签订合同时李佳威只知道自己连续不间断纳税，并且和中介一起到广州市花都区房管局咨询是否有购房资格，获得肯定答复后才与戴建秋签订合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李佳威完全处于一种善意或者受害者的身份。戴建秋认为李佳威骗购属于诬告。二、戴建秋是否存在违约的行为的问题。李佳威一审提交了两份谈话记录，第一份2017年4月18日的录音中已经充分证明戴建秋想要加价卖房，第二份2017年6月3日录音中最后一句话已经反映戴建秋违约。一审庭审查明戴建秋在签订合同后因为儿子留在花都工作，所以要求留房自用，不同意出售涉案房屋。三、越秀区税务局自己查询纳税情况，并且得出李佳威虚假纳税的结论，但是该税局根本没有向李佳威询问了解，也没有自己调查出来当时去纳税的工作人员纳税时留下的身份信息及监控记录来详细核实情况，就单方回复李佳威纳税涉嫌虚假申报，对李佳威严重不公。
原审被告杨玲玲二审陈述：同意戴建秋的上诉意见。
原审第三人合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其于庭后提交书面意见如下：坚持一审陈述意见，对买卖双方是否解除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异议，但不同意解除居间合同关系，一审判决不涉及合富公司，故不发表意见。
李佳威2017年6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解除李佳威与戴建秋、杨玲玲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2.戴建秋、杨玲玲向李佳威返还定金10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225000元；3.戴建秋、杨玲玲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一审诉讼中，李佳威增加一项诉讼请求：戴建秋、杨玲玲支付利息，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2017年3月14日起计至退还定金之日止。
戴建秋、杨玲玲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戴建秋、杨玲玲与李佳威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2.李佳威向戴建秋、杨玲玲支付违约金225000元；3.由李佳威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涉案房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滨湖路12号3B号楼103房，所有权人为戴建秋、杨玲玲。
2017年3月14日，戴建秋、杨玲玲（甲方、卖方）与李佳威（乙方、买方）、合富公司（丙方、经纪方）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以225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乙方。共有人杨玲玲同意出售房屋并放弃优先购买权。甲乙双方共同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甲乙双方应当于2017年5月30日前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交易不成的违约责任：1.甲方不按本合同约定将该房地产出售给乙方的，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该房地产成交价的10%，并退回乙方已付的全部费用。2.乙方不按本合同约定买入该房地产的，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该房地产成交价的10%。重要提示3：签署本合同的行为人须保证有权代理或者有权处分，如属无权代理或者无权处分，又未能获得追认的，行为人应承担定金责任或者参照本合同“违约责任和合同解除”条款赔偿对方损失。重要提示4：经纪方已明确向买卖双方解释现行限购限贷政策，买方应对其贷款能力，购买资格等承担完善义务和相关法律责任。合同落款处甲方有戴建秋、杨玲玲的签名，其中杨玲玲的签名为戴建秋代签，乙方落款处有李佳威的签名，丙方有合富公司的盖章及经纪人翁某龙的签名。合同附件约定了付款方式为涂销抵押后按揭付款：定金100000元，买方应在签署本合约同时自行交付卖方。卖方应在收到定金后十日内提供齐全办理银行贷款所需要的资料，且协助买方申请银行按揭。买方应在签署本合约后十日内签署银行按揭文件及支付贷款所需费用，并在签署银行按揭文件后五日内提供齐全办理银行贷款所要的资料。买方应在签署本合约后委托按揭机构办理按揭手续及交易过户手续，并向银行申请25年188万元的银行按揭贷款。买卖双方同意银行仅审批出具同意贷款通知书及卖方办妥该物业的涂销抵押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配合完成本次交易的递件手续。由卖方自行赎契：卖方收取定金后三日内自行向抵押银行办理提前还贷手续；卖方同意由银行接受还贷申请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还清所欠银行贷款，在抵押银行出具还清贷款证明等资料后当日内到房管部门办理涂销抵押及归档手续；银行经审批同意贷款后，首期楼款270000元买方应在房管部门出具成功受理本次交易的递件回执当天自行交付卖方。楼价余款1880000元，在交易过户及抵押登记手续完成后，由贷款银行直接划给卖方。
合同签订当天，李佳威向戴建秋支付了定金100000元。2017年4月7日，戴建秋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涂销抵押手续。
2017年4月17日，戴建秋向李佳威及其父母亲发出协商函，称由于共有物权人认为儿子近期被公司派遣到花都区的分支机构工作，已经无需在广州城区置业，不同意追认授权，造成合同无法生效和履行，提出2点建议与买方协商：1.中止履行合同，卖方按照合同条款，履行赔偿责任。2.继续履行合同，共有物权人提出希望买方在合同原交易总额基础上增加18万元，共243万元，其他合同条款可以再议或不变。在戴建秋作出的相关情况交流中也提到适当增加交易总额原因。
2017年4月18日，在中介翁某龙的组织下，双方对合同履行与否进行协商，翁某龙陈述称：他们（李佳威）这边呢，一直都很配合，提供资料啊，问我怎么办。你们这边呢（戴建秋），除了签合同之外，你们啥东西都没有提供给我。李佳威陈述称：加价18万我没有办法接受。戴建秋陈述称：如果解除合同的话，我这个房子就可以放的啦。
2017年4月23日，戴建秋在与李佳威的母亲微信聊天时称：这些天，特别是今天，和佳威谈到增加点价格，由原来增加18万，减少到只增加8万。严格讲，签合同后又升价，的确有点不地道，但也是事出有因。……这点加价，就当给我们相互一个台阶，一份尊重。2017年5月9日，戴建秋在与李佳威的母亲微信聊天时称：朱主任，现在合同已经签了，我们错了就认错，愿意按照合同要求的10%标准赔偿您……。我正在筹钱，赔偿违约金。你什么时候要赔偿都可以。……2017年5月10日，戴建秋在与李佳威的母亲微信聊天时称：朱主任，很不好意思，答应借我钱的人来电话说要晚几天才有。只能过几天联系您了，真的对不起。之后，戴建秋又提出继续履行合同而未对李佳威进行赔偿。
2017年6月8日，李佳威委托律师向戴建秋、杨玲玲发出《关于敦促继续履行合同的律师函》，催促戴建秋、杨玲玲继续履行合同。戴建秋、杨玲玲收到该函件后向李佳威及其母亲发出通知：请于2017年6月17日前提供合法的购房资格证明（加盖公章的完税凭据或社保连续缴费证明），双方共同到房管部门办理网签及递件过户等手续。否则，就视为你深度违约或根本性违约，因此，本人将要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的约定来处理。
2017年6月12日，李佳威与戴建秋通过短信协商2017年6月13日到地税局打印完税证明，然后到房管局办理网签手续。2017年6月13日双方到地税局打印完税证明时，双方又产生矛盾，且因杨玲玲未到场也导致当天未进行网签。
诉讼中，李佳威申请了翁某龙出庭作证，翁某龙发表证言称：我是合富公司紫薇分行的主管，李佳威与戴建秋之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由我居间签订。签订合同时，戴建秋称其妻子在上班，改天补签名，因此合同上杨玲玲的签名由戴建秋代签。戴建秋说等新政出台后再办网签及贷款手续。4月27日，戴建秋说通杨玲玲加价8万元，但是李佳威不同意。我们公司可以办理网签手续，由于杨玲玲未提交其资料，所以一直没办。后来，戴建秋提出到房管局办理网签，但要求在网签之前先到地税局确认李佳威的购房资格。我和李佳威曾一起去房管局查询李佳威的购房资格，当时房管部门工作人员看了李佳威的资料后口头回复没有问题。在签订合同时，李佳威是具备购房资格的，如果李佳威在新政出台前有支付定金的转账记录，新的限购政策出台后李佳威仍具备购房资格。
一审诉讼中，李佳威提交了2017年3月13日、2017年6月12日、2017年8月1日打印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拟证明其在购房前5年连续3年缴纳个人所得税，具备购房资格。根据三个不同时间段打印出来的纳税清单显示，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个人所得税均由广州市越秀区地方税务局征收，其中2017年6月12日打印的清单显示的申报日期与入库日期一致，但是2017年8月1日打印的清单显示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申报日期均为2017年3月3日，而入库日期却在此之前（三份清单入库时间均一致）。戴建秋、杨玲玲认为李佳威提交的三份完税证明不一致，存在补缴和断点的情况，不确认其真实性。
一审诉讼中，李佳威申请一审法院到广州市越秀区地方税务局调取李佳威2014年2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完税证明、纳税清单。戴建秋、杨玲玲申请一审法院分别向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李佳威的完税情况、缴纳社保情况。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9日向广州市越秀区地方税务局发函询问李佳威在该局的纳税情况。广州市越秀区地方税务局回复一审法院称：“经查询“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李佳威(530103199305192912)在我区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为香港凯艾集团货运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440104552378466)为其代扣代缴。经对香港凯艾集团货运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进行询问调查，该司表示其申报个人所得税记录中并无李佳威，且从未进行过个人所得税更正申报，李佳威以香港凯艾集团货运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为扣缴义务人的个人所得税记录涉嫌虚假申报。”诉讼中，李佳威亦明确未在该公司工作过。一审法院亦向广州市花都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函询问李佳威在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时是否具备购房资格。广州市花都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未作出明确回复。诉讼中，李佳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缴纳社保的明细表，该明细表显示李佳威从2015年2月份开始缴费，缴纳尚不足36个月。
一审诉讼中，李佳威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戴建秋、杨玲玲价值325000元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0114民初5136号民事裁定：冻结被申请人戴建秋、杨玲玲银行存款325000元或查封、扣押等值的其他财产。戴建秋、杨玲玲亦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李佳威价值125000元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0114民初5136号之二民事裁定：冻结被申请人李佳威银行存款125000元或查封、扣押等值的其他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李佳威与戴建秋、杨玲玲、合富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包含了买卖双方分别与合富公司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及戴建秋、杨玲玲与李佳威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主要审查戴建秋、杨玲玲与李佳威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三方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李佳威与戴建秋、杨玲玲之间房屋买卖关系的合同条款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何方违约，违约责任如何承担？2016年10月4日出台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穗府办函C2016）146号）第一款规定：“严格执行我市既有的住房限购政策，即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2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下同），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能提供购房之日前5年内在本市连续缴纳3年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的缴纳证明的，限购1套住房。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得通过补缴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的缴纳证明购买住房”。2017年3月18日起施行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的通知》(穗府办函(2017)50号)第一款规定：“本市户籍居民家庭继续执行限购2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下同）的政策；本市户籍成年单身（含离异）人士在本市限购1套住房。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能提供购房之日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在本市限购1套住房，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得通过补缴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购买住房”。上述房地产限购政策均禁止通过补缴个人所得税方式取得购房资格。虽然李佳威提交了完税证明拟证明其在购房前5年连续3年缴纳个人所得税，具备购房资格。但是根据广州市越秀区地方税务局的复函，李佳威以香港凯艾集团货运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为扣缴义务人的个人所得税记录涉嫌虚假申报，因此，李佳威在签订涉案合同时不具备购房资格，构成根本违约。而卖方戴建秋、杨玲玲在信赖合同具备履行条件的情况下，提出加价，否则要求解除合同，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恶意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买卖双方对于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均存在过错，因此，双方应对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故买卖双方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现李佳威与戴建秋、杨玲玲均诉请解除合同，因此，对于双方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双方权利义务终止，戴建秋、杨玲玲收取100000元定金已没有法律依据，应退还给李佳威，故李佳威要求戴建秋、杨玲玲退还定金的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李佳威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存在过错，因此其要求戴建秋、杨玲玲支付定金利息的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李佳威与被告戴建秋、杨玲玲于2017年3月14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戴建秋、杨玲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佳威返还定金10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佳威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戴建秋、杨玲玲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6600元，由原告李佳威负担2418元，由被告戴建秋、杨玲玲负担24182元；本诉案件保全费2145元，由原告李佳威负担1485元，由被告戴建秋、杨玲玲负担66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300元，由原告李佳威负担12091元，由被告戴建秋、杨玲玲负担1209元；反诉案件保全费1145元，由被告戴建秋、杨玲玲负担。
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一审查明事实。各方二审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戴建秋、杨玲玲与李佳威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合同条款合法有效，双方均无异议，二审不作赘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据此，针对戴建秋的上诉请求，认定如下：
一、本案系李佳威与戴建秋、杨玲玲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事案件，对于戴建秋所提出关于李佳威涉嫌虚假申报个人所得税、伪造公章以及骗购房屋等均不属于本案二审审查范围。戴建秋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二、戴建秋上诉主张李佳威应向其支付违约金225000元的问题。戴建秋、杨玲玲及李佳威作为《存量房买卖合同》中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理应对广州市购房政策有充分了解，并在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之后诚信履约。本案中，一方面，戴建秋、杨玲玲为涉案房屋共同产权人，亦是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共同卖方，两者行为互为制约，共同承责。戴建秋在签约后向李佳威发出协商函，提出加价，否则解除合同；还曾提出愿意赔偿违约金。虽然之后戴建秋同意继续履行，但已经超出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且双方约定共同办理网签手续时杨玲玲又未到现场，且戴建秋并没有证据证明后续双方未能成功履约应归咎于李佳威单方原因。因此，卖方戴建秋、杨玲玲在依赖合同具备履行条件的情况下，提出加价，否则要求解除合同等，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恶意违约。杨玲玲对此并未提起上诉，该认定对杨玲玲具有约束力。另外，戴建秋主张其要求李佳威继续履行合同，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要求李佳威承担违约责任的行为，显与事实不符。为此，戴建秋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一审认定，其上诉主张其不存违约，本院不予采纳。另一方面，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李佳威在与戴建秋签订购房合同时不具备购房资格，虽然李佳威提交了完税证明拟证明其在购房前5年连续3年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根据广州市越秀区地方税务局的复函，李佳威以香港凯艾集团货运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为扣缴义务人的个人所得税记录涉嫌虚假申报，故认定李佳威在签订涉案合同时不具备购房资格，构成根本违约。李佳威二审虽对此提出异议，但其未提起上诉，故本院不作审查。因此，对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解除，双方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后果。戴建秋、杨玲玲收取李佳威支付的100000元定金没有占用的事实基础，应予返还。一审判决结果公平合理，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戴建秋现以李佳威因涉嫌虚假申报个人所得税存在骗购房屋为由否认其与杨玲玲自身的违约行为，并诉请李佳威向其支付违约金225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戴建秋称一审法院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的问题，因一审法院对于各方提供的证据均进行公开质证，并进行认定，戴建秋该项主张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戴建秋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75元，由上诉人戴建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玮玮
审判员 何 佐
审判员 李 民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莫善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