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2民终6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爱国。
委托代理人牛雅楠，天津星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桐。
委托代理人牛雅楠，天津星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
法定代理人徐爱国（徐××之父）。
委托代理人牛雅楠，天津星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法定代表人阎欣，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丁立莹，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佳雯，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爱国、刘文桐、徐××与被上诉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因生命权纠纷一案，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7日受理，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丽民初字第6061号民事判决。一审判决后，徐爱国、刘文桐、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3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爱国、刘文桐、徐××的委托代理人牛雅楠，被上诉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委托代理人丁立莹、马佳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徐爱国与刘昆系夫妻关系，徐××系二人之子，刘文桐系刘昆之父。2015年6月5日晚23：10分左右刘昆携子徐××乘坐3U8864航班由长春到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23：20分左右开始起运行李，23：32分刘昆在行李转盘上未发现自己的行李便离开行李提取处到机场行李问讯处查询，23：40分在查询处刘昆与徐爱国打电话时刘昆晕倒，机场工作人员拨打机场急救电话，机场公安部门到达现场，徐爱国拨打120急救电话。23：52分机场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对刘昆实施急救。24：00左右刘昆被机场急救人员送往武警医院治疗，在刘昆被送至急救车的时候，机场工作人员将刘昆的行李交给徐爱国。24：15分急救车辆到达武警医院，刘昆经该医院救治无效死亡。2015年9月2日，武警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证明书记载：刘昆猝死，死亡时间2015年6月6日。
诉讼中，原告认为，因被告的工作失误使刘昆没有及时取到自己的行李，刘昆晕倒后，被告的急救人员没有在5分钟之内赶到，失去了最佳的抢救时间，被告未尽到法定职责而造成刘昆死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提出，刘昆未等到自己的行李，擅自离开行李转盘，刘昆的行李出现的时间符合“行业标准”。再有，刘昆晕倒后，被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急救，并采取了必要措施。因此，被告既未违规亦无过错，刘昆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按照法律规定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但考虑到刘昆事件发生在机场，刘昆子女年幼且其父年迈，被告自愿给付家属20000元。
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28116元、死亡赔偿金6301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6465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费用11710元，共计876411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答辩称，原告诉状中部分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对于刘昆的死亡被告表示同情，但刘昆的死亡完全属于突发事件。刘昆没有耐心等候自己的行李，误以为行李丢了，实际上行李没有丢失，然后突发疾病。在这过程中被告并没有过错，且行李问题也与原告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被告已经尽到人道主义的急救义务，在及时救助之后将刘昆送往天津市武警医院治疗，急救过程中也没有过错。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三原告应对其主张因被告工作失误造成刘昆未能及时提取行李承担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行业标准《民用运输机场服务质量》第7.3.2.2条规定，全部行李应在1小时内交付完毕。本案中，从刘昆乘坐的航班到达机场、行李运送、刘昆离开行李转盘的时间及在刘昆被送至急救车途中行李交至徐爱国手中的时间符合民用航空的行业规范，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工作上的失误。再有，刘昆因没有在行李转盘发现自己的行李，而后到行李问讯处询问时晕倒发生猝死，此损害结果是被告不应当预见的，同时也没有预见的可能性，且被告也未意图追求此损害后果的发生，因此，在行李的问题上被告既无主观亦无客观上的过错。刘昆晕倒后，被告应对此突发事件已履行相关义务承担证明责任。刘昆到行李问讯处询问行李时与被告工作人员未发生任何冲突，对此，原、被告均无异议。刘昆在与徐爱国通话时晕倒，从法院调取的行李问讯处附近录像中能够证实，被告相关人员及时到达现场并采取了必要的急救措施后将刘昆送至医院，被告已履行了相应的义务。综上，被告对刘昆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三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诉讼中，被告表示，考虑到刘昆事件发生在机场，刘昆子女年幼且其父年迈，被告自愿给付三原告20000元，予以准许。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给付原告人民币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41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徐爱国、刘文桐、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在刘昆与其子乘坐飞机到达天津后，刘昆在行李转盘上没有发现自己的行李，且在同航班的其他乘客均已提走行李、行李转盘空置并停止运行的情况之下，机场一名工作人员指示刘昆至行李问询处查询，问询处工作人员未准确查询就错误告知行李未到，导致刘昆心生焦急晕倒。刘昆于23：40晕倒后，机场急救中心急救人员脱岗造成急救电话无人接听，上诉人因此才拨打120急救电话，机场急救人员12分钟后才到场，救护车20分钟后到场，导致刘昆错过“黄金4分钟”的最佳抢救时间；原审存在程序违法之处。
被上诉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答辩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对于死亡事件的发生，被上诉人虽然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案件的发生，系因刘昆未能耐心等待其托运的行李，自己误认为行李未到，以及自身存在既往病史等原因而引起的突发猝死事件，机场工作人员遇到突发事件及时报警、及时抢救并派机场救护车及时送医，完全尽到人道主义救助，无论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是按照医学常识，均不存在所谓的“错过最佳抢救时间”的法律责任等问题。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5日晚23：32分，刘昆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行李转盘上未发现自己的行李离开之时，行李转盘继续转动。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前述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内容一般为“物”与“人”这两个方面。其中，在“人”之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体现在应配备适当的人员为参与社会活动的他人提供预防外界及第三人侵害的保障，如保护义务。
上诉人主张，刘昆在行李转盘上没有发现自己的行李，且在同航班的其他乘客均已提走行李、行李转盘空置并停止运行的情况之下，机场一名工作人员指示刘昆至行李问询处查询，问询处工作人员未准确查询就错误告知行李未到，导致刘昆心生焦急晕倒，刘昆晕倒后，机场急救中心急救人员脱岗造成急救电话无人接听，机场急救人员12分钟后才到场，救护车20分钟后到场，导致刘昆错过“黄金4分钟”的最佳抢救时间。然而，上诉人的前述主张与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不完全一致，有证据可以证明刘昆在行李转盘上未发现自己的行李离开之时，行李转盘继续转动，且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存在机场急救中心急救人员脱岗的事实。
本案中，刘昆在到机场行李问讯处询问行李时与机场工作人员未发生任何冲突。刘昆在与徐爱国通电话时晕倒，亦并非遭受第三人侵害所致。综观案件事实，2015年6月5日晚23：40分刘昆晕倒，机场公安部门到达现场；23：52分，机场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对刘昆实施急救；24：00左右，刘昆被机场急救人员送往武警医院治疗；24：15分，急救车辆到达武警医院，刘昆经该医院救治无效死亡；武警医院门诊病历中记载“如果家属需要明确死因可以申请尸检”，“尸检”事实上未进行。就通常医学常识而言，“尸检”的主要任务为解决死因鉴定。现因未进行“尸检”，刘昆死因不明。根据案件事实以及前述法律规定予以考量，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已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错误告知行李未到，导致刘昆心生焦急晕倒，被上诉人急救人员在刘昆晕倒后12分钟到场抢救已经错过最佳抢救时间为由，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另，经查，原审法院审理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
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82元，由上诉人徐爱国、刘文桐、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哈 欣
代理审判员 杨桂军
代理审判员 李 敏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宇鑫
速 录 员 辛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