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12民终6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智科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怀化市鹤城区花溪路（天龙御园4栋2601号）。
法定代表人：付智超，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特别授权），湖南诚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住所地怀化市鹤城区迎丰西路302号。
法定代表人：杨康俊，系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刚，湖南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智科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2017）湘1202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智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与被上诉人空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康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刚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智科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2017）湘1202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支持智科公司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空港公司在租赁合同未届满前擅自拆除、停播智科公司发布的广告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智科公司无法全面履行其与合同相对方签订的合同，造成47.864674万元的损失。根据双方签订的《芷江机场广告位出租经营合同》第六条第三款的约定，空港公司应向智科公司赔偿承建Ｌ3广告位损失13.8万元；（二）智科公司没有拖欠空港公司的租金。截止2014年9月16日智科公司已向空港公司支付款项44万元，不仅不欠租金，还超付了款项。（三）智科公司有权解除2013年11月29日空港公司与新干线公司签订的《芷江机场广告位出租经营合同》。2014年10月20日空港公司将智科公司发布在Ｌ3等广告位的广告全部拆除，2014年12月3日空港公司授权怀化市日出东方广告有限公司为芷江机场所有广告业务的唯一指定发布商，该公司的前述行为表明、表示其不愿再继续履行合同。
被上诉人空港公司辩称，拆除的仅Ｌ1和Ｌ3，Ｌ1是由于广告牌破损严重，影响机场形象，Ｌ3拆除是因合同到期，对方没有续签。三方协议签订后智科公司承继新干线相应的合同义务，各个广告位的租赁时间和费用标准都有明确的约定，智科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在三方协议签订之后应当支付给我公司19.1914万元，到了2014年年底，智科公司没有付钱，也不存在对方所诉称的多付的部分。智科公司的广告位停播与该方无关，该方只是广告位位置的出租，至于广告内容与停播与该方无关。智科公司主张其损失由答辩方造成，实际上三方协议签订后，在约定的合同期限内智科公司未支付租金是给答辩方造成了损失。答辩人认可智科公司支付了8万元和9万元的合同约定费用，10万元是新干线公司支付的，后因智科公司的要求并经新干线公司的同意才将发票的抬头改写成了智科公司，故该笔10万元并非智科公司履行合同价款的行为。
智科公司向一审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空港公司向其赔偿损失47.864674万元；2、空港公司向原告返还电视刷屏广告机四台；3、诉讼费由空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1日，智科公司（乙方）与新干线公司（甲方）签订一份《芷江机场广告牌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新干线公司将在怀化芷江机场内七块广告牌及登记牌票封广告、电视广告机所有权及广告牌的使用权转让给乙方智科公司（机场所属广告架除外），全部转让金为68万元（共八块，含七块广告牌及电视机广告，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所签订的未履行完的协议所欠款由智科公司交纳，收益也归智科公司所有）。签订合同时智科公司向甲方新干线公司支付转让费60万元，甲方新干线公司协助乙方智科公司办理完补充协议并向机场交纳甲方新干线公司所欠机场相关费用后，余款8万元一次性付给新干线公司；签订协议后因广告牌产生的收益及债务等费用均与甲方新干线公司无关；甲方新干线公司必须保证转让本协议广告资源成功，三年内不存在对乙方智科公司拆除风险受损，否则新干线公司需向智科公司支付合同总额双倍的违约金或由甲方新干线公司协调机场另行安置广告位。合同签订后，智科公司依约向新干线公司支付了68万元转让费。
2013年12月4日，智科公司（丙方）与空港公司（甲方）、新干线公司（乙方）签订一份《租赁合同承租方变更之三方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约定:自2013年12月4日起，租赁合同项下的承租方由乙方新干线公司变为丙方智科公司，丙方智科公司愿意承继乙方新干线公司在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甲方空港公司同意接受丙方智科公司为新的承租方。乙方新干线公司所租赁的广告位租金期限届满后甲方空港公司和丙方智科公司协商续租事宜；本协议生效之前乙方新干线公司应向甲方空港公司交纳租金3.38万元，丙方智科公司应向甲方空港公司交纳租金19.1914万元，协议生效后所有租金由丙方智科公司交纳，本协议与租赁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合同签订后，同时在该合同背后备注附件一份，作为合同的内容组成部分载明：怀化新干线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广告合同清单：Ｓ1号广告位，租金每年2.2万元，租赁期限2013年3月15日至2014年3月14日，缴费截止日期2014年3月14日；Ａ6号广告位，租金每年2.8万元，租赁期限2012年12月15日至2013年12月14日，缴费截止日期2013年12月14日；Ｌ1号广告位，租金每年3.38万元，合同期限2010年4月30日至2016年4月29日，缴费截止日期2014年4月29日；Ａ4号广告位，租金每年4万元，租赁期限2009年11月30日至2014年11月30日，缴费截止日期2013年11月30日；Ｌ2号广告位，租金每年8万元，租赁期限2012年12月15日至2013年12月14日，缴费截止日期2013年12月14日；Ａ7号广告位，置换广告，无费用，合同期限2008年12月25日至2014年12月24日；Ｌ3号广告位，租金每年3.6万元，租赁期限2013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未到期，由智科执行。
2013年8月30日，智科公司与空港公司就四块电视刷屏广告机广告位租赁签订一份租赁协议:四块刷屏机位置位于：大门口一台、售票安检口一台、出港口一台、候机室大门口一台；租金期限暂定一年（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年租金2万元等。2013年10月1日，智科公司与空港公司另行签订一份《芷江机场广告位出租合同》，约定：空港公司将位于机场主干道旁Ａ1广告位和候机楼到达厅内室内广告位Ｓ6两块广告位租给智科公司，租赁期限为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租金6万元。上述两份租赁合同的年租金8万元智科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支付。
2013年9月11日，智科公司（乙方）与空港公司（甲方）签订一份《登机牌广告经营置换协议》，约定：空港公司同意将芷江机场票封登机牌票封由智科公司负责免费提供，根据机场的要求印刷并可以保证使用，登机牌数量需保证两年使用数量，登机牌广告招商由智科公司自行负责，空港公司不再另行给第三方，广告经营期限为2013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等。
上述合同签订后，2013年12月20日，智科公司向空港公司转账8万元；2014年6月20日，智科公司向空港公司转账5万元；2014年8月15日，智科公司再次向空港公司转账4万元。原、被告就款项支付问题发生争议，智科公司故诉至法院，形成纠纷。
另查明，智科公司庭审中向法院出具金额分别为10万、8万、5万、4万的发票四份，并称该四张发票系智科公司另行向空港公司支付的租金，与上述转账凭证的款项并不重复，转账凭证暂时找不到，故并未提交三份发票的转账凭证；空港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不接受现金支付方式，8万元、5万元、4万元的发票对应的就是上述三份转账凭证，另10万元系2013年8月14日双方未签订“三方协议”之前智科公司代新干线公司支付此前的租金，同时向法院提交了新干线公司向空港公司转账10万元的转款凭证。
再查明，空港公司庭审中称，Ｓ1、Ｌ3拆除原因是因智科公司未续交租金，智科公司另陈述两个广告位Ａ6、Ｌ1未拆除；Ａ1、Ｓ6拆除是因为合同到期终止未续签，且不属本案争议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其争议焦点在于智科公司是否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根据原、被告三方签订“三方协议”约定：本协议生效之前新干线公司应向空港公司交纳租金33800元，智科公司应向空港公司交纳租金19.1914万元，协议生效后所有租金由智科公司交纳，本协议与租赁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智科公司后与空港公司又对四台刷屏机及Ａ1、Ｓ6广告位租赁另行签订了两份合同，年租金共计8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智科公司仅向空港公司分三次交纳了17万元，尚不足以抵扣2013年12月4日之前智科公司应付的租金19.1914万元及刷屏机、Ａ1、Ｓ6的租金8万元，空港公司在智科公司未依约支付租金且合同已到期的情况下拆除Ｓ1、Ｌ3广告位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智科公司要求空港公司赔偿损失46.7727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广告刷屏机四台空港公司同意返还，对于智科公司要求其返还上述四台刷屏机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智科公司称已向空港公司交纳了租金44万元，同时认为转账凭证与开具发票并非同一款项，故发票金额与转账凭证金额相加等于其已支付的租金44万元。法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中，有三笔转账凭证及三张发票金额均一一对应，金额共计17万元，且均发生在三方签订变更协议之后，智科公司所提供的三份发票中体现的时间仅能证实为开票时间而非付款时间，智科公司在没有具体付款凭证的前提下凭三张发票来证实变更协议后智科公司支付租金的金额及付款时间证据不充分；其次，三份发票金额与空港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金额相吻合，智科公司在庭审中称该三份发票的转账凭证未能找到，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综上，对于智科公司的该部分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同时，空港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另10万元发票所对应的转账凭证，智科公司并未就该张发票对应的转账凭证向法院提交，对此空港公司已完成举证义务，智科公司并未就该部分付款事实部分完成举证义务，故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对于智科公司的该部分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空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智科公司广告刷屏机四台；驳回智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智科公司主张其已向空港公司支付了租金44万元，争议的焦点仍然是其向空港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20日（8万元）、2014年6月20日（5万元）、2014年8月15日（4万元）转账支付的三笔租金，与空港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同一天向其开具的金额分别为8万元、5万元、10万元，和2014年9月19日向其开具金额4万元的发票是否是同一笔款项。综合审查相关证据，从转账凭证和发票开具时间来看，转账在前，发票开具在后，智科公司主张为不同款项，却不能提供发票开具当日产生23万元的银行转账或现金交易依据，亦不能对其主张的该笔款项采取何种方式支付作出合理说明。而2014年7月30日金额10万元的发票，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2013年8月14日新干线向空港公司转账10万元的银行入账通知书，可以证实该10万元系“三方协议”签订前新干线向空港公司转账汇款。故智科公司主张转账与发票所体现的价款均为不同款项，其已向空港公司支付了44万元租金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纵观本案，智科公司欲承继新干线与空港公司之间的广告位租赁合同，“三方协议”签订之前，2013年7月21日智科公司与新干线公司先行达成了所谓的“转让协议”，约定新干线将其与空港公司之间的全部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给该公司。2013年10月智科公司与空港公司就Ａ1、Ｓ6和电视刷屏机另行签订了租赁协议，年租金共8万元。2013年12月4日智科公司、空港公司、新干线公司“三方协议后”，三公司对于新干线与空港公司合同期内七块广告位至缴费截止日的租金进行了结算，具体为：Ｓ1（缴费截止2014年3月14日）、Ａ6（缴费截止2013年12月14日）、Ｌ1（缴费截止2014年4月29日）、Ａ4（缴费截止2013年11月30日）、Ｌ2（缴费截止2013年12月14日）、Ａ7（置换广告，无费用）、Ｌ3（由新干线与空港公司签订合同，时间从2013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由智科公司执行）。结算后智科公司应对上述广告位在缴费截止日之前产生的租金向空港公司支付19.1914万元。在“三方协议”开始履行后，智科公司不仅应向空港公司支付该协议约定的七块广告位租金结算19.1914万元，且就其自行签订的Ａ1、Ｓ6广告位和电视刷屏机的使用行为支付租金，还应当就前述七块广告位在缴费截止日之后至租赁期限未满前的租金予以支付。结合查明的事实，2014年7月30日空港公司开具的10万元发票系“三方协议”签订前新干线公司向空港公司转账。2013年12月20日、2014年6月20日、2014年8月15日智科公司向空港公司分别支付的8万元、5万元、4万元共计17万元，并未注明系交纳哪些广告位的租金，根据日常经验法则，上述款项尚不足以支付“三方协议”约定的19.1714元，更何况是履行协议签订后新产生的租金交纳义务。上诉人智科公司在上诉状中将Ｌ3广告位单独列出强调对方的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同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故智科公司违约在先，其主张已超额支付租金，并要求空港公司拆除广告位的违约行为造成其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智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80元，由上诉人湖南智科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湘辉
审 判 员 夏英姿
审 判 员 胡海雄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田利文
代理书记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