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民终字第25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来泉。
委托代理人黄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菊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欢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欢明。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慧玲。
上诉人陈来泉因与被上诉人徐菊芬、富欢春、富欢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4）杭滨民初字第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2月4日下午5点41分左右，陈来泉驾驶车牌号为浙a×××××的小轿车行驶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兴路与杭萧公路交叉口，与骑电瓶车的富关法发生碰撞，导致富关法经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的交通事故。徐菊芬系富关法之妻，富欢春、富欢明系富关法之子。2月5日，在滨江区长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陈来泉与徐菊芬、富欢春、富欢明签订了长街调字（2014）第005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富关法家属与驾驶员陈来泉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未出之前，双方发生纠纷，前来要求调解”等，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为乙方（陈来泉）赔偿甲方（徐菊芬、富欢春、富欢明）因交通事故引起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合计1100000元整；赔偿款分四次付清等内容。调解协议有陈来泉、徐菊芬、富欢春、富欢明签名捺印，以及调解员沈美法，记录员来益芳的签名，另有参加调解人员社区干部何某某、史某某及陈来泉之子曹某某的签名，并加盖该调解委员会的公章。第一笔赔偿款200000元已于签订调解协议时当场付清。2014年3月14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滨江大队出具了杭公交认字（2014）第0000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来泉的交通违法行为大于富关法的交通违法行为，陈来泉负事故主要责任，富关法负事故次要责任。4月14日杭州市公安局对陈来泉作出杭公取保字（2014）第46号取保候审决定书。陈来泉遂以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在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对陈来泉显失公平等原因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撤销。
另，本案立案后，陈来泉曾委托浙江京衡（舟山）律师事务所王琦律师、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孙莉律师作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两位律师也参加了本案的庭审。2014年8月初，陈来泉向原审法院邮寄撤回对该两人委托的申请，原审法院予以准许。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陈来泉主张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徐菊芬、富欢春、富欢明对其存在胁迫，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从协议签订的地点在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场的人员除协议双方当事人外，还有社区工作人员及陈来泉的亲属，陈来泉主张受胁迫，原审法院难以认定；从协议内容上看，陈来泉、徐菊芬、富欢春、富欢明当时均清楚双方系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未形成之前进行调解，此后责任认定陈来泉虽非全责，但也是主责一方，对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并不存在着极大的利益失衡与显失公平；协议签订后，陈来泉已履行了部分义务，而协议中并未约定陈来泉支付赔偿款的对价是徐菊芬、富欢春、富欢明应给其出具谅解书，故对陈来泉以徐菊芬、富欢春、富欢明未出具谅解书而要求撤销调解协议的理由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陈来泉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与徐菊芬、富欢春、富欢明签订了调解协议，对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予承担。综上，陈来泉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来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陈来泉负担。
宣判后，陈来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长河街道调解委员会的证明进行错误认定。上诉人提供该证据，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口头承诺向公安机关出具不追究上诉人法律责任的谅解书”，也就是本案双方达成调解意愿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上诉人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出具不追究上诉人法律责任的谅解书。该份证据系参与调解的调解人员沈美法出具并且加盖了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岂可任意撤销，试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信力何在？该份证据真实，与本案直接相关，也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素。一审法院却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后出的撤销函而否认上诉人的证据2的三性有失偏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没有结合本案的客观情况和日常生活逻辑出发，肯定了长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后出的证据，而否认早前针对同一事实出具的证明，从日常生活逻辑来说，当上诉人第一次要求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相关证明的真实性应当高于第二次（案件诉讼后，相关人员可能受到某方面的压力）针对同一事实的证据。（二）一审法院对长河街道调解委员会提供的证据认定错误。关于长河街道调解委员会提供的“关于撤销《证明》的函”的意见不再赘述。关于沈美法、来益芳出具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认为系证人证言，未到庭作证，所以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首先一审法院把这个情况说明和撤销函割裂开来了，上诉人不清楚长河街道调解委员会的撤销函和情况说明到底是一审法院依被上诉人的申请调取的还是长河街道调解委员会主动提交的？长河街道调解委员会在本案中是什么身份？如果是被上诉人申请调取相关的材料那么法院为何还把这两份证明作为证人证言？所以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明依职权进一步向长河街道调解委员会做一个调查，查明本案当时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以及达成调解协议的真正原因。退一万步讲，从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的角度来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也有正常的生活逻辑为主导，其证明力已明显远远大于长河街道调解委员会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应根据证据规则认定上诉人证据的证明力。因此，一审法院在证据认定方面存在严重的偏向性，从而导致对本案事实的错误认定。（三）一审法院没有仔细的探究本案的日常生活逻辑，而简单认定调解协议有效是错误的。1、本案存在重大误解。很明显本案的调解协议是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前作出的。首先，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属于交警大队的执法程序，非专业人士无从知晓，更何况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交通事故毫无经验的陈来泉。也就是说为什么双方要在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出具之前参与调解这点很重要，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如果仅仅是为了达成赔偿为何不等交警的责任认定出来再调解，那时赔偿数额也都可以确定，就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其次，上诉人认为，出了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自己很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都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将会认定自己为主要责任或者更高的责任。被上诉人也表达了假如能够赔偿更多的钱那么愿意不追究上诉人的刑事责任（也就是现实中实际操作双方同等责任）。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虽然这个行为有违法律精神，但是不能否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正是在这样一种误解之下，上诉人才急切拿钱换自由，不顾家庭状况，不惜一切代价，签订了这样一份调解协议。这份110万巨额赔偿的调解协议（按照主次责任3：7的比例，本案中上诉人至多承担50万左右）正是建立在这种重大误解基础上的。而对于这种误解，调解委员会非但没有释明，同时从沈美法的情况说明中可以进一步发现，调解员本人也有这么一个重大误解，所以造成了上诉人的误解。2、本案存在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根据该条可知显失公平包括两个方面：一，签订协议过程的显失公平；二，实体结果不公平，双方权利义务悬殊。从签订过程方面来讲。当时事故责任如何分配，赔偿数额大体为多少根本不清楚，被上诉人方情绪比较激动，数次以撞死人该赔钱，一命抵一命等言语相逼，因此上诉人草率地签下了这份巨额赔偿协议。被上诉人利用了自己作为受害方的优势地位，容不得陈来泉亲属在签订调解协议时理智思考。所以，110万元的巨额赔偿根本不是陈来泉心甘情愿、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甚至连协商的余地都没有。从本案实体结果方面来讲，滨江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随后以普通程序在2014年3月27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根据该份事故认定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规定，富关法死亡的经济损失应为：1、死亡赔偿金：643467元；3、丧葬费：22256元；5、精神抚慰金：50000元。总计：715723元。由于双方是主次责任，根据法律规定70%的责任，那么上诉人的赔偿金额也只有501006元。与调解协议上110万的赔偿金额相去甚远，足足有两倍有余。双方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悬殊。如果这样还不是显示公平那什么是显示公平？从上面重大误解、显示公平两点综合分析，在交警责任未认定之前作出110万元的巨大赔偿就是被上诉人一方误导上诉人“赔钱私了，不用坐牢”的观念，不然当时参与调解的调解员也不可能有一样的感受。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事实和证据的认定错误，必然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条第一款进行判决，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并没有正确适用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已经就本案的事实举证充分。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而一审法院以案外人提交的部分证据否定了上诉人的证据。没有从证据链和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角度考虑。上诉人认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三条审查证据，从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依法改判。四、法院应当通过公平公正的判决引导社会诚信诉讼，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秩序的健康、稳定发展。一审法院有损法律的权威性，那么，基于利益的驱使，为了谋取不当利益，重大误解的人民调解案件将会迅速增长，社会秩序将会混乱，诚信危机将充斥整个社会。若法院不顾此份调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甚至存在欺诈、变相压迫等情形，不顾个案情形曲意维护中国特色制度下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调解协议，一味助长被上诉人的获赔心理，维护一种不合法的法律关系。不能让当事人心服口服，也不利于协议充分、顺利履行，不能真正化解矛盾。法院不能不考虑这份判决的实际社会效果。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长街调字（2014）第005号人民调解协议。
被上诉人徐菊芬、富欢春、富欢明答辩称：1、本案的赔偿协议是在事故认定书出具之前经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经双方协商协议达成的一个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2、人身损害赔偿协议应该有别于一般的交易合同，其不存在对价赔偿的性质，本案的协议是基于上诉人出了交通事故导致人身死亡，比法律规定的赔偿要高应该是正常的情况，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3、从事故发生至今，三被上诉人均没有表示过任何对上诉人谅解的意思，更不可能有口头的承诺，理由是在事故发生时上诉人不是抢救伤员而是选择逃离了现场，更令人气愤的是上诉人与死者是同一小区的邻居，非常熟悉，这种行为让三被上诉人无法接受。其次，上诉人虽然签订了协议书但是没有积极按照协议书履行赔偿义务，让被上诉人看不到上诉人任何的诚意。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经被上诉人事后的了解，是单方作出的个人猜测，并不是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经了解后所作的客观证明，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出具了撤销该证明的说明并且提交给一审的法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陈来泉与富关法家属系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后，肇事方的恐惧和受害方家属的愤怒都属于正常反应，陈来泉以此为由主张签订协议存在心理胁迫情形，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情形，本院认为，二审中陈来泉亦认可被上诉人一方既没有书面承诺也没有口头承诺过要为陈来泉出具谅解书，陈来泉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对当事人有约束的是协议条款本身，双方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均未达成出具谅解书的合议，陈来泉以受害人家属事后不同意出具谅解书为由主张重大误解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两份证明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经二审审理查明，受害人一方确未口头承诺过向公安机关出具不追究陈来泉法律责任的谅解书，该事实与陈来泉一审提供的2014年5月23日沈美法签字、调解委员会盖章的证明内容不符，与调解委员会2014年6月18日出具的函内容相符，原审法院对陈来泉提供的证明不予确认正确。关于是否构成显失公平，本院认为生命的价值无法通过金钱衡量，陈来泉在与受害人家属就一次性赔偿达成协议后，又称赔偿金额过高显失公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陈来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陈来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审 判 员 李国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丁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