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温瑞民初字第858号
原告杨瑞典。
原告杨瑞疆。
原告杨欧同。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秀娇。
被告瑞安市文物馆。
法定代表人陈钦益。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林德洧、张秀英。
原告杨瑞典、杨瑞疆、杨欧同为与被告瑞安市文物馆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于2013年5月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3年5月9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瑞疆、杨欧同及原告杨瑞典、杨瑞疆、杨欧同的委托代理人张秀娇，被告瑞安市文物馆法定代表人陈钦益及其委托代理人林德洧、张秀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作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瑞典、杨瑞疆、杨欧同诉称：三原告父亲杨立及母亲余德仙已亡故，杨立的其他继承人均已声明放弃本案所涉的继承权。2004年，原告杨瑞典发现在2003年12月出版的《瑞安市志》第1455页记载：勅明弘治十七年（1504）。1970年文清小组征集。得知祖传的二件明弘治勅在文革期间被查抄后存于被告处。原告即向被告核实，并多次要求被告返还。被告却借口原告父亲杨立曾对该二件明弘治勅作自愿捐献，拒不返还。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立即返还二件明弘治勅（圣旨）。
被告瑞安市文物馆辩称：原告诉称的明弘治勅系文革期间的查抄品，已由杨立自愿捐赠给瑞安市文物馆。原瑞安县委、县政府于1985年期间成立文革期间查抄物品处理办公室，对移交的查抄物品进行清点、核对。并于同年4、5月间举办文革期间查抄物品展出认领会，广告市民前来认领。而杨立没有在限定时间内办理诉争物品的返还手续，而是于事后自愿将该诉争物品予以捐赠。另即使诉争物品不属于杨立自愿捐赠，原告现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证据：1、身份证、人口信息表；2、户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表、户籍证明；3、证明；4、声明书；证据1-4拟证明原告主体身份、杨立已故及其法定继承人、部分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事实；5、中央办公厅中办发（1984）24号文件；6、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省委办（1984）52号文件；7、1985年县清退办公室关于文革期间接受物品清单（部分）；8、1985年县清退办公室文革查抄物品退还清单、统计表（部分）；9、2003年版《瑞安市志》（节选）；10、瑞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瑞文（2009）3号文件及其附件；11、瑞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瑞文（2010）1号文件；证据5-11拟证明二件明弘治勅系文革期间查抄品，文革查抄物品若退还或捐献、放弃的有相应手续及详细记载，被告“馆藏文物”中二件明弘治勅为文清小组征集而非捐赠所得，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明弘治，被告以杨立先生捐献为由拒不返还等事实。上述证据经被告质证，被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是由公安机关出具；对证据4不能确定是本人签名，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5、6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7、8不能证明本案事实，账册不完整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证据9不能全面反映事实，不能证明原告要求证明的事实；对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已经超过诉讼。被告瑞安市文物馆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1、历史账册一份，拟证明诉争的二份“勅”已经捐赠归国家所有；2、证人潘某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诉争的二份“勅”已经捐赠归国家所有；3、函件及信封各一份，拟证明原告主张权利时间；4、瑞安市文物馆复函一份，拟证明被告作出复函的时间及内容；5、瑞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信访回复函一份，拟证明原告信访时间及回复内容。上述证据经原告质证，原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能证明杨立已经将明弘治敕捐赠给文物馆，帐册中102号物品记载为清退注销，但在清退清单中为捐献作馆藏文物，其记载存在矛盾；对证据2，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如不能出庭，应该提交相关证明。也不能证明包括杨立先生的两件明弘治敕有进行公开展示认领。对证据3、4、5，物品的返还是物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诉争原物一直被侵占，原告可以主张权利。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上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中，证据1、2、3已经核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中李勇的声明书系在境外形成，没有相关的证明手续，本院不作认定，对其他声明书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6系相关文件规定，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11，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这些证据反映了文革查抄物品清退、本案诉争物品的相关情况及相关部门对原告信访所作的回复情况，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规定，证据之间可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中，证据1系被告对其接收的文革查抄物品所作的记载，作为原始的记载材料，能够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证据2作为证言，证人虽未到庭，但其记载的关于杨立将本案诉争物品捐赠的相关事实可与证据1印证，证据1、2反映的情况，虽无相关的捐赠人的确认及相关捐赠手续的印证，但考虑到当时法律意识上等方面的历史局限性及时间久远导致举证难度的增加，不能苛求现有的证据材料能完整地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因此对证据1、2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5反映了原告主张权利和被告及相关单位所作回复的情况，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不是证据认定问题。
根据以上证据及原、被告方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三原告系杨立（于1991年间亡故）、余德仙（已亡故）夫妻之子。杨立原有祖传的明弘治年间勅二件，在文革期间被查抄，后由原瑞安县文物馆接收。1985年间，根据上级机关的相关规定，瑞安县委、县政府成立文革期间查抄物品处理办公室，对文革期间的查抄物品由物主予以认领返还，并对相关物品予以公开展示，上述二件明弘治勅未予认领，而作了捐献处理，由被告予以收藏。现被告保留的接收物品清单中编号为88、89号的二件弘治勅备考栏中注明“已捐献”。2003年12月出版的《瑞安市志》第1455页中记载：“勅明弘治十七年（1504）。1970年文清小组征集。”原告杨瑞典在2004年间看到了上述记载，并于2009年间去信被告，要求被告予以返还包括本案诉争物品在内相关物品，被告复函原告杨瑞典，认为上述二件明弘治勅已由杨立在1985年间自愿捐献给瑞安市文物馆收藏保管，不能退还。同时原告进行了信访，瑞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也就此作出答复及情况说明，确认杨立已将上述二件明弘治勅捐献。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二件明弘治年间勅原属于原告之父杨立的祖传物品，在文革期间被查抄。1985年间相关的文革查抄物品已进行公示认领工作，而本案诉争物品的原所有权人杨立及原告并未认领诉争物品，根据原告的陈述，其对祖传的诉争物品从小就已知晓，在2004年通过《瑞安市志》已知诉争物品在被告处，而现有证据表明，在1985年原瑞安县文物馆将诉争物品按捐献处理作为馆藏文物后，杨立在亡故前及作为继承人的原告一直至2009年前对诉争物品主张权利。由此，本案被告虽未能提供杨立将诉争物品捐赠的直接证据，但根据现存的原始帐册中的记载及证人的书面证言，本院对被告辩称的捐赠事实予以确认。诉争物品在捐献后已作为被告的馆藏文物，杨立及作为杨立继承人原告不再享有该物品的所有权，现原告要求返还，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瑞典、杨瑞疆、杨欧同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00元，由原告杨瑞典、杨瑞疆、杨欧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300元（具体金额由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温州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行：农行温州市分行，账号：192999010400031950013。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吴 健
人民陪审员 陈继弟
人民陪审员 何玉英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代书 记员 宋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