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31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皮鹏举，男，198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熙凯，男，1984年2月6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大昕，男，198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蕾，贵州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1353869。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贵州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体育路*号。
法定代表人：巴连利，该管理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祯君，男，1982年9月18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市北巷**号*单元附*号，贵州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端华，贵州威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310874638。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德军，男，197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威，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810517456。
原审被告：朱培志，男，198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普定县。
上诉人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贵州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省体彩中心）因与被上诉人黄德军、原审被告朱培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黔0113民初3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蕾、上诉人省体彩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祯君、李端华、被上诉人黄德军、原审被告朱培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3民初3034号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的彩票销售及服务合同无效理由之一为“七日跟单计划”破坏了体育彩票的公益性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无效理由的认定错误，上诉人推出的“七日跟单计划”仅是对彩民投注进行推荐，活动并未违反竞彩足球二串一玩法的规则及开奖操作规程，并未破坏体育彩票的公益性质，更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原判决对我方以“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的承诺误导、引诱彩民的认定错误，该宣传基于真实承诺，不存在虚假宣传，彩民可以选择自由参与或自主投注；3、原判认定上诉人中奖后抽取10%的费用作为报酬牟取利益，缺乏证据支撑，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所获收益仅为第三人按照上诉人代销彩票金额的7%支付的代销费用；4、原判认为被上诉人系在未完全知晓游戏规则和活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的情况下参与了违法活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推出“七日跟单计划”时在彩票代销点及印制的宣传单上均公布了具体活动细则，被上诉人均是在了解活动细则后自愿加入该促销活动的，“七日跟单计划”并非违法活动；5、原判决判令上诉人承担60%损失赔偿责任过高。所谓损失是被上诉人购买彩票的本金，而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所购彩票未中奖时不返还本金，被上诉人在购买彩票时已明知购票本金不能返还；原判认定上诉人的过错部份有失客观公正；在此次促销活动中上诉人收益仅为代销金额7%，现判令上诉人赔付被上诉人60%的购票本金，无疑远超过其收益，而该未中奖风险不应当转移至上诉人。
上诉人省体彩中心辩称，原被告之间存在法律关系并非购买彩票引起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按比例分配集资关系，其合同应是集资合同。其行为引起法律纠纷与我方无关。
被上诉人黄德军辩称，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开庭判决由周、皮等人共同承担正确，一审判决比例恰当。第一，从购买彩票过程来看，主要过错在周、皮、张三人。是周三人在店里利用不中包赔承诺诱导客户购买彩票，事实清楚。在案件发生后，皮鹏举还做出赔偿承诺；第二，一审认定的本案破坏彩票公正性质正确；第三，被上诉人提到的收取10%利润作为报酬一审已经说明清楚，表是从上诉人电脑提取，其也表示认可；第四，上诉人提到购买彩票的人知晓购买彩票风险是枉顾事实，被上诉人只知道其作出承诺，并不知道合同细则。
原审被告朱培志辩称，本次活动我不知情，也未参与，我没从中获取任何利益，不应该承担相应风险。
上诉人省体彩中心上诉请求：改判第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三人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朱培志转让代销点超出了代理权限，皮鹏举等三人无权代理，因此上述行为不能对上诉人发生代理效力，从原告在起诉状中的表述看，原告是知晓皮鹏举等人自行推出的活动不是省体彩中心推出的，一审法院推定我方知情缺乏事实依据；2、一审认定皮鹏举等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无权代理正确，但却对上诉人以“被代理人”的身份作出责任认定及责任分配是错误的；3、皮鹏举等人所提供的是保证中奖的概率，而非彩票本身，结合《彩票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返还购彩资金，显然超出本案原告要求被告依据其所作“承诺”来承担责任的诉求范围；4、第三人是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后依职权追加参加诉讼的，原告并未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法官庭审中向原告提示是否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时，合并审理的8个案件中少数原告答复主张权利；5、一审法院对本案定性不当，案由错误。
上诉人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辩称：第一，第三人与我虽未直接形成代理关系，但其与朱培志代理合法有效，根据一审事实，本案因朱培志无法转让彩票代销点产生的后果，第三人作为监管机构未尽到监管职责，本案彩票促销活动推出近两个月，第三人对此明知却从未制止，一审判决正确；第二，本案在皮鹏举与原告之间形成的是彩票销售合同关系，原告方支付的购买彩票本金，虽然由皮鹏举等人收取，但最终进入了第三人账户，因此，即便认定该买卖无效，相应的购买本金也不应由皮等人返还。
被上诉人黄德军辩称：第一，原告在诉请里面没有列入第三人，是一审原告代理人当庭要求列入第三人，一审并未违背当事人诉求；第二，原告购买彩票是向彩票点购买，而不是向皮等人购买，我方只认可销售点，不认可自然人；第三，一审法院要求体彩中心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皮等人推出不中包赔的计划连续进行了二十一期，也就是说在长达两个月时间体彩中心未尽到监管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正确，体彩中心认为巡查员不知情于事实不符；第四，体彩中心承担责任能促进其加强管理职责，如果其不承担责任，会导致各销售点进行违反法律规定的促销活动。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体彩中心承担责任符合事实。
原审被告朱培志述称:第一，我在转让时通知了体彩中心人员，我也沟通了体彩中心人员，对方告知我可以转让给别人，合同也是在其工作人员在场情况下签订；第二，签订的转让合同也写明转让后产生的一切收益与损失均与我无关，涉案促销我也不清楚；第三，整个过程中我未收到款项，也未参与到促销中，未参与任何金额中转，所以我并不应该承担责任。
原告黄德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连带赔偿原告购彩资金27900元，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以购彩资金27900元为基数，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5日，经被告朱培志申请，第三人省体彩中心（甲方）与朱培志（乙方）签订《中国体育彩票代销合同》（实体店销售），网点编号为5201011164，《代销合同》对代理销售彩票的权限、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三条甲方的权利：3.1甲方或其委派的服务管理人员均有权对乙方体育彩票销售活动和销售场所的运营情况和宣传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第四条甲方的义务：4.1甲方应当在本合同生效后10日内，向乙方颁发《体育彩票代销证》。4.2甲方应负责为乙方提供体育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和其他相关设备（以下简称“体育彩票设备”），甲方应保证体育彩票设备的规格、质量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体育彩票设备包括：电脑终端机。体育彩票设备所有权属于甲方，由甲方负责保证其正常运行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维护、检修。第五条乙方的权利：5.1乙方有权在本合同约定的范围、权限内代理销售体育彩票。第六条6.1乙方承认并保证遵守体育彩票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管理规定，维护和提升体育彩票的良好形象。6.3乙方应当妥善保管《体育彩票代销证》，并置于销售场所内的显著位置，不得转借、出租或者出售。6.6乙方或其销售人员不得在销售场所内实施以下违法行为：（4）以电话、互联网等非现场方式接受投注数据或者投注要求；（5）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或者以诋毁同业者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第八条合同中止、终止与解除：8.1乙方或其销售人员在合同期间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取消乙方体育彩票代销资格：（5）委托他人代销体育彩票或者转借、出租、出售《体育彩票代销证》；（6）设立分代销站点，或者转让、转租、转借销售场所”。第十五条第三款约定“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将本合同的权利或义务转让或转包给第三方”。2016年9月，经被告朱培志申请，第三人同意朱培志的代理销售权限增加了“竞彩玩法”。2017年1月12日，被告朱培志与被告张大昕签订《彩票店转让合同》，将案涉彩票代销点转让给被告张大昕经营，转让金额为58000元，双方在合同中对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随后，被告张大昕与皮鹏举、周熙凯合伙经营该彩票代销点。为了得到体彩中心更多返点和彩民奖金10％的提成，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于2017年5月份推出竞彩足球“跟单7日不中奖本店包赔”（竞彩足球二串一玩法，每月收益为首日投注400％－1500％）活动，并在店内张贴了“7日跟单不中奖本店包赔”宣传画，在微信群中组建了“计划单会员群”。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组织的跟单活动从2017年5月16日开始已经完成了21期。2017年7月6日，三被告启动该活动的第22期，原告黄德军参与了该跟单活动的前5日即2017年7月6日、8日、9日、10日、12日，原告按活动要求向被告皮鹏举转款1000元、2000元、4000元、8000元、16000元，合计出资31000元。根据第三人省体彩中心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述5个计划日此代销点销量情况为：2017年7月6日，净销售票数344张，净销售金额62661元，兑奖金额256.50元，实际应缴金额62404.5元；2017年7月8日，净销售票数764张，净销售金额137586元，兑奖金额477元，实际应缴金额137109元；2017年7月9日，净销售票数1424张，净销售金额277029元，兑奖金额734.6元，实际应缴金额276294.4元；2017年7月10日，净销售票数1477张，净销售金额554511元，兑奖金额312元，实际应缴金额554199元；2017年7月12日，净销售票数4337张，净销售金额852289元，兑奖金额2221.75元，实际应缴金额850067.25元。该计划单推出5个计划日后，在推出第6个计划日前，原、被告双方意见发生分歧，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停止了推单计划。2017年7月19日，被告皮鹏举在微信群中提出退赔处理方案，并向原告退赔了10%，即3100元。剩余款项，原告未得到退赔，故诉来我院请求判决支持如前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朱培志与第三人签订的《中国体育彩票代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构成委托代理关系。第三人将网点编号为5201011164的彩票代销点委托给被告朱培志进行代销，履行了合同义务。按照《中国体育彩票代销合同》的约定，被告朱培志作为代销者不得委托他人代销体育彩票或者转借、出租、出售《体育彩票代销证》，也不得转让、转租、转借销售场所；同时，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属于彩票销售机构所有，彩票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因此，被告朱培志将案涉彩票代销点转让给被告张大昕经营，不仅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侵犯了第三人省体彩中心对“彩票投注专用设备”的所有权，应属无效合同，故被告朱培志应对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责任。上述转让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故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合伙进行的彩票代销行为亦为无权代理。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彩票，是指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法销售，自然人自愿购买，并按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的凭证。彩票不返还本金、不计付利息”的规定，彩票的发行和销售需“特许发行、依法销售，不返还本金，不计付利息”，而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所实施的“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的活动不仅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且破坏了“体育彩票”的公益性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合伙以“5201011164体彩代销点”的名义推出“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活动，从而与原告所建立的彩票销售及服务合同应认定无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五）项、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促进体彩事业的发展而购买彩票，应当予以倡导和鼓励，但原告参与被告所推出的“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的活动，是在未完全知晓游戏规则和活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的情况下，报着侥幸心理参与违法活动，以至于发生纠纷，因此，原告对自身损失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等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采取自行设计购彩方案，以“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的承诺误导、引诱彩民，并采用建立微信群的方式，让彩民在微信群中将购彩资金支付给被告，由被告统一购买彩票，并在中奖后抽取10％的费用作为报酬的方式牟取利益，以至于发生本次纠纷，被告应对纠纷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法院认定原告承担本案40％的责任，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承担本案60％的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黄德军投入的购彩资金为31000元，被告已退还原告3100元，还应由被告返还的金额为15500元（31000元×60%－31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因原告在本案中有一定过错，故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人省体彩中心的责任承担，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所推出的“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活动从2017年5月16日开始至原、被告发生纠纷前已经开展了21期，时间长达近两个月，而且每期的购彩资金成倍的进入第三人的奖池，第三人辩称对被告推出的“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活动不知情，不符合常理，法院不予采信。第三人省体彩中心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推出“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活动的情况下，未履行好监管职责，导致本案事件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第三人应对被告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原、被告及第三人在本案中均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此，根据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黄德军购彩资金15500元，被告朱培志、第三人贵州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黄德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8元，由原告黄德军负担221元，由被告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朱培志及第三人贵州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共同负担27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明：皮鹏举在微信群中提出退赔处理方案并@了所有人：先赔付跟计划单总本金的30%（以首日跟单金额累计至第五天计算），35%在每月体彩返点总收入中返还，剩余35%作为体彩点的成本开支不予退还。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个：1、上诉人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与原审被告朱培志签订的《彩票店转让合同》是否有效；2、上诉人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合伙以“5201011164体彩代销点”的名义推出“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活动与被上诉人黄德军、上诉人省体彩中心之间形成的合同性质及法律关系；3、上诉人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与被上诉人黄德军对终止“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活动是否达成一致意见并是否达成终止后退赔方案；4、上诉人省体彩中心是否应当对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为彩票代销者配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属于彩票销售机构所有，彩票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彩票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中第十六条禁止对彩票投注专用设备转借、出租、出售，而并未对彩票代销点是否可以转租进行规定，并且该项规定从内容上是对彩票投注设备由谁提供、所有权归属和占有、使用的相关规定，从性质上应当属于管理性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上诉人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与原审被告朱培志签订的《彩票店转让合同》转让的不仅是彩票投注设备还有整个彩票店，该合同虽然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其只是违反管理性规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应当属于有效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合伙以“5201011164体彩代销点”的名义推出“跟单七日不中奖本店包赔”活动，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根据店内张贴的宣传画内容和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可以看出该体彩代销点与被上诉人黄德军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以下简称合同一），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在收到黄德军等人的转款后，再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如何投注并购买彩票，其三人又与上诉人省体彩中心之间形成了以购买彩票为内容的射幸合同关系（以下简称合同二）。此后彩票由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持有，而不由被上诉人黄德军持有，且黄德军并不知晓具体投注情况，奖金由皮鹏举等三人取得后再行分配。因此，这种合同一加合同二的交易模式明显区别于通常彩民直接购买彩票的方式。两者在以谁的名义购买彩票、谁决定如何下注、谁持有彩票、奖金归属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普通的彩民购买彩票是自己出钱、以自己名义购买、自己投注、奖金归自己；而本案的交易模式则采取彩民出钱，以皮鹏举等三人的名义购买彩票、皮鹏举等三人决定如何投注、奖金由彩民和皮鹏举等三人按9：1分成。皮鹏举等三人实际上是接受彩民黄德军等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体彩，为黄德军等人提供购彩服务，其采取的方式是根据自己的独立自主判断决定如何购买体育彩票以提高中奖机率和赔率，其三人获取相应报酬的合同。合同一从法律性质上符合委托合同中的特征。因此，本院认定，被上诉人与皮鹏举等三人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皮鹏举等三人与体彩中心形成的是射幸合同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三，完整履行合同一的周期为七个计划日，本案中双方在履行合同一的过程中，在计划单推出5个计划日后，在推出第6个计划日前，由于该期的几个计划日几乎没有中奖，从被上诉人黄德军等人停止付款行为及双方在微信群中的表示，双方之间是一致同意停止推单计划，达成终止合同合意的。终止该合同后，皮鹏举在微信群中提出退赔处理方案为：先赔付跟计划单总本金的30%（以首日跟单金额累计至第五天计算），35%在每月体彩返点总收入中返还，剩余35%作为体彩点的成本开支不予退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终止合同后，不影响合同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虽然事前双方对未完成跟单七天的后果进行约定，但事后在微信群中上诉人皮鹏举@所有人，并作出了退款承诺。该承诺应当视为结算、清理条款，其行为对周熙凯、张大昕构成表见代理，故皮鹏举等三人就应按照该约定对黄德军等人进行返还。一审法院判决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承担60%的返还责任，黄德军等人并未上诉，故对此责任比例及据此计算的责任数额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法律中关于连带责任属于严格责任，必须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或者法律明确规定。如前所述上诉人省体彩中心并不是合同一（委托合同）的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黄德军不能根据委托合同要求省体彩中心承担责任；被上诉人黄德军等人也不能基于合同二（射幸合同）要求省体彩中心承担责任，由于射幸合同关系是双务合同，一方获得下注、一方获得可能赢钱的机会，而皮鹏举等三人已经获得机会但未中奖，其已经取得了合同对价。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彩票，是指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法销售，自然人自愿购买，并按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的凭证。彩票不返还本金、不计付利息”的规定，彩票一旦购买不返还本金，故购买彩票一方（皮鹏举等三人）不能要求省体彩中心返还本金，且购买彩票的主体是皮鹏举等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黄德军等人。被上诉人黄德军等人不是合同二（射幸合同）的当事人，无权要求另一方合同当事人承担合同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判决省体彩中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一审法院判决朱培志承担连带责任，鉴于朱培志未提出上诉，本院从其自愿。上诉人省体彩中心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皮鹏举、周熙凯、张大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据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3民初30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黄德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3民初30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黄德军的购彩资金15500元，朱培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黄德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份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98元，由黄德军负担200元，由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朱培志共同负担2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6元，由黄德军负担400元，由张大昕、皮鹏举、周熙凯、朱培志共同负担59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杨
审判员 甘 炫
审判员 刘永菊
审判员 李 蓉
审判员 刘 佳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梁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