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03民终39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会川，男，1972年6月13日生，汉族，现住洛阳市孟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玉中，河南中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丹丹，河南中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国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洛龙区龙门镇郭寨村S243省道6号。
法定代表人：郭振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奇，河南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挪挪，河南航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郭虎利，别名郭利虎，男，1974年2月12日生，汉族，住洛阳市洛龙区。
上诉人张会川与被上诉人河南国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昌公司）、被上诉人郭虎利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1日作出（2015）洛龙民初字第370号民事判决，国昌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6）豫03民终421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后作出（2017）豫0311民初204号民事判决，张会川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会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玉中、孙丹丹，被上诉人国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郭虎利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会川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张会川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张会川与郭虎利、国昌公司之间的关系前后矛盾。张会川自始至终不知道郭虎利的存在，如果知道郭虎利是桩机工程劳务分包人，张会川就不会承接该工程。一审判决认定张会川是从郭虎利处承包的3号楼打桩工程，又认定张会川在B地块地库桩工程中与国昌公司存在直接劳务关系，系前后矛盾。2.一审判决认定张会川组织十台桩机参与打桩工程在先，又认定张会川不应该就十台桩机的工程量结算款项在后，判决逻辑混乱。3.张会川自己收到的款项为20万元，各方认可的戴绍兵施工的工程量应结工程款为225997.20元，张会川自认的425997.2元包含了戴绍兵应结款项。4.一审法院认定3号楼桩基工程按照230元/米计算，B地块地库桩工程却按200元/米计算，同一工地的打桩工程价格不一致，明显不符合常理。
国昌公司辩称：1.张会川提供的五台桩机劳务费已经支付，另外五台桩机劳务费是案外人林虎、戴绍兵。这两个人的劳务费是直接和郭虎利、国昌公司签的决算书，款项也是由国昌公司支付，张会川不能主张案外人的劳务费。2.张会川上诉称只收到20万元工程款，与一审陈述矛盾，也没有提交向案外人支付劳务费的证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4日，国昌公司作为总承包方（甲方）与郭虎利作为劳务分包方（乙方）签订《青岛游艇产业园万达广场桩机工程劳务分包协议》，分包项目为：青岛游艇产业园B地块3#、4#楼主楼桩基，分包方式为成孔机械及成桩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劳务，分包范围为直径1000ｍｍ基础灌注桩，每米综合基价270元。2014年8月15日，郭虎利给国昌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杨明等四人为3#、4#现场代理人,支取打桩工程款，如有经济纠纷与国昌公司无关，责任由委托人郭虎利承担。张会川经人介绍到杨明处，进入郭虎利从国昌公司承包的青岛游艇产业园B地块3#主楼工地,作为一个班组共10台桩机进行桩基施工,张会川自己的5台桩机编号为1-5#,组织的林虎桩机1台编号为7#,戴绍兵桩机4台编号为6、8、13、16#。2014年9月17日由张会川现场负责人王献手写《张会川组3#楼打桩清单》两张,其中标注1-5#桩机清单上显示完成桩孔31根933.78米,每米230元;标注为6-8号机、13-16号机(实为林虎、戴绍兵的6、7、8、13、16号桩机)清单显示完成46根1406.5米,每米230元,两张清单经杨明相加后确认共计77根并签字，最后由国昌公司项目负责人任某在清单上签字。2015年1月13日,经郭虎利同意,由国昌公司代付林虎7#桩机3#楼施工款19841元、代付戴绍兵6、8、13、16号桩机3#楼工程款125156.2元,戴绍兵在付款汇总表上注明转20000元在张会川、许书娥账上。庭审中张会川称收到此款。另查明,在国昌公司所承包的该地块地库桩工程中,国昌公司直接将地库桩基施工劳务承包给张会川、林虎、戴绍兵等人,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务承包合同,对已完工程量,国昌公司分别给张会川出具了2014年10月23日《青岛B地块地库桩工程量确认单》，内容为：1#－5#（桩机号）共计5台钻机在青岛万达B地块完成地库桩共计42根桩，共计1054.59米，大写壹仟零伍拾肆点五玖米，此工程量截止2014年10月21日。桩机负责人处签字：王献代张会川；项目负责人签字：任某，并加盖国昌公司第十一项目部公章。张会川提出此确认单也是按每米230元计算劳务费没有证据。国昌公司提出劳务费都是按每米200元计算并支付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林虎、戴绍兵身份证复印件两份，林虎、戴绍兵与国昌公司的青岛B地块地库桩工程量确认单三份，林虎、戴绍兵与国昌公司的青岛B地块地库桩工程按每米200元结算单两份。关于张会川工程款的支付,张会川在原一审中提交诉讼说明一份,内容为：我与国昌公司劳务纠纷一案,实际劳务费780820.1元,实付425997.2元,实际余欠354822.9元,比起诉数多26364.75元,比起诉数多余部分我放弃要,按起诉数主张权利,主张讨要328458.15元。
一审法院认为，国昌公司作为总承包方与郭虎利之间存在3#、4#楼主楼桩基的劳务分包合同关系，杨明为郭虎利委派的施工现场代理人,张会川通过杨明到该工地从事桩基的实际施工，与国昌公司、郭虎利虽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提交的2014年9月17日两张3#楼清单中有杨明和国昌公司项目负责人任某签字，以及一审法院对国昌公司的证人任某的调查，加之庭审中郭虎利答辩称张会川是给其施工并提交给张会川付款的证据，可以认定郭虎利将桩机劳务合同又转包给了包括张会川在内的他人施工，张会川作为实际施工人、郭虎利作为分包人、国昌公司作为总承包人均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即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特别是国昌公司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中承认地库桩施工公司与张会川直接照头，因此张会川以国昌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双方均是适格的原被告。关于国昌公司、郭虎利是否拖欠张会川工程款。在3#楼的桩机施工中，张会川提交的两张清单均为张会川现场负责人王献书写，经鉴定该两张清单不能确认为伪造，对两张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杨明作为郭虎利现场代理人在每张清单上注明桩孔根数即31根、42根、16根，并在最后一页相加得出31+42+16＝77根并签名确认，结合国昌公司、郭虎利之间的合同、郭虎利通过杨明支付给张会川的款项，可以认定该3#楼桩基劳务为郭虎利承包，清单上所列的桩孔为实际施工人张会川班组完成，并由国昌公司项目负责人任某签字认可。该两张清单上的单价230元/米，与郭虎利承包价270元/米存在40元/米的价差，应为合理，一审法院按230元/米认定，郭虎利辩称转包给张会川的价格为每米180元，没有提交证据不予采信。张会川班组在3#楼桩基施工中的桩机数量为10台，对于第一张清单中1－5#桩机为张会川所有双方均没有异议，张会川请求按清单价格230元/米支付清单中1－5#桩机劳务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部分工程款为933.78米×230元/米＝214769.4元。第二张清单上的6－8#、13#、16#桩机，国昌公司提供的《青岛万达海公馆3#楼桩基施工付款汇总表》显示7#桩机机主为林虎，6#、8#、13#、16#桩机机主为戴绍兵，二人在3#楼的施工款已经杨明签字、郭虎利同意，由国昌公司代付，再由张会川主张此部分工程款有失公允，对张会川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张会川称是其租赁戴绍兵桩机但不能提供存在租赁关系的证据，相反戴绍兵又转给张会川200**元，故对张会川称是其租赁6、7、8、13、16#桩机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关于张会川提交的2014年10月23日《青岛B地块地库桩工程量确认单》，其上没有郭虎利及其代理人签字，国昌公司、郭虎利的劳务合同中也没有该项的承包内容，故该确认单与郭虎利无关，确认单上有张会川代理人王献签字与国昌公司项目部负责人任某签字加章，加之国昌公司提供的与林虎、戴绍兵签订的《青岛B地块地库桩工程量确认单》,对国昌公司所称与张会川存在直接的劳务关系予以认定。张会川提出该确认单按230元/米计算工程款证据不足，国昌公司称按200元/米进行结算，提交的给林虎7#桩机、戴绍兵6#、13#桩机《工程结算单》上显示为200元/米,一审法院参照此价格认定双方地库桩价格为200元/米,国昌公司应当支付张会川工程款为1054.59米×200元/米＝210918元。综上张会川合计应得工程款为425687.4元，张会川自认已收到425997.2元，已超出应得款项，故对张会川要求国昌公司、郭虎利给付328458.15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张会川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226元，由张会川承担。
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国昌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郭虎利，张会川自有五台桩机在该工地实际施工，国昌公司、郭虎利均负有向张会川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关于张会川的工程量及单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张会川已收到的工程款数额，张会川于2015年1月29日起诉书中自认“已经付我425997.20元”，超出依据其工程量和单价计算出的应得工程款总数425687.4元，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其上诉请求，并无不当。关于张会川上诉主张的其自认收到的工程款数额包含戴绍兵应结款项225997.20元，实际只收到20万元工程款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且与其此前在诉讼中的陈述不符，不能成立。张会川在原一审、二审庭审中均陈述收到的四十多万元工程款是国昌公司以转账和现金形式向其支付的，并未表示含有戴绍兵“应结款项”。在重审一审庭审中，张会川亦表示“原告在国昌公司取款有四十多万，有现金，有转账”“转账有十四五万，其余部分是现金”。且该庭审中，国昌公司要求计算张会川工程款时扣除林虎、戴绍兵的部分，张会川表示对“国昌公司付给林虎、戴绍兵的三十多万元工程款在其诉求的金额中予以扣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应得的工程款与“林虎、戴绍兵所进行的结算没有关系”，因此张会川上诉称其自认收到的四十多万元工程款中包含“戴绍兵应结工程款”前后矛盾，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张会川起诉要求支付的十台桩机工程款，其中其自有的五台桩机工程款张会川自认国昌公司支付的数额已超出其应得工程款数额，另外五台桩机系戴绍兵、林虎所有，国昌公司已另行与戴绍兵、林虎结算并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张会川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会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受理费6226元，由上诉人张会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春峰
审判员 姬秋萍
审判员 范振洋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高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