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河市民一终字第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必金。
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再勇。
委托代理人：李健，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必金与上诉人杨再勇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2）金民初字第1573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蒋林飞、潘嘉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温添霖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周必金，上诉人杨再勇的委托代理人李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4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联合开发石场协议书》，此后，双方又陆续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及《借款协议书》。双方在2006年4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原告全权委托被告负责销售采石场道碴，原告享有40万立方米、每立方米4.5元的道碴销售利润。如被告的道碴销售超过40万立方米，超过部分的利润全部归被告所有，如销售不足40万立方米的，被告仍应按40万立方米给付原告利润，并在黔桂二线通车之日结清。
由于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争议，原告于2008年6月向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与被告解除合同、被告给付承包款182.8万元（含签订补充协议之前被告尚欠的2.8万元）、退还原告采石场证照和印鉴的诉讼。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对协议的解除存在一定的过错。为此，河池中院以协议的约定为依据，酌情确认在补充协议履行期间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为97.2万元，加上原告的直接损失90万元，合计187.2万元，由于原告已与被告获款177.2万元，故判令被告在协议解除后还应给付原告10万元。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广西区高院二审认为，该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解除合同的责任分担正确，但在计算合同可得利益及承担相应责任上当事人的利益不平衡。为此，广西区高院于2009年12月20日作出终审判决书，改判被告给付原告64万元。原告不服二审终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按最高人民法院的指令，广西区高院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经再审，广西区高院于2011年12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再审判决认定：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按《联合开发石场协议书》约定，双方属合作经营关系，但之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变更了原约定，即原告不再承担石碴的销售工作，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固定利润，双方形成的是内部承包关系。为此，被告认为道碴销售问题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应由原告承担的理由不成立，故被告应对合同的解除承担全部责任。再审判决最后确认原告在《补充协议》之前应获得的提成款数额为162万元，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后至2009年1月10旧黔桂二线通车时止、原告应获得的提成款数额为180万元，合计342万元，扣除被告已获得的提成款177.2万元，故判令被告还应支付原告164.8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由于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2011）桂民再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四份协议书为有效合同，被告应按合同约定给付原告提成款（即承包金），且双方在补充协议中明确提成款在黔桂二线通车时（即2009年1月10日）结清。由于被告不按约定给付原告提成款的行为导致双方进行长时间诉讼，致使原告应获利益未能及时实现，并在经济上受到一定的损失，因此，被告应当从约定给付截止之日起至诉讼终止之日止承担原告应获提成款的利息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违约定责任”。为此，对原告提出被告应赔偿提成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由于双方在合同中没有对逾期付款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原告未能及时获得提成款导致的经济损失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认定，故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34322.44元（从2009年1月10日起至2010年8月31日止，共计600天，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日利率万分之1.475计算，164.8万元的利息为145848元。从2010年9月1日起至2012年1月30日止，共计518天，100万元的利息为88474.44元，合计234322.44元）。原告按应获提成款月2％计息赔偿损失的请求过高，不予全部支持。对被告提出不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抗辩观点，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杨再勇赔偿原告周必金经济损失234322.44元。
上诉人周必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周必金提出要求被告赔偿提成款利息损失的请求，已予以支持。但是又认定“由于双方在合同中没有对逾期付款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的事实而未支持上诉人周必金的全部请求是违背事实的。在《联合开发石场协议书》第七条违约责任之第4点已约定了：“甲、乙双方如有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由违约方负责赔偿”。《借款协议书》第十条的违约责任中又明确约定了：“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所谓“一切经济损失”自然包括上诉人周必金利息损失在内，因此，一审判决不顾事实认定“双方在合同中没有违约责任的约定”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2011）桂民再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判决，由上诉人杨再勇承担全部违约责任，并判令上诉人杨再勇承担全部违约损失，且该判决书中已确认了上诉人周必金仅请求赔偿承包提成款，其他损失（包括利息损失）另案起诉，所以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在合同没有违约责任的约定”是违背客观事实和缺乏事实依据的。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周必金按应获得提成款月2%计息赔偿损失的请求过高，故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日利率万分之1.475来计算赔偿上诉人周必金的经济损失，其判决显失公平、公正。上诉人周必金按月息2%的损失请求赔偿，并未超过法定支持的四倍限度。2007年6月上诉人杨再勇单方终止合同后，虽然双方合同已解除，但因为双方已有约定，“被告在黔桂二线通车之日（即2009年元月10月）结清原告应得承包利润提成款180万元”，因为双方已有了约定，所以2009年元月10日在二线正式通车之前，双方还没有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原告是无权要求赔偿其利息损失的。所以之前诉求时没有主张利息损失。但是，从2009年元月10日以后，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之有关规定：“债是按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约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因此，自2009年元月10日黔桂二线正式通车之日起，上诉人周必金已成为债权人，上诉人杨再勇即成为债务人。故自2009年元月10日起，双方债权债务合同关系即成立，因上诉人杨再勇未按双方约定的义务支付债务给上诉人周必金，已构成违约。根据双方合同“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之约定，所以上诉人周必金有权要求上诉人杨再勇赔偿上诉人周必金贷款利息的四倍损失。因为上诉人周必金作为被告时，同样是因为债权债务关系，又是在一审同一法院审理，有些当事人甚至都没有提出要按四倍利息损失赔偿的请求，而一审法院可以判决由上诉人周必金按银行贷款的四倍利息赔偿他人的损失，（有一审法院判决书在卷佐证）。但为什么不能支持上诉人周必金的四倍贷款利息损失？上诉人周必金现作为原告起诉，请求按银行贷款的四倍利息赔偿其损失时却被认为请求过高而不得到支持。上诉人周必金不明白为什么就同一法律关系和同一法院审理，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因此对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准则在一审中根本无法体现，可见，一审判决的结果已显失公平、公正。三、上诉人周必金诉请按月息2%的损失赔偿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因为双方合同已明确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上诉人周必金的损失，有法院生效判决书在卷佐证的就已超过上百万元的利息损失，而且上述判决，上诉人周必金不仅支付他人的债务利息，还被判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因此其损失已超过了上诉人周必金诉请按月息2%的利息损失，所以上诉人周必金按四倍利息请求赔偿并未超过实际损失和法律支持的限度。因为有上诉人杨再勇应当赔偿上诉人周必金的一切经济损失的约定，所以上诉人周必金的请求是有事实根据的，是符合情理的。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之规定，现上诉人周必金的损失是不可否定的且事实上已超过2%的利息损失（有生效判决书佐证），所以上诉人周必金请求按2%的利息损失赔偿也是合法的，因为该利息损失计算标准，与一审计算日利率万分之1.475的四倍损失也基本吻合。综上，上诉人周必金认为，基于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判决显失公平，公正，为维护上诉人周必金的合法权益，故依法提出上诉，要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由上诉人杨再勇按银行贷款四倍的利息损失赔偿上诉人周必金的经济损失937289.76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杨再勇全部负担。
上诉人杨再勇针对上诉人周必金的上诉辩称：上诉人周必金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的理由我们已提出上诉，上诉的理由也作为答辩的理由。
上诉人杨再勇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利润在黔桂铁路通车时结清，并不等于是在当日就把钱付给周必金，“结清”有两层意思，即结算和付清，结算在前，付清在后，两者是递进关系，只有结算清楚了才可能发生支付的义务，在本案中，周必金并没有向法庭提供双方于2009年1月10日双方的结算清单，事实上双方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上的结算，既然没有结算，一审判决如何认定杨再勇于2010年1月10日应当支付164.8万元给周必金？这164.8万元是高院（2011）桂民再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支付数额，是扣减了杨再勇原来支付给周必金的相关费用后应支付的实际数额，其实严格来讲就是对双方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这164.8万元是结算后，杨再勇应支付给周必金的费用，既然是再审判决结算后认定的数额，那杨再勇支付的义务也应当是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而非黔桂铁路通车之日始。二、按高院（2011）桂民再字第16号判决书的内容，164.8万元包含了162万元的提成款加上180万元的承包金减去杨再勇支付的费用177.2万元，而周必金起诉要求支付的利息仅指180万元承包金，那一审判决怎么知道杨再勇前面支付的177.2万元不是支付这180万元的承包金而是162万元的提成款呢？在庭审中杨再勇也没有明确这177.2万元就是支付那162万元提成款吧？三、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杨再勇按生效判决履行了付款义务，严格来讲，在最高院撤销二审判决作出再审判决之前，杨再勇并不知道再审判决的结果是什么，那么杨再勇当然也不存在要支付164.8万元的提成款给周必金的义务，杨再勇按二审判决履行自己的义务并无不当，再审判决改判的责任并非是由杨再勇引起的，如果说给周必金造成利息的损失，那也是二审法院判决造成的，与杨再勇并没有关系，难道杨再勇按二审判决履行义务还错了？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以（2011）桂民再字第16号判决书认定的2009年1月10日合同解除日作为本案杨再勇付款义务的起始日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那是否杨再勇也可以起诉周必金于2008年6月向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是错误的，因为再审判决认定的合同解除时间是2009年1月10日，周必金在合同还没有解除之前就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给杨再勇造成了损失，那是否杨再勇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周必金赔偿？原一、二审判决均没有认定2009年1月10日为合同的解除时间，因为周必金于2008年的6月份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那么在黔桂铁路还没有通车时也就是双方的合同还没有到期时一方提出解除合同，那是按照原约定的合同解除时间还是按照一方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来解除合同，在法律上属于尚未明确的事实，有待判决书确定，对于尚未明确的事实，要求一方当事人明确的、正确的行为那是强人所难，而现在的（2012）金民初字第1573号判决书就是在强人所难，把2011年12月8日的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视为2009年1月10日杨再勇就应当知道的事实而要求杨再勇于当时就支付164.8万元给周必金，这对杨再勇来说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为此，特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要求依法查清本案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周必金针对上诉人杨再勇的上诉辩称：一、2006年9月14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书》时，第十二条已把原来“合同期限至黔桂二线通车之日止”变更为“合同有效期至黔桂铁路改造工程停止要碴时止”。2006年4月30日《补充协议书》第三条已经明确约定合同期内“甲方销售超过40万立方米石碴的，超过部分的所有收入全部归甲方（上诉人杨再勇）所有，乙方（上诉人周必金）不再享有任何利益和利润分配；如甲方（上诉人杨再勇）销售不足40万立方米石碴的，甲方须按40万立方米石碴的利润（4.5元／立方米）结算给乙方（即40万立方米×4.5元／立方米＝180万元）”。说明双方已经结算在先，即无论上诉人周必金销售多少，必须按180万元结算给乙方（上诉人周必金）。第四条约定：甲方每销售一批铁路道碴，就结算一批利润给乙方（上诉人周必金），直到黔桂二线通车之日结清40万立方米利润（即40万立方米×4.5元／立方米＝180万元）。该条款对于结算与结清已分成两个概念，即每销售一批就结算一批。直到二线通车之日结清180万元给乙方（上诉人周必金）。二线通车时上诉人周必金尚欠164.8万元未付，现上诉人杨再勇上诉称：“本案中，周必金并没有向法院提供双方于2009年1月10日双方的结算清单。事实上双方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上的结算”。很是荒谬。双方之所以没有结算清单，是因为上诉人杨再勇于2007年6月以石场产品不能销售为由单方终止合同并以上诉人周必金违约而拒绝与上诉人周必金结算，并不是上诉人周必金不同意结清承包款。没有结算清单也是因上诉人杨再勇违反合同所致。对此，（2011）桂民再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该事实，并且已经按40万立方米×4.5元／立方米＝180万元的承包提成款判决支付给原告，而且已认定为合同期内承包提成款。该判决书应当比双方的结算清单有效吧？二、上诉人杨再勇诉称的第二项理由纯属狡辩。（2011）桂民再字第16号判决已分明确定：“杨再勇应向周必金支付的提成款为162万元＋180万元＝342万元，扣除杨再勇已经支付的172.2万元，杨再勇尚应向周必金支付款164.8万元。”而且该判决“对于周必金提成款具体如何计算的问题”已明确杨再勇“应按照该协议的约定支付180万元固定承包利润给周必金。”而且双方合同已确认为承包合同关系，因此原告请求按180万元的承包金利息支付是有依据的。三、（2011）桂民再字第16号判决已确认：“周必金在二审时其已明确，在本案中仅请求赔偿其应得的提成款，对于解除合同造成的其他损失，其已经另行起诉。”2009年元月之前，上诉人杨再勇并没有支付余款164.8万元，其利息损失完全是因为上诉人杨再勇之前未履行合同，且要求通过法律程序处理而造成的损失。如果上诉人杨再勇没有违背城实信用原则。一审就不会误判，如果上诉人杨再勇没有违约事实，二审和再审就不会改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明确规定“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一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因此，本案的损失赔偿应当由上诉人杨再勇全部承担。上诉人杨再勇诉称自己并不知道再审判决的结果是什么，不存在要支付164.8万元的提成款给周必金的义务，简直是强词夺理。《补充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很明确“甲方每销售一批，就结算一批，到黔桂二线通车之日（2009年1月10日）结清180万元给乙方（上诉人周必金）。”难道上诉人杨再勇不懂有该条款吗？既然上诉人杨再勇已违约，就应当承担违约损失的全部责任。综上，上诉人杨再勇人上诉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杨再勇的上诉请求。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杨再勇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违约利息损失应当如何计付？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杨再勇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2011）桂民再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上诉人杨再勇与上诉人周必金签订的四份协议书为有效合同，其中双方于2006年4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甲方每销售一批铁路道碴，就结算一批利润给乙方，直到黔桂二线通车之日结清40万立方米给乙方应得利润（按4.5元／立方米，不包括销售给贵阳段20万立方米）”。据此，可认定上诉人杨再勇应在黔桂二线通车之日（即2009年1月10日）结清40万立方米给乙方应得利润。上诉人杨再勇上诉主张本案中，上诉人周必金并没有向法院提供双方于2009年1月10日双方的结算清单，事实上双方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上的结算，上诉人杨再勇支付的义务也应当是从再审判决生效之日起而非黔桂铁路通车之日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上诉人杨再勇未在黔桂二线通车之日（即2009年1月10日）结清40万立方米给上诉人周必金应得利润，按照上诉人杨再勇与上诉人周必金签订的《联合开发石场协议书》第七条违约责任的第4点约定：“甲、乙双方如有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由违约方负责赔偿”，为此，上诉人周必金主张应由上诉人杨再勇赔偿其造成的利息损失，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违约利息损失应当如何计付的问题。上诉人周必金上诉称其利息损失，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判决其支付他人的债务利息及被判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在卷佐证的就已超过上百万元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周必金提供的其他相关案件即使认定周必金尚欠他人巨额债务，但并没有相关证据直接证实这是本案当事人杨再勇未按约定给付利润款项造成的必然损失，为此周必金称其受到上百万元利息损失，而要求本案上诉人杨再勇按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即月息2%赔偿迟延付款的利息损失，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当事人并没有约定违约损失的具体数额或计算方法，一审认为上诉人周必金主张月2％计息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过高，不予全部支持，而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认为上诉人周必金未能及时获得提成款导致的经济损失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计算认定，并计算出赔偿上诉人周必金的经济损失为234322.44元（从2009年1月10日起至2010年8月31日止，共计600天，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日利率万分之1.475计算，164.8万元的利息为145848元。从2010年9月1日起至2012年1月30日止，共计518天，100万元的利息为88474.44元，合计234322.4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上诉人周必金负担8800元，上诉人杨再勇负担4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涛
审判员 蒋林飞
审判员 潘嘉芳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温添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