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3）晋民申字第6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晓。
委托代理人：段凡生，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樊民生。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象愚。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海量。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胡玉堂之子、二审被上诉人）：胡晓东。
再审申请人刘象愚、刘海量、胡晓东均委托樊民生为其诉讼代理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地址：介休市北坛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武有伽，该学院理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有伽。
再审申请人吴晓、樊民生、刘象愚、刘海量、胡晓东因与被申请人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同文学院）股东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30日作出的（2010）晋中中法民终字第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再审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吴晓等五人的再审请求：（1）撤销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晋中中法民终字第290号民事判决；（2）改判再审申请人吴晓、樊民生、刘象愚、刘海量、胡晓东是被申请人山西同文学院的的举办人；（3）改判被申请人山西同文学院、武有伽为再审申请人从学院每年结余中分配合理回报，并提供学院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方案。事实与理由：（1）原判决对吴晓等五人是以个人特定身份资格为学院的成立和建设付出了特殊的劳动的认定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武有伽的真实约定是六人共同举办同文外语学院，《合作办学协议》是同文学院成立的基础协议，章程是同文学院的“宪章”，与公司法同理，学院章程的订立和变更并非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而为对抗要件。学校的治理以章程作为依据，章程未规定的，以合作办学协议为依据。本案中，同文学院的章程在教育厅作了备案，但是章程内容中，并没有写明学院的举办者，申请人认为应当按照合作办学协议确定举办者，以办学协议的约定为准。《合作办学协议》第二条明确规定“以上十二股拥有人，为山西同文学院的举办者，其所拥有的股份，作为办学投资，每年分红时按股分享合理回报。”因此，同文学院的举办者可以肯定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武有伽共六人。《学院章程》草稿第七条、第八条明确写明，同文外语学院的股东是武有伽、吴晓、胡玉堂、樊民生、刘海量、刘象愚六人，学校全部股份分为十二股，六人按照约定占有相应的比例。《股份评估协议》也证明学校全部股份分为十二股，六名举办人分别占有不同的股数，不论六人的“评估”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该评估协议认可了一个事实，即同文学院的举办者是六人而非武有伽、梁玉娥夫妻二人。从山西省教育厅复印的《山西同文外语职业学院举办者名单》明确写明举办者是：武有伽、吴晓。而在合作办学协议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认可，吴晓是作为乙方的代表，代表了申请人全部五人。从该名单可以印证，同文学院的举办者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武有伽六人。（2）个人影响力作为民办学校的出资并不为立法所禁止，不妨碍吴晓等五申请人的成为同文外语学院的举办人，武有伽的出资超出其本身份额部分实为对申请人五人有条件的赠与，五申请人的举办人资格不容否认。《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作为办学出资。”该法并不禁止以个人影响力作为出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教科文卫司张耀明在2004年5月28日《中国教育报》第6版《﹤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解读之四﹤民办学校的出资方式﹥》一文中明确写明“一所民办学校能够创办并得以发展，知名的校长和优秀的教师往往是重要因素。因此，参与办学的校长、教师的智力因素、个人影响等，作为人力资源也可以视为一种投入，举办者可以通过协商，将其折算成相应的货币而作为其出资数额。”可见，法律并不禁止以参与办学人员的个人影响力作为出资，前提是举办者协商一致，这是民办教育促进法与公司法的重大区别之一。《山西省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第八条规定“举办民办学校，可以以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资产出资。以实物和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无形资产出资的，其出资应当经具有评估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根据该条规定，出资必须经过合法评估，但是在实践中，个人影响力恐怕是难以评估的。根据该规定，个人影响力的确不能作为民办学校的出资，这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精神又是相违背的。但是民办教育相关立法并没有禁止举办者以变通的方式出资成立学校。如出资人以自己的实际出资按照约定分给其他不具有合法出资能力的举办者，条件是其他举办者以自己的特殊付出作为回报，本案就是这样的案例。关于吴晓等五位申请人的个人影响力，申请人曾在一审、二审过程中详细说明过，简言之：申请人刘象愚、刘海量二位是颇享盛名的外语教授，同文学院的第一批教师队伍名单中八位北京的专家教授、山西的十五位教授、副教授，都是二位教授请到的，这二位教授的努力对同文学院的成立及顺利招生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申请人吴晓与前二位教授系同学关系，由于吴晓的参与，才吸引了二位教授加盟同文学院，且吴晓亲自参与管理同文学院；胡玉堂曾在山西省教育厅工作多年，并曾多年担任省招生办主任，由于胡玉堂的努力，同文学院的审批进度明显快于其他民办学校的审批进度，且招生规模才达到今天的程度；申请人樊民生视胡玉堂和吴晓为其恩师，在太原协助胡玉堂跑省政府、省教育厅、省招生办，请有关领导座谈，以其出色的协调能力为同文学院的筹建及招生做出了贡献，吴晓等五人的影响力是同文学院成立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合作办学协议中，六名举办人并未约定任何一方以现金出资，而是约定由甲方武有伽“筹集”建院的各项资金，在同文学院建成后，再从学校的经济效益中逐年偿还。在上报给省教育厅的材料中也没有提到举办者是否有现金出资，只写了同文学院自筹资金数额（《申办报告》写明的是自筹1500万元、《资产、资金说明》写明的是自筹办学资金2000万元），这些筹集而来的资金需要同文学院以未来的办学结余逐步去偿还，并不是举办者的投资。被申请人武有伽对学院出资50万元，由于山西省教育厅所要求的申办材料并不以验资为必要，因此，武有伽不得以未登记为由否认五申请人的举办者资格。并且，公司章程登记的内容也仅仅具有对抗性，不是生效的必要条件，因此，举办者之间关于举办资格发生争议的时候，应当审查三方面内容：（1）当事人之间的真实约定（2）约定是否履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3）约定是否充分履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武有伽协商一致，同意按照约定的方式投资举办同文学院，并且约定了股份比例，如果因为武有伽投入了一部分个人现金，就认定全部股权为武有伽所有，将造成现金出资优越于个人影响力出资的后果，我们认为现金出资和其他财产出资具有平等的地位，个人影响力作为出资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且六名举办者已经协商一致，应当认定现金出资人武有伽与五名申请人均是学校的举办者。若仅以现金出资来确认同文学院的举办者资格，我们认为，由于六名举办者协商一致，应当认定同文学院注册资金比例中，超出武有伽股份比例的部分，视为是现金出资人对其他五名申请人的赠与，即以变通的方式确立了举办者身份。（3）《股份评估协议》应当是有效的。民办学校以无形资产或其他资产出资，不受公司法关于出资比例的限制。《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五条对于以知识产权、其他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并无限制。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教科文卫司张耀明在2004年5月28日《中国教育报》第6版《﹤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解读之四﹤民办学校的出资方式﹥》一文中说明，立法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对知识产权及其他无形财产的出资比例予以限制；另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必要对知识产权及其他无形财产的出资比例予以限制，经过反复研究、论证，立法者一致认为，为了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应当尽可能地为办学创造宽松的环境，尽量少规定一些限制性的内容，最后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而《山西省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办法》第八条却规定，“以土地使用权以外的无形资产出资的，其出资额不得超过举办民办学校全部出资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明显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相矛盾。该地方性法规的效力明显低于前者，故山西省关于民办学校无形资产25％的出资比例限制不得适用。被申请人认为按照注册资本50万元及技术股不应超过10万元的比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由此认为《股份评估协议》的约定是无效的更是错误。《股份评估协议》名为“评估”，实为六名举办者协商一致的约定，不在山西省教育厅要求提交的文件之中，不需要符合山西省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办法》，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即可。（4）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不适用《合同法》显然错误。同文学院合作办学协议本质上是合同，该合同当然受民办教育促进法法律法规的规范，民办教育法律法规未规定的，仍然应当受《合同法》的规范。同文学院合作办学协议第六条规定“甲乙双方均不得违约，如有违约，须经合同仲裁机构或者法律部门调处，涉及赔偿事宜时，由山西同文外语学院负责赔偿”，同文外语学院在该合同上盖章确认。如果被申请人拒绝承认五申请人的举办者身份，应当按约予以赔偿。原审判决未确认五申请人的举办者身份，未判决同文外语学院承担违约责任，显然适用法律错误。
再审申请人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现山西同文外语职业学院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复更名为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本院经审查查明，五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武有伽为创办同文学院于2003年3月10日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该协议约定，被申请人武有伽为学院法定代表人，负责筹集学院创办所需的所有资金包括占地费用等；五申请人以其个人在教育界的影响力负责学院的项目引进、组织人才资源、学院教务、招生计划、学院审批等。该学院于2005年5月26日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2006年秋季招生成功，2008年4月份，五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各方在2003年3月10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中，为酬报自己的建院贡献，约定了分享将来办学成果的方式，共12股，被申请人武有伽占4股，五申请人占8股。2004年4月2日又签订《股份评估协议》，约定以上12股为技术股，每股作价50万元，与资金股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在提交给山西省政府并在省教育厅备案的申报材料中，学院章程第七条股东名称、第八条股东出资情况均没有做记载。本案五申请人主要依据以上协议和章程主张该学院应向其提供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并从学院每年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被申请人抗辩五申请人并没有按以上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更没有具体的出资。在学院成立后，五申请人除吴晓一人工作到2006年7月份，其余四申请人并没有在学院工作过。
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同文学院是山西省一所民办学校，在该学院创办及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理应受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联合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各方的出资数额、方式和权利、义务等。第五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作为办学出资。第八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山西省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实物和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无形资产出资的，其出资应当经具有评估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同文学院成立时的注册资金50万元是由被申请人武有伽全额出资。合作办学协议中约定五申请人以负责学院的项目引进、组织人才资源、学院教务、招生计划、学院审批等义务作为出资，属于无形资产，应当经具有评估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但五申请人的该出资并未经过专业评估并在学院章程中予以明确，而仅是在《合作办学协议》和《股份评估协议》中作出约定，但该出资约定并不符合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原二审法院认定五申请人所主张的技术股不是对同文学院的有效出资并无不当。
另，《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规定，民办学校应当根据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的支出占收取费用的比例，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等因素确定本校出资人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回报的比例，并应当在确定出资人取得回报比例前，向社会公布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关的材料和财务状况，并报审批机关备案。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各方在同文学院成立前签订的《股份评估协议》中对技术股共12股，每股作价50万元的约定属无效协议，不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故五申请人主张《股份评估协议》为有效协议，并依此主张相关权利，本院不予支持。
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和依法管理的方针。结合五申请人利用个人影响力在同文学院创办及成立初期所付出的劳动，原二审法院判决同文学院酌情补偿五申请人150万元，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吴晓、樊民生、刘象愚、刘海量、胡晓东的再审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再审事由，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吴晓、樊民生、刘象愚、刘海量、胡晓东的再审请求。
审 判 长 郭建岗
审 判 员 姬 芳
代理审判员 孙成宇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薛 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