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53民终5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燕斌，男，汉族，1979年10月14日出生，广东省揭东县人，住揭东县。
委托代理人：梁家栋，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钰瑶，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家洪，男，汉族，1987年10月15日出生，云安区富林镇人，住云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梅英，女，汉族，1988年8月20日出生，云安区富林镇人，住云安区。
上诉人蔡燕斌因与被上诉人廖家洪、刘梅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5303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廖家洪于2014年12月30日分别立下两份《借款借据》交给蔡燕斌收执，一份载明：本人廖家洪，身份证号码：44532319871015XXXX今借到蔡燕斌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小写500000元），借款期限：30天，本人承诺2015年1月30日前偿还全部本息，本借据壹式壹份，保存于债权人蔡燕斌处，以此为据。另一份载明：本人廖家洪，身份证号码：44532319871015XXXX，今借到蔡燕斌人民币叁拾贰万捌仟元整（小写328000元），借款期限：92天，本人承诺2015年3月31日前偿还全部本息，本借据壹式壹份，保存于债权人蔡燕斌处，以此为据。蔡燕斌诉称廖家洪于2014年12月30日向其借款828000元，其中500000元约定于2015年1月30日前归还，另外328000元约定于2015年3月31日前归还，而刘梅英是廖家洪的妻子，案涉借款发生于夫妻存续期间，理应共同偿还。廖家洪辩称，其与蔡燕斌并无实际的借款往来，案涉借款的事实并不存在。蔡燕斌认为廖家洪未如约还款，已构成违约，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廖家洪、刘梅英履行还款义务。
另查明，廖家洪与刘梅英是夫妻关系。
以上事实有蔡燕斌提供的廖家洪《身份证》、《借款借据》两份、《婚姻查询结果》、蔡燕斌《银行流水清单》、《营业执照》、证人徐亮明、郑志敏《证明》等及《庭审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足资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借款有没有实际发生，即蔡燕斌有没有向廖家洪实际给付案涉828000元。蔡燕斌诉称其借给廖家洪的借款中，其中500000元是蔡燕斌从深圳市用黑色塑料袋包裹亲自带到云浮市的，而另外328000元是蔡燕斌的员工在云浮市收到的货款现金，案涉借款是用现金交付给廖家洪的。纵观现代网络发达程度，交易手段的多样化，从安全、便捷、时效等方面考虑，蔡燕斌完全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或其它网络支付平台给付廖家洪案涉借款，而无须从深圳用塑料袋包裹现金长途奔跑来到云浮交付给廖家洪，须知此种交易行为既不安全也不符合常理。从廖家洪提交的蔡燕斌《银行流水清单》分析，蔡燕斌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少至几十元大至几十万的交易均是通过银行转账等平台进行，因此蔡燕斌诉称案涉借款是通过现金交易的诉称意见，与以往交易习惯难以相符，理据欠妥，不予采信。且在本案事实难以查清及蔡燕斌的委托代理人也难以说清道明，原审法院明确告知蔡燕斌本人应当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蔡燕斌本人却无故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以致本案事实难以查明。综上，蔡燕斌并未能提供足够证据以证实其向廖家洪借款的事实，理应承担败诉风险。刘梅英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可缺席判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3号《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缺席判决：驳回蔡燕斌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461元，由蔡燕斌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蔡燕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2016）粤5303民初5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归还借款828000元给上诉人；2、被上诉人从2015年2月1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以50万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给上诉人（暂计至2016年7月1日为23816.67元）；被上诉人从2015年4月1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以328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给上诉人（暂计至2016年7月1日为12684.03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不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对此应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廖家洪在一审中辩称其与上诉人的借款事实不存在，双方没有真实的款项来往。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称曾写下一些空白纸条，但没有真正使用这些纸条向他人借款。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为做生意、精神正常之人，且从其书写字体可看出文化素质不低，应当知道写借据给别人的后果。因借据上不仅有被上诉人在落款处的签名及指模，在内容上还有被上诉人亲笔填写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还款期限、借款时间等合法借据所具备的条件，足以证明了借款关系的合法性。且在这些重要信息上均有被上诉人的手指模，这样的一份借据已经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贷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上诉人在一审审理期间已提供了被上诉人的身份证、借款借据两份、婚姻查询结果，证明上诉人具有借款能力的上诉人银行流水、营业执照、证明借款关系存在的证人证言，以上材料足以证明借款关系的真实存在。因此，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但一审法院简单的以不符合交易习惯来判断借据的合法性、合理性、客观性，有失偏颇。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供证据“代理进口协议”一份，深圳市鸿运行投资有限公司对账单一份（均是复印件），拟证明双方之间有业务来往，并非被上诉人所述的双方不相识，深圳市鸿运行投资有限公司是上诉人独资的公司，上诉人已在一审提供了营业执照，徐亮明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云浮市鸿都石材有限公司是被上诉人开办的公司。
被上诉人廖家洪答辩称：一、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借据是否成立的问题。对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本案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其是通过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的，但其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仅仅只有一份借据，没有其他任何的款项流向证明，因此本案借款合同没有生效。
二、事实上双方之间没有任何有关该借款合同的经济往来。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并不认识。一般按照常理，借款数额达数十万，当事人双方肯定是相熟，至少是相识的，但至目前为止，被上诉人从来没有见过上诉人，更不用说认识了，至于其为何会有被上诉人签名的借据，被上诉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其次，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一审称其向被上诉人交付现金，其中50万元是上诉人从深圳用黑色塑料包裹带到云浮市，另外32.8万元是上诉人的员工在云浮市收到的货款现金。对于种说法，上诉人没有具体说明何时将50万元交给被上诉人、在何处交接、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来、32.8万元是哪个员工收到的货款、是谁交来的货款、又是通过谁交给被上诉人的。所有的这些细节，上诉人均无法说清，也无法提供任何的证据，因为这些根本不是事实。第三，在一审中，原审法院曾通知上诉人本人前来法院出庭作证，但上诉人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是正确的。
三、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具有借款能力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否具有借款能力，跟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没有直接联系，上诉人有借款能力不能代表被上诉人一定向其借款。上诉人的逻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既然上诉人频繁通过转账进行资金流转，为何其在本案中却又用现金了？其所用的现金为何又不能在转账流水中反映？所以，上诉人的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其无法自圆其说，一审法院对其说法不予认可，是正确的。
被上诉人从来没有跟上诉人蔡燕斌有任何的接触或经济往来。上诉人的任何主张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无故向被上诉人起诉并查封被上诉人名下的财产，已经对被上诉人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将进一步追究上诉人及其律师的法律责任。请法院公正处理，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
廖家洪在二审中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一、在程序上，上诉人在庭审中提出了所谓的证人及材料，但这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上诉人提出的所谓员工证人、书面证据材料，均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新的证据”。在一审中，法院已经通知上诉人方就其诉求举证，甚至要求当事人蔡燕斌本人出庭作证，但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方一直无法提供。在二审中却突然冒出一个工人证人及一份书面材料。从程序上讲，这些材料既不是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更不属于“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因此程序上这些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法院不应采纳这些材料作为证据。
二、实体方面。（一）上诉人提出的所谓证人所讲的内容均为虚假陈述，被上诉人坚决不予认可并要求法院追究上诉人蔡燕斌及其所谓证人的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当事人蔡燕斌作为案件的原告，对其诉求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蔡燕斌经法院明确告知却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二审中同样不能亲自说出其事实诉求，明显是上诉人本身就已经无法说明其诉求事实及承担举证责任，其本身又惧怕作伪证的后果，所以指使另一个人出庭作伪证。“证人”及上诉人所讲的内容，根本就是胡诌形成，毫无事实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素不相识，根本就没有借款的基础和理由，上诉人又如何会借款数十万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且，如果真的发生借款，蔡燕斌与被上诉人肯定会有电话上的联系，但事实上被上诉人从来没有与此人有任何的联系；如果真有其所谓的拿钱过来云浮给被上诉人，请上诉人方讲出具体的时间、地点，被上诉人要求调取、提供有关的录像及行车记录等材料，证明对方的说法完全是虚假的；如果说随便找一个人出来说借款可以成立，被上诉人绝对也可以找出几个甚至十几个员工证明上诉人蔡燕斌及其员工完全没有来过被上诉人的处所给过钱，被上诉人与蔡燕斌之间没有任何款项往来，这就是事实。蔡燕斌指使他人作伪证，所谓的证人编造虚假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的规定，请法院查明事实，并追究蔡燕斌、其代理人及其证人的责任。
（二）其所谓的“代理进口协议”，在形式上就错漏百出，上面的“廖家鸿”与被上诉人本人有何关系，该协议与本案有何关系，该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符合。
（三）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案例，被上诉人也提出一些案例和新闻，如果省高院发布的《原告未到庭说明借贷过程，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陈丽君诉被告王皓民间借贷纠纷案》的案例，被上诉人认为该份案例适用于本案，仅供法院参考。
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关于本案的分析是合符法律及客观事实的，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均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同时，被上诉人要求追究蔡燕斌、其代理人及证人作伪证的法律责任。
被上诉人廖家洪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廖家洪通过徐亮明的介绍而向蔡燕斌借款，并于2014年12月30日在云浮市水务局旁分别立下两份《借款借据》交给蔡燕斌收执，一份载明：“本人廖家洪，身份证号码：44532319871015XXXX，今借到蔡燕斌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小写¥500000.00），借款期限：30天，本人承诺2015年1月30日前偿还全部本息，本借据壹式壹份，保存于债权人蔡燕斌处，以此为据。借款人（签字及指模）：廖家洪立据日期：2014年12月30日。”另一份载明：“本人廖家洪，身份证号码：44532319871015XXXX，今借到蔡燕斌人民币叁拾贰万捌仟元整（小写¥328000.00），借款期限：92天，本人承诺2015年3月31日前偿还全部本息，本借据壹式壹份，保存于债权人蔡燕斌处，以此为据。借款人（签字及指模）：廖家洪立据日期：2014年12月30日。”上述两份借款借据中有下划线部分的内容，除了“蔡燕斌”为打印体外，其他均是廖家洪亲笔手写，且在借款人处签名并写上落款日期，廖家洪在一审庭审中亦表示借款借据中，除其手写外的其他内容在其签订时已存在，是真实的，并确认借款借据中的廖家洪签名处、借款的大写金额处均盖为其本人的指模。
蔡燕斌表示应廖家洪的要求而向其现金交付了借款828000元，其中500000元现金是蔡燕斌从深圳带回云浮的，另外328000元来源是其云浮的公司所收取的货款。借款逾期后，蔡燕斌经向廖家洪催收无果后，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廖家洪归还借款本金828000元给蔡燕斌；2、廖家洪从2015年2月1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以500000元为本金，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蔡燕斌，暂计到起诉之日为25000元；廖家洪从2015年4月1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以328000元为本金，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蔡燕斌，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312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廖家洪承担。
廖家洪一审答辩称，其因个人生意的款项往来处理曾写下一些空白纸条，不知蔡燕斌如何取得这些纸条并填上其名字造成廖家洪向蔡燕斌借款的假象。但廖家洪在一审庭审中又声称是徐亮明介绍其借款及要求其签订涉案两张借款借据，并称签下借据后没有收到借款。廖家洪在一审中否认其经营的石材生意包括进出口业务，但后来又陈述其曾向徐亮明表示过想借款用于进出口石材贸易。
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8日的14时和14时20分分别对徐亮明、郑志敏进行询问，该二人均陈述到廖家洪向蔡燕斌借款时，有蔡燕斌、廖家洪、徐亮明、郑志敏在场，且蔡燕斌以现金方式交付涉案两笔借款，当时是用三个黑色胶袋装着款项，其中50万元分两个袋装，另外328000元用一个袋装。徐亮明还陈述到廖家洪之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立两张借款借据，是因为廖家洪所借其中一笔50万元用于还银行的，借期比较短，另一笔328000元用于生意周转的，借期比较长，约三个月左右。
另查明：刘梅英是廖家洪的妻子，案涉借款发生于其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蔡燕斌在一审中提供了其本人的银行流水、深圳市鸿运行投资有限公司银行流水清单、营业执照等，以证明其有出借款项的能力。
以上事实有蔡燕斌提供的廖家洪《身份证》、《借款借据》两份、《婚姻查询结果》、蔡燕斌《银行流水清单》、《营业执照》、证人徐亮明、郑志敏《证明》等、一审《庭审笔录》、《询问笔录》及本院询问调解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1、蔡燕斌与廖家洪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及蔡燕斌是否向廖家洪交付了借款。2、廖家洪应否向蔡燕斌归还涉案的借款本息。3、刘梅英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蔡燕斌已在一审中提供两张由廖家洪亲笔所立的借款借据，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对此，廖家洪否认其向蔡燕斌借款，在一审答辩中称其曾写下一些空白纸条，不知蔡燕斌如何获得这些空白纸条而制造廖家洪向蔡燕斌借款的假象，但廖家洪后在庭审中又声称是徐亮明介绍其借款及要求其签订涉案两张借款借据，前后说法不一。根据廖家洪本人陈述，其在一审中确认涉案两张借款借据中划线部分内容的借款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借款金额、借期、还款期限、借款人签名及落款日期均是其亲笔手写的，也确认除手写部分外其他内容真实存在，同时还确认在借据中廖家洪签名处、借款的大写金额处加盖了其本人指模。结合借款借据中载明债权人为蔡燕斌的事实可知，廖家洪在立据时清楚知道其是与蔡燕斌发生借贷关系，且借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本院确认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廖家洪提出其与蔡燕斌不存在借款关系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蔡燕斌是否交付了涉案借款给廖家洪的问题。蔡燕斌表示根据廖家洪的要求以现金方式交付了涉案两张借据中的款项，廖家洪则对此予以否认，并辩称如此大额款项不可能以现金方式交付，认为因蔡燕斌未能提供转账凭证而不能证实交付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根据上述规定，出借人提供借款给借款人时，借款合同生效。借款以何种方式交付应以双方的约定为准，但双方在涉案两张借款借据中均无约定必须以转账方式交付借款，廖家洪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口头约定以转账形式支付借款，且法律也没有规定出借人提供借款只能以转账方式交付，因此，廖家洪认为蔡燕斌未能提供转账凭证而不能证实借款交付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款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是在云浮市水务局旁订立借据，蔡燕斌亦表示在该地方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原审法院在一审期间也分别对徐亮明、郑志敏进行询问，该二人均陈述到廖家洪向蔡燕斌借款时，有蔡燕斌、廖家洪、徐亮明、郑志敏在场，蔡燕斌以现金方式交付涉案两笔借款，当时是用三个黑色胶袋装着款项，其中50万元分两个袋装，另外328000元用一个袋装，也就是说郑志敏和徐亮明亲历了蔡燕斌交付借款给廖家洪的过程。同时，徐亮明还陈述到廖家洪之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立两张借款借据，是由于廖家洪所借其中一笔50万元是还银行的，另一笔328000元是用于生意周转的，这与廖家洪自己提到徐亮明介绍其借款及曾向徐亮明表示过想借款用于进出口石材贸易的讲法相印证。另外，从蔡燕斌提供其本人的银行流水、深圳市鸿运行投资有限公司银行流水清单、营业执照等，证实蔡燕斌有出借款项的能力。至于交易习惯问题，因双方除涉案两张借款借据外，并无其他借款交易，不能据此推出双方以往存在转账交易的习惯。据此，根据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因廖家洪抗辩借款尚未交付但又未能作出合理说明，且从涉案两张借款借据载明的内容来看，该两张借据除了表明双方确立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外，还表明了廖家洪已向蔡燕斌借到了两张借据上载明的款项，廖家洪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在立据前后没有收取过借款，其应当要求蔡燕斌将该借据销毁或依法行使撤销权，但其在立据至起本案一审诉讼时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均没有对该两张借据提出过异议或行使撤销权，有违常理，结合蔡燕斌提供的有关具有交付借款能力的证据、郑志敏和徐亮明在一审诉讼中的陈述等事实和因素，本院采纳蔡燕斌的主张，确认蔡燕斌以现金方式向廖家洪交付了涉案两笔借款合共828000元。廖家洪提出的不可能现金交付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由于廖家洪在借款逾期后没有向蔡燕斌归还过借款，已构成违约，廖家洪应按约定清偿债务。故蔡燕斌主张廖家洪归还两张借据上的借款本金合共82800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蔡燕斌主张的利息问题，虽然双方在借据中并没有约定逾期利息，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的规定，蔡燕斌主张廖家洪从逾期之日起支付逾期贷款利息，合法合理，但该逾期贷款利率应以不超过年利率的6%为限。据此，本院确认廖家洪应向蔡燕斌支付逾期贷款利息（其中一笔以5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且不超过年利率6%，从2015年2月1日起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另一笔以328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且不超过年利率6%，从2015年4月1日起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由于涉案借款发生在廖家洪与刘梅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因刘梅英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属于廖家洪的个人债务或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本案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廖家洪与刘梅英夫妻的共同债务。据此，本院根据蔡燕斌诉请，确认刘梅英应对廖家洪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蔡燕斌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5303民初52号民事判决。
二、限廖家洪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蔡燕斌归还借款828000元及利息（其中一笔以5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且不超过年利率6%，从2015年2月1日起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另一笔以328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且不超过年利率6%，从2015年4月1日起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
三、刘梅英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蔡燕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廖家洪、刘梅英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464元、保全费3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元12461元，均由被上诉人廖家洪、刘梅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建勇
审 判 员 罗晓红
代理审判员 陈洁涛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冯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