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53民终5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锦兴，男，1975年3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新兴县。
委托代理人：尹元胜，广东沿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卫强，男，197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新兴县。
委托代理人：黄自强，广东云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伙坚，广东创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锦兴因与被上诉人邓卫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云新法民二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4月25日，邓卫强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下称邮政银行新兴支行）签订了一份《个人额度借款合同》，约定邓卫强在额度支用期即2014年4月25日至2021年4月25日内，可以循环使用授信额度借款3000000元；贷款用途用于生产经营；同时约定邓卫强申请支用额度时，应提交《个人额度借款支用单》，邮政银行新兴支行经审核同意及邓卫强确认后，按约定发放借款。上述合同签订后，2014年10月15日，邓卫强以购买钢材为由向邮政银行新兴支行提交了《个人额度借款支用单》，向邮政银行新兴支行申请支用借款金额2000000元。同日，邮政银行新兴支行向邓卫强开立在该行账号为605938001220XXXXXX的账户发放借款2000000元。发放借款同日，邮政银行新兴支行又根据邓卫强的委托，将该笔借款2000000元从邓卫强的上述账户转账至罗灶莲（邓卫强的大嫂）开立在该行账号为605938001220XXXXXX的账户（该账户对应银行卡号为6221505938000XXXXXX）。同日，因陈锦兴向邓卫强借款，邓卫强遂从罗灶莲的上述银行卡6221505938000XXXXXX转账1940000元至陈锦兴开立在农业银行云浮嘉乐园支行账号为6228453508020XXXXXX的账户内。
上述借款发生后，陈锦兴偿还了部分借款，对尚欠的借款一直未还。2015年1月27日，双方对尚欠的借款进行结算，双方确认陈锦兴尚欠邓卫强借款本金400000元，为此，陈锦兴重新立下一份新借据给邓卫强执存。该借据载明“本人陈锦兴（身份证号码：44122819750306XXXX）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5年1月27日向邓卫强（身份证号码：44122819780115XXXX）借款人民币现金肆拾万元（￥400000.00元）。备注：低（笔误，应为抵）押物为新城镇裕民街土地为低（抵）押，字号：新府国用2008第001761号。利息按银行现行利率计算。按1%计算。还款期约2015年5月1号前付清。特立此据！借款收款人：陈锦兴（捺指印），2015年1月27日”。立据时，陈锦兴将借据所载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新府国用（2008）第001761号]原件交给邓卫强执存，但双方没有向有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期限届满，陈锦兴并未依约还本付息。邓卫强经追讨无果，遂于2015年11月16日诉至原审法院，并请求法院判令：1、陈锦兴清偿借款400000元及利息（从借款之日2015年1月27日起按月利率1%计付至还清之日止）给邓卫强；2、陈锦兴以其位于新兴县新城镇裕民街的一块土地变卖作清偿涉案借款本息；3、本案诉讼费由陈锦兴承担。
第一次庭审中，邓卫强变更了第二项诉讼请求，即放弃了请求变卖陈锦兴位于新兴县新城镇裕民街的一块土地用作清偿涉案借款本息的诉求。第二次庭审中，陈锦兴认为邓卫强向银行贷款2000000元后，通过罗灶莲的银行账户转入其银行账户的1940000元，该款项的借款人不是陈锦兴，而是陈锦兴的朋友。对此，陈锦兴未提供证据证实。同时，陈锦兴还认为邓卫强向银行贷款后，再高息转借给陈锦兴，属高利转贷的犯罪行为。
另查明，罗灶莲开立在邮政银行新兴支行账号为605938001220XXXXXX的账户，加办了一张银行卡，卡号为6221505938000XXXXXX。诉讼中，邓卫强提供了罗灶莲出具的一份《确认书》，证实2014年10月15日从罗灶莲银行卡（卡号为：6221505938000XXXXXX）转入陈锦兴开立在农业银行云浮嘉乐园支行账号为6228453508020XXXXXX账户内的1940000元款项，其所有权属于邓卫强。
以上事实，有邓卫强提供的双方身份证、借据、国有土地使证复印件、个人额度借款合同、个人额度借款支用单、个人贷款借据、账户交易明细、个人贷款受托支付转账凭证、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分户账信息、证明、确认书以及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材料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邓卫强依据借据等债权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而陈锦兴在第一次庭审抗辩没有收到邓卫强出借的款项。对此，邓卫强在第一次庭审后就涉案借款产生的经过、借款金额、款项的交付等事实，继续举示了个人额度借款合同、个人额度借款支用单、个人贷款借据、账户交易明细、个人贷款受托支付转账凭证、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分户账信息、证明和确认书等证据，由于这些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本案借款交付的事实，同时与邓卫强提供的借据再形成证据链，进一步证明双方重新立据并确认新的借款事实的发生，故对双方于2015年1月27日重新立据而形成新的借贷关系，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而陈锦兴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及本案诉讼是虚假诉讼的意见，理据明显不足，不予采信。陈锦兴还认为邓卫强通过罗灶莲的银行账户转入陈锦兴银行账户的1940000元，该款项的借款人不是陈锦兴，而是陈锦兴的朋友。对该项主张，由于陈锦兴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属证据不足，不予采纳。陈锦兴立据向邓卫强借款400000元，并约定了还款期限，但借款逾期至今，陈锦兴一直未向邓卫强履行还款义务，责任在于陈锦兴，陈锦兴依法应当负清偿责任。现邓卫强起诉要求陈锦兴偿还借款400000元，理据充分，予以支持。对于邓卫强请求的利息。由于双方在借据约定利息为“按银行现行利率，按1%计算”，该约定存在两处不确定：一是对利息的计算标准有两种标准，究竟是执行银行现行利率，还是执行1%计算；二是对利率标准亦不够明确，究竟是年利率，还是月利率或日利率。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现邓卫强请求从借款之日2015年1月27日起按月利率1%计付利息，有悖上述规定，不予支持。对于邓卫强请求变卖陈锦兴位于新兴县新城镇裕民街的土地用作清偿涉案借款本息诉求，因邓卫强于庭审中已放弃了该项诉求，故本案不再处理。此外，对于陈锦兴认为邓卫强向银行贷款后，再高息转借给陈锦兴，属高利转贷的犯罪行为。由于邓卫强在借据中约定利息为“按银行现行利率，按1%计算”，该利息约定并未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最高利率上限标准，不属高利转贷行为，故对陈锦兴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陈锦兴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400000元给邓卫强。二、驳回邓卫强要求陈锦兴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819.99元，由邓卫强负担519.99元、陈锦兴负担7300元，财产保全费2720元，由陈锦兴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陈锦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2015)云新法民二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包含一审和二审的受理费用、财产保全费用等）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程序不公正。1、关于诉讼费用7819.99元。既然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仅仅为400000元，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该4000000元的标的诉讼费用应当为7300元。但一审却收取7819.99元，显然违法违规收费，程序严重失当。2、由于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主张了计算利息，该诉讼标的必然涉及交纳诉讼费用的问题，由于一审判决未支持其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故利息相关的诉讼费用理应由败诉方即被上诉人负担，但一审却判决全部由上诉人负担显然属于程序严重违法。3、由于一审己经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个人额度借款合同、借款金额等证据查明被上诉人客观事实上存在2014年10月15日涉嫌以支付罗灶莲货款为名，以较低的利息套取中国邮政银行新兴县支行的贷款，然后在当天转借他人并事先扣除一个月利息6万元的高利转贷的违法犯罪事实，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一再主张要求先刑后民、先移交公安经侦侦查处理，再视结果继续审理，但一审却未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或咨询公安经侦部门的意见，显然违背了先刑事后民事诉讼的法定原则，程序上严重违法。4、由于本案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过程均对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没有变更，即主张2015年1月27日借款给上诉人现金400000元，为此产生本案的诉讼。但一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在客观证据面前己经确认2015年1月27日根本没有发生其主张的借款400000元的所谓“事实”，一审查明这一事实在实际上己经确认被上诉人的起诉是虚假诉讼，应当按照虚假诉讼对被上诉人予以制裁或处理，但一审没有处理，程序显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5、由于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一直主张是2015年1月27日借款400000元，但后来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又转主张是2014年10月15日以虚构货款事实套取邮政银行贷款，并通过罗灶莲账户转借至上诉人的账户，事实上一审审理的是2014年10月15日是否存在借款问题，属另一个法律关系。2014年10月15日邓卫强通过邮政银行支付给罗灶莲的是货款，有书面证据证实；罗灶莲账户转款给上诉人的用途一栏没有记载，是空白的，故暂无直接证据证实与本案有关；被上诉人与罗灶莲不是夫妻，因此罗灶莲账户的款项不能等同邓卫强的款项。因此，一审实际既审理了2015年1月27日的借据，又审理了未起诉的2014年10月15日的转款行为，显然是将两个法律行为、两个法律关系合并审理，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一案一诉一理原则。6、一审判决采信了罗灶莲的说明，但却没有通知其出庭接受法庭质询，特别是在上诉人一直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的情况仍然未通知证人到庭，显然属于程序严重违法。
二、认定主要事实不清。1、关于罗灶莲的身份情况如何、与被上诉人是何种关系、罗灶莲对本案的说明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述认定本案的重要事实完全没有查清。2、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到底在法庭辩论终结时为止，主张多少利息、从何时起计算到何时、利率按照何计算？一审未予查清。3、罗灶莲的职业是什么、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货物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10月15日的支付货款名义的贷款用途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些重要事实没有查清。4、既然被上诉人主张是重新立借据，但2015年1月27日的借款现金到底是怎么回事？5、既然被上诉人主张是2014年10月15日通过罗灶莲借款200万元而来，当时已经立有借据，该借据是否存在？为何没有相关材料证实？
三、一审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10月15日罗灶莲转给上诉人的194万元是否为邓卫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一审认定该事实仅仅依靠没有出庭作证的罗灶莲的所谓“说明”，况且该说明属于言辞证据、主观性的证据，而客观性证据确是被上诉人通过贷款银行支付货款给罗灶莲，罗灶莲再转款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直接转款给上诉人，而罗灶莲转款给上诉人的用途也是空白的，没有注明的，何来借款一说？2、一审认定本案2015年1月27日的借据为重新立据行为，但仅仅凭被上诉人代理人在第二次开庭的一面之辞，而且对借据上“现金”一说法，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合理的解释。3、关于2014年10月15日借款给上诉人朋友的利息利率到底是多少？为何200万元借款转账仅仅为194万元？利率是否为3分（刚好为一个月利息）？认定该事实显然证据不足，事实不清。4、被上诉人是否为高利转贷？一审仅仅以不能超过银行利率的四倍为由解释，但根本没有认定本案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从中国邮政银行贷款支付货款的利率为年利率8.10%，即一年还贷利息为162000元，每月应偿还给邮政银行的利息则为13500元，而被上诉人自己主张的一个半月利息6万元，即每月利息为4万元，即一年的利息为48万元，二者一比较，被上诉人每月按照被上诉人自己承认的也赚取了利息差额26500元，全年利息差额为318000元，这不是巨额的高利转贷又是什么？
四、实体处理不公。由于上诉人在客观事实上没有向被上诉人借一分钱，2015年1月27日被上诉人没有借出一分钱给上诉人，现在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偿还400000元，不公正。
五、适用法律不当。1、关于举证，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既然被上诉人起诉和主张的是2015年1月27日的借款借据，被上诉人理应负担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该天确实借款给上诉人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偿还400000元，实际上要求上诉人负担举证，甚至上诉人负担举证证明重新立据，显然属于适用举证倒置法律规定，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由于本案涉及高利转贷，应当适用刑法高利转贷法条规定和最高法院关于高利转贷解释规定，但一审未予适用。
综上，一审判决程序上严重违法，认定主要事实错误，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严重不公、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法律的公正实施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出上诉，望判如所求。
上诉人陈锦兴在二审中补充意见如下：1、一审认定主要事实错误。(1)错误认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兴县支行2014年10月15日发放给被上诉人邓卫强的2000000元属于借款，客观事实上该“借款”属于银行的贷款性质，不是民间借款；(2)错误认定2014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邓卫强从罗灶莲账户转给上诉人陈锦兴的194万元属于邓卫强的财产；(3)错误认定2015年1月2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借款结算。(4)按照被上诉人的陈述，案外人借款后仅仅归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客观事实上，不仅归还本金160万元，还归还每月按照约定3分计算的利息，还了3个月利息共180000元，故案外人实际尚欠罗灶莲的本金194万元-18万元-160万元=16万元。(5)错误认定本案2015年1月27日的借据属于重新立据。实际上，2014年10月15日罗灶莲转款给陈锦兴，陈锦兴再按照邓卫强的意思转给案外人，款项为194万元，邓卫强约定案外人的利息为月息3分，故在转款时先扣除6万元；而2015年1月27日陈锦兴立据的新借款400000元，借款利率有两种约定利息按银行。因此上述两次借款显然金额、期限、借款人、出借人、出借方式等均不相同。(6)错误认定2014年10月15日邓卫强通过邮政银行贷款转账支付给罗灶莲的200万元不是货款，而是借款。
2、一审认定主要事实不清。2014年10月15日邓卫强通过邮政银行新兴县支行支付给罗灶莲的款项性质是货款还是其他款项？2014年10月15日罗灶莲账户转出的款项194万元属于罗灶莲的还是邓卫强的？理由？2014年10月15日之后，有无还款，偿还的本金还是利息？还了所少利息？
3、本案开庭思路：1、本案起诉的是2015年1月27日借款400000元，该事实主张己证实不成立；一是陈锦兴当天没有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一分钱现金；二是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现金借款的证据（如支付现金400000的资金合法来源、支付时间、地点，单独支付还是与其他人在场一起支付，是立借据之前支付还是之后支付？三是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无法提供现金支付证据后改称当天确实不存在现金借款400000元的事实，实际上己经确认本案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2、被上诉人改称重新立据，该主张也不能成立，主要理由有：如是重新立据的话，必然存在之前的借据，而事实上不存在之前的借据；本案借据载明的内容明确为现金，不是转账，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之前存在任何现金借款的证据。被上诉人主张的重新立据“事实”也不能成立：如果是重新立据，之前的借据内容如何？何时何人立的？原件在哪里？200万元巨款没有书面借据，完全不符合常理；且说明该200万元或194万元款项性质非借款，而是其他往来款项；现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2000000元借款借据存在，如果是立借据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借款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可能遗失借据吗？3、本案实际上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本案2015年1月27日借据约定的法律关系；一是2014年10月15日邓卫强通过邮政银行付货款给罗灶莲，罗灶莲账户转款194万元给上诉人陈锦兴，陈锦兴再转账给实际借款人江汉林指定的江观生的账户。但本案一审将两个不同法律关系混合为一，明显违背了一案一审、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
上诉人陈锦兴在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江汉林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本案实际借款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二、上诉人的中国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上诉人在2014年10月15日收到被上诉人的转款后，按照被上诉人及罗灶莲的要求将款项分三笔以转账方式转到实际借款人江汉林指定的账户，即江汉林的父亲江观生的账户，江观生的账户是6228493508000XXXXXX，开户银行与上诉人开户行一致，第一笔88万元和第二笔100万元都是在2014年10月15日，第三笔是10月17日7万元，案外人江汉林已向被上诉人写了借据，而且还以江汉林所有的三台车提供了担保，其中一台是路虎，一台是卡宴，另一台不清楚，实际上本案的借款人不是上诉人。
被上诉人邓卫强答辩称：一、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公正。第一，关于诉讼费用问题。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起诉状以及一审的判决书，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以及利息（从2015年1月27日计算至2015年10月17日按月利率1%计算为34666.66元；从2015年10月18日起至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详见诉状）。故按照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本案受理费7819.99元是依法收取的。第二，一审判决未支持被上诉人关于利息的诉讼清求，虽然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受理费7819.99元，财产保全费2720元由上诉人承担，但原审法院后来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了（2015）云新法民二初字第4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处笔误更正为本案受理费7819.99元，由被上诉人负担519.99元，上诉人负担7300元，财产保全费2720元由上诉人负担。因此，该处己经依法更正，并不存在不合法、不公正之处。第三，上诉人歪曲本案的的客观事实。事实上，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15日借给上诉人的200万借款是来源于被上诉人在邮政储蓄银行办理的房产抵押贷款，该贷款用来购买材料，但当时由于上诉人急需用钱，且上诉人提出借款200万元，利息给我6万元，借款时间为一个半月，并就此签订了借据并约定“现借到邓卫强人民币200万元，月利息2%,期限一个半月”。之后，上诉人偿还部分款项后，重新确立的借据约定月利率按1%计算。据此，两次约定的利息均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最高利率上限的标准，不属于高利贷行为。且根据我国《刑法》第175条“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26条“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二）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的规定，本案不符合高利转贷罪的构成要件。第四，上诉人在2015年1月27日立下的《借据》，是双方对尚欠的借款进行结算，重新确立的欠款数额。该款确实是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的，是真实存在的，具有合法性、客观性。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规定，被上诉人不存在该规定所罗列的情形，本案不属于虚假诉讼。第五，关于审理2015年1月27日的借款事实，被上诉人补充2014年10月15日借款的缘由是对审理2015年1月27日的借款一案事实和理由部分的补充，虽然前后是两个法律行为，但是属同一法律关系，且被上诉人对2014年10月15日的借款并无诉请，提出该事实主要是为了证明2015年1月27日的借款是真实存在的。故本案审理的程序并无违法之处。
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第一，关于罗灶莲的身份情况、职业以及与被上诉人是何种关系等并不是本案的主要事实，且在一审的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部分已经明确了罗灶莲为被上诉人大嫂，以及就该款项的缘由、转款情况予以了说明。第二，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被上诉人己经在起诉状上予以了明确，一审判决也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不支持并论述了理由。第三，综上所述，2015年1月27日签下的《借据》是双方对尚欠的借款进行结算，重新确立的欠款数额。第四，按照交易的惯例，一般当借款人清偿借款后，出借人理应把《借据》予以归还。木案中，由于上诉人只清偿了部分借款，那么原《借据》返还给上诉人，上诉人对尚未清偿的借款重新确认并签下《借据》给被上诉人收执是合法合理的。
三、一审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第一，上诉人只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在一审法庭上称当时立下《借据》，并交付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给被上诉人收执，但被上诉人未交付过借款上诉人。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对立下《借据》是无异议，上诉人是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且长期从事金融放贷生意，立下《借据》并交付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而未收到借款，其既不向被上诉人讨回原始《借据》及《国有土地使用证》，也未进行报警处理，不合常理，其也没有作出合理说明，而被上诉人不但提供了《借据》，且对该借款事实予以了充分的说明以及提交了相关的转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借款来源。现上诉人没有新的证据推翻一审判决，故其上诉主张不成立。如上诉人否认借款的，那么，罗灶莲下一步将起诉上诉人将194万元退还给她。第二，关于2014年10月15日的贷款，本金200万元，借期一个半月，利息6万元，经计算可得月利率为2%，且当时签订的借据也约定了月利率2%，该事实无需证明。另外，该利率的多少与本案并无多大的联系。
四、本案实体处理公平、公正。根据本案的证据显示，借款是客观的事实。被上诉人要求清偿借款也是合情合理的。
五、本案适用法律正确。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被上诉人起诉时已经提供了《借据》并在庭审过程中作出了充分的说明，及提供了相关的交易明细、转款凭证等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故本案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第二，本案并不涉及高利转贷，不需要适用刑法。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邓卫强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陈锦兴对于邓卫强于2014年10月15日通过罗灶莲的银行账户向陈锦兴账户转入194万元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但就认为该款项不是邓卫强所有，邓卫强无权在本案中主张，同时认为该194万元的实际借款人是案外人江汉林而非上诉人，且江汉林已归还了借款。陈锦兴还表示其于2014年10月15日收到罗灶莲转入的194万元时并不知道该资金的来源。
原审法院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2015）云新法民二初字第433号民事裁定，对一审诉讼费的笔误部分作出了补正。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1、邓卫强是否交付了借款，双方是否成立借款关系。2、本案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陈锦兴认为邓卫强没有交付据以起诉的2015年1月27日的借据中约定的借款40万元，故主张双方的借款关系不成立。对此，邓卫强在一审中陈述表示陈锦兴于2014年10月期间向其借款200万元，邓卫强在银行贷款后通过罗灶莲的账户向陈锦兴的账户汇入194万元而出借款项，在陈锦兴归还部分款项后经双方重新结算而形成本案借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邓卫强依据借据主张陈锦兴还款，在陈锦兴于一审抗辩没有收到邓卫强出借的款项情况下，邓卫强在一审中就该借据的形成、借款的经过、借款金额、款项的交付等事实作出陈述，并提供了个人额度借款合同、个人额度借款支用单、个人贷款借据、账户交易明细、个人贷款受托支付转账凭证、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分户账信息、证明和确认书等证据，以证明借款交付的事实，且在二审中，陈锦兴对于邓卫强于2014年10月15日通过罗灶莲的银行账户向其的账户转入194万元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据此可以确认邓卫强已向陈锦兴交付借款194万元的事实。现上诉人提出该194万元的实际借款人是案外人江汉林而非上诉人，且江汉林已归还了借款的主张，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应由陈锦兴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陈锦兴二审提供的其银行卡交易明细及江汉林的身份证复印件，无法证实其主张的事实，邓卫强亦不予认可，故陈锦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外，陈锦兴认为涉案194万元款项是从罗灶莲账户汇入而不属于邓卫强出借的，邓卫强无权主张。由于邓卫强已提供了个人贷款借据、账户交易明细、个人贷款受托支付转账凭证等证实借款来源、流向的证据，表明邓卫强对该194万元拥有处分权并通过罗灶莲账户汇入陈锦兴的账户，罗灶莲对于邓卫强在本案中主张权利亦无提出异议，且陈锦兴亦无提供除立下本案借据外而合法占有该194万元的依据，因此，原审法院采纳邓卫强的主张，借据是双方经对上述借款结算确认后于2015年1月27日重新立据而形成，且双方重新结算形成新借款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确认。陈锦兴提出没有借到借据中的40万元款项而不存在借款关系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陈锦兴认为邓卫强出借的款项是先扣除了一个月的利息6万元即月利率3%，从而主张邓卫强构成高利转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及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借贷资金又高利转借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规定，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是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资金是套取金融机构所得，而陈锦兴表示其在收到涉案194万元借款时并不知道资金来源，即双方成立的借贷关系不存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无效情形，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在借款合同有效情况下，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无论是陈锦兴所认为的按月利率3%（即年利率36%）计算一个月利息6万元，还是双方在重新立据中约定的利息“按银行现行利率，按1%计算”，均未超出该司法解释关于最高利率上限的标准。因此，陈锦兴主张原审法院违反先刑后民的原则而存在程序违法，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因陈锦兴逾期未归还借款，责任在于陈锦兴，其应承担还款义务，原审法院支持邓卫强要求陈锦兴归还借款40万元的诉求，合法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原审法院对邓卫强诉请从借款之日2015年1月27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亦予维持。
至于陈锦兴提出的一审诉讼费计算有误的问题，原审法院作出（2015）云新法民二初字第433号民事裁定书，对诉讼费的笔误问题作出补正，如陈锦兴仍认为一审诉讼费计算有误，可根据《诉讼费缴纳办法》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的规定，可以向原审法院请求复核，由原审法院作出处理。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陈锦兴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19.99元，由上诉人陈锦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建勇
审 判 员 罗晓红
代理审判员 陈洁涛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冯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