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4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口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文昌大道与人和路交叉口东北角。
法定代表人：窦中正，该联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灿，河南崔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伟，河南崔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郸城县支行，住所地河南省郸城县新华路304号。
负责人：周永蔚，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子明，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方，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周口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市区农联社）因与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郸城县支行（以下简称郸城县农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07）周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市区农联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灿、葛伟，郸城县农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子明、杨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市区农联社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市区农联社不承担郸城农行存款转出280万元70%的责任，由郸城农行承担该280万元转出并无法收回给市区农联社造成的全部损失。事实与理由：1、郸城农行违反银行业的基本业务操作规范，怠于行使权利是造成市区农联社存款非法转出挪作他用，且无法收回的根本原因。特种转账传票不得跨行使用，只能作为银行内部转款使用；在转账传票上的印鉴与预留印鉴不一致的情况下不应将款项转出；司法机关已将上述款项全部追回，郸城农行未主张权利。2、特种转账传票上加盖印章的行为是杨永朝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市区农联社；杨永朝个人行为对280万元的转出，且无法收回这一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郸城农行答辩称：根据相关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涉案款项是杨永朝以挪用公款的形式取走，杨永朝对外代表市区农联社，因此郸城农行不承担责任。
郸城农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本案中280万元存款挪用的后果应由市区农联社自行承担。2003年8月13日，市区农信联社将600万元转入其在郸城农行的账户后，2003年8月23日，郸城农行按照杨永朝的要求转入郸城农联社280万元，该转款行为经市区农联社签章确认，郸城农行是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虽然有一枚个人印章与预留印鉴不符，但这只是违反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并不足以导致合同行为无效。杨永朝是市区农联社的法定代表人，要求郸城农行转款280万元系其职务范围的行为，属于法人行为，该280万元转款行为有效。2、本案300万元通过现金支票被支取的后果，也应由市区农联社承担。从王锐、张东升、杨永朝挪用公款刑事案卷中可以看出，确曾有人持300万元现金支票支取了市区农联社账户内的款项，该现金支票上有市区农联社的全印鉴，虽然郸城农行丢失了300万元现金支票的原件，但该笔业务确实发生。3、原审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涉及刑事与民事纠纷的交叉，虽然杨永朝挪用公款，但郸城农行与市区农联社建立了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不因刑事犯罪而无效，郸城农行的转款行为是有效的。
市区农联社答辩称：本案600万元存款及其利息均应由郸城农行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首先，对于280万元的转出，郸城农行违规以特种转账传票的形式跨行转账，且转账传票上的印鉴与预留印鉴不一致，将280万元违法转出，应承担责任。其次，对于300万元现金支票支付的问题，郸城农行并未提供现金支票的原件。再次，该600万元被转出后，郸城农行仍向市区农联社出具600万元存款的对账单，这进一步证明上述款项的转出是其违规所转，其应向市区农联社承担全部的本息支付责任。应驳回郸城农行的上诉请求。
市区农联社于2007年6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郸城农行支付存款6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2、郸城农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08年10月29日，郸城农行以市区农联社原理事长杨永朝、郸城农行第一分理处主任王锐涉嫌本案600万元存款犯罪，本案民事审理结果需以刑事判决结果作为定案依据为由申请中止审理。一审法院于2008年11月4日作出（2007）周民初字第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后于2015年7月16日恢复审理。
根据市区农联社、郸城农行的上诉与答辩意见，并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本院将二审争议焦点归纳为：郸城农行应否支付市区农联社存款600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业存款利率自2003年8月13日起计付）。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8月12日，市区农联社在郸城农行第一分理处开立同业存放存款账户，户名为周口市川汇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账号为56×××61。2003年8月13日，市区农联社将600万元款项转入该账户内。后市区农联社于2006年要求支付该600万元存款本息，郸城农行称存款余额只有64757.66元，由此发生纠纷，市区农联社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一、2007年8月13日，市区农联社申请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转账日期为“2003年8月15日”的《中国农业银行特种转账传票》上加盖的“周口市川汇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财务专用章”印文、“王战友印”、“杨永朝印”及“中国农业银行郸城支行第一分理处转讫”印文与送检的各同名样本印文应分别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二、2006年6月3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周口监督分局批准周口市川汇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名称变更为周口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三、市区农联社原理事长杨永朝因涉嫌挪用公款等犯罪（包括本案争议的280万元、300万元转账两笔）于2008年12月18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09年被起诉至郸城县人民法院，2013年9月5日郸城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以杨永朝死亡为由，裁定“对被告杨永朝终止审理”，该案件的单位犯罪部分继续审理，现仍在郸城县人民法院审理中。郸城农行第一分理处原主任王锐涉嫌挪用公款（本案争议的2003年8月23日280万元转帐）于2009年2月9日被刑事拘留，2010年8月12日，郸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0）郸刑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王锐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该判决已生效。该判决书同时载明“案发后赃款已退”。
四、本案审理期间，市区农联社放弃了要求郸城农行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五、市区农联社在郸城农行第一分理处同业存款预留印鉴（该预留印鉴未更换过）为“周口市川汇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财务专用章”、“杨永朝印”私章（法定代表人）、“宋爱荣印”私章（主管会计）。涉案的280万元特种转账支票上加盖的印章为“周口市川汇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财务专用章”、“杨永朝印”私章（法定代表人）、“王战友印”私章。
六、郸城农行陈述：2004年1月3日，市区农联社向涉案账户转入100万元，市区农联社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市区农联社原理事长杨永朝因涉嫌挪用公款等犯罪（包括本案争议的280万元、300万元）、郸城农行第一分理处原主任王锐涉嫌挪用公款（本案争议的280万元）被刑事侦查、起诉，因须等待刑事案件确定侦查机关起诉的挪用公款罪是否成立，以确定本案转款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本案涉及的300万元现金支票原件丢失，但有复印件。侦查机关也对该300万元予以了侦查，该复印件上的印章是否为市区农联社印章也须等待刑事案件处理结果。一审依法裁定中止审理。现王锐案件已经判决且生效，杨永朝一案因杨永朝死亡，涉及本案的部分已经终止审理。现本案中止审理的事由已消失，应恢复审理。郸城农行认为本案涉及的300万元现金支票原件灭失，属于犯罪行为，本案应继续中止审理等待侦查处理结果的理由，不予支持。
2003年8月13日，市区农联社在郸城农行存款600万元，该事实郸城农行也予以认可，双方形成同业存款法律关系。根据该法律关系，市区农联社享有请求郸城农行支付存款本息的权利；郸城农行负有根据市区农联社的请求支付存款本息的义务。郸城县人民法院生效的（2010）郸刑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判决王锐犯挪用公款罪并处以刑事处罚，应认定支取涉案280万元款项的行为属于个人犯罪行为，而非单位行为。但涉案280万元特种转账传票上加盖的市区农联社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经鉴定属实，市区农联社对该款项被犯罪分子盗用公章挪用具有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郸城农行按照规定，应对涉案280万元特种转账传票上加盖的印章与市区农联社预留印鉴进行审查，如不符，不应办理转款手续。但郸城农行在涉案280万元特种转账传票上加盖印章与市区农联社预留印鉴不一致的情况下，即办理了该280万元的转款手续，对该款项被犯罪分子挪用具有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综合本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市区农联社承担该280万元的70%的责任、郸城农行承担30%的责任为宜。因此市区农联社请求郸城农行支付600万元存款中280万元及利息诉讼请求合理部分，即84万元及其利息，280万元中的196万元（280万元-84万元）自存款之日2003年8月13日至转账之日2003年8月23日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郸城农行辩称，市区农联社已分别支取了300万元、63万元、60万元的理由，因其提供的转款300万元、63万元、60万元的现金支票无原件予以核对，杨永朝刑事案件未对涉案300万元现金支票上的印章是否为市区农联社单位预留印鉴印章予以确认，市区农联社也不予认可，该辩称理由不予采纳。郸城农行陈述2004年1月3日，市区农联社向涉案账户存入现金100万元，因市区农联社不予认可，郸城农行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事实，不予认定。市区农联社请求郸城农行支付涉案600万元中280万元以外部分，即32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郸城支行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周口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业存款本金404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业存款利率自2003年8月1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郸城支行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周口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业存款本金196万元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业存款利率自2003年8月13日起计算至2003年8月23日止）。如未按照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市区农联社负担13800元，郸城农行负担40000元。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2010）郸刑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2003年8月23日，被告王锐利用其担任郸城农行第一分理处主任的职务便利，在与杨永朝、张东升、韩典共同商量后，将周口市川汇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在郸城农行第一分理处的同业存款账户内的280万元挪作他用，用于归还河南旭日纺织有限公司在郸城农联社的欠款。立案前赃款已退。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中有市区农联社原理事长杨永朝的证言，该证言内容为：“2003年6月的一天，王锐到周口找到我说能否让川汇区农联社往他们那存点款，2003年8月的一天，我把600万元存到郸城农行第一分理处，没多长时间，张东升提出他单位在郸城农联社贷的280万元一直还不上，郸城农联社催款很急，能不能让我想想办法，我让张东升给我写了一个280万元的借条，同时让韩典在借条上作了担保还款的签字，这时王锐害怕自己承担责任，提出让我在借条背面写了一个授权放款的证明。川汇区农联社在郸城农行第一分理处存款600万元对过账，对账单和利息清单是王锐具体操作的，送到川汇区农联社结算中心。是我安排王锐这样做的，我给王锐安排对账单和利息清单按本金600万元计算，不能显示已转出280万元的情况。
2、2003年11月11日的现金支票复印件上显示的个人私章为“杨永朝印”和“王战友印”。
3、郸城农行在本案所涉款项被转出或支取后，仍向市区农联社出具存款本金为600万元及其相应存款利息的对账单。
本院认为：一、对于郸城农行应否对本案所涉280万元及利息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市区农联社以“郸城农行违反银行操作规程”为由主张郸城农行应承担该280万元的支付责任；郸城农行以“郸城农行是按照市区农联社时任法定代表人杨永朝要求将280万元转出”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该280万元的支付责任。从市区农联社时任法定代表人杨永朝在王锐挪用公款一案中的证言可看出，该款项的转出是经市区农联社时任法定代表人杨永朝同意的，但郸城农行在特种转账传票上的印鉴与预留印鉴不符的情况下将该款项转出，且王锐已被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因此该款项的转出是由双方共同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其应承担与其各自过错相适应的责任。原审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判决市区农联社70%的责任，郸城农行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市区农联社主张郸城农行应承担全部责任及郸城农行主张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郸城农行应否对本案300万元及利息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郸城农行虽然主张其不应承担该300万元的支付责任，但其并无证据证明该300万元的支取系经市区农联社的同意，其不能提供该300万元现金支票的原件，该300万元现金支票的复印件上加盖的私人印鉴“王战友印”与预留印鉴的“宋爱荣”亦不一致，且在该款项被支取后，郸城农行仍向市区农联社出具账户存款本金为6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银行对账单。因此该300万元的被支取系郸城农行的过错行为所造成，郸城农行应承担向市区农联社支付该300万元款项的责任。郸城农行主张其不应承担该款项支付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市区农联社与郸城农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周口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14980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郸城县支行负担388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焦 宏
审 判 员 周 会 斌
代理审判员 袁 方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赵登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