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民终28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桥训，男，汉族，1971年3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英，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高新区支行。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春园路*号。
负责人：赵刚，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明、贾曦，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襄阳市群众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春园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圣红，湖北亘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文俊，男，汉族，生于1963年8月24日，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谢桥训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高新区支行（下称农行高新区支行）、襄阳市群众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下称群众物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0691民初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谢桥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英，农行高新区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曦，群众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圣红、卢文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6）鄂0691民初47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农行高新区支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赔偿金32640元、缴纳自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由被上诉人农行高新区支行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虽然谢桥训的工作单位名称几经变更，但是农行高新区支行是用人单位的责任主体，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农行高新区支行应当为谢桥训缴纳自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二、双倍赔偿金的起点应该是1998年，补偿系数是16，工资参数按照2013年襄阳市市区最低工资标准1020元确定。
被上诉人农行高新区支行辩称：服从原判。
原审被告辩称：服从原判。
农行高新区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农行高新区支行不予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32640元；二、判决农行高新区支行不予承担为谢桥训缴纳自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16147.65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用10元由谢桥训和群众物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谢桥训述称：1992年其到农行樊西支行上班，从事水电维修工作，1998年时，其与农行樊西支行之间协商算断其工龄。之后，其被农行樊西支行返聘，并签订了劳动合同，继续在农行樊西支行的原工作岗位上从事水电维修工作，其与农行樊西支行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支持该项主张，其提供了“潘汉洲”、“闫本华”、“庄友清”、“王忠金”出具的书面证明，以及收条复印件和视频资料各一份。经质证，农行高新区支行及群众物业公司均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身份无法核实，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农行高新区支行还认为收条属于谢桥训与农行樊西支行之间的来往，与其无关。群众物业公司认为收条系复印件，且收条中注明的名字与谢桥训的名字不一致。谢桥训为支持其与农行高新区支行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主张，还申请了证人石某、黄某出庭作证。证人石某出庭陈述：自1993年开始，谢桥训开始在其经营的五金店买东西，期初是每次都结账，后来买的东西多了就由办公室主任来结账；从1995年、1996年之后开始记账，2014年谢桥训不在农行了，也就未来我的五金店买东西了；2012年农行合并后，就由谢桥训持赵云提供的发货单拿货，由赵云来结账。证人黄某出庭陈述：2007年左右谢桥训在樊东农行行政科做水电工，其所居住的樊东农行家属院的水电改造由谢桥训在处理，但不清楚谢桥训在樊东农行做水电工到何时为止。经质证，农行高新区支行认为证人石某的陈述意见并未能证明谢桥训与农行之间的关联性，不能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农行高新区支行对证人黄某陈述的事实过程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谢桥训与其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群众物业公司认为如果能够确认赵云、陈礼进二人的身份，则认可证人石某的陈述意见；群众物业公司对证人黄某的陈述意见无异议。谢桥训还述称：2009年，樊东农行与农行樊西支行合并为农行樊城支行，农行樊城支行的办公地点为襄阳市××号，之后其仍在农行樊城支行行政科做水电工，当时有工作就听安排，无工作去签个到就呆在行政科办公室；2011年，农行高新区支行的办公地点迁至春园路××号，农行樊城支行迁至襄阳市××路××号，农行高新区支行当时接收了农行樊城支行包括谢桥训在内大部分人员，其仍在原岗位工作。针对谢桥训述称的上述工作经历，农行高新区支行认为其于2011年迁至春园路××号时，谢桥训是在其单位从事水电工作，但其是按照外包协议的约定对谢桥训进行的管理；2009年樊东农行与农行樊西支行合并为农行樊城支行后，就已经签订了外包协议，谢桥训虽在农行工作，但其劳动关系并不属于农行；谢桥训的工作地点虽然没有变动，但他已经属于外包人员，不是农行的员工；群众物业公司将谢桥训外派到农行高新区支行工作，用人单位应为群众物业公司，农行高新区支行只是用工单位，谢桥训与农行高新区支行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谢桥训还述称：自2011年开始，农行告诉其工资由群众物业公司代发，需到群众物业公司领取工资；之后其一直在群众物业公司领取工资，直至2014年6月。另外，谢桥训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陈述“2014年7月，群众物业公司电话通知其自2014年7月份不要再去上班了，并未办理任何手续；其找物业公司问情况，物业公司称其为农行的人，让其找农行；其又找农行领导，要求继续上班，农行说不管”。
原审另查明，2009年7月9日，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樊樊东支行（下称樊东农行）经批准名称变更为农行樊城支行。同日，农行樊西支行经批准终止营业。2009年8月5日，樊东农行到工商行政部门进行了相应名称变更登记。2011年12月14日，农行樊城支行经批准从襄阳市××新区××号迁址到襄阳市××区××路××号。2011年12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余岗支行（下称农行余岗支行）经批准从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53号迁址到襄阳市××新区××号，同时名称变更为农行高新区支行。2012年2月3日，农行余岗支行到工商行政部门进行了相应名称变更登记。原审庭审中，农行高新区支行提供了其与群众物业公司签订的两份《服务外包合同书》，签订时间分别为2013年1月1日和2014年1月，上述外包合同约定甲方（农行高新区支行）将春园路机关院、三元路、董台、王寨、汉江、七桥、三五四二、柿铺、建设路综合楼、建设西路、一桥北、前进路、幸福小区等处治安物业委托乙方（群众物业公司）管理，实行有偿服务，合同期限分别为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和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另外，农行高新区支行还提供了2010年和2011年原农行樊城支行与群众物业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复印件，该两份合同均约定群众物业公司提供给农行樊城支行的服务项目为所属小区大门的值勤、小区内治安秩序管理与门卫护卫，安排给农行的服务人员为护卫和保洁人员，均无水电工；2011年的服务合同约定的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谢桥训在农行高新区支行工作期间，农行高新区支行未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谢桥训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了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17784元和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3085.6元。2015年5月19日，谢桥训以农行高新区支行为第一被申请人、群众物业公司为第二被申请人向襄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被申请人：一、为其补缴1992年10月至2012年12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对2013年1月到2014年7月期间个人自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33410.4元承担赔偿责任。二、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600元（1020元×16月×2倍）。三、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300元（1020元×16月）。四、两被申请人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市仲裁委经过处理，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襄劳仲裁字[2015]第88号仲裁裁决，裁决：一、第一被申请人（农行高新区支行）支付申请人（谢桥训）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2640元；二、第一被申请人依法为申请人缴纳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支付申请人养老保险费13494.29元（18892元×20/28）、医疗保险费2653.36元（3316.7元×8/10）；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农行高新区支行对该裁决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因农行高新区支行对谢桥训陈述的工作经历无异议，故对谢桥训陈述的工作经历予以确认。谢桥训主张其与农行高新支行、农行樊城支行及农行樊西支行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农行高新区支行因此应对其承担相关劳动权益的主体责任。农行高新区支行认为谢桥训是群众物业公司派遣到其单位工作的，其单位是按照外包合同对谢桥训进行的管理，谢桥训的工资也由群众物业公司发放，其单位与谢桥训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其一、农行高新区支行于2011年12月份迁址到襄阳市××号办公，其亦认可当时谢桥训在其单位从事水电工。其二、农行高新区支行提供的2010年和2011年的服务合同中，均明确约定群众物业公司安排给农行的服务人员为护卫和保洁人员，无水电工岗位和服务人员。综上，农行高新区支行虽然提出抗辩，认为谢桥训是群众物业公司派遣到其单位工作，并提供了2013年和2014年的服务外包合同佐证，但该外包合同中虽然附有谢桥训的名字及其工作岗位，却亦仅能反映此期间的相关事实，而无法反映2013年之前谢桥训工作关系的转换过程。由此，可以认定2012年12月31日之前，谢桥训在农行从事水电工工作。对于2012年之后谢桥训是否由农行高新区支行转到群众物业公司工作，以及如何转到群众物业公司工作的事实，农行高新支行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能举证证明，对此，农行高新支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农行高新区支行提出的谢桥训是群众物业公司派遣到其单位工作的，其单位是按照外包合同对谢桥训进行的管理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按照谢桥训的上述工作经历，其于2011年12月份自农行高新区支行迁址到襄阳市××号办公后一直在农行高新区支行从事水电工，在此期间，谢桥训接受农行高新区支行的工作安排，服从其日常管理，双方在地位上具有从属性，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加之农行高新区支行亦向谢桥训支付了劳动报酬，而农行高新区支行又符合用人单位的资格条件。故根据上述事实及双方之间的行为性质，本案农行高新区支行与谢桥训之间已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其双方之间应自2011年12月起建立事实劳动关系。故农行高新区支行提出其与谢桥训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对于2011年12月之前，谢桥训在农行樊城支行及农行樊西支行从事水电工期间，其与上述两个银行之间是否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谢桥训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对于谢桥训主张其自1998年至2011年12月期间与农行樊城支行及农行樊西支行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自2014年6月底以后，农行高新区支行不再安排谢桥训工作，应视为农行高新区支行单方解除与谢桥训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农行高新区支行没有合法的理由解除与谢桥训之间的劳动关系，故其单方解除与谢桥训之间劳动关系的行为应属违法，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按照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向谢桥训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经济补偿金按照谢桥训在农行高新区支行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计算。故农行高新区支行应向谢桥训支付的赔偿金为6000元（1000元×3×2）。谢桥训要求支付赔偿金中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农行高新区支行要求不予支付谢桥训赔偿金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作为用人单位，其依法应为谢桥训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未缴纳，故谢桥训要求赔偿其自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按照襄阳市执行的社会保险费缴费比例标准，基本养老保险中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20%，职工的缴费比例为8%，基本医疗保险中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8%，职工的缴费比例为2%；据此，农行高新区支行应当赔偿谢桥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中的71.4%（20/28）和基本医疗保险费中的80%（8/10），分别为12697.8元和2468.5元。谢桥训向市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后，市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裁决，支持了其部分仲裁请求，驳回了谢桥训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二被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仲裁请求。而谢桥训对此未提出权利主张，故应视为谢桥训已放弃了上述未获仲裁裁决支持部分的权利主张。为尊重当事人的权利选择，不再对谢桥训该两项请求予以评判和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农行高新区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桥训支付赔偿金6000元。二、农行高新区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桥训赔偿基本养老保险费损失12697.8元、基本医疗保险费损失2468.5元。三、驳回农行高新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谢桥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农行高新区支行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农行高新区支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现结合本案证据分析评判如下：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确定双倍赔偿金的补偿系数和工资参数。一、原审判决对于谢桥训与农行高新区支行自2011年12月至2014年6月底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之后，农行高新区支行违法终止劳动关系，应当支付双倍赔偿金，以及农行高新区支行赔偿基本养老保险费损失12697.8元、基本医疗保险费损失2468.5元的认定是适当的，农行高新区支行在二审中亦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二、中国农业银行襄阳市分行襄农银襄发【2011】320号文件等在卷书证能够证明，谢桥训自1998年被农行樊西支行返聘后，主要工作地点的农行的名称因为农行内部各个支行之间相互撤并整合，先后变更为樊东农行、樊城支行、农行高新区支行，变更期间，谢桥训仍然是水电工岗位，只能被动地接受用人单位的变换，没有自主选择用人单位的权利，此种情形下，用人单位的劳动责任应当由终止劳动关系时的用人单位即农行高新区支行承担，相应地，双倍赔偿金的补偿系数应当从1998年起算，谢桥训主张按16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终止劳动关系前，谢桥训的工资1000元低于2013年襄阳市市区最低工资标准1020元，应当纠正工资参数为1020元，那么，双倍赔偿金为32640元（1020元×16×2）。三、谢桥训要求农行高新区支行缴纳自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不是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691民初4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农行高新区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桥训赔偿基本养老保险费损失12697.8元、基本医疗保险费损失2468.5元；
二、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691民初47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即：一、农行高新区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桥训支付赔偿金6000元。二、驳回农行高新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谢桥训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农行高新区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桥训支付赔偿金32640元（1020元×16×2）；
四、驳回农行高新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谢桥训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逾期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农行高新区支行和谢桥训各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焦静平
审判员 陈守军
审判员 黄 鹂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严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