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42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保良，男，1964年10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家兵，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景朝，男，1972年12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家兵，安徽江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茂军，男，1972年7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飞，北京建诚（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淑红，女，1975年10月1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飞，北京建诚（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保良、上诉人王景朝、上诉人方茂军、上诉人陈淑红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4民初128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保良上诉请求：1、方茂军、陈淑红返还蔡保良押金50万元；2、方茂军、陈淑红赔偿蔡保良和王景朝经济损失222818.5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方茂军、陈淑红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蔡保良向方茂军、陈淑红出具的《收条》是真实意思表示并认定合法有效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蔡保良在《收条》上签字时《收条》上仅有“收到奥迪汽车一辆”的字样，《收条》上并不存在“双方2013年8月22日签的合作协议终止、彼此无纠纷”的内容。蔡保良与方茂军之间的打架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判决以此佐证《收条》的真实性与事实不符。方茂军将奥迪车给蔡保良使用属于赠与性质，该车辆未过户，其所有权仍属于方茂军所有，鉴于其价值与蔡保良支付的押金50万元相比相差悬殊，蔡保良不可能收到该车辆就放弃追偿返还押金50万元及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二、蔡保良在一审中提交了损失赔偿的计算依据，均有相应票据对应，且蔡保良的支出符合事实，也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存在错误。
王景朝上诉请求：1、方茂军、陈淑红赔偿蔡保良和王景朝经济损失222818.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方茂军、陈淑红负担。事实和理由：王景朝在一审中提交了损失赔偿的计算依据，均有相应票据对应，且王景朝的支出符合事实，也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存在错误。
方茂军、陈淑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蔡保良、王景朝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蔡保良、王景朝负担。事实和理由：方茂军、陈淑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收条》的认定存在错误。《收条》是在蔡保良、王景朝共同对方茂军实施殴打后，经公安机关对蔡保良抓捕归案，各方经调解同意互不追责的情况下形成的，《收条》上虽然只有蔡保良的签字，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蔡保良的签字也代表王景朝。
方茂军、陈淑红针对蔡保良、王景朝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辩称：蔡保良和王景朝共同殴打方茂军后，蔡保良代表王景朝出具了《收条》，并写明《合作协议》终止，彼此之间无纠纷，故蔡保良向方茂军、陈淑红主张返还押金50万元没有依据。方茂军、陈淑红对蔡保良和王景朝主张的损失不予认可，《合作协议》已经终止。
蔡保良、王景朝针对方茂军、陈淑红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辩称：殴打方茂军是蔡保良的个人行为，与王景朝无关，蔡保良出具《收条》的行为不能代表王景朝。
蔡保良、王景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解除；2、方茂军、陈淑红返还蔡保良、王景朝100万元，并赔偿蔡保良、王景朝的损失222818.5元；3、诉讼费用由方茂军、陈淑红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22日，方茂军（甲方）与蔡保良、王景朝（乙方）签订《合作协议》，其中约定：一、甲乙双方共同承包北京一致车平谷厂废料，承包期间，方茂军占50％股份，蔡保良和王景朝占50％股份；二、由乙方支付北京一致车场押金150万元，由乙方负责一致车场开押金票，归乙方保管；三、甲方出资运输车辆3辆，乙方出资压块机2台及租场地各项建设费用，疏通费用由甲乙协商，承包期间利润甲乙双方共享，亏损共同承担。合同签订后，王景朝于2013年8月22日向陈淑红账户转账50万元，蔡保良分别于2013年8月27日、2013年8月30日向陈淑红账户转账15万元（5万元、10万元），35万元（5万元、30万元）。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上述转账中10万元系场地租赁费。方茂军与陈淑红系夫妻关系。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废料承包事宜发生争议，2014年3月10日，蔡保良将方茂军打伤，后方茂军报警。方茂军报警后，多次敦促公安机关尽快处理，并以致公党党员身份向案涉公安机关致函，最终公安机关以通缉的方式逮捕蔡保良归案。蔡保良与方茂军于2014年7月19日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方茂军不要求蔡保良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费用，不再追究蔡保良任何法律责任及民事责任，不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此案，此协议为一次性解决，双方不得再因此案发生任何纠纷。庭审过程中，方茂军提交蔡保良出具的《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陈淑红奥迪车一辆，车牌号为×××，双方2013年8月22日签的合作协议终止、彼此无纠纷”。蔡保良对《收条》质证认为，确认收到《收条》所载车辆，但蔡保良在《收条》上签字时没有“双方2013年8月22日签的合作协议终止、彼此无纠纷”字样，《收条》与本案无关。另查明，环球嘉年华（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系环球嘉年华（北京）工贸有限公司，后者持有前者100％的股权；环球嘉年华（北京）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系方茂军、孙立锋，二人分别持有环球嘉年华（北京）工贸有限公司70％、30％的股权。环球嘉年华（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陈淑红，环球嘉年华（北京）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方茂军。案涉事实发生期间，陈淑红与方茂军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定合法有效，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蔡保良、王景朝以起诉的方式表明不再履行《合作协议》，双方当事人于庭审过程中亦同意解除合同，故该院确认双方于2013年8月2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6年12月13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关于《合作协议》所涉款项，《合作协议》中约定，“由乙方（蔡保良、王景朝）出资交付北京一致车场押金150万元整，由乙方负责一致车场开押金票，归乙方保管”，亦即，本案中蔡保良、王景朝向陈淑红账户转账款项的性质系押金。《合作协议》中并未约定押金所押事项，双方当事人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押金的作用进行了其他约定，故在合同解除后，方茂军应当返还相应押金款项。庭审过程中，方茂军向该院提交蔡保良出具的《收条》，《收条》载明双方2013年8月2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终止，彼此无纠纷，方茂军据此主张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清偿完毕，双方之间已无任何纠纷。对此，该院认为，《收条》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认定合法有效。《收条》所载内容系表明蔡保良基于收到陈淑红车辆以及将方茂军打伤的事实，作出了债务免除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蔡保良无权要求方茂军向其返还相应款项并赔偿损失。蔡保良称其签字时并未有“双方2013年8月22日签的合作协议终止、彼此无纠纷”的内容，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另一方面，如《收条》确无上述字样，蔡保良既已将方茂军打伤，方茂军甚至以致公党党员身份敦促公安机关以通缉的方式逮捕蔡保良归案，而在陈淑红将车辆交付蔡保良后，方茂军却仍需返还蔡保良支付的相应款项，不合常理。故对蔡保良相关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方茂军应当返还王景朝押金50万元。关于损失，蔡保良、王景朝主张方茂军、陈淑红应当赔偿自己为准备履行《合作协议》发生的损失222818.5元及场地租赁费10万元，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该等损失实际发生，故对蔡保良、王景朝对于相关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陈淑红是否应当承担上述押金的返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陈淑红与方茂军于案涉事实发生期间系夫妻关系，陈淑红或者方茂军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债务为个人债务，故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结合押金系通过陈淑红账户支付给方茂军、方茂军亦认可收到押金等事实，该院认为，陈淑红应当与方茂军共同承担上述押金的返还义务。综上所述，对蔡保良、王景朝的诉讼请求，该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确认蔡保良、王景朝与方茂军于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解除；二、方茂军、陈淑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王景朝500000元；三、驳回蔡保良、王景朝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蔡保良、王景朝与方茂军签订的《合作协议》，系签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蔡保良、王景朝、方茂军和陈淑红对一审判决确认《合作协议》于2016年12月13日解除均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针对《收条》的认定一节，蔡保良和方茂军、陈淑红均提出上诉，蔡保良认为其在《收条》上签字时其上并无“双方2013年8月22日签的合作协议终止、彼此无纠纷”的内容，方茂军、陈淑红上诉称蔡保良签字的行为代表王景朝，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蔡保良、方茂军、陈淑红均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各自主张成立，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收条》合法有效，蔡保良签字系其个人行为，并判决方茂军、陈淑红返还王景朝5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对蔡保良、方茂军、陈淑红各自上述主张均不予支持。蔡保良、王景朝上诉提出一审判决未支持其经济损失222818.5元不当，对此本院认为，在方茂军、陈淑红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蔡保良、王景朝提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损失已实际发生，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蔡保良、王景朝、方茂军、陈淑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0元，由蔡保良、王景朝负担8800元（已交纳），由方茂军、陈淑红负担880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审 判 员 王 晴
审 判 员 杨 力
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
法官助理 苑 珊
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