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9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华紫宸，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口岸大队，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1043号。法定代表人王标，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叶炳雄，该大队民警。委托代理人彭建军，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紫宸因诉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口岸大队行政强制措施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行初字第90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4月11日晚上，被告执法人员冼某某等人在滨河路由西往东方向福田南路口设卡展开夜间常态整治行动。21时20分许，原告驾驶小轿车从滨河路转入福田南路时被被告执法人员拦停检查，被告执法人员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行驶证，原告在车内找了一会没有找到，也未能出示身份证。被告执法人员认为原告未携带驾驶证、行驶证驾车属于违法行为，告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扣留车辆，原告不肯配合并趁民警不注意，下车锁上车门后离开现场。22时许，原告返回现场，被告执法人员要求原告出示证件，原告仍然未能出示，并进入驾驶室准备发动汽车，被告执法人员予以制止，要求原告交出车钥匙，原告予以拒绝，后下车离开了现场，被告执法人员将原告驾驶的小轿车拖移至扣车场。被告出具的No:4403093000456032《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认定无名氏驾驶小轿车于2011年4月11日21时20分，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福田南路口，实施未随车携带驾驶证、行驶证弃车逃逸的违法行为（代码1109、111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规定，决定采取扣留小轿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在No:4403093000456032《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的“当事人”栏没有原告的签名，被告执法人员冼某某在该凭证的“交通警察”栏签名，并注明“当事人离开现场未签字”，落款日期为2011年4月11日。上述事实描述日期和落款日期均存在涂改，均将日期由14日涂改为11日。深圳市公安局莲塘派出所出具的编号为A4403035700002011040104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的“报案内容”栏载明：“2011年4月12日12时29分，我所接‘110’转事主华紫宸报称：2011年4月11日晚上其停放在福田南路星雅轩酒店对面马路边的白色宝马车被福田口岸交警大队协管和交警扣走，2011年4月12日上午其赶往莲塘口岸大队扣车场欲将车内的钱取出，其到达莲塘口岸大队扣车场检查车内物品后发现放在车驾驶位下面的人民币一万元被盗。”原告在深圳市公安局莲塘派出所2011年4月21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后来在2011年4月12日上午我又打电话给口岸交警大队，才得知我的车被扣到莲塘口岸大队扣车场了，我是当天中午12时左右赶到该扣车场的，想把车里的钱先取出，并问里面的工作人员我车被扣时车门没锁，车里有钱他们检查没有，里面的人答应说交警拍了照片，至于钱的事情他停车场不知道。后来停车场有一个工作人员就带着我到我车里检查，我在我车的驾驶位下面没有找到我的那一万元人民币，当时我就打110报警，你们莲塘派出所有人到现场对扣车场里一个姓刘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他又跟派出所的人说交警拍了照片但未检查座位底下，派出所的人当场对我的车拍了照片和进行勘验检查，他们都见到我的行驶证、驾驶证和6本存折等物品都在车里。”庭审中，被告确认莲塘扣车场是其扣车场。2014年6月19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称至今未收到被告对拖车行为及扣车行为出具的任何书面法律文件，诉请如前。被告主张，原告虽多次要求被告放车，但拒不到被告窗口接受处理，导致其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修正)》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被告于2011年4月11日作出No:4403093000456032《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原告的小轿车。本案证据虽不足以证明被告向原告送达了上述扣车凭证，但不能否定被告扣车事实的存在。深圳市公安局莲塘派出所出具的A4403035700002011040104《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及2011年4月21日的询问笔录也证实，原告至少在2011年4月12日知道其小轿车被被告扣留的事实，因此，原告对被告作出的扣车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最迟应在2年内即2013年4月12日前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原告直至2014年6月19日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上述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未提出正当理由，因此，对于原告的起诉应不予受理；鉴于法院已受理，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所述，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华紫宸的起诉。上诉人不服该裁定，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行政裁定，并依法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是：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知道其车辆被被上诉人扣留的事实，对其做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应在2年内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认为原审对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条款错误。被上诉人做出的《强制措施凭证》未成功送达给当事人，当事人未收到《强制措施凭证》，并不清楚行政行为内容，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解释》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案行政诉讼时效应属于特殊诉讼时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上诉人原审当庭提交的《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口岸大队公安交通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系伪造的法律文书，深圳2011年全市300万车主的《强制措施凭证》均没有“或者在3个月内向福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什么只针对上诉人的法律文书上就有这些字？上诉人请法院查明。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的裁定是不公平公正的。为此，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撤销原审行政裁定，并依法改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1月13日，上诉人因车辆被被上诉人扣留及行政赔偿事项，向原审法院另行提起行政诉讼，案号为（2015）深福法行初字第411号，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拒不返还其所扣押的小轿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立即履行向原告返还其所扣押的小轿车的法定职责；3.被告支付原告的现金损失人民币10000.00元；4.被告支付原告车辆检测费人民币296.00元；5.被告（赔偿）因非法扣押原告小轿车所造成的损失人民币110万元；6.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不作出返还小轿车的处理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作出返还小轿车的处理行为；三、被告应赔偿原告小轿车的维修损失，该损失金额以宝马4S店实际维修金额为限；四、被告赔偿原告小轿车2011年5月7日的检测费人民币296元；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判决后，双方均不服，向本院上诉，案号为（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972号。本院经审理，终审判决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根据上诉人的车辆被采取扣留的行政强制措施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报警和要求返还车辆、赔偿损失的事实经过，可以确认2011年4月11日被上诉人作出了扣留上诉人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上诉人在2011年4月12日知道被上诉人作出的扣留车辆行政强制措施行为内容。上诉人对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应当在法定期限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在车辆被扣留以后，仅多次向被上诉人直接提出处理要求，而没有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直至2014年6月19日才向法院起诉被上诉人的扣留行为，导致对扣留行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但是，被上诉人扣留上诉人的机动车后一直未依法作出处理，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扣留机动车后的处理职责提起行政诉讼并附带请求赔偿，人民法院另案对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实施保护，因此本案驳回起诉并不影响上诉人权益的救济。上诉人本案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驳回起诉正确，应维持原裁定。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何连塘审 判 员  王成明代理审判员  王强力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尚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