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常商终字第4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华浙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开元区长青路1-3号通宝大厦8层B单元。
法定代表人汪特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子智、曾丽清，福建建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桐庄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南夏墅街道桐庄村。
法定代表人严益飞，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如春，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华浙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浙进出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桐庄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庄纺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4）武商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浙进出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子智，被上诉人桐庄纺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如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桐庄纺织公司一审诉称：2010年起，桐庄纺织公司与华浙进出口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桐庄纺织公司供应色织布给华浙进出口公司。现华浙进出口公司尚结欠货款300874.12元，桐庄纺织公司故请求法院判令：一、华浙进出口公司支付货款300874.12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华浙进出口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桐庄纺织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
1、桐庄纺织公司与华浙进出口公司签订的合同16份，证明桐庄纺织公司与华浙进出口公司从2010年开始发生往来，其中2010年签订5份合同、2011年签订11份合同，2012年没有书面合同，至2012年底双方结束往来。
2、增值税发票共计金额1728544.95元及付款凭证，证明桐庄纺织公司、华浙进出口公司总往来1728544.95元，桐庄纺织公司收到华浙进出口公司付款1427670.8元。
3、货运单6份，载明收货人为华浙进出口公司，送货地址为深圳，证明桐庄纺织公司将相应货物交付华浙进出口公司。
华浙进出口公司一审辩称：1、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华浙进出口公司根据桐庄纺织公司委托为其代理出口生产加工的色织布给香港客户，根据桐庄纺织公司及香港客户要求，货物交付后由桐庄纺织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给华浙进出口公司，华浙进出口公司以自己名义办理出口清关手续，收到香港客户外汇货款后，再将货款转付给桐庄纺织公司。同时在该过程中，应桐庄纺织公司要求与其补签相关购销合同。现华浙进出口公司已将香港客户支付的货款全部转付给桐庄纺织公司，不结欠桐庄纺织公司任何款项。2、桐庄纺织公司与香港客户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交易中，由张某作为两家香港客户在深圳的代理人，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向桐庄纺织公司下单，报价交货均依据张某或香港客户的直接指示，与华浙进出口公司无关。综上，请求驳回桐庄纺织公司的诉讼请求。
华浙进出口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
1、张某与桐庄纺织公司工作人员严继成间电子邮件往来及面料码单3份，邮件内容为张某向严继成确定加工单，批样从香港寄出，布料的品名与码数与合同相对应，证明合同的签订及交付均是桐庄纺织公司与香港公司的代理人履行的，实际交货并非交付给华浙进出口公司。
2、香港万嘉信纺织有限公司及香港鹏莱纺织有限公司与张某间订单合同、购货合同，张某与严继成就两家香港公司订单确认加工单的电子邮件往来，香港公司加工单及香港公司mikechan、frankiechan与严继成往来电子邮件，证明张某根据香港万嘉信纺织有限公司及香港鹏莱纺织有限公司的下单委托，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直接向桐庄纺织公司下加工单，桐庄纺织公司与香港公司亦直接邮件联系，故与桐庄纺织公司往来的主体非华浙进出口公司。
3、桐庄纺织公司开具给上海万盈服饰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2份，共计金额203442.12元，证明该发票对应桐庄纺织公司、华浙进出口公司于2011年2月26日签订的品名为MK-6351-11的合同，该合同实际收货人为上海万盈服饰有限公司（系香港万嘉信纺织有限公司在上海投资设立）。
4、华浙进出口公司工作人员陈厦英与张某电子往来，证明张某与桐庄纺织公司核对货款后，通过电子邮件指示华浙进出口公司付款，张某与华浙进出口公司之间会通过电子邮件确认结汇利率。
5、证人张某的出庭证言，张某陈述其主要工作是香港万嘉信纺织有限公司及香港鹏莱纺织有限公司在深圳的代理，香港公司返还相应业务佣金给张某。当时，朋友将桐庄纺织公司介绍给证人相识，香港公司订单转发给证人，证人再转发给桐庄纺织公司严继成，严继成与香港公司的mikechan、frankiechan都有直接联系。因为桐庄纺织公司没有出口权，证人就将华浙进出口公司推荐给桐庄纺织公司，由华浙进出口公司代理出口业务。香港公司结欠的货款并非300874.12元，因为为了出关便利，桐庄纺织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会包含其他公司的货物，实际货款金额应根据细码单计算，具体结欠金额应进行详细对账。
桐庄纺织公司、华浙进出口公司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及原审法院认证意见如下：
对桐庄纺织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华浙进出口公司认为其中2010年3月10日的合同签署时间应为2011年3月10日，对2011年12份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其余2010年4份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传真件无法确认真伪，且华浙进出口公司系应桐庄纺织公司要求补签合同并无存根保留，但华浙进出口公司同时确认合同应该是存在过。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桐庄纺织公司提供的第2组证据，华浙进出口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增值税发票是桐庄纺织公司向客户出货后开具给华浙进出口公司，由华浙进出口公司办理核销退税手续，发票与合同无法对应，不能证明实际交货。桐庄纺织公司认为发票与码单相对应，码单存根找不到了。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
对桐庄纺织公司提供的第3组证据，华浙进出口公司认为对货运单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货运单真实，交货地点为深圳而非厦门，且货运单交货时间与合同不符，不能证明货物交付给华浙进出口公司。原审法院认为，桐庄纺织公司提供的货运单外在形式符合货单的惯常样式、送货地址与华浙进出口公司提供的面料码单上代收服装厂的地址一致，对桐庄纺织公司将布料送至深圳的事实予以确认。
对华浙进出口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桐庄纺织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张某系华浙进出口公司业务员，合同的最终客户是谁与桐庄纺织公司无关，且货物交付均依据华浙进出口公司指示送到指定地点。原审法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华浙进出口公司提供的第2组证据，桐庄纺织公司对香港公司与张某之间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桐庄纺织公司与有关人员的联系均是依据张某的指示与安排，面料码单上注明收货方为香港也是应张某要求。原审法院认为，香港公司与张某之间的合同，仅有香港公司盖章，无购货方签名，该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
对华浙进出口公司提供的第3组证据，桐庄纺织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桐庄纺织公司与其他公司往来与华浙进出口公司无关。原审法院认为，该增值税发票系桐庄纺织公司与第三方之间往来交易的证明，与本案货款结算无关联性。
对华浙进出口公司提供的第4组证据，桐庄纺织公司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为即使是电子邮件真实，也是华浙进出口公司内部工作人员之间联系，且与华浙进出口公司之前陈述矛盾。该证据证明华浙进出口公司与张某之间存在行纪关系，但首次庭审华浙进出口公司陈述其与桐庄纺织公司之间存在行纪关系。对此，华浙进出口公司认为其与桐庄纺织公司、张某之间均存在代理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华浙进出口公司提供该电子邮件，张某亦认可该邮件真实性，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对华浙进出口公司提供的第5组证据，桐庄纺织公司认为证人与华浙进出口公司之间内部关系不清楚，内部合作关系不能对抗桐庄纺织公司、华浙进出口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对于证人张某的陈述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内容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起，桐庄纺织公司与华浙进出口公司之间发生往来。2010年12月至2011年，双方共签订合同16份，产品均为各类布料。截至2012年底，桐庄纺织公司共向华浙进出口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总金额1728544.95元，上述票据华浙进出口公司已经全部入账并办理出口退税手续。期间，华浙进出口公司共向桐庄纺织公司支付1427670.8元。
另查明，在双方签订合同过程中，由张某通过电子邮件向桐庄纺织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子严继成下加工单，邮件中注明万嘉信纺织有限公司或鹏莱纺织有限公司加工单，加工单载明具体商品名称、规格、颜色、数量、单价（以人民币结算）、交期等内容，部分加工单明确要求桐庄纺织公司与华浙进出口公司签订合同。另有部分订单沟通由严继成与英文名为mikechan、frankiechan的人员直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桐庄纺织公司同时依据电子邮件指示将订单货物送至指定地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桐庄纺织公司、华浙进出口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理出口关系；2、华浙进出口公司结欠桐庄纺织公司货款金额。
对于争议焦点1，原审法院认为，桐庄纺织公司、华浙进出口公司之间不存在代理出口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华浙进出口公司认为其与桐庄纺织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出口关系，但双方之间未签订任何委托代理合同，桐庄纺织公司亦未结算任何代理费用给华浙进出口公司；反之，华浙进出口公司与张某或香港公司之间虽无签订合同，但其与香港公司之间约定了高于人民银行所公布美元和人民币汇率的出口货物结算比，在香港方向华浙进出口公司汇入美元货款及华浙进出口公司向桐庄纺织公司支付人民币结算货款中赚取利润。从华浙进出口公司获取利益的方式，可以确认华浙进出口公司与香港方之间应存在代理出口关系，华浙进出口公司以自己名义与桐庄纺织公司发生贸易往来，将货物出口香港，与香港方结算出口货物汇比。其次，华浙进出口公司以签订买卖合同，收受供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及以自己名义支付货款的行为来履行与桐庄纺织公司的代理关系，不符合代理出口法律关系的行为模式。同时，在张某与严继成电子邮件往来中，张某多次表明加工单应与华浙进出口公司签订合同，故桐庄纺织公司有理由认为与其往来的主体为华浙进出口公司，加工单上方注明的香港公司仅为加工单的最终客户。综上，华浙进出口公司辩称桐庄纺织公司与其无买卖关系的意见，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2，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支付货款。本案中，华浙进出口公司辩称未实际收取相应价值的货物，但华浙进出口公司已经根据桐庄纺织公司开具的所有增值税发票对货物进行报关出口，并将增值税发票办理了退税手续；同时，张某对于收货的事实已予以确认，其提出桐庄纺织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含有其他公司的货物价值，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华浙进出口公司及张某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现桐庄纺织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及部分货运单证明货款结算金额，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截至桐庄纺织公司、华浙进出口公司往来结束，桐庄纺织公司向华浙进出口公司共计提供增值税发票金额1728544.95元，华浙进出口公司支付货款金额为1427670.8元，尚结欠金额为300874.15元，现桐庄纺织公司仅主张华浙进出口公司支付金额为300874.12元，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桐庄纺织公司、华浙进出口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华浙进出口公司应向桐庄纺织公司支付结欠的货款300874.12元。对于桐庄纺织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计算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华浙进出口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桐庄纺织公司支付货款300874.12元及该款的利息损失（自2014年1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华浙进出口公司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14元，保全费2120元，合计7934元，由华浙进出口公司负担。
华浙进出口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张某，张某与上诉人之间为代理出口关系。1、张某出庭作证时，明确认可其系案涉合同买受人，同意向被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2、上诉人根本没有实际参与本案加工单的确定及交易过程，只是根据张某委托将被上诉人加工的货物代理出口给香港公司。3、从本案加工单的协商及确定过程来看，与被上诉人联系洽谈业务的是张某，并由张某通过电子邮件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子严继成下加工单。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在加工单确定之后，在货物生产或交货时要求上诉人补签的。4、从货物的生产加工及加工过程看，被上诉人根据张某下的加工单生产加工色织布，并根据张某的指示和安排将订单货物送至指定地点进行交付。5、从货物的核对确认及支付过程看，被上诉人根据张某指示安排交付货物后，由张某与严继成分别代表买卖双方进行核对，上诉人作为出口代理人在收到香港公司支付的外汇货款后，根据张某的指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二、张某作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受人，与本案的审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应当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但原审法院仅通知张某作为证人出庭，存在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三、即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及部分货运单凭证，认定上诉人尚结欠被上诉人货款300874.15元，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1、增值税发票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交货凭证，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实际向上诉人交付了同等税票金额的货物，对此张某也予以了否认。2、货运单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无法直接证实被上诉人已履行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3、被上诉人明确系根据其制作的细码单载明的品名数量交付货物，应由其提供该细码单。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存在程序瑕疵，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桐庄纺织公司答辩称：1、双方签订有买卖合同，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后均确认抵扣并办理出口退税，且直接向上诉人支付货款，应视为上诉人确认收到发票项下的货物。2、被上诉人系通过与上诉人的委托人张某联系并最终与上诉人签约，包括合同中产品的规格、数量及交货地点，均用邮件的方式联系，张某一审作证时也确认发票项下的货物都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发运收到，香港的最终客户将货款直接汇入上诉人账户，上诉人再逐步汇给被上诉人。3、上诉人与案外人张某之间的关系，被上诉人在签约及履行合同时均不知情，上诉人与张某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告知被上诉人法律责任由张某承担。张某与上诉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上诉人可以依据其两者的合同另案起诉追偿，但不能对抗作为外部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被上诉人。4、上诉人一审主张为被上诉人代理进出口，二审主张与张某之间为代理进出口关系，其主张自相矛盾，无法采信。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应当与被上诉人结清货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诉人华浙进出口公司二审庭审中陈述：与张某是多年的委托代理关系，且同时为张某与其他工厂的代理进出口，费用一并结算，所以就张某与被上诉人发生买卖关系的金额无法明确。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桐庄纺织公司与华浙进出口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还是进出口代理关系？2、如果是买卖合同关系，华浙进出口公司结欠桐庄纺织公司货款金额应如何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桐庄纺织公司与华浙进出口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要素分析。桐庄纺织公司与华浙进出口公司直接签订购销合同，货物运单的收货单位为华浙进出口公司，华浙进出口公司在收到桐庄纺织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进行了抵扣并办理出口退税，其后更直接向桐庄纺织公司支付货款，以上均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各个要素。其次，从进出口代理关系的要素分析。华浙进出口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桐庄纺织公司有代理进出口的合意，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桐庄纺织公司存在代理费用的结算关系。至于其二审所持与张某存在代理进出口关系，张某与桐庄纺织公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与其一审陈述亦相矛盾，本院难以采信。再次，即便如华浙进出口公司二审所称，其与张某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华浙进出口公司也是以自己的名义与桐庄纺织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往来，且桐庄纺织公司对其委托事宜并不知情，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桐庄纺织公司可以选择向张某或华浙进出口公司主张权利。现桐庄纺织公司要求华浙进出口公司支付结欠货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华浙进出口公司已经根据桐庄纺织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对货物进行报关出口并办理了退税手续。华浙进出口公司主张其收到香港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再支付给桐庄纺织公司，但也无法明确实际收款金额。原审法院以华浙进出口公司实际办理出口退税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确定双方发生买卖合同往来货款金额为1728544.9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华浙进出口公司与桐庄纺织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张某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无需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经审查，桐庄纺织公司向华浙进出口公司供货1728544.95元，华浙进出口公司仅支付货款1427670.8元，桐庄纺织公司要求华浙进出口公司支付余款300874.12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华浙进出口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814元，由上诉人华浙进出口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红娥
代理审判员 龙海阳
代理审判员 钱 锦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见习书记员 郭靓婕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