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灵行初字第17号
原告灵山县某村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钟某爱，村民小组长。
原告灵山县某村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钟某深，村民小组长。
原告灵山县某村第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刘某初，村民小组长。
原告灵山县某村第四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周某娟，女，某村第四村民小组村民。
诉讼代表人钟某能，男，某村第四村民小组村民。
原告灵山县某村第五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钟某享，村民小组长。
五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潘子春，广西子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苏英权，县长。
委托代理人陈锡君，灵山县法制办公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陈海波，灵山县国土资源局干部。
第三人灵山县某甲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吴某成，村民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德修，男，某甲村民小组村民。
原告灵山县某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某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不服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灵政处（2014）2号《关于某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与某甲村民小组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7月14日受理后，于同年7月16日向被告及第三人灵山县某甲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某甲村民小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诉讼代表人钟某爱、钟某深、刘某初、周某娟、钟某享，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锡君、陈海波，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韦德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苏英权、原告的诉讼代表人钟某能、第三人的诉讼代表人吴某成不到庭。原告于2014年8月21日以第四村民小组长在开庭期间未能选出村民小组长为由，向本院申请延期开庭审理，本院予以准许，延期至2014年9月1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6月23日，原告某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向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将位于三海村委会水车垌（又称灵中垌），面积1.507亩，争议土地（废旧渠道）权属确认给原告五个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被告立案后派员调处，于2012年6月21日、2013年5月2日两次作出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由于被告违反法定程序，被法院撤销，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4年1月22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国发（1980）135号《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点第（二）项和国家土地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作出灵政处（2014）2号《处理决定》，把争议面积1.507亩土地的所有权归第三人某甲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被告于2014年7月23日向本院提交作出灵政处（2014）2号《处理决定》的证据、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证明法律赋予县人民政府处理本案的职权。
2、有关本案的事实证据，被告均以2013年2月25日的庭审举证、质证、证人证言作为本案争议的事实证据，在本案的庭审不在重复举证、质证。（原告同意）。
3、五原告村民小组撤回土地权属确认申请书的申请、某甲村民小组申请书、2014年1月16日调解会通知、送达回证、调解会签到表、2014年1月20日调解会议记录，证明①原告曾提出撤回确权申请，被告已作了口头答复，同时第三人也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说明不同意，请求被告依法确权；②被告的土地主管部门曾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原告拒绝参加。
4、2011年3月3日某村调解会笔录、某甲村调解会笔录、双方队长（村民小组长）调解会记录、调解会议签到册，证明灵城镇政府组织双方进行多层次调解。
5、2013年3月26日调解通知、送达回证、2013年3月29日调解会议笔录、某甲村民小组不同意调解说明、2013年4月7日调解会通知、送达回证、调解会议签到表、调解会议记录，证明被告土地主管部门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被告调处程序合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点第（二）项、《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证明被告在调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正确。
原告某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诉称，1、被告滥用职权，随意作出确权决定错误，此案自原告申请确权至今已有2年多，曾二次申请行政复议、二次行政诉讼，现在是第三次行政诉讼，现被告确权有严重盲目性，被告的第三次确权决定程序不合法，申请确权是由原告提出申请，但原告已于2014年1月8日向被告递交撤销确权申请，但被告接到原告撤销申请后，于2014年1月22日再次作出确权处理决定，这是滥用职权的行为。2、被告在处理决定中认定1962年落实“四固定”没有事实依据。中央1962年9月23日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四固定”工作方案，1962年底至1964年为“四固定”工作时间，三海公社于1963年1月1日成立，1963年10月成立三海大队，1964年某甲村的吴姓为管理方便以梨塘大队分离出来，迁入到某甲村与韦姓合并为石脚塘生产队，某甲村由此得名，此时，三海大队的辖区管理范围才真正划定，至今没有调整过。三海大队是1963年后才有的，认定1962年落实“四固定”没有事实依据。3、被告认定三海大队组织群众修建水渠道的事实不实。在被告的调查材料中，很清晰地发现证人证言很大程序参杂着由于年事久远而凭大概模糊的表面现象作出印象性的表述，其实，这根本不能作为认定事实和确权的依据。4、水渠道是长江大队组织设计施工建设的。1962年底，长江大队为了灵中垌、老马园及江边一带的田地灌溉，由长江大队牵牵头，经水利部门测量设计，长江大队组织施工，于1963年上半年建成。5、2号处理决定认定被告征收到争议地以外的支渠道补偿费用也是由原告修建支渠道时被占用土地的生产队领取，争议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错误。6、处理决定认定在修建支渠道前，争议土地上有一条田埂而不是村道的事实错误。原告村在争议地上的村道是开村就有的，是出入灵城（旧称东圩）的必经之路。7、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土地周围的坡地及水田在土改时长江岭农会分给韦屋的韦某振、韦某业、韦某明等群主的事实错误。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灵政处（2014）2号《处理决定》并承担本案受理费。
有关本案的事实证据、证人证言，原告均以2013年2月25日及2013年12月30日开庭时的举证的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为事实证据，在本次庭审不再重复举证、质证。
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的灵政处（2014）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案的争议地位于灵山县灵城镇三海村委会水车垌（又称灵中垌），面积1.507亩，该土地解放前属尧家村大地主所有，解放后、土改时，当时的农会按就近方便管理的原则，把争议地周围的坡地及水田分给韦屋的韦某振、韦某业等群主所有。上世纪由于城市扩建先后征收土地建党校、教师城、六峰市场时没有过异议。在修建支渠道前，争议地上有一条田埂，而不是原告所说的村道，某村的重要村道在现加油站旁。韦屋（石脚塘队）周边这片土地，除已被征用外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使用至今。二、处理有证据、作出决定正确，经调查当时的老干部和知情群众代表，查明得知争议地“四固定”时期至今一直落实给第三人管理使用，支渠道修建完成后，三海大队也没有因修支渠道所占用的土地作过调整，支渠道废弃后，原告修建时所占用的土地权属仍归原告生产队所有。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灵政处（2014）2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某甲村民小组述称，要求实事求是、依法判决。
第三人某甲村民小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
对灵政处（2014）2号《处理决定》作出处理的争议地进行实地勘验制作的勘验笔录和勘验图，证明争议地的地点、面积、四向界至及地面现状。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6，政府的职能及法律、法规的适用无异议。证据3，认为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因为原告已提交了撤回2009年的确权申请书，申请人有申请的权力，也有放弃的权力。被告所说的调解通知原告不收到。证据4、5，认为证据4所反映的调解只是灵城镇政府的调解，不是县政府的调解。证据5的调解只能证明是2013年的调解，不是2014年2号处理决定的调解。对事实证据的质证意见均按本案2013年2月25日开庭审理时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依据，经质证均没有异议。
因为原告对证明事实的证据、证人证言均按2013年2月25日庭审时举证的证据、证人证言，因此被告对原告事实证据、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均按2013年2月25日庭审时的质证意见。
经质证，原告、被告、第三人对本院出示的本案勘验笔录、勘验图均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被告、原告提交的证据作以下确认：
被告提交的证据1、6，原告、第三人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明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2，有关本案事实的证据，本院在（2013）灵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中已作了确认，且该行政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4、5，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对证明事实的证据、证人证言均以2013年2月25日庭审时所举的证据、证人证言。对原告所举的证据、证人证言，本院在（2013）灵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中已作确认，且该行政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出示的争议地勘验笔录、勘验图，经质证，原告、被告、第三人均无异议，该证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根据原告、被告提供的有效证据、依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争议地位于灵城镇三海村委会水车垌（灵中垌），面积1.507亩，四至：东至六峰市场面向墙外12米处为界；南至韦国平住宅北向墙外3米处一直延伸至西139米为界；西至现纸花厂旁电杆为界；北至黄永清住宅南向墙外6米处一直延伸至西向139米纸花厂旁电杆为界；争议的土地解放前属尧家村地主所有。解放后在土改时期，农会根据方便生产管理，就近分配田地的原则，将争议地周围的的坡地、水田分配给韦屋的韦某振、韦某业、韦某明等群主所有，合作化时期由长江高级社管理使用。
1962年“四固定”时，长江大队（1963年长江大队、明塘大队、将军大队合并为三海大队）按就近分配原则，将争议地及周围的田地落实给石脚塘生产队管理使用。1965年灵东水库的南北之干渠道竣工后，为扩大灌溉面积，三海大队自行组织社员修建各支渠道，在六十年代中期修建成现争议的支渠道。当时三海大队组织修建支渠道所占用的土地各生产队都是无偿提供，支渠道修建完成后，三海大队也没有因修支渠道调整过任何土地给生产队。2004年灵山县政府根据城建规划征收水车垌的土地建设六峰市场和教师城，支渠道失去灌溉功能而废弃，原支渠道用地归还原告生产队管理使用。在城市建设工程中，被征收到争议地以外的废弃支渠道，补偿费用也是由原修建支渠道是被占用土地的生产队领取，争议双方均无异议。2009年6月12日，原告以争议地是其村原进出的小路为由，组织200多人强行将第三人群众种植在争议地上的果树、杂木等砍掉，双方发生争议。2009年6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将争议的土地确认给其五个村民小组所有。被告立案受理后，2011年2月5日上午，原告再次组织200多人强行在争议地（靠近六峰市场）上平土、砌上水泥砖围墙，从而引发纠纷。经村委会、镇政府调处未果，2012年、2013年被告两次作出处理决定，把争议的土地权属确权给第三人所有，但由于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均被灵山法院撤销，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4年1月8日，原告书面向被告提交撤回争议地的确权申请书，被告确认已收到原告撤回争议地确权申请书，但被告对原告的撤回申请没有作出书面答复。2014年1月22日，被告依据重新调处的材料，作出灵政处（2014）2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申请市政府复议后，于2014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灵政处（2014）2号《处理决定》并由被告负担案件受理费。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市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被告依法享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和依据。但被告受理了原告的确权申请后，在调处期间，原告于2014年1月8日以与第三人（被申请人）某甲村民小组自行协商解决土地权属争议为由，向被告提交撤回土地确权申请书，其撤回土地确权申请书能够反映出是原告行使权利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外力强迫或不正当干预的因素影响，也没有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且是在被告未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提交的撤回土地权属申请，是否符合撤回申请的条件，被告应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审查并作出书面裁定，或书面答复原告是否准许其撤回确权申请。但被告在没有审查其申请的情况下直接作出了灵政处（2014）2号《处理决定》。我国法律赋予被告具有负责土地权属纠纷调解、处理的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的工作职责，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撤回确权申请后，应及时组织原告及第三人做好和解、调解工作，但被告未尽组织协调职责和审查程序，作出的处理决定不利于保护权属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综上所述，被告于2014年1月22日作出的灵政处（2014）2号《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3目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2014年1月22日作出的灵政处（2014）2号《关于某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与某甲村民小组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某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成伟
审 判 员 黄ＸＸ
人民陪审员 黄礼明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梁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