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3）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724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非，男，1976年3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大学文化，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二桥大队一中队二级警员。因涉嫌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于2013年1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
辩护人严峻，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朱非犯受贿罪一案，于二○一三年十一月四日作出（2013）鄂武昌刑初字第0075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朱非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亚平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非及辩护人严峻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朱非原系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警员，于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在武昌车辆管理所电子警察违法处理窗口工作期间，利用该局交通违法处理和驾驶证管理电子系统存在的漏洞，冒用、借用或购买他人驾驶证信息，为请托人要求处理的车辆销除电子警察违章记录，收取违章车辆处理代办人邓某等人的钱财共计人民币408550元。具体事实如下：
2011年8月，被告人朱非接受武汉市交管局事故处工作同事陈龙的请托，违规为其销除违章车辆电子警察违章记录，至2012年3月共销除700余分，先后收受陈龙给予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8000元。
2011年9月，被告人朱非接受武汉市交管局事故处工作同事方娟的请托，违规为其销除违章车辆电子警察记录，至2012年3月共销除约5000分，多次收受方娟给予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3000元。
2011年10月，被告人朱非接受武汉睿达汽车服务部法人邓某的请托，以每分人民币25元及不等金额的报酬为条件，为其代办的违章车辆销除电子警察违章记录，至2012年6月共销除7858分，多次收受邓某给予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95050元。
2011年12月，被告人朱非接受周某的请托，以每分人民币25元的条件，为其代办的违章车辆销除电子警察违章记录，并向其借用、购买他人驾驶证用于销分。至2012年6月共销除1100余分，被告人朱非先后两次收受周某给予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7500元。
2012年1月，被告人朱非接受冯某的请托，以每分人民币10元至15元的条件，为其代办的违章车辆销除电子警察违章记录，至同年3月共销除4000余分，多次收受冯某给予好处费共计人民币45000元。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现被告人朱非盗用他人驾驶证信息违规处理电子警察违章记录，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于2012年12月5日向检察机关报案。在接受调查询问时，被告人朱非如实交代其在任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驻武昌车辆管理所电子警察违法处理窗口民警期间，收受他人贿赂和滥用职权的事实，所获赃款已由其花费、使用，未能追回。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相关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侦查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朱非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40余万元，谋取非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朱非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鉴于其行为对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虽主动认罪，但不能尽力退缴违法所得，悔罪不够诚恳，决定予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处被告人朱非有期徒刑十年；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
上诉人朱非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受贿事实不清、数额不当，其收受邓某好处费一两万元，收受冯某好处费五六千元，只帮周某销过几十分，没有收受其钱财；原审法院判决量刑过重。辩护人支持其上诉理由，还提出：1、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朱非受贿数额的证据不足，仅有行贿人的证言和上诉人朱非的供述，不仅均为言词证据，且行贿人对朱非受贿金额证言的描述并不准确，朱非交代的受贿数额系在办案机关帮助下凑出来的。2、原审法院判决对上诉人朱非量刑过重。上诉人朱非有自首情节，且认罪态度诚恳，悔罪态度端正，没有退赃系客观原因导致，应当对其适用减轻处罚。上诉人朱非长期患有精神病、心境障碍（抑郁症），其认知能力和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有别于常人。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朱非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及自身身体、家庭状况，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上诉人朱非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有经过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确认属实的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量刑适当，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朱非于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在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武昌总所电子警察违法处理窗口工作期间，接受邓某、周某、冯某、陈龙、方娟等人的请托，违规为违章车辆销除电子警察违章记录，并陆续收取上述人员给予钱财共计人民币40余万元的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出具的报案材料、《关于朱非盗用童某驾驶证处理电子警察的调查报告》，证明：该局车辆管理所于2011年8月配合该局事故处在武昌总所院内设置了电子警察违法处理窗口，事故处派民警朱非常驻车管所负责电子警察违法处理业务。2012年3月份以来，陆续有人向交管局反映其驾驶证未经本人同意被用于处理电子警察违法扣分。经初步调查显示，朱非多次违反程序规定，盗用他人驾驶证信息处理电子警察违法记录。
2、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供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窗口民警职工违反“电子警察”违法处理“实名制”工作要求的处理规定》、《交管局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工作制度》、人员综合信息表以及常住人口信息详细信息表，证明：朱非系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二桥大队一中队二级警员、三级警督，于2011年至2012年9月在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处窗口负责电子警察违法处理业务。
3、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破案经过，证明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于2012年12月5日报案称民警朱非涉嫌职务犯罪，经侦查机关询问，朱非如实交代其在任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驻武昌车辆管理所电子警察违法处理窗口民警期间，收受他人贿赂的事实。
4、证人陈某的证言：我与朱非原来是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事故处一起工作的同事，2011年8月份开始通过朱非销除车辆违章扣分，大约分四次，处理了有十几台违章车辆，总共有七八百分。2011年10月份，第一次找朱非帮忙之后，请他在世贸吃饭，为了感谢他帮忙销分，主动给了他2000元现金，后来朱非就开始陆续找我拿钱。2012年1月份，朱非赌球输了钱，找我要钱并告诉了一个民生银行卡号，我往卡里存了6000元。2012年2月份、3月份，朱非让我给他钱，我又往他告诉的农行卡号上先后存了两个5000元。朱非认为他给我帮了忙，但我没有给他足够的回报，所以以各种理由找我要钱，一共给了朱非人民币18000元。
5、证人方某的证言：我与朱非原来是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事故处一起工作的同事，从2011年9月份开始找朱非处理电子眼违章记录。前后大约处理了近百台车，总共销了5000分左右，其中一部分是我提供给朱非驾照信息的，朱非就没有收钱，另外有1000分左右是朱非自己找驾照帮我销分，我总共给他现金人民币23000元左右。
6、证人邓某的证言：我经营的武汉睿达汽车服务部主要经营范围是汽车过户、年审、异地转出转入、处理电子眼、代办驾照年审违章等。2011年9月份认识朱非并知道他在车管所违章处理窗口负责处理车辆电子眼违章后，我主动找到朱非，希望他帮忙在驾照持有人不到场的情况下直接办理驾照销分手续。国庆节之后，因为我找驾照比较困难，朱非说不需要这么麻烦，也不用我提供驾照，他有办法销分，我只需要直接把违章车辆信息提供给他，按照每分25元付给他钱就行，我同意了。我的业务大部分来自章娥、肖婷二个下家（直接接触违章车主者），她们以及我的女友贡立平都有记账，从2011年10月到2012年3月，确认朱非销除电子眼违章记录共7858分。到朱非出事前，我前前后后给了朱非一共29万多元，都是办理车辆相关业务赚的钱。
7、证人周某的证言：2012年1月开始找朱非帮忙销分，我把车主信息发给他，按照事先谈好的每分25元的标准给钱，大概有1100多分的样子，我给了朱非一共27500元，分两次约他到我网吧来交给他的。期间，朱非要找驾驶证用于扣分，我向他提供了十余人的驾驶证，每本朱非付我现金1500元。
8、证人冯某的证言：2012年1月在车管所看见朱非后，就想通过他来做帮人销分的事情。我分两次给了朱非两本驾照，一本是我自己的，一本是夏某的，同时还给了朱非要销分的车牌号，让朱非从这两本驾照里面把分都扣了。这两本驾照分数扣完之后，我给了朱非现金2000元作为好处费。后来，我又去车管所找朱非，告诉他我手上没有驾照，朱非说他那里有，我就跟朱非约好，按照大概每分10至15元的标准给他好处。之后到2012年3月中旬左右，我就一直通过朱非帮别人销分，并给朱非好处费。朱非一共给我销了四五千分，包括之前给的2000元，我总共给他现金4.5万元。
9、证人童某、朱某、夏某的证言，证明各自驾驶证被冒用、借用为其他违章车辆销除电子警察违章记录的事实。
10、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供的电子警察违法记录电子数据、朱非为邓某非法销除电子警察违法记录统计表以及证人邓某提供的销分记账本，均在卷佐证。
11、上诉人朱非供述：我违反规定，一是有时车主本人没有到场，我就帮他们办理了车辆违章信息，二是私自挪用、盗用一部分驾照持有人的驾照信息，违法处理车辆电子眼违章信息。开始的时候，我是给朋友、同事帮忙，但到了后来，发现处理车辆违章信息有利可图，而且我一个人在窗口工作，没有人监督我，具体审核把关都由我说了算。在1994年就认识周某，2011年9月他知道我在车管所窗口工作后，就开始找我销分，开始是给自己的车销分，用他本人和他亲戚的驾照，后来就找我帮他处理别人车辆的违章销分，他通过给别人销分赚了钱就会约我到网吧给我一点。到我离开窗口之前，我给他销了大约有1千来分，他给了我两三次钱，大概有2.75万左右。再后来到2011年12月份，因为帮人处理车辆违章信息太多，用于处理的驾照不够，我就找周某买了13本驾照扣分，每本1500元。我到车管所以后通过以前的同事认识邓某，慢慢熟起来之后他开始给钱我，让我帮他销分。从2011年9月份、10月份开始到2012年3月份，邓某一直让我帮他销违章电子眼，违章车辆信息都是通过发短信跟写纸条的方式给我的，基本上每天都有，他按照每分25元给我好处，前后给了我29万多的好处费。2012年元旦之后，冯某开始让我帮他销分。我给他销了四五千分左右，每分大概给我10元至15元，因为我和冯某蛮早就认识，算是朋友，是半帮忙性质的，就没有认真算，包括请我吃饭给的现金2000元，一共给我大概2万元。后来过年的时候又给了5000元，我离开窗口之后陆续给了2万元。一部分是因为我帮他销分，他给我的报酬2万元；一部分是我被人举报后需要平息这个事，冯某也不想这件事扯到他就给了我现金2.5万元去摆平。所以，冯某前后给了我现金一共4.5万元。2011年9月到2012年3月，帮以前在交管局事故处的同事方某销了5000分左右，其中大部分她都提供了驾照，大约有1000分左右是没有提供驾照的，她总共给了我现金2.3万元。给以前事故处的同事陈某总共销了七八百分，他总共给了我现金1.8万元。这些钱有一部分我拿来买驾照，有一部分因为想调动拿去跑关系，有5万元还了我之前炒股借的贷款，还有两三万元我用来摆平那些驾照被我盗用并刷爆的驾照持有人，他们来单位投诉我，我就把钱给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拿钱去参加考试，剩下大部分拿去买银元了。
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庭审当庭出示并质证，二审审查核实，证据来源合法、有效，所证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朱非提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第一，关于上诉人朱非提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受贿事实不清、数额不当，其收受邓某好处费一两万元、收受冯某好处费五六千元、没有收受周某钱财的上诉理由，以及辩护人提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朱非受贿数额的证据不足，仅有行贿人的证言和上诉人朱非的供述，不仅均为言词证据，且行贿人对上诉人受贿金额证言的描述并不准确的辩护意见。
经查，在案证人邓某的证言证明，其请托上诉人朱非为其代办的违章车辆销除电子警察违章记录7858分，先后给予朱非共计人民币29万余元；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其请托上诉人朱非为其代办的违章车辆销除电子警察违章记录1100余分，还向朱非提供他人驾驶证用于销分，先后给予朱非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7500元；证人冯某的证言证明，其请托上诉人朱非为其代办的违章车辆销除电子警察违章记录4000余分，多次给予朱非好处费共计人民币45000元。上诉人朱非在侦查阶段多次供述及一审庭审供述，均对其接受上述人员的请托，违规销除电子警察违章记录并收受上述人员贿赂的事实、贿赂数额供认不讳。上述言词证据来源合法，内容明确、具体，不仅能够相互印证，且有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供的电子警察违法记录电子数据、朱非为邓某非法销除电子警察违法记录统计表以及证人邓某提供的销分记账本等相关书证予以佐证，足以确认上诉人朱非分别收受邓某好处费29万余元、周某好处费2.75万元、冯某好处费4.5万元，为上述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的事实。故上诉人朱非及辩护人提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朱非受贿数额不准确、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上诉人朱非在二审当庭提出其收受邓某好处费一两万元、收受冯某好处费五六千元、没有收受周某钱财的辩解意见，与其在侦查及一审阶段的多次一致供述相矛盾，且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关于上诉人朱非提出原审法院判决量刑过重，辩护人还提出上诉人朱非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诚恳，悔罪态度端正，没有退赃系客观原因导致，应当减轻处罚；且上诉人朱非长期患有精神病、心境障碍（抑郁症），其认知能力和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有别于常人，也应当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经查，（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从法律规定及立法精神看，自首情节属于多功能从宽处罚情节，具体适用哪一种功能，应当综合考虑罪行的轻重程度、自首情节本身的情况以及法律规定的先后顺序。本案中，上诉人朱非利用其办理机动车电子警察违法处理工作的职务便利，冒用、借用或购买他人驾驶证信息，违规为他人处理电子警察违章记录并收取好处费。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上诉人朱非不仅没有正确履行职责，反而将手中职权作为个人牟利工具，敛财人民币40余万元，数额巨大，既破坏了国家机关对机动车驾驶证照的正常管理秩序，又严重侵犯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同时，上诉人朱非系被举报涉嫌滥用职权犯罪，在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期间，如实交代其收受他人贿赂的犯罪事实，依法以自首论。综合上诉人朱非的犯罪事实、到案经过及如实供述情况，原审法院判决对上诉人朱非的自首情节适用从轻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故辩护人提出对上诉人朱非的自首情节应当适用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中，虽然在案相关证据材料显示上诉人朱非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但结合行贿人的供述、其他证人证言、上诉人朱非的供述等证据表明，上诉人朱非在实施犯罪行为期间，其犯罪目的和动机明确，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并未丧失，收受贿赂行为与其精神疾病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上诉人朱非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从宽处罚情节，辩护人提出上诉人朱非长期患有精神病，应当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犯受贿罪，个人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综合上诉人朱非的犯罪事实、危害结果和量刑情节，原审法院对其在法定刑幅度内以起点刑裁量刑罚不属于量刑过重。上诉人朱非及辩护人提出原审法院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朱非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40余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朱非在接受检察机关对其涉嫌滥用职权犯罪调查期间，如实交代其收受他人贿赂的犯罪事实，以自首论，可以从轻处罚。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朱非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发表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丽敏
审判员 熊华东
审判员 曾 琳
二〇一四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徐滢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