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朝民初字第03158号
原告李秀英，女，193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冯豪明，男，195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
原告冯豪明，男，195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陈洁，北京市东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水清，北京市东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淑云，女，195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冯豪明，男，195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
原告冯豪全，男，196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冯豪明，男，195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
被告北京市运输公司第四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小关北里43号。
法定代表人赵铁岭，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燕强，男，1964年8月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齐湘文，北京文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冯淑春（曾用名冯书春），女，1960年2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贡慧中，男，196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被告冯淑春的配偶。
委托代理人卫毅，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原告冯英启与被告北京市运输公司第四分公司（以下称运输四公司）、冯淑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冯英启在诉讼过程中死亡，经本院通知，冯英启的继承人中李秀英、冯豪明、冯淑云、冯豪全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秀英、冯豪明、冯淑云、冯豪全的委托代理人、运输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淑春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6年4月运输四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北里33排2号（以下称2号平房）进行拆迁，因与被拆迁人冯英启一家就安置方案未达成一致，提交至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以下称朝阳区房地局）进行裁决，朝阳区房地局根据运输公司出具的外调报告，在裁决书中认定冯英启一子冯豪杰与一女冯淑春在其他住所地有住房，因此裁决给予两居室一套，一居室两套。由于该裁决否认了运输公司最初同意安置的两居室两套，一居室一套的方案，因此冯英启起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安置两居室两套，一居室两套，想为冯淑春争取一套被安置房。诉讼中，朝阳区房地局和第四汽车运输公司答辩时均称因为冯豪杰与冯淑春在外有房，不属于被安置人，所以其安置方案合法。后由于朝阳区房地局同意按照运输四公司最初曾同意的安置方案增加了一个自然间即：实际安置两居室两套，一居室一套。在法院的调解下冯英启认为再为冯淑春争取安置房已无望，只好撤诉。1999年底开始办理回迁手续时，冯英启分配给被安置人的方案是自己夫妻和孙子冯磊住一套两居，其子冯豪全住一套一居，冯豪明住一套两居。但当冯豪明去领取一套两居室时，得知冯淑春于2000年1月4日已经擅自去运输四公司领取了准住证和钥匙，占用了本应归冯豪明居住的安置房。冯英启事前并不知道冯淑春去领取了该房的钥匙，也没有授权给她让其代为领取。为此冯英启及冯豪明一直与冯淑春协商让其将涉案房屋还给冯豪明，其间还引发了数次诉讼，但法院的判决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纠纷。2010年6月冯豪明直接起诉冯淑春要求腾房时冯英启和冯豪明才得知：冯淑春竟然于2002年4月18日与运输四公司就该争议房屋签订了租赁合同。该案经过二审和再审程序于2012年8月20日结案，法院认为冯淑春基于租赁合同对该403号房屋享有使用权。冯英启认为：我作为被拆迁人才有权对安置房进行分配，而运输四公司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房屋租给冯淑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侵害了我的权利使我无法安置冯豪明，同时损害了冯豪明作为被安置人的居住权。运输四公司明知冯淑春不是被安置人还将安置用房租给其使用，与其签订租赁合同，导致冯英启无法为冯豪明安置住房，而冯淑春也明知自己与运输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侵占涉案房屋的行为导致冯豪明无法回迁居住，两被告显而易见的恶意串通行为导致冯豪明至今不能安置全部被安置人，而且剥夺了冯豪明在安置用房内的居住权，损害了冯英启及冯豪明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该租赁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故此起诉请求：确认两被告之间就位于朝阳区小关北里12号楼3单元403号房屋（以下称403号房屋）所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
运输四公司辩称：冯豪明系我公司退休职工冯英启之子，冯淑春系冯英启之女。1996年，我公司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对本单位宿舍区进行改建，将平房建成楼房。冯英启居住平房在拆迁范围内，我公司拆除了冯英启居住的平房后，分配给冯英启一套两居室、二套一居室。但冯英启认为其女儿冯淑春无房居住，为给其争取房屋，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获得四套房屋（二套两居室、二套一居室），后经各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我公司为冯英启提供二套两居室、一套一居室，403号房屋即为其中一套两居室。后冯英启将上述三套房屋进行了居住安排：403号房屋由冯淑春居住，另外二套房屋分别由冯英启及冯豪杰居住。我公司按照冯英启的要求办理了三套房屋的租赁手续，办理时间分别为1998年2月、1999年12月及2002年4月，承租人分别是冯英启、冯豪杰和冯淑春。2002年我公司将403号房屋出租给冯淑春时，不但由冯英启指定，而且我公司也看到了（2000）朝民初字第615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403号房屋与冯豪明没有关系。在此情况下，我公司将403号房屋租赁给了冯淑春。2001年，冯豪明曾以房屋拆迁纠纷起诉，要求将403号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自己，法院驳回了冯豪明的起诉。403号房屋是冯英启的拆迁安置房，其如何分配我公司不可能进行干涉。冯英启要求403号房屋给谁承租，对我公司而言没有任何区别，我公司不可能获得额外利益，我公司没有恶意串通的动机。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冯淑春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二被告恶意串通。冯淑春和贡佳是被拆迁安置人，冯淑春签订租赁合同以及入住403号房屋都是在冯英启同意的情况下与冯英启共同办理的。
经审理查明，1996年4月运输四公司对2号平房进行拆迁，因与被拆迁人冯英启就安置方案未达成一致，运输四公司申请朝阳区房地局进行裁决，朝阳区房地局于1996年10月3日作出朝房地裁字（1996）070号《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裁决书中第二段内容为：我局依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中第十一条进行审理和调查。经查被申请人，冯英启，现住朝阳区安外小关北里33排2号，现有正式户口8人，户主，冯英启，男，67岁；妻，李秀英，63岁；长子，冯豪杰，40岁；二子，冯豪明，38岁；三子，冯豪权，34岁；女儿，冯书春，36岁；孙子，冯磊，13岁；外孙女，贡佳，4岁。该户原有正式公房1.5间，居住面积22.5平方米，其中长子冯豪杰在西郊小瓦窑有一间单位平房，冯书春在煤炭五厂有2居室一套，均有证明。申请人在此次拆迁安置被申请人市运四公司住宅小区5楼3门403号（二居室一套），居住面积26.5平方米；5楼5门702（一居室一套），居住面积18平方米；5楼6门602号（一居室一套），居住面积18平方米。裁决书主文认为，申请人安置被申请人一居室二套、二居室一套，居住面积按政策规定已超过被申请人原住房的居住面积，认为被申请人要求过高，不予支持。
冯英启对该行政裁决书不服，起诉至我院要求安置两居室两套，一居室两套。冯英启在起诉状中称，裁决书认定冯淑春在煤炭五厂有2居室一套的证据不足。运输四公司曾答应给我们两个二居室、一个一居室，其中不含冯淑春的住房。运输四公司让冯淑春到煤炭五厂去要住房，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冯淑春的住房应在拆迁地解决。朝阳区房地局在答辩书中称，（一）根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冯英启长子冯豪杰户口虽在拆迁范围内，但其在别处有正式住房，不属于被拆迁安置人员；（二）冯英启之女冯淑春在拆迁范围外租住二居室楼房一套，按照细则补充规定在拆迁范围外正式住房合并计算的规定，运输四公司为冯英启一家安置二居室楼房一套、一居室楼房二套的方案是在综合考虑并照顾冯英启一家的基础上提出的安置意见，并无不当。第四汽车运输公司在答辩状中称，一、冯豪杰在拆迁范围外有住房，不属于被拆迁安置人员。二、冯豪杰之子冯磊在拆迁时不满13周岁，其父冯豪杰有正式住房，冯磊应随其父共同生活，也不属于此次拆迁应安置人口，但我们在此次拆迁中也给予了照顾。三、冯淑春及其丈夫住用煤炭五厂二居室楼房一套，故应认定冯淑春在拆迁范围外有正式住房，不属于被拆迁应安置人口。四、我公司从照顾职工角度，为冯英启一家安置二居室楼房一套、一居室楼房二套，已符合拆迁法规要求，冯英启起诉要求再增加安置房屋没有依据。该案诉讼中，朝阳区房地局和第四汽车运输公司与冯英启达成调解，为冯英启增加了一个自然间，实际安置两居室两套，一居室一套，将原5楼5门702号一居室一套改为6楼6门701号二居室一套。冯英启以同意接受朝房地裁字（1996）070号裁决内容为由申请撤诉。
1998年2月，冯英启与运输四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了701号二居室房屋。1999年12月，冯豪杰与运输四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了602号一居室房屋。
冯淑春于2000年1月4日领取了运输四公司核发的诉争403号二居室房屋准住证。原告提交冯英启和运输四公司在2000年6月29日分别出具的《证明》，证明冯英启未同意冯淑春承租403号房屋。其中冯英启的《证明》内容为：“一、我没有委托冯淑春代我办理403号房屋的回迁手续。二、我没有说过把此套房由冯淑春承租。三、运输四公司为冯淑春办理准住证我始终不知道。”运输四公司《证明》的内容为：403号房屋户主冯英启迟迟未办理该房屋回迁手续，2000年元月冯淑春称其父亲冯英启身体不好，委托其办理，其父亲把此套房由冯淑春承租，因此我公司为冯淑春办理了该房屋回迁手续。此套房由谁居住应由被拆迁房主冯英启决定（根据拆迁裁决书）。
因与冯豪明就房屋分配问题发生争议，冯淑春与贡佳以要求403号房屋中朝南一间由冯淑春租住，朝北一间由冯豪明租住，公共设施由双方共同使用为诉求起诉冯豪明。案件经我院审理于2000年8月28日作出（2000）朝民初字第615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冯淑春、贡佳在403号房屋的承租使用问题上与冯豪明有法律关系，故驳回冯淑春、贡佳的起诉。冯豪明以要求运输四公司废除给冯淑春办理的403号房屋准住证及相关手续，将该房屋准住手续发给冯豪明为诉求起诉运输四公司。案件经我院审理于2001年9月6日作出（2001）朝民初字第0703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故驳回冯豪明的起诉。
2002年4月18日，冯淑春与运输四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了403号房屋。运输四公司提交冯英启于2002年4月18日出具的书面材料，证明冯英启同意冯淑春承租403号房屋。该书面材料内容为：“小关北里12号楼3门403室，我本人同意冯淑春领取此房租赁合同。”
2010年6月，冯豪明以要求确认403号房屋使用权归冯豪明，冯淑春立即腾房为由起诉冯淑春。案件经我院审理于2011年1月5日作出（2010）朝民初字第2627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冯淑春系基于《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对403号房屋居住使用，在该租赁合同效力未被依法确认前，冯豪明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故驳回冯豪明的诉讼请求。冯豪明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于2011年5月20日以（2011）二中民终字第0909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终审判决书认为，在拆迁2号平房时，冯豪明及冯淑春均属被安置人口，冯豪明主张403号房屋使用权归其全部享有并要求冯淑春腾房没有依据，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诉讼中，因冯淑春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冯英启是否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冯英启在鉴定过程中去世，鉴定机构此后出具鉴定意见，称根据现有资料难以对冯英启起诉前一个月至死亡期间的精神状态进行明确诊断，评定其诉讼行为能力依据不足。鉴定费4650元，已由冯淑春预交。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运输四公司关于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403号房屋的来源是1996年运输四公司对该公司职工冯英启原有宿舍的拆迁安置房，该拆迁安置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为运输四公司和冯英启。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对于拆迁安置用房，应由冯英启决定如何分配，对此本院不持异议。现有证据表明，冯英启在2000年6月即得知已冯淑春领取了403号房屋准住证，冯英启当时虽对此提出异议，但并无采取实际措施要求运输四公司变更该房屋准住人。2002年4月，冯英启出具书面材料，同意冯淑春领取403号房屋租赁合同。此后至今的十余年间，冯英启明知冯淑春一家在403号房屋内租住，但从未就此提出异议。考虑到冯英启与冯淑春的亲属关系，根据生活常识，可以认定冯英启同意冯淑春承租403号房屋一事。原告以冯英启不同意冯淑春承租403号房屋为由要求确认运输四公司与冯淑春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朝阳区房地局作出拆迁安置行政裁决后，冯英启以该行政裁决未安置冯淑春为由起诉，诉讼中运输四公司为冯英启增加了一个自然间，冯淑春应属被安置人口，因此原告所称现有安置房屋未考虑冯淑春亦缺乏依据。2号平房的拆迁应安置人口数多于实际安置房屋套数，冯英启将403号房屋分配给冯淑春承租不会给运输四公司带来任何额外利益，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运输四公司与冯淑春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其以此为由要求确认二者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运输四公司与冯淑春签订的403号房屋租赁合同不存在应确认无效的法定情形，该合同合法有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秀英、冯豪明、冯淑云、冯豪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均由原告负担（已交纳）。鉴定费4650元，均由冯淑春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培海
人民陪审员 王胜太
人民陪审员 曲 鸿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禹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