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苏审二商申字第0041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华申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988号62幢（9号楼）11-13层、14层半层。
法定代表人陈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解卫忠，上海市六角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盐城银三角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南洋镇东团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代如清，该公司经理。
申请再审人上海华申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申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盐城银三角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三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商终字第00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华申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认定“华申公司与银三角公司之间唯一一笔买卖，双方并不熟悉，华申公司也只委托过李林根一人与银三角公司洽谈、协商”，该认定缺乏依据。互发传真、给予发票、汇付货款是华申公司与银三角公司之间的买卖行为，不是银三角公司与李林根的买卖关系，李林根的看货和浦玉年、李林根的收货，不能推导出李林根的行为就是华申公司的行为和银三角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银三角公司认识上的错误不能让华申公司为其承担法律责任。卖家身份、货物数量、单价、货款金额、发票金额以及互发传真、发票邮寄，就是民事诉讼上的证据。棉花的型号、规格没有具体约定，是基于国家棉花有明确规定，双方无特别约定就按照国家标准执行，银三角公司作为主营棉花的公司对此不可能不知道。华申公司在汇款近11个月后致函银三角公司催货，是因为棉花植物生长采摘周期为1年的缘故，当年棉花是新棉，当年不能交付的，来年交付也无妨。这是无特别约定交货日期前提下，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交付义务。再者，华申公司系主营棉纺织进出口的国有独资公司，采购皮棉用处多多，纺纱、织棉或织布、成衣都有出口至国外的可能，来年定可收到新棉的目的没有过错。故未定具体交货日期，到了来年采摘期去函催货并无不当。二、二审法院认为银三角公司有理由相信浦玉年、李林根有华申公司的代理权，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李林根在客观上不具有华申公司代理权的表象，银三角公司与华申公司互发传真、开票和付款的对应行为，以及华申公司也不认识银三角公司的码单上的签名人浦玉年，都不能证明银三角公司是善意的且无过失地相信李林根有代理权。诉前李林根不是华申公司该业务联系人和收货人，诉讼前后，华申公司根本不认识浦玉华或浦玉年，华申公司从获取卖家信息、互发传真对数量和单价确定、银三角公司开票、华申公司验票对应付款，以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货物品质和交货期限，华申公司根本不存在任何过错情形。华申公司没有授权浦玉年、李林根收受银三角公司货物，银三角公司显然存在交付对象的错误，故不管银三角公司是否存在过错，都要承担交付不实的法律后果。银三角公司前后多次陈述与书证说法不一，且任意推测强加浦玉年、李林根的意思表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与庭审禁止反言原则。三、二审法院混淆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认为华申公司未有员工与银三角公司联系，协商棉花型号、规格，在汇款后近11个月主张权利均不符合常理。法无禁止即可为，我国法律并不禁止不见面的交易和无纸化交易行为，且互发传真和对应给付发票和货款行为，都足以证明双方就货物品名、数量和金额达成了一致。银三角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收货人是受华申公司之托收受银三角公司的货物，二审法院并没有论证华申公司行为与现代商事交易有何不合常理之处。综上，请求依法再审。
银三角公司未提交意见。
本院审查查明：2011年10月初，华申公司业务员史宏伟对其朋友李林根称华申公司需要20吨皮棉，请李林根介绍卖方，李林根即将上述信息告知浦玉年，后浦玉年将上述信息告知银三角公司法定代表人代如清，代如清称银三角公司有皮棉供应。后根据李林根提供的联系方式，华申公司将银三角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所需的公司信息传真给银三角公司，银三角公司将价税总额40万元的4张增值税发票传真给华申公司后，华申公司于当月13日通过中国银行向银三角公司汇款40万元。
2012年9月，华申公司向银三角公司发函称未收到上述皮棉，并要求银三角公司在2012年10月15日前供货。银三角公司称其已于2011年10月14日将20吨皮棉交付浦玉年。
李林根、浦玉年在联系上述业务过程中，未向银三角公司出示过其代理华申公司的书面材料。银三角公司提交的金鑫仓储盐城库2011年10月14日出库单上提货人一栏为空白。
2013年3月，华申公司诉至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称：2011年10月，华申公司经朋友介绍与银三角公司达成买卖皮棉的约定，2011年11月12日，银三角公司向华申公司开具了品名皮棉、数量20吨、价税总额4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次日，华申公司汇付银三角公司预付款40万元，用于购买20吨皮棉，但银三角公司没有供货。2012年9月27日华申公司致函银三角公司，要求银三角公司于2012年10月15日前履行20吨皮棉交货义务，但华申公司至今未收到货物。请求判令：银三角公司退还华申公司预付款40万元，并赔偿华申公司从2011年11月1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利息损失。
银三角公司一审辩称：华申公司与银三角公司之间达成棉花买卖协议、银三角公司收到华申公司40万元货款属实，但银三角公司已经向华申公司的业务代理人李林根、浦玉年交付了货物。请求法院驳回华申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华申公司、银三角公司通过李林根、浦玉年联系，华申公司向银三角公司汇出货款，银三角公司向华申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因为双方对华申公司支付了货款无异议，所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银三角公司是否向华申公司交付了货物。本案中，华申公司、银三角公司作为买卖交易的主体是明晰的，在交易过程中，李林根、浦玉年没有向银三角公司出示任何其能代表华申公司的书面委托手续，华申公司也从未向银三角公司提供过李林根、浦玉年能代表其公司的书面委托手续，所以李林根、浦玉年与华申公司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关系。银三角公司关于李林根、浦玉年能够代替华申公司接收货物的辩称，属于认识上的错误，该理由不予采信，故银三角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华申公司交付了货物，银三角公司应当返还货款及相应的利息。因双方对交付货物的时间没有约定，所以相关利息从华申公司催告限定的2012年10月15日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银三角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华申公司返还货款4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2年10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银三角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后，银三角公司联系上了李林根，他是此批皮棉业务华申公司的业务联系人，他向我们反映的案涉皮棉买卖的真实情况，有鉴于此，我们对原上诉的事实以及理由作出变更。李林根因经营需要购买皮棉，其通过介绍人浦玉年认识银三角公司，双方商定了皮棉的质量、价格和吨位，价格是每吨2万元，银三角公司提供皮棉20吨，李林根拟提货时银三角公司提出先付款后提货，李林根提出该货款由华申公司支付，并提供了华申公司的名称、地址、纳税人识别号以及开户银行和账号，让银三角公司开具皮棉增值税发票，传真给华申公司，发票传真给华申公司以后，华申公司于2011年10月13日汇给银三角公司40万元，银三角公司即于次日将20吨皮棉交与李林根提货，李林根提货时，银三角公司将增值税发票一并交付李林根，李林根于次日将发票交付华申公司，华申公司也于2011年10月将案涉增值税发票在上海杨浦区国税局办理了税收认证和抵扣。综上事实，李林根因经营需要购买银三角公司皮棉货款由华申公司支付，银三角公司收到货款后将皮棉交由李林根提货，该皮棉买卖合同即时清结，银三角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以后，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华申公司的诉讼请求。
华申公司二审辩称：一、华申公司是国有独资单位，不可能为某一家单位、某一个人没有合同依据没有合约事实而代其支付巨额货款，这是不现实的，也是违法的。二、既然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银三角公司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银三角公司至今也没有向法庭提供华申公司委托的案外人接收银三角公司货物的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三、银三角公司的书面诉称与事实不符，甚至可以闹出笑话。在银三角公司的上诉状中提到“浦玉年、李林根向华申公司汇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公司与浦玉年毫不相识，是不可能汇报的。华申公司是一家进出口的单位，往往是根据增值税发票里面的记载信息开具银行汇款票据。所以根本不是李林根、浦玉年要求银三角公司提供账户的意思，事实上发票跟银行的票据是吻合的。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二审中，根据银三角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对李林根进行了调查，李林根陈述：华申公司委托我外出看哪里有棉花，我和浦玉年认识，浦玉年向我介绍了银三角公司和通鑫公司，我也到这两个公司的仓库看过货，当时谈的是三级棉花一百万元。我和华申公司联系让华申公司把钱汇到两个公司的帐户，棉花收到了，被我在盐城的秋林公司用掉了。
银三角公司对李林根的调查笔录没有异议，认为反映了案涉皮棉买卖的真实情况，说明皮棉的实际买受人确实是华申公司，李林根是华申公司的代理人，银三角公司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银三角公司还认为，在一审判决上诉以后，为了正确的查明案件事实，银三角公司多次寻找李林根，但是没有办法联系上，仅仅找到了当时的介绍人叫浦玉年，由于浦玉年参与了一审的庭审，在一审庭审中华申公司否认李林根是代理人，银三角公司根据浦玉年反映的情况，也怀疑实际买受人就是李林根，其实也不是完全确定的，现在根据李林根的谈话笔录，银三角公司确信李林根是华申公司的代理人，华申公司是皮棉的实际买受人。
华申公司对李林根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主要是笔录没有具体的签约时间，没有到具体的时和分。对该谈话笔录中涉及到银三角公司与华申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华申公司予以认可，对笔录中华申公司委托他人包括参与人李林根的内容华申公司认为没有事实依据；对银三角公司是否发货至李林根或浦玉年，华申公司不知情；对谈话笔录关联性华申公司有异议，认为由于李林根是华申公司业务员的朋友，所以具体到买卖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参与者，他的陈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二审中，华申公司陈述，李林根只是告知华申公司卖家的信息，由华申公司直接与卖家洽谈，但华申公司是由谁和银三角公司单位联系的说不清楚，华申公司也没有委托李林根去看过棉花，双方对棉花的品名、质量标准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二审争议焦点为：1、银三角公司是与李林根还是与华申公司发生的皮棉买卖；2、银三角公司向浦玉年、李林根交货的行为能否认定其已向华申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
二审法院认为：在本案所发生的买卖关系中，华申公司是通过李林根介绍卖方，李林根又通过浦玉年联系上了卖方银三角公司。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李林根提供了华申公司的联系方式给银三角公司，华申公司也将银三角公司所需开具增值税发票所需的公司信息传真给银三角公司，银三角公司根据此信息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传真给华申公司，华申公司于次日即将40万元汇付给了银三角公司，所以可以认定银三角公司应当知道与其发生实际买卖的相对人是华申公司。
至于李林根在银三角公司与华申公司买卖关系中的作用及地位，二审法院认为，根据该院对李林根的调查及华申公司的陈述，华申公司与银三角公司本案的棉花买卖是双方当事人的唯一一笔买卖，原来双方并不熟悉，华申公司也只委托过李林根一人与银三角公司进行洽谈、协商，并且李林根在看过银三角公司的棉花后，根据银三角公司的要求，华申公司将所需开具增值税发票所需的公司信息传真给银三角公司，并在银三角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后次日即将40万元汇付给了银三角公司，据此银三角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林根的行为可以代表华申公司。银三角公司在华申公司履行了最主要的付款义务后，将华申公司所需要的棉花交付给浦玉年、李林根，李林根也认可其已收到了银三角公司所交付的货物，李林根的收货行为应当认定是代表华申公司的行为，所以应当认定银三角公司在收到货款后已向华申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华申公司二审中陈述李林根只是向其提供棉花的卖家信息，具体的买卖是由其公司与银三角公司联系，但华申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公司另有相关人员与银三角公司联系买卖棉花的事实。且华申公司自称在并未与银三角公司就棉花买卖的型号、规格、价格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即将货款汇付给银三角公司，在汇款后近一年未向银三角公司主张过交付货物均不符合常理。综上，华申公司主张其在付款后未收到银三角公司货物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撤销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3）亭东商字第001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华申公司要求银三角公司退还预付款4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华申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理由是：
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林根与银三角公司联系称华申公司需要采购皮棉，其虽未持有华申公司的书面授权手续，但在华申公司提供了其单位的增值税发票开具信息、银三角公司提供了银行账户信息且开具了买受人为华申公司的40万元增值税发票后，华申公司即向银三角公司账户汇入了40万元的货款，对此银三角公司称华申公司上述行为的联系人均为李林根，华申公司虽然予以否认，但在二审法院要求其对此予以明确说明的情况下仍未提供其公司经办该项业务联系前述事项的具体人员，同时，华申公司也未对其在未订立书面合同，未提供买卖双方对于买卖标的物的规格、单价及交货时间、地点另有约定的情况下即支付了40万元款项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故华申公司对此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二审法院据此采信银三角公司的观点，认定李林根系华申公司案涉业务的代表，在李林根认可收到货物的情况下，认定银三角公司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是正确的。
综上，华申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华申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段晓娟
代理审判员 史留芳
代理审判员 陈飞翔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斯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