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一终字第30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世民，男，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1416。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娟，女，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1425。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泽儒，女，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1448。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海霞，女，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1480。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海锋，男，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1477。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志锋，男，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1456。
共同委托代理人：江旺顺，系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永珍，系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天山金属家具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注册号：441900400079287。
法定代表人：李瑞莹。
委托代理人：李连明，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舒，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灿辉，男，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公民身份号码为×××0877。
上诉人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天山金属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天山公司）、谢灿辉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寮民一初字第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因本案于2014年7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天山公司、谢灿辉应连带赔偿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人身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141195.70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天山公司、谢灿辉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2日，天山公司与谢灿辉签订《天山公司宿舍区委外经营管理办法合同》，约定天山公司将其宿舍区的宿舍生活设施、餐厅及活动中心等全权委托给谢灿辉负责承租管理，时间从2008年6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天山公司宿舍生活设施维修责任、水电费用及卫生环境管理等由谢灿辉自行承担办理，谢灿辉每月支付天山公司承租费用55000元，天山公司、谢灿辉还约定宿舍区整改须经天山公司同意，施工安全与费用与天山公司无关。2014年4月15日，天山公司、谢灿辉签订《宿舍整改协议》，该协议内容为谢灿辉申请对天山公司员工宿舍区加装马桶，并将集体冲凉房与集体厕所改建为住房使用，天山公司同意予以整改，天山公司、谢灿辉还约定相关的经费与施工安全及施工人员生活管理、工地人身安全及维护，由谢灿辉自行负责。2014年5月30日，邓国强于改造天山公司员工宿舍厕所过程中晕倒，被送往医院途中死亡，2014年6月5日东莞市寮步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认定邓国强的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2014年6月11日，谢灿辉出具《承诺书》，确认其为天山公司宿舍物业管理人，承诺承担承租期间内宿舍区生活安全，伙食卫生、环境整洁，人员管理与安全管制等责任，包括营建人员安全施工结构安全、住宿人员发生意外伤亡事件等。
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主张邓国强被天山公司、谢灿辉聘为泥水工，对天山公司宿舍内的洗手间进行改造，该改造工程的发包方是天山公司，承包方是谢灿辉，邓国强于2014年5月30日正式进场工作，施工的材料及工具由天山公司、谢灿辉提供，但不清楚具体提供者是天山公司还是谢灿辉，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认为天山公司、谢灿辉与邓国强约定安装80个蹲便器，每个130元，工资在工程完工后由谢灿辉支付。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还认为天山公司、谢灿辉在雇佣邓国强工作时存在过错，缺乏相应的劳动保护，导致邓国强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天山公司主张谢灿辉承租了天山公司的宿舍、饭堂等进行经营管理，由于谢灿辉经营需要对天山公司宿舍区内洗手间进行改造，因此系谢灿辉将洗手间的改建工程发包给邓国强，与天山公司无关。谢灿辉主张其承包了天山公司的宿舍、饭堂等进行经营，由于需要改造宿舍厕所，因此当时先找了李建粮，具体事项也是与李建粮进行洽谈，但李建粮后来介绍了肖德贵，而肖德贵又叫了余均国和邓国强来进行施工改造，谢灿辉也是在2014年5月29日才见到邓国强及余均国。谢灿辉还主张其提供施工材料，邓国强和余均国自行提供施工工具，双方没有约定具体工期，工作时间均是由邓国强及余均国自行安排，约定的结算方式是以安装80个蹲便器、按照每个130元的标准计算工资，由谢灿辉在80个蹲便器安装完毕后一次性支付款项给邓国强及余均国。谢灿辉认为邓国强是因病去世，与其无关。
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主张邓国强为深圳市城镇居民，提供了居住证明、任职证明、劳动合同、经营的公司营业执照、社保缴费记录等予以证明，天山公司、谢灿辉则认为深圳市利达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的投资人为邓国强的兄弟邓国全、邓国平，因此深圳市利达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出具的任职证明、邓国强的参保记录、劳动合同、工资收入等均不真实，而邓国强只是深圳市新德科技有限公司的挂名法人，居住证明显示的地址也只是该公司的所在地，因此天山公司、谢灿辉不确认邓国强为深圳市城镇居民，并主张根据户口本确定邓国强为农村居民。
另查明，邓世民是邓国强的父亲，事发时78岁，李秀娟是邓国强母亲，事发时73岁，廖泽儒是邓国强妻子，邓海霞是邓国强女儿，邓海锋、邓志锋是邓国强儿子，邓国强的儿女在事发时均已成年；邓国强有姐弟三人，分别是邓国洪、邓国平和邓国全。
根据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天山公司、谢灿辉的调查取证申请，原审法院向东莞市公安局寮步分局良平派出所调取了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李建粮的询问笔录显示其将东莞市寮步镇向西村一家具厂宿舍的工程介绍给泥水工肖德贵做；肖德贵的询问笔录显示李建粮电话介绍肖德贵在寮步镇××一家工程做改建洗手间的工程，厂方预算工程款为10000元多，但考虑时间问题，肖德贵打电话问其同行余均国做不做该工程，余均国同意了，后事发当天余均国通知肖德贵称余均国叫来做事的人在工作时死了，肖德贵还表示该工程由余均国全权负责；余均国的询问笔录显示肖德贵让余均国负责天山公司的相关工程，余均国当面找到邓国强问其愿不愿意过来做，邓国强来看了下就同意做，当时余均国没有告诉肖德贵该情况，实际上该工程工人主要是余均国及邓国强，余均国表示事发当天其与邓国强一起搬砖上楼，后邓国强头晕倒地，在送往医院过程中死亡。另，根据天山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原审法院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查邓国强2013年1月前后的社保缴纳情况，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复函，证明邓国强于2011年10月份开始在深圳参保，2013年2月停止缴费，尚未办理退保手续。天山公司认为停止缴费的原因是邓国强实际于2013年2月份已经离职，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则解释称邓国强并未在2013年2月离职，停止缴费原因是深圳市利达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经营效益不理想，为节省公司开支而停止缴纳保险费，实际上深圳市利达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一直向邓国强发放工资至2014年4月份。
天山公司、谢灿辉申请对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提供的深圳市利达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工资表上邓国强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原审法院通过摇珠方式确定由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文证审查结果通知，其认为同时期供比对样本数量不足，因此终止该鉴定。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提交的亲属关系证明书、门诊病历、死亡医学证明书、常住证明、任职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劳动合同、邓国强经营的公司营业执照、房屋租赁凭证、银行存折、银行流水单、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邓国强驾驶证、租金收据、工资发放签名表、房租水电费通知单、纳税证明、深圳市利达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的工资申报表，天山公司、谢灿辉提供的全国企业信息公司系统（广东）查询（网上打印件）、《天山公司宿舍区委外经营管理办法合同》、《宿舍整改协议》、《承诺书》、东莞市气象局出具的气象证明、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现场照片，以及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邓国强、天山公司、谢灿辉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天山公司、谢灿辉应否就邓国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天山公司与谢灿辉签订的《天山公司宿舍区委外经营管理办法合同》显示，天山公司将其宿舍区包含宿舍、餐厅、福利中心等交由谢灿辉承包管理，天山公司、谢灿辉存在承包关系。
至于邓国强与谢灿辉的关系，具体分析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的规定，承揽是指当事人双方关于一方按照另一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接受该工作成果并给付一定报酬的合同。雇佣是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雇主支付报酬的合同。区分二者，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1）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3）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4）是继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5）当事人一方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案中，邓国强与谢灿辉之间应构成承揽关系。理由如下：第一，邓国强并不是谢灿辉长期雇佣的工人，因谢灿辉需改造天山公司宿舍区的洗手间，经李建粮、肖德贵介绍，邓国强与余均国才到天山公司宿舍区进行洗手间的改造。谢灿辉亦表示双方并没有明确约定工期，工作时间及进度是由邓国强与余均国自行安排，邓国强与谢灿辉之间并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第二，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与谢灿辉在庭审中均确认邓国强的劳动报酬是在完成80个蹲便器安装后一次性结算，并不是如雇佣关系中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第三，邓国强提供的是劳动成果即改建洗手间加装蹲便器，而不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其提供的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因此，邓国强与谢灿辉形成的关系符合承揽法律关系的特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由上可知，天山公司只是将其宿舍区、饭堂等经营管理权承包给谢灿辉，而谢灿辉在承包经营过程中将宿舍区的洗手间改造工程交给邓国强与余均国进行施工，且结算发放工资报酬也是由谢灿辉负责，因此案涉洗手间改造工程的定作人是谢灿辉而非天山公司，邓国强则是该工程的承揽人，故天山公司对于邓国强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作为定作人的谢灿辉是否承担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邓国强安装蹲便器是其作为承揽人应尽的义务，作为定作人的谢灿辉并不存在定作、指示或选任的过失，且根据余均国在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邓国强在第一天施工了三个小时左右就晕倒，经抢救无效死亡，依据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邓国强的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由此可知邓国强的死亡与其自身身体机能具有一定关系，而谢灿辉没有强制安排邓国强工作，在知道邓国强晕倒后也积极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因此对于邓国强在承揽过程中死亡，谢灿辉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审诉讼费15070.76元、鉴定审查费960元，由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共同承担15070.76元，谢灿辉、天山公司共同承担960元。
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中，邓国强为谢灿辉的雇员，无证据证明邓国强与谢灿辉二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仅凭案外人的片面陈述，并经法官缺乏逻辑性的推断，就认定邓国强与谢灿辉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过于武断，从而导致对本案关键事实作出错误认定。2014年5月29日，邓国强受聘为谢灿辉的临时雇员。2014年5月30日，邓国强一早到天山公司上班。当天天气相当闷热，邓国强坚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达三个小时左右，最终晕倒。这一事实完全可以说明邓国强当时所从事的洗手间改造工作具有紧迫性，有工期的规定，邓国强必须按雇主的要求加紧工作才能在工期内完成相应的工作量。因此，邓国强在提供涉案工程劳务时，要受到谢灿辉的安排和管理。从本案查证的事实来看，应认定邓国强与谢灿辉间存在雇佣关系。谢灿辉在未认真审核邓国强是否具备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就临时雇请邓国强为其雇员进行案涉工程的施工，且谢灿辉在案涉工程施工中不在施工现场，对案涉工程施工未采取任何有效的安全措施，对施工当天高温作业可能出现的人身安全问题不采取任何预防和保障措施，最终导致了本案邓国强中暑身亡的后果。因此，谢灿辉在本案中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天山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有：1、天山公司未尽其应尽的审查义务。天山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发包方，谢灿辉是案涉工程的承包方，但谢灿辉并无案涉工程施工资质，因此，天山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个人进行施工，存在过错。2、根据《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天山公司对其厂区内的工作人员应尽相应的审慎注意义务，防止工作人员出现中暑现象。事发当天，当地最高气温高达35℃以上，邓国强当时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连续工作达3个小时之久，期间并无天山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对邓国强采取任何劳动保护措施。鉴于邓国强生前并无心脏性疾病这一事实推断，邓国强是死于高温场所下重体力劳动引发的中暑。因此，天山公司对邓国强的死亡难辞其咎，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天山公司未尽及时救助义务。本案中，邓国强大约在事发当天上午10时50分左右晕倒，天山公司没有对邓国强采取任何有效的急救措施。邓国强在事故现场持续昏迷将近40分钟，直至当日上午11时28分左右，天山公司才安排了一辆不适合进行救治运输的小型货车将邓国强送往医院。大约过了8分钟左右，邓国强被转到救护车上，但这时救护车上的医院专职人员经初步检查认为邓国强已不治死亡。根据《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天山公司对邓国强的死亡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审理本案拖延时间过长。本案自2014年7月一审法院审理后至2015年9月底才出判决，历时一年两个月之久，远远超过法定审理期限。另从原审判结果来看，原审法院驳回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的全部诉讼请求，既然如此，原审法院就没必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笔迹鉴定，也没必要向深圳市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原审法院如此做法，不仅极不合理，同时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相关审理期限的规定。综上所述，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天山公司、谢灿辉连带赔偿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各项赔偿金合计人民币1141195.70元【其中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6000元，交通费4500元，住宿费6000元，丧葬费45196.50元，死亡赔偿金979499.2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89306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86437.2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
谢灿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谢灿辉与邓国强之死没有任何关系。1、邓国强是与余均国共同承揽洗手间改建的项目。因此从承揽关系来看，谢灿辉并不存在定作人的过错。2、从余均国的笔录可以看出，余均国是受肖德贵的派遣承揽此项目，与谢灿辉没有任何关系。3、谢灿辉将项目交给肖德贵及余均国等人，由余均国及邓国强自行完成，谢灿辉没有进行任何管理，只需要在完成后进行验收，验收后支付承揽款项。二、邓国强的工作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谢灿辉没有过错。1、谢灿辉与邓国强没有劳动关系，邓国强工作不受谢灿辉的管理，邓国强是通过完成承揽项目获得报酬。2、即使按照劳动保护法，邓国强当时工作的温度不属于法定强制休息时间，也可以进行室外工作。三、邓国强是心源性猝死，是其自身疾病，与任何人没有关系。四、谢灿辉在事发后，积极进行抢救，第一时间联系了120，后因为120救护车堵车，谢灿辉又安排了人员用面包车运送邓国强去医院，已尽最大努力救助，因此谢灿辉不存在救助不及时的过错。综上所述，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
天山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天山公司与邓国强之死没有任何关系。1、从公安笔录可以看出，邓国强是与余均国共同承揽洗手间改建的项目。因此从承揽关系来看，邓国强应自行承担生病的后果。2、从余均国的笔录可以看出，余均国是受肖德贵的派遣承揽此项目，与天山公司没有任何关系。3、天山公司将宿舍承包给谢灿辉管理，谢灿辉自行改建洗手间，是承包范围的自主权，天山公司对洗手间的改建没有任何过错。二、邓国强的工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天山公司与谢灿辉均无过错。1、天山公司与邓国强没有劳动关系，邓国强工作不受任何人的管理，是自行行为。2、邓国强当时工作的温度不属于法定强制休息时间，也可以进行室外工作。三、邓国强是心源性猝死，是其自身疾病，与天气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所述，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邓国强、谢灿辉、天山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对于邓国强的死亡，谢灿辉、天山公司是否存在过错。
关于焦点（一）。
首先，天山公司与谢灿辉之间签订《天山公司宿舍区委外经营管理办法合同》，约定天山公司将宿舍区的生活设施、餐厅及活动中心承包给谢灿辉经营管理，谢灿辉则每月向天山公司支付55000元的承包经营费，因此天山公司与谢灿辉之间系承包经营合同关系。
其次，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主张邓国强与谢灿辉之间系雇佣关系，则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是从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询问笔录以及原审庭审笔录来看，谢灿辉并不认识邓国强，其将宿舍洗手间整修工程交给李建梁承建，李建梁陈述因嫌弃工程价格低便将该工程转介绍给了肖德贵承建，肖德贵则将该工程介绍给了余均国，余均国叫来邓国强一起做事，肖德贵与邓国强并不认识。而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等人在庭审中亦陈述，邓国强出事之后，家属找到朋友了解，说是邓国强因为帮李建梁干活出事了。由此可知，邓国强并不直接受雇于谢灿辉，谢灿辉对邓国强不存在控制、支配和管理的关系。再者，从双方陈述的价款结算方式及工期的约定来看，谢灿辉约定是按照工程的完成结果即蹲便器的安装完毕一次性支付报酬，并不是按照余均国、邓国强提供的劳务期间按期给付。谢灿辉本人亦并非直接对余均国、邓国强的工作作出控制、管理。因此，综上理由，本院认为邓国强并非受雇于谢灿辉，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主张邓国强与谢灿辉之间系雇佣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
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要求谢灿辉、天山公司对邓国强的死亡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如上分析，因邓国强并非受雇于谢灿辉，因此本案案由不应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由应为生命权纠纷，原审对此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谢灿辉、天山公司是否应当对邓国强的死亡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则应分析谢灿辉、天山公司对邓国强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与邓国强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首先，天山公司与谢灿辉之间系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其并不是涉案工程的定作人，因此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认为天山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未有资质的谢灿辉存在过错，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依据邓国强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邓国强的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认为邓国强之所以发生心源性猝死系因事发当天出现高温天气致邓国强中暑，因此谢灿辉、天山公司存在未提供劳动保护措施的过错。但是东莞市气象局出具的事发当天气象无法证明事发现场当时的气温属于高温，不适宜作业，邓国强在第一天工作三小时左右的情况下就发生晕倒，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主张邓国强系因中暑导致猝死，系其自行推断，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信。况且，谢灿辉并非邓国强的雇主，其未有提供相应劳动保护措施的义务，因此谢灿辉对此并不存在过错。
最后，关于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提出的事后救助是否得当的问题，因邓国强死亡系突发性意外事件，从询问笔录及庭审笔录记载可知，当时在场人员谢灿辉、保安人员等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求助紧急医疗，在120救护车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在场人员利用现场可利用的一切资源，即使是一辆破旧面包车，亦已尽最大努力对邓国强进行施救。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以谢灿辉是否尽到救助得当的道德义务要求谢灿辉承担法律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程序问题。原审向相关部门申请调查取证以及准许当事人申请鉴定，均因与案涉争议事实存在关联，且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也无证据证明原审程序违法，因此本院对其关于原审程序违法的主张采信。
综上所述，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070.76元，由邓世民、李秀娟、廖泽儒、邓海霞、邓海锋、邓志锋负担（已预缴）。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浩
代理审判员 钟 雯
代理审判员 廖志明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子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