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锡来与周伟江、唐清贤物权保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揭中法民一终字第1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锡来，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来县惠城镇。
委托代理人：陈志，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伟江，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
委托代理人：杨林、汤儒盛，均系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唐清贤，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来县惠城镇。
上诉人唐锡来因与被上诉人周伟江、原审被告唐清贤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来县人民法院（2012）揭惠法民一初字第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11月11日，周伟江与唐锡来签订了《合资创办种养农场合同》，双方开始合作经营种养农场。1997年2月16日，周伟江与唐锡来及方某不三人口头协议以三股份形式，合作办猪仔场销售猪苗，盈亏按股分摊，各方投入股金（应折抵基建的费用后）按月息2%计提利息。同年4月26日，由唐锡来向溪西镇某村购买位于该村隆甲公路边原电排地一块，面积148.14平方米（建筑面积），一次性付还购地款及其他费用5000元。猪舍建成后，开始做猪苗生意，初期盈利，后期因猪苗生病亏本。1997年9月16日，三方自行拆伙。经结算，猪仔场所有的固定资产及其他财产转入种养农场所有。［上述事实来源于惠来县人民法院（2000）惠法隆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000年判决书）的事实认定］。1999年12月21日，周伟江因与唐锡来合伙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2000年12月18日，原审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判决：一、依法解除周伟江与唐锡来于1995年11月11日签订的《合资创办种养农场合同》；二、确认周伟江、唐锡来合伙农场对外债务830000元，按月利率0.5925%从1998年9月8日起至2000年12月16日止，应计付利息134090.65元，本息合计964090.65元。抵除农场资产评估总值616681.94元及唐锡来占用农场现金56344.87元后，农场实际亏损291063.84元。按照农场债权平均分配，债务对等分摊原则，应由周伟江负担债务145531.92元；唐锡来负担债务145531.92元，加上占用现金56344.87元，应归还农场，实际应负担债务合计201876.79元；三、从2000年12月16日起至2036年12月30日止，农场按评估总值616681.94元归周伟江所有，周伟江与唐锡来合伙期间的债务830000元及利息由周伟江负责清偿；四、唐锡来负担合伙债务及其他款项共201876.79元，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偿还周伟江。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08年10月12日，唐锡来以4.5万元的价格将上述位于溪西镇某村隆甲公路边原电排地（猪舍地）转让给唐清贤，尔后，唐清贤便在该地经营生意。2012年3月7日，周伟江得知唐清贤使用上述猪舍地后，遂委托律师向唐清贤发出了《律师函》，要求唐清贤停止使用该猪舍地，但由于唐清贤认为该地已是其所有，故不予理睬，继续使用该地。周伟江遂于2012年6月2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唐清贤购买惠来县隆甲公路边养猪场（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的行为无效；2.唐清贤停止侵权，搬离并修复上述养猪场，并将养猪场交还周伟江。
又查明，由于广东中石油项目建设需要，某新村需移民落户，现本案争议的隆甲公路旁电排脚猪舍地已被政府征用，但未进行理赔（征地补偿）。唐清贤在该地被征用后，已停止使用该地。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经审查周伟江及唐清贤提供的证据，认为，唐锡来应系本案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于2012年10月10日通知唐锡来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物权保护纠纷。本案讼争的猪舍地的来源及变更等事实，已经生效的2000年判决书所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的规定，原审法院对该判决书所确认的有关该猪舍地的来源及变更的事实予以认定，并作为该案定案依据。对唐清贤辩称该猪舍地是其与唐锡来合法购买，其有权使用该地；唐锡来辩称该猪舍地是其所有，其出卖给唐清贤合法以及农场合伙与猪舍地无关等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根据该判决书，本案讼争的猪舍地虽原系唐锡来向村购买，但在1997年9月16日，猪仔场所有的固定资产及其他财产已转入种养农场所有，同时该判决书也已将种养农场使用权（从2000年12月16日起至2036年12月30日止）判归周伟江所有，唐锡来从2000年12月16日开始已丧失对该猪舍地的处分权。2008年唐锡来却以自己名义，擅自将本案讼争的猪舍地转让给唐清贤，其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其处分该猪舍地后，未得到权利人即本案周伟江的追认，且唐清贤、唐锡来在转让该地时也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报原发包方同意或备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应确认唐清贤、唐锡来之间转让猪舍地的行为无效。故周伟江请求确认唐清贤购买惠来县隆甲公路边养猪场（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的行为无效，依据充分，予以支持。对周伟江要求唐清贤停止侵权，搬离并修复上述养猪场，并将养猪场交还周伟江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周伟江要求唐清贤恢复原状，返还原物的诉讼请求本可予以支持，但因该讼争的猪舍地现已被政府征用，返还原猪舍地已不可能，周伟江也没有请求唐清贤赔偿损失，故周伟江的上述请求予以驳回。周伟江可凭2000年判决书确定权项按有关规定到相关部门办理征地补偿手续。
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第（4）项之规定，于2014年5月6日作出（2012）揭惠法民一初字第949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唐锡来与唐清贤转让位于惠来县隆甲公路边原电排边的猪舍地行为无效。周伟江可按惠来县人民法院（2000）惠法隆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权项对该猪舍地行使相关权利。二、驳回周伟江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唐锡来、唐清贤各负担50元。
唐锡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周伟江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周伟江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主要事实与理由是：一、原审判决以2000年判决书作为定案依据来认定讼争标的为周伟江所有，判定唐锡来与唐清贤之间的“猪舍地”转让行为无效，系错误地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原审判决所依据的2000年判决书的讼争农场，与本案隆甲路边的猪舍地无关。在2000年判决书中，周伟江起诉的诉讼标的系后完山和狮仔地的种养农场，其在起诉书的第二页第15、16行写明“加之截支农场资金5万元与他人合伙建猪仔场和计息32000元共82000元”，显然该案周伟江是将“农场”和“与他人合伙建猪仔场”分成两个不同的争讼点。而2000年判决书的主文判项也是“1.依法解除周伟江与唐锡来于1995年11月11日签订的《合资创办种养农场合同》；……3.从2000年12月16日起至2036年12月30日止，农场按评估总值616681.94元归周伟江所有……”，说明解除的合同系1995年合资创办的种养农场，农场判归周伟江所有但没有将“猪仔场”判归周伟江所有。2000年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只是周伟江单方面陈述的事实，该隆甲路边猪仔场若作为该案的争讼点在没有经过争议各方陈述辩解，该案是无权将其权利擅自处理的，更何况如“原审查明”所述，在有一个第三方（方某不）存在的情形下，若该案没有让第三方（方某不）参与审理的情形下，更不应对该猪仔场的财产权利作出处理。而该案判决所称的固定资产及其财产包括那些资产，是否包括唐锡来的土地权益，也没有说明清楚，在判决主文的判项中更没有述明清楚，所以，原审判决以2000年判决书的事实认定中所谓的“1997年9月16日，三方自行拆伙。经结算，猪仔场所有的固定资产及其他财产转入种养农场所有”为由，以此来作为隆甲路边“猪舍地”已经判给周伟江的依据，并据此认定唐锡来将该“猪舍地”转让给唐清贤的行为无效，周伟江可按2000年判决书确定的权项对该猪舍地行使相关权利，是在根本违背事实与法律的情况下，对2000年判决书讼争标的的篡改与增加。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片面错误地适用《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民事案件既判力的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根据2000年判决书来认定周伟江可按该判决书确定的权项对“猪舍地”行使相关权利，实质上是涉及到民事诉讼法中既判力的法律理论问题。我国在运用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均将其客观范围限于诉讼标的的范围以内。即法院的裁判应当只以原告主张的具体的、特定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作为其诉讼与法律效力。法院只就请求权在判决主文中所作出的判断有既判力，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之争仅仅是争执事项诉讼标的，如果当事人一方或单方的陈述在没有经过认真的辩论或相关权利义务人的诉讼参与，对后案就没有既判力。例如2000年判决书在未有“方某不”参与的情况下，就将周伟江的单方陈述判断作为支持诉讼标的的理由，并在后案中（即原审判决）赋予其既判力，就等于强迫唐锡来、方某不接受意料之外的结果，造成对当事人的权利失去正当程序保障的突袭裁判。本案中，唐锡来对是否与周伟江合伙“猪仔场”，周伟江所谓是否投资“猪仔场”，猪舍地是否归周伟江，唐锡来在原审庭审中对周伟江所有的陈述均作了否认，甚至称其从未见过“周伟江”这个人，更谈不上合伙“猪仔场”，而周伟江在1997年才16岁，不可能去经营养猪；另一方面，周伟江除了2000年判决书外，未有任何证据证实其与唐锡来合伙“猪舍地”养猪，更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唐锡来将该“猪舍地”转卖或权益转移给周伟江所有。三、原审判决在审理程序上存在明显错误。实质上，在没有有效判决猪仔场归周伟江所有的情况下，唐锡来与唐清贤关于猪仔场的买卖行为根本与周伟江无关。假若周伟江真认为该养猪场系其所有，应当另行起诉，并通知相关当事人“方某不”、村集体等参加应诉；或通过原审法院下发裁定书，释明2000年判决书中的农场包括该“猪舍地”。在没有确认权益的情况下，不应当直接进行物权权益保护纠纷的诉讼，原审法院也不应当违背程序就此直接作出判决。若该“猪舍地”真如周伟江所称在2000年判决书中已判给了周伟江，那周伟江应该是依照生效判决提请法院执行的问题，而不是进行所谓的“物权保护诉讼”，将唐锡来列为侵权者。此外，原审判决也存在着超期限的错误。原审判决于2012年6月开始立案，直至2014年5月才结案，明显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期限的要求。四、原审法院判决周伟江可按2000年判决书确定的权项对该猪舍地行使相关权利不符合基本事实与常理。该“隆甲公路边猪舍地”实质上系1993年唐锡来向某村书记唐某权提出购买山头电排地皮，唐某权说要通过村委会研究才可答复，时至1994年春再向唐某权提起时，其说可先放1000元按金在村政府，地可先去用。唐锡来照办后，于1994年就建有铺面一间约30多平方，再加原有电排房一间20多平方，做旧废品生意，后生意不好做停业。1997年3月，方某不一家从海南回家，其想找个地方做猪苗生意，通过朋友介绍向唐锡来租赁该地。唐锡来本是以每月500元租给方某不，但方某不就问其该地有没有办理手续，唐锡来说还未办理。于是在方某不催促下，唐锡来找到唐某权说起电排地皮办证一事，唐某权说须通过村委会同意决定，但考虑唐锡来一家未向某村购买过厝地，要求交付1500元（当时村里发放厝地120平方才400元）。后方某不以其人生地不熟为由，要求唐锡来参股合办猪仔场，于是唐锡来以不收取铺租的形式入股。几天后，周某正（周伟江父亲）知道唐锡来与方某不合办猪仔场，其硬要加入并表示要出资5万元，方某不无法拒绝只好答应。1997年4月26日，唐某权等人来到唐锡来所要购买地皮的位置，即时划定唐锡来购买的地皮范围，并叫唐锡来跟其坐车去村委会办手续。对于周某正加入把钱存入溪西信用社后，听方某不说是第三车猪苗才用到周某正的资金。但是在当年5月份起周某正每月要向方某不拿回利息1000元。后周某正听方某不父子说生意不办下去，就不顾猪场生意盈亏，硬要拿回5万元，方某不只好把现金3.8万元和17头猪苗及猪场一切用具估价，凑足5万元付给李某才（周某正私人司机）转入农场（农场收入有记录）。猪仔场停业一直就是唐锡来管理和经营直至2008年，后因经济困难，唐锡来只好把电排地皮以4.5万元转手给唐清贤。五、本案中周伟江存在着许多伪造证据的情节，原审法院根据伪造证据作有利于周伟江的庭审记录，并以此来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在其判决书第五页第12、13行称唐锡来对1997年3月15日所称《收款收据》无异议，唐锡来根本不存在什么与猪仔场有关的收款收据，猪仔场是独立核算，不可能等到1999年再做报销，唐锡来认为原审对证据的认定与庭审事实不符。六、唐锡来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补充其上诉意见称：现将2000年判决书主要错误列举如下，供法院在审判和启动该案再审时参考。（一）周伟江的身份问题。依照2000年判决书周伟江的年龄推算，周伟江应当是1979年出生，而不是本案的1981年出生，二者出生年龄不同，明显两案当事人身份存在差异。若本案的周伟江系1981年6月出生，那其与唐锡来1995年签订所谓的《合资创办种养农场合同》才14岁，也不符合常理。（二）合伙关系与借贷关系与周某正债权处理程序问题。2000年判决书将唐锡来与周伟江的所谓《合资创办种养农场合同》的合伙纠纷与债权人周某正的借款纠纷混淆在一案中，明显违背了一案一审的诉讼原则。（三）2000年判决书将惠来县审计事务所1999年12月22日出具的《关于溪西镇某村后完山狮仔地种养农场委托对其农场财务收支审计无法实施审计鉴证的复函》作为判定事实的依据，是明显的枉法裁判行为。（四）2000年判决书将农场资产评估总值为616681.94元并以该评估为基础在判决中处理农场的归属存在事实上与程序上的错误。（五）2000年判决书的承办法官将唐锡来从1996年到至1998年关于农场支付原始单据613页和帐簿一本全部扣留，不开具任何收件单据手续，也不在判决书列明该单据与帐簿反映的法律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行为。
周伟江答辩称：一、周伟江原审提交的2000年判决书，所查明认定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在这份判决中，唐锡来不仅行使了答辩权，而且还参与了开庭与质证，充分行使了诉讼权利。原审法院当时经过充分的调查和全面评估，并组织双方竞买，在唐锡来放弃经营农场之后，考虑到农场的发展，才作出了这样一份判决。唐锡来在该判决作出之后，最终放弃了上诉，应视为其早已接受并服从了该判决。而且，在周伟江提起本案的诉讼之后，唐锡来不断捏造事实，四处诬告周伟江的父亲和上述判决的原审法官，并针对该判决进行了申诉。但有关部门在调卷审查和调查之后，均没有采信唐锡来的诬告，这再次说明，该判决是合法有效的，其查明认定的事实已成为法定的事实，依法应当作为本案审判的依据。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的规定，将该判决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这在适用法律上是完全正确的。二、2000年判决书第5、6页所查明认定的关于合作办猪仔场以及拆伙之后，猪仔场整体转入归农场所有的事实，是完全客观真实的。其实，唐锡来也确认与方某不合作办猪仔场所投入的5万元是从种养农场的借贷款中提取的（见2000年判决书第6页第3行）。关于如何与第三人方某不合作办猪仔场以及如何拆伙、清算后又如何将猪仔场所有的固定资产及其他财产转入种养农场所有的事实过程（见2000年判决书第6页第7、8行），该判决也完全是根据唐锡来当时的陈述去认定的。该判决生效之后，原审法院也将该判决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一起送达给了某村。第三人方某不的权益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么多年以来，方某不也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可见，该判决不仅在查明事实部分认定了猪仔场已经并入种养农场，而且该判决所根据的评估报告也将该猪仔场纳入了种养农场，作为种养农场的一部分一起评估。可见，原审判决对此的认定并没有错，本案讼争的猪舍地，无论是地上建筑物，还是土地使用权，早就已经是种养农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基于上述判决，唐锡来对猪舍地的土地使用权或地上建筑物，已不再享有任何权益或权能，已无权进行处分。在这种情况下，唐锡来背着周伟江将该土地卖给唐清贤的行为，显然是一种侵权行为，毫无疑义是无效的。三、对于唐锡来补充的上诉意见，周伟江认为唐锡来程序错误，本案不是对2000年案件的审理。
唐清贤答辩称：唐清贤2008年以4.5万元向唐锡来购买讼争土地，这有证人唐金溪和唐乃宗为证，该地是唐清贤合法购买，与周伟江无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诉讼中，因唐锡来下落不明，原审法院依法于2012年10月24日向唐锡来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同时基于审理需要，原审法院报经该院院长及本院批准，分别延长本案审限共十二个月。
从周伟江原审提交的二份《收款收据》记载的内容来看，证据3应为1997年4月26日的《收款收据》，证据6应为1997年3月15日的《收款收据》。据此，唐锡来在原审对上述二份《收款收据》的质证意见为：对1997年4月26日的《收款收据》无异议，对1997年3月15日的《收款收据》认为来源不清，看不清楚，对于证明内容是与其无关的。原审判决书中关于证据3与证据6的二份《收款收据》名称书写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再查明，二审诉讼中，唐锡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相片一张，证明唐锡来的猪舍地面积是三百平方米，与原审判决的一百多平方米是不同的；2.揭阳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揭市检民行立（2012）5号）一份，证明揭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7月26日作出对2000年判决立案审查，但现在检察院还没作出审查结果，本案原审不能作出判决。周伟江质证称：一、证据1超过举证时效，不能作为证据认定，且原审判决是认定地上建筑物占地面积一百多平方米，而不是对地的面积作出认定。二、对于证据2，不清楚检察院是否已作出结果，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检察院没有作出结果，原审就不能对本案作出判决。唐清贤质证称：对于讼争土地的面积不清楚，但是不止一百四十多平方米，对证据2没有意见。
二审法庭调查前，唐锡来申请证人唐金溪出庭作证。证人唐金溪陈述猪舍地是唐锡来1994年向某村购买，2008年唐锡来将该地卖给唐清贤，其当时在场作为证明人。
还查明，2014年9月12日，针对唐锡来提交的揭阳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本院向揭阳市人民检察院发函询问是否就2000年判决作出审查结果。揭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1月19日复函表示该院已于同年11月14日作出揭检民（行）监（2014）4452000002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2014年12月11日，本院作出（2014）揭中法立民抗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2000年判决予以提审。鉴于本案必须以该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对本案中止诉讼的裁定。2015年6月19日，本院作出（2015）揭中法审监民提字第2号民事判决，维持2000年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审判决依据2000年判决书所确认的相关事实，认定唐锡来、唐清贤之间转让猪舍地的行为无效是否正确。二、原审判决是否存在审判程序错误。三、本案周伟江是否存在伪造证据。
关于原审判决依据2000年判决书所确认的相关事实，认定唐锡来、唐清贤之间转让猪舍地的行为无效是否正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二）、（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2000年判决书的认定，本案讼争的猪舍地虽原系唐锡来向村购买，但在1997年9月16日，猪仔场所有的固定资产及其他财产已转入种养农场所有，同时该判决书也已将种养农场使用权（从2000年12月16日起至2036年12月30日止）判归周伟江所有，故本案讼争猪舍地的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0年判决书确认为周伟江所有，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唐锡来与唐清贤之间转让猪舍地的行为无效，周伟江可按2000年判决书确定的权项对该猪舍地行使相关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唐锡来上诉主张本案讼争猪舍地与该案的种养农场无关，与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本院不能采信。且本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的（2015）揭中法审监民提字第2号民事判决也对该2000年判决予以维持，故唐锡来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审判决是否存在审判程序错误的问题。本案讼争猪舍地的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0年判决书确认为周伟江所有，周伟江依据上述判决所确认的事实，起诉主张唐清贤向唐锡来购买该讼争标的物构成侵权，原审判决据此对本案进行审理，程序并无不当。唐锡来上诉主张原审判决对本案予以审理程序错误，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关于原审判决是否存在超审限的问题。经查，因扣除公告期限二个月及延长审限十二个月，原审判决结案日期应为2014年2月27日，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6日作出判决，已超结案审限68天，程序上确有瑕疵。但从本案的审理结果看，该程序上的瑕疵未对案件有实质性的影响。
关于本案周伟江是否存在伪造证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唐锡来上诉主张周伟江存在伪造证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对于周伟江提交的二份《收款收据》，唐锡来在原审质证时对1997年4月26日的《收款收据》无异议，对1997年3月15日的《收款收据》认为来源不清，看不清楚，对于证明内容是与其无关的，并无提出系伪造的意见，故对唐锡来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对于唐锡来提出2000年判决书存在错误的几点问题，本院已对该生效判决连同唐锡来提出的相关问题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了审理，并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维持判决的处理意见，对此本案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唐锡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唐锡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志成
审 判 员 王锦洪
代理审判员 吴海燕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代书 记员 郑宋玲
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