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5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红琴。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大方吉鸿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民增。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大方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民增。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立孟。系杭州大方吉鸿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潘红琴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大方吉鸿商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方吉鸿公司）、浙江大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方集团）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民初字第2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大方集团成立于2001年3月，原公司控股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为申屠方力。2014年3月3日，中房联华（深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房联华）与申屠方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整体收购了大方集团。同年3月28日，大方集团工商核准股东变更为中房联华，申屠方力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大方吉鸿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由杭州吉鸿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大方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原法定代表人为申屠方力。2014年5月15日，基于上述收购，大方吉鸿公司工商核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民增。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自2013年度起未再参加工商年检。
潘红琴于2012年9月18日入职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单位，担任主办会计。2015年8月7日，潘红琴以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拖欠劳动报酬为由诉至该院，请求判令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支付所欠工资210000元，并向法院提供两张欠条，其中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22日的《欠条》，上面载明：“根据2014年3月22日双方协议，浙江大方集团有限公司欠潘红琴报酬人民币陆万元整。”该欠条落款处经申屠方力签名并加盖大方集团公章。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1日的欠条，上面载明：“兹有浙江大方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大方吉鸿商贸投资有限公司欠潘红琴工资壹拾伍万元整，在2015年上半年付清。”该欠条落款处经申屠方力签名并加盖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发票专用章各1枚。
在原审庭审中，该院就落款日期在后加盖的是公章，而落款日期在前反而加盖发票专用章的原因询问潘红琴。潘红琴自述：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股权是2014年3月3日转让的，3月22日的欠条是申屠方力在单位出具给潘红琴的，2014年2月1日的欠条实际上写于3月27日、28日左右，是申屠方力在潘红琴家里写给潘红琴的，当时申屠方力说公章不在了，就给潘红琴加盖了发票专用章。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据此，可以理解工资欠条即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已经就此达成一致协议，重新就此确定债权债务关系，法院亦可按照普通民事纠纷予以处理。但是如果工资欠条存在严重瑕疵，导致真伪不明，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已经就此达成一致协议，则是否存在拖欠劳动报酬以及究竟拖欠多少仍应当通过劳动前置程序，按照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后予以裁判，而不能按照普通民事纠纷案件进行审理。故本案的关键在于潘红琴提供的工资欠条是否能够充分证明已经就此与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达成一致协议，如不能证明，则其在本案中的请求不能予以支持，潘红琴仍应当按照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关于潘红琴提供的两张工资欠条的效力。该两张工资欠条存在重大疑点，不能单独认定其法律效力。理由为：1、金额为15万元的欠条，加盖的是发票专用章，这种印章通常由财务人员在开具发票时使用，潘红琴本身即为主管会计，按照常理会使用该种类型印章并熟知其用途，故该枚印章不能代表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的意思表示。2、潘红琴自认金额为15万元的欠条实际出具时间是2014年3月27日、28日左右，如潘红琴所述成立，申屠方力和潘红琴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改变欠条形成时间，已经导致事实真伪不明，潘红琴须就此承担不利后果。3、潘红琴一直为申屠方力控制的公司担任财务主管，其也自述金额为15万元的欠条是申屠方力到其家中书写，可见潘红琴与申屠方力关系密切，故其理应知道2014年3月份中房联华已经收购大方集团，虽然申屠方力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尚在工商变更过程中，但作为财务主管的潘红琴理应知晓申屠方力在未经收购方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向其承诺所谓工资欠条不具有正当性，潘红琴因此获取的工资欠条不具有法律上的善意，故该些欠条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上述分析，欠条存在严重瑕疵，导致事实真伪不明，故潘红琴直接依据此欠条主张权利，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5年10月30日判决：驳回潘红琴的诉讼请求。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
宣判后，潘红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潘红琴于2012年9月18日任大方吉鸿公司主办会计，兼任大方集团主办会计，口头约定在大方吉鸿公司为专职会计，月劳动报酬不低于一万元，大方集团为兼职会计，月劳动报酬为五千元整，并于2012年11月23日签订劳动合同。因公司严重经营不善，二家公司一直未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前法定代表人申屠方力于2014年3月3日将大方集团股权转让至中房联华。2014年3月22日，潘红琴获知公司转让，遂提出辞职，并与大方集团于当日清算应付潘红琴劳动报酬为六万元整。双方签订协议并移交账务。大方集团虽出具欠条但未兑现承诺，潘红琴遂提出辞去大方吉鸿公司的工作并清算报酬。2014年3月27日，申屠方力上门协商，希望潘红琴能继续任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主办会计，并同意兑现原口头承诺的劳动报酬，当场补出具应付未付劳动报酬欠条15万元整（其中大方吉鸿公司12万元，大方集团3万元）。潘红琴收到欠条后，同意继续按原协议担任两公司主办会计，并于2014年4月纳税申报期同时报送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2014年3月各类报表。2014年3月28日，大方集团法定代表人变更，股权交割，大方吉鸿公司2014年5月15日法定代表人变更。2014年6月，潘红琴随公司搬迁至古墩路天艺大厦，费杰担任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总经理、总负责人，至2014年11月。2014年11-12月，潘红琴与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新负责人陈玲汇报工作并沟通劳动报酬。2014年12月，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出具聘书，确认与潘红琴劳动关系继续，并于2014年12月10日发放大方吉鸿公司2014年5、6月部分工资6000元，大方集团2014年5、6月部分工资6000元，并确定大方吉鸿公司月工资5000元，大方集团月工资5000元。至2015年5月18日，大方吉鸿公司合计支付工资4458.39元，大方集团合计支付工资15652元。2015年5月29日，大方吉鸿公司与潘红琴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月工资自2014年5月起调至6000元。2015年6月5日，陈玲通知办公地点9号到期，原因是企业无法正常经营，且目前无新的办公地点，让潘红琴每月在家处理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账务，何时至新的办公地点上班要等候通知。2015年6-8月税务申报期，潘红琴在家中使用家中IP地址完成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税务申报。2015年8月，潘红琴获知大方吉鸿商贸城合作方三墩镇吉鸿社区诉至西湖区人民法院，要求解散大方吉鸿公司并清算，故潘红琴于8月7日向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支付潘红琴2012年9月18日至2014年3月28日期间的劳动报酬合计21万元整。一审判决有以下几点错误：1、潘红琴自2012年9月18日至2015年8月7日一直担任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主办会计（除大方集团2014年3月22日至2014年4月），并与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于2012年11月23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明确、真实且有效。2、6万元欠条有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有协议内容，有账务移交事实，是真实有效的，但大方集团未按协议支付劳动报酬。3、15万元欠条虽加盖发票专用章，但有身为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申屠方力签名，其效力大于此印章。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是可以代表两家公司的意思表示的，是真实有效的，而改变欠条形成时间是法定代表人申屠方力书写，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承担全部股权交割前债务清偿责任，其书写时间只为证明此欠条内容属于股权交割前债务，并非潘红琴要求或与潘红琴协商后形成。潘红琴陈述事实经过，不应因此承担不利后果。申屠方力赴家中是因为潘红琴提出辞去大方吉鸿公司主办会计职务，请假在家，并不能以赴家中而证明关系密切，质疑欠条真实有效。2014年3月，潘红琴知道有单位收购大方集团，但并不知道是哪家单位，因为收购协议有保密约定。潘红琴无资格看到收购协议，且收购协议明确公司转让价2.7亿元人民币。公司目前资产2.7亿元人民币，总负债2.7亿元人民币，全部债务与受让方无关，转让方承担公司全部债务，即使股权交割，转让方也承担股权交割前债务清偿责任，故潘红琴的欠条并未损害受让方的利益，申屠方力出具工资欠条不具有法律上的恶意式欺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大方集团、大方吉鸿公司支付应付未付劳动报酬合计21万元。
被上诉人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共同答辩称：潘红琴在2012年9月18日起与两答辩人的劳动合同是否真实履行，不得而知，而且潘红琴没有提供在此期间真实履行劳动关系的任何证据，潘红琴所提供的两张工资欠条，严重缺乏真实性。从大方集团、大方吉鸿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3可以看出，潘红琴非法占有公司的财务核心资料、办公工具、电脑及其设备一套。结合潘红琴在2014年8月-2015年5月期间的工作表现来看，上述两张欠条据潘红琴所述系在其家中所制造，而且一份为6万元整，一份为15万元整，与潘红琴、大方集团、大方吉鸿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客观事实条件完全不符，不应出现如此大额的差距，且潘红琴一定要在大方集团、大方吉鸿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申屠方力出具高额欠条后才移交本应该属于公司的资料，不符合常理。申屠方力当时急切想要将股权整体转让，迫切需要潘红琴的配合，所以才不得不如此，让人怀疑其中带有某种交换条件或者威胁。在2014年3月份之前潘红琴是否真的履行了其劳动义务，不得而知；但自2014年3月-8月潘红琴是从未到过大方集团、大方吉鸿公司工作，潘红琴提交的证据“聘请书”可以证明，潘红琴事实上是于2014年8月份后再次由两公司领导通过下达聘请书再次聘请至大方吉鸿公司上班。大方吉鸿公司在2014年8月份-2015年6月期间均已支付潘红琴工资及相关福利，且在多次与潘红琴沟通要求其离职后将属于大方吉鸿公司的财产移交的过程中，多次被要求多支付其工资，迫于无奈，不得不支付其自2014年5月份公司股权交割后，公司相关实际负责人变更后起的工资，但大方吉鸿公司的息事宁人换取的是潘红琴的变本加厉与不可理喻。综上所述，潘红琴上诉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其要求不合理、不合法，故请求法院驳回潘红琴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潘红琴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证据清单》，是大方集团、大方吉鸿公司另案劳动仲裁中提交的证据，其提交的2012年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及《协议》的证明目的可以证明潘红琴与二家公司劳动合同真实有效、劳动关系事实确立，且2014年3月22日的协议真实有效；2、大方集团与大方吉鸿公司自2012年9月起的财务报表、明细账本，二家公司所有的财务、账务处理一直是潘红琴制作，按财务管理制度，该资料只有公司主办会计存档、备份、保管，可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真实存在，《股权转让协议》需履行财务交接，故接收潘红琴继续留任，至新的办公地点办公直至财务交接工作完毕；3、工商登记材料、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证明：陈玲是大方吉鸿公司与大方集团的总负责人，潘红琴一审中提交的2014年11月25日陈玲发送的电子邮箱回复函明确潘红琴始终坚持工作，二家公司亦在西湖区劳动仲裁庭审中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4、二家公司5、6月份工资表及对应工资发放银行回单，四张工资表是经负责人亲笔签名后，于当日由负责人发放大方吉鸿公司对应工资6000元，大方集团对应工资6000，工资对应银行回单是二家公司提交至西湖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的证据欲证明已发放。从而证明这四张工资单虽略有改动，但其大写数据清晰正确，且已实际发放，故真实有效，工资表内容明确二家公司工资分别计算；5、《协议》、工资表、短信、支付凭证回单等，证明潘红琴一直为大方集团工作，公司领导人重组前、后月劳动报酬为5000元；6、银行对账单，2014年3月前大方吉鸿公司支付工资38333.33元、2014年3月后大方吉鸿公司支付工资41458.39。大方集团支付工资15652元；7、工商变更登记情况，以证明大方集团股权变更日为2014年3月28日，2014年5月15日大方吉鸿公司无股权变更，二张劳动报酬欠条时间及欠条所欠工资所属时间均在股权交割日之前；8、《股权转让协议书》，以证明：（1）2014年3月，潘红琴获知公司领导人欲将大方集团转让，并向潘红琴计算截止2014年3月两家公司合计债务累计明细计2.4亿元，因有保密协议，潘红琴一直到2015年才看到此协议书复印件，该协议明确了交割日前后债务归属问题；（2）明确债务清偿时大方吉鸿公司与大方集团的全部债务与受让方无关，由转让方承担两家公司的全部债务，所以申屠方力在出具给潘红琴应付未付劳动报酬的二张欠条时间及欠条工资内容所属时间均在交割日之前，金额在负债2.7亿元的员工工资及人员补偿款之内，其内容未损害受让方的利益，不具有法律上的恶意、欺诈、或不正当性；（3）协议明确在转让方成立以转让方之一申屠方力为负责人的债务清理小组，在清偿债务中申屠方力对具体清偿事务有最后决定权，证明申屠方力在交割日前有权利出具给潘红琴劳动报酬欠条，兑现其对员工的承诺，（4）受让方至今未支付2.7亿收购款；9、与大方吉鸿公司有劳动关系的同事证明，以证明潘红琴自2012年9月18日起任大方吉鸿公司主办会计；10、劳动合同、支付凭证回单、考勤表，以证明公司新领导人清楚潘红琴与二家公司在新领导班子成立前有劳动合同，有事实劳动关系，认可与原法人约定的劳动合同。
对于潘红琴提交的前述证据，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认为，证据1、3、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是另案劳动纠纷案件中大方集团、大方吉鸿公司提交的证据清单及证据，但关联性有异议，上述材料与本案无关；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两家公司都是采用电脑网上报税系统报税，上报的所有文件无需要签名，故签名不符合客观事实，该材料是潘红琴的自制凭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4中两家公司的5月、6月的工资表的三性有异议，两份工资表在潘红琴的工资一栏均有涂改，且这些文件的原件一直就在潘红琴手中，直至现在都被潘红琴非法占有，潘红琴对其涂涂改改两家公司均不得而知，此表上的部门一览的公司抬头都是潘红琴后来添加进去的，两家公司发放工资的实际情况与潘红琴提供的工资表完全不一致，在2014年8月-2015年6月以来潘红琴只与大方吉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在这期间只有大方吉鸿公司对其发放过工资，详见大方吉鸿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2工资支付凭证可以证明，一直以来潘红琴每月的工资及相关福利都是以一笔共计￥6000元整的形式发放，从未有过潘红琴所作财务报表的形式，分两家公司发放。对于“支付工资银行回单”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但此证据恰好证明了大方吉鸿公司一直以来就是以一笔6000元的形式发放，而非潘红琴所制定的工资表形式；证据6的三性均有异议，此为潘红琴的自制凭证；证据9：胡晓丽非二家公司的员工，该证明不具有法律效力，马荣平的证明，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潘红琴至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二家公司上班的事实；证据10：是二家公司在仲裁的证据，劳动合同真实性需要庭后核实，其余证据均是在另案中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仅需审查潘红琴能否以两张欠条为据向大方集团、大方吉鸿公司追索劳动报酬，故潘红琴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欲证明的事实均与本案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无关，本院均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潘红琴能否以两张欠条为据向大方吉鸿公司、大方集团追索劳动报酬。根据查明的事实及潘红琴的陈述，潘红琴提交的两张欠条从签署的时间、确认的主体角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原审法院认定该两份欠条不足以构成双方对劳动报酬达成一致的协议并确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潘红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丹
审 判 员 金瑞芳
代理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