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内07民终18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曲连顺，男，1954年5月6日出生，汉族，免渡河镇粮库退休工人，现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张淑云（系免渡河镇大地农资经销站户主），女，197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上诉人曲连顺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2015）牙民初字第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9日受理本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审民事程序的规定，组成由审判员刘富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子学、代理审判员张套特格胡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曲连顺、被上诉人张淑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23日，原告（反诉被告）曲连顺之子曲大利在被告（反诉原告）大地农资经销站购买了麦叶丰6.5升、苯磺隆1.3公斤两种农药，在他人处购买了2.4-D丁酯农药。几天后，曲大利代原告为其180亩麦地喷施了上述农药。2013年7月初，原告发现小麦枯黄，于7月8日请牙克石市农药检定站工作人员到现场，该站证实原告的小麦麦叶变黄，从肉眼观察疑似药害，建议原告到具有相关资质的检验机构做进一步的详细的技术检验，并现场封存了被告经销的麦叶丰、苯磺隆、2.4-D丁酯三种农药样品，核查该三种农药“三证”（检验证、合格证、许可证）齐全，之后原告拿来一个写有“麦叶丰”三个字的药桶，因封存药桶须经三方认可，且不能确认原告配药的比例和方式，检定站未对该药桶进行封样。之后原告又在被告经营的药店购买了80亩地解除药害的农药，挽回了部分损失。现原告称曾有专家在看过原告提供的药桶及枯干的麦苗，认为灭草药中含有农药“草甘磷”成分，遂以被告误将“草甘磷”当作“麦叶丰”出售给原告，导致原告小麦受害减产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小麦减产的损失及因此案发生的误工费及差旅费。被告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系有意讹诈，多次与他人说被告出售假药，给被告的名誉造成损失，生意受到影响，并提起反诉要求原告公开道歉并赔偿因处理此案发生的交通费及误工费损失，原告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可以当庭答辩。原告在诉讼中增加的诉讼请求未交纳相应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不予审理。另查明，免渡河镇居民魏海龙于2013年6月23日在被告处购买苯磺隆、麦叶丰、2.4D三种的农药，用药后小麦枯黄绝产，事发生魏海龙的母亲找到被告，称为魏家喷药的人已经答应给魏家部分赔偿，被告能否看在魏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帮助，被告以借款的名义支付魏母2000元。在诉讼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原告提供的药桶上手写体“麦叶丰”三字是否为被告所写进行鉴定，并以鉴定结果作为认定被告是否有错卖农药的依据。被告称该桶一直在原告处保管，无论该桶是否系被告提供，“麦叶丰”三字是否为被告所写，均不能以此作为被告有错卖农药的依据，经审查，原告申请鉴定的事由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具关联性，对于原告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免渡河镇大地农资经销站在销售给原告农药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因过错导致原告小麦减产的行为，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小麦受损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小麦受损的原因，原告称曾有呼伦贝尔市植保站的专家确认灭草药中含有“草甘磷”的成分，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的4份牙克石市农药检定站的证明，仅称原告小麦受损的原因“从肉眼观察疑似药害，建议当事人到具有相关资质的检验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技术检验”故该证明未明确原告小麦受损的具体原因。原告称免渡河居民魏海龙于同日在被告处购买了相同的农药，用药后造成小麦绝产，被告已赔偿了魏海龙家的损失，因此，被告也应赔偿原告所遭受的损失。经查，魏海龙与原告购买的农药并不完全相同，魏海龙家小麦枯死的原因也未明确，被告提供给魏海龙母亲张秀芹的2000元系以借款名义支付。原告曲连顺以被告错将草甘磷农药当做麦叶丰销售给原告，造成原告小麦减产为由，要求被告大地农资经销站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应就损害事实，违法行为，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提供证据。本案原告提供了小麦受到损害的证据，对于损害事实是否与被告销售农药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对于小麦因减产造成的损失也未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免渡河镇大地农资经销站以原告散布被告销售的农药存在问题，造成被告药店的名誉损失，被告要求原告公开道歉，赔偿被告因处理此事发生的交通费及误工费损失的诉讼请求，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曲连顺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免渡河镇大地农资经销站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964元由原告曲连顺负担。反诉费50元由被告免渡河镇大地农资经销站负担。上诉人曲连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因被上诉人张淑云错把“草甘膦”农药当成“麦叶丰”卖给了上诉人，造成上诉人的小麦减产，被上诉人张淑云应对上诉人的损失进行赔偿。牙克石市农药检验站执法人员同上诉人一起到麦田查看，发现小麦叶片变黄，从肉眼观察疑似药害，有现场照片和证人证言为证，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为由，不认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二、案件发生后，上诉人找到牙克石市农药检验站，检验站的工作人员到地里调查时，被上诉人张淑云承认农药是其卖给上诉人的，药筒也是被上诉人张淑云的，一审法院开庭时，被上诉人张淑云已经承认事实真相，一审法院不调查，导致事实不清，并以此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张淑云答辩称，被上诉人出售的农药都是在药检站备案的，而且生产许可证、质量合格证、质量检验证齐全。因草甘磷和麦叶丰的颜色及包装不同，不可能拿错药，草甘磷是灭生性内吸除草剂，使用后植物先从根部坏死，即使剂量很小，喷在麦苗上也要在2小时之内补救，因此，不允许分装，不允许分装的农药在说明书上都有说明。而麦叶丰标注的是叶面肥，没有规定不可以分装。上诉人说几天之后发现小麦发黄，如果是用了草甘磷，那小麦一定是没救了，更不可能有产量。上诉人说专家确认灭草药里含有草甘磷，但送检的农药来源不明。上诉人说种植了180亩小麦，但只有80亩小麦有药害。上诉人喷药罐之前装过什么药，灭草前有没有多次刷洗药罐，使用农药剂量的大小等情况，如果使用不当都会影响施药效果。上诉人认为小麦减产与被上诉人有关，应当在小麦成熟期或收割期找相关部门进行鉴定。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一致，应予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曲连顺提交了如下证据：一、魏兰玉的证实材料及借据一份，证明魏兰玉与上诉人同日在被上诉人处购买的农药，魏兰玉因使用被上诉人张淑云卖给的农药，使其麦苗大面积死亡，被上诉人张淑云因此赔偿魏兰玉经济损失2000元。被上诉人张淑云庭审质证称，对该证据不认可，魏兰玉与上诉人不是同一天买的药，被上诉人给魏兰玉2000元不是补偿，而是魏兰玉的借款。二、黄某某的证言材料，证实2013年6月20号左右，黄某某帮助魏某某给小麦喷农药，一个月后知道魏家的小麦都死了。被上诉人张淑云质证称，不认可该证据，给魏家的2000元钱系借款，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伪，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是否因被上诉人张淑云误将“草甘磷”当做“麦叶丰”卖与上诉人曲连顺而导致其种植的小麦受损。上诉人曲连顺称呼伦贝尔市植保站的专家确认灭草药中含有“草甘磷”的成分，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诉人曲连顺提供的4份牙克石市农药检定站的证明，称上诉人小麦受损的原因“从肉眼观察疑似药害，建议当事人到具有相关资质的检验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技术检验”，该证明未明确上诉人曲连顺小麦受损的具体原因。虽然魏海龙的小麦减产，但魏海龙购买的农药与上诉人曲连顺购买的农药并不完全相同，魏海龙家小麦枯死的原因也未明确系被上诉人的农药所致，且被上诉人张淑云给魏海龙母亲张秀芹的2000元系以借款名义支付。因此，上诉人曲连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小麦减产系被上诉人张淑云误将“草甘磷”当做“麦叶丰”卖与自己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一条规定：“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本案应以免渡河镇大地农资经销站的户主张淑云为诉讼当事人，而不应以以免渡河镇大地农资经销站作为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对当事人设置有误，应予更正，但对判决结果没有影响，可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曲连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4元，由上诉人曲连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富 宇审 判 员 王 子 学代理审判员 张套特格胡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书 记 员 姜   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