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3民终15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华，男，198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敏，山东般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德民，男，1955年3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山东省邹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帅，男，198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邹平宏正新材料有限公司职工，现住山东省邹平县。系被上诉人王德民之子。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汉良，淄博市淄川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村，淄博淄川鼎昊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文儒，男，197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芳红，山东齐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文华因与被上诉人王德民、王帅、姜文儒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18）鲁0302民初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敏，被上诉人王德民、王帅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汉良、韦村，被上诉人姜文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芳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文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姜文儒系合伙经营木材，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1.上诉人与姜文儒之间既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就合伙事项达成一致，仅仅是姜文儒认为是合伙，而王文华的认识中自己是介绍人，其本人没有合伙的意思表示，双方的意思表示不一致，没有就合伙达成一致，不能认为是合伙关系。2.即使按照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第一次的询问笔录，也不能说明上诉人与姜文儒系合伙关系。在该次询问笔录中，上诉人仅仅说“姜文儒说挣了分钱，赔了算他的”，该陈述不能证明是合伙关系。合伙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但是该陈述中明确说明不承担风险，不符合合伙法定条件。上诉人仅仅是为了促成姜文儒和卖方达成交易，防止双方反悔，才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合同签订之后均由姜文儒履行，上诉人没有参与。这一点能够说明，上诉人为促成交易而代签合同。3.上诉人在公安机关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笔录，不能以第一次笔录来认定案件事实。即使两次笔录中存在一致的地方，也仅仅是挣了分钱，赔了算姜文儒的，该种分配模式根本不是合伙。即使按该陈述，本案中的赔偿也不应由上诉人来承担。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不公平，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权责相统一的原则，上诉人既没有对所伐树木享有任何收益和权利，也没有雇佣工人，仅仅是姜文儒的一句挣了分钱，就让上诉人承担，显失公平。如果认定为合伙，那么赔偿应当首先从合伙财产中支付。本案法院认定的合伙事项涉及的树木，上诉人没有享有任何权利，所有销售收入上诉人也没有享有，事发后的后续伐木工作均由姜文儒处理，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显失公平。三、一审认定死者与姜文儒系雇佣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姜文儒并非死者的雇主，不应当承担雇主责任，假设上诉人与姜文儒系合伙关系，上诉人也不应当承担责任。1.姜文儒并未直接雇佣死者从事伐木工作，姜文儒将伐木工作交给杨书成，由杨书成交付工作成果，姜文儒并不直接支付给死者工资。根据杨书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本人自带伐木工具和交通工具，完全符合承揽合同关于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的基本特征。2.姜文儒将伐木工作交给杨书成,是为了让杨书成交付工作成果。双方之间合同的标的物为工作成果，并非是工作人员提供的劳务。3.雇佣关系中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管理关系和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在工作范围内雇主可以对雇员进行管理，加工承揽关系中，定作人对承揽人并无此种权利。伐木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承揽人以自己的专业技术完成工作交付成果。具体到本案，杨书成自己提供伐木工具和运输工具完成工作。为完成伐木工作，杨书成雇佣死者从事辅助工作，死者受杨书成的管理，姜文儒自己并不是伐木者，而是该批树木的购买者、所有人。其购买之后因为自己不具备相应技术才将该业务承揽给杨书成。姜文儒对现场工作人员没有管理权，只是等待杨书成交付最终工作成果。杨书成应当为承揽人，死者为杨书成的雇员，而非姜文儒的雇员，姜文儒和王文华均不应当承担雇主责任。四、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和姜文儒主张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已经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没有证据，这一认定错误，与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相悖。本案所涉及的赔偿系案外人的过失犯罪所引发，其他人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即使认定为雇主责任，也应当将已经赔偿的部分扣除。（2017）鲁0302刑初293号刑事判决书已明确说明，三名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损失，被害人亲属谅解，并以此作为一个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在判决书中写明。刑事判决书已经充分证明了被告人已经赔偿的事实，一审判决与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相矛盾。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作出的判决错误，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德民、王帅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王文华与姜文儒合伙经营木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姜文儒在公安机关供述，与上诉人一起杀树卖树，上诉人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在公安机关供述为，上诉人签订林木买卖合同并支付了5000元定金，挣了钱分钱，赔了算姜文儒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上诉人与姜文儒按照约定各自提供资金，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应依法认定上诉人与姜文儒合伙经营木材的事实。2.上诉人认为其在合同上签字系代签合同，自己是介绍人，但上诉人系以买受人的身份在林木买卖合同上签字。故上诉人的观点无任何证据支持，无法推翻其在合同上的签字，其观点不能成立。3.上诉人认为根据“姜文儒说挣了分钱，赔了算他的”这一陈述，该种分配模式不是合伙，不符合合伙的法律条件，该观点完全错误。因为这一约定没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另外，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第四十六条规定，“挣了钱分钱”说明上诉人按约定参与盈余分配，并且实际参与了木材的合伙经营，故依法应当认定王文华为合伙经营木材的合伙人。二、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就本案事实既然认定上诉人与姜文儒合伙经营木材，则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关于“赔偿应当首先从合伙财产中支付”的观点，无任何法律依据。三、一审认定王某与姜文儒系雇佣关系，符合事实，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1.一审认定上诉人与姜文儒合伙经营木材，系王某及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的雇主，该认定完全正确。因为，姜文儒在公安机关供述，“我雇的一个杀树的妇女被树砸死了”、“她是我雇的杀树的杨书成找来的，是与杨书成一块来杀树的”、“2017年6月25日早上看，就开始找人杀树干活，当天就开始干了，到2017年6月26日早上6点半左右，又打电话找杨书成来干活”。上诉人在公安机关供述“王某是帮我们（即上诉人和姜文儒）伐树的”。公安机关的《发破案说明》载明：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三人“受雇于他人”。因此，对于合伙经营木材中雇佣王某和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杀树的事实，根据公安机关的笔录，上诉人与姜文儒是认可的。2.姜文儒一审中主张其与王某及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但并未提供证据。姜文儒对本案没有提起上诉，说明其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雇佣关系。上诉人关于姜文儒与杨书成之间系承揽合同的观点，因上诉人认为承揽合同的当事人一方系姜文儒而不是上诉人，且无任何证据提供，其观点显然不能成立。四、一审法院认定刑事案件被告人已经对死者家属赔偿，没有证据，认定正确。1.上诉人认为本案系过失犯罪引起，上诉人和姜文儒不应承担责任，该观点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本案中上诉人和姜文儒合伙经营木材，系王某及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的雇主。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因过失犯罪导致王某死亡，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不属于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被上诉人王德民、王帅无法请求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撤回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所以无论是法律的规定，还是当事人的选择，被上诉人王德民、王帅要求雇主即上诉人及姜文儒承担赔偿责任，完全符合法律规定。2.根据刑事判决书的审理查明部分及谅解书，证实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与被害人亲属在庭外自行达成和解协议，被告人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的行为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与生效法律文书查明事实相悖的说法不成立。3.被上诉人在刑事诉讼中书面撤回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上诉人提出刑事案件被告人已经对死者家属赔偿，但一直没有提供相应证据，相应观点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姜文儒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以“姜文儒说挣了分钱、赔了算他的”、“合伙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为由，不符合合伙法定条件，认为不形成合伙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被上诉人姜文儒也不认可其与上诉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上诉人在林木买卖合同上签字并实际履行该合同，同时该合同明确约定合同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姜文儒只是依上诉人口头委托，找具有长期从事采伐树木工作，并有一定伐木经验的杨书成进行伐木，实质上被上诉人姜文儒只是在本案事故中起到介绍作用，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不应由被上诉人姜文儒赔偿。二、2016年6月25日，上诉人口头委托被上诉人姜文儒找人采伐其与昆仑镇许家村赵永田家所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中约定所买的树木。因杨书成长期从事砍伐树木工作，并有一定伐木经验，被上诉人姜文儒2017年6月26日将采伐树木工作交由其完成。后杨书成自行找袁聿泉、杨遵强与受害人进行采伐，采伐工具均由其自行携带。另，他们之间具体怎么约定分配钱或活的事姜文儒不清楚，发生事故时被上诉人也不在现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上诉人与杨书成形成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姜文儒作为承揽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2017）鲁0302刑初293号刑事案卷里可以很明显看出来，是杨书成找袁聿泉、杨遵强与受害人一起，自行携带采伐工具并独立完成采伐工作，是明显的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形成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明显不当。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受害人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6月26日，被上诉人姜文儒将采伐树木工作交由杨书成完成，后杨书成自行找袁聿泉、杨遵强与受害人进行采伐。这一事实在（2017）鲁0302刑初293号刑事案卷里可以查明并予以证实。姜文儒未提供受害人任何工资也不认识受害人，被上诉人王德民、王帅也未提供证据来证明，姜文儒与受害人根本不存在雇佣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在本案中姜文儒既没有与受害人形成雇佣关系，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上诉人给其造成损失的任何过错证据，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90%的责任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显失公平。四、在被上诉人提交并生效的（2017）鲁0302刑初293号判决书中，杨书成答辩“被告人杨书成家庭条件不好，家庭生活困难，但是杨书成还是想尽最大的努力赔偿了受害人亲属的损失。”袁聿泉答辩“被告人袁聿泉尽最大的努力补偿被害人家属。”杨遵强答辩“被告人将按达成的意见，积极赔偿”之答辩，都认可各自都赔偿了受害人家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四条，被上诉人已得到了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的赔偿。另外，在该刑事判决中，法院已明确认定被告人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损失，且该刑事判决已生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第九条，一审以被上诉人主张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已经赔偿原审原告的相应损失，没有证据证明，不予采信，认定明显不当，与法律相悖。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姜文儒在本案中不应赔偿被上诉人王德民、王帅损失。
王德民、王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32086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德民系受害人王某的丈夫，原告王帅系受害人王某的儿子。2017年6月27日15时许，在淄博市××区××镇许家村赵永田家的杨树林内，杨书成、袁聿泉、杨遵强一块伐树时，不慎将王某砸死。另查明，2017年6月18日，被告王文华与王爱红（赵永田）签订林木买卖合同，被告王文华以买受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再查明，2017年10月26日，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杨书成、袁聿泉、杨遵强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做出（2017）鲁0302刑初293号刑事判决，各判处杨书成、袁聿泉、杨遵强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在民事赔偿部分，原告王德民、王帅书面撤回了要求杨书成、袁聿泉、杨遵强赔偿损失的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告亲属王某的雇主是谁；二、各方当事人应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关于焦点问题一，被告姜文儒虽主张将伐木工作交由杨书成完成，其与杨书成、袁聿泉、杨遵强、王某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但被告姜文儒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姜文儒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即2017年6月27日17时11分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自述杨书成、王某均是其雇来伐树的，且被告姜文儒自述：2017年6月25日早上，就开始找人杀树干活，当天就开始干了，到2017年6月26日早上6点半左右，又打电话找杨书成来干活。被告王文华主张其并非原告亲属王某的雇主，但被告王文华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即2017年6月27日20时30分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自述：王某是帮我们（即被告姜文儒、王文华）伐树的，姜文儒和王文华约定王文华负责签合同，挣了钱分钱，赔了算姜文儒的。即使在2017年6月29日被告王文华主动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时仍然自述其与姜文儒口头约定挣了钱分钱，赔了算姜文儒的。被告王文华以买受人的身份在林木买卖合同上签字，其自述系代替姜文儒签字但没有证据证明、姜文儒对此亦不予明确认可。综合上述事实，认定本案中被告姜文儒、王文华合伙经营木材，系原告亲属王某及杨书成、袁聿泉、杨遵强的雇主。关于焦点问题二，原告亲属王某为被告的雇员，在为被告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原告亲属王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伐木作业的危险性，王某在工作过程中，对自身安全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应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依据本案事实，被告承担90%的赔偿责任为宜。关于各项损失，1.死亡赔偿金，按照山东省2016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954元计算20年，计款279080元；2.丧葬费，按照山东省2016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296.8元计算6个月，计31781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亲属王某在工作过程中死亡给原告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主张杨书成、袁聿泉、杨遵强已经赔偿原告的相应损失，没有证据证明，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姜文儒、王文华赔偿原告王德民、王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88774.9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姜文儒、王文华对上述第一项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王德民、王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57元，由原告王德民、王帅共同负担306元，由被告姜文儒、王文华共同负担2751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王文华与被上诉人姜文儒应否连带赔偿被上诉人王德民、王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88774.9元。包含三个问题，一是上诉人王文华与被上诉人姜文儒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二是上诉人王文华、被上诉人姜文儒与受害人王某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三是赔偿数额问题。
关于问题一，上诉人王文华与被上诉人姜文儒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王文华主张其与姜文儒并非合伙关系，而仅为介绍人，系为促成交易代签合同。但是根据事发后王文华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内容，其陈述“我知道赵永田在许家村地里的一部分树要卖，因为我搞木材，去年夏天我就和姜文儒说了，他也来看过，也想做这笔，大约在10天以前我和赵永田谈好了，买他这批树……我就和姜文儒说了，姜文儒同意后赵永田舅子就和我签了合同……签完合同我支付了5000元定金，姜文儒支付了8万元，临沂要这批木头的客户又给了5万元转给赵永田……姜文儒此前和我约定的是叫我负责签合同，说挣了钱分钱，也没说咋分，赔了算他的，整个业务以姜文儒为主，俺俩也没具体分工。”结合在2017年6月18日的《林木买卖合同》中，王文华以买受人身份签字的事实，能够看出，从前期买树意向的达成到后期形成购买林木的一致合意，王文华与姜文儒均进行协商沟通，由王文华与卖方具体协商洽谈，并在征得姜文儒同意后，以买受人身份签订林木买卖合同，且支付5000元定金。在整个涉案林木买卖过程中，树源信息的获取、具体购买事宜的商洽、作为买受人签订合同和支付定金及与姜文儒的职责分工、相关收益的取得分配等，均体现了王文华与姜文儒系合伙关系，姜文儒在其询问笔录中对双方合伙关系亦予以认可。因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系事发后第一时间制作，林木买卖合同系当事人在未有利益纠纷的前提下发生之事实，更具有还原事件真相的客观性和较高证明效力，上诉人王文华主张其仅为介绍人，为姜文儒代签合同，与其上述询问笔录陈述及其所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并不一致，王文华亦未对其主张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审据此认定王文华和姜文儒合伙经营木材，并无不当。上诉人王文华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问题二，上诉人王文华、被上诉人姜文儒与受害人王某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王文华主张姜文儒与杨书成之间为承揽合同关系，杨书成与王某之间为雇佣关系，王文华、姜文儒与受害人王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对此主张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根据王文华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其陈述“帮我们杀树的一个妇女被树砸死了”，姜文儒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她是我雇的杀树的杨书成找来的，是与杨书成一块来杀树的……2017年6月25日早上，我开始找人杀树干活，当天就开始干了，到了2017年6月26日早上6点半左右，我打电话又找杨书成来干活……”。结合2017年7月25日淄川公安分局昆仑派出所出具的《发破案说明》亦载明，“经讯问，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三人对于2017年6月27日下午，受雇于他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如前所述，王文华与姜文儒为合伙关系，上述证据能够证实他们与受害者王某存在雇佣关系，并未体现上诉人王文华所主张的承揽合同关系。因此，王文华、姜文儒作为雇主和接受劳务一方，应当对雇员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王文华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问题三，赔偿数额问题。上诉人王文华主张（2017）鲁0302刑初293号刑事判决书已载明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损失，取得谅解，并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已经赔偿的部分应予扣除。但是对于杨书成、杨遵强、袁聿泉三人已对王某亲属予以赔偿，被上诉人王德民、王帅均不予认可，上诉人王文华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即使存在上述三人的赔偿问题，亦不影响本案当事人赔偿责任的认定和承担。因此，上诉人王文华的该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文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32元，由上诉人王文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民
审判员 王 娜
审判员 杨继生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徐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