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523民初1059号
原告：王建英，男，1980年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开鲁县。
�托代理人：孙淑兰，系内蒙古巨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瑞，男，194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开鲁县。
委托代理人：李显军，系内蒙古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开鲁县开鲁镇民主村民委员会。
代表人：董淑霞，系村主任。
第三人：王德江，男，1963年07月0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开鲁县。
原告王建英与被告刘瑞及第三人开鲁县开鲁镇民主村民委员会、王德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孙淑兰、被告刘瑞及委托代理人李显军、第三人王德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开鲁县开鲁镇民主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建英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我与被告刘瑞2007年6月2日签订的转让合同有效。事实和理由：2007年2月6日，被告刘瑞与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将土地（两块，分别为14.82亩、7.5亩）承包给我耕种，承包费为7240元。后因国家禁垦禁牧政策，无法耕种，我向被告索要承包款7240元，但被告称无钱，为解决此事，被告称把他承包地150亩连树带地转让给我，作价13240元，我同意了。我当时不在家，我就委托我叔叔王德江与刘瑞签订了转让合同（在刘瑞与丰收村民委员会的原承包合同上书写的），合同签订后，刘瑞将合同原件和林权证交给了我。但我们双方至今未办理林权证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我们双方因树木所有权发生了争议，被告在另案中将我诉至法院，要求我返还林权证和合同。
被告刘瑞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首先原告不具备本案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诉请。因为争议的150�林地中的林间地我是从丰收村委会承包后转包给了案外人王德江，而不是原告，且合同也写明是转包给王德江使用。如果王德江是原告王建英的受托人，那么在合同中应写的是转包给王建英，而不应该是王德江，因此原告起诉属于主体不适格。其次我与王德江签订的是转包合同，并且转包的只是林地内的空闲地，而不是转让合同，在合同中明确出现了两次“转包”字样，故此合同是转包合同。关于刘国山签字的“村同意转让”，是其误解了我的真实意思。如果是转让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在村委会同意的前提下，应加盖村委会公章，但此合同中没有村委会公章，因此刘国山签字的行为只能代表备案行为，而不能证明合同是转让合同。第三人开鲁县开鲁镇民主村民委员会述称，原告王建英与被告刘瑞的林地纠纷我们村委会不做任何表态。被告刘瑞与我村委会1997年4月10日合同是客观真实的。2007年时刘国山确实是我村主任。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是转包还是转让村委会不做任何表态。
第三人王德江诉称，2007年6月2日与被告刘瑞签订流转合同时确实是自己与刘瑞签字，但自己的签字是受侄子王建英的委托所为。当时王建英不在家，他给我打电话说其与刘瑞商量了林地转让，因其不在家，让我去刘瑞家与刘瑞签订合同，并且把刘瑞的合同和林权证取回。我是按照王建英的要求去刘瑞家签的合同，当时是刘瑞在原合同上写了转让事宜。我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刘瑞写的内容我不认识，村长刘国山签完字我便签了字。签订合同前王建英打电话告诉我，此前就已经承包了刘瑞的部分林地，这次是转让整个合同，还差刘瑞6000.00元转包费，这样我把6000.00元转包费也给了刘瑞。本案争议的林地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流转后一直是王建英经营，地上的树木全是王建英所造。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刘瑞1996年6月16日从开鲁镇丰收村承包林地150亩（合同中约定承包期限从1997年4月10日至2011年12月10日），四至为东起建华路向西200米止；北起林场分界线向南至铁路围栏，南端留10米路。2007年2月6日原、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从村委会承包的以上150亩林地中的两块空闲地承包给原告，承包期至2011年10月。此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纳了承包费7240.00元。以上事实的认定有原、被告庭审陈述及原告所举的1、1996年6月16日被告刘瑞与村委会订立的承包荒沼合同及1997年4月7日公证书各一份；2、2007年2月6日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在卷佐证。以上证据被告认可，本院确认有效。
本案主要争议事实为：2007年6月2日�、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土地流转关系及流转土地的性质为转包还是转让。原告王建英主张2007年6月2日与被告刘瑞订立流转合同时王德江是受其委托，代为签订合同，该流转合同系刘瑞与之订立，并且当时约定为林地合同转让。被告刘瑞主张2007年6月2日与其订立土地流转合同的当事人为案外人王德江，且该合同只是林间地的转包合同。
针对争议事实，原告举了下列证据：
1、2016年1月26日被告刘瑞起诉原告的民事诉状一份。该诉状内容为：原告为刘瑞，被告为王建英，诉讼请求为要求王建英返还刘瑞1996年6月16日与丰收村委会订立的荒沼承包合同和林权证。事实理由中刘瑞陈述“2007年2月6日及其后的3月份，将合同四至内的全部大约200亩的土地（不包含树）包给被告种植低矮作物，承包期至2011年末”。该证据证实在本案之前的诉讼中被告刘瑞就曾承认流转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为原告王建英。
2、1996年6月16日被告刘瑞与村委会订立的承包荒沼合同及1997年4月7日公证书各一份。该承包合同书的尾部有被告刘瑞书写的“此合同经刘瑞的原始合同转包给王德江使用，经村委会同意，转包价格壹万叁仟贰佰肆拾元（13240.00元）从今日起生效。”及王德江签字。同时写有“村同意转让，刘国山，2007年6月2日”。
3、开鲁县林业局为被告刘瑞颁发的林权证一份。该林权证为2004年9月17日开鲁县林业局为刘瑞颁发，证号为开林证字（2004）第004160号。林权证中的亩数、四至与刘瑞和村委会承包合同的内容一致。
4、2007年2月6日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系原、被告所订立，内容约定刘瑞将土地两块，四至为北邻林场姜林围栏，西边界为康复龙地交界，南至地头井，东至从西界向东202米承包给�建英，承包期满日为2011年10月。
原告举上述证据证实自己与被告间2007年2月6日曾存在部分林地转包关系，此后经协商被告将承包村委会的林地进行了整体转让。
被告刘瑞对原告所举的1、2、3、4号书证客观真实性均认可，认可自己将林地流转给被告的事实。但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原告所举的以上证据不能证实转让事实。尤其第2号证据流转时自己已经两次书面写明“转包”林地。
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所举的1号证据系刘瑞本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递交的诉状，应属自认，认定有效。原告所举的2、3、4号书证的客观真实性被告认可，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认定有效。
针对争议事实被告举了2009年3月10日民主村委会介绍信一份。该介绍信内容为“林业局介绍我村刘瑞前往你处办理采伐证200棵。地点村北，盖房用，2009�3月12日”，该介绍信上由民主村委会盖章。证实2009年村委会还认可该林地承包人为被告。原告质证意见为该介绍信时间有涂改，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认为该介绍信的落款“2009年3月12日”中的数字“9”、“12”确有改动痕迹。故不具有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本院确认无效。
基于上述证据的认证，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的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同流转关系的事实应认定原告的主张成立，2007年6月2日王德江系受侄子王建英委托与被告刘瑞订立了林地流转合同，流转合同订立后该林地一直由王建英经营至今。因原被告流转合同中两次写明“合同系转包给王德江使用”且第三人开鲁县开鲁镇民主村民委员会未明确认可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流转关系为转让，故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应认定为转包关系。但原、被告之间的转包应属林地、林地上的林木�体转包，合同期限亦为发包方与被告合同的期满日。
本院认为，2007年6月2日王德江受原告王建英委托与被告刘瑞订立150亩林地流转合同，且合同签订后土地及地上树木均一直由原告王建英经营管理至今，故被告称只是林间地转包的抗辩主张不成立。2007年6月2日原、被告之间的林地流转合同应第三人发包方开鲁县开鲁镇民主村民委员会未明确认可存在转让关系，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文字表述亦为“转包”，故该合同的流转行为应认定为林地、林木整体转包。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双方之间系转让关系的事实不能成立，其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建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全额100.00元，减半收取50.00元，由原告王建英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100.00元，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于凤权
审 判 员 姜金华
人民陪审员 邢宝恒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志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