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中民三终字第007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詹崇利，女，197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常辉，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文星，陕西秦直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住所地西安市幸福中路125号。
法定代表人雷印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运学，男，195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健，男，197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詹崇利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4）新民初字第01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詹崇利及其委托代理人常辉，被上诉人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委托代理人张运学、王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3月31日，陕AT52**号出租车销户更新为陕AT11**号出租车，经营权期至2014年10月11日止，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授予的经营权人为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2010年4月8日，詹崇利与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签订《车辆承包合同》一份，约定：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将车牌号为陕AT11**号的比亚迪出租车承包给詹崇利，承包期限自2010年4月8日至2014年10月11日止，月承包金1040元，经营保证金2000元。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拥有承包车辆、营运手续（包括机动车登记证书等）和出租车经营权证的所有权，詹崇利在合同期内享有承包车辆的使用权。经营承包期满，双方结清各项手续后，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退还经营保证金，车辆残值归詹崇利。合同期内，承包人确因特殊情况需转包承包车辆时，需经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审核同意，詹崇利自找续包人，并按承包车辆内部转包办法办理转包手续。擅自转包、转让、以车辆作抵押者，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车辆和相关营运手续（经营保证金不予退还）。合同签订后，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将更新后的陕AT11**号比亚迪出租车交给詹崇利承包经营，詹崇利亦按约向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缴纳月承包金及相关费用至今。
詹崇利诉至原审法院称，1999年，其以16万元的价格购买财产权所有权及经营权均应为原车主所有和享有的陕AT52**号奥拓牌出租车，詹崇利支付了16万元相应对价，即受取得该车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2001年10月，经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协助，将车辆更新为陕AT52**号捷达牌出租车，更新该车辆时所发生的其他所有费用由詹崇利承担。2010年4月10日由詹崇利出资，经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协助，将车辆更新为陕AT11**号出租车，更新该车辆时所发生的其他所有费用由詹崇利承担。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以管理需要为由，与詹崇利签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综上，更新前的出租车及更新后现有的陕AT11**号出租车均由詹崇利（或原车主）出资，经营权有偿使用费亦由詹崇利承担。故现涉诉的车辆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应为詹崇利所有和享有，因而詹崇利与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之间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无效，应依法确认双方形成出租车管理服务关系，因此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应协助詹崇利转移陕AT11**号出租车的全部登记手续转移至詹崇利名下。要求：1、依法判决确认陕AT11**号出租车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归詹崇利所有和享有；2、判令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协助詹崇利转移陕AT11**号出租车的全部登记手续至詹崇利名下（含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购置税证明、营运证、检定证书、经营权许可证、保险单等全部手续）；3、依法认定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无效，认定双方形成出租车管理服务关系。4、本案的诉讼费等全部费用由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承担。
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辩称，陕AT11**号出租车是经行业审批，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均由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取得。承包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拥有承包车辆、营运手续和出租汽车经营权证的所有权。詹崇利与原承包人签订的出租汽车买卖协议，是其双方的自愿行为；原承包人与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亦是其自愿行为，他们的买卖协议实为出租汽车内部转包行为。车辆所有证件（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经营权证书、道路运输证）均载明该车的权属属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所有。《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赋予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为该车财产权、经营权的唯一所有人，规定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无权转让经营权，詹崇利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所有人。综上陕AT11**号出租车财产权、经营权均属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所有。请求驳回詹崇利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车辆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述合同均明确约定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拥有承包车辆、营运手续、出租车经营权证的所有权等，而詹崇利在承包期内享有承包车辆的使用权及获取经营收益权。詹崇利与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签订合同时对此是明知的，讼争车辆购置发票、机动车登记证、机动车行驶证、经营权许可证等均登记在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名下，詹崇利要求确认陕AT11**号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归詹崇利所有和享有、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协助詹崇利转移陕AT11**号出租车的全部登记手续至詹崇利名下（含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购置税证明、营运证、检定证书、经营权许可证、保险单等全部手续）的诉讼请求，既与合同约定相悖，且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对詹崇利要求确认其与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签订的《车辆承包合同》无效，双方成立管理服务关系的诉讼请求，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结合本案，詹崇利认为该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应无效，根据詹崇利提供的相关证据，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将其拥有经营许可权的出租车发包给詹崇利经营并收取发包收益，并无规避法律的事实。故詹崇利该项诉讼请求亦缺乏依据，依法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詹崇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詹崇利已预交），由詹崇利承担。
宣判后，詹崇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案由定性错误，不应定为合同纠纷，应适用物权纠纷部分的物权确认纠纷案由。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通过合法的交易继受取得涉诉车辆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上诉人的购车款中不仅包含车价款，更包含经营权有偿使用费的转让费用。虽然经营权证书载明的登记人为被上诉人，但经营权及车辆的财产权一直由上诉人实际掌控并行使。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承包合同的标的物，双方实际成立的是管理服务关系。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将讼争车辆购置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经营权证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认定被上诉人为车辆的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错误。其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的合同是承包合同，不存在物权争议。上诉人所谓车辆交易，只是公司内部的车辆转包行为，上诉人所购买的亦是从前承包人手中转让的合同期限内的承包权。出租汽车经营权是政府审批，后改为许可给特定对象，本案所涉经营权是政府审批给企业的公户车辆，承包人只有承包经营的权利，没有取得经营权应具有的资质，双方在承包合同中约定非常明确。其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中，上诉人提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审民申字第0052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物权确认之诉和合同之诉是不同的诉和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是物权确认之诉，而原审法院以合同纠纷作为案由审理不当。对此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裁定书驳回了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双方对2010年4月8日詹崇利与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签订《车辆承包合同》的事实均认可属实，故该《车辆承包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车辆承包合同》对詹崇利作为车辆承包方及承包期限、经营形式、双方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车辆承包合同》第二条约定“承包期限从2010年4月8日至2014年10月11日止”。《车辆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西安市新兴出租汽车公司）拥有承包车辆、营运手续（包括机动车登记证书等）和出租汽车经营权证的所有权”。《车辆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期内乙方（詹崇利）享有承包车辆的使用权”。故合同期限终止后，詹崇利不再享有继续承包经营的权利。上诉人詹崇利称其合法拥有涉诉车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故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詹崇利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上诉人詹崇利已预交），由上诉人詹崇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运平
代理审判员 宋 亮
代理审判员 赵娅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冯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