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26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丹，女，197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冰，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科，男，198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原审第三人：廖静茹，女，199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济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33号20楼。
法定代表人：廖静茹。
上诉人吴丹因与被上诉人周科，第三人廖静茹、广州市济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才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2016）粤0106民初19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吴丹无需向周科支付转让款64000元，无需支付以64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从2016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起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由周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周科在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吴丹为有效的隐名股东、无法证明股权转让的对价的状况下，确认周科的诉求，侵犯了吴丹的合法权益。吴丹确实没有依据原来的《济才股权转让协议及管理激励计划》之约定按时受让20％的股权，反而是吴丹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后，周科一直未办理股权转让的过户手续，吴丹并未实际拥有股权，周科存在严重违约情形。2016年3月25日，济才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以5万元的价格将周科拥有的83％的股份转让给廖静茹。吴丹从未参与整个过程，也不清楚这个情况。吴丹并非济才公司的隐名股东，也从未委托廖静茹代为持有其拥有的股权，因此吴丹依法没有支付周科所主张的264000元的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吴丹从不清楚周科一审中提供的微信账号的聊天记录，没有使用过该微信账号。庭审中，周科向法庭出示的微信备注中虽然有吴丹使用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个电话号码并非绑定微信账号使用的，而是可以由周科一方单方进行备注更改的，任何使用微信的一方均可对其微信中的微信账号进行备注。周科不能仅仅使用该微信确认吴丹为股东的事实。更何况，股权转让在2016年3月25日已经转让给了廖静茹，而微信聊天记录却是2016年4月份之后的，这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更加值得商榷。周科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股权转让的对价是按每股多少钱进行转让的，周科应该对其主张的股权转让对价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纵观所有的证据材料可知，虽然在2015年8月30日，周科与吴丹有签订转让20％股权的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的价格。但是这并不能作为以后所有股权转让的对价或者部分股权转让的对价进行类推或参考，更何况最后股权并非转让给了吴丹，股权转让价格更无法类推及参考，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事物发展都存在可能。周科提供给法院的于2016年3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信息均显示83％的股权仅仅作价5万元转让给廖静茹。虽然，周科在一审庭审中解释其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逃税，但是这样的解释不应当被依法采纳。二、吴丹与周科达成口头借款协议，吴丹与周科之间的款项往属于借款。吴丹由于在济才公司任职，而周科是公司的大股东，所以双方原来关系还是相处较好，属于朋友。因此周科因为经营困难经常需要资金，吴丹就将欠款打过去了，吴丹也没有要求周科出具欠条。若吴丹确实受让周科股权的，不可能不支付这6万多元。
周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廖静茹、济才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亦未提交意见。
周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吴丹向周科支付股权转让款64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算，按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止）；吴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30日，周科与吴丹签订《济才股权转让协议及管理激励计划》，约定：周科将名下20%的股权出让给吴丹，股本总值按80万元计算，吴丹出资16万元购买济才公司20%股份；双方将在即日起合适时机进行下一步的股权转让；本协议签字之日起周科不再全职管理济才公司团队，吴丹担任济才公司的全面管理工作，等。2015年9月1日，吴丹向周科转账汇款16万元。2016年3月28日，周科（转让方）与廖静茹（受让方）及刘晶、刘宇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科将原出资83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3%）的部分50000元转让给廖静茹，转让金50000元，等。2016年6月22日，吴丹向周科发送微信称：“济才周科所持剩余33%股份以总股本80万计，总值264000元转让给廖静茹，在7月1日前支付50000元，8月1日前完成余款214000元支付”。8月5日，吴丹向周科发送微信称：“文件今天寄出来了，我回到广州没有问题转尾款”。2016年7月19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准许，周科已完全不在济才公司股东之列。2016年6月29日、7月29日、8月2日、8月4日周科收到吴丹方各50000元汇款。
一审法院认为：周科与吴丹成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吴丹确认周科总值264000元剩余的33%济才公司股权转让，在2016年7月1日前支付50000元、2016年8月1日前支付214000元，且吴丹仅于2016年6月29日、7月29日、8月2日、8月4日共付款20万元，而吴丹于2016年8月5日向周科发送的微信称“回到广州没有问题转尾款”，应认定吴丹尚欠周科股权转让尾款64000元未付。现周科诉请吴丹支付该转让款64000元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周科另诉请吴丹支付利息，利息从起诉日（2016年11月14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合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诉请要求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无依据，一审法院对此调整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
一审法院判决：一、吴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周科支付转让款64000元；二、吴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周科支付利息，利息以64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1月14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三、驳回周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吴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科提交了以下证据：1.廖静茹加入济才公司时所发的邮件，拟证明廖静茹2016年4月1日才加入济才公司；2.周科与吴丹关于公开财务报表的往来邮件，拟证明周科因吴丹不向股东公布财务报表发生争执，吴丹明确写道其找了人来做公司法人；3.猎必得公司发给周科的同意其加入济才公司在其网站上开设的群组的邮件，拟证明周科经吴丹同意在猎必得上加入济才公司，吴丹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4.吴丹发给周科的邮件，拟证明吴丹的私人邮箱账号为ｃｉｎ×××＠163.ｃｏｍ；5.济才公司微信群聊天内容，拟证明吴丹的微信账户为×××,在微信群第二排第三个位置，吴丹仍在实际管理济才公司。对上述证据，吴丹质证认为：上述证据都是在一审开庭前已经存在的证据，但一审中周科未提交，二审才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应不予采纳。对证据的具体内容及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周科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为电子邮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查，2016年7月，吴丹再次在微信中称：“这两天会转给你两笔”；2016年7月29日，吴丹也微信告知周科，“刚转了5万元”。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周科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否可予采信？吴丹是否应向周科支付股权转让款64000元和相应的利息？
关于微信的问题。首先，从微信内容来看，2016年6月22日，吴丹在微信中称，济才周科所持剩余33%股份以总股本80万计，总值26万4转让给廖静茹，在7月1日前支付5万元，8月1日前完成余款214000支付。该些内容与周科主张的由廖静茹代持以及吴丹在2016年6月29日支付5万元等事实相互印证。后至2016年7月，吴丹再次在微信中称，这两天会转给你两笔，与其之后在2016年7月29日、8月2日、8月4日转账给周科亦能对应。在2016年7月29日，吴丹又微信告知周科，刚转了5万元。以上聊天记录和实际支付的情况，均能印证周科的主张。其次，从举证能力分析，吴丹认可其使用了135××××9551的号码，则其有无使用该号码注册微信应有能力举证。吴丹在本案中否认该号码注册的微信号码却并无提交反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吴丹上诉称其支付给周科的20万款项是借款，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周科提交的微信记录、付款记录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具有高度可能性。吴丹虽予以否认，但并无提交反证予以推翻。本院因此采纳周科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
根据查明的事实，吴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否认拖欠64000元转让款未支付的事实，周科有权要求吴丹予以支付，则一审法院判令吴丹予以支付该64000元并无不当。由于吴丹未依约完成付款义务，实际占用了周科的资金，故一审法院判令吴丹从起诉日2016年1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合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上诉人吴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朝晖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陶智斌
罗永娟
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