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88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法定代表人：张建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堃，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ＸＸ，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奇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法定代表人：李泽奇，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泽奇，男，196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芹，女，196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绪公，四川东方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花，四川东方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法定代表人：郭景松，董事长。上诉人新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奇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第三人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20834号民事判决，向�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继续履行与新的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2.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成都富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江公司）在工商核准登记成立于2002年11月25日，原投资人为奇发公司（认缴出资额1306.86万元、持股比例57.42%）、何芹（认缴出资额969万元、持股比例42.58%）。奇发公司在工商核准登记成立于1994年12月9日，投资人为李泽奇、何芹。李泽奇、何芹为夫妻关系。2015年6月14日，新的公司与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案外人深圳市中航××××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中航）作为当事人，在成都市××一份《投资协议》，主要约定如下：1.新的公司以1599万元价款受让何芹持有的富江公司的出资130万元、以21094.5万元认购富江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715万元；深圳中航以369万元价款受让何芹持有的富江公司的出资30万元、以6508.422万元认购富江公司新增注册资本529.14万元。上述投资后，一致行动人（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持股比例为46.811%、新的公司持股比例为40.819%、深圳中航持股比例为12.370%。2.本协议签订且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登记之日起15日内，新的公司需向何芹支付100%股权转让款即1599万元、深圳中航需向何芹支付100%股权转让款即369万元。3.新的公司、深圳中航在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缴纳增资认购款的10%、取得新营业执照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缴纳20%、取得新营业执照之日起90日内缴纳30%、2015年12月31日前缴纳40%。4.本协议经新的公司、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深�中航签署后生效；协议一式七份，新的公司、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深圳中航各持一份，富江公司持有两份。庭审中，新的公司与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均确认在成××××区签订《投资协议》时，何芹在国外。新的公司在庭审中举证时提供了一份《投资协议》，上面加盖了奇发公司、新的公司印章；并有李泽奇、新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和、深圳中航法定代表人潘勇的签字。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在庭审中举证时提供了四份《投资协议》，上面加盖了奇发公司、新的公司、深圳中航的印章；并有李泽奇、新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和、深圳中航法定代表人潘勇的签字。松德公司因与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公司股票自2016年4月11日开市起停牌。2016年11月6日，松德公司网上发布《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其中公布的会议审议事项中“第二、会议审议事项……5.《关于公司与四川奇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何芹签署及其；及其的议案》”，声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是指第三人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富江公司100%股权，资产交易价格为65000万元。新的公司得知上述《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后，于2016年11月23日向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发出《工作联系函》，声明关于《投资协议》，新的公司从未收到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要求停止合作的通知，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在未通知新的公司的情况下私下与第三人达成合作的行为违反合同义务，并要求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对此予以澄清和终止违法行为。2017年4月20日，松德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案涉《投资协议》是否已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而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所附条件是指合同当事人自己约定的、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用来限定合同效力的某种合法事实；所附条件可分为生效条件和解除条件。生效条件是指使合同的效力发生或者不发生的条件，条件出现（或成就）后，合同生效；条件没有出现（或成就），合同也就不生效。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投资协议》上已约定“本协议经甲方（李泽奇）、乙方（何芹）、丙方（奇发公司）、丁方（新的公司）、戊方（深圳中航）签署后生效”，即约定了合同生�的条件，无论新的公司手上持有的一份《投资协议》，还是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手上持有的四份《投资协议》，签署页“乙方（何芹）”处均为空白，即何芹并未在《投资协议》上签名；鉴于案件证据未能反映何芹曾在出国期间委托李泽奇或其他人代为行使权利，事后也没有补签和追认，为此，即便李泽奇、何芹为夫妻关系，也不能当然的构成表见代理；况且李泽奇也没有在《投资协议》上标注代签的字样。综上，法院认为《投资协议》并未生效，新的公司现诉讼请求主张继续履行《投资协议》缺乏依据。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新的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新的公司负担。新的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所依据事实不清，是在对事实真相认定错误的基础上作出。原审法院仅以涉案《投资协议》上面没有何芹的签名为由，判令涉案《投资协议》没有生效，新的公司认为，原审对本案事实真相认定错误，而本案的事实真相是，在案涉《投资协议》签约当天，由于何芹离境外出旅游，其丈夫即李泽奇在签约现场通过打电话给何芹并取得何芹的授权后，遂代其在涉案《投资协议》上签名，而何芹则在旅游回国后再在涉案《投资协议》上补签名。新的公司认为，李泽奇和何芹是夫妻关系，李泽奇的行为足以代表何芹，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即案涉《投资协议》是生效的。二、李泽奇与何芹是夫妻关系，李泽奇的行为足以代表何芹，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李泽奇与何芹是夫妻关系，其两者之间就涉案《投资协议》事宜不可能不交流，也不会在这么长时间内不交流，正是基于两人的夫妻关系，谈判过程中一直是李泽奇出面协商，新的公司才一直与李泽奇进行谈判，除非有证据证明李泽奇有故意隐瞒并损害何芹的权益，否则，不应否定合同的效力，故涉案《投资协议》是生效的。从商议到签约《投资协议》的过程中，李泽奇以实际控制人及何芹、奇发公司的代理人的身份与新的公司就协议问题进行协商，该投资协议的相关事宜其均由其全权代理。在协议签订现场，李泽奇仍表示其有权代表何芹，新的公司员工发现何芹未实际到场时询问李泽奇，李泽奇承诺其行为能代表其妻子，新的公司由于对李泽奇的信赖，认为其作为奇发公司的实际�制人，有权代表公司及其妻签约，在协议第四页中列明一致行动人是李泽奇、何芹、奇发公司三人或其中一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的披露，一方对另一方有重大影响的可以作为关联方，协议内容都是各方认可的内容，所以在李泽奇表示其能代表何芹，且何芹作为奇发公司股东之一其意思表示不可能与奇发公司的决定相驳。综上，新的公司认为原审判决所依据事实不清，是在对事实真相认定错误的基础上作出，为维护新的公司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现特向法院提起上诉。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辩称：一、本案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的主体不适格。经一审庭审质证查明，新的公司起诉所依据的《投资协议》从未成立，且双方关于终止该协议的接触由于新的公司自身的原因，早已在2015年7月份就结束，双方对此都并无任何异议。在此情形下�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基于合同关系而导致的实质权利与义务关系，也就自然没有履行所谓合同义务、以及双方存在合同纠纷的问题。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认为原告起诉被告属于错列被告，并造成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法院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判决客观准确、且于法有据。二、新的公司此次诉讼活动属于典型的恶意诉讼。由于案涉合同于2015年7月份由于新的公司的原因，已经结束了双方之间就订立《投资协议》的所有接触，双方对此都均无异议，同时还由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承担和支付了全部中介费用。在此情况下，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随后与本案第三人松德公司进行经军工生产管理部门批准和国家证监委批准的资产重组，是完全正当、合法的行为。�新的公司知晓该次重组信息后，以一份并未成立的《投资协议》进行起诉，意欲对重组制造障碍，从而达到敲诈的目的。现在，由于新的公司的恶意诉讼行为，已经导致该次重组搁浅，并给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造成了重大损失。对此，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将保留对新的公司追究法律责任及索赔的权利。三、本案中，何芹作为自然人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实际上从未委托李泽奇代为处理案涉事项，所以该协议必须经何芹本人签名才有效，该事项一审已经进行辩论及查清，请求法院进行确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及时作出公正判决，依法驳回上诉。松德公司二审期间未作陈述。二审期间，新的公司提交魏某证人证言，拟证明在整个协议协商及签订过程中何芹都未到场，都是李泽奇以奇发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何芹代表的身份进行协议签订的，案涉协议是生效的。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质证认为，1.该证人是双重利害关系人，是新的公司委托的就案涉重组实现的代表；2.该证人是旭光公司的投资部长，是利害方，其主体资格不合格；3.奇发公司、李泽奇、何芹主张李泽奇代表何芹，何芹不需签字的说法与证人所言是相反的，魏某将协议交还就是为了让何芹签字；4.证人交回合同时间为4月而非6月，证人存在不诚实的陈述，请求法庭直接予以否定。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详见下文“本院认为”部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证人魏某在二审法庭调查中陈述，其参与了《投资协议》的协商及签约，但在签约现场中没有联系过何芹，也没有听到别人有联系过，且在协商及签约过程中均没有见过何芹。还称�因为深圳中航签约后带走了6份合同并事后寄回给他，因为何芹还未签字，所以他才又送回去给何芹签字。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投资协议》是否成立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案涉《投资协议》的存在证实合同各方是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而且，上述《投资协议》约定“本�议经甲方、乙方、丙方、丁方、戊方签署后生效”。因此，上述协议是在各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生效。虽然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及李泽奇与何芹是夫妻关系，但案涉《投资协议》约定的是受让人受让何芹持有的奇发公司的股权并受让后认缴富江公司增资额。且，何芹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系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因此，新的公司主张李泽奇的行为代表何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新的公司上诉认为签约当日，由于何芹离境外出旅游，因此，其丈夫李泽奇在新的公司员工要求下，在签约现场通过打电话并取得何芹授权后，代何芹在案涉《投资协议》上签名。对此，新的公司就上述授权的过程仅为单方陈述，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与此相反，新的公司举示的证人魏某在二审法庭调查中陈述，在签约现场均没有人联系过何芹。另外，何芹在2015年6月签约到本案诉讼发生前均未对案涉投资协议的签订予以确认。且，魏某述称，在2015年6月签约后，将6份合同带回给何芹签字，由此可见，案涉各方当事人均清楚知道案涉协议的签订需要何芹明确的确认行为。因此，本院对新的公司提交证人证言所要证明李泽奇作为何芹代表身份进行签约的主张不予采纳，并由新的公司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认定《投资协议》并未成立生效，并驳回新的公司要求继续履行《投资协议》的请求，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新的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新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代理审判员  曾慧元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翁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