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绍商终字第8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才光。
委托代理人：陈韦羲，浙江墨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全江。
上诉人陈才光为与被上诉人赵全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2）绍诸商初字第1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袁小梁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孙世光、张帆参加的�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7月14日，赵全江向陈才光借款2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期限内未约定借款利率。借款期满后，赵全江未履行还本义务。
2012年1月5日，陈才光诉至原审法院称：2009年7月14日，赵全江向其借款2万元，借款一年。2010年9月，赵全江以办厂急需资金为由再次向陈才光借款，因陈才光自己无钱可以出借，后通过陈伟芬介绍向出借人寿光美借款后于同年10月31日将其中的30万元转借给赵全江，月利率2%。上述两笔借款，赵全江拖欠不还，故请求判令赵全江归还借款本金32万元，支付至2012年1月1日的利息85925元，之后利息继续计算。
赵全江在原审中答辩称：2009年7月14日向陈才光借款2万元属实，但应视为不支付利息；陈才光要求赵全江归还30万元借款没有事实依据，陈才光为此提供的证据中有其自行添加的�容，不具有证据效力，该30万元所涉系虚假诉讼，请求中止审理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2009年7月14日发生的借贷事实均无异议，应予确认。争议的主要焦点是陈才光主张的赵全江向其借款30万元的借贷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诉讼中，陈才光仅提供由赵全江和证人黄汛出具的证明，无其他证据加以印证。理由是：一、证明与借条有本质的区别，借条是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直接证据，而证明从证据类别上看为间接证据，单一的间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讼争二份证明涉及本案争议的借贷关系的内容可概括为“2010年10月31日，陈才光将30万元借款交付给赵全江”，但是，陈才光陈述：赵全江出具的这份证明是由其朋友书写的，其再持这份证明找到赵全江，由赵全江签字；黄汛出具的这份证明是由其本人书写好后再找黄汛签字；该二份证明均意欲用于寿光美诉陈才光、赵全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为证据使用，其在赵全江在证明上签字前就对其作出用途的声明。该陈述与二份证明前半部分的内容相吻合，显然，证明人出具证明的目的不是确认赵全江有没有向陈才光借款30万元的事实，且证明人对证明中的后半部分内容予以否认，因此，这二份证明尚不能认定讼争的3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二、陈才光在诉讼过程中所作陈述存在以下疑点：（一）二份证明中所反映的借款时间为2010年10月31日，与陈才光诉称借款时间相同，但赵全江提供证据证明该日其在河南出差事实后，陈才光再陈述对借款交付时间记不清楚。故陈才光对�款交付的时间所作陈述前后不一致。（二）黄汛出具的证明中载明“2010年10月31号，我陪陈才光把30万元现金送到赵全江手里”内容，但陈才光庭审中对黄汛是否是借款交付时的在场人也记不清楚。（三）2012年6月26日，陈才光在回答该院有关30万元借款来源时的陈述，与正常的交易习惯不符。对于上述疑点，陈才光均未能作出合理解释。陈才光未提供其他证据对3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赵全江归还陈才光借款本金2万元，支付该款自2010年7月14日起至该判决确定的宽限期内的实际给付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陈才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89元，减半收取3694.50元，由陈才光负担3500元，赵全江负担194.50元。
上诉人陈才光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陈才光一审中提供的二份证明足以证实赵全江向其借款30万元的事实。赵全江出具的证明，系直接证据，从内容上看，明确载明陈才光向案外人寿光美借款后将其中的30万元转借给赵全江的事实，形式上系虽系证明，但其实质上系借条；赵全江主张证明的后半部分系事后添加，但其未申请鉴定，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该主张。二、一审庭审过程完全可以表明，赵全江与黄汛串通、违背事实损害陈才光的合法权益，原判未予重视。一审开庭中，赵全江曾提供一张手机存储卡以�明其关于其出具的证明中当时无后半部分的主张，但其提供的照片复印件无法辨认，而黄汛作证时却声称手机存储卡早就丢失，明显矛盾，足以说明赵全江串通黄汛作不实陈述的事实。三、在原审法院审结的寿光美诉陈才光、赵全江等案件中，赵全江的答辩意见也可以印证其向陈才光借款30万元的事实。综上，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赵全江归还借款30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
被上诉人赵全江未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二审组织的询问中答辩称：实际上根本没有拿到过陈才光所称的30万元钱，陈才光一审中所称的10月31日下午在诸暨将钱交给赵全江，实际上这一天赵全江并未在诸暨。对原判结果表示认同，但认为本案系虚假诉讼，应移送到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二审中赵全江未提交新的证据。陈才光提供了一份原审法院（2011）绍诸商初字第1938号民事判决书，赵全江未提出异议，应予认定。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原审法院（2011）绍诸商初字第1938号民事判决书，可认定以下事实：2011年9月19日，寿光美以陈才光、郭迪平、赵全江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以“陈才光、郭迪平向其借款40万元，赵全江为此提供担保”等为由，请求判令陈才光、郭迪平归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违约金、律师费用等，对抵押房产享有优先权，并由赵全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中，赵全江答辩认为，为陈才光向寿光美借款提供担保属实，但实际担保金额为30万元。陈才光在该案中则答辩，借据出具的当日没有40万元借款交付，后通过居间人交付借款30万元，并已支付部分利息。经原审法院审理，确认了“陈才光于2010年9月21日向寿光美出具金额为40万元的借据并由赵全江提供担保，同年9月25日寿光美通过居间人向陈才光交付了40万元借款，陈才光收款后将其中5万元转借给他人，后支付部分利息”等事实，并于2012年3月16日判决陈才光应归还寿光美借款本金40万元并支付相关违约金和律师费用，由赵全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该案审理过程中，应陈才光的要求，赵全江、黄汛各出具一份证明。赵全江证明内容主要是：2010年9月21日，陈才光出具40万元借据给寿光美，寿光美当时未在场，由陈才光和赵全江签字后，居间人表示过几天交付借款。2010年10月31日，陈才光把居间人的30万元现金交给赵全江办厂之用，按月付利息二分，当时赵全江未出具借据给陈才光等。黄汛证明的主要内容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并表示2010年10月31日，由其陪陈才光将30万元现金交给赵全江。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赵全江有无收到陈才光主张的30万元借款，实质上可归结为�全江和黄汛所出具的二份“证明”的证明力如何认定的问题。
单从二份“证明”所表述的内容看，其后半段的表述可以认定赵全江与陈才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赵全江已实际收到30万元借款的事实，但从该二份“证明”的形式、用途、借贷内容与证据的其他内容之间的关系、陈才光对于借款有关的事实所作的陈述、赵全江所提供的反驳证据及庭审陈述等多方面综合判断，两份“证明”对于陈才光主张的借款事实的证明力极低，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具体为：（一）从证明的用途分析。根据陈才光的陈述，该证明系用于寿光美诉陈才光等借贷纠纷案件中使用，陈才光在该案中的主要抗辩意见在于其实际收到借款的数额问题，为此要求赵全江和黄汛出具证明向法院提供，其目的在于证明当时陈才光出具借据时，寿光美并未当即交付40万元借款，实际上陈才光仅借到30万元的事实。因此，单从“证明”用途分析，当时陈才光与赵全江之间具有利益上的一致性，一般情况下，无需再行对利益相关方内部的利益安排向第三人表示，故二份“证明”从用途上分析，对于两人内部之间法律关系的证明力较低。（二）从“证明”用途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证明本身的形式分析。根据上述分析的证据用途，从两份“证明”的内容看，除去关于陈才光与赵全江之间的借贷关系内容外，其内容反而更加符合当时的用途。除去该方面内容，从形式上看也更加符合证明的日常书写习惯，亦更为协调。（三）从“证明”内容与赵全江所举证据、当事人陈述分析。两份“证明”中表述，赵全江收到借款的时间为2010年10月31日，地点为诸暨市，陈才光一方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更是明确陈述到具体的时点，即该日下午2时左右。但赵全江提供的证据表明，该日其本人未在诸暨市，既而陈才光一方在一审第二次庭审及原审法院向陈才光本人核实中，则表示记忆不清，应该在2010年10月31日前后，难以令人信服。（四）从陈才光关于借款来源的陈述分析。陈才光在原审法院向其核实其所称的向赵全江交付30万元的款项来源时称，该款项系其从案外人处收取后，分六次从银行卡中取出，再交给赵全江。首先，该陈述中关于取款次数与每次取款金额的内容，明显与借款的日常习惯不合。其次，从陈才光持有的银行卡查询记录可知，其银行卡中存入300003元后，从2010年9月26日至10月31日间共有六次取款行为，合计30万元。按照陈才光一审第二次庭审和原审法院向其核实时所作的陈述，其将款项交付给赵全江系在2010年10月31日前后，从银行卡中记录看，显然不可能在2010年10月31日前交付借款。而如要在之后向赵全江出借款项，对于为何�要在之前取款，并且需要分六次从银行卡中取款这些事宜，均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五）关于本案与另案的关联性。从原审法院（2011）绍诸商初字第1938号案件中看，陈才光向寿光美出具借据借到款项后，分别于2010年9月25日至2011年8月26日间，数次按月利率2%支付出借人利息，当时借款时陈才光还以其与妻子的共有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且使人冒充妻子签名捺印。而两份证明中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也是2%，又无证据证明赵全江向其或向寿光美等人支付过利息，或者陈才光曾要求赵全江支付利息。而按照陈才光的陈述，其出借给赵全江借款在2010年10月31日前后，在此之前其已需要向寿光美等人按同样的利率支付利息。对于此种情形，陈才光更无合理解释。（六）关于陈才光上诉提及的赵全江在另案中抗辩担保30万元的问题。该案中，陈才光作为主债务人，其本身即抗辩只收�30万元借款，赵全江作为担保人作此抗辩，不足以印证陈才光与赵全江之间存在30万元的借贷关系。另外，陈才光上诉中提出的手机存储卡中照片的问题，只能印证赵全江的抗辩，未能支持其上诉主张。关于赵全江提出的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因赵全江对原审判决未提出上诉，且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否定二份“证明”的证明力，并对陈才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应予维持。陈才光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89元，由上诉人陈才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小梁
代理审判员 孙世光
代理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赵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