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5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南阳，男，198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玉，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胜红，男，197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周玲，湖北相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秋林，女，196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海峰，男，199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海浪，男，1989年9�8日出生，汉族。
上述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熊群云，湖北雄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克雄，男，1961年4月4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葛国桥，男，196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翠菊，女，196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葛南阳、钟胜红因与被上诉人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原审被告陈克雄、原审第三人葛国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东开民一初字第00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葛南阳的委托代理人张玉，上诉人钟胜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周玲，被上诉人曹海峰，被上诉人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的委托代理人熊群云，原审第三人葛国桥的委托代理人陈翠菊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克雄经本院传票传唤，�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朱秋林系曹建洲（已故）之妻，曹海峰、曹海浪系朱秋林、曹建洲之子。钟胜红系鄂AZR6**号吊车的所有人，其将该车挂靠登记在武汉明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兴洲分公司名下。葛南阳系钟胜红雇请的吊车司机。
2013年11月21日，陈克雄找来鄂AZR6**号吊车吊装转运树木，并雇请曹建洲协助树木的吊装转运。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街高速路口转盘处附近，葛南阳驾驶鄂AZR6**号吊车进行吊装树木，曹建洲站在该车上扶住吊钩协助将吊钩挂上捆绑树木的绳子。在葛南阳操作吊车吊臂延伸过程中，吊臂钢丝绳来回晃动触碰到高压电线后曹建洲被击伤。曹建洲伤后由陈克雄送往医院治疗，经抢救无效死亡。陈克雄垫付了抢救费用。事后，葛南阳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立案侦查、刑事拘留，现羁押于武汉市第四看守�。
2013年11月25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街综合治理办公室组织曹建洲家属即其子曹海峰、其姐夫朱昌启，葛南阳的父亲葛国桥、钟胜红、陈克雄就曹建洲死亡赔偿一事进行调解，调解工作由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蒙天凯主持，形成《谈话笔录》一份。该《谈话笔录》记载曹建洲家属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0647.50元，经蒙天凯分别协商后给出处理结果是558000元并询问各参与谈话人是否同意，该笔录记载各参与谈话人均同意，此处由被上诉人方代理人朱昌启、陈克雄、钟胜红签字确认，第三人葛国桥签“证明人葛国桥”。后在该笔录尾部记载“谈：你们三方（陈克雄、钟胜红、葛南桥﹤阳﹥）共同赔偿558000元”，陈克雄、钟胜红、葛国桥表示“我前面答应”。事后，陈克雄向三被上诉人给付�金50000元；葛国桥、钟胜红因对赔偿数额有异议，未及时向三被上诉人支付赔偿款。
2013年12月19日，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甲方）与葛国桥（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与葛国桥、钟胜红、陈克雄在豹澥司法所（信访办）主持下，在《谈话笔录》上初步确立赔偿总额为558000元。为尽快妥善解决该事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代葛南阳向甲方支付垫付款项壹拾壹万元正，甲方收到该款项同时，将《刑事谅解书》交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保管；二、甲方应当在收到乙方支付的上述款项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曹建洲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以受案人民法院的《立案通知书》载明的时间为准），葛南阳对甲方的民事赔偿责任以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或《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赔偿数额为准，如上述文书确定葛南阳的民事赔偿责任超过乙方支付的壹拾壹万元，则葛南阳保证差额部分在法院生效文书作出之日起15日内支付到位；三、葛南阳的民事赔偿责任全部履行完毕或甲方的应得赔偿款已经到位，甲方承诺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将《刑事谅解书》交予乙方向有关司法机关出具、使用；如果甲方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起诉后撤诉的，视为甲方认可葛南阳对曹建洲死亡的民事赔偿责任全部履行到位，并且同意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将《刑事谅解书》交予乙方向有关司法机关出具、使用。四、本协议一式四份，自双方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豹澥司法所（信访办）各留存一份。补充：双方确认，曹建洲死亡赔偿总额以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或民事调解书确定的金额为准。”上述协议，由曹海峰、曹海浪、葛国桥分别签名捺印�并由曹海浪代朱秋林签名捺印。朱秋林知晓并认可该协议。事后，葛国桥向被上诉人方支付了110000元，三被上诉人向葛南阳出具了一份附条件的《刑事谅解书》。
2013年12月28日，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甲方）与钟胜红（乙方）、豹澥司法所（信访办）（丙方，调解及见证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曹建洲于2013年11月21日死亡，2013年11月25日，甲方与钟胜红、葛国桥、陈克雄在豹澥司法所（信访办）主持下，在《谈话笔录》上初步确立赔偿总额为558000元。为尽快解决该事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一、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20000元，此款在甲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全部交丙方保管；二、甲方应当在丙方收到乙方支付的上述款项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四、乙方对甲方的民事赔偿责任以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书或《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责任数额为准……”。上述协议，甲方由曹海峰、曹海浪分别签名捺印，并由曹海浪代朱秋林签名捺印，乙方由钟胜红的岳父邹宏焕签名捺印，丙方由蒙天凯签名。朱秋林、钟胜红知晓并认可该协议。事后，钟胜红向被上诉人方支付了120000元，三被上诉人配合钟胜红办理了涉案车辆的解除扣押手续。
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在曹建洲死亡后未及时火化尸体，直至2014年1月1日才将曹建洲火化安葬。
因各方对于案涉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形成本诉，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各方于2013年11月25日在豹澥司法所（信访办）调解下达成的葛南阳、陈克雄、钟胜红对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赔偿损失558000元的赔偿协议合法有效；2、葛南阳、陈克雄、钟胜红按照558000元的赔偿协议约定共同向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支付剩余赔偿款278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葛南阳、陈克雄、钟胜红负担。
原审审理过程中：1、原审法院前往武汉市第四看守所询问葛南阳案件情况，葛南阳陈述：其发生本案事故后被羁押至今，未会见过家属，只会见过张玉律师，从律师处得知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起诉一事和赔偿要求，其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数额和责任大小应以法院确定的为准；其从未授权父亲葛国桥商谈赔偿事宜，对葛国桥以其名义与原告方签订的《谈话笔录》和《协议书》均不予认可，也不予追认，但对葛国桥向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代为赔偿11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2、对于案涉的《谈话笔录》，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提出各方在该笔录中确认了葛南阳、陈克雄、钟胜红赔偿558000元的事实，是一份赔偿协议，该协议中没有区分各被告的赔偿份额，葛南阳、陈克雄�钟胜红应该按照该协议确定的金额共同赔偿；葛南阳提出该笔录不是一份赔偿协议，葛国桥既未取得葛南阳的授权，该协议中558000元又不是葛国桥自愿协商的结果，葛国桥随后单独与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签订的协议推翻了该《谈话笔录》中的558000元，并明确以法院裁判的赔偿数额为准；钟胜红提出该笔录不是一份赔偿协议，当时谈话时气氛非常紧张，被上诉人方称不签字就将曹建洲的尸体送到家中去，当时不签字也无法正常离开谈话场所，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才在该笔录上签名；陈克雄提出该协议签订时各人都很悲痛，也都在笔录上签名，其从主持调解人员处得知自己承担10%的责任只用付50000元了结纠纷的情况下，就在该笔录上签名，随后及时回家筹钱付给了被上诉人方50000元，双方没有再另行签订协议；葛国桥提出基于当时谈话时气氛非常紧张，如果不签字就�能正常离开谈话场所，所以葛国桥在意识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在笔录上签名，为了保留自己的真实意思又能正常离开谈话场所，葛国桥就在该笔录上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名，表明有此协商一事，但不是说认可该笔录中记载的内容。3、对于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分别与葛国桥、钟胜红签订的《协议书》，朱秋林等三人提出因葛国桥、钟胜红一直未赔钱，曹建洲也一直未火化安葬，葛国桥提出要出具谅解书并签订该《协议书》才给110000元，钟胜红的岳父邹宏焕代表钟胜红提出要解除对案涉车辆的扣押并签订该《协议书》才给120000元，为了早点拿到钱，在不是很愿意的情况下妥协后签的这两份《协议书》，而且签订这两份《协议书》的目的不是说重新核算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的损失，而是说在总赔偿额558000元中需要由法院划分每个人的责任，好确定每个人赔多少钱�因为陈克雄没有提出附加条件就给了钱，而葛南阳家和钟胜红提出不签《协议书》就不给钱，所以被上诉人方才与葛南阳家、钟胜红分别单独签订了《协议书》，没有与陈克雄单独签订《协议书》。葛南阳、葛国桥提出当时与被上诉人方单独签订《协议书》，是因为希望葛南阳家人积极向被上诉人方赔偿后取得谅解，好将关押的葛南阳早日取保候审放出来，在葛南阳家属筹到110000元后，为了取得被上诉人方的谅解书，葛南阳家人赔付了110000元，但是没想到被上诉人方拿到钱后出具的是一份附条件的谅解书，要葛南阳足额赔偿后谅解书才生效，为了督促被上诉人方尽早向法院起诉，便于以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作为葛南阳的赔偿数额，所以葛国桥与被上诉人方签订了这份《协议书》，目的就是推翻案涉的《谈话笔录》中说的558000元，并督促被上诉人方依法获得赔偿。钟胜红提出在签订案涉笔录后认为赔偿数额过高，自己无力赔这么多钱，在筹到120000元后，为了推翻涉案笔录中说的558000元，就与被上诉人方签订了这份《协议书》，本意是让被上诉人方到法院起诉，由法院确定各人应该赔偿多少就赔偿多少。在诉讼过程中，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与葛南阳、钟胜红、葛国桥对于前述两份《协议书》约定的理解存在的分歧未能达成一致补充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作为曹建洲的近亲属，在曹建洲死亡后，依法享有向责任方主张赔偿的权利。
一、葛国桥于2013年11月25日参与谈话并在案涉《谈话笔录》上签字及其与被上诉人方单独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虽然葛南阳在事故发生后即被羁押，客观上不能参与调解，但葛国桥作为其父亲，参与基层人民政府部门主持下的调解，被上诉人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有理由相信葛国桥具有代表葛南阳进行调解的代理权限，故葛国桥参与调解并签字的行为及其与被上诉人方单独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葛南阳承担葛国桥表见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
二、2013年11月25日《谈话笔录》中的558000元是否属于案涉当事人间达成赔偿协议的问题。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街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蒙天凯组织案涉各方进行商谈调解，《谈话笔录》是记录各方调解过程的载体，反映了调解过程和结果。经工作人员蒙天凯分别协商后给出处理结果是558000元并询问各参与谈话人是否同意时，该笔录记载各参与谈话人均同�，又在该笔录尾部记载“谈：你们三方（陈克雄、钟胜红、葛南桥﹤阳﹥）共同赔偿558000元”，陈克雄、钟胜红、葛国桥表示“我前面答应”，说明各方就葛南阳、陈克雄、钟胜红向被上诉人赔偿558000元的内容形成了一致意见，并分别签字确认，上述内容实质上是各当事人间达成了一份赔偿协议，协议内容是葛南阳、陈克雄、钟胜红共同向被上诉人方赔偿558000元。
三、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与钟胜红、葛国桥分别另行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推翻了案涉《谈话笔录》中558000元赔偿数额的问题。虽然三被上诉人与钟胜红、葛国桥分别另行签订《协议书》，但该协议内容中记载“甲方（三被上诉人）与钟胜红、葛国桥、陈克雄在豹澥司法所（信访办）主持下，在《谈话笔录》上初步确立赔偿总额为558000元。为尽快解决该事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可知三被上诉人与钟胜红、葛国桥在案涉《谈话笔录》签订后另行单独签订协议的前提是以笔录中记载的558000元赔偿总额为前提，只是钟胜红、葛国桥（代葛南阳）在协议签订后对于自身应承担责任部分区分不明而未能履行558000元的赔偿义务，结合陈克雄作为案涉《谈话笔录》中558000元赔偿事项的签订人之一，在案涉《谈话笔录》签订后未与三被上诉人另行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况来看，三被上诉人分别与钟胜红、葛国桥另行签订的协议不能推翻案涉《谈话笔录》中关于赔偿558000元的协议内容。
综上所述，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葛南阳、钟胜红、陈克雄应共同继续履行案涉《谈话笔录》中关于向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赔偿558000元的协议内容。扣除三人已经支付的280000元（110000元＋120000元＋50000元）后，葛南阳、钟胜红、陈克雄应共同向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支付剩余赔偿款278000元。待各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其各自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再另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另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与葛南阳、钟胜红、陈克雄于2013年11月25日在豹澥信访办主持调解下达成的葛南阳、钟胜红、陈克雄对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赔偿损失558000元的赔偿协议合法有效；二、葛南阳、钟胜红、陈克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支付赔偿款278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0元，由葛南阳、钟胜红、陈�雄共同负担（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已预交此款，由葛南阳、钟胜红、陈克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直接支付1690元）。
葛南阳与钟胜红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葛南阳认为：一、1、原审判决认定《谈话笔录》中的558000元系涉案当事人间达成赔偿协议属认定事实错误。该谈话笔录仅记录了协调过程，各方未在笔录的基础上签订《赔偿协议》，因此《谈话笔录》对涉案各方没有法律约束力。通过原审庭审可以知晓，被上诉人胁迫葛国桥在谈话笔录上签名，葛国桥签字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葛国桥在《谈话笔录》中签名为“证明人：葛国桥”，表明其参加过调解，但并不认可调解金额。2、《协议书》结尾的补充约定明确推翻了《谈话笔录》中的558000元。3、葛南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非其法定�理人。葛南阳未以任何形式委托葛国桥处理曹建洲的死亡赔偿事项，且一直拒绝追认葛国桥在《谈话笔录》及《协议书》的签字。原审判决认定葛国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二、本案案由应为侵权纠纷，不是合同纠纷。1、根据《协议书》关于被上诉人应当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的约定，被上诉人本案起诉的案由应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2、本案确定为合同纠纷违反民事案件案由的司法解释。三、本案确定为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葛南阳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承担。
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答辩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钟胜红、葛国桥同意葛南阳的上诉意见。
钟胜红上诉认为：一、《谈话笔录》不能等同于调�协议，笔录反映的是调解过程，不具有法律效力。正是由于上诉人认为《谈话笔录》中赔偿数额过高，事后又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最终未签订《调解协议》。原审判决将《谈话笔录》定义为《赔偿协议》，要求上诉人按《谈话协议》全面履行义务，属适用法律不当。二、原审判决认定《协议书》是因为《谈话笔录》对钟胜红与葛南阳之间责任区分不明而签订，与事实不符。事实是钟胜红认为被上诉人要求的赔偿金额过高，无法形成最终的调解协议，且被上诉人又不愿提起诉讼。在相关部门主持下，双方约定被上诉人先拿12万元将死者火化，并签订《协议书》，以此推翻了《谈话笔录》中约定的金额。本案中，钟胜红与葛南阳属连带责任关系，不存在责任区分不明的问题。钟胜红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承担。
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答辩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葛南阳、葛国桥同意钟胜红的上诉意见。
陈克雄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审查明事实亦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葛南阳主张未委托葛国桥处理曹建洲的死亡赔偿事项，葛国桥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葛南阳肇事后被羁押，葛国桥作为其父参与赔偿问题的调解，最大限度的代表了葛南阳的利益，符合通常的伦理观念。因此，曹建洲的家属相信葛国桥具有代表葛南阳进行调解的代理权限符合常理。原审判决认定葛国桥参与调解并签字以及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葛南阳还主张葛国桥在《谈话笔录》上签字系受胁迫而为。由于葛南阳及葛国桥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签字时受到胁迫，葛国桥在之后签订的《协议书》中亦明确《谈话笔录》上确定的赔偿总额为558000元，故本院认为葛南阳的主张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
葛南阳、钟胜红主张依据《谈话笔录》不能认定各方达成赔偿协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当事人认为无需制作调解协议书的，可以采取口头协议方式，人民调解员应当记录协议内容。”本案中，《谈话笔录》系死者曹建洲家属与葛南阳之父葛国桥、钟胜红及陈克雄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的记录。从该笔录的内容来看，各方就赔偿总金额558000元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前述合同法的规定，应当认定各方订立了赔偿额为558000元的口头合同。葛南阳与钟胜红上诉认为未最终签订书面赔偿协议或调解协议，该《谈话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合同法规定的第二款，本案涉及的赔偿协议以口头形式订立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且参照我国人民调解法的规定，调解可以采取口头协议方式，只需将协议内容作记录即可。因此，葛南阳、钟胜红主张不能依《谈话笔录》认定各方达成赔偿协议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葛南阳、钟胜红主张�份《协议书》变更了《谈话笔录》中约定的558000元赔偿总额。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结合两份《协议书》的内容来看，两份《协议书》均在首部强调了赔偿总额为558000元，因此558000元的赔偿总额是各方签订《协议书》的前提与框架。虽然《协议书》具体条款有关于葛南阳、钟胜红的赔偿责任由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或《民事调解书》为准的约定。但《协议书》并未解除此前各方达成的口头协议，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亦未作出明确放弃558000元赔偿的意思表示，反而在协议书中对该赔偿总额进行了强调。故此情形下，本院对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提出订立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是尽快获得先期赔付，并解决葛南阳与钟胜红赔偿责任的划分，而不是放弃558000元赔偿总额的主张予以采信。因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不具有变更赔偿总额的意思表示，因此，依《协议书》不能认定各方就变更赔偿总额达成一致，两份《协议书》不能产生变更此前各方口头协议的效力。
葛南阳主张本案案由应当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本院认为，朱秋林、曹海峰、曹海浪基于各方2013年11月25日达成的口头协议，要求各方支付协议约定的赔偿款而提起诉讼，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葛南阳还主张原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当事人均未依上述规定提出管辖异议，故葛南阳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葛南阳与钟胜红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80元，由葛南阳、钟胜红各负担16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铭俊
审 判 员 陈蔚红
代理审判员 左 菁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婧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