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鄂01刑终94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奚吉东，无职业。2015年1月7日因本案被抓获，同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
辩护人苏重桦、甘兴均，四川立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付春，无职业。2014年12月12日因本案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2015年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
辩护人左山松，湖北佳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无职业。2015年1月7日因本案被抓获，同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
辩护人钟立发，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甲，无职业。2014年12月1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15年1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奚吉东、付春、刘某、王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2015）鄂武昌刑初字第0087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奚吉东、付春、刘某、王某甲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奚吉东经“李发银”等人发展吸收参加传销活动，于2012年至2015年1月期间，负责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花园地区“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D1区”的活动。自2012年起，其陆续发展被告人付春、刘某、王某甲等人加入该组织。该传销组织不以实物为基础，自称“自愿连锁经营”，新加入者须缴纳人民币69800元取得加入资格，并积极发展下线，形成层级，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的数量作为计酬及提升层级的标准。截止2014年12月1日，被告人奚吉东发展和管理的“D1区”人员已超过30人。在组织中，被告人奚吉东全面负责“D1区”的各项事务；被告人付春担任“D1区区长”，行使管理职能，向下级发放返利款；被告人刘某担任该区“大总管”，协助上级管理下线成员及向上级反馈下线成员的情况；被告人王某甲担任该区“申购总管”，负责登记、缴费等事务性工作。新加入成员的缴费款存入以被告人王某甲的名义开设的卡号为6212263202002116746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为62284800581551005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及卡号为6227002872640180454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内。3张银行卡均由被告人奚吉东掌控，其于2014年2月以后将该3张银行卡交给被告人付春管理。截至案发，3张银行卡共计收款人民币800余万元；其中被告人付春接管后共计收款人民币500余万元。上述收取的款项，包括交给上线的款项及返给本人及下线的提成。2014年12月起，被告人奚吉东、付春、刘某、王某甲陆续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查询，案发后尾数为6746的中国工商银行卡的余额为人民币53.20元，其余2张银行卡的余额均为零。
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破案经过。2014年12月1日零时许，被告人王某甲被举报人石某甲等人扭送至公安机关；同月12日17时许，公安人员在洪山区欢乐大道附近，拦截被告人付春乘坐的汽车将其抓获；2015年1月7日，四川省宣汉县公安局民警在该县东乡镇倒水沟7号静馨阁茶楼将网逃人员被告人奚吉东抓获，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民警于上述同日、同地址将被告人刘某抓获。上述证据，证明四被告人的到案情况。
2、证人王某乙、杜某、王某丙、陈某甲、陈某乙、王某丁、石某甲、张某甲、齐某、金某、石某乙、周某甲、周某乙、王某戊、王某己、石某丙、李某甲、钱某甲、王某庚、胡某、郭某、向运兰、孙某甲、李某乙、李某丙、石某丁、张某乙、钱某乙、钱某丙、张某丙、孙某乙、石某戊、王某辛、王某壬、何某、邬某、黄某、张某丁、吴某、李某丁、王某癸等人的证言、辨认笔录。上述证据证明如下事实：在武昌区南湖地区活动的“1040阳光工程”，或称“自愿连锁经营融资项目”，以被告人奚吉东为核心成员，由被告人付春担任“D1区区长”，被告人刘某担任“大总管”，被告人王某甲担任“申购总管”，在引诱参与者缴纳人民币69800元的加盟费（付至王某甲的银行卡中）取得参与资格后，参与人继续劝诱下线（通常为自己的亲属或朋友）加入，以取得提成费或提升自己的层级，形成了一个不以实物经营为基础的、多层级的传销组织。
3、证人龚某、向某的证言。龚某陈述：“我是经李发银介绍加入阳光工程传销组织的，投了69800元，到2014年11月份的时候，我升任D2区的区长。区长的职责是管理下面的大总管，负责传达、组织开会。李发银是大老总，奚吉东也是大老总。付春是D1区的区长，刘某是D1区的大总管。向某是D3区的区长。今天（2014年12月12日）付春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们去欢乐谷玩，在回来的路上被你们拦截带到公安机关了。”证人向某的证言与龚某的证言相互印证。上述证人证言，证明被告人奚吉东、付春、刘某在阳光工程传销组织中的地位及职务，以及被告人付春的抓获经过等事实。
4、物证、书证（公安机关从被告人付春处扣押书面的“职务职责与处罚制度”）。证明“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形成了一套内部管理制度的事实。
5、物证、书证（传销参与人的提成记账表）。该证据印证上述各证人的证言。
6、被告人奚吉东的供述。奚吉东供述：“我是李发银介绍加入阳光工程的，他跟我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到武汉旅游时他带我了解这个项目后，催着我交钱，我打了5万元整给他，他帮我交钱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个所谓的连锁经营据说是受国家政策保护的，交69800元，最后可以赚到1040万，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感觉是自己在玩的生意，不是国家行为。当老总后的每月6-10万元的保底工资也没有兑现。我发展的下线是付春，付春发展了符娟和符平。下线大约有30多人。我是D1区的，区长是付春，区内有两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的申购总管是王某甲，大总管是刘某。我上总之后，只要是下线发展一个人，我就提500元，至今共提了10多万元。2013年10月10日我用传销赚来的钱贷款买了一辆奔驰GLK300汽车。大约2012年5月份时，我带王某甲办理了三张银行卡，新加入人员的申购款全打在这三张卡里面，卡由我保管，其他区的申购款有时也会打到这三张卡里。后来我离开武汉时将卡交给了付春。”上述被告人供述，证明被告人奚吉东加入“1040阳光工程”后，发展了由付春、刘某、王某甲分担不同职务的，超过30多个不同层级的下线人员组成的传销活动组织的事实。
7、被告人付春的供述。付春供述：“我在宣汉县开了一家婚庆公司。2012年9月时奚吉东（我跟他前妻周大春是干兄妹关系）多次和我联系要我到武汉来，称有个绿化项目要我帮他搞管理。我来了后发现好像是传销，想走，奚吉东和李发银就三番五次跟我上课做工作，九天时间，我认为可以赚钱，就交了50800元（因为是替我交款，所以不需要给我返还19000元），加入了1040阳光工程。这个项目是自愿连锁经营的模式，要求加入者是年龄在23-50岁之间的中国公民，每人交人民币69800元（20个份额加一个资格费，每个份额3300元，一个资格费3800元），交款后会有19000元的返还，作为在此地生活的开支。我们实行五级三阶制，老总需要有600个份额以上。我现在是老总级，已发展了780余份。我当上D1区老总后，被李发银、李守山任命为D1区的区长，区长的职责是管理区内两个老总，分别是符娟（奚吉东的妻子）、符平，他们两人负责管理下面的业务员，业务员共计有30多人。符平以下的下线每发展一个人我就有500元的奖金。我的直接上线是奚吉东，再往上有周大春、李发银、李守山等人，D1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下线。我管理下面业务员发展下线的业绩和进度，组织每周一次例会（涉及下线发展、管理制度、生活情况）。我们区的申购主管是王某甲，大总管是刘某。下线的投资款是通过王某甲的银行账户收上来的，王某甲每周向我报告发展下线名单情况，我再将名单报告给奚吉东或李发银，奚吉东或李发银将下线奖金转入我的个人农行和工行账户，然后我取现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奖金发放下去。我经手发下去的奖金数额已经记不得了。除了返还款和奖金外，其他的钱由奚吉东交给大老总李发银。因为李发银下面有20个上总人员，按照阳光工程的制度规定，他已经成为单独的一条线，单独管理，所有钱都由他支配。他们都不在武汉，通过电话过问相关情况。奚吉东2014年春节回老家时，给了我6212263202002116746、6228480058155100579及6227002872640180454三张银行卡，嘱咐我保管好。”上述被告人供述，证明被告人付春在“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中担任“区长”职务，行使管理职能，该“区”有超过30个下线人员的事实。
8、被告人刘某的供述。刘某供述：“2013年初，我经奚吉健介绍加入1040阳光工程自愿连锁经营，交了69800元，后来把老婆王某甲也拉入这个组织。7、8月份，区长付春通知我为D1区一个家庭的大总管，负责整个家庭的日常工作。每个星期有指定的人员将钱和工资单送到我这里，然后由我叫家庭里的人按照工资单上面的金额发钱。我的上线是奚吉健，下线就是王某甲，他是申购总管。我的下线总共有七八个人，大约提了一两万元。”上述被告人供述，证明被告人刘某在“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中担任“大总管”职务，行使管理职能的事实。
9、被告人王某甲的供述。王某甲供述：“我是2013年2月底3月初被我老公（刘某）叫过来搞一个叫‘阳光工程’的项目，说投入69800元可以赚1040万。进来几天后我投入了69800元。4月底我编号到D1区，是负责申购项目的总管，平时管理资金账户，这个职务是奚总通过我老公传达给我安排的。我老公是组织里管理团队的总管，负责团队家庭人员的分配。我们通过阳光工程聚集到一起，然后人发展人，不断发展自己的下线进行提成赚钱。发展的下线越多，组织里的级别升级就越快，赚的钱就越多。因我负责资金申购管理，所以组织的银行卡是用我的身份证办的，农行工行建行共3张，银行卡办好后就交给奚总了，具体怎么使用我不清楚。组织里有三种提成方式：直接、间接、补助。每人最多发展三个下线，下线还可以发展自己的下线，下线需要交69800元才有加入组织的资格。直接提成是指如果你发展的下线交了69800元，你就可以拿到6000元；间接提成是指你发展的下线又发展了一个交了69800元的下线，你就可以拿到7000元；补助是指你发展的下线的下线又发展了一个交了69800元的下线，你就可以拿到2000元。申购者交完钱后，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他们。表格上面有些物品，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项目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无店面经营，是个虚拟经济。我的上线是老公刘某。我一共有三个下线，是老板摊派给我的，是谁不知道。我一个提了6000多元，一个提了7000多元，一个提了2000多元。”上述被告人供述，证明被告人王某甲加入“阳光工程”传销组织，担任“申购总管”职务，行使一定的管理、协调职能的事实。
10、书证（王某甲名下的6212263202002116746中国工商银行卡、6228480058155100579中国农业银行卡、6227002872640180454中国建设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单）。证明如下事实：①尾数6746号的工行卡，自2013年5月27日启用，至2014年11月30日最后一笔交易止，合计入账人民币4190670元。其中，自2014年春节（1月31日）付春接管银行卡后，从2014年2月6日起，至上述截止日期，大量进出交易，共计入账2837800元；②尾数0579号的农行卡，自2013年5月27日启用，至2014年11月23日最后一笔交易止，合计入账人民币3149320元。其中，自付春接管银行卡后，至2014年11月21日止，大量进出交易，共计入账1626210元；③尾数0454号的建行卡，自2013年5月28日启用，至2014年10月12日最后一笔交易，合计入账人民币1579605元。其中，付春接管银行卡后，从2014年4月7日起，至上述截止日期，大量进出交易，合计入账805565元。综合上述证据，被告人王某甲名下的3张银行卡自2013年5月至2014年11月，累计收款人民币800余万元；被告人付春接管3张银行卡后，累计收款人民币500余万元。
原审认为，被告人奚吉东、付春、刘某、王某甲等人加入传销组织，以融资为名，组织参加者以缴纳加盟费的方式获得成员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奚吉东在经其上线发展加入传销活动之后，在其负责区域内积极发展下线人员超过30人，并任命相关职务进行管理，吸取资金人民币800余万元，应认定为本案的主犯；被告人付春被任命为“区长”后，行使相关管理职能，且于2014年2月后管理的资金累计人民币500余万元，亦应认定为主犯。被告人刘某、王某甲担任了一定职务，在传销活动中起辅助、协调作用，均认定为从犯，可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奚吉东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付春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刘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王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上诉人奚吉东的上诉理由：部分事实不清，其所在的D1区并未收到885万元的传销资金；原判量刑过重。
上诉人奚吉东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案认定“情节严重”证据不足，三张银行卡的总收入有其他线和区的缴费收入，2014年2月后奚吉东已经脱离传销组织，其未再获利，上诉人奚吉东对2014年2月后的收入不应当承担责任。
上诉人付春的上诉理由：原审认定其系主犯不当；原判量刑过重。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支持其上诉理由，并认为上诉人付春仅为名义上的“区长”，在传销活动中未获取相当数额的非法收益，不符合主犯特征。
上诉人刘某的上诉理由：其是D1区一个家庭的大总管，其不应该对整个D1区的800余万承担责任；原判量刑过重。其辩护人支持其上诉理由。
上诉人王某甲的上诉理由：其只是一个“家庭”的申购总管，原判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奚吉东经“李发银”等人发展吸收参加传销活动，于2012年至2015年1月期间，负责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花园地区“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D1区”的活动。自2012年起，其陆续发展上诉人付春、刘某、王某甲等人加入该组织。截止2014年12月1日，上诉人奚吉东发展和管理的“D1区”人员已超过30人。在组织中，上诉人奚吉东全面负责“D1区”的各项事务；上诉人付春担任“D1区区长”，行使管理职能，向下级发放返利款；上诉人刘某担任该区“大总管”，协助上级管理下线成员及向上级反馈下线成员的情况；上诉人王某甲担任该区“申购总管”，负责登记、缴费等事务性工作。新加入成员的缴费款存入以上诉人王某甲的名义开设的卡号为6212263202002116746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为62284800581551005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及卡号为6227002872640180454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内。3张银行卡均由上诉人奚吉东掌控，其于2014年2月以后将该3张银行卡交给上诉人付春管理。截至案发，3张银行卡共计收款人民币800余万元；其中上诉人付春接管后共计收款人民币500余万元。上述收取的款项，包括交给上线的款项及返给本人及下线的提成。2014年12月起，上诉人奚吉东、付春、刘某、王某甲陆续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查询，案发后尾数为6746的中国工商银行卡的余额为人民币53.20元，其余2张银行卡的余额均为零。
另查明，“1040阳光工程”或称“自愿连锁经营融资项目”，通过选择性截取国家领导人讲话片段，曲解政策规定、经济发展纲要，借助非法宣传品、网络视频等进行宣传、发布。其运作模式以“拉人头”方式发展下线，无实物购销流通，实行“五级三阶制”。“新人”加入时，要缴纳人民币3800元资格费，人民币3300元为一个份额。每名成员要申购满21个份额（即缴纳人民币69800元）后才有资格发展下线，每人直接申购份数不超过21份，每名传销组织人员直接发展的“下线”不超过3个，下线所申购份额都累计算入上线的累计额度。参与传销人员根据自己申购及发展下线申购累计的份数，可获得相应的“五级”传销业务级别身份：1-2份为“业务员”；3-9份为“组长”；10-64份为“主任”；65-599份为“经理”；600份以上为“老总”即高级经理，“老总”级别又分为“大、中、小”三个级别。传销人员根据传销业务开展情况，可在三个晋升阶段进行晋升即“三阶”：第一个晋升阶段是“业务员”晋升为“组长”、“主任”，条件是根据自己及发展下线的申购份数依次达到“组长”、“主任”级别的份数将自动晋升；第二个晋升阶段是“主任”晋升为“经理”，条件是自己及下线申购的份数达65份；第三个晋升阶段是“经理”晋升为“老总”，条件是自己及下线申购的份数达600份。同时，该传销组织还制定按固定比例二次提成瓜分传销利润的制度，即新成员在申购21份后一星期内可返还人民币19000元；每发展一个下线，该下线的直接老总可按每一份额提成人民币500元，一层上线提成人民币6200元，二层上线提成人民币2400元，三层上线提成人民币1750元。该传销组织以“家庭”的模式进行管理，“家庭”中有严格的等级和奖罚制度。“家庭”中管理人员一般以经理为主，分为六大职能总管即大总管、申购主管、自律主管、自律配合主管、能力主管、经晨主管，第一平台老总也按该六大职能进行分工管理。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二审审核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奚吉东诉称原判部分事实不清，其所在的D1区并未收到885万元的传销资金的上诉理由和上诉人奚吉东辩护人的辩称本案认定“情节严重”证据不足，三张银行卡的总收入有其他线和区的缴费收入，2014年2月后奚吉东已经脱离传销组织，其未再获利，上诉人奚吉东对2014年2月后的收入不应当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1、根据《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除言辞证据外，可结合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交易记录、计酬返利记录等证据认定犯罪事实。本案中有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计酬返利记录、传销人员关系图、记账凭证等证据综合认定，且有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印证，足以认定上诉人奚吉东所负责的D1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超过情节严重的标准，上诉人奚吉东和辩护人关于原审认定“情节严重”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2、证人龚某证实D2区没有申购主管，由D3区的申购总监张林负责D2区、D3区的申购，且上诉人王某甲供述“原来我们D1区就一个家庭，后来人多了就分成两个家庭，一个四川的，一个东北的，分家庭之后孙某甲是东北家庭的申购总管，没有分家之前都是我负责申购的，分家之后，孙某甲不在的时候，钱也可以打到我账户中，我和孙某甲都可以负责D1区的申购”，上诉人王某甲的供述中并未供认收过D2区、D3区的申购款，故上诉人奚吉东的辩护人关于三张银行卡的总收入有其他线和区的缴费收入的辩解不能成立。3、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证实，2014年9月8日、9月19日从王某甲6228480058155100579中国农业银行卡向上诉人奚吉东分别转账30000元和11850元，证明2014年2月后上诉人奚吉东并未脱离传销组织，且其还在获利，上诉人奚吉东的辩护人辩解上诉人奚吉东对2014年2月后的收入不应当承担责任的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付春诉称原审认定其系主犯不当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辩称上诉人付春仅为名义上的“区长”，在传销活动中未获取相当数额的非法收益，不符合主犯特征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银行流水、传销人员关系图、证人证言及同案人供述等证据证实，上诉人付春担任区长并行使管理职能，直接管理传销资金，还是DI区所有人的上线，原审根据其所起的作用及地位认定其系主犯正确，且相关法律亦未规定在传销活动中获取相关数额的非法收益为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故上诉人付春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刘某诉称其是D1区一个家庭的大总管，其不应该对整个D1区的800余万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证言、上诉人奚吉东、付春、王某甲等人的供述，证实D1区原来只有一个家庭，后来传销人员发展多了分成两个家庭，上诉人刘某一直担任D1区的大总管，其与上诉人奚吉东、付春等人属共同犯罪，原审认定上诉人刘某对整个D1区的犯罪活动承担次要责任正确，故上诉人刘某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奚吉东、付春、刘某、王某甲等人加入传销组织，以融资为名，组织参加者以缴纳加盟费的方式获得成员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上诉人奚吉东、付春系主犯，上诉人刘某、王某甲在传销活动中起辅助、协调作用，均系从犯。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原审根据各上诉人的犯罪事实、性质、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分别判处刑罚适当，上诉人奚吉东、付春、刘某、王某甲诉称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 艳
审判员 杨 毅
审判员 郑雄文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