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4民终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佩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1号楼23-32层。
负责人：赵松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自强，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公司员工。
上诉人赵佩虎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6)京7101民初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佩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自强、葛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佩虎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支付经济损失共计20万元；起诉费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的4月1日，赵佩虎本来是去农村商业银行亦庄支行贵园分理处办理存款业务，却被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以年利率高达6%来诱骗购买了国寿鸿泰两全保险，但五年保险合同到期后，赵佩虎共计收到红利27
017.7元，27017.7元/5年/20万，才合银行利息2.7%/年，与之前业务员承诺的年利率6%相差甚远，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是骗保行为。至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不能提供当时业务员的准确姓名，一审法院曾当庭核实，业务员不是单据上署名的孔令环。赵佩虎为此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故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辩称，服从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一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赵佩虎的上诉请求。
赵佩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支付经济损失、精神损失、交通费用、投诉工时费用共计20万元；2、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0年的4月1日，赵佩虎去农村商业银行亦庄支行贵园分理处准备办理存款业务，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孔令环以年利率高达6%来诱骗赵佩虎购买保险，赵佩虎信以为真，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处购买了国寿鸿泰两全保险，但五年保险合同到期后，赵佩虎共计收到红利27017.7元，27017.7元/5年/20万，才合银行利息2.7%/年，与之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承诺的年利率6%相差甚远。赵佩虎为此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故起诉至法院。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在一审法院答辩称，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且本案保险合同是赵佩虎亲自到柜台办理并填写的投保单，投保单上签字也是赵佩虎本人所签；现双方已履行合同，赵佩虎在2015年4月10日办理了保险满期手续并领取了红利、利息，我方返还了赵佩虎本金20万元及相应的红利、利息。我方已将合同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不同意赵佩虎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签订的国寿鸿泰两全保险（2003版分红型）于2010年4月9日成立，2010年4月10日生效。保险金额为208704元，保险期间为5年，标准保费为20万元，交费方式为趸交。本案保险合同投保单为赵佩虎本人所签。在产品说明保险利益利益演示表下方的“说明”中第1项载明：“上述演示基于本公司的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金额是不确定的，实际红利金额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情况决定。”2015年4月10日，本案保险合同到期，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向原告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的账号×××先后汇入两笔款项，分别为8897.96元和213096.4元；2015年5月4日被告向原告上述账户汇入金额为5023.34元的款项。原被告均认可这三笔款项是保险合同到期后被告向原告给付的保险合同满期保险金、红利及利息。原告提交分红保险红利通知书三份、宣传单一份，认为被告应该按照投保时业务员承诺的6%的年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且原告表示在投保时看到的利益演示表中列明的满期给付10
486.6元，即认为交纳保费10000元，一年即可得10
486.6元，再加上一些红利，一年应该有6%的利息。原告所主张的业务员承诺的红利利率并无录音、录像、书面签字等证据加以佐证。经向被告询问，被告表示无法核实是由哪个业务员办理的本案保险业务，因为是在银行代售的，人员变化比较大。
一审法院认为，赵佩虎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国寿鸿泰两全保险（2003版分红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已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双方的义务。对于赵佩虎的诉讼请求中的红利部分，在利益演示表下方的“说明”项第1项中已经列明“上述演示基于本公司的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金额是不确定的，实际红利金额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情况决定”，且在保险合同利益条款第六条红利事项及产品说明——保险利益红利事项部分亦载明，红利分配方案是根据保险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态。一审法院认为，红利金额及分配方案在保险合同的利益条款、产生说明及利益演算表下方均有表述，该表述意思清楚明确，赵佩虎在投保单上签字已表明对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了解并认可。红利金额是不确定的，是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情况决定的。故对于赵佩虎关于红利计算方法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原告要求法院去被告公司调取投保人名单及账目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对于原告认为被告存在骗保行为，应当罚款五倍及其所主张的精神损失、交通费用、投诉工时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佩虎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赵佩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一组关于保险公司业务员宣传时的照片及银行内写有高收益的照片，证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欺骗了赵佩虎。经本院庭审质证，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赵佩虎二审提交的照片与案件事实缺乏关联性，故对于上诉人赵佩虎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投保单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部分虽有赵佩虎的签名，但该部分内容并未加黑加粗，且字体偏小，不易看清。在上述声明与授权中提到了“产品说明书和分红保险说明书”，但赵佩虎收到的保险合同中并没有分红保险说明书。
本院认为，赵佩虎自银行处购买涉案保险产品，尽管赵佩虎在投保单上签名真实，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投保单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部分的内容并未加黑加粗，且字体偏小，不易看清。现有证据显示，赵佩虎确认并签字的内容仅为“保险人已经向投保人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尚没有达到明确说明的标准，不能据此认定保险人向赵佩虎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涉案保险产品的说明义务的目的是让投保人理解与其权利义务相关条款如红利分配条款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其标准是投保人实际理解或者明了。投保人是否实际理解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难以衡量。形式上，只要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对红利分配条款、免责条款等有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附有“投保人声明书”，投保人签字确认并同时表示对相关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均已经明了的，可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投保人声明书”的内容并未采用加黑加粗等显著标志，且赵佩虎对涉案保险产品的红利分配方案的认知与保险条款不一致，故本院可认定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对于涉案保险产品的红利分配条款并未向赵佩虎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本院注意到，部分媒体报道“存款变保单”、“理财产品变保险”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驻银行的保险渠道产品销售人员在介绍理财产品时，刻意回避产品风险，模糊产品性质，夸大产品收益，误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本案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向赵佩虎销售涉案保险产品时，未能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使赵佩虎产生误解，将涉案保险产品误认为是高息理财产品加以购买，给赵佩虎造成了利息损失。故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应赔偿赵佩虎的损失。但赵佩虎主张红利损失为20万元缺乏依据，本院酌定红利损失按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因2010年4月到2015年4月间，同期贷款利率不断变化，为便于计算，本院酌定红利损失按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百分之六计付。赵佩虎交纳保险费20万元，自2010年4月到2015年4月共计五年，利息损失为6万元，扣除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已付红利27017.70元，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应给付赵佩虎红利损失32982.30元。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赵佩虎的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2016)京7101民初982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赵佩虎红利损失三万二千九百八十二元三角。
三、驳回赵佩虎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四千三百元，由赵佩虎负担三千六百七十五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六百二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翔
审判员 温志军
审判员 李 军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法 官
助理茹莹
书记员 李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