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12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三联弘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鑫兆佳园15号楼9层1007。
法定代表人：管彦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铁征，北京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翠文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南花园村168号2厅35号。
法定代表人：彭韵，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红天，北京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迈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东老庄77号1排。
法定代表人：谭思易，总经理。
上诉人北京三联弘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弘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翠文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翠文竹公司）、被上诉人北京华迈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迈时代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8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联弘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铁征与被上诉人翠文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红天到庭参加了诉讼，华迈时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联弘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依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330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3303号判决书）所认定北京外文誉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文誉成公司）与三联弘源公司签订有买卖合同，外文誉成公司向三联弘源公司供货，三联弘源公司为支付货款将涉案支票交付给外文誉成公司，外文誉成公司持票委托银行收款时被告知存款不足的事实，可以认定我公司曾持票的事实，一审在此问题上认定事实错误。2.被13303号案件采信的书证《情况说明》及《证明函》，可以确认外文誉成公司作为涉案票据的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因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的事实。3.外文誉成公司是涉案支票的最后提示付款的持票人，其在票据未获付款情形下取得追索权，外文誉成公司也曾试图向出票人即华迈时代公司要求支付票据金额，但华迈时代公司以《证明函》载明的理由拒绝付款。外文誉成公司最终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我公司支付与票据金额一致的金额及逾期付款利息，其诉求得到法院支持。我公司履行了法院生效判决即13303号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我公司上述履行行为系属于履行合同纠纷生效判决行为，而非基于票据所为，不属于履行票据责任的行为。我公司认为票据权利的产生基于票据基础关系，票据权利定后又独立于票据基础关系，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未能得以实现时，与其相对应的票据基础关系的等额权利仍处于未实现状态，持票人有权利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不同选择，既可基于票据纠纷行使票据追索权，也可以票据基础关系仅向其前手主张票据基础关系的相应权利。尽管票据基础关系权利与票据权利可能不一致，但票据基础关系中的权利未超过票据权利的部分得以实现时，这部分权利对应的票据权利，持票人因在票据基础关系中实现不再享有票据追索权，而与持票人存在票据基础关系的前手当事人承担责任后，在票据责任范围内取得向其前手、出票人的票据再追索权。而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思维逻辑，持票人以票据基础关系向其直接前手主张民事权利后，被主张的前手当事人不能取得票据上的再追索权将会出不合理、不公平，最终结果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的情形。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遗漏了涉案支票在出票时未记载收款人这一事实，依据法律规定，未记载收款人的支票并非无效票据，视为出票人授权持票人补记，本案涉案票据即是出票人出票时并未记载收款人，翠文竹公司收到票据后直接付给我公司，我公司又直接支付给外文誉成公司，外文誉成公司在票据上补记自己为收款人向银行提示付款，因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二、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错误，其认为我公司不能证明自己是合法的持票人或因依法履行票据责任而获得追索权，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主观推定我公司取得票据不合法，系属错误。在13303号案件中华迈时代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并未主张我公司和外文誉成公司取得票据不合法，本院中其未出庭应诉，也未主张我公司取得票据不合法，我公司没有举证义务证明取得票据不存在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况。2.翠文竹公司否认其与我公司、华迈时代公司存在业务关系以及接受过涉案票据，不具有可信性，首先与华迈时代公司出具的《证明函》不相符，其次翠文竹公司在涉案支票出票后发生过股权转让，新的管理人不了解涉案支票一事，最后其也企图逃避责任，但翠文竹公司的表述不能否定出票人华迈时代公司的付款义务。3.我公司履行朝阳区法院（2016）京0105年13303号判决书义务后，即可证明取得了再追索权，一审法院对此没有认定系错误的。
翠文竹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三联弘源公司的上诉请求。
华迈时代公司未到庭答辩，其提交书面意见，称其接受并坚持一审判决结果。
三联弘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翠文竹公司、华迈时代公司给付三联弘源公司7万元并赔偿16576.66元经济损失[包括（2016）京0105民初13303号案件的诉讼费1550元，及自2013年1月8日起至2016年11月8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15026.6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联弘源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13303号判决书；2.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单。翠文竹公司、华迈时代公司均未提交证据。经法院组织当庭举证、质证，翠文竹公司对三联弘源公司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提出生效判决没有直接说明翠文竹公司是涉案票据的前手，无法证明涉案票据与翠文竹公司有关。法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至于证明力将综合全案做出认定。根据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外文誉成公司以买卖合同为由起诉三联弘源公司，并将华迈时代公司列为第三人，称三联弘源公司为支付货款交付出票人为华迈时代公司、票号为×××、票面金额为7万元、出票日期为2012年12月28日的支票，该支票因存款不足被退票，外文誉成公司索款未果，要求三联弘源公司支付货款7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8日起按年化24%标准计至实际给付之日）。该案审理中，三联弘源公司以其因交易关系从翠文竹公司取得涉案支票，对支票空头不知情、无过错等为由进行答辩；华迈时代公司则做出其与外文誉成公司无经济往来、合同和相关票据均是其与翠文竹公司之间所发生、其已与翠文竹公司结清账务等陈述。该案法院除查明外文誉成公司与三联弘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最终对账并签署《情况说明》等事实外，还查明事实：1.2015年1月7日，华迈时代公司出具证明函，载明该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出具民生银行支票，金额7万元，票号×××，因华迈时代公司账面余额不足退票，该支票由华迈时代公司开具给翠文竹公司，退票后，华迈时代公司已换票另行与翠文竹公司结清2012年业务往来款项。2.外文誉成公司称其2013年1月8日得知存款不足，将涉案支票退还给了三联弘源公司的财务人员，此后不知三联弘源公司如何处理该支票，从华迈时代公司出具的证明函得知支票已经退回到出票人。3.三联弘源公司、华迈时代公司均表示支票未在其处。法院审理后对该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做出13303号判决书，认定外文誉成公司与三联弘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联弘源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人，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华迈时代公司与其后手翠文竹公司、三联弘源公司与其前手翠文竹公司其他法律关系有纠纷可另行解决，不影响外文誉成公司与三联弘源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最终依法判决三联弘源公司给付外文誉成公司货款7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8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驳回了外文誉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2016年11月17日，三联弘源公司向外文誉成公司支付案款86576.66元，并备注了判决文号。
本案审理过程中，三联弘源公司表示：取得涉案支票系与翠文竹公司有业务合作，但时间太长已无法核实具体的交易关系；被退票后找到华迈时代公司，华迈时代公司出具证明称款已给付翠文竹公司，票因何到了华迈时代公司已无法说明。翠文竹公司既否认经手涉案票据，也否认与华迈时代公司、三联弘源公司有直接业务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票据法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支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票据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本案中，三联弘源公司主张票据权利，但并未持有、也不曾出示涉案票据。而其所谓的前手翠文竹公司根本否认经手涉案支票；出票人华迈时代公司在参与三联弘源公司与外文誉成公司的诉讼过程中，虽出具证明，但也没有提及三联弘源公司以及该公司与涉案支票的关联关系。现唯一可证实三联弘源公司曾经持票的是其所谓的后手、与其发生过买卖合同纠纷的外文誉成公司，但在本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期间，无论是外文誉成公司，还是三联弘源公司，均没有出示过本案所涉支票。故无以证实三联弘源公司曾持票的事实。退言之，即便外文誉成公司曾是持票人，三联弘源公司也有向外文誉成公司支付款项的行为，但是，该付款行为是履行买卖合同纠纷生效判决的行为，并非基于票据关系所为，不属于履行票据责任的行为。即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外文誉成公司作为涉案支票后手向前手三联弘源公司追索，而三联弘源公司因作为前手履行了对后手的票据责任，而享有了与持票人同样的追索的权利。三联弘源公司虽称翠文竹公司是其直接前手，但在翠文竹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三联弘源公司并未就双方之间的基础原因关系进行举证，也没有提交有关拒绝付款的证明，故翠文竹公司拒绝付款的抗辩事由成立。按照票据法的规定，出票人始终有对持票人或有追索权之人偿付票款及利息的责任。华迈时代公司作为涉案支票的出票人，自然难免其责。但是，三联弘源公司不能证明自己是合法的持票人或因依法履行票据责任而获得再追索权。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后果。三联弘源公司主张涉案支票的追索权，依据不足，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可以依据其他法律关系，另行向相关主体主张权利。判决：驳回北京三联弘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三联弘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涉案支票原件，其称一审判决后在公司内找到了该票据原件，以证实其系票据持票人。2.翠文竹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实翠文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已经发生变更，现有管理人员不了解涉案支票的相关情况。3.证人班某证言，班某出庭作证称其原名班超，2014年之前在三联弘源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当时与翠文竹公司有业务往来，三联弘源公司向翠文竹公司出售图书，从翠文竹公司收取了涉案支票，该票系自己从翠文竹公司财务人员江某（音）处处取回，票据收款人是空白的，也没有背书，后三联弘源公司将该支票支付给纸厂即外文誉成公司了，后续的情况自己就不了解了；三联弘源公司与翠文竹公司当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每次出货都会有签字的明细单，三联弘源公司拿签字明细单结账，涉案交易的明细单在结账后就交还翠文竹公司了。4.证人于某证言，于某出庭作证称，自己系外文誉成公司业务经理，外文誉成公司之前与三联弘源公司有业务合作，三联弘源公司从外文誉成公司采购纸张，后收到三联弘源公司给付一张七万元的纸款支票，在入账时发现余额不足，就被退票了，当时因为银行担心有不利影响,外文誉成公司就没有让银行开具退票理由书，三联弘源公司还曾让自己拿着支票去找过给三联弘源公司支票的人，自己曾找到华迈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谭思易，但谭思易各种推脱，在找华迈时代公司的过程中听该公司的人说，这张支票是翠文竹公司开给三联弘源公司的，在此过程中，自己还曾找过翠文竹公司，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李某（音）说让找华迈时代公司；后外文誉成公司起诉了三联弘源公司，法院判决三联弘源公司将货款给付了外文誉成公司，外文誉成公司把票据退给了三联弘源公司。翠文竹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认可支票的真实性，但支票的付款责任方是出票人和背书人，与其公司无关；认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对两位证人证言均不认可。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中国民生银行转账支票、（2016）京0105民初13303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单、翠文竹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一审审理过程中，三联弘源公司未能提供涉案支票原件，二审审理中其出示了该支票原件，故本院认定三联弘源公司系涉案票据之持有人。
依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三联弘源公司能否要求其所主张的前手即翠文竹公司以及涉案票据出票人即华迈时代公司承担票据责任。围绕该争议，翠文竹公司否认其经手过涉案票据，且三联弘源公司系按基础法律关系向外文誉成公司偿还了债务，故该争议引申为三联弘源公司是否合法持票人以及三联弘源公司是否享有再追索权两个问题。
1.三联弘源公司是涉案票据的合法持票人。
本案中，三联弘源公司述称涉案支票系华迈时代公司出具给翠文竹公司的未填写收款人的空白支票，后因翠文竹公司与三联弘源公司存在交易往来，而在未背书的情况下将该票据支付给三联弘源公司，因三联弘源公司与外文誉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联弘源公司亦在未背书的情况下将该票据交付给外文誉成公司以支付货款，外文誉成公司收票后将自己填写为收款人提示付款，被相关银行以账面余额不足为由拒绝付款。对此，翠文竹公司否认曾经手涉案支票，华迈时代公司虽未出庭应诉，但亦通过书面意见否认三联弘源公司的主张，三联弘源公司的上述陈述应否采信进而能否认定其系涉案票据合法持票人，应结合现有证据及本案其他具体情况综合作出判断。
其一，依据三联弘源公司在一审所提13303号判决书，该生效判决认定，因三联弘源公司与外文誉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联弘源公司为支付货款将涉案支票交付给外文誉成公司，而外文誉成公司持票委托银行收款时被告知存款不足；在上述案件的审理中，依据华迈时代公司的陈述以及出具的证明函，该公司认可涉案支票系该公司开具给翠文竹公司的，后因该公司账面余额不足被退票。即，依据生效判决的认定及该案审理情况可知，涉案支票出票人华迈时代公司主张将该支票开具给翠文竹公司，而最终该支票由三联弘源公司支付给外文誉成公司，外文誉成公司在提示付款时被拒绝付款。
其二，本案二审审理中，三联弘源公司出示了涉案支票原件，并提供了班某、于某的证人证言。班某证实2014年之前其在三联弘源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三联弘源公司向翠文竹公司出售图书，结帐时从翠文竹公司的财务人员处取得了涉案支票，后三联弘源公司将该支票支付给纸厂即外文誉成公司；而于某的证言显示，其任外文誉成公司业务经理，三联弘源公司自该公司购买纸张，后该公司收到三联弘源公司支付的涉案支票，入账时发生余额不足被退票，自己曾拿着支票找到出票人华迈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谭思易，在此过程中得知是翠文竹公司将涉案支票给付三联弘源公司，也曾为此找过翠文竹公司负责人李某（音），李某要求其找华迈时代公司解决，后外文誉成公司起诉了三联弘源公司，三联弘源公司按法院判决支付了货款，涉案支票该公司退还给了三联弘源公司。即班某的证言表明了三联弘源公司取得涉案票据的过程，而于某证言中关于在解决纠纷过程中了解到翠文竹公司系三联弘源公司的前手以及曾找翠文竹公司解决的情况亦佐证了班某的相关陈述，再结合现三联弘源公司持有涉案票据的事实，以及上述生效判决的认定及该案审理情况，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佐证三联弘源公司所述其系自翠文竹公司合法取得涉案支票的事实。
背书形式连续是持票人享有票据权利最直接的证明方式，背书形式不连续仅是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障碍，但不足以导致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本案中，华迈时代公司、翠文竹公司及三联弘源公司在转让涉案支票过程中虽均未背书，但综合本院确认的前述事实，可以认定三联弘源公司系该支票合法持票人，享有相应的票据权利。
2.三联弘源公司是否享有票据再追索权。
再追索权是经其他票据权利人追索而清偿了票据债务的票据债务人，取得票据后向其前手再为追索的权利。依据查明的事实，外文誉成公司并未通过行使票据权利的方式向前手三联弘源公司追索，而是依据买卖合同纠纷起诉三联弘源公司，而后三联弘源公司依据生效判决向外文誉成公司支付了相关款项，该付款行为虽是履行买卖合同纠纷生效判决的行为，并非基于票据关系所为，但清偿基础法律关系所生债务的同时客观上使得相应票据债务亦得以清偿，另外文誉成公司亦将涉案支票交付三联弘源公司，此行为本身亦表明向三联弘源公司移转了相应票据权利，故而三联弘源公司享有向其前手及出票人等其他票据债务人继续追索的权利。
综上，三联弘源公司作为合法持票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所享有的票据再追索权，且生效判决认定涉案支票曾遭银行退票即拒付之事实，故三联弘源公司完备再追索权行使之主客观条件，其主张前手及出票人连带支付已清偿的支票金额以及自到期日起至清偿之日利息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改判予以支持。三联弘源公司要求上述二公司共同支付13303号案件诉讼费1550元的诉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华迈时代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相应诉讼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
综上所述，三联弘源公司二审中提交关键的新证据，案件事实发生变化，其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8056号民事判决；
二、北京翠文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华迈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连带给付北京三联弘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八万五千零二十六元六角六分；
三、驳回北京三联弘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964元，由北京翠文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华迈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4元，由北京翠文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华迈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路
审判员 赵 霞
审判员 贾 旭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黄 蕾
书记员 陆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