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和民一初字第00193号
原告王某，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孙志勇，系辽宁弘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某甲，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孙志勇，系辽宁弘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季某甲，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季某乙，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某。
原告王某、周某甲诉被告季某甲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月29日、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周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志勇、被告季某甲的委托代理人季某乙、张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周某甲诉称：被告季某甲与被继承人王桂琴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6年2月4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被继承人王桂琴与其前夫周萍（已于上世纪80年代去世）婚后生育一女即本案原告周某甲。原告王某系被继承人王桂琴的侄女。被告季某甲与被继承人王桂琴结婚登记时，原告周某甲已成年。2014年12月15日，被继承人王桂琴因病去世，其生前留有银行存款、债权及股票约100余万元。被继承人于2004年8月13日留有公证遗嘱，将其所有的部分存款、股票及债权留给原告王某。该公证遗嘱中记载被继承人王桂琴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北市支行西塔储蓄所有存款92，500元，在中国工商银行南京街支行有存款12，000元、国债6，000元，在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铁路支行有国债12，000元。二原告认为上述财产仍然存在。另外，我方认为立遗嘱人即王桂琴的本意是将上述数额的财产在其去世后遗留给原告王某，而并非将上述特定处所的财产留给原告万某某。所以，遗嘱中所指的上述银行中的存款、国债无论是否存在，都应当将现存的王桂琴名下的遗产中上述数额的遗产由原告王某继承。另外，被继承人王桂琴现有的遗产中，足以满足原告王某上述公证遗嘱中确定的继承数额。虽然，该公证遗嘱上确实有错别字存在，但是从遗嘱整体而言，能够看出被继承人王桂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立公证遗嘱时，是被继承人王桂琴亲自去的，也是由其本人亲自签名的，被告提出的遗嘱中“错别字连篇，叙述不完整，字句也不通顺”等问题不影响该遗嘱的效力。遗嘱中涉及的房产，二原告不主张在本案中处理。关于被告提供的其欲证明原告周某甲并非被继承人王桂琴亲生女儿“保证书”，我们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应该有保证书上的签字人到庭作证。根据证据规则，该保证书与二原告提供的干部履历表相比，其证明效力明显要低。而且，原告周某甲一直以来的姓名就是“周某甲”，并非保证书中的“周秀芹”。原告周某甲也不认识保证书中提及的“周连有”。关于二原告在起诉状中涉及的起诉状中涉及“金戒指10枚”，现在被告处。被继承人的具体银行存款遗产数额以法院查询的数额为准。同时，虽然经查询，涉及6万元款项是被告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存入银行的，但并不代表是被继承人死亡后取得的，被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6万元是如何取得的，我方认为该6万元其中的相应份额是本案中的遗产。被告仅凭意思表示就否认该6万元为遗产，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二原告认为该6万元就是我们提供的存单的钱款中的一部分，存单数额总计40余万元，法院查实的存款为30余万元（其中部分款项，原告未申请冻结），说明被继承人与被告生前存有的共同财产高于法院查封的数额，故该6万元就是被继承人与被告的共同财产。另外，因血缘关系鉴定涉及到当事人的人身权利，故我方不同意被告提供的对原告周某甲与原告王某进行血缘关系鉴定。关于被告提供的被继承人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住院病案，该病案是被继承人王桂琴入院期间的书面记录资料，其中入院记录中还记载病史陈述者为患者及家属。这说明，上述被继承人的病史可能由本人，也可能由家属陈述，不能确定就是王桂琴本人的陈述。还有，病历中子女健康情况还记载“健康”，病历首页中联系人刘某，与患者关系为婆媳关系，说明至少是该联系人陪同被继承人就诊过。另外，联系人刘某系王桂琴继子的配偶，如二原告在本案中少分遗产，被告就会多分财产，故联系人刘某与本案是有利害关系的。联系人刘信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该病案也是该医院出具的，且被继承人王桂琴看病时，也是刘某找的医生，故我方认为病历的真实性不可取。二原告本人也到医院了解过病历情况，医院称病历中的数据文字可以随意更改。我们还咨询过多名医院科主任，其均表示该医院记录并非其书写，任何医务人员均可书写。故以上足以说明病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综上，现因原、被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二原告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判令继承被继承人王桂琴生前留有的存款50万元及金戒指10枚；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季某甲辩称：被告与被继承人王桂琴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6年2月4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被继承人王桂琴生前无亲生子女，王桂琴的前夫是周萍（已于上世纪80年代去世）。被告与其前妻共育有三个子女，分别为长女季某丙、次女季某乙、长子季某丁。被告与被继承人王桂琴结婚登记时，长女季某丙、次女季某乙、长子季某丁均已成年。我方对原告周某甲的身份有异议，原告周某甲并非是被继承人王桂琴的亲生女儿，也没有办理合法收养手续，其不具有本案继承人的资格。我方提供的保证书，也可以证实上述问题。此外，被继承人王桂琴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住院病案入院记录第一页“个人史”中记载其怀孕、生育等均为“0次”，证明王桂琴未生育子女，原告周某甲并非被继承人王桂琴的亲生女儿。我方申请血缘关系鉴定，要求鉴定二原告的血缘关系。如原告不同意，应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保证书中的“周秀芹”即原告周某甲。但现在保证书中涉及到的人，除被继承人已去世外，其他人我们都无法联系到。关于原告提交的公证遗嘱，格式上不符合公证遗嘱的要求，被继承人王桂琴在上面也只签了字，没有按捺手印。而且，遗嘱中错别字连篇，叙述不完整，字句也不通顺。遗嘱中的存款及国债，被告不知情，无法了解其是否真实存在。我方对该遗嘱有异议。二原告称被继承人王桂琴生前留有存款50万元及金戒指10枚不属实，被告与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约为24万元，属于被继承人的只有12万元。对于法院查询的银行存款情况属实，但其中被告名下的6万元存款（账号为×××1101）不应当认定为遗产，因为该款项是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存入银行的，并且，该款项中的3万元是被继承人王桂琴去世后由被告的朋友、亲属给的慰问款，剩余的3万元是被告的子女给被告的。原告所述的10枚金戒指被告也不知情。最后，根据法律规定，遗嘱中的财产必须是特定的，本案遗嘱中涉及的财产都已经消费了，原告也没有了继承的份额。综上所述，请法院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季某甲与被继承人王桂琴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6年2月4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被继承人王桂琴与其前夫周萍（已于上世纪80年代去世）婚后生育一女即本案原告周某甲。原告王某系被继承人王桂琴之侄女。2004年8月13日，被继承人王桂琴到辽宁诚信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一份［公证书编号：（2004）辽诚证民字第9790号］，遗嘱中记载“立遗嘱人：王桂琴，女，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出生，现住沈阳市大东区，身份证号码为21010XXXXXX8172。我立此遗嘱，对我个人所有的财产作如下处理：我今年已经七十岁了，我爱人季某甲。我们在沈阳市大东区X号1单元3层2号有壹套房产（建筑面积为伍拾贰点玖平方米）。我们在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市北市支行西塔储蓄所有存款（玖）人民币玖万贰仟伍佰元整（帐号为：×××2710，×××4785，×××2834，×××3062）；在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市南京街支行有存款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帐号为：×××1501，×××0532，×××7108），赁（凭）证式国债人民币陆仟元整（帐号为：×××8769）；在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市铁路支行有赁（凭）证式国债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帐号为：018）（在中），为防止我去世后儿女因遗产发生纠纷，我决定将上述财产中属于我的份额遗留给我的王某继承。此遗嘱制作一式贰份，一份由我收执，另一份由辽宁诚信公证处留存。立遗嘱人：王桂琴二00四年八月十三日”。2014年12月14日，被继承人王桂琴因病死亡。
另查明，经原、被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被继承人王桂琴及被告季某甲名下在银行的存款情况。截至2015年1月4日，被告季某甲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4864”（开户日期为2013年6月9日）的活期账户余额为0元，账号为“×××1433”（开户日期为2011年11月22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40.37美元，账号为“×××5448”（开户日期为2014年1月5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8，000元，账号为“×××7409”（开户日期为2014年2月28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83，000元，账号为“×××0233”（开户日期为2014年3月5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3，000元，账号为“×××3643”（开户日期为2014年3月13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51，600元，账号为“×××5222”（开户日期为2014年4月5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5，100元，账号为“×××5765”（开户日期为2014年4月21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5，600元，账号为“×××2378”（开户日期为2014年5月6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1，280.35元，账号为“×××8863”（开户日期为2014年5月9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14，600元，账号为“×××1134”（开户日期为2014年5月10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34，000元，账号为“×××4792”（开户日期为2014年5月19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23，365元，账号为“×××3625”（开户日期为2014年6月22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12，813元，账号为“×××1101”（开户日期为2014年12月22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60，000元。截至2015年1月4日，被继承人王桂琴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8497”的活期账户余额为107.59元，账号为“×××4020”的活期账户余额为0.34元，账号为“33010，33401107719505”的活期账户余额为2，268.97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死亡证明书、被继承人与被告的结婚证、公证遗嘱、本院通过银行调取的存款明细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的继承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根据法律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未留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王桂琴于2004年8月13日在辽宁诚信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在遗嘱中被继承人王桂琴将其在“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市北市支行西塔储蓄的存款92，500元、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市南京街支行的存款12，000元、凭证式国债6，000元、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市铁路支行的凭证式国债12，000元”中属于自己的份额遗留给原告王某，该遗嘱经公证部门予以公证，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确认。但经本院查询，被继承人在其去世时上述银行并无其在遗嘱中所述存款、账户及国债，故原告王某诉求对该项遗产的继承，已无事实依据，本院无法支持。关于原告王某诉称，被继承人王桂琴的遗嘱本意是将上述数额的财产在其去世后遗留给原告王某，而并非是针对上述特定地点的财产的处分，故遗嘱中所指的上述银行中的存款、国债无论是否存在，都应当将现存的被继承人王桂琴名下的遗产中相应数额的遗产由原告王某继承。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之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本案中，被继承人王桂琴于2004年8月13日到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将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国债中属于自已的部分遗赠给原告王某，但在此后，其又将遗嘱中涉及的存款、国债等进行了处分，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故公证遗嘱中关于存款、国债的部分应视为被撤销。所以，原告王某即不再享有该部分遗产的受遗赠权。据此，本院对原告王某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而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被继承人王桂琴与被告季某甲于1986年2月4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在各方当事人未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本院通过银行查询的被告季某甲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12笔（包括：40.37美元、8，000元、83，000元、3，000元、51，600元、5，100元、5，600元、1，280.35元、14，600元、34，000元、23，365元、12，813元，共计40.37美元及242，358.35元人民币），被继承人王桂琴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3笔（包括107.59元、0.34元、2，268.97元，共计2，376.90元）均属于被告季某甲与被继承人王桂琴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先将其中的一半即20.19美元（40.37美元÷2）及相应利息、122，367.63元人民币［（242，358.35元＋2，376.90元）÷2］及相应利息分出为配偶即被告季某甲所有，其余部分即20.19美元及相应利息、122，367.63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为被继承人王桂琴的遗产，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关于二原告诉称被告季某甲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1101”（开户日期为2014年12月22日）的定期账户余额60，000元应认定为遗产的意见。本院认为，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该项银行存款系被继承人死亡（2014年12月14日）后，由被告季某甲于2014年12月22日存入银行，在二原告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该款项是被继承人的遗产或其中含有被继承人的遗产部分，故对于二原告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被告存有争议的原告周某甲是否为被继承人王桂琴亲生女的问题。原、被告均提供了部分证据。被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供了被继承人王桂琴的住院病案一份及“保证书”一份，对于该保证书，落款日期为“1960年12月12日”，因二原告对其不予认可，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且该保证书中提及的送养女为“周秀芹”，与原告周某甲是否为同一人，被告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述住院病案，其中“入院记录”部分“个人史”中记载被继承人王桂琴“孕‘0次’，产‘0次’，流产‘0次’，计划生育状况‘无’”，但“家族史”中又同时记载被继承人王桂琴“子女‘健康’”，此与“个人史”中所记载相矛盾，且“入院记录”中“病史陈述者”注明“患者及家属”，此说明医疗机构对患者相关情况的记录系来源于患者本人或者其陪同家属。该住院病案首页“联系人姓名”处记载联系人为“刘某”，关系为“婆媳”。由此，对于上述住院病案所记载内容真实性，无法予以确认，故本院不予采纳。为证明原告周某甲是被继承人王桂琴的亲生女儿，二原告提供了被继承人王桂琴的干部履历表，其中记载了被继承人王桂琴父母亲相关情况及“女儿周某甲”的信息。同时，二原告还提供了原告周某甲本人的一组个人档案材料，档案中也有“父亲周萍，母亲王桂琴”的记载及表述，其中，1978年8月16日，由当时的“沈阳市大东区东塔人民公社二0四第二街道革命委员会”出具的情况介绍中还明确“……周萍同志之女周某甲，实属独生女，……”，综合上述证据材料，可以判定二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力高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本院对二原告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据此，应认定原告周某甲系被继承人王桂琴的子女，具有本案所涉遗产的继承权。关于被告提出要求对二原告进行血缘鉴定的意见，因二原告均不同意，且该项鉴定涉及人身权等，本院不予支持。由此，对于前述被继承人王桂琴的遗产即20.19美元及相应利息、122，367.63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应由原告周某甲及被告季某甲均等继承，每人占1／2份额，即10.095美元及相应利息、61，183.82元及相应利息。综上，被告季某甲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40.37美元中的3／4即30.28美元及相应利息归被告所有，其余的1／4即10.09美元及相应利息归原告周某甲所有，242，358.35元人民币中的3／4即181，768.76元及相应利息归被告所有，其余的1／4即60，589.59元及相应利息归原告周某甲所有；被继承人王桂琴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2，376.90元中的3／4即1，782.68元及相应利息归被告所有，其余的1／4即594.22元及相应利息归原告周某甲所有。
关于二原告诉称要求继承“金戒指10枚”的意见，因被告不予认可，且二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项财产是否真实存在及处所，故本院不予确认。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季某甲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存款40.37美元中的3／4即30.28美元及相应利息归被告季某甲所有，其余的1／4即10.09美元及相应利息归原告周某甲所有；（银行账户及余额附后）
二、被告季某甲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存款242，358.35元人民币中的3／4即181，768.76元及相应利息归被告季某甲所有，其余的1／4即60，589.59元及相应利息归原告周某甲所有；（银行账户及余额附后）
三、被继承人王桂琴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存款2，376.90元中的3／4即1，782.68元及相应利息归被告季某甲所有，其余的1／4即594.22元及相应利息归原告周某甲所有；（银行账户及余额附后）
四、驳回原告王某、周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其权利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保全费2，020元，共计6，420元，由原告王某承担420元，原告周某甲承担3，000元，被告季某甲承担3，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王金利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代 姗 姗
附：被告季某甲及被继承人王桂琴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及余额情况
1、截至2015年1月4日，被告季某甲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3301003101106644864”（开户日期为2013年6月9日）的活期账户余额为0元；账号为“3301002802105991433”（开户日期为2011年11月22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40.37美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315448”（开户日期为2014年1月5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8，000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407409”（开户日期为2014年2月28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83，000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420233”（开户日期为2014年3月5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3，000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433643”（开户日期为2014年3月13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51，600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475222”（开户日期为2014年4月5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5，100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505765”（开户日期为2014年4月21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5，600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532378”（开户日期为2014年5月6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1，280.35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538863”（开户日期为2014年5月9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14，600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541134”（开户日期为2014年5月10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34，000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554792”（开户日期为2014年5月19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23，365元；账号为“3301002802107603625”（开户日期为2014年6月22日）的定期账户余额为12，813元。
2、截至2015年1月4日，被继承人王桂琴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3301000101015288497”的活期账户余额为107.59元；账号为“3301002801000844020”的活期账户余额为0.34元；账号为“33010，33401107719505”的活期账户余额为2，268.97元。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条第一、二款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九条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
（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