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61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1，男，1932年2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姚×2（姚×1之子），1971年4月9日出生，自由职业。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女，1937年12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姚×2（李×1之子），1971年4月9日出生，自由职业。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2，男，1971年4月9日出生，自由职业。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3，男，1965年12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1（姚×3之妻），1972年4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隋鹏涛，北京腾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3因与上诉人姚×1、李×1、姚×2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14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姚×3的委托代理人徐×1、隋鹏涛，上诉人姚×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姚×3起诉至原审法院称：姚×1、李×1夫妇生有二子，我是长子，次子是姚×2。1996年2月我在日本因车祸受伤，高位截瘫，一级伤残，生活不能自理，无法独立生活，日常行动依靠轮椅，当时独身未婚，属限制行为能力的重残人员，依法由我父母监护扶养。在日本经治疗后，于1997年8月7日带着伤残赔偿金等大量日元、美元回国，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父母家中。在共同居住期间，因我生活不能自理，无独立生活能力，基于当时我的现状及对父母的高度信赖和我必须依靠父母才能生存的现实，我的大量伤残金放在父母家中。但姚×1、李×1却多次不当使用我的现金，并从中得利，侵犯了我的财产所有权，至今未返还我。1997年8月，李×1为姚×2结婚，从我的现金中支出150000日元。1997年9月4日，为给姚×2交去日本留学的学费，李×1用我的现金1500000日元支付。1998年9月15日，李×1为姚×2结婚事宜，从我处拿走600美元，给姚×2作结婚费用。1998年12月27日，李×1拿走我人民币140246.4元。2011年初，姚×1、李×1将自己的住房以人民币1600000元卖掉并隐蔽起来，因姚×1、李×1为夫妻关系，姚×2为上述款项的直接受益人，应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上述6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为3805.8元，我将另案主张。依据侵权责任法与残疾人保护法，本案中我要求姚×1、李×1及姚×2一起偿还我人民币274596元及相应利息。利息包括两部分：以1650000日元折合人民币为134349.6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1997年9月4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以人民币140246.4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1998年12月27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姚×1、李×1辩称：不认可姚×3是限制能力的重残人员。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姚×3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姚×3现已婚，有固定住房，有定期可观收入，不属于无生活来源人员。现在姚×3的妻子是姚×3的第一法定抚养人。姚×3虽是残疾人，但此前的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中已对姚×3的诉讼请求作出了处理，并裁定驳回起诉，且姚×3未上诉，该文书已生效。我对姚×3以与该案完全相同的事由起诉不予承认。对姚×3在本案中所述的1500000日元学费，姚×3在前一案件中说的是1500000日元保证金。姚×3需就此举证，我们对此不认可。对1998年12月27日的事情，我们亦不认可。姚×3提交的邮政储蓄存款付出利息清单，与侵权无关。对姚×3诉状中所列的四笔款项的陈述，我们均不认可。证据都来源于姚×3自己，如果是我们未经姚×3同意而挪用姚×3的款项，这些证据原件不应当在姚×3处。我们的住房与姚×3无关。不同意姚×3的全部诉讼请求，不同意返还款项及利息。
姚×2述称：我的意见与姚×1、李×1的意见及陈述一致，不同意姚×3的全部诉讼请求，不同意返还款项及利息。姚×3在诉讼请求中指向的李×1给我用的钱不存在，我没有用过。关于涉案的笔记本，里面前面很多页有日语文字，该笔记本是属于姚×3的，是姚×3让李×1记录的。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姚×1与李×1系夫妻关系，育有二子，分别为姚×3、姚×2。
各方均认可1997年7月31日姚×3分别从其存款账户中取出4500000日元、888000日元。1997年8月7日姚×3与李×1一起从日本回到北京，携带了此前姚×3因交通事故受伤得到的赔偿金400多万日元现金。
姚×3称上述400多万日元现金存放在父母家中，由于其身体残疾，取钱花销均系李×1从上述400多万日元中办理，姚×3未向李×1支付过保姆费，1998年9月姚×3去日本前发现上述400多万日元没有了，在李×1自己记录的本上发现李×1把钱给姚×2交了学费。
李×1称上述400多万日元赔偿金系由姚×3自行管理，姚×3身体不方便，李×1仅在生活上免费照顾姚×3，给姚×3锻炼及按摩，直至姚×3结婚。
姚×3于2001年2月27日结婚。
姚×3提交了笔记本中的记录页，用于证明李×1从姚×3处支取了150000日元与1500000日元现金。该记录页中记载内容包含有黑色笔迹“姚×3再取15万日元换人民币10000元由母交给姚×2作为婚礼用。97-9-4支给趙×1老师2000000日元给姚×2交学费请趙代走1500000日元送趙×1去机场车费71.70元支姚×2150000日元—名议还姚×2欠账姚×2说1万3千元”，该记录页中有红色笔迹标注，标示“姚×3再取15万日元换人民币10000元由母交给姚×2作为婚礼用”与“支姚×2150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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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议还姚×2欠账”系“同一种款”。在“给姚×2交学费请趙×1×1代走1500000日元”后有蓝色笔迹“（保人担保金）”。姚×3主张上述黑色笔迹系李×1书写，红色与蓝色笔迹系姚×3书写，书写顺序为李×1先写姚×3后写。李×1认可书写顺序，但认为黑色笔迹亦系姚×3书写，并认为姚×3没有给李×1钱，而是给了赵×1老师1500000日元，赵×1是带姚×3去日本的老师。
姚×3提交了1998年12月27日的邮政储蓄存款付出利息清单复印件，证明李×1从姚×3的存款账户中取出了140246.4元。姚×3称该账户中的该笔钱非姚×3本人存入，具体存入情况不清楚。
审理中，依姚×3申请，法院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1派出所调取了2012年6月26日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姚×3向该派出所反映其于1997年8月7日从日本回国后将伤残金（大概30多万人民币）、身份证及户口等交给其父母保管，2012年年初其整理其父母东西时看到一张邮政储蓄存款付出利息清单，故想查账户了解谁取走了钱，其当时联系不上其父母。
另，法院依姚×3申请，依法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调取了邮政储蓄存款付出利息清单及中国人民邮政定期储蓄特种存单（正反面），显示姚×3名下有账号为×××的存款账户，于1998年11月13日存入，存期1年，1998年12月27日李×1作为代取人取出了姚×3的上述账户中的本金140000元及利息246.4元。中国人民邮政定期储蓄特种存单的正面盖有“×1大街邮政储蓄”的章印。
姚×1、李×1提交了存折复印件，显示户名为姚×3、账号为×××的账号与户名为姚×2、账号为×××的账号均于1998年12月27日开户，开户当日存入金额均为70000元。均盖有“×1大街邮政储蓄”的章印。姚×3与姚×2均对该存折复印件的真实性认可。
李×1就上述情况陈述：1998年李×1收到了其母亲给的180000元人民币，并将此180000元存入邮政储蓄银行，后姚×3说这笔钱都应给姚×3，李×1要求留40000元，就取了140000元以姚×3的名义存在邮政储蓄银行，为节约邮寄费，同日李×1把该140000元的存单附在姚×2的妻子给在日本的姚×2所写信件中，由姚×2转给姚×3，姚×3得知姚×2知情后特别生气，便要求李×1将上述140000元的存单分两半分别存给姚×3与姚×2两人名下，故1998年12月27日李×1将上述140000元取出并于同日分别存入姚×3与姚×2两张存单，李×1把姚×2的70000元存折给了姚×2的妻子，并于1998年12月30日姚×3回北京后将姚×3的70000元存折给了姚×3。姚×3对李×1所述140000元的来源不认可，亦不认可李×1所述应姚×3要求分成两半给姚×3与姚×2。姚×2认可上述姚×2名下的70000元存折中的款项后一直由姚×2使用。
另查，姚×3曾以保管合同纠纷将姚×1、李×1诉至法院，要求姚×1、李×1连带返还姚×3150839元，法院于2012年3月15日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057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姚×3的起诉。后各方均未上诉，该裁定已生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法律规定，损害他人财产的，受害人因此造成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本案中，姚×3主张的1997年8月李×1为姚×2结婚从姚×3的现金中支出150000日元、1997年9月4日为给姚×2交去日本留学的学费李×1用姚×3的现金1500000日元，姚×1、李×1及姚×2对此均不认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姚×3的该两项主张，故对于姚×3要求返还相应款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姚×3主张的1998年12月27日李×1取走姚×3的人民币140246.4元，就现有证据来看，法院认定李×1于1998年12月27日取出了姚×3账户中的140000元本金及246.4元利息，随后为姚×3与姚×2分别开户并均存入70000元。李×1称存入姚×2账户的70000元系应姚×3要求，缺乏相应证据相佐证，故法院对此陈述不予采信，现无充分证据证明李×1取出姚×3的70000元存入姚×2账户系经姚×3同意，故其应当返还姚×3该70000元。姚×2认可70000元的存折一直在其名下，其应当对返还姚×37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另李×1就其取出的姚×3的246.4元利息未作出相应合理解释，其亦应当返还姚×3该笔款项。
姚×3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于2014年1月，判决如下判决如下：一、李×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姚×3人民币七万元，第三人姚×2对此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二、李×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姚×3人民币二百四十六元四角。三、驳回姚×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姚×3、姚×1、李×1、姚×2均不服，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上诉至本院。姚×3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14352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改判姚×1、李×1、姚×2向姚×3支付1650000日元折合人民币134349.6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1997年9月4日侵权之日起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的本金和利息；以70246.4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1998年12月27日开始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请求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姚×1、李×1、姚×2承担。姚×1、李×1、姚×2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143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姚×3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姚×3承担。
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有存折复印件、记录页、存款付出利息清单、询问笔录、中国人民邮政定期储蓄特种存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姚×1、李×1、姚×2是否应当偿还姚×3150000日元。姚×3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的证据是李×1在笔记本上的记录“姚×3再取15万日元换人民币10000元由母交给姚×2作为婚礼用”。对此，本院认为，该记录不足以证明李×1擅自从姚×3处取走150000日元，亦无法证明姚×1参与此事以及姚×2收到了该款，故原审法院驳回姚×3要求偿还150000日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姚×1、李×1、姚×2是否应当偿还姚×31500000日元。姚×3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三份证据：一是笔记本上记录“给姚×2交学费请赵代走150万日元”；二是1999年12月27日的《证明》，（注）载明“在日本以此证明为限，除去150万日元保证金外，我与姚加伟一切债权债务结束”，该（注）部分系姚×3所写；三是李×1写给姚×2的信，上面载明“至此，你们哥俩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扰。一百五十万日元结束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生效民事裁定书，姚×3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有的日元现金由姚×1和李×1保管，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并未明确该1500000日元系李×1从姚×3处取得的。其次，《证明》“注”处内容系姚×3所写，现双方对此有争议，姚×3主张系其先写“注”李×1后签字，姚×1、李×1、姚×2则称“注”处内容系李×1签字后姚×3后加的。对此，本院认为，《证明》的主要内容是李×1代姚×2偿还损坏姚×3物品的罚金，“注”处内容明显与该主题无关，姚×3主张其先写“注”李×1后签字，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再次，李×1写给姚×2的信件主要内容是将来房产的继承问题。“一百五十万日元结束了”这句话字体较小，且与前面部分内容不衔接。姚×3主张该内容系李×1所写且先有上述内容后有父母签字，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1从姚×3处取得1500000日元用于姚×2学费，故原审法院驳回姚×3要求偿还1500000日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是：李×1是否应当给付姚×3人民币70000元。姚×1、李×1、姚×2提出姚×3账户中的140000元系来源于李×1从其母的售房款中分得的180000元。李×1在2013年12月11日庭审中称姚×3管她要房款，她就同意给他140000元，于是将140000元存入了姚×3的账户。姚×3则称该140000元系李×1用他的日元兑换所得。对此，本院认为，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推定姚×3账户中的钱款属于姚×3所有。即便钱款来源诚如李×1所述，李×1亦已认可同意将该钱款给姚×3并已履行完毕。根据查明的事实，李×1于1998年12月27日取出了姚×3账户中的140000元本金及246.4元利息，随后为姚×3与姚×2分别开户并均存入70000元。李×1称存入姚×2账户的70000元系应姚×3要求，缺乏相应证据相佐证，故本院对此陈述不予采信，现无充分证据证明李×1取出姚×3的70000元存入姚×2账户系经姚×3同意，故其应当返还姚×3该70000元。姚×2认可70000元的存折一直在其名下，其应当对返还姚×37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另李×1就其取出的姚×3的246.4元利息未作出相应合理解释，其亦应当返还姚×3该笔款项。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李×1给付姚×3人民币70000元，姚×2对此承当连带给付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姚×3、姚×1、李×1、姚×2的上诉主张均于法无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419元，由姚×3负担38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由李×1负担156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4555元，由姚×3负担298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姚×1、李×1、姚×2负担1569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江锦莲
审 判 员 高 贵
代理审判员 沈 放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孙承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