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25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叶伊拉，女，汉族，1986年6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委托代理人：王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景健，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天姬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梁婷。委托代理人：艾传涛，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楚雄，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伊拉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天姬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姬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叶伊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天姬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核心事实未予查明甚至在刻意回避，导致判决结果背离客观事实。本案中，双方争议起源于该合同之性质，叶伊拉是否享有单方解除权，天姬公司未履行经纪人与受托人基本义务且根本性的违反该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叶伊拉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合同应自律师函送达天姬公司之日终止。1.关于合同的定性问题，本案合同应属于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叶伊拉享有对合同的法定单方解除权。第一，合同定性应结合案件客观事实进行分析。叶伊拉为更有利于其自身演艺事业的发展，且基于信赖天姬公司的演艺经纪人资质与其在行业内的资深背景、雄厚实力、社会关系网等资源，将原属于叶伊拉自行对外处理与演艺事业相关的事项，通过合同的方式概括、有偿的委托给天姬公司，此类概括性的委托事项涵盖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第二，双方于合同第二条第l、3款，第四条第3款，第六条第1款中约定，天姬公司作为叶伊拉所有演艺事业的“独家”及“全权”代理人，并且对外代为接收叶伊拉于合同期间内于“任何时间、任何地区”所获得的演艺收入。可以此得知，该合同是基于双方之间的信赖而达成的双务、有偿委托合同。第三，根据合同第二条第2款，第三条第2款，第四条第3款约定，直接限制了叶伊拉自行谋求演艺发展的可能性，其在演艺道路上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天姬公司，故具有极高的人身依赖性。此外，本合同所约定的所有其他条款，均是以上述委托关系之达成为基础，因此，本合同的性质应属于委托合同。2．关于合同履行的事实问题。第一，关于叶伊拉违约的问题。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叶伊拉遵照天姬公司的安排去参加各项培训及活动。叶伊拉于中央戏剧学院培训的三个月期间仅请假三次，前两次请假天姬公司均批准，第三次请假天姬公司已经进行过相应的处罚，并且叶伊拉于合同冻结解除后也继续正常工作，故该事件己依照合同第四条第26款处理完毕，叶伊拉并不存在使天姬公司蒙受损失的违约行为。叶伊拉遵循法定程序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解除与天姬公司之间的合同，不构成对该合同的违反。第二，关于天姬公司根本违约的问题。在合同签订至今，天姬公司未能如约为叶伊拉争取到最佳的演艺事业机会，未能依约为叶伊拉提供符合其演艺发展的形象包装、企划推广、媒体宣传等服务，天姬公司亦未能提出其对叶伊拉加大演艺资金成本的推广及推进演艺事业发展的相关证据，叶伊拉在证据目录及反诉答辩中对此提出大量的问题及说明。原审判决未进行必要的查明，甚至刻意回避上述关键问题，具有明显偏颇天姬公司之意图，属于明显的事实查明、认定不清之情形。第三，关于天姬公司未支付演艺工作报酬的问题。根据合同第五条、第七条约定，天姬公司应以固定收入及收益分成的形式向叶伊拉支付其演艺活动之相关报酬。但自合同签约至今，天姬公司从未向叶伊拉告知或说明有关其演艺收入情况，并且未依约向叶伊拉支付固定收入，也没有向叶伊拉支付演艺活动的收益分成。叶伊拉在原审中对合同履行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及主张，但原审法院亦未查明相关事实，在判决中更完全不予载明，属于刻意回避案件关键事实的查明。既然原审法院按照《合同法》第60条规定判决，就应该尊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严格按照合同的实质目的与性质来审理，并且重视案件的基础事实及实际履约过程才能厘清合同的定性。（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1.合同中所约定的800万元违约金的金额过高，且叶伊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归确提出了应调减的要求、理由及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可以请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再者，原审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天姬公司未能提出证据证明其因叶伊拉的解约而遭受了实际的相关损失，故天姬公司在与叶伊拉解约一事中并不存在实际损失。合同第十一条第2款中所约定的“乙方同意赔偿甲方人民币捌佰万元整”的约定与天姬公司的实际损失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应依法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认定和衡量。双方在合同中所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明显过高，远高于本案中叶伊拉的收益水平以及天姬公司可预期的收益水平，与天姬在反诉中所主张的预期收益不相适应。且违约金和损失赔偿的认定应充分考虑双方的交易地位及相关经验，以体现公平原则。2.天姬公司己根本性违约的情况下，叶伊拉不应承担违约金。本案中，天姬公司怠于履行其作为经纪人的基本义务，反以工作需要、修改合同等为由要求叶伊拉不断向公司支付巨额款项，其对于合同的履行存在着根本性的违约。基于此，叶伊拉有权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随时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且叶伊拉亦未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无需支付天姬公司违约金。（三）原审法院无故长期拖延审限，违反法定程序，造成了对叶伊拉的不公。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本案为普通程序所审理的案件，不属于有特殊情况需延长审理的情况，然而，原审法院在距离开庭审理大约两年零三个月之后，才对本案作出裁判。叶伊拉与原审法院多次沟通明确提出本案已经超审限，并请求原审法院依法尽快做出判决，均被无端推诿，直至合同即将到期之时，原审法院方作出判决，造成了对叶伊拉的实体不公平。（四）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造成判决不公平。本案合同约定的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尔后，双方签订了《合约延长协议书》将合同到期日延长至2018年9月31日。叶伊拉于2014年5月21日提出起诉，原审法院于2017年3月14日作出判决。叶伊拉在合同的期间内，仅于2008年4月、5月、8月、12月取得共计32000元的生活费，除此之外，天姬公司再未依约支付费用及收益分成。2011年下半年开始，天姬公司即实质上停止了对叶伊拉的经纪、宣传、推广工作。至2014年，天姬公司基本已经完全停止对叶伊拉的经纪、推广活动，叶伊拉在经济紧张、求助无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才委托律师通过发送律师函的形式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亦才可能有机会为其演艺事业的发展委托新的代理人。然而，原审法院于合同即将到期之时作出了判决，并且要求叶伊拉承担与损失完全不相符的违约金数额，显然对叶伊拉构成实体不公平。（五）对于叶伊拉向梁大江、李军支付的90万元款项应当认定了为天姬公司的收款行为。梁大江是天姬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婷的弟弟，李军梁婷的丈夫，该二人与叶伊拉的演艺工作也具有密切关联，其收取款项就是基于双方协商设立工作室，天姬公司应当承担款项返还责任。被上诉人天姬公司辩称：不同意叶伊拉的上诉请求。一、双方的《合约》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而属于综合性的演艺经纪合同，在演艺行业中，相关从业人员的价值与其自身知名度、影响力紧密相关，天姬公司作为经纪公司在艺人初期的培养、宣传、知名度积累上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成本，对此天姬公司已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正因为此类合同受艺人自身发展规律及艺人培养的特殊性影响，经纪公司的经纪利益往往产生于合同履行后期，故该类合同具有不可撤销性，对此双方签约时已在合同中作出明确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审判决支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公平合理，叶伊拉要求对违约金金额予以调整是不合理的。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提前终止合同应当赔偿800万元并支付公司对其所有的前提投入及预期利润。一审中，天姬公司曾反诉请求按照该条款约定赔偿前期投入480万元及预期利润600万元，并均已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后天姬公司主动撤回了该部分反诉请求。天姬公司作为经纪公司前期投入巨大，叶伊拉擅自解除合同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此外，在演艺行业中经纪公司为防止艺人成名后跳槽而约定高额违约金也是符合行业管理和市场规律的。三、关于梁大江、李军收取的90万元款项与天姬公司无关联，不应由天姬公司返还。叶伊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叶伊拉与天姬公司签订的《合约》已经于2014年5月20日解除；2.天姬公司向叶伊拉支付演艺工作报酬（包括固定收入及分成）共计人民币1000000元；3.天姬公司向叶伊拉返还款项人民币19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5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4.天姬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天姬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叶伊拉与天姬公司签订的《合约》继续有效，叶伊拉继续履行《合约》约定的义务；2.叶伊拉依照《合约》向天姬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8000000元；3.叶伊拉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叶伊拉艺名为“叶熙祺”。2008年4月1日，叶伊拉与天姬公司签订《合约》一份，载明：天姬公司作为本合约的资金全额投入者，目标将叶伊拉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演艺人才而需注入大量精力、时间及资金。叶伊拉诚意委托天姬公司作为其演艺事业的全权独家经理人，天姬公司接受该委托。叶伊拉诚意委托天姬公司，作为合约期内，于合约地区内叶伊拉所有的演艺事业的独家及全权经理人及代理人，授予天姬公司全权单独独家代表叶伊拉接洽、安排、管理、策划叶伊拉在合约地区的演艺事业，并授予天姬公司全权单独独家代表叶伊拉签订任何聘用协议，天姬公司同意接受叶伊拉的此项委托。叶伊拉不能自行或委托任何第三者于合约期内、任何地区之演艺事业之经理人。叶伊拉不得擅自订立聘用协议，不得擅自同意或接纳任何人士或团体聘用其从事任何演艺事业的建议。天姬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保证以全部资源帮助叶伊拉发展演艺事业，其投入资源包括资金、培训、宣传、包装等有形资产以及自有广泛社会关系网、重大行业影响力、巨大商业品牌的运用等无形资产。如天姬公司因叶伊拉之任何违约行为蒙受损失，叶伊拉应予以赔偿，包括前期投入、培训费用、活动费用、向第三者的赔偿费用及天姬公司追索叶伊拉的律师费等。关于收入及佣金分配，约定2008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天姬公司预支叶伊拉每一自然年度分别为每月8000元、13000元、20000元、25000元。这一阶段天姬公司承担各类费用，也收取叶伊拉演艺的一切收入。2012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采用“佣金制”。演艺收入按照每一自然年度叶伊拉占收入总比分别为20%、25%、30%、40%。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叶伊拉占收入总比为50%。叶伊拉明确知道演艺事业的独特性，叶伊拉违约或以任何原因需提前与叶伊拉终止本合同的，叶伊拉同意赔偿天姬公司800万元及支付天姬公司的所有投入及预期利润。叶伊拉、天姬公司一致认定，任何情况下，叶伊拉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或终止本合约。该合约中对于“演艺事业”、“合约地区”、“总收入”等概念进行了释义。2010年4月21日，叶伊拉向天姬公司发出《申请书》一份，内容为叶伊拉为回天姬公司处继续从事演艺事业，同意天姬公司无须支付叶伊拉任何费用（包括生活费等各项开销），放弃合约中的自2008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预支生活费的约定。同日，叶伊拉又立下《确认书》一份，确认前述内容系自愿。2013年4月27日，天姬公司称以工作室形式合作，要求叶伊拉汇款100万元。同日，叶伊拉向天姬公司转款100万元。2014年5月19日，叶伊拉委托律师向天姬公司发出律师函，认为天姬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向天姬公司发出函件解除合约协议。天姬公司次日收到该函件。原审庭审中，天姬公司还提交了各类对叶伊拉进行培训的项目、天姬公司培养叶伊拉所产生的费用清单、天姬公司培训叶伊拉出席各类演艺推广活动的目录表、各类媒体对叶伊拉的相关报道、叶伊拉参加的各类演艺活动（电影、歌碟、写真集、平面媒体封面等）。原审庭审中，叶伊拉提交银行清单显示：2010年6月13日，叶伊拉向案外人梁大江转款50万元；2011年1月24日，叶伊拉向案外人李军转款40万元。天姬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原审法院认为：叶伊拉与天姬公司签订的《合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约信守。《合约》不仅约定了双方之间的委托事项，还涉及劳动关系、培训、投资、知识产权归属等，属综合性合同，且《合约》已明确载明叶伊拉放弃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叶伊拉不享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关于天姬公司是否违约，叶伊拉要求解除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合约》签订后天姬公司已向叶伊拉提供大量的培训、宣传和演艺机会。叶伊拉自愿签署书面协议放弃自2008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预支生活费部分。对于自2012年4月1日后的费用，叶伊拉并无充足证据证明天姬公司拖欠叶伊拉应予支付的演艺费用100万元。故天姬公司并未构成根本违约，叶伊拉无权依法解除《合约》。虽然叶伊拉委托律师向天姬公司发出解约通知，但所述解约事由均不成立，原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叶伊拉主张确认合约已于2014年5月20日解除依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叶伊拉要求天姬公司支付演艺费用100万元主张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013年4月27日，叶伊拉向天姬公司转款100万元，天姬公司应予清偿。叶伊拉主张天姬公司支付该100万元并自2013年5月30日起算利息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叶伊拉向案外人梁大江、李军转款，要求天姬公司予以清偿，天姬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叶伊拉无证据证明该转款行为与天姬公司有所关联，原审法院对叶伊拉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叶伊拉另行向相关主体主张权利。天姬公司反诉请求确认合约继续有效，要求叶伊拉继续履行《合约》。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基于《合约》本身的人身属性、演艺事业性质、叶伊拉的解约意愿，该《合约》只有建立在诚实信用、自愿公平的基础上才能有利于叶伊拉和天姬公司的共同发展；现双方争议过程中已产生诸多矛盾、诉前和诉中协商均未成，双方已缺乏继续合作的信赖基础，据此原审法院判决双方签订的《合约》解除，解约时间为本案一审判决日。天姬公司关于合约继续有效及要求叶伊拉继续履行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天姬公司主张叶伊拉支付违约金800万元问题。接上述，天姬公司并无违约行为，叶伊拉单方发出解约函，应按照合约约定向天姬公司支付违约金80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天姬公司主张叶伊拉支付800万元违约金合法有据，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也标准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叶伊拉与天姬公司签订的《合约》于本案一审判决日解除；二、天姬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叶伊拉清偿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3年5月30日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叶伊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天姬公司支付违约金8000000元；四、驳回叶伊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天姬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一审本诉受理费23325元，由叶伊拉负担10160元，天姬公司负担13165元；案件反诉受理费33900元，由叶伊拉负担33800元，天姬公司负担100元。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叶伊拉表示天姬公司存在以下违约事实，故其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一、双方协商变更《合约》以工作室形式进行合作，但在叶伊拉支付100万元后，天姬公司并未变更合作方式，也未返还100万元款项。二、双方签署合同是为提升叶伊拉的知名度，但在《合约》履行多年后叶伊拉的知名度并未获得明显提升。三、天姬公司从未向叶伊拉告知演艺收入情况，也未公示演艺收益账目，更未进行收益分配。天姬公司则认为：一、双方虽有协商变更合作方式、成立工作室，但并未达成书面协议，对于叶伊拉支付的100万元，天姬公司并非不同意返还，是因叶伊拉的违约行为造成天姬公司损失，故天姬公司以该100万元抵扣损失。二、天姬公司已提供大量证据证实天姬公司对叶伊拉的的培养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社会资源进行媒体宣传、包装等，反之是叶伊拉在《合约》履行期间多次拒绝公司的工作安排，多次违反公司制度，在《合约》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就另行签约其他公司的影视制作工作。三、对于2012年4月1日之前的收入分配，叶伊拉已经出具《申请书》自愿放弃，之后由于叶伊拉不服从工作安排，没有实际产生相关收益也无权获得佣金分成。另天姬公司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并不存在过高情形，其因叶伊拉违约解除合同而导致前期投入480万元和预期收益600万元的损失。原审期间，天姬公司为证实其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对叶伊拉进行培训、包装、企划推广、媒体宣传而投入资金4803835.72元，提供了叶伊拉于2009年期间签字确认的费用开支明细表以及2009年-2014年的公司财务凭证，其中叶伊拉签字确认的费用共计2904496.6元。另天姬公司于原审期间提供2008年4月1日至2013年12月期间叶伊拉参与的演艺合约，包括在2010年期间参演《战墙》、《牵牛的夏天》等影片，2012年参演《诡爱》、《绣花鞋》、《天生爱情狂》等，2013年参演《我的情敌是超人》、《离婚律师》影视剧。本院认为，叶伊拉与天姬公司于2008年4月1日签订的《合约》合法有效。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对涉案《合约》合同性质的认定以及叶伊拉单方解除合同是否构成违约；二、叶伊拉提出的支付工作报酬及返还款项主张是否成立；三、涉案《合约》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一、关于《合约》的合同性质认定以及叶伊拉单方解除合同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该《合约》条款中虽有“叶伊拉委托天姬公司作为其演艺事业的全权独家经理人”、“授权天姬公司全权独家代表”等涉及“委托”、“代理”的描述内容，但根据《合约》整体约定事项，在叶伊拉与天姬公司之间还同时存在演艺培训、资金安排、制度管理、佣金分成等多重复杂的法律关系内容，显然超出了单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权利义务范畴，故原审法院认定该合同属多种法律关系混合的综合性合同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叶伊拉上诉主张该《合约》为委托合同，并认为其作为委托人一方依法享有任意解除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叶伊拉提出在天姬公司违约的情况下，其享有法定解除权的问题，经审查叶伊拉主张的各项违约事实，其一，有关双方协商变更合作形式为设立工作室的情况，天姬公司虽予以确认，但在双方并未就此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原《合约》并未得以解除或终止，天姬公司在协商期间收取的款项亦与涉案《合约》项下权利义务并无关联，故叶伊拉以天姬公司未返还该笔款项为由主张解除《合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其二，关于叶伊拉提出在《合约》履行期间其知名度未能获得显著提升问题，本院认为，天姬公司已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对叶伊拉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社会资源进行培养、培训以及媒体宣传、包装和推广等工作，履约期间不仅已为叶伊拉争取了一系列影视制作的演出机会，且从相关刊物、媒体、网络报道来看，叶伊拉也已实际获得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由于演艺活动市场的特殊性，艺人是否可完全获得其预期的影响力及市场价值，并非单纯取决于经纪公司的宣传、推广，还与艺人自身能力、市场机会等息息相关，故叶伊拉在本案中主张天姬公司未能为其争取“最佳”的演艺事业机会、构成根本违约，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确认。其三，关于叶伊拉主张天姬公司未向其公示账目、未支付佣金的问题，因双方《合约》并未约定有关公司账目公示的问题，而对于《合约》所约定的2012年4月1日之前的生活费用，叶伊拉已出具《申请书》明确表示放弃，2012年4月之后的佣金，叶伊拉在提出解约前亦从未向天姬公司进行催告或追索，故其直接提出解除合同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解除条件。据此，原审法院认定叶伊拉单方提出解约的行为构成违约，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叶伊拉提出的报酬支付及款项返还主张。首先，对于2008年至2012年4月1日前的生活费用，叶伊拉已于2010年4月21日声明放弃，故本院对其提出支付该期间固定费用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对于2012年4月至2014年5月叶伊拉向天姬公司发出解约函件期间的佣金收益，天姬公司在原审期间自行提供叶伊拉参演及代言的相关合约，已证实叶伊拉确有参加部分影视剧的演出活动，但天姬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向叶伊拉支付相关佣金分成。根据双方《合约》约定，2012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期间叶伊拉可获得的佣金提成分别为总收入的20%-25%，结合天姬公司提供的相关合约约定情况，本院酌情确定天姬公司应向叶伊拉支付佣金12500元。对于叶伊拉超出部分的工作报酬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叶伊拉提出天姬公司返还李军、梁大江收取的90万元款项问题。虽李军、梁大江与天姬公司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仅从叶伊拉提供的转款凭证中不能反映李军、梁大江是以天姬公司名义收取款项，从其收款时间也与叶伊拉所称双方协商变更合作方式的时间不相符，故叶伊拉要求天姬公司对该两笔款项承担返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支持。三、关于天姬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违约金金额的确定应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作为衡量的基础，同时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进行考量。具体于本案而言，天姬公司主张其实际损失为前期投入480万元以及预期利益600万，并就前期投入资金情况提供了叶伊拉签名确认的支出明细总计290余万元，但对于其他资金投入情况仅提供公司内部账册，其证据效力存在瑕疵。此外，天姬公司一方面提出预期利益损失达600万元，但另一方面从天姬公司提供的叶伊拉2012年至2014年度参演作品及演艺收入情况，显然不能达到天姬公司所称的高额收益损失。再者，从合同履行情况分析，天姬公司在履约后期未如期向叶伊拉支付佣金，双方也曾协商变更原《合约》约定的合作方式。故综合考量以上因素，天姬公司主张叶伊拉支付800万元的单方解约违约金，显然有违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前述认定，本院酌情确定叶伊拉应向天姬公司支付违约金300万元。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清，判决不当，本院予以变更。叶伊拉的上诉请求，部分理据充分，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35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352号民事判决的第四项、第五项;三、变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35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上诉人叶伊拉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天姬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00元;四、被上诉人天姬公司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叶伊拉支付工作报酬12500元；五、驳回上诉人叶伊拉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被上诉人天姬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23325元，由叶伊拉负担15161元，天姬公司负担8164元；反诉受理费33900元，由叶伊拉负担12712元，天姬公司负担211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100元，由叶伊拉负担41361元，天姬公司负担3937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泳筠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