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0204民初137号
原告：王恩波，男，汉族，1962年12月23日出生，本科文化，克拉玛依市独山子桃李园发展有限公司经理，住克拉玛依市。
委托代理人：王勤学，新疆弘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克拉玛依市昌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三联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吴晋珍，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被告：周亚东，男，汉族，1973年1月16日出生，初中文化，现无业，暂住克拉玛依市。
被告：高海平，女，汉族，1974年6月27日出生，高中文化，因涉嫌犯罪现被羁押于克拉玛依市看守所。
委托代理人:高铁柱，男，汉族，1975年10月20日出生，高中文化，现无业，暂住克拉玛依市。
被告：刘延华，男，汉族，1969年9月16日出生，本科文化，住克拉玛依市。
原告王恩波与被告克拉玛依市昌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被告周亚东、高海平、刘延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3日受理后，因被告高海平涉嫌犯罪被羁押在克拉玛依市看守所无法参加诉讼而裁定中止审理。2016年3月25日，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指定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6年4月11日立案后，由审判员高玉龙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恩波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勤学、被告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晋珍、被告周亚东、被告高海平的委托代理人高铁柱及被告刘延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11月18日，被告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亚东提出向原告借款300万元，用以偿还昌达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贷款。按照被告的要求，原告于当日向被告周亚东的农业银行卡打款2880990元，给付周亚东现金119010元，共计3000000元。原告与被告昌达公司就此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月利率为1.87%，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4年11月18日至2015年5月17日。被告周亚东、高海平和刘延华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自愿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此后，经被告要求双方签订了展期合同，将借款期限延长三个月至2015年8月17日止。被告周亚东、高海平和刘延华再次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期间，被告昌达公司依约向原告支付了借款利息。但借款到期后，被告昌达公司仅偿还原告本金400000元，余款2600000元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予偿还，仅支付了2015年8月18日至9月2日间的逾期利息38220元。原告无奈提起诉讼，但因被告昌达公司已依法进行破产重整，现原告诉请人民法院：1、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昌达公司享有债权2830533元，其中借款本金2600000元、2015年9月2日至2016年1月13日间的逾期付款利息230533元（月息2%）；2、判令被告周亚东、高海平和刘延华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向原告偿还借款；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及担保费10000元、律师费55200元，由被告承担。
被告昌达公司辩称：昌达公司并未向原告借款，对原告主张的该笔借款昌达公司根本不知情，如果是昌达公司借款，原告应将出借款项转到昌达公司账户。事实上，原告将出借款项打到了被告周亚东的个人账户，被告周亚东又将大部分借款转给了高海平，高海平用该笔钱偿还了其挪用昌达公司的2000000元。昌达公司从未给原告偿还过借款，支付过利息。因此，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被告周亚东和高海平，而非昌达公司。原告要求昌达公司偿还借款没有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周亚东辩称：向原告借款时我是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公司总经理。当时昌达公司有一笔6000000元的工行贷款到了偿还期限，但是公司没有资金偿还，所以就从吴晋珍那里借了4000000元、从原告处借了3000000元。原告的钱存在农业银行，由于昌达公司未在农业银行开户，所以就让原告将钱打到了我个人的农业银行卡里，之后，我给高海平转了200多万元，由高海平将钱打到昌达公司账户用来偿还工行贷款，剩余部分我都用于昌达公司的日常开销了。该笔借款是昌达公司所借，也确实用于偿还昌达公司贷款，还款责任应当由昌达公司承担。对于担保责任，我是按照原告要求自愿提供保证的，是否该承担责任由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高海平辩称：合同上是3000000元，但原告实际只给了2880990元，119010元是作为利息预先扣除的。从原告处借的款确实是用来偿还了昌达公司在工行的贷款，借款是由昌达公司使用的，当然应当由昌达公司偿还。
被告刘延华辩称：自己是出于对昌达公司的信任才自愿提供的担保。原告出借的300万元，都用于偿还昌达公司的银行贷款和日常经营，因此，借款应由昌达公司偿还。
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18日，被告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亚东与原告王恩波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被告昌达公司向原告借款300万元，用于归还工商银行借款；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4年11月18日至2015年5月17日止，一次还本、分次付息；借款人按月利率1.87%支付借款利息。被告周亚东、高海平和刘延华分别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被告昌达公司出具的《委托支付申请》，向被告周亚东的农业银行卡中（卡号×××）转款2880990元。周亚东给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3000000元借款。2015年5月14日，原告与被告昌达公司就前述借款签订《展期合同》，约定借款使用期限延长三个月自2015年5月18日至2015年8月17日止，展期期间借款月利率为1.7%。同日，被告周亚东、高海平、刘延华再次分别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自愿对展期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担保范围不变，担保期间为展期协议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周亚东、高海平经其个人和他人银行卡，通过向原告指定的案外人夏伟华和李小芳在工商银行克拉玛依市独山子支行开立的账户网银转账的方式，支付原告6个月借期利息334730元，展期利息206900元。2015年8月17日，被告高海平通过现金汇款到李小芳账户的方式，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000元，支付展期利息44000元。
借款期满后，被告未能履行偿还剩余借款义务，仅于2015年8月20日支付原告逾期利息38220元。原告在催要未果后，遂依法提起诉讼。审理过程中，因本院于2016年1月29日依法受理了被告昌达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原告遂请求本院确认其对被告昌达公司享有债权2830533元。
另查明，1、被告周亚东在2014年11月18日收到原告2880990元出借款后，于当日转存至其号码为×××的农业银行卡中；2、2014年11月19日，被告周亚东自其尾号4878的农业银行卡中，向其号码为×××的工商银行卡中转入2300000元，之后，又从其工商银行卡中通过网银转账分四次转出2300000元。同日，被告高海平号码为×××的工商银行卡中网银转入2300000元，与被告周亚东转出的金额和次数相同。再同日，被告高海平从其前述工行账号中网银转出6250000元，被告昌达公司则于同日网银转入6050000元，单笔转入金额与被告高海平转出金额相一致。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展期合同、保证合同、银行查询明细和独山子区人民法院调取的银行查询明细、对被告高海平和周亚东的询问笔录，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原告借款合同的相对人是谁的问题。即，向原告借款的是被告昌达公司还是被告周亚东和高海平。
首先，就本案借款合同而言，合同相对人指的就是款项的出借人和借款人。从原告所举《借款合同》和《展期合同》来看，均明确无误的载明借款人为被告昌达公司，并由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亚东亲笔签名并加盖昌达公司公章，形式上完全符合合同主体的法定要件。而从原告所举《保证合同》来看，被告周亚东与高海平系自愿为该借款合同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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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达公司提供连带清偿责任的保证人。由此，从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签订可以看出，于原告对借贷关系的认知而言，其对将款项出借给了谁，由谁提供担保有着明确的辨识。因而，前述合同形式要件与原告诉求被告昌达公司偿还借款完全一致，不存在原告认识错误问题。即，原告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借款人）为被告昌达公司。
其次，从原告履行借款合同主要义务---
发放借款义务来看，原告将出借款项发放到被告周亚东个人账户系按照被告昌达公司出具的书面请求而为。既是双方合意，且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便应当是双方借款合同的补充和组成部分。被告周亚东虽为出借款项收取人，但其收取出借款系受昌达公司授权之代理行为。依法，代理人代理行为产生的法益归被代理人享有，责任亦应由被代理人承担。且从出借资金流向来看，被告周亚东应是在收到出借款项后将大部分资金转给了被告高海平，再由被告高海平转到被告昌达公司账上，也就是说被告昌达公司实际是使用了该笔资金的。对此，被告昌达公司并不持异议。至于被告昌达公司”该笔资金系被告高海平偿还其个人所欠公司债务行为”的抗辩意见，并无证据证实，且如果存在被告高海平以向原告借款偿还其个人所欠昌达公司款项的事实，也系被告昌达公司管理无序所致，自不得以此作为抗辩原告的理由。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原、被告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符合法律规定，双方所签借款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原告既是按照与被告昌达公司的约定发放了借款，便是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昌达公司理应依约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并偿还借款本金。须要指出的是，关于借款本金，从审理查明情况来看，原告实际向被告发放借款2880990元，所谓的另以现金发放119010元的事实并不存在，实际是原告预先扣除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据此，本院确认原告实际向被告发放借款2880990元。减去被告已偿还400000元，尚须偿还2480990元。
对于原告主张的延期利息，自应以原告实际出借金额作为计算基数依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按照原、被告《借款合同》第5条第5.1（款）：”乙方（指借款人）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的，按贷款逾期处理，从逾期之日起按合同利率（月利率1.87%）基础上浮50%计收违约金。”的约定计算，年利率超过法定上限，故对原告按年利率24%计算逾期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因本院已于2016年1月29日受理被告昌达公司重整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原告主张自2015年9月2日起算逾期利息至2016年1月13日止，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则，原告请求的逾期利息应为216967.6元（欠付本金2480990元×24%/365×133天）。
对于原告主张的担保费10000元，系原告申请保全依法应提供担保向担保公司支付的费用，是原告提供财产担保选择所产生的费用，而非被告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由被告承担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55200元，因对被告违约可能造成原告损失的计算，均已包含在24%的法定利率上限，原告已经按照该上限主张了逾期付款利息，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如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用予以支持，势必会异化突破该法定利率上限，进而损害法律权威，破坏社会诚信。故对原告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以上，原告王恩波对被告昌达公司依法享有债权共计2697957.6元。被告昌达公司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向原告履行债务清偿义务。
对于被告周亚东、高海平和刘延华应承担的保证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本案中，被告周亚东、高海平和刘延华分别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为被告昌达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但各保证人之间并未与原告约定保证份额，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依法，原告既可以要求债务人被告昌达公司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提供保证责任的三被告中的任何一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依据三被告与原告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双方约定的保证期间，因而不能免除三被告的保证责任。故对原告要求三被告对被告昌达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2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王恩波对被告克拉玛依市昌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享有债权2697957.6元；
二、被告周亚东、高海平、刘延华对上述2697957.6元债务承担连带共同清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王恩波（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照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行使追偿权）。
如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72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王恩波负担530元，由被告克拉玛依市昌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周亚东、高海平、刘延华共同负担19192元，并直接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高玉龙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胡梦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