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06民终21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简称华安保险），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北辰绿色家园F-08-09.10商服。
负责人王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茂君，黑龙江龙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德刚，男，汉族，1972年1月10日出生，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乔英男，黑龙江庚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安保险因与被上诉人孔德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2015）庆高新商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吕茂君与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乔英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4月16日，左伟（时任华安保险负责人）使用虚假的被告华安公司印章及财务章与原告孔德刚签订《借款（抵押或质押）合同》及借据。左伟以共同借款人名义在借款合同、借据上签字。同日，原告向被告华安保险账户内汇款40万元。左伟为原告出具40万元收据，并加盖了“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财务专用章”。上述《借款（抵押或质押）合同》及借据中约定，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16日起至2013年9月15日止，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间月利息为20‰。
另查明，自2006年2月至2013年九月期间，左伟时任被告华安保险负责人。
再查明，原告所出示的《借款（抵押或质押）合同》及借据上的“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印章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财务专用章”均与被告华安保险备案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不符。
原审认为，合同法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左伟作为被告华安保险负责人使用虚假的印章以被告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系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而原告孔德刚作为普通自然人无法知晓左伟使用了虚假的公司印章。且原告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被告公司提供了借款40万元。故左伟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该行为有效。被告华安保险应当对左伟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华安保险偿还4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华安保险未按期偿还借款，故还应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月利息20‰支付自2013年9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委会研究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偿还原告孔德刚借款40万元，并按照月利率20‰支付自2013年9月1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负担。
上诉人华安保险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合同是左伟假借单位名义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方式，上诉人不应当承担合同的还款义务。左伟以上诉人名义利用伪造的印鉴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目的是非法集资活动，现左伟已被涉嫌非法集资罪立案侦查，为掩饰其非法目的，左伟与受害者签订借款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自己的最终目的。所以左伟非法集资的方式就是利用伪造的公司印鉴与自然人签订借款合同，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高额的利息作为回报，利用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生产经营活动的不知情，伪造公司印鉴与其签订借款合同，从而实现左伟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本案中上诉人对于左伟的行为并不知情，其并非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且上诉人也是受害者，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合同义务，让受害人承受不应承担的义务，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真相。2、法院认定的借款行为属于左伟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明知借款与上诉人无关仍提供借款，明显存在过错。左伟的借款行为明显是个人行为，上诉人作为保险公司属于金融机构，不可能向被上诉人自然人进行借款。被上诉人虽无法知晓左伟提供公司印章的真假，但被上诉人应明知上诉人是属于金融机构的保险公司，向自然人借款的行为不是上诉人的业务范围，被上诉人为谋取高额利息执意与其订立合同，明显存在过错，不应认定毫无知情。其次，左伟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破，已经超出了民事审批的认定范围，因此不应认定左伟的犯罪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3、被上诉人所将款项转入的银行账户是左伟为其犯罪利用私刻的印鉴所设立的其开户手续中相关印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对照，该账户除左伟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此笔借款外不在有其他与上诉人相关的业务往来，其中款项也有左伟通过支票的形式取走，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左伟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法院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的五十条规定来确认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但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公司的负责人并没有违法、犯罪、私刻公章等行为，现本案左伟所适用的上诉人的公章是其个人私刻，已经不属于超越代理权限的范畴，也不应在民事法律关系范围内进行调整，其行为已构成犯罪。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七条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由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该意见明确规定，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涉及刑事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左伟通过伪造上诉人的印鉴，通过签订借款合同，许诺高额回报的方式多处集资，并将集资款项据为己有，现已被大庆市公安局东安分局涉嫌非法集资罪立案侦查。同时，左伟使用与本案相同的公章，分别向邵士杰、郝国良借款。由此可见本案亦属于非法集资案件的一部分，并且邵士杰、郝国良二人分别在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萨尔图区人民法院已经终止了案件审理，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左伟刑事案件侦破。左伟明显是假借公司名义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一审法院不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判决此案。综上所述，本案中左伟伪造公章涉嫌集资诈骗的行为十分清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无视法律规定，枉法裁判，故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2015）庆高新商初第59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左伟借款应认定为职务行为。第一，当时签订借款合同时，左伟系华安保险负责人，其亲自持公司印鉴到孔德刚处办理了借款合同，其并未表明借款是其个人使用。由于负责人本身就具有法定的代表权，孔德刚当然有理由相信其借款行为代表公司。即便是左伟超越权限签订借款合同，但因孔德刚并不知情，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确认其代表行为有效。第二，虽然公章和财务章经鉴定与现在保险公司使用的不一致，但原一审开庭中，保险公司员工刘佳（因其作为保证人，起诉时将其列为共同被告，后撤回对其起诉）反复强调，借款合同和借据上的公章是华安保险一直使用的另一套章，而且原来就存在，并非左伟伪造，后来我方又了解到该章还曾用于办理员工社会保险等业务中，上次二审中大庆中院调取相关证据。还有一点需提请法庭注意的是，保险公司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印章系左伟伪造的，因左伟在逃，公安机关对这一事实应该是还没有查清，所以我方并不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中所谓的左伟使用虚假印章的说法，如果是保险公司以外的第三方使用了与保险公司工商局备案不符的印章，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是其私刻，但作为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左伟使用本单位印章，就不存在私刻的问题了，应当认定为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应认定为公司存在两套章，即使是左伟私自将印章用于个人用途，那也是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出现疏漏，对外仍应承担责任，对内再向左伟追偿。第三，孔德刚将借款直接汇入了保险公司账户，该账户虽然可能不是保险公司的基本户，但应系华安保险公司以真实的证件办理的一般户，根据《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开立一般户时，也需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等原件和复印件。这种以保险公司合法证照开立的账户当然就是合法的，使用的印鉴也不能称其为虚假的，就应当认定为公司行为，认定为公司真实印鉴。即使账户开立时存在瑕疵，但只要账户实际存在，孔德刚就有理由相信存入保险公司账户的该笔借款为其公司借款，而非左伟个人借款。基于以上理由，我方认为完全可以认定本案的借款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二、本案不构成集资诈骗罪，不应移送公安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的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诈骗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通过以上规定可以看出，集资诈骗这个罪名与一般的民间借贷是有显著区别的，本案中根据孔德刚陈述及其提供的借款合同看，双方之间只是单纯的借款关系，左伟并没有以投资入股给予高额回报等名目向社会公开宣传，从而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他只是以保险公司名义向孔德刚个人借款。上诉人保险公司现在就是想以先刑后民的方法逃避承担责任，从而强加给左伟这样一个罪名。一审高新区法院当时确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了，但公安机关经审查后认为本案与其正在侦查的左伟涉嫌的刑事案件无关，而且也没有将此案按刑事案件给予立案，因此将案卷移回了高新区法院。公安机关对案卷已做退回处理，表明法院移送是错误的，所以再行重新移送当然也是错误之举，显然已无必要。
另外，就某些案件来讲，不是一旦涉及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就必需中止审理，而是要看刑事案件的结果是否影响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退一步讲，即使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但鉴于左伟作为公司负责人对外从事借款行为，借款又存入了公司账户，就完全可以认定公司应该承担责任，没有必要等待左伟刑事案件的结论。通过以上分析，本案只是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法院只需通过审理确认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与刑事案件没有任何关联。综上，请求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上诉人称左伟于2016年6月3日已被公安机关抓获，并于2016年6月6日提交中止审理申请。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上诉人华安保险上诉称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涉嫌左伟集资诈骗，并提出左伟已于2016年6月3日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本案签订的借款合同不符合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上诉人华安保险上诉称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左伟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也不包括本案中的借款合同，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大庆市东安分局立案侦查的左伟涉嫌非法集资案件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及申请不予支持。二、上诉人要求法院认定本案借款合同属左伟个人行为，且金融机构不能向个人借款，被上诉人孔德刚借款给华安保险的行为存在过错。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是由时任华安保险负责人的左伟代表华安保险签订的，盖有华安保险财务专用章，被上诉人孔德刚通过汇款转入华安保险账户，且约定的利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次，对于金融机构向个人借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孔德刚作为普通自然人对此专业性很强知识不了解是正常的，不能以此推定被上诉人为恶意或存在过错，除有证据证明。故被上诉人孔德刚认为借款人为华安保险符合常理，且左伟伪造公章，虚设账户等行为属华安保险内部管理的瑕疵，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原审法院认定左伟代表华安保险对外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三、上诉人上诉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该笔借款涉嫌诈骗，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首先，从本案借款的情形来看，属民间借贷，不符合集资诈骗的构成要件。其次，现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左伟涉嫌集资诈骗的案件也不包括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再次，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原审法院进行过移送，已被公安机关退回。且民法的宗旨也是保护善意的合同一方当事人，该借款合同被上诉人孔德刚有理由相信借款相对方为华安保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本院认为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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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邹吉东
审 判 员 陈 丽
代理审判员 王 宣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顾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