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4）民申字第190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商物流有限公司。住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银城铺乡甸子村北。法定代表人：郑晓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风利，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高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新区总部路1号C3栋。法定代表人：梁志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谢冬梅，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艺珊，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唐山港陆钢铁有限公司。住所：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邦宽公路南侧杨家庄村。法定代表人：杜振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段晓峰，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广西良岩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双拥路36-1号绿城画卷A座2508号。法定代表人：唐娟，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浙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物流公司）为与被申请人广西高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唐山港陆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广西良岩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良岩贸易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桂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浙商物流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事实上没有取得争议的13,676.14吨钢坯的所有权，不可能将争议货物交由浙商物流公司仓储保管，从而双方之间不可能就争议的13,676.14吨钢坯没有形成仓储法律关系。本案钢坯采购是经过多个购销环节完成的。从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连环采购环节为：1、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向广西良岩贸易公司采购；2、广西良岩贸易公司向大连圣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圣强公司）、唐山市丰润区鑫百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鑫百浩公司）采购；3、大连圣强公司向唐山港陆钢铁公司采购。在连环采购合同的实际订立过程中，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与广西良岩贸易公司订立了50,000吨钢坯采购合同，但广西良岩贸易公司与大连圣强公司及唐山鑫百浩公司之间仅就涉案无争议的30,686.62吨钢坯订立过采购合同，就争议的13,676.14吨钢坯，广西良岩贸易公司与大连圣强公司并没有订立书面或口头采购合同，且大连圣强公司已经于2012年9月18日、19日合计将广西良岩贸易公司汇付的4,000万元退回。在一、二审庭审中，广西良岩贸易公司均承认收到了大连圣强公司退回的该4,000万元。二、从涉案连环采购合同的履行事实上看，广西高速物流公司没有通过交付获得争议的13,676.14吨钢坯的物权。《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六条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浙商物流公司认为，基于争议的货物已由第三方保管的事实，其物权的转让依法只能以指示交付的方式为之。因此，作为货物买方的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只能在其上游卖方广西良岩贸易公司通过指示交付方式获得物权后，才有可能从广西良岩贸易公司手中取得争议钢坯的所有权，并进而在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和浙商物流公司之间建立仓储关系。而在本案中，广西高速物流公司的上游卖方广西良岩贸易公司没有就争议货物向大连圣强公司或者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实际支付货款，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和大连圣强公司没有将争议货物交付给广西良岩贸易公司。由于广西良岩贸易公司自己没有获得争议货物的物权，其因此没有也无权向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交付争议的13,676.14吨钢坯。所以，本案中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不可能通过交付获得争议货物的物权，也自然不可能将涉案钢坯再交给浙商物流公司仓储。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之所以能将无争议的30,686.62吨钢坯提走，是因为浙商物流公司确信其上游卖方广西良岩贸易公司已经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获得该批货物的物权后，在不违背各方意愿的情况下将该批货物放给了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但就争议的13,676.14吨钢坯而言，在不能确信广西良岩贸易公司已获得货物物权之前，浙商物流公司有权拒绝向广西高速物流公司放货，否则便会向真实的物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上，就争议的13,676.14吨钢坯，仓储合同关系一直存在于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和浙商物流公司之间，广西高速物流公司由于未能取得争议货物的物权，其无法将该批货物交由浙商物流公司仓储保管，其声称的仓储保管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三、《收货单》不具有仓单性质，不能证明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对争议货物的所有权，更不能证明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与浙商物流公司就争议货物发生仓储合同关系。二审法院根据浙商物流公司出具的636张《收货单》认定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取得争议货物所有权并因此与浙商物流公司成立仓储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存货人交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可见，所谓“仓单”，是保管人给付存货人的提货凭证，并可通过背书方式进行转让。因此，如果本案中的《收货单》在性质上等同于“仓单”，其前提必须是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已取得争议的13,676.14吨钢坯的所有权，然后才能将该批货物存入浙商物流公司仓库、成立仓储法律关系并取得“仓单”。本案争议钢坯并不是由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交付给浙商物流公司仓储的，而是唐山港陆钢铁公司直接仓储于浙商物流公司仓库，再进行所有权转移的。显然，浙商物流公司作为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大连圣强公司、广西良岩贸易公司、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之间连环采购贸易的中转仓库，其出具的《收货单》并不能产生货物所有权转移和交付的效果，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只能根据存货人和所有权人的指示进行（指示交付），故无论是广西高速物流公司还是广西良岩贸易公司，只有在收到货物前手所有权人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出具给大连圣强公司的《转货单》，以及大连圣强公司出具给广西良岩贸易公司的《转货单》后，方能取得相应的钢坯的所有权，并进而与浙商物流公司建立仓储合同关系。如果将《收货单》认定为仓单，则根据《合同法》第387条的规定，涉案货物的转移应当通过《收货单》的背书进行。但就涉案无争议的30,686.62吨钢坯，其所有权转移是通过单独的《转货单》方式进行的，而争议的13,676.14吨钢坯也没有在《收货单》上进行过任何背书。因此，涉案44,362.76吨货物所有权转移的过程也可反证《收货单》在性质上并非仓单或物权凭证。四、根据本案所涉仓储交易的实际情况，《收货单》应当且只能是浙商物流公司在收到货物时开具给存货人用以证明浙商物流公司作为仓储单位已经完成收货和验货程序的文件，是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将涉案钢坯存储在浙商物流公司的凭证，而不是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和浙商物流公司之间的凭证。首先，从时间顺序上看，2012年5月23日，唐山港陆钢铁公司与浙商物流公司签订《物流仓储合同》。据此，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在2012年5月23日至2012年9月11日之间，累计在浙商物流公司仓库存入涉案钢坯44,362.76吨。本案争议的13,676.14吨钢坯系生产商唐山港陆钢铁公司直接送货后存入，《检斤磅单》显示其中最早入库的时间是5月23日，而此时浙商物流公司与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之间的《物流仓储服务管理合同》尚未订立，甚至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与广西良岩贸易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都未订立。因此，争议货物由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存入浙商物流公司并因此与之发生仓储合同关系这一事实的发生与广西高速物流公司毫无关联。其次，从《仓储合同》的约定看，《收货单》不是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与浙商物流公司《物流仓储服务管理合同》约定的存取货凭证。该合同第2.1条规定：“货物到达乙方仓库后，由甲方负责向乙方下达物资验收单，同时提供相关的验收资料”，第2.6条规定：“在业务运作前，甲方将有效出入库单据及印鉴在乙方备案，作为乙方业务受理的唯一有效凭证”。故从《仓储合同》的约定看，《收货单》根本就不是双方间合同约定的有效入库凭证。在操作层面，无争议的30,686.62吨钢坯出库的凭证也不是《收货单》，而是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出具的《发货通知》、《出库单》和浙商物流公司重新出具的《提货单》共同组成的一组单证。第三，从仓储费用的承担看，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向大连圣强出具的《转货单》“备注”一栏以及大连圣强向广西良岩贸易公司出具的《转货单》“备注”一栏都明确记载“转货权，转库费及仓储费由广西良岩贸易公司承担”，说明唐山港陆钢铁公司要向浙商物流公司缴纳仓储费，只是根据习惯做法转移给下游买家承担了。而就涉案钢坯，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并没有向浙商物流公司缴纳过任何仓储费，浙商物流公司也没有向广西高速物流公司收取过任何仓储费。五、本案中，由物权人出具并抄送仓储人的《转货单》才是导致物权转移的法律文件。从涉案连环采购合同的履行事实上看，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之所以能够提取涉案无争议的30,686.62吨钢坯，是因为唐山港陆钢铁公司、大连圣强和鑫百浩就该30,686.62吨钢坯开具了《转货单》，浙商物流公司在收到上述《转货单》后才放心将货物释放给了广西高速物流公司。浙商物流公司放货的依据是《转货单》，而不是《收货单》，广西高速物流公司提取了无争议的30,686.62吨钢坯并不意味着相对应的《收货单》是真实的，具有仓单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本案中只有《转货单》才构成有效的指示交付。六、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广西高速物流公司据以要求提货的《收货单》是伪造的，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当然不能依据《收货单》提取货物。二审法院以仓储合同关系与买卖合同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为由，拒绝审查连环买卖合同的真实履行情况，导致争议货物的物权流转情况未能查明，最终导致了极不公平的判决结果。综上，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且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撤销（2014）桂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广西高速物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广西高速物流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与浙商物流公司之间《物流仓储服务合同》的标的物，是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向广西良岩贸易公司采购的钢坯，同时该批钢坯也是浙商物流公司与唐山港陆公司之间存储合同的标的物。浙商物流公司根据唐山港陆公司的指示向广西高速出具《收货单》后，依法负有向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交货的义务。《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的，除依法对保管物采取保全或者执行的以外，保管人应当履行向寄存人返还保管物的义务”。根据这一规定，在案涉权属发生争议后，浙商物流公司应当将仓储物返还给存货人广西高速物流公司，由对货权存在争议的当事人另行通过确权之诉确定货物的最终归属。而在本案中，浙商物流公司以《收货单》项下的标的物所有权未转移至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为由擅自将仓储物交由唐山港陆公司提回，违反了其与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之间的仓储合同第5.2.3条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就申请人浙商物流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该《收货单》是其工作人员与唐山港陆公司、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和广西良岩贸易公司的工作人员恶意串通后私刻印章后向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出具的诉讼理由，根据业已生效的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丰刑初字第349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浙商物流公司业务经理刘相领和唐山港陆业务经理窦金山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但该刑事判决并未认定广西高速物流公司的李义春和广西良岩贸易公司的唐娟实际参与了伪造印章的过程。根据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并不能得出广西高速物流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收货单》项下的13676.14吨钢坯实际并非归其所有的结论。故申请人浙商物流公司关于《收货单》上存在印章不实瑕疵的申请理由，不能对抗广西高速物流公司，本院对其此项诉讼理由不予支持。因本案审理的范围是广西高速物流公司与浙商物流公司之间的仓储合同纠纷，故对浙商物流公司所主张的广西良岩贸易公司并未向广西高速物流公司实际交付了案涉13676.14吨钢坯这一申请理由，不应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浙商物流公司可在另案中通过向广西良岩贸易公司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方式寻求救济。原审判决关于《收货单》的法律性质、交易习惯认定方面确实存在法律适用错误问题，但前述瑕疵对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关于“原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阐述理由方面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人民法院应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维持”的规定，本院对以上错误予以纠正，并维持原审判决。综上，本院认为，申请人浙商物流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浙商物流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富博审判长王富博审判长王富博代理审判员 周      伦      军代理审判员 郑             勇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日书 记 员 侯      佳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