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5民终5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以杰，男，生于1967年5月23日，汉族，住四川省古蔺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洪英，女，生于1953年2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古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彦飞，四川泽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云素，四川泽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以杰因与被上诉人聂洪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2016）川0525民初1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以杰，被上诉人聂洪英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彦飞、云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以杰的上诉请求：一、撤销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2016）川0525民初1415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认定上诉人的侵权主体不适格。上诉人是受父亲王先进的委托到二郎镇名酒名镇建设指挥部领取了大家庭（包括了王先进、母亲陈光珍、三妹王以平母子、五妹王以群母女及被上诉人聂洪英七人）人口安置费和房屋拆迁款合计43万余元。当时，根据父亲王先进的意愿，将母亲陈光珍、三妹王以平母子、五妹王以群母女五人合计12.45万元的人口安置费划入三妹王以平的账户。父亲王先进及被上诉人聂洪英二人的人口安置费及父亲房屋拆迁补偿费合计31万元划入上诉人账户暂存，后在父亲出院后转交父亲。父亲在亲朋的劝说下，对多年来强行冒领上诉人母亲及兄妹在郎酒厂扩建和二郎名酒名镇建设中的征地补偿款一事幡然醒悟。2013年2月15日，将暂存上诉人处的31万元人口安置费和房屋拆迁补偿费通过三妹王以平转交上诉人母亲，作为归还上诉人母亲及五兄妹的征地补偿款。上诉人一直履行的是受委托人的角色，即使在被委托中产生什么法律后果也应由委托人即上诉人父亲负责。二、一审认定上诉人不当得利的事实错误。根据拆迁政策，未经户主同意或委托，家庭成员不能领取相关费用，聂洪英与上诉人父亲离婚后，如果认为2.49万元的安置补偿费具有专属性不应由父亲处置，就应及时向名酒名镇建设指挥部提出申请从上诉人父亲大家庭中剥离出来，而作为被委托人的上诉人，只能按照户主及上诉人父亲的意愿办事。一审法院不了解拆迁政策，又不厘清资金流向事实，粗暴认定上诉人不当得利事实错误。三、一审认定诉讼时效不正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父亲离婚事件是2012年10月，签订补偿协议的事件是2012年1月，不存在被上诉人不了解，不知道，2015年年底才去领取的情形。最迟应当在离婚时主张自己的权利。事实上，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父亲办理离婚时主张过自己的权利，只是上诉人父亲没有答应。被上诉人明知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但直到上诉人父亲2013年9月去世也没有主张。该行为表明另有隐情，即上诉人父亲占用了上诉人母亲及兄妹的征地补偿款为被上诉人在大村镇购买了147平方米的住房。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两年期间已经超过。四、一审认定证据有瑕疵，关键证据有伪证嫌疑。被上诉人在庭审辩论结束一个多月后才提供二郎镇名酒名镇开发区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其曾经主张权利。但是事实是自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父亲离婚以来，从未向二郎镇名酒名镇开发区委员会递交过任何主张权益的函件或上访记录。对方举出的证明实际是代理律师书写打印，采取欺骗的方式使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签章的。
被上诉人聂洪英答辩称：一、关于委托，上诉人在一审出具的委托书系领取个人部分，但是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部分也领取了，实际上领取了款项后也没有交给上诉人父亲王先进，且上诉人父亲通过司法程序主张过该笔款项。二、被上诉人一直在主张该笔款项，因上诉人的亲属在拆迁办上班，因此，被上诉人去问的时候，拆迁办一直未明确回复，后被上诉人没法才委托代理人去咨询，才了解到钱已经被领走了，拆迁办也出具了证明，时效并未超过法律规定期间。
聂洪英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王以杰返还聂洪英拆迁安置补助费249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聂洪英与王以杰之父王先进原系夫妻。2012年，因二郎镇名酒名镇建设需要，二郎镇黄金村二社以王先进为户主的房屋属于拆迁范围内，1月13日，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发展委员会确定以王先进为户主的7人（妻聂洪英、陈光珍、三女王以平、外孙子云鹤、五女王以群、外孙女向文心）房屋补偿金额217209.6元、在籍常住农业人口货币安置费7人×24900元＝174300元、搬家费400元、门面营业奖励补助43200元，以上共计435109.6元。2013年1月28日，王先进向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发展委员会出具委托书，其上载明“我个人住房拆迁款和安置补偿款委托我儿子王以杰办理并完善相关手续”。王以杰向二郎镇拆迁办提出将其母亲陈光珍、王以平（2人）、王以群（2人）安置还房补助费划入其妹王以平账户，其余的住房拆迁款及安置还房补助费划入王以杰账户，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发展委员会按王以杰提出的方案将陈光珍、王以平、云鹤、王以群、向文心货币安置费用124500元划入王以平账户，另外涉及王先进户的房屋补助费和货币安置补助费等共计310609.6元划入王以杰账户。
另查明，聂洪英与王先进于2004年1月登记结婚，于2012年10月19日办理离婚手续，双方离婚时未对聂洪英的货币安置费予以处理。2013年9月12日，王先进去世。聂洪英与王先进离婚后，一直在向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发展委员会主张拆迁安置补偿费去向事宜，2015年6月，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发展委员会才告知聂洪英，王以杰已于2013年1月领取了聂洪英的拆迁安置补偿费。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房屋拆迁安置》明确载明聂洪英系王先进户的房屋拆迁安置对象，则聂洪英应当享有其应得的份额。本案中，王以杰受其父亲王先进委托领取拆迁安置补偿费，但该授权委托书只载明领取王先进个人的住房拆迁款和安置补偿款，王以杰并未取得聂洪英的授权，况且王以杰明知聂洪英早已与其父离婚，还将属于聂洪英的份额领走，王以杰的上述行为属于无权占有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王以杰应当将属于聂洪英的房屋拆迁补偿费返还。庭审中，王以杰辩称聂洪英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聂洪英从2015年6月才知道属于自己的份额被王以杰领取，则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6月起计算，故对于王以杰的辩解理由，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聂洪英要求王以杰返还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由被告王以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聂洪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249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2元，减半收取211元，由被告王以杰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8月23日出具的证明两份、情况说明一份，证明需要户主委托才能领取补偿费用，上诉人是受父亲委托领取款项，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时效的证据虚假，聂洪英与王先进离婚后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对证明目的有意见，认为王先进授权上诉人领取的是王先进自己的个人款项。被上诉人代理人取证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不一定需要书面函件或记录，口头答复也是一种形式，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2016年10月26日说明一份及户名王以杰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实上诉人领取款项后的资金流向，上诉人并未不当得利。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依职权向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调取的证据书面回复一份，双方当事人对该回复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补充查明：2013年9月，王先进去世。二郎镇黄金村村民委员会2016年6月6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兹有我二郎镇黄金村村民聂洪英、女、身份证号码510525195302053421，该人一直在咨询处理其拆迁安置费用去向问题。情况属实。”
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就本案向双方当事人出具多份证据材料，内容如下：
1、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6月16日情况说明，载明：“二郎名酒名镇建设项目起建于2010年5月，所涉及的征地拆迁是严格按照相关政策依法执行，实行“两公告，一登记”。其中，黄金村二社征地截止时间为2010年10月25日，涉及王先进（聂宏英）户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于2012年1月3日签订房屋补偿及人口安置协议，领取补偿款时间为2013年1月28日，房屋拆迁根据项目推进时间分步组织实施。”
2、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7月25日证明，载明“聂洪英（身份证号码510525195302053421）从2013年开始一直在我处主张拆迁安置补助费去向一事，经我处查询，于2015年6月告知聂洪英，她的拆迁安置补助费已于2013年元月被王以杰领走，特此证明。”
3、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8月23日证明，载明“根据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拆迁安置补偿一律由农户户主签字认可，未经户主本人书面委托，其他家庭成员不能领取相关费用。”
4、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8月23日证明，载明“经查实，聂洪英（身份证510525195302053421）自2010年10月与王先进离婚以来未曾向我处递交过任何主张自己权益的书面信函函件或记录。”
5、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8月23日情况说明，载明“2016年7月25日，聂洪英委托律师持律师函前来我处要求出具其本人拆迁安置补助费已被王以杰领走证明（在一周之前曾来出具过一次，因不符合要求此次是第二次），未曾说明其证明的用途，工作人员在不知真实情况下按律师所提供材料上进行了盖章。”
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就前述五份材料的出具情况回复称：上述说明1属实；说明2再次确认为：“经调查了解工作组人员及办公室人员，当事人聂洪英在其夫王先进去世后确实来二郎开发区管委会问过其拆迁安置一事，具体到年月，因没有书面材料证明，办公室不能定。该材料的确是聂洪英委托律师持律师函前来我处要求出具其本人拆迁安置补助费已被王以杰领走证明（在一周之前曾来出具过一次，因不符合要求此次是第二次，第二次强调了时间节点），未曾说明其证明的真实用途，工作人员在不知真实情况下按律师所提供材料上进行了盖章。”；说明3再次确认为“二郎名酒名镇征地拆迁涉及到的农户，所有补偿经费一律由农户户主签字认可确定，没有户主的委托，其他家庭成员不能领取相关费用”；说明4再次确认为“经调查了解工作组人员及办公室人员，当事人聂洪英在其夫王先进去世以后确实来二郎开发区管委会问过其拆迁安置一事，每次来都没有向开发区办公室提交书面材料，都是口头问一下就回去了的”；说明5再次确认为“经调查了解工作人员，该材料是2016年8月23日，当事人王以杰到二郎开发区管委会了解聂洪英所提交的材料二的情况。经查聂洪英在其夫王先进去世以后确实来二郎开发区管委会问过其拆迁安置一事，但具体到年月，因办公室没有收到书面的材料，所以不能确定到年月。当事人王以杰要求开发区将该材料二情况说明，所以开发区出了该证明材料”。
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聂洪英享有24900元的拆迁安置补助费、该款被王以杰从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处领走的事实无争议，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王以杰是否存在不当得利，是否本案适格被告，；二、被上诉人聂洪英的诉讼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结合查明法律事实，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王以杰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是否适格被告的问题。上诉人王以杰认为自己是受委托领款，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即使产生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承担。本院审查认为，首先，王以杰据以到拆迁部门领取款项的委托书载明领取的王先进的个人款项，在其明知被上诉人聂洪英与王先进离婚的情况下，仍然领取了聂洪英的款项存在不当。其次，王以杰领取款项后，相关款项打入王以杰个人账户的事实客观存在。王以杰虽然辩称在王先进出院后将款项交予王先进处理，尔后王先进将款项作为偿还其兄妹与母亲的相关费用，但其在二审中对该事实经过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也无充足证据证明，由此，本院认为一审认定不当得利正确，上诉人作为被告主体资格适格，本院对其不存在不当得利、不是适格被告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上诉人聂洪英的主张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院审查认为，一审中聂洪英提供了二郎镇黄金村村民委员会和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证明和情况说明，以此说明其从未放弃主张诉争款项的权利。二审中，上诉人王以杰提供了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证明和情况说明，鉴于该单位给双方当事人出具不同的说明，本院向该单位书面去函了解为双方出具不同材料的原因，该单位作出书面回复，该回复表明聂洪英确实在古蔺二郎名酒名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问过其拆迁安置费事宜，虽未明确到具体的年月，结合聂洪英提供的二郎镇黄金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足以认定聂洪英并未放弃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故本院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法定期间。
综上，王以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未采信二郎镇黄金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3元，由上诉人王以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升山
审判员 王志红
审判员 李 霞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潘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