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始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韶始法民一初字第232号
原告：始兴县沈所镇石下村新屋村民小组。住所地：始兴县沈所镇石下村新屋组。
代表人：李建发，系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张锦雄，男，196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始兴县人，住广东省始兴县城南镇。
被告：广东始兴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住所地：始兴县沈所镇花山水库旁。
法定代表人：邱焕运，系该保护区管理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黄阶华，系该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甘俊，系该保护区管理处职员。
原告始兴县沈所镇石下村新屋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石下村新屋组）诉被告广东始兴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以下简称南山自然保护区）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下村新屋组的委托代理人张锦雄，被告南山自然保护区的委托代理人黄阶华、甘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石下村新屋组诉称：原告从1953年就依法取得了始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大树背、高南竹坑、杉树窝、轮子坑山林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1990年12月25日，始兴县人民政府亦对原告上述山林权属颁发了《山林权证》。2004年间，始兴县人民政府亦对原告的上述山林换发了新版《林权证》，且记载的山林面积共计为847亩，该847亩山林林地所有权属亦登记在原告名下。但是，被告南山自然保护区自2001年成立县级保护区以来，就单方面把原告座落在沈所镇范围内的大树背、高南竹坑、杉树窝、轮子坑四块山林每年财政下拨原告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截留，占为已有。原告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具体为：2001年-2002年6776元（4元／亩×847亩×2年）；2003年-2007年33880元（8元／亩×847亩×5年）；2008年8470元（10元／亩×847×1年）；2009年10164元（12元／亩×847亩×1年）；2010年11858元（14元／亩×847亩×1年）；2011年13552元（16元／亩×847亩×1年）；2012年15246元（18元／亩×847亩×1年）；2013年15246元（18元／亩×847亩×1年），合计115192元。被告至今亦未支付原告一分钱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根据《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生态公益林补偿对象属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显然，被告把原告财政下拨应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无故截留，占为已有，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的行为在当地造成民愤极大。原告村民曾多次上访政府请求解决，2013年5月份沈所镇人民政府曾组织双方调解未果。
综上所述，根据《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十条“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截留或骗取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违者将根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及根据2012年11月21日始兴县林业局《关于沈所镇南方村李屋组、黄屋组与石下村新屋组山林纠纷报告的复函》来看，黄大酱、大树背、仙姑坑口、高南竹坑、杉树窝、轮子坑等未发现重证，由此证明原告的山林权属来源合法，四至界址清晰，并无争议。被告至今亦无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对原告上述山林的林木、林地享有所有权、使用权。特别是多年以来被告一直截留原告山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于法无据，理应无条件返还原告。
为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截留原告大树背、高南竹坑、杉树窝、轮子坑山林847亩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合计115192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原告石下村新屋组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和当庭提交的证据有：1、始府山调受字（2013）第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2013年3月8日原告村小组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过调处申请的事实。原告上述山林不存在争议、重证的事实；2、始兴县林业局于2012年11月21日出具的《关于沈所镇南方村李屋组、黄屋组与石下村新屋组山林纠纷报告的复函》，证明2012年11月21日始兴县林业局通过查阅相关林权资料证实原告黄大酱、大树背、仙姑坑口、高南竹坑、杉树窝、轮子坑等未发现重证的事实，及证明原告上述山林不存在权属争议纠纷的事实；3、调查笔录，证明原告多年来要求政府部门解决原告的山林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事实，及证明原告的生态公益林争议经有关部门调解未果的事实；4、《广东省林业厅开展全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专项清理工作方案》，证明省、市、县生态公益林每年补偿标准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生态公益林补偿款有事实根据的事实，以及被告违规截留原告多年生产公益林补偿款理应给付原告的事实；5、1953年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原告1953年已依法取得上述山林权属的事实；6、始兴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12月25日颁发的《山林权证》，证明原告依法取得大树背、高南竹坑、杉树窝、轮子坑等山林所有权的事实，被告对上述山林至今无法取得山林所有权而应依法返还截留原告上述山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事实；7、始林证字（2004）第002680号《林权证》，证明原告依法取得大树背、高南竹坑、杉树窝、轮子坑等山林所有权，及被告对上述山林至今无法取得山林所有权而应依法返还截留原告上述山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事实。8、《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证明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对象应该是村小组，被告无权代管公益林补偿款；9、2013年4月9日，始兴县人民政府针对沈所南方村黄屋组、李屋组提出的行政诉讼所作出的《行政诉讼答辩状》，证明原告002680号林权证的办证程序合法，原告本案诉请的森林权属不存在争议，被告说的本案4块山林权属存在争议，与事实不符。
被告南山自然保护区辩称：
一、原告所提到的大树背、杉树窝是座落于南方村含李屋经济社范围内的插花山，1999年7月10日李屋社与始兴县林业局林场公司签订《承包含秀村李屋山林土地合同书》，其合同范围就包含这两块山场。高南竹坑、轮子坑山场座落在南方村含黄屋经济社范围内的插花山，1999年8月25日黄屋社与始兴县林业局深渡水林业站签订《咸鱼头林木承包合同》，合同范围包含高南竹坑、轮子坑这两块山场。在两份合同履行期间内石下新屋村一直没有提出过有山林插花座落在含秀村。
二、2003年3月20日南山保护区与沈所林场签定《建立南山自然保护区协议书》，将含秀林场、南方林场的部分山林面积划归南山保护区管理，在此期间，公益林补偿款对象为始兴县林业局南方林场。
三、2011年3月19日南方村李屋社提出群胜冯屋社、石下新屋社座落在含秀村的插花山所领取的新版山林权证，面积、四至界址出入较大，要求重新核查勘界，经多次组织协商调解未果。2013年7月16日，南方村李屋社、黄屋社向始兴县山林调处办提出山林纠纷调处申请，山林调处办并于2013年7月19日受理了两社提出的申请，目前正在调处之中。
四、2010年11月9日被告向县生态公益林管理中心、县林业局林场总站申请2010年起将南山保护区原属南方林场部分山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划归南山保护区，由保护区统一发放到各林权所有者手中，由于原告所提到的山场存在权属纠纷，所以此款项没有发放，仍由保护区代管。待山林纠纷调处完成，被告将按调处结果将此款项发放到山林所有者手中。
五、对于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计算，并不是原告所提出的标准，2003-2007年的损失性补偿是6元／亩，2008年的损失性补偿是7.5元／亩，2009年的损失性补偿是9元／亩，2010年的损失性补偿是10.5元／亩，2011年的损失性补偿是12元／亩，2012年的损失性补偿是13.5元／亩。2013年的补偿款还没有发放，所以具体标准还不知道。另外，2001-2002年，原告所说的山林还没列入生态公益林，而且没有划入保护区的范围，所以不存在这两年补偿的问题。对于原告提出的生态公益林的补偿面积和补偿时间我们也有不同的意见，2003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的公益林补偿款是南方林场领取了，2010年的公益林补偿款才由我们代管，代管部分因为有林地林权纠纷，是无法发放到具体对象手中。
综上所述，原告所提到的山林仍存林权纠纷，我们只能等到调处完成后，再将补偿资金发放到权利人手中，故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山自然保护区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和当庭提交的证据有：1、1998年7月10日始兴县林业局林场公司（甲方）与始兴县花山乡南方管理区含秀村李屋社（乙方）签订的《承包含秀村李屋山林土地合同书》，证明当时大树背和杉树窝这两块山林，是含秀村李屋组发包给始兴县林业局林场公司的事实；2、始兴县花山乡南方管理区黄屋经济合作社（甲方）与始兴县林业局深渡水林业站（乙方）于1999年8月25日签订的《咸鱼头林木承包合同》，证明黄屋组1999年8月25日将高南竹坑和轮子坑两块山林发包给始兴县林业局深渡水林业站，咸鱼头（又称含秀村）就是当时黄屋组和李屋组当时的合称；3、韶关始兴南山市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甲方）与始兴县林业局沈所林场（乙方）于2003年10月20日签订的《建立南山自然保护区协议书》及一份山林图，证明2003年10月20日始兴县沈所林场通过与南山保护区签订建立南山自然保护区协议书，把原告所说的四块山林划归南山保护区经营管理的事实；4、沈所含秀村李屋组向沈所镇人民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证明本案原告在李屋组插花山取得山林权证，程序上不合法；5、一份2012年8月2日沈所镇人民政府向始兴县林业局林改办提交的报告，证明原告所说的四块林地与含秀村的黄屋组、李屋组存在山林权属纠纷，要求重新核查；6、沈所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5月23日出具的一份证明和调查笔录，证明沈所镇人民政府曾召集南山保护区、沈所镇林业组、沈所林场、沈所司法所、石下村新屋村小组、南方村黄屋组、李屋组调解山林纠纷；7、申请当事人为始兴县沈所镇南方村含秀黄屋小组的《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及山林权证两份、山林图和始兴县人民政府山林调处办于2013年7月19日出具的始府山调办字（2013）第1号林权争议受理通知书，证明南方村黄屋组针对背夫山、轮子坑等山林认为存在权属纠纷，而向山林调处办提出复核申请，山林调处办已受理该申请的事实；8、申请当事人为始兴县沈所镇南方村含秀李屋小组的《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及山林权证两份、山林图和始兴县人民政府山林调处办于2013年7月19日出具的始府山调办字（2013）第2号林权争议受理通知书，证明南方村李屋组针对庙背坑至门前坑、门前坑至大树背的山林认为存在权属纠纷，而向山林调处办提出复核申请，山林调处办已受理该申请的事实；9、始兴县人民政府山林调处办于2013年9月5日出具的《证明》，证明本案原告所说的四块山林的权属问题，沈所南方村黄屋组、李屋组提出了权属争议，并申请处理，始兴县人民政府山林调处办已立案进入调处阶段的事实。10、一份由广东省始兴县林业局于2013年9月12日出具的“关于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资金去向情况的复函”，证明2010年被告才开始代收、代管原告方的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款，2009年之前的，都是由沈所林场管理。
经开庭质证：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所说不存在争议是错的，是存在争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所说的山林与其他村小组在界至方面存在争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从这个调查笔录看，原告所说的山林存在争议；对证据4没有异议，对补偿标准，发放到农户手上的损失费补偿就没有那么多，省上的标准乘以75%才是发放到农户手中的补偿款；对证据5被告无法作出确认，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6、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被告并没有截留原告的山林补偿款，而是代管，没有发放下去是因为原告所说的山林与其他村小组存在权属纠纷；对证据8这份文件和规定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我们代管补偿款的原因，就是因为存在权属纠纷，另外上面所说的山林，当时是李屋、黄屋小组将上述山林作为自己的山，发包给林业局所属的林场经营管理，但是后来因为该两小组与原告方发生权属争议，所以生态林补偿款不能直接发放到村小组手上，所以才由被告代管；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实际上现在上述李屋、黄屋与原告还存在山林权属争议。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均认为与本案无关，理由是：1、1990年始兴县人民政府已经对原告上述山林依法颁发了林权证。2004年始兴县人民政府也对原告上述山林换发了新的林权证，所以原告四块山林的林权证来源合法，换证程序合法，并无争议。2、至今为止，被告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原告上述四块山林存在权属争议的事实。3、通过以上被告的证据证明，进一步说明被告对原告上述四块山林进行了侵占，被告对原告上述四块山林权属没有合法来源的依据，原告也没有把上述四块山林交给原告经营管理，为此，被告无权截留或代管原告上述四块山林的补偿款项。4、对1999年8月25日花山黄屋发包给深渡水林业站，黄屋是无权处置原告的轮子坑山林，这侵犯了原告的山林权，应该无效。5、对2003年12月21日签订的建立南山自然保护区协议书，沈所把原告部分山林发包给南山自然保护区，此发包行为也侵犯了原告的山林权，应属无效。6、原告1990年和2004年的林权证、山林权证，四址界限清楚，不存在争议的事实。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从关联性上说，恰好证明，原告的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款在被告手中，原告向被告追索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具体年限的划分，应该从成立南山自然保护区开始计算。
另根据原告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依法从始兴县沈所镇财政所调取了2003年至2011年始兴县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明细表以及相关的拨款凭证、广东省其他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并由该财政所出具了一份证明，经质证，原、被告双方对2003年至2011年始兴县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明细表以及相关的拨款凭证、广东省其他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均无异议；对始兴县沈所镇财政所出具的证明，被告无异议，原告则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
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本院根据证据规则及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再作进一步分析、认定。
经审理查明：1998年7月10日，在原告未知情的情况下，始兴县沈所镇南方村含秀李屋村民小组（时称始兴县花山乡南方管理区李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南方村李屋组）通过与始兴县林业局林场公司签订《承包含秀村李屋山林土地合同书》，将包含原告所有但座落于南方村李屋组范围内的大树背、杉树窝这两块插花山在内的共8967亩山林发包给始兴县林业局林场公司经营管理。1999年8月25日，亦在原告未知情的情况下，始兴县沈所镇南方村含秀黄屋村民小组（时称始兴县花山乡南方管理区黄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南方村黄屋组）通过与始兴县林业局深渡水林业站签订《咸鱼头林木承包合同》，将包含原告所有但座落于南方村黄屋组范围内的高南竹坑、轮子坑这两块插花山在内的共3780亩山林发包给始兴县林业局深渡水林业站经营管理。2003年10月20日，亦在原告未知情的情况下，始兴县林业局沈所林场又通过与韶关始兴南山市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所（被告的前身）签订《建立南山自然保护区协议书》，将包含原告所有但座落于始兴县沈所镇南方、含鱼头的上述高南竹坑、大树背、杉树窝、轮子坑四块插花山在内的共24171亩山林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被告。而自2003年起，原告上述高南竹坑、大树背、杉树窝、轮子坑四块插花山的林地林木即被划定为省级生态公益林进行管护。2004年7月12日，始兴县人民政府向原告换发了始林证字（2004）第002679号、第002680号《林权证》，确认原告上述所有的四块插花山的林地面积分别为高南竹坑164亩、大树背214亩、杉树窝134亩、轮子坑335亩，共计847亩。后于2011年3月19日，南方村李屋组、黄屋组均向沈所镇人民政府提出报告，认为原告换发位于南方含鱼头的插花山新山林权证完全与事实不相符，要求政府给予解决。沈所镇人民政府经调处未果之下，又于2012年8月2日向始兴县林业局林改办提出请求调处的报告。2012年11月21日，始兴县林业局向沈所镇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沈所镇南方村李屋组、黄屋组与石下村新屋组山林纠纷报告的复函》，函告如下：“一、核查情况：1、石下村新屋组的对面大树背238亩的宗地与南方村李屋组庙背坑至门前坑的4036亩宗地存在部分重证；2、石下村新屋组的围垇背112亩和造坳背29亩的宗地与南方村曾坑组田坵塅2464.5亩的宗地存在部分重证；3、其余的黄大酱、大树背、仙姑坑口、高南竹坑、杉树窝、轮子坑等未发现重证；4、……。二、建议……。”期间的2012年9月19日，原告曾向被告提出补领上述四块山林多年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申请，但被告以上述四块山林存在权属争议纠纷为由予以拒绝。为此，原告还向始兴县人民政府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提交了《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但始兴县人民政府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于2013年3月8日以原告已于2004年7月12日领取了新的《林权证》，及根据始兴县林业局作出的上述《关于沈所镇南方村李屋组、黄屋组与石下村新屋组山林纠纷报告的复函》，向原告发出了始府山调受字（2013）第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在此情况下，原告遂于2013年7月9日诉至本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后在2013年9月10日的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截留原告大树背、高南竹坑、杉树窝、轮子坑山林871亩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合计118456元。并明确要求返还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计算方法调整为：2001年-2002年6968元（4元／亩×871亩×2年）；2003年-2007年34840元（8元／亩×871亩×5年）；2008年8710元（10元／亩×871×1年）；2009年10452元（12元／亩×871亩×1年）；2010年12194元（14元／亩×871亩×1年）；2011年13936元（16元／亩×871亩×1年）；2012年15678元（18元／亩×871亩×1年）；2013年15678元（18元／亩×871亩×1年），合计118456元。
另查明，在本案的审理期间，始兴县人民政府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根据南方村李屋组、黄屋组于2013年7月11日各自提交的《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而受理了该两村小组提出的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并于2013年7月19日也向被告发出了始府山调办字（2013）第1号、第2号《林权争议受理通知书》。
另又查明，原告上述所有的高南竹坑、大树背、杉树窝、轮子坑共计847亩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中的损失性补偿资金自2010年起才由被告领取、代管。而2010年至2012年每年的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中的损失性补偿资金的补偿标准分别为10.50元／亩、12元／亩、13.5元／亩，即被告自2010年至2012年领取、代管上述847亩生态公益林的效益补偿资金中的损失性补偿资金共计为30492元（847亩×10.5元／亩＋847亩×12元／亩＋847亩×13.5元／亩）。
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基于被告是在原告未知情的情况下取得上述原告所有的高南竹坑、大树背、杉树窝、轮子坑四块山林共847亩山林的经营管理权，依法可认定该847亩山林在被划定为省级生态公益林之前，原告就是该847亩山林林地的经营者和林木的所有者。《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使用对象包括：（一）补偿对象。因划定为省级生态公益林而禁止采伐林木造成经济损失的林地经营者或林木所有者。1、责任山、承包山是农户的，补偿对象是农户；2、为租赁或未承包的村集体林地林木，补偿对象是村或村民小组；3、依法签订了林地林木承包或租赁合同的，在合同期内，补偿对象是承包者或租赁者；4、国有、集体林场的林地林木划为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对象是国有、集体林场或其林地林木承包者、租赁者；5、执行谁种谁有政策但未与林地所有者签订合同的，补偿对象为经协商（协议）确定的对象。（二）实施省级生态公益林管理或协调的有关单位和个人。1、负责生态公益林管护的管护人员；2、负责生态公益林管理的省、市、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3、负责生态公益林管理有关协调工作的乡镇政府、村委会。”第四条规定：“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分为损失性补偿和管护经费两部分。（一）损失性补偿：1、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总额的75%专项用于损失性补偿。资金直接支付给本办法第三条第（一）款所确定的补偿对象。”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应予认定原告就是上述847亩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中损失性补偿的补偿对象。由于自2010年至2012年的上述847亩生态公益林的效益补偿资金中的损失性补偿资金共计30492元已由被告领取、代管，那么，在始兴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的始林证字（2004）第002679号、第002680号《林权证》依法未被撤销或变更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30492元补偿款是合理合法的，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超出该部分的诉讼请求，则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2013年上述847亩山林的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中损失性补偿款，因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被告尚未领取该款，故本案中不予处理，原告可另寻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东始兴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给原告始兴县沈所镇石下村新屋村民小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30492元。
二、驳回原告始兴县沈所镇石下村新屋村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604元，由被告广东始兴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负担604元，原告始兴县沈所镇石下村新屋村民小组负担2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志斌
审判员 李炳城
审判员 李小环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邓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