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8）大海东事初字第12号
原告：孙起江，男，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委托代理人：赵德臣，男，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
被告：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西海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
法定代表人：曲绍山，系该村委会主任。
被告：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向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
法定代表人：栾殿宽，系该村委会主任。
被告：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朝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
法定代表人：陈福信，系该村委会主任。
被告：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桑屯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
法定代表人：荆智礼，系该村委会主任。
被告：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大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
法定代表人：周庆国，系该村委会主任。
原告孙起江（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西海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海头村）、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向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向阳村）、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朝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村）、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桑屯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桑屯村）、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大山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山村）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起江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德臣�被告西海头村、朝阳村、向阳村、桑屯村、大山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1年7月24日、2002年1月1日及2006年6月1日，原告与原瓦房店市交流岛乡向阳村民委员会（现本案被告向阳村）签订了三份滩涂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向阳村将具有使用权的300亩、100亩、14亩海域发包与原告，用于滩涂贝类养殖，前两份合同期限均至2032年12月31日止，后一份至2032年5月31日。2005年10月30日，原告与原瓦房店市交流岛乡西海头村民委员会（现本案被告西海头村）签订了一份滩涂承包合同，约定，西海头村将500亩滩涂发包与原告至2022年10月30日。2006年9月2日，原告又自案外人王成处转包经营了西海头村所辖的滩涂300亩，期限至2009年11月30日。原告承包的上述滩涂，均用于杂色蛤（学名菲律宾蛤仔，俗称沙蚬子）养殖。2006至2007年间，由五被告申请，自行或发包�他人在原告上述滩涂周边海域，大面积围建海参养殖圈。2007年9、10月份间，原告发现其养殖的杂色蛤近乎全部死亡。原告认为，导致养殖物死亡，是因五被告围建海参圈，堵死了该海域天然“通天沟”和“二结沟”，使原告经营滩涂的涨、落潮受阻以及建圈产生的淤泥堆积、沉淀，无法及时得以稀释所致，故请求判令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养殖损失2000万元。
五被告发表了以下答辩意见：1、由五被告申请围建的海参养殖圈，现均持有政府颁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并且，颁发海域使用证书前，海洋渔业部门已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可行性论证，五被告不存在过错，不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除西海头村自行组织建造了部分海参养殖圈外，其余各被告均是先以自身名义提出围建海参圈的申请，再由海域承包人自行围建和经营，村委会仅收取承包费�并未实际参与施工，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鉴定、测绘及评估部门资质不足，鉴定结论缺乏充分依据，依此确定的赔偿数额，法院不应保护。
通过对原告诉请和五被告答辩意见的综合分析，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如下：
1、五被告自行围建，或以五被告名义申请后，将海域发包与他人，由他人组织围建、经营海参养殖圈的行为，与原告养殖滩涂内养殖物死亡的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2、五被告是否应为赔偿主体，对原告经营滩涂内养殖物死亡所致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围绕上述焦点，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滩涂承包协议书、转让协议书等，证明原告自西海头村、向阳村及他人处承包、转包取得了累计1214亩的滩涂使用权，原告于上述区域内从事杂色蛤养殖的行为合法。
2、海域使用金收款收据（三份），证明原告依法合理使用海域，并按国家规定，缴纳了海域使用金。
3、原告自行绘制的滩涂养殖平面图和养殖滩涂内的沙蚬死亡照片，证明原告养殖滩涂承包、转包之初的原始状态；五被告围建的海参养殖圈与原告养殖区的比对位置，以及原告养殖物因受污染而致死亡的事实。
4、05-07年购买蛤苗的数量、价款、投放时间、投放费用表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明原告在上述养殖区间内，多批次累计购取，并实际投放了总量为1091.27吨，价值为6457593元蛤苗等事实。
5、依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大连海天测绘有限公司及辽宁鼎识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技术报告》和《鉴定报告》，证明原告养殖海域遭受污染的面积、养殖物死亡与被告建圈行为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原告养殖物损失的数量和价值等。
五被告向本院各提交以下证据：
西海头村递交的第一组证据为编号“国海证052102817-国海证052102818”、“国海证042100646-042100649”及“国海证022101651”等七份海域使用权证书，用以证明其围建的海参养殖圈已经行政部门审批，具有合法性，不应对原告所述的损失承担责任。第二组证据为中国海监瓦房店市大队出具的“证明”，其内容为“陈玉庆在交流岛村所修建海参圈已做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该书已存档，如需调取，可到瓦市海监大队”。该份证据欲证明的事实，与上组证据相同。第三份证据为“承包协议书”，即案外人王成与原告关于300亩滩涂的转包合同，西海头村欲以此证明，原告对该300海域不具有合法使用权。
朝阳村提交了八份海域使用权证书、五份海域使用申请书和《瓦房店市交流岛乡海洋与海域使用规划图》，向阳村提交了二十份海域使用权证书。上述两村提交的证据，所欲证明的事实，与西海头村一致。
大山村提交了两份海域使用权证书和一份“开工通知书”，该村除了证明以上事实外，还欲证明，动工建圈前，其已按有关规定，递交了建圈申请，该申请已得到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
桑屯村提交了2006年4月25日递交的四份海域使用申请书以及瓦房店市交流岛乡海洋与海域使用规划图。2007年4月9日下发的，编号为“国海证062102079-062102082”的四本海域使用权证书。该村欲以上述证据证明，由其申建的海参圈距原告养殖海域距离较远，且其建圈行为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审批，具有合法性，不应对原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在综合五被告质证意见的基础上，认证意见如下：
关于滩涂承包合同或转让合同等（计五份）。
2005年10月30日，原告作为承包人，与西海头村签订的500亩“滩涂承包协议书”，并于合同项下海域内，从事杂色蛤养殖�因当事人各方对该证据自身及其所证明的内容等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及其所证明的内容予以采信。2006年9月2日，原告同王成签订的“合同转包协议”，西海头村于庭审中提出质疑，认为该协议未经西海头村同意，应当认定其无效。本院认为，该合同实际履行时间较长，并且，西海头村主要领导曾于庭审前向本院明确表述，该转让协议，已经村委会同意，故本院认为该协议合法有效。该证据可证明，此合同项下的300亩滩涂，原使用权人为西海头村，西海头村发包给李芸后，李芸在经过西海头村同意的前提下，转包给王成，此后，原告以转包方式自王成处取得了该片海域的经营权，上述经过，西海头村知晓并同意。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余下三份合同，均是其与被告向阳村所签。其中就合同项下面积为100亩、14亩的两份滩涂承包协议，各方无异议，本院对其�以采信。上述两份协议证明，2002年1月1日及2006年6月1日，原告与原瓦房店市交流岛乡向阳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二份滩涂承包合同。原告依合同约定，取得了原属向阳村的100亩、14亩滩涂使用权，约定经营期间分别至2032年5月31日和2032年12月31日。原告于2001年7月24日与向阳村签订的300亩滩涂承包合同，部分被告提出，合同签订后，原告曾就其中200余亩滩涂与案外人杨巨良有过合伙，至今，杨巨良是否仍与原告存在合伙关系，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庭审中，原告认可与杨巨良有过合伙经营行为，但其称杨巨良现以撤伙，却未向本院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在无证据证明杨巨良现已撤伙的前提下，仅由原告一人基于该份合同所辖海域遭受污染为由，向五被告主张赔偿权利显属不当。后原告向本院表示，该200亩案涉海域的养殖物损失，原告暂撤回诉讼请求，此节可不于本案中一并审理，故本院对该证据暂不予进一步审查认定。
关于三份海域使用金收据。
五被告针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等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三张收据中，两张由向阳村出具，海域使用金按414亩收取，与原告提交的同向阳村签订的合同面积一致。一张为西海头村出具，系原告按其与西海头村承包合同中所辖的500亩面积缴纳。对西海头村出具的收据，被告质证意见为，原告仅向西海头村缴纳了500亩海域使用金，证明原告在西海头村仅拥有500亩海域使用权，对于500亩以外部分，其养殖利益不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就此解释为，交费当时，西海头村领导应允，其余部分（与王成间转包的300亩）可以缓交。本院认为，海域使用金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缴，向阳村及西海头村向原告收取海域使用金，应视其受瓦房店市海洋渔业局指派或其他情形。但是，五被告无权仅以是否缴纳海域使用金，判定原告是否享有海域使用权。上述证据可进一步证明，原告依承包或转让等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用于杂色蛤养殖的行为，已得到了有关行政部门许可。
三、关于鉴定结论。
五被告对鉴定部门与鉴定人员资质以及鉴定结论的依据等问题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入围本院的司法鉴定机构，其相关资质已经严格审查，并且，本案所涉的鉴定机构，均由双方当事人于诉讼中自主选定，在无证据证明该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及鉴定人员无鉴定资质等法定情形下，鉴定部门通过大量的现场勘验、微量物证提取、科学实验，理化分析等程序所得出的相关鉴定结论，本院应予采信，并视其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
四、关于原告自行绘制的滩涂养殖平面图，养殖滩涂内的沙蚬死亡照片以及购买沙蚬幼苗�量、价款、投放时间、投放费用表以及与此有关的证人证言等证据。
本院认为，原告欲以此证明的事实，鉴定部门在其做出的鉴定结论中，已有较详尽的论述。该证据内容在没有与鉴定结论相互矛盾的前提下，本院可以采信。
对五被告提交的证据，结合原告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一、关于“瓦房店市交流岛乡海洋与海域使用规划图”、“海域使用申请书”和海域使用权证书。
五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可证明瓦房店市政府有关部门，曾对包括涉案海域在内的区域性海洋功能与海域的使用，做过整体规划。为了在滩涂中围堰建造海参养殖圈，五被告均曾于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前，各自以自己的名义，向原瓦房店市交流岛乡人民政府递交了海域使用申请书，但申请书中均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审批意见，即该申请书无法证明，五被告的上述申请，当时既已得到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许可。五被告提交的海域使用权证书，经庭审质证，具有真实性。上述证件均由县（市）级人民政府颁发，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相关规定，上述证件亦具有合法性。持证人取得该使用证后，可对该证项下确定的海域位置和区域面积，按限定的用海方式，合理、合法予以使用。经审查，西海头村及桑屯村自建或发包他人围建参圈的时间为2004-2005年，向阳村发包他人围建参圈的时间为2003-2006年，而上述三村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时间分别为2006年4月、2007年4月及2009年12月。由此可见，五被告远在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既已实际动工围建参圈。该证据另表明，朝阳村、大山村、桑屯村、西海头村等自建或发包与他人围建参圈的面积，均远大于海域使用权证书中限定的面积。综上，该组证据无法证明五被告申建的涉案参圈具有合法性。
二、关于大山村提交的“开工通知书”。
2005年1月18日，瓦房店市海洋渔业局向大山村发放了“允许开工的通知”，该通知限定，大山村围海建圈的四至及面积，应以大连环海测绘有限公司所出的勘测图纸为准，同时应严格按申请项目和位置图进行施工。而经本院审查，大山村实际开工建造参圈的时间为2004年。这表明，大山村早于取得“开工通知书”前，既已实际开工建造，由此可见，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是在持有合法批复手续的基础上，动工围建了海参养殖圈。
三、关于中国海监瓦房店市大队出具的“证明”。
五被告曾当庭表示，建造参圈前，相关部门做过“环评论证”，确定建圈不会对原告的养殖物导致污染，但五被告均未于当庭或庭后向本院提交相关书证，仅表示相关论证报告存放于瓦房店市海洋渔业�。本院到瓦市海洋渔业局调取相关书证时发现，仅有陈玉庆在西海头村围建参圈（核定面积为716.8亩）时，委托大连海事大学做出过“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该报告明确指出，施工期间，工程海域将受到悬浮物的污染影响，可形成0.991平方公里的超标区……施工期间应加强环保措施。施工期间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扩散的悬浮泥沙，防治措施及建议如下：（1）合理安排施工进度，最大限度的控制围海作业对底泥的搅动范围和强度，减少悬浮泥沙的发生量。为最大限度的控制污染，在基础围海工程中应尽量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和设备，并且随时调整施工进度，控制污染源。施工进度一般通过ss发生量来确定，而ss发生量则取决于施工机械、施工方法、土石质量和粒度分布情况，以及海况条件等。（2）为防止围海作业对海域水产养殖的污染损害，避免环境�染纠纷，围海作业应尽量避开水产养殖生长期，特别是鱼虾产卵繁殖期，所以围海时间应尽量避开5月中旬到7月下旬。该报告还在最后的建议中表述，需留足水道，保证相关单位和个人的纳潮需求，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及协议等。而五被告均表示，施工期间，施工者并未采取合理、有效的防护措施，以避免导致他人养殖物遭受污染，故而，被告上述证据，无法达到预期的证明目的。
综合上述证据，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2001年7月24日、2002年1月1日及2006年6月1日，原告与瓦房店市交流岛乡向阳村民委员会（现本案被告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向阳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三份滩涂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向阳村将具有使用权的300亩、100亩、14亩海域发包与原告，用于滩涂贝类养殖。前两份合同期限至2032年12月31日止，后一份至2032年5月31日。2005年10月30日�原告与瓦房店市交流岛乡西海头村民委员会（现本案被告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西海头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一份滩涂承包合同，约定，西海头村将500亩滩涂发包与原告至2022年10月30日。2006年9月2日，原告又自案外人王成处转包经营了西海头村所辖的滩涂300亩，期限至2009年11月30日。原告承包的上述滩涂，均用于杂色蛤（学名菲律宾蛤仔）养殖。2007年，原告除按规定缴纳大多数海域使用金外，尚欠缴一部分海域使用金。
2004至2009年间，五被告在原告上述养殖区域周边滩涂上，或是在尚未取得海域使用证书，亦未得到法定行政机关准许的情形下，或是在超出海域使用证书限定围建范围外，或是在未经过海域使用论证报告情况下，大面积围建海参养殖圈。
大连海天测绘有限公司、辽宁鼎识司法鉴定所做出的鉴定结论表明，原告实际经营的养殖滩涂面积为1700�亩，原告依承包或转让合同取得使用权的滩涂面积为1214亩，该区域经现场指认，包含于实际经营面积之内。对于养殖物死亡原因，鉴定部门出具了以下鉴定意见：原告养殖区周围没发现其他污染源。但是由于长兴岛工业区西海头村等五村在原告养殖海域附近进行大面积围海建筑堤坝，导致了养殖海域环境发生了较激烈的变化，这些环境的激烈变化，必然导致菲律宾蛤仔产生应激反应，并且致使其组织细胞学也发生一系列变化。大量悬浮物和沉积覆盖淤泥，堵塞菲律宾蛤仔进、排水管等，致使缺氧造成鳃组织细胞内线粒体水肿、细胞出现凋亡；内脏团组织细胞内线粒体嵴断裂，细胞核溶解等，造成菲律宾蛤仔抗逆能力和生存能力大大下降，再加上围填海工程不断扩大，菲律宾蛤仔生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导致了养殖菲律宾蛤仔的大量死亡。鉴定意见书中还表述，由于�告在孙起江养殖海域大面积的围海建筑堤坝，导致了养殖海域内外水口由原来的2400米和3130米宽缩短到现在的485米和840米宽，原来在养殖海域中心的深沟（通天沟）也被围填在养殖圈内，失去了深沟作用，致使养殖海域环境发生了激烈变化。这些环境的激烈变化，必然导致菲律宾蛤仔产生应激反应，并且致使其组织细胞学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鉴定部门的最后结论意见为：原告养殖菲律宾蛤仔的死亡原因与西海头村等五村围海作业致使养殖区进、排水不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鉴定部门还根据原告养殖海域坐落位置，将受污染海域划分为A、B、C、三个区域，A区即指原告与西海头村签订的500亩承包合同，B区为原告在王成手中转包取得的300亩海域，C区为原告同向阳村签订的三份合同，海域面积合计为414亩。通过布设调查站位（每区分别均匀设置40个），采集养殖物样品，计算死、活体养殖物数量，分类养殖物在采集时期的不同规格，计算养殖物总量和成活回捕率（按60%计）等方式，对原告养殖物损失总量及价值作出以下结论：原告承包养殖海域（按合同面积）的总生物量约为5388.5吨。原告承包养殖海域的菲律宾蛤仔的最终捕捞量（总损失量）约为3233吨。对养殖物损失价值，专家意见为1940万元（扣除正常采捕所需的必要支出费用）。
另查明，为加强对涉海项目的管理，原瓦房店市交流岛乡政府于2004年2月10日下发了交政发（2004）8号《关于加强涉海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文件规定，有关涉海项目的合同须向村乡两级政府申请和上报，由乡党委批准，再由乡政府按法定程序逐级报批，同时下发准签合同通知书，办理开工手续，凡待建的项目，未接到乡政府准建通知书前，不准提前开工建设。五被告作为申请建造人，动工围建参圈前，均未持有“准建通知书”。
还查明，西海头村及桑屯村将海域发包他人围海建圈的时间为2004-2005年，而其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时间为2006年4月和2007年4月，向阳村将海域发包他人围海建圈的时间为2003年-2006年，其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时间为2009年12月。同时，五被告自建或发包于他人，由他人施工围建、经营的海参养殖圈面积，大多超出了其持有的海域使用证中载明的“港养海参”圈的面积。如，大山村及西海头村持证面积均为600余亩，而实际围建面积竟达1400余亩和2000余亩；朝阳村持证面积3300余亩，但实际建圈面积却达4300余亩；桑屯村建圈面积也远大于使用证中载明的面积。五被告中，仅有西海头村于2005年6月自行组织建造了170亩左右的海参养殖圈，并自行经营至今，该村余下部分滩涂及其他被告所辖滩涂，均是先由村委会与他人签订滩涂承包合同，再由村委会以自己名义申建参圈，后交由承包人自行组织人、财、物进行施工围建，村委会向承包人收取发包合同中约定的养殖经营期间的承包费。五被告自行围建或发包他人围建海参养殖圈的过程中，均未为避免周边养殖区遭受污染，采取任何合理、有效的防护措施。
另查明，原告曾与他人合伙经营的215亩滩涂，位于鉴定部门鉴定过程中划分的C区之内，计算可知，该区域养殖物损失数量为369吨，价值为221.4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属海上、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原告依承包、转包等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并从事杂色蛤养殖的行为合法，其养殖财产应受法律保护。现有证据表明，五被告于原告养殖海域附近，大面积围海建筑堤坝的行为，是导致原告养殖物死亡的直接原因。五被告提供的“海域使用申请书”、“海域使用权证书”、“开�通知”、“海域使用规划”等，无非欲证明由其申请，自行或发包他人围堰建造海参圈的行为合法且没有过错，但是，环境污染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是法律特别规定，它不以行为人主观过错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其实施的行为与污染事实存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即应承担赔偿责任。况且，五被告应当预见到，违法围建海参养殖圈，可能给周边养殖环境造成危害，但其仍然通过自建或发包滩涂，由他人施工围建等方式，实施了建圈行为，由此导致的原告养殖物损失的结果，可认定为五被告共同行为叠加的结果所致，故对原告的合理损失，五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被告中，除西海头村认可一部分参圈由其自建，另一部分发包与他人建造外，余下各被告均强调，被告只是申请建造人，施工者均为依与被告间承包合同，取得滩涂使用权的合同相对人，所以，即使围堰建圈的行为产生污染，导致了原告养殖物损失，也应由组织建圈的人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五被告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客观、全面、综合分析五被告发包等具体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有过错以及是否必然导致原告损失发生等诸多因素后加以判定。本案中，村委会申建参圈前，既已与合同相对人就围建的所有事项达成了合意，即发包的滩涂全部用于围建参圈，村委会收取承包金。很明显，围海建圈是实现合同目的必要条件，承包人是对各被告建圈意思的转承和延续。而只要在上述区域围建海参养殖圈，无论由谁具体实施建造，都无法避免改变海域养殖环境（入海口变窄、悬浮物增高、底质环境变化、水动力环境变化等）的事实发生。再则，村委会将滩涂发包他人围建参圈时，不履行必要的监管义务，也是其过错所�。即使发包合同中确定的滩涂面积小于实际建圈面积，村委会作为管理者和发包人，亦应对承包人的行为严加规范，决不能允许超范围乱建现象的发生。此外，围建海参养殖圈，系对原有海域状况的改变。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海域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海域用途；确需改变的，应当在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报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无论其自行施工或以发包方式转由他人施工围建，均为违法行为。五被告在既未得以许可，亦未实际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前，为实现人为改变海域使用用途，以达换取利益的目的，不当申建和违规发包等错误行为，是形成污染事实并导致原告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直接原因。
至于海域使用金，本院认为，欠缴海域使用金，不能成为原告养殖财产不受法律保护必然因素。原告依合同取得海域使用权至今，行政部门未因此否定过原告养殖行为的合法性，亦未因此对原告海域使用权做出任何处分，本院不能仅以欠缴海域使用金为由，判定原告对欠缴部分的海域，丧失海域使用权，继而将该区域养殖权益，摒弃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
原告曾与他人合伙经营的215亩滩涂，原告向本院表示，本次诉讼中，放弃对该区域内养殖物损失的赔偿请求，这系原告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正当处分，本院应予准允，并于计算原告损失总额时，将该部分损失扣除。
五被告的损害行为是渐进和叠加的。鉴定报告显示，至鉴定之日，原告养殖区内尚有存活的蛤仔。这说明，原告养殖物死亡，也是逐渐的过程。为减小损失的发生，原告可在更为及时的时间内，采取保全和其他有效补救措施（如提前捕捞等）。原告发现遭受污染的时间为2007年9月，而其提起诉讼，并请求本院证据保�之日，距遭受污染之时已达三月有余，故而，其自身应对本次污染所致的损失，承担部分责任。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本院认为原告应自行承担总损失额的20%为宜，即343.72万元。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第一百二十四条、一百三十条、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西海头村民委员会、向阳村民委员会、大山村民委员会、朝阳村民委员会、桑屯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付原告孙起江污染损害赔偿款1374.88万元。五被告对上述赔偿义务互负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诉讼费138200元（原告已预交），原告自行�担38200元，余款100000元由五被告平均负担。鉴定费758000由五被告平均负担
如果五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十份，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宋 阳
审判员 ＸＸ平
审判员 周恩远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臧祥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