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0-85号
原告（反诉被告）：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干览镇澜港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张宏，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高廷凯，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婧，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唐山鸿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和平路第一汽车场。
法定代表人：常亚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茹峥，该公司职员。
原告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隆公司）诉被告唐山鸿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六案，本院于2015年1月23日立案受理后，对（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1、83、85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发现上述案件疑难复杂，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代理审判员刘树立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俊波、付晓珂参加的合议庭对（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0、81、82、83、84、85号六案进行合并审理。本院于2015年4月14日、6月9日、7月15日对六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三次开庭原告委托代理人高廷凯，被告法定代表人常亚文，委托代理人赵燕炜、王金友均到庭参加诉讼。后鸿泰公司于7月15日庭审辩论终结前，向本院提出反诉并于庭后递交了反诉状。本院依法受理被告的反诉，并于8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对本诉与反诉进行了合并审理。在8月27日开庭审理前，鸿泰公司解除了对赵燕炜、王金友的授权，并委托茹峥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原告委托代理人高廷凯，被告法定代表人常亚文、委托代理人茹峥参加了8月27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间，原告、被告多次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由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将被告委托运输的货物（钢材）从曹妃甸运至广州，共计11个航次，共产生运费11558825.39元（本文所述币种均为人民币）。根据航次租船合同的约定，被告应在货物卸清后一个月内向原告付清全部海运费。然而，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六案共计拖欠运费4561905.45元，具体如下：
一、（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0号案件，涉案运输完成于2013年5月28日，按合同约定运费应为1014639.96元，原告于2013年6月24日向被告开具上述金额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合同项下运费，被告全部拖欠。
二、（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1号案件，涉案运输完成于2013年6月24日左右，按合同约定运费应为863589.45元，原告于2013年7月16日向被告开具上述金额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合同项下运费，被告支付了610482.66元，仍拖欠253106.79元。
三、（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2号案件，涉案运输完成于2013年3月27日左右，按合同约定运费应为1049018.80元，原告于2013年4月7日向被告开具上述金额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合同项下运费，被告全部拖欠。
四、（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3号案件，涉案运输完成于2013年7月8日左右，按合同约定运费应为829816.62元，原告于2013年7月16日向被告开具上述金额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合同项下运费，被告全部拖欠。
五、（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4号案件，涉案运输完成于2013年5月2日左右，按合同约定运费应为1117812.02元，原告于2013年7月7日向被告开具上述金额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合同项下运费，被告全部拖欠。
六、（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5号案件，涉案运输完成于2013年2月27日左右，按合同约定运费应为1097511.26元，原告于2013年3月1日向被告开具上述金额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合同项下运费，原告收到被告支付的款项为800000元，仍欠297511.26元。
原告宝隆公司为保护合法权益，针对上述六案欠付的运费请求本院判令：1、被告支付拖欠的运费4561905.45元；2、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庭审中原告将利息起算时间统一变更为起诉之日起算，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3、六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鸿泰公司针对上述六案合并发表以下答辩意见：1、所涉六案案由定为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不妥，应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2、虽明为运费，实为租金，租金的诉讼时效时间为一年，按合同规定航次结束后一个月内结清，原告起诉时间已超诉讼时效；3、被告实际给付的费用已多于应付费用46297.48元，原告至今拖欠被告费用46297.48元。
反诉原告鸿泰公司诉称：其一，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7月，双方共履行11个航次运输合同，运费为11550913.75元，反诉原告支付反诉被告运费10746919.72元。其二，根据双方于2012年10月28日签订的长期联运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反诉原告代垫船舶靠泊服务费、绑扎费及到达目的港靠泊费及其他费用，在次月付海运费时一并扣除；根据第3款约定，反诉原告扣除每吨3元的货物代理费及相应税金（其中1元支付给通用码头）。其三，根据第四条约定，在承运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应由反诉被告承担，反诉原告应扣除该11个航次的绑扎费、船舶服务费、码头停泊、系／解缆费、船舶航次代理费、揽货代理费及税金，以上合计1323522.66元。其四，反诉原告已付11个航次的费用与应扣费用的总和为12070442.38元。该费用与11个航次总费用的差为：12070442.38－11550913.75＝519528.63元。说明此11个航次反诉被告还应支付反诉原告519528.63元。综上所述，反诉原告认为从全部11个航次运输合同的履行来看，反诉原告不仅不需要再支付反诉被告费用，反诉被告还应支付反诉原告519528.63元，为此反诉原告鸿泰公司请求本院判令：1、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519528.63元；2、反诉被告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反诉被告宝隆公司辩称：1、反诉原告在本案中提起反诉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反诉与本诉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2、反诉原告诉称的向反诉被告支付的运费总额，反诉被告不予认可，反诉被告只收到699余万元，反诉原告所主张的其余375万元反诉被告未收到；3、反诉原告所主张的绑扎费、船舶服务费、系／解缆费等费用没有事实基础。综上，反诉原告的诉请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根据本诉与反诉当事人的诉请、答辩，归纳双方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原告的起诉是否超出诉讼时效；2、被告是否欠付运费及具体金额；3、被告的反诉是否成立；4、被告反诉的金额是否真实合理。
本诉部分原告为证明其主张，针对所涉六案合并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宝迪隆6”轮船舶所有权证书，复印件，证明原告对该船拥有所有权；证据2、“宝迪隆9”轮船舶所有权证书，复印件，证明原告对该轮拥有所有权；证据3、原被告双方之间11个航次运费开票及付款情况汇总，原件，证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11558825.31元，实际支付了6996919.72元，尚欠金额为4561905.59元；证据4、双方之间11个航次运输合同912-01、912-04、912-06、913-01、913-04、913-06、613-02、613-03、613-05、613-07、613-10，传真件，证明双方之间11个航次运输合同关系，并已实际履行；证据5、被告出具的开票说明，传真件，证明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开据发票；证据6、11个航次的发票，原件，证明11个航次的运费总金额为11558825.31元；证据7、2012年下半年及2013年上半年辽宁省营口港钢铁绑扎费收据，复印件，证明绑扎费市场价格为0.8-0.9元每吨，被告按3.5元每吨计算不合理。
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2、2012年9月4日“宝迪隆9”轮存在光船租赁的登记，2013年4月1日才注销；证据3、实际发生的运费总额为11558825.31元无异议，对该证据要证明的被告已支付金额与尚欠款金额有异议，被告总计付款金额为10746919.72元，按合同约定被告还应提取揽货费用及代垫费用（含税金），故原告尚欠被告费用约为511617.07元；证据4、运费金额不是按航次合同为准，而是按货物吨数及发票为准；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该发票只是运费不包括绑扎费及被告要扣除的以及代垫的费用；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
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是“宝迪隆6”轮的所有人；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为“宝迪隆9”轮的所有人，同时也可以证明该轮在2012年9月4日进行了光船租赁登记，租期1年，注销登记是在2013年4月1日；证据3、因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双方之间11个航次运费总额为11558825.31元无异议，本院对于双方的债权总额予以确认。至于双方争议的被告实际付款数额以及原告是否欠付被告费用，在本院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中予以阐述；证据4、因被告在庭审中已经确认对于原、被告双方存在11个航次的运输合同以及合同的履行均无异议，且对于11个航次的运费数额也无异议，故本院对于该组证据予以确认；证据5、6，因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原告用营口港钢材绑扎费收费标准与被告主张的钢材绑扎收费作比较，进而印证被告主张的钢材绑扎费收费不合理，本院认为营口港与唐山分属不同省份，港口服务收费可能存在差异，二者相比较不具合理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诉部分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就所涉六案提供了十份证据材料：证据1、汇款明细及凭证，复印件，证明已支付10746919.72元；证据2、长期联运协议，复印件，证明被告有权扣除约定费用；证据3、其中3-1为应扣除费用明细，复印件，3-2为委托绑扎、船舶钢材类货物绑扎声明，复印件，证明被告实施了绑扎义务；3-3为绑扎费、船舶服务费、码头停泊、系／解缆费明细及票据，复印件，证明上述费用为711252.24元；3-4为船舶航次代理费，证明该费用为2000元11（航次）=22000元；3-5为揽货代理费，证明该费用为515919.97元；3-6为税金（证据3-3数额加证据3-4数额加证据3-5数额乘以6%），证明数额为74950.3326元；证据4、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明材料，原件，证明邵汉兴、徐国彬等与原告的关系；证据5、唐山曹妃甸中外运船务有限公司与宝隆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原告与邵汉兴的关系，且邵汉兴是原告法定代表人；证据6、水路运输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原告2013年3月4日前无承运资格；证据7、舟山昌海会计师事务所（2013）第181号审计报告，复印件，证明“宝迪隆9”轮有光船租赁，且收入未入账；证据8、鸿泰公司会计袁宝银证明，原件，证明原告认可被告付款；证据9、原告方工作人员丁久波的录音及文字资料，证明原告认可被告付款，邵汉兴之前有过同本案相类似的行为，后原告起诉了丁久波，邵汉兴才把他侵占的款项交还给公司，本案中邵汉兴再次侵占公司款项；证据10、本院依据被告申请向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区分局调取的邵汉兴的询问笔录，一是证明邵汉兴系原告公司总经理，构成表见代理；二是证明支付款项是邵汉兴指示并经公司同意打入其指定的私人账户；三是证明宝隆公司恶意诬告；四是证明宝隆公司和邵汉兴有和谋的嫌疑且包庇邵汉兴犯罪。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付给公司的6996919.72元认可，对付给戴惠芬和邵汉兴个人的375万元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对被告关于抵扣费用的计算方式不认可；证据3、计算方式及明细不认可，3-1计算方式及明细不认可；3-2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不认可，其绑扎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且没有证据证明绑扎费实际发生；3-3对票据真实性认可；3-4不认可；3-5不认可；3-4、3-5相矛盾且不合常理，一个是船舶代理一个是货物代理，违背业务惯例；货物代理费用结算时应当已经将每吨3元计算在内；3-6不认可，合同第3条规定税金只针对代理费而言，其他绑扎费等不存在税金的问题，被告计算的74950.3326元金额不认可，其计算的单价不认可；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事实认可；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目的不认可，邵汉兴并非原告法定代表人；证据6、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在2012年下半年已取得了相关部门的批准，有运输资格；证据7、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证据8、形式及真实性不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是由被告员工出具的，该证据也不具有证明效力，且其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10、一是该份笔录不具有合法性，刑事侦查机关只有在刑事案件立案后才能启动侦查程序，该份笔录没有任何关于“刑事案件”的记载，也没有说明因何故对于邵汉兴进行询问，且该份证据超过了举证期；二是邵汉兴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邵汉兴并不是原告公司的总经理，仅是负责经办涉案运输业务的经理；邵汉兴也未与原告公司签署分红协议，邵汉兴无权要求分得30%的利润；邵汉兴所称公司每年利润大约2000万左右，与事实不符，公司当年经营亏损；原告不知道被告把运输款打到了邵汉兴及戴惠芬的账号；邵汉兴陈述徐国勤知道打款的事情，仅是邵汉兴事后告知，不能说明原告当时对此事知情或者事后得到追认；被告未将打款凭证提供给原告，原告财务账簿中没有对账记录；三是，即使邵汉兴的陈述是真实的，也只能说明涉案375万元的付款是邵汉兴的个人行为，不是原告的行为。
本院对于被告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因原告对于其中付至原告公司账户的6996919.72元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付给戴惠芬和邵汉兴个人的375万元是否构成有效付款，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具体意见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证据2、协议的真实性确认，从该协议分析，原、被告双方存在运输、货运代理、船舶代理多种法律关系；证据3、因该组证据已包含在鸿泰公司提交的反诉证据中，故对该组证据在反诉证据中予以确认；证据4、因原告对该证据确认，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证据5、为原告与案外人唐山曹妃甸中外运船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邵汉兴虽然签了名，但该协议表明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均可以签名，故不能以此推定邵汉兴为原告法定代表人；证据6、7，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故本院对于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9、虽然该录音资料原告确认为丁久波的录音，但该录音资料中的内容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0、该份证据为本院依据原告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笔录显示该份证据是公安机关在2015年7月20日通过对邵汉兴询问所得，本院认为虽然该份证据超出了举证期限，但逾期是因客观原因造成，故对该份证据予以采纳。该份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向邵汉兴和以及邵汉兴的妻子戴惠芬支付涉案运费375万元是基于邵汉兴的指示。
反诉部分，反诉原告鸿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10份证据：证据1、长期联运协议，证明鸿泰公司与宝隆公司共进行了11个航次运输；证据2、宝隆公司欠鸿泰公司代理费、船舶靠泊服务费、绑扎费及相应税金等费用说明，证明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相关的费用由鸿泰公司垫付及具体金额；证据3、证明（宝隆公司徐国勤、丁久波与唐山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洽谈证明），证明鸿泰公司为宝隆公司支付相关费用，邵汉兴是表见代理人；证据4、证明，证明鸿泰公司会计以其个人名义直接打给邵汉兴妻子40余万元现金；证据5、代理费发票，复印件，证明鸿泰公司收取的代理费合理及代理费具体金额；证据6、绑扎费发票及电汇单，复印件，委托绑扎合同及证明，证明鸿泰公司已经完成绑扎及代宝隆公司垫付了绑扎费用，另证明唐山曹妃甸工业区海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源公司）与福源（天津）物流有限公司（下称福源公司）的关系；证据7、船舶代理费发票，复印件，证明鸿泰公司收取的费用及具体金额；证据8、鸿泰公司付宝隆公司打款（卡）明细，复印件，证明除了付给宝隆公司600多万元外，还付了15笔共计375万元；证据9、鸿泰公司电汇宝隆公司明细及电汇单，复印件，证明电汇的金额为699余万元；证据10、航次合同，证明鸿泰公司与宝隆公司之间共有11个航次运输。
反诉被告宝隆公司针对鸿泰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不应成为其提出反诉的依据，反诉原告所主张的是船代、货代合同项下的费用，而本案本诉部分是主张运输合同项下的运费，反诉与本诉法律关系不一致；证据2、其本身不能作为证据，而且其陈述的事实与其他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相矛盾，本诉中被告提交的证据即公安调查笔录说明邵汉兴收取375万元款项是因为邵汉兴认为是其应得的个人款项，而并非鸿泰公司所称的用于支付加油款；证据3、证明内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宝隆公司没有收到此发票；证据6、内容有异议，发票盖章是唐山鸿源国际船舶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称鸿源公司），本案运输业务发生在2014年之前，而证据表明只是在2014年1月之后，相关绑扎业务才交给福源公司，故在此之前的本案业务与福源公司无关，相关证据显然是为了诉讼目的而收集制作的，其证明力应当很弱或者不具备证明力；绑扎款项支付给了福源公司，其证明的内容相矛盾，而且宝隆公司认为3.5元每吨的绑扎费收费过高；证据7、鸿泰公司没有依据收取该费用，该费用显然与证据6船舶服务费属于重复费用，而且对每航次2000元的金额有异议；证据8、打入邵汉兴个人账户的款项，与宝隆公司无关；证据9、宝隆公司确认收到699余万元的款项；证据10、确认双方存在11份运输合同并已实际履行，但11份合同与实际履行内容是否相符不清楚。另依据长期联运协议第3款，绑扎费等费用鸿泰公司有权利直接从运费中扣除。
本院对于反诉原告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3、10因宝隆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于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该说明为鸿泰公司的单方陈述，其内容的真实性需要结合其它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计算鸿泰公司的反诉金额有辅助作用；证据4、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故本院对于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5、为案件审理中鸿泰公司向宝隆公司开具的部分代理费发票，从该部分发票可以证明协议约定货物代理费价格每吨3元为含税价格；证据6、为船舶服务费、码头停泊费、解／系缆费、绑扎费等费用的票据，因宝隆公司对于船舶服务费、码头停泊费、解／系缆费的项目、金额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绑扎费有委托绑扎协议、船方签章确认的绑扎声明、以及支付凭证及相应公司开具的证明，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互相印证，证明鸿泰公司实际按照每吨3.5元的金额垫付了绑扎费601906.69元，至于绑扎费价格的合理性问题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证据7、鸿泰公司开具给宝隆公司的发票，其主张11个航次每次收取2000元的代理费，本院认为该笔费用的收取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证据8与证据9在本诉部分的证据中已有认定，不再重复认定。
反诉被告宝隆公司就反诉部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查明：
2012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长期联运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由原告承运钢材自曹妃甸港通用码头至南方各港口。第三条第一款约定，船运价执行当期海运市场价，被告尽最大努力为原告提高承运价格；第二款约定，被告代垫船舶靠泊服务费、绑扎费及到达目的港靠泊费及其他费用，在次月付海运费时一并扣除；第三款约定，被告扣除每吨3元的货物代理费及相应税金（其中每吨1元支付给通用码头）。
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7月，原、被告双方陆续开展合作，双方签署了11份航次运输合同，被告共委托原告运输了11批钢材，双方确认11个航次运输货物总吨数为171973.338吨，产生运费共计11558825.31元。11份航次运输合同采用的是格式文本，文本中有托运人、承运人、船舶资料、货名、件数、重量、起运港、到达港、受载期限、运费（按吨数计算）、滞期费率、速遣费率等项目，供当事人选择填写。
合同约定运费在货物卸清后一月内付清全部运费。但从2012年11月27日起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双方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逐笔付款，而采用滚动付款的方式，被告累计向名为“宝迪隆9”的账户以及原告公司账户支付了6996919.72元。另被告法定代表人常亚文以其个人账户向戴惠芬汇款3250000元，被告公司工作人员袁宝银向戴惠芬账户汇款400000元，常亚文向邵汉兴汇款100000元。邵汉兴为原告公司的业务人员，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通过邵汉兴进行。邵汉兴确认其让原告将涉案375万元的运费付至了其本人账户以及妻子戴惠芬账户。
另查明，11个航次产生的由港口方收取的船舶服务费、码头停泊费、解／系缆费费用合计为109345.56元。绑扎费的收取标准为每吨3.5元，就涉案11个航次货物鸿泰公司委托海源公司进行绑扎，但其中有2个航次的货物绑扎海源公司又转委托给了鸿源公司，鸿源公司同意就该2航次的绑扎费由鸿泰公司与海源公司进行结算。涉案11个航次货物的绑扎费601906.69元鸿泰公司支付给了福源公司，福源公司与海源公司为同一法定代表人，且2014年1月起海源公司的绑扎业务交由福源公司经营。海源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更名为绿益（唐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
本诉所涉六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关于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法律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一份长期合作协议，在该协议项下涉及三方面业务，存在着三种法律关系，一种是运输关系，一种是货运代理关系，另一种是船舶代理关系。在运输关系项下，原告与被告就运输业务还分别签署了11份航次运输合同。就本诉所涉六案，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运费，故本院立案确立的案由是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在审理中，被告认为案由应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本院认为，从原告提交的11份航次运输合同文本分析，双方签订的运输合同符合航次租船合同的特点。航次租船合同的特点是：第一，出租人负责船舶营运并负担费用；第二，规定货物名称或者种类、数量及装卸港口；第三，承租人可以租用船舶的全部或部分舱位，运费大多按照货物数量计算；第四，出租人除对船舶负责外，还应对货物负责；第五，规定用于货物装卸的期限和装卸时间计算办法，并计算滞期费和速遣费。综上，本院认为本诉原、被告之间应为航次租船合同法律关系。
关于原告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认为本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虽然双方名义上约定的是运费，但实际上是船舶使用租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被告对航次租船合同的性质认识有误。在航次租船合同项下，承租人提供货物支付运费，出租人提供船舶并负责货物运输，航次租船合同在性质上属于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一种，而并非单纯船舶的租赁，故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另因涉案运输所涉航线均为国内沿海港口之间，属于国内航线，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本案诉讼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一般规定，诉讼时效为两年。原告起诉的六个案件，依据的是2013年签署的六份合同，就所涉六个案件原告是在2014年10月23日向本院起诉，期间因需更正补充诉讼材料，本院于2015年1月23日立案受理，故本院认为所涉六案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被告是否欠运费以及欠付运费的数额。原、被告对于双方11个航次的总运费为11558825.31元，被告支付至“宝迪隆9”的账户以及原告公司账户的6996919.72元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核心是被告付至邵汉兴以及邵汉兴妻子戴惠芬账号的375万元，是否构成对原告的有效付款。本院认为，被告付至邵汉兴及戴惠芬账号的375万元构成对原告的有效支付。理由如下：一是，在原、被告双方签署的长期联运协议以及航次租船合同中，只有两份合同约定了原告接收运费的账户，其他九份合同都没进行约定。邵汉兴是原告公司的业务人员，涉案业务全由其与被告联系，在没有全部进行书面约定付款的情形下，由业务人员告知合同相对方付款方式符合常理；二是，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是邵汉兴让被告将375万元运费打到了个人账户；三是，即使邵汉兴没有原告的授权收取涉案运费，但是就涉案业务邵汉兴是以原告公司名义与被告进行联系、签订合同，被告有理由相信邵汉兴指示被告付款的行为取得了原告的授权，邵汉兴指示被告付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结果应由原告承担。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对于个人账户的付款构成对于原告运费的有效支付，应予认定。
依据查明的事实，双方11个航次运费总额为11558825.31元，双方无异议已付款项为6996919.72元，无异议款项加上本院认定的375万元，被告共实际支付10746919.72元。就11个航次运费付款，被告并未按照约定金额约定时间逐笔支付，而是采取滚动付款的方式，在其向原告付款时，双方也未明确付款的指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本院认为，根据该规定，就涉案纠纷，被告的付款应当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抵充运费，而前10个航次运费为10729008.69元，被告的累计付款总额10746919.72多于该数额17911.03元，多出的数额应用于抵充最后一航次的运费，最后一航次的运费为（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83号案合同项下的运费。该航次运费为829816.62元，扣减17911.03元后被告尚欠付原告运费811905.59元。
关于被告鸿泰公司的反诉是否成立。宝隆公司认为鸿泰公司在本案中提起反诉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反诉与本诉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本诉涉及的是运输合同关系，反诉则涉及船舶代理与货运代理两种法律关系，故本院不应受理被告的反诉。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第二款的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鸿泰公司反诉的纠纷系双方在履行长期联运协议中产生的货运代理费用与船舶代理费用，与宝隆公司诉称的运费均在双方履行长期联运协议中产生，本诉与反诉具有相同的事实基础，故被告鸿泰公司可以在本案中提出反诉。
关于反诉诉请的金额。依据双方签署的长期联运协议，鸿泰公司能够收取的费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货物代理费，协议约定鸿泰公司按照每吨3元收取，因原、被告庭审中对于11个运输的货物总吨数无异议，故本院依据171973.338吨计算货物代理费为515920.01元。第二部分为鸿泰公司代垫的船舶服务费、绑扎费等费用，因宝隆公司庭审中认可鸿泰公司支付给港口的费用，故本院对于鸿泰公司支付给港口方的船舶服务费97480.6元，码头停泊费与解／系缆费11864.96元予以确认。至于双方争议较大的绑扎费，宝隆公司认为鸿泰公司收取的费用较高，不符合市场标准。本院认为货物绑扎实践中可能存在不同的绑扎工艺，采用不同的绑扎物料，在宝隆公司未能提供有效反驳证据的情形下，本院确认鸿泰公司主张的收费标准，即每吨3.5元，经计算171973.338吨货物的绑扎费为601906.69元。至于鸿泰公司主张的每航次收取2000元代理费，11个航次收取22000元的费用，因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定反诉部分宝隆公司应向鸿泰公司支付的费用为1227172.26元。另因本诉部分鸿泰公司应支付宝隆公司的运费为811905.59元，本诉与反诉两相扣减，宝隆公司应向鸿泰公司支付的费用为415266.67元。至于本诉部分宝隆公司请求的未付运费利息，本院认为鉴于双方互负债务，且冲抵后宝隆公司应向鸿泰公司支付款项，故对宝隆公司请求的利息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反诉原告）唐山鸿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人民币415266.67元；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在六案中对于被告（反诉原告）唐山鸿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唐山鸿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原告（反诉被告）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六案案件受理费65990元，由原告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负担54152元，被告唐山鸿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1183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98元，由反诉原告唐山鸿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903元，反诉被告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司负担3595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五份，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并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金额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天诚支行02200501040006269，户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机关财务科）。逾期，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树立
代理审判员 付晓珂
代理审判员 张俊波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姚爱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