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06行终1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咬云，男，1948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代理人王月良，男，194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小观村。法定代表人王徐彪，镇长。委托代理人史红江，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沈绍明，男，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上诉人王咬云因规划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行初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于1997年与原绍兴县齐贤镇（现为越城区灵芝镇）山泉村村委签订承包合同，由原告承包涉案的山泉村集体山林地，经营增养毛竹和搞养殖业等。尔后，原告于2007年、2009年、2012年2015年又继续与山泉村委签订承包合同。虽然合同约定原告不得在山林地上建造房屋，但原告为了经营养殖业的需要，在其承包的山林地上未经有关部门审批陆续建造了近100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用于养猪、羊、鸡及鸭等。因涉案山林地位于高铁沿线，原告所搭建的建筑物已对铁路运输构成重大安全隐患，故被告于2015年6月24日向原告下发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的通知书》，认定原告在其承包的山林地上搭建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要求原告于2015年6月30日前自行拆除，否则将依法强制拆除。因原告逾期未拆，被告遂于2015年6月29日组织人员将原告的涉案房屋强制拆除。原告认为由于被告的乱作为，给原告造成重大财产损失1258480元。庭审中再增加停产停业损失50000元及应交管理费6800元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315280元。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行政行为应当是被告对养殖场的建筑物作出违法建筑的认定及实施强制拆除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及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据是否充分。《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违法建筑，是指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超过规划许可期限未拆除的临时建筑物和构筑物，包括城市、镇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和乡、村庄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省违法建筑处置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并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违法建筑处置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违法建筑处置工作”。故被告具有认定、处置辖区内违法建设的行政职权。《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设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设施和生产经营性设施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和用地审批手续。在建制镇规划区内进行上述建设的，在申请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前，必须依法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涉案建筑物搭建在被告所辖区域的村属集体土地上，在被告的行政程序及法庭审理期间原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养殖场建筑物已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用地审批手续，故应当视为涉案建筑物属于未经批准搭建的违法建筑。该院认为，发包方山泉村委许可原告承包的山林地用于畜牧养殖，不等于同意原告在承包地上可以搭建养殖建筑物，且村委又不是集体土地用地审批的法定单位，更何况承包合同本身就约定原告不得在承包的山林地上建造房屋否则拆除后果由承包者自负的内容。故原告认为其属于养殖专业户，所建房屋是饲养畜牧所必需，不是违章建筑主张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告的涉案建筑物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许可建设的事实清楚，但对于违法建筑面积的确认及实施强制拆除均应依法履行相应的程序。案件中所涉养殖场建筑物的拆除已涉及原告方重大权益，依照法律规定被告应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并告知其救济途径。只有当违法建筑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自行拆除或者申请拆除违法建筑的，方可组织强制拆除。本案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拆除时均未履行上述义务，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理由充分，该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依据是否充分，从法庭调查可以证实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事实清楚，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后残存的建筑材料仍在原处，并不妨碍原告随时取回，故原告对于涉案建筑物的赔偿主张，该院不予支持。而原告在庭审中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50000元及应交管理费6800元，与涉案违法建筑物被拆除并无关联。其他物品的损失赔偿，因原告提供的证据系其自行制作的清单及估算，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还实施了损坏原告其他财产的行为，故对于原告该部分请求该院也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之规定，原告请求赔偿1315280元损失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9日强制拆除原告王咬云位于越城区灵芝镇山泉村一处山林地上的养殖场建筑物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王咬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负担。上诉人王咬云上诉称：1.被上诉人没有张贴任何通告，所谓的通告是在饲养场房屋被强拆半年后才同答辩状附件一同寄来。2.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农业办公室的盖章认可、登记备案是最有效的审批依据。3.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送达过任何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上诉人的饲养场房屋建造在自己开发出来的荒山老林，既没有建在道路边沿，也没有造在山脚，没有违反建设规划、土地使用、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属于《城乡规划法》范围之内，故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4.被强拆之房屋面积在灵芝镇农业办公室盖章登记的证明上写得清楚，这是赔偿125万元的依据。5.上诉人建筑房屋20年在前，造高铁近2年在后，是在村委的统一安排下建造，是合理合法的。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判令被上诉人赔偿1315280元损失。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答辩称：1.涉案建筑系违法建筑。根据《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涉案建筑并未办理审批手续。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涉案建筑系违法建筑，被上诉人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7年与原绍兴县齐贤镇（现为越城区灵芝镇）山泉村村委签订承包合同，由原告承包涉案的山泉村集体山林地。尔后，原告于2007年、2009年、2012年、2015年又继续与山泉村委签订承包合同。原告为了经营养殖业的需要，在上述山林陆续建造了近100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用于养猪、羊、鸡及鸭等。因涉案山林地位于高铁沿线，原告所搭建的建筑物已对铁路运输构成重大安全隐患，故被告于2015年6月24日向原告下发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的通知书》，认定原告在其承包的山林地上搭建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要求原告于2015年6月30日前自行拆除，否则将依法强制拆除。因原告逾期未拆，被告组织人员将原告的涉案房屋强制拆除。原告认为被告的乱作为，起诉至法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位于乡、村庄规划区内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乡、镇人民政府有权作出相应处罚及行政强制执行。鉴于被上诉人在一审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涉案养殖场位于相应乡、村庄规划区域内，其于2015年强制拆除上述房屋的行为缺乏职权依据，一审对此合法性审查不够，本院予以指正。同时，该强制拆除行为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一审认定该行为违法正确。从上诉人提交的历年来其与山泉村订立的承包合同看，合同约定是山林承包，而该村村委在2007年3月出具的证明也仅为事实的称述，并未提及所建房屋是否已经依法获得审批的情况。《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上诉人因养殖业需要搭建临时建筑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故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属于合法建筑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故只有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被确认违法，且该违法行政行为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才产生行政赔偿。鉴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拆除行为已经造成其合法财产受到损失，其主张的行政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起诉要求获得行政赔偿的证据不足，不能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拆除行为违法结论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咬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 瑛代理审判员  范卓娅代理审判员  傅芝兰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