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18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市分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瓷都大道1100号。
负责人乌方。
委托代理人曾祥云。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锦华。
委托代理人施启兵。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佳爱。
委托代理人黄丽艳。
委托代理人施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伟。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景德镇公司）、上诉人汤锦华因与被上诉人袁佳爱、被上诉人栾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2013）门三民初字第0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1月19日，栾伟持C1证驾驶赣H×××××号小型普通客车沿苏3**线由东向西行驶至海门市三厂镇中华西路73号前地段时，与由北向南行走过马路的袁某乙相撞，造成袁某乙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发当日，袁某乙在海门市第二人民医院头部包扎后即转海门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多发伤，脑干损伤、T12椎体压缩性骨折、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症。次日，转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入院治疗，同年2月5日出院转上海安泰医院治疗，同年6月18日出院，诊断为：1、弥漫性轴索损伤；2、气管切开后肺部感染；3、胸椎骨折；4、C5／C6椎间盘轻度膨出；5、椎体轻度分节不全。2013年3月4日，海门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作出海公交认字（2013）第5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栾伟负事故全部责任。
2013年10月14日，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根据袁某乙母亲黄丽艳的委托，作出通精司疾鉴（2013）鉴字第1010号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袁某乙罹患1、脑外伤后智能损害（轻度）；2、脑外伤后人格改变。2013年10月22日，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根据江苏东洲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作出通三司法鉴定所（2013）临鉴字第2569号关于袁某乙伤残等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袁某乙因智能损害、人格改变等评定为交通事故九级伤残，因T12椎体压缩大于1／3评定为交通事故十级伤残，其休息期限为鉴定前一日；住院期间2人护理，出院后1人护理2个月；营养期限为住院期间。因汤锦华对用药合理性提出法医鉴定申请，2014年1月23日，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根据法院委托，作出通三司法鉴定所（2014）临文鉴字第0062号关于袁某乙用药合理性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36292元氨溴索属于不合理医药费用，代收护理费16950元不属于医疗费范围。
另查明，案涉事故车辆赣H×××××号小型普通客车在人保景德镇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三者险，保险期间均从2012年7月25日起至2013年7月24日止，其中交强险保险责任险额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三者险保险责任限额为10万元，未投保不计免赔，保险条款第16条约定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免赔率为20%，但保险公司未就该免责条款进行特别提示说明。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赣H×××××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登记车主为黄爱民，实际车主为栾伟的弟弟栾振。该车的检测有效期至2013年6月。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栾伟垫付袁某乙医疗费9.6万元。
原审另查明，栾伟和其弟栾振都曾在汤锦华承揽的启东市电信联通网络覆盖工程处工作过，先由汤锦华与栾振商定工作报酬，再由栾振组织包括栾伟在内的其他人员施工。栾伟与汤锦华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事故发生之日，汤锦华与栾伟通话，要求将启东市的电线（光纤）从汤锦华租赁的仓库内搬走。栾伟接电话后，驾驶栾振交由其保管的事故车辆，与张士发、王锋2人赴启东市拉货。三人从事搬运电线、光纤电缆等工作到下午5时许，吃好晚饭后再帮汤锦华拉货，因汤锦华租赁的仓库钥匙没有，栾伟通过汤锦华所租赁仓库的房东报“110”开锁后将光纤十余卷装运至车上，并向汤锦华告之了相关情况，在运货到海门途中在海门市三厂镇发生交通事故。
原审庭审中，袁某乙主张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646234.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82元、营养费1490元、护理费33620元、残疾赔偿金136659.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鉴定费2830元、车旅费23000元、残疾器具费3300元、其他损失8000元，合计877816.2元。经质证后，对住院伙食补助费2682元、营养费1490元、残疾赔偿金136659.6元、鉴定费2830元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对双方经质证后有异议的损失，法院依法审核后认定如下：1、医疗费629284.6元。根据病历、用药清单、医疗费票据、鉴定意见书等认定。经咨询法院法医，结合氨溴索临床使用情况和长期医嘱，法院认为，临床科学实践证明，大剂量氨溴索可能比小剂量氨溴索ARDS合并机械通气相关肺炎更具有袁某乙反复肺部感染抢救，就诊医院根据临床实践要合理范围内大剂量使用氨溴索并无不当，故鉴定机构仅凭药品说明书认定36292元氨溴索属于不合理医药费用无充分依据，法院不予采纳。鉴定机构认定医院代收的护理费16950元不属于医疗费范围，法院予以认定；2、护理费33620元。根据住院记录、鉴定意见书，按60元／天×（海门人民医院2天×2人＋复旦华山医院17天×2人＋上海安泰医院132天×1人＋出院后1人护理60天）＋上海安泰医院1人护工费20120元计算得33920元，袁某乙主张33620元低于标准，法院予以认定；3、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袁某乙系在校艺术系大学生，事故造成的伤残给其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法院根据伤残鉴定结论确定；4、车旅费18410元。根据袁某乙提供的交通费发票，认定交通费为2410元，根据袁某乙在上海住院时间和租房合同，认定住宿费为4000元／月×4个月计16000元；5、残疾器具费3300元。根据购买残疾器具票据认定；6、袁某乙主张的休学学费损失8000元，虽提供学校证明，但未提供退学证明或复学后又重复多缴学费的依据。故法院不予认定，其可待损失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上述合计认定843276.2元。其中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为医疗费1万元，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1万元，合计12万元；在交强险外损失为723276.2元。
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汤锦华与栾伟能否构成个人用工关系，两者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对此袁某乙认为，汤锦华与栾伟构成个人用工关系，栾伟运输光纤电缆系执行职务行为，两者应承担连带责任。汤锦华认为，其与栾伟仅是通过朋友认识，不存在雇佣关系，启东电信联通公司网络覆盖工程其与栾振间是承揽关系，且该工程早在事故发生前已结束。栾伟事故之日所拉光纤电缆本属栾振，栾伟装货后拉往何处其也不知晓，故其不应承担责任。栾伟认为，对交警队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事故当日，是汤锦华电话通知其，说他的房屋租期已到，让其把电缆线拿走放到栾振的仓库去。其从未受雇于汤锦华，在工地上，是与其他老乡一起干活的，与汤锦华没有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无论从栾伟在交警队的陈述，还是其出具的由袁某乙父亲根据栾伟陈述书写并由栾伟签名的“事情经过”，以及庭审中栾伟与汤锦华的陈述，都印证了栾伟与汤锦华之间不存在袁某乙诉称的栾伟系汤锦华雇请的工作人员的事实。但可以确定汤锦华是交通事故发生时车载光纤的实际“保管人”或“控制人”，拉光纤是栾伟根据汤锦华的指示而为，栾伟与弟弟栾振都曾在汤锦华承包工程工作的事实。从证据的角度分析，事发当日，栾伟自述是接汤锦华电话后驾车赴启东市汤锦华租住的仓库拉光纤电缆十余卷，栾伟和汤锦华都认定了无钥匙报警并通过房东打开仓库拉货后栾伟告知汤锦华有关情况的事实，栾伟所作陈述笔录时诉讼尚未发生，利害关系不明，不存在虚假陈述的必要，故栾伟在事发第一时间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其事后出具袁某乙父亲的书面“事情经过”与交警队笔录陈述基本一致，并无矛盾。而事发当日汤锦华对栾伟的指示行为，是临时用工行为还是义务帮工？所有证据及栾伟与汤锦华的庭审陈述都未显示对劳动报酬有所约定，也没有证据证明汤锦华对栾伟的运输行为有监督管理的义务，故可以认定临时用工的雇佣关系行为不存在。光纤电缆十余卷价值较大，无论该财物的所有权属于电信联通公司还是汤锦华个人，其在第一次开庭时陈述已无偿将该财物赠与栾振及其他人，且栾振“仓库”也在启东市离汤锦华租住仓库不远，而栾伟舍近求远将货物存放于海门市，与常理不符。汤锦华后又陈述该财物本属栾振保管，系栾振寄放于其仓库，并提供了栾振的房屋租赁、收据及汤锦华房东的证明。法院经对汤锦华提供的证据审核后发现，房屋租赁协议主要条款有重大涂改，收据和汤锦华房东证明的经手人均未出庭作证，其真实性无从考证。退而论之，即使收据和汤锦华房东的证明真实，也仅印证了栾振与汤锦华存在货物交接及事发当日栾伟到汤锦华房东处搬货的事实，不能据此推出栾伟所搬运货物全部是栾振所保管财物的唯一结论。从栾伟书面“事情经过”中反映的情况分析，栾伟等人在晚饭前所搬运的货物与晚饭后搬运的货物分属不同的管理人，与栾伟帮汤锦华拉货物并不矛盾，与汤锦华提供的证据反映情况也无冲突之处，并不能得出该批货物非汤锦华所保管控制就是栾振保管控制的结论。庭审中汤锦华对基本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矛盾突出，很难令人信服。恰恰相反，更进一步证明了栾振与汤锦华可能存在的“分包”或“雇佣”事实。汤锦华作为“总老板”又与栾伟相识，要求栾伟帮助将启东工地施工结束后剩余的汤锦华管理或所有的通用光纤电缆运到海门市，以便海门市承接的后续工程使用，比较符合常理。故法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栾伟与汤锦华之间存在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从事故发生时光纤电缆十余卷还在事故车上的事实，可以认定栾伟的交通事故是因从事帮工活动所致。根据法律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栾伟在案涉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其作为帮工人应当与被帮工人汤锦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汤锦华如认为与他人存在发包关系，可在赔偿后另案主张追偿。综上，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袁某乙因交通事故受伤，依法有权获得赔偿。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先在机动车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各自的过错比例分担责任。故法院确定人保景德镇公司在交强险内承担12万元。因案涉交通事故栾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故交强险以外损失723276.2元应由栾伟承担。由于事故车辆在人保景德镇公司处投保了10万元三者险，该保险合同依法有效，保险合同条款虽有约定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免赔率为20%，但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就该免责条款进行充分特别提示说明，且交强险外总损失即使扣除20%免赔率后，仍远高于10万元，故法院对人保景德镇公司的辩称不予采纳，确定由人保景德镇公司在三者险限额内承担10万元的赔偿款。对交强险和三者险赔偿款以外损失623276.2元，依法由义务帮工法律关系中的被帮工人汤锦华承担，栾伟因重大过失承担连带责任。栾伟先行垫付的钱款9.6万元应予扣减。人保景德镇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全部庭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人保景德镇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袁某乙损失12万元。二、人保景德镇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袁某乙损失10万元。三、汤锦华赔偿袁某乙损失623276.2元。栾伟先行垫付袁某乙的医疗费9.6万元可在履行时扣减。四、栾伟对汤锦华的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上述一至四项，钱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五、驳回袁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39元，由袁某乙负担332元，人保景德镇公司负担1185元，汤锦华负担3222元。
宣判后，人保景德镇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决其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1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在投保人投保时已履行了全部的告知义务，由于投保人未投保不计免赔险，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承保的车辆负事故全部责任时，免赔率为20%，故本案中其依约最高赔付应为8万元，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其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袁某乙8万元。
袁某乙答辩称，认同一审判决理由，免责应该有告知义务。
汤锦华答辩称，按照其对法律的理解应该赔10万。
栾伟未答辩。
汤锦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将“汤锦华与栾伟之间能否构成个人用工关系”作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却又以“汤锦华与栾伟之间存在义务帮工关系”进行判决，造成其未能充分调查收集证据举证，导致原审认定的事实不能反映案件全貌。原审中袁某乙提供不出栾伟系汤锦华工作人员的证据，原审应当驳回袁某乙的诉讼请求。事实上栾伟的弟弟栾振也承包联通、移动、电信覆盖系统工程，在汤锦华租用的仓库边上也租用了一间仓库，当时的电线电缆是从栾振仓库中拉走的，拉往何处只有栾振他们知道。2、原审认定栾伟与汤锦华之间存在义务帮工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原审认定主要证据为两份《询问笔录》及栾伟签名的《事情经过》。关于第一份询问笔录，栾伟并未说系帮汤锦华去拿东西，也未说车上的光纤是汤锦华的。该笔录形成于第一时间，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关于第二份询问笔录，当交警问栾伟谁叫他去的时，栾伟虽回答有个姓汤的人叫其去的，但被问叫他去干什么他并没有说。其实也不是汤锦华叫他去的，汤锦华叫他弟弟栾振去退房，因栾振不在，栾伟是替他弟弟去的。该份笔录不能证明汤锦华叫栾伟去启东拉电缆。关于《事情经过》，该证据与两份询问笔录相矛盾，栾伟在庭审中已多次表示对运输光缆问题汤锦华不知情，且不排除袁某乙父亲对栾伟有胁迫、恶意串通的情形。3、即便栾伟与汤锦华之间存在义务帮工关系，因汤锦华系上海东洲罗顿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罗顿公司）员工，受公司委托处理南通地区事务，汤锦华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也应该是罗顿公司。综上，原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袁某乙的原审诉讼请求。
袁某乙答辩称：1、汤锦华上诉中不能否认一审中其已经自认的事实。汤锦华是直接打电话发指令给栾伟运输电线的，这是其原审庭审中承认的。2、汤锦华现在认为其是履行职务行为，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明其系代公司履行职务的证据，相反在一审中法庭要求其回答项目名称和承包人时，汤锦华一直拒绝回答。3、关于电缆所有权的问题，在一审庭审中，汤锦华三次回答是国家的，而且表示与栾伟不认识，在原审庭审后期汤锦华陈述虽然光缆是国家的，但是其送给栾振的，现其又称其仓库里根本没有电缆，汤锦华的陈述前后矛盾不可信。4、关于汤锦华所称的保管问题，原审中汤锦华与栾伟均承认汤锦华打电话给栾伟让其搬运电缆，而且房东曾打电话给汤锦华确认，汤锦华同意让栾伟进入，才打110电话，证明货物控制人是汤锦华，这一事实不应在二审中改变。5、关于袁某乙的父亲与栾伟串通的问题，事实上是汤锦华利用其工程发包人的优势，让栾伟不出庭应诉，才导致本案案情复杂。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人保景德镇公司答辩称，对汤锦华的上诉没有意见，请求法庭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汤锦华提供以下证据：
1、上海市东洲罗顿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一份、汤锦华社会保障卡一张，证明汤锦华系东洲罗顿公司员工，代表公司处理南通事务。
2、外包协议书一份，证明东洲罗顿公司将南通地区联通、移动、电信覆盖系统工程承包给栾振施工。
3、汤锦华与袁某甲的租房协议一份，证明当时的租房情况。
被上诉人袁某乙质证认为，对汤锦华是东洲罗顿公司的员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是否履行公司职务有待证明；对租房协议真实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实际上租赁协议约定的期限到期后，汤锦华还在租赁袁某甲的房子，并非汤锦华在庭审中陈述的租房到期后让栾伟把货物搬走；对外包协议的真实性无法辨别，没有骑缝章，且与本案无关联性。
人保景德镇公司与栾伟未发表质证意见。
二审审理中，汤锦华申请证人徐某、袁某甲出庭作证。徐某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其2012年7月将自己的房子租给一个安徽人，具体名字记不清，但有合同印证，在2013年1月18日或19日，其晚上看到安徽人到房子里来拉货，具体是谁不认识。袁某甲证言的主要内容是，2013年1月19日吃过晚饭后其在楼上，下面有人喊搬东西，房子从2012年4月16日开始租给汤锦华，每三个月付一次房租，2013年1月16日到期。搬东西的人中有一个在房子里住过，当时由于没有钥匙，他们报“110”，警察到场后开门，房子里面没有成卷的电线，有几个空盒子，他们就把空盒子拿走了。搬东西时其不在现场，东西搬到哪里袁某甲表示其不清楚。
汤锦华对于徐某、袁某甲的证人证言，认为真实。
袁某乙质证认为，徐某的证人证言不真实，明显有他人指导。对于袁某甲的证人证言，袁某乙认为证人证言内容部分真实，证人很清楚的表示搬东西里面有一个人认识，而且在房子里住过，可以证明此人与汤锦华有过雇佣或者帮工等关系。
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袁某乙申请证人丁某、黄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是，他们是袁某乙的亲戚，袁某乙受伤后，汤锦华去人民医院看过袁某乙。
袁某乙对丁某、黄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
汤锦华对丁某、黄某的证人证言，质证认为两个证人与袁某乙有利害关系，不具可信度，且两个证人的陈述前后不一，可能认错人。
人保景德镇公司与栾伟对证人证言均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另查明，汤锦华在二审中提交的2012年12月17日材料移交单、栾振与徐某签订的租房协议，已在原审庭审中提交并经对方当事人质证。袁某甲在一审中出具给法庭的书面“证明”内容为，在2013年1月19号有人把所有材料搬移至西宅徐卫昌处，租房结束。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1、人保景德镇公司以保险条款约定驾驶人全责的免赔20%为由，请求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赔2万元是否有据？2、原审法院确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人保景德镇公司主张其在保险条款中对免赔20%的免责条款予以加粗且对投保人进行了宣读，但从现有证据看，商业险的保险条款未经投保人签字，人保景德镇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免赔条款对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故根据上述规定，人保景德镇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免赔条款不产生效力。退一步讲，即便免赔条款有效，本案中交强险外的总损失达到了723276.2元，总损失免赔20%之后的数额也远超商业保险限额，故上诉人人保景德镇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2，汤锦华的委托代理人在原审庭审中对交警大队作的两次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并确认了“汤锦华与栾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是打过电话”、“去运电缆线的时候，电缆线是在汤锦华的仓库里”、“栾伟去汤锦华租的仓库里搬运电缆线”的事实，而作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其当庭陈述应当视为汤锦华本人的陈述。二审中，汤锦华对交警大队第二份笔录的真实性以及栾伟在其仓库里搬运电缆线均予否认，认为栾伟从汤锦华的仓库中仅搬出几个纸箱和一些杂物，电线电缆是从栾振仓库中拉走的，并提请徐某、袁某甲出庭作证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禁止反言，当事人对有关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应属于该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不得反悔再行否认，汤锦华既然在一审中对栾伟在其仓库搬运电缆线等事实予以认可，其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又予以否认，有违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很难令人信服，对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且徐某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栾伟没有从汤锦华仓库搬运电缆线，袁某甲的证人证言中有关东西搬到哪里的陈述与其一审中的书面证明相互矛盾，均不能推翻汤锦华一审中自认的事实。而根据袁某甲的当庭陈述，又恰恰可以证明栾伟与汤锦华在事故发生之前就有一定联系。综合交警笔录中所记载的“车上有十来卷光纤线”、“是姓汤的人叫栾伟开车子去启东的”以及当事人自认的事实、证人证言等证据，结合汤锦华与栾伟的哥哥栾振确实存在网络覆盖工程的业务联系，本院认为栾伟帮助汤锦华去启东拉回电缆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法院认定栾伟与汤锦华之间存在义务帮工关系并无不当。
对于原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是否影响当事人行使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原审归纳的争议焦点为“汤锦华与栾伟之间是否具有雇佣关系，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其中是否具有雇佣关系以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并列关系，故原审法院虽认定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但判决汤锦华与栾伟承担连带责任并未超出其归纳的争议焦点范围。而且从法律关系的内容来看，雇佣关系与义务帮工关系的共同点在于是否提供了劳务，区别在于提供的劳务是否有偿，不论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是“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还是“是否存在义务帮工关系”，当事人均应对“是否提供了劳务”进行举证、质证及辩论，故原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对当事人行使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也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故上诉人汤锦华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汤锦华上诉中认为其系履行东洲罗顿公司的职务行为，即便其应承担责任也应由东洲罗顿公司承担的主张，本院认为，虽然汤锦华系东洲罗顿公司的员工，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本案中的帮工行为与汤锦华履行职务具有关联性，且原审法院已明确，汤锦华如认为与他人存在发包关系，可在赔偿后另案主张追偿，不影响汤锦华在承担责任后行使追偿权。本院对汤锦华的该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
综上，汤锦华与人保景德镇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39元，由人保景德镇公司负担300元，由汤锦华负担443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燕红
代理审判员 吕 敏
代理审判员 陆炜炜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施惠惠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的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