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4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女，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甲，男，汉族。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余祖舜，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甲，男，汉族。
原审第三人周某乙，男，汉族。
上诉人赵某、陈某甲为与被上诉人周某甲及原审第三人周某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11月5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深圳市××区××路××路×#住宅楼×栋××号房（以下简称涉案房产）转让给第三人，转让成交价为145万元；第三人于合同生效之日支付定金5万元，于2011年12月31日前将首期款40万元支付至双方约定的银行监管账户或其他第三方的监管账户，并于该日之前向按揭银行提交按揭贷款申请的相关资料等。
2011年11月24日，原告出具一份《委托书》，授权深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全权办理涉案房产的赎楼、还款、收付赎楼款项及转让过户等手续，并于同日前往深圳市公证处办理了《委托书》的公证文书【公证号：（2011）深证字第150454号】。
2011年11月30日，原告、第三人与中国农业银行深圳东湖支行（以下简称东湖支行）签订一份《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共同委托东湖支行对涉案房产的首期款交易资金进行监管。第三人需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将首期款40万元存入东湖支行的监管账户【账号：41×××60】，待房产交易完成后，东湖支行凭过户至第三人名下的房地产证、原告和第三人共同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及交易款项存入凭证，将监管资金划转至原告在东湖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账号：62×××11】。
同日，被告陈某甲向第三人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7】转账汇款40万元。
另查，原告有两个收取售房款的银行卡账户，其中，尾数为××11的银行卡账户专门收取40万元的监管资金，尾数为××15的银行卡账户用来收取银行发放的按揭贷款。涉案房产成功交易后，东湖支行于2011年12月30日将40万元监管资金转入尾数为××11的银行卡账户。次日，被告陈某甲持原告的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将此款划转至其妻被告赵某的账户内。原告名下尾数为××15的银行卡账户于2012年1月10日收到银行发放的100万元按揭贷款，次日，该银行卡账户转出858895.45元至案外人林某名下，转出82320.81元至案外人刘某乙名下。2012年1月12日，案外人周某从该银行卡账户支取现金58000元。原告对××担保公司完成贷款赎楼业务需要收取858895.45元并划转至案外人林某账户没有异议。原告因没有收到全部售房款，于2012年9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担保公司返还售房款591104.55元。原审法院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369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与××担保公司就涉案房产的赎楼、贷款和过户等事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担保公司作为受托人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原告。尾数为××11的银行卡账户用来收取监管资金，原告主张将银行卡、密码和身份证交给刘某乙证据不足，退一步讲即使是刘某乙收取，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某乙系代××担保公司收取，××担保公司对卡内资金不负保管义务，原告要求××担保公司支付该银行卡内资金没有依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至于尾数为××15的银行账户，××担保公司对扣除赎楼贷款本息等应收费用的余款141104.55元被转走负有过错，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7日以（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557号民事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再查，被告声称案外人周某与第三人系父子关系，原告与周某父子系亲戚关系，涉案房产虽然登记在原告名下，实际则为周某所有，原告将涉案房产转让给第三人属于亲戚之间的内部交易，为证明双方存在亲戚关系，被告提交了周某父子的户口信息资料，该户口信息资料显示涉案房产被登记为周某父子的户籍地址，登记时间为2001年1月。原告对此予以否认，称其与周某父子只是老乡和朋友关系，涉案房产于2009年从案外人陈某处购得，其是涉案房产的真正权利人。周某父子在其购房后从未在涉案房产内居住过，并称其不了解购房流程，购房时没有查询涉案房产名下登记的住户，不清楚周某父子的户口为何登记在涉案房产内。其购房后将涉案房产出租给别人使用，自己则长期居住在老家，以后因为供楼资金出现困难，遂萌生了出售涉案房产的想法，周某知道后表示愿意出资购买，并介绍××担保公司为其办理赎楼和转让手续。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均表示不清楚周某父子的下落，也不掌握周某父子的联系方式。
又查，被告陈某甲系××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其称当初因第三人无力支付监管资金，经公司同事刘某乙介绍，其私人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房产交易垫付了40万元的监管资金。为打消其对借款资金安全的顾虑，原告和第三人同意以两人共同的名义借款，并共同签署了借款协议和借款借据，原告还向其交付了××11账户的银行卡、密码和身份证，授权其从××11账户中划款抵偿借款，40万元监管资金入账后，其按照双方事先的约定和原告的授权，将40万元监管资金转入其妻赵某的账户。借款成功收回后，其将原告和第三人签署的借款协议和借款借据撕毁。刘某乙亦出庭为被告作证，声称周某父子去银行申请按揭借款需要首先支付一笔首期款进行监管，但周某父子无力支付首期款，其受周某请托找到被告陈某甲帮忙，被告陈某甲为获取约1.2万元的资金服务费和利息答应了借款请求。2011年11月，原告和第三人与被告陈某甲在××担保公司会面洽谈，被告陈某甲取出借款协议和借款借据让原告和第三人签字，原告还按被告陈某甲的要求将××11账户的银行卡、密码和身份证交给被告陈某甲。原告否认自己曾经与被告陈某甲会面，亦不承认自己签署过借款协议和借款借据，声称自己当初是按照××担保公司的要求，为了方便××担保公司从其账户内取回代垫的赎楼款，才将银行卡、密码和身份证交给了××公司的工作人员，自己直到提起前案诉讼、××担保公司提供转账凭证给法院后才知道第三人向被告陈某甲借款支付首期款一事。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赵某返回不当得利40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2012年1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暂计至2014年1月1日为48000元）；3、判令被告陈某甲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参与第三人向被告陈某甲借款及原告是否授权被告陈某甲从其银行卡账户内扣划借款，上述争议焦点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因双方均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争议事实，原审法院根据深圳二手房的交易习惯，结合民事证据规则，分析判断如下：
首先，从深圳二手房的交易习惯来看，因房地产权登记机关不允许设有抵押的房产在抵押状态下办理过户手续，以按揭方式购买的房产在转让前必须先行还清银行贷款，并注销抵押登记，如果卖方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清偿按揭贷款，卖方通常会选择一家担保公司作保向银行申请短期赎楼贷款，用短期赎楼贷款来清偿按揭贷款，待房产交易成功后，卖方再以买方支付的购房款来清偿短期赎楼贷款。担保公司为了规避担保风险，确保卖方收到购房款后及时归还短期赎楼贷款，通常会严格控制房产交易过程，要求卖方出具经过公证的委托书，由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代替卖方办理赎楼、过户等房产交易事项，并要求卖方交出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等取款凭证，一旦房产交易成功，担保公司可以直接从卖方的银行账户中扣划短期赎楼贷款。因此，原告称其将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交付给××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符合深圳二手房的交易习惯，被告陈某甲和案外人刘某乙作为××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条件接触到原告的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不能排除两人因工作关系取得原告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的可能性，根据被告陈某甲持有原告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这一事实不能合理推断出原告授权被告陈某甲从其银行账户扣款的结论。
其次，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协议和借款借据是证明借款事实的直接证据，对出借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出借人通常会认真保管借款协议和借款借据，以免将来与借款人发生纠纷，被告陈某甲作为从事金融业务的担保公司工作人员，按理应该具有更强的证据意识，但其声称在收回40万元借款后撕毁借款协议和借款借据，这种说法不符合常理，难以令人信服。
最后，案外人刘某乙与被告陈某甲是××担保公司的同事，刘某乙还以私人身份参与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房产交易，称其为原告垫付了税费和服务费，并以此为由从原告银行账户扣划款项，鉴于刘某乙在本案中的身份特殊，其证言的可信度较低，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被告陈某甲主张原告向其借款的事实依据不足，其在没有取得原告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从原告银行账户内扣款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被告陈某甲及其妻被告赵某取得涉案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其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应将其取得的涉案款项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占有涉案款项期间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为维护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被告陈某甲、赵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某甲返还不当得利款40万元，并赔偿原告周某甲的利息损失（从2012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2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赵某、陈某甲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和二审期间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是：一、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和证据，在对本案关键的事实未查清和错误判断的情况下就草率判决，应予以纠正。1、从被上诉人的起诉来看，就极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明显是和第三人串通或利益分配不均而恶意提起诉讼。从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在涉案房产完成交易取得全部售房款之后的近8个月时间才开始“追查”所谓的房款下落。如果被上诉人是真正的涉案房产业主，不会糊涂和大意到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对自己的巨额款项不闻不问。2、本案存在大量证据证实上述极不符合常理的情况。即被上诉人名下的涉案房产实际归案外人周某所有或周某对涉案房产有控制权。（1）从被上诉人在对××担保公司一案中所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和周某是亲戚关系，并且被上诉人在录音中还认可是周某全权处理涉案房产，上诉人在涉案房产交易中仅仅是过来签名履行手续。（2）周某和第三人周某乙的户口地址从2001年一直在涉案房产地址，而被上诉人一直不能做出合理解释。（3）被上诉人对涉案房产的租赁、使用状态、银行按揭还款等均不知情。而这些证据均是由被上诉人在涉及××担保公司一案中，由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可以明确证实的。一审法院对这些证据和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草率判决，令人非常难以理解。二、被上诉人在××担保公司一案中所提交的录音证据已经明确承认其签署过上诉人所述的借据。但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没有查清，也没有认真组织质证，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也申请法庭调取××担保公司一案中有关本案的重要证据。但非常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的基础上，对本案现有的关键证据也疏于考察，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并作出错误判决。鉴于本案现有事实和证据已经能够证实上诉人从被上诉人账户划转资金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而一审法院在审理和判决过程中，忽视和遗漏本案关键的事实和证据，导致错误认定事实。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查明本案的事实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周某甲答辩称：一、关于涉案房产所有权的问题，在起诉××担保公司的案件中，××担保公司的答辩词及当时作为证人的刘某乙、陈某甲所提交的经过说明内容和出庭时的证人证言中都没有提及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控制权问题，后来的几次庭审也没有任何争议，现在上诉人却对这些不争的事实进行歪曲。请注意的是上诉人和证人刘某乙已多次在没有审核证据的前提下虚构情节，歪曲事实并陈述虚假供词，前后、相互矛盾，在上个案件和本案一审中，法院都不予采信，其现在又虚构出低级的说辞，可见其用心和目的。二、关于录音的内容，只要听完整段录音，都可以看出其中反映的真实情况，就是被上诉人对此事毫不知情。被上诉人在××担保公司签的借据是赎楼款借据，当时和刘某乙的谈话是其利用被上诉人不知情故意误导被上诉人，后来已查实很多内容都是编造的，被上诉人之前根本没有见过陈某甲，陈某甲一开始也承认双方没有见过面。综上，请二审法院查实本案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周某乙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二审中，上诉人赵某、陈某甲提交了下列证据：一、《人口信息查询表》，用于证明原审第三人周某乙是案外人周某的儿子，曹某是周某的妻子，曹某与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查到的证据线索有关系，用于证明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周某乙的房产交易是虚假的，他们之间不需要实际的资金交付。二、《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2009年7月10日），是被上诉人取得涉案房产所签的合同，用于证明被上诉人在该合同中所留的电话号码是139××××9327。三、《个人借款合同》（2009年6月22日），即被上诉人取得涉案房产产权时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的合同，用于证明被上诉人在该借款合同所留的电话号码是139××××9327，该合同第16.1条已明确了被上诉人所留电话的真实性承诺；《个人借款合同》所附的《抵押合同》，用于证明涉案房产最初是抵押给交通银行的，但××担保公司是从深发展银行江苏大厦支行赎楼的。需注意的是，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资金监管协议，该资金监管协议中的委托方为周某乙，周某乙所留的电话是139××××9327，被上诉人留的电话是137××××7719，据上诉人到移动营业厅了解，139××××9327号码一直由周某使用，也就是说涉案房产实际上属于周某，由周某实际控制。四、（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369号案开庭笔录，在该案中，被上诉人确认涉案房产的交易额为145万元，周某乙要支付给被上诉人5万元定金，首付款40万元，剩余款申请银行按揭，被上诉人在该庭审笔录中承认周某乙不用向其支付定金，这进一步可以证实他们之间是虚假交易，这也就证明了××担保公司的刘某乙在证词中所说的虚假交易时变换一个人的身份来向银行贷款，这样就可以多贷一部分款项，而且又消除了之前在深发展江苏大厦支行的不良记录。五、被上诉人向陈某甲发送的手机短信，在这些短信中，被上诉人采用了一些威胁的词语迫使上诉人就范，并且提出可以减少15万元等不符合常理的事实。被上诉人周某甲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人口信息查询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可以证明曹某、周某与周某乙的关系，并不能证明周某乙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交易是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可以证明该事实，上诉人在之前提交的《说明》都有提到本案的房屋交易是真实的。2、对《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及《个人借款合同》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合同中的电话号码及内容都是由操作买卖的代理方填写的，被上诉人只负责签名，资金监管事项都由××担保公司全权办理，被上诉人毫不知情。3、对开庭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在该案中被上诉人虽然陈述了被上诉人并没有收到定金，但这并不能代表涉案房产交易是虚假的，被上诉人可以提供还款记录及银行清单。4、对手机短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第一次开庭时因为要传第三人开庭所以延期开庭，原定开庭当日上诉人陈某甲打电话给被上诉人，当时语气带有威胁性质，在上次开庭前，陈某甲在一审法院门外也提出了一些威胁语句，所以被上诉人迫于压力才提出调解意向，从手机短信也可以看出是其事先威胁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里面没有被上诉人威胁陈某甲的语句。
两上诉人提交的上述《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显示被上诉人周某甲于2009年从案外人陈某处购得涉案房产，买卖双方通过深圳市广天地房地产交易评估公司居间促成交易。
被上诉人周某甲提交了下列证据：银行交易流水、还款记录查询、查询卡信息，上述证据用于证明涉案房产的银行按揭贷款是由被上诉人支付的，涉案的房屋交易是真实的。两上诉人质证认为，只认可查询卡信息，对于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涉案房产在被上诉人的名下，肯定是由其银行卡号还银行的按揭贷款，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想要证明的内容。
其后，上诉人陈某甲、赵某另提交了下列证据：1、深圳市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查询单，用于证明该公司的股东是被上诉人与曹某（周某妻子），与本案其他证据一并证明被上诉人对涉案房产交易是虚假交易；2、深圳发展银行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及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用于证明被上诉人在该两份合同的手机联系号码是周某的电话（登记在曹某名下）、联系地址是深圳市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地址，与本案其他证据一并证明被上诉人对涉案房产交易是虚假交易；3、（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557号案的调查询问笔录，用于证明周某在涉案房产交易中是周某甲的代理人，周某也是涉案房产交易的有效授权人；4、（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369号案的开庭笔录，用于证明涉案房产交易中被上诉人的身份证是交予周某保管的，周某是周某甲的特别代理人。被上诉人周某甲质证认为：1、证据1只证明被上诉人与曹某是曾经的生意合作关系，与房屋买卖是两码事，不能凭此证明是虚假交易，与本案没有合理的必然性；2、证据2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被上诉人当时在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时，是先填写好银行提供的申请表和提交相关资料（包括公司资料），然后银行输入信息后才打印出正式合同，当时填写的公司资料中除了固话还有其他业务联系电话，曹某是法人也是业务负责人，所以公司资料中列有曹某的手机号码，银行出于方便联系的考虑将该手机号码一起添加上去，在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中没有添加该手机号码，可见该手机号码不是作为被上诉人的主要联系号码；3、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调查笔录只是单独择取了其中一小部分作为证据，并不代表整个庭审内容的完整真实性，该案已经做出终审判决；4、证据4的质证意见与证据3的意见基本相同，在2011年11月24日被上诉人与××担保公司签订合同和办理授权公证之日起，至2012年1月11日业务办理完结刘某乙领取被上诉人身份证之日止，被上诉人的身份证一直由××担保公司保管，上诉人陈某甲在此期间转款；寄给被上诉人身份证的寄件人是否周某本人不能确定，可能是他人借周某名义所寄，即便寄件人为周某本人，也是发生在刘某乙从公司领出身份证之后，与上诉人陈某甲转款在时间上矛盾。
上诉人陈某甲、赵某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如下事项：1、向公安机关调取曹某、周某、周某乙三人的亲属关系，以证明周某与曹某是夫妻关系、周某乙是该二人的儿子；2、向移动通信公司调取手机号码139××××9327用户的开户信息，以证明该号码的开户人是曹某而不是周某甲；3、向交通银行及深发展银行（现为平安银行）调取周某甲名下账户自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的资金流水记录，以证明周某甲的银行按揭款还款来源并非周某甲本人，周某甲仅是涉案房产的产权代持人。
被上诉人周某甲确认手机号码139××××9327不是其使用，其找周某都是打该电话号码，不清楚该号码是否周某自己的。
被上诉人周某甲称应××担保公司的要求，其必须要将身份证、银行卡交给该公司并告知密码，以保证该公司的回款安全，尾数为××11的银行卡在签订委托合同的当日交给该公司，该卡在2011年12月31日前由该公司掌控。
上诉人陈某甲称其记不清楚从何人处拿到尾号××11的银行卡，但是这张卡是刘某甲开的，同时在场的还有周某、刘某乙。被上诉人则称尾号××11的银行卡是其交给××担保公司的，是其本人开户的，后来刘某甲的确有另外开一张卡，但卡的尾号并不是××11。
此外，原审法院审理被上诉人周某甲诉××担保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369号民事判决查明如下事实：1、周某甲用于收取资金监管款的银行卡为尾号××11农行卡。买方贷款的划入账号为××担保公司的员工刘某甲于2011年11月30日为周某甲开立尾号××15的农行卡。2、周某甲称其于2011年11月24日在××担保公司处将身份证、尾号××11农行卡及密码交给了刘某乙。刘某乙出庭作证称没有从周某甲处收取其身份证及银行卡。××担保公司亦否认收取了周某甲尾号××11的农行卡及密码，称系从案外人周某处取得周某甲的身份证。3、陈某甲原系××担保公司员工，于2012年3月离职。其出庭作证称2011年11月20日左右其为涉案业务垫付了资金监管款40万元，由周某甲与周某乙共同签了借据，其为了回款安全，收取了周某甲、周某乙的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其称当时周某乙、周某、刘某乙均在场，系周某拿出周某甲的银行卡并告诉其密码。其确认转款40万元至赵某账户，后将银行卡、身份证给了刘某乙，刘某乙称陈某甲系将银行卡、身份证交给了周某。4、××担保公司提交一份刘某乙签名的收据和刘某乙出具的保证书，保证书内容为：受客户周某甲委托，到公司取身份证、卡和密码，本人保证在取出后，将身份证、卡、密码及时交到客户手上，在证件从公司签字取出后，发生的一切责任与公司无关。刘某乙出庭作证时对上述收据及保证书予以确认。2012年1月11日刘某乙在收据上签名，显示从××担保公司处收取了周某甲的身份证、尾号××15农行卡及取款密码。证人刘某乙称确认其转款82320.81元至其账户，称该款系其垫付的税费及服务费，后周某将周某甲的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等资料带走。本院作出的（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557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审法院前述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无误。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陈某甲将被上诉人周某甲账户内的40万元款项划转至其妻上诉人赵某的账户内是否具有合法依据。
被上诉人周某甲诉××担保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的生效判决认定××担保公司对于尾号××15的银行账户收取的卖房款扣除赎楼贷款本息等应收费用的余款被转走负有过错，判决××担保公司需赔偿被上诉人周某甲卖房款损失。该案判决并未认定被上诉人周某甲并非涉案房产的真正权利人。被上诉人周某甲系通过中介机构于2009年从案外人陈某处购得涉案房产。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周某甲在购置涉案房产时所签署合同上记载的联系电话为案外人周某所用电话、周某及原审第三人周某乙的户籍登记地址从2001年起在涉案房产的地址，并不能直接证明被上诉人周某甲并非涉案房产的真正权利人，且不能据此推导出被上诉人周某甲仅是涉案房产的产权代持人的唯一结论。
二手房买卖过程中，卖方出售的房产如尚有按揭贷款未清偿，该房产仍设有抵押的情况下，卖方通常会委托担保公司办理赎楼手续，按照深圳二手房的交易习惯，担保公司受托办理赎楼手续，为了规避风险，确保公司在卖方收到购房款后及时收回短期赎楼贷款，通常会严格控制房产交易过程，要求卖方出具经过公证的委托书，由卖方委托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代为办理赎楼、收付赎楼款项、过户等房产交易事项，并要求卖方交出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等取款凭证，待房产交易成功后，担保公司可以直接从卖方的银行账户中扣划赎楼贷款。从另案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可知，××担保公司的员工刘某甲于2011年11月30日为被上诉人周某甲开立尾号××15的农行卡，2012年1月11日该公司员工刘某乙签署收据确认从该公司处收取了周某甲的身份证、尾号××15的农行卡及取款密码。因此，按照前述二手房交易习惯，在本案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在2011年11月30日至2012年1月11日期间，被上诉人周某甲的身份证应由××担保公司保管。被上诉人周某甲称其将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交付给××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从何人处取得尾数为××11的银行卡的事实，上诉人陈某甲在本案一、二审中及在另案中作为××担保公司的证人出庭作证的陈述前后并不一致，且关于其在划款至上诉人赵某账户后将被上诉人周某甲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付给谁的事实，上诉人陈某甲与刘某乙的陈述亦不一致，故本院对于上诉人陈某甲的主张难以采信。上诉人陈某甲和案外人刘某乙作为××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条件接触到被上诉人周某甲的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能排除陈某甲和刘某乙二人因工作关系取得周某甲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的可能性，根据上诉人陈某甲持有被上诉人周某甲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这一事实并不能合理推断出被上诉人周某甲授权上诉人陈某甲从其银行账户划转款项的结论，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货币属于种类物，40万元经由原审第三人周某乙的账户转入被上诉人周某甲的尾号××11的账户，该款项的所有权即归属于被上诉人周某甲，他人须有合法根据才能处分该笔款项。两上诉人上诉所提及的录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周某甲明确承认其签署了两上诉人所述的周某甲与周某乙共同向陈某甲借取40万元监管资金的借据。上诉人陈某甲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从被上诉人周某甲名下账户内划转款项系受被上诉人周某甲的委托，两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周某甲与原审第三人周某乙共同向上诉人陈某甲借款40万元用于购房首期款的资金监管，缺乏证据证明，亦与二手房交易过程中由买方筹措购房首期款的交易习惯不符，且上诉人陈某甲作为从事金融业务的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理应清楚向他人出借款项需签署相应的借款合同并妥善保存借款凭证的重要性，其所述在收回40万元后已将周某甲、周某乙共同出具的借款协议和借款借据撕毁不符合常理。
对于两上诉人向本院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两上诉人申请调取的第1、2项内容不持异议，两上诉人申请调取的第3项内容不能直接涵括上诉人陈某甲将被上诉人周某甲名下账户40万元款项转入上诉人赵某的账户具有合法依据的事实，故两上诉人申请调查取证的事项并无调取的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其调查取证申请。
综上所述，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周某甲授权上诉人陈某甲从其账户划扣款项，两上诉人取得涉案款项缺乏合法根据，造成了被上诉人周某甲的财产损失。因此，被上诉人周某甲以不当得利之诉要求两上诉人返还涉案款项，合法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陈某甲与原审第三人周某乙之间的款项往来问题，相关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上诉人赵某、陈某甲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20元，由上诉人赵某、陈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