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京0112行初185号
原告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6号院13号楼303。
法定代表人张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玉阁，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裴淋淋，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玉桥中路59号。
法定代表人赵瑞恒，局长。
委托代理人左增信，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白大超，男，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干部。
第三人北方智能微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佟麟阁街9号。
法定代表人邱延民，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晓勇，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ＸＸ，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辉公司）诉被告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以下简称区城管执法局）及第三人北方智能微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公司）行政强制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启辉公司诉称：区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12月6日以启辉公司作为相对人作出京通城管强执字[2016]第030007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以下简称《强制执行决定书》），拟强制拆除智能公司院内的涉诉建筑，该建筑系经过批准的翻建，土地使用权及原房屋产权手续齐备，由于原有危旧房屋和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存在倒塌危险和重大环境污染，智能公司经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通州分局作出的[2012]规复函118号文件（以下简称118号文件）批复同意，并在获得上级单位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同意后，自筹资金进行危旧房屋翻建改造。2014年5月14日，智能公司与启辉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启辉公司对危旧房屋进行投资翻建，项目竣工后产权归智能公司所有，启辉公司享有租期使用权。继而，启辉公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危旧房屋进行翻建改造及污染治理后，项目才得以圆满完成，并彻底解决了企业自身和周边的安全、消防隐患，去除了重大环境污染风险，改善了环境。然而，在2017年8月17日的另外行政诉讼案件庭审中，启辉公司才得知区城管执法局作出了本案中被诉的《强制执行决定书》，但是启辉公司一直未收到任何关于本案建筑是违法建筑的立案查处通知、限期拆除决定书、催告书、听证通知书以及现在要将涉案建筑强制拆除的行政决定书！启辉公司认为，第一，标的建筑已取得相关规划同意文件，区城管执法局对本案建筑不具有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的法定职权；第二，因房屋建成后的产权属于智能公司，区城管执法局未查明实际投资建设方，区城管执法局责令启辉公司拆除房屋，属于认定行政相对人的错误；第三，《强制执行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标的建筑系经过批准的翻建建筑，原有合法产权，应区别于违法建筑；第四，行政处罚及强制拆除的决定过当，依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66条规定，若涉诉房屋为违法建筑，应由规划部门根据情况作出处罚，也并非必然是拆除处罚。区城管执法局以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违法建筑，不能说明启辉公司的建设行为影响了城市规划、影响的程度达到了严重的标准；第五，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区城管执法局未依法履行告知、听证、送达等程序，致使启辉公司至2017年8月17日才得知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区城管执法局未经法律程序对启辉公司作出处罚决定、更未按法律规定程序送达，程序严重违法，径行对外公告行政处罚行为的内容。区城管执法局在明知启辉公司负责人更换的情况下，继续向原人员送达文书，未能向公司实际负责人实际有效了解情况、通报处罚情况，启辉公司从未授权吴钢处理任何公司事务。综上，因区城管执法局不具有作出限期拆除、行政强制执行的职权，未进行听证程序、未依法送达处罚决定、未保障启辉公司的救济权利及途径属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量范围和幅度。启辉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及第四十六条等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区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书》，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区城管执法局承担。
被告区城管执法局辩称：第一，区城管执法局具有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第二，启辉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期限，2016年12月6日区城管执法局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同日将决定书直接送达给启辉公司，决定书上载明诉权诉期，启辉公司未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第三，启辉公司所称涉案建筑系经过规划部门批准翻建的说法不能成立，启辉公司所称的118号文件或上级单位同意均不属于法定规划许可文件，且对该处违法建设，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出具函件载明涉案房屋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第四，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书》认定违法主体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五，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启辉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区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法院驳回启辉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智能公司述称：启辉公司陈述的事实与实际的事实不符：1.启辉公司与智能公司之间是就合法建筑签订的房屋租赁关系，不是诉状中的以租赁方式将合法房屋给启辉公司出资翻建，并承诺办理各项建设规划手续；2.启辉公司租赁房屋进行改扩建的是其自身的经营需要，不是其在诉状中陈述作为智能公司的职工宿舍；3.启辉公司与智能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产权归智能公司所有，是指改扩建的房屋取得相关规划手续且能够办理产权证，在此情况下产权归智能公司所有，实际上，截至本案开庭为止，涉案房屋没有取得产权登记，没有办理法律规定的规划及竣工验收手续。所以启辉公司在诉状中认为产权已归智能公司所有与事实不符，且与启辉公司代理人曹鹏接受询问时所陈述的内容不符，另外启辉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与智能公司无关。
经审理查明，区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并同日将该《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给启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钢。启辉公司称其并未委托曹鹏、吴钢、聂玉纯处理涉案违法建筑查处事宜，未收到《强制执行决定书》，并为此申请对区城管执法局证据中吴钢提交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张华身份证复印件中“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公章真伪及授权委托书中“张华”人名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经本院予以准许，依法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盛唐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1月23日，盛唐鉴定所出具京盛唐司鉴所[2018]文鉴字第84号《终止鉴定告知书》（以下简称《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张华的人名章无比对样本，致使此部分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鉴定所决定终止此部分鉴定工作。2018年5月16日，盛唐鉴定所出具京盛唐司鉴所[2018]文鉴字第8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1、2、3、4“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1101010093897”印章印文与样本中的“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1101010093897”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各方对上述《终止鉴定告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均认可。
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区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12月6日将《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给启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钢，故启辉公司应在上述行政行为作出后六个月内行使诉权。现启辉公司主张其并未委托曹鹏、吴钢、聂玉纯处理涉案违法建筑查处事宜，亦未收到《强制执行决定书》，区城管执法局应向法定代表人核实涉案建筑情况，吴钢提交的不是法定代表人换发后的身份证、授权并非法定代表人真实意思表示等意见。对此本院认为，对于启辉公司委托代理人提交的授权委托材料，区城管执法局仅具有形式审查的义务，即审查其提交的授权委托材料形式和内容是否完备。从形式上看，上述授权委托手续齐全，形式和内容完备，不具有合理怀疑内容，不应过多苛责区城管执法局对相对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实质审查，且本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依照启辉公司的申请对吴钢提交给区城管执法局的授权委托材料上加盖的启辉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上述材料上加盖的公章均是真实的，故启辉公司的上述主张均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启辉公司应于2016年12月6日即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而启辉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原告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已交纳，自本裁定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邱春阳
人民陪审员 丁玉亭
人民陪审员 胡晓波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 助理 徐 晶
书 记 员 杨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