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1120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曹某乙（曾用名：曹福生），泥工。系本案被害人曹某甲之父。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何某乙，无固定职业。系本案被害人曹某甲之母。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广场街53号。系本案肇事车辆登记车主。
法定代表人洪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江某、罗某，该公司职员。
原审被告人张某，司机。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15年2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新洲区看守所。
辩护人吴爱琴，武汉市新洲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孙某，无固定职业。系本案肇事车辆实际车主。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洲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云梦街特1号。
负责人林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某，该公司职员。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某犯交通肇事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曹某乙、何某乙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15年8月6日作出（2015）鄂新洲刑初字第0018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曹某乙、何某乙、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均不服，提出上诉。本案刑事部分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委托代理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12月24日下午16时许，被告人张某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鄂A×××××号大型客车，沿武汉市新洲区新施公路自西向东行驶至施吴湾路段时，因未确保行车安全，其所驾车辆越过中心黄线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被害人曹某甲正常驾驶的鄂A×××××小型客车相撞，致张某、曹某甲、鄂A×××××大型客车内乘客等10余人受伤及两车受损，其中，曹某甲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殁年24岁。经法医鉴定，曹某甲系因胸腔脏器严重损伤而死亡。经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交巡大队认定，张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张某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2015年2月10日，民警将张某传唤至公安机关，张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次日被刑事拘留。
另查明，张某所驾鄂A×××××号大型客车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孙某购买后，挂靠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利安公司”）从事旅客运输经营。孙某因交通肇事犯罪被判刑服刑期间，其妻汪某雇请张某为司机。2014年8月26日，汪某以捷利安公司的名义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洲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为鄂A×××××号大型客车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交强险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22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人民币2000元，保险期限自2014年8月27日0时起至2015年8月26日23：59：59止；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为人民币300000元（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限自2014年8月28日0时起至2015年8月27日23：59：59止。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第六条第（七）项第2目以特别加粗的黑体字约定，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同日，汪某在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栏签名并加盖了“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字样圆形单。该投保人声明栏载明：“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字体加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该投保单声明栏所盖公章与孙某和捷利安公司签订挂靠协议的公章不同，且捷利安公司原审当庭表明该公司没有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投保单上样式的公章。
还查明，曹某甲出生于1990年6月24日，系农业户口，但其于2012年9月起在位于新洲区邾城街化乐路的武汉市新洲区曹军粮油经营部从事销售工作，并于2012年12月1日起租住董秀鲜位于本市新洲区邾城街中和里124号的房屋，案发时曹某甲驾驶车辆从事粮油销售工作。案发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捷利安公司支付了曹某甲抢救费人民币11.8元，并通过交警部门赔偿了曹某甲近亲属经济损失人民币3万元。鄂A×××××号车辆核定载客人数19人，外廊尺寸为6600×2280×2950毫米，系大型客车，驾驶该车需A1驾驶证，案发时，张某所持驾驶证为A2照。原审审理中，孙某对其妻雇请张某为司机及代其到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为鄂A×××××号大型客车分别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行为当庭予以追认。
被害人曹某甲因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1、医疗费11.80元；2、死亡赔偿金24852×20=497040元；3、丧葬费43217÷2=21608.50元；以上3项合计人民币518660.30元，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费用为人民币11.8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费用为人民币518648.50元。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证人汪某、吕某、陈某、华某、万某等人的证言，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血液乙醇检测报告书，尸体检验报告书，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书证“122”报警电话记录卡、受案登记表、常住人口信息表、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及行驶证查询结果、尸体处理通知书、火化证明书、死亡医学证明书、机动车保险单、机动车投保单、保险条款、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户口登记卡、身份证、曹井村村委会证明、曹军粮油经营部证明及营业执照、董秀鲜、缪雪成、张恩赐、钟胜贤出具的证明、租房协议、车辆挂靠协议书、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及到案经过，以及被告人张某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
原审认为，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张某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在原审庭审中自愿认罪，系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张某因其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曹某乙、何某乙造成了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肇事车辆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曹某乙、何某乙的经济损失为人民币518660.30元，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费用为人民币11.8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费用为人民币518648.5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费用已超出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故应先由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保险金人民币110000元，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保险金人民币11.80元，合计赔偿人民币110011.80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张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洲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曹某乙、何某乙保险金人民币110011.80元；被告人张某、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孙某、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共同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曹某乙、何某乙经济损失人民币378636.70元。
上诉人曹某乙、何某乙的上诉理由：1、请求改判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原审民事部分判赔过少。
上诉人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利安公司）：1、请求改判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肇事车辆车主为孙某，事故责任人为张某，保险单上捷利安公司未签章，捷利安公司已经垫付了部分费用，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意见支持其上诉理由。
原审被告人张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亦认为保险公司在应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洲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对原审民事部分判决均无意见，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被告人张某本人所持驾驶证为A2驾照，准驾车型为牵引车，准驾的车辆为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而不具备驾驶大型客车的资格。2014年10月起，其受车主孙某之妻汪某雇请驾驶车牌号为鄂A×××××的大型客车从事载客运输。2014年12月24日下午16时许，原审被告人张某驾驶该大型客车，沿本市新洲区新施公路自西向东行驶至施吴湾路段时，因未确保行车安全，其所驾车辆越过中心黄线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行驶的被害人曹某甲正常驾驶的小型客车（车牌号为：鄂A×××××）相撞，致张某、曹某甲和鄂A×××××大型客车内乘客等10余人受伤及两车受损，其中，曹某甲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殁年24岁。经法医鉴定，曹某甲系因胸腔脏器严重损伤而死亡。经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交巡大队认定，张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曹某甲不负此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张某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2015年2月10日，民警将张某传唤至公安机关，张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次日被刑事拘留。
案发后，上诉人捷利安公司支付了曹某甲抢救费人民币11.8元，并通过交警部门赔偿了曹某甲近亲属经济损失人民币3万元。
原审被告人张某的交通肇事行为致被害人曹某甲死亡，造成上诉人曹某乙、何某乙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18660.30元，其中：医疗费人民币11.8元，死亡赔偿金人民币497040元，丧葬费人民币21608.5元。
另查明，张某所驾鄂A×××××大型客车系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孙某购买后，挂靠于上诉人捷利安公司从事旅客运输经营。孙某因交通肇事犯罪被判刑服刑期间（其同样因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车辆，导致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不负赔偿责任），其妻汪某雇请张某为司机。鄂A×××××号车辆核定载客人数19人，外廊尺寸为6600×2280×2950毫米，系大型客车，驾驶该车需A1驾驶证，案发时，张某所持驾驶证为A2照。
2014年8月26日，汪某以捷利安公司的名义在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洲支公司为鄂A×××××号大型客车分别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为人民币122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人民币2000元，保险期限自2014年8月27日0时起至2015年8月26日23：59：59止；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为人民币300000元（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限自2014年8月28日0时起至2015年8月27日23：59：59止。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第六条第（七）项第2目以特别加粗的黑体字约定，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同日，汪某在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栏签名并加盖了“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字样圆形章。该投保人声明栏载明：“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字体加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该投保单声明栏所盖公章与孙某和捷利安公司签订挂靠协议上所盖公章不同，且捷利安公司一审、二审均表明该公司没有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投保单上样式的公章。
还查明，被害人曹某甲出生于1990年6月24日，系农业户口，但其于2012年9月起在位于本市新洲区邾城街化乐路的武汉市新洲区曹军粮油经营部从事销售工作，并于2012年12月1日起租住董秀鲜位于新洲区邾城街中和里124号的房屋，案发时曹某甲驾驶车辆从事粮油销售工作。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举证、质证、审核属实，二审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曹某乙、何某乙、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以及原审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诉称保险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及代理意见、辩护意见。经查，车主孙某原持驾驶证为A2驾照，案发时其正因为犯交通肇事罪在服刑，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的民事判决中明确表述：“因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不负赔偿责任”。孙某之妻汪某应该明知该项法律规定，其在雇佣张某时，未尽到严格审查张某驾驶证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张某驾驶的机动车与其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显属违反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该解释第十一条还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孙某之妻在其服刑期间，以捷利安公司的名义为本案肇事车辆在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投保，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在商业保险合同中以特别加粗的黑体字对免责条款予以了约定和提示，且孙某之妻作为代为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栏中签名并盖章确认，应认定中华联合财险新洲支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故上诉人曹某乙、何某乙、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的该上诉理由，及其委托代理人的相同代理意见、原审被告人张某辩护人的相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诉称肇事车辆车主为孙某，事故责任人为张某，保单上武汉捷利安公司未签章，捷利安公司已经垫付了部分费用，其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及其委托代理人相同的代理意见。经查：1、本案肇事车辆挂靠于捷利安公司经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捷利安公司应与张某、孙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关于捷利安公司诉称其垫付的费用，对于有证据支持的人民币30011.8元费用，原审已依法从其赔偿数额中扣除，并不能成为其免除其余赔偿责任的理由；3、关于捷利安公司就保单上武汉捷利安公司的公章提出的异议，涉及的问题应为该份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而不涉及免除捷利安公司的民事部分连带赔偿责任问题。故上诉人武汉捷利安公路客运有限公司诉称其不应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及其委托代理人相同的代理意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张某违反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驾驶与其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辆，行车途中忽视交通安全，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侵犯了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安全，已构成交通肇事罪。由于原审被告人张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上诉人曹某乙、何某乙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张某系受孙某雇佣，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孙某应承担赔偿责任；因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存在重大过失，其应与孙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肇事车辆挂靠于捷利安公司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捷利安公司应与张某、孙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民事部分判处恰当。故上诉人曹某乙、何某乙诉称原审民事部分判赔过低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捷利安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徐正武
审判员 郑雄文
审判员 杨 毅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