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43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安瑞森信息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村工业区5号。组织机构代码：78238571-7。
法定代表人;虞挺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郁飞、熊春华，杭州市天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养平，男，汉族，1972年4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乐小花，江苏天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安瑞森信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瑞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养平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8民初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1月30日刘养平与安瑞森公司签订聘用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安瑞森公司聘请刘养平为负责光盘制造的技术总监；年薪为15万美元，由北京海传公司每月发人民币9000元，安瑞森公司每月发人民币8000元，剩余由美国MaxOpticalDiscItd承担，汇率折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中间价计算（庭审中双方认可1：6汇率），每月的25号前支付上月薪酬；合同期限从2012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止；安瑞森公司提供刘养平赴美工作的来回机票及在美期间的衣食住行等。由此刘养平、安瑞森公司双方缔结了劳动关系。因合同签订当时，刘养平尚未办理完成工作护照，故在2013年6月份之前美国公司发放的工资则由香港关联公司发放。2013年5月份美国公司帮助刘养平办理完成了签证，从2013年6月份起由美国公司给刘养平按照双周薪发放工资，其余部分由香港关联公司补发。对于安瑞森公司依合同应发给刘养平的8000元/月工资，在2013年6月份始考虑到缴税等问题，改为安瑞森公司发放3000元人民币左右，剩余5000元左右工资仍由香港方面发放。
在双方的劳动合同期限即将届满前，安瑞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到美国与刘养平面谈，表达了与其续签合同的意向，刘养平未持异议。基于此，在2015年1月6日，安瑞森公司为刘养平购买了2015年2月15日回国以及3月16日回美国工作的双程机票。然美国时间1月20日，刘养平与他人发生纠纷，受到禁制令限制不能离开当地，致使其在2月15日不能回国，双程机票作废。3月2日当地法院出具了解除禁止令，3月8日刘养平自己购买机票回国。刘养平在回国之后一直没有到安瑞森公司报到和工作，但安瑞森公司法定代表人曾与刘养平通过电话商谈继续签约之事，且给刘养平购买了2015年3月24日赴美工作的机票。最终刘养平在3月24日也没有赴美工作。另，安瑞森公司为刘养平交纳社会保险费至2015年4月。
2016年3月4日，刘养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安瑞森公司支付合同期内拖欠的工资98167.86元及合同期外的225000元；安瑞森公司支付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62500元；安瑞森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共计150000元。
刘养平认可已收到工资共计434707.69美元（包括美国公司在2015年发的四次双周薪工资9230.76美元），其主张合同期内拖欠工资为人民币98167.86元〔（450000－434707.69）×6＋3534＋2880〕。对于刘养平主张的2880元社保扣费，依据安瑞森公司的证据及当庭陈述，该院认定该补扣费用合法合理，属于刘养平应缴费用，该院不予认定为欠付工资范围。对于刘养平主张的3534元签证费用，该费用系安瑞森公司为刘养平办理签证所产生的，已于2013年3月份在安瑞森公司发给刘养平的每月8000元人民币中予以抵扣。该院认为签证系刘养平为在美国工作所必须，系刘养平为自身利益的投入，在刘养平、安瑞森公司的劳动合同中未约定安瑞森公司应负担刘养平签证费用的情况下，该费用应由刘养平自行负担，况且刘养平也无证据证明其已及时对此抵扣提出异议。综上，该笔签证费用也不应算在安瑞森公司少付工资范围。
安瑞森公司则主张已发刘养平工资488692.07美元，包括刘养平认可的434707.69美元，以及：①美国公司2015年发给刘养平的6923.10美元（16153.86－9230.76）、②刘养平历年报销款16327.27美元（支票19张共15827.27美元＋现金500美元）、③签证费7215美元、④办绿卡费用4000美元、⑤健康保险19518.34美元。对于第①项6923.10美元，安瑞森公司证据不足，该院不予认定；对于②项刘养平认可收到支票金额15827.27美元，但认为不应作为工资抵扣，该院认为双方合同并无以报销方式支付工资的约定，安瑞森公司现无充分的证据证明报销款项的不合理，故报销费用不应作为工资抵扣；对于③签证费7215美元，理由同前述3534元人民币的签证费用之认定，该院认定应由刘养平负担，安瑞森公司可以从工资中予以抵扣；对于④、⑤两项，安瑞森公司证据不足，该院不予认定。由此，该院认定刘养平收到安瑞森公司发放的工资共计441922.69美元。
原审法院认为，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刘养平、安瑞森公司双方劳动合同的履行期限为三年，依双方合同约定，安瑞森公司共应支付刘养平的工资为450000美元。该院经审理认定安瑞森公司给付的工资为441922.69美元，故对尚欠的8077.31美元（折成人民币为48463.86元），安瑞森公司应予支付。刘养平、安瑞森公司双方的合同至2015年1月31日届满，合同期限届满之前，安瑞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与刘养平协商合同续订事项，从安瑞森公司为刘养平多次购买飞机票也可以表明安瑞森公司与刘养平续订合同的意愿。刘养平最后基于其个人原因未再与安瑞森公司续订合同，该情形应视为劳动者不同意续订，故对刘养平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之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此外，双方合同期满后，刘养平、安瑞森公司双方未再续订劳动合同，刘养平亦无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2月1日至3月7日已为安瑞森公司提供劳动，故安瑞森公司出于挽留刘养平的心意而为刘养平交纳至2015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刘养平、安瑞森公司双方在该段时间内已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故该院对刘养平主张的合同期外工资，以及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之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1日判决：一、安瑞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养平尚欠工资人民币48463.86元。二、驳回刘养平的其他请求。如安瑞森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元，由刘养平与安瑞森公司各半负担。
宣判后，安瑞森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上诉人以支票形式发放给被上诉人的15827.27美元不属于工资范围系认定有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发放给被上诉人的支票共19份，发放期间是在2013年5月至2015年2月。被上诉人辩称支票是其向上诉人的美国子公司报销食住行的费用，该陈述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1月31日签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随即赴美国工作，由于当时尚未办妥工作签证，美国公司方面不能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均是由香港有关公司代发。因被上诉人在美国工作期间的食住行均是由美国公司承担，因此并不存在需要报销的项目，因此在2012年2月至2013年5月期间，被上诉人没有向美国公司报销费用的记录。2013年5月，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办妥了工作签证，美国方面公司才可以开始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同时，以被上诉人刘养平为支付人的相关发票才可以由美国公司报销并由美国公司入账。以上事实可以表明，如果被上诉人的辩称理由成立的话，那么，等同于被上诉人在2012年2月至2013年5月没有任何食住行方面的支出，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事实就是，因为被上诉人在2013年5月之前未取得在美工作的工作签证，因此，因其个人原因所支出的费用（诸如旅游、购物、运动、娱乐）是由其自身承担的；2013年5月之后，相关的发票才具备可以向美国公司报销的可能。2.原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中并无以报销方式支付工资的约定，因此认为不应作为工资抵扣。但同样的，合同中也无约定由相关公司支付工资。因被上诉人的工作情况特殊，合同约定本身其工资即是由三方面组成（上诉人、北京海传、美国MAX）。美国公司应发的工资在2013年5月被上诉人取得工作签证之前都是由香港公司全额发放，被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同时，为合理避税，被上诉人也同意从2013年6月开始，上诉人方面应发放的工资也由每月8000元人民币调整为每月3000元人民币。可见，双方就工资发放的行使变更基本是以口头协商为准的。2013年5月之后，被上诉人在美国按固定的双周薪领薪。被上诉人以其个人原因支出的费用发票向公司报销的形式领取工资固然对美国公司有一定的益处，但并无损害被上诉人的权益。综上，虽然合同并无明文规定以报销形式支付工资，但从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以及被上诉人领取支票的期间来看，被上诉人辩称是报销其食住行费用显然与常理不符。在原审现有证据基础上，对于原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上诉人并无异议。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在三年合同期内已支付被上诉人工资441922.69美元，应加上19份支票对应的15827.27美元，已超出合同约定的三年45万美元的薪酬。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刘养平答辩称：首先，上诉人的第一点的理由是不存在的，在判决书上明确写了19份支票是在2015年5月份之后的，没有上诉人所称的2012年2月至2015年4月期间的。第二，双方没有约定以支票报销方式发放工资。双方的聘用合同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在美期间的吃住行都是由上诉人承担的，实际上是由被上诉人支出费用后，以报销的方式领取。在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上诉人从未提出以19份支票的方式抵扣工资，相反是在被上诉人提出后，才提出这一块的处理工资的。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安瑞森公司主张的其通过美国公司为刘养平报销的19张支票共15827.27美元是否应当从工资中抵扣的问题。虽然安瑞森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19张支票复印件系形成于境外，未经公证认证，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但是刘养平对其通过19张支票报销领取了15827.27美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原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当。鉴于该笔费用系安瑞森公司通过其美国关联公司为刘养平报销，现安瑞森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笔费用系其支付给刘养平工资的一部分，故原审法院对该笔费用未作为已发放工资抵扣并无不当。安瑞森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浙江安瑞森信息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盛 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赵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