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西中行终字第001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爱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
法定代表人周荣生，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武曌，男，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党西民，男，该局民警。
上诉人李爱红诉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4）碑行初字第000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4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爱红及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武曌、党西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爱红因与单位因用工问题发生纠纷等原因分别于2013年12月4日、2014年1月9日、15日、16日进京前往中南海上访，均被送往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局府右街派出所和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向原告分别制发了（2013）第201312041487号、（2014）201401091060号、（2014）第201401150964号、（2014）第201401160049号《训诫书》。《训诫书》第四条内容为：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16日当天碑林区信访工作人员韩西平、雒礼西将原告送回西安后送至东关南街派出所。1月17日，韩西平作为报案人，被告对该案进行了受案登记。同日，被告对韩西平和雒礼西分别送达了《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又向原告送达了《传唤证》、《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知书》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原告认可其曾分别于2013年12月4日、12月25日、2014年1月9日、1月15日、1月16日前往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五次。同日，被告向原告制作了《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向原告告知了拟处罚的内容和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随后，被告向原告作出了公（碑）决字（2014）第5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处罚执行完毕后，原告对该行政处罚不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李爱红于2013年12月4日、2014年1月9日、15日、16日多次前往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多次训诫，原告仍不听劝阻。根据《训诫书》第四条的内容，应认定原告前往中南海周边上访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情形。原告的违法事实清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原告称对其非法上访行为已经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进行了训诫，被告对其进行处罚属于一事双罚的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而训诫并非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故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复处罚行为。被告在对原告进行处罚时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并送达了传唤证，对原告和证人分别制作了笔录，应认定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唯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所适用的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因该条第一款有五项内容，被告在引用该条款时未明确具体项，应认定被告在法律适用上�在瑕疵。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李爱红要求撤销被告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作出的公（碑）决字（2014）第5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李爱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1、原审认定：上诉人李爱红不服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4年5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5月15日受理后，于2014年5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是错误的。而实际上，上诉人李爱红不服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4年4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5月12日本院才受理上诉人李爱红的行政诉讼。2、原审认定：经查明2013年12月4日、2014年1月9日、15日、16日（共4次）进京前往中南海上访是错误的。事实是：上诉人李爱红五次去北京府右街（中南海）找领导：2013年12月4日、25日、2014年1月9日、15日、16日被告故意漏掉了2013年12月25日这天来掩盖他们的失职，来掩盖他们不作为的行为。因这天上诉人李爱红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去找领导的同时给中央有关部门及领导邮寄信件，上诉人李爱红几乎每次到北京府右街去找领导的同时都要给中央有关部门及领导们邮寄信件，信件写的都是那些不作为的事实。3、原审认定：2014年1月9日17时许，原告在北京中南海非上访地区上访，扰乱办公室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事实是：没有有关部门处理上诉人李爱红的事情、问题。上诉人李爱红只是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去找领导的。因上诉人李爱红在此之前向北京府右街（中南海）的领导邮寄过很多次信件，上诉人李爱红没有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扰乱办公秩序，更没有在北京府右街严重扰乱办公秩序，更没有违法以及被查获，李爱红是主动去找领导的，而不是被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查获的。4、原审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决定对李爱红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是错误的。事实是：上诉人李爱红没有违法，更没有违此法，没有信访接待部门处理上诉人李爱红的事情，李爱红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只是去找领导的，没有严重扰乱办公秩序，既然上诉人李爱红已经严重扰乱了北京府右街（中南海）的办公秩序，被上诉人应该拿出李爱红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致使领导不能正常工作的证据来。由于没有相关信访接待部门处理上诉人李爱红的实际困难、处理上诉人李爱红的实际问题，所以才逼迫上诉人李爱红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去找领导。因法律没有规定不允许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去找领导，法律更没有规定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找领导是违法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碑林法院法定期限内向碑林区人民法院提交的九条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李爱红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去找领导是严重扰乱了办公秩序，致使北京府右街（中南海）的领导不能正常工作的证据。因此，被处罚人李爱红不服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公（碑）决字（2014）第5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特向碑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碑林区人民法院错误的认定事实，而错误的驳回上诉人李爱红的诉求，上诉人李爱红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4）碑行初字第00015号行政判决；2、请求依法撤销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公（碑）决字（2014）第5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辩称，2013年12月4日、2014年1月9日、2014年1月15日、2014年1月16日，李爱红进京以上访为由多次扰乱单位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后由西安市碑林区信访局工作人员将李爱红送至东关南街派出所，我局于2014年1月17日，对李爱红处以行政拘留十日之处罚。李爱红以进京上访为由多次扰乱单位秩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故我局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对其行政拘留十日。该决定合法合理，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判决完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李爱红自称其在2013年12月25日也曾去中南海上访。
本院认为，首先，在本案中，李爱红对其于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25日、2014年1月9日、15、16日多次到中南海周边上访事实以及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多次训诫的事实均予以认可。由此可见，本案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李爱红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的事实清楚。
其次，关于李爱红认为其只是到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去找领导，没有严重扰乱办公秩序，没有违法的理由。李爱红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作出的几份训诫书第四条中均明确载明：“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你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规定予以处理”。但实际上，本案当事人李爱红却多次不听劝阻，多次到中南海周边上访，原审认定李爱红的多次上访行为属于情节严重，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所以，李爱红认为其多次到中南海上访没有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后，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对李爱红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但在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适用法律方面由于未明确具体到项，所以，原审认定行政处罚决定法律适用存在瑕疵并无不当，但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
综上，李爱红认为自己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的行为不构成违法行为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驳回李爱红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一）项之规定，判�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爱红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耀民
代理审判员 张 静
代理审判员 姜 华
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