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09民终41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玉柱，男，1979年1月5日出生，住献县。
委托代理人：孙汉礼，河北腾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军，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洪涛，男，1963年7月2日出生，住河间市。
委托代理人：钱志权，河北林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孔祥坡，河北林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玉柱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6）冀0929民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4年7月22日，被告赵玉柱向原告出具自书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孙红涛支票壹张，号5814，金额一百万元（1000000）”。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该支票于2014年7月24日兑付。
原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原告提供的收条虽未明确表明是民间借贷关系，但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了资金融通行为，现原告主张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仅以没有收到原告支票进行抗辩不能成立，对原告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收到原告的支票，且该支票已经兑付，该支票由谁兑付与原告无关，应认定原告已向被告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原、被告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因原、被告未约定借款利息，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借款利息150000元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提起诉讼之日即2016年1月1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按年息6%计算的借款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玉柱自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偿还原告孙洪涛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1月1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向原告孙洪涛支付借款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7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赵玉柱负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后，上诉人赵玉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通过表面证据认定双方之间发生了资金融通行为，继而逆向推断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原审庭审中，上诉人代理人明确提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不是法院调取的，所加盖的印章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并且该证据也无法证明双方之间产生资金融通行为，对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原审中，上诉人曾多次明确表示双方之间不是民间借贷，上诉人也的的确确不欠被上诉人这100万元，并在庭审中提出请法院委托相关机构就所述事实对双方进行测谎，二审中上诉人再次要求给双方进行测谎，以供法院查清事实。4、在庭后调解过程中，经原审法官电话协调，电话中双方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即上诉人和姐姐赵某协助被上诉人到华远高科公司将本次三人合伙做生意的利润118万元取走，被上诉人将该收条还给上诉人，并撤回起诉或让法院出一份调解书。但被上诉人失约不来签字，一审法院无奈作出本判决。5、本案的事实情况是，2014年6月我去找孙洪涛处理大车违章，在处理违章过程中我们谈起了电缆生意，我说：我北京市供用电建设承发包公司有个电缆工程，必须是北京供电局框架内入围公司才能供货，问他人不认识入围的电缆公司。孙洪涛说：北京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就是框架内企业，我是公司销售总经理，让“北京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做吧，我说：拿这个工程前期的费用需要一百万，我们姐俩没这个实力，哪个公司同意拿就和哪个公司合作，孙洪涛同意了。于是2014年7月22日孙洪涛就在华远高科的另一个账户上开了一百万的支票，“北京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和开发票的北京昌盛飞天科贸有限公司是同一个法人张卫星”。我想我和孙洪涛是老乡，让谁做也是做，于是我、我姐赵某和孙洪涛达成合伙做这笔生意的一致意见。由我和我姐负责联系发包方督促签署合同、打款、签收等事宜，孙洪涛负责联系生产、供货、送货、检测等事宜。在我和我姐的努力下，于2014年8月27日北京市供用电建设承发包向北京花园高科电缆有限公司下发了供货通知书。在签合同之前，又有业务员跟我们抢这笔生意，华远高科给我们出具授权委托书（受托人为赵某和孙洪涛），我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北京市供用电发包公司理论，做了大量的工作，发包方通知华远高科让我们做这便生意。前期的一百万元是拿下这个工程必须要花费的费用。2015年8月我和孙洪涛、赵某、华远高科的一个会计，司机小宋一起去“北京市金运电气安装有限公司”签合同，签完合同，北京市金运电气安装有限公司给了合同总价的75%作为预付款，剩余货款发货之前付清，支票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的会计拿走入账。“这个合同内价461元／米，合同价698元／米，总米数4985.5米，挣了118万多。”生意做成后，我们曾经到华远高科公司协调分配利润时，该公司法人张卫星明确表态，没有赵某姐俩和孙洪涛共同签字，谁也别想拿走118万元的利润，你们之间的纠纷资金处理，我谁也不帮。基于此项承诺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判断孙洪涛仅凭一个一百万元支票收据在没有别的证据辅助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胜诉的可能，故代理律师出庭时的答辩意见为，双方之间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纠纷，上诉人也没有拿到该一百万元支票，不欠孙洪涛这一百万元，并强烈建议给双方进行测谎，查明案件事实。
被上诉人孙洪涛辩称：原审法院就本案诉争的争议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事实。因此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合理，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二审过程中，上诉人赵玉柱认可争议的一百万元支票其支取并使用。上诉人赵玉柱二审提交以下证据，用以证实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关系：1、2015年8月6日电力电缆采购合同；2、2014年8月27日北京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对孙洪涛和赵某的授权委托书；3、2015年1月21日北京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对孙洪涛和赵某的授权委托书；4、2014年8月27日北京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盖章的供货通知书；5、2014年8月27日北京市供用电建设承发包公司盖章的供货通知书；6、赵某与孙洪涛的通话录音；7、证人李某的证言视频资料；8、证人孙某的证人证言；9、证人赵某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孙洪涛质证认为：所谓的9份证据不是民诉法规定的新证据，不应作为证据。针对证据1、此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此证据只是证明北京金运公司与北京华远公司的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2、3两份授权委托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两份授权委托书只是华远公司委托相关人员办理合同签订供货汇款相关事宜，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两份授权委托系供货合同中的部分手续，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5、质证意见同证据2、3。对证据6、对关联有异议，对真实没有异议，此份证据是在孙洪涛是在醉酒情况下进行录音，并不能证实上诉人所主张的内容，不能涉及到本案借贷关系。对证据7、三性有异议，此份证据只是证实李某为其调解的过程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8、9，对三性有异议，二人与上诉人有关，其证明效力较低，三人系合伙关系。此两份证据不能证实民间借贷关系。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过程中，上诉人赵玉柱不再主张未收到支票，而是认可收到被上诉人孙洪涛给付的支票并支取使用，但抗辩认为争议的一百万元是双方之间的合作业务关系的前期费用，并非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所涉一百万元的支票系上诉人赵玉柱从被上诉人孙洪涛处支取，现上诉人赵玉柱主张该一百万元系孙洪涛代北京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向其支付，系为达成签订合同的目的而花费的前期费用，但上诉人赵玉柱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各方协商认可该一百万元系签订合同前期费用，也不能证明赵玉柱支取该一百万元后的实际使用情况，其主张该一百万元的取用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其他合作业务关系证据不足。上诉人赵玉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一审判决上诉人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赵玉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秉华
审判员 毕文娟
审判员 郭亚宁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蔡一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