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6民终29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方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丁洪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祖望，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法定代表人：刘永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新华，江苏钟山明镜（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通方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5）崇商初字第01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被上诉人服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新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服装公司支付我公司货款本金1029858.5元，并自欠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服装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案涉色织布购销合同的买受人是服装公司，其应承担余款的付款责任。我公司与服装公司自2005年起发生色织布购销业务37笔，我公司已交付服装公司色织布价值3249535.12元，并开具37份增值税发票给对方，服装公司均予以认证抵扣税款，并已付款28笔计2219676.62元，至今尚欠我公司货款1029858.5元。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外，我公司的交货义务还有已付款凭证、对账单、发货记录本、服装公司给我公司要求开票的通知书等予以佐证，故服装公司已收到全部货物，并应支付剩余货款。2.案涉购销合同都是由服装公司的经办人邵伟起草提供，合同主要用于确定服装公司向我公司订购色织布的品种、规格、数量和期限。邵伟是服装公司的经办人，是服装公司业务二部的经理，有授权书、聘书等为证，代表服装公司与我公司发生色织布购销关系。因邵伟承包的服装公司业务二部主要经营色织布买卖，所以服装公司业务二部自称服装公司的面料公司，合同上注明的“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约14份，都是2008年年底前的）或者“南通服装面料公司”（约50份，基本都是2009年以后的）。这两个名称都是服装公司面料公司的简称，是“南通市服装有限公司面料公司”及“南通市服装有限公司面料销售公司”的缩写。邵伟名片上写明其是“南通服装有限公司色织面料织造分公司经理”。本案争议的未付款金额均在2009年以后发生，在工商登记部门查不到“南通服装面料公司”，说明仅是服装公司的简称。2009年5月7日，邵伟也是以服装公司的名义和我公司进行对账，服装公司在对账后付款9笔共71万元，与合同、增值税发票开票金额、欠款金额均吻合。“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及“南通服装面料公司”与服装公司在名称上存在相似性，我公司认为只要需方有“南通服装”的字样就能代表服装公司，何况上面还有服装公司业务二部经理邵伟的署名。一审未全盘审视交易全过程，贸然断定我公司与服装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当，原判应予以撤销。二、一审证据认定失衡，审判程序违法。“南通服装面料销售公司”早在2002年已被吊销，其从未和我公司做过一笔生意，没有收过一批货，也没有付过一笔款，不可能是案涉货物的买方。而我公司与服装公司的业务发生在2005年-2015年间，且服装公司已经付清了前期的28笔款项。一审认定“方泰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邵伟的聘用期结束后，仍被服装公司续聘，故没有证据证明邵伟签订购销合同系履行服装公司职务的行为”，违法加重了我公司的举证责任，该认定不能成立。我公司已经证明邵伟在业务之初就是代表服装公司的，至于后期举证责任应当由服装公司承担。服装公司在十多年中从未声明邵伟不是其业务二部的经理，也没有举证“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和我公司之间有资金往来和货物往来，未能否认其已付款并抵扣增值税的事实，其就是案涉色织布的买方。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我公司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服装公司就是案涉购销合同中的买受人，但服装公司就其不是买方的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佐证，一审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得出相反结论，判决支持了服装公司的主张，系适用法律错误。服装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本案争议的焦点应当是合同的主体问题。方泰公司一审所提供的证据可以清楚反映，与其发生购销业务的应当是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该公司系独立法人，邵伟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在2002年因为没有参加工商年检，被吊销，但是没有被注销。邵伟在一审中曾经出庭作证，明确表示所有业务均与我公司无关，仅仅是利用我公司接收发票，以及付款。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增值税发票只能作为结算的凭证，而不能作为确定债权债务的依据。在方泰公司与邵伟往来过程中，邵伟个人也曾向方泰公司支付过货款，而方泰公司从未向我公司交付过货物。一审法院曾向方泰公司进行释明，为查明案件事实，追加邵伟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但方泰公司不同意。我公司对方泰公司案涉合同业务根本不知情，因为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事实上存在，也与方泰公司发生了多年的往来，合同相对方应为该公司。且方泰公司一审中明确其诉讼标的额为货款90余万元，其二审中又变更为100多万元，与此前主张相矛盾。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方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服装公司偿还我公司货款本金968976.32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偿付利息损失，其中至2015年12月31日止为412000.22元，2016年1月1日起以本金968976.32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服装公司付清为止。2.诉讼费用由服装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2月至2010年4月间，方泰公司以及案外人南通方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润公司)作为供方曾与需方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以及载明为“南通服装面料公司”的需方多次签订过购销合同，载明的产品名称为各类色织布等产品，付款方式为货出一个月(或三个月)后凭增值税发票结算。上述购销合同的供方落款处均有丁洪建(又名丁红建)的签字，需方落款处均有邵伟的签字。供方及需方落款处均未加盖任何单位的印鉴。此后方泰公司向服装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服装公司亦对其中的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认证，并向方泰公司及丁洪建支付了部分货款。2015年12月13日，方泰公司向服装公司发出询征对账催款函，载明截至2015年11月30日，服装公司尚欠其色织棉布货款本金1029858.50元(利息尚未计算在内)，要求服装公司尽快核对，并尽快付清货款。但服装公司收到该催款函后未予答复，亦未付款。另查明，方润公司亦与南通服装面料销售公司及载明为“南通服装面料公司”的需方多次签订过购销合同，购销合同的供方落款处均有丁洪建(又名丁红建)的签字，需方落款处均有邵伟的签字。供方及需方落款处均未加盖任何单位的印鉴。方润公司亦曾向服装公司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服装公司亦向方润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一审中，方润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说明，其主要内容为，方润公司与方泰公司是兄弟公司，两公司的股东均为丁洪建(又名丁红建)、葛美芳、沙洪平，法定代表人均为丁洪建。方泰公司自2005年起和服装公司有色织布买卖业务往来，方润公司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和服装公司有不多的色织布业务往来，方润公司在2005年9月7日向服装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133505.22元，服装公司已付款13笔为194387.4元，余额为多付60882.18元。服装公司诉讼过程中主张的付给方润公司的14笔共224387.4元金额有误，方润公司仅收到13笔共194387.4元，对于服装公司所说的2007年7月27日和31日转账的两笔3万元，方润公司只收到其中一笔3万元，另一笔3万元未收到。因存在方润公司的经办人要求服装公司将应付方泰公司的色织布货款支付给方润公司的情况，前述多付余额60882.18元应是方泰公司应收货款，同意将余额60882.18元转给方泰公司。还查明，方泰公司及方润公司的股东均为丁洪建、沙洪平，法定代表人均为丁洪建(又名丁红建)。服装公司原名称为南通市服装工业公司，2002年1月4日经工商变更登记为现名称南通服装有限公司。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设立日期为1994年6月24日，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投资者为原南通市服装工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邵伟。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于2002年12月12日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但该公司尚未注销。经向南通市工商管理局查询，未查询到名称为“南通服装面料公司”以及“南通服装集团有限公司色织分公司”或“南通服装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又查明，2002年10月，服装公司（甲方）与邵伟（乙方）曾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乙方由甲方聘任为公司经营部业务经理，并完全独立合法经营，自负盈亏。乙方虽受聘于甲方，仅限于工作业务关系，乙方人事关系，工资关系，各类保险均于(与)甲方无关，均由乙方自行解决。乙方在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业务关系均由乙方独立接洽，在经营活动中所发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均于(与)甲方无关，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该《协议书》乙方落款处有邵伟的签字，并注明领到2号合同章一枚。当月，服装公司所发《关于聘任邵伟同志的通知》中载明，因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聘任邵伟同志为公司经营部业务经理，聘用期为二年。自2003年元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2013年5月9日，邵伟向服装公司出具一份《承诺》，载明其本人对外开展经济贸易业务中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其本人负责承担，一切与服装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二、尚欠货款的金额；三、方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方泰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以及服装公司补充提供的购销合同可见，供方落款处的名称有部分为方泰公司，有部分为方润公司，虽然均未加盖方泰公司及方润公司的印鉴，但鉴于丁洪建为该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落款处有丁洪建的签字，故可以认定相关购销合同的出卖人为方泰公司及方润公司。但方泰公司主张相关购销合同的买受人为服装公司，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邵伟在案涉购销合同上的签字行为不构成其履行服装公司工作人员职务的行为。根据本案中服装公司提供的与邵伟之间的协议书、聘任通知等证据可以证明，邵伟本非服装公司的工作人员，服装公司虽曾聘用邵伟为服装公司经营二部经理，但其聘期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而本案中方泰公司所主张的购销合同均自2005年始，方泰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邵伟的聘用期结束后，仍被服装公司续聘，故没有证据证明邵伟签订案涉购销合同系履行服装公司职务的行为。二、邵伟在案涉购销合同上的签字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方泰公司所提供的购销合同中需方落款处的名称没有一份注明为服装公司，均为“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或“南通服装面料公司”，考虑到邵伟本人为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陈述从未以服装公司的名义与方泰公司签订过合同，其作证时也陈述“南通服装面料公司”是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的简称。而经查询并无“南通服装面料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故该名称更近于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的简称，而非服装公司的简称。2.方泰公司虽主张在订立合同之初，邵伟有服装公司的授权，但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其所提供的邵伟的“南通服装有限公司色织面料织造分公司”的名片，邵伟不认可是其提供给方泰公司的，经查“南通服装有限公司色织面料织造分公司”未经工商登记，对于服装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供的与邵伟的协议书、聘任通知等材料，方泰公司也表示于本案诉讼中才第一次看到。故仅凭该名片尚不足以使方泰公司在订立案涉合同时有理由相信邵伟可以代表服装公司。3.方泰公司虽然曾向服装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服装公司对于其中的部分发票也进行了认证，并向方泰公司及方润公司支付过货款，但仅仅是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支付货款的行为并不足以证明系服装公司与方泰公司或方润公司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经法院释明，方泰公司坚持不追加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及邵伟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故方泰公司在厘清与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前，直接要求服装公司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鉴于服装公司并非直接承受案涉买卖合同买受人权利义务的主体，故对于本案中其余争议焦点的辨析已无必要。据此，一审判决：驳回方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服装公司提交收据、交款单、进账单等财务凭证，以证明由其公司支付给方泰公司的其中26笔付款系银行转账，款项均来源于邵伟个人经营并通过其公司账户收取的经营所得，而非其公司自有资金。另两笔现金往来也是由邵伟个人直接支付给方泰公司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如买卖关系发生在服装公司与方泰公司之间，绝不可能违反相关财务准则和交易习惯以现金方式付款。丁洪建2009年9月22日向邵伟出具的收条也能佐证货款实际为邵伟支付。故案涉购销业务的实际付款人均是邵伟，服装公司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方泰公司质证认为：邵伟是服装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与服装公司的承包合同是内部合同，邵伟对外以服装公司名义与方泰公司对账。服装公司内部承包、结算不能对抗第三人，其提交的内部财务凭证不能证明26笔转账系走账。服装公司对外应承担付款责任，对内再与邵伟之间互相追究责任。两笔现金付款中，第一笔2005年4月15日支付的款项对应的是2005年2月2日的增值税发票，该发票是开给服装公司的；第二笔2009年1月24日支付的20万元系滚动结算、滚动付款，服装公司在2009年5月7日的对账单上予以确认。至于丁洪建向邵伟出具收条，是因为邵伟是服装公司的经办人，邵伟收到货款即代表服装公司收到货款，合同的实际履行方始终是服装公司。故服装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服装公司提供的财务凭证与原件核对一致，其形式真实性应予确认，至于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在后文裁判理由部分予以阐述。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方泰公司明确其诉讼请求即为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色织布的买受方应当如何认定，是否为服装公司？本院认为，方泰公司主张邵伟与其签订色织布购销合同时代表服装公司，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应为服装公司，要求服装公司承担剩余货款的付款责任依据不足。首先，案涉购销业务发生时，邵伟的行为不构成对服装公司的职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的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方泰公司称邵伟系代表服装公司与其发生业务往来。对此，从邵伟与服装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服装公司的聘任通知来看，邵伟于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被聘任为服装公司经营二部业务经理。而案涉争议业务最早发生于2005年，并无证据证明此后邵伟仍被继续聘任为服装公司业务经理，更无证据证明服装公司存在向邵伟发放工资或者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故在案涉业务发生时，碍难认定邵伟系服装公司工作人员，其对外从事的经营活动，服装公司不必然承担民事责任。其次，邵伟的行为也不构成对服装公司的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表见代理的成立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行为人无代理权；二是签订合同之时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三是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无过失；四是行为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应具备合同有效的一般条件，即不具有无效和可撤销的内容。本案中，1.邵伟在与方泰公司发生色织布购销业务时，并未实际取得服装公司的授权，事后亦未得到服装公司的追认，即其并没有代表服装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权限。2.签订合同时，邵伟并不具有使方泰公司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事实和理由。方泰公司称是经他人介绍认识邵伟，遂得知邵伟系服装公司工作人员，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合同时即看到了服装公司出具给邵伟的委托书或介绍信，得知其代理权限。方泰公司称邵伟向其提供了“南通服装有限公司色织面料织造分公司经理”的名片，但该名片上载明的公司并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其也未能证明该名片系由邵伟在合同签订之时向其提供。服装公司与邵伟的协议书、聘任通知亦是由服装公司向法庭提交，方泰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此前即知晓该事实。案涉购销合同中的需方栏仅有邵伟个人签字及“南通市服装面料销售公司”或者“南通服装面料公司”的打印字样，根据该打印字样亦难以推定需方即为南通服装有限公司。至于方泰公司所称合同履行过程中，其已经实际交货，并向服装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服装公司也进行了认证抵扣，并向其支付了部分款项，但这均系合同签订后履行过程中的情况，不能证明合同签订之时邵伟即具有代表服装公司的表象。所谓交货，均是根据邵伟指示向第三方交货，方泰公司未能提供由服装公司签收货物的相关依据。增值税发票虽开具给服装公司，但从邵伟出具的开票通知来看，没有任何一张通知上加盖过服装公司的印章，以表明开票的意思表示来源于服装公司。另从服装公司二审提交的财务资料来看，其向方泰公司支付的款项来源均为邵伟的经营所得。故不排除邵伟通过服装公司走账、代开发票的可能性，仅凭接受发票和支付货款的表象，难以证明交易主体即为服装公司。3.方泰公司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作为一个商主体，方泰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应尽到一般谨慎注意义务，但其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体现为：签订合同之时，从未要求邵伟加盖公司印章，在合同的需方栏仅有前后不一的打印字体，打印字样所对应的公司从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过；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向服装公司核实过邵伟的身份及代理权限，所谓的对账单更未要求服装公司加盖公章。且方泰公司主观上也不能认定系善意，从其自行制作的账簿来看，所粘贴的标签均注明为“邵伟”而非服装公司；从发生纠纷后的催要行为来看，其均是向邵伟个人催要款项，直至本案诉讼之前才向服装公司发送过一份催款函，故难以认定其在订立合同时即善意地认定其交易对手为服装公司。4.案涉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和可撤销的内容，应为合法有效。故邵伟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构成要件的第二、第三项，不构成对服装公司的表见代理，方泰公司要求服装公司承担剩余货款付款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碍难支持。综上所述，方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94元，由上诉人南通方泰纺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戴志霞代理审判员  刘丽云代理审判员  李晓晴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