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甬海法温商初字第48号
原告：甘可文。
委托代理人：苏彩权。
委托代理人：王益女。
被告：郭珠莲。
委托代理人：王祖科。
委托代理人：陈宣峰。
原告甘可文为与被告郭珠莲船舶共有纠纷一案，于2014年6月25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4年9月9日转为按普通程序审理。本院分别于2014年7月21日、9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甘可文的委托代理人苏彩权，被告郭珠莲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祖科、陈宣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甘可文起诉称：2009年11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双方张网合作协议书》，约定：投入资金双方各承担一半；生产成果收入资金各分一半；目前购买船只、网等资金先由郭珠莲向社会暂借，利息为0.01分，收入生产资金后，先还借款；甘可文、郭珠莲双方不得中途退出，如单方自愿退出，投入资金归另一份所有。协议签订后，原、被告陆续投入资金25万余元。2009年7月29日，原告向黄美进购买一艘40马力的“DY149”船投入使用。2009年至2012年间，原、被告双方有相应的生产收入，此间的收入已全部归还对外借款及利息。
被告未与原告协商私自开走两艘船舶，并于2012年2月7日将本案大船及捕捞工具以15.2万元的低价出卖给蔡荣定，被告单方面退出合作协议，严重损害原告的利益。2014年4月5日，洞头县公安局边防派出所组织调解时，被告仍隐瞒船舶已出卖事实。2012年11月29日，原告向法院起诉主张船舶买卖无效，法院最终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但也说明被告郭珠莲当时以15.2万元出卖船舶及捕捞工具并未征得原告同意。
原告认为，被告违反《双方张网合作协议书》，单方退出合作，根据该协议书第6条的约定，被告投入的12.5万元应归原告所有。被告私自将价值至少25万元的船舶及捕捞工具以15.2万元出卖，被告应按12.5万元折算给原告。被告还应返还“DY149”船给原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25万元及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2月8日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暂计至2014年6月24日为35666.7元）；2、被告归还原告“DY149”船，若无法归还，则赔偿原告49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庭审中，原告甘可文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已终止。
被告郭珠莲答辩称：第一、被告处分合伙财产构成表见代理，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约定合伙外债由被告负责，各承担一半；“浙洞渔7908”船是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因违法作业被洞头县渔政渔港监督站扣押，无法继续生产；为了归还外债，被告征得原告的同意将渔船出卖，构成表见代理，（2012）甬海法温商初字第273号民事判决书及其相应的二审判决书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定。第二、2010年2月20日的收款收据是原、被告双方经过结算后确认尚欠的外债。如果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则不需要注明利息，收据写明了欠款是由原、被告共同承担，原、被告双方的签字只是对欠款予以确认，并非原告是交款人被告是收款人；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是于2009年11月10日签订，12月份才生产，距离2010年2月10日不到两个月，扣除船上开支，至少要收入40万元，原告才能交付被告18万元，而同“浙洞渔7908”船相同吨位的渔船一年的收入最多不超过10万元；2012年原告带蔡荣定看船时也表示“浙洞渔7908”船的出卖款是用来偿还合伙体外债。第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DY149”船49000元没有依据。该渔船是“三无”船舶，该船购买时的价格包括配套生产工具的价值，生产工具的价值远高于渔船，生产工具均在原告处。
原告甘可文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双方张网合作协议书及出网协议书，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合伙的事实及具体约定事项；
证据二、流刺网船转让协议书及渔船转让协议书，用以证明原告将其所有的“DY149”船投入合伙体生产的事实；
证据三、收款收据，用以证明原告已支付被告186490元，结清合伙体外债；
证据四、协议书，用以证明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私自将“浙洞渔7908”船出卖事实；
证据五、矛盾纠纷调处记录表，用以证明被告未同原告协商，私自开走“浙洞渔7908”船并隐瞒出卖事实；
证据六、（2012）甬海法温商初字第273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私自出卖“浙洞渔7908”船等相关事实；
证据七、小型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出海船舶户口簿，用以证明“DY149”船的所有权人为原告。
被告郭珠莲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2012）甬海法温商初字第273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2、（2013）浙海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上述两证据用以证明被告出卖“浙洞渔7908”船征得原告同意，出卖款用于归还合伙体外债且出卖价格合理；
证据3、收款收据，用以证明被告投入资金用于购买“DY149”船；
证据4、账目记录，用以证明被告出资情况及2011年农历5月份以后合伙体的开支情况。
经当庭质证，被告郭珠莲对原告甘可文所举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四、六予以确认；证据二的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被告不知情；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明的是原、被告双方欠的外债金额；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明的是原告私自违法作业，被洞头县渔政部门处罚，被告为了归还外债将“浙洞渔7908”船出卖；证据七中船舶检验证书最后的年审时间是2008年10月，说明“DY149”船现在还是“三无”船舶，船舶户口簿显示的船主不是原告。
原告甘可文对被告郭珠莲所举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了被告出卖“浙洞渔7908”船未经原告同意，出卖价格也低于市场价；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购小船”三个字是后补的，5000元是用来购买鳗苗而非船舶；证据4第一页中的15000元不是被告出资，是从渔货中预支，其他部分原告未核对，无法核实。
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一、二、四、五、六、七均有原件，均予以认定。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签订时间是2011年2月20日，金额为186490元，内容注明了“郭珠莲借款186490元，利息一分，‘浙洞渔7980’借款郭珠莲甘考文共同负担”。尽管该证据形式上是收款收据，但其内容不符合收款收据的通常表述方式，如果仅仅是收款收据，那无需注明“利息一分”，也无需写上“‘浙洞渔7980’借款郭珠莲甘考文共同负担”；另一方面，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11月10日签订《双方张网合作协议书》，使用120马力和40马力的两艘渔船主要在禁渔期从事捕捞作业，本收款收据的出具时间是2011年2月20日，在该日期之前，捕捞的时间主要是2010年的禁渔期，净获利186490元也不足客观。因此，应认定该证据是原、被告双方对合伙体外债的确认，即截至2011年2月20日合伙体尚欠外债186490元。被告所举证据1、2分别是本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民事判决书，均予以认定；证据3有原件，出具时间系2009年11月4日（在原、被告签订《双方张网合作协议书》之前），内容也注明了是郭珠莲付给甘可文用来购买小船的投资款，予以认定；证据4系被告单方制作，仅对第一页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余部分不予认定。
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和庭审调查，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09年11月10日，甘可文同郭珠莲签订《双方张网合作协议书》共同从事捕捞作业，协议书约定：“投入资金双方各承担一半；生产成果收入资金各分一半；目前购买船只、网等资金先由郭珠莲向社会暂借，利息为0.01分，收入生产资金后，先还借款；甘可文、郭珠莲双方不得中途退出，如单方自愿退出，投入资金归另一方所有；退股必须要双方股东同意后方可退出。”协议签订后，郭珠莲陆续向外借款25万元购买“浙洞渔7908”船及渔具等投入捕捞作业。其后，甘可文将“DY149”船投入捕捞作业，郭珠莲为购买该船出资了5000元。“浙洞渔7908”船为120马力的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和无船籍港的“三无”木质渔船，“DY149”船为40马力，船籍港为浙江洞头的木质渔船，该船的年检已过期，两艘渔船均无捕捞许可证。原、被告使用上述两艘渔船主要在禁渔期进行捕捞作业。2011年2月20日，甘可文同郭珠莲签订收款收据一份，双方确认截至该日尚欠外债186490元。2011年7月14日，“浙洞渔7908”船因违法作业被洞头县渔政渔港监督站依法扣押。2012年2月7日，郭珠莲同案外人蔡荣定签订协议书，将“浙洞渔7908”船以15.2万元的价格出卖给蔡荣定，并之后将“DY149”船驶离甘可文处。2012年11月27日，甘可文诉至本院，请求判令郭珠莲同蔡荣定之间的渔船买卖协议书无效。2013年6月4日，本院依法作出（2012）甬海法温商初字第27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郭珠莲出卖“浙洞渔7908”船构成表见代理，确认郭珠莲同蔡荣定之间的渔船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2013年10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3）浙海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上述一审判决。另查明，“DY149”船现处于郭珠莲的控制之下，但已无使用价值。
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评析如下：
一、被告郭珠莲是否违反了《双方张网合同协议书》第6条
原告甘可文认为，被告郭珠莲未经原告甘可文同意将“浙洞渔7908”船出卖违反了《双方张网合同协议书》第6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郭珠莲认为其出卖“浙洞渔7908”船并不违反《双方张网合同协议书》第6条，“浙洞渔7908”船系“三无”船舶，因被渔政部门扣押，所以才会出卖；出卖该船是为了归还合伙体外债，涉案两份判决书可以证明原告对出卖事宜是同意的。
本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为了在禁渔期以“三无”渔船进行捕捞作业而签订《双方张网合同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的强制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应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双方张网合同协议书》无效，故该协议书的第6条也无效，对原、被告双方不产生效力。
二、“浙洞渔7908”船的转让价格15.2万元及“DY149”船价值49000元是否合理
原告甘可文认为，“浙洞渔7908”船的转让价格不合理，该船的渔具价值高并进行了维修，2012年渔船的价格上涨，故该船的转让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DY149”船的价值合理，该船的设备至少值几万元。被告郭珠莲认为，两份判决书均确认“浙洞渔7908”船的转让价格合理。“DY149”船系原告于2007年购买，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其价格包含渔具，渔具的价值大于渔船，被告仅占有渔船，故对原告主张的价值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院（2012）甬海法温商初字第273号案件认定：甘可文曾陪同“浙洞渔7908”船的买受人蔡荣定看船，并出价20万元，因蔡荣定表示渔船只值15-16万元，故未成交；甘可文未提供证据证明“浙洞渔7908”船当时的市场价格应为25万元，且15.2万元的转让价格并非明显低于其20万元的出价。故“浙洞渔7908”船15.2万元的转让价格合理。2007年9月3日，原告甘可文购买“DY149”船时，该船及其属具的价格为27000元；2009年7月29日，案外人黄美进将该船一半的份额作价24500元转让给原告甘可文，此时可认定该船的价值为49000元。原告甘可文未提供证据证明“DY149”船现值为49000元，故按每年7%的折旧率，本院酌定2012年2月该船的价值为40897元。
三、“浙洞渔7908”船出卖后，原、被告因合作取得的可供分配的净资产
原告甘可文认为，原告负责出卖渔产品，再将出卖所得款项交付被告，原告所举证据三收款收据证明了原告甘可文将渔产品出卖所得款项交付被告郭珠莲，已还清外债。因此，“浙洞渔7908”船出卖后，还剩“浙洞渔7908”船出卖款15.2万元未分配。被告郭珠莲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三收款收据证明了原、被告双方经结算后，确认尚欠外债186490元。因此，“浙洞渔7908”船出卖后，还欠外债3万多元。
本院经审理认为，自2009年11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双方张网合同协议书》至2012年2月7日被告郭珠莲出卖“浙洞渔7908”船，捕捞作业的时间主要是2010年和2011年的禁渔期。协议书签订时原、被告共欠外债25万元，利息0.01分（即月利率1%），2011年2月20日原、被告双方确认尚欠外债186490元，故截至2011年2月20日，原、被告已归还外债本金63510元及25万元的利息约38333元（以2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自2009年11月10日计至2011年2月19日），两项合计101843元。截至2012年2月7日，原、被告双方尚欠外债186490元及其利息约21633元（以18649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自2011年2月20日计至2012年2月7日），两项合计208123元。因原、被告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作期间的经营收入，本院酌定2011年的经营收入同2010年，也为101843元。2012年2月7日出卖“浙洞渔7908”船后，原、被告有2011年的经营收入101843元和“浙洞渔7908”船出卖款152000元，两项合计253843元。故2012年2月7日“浙洞渔7908”船出卖后，原、被告有现金盈余45720元（253843元减去208123元）。
本院认为：原告甘可文同被告郭珠莲之间的《双方张网合同协议书》自始无效，因该协议书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被告郭珠莲于2012年2月7日出卖“浙洞渔7908”船后，现金盈余45720元应由原、被告各分配一半即22860元，被告郭珠莲应返还原告甘可文22860元及其利息，利息的起算点应为“浙洞渔7908”船出卖后次日即2012年2月8日。“DY149”船投入经营时的价值为49000元，其中被告郭珠莲出资5000元占10.2%；被告郭珠莲将“DY149”船驶离原告甘可文处时，其价值为40897元，原告甘可文对该船享有89.8%的份额为36726元。被告郭珠莲占用“DY149”船并致使该船已无使用价值，已经不能返还，故被告郭珠莲应折价补偿原告甘可文36726元船舶价款。综上，原告甘可文诉请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郭珠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甘可文捕鱼盈利款22860元及其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2年2月8日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二、被告郭珠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甘可文“DY149”船补偿款36726元；
三、驳回原告甘可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6320元，由原告甘可文负担5027元，被告郭珠莲负担120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6320元，（具体金额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帐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行：农业银行杭州市西湖支行］
审 判 长 吴胜顺
代理审判员 王智锋
人民陪审员 郑志斌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郭临瓯
附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及其可捕捞标准，禁渔区和禁渔期，禁止使用或者限制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最小网目尺寸以及其他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