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25民终16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存菠，女，1976年10月31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现住弥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精阳，云南湖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响，云南湖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艳红，女，1986年3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艳琼，女，1987年3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英，女，1960年8月30日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
上诉人袁存菠因与被上诉人熊艳红、熊艳琼、杨文英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6）云2504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存菠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弥勒市人民法院（2016）云2504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合同中“如在租赁期内遇国家发展征用，土地补偿费归杨文英所有，其地面附着物、建筑物补偿费归袁存菠所有”的约定合法有效。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有重大遗漏。（一）结合本案客观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常识，可以推定熊艳红、熊艳琼是知道《补充协议》的存在及内容；（二）法院对《房屋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的效力认定上自相矛盾；（三）袁存菠是善意第三人。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熊艳红、熊艳琼主张不知道《补充协议》的存在及内容，更未默认过杨文英的处分行为是合法的，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之九十一条第（一）项第（四）项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可以认定“对于共有物，熊艳红、熊艳琼在明知杨文英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情形下，直至征收前未提出过异议，以实际行为默认了杨文英的处分行为”。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诉争的“如在租赁期内遇国家发展征用，土地补偿费归杨文英所有，其地面附着物、建筑物补偿费归袁存菠所有”是通过合同的方式对物权进行处分。杨文英的处分系有权处分，并非无权处分，故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的规定，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中的但书部分认定杨文英的处分行为系有权处分，进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来认定《补充协议》中的“如在租赁期内遇国家发展征用，土地补偿费归杨文英所有，其地面附着物、建筑物补偿费归袁存菠所有”的约定合法有效。
熊艳红、熊艳琼辩称，其系杨文英与熊伟生育的女儿。2011年1月1日，杨文英与袁存菠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属于杨文英夫妇所有的位于弥勒××弥阳镇夸西村民委员会小石山村民小组47号房屋及前后空地出租给袁存菠。2011年2月15日，熊伟病逝，同年6月14日熊伟的父亲熊石贵亡故。熊石贵与妻子刘桂英（2008年7月25日去世）共生育五个子女，即长子熊伟、次子熊留志、三子熊志华、长女熊丽华、次女熊丽萍。熊伟、熊石贵去世后，熊艳红、熊艳琼、杨文英、熊留志、熊志华、熊丽华、熊丽萍对熊伟和熊石贵的遗产均未进行过分割。2012年4月25日，袁存菠与杨文英就《房屋租赁合同》所约定事宜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地面附着物、建筑物补偿费归袁存菠所有。熊艳红、熊艳琼认为，袁存菠与杨文英达成补充约定时，父亲熊伟和爷爷熊石贵均已死亡，故出租给袁存菠管理使用的房屋已由杨文英与熊伟共同所有变更为熊艳红、熊艳琼、杨文英和熊伟、熊石贵的其他继承人熊留志、熊志华、熊丽华、熊丽萍共同所有，在未经其余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杨文英无权与袁存菠达成上述处分约定，该约定属无效约定。经征求熊留志、熊志华、熊丽华、熊丽萍的意见，四人均自愿放弃对熊石贵自熊伟处继承的遗产份额。为此，熊艳红、熊艳琼认为袁存菠与杨文英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如在租赁期内遇国家发展征用，土地补偿费归杨文英所有，其地面附着物、建筑物补偿费归袁存菠所有”的约定无效。
杨文英辩称，熊艳红、熊艳琼所诉与事实相符。2011年1月1日，其经丈夫熊伟同意，将夫妻共有的位于本村47号的老房子出租给袁存菠，以杨文英的名义与袁存菠签订了合同。2012年4月25日，袁存菠手执打印好的《补偿协议》到杨文英家，要杨文英签字按手印，同时向杨文英解释，如果在房屋租赁期间遇到国家征收，则新建房屋的补偿款由袁存菠享有，原建房屋及土地的征收补偿款由杨文英享有。听了袁存菠的解释后，杨文英在《补偿协议》上签字。当时杨文英的丈夫已经去世，只有杨文英一个人在家，也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同时，杨文英称并不知道其家的房子会被征收。2016年1月21日，征收人员来勘测现场的时候，杨文英要求他们将其家的房屋和袁存菠所建的房屋分开评估，各自领取补偿款，袁存菠也没有任何异议。2016年4月25日，开庭审理时，才知道袁存菠欺骗了其。丈夫熊伟及其父亲熊石贵去世后，没有对遗产进行过继承分割。在签订《补偿协议》时，其受到了袁存菠的欺骗，且协议签订时，也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
熊艳红、熊艳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袁存菠与杨文英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如在租赁期内遇国家发展征用，土地补偿费归杨文英所有，其地面附着物、建筑物补偿费归袁存菠所有”的约定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由袁存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熊艳红、熊艳琼系被告杨文英与丈夫熊伟（2011年2月15日死亡）生育的女儿。2011年1月1日，杨文英经丈夫熊伟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同袁存菠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夫妻二人所有的位于弥阳镇夸西村民委员会小石山村47号房屋及前后空地出租给被告袁存菠。2012年4月25日，杨文英与袁存菠就《房屋租赁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如在租赁期内遇国家发展征用，土地补偿费归杨文英所有，其地面附着物、建筑物补偿费归袁存菠所有”。2016年1月，杨文英出租给袁存菠的房屋被征收，二人就征收补偿费用发生争议。另查明，熊伟的父亲熊石贵（2011年6月14日死亡）与母亲刘桂英（2008年7月25日死亡）共生育了五个子女，即长子熊伟、次子熊留志、三子熊志华、长女熊丽华、次女熊丽萍，除熊伟外，其余子女均健在。熊留志、熊志华、熊丽华、熊丽萍分别出具书面意见，明确表示自愿放弃对父亲熊石贵自熊伟处继承来遗产的继承份额。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在本案中，出租的房屋原属于杨文英与丈夫熊伟所有。熊伟去世后，其父亲熊石贵、妻子杨文英、女儿熊艳红、熊艳琼对其遗产有继承权。熊石贵未明确表示过放弃继承，且在熊伟的遗产分割前去世，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了合法继承人即熊留志、熊志华、熊丽华、熊丽萍。杨文英与袁存菠签订的《补充协议》，未经熊艳红、熊艳琼、熊石贵追认，在熊石贵去世后，也未经熊留志、熊志华、熊丽华、熊丽萍追认。现熊留志、熊志华、熊丽华、熊丽萍自愿放弃继承份额，该房屋属于二原告熊艳红、熊艳琼和被告杨文英共同所有，被告杨文英与被告袁存菠签订《补充协议》，属于无权处分行为，现二原告要求确认协议中关于补偿费用分配的约定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被告袁存菠与被告杨文英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如在租赁期内遇国家发展征用，土地补偿费归杨文英所有，其地面附着物、建筑物补偿费归袁存菠所有”的约定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杨文英承担。
二审审理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袁存菠与被上诉人杨文英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标的物即位于弥勒××弥阳镇夸西村民委员会小石山村民小组47号房屋及其前后的空地，系杨文英与丈夫熊伟的共有财产。其丈夫熊伟于2011年2月15日病逝，财产所有权因继承发生了转移，杨文英、熊艳红、熊艳琼、熊石贵对熊伟的遗产取得了继承权，诉争标的物变成了以上四人的共有不动产。杨文英与袁存菠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对杨文英、熊艳红、熊艳琼、熊石贵四人共有不动产的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故杨文英无权处分与熊艳红、熊艳琼、熊石贵三人共有的不动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在本案中，杨文英处分与熊艳红、熊艳琼、熊石贵等人的共有不动产后没有经过其余权利人的追认，故杨文英与袁存菠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
综上所述，袁存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袁存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红
审判员 薛 辉
审判员 许莲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朱蔼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