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04民初10104号
原告：广东晨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石湖路8号（新滘路口花坛）广进商务中心*楼。
负责人：钟晴，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继铭，系该所律师。
被告：佛山市本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一路115号一座西塔12层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7Ｎ
法定代表人：吴金军，总经理。
原告广东晨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晨诺律师所）诉被告佛山市本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科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3日依法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孙谦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惠玉、人民陪审员何少莉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判，并于2016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继铭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本科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8月17日所签署的《中国中小企业互联网+全国普及工程项目服务合同》（以下简称《项目服务合同》）于2016年9月2日解除；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已支付款项36000元及利息65元（以36000元计算，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9月9日计算至2016年9月23日为65元，并应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期间，原告负责人钟晴接到被告客服电话，受邀到佛山市禅城区一会议室处免费接受互联网讲座。会后，被告的工作人员张云向钟晴进行推介，并声称会议当日签订合同便可以享受政府补贴优惠价。尔后，双方于当日（2016年8月17日）签订了一份框架合同，《项目服务合同》约定由被告为原告开发一法律税务平台，并支付了相应的费用。2016年8月26日，原告到达被告办公处，商谈产品开发的产品细节过程中发现被告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以及成果的交付并不符合原告的实际需求，具体表现为：1、原告的实际需要为：①开发一APP软件方便原告对所务进行管理；②系统包括法律及税务查询、咨询功能；③产品开发出来后具体知识产权的归属归原告，三年后如原、被告未能继续合作的，原告可以另行聘请其它企业进行运营和管理；④软件可以直接与第三方网站和数据库连接。2、被告实际的产品是：①作为一推广平台，面向互联网不确定第三方提供法律服务或推介律师；②版权不可能归原告所有，三年期满后未在被告授权情况下不得再行使用；③原告所需要的内部所务管理功能、与第三方网站和数据库连接、税务查询等功能均需要另行独立开发，并另行支付相关费用。鉴于上述供需差异，原告于2016年8月26日当日便表示双方差异较大，本项目根本没有履行的基础，便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合同金额。后于2016年8月30日以书面形式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于2016年9月2日到达被告处而被拒收。随后，原告再次向被告送达《关于退还合同款项的催款函》，并将《解除合同通知书》及拒收邮寄单一并邮寄给被告，被告于2016年9月8日收到。截止2016年9月23日，被告仍未向原告返还合同金额，亦未就费用的退还与原告进行任何协商。现起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为证明诉讼主张，原告提交了手机短信截图打印件（2016年8月16日）、《中国中小企业互联网+全国普及工程项目服务合同》（2016年8月17日）、顺德农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消费短信通知截图打印件（2016年8月17日）、2016年8月17日手机短信截图打印件、收款收据、《解除合同通知书》及特快专递邮单、邮件查询单、《关于退还合同款项的催款函》及特快专递邮单、邮件查询单、张云的名片、宣传册页复印件（首页）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
被告本科公司未出庭应诉，但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原告与我公司签订的《中国中小企业互联网+全国普及工程项目服务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重大认识错误。（1）2016年8月17日，原告负责人钟晴参加我公司举办的“中国中小企业互联网+全国普及工程”（以下简称普及工程）会议。“普及工程”是由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与广东鸭梨新媒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鸭梨公司）联合发起，鸭梨公司是“普及工程”全国唯一推进执行单位，该工程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利用互联网转型升级，实现企业互联网化。而我公司是经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和鸭梨公司合法授权作为推进单位在广东省区域内向中小企业推进“普及工程”服务项目，授权时间：2015年8月8日至2025年8月7日止。“普及工程”项目服务内容是固定且明确在项目服务合同中列明提供给客户选择购买的互联网产品服务。会上，我公司销售总监万方磊专门向钟晴详细介绍本次“普及工程”举办目的以及我公司在“普及工程”提供的项目服务，并解答关于本合同内容的疑问。钟晴在全面了解我公司提供之项目服务内容后，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项目服务合同》，合同编号为：PJ0067557。钟晴选择并确认服务内容包括：普及工程名录：法律税务平台，制作互联网PC网站（行业平台版）、移动APP用户端（安卓版和苹果版）、轻应用场景HTML5系统（手机应用场景）、微信官方公众平台（微商城系统和微分销系统）、普及工程示范单位（工程官方入口）。我公司已就“普及工程”服务内容作充分的告知和解释（包括提供已完成普及工程服务项目内容的客户最终成果的案例介绍和展示）。而且《项目服务合同》中互联网PC网站（行业平台版），已经有针对行业平台版作解释：行业门户资源平台。原告是清楚和理解所选择的互联网PC网站（行业平台版）成果展示的内容是法律税务平台和律师行业的资源整合与发展，且理解我公司在本项目服务合同中项目内容的服务方式和成果交付形式。原告诉称其实际需求是开发一APP软件进行对律师事务所所务管理，我公司可以根据原告需求专门定制开发该所务管理系统，但这属于定制化服务并非属于本次签订的《项目服务合同》“普及工程”项目服务范围。因此，原告是对本合同项目服务全面清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最终服务项目选择，并自愿签订上述合同。而且钟晴作为一名资深律师，比普通大众更为谨慎和具有更强的理解能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原告所诉称的对交付方式和成果交付的重大误解和认识错误。（2）《项目服务合同》是一个关于互联网产品的制作和技术服务合同，并非原告所诉称的开发合同，两者有明显区别。《项目服务合同》已经明确这是“中国中小企业互联网+全国普及工程”互联网产品服务，并非针对单个客户专门的单独的互联网产品开发，本合同的履行是具有明确服务年限的。（3）原告诉称其实际需求之一是我公司提供之产品的知识产权归属原告所有。但是，《项目服务合同》第三条“知识产权”明确约定普及工程服务过程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归属于普及工程执行单位。而本合同普及工程执行单位是鸭梨公司，也就是“普及工程”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开发者。对于知识产权归属约定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阅读、知悉。
我公司已就《项目服务合同》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我公司即根据《项目服务合同》中双方确认的工程服务项目履行合同义务。8月17日完成普及名录：法律税务平台的备案；8月20日即完成项目服务初步方案的制作，并且通知钟晴前来我公司审查服务方案，8月26日钟晴安排原告的另外两位同事到我公司查看服务方案，其中一名律师叫刘冬仁，当天我公司直接跟进人张云接待并向原告详细介绍和展示初步方案内容。以上工作的开展，是我公司人力物力的投入，这些都是为履行合同而产生的成本支出。
原告单方解除合同不符合《项目服务合同》约定解除条件，也不存在法定解除情形。《项目服务合同》第四条“合同的解除”第3款明确约定：合同一方想解除合同，应提前一个月书面向对方发出解除意向书，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而事实上，原告单方决定解除《项目服务合同》并寄送《解除合同通知书》给我公司，并没有与我公司协商。原告仅凭向我公司寄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即认为合同在寄送当天即2016年9月2日正式解除，其未经协商一致的单方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约定。另外，原告单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情形，本合同不具有法定强制解除的条件。原告单方通知解除合同损害我公司的合法权益，严重违背合约精神。因此，原告未经我公司协商一致单方决定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解除约定，且不符合合同法规定：《项目服务合同》并未正式解除，依然合法有效。
《项目服务合同》合法有效且未正式解除，原告要求我公司退还合同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项目服务合同》是基于双方自愿、公平、诚信基础上签订的，并不存在重大误解，合法成立并生效。我公司在此合同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且已经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项目服务合同》有继续履行的条件和依据，我公司完全能够满足原告在履行本项目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服务内容。因此，我公司认为《项目服务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综上，钟晴作为一名律师同时也是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对刚成立的律师事务所目前实际发展需求应该十分明确，其对本次合同的签订应该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判断，其对自己的商业决定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应该出尔反尔，否则市场交易秩序将陷入混乱。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
为证明抗辩理由，被告本科公司提供了营业执照、授权牌（照片、复印件）、《授权证明书》、被告与原告负责人钟晴的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初步服务方案（复印件）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
因被告本科公司未到庭应诉，其虽于庭前提交了证据材料，但未能完成证据开示及质证等环节，故本院对本科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
依据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16年8月17日，原告的负责人钟晴参加了由被告本科公司举办的“普及工程”会议。当日，原告与被告本科公司签订了《项目服务合同》，约定由本科公司作为“普及工程”推进单位为用户（原告）提供服务。合同正面记载：服务内容为“法律税务平台”，系统平台类型为“行业平台”，服务金额12000元/年，服务年限为3年。具体服务包括：互联网PC网站（行业平台版—企业门户资源平台）、移动APP用户端（含Android安卓版—Android安卓用户端系统、IOS苹果版—IOS苹果市场用户端系统）、轻应用场景HTML5系统（手机应用场景—多媒体移动应用程序系统）、微信官方公众平台（含微商城系统—社会化电子商务销售系统、微分销系统—微信公众平台三级营销系统）、普及工程示范单位（工程官方入口—授予普及工程示范单位入口及牌匾）。合同还注明，“活动现场申请补贴后价格12000元/年，三年共计36000元，三年中不另收其他费用，包括后期维护及策划服务。”钟晴作为用户代表在合同上签字确认，被告则加盖了公司印章予以确认。
合同背面记载：用户与推进单位经友好协商一致，就用户向推进单位购买互联网+全国普及工程服务所涉及的相关事宜签订如下条款：一、权利与义务。1、……。2、推进单位的权利与责任：负责详细了解用户具体需要，按照用户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普及工程服务；协助普及工程执行单位工作的开展及完成；负责在签订合同之日向用户收取合同金额；在签订合同之后负责软件内容的制作，以及用户的跟进、维护。3、用户的权利与责任：有权要求推进单位提供免费的相关咨询；于签订本合同之日负责一次性支付合同金额给推进单位；……。三、知识产权。普及工程服务过程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和最终解释权归属于普及工程执行单位。……。四、合同的解除。1、……；3、合同一方想解除合同，应提前一个月书面向对方发出解除意向书，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4、如因不可抗力等非合同双方所能控制的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合同双方经协商确认后可以解除本合同，且互不承担责任。五、违约责任。1、……。3、推进单位在合同签订之后，负责用户软件内容的制作，若因推进单位的原因导致软件内容与用户的需求不一致，而使得用户不接受此软件内容，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推进单位承担。……。八、争议的解决及其他事宜。1、……。2、本合同一式三份，用户、推进单位、执行单位三方各持一份，本合同经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生效后用户不得要求退款，三份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各方承诺合同的签订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合同的内容意思表示一致。………。
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支付了36000元，被告为此出具了收据。被告随即开始制作相应的软件。2016年8月26日，原告指派两名工作人员前往被告处查看服务方案。2016年9月1日，原告通过特快专递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说明“因贵司在产品推介会上没有向我所负责人钟晴女士解释说明贵司的服务方式及成果交付方式，导致我所负责人钟晴女士存在误解，以致和贵司草率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2016年8月26日上午，经我所与贵司张云先生第一次商谈后，发现贵司的服务方式及成果交付方式不符合我所的实际需求，故我所决定解除上述服务合同，通知贵司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停止一切有关本合同的工作，并请贵司收到本解除通知书后7日内退还36000元。”该特快专递邮件被被告拒收。2016年9月7日，原告再次通过特快专递向被告发出《关于退还合同款项的催款函》，说明“广东晨诺律师所于2016年9月1日向贵司张云先生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但贵司张云先生拒绝签收本所快件。……。故本所再次向贵司出具本催款函，并申明如下：一、双方2016年8月17日签订的《中国中小企业互联网+全部普及工程项目服务合同》于贵司张云先生拒绝签收之日即2016年9月2日正式解除。二、请贵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向本所全款退还服务费36000元。……。”该特快专递邮件被告于2016年9月8日收到。
因被告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退还36000元，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告明确解除合同是因重大误解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且被告在合同签订前未全面披露合同信息，即未披露授权年限及被告与鸭梨公司之间的关系，而该部分信息影响原告签订合同的意愿。
依据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
依据案涉合同的具体条款约定，案涉合同是由被告以其掌握的互联网技术知识为另一方（原告）解决特定技术问题订立的合同，因此，案涉合同属于技术服务合同，原、被告双方因履行合同产生的纠纷属于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本案中，原告以存在重大误解、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以及被告未全面披露相关信息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对于原告的请求，本院分别论述如下：
原告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而所谓重大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的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依据上述规定，重大误解应当具备以下几项条件：1、与合同订立时存在的事实有关，即被合同当事方据以错误判断的事实必须是在订立合同时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在订立合同后才发生的事实；2、该事实必须是合同订立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条件；3、重大误解必须是本质性的，一般误解不构成重大误解；4、受重大误解不利影响的合同方不承担重大误解发生的风险；5、重大误解并非由请求撤销合同的当事人重大过失所引起。
本案中，依据原告所述，其是因为“被告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及成果的交付并不符合原告的实际需求”而提出解除合同的，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合同签订阶段曾对实际需求对被告予以进行专门提示，因此“不符合原告的实际需求”的陈述缺乏依据。依据合同记载，对于合同所涉及的服务的内容、系统平台类型以及具体的服务事项均有详细约定，该约定虽然涉及互联网技术和部分专有术语，但均清晰而明确，因此原告主张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依据。此外，按照法律规定，即使构成重大误解，其法律后果也是撤销合同，而非解除合同。
原告主张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是否存在。
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和第（四）项均规定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是上述第（一）项“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属于法定解除情形，案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合同签订后存在不可抗力的情形，因此该项规定不适用于本案。上述规定第（四）项“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其本意指一方的严重违约行为会严重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另一方当事人享有合同解除权，而本案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严重违约行为，故原告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解除案涉合同并由被告返还相应款项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信息披露的问题。
依据原告的陈述，被告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足以影响原告订立合同的意愿，该部分信息包括被告获得授权的年限、被告与鸭梨公司之间的关系等。
本院认为，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如果存在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以及有其它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所确立的实际是缔约过失责任问题。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的有效期（服务期）为三年，原告未举证证明合同履行期间超过被告获得的授权期限，且该授权期限对合同的履行足以造成重大影响，同时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被告与案外人鸭梨公司之间的关系足以影响合同的履行，因此原告的相关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不足，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东晨诺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702元由原告广东晨诺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 谦
人民陪审员 何少莉
人民陪审员 陈惠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邵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