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3）通刑二初字第0191号公诉机关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被告单位上海昱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1。诉讼代表人胡某1，男，系被告人胡某之子。辩护人施燕，上海观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胡某，男。因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于2012年12月4日被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刑事拘留，2013年1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通市通州区看守所。辩护人吴国强，上海观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通检诉刑诉（2013）5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上海昱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人胡某、孙某某犯骗取票据承兑罪，于2013年9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慧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上海昱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胡某1及其辩护人施燕，被告人胡某及其辩护人吴国强，被告人孙某某及其辩护人戴勇、曾理均到庭参加了诉讼。2014年10月30日，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人孙某某的起诉，本院于同日裁定准许。本院又于2014年11月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慧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上海昱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胡某1及其辩护人施燕，被告人胡某及其辩护人吴国强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上海昱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昱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被告人胡某欲与中国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叙作“保理业务”，遂于2012年2月17日携公司会计和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浦东支行行长助理吴某等人来到南通蛟某重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蛟某公司）。被告人胡某对该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孙某某提出，希望蛟某公司提供商业承兑汇票质押给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为其公司叙作“保理业务”进行融资。因蛟某公司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当时并无真实业务，孙某某为防范风险，遂让被告人胡某以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名义出具承诺书，承诺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资金应用于蛟某公司的材料采购。后孙某某未向公司领导汇报，在吴某和被告人胡某等人提供的“保理业务资料”及商业承兑汇票上盖章或签字。回上海后，被告人胡某私刻了上海沙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及其沙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某的印鉴章，伪造了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向沙某公司购买钢材的购销合同3份及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66份。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以蛟某公司盖章的3张商业承兑汇票为质押（每张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人民币1750万元），在收到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保证金人民币1800万元后，以出票单位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受票单位为沙某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28日、3月9日、3月19日先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8张，票面金额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并将8张银行承兑汇票直接交给了被告人胡某。被告人胡某拿到8张银行承兑汇票后，用私刻的沙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其沙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某的印鉴章背书贴现。8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及被告人胡某未能归还敞口部分人民币4200万元。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指控，提供了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及被告人胡某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被告人胡某以欺骗的手段取得银行票据承兑，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的规定，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胡某1辩称，其名义上是被告单位昱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是其父亲被告人胡某，其仅在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上签字，对其他事情并不知情。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的辩护人施燕认为，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均由被告人胡某一人所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被告人胡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持有异议，并当庭表示自愿认罪。其提出如下辩解：其主观上并非有骗取银行票据承兑的故意，仅因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以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叙作保理业务的方式融资，以归还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上一期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保理业务融资到期应当偿还的款项。被告人胡某的辩护人吴国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本案实为民事纠纷，不应作为刑事案件，作为“受害人”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于2012年11月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是民事诉讼；2.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因对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上一期保理业务融资款一时无力偿还，遂“借新还旧”，而“借新还旧”模式在银行信贷领域普遍存在，法律亦无禁止性规定，不应当入刑，应当谦抑；3.本案并无实际法益被侵害，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并未遭受损失，且其对涉案“保理业务”真实情况是明知的，也是积极配合的，而本案之所以案发，根本原因在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违反自身制订的保理业务规范性管理办法及其操作程序所致；4.被告人胡某主观上并无犯罪的故意，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也并未被骗，被告人胡某的行为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5.被告人胡某在接受侦查机关一般性询问时，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应当认定其有自首情节。经审理查明，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下半年，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供应钢材（船板）给蛟某公司，至2012年1月，蛟某公司结欠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货款计人民币879521.37元。期间，被告单位昱某公司或被告人胡某为缓解供货资金压力，引进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做银行保理业务，即由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将对蛟某公司供货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再由该行向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的上家供货单位开具银行承兑汇票。2009年12月30日，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贸易金融部作出光银保理—国内复（2009）第091号批复，同意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获得授信额度后按照操作方案叙作保理业务；2010年1月25日，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对申请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6000万元，授信品种银行承兑汇票的申请，集体审议后批复：批准授信额度人民币4000万元，授信品种银行承兑汇票，期限12个月，保证金比例20%，授信总敞口人民币3200万元，循环，不可串用；并规定了授信前需落实条件、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和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操作的相关办法执行等事项；2010年2月2日，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放款审核中心作出授信额度启用通知书，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上述授信额度人民币4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自2010年2月2日可以启用。2012年1月，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无法承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上期开具的即将到期银行承兑汇票的金额，被告人胡某又意图继续使用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授信额度，遂到蛟某公司向该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孙某某和分管材料采购的副总经理胡世某提出要求，称其开办的上海启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某公司）在生物项目上需要投资，请蛟某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为其公司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保理业务”融资。期间，被告人胡某还与时任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浦东支行行长助理吴某联系，希望叙作“保理业务”。吴某同意后让被告人胡某准备保理业务资料（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格式化保理资料）。被告人胡某遂从电脑里原先所做的保理业务留存的电子资料中下载了相关保理资料，包括商业发票及附件、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国某某银行商业承兑汇票查询通知书、确认函、钢材买卖合同及附件、货物签收单等。被告人胡某将上述保理资料提供给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由该行工作人员将上述保理资料审核后打印了三套。被告人胡某还准备好原先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购买的商业承兑汇票中3份空白的商业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00100061／20409652、00100061／20409654、00100061／20409655，并请会计陈丽某填写好票面内容：出票日期分别为2012年2月20日、3月1日、3月9日，付款人均为蛟某公司，收款人均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每张票面金额均为人民币1750万元，商票到期日分别为2012年8月20日、9月1日、9月9日。2012年2月17日，被告人胡某与会计陈丽某和吴某等人携带上述资料来到蛟某公司，被告人胡某以前述所称理由，即其开办的启某公司需要投资，希望蛟某公司帮助其公司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保理业务”进行融资。因蛟某公司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期间并无钢材买卖交易，当日由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许下书面承诺：蛟某公司根据业务情况，以预付款形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给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商票开出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自行与某某银行联系授信，开展贴现业务，贴现资金用于蛟某公司的材料采购，余款由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使用；商票到期，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如不及时还款，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一切法律责任。随后，吴某等人拿出上述三套“保理业务资料”，被告人胡某拿出3份商业承兑汇票，吴某要求双方在上面盖章签字。孙某某未向公司领导汇报，即以蛟某公司名义盖章或签字，被告人胡某代表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亦盖章或签字。回上海后，由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在上述空白的保理业务资料上填写内容，并由2012年2月17日当日未到蛟某公司进行核票的该行工作人员吴俊某、李某、傅晓某等人签上“以上签章均双人面签”及签名。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呈上三份“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双方并签订了3份质押合同（蛟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质押）、3份银行承兑协议。因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需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上家供货单位的供货合同及增值税发票等资料，被告人胡某即私刻了沙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沙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某的印鉴章，伪造了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向沙某公司购买钢材的购销合同3份，伪造了沙某公司向被告单位昱某公司销售钢材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66份。被告人胡某将上述伪造的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在收到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保证金人民币1800万元后，以出票单位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受票单位为沙某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28日出具了票面金额各为人民币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4张、3月9日出具了票面金额各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张、3月19日出具了票面金额各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张。8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未将8张银行承兑汇票交给在同行开户的沙某公司，而直接交给被告人胡某。后被告人胡某用私刻的沙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沙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某的印鉴章，将上述8张票面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贴现。期间，即在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保理业务”及该行开具8张银行承兑汇票期间，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27日、3月8日、3月15日分别转账给蛟某公司人民币1750万元，三笔转账合计人民币5250万元；蛟某公司按照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的指令，分别于2012年2月28日、3月9日、3月16日将上述转账款人民币5250万元分三笔人民币1750万元如数转账至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在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的银行账户上，以示承兑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上一期在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金额。2012年7月20日，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向蛟某公司发出商票到期通知书，蛟某公司及孙某某于2012年9月21日向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报案，控告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及被告人胡某涉嫌合同诈骗，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于2012年11月5日立案侦查。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于2012年11月6日以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蛟某公司、胡某1、被告人胡某和徐国某为被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一、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垫付款人民币41689555.97元及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判令三、四、五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8日根据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五被告的银行存款人民币43384855.82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财产；后于2013年1月11日解除对被告蛟某公司在上海江南某某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应收账款人民币22068518.08元的冻结；解除对被告蛟某公司银行账户的查封。因涉嫌民事案件的部分被告经济犯罪，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15日将此案移送至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刑事侦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1.书证：（1）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法定代表人胡某1的事实。（2）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人力资源部2013年7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吴某系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正式员工，2012年1月至2013年3月任该行浦东支行行长助理的事实。（3）某某银行上海分行2009年12月30日光银保理（2009）第091号批复、2010年1月25日审批批复、2012年2月2日授信额度启用通知书，证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对申请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6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审批批复同意并启用授信额度人民币4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4）蛟某公司供应商明细账，证明蛟某公司截止2012年1月结欠被告单位昱某公司钢材货款仅为人民币879521.37元的事实。（5）被告单位昱某公司2012年2月17日承诺书，证明承诺在蛟某公司商票开出后由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联系授信，贴现资金用于蛟某公司的材料采购，商票到期后还款的事实。（6）涉案保理业务资料，证明其中的3份商业发票、3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3份某某银行商业承兑汇票查询确认书、3份确认函等系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格式化保理业务资料，连同3份钢材买卖合同及附件、3份货物签收单于2012年2月17日同一天由被告人胡某和孙某某各自代表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和蛟某公司在上面盖章或签字，后由2012年2月17日当日未到蛟某公司核票的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吴俊某、李某、傅晓某等人双人面签的事实。（7）票号为00100061／20409652、00100061／20409654、00100061／2040965三份商业承兑汇票，证明被告人胡某在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购买好空白的商业承兑汇票后填写好票面内容，出票日期分别为2012年2月20日、3月1日、3月9日，付款人均为蛟某公司、收款人均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每张票面金额均为人民币1750万元，商票到期日分别为2012年8月20日、9月1日、9月9日；2012年2月17日由蛟某公司的孙某某连同保理资料一同盖章的事实。（8）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致某某银行上海分行3份“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证明其中一份申请书填写的申请日期为2012年2月27日，另两份申请书未填写申请日期；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分别于2012年2月28日、3月9日、3月16日分别签署意见，拟同意根据人民币1750万元应收账款，抵用在银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分别为人民币2000万元、1400万元、18085342.49元的事实。（9）质押合同及质物凭证，证明出质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质权人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分别于2012年2月28日、3月9日、3月16日签订3份质押合同，质物为00100061／20409652、00100061／20409654、00100061／20409655号3份商业承兑汇票，每份票面金额均为人民币1750万元，质物质押率为80%的事实。（10）银行承兑协议，证明承兑申请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承兑行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分别于2012年2月28日、3月9日、3月19日签订3份银行承兑协议的事实。（11）银行承兑汇票8张，证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于2012年2月28日签发银行承兑汇票4张，每张票面金额人民币500万元，收款人均为沙某公司，到期日均为2012年8月28日；于2012年3月9日签发银行承兑汇票2张，每张票面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收款人均为沙某公司，到期日均为2012年9月9日；于2012年3月19日签发银行承兑汇票2张，每张票面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收款人均为沙某公司，到期日均为2012年9月19日；8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的事实。（12）被告人胡某提供给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沙某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15日、3月9日、4月10日签订的购销钢材合同3份及2012年2月22日、3月16日、4月17日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66份，证明被告人胡某用私刻的沙某公司合同专业章伪造购销钢材合同、伪造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13）8张共计人民币6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贴现凭证，证明被告人胡某用私刻的沙某公司财务专用章、沙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某的印鉴章将人民币6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贴现的事实。（14）被告单位昱某公司2012年2月27日、3月8日、3月15日转账给蛟某公司三笔各人民币1750万元，及蛟某公司于2012年2月28日、3月9日、3月16日将三笔各人民币1750万元转账至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在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银行账户的汇款凭证，证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贴现资金并未用于材料采购，而是用于承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上一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应承兑金额的事实。（15）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商票到期通知书，证明蛟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日期已将届满，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于2012年7月20日催促蛟某公司落实承兑资金，按期归还的事实。（16）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贸易金融部制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质押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办法》，证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运用该业务品种主要通过对授信企业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和授信企业要求申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范围的严格筛选和限定，有效监督授信企业的资金回笼，并严格控制授信企业授信额度的实际用途，掌握授信企业的上下游客户与其资金和贸易往来情况，真正实现通过控制授信企业的贸易链，实现资金流的封闭循环，达到加强对授信资产风险的有效监控及管理的目的；并规定了业务管理模式及部门职责分工、业务准入条件及相关风险控制措施、业务操作流程等事项的事实。（17）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民事起诉状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一审案件立案审查情况表、（2012）浦民六（商）初字第7627-1号民事裁定书、（2012）浦民六（商）初字第7627-2号民事裁定书、案件移送通知书等，证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于2012年11月6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涉案民事被告的财产采取冻结、查封保全措施，后对被告蛟某公司已被冻结的应收账款、已被查封的银行账户予以解冻、解封；因此案涉嫌经济犯罪，于2013年1月15日移送至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刑事侦查的事实。2.证人证言：（1）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原先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保理业务融资主要流程是蛟某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质押，某某银行向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2012年2月中旬，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在其行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即将到期，被告人胡某联系其想叙作保理业务，并让其一起到蛟某公司去核票；其让被告人胡某准备相关保理业务资料的电子文档并通过邮件发给其行里，后其行工作人员对电子文档资料和相关的票据进行核对后，打印了3套保理业务资料，包括国内保理业务申请书、商业发票以及附件、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某某银行商业承兑汇票查询通知书、确认函、钢材买卖合同以及附件、货物签收单这些资料，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从其行里购买了空白的商业承兑汇票并签发好。2月17日早上，其和行里的一同事与被告人胡某及其公司的会计一同到蛟某公司。被告人胡某与孙某某、胡世某商量达成一致后，其行里的同事拿出3套保理业务资料，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的陈会计拿出商业承兑汇票3份，孙某某拿出蛟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印鉴章在保理业务资料上盖章的。在2月下旬，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某某银行分别签订了质押合同3份、银行承兑协议3份，被告人胡某同时带来了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向沙某公司购买钢材的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其行在收到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人民币1800万元的保证金后，于2012年2月28日、3月9日、3月19日先后签发了银行承兑汇票8张，票面金额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出票单位均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收款人均为沙某公司，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派人将8张银行承兑汇票拿走的。对保理业务资料中被告单位昱某公司提供的商业发票3份，发票开出日期在发货日期前面及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沙某公司购销合同3份均为同一编号，且一份购销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4月10日等，这些其在审核资料时疏忽了，没有在意；另外，其行里吴俊某、李某、傅晓某等人2012年2月17日未到蛟某公司去核票，由他们分别在有关保理业务资料上分别双人面签，是因为其有时不在单位，为了业务顺利进行，由他们在保理业务资料面签栏上分别签名的，责任由其来负的事实。（2）证人陈丽某（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会计）的证言，证明2012年2月的一天，被告人胡某让其把一些保理业务资料电子文档发给了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吴某；2月中旬的一天，被告人胡某交给其3份商业承兑汇票，让其一起去蛟某公司；后其和被告人胡某以及吴某等人一同来到蛟某公司，被告人胡某对蛟某公司的孙总、胡总讲，其经营的启某公司资金紧张，希望蛟某公司继续支持，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办理保理业务进行融资，后他们商量后同意的；被告人胡某和孙某某各自拿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和蛟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章在保理业务资料和商业承兑汇票上盖章或签字的事实。（3）证人胡世某（蛟某公司副总经理，主管公司采购业务）的证言，证明蛟某公司2010年向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进过钢材，2011年6月后，双方再无业务往来；至2012年春节前，还欠货款约人民币80余万元；2012年2月的一天，被告人胡某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会计、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吴某等人来到蛟某公司，被告人胡某称其经营的启某公司资金紧张，需要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融资，希望蛟某公司支持，其对后面发生的事情不清楚的事实。（4）证人徐国某（蛟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2012年2月，蛟某公司盖章的3份商业承兑汇票，其公司财务负责人孙某某没有向其汇报的事实。（5）证人沈某某（沙某公司负责人）的证言，证明某某银行提供的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沙某公司2012年2月15日、3月9日、4月10日签订的3份购销合同是虚假合同，某某银行工作人员没有来核实合同真实性；其公司没有收到某某银行开具的8张银行承兑汇票，也没有在8张银行承兑汇票上盖章；其公司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没有钢材业务往来，也没有向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开过增值税发票，66份上海增值税发票是虚假发票的事实。3.被害单位蛟某公司经办人孙某某的陈述，证明2010年开始，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向蛟某公司供应钢材，一直到2011年6月，双方再无业务往来；到2012年1月25日双方结账，蛟某公司结欠被告单位昱某公司钢材货款约人民币80余万元；结账后，被告人胡某称，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吴某正在帮助其现在经营的启某公司贷款并介绍投资人，希望蛟某公司继续支持其公司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保理融资；其和公司副总胡世某当时没有反对；2012年2月17日，被告人胡某和公司会计陈丽某及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吴某等人到蛟某公司来的，被告人胡某以前述理由希望蛟某公司继续支持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保理融资；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被告人胡某盖章签字的；后吴某要求双方在保理资料上盖章，其拿出蛟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印鉴章在保理资料上盖章的；被告人胡某拿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章在保理资料上盖章的；所有保理资料上是同一天盖章签字的，内容都是空白的；其在保理资料上盖章签字没有请示过蛟某公司领导的事实。4.被告人胡某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2年2月初，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在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上一期人民币6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即将到期，其儿子胡某1又被骗了人民币2000多万元，公司资金压力很大；其为了保留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在某某银行的授信额度，希望蛟某公司继续支持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其还与某某银行的吴某联系，吴某称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的授信额度还在，只要提供相关资料就可以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其根据原先保理业务资料电子版克隆了全套资料；2012年2月17日，其与公司陈会计及吴某等人一同来到蛟某公司，其以正在找美国一家公司投资其经营的启某公司科技项目，需要投资为名，请求蛟某公司继续支持其公司向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保理业务融资；蛟某公司的孙某某、胡世某怕有风险，让其公司出具了承诺书，后双方分别在保理业务资料上盖章签字的，全部资料是在2012年2月17日同一天盖章签字的；其中3份商业发票以及附件、3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3份确认函、3份钢材购销合同以及附件、3份货物签收单是其虚构的；3份中国某某银行承兑汇票查询确认书，是其按照以前的文本扫描制作的，是空白的，后由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填写了票号、金额、出票日期、到期日期等内容；3份商业承兑汇票是其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购买的，其让公司的陈会计填写票面签发内容的；保理业务还需要提供上游公司的供货证明，其请他人私刻了沙某公司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章；其虚构了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沙某公司3份购销合同，编号都是JB2011120101；其还利用沙某公司和其经营的上海帮特钢材物资有限公司真实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套改复印了66份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将虚构的购销合同和虚构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审核的；因为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需要保证金，其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交保证金，就让吴某分3次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后其在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拿到8张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后，用私刻的沙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章背书贴现的；其原先是向朋友借钱归还某某银行的上一期银行承兑汇票的金额的，因此，背书贴现的钱再还给朋友的；因为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在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上一期银行承兑汇票也是蛟某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质押的，必须要由蛟某公司将款汇入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27日、3月8日、3月15日转账给蛟某公司三笔各人民币1750万元，共转账人民币5250万元，再由蛟某公司将收到人民币5250万元汇入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即“借新还旧”的事实。上述证据均经法庭举证、质证，证据间相互印证，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控辩双方主要争议焦点问题，本院作如下评判：一、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涉案保理业务的真实性银行保理业务全称是保付代理。国内保理业务也称应收账款融资，就是公司将应收账款在通过银行的审核后，转让给银行提前获得资金的业务。因此，真实的银行保理业务必须是申请方即卖方对买方具有真实的到期应收账款债权，且要通过银行的审核。而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被告人胡某虚构对蛟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虚构商业发票及附件、钢材购销合同及附件、货物签收单及其上家供货方的购销钢材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保理业务资料，其中，出具给蛟某公司的商业发票（文字发票），“发票日期在发货日期之前”、与沙某公司的“3份购销钢材合同为同一编号，且一份购销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4月10日”。作为银行方的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本应认真审核单据，确保保理业务项下交易的真实性，而代表银行一方的时任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浦东支行行长助理的吴某，身为银行高管人员，对被告人胡某上述虚构的保理业务资料稍作甄别即可轻易识破，但其于2012年2月17日同一天在蛟某公司接受由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和蛟某公司盖章或签字的三套同一天形成的包括“签约、交货、发票、商票”等流程的所谓应收账款债权的“保理业务资料”，并由当日不在现场核票的该行其他工作人员吴俊某、李某、傅晓某等人分别在相关“保理业务资料”上双人面签。据此，足以判定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2012年2月的保理业务并非真实的保理业务，且双方是事先明知的。二、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及被告人胡某行为的性质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证明，2012年1月，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对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上一期将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已无实际承兑能力，谋划利用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授信额度，申请叙作“保理业务”，并在获得“保理”融资后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债务，即其辩护人所辩称的“借新还旧”；后通过虚构保理业务资料等方式骗取蛟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用作保理业务融资的质押担保，在获取银行承兑汇票后背书贴现清偿上一期银行承兑汇票债务，以达到将清偿债务的责任转移给蛟某公司承担而最终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被告人胡某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对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辩护人提出的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胡某系被告单位昱某公司的负责人，其主观上具有为本公司谋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和动机，客观上以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名义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构成单位犯罪，对辩护人的此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针对被告人胡某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胡某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胡某在2012年10月13日、11月21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未能供述本案主要犯罪事实，仅在接受公安机关后七次讯问过程中，方断断续续的供述其犯罪事实，其自首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本案被害人的界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被告人胡某犯骗取票据承兑罪，本罪被害人必然是某某银行上海分行。而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已经证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涉案“保理业务”并非真实的保理业务，其双方对此是明知的，且为互相合作的；再有骗取票据承兑罪的法益是银行承兑汇票资金安全，而被告单位昱某公司通过虚假保理业务融资清偿了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到期的债务，某某银行上海分行的法益并未受到损害，谈不上被骗。为此，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并非本案被害人，被告人胡某的辩护人对此所提出的辩护意见，事实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和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前者清偿了到期债务，后者收回了到期债权，均因此而获利；而作为蛟某公司因被骗而开出商业承兑汇票，需对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与被告单位昱某公司计谋“新设定的债权债务”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已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蛟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因蛟某公司及孙某某控告被告单位昱某公司及被告人胡某合同诈骗而案发。因此，蛟某公司是本案被害人。本院认为，被告单位上海昱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人胡某因对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到期债务无实际履行能力，在随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欺骗手段，骗取被害人蛟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质押，数额特别巨大，以达到逃避、转移债务清偿责任，最终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惩处。因蛟某公司发现被骗后向公安机关控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而未实际承担清偿责任，尚未造成被告单位上海昱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及被告人胡某预期达到的危害结果，属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综合被告人胡某的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犯罪未遂等情节，本院决定对其予以减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上海昱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人胡某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因某某银行上海分行并非被害人，且法益未受到实际侵害，难以构成本罪，本院予以纠正。被告人胡某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为严肃国法，惩罚犯罪，树立诚信，维护市场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单位上海昱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胡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12月4日起至2015年12月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 判 长  曹建新人民陪审员  徐大德人民陪审员  施玉萍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陈 双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文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