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1民终3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贤，男，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雄，男，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梅燕，女，197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晖，福建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碗芳，女，1969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添坚、翁培基，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秀容，女，196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荣，男，197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原审被告：王秀珍，女，195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原审被告：王秀玉，女，196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原审被告：王秀珠，女，196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上诉人王志贤等三人因与被上诉人林碗芳等三人及原审被告王秀珍等三人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5）仓民撤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志贤等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撤销并改判前案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4）仓民初字第46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65号民事判决）全部内容；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林碗芳等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465号民事判决所涉及的讼争屋（即原闽一谢字第9992号土地房产所有证项下的房屋）坐落在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李厝村39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由被上诉人的父辈王立波等人卖给上诉人的祖父王道魁，1993年国家对农村宅基地重新申报时，由上诉人的父亲王木利进行了重新登记，并领取了榕郊集建（1993）字第09363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确认房屋应属于上诉人父亲王木利所有。465号民事判决将属于上诉人父亲王木利的房屋判由被上诉人林碗芳等三人继承分割，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买卖诉争屋是否成立原告应通过另案诉讼确认，在未确认之前本院对其效力不予采信”显然是错误的。本案上诉人的权利来源为买卖，而一审法院却未予审查认定，另案处理若支持上诉人的请求，势必撤销465号民事判决，增加讼累，有违诉讼经济原则。2.本案买卖发生在物权法与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当时并无法律规定买卖房屋后需办理过户才产生物权效力。上诉人的祖父王道魁请人代笔签订买卖契约，并向政府办理相关手续已实属不易。1951年的产权登记，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过程，可能早就易主，被上诉人连土地房产所有证正本都没有，一审法院仅凭存根来认定房屋的权属，显然证明力不足。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面积“包括诉争屋，还包括属于被告所有的另一间房屋即左前厅边正房屋一间、案外人王书金所有的东厅边前一间房屋”显然是错误。案外人王书金于1961年11月将其9990号项下房屋出卖给上诉人祖父王道魁，而一审法院对非本案讼争房的原王书金房屋予以确认，超出案件审理范围，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将引发新的矛盾争议，请求予以纠正。4.我市农村已多年没有普及办理房屋产权证，1993年对原有的农村房屋宅基地进行重新登记，农村只颁发土地使用权证，这是客观历史。一审法院认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确认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凭证，是国家或集体土地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利，进而认为福州国土资源局办证存在随意性，显然错误。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行复驳（2015）59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已清楚地表明给王木利所有的房屋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而非给王木利颁证批地盖房子。被上诉人林碗芳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已由被上诉人的父辈出售给上诉人的祖辈没有事实依据。理由：1.上诉人提供的所谓《买契纸》、《草契纸》系虚假的。上述两份证据没有闽侯县人民政府盖章，且在政府档案部门也没有相关的记录，均存有伪造的事实。根据《闽侯县志》记载：1961年5月至1963年6月在任县长是孙子美，根本不是吴殿选，但上诉人提供1961年9月《买契纸》书写的县长是吴殿选。2.被上诉人提供的签订于1976年11月的《借用房屋契约》可证明，上诉人祖辈王道魁于1961年起向被上诉人父辈王立芳三人借用讼争房中的左后厅边正房屋一间、后厨房一间，该《借用房屋契约》有《福州市郊区城门人民公社谢坑大队革命委员会》盖章证明确认。二、上诉人主张《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榕郊集建（1993）字第093632号】效力高于《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闽一谢字第9992号】显然是错误的。理由：1.根据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榕国土资函（2016）88号《复函》显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在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内没有任何档案记录，这说明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系上诉人伪造的。2.《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系针对土地所颁发的证件，并不涉及房屋权属，而《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系对讼争房屋的确权，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效力高低问题，故465号民事判决确认讼争房屋所有权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王建荣、王秀容未作答辩。原审被告王秀珍、王秀玉、王秀珠未作答辩。王志贤、王志雄、王梅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465号民事判决；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系王立芳、王立波、王立楚兄弟三人共同共有的房产，1951年9月1日办理了《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闽一谢字第9992号】，该所有证确定人口为三人，户主为王立芳，房产共三间，地基为“壹段（坵）零亩伍分三厘”。1993年12月30日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榕郊集建（1993）字第093632号】，载明“土地使用者王木利，地号014101882，土地面积叁佰伍拾捌平方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面积包括讼争屋，还包括属于被告所有的另一间房屋即左前厅边正房屋一间、案外人王书金所有的东厅边前一间房屋。1961年12月10日，由王可茂代笔，王书金、王可斌及王立芳三人作为见证人，王立波、王立楚签订《分家析产协议》，约定王立波分得左前厅边正房屋一间、左后厅边房屋一间，王立楚分得左后廊厨房屋一间。王立波于1999年3月18日去世，其妻徐淑钦于1996年1月23日去世，王立波夫妇生前共生育五女一男即被告林碗芳、王秀珠、王建荣、王秀容、王秀玉、王秀珍。王木利、郑碧琳夫妇已故，生前共生育二男一女即原告王志贤，王志雄，王梅燕。林碗芳、王秀珠、王建荣、王秀容、王秀玉、王秀珍于2014年1月3日以王立波继承人的身份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诉请继承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讼争屋。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8日作出465号民事判决：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左前厅边正房屋一间和左后厅边房屋一间（属“闽一谢字第9992号”《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项下房产由林碗芳、王秀容、王建荣各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465号民事判决：“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左前厅边正房屋一间和左后厅边房屋一间（属“闽一谢字第9992号”《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项下房产）由林碗芳、王秀容、王建荣各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是否损害了原告的民事权益。第一，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系王立芳、王立波、王立楚兄弟三人共同共有的房产，1951年9月1日办理了《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所有证号为“闽一谢字第9992号”。该所有证确定人口为三人，户主为王立芳，房产共三间”。1961年12月10日，由王可茂代笔，王书金、王可斌及王立芳三人作为见证人，王立波、王立楚签订分家析产协议，约定王立波分得左前厅边正房屋一间、左后厅边房屋一间，王立楚分得左后廊厨房屋一间。王立波于1999年3月18日去世，其妻徐淑钦于1996年1月23日去世，王立波夫妇生前共生育五女一男即林碗芳、王秀珠、王建荣、王秀容、王秀玉、王秀珍。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46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榕郊集建（1993）字第093632号】，载明为“土地使用者王木利，地号014101882，土地面积叁佰伍拾捌平方米”，土地面积包括诉争屋，还包括属于被告所有的另一间房屋即左前厅边正房屋一间、案外人王书金所有的东厅边前一间房屋。经对两证的功能分析，《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确认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凭证，是国家或集体允许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利；《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闽一谢字第9992号】是王立芳、王立波、王立楚兄弟三人共同拥有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和土地的合法凭证，有公示、公信效力。因此，仅凭土地使用权证不足以抗拒土地房产所有证效力且福州国土资源局在未查清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已办理土地房产所有证情况下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存在随意性，对其效力不予采信。第三，关于原告提交证据买卖契约，买卖诉争屋是否成立应通过另案诉讼确认，在未确认之前一审法院对其效力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撤销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465号民事判决全部内容的诉请，不予支持。王秀珠、王建荣、王秀容、王秀玉、王秀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王志贤、王志雄、王梅燕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一审提交的全部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在二审诉讼期间，上诉人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2份证据。1.1967年闽侯县契税证明（即草契纸）的背面，证明左后厅边房屋已经卖给王道魁。2.买卖契约，证明王书金已于1961年11月将其名下的《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闽一谢字9990号）所记载的房屋卖给上诉人祖父王道魁。上诉人为了印证其在一审提供的《买契纸》、《草契纸》的真实性，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1.福建省档案馆存档的闽侯县同期买卖契税公章；2.福州市档案馆存档的福州农药厂工资表。本院依法调取了2份证据：1.福建省档案馆存档的1957年10月案外人的《买契纸》。2.福州市档案馆存档的1966年12月福州农药厂工资表。经法庭质证和审查，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查取证的证据认证如下：一、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该两份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证据1是虚假的，没有政府盖章，显示的是1957年还是1967年无法确定，且无法通过查档查询到该材料是否真实，与我方提交的1979年经过革命委员会盖章确认的材料相冲突。上诉人父辈借用房屋的事实证明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证据2是虚假的，1961年的县长根本不是分家析产协议中显示的县长吴殿选。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草契纸》上诉人在一审时已提交，但其背后加盖的契税校对章仅是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证据2王书金《买契纸》，由于王书金系案外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上的契税公章与我方提供的1961年《买契纸》契税公章一致。《买契纸》中王立波的私章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分家析产协议》中的王立波私章一致。证据2王立波在农药厂工资表上的私章与我方提供的1967年3月《草契纸》上王立波的私章一致。讼争房屋买卖时双方曾到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手续，因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导致延期办理。综上证明，王立波等人已经将《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闽一谢字第9992号】项下的讼争屋卖给了上诉人的祖父王道魁。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上的契税章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但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的契税章与上诉人提供的《买契纸》上的契税专用印不一致，前者县长吴殿选签名处“选”是简体字，而后者“选”是繁体字，并非一个人书写。上诉人提供的《买契纸》中提及的面积为两分一厘，即为140多平方米，按照那个年代出售一间平房的面积达到140多平方米不符合常理。上诉人提供王书金的《买契纸》与其提供的1961年《买契纸》是相同的模板。其中，王书金《买契纸》上有闽侯县城门人民公社的盖章，是经过国家机关的认证，而1961年《买契纸》证据没有国家机关认证，因此，上诉人提供的《买契纸》是伪造的。证据2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但对工资表上王立波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工资表上王立波的私章与《草契纸》、《买契纸》上的私章都不一致。《草契纸》有存根，却没有政府盖章，故《草契纸》系上诉人伪造的。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1961年9月《买契纸》的真实性及其证明对象。《买契纸》的主要内容是：1961年7月立契，被上诉人的父辈王立芳、王立波将坐落在福州市仓山区谢坑李厝村平房一间（土地房产证闽一谢字99**号）卖给上诉人祖父王道魁所应缴纳的契税税额，该《买契纸》上加盖“闽侯县人民委员会契税专用印”。本院依法向福建省档案馆调取1957年10月案外人的一张《买契纸》，该《买契纸》上有加盖“闽侯县人民委员会契税专用印”。经比对，两份《买契纸》上加盖的“闽侯县人民委员会契税专用印”是一致的。至于被上诉人辩称，《买契纸》上载明县长是吴殿选，但1961年9月闽侯县县长不是吴殿选而是孙子美，上诉人提供的《买契纸》是虚假的。经查，1955年11月至1961年4月，1963年6月至1964年8月闽侯县县长是吴殿选；1961年5月至1963年6月闽侯县的县长是孙子美。虽然《买契纸》上署名的县长与实际任职人员有出入，但《买契纸》上加盖的“闽侯县人民委员会契税专用印”是真实的，且吴殿选在闽侯县分别两次担任县长职务，第一次离任时间是1961年4月，与《买契纸》标注的时间1961年9月比较接近，不排除相关部门未及时在《买契纸》上更换县长署名的情况。因此，可以认定1961年9月被上诉人的父辈王立芳、王立波将坐落在福州市仓山区谢坑李厝村平房一间（土地房产证闽一谢字99**号）卖给上诉人的祖父王道魁。2.关于1967年3月《草契纸》的真实性及其证明对象。《草契纸》的主要内容是：1967年3月，被上诉人的父辈王立芳、王立波将坐落在福州市仓山区谢坑李厝村王厝里“东边后厅边房”一间房屋卖给上诉人的祖父王道魁，该证据背面书写“该契待文化运动后期按新规定手续办理”。同时，加盖“闽侯县人民委员会契税校对章”。该证据主要有买卖双方当事人、中证人、代笔人的私章，在存根“原所有人”王立波一栏加盖有王立波的私章，但没有加盖闽侯县人民委员会或政府相关部门的公章。被上诉人提供福州一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留守处证明，王立波于1966年4月调入该公司前身福州农药厂工作。本院依法向福州市档案馆调取1966年12月福州农药厂工资表，在该份工资表中盖有王立波私章。经比对，两份证据上加盖的王立波私章是一致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了《草契纸》，再结合讼争房长期由上诉人一方使用及上诉人父亲在1993年申报领取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确信讼争房经过买卖交易权属发生变化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1967年3月被上诉人的父辈王立芳、王立波将坐落在福州市仓山区谢坑李厝村王厝里“东边后厅边房”一间房屋卖给上诉人的祖父王道魁。综上，上诉人提供的《买契纸》、《草契纸》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特征，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被上诉人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间内，没有提供证据，也没有申请鉴定。在二审书面调查后向本院提供：1.1962年3月王道魁与王立波的《契纸》，证明讼争房在1962年还属于王立波所有。2.鉴定申请书，请求对《借用房屋契约》中王依河印章和王道魁印章及手印进行鉴定；对1967年《草契纸》中的“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中的“七”及背面“67.3.21”中的“7”进行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即“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即“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的规定，由于被上诉人提交的1962年3月王道魁与王立波的《契纸》，在一审期间已客观存在，不属于新证据。根据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58条规定，典契未载明期限经过三十年未赎的，原则上应视为绝卖。因此该《契纸》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即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借用房屋契约》、《草契纸》在一审时当事人均已提供，但被上诉人并没有申请鉴定，二审时，被上诉人申请对上述两份证据进行鉴定，已超过举证的期限。况且，被上诉人在二审虽然申请对上述两份证据进行鉴定，但至今未能提供《借用房屋契约》的原件和用于鉴定的样本，也没有提供用于鉴定《草契纸》的样本。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1962年3月《契纸》和鉴定申请，本院均不予采纳。一审查明事实认定“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系王立芳、王立波、王立楚兄弟三人共同共有的房产”有误，应更正为，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中的左前厅边正房屋一间、左后厅边房屋一间，左后廊厨房屋一间系王立芳、王立波、王立楚兄弟三人共同共有的房产”。本院经审理查明：除二审查明的事实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基本属实。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讼争房屋所有权属于双方当事人哪一方。本院认为，根据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53条规定，有关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时所确定的产权为准。56条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被上诉人提供的1951年7月《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可以证明土改时讼争房分给被上诉人的父辈王立芳三人。上诉人提供的1961年9月《买契纸》、1967年3月《草契纸》，可以证明讼争房权属已发生变化，由被上诉人的父辈王立芳、王立波卖给上诉人祖父王道魁。被上诉人出具的1961年12月的《分家析产协议》，属于被上诉人父辈内部自行分家析产所订立的协议，但《分家析产协议》不能对抗上诉人提供的可以证明讼争房发生权属变化的《买契纸》、《草契纸》，且该房自上诉人的祖辈起一直管业使用至今，被上诉人均没有提出异议。1993年12月上诉人的父亲王木利还取得了包括讼争房在内的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分家析产协议》已将讼争房分析给王立波，讼争房属于王立波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1月，被上诉人以继承人的身份起诉要求分割王立波遗产即讼争房。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作出465号民事判决：讼争房由林碗芳、王秀容、王建荣各继承三分之一的份额。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作出465号民事判决，是基于作出判决当时所依据的事实证据。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讼争房已发生买卖交易，权属发生变化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465号民事判决所依赖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该判决，应予撤销。一审法院认定，买卖讼争房是否成立王志贤等人应通过另案诉讼确认，在未确认之前对其效力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买契纸》、《草契纸》主张讼争房已发生买卖关系，在双方当事人就讼争房的权属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而是告知当事人另行诉讼确认，势必造成讼累，对此应予纠正。一审法院认为，“福州国土资源局在未查清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安平村李厝39号房屋已办理土地房产所有证情况下办理榕郊集建（1993）字第09363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存在随意性，本院对其效力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中，法院审理的是双方当事人的民事纠纷，一审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发证行为在民事案件中进行评判，并不妥当，应予纠正。王书金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但一审法院却认定，“榕郊集建（1993）字第09363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面积包括讼争屋，还包括属于被告所有的另一间房屋即左前厅边正房屋一间、案外人王书金所有的东厅边前一间房屋。”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并提供王道魁与王书金《买契纸》，证明王书金已其将其名下闽一谢字999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所记载的房屋卖给上诉人祖父王道魁。本院认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榕郊集建（1993）字第093632号】记载的房屋范围是否包括王书金的房屋及其房屋是否发生权属变化，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对此进行认定不妥，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5）仓民撤字第2号民事判决；二、撤销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4）仓民初字第465号民事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65元，均由被上诉人林碗芳、王秀容、王建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丽娟审判员  池开通审判员  潘 筝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 琦附本判决书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53）有关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时所确定的产权为准。……（56）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二）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对前款规定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未改变或者未撤销的部分继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