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2民初167号
原告：天津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与乐园道交口西北侧银河大厦-906号。
法定代表人：马佩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惠方，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进彪，男，天津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职工。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住所地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27号B座101、201室。
主要负责人：张军，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15号。
法定代表人：袁福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下称天保支行）、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惠方、赵进彪，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被告天保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华信小额贷款担保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存款本金50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6120763.89元(以50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1月22日期间的35天按活期存款利率0.35%计算,计17013.89元,2014年1月23日至2016年3月10日立案日期间的778天按人民银行1至3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计6103150.00元,合计人民币6120763.89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5000万自2016年3月11日起至该5000万元实际支付给原告期间的利息损失(按照人民银行1至5年期贷款利率计算)；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13日，原告在被告天保支行开立一般存款账户，帐号为20×××97，并与被告天保支行签署了《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支票圈存支付密码使用协议书》。同日，原告通过网银汇入上述账户内人民币5000万元。2014年1月17日，原告收到被告天保支行邮寄的对账单，显示原告的存款余额为534.72元。原告并未自行办理也未委托他人办理过电汇业务，且原告单位财务印鉴、结算IC卡以及支付密码器都由本单位专人管理。因被告天保支行违法、违规等操作致使原告的款项被盗取。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天津银行、天保支行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2013年12月13日从被告处开立账户,在2013年12月19日分5笔汇入到所开设的账户里。2013年12月20日，原告通过在被告天保支行所开设的账户将5000万汇给了天津瑞吉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告认为是被告的擅自划款行为,实际上这5000万之所以能够汇走,被告作为一家银行是完全遵照原告的指令,根据原告经被告审查的手续进行汇款。至于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几个事实,使用IC卡只是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对于天津商业银行的倡议性文件,实际上真正验证原告来办理业务人的身份,是看原告预留的印鉴和原告办理业务的相应单据上的印鉴是否一致。原告拿了合法的手续,被告当然要给原告汇款。原告在被告处开设的只是一般账户,所以IC卡极易复制,这不是原告所说的根本问题。还有就是原告口头和诉状中提到的支票圈存密码使用协议书,这仅仅是支票的约束,只有在使用支票的情况下才会涉及,无论对于原告是汇入的5000万还是汇走的5000万都是电汇的方式。而且原告说明印鉴没有脱离原告之手,但是被告手中有预留印鉴。作为金融机构天津银行履行了其应该履行的合法手续和义务,所以我们请贵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人民银行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证明2013年2月13日原告与被告天宝支行签定协议,并在被告天宝支行开立一般存款账户,账号为20×××97；证据2、被告天保支行预留的印鉴片,显示原告的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显示了银行经办人有孟亮;证据3、开户的基本信息,证明2013年12月13日,原告在被告天保支行成功开户;证据4、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五份，证明2013年12月19日，原告通过网银分5次,每次1000万元转入被告天保支行的一般存款账户共计5000万元;证据5、业务回单部分，证明2013年12月19日，被告天保支行的原告一般存款账户共计收取5000万元;证据6、天津银行天保支行余额对帐单,对帐单显示截止2013年12月31日和2014年1月17日的对帐行为,显示原告资金余额由5000万元转为了534元钱,其中5000万元被划走；证据7、汇款手续凭证,证明当时办理汇款手续的经办人是孟亮,上面载有他个人的印章；证据8、《天津市结算专用卡使用手册》,其中使用手册下含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结算专用IC卡管理规定,上述证据文件均显示该项规定银行在办理结算业务时必须查验客户的IC卡识别身份后方能办理；证据9、单位申领结算IC卡登记表,证明原告于2012年8月10日申请领取了IC卡并知晓使用须知；证据10、单位申领结算IC卡登记表,该证据证明,天保支行的账户已经于2013年的12月19日添加到原告的结算IC卡项下，其中显示的4080为被告天保支行,也就是在涉案事件发生时间,被告是能够查验原告的结算IC卡识别身份的；证据11、开户许可证,证明原告的基本户的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友谊路支行,原告的结算IC卡也在该行,同时证明了原告的结算IC卡不应该是在除了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友谊路支行之外的任何银行网点去支付；证据12、结算IC卡下挂行显示记录,证明原告结算IC卡已将被告天保支行下挂,已具备使用结算IC卡的条件；证据13、天津银行支票圈存支付密码使用申请表,证明原告于2013年12月13日申请使用支付密码作为办理支票圈存业务依据；证据14、天津银行支票圈存支付密码使用协议书,证明原告与被告天保支行签订了协议,在办理相应的业务时应该使用支票圈存支付密码；证据15、《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付密码器推广应用事宜的通知》,证明支付密码器的业务不应该仅限于支票还应该包括汇率等等的其他支付业务;证据16、《天津银行单位人民币存款账户管理办法》证明根据该规定根据大额交易快进快出的异常现象,银行在办理相应结算业务时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发现异常情况应该予以终止办理;证据17、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证明事项基本同证据16；证据18、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证明事项同前一个证明事项；证据19、《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证明目的同前一项；证据20、《支付结算办法》证明,银行在办理边汇业务时间应该收取相应的邮电费和手续费用,正常的汇率业务是先收费后划款,但从原告的对帐流水中是未见天保支行的收费记录,因此认为被告不符常规；证据21、原告致被告天津银行的催收函、反映函及邮寄凭证,证明原告于2014年1月22日向被告天津银行反映情况及并于2015年11月16日、2016年1月12日向被告天津银行及被告天保支行发催收函,主张被告天保支行侵犯原告合法权益,请求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存款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证据22、照片三张,证明由原告所发生的资金被划走的情形绝非个案,被告天保支行应该是存在类似情况的案件,因此能够印证被告天保支行在办理相应的业务时候存在过错。证据23、银行IC卡身份认证系统的认证记录,是原告结算IC卡于涉案事件期间在上海银行天津分行以及工商银行友谊路支行交易结算记录,证明原告结算IC卡的唯一卡号；证据2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滨海监管分局出具的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告知书,证据的内容是告知书，明确答复因为这件事情原告也曾经到经侦去立案,也向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滨海分局进行了信访,在答复过程中,明确告知涉案事项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并且封存了账户业务原始凭证和录像资料,证明了相应的原始凭证和相应的录像资料是已经封存的,是存在的。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天保支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证据5,能够证实原、被告双方成立的存储合同的关系,以及原告的开立的账户分5笔,每笔1000万进入了5000万元,对于这个事实被告不持异议。对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六的两份对帐单,对于真实性认可。证据7汇款手续的凭证,这个凭证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够如原告所说的那样,通过这个证据凭证本身就证明其主观上不知情和客观上没有办理业务的情况,恰恰能够证实原告划走5000万元的自主行为。证据8,原告提供的是天津市结算IC卡使用手册,有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着内部使用,这个实际上只是内部使用的一个文件,这不应该成为民事诉讼法7种证据的一种,不是证据,同时它也没有对抗法律,和超越法律法规的能力。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个也只能证明原告在他的基本户领了IC卡的事实,证明不了原告的待证事实。证据10,对于这个事实被告不否认,对于原告的证据11,中国工商银行开的基本户这个事实没有意见。对于证据12-证据2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均不能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天保支行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信息及天津银行对公客户身份识别表和被答辩人开户所需资质的证明文件;证据2、马佩山授权委托书和马佩山与受委托人温科身份证复印件及二人单笔核对结果;证据3、一般存款账户开户申请及天津银行活期存款开户通知书;证据4、天津银行支票圈存支付密码使用申请表及协议书和电子设备通用定额发票;证据5、预留印鉴片,N0:00058682；证据6、天津银行银企对账服务协议及客户签约表；上述6份证据，统一能够证明2013年12月13号原、被告双方开立账户的客观情况,代办人是温科。证据7、天保支行分户对账单；证据8、包括5份支付系统的专用凭证,证实原告分5次每次1000万在2013年12月19日账户进入5O00万的事实；证据9、电汇凭证及业务收费凭证，证明2013年12月20日，原告从天保支行账号DH:12×××47汇出5000万元到案外人瑞吉特的汇款记录。证据10、IC卡刷卡记录,证明原告是刷卡了,银行只能打出来一个单子,刷卡的时候在银行的柜台只显示出来储户的名字,这个记录是一页纸,这个是在后台记录打印出来的,所以只能够把这一行打印出来。证据11、借款合同,原告将自己的自有的5O00万借给了案外人瑞吉特有限公司,借款期限是1个月,期限是2013年12月20日到2014年1月21日,能够证明原告和案外人天津瑞吉特是借款合同关系。
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至证据7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8、9这个证明目的是不予认可的,因为原告没有进行过相关的行为;证据10的显示号码与原告的结算专用IC卡专用的刷卡号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个刷卡也不是刷的原告的IC卡。证据11,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认可,原告也没有签订过这一份借款合同。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12月13日，原告在被告天保支行开立一般存款账户，帐号为20×××97，并与被告天保支行签署了《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支票圈存支付密码使用协议书》。约定：办理支票圈存业务时，乙方（天保支行）要同时审验甲方（原告）签章和支付密码，并在被告天保支行的印鉴片预留了原告的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同日，原告通过网银共分五笔汇入上述账户内人民币5000万元。2013年12月20日，被告天保支行凭借汇款人为原告（帐号20×××97），收款人为天津瑞吉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账号11×××65），金额为5000万元的电汇凭证，办理了转账业务，该电汇凭证上加盖了原告的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被告收取了0.5元手续费及200元邮电费，并提供了业务收费凭证，该业务收费凭证中交费单位盖章栏中未加盖原告公章。2014年1月17日，原告收到被告天保支行邮寄的对账单，显示原告的存款余额为534.72元。
另查，原告于2011年12月19日在其基本账户开户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谊路支行申请，将被告天保支行的一般存款账户信息添加在原告持有的结算IC卡项下，卡号为03×××32。根据被告提供的《天津市银行IC卡身份认证系统认证记录》，本案涉及的汇出款项的认证记录单上显示的卡号号码为09×××00。被告认可该号码的前六位094080代表的是天津银行天保支行，并表示在标准情况下应该显示IC卡基本账户的卡号，至于该笔业务为什么显示天津银行天保支行的卡号其不清楚。
本院认为，原告在天保支行开设存款账户，并存入5000万元，此举证明原告与天保支行之间缔结储蓄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储蓄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如约履行。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天保支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是否尽到核实业务申请人身份的义务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发布的《使用结算专用ＩＣ卡须知》第三条：“银行在受理客户办理的结算业务时，必须通过ＩＣ卡终端读卡验明客户身份，经审验无误方能办理结算业务。”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结算专用ＩＣ卡管理规定》“结算专用ＩＣ卡由客户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核发。除基本存款开户行外，其他非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一律不得核发结算专用ＩＣ卡”之规定，天保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应当审查储户的结算专用ＩＣ卡，并且储户持有的结算专用ＩＣ卡必须是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核发的。本案中，原告基本户开户行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谊路支行，卡号为03××03×××32，而天津银行提交的《天津市银行IC卡身份认证系统认证记录》中卡号为09×××00，二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正常情况下，天保支行应当拒绝办理涉案业务，而事实却与此相反。据此，可以认定天保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没有依法审查业务申请人之主体身份，存在严重过错。银行在办理大额电汇业务时，应当同时办理收取大额电汇手续费，天保支行在办理5000万元电汇业务时，收取现金手续费时出具的《业务收费凭证》上“交费单位盖章”一栏中，应当由储户盖章。而被告提交的《业务收费凭证》没有交费单位盖章，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在办理涉案业务时按规定收取了原告现金手续费，由此可进一步证实天保支行并未按照规定正常的办理涉案业务。关于涉案的两笔转款业务是否系原告委托人员办理问题，原、被告存在争议。被告称办理业务时确有监控录像，但录像仅保留30天，发生的事实已超过30天，故没有保留。但原告对被告产生质疑要求其出具对账单并确认原告账户已无余额的时间系2014年1月17日，该时间并未超出被告主张的期间，被告有义务妥善保管该期间内的监控录像，因此被告应持有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确认原告之主张成立，即涉案业务办理人并非原告委托之人，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天保支行作为储蓄合同负有保管义务的一方，负有保证储户存款安全及按照储户的指示正确办理存、取、汇等业务之责任。依据业已查明之事实及现有的证据证明，天保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存在严重过失，未尽到储蓄合同中银行方应尽的义务，其对于原告存款之灭失负全部责任。天保支行对其在办理该两笔电汇转款业务存在过失，并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下，对于原告在此次储蓄合同中发生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天保支行系天津银行的分支机构，故天津银行应与天保支行共同承担支付责任。
IC卡仅系银行甄别确认客户身份的方式之一，通过实地操作可以得出结论：银行在办理电汇汇款业务时，除IC卡顺序号外，在电汇凭证上还需要提供出与预留的印鉴相符的印鉴，否则银行不应付款结算，也即，电汇业务办理凭预留印鉴为取款的另一必要条件。根据在案证据，本案有争议的电汇凭证上，均有原告预留的印鉴。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是法人单位在日常缔约和进行相关商事活动中频繁公开使用的工具，原告公司应尽到妥善保管义务。原告虽主张印鉴系被银行工作人员私自预先加盖，但并无证据佐证，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应认定原告并未尽到合理保管义务，具有一定过错。这种过错行为，是促成损害发生的部分原因，依据公平原则理念，受害人不得将自己的过失所产生的损害完全转嫁给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合同法本身对银行违约规定承担的就是严格责任，已经加重了银行作为债务人的责任，对于已经承担严格责任的银行不应再行苛责，否则将会助长恶意套取金融信用现象的蔓延。因此，原告也应当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以相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故对于原告涉案储蓄存款合同可得利益的确定，应根据过失相抵原则从原告主张的可得利益中扣除原告自身亦有过失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存在过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天津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5000万元；
二、驳回原告天津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22404元，由原告天津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22404元，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共同负担30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广利
审 判 员 刘 杰
人民陪审员 胡金英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吕琳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