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涉外终字第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锦靖。
委托代理人：张先海，广东锦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锦城。
委托代理人：王萃，广东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漫漫，广东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冯锦靖与黄锦城合同纠纷一案，冯锦靖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二初字第3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黄锦城经冯锦靖介绍认识案外人黄某宝。黄锦城在香港将一批木材交给黄某宝委托其报关并运至广西南宁，后黄书宝告知黄锦城，该批木材被边防检查站扣押并出具了一份《扣押物品清单》。黄锦城向边防检查站核实后发现《扣押物品清单》系伪造，因此怀疑黄某宝侵占了木材。黄锦城向香港警方报案，并要求冯锦靖寻找黄某宝下落。
2014年4月30日，黄锦城与冯锦靖在深圳市公安局东门派出所调解室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冯锦靖于2014年4月30日凌晨3时45分向黄锦城“押取现金20万元及粤B3TB**车辆作为寻找黄书宝的抵押”，冯锦靖不得报警并愿意协助黄锦城找回黄某宝；如双方找到黄书宝并到派出所了解情况，证实冯锦靖与此事无关，上述现金20万元及粤B3TB**车辆归还冯锦靖。黄锦城已收取了冯锦靖支付的现金20万元及粤B3TB**车辆。
冯锦靖向原审法院起诉称，上述《协议书》系受胁迫签订，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请求原审法院撤销其与黄锦城签订的《协议书》；黄锦城返还现金人民币22万元及车辆。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案涉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在中国内地，中国内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同意适用中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争议。《协议书》的签署地点为东门派出所警民联调室，依常理推断黄锦城应无胁迫行为，且东门派出所警民联调室出具证明称双方“自行协商调解”及“自愿达成协议后自行离开”，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冯锦靖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受胁迫的事实，原审法院对其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冯锦靖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冯锦靖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撤销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二初字第3468号民事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上诉理由如下：
1、原审判决以东门派出所警民联调室出具的《证明》为依据，推断黄锦城无胁迫行为是片面的。事实上，当事人双方之所以到东门派出所，就是因为黄锦城纠集社会人员胁迫、殴打、围堵上诉人，将上诉人强行裹挟进入派出所。当时派出所并无正式民警，值班的协管员在了解事实后也称被上诉人所述要求与上诉人无关，但被上诉人坚持不让上诉人离开，并率多人控制上诉人并轮番对上诉人谩骂恐吓，时间长达6小时。其间，上诉人未能获得任何民警帮助。该《证明》称双方“自行协商调解”，除了反映出该调解室的工作人员未参与调解之外，并不能反映所谓调解的起因及过程，故该《证明》所称“自愿达成协议”实属妄加推测。
2、《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也反映出上诉人被胁迫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与黄某宝虽然最初由上诉人介绍相识，但之后他们自行多次交易，与上诉人并无关涉。本案涉及的交易亦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仅凭怀疑就要求上诉人进行担保，是毫无道理的。而上诉人与黄某宝非亲非故，也完全没有义务为他担保，如果不是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不可能为黄某宝提供金钱及汽车的担保。另外，《协议书》条款“车主冯锦靖不能去任何派出所报警，讲述这台车出事”，亦非正常协议所应有之内容，也反映出协议双方存在不平等的关系。
3、被上诉人称找不到黄某宝与事实不符。香港警务处回函称“黄某宝并未如黄锦城所指未能联络”，可见黄某宝可以正常联络。被上诉人与黄某宝同为香港人，反而让大陆人的上诉人替他寻找黄某宝，并为寻找黄某宝提供担保，再次反映出被上诉人的要求无理，也显示原审判决的荒谬。
4、上诉人于2014年9月14日通过EMS专递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补充证据，证据包括：案外人冯锦源、陈学艺于2014年9月10日分别就上诉人在签署协议书时遭受胁迫的情况出具的两份《证明》，案外人林秀波于2014年9月7日就被上诉人受伤就诊情况所出具的《证明》，以及上诉人身体受伤的伤情照片及拷贝光盘，以上证据均可直接证明上诉人遭受胁迫的事实，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却对上述证据只字未提。
被上诉人黄锦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理由如下：
1、上诉人主张在东门派出所警民联调室，被迫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书，但没有证据证明该主张成立。加之有东门派出所出具的自愿达成协议的证明，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是合法合理的，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2、涉案的协议书是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所达成的，约定的内容真实，没有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胁迫、威胁的情形。《协议书》约定由上诉人为寻找案外人黄某宝提供担保，是因为在涉案交易开始前，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谎称其有一批大约700公斤的货物，已交予案外人黄某宝顺利快速报关，没有任何问题，仍有300公斤货物与被上诉人的货物一起交与黄某宝报关，骗取了被上诉人的信任，导致被上诉人相信后向案外人黄某宝交付了远远超过原定数量的木材。被上诉人得知货物未能按期过关，向黄书宝询问后黄某宝出具了伪造的东兴边防检查站《扣押物品清单》。被上诉人在确认前述清单系伪造，并无法联系到案外人黄某宝的情况下，才找到上诉人与其协商。上诉人自愿为寻找案外人黄某宝提供担保并签署该协议。
3、《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已自愿履行协议约定之义务，包括依约向被上诉人交付涉案轿车及相关款项。如果上诉人是被迫签署《协议书》，那么在事后至少应当就车辆报警，而时至今日，上诉人从未就涉案轿车的事情报过警，也从未向派出所就其所谓的受伤情况申请验伤。由此可知，《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已自愿履行。
4、上诉人提出其于2014年9月14日通过EMS向一审法院补交的证据，并不是新证据，而且已过举证期限，也未经过质证，一审判决未涉及此补充证据的做法并无不妥。
本院审理期间，传唤双方当事人进行调查，黄锦城本人未到庭，冯锦靖到庭。冯锦靖陈述双方签订《协议书》的过程如下：2014年4月29日晚7时许，冯锦靖应黄锦城的约请，到罗湖区XX路金XX酒家晚餐。后黄锦城叫来一人威胁冯锦靖称，如果不将黄某宝找出来，就不允许冯锦靖离开。冯锦靖委托朋友报警，罗湖公安局东门派出所出警，将冯锦靖、黄锦城带至该所警民联调室。冯锦靖向协调员告知了相关情况，协调员认为冯锦靖与黄某宝的案件无关，但与黄锦城一起的多人仍然不允许冯锦靖离开。双方在警民联调室自行交涉，派出所未派员参与。凌晨3时许，冯锦靖委托他人通过手机和银行柜员机转账，向黄锦城支付了人民币22万元，将一辆牌号为粤B3TB**汽车交给了黄锦城。完成上述事项后，双方签订了涉案《协议书》，该协议书由警民联调室协调员拟定，冯锦靖、黄锦城及见证人黄某燕签名。
本院另查明：原审法院指定2014年8月16日为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日。2014年9月5日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期间，冯锦靖未向法院提交冯锦源、陈X艺、林X波出具的《证明》及照片。2014年9月14日冯锦靖通过EMS向原审法院邮寄了上述材料。冯X源是冯锦靖的弟弟，陈X艺是冯锦靖的朋友，林X波是惠东县XX镇中医诊所的员工。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案件，原审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处理该案，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认定上诉人冯锦靖因受胁迫而签订协议的事实是否有证据证明，以及证据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
一、关于胁迫行为的认定和举证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冯锦靖主张向黄锦城交付担保财产、签订协议，是因为受到了黄锦城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威胁，冯锦靖应对上述主张负举证责任。
二、关于冯锦靖逾期所提交证据的认定问题。首先，原审法院指定了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冯锦靖没有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相关证据，也没有在原审庭审结束前举证，直至开庭后近十日才向原审法院邮寄了冯锦源、陈X艺、林X波出具的《证明》及照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法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冯锦靖逾期提交证据且未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不采纳上述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冯X源、陈X艺与冯锦靖存在亲属关系或朋友关系，按照日常经验，其所作的证词会有利于冯锦靖。上述证词的证明力应低于东门派出所警民联调室所出具证明的证明力。至于林X波出具的有关冯锦靖受伤就医《证明》，其所述情况真实性也存在疑问，冯锦靖如果受到了暴力伤害，按常理应就近在本市的医院治疗，而不是远赴惠州市XX县XX镇的个体诊所治疗，而惠州市XX县XX镇又恰是冯锦靖的户籍所在地。故依据林X波出具的《证明》认定冯锦靖受到了暴力伤害的证据不足。综上，不能依据冯锦靖逾期所提交证据的认定其受到了胁迫，上述证据应不予采信。
三、关于冯锦靖本人陈述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胁迫事实的证明，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应当排除合理怀疑。冯锦靖委托他人报警，说明其通讯是自由的，并未受到他人限制。双方交涉的场所是公安机关，黄锦城不可能在公安机关限制其人身自由。冯锦靖如果执意离开而对方强行阻止，冯锦靖可当场请求公安机关予以保护，但冯锦靖并未提出此类请求，也没有主动离开交涉场所。资金和车辆在协议签订前已交付对方，协议由协调员拟就，在协调员主持下双方签署。综合分析上述情节，本院对认定胁迫事实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冯锦靖的陈述没有满足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
综上所述，认定冯锦靖受胁迫而签订协议交付担保财产的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冯锦靖交付对方的资金数额为20万元有误，应为22万元。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冯锦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人民币4600元由上诉人冯锦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最 久
审判员 高 江 南
审判员 邱 明 演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缓（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