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民一终字第4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尉国文。
委托代理人：张轶能，烟台浩泰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刘洪波，山东省烟台市建筑材料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福斯达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幸福南路*号。
负责人：王丽平，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茂，清算组工作人员。
上诉人尉国文因与被上诉人烟台福斯达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福斯达管理人”）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3）芝民劳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烟台福斯达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斯达公司”）自2002年以来由于生产成本过高、企业人员过多、债务负担沉重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企业亏损严重直至停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经主管部门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同意实施政策性破产清算。2011年1月14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烟民破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宣告福斯达公司破产。为劳动争议纠纷，尉国文以福斯达公司为被告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0）烟民破字6-13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指定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审理。
尉国文原系福斯达公司职工。福斯达公司破产清算期间，福斯达管理人从尉国文的相关待遇中扣款26000元。
对此，尉国文主张，2011年7月份曾在给福斯达管理人负责审计的地方看到一张单子，单子内容是“孙玉岩”代替其借款26000元，福斯达公司有一名职工叫“孙玉言”，其落实过孙玉言，他说没有借过款，借款单上也没有其和孙玉言的签字。福斯达管理人无故克扣其补偿款26000元。
福斯达管理人表示，2006年4月29日因尉国文在外地不方便，由福斯达公司员工孙玉言代尉国文向福斯达公司借款26000元，当天支付给孙玉言现金。对此，福斯达管理人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2007年9月3日的转账凭证、调帐说明、分类帐各一份。转账凭证载明“李总帐调入尉国文往来”，金额为26000元；调帐说明载明“2006年4月29日孙玉岩代尉国文借款贰万陆千元整（￥26，000），当时记李总往来账，应调出做尉国文往来”，并有“同意李曙明”“尚天晋”签字字样，加盖了“福斯达纸业烟台有限公司转讫”印章；分类帐载明“明细科目”为“尉国文”，“摘要”为“李总帐调入”，“借方”为26000元。福斯达管理人代理人称不清楚借款具体的用途，转帐凭证说明往来帐从李总帐上调出，并做到尉国文的帐上；调帐说明则是单位会计发现帐目记错了，应该做尉国文的往来帐，故在2007年9月出具了调帐说明，并且由福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曙明、财务负责人尚天晋签字同意，调帐说明里面是笔误，应该是“孙玉言”。尉国文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称2006年其一直在单位，没去过外地，也没要求孙玉言代借款，福斯达公司没有尉国文本人的借款借据，只是福斯达公司单方面的记载。
2、2011年7月28日尉国文书写的申请以及尉国文签字的协议书各一份，申请书载明“现我申请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如我个人在公司有欠款或其他未还清事项，请公司从我的破产经济补偿中扣除，如破产经济补偿不足以清偿欠款，我个人以现金方式补齐”。协议书载明“一、甲方（福斯达公司）协助乙方（尉国文）办理相关调动手续。二、经查，乙方尚欠甲方欠款，具体数额为经相关部门认可的有效的审计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数额。待破产程序进入到相关补偿程序时，扣除相应欠款，多退少补”。福斯达管理人称协议书证明尉国文尚欠单位款，具体数额为经相关部门认可的有效的审计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数额，双方达成协议，待破产程序进入到相关补偿程序时扣除相应借款，多退少补；申请书证明尉国文在单位还有其他未还清款项，也同意在发放破产补偿款时将欠款抵扣。尉国文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其当时要办调动手续，因为其有欠款，福斯达管理人不给办理。当时其去福斯达管理人查，已经知道有26000元的扣款，福斯达管理人说先签个协议，具体怎么办以后再说。其就先写了申请，然后双方签订了协议。后，尉国文又表示，2011年7月份办调动手续的时候福斯达管理人告知其有欠款，之后其才知道有欠款。对于以上陈述尉国文不能提交相应证据。福斯达管理人则表示，尉国文为了转关系自愿书写了申请，并且承认还有未还清的款项，并不是福斯达管理人以不给办理相关转移手续相威胁而签的协议，该欠款尉国文早在2006年就知道，并不是在申请调动时才知道；协议是双方在诚实信用和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不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3、其他应收款清查明细表一页以及山东永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做的福斯达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一页，明细表载明审计截止日为2011年1月14日，“欠款单位名称”为尉国文，“业务内容”为莱州转入，“发生日期”为2007年，“账面价值”、“审定金额”为26000元。评估报告载明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1月14日，“欠款对象名称”为尉国文，“业务内容”为往来款，“发生日期”为2008年以前，“账面价值”、“调整后账面值”、“评估价值”均为26000元。尉国文对此没有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福斯达管理人提交的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尉国文尚欠福斯达公司款，待破产程序进入到相关补偿程序时，扣除相应欠款，多退少补。尉国文虽主张从未向福斯达公司借款，该协议书是为了办理调动手续才签订的，但福斯达管理人否认协议书是以不为尉国文办理相关转移手续相威胁而签订，尉国文对其陈述也没有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法认定福斯达公司与尉国文签订的协议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应为真实有效，福斯达公司和尉国文均应依约履行。根据评估报告，尉国文欠款26000元，故尉国文要求福斯达管理人返还扣发款项26000元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驳回原告尉国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尉国文负担。
宣判后，尉国文不服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仅凭一份协议就确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26000元，明显错误。双方在协议中即使认为有欠款，但并没有认定欠款数额，而是具体数额为经相关部门认可的有效的审计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数额，也就是说双方当时无法确定有无欠款。被上诉人称一个叫“孙玉言”的人代上诉人向福斯达公司借款26000元，并提供了大量的财务往来账目凭证，但上诉人从未让一个叫“孙玉言”的人代上诉人向福斯达公司借款。“孙玉言”借款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始终未提交证据证明“孙玉言”代上诉人借款26000元，从其提供的自己单方内部制作的往来资金账目中也看不出该借款与上诉人有关系，举证不能的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借款的情况下，将本属于上诉人所有的26000元补偿款扣除，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应将该笔款项支付给上诉人。另，被上诉人所扣除的26000元是上诉人依法享有的与劳动关系补偿有关的费用，即使上诉人真的欠被上诉人款项，也应由被上诉人另行起诉要求上诉人返还26000元，而不应从上诉人享有的劳动福利补偿中扣除。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扣除的款项26000元。
被上诉人福斯达管理人答辩称，2011年7月2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协议中明确约定待破产程序进入到相关补偿程序时扣除相应借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被上诉人只扣除了上诉人26000元。2011年9月1日，山东永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福斯达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山永评报字（2011）6号），确认上诉人欠福斯达公司26000元。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烟台福斯达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名称变更为烟台福斯达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本院查明的其它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2011年7月28日，上诉人提交给被上诉人的申请书中明确写明：如我个人在公司有欠款或其他未还清事项，请公司从我的破产经济补偿中扣除，如破产经济补偿不足以清偿欠款，我个人以现金方式补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协议也明确约定：经查，上诉人尚欠福斯达公司款，具体数额为经相关部门认可的有效的审计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数额；待破产程序进入到相关补偿程序时，扣除相应欠款，多退少补。再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调帐说明和分类帐，可以确认上诉人欠福斯达公司款项，但具体数额不明确，应以有效的审计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数额为准的事实。2011年9月1日，山东永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福斯达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山永评报字（2011）6号），确认上诉人欠福斯达公司26000元。故被上诉人依据申请书、协议书及报告书扣除上诉人26000元，并无不当，依法应予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明确约定了从上诉人的破产经济补偿中扣除欠款，故上诉人主张欠款不应从劳动福利中扣除，与双方约定不符，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尉国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祥顺
审判员 王家国
审判员 衣振国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陈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