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志刚，男。
委托代理人：张宏宇，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泽楚，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启雄，男。
委托代理人：王云涛，广东来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锐光，男。
委托代理人：王云涛，广东来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任，男。
委托代理人：王云涛，广东来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敖丽洁，女。
原审第三人：李云开，女。
上诉人邓志刚因与被上诉人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原审被告敖丽洁、原审第三人李云开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3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共同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0年12月21日，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与邓志刚签订《转让合同》一份，约定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将东莞市某某酒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酒楼）全部股权转让予邓志刚，转让价款2170000元，其中1870000元以现金形式分期支付，剩余300000元以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在案涉酒楼免费消费形式支付。合同签订后，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依约将案涉酒楼交付邓志刚，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邓志刚仅支付了第一期款280000元及第二期款100000元，现明确表示不再支付余款。据悉，案涉酒楼因邓志刚经营不善已经倒闭，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多次与邓志刚协商支付余款未果。因案涉交易发生在邓志刚和敖丽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转让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其二人共同承担给付义务。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据此诉至法院，请求判决：邓志刚、敖丽洁给付股权转让款178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庭审时，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变更请求金额为1760000元。
邓志刚、敖丽洁共同向原审法院答辩称：第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为邓志刚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并非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提交的转让合同，理由如下：1.从合同的法律效力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及案涉酒楼章程11条10点规定，案涉公司的股权转让，应当要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且要履行告知义务，而本案中，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提交的转让合同从签约主体、股权转让约定、转让价款以及股权转让的相关履行手续均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邓志刚提供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及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则符合法定及约定的条件，因而从法律效力来讲，双方之间的转让应该按邓志刚提交的股东转让协议履行。2.从合同签署的时间看，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提交的转让合同签署时间是2010年12月21日，且没有经过股东会表决通过，而邓志刚提供的转让协议通过了股东会决议通过，两份协议均是就股权转让的事宜作出权利义务的约定，但是两份协议并没有就同时间段签署的内容相冲突如何取舍的约定，因而按照合同签订的先后顺序来讲，合同签订在后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对前一份合同的否认。3.从合同的公信力角度讲，邓志刚提供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是经过工商局的行政确认，该协议内容也通过了股东会决议，相反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提交的转让合同却没有履行类似的相关公证或认证，从合同的公信力讲，应以邓志刚提供的为准。4.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来看，从工商局调取的相关转让资料显示，转让的双方、比例、价款等都是与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一致，双方实际履行的依据不是以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提供的转让合同为主。5.从合同确定的股权转让款价款数额来看，邓志刚到工商局调取的历次股权转让情况，从未超出过500000元，即使股权出现溢价也不会高达2000000元。第二，无论基于转让合同还是出资协议的约定，本案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1月6日，而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的起诉时间是2013年的3月份；假如法院采信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的转让合同，也是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三，陈锐光不是酒楼的股东，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第四，基于第一点意见，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使邓志刚欠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转让款，也是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按照合同单独提起诉讼，本案不存在法定的共同诉讼的情形。第五，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诉请敖丽洁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敖丽洁对转让合同是不知情的，相应合同的签署都是邓志刚的个人行为，邓志刚也并没有形成相关收益和用于家庭支出，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诉请敖丽洁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第三人李云开未提交陈述意见，也未提交任何证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1日，作为转让方的陈启雄、李伟任、陈锐光与受让方邓志刚签订《转让合同》，将某某酒楼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邓志刚，总价为2170000元，付款方式如下：签订合同后五天内付280000元，办理完股权转让变更手续后五天内付110000元，2012年至2015年，每年1月10日前付120000元（计四期共480000元），并给予转让方2011年至2015年每年酒楼消费60000元（计300000元），2016年至2020年，每年付200000元（计五期共1000000元）。邓志刚接手某某酒楼后，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仅在某某酒楼消费了30000元，某某酒楼在2011年4月或5月即倒闭，邓志刚支付380000元后再未付款。据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提交的通话录音显示，李伟任在电话向邓志刚催要款项，并提到“一年要给120000元，一个月吃饭签单5000元”。但邓志刚否认该通话内容。一审庭审中，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均认可股权转让前，某某酒楼的工商登记股东为陈启雄和李伟任二人，但陈锐光才是某某酒楼的实际控制人，其对某某酒楼享有相应权利。
经查询工商登记情况，发现某某酒楼注册资金500000元，其股权历经多次变更，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的转让金额均为500000元。本次转让前，某某酒楼的登记股东为陈启雄和李伟任，二人分别持股90%和10%。诉讼过程中，邓志刚主张上述《转让合同》已被2011年1月6日签订的三份《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代替。在这三份协议中，李伟任将其持有的某某酒楼10%的股权以50000元价格转让给邓志刚，陈启雄将其持有的某某酒楼90%股权分别转让给邓志刚20%、李云开70%，价格分别为100000元和350000元。某某酒楼委托案外人朱某某依照上述三份协议于2011年1月19日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由邓志刚持股30%，李云开持股70%。邓志刚自述与李云开并不相熟。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则主张，三份《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实为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形式所需而签订，而非真实情况的反映，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提供了对朱某某所做的“调查笔录”。朱某某在笔录中陈述《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是工商局统一格式，上面的转让价格是按照注册资金写的，实际转让价格是由当事人另外协议约定的。但朱某某未出庭作证。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还提供了2010年6月30日曾与案外人邓沃彭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价款为3200000元，该协议于2010年12月21日解除。据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陈述，解除该协议同时，邓沃彭介绍了邓志刚购买某某酒楼股权，邓志刚否认了该说法。
另查，敖丽洁系邓志刚的妻子。
以上事实，有《转让合同》、《股东转让出资协议》、通话录音、某某酒楼工商登记查询材料、人口信息查询资料及原审法院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要界定股权出让方和受让方的权利和义务，首先要认定哪份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履行的协议。陈启雄、李伟任与邓志刚、李云开签订并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备案的三份《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是在2011年1月6日签订的，总金额为500000元。但在2010年12月21日，邓志刚才与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三人签订了《转让合同》，就同一股权转让的约定金额为2170000元。如果在后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替代了在先的《转让合同》属实，那必须对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某某酒楼的股权转让价格急转直下作出合理解释，但邓志刚却未对此作出任何解释；同时，邓志刚与李云开并不相熟，却在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380000元的情形下，由李云开持有70%股权，这也不符合常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出于避免繁琐手续等因素的考虑，不少股权转让行为中股权出让方和受让方会签订两份不同的股权转让合同，其中一份用于工商登记变更登记所需，另一份用于约束双方的真实权利义务。本案中，股权转让代办人朱某某证实《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上的金额仅为注册资金数额，而非当事人真实约定的金额；李伟任向邓志刚催要款项的通话录音所反映股权转让金额及支付方式与在先签订的《转让合同》内容高度相符。因此，朱某某的证言与通话录音的内容相符，二者结合足以否定邓志刚主张的500000元股权转让款代替2170000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综合本案证据并结合生活常识，只有认定在先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在后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只是为了变更工商登记的形式所需，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本案应以《转让合同》作为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依据。
陈启雄和李伟任认可陈锐光对转让某某酒楼享有同等权利，并且陈锐光在《转让合同》上以转让方身份签字，其共同起诉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转让合同》中约定2170000元股权转让款是以分期现金加签单消费方式支付。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在2013年7月提起诉讼时，邓志刚的债务尚在清偿期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故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转让合同》的约定，邓志刚给予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在某某酒楼消费额度抵偿支付相应金额股权转让款，但某某酒楼在2011年四五月份即倒闭，无法继续按约履行，邓志刚应以支付等额价金的方式替代履行。如此，则至一审庭审时止，邓志刚已经累计拖欠应付股权转让款520000元，数额之多已经超过价款总额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有偿合同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故参照该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可以要求邓志刚支付全部股权转让对价。陈启雄、李伟任和陈锐光诉请邓志刚支付股权转让余款176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敖丽洁并非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人，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请求敖丽洁承担责任，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如邓志刚不能清偿上述债务，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认为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可在以后的执行程序中处理。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七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邓志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启雄、李伟任、陈锐光支付股权转让款1760000元；二、驳回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630元，由陈启雄、李伟任、陈锐光负担243元，邓志刚负担21387元。
上诉人邓志刚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案涉股权转让纠纷协议应为《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转让合同》。1.从合同的签订主体、履行手续等方面来看，一方面，股权转让前，某某酒楼的股东为陈启雄和李伟任，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应由该两人就转让比例份额及相应的对价分别与受让方签署转让协议，而非存在其他第三人作为签订主体，亦不可能签订一份笼统的转让合同。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及案涉酒楼章程第11条第10点规定，案涉酒楼的股权转让应当要经过酒楼股东会决议，且履行公示及告知义务。但案涉《转让合同》并未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亦未举证证明已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相反，案涉转让协议则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2.从协议签订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转让合同》与《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均是就酒楼股权转让协议所作的协商与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应以签订在后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作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对《转让合同》的否定。3.从协议的公信力角度来看，《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经过了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行政确认及备案，亦经过了股东会决议通过，比《转让合同》更具公信力。4.从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及转让对价来看，均与《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约定高度一致。双方的股权转让约定，仅涉及股权的交易，并不包括酒楼所涉及的装修、装潢，也不涉及酒楼的场地及其他资产等。故股权的价值正常情况下并不会高出其注册资本，甚至可能会低于注册资本。案涉酒楼多次的股权转让资料，均显示其股权转让对价与所占注册资本相差不大，亦可证明了上述观点。毕竟，即使股权价值存在溢价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从几十万溢价到几百万。二、原审法院认定《转让合同》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显然不成立。1.《转让合同》与《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约定的支付方式不同必然导致支付价款不同。另，双方签署《转让合同》时的意思表示是租赁，而非转让，后鉴于双方变更交易模式，才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案涉电话录音中李伟任已自认租赁事宜。关于两份合同中费用约定数额相差过大的解释问题，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作为签约当事人亦有义务和责任进行合理的解释，且其未能举证证明案涉股权对价高达217万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2.按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的主张，受让方仅为邓志刚一人，为何在邓志刚与李云开不熟悉的情况下，李云开还能持有70%股权，显然不合常理。因此，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股东转让出资协议》。3.本案中，合同只有签订时间的先后之分，以及只有政府部门的认定与否之分，根本没有阴阳合同中关于法律效力的具体、明确约定，本案不存在阴阳合同的情况。4.朱某某无法定理由未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在诉讼程序上存在瑕疵，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李伟任的通话录音属于视听资料，由于该类证据及其容易被伪造、变造等原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不得以该类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依据，邓志刚亦不认可该录音。李伟任在录音中多次说到租金等事宜，亦可印证邓志刚主张的《转让合同》是为双方协商租赁事宜。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除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认可外，还经过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行政确认和备案，具有与公证文书及政府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书文证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而《转让合同》未经过相关机关或组织的认证和公证。而该两份协议中，并未就同时段签署的内容均为案涉酒楼股权转让的不同协议之间法律效力或冲突的处理，且《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在《转让合同》之后签署。综上，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及诉讼费承担判定，并依法改判为：1.判定邓志刚无须向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支付股权转让款176万元，并驳回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对邓志刚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定由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承担本案的全部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二、判令维持一审判决其它判项。
被上诉人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共同答辩称：一、《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仅是变更工商登记的形式所需，非实际履行的合同。1.从合同签订主体、履行手续方面来看。陈启雄、李伟任为标的公司的登记股东，陈锐光为实际控制人，均有权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公司全体股东均在《转让合同》上签字确认，因此无须再另行制作股东会决议。2.从协议签订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签订于《转让合同》后半个月，符合股权转让先行签订真实意思的协议、再行签订形式协议办理登记的时间差，和手续代办人朱某某陈述相吻合。3.从协议的公信力角度来看，《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系协议当事人签订后提交工商局，并非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亦非公文书证。工商局仅是被动接受该资料，并未进行任何行政确认，因此其证明力不大于《转让合同》。4.从实际履行情况及转让对价来看，邓志刚在原审庭审中认可已支付首期款28万元及第二期款中的10万元，并表示陈锐光已在案涉酒楼消费签单约3万元，上述付款情况依据的是《转让合同》，而与《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约定不符。两份合同价格差别悬殊原因是《股东转让出资协议》转让的股权未包括装修、装潢、场地及其他资料。5.从标的公司的实际价值来看，案涉酒楼场地照片、《企业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书》及《租赁合同书》可显示，该酒楼面积超1000平米，其价值在200万元以上（装修概算100万元、桌椅电器50万元、厨房设备50万元、人力资源及客户资源等无形资产30万元）。二、原审法院认定《转让合同》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充分。1.邓志刚至今无法解释两份合同约定价格差距悬殊的原因。且邓志刚与邓沃恒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亦显示股权价值在200万以上。2.邓志刚依据《转让合同》第四条指定了李云开为另一股东，并确定了股权比例，原审庭审中又称不认识李云开，无法自圆其说。3.有关股权转让的交易，现实中绝大部分是阴阳合同，本案亦是。陈启雄、陈锐光、李伟缺乏法律知识，难以得知应约定取舍条款，只能从其他证据判断。4.朱某某签字确认的《调查笔录》已明确表示《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是为办理登记而签订的格式合同，并非真实交易价格。邓志刚如对该调查笔录真实性有任何疑问，可比照股权变更登记资料，对该笔录签字申请笔迹鉴定，而邓志刚至今未申请。另，案涉通话录音内容与《转让合同》完全吻合，邓志刚不认可通话录音，却未申请鉴定。三、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哪一份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及实际履行的合同。本院对此分析如下：
首先，双方先后签订了两次合同，一是在先签订的《转让合同》，一是在后签订的三份协议。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对此解释称在先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实际履行的合同，在后的协议只是用于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使用，并提交了代为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朱某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本院认为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的该解释能够自圆其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邓志刚对此解释称签订在先的合同的初衷是租赁而非转让股权，因另一合伙人不同意及价格过高而未能实际履行，如原审法院所述，邓志刚未能合理解释前后两次合同的巨大差价，据此，本院认为邓志刚的解释理由不充分。其次，邓志刚确认其已经支付了380000元款项，但其主张该笔款项中有230000元是代李云开支付的。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邓志刚的该项主张并未得到李云开的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另一方面，邓志刚在一审庭审时明确称其与李云开不是很熟，现邓志刚称其代李云开支付23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显然缺乏合理性。相反，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对邓志刚已付的380000元解释为分两笔支付，其中一笔280000元、一笔100000元，与签订在先的《转让合同》的约定基本相符，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的解释更为可信。最后，邓志刚并不否认案涉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提交的录音记录中的通话一方为邓志刚本人，邓志刚亦未能提交证据推翻该录音记录的内容，该份通话录音能够印证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就是在先签订的《转让合同》。综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认定在先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及实际履行的合同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合同约定邓志刚应付总价款为2170000元，扣除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确认的已付款项，邓志刚还应支付陈启雄、陈锐光、李伟任1760000元，原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志刚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0640元，由上诉人邓志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祁晓娜
代理审判员 殷莉利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慧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