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4民终6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华夏合成革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鼎市龙安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启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董帝銮、廖云坚，福建惠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盐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新桥南路**号。
负责人：张建军，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徐银春、祝如华，浙江建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宝纳钢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经济开发区杭州湾大桥新区东港路东首。
法定代表人：王向凯。
原审被告：王向凯。
原审被告：浙江强丰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沈荡镇海王公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王向凯。
原审被告：浙江唐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渔里路北侧*******号楼。
法定代表人：孙珏瑾。
原审被告：国之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武原工业新区盐齐路**号。
法定代表人：夏昌明。
原审被告：浙江展硕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经济开发区银滩路***号。
法定代表人：林少卿。
原审被告：嘉兴衍通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经济开发区方家埭路**号*幢。
法定代表人：干琴丽。
上诉人福建华夏合成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盐支行（以下简称交行海盐支行）、原审被告浙江宝纳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纳公司）、王向凯、浙江强丰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丰公司）、浙江唐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鸿公司）、国之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之光公司）、浙江展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硕公司）、嘉兴衍通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衍通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5）嘉盐西商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4年7月1日、7月9日、7月16日，交行海盐支行分别与华夏公司、展硕公司、王向凯、强丰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衍通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七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交行海盐支行已经或将要向宝纳公司提供一系列授信，为保证交行海盐支行债权的实现，保证人愿意为交行海盐支行基于该等授信对宝纳公司享有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七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与王向凯、强丰公司、华夏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展硕公司、衍通公司之间分别约定：（与王向凯）最高额保证期间为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16日，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额本金余额1540万元；（与强丰公司）最高额保证期间为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16日，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额本金余额550万元；（与华夏公司）最高额保证期间为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1日，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额本金余额550万元；（与唐鸿公司）最高额保证期间为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16日，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额本金余额550万元；（与国之光公司）最高额保证期间为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16日，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额本金余额550万元；（与展硕公司）最高额保证期间为2014年7月9日至2015年7月9日，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额本金余额440万元；（与衍通公司）最高额保证期间为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16日，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额本金余额440万元。
2014年12月18日、2015年1月19日、同年1月20日、同年1月21日，交行海盐支行与宝纳公司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交通银行借款额度使用申请书各五份，五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交通银行借款额度使用申请书均约定：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按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借款人在履行与贷款人订立的其他合同或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时，有违约行为或债务可能或已经被宣布提前到期的，贷款人有权单方宣布合同项下已发放的贷款本金全部提前到期并要求借款人立即偿还所有到期贷款本金并结清利息；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还款方式为一次还本分次付息，每月20日结息；借款利率为LPR+177点。五份交通银行借款额度使用申请书分别约定借款金额为120万元、279.50万元、275万元、205万元、27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2月18日至2015年6月18日、2015年1月19日至2015年7月16日、2015年1月20日至2015年7月16日、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7月16日、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7月21日。
合同签订后，交行海盐支行按合同约定共放款1149.50万元。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宝纳公司应于2015年6月18日归还的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其他借款合同约定应于2015年6月20日支付的利息72355.87元，宝纳公司均未按时归还，已违反了借款合同的约定。另交行海盐支行因本案委托律师代理所需费用为27万元。故交行海盐支行请求判令：1、宝纳公司归还交行海盐支行借款本金1149.50万元，利息72355.87元（暂计至2015年6月20日，此后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合计11567355.87元；2、宝纳公司向交行海盐支行支付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27万元；3、王向凯对上述第1、2项债务在最高额1540万元余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强丰公司、华夏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对上述第1、2项债务在本金最高额550万元范围内及相应的利息、实现债权的律师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展硕公司、衍通公司对上述第1、2项债务在本金最高额440万元范围内及相应的利息、实现债权的律师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宝纳公司、华夏公司、展硕公司、王向凯、强丰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衍通公司承担。
另查明，交行海盐支行为实现债权支付律师代理费27万元。诉讼过程中，华夏公司已支付交行海盐支行本金113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第一，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等同于保证合同的问题。强丰公司答辩称，其与交行海盐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授信合同，交行海盐支行加盖的也仅是授信业务专用章，不具有强丰公司为宝纳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为，1、该合同名称为最高额保证合同，强丰公司在合同中的身份为保证人，且合同中对强丰公司的称谓均为保证人；2、该合同第一条1.1载明“保证人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故合同双方的意思非常明确，即为债务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3、该合同上仅加盖授信业务合同专用章，但该章是交行海盐支行所有，且现交行海盐支行以此起诉，得到交行海盐支行的确认，不影响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成立；4、在该合同中，授信一词仅出现在合同第一页“鉴于：债权人已经或将要向宝纳公司提供一系列授信，为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保证人愿意为债权人基于该等授信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和第五页第七条7.1“债权人不因本合同而承担向债务人提供授信的任何义务”。该两处授信的意思均是指向债权人与债务人即交行海盐支行与宝纳公司，是交行海盐支行基于信任要向宝纳公司提供借贷，而交行海盐支行与强丰公司签订的是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的约定，为债务提供担保，双方之间没有授信合意的意思表示。强丰公司称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授信合同，未辨识主体及文义，原审法院对该项抗辩不予采纳。
第二，关于交行海盐支行与宝纳公司的借贷合同是否已履行完毕的问题。强丰公司抗辩称借贷还未履行完毕，其担保责任不应承担。但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1.5约定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在全部主合同下最后一笔主债权的发生日确定，即交行海盐支行将最后一笔资金出借给宝纳公司时，主债权即可确定，而非以借贷资金到期日为准。2015年1月21日，交行海盐支行在向宝纳公司放贷后，双方未再发生借贷，且交行海盐支行也已诉至法院要求归还全部借款，故主债权金额已确定，保证人应履行相应的保证责任。
第三，关于交行海盐支行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及过错的问题。首先，华夏公司抗辩称其担保的金额与双方之间的约定不一致，多出10%，存在欺诈。但华夏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是对500万元的最高额提供担保，且最高额担保本金550万元或440万元是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载明的，华夏公司认为担保金额非整数不符合常理，没有依据。其次，交行海盐支行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对风险防控是否尽到谨慎义务，是银行内部的管理问题，并不影响借贷及担保关系的成立。最后，关于华夏公司称交行海盐支行与借款人串通骗取保证且隐瞒实际担保人数的问题，华夏公司并未提供有关证据证明主合同当事人存在串通，且担保人数的增加有益于华夏公司，故华夏公司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
综上，宝纳公司在向交行海盐支行借到款项后理应及时归还，王向凯、强丰公司、唐鸿公司、华夏公司、国之光公司、展硕公司、衍通公司作为最高额保证人，应按照约定在各自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华夏公司已支付113万元，故其最高额保证本金金额为437万元。现宝纳公司所借的共计1149.50万元均已到期，交行海盐支行有权请求返还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交行海盐支行主张的利息，有合同依据，并未超出有关法律、法规的限制规定，应予以支持；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亦应予以支持，王向凯、强丰公司、华夏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展硕公司、衍通公司应按比例在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宝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交行海盐支行借款本金1036.50万元，并支付利息72355.87元（暂计至2015年6月20日，之后继续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合计10437355.87元；二、宝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交行海盐支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7万元；三、王向凯对宝纳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强丰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分别对宝纳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在借款本金550万元范围内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强丰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对宝纳公司的上述第二项债务即律师代理费在12375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六、华夏公司对宝纳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在借款本金437万元范围内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七、华夏公司对宝纳公司的上述第二项债务即律师代理费在12375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八、展硕公司、衍通公司分别对宝纳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在借款本金440万元范围内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九、展硕公司、衍通公司分别对宝纳公司的上述第二项债务即律师代理费在9.9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十、驳回交行海盐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82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97824元，由宝纳公司、王向凯共同负担97824元，强丰公司、华夏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连带负担44836元，展硕公司、衍通公司连带负担35875元。
宣判后，华夏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依据华夏公司与交行海盐支行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称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七条7.3之约定，该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件之一为交行海盐支行要在合同中加盖单位的印章，但交行海盐支行在合同中盖的是授信业务合同专用章，该专用章不能代替交行海盐支行的印章，故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因交行海盐支行没有加盖印章而未生效，华夏公司无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格式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生效要件有不同理解的，也应作对华夏公司有利的解释。二、交行海盐支行授信给宝纳公司时，宝纳公司已经有大量外债未偿还，交行海盐支行明知宝纳公司不符合贷款条件仍放贷并向华夏公司隐瞒实情，交行海盐支行与宝纳公司串通骗取华夏公司提供担保，华夏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三、华夏公司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到的担保余额为258.88万元，即便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生效，交行海盐支行也已将华夏公司的担保变更为份额担保，扣除华夏公司已代偿的113万元，其仅应在145.88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四、本案贷款是此前贷款的延续，本案中存在变相的以新贷还旧贷情形，华夏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五、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格式合同，其中对于最高限额的约定违反了担保法的规定，加重了华夏公司的责任，保证金额应在550万元范围内，超出部分无效。六、原审法院对交行海盐支行提供的证据3进行调查核实后予以认定，但对调查的证据未予公开，也未组织当事人质证，原审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撤销原判第六、七项，改判驳回交行海盐支行对华夏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
交行海盐支行答辩称：一、印章与公章是两个概念，交行海盐支行使用的授信业务合同专用章属于印章的范畴，符合合同约定。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单务合同，保证人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并得到债权人追认，即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不存在合同未生效的情形。二、华夏公司虽称签订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受宝纳公司欺骗，交行海盐支行明知宝纳公司不符合贷款条件仍继续放贷，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且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显示华夏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58.88万元，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华夏公司应依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三、本案中不存在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形。四、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人所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550万元，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不存在违反担保法的情形。五、原审法院是对证据3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无需再质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宝纳公司、王向凯、强丰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展硕公司、衍通公司未作答辩。
二审中，华夏公司提交下列证据：
1、交通银行信贷业务手册（以下简称手册）一份。证明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格式合同，手册第8.8.2.2款规定授信人员要核实各方加盖的公章，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加盖银行的公章，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
2、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一份。证明单位的印章是指单位的公章。
交行海盐支行质证认为：证据1，对手册真实性有异议，也不清楚手册是否还适用，且即便手册还在适用，真实性能够确认，手册也只适用于交行海盐支行内部风险控制，本案还是要以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2，关于公章和印章的问题，交行海盐支行内部规定保证人需要加盖公章，但交行海盐支行可以加盖印章，公章和印章是有区别的；规定是印章、公章的内部管理方式，不能否定华夏公司与交行海盐支行在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是一方加盖公章、另一方加盖印章，本案争议焦点应为保证合同是否有效。
宝纳公司、王向凯、强丰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展硕公司、衍通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交行海盐支行、宝纳公司、王向凯、强丰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展硕公司、衍通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从考证，即便为真也只是交通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华夏公司与交行海盐支行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依据，本院对手册不予认定。证据2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范畴，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交行海盐支行分别与华夏公司、展硕公司、王向凯、强丰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衍通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中唐鸿公司的保证期间为2014年7月16日至2016年7月16日。交行海盐支行与宝纳公司签订了五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交通银行借款额度使用申请书，借款金额分别为120万元、279.50万元、275万元、205万元、270万元，其中27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7月16日。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华夏公司、展硕公司、王向凯、强丰公司、唐鸿公司、国之光公司、衍通公司为宝纳公司的借款向交行海盐支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现华夏公司对原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华夏公司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如应承担，担保金额是多少。
本案中，华夏公司对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所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盖章时合同中已载明保证人所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550万元，同时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华夏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交行海盐支行及其负责人、华夏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均在讼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盖章，合同已生效，华夏公司应依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华夏公司主张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公布的数据确定担保金额，于法无据。华夏公司认为交行海盐支行与宝纳公司串通骗取其提供担保，且本案中存在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形，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华夏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为宝纳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时，理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另，原审法院对交行海盐支行提供的证据3进行认定，不存在华夏公司认为的程序问题。因此，华夏公司应对宝纳公司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对华夏公司保证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华夏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750元，由上诉人福建华夏合成革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代理审判员 冯 静
代理审判员 石明洁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蒋佳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