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10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岑烈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静。
委托代理人李佳、俞玲丽，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岑烈挺因与被上诉人沈静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杭西民初字第1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沈静系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北山中队工作人员。2014年2月22日15时30分许，岑烈挺在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25号门口因不满沈静及沈静同事方建峰对其犬只的执法管理，以拳打脚踢的方式对沈静进行殴打，致使沈静全身多处受伤。后沈静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北山派出所报警，该所出具验收通知书，沈静经杭州市中医院诊断为：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轻度脑震荡，动物咬伤（犬）手部。沈静并于当日在杭州市中医院及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共花费医疗费1498元。另查明，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于当日出具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岑烈挺的“行为已构成阻碍执行职务这一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且使用轻微暴力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属情节严重”，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该处罚决定已执行。审理中，岑烈挺明确其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已向相关部门申请复议，但相关部门维持了被处罚决定，以及其未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沈静原审诉讼请求：判令岑烈挺赔偿沈静医疗费2213.7元。审理中，沈静以计算有误为由变更诉讼请求即要求岑烈挺赔偿沈静医疗费1498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因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岑烈挺因不满沈静及沈静同事方建峰对其犬只的执法管理，殴打沈静致使沈静受伤，对沈静的损害即医疗费1498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岑烈挺关于其与沈静之间系行政法律关系以及沈静无权向其主张医疗费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岑烈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沈静医疗费149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岑烈挺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原审法院。
宣判后，岑烈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裁判适用法律错误，把本案作为民事案件立案完全没有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l、民法调整对象的特征之一是主体的平等性。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民法调整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身份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代表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务，上诉人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不具有平等性，故本案不受民法调整。2、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发生冲突过程中，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其行为就不能成为产生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没有民事法律关系，上诉人的民事责任也就无从产生。本案中，被上诉人不是以公民个人身份与上诉人发生冲突，被上诉人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其主体资格被国家行政机关所吸收，其行为代表国家，行为后果应由国家承担。如果允许被上诉人以公民个人身份向行政相对人主张民事权利，也就是肯定了被上诉人可以以公民个人身份行使国家行政权，这显然于法相悖。3、公务员工伤经费应当由财政保障。公务员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第七十九条规定：“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退休金以及录用、培训、奖励、辞退等所需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上述条文清楚地规定公务员工伤经费应当由财政保障。被上诉人所谓的因执行职务负伤，其因工伤产生的费用都应当由国家财政负担，其本人不应当受到任何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对其承担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如果允许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就是将依法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费用转由公民个人负担，这不符合一般的法理原则。一审中，上诉人明确指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0，11医疗费用票据已经由单位报销，上面有明显的财务主管签字，证明被上诉人因为医疗费用承受经济损失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一审法院完全忽视这一点。二、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城管拒不出示执法证件，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完全忽视被上诉人不出示证件，人数不符合执法规定的事实，认定被上诉人及其同事方建峰执法的合法性。一审法院此做法严重违反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事发当时，被上诉人在拒不亮证的情况下，直接从后面扑上来拉上诉人右手臂，抢夺上诉人抱着的宠物犬，被推开之后更是情绪失控，很用力的拉扯上诉人，导致上诉人左手臂肌肉严重拉伤。被上诉人凭什么抢夺上诉人的财物。被上诉人拒不出示证件，不遵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是直接导致双方肢体冲突的原因。之后有多名穿城管制服的男性队员参与了对上诉人的围攻殴打，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人向上诉人出示证件，表明身份，更有男性队员直接脱掉制服对上诉人挥舞拳头，证据5的目击证人博客对此有客观的记录，执法局北山中队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完全是无效的。2、“拳打脚踢”的口供物证造假。一审法院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为由，认定上诉人“拳打脚踢”被上诉人，以上事实根本就不存在，方建峰在北山派出所口供造假，“用力打了两下头”，“用脚踢了两下”。北山派出所在作出行政处罚的时候向上诉人出示的案卷中有一张被上诉人长款大衣外套上的一个脚印的照片，以此来证明上诉人有脚踢被上诉人的行为。治安监控视频可以证明事发当时被上诉人穿的短款的外套，而不是长款大衣，那么外套上面的脚印从何而来呢。另外视频中没有上诉人击打被上诉人头部的动作，也没有用脚踢被上诉人的动作。派出所笔录中方建峰和被上诉人描述上诉人殴打被上诉人的细节高度的一致，不符合常人的认知表达水平。上诉人对于公安的行政处罚提起复议之后，杭州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大队提供的案卷中却缺少了办案人员当时向上诉人出示过的大衣上留有脚印的照片。北山派出所民警扣押上诉人身份证长达两个月，严重侵犯上诉人进行行政复议的权利。一审法院完全忽略以上事实，认定上诉人“拳打脚踢”被上诉人，完全是错误的。3、被上诉人暴力抢夺抱着的宠物犬，作为智力正常的成年人，应该能预料有被犬咬的可能，应该自负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医疗费用1498元与所提供的票据不符，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指出医疗费用计算错误，票据上的费用应为1494．5元。一审法院认定的1498元没有依据。4、一审法院完全袒护被上诉人。一审中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城管的执法视频，一审法院把经过剪辑编辑的部分治安监控视频片段当成是事发当时城管的执法视频，否决上诉人调取执法视频来还原事实真相的诉求。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目击证人黄某是青年时报社的记者，其发在微博上的目击照片以及博文可以证明城管不亮证暴力执法，多名城管队员打伤上诉人的事实。一审法院不采信证据5以及证据6的做法完全没有道理。三、原裁判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裁判。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同一案件寄送两份判决书给当事人，且判决内容不同。出错之后拒不纠正，严重侵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分别于2月27日、2月28日邮寄上诉人两份内容不一致的判决书。两份判决书审判日期相同，案件编号相同，案件受理费用却不同，分别为200元以及400元。上诉人不清楚哪一份才是一审法院作出的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书，一审法院应按照相关规定撤销第一份判决书，而不是再给当事人寄送另一份判决书。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沈静辩称：一、上诉人殴打被上诉人，并致其受伤就医，被上诉人花费医疗费1498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4年2月22日，被上诉人作为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北山中队工作人员与另一名北山中队协管员方建峰一起在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附近按职权巡查。在巡查过程中，被上诉人看到上诉人及其同伴各牵一条贵宾犬沿着西溪路从东向西向杭大路方向走。被上诉人便上前就该两条贵宾犬是否办理《养犬许可证》以及未在规定时间内携带小型观赏犬出户等事项进行询问，并请上诉人配合被上诉人的工作。但上诉人不肯配合被上诉人执法工作并一直推搡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得不依照相关程序对该贵宾犬实施暂扣。上诉人遂以“拳打脚踢”的方式殴打被上诉人，同时上诉人的狗亦咬伤被上诉人，导致被上诉人全身多处受伤。随后，被上诉人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北山派出所报警。报警后，被上诉人又前往杭州市中医院和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受检查及治疗。杭州市中医院诊断意见及结论为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轻度脑震荡，动物咬伤（犬）手部。被上诉人治疗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498元。上诉人理应向被上诉人赔偿医疗费1498元。二、上诉人认为“原裁判适用法律错误，把本案作为民事案件立案完全没有依据”，显然错误。1、虽然被上诉人系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代表国家依法执行公务的公权力形象，但是其个人的健康权、身体权等私权利仍应受法律保护，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规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其就应该不具有或就应该放弃个人的私权利。被上诉人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应该具有双重身份：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以及一个普通公民。上诉人殴打被上诉人，妨碍公务的行为，在侵害国家公权力的同时，也对被上诉人的私权利即身体健康权造成了侵害。健康权属于民事权利体系范围，并不因主体的身份隶属于国家机关及执行具体职务而消灭。在权利保护方法上，存在请求权竞合，应赋予当事人选择权，被上诉人有权选择民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与上诉人之间属于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2、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本条规定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竞合时，民事责任优先承担的原则。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妨碍公务的行政责任是清楚的，但同时殴打致伤被上诉人的侵权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公安机关在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治安处罚后，并不能免除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此条规定中的“他人”，应当包括执法人员。因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双方应该为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等和行政相对人，双方中并不包括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显然应该属于“他人”。4、《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被上诉人是否享受工伤待遇与本案无关，其受到上诉人的人身损害，并就医治疗，上诉人理应向被上诉人赔偿相应的费用。三、上诉人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亦没有任何依据。l、上诉人提及的“城管拒不出示执法证件，程序严重违法”，并不存在。被上诉人的执法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退一步讲，行政程序的合法性亦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2、上诉人提及的“拳打脚踢”的口供物证造假的理由。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查获经过、证据五监控录像及情况说明、证据六视频截图、证据七照片、证据八验伤通知书、证据九诊断证明结论告知书等证据，均可以佐证上诉人殴打被上诉人致被上诉人受伤的事实。至于上诉人提及的行政处罚的相关情况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3、上诉人提及的“被上诉人暴力抢夺抱着的宠物犬，作为智力正常的成年人，应该能预料有被犬咬的可能性，应该自负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显然是强词夺理。（1）自始至终，被上诉人都是依法要求上诉人配合调查，并没有要抢夺宠物犬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上诉人应当对其宠物犬的伤人行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关于医疗费用的金额，票据1（N01126746467）骨伤科门诊费用3元、票据2（N01192194508）、票据3（N01192194509）门诊收费票据836.9元、票据4（N01192155493）80.2元、票据5犬伤门诊3.5元、票据6（N01190875929）门诊收费票据574.4元，共计1498元。4、上诉人提及的“一审法院完全袒护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依据。（1）关于执法视频。被上诉人的执法视频在上诉人殴打被上诉人的过程中已经损坏，无法修复。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事实情况的监控录像与法院依申请调取的视频资料一致，均系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北山派出所的治安监控，不存在所谓“剪辑”的情况。（2）关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目击证人黄某拍摄的照片及对事件的描述，真实性不能确认，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3）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六“浙江省新华医院门诊病历卡，门诊病历记录、门诊收费单据”等记载的时间为2014年5月，而本案发生在2014年2月，上诉人的所谓“左手臂肌肉严重拉伤”显然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谓“被打”事实。退一步讲，上诉人主张的情况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也不影响上诉人承担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四、上诉人认为“原裁判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裁判”，没有任何依据。关于诉讼费的问题。本案原系简易程序。后来因案情复杂，一审法院裁定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同时向被上诉人寄发《交费（补）通知单》，补交诉讼费200元。因此被上诉人实际缴纳的诉讼费为400元，而非200元。因此法院判决“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岑烈挺负担”完全正确。至于所谓两份判决书的情况，被上诉人不清楚，被上诉人仅收到一份判决书，且收到的判决书内容为“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岑烈挺负担”。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沈静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遭受岑烈挺伤害的事实已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岑烈挺对案涉侵权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岑烈挺提出沈静的身份是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岑烈挺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二者不具有平等性，其法律关系不受民法调整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关于“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沈静虽系履行工作职务过程中被岑烈挺致伤，但其基于受伤职工和人身侵权的受害人的双重主体身份，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不因受伤职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可通过相关保险制度获得赔偿而免除直接侵权人的责任。原审法院判决岑烈挺赔偿医疗费损失并无不当。根据沈静一审提交的医疗费票据，原审认定医疗费金额为1498元正确。岑烈挺提出的医疗费已由沈静所在单位报销缺乏证据支持，且医疗费系因侵权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作为侵权行为的终局责任人，不能因受害人的医疗费已通过医保结算或受害人所在单位报销而减轻或免除该部分赔偿责任，在直接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由医保机构、报销单位与受害人另行结算。故上诉人岑烈挺提出的沈静主张的医疗费计算错误及医疗费已由单位报销，其不应赔偿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岑烈挺提出的原审法院向其送达了两份内容不一致的判决书的问题。经本院核实，原审法院在向岑烈挺送达判决书过程中，因工作疏漏，将案件受理费负担金额有误的判决书文本印发给了岑烈挺，送达程序上确有瑕疵，但该程序问题尚不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本院对于一审诉讼费负担部分予以明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岑烈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岑烈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代理审判员 戚剑颖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