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肇四法大民初字第288号
原告马文辉，男，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东城区。身份证号码：×××7212。
委托代理人邓国盛，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泳。
被告广东精英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大旺经济开发区。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满凯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燕萍，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文辉诉被告广东精英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英纺织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彭静雯独任审理，于2015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文辉及其委托代理人邓国盛、被告精英纺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燕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文辉诉称：2004年9月9日，原告受聘进入被告处工作，工作岗位为管理技术岗员，月平均工资为4500元。入职后，原告认真负责工作，得到了被告的认可。然自原告入职起至2010年1月份期间，被告均没有为原告购买、补缴社会保险金（包括养老、医疗、失业险等）。2015年4月11日，被告在劳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无故解除了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强行要求原告离职，并出具了《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原告认为，在入职之后，被告没有依法为原告购买社保以及无故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均违反了我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四项、第一百条的规定以及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据此，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为原告购买、补缴2004年9月至2010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工伤保险）；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9500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9000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原告马文辉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工牌和被告企业登记资料、机构代码证，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2、劳动合同、社保对账单，证明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及被告于2010年2月份起才为原告缴交社会保险费；3、银行流水清单，证明被告通过银行向原告支付工资及平均工资为4500元；4、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证明被告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以及原告于2004年9月9日入职的事实；5、被告的招聘启示、与满凯生对话的手机信息，证明满凯生通过手机短信回复同意原告处理废布事宜；6、被告的离职申请单，证明被告处自行辞职的员工需要填写离职申请单，但本案原告并未填写过此申请单；7、肇高劳人仲终字（2015）58号《仲裁裁决书》及邮寄快递单，证明案件经仲裁裁决并于2015年6月25日送达给原告。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7均没有异议，其中认为证据3证明了被告的平均工资（2014年4月25日至2015年3月25日）为4234.85元而非4500元；对证据4不予认可，该份证明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部分内容是原告伪造的，该证明中的平均工资4500元及经济补偿金49500元等都是原告自行添加的，且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四相互矛盾；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明证明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原告处理废布需要报满总审批，（2）该短信请示报备的废布并非本案三车的正常布料；对证据6关联性不确认，原告以自己的行为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并实际离开了公司，不能以没有填写离职申请单而否认其自动离职的事实。
被告精英纺织公司辩称：第一，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已自愿与被告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并于当日终止了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不存在再行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并且劳动关系的解除与否，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适宜通过司法裁判手段予以解决；第二，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1条第二款“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为其建立社会保险关系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不作为劳动争议处理，劳动人事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应告知劳动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寻求解决。”之规定内容，原告要求被告购买、补缴2004年9月至2010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的仲裁请求不作为劳动争议处理，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并且被告于2010年2月已为原告建立了社会保险关系并一直缴纳社会保险费至原告离职。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原告对此之前的社会保险问题一直未提任何异议并未向相关部门投诉，即使补缴亦超过了两年的追溯时效。第三，被告没有违反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应支付原告赔偿金99000元。原告为被告人力资源部ISO专员，主要负责生产染料的采购、ISO认证系统文件的起草、更新、执行、厂区废品处理事宜的联系及上传下达等具体工作。2015年4月9日，原告在没有任何领导或其他上级授意的情况下将生产车间的三车好布料指示废品承包人唐有华的工人刘正奇拉入废品棚，当做废品处理。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该布料的位阶价格约为5000元／吨，三车布料磅重约为1.576吨，合计价款7880元。此时被被告及时发现并经调取监控录像核实后，确认为原告马文辉自作主张、擅自处理。该行为给被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并产生恶劣影响。2015年4月10日，在被告总经理就此事对原告进行核实谈话时，原告未作申辩并未有任何合理解释，且于当日即主动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终止了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那是原告在终止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后于2015年4月14日编造虚假事实并且自己提供的多处为空白的证明书骗取被告加盖公章，然后自行在空白处填上月平均工资“4500元”及经济补偿金“49500元”字样。更为荒唐的是，原告竟然于2015年4月15日上午8：30左右利用其伪造的上述“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向被告总经理索要经济补偿金，并继而提请劳动仲裁。原告提交的此份“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与其提出的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诉求是自相矛盾的，既主张是协商解除又诉求为违法解除，可见其心虚并不确信的矛盾心理。因此，被告没有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在被告还未来得及追究其责任的同时，原告自觉理亏自行办理了离职手续并终止了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其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纯属颠倒黑白，应依法予以驳回。
为支持其抗辩理由，被告精英纺织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工作记录，证明2015年4月9日，原告因工作给被告造成7880元的重大经济损失；2、员工离职交接表及移交清单，证明原告因给被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资源申请离职并办理了工作交接；3、2014年废品垃圾处理合同，证明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被告将公司生产的废布头、废纱尾等垃圾承包给案外人唐有华全权处理；4、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指示案外人唐有华的员工刘正奇将被告三车好布料运至废品棚作垃圾处理，给被告造成重大损失；5、现场截图，证明2015年4月9日，原告擅自处理被告三车好布料的过程；6、证明，证明案外人唐有华承包被告废品垃圾期间，刘正奇是其工作人员；7、戚某与满总的微信记录，证明2015年4月14日下午5：31，被告人事行政副总经理戚某已就离职的原告提供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月平均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处为空白）”要求加盖公章事宜向被告总经理满总微信请示；8、原告与满总的微信记录，证明2015年4月15日上午8：24，原告利用已盖被告公章并私自在空白处填上月平均工资4500元及经济补偿金49500元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而发微信给满总，要挟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9500元，满总当即戳穿原告采用欺骗手段骗取加盖公章；9、肇庆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证人戚某的情况说明。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给被告造成损失；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仅能证明原告离职时对工作及相关交接物品的情况，不能证明原告申请离职的情况；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刘正奇除了证词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图片不能反映原告擅自处理布料的情况，根据视频显示当时处理布料的时候，也有公司的其他人员在场；证据6、7、10有异议，证据7没有短信原本；证据8、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自己处理布料及自己申请离职的情况。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4年9月9日入职被告处，2013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原告的工作部门为人力资源部，岗位为管理技术岗位，职务为ISO专员，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每周至少休息一天，被告每月25日发放上月工资。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原告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的工资分别为：3028.33元、3215.12元、3982.07元、4318.87元、4554.58元、4735.50元、4764.88元、4538.75元、4566.42元、4475.24元、4992.80元、3645.64元。2015年4月11日，被告向原告发放了2015年3月及2014年4月份离职前的工资共计7395.51元。原告自述其中2015年3月份的工资为5000元。
2015年4月9日，原告在被告处上班并于当日进行了卖废布工作。根据被告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早上10时54分至10时55分，原告进行卖废布工作时，有其他工作人员在场，下午14时04分至15时05分，原告再次出现在卖布场地时，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在场，原告单独指挥另一名人员（刘正奇）拉走三车布料到垃圾棚。2015年4月10日，被告就原告在卖废布工作中处理了三车废布的事情与原告进行谈话，指出原告将正常布料拉到废品垃圾区当垃圾处理是错误行为。同日，原告办理了交接手续，并在《员工离职交接表》及《移交清单》中签名确认。2015年4月11日起，原告没有再回被告处上班。
另查明，被告行政人力资源部副经理戚某提交《情况说明》，证明：经公司审查核实，2015年4月9日，原告马文辉指使运走3车正常的布料到废品垃圾区当垃圾处理，4月10日下午18：02，我作为记录人，在精英纺织公司行政楼二楼人事部，满总要求马文辉解释，马文辉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主动申请离职，并在工作交接单签名确认，4月14日，马文辉将自拟的空白终止劳动合同书拿给我，说是办理失业保险，公司考虑其老员工失业后的生计，于是就网开一面，在空白的终止劳动合同书上面加盖了公章。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与戚某在劳动仲裁开庭出庭作证时的证言一致，关于空白终止劳动合同的内容与被告提供的证据7中戚某微信将空白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发给满凯生审批的内容亦一致。此外，戚某在仲裁时陈述：原告马文辉的工作职责是负责染化料采购以及ISO完善、废布清理等，是否是废布由公司高层决定，原告只是负责现场监督卖布，高层是指副总以上的（马文辉不属于这一类），满总是总经理，也是高层，只要公司同意了，满总可以指定人卖。
上述《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的原文为：“马文辉同志是我单位员工，性别男，身份证号码××，2004年9月9日起在我单位工作，已签订劳动合同，现因……（√）6、其他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我单位决定从2015年4月11日起与该同志终止劳动合同。该同志终止合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4500元人民币，依据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我单位依法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共计49500元人民币，工资发至2015年4月份。特此证明。”该证明书有原告的亲笔签名，并加盖被告的公章。其中4500、49500、2015、4为手写字体，其余划线部分为打印字体。庭审时，原告承认证明书上4500、49500、2015、4的手写字样为其本人在被告盖章之后自行填写。2015年4月21日原告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再查明，被告与唐有华签订《广东精英纺织有限公司2014年废品垃圾处理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生产后的废布头、纸箱、纸管、废胶纸、纤维袋、废纱尾等交由唐有华全权处理，唐有华向被告年交废品款共56万元。刘正奇为唐有华的员工，负责处理废布。刘正奇在劳动仲裁开庭时出庭作证陈述：我是负责拉垃圾，垃圾是我老板承包的；2015年4月9日马文辉让我拉了三车布料当垃圾处理，（这三车废布与平时不同之处是）平时（拉的）是精英厂里的废布料，马文辉告诉我这三车布料是卖布的老板不要的废布，所以要拉到垃圾场；我们（承包人）不买布，布拉到废品棚后就当垃圾处理了；每当（精英）卖废布的时候，卖布人选剩的废布都作为垃圾处理……。原告向本院提交手机信息一条，内容为2015年4月9日，其向满总发送“废布10.6吨，共计：53000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制作的开庭笔录等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马文辉于2004年9月9日入职被告精英纺织公司，双方的劳动关系应受法律的调整和保护，原告与被告应依照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及履行义务。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结合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对本案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原告请求解除劳动关系的诉求。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与被告办理交接手续，并在《员工离职交接表》及《移交清单》中签名确认，2015年4月11日起，原告没有再回被告处上班，双方实际已于2015年4月10日终止履行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从原告2015年4月14日要求被告在载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盖章的行为可以看出，原告认可“协商解除合同”的结果，故2015年4月10日离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依法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4月10日解除。
第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购买、补缴2004年9月至2010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诉请。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1条第二款“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为其建立社会保险关系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不作为劳动争议处理”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处理，原告可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寻求解决。
第三，关于原告诉请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9500元的问题。原告提供被告盖章确认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佐证被告需支付49500元经济补偿金。但庭审时，原告承认证明书上4500、49500、2015、4的手写字样为其本人在被告盖章之后自行填写，且经核算，原告2014年2月至2015年3月的平均工资为4399.16元［（3215.12元＋3982.07元＋4318.87元＋4554.58元＋4735.50元＋4764.88元＋4538.75元＋4566.42元＋4475.24元＋4992.80元＋3645.64元＋原告自述5000元）÷12个月］，与《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填写的4500元亦相差较大，故该《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中关于经济补偿金的内容为原告单方虚高填写，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95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被告应否支付经济补偿金，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如由劳动者提出则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故本案的关键在于是由谁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被告的行政人力资源部副经理戚某陈述2015年4月9日，原告马文辉将3车正常布料拉到废品垃圾区当垃圾处理，4月10日下午18：02，在被告行政楼二楼人事部，满总要求马文辉解释，马文辉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主动申请离职。结合本案实际进行分析：首先，从刘正奇在仲裁时所述的证言，可以反映出，原告曾于2015年4月9日15时处理三车废布，该三车废布与平时不同之处是平时拉的废布是精英厂里的废布料，而原告告诉刘正奇这三车布料是买布的老板不要的废布，所以要拉到垃圾场。即原告马文辉当天处理的三车废布，与以往的垃圾存在明显区别，仍具有一定的价值的，只是未被买布的老板选上。其次，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原告指示刘正奇将三车布料拉到垃圾棚时，仅有其一人在场，并没有被告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场，无法反映其将废布拉到垃圾棚的这一行为是经过商量的合理行为。再次，原告称将该三车废布拉到垃圾棚的行为得到领导的批准，并提供4月9日发送给满总的信息“废布10.6吨，共计53000元”予以佐证，经分析，该信息涉及到具体金额，从《广东精英纺织有限公司2014年废品垃圾处理合同》的约定来看，布料如拉到垃圾棚即作为垃圾处理，算入唐有华支付给被告的年废品款中，唐有华不用另行支付该布料的款项，故该信息内容是关于早上卖布所获得款项的报告，并非原告就将布料作为垃圾处理这一事项提交满总进行审批。故该短信并不能反映原告马文辉将该三车废布拉到垃圾棚的行为得到领导的批准。综上，卖剩的布料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原告作为被告的员工，在处理该布料时，应更加慎重，在没有获得被告高层同意，也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原告自行作出将布料当垃圾处理的决定，应认定原告存在一定的工作失误，为被告造成经济损失。而从原告在工作失误后迅速配合交接及停止履行劳动合同的态度亦可以推定，原告离职当天属“引咎辞职”的可能性较大。鉴于原告在被告盖章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自行虚高填写月工资金额及经济补偿金金额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而戚某的《情况说明》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本院在调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对戚某《情况说明》中“（原告）马文辉主动申请离职”的陈述予以采信。故可以确认：2015年4月10日原告因工作失误主动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据此诉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原告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诉求。《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记载原告离职的原因是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违法解除的情形，被告无需支付原告经济赔偿金。故原告诉求经济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七条，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马文辉与被告广东精英纺织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4月10日解除。
二、驳回原告马文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元，由原告马文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彭静雯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周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