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1民初18452号
原告（被告）：王秀伟，女，1985年12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成，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告）：北京国将风范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47号6层47-（06）03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磊，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告）王秀伟与被告（原告）北京国将风范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将风范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王秀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成，被告（原告）国将风范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秀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国将风范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0,000元。事实和理由：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3月1日解除。时效的计算起始时间为“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在上次诉讼中，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释明将赔偿金变更为补偿金之日为王秀伟知道此情形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之日，故应当自一审法院原庭审结束次日起算。根据法律规定，赔偿金或补偿金只能二选一进行诉讼，王秀伟认为本案符合支付赔偿金的情形，第一次仲裁时仲裁委支持了赔偿金，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应支持经济补偿金，由于仲裁支持了赔偿金所以王秀伟有理由不变更赔偿金为补偿金，但并不代表国将风范公司无需支付补偿金，且原一审笔录中记载国将风范公司同意支付补偿金，属于由用人单位提出双方协商一致的解除。王秀伟一直在主张权利，从未放弃过赔偿金或补偿金，应当认定王秀伟第一次在仲裁主张权利时（2016年3月4日）诉讼时效已经中断，诉讼期间不应计算在时效期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是在2017年6月5日出具判决书的，依据法律规定补偿金的时效也未中断，故仲裁委认定在诉讼期间补偿金已过时效是错误的。综上，诉如所请。
国将风范公司辩称，不同意王秀伟的诉讼请求，其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王秀伟在第一次诉讼中仅要求支付赔偿金，根据（2017）京02民终2728号判决书，法院已释明其是否要求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但王秀伟仍坚持要求赔偿金，属于其以自己的意思表示明确放弃实体权利，不能作为王秀伟已经做出权利救济的依据。由此导致诉讼时效届满的不利后果，应由王秀伟自行承担。在已有生效判决的情况下，王秀伟再次就同一事实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也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同时，国将风范公司亦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王秀伟返还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工资2400元。事实和理由：王秀伟曾在我公司工作，2016年3月1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2016年4月5日，我公司向王秀伟支付2400元工资。因我公司人事主管离职，未能与财务人员进行工作交接，致使财务人员仍按照原工作人员名单发放了基本工资。该款项实际上是我公司内部人员因理解错误而多支付的，王秀伟并无任何合法的收款依据，属于其不当得利，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的一般时效。故诉至法院，诉如所请。
针对国将风范公司的诉讼请求，王秀伟辩称，双方劳动关系由公司提出而解除，2016年3月1日至3月6日王秀伟到公司办理工作交接，期间工资应由用人单位支付。且该项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故不同意国将风范公司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4日王秀伟曾向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国将风范公司支付2014年4月24日至2016年1月26日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项，东城仲裁委作出裁决支持了王秀伟要求赔偿金的仲裁请求，国将风范公司不服裁决结果，诉至本院。该案一审庭审中，王秀伟主张国将风范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违法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国将风范公司则主张2016年1月26日未与王秀伟解除劳动关系，其后仍向王秀伟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保。在2016年10月18日庭审中，国将风范公司明确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4月30日因王秀伟自行离职而解除。本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949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双方认可王秀伟最后工作日为2016年3月1日，因此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日为2016年3月1日，但劳动关系并非违法解除，支持国将风范公司不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但向王秀伟释明可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王秀伟不服判决结果，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7）京02民终2728号民事判决书，补充查明：双方均认可王秀伟原在北京仁博景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博景隆公司）从事酒类销售工作，签订了2014年4月24日起的劳动合同书，后双方分别签订期限自2014年7月24日至2015年7月23日及2015年7月24日至2016年7月23日的劳动合同；2015年9月1日王秀伟与国将风范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载明合同期限为2015年7月24日至2016年7月23日；同日，仁博景隆公司、王秀伟与国将风范公司三方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约定“甲方（仁博景隆公司）由于公司业务调整到丙方（国将风范公司），涉及乙方（王秀伟）劳动合同用人主体变更及其他权利义务等相关事宜，签订本变更协议。1.乙方同意原与甲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主体变更为丙方；2.……乙、丙方延续原劳动合同期限，其他条款不变，本次劳动合同不属于新签订劳动合同；3.乙方原在甲方的工作年限累计计入在丙方的工龄，今后乙方涉及的年假休息、经济补偿金等其他福利待遇，按在甲方、丙方的累计工龄享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国将风范公司已于2016年2月初将王秀伟的工资、提成支付清，王秀伟一直出勤至2016年3月1日（其间含春节放假），双方之间尚未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并认为双方在2016年1月26日就解除劳动合同事项进行了约谈，谈话过程中王秀伟表示“理解”、“好聚好散”，且在对劳动合同解除的相关结算事项一一做了询问核实后亦未向国将风范公司表示不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6年3月1日后不再到国将风范公司工作，判决驳回王秀伟的该项上诉请求，维持国将风范公司无需支付赔偿金的该项一审判决结果。
本案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6年3月1日；王秀伟认可2016年4月1日收到2400元，主张系2016年3月1日至6日期间工资。
2017年6月19日，王秀伟再次向东城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国将风范公司支付2014年4月24日至2016年3月1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0,000元。2017年7月14日，国将风范公司提出反申请，要求王秀伟返还2016年3月1日至3月31日工资2400元。2017年9月4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驳回王秀伟的全部仲裁请求和国将风范公司的全部反请求。双方均不服京东劳人仲字（2017）第2582号裁决书结果，起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王秀伟曾认为国将风范公司2016年1月26日将其违法解除，于2016年3月4日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国将风范公司支付赔偿金，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京02民终2728号民事判决书终审认定，国将风范公司并未于2016年1月26日违法解除与王秀伟的劳动合同，王秀伟的最后工作日为2016年3月1日。后王秀伟于2017年6月19日向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支付补偿金，并认可劳动合同于2016年3月1日解除。虽王秀伟提出本次仲裁请求的日期已超过其认可的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一年以上，但本次仲裁申请所基于的解除时间及事实系（2017）京02民终2728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而该判决书于2017年6月5日作出并生效，故王秀伟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王秀伟曾主张要求2016年1月26日违法解除的赔偿金，本次起诉要求2016年3月1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不属于法律规定“一事不再理”的情形，故对国将风范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已生效的（2017）京02民终272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在2016年1月26日就解除劳动合同事项进行了约谈，谈话过程中王秀伟表示“理解”、“好聚好散”，且在对劳动合同解除的相关结算事项一一做了询问核实后亦未向国将风范公司表示不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6年3月1日后不再到国将风范公司工作。该过程应视为由用人单位提出、劳动者同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国将风范公司主张王秀伟系主动提出解除，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应当向王秀伟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根据双方与仁博景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的约定，“乙方原在甲方的工作年限累计计入在丙方的工龄，今后乙方涉及的年假休息、经济补偿金等其他福利待遇，按在甲方、丙方的累计工龄享有”，故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应自2014年4月24日起算。双方认可王秀伟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5,821.08元，故国将风范公司应支付王秀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1,642.16元。
在本院（2016）京0101民初9492号案件庭审中，国将风范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在庭审过程中首次明确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因王秀伟于2016年4月30日自行离职而解除。在（2017）京02民终2728号民事判决书于2017年6月5日作出并生效后，国将风范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提出反申请要求王秀伟返还2016年3月工资，并认可双方劳动合同于2016年3月1日解除，虽已超过其认可的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一年以上，但距国将风范公司首次明确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的时间并未超过一年，故国将风范公司的诉讼请求亦未超过仲裁时效，本院对王秀伟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劳动者提供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工资。王秀伟曾在诉讼过程中自认最后工作至2016年3月1日，现又主张2016年3月1日至6日期间进行工作交接，国将风范公司支付的是上述期间的工资，与其自认的事实不符，且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王秀伟应当向国将风范公司返还2016年3月工资2400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国将风范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王秀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642.16元；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王秀伟返还北京国将风范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三月工资2400元；
三、驳回王秀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国将风范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王秀伟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伊然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