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32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波，住湖南省攸县。
委托代理人易石云，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思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霆路154号和盛嘉工业园栋4楼。
法定代表人刘国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时宝，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波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思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商科技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西民初字第1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须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31557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所有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作为本案重点证据的《付款协议》根本�有协议主体一方贝斯特公司的盖章或者签字确认。因此《付款协议》根本没有成立。主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担保合同如何成立？上诉人的担保责任如何产生？1、单纯根据上诉人签字的《付款协议》内容可知，上诉人担保的内容是贝斯特公司按照《付款协议》约定的四个时间内分期归还所欠款项。因此《付款协议》属于上诉人担保合同的主合同。2、合同成立的前提是合同主体双方就合同事项经协商达成一致。本案中的《付款协议》合同主体双方是贝斯特公司跟被上诉人。该协议是被上诉人向贝斯特公司发出的一份关于货款如何分期归还的要约，但该要约并未得到贝斯特公司的承诺，也就是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但本案中《付款协议》至始至终均没有得到贝斯特公司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因此，该《付款协议》根本没有成立。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如上所述，《付款协议》根本没有成立。合同没有成立，自然是无效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因此作为主合同的《付款协议》无效，那上诉人签字担保的合同同样无效，上诉人担保责任不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付款协议》成立且有效的情况下，又认定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这非常荒谬。整个《付款协议》上的文字内容，作为协议主体一方的贝斯特公司根本没有在上面有任何盖章或者签字。而上诉人也仅是签了一个名字及日期而已。《付款协议》的其他所有文字内容均是被上诉人预先起草好。那上诉人在《付款协议》的签字只能有一个意思表示。如果认定上诉人的签名并非是担保而是代表公司签字，那《付款协议》成立且生效，但担保便不成立。如果认定上诉人的签名系担保的意思表示，而不是代表公司签字。那《付款协议》的协议主体一方贝斯特公司根本就没有签字或者盖章对《付款协议》予以确认，那《付款协议》根本就不成立不生效，《付款协议》不生效，上诉人的担保更不成立。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的签字既是代公司确认债务又是自己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这就显示非常荒谬。三、上诉人在《付款协议》上签字是受到了被上诉人的欺骗，其本意是代表公司签字，是职务行为，并非是担保的意思。根据《付款协议》上下文内容可知，本协议是被上诉人与贝斯特公司关于货款分期归还的协议，原本应该是协议主’体双方盖章�者代表人签字。但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不懂法的弱点，故意将双方本应是签字“代表人”改成了“担保人”。当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陈述也是说，“没事，你只是个员工，代表公司确认一下债务就是，与你个人无关”。上诉人在此情况下在保证人处签字。其只有代表公司确认债务的意思，并无担保的意思。四、上诉人仅是贝斯特公司的员工，每月领取仅6000元工资，但现在却要求上诉人替贝斯特公司承担30余万的债务明显不合理。
被上诉人思商科技公司答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付款协议》实际上就是一份保证合同，并不是上诉人所谓的主合同，本案的主合同是货物买卖合同，上诉人作为保证人在《付款协议》上签字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其所谓的签字是误解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经商多年，完全知道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判决并无错误，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思商科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波向思商科技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15,572元；2、刘波向思商科技公司支付欠款利息暂计人民币18,232.64元（本金额自逾期还款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实际应计算至刘波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3、由刘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和思商科技公司为追索债权而支付的其他有关费用。思商科技公司当庭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欠款利息暂计为人民币32,746.84元。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8月28日、2013年10月9日、2013年12月10日，思商科技公司与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以传真方式分别签订《订购合同》三份，约定由思商科技公司向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供应不同规格型号的电池，由思商科技公司送货至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深圳指定仓库。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期间，思商科技公司提供了五份送货单、一份物流签收单，证明其向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送货的情况。2014年10月31日，思商科技公司与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以传真方式对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的供货情况进行了对账，确认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尚欠货款人民币377,072元，客户回签位置由刘波签字确认。2015年6月3日，思商科技公司与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签订一份《付款协议》，确认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尚欠思商科技公司货款人民币315,572元，已于2014年2月份全部到期，付款方式为：2015年6月20日前付人民币60,000元、2015年7月30日前付人民币60,000元、2015年8月30日前付人民币60,000元、2015年9月30日前付清尾款人民币135,572元，刘波在保证人处签名予以确认。刘波对订购合同、送货单、物流签收单及对账单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款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确认保证人处签名系其本人签名，但主张《付款协议》由思商科技公司单方提供，其系代表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对货款进行确认，但由于不懂法律认为保证人即代表人的意思；同时，刘波提出《付款协议》没有加盖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的公章，主债权债务未经向对方确认，不应当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刘波提供一份《劳动合同》，证明其系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的员工，思商科技公司对于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确认刘波在该《劳动合同》中签名的真实性。根据《劳动合同》记载内容显示，该份合同签订于2012年3月1日，由刘波与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深圳代表处签订，刘波自2012年3月1日与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深圳代表处成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刘波的工作岗位为采购总监。
原审法院认为，思商科技公司虽起诉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但经法院查明事实，思商科技公司提供的《订购合同》、送货单、物流签收单、对账单等证据均显示其与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思商科技公司现根据《付款协议》主张由刘波向其偿还涉案货款，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纠纷予以处理。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思商科技公司、刘波签订的《付款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刘波是否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问题。思商科技公司主张，双方就涉案的货款达成了《付款协议》，双方共同确认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尚欠货款人民币315,572元，刘波以保证人身份签名，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刘波主张其系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深圳代表处员工，《付款协议》中所涉及货款未经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确认，其在保证人处签名非个人意志，不应当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刘波提供的《劳动合同》显示，刘波自2012年3月1日入职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深圳代表处，任职采购总监。刘波在庭审中对于思商科技公司与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的交易事实予以认可，但对于交易金额不予确认。现思商科技公司提交的采购订单及对账单虽是传真件，但符合民商事交易习惯，对账单上载明情况与送货单上记载内容相一致，对账单及《付款协议》均经刘波签名确认，刘波系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深圳代表处采购总监，其代表公司确认交易情况与金额亦符合民商事交易习惯，故关于刘波抗辩称其对双方交易具体款项不了解，与查明事实不相符，对其此项抗辩法院不予采信。另，刘波在签订《付款协议》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知悉在保证人处签名所应负之法律责任，且刘波亦未举证证明思商科技公司存在误导情形。现根据《付款协议》显示，刘波对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拖欠思商科技公司的货款作为保证人予以签字确认，但对具体的保证范围及保证责任没有明确约定，依据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刘波对《付款协议》中所涉及的全部债务及逾期利息，按照连带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关于思商科技公司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因双方在《付款协议》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应当视为双方就还款时间重新进行了约定，现刘波逾期未付行为确给思商科技公司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向思商科技公司主张刘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但起算日期应当按照《付款协议》中还款期限的约定分别计算，具体金额及起算日期分别为：其中人民币60,000元应当从2015年6月21日起算；人民币60,000元应当从2015年7月31日起算；人民币60,000元应当从2015年8月31日；人民币135,572元应当从2015年10月1日起算，思商科技公司主张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刘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思商科技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15,57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其中以人民币6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6月21日起算；以人民币6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7月31日起算；以人民币6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8月31日起算；以人民币135,572元为本金，从2015年10月1日起算，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思商科技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54元，保�费人民币2,189元，由思商科技公司负担人民币162元，由刘波负担人民币5,18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付款协议》尾部落款处分别注明“贝斯特（Best）保证人：刘波”、“深圳市思商科技公司保证人：刘国辉”。BESTELECTRONICCAMPANY、思商科技公司均未在协议上加盖公章。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只是让他代表BESTELECTRONICCAMPANY确认一下拖欠货款的数额，然后BESTELECTRONICCAMPANY的老板再按计划付款。
本院认为，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对于被上诉人思商科技公司与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异议，对于思商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支付的货款即案外人BESTELECTRONICCAMPANY拖欠思商科技公司的货款亦没有异议。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波是否对BESTELECTRONICCAMPANY拖欠思商科技公司的货款承担保证责任。思商科技公司主张刘波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为刘波签署的涉案《付款协议》。但从《付款协议》的形式来看，协议尾部落款处，BESTELECTRONICCAMPANY、思商科技公司两方协议签署人刘波、刘国辉均列是作为“保证人”签名。思商科技公司未对思商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国辉为何亦作为保证人在协议上签名作出合理解释。从《付款协议》内容来看，双方亦仅仅确认了BESTELECTRONICCAMPANY拖欠思商科技公司的货款数额以及还款计划，并未约定刘波对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结合前述《付款协议》形式上的矛盾之处，刘波称当时其只是作为代表公司确认两公司之间拖欠的货款数额和协商还款计划，该解释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刘波并无对BESTELECTRONICCAMPANY拖欠思商科技公司货款予以担保的意思表示，思商科技公司仅以刘波在保证人�签名为由，主张刘波应对BESTELECTRONICCAMPANY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刘波承担保证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波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西民初字第187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思商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154元，保全费2189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思商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214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思商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雪 梅
�理审判员侯巍林
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钟文俊（兼）